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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

- “我花开后百花杀”

- 第一章　殉教者（1）

- 第一章　殉教者（2）

- 第一章　殉教者（3）

- 第一章　殉教者（4）

- 第一章　殉教者（5）

- 第一章　殉教者（6）

- 第一章　殉教者（7）

- 第一章　殉教者（8）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1）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2）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3）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4）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5）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6）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7）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8）

- 第三章　创始人（1）

- 第三章　创始人（2）

- 第三章　创始人（3）

- 第三章　创始人（4）

- 第三章　创始人（5）

- 第三章　创始人（6）

- 第三章　创始人（7）

- 第三章　创始人（8）

推荐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以当代国际关系重大事件——若非最重大事件的话——为背景的“政治小说”。劳伦斯·赖特显然做了大量而且深入的调查，努力向世人揭示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的台前幕后，尤其是基地组织过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与美国的怨仇渊源，其宏大的历史背景跨越了半个世纪。“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首先关心的是谁对美国发动了打击以及美国会如何应对。事件发生那天，我在日本国立防卫研究所参加会议，研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的美国东亚政策。当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目睹了由本书所描述的“巨塔”遭受飞机撞击的震撼性实况。这座“巨塔”拥有双塔结构，它是世界有名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将近二十年前，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多次登塔参观，先是被人陪同，后是陪同他人，以至后来对双塔结构轻车熟路。1990年在其顶楼所拍的一些照片，仍是我最喜欢的。看到熟悉的双子楼北楼被撞后产生的浓烟，我起初的反应是好莱坞梦幻工厂制造新片的实况转播，但播音员的声音却那么惊恐万状。首次撞击的六分钟后，另一架航班为175的美联航班机又撞上了南楼。这时，我向上海拨了电话：“世界变了。”世界可能没有大变。太阳依然升起，月亮照样降落。纽约人在市长朱利安尼带领下，发扬了高度的爱国心，含着眼泪清理了废墟，誓言在巨塔上重建美国的信心。那些打击美国的集团也没有变，仍在窥视下一次机会。2006年8月10日，伦敦破获惊天大案： 恐怖分子试图携带液体炸弹从希思罗机场登机，企图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掀起新一轮恐怖打击。之后人们坐飞机出行就多了些禁忌，因为手提行李不再允许携带液体。爆炸次日，9月12日，我回国，一起与会的美国同门师兄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却滞留东京多日，那是由于美国对全国空域实施了民航禁空。回到上海当晚，美国之音的采访电话跟随而至。知道这是全球直播，没有任何失误的余地，我对着电话讲了这样的话：“我代表自己与同我类似观点的中国人，向受害者家属、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哀悼与深切慰问。这次恐怖事件不仅是对美国的打击，也是对人类的打击。”（在被劫飞机上与被损建筑物中，可能有中国人和其他各国人员，他们都是无辜的。世贸大楼不仅是美国的，它连接着各国财经，在全球化时代它的意义超出了美国地域。）我继续说，“还有三句话告诫。第一，美国一定会报复，但反击一定要有事实依据，严防不必要的关联损失。如若不然，对美国损害更大。第二，美国自卫，一定要在国际多边框架之下进行。第三，尽管美国人多数此刻听不进，但作为朋友，还要提请思考为什么（受打击的）又是美国。”事实证明，这些提醒是有益的。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某种支持。尽管联军在阿富汗反恐效益有限，但其合法性未受太多质疑。但美国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根本精神。美国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从假定出发发动战争，实质上滥用了先发制人的使用原则。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伊拉克纵有千般问题，只要不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只要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伊拉克的命运还得由伊拉克人民自己来决定。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损害了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美国的日子也未好过。五年战争中美军直接死亡已过四千，以最保守的估计，美国为伊战而破费的财政开支早已超出四千亿美元。这个双“四千”或随时间延续转为双“五千”的后果，是共和党失去在白宫和国会两院的领导权，美国人民已经并将继续过上一段经济衰退的生活（这当然还有近来金融危机等原因）。极其严重的是，美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这使得2008年谋求总统竞选的美国政治家们个个高举“改变”旗号，人人保证以不同方式尽快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要说“世界变了”，那肯定有变。美国从二战所获得的国际尊重，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衰减，在“9·11”事件后更是加速损耗。肯尼迪家族在世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他近年曾愤怒批评布什外交写下美国建国以来整个外交史上最黑暗一页，而布什的反恐战争就是其外交国防的主旋律。作者赖特通过无数的面谈与查询资料，特别是对大量穆斯林人的面谈，试图去伪存真，串就大量貌似关联但又支离破碎的片段，其实他作为个人在担当美国政府每年花了几百亿美元税金所开展的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其任务之艰巨，工程之浩大，难为人们想象。我们有理由对他知难而上的敬业表示尊重。显然，作者比常人更多接近真实，但对于还在进行中的这场反恐“战争”，他不可能完全了解真情。对于赖特所不能串联的，他也只能以作家的想象，进行某种虚构了。因此，读者不必对其描写的一些细节过于较真，可能还是简单一些地欣赏赖特所描述的波澜壮阔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为好。译者张鲲和蒋莉将这部难度较大的作品再创作得妙笔生花，更有助于我国读者走进这段历史。如果读者们能够深思“为什么又是美国”这一问题为什么迄今在美国仍是禁忌，那对当今世界的体察就更见功力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

“我花开后百花杀”

——《巨塔杀机： 基地组织与“9·11”之路》推荐序我长期从事中东事务的报道和研究，早前侧重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层面来考察和分析中东问题，如阿以争端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纠葛，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和地区恐怖主义等等。在考量这些问题时，美国的位置和角色自然无法回避，但同时，美国并不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也不是被人仇恨的头号目标。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和海湾战争的爆发，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队涌入阿拉伯半岛，美国在中东的宗教和民族极端者眼里，已经取代以色列，成为第一号“撒旦”或是最危险的“撒旦”。而这意味着直接以美国为敌、跟美国人死拼的时代到来了。如果说，汽车炸弹在贝鲁特夺走200多条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的性命，只是表明有人想教训、遏制一下美国的不公平介入的话，那么，美国驻苏丹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同时被炸，则预示着反美主义已经从时间上超越了中东的历史恩怨，从空间上超越了中东的地域限制，从情感上超越了中东的土地和民族纠纷，被少数人有预谋地扩大为一场无所不在的反美/抗美超限战。这场完全以非传统方式发生、发展的反美战争，因“9·11”事件而登峰造极： 策划者以好莱坞导演都难以设想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集体自杀式进攻；执行者是西方奶水喂大的现代青年；战场直接开辟进美国的腹地；袭击者不分国别、种族、信仰以及男女老少地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这一切，使传统的中东问题突然间失去分量、被边缘化，而以美国为目标的超级恐怖主义则如蘑菇云般突升于地球上空，震惊世界，而且像半个世纪前的珍珠港事件一样，把在星巴克和拉斯维加斯享乐的美国人拖进了恐惧与黑暗，拖进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反恐战争。“9·11”事件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甚至是那么的荒诞而痛苦。然而，“9·11”大悲剧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基地组织如何会一夜间成为全美公敌、乃至世界公敌？美国为何招人仇恨？为什么又偏偏是本·拉登？这些疑问，是很多政治家及民众追问的谜团，也是考察中东政治的资深研究者试图破解的显学。然而多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始终无法圆满解答酿成这一旷世悬案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也没有看到令我信服的实证材料，所得结论大都基于一般逻辑，特定民族的气质、心理、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然后借助本·拉登等人的零星言行，以及对中东问题的综合分析而推断出一套看似合理的猜想。然而，猜想总归是猜想，直到通读完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 基地组织与“9·11”之路》这部书稿，我心中那些飘忽数年的悬疑，才有了着落。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将这部近500页的巨著交给我，本意是希望我写一篇序言，但事实上，阅读的过程变成了我学习、补课甚至是满足好奇心的难得机会。因为这实在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佳作，它吸引我在繁忙的事务中，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逐字逐句地精读了一遍。因为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情绪化的政治说教和反恐宣传读本，而是淡化了特定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直观考察。它既没有脸谱化地把本·拉登及其追随者描述为天生的变态杀人狂，也没有把追踪他并试图瓦解其巨大阴谋的美国情报部门探员拔高为民族英雄。作者仿佛一个超然冷静的观众，用平和的语调旁白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决斗。这本巨著，毫无疑问是相关领域中最好的话题之作，尤其在本·拉登何以成为恐怖大亨、基地组织何以成为美国的头号死敌、美国何以未能避免立国200多年来首次本土遭袭、中东何以成为恐怖主义沃土等方面，提供了最有新意和前沿意味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基地组织的思想基础、本·拉登的心路历程、美国情报部门的内耗和办公室政治、中东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纵横交错及传承发展，都被系统性地梳理出来，使我们看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等势力风生水起的客观条件和必然结果，并较完整地回答了世界性的追问： 谁催生了基地组织？谁导演了“9·11”事件？作者另一个旗帜鲜明的研究结果是，“9·11”悲剧的发生，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门户之见、利益争斗和相互封锁信息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可悲而可怕的官场政治造成防恐、反恐的盲区，最终使袭击世贸大楼的阴谋轻易得逞。这一教训，对全世界的政府部门而言都是足以镜鉴的。其次，本书完整地向我们披露了类似《指环王》中的魔都世界，即几批人，或几代宗教偏执狂在思考民族、国家、信仰、世俗生活和未来世界时走火入魔。他们既以“邪恶的”西方为敌，也以“堕落的”本国政府为敌；同时又不择手段地同在野力量角逐着、觊觎着庙堂的权柄，以期实现其心目中那个原本不存在、也必然与现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乌托邦，以至于突破所有文明与信仰的道德底线。其三，它具有一般纪实作品所缺乏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完全可以当作一部精彩的政治小说和市井剧本欣赏。本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人物性格鲜明、情节丰富多变，以中东百年历史为宏大背景，以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恐主管约翰·奥尼尔和本·拉登为代表的两股力量间的角力为叙述主线，将4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海湾战争、埃以媾和、萨达特遇刺、黎巴嫩内战以及纽约世贸大楼首次被炸等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用清晰、准确的方式，呈现了基地组织孕育、诞生和成长过程中多个关键人物的个人际遇与对社会的反作用。其中包括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祖师爷、埃及激进思想先驱穆罕默德·库特卜，埃及盲人教长奥马尔，埃及医生扎瓦希里，苏丹前议长图拉比，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和本·拉登，等等。在这部作品中，有关两个敌对主角奥尼尔和本·拉登的生活、家庭、经历和工作，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被刻画得细腻、自然，真实、可信。其四，这部巨著的成书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严谨的方法论范本。该书涉及的主要人物达86人之多，而作者开列的采访对象竟然接近700人！这近700人不是随便可以接触的街头百姓或同事、朋友，而是提供本书多数事实、或印证这些事实的各种直接当事人。既有一些国家的王室成员、高级部长、大臣和情报主管，又有安全、情报和反恐部门的一线人员乃至其亲人、情人，更有本·拉登等恐怖大鳄的家人、朋友、司机、保镖、部下、邻居甚至孩提时代的玩伴，其中，部分当事者经作者反复录音采访多达几十次。为了实地采访和考察，5年间，作者的足迹遍及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沙特、埃及、巴基斯坦、阿富汗、苏丹等国，且获得大量接近情报部门、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和大学图书馆内部档案的机会。此外，作者所列参考文献的种类约为160种。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新闻调查报道中求真、求实。而对于一些作者认为是事实但无法得到旁证的结论，则毫不吝惜地牺牲掉。读完这部获2007年普利策奖的巨著，估计没有人会说它浪得虚名。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都太精彩了。“我花开后百花杀”，借用黄巢的诗句，我觉得在这本书面前，其他的同类著作都只能黯然失色。前新华社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

第一章　殉教者（1）

在由埃及亚历山大港开往纽约的一艘游轮上，头等舱里一位瘦弱的中年作家、教育家赛义德·库特卜①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我到了美国之后，是像那些拿奖学金的普通学生一样整天吃吃睡睡，还是应该与众不同？”②他这样想道。“我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当时是1948年的12月。新世界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那是一个胜利、富有、自由的世界。而在他身后，则是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埃及。这位旅客以前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现在他离开也并非心甘情愿。这位神情严肃的单身汉身材瘦小，肤色黝黑，前额凸出，留着一撮比鼻子略窄一点的板刷胡。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容易招人冷落的孤傲。即便是在埃及炙热的太阳底下，他也宁愿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总让人觉得很正式。对于这么一个极度自尊的人来说，在42岁的年纪回到学校读书似乎有些纡尊降贵。然而，作为一个来自土壁泥墙的上埃及村庄的孩子，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当初那并不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他的文学与社会批评使他成为埃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是，这些批评也激怒了埃及恣意挥霍的独裁者法鲁克国王，他签署了对库特卜的逮捕令。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很同情库特卜的处境，急忙安排他离开埃及③。那时库特卜在埃及教育部做主管，工作非常轻松。政治上他是个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这种立场也是当时官僚中产阶级的主流思想。至于那些将会催生所谓宗教激进主义的思想，此时在他脑海里还没有完全成形。实际上，库特卜后来说过，在踏上这次旅程之前，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④，虽说他10岁就会背《古兰经》⑤，而他的写作近来也开始转向更为保守的主题。但库特卜和许多同胞一样，由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变得激进了；而昏聩的法鲁克国王与英国串通一气，这也让他极为鄙视。反英示威游行、各个矢志要将外国军队逐出国门的煽动性政治派系——也许还有国王——使得埃及备受折磨。库特卜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层政府职员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他那些直言不讳而影响深远的时事评论。虽然他从未跻身于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前列（这让他一直颇为苦恼），但是在埃及政府看来，他却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大敌。我特别感谢穆罕默德·库特卜回忆兄长时提供的大量素材。与约翰·卡尔弗特和吉利斯·凯普尔的通信也帮助我形成了对赛义德·库特卜一生的看法。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 从出生到殉教》，第194页。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他特别提到了当时的埃及总理马哈茂德·法赫米·努格拉希·帕夏。谢泼德，《赛义德·库特卜》，xv。穆罕默德告诉我，“有一个时期，他更倾向于现世主义。”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从他的装束，到他对古典音乐的钟爱，还有对好莱坞电影的喜好。他读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达尔文、爱因斯坦、拜伦和雪莱的著作，而且特别喜欢法国文学，尤其是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 从出生到殉教》，第139页。。但是，即便是在去国离乡之前，这吞噬一切的西方文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让库特卜深感担忧。尽管博学多识，他却把西方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资本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之于犹太教，法西斯之于民主，这些区别与库特卜心目中惟一最大的分野相比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分野的两端，一边是伊斯兰教与东方世界，一边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殖民拓展一直是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截然不同。二战结束时，美国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分歧持观望态度。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把美国视为反殖民主义的榜样： 这个被压制的民族赢得了解放，并且将曾经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个国家的力量似乎源于其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欧洲那些文化优越性或种族、阶级特权的观念。由于美国把自己标榜为移民国家，它与世界各国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也在美国国内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在亲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下，他们也更为倾向这个国家所宣扬的理念。因此，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让库特卜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很震惊，大有遭到背叛之感。就在他乘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口的时候，埃及和其他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将在一场战争指1948年5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为争夺巴勒斯坦而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史称第一次中东战争。——译者中最终败下阵来——这场战争确立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地位。阿拉伯人惊呆了： 这不仅是因为以色列士兵的决心和作战技能，更是因为本国军队的无能和领导人灾难性的决策。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羞辱对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当代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署命令将10万犹太难民送回巴勒斯坦之后，库特卜曾这样写道：“我恨这些西方人，我鄙视他们！所有的西方人，无一例外： 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最后还有美国人，那么多人曾经信任过的美国人！库特卜，“Aldhamir alamrikani”。”头等舱里的这个男人也有过浪漫的爱情，但他经历的主要是爱情带来的痛苦。他曾在一篇小说中略加掩饰地描述过自己一段失败的恋情；从那段感情之后，他就拒绝了婚姻。他说，在那些把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无耻”女人约翰·卡尔弗特，“‘不孝的孩子’”，第98页。中间，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不过他还是喜欢女人的——他和三个姐姐的关系就很亲密；但性欲让他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就以不赞成亲密关系的态度来保护自己，并把性视为获得救赎的大敌。他所体验过的最亲密的感情关系就是和自己的母亲法蒂玛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一个不识字但却非常虔诚的女人之间的感情。她把早熟的儿子送到开罗去学习。1933年库特卜2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在随后的3年里，库特卜在外省的好几个地方教过书，后来调到了开罗一个富足的郊区赫勒万，他就把全家接过来一起生活。他极度保守的母亲在这里过得始终不太安心。她总是很警惕；因为在赫勒万，悄然发展的外来影响比她以前住的小村子要显著得多。这些影响在她老于世故的儿子身上一定也表现得很明显。赛义德·库特卜在舱房里做着祷告，对自己的身份仍旧感到犹疑不定。他是应该“正常”，还是应该“特别”？是抵制诱惑，还是沉溺其中？是坚守伊斯兰教的信仰，还是将其抛在一旁，转而接受西方的物质主义和罪恶？像所有的朝觐者一样，他同时走上了两条征途： 一条向外，朝着更广阔的世界；另一条则向内，通往自己的灵魂之中。“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 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27页。他下定了决心。可是他立刻又自问：“我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心血来潮？”一记敲门声打断了库特卜的沉思。他的舱房外站着一个年轻姑娘；按照他的描述，她又高又瘦，“半裸着身子”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 从出生到殉教》，第195页。库特卜后来声称，该女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勾引他的特工。。她用英语问道：“今晚让我做你的客人好不好？”库特卜回答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床也能睡两个人呀！”她说。惊诧万分的库特卜猛地一下关上了门。“我听见她摔倒在门外的地板上，这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喝醉了，”他回忆道。“我当即感谢真主帮助我战胜了诱惑，让我能坚守自己的道德信仰。”

第一章　殉教者（2）

这就是库特卜——一个正派、骄傲、充满烦恼而道德观念极强的人。他那无人赏识的天分，日后将动摇伊斯兰教，危及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政权，并成为阿拉伯民族无着无落的年青一代的指路明灯；寻求着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这一代人，最终在圣战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库特卜抵达纽约港时恰逢美国的假日季节指从感恩节（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到元旦后的一段时间。——译者，当时的繁荣景象在这个国家是前所未有的麦卡洛，《杜鲁门》，第621页。。战后的经济飞速发展，每个人都在挣钱——不管是爱达荷州种土豆的农民，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还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如此多的财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模式的信心；在不久以前的大萧条时期，这种模式曾受到残酷的考验。失业这回事似乎和美国根本不沾边；根据官方数据，失业率低于4％，而从实际上说，任何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全世界一半的财富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约翰逊，《现代： 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第441页。。当库特卜漫步在纽约街头的时候，美国与开罗的反差一定让他觉得尤为苦涩。四处装点着节日的灯火，华丽的橱窗里摆满了他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东西——电视机，洗衣机——这些科技创造的奇迹充溢着每一家百货商店，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曼哈顿一座座崭新的办公楼和住宅大厦，肩并肩地填满了帝国大厦与克莱斯勒大厦之间空中轮廓线的空隙。市区和外围城区的许多大型住宅区还在建造之中，它们能容纳大批的移民。在如此充满活力与信心、文化融合达到空前程度的环境之中，树立起一个具体的象征物来代表业已改变的世界秩序，正可谓恰逢其时——这个象征就是俯瞰纽约东河的新联合国大厦。作为战争留下的遗产，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联合国这个组织上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不过，与任何一个单一的理念或机构相比，纽约这个城市本身就更为有力地代表着全球和谐的梦想。整个世界都在涌向纽约，因为这里是权力之都，金钱之都，也是可以带来变革的文化能量的所在地。这个城市里有大约100万俄国人，50万爱尔兰人，同样数目的德国人，不消说还有波多黎各人、波兰人和数不清的中国劳工（大多是非法的），他们也在这个好客的城市之中找到了庇护所。而黑人的人数也在短短8年里增加了50％，达到了70万。这些黑人也是难民，他们从种族主义的美国南方逃到了这里。在800万纽约人之中足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怀特，《这就是纽约》，第46页。，其中有许多人是从欧洲的大灾难之中逃出来的。纽约下东区许多商店和工厂的标志上都印着希伯来文字，大街上常常能听到意第绪语。对于库特卜这样一个憎恶犹太人的中年埃及人来说，这将会是个挑战；不过，他在离开祖国之前还没有真正见到过犹太人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对很多（也许是大部分）纽约人来说，政治与经济上的压迫是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而纽约这个城市则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谋生、养家、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因此，希望这一强烈的情感让这座城市保持着生机，而开罗却是个充满了绝望的都市。与此同时，纽约也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城市拥挤不堪、人们牢骚满腹、竞争激烈、风气轻佻，到处都戳着“客满”的牌子。呼呼大睡的酒鬼堵住了门口。市中心广场造型滑稽的房子装点着鬼气森森的霓虹灯，皮条客和扒手就在灯下逡巡。鲍厄里区的廉价旅馆出租帆布床，每晚只需20美分。阴暗的小巷里横七竖八地扯着晾衣绳。嚣张的少年犯成群结伙，像野狗一样在郊区游荡。对于一个英语只会点皮毛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的人来说，这个陌生的城市可谓危机四伏；而库特卜又生性沉默寡言，这使他与别人的交流愈发困难。他想家想得要命。“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在这个被他们称作‘新世界’的大工厂里，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思想和肉体都处在孤独之中，”赛义德·库特卜致安瓦尔·马达维的书信，见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 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57—158页。他在写给开罗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在这儿最需要的就是个能说话的人，”他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里写道，“不是谈美元、电影明星、汽车品牌，而是能就人类、哲学和灵魂之类的问题做一番真正的谈话。”到美国两天之后，库特卜和一个埃及熟人住进了一家旅馆。“因为我们的肤色和开电梯的黑人很相近，所以他挺喜欢我们。”赛义德·库特卜致安瓦尔·马达维的书信，见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 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95—96页。库特卜写道。那个人提出要帮两位旅客找点“乐子”。“对此他举了好些例子加以说明，其中还有性变态。他还给我们讲在旅馆的某些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甚至有过两男或两女搞在一起的。那些人让他拿几瓶可口可乐来。他后来进屋的时候，他们甚至连姿势都不动一下！‘难道他们不觉得羞耻吗？’我们问道。他觉得很奇?。‘这有什么羞耻的？他们不过是在享受生活，满足自己的特别需要罢了!’”这次经历以及其他许多见闻，让库特卜益发坚信乱交必然会导致性变态。至于美国自身，则刚刚因为印第安纳大学艾尔弗雷德·金赛与同事合作的长篇学术报告《人类男性的性行为》而深受震撼。这篇长达800页的论文充满了令人震惊的数据和有趣的评论，它就像一块击穿教堂彩色玻璃窗的石头，粉碎了美国所剩无几的维多利亚式假正经。金赛报告称，在抽样调查的美国男性中，37％的人有过同性恋行为并达到了高潮，将近一半的人有过婚外情，69％的人召过妓。金赛向美国举起了一面镜子，它反映出其国人不仅有着强烈的欲望，而且也对性感到困惑、羞愧、无能，有些人对性的无知则令人瞠目。虽然调查证明美国人的性行为形式多样，频率也很高，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几乎从来不讨论与性有关的问题，就连医生也是如此。金赛的一个研究者曾经采访过1000对没有子女的美国夫妇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47页。；这些妻子都还是处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生孩子。库特卜对金赛报告很熟悉库特卜，《在〈古兰经〉的庇荫下》，6： 143。“金赛”（Kinsey）在此书英文本中被误译为“McKenzie”。，并且在后来写书时引用它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人和禽兽没多大分别——“这群不顾后果、受了哄骗的人只知道肉欲和金钱。”库特卜，Majallat alkitab，第666—69页。可以预料，这样一个国家的离婚率会高得令人咋舌，因为“每当丈夫或妻子注意到一个光彩四射的新人物，他们就会猛扑上去，就好像这人儿是欲望世界之中的新时尚”。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 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85—186页。从库特卜的抨击中也能听到他内心激烈斗争的弦外之音：“一个女孩看着你，表面上她像是一个迷人的林中女神，或是逃离海底的美人鱼，可是当她走近时，你只会感觉到她内心中嘶喊着的本能，你能闻到她火热的躯体，但那气味并不是香水的芬芳，而是肉体，只是肉体。确实，那肉体很诱人，但也只不过是肉体罢了。”二战的结束为美国赢得了胜利，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刚打败了一个极权主义敌人，紧接着又要面对另一个远比欧洲法西斯主义强大、阴险的对手。“共产主义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悄然侵入那些贫穷的地区，”弗拉迪，《葛培理： 美国正义的寓言》，第236页。年轻的福音传道者葛培理Billy Graham（1918—），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常担任美国总统的顾问。——译者警告说，“如备受战争折磨的中国，还有动荡不安的南非。如果不能把这些国家从不信上帝者的手中解救出来，美国将在这个世界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一章　殉教者（3）

