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19世纪的中华帝国

1．盛衰两极

2．帝国政府

3．踏上仕途必经的考试

4．奇异的财政金融体系

5．帝国军队

第二章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

第三章　太平军的崛起

第四章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

第五章　左宗棠大战江西与浙江

第六章　福建战役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尾声

第七章　捻军

第八章　中国的回民与回民运动的肇始

第九章　陕西和甘肃东部的平回作战

第十章　平定甘肃

第十一章　新疆、喀什噶尔与阿古柏

第十二章　筹备新疆战役

第十三章　大战新疆与收复伊犁

第十四章　巨人暮年

第十五章　外国人眼中的左宗棠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W.L.贝尔斯（1897年——？），一位神秘的美军军官兼学者，除了在本书前言中所做的简短自我介绍以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在前言中他说自己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了很多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这个杰出男人的一生”。

译者简介

王纪卿，著名文史作家、翻译家。湖南长沙人，1953年生，潜心研究湘军及湖湘文化二十余年，主要著作有：《湘军》（上，下）《清末有个左宗棠》《血肉长城：血战十四年》《我是湖南人》，此外还有英美及日本文学译著多种问世。

TSO TSUNG TANG

左宗棠传

【美】W.L.　贝尔斯／著　王纪卿／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宗棠传／（美）贝尔斯（Bales,W.L.）著；王纪卿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0

Ⅰ.①左…　Ⅱ.①贝…　②王　Ⅲ.①左宗棠（1812～1885）—传记　Ⅳ.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8571号

上架建议：社科文史│人物传记

左宗棠传

著　　者：（美）贝尔斯（Bales,W.L.）

译　　者：王纪卿

责任编辑：刘　霁

特约监制：伍　志

特约编辑：康　慨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姜利锐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50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11年2月第1版，2012年2月第3次印刷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W．L．贝尔斯先生出生于1897年，那时中国的清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的这部著作于1937年出版于上海，那时他整整40岁，应该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开始全面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的著作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代出版，向世人展示一位中国杰出军人的奋斗经历，着重描述了他如何领导一支钢铁般的军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想必对于提高中国人的抗战斗志，会有很大的鼓舞。然而战争年代的中国人也许没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这样一个文化现象，而在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结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直到今天也未曾看到此书的中文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同样遗憾的是，除了在本书前言中作者所做的自我介绍以外，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竟然也无法得知这位美国军人和学者的其他生平事迹。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于西方人而言总是显得神秘而深奥。但是西方的学者一旦把探究的目光深入到这个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领域，就会有一些令中国人颇为诧异的发现。他们的讲述和评论，立刻就有了东西方文化比照的趣味，令我们觉得故纸堆里吹进了一股清风。换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对我们的思维无疑是很好的启迪。贝尔斯先生作为一名来自西方的中文学者，同样给了我们如此的惊喜。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感到了新发现带来的兴奋，相信读者会有同感。

贝尔斯先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也是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声名卓著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朋友。他的著作时刻在提醒我们：他是一位关心中国的美国军官。他能从左宗棠年谱记流水账一般的记述中总结出这位清代将军的军事才干和战略战术特点，甚至对他的每一次作战加以精彩的评点，而且据此绘制出大致准确的作战示意图，这实在令人钦佩，尤其会使未曾涉足军事领域的平民大为惊叹。他的这种评论，在有关左宗棠的所有中文研究资料中是极难见到的。

贝尔斯先生在此书中大量引用了外国人研究左宗棠、曾国藩、湘军、太平天国、清朝末期以及中国大西北的著作，给关注这些焦点的人提供了新鲜而异样的角度。其中有关外国人与左宗棠接触的生动描述，不仅有助于说明这位中国巨人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而且可读性极强，显得尤为珍贵。

本书中引用的左宗棠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奏稿与书信，贝尔斯先生做了“比较随意”的翻译，显然没有与原文一一对应，但意思与原文非常贴近。若按照他的译文翻译为中文，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但我认为，既然引文本是中文，而本书的主要读者又是中国人，如果将引文直接还原，也许更有利于阅读和研究，因此我比照引文的段落，将奏稿与书信的对应部分直接录入，而没有严格遵守贝尔斯先生的翻译，却完全对得上他所引用的原著。我在翻译中如此处理摘自奏稿与书信的引文时，左宗棠的原著一律取材于岳麓书社1996年7月出版的《左宗棠全集》，其余少量奏稿与书信，也分别取材于国内的各种中文出版物，正文中不再一一标明出处，而贝尔斯先生所标明的出处也未译出。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作者《前言》中有关将中文专有名词（人名与地名）如何翻译为英文的说明，由于对中文读者已无意义，故没有译出；译者对原著各章节的标题略有改动，以便读者更容易把握各章与各节的主题。

译者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俾重印或再版时改正，在此先致谢忱。译者联系方式为：电子邮箱，jiqing@2118.cn，QQ号，7000901。

王纪卿

2011年1月

献给我的妻子

W．L．贝尔斯

前　言

左宗棠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他出身贫寒，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经历了许多磨难，人过中年才踏上仕途，靠着自己的才干，登上了清朝政府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位。他未曾接受职业军人的教育和早期训练，但他成为他那一代中国人中首屈一指的军人。他不仅在他的祖国打造的所有最伟大的斗士中赢得了显著的地位，而且还成就了一个大政治家的伟业。他在遭到战争破坏的广袤土地上致力于安抚和重建，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左宗棠跟外国人交往不多，他工作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观察家的视线。他在大清帝国的西征中创下的丰功伟业，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只是偶然被人提及。有人说他“排外”，这个字眼对于19世纪末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而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涵义。这种评价没有成为促使人们对其生平产生兴趣的显著动力。

左宗棠去世后的大约二十五年间，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清帝国的衰亡，这个趋势进一步掩盖了左宗棠为了挽救帝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旧政权寿终正寝以后的社会进程，自然会聚焦于当代的事件，淡化了那些为明显已经失败的事业而贡献力量的名人们所做的努力。于是左宗棠很少受到关注，几近被人遗忘。

在当时的环境下，左宗棠的生活与奋斗被中国人搁置到一边。他于1885年去世之后的若干年内，整个帝国都在缅怀他，歌颂他的功绩，但是随着旧政权的消亡，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高涨的革命热情形成一股大潮，把矛头指向上一代的伟人，因为他们服务于异族人的王朝。推翻了清朝统治的那场起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汉人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这一代人，很难指望他们赞赏那些把源流运动打败的人们所做的勋业。然而，尽管本世纪的这场革命无疑在某些方面植根于太平天国运动，但两者的理念相去甚远。太平天国的目标是推翻一个朝代，而不是推翻一种体制。

由于时间的冷却效应，近来可以看出一种趋势，中国人在用比较冷静的眼光考察上个世纪的领袖人物。对于左宗棠、曾国藩及其同代人的生平和奋斗的兴趣正在逐步升温。

左宗棠是一位儒家学者，毕生致力于增进对儒学的理解并贴近儒家的生活方式。他无私奉献的对象是忠君爱国的理念，而不是清朝。中国的儒学体系可以追溯到孔子，它渗入中国的灵魂，比任何对应的体系在任何其他国土上的影响，为时更长并且更为透彻。未来的情况不好断言，但可以大胆断言的是，在过去，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的生平奋斗受到儒家学说的鼓舞和指导，他就不会被后人长久地钉在耻辱柱上。

在偶然查阅有关中国的西北和新疆南部与中部的文献时，我对左宗棠产生了兴趣。此人在收获季节之间指挥一系列征战，为大清帝国收复了大西北的省份。在下一次进军之前，他按兵不动，留下足够的时间为部队播种和收获粮食。然而，关于左宗棠这种新奇的战法，能够找到的英语文献实在太少，只能在汉语文献中寻找有关西征的较为完备的资料。本书的部分初稿是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的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的部分成果，标题为《左宗棠与平回》。

论文涉及左宗棠在西北的征战，用较小的篇幅介绍了他早期对太平天国的征战和当时的大致背景。本书在该论文的基础上，对其早期的征战和生平中的一些阶段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补充原来的不足。我又增添了一章作为引言，概述19世纪的中国政府、科举制度、财政体系和军队。又增补了其他章节，介绍初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的回民，以及阿古柏政权。此外，有关平回的部分做了改写。谨以此书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左宗棠。

本书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一份彻底的研究材料而提交出版的。有关左宗棠的生平、他参与过的事件以及当时的大致背景，存在大量有效的中文史料，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通读。本书的记述类似于对《左文襄公全集》所收年谱所做的文摘。该文集是由杨书霖花费大约4年的时间，采用为撰写《年谱》而搜集的资料编辑而成。《年谱》共10卷，逐年逐月地记述了左宗棠的生平，从他在1812年出生，直至于1885年逝世。本书的编年史部分根据大清典史馆编纂的官方左宗棠传记做了增补，随处节录参考文献中的其他中文资料，以及外国人著作中的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大大受益于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黑尔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当然只能附带地记述左宗棠的生平，希望本书通过扩展对左宗棠一生的记述，能对这项研究略有增益。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内容，我只是把这场伟大的运动简略地记述到1860年。从1860年到运动结束，我强调了左宗棠扮演的角色。如此处理自然难免忽略这场运动的各个方面，只能把重点放在局部而非整体。对于传记作品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先天的缺陷。大多数记述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著作，都是讨论某些特定的阶段和其中的某些特定人物。早期的研究几乎全部聚焦于某些外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从1860年以后融入了一系列事件。这些研究倾向于夸大外国人在结束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较近的研究者开始觉醒，对汉人参与者产生了兴趣，但要就他们在镇压太平军时所发挥的作用给出恰当的评价，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这场运动的研究越是深入，这个角色就会越显重要。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湖南省政府给予曾国藩湘军的援助，哪怕少了一点点，对帝国的事业而言无疑都是致命的。而在那几年中，左宗棠处在该省政府中准官员的位置上，成为湖南省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影响力对于支持湘军是不可缺少的。

本书摘译了左宗棠的一些奏稿和书信，借以反映他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他如何把握中国当时的各种情势。据我所知，这是翻译左宗棠奏稿和书信的首次尝试。译文是比较随意的，但我相信非常接近原文作者的意思。本书中所有的汉译英都是我本人完成的，其中存在的错讹都由我自己负责。李秀成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述于1865年由雷先生翻译为《忠王自传》。这个译本现在非常罕见，我无法得到一本。本书中有关太平天国初期的文摘都是我根据汉文本摘译的。

中国人名和地名的罗马拼音化，在本书中存在大量的前后不一。就人名而言，我试图采用如今用于北京方言的拼音，或称国语发音。就地名而言，我一般采用丁格尔编撰的《中国新地图和地名辞典》中所提供的拼法。大多数地名都标注在正文所附的各种地图上。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中文学院的院长W．B．佩图斯博士，他曾给予我慷慨而不懈的鼓励。我还要感谢该院图书室和中文教研室给我的宝贵帮助。中文学院的图书室主任F．D．舒尔西斯博士为我审读手稿，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意见；美军的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对这部作品兴趣盎然，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多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对他们的帮助，我要特别致谢。

惟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我对中文学院的中国老师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他有巨大的个人魅力，坚忍的耐力，对祖国的历史持有深刻的见解，以稀有的热情引导人们理解伟大的中国历史。为了让我通晓为本书打下基础的汉语文献，他付出了不可或缺的耐力、兴趣和鼓励。本书获得的任何赞赏，都要归功于王先生。不过，由于他对英语完全陌生，所以他不对本书存在的大量缺陷负责。

本书只是初步的寻踪，探索一位伟大军人和政治家的足迹，他的生命历程，处于中国迅速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左宗棠的重要性，随着人们对他生平奋斗的认识加深，将会与时俱增。他的个性扎根于旧中国，但他的人生观是新鲜的。他以顽强的搏斗存活于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法则中。他的成功虽然从现在看来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有局限性，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从另一个周期的有利角度来看，情况会有所不同。左宗棠穷尽一生努力效法的诸葛亮，他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然而他已经成为许多代中国同胞的一个象征。用儒家的标准衡量，只有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取得成就，才是最高的成功。希望这本入门读物能够抛砖引玉，有助于素质更高的读者更深入地研究丰富的史料，更清晰地阐释这个杰出男人的一生。

W．L．贝尔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1937年2月

第一章　19世纪的中华帝国

1．盛衰两极

19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到了世纪末，中国进入了衰败的最后阶段。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从事撰述的中国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从本国的历史中总结出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规律。早在司马迁的时代，这就是一个反复了多次的过程。另一位中国名人欧阳修在公元11世纪从事著述，感叹人类大业的荣衰，往往被称为天意，实际上却是人为。19世纪的中国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衰落的周期。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一个王朝解体时总是如此。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垂死挣扎。它能苟延残喘地活过那个世纪，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主要是由少数伟大人物的英勇努力所创造的，他们当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将军。

大清王朝凭借阴谋和武力于1644年诞生在分裂式微的中国，这是明朝的软弱和失策导致的结果。新的王朝得益于几代精力旺盛、卓有才干的统治者的治理，中国再次成为伟大强盛的帝国，在满人乾隆大帝的统治下达到辉煌的巅峰。乾隆于1736年登基，于1796年逊位，不愿比他那位杰出的祖父康熙在位更久。他的儿子嘉庆从他手里接过皇权，但乾隆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帝国，直到他于1799年去世。乾隆的谢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辉煌的时代。乾隆开创性的治国之才奠定了强大的大清帝国，但他的继承者们跟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属于不同的类型。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丧失活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而这个过程如今已经完结。后来的满人继承了皇位，但未能继承乾隆那份特有的精神遗产，以及他非同寻常的坚忍。

乾隆去世时，中华帝国拥有最广阔的版图。它包括我们如今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所有的区域，其中有满洲、蒙古、新疆以及西藏。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有一片地区属于中国，它的面积相当于或大于满洲。新疆向西延伸到巴尔喀什湖，而浩罕国或费尔干纳承认中国的分封。尼泊尔、缅甸、安南、暹罗和高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虽然北京对于西南亚和高丽的事务在当时更多的是名义上的影响。这个强大的帝国大致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形状，它的底边是一条海岸线，从南边的印度支那延伸到北边的鄂霍茨克海，它的顶角在中亚的浩罕。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财富最丰的帝国。

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国家。在国内一些遥远的区域存在不安定的因素，甚至在政府从来未能有效控制的土著部落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土著部落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但是就一个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帝国而言，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全面安定的局面。尽管乾隆发动过征战，国库仍然充盈，没有欠下公债。中国人享有很高的物质繁荣，生活水平高于那个时期的所有其他国度。政府机器结构严密，同19世纪初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有效地运转。

◇1796年左右乾隆帝国的版图

中华帝国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望。欧洲人那时对中国的看法，跟半个世纪之后完全不同。欧洲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熟悉了中国文化。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取得的成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著作在18世纪已经流传颇广，因此直到下一个世纪的早期，中国的事物在欧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早期的这些著作者训练有素，能够记载并讲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质。就物质文明而言，欧洲人较之中国人没有明显的优越性。机器时代的迅猛发展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在欧洲与中国的工业效率和军事力量之间拉开很长的距离。随着欧洲与中国在19世纪日益频繁的接触，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才逐渐明显起来。而且，审视中国的这些后来的观察家，与那些学者型的耶稣会会员属于不同的类型。他们是头脑精明的生意人，把这个国家描绘成一幅不同的图画。不过，公允地说，在1800年，两者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并非很大，当时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地发动对华战争。

然而，西方国家正在创造性活动中享受极大的刺激，在机械生产线上尤其兴奋，而中国人却满足于他们的现状。结果西方国家在这些对于战争至关重要的领域里很快就把中国人甩在了身后。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产生了绝对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中华帝国的力量开始急遽衰退，不完全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同时还有一些综合因素。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使他们不愿承认帝国力量的衰减，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嘉庆皇帝不具备他那位著名的父亲因以备享尊荣的才干。他是一个软弱的男人，耽溺于宫廷的享乐，心胸狭窄，容不下批评言论，花费很多心思去处罚令他不愉快的官员，忽略了治理帝国的大业。不久，这个国家之内相距遥远的一些局部地区开始爆发动乱。汉人当中存在大量与清朝统治无法和谐的因素。

人口的显著增长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在乾隆皇帝登基的1736年，中国的人口统计为1亿2千5百万，1812年的人口统计为3亿6千2百万。我们对这两个统计数字的精确度无妨置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异常迅猛。上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伴随有显著的人口增长，这种趋势得到了供应增长的补偿，但是中国没有。在这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新的生产领域，足以维持增长出来的那一部分人口的生存。人口对于有效生存资料的压力，一直是与国家的安定和秩序密切相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饥荒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动乱和盗抢随之而起。

人口压力一轮更比一轮猛烈地挑战有效耕地的生产能力，每年粮食收成的变化，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导致极度的匮乏，甚至饥荒。这种情况在许多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盗抢和违法乱纪。这必然不利于那些大型水利设施的运行，而这些设施的功能实际上覆盖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整个中国。其中一些设施处于帝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例如黄河的管理机构。其他设施由省级政府控制，还有无数小设施由当地人合作管理。这些设施的设计目标是防洪排涝和大面积灌溉。几千年来，中国制订了十分周密的整体水利计划，目的是让农民尽可能不为降雨量的改变所牵制。为了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农民需要和平的环境，而人口所需的粮食供应量，则取决于水利设施能否正常运转。国内和平的维护必需一个强大的政府，如果一系列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饥饿与不幸，中国人一定会归咎于他们的统治者。

中国人非常热衷于秘密结社。会党孳衍在这里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而且往往跟朝廷作对。乾隆这样的铁腕统治者能够把会党压得不敢冒头，但在嘉庆时期，会党在全国纷纷崛起。他们两次试图刺杀皇帝。一次是在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内，由于嘉庆的皇子及时赶到并用鸟枪射杀刺客头子而被挫败。这些企图从肉体上消灭君主的行动，据说是某个秘密会党所为，他们的能量足以收买一些满人——皇帝的贴身侍卫。嘉庆在1820年去世，他留在身后的帝国领土完整，但全国都有国力皇威严重削弱的大量征兆。

嘉庆的继承者以“道光”名号治理国家。此人有几分才干，但不足以再现乾隆传下来的统治力量。在上一代皇帝治下积聚了能量的造反势力，开始在全国各地爆发出来。只要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造反运动，就能看出当时的动荡不安和对当局的漠视。就在道光登基的1820年，广西发生了暴动，这个省份直到现代都是造反的焦点。山西在1822年和1835年发生了暴动，同样的事情于1836年发生于贵州，1826年和1830年发生在云南和台湾，1831年发生于江西，1832年发生于江苏与湖北，1834年在四川，1836年在广东东部和湖南，1832年至1836年在两广和湖南交界处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事件，造反领袖黄袍加身，自称“黄龙王”。［1］

