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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一

- 序二

- 前 言

- 一、刘邦生卒年月

- 二、刘邦的出生地

- 三、刘邦出生时的家庭经济状况

- 一、刘邦父祖辈情况

- 二、关于刘邦的母亲

- 一、初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

- 二、再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

- 三、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背景

- 1.“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的背景

- 2.“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 3.刘邦的无奈与张良的才智

- 4.“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

- 5.千钧重任托付雍齿

- 6.“屠城”之严峻威胁

- 7.诈降的决定是艰难的

- 8.同情雍齿的王陵被汉室晚封

- 9.隐秘的就让它永远隐秘下去吧

- 10.雍齿是一个例外

- 11.使后世为人臣者毋效丁公！

- 12.“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 13.高祖皇帝，你活得好累

- 14.司马迁对雍齿抱有极大的同情

序一

刘邦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征战，终于建立了汉王朝。自号高祖皇帝。

秦始皇（名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废除了古代封国建藩的制度，将战国后期各国已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嬴政认为自己德兼三王、功过五帝，应当称为皇帝；又认为在他以后，二世、三世以致万世，传之无穷，所以应称为始皇帝。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又大兴土木建宫殿、坟墓，激起各地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18年，一次出巡时，他在博浪沙（今河南阳武县东南）遭到刺客的狙击，险些丧命。公元前211年，他在出巡途中病死沙丘（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8里大平台），这在他统一全国后仅仅10年工夫。秦二世胡亥继位后，比他更加昏聩暴虐，当年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整个秦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久，赵高逼死胡亥，另立子婴为秦王。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起义军攻下咸阳，子婴捧着秦始皇打算传之万世的玉玺向刘邦投降，秦帝国从此告终。秦王朝虽然灭亡，但是汉承秦制，由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却被汉王朝继承下来。汉朝顺应时代潮流，改革秦朝之弊政，推行利国利民的变革，奠定了之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各项制度的基础，并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大一统。

的确，刘邦原本是一介布衣，是一个不为旧贵族瞧得起的小人物。后来做了沛县泗水亭长，这是当时基层政权乡级以下的一个小官，其职掌是捕劾盗贼，兼理民事、辞讼。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8226;高祖本纪》中说：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做了泗水亭长后，“廷中吏无所不狎悔……”再从吕公一见面就要把自己爱如掌上明珠的女儿嫁给他，说明他人缘好，能力强，在当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沛县令被杀，人们推举他为“沛公”。也说明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人才。后来刘邦与项梁共“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即义帝怀王，与秦抗争。怀王与诸老将对刘邦十分信任，称其为“素宽大长者”。 项梁战死后 ，怀王遣“长者扶义而西”，“ 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于是刘邦“收陈王、项梁散卒”引兵向西。海内豪杰贤士纷纷投其麾下。郦食其说沛公取陈留，得秦积粟。在经过南阳郡宛城时，本无意攻城，但听了张良的意见，则采取围攻然后受降的办法，仍令原来的人守城……一路前进，所向披靡，迭克名城，军威大振，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入咸阳，接受秦王来降，“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益抵罪”，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

反观被怀王诸老将称“为人彪悍猾贼”的项羽，在击败章邯，引兵入关后，掘秦始皇冢，杀降王子婴，“屠咸阳，烧秦宮室，收及货宝、妇女而东”，还在新安（今河南义马市西）坑秦降卒二十余万。此后开始分封，项羽自封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今汉中市）；又三分关中，封章邯等降将为王；另外还封了十多个诸侯王。对项羽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仅刘邦不满意，其他有些受封的王心怀怨恨。不久，田荣便在齐地起兵，自立为齐王。项羽发兵攻田荣，刘邦乘机进兵关中，打败章邯等，随后继续东进，直抵彭城。又经四五年的征战，终于战胜项羽，完成了“伐无道，诛暴逆”的历史使命。

不错，刘邦手下的一班文臣武将，原来多数也都是些平民布衣。按照范文澜的说法：张良是贵族（应是没落贵族），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流氓。但都被恰当使用，各尽所长。其中张良、韩信等都曾投奔过项梁及其他人，但是在那里他们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来到刘邦这里，言听计从，备受尊重。刘邦在霸上与项羽对峙，在将要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是张良献计要刘邦赴“鸿门宴”拜见项羽，隐忍退让，才化解了危机。在汉王刘邦要去汉中时，又是张良建议，去后烧绝栈道，一则防备诸侯兵偷袭，二来是向项羽显示刘邦无意东还。但在关东要发生战乱时，汉王又用韩信计，从故道还关中，即经由褒谷折向西北至今凤县，然后向东北，沿故道水谷地，经散关到陈仓（今宝鸡市东），此道又称陈仓道。俗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即由此而来。这样，汉军顺利抵达关中，然后出关东向，与楚军展开了长达数年的争夺战。刘邦能战胜英勇盖世又残暴无比的项羽，这是正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也是集体智慧的胜利。太史公称其“宽厚仁慈、豁达大度，能谋善听”，这是刘邦的过人之处。是丰沛这片热土培育了刘邦的伟大胸襟。

现在有些人信口开河，把刘邦说得不成样子，什么无赖、流氓等?，几乎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的头上。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刘邦这么坏，他又哪来的凝聚力？人们怎么会跟他跑？他又如何能取得胜利？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还有人将贬低刘邦的责任推在伟大的史家司马迁身上，这更是站不住脚的。以本书所举“无赖”说为例，据《高祖本纪》载：“……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很清楚，说刘邦“无赖”者，是其父亲，而且这话还是刘邦自己转述的。追述这话的刘邦，表现得何等坦荡！此话丝毫也未使刘邦的形象受损，也未影响其父子间的感情。在刘邦做了皇帝以后，为了使太公留在京城不再感到恓怆不乐，还特地在长安东今临潼县东北建了一座“新丰城”，一切如高祖故里“丰”之旧时的景象，这更表现出他们的父子情深。在这里，我们不妨拿陈涉作个对比。《史记&#8226;陈涉世家》载：“陈涉少时，尝于人傭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后陈涉率领农民起义，自立为王，国号张楚，在陈地住进豪华的宫殿。其故人听说后，都来陈地看望陈涉。客人常常“言陈王旧情”。陈涉手下的人就对陈王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 陈王听信了这些话，怕丢脸面，就把客人斩首。从此陈王的故人纷纷逃走，再没人敢亲近他。《史记索隐》还引《孔丛子》说：陈胜为王，他妻子的父兄来看他，他也很傲慢没有礼貌，妻父大怒而去。将这些与刘邦对照来看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其他如所谓刘邦“贪财好色”、“从不读书” 等说，本书作者亦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求证，细阅是书，应有收获，兹不赘述。

古今史家对刘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号为沛公至称帝这段不过十多年的时间里。至于沛公以往四十余年的平民历程则所知甚少，而且多被扭曲。《布衣刘邦》一书明确论述了“应当公正评价平民刘邦”的观点，从正面向世人展示了一位胸怀大志、足智多谋而又仁义豁达、具有强烈抗秦思想的反秦志士的形象。对该书的主要作者王尧先生我从未谋面，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曾看到过他发表在某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刘邦考证的论文（见本书附录篇），觉得颇有分量。又听说他是一位中医大夫，研究历史纯粹是他的业余爱好，更为赞赏，便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秦汉史专辑》上发表出来，以广流传。此次王尧先生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文忠教授转来《布衣刘邦》书稿，极为谦恭诚恳，并来电云：“愿求一言，以托不朽。”

我对秦汉史及刘邦缺乏研究，实实在在是没有发言权，但看到王尧先生独辟蹊径的论述，尤其是对历史上著名的帝王之乡——“丰沛”的倾情讴歌，颂扬我中华传统文化的乡梓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便写了如上的话。是耶非耶，正好就正于方家。读者同道能悯恤作者之勤而赐其斧正，诚吾所望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史为乐

2008年6月19日

序二

大汉王朝开国皇帝高祖刘邦为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立下的千秋功业 ，古今贤达之论述已很详尽了，然而却集中在号为沛公至称帝兴汉这段不过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于沛公以往之四十余年的平民历程和人品，至今人们对其评价并不高。在一些评说和剧本中，布衣刘邦还被描画成惹人发笑的“流氓”模样。甚至涉及刘邦的很多历史事件也被误解。这确实是非常不公正的历史错觉。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欣慰的是，王尧先生在对《史记》、《汉书》进行认真研学的基础上，客观地对其中记有所谓刘邦“贪财好色”、“无赖”等词的篇章综合分析，并比对历代学者《注》说，进而深入探求司马迁记述布衣刘邦的良苦用心。令人信服地指出，刘邦是一位少怀大志、艰苦游学、仁义豁达、求贤若渴、能谋善听、为人敬畏的反秦志士和平民领袖。

记得当初担任《刘邦研究》主编、顾问时，我曾多次向王尧同志约稿，陆续地登载过他的几篇文章，颇受读者欢迎。对于王先生关于平民刘邦的探索和论述，我一直也十分关注。的确，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不谋而遐尔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极具吸引力。此次王先生在交与我《布衣刘邦》书稿时还认真地说：“调与时人背，心向知者论，乞言寻同道，羞进王侯门。”王尧同志谦虚了，吾了解其正直的为人和对事业的执著。

且翻阅是书，但见标题醒目，章节清晰。首先，作者深刻地探求了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渊源。详述了“应当公正评价布衣刘邦”的理由和依据。继之对被世人忽略，发生在秦末“丰”地之著名的“雍齿叛刘降魏”案件深入剖析，提出了与传统说法畔然有别的见解。接着对长期笼罩在中国历史之重大的“刘邦起义”事件上的疑云进行探索，认为秦末大起义之首义应为刘邦之“丰西泽纵徒起义”；并推测《汉书&#8226;郊祀志》载秦时“丰”地之“枌榆社”， 应为刘邦等人的秘密反秦组织，亦即中国最早的农民起义组织。此外，作者还对涉及刘邦父母、兄弟、名字、婚姻等读者关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讨论。该书几乎囊括了可查的《史记》及其《注》家们关于平民刘邦的记述。尤其是，对于历史上著名的帝王之乡——“丰沛”的感人故事，作者更倾注了无限深情。

纵观该书所论，立意新颖，观点明确，文字严谨，思路敏锐，内容翔实，逻辑合理，是非曲直，清清楚楚。娓娓道来，掷地有声，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无哗众取宠之浮躁，无随波逐流之虚语，不禁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确为秦汉史和刘邦之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让读者切实感到作者笔下之“布衣刘邦” 与其生活的那个伟大时代更显贴近。王君用心嘉惠何其勤哉！欲寻求与伟大的两汉文化相吻合之真实的平民刘邦及相关资料，循兹集，可为便捷之途径矣。

抚书追昔，予未免感慨称奇，一位造诣颇深的医学专家何以能写出如此要求严格的历史专著？王氏谦引中医界之“不文不医”、“ 医儒相通”说敷衍，诚能解释一二。然而，依吾之见，正是其医生之修养和磨砺成全了《布衣刘邦》之新论。您想，在文史学界，恐怕人人都在倡导“尊重历史……”和“传播真实历史知识”。 只是为什么对于遮掩在刘邦身上的种种历史误解，却一直被人漠视并难以纠正呢？当今出版发行，无论是再版还是新版的史学著作，对平民刘邦，大多维系旧说，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本来，王氏并不是史界之人，而是一位具有深厚的医古文基础，淳朴勤奋、技有专长的中医教授，在医学科研上也是颇有建树的科技工作者。故尔，他思路宽阔，少有束缚和禁锢，其求实、求真、严谨、负责的素质亦容易得以充分发挥。竟也能走在史学研究之行列，并获得值得称道的成果。

相信大家在阅读此书之后，亦会同感与吾。同时热诚希望同道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助其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是为序。

闻 声 2008年6月6日

前 言

在我华夏历史长河中，汉高祖刘邦是史界公认最具影响的杰出人物之一。近一些年来，刘邦与他开创的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及其熔铸的两汉文化，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留下的无法磨灭的印记，正逐步被时代认识。

人们对刘邦的了解，主要源自前汉著名史家司马迁之《史记》，其本名《太史公书》*。然而，太史公对刘邦生平活动的记述，则集中在刘邦号为沛公之后至称帝兴汉，这段不过十多年的历史。而对于沛公以远情况，即刘邦四十多年之平民经历**，《史记》则似乎是无可奈何地极少提及，并冠以神秘疑云，于是便留下了许多颇具争议的千古之谜，以致后世对“布衣刘邦”臆测纷纭。

尤其是在某些以猎奇煽情为目的，追逐经济和轰动效应的剧本和影视之中，平民刘邦更常被作为不可或缺的笑料而被涂画得污浊不堪；某些“文史学者”，却似评书先生一样，在传播范围极广的电视上即兴品说。在他们口中，“从不读书”、“游手好闲”、“流氓无赖”……似乎成了平民刘邦的标志。这种对历史人物不负责任的做法本身，也是对原著作者的戏辱。

不可否认，广大读者和观众对刘邦的了解，多数来自那些包含众多虚构人物故事的文艺作品和评说（书）。其结果是，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汉高祖的历史地位已大打折扣，只不过是一个并不值得称道的欲望膨胀、追逐富贵、事出偶然、鸡犬升天的投机政客。此情此景，已与《史》、《志》盛赞的汉高帝及其汉王朝的辉煌功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使之黯然失色。对当前人们热情宏扬的两汉文化事业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显然是非常不公正的历史错觉。

追思本人遁入刘邦及汉文化研究爱好者行列的初衷，除了向来对传统文化、尤其是秦汉史的热爱，大概也是从对“流氓皇帝”说的好奇和怀疑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因工作关系，本人常与同是“丰沛”老乡的沛县名中医魏以伦先生一道参加中医学术会议。期间，魏老先生常向大家讲述关于平民刘邦的传奇故事，引起了同道的关注。也蒙发了自己更深入研究刘邦的灵感和决心，梦想诠释关于刘邦的诸多疑点，揭示太史公笔下的“布衣刘邦”的本来面目。

有同志曾问我作为一名中医大夫热心文史的原因，实际上，在历史上中医学者常被人们尊称为“儒医”，自古来祖国医学便有“不文不医” 之诫。古典医籍是中医的必修教材，兼爱文史是每一位中医的本分。民国初年沪上名医章太炎先生便是国学大师，宋代大学者苏轼、沈括也均是名医。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有成就的医家不热爱并通晓经史的。

1985-1987年间，笔者不揣简陋，撰写了《秦台史话》、《丰沛情》、《司马迁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刘邦身世小考》、《刘邦其名》等数万字与刘邦及《史记》研究相关的论文，幸运地先后发表在省级以上社科杂志和大学学报（文史哲版）等刊物上。之后还参加了“刘邦研究会”筹备成立及《刘邦研究》编委工作。对于当初便给我以鼓励支持的老师和同道，本人总存感激之心，尤其是刘文忠教授和史为乐教授。

虽然1987年后因医学业务繁忙，无力顾及史学研学，但依然时时注意报刊、小说等对于刘邦的介绍及表述动向。夜深人静之时，多年来魂牵梦绕的关于汉高帝特别是平民刘邦的许多聚讼纷纭的疑案，便会不由自主地涌入脑海，思绪万千，辗转难寐。

如今，本人已年届花甲，前不久刚从倾注一生心血的医学岗位上退休。尽管仍时而在保障群众健康的公益活动中发挥余热，毕竟已轻松许多。有了较多的追忆、思考问题的时间。年前，曾有幸参加了由刘邦故乡江苏省徐州市人大、政协及文化主管部门领导主持召开的“弘扬两汉文化研讨会议”。笔者在阐述刘邦与两汉文化密切关系的同时，畅言公正评价平民刘邦，完善刘邦形象的迫切和必要性。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赞同和鼓励。从而更坚定了自己撰写有关考评“微时刘邦” 书稿的决心。

长期以来，笔者在认真学习医学经典和文史著作，提高自己医古文水平之同时，刻苦钻研《史记》、《汉书》及其历代《注》说，并深入研学著名史家之《中国通史》、《秦汉史》等著作中关于刘邦及刘邦起义事功的评述。发现史学家们所论及赞誉之重点亦均在沛公、汉王 、高帝。如安作璋教授在其著述中，便称颂:“汉高帝以辉煌的实践创造了赫赫扬扬的不朽业绩，给后来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其名字也就永远同大汉王朝结合在一起，作为时代的里程碑雄视百代！”

令人遗憾的是，一千多年来，不少文史学者囿于“平民刘邦不务正业，不读书，游手好闲”等传说，其作品中记述的高大的汉高帝却也恰似无本之木，已较明确地显示出缺失之嫌。

对此，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指出：“汉高祖是百姓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百姓，知道民间疾苦，……中国的帝王也有了不得的人，像汉高祖、汉光武帝……，都是不易有的人物，但这些人都没有一本好传记。”

晚清以文章名世的政治家梁启超先生，在赞扬汉高帝刘邦等为“伟大人物”之同时，亦感叹：“可惜他们的《本纪》作的模糊，影响整个的人格和气象完全看不出来。”

可见，对于一些学者给予“布衣刘邦”人格和品行之明显偏颇的定位，文史学界早有不同看法。只是先贤期盼的能够较全面、连贯、真实揭示“布衣刘邦”本来面目的《纪传》，至今恐怕仍然是千呼万唤，难觅其确切出处。难道我们就永远让首次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统一意义的大汉朝之开国皇帝，背负“流氓”的诨名吗？

余何许人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位思想上少有禁锢的史学爱好者而已，敢妄正古今贤者之述。言之未竟，知必有望余之谬而随议其后者，其曲其直，此不在吾，而在乎后之明哲矣！古《沛县志》载明代著名学者归有光先生诗云：

“……汉事己千春，丰沛今自存。嗟我亦何为，独叹往来频。”

每念及于此，在下亦不免感慨不已，自己能够参与驱散笼罩在“微时刘邦”上面的疑云和改变深深烙印在其身上，已逾千年的污浊形象的工作吗？然而想到一些关心刘邦的同志的厚望和信任，也再无理由犹豫和瞻前顾后了。

于是，作者废寝忘食，笔耕不已，一言一字，谨慎揣摩，应策多门，不敢怠慢，历时二年，方粗成“评论布衣刘邦”文稿。可以欣慰的是，在有关同志的关怀支持下，2006年以来，《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徐州工程学院学报》、《徐州政协》、《徐州史志》、《当代徐州》等相继选登或连载书稿中《司马迁和微时刘邦》、《刘邦身世》及《应当公正评价布衣刘邦》、《刘邦起义疑云研究综述》等文章。对作者完善及加快本书写作之进程起到真诚关爱和促进作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遵循客观求实对待历史的原则，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合情合理的思维逻辑，以尽量可查索到的史料，力求公正地评述“平民刘邦”。 尽管不敢奢想能为实现前贤的夙愿做出大的贡献。但是若能将时时涌上心头的，多年来对“流氓皇帝” 等说及有关布衣刘邦之身世、人品、家庭、反秦等诸多问题的迷茫、疑虑、思索、体会之一得，权且作为史学论着之“拾遗”表述给读者，见择于圣人，则妄自窃思，何幸如之！

本书还专门对汉初第一重大疑案，所谓“雍齿降魏”事件作了与传统说法畔然有别的剖析；对困扰历史，迷惑读者的“刘邦起义”之细节、成因、目的、思想基础及其在秦末大起义，乃至我国数千年战争史中的真实地位和意义也着重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指出刘邦早年即为“反秦之士”；推测“枌榆社”乃其起义组织；认定刘邦“丰西泽纵徒” 不仅是“亡匿” 而是“反秦首义”。 此外，对于与布衣刘邦相关的一些令人好奇的传说故事，则阐述了自认或能被读者视为较新颖、较接近历史的看法。其中“关于刘邦起义”一章之第四节“刘邦起义疑云研究（综述）”一文为（王）思乐同志撰写。

我们在尽量将观点表达清楚的同时，能做到处处尊重同道，将涉及历代学者之不同观点及其注说之相关文献名目一一列出或附后，以供读者参阅。我们坚信，既然史家能各是其是，善良的读史者自然有理由各非其非，并一定能明鉴其真误，公正公道地决定取舍。

约而言之，本书目的还在于，吁请社会切实关注“平民刘邦”被戏辱、曲解的现状及其对弘扬两汉文化事业的负面影响，若能为先贤渴望的关于“布衣刘邦”的“好传记” 的早日问世，做一些有益的摸索和铺垫，便倍感欣慰了！

同时，笔者之用意亦在抛砖引玉，企盼更多关心中华民族秦汉历史，关心刘邦和两汉文化事业的同志，投入对汉高帝刘邦的公正的考评和争鸣之中，使“布衣刘邦”更真实可信，更接近他生活的那个伟大时代。

书初成，冒昧名之为《布衣刘邦新论》（出版书名《布衣刘邦》）。书中所论之目的是否能够达到，是否名实相符，唯恭请并盼望获得读者诸君和学界贤达的评判斧正和不吝赐教了。

王 尧

2008年2月

一、刘邦生卒年月

1.关于刘邦的出生年月

关于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年月，史家注说不一，为史界认可的有两种说法：

一说：据《集解》引晋人皇甫谧之说：“高祖刘邦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卒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清代学者杭世骏根据皇甫谧定的生卒年月，校正为62岁。若依皇甫谧之说，刘邦当生于秦始皇即位前10年。即公元前 256 年。（周郝王五十九年）

一说：据《汉书》唐代史家颜师古《注》引晋人臣瓒曰：“（高）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若依此说，则刘邦应当生于秦庄襄王三年，秦始皇即位前一年，即公元前 247 年。

董家遵先生著文支持前说，①安作璋先生也持前说，②徐朔方先生持后说。③只是若依前说，刘邦与吕雉结婚时年龄已40岁左右，依当时人均寿命及早婚情况，言吕后是原配夫人，似乎值得怀疑。所谓：“刘邦正式娶妻很晚，……原因是他青年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由地与许多女性厮混，……有身份地位的人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②之说法，亦属牵强。