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也在美国内部进行着。联邦调查局不择手段的头儿J·埃德加·胡佛声称，每1814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共产主义者奥辛斯基，《弥天阴谋：乔·麦卡锡的世界》，第96页。。在他的督导下，调查局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一方向，开始挖掘颠覆政府的证据。库特卜来到纽约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已开始听取《时代》周刊资深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的证词。钱伯斯作证说，他曾参与过阿尔杰·希斯领导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作为前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希斯是联合国的创立者之一，当时还担任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被这个听证会所吸引，它给人们的恐惧提供了依据：共产主义确实潜藏在各个城市、郊区和隐蔽的基层组织之中。“他们无所不在，”奥辛斯基，《弥天阴谋：乔·麦卡锡的世界》，第97页。美国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断言，“工厂、办公室、肉铺、街角、私人商户——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能致社会于死地的病菌。”美国感到自己不仅身陷政治体制被取代的险境，更面临着宗教信仰丧失的危机。“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威胁最根本的一个特征，于是基督教遭到攻击之感就让整个国家本能地作出了反应。“不是共产主义死，就是基督教亡，因为这其实就是基督与敌基督之间的一场决战。”弗拉迪，《葛培理：美国正义的寓言》，第237页。葛培理几年之后写道。而在当时，这种情绪正是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的主流看法之一。库特卜注意到了这种开始左右美国政治的强迫观念。出于类似的原因，他自己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共产主义者在埃及要比美国活跃得多，也更具影响力。“我们要么就走信仰伊斯兰教的道路，要么就走共产主义的道路。”谢泼德，《赛义德·库特卜》，第354页。库特卜在来美国的一年前曾这样写道。他眼中的前景和葛培理的预期同样严峻。与此同时，他也在列宁的政党中看到了未来伊斯兰世界可以采用的政治模式对贾迈勒·班纳的采访。——后来他将要创立的政治体制。在库特卜充满激情的分析之中，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没有多大差别；他认为，这两者都只顾及人们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精神的层面。他预言，一旦普通工人丢掉了致富的幻想，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共产主义。基督教将无力阻挡这种趋势，因为它“就如同纯粹理想世界里的幻象”同前，第34页。，只存在于精神王国之中。而伊斯兰教却是个“完整的体系”同前，第51页。，它具备法律、社会规范、经济规则，还有自己的治理方法。只有伊斯兰教提供的模式，才能够建造出一个公正、虔诚的社会。因此，真正的战斗将最终显现出来：它不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较量，而是伊斯兰教和物质主义的斗争。而且，伊斯兰教必将取得胜利。毫无疑问，在1948年的假日季节，伊斯兰教和西方世界的这种冲突对大部分纽约人来说还很遥远。但是，尽管新的财富还在不断涌入这座城市，战争的胜利自然也带来了自信心，但人们对未来还是普遍感到担忧。“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当年夏天，随笔作家E·B·怀特这样评论道。“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这个岛屿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怀特此文写在核子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文中这种易受攻击的感觉在当时还不多见。“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他写道，“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怀特，《这就是纽约》，第54页。（译文引自《这就是纽约——E·B·怀特随笔》，贾辉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译者）新年过后不久，库特卜就搬到了华盛顿卡尔弗特，“‘不孝的孩子’”，第93页。，在威尔逊师范学院威尔逊师范学院于1977年和其他三个学院合并，成立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学习英语。“在华盛顿的生活还不错，”同前，第94页。他在一封信中说，“特别是我住的地方离图书馆和朋友们很近。”他享受着埃及政府提供的丰厚奖学金。“普通的学生每月180美元就能过得挺好，”他写道，“而我呢，每月的开销是250到280美元。”虽说库特卜来自上埃及的一个小村庄，他却在美国发现了“一种让我们想起丛林和山洞时代的原始之感”库特卜，“Amrikaallatiraayt”(b)。。社交聚会中充斥着虚伪的谈话。博物馆和交响音乐会虽然来者盈门，可是人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看或是听，而是出于一种狂热的、自恋的需求，要让别人看到、听到自己。库特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总之是太不拘小节了。他在写给开罗朋友的信中说：“我在这儿的一家餐厅里，前面坐着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穿着衬衣，前襟本该打领带的地方却印着一只橘黄色的土狗；他也没穿马夹，衣服后背上倒有一幅炭笔画的大象。这就是美国人对色彩的品位。还有音乐！这个话题我们还是留着以后再谈。”赛义德·库特卜致陶菲克·哈基姆的书信，见?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54页。他抱怨说，美国的食物“也非常怪异”。他曾谈到在学校咖啡馆碰到的一件事：他看到一个美国女人正往甜瓜上撒盐。他不怀好意地告诉她埃及人更喜欢放胡椒粉。“她居然照做，还说味道好极了！”他写道，“第二天我又告诉她有些埃及人喜欢在甜瓜里放糖，她觉得这样吃味道也不错。”就连美国的剪发方式也让他牢骚满腹：“每次从理发馆回来，我都要用手重新把头发梳理一遍。”库特卜，“Amrikaallatiraayt”(c)。1949年2月，库特卜住进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那儿的一个护士向他一一列举自己梦中情人的必备条件，让他极为反感。这个美国女人的热情举动已经叫他起了戒心：“她对自己的美貌十分了解——她的身体、容貌、勾人心魄的眼睛、丰盈的双唇、饱满的乳房、浑圆的臀部，还有光滑的大腿。她穿着能唤起原始性本能的鲜艳衣服，什么都不加隐藏，那令人兴奋的笑声和大胆的眼神更增加了这种感觉。”库特卜，“Amrikaallatiraayt”(b)。可以想象，库特卜当时肯定是一个叫人情不自禁的挑逗对象。2月12日，传来了穆斯林兄弟会最高指导哈桑·班纳在开罗遇刺的消息。库特卜称那天医院窗外的街道上一片喧哗。他问是不是在庆祝什么节日。“今天基督教在东方的敌人被除掉了。”库特卜称这句话只是“医生们自己说的”，而“这个消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从弟弟那儿了解的”。库特卜说医生这样告诉他，“今天，哈桑·班纳被杀了。”如果说1949年美国人在埃及政治上投入了许多，因此对班纳之死感到欢欣鼓舞，这很难让人相信。《纽约时报》确实报道了他的死讯。该报说：“哈桑谢赫“谢赫”（Sheikh）是阿拉伯语中对族长或部落首领的尊称，用于普通人身上时则已失去原来含义，可视为名字的一节。——译者的追随者狂热地忠于他，他们中很多人宣称，哈桑一个人就能拯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阿尔比恩·罗斯，“穆斯林兄弟会领袖在开罗街头上出租车时被杀”，《纽约时报》，1949年2月13日。但对于身处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躺在病床上的库特卜来说，这个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虽然库特卜和班纳素未谋面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但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声名。他们都生在1906年的10月，日子只差几天；都上过同一个学校——开罗一所名为达尔·艾尔乌卢姆的师范学校，只是入学的时间不同。和库特卜一样，班纳也很早熟，颇具领导才能，不过他还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928年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目的是要将埃及变成伊斯兰教国家。仅仅几年之内，兄弟会已遍布整个埃及，然后又扩展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为后来的暴动埋下了种子。班纳的声音湮灭之时，恰逢库特卜所著的《伊斯兰的社会公正》一书出版——这本书为他赢得了伊斯兰世界重要思想家的声誉。尽管库特卜也倾向于将伊斯兰教用于政治的观点，他却态度鲜明地与班纳的兄弟会保持着距离；然而，这位知识界同辈对手既然已经死去，库特卜皈依穆斯林兄弟会的障碍也不复存在。对于库特卜的生活和兄弟会的命运而言，这都是一个转折点。但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这位显然要继续领导伊斯兰复兴的接班人却形单影只地生着病；他远在家乡万里之外，没人知道他是谁。

第一章　殉教者（4）

说来凑巧，身在华盛顿的库特卜也并非完全无人注意。有一天晚上，詹姆斯·海沃思邓恩在家里款待他。詹姆斯是一位英国的东方学者，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向库特卜谈起穆斯林兄弟会带来的危险。他认为，这个组织在阻碍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据说他告诉库特卜，“如果兄弟会成功掌权，埃及将永远无法向前发展，而且会成为人类文明的绊脚石。”阿扎姆，“殉教者赛义德·库特卜”。随后他提出要将库特卜的新书翻译成英文，并付给他1万美元的版税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49页。；对于这样一本不起眼的书，这可真是一大笔钱。库特卜拒绝了。后来他猜想，海沃思邓恩可能是想把他拉进中央情报局。不管怎样，他说：“没等离开他那所房子，我就下定决心要加入兄弟会。”阿扎姆，“殉教者赛义德·库特卜”。但库特卜自己写道，他直至1953年才正式加入兄弟会。库特卜，《他们为什么要处决我？》。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位于丹佛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译者东北部，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农业社区。1949年夏天，身体逐渐康复的库特卜来到这里，在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现为北科罗拉多大学。学习。当时，这所学校被誉为美国最先进的教育机构之一。暑期开课对迈克尔·韦尔什的采访，有关格里利历史的情况大都由他提供；我还采访了佩姬·A·福特、珍妮特·沃特斯、肯·麦康奈罗、热姆·麦克伦登、易卜拉辛·因萨里、弗兰克·李·莱金和唐娜·李·莱金。时教室里总是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他们来这儿不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学历，也是为了享受凉爽的气候和附近山区的美景。晚上，学校遍植树木的公共用地上会举办音乐会、讲座、肖托夸教育集会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内容结合教育与文娱。因始创于纽约州Chautauqua地方而得名。——译者的课程，还有室外的戏剧表演。为了容纳这些额外多出来的课堂，学校搭起了一顶顶圆形的帐篷。库特卜在格里利待了6个月，比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待的时间都要长。格里利的生活，与他在快节奏的纽约和华盛顿的不愉快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美国很少有哪个地方能比格里利更符合对道德极度敏感的库特卜的胃口。格里利是1870年《纽约论坛报》农业版编辑内森·米克创建的，创立之初就是一个禁酒区。米克以前住在伊利诺斯州南部靠近凯罗的地方，位置在俄亥俄州与密西西比州交界处以北，也就是伊利诺斯州的“小埃及”一带。他意识到伟大的文明都诞生在河谷区域佩姬·A·福特，个人通信。，因此就在卡凯河和南普拉特河肥沃的三角洲地带建起了自己的居住区。米克希望通过灌溉将“美国大沙漠”变成农业天堂——埃及人自从文明之初就是这么做的。米克所在《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对他的构想给予热情的支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里利市很快就成为全美曝光率最高的规划社区之一拉森，《促成教育变革》，第5页。。最早在格里利定居的人并不是年轻的拓荒者，而是人到中年的中产阶级。他们来到这里时坐的是火车，而不是四轮马车或公共马车；他们也一并带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将成为未来城市典范的社区，它所依靠的是每一位定居者都必须具备的美德：勤奋、品行端正、戒酒同前。。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必然能建立起一个纯洁而繁荣的文明社区。确实，当赛义德·库特卜在格里利走下火车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丹佛和夏延美国怀俄明州首府。——译者两地之间最重要的定居点了。家庭生活是格里利社区的中心；这儿没有酒吧，也没有酒店，可每个街角似乎都盖着一座教堂。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以拥有全国一流的音乐系为豪，经常举办音乐会，爱好音乐的库特卜想必是乐在其中。到了晚上，讲演厅里会有著名的教育家来讲学。那时刚刚以小说《南太平洋的故事》获得普利策奖的詹姆斯·米切纳佩姬·A·福特，个人通信。也回到这里开设写作研习班，1936年至1941年间他曾在该校学习、教学。无意间，库特卜终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社区；他最为珍视的所有追求，在这里都得到了颂扬：教育、音乐、艺术、文学，还有宗教信仰。“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城叫格里利，它美极了，实在是太美了！”库特卜，“HamaimfiNewYork”，第666页。来到格里利之后不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每一座屋子都像是鲜花盛放的大树，街道就好似园中小径。你能看到屋子的主人们在闲暇时间里辛勤劳作，不是洒水浇花，就是修枝剪叶。看起来，他们闲暇时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纽约令库特卜反感的那种快节奏生活已经远在天边。那年夏天的《格里利论坛报》登过这么一篇头版报道，说有只乌龟成功地穿越了市中心的一条街。不过库特卜很快发现，即便在格里利这么平静的表面之下，也有令人不安的潜流。学校往南一英里有个名叫“花园城”对迈克尔·韦尔什的采访。的小社区，那儿到处都是酒吧和酒店。在这个地方，格里利绝对戒酒者的主张根本行不通。这个小镇的名字源于禁酒令时期；那时，本地的私酒贩子会把酒瓶子藏在西瓜里，然后把瓜卖给学校的学生。每逢聚会，学生们就会光顾“花园”，好弄点货作为储备。格里利清醒的表象与花园城暗中纵酒的丑行是如此天差地远，这一定让库特卜非常吃惊。其实，美国禁酒运动的失败让库特卜十分鄙夷，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没能在精神上坚守戒酒的承诺，而只有伊斯兰教这种无所不包的体制才有望取得成功。美国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有色人种。在曾经去过的某个城市（他没有具体说是哪里），他亲眼目睹一个黑人遭到一伙白人暴徒毒打：“他们不停地用脚踹那个黑人，直到他血肉模糊地躺在大街上。”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81页。可以想见，这位黑皮肤的旅客在美国感受到了怎样的威胁。即便是格里利这个风气自由的居住区，也因为种族偏见引起的恐惧而变得颇为紧张。城里很少有黑人家庭。而经过一场战争（是役有14名骑兵阵亡，格里利的创建者内森·米克也被割去了头皮吉夫斯，《在十面旗帜下：科罗拉多州韦尔德县的历史》，第156—157页；对迈克尔·韦尔什的采访。）之后，当地的大部分尤特印第安人都被赶出了科罗拉多州。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劳工被引入该州，在田地和屠宰场劳作。虽然城里禁止墨西哥人在天黑之后逗留的标牌已被摘掉，但天主教堂仍然给有色人种单独设了一个入口；他们进来后只能坐在楼上。在法院后面的漂亮公园里，英裔美国人总是呆在南边，西班牙裔的则呆在北边。在如此紧张的种族环境下，学校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所处的地位很令人不安。来自非洲、拉美、亚洲的学生以及一部分夏威夷学生组成了国际俱乐部的核心，库特卜也是其中的一员。学校里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中东社团对赛义卜·达贾尼的采访。，团内有新近逃离巴勒斯坦的难民，还有几名伊拉克王室成员。总体而言，格里利的居民对他们都很友善，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聚餐、共度节日。有一次，库特卜和几个朋友被一家电影院拒之门外，因为影院经理误以为他们是黑人。“可我们是埃及人，”对赛义卜·达贾尼的采访。一个朋友解释说。经理当即道歉，还请他们进去，但库特卜拒绝了。黑肤色的埃及人可以进电影院，而美国黑人却不得入内，这让他感到恼怒。

第一章　殉教者（5）

尽管城里的气氛很紧张，但学校在种族问题上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暑假课程期间，会有大批南方黑人师范学院的学生来到格里利，不过在正常上课的月份这里却只有寥寥几个黑人学生。校橄榄球队明星杰米·麦克伦登就是这少数的几个黑人学生之一。他是国际俱乐部的成员，和一个巴勒斯坦学生同宿舍。因为格里利的理发师拒不为他服务，他只好每个月开车到丹佛去理发。最后，几个阿拉伯学生陪他一起去了当地的理发店，然后就待在那儿不走了，一直等到理发师替麦克伦登剪过头发才离开对易卜拉辛·因萨里的采访。。后来库特卜写道：“种族主义让美国从山顶滚落到了山脚——还把人类的其他成员一起拖了下来。”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69页。对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来说，1949年的橄榄球赛季可谓沮丧不堪。身上有伤的麦克伦登整个赛季都只能在场外观战，球队则赛一场败一场，在和怀俄明大学的比赛中还输了个令人难忘的103比0。目睹美式足球的场面，只不过是证实了库特卜原先的看法：这种比赛太原始。“脚在这种‘足球’赛中根本不起作用，”库特卜，“Amrikaallatiraayt”(b)，第1301—1302页。他这样写道。“相反，每个球员都拼命用手去抢球、拿着球猛跑，或是把它扔向球门；而另一方的球员会使出一切手段去阻止他，可能会踹他的肚子，要不就猛力把他弄得断手折脚……与此同时，球迷们则在大喊‘扭他脖子！敲他脑壳！’”不过，对这个孤独的埃及单身汉来说，真正的威胁还是女人。与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定居点相比，格里利所表现出的女性审美特征都要强烈得多。这个城市从来没住过矿工、流浪汉或是铁路工人，这些人生活的世界之中基本都没有女性；从一开始，格里利的居民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女性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座座温馨的房屋前都有宽敞的门廊，便利的商店里货品井然有序，样式美观的公立学校，低矮的建筑，还有相对自由的政治氛围。不过，女性影响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地方，还是教育大学本身。在秋季学期注册入学的2135名学生当中，女性占了42％；而在当时，美国全国女性的平均入学率只有大约30%。学校里没有工商系或工程系，主导全校的3个杰出学院是教育、音乐和戏剧。来自丹佛和凤凰城的都市女郎、来自农场和平原牧场的乡下姑娘，还有来自山区小镇的女孩——她们之所以都受到这所学校的吸引，不仅是因为它全国皆知的名气，也是因为女性在这儿的校园里能得到享有权力之感。在这里，在环抱着大片公共用地的黄砖墙建筑之间，来自西部的女孩子们品尝到了大多数美国女性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充分享受的自由。在这个偏远的西方小镇，赛义德·库特卜接触到了先进的思想。就认识而言——对自身、自己的社会地位，当然还有与男性的关系——他所遇到的美国女性比大部分同时代女性都要超前得多。“性关系只不过是个生理问题，”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94页。学校里的一位女性对库特卜解释说。“你们东方人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非要把道德因素加进去。公马和母马、公牛和母牛、公羊和母羊、公鸡和母鸡——它们交配的时候谁也不会去考虑什么道德后果。这样一来，生命就能延续下去，简单、轻松，而且自由自在。”在库特卜看来，这番话出自一个身为教师的女人之口无疑更具破坏性，因为她那不道德的人生观会教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当年夏天库特卜开始了学业，旁听一门基础英语写作课程。到秋天，他已经对英语有了足够的信心，于是就试选了三门教育学的研究生课和一门演讲技巧课。他决心要熟练掌握这门语言，因为他暗自怀着一个目标——用英语写一本书。1949年秋天，仅仅在来到美国一年之后，他就在学生文学杂志《支点》上发表了一篇随笔，题为“世界是个不孝的孩子！”。仔细读一读这篇古怪而又令人不安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库特卜在语言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埃及有个古老的传说，”他写道。“智慧与知识之神创造历史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习字本和一支长笔，对他说：‘去这个世界上走一走，把你看到或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历史照着神的吩咐做了。他遇到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她正在温柔地教一个小男孩学习：历史震惊不已地看着她，然后仰面对着天空大喊：‘她是谁？’‘她是埃及。’他的神回答。‘她是埃及，那个小男孩就是世界……’古老的埃及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仰？因为他们非常先进，他们拥有的文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伟大。其他民族还住在森林里的时候，埃及就已经是文明社会了。埃及教会了希腊，希腊又教会了欧洲。小男孩长大之后又怎么样了？长大后，他抛弃了他的养育者，他仁慈的养育者！他打她，还企图把她杀死。我很难过。这不是什么修辞手段。这?事实。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来到这里（可能就是联合国），请求英国归还我们的权利，世界帮着英国与正义为敌。当我们来到这里，请求制裁犹太人，世界帮着犹太人与正义为敌。在阿拉伯与犹太人的战争之中，世界也帮着犹太人。噢！多么不孝的世界！多么不孝的孩子！”库特卜比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年长不少，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与别人保持着某种距离。学校布告栏里有一幅他的照片，那上面的他正在向校长威廉·罗斯展示自己的一本著作。照片说明中对库特卜的标注是“著名埃及作家”和“著名教育家”，因此学校的老师们对这位同行肯定颇有几分敬意。不过，他交际的主要对象还是外国学生。有天晚上，阿拉伯学生举办了一次“国际之夜”活动，他们准备了传统的阿拉伯食品，库特卜则以主人的身份向来客解释每道菜的来历对易卜拉辛·因萨里的采访。。没有活动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他的唱机听古典音乐对赛义卜·达贾尼的采访。。城里每周都有几次波尔卡舞会和方块舞会，学校会请来知名的爵士乐队。那年最流行的两支舞曲是《多么迷人的夜晚》和《巴里哈》“BaliHai”在音乐剧中指的是一个幻想中的迷人岛屿，和现实生活中的巴厘岛并无关系。——译者，都出自根据米切纳的小说改编的音乐剧《南太平洋》，当时在格里利的广播电台想必是频频播放的曲目。大乐团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摇滚乐此时还没有出现。库特卜在书中写道，“爵士乐是美国的音乐，创作这种音乐的黑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原始本能——他们喜爱噪音，让人性欲勃发的东西最对他们的胃口。”库特卜，“Amrikaallatiraayt”(b)，第1301页。这说明他难免也受到了种族歧视观点的影响。“如果没有吵闹的歌唱相伴，爵士乐是无法让美国人满意的。随着音量的提高（让耳朵难以忍受的痛苦也随之而来），观众的情绪也越来激动；他们的叫声越来越高，手掌越拍越响，直到你什么都听不见。”