不过，帝国颜面蒙受的最大打击，是1839年至1842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英国派出一支并不强大的军队，居然多次击败中国人所能召集的武装力量，迫使他们赎回帝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封锁了海岸线，切断了大运河，中断了首都北京的粮食水运，强迫中国人签署了历朝大清皇帝从未批准过的条约。如此的屈辱激起了反应，给当时已经大范围开展的农民运动充注了动力。当道光于1850年驾崩时，造反的风暴席卷帝国，这是中国在大约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情况。

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叫做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总的来说，它在中国的学生中享有最大的声望，因为一些欧美国家与之发生过紧密的联系，并且对这个运动的镇压起了不小的作用。云南的杜文秀造反从1855年延续到1873年，使云南的人口大为减少。捻军从1853年到1868年肆掠山东、安徽、河南与直隶等省，有时堪称羽翼丰满。西北的回民运动从1861年延续到1877年，深刻影响了陕西、甘肃和新疆，以及蒙古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一系列运动中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在全世界历史的任何一个25年间无疑都是无可比拟的。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亿。［2］这个数字或许过于夸大了，不过，就1850年到1875年之间的整个战争时期而言，这个估计似乎并不非常离谱。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清朝这样在经历了1/4个世纪的一系列动乱之后还能存活下来。除了国内的动乱，中国还进行了第二次遭到破坏的对外战争，从1856年打到1860年，这就是中国反抗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王朝正在各个方面走向崩溃，只有一样东西十分坚挺，那就是它的虚骄——“临终前的骄傲”。这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因于两次对外战争导致的麻木不仁的优越感。中国人认为国家之间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全世界不可能存在与北京皇位上的“天子”具有同等尊严的君主。满人不是这种观念的发明者。这个观念和中国一样古老，满人只是将它与帝国一起从明朝夺取过来。满人应负的责任是，他们未能在战场上成功地捍卫这种观念，未能在这场争论中胜出。在与西方人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满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比汉人官员表现得更为坚定。

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几名受到西方国家影响的满人高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他们的汉人同僚要清醒得多，特别是在这场斗争的较早阶段。坐在“龙椅”上面的任何王朝所站的立场，都会与跟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满人一样。最终结果的差异，都只能由用于支持这种观点的武力所决定。这个古老的中国理念从根本上说并没有错误，那么错在哪里？错在不能够对他们所能召集的武力做出正确的评估。毕竟，没有任何理由说4亿人民不能就他们的对外关系制订若干规则。然而，只有占有优势的人才能成为规则制定者。

任何一个政府，被造反势力在人口最稠密、财富最集中的中心地区如此削弱，又被外国武力如此欺侮，必然会丧失领土。令人吃惊的是，在我们考察的这个世纪内，中国并没有蒙受太大的损失。首先失去的边远疆土是浩罕，它在1812年停止进贡。根据1858年、1860年和1881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中国失去了下伊犁河谷、中亚伊息库尔附近以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包括海参崴港在内的所有领土。尼泊尔和暹罗在1882年停止进贡，安南在1885年失去，缅甸于1886年割让，高丽和台湾在1894年丢失。中国被迫对贸易、传教活动与外国人侨居敞开国门，被迫允许在北京建立外国公使馆，她的海关被外国人掌握，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人在整个帝国都享有治外法权。她在对付多年的造反之后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但她经历了一系列屈辱的失败，先败于英国，接着败于英法，然后又先后败于法国和日本。满人仍然留在统治的位置上，是因为欧洲势力的某种支持，以及汉人官员的忠心。到了世纪末，造反风云再次酝酿，十几年后，清王朝彻底玩完了“天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2．帝国政府

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国家的首脑是皇帝，在理论上凌驾于政府各个部门之上。他是最高的法律制订者、法官和执行官，是一切荣誉和职位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教皇。作为“天子”，他由天赋皇权来实行统治，地面上无人可以与他匹敌。从他登基那一天起，人们再也不能称呼他的本名。他选择一个帝号用于标明他在位的年代，于是帝号就有了纪年的意义。例如西历1835年对中国人而言是道光十五年，而西历1492年是大明帝国的弘治五年。皇帝死后被封为圣人，会得到另一个名号。严格按照中国人的理论，皇位的继承并非世袭。皇帝是“天子”，他的话是天国之音，他会指定“最有资格的人”继承皇位。这个传位的任命，被看作皇帝在人间的最后使命。在实际操作中，他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如果没有儿子，就传给血族王子。不过，被指定继位的王子很少是长子。虽然中国人的传统理论认为皇帝的统治是天赋的权力，但同一个传统理论又认为，一个朝代的兴亡，取决于是否顺应“天命”。如果一位皇帝未能顺应天命，他就可以被废黜，由另外某个人来取代。没有一个家族永远享有统治“中央王国”的天赋权力。

皇帝在公务处理的过程中很少扮演动议者的角色，只有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和乾隆这样才气横溢、乾纲独断的皇帝属于例外。皇帝的作用通常是评判各省主管官员的行为，批准或者驳回，通过行使否决权以及官员的任免来影响事件的进程。这种独裁的功能，是通过周密划分等级的官僚体系和严密组织的相应机构来运作的，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产物。它的运作受到来自上层的一定约束，主要取决于皇帝的个性，而在下层，它只有很小的实际权力来压迫百姓。莫尔斯说：“共同采取东方模式统治人民的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具有民主政治的一些要素，这在社区生活与村庄生活中表现出来。”因此，皇帝在理论上具有绝对的权力，而实际上独裁的范围非常有限。

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划分为若干部司，主要如下：

内阁，实际上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团。内阁成员没有确定的名额，但很少超过5位，由一个60人的秘书班子担任助理。所有阁员都是在政府其他高位上任职的部长。他们每天早晨4点到6点面见皇帝。

大学士，在明朝是最高内阁，但是到了清朝，它成了名义内阁。成员限于6名，4名大学士，2名协办大学士，名额在满人和汉人中平均分配。大学士是授予汉人官员的最高官职。这个职位通常授予特别优秀的总督和钦差大臣，更像一个荣誉头衔，而非实际的权位。

六部，政府的主要行政部门，分别如下：

吏部：负责全国知县以上所有文官的任命。

户部：掌管所有财政收支，包括进献给皇帝的贡品贡金，以及中央政府控制下的收支。

礼部：负责安排皇帝参与的各种典礼和所有高级国典。

兵部：通过总督和巡抚控制省级军事力量和快递设施。该部对满人军事组织没有管辖权。

刑部：裁判罪案和效率低下、玩忽职守的官员。

工部：负责全国公共建筑的修建，但不管大型的水利工程、道路和桥梁。

1860年设立了总理衙门，处理外交事务，组织类型不同于六部。它是一个政府高官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官员都在政府中另外担任了握有实权的官职。通常若干大学士同时又是该衙门的成员。

理藩院：处理与蒙古、西藏的关系，直到1858年，还处理对俄事务。

都察院：这是中国政府一个行使极大权力的部门。它由一班高官组成，这些人惟一的职责就是批评别人和提交建议。所有总督都是都察院的编外成员，拥有副都御史的头衔，而各省巡抚则是监察御史。御史负责监视各部和首都的其他政府机关，而56位监察道员，则奉命监视各省的政府官员。从理论上说，他们享有批评皇帝的特权，并且敢于犯颜直谏。然而，事实上，为数不少的言官由于大胆批评而掉了脑袋。

翰林院，也可称文学院，由全国最杰出的学者组成，负责监督全国的教育，监控和整理朝廷的历史档案。

为了行政运作，大清帝国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划分为18个省级行政区，加上由军政府管理的东北三省，以及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属地。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存在土著部落，特别是在西南省份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采用不同的规则进行管理。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府、厅、直隶州、县。县级行政区隶属于府或直隶州。2至6个县构成1个府，2个以上的府构成1个道。厅和州都是大县，直隶州是小府，但不隶属于府。首都所在的省份直隶未设巡抚，四川省也是如此，这两个省份设了总督，或称“制台”。其他省份都设巡抚。与直隶省接壤的山西、河南、山东三省，归一名总督管辖。由不同总督管辖的其他省份分组如下：

江苏、安徽与江西：两江总督辖区；

陕西和甘肃：陕甘总督辖区；

湖北和湖南：湖广总督辖区；

浙江和福建：闽浙总督辖区；

广东和广西：两广总督辖区；

云南和贵州：云贵总督辖区。

省级行政区最高级别的文官是总督。他是都察院编外的副都御史，也是兵部的编外成员，拥有兵部尚书的头衔。尽管他主要是一名文官，但他却掌管着辖区内除满人驻军以外的所有部队。一个省的巡抚被视为总督的助手而非下属，主持该省的日常行政。巡抚之下依次为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管理财政，在某些公务中担任巡抚的助理；按察使则是省级的法官。有些省份设了盐道，主持盐税的征收；还有粮道，掌管公粮征集。这四名官员组成省政府的行政会，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有了省级最高军事会议的名义。

道台对两个以上的府拥有行政管辖权，也能指挥本辖区内除满人部队以外的军事力量。一般而言，他是省级当局与府级官员之间的沟通环节。府的首脑是知府，他是县级官员与道台之间的沟通渠道。直隶州首脑——直隶州知州的职能类似于知府，而一般知州的职能类似于知县。

政府构架中的基层单位是县。它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市政、司法和财政单位。威廉斯在《中央王国》一书中指出，18行省中的县级行政区共有1285个，可以视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县级行政区数目。县级政府所在地多数是一座四面围墙的城镇，城镇的名称与县名相同。“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登记在册，这个籍贯是他不愿丧失或放弃的，不论置身帝国或外部世界的哪个地方，他内心的这份感受都会向他召唤。如果他属于绅士阶层，那么这里会有他祖先的祠堂；如果他不是绅士，这里也有他祖先的家业。只要情况允许，他在晚年会回归故土，如果客死他乡，也要把尸骨运回。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都会以他所属的县份来标识自己。”［3］

知县这个角色的重要性非同寻常。这个官员身兼多种职能，综合了县长、法官、司法局长、财政局长、估税官、警长、税务局长、饥荒救济委员会主任、验尸官和公共道德卫士的所有职权，俗称“百姓的父母官”。知县手下有一大套班子，其中有书记员、征税员、巡捕、听差、狱卒和随从。他可以把各种公务分派给下属去办，但他仍然要对辖区内的每一个政府行为独自负责。知县的俸禄每年从100两到300两银子不等，外加数倍于这个数目的“养廉银”。

从知县直到帝国最高层的所有官员都由皇帝任命。在清朝统治下，任何官员都不得在他的原籍省份任职，而且除总督之外，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任期都不得超过3年。偶尔会有一位官员在一个职位上连任到3年以上，但这是不合规制的例外。满人不容许官员们在一个地区扎根，或者结成可能威胁皇位的朋党，于是不断地将官员调任异地。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许多条条框框都被打破，早期的满人一直小心翼翼防范的局面开始形成。官员结成了朋党，于是有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湖南帮与李鸿章的安徽帮。全国更多的官员置身于这两个集团。对于这种结党颠覆皇位的恐惧是毫无理由的。恰巧相反，这两个集团的领袖们在许多对于清朝而言最为阴暗的岁月里支撑了皇位。

全国的所有官员都是通过国家考试选拔出来的优秀毕业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从嘉庆朝的晚期开始，帝国政府屈服于资金的巨大压力，开始出卖官位、官衔和等级。这种活动的泛滥，导致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度声誉扫地，违反这种制度似乎比遵守它更为光荣。毕业生总是大大多于空缺的官位，于是出现了一个“候补官员”的阶层，他们具有接受任命的资格，但是不得不等到官位出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留连于各类衙门附近，有些在编外官员的位置上，在正式官员的麾下担任影响很大的职务。这样一来，省级官员甚至知县们都能获得一定数额的资助。不少编外官员后来也能得到正式的任命。左宗棠就是如此，他在湖南巡抚的幕府内当了几年师爷之后，才得到他的第一次任命。

中国官员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在全国，可以称为“正式任命”的文官不超过2000人。据估计，每个官位都有5名待岗官员。那么，加上1万名待岗官员，假设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得到了与衙门有关的某种非官方职务，那么全国的总人数也只有12000人。对于一个4亿人口的帝国的政府而言，这个数目无疑很小。但是中国官员权力不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官员像中国的1300名知县一样手握如此之大的权力。他们的权威几乎无限，但又受到各种限制，身为一名知县，不得不谨小慎微，遵守无微不至的法则、规定和先例。官场上最讲究的是方法，一名知县很容易遇到“滥用职权”的大麻烦。根据分析，得到这个罪名通常是因为技术上的失误，而不是因为超越了法律。

在官员的引导下，全国都有最严密最复杂的规则，覆盖了每一个能够想到的政府行为。先例具有很重的分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至少到19世纪为止，积累了大量的先例，包罗了各种能够料想的事态。行政体系如此无比痛苦地运作，以至于中央政府的功能几乎完全陷入消极。中央把动议的功能几乎完全留给了省级政府，但又不鼓励他们过度发挥这种功能。当这个精密的体系毫无准备地去应对的事态发生时，中央政府就会想方设法避免面对这个问题。例如外国人根据中国人从来未曾考虑过的国际法的理念向中国政府要求权利和特殊利益时，中国政府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把帝国的国际关系交到了省级官员的手上。令他们感到悲哀的不是体制的缺陷，而是运作这个体制的官员素质的退化。这个体制适合于像康熙和乾隆那样的一帮雄才大略的人物把中国打造成同时代最强大的帝国，也适合于一系列软弱无力的统治者把同一个帝国引向崩溃。盛衰交替的永恒法则总是挑战业经设计出来的任何体制。

3．踏上仕途必经的考试

为了比较公允地评说一个中国政治家或军人的人生历程，不能不对考试制度做一定程度的研究，因为这种考试是进入中国官场的门径。这种教育体制恰当地展示了中国人在官场内的智慧形态。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中国人就崇拜学者。他们很早就认同一个原则：学者是最有资格从政的人才。通过许多代人对于政治的观察和体验，他们决定采用儒家学派阐释的政府理念，把它当作最合适的民族智慧。判断的依据是一个事实：在20多个世纪内，天才的中国人民哺育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智者，他们发现儒家理念足以有效地应对这个国家在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形势变化。这种理念将荣耀赋予学者，使政府成为学术的最高层面。于是学者阶层在社会中崛起，成为中国的贵族——统治阶级、官僚群体。教育走向了高度的系统化，主要的目标就是培训官员。

这种教育的核心是孔子的著作和言论，不过，孔圣人的原作和原话是经过阐释的，并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一些评注家，从生活在公元前372年到319年的孔子最伟大的弟子孟子开始，一直到生活在公元1130年至1200年的朱熹。中国人设计了这种公众竞争的考试体制，从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学生中选拔最有才干的人送入官场。

通过竞争性的文科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这个办法在汉代或更早的时候就已采用。隋炀帝大约在公元600年确立了这种体制，一直到19世纪末，都未曾有过显著的变化。为了在这种考试中胜出，考生必须比竞争者更为精通儒家学说。按照中国人的设计，教育的获得没有窍门，没有捷径，也无便宜可占。学习的过程完全标准化了，在公元1200年以后，儒学的基础课本维持不变。教科书将近700年没有修订。

博取功名的考生要在他原籍的县城参加第一次考试，主考官是知县。县试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如同接下来的各级考试一样，考生参考的次数没有限制，也没有年龄界限。初级考试合格的人就有了到府城参加下一轮淘汰赛的资格。该省的学政每2年一次轮流到所辖的各个府城为在本县通过了初级考试的考生主持考试。这是仕途上真正的第一道关口，那些以高分通过考试的人，进入知府批准的录取名单，会被授予“秀才”的学位或称号，在类比的基础上可以翻译为“文学士”。这个学位并不代表做官的资格，但赋予当事者以社会地位和免受体罚的权利，以及在省级考试中竞争更高学位的资格。

省级考试——乡试，在所有省份的省会同时举行，由北京任命的特殊考官主持。乡试每3年举行一次，皇帝也可以诏令举办特科，以纪念一些喜庆日，如皇子出生，特别是君主的诞辰，大捷，等等。这种考试竞争激烈，因为一个省的毕业生人数限于70到80名，而在人口稠密的省份内，参考者往往多达8000人。胜出者被授予“举人”头衔，可以理解为“拔高的人”，通常翻译为“文学硕士”。这是求官的学者得到的第一个关键的认可，使他有资格得到官职。不过，第二学位的毕业生实际上很少被委以官职。要真正地逼近官位，还必须获得第三学位。

这种考试叫做会试，每3年1次于春季在北京举行，紧接在乡试之后。所有获得了第二学位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争，但授予学位的名额限于350到400名。他们称为“进士”，可以理解为“踏入仕途的学者”，也可以翻译为“博士”。稍后会要求博士们参加另一次考试，名为“殿试”。通过了这项测试的博士就能成为翰林院的成员，他们的名字立刻登上了政府的俸禄册。翰林分为几个等级，都要通过考试获得。博士们进入了“候选官员”的名单，一般会在适当的时候被任命到某个职位上。有资格获得任命的毕业生总是远远多于已经空出的官位，最后的竞争是激烈的，而且会有很多人失意。

在帝国的衰落期，特别是在面对造反的苦难岁月，学位与官位的出售严重妨害了科举体制的运转。威廉斯说，一个学士学位当时在广东能用8000美元买到。由于这种学位不能使持有者具备做官的资格，那么它的价值就着落在给持有者带来的荣耀和社会地位上。威廉斯还说，某个广东人在1831年捐出5万美金在城市附近修堤，为此得到了硕士学位；许多年后，另一个广东人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捐出了10万两银子，约合75000美金，得到了一个“盐法使”的级别和官衔。有时候，学位和官衔能以比上述金额便宜得多的价钱买到，但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官衔的一般价值观，主要因为官衔本身是学术的象征。

不过，卖官鬻位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指责科举制度不够健全。统治中国的最后5个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科举制度用作官僚政治的基础，而以此为基础的官僚政治把这个国家治理了大约1300年之久，这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种理念是健全的。尽管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起初都会无一例外地趋向于疏远学者官僚阶级，但他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阶级对于王朝的延续是最安全的保障，于是学者们重新受到宠爱，科举制度也重新受到重视。儒家学说的基础是忠君，虽然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造反，但是官僚群体从来没有参与造反的嫌疑。

已有不少著作谈到中国的所谓“造反权”。这在本质上跟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没什么不同。造反权只有在反叛成功后才会得到承认。成功会把全世界的造反送上圣坛，而失败会使它沦为叛逆，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体制不会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容许全民投票公决，他们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投出“抗议票”，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暴力是合理的。事实上，纯粹的儒学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将暴力合理化。

儒学承认上天也可能偶然从一个统治者身上收回天命，但没有提供确定继位者的方法。只有当某个对儒家学说一无所知的武士用武力提出对皇位的诉求时，上天的意志才会在中国表现出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上天只有在军事力量处于低潮时才会通过收回天命来表现它的意志，而又每每将天命赋予一个成功的军人。文人贵族极端蔑视武夫，然而，如果某位武士能使他的刀剑说出天意，他们就会愿意与之结盟，并且马上着手阉割王朝赖以建立的势力。强大的军力与繁荣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在官僚至上和国家衰落之间也是如此。