笔者此处亦取前说，但并不反对后说。尊崇辞书如《辞源》、《辞海》之注，即刘邦出生于公元前 256年，一作 247年 。两种说法均注明，以供读者参考。④

2.关于刘邦之卒年

关于汉高祖刘邦的卒年，《史记·高祖本纪》（以下称《高祖本纪》，类同）⑤及《汉书·高帝纪》（以下称《高帝纪》，类同）⑥均明确记载为：汉十二年四月甲辰，在长乐宫，刘邦安然而逝。史界多将其卒年注为公元前 195 年。如安作璋教授记述为：“公元前 195 年（汉十二年）四月，刘邦病逝。”然而安氏同时又说：“在刘邦辞世前的五个月，即公元前 195 年（汉十二年）的十一月，竟以62岁的高龄拖着病体前往孔子故乡。”②与上说比较，若云同为公元前195年事件，似乎显现矛盾，令人不解。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高祖本纪》及《高帝纪》所载：“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应该是不会错的。但要注意的是，史书还记述汉代是以“十月为岁首”。 故而，《高祖本纪》及《高帝纪》之记年月，即有：“ 春正月”，“ 夏四月”，“ 十一年秋七月” 和“ 秋九月” 之说法；接下来便是“十二年冬十月” 之记载。

据此，若以《高祖本纪》之载：“汉十二年冬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十二月，高祖曰：赐予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 为公元前 195年事件的话。接下来的“四月甲辰” 之四月似应为汉十二年之春四月，再考虑进去农历与公历之差距，应当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公元前 194 年了。如此计算，大概应该就不矛盾了。

清代著名史家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下称《补注》），则对《高帝纪》载刘邦卒年月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 一句，作了以下注述：

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沈钦韩曰：“史记注引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杭世骏曰：“高祖生年乙已，至是年丙午，当是六十二。”先谦曰：“官本，注：十二年作十三年。”对于前贤王先谦先生之“官本”， 笔者无法知其所指。然而，据此看来，将刘邦的卒年注为公元前 194 年，应该较为妥当。这样，以刘邦生年为公元前 256 年或 247 年来算，言其享年为 62 岁或 53 岁，与诸家所述似乎便相吻合无误了。

【参考文献】

①董家遵：《汉高祖生年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③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④夏征农等、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⑤本书所引《史记》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一版。

⑥本书所引《汉书》及《汉书补注》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一版。

二、刘邦的出生地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公元前 256 年或 247 年，刘邦出生于“沛丰邑中阳里”，即今江苏省丰县（古称丰、丰邑）县城东北隅一条古老的名为中阳里的街道。江苏省《徐州府志》、《丰县志》、《沛县志》及历代史籍亦均对此认同。唯独关于“丰县”的沿革，史界尚存一些争议，此处笔者不作赘述。本文仅冒昧试述刘邦出生时，丰邑之所属及其是否曾隶属魏国之问题。

1.属宋？属齐？属楚？属魏？

江苏省《丰县志》指出：丰邑在春秋战国时先属宋，后属楚。①②笔者查找相关文献，鲜见有“丰”曾属魏国的记载。唯见清代乾隆版《丰县志》序中，注引文颖曰：“梁惠王孙‘假’为秦所灭，转徙于丰，盖战国属梁（即魏国）”，却又说“而未著也”。②

“丰”，春秋战国时曾属宋国，大概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古宋国国都之遗址，就在丰邑附近。原丰县博物馆长王荣生先生著文指出：“春秋战国时，丰属宋，今丰县城北四十余里有宋偃王城，齐灭宋，偃王城始毁，……在今丰县城址始建丰邑。……两千多年来丰县城一直在原址。”（参见《丰县文史资料》1988年）

关于“齐灭宋”事件，《田敬仲完世家》、《魏世家》均有记载；那么，若据此得出春秋战国时期丰邑曾属齐国的结论，人们似乎也不会感到意外，只是《丰县志》之“沿革” 一栏中①②却也未见有“丰”曾属齐国的记载。

又据《宋微子世家》载：宋王“偃”对外骄横用兵，先后对魏、齐、楚等国发动战争，对内暴虐无道，残忍滥杀无辜，“群臣谏者辄射之”。被众诸侯称为“桀宋”，说他比夏朝末代暴君“桀”还要坏。

后来，周赧王二十九年（约公元前 286 年），魏、齐、楚三国联合攻击宋国，宋王逃亡，死于温地*。《魏世家》载：“魏昭王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记述的便是这件事。之后，魏、齐、楚三分宋地。

而且，若以“齐灭宋”为公元前 286 年计算，距刘邦出生（公元前 256 或 247 年）时，也已有三十余年。以当时西部强秦崛起，暴秦屡屡持威东犯，魏国东迁，楚国南遁之情况看，边地“丰邑”恐怕也完全可能数易其主，或属楚、属齐、或属魏之某诸侯。为了解那段弱肉强食的战争史，我们不妨记述其梗概：

《楚世家》载：楚顷襄王元年（约公元前299年），秦昭王率军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得析城等十五城邑而去。……顷襄王三年，秦与楚断交。……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攻楚，楚败，割上庸、汉北土地于秦。……楚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大将白起攻下楚西陵城。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攻下楚都 “郢”，楚退居陈地（今河南淮阳）。……楚烈王二十二年（约公元前241年），楚国战败，迁都寿春……

又据《魏世家》载：早在魏惠王三十一年（约公元前340年），魏国便被迫放弃距秦较近的都城安邑，转而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附近），国号又称曰“梁”，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后来，魏昭王十三年（约公元前283年），秦攻取安城，军逼大梁。再其后，魏安厘王二年（公元前275年）及三年、四年，秦军三逼大梁，杀人夺城无数。

据此记载，诸侯战争之频繁和残酷可见一斑。

虽然魏国惧秦，步步东退，却又趁势东向用兵。上述魏昭王十年（公元前 286 年），魏国会同齐、楚两国，派兵参与灭宋之事且不必说；大约在魏昭王十七年（公元前 279 年），魏、齐两国又乘孟尝君卒，共灭其食邑“薛国”（ 故址在今鲁南枣庄市薛城附近，见《孟尝君列传》），兵锋已越过丰、沛，指向了鲁南地区，从当时的地理形势看，魏国军队顺便占据沛、丰地区也是完全可能的。

尤其是，此间楚国不仅与秦国，与魏、齐、吴诸国亦多争战交锋。只是此时之楚国已经仅剩下节节败退的份儿了。边疆邑地，常被作为战后赔付、割地或赏赐的交易筹码。故而，刘邦出生时，“丰”地或许并不属楚国，而是属于魏国。

2.谚云：“丰沛收，养九州”

事实是，“丰”地虽然可能曾属齐、楚，然而却历来是齐、魏、楚三国之结合部，东连沛县与齐鲁比邻，南接泗水、芒砀、两淮，西距魏梁（开封）也不过数百华里。即近代之所谓苏、鲁、豫、皖边区。

此地既为边地，充其量，齐、楚等国对其地也只是一时之松散管理，或说丰地可能处于三不管的空白地区。恰好为区域内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后来魏国王室某系，包括刘邦祖辈，避秦东迁来“丰”提供了机会。

此地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广为流传于该地的古谚这样称颂道：“丰沛收，养九州岛。”千百年以来，丰、沛两地经济较为发达的原因亦在于此。

3.“故梁徙也”说之渊源

虽然地方志书少见“丰”曾属魏国的记载，但是《高祖本纪》却明载：“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高帝纪》对此记述则更显详尽，并增加了关于刘氏世系的记载：

春秋晋史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者，其处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以歌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即刘邦祖父，作者注），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矣。

除去上述记载中，汉朝皇室美化刘氏家族的成分，有两点应该是可信的：

其一，魏国为避秦乱，一再东迁，中间恐怕最少应有一支魏国王族迁徙至丰。

其二，刘邦之祖上是魏国人，其祖父“丰公”曾携全家自“大梁”随魏东迁，定居在“丰”。当时丰地尚且存有刘氏坟地，但坟墓已鲜见。《补注》还对“丰，故梁徙也”一句作了较详细的注说：

晋国大夫毕万封（于）魏，今河东、河北县是也（指黄河），其后为秦（国）所逼，徙都今魏郡、魏县是也，至文侯（晋文公）孙（魏）惠王，畏秦，复徙都大梁，……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其）孙，假，为秦所灭，转东涉于丰，故曰：丰，故梁徙也。

对于刘邦祖辈自“魏”迁来“丰”的具体时间，《高帝纪》之“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一句，便明确讲明了，迁徙事件大体应该发生在“丰公”时代。而“丰公，盖太上皇父”， 即丰公为刘邦祖父。那么，若以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算，大概可向前追朔30年左右，即“迁徙事件”大约应发生在公元前 286 年前后。

另有《秦本纪》、《魏世家》、《白起王翦列传》载：“秦昭王二十一年（约公元前286年），魏国献原首都安邑于秦，秦驱逐安邑百姓。” 如上所述，是年魏国避秦东迁之时，却还顺势东向，派兵参与灭“宋国”于“丰”地事件，公元前 279 年，魏军又乘孟尝君卒，越过丰、沛，会同齐国，共灭“薛”国。据此，笔者认为，很可能刘氏当初便是随被秦军驱赶的百姓，自安邑东迁自大梁；当秦军东犯大梁，又自大粱东逃或随魏军东向用兵时，迁徙并定居在丰地的。

本书“刘邦与雍齿”一文，深入探索了刘邦起义之初“雍齿叛刘降魏”事件的内幕。认为“丰”的确曾被魏人占领，具体时间及长短，固然无法一一考证，但“丰邑”曾为魏国某贵族之所属，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在丰公率全家来“丰”或者刘邦在“丰邑”出生时，“丰”地即为魏人统治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那么，为何某些文献谈及丰县沿革，鲜见有“丰邑”曾属魏国之记载呢？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恐怕与刘邦及“丰沛布衣将相集团”对“魏人周市围丰”和“雍齿叛刘降魏”事件的处理不无关系。这一发生在起义之初的事件对刘邦义军之打击太大了，以致刘邦几乎无时不在抱怨“（沛人）雍齿及丰子弟叛之”。

这样，汉代的地方志书不载“丰属魏”的做法便不足为怪了。后世历代地方志可能均崇汉代地方志之所载，并沿袭至今。那么，《汉书》为何又记述“丰，故梁徙也”呢？看来，破解这千古之谜，要靠同道们共同努力了（参见“刘邦与雍齿”一文）。

【参考文献】

①丰县地方志办、丰县档案局：明·《丰县志》标注本，1985年。

②丰县县志编委会：《丰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

三、刘邦出生时的家庭经济状况

讨论刘邦出生时的家庭经济状况，对全面正确地认识刘邦何以能崛起，并成功登上皇帝宝座及其以后所实行的治国安民政策的思路，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故历来受到史界重视。关于汉高祖的出生年月，本节取“高祖刘邦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公元前 256 年）之说。

然而本节之所以名为“刘邦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而不以“刘邦家庭出身”为题，是基于以下考虑：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强调门阀及出身血统贵贱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等级社会竟占绝大多数时间。为此，近代革命人士给了一个非常时髦的名字叫：阶级出身。按马克思的理论，阶级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结果必然是阶级斗争，因而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定位于无压迫、无剥削、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确，这无疑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境界。然而操之过急便可能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像我们国家，在总结了一系列经验和教训之后，阶级斗争的提法逐步退潮，祖国迎来了进步和发展，此乃政治大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只是，重视阶级出身，强调阶级斗争的思想，却也曾渗透在历史研究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至今在一些书刊中并未因“阶级斗争”提法的淡化而失去意义。一些史家在评论某历史人物之时，似乎总离不开“阶级分析”之法。出身名门血统高贵者，登临大统似乎顺理成章，反之出身平民寒门者一旦至富成名，更不必说如刘邦、朱元璋等位极齐天的人主了。个别同志总愿抱着一百个疑问，猜测别人是如何用旁门左道或攀龙附凤，乃至诡诈奸计才突然暴发的。一句话，在他们眼中，怎么也改变不了对这些人的偏见。易中天先生“品评无赖、流氓刘邦之崛起”之臆说，只是一个例子。社会上对这种认识的某些附和，实际上是多年来的一种积淀，人们会做出正确评判。

自然有同志会提出，似刘邦等已是几千年前的人物，且古今社会天壤之别，有必要按今日之规则划分成分吗？

是的，对历史人物，按近代社会要求划成分的做法，似乎也该有清醒的认识了。只有如此，或许能使历史研究与当今伟大的社会更相匹配。不至于继续对后学之认知思路以过多的桎梏。上述议论，权作一家妄言，姑且提及，仅作参考。

1.豪强地主？富裕中农？

话归正题，还是先看看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刘邦出生时的家庭经济状况，即家庭出身或说是阶级成分划分和争议的情况吧！

老一辈的史学家梁东园先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曾经撰文指出，刘邦是“豪强地主阶级”出身。①

其依据大体是：

一、刘邦家有“宾客”来往（见《楚元王世家》）。

二、刘邦“试为吏”，任泗水亭长，按秦朝规定必须有较雄厚的财力基础。

三、其父有纳妾之嫌（见《汉书·楚元王传》）。

当时正值破天荒的土地改革运动，就连“孔府” 即所谓孔家店都要被砸烂，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刘邦作为历史上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典型，地主豪强的代表，自然是应该打翻在地，被拉上批判台彻底批斗，使其遗臭万年并成为可以随意戏辱之人。此时此刻，革命史家吴晗等称其为“流氓” 已是很客气了，或许那时候众史家所言，也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无奈。

20世纪 60 年代，“阶级斗争”说达到了巅峰时期。《光明日报》1961年11月22日《史学》第225期，刊登了冉昭德先生的“试论刘邦的阶级出身”一文，将历史研究服务于阶级斗争需要的背景发挥得恰到好处。他把刘邦之出身定位于“中等地主家庭”，说刘邦家资至少在10万钱之上。著名史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郑州大学高敏教授对之不以为然，便于几天后写成《做亭长需要是十万钱以上家资吗？》与冉昭德先生商榷。②

实际上，上世纪 50 年代初，梁东园先生的观点发表不久，近代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便力排众议指出：“刘邦家庭只能算是一优越自耕农”，即“富裕中农”。③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1957年《中国通史简编》中也指出：“刘邦是个中农”， 范老新版《中国通史》亦指出：“刘邦家是中农成分。”④

不要小看了二位史家这么似乎简单的一改。这在处处以极左为荣耀和“打倒地富反坏右及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虽然仍未将刘邦超脱出农民出身，（注意：毛泽东主席亦自称农民出身－－作者注）但无异于为刘邦平了反，摘了地主帽子。也给关于“刘邦”的研究课题指明了方向。因为以那时的政策环境，富裕中农便不会再挨斗和被批判了。使得当时的学者便敢于将对帝王刘邦的研究进行下去。不然，谁还敢给予豪强地主出身的刘邦以更多的关注。

直至今日，史学界的分歧大致如是。多数人同意周谷城先生的意见，如北京大学张传玺教授便崇周谷老说。⑤?学家白玉彝教授则未再给刘邦划成分，基本仍崇周谷老之说，他们这样记述道：“刘邦出生的丰邑中阳里，在今丰县城内，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中。”⑥

2.言刘邦为农民出身似属牵强

要说明的是，众学者执意将刘邦定位在农民出身范畴，自有深层意义，所论颇多。至于其依据，大概是如《高祖本纪》载：

高祖为亭长时，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田中耨。

刘邦家有田产，自然是农民出身。还有，据《齐悼惠王世家》记载，西汉初年，专权的吕后在宫中摆宴：

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尔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慷慨歌）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除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自是之后，诸吕惧朱虚侯。

这里刘章自认刘氏姓，为执掌天下的“种”， 对于像“诸吕” 之类“非其种者” 自当除之。

然而，仅从以上所述高后曰：“……顾尔父知田耳” 句，言刘邦家庭出身为农民，则似属牵强。

* 刘章，刘邦庶长男，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初封朱虚侯，后因参与平定吕氏之乱有功，文帝时立为汉阳王。首先，让我们探求一下刘邦“尝告归之田”之因。刘邦工作之地－－沛县泗水亭与吕后居住的田园相距不会太远，应在“沛邑”与“丰邑”之间。而据流传在刘邦家乡故里丰县、沛县民间的影响极大的传说，即秦军占领丰县之初追捕刘邦，刘邦自丰城“伏道”逃出，奔向丰城东北，隐于乡间农村的故事看，可能是秦占领丰县后（此时刘邦已３０岁左右）刘邦家为避秦乱，或因“吏事”（即反秦地下斗争）逃出丰城后便隐居于某地农村。再之后，刘邦任泗水亭长，娶避仇躲在沛县的吕公（可能也是反秦志士）之女吕雉为妻，包括刘邦本人亦应为反秦志士。故为安全计才把妻子送往农村隐居起来。不然，身为亭长，完全没有必要将妻子送往农村受种地耕田之苦。而且，即便当时刘邦之妻吕后从事农耕，与刘邦出生时家庭状况也应无什么关系。

3.古代城市的缩影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刘邦出生地“丰邑中阳里”，是古丰县县城东北隅的一条古老的街道。同时《韩信卢绾列传》所记载的刘邦与邻里小伙伴卢绾“同日出生，……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贺两家羊酒。”之史实，也说明刘邦自出生到及壮读书，都生活在城邑之中。

显而易见，刘邦一家由其祖父“丰公”率领，自魏梁迁徙来到丰邑，及至秦军占领“丰”，至少也应已三十余年（参见本书附录：“秦台史话” 一文）。在这三十余年中，即“丰公”全家居住丰邑期间，应该更像是以商贾和手工作坊为主的城邑市民。当然亦不排除刘氏在城郊农村置办田产，恐怕也是租给别人代耕。

如若不信，刘邦称帝长安之后，为免其老父孤独思乡之苦，在今陕西临潼为太上皇修建新丰宫一事，亦可为之佐证。唐代《史记》注家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下称《正义》）注引：

括地志云：壅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国都），左传云：晋献公伐骊戎，杜注云：在京兆新丰县，其后秦灭之为邑。……新丰故城在壅州新丰县西南四里，汉新丰宫也。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故，答曰：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徙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

－－见《高祖本纪》、《高帝纪》及其注说

显而易见，《正义》关于刘太公“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之载，已经指明了刘邦父辈之城市居民的身份，至于高祖刘邦为其父做新丰城之动机，《补注》亦引应劭曰：

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寺、街、里以像丰，涉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

《临潼县志》则对古“新丰县”城邑作了以下记述：

……高祖既作新丰，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道途，亦竟识家。

上述史实是说，刘邦称帝后，封其父为太上皇，让老父刘太公也住进宫中，共享荣华富贵。无奈老人常闷闷不乐。原来，刘太公是思念家乡父老、街邻及其平民生活。于是刘邦便仿家乡丰县城之街道建筑原样，建新丰宫，并不远千里把故人迁来新丰。等到太上皇亡故，则改称为新丰县，即今日陕西临潼县，至今古迹犹存。

毫无疑问，从上述记载，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两千年前古丰城邑热闹繁华之景象，以及高祖儿时和父祖辈在城镇生活的细节。

4.应属亦商亦（手）工之殷实人家

刘邦诞生时已是战国后期，此时，从春秋开始的我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历史进程已持续500年左右，农业、手工业生产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大小小的商人，（如越人范蠡便是弃官经商成为巨贾暴富。）有的“坐列贩卖”，有的运贾四方。各国京城都邑都成了富丽堂皇、街衢整齐、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秦便曾称齐国首都淄博“车毂击，人肩摩，连里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虽不免夸张，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都邑的昌盛。

丰地“丰邑”，曾为宋、齐、楚、魏等国诸侯之封邑，经过历代苦心经营，其规模形胜已颇为壮观。丰城城高池深，城门巍峨雄伟，易守难攻，县衙门前有“厌气台”，城边有“马公书院”⑦⑧。不难想象，自“丰公”起，数代居住丰邑城之古老街巷中阳里中的刘邦父祖辈，应属亦商亦手工作坊为主的殷实人家。

而且，广交四方、目光深远的刘太公和他的仗义宽厚的乡邻对子女的教育是负责的，为少年刘邦兄弟等的成长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刘邦等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农民家庭可比。这些客观条件对于刘邦“宽大长者、喜施、常有大度、意豁如也”性格的形成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志向的确立并获取成功的影响，才是真正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①梁东园：《中国政治社会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40页。

②高敏：《做亭长需要十万钱的家资吗？》，《刘邦研究》，1994年版，第18页。

③周谷城：《中国通史》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59页。

④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张传玺：《汉高祖刘邦新评》，《刘邦研究》，1992年刊，第14页。

⑥白玉彝等：《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⑦安作璋等：《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⑧王尧：《秦台史话》，《徐州史志》，1988年（2），第12-15页。第二章刘邦家庭成员状况

一、刘邦父祖辈情况

《史记》、《汉书》基本未给刘邦曾祖父、祖父，包括其父亲的事功予以记载，甚至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只是记述道，丰公为其祖父，父亲曰太公，母亲曰刘媪。

1.太公以上情况难以考证

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刘邦父祖辈之名字，均来自后世《史记》、《汉书》注家的注释或地方志书：唐代《史记》注家司马贞《索隐》（以下称《索隐》）引皇甫谧曰：刘邦父亲名“挚嘉”；引王符曰：太上皇名“煓”与“湍”同音。清《丰县志》则作了如下记述：

丰公，姓刘氏，名清，汉高祖祖也，传三世生太公，名煓，字挚嘉，生四子：伯、仲、季、交。……秦灭魏，徙梁生清，清徙居沛之丰，生仁号，仁号生煓，煓生高帝。

以上记述，显然有些艰涩迷乱。其中，关于丰公是太上皇祖父，即刘邦曾祖父之说，与《高帝纪》：“丰公，盖太上皇父”之载相悖。故上述名字之真实性，向来为史家质疑。《索隐》便又指出：

（刘氏）姓字皆非正史所出，盖无可取。《正义》引：“师古云：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驰搏，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直到清代，《补注》作者，著名史家王先谦仍无法得知刘邦父祖辈名字，只能感叹：“高祖起布衣，太公以上名字无考。”