第一章　殉教者（6）

学校在星期天不供应膳食，学生们只好自行解决。很多国际学生，包括像库特卜这样的穆斯林，星期天晚上会到教堂去。格里利的50多家教堂在礼拜仪式之后都会供应简餐，有时还举办舞会。“舞厅装点着黄、红、蓝各色彩灯，”同前，第1301—1306页。有一次库特卜回忆说。“留声机里狂热的音乐让整个房间都在震动。舞动着的光腿挤满了大厅，胳膊搭在腰间，胸脯抵着胸脯，嘴唇触着嘴唇，房间里充斥着情欲的气氛。”牧师带着赞许的神情欣赏着这一切，甚至还调暗了灯光，以增添浪漫的氛围。接着他放了一首名为《宝贝，外面很冷》的曲子，这首俏皮的情歌出自当年夏天埃丝特·威廉斯主演的电影《海神的女儿》NeptunesDaughter，摄于1949年，是一部轻松欢快的爱情喜剧片。或译《洛水神仙》。——译者。库特卜最后不无嘲讽地说：“牧师停了一下，看着这些被他照料的年轻人在富有挑逗意味的歌声中随着节奏轻轻地摇摆；然后他就走了，留下他们去尽情享受这个快乐、纯洁的夜晚。”在12月份写给朋友的信中，他的笔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他开始谈起自己在思想和肉体上感到的“疏离”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57页。。那个时候，他没有再去上任何一门课。赛义德·库特卜在美国又待了8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他所感受到的美国，与大多数美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看法大相径庭。在文学和电影之中，特别是在电视这一新兴媒介上，美国人都把自己描绘成对性感到好奇却缺乏经验的人。然而，库特卜眼中的美国却与金赛性学报告中勾勒的情景更为相似。他看到了一个精神的荒原；不过当时在美国，对上帝的信仰却几乎是全民一致。库特卜坚持认为，美国教堂、宗教书籍和宗教节日的不断增加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的印象；但不变的事实却在于，物质主义才是美国人真正的上帝。“对美国人而言，灵魂毫无价值，”赛义德·库特卜致陶菲克·哈基姆的书信，见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96—197页。他写信告诉朋友。“有一篇博士论文探讨的竟然是清洗盘子的最佳方法；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比《圣经》或宗教还重要。”很多美国人也逐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人生活中疏离的主旋律，才刚开始给战后的欢庆气氛蒙上阴影。从许多方面来看，库特卜的分析虽然有些尖刻，但也不过是超前了一点而已。当然，这次旅程并没有让库特卜在埃及的朋友们如愿以偿。美国的经历非但没有让库特卜变得开放，反倒让他在回国时更为激进。此外，他对美国的糟糕印象在见诸报端之后，将深刻地影响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对这个新世界的看法；当时，它们原本十分敬重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他带回国内的还有一种新的、持久的愤怒，其根源是种族问题。“欧洲或美国的白人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罗登贝克，《开罗：胜利之城》，第39页。他宣称。“我们把白人的文明、普遍准则和高尚目标教给自己的孩子，但与此同时白人却把我们踩在脚下……我们教育孩子，要对主人心怀畏惧和尊敬，但这个主人却在践踏我们的尊严，把我们当作奴隶。让我们转而在这些孩子的灵魂中埋下仇恨、憎恶和报复的种子。从这些孩子羽翼未丰的时候起我们就要教导他们，白人是全人类的敌人，一有机会就应该加以消灭。”奇怪的是，在美国与库特卜相识的人都说他似乎挺喜欢这个国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腼腆而礼貌的人，有政治立场，但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张扬。只要是给他做过介绍，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都不会忘记；他也极少表露直接针对客居国的批评意见。或许他把轻蔑之情都藏在了心里，等到回国后再安全地散布出来。显然，他所写的内容并非仅限于美国。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现代的价值观——世俗论、理性、民主、主体性、个人主义、性自由、宽容和物质主义——借助西方殖民主义的媒介传染给了伊斯兰。如今，美国是上述所有观念的代表。库特卜把抨击指向了那些试图改变伊斯兰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埃及人。他想要表明，伊斯兰和现代性这两者完全无法相容阿布拉比，《现代阿拉伯世界中伊斯兰复兴的思想根源》，第156页；伯曼，《恐怖与自由主义》，第87页起。。他的宏伟构想（此时才初露端倪），是要捣毁现代性的整个政治与哲学架构，还伊斯兰以其未被污染的本来面目。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神圣的同一状态，是真主与人类的完全结合。圣哲与凡俗、国家与宗教、科学与神学、心智与灵魂，这些概念之间的分裂是现代性的标志，西方世界已成为它的俘虏。但是，伊斯兰教无法容忍这样的分裂。他坚信，在伊斯兰教之中，神性一旦遭到削弱，就只能以毁灭告终。伊斯兰教是完全的，绝不会作出妥协。这是真主的不易之言。可是，受西方世界迷惑的穆斯林却忘记了这一点。只有让伊斯兰教重新成为他们生活、法律和政府的核心，穆斯林才有望夺回他们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应有地位。这是他们的责任；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是对真主的责任。1950年8月20日，库特卜乘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回开罗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52页。。像他一样，这座城市显然也变得越发激进了。由于腐败现象与暗杀事件肆虐，再加上1948年与以色列交战时蒙受的羞辱，埃及政府的统治在民众中毫无威信可言，完全对占领国惟命是从。虽然英国名义上已经从埃及撤军，并把部队集中到了苏伊士运河区，但帝国之手仍然深深影响着这个动荡的首府。从俱乐部到酒店、从酒吧到电影院、从各家欧洲餐厅，到这个饱经风霜的败落城市之中的百货商店，随处都可以看到英国人。脑满肠肥的法鲁克国王不顾民众嘘声一片，乘着他两百辆红色轿车罗登贝克，《开罗：胜利之城》，第152页。之中的一辆（在这个国家只有他才能坐红色的车）在开罗街头飞驰，去勾引年轻的姑娘（如果有人胆敢直言的话，这就是事实）；要不就是带着他的游艇船队，扬帆前往里维埃拉海岸的各个赌场，他在这些地方的荒淫生活足以打破历史纪录。与此同时，衡量绝望的常见标准——贫穷、失业、文盲与疾病——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控制。随着股票的下跌，投资也纷纷抽离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政府虽然忙得团团转，却根本于事无补。在这种腐朽的政治环境之中，有一个组织却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而行动。穆斯林兄弟会修建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工厂和福利组织；他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在巴勒斯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并肩作战。与其说这个组织是一个反对派的政府，还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反对派的社会；事实上，建立这样的社会正是他们的目标。兄弟会的创建者哈桑·班纳不愿把他的组织视为一个单纯的政党；它应该是对所有政治理念的挑战。班纳完全反对西方社会世俗民主政府的政治模式，这与他认为伊斯兰教应统治一切的观念相悖。“伊斯兰教的本质就在于统治，而不是被统治；伊斯兰教就是要把它的律法施行到所有国家，把它的力量扩展到整个星球，”尼尔·麦克法夸尔，“埃及组织耐心地追求着伊斯兰国家的梦想”，《纽约时报》，2002年1月20日。他这样写道。面对英国的入侵，兄弟会是惟一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抵抗力量，这一事实使他们得到了中下阶级民众的认可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36页。。1948年，民众痛恨的警察局长萨利姆·扎基在开罗大学医学院的一次暴乱中身亡，埃及政府随即正式解散了穆斯林兄弟会。但是，兄弟会当时的成员和支持者已经超过了100万对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的采访。——而埃及的总人口是1800万。虽然兄弟会是一种群众运动，它却结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相互合作的“家庭”米切尔，《穆斯林兄弟会社团》，第32页。——每个像这样的基层组织，其成员最多不超过5人。这种组织结构赋予了兄弟会灵活、隐秘的特点，让它不容易被发现，更难以彻底根除。

第一章　殉教者（7）

穆斯林兄弟会有其暴力的一面，这种特点日后将深深植根于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之中。在征得班纳的同意之后，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虽然兄弟会的大部分行动所针对的是英国人和数量剧减的埃及犹太人，但他们也在幕后指使了两起埃及电影院的爆炸事件、杀害了一位著名的法官，还刺杀了（另有多次刺杀未遂）政府的几名官员。到政府将班纳杀害的时候，这个秘密机构借着自我保护的名义，在兄弟会内部拥有了强大而难以约束的权威。1952年1月，英国军队为报复针对其基地的袭击，突袭了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一处警察驻地，在近距离开枪扫射长达12小时，打死了50名新招募的警员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军事社会》，第34页；罗登贝克，《开罗：胜利之城》，第155页。纳丁，《纳赛尔》，第31页，书中给出的数字有所不同——43名警察死亡，72人受伤。。消息一传开，开罗的街头就聚起了一群群激动的民众。他们烧毁了英国人常去的赛马俱乐部和著名的谢泼德大酒店。在穆斯林兄弟会秘密机构成员的带领下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军事社会》，第35页。，纵火者割断了赶来救火的消防车的软管，然后又跑到开罗的欧洲区，将市中心的电影院、赌场、酒吧和酒店全部付之一炬。直到第二天早晨，废墟上空的浓烟都还没有散尽。至少有30人被杀，750座建筑被毁，1万5千人失业，1万2千人无家可归。开罗这座大都市已不复存在。不过，新的事物也即将出现。当年7月，在极具领袖才能的年轻陆军上校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指挥下，发动政变的军人集团把法鲁克国王赶上游艇逐出埃及，并在未遇丝毫抵抗的情况下控制了政府。2500年以来，这还是埃及第一次由埃及人自己来统治。库特卜重新做起他在教育部干过的工作，并且回到了原先在赫勒万郊区的家。那地方以前是个古老的温泉疗养地，因水中含有硫磺能治疗疾病而知名。库特卜住的是一座邻近大街的两层别墅，前院里种着兰花树。会客厅里，他收集的古典音乐唱片摆满了整整一面墙对法赫米·胡维迪的采访。对库特卜别墅的其他描述，是在与马赫福兹·阿扎姆一同走访赫勒万时作出的。。这次革命的部分筹划工作，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进行的对贾迈勒·班纳的采访；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40—141页；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59页。参与这一团体的其他“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可见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军事社会》，第94页，第210—211页。。纳赛尔和政变的军事策划者在这里与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见面，协调合作事宜。其中的几位军官，包括后来继任纳赛尔的安瓦尔·萨达特，都与兄弟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政变失败，兄弟会将帮助军官们逃离埃及。结果，政府轻而易举就被推翻了，兄弟会在政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参与多少。库特卜后来发表了一封致革命领导人的公开信，向他们提出建议：要想清除旧政权造成的道德腐败，惟一的办法就是施行“正义的独裁”西旺，《激进伊斯兰：中世纪的技术与现代的政治》，第73页。，这样才能保证政治权力只掌握在“有德者”的手中。纳赛尔后来邀请库特卜担任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顾问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库特卜本希望在新政府的内阁中得到一席之地，但政府给他的选择却是教育部长或开罗广播电台总经理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42页。，这两个职位他都拒绝了。纳赛尔最后任命他为革命编委会的负责人，但是库特卜上任几个月之后就辞了职。这两个人之间的棘手谈判，也反映出了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之间最初紧密合作的关系；不过在这场社会革命中，两个组织都认为革命应该由自己来控制。其实，这两个派别在民众中都没有足以统治国家的权威。两个组织之间的竞争，迅速缩小到了军事社会还是宗教社会的选择上；而这样的故事，在中东地区还将被一再重演。纳赛尔掌握着军队，兄弟会则控制着清真寺。纳赛尔的政治梦想是实现泛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现代、平等、世俗而工业化的制度，福利国家的作用将无所不在，并主导人们的生活。他的理想，与库特卜和兄弟会所信奉的伊斯兰神权政治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想要自上而下地彻底重塑社会，把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加诸生活的各个层面，让每一个穆斯林都能以最为纯粹的方式来表达伊斯兰精神对奥利维尔·罗伊的采访；罗伊，《阿富汗：从圣战到内战》，第37—39页。。要想做到这些，就只有严格施行伊斯兰教法。教法是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提炼出的法则，统管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伊斯兰激进分子认为，任何达不到教法要求的事物都不属于伊斯兰，而是“贾西利亚”——也就是先知得到神谕之前的蒙昧世界。库特卜反对平等主义海卡尔，《愤怒之秋：萨达特被刺事件》，第127页。，因为《古兰经》称：“我们按阶层一级级创造了你们。”他反对民族主义，因为它与穆斯林统一的理想相悖。事后看来，我们很难理解库特卜和纳赛尔对彼此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偏差。他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心怀宏伟的设想，而且都敌视民主政权。1954年，纳赛尔第一次把库特卜投进监狱，但三个月后又把他放了出来，并同意让他担任兄弟会杂志《穆斯林兄弟会》的编辑。看来，纳赛尔是希望这一仁慈姿态能提高自己在伊斯兰教徒中的声望，让他们不再反对新政府日渐显著的非宗教目标；也许他还认为监狱的经历能让库特卜有所收敛。和前面那位国王一样，纳赛尔也总是低估了这个对手有多么固执。当纳赛尔和英国人进行谈判，打算就在名义上结束埃及被占局面的问题签署条约的时候，库特卜写了许多尖锐的批评社论，号召对英国人发动圣战。1954年8月，政府查禁了《穆斯林兄弟会》杂志。当时，兄弟会与军方领袖彼此间的恶意已经演变成冷漠的对立。纳赛尔显然无意发动一场伊斯兰的革命，虽说他在当月颇为高调地朝拜了圣地麦加。大为愤怒的库特卜与埃及的共产主义者结成了秘密联盟海卡尔，《愤怒之秋：萨达特被刺事件》，第141页。，试图推翻纳赛尔，但行动后来以失败告终。围绕埃及前途的意识形态之战在1954年10月26日达到了最高潮。当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一个广场对大批民众发表演说。正当全国上下通过广播收听演讲的时候，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走上前去，向这位埃及总统连开8枪，打伤了一名警卫，但纳赛尔却毫发未损。这是纳赛尔总统任期中的一个转折点。面对惊惶失措、一片混乱的人群，纳赛尔在枪声大作之际仍然继续演讲。“让他们杀死纳赛尔吧！纳赛尔只不过是人民大众之中的一员！”网页：nasser.bibalex.org他高喊。“我还活着；就算我死了，这里所有的人也都会成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假如枪手打死了纳赛尔，枪手可能就会被人们奉为英雄；但是，行刺的失败却让纳赛尔赢得了空前的民众支持。他迅速利用了这一点，绞死了6名刺杀策划者，并把几千人关进集中营同前；被捕人数由“几十”（卡尔弗特，“‘不孝的孩子’”，第101页）到“七千”（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军事社会》，第96页）不等。。库特卜被指控为穆斯林兄弟会秘密机构的成员汉诺宁，“埃及的伊斯兰话语：论哈桑·班纳与赛义德·库特卜的政治社会思想”，第43页。，而策划此次未遂刺杀的正是这一机构。纳赛尔以为，自己这一回已经彻底地摧毁了兄弟会。赛义德·库特卜在狱中备受折磨的故事，在伊斯兰激进分子中间成为了一幕殉教者受难的活剧。据说，库特卜被捕时发着高烧穆萨利，《伊斯兰激进主义：赛义德·库特卜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第34页。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45页，书中也提到刑讯者在拷打赛义德·库特卜时用了狗。；然而，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还是给他上了手铐，逼着他一直走到监狱。途中库特卜晕倒了几次。监狱的人把他和几条恶狗关在同一间牢房里，长达好几个小时；在长时间的讯问中，他还遭到了毒打。“这场革命的原则，其实是被用在了我们的身上，”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54页。他一边说，一边掀起自己的衬衣，向法庭展示酷刑留在身上的印记。

第一章　殉教者（8）

凭借兄弟会其他成员的供词，检察官描绘出了一幅耸人听闻的场景：该组织预谋夺取政权米切尔，《穆斯林兄弟会社团》，第152页。，还要破坏亚历山大和开罗，炸毁尼罗河上的所有桥梁，并策划了大量未遂的刺杀事件——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活动，其目的就是要把埃及变成一个原始的神权国家。不过，证词中也显示出兄弟会太缺乏组织，因此根本无法完成这些可怖的任务。包括安瓦尔·萨达特在内的三位有强烈偏向的法官监督了这次审判。他们判处库特卜终身监禁，但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刑期又被减为15年。库特卜的身体一向虚弱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穆萨利，《伊斯兰激进主义：赛义德·库特卜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第34页，第62页注。。他心脏不好，肠胃敏感，还有造成长期疼痛的坐骨神经问题。30岁时他生过一次肺炎福阿德·阿拉姆，个人采访。，从那以后支气管就常犯毛病。在监狱里他两度心脏病发作，肺部还出过血，可能是酷刑或肺结核所致。1955年5月，他被转入监狱的医院，在那里一住10年穆萨利，《伊斯兰激进主义：赛义德·库特卜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第36页。。他住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一部长达8卷的评论著作，题为《在〈古兰经〉的庇荫下》。这部浅显易懂的著作与库特卜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奠定了他作为现代伊斯兰卓越思想家的地位。不过，他的政治观点却变得愈发晦暗。被囚禁的一些兄弟会成员发动了一场罢工，拒不离开牢房。他们遭到了枪击。23名成员死亡，46人受伤。伤者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库特卜还住在那里。他大为惊骇，想不通穆斯林的同胞怎能如此自相残杀。库特卜得出了一个很能体现他性格的激进结论：监狱的看守们在为纳赛尔及其世俗国家效命，从而放弃了真主。因此，他们就不再是穆斯林。库特卜在心目中已经把这些人开除出了伊斯兰的群体。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过程被称为“塔克费尔”（takfir）。虽然他并没有用这个词，但伊斯兰教内部历来用以为诸多流血事件正名的开除出教法则，在那所监狱医院里又得到了新生。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库特卜一点一点地把一份名为《里程碑》的宣言偷偷送出了监狱。这份宣言秘密地流传了许多年，其形式是库特卜写给兄弟姐妹们的长信，他们也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信中的语气急迫而热切，透着亲密，也令人绝望。1964年这些信件终获出版，但很快就被查禁；不过查禁前已经有人复印了5份。任何人如被发现持有此书的复印件，都会被指控犯有煽动罪。这本书强有力的、启示录一般的笔调，或许可以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列宁的《怎么办？》相提并论——它们都造成了同样的结果。“今天的人类正站在悬崖边上，”库特卜，《里程碑》，第511页。库特卜的文章开篇就这样断言。对人类造成威胁的，不仅是核毁灭，还有价值观的缺失。西方世界已失去了活力，马克思主义也失败了。“在这个至关重要而又令人困惑的时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集体的机会已经来临。”但是，伊斯兰要想领导世界，就必须先让自己重获新生。库特卜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伊斯兰和“贾西利亚”，后者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带来神谕之前的蒙昧而野蛮的时期。库特卜用这个词涵盖了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礼仪、道德、艺术、文学、法律，甚至还有大部分被视为伊斯兰文化的事物。他不仅反对现代技术，还反对科学崇拜；他认为科学创造使人类疏离了自然的和谐。只有彻底反对理性主义和西方的价值观，才能为伊斯兰的救赎带来一线希望。这就是选择：要么是单纯、原初的伊斯兰教，要么就是人类的毁灭。他的革命性言论，使有名无实的伊斯兰国家成为圣战瞄准的目标。“穆斯林群体很久以前就消失了，”他声称。它在“错误的法律与教义的重压之下被摧垮了，这些法律和教义与伊斯兰教义毫无干系。”除非穆斯林能够重新恢复他们起初那最为纯粹的表达方式的光彩，否则人类就无法得到拯救。他写道，“我们要在某些伊斯兰国家率先发起复兴伊斯兰的运动，”这是为了树立榜样，最终引导伊斯兰实现其统治世界的使命。“应该有一个先锋队，带着这一决心开展征程，并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库特卜宣称。“《里程碑》这本书，就是我为了这些先锋们而写的，我认为这支队伍不久之后就会成为现实。”这些话将回响在一代代年轻穆斯林的耳际，他们一直希望能在历史中发挥某种作用。1964年，在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的亲自劝说下，纳赛尔准许库特卜假释出狱。阿里夫还邀请库特卜去伊拉克，并许诺让他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库特卜婉言谢绝，说埃及仍然需要他。他出狱后就立即回到了他在赫勒万的别墅，开始谋划推翻革命政府。还在监狱的时候，库特卜就设法重建了兄弟会的秘密机构。担心受到纳赛尔革命影响的沙特阿拉伯政府，暗中为库特卜的组织提供了资金和武器阿鲁西，MuhakamatSayyidQutb，第80—82页。。但是，参与这次运动的人员中遍布着告密者。有两个人把颠覆政府与刺杀公众人物的密谋和盘托出，还供出了库特卜的名字对福阿德·阿拉姆的采访；阿鲁西，MuhakamatSayyidQutb，第43页。。出狱后才6个月，库特卜就在亚历山大东部的一个海边胜地被安全部门的警察再次逮捕对福阿德·阿拉姆的采访。。对赛义德·库特卜及其42名追随者的审判于1966年4月19日开庭，并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审判一开始，库特卜就以挑战的姿态说道：“让穆斯林捐躯的时刻已经来到，他的牺牲将宣告伊斯兰运动的诞生。”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54页。他不无讽刺地承认，反殖民主义的新埃及比它所取代的前政府更加暴虐。法官们不再费心去假装公正；实际上，主审法官经常越俎代庖地扮演公诉人的角色，观众则不断以嘘声为这场装模作样的大戏喝倒彩。审判中提出的惟一对库特卜不利的真实证据，就是他写的《里程碑》一书。库特卜快慰地接受了自己的死刑判决。“感谢真主，”他说。“我坚持了15年的圣战，终于赢得了这个以身殉教的机会。”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56页。直到最后，纳赛尔对他这位强硬对手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当示威者遍布开罗街头、抗议即将举行的死刑的时候，纳赛尔才意识到对于自己来说，杀死库特卜比留他一命还要危险。他派萨达特去了监狱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身披死刑犯穿的红色麻布长袍的库特卜和萨达特见了面。萨达特许诺，只要库特卜认罪，纳赛尔就会手下留情；事实上，纳赛尔甚至愿意让他重新担任教育部长一职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54页。。库特卜拒绝了。后来，和库特卜同样身陷囹圄的姐姐哈密达被带来见他。“伊斯兰运动需要你，”她恳求道。“签字吧，”库特卜回答：“他们把我杀掉，我的话就会更有力量。”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1966年8月29日，赛义德·库特卜在黄昏时分的祷告结束之后被绞死。政府拒绝把库特卜的尸体交还给家人，他们担心他的坟墓会成为追随者心目中的圣地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这位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似乎已告结束。但是，库特卜的先锋队已经听到了战斗的乐声。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1）