4．奇异的财政金融体系

中国最奇异的东西莫过于货币体系。如果说，西方人现在很难看懂它，那么在百年以前就会更是一头雾水。但是说句公道话，那些令外国人为财政事务抓狂的中国特色，对中国人却并非如此怪异，因为他们彻底习惯了这个体系。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掩饰对这个体系的喜爱，在其中找到了猜谜所特有的那种吸引力。税务和政府经费开支的体制比货币体系更为奇特。中国人也完全适应了这种体制，也许能够理解它，但显然并不喜欢它。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世纪，它严重地妨碍了为了镇压造反所必需的武力动员，更不利于部队的武器配置和其他装备。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运动的整个持久战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金钱。战场上的将军们自始至终为了钱而奋起反对这种体制。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这里要就这个体制如何为中华帝国提供财政支持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直到将近19世纪末叶，除了若干无关紧要的例外，中国从来没有除了铜币以外的官方金属硬币。只要涉及到硬币，中国都是以铜为基准。这种硬币在外国人当中一般被称为“铜现金”。它的理论价值是从遥远的过去继承下来的，等于1/1000两银子。它是老百姓的货币，在普通百姓当中进行的交易，都是使用铜现金。较大的额值叫做“串钱”，1串钱为1千个铜板，少了若干铜板的串钱会引起麻烦。

这种现金的实际交易价值是不稳定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有变化。对于政府和国内的所有大商号而言，流通的不是铜板，而是银子的重量——两，外国人称之为“忒尔”。可是，全国没有通行的度量标准。国内的许多商业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准两，在许多地方存在一打以上的标准。不仅两的重量有异，而且银子的成色也有不同。有几种两流通较广，如库平两，用于折算贡物；1860年以后的海关两，是近海海关的标准；以及沪两。这些两的价值如下：100海关两等于101.642库平两，等于103.38漕平两，等于111.40沪两。

两与外国通货的比值取决于银价，按照粗约计算，海关两略等于0.70美元。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没有发行过任何纸币，只在咸丰治下（1851-1861）有过少量发行。政府没有致力于将帝国使用的银子的重量和成色标准化。

银子流通的一般形态是银条或银锭，重量为10到50盎司。在所有交易中，银子都要经过称重，分解为当地通行的两，或按合同规定计量。政府和大商号都有两套秤，一套为支出而设，另一套为收入而设，他们支出的重量比收入略高。

财政来源如下：土地税，国内关税和对外关税，盐税，厘金，以及其他。在这种税收中，土地税是19世纪初叶帝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大约为国库提供2/3的现金收入。康熙皇帝在1713年做了核定，诏令将当年的赋税作为永远不变的税率。不过，这个税率实际上比康熙的标准高出几倍，因为有一个设计得非常巧妙的体系，纳入了附加费和征税成本，以及对两与铜现金之间交换率的任意设定，无视通行的交换率。基本核定额仍然是1713年的标准，但实际缴纳的数额是核定税率的3到4倍。根据不很权威的推算，流入国库的税金符合1713年的核定税率。核定的征税额在各省之间似乎是随意分配的，因为最贫困的农业省份之一山西在纳税名单上居然排名第一，而特别富裕的省份广东却排名第十。据莫尔斯报告，流入国库的土地税总额为2588.7万两，他估计纳税人缴纳的税额是这个数字的4倍。

贡物是对全国生产品征收的一个税种，主要项目为粮食。其他项目有铜、丝、木材、蜡、水果、人参和瓷器。如此征集的税额很难确定，莫尔斯的估计为742万两。

关税：中国对外贸进出口征税，也对国内从一个口岸运往另一口岸的土产征税。在边境和一些较大的城市还设了陆关。特别是北京，所有进入京城的货物都要交税。1841年以前，所有海运外贸都限定在广州口岸。主要的陆关设在恰克图，俄国贸易从这里通过。根据1842年与英国的条约，另外开放了4个外贸口岸，这个数字在该世纪根据若干条约而增多。在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大混乱的时期，一些口岸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中国政府征收海关税，后来为了满足英法两国在1860年提出的赔款要求，这种体制导致了中国沿海海关的建立。沿海海关由外国人管理，为中国政府服务，但并不完全服从中国的司法，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征收所有的进出口关税。于是就有了内关和外关的区分，内关在非条约口岸与内河关口征税，外关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征税。沿海海关逐步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但在它组建之前，关税对帝国财政所做的贡献不大。

盐税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税种。这是一个容易滥用的税种，官员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盐的资源包括：海滨的海盐，内地盐水湖沼的湖盐，以及云南和四川盐井的井盐。莫尔斯说：“盐税财政的最大黑幕，源于征收过程中官方因素与商业因素的混杂。在任何地方盐都处于最严密的政府控制之下，在生产、批量采购、运输、批销和零售的各个环节都要征税。”［4］

厘金是1853年长江流域开始创立的税种，目的是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筹集军费。到了1861年，开始在帝国军队控制的每一个省份强制推行。起初只是针对省际贸易抽取千分之一的税金。这个税率逐步任意提升，在不同省份差异颇大，而在同一省份之内，有时差不多成了针对地区之间贸易的税收。湖南省坚持了最初的原则，缴纳过一次厘金的货物，在本省就不用再交厘金。其他省份的厘卡多如牛毛，以至于制约了贸易的发展。其他税种的滥征很少超过厘金。

其他税种中，不具有地方差异的共通性主要税种有芦苇税、茶叶许可费、采矿使用费、注册费、典当和其他商业许可费。

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是一笔糊涂账。在征集、分配和审计的整套系统中，皇帝、户部和政府中的任何官员，似乎都不清楚纳税人缴纳的税额与流入政府的税额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税收不是交到国库，然后再从国库分配到各个政府机关。相反，通常是征税机构对政府机关进行分发。除了盐税、贡粮和关税以外，所有税收都是由知县征集，由他们将赢余上缴省级银库。在一般情况下，各年的财政收入相差不大，北京会知道可以任意支配的额度。在晚秋时节，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制订出来，往往是对省级政府、盐道和粮道发出指令，将一定数额的资金拨给指定的政府机关作为某种用途的开销。资金根本就不通过银库，只是对指定的机关进行划拨。一些较穷的省份根本就不输出财政收入，还要从比较富裕的省份接受资助。资金的转移免不了费用：换算、折扣和损耗。

莫尔斯所举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讲述左宗棠将军在甘肃如何获得作战的经费。他说：“这是一件日常发生的事情。在江苏征集到的财政收入，作为协饷划拨给甘肃。税票上显示的是库平两，而支付的是本地两，接着要转换为漕平两以划拨到上海，在那里又转换为沪两，再次转换为遭平两以划拨到甘肃（假设是汇票划拨），到了甘肃又以本地两接收，然后转换成库平两来跟江苏结算，再转回本地两以便存在银号，再转换为库平两与国库结算，还得再换算为本地两或现金以便分发支出。这不是一段滑稽文字，而是纪实的描述，我们看到一系列多达九次的换算交易，每次交易都会产生至少相当于营业额的千分之二点五的赢利，这还没有计算从一地到另一地实际转账的交换率，也没有涉及‘压榨’纳税人的问题。何况，过去总是采用和现在仍然经常采用的资金划拨方式，是把实实在在的银子从江苏运送到甘肃，这并没有将上述的换算运作减少一步，还因为旅途运输和护卫的费用而大大增加了成本，那是真正漫长的旅行，必须用月份而不是用日子来计算。”［5］

为了说明帝国的财政收支，研究者帕克开列了一份表格，给出了19世纪最后10年每年的大约数额。

根据上表，支出超过了收入。然而，在1850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中，实际情况如果不比这份表格反映出来的更糟，帝国政府就会欢天喜地了。帕克说，这些数字是在过去20年内总督们小心翼翼给皇帝提供的估算。“这些统计明显是有缺陷的，因为就其中每一项的数字而言，很少能够在本年度获得。”［6］由于这些统计数字的粗略性，我们可以相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前的任何一个年度，总计数字都只能代表对帝国财政收支的不严格的估算，或者仅仅是中央当局记载的数字。这表明，上表给出的财政收入，远远赶不上纳税人缴纳的数额。还是引用帕克先生的话来说吧：“尽管帝国政府已经腐化，尽管百姓能够容忍被政府敲诈勒索掉3倍于财政收入的税收，但和西欧各国每人3镑的人头税相比，他们从来没有缴纳过每人3先令的税收，包括地方收费在内。”［7］

总体而言，清政府对汉人盘剥较轻。大多数文官都是汉人，凡是没有暴力动乱的地方，纳税都会照常进行，汉人群众很少意识到他们当中有满人。考虑到帝国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皇家宫殿的花费和其他皇室相比是适度的。就连25万个满洲旗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只是支撑了他们的闲散安逸，却并不奢侈，但这比浪费还要令汉人愤懑不平。不过，中央政府在各方面运作的积极强大的功能，随着乾隆的逝世而停止了。从那以后，除了对黄河水利工程的几次拨款以外，中央政府放弃了大部分类似的功能。帝国成为一组半自治的省份，每个省份主要维持本身的生存，省内的每个地区也是如此。于是政治凝聚力几乎全部丧失，国内的压力驱散了王朝剩余的力量，国外的压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个曾给中国带来150多年宏伟气象的王朝，在剩下的100年里把这个国家引向了极度的虚弱与涣散。满人走到了“天命”任期的尽头，不是因为受到高压，而是因为人间万事都要经历的最普遍的过程——衰老。

5．帝国军队

当太平天国崛起时，在中华帝国通行的军事体制本质上还是康熙大帝（1654-1722）所创立的那一套。它在当时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创举，在康熙及其孙儿乾隆这样的皇帝治下能够顺利地运作。但是到了1850年，它就像一架设计不够精密的时钟，缺少了主发条和一些细小却必不可少的零件。它的首要设计目标是保卫朝廷，防止各省的官员联起手来。它只要求对皇帝的意志负责。虽然它被设计为防卫性的武力，但康熙和乾隆都曾成功地将它用作进攻性的工具，因为这两位皇帝都不是凡人。乾隆以后，这支武装处于静态，没有增添或引进新的装备，训练缺乏，纪律松散，勇武精神也未培养。而真正的危机就在此时发生。首先在1839年反抗外敌，又在1850年开始内战，大约18支汉人部队和无数满人部队起来保卫国家，但它们都未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康熙的这份杰作只剩下一个还能辨认的特点，那就是完全缺乏整合力。康熙确实达到了目的，但他无疑做梦也想不到会落得如此局面，因为不仅汉人部队丧失了整合力，而且满人部队也是同样糟糕，甚至更糟。

帝国的军事组织中存在两类不同的军队，一类是满人部队，组成各旗，通常被称为“旗人”，它是帝国军事力量的脊梁骨；另一类是“绿营部队”，是全汉人的武装。满人部队主要是大清创立者努尔哈赤（1559-1626）缔造的。当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认识到他们的人数与汉人相比悬殊太大，为了维护他们的支配地位，决定让满人成为军人阶级，由国家供养，只须提供军事服务，劝阻他们与汉人通婚或与汉人进行经济竞争。虽然他们不全是现役军人，但所有到了兵役年龄的男性，都要能够随时应征入伍。这意味着满人除了当兵什么都不用做，这种体制把这些骄傲好战的满人身上的武士精神消耗殆尽。当巨大的危机到来时，当皇室的命运岌岌可危时，他们才发现，维护王朝的使命无法由旗人的军事力量来完成，只能依靠比努尔哈赤早存在将近2000年的道德力量，维系这种力量的是一个大不相同的社会群体——汉人文官。

满人的策略是将旗人集结在京畿一带，而将一些小部队分布到帝国各处。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分配到各省的满人部队数量不多，他们分布在战略要点担任警戒。大约在1825年前后，他们的人数和分布状况如下：［8］

大致而言，3/5的旗人部署在首都所在的直隶省，1/5驻扎在其他省份。除了云贵以外，所有总督驻节地都有一支满人卫戍部队。广西、湖南、江西与安徽没有满人卫戍部队。长江沿岸、运河沿岸和海岸线上的一些地方驻扎了满人卫戍部队。总督驻地的鞑靼将军位居总督之上，直接听命于北京，但他只有军事职权，而且只能指挥满洲旗人。

汉人部队，或称“绿营”，是一支志愿军，军官中既有汉人也有满人，以汉人为主，分布在18个行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支国军，因为它的总管是北京的兵部，但实际上它是18行省的部队。每个省的绿营都由该省的藩库供养，在各个方面都独立于其他省份的部队。每个省的总司令叫做“提督”，与巡抚平级，但在设立了总督的省份，他要听命于总督。于是总督与鞑靼将军、巡抚与提督各司其权，如此安排有利于防止高官们结党反对朝廷。巡抚对提督有一定程度的制约权，因为他要为部队提供给养。在实际的指挥中，总督和巡抚只能直接控制他们的卫队，即所谓的“标兵”，人数很少超过5000。汉人部队分布在全省各地，几乎每县都有若干。提督的下一级军官叫做“总兵”，级别相当于道员。这种部队的性能更像武装警察，而不像军事组织。用它处理小的社会治安问题会有些作用，但要用它镇压暴动，指望就会落空。

1850年汉人部队的人数和分布如下。［9］

这些数字就是汉人部队的武装力量，然而众所周知，实际人数几乎总是少于发放军饷的人数。在小城镇上当兵的通常是本地人，而城市里面吃兵粮的人，往往来自本省其他地方，不少是有问题的人物。

当紧急事态出现时，通常会匆忙增召兵员，甚至超过额定人数。招兵时选择范围很小，常常把痞子恶棍招收入伍。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军营，但士兵们仍然住在家里，只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回营。他们未曾接受实际的训练，装备窳劣，毫无士气。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朝廷试图动员汉人部队，组建了相当多的队伍。当士兵们听说要离乡背井，往往感到绝望，不少人哭了起来，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战场。在保卫围城的战斗中，有些士兵表现不错，但更多的士兵在造反军队到来之前就逃跑了。朝廷发现，从不同的省份集结部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大家不愿合作。军官们为妒忌心所支配。有人打了胜仗，其他军官就会嫉恨他；如果打了败仗，其他军官就会大肆嘲笑，见死不救。文官和武官也在窝里斗个不停。当太平军横扫中国大地时，除了满洲旗人以外，很难找到一支比绿营更腐败的军队。

当太平军抵达长江时，清朝军事形势的无望完全显露出来。皇帝不得不赶紧依仗一度勇往无前的旗人，在较小的程度上依靠绿营。但他发现，虽然帝国的军队花名册上有100万士兵，却根本无力回天。如果说，帝国的军人们有牢骚，失去了忠心，或者被造反派策反了，那么这种状况还好理解。但情况并非如此。汉人部队的一些士兵在完全脱离组织流散乡间的时候的确加入了造反行列，但旗人没有这种情况。造反者对满人见一个杀一个。这支军队曾在乾隆指挥下把天子的势力推广到更为广阔的疆域和更为众多的人口，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做到的都要多，如今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堕落到了软弱无力的悲惨境地。

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刻，一些汉人文官填补了空缺。他们建立起一支新式的军队，在没有得到正规军多大帮助的情况下，独力拯救了清王朝。这支新军叫做“湘军”，也可以说是湖南军队。后来又有另一支军队问世，叫做“淮军”，或称安徽军队，由李鸿章指挥。湘军和淮军是向现代中国军队发展的第一步。

湘军的创始者是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江忠源指挥的一支由2000名志愿兵组成的部队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使曾国藩受到了启发。由于左宗棠是因湘军而成名，这里应该较为详细地介绍这支军队的组织结构与武器装备。［10］

湘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1个营有5名营官和500名士兵。营下面有4个哨，1哨可以看作1个连；再往下就是队，也就是班；还有一支卫队，也分为若干班。各级组织和每一级的人数如下：

营官（营长）1名

亲长（高级军士，营长卫士）3名

什长（军士，营长卫士）3名

亲兵（营长卫士）60名

火勇（炊事兵，营长卫士）6名

哨官（连长）4名

哨长（副连长）4名

护勇（传令兵，通讯兵，每哨5名）20名

什长（军士，每哨8名）32名

正勇（士兵，每哨84名）336名

火勇（炊事兵，每哨9名）36名

军官总计5名，士卒总计500名

1个队或1个班通常由1名军士、10名士兵和1名炊事兵组成。1个哨或1个连由1名军官和107名士卒组成，装备如下：

亲兵（营长卫队）

2个队配备抬炮（轻型臼炮），每队1门，共24人。

1个队配备抬枪（火绳枪），共12人。

3个队一半装备刀剑，另一半装备长矛，共36人。

以上合计72人。

哨（连）

2个队装备小枪，每队6支，两人合用1支。共28人。

2个队装备抬枪。共24人。

4个队一半装备刀剑，另一半装备长矛。共40人。

传令兵和炊事兵共6人。

副哨长1人。

以上合计107人。

4哨共428人。

1营总计500人。

这样看来，1个营的武器装备包括2门轻型臼炮，48支小枪，90支火绳枪，95把刀剑，95支长矛。这是理论数字。实际上湘军的装备凡是能用的都会用上。在这些武器当中，一般认为小枪是英国人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使用最有效的武器。这是一种老式的大口径散弹短枪，重约20磅，防守时架在一个旋转支座上，野战时架在人的肩膀上。它能充填一把子弹或弹丸，近距离射击是致命的武器。太平军在清政府进入市场之前的若干年内曾向外国军队大批购买这种武器。他们在1857年和1860年取得的重大胜利，多半是由于优越的装备。1860年清政府开始采购外国制造的武器，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禁止向造反军队出售军武。到了1864年，湘军的每个营都有几队装备了改良武器，取名“洋枪队”，也就是装备了外国来复枪的班。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长江流域没有动物牵引或承载的运输。在无法使用船舶的地方，男人成为弹药、辎重等军用物资的载运者。每个营都配备了搬运夫即长夫，人数如下：

营属普通长夫78名。

抬炮队每队3名，共计6名。

小枪队每队3名，共计24名。

其余各队每队2名，共计56名。

哨长每人4名，共计16名。

总计180名。

长夫和战斗部队一样享有军籍，战斗部队的死伤缺员通常由他们来顶替。有证据表明，当长夫成为士兵时，他们空出的位置往往由当地的长夫来填补，而这些人以后又会成为战斗兵。到了战争末期，湘军有很多兵员并非湖南人。事实上，可以断言左宗棠收纳了许多投降的太平军官兵来补充缺额，后来当他在甘肃和新疆镇压回民运动时，有数百名士兵是从前的太平军。通常认为一个完整的营有500人，其实一个整营的总人数为688人，其中包括5名军官，2名书记员，1名军法官，500名士兵，以及180名长夫。