由此可见，史家对于刘邦祖父“丰公” 等的名字都难以考证，人们对其生活细节便更难以了解了。

2.“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

关于刘太公之生平活动情况，太史公载述也较为简略，主要集中在《高祖本纪》：

其一：“刘媪，……梦与神遇”，……太公往视，亲眼见到蛟龙攀附其夫人身上，遂产高祖。这显然是神话渲染之说。

其二：楚汉争霸战争中刘邦兵败彭城，太公被项羽俘获，在荥阳战场上几乎被项羽烹杀。

其三：刘邦称帝后，封其父为“太上皇”。 对在世父亲封为“太上皇”，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为刘邦所首创。具体细节据《高祖本纪》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在洛阳“五日一朝太公”，对自己的父亲尽人子之礼。这时太公的家令对太公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

一席话提醒了太公，后来刘邦再去朝见太公时，太公就恭恭敬敬地行人臣之礼。“太公拥篲，迎门却行”，使刘邦惊诧不已，赶忙“下扶太公”，太公却一本正经地说：“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

刘邦毕竟是仁义之人，为了在礼仪上维系父子名分，他便立即下诏尊老父为：“太上皇”。太上皇宫落成后，高祖又大朝诸侯群臣于未央宫南殿，为太上皇敬酒祝寿，父子群臣饮酒同乐，玩笑戏说，无拘无束，充分烘托出了汉朝初年瑞祥和谐的景象。

另外，《韩信卢绾列传》载：卢绾父辈与太上皇相爱友善。反映了刘太公一家与邻里的融洽关系。

还有，《楚元王世家》讲道：汉初，刘邦分封兄弟为亲王时，未封其长兄之子“信”。刘太公因之为信求情，刘邦便封信为“羹颉侯”。在涉及刘氏家事方面，司马迁进一步展示了太公与刘邦之间的父子亲情。

刘太公的生平在本书其他章节亦有介绍，可参照阅读。此处不赘。

关于刘太公之卒年，《高祖本纪》载：“高祖十年，七月（公元前197年）太上皇崩于栎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更命郦邑曰：‘新丰’。”

《高帝纪》亦载:“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崩，葬万年。”*

二、关于刘邦的母亲

《高祖本纪》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坡，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帝纪》亦有相同记载。是说，刘邦的母亲曾经离开中阳里，来到距家四五里的城东北郊，因疲惫劳累便在土坡上睡着了，梦见与神灵相遇。突然雷电交加，就要下雨了，太公出门前往寻找，却见一蛟龙附在其夫人身上。过了一段时间，刘夫人有了身孕，接下来，高祖刘邦便出生了。

此段文字是二位史家对刘邦生母在世活动的唯一记载，而且还是以神话故事形式登场的。这里，太史公称刘邦母亲为“刘媪”。 关于“媪” 字之含义。

《集解》引文颖曰：“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妪为媪”；引孟康曰：“长老尊称也，……《礼乐志》：‘地神曰媪’，媪，母别名也，音乌老反。”《索隐》引韦昭云：“媪，妇人长老之称”；引皇甫谧云：“媪，盖姓王氏。”又据《索隐》载：《春秋握成图》、《诗含神雾》甚至给刘母胡诌了一个“含始”的名字，曰：“含始即昭灵后也，游洛池，生刘季”；引无名氏云：“刘媪，姓温，刘媪即温氏。”《正义》则引《春秋握成图》云：“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

1.养育了龙子的可怜母亲

从《史记》记载之表面讲，刘邦乃其母与所谓蛟龙的神灵野合而生。以后人眼光看，这既像是刘邦乃真龙天子的神话，又像是在讥骂刘邦。在太史公笔下，可怜的母亲，就这样只是在风雨雷电中露了一面，以后便再也未见踪影。

倒是后世人们出于崇敬之情，在“大泽之坡”（ 故址在今江苏丰县县城东北郊复新河附近）修建了“龙雾桥”、“ 龙雾庙”， 时时祀之，竟成人们乞求风调雨顺的场所。明、清《丰县志》对此均有记载。如明《丰县志》记云：宋代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丰县一杜姓县令，因大旱，率众祈祷于龙雾桥，以求蛟龙再现。大雨果然如期而至，迅速解除了旱情，百姓们欢欣鼓舞。于是杜县令便在桥北修建了“龙雾庙”。 至明代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有一孙知县，常以修复古迹为要务，当时正逢久旱不雨，孙知县亦率吏民祈祷于已破旧的龙雾桥和庙，他有感于前朝杜知县之善举，便对之进行了重修并刻石铭文《重修龙雾桥（庙）记》曰：

丰邑东去五里许，有石桥，名曰：“龙雾桥”， 北去三十步有庙，曰“龙雾庙”。 然庙无额，桥无碑，当时，侯孙莅政于兹，拳拳以修举废坠为务。景泰二年间，兹土久旱，斯民遑遑，……于是率僚庶以修之。于桥旁地掘尺余，得一字碑，破裂不完。详观，乃知为宋绍圣三年，邑令杜因桥祷雨，以安岁事。而杜乃立庙于桥北，奉神加恭，冕服以享，撰碑文用垂久远。至今丰人因之以有庆焉。侯得是文，即日命工重修桥祠。未几，大雨方千里而来。侯等踊跃而喜，遂立石以记之。……桥祠去古已远，沉埋湮郁，几经隆替矣。嗟乎，桥祠一物，固有终穷，而其有灵气者，钟于神物，虽久而不衰，况其龙也，雾也，乃天地阴阳之全，变化聚散，皆不可测。是以龙兴雾滃，理势必然。而取以为斯桥之名，断自汉高初生，母遇蛟龙而得。后基四百年帝业，岂偶然哉！至今丰人尚仰龙德。既生汉高以显斯土于前；复赖桥祠以流惠泽于后，万古一日，何其幸哉！然非特丰人之庆，实后人之幸也！继今以往，……尚有如今日之继杜令者？是为记。①

又据新版《丰县志》记载：

县城东北郊有龙雾桥、祠及龙雾桥遗迹，龙雾桥在丰县城东北五六里地方，《史记》所记刘邦母在此遇龙有孕而生刘邦，因名之。1981年，在龙雾桥附近开河挖渠，得龙雾桥记文石碑二块。一是明代景泰元年之《重修龙雾桥庙记》，一是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之《重修龙雾桥庙记》。②

汉高祖刘邦出生之神话故事的出笼，肯定与汉家皇室宣传的皇权神授有关。既是神话故事，当然不可能全是真的。然而，后世许多人还居然当了真，“方志”、“史书”、“演义”、“戏说”也争相收录渲染。自然，这只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而已，表达了人们对开国明主之再生及其太平盛世的企盼。

2.高帝之母，不声不响地去了

史家再一次提到刘邦之母，则是在刘邦登基称帝之时了。《高帝纪》仅作了如下记载：“汉五年，……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

就这样，这位养育了一代伟大帝王的母亲，未见其他任何事功存世，便不声不响地离去了，她是卒于何时，又是如何亡故的呢？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因大意，兵败彭城，项羽派兵去丰沛，搜捕刘邦家人做人质。刘太公、刘媪与吕后及子女等落荒而逃，中途不幸走散，太公、吕后等被楚军掳去。此后在荥阳前线，刘太公几乎被项羽烹杀，却不见刘媪之面。再之后楚汉双方签订了鸿沟停战协议，项羽归还了太公和吕后，亦未见刘老太还归汉营。看来，刘老太恐怕是悲惨地死于战乱之中了。或许由于刘母是一位生育了龙子的神灵，而神仙的生死活动，凡人是无法了解的，当然汉家史官便无从记录了。对此，

《补注》引：三国时魏人如淳曰：“《王陵传》云：楚军取太上皇、吕后为人质，又项羽归还太公、吕后，不见归还刘媪也，又上（指高祖）五年，追尊母（亲）媪为昭灵夫人，高后时追尊为昭灵后耳。”

《正义》引：《汉仪注》云：“高帝母，起兵时死于小黄城，后于小黄立陵庙。（先媪已葬陈留小黄）”追述了这一事实。

《正义》还引：“《陈留风俗传》曰：‘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谥曰昭灵夫人’；引括地志云：‘小黄故城在汴州陈留县（今河南开封附近）东北三十三里’。”

令人困惑的是，太上皇刘太公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于“新丰宫”，死后葬在万年陵，而刘邦之母却葬在“陈留小黄城”，未见与其父合葬于万年陵的记载，亦未有回归于故里老家－－“丰”之坟地的记载。③而陈留就在魏国故都大梁附近，当年刘邦祖父丰公便是自大梁率全家迁来丰地的。大梁自然也应是刘邦祖籍之所在，那么小黄城可能就是刘邦祖辈之陵园所在地了。或许这也是刘邦之母在战争中命丧陈留，葬于小黄城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母未能与刘太公合葬的原因，便只能有待考证了。至于传说中所谓“刘媪为刘太公之妾”的说法则无从考证。

一、初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

汉高祖刘邦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杰出政治人物。人们所能了解的刘邦的事功，主要源自汉代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由于他们对其开国皇帝的记述详近略远，并集中在刘邦号为沛公之后；而沛公以远情况，即刘邦之平民经历则极少提及，并冠以神秘色彩，以致后世对“微时刘邦”臆测纷纭。其布衣历程竟被传世诸多演义、野史、剧本……恣意戏辱；其平民模样被涂画得污浊不堪。在许多人心目中，刘邦只不过是一个事出偶然，鸡犬升天、“不读书”的“无赖、流氓皇帝”。司马迁费尽心血记述的汉高祖的辉煌功绩因此而黯然失色。这显然是非常不公正的历史错觉。

晚清以文章名世的政治家梁启超先生，在赞扬“汉高祖刘邦为伟大人物”之同时，亦感叹：“可惜他的《本纪》作的模糊，影响整个的人格和气象完全看不出来。”

本章在认真探求太史公记述布衣刘邦的良苦用心及平民刘邦蒙辱之渊源的基础上，冒昧评述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力求公正评价平民刘邦，还其真实形象。

诚然，汉高祖刘邦出身低微，却以义军统帅身份，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高举“伐无道，诛暴逆”旗帜，率军入关灭秦，剪除倒行逆施的项羽旧贵族复辟势力，在世界上建立起雄踞东方的大汉王朝，首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无可争议地被史学界公认为“开创了中国社会历史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奠定了二千余年封建社会制度繁荣发展的雄厚基础”。如此卓著功业，较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

1.不公正的历史错觉

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对刘邦的评价未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度。直至今天，人们所能了解的刘邦人品之正面形象，主要依据《史记·高祖本纪》(以下称《高祖本纪》，类同)载：“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注意，太史公用了“仁而爱人”这一儒家道德核心之词。）司马迁还通过义帝怀王和老臣之口赞曰：“独沛公素宽大长者。” 应该说，其对于刘邦的评价本来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其所述沛公至高帝之丰功伟业，更是令历代人民钦佩赞叹。

然而，司马氏对其开国皇帝的记述上的突出特点是详近略远，而且记述时间集中在刘邦号为“沛公”（前209年）之后至高帝（卒于前194年）的15年；对于沛公以远情况，即刘邦四十多年之平民经历，则极少提及，并冠以神秘色彩。

另外，由于《高祖本纪》之表面文字中，确实记有高祖“为泗水亭长，素易诸吏，廷中吏无不狎侮，好酒及色……”一句，还有刘邦称帝后，在与其父太上皇和众大臣饮酒欢乐时亦曾戏言“始大人曾以臣‘无赖’”。以致后世对“布衣刘邦”臆测纷纭。再加上复杂的历史原因，使司马迁无奈略写的平民刘邦的人生历程，竟被传世诸多演义、评话、剧本、杂曲等恣意戏辱。其平民模样，常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笑料而被涂画得污浊不堪；其形象在许多人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事出偶然，鸡犬升天，“不读书”的“流氓皇帝”。

此情此景，已足令司马迁费尽心血记述的汉高祖的辉煌历史黯然失色。对当前人们热情弘扬的两汉文化事业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显然是非常不公正的历史错觉。

2.“流氓”等说出自……

尤其是“流氓”、“游手好闲”、“从不读书” 之说，几乎成了布衣刘邦的标志性烙印，非独民间，就连一些学者之著作中也载之切切。

其中，“从不读书”之说流传较为久远，最闻名者见于唐代章碣之诗中“刘项从来不读书” 一句*。

逮至近代，国民革命风起云涌，“铲除封建，打倒帝王”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一段时间里，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圣人”孔子也被打翻在地，封建皇帝刘邦自然难逃其厄运，以其为豪强地主，称之为“流氓皇帝” 者渐多。如民国元老、孙中山的顾问章太炎先生谓刘邦为“草莽之人”；鲁迅先生说刘邦是“无赖出身”；史家吴晗教授在其著述《论皇权》中曰：“流氓刘邦”；费孝通先生之《皇权与神权》，谓刘邦为“幸运的流氓”；毛泽东主席于上世纪20年代，在论及阶级斗争史时亦谈及：汉高祖是“流氓”，“起来革命，……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①

其实，我们完全应该想到，上述历史风云人物和革命史家之评述，本来也离不开那特定年代的影响。而且他们后来对刘邦的历史功业也皆是赞誉有加，具体评述文字也均是正面慎重的。如毛泽东主席便多次称颂刘邦：“是封建皇帝中最厉害的一个”，“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有气魄，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②

时至今日，传统“阶级斗争”学说已逐步被边缘淡化，我国早已拨乱反正并成功实现了历史大治。许多重?历史事件和人物，像孔老夫子，还有曹操、雍正皇帝、曾国藩等，均重新获得了客观的评判，并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大汉王朝对我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伟大功勋和无法磨灭的印记，已被时代重新认识。人们热情弘扬光大的两汉文化事业，也赢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只是，许多同志对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人品的认识至今仍处在尴尬的境地。

有的教授甚至在庄严肃穆的课堂、讲台乃至主流媒体，不负责任地对所谓“无赖流氓刘邦” 之人生历程，尤其是平民经历恣意渲染、评述。还说是用现代语言普及真实历史知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许多善良的学生、读者、听众还真以为他们的讲述是源自太史公，是取自学界对《史记》等著作的近期研究成果。其误导、扭曲历史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相信吴晗教授等若能再世，一定也会支持对刘邦进行重新公正评价的工作。

3.斯人无口以辩

新近易中天先生在电视、书刊上便随意品说，大讲刘邦生性流氓，从不读书，还煞有介事地探索所谓“无赖刘邦崛起之谜”。③似乎其所述果真是大汉高帝之真实面貌。全然不考虑如此品评是否有损华夏民族伟大形象，其影响所及，令听众哗然。使本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地位委屈的刘邦又一次受到全国范围的嘲弄。此种怪异情况在众多开国皇帝群体中实属少见。可叹的是刘邦已逝千年，斯人无口以辩，恐怕连正直的太史公也是始料不及的。

且看易中天在“刘邦崛起之谜”一文中对布衣刘邦的描述：

刘邦出生贫贱，一个平民，平头百姓，父辈连个名字也没有，（难道不知道封建社会避讳？－－本书作者注）外号刘季即刘三、刘小。从小就不读书，自幼不务正业，总是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性情放荡、无赖、大老粗，生性喜欢酒和女人。③

真难想象这些话是出自著名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之口。实际上，平民刘邦的人生历程完全不是这样。

易先生总结刘邦崛起原因的结论有四：一、出身差，运气好；二、力量弱，胆子大；三、毛病多，改得快；四、水平差，悟性高。

仅凭运气好，易氏所谓“一个地方小混混”，不到一年时间便获义帝怀王、诸臣及各路义军充分信任，进而取得节节胜利并夺得天下，真乃天方夜谭，古往今来闻所未闻也，不足为评。

其二，论实力、气力、胆大，刘邦无法与拥有虎狼之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相比，与刺秦王的武士荆轲相比也难以匹配，后者却均告失败。

其三，毛病多又何以能脱颖而出？有错者均思悔改，毛病多则无法称道，历史机会稍纵即逝，浪子回头突发奇想亦须机会和时间，靠谁与之？如何求之？故亦谬。

至于水平差，意即无知不读书，仅凭悟性便能读懂兵书，让人无法信服，似张良那样出身高贵，学誉海内的贤才都对刘邦钦佩得五体投地，并曾感慨地称：“沛公殆天授”；似郦食其、周苛、纪信等贤才猛将乃至像王陵母亲那样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为沛公汉王均能视死如归。面对将相争议，刘邦应变自如，诏令决断英明，并能团结多方面人才于自身周围。连敌手范增都对刘邦推崇备至，必欲置其于死地。不知中天先生“水平差”之说法源自何处。

两汉以来，更不乏盛赞刘邦聪明才智者，明代学者何去非便专门论述道：“……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嗟夫！虽微汉高帝，则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为王。……汉高帝挟其在己之智术，固不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之归者，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也。”④

尤其是，在数千年帝王史上，有那么多童稚登临大位，易氏未觉奇怪，刘邦从未当过皇帝的平民经历就令中天先生“奇了怪了”。③在其心目中，刘邦是布衣也错，当皇帝也错，不知为何，对平民皇帝，易氏成见如此之深！

一位被太史公记载，曾经立下惊天动地勋业的开国帝王，被戏辱成如此模样，这哪是在品史！即便是无意，也不管承认与否，其品说已在社会上造成了无法回避的影响。

事实是，易先生是大学教授，为人师表，负有对历史和学生负责的义务，而不是夜话野史的作者，也不是市井评书先生。信口开河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说的做法，肯定会受到关心刘邦的人们的广泛质疑。当然，此事也已凸显“公正客观评价平民刘邦”工作的重要和迫切。

人类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因不断孕育的英雄的点缀而更加灿烂辉煌。真实的刘邦便是这样一颗自平民阶层冉冉升起的耀眼明星。

笔者并不否认，对于包括刘邦在内的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史界向来存有争议。作为文史学者，有其独特见解亦值得称道，但同时应当客观记述各种观点及依据，以供读者和后学评判，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如是，才能彰显公正和教授之宽阔胸怀和良知。

4.让历史人物更具真实性

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云“汉高祖是百姓出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百姓，知道民间的疾苦，……中国的帝王也有了不得的人，像汉高祖、汉光武帝等，都是不易有的人物，但这些人没有一本好传记。”④这里胡适老先生恐怕不是在责备司马迁之《高祖本纪》，而是对后世文史学者不理解太史公本旨而表示遗憾。

实际上，在《史记》之表面文章的背后，应能看到太史公已隐晦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刘邦的身世及家庭状况：其父亲刘太公目光深远，在地方享有较高威信；其乡邻仗义宽厚；他们对子女是负责的，刘邦兄弟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深受反秦思想影响，具有远大志向。青少年时即走上抗秦保家卫国的道路，是当地可能存在的反秦秘密组织，所谓“枌榆社” 的重要成员或领袖。⑤其精心准备、策划、实施，并引起秦始皇震恐而东巡镇压的“丰西泽纵徒起义”， 要远早于陈胜“大泽乡率徒起义”。⑤⑥⑦

据此，笔者在本章下面文字中将继续冒昧评述易中天先生之“品刘邦”。意在抛砖引玉，若能为先贤渴望的关于布衣刘邦的好“传记” 的早日问世，做一些有益的铺垫，所愿足矣！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P34-35。

②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③易中天：《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P157-219。

④转引孟庆华等：《刘邦评论》，《江苏文史资料》2000年第134期：P268-274。

⑤王尧，《司马迁与微时刘邦》，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11）P72-76。

⑥安作璋、孟祥才：《 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 2006年9月版。

⑦王尧 ：《刘邦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新考》，当代徐州，2007（4）P26-28。

二、再评易中天先生之“刘邦崛起之谜”

对于易中天先生等所谓刘邦是“流氓、无赖皇帝” 等说法，许多观众和读者可能并不一定清楚其渊源和真相。包括对“刘邦”之名，似乎也感到真有点怪怪的，……一些同志还以为来自《史记》或《汉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欲知底里，不妨认真寻求这些词语在史书中的位置并比对历代学者之注说，进而探求司马迁及班固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便可了解其心目中的平民刘邦的真实形象。

1.司马迁如是记述平民刘邦

《高祖本纪》开篇便记载：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除去迷信色彩，太史公以敬重的态度，毫不吝啬地给了刘邦以“仁、爱、施、大度……”的评价。这在其记述刘邦号为沛公以后的丰功伟绩中也得到证实。而且司马迁还在《秦楚之际月表》中盛赞刘邦为“大”。又据《韩信卢绾列传》载：

……卢绾（父）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是说刘邦一家在故乡颇受邻里敬重。看来，刘邦家境应属中产小康。壮年后他才有可能依法被推举参加选拔官吏的考试，出任泗水亭长。《淮阴侯列传》谓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可作为刘邦至少是小富而有行之佐证。

2.孔老夫子尚云：“食色，性也”

不错，接下来司马迁谈到刘邦“好酒及色”，并说刘邦：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身上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此两家常折卷弃责。

《高祖本纪》中这段唯一记述平民刘邦的饮酒逸事，便常被后人臆测。易中天先生则发挥为“刘邦生性喜欢饮酒”。

当然，吃酒还采取赊账之法似应责备，但与后世某些所谓“父母官”、“民官”吃喝扰民，欠款不还之事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而对于上述《高祖本纪》之文字中王媪、武负身份及“贳酒” 等词，历代注说颇详：

《索隐》引韦昭云：“媪，妇人长老之称”；关于“负”，清代著名史学家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下称《补注》）引如淳曰：“俗谓老大母为阿负”，唐代史家颜师古曰：“此则古语，谓老母为负，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负，武家之母也。”关于“贳酒”和“及见怪，折卷弃责”事，《集解》注引韦昭曰：“贳，赊也”；引如淳曰：“雠，亦酬”；《索隐》注：“高祖大度，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也。”