艾曼·扎瓦希里——将成为库特卜先锋队领袖的人——在开罗以南一个名叫迈阿迪①的宁静的中产阶级郊区长大，那儿离纷杂喧嚣的开罗市有5英里。迈阿迪不像是一个孕育革命的地方。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有一帮埃及裔犹太金融家想在芒果和番石榴种植园以及尼罗河东岸的贝都因人居住地之间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村庄，于是就开始出售地皮。地产开发商给这里的一切都定下了规矩，从花园篱笆的高度，直到街道两旁豪华别墅上百叶窗的颜色。和格里利的创建者内森·米克一样，迈阿迪建立者的梦想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它不但安全、整洁、有序，而且能以包容和自如的态度存在于现代世界之中。他们种植桉树以驱赶蚊蝇，还在花园里栽下玫瑰、茉莉和九重葛，让空气中弥漫花香。许多早期的定居者是英国军官和公务员，他们的妻子发起了花园俱乐部和文学沙龙；随英国人之后来定居的是犹太家庭，二战结束时他们在迈阿迪的人口中已将近三分之一。战争结束之后，迈阿迪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汇集各色人等的大杂烩：流亡国外的欧洲人、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还有一些特定类型的埃及人——他们在餐桌上说的是法语，对板球比赛特别关注。这个世界性社区的中心是迈阿迪体育俱乐部。它建立于英国仍占领埃及的时期，而且有些与众不同：俱乐部接受埃及成员。关于社区事务的讨论常常在全是沙地的18洞高尔夫球场上进行，背后就是吉萨金字塔和棕榈摇曳的尼罗河。俱乐部为休息室里的英国人提供下午茶；努比亚仆人则端着一杯杯冰凉的雀巢咖啡，穿行在游泳池边晒日光浴的帕夏②和公主之中。火烈鸟迈着长腿在花园水塘的睡莲间漫步。迈阿迪俱乐部成为创建者心目中理想埃及的表现——世故、尘俗、种族多样，但又结合着英国人的阶级观念。然而，创建者悉心制定的规矩却无法承受开罗日益膨胀的人口的重压。20世纪60年代，另一个迈阿迪在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社区扎下了根。沿铁路修建的9号公路将迈阿迪的繁华地带与巴拉迪区划分开来。巴拉迪区指的是社区内本地人居住的部分，埃及自古以来得不到控制的贫穷在这里表露无遗。驴车在未经铺砌的街道上嘚嘚地走着，兜售花生和山药的小贩四处叫卖，肉店里挂着叮满了苍蝇的畜体。然而，这个城区里也住着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其中有教师和中层官员——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迈阿迪更为清新的空气，以及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指望：跨过铁路，成为体育俱乐部的一员。有关迈阿迪历史与社会状况的信息，主要来自对萨米尔·W·拉发特的采访，以及他所著《1904—1962年的迈阿迪：一个开罗郊区小镇的社会与历史》。“帕夏”（pasha）是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物官员的称号，现在多用作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名人的尊称。——译者1960年，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里医生有关扎瓦希里家族的信息主要来自对马赫福兹·阿扎姆和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以及与他们的个人通信。和妻子乌梅玛从赫里奥波里斯搬到了迈阿迪。拉比耶和乌梅玛出身于埃及最显贵的两个家族。扎瓦希里家族正逐渐成为医学界的王朝。拉比耶是艾因沙姆斯大学的药理学教授。他的弟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皮肤科医生，也是性病方面的专家。他们树立的传统将在下一代身上延续：1995年开罗的一份报纸刊登了工程师卡什夫·扎瓦希里的讣告，提到了该家族46位成员的名字，其中31人不是医生就是药剂师或配药师，遍布在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其余的人里还有一位大使、一位法官和一位议会的议员。不过，扎瓦希里家族的名字首先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拉比耶的叔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扎瓦希里成为爱资哈尔大学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University）由爱资哈尔清真寺演变而来，地处埃及首都开罗，是伊斯兰世界最进步、最负盛名的大学。——译者的校长，这是位于旧开罗中心一所有上千年历史的大学，目前仍是中东伊斯兰学术界的中心。伊玛目“伊玛目”（Imam）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站在前列的人，即引路人和领袖。宗教上一般用来指清真寺领拜人和伊斯兰教的大学者。——译者穆罕默德被认为是这所大学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尽管那时候他人缘很差尤南·里兹克，“爱资哈尔的1934年”，《金字塔周刊》，2004年5月13—19日。，最后因师生罢课罢工抗议他的政策，而不得不离开学校。拉比耶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爱资哈尔的学者。拉比耶的妻子乌梅玛·阿扎姆的家族也同样显赫，但是更富有，更具政治地位。她父亲阿卜杜勒·瓦哈卜·阿扎姆是开罗大学的校长，也是利雅得沙特国王大学的创建人。除了繁忙的学术工作，他还担任过埃及驻巴基斯坦、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职务。他是当时泛阿拉伯国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叔叔曾经是阿拉伯联盟的创建人，也是该联盟的第一任秘书长。虽然出身如此显赫，扎瓦希里教授和乌梅玛却搬到了铁道巴拉迪一侧100大街的一处公寓房。后来他们在靠近火车站的154?街10号租了一所复式公寓。迈阿迪的社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他们信仰宗教，但并不显得多么虔诚。乌梅玛出门时不带面纱，不过这并不是很少见；公开表现宗教热忱的事情在当时的埃及很少有，迈阿迪的居民对此则几乎是闻所未闻。这一带的教堂比清真寺多，还有一所颇为繁荣的犹太会堂。很快，扎瓦希里的家里就有了许多孩子。老大艾曼和双胞胎妹妹乌姆尼亚出生于1951年6月19日。这对双胞胎兄妹后来在医学院念书时始终是佼佼者。3年后，他们的小妹妹赫巴出生，后来也当了医生。另两个孩子穆罕默德和侯赛因则成了建筑师。艾曼的父亲是个秃头大胖子，眼睛稍有点斜视，以行为古怪和心不在焉出名；不过他深受学生和邻家孩子们的喜爱。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呆在实验室，就是呆在他的私人诊所对哈立德·阿布·法德勒的采访。。由于研究的关系，扎瓦希里教授偶尔会去捷克斯洛伐克；而当时由于对货币进出的限制，埃及鲜有人能出国旅游。他总是带着大包小包的玩具回来。他喜欢带孩子们到迈阿迪体育俱乐部去看电影，影院对非会员是开放的。小艾曼很喜欢看卡通片和迪斯尼电影，这些电影每星期在露天影院放三个晚上。到了夏天，他们一大家子会去亚历山大的海滩。不过，一家人都要靠着教授的薪水生活，经济状况往往颇为局促，尤其是还得担负5个雄心勃勃的孩子的教育。直到艾曼长大成人，他们家才买了一辆汽车。和很多埃及学者一样，为了多挣点钱，扎瓦希里教授最终离开埃及去国外——阿尔及尔——教了几年书。为节省开支，扎瓦希里一家还在屋子后面养了母鸡和鸭子，教授则经常买回整箱的橘子和芒果，让孩子们补充天然维生素C。虽说他的本行就是药剂师，但他还是反对大量服用化学药品。对50、60年代居住在迈阿迪的人来说，有一条定义性的社会标准：迈阿迪体育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迈阿迪社会的一切都以这条定义为中心。由于扎瓦希里夫妇从来没有加入俱乐部，所以艾曼就总是被权利和地位的核心拒之门外。这个家庭逐渐因保守和稍许落后出了名；如果照着别人对他们的称呼，这家人就是“赛义迪”（saeedis）——指来自上埃及某个地区的人——俗话说就是“土包子”。迈阿迪的一端，是被绿草茵茵的游戏场和网球场包围着的维多利亚私立学校，是英国人为男孩子们建立的预备学校。学生们上课时都得穿外套、打领带。该校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是极具天赋的板球手米歇尔·沙勒胡卜拉发特，《1904—1962年的迈阿迪：一个开罗郊区小镇的社会与历史》，第185页。；后来他成了电影演员，又改名为奥马尔·谢里夫。巴勒斯坦学者和作家爱德华·萨义德，以及后来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也曾在该校就读。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2）

然而，艾曼·扎瓦希里上的州立中学位于这个郊区的另一端，是绿色大门内一幢很普通的低矮建筑。这所学校是给9号公路那一边的孩子们开的。两所学校的学生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即便在玩耍时也从不碰面。维多利亚学院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评估教育成绩，州立中学却对西方持反对态度。在那扇绿色的大门内，操场上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课堂中的统治者则是暴君一般的老师。像艾曼这样一个身体羸弱的小男孩，不得不寻找策略以谋生存。孩童时的艾曼长着一张圆脸和一双机警的眼睛，平平的嘴唇很少露出笑容。他酷爱读书，学习成绩非常出色，而且讨厌激烈的体育运动——他认为这些运动“不人道”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小小年纪他就因信仰虔诚而出了名，经常到侯赛因·西德基清真寺做礼拜。这座不起眼的清真寺是一座大型公寓楼旁边的附属建筑，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演员因为觉得演艺职业对真主不敬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这座清真寺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毫无疑问，身处一个有众多著名宗教学者的家族之中，艾曼对宗教感兴趣显得很自然；不过，这愈发强化了他温和与超凡脱俗的形象。他是个出色的学生，总是能得到老师们的喜爱。他的同班同学认为他是个“天才”对扎基·穆罕默德·扎基的采访。，但他喜欢沉思，上课时好像总是在神游。有一次，校长让人给扎瓦希里教授捎去一个便条，说艾曼漏了一次测验。教授答复道：“从明天起，你就会因为身为艾曼·扎瓦希里的校长而自豪。将来，你更会对此感到骄傲。”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事实上，艾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虽然别人认为艾曼总是非常严肃，可在家时他却有更活泼的一面。“他笑起来的时候会浑身打颤——那种笑法我们叫‘亚尼’（yanni），是发自内心的，”他在迈阿迪当律师的舅舅马赫福兹·阿扎姆说。艾曼的父亲于1995年去世。乌梅玛·阿扎姆如今还在世，住在迈阿迪一个家电商场楼上的舒适公寓里。她厨艺很好，最拿手的就是做库纳发——一种以奶酪和坚果为馅、在香橙花果酱里浸过的酥点。乌梅玛是地主上层阶级的孩子，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吉萨的几块肥沃耕地和法尤姆绿洲，这为她提供了基本独立的收入。艾曼和母亲都酷爱文学，她还会背下艾曼写给她的诗——通常是表达对她热爱之情的赞美诗。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是阿扎姆家族的族长。他发现，虽然艾曼秉承了扎瓦希里家族的医学传统，但在政治方面却和母亲的家族更为接近。自从150多年前第一个埃及议会诞生时起，阿扎姆家族中就有人在政府担任公职，不过他们通常都站在与政府对立的一方。马赫福兹继承了反抗的传统，15岁就因为密谋推翻政府被关进监狱。1945年总理艾哈迈德·马希尔被刺，马赫福兹在政府对激进分子的围捕中再次被捕入狱。“艾曼做出的事，我自己当年也是准备要做的，”他自豪地说。赛义德·库特卜曾在1936年当过马赫福兹·阿扎姆三年级时的阿拉伯语老师，他和这位年轻的学生建立起了毕生的友谊。后来，阿扎姆为穆斯林兄弟会写稿，革命初期库特卜将之发表出来。于是，他成了库特卜的私人律师，也是库特卜被执行绞刑前最后见到的人。库特卜赴死之前，阿扎姆来到了监狱医院。当时库特卜非常平静。他签署了委托书，授权阿扎姆处置他的财产，然后在自用的《古兰经》上签了名，送给阿扎姆——这是殉教者留下的珍贵遗产。年轻的艾曼·扎瓦希里曾一次又一次地听他亲爱的舅舅马赫福兹讲述库特卜纯粹的人格，还有他在狱中所受的折磨。这些事迹带来的影响，在1960年中期发生的一件事上得到了体现。当时，艾曼和弟弟穆罕默德刚做完黄昏时的祷告，离开清真寺步行回家。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的车子停了下来，他提出要捎两兄弟一程。对扎瓦希里兄弟来说，坐汽车还是比较稀罕的，更别说是和副总统共乘了。但艾曼说：“我们不想和一个参与审判杀害穆斯林的人同坐一辆车。”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小小年纪就对权威如此鄙夷，这表现出扎瓦希里个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强烈道德观念，以及对自己信仰正确性的深信不疑。这种刚愎自用的性格此后一直伴随着他，使他与遇见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发生摩擦。而他对世俗政府当局的蔑视，也使他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位流放者。在一个没有自律的人身上，这些反叛的特征也许会造成一团混乱；但在艾曼身上，它们却变得很有条理，并为他一生的事业指引了方向——将库特卜的愿望付诸行动。“纳赛尔政权以为杀死赛义德·库特卜和他的同志，就是给了伊斯兰激进运动致命的一击，”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三）。扎瓦希里后来写道。“但是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库特卜思想的直接作用，以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核心在埃及的形成。”其实，就在赛义德·库特卜走上绞刑架的那一年，艾曼·扎瓦希里协助成立了旨在推翻政府、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地下组织。当时他只有15岁。“我们都是来自迈阿迪高中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扎瓦希里后来作证说。他那个组织的成员通常在彼此家里见面，有时则在清真寺碰头，然后再转到尼罗河沿岸的大街上找一个僻静的场所。起初他们只有5个人，很快扎瓦希里就成为组织的“埃米尔”，即首领。他不断暗中吸收新成员加入他们的事业，可是这个事业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而且很容易就能让他们送命。“我们的手段实现不了我们的抱负，”在证词中他坦言承认。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决定。迈阿迪的居民享受着这里的繁荣和社会地位，这个地方让他们不致受到变化无常的宫廷政治的影响，但现在这一切却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为了埃及革命的目标。父母们甚至不敢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表达看法对扎基·穆罕默德·扎基的采访。。同时，像扎瓦希里这样的秘密组织在全国大批涌现。这些组织主要由一些躁动不安、受到疏远的学生组成，它们规模很小，缺乏组织，往往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后来，爆发了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在对以色列进行了多年的口诛笔伐之后，纳赛尔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继而封锁了蒂朗海峡和以色列之间的航运。作为回应，以色列则先发制人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仅用两小时就摧毁了埃及的空中力量。约旦、伊朗和叙利亚加入了对抗以色列的战争，但就在同一天下午，他们的空中力量也被消灭了。几天之后，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在当代中东历史上，这是一个心理转折点。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胜如此之快，胜得又如此彻底，这对很多穆斯林来说是莫大的羞辱。他们一直都认为真主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他们不仅丧失了军队和领土，更失去了对领导者、国家乃至自己的信心。而在这全面崩溃的时刻，宗教激进主义强烈地吸引着埃及和其他国家。清真寺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尖锐的声音；这个声音说，打败他们的力量远远不是以色列这个小国。是真主抛弃了穆斯林。而返回真主身旁的惟一途径，就是回归纯粹的宗教信仰。这个声音给绝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答：伊斯兰教才是出路。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3）

在解答的过程中，人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认识：真主站在了犹太人一边。直到二战结束，伊斯兰世界中的反犹主义都还很少见，可如今这种态度正在扭曲这个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犹太人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安然地——不过也是恭顺地——生活了1200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到了30年代，纳粹在阿拉伯语短波无线电上的宣传，以及基督教传道士的诽谤，把反犹主义这种古老的西方偏见传染到了伊斯兰世界。二战之后，开罗成为纳粹分子的避难所，他们还在开罗的军队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兴起恰逢法西斯主义的衰落，但是这两者却在埃及重合在一起；于是，法西斯的病菌被传给了一个新的载体。以色列国的建立，以及它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为军事强国的事实，使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大受震撼。阿拉伯人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中，这让他们倍感挫折。历史在逆转；如今的阿拉伯人就好像回到了蒙昧年代，和当初一样四分五裂、没有组织、处于边缘地位。连犹太人都能支配他们。清真寺里的声音说，阿拉伯人丢弃了赐予他们真正力量的武器：信仰。历史上，是宗教让阿拉伯人成为了伟大的民族；现在的人们如果能恢复这一宗教的热情与纯粹，真主就会再次站在他们这边。埃及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主要攻击目标，是纳赛尔的世俗政权。在圣战的术语中，首要任务是打败“近处的敌人”——也就是不纯粹的伊斯兰社会。至于“远处的敌人”——西方社会，则可以等到伊斯兰完成自身的改造之后再来对付。对扎瓦希里和他的战友们来说，这意味着最起码要在埃及施行伊斯兰教的律法。扎瓦希里还想要复兴哈里发，即由伊斯兰传道士统治国家。这种统治形式正式结束是在1924年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不过自13世纪起哈里发的统治就没有了实权。扎瓦希里相信，只要建立起哈里发的统治，埃及就会成为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集结点，并领导它们发动对抗西方世界的圣战。“真主庇佑，随后历史就会出现新的转变，”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六）。扎瓦希里后来写道：“这将对美利坚帝国和犹太人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大为不利。”1970年，纳赛尔死于心脏病突发。他的继位者安瓦尔·萨达特迫不及待地要确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于是很快就与伊斯兰教徒达成和解。萨达特称自己是“有信仰的总统”，是“伊斯兰的第一人”，他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如果萨达特在对抗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兄弟会的支持，他就会同意该组织宣道布教，只要他们不使用武力即可对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的采访。。萨达特释放了关押在监狱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对他自己的政权构成的威胁，尤其是那些受赛义德·库特卜文章影响成为激进派的年轻一代兄弟会成员。1973年10月，在斋月期间，埃及和叙利亚跨过苏伊士运河，同时攻打了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尽管叙利亚军队很快被击退，而埃及的第三军在联合国的介入下才被解救出来，埃及还是把这次战争视为一场挽回了面子的大胜仗，它为萨达特提供了急需的政治胜利。且不论这些情况，扎瓦希里的地下组织开始逐渐壮大——到1974年该组织已经有了40名成员。那时的扎瓦希里已长成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带着大大的黑边眼镜，蓄着和嘴唇一般宽的胡子。他的脸更瘦了，发际也在后退。他还是开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伊斯兰激进组织在这所学校闹得热火朝天。但他身上却没有狂热分子的明显特征。他身着西方的服装——通常穿西服外套，打领带——他的政治行为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连家人都蒙在鼓里查纳·罗斯托姆，“扎瓦希里的妹妹首次谈论兄长”，《最后一点钟》周刊，2001年10月24日。。对那些知道他激进立场的人，他则恳请他们不要发动革命。他认为革命从来都很血腥，因此更倾向于发动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一举夺下政府的控制权。不过，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政治感受完全隐藏起来。埃及向来有把政治苦难转变成幽默的传统。扎瓦希里的家人回忆起他曾讲过的一个笑话对马赫福兹·阿扎姆和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说的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带着她胖乎乎的小宝宝——在埃及地方的阿拉伯语中，小宝宝叫“革艾罗斯”（go’alos），去看携皇家仪仗途经此地的国王。女人为她的宝宝祷告说：“真主保佑，让大家看到你将来也像他一样风光！”有个军官无意中听到了她的话。他质问道：“说什么呢你！你疯了吧？”但20年之后，这个军官又看到携庞大仪仗的萨达特从同一个地方经过。军官惊呼：“真主啊，革艾罗斯！你真的成功了！”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扎瓦希里带着美国新闻记者阿卜杜拉·施莱费尔参观了学校，这个人后来成为开罗美国大学从事媒体研究的教授。在扎瓦希里的生命中，施莱费尔是对他很有激励的一个人。他身材瘦长，头发拳曲，身高6英尺5英寸，蓄着一部山羊胡?，这胡子早在他50年代的叛逆时期就开始留了；总之，施莱费尔的样子和诗人埃兹拉·庞德惊人地相似。他生长在长岛一个并不严守教规的犹太家庭。他经历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还曾与黑豹党和切·格瓦拉交好；后来1962年在去摩洛哥的途中，他碰巧又接触到了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伊斯兰”这个词有一个含义是“归顺”，施莱费尔就是这么做的——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把自己的名字“马克”改为“阿卜杜拉”，此后他的职业生涯都在中东度过。1974年，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新闻部工作的施莱费尔初次来到开罗，担任当地分部的主管。对他来说，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阿扎姆就相当于一个赞助人。美裔犹太人皈依伊斯兰教是非常少见的；而从施莱费尔那一方面来看，他觉得马赫福兹这个人很有意思。没过多久，他就感觉到自己处在了阿扎姆全家的庇护之下。施莱费尔很快感觉到了埃及学生运动的转变。埃及校园中出现了年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首先是在该国南部地区，然后是开罗。他们自称“伊斯兰组织”。萨达特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还偷偷地为他们提供武器对希沙姆·卡西姆的采访。，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不受马克思主义者和纳赛尔分子的攻击。在这样的鼓励之下，伊斯兰组织使大部分埃及大学变得激进起来。不同的组织像穆斯林兄弟会那样，结成了一个个被称为“安曲得”（意为一串葡萄）的小规模分支机构库利，《并不神圣的战争》，第40页。。短短4年之内，伊斯兰组织就完全控制了校园，男学生蓄起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部分埃及人新近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施莱费尔需要有人指导他更好地认识当时的环境。他通过马赫福兹和扎瓦希里见了面，扎瓦希里同意带他到学校里看看，私下向他介绍一些情况。“他很瘦，戴了眼镜却特别显眼，”施莱费尔说，这让他想起自己认识的美国激进主义者。“我总感觉，30年前城市大学的左翼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副模样。”施莱费尔看到学生们在为游行示威印制海报，年轻的穆斯林女性在缝制着头巾，虔诚的穆斯林妇女都会带这种头巾。随后，扎瓦希里和施莱费尔沿着大街穿过开罗动物园，走到了大学桥。等他们站到宽广的、缓缓流淌的尼罗河之上，扎瓦希里夸耀说，伊斯兰运动在大学招募时，从医学和工程学这两个最出色的学院里招来的人最多。“难道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施莱费尔不以为然地附和了一下。他提到，这两个系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的大本营。他发现，伊斯兰运动只是学生反抗运动中的一个新潮流。“听着，艾曼，我以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党组织里。我觉得，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好像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扎瓦希里很有礼貌地听着，但看起来施莱费尔的评论有点让他摸不着头脑。此后不久，施莱费尔又碰到了扎瓦希里。那是在一年一度的宰牲节，一年中最为神圣的日子。迈阿迪法鲁克清真寺漂亮的花园里举行了户外祈祷。施莱费尔到了那儿之后，发现扎瓦希里和他的一个弟弟在一起。兄弟俩非常紧张。他们铺开塑料的祷告垫，竖起了麦克风。本应吟诵《古兰经》并进行冥想的时刻，却变成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比赛：一方是整个集会上的人群，一方是拿着麦克风的扎瓦希里兄弟。“我发现他们在介绍沙拉夫派的教义，这种教义不承认任何晚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传统，”施莱费尔回忆道。“这情景让祈祷的优雅气氛荡然无存。当时一片混乱。”后来，他走到扎瓦希里面前。“艾曼，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施莱费尔指责道。扎瓦希里想解释，但施莱费尔打断了他。“我不想和你辩论。我是沙菲派，你是沙拉夫派。但是你现在想制造‘菲特纳’（fitna）”——这个词的意为挑起争端，是《古兰经》所禁止的行为——“你要是想这么干，就应该到你自己的清真寺里去。”扎瓦希里驯顺地回答说：“你说得对，阿卜杜拉。”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4）

终于，互不相关的地下组织逐渐发现了彼此的存在。仅开罗一地就有5个或6个基层组织，成员大多不超过10人对阿卜杜勒·哈利姆·曼杜尔的采访。。这些基层组织之中的4个对卡迈勒·哈比卜的采访。（包括扎瓦希里的组织在内）后来合并为圣战组织，简称“圣战”。虽然他们的目标和穆斯林兄弟会主流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目标类似，但是他们却无意通过政治手段达到目的。扎瓦希里认为，这种方法玷污了纯粹伊斯兰国家的理想。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甘愿作出妥协的态度，他逐渐心生鄙夷。扎瓦希里1974年从医学院毕业，随后到埃及陆军当了三年军医，驻地在开罗市外的一个基地。服完兵役后，这位年轻医生就在他和父母住的复式公寓里开了一家诊所。这时他已经有二十七八岁，到了该结婚的年纪。直到那时，他还没有女朋友。按照埃及的传统，他的亲朋好友开始为他介绍合适的对象。扎瓦希里对浪漫的爱情不感兴趣。他想要找的生活伴侣，应该拥有与他同样坚定的信念，而且甘愿承受他清教徒般的性格必将带来的磨难。在介绍给艾曼认识的“未来”新娘之中，有一位名叫阿扎·努维埃尔，她是一位家族世交的女儿。与扎瓦希里和阿扎姆的家庭一样，努维埃尔家也是开罗的望族。阿扎生长在一个富有的迈阿迪家庭。她身材特别娇小——就像个小姑娘一样——但性情却非常刚毅。如果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她或许会成为一位职业女性或社会工作者。但在开罗大学的第二年，她就开始带头巾；家人看到她对新投身的宗教信仰如此虔诚，都被吓了一跳。“在这以前，她穿的都是最时髦的衣服，”对埃萨姆·努维埃尔的采访。她哥哥埃萨姆说。“我们不希望她虔诚到这个地步。她开始频频祷告，还读起了《古兰经》。慢慢地，她彻底改变了。”很快阿扎就又有了进一步的举动，她带上了盖头（niqab）。这种盖头把女性眼睛以下的脸部全遮住了。据她哥哥说，阿扎会整夜整夜地读《古兰经》。早上醒来时，他常看到阿扎坐在祷告垫上，手里捧着圣书睡着了。盖头给这位已到婚嫁年龄的姑娘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在埃及这个仍希望跻身西方化的现代社会的国度。对大多数同辈来说，阿扎决定把自己隐藏在盖头之后，这等于是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否定了她的阶级。她拒绝摘掉面纱的举动，成为一种对意志的考验。“求婚者很多，全都出自拥有显赫官阶、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家庭，”她的哥哥说。“但几乎所有的求婚者都想让她摘掉盖头。她很冷静地拒绝了。她想找一个能够完全接受她的人。艾曼也是这样。”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阿扎按照风俗把面纱掀开了几分钟。“他见到了她的脸，然后就离开了，”埃萨姆说。后来两个年轻人在几个场合又简短地谈过话，但都不是很正式。在举行婚礼之前，艾曼一直都没有再见过她的未婚妻。他给努维埃拉一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很佩服艾曼显赫的家族，但他对信仰的虔诚又让他们心怀戒惧。虽然他很有礼貌，又非常和气，却从不跟女人打招呼，那些穿裙子的女人他连一眼都不瞧。艾曼从来没有和阿扎的家人讨论过政治，而他向阿扎透露了多少别人也不得而知。不管怎样，阿扎对他的地下激进活动肯定持赞成态度。她曾经对朋友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以身殉教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1978年2月，他们在大陆索威酒店举行了婚礼，这里曾经是开罗剧院广场著名的英埃人酒馆，不过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了一点过时的尊严。依照新娘新郎的意愿，婚礼上没有音乐，也不让拍照。“仪式是半传统的，”施莱费尔说。“我们在男宾区，整个区的人都滴酒不沾，一本正经；大家喝了许多咖啡，也没人开玩笑。”“命运的转折使我在1980年夏天开始与阿富汗人接触，”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二）。扎瓦希里在他简短的回忆录“先知麾下的骑士”中写道。那时他正替另一位医生在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家诊所上班。诊所所长问他是否愿意陪他去巴基斯坦，照料那里的阿富汗难民。当时由于苏联入侵，成千上万的难民逃过了边境。扎瓦希里立即答应了。一直以来他都暗自打算在那里为圣战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因为从现实情况考虑这在埃及是不可能的。“尼罗河流淌在两片沙漠间的狭窄山谷之中，既没有农作物也没有水，”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这种地形，在埃及根本不可能开展游击战；而且，这样的地形让山谷里的居民只能听命于政府当局，让他们做工人受剥削，还使得他们不得不应征入伍。”要建立一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队，最终打回埃及掌握政权，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国内的地点也许会比较合适。扎瓦希里和一位麻醉师和一位外科医生一起去了白沙瓦。“我们三个是率先到这里参加援助工作的阿拉伯人。”扎瓦希里称。他在巴基斯坦待了4个月，一直为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斯兰国家的分支机构红新月会工作。白沙?这个名字源于一个梵语词，意为“花之都市”。在佛教时代，白沙瓦也许真的是名副其实；不过，如今这里的优雅早已荡然无存。这个城市坐落于开伯尔山口东端，自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时起就是侵略军汇集之地，入侵者也在此地多元的人口中留下了自己的基因印记。白沙瓦曾是大英帝国的重要前哨站，从这里再往前就是一直延伸到莫斯科的广袤荒原。1947年英国放弃了这个兵站，白沙瓦逐渐衰落为一个普普通通却难以管理的农业城镇。然而，战争却唤醒了这个古老的城市；扎瓦希里来到这儿的时候，城里充斥着走私贩、军火商和鸦片商。这座城市还不得不应付大批拥入的阿富汗人，他们被赶出了家园，饥饿难耐。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人数已达140万——第二年这个数字几乎又翻了一番——他们大部分都是从白沙瓦入境的，想在附近的营地里找到栖身之所。许多难民都因苏联的地雷或对城镇的猛烈轰炸而受伤，急需医疗救护。但是，医院和诊所的条件却日益恶化，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扎瓦希里在家信中说，他经常不得不用蜂蜜来给伤口消毒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谈到了孤独带来的苦恼，还请求母亲多写点信给他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罗伯特·马昆德，“恐怖的信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1年10月18日。。在这些短笺中，他偶尔会借诗歌来表达绝望的心情：她用善良来面对我的恶行，却不要求任何回报……愿真主消除我的愚笨让她快乐吧，别因为我的冒犯伤心……哦，真主啊，愿你能同情这个陌生人他多么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通过和当地部族首领的接触，扎瓦希里秘密越过边界去了几趟阿富汗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他成了最早见证阿富汗自由战士勇气的局外人之一。这些战士自称“穆贾赫丁”（mujahideen），也就是圣战者。同年秋天扎瓦希里回到开罗，也带回了一大批关于反苏圣战“奇迹”的传说。这是一场即使在阿拉伯国家也鲜为人知的战争，尽管在那时它是20世纪80年代最为血腥的武装冲突。扎瓦希里开始在各个大学到处游走，为圣战招募人手对马哈茂恩·凡迪的采访。。他蓄起胡子，还刻意穿上巴基斯坦式服装——下身是宽松的长裤，上身披着长罩衫。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5）