在营以上没有固定的军事单位，但是2到10个营可以由1名“统领”来指挥，这个职务可以翻译为美国的“准将”，他们通常指挥1个旅的兵力。2个以上统领指挥的部队，可以从属于1位“大帅”，这个职务相当于美国的将军，他所指挥的部队成为一“军”。征兵体制并非纯粹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上。皇帝任命某人组织1个军，规定了编成多少营。于是他就成了大帅。他从自己的朋友们当中选出一些人来当统领，这些人又去挑选他们自己的营官，营官们又任命自己的哨长并主持征兵。只有来自乡村的农夫才会被接收入伍。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以及为衙门当过差的人都被挡在营门之外。于是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个营的士兵，都是来自若干相邻的村庄，大家彼此认识。营就成了一个家长制的组织，营官是“父亲”，哨官类似于他的弟弟，士兵就成了“儿子”。每个人入伍都要由他村庄里的某个人担保。新兵入伍的条件是：农夫，年轻，健康，机灵，在村子里拥有好名声。每营都有一本花名册，登记了每个士兵的姓名、他父母的姓名、兄弟的姓名，如果他已结婚生子的话，还会登记他妻儿的姓名。登记册上每个士兵的姓名旁边还有他的拇指印。

湘军的薪饷是无所不包的。政府提供作战时穿的制服，但没有军礼服。服装，食物，鞋子，药品，等等，都包括在薪饷之内。营官每月收入50两银子，另有150两银子用于雇用书记员、支付医疗费、购置服装和军旗等等。全营的经费也归他接纳。按日薪计算，以30天为1月，那么每月的经费分配如下：

哨官：9两

副哨长或“副官”：6两

军士：4.8两

卫士：4.5两

士兵：4.2两

炊事兵：3.3两

长夫：3两

一个全额营以30天为1月计算的薪饷总额为2892.2两银子，包括营官的薪饷在内。薪饷一般拖欠几个月支付。收到经费以后，要支付必要的开销，而不论如何忠诚的营官，都会把节余的钱截留下来，因为他无法确定下一个支付日何时到来。结果是，士兵经常拿不到薪水，而且从来无法当月领到。阵亡士兵的家属可以领到一笔抚恤金，对于永久的伤残也有少量赡养费支付。士兵的阵亡抚恤金为30两银子，尽管其他薪酬都会拖欠，但这种抚恤金却总是及时支付。伤残金却没有如此的保障。

部队通常每天行军30至40里，急行军为每天60里。扎营时不论时间长短，都会挖一道外濠来保护营垒。壕沟深1丈，宽7尺，底部较顶部稍宽；壕沟内侧筑一道墙，高7尺，宽1丈；在这道墙内再挖一道内濠，尺寸比外濠减半；再筑一道内墙，尺寸比外墙减半。士兵住在内墙之内。在无事的时候，每营白天有50人担任警戒，有敌情时哨兵人数加倍。哨兵分为每2小时一班，口令在午夜更换。通向营垒的所有道路都设置了障碍。在距离营门大约100米处会建立一个商贸点，乡下人和商贩聚集在这里跟部队做生意。湘军的一些制度是不无趣味的：军营附近不许吸食和买卖鸦片；禁止赌博；禁止大声喧哗；妇女不许进入军营，在任何地点侵犯妇女都是大罪；严禁士兵散布谣言或议论超自然现象；不许士兵在没有军官参与的情况下开会，也不许他们秘密结社或信奉怪异的宗教；禁止士兵穿着奇装异服和色彩明丽的服装。

据说曾国藩起初颇为怀疑这些农民士兵的勇气，因为中国人通常不会把士气和泥脚腿子联系起来。然而他们战斗得很勇敢，离家越远，士气越高昂。曾国藩从来没有机会为湘军的勇气而自责。湘军很快就威名远扬，湖南人为他们的军队大感自豪。湘军继续征兵时，据说会有10个志愿者来应征1个空缺。曾国藩的办法是对高级军官灌输长篇大论，大谈忠君爱国，这些训导会一直传达给士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没见识过他们那个县以外的世界。逐渐地，他们获得了以前未曾梦到过的观念，自尊心大大提高，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士气萌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为一支军队。

湘军的总人数是很难估算出来的，因为湘军这个番号比其中的每一个湖南人都要活得长。据说湘军在1856年有6万官兵，在那时也许他们全是湖南人。后来在镇压太平军的征战中，许多省份的部队都进行了重组，与湘军联合起来。李鸿章与曾国藩密切合作几年后，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建立了淮军。在湖南省内，整个内战期间保留了大量兵力防卫本省。很难说在任何一个时期，在省外当兵的湖南人的总数是否超过了12万人。最重要的因素是湘军的存在，而不是它的兵员数量。在许多年内，湘军在整个帝国一直是对抗造反军队的惟一焦点。没有湘军，或者说没有一支类似湘军的军队，那么毫无疑问，太平军一定会把清朝推翻。在太平军的猛攻之下，两个序列的朝廷正规军犹如风中的稻草。在湘军这支新军之中，就像在任何残酷的战争中一样，机会对优秀人才敞开了大门，他们得到了逐步的提升。不少来自湖南乡村的士兵获得了声望。若干几乎一字不识的人在这块无比看重学术的国土上当上了将军。

在过去，中国人通常并不十分注重战争的艺术。这绝不是说他们拥有悠久的和平历史，也绝不是说他们不爱争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和全球其他任何部分一样，同样有过许多战争。自从孔夫子那时候起，公众舆论的呼声就在抗议尚武的勋业。中国杰出的诗人很少讴歌武力和军人。尽管有这样一种潮流，中国人仍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进行了频繁、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某些国家。中国人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战争文献。或许现存最古老的有关战争艺术的论述就是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的《孙子兵法》，如今在全中国的数百家书肆中都能买到。另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是著于公元前4世纪的《吴子兵法》。这两部著作成为后世直到今天这一代人的典范。［11］它们至今也没有失效，这两位古代大师强调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然跟2500年以前一样具有生命力。即便在战争这样一个变化万千的领域里，也极少发生本质的变化。在过去的那许多世纪里，还有许多人撰写兵法著作，因此中国并不缺乏军事教材。然而，对于军事原理的研究，不如权术的研究那么热门，尽管二者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众所周知，直到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帝国交战的初期为止，中文的兵法文献堪与其他任一文种的兵法文献比肩。

19世纪军事力量的巨大进步把中国人远远甩在后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事行动的技术条件飞跃进步，压倒了战争中处理人为因素的技巧所取得的任何显著的改善。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首次军事交手中表现得那么可悲，致使许多人得出笼统的结论，认为中国人不会打仗。在中国海岸线上发生的考验中国人的那几次战争，正好发生在中国军力衰落的时期，于是人们基于这些经验形成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判断，而这些结论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得到修正。

注释：

［1］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2］布兰德：《李鸿章》，第4页。

［3］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17页。

［4］莫尔斯：《中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第100页。

［5］莫尔斯：《中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第100页。

［6］帕克：《今昔中国》，第33页。

［7］帕克：《今昔中国》，第63页。

［8］总数和分布地点取自黑尔的《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3页。

［9］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1～12页。

［10］此处关于湘军的资料取材于《湘军志》，第20卷，第1～8页。

［11］见E.F.卡尔特洛普的著作《兵书》，其中对这两部经典做了精彩的翻译。作者为皇家野战炮队上尉。

第二章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

在南宋时期（1127-1279），左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在湘阴县定居，这个地方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南岸。这个家族安分守己地在此地延续生活了600多年。左氏的这一支当中有一位早期的成员，名叫左大明，是宋朝的进士，在浙江做过小官。明朝末期，有个左天眷当了直隶省的知县，曾与满人作战。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没有其他家族成员在世上留下显赫的事迹，足以载入家族的年谱。他们属于这样一个阶层：贫穷，诚实，但是默默无闻。

左观澜是一位秀才和教师。《年谱》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是想获得更高的学位从而进入仕途然而无法通过考试，还是满足于秀才的学位而毕生致力于教学。不过，在旧中国，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他娶了余家的一个女孩，上天赐给他们3个儿子和3个女儿。长子还没活到25岁就夭折了。次子获得了举人学位并且当上了小官。他是一位颇具名望的书法家和诗人，他对天文学的兴趣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他的志向不外乎维护家族的传统。小儿子出生于1812年11月10日，名叫左宗棠。他后来成为4亿中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这再一次表明人的命运是无法捉摸的。

左宗棠是一个病弱的小孩，身体孱弱，小肚皮挺起，在他生命的最初两三年内，连存活的希望都很渺茫。他是祖父的小宝贝，这位老绅士总爱说：“此子异日必能昌大吾门。”他在4岁就接受祖父的指导，开始了中国人漫长而繁重的学业。第二年，他父亲举家迁移到长沙。左观澜在这里教书，左宗棠则在父亲的指导下继续学业。

中国的为人父者通常不愿教授自己的儿子，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会延聘教师来为儿子授课。理由很简单，为父者觉得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儿子，而教学体制要求教师们对学生要板起面孔。中国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孩子们是不打不成材。左宗棠的父亲却是因为太穷而请不起教师来管教3个儿子，他只能亲自上阵。

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任何国家都不曾像旧中国这样开发出一套需要勤奋不止或者说费尽心力的教学体制。从一开始就有一场淘汰考试，不管它会在一个人身上造就什么样的品质，不可怀疑的是，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肯定具有刚毅不拔的性格。

年轻学生得到的第一本教科书是《三字经》。这本小册子由1068个汉字组成，排成6字对句。它写成于西历1060年。在80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数百万中国人开始咀嚼文字的启蒙课本。它概述了中国的传说和历史，以及儒家的人生哲学。诚如威廉斯所说，它的第一行就包含了“古代蛮荒世界最著名的信条之一”，即“人之初，性本善”。这本经典学生们必须从头到尾背下来，如果有人能够顺背或倒背如流，一点也不稀奇。年轻的脑袋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试图为学生讲解。多年以后，学生才会对这篇课文的意思恍然大悟。

《三字经》学完，就要学《百家姓》。这是一串汉字表，按诗体排列，其中所有的汉字都能用作中国人的姓氏；还有《千字文》，此文正好包含1000个汉字，其中没有任何两个字的字形和意思相同，主题大致是对《三字经》的补充。这个序列的下一课本是《千家诗》，一个短小的诗集，其中每首诗都是4句；《弟子规》，是孔子和他一位弟子有关孝道的谈话记录；《小学》，是大儒朱熹撰写的课本。关于最后这个课本，威廉斯说它是经过精心设计，以展示“所有年龄阶段的中国人有关教育原理、社交、行为准则的理念”。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名人的话：“我们信赖《小学》犹如信赖天神，尊敬它犹如尊敬父母。”

所有这些课文都被学生牢记下来，很少忘记，年迈时也不能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课文都没有写成土话，而是写成古典文言。这种语言如此简洁深奥，为那些掌握了它的人开辟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这就是为4岁的小左宗棠准备的精神食粮。除了学习这些课文以外，他开始学习写字，把薄纸覆盖在模板上临摹大字，直到熟练为止。他的学习一定颇为出色，因为他在6岁就进入了中国教育真正基础部分的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它们一起构成“四书”。

“四书”经过杰出的儒家学者朱熹做了繁琐的注解，阐释正文的意思。注解部分和正文同样重要，它是儒家哲学的正统解说。何况，如果没有注解，当代中国的普通文人是无法理解原文的。学完“四书”就要学“五经”，这五部书是“中国经典”。五经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四书五经要求背记，只有《易》有时除外。志向高远的学生还会把注解也背熟，这种人并不罕见。［1］

一个中国男孩所受的教育决不局限于背诵经典。最难的部分是作文和修辞——学习以简洁、雄健、隽永的风格写作。要想成为一名真正有实力的书法家和文体家，需要吃苦耐劳，钻研不倦，还要记忆超凡。左宗棠在9岁开始学习作文。这一部分学习进程将会决定求官学者在考试中的成败。他必须撰写无数论文，主题取自经典，模拟那些最可能出现的试题。书法和文体至关紧要，而思想必须与经典保持严格的一致。在考试中表达与经典背道而驰的思想观念将是致命的缺陷。

学生的作息时间格外严格。学习时间从天亮到上午10点左右，又从中午到下午6点左右。在夏季，他们通常下午无课，但在冬季还要上晚课。新年前有1个月假期，普通节庆也可以休假，但是在旧中国的学年中没有放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教师不用为教学方法伤脑筋，他们有一套完全标准化的教学流程。首先，学生跟随教师诵读指定的课文，直到他能够读出汉字的发音和声调。接着他会大声朗读，直到教师要求他背诵。他走到教师身边，把课本交给教师，然后背对教师背诵。这一关通过之后，老师又指定一篇新课文。不刻苦的学生会即时受到严厉的处罚。通常的处罚是用一根尺子重击左手的手掌——右手决不会挨打，因为这只手要用于写字，不能伤害。手掌被打得肿高一倍的情况并不罕见。

小左是一名聪颖的学生，远超同岁的其他男孩，而且格外勤奋。他在伙伴和其他同辈人当中被称为“季高”，意思是第三个儿子。“宗棠”这个名是只能由父母和其他上一辈人来叫的。他还有另外一个名，或称“号”，叫做“朴存”，意思是“可信赖的人”，只有最亲密的同年伙伴才会使用。因此，按照他的国人通行的做法，他拥有一个正式的名和两个号，或者说两个昵称。他在学校的同伴中不受欢迎，因为他骄傲、自负、自夸，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这些特性他一直保持终身。他爱高谈阔论，没有顾忌地发表对人对事的看法，因此树敌不少。孩提时代他的朋友不多，但所交的都是好友。凡是喜欢他的人，都是爱之甚切。

他15岁参加了第一次初级考试。主考人是湘阴县的知县，这是第一轮的淘汰考试。考试时间为一天，只是一场作文竞赛。考生们集合在知县衙门附近的一个大厅里，知县给出作文题，考生们撰写论文。左宗棠在这场考试中名列第一，他的名字列在胜出者的榜首，告示就贴在衙门的墙壁上。这种荣誉叫做“显名”，即“在本县有了名声”。

第二年他参加了第二次初级考试。考试规模与第一次相似。他在这次考试中又拔得头筹，但出于对一名比他年长很多的考生的尊重，他只取了第二名。他现在有了参加第一学位竞争的资格。然而，第二次初级考试刚刚结束，他的母亲去世了，铁定的习俗要求他守哀27个月。这个限期还没到头，他的父亲又去世了，他必须再次守哀。习俗规定守哀者不得参与政务或公共事务，除非皇帝有特旨令其参与。左宗棠必须等到下一届才能参加考试。

他在紧张的学习备考中度过这段时间。尽管他已全程经历过四书五经的学习过程，但是这种功课的性质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毕业的。从县里的初级考试直到御前的最高级考试，所有考试的内容都是基于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是深不可测的智慧之井，不论怎样刻苦钻研和博学，都无法将它汲干。任何年纪的最杰出的学者都不敢自称已经彻底明白了这些经典。所以只要前面还有考试在等着你，你就必须继续钻研这些书本。此外，博取较高学位的考生，还必须娴熟从古代到明末的中国历史——当朝历史不属于考试或评论的范围。同时还要娴熟中国文学，具备作诗的能力。你很难指望这种体制造就诗人，但它能确保考生掌握几种老套的诗体。

在这段紧张的学习中，左宗棠开始倾心于地理研究。他读了两部书，一部是着眼于辅导学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概论，另一部是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开始痴迷于此道，阅读所能找到的所有描述祖国自然特征的著作。他在这项研究中投入太多的时间，朋友们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因为较高学位的考试只需要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一位姓贺的邻居，曾经做过官，拥有大量图书。他对左宗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前程无量。他让左宗棠任意取阅自己的藏书，鼓励这位学生研究中国地理学和地形学。左宗棠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这些年里这位姓贺的朋友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他一贫如洗，父亲去世后就学于湖南巡抚在长沙为穷困学生开办的湘水校经堂。

在北京，在人口比较稠密的省份的省会城市，考试大厅容纳几千个小小的隔间。每个隔间长约6尺，宽4尺，高度略超一个高个子男人。隔间内配备了一条凳子和一块跟单元等长的木板，这木板白天当书桌，夜晚当床。考生带着床具、食品、水、蜡烛、墨汁、砚台和毛笔进入在考试前夜分配给他的隔间。他们进场前要接受彻底的搜查，确保他们没有把对考试有用的书本或笔记带进考场。这个制度极为严厉，如果抓到作弊或企图作弊的考生，他会名誉扫地，受到严厉的处罚，被剥夺已经获得的学位，而且终生不得参加竞试。

考试在阴历八月初九开始，分为3场。第1天的白天，从四书中选出4个考题，和答题的白纸一起交给考生，然后封闭隔间，在全体考生交卷以前，无人可以进出。考题中的3个要求用散文答写，第4个要求用韵文。谁也不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考卷上。当晚夜深时，考生出场，第2天休息。考官们阅卷，淘汰大量考卷。八月十一日，考生们集合，已被淘汰者不许进入考棚。从五经中选取5个考题发给考生，规定考生们在两天内写出论文。然后将他们放出考场，再休息1天。他们在八月十四日再次集合，胜出者进入考棚参加最后一场考试。他们得到5个考题，其中之一要求用韵文答写，但这些考题并非全部从经典中选出。有历史方面的考题，也有法律或行政方面的题目。这场考试在八月十六日结束。考试委员会有25天时间仔细阅卷，选出70到80名毕业生。

这一年皇帝发布诏令，淘汰的所有试卷都要重阅。这对左宗棠是一个幸运，因为他的考卷被淘汰了。第2次阅卷选出了6个姓名，登录为副榜，左宗棠是副榜上的第1名。随着最终结果公布，他获得了第2学位，成为举人，不过，他的姓名排在湖南省录取名单的倒数第6名。一些名列前茅的人往往获得官位的任命，但是名列榜尾者机会很小。他们必须通过将在明年春季在北京举行的第3学位考试，才有获得任命的可能。

左宗棠刚刚考完，就娶了周家的一个女孩，入赘湘潭的岳父家。和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对一个男人而言多少有些反常，但这是一个特例，因为左宗棠的双亲和祖父祖母已经去世，他不必受到孝道的约束。何况他在世俗利益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他的岳父家却颇为殷实。有证据表明，这种背离传统绅士行为的做法令他有些苦恼，不过，他与妻家的关系，在他主要依靠他们的岁月里，似乎是非常愉快的。他立刻着手准备前往北京，参加第三学位的考试。在理论上，政府会为有资格参加会考的学者提供进京的旅费，但在实际操作中获得这种费用需要费很多周折。左宗棠很穷，跟有影响的人物联系太少，很难拿到政府的津贴。妻子从陪嫁中拿出100两银子给他赴考。但是在他出发之前，一位姑母跑来向他求助，他把那100两银子全数相送。朋友亲戚伸出援手，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旅资。

考试于早春在北京举行，本质上与第二学位的考试相似。考官级别更高，更加严厉。左宗棠考试落第。回家的路上，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考中了，但他决定投入实务的钻研。仕途的诱惑太大，他于1836年再次进京赶考，然后第二次落第。下一年他致力于撰写一部地理书，妻子帮助他复制地图。这部作品是否出版过，无从查考。