表面上，司马迁是说王媪、武负见刘邦身上有龙，甚感怪异后，才不追欠银，这肯定是迷信托词。①②另有注解为：

一是，刘邦乃当地亭长，朋友多，他的光顾使酒店生意兴隆，卖酒数量倍增，获利丰厚，两位老板娘感激不尽，哪还好意思讨债②（作者注：或如今日之回扣说，只是刘邦在其店铺有无股份无考）。

另一说法是，刘邦为人大度，赊酒记账任由你王媪、武负，二位老太太却按酒价数倍计算，刘邦见怪，于是二人“折卷弃责”。③

亦有将此事与“众吏敬畏刘邦”联系考虑，认为刘邦与萧何、夏侯婴、樊哙、王媪等可能同属一个反秦地下组织，自然吃喝之事均为斗争需要，赊酒记账只不过是做做样子。①

但不管怎样，此处平民刘邦“好酒”之事似乎无可责备，“酒壮英雄胆”嘛！

至于“好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女与宝剑、佩玉一样，是英雄身份的标志，大战当前，项羽面对美人虞姬亦惜惜动情。儒教鼻祖，圣人孔老夫子尚云：“食色，性也。”

3.“贪财好色”出自范增之口

话说穿了，读破《二十五史》，试问，从古至今，守制人主、开国之君、不世英雄，有哪一个不好酒及色，就连司马迁盛赞“以贤名冠诸侯”的信陵君，晚年亦“沉溺饮酒，常近女色” 。近代伟人以反袁护国着称的蔡锷，在被袁世凯削除兵权，幽禁北京时，采取韬晦之计，好酒及色、移情小凤仙，还被传为佳话呢！何况“色”字本来有多种解释，非则仅为女色，如佛教之“色空”说之“色”，还有“夜色”、“成色”、“五颜六色”等等。在刘邦故乡“丰沛”地区*便有一首著名的古谣：

好酒不醉最为高，贪色不乱逞英豪，

临怀不动真君子，酒友十千乐陶陶。

显然，其时其地，“好酒及色”一句，司马迁绝不是作为侮辱刘邦之贬义词而应用的，不然，汉家皇室也决不会允许其词存在。可是后世有人就是闭眼不看《高祖本纪》“仁而爱人”之载，却只盯着“好色”二字望文生义，硬说刘邦与王媪、武负两个老板有奸情**。太史公若地下有知，只有哭笑不得的份儿了。

此外，古时“好酒及色”一句，在文人雅士、迁客骚人的圈子里，多数也的确不是用做贬义词，其中倒是有些许自潮自娱的成分。比如在著名作家二月河笔下，雍正皇帝的大谋士、门客邬思道先生见到名臣田文镜时，便曾自言：“……实言相告，吾这个人既做不了官，又好酒喜色，又有点才，不肯轻易自弃。”大概应是这个意思。

事实是，“贪财好色”出自范增之口。《史记》中的刘邦则始终是有情有义，有原则有分寸，拿得起放得下，吃酒不醉、坐怀不乱的英雄形象。刘邦最智慧的对手范增便深知这一点，在楚汉双方斗智斗勇、活灵活现的“鸿门宴”上，他因之多次劝项羽：“急击毋失”，攻杀沛公。《汉书·高帝纪》在此基础上插入了范增向项羽挑唆之细节说：

……沛公居山东时，贪财货、好美色，今闻其入关，珍宝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宜急击毋失。

刘邦之“贪财好色”一说亦应源自此处。但是，如果将争斗双方的互骂作为参照人物之人格的界定，那么不要说是古人，即便是文质彬彬的文史教授，恐怕谁都难逃“贪财好色”的骂名。

4.“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相报”

在美女与汉朝大业面前，刘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美女和贤士面前，他也是选择后者。且看司马迁是如何记述高阳人郦食其与刘邦之间的君臣情义的。据《郦生陆贾列传》载：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闻其将皆龌龋，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

这里是说，郦食其家贫落魄，学识渊博，却又放荡不羁，号“狂生”。 但他认为各路反秦兵马头领大都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不听大度之言，无礼贤下士之风，唯刘邦雄才大略。所以在各路诸侯将领路过高阳时，郦生都深藏不露。唯独在刘邦率军进驻高阳、陈留附近时，他却说：“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此真吾所愿从游”，于是主动求见，决心投奔刘邦麾下效力。

刘邦听说后，立即派人召之，想会会这位闻名的“狂士”。据《高祖本纪》、《郦生陆贾列传》载：当郦食其谒见刘邦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位年轻女子洗足。（此大概属于世人以为是司马迁记述刘邦“好色”的具体情节。）郦见状不快，便故意不拜，并大声责问：

“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听后大怒道：“竖儒，夫天下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食其正言厉声道：“必欲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

对如此高傲之人，刘邦不是那种匹夫受辱拔剑而起的独夫。在无言以对，沉吟片刻后，“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座。”他很快表现出求贤若渴的样子，马上停止洗脚，推开女人，穿好衣服，将郦食其恭敬地请至上座，并对刚才的怠慢表示歉意，一边请郦吃饭饮酒，一面虚心请教破敌方略。这充分印证了“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 说之不虚，从而感动了郦生。

这里，司马迁肯定不是在数落刘邦好色，而是诉说“明君思贤臣，士为知己死”的道理。

能言善辩的郦食其也确实做到了“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相报”。后来，在楚汉争王天下的殊死搏斗中，只身一人游说齐国。且看《郦生陆贾列传》所载郦生在齐王面前的慷慨陈词：

郦生曰：“臣请得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刘邦）曰：“善。”……郦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齐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王曰：“天下何所归？”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天下叛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齐王以为然，乃听郦生，罢历下兵守战备。……（韩信）闻郦生伏轼下齐七十余城，乃（背约）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韩信）兵至，以为郦生卖己，……齐王遂烹郦生。

上述郦食其在韩信失信齐王欲置其死地的情况下从容就义的悲壮史实，充分反映了郦生忠心耿耿、凛然难犯的大丈夫气概。也从侧面展现了“天下民心所归”的以刘邦为统帅的汉军之 “正义之师”的光辉形象。

汉王刘邦闻知后悲痛不已，并始终未忘这位旷世奇才，称帝之后亦常“思郦食其”， 并立即寻到其后人给予封赏。郦食其子名疥，“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

如此可歌可泣的君臣情义，赖《史记》之记载，得以永垂青史，令任何志在精忠报国，思慕贤君的士人读到这里都会感动得伏案而泣。或许只有无聊小人才会不理解司马迁之真实感情，而仅知呆视刘邦身边的那两位娇丽女子。

5.撤离阿房宫，明鉴照千秋

沛公接受了郦食其“急袭陈留，得秦积粟” 的建议，迅速取得了胜利，扭转了困境。之后，任命郦食其“为广野君，郦商为将，将陈留兵”。并立即转兵向西，一路高歌，连战连捷，直入关中。

接下来，义军与秦军战于蓝田南，沛公命“诸将兵所过之处不得掠虏”秦人大喜。刘邦大军迅速攻下蓝田。秦军瓦解。义军又乘胜战于蓝田北，全破秦军，威武地接受了秦王投降：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服，又杀之，不祥。”

－－见《高祖本纪》

接受了秦王子婴投降后，10 万义军浩浩荡荡开进了秦都咸阳。面对辉煌胜利，沛公断然否定了杀秦王子婴的主张。应该说，在司马迁笔下赞为“仁而爱人”的刘邦，没有辜负“怀王及众臣”的期望。他对子婴的处理和对民众的安抚做得十分得体，沛公大军的确是一派仁义之师的表现，所以一开始便给关中人民留下了美好印象。表明他进兵咸阳志存高远，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政策水平。刘邦的这一行动向来为史界称道，并被历代打天下者视为楷模，争相仿效。

实际上，自古以来，胜利之师入城后的作为，最能反映和考验统帅的智慧及能力。且让我们看看太史公是如何记述这一历史焦点事件的。《高祖本纪》载：

……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诸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食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显而易见，团结、高效，决策英明的刘邦集团，不费一兵一卒，便在咸阳获得了军事、政治、舆论上的丰硕成果。这里，司马迁对于刘邦大军进入秦都后充满仁爱之心的作为，显然是充分肯定的。宋代学者钱时曾著《两汉笔记》（卷一）赞之曰：

沛公脱秦民于水火者也，凡其得人心处，全在宽大。独遗长者扶义而西，而不许项羽，非（义帝）怀王之贤不至是。亦因（怀王）当时亲被苦祸与民同在水火之中，故其推择权量，当如是。

只是太史公却又在《留侯世家》对《高祖本纪》中之“欲止宫休舍” 一句五字，作了这样的记述：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

从表面看，司马迁又是在通过《史记》不同章节之比对手法，透露出刘邦人性脆弱的“欲妄好色” 的一面；而实际上，司马迁大概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有目的地表达自己对于来自最下层的义军获胜进驻皇城后，遭遇“富贵温柔乡”时的表现之看法和态度。

其实，任何一个靠造反夺得天下的新朝都会面临如是问题。此时此刻，君、臣、军队有思想波动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处理得好就能走向胜利，处理不好就必然失败，后果亦不堪设想。而防患于未然的关键人物应该是三军统帅．这或许也是司马氏将个例选择在刘邦，而不是剑指臣属和将士的重要原因。

一般文史学者常选择士卒违法（如发生抢掠奸淫劣行）后被统帅严厉处理的手法，来记述渲染此类事件。太史公则高瞻远瞩，他在这里正是借阿房宫事件，向后世昭示其中令任何开国帝王都务必警醒的道理。

作为领袖人物，刘邦在金钱美女面前犹豫了，然而还有人头脑清醒，他就是与刘邦同起“丰沛”的大将军樊哙。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义正辞严地劝“沛公出舍”。

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哙曰：“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

－－见《留侯世家》，《集解》引徐广所见别本

张良亦语重心长地相劝。

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沛公乃还军霸上。

－－见《留侯世家》

刘邦顿时醒悟，迅速率大军撤离秦宫这一是非之地，充分展现了自己“能谋善听”的长处。回到驻扎在坝上的军营后，立即与文武百官进行治理关中的谋划。推出他进入关中的多项爱民护民并成为他胜利之本的重大政治主张，即上述被历代人民传为佳话，并被打天下者沿用推崇的“约法三章”等法规。就这样，汉军离开阿房宫后，便从此走向了胜利。

表面上看，刘邦似乎还不如樊哙明白，其实若果真如此，刘邦大军何以能被反秦义军的共同领袖－－义帝怀王及老臣视为“仁义之师”。沛公再蠢拙也不会笨到连这点道理也悟不出来。且看接下来太史公对项羽大军的描述：

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见《项羽本纪》

在项羽采取极端残忍手段处死秦朝降王子婴，纵兵诛杀无辜百姓，疯狂掠夺珠宝美女，恣意焚烧宫室官府之后，项军在咸阳附近的新安城南，又残酷地坑杀了放下武器的秦朝投降将士二十余万人。毫无疑问，项羽大军这愚蛮无知的一抢一烧一杀的做法，便自此为楚霸王画上了必然灭亡的句号。

司马迁不厌其烦，呕心沥血地采取如此鲜明的对比手法，展示楚汉相争于咸阳的这段残酷历史，观点倾向本来十分明确，是非功过也非常清楚。诚如他在《太史公自叙》评论曰：“子羽暴虐，汉行功德。”后世学者亦多有评论。宋代学者钱时便十分感慨地指出：

项羽可君乎？曰：“残暴忍人也，屠城坑卒，如毙狐鼠，安能为君！可臣乎？曰：从卿子冠军（宋义），则斩卿子冠军（见《项羽本纪》）；事义帝，则杀义帝，安能为臣！”“……沛公入关，秦民大喜，而汉氏四百年之祚（帝位）卒定于此日有以也。”

－－见《两汉笔记》卷一

元代学者戈直认为汉高祖刘邦在诸多方面优于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他说：

周武、汉高创业者也，……（唐）太宗英武，将略优于汉高，至于知人判事，不及汉高远也！（《贞观政要·君道第一及任贤第三·按语》）

对于沛公大军入咸阳“欲止宫休舍”事件，戈直进而在《贞观政要·仁恻第二十·按语》中评述曰：

昔汉祖入秦宫室，能无所幸，识者知其智不在小，奄奠区宇（经略天下事），规摹宏远矣，非唐祖所及也。（唐）太宗其庶几乎（只是差不多接近罢了）？

所以，我们认为《高祖本纪》之“欲止宫休舍”一句五字，即便是司马迁确实是在说义军进入阿房宫后，刘邦等曾经被满宫眼花缭乱的珍宝、美姬吸引，不愿离去，其用意恐怕也不是在责备刘邦好色。

应该看到，此处此时，司马迁更是怀着对刘邦君臣由衷敬重的心情，来探索楚败汉胜之历史原因的。太史公为后世留下如此让人敬慕的统帅明白、将相忠贞、君臣一心的佳话，使人们都可从中感悟朴实的国家兴亡的道理，应当是其《史记》之伟大深远历史意义和不朽功绩之所在。

令人不解的是，易中天先生却并没有公正客观地向学生和听众讲述刘邦大军进驻咸阳及阿房宫之事件。作为文史教授，不能说他不懂那段历史以及司马氏之文意和用心。然而易先生似乎戴的不是透明眼镜，而是有色眼镜。且看他是如何对《高祖本纪》之“欲止宫休舍” 一句进行品说的：

刘邦这个人的特点是“好酒及色”， 他是喜欢酒、肉和女人的，我们可以想一下，秦皇宫里有多少酒？多少肉？有多少女人？一个从边远地方来的乡巴佬，进了秦始皇、秦二世的皇宫，看见那么多的酒，那么多的肉，那么多的美女，他会怎么样？刘邦的反应也是正常人的反应：今晚就住在这儿了。④

大史公仅记述了五个字，易先生竟然编罗了那么一大段花花绿绿的文字，这哪里像是正直的文史家所为，分明像是路边饶舌煽情、不负责任的贫说夜话的先生。中天先生是否做到了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观众读者自有公道，兹不赘述。

毛泽东主席当年曾向高级干部讲述过“楚汉相争”的故事。⑤他还曾教育全党从中吸取教训，要求部队在胜利进城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其影响所及不可估量。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司马迁在《史记》之中所述的“阿房宫事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影响。

王文升先生对《高祖本纪》中之“好酒及色”说和“咸阳事件”，曾经作过如下评述：

一些同志过多强调刘邦贪酒贪色，……而刘邦的这一切举止，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小节问题。倘若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将一个民族从历史的泥潭中引向荡荡坦途，人们又有什么必要对他的小节喋喋不休呢？倘若一个“正人君子”，大逆历史发展的进程，将一个民族从历史的一个泥潭引向另一个泥潭，人们又有什么必要对他的小节啧啧称赞呢？ 当然我不是说，小节方面可以随便。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实在应该注意小节，以免留人口齿。但损害人物形象的，更为甚者还不应是这些小节。如果说刘邦贪色，那么项羽在焚烧了秦王宫殿后，又掳掠了秦王宫中的无数美女，用车驮着东归，这可是《史记》上记的，他不比刘邦更贪色么！……在旧的历史观主宰的年代里，世人以及那些涉足浩瀚史书的学者，能对刘邦有正确评价的人，是极少极少的。⑥

据理而言，王先生的评论，也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综上所述，作为后学，若不静心思考，不知此沧桑正道，却只注意一些书籍中记有刘邦迷恋美女、美酒、珠?。甚至对项羽之残暴也无动于衷，不就辜负了太史公留此感人史事的本意了吗？

6.太史公何以将项羽列入《本纪》

或云，既如是，太史公何以还将项羽列入专门记述帝王事功的《本纪》？不错，过去有不少学者以项羽暴虐为由，认为司马迁不应当将项羽收入《史记》之《本纪》者居多。

孟庆华先生著文，引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之评论曰：“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只号霸王，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⑦而当今学者多以为《本纪》以政事为本，所以，太史公立《项羽本纪》并无不当。孟先生进而又引近代史家傅振伦先生之评述曰：“太史公列项羽于《本纪》，乃记项羽与刘邦相争，在政治上的失败之由，一是他刚愎自用，不能察贤任能，二是他不知收拾民心，所至杀戮，所以终于失败。”傅先生所论甚是贴切，亦指明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之用心良苦。

7.“无赖”之说彰显融洽的父子、君臣关系

虽然“无赖”及“不治产业”也可在《高祖本纪》中找到，但却是出自刘邦自己之口。据载，刘邦称帝后在咸阳曾为其父仿家乡丰邑古城，修造新丰城及太上皇宫。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宫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半感慨、半玩笑地）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高帝纪》记为：“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仲，即刘仲，刘邦的二哥）。今某之业所就孰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太上皇听了乐不可支，却也被皇帝儿子的玩笑弄得有点尴尬不安。于是高祖和臣下都大笑不止，接着臣民高呼万岁不已。如此君臣同乐的和谐局面古今能见几何？

其实，关于“亡赖” 一词，历代《史记》、《汉书》注家也有明确注解：

《集解》引：“晋灼：‘许慎曰：赖，利也，无利入于家也’”；《补注》引应劭曰：“赖者，持也。‘亡赖’即无赖，无以持以为生，即没出息。”《补注》（还客观记述了不同观点）引“周寿昌曰：‘亡赖’，无以持以资生，如今之游手‘白徒’也。江淮间谓小儿诈、狡猾曰：‘亡赖’”；但王先谦结论是明确的，他还引张晏曰：“无赖，财无可持也，应劭说是”及“师古曰：晋说是也”作证。

很清楚，彼时之“亡赖”（无赖）作“无能力治产业”、“无利入于家也”解。如司马迁之记高阳人郦食其“无以为衣食业”，亦属此意。而今日之狡诈滑头说，似乎应该源自后人对周寿昌上述注释中“白徒”说的误解。本来“白徒”乃古语，当指没有功名，没有职务的生员等。诚如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论述道：

汉初诸臣，唯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椽；曹参，主狱椽；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吏；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

后世有人联系刘邦“赊酒”之事，将“白徒”一词，理解为白吃、白拿、赖皮、滑头之流，显然与司马迁之本意风马牛不相及。

话说回来，刘邦在其父和群臣面前口出戏言，似乎也确实有些不可理喻，但于情于理，汉高帝也不可能当着臣下自暴自污。以当时社会人文背境，刘邦更不可能当着臣属“奚落自己的父亲”。即便有“滑头”之意，话出刘邦之口，于宴席之上，面对自己的生身父亲，追述往事，开开玩笑，表达自己一贯的率直豪爽，光明磊落。既取悦于老父，又活跃宫廷气氛，充分显示汉家父子、君民的融洽关系，这不正反映了刘邦的清晰的思路和坦荡的胸怀吗？“亡赖”之说丝毫未影响刘邦父子感情，高祖仿家乡故里“丰”为其父修建“新丰城” 一事可以为证。（参见本书“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及“古代城市的缩影”节。）

对于“无赖” 一词渊源，闻浅先生也曾作过以下探讨和评述：

在上古汉语中 ，“无赖”一词还没有强横无耻、放刁撒泼的义项，有此义项那是中古以后。《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卖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

“无赖”从“无依靠、无凭借、无赢利”的含义，发展到含有“无耻强横、撒泼耍赖”的意思，并不奇怪。你想呢，人若没有直接弄钱财的手段，还要吃穿住行，总得想些别的办法。想来想去，这类人便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人想奋发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不通庶务的事业型，荆轲、刘邦、竹林七贤、王安石、徐霞客之属是也﹔另一派人却无德无才，只能巧取豪夺，不惜下流无耻，放刁撒泼。这种人至今种子绵绵不绝。

奇怪的是，不知何故，中古以后“无赖”一词有了“无情、无心、无义”的含义。

杨巨源《泛酒花》诗：“若道春无赖，飞花合逐风；巧知人意里，解入酒杯中。”意为，如果说春光无情无意， 理应将飞花飘走，现在却飞入酒杯，可知巧知人意里（里即哩）。

李商隐《二月二日》诗：“……花须柳眼多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罗隐《渚宫秋思》诗：“……襄王台下水无赖，神女庙前云有心。”

陆游《雨中作》诗：“多情幽草沿墙绿，无赖群蛙绕舍鸣。”

以上“无赖”均与“有情、有心”对举?其为“无情、无意、无心”之意显而易见。

更令人奇怪的是，也不知何故，中古“无赖”一词，还有了“可喜、可爱”的意义，不仅没有放刁耍赖、品德不端的意思，而且含有非常亲昵的味道，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隋炀帝《嘲罗罗》诗：“个侬无赖是横波。”说罗罗的眼神实在可爱。

徐凝《忆扬州》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可爱的明月天下有三分的话，扬州就占了二分呵！诗人真是爱极了扬州的明月，致使“二分明月”成为扬州的代称了。

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词：“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他还有《浣溪沙》词：“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

魏了翁《海棠春令》词：“东君惯得花无赖，看不尽，冶容娇态。”

闻浅先生引述的这些可爱、可亲、可喜之“无赖”，⑧与司马迁谓刘邦自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之“无赖”或许才应该有深刻的联系。

约而言之，太史公含蓄地记载刘氏父子同乐这一历史细节，目的也绝非故意贬低刘邦，倒可隐晦地表明他和当时臣民内心深处对汉武帝高压统治的无奈。并藉此刻意渲染刘邦高于其他帝王之处，恰恰在于其不拘一格的平民经历。之后，司马迁翔实地记载了刘邦为加封刘太公为“太上皇”所写的诏书，进而反映了太史公敬重高帝、怀念汉初君臣和谐氛围的态度。诏云：

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见《高祖本纪》

句句情真意切，字字感人至深，尤其是：“天下大安，此太公之教训也”一句。作为皇帝，刘邦在“孝”字方面已经做得很到位，较之秦始皇、唐太宗不知应好上多少倍了。

8.“书”字古今意义不同

此外，刘邦自谓“吾生不学书”之“书”字，则是古今有别，千百年来人们对该字的认识也有不同。

有学者认为此“书” 是指当时儒学经典之一《书》之名称。②此《书》是否传世，我们也无法得知。然而据《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对儒家《诗》、《书》等文献很有研究，谈古论今常“称引《诗》、《书》”，此事实可以证明《书》的存在。至于《全汉文·敕太子书》中，有关刘邦规劝孩子读书之载，则另当别论了。