当时，阿拉伯志愿者的人数还很少。有一个圣战者领导人的代表团来到埃及，扎瓦希里带着舅舅马赫福兹到谢泼德酒店与他们见面。他们俩把阿卜杜拉·施莱费尔提出的一个想法转告给了阿富汗人。施莱费尔一直为西方新闻机构无法近距离采访这场战争感到苦恼。他让扎瓦希里帮他找三个聪明的阿富汗年轻人，他可以把他们训练成摄影师。这样，他们就能记录下自己的故事，施莱费尔则负责剪辑和旁白。不过他警告扎瓦希里：“他们要是拍不到枪战，我们可不会播。”此后不久，施莱费尔就去找了一趟扎瓦希里，询问自己的提议结果如何。他发现他的朋友说话时一本正经，而且语焉不详，叫人觉得奇怪。扎瓦希里一开始就说，美国人是敌人，我们必须与之对抗。“我不明白，”施莱费尔回答。“你刚从阿富汗回来，在那儿你还和美国人合作呢。现在你怎么又说美国是敌人？”“当然，我们接受美国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去打苏联人，”扎瓦希里回答。“但他们都一样邪恶。”“你怎么能做这样的比较？”施莱费尔非常愤怒。“在美国，信仰伊斯兰教要比在埃及自由得多。还有，苏联封掉了5万座清真寺！”“你是个美国人，所以你不明白，”扎瓦希里说。施莱费尔气愤地告诉他，他们俩之所以还能进行这番讨论，完全是因为北约和美国的军队阻止了苏联，使得它无法荡平欧洲，继而把注意力转向中东。这次谈话最终不欢而散。他们经常相互争辩，但总是带着尊敬，也不失幽默。这一次，施莱费尔感觉扎瓦希里不是在和他一个人谈话——他是在向一大群人发表演讲。施莱费尔为阿富汗培养新闻记者的提议，没有达成任何结果。1981年3月，扎瓦希里在白沙瓦的红新月会又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次他缩短了行程，两个月之后就回到了开罗。后来他写道，他把阿富汗的圣战视为“非常重要的训练课程，它能让圣战者做好准备，以针对当今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也就是美国，发动一场期待已久的战争”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二）。。扎瓦希里回到迈阿迪继续行医，此时的伊斯兰世界仍因1979年的多次政治地震而动荡不已。这其中不仅包括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还有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回到伊朗，推翻孔雀宝座——这是伊斯兰激进分子首次成功接管一个重要国家的政权。流亡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萨·巴列维到美国治疗癌症时，受阿亚图拉煽动的学生团体袭击了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萨达特认为霍梅尼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他将伊斯兰变作了笑柄”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30页注。。他邀请患病的伊朗国王来埃及住下。国王于第二年病逝。对各地穆斯林来说，霍梅尼重新架构了与西方的争论。他不愿将伊斯兰的未来让给世俗民主的政治模式，而是要施行骇人的倒退。他那令人入迷的布道，在语言上唤起了过去一千年间伊斯兰不屈不挠的力量，而这也是本·拉登革命性抨击言论的先声。西方引起霍梅尼怒火的具体目标是自由。他掌握政权不久后曾说：“是的，我们是反动派，而你们是文明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可别让我们回到1400年前。你们，你们想要自由，一切都要自由，党派也要自由，你们这些想要一切自由的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要的自由会腐化我们的年轻人，会为压迫者扫清道路，会将我们的国家拖向地狱。”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Feyziyeh神学院的讲话”，1979年8月24日；转载于鲁宾和鲁宾，《反美恐怖主义与中东地区：文献读本》，第34页。早在20世纪40年代，霍梅尼就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借助神学的掩护和物质的支持，以恐怖手段来羞辱伊斯兰的假想敌。其实，霍梅尼来自伊斯兰的什叶派分支，而不是逊尼派；后者控制着伊拉克和伊朗之外的伊斯兰世界，这让他成为一个身处逊尼派激进分子之中的复杂人物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先知死后，信徒们由于在继承次序问题上的争执发生了分裂。自称“逊尼派”的信徒支持选出新的哈里发；另一些信徒则成为“什叶派”，认为哈里发应该由先知的后人接任，第一位继承人应是先知的表亲和女婿阿里。此后，这两个分支在宗教和文化方面产生了众多分歧。。不过，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还是对伊朗的革命给予了支持阿卜杜勒·纳赛尔，《埃及的伊斯兰运动：对1967—1981年国际关系的认识》，第73页。。那时，伊斯兰激进组织已经是一种广泛而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既包括穆斯林兄弟会这类愿意在某个政治体制之下运作的组织，也包括像扎瓦希里这样希望摧毁政府、建立宗教独裁国家的人。伊斯兰激进分子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施行伊斯兰教的律法——沙里亚（Sharia）。他们认为，构成伊斯兰教法基础的500篇《古兰经》经文是真主恒久不变的诫命罗伊·莫塔希德，个人通信。，而且提供了一条回归先知与先知直接继承者完美时代的道路——不过实际上，法令在先知死后的几个世纪中已经有了演变。这些经文对人的行为作出了细致而广泛的规定，从别人打喷嚏时该作何反应，到何种情况下允许佩戴黄金首饰。经文还对某些罪行——如奸淫和酗酒——制定了具体的惩治办法，但对于其他罪行（包括杀人）却没有说该如何处罚。伊斯兰激进分子说，虽然社会已经历了15个世纪的变迁，但由于伊斯兰教法直接来自真主的思想，所以它是尽善尽美、无可改进的。他们想无视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司法观念，建立起一个更忠实于伊斯兰教宗旨的法律体制；这个体制不受西方影响的沾染，也不会因接触现代事物而临时作出改动。另一方面，非穆斯林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则争辩说，沙里亚信条反映的是这个文化中苛严的贝都因部族准则；这些准则是伊斯兰教诞生的起源，显然不适合用来治理一个现代社会。在萨达特的统治下，埃及政府当局不断允诺要遵从伊斯兰教法，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表明这个诺言是多么的不可信。萨达特与以色列的和平协定，让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派别团结到了一起。一条新颁布的法律也让这些派别怒火中烧；此项法律是由总统夫人吉汗倡导的，赋予了妇女离婚的权利，但在《古兰经》里妇女并没有这种特权。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格内纳，“‘圣战’：埃及的‘伊斯兰出路’”，第80—81页。，萨达特取笑虔诚妇女所戴的伊斯兰盖头是“帐篷”，并禁止大学中的女性戴这种盖头。激进分子对总统反唇相讥，把他描绘成一个“异教徒”。按照伊斯兰律法的规定，人们不得对统治者发起攻击，除非此人不信仰真主或是先知。宣称萨达特是异教徒，就等于公开号召人们来暗杀他。为回应伊斯兰激进分子策划的一系列示威活动，萨达特解散了所有的学生宗教协会凯普尔，《圣战：政治伊斯兰之路》，第85页。，没收了协会的财产，还关闭了它们设立的夏令营。他一改往日对这些组织容忍乃至鼓励的态度，转而提出一个新口号：“宗教无政治，政治无宗教。”阿卜杜，《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埃及与伊斯兰的胜利》，第54页。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心目中，再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具挑衅意味了。扎瓦希里不仅期望能除掉埃及的国家领导人，还想彻底推翻现有的秩序。他偷偷从埃及军队招募军官，等待圣战组织在人员和武器方面积蓄起力量、足以采取行动的时刻。他的首要军事策划阿布德·祖玛是军事情报机构的上校，也是1973年反以色列战争中的英雄（为了向他致敬，开罗的一条街道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祖玛的计划是杀死国内的重要领导人，占领军事和国家安全部总部、电话交换大楼，当然还有无线电和电视大楼，这样伊斯兰革命的消息才能传播出去，才能掀起——照他的期望——全国范围内反对世俗政权的起义1981年对艾曼·扎瓦希里的审讯。。后来扎瓦希里作证说，这是个“周密而高明的计划”。扎瓦希里组织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勇猛的坦克指挥官埃萨姆·卡马里。由于有勇有谋，卡马里少校不断得到擢升，把同僚远远甩在身后。按照扎瓦希里的描述，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贵人物。他心甘情愿地、沉着地忍受着诸多苦难和牺牲，而这些苦难和牺牲大都是由于他品格高贵而招致的”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五）。。扎瓦希里虽然是迈阿迪地区分支机构的高级成员，却经常听从卡马里的意见。卡马里有着与生俱来的指挥才能——这种本领扎瓦希里显然并不具备。实际上，卡马里发现扎瓦希里身上“少了点什么”对亚西尔·瑟勒的采访。，还曾经警告他：“不管你参加了哪个组织，都不要去当领导。”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6）

卡马里开始从军事要塞中偷偷运出武器弹药，藏进扎瓦希里在迈阿迪的诊所。这家诊所就在扎瓦希里父母住的复式公寓的楼下。1981年2月，当组织成员从诊所把武器转移到一个仓库时，警察抓住了一个带着包的年轻人，包里装满了枪支和军事布告，还有标明开罗所有坦克部队部署位置的地图。卡马里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受到牵连，于是就消失了，但他手下有几名军官被捕。令人费解的是，扎瓦希里却安然无恙。直到逮捕这些人之前，埃及政府都自认为伊斯兰地下组织已被消灭。同年9月，萨达特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埃及的杰出人物——不仅有伊斯兰激进分子，还有一些没有宗教倾向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埃及基督教徒、学生领袖、记者、作家，还有穆斯林兄弟会团体的医生——这是社会各界不同政见者的大杂烩。这次的搜捕之网漏掉了扎瓦希里，但却抓住了圣战组织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不过，在圣战组织分散的机构之中，有一个军事基层组织已在匆忙中策划了一次碰运气的行动。23岁的哈立德·伊斯兰布利中尉提出，在下个月萨达特参加阅兵时将其刺杀。扎瓦希里作证说，直至1981年10月6日上午9点之前，他都不知道关于这个计划的任何消息，而那时离预定发动刺杀的时刻只有几个钟头。他所在分支机构中的一个成员（一位药剂师）带来了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深感震骇，”扎瓦希里对审讯者说。药剂师提出，他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个仓促的计划取得成功。“但我对他说，‘我们能做什么？难道他们想要我们到大街上胡乱开枪，然后让警察把我们抓去？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扎瓦希里又给他的病人看病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听说阅兵表演仍在进行，于是就以为行动已经失败，而所有相关的人都已被捕。后来他去了一个妹妹家里。妹妹告诉他阅兵表演中止了，总统安然无恙。真正的消息此时还没有传开。当时，萨达特正在庆祝1973年十月战争8周年的纪念日。他身边围绕着达官显贵，其中有几名美国外交官，还有后来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萨达特向通过检阅台的部队致敬时，一辆军车突然改变方向朝检阅台驶来。伊斯兰布利中尉和另三名同谋跳出车子，往台上投掷手榴弹。伊斯兰布利把冲锋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部射向萨达特。这位总统始终傲然挺立，直至身上布满弹孔。“我杀了法老！”伊斯兰布利高喊。萨达特的死讯于当天晚些时候宣布，这并没有在阿拉伯世界中引起多少悲痛。由于萨达特与以色列讲和，阿拉伯人都把他视为叛徒。按照扎瓦希里的观点，这次刺杀就实现伊斯兰国家的目标而言上并未取得任何成就。不过，在事件过后的国内动荡之中，也许还有时间把这一伟大的计划付诸实施。埃萨姆·卡马里不再躲藏，他让扎瓦希里安排他和实施刺杀行动的组织接触1981年对艾曼·扎瓦希里的审讯。。当晚10点，距离萨达特被刺才8个小时，扎瓦希里就来到卡马里藏身的公寓，他们在公寓外的一辆小汽车里和阿布德·祖玛见了面。卡马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它有可能让他们消灭整个政府和许多外国领导人：在萨达特的葬礼上发动袭击。祖玛同意了，他要求卡马里提供十枚炸弹和两把枪。就在第二天，他们再次碰头。卡马里带来了武器和几盒弹药。与此同时，胡斯尼·穆巴拉克领导的新政府正在围捕数以千计的可能参与谋刺的人。阿布德·祖玛还没开始实施行动计划就被捕了。扎瓦希里肯定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供出来，但是他还是迟迟未走。10月23日，他终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再次前往巴基斯坦。他去向一些亲属告别。扎瓦希里的弟弟侯赛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尼罗河滨海路被警察截了下来。“他们把艾曼带回迈阿迪的警察局，他身边围着一堆警卫，”他的表兄弟奥马尔·阿扎姆回忆说。“警察局长扇了艾曼一个耳光——艾曼一巴掌就扇了回去！”这件事让整个家族都大为惊讶，不仅是因为扎瓦希里不顾后果的鲁莽反应，更因为在家人们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动过粗。敢回敬警察局长耳光的扎瓦希里，立即在狱友中名声大噪。安全部队对新到囚犯的欢迎，就是脱光他们的衣服，蒙眼上铐，然后用棍子抽打。受到羞辱和恐吓、无所适从的犯人，随即被投入狭小的石头牢房，仅有铁门上小小的方形窗洞透进一丝光亮。这个地牢是12世纪伟大的库尔德征服者萨拉丁驱使十字军俘虏修建的。地牢是萨拉丁城堡的一部分对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这座城堡建在一座可以俯瞰开罗的山上，700年来它都是埃及政府的所在地。受审狱友们发出的惨叫，让很多人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虽说他们自己并没有受刑。由于扎瓦希里在组织中的地位，他频频遭到拷打；埃及负责审讯的情报75处所发明的诸般巧妙而残忍的刑罚，也常被用在他身上。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的“9·11”悲剧诞生在埃及的监狱之中。开罗的人权主义者认为酷刑催生了?烈的报复心理——首先是在赛义德·库特卜身上，然后就是他的门徒，包括艾曼·扎瓦希里。囚犯们的怒火针对的主要是世俗的埃及政府，但一股强烈的愤怒之情也指向了西方世界。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是埃及暴虐政权背后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伊斯兰社会的腐化与受辱是由西方造成的。实际上，羞辱这一主题（也就是酷刑的本质）对于理解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愤怒至关重要。埃及的监狱变成了一座制造激进分子的工厂，这些人寻求报复——他们把这叫做正义——的愿望压倒了一切。蒙塔赛尔·扎耶特是和扎瓦希里关在一起的一名伊斯兰律师，后来他为扎瓦希里辩护，还给他写了一部传记他写的传记题为《我所认识的艾曼·扎瓦希里》，书中对传主诟病甚多。迫于扎瓦希里支持者的压力，扎耶特在开罗的出版商撤回了这本书。。扎耶特认为，扎瓦希里在监狱里的创伤经历让他由一个相对温和的圣战支持者，变成了一个暴力而无情的极端分子。扎耶特和其他证人还提到了他与埃萨姆·卡马里之间关系所受的影响。卡马里一直是扎瓦希里的密友，也是他非常崇敬的人物。扎瓦希里刚一被捕，内务部的官员就开始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出仍旧在逃的卡马里少校。当时，卡马里是埃及的头号通缉犯。卡马里在一场动用了手榴弹和自动武器的交火中安然脱身，警察却死伤甚多。在不顾一切搜捕卡马里的过程中，安全部队把显赫的扎瓦希里家族人员赶出门外，掀开屋里的地板，还把墙纸撕得精光，以搜寻证据。他们还守在扎瓦希里家中的电话机旁，指望着什么时候逃犯终究会打电话过来。两周之后，电话终于来了对福阿德·阿拉姆的采访。。打电话的人自称“埃萨姆医生”，说要跟扎瓦希里见面。卡马里打电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扎瓦希里已经被捕，因为当局对此一直秘而不宣。一名假扮家里人的警官对“埃萨姆医生”说他不在。打电话的人建议说，“请他和我一起去做昏礼吧，”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即日落时分的祷告）地点在两人都知道的一家清真寺。“卡马里和扎瓦希里订约时正在去迈阿迪的路上，但他注意到了安全部队的人，于是又逃走了，”时任内务部反恐组领导的福阿德·阿拉姆说。他是一位颇具长者风范的人物，嗓音非常低沉。阿拉姆在1965年审讯过赛义德·库特卜，从那以后还审过几乎所有主要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我叫艾曼·扎瓦希里到我的办公室，准备和他说我们的计划。”阿拉姆感觉扎瓦希里“害羞而冷淡。他说话时不看你，这在阿拉伯国家是礼貌的表示。”据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说，扎瓦希里此时已经遭到了残酷的折磨。他到阿拉姆办公室时实际上只穿了一只鞋，因为另一只脚上有伤。阿拉姆让人把扎瓦希里家的电话线转接到他的办公室，并把扎瓦希里一直扣在那里，直到卡马里再次来电。这一次扎瓦希里接了电话，约好和卡马里在埃姆巴巴的扎瓦亚清真寺见面。按照计划，扎瓦希里去了清真寺，并指认出了自己的朋友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扎瓦希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承认此事，只是写到在监狱中受到的“羞辱”时隐晦地提了一下。“被捕后最令人痛苦的事，莫过于圣战者迫于酷刑不得不向敌人供出他的伙伴，亲手破坏自己的运动，把自己和同伴的秘密交给敌人。”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十一）。扎瓦希里指证了卡马里和其他13人之后，用心险恶的政府当局故意将卡马里和扎瓦希里关在了同一间牢房里。卡马里被处以10年徒刑。“和往常一样，他以非同一般的镇静和沉着接受了这个消息，”扎瓦希里写道。“他甚至试图安慰我，还说：‘我很同情你今后要背的包袱。’”1988年，卡马里在越狱时被警察开枪打死对卡迈勒·哈比卜的采访。。在302名被告之中，扎瓦希里的编号是113。他们被控协助刺杀总统或策划刺杀，还有其他各种罪名（扎瓦希里的罪名是倒卖军火）。伊斯兰布利中尉和其他23人被指控实际参与刺杀行动，并单独受审。伊斯兰布利和其他4个同谋被处以绞刑。埃及几乎所有的著名伊斯兰激进分子都与这次刺杀行动有涉扎瓦希里的弟弟穆罕穆德受到缺席审判，但后来指控被撤销。他最小的弟弟侯赛因在指控撤销前，在监狱里呆了13个月。。经常举办展览和会议的开罗埃及展览中心里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临时法庭，其他的被告（其中有些还是少年）全给塞在法庭一侧动物园一般的大笼里面。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圣战组织、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这些组织构成了伊斯兰运动四分五裂的核心。各国际新闻机构报道了这次审判。扎瓦希里在这些被告中英文最好，所以被指定为他们的发言人。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7）

1982年12月4日开庭首日的录像显示，电视摄像机的灯光照射在这300余名被告的身上，他们有喊口号的，有做祷告的，还有人在拼命朝家里人喊。最后，摄像镜头停在了扎瓦希里的身上，他超然于这些纷杂之外，神情严肃而专注。31岁的他身穿白色长袍，肩披一条灰色围巾。看到示意，其他囚犯都安静下来，扎瓦希里大声说：“现在我们要和整个世界说话！我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想说些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是穆斯林！我们这些穆斯林坚信自己的宗教，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实践上。所以，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一个伊斯兰的社会！”其他被告用阿拉伯语喊道：“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接下来，扎瓦希里用激昂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我们不懊悔；对于我们为自己的宗教所做的一切，我们不懊悔；我们牺牲过，而且也准备要付出更多的牺牲!”其他人高呼：“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扎瓦希里又说：“我们在这里——这里是真正的伊斯兰前线，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真正伊斯兰抵抗力量！”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想彻底破坏杰出的伊斯兰运动……其二，他们想实现一个阴谋——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渗透扫清障碍。”其他人喊道：“我们不会让穆斯林为了美国人和犹太人流血！”囚犯们拽下鞋子，掀起长袍，展示他们身上酷刑留下的伤疤据称福阿德·阿拉姆亲自监督了刑讯。他声称从未发生过刑讯折磨事件，所有这类说法都是编造。他的话也许有一定的真实性。囚犯们讲述的许多故事都过于恐怖怪诞，让人感觉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这些人肯定也是刻意被推到记者面前的，以达到破坏政府名誉、提高伊斯兰激进分子地位的目的。阿拉姆给了我一段摄于1982年的录像。录像上，年轻的蒙塔赛尔·扎耶特（他对我说自己曾屡次遭到毒打和电击）在托拉监狱愉快地欢迎新入狱的犯人，还告诉他们自己受到的待遇有多好。“他们甚至给了我这本《古兰经》，”他举着手里的一本袖珍书说。现在，扎耶特则坚称自己是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说那番话的。不过，贾迈勒·哈比卜（他两手都有香烟烫出的疤痕）却说扎耶特从来没有遭到过拷打。“他只不过对媒体这么说罢了，”他告诉我。问题在于，扎瓦希里究竟遭到了何种待遇。“你在组织里的级别越高，受到的拷打也就越多，”哈比卜说。“艾曼认识几个军官，而且还持有武器。他遭到了严刑拷打。”曾经入狱的几个人告诉我，最常见的一种刑罚是把人双手反绑，然后吊到门框上——整个人的重量都集中在反绑的双手上，有时一吊就是几个小时。多年之后，哈比卜两臂的麻木感才完全消失。扎瓦希里本人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经历，但他曾写道：“刑讯折磨是一具残酷的踏车，它压断人们的骨头，剥掉他们的皮肤，撼动他们的精神，毁灭他们的灵魂。它的手段是慢慢地折磨。它拘捕女人，实施性侵犯，用女里女气的名字称呼男人，让犯人挨饿，给他们变质的食物，断他们的水，不让外人探访，以羞辱被拘捕者”（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四]）。可以想见，对于扎瓦希里医生这样傲气的一个人来说，狱中的屈辱肯定是更加不堪。扎瓦希里称监狱里把“野狗”当作一种刑罚，曾经入狱的人也经常提到此事。据说赛义德·库特卜第二次被捕时也曾遭狗撕咬。狗在伊斯兰文化中被视为低贱的流浪动物，因此这种刑罚对人的侮辱尤其严重。。扎瓦希里谈到“埃及肮脏监狱之中的虐待……我们在那里遭到了最为残酷的非人待遇。他们踹我们，打我们，用电线抽我们，还给我们上电刑！他们还放野狗咬人！他们还放野狗咬人！他们把我们吊到门檐上，”——他弯下身子演示当时的情状——“我们被反绑着双手吊起来！他们抓走了我们的妻子、母亲、父亲、姐妹和儿子！”被告们高喊：“穆斯林的军队必将回归，我们一定会打败犹太人！”摄像机拍到了一个眼睛特别大的被告，他穿着绿色的束带长袍，把胳膊伸出囚笼栏杆大声叫喊，接着就晕倒在身旁囚犯的怀中。扎瓦希里高声报出几个囚犯的名字，他说这几个人都死于酷刑。“民主在哪里？”他大声喊道。“自由在哪里？人权在哪里？正义在哪里？正义在哪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扎瓦希里对酷刑的指控，后来在国外的医疗报告中得到了证实。报告指出，他身体各部位的6处伤是受到“坚固物体”击打所致。后来扎瓦希里在一件控告情报75处（负责监狱审讯的部门）的案子中作证。一名情报军官的证词证实了扎瓦希里的话。这名军官供认，他曾目睹扎瓦希里在监狱里的情形，“他的头发给?光了，他的尊严在经受种种折磨时被彻底摧毁”。情报军官后来还说，有一次他在审讯室的时候，另一个囚犯也被带了进来，手脚都上了镣铐。审讯人员想让扎瓦希里招认自己参与了萨达特刺杀案。那个囚犯说，“他明知这种罪是死刑，你们还指望他招认吗？”扎瓦希里则回答：“死刑比折磨要仁慈得多。”审判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三年。有时被告们每天都得去临时法庭，但随后可能要过一个多月再去。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许多人被关到一起之前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自然而然地搞起了密谋。有的囚犯急切地说要重建组织，也有人在深入地探讨令人丧气的现实：这么多人被捕，运动这么快就被泄漏。扎瓦希里向一个狱友承认：“我们被击败了，因此变得很迷茫。”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思索地下行动为何会失败，而怎样做才可能成功。“艾曼对我说，他并不希望萨达特被刺事件发生，”他的狱友和传记作者蒙塔赛尔·扎耶特回忆说。“他认为他们应该等待机会，通过军事政变来连根拔除埃及政权。他没有那么嗜血成性。”扎瓦希里受过的教育、家庭背景和相对富足的家境，让他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每隔一天，家里都会派一个司机给他送吃的来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扎瓦希里则会把食物分给其他囚犯。他还在监狱的医院里帮过忙。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8）