左宗棠现在有了2个孩子，但都是女儿，一些迹象令他担心他很可能要不到儿子。尽管家境窘迫，前途无望，他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娶妾，也就是第二个妻子。年谱记载了此妾娶自张家，她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前后给左宗棠生了3个儿子和1个女儿。［2］

有一段时间，左宗棠在湖南东部的醴陵教书。在醴陵期间，他结识了一个人，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而且在他多变的命运中是第一个重大突破。湖南籍的两江总督陶澍经过醴陵，知县为了接待这位高官，请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吸引了陶总督的目光。他要求接见作者。左宗棠给总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据年谱记载，两人彻夜恳谈。［3］左宗棠在官场上层没有朋友，给陶澍这样的大人物留下良好的印象对他意义重大。对于左宗棠这一代中国人而言，如果没有几位社会关系通达的朋友，提升的机会极为渺茫。

他在1838年再次进京，第三次博取第三学位，但还是以失败告终。他拿定主意不再参加竞试，尽管20年后他一度改变主意，而且确实起程前往北京赶考，但他中途改道，作为一名军人，踏上了非同寻常的人生旅程。他未能赢得第三学位，无疑令他痛苦终生。在他后来的生涯中，我们发现他绝对藐视政府中的那些纯粹的学者，轮到他来把别人提拔到有权有势的位置上时，他要看对方的实干能力，而不看他们持有什么学位。他手下许多最得信赖的将领根本没有任何学位。但他仍然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儒家学者，对学术深信不疑，并且以学者自居。他相信渗透了儒家政府观念的考试体制，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别人遵循他那个时代较为自由的儒家理念来追求学问。

中国有一种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流行幻觉，认为学术拥有某种特权，这种幻觉肯定会使左宗棠这种秉性的男人感到悲哀，因为他未能通过第三学位的考试，因而得不到学术的标记。这会令人怀疑，友人们劝他不要把时间浪费于地理研究，以免脱离主流，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很难说这样做有利于他通过考试，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当他开始指挥军队的时候，这种研究对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地形的“感觉”是所有伟大军人的强势特征。对一位大将而言，缺乏这种感觉就如同画家色盲一样不合情理。左宗棠有一种本能的地形学“感觉”，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断培养。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自己的战场“了如指掌”。

他在北京教了几个月书，然后返回湖南，取道南京，拜访朋友陶澍总督。陶总督对左宗棠似乎爱之甚切，在访问期间，他提议两家定亲，请左宗棠把大女儿许配给他当时还只有5岁的独子。这件事顺利地确定下来。陶总督在2年后去世。他临死前做了安排，请左宗棠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于是左宗棠肩负起教育未来女婿的责任。

与此同时，左宗棠开始对农业产生兴趣，全心研究耕作，尽管脚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尺寸之地。前些年他曾关心父亲留给他长兄之子的那个小农庄。他撰写了一本有关耕作的小册子。同时他继续研究地理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绝没有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很少超越天朝的疆域。对于左宗棠那一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就是与之有关的整个世界。但他彻底研究了自己的祖国，对山川、关隘、道路和距离等做了大量的注解，装订成好几卷手稿。他把这些注解编入一本描绘中国的著作。他在写作时似乎根本未曾考虑著作的出版，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把他审读过的大量资料有序编排。《年谱》作者说，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骄傲自负的性格，极大地妨碍了他所遇见的许多人成为他的朋友。他下定决心弥补这个缺陷，特别注意待人和善友好。不过，他的这番努力，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4］

29岁那年，他成为忘年交陶澍之子的教师。他迁居湖南中部安化的陶家，在那里持续生活了8年。这对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陶家殷实，有证据表明，他得到了一份非常优厚的酬劳。从这时起，左宗棠不再为穷困的幽灵所缠绕，而且不再依赖于妻家。陶总督身后留下了大量藏书，其中有一部乾隆治下制作的大型地图集，还有几大册笔记，是他毕生非凡努力的历史记载。左宗棠非常用心地浏览研究这些笔记，从中获取了许多智慧和经验。

陶澍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胡林翼。此人在官场上地位不低，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声望。他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干，得到皇帝的倚重，又是大总督曾国藩最亲密的朋友与智囊。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岁，第一次见面就成为至交。在左宗棠等待机会踏入仕途的漫长岁月里，此人的友谊对他意义重大。尽管他决定不再参加考试，但希望仍然徘徊未去。

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此时正在进行，左宗棠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每当听说他那些组织涣散、准备不足的同胞被少数英国人击败，他的屈辱感就增添一分。他给朋友、给他认识的少数官员写了很多信，提出如何赢得战争的建议。他写信给一位监察御史，请求对方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作为备忘录提呈皇帝。他在这封信中说：“谓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5］当听说英国人已经侵占香港，他写下4首诗以表达愤懑；当听说和约最终签订，他心灰意冷，很想到山中隐居，度过余生。道家学说对中国人总是具有号召力，不管他们如何沉迷于儒学。

左宗棠没有退隐山林，他决定继续工作，同时刻苦学习。他自认为他的才干和学问都领先于那班庸官，但还不足以应对祖国所面临的危机。他决定通过刻苦学习来弥补缺陷。

在陶家教书2年以后，他有能力在湘阴东部离他出生地不远处买下一个大约70亩的农庄，将之命名为“柳庄”，为此他感到极为自豪。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致力于教育未来的女婿，同时一边学习和耕作。他广泛阅读农业著作，按照古代中国的箴言经营这个小农庄。他享有率先在故乡种茶的美誉，同时非常关注养蚕业。据说经过精心的安排，他能使小农庄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出产。从他教学的安化到他家里路程颇远，但他频繁旅行回家照看农庄的经营。左宗棠对农耕有浓厚的兴趣，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农夫。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从未低落，后来在西征途中，经常跟他的士兵们探讨。他并非经验丰富的农夫，总是到历史记载中寻找更好的耕作方法，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他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古人们很可能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成就，但是大部分被人遗忘了。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农业文献中，他找到了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法，其中有很多非常古老，但又显得新鲜。

在1848年和1849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先是长期的干旱，接着突然大雨滂沱，洪水泛滥，疾病与饥馑夺走了许多生命。左宗棠在大灾之中具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在住宅附近建立赈灾所，给灾民发放食物。据说左氏家族从储备中拿出9千斤粮食救济穷人。他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为病人购买药品。

他在1848年到了长沙，开办一所学校，收了5个学生，包括他已在私塾中教育了8年的女婿。但是一场风暴正在南方的广西省酝酿，“拜上帝会”正在那里完善组织，准备推翻清朝。很快，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它给中国带来了1/4个世纪的动乱，在同一时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大的混乱。左宗棠从长沙注意到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不会是一个局部的、零星的事件。远在湘北民众尚未感到恐慌之前，他跟一位名叫郭嵩焘的邻居——后来的第一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就到湘阴东部的乡间旅行，试图为各自的家庭寻找一个避难所。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点，预备将来使用。2年后，当太平军逼近长沙时，左宗棠把家人迁到这个避难所，他们安全地住在这里，直到太平军离开湖南，沿着长江直下南京。

当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爆发时，左宗棠39岁，离他获得第二学位已经过去18个年头。没有官位任命给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官位在前方等待他。很难说他已丧失希望。他仍然在玩味获得第三学位的念头。不过，对他的邻居而言，他只是一位中等地位的学者，注定要靠教书和照看小农庄度日——仅此而已。

注释：

［1］这一段关于教学与考试体制的介绍，取材于威廉斯的《中央王国》，第1卷第4章。

［2］《年谱》，第1卷，第14页。

［3］同上。

［4］《年谱》，第1卷，第17页。

［5］《年谱》，第1卷，第20页。

第三章　太平军的崛起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已有大量著述问世，作者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对这场运动的了解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有关它的早期。就像已经成为历史的任何其他运动一样，它是由一些无名之辈发起的，这些人养成了非同寻常的领导能力。从现在已知的有关运动起源的材料来看，最初的推动力似乎是宗教。不过，当发起者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创造的工具所具有的潜力时，其他意图占了主导地位，于是这场运动发展为政治斗争，而非宗教运动。运动的目的变成推翻统治的王朝。为了追求这个目标，帝国的一打最富庶、人口最多的省份遭到蹂躏，大量的惨剧和死亡落到大汉子民的头上，其悲剧性超过了其他任何类似的国民经历。

在道光皇帝（1820-1850）治下的中国，按照当时许多国民的看法，全国总的形势预兆着王朝的早期衰败。在这个时期中，年年都能听到帝国的某个局部传来造反的呐喊。在这一连串的运动中，广西省最为抢眼。在那个时期的任何时段，很难确定当局是否掌控过该省的全局。在1820年、1832年到1834年以及1836年，运动的规模较大，再也瞒不过北京的朝廷。这一系列运动中的第二次波及较广，运动首领赵金龙有僭越之举，不仅皇袍加身，还在袍子上绣了“金龙王”字样。［1］根据报告，所有运动都被镇压了，但此起彼伏，表明当局未能十分有效地镇压造反运动。

全国的形势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生。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是沉重的，当时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9世纪的顶峰。根据帕克的说法，1852年的总数为4.32亿，或者说有可能在100年内增加了2亿多人。中国的人口统计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点似乎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即从1750年到185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数大约翻了1倍。而有效耕地的面积没有显示可观的增长，田土的出产似乎也未有提高。

有人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争夺土地的农民运动。我无意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的土地保有权体制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地产业一样使生产用地大面积缩水，也不会限制土地的最大生产能力。那时的问题和现在一样：不论在什么样的土地权保有体制之下，可利用的土地究竟能不能产出足够的作物来维持这么多人的温饱？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的中国，可以肯定穷人是更穷了，但还无法证明富人变得更富。

人口的压力产生了一大批被剥夺了人权的人口，他们最容易遭受暴力和动乱的侵害。不过，由经济因素造成的不幸和贫乏，虽然最容易令人奋起战斗，但它们本身还不足以促使人们拿起武器。中国西南的经济因素并不比其他许多没有发生暴动的地区糟糕很多，至少在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之前，这种反差并非很大。

广东和广西的居民，其中特别是广西，不像华中和华北那么单一，包含了大批的客家人、苗民和本国土著居民的遗民。这个地区一直存在对满人的敌意，比18行省中的其他任何省份都要强烈。从乾隆时代以来，秘密结社在全国孳衍，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叫做三合会。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两广人数尤多。

三合会建立于康熙治下，它的成员发誓反清复明。他们协助了最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但时隔不久便与之分道扬镳。不过，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三合会都未曾停止造反活动。另一个会党似乎大力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据说它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独立传教士和汉学家郭士立博士。“他在中国创立了一个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名叫‘中国会’，其目的是通过中国人自己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2］这个组织与早期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关系并不清晰，但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是一个特殊中国版本的基督教。

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西南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有力因素是1839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国派到广州并沉重打击了中华帝国的军力，相对于它取得的成效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广州百姓早就不喜欢洋人，当他们看到帝国的最高官僚们被一小撮可恨的洋人击败和羞辱，在这一地区早已表现出来的反朝廷情绪便大大高涨。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是如此明显，在整个华南都产生了丧失民心的显著效果。政府的领导层，不论级别高低，加上地方官员，全部无力面对很快就会发生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果能够得到康熙或乾隆那样的皇帝强有力的鞭策，一定会表现得很出色，但他们没有这样的幸运。

形势对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极为有利。不过，条件尽管有利，却还不够充分。有利的条件还要等待一个或一群领袖人物的出现，才能给一场运动带来方式和目的。又过去了几年，领袖们才冒出头来。如果这些人才具平平，太平天国运动就只会是一场小规模的零星叛乱，就像多年来在帝国各个地区爆发的那些暴动一样。如果他们的凝聚力再强一些，行政才干再大一些，他们肯定能够成功地推翻朝廷。所有那些倾向性的因素都有利于农民运动，可是领导力量与机会不对称，于是这场运动衰退为可怕的失败。

人们经常讲述一个故事：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人物洪秀全是一个求官的学者，但是经历了在第一学位考试中多次落第的痛苦。有一天，一位中国的巡回传教士交给他许多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洪秀全懒得阅读这些宣传品，但他还是将它们带回家里，束之高阁好几年。后来他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中看见天国大门对他敞开，他在这种状态下有一些奇遇。醒过来后，他深信自己在人世间负有天国的使命。他开始阅读他早已拥有的基督教小册子，在其中找到了那些幻像所具有的更深的现实意义，以及使命的紧迫感。他被深深打动了，相信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于是他出门布道，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

有个人名叫李秀成，他在太平天国的后期以“忠王”闻名于世，写过一篇自传，题为《太平天国始末》，通常被称为《忠王自述》。写作时间是他身陷囹圄，等待帝国官员将他处死的那些日子。由于他曾跟随太平军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他对这场运动起始的叙述是不无趣味的，至少就太平军的看法而言，可以说有相当的准确度。他写道：

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自我主应立开基之情节，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载书明白。其在家时，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异母，其父名不知。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人可知。长、次兄住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译注）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问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如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

欲查问前各王出身之来由，特将前各王前后分别再清。

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住山名叫做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

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筒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勇敢刚强，冲锋第一。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是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之急才足有。

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

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是乜才情，忠勇信义可有，故天王重信。

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1847—1848年——译注）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1850年——译注）十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3］

如同所有农民运动领袖的情况一样，有关天王的传说到处流传，要对此人有个清晰的印象是极为困难的。据说他在第一次赶考的途中，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叫他不要为考试浪费时间，因为他注定是个大人物，他决不可能获得常人的学位，他应该只靠自己来完成使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对自己的宿命深信不疑，他不再费神去努力影响事情的进程。他不会理解克伦威尔的那句座右铭：“相信上帝，同时让你的火药保持干燥。”

根据中国人在非官方历史书［4］中对太平天国运动起始的叙述，洪秀全在考试落第之后，分析天下大势，发现满人的力量正在迅速衰退，官员腐败，毫无进取之心，普通百姓不得温饱。于是他萌生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王朝的想法。他跟一个名叫朱九俦的男人密切交往。此人组织了一个结社，名叫“上帝会”，表面上是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实际上是为了复兴明朝。人们会产生联想，这个结社与传言由郭士立博士创立的中国会或许有什么关联。洪秀全与朱九俦成了至交，而冯云山跟他们一起学习。朱九俦不久就去世了，会员们推举洪秀全继承他的教主地位。当局风闻这个组织的存在，而且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宣传怀有敌意，派人缉拿洪秀全，但是洪秀全逃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跟一位英国传教士学习了一段日子，然后同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他们在鹏化山待了一段时间，劝化了若干信徒。这时洪秀全在桂平镇的曾玉衡家里得到一个教书的职位。他在桂平期间，为自己的事业招徕了5个人，他们的才干给这场运动带来最大的成功，使太平军得以扎根南京，洪秀全得以登上王位。他们是杨秀清、石达开、萧朝贵、秦日昌和韦昌辉。这些人和冯云山一起，成为他最忠实的信徒，最早参与他那秘密的使命。

洪秀全经常进入昏迷状态，接受神奇的启示，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视为超自然的存在。饥荒在广西发生，盗抢随之四处风行。冯云山和杨秀清把洪秀全的追随者组织成“防盗民团”，形成一支军事力量，并且为大业筹集资金。桂平知县对洪秀全起了疑心，在1847年的某个日子将他逮捕下狱。实施逮捕时，搜出了19本名册，上面登记了追随者的姓名。知县向巡抚建议立即将洪秀全正法，但巡抚是一位脾气温和、害怕暴力的高官，他下令释放洪秀全。知县很不情愿地执行了命令，说这无异于放虎归山。

运动开始更迅速更公开地发展。下一年，一些三合会的头目与拜上帝会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大多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失望而去。几名留下来参与运动的头目如下：洪大全，后来以天德王闻名；罗大纲和林凤祥，后者在1853年把太平军的旗帜扛到了距离天津只有40里的地方。

拜上帝会的会员们蓄起了长发，穿上明朝的服装。当局得到了警报，但还不愿让北京了解真正的形势。他们派出的部队只是公文上的数字，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局面。到了1850年夏天，省政府开始把军队调集到离桂平县不远的平罗。拜上帝会此时开始在金田动员，这里是桂平县的一个村庄。他们在1850年7月在此公开与当局对抗。据说他们大约有1万人。但1万这个数字经常被用于统计造反者，往往有所夸大。不过，在与政府武装的一次交手中，他们取得了大捷，官军惨败，于是在那年的8月份，这场农民运动第一次在北京的官方挂了号。广西巡抚被撤换，朝廷从广东和湖南派去了部队。

1851年1月1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大败官军，一名满人将领也在阵亡者之列。拜上帝会开始夺取城镇，征用他们需要的一切财物。他们的推进颇为自由，任何地方的官军都不是纪律严明的拜上帝会的对手。他们推进到东北方的象州，与官军打了几仗，于1851年9月25日进入永安。

他们在永安正式组建政府，号称“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封为天王，将杨秀清封为东王，萧朝贵封为西王，冯云山封为南王，韦昌辉封为北王，石达开封为翼王，洪大全封为天德王。最后的这个天德王，在上面引用过的李秀成自述中没有提及，他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运动的这一阶段，洪大全有可能在实际上与洪秀全平起平坐，权力相等。在这场农民运动爆发以后的若干年内，人们认为天德王和天王是同一个人——洪秀全。但是，有力的证据［5］表明，天德王是洪秀全吸收入组织的，大约是在他们首次与当局发生真正的武力冲突的时候。他在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改名洪大全，他的地位与洪秀全相等，或者仅在洪秀全之下。太平天国的组织完善和目标定位主要是他的功劳。

盖勒利和伊万摘录了两名奉命招降太平军的政府官员审讯天德王的官方报告。据这份报告记载，天德王曾对这两位官员说，他是明皇室的直系后裔，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第十一代传人，他征集军队是为了恢复祖先的大统。［6］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洪秀全声称自己是明皇室后裔的记载，尽管他偏爱长发和明朝服饰。

官军很快就包围了永安的太平军，有一段时间太平军的处境十分危险。李秀成后来回忆说，他们在永安无法获得军火，只能靠从官军那里缴获的供给维持下去。1852年4月6日，［7］他们向围城的官军发起决定性的攻击，突围而去。官军被击溃以后，尽管还在跟追，但被再次击败。

4月底，太平军包围了广西省会桂林。不过，为了冲出永安，太平军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担任后卫指挥的天德王洪大全被官军俘获。他和太平军之间被分割时的情况，令人怀疑他是被故意抛弃的，这是几个太平军领导在实施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他在严密的看守之下被押送到北京，在那里被处死。在行刑之前，他做了招供。他说他其实并不姓洪；他和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组织中是平级的；他并不同情这些太平军的宗教诉求，但他看重其赢得和保有追随者的号召力，因此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一直是太平军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他对天王缺乏政治远见、求助于魔术以及他淫逸的习惯非常担忧；他曾希望天王垮台，以便自己能够成为惟一的领袖。［8］看来拜上帝会的原核心人物怀疑他的企图，非常巧妙地把他铲除了。后来他们隐瞒了洪大全与这个运动早期关联的所有事实。