垂暮之年，刘邦在《敕太子书》中，曾诚恳地对太子说：“今视汝书，尤不如吾。”劝太子“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此处“自书”之“书” 字，显然又是指“书写”之“书”，这实际上是他在身体力行地勉励孩子刻苦学习。

不错，在太史公笔下，刘邦曾接着对太子说：“自喜谓读书无益”，“吾生不学书”。《汉书·高帝纪》亦曾载：“初，高祖不修文学。”但班固仅说刘邦不修文学而已，接下来班固还指出：“（高祖）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并未说他不学习。而且“读书无益”，“吾生不学书”之说法作为口头禅，自古以来不知为多少学者所用。这怎能作为刘邦从不读书的证据呢？况且高祖在《敕太子书》中还说道：

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

作为一代开国帝王，能知自责，并有如此自知之明，古往今来也是十分罕见的。

试想，若刘邦果真是一个大老粗，在当初进攻沛县时，怎能写出那样感动天地、慷慨激昂、令沛县军民迅速归附其麾下并衷心拥戴其为“沛公”的“天下苦秦久矣” 之讨秦檄文。

若刘邦果真是一个大老粗，何以精通张良、陈平献与自己的“兵书”，并能面对众将相谋略计策及“终日争不决”的辩论，迅速作出正确决断；更不要说审阅繁多公文奏章，撰写众多诏书了。而且司马迁在《韩信卢绾列传》中也明确记载：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高祖、卢绾同日生。……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在此处，司马迁用了两个“壮”字，与《高祖本纪》载：“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之壮，总计三个“壮”字。学者多认为刘邦任亭长时间最少已27岁或36岁，①②《礼记·曲礼》云：“三十曰壮”。由此可见，30岁左右的刘邦仍在学习读书，成绩可嘉、名誉乡里。这样，他得以参加秦王朝之召考官吏的考试，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此处“俱学书又相爱也” 一句中之“书”，亦有学者注为儒学经典之《书》，②如孟氏撰文便注之为五经之一的《尚书》。⑨果如是，则说明刘邦少时可能与其弟一样曾被父亲安排向儒家学习，对儒学也应该是了解的。

无疑，易中天先生等所谓“刘邦从小不读书”及“读书少”的说法均是缺少根据的。

9.平民刘邦“游”的是学问道德

再说易中天先生所谓刘邦平民时“游荡好闲、东游西逛”。

平民刘邦的活动，《高祖本纪》?仅记述：“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刘邦任亭长的时间的考评，见本书后面章节）。除此之外，再就是《高祖本纪》“常繇咸阳”之载。

关于“繇”字之含义，《集解》注引：“应劭曰：‘徭役也’。”对此注，史界争议颇多，或曰刘邦去咸阳服役，③⑩或曰送役徒去咸阳。②（本书另有专门评述，见后文。)由于《高祖本纪》及其他文献均很少有“微时刘邦”离开家乡“丰沛”外出活动之记载。故无法得知所谓“刘邦青年时，游手好闲，四处游荡”②的证据。倒是可在《张耳陈余列传》中找到以下记载：

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是说布衣刘邦常去魏国大梁、外黄等地，在张耳处，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耳何许人？《张耳陈余列传》又载：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至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余者，亦大梁人也，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可见，张耳为魏国（反秦）之名士，乃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座上客(信陵君病故时，刘邦10 岁左右)；大梁，即后世之卞梁，故址在今河南之开封附近，战国时魏国之首都，比邻秦国。其间，刘邦应该很有可能从大梁去过秦都咸阳，至于在秦国干了什么，尚待考证。

另据《魏公子列传》载：信陵君是战国后期魏国的上将军，是联合齐、楚、燕、韩、赵五国军民抗秦的大英雄。司马迁赞其曰：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至食客三千人。……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拙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之。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魏公子列传》还具体证实：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由此可知，张耳因是信陵君之宾客而成为魏国名士，刘邦也因仰慕信陵君贤名，转而追随张耳。看来，汉高祖刘邦与信陵君应有师承之缘，而且在其轰轰烈烈、可圈可点的军事生涯中，明显带有魏公子遗风。刘邦称帝后，仍念念不忘信陵君保国抗秦之功德。以后每次路过大梁，还去祭祀公子。高祖的这些做法，深得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称道：

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钦兹盛美。

－－见《谢封康乐侯表》《艺文类聚》五十一

毫无疑问，如果布衣刘邦确实是真心“拥护秦朝，忠于秦朝。”②他何以会“尝（赴大梁）数从张耳游”，并这样一如既往地崇敬信陵君。要之，平民青年刘邦之游，游的是学问道德，游的是反秦正道，而绝非所谓“游手好闲，四处游荡”。

至于易中天先生所谓平民刘邦只是个“小地方混混”、“流氓”、“吃喝嫖赌”、“性情放荡”等俗陋之词，《史记》、《汉书》中均难觅其踪影，亦无实据可以佐证，故只能是属于易氏臆测臆断之一家之言。

此外《高祖本纪》中，关于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素易诸吏，廷中吏无不狎侮” 之说，作者认为讲的是刘邦与诸吏、志士之间可能存在的特殊组织关系。可参阅本书“刘邦起义”章及附录“司马迁与微时刘邦”一文。

当然，谈及汉高祖的名字亦难免令人困惑。的确，“刘邦”并不是其真实姓名，其父、祖辈也无名字传世，此与“帝讳”即中国历史上的“避讳”风俗与法规有关，而不是如易先生所言，家境贫贱得连个名字也没有。笔者另有“刘邦其名与中国避讳风俗小考” 一文在后，此不赘述。

约而言之，虽然太史公对披着迷信外衣的“高祖微时”的记述极其简略，但仍可通过对《史记》的深入研读，了解到司马迁心中布衣刘邦的真实形象。

那就是司马迁借陆贾之口，盛赞汉高祖“皇帝崛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生民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见《郦生陆贾列传》）之同时，并不以为刘邦是神仙。他确认刘邦也是“学而知之”的贤达，深受反秦思潮影响，具有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从而为壮年以后之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①

也只有基于如此认识，才能够读懂太史公书，才可能对刘邦带领“丰沛将相集团”举义反秦，并在号为沛公之后取得辉煌胜利的作为，给予令人信服的评价。当然，人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将戏辱微时刘邦的责任和根源记在太史公身上。

【参考文献】

① 王 尧：《司马迁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徐州史志》，1988（3）：P58-62。

② 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 2006年版，P1-84。

③ 王静芝等：《白话史记》，岳麓出版社1987年版，P110。

④ 易中天：《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P157-219。

⑤ 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P295。

⑥ 王文升：《对毛泽东关于刘邦言论的理介 》，《刘邦研究》，1993年，P4-11。

⑦ 孟庆华：《略论刘邦成功帝业的主要原因》，《刘邦研究》，1992年，P26-30 。

⑧ 闻浅：《“无赖”一词费思量》，《沛县汉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5月。

⑨孟庆华等：《刘邦的文化》，2000年10月，《徐州日报》。

⑩王 尧：《秦台史话》，《徐州史志》，1988（2），12-15。

三、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文中曾用一句“独沛公素宽大长者”与开头文初“高祖，仁而爱人……”遥相呼应，其对刘邦高度崇敬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沛公坦言：“为天下安用腐儒？” 在当时自有其道理，他也并非一贯反儒。事实是，当时的儒士们也大都有感于刘邦的豁达大度，而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晚年，刘邦还忍受伤痛，绕道曲阜祭祀孔子，他也不会想到以后会遭到儒生们如此大的忌恨。

刘邦个性独特，却并不给人以可恶的感觉，还不时透出浓厚的人情味，……他把灿若群星的英雄豪杰聚拢在一起，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他少怀大志，从事反秦活动较早。应将平民刘邦明确定位为“平民领袖”、“布衣贤者”……他在后世蒙受“流氓” 之名，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已使我中华历史上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大汉王朝和两汉文化或多或少地蒙受了羞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刘邦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以三尺剑取天下的英雄帝王的平民经历，在后世遭到如此大的羞辱呢？或许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历史人物认知上的一个特点，当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值得认真探索。

秦汉之际，反秦起义风起云涌，诸侯复辟此起彼伏，争王天下的战争惨烈。最后，地位低下的刘邦却能脱颖而出，使七国遗老遗少和许多恃才自傲的儒生大跌眼镜；令出身高贵，对刘邦瞧不上眼的项羽一败涂地，只能在“时不逝兮，奈我何”的悲歌声中自刎乌江。而刘邦创建的大汉王朝则以立国久远、疆域辽阔、经济振兴、政治开明、文化昌盛、社会稳定，无可争议地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期发展的高峰，为我中华民族之持久繁荣夯实了坚固的基础，令后世许多皇朝只能望其项背。

1.宽大长者，风却摧之

刘邦所处的时代，中国文化思想之主导，开始由战国的百家争鸣向西汉儒家的一统天下过渡。天下初定，汉高帝亟待树立王道治国形象。

在刘邦身上表现得较突出的优点是他对待不同意见比较宽容，即便称帝之后，还能允许文臣武将“日夜争不决”于庙堂之上；臣子敢于当面责备，他即使很恼火也能很快平静下来。对正确的批评，还能在发脾气后表示歉意，作为一代帝王做到这一点已十分难能可贵了。

反观大秦王朝，靠变法强盛并以武力征服六国，为求思想上的统一，采取极端方式，绞杀异说，焚书坑儒，自然就会不可避免地招致四海愤恨，众叛亲离。平民刘邦亲身经历了这一社会变局，十分清楚其中道理。他便利用：“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 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并首先取得了反秦阵营公推的领袖义帝怀王的信任。诚如《高祖本纪》所述：

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彪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彪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很清楚，义帝怀王是“卒不许项羽”而先“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他是厚爱刘邦的。 在这里，司马迁还借用怀王“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之说与前文“高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遥相呼应，并以此作为汉高祖最大的长处以区别对手。太史公对刘邦高度赞赏的心情已溢于言表。

谈到太史公所述刘邦“仁而爱人……” 之人品，郦食其、王陵等曾盛赞其“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对此，菜九段先生在其著作《古史杂识》*“论……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作了如下评述：

刘邦是与天下同利，项羽则专利己一人。……刘邦尽可能多地使天下人得益。这种待人之道，其傲慢于人无实质性损害，其推利及人，则给人极大的实惠。这也正印证了刘邦仁者之心之性。正因为有这种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归心，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尔。……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这个持续了数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菜先生之论可谓一矢中的，无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代枭雄刘邦也难免陷入“树敌者众，嫉恨者广”的怪圈。然而，因出身低贱，以无端小事而获千古骂名，恐怕是刘邦自己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2.“为天下安用腐儒”的道理

事实是，深受秦始皇迫害的儒士们，在当时的大变革中也大都愿意争相投靠刘邦，盼望发挥作用。无奈他们的“仁政理论”，在刘邦与暴秦和项羽虎狼之师的殊死搏斗中几乎无任何作用。刘邦虽然也反对焚书坑儒，但毕竟更认识法家的重要作用。战火燃眉之际，他对于儒生喋喋不休的说教，有时表现出不耐烦而采取“大不敬”的态度，本来也不难理解。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清楚，如果刘邦听信儒生“仁义礼信”之说，他就不会采用张良、韩信“兵不厌诈”之计谋，先烧栈道，再修栈道；更不可能在与项羽订立“鸿沟停战之盟”后，违心地接受张良、陈平诡计，背“出尔反尔”之名，乘项羽回师之际突袭楚军，进而剿灭项羽于垓下。

应能想见，统帅千军万马的刘邦确实有值得骄横的地方。他亲眼目睹了秦皇在自己战马下递上降表，盖世霸王自刎乌江，诸侯、王公望风而逃。他的确不是靠纸上谈兵打下的江山，他有足够理由迷信神威。他自谓“读书无用”，坦言“为天下安用腐儒”也确有其不可忽视的道理。

3.谈不上“忠、孝” 二字

谈到“仁义礼信”，有人可能会提及在楚汉对峙的荥阳前线，项羽以刘邦老父作为人质来威胁刘邦的那段故事。据《项羽本纪》记载：

……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即荥阳）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这里说的是，一天楚军与汉军又对阵于荥阳前线，项羽在军前架起一口盛满开水的大锅，同时将虏来的刘邦父亲刘太公绑缚在高高的瞭望台上，并穷凶极恶地威胁汉王说：今天你再不马上放下武器，向我投降，吾立即烹杀刘老太公。面对如此突发变故，刘邦愤怒焦急之余，立即冷静机智地回答楚军道：

吾与项羽俱北面授命于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乃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刘邦是说：他曾与项羽在反秦义军领袖怀王面前立下誓言，相约结拜为兄弟，共同西征秦都咸阳。于是，接着他镇定地对项羽说：吾父亲就是你父亲，你要必定杀害你父亲，别忘了分给我一杯羹汤喝。项羽听后十分恼怒，便想杀掉刘太公。楚军大将项伯急忙劝止霸王说：

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

项伯关于“烹太公”只会加深汉军对楚军仇视，“杀之无益”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项羽自然也心中明白，于是他便不再杀刘太公。多数人认为《项羽本纪》所述这段故事，是刘邦“无赖、无义”的显现，鲜见怒责项羽残忍者。其实对此事件应从更深层次进行考虑，我们应该看到当时特殊的恐怖危急环境，也应该看到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值得称道的。

此外，一般学者对沛公尊敬义帝怀王，曾大张旗鼓地为义帝发丧；而在此处，面对处于危机中的老父亲，却口出“分我一杯羹” 之做法表示不齿或质疑，认为这是刘邦之不孝之举。如《朝鲜国策》问云：“汉高祖忍于分羹，而为义帝发丧，岂移孝作忠之道？”对此，清代学者龚炜指出：“分烹、发丧，好歹俱无是心，只是把此心都倾在项王身上，讲不到忠孝二字。” ①

的确，回顾楚汉相争之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在对待各路义军名义上的统帅－－义帝楚怀王的态度和处理上，较之刘邦，项羽明显表现了低能弱智和暴虐无情。

在秦朝灭亡后，项羽得意忘形，分封诸侯时便不顾众怨，迫不及待地抛弃了自己的叔父项梁拥立的义帝怀王，还把他流放到湘水上游的蛮荒之地郴县（今属湖南）。更为天下共愤地是，当怀王委屈遵命渡江南行时，项羽又背信弃义，密令部属将义帝截杀于大江之中。铸成了项羽政治生涯中的最大失误。

反观汉王刘邦，不愧是“能谋善听”的“宽大长者”。在平定关中、挥兵东向的关键时刻，一位82岁的长者董公，建议他“抓住项羽谋杀怀王一事，大造舆论，以争天下同情”， 董公说：

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 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董公之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汉王欣然接受其建议，高兴地说：“善，非夫子无所闻。”并立即郑重其事地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 同时派使者奔赴各地，布告檄文于天下诸侯曰：

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显而易见，刘邦及时主动地抓住了这一政治机遇，有声有色地做足了文章。也无愧于怀王对自己“宽大长者”的评价和令其“扶义而西”等一贯的支持和信任。不管怎么说，汉王的做法是很明智大度的，应当属于无可厚非之举（以上见《高祖本纪》、《高帝纪》）。

王文升主任在其收集整理的民间传说故事“分食父羹”一文中，曾这样描述了刘邦处理当时紧急状况的想法：

……事后，有人问刘邦：“项羽要杀太公，你怎如此大胆地讨要羹汤？”刘邦说：“我与项羽相处日久，且又交战数年，摸准他的脾性。项羽这人，恃力好勇，但少智谋，当他置太公于死地时，若是我命众将冲杀争夺，项羽这小子，非要杀了太公不可。我用仁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才救出太公！”*

应该讲这是较为接近当时情况的一种传说。

明代学者熊尚文对此重大历史事件讲得更显直接了当和贴切，他说：

学者评论古人，每事要设身处地。当时太公被虏军中，汉王还得窃负而逃否？若欲曲求生道，非委身归命于（项）羽不可，而羽此时还肯（似鸿门宴时）纵虎，身贻患否？看来看去还只有这个侥幸万一的着法，再别无做手（办法）。②

诗仙李白亦有《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诗云：

伊昔临广武，连兵决雌雄。

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

翔云列晓阵，杀气赫长虹。

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

据实而言，当时面对如此紧急恐怖事件，刘邦所表现出的稳定的心态、超常的性格及大智大勇的应激做法，至今从反恐角度来看，亦值得赞赏和借鉴。

此外，据《樊郦膝灌列传》载：“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停），掳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夏侯）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项羽本纪》亦有类似记述。又据《汉书·高帝纪》所载，汉军兵败彭城，“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过沛，使人求家室，家室亦已亡，不相得。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坠二子。滕公（即夏侯婴）下收载，遂得脱。”一些学者常以其中“汉王急，推坠二子”等句作为刘邦无情不义的表现。其实，谁家父母不疼爱儿女，且不说关于《史记》上述记载之注释历来争议颇多，以刘邦危难中“使人求家室”及后来对待孝惠皇帝、鲁元公主之关爱，作为君父，较之历代帝王，刘邦应该无可厚非。再说，刘邦这里“常蹶两儿欲弃之” 应是有原因的。一则是，目标大，车负重，马停行，追兵急；与其同归于尽，不如让平民模样的子女下车，自行逃走，或可留得性命。一则是，做样子给滕公看的，以笼络其忠心冒死救己。诚如后世三国时刘备之摔其子阿斗以示赵云的故事。而滕公以后也确实做到了终生忠于刘氏皇室。

4.沛公并未拿郦生的帽子溲溺

当然，在对待儒生方面，如若果真如别人所说，刘邦曾经拿着儒生高高的帽子当溺器，即便是开玩笑，也确实有失体统。然而透露此说法者却是汉军中一名骑士。据《高祖本纪》、《郦生陆贾列传》载：

沛公引兵西，……过高阳，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杰。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愿从游，莫为我先（没人为我作介绍意）。若见沛公，谓曰：‘臣里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本来，从文中“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杰”句，便可看出沛公对人才的正确态度。刘邦果真如前节“彼以国士待我”文所述，接见了郦食其。事实是被义帝、诸臣和郦生共称为“大人长者”、求才若渴的刘邦也并未拿郦生的帽子溲溺，还与之交上了知心朋友，封号其为广野君。

这个骑士为何如此诋毁刘邦，已无法考证了，况且也无任何其他事实可以证明刘邦从前确实曾经这样做过。或许此骑士是内奸，故意诬蔑刘邦也未可知。甚至刘邦也不会想到，以后会因此流言遭到儒生们如此大的忌恨。

其实，在那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儒家并未为整个社会认可，别说刘邦“溲溺儒生冠中” 一句只是一传言，即便真是如此，较之同时代的秦始皇之待儒及后世帝王之令文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简直也是天壤之别。

实际上，刘邦也完全可以对儒生们隐晦地装装样子，注意点小节。或者靠“皇权神威” 像赢政、项羽那样傲霸天下，做孤家寡人，君临臣民、目空一切、功归于己、过推于臣，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事无巨细，广听建言，择善而从，闻过则改，虚心驭下。

尽管《史记》中刘邦有时表现得粗鲁无礼，难以理喻。如他还曾不只一次地骂郦食其为“竖儒”。 这里不妨再多介绍两句以明是非。除以上所述那次外，另一次则是在楚汉对峙的荥阳前线，汉军陷于困境之时，据《留侯世家》载：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宗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闾，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鉅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也。殷事己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燕、魏、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客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返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疆，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以上是说，汉军困急之时，郦食其向刘邦提出急封六国旧诸侯为王，以掣肘项羽的不合时宜的错误建议。好在其后张良及时赶来，向正在吃饭的汉王晓以大义，劝阻刘邦销毁印信未予实施。刘邦明白之后十分生气，“辍食吐哺”，怒形于色，于是就高声责骂郦食其“竖儒”。

然而，事过之后便很快风平浪静，沛公对郦食其依然十分尊重，两人仍情同手足。汉王对郦生如此，对其他贤者基本上也是如此。所以郦食其等儒生对刘邦及其创立的大汉王朝也一直是忠心耿耿，均为其建功立业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影响。

5.刘邦的人格魅力和弱点

不可否认，刘邦的嫚而侮人，甚至时而骂人，也确实招来了后世之众多非议。仔细阅读《史记》你会发现，在太史公的笔下，刘邦个性独特，形态可亲，其性格惊人地坦率，时而得意洋洋憨态可掬，袒露之情令人捧腹。应该说，刘邦这种从不掩饰和不留余地的坦白，也是其性格光明的一面。但是，他那时而过分的率直，又令群臣难以接受，尤其是故作道貌岸然的儒生。

刘邦对自己的感情从不善于掩饰，对人、对事的情绪往往一泻无余地表现出来。位极人主之后，对于骂人之弊，刘邦本人自然更难以有所认识。但他发脾气后，往往又能很快和风细雨，对臣属示以尊重，甚至装憨卖傻，开开玩笑。臣下自然而然不能不表示恭敬屈从。

只是刘邦的这些直率无心的做法，又可能容易示弱于反对者，使之有机可乘，敢于反悔攻击，流言蜚语也易于存在，甚至也不必担心遭受如后世帝王设立文字狱那样，给以致命性报复打击。而且，司马迁记述这些故事的本旨，恐怕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然会为某些反对刘邦的人留下口舌。在史界对于刘邦的这种人格特点的众多评论中，安作璋教授所述较为客观中肯：