在这个时期，扎瓦希里遇到了埃及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他也在萨达特遇刺案中以密谋者的罪名受到指控。拉赫曼谢赫是个奇怪而又令人难忘的人物，年幼时因患糖尿病双目失明，不过生就一副动人心魄的洪亮嗓音。由于对纳赛尔提出了有力的批判，拉赫曼谢赫在未受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纳赛尔投入监狱关了8个月，因此他在伊斯兰圈子里颇有名气。纳赛尔死后，这位盲人谢赫的影响也扩大了，尤其是在上埃及——他在当地的爱资哈尔大学艾斯尤特分校讲授神学。他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追随者，并成为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为了给激进运动筹集资金，一些年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开始敲诈科普特基督徒科普特教会是基督教东派教会之一，属一性论派。科普特一词是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占领埃及时对埃及居民的称呼，后专指信奉科普特礼仪的基督教信仰者。在埃及，科普特教会至今仍是基督教各派中最大的教会，宗主教座堂设在亚历山大里亚。——译者。这一派的基督徒在埃及总人口中占大约10%，但大都是店主和小企业主。年轻的激进分子曾多次闯入科普特教徒的结婚典礼，抢劫在场的来宾。按圣战神学理论的规定，某些行动必须要经过圣令（即宗教裁决）的神圣化，否则就会被视为犯罪。奥马尔谢赫非常热心地签署了圣令，赞成对基督教徒大开杀戒、对科普特教徒开的珠宝店实施抢劫。圣令的根据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目前正处于交战状态。自从萨达特最终试图对伊斯兰激进分子加以约束以来，这位盲人谢赫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阿拉伯国家逗留了三年时间，并在那里为他的事业找到了富有的资助者。1980年回到埃及时，他已不仅仅是伊斯兰组织的精神顾问，而是成为了“埃米尔”。在奥马尔谢赫最早发出的圣令中，有一篇宣称一位异教徒的领袖理应被有信仰者杀死。当他因共谋刺杀萨达特接受审判时，他的律师成功地使法庭相信，鉴于他的代理人并未直接提到萨达特总统的名字，所以他和刺杀事件的关系至多也不过是附带提及而已。入狱6个月之后，奥马尔谢赫被释放了。虽然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这两个最主要激进组织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把当局政府搞垮，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策略却截然不同。盲人谢赫宣称全人类都应该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只要能把这个讯息传播开来他就知足了。扎瓦希里极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不相信群众；除了自己对伊斯兰教的那种刻板理解，其他任何形式的信仰他都不屑一顾。因此他宁愿在暗中进行单方面的行动，直至他的组织能够夺取权力，施行其极权主义的宗教观点。在奥马尔谢赫的领导下，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曾经合作过，但是圣战组织一方（包括卡马里和扎瓦希里在内）却试图让自己的人来主持大局。在开罗的监狱中，两个组织的人就实现真正伊斯兰革命的最佳途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还在谁是革命最佳领导者的问题上争吵不休。扎瓦希里指出，伊斯兰教法规定埃米尔不得是盲人对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奥马尔谢赫反驳说，伊斯兰教法也规定埃米尔不得是囚犯。两人之间的敌对变得非常激烈。扎耶特试图让扎瓦希里在抨击奥马尔时略加收敛，但是扎瓦希里拒不让步。结果，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又分裂了。由于这两个人互不妥协的性格，这两个组织还将继续保持两极分化的状态。扎瓦希里被裁定犯有贩卖武器罪，处以三年徒刑。审判结束的时候，他的刑期差不多也已经服完。也许因为扎瓦希里在指证其他囚犯时的合作态度，政府撤销了对他的其他几项指控。1984年扎瓦希里获释出狱，此时的他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激进主义者，他的信仰也已经被锤炼为不可动摇的决心。扎瓦希里出狱不久，开罗美国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和他谈过话。易卜拉辛感到他身上有着明显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报复欲，这都是在监狱中受到虐待的人所表现出的特性。酷刑折磨对这些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人或许还产生了其他始料不及的影响。很多人都说自己在受到拷打之后曾出现幻觉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20页。，看到圣人把他们迎入天国，而正义的伊斯兰国家也因他们的殉难而成为现实。易卜拉辛在20世纪70年代就完成了一份关于埃及政治犯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大多数新加入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都是出身乡村、到城市求学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政府中层官员的孩子。他们很有抱负，往往被科学与工程领域所吸引，而这两个领域只接收最具资格的学生。与社会学家的看法不同，他们并非异化的、居于边缘地位的年轻人。相反，易卜拉辛写道，他们是“模范的埃及年轻人。如果要说他们不够典型，那也是因为他们远远超越了同代人的普通水准”同前，第19页。。易卜拉辛认为，伊斯兰激进组织之所以能成功招募这些青年，是因为他们很看重兄弟情谊、分享与精神上的支持；作为由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这些因素让他们得以“软着陆”。扎瓦希里在监狱里就读过这份研究报告，并激烈反对其中的观点。他说，被招募者响应的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理想，而不是其组织所能满足的社会需求。“你那世俗的分析把我们的运动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对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的采访。他对易卜拉辛说。“愿真主怜悯你。”易卜拉辛用阿拉伯的一句古语来回应扎瓦希里的质疑：“任何付出努力的人，都有一份回报。如果他成功了，得到的回报就是双份。但要是他没有成功，也还有一份回报——他努力过。”扎瓦希里笑笑说：“你得到了一份回报。”扎瓦希里重操旧业，又做了外科医生；不过，由于他曾在控诉刑讯折磨一案中指证情报75处，他担心这会招致政治后果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他想申请英国的一项外科研究员基金赫巴·扎瓦希里，个人通信。。虽然埃及政府禁止他在三年内离开埃及，他还是计划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的伊本·纳菲西医院工作。扎瓦希里弄到了去突尼斯的旅游签证（可能用的是假护照）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显然他并没有打算再回来。出狱之后他就刮掉了胡子，这表明他要重新开始地下工作。扎瓦希里正要离开的时候，在开罗机场碰见了朋友阿卜杜拉·施莱费尔。“你要去哪儿？”施莱费尔问道。“沙特，”扎瓦希里直言相告。他看上去轻松快乐。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听着，艾曼，离政治要远一点。”施莱费尔告诫道。“我会的！”扎瓦希里回答。“我会的！”

第三章　创始人（1）

34岁时的艾曼·扎瓦希里医生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他一直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十几岁起就领导着地下的伊斯兰激进基层组织。他的政治手段在监狱里无穷无尽的辩论中得到了磨炼，出狱时变成了一个虔诚、尖刻而极为坚决的人。据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门说，扎瓦希里于1985年来到沙特王国①，拿的是朝觐签证，后来又换成了工作签证。他在吉达的伊本·纳菲西医院当了一年医生。扎瓦希里的妹妹赫巴（她是开罗大学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学教授）说他在那期间通过了申请外科研究员基金的初试。母亲和其他家里人都以为他最后还是要回埃及的，因为他仍在给迈阿迪的诊所支付租金。扎瓦希里的弟弟穆罕默德当时也在沙特阿拉伯，在麦地那当建筑师。扎瓦希里的律师、前狱友蒙塔赛尔·扎耶特前往麦加时途经吉达，他发现扎瓦希里很严肃，而且情绪不高。“难以言状的酷刑留在他躯体上的伤痕已经平复，”②扎耶特后来写道，“但他的心还在为此作痛。”扎耶特认为，扎瓦希里之所以逃离埃及，是因为背叛朋友的愧疚给他的良心造成了极大的负担③。由于在狱中指证了自己的同志，扎瓦希里失去了领导圣战的资格。他要寻找一个地方来偿还自己的罪过，还要让伊斯兰激进运动在那里站稳脚跟。“埃及的局面每况愈下，”④扎耶特后来写道，“简直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吉达是沙特王国的商业中心，是每年数百万朝觐者前往麦加时的必经之途。对每一个穆斯林来说，只要是力所能及，这被称为“哈吉”（hajj）的朝觐之旅至少都得走一遭。在麦加留下来的一些人成为银行与商业巨族的创始人——其中包括本·马赫福兹、阿里礼萨和卡舒吉这几个大家族——他们从也门、伊朗和土耳其等地远道而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承，把这座城市与文化和种族上都封闭孤立的内地区分了开来。在吉达，居于重要地位的是家族，而不是部落；本·拉登家族的名字，就在支配吉达社会的少数几个家族之列。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扎耶特，《通往基地组织之路：本·拉登得力干将的故事》，第31页。同前，第49页。“显微镜下”，半岛电视台，2003年2月20日。扎耶特认为扎瓦希里在吉达结识了本·拉登扎耶特，“伊斯兰组织：局内人的观点”（四），《生活日报》，2005年1月12日。扎耶特称此事是听扎瓦希里说的，但他2002年和我谈话时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他说扎瓦希里和本·拉登可能是1986年在白沙瓦认识的。扎耶特坚称，这个新情况的依据是他后来与扎瓦希里的谈话。《生活日报》驻开罗记者穆罕默德·萨拉赫告诉我，根据他的消息来源，这两个人是1985年结识的，地点应该在吉达。其他人则猜测扎瓦希里与本·拉登初次见面是在巴基斯坦；例如贾迈勒·伊斯梅尔就告诉彼得·伯根，两人第一次会面是在1986年的白沙瓦。伯根，《我所认识的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领袖的口述历史》，第63页。；他们的初次会面虽然未见记载，但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扎瓦希里入狱前已经去过两次阿富汗，而且打算尽快再回去。从沙特通往阿富汗的渠道处于本·拉登的直接控制之下；任何资助过圣战或自愿加入的人，肯定都见过这位很有魄力的沙特青年。无论如何，在圣战这个密切的圈子里，扎瓦希里与本·拉登迟早都会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在阿拉伯语中，“吉达”一词的意思是“祖母”。根据传说，这座城市的名字指的是人类的女祖先哈娃，相传她的埋骨之地如今是工人阶级居住区一个有围墙的宽阔大院，奥萨玛·本·拉登就在这里长大。12世纪时，这个传说中的坟墓引来了许多崇拜者，他们勾勒出了女祖先巨大遗骸（足有500英尺长）的轮廓，并在据说是女祖先肚脐的位置建起一座圆顶圣坛作为标记。1853年理查德·伯顿爵士参观了墓地，在查看了遗骸的尺寸之后说：“如果我们的这位始祖从头至腰长120步，从腰至足长80步，那么样子看起来肯定和鸭子差不多。”伯顿，《自述：到麦地那与麦加的朝觐之旅》，2：274。1928年，反对尊崇坟墓的瓦哈比派教徒（这个严守教规的派别在沙特阿拉伯居于支配地位）在占领吉达后不久捣毁了墓地。如今，这里成了一个典型的瓦哈比教徒的墓园，园中一排排没有特征、没有标记的坟墓就像是光秃秃的花坛。1967年奥萨玛·本·拉登59岁的父亲死于空难奥斯曼·米利亚巴里和阿卜杜拉·哈桑宁，“国家失去了一位白手起家的大人物”，《欧卡兹报》，1967年9月7日。之后，就安葬在这里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如果不了解这位父亲的成就，就不可能明白他的儿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在儿子奥萨玛降生之前，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登就已是一位传奇人物。对于把他视为偶像、希望在成就上与他比肩（且不说超越）的年轻人来说，穆罕默德是个令人敬畏的典范。穆罕默德出生在也门中部的一个偏远村庄。这个名为哈德拉毛的地区以土坯建造的塔楼知名，它们精巧得如同沙砌的城堡，最高的足有12层。这?美轮美奂的建筑为哈德拉毛人赢得了善于营造和建设的声誉埃里克·沃特金斯，个人通信。。但是，哈德拉毛之所以闻名遐迩，主要还是因为那些离开此地的人。1000年来，他们踏出的道路穿过阿拉伯南部被称为“空白之地”的沙漠，然后沿着红海东岸的荒凉山脉进入汉志——伊斯兰的发祥地。从那儿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分道扬镳，前往黎凡特Levant，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统称，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约旦等地。——译者、东南亚甚至菲律宾等地，做起了商人、实业家和承包商。20世纪30年代哈德拉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故土——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机会，也是为了求得生存。穆罕默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埃塞俄比亚对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采访。呆了没多久，就在阿拉伯海南岸登上了一艘开往吉赞的船对萨利赫·M·宾拉丁的采访。。到吉赞之后他加入了一支前往吉达的骆驼队。来到吉达时，他才23岁。1931年的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当时它尚未统一——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年才建立。这个四分五裂的沙漠王国的统治者是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沙特西方通常称他为伊本·沙特。，他住在利雅得一所土坯砌成的简陋宫殿里。他刚刚平定了一帮伊赫万宗教极端分子发动的险恶叛乱，该宗教组织是基地组织的直接前辈。这些宗教极端分子曾经是阿卜杜勒·阿齐兹自己的一支冲锋队，他们打着“以伊斯兰教名义净化阿拉伯半岛”的旗号，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农民阿布里什，《沙特家族的兴起、腐化与将要来临的败落》，第24页。据阿布里什记载，“伤亡人数至少有40万，因为伊赫万组织不抓俘虏，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杀戮与征服。在伊本·沙特征服的土地上，起码有100多万居民逃到了其他国家。”沙特历史学家马达维·拉希德指出这些数字很难采信，因为当时根本无人统计。不过她在个人通信中写道：“沙特以统一国家为名犯下了滔天罪行。”她补充道：“伊赫万组织不过是伊本·沙特调动的一支雇佣兵，他们在为他个人而战，唯他的个人目的是从。一旦这些人完成了沙特交给的任务，他就找别的雇佣兵来屠杀他们；这一次的雇佣兵是内志南部的二等公民、其他部族，以及当时驻扎在科威特和伊拉克的英国皇家空军。”。阿齐兹国王试图控制伊赫万组织，以防他们的血腥行动扩散到邻近国家。国王与英国的联盟，还有他妻妾成群的生活方式，本来就让伊赫万组织十分鄙夷，但他们最终反戈还是因为国王试图遏止圣战——对他们来说，圣战是永无休止的，一定要进行下去；圣战是他们对真主的义务。

第三章　创始人（2）

为了控制这些杀戮成性的极端分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必须获得宗教权威的许可。对于现代的沙特阿拉伯而言，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瓦哈比派的神职人员把发动圣战的权力授予国王一人，从而再次确立了自己在高度宗教化的沙特社会之中的专制地位。在汽车、机关枪和英国轰炸机的帮助下，国王最终打败了伊赫万组织的骆驼骑兵。然而，从建国伊始，王室与宗教极端派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了现代沙特阿拉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大部分沙特阿拉伯人都不愿使用瓦哈比这个名字；他们或是把自己称为“穆瓦希顿”（一神教徒），因为他们信仰的核心是真主的独一性；或是把自己称为沙拉夫派——“沙拉夫”一词指的是他们的先辈，即先知身边受人尊敬的追随者。运动的创始人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是一位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者，他认为穆斯林已经偏离了真正的宗教信仰——先知与其直接继任者所处的黄金时代的信仰。阿卜杜勒·瓦哈比提出了许多神学上的创见施瓦茨，《伊斯兰的两面：从传统走向恐怖的沙特家族》，第69页起。，其中有：认为真主用人的面目来隐藏自己的身份；反对向圣人求告以及对死者表示敬畏；要求男性穆斯林拒绝修剪胡须。他禁止了假日，甚至包括先知的生日在内；他的追随者则毁掉了很多被他视为荒谬的神圣场所。他抨击艺术是毫无意义而危险的东西。他授权给自己的追随者，允许他们杀死、奸淫或劫掠那些拒不服从他命令的人哈立德·阿布·法德勒，“丑陋的现代与现代的丑陋：要求恢复伊斯兰之美”，第33—77页。。当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伊斯兰国家把阿卜杜勒·瓦哈比视为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者。1744年，被逐出阿拉伯半岛中部内志地区的瓦哈比，向第一个沙特国家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沙特寻求庇护。尽管沙特家族不久之后就被奥斯曼帝国击败，但阿卜杜勒·瓦哈比与本·沙特两人建立的联盟却在他们的后代中延续了下去。双方达成一致的根本在于，他们都认为宗教与政府这两者并无区别。阿卜杜勒·瓦哈比的极端主张，此后始终是沙特王朝统治中的一部分。19世纪出现的第二个沙特国家，由于皇族内部斗争很快就垮台了。到了20世纪，当阿卜杜勒·阿齐兹第三次让沙特家族登上王位的时候，阿卜杜勒·瓦哈比的教义正式成为国教，其他所有形式的伊斯兰信仰都被禁止。这一禁令是在先知的名义下执行的，因为先知曾说过阿拉伯世界只能有一个宗教。根据瓦哈比教徒狭隘的观点，伊斯兰教义只有一种诠释——沙拉夫教义——而其他所有学派的穆斯林思想都是异端邪说。穆罕默德·本·拉登事业的轨迹恰好与当时沙特阿拉伯的发展吻合——起初缓慢，随后在突然间飞速上升。1931年他初到此地时，新生的王国正处于危险的经济衰退状态。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收入来源历来是每年前往麦加、麦地那两座圣城的大量朝觐者，但大萧条使得朝觐者急剧减少，连椰枣出口的一点微薄收入也大受打击。国家的未来看来注定要和过去一样渺茫而悲惨，能不倒退就不错了。在走投无路的国王的邀请下，美国地质学家卡尔·特威切尔于同年4月来到沙特，勘探水源和金矿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231页起；李普曼，《幻景之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脆弱的伙伴关系》，第15页起。。这两样东西他一样也没找到，不过他觉得这里可能会有石油。特威切尔的发现促成了一家合伙企业的建立——这就是后来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简称阿美石油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之中，一帮石油工程师和油井工人在东部省建立起一个石油基地。阿美石油公司最初的规模并不大，但由于沙特王国几乎没有什么经济生活，这家公司很快就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主宰。起先在吉达当船坞工人对纳瓦夫·奥贝德的采访。的穆罕默德·本·拉登，设法找到了一份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作——在德黑兰盖房子。20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一次石油大发展，让贫瘠的阿拉伯半岛发生了剧变。一辈子吃椰枣喝骆驼奶的沙漠王子们，转眼之间就把自己的游艇停泊在摩纳哥。不过，虽说沙特人新近以国际挥霍者闻名，他们并没有把财富全浪费在里维埃拉的赌场。外国承包业的巨头们（尤其是美国的贝克特尔公司）带着各种硕大无朋的机器来到沙特王国，开始建设马路、学校、医院、港口、发电站，它们让王国具备了现代的面貌。早期的建设项目大都是由阿美石油公司委托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如此迅速、如此压倒一切的转变。沙特政府对美国工程师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训练并雇用更多当地的工人，本·拉登也因此交了好运：工程师们开始把一些大公司不屑一顾的项目交给他做。他很快就以一丝不苟和诚实可靠的作风得到了认可。他个子不高，长相英俊，装着一只玻璃假眼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小时候他第一天上学就被老师一拳打坏了眼睛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本·拉登家族的一位发言人对教师殴打穆罕默德·?·拉登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穆罕默德的那只眼睛是在埃塞俄比亚的一次事故中受伤的。当时工地上护目镜还不多见，砌砖工和凿石工常常被石屑和粉碎机弄瞎眼睛。我之所以采纳教师打人的说法，是因为哈利法从妻子那里听说了此事，而她与父亲很亲近。我采访过的其他本·拉登兄弟则承认，他们对父亲失明的情况并不太了解。。本·拉登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去学校，所以他不识字——“他的签名就像是小孩子写出来的，”对萨利赫·M·宾拉丁的采访。他的一个儿子回忆说。尽管如此，他还是颇有数学头脑，能够毫不费力地进行默算，而且从来不会忘记测量出的数值。在50年代认识他的一个美国人形容他“肤色黝黑、为人友善，而且很有活力”对小迈克尔·M·阿明的采访。。阿美石油公司后来开展了一个项目托马斯·C·巴杰，“梦想的诞生”，《沙特阿美的世界》，第35页，no.3（1984年5—6月刊）。，允许雇员离职一年，尝试着自己做生意。如果做得不成功，他们还可以回到公司，职位不受影响。穆罕默德·本·拉登公司就是在阿美赞助下起步的多家企业之一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阿美石油公司是惟一一家能够建设的机构，”图尔基王子告诉我。“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如果想做什么事，他就会让阿美石油去做，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本·拉登就是这样进入圈子的。他是阿美石油推荐的人。”。本·拉登一直坚持和手下的人共同工作，因此雇员们对他都非常忠诚。“我从小就是个劳动者，而且我也喜欢和劳动者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奥斯曼·米利亚巴里和阿卜杜拉·哈桑宁，“国家失去了一位白手起家的大人物”，《欧卡兹报》，1967年9月7日。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热爱工作，我永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也知道把团队凝聚起来的重要性，所以有时为了让手下人不致失业，他还会接一些无利可图的项目对匿名沙特消息来源的采访。。雇员们称他为“穆阿里姆”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这个词指的既是手艺人，也是老师。本·拉登在吉达翻修房屋期间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引起了财政部长阿卜杜拉·本·苏莱曼谢赫穆罕默德·贝萨拉马，“老师——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谢赫”，《欧卡兹报》，1984年6月2日。的注意。部长向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称赞了本·拉登的建筑技艺。多年以后，奥萨玛·本·拉登还记得父亲当初得到老国王赏识的经过对阿里·苏凡的采访。。当时国王因坐轮椅行动不便，想在吉达的霍扎姆宫建一个斜坡，这样汽车就可以一直开到他在二楼的卧室。斜坡完工后，穆罕默德·本·拉登自己把国王的汽车开了上去，证明斜坡经得住车子的重量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为了表示感谢，国王把修建几处新王室宫殿的工程交给了他，其中还包括雅得的首座混凝土建筑匿名沙特消息来源。。后来国王还让本·拉登当了公众事务部的名誉部长穆罕默德·贝萨拉马，“老师——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谢赫”，《欧卡兹报》，1984年6月2日；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第三章　创始人（3）