根据天德王的招供，太平军在撤离永安时集结了1.2万名武装人员，加上随军家属，总人数可能在4万到5万之间。他们在桂林城下驻扎了1个月，尽最大的努力攻城。他们的装备无法摧垮城墙，到了5月底，他们放弃了努力，向北挺进湖南。他们在桂林夺取了江上的所有船只，乘船通过与湖南湘江的源头相连的古河渠。他们打算乘船沿江而下，直抵长沙。

湖南当局已经调集江忠源指挥的军力保卫边界，而江忠源在靠近湘江流入湖南之处的蓑衣渡设障拦截。1852年6月初，企图顺流直下长沙的太平军遭遇了埋伏在湘江两岸的官军，同时遇到了横跨江面的栅栏。他们战斗了两天两夜，企图突破防线，继续前进，但是他们失败了，损失惨重，包括失去所有的船只。太平军最大的损失是南王冯云山的永别。此人自孩提时代就是洪秀全的伙伴，他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他智慧超凡，目光远大，而且是第一批王爷中最忠心的一位。蓑衣渡的挫败，是这支太平军在野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败。

太平军失去船只之后，只好放弃顺流直下长沙的计划，转而东进湘南。他们攻下了道州、永明、江华和郴州，后者位于湖南和广东之间的南北大通道上。据说在湘南的这些地区，他们新招了大约5万人。［9］天王暂时坐镇郴州，而西王萧朝贵跟林凤祥一起，带着一支精兵，迅速北进，直指长沙，打算靠奇袭来夺取这座城市。

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当他们在1852年9月10日出现在长沙南城墙外面时，由于来得太突兀，他们在城门关闭前差一点杀进了城里。但是太平军误将东南角城墙的塔楼当成了南门，这个失误挽救了长沙城，这一点点拖延的结果是，给了当局调人守卫城门的时间。［10］在随后的交战中，西王萧朝贵阵亡。他是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最有才干的战斗指挥员，而且是一位严格的纪律训练者，指挥着太平军中一个以斯巴达式的纪律来约束的团体。

天王听到萧朝贵的死讯，立刻从郴州出发，率领全军逼近长沙。他们在湘南收集了不少军用物资，发誓要夺取湖南富庶的大都会。

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一般都不会采取将一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的战术，太平军也未曾将长沙的北面围死。也许这对守军有一种精神作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逃跑的机会。然而长沙的保卫者们丝毫无意于放弃城市，他们以不小的勇气来捍卫城防。

太平军在城墙下埋设地雷，于11月10日炸开一个缺口，但是守军迅速将它堵合，并且击退了太平军。11月13日太平军再次炸裂城墙，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最后一次，在11月29日，他们埋设炸药，在南城墙上炸开一个长达8丈的缺口，再次猛烈攻城。攻击部队再次被堵回，守军堵合了裂口。

太平军现在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广西开来的官军和江忠源的部队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包围了围城的太平军，切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太平军粮食紧缺。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撤围，向西北方洞庭湖边的益阳推进。他们打算前往常德，以便在湖南西北部建国。可是他们在益阳找到了几千只船，于是决定乘船顺流而下。［11］

在长沙遭到围攻时，左宗棠进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事件链。上面说过，早在这场暴风雨袭击湖南的两年前，他就感到情势日益凶险，在山间为他的家庭找了一个避难所。当太平军打到湘南时，他举家迁到了这个隐秘的处所，准备静观事态发展。

朝廷将张亮基从云南调任湖南巡抚。左宗棠的挚友胡林翼正在贵州为官，写信给张亮基推荐左宗棠，说这个人对他在湖南的差事会有最大的帮助。张亮基正在前往湖南的途中，写信给左宗棠，请他到常德一见。左宗棠拒绝了邀请。

不久，张亮基抵达长沙，太平军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张亮基再次写信给左宗棠。左宗棠和家人躲在大山深处，收到第二封邀请函，决定应邀出山。他在1852年10月8日夜间到达长沙北城墙下，爬着梯子登上城墙，进入长沙。巡抚把他安排在衙门里当军事顾问。他立刻开始工作，在被围的剩余日子里，特别是在太平军于11月发起的轰城强攻中，他表现出能力、冷静和勇气，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据说他在围城中很少睡眠，不断巡视城防，观察防卫部署的每个细节。不过，他没有司令权，没有权威。他所能做的就是观察、指正和建议。

长沙解围后，太平军决定顺江流而下，这是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相信当事人之一李秀成的说法，那么这场农民运动的计划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明显的优柔寡断。如上所述，他们打算去常德建国，但是在益阳发现了大量船只，天王显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预兆，于是决定沿着长江走下去。在1847年到1852年期间，天王的组织已经完善，许多服从纪律的官兵已被彻底洗脑。在1851年的最后一个月，可以说这场运动已经从一场暴动发展为一场羽翼丰满的农民运动，一个大致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

◇太平军于1850年至1853年进军路线示意图

放弃立足于广西向外发展的意图，决定向北挺进征战，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广西是一个穷省，放弃广西无疑是因为考虑到进入财富和人口中心的必要性。李秀成说，当他们离开永安时，计划进入广东。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肯定是天德王洪大全的主张，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天德王被捕后，计划就改变了，这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和他作对，而这一变更是掌控权势的必要表达。

有力的证据表明，运动组织的规划主要出自冯云山和洪大全之手，太平军在4月6日失去了洪大全，又于7月初旬失去了冯云山，再于9月10日失去了他们最有能力的部队指挥官萧朝贵。这些损失是最为严重的，即便在湖南补充5万人的新鲜血液，也无法弥补3位杰出领导人的缺失。这份损失再也没能弥补，他们的去世明确地标志着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注释：

［1］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0页。

［2］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20页。

［3］《太平天国始末》，第1—3页。

［4］《太平天国野史》，第1卷，第1—13页。

［5］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0—74页。

［6］《中国叛乱史》，第139页。

［7］《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8］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56—59页；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142—147页。两个版本的记述略有不同。

［9］《太平天国始末》，第4页。

［10］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77页。

［11］《太平天国始末》，第5页。

第四章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

太平军于1852年11月30日从长沙撤围，在附近的城市益阳找到几千只船，于是越过洞庭湖，于12月13日攻下战略城市岳州。此地俯瞰着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他们在这里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据说是吴三桂造反（1674-1678）时储备下来的，藏了175年，这也许是现代军事物资保存期限的最高纪录。

太平军顺长江而下，抵达坐落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武汉三镇：汉阳、汉口和武昌。汉阳于12月19日陷落，汉口于第二天易手。太平军焚烧汉口之后，渡到南岸，围攻武昌。他们遭到的抵抗微不足道，武昌于1853年1月13日陷落。武汉的优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帝国在那时最大的贸易中心。何况武昌又是湖北的省会，湖广总督的驻节地。这是太平军到那时为止取得的最大胜利，北京的朝廷陷入恐慌。太平军打算直杀北京。

太平军在武汉三镇取得的标志性胜利，既是由于当局的无能，也是由于太平军的技巧。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武昌无法和长沙一样严防死守，即使太平军轻易取得了已经储备了175年的军事装备？人们同样很难明白，为什么太平军没有试图驻守武汉三镇，将之作为一个根据地。相反，他们集结了成千上万的船只，承载号称50万人的部众，包括士兵、妇女和小孩，于1853年2月8日放弃了武汉三镇。［1］他们蔽江而下，一边在两岸抢掠，于2月17日攻克九江，2月24日攻克安徽省省会安庆，3月8日抵达南京城下。短短11天的围攻，这座重要的城市就于1853年3月19日陷落，城内的约2万名满人，包括妇女儿童，无一幸存。3月31日，镇江陷落，第二天，长江北岸的扬州陷落。这两座控制着大运河入口的城市，兵不血刃地落到太平军手里。于是太平军只用了52天时间，就顺流推进了1200多里，穿过了帝国的心脏，攻克了从武汉到大运河之间的每一座江边城市。自从离开长沙以后，他们未曾遇到有效的抵抗，而且走得越远，抵抗越小。当他们来到大运河旁的扬州时，他们似乎可以毫无阻碍地肆意纵横整个中国了。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有人在南京就未来的行动路线提出不同的主张。一些人赞成立刻进军北京，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挺进海滨的上海。对这一时期做过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如果太平军全军挺进北京，清廷投入战场的任何军力都无法阻止他们的进军，满人将会逃向满洲，清朝将在中国境内垮台。然而天王喜爱南京，决定在此建都。为了调和反对意见，他派出一支号称7.5万人的部队，由林凤祥指挥，向北突进。这支部队进行了一场最富戏剧性的战争表演，穿越安徽、河南、山西、直隶等省，一次又一次击败清廷派来阻击他们的官军，于1853年10月28日抵达独流镇，离天津不到40里。［2］他们被阻挡在这里，因为精疲力竭、遭遇抵抗而无法前进。他们逐步地后撤到山东，最终溃散，未能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

于是太平天国建都在南京——“学习和娱乐之城”。当太平军占领南京时，它的人口超过了50万。

按照中国人的评价，除了南京或苏州府的出产，无所谓美丽，无所谓上品，无所谓典雅体面，无所谓美味。作为真正的凡人，我们法国人只有一个城市决定格调，树立时尚；中国却有两座城市。中国的“流行”分为两派，一派属于南京，另一派属于苏州府。我们不知其中哪一派占据优势。至于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只要事关品位与乐趣，它就没有发言权，只能享受无聊的垄断。南京各色人等荟萃：文士，科学家，舞者，画家，古董收藏者，杂耍演员，医生，名妓。这座魅力四射的城市容纳各种流派的科学、艺术与娱乐。在这里，娱乐本身就是艺术与科学……

帝国各地闲散的有钱人走马灯一样来到苏州府和南京。他们在这两座城市打发时光，参观画家的工作室，拜访大学者的书斋，这些人和我们一样热衷于闲聊；或者去为名优捧场；夜间则在诗人与妓女的陪伴下兜风。江南有几分像中国的意大利，这里的生命伟业就是爱情与诗歌。父母把女儿们养大，靠她们的姿色渔利。有时将她们卖给富有的官吏，有时放任她们进入红尘，靠着漂亮的脸蛋和灵巧的头脑，成为帝国之内几乎是最快活的女人，身后永远跟着一队钱袋鼓鼓的追逐者。南京的女人不仅是中国最漂亮的，也是最风雅的。

……中国人个个喜欢水上娱乐，除非漂在水面上，他们总会感到美中不足。所以这些豪华的游船日夜都有人光顾，在船上吃喝抽烟，昏昏入睡。对于不够阔绰的游人，也有档次稍低的游船；但是这块土地上没有真正的穷人。这是一片永远多产的土壤，在明亮的天空下，到处灯火辉煌；在清幽的河渠旁，碧水在竹阴下流淌，伴随阵阵花香。

太平军现在已在沿途招募了大批新兵，他们来到富庶的江南，他们将得到拥护者，但不会再获得同谋。革命性的尝试，不论善恶，都有这份不幸的特权，吸引了各色绝望的人等，他们期待某种变化将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些舒适无处不在的温柔之乡，太平军队很少获得众多的追随者。因此，虽然太平军也许赢得了大众的同情，但今后也只能指望他们自己有效的军力，并且不仅要力战北京派来对付他们官兵，还要对抗他们已经抵达的焦点所具有的腐蚀性影响。［3］

这就是天王选为首都的城市。这个男人要求他的追随者们禁欲，自己却淫逸贪乐。他立刻将自己锁在深宫之内，限制自己与宫墙之外世界的接触。南京迅速丧失了被描述得那么灿烂的欢快特征；但有证据表明，在天王迁入的那片天地里，仍然保留了不少这座名城所特有的气氛。

在太平军大举北上炫耀武力的时候，清政府确实被这个打击吓呆了。国库空虚，军队无能，满汉一样。各省早已出现的分权趋向，现已成为北京朝廷无法逾越的障碍，很难再集结一支国军有效地打击太平军，并从首都实施有效的指挥。皇帝的反应只是临机应变。一道又一道上谕指令各省官员集结军力剿匪，而太平军推进如此迅速，当上谕送达绝望的官员手中之前，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些省份，随后又离开了。而另一些上谕又载着雷霆大怒接踵而来，把严厉的处罚带给倒楣的帝国官员。“一个又一个钦差或总督倒下了，不是倒在战场，而是倒在皇帝诏书的可怕判决之下。”［4］不少顶级官员掉了脑袋，但是天子的严厉和大量上谕仍然无法遏止太平军的不懈推进。清廷在经济和指挥上都破产了。清廷完全乱套了，似乎很难苟延残喘。

在太平天国的早期阶段，或称广西阶段，朝廷依赖的是满人军队和汉人绿营，或者说依赖的是正规军。派到广西去与太平军作战的将军都是满人高官。他们从广东和广西抽调常驻军队，从湖南也抽调了一些。派上战场的军队很难统计人数。对于太平军和官军的人数统计，都无法令人满意，因此本书一般没有陈述双方的军事力量，引用的数字大部分都是粗略的。不过，偶尔必须提到一些军队人数，以便维持某种客观性，也可以为认识斗争的规模提供参考。

当太平军抵达南京时，在他们经过的那些省份里部署的正规军人，理论上有19万汉人和1万满洲旗人，总计约20万人。［5］但这些部队分布在各个省份，在每个省份都由省级官员指挥，他只对本省负责，不大关心邻省出现的麻烦。任何军官都无权把部队从广东调入湖南，只有皇帝能办到这件事。而当这些部队开进其他省份时，他们仍然是一些独立的作战单位，仍然听从本部队军官的指挥。朝廷没有任命一名总司令，赋予他从各个省份动员正规军并把他们调去对付太平军的权力。在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各省不得不分别应战，却不曾联合起来抗敌。于是，清廷培育起来以便防止各省军力失控的这种体制，使它在各省无力应对百姓失控的事态。

太平军队的人数更难确定。米窦斯估计夺取南京时的武装人数在6万到8万之间。［6］盖勒利与伊万认为这个数字应为5万人。［7］他们都是当时的观察家，两种估计都有分量。不过，除了太平军组编的部队之外，还有几千平民从广西就开始跟随他们胜利进军。太平军没有时间和机会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无法用军纪来约束他们。似乎是在攻克南京之后，他们立即着手将这几千人编入军队。北伐军的人数为7.5万。他们另派了一支部队溯长江而上，重新占领他们一路上曾经攻占又放弃了的那些城市。他们还派了一支部队深入安徽内地，又另派一支部队进入江西。

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在人力部署上不受任何局限。但他们训练部队和提供武器装备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拥有的武器装备即便不属于古代，也是属于中世纪的，却并不比官军的装备差。太平军能够掌控大部队的纪律，他们这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清廷。离开广西之后，他们的纪律有所松散，在扩军过程中，随军离开永安的每个士兵都当上了军官，他们的人数约为1.2万人。其中许多人其实并不适合于担负更高的职责。

太平军的北伐再次暴露了满人的军事无能。直隶省部署了大约14万名满洲旗人和4.9万名汉人正规军来保卫京城，而在太平军经过的河南、山东和山西省，理论上还有6.2万名汉人正规军。皇帝还命令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带领他的武士们从蒙古赶来保卫首都。据说就是此人把太平军阻遏在距离北京300里之内的地方。太平军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至少一次［8］增援，但是长征带来的消耗以及官军的不断拦截，自然形成很大的阻力。他们在华北似乎未能如同在南方和长江流域那样补充新鲜血液。

1853年年底，北伐军仍然在天津以南坚守阵地；新从南京派出的部队实际上已经跨越了整个安徽，武昌以下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再次被太平军占领，江西的大片土地也落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正在围攻江西省会南昌。在整个1853年，官军没有打一场胜仗，只是设法困死已经精疲力竭的太平军北伐部队。财政上的混乱和损失，规模不下于军事上的溃败。

自从清廷在军力、调度和财政上破产之后，各省只能各尽所能联起手来，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调，力图挽回时局。在多数情况下，最初的打击对于他们总是过于沉重，使他们一时措手无策。不过，湖南的局面却是明显不同。该省的政府和人民迅速组织起来，决心力挽狂澜，用自己的力量和示范来挽救朝廷。

当太平军进入湖南时，他们在蓑衣渡遭到江忠源指挥的两千名民团的沉重打击。这支民团后来为长沙的解围贡献甚大。江忠源得出一个结论：民团相对于正规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他的看法使省级当局受到启发，最终也点醒了朝廷：若想恢复秩序，还得依靠正规军和满洲旗人以外的力量。太平军离开了湖南，但他们在这个省份唤起了盗抢之风，该省的每一个地区几乎都发生了暴动。江忠源这支小小的民团部队为镇压盗抢立下赫赫战功。省政府组建了另一些部队，在省内较为重要的中心地区逐步控制了局面。

此时曾国藩住在位于湖南中部湘乡的家中为母亲守哀。他已经建立了学术上的声望，并且在北京的部级机关获得了不少为官的经验，在首都声誉极佳。他毫无军事素养和军事经验，但这在京城对他并无不妥，因为他是一名翰林学者。可是到了1852年底，湖南巡抚接到一道北京来的命令，通知他：在籍侍郎曾国藩赋闲在家，皇帝指示他协助招募和组织湖南的志愿者从军。［9］

1853年初，曾国藩着手招募和组织一支志愿军，这支部队就是后来享誉全国的“湘军”。

这个任务非同一般，起初他不得不跟旧军队的特权阶级竞争，还得面临任何新生事物在一个古老国度里注定要遭到的普遍反对。不过，这一年内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组建时期，这支部队在镇压土匪的战斗中获得了丰富的基本实战经验。

作为一个湖南人，曾国藩认为新的军队在与太平军交战之前，应该首先稳定本省的局势。他意识到，他的部队一旦跨出湖南边界，为了在战场上维持军力，他就必须依靠湖南省来补充兵员和资金。在整个那一年内，北京不断催促他东进镇压太平军，但曾国藩按兵不动，直到他做好进军的准备。江忠源和他的那支小部队已被派往长江下游，在江西抵御太平军。他当时已被提拔为安徽巡抚，下年初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吃了败仗，自杀身亡。于是，在前期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唯一的一个表现出了才干的军队指挥官，就这样离开了舞台。

左宗棠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曾担任巡抚张亮基的军事顾问。张亮基升为湖广总督后，骆秉章继任湖南巡抚。太平军在1853（原文为“1854”，译文根据史实做了改正。——译注）年2月撤离武昌后，张亮基去武昌上任，带着左宗棠同行。他向皇帝推荐左宗棠做官，结果左宗棠得到了知县的头衔，而非官位。张总督说，他只有3个人可以完全依靠，其中包括左宗棠，他能打理总督衙门里的任何公务。张总督与骆秉章联名推荐左宗棠做官，他得到了同知直隶州的任命，但他推辞未就。1853年秋，张总督调任山东，由吴文镕继任湖广总督。究竟是吴文镕未留左宗棠为他效力，还是左宗棠不愿留下，我们找不到记载，只知道他在11月份回到了湖南老家。