刘邦的主要大臣中，大概除了张良之外，包括萧何在内，几乎没有不被他斥骂过的。魏王“豹”在归附刘邦一段时间后又叛离而去，当郦食其劝他再次归顺刘邦时，他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嫚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对“执子胥礼甚卑”的赵王张敖，他也是“萁踞骂詈”，因此几乎遭到贯高等人的暗算；而忠心耿耿的娄敬，就因为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直率地陈述了自己正确的但却不合刘邦心意的意见，就被刘邦骂为“齐虏”，还讥讽他是“以舌得官”。刘邦的动辄使气骂人，完全是封建帝王为所欲为的霸道作风。人们倒可以由此看出，在刘邦身上还没有罩上温情脉脉的纱幕。……在老父及群臣面前搞笑等近乎恶作剧的事情，恐怕也只有刘邦能做出来。司马迁委婉透露的刘邦 生活性格的侧面，乍一看是其缺点，但在刘邦身上表现出来，却并不给人以面目可憎的感觉。原因大概就在于，这种性格透出浓厚的人情味，说明刘邦虽贵为皇帝，但在他身上还没完全除掉来自社会基层的质朴和坦诚。同时更应指出，刘邦这些看起来仿佛是缺点的东西，并不掩盖他性格中另外一些讨人喜欢的内容，……刘邦性格的另一面在群臣中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使之如同磁石般地把灿若群星的英雄豪杰聚拢在一起，不计成败，义无反顾，群策群力，共逐一鹿，终于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③

安教授关于刘邦的“性格”，“……如同磁石般地把灿若群星的英雄豪杰聚拢在一起，群策群力，共逐一鹿，终于赢得伟大胜利” 的定位是十分公正和确切的。应当说是刘邦的“人格” 而不仅是“性格”的主流是正派的，特别是其率先于“丰西泽纵徒举义”的行动，亦肯定在深受暴秦压迫的人们中间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所以他才能得到地下反秦志士，如萧何、夏侯婴等基层官吏乃至旧贵族张良等广泛的尊敬和追随；也才能在包括樊哙、王陵、周勃、陈平、吕公等各阶层人士乃至像王陵母亲那样的广大基本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换言之，将“平民刘邦” 归属在“流氓、无赖” 行列，无疑是有失公允的。

6.“汉初布衣将相集团”的历史贡献

话说回来，古今君父、三军统帅，就其“性格、脾气” 而言，又有几人不曾蛮横无理，使性骂人？这种情况大家在新近的影视中也可以看到。正是由于集君主、统帅于一身的刘邦有这种不拘小节的随和及亲和力，才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汉初丰沛布衣将相统治集团”（史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之同心同德除暴兴汉的局面。千百年来，汉初这种局面备受推崇。人们将“丰沛”尊奉为“帝王之乡”，把刘邦作为值得敬仰怀念的明主。此情此景，在数千年帝王统治史上也并不多见。诚如南朝齐著名诗人谢朓在《齐敬皇后哀策文》中称颂云：

怀丰沛之惆廖兮，背神京之弘敞……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别张十三建封》曰：

尝读唐实录，国家草味初。刘裴建首义，龙见尚踌躇。

秦王拨乱姿，一剑总兵符。汾晋为丰沛，暴隋竟涤除……

试问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又如何，虽然有“兼听明君”之名，但在文坛仙圣眼中，他也不过只是一位“行比汉高祖刘邦”的贤君罢了。

说到“汉初丰沛布衣将相之局”，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其成因及事功做一简略介绍，并藉此探索汉初“帝王刘邦”与“平民刘邦” 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秦灭汉兴的几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政坛上出现了独具魅力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尤其是在刘邦的军事政治斗争生涯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鲜明。汉军、汉朝，从至尊天子到雄踞一方的异姓诸侯，从权倾朝野的丞相、重臣到威震三军叱咤疆场的统帅和将军，绝大多数出自社会基层，其中多数来自闻名的“丰沛”地区，故尔，历史上又称之为“丰沛布衣将相集团”。《丰县志》和《沛县志》等均收载宋代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之《丰沛怀古》（《沛县志》作《过沛怀古》)诗赞云：

秦世失其鹿，丰沛发龙颜，

王侯与将相，不出徐济间。

当时数公起，四海王气闲，

至今尚想见，龙光照人寰。

我来千载下，吊古泪如潸，

白云落荒草，隐隐芒砀山。

黄河天下雄，南去不复还，

乃知盈虚故，天道如循环，

卢王旧封地，今日设函关。

多数学者在盛赞“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千古功业时，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对该局中重要成员，尤其是其统帅刘邦的平民出身，却持不屑的态度。如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在论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及汉初诸臣如张良、张苍、叔孙通、萧何等出身时称道曰：

……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至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但他却又说：

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

可见，赵氏仍然无法摆脱儒家门阀观念。在刘邦集团中，张良、萧何等口碑俱佳，自不必言；对于所谓亡命之徒说，试问，立志替天行道以武力打天下者，有谁不将生死置之度外？

说到底，古往今来，“打天下坐江山”的开国元首，哪个不曾用过流落街头之“贱民”及“愤世嫉俗之士”乃至前朝所谓“盗匪、死囚”等亡命之徒？所以，赵翼之说未免失之偏颇。

近些年来，随着弘扬两汉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有关刘邦事功的研究硕果累累。学者们对“布衣将相之局”的认识逐步趋于统一。

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教授，曾将起义做倒秦运动的各地义军头领称之为“平民领袖”。④

何兹全教授指出：“古今人物中，有刘邦这种气度的人是很少的，他开创了平民天子布衣将相局面。”⑤

许辉教授评价：“‘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在楚汉战争，建立大汉王朝，完善典章制度，稳定统治秩序，确立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汉初政权等方面，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⑥

作者曾认真探索司马迁记述布衣刘邦的良苦用心，结论是刘邦少怀大志，从事反秦活动较早，可能在暴秦占领“丰沛”之先，便参加了当地反秦地下斗争组织，“丰沛将相集团”主要成员均来自这一组织。⑦

安作璋教授在论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事功时亦指出：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与刘邦本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变成现实，却是通过刘邦之手完成的，所以刘邦的活动也就成为布衣将相之局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出身的帝王，他对来自社会下层的那些布衣贤者（请注意“布衣贤者”这个词－－本书作者注)既没有项羽所抱的那种偏见，也没有陈胜称王后对故旧亲朋的那种傲慢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刘邦对布衣贤者就形成了超越任何其他人的吸引力，以致使各种出身不同、气质各异、才能和秉赋千差万别的人才，从不同渠道，通过不同形式，汇集到刘邦麾下。如此一来，汉军就形成了拥有布衣贤者最多的集团，不仅参加“丰沛起义”的亲朋故旧一直追随刘邦到底，而途中还有不少人从项羽和其他集?中陆续前来投奔。……这些布衣贤者之所以一经跟定刘邦就死心塌地、毫不动摇，是因为他们认定在刘邦那里可以找到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负的机会。这样刘邦与布衣贤者就组成了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朝气蓬勃的军事政治集团。在秦汉之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集团比较体察民情，善于利用历史机遇，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成为新一代封建王朝的创立者。布衣皇帝和布衣将相也就相得益彰地决定了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由于他们与社会下层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亲眼看到不可一世的秦皇朝在农民战争战火中灰飞湮灭，所以他们在制定汉初政策时能够多少考虑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不自觉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对汉初六十多年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③

安教授在上文中不厌其烦地用了六个“布衣贤者”。可以看出，其论述与周谷老“平民领袖”之说大概有些类同，的确恰到好处。然而，笔者认为安教授和史学界也应该将刘邦四十余年的平民历程，也明确定位为“布衣贤者”， 较之有史以来“坐天下”之风流人物而言，摘掉戴在刘邦头上的“无赖”、“流氓”等不公正的帽子是有必要的。这里，笔者所述诸史家之论“汉初丰沛布衣将相之局”的卓越功勋，似乎脱离评品布衣刘邦之主题，其实不然。平民刘邦与“布衣将相之局”之间是因果、鱼水关系，高祖刘邦与布衣刘邦也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出现及其不世奇功的建立也绝非偶然。如果说“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一棵参天大树的华美树冠的话，则布衣刘邦等数十年左右的平民人生历练就是这棵大树的躯干和根基。

况且，公正地讲，史界肯定“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之历史贡献这一事实本身，就已毋庸置疑地认可了其统帅－－平民刘邦，也应是当之无愧的“布衣贤者”和“平民领袖”。而标榜“品三国，必须品前汉风云人物”的品说家易中天先生，一方面极尽华美之词称颂汉家王朝，一方面则把其开国皇帝描述成无本之木，继而恣意品说平民刘邦为“吃喝嫖赌、性情放荡”， 恰似浪子回头，小人升天。这种做法已凸显其不负责任的态度。

7.给刘邦戴“反儒”的帽子有失公允

随着暴秦的迅速覆灭，禁锢思想意识形态，绞杀文化异学的秦朝之苛政、法规、刑律一夜间变成废纸落叶。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学思想重新活跃，汉初刘邦君臣还对震撼人心的“秦之教训”进行了值得后世称道的深刻反省，从而迎来了中华历史上政治文化的又一次繁荣。甚至各种反对派思想也得到生息发展。后世皇朝尤其是元、清两代专制帝王均无法与之比拟。

值得指出的是，布衣刘邦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贯反儒的。在对待儒生问题上，刘邦的思想始终是活跃进步的，其态度也在因时而动。

随着形势逐步明朗，包括儒生在内的各派贤达也大都来到刘邦身边。虽然他们均领教过刘邦的所谓大不敬，却都有感于刘邦的豁达大度，而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并成为知己。如刘邦的重要谋士，常居其左右的楚人陆贾经常在与他交谈时称引《诗》、《书》。刘邦便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当时陆贾还体会不到似后世帝王那样对臣子的淫威，于是便针锋相对地回敬：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一番尖锐却贴心的言语便打动了刘邦，“……高帝不择而有惭色”，转而向陆贾等人请教，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为《新语》。

－－见《郦生陆贾列传》

可以想见，司马迁在记述这段史实时，是深深为高帝的谦恭人品所打动了的。

在陆贾等人的启发下，也是因为巩固汉初政权的需要，刘邦的思想开始向儒学倾斜。为完善礼仪制度，儒生刘叔敬及百余弟子逐步得到重用。特别是在汉十二年十一月，即刘邦病死前几个月，在平息淮南王英布叛乱后的胜利归途中，刘邦还忍受着战斗创伤带来的严重伤痛，绕道曲阜，以皇帝身份在历史上第一次以隆重大礼祭祀儒学始祖孔子。如果他确实像始皇那样真心反儒的话，则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此举不仅彰显他自身高尚的文化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帝王尊孔的先河，这在中国儒学史上极具意义。它透露出一个也许当时人们还不完全理解的信息：“封建统治者已开始发现并认识儒学的价值，并愿与之结为同盟。”刘邦集团这一行动，对统一的以儒学思想为中心的汉文化之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前无古人的奠基作用。⑧

平心而论，身处社会空前动荡时代的刘邦对儒学的兴盛，尽到了他所能尽到的责任，给他戴上一顶“反儒”的帽子实在有失公允。再者，恐怕也并不代表儒家的主流本意。

诚然，汉高祖在世时未能将儒学作为汉家指导思想，但也未采取秦朝之文化专制主义，而是对各学派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千万不要忽略刘邦时代的重要意义，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昌盛和繁荣，确实起?了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对此，司马迁曾无限感慨地称颂曰：

……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汉兴，承弊应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见《高祖本纪》

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一定会令你无限倾慕不由自主地随之融入那个伟大的时代。

刘邦病逝50年后，强调维护和神化皇权的儒学，自然得到了急需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刘彻的重视和支持，武帝时代在成功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完成了汉王朝对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构筑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伟大贡献。人们往往将此归之于武帝，实际上，如果没有其先辈高祖皇帝的奠基之功，则无法想象刘彻能成此不世功业。

8.“独尊儒术”者容忍了戏辱刘邦之流言

董仲舒是西汉精通儒学的大学问家，在汉景帝时做过博士官。他看到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几次王国谋反事件，认为应当树立大一统思想。他顺应汉武帝政治上的需要，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又融入阴阳五行学说等及迷信思想，使儒家学说变成一种服务于封建皇权政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的理论。因而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汉武帝采用策问（考试）的方法，凡对策，公开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不取，独取董仲舒等儒生，都给好官做。……从此诸子百家被黜，儒学独尊。”*然而，尽管儒家们忠于汉武帝，却无法摆脱其学说之狭隘的“唯我独尊”思想的禁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于前朝乃至开国皇帝刘邦曾经有过的“不敬儒”之做法一直耿耿于怀。在排斥镇压了黄老学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后，他们容忍了恰恰是由于刘邦的宽容大度才形成的民间对刘邦人身侮辱谩骂之流言，尽管其中有许多只是宫廷倾轧中见怪不怪之事。

虽然《史记》对刘邦的记述也均是称颂有加，但却无法阻挡某些文人以隐晦手法将这些流言记入演义、野史之中，使之传留后世，甚至对太史公书进行随意篡改，更不必说民间夜话之类。俗话说“恶人不可得罪”，或许正是“作茧自缚”这个谶语也令刘邦难以逃脱被后世戏弄的命运。

9.人们总愿同情弱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邦之为司马迁称道并为史界公认的另一主要长处便是“能谋善听”。他虽然一言九鼎，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却总能虚怀若谷地广泛听从臣属的建议。宋代学者洪迈《容斋随笔》赞之曰：“事无大小，必谋之于众人。”即便是立废太子之家事，他也能倾听群臣意见，而不受爱妃戚夫人之左右。与唯我独尊的霸王项羽形成了鲜明对照。

可以讲，“丰沛将相集团”的军政大计虽然是通过刘邦发布的，但其中许多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张良、萧何、陈平等常出妙计良策，其中不乏诡诈狠招儿。据《汉书·高帝纪》载：

汉（王）遣陆贾说（项）羽，请（放回被楚军俘虏的父亲）太公，羽弗听。汉复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危）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十月汉军（背信弃约）追项羽至阳夏南，……十二月，围羽垓下。……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意思是说：楚汉双方在长期对峙消耗后，约定以鸿沟为界，罢兵言和，各归东西。此时张良、陈平意识到有机可乘，趁楚军因签和约失去戒备，移军后撤之混乱时，建议汉军立即全线跟踪追击，以猛烈攻势致敌于死命。刘邦接受了建议。虽然“兵不厌诈” 但汉军之行动必竟属弃义之举。然而后世极少有人责备张良、陈平狡猾阴险，却均剑指刘邦奸诈无信。

罪在上皇，功在臣属，同情弱者，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评价政治人物的一个特色。后世帝王则大都从“刘邦受侮”之史实中吸取了教训，无一例外地强化了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监督，并加大了对邪教异说的打击力度。

10.文人不可轻，人言真可畏

魏晋隋唐以来，儒学孝道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进入了鼎盛时代。各种矛盾加快激烈碰撞，落魄政要、失意文人、骚人迁客，对世间丑陋现象严重不满，自然要寻找话柄发发牢骚。

只是他们心里还清楚，当朝皇帝是骂不得的，指桑骂槐，攻击前朝帝王正可一石二鸟。这些自命不凡的劳心者，自然会把流传于民间抄本之中，曾对儒学大不敬的秦始皇、汉高祖作为攻击对象。

始皇赢政，本来便是个凶残至极的野种，焚书坑儒，世人皆知，自不必说；刘邦，外号刘三（易中天先生则为刘邦新命名为刘小），出身贫贱，市井流氓，包括父辈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的乡间老儿，凭什么五十多岁还坐上皇帝宝座？我等举人秀才`，学富五车，却只有受气的份儿，……既然你刘邦已成为众矢之的，不骂你骂谁？而私下则会骂杨坚、赵匡胤背逆篡朝，骂李世民逼父杀兄，说他们早先与刘邦一个样。

本来嘛，言及历代皇帝之阴暗缺失，没有一个不与骄纵蛮横，贪酒好色，锦衣玉食沾边的。于是刘邦便成了百姓茶余饭后夜话聊天时的热点人物，并经无聊文人不断润色，更编成剧本传唱千古，似乎成了真实故事，就连一些正直文人和历史学家似乎也不得不信。唐代诗人在《焚书坑》诗中就这样写道：

竹帛烟消帝业虚，?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真是文人不可轻，人言真可畏。这首诗影响很大，在许多人心目中，大汉王朝高祖皇帝已黯然无光，刘邦似乎真成了从不读书，粗俗无节的代表。

这种随意抹黑古代帝王的情况在汉人统治的朝代如隋、唐、宋、明肯定是有所收敛的，因当朝皇帝专制淫威，他们不会连这种打鸡骂狗的伎俩也看不出。就是能容忍，也是看到“戏弄刘邦”对于巩固其统治无大碍，符合当权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血统论。你们穷人闹腾吧，造什么反，瞧！布衣刘三就这下场－－笑料一个。

11.元曲《哨遍·高祖还乡》产生的背景和负面影响

然而到了元代乃至所去不远的清代，恐怕就大不一样了，攻击前朝皇帝的做法，甚至会得到当时的统治者－－蒙满皇室的支持。元曲《哨遍·高祖还乡》大概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套曲子是一位名叫睢舜臣的曲作家写的。其对刘邦的嘲讽和丑化可谓淋漓尽致：

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事无推故。这差事不寻俗，……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

〔耍孩儿三煞〕那大汉下得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煞〕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称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线，差发内旋拨我；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 ！⑨

今天，我们当然已无法猜测睢舜臣先生写此散曲的真实目的。有学者指出，原因可能是有些人对刘邦这个没有高贵血统的一介平民能够登上帝位感到心里不平衡，仅此是不够的。

不错，作为置身于蒙古皇帝高压统治下的各民族广大群众，能张冠李戴痛快淋漓地骂一通皇帝，管他是谁，更不要说是千年前的刘邦了，起码先解解心头之恨，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作为蒙古及满清统治者，在找乐子的同时，静心一想，不禁拍手叫绝，这不刚好歪打正着吗？看看，你们中原汉人皇帝就那个熊样，汉族就是劣等民族，必须由我高贵血统的蒙满族人来统治，……你们要骂宋朝皇帝赵匡胤、明朝皇帝朱元璋，我们才高兴呢！若骂我元朝开国元勋成吉思汗、大清高祖努尔哈赤，看我灭你九族。

实际上即使在今天，若采取元曲手法戏说搞笑铁木真或皇太极，肯定会遭到蒙古族和满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信你便试试，笔者敢保证，即便是口才极不寻常的易中天先生也不敢随意品说。或许这也是我国汉民族某些人物区别兄弟民族同志的一个标志。

元曲《高祖还乡》在蒙古皇室及后来清王朝刻意支持和渲染下广泛传唱，其对汉高祖的侮辱和恶劣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在剧中刘邦被描述成众人不齿，连邻里故旧都取笑的不懂书礼的流氓奸诈之徒。

难道这就是开创我中华民族大一统及两汉文化辉煌历史的汉皇高帝？可以想见，当时稍微有一点正义气节的人们，都会质疑元曲作者的险恶用心，只不过在元、清两朝的皇威面前不敢反抗罢了。必须承认，这应当是严重扭曲“微时刘邦”最重要的社会原因之一。

当你在《高祖还乡》 曲目之前开怀大笑时，你是否会想到此时统治者会比你笑得更开心。这不仅是对刘邦的侮辱，恐怕其中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成分。

令人不解的是，此曲至今仍可见于某中等教材之中。如果你再联想乾隆皇帝对某地区“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戏辱，大概对笔者要求将《高祖还乡》撤出相关教材之提议不会大惊小怪了。

近代伟大文学思想家鲁迅先生也恰恰是在留学日本时，看了一部电影之后才翻然悔悟的。电影描述俄日两国为争夺中国领土在我国东北打仗，双方均把中国人当炮灰，当俄国判中国俘虏绞刑时，许多看电影的中国人在赔笑或无动于衷。对此，鲁迅先生十分震怒，他说中华民族病了，医人不如医国，于是愤而弃医从文。而今我中华儿女，尤其是两汉文化发源地，中原淮海人民在谈笑刘邦之后是否应该有所感慨并深刻反思点什么呢！

12.还平民刘邦以真实形象

实际上，众贤臣辅佐的刘邦，并不是如章诗及元曲中所描述的玩闹和无赖形象。

事实是，刘邦父辈家境也并不贫贱，据《史记》及地方志载：其父刘太公在丰邑中阳里算是望重。对子女的培养更是十分用心、独具眼光。他不让孩子全部参加生产作业，刘邦自幼便与卢绾、萧何安心读书，就学于丰邑马公书院，学友间十分友好，成绩不俗，受到邻里褒扬。其弟刘交还被父亲送往外地。负籍向战国著名学者荀子的高才弟子，亦是当时的名儒浮丘伯先生学《诗》，刘邦本人是否师从浮丘伯无法考证，然而青年刘邦曾追随魏国反秦名士张耳，以及晚年命其子勤于学习则是事实。

再说，刘邦生长的故里丰邑，曾为深受暴秦东犯之苦的魏国臣民的避难居所。联想当时东西方对峙，天下畏?、反秦的历史背景，刘邦青少年受到的应该是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熏陶，在当地有较好的贤名。（见《韩信卢绾列传》、《楚元王世家》、《张耳陈余列传》及本书其他章节）

此外，众史家公认刘邦才智高远，头脑清晰，统帅能力强，也绝非偶然。萧何终生忠贞不二，举家追随刘邦自不必说；张良、韩信可谓人杰，韩信统百万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张良出身名门贵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均毅然跟定刘邦，矢志不渝，并发自内心地赞扬刘邦曰“知臣莫若君”。 还有纪信、周苛、郦食其等均对刘邦忠心耿耿并以死相报（见《 汉书·高帝纪》）。尤其是王陵的母亲，一位普通的老妇人，坚称沛公“长者也”， 视死如归，命王陵追随并跟定刘邦。（见《陈丞相世家》）这些决不仅是偶然和盲从。无怪乎，明代著名政治家、学者王阳明先生感叹曰：

丰沛之间，自昔多魁。若汉之萧、曹，使不遇高祖，乘风云之会，固将老终其身于刀笔之间*。

的确，作为当之无愧的“布衣贤者”，“丰沛布衣将相集团”的统帅，刘邦做到了日理万机，事必躬亲，战必亲征，甚至身先士卒，遍体创伤，团结将相，每战必胜，从而奠定了汉家四百年基业。如此伟功，没有青少年时代刻苦磨砺之坚强意志、良好品德及人格魅力是断难做到的。