随着本·拉登的声誉日渐提高，他与王室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且能响应他们的心血来潮。与其他外国公司的经营者不同，他愿意在半途停下一项工程，转而去做另一项；王室囊中羞涩的时候他耐心等待，而且从来不会拒绝任何工程。后来，修建吉达和麦地那之间公路的一家英国承包商违了约，本·拉登的忠心在此刻得到了回报：财政部长把工程交给了他，并同意按外国公司同样的标准付酬穆罕默德·贝萨拉马，“老师——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谢赫”，《欧卡兹报》，1984年6月2日。。沙特阿拉伯亟须建设公路。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也只有从利雅得至德黑兰这一条路铺设得还算不错迈耶，“本·拉登一家”。。本·拉登看到对手贝克特尔公司规模巨大，意识到如果自己没有合适的设备，就不可能在真正重要的合同上与之竞争。他开始购置机械设备，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了卡特皮勒挖掘设备公司的全球最大客户匿名沙特消息来源。卡特皮勒挖掘设备公司的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意见。。自那以后，沙特王国几乎每一条重要公路都是由他建造的。他的老东家阿美石油公司免费为他提供沥青李普曼，《幻景之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脆弱的伙伴关系》，第49页。。本·拉登携家人迁到了吉达。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歌星乌姆·卡勒苏姆UmmKathoum（1904—1974），埃及著名女歌星、歌曲作者和演员。——译者造访麦地那先知清真寺时，对寺内摇摇晃晃的柱子和穹顶上的裂缝深感担忧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她开始为修缮该寺募集款项，这让老国王觉得颜面尽失。他命令本·拉登去解决清真寺的问题。这座土坯木柱结构的寺始建于公元622年，后来又扩建过几次，但其设计规模根本无法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朝觐者。在1950年开始的第一次整修中，本·拉登把先知清真寺的规模扩大了两倍。但是，要说到穆罕默德·本·拉登在伊斯兰几处至圣之地留下的印记，这还只是个开头。先知清真寺整修期间，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一个儿子——塔拉勒王子——担任财政部长。他想让整修过程变得有序一些，但本·拉登习惯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工作，把各种数字装在自己的脑袋里，只听命于国王一人。塔拉勒发现他连开工所需的正式法律文件都没有提交，不禁大为震惊。塔拉勒指责道：“我们必须得把工程组织起来！”对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子的采访。本·拉登没有服从。他说，要么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来干活，要么他就走人。塔拉勒王子决定建立一个名义上由国王本人领导的委员会，以监督整修工作。后来他还提出让本·拉登也加入其中。“这个机构就是负责监管他的，让他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其实并不对，”塔拉勒承认。“幸运的是，他答应了。如果我一直坚持反对他，国王可能会让我走人，而把本·拉登留下。”1953年11月阿卜杜勒·阿齐兹去世后，长子沙特继承了王位。这位新国王的奢侈浪费无人能及，几乎仅凭一人之力就创造出了沙特人新的典型形象——他乘着车子穿行在沙土街道上，向空中抛撒钞票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302页。。虽说王室成员自己拨给自己的石油津贴已非常丰厚，但无论什么承包合同、委托、特许权还是企业联盟，他们但凡能够染指就会强行插上一脚，这样一来限制王室参与投机的规定——虽说本来就没多少——也就失去了作用。然而，这正是建筑业发展的大好时机。沙特国王开始大兴土木——宫殿、大学、输油管、海水淡化厂、机场——本·拉登的公司也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1984年，沙特政府由吉达迁到了利雅得，这就要建造整个政府的所有办公设施，以及与新首都相配套的使馆、酒店、住宅楼和公路。由于财政上开支过度，政府不得不把亚玛玛酒店（利雅得当时的两座五星级酒店之一）当作报酬支付给本·拉登对小迈克尔·M·阿明的采访。。通过与实力强大的外国公司巧妙结盟，本·拉登开始向多样化发展阿美石油公司，《本·拉登兄弟发展承包与实业》（出版商、出版时间不明）。。本拉登凯泽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建筑公司之一。本拉登埃科公司则生产建造清真寺、酒店、医院和体育馆所需的混凝土预制件。迈扎尔与本拉登开发公司为希望进入沙特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本拉登电讯公司是贝尔加拿大公司的代理，该公司获得了沙特地区的丰厚政府合同。另一家联合企业沙特交通安全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路道路标识公司之一。不断发展的企业帝国还开设了许多工厂，生产砖头、门窗、绝缘材料、混凝土、脚手架和空调。在这一时期，沙特逐渐确立了一种雄伟宏大、近乎斯大林式的建筑风格。由预应力混凝土构筑而成的巨大空间（有时甚至令人生畏），宣告了历史上一个崭新强国的诞生。名为“沙特本拉登集团”公司使用的名称在各种英语译法中略有不同，家族成员在称呼公司时也是如此。的企业帝国，定义了这种规模庞大、装饰性极强的建筑美学。集团的声誉在麦加大清真寺的整修工程中达到了巅峰——这是沙特王国最显赫的一份建筑合同。麦加的周围群山环抱，赛拉特山区的峭壁遮住了不信真主者的眼睛。这个城市兴起在两条古代商队路线的交汇点上，为从亚非两洲运往地中海地区的丝绸、调味品和香料提供了储藏地。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这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就被人们视为圣地，这是因为当地一座被称为“克尔白”（天房）的中空立方体建筑。按照穆斯林的传统，天房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是所有穆斯林祷告时朝向的地方。据说天房最早是由人类祖先阿丹修建的，先知易卜拉辛（也就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先知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伊斯玛仪（阿拉伯人的祖先）后来又用周围群山中的灰蓝色岩石加以重建。这样，整修大清真寺的穆罕默德·本·拉登就与人类的始祖和一神教的创始者联系在了一起。大清真寺的整修花了12年数字据阿巴斯，《大拓展的故事》，第364页起，以及沙特本拉登集团的宣传片。。穆罕默德·本·拉登去世时工程还没有完成；实际上，沙特本拉登集团后来又再次整修了大清真寺和先知清真寺，总共耗资180亿美元。本·拉登最初的大清真寺整修方案堪称人群管理上的杰作。这个方案设计了42个主入口和每座可容纳1440人的沐浴设施，电梯系统每小时能运送10万人。两列宽阔的拱门夹峙着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庭院。在朝觐期间，清真寺可以同时接待100万信徒。寺内的每一个表面（甚至包括屋顶）都以大理石砌成，为整座建筑平添了一种冷静、漠然而令人畏惧的光彩——这是现代沙特阿拉伯宗教建筑的普遍特征。沙特国王的统治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这使得费萨尔王储于1958年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费萨尔后来说，自己接替王位时国库里只剩下不到100美元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323页。。他发不出工资，连王国债务的利息都还不起。国家商业银行拒绝了费萨尔的贷款申请，理由是前沙特国王的信用记录太糟糕。正当王储四处寻找其他机构以将政府救出经济困境之时，穆罕默德不事声张地拿出了这笔钱对匿名沙特消息来源的采访。——这一举动确立了本·拉登家族与王室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在费萨尔国王与他的首席建筑师这两个人之间。穆罕默德·本·拉登是最早从空中而非骆驼背上俯瞰王国的几个人之一。在禁止私人飞行的沙特，国王给了本·拉登特许权李普曼，《幻景之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脆弱的伙伴关系》，第127页。当时，沙特王国中飞机的每一次起降也必须由国王亲自批准。，这样他就可以从上空检视自己的巨大工程。他的飞行员大都来自美国军方，1953起他们开始为沙特训练军队雷切尔·布朗森，个人通信。据布朗森说，沙特王室于1945年准许美国人在国内建立空军基地，该基地旨在为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部队调动提供便利。二战结束后两国重新协商了美国的军事存在问题，美方还就沙特的军事需要进行了调查。1953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订协议，准许美军训练沙特部队。此后两国的所有军事合作都以这一协议为基础。。沙特阿拉伯国土的面积相当于美国的东半部，但如果你在20世纪50年代从波斯湾（按阿拉伯人的说法是阿拉伯湾）飞往红海，一路上几乎都看不到什么文明的迹象，只有沙漠地面上偶尔出现的几辆奔驰卡车，在沿着模糊难辨的商队小径蜿蜒前行。壮观的沙丘过后是平坦的沙地，片片绿洲的踪迹逐渐隐没在闪亮细滑的沙子中间。没有河流，没有大的水体，树木也寥寥无几。开发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省各盐滩的油田。面积相当于法国的整个沙特南半部被称为“空白之地”——这一大块难以逾越的空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沙漠。如果在沙特中部的上空飞行，就可以看到一片没有特色的鹅卵石平原。如果飞到北部，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飞行员会降到低空，这样就能看到汉志铁路的废墟对斯坦利·格斯的采访。；一战期间，T·E·劳伦斯领导的阿拉伯部队捣毁了这条铁路。

第三章　创始人（4）

但如果往西飞，你就会看到地形陡然上升，形成了赛拉特山脉。这座陡峭的山地屏障从约旦一直伸展到也门南岸，绵延1000英里，有些山峰的高度超过10000英尺。赛拉特山区把沙特分成了不平均的两部分，西部汇集世界各地人口的汉志地区地势狭长，夹在群山与红海的空隙之间——这将它与地域广阔、思想激进的内地有效地分割了开来。古老的避暑胜地塔伊夫，像卫兵一样耸立在山脉边缘。这里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红海吹来的风碰上山脉后产生了上升气流，将高原笼罩在雾气和阵阵骤雨之中。到了冬季，这里偶尔还会结冰。伊斯兰时代之前，这一地区以葡萄园知名，后来著名的出产则是仙人果等其他各种水果——桃子、杏子，还有石榴。塔伊夫玫瑰的香气特别浓郁，因此人们用它来制作昂贵的香水。在一片片野生的熏衣草地间，曾有山狮悄悄追踪成群的阿拉伯羚羊；但后来山狮被人们捕杀殆尽，当地的阿拉伯狒狒就大批繁衍起来，在高地四处游荡，宛如一帮强行索食的乞丐。老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临终前来到了有清凉花园与芬芳桉树围绕的塔伊夫，并于1953年11月去世。不幸的是，历史上塔伊夫曾两度成为阿拉伯统一的障碍——第一次是在精神上，第二次是在政治上。公元630年，先知穆罕默德围困了这座有墙垣保护的城市，因为它一直拒绝承认他的权威。在征得领袖的同意之后，军队用投石机攻击塔伊夫城的防线。（后来，基地组织用这一先例来为“9·11”事件中杀害非战斗人员正名，他们把撞向塔楼的飞机比作遥远年代的投石机维克托洛维茨和卡尔特纳，“以伊斯兰的名义杀戮：基地组织对‘9·11’的借口”。）。历史上的那次围城以失败告终，穆罕默德撤回了军队。不过，塔伊夫城的领导者当年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异教徒的最后一个前哨基地就此陷落。第二次则是在1924年，当时阿卜杜勒·阿齐兹正在为统一阿拉伯半岛四处征战。塔伊夫城虽然向伊赫万部队投降钱皮恩，《自相矛盾的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改革势头》，第49页起；拉希德，《沙特阿拉伯史》，第66页;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188页。，但城镇还是遭到了洗劫，有300多名男居民被杀——征服者割断他们的喉咙，然后把尸体扔进公共水井。随着塔伊夫的陷落，汉志的其他地区也在沙特军队的面前门户洞开。当时，费萨尔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在外征战的几个十几岁的王子之一。那次屠杀之后，他率领沙特部队走上了盘山而下通往麦加的险峻商队小路。当时他就有一个设想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将来无论牺牲多少人，也要修建一条真正的道路，把汉志地区和家族正在缔造的王国连接起来。但是等费萨尔当上国王，通往塔伊夫的道路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赛拉特山区的峭壁，让最复杂、最精密的现代建筑手段都束手无策。人们可以在岩石间爆破出一条路来，但怎样把建筑设备运到工地上去还是个大问题——如挖掘机、推土机、铲车、自卸车和平土机这类现代建筑所必需的工具。另外，建造这条道路必须采取开挖隧道的方法，修好一段之后才能接着修下一段。费萨尔请来许多外国公司参与工程投标，但没有一家公司能想出修路的办法，即便花再多的钱也不行。这时，本·拉登提出要修建这条路。他甚至还提交了一份工程时间表。本·拉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来解决运送设备的问题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个人通信。：把巨大的机器设备拆成零件，再用驴子和骆驼驮上去。等推土机、拖拉机的零件都运到工地上，就可以重新组装起来工作了。塔伊夫人相传，为了确定公路修建的路线，本·拉登把一头驴子赶过山崖边，然后跟在驴子后面，以它下山时走的路径来规划未来的公路对马哈茂德·阿利姆的采访。据阿里·苏凡说，奥萨玛·本·拉登也经常讲这个故事。。从1961年开始沙特本·拉登集团宣传册。的整整20个月时间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个人通信。，他都和手下的工人呆在山上，还亲自埋设炸药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用粉笔标出推土机行进的路线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尽管定下了时间表，工程进度还是很慢。费萨尔国王偶尔会到工地来，询问工程未经预算的开支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增加到了多少。本·拉登修建的两车道公路，紧挨着花岗岩的山壁一圈圈蜿蜒而下，经过了空中盘旋的鹰隼，跨越了不同的地质学时代。在远方，地平线上就是红海；再往前去，则是贫瘠的苏丹海岸。仿照不远处商队小径修建的岩壁和桥梁，显示出了工人们的高超技艺。在通往山下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段，山壁的花岗岩变成了玄武岩，再往下又变成了砂岩；公路拓宽为4车道，向下的坡度也缓和了一些；最后，拓宽到6车道的公路在沙漠平坦的黄色地面上完全舒展开来。从塔伊夫到麦加的公路只有55英里长；它修建完毕的时候，沙特阿拉伯最终实现了统一，而穆罕默德·本·拉登则成了民族英雄。按照王国的传统，有所乞求的人在斋月期间可以向王室和社会上的富人提出自己的愿望；这种体现善心的方式特别亲切而直接。穆罕默德·本·拉登以好心和慷慨知名。他为西班牙的一个失明者支付了手术费用奥斯曼·米利亚巴里和阿卜杜拉·哈桑宁，“国家失去了一位白手起家的大人物”，《欧卡兹报》，1967年9月7日。。还有一次，有个人求他帮忙在村里建一口水井。本·拉登不仅如他所请，还捐资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如此慷慨的馈赠往往会带来很多关注，但本·拉登总是避免因此引起注意，他说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取悦真主，而不是想赢得名誉。“我记得他总是按时祷告，还鼓励身边的其他人也这样做，”“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他的儿子奥萨玛有一次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事情。”穆罕默德·本·拉登天性中奢侈的一面，在女人身上体现了出来。伊斯兰教允许一个男人同时娶4位妻子，离婚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至少对男人来说，想离婚只需宣布“我要休了你”即可。在去世之前，穆罕默德·本·拉登与22位妻子正式生养了54个孩子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他告诉我一共有29个女儿和25个儿子。“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55页）则称穆罕默德共有57个孩子。。他妻子的总数究竟有多少根本无从查证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因为他常常是下午“娶”妻，当晚就把她给休了。一个助理会跟在他后面，负责照料他弄出来的每一个孩子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本·拉登还养了许多小妾卡门·本·拉登，《王国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第69页。，她们如果为他生了孩子就可以住在家族的宅子里。“我父亲曾说过，他为圣战生养了25个儿子，”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82页。本·拉登的第17个儿子奥萨玛《“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55页。后来回忆说。50年代初的时候，穆罕默德已经从拉塔基亚港娶了一位叙利亚妻子“本·拉登的第一位妻子和她的11个孩子身处阿富汗，这让她在拉塔基亚的兄弟姐妹甚为担忧”，《中东日报》，2001年11月14日。。他常到那里出差，1956年夏天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利娅·加尼姆“《AlMajellah周刊》走访叙利亚奥萨玛·本·拉登叔辈所在的村庄”，《AlMajellah周刊》，2001年12月8日。的14岁姑娘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她的家人是种柑橘的农民，住在拉塔基亚港郊外名叫奥姆兰尼亚和巴卜朗的两个小村子里。这个区域处于阿拉维教派约瑟夫·巴胡特，个人通信。阿利娅·加尼姆本人是否阿拉维派仍有争议。艾哈迈德·巴兹卜（图尔基王子任沙特情报部门主管时的助理）告诉我她是个阿拉维派，奥萨玛·本·拉登的姐夫贾迈勒·哈利法和朋友贾迈勒·卡舒吉也这么说。加尼姆家族否认此事——当然，这可能是在掩饰宗教信仰。艾哈迈德·扎伊丹告诉我，奥萨玛的儿子2001年在贾拉拉巴德举行婚礼的时候，他曾向来宾询问阿利娅是不是阿拉维派，他们说她不是。20世纪40年代，来自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教徒瓦希卜·加尼姆是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加尼姆家族中也有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尤其是在黎巴嫩的一支中。的中心地带。阿拉维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一支，在叙利亚拥有包括当权者阿萨德家族在内的150万信徒。在伊斯兰教内部，阿拉维教派往往被贬为邪说，因为它的信仰中结合了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曾被伊斯兰教徒贬称为“拜火教”，在中国称为“祆教”。——译者和异教徒的某些元素。这一派的教徒相信重生，认为人死后会转生为另一种生灵，甚至是星辰。他们还奉行“塔齐亚”（意为掩饰宗教信仰）——比如，他们在外人面前不承认自己是教派成员，以融入主流社会。

第三章　创始人（5）

阿利娅嫁进本·拉登家时是第四位妻子纳瓦夫·奥贝德说阿利娅其实是个小妾，卡门·本·拉登也证实了这一点。贾迈勒·卡舒吉说，“她生下奥萨玛，这只意味着他们结了婚，但买妾的现象确实存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事很多，尤其是在阿拉维派教徒之中。”——处于这一地位的妻子有时会被称为“妻奴”，尤其是在先进门的妻子们口中。阿利娅才14岁就远离家人，被带进本·拉登限制极严的家庭环境之中，这样的地位对她来说想必更为艰难。与本·拉登的其他妻子相比，阿利娅要更现代、更世俗一些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但她出门在外时也像她们一样用面纱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要用几层黑色的亚麻挡住。1958年1月本·拉登说：“我出生在伊历1377年的7月。”“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他曾对贾迈勒·伊斯梅尔说，“多亏真主仁慈，他让我于伊历1377年降生在阿拉伯半岛、利雅得马拉兹一带的穆斯林家庭”——按月份推算，这个时间可能是公历1957或1958年。贾迈勒·伊斯梅尔，“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的毁灭”，萨拉赫·纳吉姆主持播出，半岛电视台，1999年6月10日。据信，那次采访中本·拉登说自己出生于1958年3月10日，但文字抄录中并没有相关记载。此外，像他这个年纪的沙特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准确的出生日期，因为他们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沙特当局在护照或其他官方文件上常随意给许多人指定同一个生日。例如，本·拉登的朋友贾迈勒·哈利法的“官方”生日是1957年2月1日；凑巧的是他在家庭日记看到了一条记录，说他其实出生在1956年9月1日。本·拉登家族的档案（其实没什么内容）并未记载他的实际出生日期。，穆罕默德·本·拉登和阿利娅惟一的孩子在利雅得出生，取名奥萨玛——这是先知身旁一位追随者的名字，意思是“雄狮”。奥萨玛6个月时一大家人都搬到了圣城麦地那，本·拉登当时正在那里整修先知清真寺。不过，奥萨玛的孩提时代基本上都在吉达度过。尽管他的父亲已是一位富有而备受尊重的人物，一家人还住在阿玛利亚区一所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阿玛利亚是个朴素的地方，店铺都很小，住家的阳台外晾着衣服。这里是离吉达最近的郊区，就建在旧城区的墙外。奥萨玛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清真寺；不过，街对面穆罕默德·本·拉登的办公室还在——那是座灰扑扑的拉毛粉饰平房，开着一长串装有栏杆的窗户。这所房子正代表着本·拉登的朴素；他非常鄙视这个新兴国家中极为典型的炫耀财富之举。“我的父亲是个非常严格的人，而且从不在意表面的东西，愿他的灵魂安息，”“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奥萨玛说。“和为我们工作的大多数人相比，我们住的房子还没有他们的好。”在父亲的房子里，奥萨玛和一大帮孩子共同度过了儿童时光。穆罕默德治家的方式和管理公司一样：每个妻子负责她自己的那一支。孩子们很难见到这位伟大的人物对阿里·苏凡的采访。他说，“奥萨玛的兄弟们告诉我，他顶多也就见过父亲三四次。”，因为他经常出差在外。每次回到家，他就会把孩子们喊到办公室里去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好好看看自己蔚为壮观的血脉。在穆斯林的节日里，他会亲吻孩子，然后给他们每人一枚金币对匿名沙特来源的采访。；其他时间他很少和孩子们说话“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兄弟将出资为其辩护”，美联社，2005年7月5日。伊斯兰·本·拉登曾在阿拉伯卫视台上说自己害怕父亲，但他这番话在美联社的英语节目中却被曲解为“曾遭父亲责打”。。“记得有一次我给他背了一首诗，他给了我100里亚尔；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奥萨玛回忆说。孩子们要么就努力讨他的欢心，要么就躲着他。并不奇怪，虽然两人之间很少交流，这位冷淡而威严的父亲在羞涩而纤弱的儿子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向往。穆罕默德常常在自己朴素的家里招待尊贵的男宾，尤其是朝觐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觐者前往圣地时会途经吉达。按照传统的沙特习俗，客人们都光脚坐在地毯上，一只手臂倚着长枕；穆罕默德年纪较小的几个孩子则在他们中间一声不出地穿行，为客人送上椰枣，用长嘴银壶斟出稀淡的小豆蔻咖啡。孩子们的父亲很喜欢宗教辩论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159页。，他会把王国最著名的宗教界人士聚在一起，探讨往往极为晦涩的神学问题。当时，本·拉登的建筑业帝国早已扩展到了沙特之外的广大地区。穆罕默德在王国之外接下的一大工程，是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整修。这意味着他在伊斯兰教的三个至圣之地都留下了印记。“他召集起工程师，让他们估算修整所需的费用——不计任何利润，”萨拉赫·纳吉姆和贾迈勒·伊斯梅尔，“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的毁灭”，半岛电视台，1999年6月10日。奥萨玛后来说。“多蒙真主的眷顾，有时他能在一天之内到所有的三座圣寺去祷告。”穆罕默德·本·拉登有个习惯，常把为他生过孩子的前妻转嫁给公司的雇员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妻子们在这种事上基本没有发言权。有些妻子发现自己被嫁到了地位更低的阶层，比如嫁给一个司机；母亲再嫁的情况，会影响到孩子在本·拉登家族中的地位。阿利娅被穆罕默德休掉的时候还算幸运。她被赏给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塔斯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的经理，他是先知的后裔。当时奥萨玛大概四五岁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他和母亲搬到了几个街区之外贾达尔阿拉伯路上的一栋两层小楼。这座白色的水泥抹灰建筑有一个小小的庭院，车库前面装着黑色的雕花铁门。楼房的平顶上有高耸的电视天线。房前的一扇门上张着棕白色条纹的遮阳篷，是女人专用的入口；男人们则从大门口进入庭院。奥萨玛搬进新家之后不久，穆罕默德·本·拉登死于飞机失事。他当时正要去迎娶另一位十几岁的新娘对小迈克尔·M·阿明的采访。。尸体烧焦了，人们靠他戴的手表才鉴别出身份对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采访。卡门·本·拉登，《王国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第65页。。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不到59岁，还是个积极而精力充沛的人，正处于事业的最高峰。“父亲去世的时候，费萨尔国王说那一天自己失去了左膀右臂，”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159页。奥萨玛有一次说。穆罕默德的儿子们年纪尚幼，还不能接管家族的企业。因此，国王指派了三位委托人，让他们在今后10年内经营本·拉登公司穆罕默德·贝萨拉马，“老师——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谢赫”，《欧卡兹报》，1984年6月2日。。这三人中的穆罕默德·萨利赫·巴哈尔斯谢赫还要监督本·拉登孩子的教育情况。孩子们继承的财产暂且由委托人保管，直到他们年满21岁。不过，这些财产之中的大部分，都和本·拉登创立的建筑业帝国的所有权紧密相连。