《年谱》没有说出左宗棠拒绝就任直隶州同知的理由，但在下一年他写给曾国藩的秘书刘霞仙的信中，也许可以看到对这件事的解释。他认为自己去就任那个职位是大材小用了。其中提到的武侯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诸葛亮的另一称呼。左宗棠总爱把自己比作诸葛亮。信中写道：

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10］

骆秉章听说左宗棠没有就聘于人，便写信给他，请他出任自己的首席军事顾问。左宗棠初次谢绝，但骆秉章再次邀聘，左宗棠就接受下来。与此同时，太平军于1854年初再次袭击湘北。他们显然听说过左宗棠其人，因为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前往左宗棠隐居的山间搜捕他。左宗棠风闻敌人到来，携带家眷逃往长沙。他于1854年4月5日进入巡抚衙门就任首席军事顾问之职。

曾国藩在募集新军时，与湖南省当局发生了不小的摩擦。全省的土匪令巡抚十分焦虑，他授权候补官员王珍募集一支志愿军来防守长沙。王珍与曾国藩立刻发生了冲突。左宗棠与王珍是很好的朋友，在这场冲突中左宗棠似乎是站在王珍一边。王珍甚至有可能谋求取代曾国藩成为湘军的组建者，显然曾国藩对王珍很不感冒。如果这种情绪牵连到王珍的朋友，也是无足为怪的。

黑尔说，在1854年春天长沙周边发生的军事行动中，王珍打了一场小仗，击毙了大约30名太平军，而他上报为一场大捷。“当关于军事行动的联衔奏报起草之后，曾国藩审阅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送达朝廷的最后抄正件上，左宗棠做了增删。在他所做的修订中，叙述了一场虚假的胜利。这使曾国藩勃然大怒。”［11］

不难理解，在农民运动的这一阶段，对一个心神不宁的政府而言，最微小的胜利也可以当作大捷，而人们最常见的秉性就是把厌恶的对象所取得的成功缩微，而把偶像的成功夸大。王珍的功绩在他的朋友和曾国藩的眼中很有可能大不相同。曾国藩似乎永远也没把这件小事忘掉。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开始，这种状况在10年后达到顶点。在湘军攻占南京之后，这两个杰出的湖湘子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端。

从南京溯江而上的太平军部队于1854年6月26日攻占武昌。散布各地的会党已在湖南活动了几个月，曾国藩和该省当局尽了一切努力进行镇压。4月份，曾国藩试图当一回现场指挥官，但他被太平军击败，非常沮丧，两次企图自杀。［12］他认为自己不是部队指挥官的料子，不能再做现场指挥作战的尝试。然而他继续担任湘军的首脑，到秋天已经成功地肃清湖南，开始向武昌进军。湘军于1854年10月14日占领这座城市，还有位于江北的汉阳与汉口，标志着清政府在镇压一场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的农民运动中首获大捷。于是曾国藩向南京进发，北京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了最明亮的曙光。

但是政府的体制对于猛烈而成功的军事行动而言是一个过于沉重的包袱。曾国藩是总司令，但他的权力局限于指挥他这支人数不多的湘军，对各省的官员只能说服，而无权节制。曾国藩离开武昌以后，花了将近10年时间，才得以进入南京。不过必须指出，他的功劳在于，他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也未曾动摇决心。

曾国藩的目标是南京，他决不放弃努力。他一次又一次被太平军击败，他的大业似乎前途无望，但他无须别人鞭策。他的精神和毅力赢得了最大的崇仰，但他的军事才干很难指望人们的钦佩。不过，曾国藩从来未曾以军人自居，而把自己定位于文官。

在致力于消灭太平军的漫长过程中，曾国藩成了抵抗太平军的象征，他的人格成了忠君报国的凝聚点。直到1860年，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辖区包括安徽、江西和江苏3省，他的地位才有几分非同寻常。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权力范围模糊不清，他主要依靠自己的才干来说服各省官员合作，而不是对他们动用指挥棒。一开始朝廷显然不信任他，把满人官员派到武昌，监视曾国藩及其汉人同事。

从曾国藩离开武昌到攻占南京的军事行动过程，是一个真正的拼图玩具，几乎超越了西方人所能掌握的范围。最难理解的情况之一是，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政府的军队一直徘徊在南京周边，从来不曾远离，偶尔还弥合了包围圈。可是，太平军在南京进进出出，大范围地蹂躏各省，给中央政府的军队以致命打击，攻下了几百座围城。他们多次击败包围南京的官军，却未能将之彻底驱散。官军总是很快又返回，如同苍蝇死缠着一罐蜜糖。

太平军不缺兵源，好几年在战场上保持着庞大的部队，但是这场目标明确的、具有凝聚力的反朝廷运动，逐渐蜕变为一个巧取豪夺的口实。他们在攻入内地的第一阶段失去了3个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损失令他们缺乏建设性的纲领，这个纲领本来应该在他们取得最初的军事胜利之后就制订出来。莫尔斯说：

没有听说太平天国政府组建任何形式的文官管理机构，就连南京也没有。它为供养宫廷和军队而征税，办法很简单，即看见什么就收什么。它能靠在公共金库和谷仓中找到的钱币和粮食支撑一阵子，但这种供给总有一天要枯竭，接下来唯一的资源就是剥夺本国的个人财富。太平军攻克和再攻克一座又一座城市，克而不占，只为军事意图驻守几城，每克一次，必定洗劫一遍。他们向本国的各个方向出击，在1853年到1859年之间，打遍了湖北、安徽、江西3省，还涉足江苏西部，搜刮富人们可携带的财富，运到南京和其他有太平军驻守的城市。而太平军没抢走的东西，又被官军拿走了。国家遭到破坏，财富遭到挥霍，元气受到损伤，帝国一度最富庶繁华的城市周边，竟然成了野雉的窝巢。［13］

在这些多灾多难的岁月里，左宗棠一直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他没有真正的官位，只是巡抚的首席军事顾问，没有出现在帝国官员的花名册上。但他设法使自己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左宗棠说过，起初骆秉章对他看得很紧，但不到1年的时间，骆巡抚遇事总要征询他的意见，通常无不采纳。［14］梁启超说，骆秉章是一个才干平平的官员，能量不大，沉迷于酒色，不大愿意承担本职重任，实际上左宗棠是真正的湖南巡抚。［15］如果此情属实，那么湖南省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乱世之中，该省处于全国最好的巡抚领导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自然会遭到特权官僚阶层的忌恨。他天生的脾气不会令事态好转，于是很快就有了一种议论，说左宗棠其人很难相处。他的名声传到皇帝耳中，天子开始垂询有关他的情况。一位御史在奏折中向皇帝力荐左宗棠：“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湖北巡抚——原注）诸人。”［16］

左宗棠的老邻居郭嵩焘有一次觐见皇帝，天子就左宗棠垂询了很多问题，有关他的能力与秉性，以及为什么跟同事合不来。郭嵩焘高度评价左宗棠的能力，但说他脾气不好。他说左宗棠傲慢自大，不肯通融，直言无忌；他只跟少数几个人相处融洽，但他似乎跟骆秉章关系不错。皇帝说，他对左宗棠很感兴趣，不在乎他的坏脾气，并且很想用他，但不知把他放在什么官位上比较合适。皇帝还说，左宗棠既然快到50岁了，很快就会年老力衰，不能为朝廷效力。［17］

事实上，左宗棠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国鞠躬尽瘁。他竭尽全力支援湘军，曾国藩指挥这支军队正在安徽和江西作战，在此期间湖南省实际上是在独力进行这场战争。曾国藩也承认左宗棠所做的贡献，他于1856年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章中举荐左宗棠，说他满腔热诚，协助提供军饷。他的举荐，使左宗棠获得兵部郎中的职衔，并赏戴花翎。［18］

左宗棠的老友胡林翼从不放弃举荐他的任何机会，利用他对左宗棠的影响，为他谋得了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位。但曾国藩还是不喜欢左宗棠。这两个男人气质迥异，绝不可能相处融洽。曾国藩需要听话的人加入这支新军，他太了解左宗棠，对他的任命犹疑不决。于是左宗棠继续留在湖南巡抚的衙门里。

然而1859年发生了一件事，迫使左宗棠离开骆秉章的幕府。在左宗棠的影响下，一名无能的官员被撤职了。左宗棠此时已经树敌太多，他的对头们利用这个事件向皇帝告状，说湖南巡抚位同虚设，只是左宗棠手中的一件工具。皇帝下诏调查此事，左宗棠奉令前往武昌接受讯问。这件事对左宗棠非常不利，幸亏胡林翼身任湖北巡抚，可以直接向总督求情。通过他的努力，此事作罢。［19］

左宗棠打定主意再次进京赶考，竞争第三学位。他于1860年2月离开长沙，在湘阴老家待了几天，便向北京进发。他于3月24日抵达湖北襄阳，接到胡林翼的来信，请他前往曾国藩当时设在安徽宿松的总司令部商讨战事。于是左宗棠没有前往北京，而是回到汉口，前往宿松，在曾国藩的大营待了几个星期。［20］

胡林翼所说的会议事关对安庆的进军。左宗棠自告奋勇，要求指挥一路部队攻打安庆。

曾国藩拒绝了他的申请，他告诉左宗棠：派你去指挥作战部队，犹如画蛇添足。［21］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军对徘徊在南京周边的清军展开了一次定期的攻击，一举将之击溃。然后他们奔袭浙江，在皖南打了一系列大小胜仗，对江西构成威慑。更何况，英国和法国在集结力量准备进攻北京，发动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攻势。四川的安全受到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的仅存者石达开的威胁。

1860年春天，北京连连催促曾国藩干出点成绩来，这令他焦灼不安。曾国藩处在危境之中，他终于屈服于胡林翼的催促，授权左宗棠组建一支部队开上战场。与此同时，胡林翼就此事直接上奏皇帝，朝廷下诏，授权左宗棠在湖南招募5000人，开往安徽和江西作战，并委任他为曾国藩的助手。左宗棠于1860年6月26日在长沙接到了这份上谕。［22］在此之前，他已从宿松返回湖南，于6月23日抵达长沙。

左宗棠马上着手招募自己的部队。他写信给几位友人，请他们加入进来。他选择了王珍的哥哥王开化来任他的参谋长，请刘典和杨昌浚当他的副官长。他们为这支部队招募的官兵人数如下：

王珍旧部，1440人；

4营官兵，每营500人，共2000人；

4个总哨，每哨320人，共1280人；

卫队，200人。

总计4920人。

这些官兵于1860年7月21日在长沙城外集结，开始训练。

这时候，朝廷对四川的局势非常恼火，询问曾国藩：左宗棠是否适合去收拾该省的局面？刚好在一年前，四川也发生了类似的恐慌，那时皇帝曾决定派曾国藩前往。曾国藩现在以同样的理由阻止左宗棠前往四川。曾国藩说，四川是个富庶的省份，人口众多，不难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太平军。左宗棠和他的5000官兵对四川帮不上什么忙，而把他们派到江西，却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朝廷做出决定：左宗棠必须对部队进行两个月的紧张训练，然后率领他们前往江西。1860年9月22日，左宗棠率领他那5000人的小部队离开长沙，开往江西南昌。

当左宗棠踏上军人的生涯时，他已经49岁了。这是中国人的算法，照西方人的算法，他这年是48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位将军而言，许多人会认为是超龄了。

注释：

［1］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79页。

［2］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卷，第446页。

［3］盖勒利与伊万：《中国叛乱史》，第236—240页。

［4］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447页。

［5］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4—12页。

［6］《中国人及其造反运动》，第173页。

［7］《中国叛乱史》，第220页。

［8］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85页。

［9］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47页。

［10］《左文襄公书牍》，第2卷，第28页。

［11］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64页。

［12］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164页。

［13］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454—455页。

［14］《年谱》，第2卷，第3页。

［15］参阅周荫坤的《左宗棠书信集》，1914．

［16］《年谱》，第2卷，第14页。

［17］《年谱》，第2卷，第15页。

［18］《年谱》，第2卷，第19页。

［19］《年谱》，第2卷，第31—32页。

［20］《年谱》，第2卷，第33页。

［21］《年谱》，第2卷，第33页。

［22］《年谱》，第2卷，第35页。

第五章　左宗棠大战江西与浙江

当左宗棠率领他的小部队从长沙前往江西东北部增援曾国藩时，中华帝国的形势比想象中还要绝望。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皇帝和他的朝臣们已经逃往长城以北的热河。在直隶南部、河南与山东，一支被称为“捻军”的造反军正在大规模地肆掠乡间，对抗朝廷。太平军践踏中原，仍然控制着安徽大部和江西的不少地区，并且实际上控制了整个江苏和浙江。没有特定宗派的土匪和反叛武装在福建和两广起事。局势混乱到这样一种程度：政府的号令几乎无法超越省会的城墙。云南也处于杜文秀的造反运动之中。石达开，太平军最可怕的大将之一，脱离了南京的组织，来到贵州，声称要去四川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陕西和甘肃已经闹出动静，预示着大约在1年后将要迅猛爆发的回民运动。天子的诏书几乎不再纵横通行于全国。惟有在湖南省，政府的尊严被一些人的忠心、热诚和能量全面维护起来。在这里，政府不仅有能力照顾自己，无须外援，而且在实际上担起了镇压太平军的重任。

单就镇压太平军的形势而言，情况比过去有所改善，如果不考虑帝国的普遍混乱，战局对朝廷较为有利。但是，由于官军受到其他方面的牵制，太平军有了新的希望。那一年早些时候，他们已经东进江苏，那是一个他们忽略了将近8年之久的战场。该省惟有上海逃过了太平军的攻击，那完全是因为欧洲军队和军舰的存在。在浙江，省会仍在官军手中，但是除了少数几个散在各处的围城，全省都被太平军占领。在安徽，所有城镇都被太平军占领、再占领多次，已不值得再去争夺。官军仍然逗留在南京周边，曾国藩的一支部队完全包围了安庆。江西省本年早些时候已被肃清，可是一到秋天，太平军再次突入该省东北部，声言要占领全省。不过总的来说，与太平军交战的范围已经受到限制，造反武装再也无法向远方肆意扩张。

如果说官军有什么清晰的作战意图，曾国藩似乎志在尽可能打通长江，在两岸清理出一条宽阔的走廊并加以控制，目标是逐步向下游推进到南京。他试图打破太平军以长江划分的国界，但在这方面屡屡失手，他的作战几乎丧失了因果意义。在1860年，主战场为湖北、安徽与江西。曾国藩的军队越战越强，这些省份掠夺的价值越来越小，于是太平军把注意力转向江苏和浙江。

太平军方面起初也有一个明确的作战方案，他们在攻克南京以后似乎将此方案执行了大约1年。在那以后，如果说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帝国制订了什么明确一致的计划，那么他们的行动却没能显露出计划的痕迹。任何合理的军事假设都无法解释，在战场上拥有强大军力的太平军，为什么会允许清廷在南京城下保留一支军队长达10年之久？何况官军总是或多或少被太平军击溃，他们的机动能力远远不如太平军，人数上也处于劣势。太平军似乎有无数次机会集中兵力攻击官军，将他们悉数歼灭。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显然是任意地攻克、抢掠、放弃一座又一座城市，一次又一次杀开出入南京的通道。年复一年，他们盲目地在几乎完全相同的地域重复这一过程。

太平天国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叫做“军”，实际上更接近1个师。1个军有1.25万人，分为5个旅，每旅2500人。旅又下辖5个营，每营500人。每营分为5个连，每连100人。他们试图采用一种体制，把军籍给予和太平政府有关的每一个有所擅长的人。从广西到南京，有几队女兵跟男兵一样行军作战。攻克南京以后，他们似乎不再把女人用于战场。由于长江沿岸的妇女裹脚，无法行军，所以这样做不再具有可操作性。广西妇女一般没有裹脚的习惯。但他们也没让女人闲着，他们在南京把妇女编组为40个单位，每单位2500人，在军工厂干些缝衣做鞋之类的活计。根据太平天国的资料，太平军的人员情况如下：［1］

95个陆军师，118.75万人；

9个内河水师，11.25万人；

2个工兵师，2.5万人；

6个工匠师，7.5万人；

长夫，仆役，等等，78.4万人；

各王的侍从，58.58万人；

秘书，书记员，其他文职雇员，19.3526万人；

各级军官，12.1695万人；

总计308.5021万人。

这份清单本来划分了更多的细目，但总数还是一样。它表明太平军的陆军和水军共有130万人。很难相信他们在任何时候能有这么多人投入战场。如果他们确实有这么强大的军力，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对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而言无疑是可悲的评价。在清廷的官方报告中，动辄称太平军有几万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平军人数总是被夸大了。

◇1860年10月太平军占领的主要区域示意图

在这个夏天，曾国藩把大营从宿松迁移到安徽南部的祁门。10月份，左宗棠抵达江西东北部的乐平。当时曾国藩的部队分布如下：曾国藩本人在祁门；左宗棠在乐平；鲍超和张运兰在安徽休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指挥部队围攻安庆；一些小部队驻守安庆—祁门—乐平一线以西的主要城市。但是，太平军再次向西突进，攻克徽州和婺源，进入江西，很快出现在广信江流域，威胁饶州。

左宗棠把他的部队分解开来。在面对敌军时把5000名没有打过仗的新兵分成两部，是一个冒险的措施。11月11日，他派出1400人南下贵溪。这支分遣队在贵溪周边与太平军3次交战，把敌军向东边的浙江驱赶。太平军没有进入浙江，而是折向北边的德兴。贵溪分遣队返回乐平，左宗棠向德兴挺进，于12月14日攻克德兴。太平军逃往浙江。

另一支太平军攻克了建德和东流的城镇，跨入江西，攻克长江之畔的彭泽。于是太平军出现在南昌以南，活动于鄱阳湖西岸和浮梁，并且攻击围攻安庆的湘军，包围了祁门的曾国藩。他们似乎同时出现在各处，而江西的太平军由忠王和侍王指挥，他们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两名主将。

左宗棠率部赶到景德镇，于12月25日遭到攻击。左宗棠将之击退，并且攻占了邻近的浮梁镇。1861年1月4日，一支太平军从西面向左宗棠发起攻击，同时攻打景德镇和浮梁，又被左宗棠击败。曾国藩在祁门处境险恶，有几个星期他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从景德镇到祁门的交通线畅通无阻，多少增援一下正在攻打建德的鲍超。

3月份，太平军的压力有所松缓，曾国藩于12日攻克休宁。侍王把注意力转向左宗棠，于3月22日围攻乐平。曾国藩派出一支部队防守景德镇，命令左宗棠移师饶州，因为太平军在那里占了优势。4月8日，左宗棠在鄱阳湖附近击败太平军，然后向乐平进军。太平军已经离开此地前往景德镇，左宗棠刚到乐平，景德镇就落到了太平军手中。侍王接着南下乐平，但于4月14日遭到阻击，返回景德镇。