在文采方面，他亲自手书颁发了不计其数的诏书、讨伐檄文等。汉（高祖）十一年春二月（公元前196年），权贵齐天的高祖皇帝还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求贤诏书”， 据《 汉书·高帝纪》载：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代代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己与吾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此外他还有著名的《鸿鹄歌》、《大风歌》等传世。据此，我们可以足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张良都感叹曰：“沛公殆天授。”不知中华五千年历史中间还有哪个“布衣、游手好闲者”能做得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业，更不要说如易氏所谓“小地方混混”了。

即使似陈胜，为情急所困，揭竿而起，能一时一呼百应，能长期笼络如此众多英雄鬼才，节节制胜吗？陈胜没有做到，起义不久便归于失败，其悲惨下场实际是司马迁所预示的那种草莽游民、不学无术者必然失败的影子。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太史公绝唱之奇妙，反而随意品评司马迁笔下之刘邦。作为戏说、野史无须赘说；作为史学著述评论，随声附和显然有失允当。

当然，让整个社会公正评价平民刘邦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仅靠少数史学家恐怕是不够的，时下说周瑜战秦琼有人围听，但大环境似乎还是能令文化人明白，没有人不知道对当代伟人是断不敢乱开玩笑的。复杂历史人物如刘邦正好被作为猎奇对象，也迎合人们无聊消遣，牢骚寻乐的需求。墙倒众人推，一人一口水也能把刘邦淹个严严实实，刘邦早已不再是威风八面的皇帝，已成为一个任人侮辱，无力辩解的弱者。看来，我们的确不能忽视并应充分发挥文化演艺界对传播历史的重要作用。

问题已十分清楚，文史学界对于禁锢在刘邦身上的所谓 “游手白徒”说，应明确诠释。如前所述，安作璋教授“布衣贤者”的提法值得赞赏，只可惜教授未将此提法定位在平民刘邦身上。

不可否认，建立了不世功勋的刘邦，的确是一个历史焦点人物，但在其身上存有太多的历史误解也是不争的事实。诚如近代著名政治家梁启超先生尝言：

皇帝中亦有伟大人物，与国体、政体上别开一个生面，如像……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魏武帝，都与一时代有极大关系。可惜他们的本纪作的模糊，影响整个的人格和气象完全看不出来。⑩

作为正直史学家，应当破除迷信，排除干扰，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刘邦，力争还其真实形象，使之更接近他所生活的那个伟大时代。

反过来说，若不分青红皂白一味丑化历史名人，实际是在侮辱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试问，当我们去黄帝陵、始皇陵、成吉思汗陵、西夏王陵等游览之时，见到的、听到的与在刘邦故里见到的或听到的游客的反映是一样的情况吗？总之，不管你承认与否，对平民刘邦的轻视和戏弄，已使我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大汉王朝蒙羞，给弘扬两汉文化事业的诸多方面带来了无法回避的负面影响。毋庸置疑地应当引起世人的重视。

要之，我国哲学思想文史界，应当公正地评价布衣刘邦，应该给予汉高祖刘邦以不低于唐太宗的地位，应当尽快为“平民刘邦”正名。相关方面也应该将重塑中华历史上大汉王朝开国皇帝的伟人形象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参考文献】

① 龚炜：《巢林笔谈》卷二。

② 熊尚文：《兰曹读史日记》卷一。

③ 安作璋、孟祥才：《 汉高帝大传 》，中华书局 2006年版。

④ 周谷城 ：《中国通史》，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

⑤ 何兹全：《刘邦其人和他的功业》，《刘邦研究》1992年，P1-3。

⑥ 许辉：《论刘邦的历史功绩》，《刘邦研究》1992年，P38-40。

⑦ 王尧：《司马迁记述微时刘邦的良苦用心》，《徐州史志》，1988（3），P58-62。

⑧ 孟祥才：《刘邦与汉初儒学》，《刘邦研究》1992年，P21-24。

⑨ 全日制高级中学《语文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P295。

⑩《粱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1.“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的背景

汉高祖刘邦以“能谋善听”著称于世，其用人之术也向来为人津津乐道。对此，他自己亦踌躇满志，尝言:“人杰矣，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界亦公认，在秦末义军众多领袖人物中，刘邦对贤达志士具有超越其他任何人的吸引力。

实际上，在司马迁笔下，刘邦与每一位能臣、勇将的交往，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和耐人寻味的曲折。其中均彰显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而在汉初布衣将相统治集团中，与刘邦关系最复杂，感情纠葛最难理清的，要属曾被刘邦于起义之初便委以驻守自己家乡“丰”地重任的雍齿了。

《史记》未专门为雍齿列传，据今江苏省徐州市相关地方志载：雍齿，沛县人。《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称雍齿“故沛豪，有力”。是说他曾为沛县豪强，蛮力过人。就是这个雍齿，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却在守卫“丰”期间，投降了魏国人周市。成为秦末汉初著名的“叛刘降魏”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他无异于在刘邦后院放了一把大火，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对整个反秦义军阵营和秦朝上下的震动都是可想而知的。故尔，笔者称其为“汉初第一大案”。对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除“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丰沛”（ 见《高帝纪》 )之外部条件外，司马迁还谈到“雍齿与高祖有隙”，“本不愿归属刘邦”。

至于事变的具体过程，《高祖本纪》则几乎没有作任何记载，《汉书》仅说事件发生后“雍齿”奔魏，后周市为秦大将章邯所杀，雍齿则杳无音信。《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也仅有雍齿“以赵将，前三年从定诸侯，两千五百户，功比平定侯”一句而已。是说雍齿后来又以赵国将领身份归顺了刘邦。至于它是如何成为赵国将领，亦不见太史公有所记述。除此之外，人们再也无法知晓雍齿的活动细节。

然而又是这个曾犯有“叛逆”罪的雍齿，在消失了近8年之后，于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史记》竟又让其名字突然出现在汉王朝封赏的功臣名单中。还说是：“急先封雍齿。”且仅提及名字而已。更恰似一团迷雾，使本来视“雍齿降魏”事件为一“疑案”的读者再次陷入困惑，大家不禁会对汉皇室“封侯雍齿”的做法提出种种疑问。相信深入探索解密该疑案内幕，应能成为关心秦汉历史的人们的热门话题。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刘邦先封雍齿的历史背景。据《史记》载：大汉王朝建立伊始，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稳定政局修复经济的压力十分严峻。

然而对高祖皇帝来说，最紧迫的压力还不在于此，而是如何安抚那一批在起义之初便跟定自己冲锋陷阵，战绩卓著的功臣。这些人整日仰望权贵齐天的汉家皇帝，内心难以平衡。他们在焦急地观察着朝廷动向，翘首以待与昔日的平民兄弟刘邦分享胜利果实。萧何、曹参等已经封侯，他们已饥不可耐，甚至在朝堂上发牢骚，下朝后则交流串联。其活动已对新皇朝构成了潜在危胁。如何妥善地对这批功臣进行嘉奖，并尽量减少后患，是汉王室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2.“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其实，古往今来新旧朝更替之时，每一个夺取政权的开国之君在立国之初都会面临如此问题。这里只是司马迁为后世留下的汉王朝处理此类棘手问题的一个范例。《留侯世家》便较翔实地记载了刘邦稳妥解决这一危机的全过程：

上（高祖）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平生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

上述记载是说：汉高祖已封赏二十多位大功臣，其余的则互相争功，私下交头接耳，却被刘邦发现。他便问：“这些人在说什么？”

留侯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在商量谋反呢！”

刘邦一听顿时警觉：“天下安定了，为什么还要谋反？”

张良说：“陛下来自平民，这些人跟你一道打天下，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已封的功臣像萧何、曹参都是你的老乡和亲信，而你所杀的都是平生所怨恨者。军吏虽然在统计大家的功劳，但天下土地就那么多，这些人便担心不可能全部封赏，还担心平时犯的过失若被抓住，可能还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在商量谋反呢！”

张良如是添油加醋的目的，现在是无法考证了，但经过张良这么一咋呼，刘邦果真犯起愁来，便向张良讨教解决矛盾的办法。于是，张良认真地问：“皇上平生最憎恨谁，而此人又是为群臣所知晓的？”

刘邦说道：“雍齿与我原先就有隔阂，还经常侮辱我，弄得我当众下不了台，我早想杀掉他，无奈他立功太多，所以不忍心。”

张良便说：“你就先封他为侯，以告示群臣。大家见雍齿这种人都能封侯，便会坚定忠于大汉的信心。”

接下来丞相、御史便按高祖旨意定功行封，并宴请功臣。群臣皆喜出望外。

3.刘邦的无奈与张良的才智

这便是发生在汉初政坛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表面看，主要涉及刘邦封赏雍齿等大臣之事，然而故事中刘邦与张良更像是在演双簧，受封人雍齿倒像是个局外人，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一句话，只是因为封赏功臣遇到了麻烦才想到了他。故事中刘邦与雍齿和张良之三角关系混混沌沌，让人读不懂，其中的疑点是很明显的：

这里，功臣们只是窃窃交谈，一向为人尊重的张良，何以便在皇上面前妄言他们在商议谋反？所以，此事件本身及张良之所为，常常被后人质疑。清代著名史家梁玉绳先生在其著作《史记志疑》一书中，作了深入探讨：

（该书）引邵氏《疑问》曰：“谋反何事？明语沙中，上方何语？良云谋反。岂诸将之不轨之情，先之良舆?未之信也！”引《史通暗惑篇》曰：“群下聚谋，俟问方对，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耶！且诸侯图乱，密言台下，犹惧告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然则复道之望，座沙而语是敷衍妄益尔。”引《评林》曰：“明茅坤云：沙中偶语，未必谋反也。谋反乃族灭事，岂野而谋者，子房（张良）特假此恐吓高帝，及急封雍齿，则群疑定矣！”

应该想到，张良对于汉初雍齿“守丰降魏”案及“封侯”的内情是了解的。只是此时，萧何、曹参、卢绾等一大批“丰沛”籍的将相均未露面，其原因是否与当事人－－老乡雍齿有关已无法得知。

唯独非“丰沛”籍的张良，看来他作为“汉初布衣将相集团”的核心人物，对雍齿是同情的，却又与雍齿不存在任何感情瓜葛。故尔，在此案处理的最后决策上，他肯定是为刘邦所倚重的极具影响的大臣。然而，张良在这里却更像是受众大臣所托，为之做说客。当然，他主要也是为刘家天下着想。张良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

至此，太史公才将汉室对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处理的结论托出水面。即雍齿有罪过，但功大于过。可这显然是个充满谜团的结论。

大家自然会追问：既如张良所言，刘邦一向爱憎分明，“所封皆平生所爱，所杀皆平生所怨”。从表面看刘邦对“雍齿降魏”也的确是怨得要命，而且此怨涉及汉初叛逆大案，于法于理，雍齿都是当斩之人，而刘邦亦发狠说：“我欲杀之。”何以非但不杀，还说雍齿功高，不忍杀之？

再说，对于先封雍齿，众臣也会责问或议论，雍齿之功为何？功高如何抵过？皇室当然也应明示天下，以令臣民心服。然而刘邦亦未如此去做，而是把对雍齿的怨和无奈都写在脸上，挂在口边。这似乎不是刘邦的性格，司马迁也没作任何交代。

尤其是雍齿，更像是平地蒸发，既不出来解释，也未见拜谢受封之恩，而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承受众臣民的误解和猜疑，并甘愿承担刘邦长期以来对之怨恨的责任。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雍齿躲避在何处，但可以想见，他内心深处或许有无限的委屈并藏有天大的秘密无法诉说。

4.“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

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学者对《史记》记述的汉初第一案的始末及结局表示过怀疑，鲜见人们留意《史记》中隐约透露出来的疑点。似乎雍齿确实做过“叛刘降魏”的悖逆之事，刘邦对雍齿之怨恨也顺理成章。这对雍齿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欲破解此疑案，探求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的内情和真相，当然要追溯到那烽火连天的秦朝末年。

“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在暴戾无道的秦王朝专制统治下，民怨沸腾，哀鸿遍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境内）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其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各地郁积已久，星罗遍布的反秦怒火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见《陈涉世家》）。

实际上，早在陈涉起义之几年前，经过充分反秦准备的刘邦，便在丰西泽（今江苏丰县王沟乡）精心策划了“纵徒起义”事件，公开走上了反秦道路。事后他率亲信在丰西、芒砀（今安徽省砀山县等地）山泽之间与秦军周旋，如同遍布全国的反秦志士一样，积极发展势力，等待时机。其影响所及，古沛国地区广大人民子弟纷纷前来投奔。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刘邦那里之后，他没有附从陈胜西攻咸阳，而是立即挥兵北进，……率领义军首先占领了“丰”地。在家乡父老支持下，队伍迅速壮大。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高祖本纪》对上述重大事件只是一语带过，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则记载，随刘邦自丰地起兵后获封侯加爵者，竟有十几人之多，被封为什方侯的雍齿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高祖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述了刘邦自“丰”地率兵进攻沛县等战役的情况：在萧何、曹参内应下，刘邦向驻守沛县的秦军晓以大义，并扬言要“屠城”，如此恩威并施，迅速完美地占领了沛县，势力大增。从此刘邦便号为“沛公”，进而攻陷湖陵、方与两县，军威大震。“回守丰”后，又依据“丰” 之城高池深，反秦基础好的优势，军民同心，同仇敌忾，一举歼灭前来围剿义军的秦朝大将，泗水郡监“平”（ 参见“关于刘邦起义”章）。

5.千钧重任托付雍齿

大获全胜后，刘邦命令雍齿率所部据守“丰”。自己则再率主力东征，以迅猛之势渡过微山湖，一举拿下薛城（今山东枣庄市）。并再败前来镇压义军的秦军大将，泗水郡守“壮”，刘邦部将曹无伤乘胜追击，生擒“壮”并将其斩杀。

毋庸置疑，刘邦此时将留守根据地的重任托付于雍齿，应能反映刘邦对雍齿的绝对信任。可以想见，刘邦义军离“丰”东征与父老乡亲告别时的难舍难分的情形。

然而，就在刘邦义军在薛城附近与前来围剿的秦军浴血奋战，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丰地，却骤然发生了令刘邦最不愿看到的军事政变。原魏国旧贵族，陈胜的部将周市，受命以复辟魏国收复魏国旧地为名，突然兵临刘邦故里和义军根据地“丰”之城楼之下（以上见《高祖本纪》）。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应该对“丰”与魏国之关系先作一简要介绍：在反秦烈火燃起之后，原六国旧贵族再也按捺不住复辟故国的欲望，如原魏国名士张耳在投奔“张楚”后便多次鼓动陈涉先分封六国的旧贵族为王。由于秦朝占领六国尤其是齐、魏、楚、燕四国时间并不长，所以旧贵族在其故国百姓中还有一定势力和影响。于是他们便急不可耐地在“应涉”的外衣下，忙着攻占被秦国占领的，自认为曾经属于自己的地盘。

周市此时便也借陈胜之名义(或受其指使)，带领军队忙着进行恢复魏国的战斗。《高祖本纪》载：“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率兵围丰，即言此事。在这里太史公虽然如此惜字慎言，但也将周市围丰的原因和背景说了个大概。只是陈胜派周市袭击刘邦故里和根据地的隐情和原因为何？倒是值得深思了(参见本书“刘邦起义”章）。

6.“屠城”之严峻威胁

只是周市的进攻并不顺利，于是他也采取诱降及威逼的两手策略，便派人对雍齿传话。据《高祖本纪》载：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

意思是说，“丰”从前是魏梁人民为避秦乱，东迁居住之都邑。现在魏军已经攻下数十城，你雍齿如果降魏，便封你为侯，若不投降魏军就要“屠丰”， 即攻陷“丰”后进行“屠城”。

眼见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太史公竟未对守城军民的反应作任何说明，便记述道：雍齿本来就不情愿归属沛公，此时周市招降，他便背叛刘邦，归属魏国了(以上见《高祖本纪》及安作璋《汉高帝大传》)。其叛降理由明显不够充分。

当然也可能在“丰”之城内，有一些群众本来便为魏国遗民，他们怀念魏国，看不起平民出身的义军首领刘邦，为周市做内应，从而促成了“魏军围丰”事件的发生。

不管如何，以雍齿为首的守丰义军当时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是：魏军包围了“丰”，周市已向“丰” 地军民发出了“降魏受封”的引诱，更发出了“不下则屠丰”的威胁。

这就是发生在秦末汉初的最著名的“周市围丰”事件，是刘邦义军举事以来，在刚刚取得一系列胜利之际，面临的第一次关乎义军生死存亡的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为帮助读者认识当时危机的严重程度，这里先把“屠城”的含义做一解释：

在那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战争之惨烈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不管是诸侯争战还是秦并六国，尤其是秦将白起、章邯，还有项羽之虎狼之军，兵锋所指，皆烧杀抢掠、城毁巷空、没有人烟，白骨遍野。被坑埋残杀的俘虏更不计其数。据《高祖本纪》载，即便是被众反秦义军公推为“宽大长者”的刘邦，在举义攻沛之时，亦曾将“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

不是也向故乡沛城军民发出过屠城的威胁吗？何谓“屠城”，看来无需解释了。

刘邦深知该词的血腥意义，他也不会不知道，雍齿守“丰”所肩负的重如泰山的责任：一则，丰地是义军的根据地；二则也是最重要的，丰地乃刘邦及丰沛将相集团许多重要成员的家乡故里。也就是说，刘邦义军将自己的父母、妻子、亲属、故旧的身家性命全部交予雍齿手中了。雍齿承担了如此信任，怎能用“雍齿本来与高祖有隙，不愿归属刘邦”作解释呢？

话说回来，面对周市“屠城”之严峻威胁，我们倒应该考虑雍齿在怎么想，丰沛将相集团的亲属该怎么想，他们恐怕都在焦急地苦思冥想妥善解决这一燃眉之急的办法。

毫无疑问，摆在雍齿及其义军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则为战，一则为降。

先说战：战事一开，雍齿若似纪信、周苛那样置生死于度外，率军英勇无畏地冲锋拼杀在前，肯定所有挑拨雍齿与刘邦关系之流言便不攻自破，但以驻丰守军的兵力，恐怕很难是有陈胜大军支持和派遣的旧魏国贵族周市的对手。况且城内也一定有人作为内应，其结果必然是城破人亡，玉石俱焚，惨遭屠戮之祸。这种结果肯定是雍齿、刘邦和所有丰沛集团成员及其亲属和拥护沛公的父老乡亲无法接受的。

再说降：若果真如《高祖本纪》载：“雍齿雅不欲属沛公”； 或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述，雍齿“与上有隙”，即与刘邦有故怨；或如唐代史家颜师古所谓：“雍齿每以勇力困辱高祖” 等说法属实。此时，的确是雍齿背叛刘邦的大好机会。“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自然顺理成章。那么刘太公和义军众将士及亲属，恐怕也是雍齿降魏的最好见面礼。然而义军将士及刘太公是否会愿意呢？以刘太公后来在荥阳前线大义凛然的表现来看，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在事件中也未见有人员伤亡。当然也有可能是雍齿为顾旧情与周市有约，以保全义军亲属性命作为降魏条件，只是这些看来合乎情理之事，太史公却未作任何交代。

7.诈降的决定是艰难的

我们明白了当时的紧迫形势，便完全能够推测到雍齿和父老乡亲是如何解决这一事件的大体过程。可以想见，忠于刘邦的将领和父老亲属在焦急地与雍齿商讨解决问题时的情景，而雍齿等也肯定会派人与刘邦联系，请示解决问题的指令。

刘邦此时却远在薛城、亢父*前线，在无法回兵救丰的紧急情况下，完全可能指使雍齿先诈降于魏。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当时通信落后，雍齿根本联系不上，那就只好与刘邦父母及相关亲属商定救人救城的两全之策，最终便无奈的做出了接受周市条件的决定。

然而做出这一决定对雍齿来说是很艰难的，因为在得不到刘邦指令之前做出如此决定，肯定要背负“叛逆”之罪名。以当时情况看，他不一定能得到刘邦的手令。然而为了拯救全城的父老，雍齿也就顾不得这些了，于是便打开城门投降了魏军。如此解释那段历史似乎才合乎情理。

接下来《高祖本纪》这样记载道：沛公立即回兵，“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及丰子弟叛之”。而事实是，此时刘邦义军是乘威而来，已是连克数城，并先后歼灭来犯的秦泗水郡“监”和“守”所部的胜利之师，为何在某些史家认为建制不大，仅为“乡邑的丰城”面前却屡攻不下呢？

不难想到，此时“丰”之守将并不再是雍齿，已换作有陈胜大军支持的周市了，而雍齿可能只是受制人的降将罢了；另一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义军众多亲属尚控制在周市手中，情况并不明朗。以沛公当时之兵力尚不能对周市形成足够威慑，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刘邦如何攻下“丰城” 解救父老乡亲的问题，暂且存疑（参阅后面“雍齿也是一个例外”节）。

实际上，雍齿诈降之决定恐怕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这其中可能包括刘太公。如果是依刘邦指令而为，那当然刘邦也知情，即便是这样，范围亦可能极少，不然周市何以会不知风声。因为周市若知是诈降，那么赤手空拳的义军之危险后果，恐怕更加不堪设想。

至于以后的情况，据《高帝纪》载：刘邦攻陷丰县后，雍齿，恐怕还包括部分义军，被周市劫持并随魏军逃亡也就不难想象了。再后来，在汉王刘邦平定魏、赵旧诸侯的战争中，雍齿或为刘邦做内应，进而立下“将功补过”之功，并回归刘邦麾下，也就没有悬念了。