第三章　创始人（6）

阿利娅和第二位丈夫的婚姻很持久。阿塔斯为人善良平和，但由于继子是老板的儿子，他和奥萨玛之间的关系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而奥萨玛则是从一个儿女成群的家庭，来到了另一个只有他一个孩子的家。后来家里又多了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和一个妹妹，奥萨玛管教起他们来简直就像是第三位家长。“继父如果有什么事要办，就会交待给奥萨玛，”奥萨玛儿时的伙伴、住在街对面的哈立德·巴塔菲回忆说。“他的几个弟弟说，比起父亲，他们更怕奥萨玛。”只有在母亲面前，奥萨玛才会放下威严的架子。“奥萨玛只有跟她才会聊一些琐碎的事情，”巴塔菲说，“比如他今天中午吃了些什么。”哈立德·巴塔菲和奥萨玛·本·拉登都来自肯达尔这个大部族，族人多达10万。这个部族发源于王国的中心地带内志，不过后来迁入了也门的哈德拉毛。“肯达尔人以聪慧闻名，”巴塔菲说。“他们一般都比较好斗，身体强壮，而且总是很自信。”哈立德发现他这位新伙伴“安静、害羞，简直有些女孩子气。他性子平和，但发起火来却很吓人。”奥萨玛喜欢看电视，尤其是西方的节目。他最爱看的是《大淘金》，还特别喜欢《愤怒》，这部系列剧说的是一个男孩，还有他那匹毛色像丝绸般黑亮的骏马。夏天的早晨，男孩子们做完晨祷后会去踢足球。奥萨玛球技平平；他要是能专心于这项运动，还可以踢得更好。不过，他的心思总是在别的什么事情上。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后，委托人把他的大部分孩子都送到黎巴嫩接受教育。只有奥萨玛留了下来对匿名沙特消息来源的采访。，这让他成了本·拉登儿子之中地方观念最强的一个。不过，他上的却是从吉达到麦加最好的萨格尔学校对阿姆鲁·穆罕默德·费萨尔王子的采访。。这所学校是20世纪50年代初费萨尔国王为了教育众王子而创立的。虽然这是一家免费的公立学校，标准却非常高，校长直接听命于国王。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来自沙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才，对学生的评价完全以学业表现为准。这个原则一直被严格遵行，后来哈立德国王的几位王子甚至在他当政期间被退了学。奥萨玛所在的班级有68个学生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这两位王子是阿卜杜勒·阿齐兹·本·米沙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艾哈迈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其中只有两人来自王室。他的同学里后来有50人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是个中等的学生，不算特别出色，”曾教过奥萨玛三年科学的艾哈迈德·巴兹卜说。本·拉登与巴兹卜两人的命运今后将以出乎预料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本·拉登加入了圣战，而巴兹卜则成了沙特情报部门的一员。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要穿西式服装——冬天要穿外套、打领带，其他时间则是长裤和衬衫。奥萨玛在学生中间显得很突出，因为他个子高，身材细瘦，发育得也晚。班上同学纷纷留起小胡子或山羊胡的时候，奥萨玛脸上还是刮得干干净净，因为他的胡子长得太稀。老师们觉得他很害羞布赖恩·法伊赫尔德谢勒的话，引自“与奥萨玛·本·拉登会面”，PBS，2005年1月12日。，而且害怕犯错。14岁那年，奥萨玛经历了宗教与政治上的觉醒。有人认为这一转变要归功于学校里一位颇具领袖魅力的叙利亚体育老师对塔里克·阿里·阿里礼萨和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奥萨玛不看牛仔电视节目了“同父异母的兄弟称本·拉登活得很好”www.cnn.com/2000/WORLD/meast/03/18/osama.brother，2002年3月19日。。出了学校，他也不再穿西式的衣服。有时他会坐在电视机前，因巴勒斯坦的新闻而哭泣。“他十几岁时一直是个很乖的孩子，”哈立德·巴塔菲，“对奥萨玛·本·拉登母亲的采访”，《周日邮报》，2001年12月23日。奥萨玛的母亲说。“但他变得越来越忧虑、悲伤、沮丧；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的局势。”他试图向朋友和家人诉说自己的感受，但他的激烈情绪却让他们不知所措。“他觉得穆斯林和安拉不够接近，穆斯林青年则总是在玩耍、享乐，”他母亲最后说。奥萨玛仿照先知的做法，开始每星期在周一和周四斋戒两次。晚间的祷告一结束，他就上床就寝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除了每天正常的5次祷告，他还给自己定下凌晨1点的闹钟，天天晚上都一个人爬起来做祷告。奥萨玛对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也变得很严厉，尤其是在一件事上：督促他们早起去清真寺做晨祷。他很少动怒，除非是碰到与性有关的事情。有一次奥萨玛以为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在调戏婢女，就扇了他一耳光。还有一次是在贝鲁特的一家咖啡馆，当时他弟弟的一个朋友拿了本色情杂志出来。奥萨玛当即声明，此后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任何一个弟弟，都不会再和那孩子有任何来往。在他的一生中，似乎从来都不曾屈从于肉欲的罪恶、腐化或下流的行为，以及烟酒和赌博的诱惑。食物引不起他多大的兴趣。除了冒险、诗歌等少数几样爱好，他的爱全都给了真主。奥萨玛的母亲看到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觉得有些担心。她偷偷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妹妹莱拉·加尼姆。“奥萨玛刚走上这条道路时，作为母亲的她非常担忧，”迈克尔·斯莱克曼，“据叙利亚的亲戚说，本·拉登的母亲曾试图阻止他”，《芝加哥论坛报》，2001年11月13日。她的妹妹后来说。“后来她意识到这是他所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因别人改变的信仰，她就说：‘愿真主保护他。’”有一次，奥萨玛和家人坐车去叙利亚探望母亲的亲戚，这是他们每年夏天的惯例。开车的司机放了一盘埃及歌星乌姆·卡勒苏姆的磁带。她浑厚的颤音中蕴涵着无尽的爱与渴望，常会使听者潸然泪下，或是感到一阵阵不由自主的冲动。那首歌的歌词引用了沙漠吟游诗人的古老诗句：你比我的白天还要珍贵，比我的睡梦还要美丽带我去享受你的甜蜜吧，远离这个世界远远地，远远地离开奥萨玛勃然大怒。他命令司机把音乐关掉。司机不干。“是我们付钱让你开车的，”奥萨玛提醒他。“你要是不马上把音乐关掉，就送我们回吉达去！”面对奥萨玛的愤怒，车里包括他母亲和继父在内的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司机只好让步。在奥萨玛所处的上层社会圈子里，像他这样毫不妥协的虔诚者并不多见；但是，确实有许多年轻的沙特人在激烈的宗教信仰中找到了慰藉。他们所接触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对伊斯兰教的诠释）非常有限，因此就被困在了一个只有二元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的选择只有“更为极端”或“不太极端”这两种。极端主义确实能给人带来安慰，它历来如此；对奥萨玛来说，极端的信仰显然让他免去了少年性欲冲动的烦恼。他的天性中还有一份与沙漠精神的亲近——沙漠是朴素的，没有任何让人分心的事物。他一辈子都渴求朴素的生活，这几乎成了一种怪癖：沙漠，山洞，以及他此时尚未表达过的愿望——默默无闻地战死在堑壕中。不过，对于一个坐着家族的奔驰车、到处都由司机接来送去的人来说，要坚持这样的自我认识确实很困难。与此同时，奥萨玛也努力使自己不要显得太一本正经。他反对人们演奏乐器，不过还是组织几个朋友成立了一支宗教歌唱队。他们甚至还录制了一些关于圣战的曲子——当时，圣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神圣的战争”，而是为了提高自我而进行的内在奋斗。奥萨玛会把曲子翻录出来，给每人一盘磁带。踢足球的时候，奥萨玛会给大家带金枪鱼奶酪三明治，即便在自己斋戒的日子里也是如此。由于行为上要做到保守，他不再穿普通的足球短裤，而是穿上长裤踢球。踢球的伙伴都尊重他的信仰，于是也纷纷效仿。他们常到吉达最贫困的地方去踢球。吃午饭时（即使他在斋戒），奥萨玛会把他的队友划成几个小组，分别以先知几位追随者的名字命名拉希姆拉·优素福扎，“恐怖活动嫌疑人：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ABCNews.com，1988年12月。，然后抢答关于《古兰经》的问题。“阿布·贝克尔小组获胜！”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他会大声宣布。“好了，咱们吃蛋糕吧。”他青年时代做过许多冒险的事——去土耳其爬山，到肯尼亚猎捕大动物。奥萨玛在吉达南郊的家庭农场里有一个马厩，最多时养了20匹马，其中有一匹名叫巴尔恰的母马他最喜欢。他还爱骑着马打枪，就像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的牛仔那样。奥萨玛小小年纪就开上了车，而且开得还很快。70年代中期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开过一辆白色的大克莱斯勒，后来不小心在一条暗渠里撞毁了。神奇的是，他自己没有受伤。不过，从那以后他开车时就刻意提醒自己要慢下来。后来他开的是丰田吉普和奔驰280S——沙特的体面商人都开这种车。不过，他的脚总是控制不住地老往油门上踩。

第三章　创始人（7）

教他科学的老师艾哈迈德·巴兹卜，注意到了这位意志坚定的年轻学生身上的变化。“当时，奥萨玛想在公司里证明自己，”巴兹卜说。“本·拉登家族有一条规矩：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就可以继承家业。”沙特本拉登集团在吉赞靠近也门边境的地方承包了一项大工程，奥萨玛急切地想参与其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我决定要辍学，”“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本·拉登后来说。“让我惊讶的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我的母亲。她哭着求我改变主意。最后，母亲的泪水让我实在无法拒绝。我只得回到学校，继续接受教育。”1974年，还在上高中的奥萨玛第一次结婚。那时他17岁，她14岁——他的妻子纳吉瓦·加尼姆来自母亲在叙利亚家乡的村庄，是他的表亲。纳吉瓦的个子比一般女孩高，长相很美。结婚时男人们在奥萨玛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聚会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不过新娘始终没露面。本·拉登未来的弟媳卡门形容纳吉瓦性情温顺，“老是怀着孕。”卡门·本·拉登，《王国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第160页。也就是在高中的这段时间，本·拉登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只有执着得近乎痴迷的人才会加入，”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一个成员回忆说。兄弟会的成员都是像本·拉登这样笃信宗教的十几岁少年。虽然他们并未积极谋划反政府的行动，但开会时还是在私人住所里悄悄进行。成员们有时会结伴去麦加朝觐或出行海边，在那里做祷告，劝人们皈依。“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无论是在哪里，”本·拉登的一个朋友贾迈勒·卡舒吉说，他也在大约同一时间加入了兄弟会。“我们相信，第一个国家的建立会带动第二个国家，这种多米诺效应将扭转人类的历史。”1976年，本·拉登考入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他学的是经济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关于本·拉登大学生活的情况主要由他提供。，但参与更多的还是校园里的宗教活动。“我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宗教慈善团体，并且组织大家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诠释《古兰经》和圣战，”“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他后来说。上大学第一年，本·拉登结识了兄弟会的另一个成员、后来成为他挚友的穆罕默德·贾迈勒·哈利法。哈利法大本·拉登一岁，是个很合群的人，脸上总是带着随和的笑容。哈利法来自一个贫寒的家庭，但他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知身上——这让他在沙特社会中拥有了与家境经济状况颇不相同的崇高地位。他和奥萨玛一起踢足球。个子高、速度快的本·拉登当射手，总是冲在前面。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好得形影不离。到了周末，他们会去吉达和麦加两地之间的沙漠，通常就住在本·拉登家里的农场，那是一个名叫巴鲁德的绿洲。为防止贝都因人住到他的地产上来，本·拉登盖起一座只有一厨一卫的小屋，还经营起了农场。他养了一小群羊，还有一厩马。即使是夏天，他一到农场就会把鞋子踢掉，赤着脚走在灼热的沙地上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奥萨玛很固执，”哈利法说。“有一次我们在沙漠里骑马，跑得非常快。我看到前方的沙漠是细沙，就告诉奥萨玛有危险，最好绕着走。他不听我的，继续往前跑。于是他的马就栽倒了，把他给摔了下来。他一边笑一边爬起身。还有一次我们开的是吉普。只要看到沙丘，他就会开着车飞快地翻过去，但我们根本不知道沙丘另一面有什么。真的，他多次让我们置身险境。”对他们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精神上充满困惑的时期。“伊斯兰教与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哈利法说。“我们想要知道，对于如何饮食、娶什么样的女人、怎样谈话这类问题，伊斯兰教是如何教导的。我们读了赛义德·库特卜的书。他是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最大的人。”阿齐兹国王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是被逐出埃及或叙利亚的兄弟会成员。他们来到这所学校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高度政治化的理念。这种观点把国家与宗教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包罗万有的神学体系。本·拉登和哈利法深受这些教授的吸引，因为他们的思想显得比沙特学者更为开放，还愿意借一些书给学生看，例如库特卜的《里程碑》和《在〈古兰经〉的庇荫下》，这些书将改变他们的一生。殉教者库特卜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卜每周都会到学校来上课对哈立德·巴塔菲、贾迈勒·哈利法和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虽然本·拉登从来没有正式上过库特卜的课，但常会去听他的公开讲座。库特卜非常受学生欢迎。他们发现，这位老师虽说曾在纳赛尔的监狱里苦受折磨，却仍然保持着沉着的气度。当时，穆罕默德·库特卜正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兄长的声誉——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对这位殉教者提出了抨击。他们认为，《里程碑》一书让一群新生的、更为暴力的激进分子有了权力。尤其是在埃及，这些人用赛义德·库特卜的著作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去攻击一切被他们视为离经叛道者的人，甚至包括其他穆斯林在内。在库特卜的批评者之中，时任穆斯林兄弟会最高指导的哈桑·胡达比居于首位。他出版了自己在监狱中写的书《传教者，而非审判者》，以此驳斥库特卜唆使动乱的言论。胡达比的神学观念要正统得多，他认为任何一个穆斯林都不能否定另一个穆斯林的信仰，只要他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证明自己的信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原先库特卜与胡达比在埃及监狱里进行的辩论，迅速传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而年轻的穆斯林也在这“谁是穆斯林谁不是”的争辩中采取了各自的立场。“奥萨玛在1978年读了胡达比的书，我们还就此讨论过，”贾迈勒·哈利法回忆说。“奥萨玛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不过，他的看法很快就会发生转变。正是这根本性的转变——由胡达比包容、认可的伊斯兰理念，转向库特卜那狭窄而批判的观点——打开了通往恐怖之途的大门。就在那一年，奥萨玛和纳吉瓦的儿子阿卜杜拉降生。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道格拉斯·法拉和达娜·普里斯特，“本·拉登之子在基地组织中扮演关键角色”，《华盛顿邮报》，2003年10月14日。，阿卜杜拉是老大。按照阿拉伯的传统，阿卜杜拉的双亲分别被称为阿布（父亲）·阿卜杜拉和乌姆（母亲）·阿卜杜拉。与自己的父亲不同，奥萨玛很关心孩子，常和他们一起玩耍——他喜欢带着迅速壮大的一家人去海滩——但他对孩子们也很严格。他抱着非常坚定的看法，认为人生艰难，一定要让孩子为此做好准备。到了周末，他会带着儿女们去农场，和骆驼、马住在一起。他们会在星空下露宿，天冷时则挖个坑，以沙为被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本·拉登不让他们去学校上学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而是把老师请进家来，这样他就能监督孩子们教育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希望让孩子们变得坚强，而不是像其他孩子那样，”贾迈勒·哈利法说。“他觉得别的孩子都被宠坏了。”

第三章　创始人（8）

本·拉登的第二个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出生时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缺陷——脑积水，通常被称为水脑。当时人们对这种病了解得很少。它是由于大量脑脊液在脑室中积聚造成的，会让婴儿的脑袋越变越大，大脑则逐渐萎缩。患儿出生之后脑袋还会继续扩大，除非把积液抽出来。拉赫曼的病状特别严重，于是本·拉登自己带着婴儿去英国看病。这可能是他惟一一次踏足西方国家。他听医生说要在拉赫曼的脑子里装一个分流管，就没有让他们做手术。他回到了沙特，自己用蜂蜜为婴儿治病对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的采访，她的孩子也患有类似缺陷。她和阿卜杜勒·拉赫曼的母亲讨论过这种病。——蜂蜜在民间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不幸的是，阿卜杜勒·拉赫曼成了轻度弱智。长大之后，他经常会大发脾气。他和家里其他的孩子合不来，尤其难以适应本·拉登要求孩子们参与的活跃户外生活；如果有什么事不合自己的意，他常会用哭泣引来别人的关注，或是挑起打斗。尽管这样，本·拉登携大家出行时总是坚持要带上拉赫曼，还特别关照他，不让他孤零零一个人。贾迈勒·哈利法也想结婚了。按照沙特阿拉伯的风俗，结婚前新郎要付给新娘一笔钱，还得有一所房子，这样才能举行婚礼。哈利法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年轻女人，但他没那么多钱，买不起公寓。本·拉登在大学附近有一块地，于是他就在那里为朋友建了一座小屋。遗憾的是，哈利法的新娘觉得这房子太简陋。本·拉登不以为忤；实际上，他又作出了一个更为慷慨的表示。当时，他和母亲、继父和弟弟妹妹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奥萨玛和妻子儿女住一楼。他在起居室中间修起一堵墙，把一楼划成两半，然后邀请哈利法和他的新娘搬进来。“你们住这边，我住那边，”本·拉登说。1980年从阿齐兹国王大学毕业前，哈利法和妻子一直住在这里。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奥萨玛和贾迈勒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们决意实行一夫多妻制。当时，这个制度已不被沙特社会接受。“我们的父辈并没有很好地运用一夫多妻制。他们没有对各位妻子平等相待，”哈利法承认。“他们有时会在结婚的当天离婚。埃及媒体以前在电视上播报过这类事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说了：‘让我们来实行这个制度，向世人表明我们能把它做好。’”1982年，本·拉登先作了表率：他又娶了一位来自吉达萨巴尔家族的女子，这个家族是先知的后裔。新娘受过高等教育，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博士，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女子学院教书。她比奥萨玛大7岁，为他生了一个名叫哈姆扎的男孩，因此被人们称为乌姆·哈姆扎对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本·拉登孩子的情况也是她提供的）和玛哈·埃尔撒姆纳的采访。。照管两个家庭并不轻松，但本·拉登没有泄气。他为多重婚姻想出了一套理论。“娶一个妻子挺好，就像是在走路。娶两个就像是骑自行车：比走路快，但不太稳当。娶三个就成了三轮车，稳当，但有点慢。如果娶了四个妻子，啊！这才是最理想的。这样你就能超过所有的人了！”他买下了一栋有4个单元的破旧公寓楼，地处瓦迪萨法街与瓦迪比沙街的交叉口，离母亲的家大约有一英里。几个单元外墙的颜色分别是灰色和桃红色，每个单元都装着窗式空调。公寓楼附近原来有一家老的意大利面点厂，而沙特国内的街道又很少使用数字编号，本·拉登的新居后来就被人们称为“通心粉大街上的那座房子”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他还带我去了那里。。他把自己的两个家庭安置在不同的单元里。几年之后，他又娶了一位来自麦地那谢里夫家族的女子。这位新娘也受过高等教育——她是阿拉伯语语法学的博士，在当地教育学院教书。他们后来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因此她就被称为乌姆·哈立德。奥萨玛的第4个妻子乌姆·阿里来自麦加的吉拉尼家族，为他生了三个孩子。本·拉登自己的学业并不出色，显然他对此也不感兴趣。他不愿意做那些体面的职业，如法律、工程或医学，而这类工作本可能让他在经济上独立起来。他的兄弟们当时正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里接受教育，但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榜样却是他那不识字的父亲。奥萨玛常谈到父亲，而且把他视为完人。他渴望取得能与父亲比肩的成就——但在他所处的沙特文化之中，个性是不被允许的，至少也是仅限于王室。与沙特的其他上层阶级一样，本·拉登家族也是依靠王室的青睐而繁荣起来的，他们决不愿意让这种关系受到损害。这里没有政治体系，没有公民社会，也没有可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明显途径。在沙特王国，神职人员是王室之外惟一的权势阶级，但本·拉登没有接受过神学方面的训练。看来，他的未来注定是呆在家族的公司里，论资排辈时则远远落在后面；虽然他在家族的势力范围内能得到尊重，但永远不可能留下什么真正的声名。本·拉登继续和兄长们软磨硬泡，求他们让自己在公司工作；最后，他们终于在麦加圣城的米纳给他安排了一份兼职。他们希望在6个月之内做完米纳的工程，但本·拉登宣布：“我要和父亲一样。我会日夜无休地工作。”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他还想完成大学的学业，于是就在每天上完课之后匆忙赶往麦加的工地。他负责的工作是把小山坡平整成空地，以供沙特本拉登集团修建新的公路、酒店和朝觐中心。虽说本·拉登本应去监督工人们工作，但他却坚持要和他们一起干活，而且还长时间地操作推土机和挖掘设备。沙特人干体力劳动的景象在那时本身就很少见——这种活儿大都由菲律宾或印度分包商带来的外籍劳工负责——因此，看到公司创始人那瘦瘦高高的子弟在建筑工地上干重活，弄得浑身又是汗又是土，人们都觉得很惊讶。“回想那段经历我觉得很自豪，因为我是家族中惟一一边工作、一边保持优异学习成绩的人，”“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本·拉登后来夸口说。但是实际上，如此紧张的日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即便他本·拉登也不行。到那个学期的期末，他在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辍了学，开始全职在公司工作。他的身高刚过6英尺《“9·11”调查委员会报告》，55。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画像显示，本·拉登身高6英尺5英寸。据迈克尔·朔伊尔说，这个估计来自本·拉登的首位传记作者埃萨姆·德拉兹，他告诉我本·拉登“身高2米多，可能是2米05或2米04”——超过6英尺8。ABC电视台的约翰·米勒采访过本·拉登，他说本·拉登有6英尺5，不过米勒只见过本·拉登一次。半岛电视台伊斯兰堡站的主管艾哈迈德·扎伊丹曾见过几次本·拉登，他估计本·拉登身高1米8，大约5英尺11英寸。但是，朋友们对本·拉登身高的估计都很一致。贾迈勒·卡舒吉告诉我，本·拉登“身高和我一模一样”——1米82，将近6英尺。本·拉登在苏丹的朋友伊萨姆·图拉比则说本·拉登身高1米83或1米84，大约6英尺。本·拉登大学期间的朋友、合住一所房子的贾迈勒·哈利法估计他的身高是1米85，6英尺刚出头。本·拉登的儿子阿卜杜拉的身高就是6英尺出头，他说父亲比他高两英寸。本·拉登的朋友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也说本·拉登比自己高两英寸，但拜兹德的身高只有5英尺7。当然这可以用理论来解释——人们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将这番调查写进此书只是想说明，记者为一个简单问题（只是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之一）寻求答案时会遭遇怎样的困难。——并不是后来众口相传的巨人。一个熟人还记得在这一时期见过他，那时圣战还没有改变一切。“有人去世了，我们前去哀悼，”这位朋友说。本·拉登当时20岁出头，长得非常英俊；他肤色白皙，留着一部浓密的胡须，宽宽的嘴唇很饱满。他的鼻子很长，形状则有点复杂——上部窄而直，下部突兀地向两边扩展成了宽大的鼻翼，还有个上翘的鼻尖。他在白头巾上缠了一条黑色的带子，头巾下面是鬈曲的黑色短发。由于斋戒和辛劳的工作，他显得有些憔悴。他高亢尖利的嗓音、严肃而又慵懒的举止，愈发给人以身体虚弱的印象。“他很自信，而且颇具领袖魅力，”朋友评价说。虽然有宗教学者在场，本·拉登却让人们觉得他与这些学者是平等的。他说话的时候，那镇定自若的气度令人着迷。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被他吸引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己出身于一个非常看重等级的家庭，”他的朋友说，“但他却打破了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