如此说来，雍齿以“降魏”之策，为义军保存了众多亲人，确实是为刘邦立下大功，也才应是刘邦后来先封雍齿为侯的最根本原因。

8.同情雍齿的王陵被汉室晚封

那么，雍齿之如此有情有义之事功，为什么太史公却缄口不予记述，众文臣、武将，尤其是雍齿的众多丰沛老乡，也都讳莫如深、避口不言呢？

深入探研《史记》、《汉书》及其相关注述，还是找出了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些蛛丝马迹，“丰沛将相集团”中还是有一人敢于公开同情雍齿的。他就是众所周知的与刘邦关系特殊的亲密同乡，伺候刘氏三代天子，官居右丞相、汉惠帝太傅的安国侯王陵。太史公记述道：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厢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以死伏剑。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

－－见《陈丞相世家》

以上《史记》所载“项羽取陵母置军中”，要挟王陵不要投向刘邦。项羽派人告知王陵，王陵不得不派使者前往楚营，王陵母亲面对使者，大义凛然，以死相劝王陵“谨事汉王” 而被项羽残忍烹杀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尤其在刘邦故乡－－今江苏徐州地区，更是家喻户晓。王文升主任曾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他在“王陵丧母，刘邦痛哭”一文中渲染了这一发生在荥阳的楚汉争斗时的历史事件：

汉王刘邦派大将王陵与楚霸王项羽厮杀，二人战了数十回合，不分胜负，项羽鸣鼓收兵。王陵亦不乘胜追击，趁便收兵。项羽回营后，越想越窝囊：他自起兵以来，从没遇到过一个能这样抵挡他的大将。这大将是谁？项羽叫来心腹一问，知道这位大将名叫王陵，是丰沛人，便叹息道：“若要拿下荥阳，必须打败王陵 。”这时范增献计说：“项王莫愁，对付王陵不难。”项羽问：“有何办法？”范增说：“王陵最孝顺，如今他的老母在丰沛，你可派人将他母亲接到军中，然后派人告诉王陵，请他前来楚营，顺便逼降。”

王母明义达理，善良贤惠，对秦始皇的暴政一向痛恨，常常教育儿子长大后要为国分忧。当她听说项羽派人接她，十分生气，一见项羽便气咻咻地问：“你和我儿子打仗，接我这个老太婆来干什么？”项羽忍着怒火，说：“老太婆，你若写封信让王陵来探望你，劝他归楚，我保你母子荣华富贵！”王母顶他说：“我老婆子天生穷命，……您一次坑杀秦降兵几十万，那些冤死鬼到了阴间也不会饶你! 能保你自己荣华富贵吗？”项羽气急败坏地威逼道：“你写不写？”王母答：“不写！随你处置。”项羽没有办法，便令人替王母给王陵写了封信。

王陵接到信后，得知老母在楚营。细看字迹，却不是母亲所写，便生疑问。无奈楚使再三催促说：“将军不去楚营，老母定遭不幸！”王陵心如刀剜，来见汉王。

刘邦大惊，他与王陵是同乡老友，深知王母明理达义。想到先时，王母便曾对他说：“……男儿不能报效国家，岂不空长八尺身躯？”于是刘邦对王陵说：“古来忠孝难两全，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先孝后忠，你即去楚营，搭救老母为要！”王陵行礼致谢。张良止住王陵，问道：“将军，楚使所送尊堂信件是否亲笔所书？”王陵答道：“不是！”张良说：“若是假信，母亲并不在楚营，慌张前往岂不受害！为了稳妥，不如派认得老母的人，随楚使前去，若母亲在楚营，你再前往不迟。”王陵、刘邦都说是好主意。

刘邦使者便来到楚营。王母劈头问道：“谁让你来见我？”使者说：“汉王！”王母又问：“我儿知道吗？”汉使者说：“知道呀，是项羽派使者见到王将军，要他前来楚营见你。”王母再问：“汉王和我儿要你来干什么？”使者说：“怕上当，看您老人家是不是真在楚营，再让将军来见你，想法一定保全你的生命。”王母叹了口气，说：“我儿最孝，请你速回汉营，告诉我儿，就说项羽杀人放火、胡作非为、丧尽天良，我儿千万不要来，汉王有德，终能得天下，我儿跟定汉王尽忠，就算孝敬我了！”说着说着王母老泪纵横。汉使者正不知如何安慰，冷丁里只见王母突然拔出匕首，往自己喉管上一抹，血流喷射，顿时倒在血泊之中。项羽却还残酷地烹杀了王母。

刘邦得知此事后，想到自己青年时受到王母恩惠的件件往事，不禁泪如雨下，王陵亦嚎啕大哭，昏厥于地，待众人唤醒仍痛哭不已。使者趁机将王母所言传于王陵，说：“老夫人所以自尽，怕你救娘心切，贸然归来楚营，这才断你搭救的念头，让你忠心事汉。你要保重，不可有违老夫人之意，让她白白捐躯。”刘邦、王陵更是相拥大哭不已，只哭得三军将士个个落泪，王陵愤然说 ：“请汉王同意我出兵讨伐！”刘邦擦了擦泪，说：“老夫人大义凛然，为了大汉捐躯，……为长远之计，最近不可再战。不过，这笔血债，我们定要讨还！你的母亲就是我们汉军的义母！”王陵点头称是，告归军营。……后王陵终生事汉，成全母意。

刘邦正式称帝后，即命人将王陵老母遗骨移葬彭城西南二里的山坡上，即今徐州市云龙公园北门内：众呼“王母冢”；同时将王母冢附近的一条路称为“王陵路”，已沿袭千年，至今游人络绎不绝*。

多么感人的故事，多么伟大的母亲！刘邦初起之时能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威信实属不易（若平民刘邦属流氓市侩，恐怕难有此威望）。自此，王陵便率众从汉王，定天下，义无反顾地归顺了刘邦。只是在《陈丞相世家》中，司马迁又曰：

王陵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汉书》作“后封”，《补注》引：“周寿昌曰：最后始封。”)

以上记述虽极为简略，但还是可以看出：

一、王陵与刘邦、雍齿同为“丰沛”老乡，感情不同寻常。

王、雍的出身、人品相似。司马氏均言其与刘邦有隔阂，本不愿从高祖。然而，他们参加起义后，却均为刘邦重臣。

二、王陵仗义直言，与雍齿亲善，故很迟才封为安国侯。是这样吗？

从《陈丞相世家》的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隐隐感觉到，司马迁对于王陵的记述似乎显示出难言的矛盾。像是不能轻易地记传，可又无不记传的理由。因王陵身正功高，且官居右丞相，曾在陈平之先，虽不得吕后重用，但终生伴君的王陵也算得到了善终。为什么正直敢言的太史公却未为其专门记传，而仅是以极少文字，将其事迹放在陈平的《陈丞相世家》之中呢？难道王陵真是因同情、善待雍齿，才被汉室晚封的吗？

9.隐秘的就让它永远隐秘下去吧

笔者自三十多年前初涉刘邦研究以来，便对上述一连串问题备感迷惑，百思不得其解，直至近年，脑海中才开始有较为清晰的思路。那就是：

其一，雍齿事件虽为重情重义之举，但知情者极少，主要考虑防备周市发现诈降计划。

其二，因为此事件，毕竟属于用叛降之法解救亲人之下策。在事件平息后，作为义军统帅，自然有维护自身和军纪尊严的考虑，也肯定会以为没有理由和必要，将已被隐蔽起来的内幕，再去扩大知情范围，因为这种叛降行为有违起义之初，众反秦志士商定的军事法制和道德原则，同时也可能对刘邦的权威及义军在天下英雄面前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试想刘邦怎么可能面对三军将士，声称是自己为父母安全而同意部将采取诈降敌军之行动呢？所以对雍齿案便不能不将错就错了。隐秘的就让它永远隐秘下去吧，自然会有人安排雍齿理解圣意，代主担过，委曲求全，保持沉默，再也不要开口说话就是了。

当然，此事件可能在义军中有所议论，那也不过是传言而已。而且众将士若知内情，也会以大局为重，说不定还会感谢雍齿，谁还多说闲话找没趣，与统帅唱反调。至于史官如何记载，那就更不用说了。刘邦之御用史官自然会按皇室的要求写文著史，无可奈何地为朝廷脸面帮闲贴金。

那么需要承担责任的自然就只剩下雍齿了，王陵自然也会受到牵连。而在那忠臣以愚忠为忠的年代，作为臣子，莫说是承担替主担过的委屈，即便似大将周苛、纪信及重臣郦食其那样为刘邦赴汤蹈火者，也是前赴后继大有人在。

此事件作为范例，为后世忠臣报主开了先河，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国时“周瑜打黄盖”故事中描述的忠臣黄盖了，而雍齿却自此蒙上了降臣的罪名。

10.雍齿是一个例外

但真实的情况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以武力夺天下的帝王都不会容忍在开战之初，自己内部出现叛降敌军的行为，刘邦也是这样。请看起义之初便被刘邦封为左司马的曹无伤的下场。

和雍齿一样，曹无伤是《史记》之中记述较详的义军初起时的将领。他英勇善战，起兵之初就紧随刘邦，先后参与了攻占沛县、湖陵、方与、薛城、亢父之役。在薛城前线，曹无伤冲锋在前，活捉并斩杀了泗水郡守“壮”， 后随刘邦西征入关灭秦。然而在“鸿门宴”上，当刘邦得知曹无伤背叛自己，向项羽传送情报之后，便立即击杀了曹无伤。

实际上，如前所述，雍齿“叛刘降魏”之后，刘邦亦怒不可遏，立即率领连获大胜的义军回师攻丰，谁知从表面上看，他竟屡攻不下，犯上了大难。据《高祖本纪》载：

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及丰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攻丰。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汉书》作“还击丰，不下” －－作者注）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汉书》则为：“引兵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刘邦多次攻丰不能取胜，其焦急心情显而易见，还因此积劳成疾，应另有深层原因。主要是刘邦可能尚未搞清楚“丰城事件”真相，加之部分义军及亲属还控制在周市手中。而且，如果雍齿是诈降，处理则更为棘手，既不敢猛攻“屠城”，也不能示弱于周市而罢兵。只能围而不下，反复佯攻，炫耀武力。为的是保护城中义军及亲属。直至后来刘邦在攻占砀郡，得兵五六千人，加上项梁所助兵卒五千……，又重兵回击“丰”城，才将其占领，雍齿随魏败亡。

从当时刘邦对“雍齿降魏”事件的心急如焚之表现看，与其在“鸿门宴”后，立即斩杀曹无伤时的情绪相比，绝无两样。而与杀曹对照，在雍齿重归汉营后，刘邦也仅仅表现出对之时时抱怨，不仅未杀，还被封为“什方侯”。

看来雍齿是一个例外，“雍齿一案”的最大疑点也就在这里。对待如此重大叛逆事变的处理，《史记》所载刘邦之作为，显然无法让人理解。与司马迁所塑造的刘邦之一贯的人格特点及封赏惩罚原则也明显相悖。

11.使后世为人臣者毋效丁公！

的确，在太史公笔下，刘邦意志坚定，赏罚分明，对于自己起义队伍中叛变降敌之部属曹无伤的处理思路便十分清晰，其手法亦十分严厉。

可以相信，若雍齿果真曾为叛徒，面对义愤填膺的众将士，以刘邦对曹无伤之原则，也会立斩无赦。即便雍齿是主动回归，其降魏奔赵，继而又弃赵归汉的行径，则更会令刘邦等所不齿。

如若不信，你可以看看司马迁所述，刘邦对降将丁公的态度，恐怕就不会有所怀疑了：

丁公，楚军将领，以勇猛者称，为季布之娘舅，曾与刘邦多次在阵前相遇。一次丁公与刘邦杀得难解难分，刘邦眼看招架不住，情急之中便说了句：“两贤岂相厄哉！”丁公一怔，略加思考，随即放过了刘邦。

－－见《季布栾布列传》

显然，丁公之所为有如关羽之放曹操，有恩于刘邦。关于丁公放过刘邦之目的，自然已无法考证。但可想见，他肯定想到为汉王留条生路或许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其不忠于项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刘邦肯定领会丁公用意，或许，当时刘邦还真会私下里庆幸和感谢丁公。

然而，在汉胜楚败后，刘邦登临大位，便下令四处追捕楚军旧将领。丁公藏匿民间，看到刘邦大度，连其仇敌季布都赦而不杀，并委以重任。想到自己曾放过刘邦生路，何愁不得重赏，于是便大着胆子来拜见刘邦。谁知话还没说完，坐在朝堂之上的刘邦却翻脸不认人，立马下令将丁公斩首示众，并公开宣布：

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

－－见《季布栾布列传》

还明示，之所以对丁公处以极刑，是为了“昭告天下，使后世为人臣者毋效丁公！”从表面看，刘邦性格真是寡恩薄情，行为又如此乖戾。其实他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必须提倡臣下对君主的绝对忠贞，危难时应以死相报，终生侍奉一主。个中道理也不难理解，刘邦作为大汉王朝皇帝，不能再有个人恩怨。面对天下臣民，对叛逆不忠，背主偷生行为必须鞭挞而绝不能容忍。当然他对叛逆行为的处治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一切从维护刘氏统治集团的利益考虑。

12.“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为进一步探讨刘邦对此类问题的思路，不妨再举一个素为刘邦怨恨，处理方式却与杀丁公畔然有别，亦与雍齿案有所不同，刘邦不仅未杀反而重用的例子：

季布，以侠义武力著称于世，曾为项羽麾下一员猛将。他与刘邦多次在战场相遇，每次都把刘邦打得落花流水，刘邦对之恨之入骨。汉兴之后，刘邦悬赏千金购求季布头颅，同时严禁私人藏匿季布，“敢有舍藏，罪及三族”。季布四处躲藏甚至整容破相。一位同情者朱某，主动为之求情于刘邦亲信夏侯婴：

夏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某不以为然，对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言为上邪？”

－－见《季布栾布列传》

对朱某“臣各为其主用，职耳”之说，夏侯婴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便告知于刘邦，刘邦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深感汉兴之初正是收揽天下人心之时，赦一季布，可使更多隐于江湖的楚军将士自愿归顺。于是再次表现了自己的大度，立即下达了对季布的赦免诏令，并亲自召见安抚，好言劝慰，拜之为郎中。

果然，季布自此对刘邦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后辅佐惠帝、文帝，升任中郎将，官居河东郡守，勤政安民颇多政绩，有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司马迁还专门为他著文立传。

认清这些背景，我们便会从上述事例中进一步理解刘邦处理类似事件的指导思想。或许有人会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不是明确记述雍齿又立下了大功吗？

但笔者却不以为然，以刘邦之对丁公、季布之态度，他决不会容忍雍齿之一再叛主求荣的卑劣行动，更不会为其封侯，使其再立足于朝堂之上。因为不管雍齿如何忏悔，也无法弥补起义之初便背叛刘邦的罪行。

故尔，刘邦“先封雍齿为侯”的决定已表明：在所谓“叛刘降魏”大案之中，当事人雍齿的行为只可能是诈降之举。如是认识后，人们对王陵为雍齿仗义敢言，不仅未获罪，还一直深受刘邦信任的疑问也就可以理解了。

13.高祖皇帝，你活得好累

按古今常理，汉室也已诏告天下：最终封雍齿为侯。显然等于是为雍齿正了名，也就是为“汉初第一大案”平了反。

既然平了反，刘邦却又未说平反理由，还继续逢事必谈怨恨雍齿，而且再也见不到“什方侯”雍齿的影子。甚至有时刘邦还因之对家乡故里的一些乡亲耿耿于怀，如他直至晚年征伐英布，得胜返朝途经故乡之时，高祖还对“丰”流露出抱怨和无奈，据《高祖本纪》载：

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这种矛盾结局，显然又令太史公无法为其圆说，也是最让读者迷惑之处。或许这也是司马迁干脆对其细节不予记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们则应从此谜局中看到刘邦与雍齿之间存有某种难以诉说的隐情，深入探索并求解其中的疑点，对于正确认识刘邦及汉初政治格局抑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本书“丰沛情” 一节）。

话说回来，“汉初丰沛集团”在隐瞒了“魏人周市围丰”事件真相后，刘邦做出不杀雍齿的选择也是十分为难的。这等于在众将士面前给自己套上一副难解的枷锁。

欲知底里，不妨看看在开国创业中，沛公是如何又一次受到无法回避的危急对自己心灵的摧残的。或许世上真有“因果报应”，事隔不久，刘邦自己在战场上，竟阴差阳错地也遇到了一次可比同“魏人围丰” 恐怖的严重事件。

那是汉四年初（公元前203 年）发生在荥阳前线，楚汉双方激烈争斗时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由于楚军对汉军久攻不下，穷凶极恶的楚军在阵前摆出一口盛满开水的大锅，下面燃着熊熊烈火，他们将虏来的刘邦老父绑缚在阵前高高的瞭望台上。只见项羽高声威胁刘邦说：“今不急下（投降），吾烹乃翁。”

面对如此突发的恐怖危机，刘邦没有失去理智，拔剑而起，去与项羽去拼个你死我活，更没有屈服接受项羽罢兵的条件。而是以异乎寻常的镇静，坚定巧妙地与气急败坏的项羽周旋。情急之下，他仍能据理针对项羽的弱点，以带有嘲弄的口气回复楚军道：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意思是说﹕我父亲就是你父亲，若你愿意烹杀你父亲的话，请也分我点汤喝。对于刘邦坚不可摧的意志和让人哭笑不得的回话，项王气急败坏，欲杀太公。项伯亦劝项羽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

于是，项羽气愤之余顿时冷静下来，便未杀太公。就这样，刘邦压倒了霸王的气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以上见《项羽本纪》）。

在此次严重危机中，刘太公及刘邦妻子也毫不屈服，可见沛公一家为汉家大业已完全舍弃了小我。他们也以坚贞不屈的态度示威于三军，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在这里，沛公冷静成功处理恐怖事件的思路和方法，无疑为后世做出了典范（参见本书第一章：“谈不上忠、孝二字” 一节）。

可以相信，当刘邦突遇这一事变后，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发生在“丰邑”的“周市围丰事件”。 自然，举义之初义军的背景与荥阳大战时的汉军已是无法同日而语。当年驻丰军民势单力薄，面对强敌又必须立即决断。所以，雍齿和刘太公等才做出了别无二法的诈降选择。

只是事后刘邦对这种行为若不能容忍，即便似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又如何面对老父及家乡亲朋的求情呢？作为统帅，沛公真是难啊！即便贵为天子，也有本难念的经。

荥阳战役发生的一切对刘邦身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应该是促成刘邦下定决心，于最终又封雍齿为侯的重要原因。当然，此决定肯定也是在他与包括刘太公在内的极少数亲人、亲信知情者如张良、王陵、萧何等多次密商后才下定的决心。而司马迁采取不同方法，记述刘邦遭遇发生在“丰地”和“荥阳”的两次事件磨难的良苦用心之目的也算达到了。

像“荥阳恐怖事件”一样，“雍齿案”也一定给刘邦内心埋下了深深的创伤。以刘邦之重情重义，从心里应该是感谢雍齿的，他甚至会对以诈降而有功于义军的雍齿一直被蒙上降臣罪名一事时时感到内疚和不安。所以他才会在朝堂之上，嘉奖功臣时不由自主地说出雍齿“功高不忍杀之”的话来。

应该说“周市围丰”事件的结局是令“丰沛布衣将相集团”满意的。雍齿之成功诈降，避免了“屠城”的可怕后果，保全了义军有生力量，避免了家乡人民的牺牲和分裂。的确为汉家王朝的崛起立下了不世之功。“汉初布衣将相集团” 的成员们应该是心领神会的。这可能也是汉初文臣武将，自始至终不愿意对“雍齿降魏”的重大事件做更多评说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受伤害最严重的主要还是当事人雍齿，而刘邦不过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在汉皇室诏令封赏功臣、皆大?喜之后，或许刘邦作为帝王，可能会在暗地里庆幸自己略施计谋便可一石二鸟，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和大汉的体统，又安抚了雍齿和众多功臣﹔或许臣属们也可能在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后，故意佯作不知“雍齿案”之内幕。但在《史记》之字面背后，你肯定会隐约真实地感觉到司马迁的记述无时不在发人深省。

乍看起来，刘邦不杀“叛将”雍齿，反为之封爵一事，似乎表明了他对待亲朋故旧的大度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和谐。

只是，位极天子的刘邦，仅仅为维护尊严如此做作，不正表明他自己也是这一事件中的一位可悲的角色吗？相信读者在认真阅读《史记》后，都会发现一个无处不在的弦外之音，似乎在问：“高祖皇帝，你活得累不累啊？”

14.司马迁对雍齿抱有极大的同情

倒是雍齿这个悲剧人物，默默承担着所有的非议和来自天子的抱怨乃至千百年来人们的误解。

虽然，他立下了不世之功，却只能躲在一边做起了愚公，再也“不愿”站起来光明正大地说一句话。人们，包括司马迁也无法从雍齿口中得到一点资料。或许他已被封口不能说话，甚至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去也未可知。《史记》之令雍齿隐去的做法，其实与略写平民刘邦人生经历的目的和思路是完全吻合的。

事实是，司马迁本来也可以据实透露出“雍齿案”的真相以及皇室对之处理的内幕。只是他自己生活在汉王朝全盛的武帝时代，此事件已被尘封了多年，汉武帝也一定不会愿意改变先帝之定论。太史公自然也便无法明写了。

然而，司马迁也一定清楚，雍齿一人的委屈，换来的是多少将士的欣慰和感激，他何尝不对雍齿一案抱有极大的同情呢？司马迁虽然把雍齿隐藏在文章之后，却处处给读者以疑案当事人的感觉，这本身便是他对此案持否定态度的表白，而且他毕竟也已经给了雍齿一个好人好报和一个似乎能让各方面都能理解并接受的圆满归宿了。

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善良的人们未能感悟出太史公写史艰难之用意，只是一直在沿袭《史记》表面文字，以为雍齿与刘邦之间，真是早在起义之前便“有故怨”， 而相信刘邦表面上“数窘辱我”之说，相信雍齿真是叛逆小人。以致使本来顾全大局的雍齿只能一直含冤千年，这恐怕是司马迁等贤者始料不及的。

时至今日，相信热心秦汉史研究的人们，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定能逐步打开尘封的历史，还雍齿这个悲剧人物以本来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