曾国藩于4月13日发起了对徽州的攻击，但于21日被太平军击败，被迫退回休宁。侍王把附近的所有兵力集结到景德镇，向乐平进军。左宗棠于4月17日在乐平与景德镇之间将敌军击败，但是太平军得到增援，很快就把左宗棠包围在乐平。他们决心于4月22日攻下乐平，未能成功，又于第二天发起强攻，结果被左宗棠击溃，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曾国藩派鲍超协助左宗棠。鲍超一举拿下了景德镇。太平军丢了景德镇，又在乐平遭到重创，士气低落，开始向浙江大举推进。曾国藩将大营迁到东流，而左宗棠则追逐敌军，过了德兴，直达广信。

从安徽池州开来的另一支太平军，现在突然掠过建德，威胁景德镇。左宗棠火速回师迎击，于6月14日抵达景德镇。太平军立刻返回安徽，左宗棠于6月26日收复建德。太平军撤离徽州，开往浙江。安庆—徽州一线以南的安徽省境暂时肃清。左宗棠留下1000人驻守景德镇，自己率领其余部队于1861年7月9日开抵婺源，此地扼住了通往江西的一条要道。他在婺源一直待到11月份。

左宗棠的第一轮征战结束了。自从他于上一年10月抵达乐平，他招募的这支小部队和太平军交战20多次，其中几次交锋在这场战争中属于大型战斗。《年谱》作者说，他每战必胜，只是在序列战中有一两个环节小有失利。考虑到这是他的首次战场经历，考虑到他是一种并不特别有利于培养尚武精神的教育体制的产物，再将这轮征战与10年内战的作战行动做一个比较，应该说他具有非常高的执行能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平军这次在江西炫耀武力，是为了达到迫使湘军从安庆撤围的目的。他们认为曾国藩会从安庆调集部队协助左宗棠恢复江西的局势。为此他们派出一支部队攻击安庆城下的曾国荃部，同时涌入江西，在同一时间攻击曾国藩的每个据点，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足够的军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官军被分隔在长江两岸，而从一开始太平军就握有主动权，所以太平军完全可以在长江北岸集结主力，在曾国藩来得及增援他的弟弟之前击溃围攻安庆的湘军。有时候，在战争中直奔目标是最有利的。

曾国藩让他的弟弟照顾自己在安庆城下的作战，他稳坐祁门，把他在长江南岸的部队适度收缩在一起，尽可能争取局部的胜利。如果要证明左宗棠如何在这些战役中担任了决定性的角色，或者他如何挽救了曾国藩，使他免于在祁门被捕，那就需要大篇的文字来论述。如果当初左宗棠率领他这支小部队去了四川，曾国藩也许还是能够挺下来，直到太平军精疲力竭地离去。太平军的这次奔袭，似乎并不比他们对江西的另几次袭击更加危险。太平军的特点是不在一个遭到坚决抗击的地点逗留，也决不会对一个单一的目标纠缠不休。

然而，如果说左宗棠确实在他的初次征战中给战争指挥注入了某种特征，那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的小部队显示出很强的机动性，大大超过了官军在10年内战中的表现。这说明一支部队的机动性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指挥官。他有几次宁愿跟敌军野战，也不愿在围城中打防御战。他表现出强烈的攻击精神，这是一种价值观：不愿等待攻击，而要把握先发制人的主动权。

曾国藩的确不喜欢左宗棠的脾气，但他不会容许个人的偏见妨碍他使用任何一个可以为镇压太平军出力的人。他很愿意承认左宗棠的功绩。他不喜欢这个人，但他喜欢这个人的作为。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给予左宗棠很高的评价，举荐他升至更高的官位。

左宗棠在婺源期间遭到疟疾的折磨。对将军们而言，疟疾是一种倒霉的疾病，它会持续地伤害头脑和身体的灵敏度，妨碍他们指挥战争。

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20日在热河驾崩，他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再也没有返回京城。他在很少有人对左宗棠感兴趣的时候就很器重这个人，而且当曾国藩第一次暗示要把左宗棠引进他的部队时，他就爽快地同意了。

咸丰皇帝去世后，由年幼的同治皇帝继位，清廷内部为了争夺摄政权发生了一场险恶的宫廷政变。于是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皇朝的生存依赖于长江沿岸一些忠臣的努力，那些在宫廷内肆意争执的满人根本就不在乎帝国的死活，也不打算拯救天子的式微。

9月30日，左宗棠的至交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武昌去世。他对左宗棠有20多年的知心和信任，在左宗棠孤立无援时为他挺身而出，保护他免遭侵害，并且以个人之力说服曾国藩让他指挥一支部队。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左宗棠为胡林翼的去世所感到的悲哀。这对曾国藩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曾国藩多年来试图压过太平军一头，胡林翼一直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在组建部队和筹集军饷遇到巨大的苦难时，胡林翼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没有他早些年给予的援助，曾国藩很难留在战场上。

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能够透过左宗棠的许多毛病看到他固有的美德，胡林翼就是其中之一。他称左宗棠为“诸葛亮”，这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英雄之名，中国人把他用来作为衡量伟人的标准。左宗棠非常喜欢这个外号，而且很愿意把自己想象为“当代诸葛亮”。在给好友的信上他会署上“亮白”。当左宗棠在湖南招募部队时，胡林翼给郭意城写过一封信，此人也是左宗棠的朋友和助手。他在此信中写道：

季丈自募五六千人，自不可少，然事颇不易办，人实不易知也。

来示言季丈用人不疑，有误用之人不肯自承为误，可叹哉！是为诸葛孔明之一蔽。鄙人今春不欲与季丈抬杠，恐伤其气。实则应谏之事、应抬之杠均俟之异日也。然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倘事经阅历，必能日进无疆。十一日廷旨，欲以督办四川军务寄之。季公督办四川，鄂、湘受福，润可千里；襄办两江，善良保全，气类感通。蜀乱始生，吴乱已极，功效又大不同。林翼有私爱于季公，此事竟不能为房、杜矣。请觅之新亮，迅速函复为要。

胡林翼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一些有力的证据，说明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所言不虚。左宗棠在江西的征战无疑给了胡林翼最大的满足。

1861年9月5日，曾国荃攻克了安庆。曾国藩早就认为收复安庆是湘军挺进南京的必要前提。现在他把大营移扎安庆，准备对太平天国的首都实行合围。

11月初，左宗棠从婺源移师广信，以防止太平军从浙江杀进江西。他给曾国藩写信，建议尽一切努力把太平军拦截在江西以外，以便把江西作为供应基地。

左宗棠在婺源的经历格外痛苦。从他于1861年8月31日写给郭意城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面对的困境，也能洞见他的性格。

索饷之说，兄向所不谙（惟筹饷较他人差强耳）。“疲缠”二字，不欲人之加诸我，亦不以加诸人。自十余岁孤陋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敝军饷项已欠近五个月。涤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梁、乐平三县钱粮、厘金归我，实则浮、婺皆得之灰烬之余，乐平则十年未纳钱粮，未设厘局，民风刁悍，甲于诸省，仍是一枯窘题耳。兄前在湘幕时，凡湘人士之出境从征者，无饥溃之事，且有求必应，应且如响，故浪得亮名。今亮孰如古亮耶？

天下事未尝不可为，只是人心不平，无药可医。阁下谓相信者心，相保者大局，果如斯言，不特东南之幸，亦乡邦之幸。特恐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耳。抵婺后，意外获一大捷，以饥病二千余之众，破贼二万余，穷追至浙界乃止。还营后，卧病呻吟者又增数百。忠哉，我军！

兄生平境遇最苦者有二：道光二十八年，柳庄耕田遭淫雨之害，谷尽生芽，典质罄尽，而一家十二口，无不患病者。尝吟杜老《同谷歌》“男呻女吟四壁静”之句，戏语孺人曰：吾欲改“静”为“空”，始与此时情事相肖也。现拥兵七千数百，情事宛与当年牛衣相对时酷肖，特无孺人在侧慰我寂寥耳。……

所论名士一节，未知何许？大约处之有二法：先主之于许靖，夫子之于少正卯是也。吾湘似尚无此。若徒发空论，敢为大言，置之不理，等诸见怪不怪可矣。

李逆秀成回窜江西，烽火直逼生米渡，闻鲍军到浔，乃折退奉新。江西上座自顾不暇，更何有兵会剿？企盼春霆得数好仗，则无他虑，然亦不敢必也。敝军月内外兵卒稍愈，当有动作。第非有旬日之粮可裹，则虽神兵，亦难不食而飞耳。

奉常之补，圣恩优渥。恐事寄日重，转益不堪，弟当为我虑之，乃有奢望，何耶？一肚皮话，暂尚不敢说，不忘新妇止燎之戒也。

求将固难，求统将尤难。有好统将则将之，贤者固得其力，不贤者亦得掩其短而著其长，一定之理。兄上年成军时，先与籲公说不调现成营官，所取之才，多非上等，即中等亦不多，弟所知也。现在数十战，与吾湘夙称能战者比，亦不多让，此故可思李金暘竟隶我麾下，何至断送头颅乎？书至此又且住笔，恐弟疑我之骄，又有一番规劝话头耳。

我们无法知道左宗棠是如何为部队找到给养的，只知道湖南的官府可能为他提供了一笔款子。《年谱》没有说明他在何处补充增募兵员，把部队增加到了7000人，也没有说新兵来自何处，在何时参军。不过，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湖南人。

在整个11月份和12月的大部分日子里，左宗棠在广信按兵不动。太平军在浙江自由往来，朝廷坚持要左宗棠采取行动援助该省。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出任徽州—饶州—广信地区所有部队的司令官，并请朝廷指令他开始在浙江作战。1861年12月27日，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军队的总司令。［2］

12月29日，太平军攻陷杭州，事实上浙江全省当时都在他们控制之中。曾国藩根据这一形势，推荐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1862年1月，朝廷公布了这一任命。于是左宗棠一跃而成为封疆大吏。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个任命只会给予那些通过了最高级别的考试并且在考核档案中留下了显赫政绩的文官。他写信给儿子说，他已有10个月未曾攻克一座城市，为此他十分郁闷，他的家人不要为他得到新的任命而得意，反而应该为他无功受禄而感到惭愧。［3］

◇1862年1月总体态势示意图

从他被任命为浙江军事力量总司令直到他出任浙江巡抚的这段时间里，他起草了一份长篇奏章，讨论全国大局和浙江的特殊局面。一开始，他按照惯例强调自己不能胜任；阐述浙江全省都在太平军手中的事实；指出要把太平军赶出浙江，需要较长的时间、较多的费用和较大的力量，他的打算是与太平军进行野战。他对大局的分析十分中肯。江西和湖北已经肃清，安徽北部的作战非常顺利，太平军的主力集结在江苏和浙江。在安徽南部，他认为池州—徽州一线至关重要，官军应该向宁国与广德推进。在浙江，湘军应该首先为衢州解围，保住浙江西部，向钱塘江下游推进，而福建开来的清军应该占领浙南。为了保障这些军事行动，必须维持通往江西的道路通畅，保障供给运输。他就浙江的局势写道：

查浙江军务之坏，由于历任督抚全不知兵，始则竭本省之饷以济金陵大营、皖南各军，图借其力以为藩蔽，而于练兵选将之事漫不经心；自金陵、皖南大局败坏之后，又复广收溃卒，縻以重饷，冀其复振，卒之兵日增而饷日绌，军令有所不能行，以守则逃，以战则败，恩不知感，威不知惧，局势愈益涣散，遂决裂而不可复支矣！

臣奉命督办浙江军务，节制提镇，非就现存兵力严为挑汰，束以营制不可。然欠饷日久，则有不能汰遣之患；饷需不继，则有不能调拨之患；经费不敷，则有不能募补之患。名为节制提镇，实则营官、哨长亦且呼应不灵，不得其臂指之助，而徒受其迫促之扰。虽有能将，无饷何以驭兵？虽有谋臣，无兵何以制贼？此事之应办而不能办者。

奉旨令江西抚臣筹解臣军饷十万两，以速师行。现在江西悉力供支曾国藩大军，台库荡然，实形拮据。抚臣毓科于臣军饷事颇肯留心，然江西已积欠十余万两，其奉旨筹拨之饷，恐一时难以解齐。

至庆端前此奏请敕催臣军入浙时，已预将臣军之饷诿之江西，以后只有咨催，公牍私函于臣军饷需从无一字说及。虽奉旨按月筹拨十万两，同军火接济，臣比恭录谕旨咨商，请派实缺司道设立粮台，督臣即派署浙江金衢严道江永康办理。顷据江永康等禀，翻向臣请领米粮军火子药。明知臣军欠饷已多，军需无出，故意刁难，事同儿戏！臣军入浙以后，饷需茫然，兵勇即有饥溃之时，军火即有缺乏之虑。纵令竭力图维，何从措手？应否请旨敕下部臣，查明各省应协济浙江之款，闽省及各省奉旨拨解援浙军饷各款，赶紧径解广信府交臣后路粮台，以应急需；一面由部臣开单知会到臣。

左宗棠又说：现在我军驻守衢州，这是防守江西和福建的要地。我现有8000兵力，这还不足以完成我面对的任务。［4］

中国人的战争总是遵循一种模式，使外国人很难理清事情发生的顺序，而那些奇特的人名和地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非常难于分辨和记忆。总的来看，他们的这些战争多数具有通常与游击战相关的特点。上个世纪的叛乱完全流于这种模式。

太平军立足于南京之后，如同一只巨大的章鱼，向四面八方伸出触须，攫取食物。它毫不付出，一味吸收。南京从未成为军队的供应基地，而一支支军队从这个据点冲出去，然后又缩回来，一般都是满载抢掠的物资而归。太平军的供应基地是他们现身的任何地方。除了若干精神鼓励以外，他们丝毫不依赖于南京。他们的作战规模当然超过了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游击战，但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人数和围城。至于官军镇压太平军的作战，直到1860年为止，在某些地区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也大致遵循同一种模式。

强烈影响中国军事行动的一个因素是围城的普遍存在。这个国家布满了四周围墙的城市，数量多达几百座，直到今天那些城墙还保存得相当完好。一般而言，只要这样的城市做了有力的抵抗，造反军队的装备是很难将其攻克的。县级以上的所有城市都是围城，遵照长久形成的习惯，粮食总是储藏在围城之中，以备饥荒之需。因此，一座城市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坚守下去，只要城内的官员们勤廉有能。这些城墙只要修缮完整，坚固异常，便足以对付较近才出现在中国的攻击性武器和装备。中国人开发了一整套防守围城的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承受一切打击，只是无法应付饥饿与叛变。在军事学的所有科目中，中国人最精于城防。在漫长而战争不断的历史熏陶下，他们对城墙的信任度最高。对城墙的依赖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战争观。城墙本来是防御的工具，它使国民的军事思想聚焦于防御原理。进攻原理在西方世界是基本教义，在中国的军事思想中似乎没有唱主角，而且，只要他们继续修缮城墙，将来也不会唱主角。

在叛乱时期，混乱地区的乡村很快就被反军全部占领，但围城一般可以维持一段时候。只有在这些城市开始陷落，当局才会真正警觉。即便在这时，为了恢复秩序而进行的作战仍然是迟缓散漫的。造反地区的周边城市会加强城防，当局会努力解救被攻吃紧的城市，收复那些已经陷落的重要城市，然后收复次要的城市，最终从这些城市向外辐射作战，乡村的秩序才会恢复。

太平军运动神速，只要他们一抬脚，官府就会慌作一团。自长沙以下，长江流域的每一座城市，除了南昌和上海，在这场战争中都被太平军攻克了一到两次，这个区域之外的许多城市也是如此。就连上海能够保住，也非由于帝国政府的努力，而是因为外国军舰的存在。大城市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但是大多数县城纯粹是因为恐惧而投降。于是朝廷集结兵力，试图收复大城市，太平军则几乎是任意地横行于全国。

随着左宗棠在战场上出现，一种新的理念在作战指挥中崭露头角。他对交通极为敏感，因为他不信任一支开拔后要靠地方养活的军队。在他所有的征战中，他竭尽所能减少部队对战区百姓资源的榨取。当他收复一个地区之后，会把敌人挡在外面，让这里的居民有机会在兵燹后恢复元气。从他对太平军的所有作战中可以看出，他志在限制敌人的活动范围，把他们赶到一处，以便发动最后的歼灭战，不使敌人四处溃逃。虽然他并非总是如愿以偿，但这是他的目标。他最喜欢猛烈而有图谋的攻击。他有一种天赋的能力，能够以清晰的了悟面对整个战场，这一点超越了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

在他指挥下的军队分布于徽州、婺源、景德镇、乐平和广信。他面临的问题是，当他致力于收复浙江时，必须防止太平军从祁门或婺源突进江西。他命令来自福建的部队推进到浙南，占领温州、处州、松阳、龙泉等城。该省南部和沿海地区的局势不甚明了。不过，在广信到象山江这一线以南的地区，似乎并没有太平军的主力。但是这一片地区到处都是土匪，他们抓住太平军扩张的机会在蹂躏乡村。控制浙南的势力不管是土匪、太平军还是天地会，反正不会是官府。该省的这个部分都是荒野和群山，人口较少，极少颇具规模的城镇，因此没有足以吸引太平军主力的丰厚财富。他们注重于从宁波到杭州的北部海滨，钱塘江流域，特别是杭州湾和太湖之间那一个出产丰饶的地区。

太平军大量出现在遂安和开化一带，显然是为了隔断左宗棠的部队，企图取道婺源进入江西。左宗棠派出一支劲旅前往白沙关，阻断浙江和江西之间的主要通道。1863年1月18日，他在大庸岭击败太平军，迫使他们缩回浙江。他的主力在婺源县，左翼在徽州，右翼在广信，尾翼为浮梁、景德镇和乐平。祁门驻军的所属关系不很明确，但左宗棠反复地增援祁门，由此可以推论，祁门也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

主要供应基地是广信，这似乎有些不便，因为他把主力摆在婺源。但他并不打算在婺源久留，他要越过山岭进入浙江，到了那里，把广信做基地的好处就很明显了。如果太平军从安徽杀来，广信是距离最远的一点，而且它处在浙江和江西之间的大道上。

左宗棠于2月13日从婺源出发，前往开化。太平军在开化城以北修筑了一道栅栏，并且以主力来防守。左宗棠于18日动用主力发起了一次正面进攻，同时派出分遣队绕到敌后攻击。太平军先后从栅栏和城内逃走，左宗棠于同一天占领了第一个浙江城镇。［5］

浙江的太平军总指挥是侍王李世贤。他坐镇金华。当左宗棠打下开化时，他立即派出大批太平军到衢州周边作战。左宗棠很快就接到北京的指令，叫他立即前往衢州，把太平军从严州赶走，仿佛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一座城市推进到另一座。他对皇帝这道上谕的答复颇为有趣，表明他不喜欢别人教他如何指挥作战，哪怕这个人是天子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物。他在复奏中写道：

……逆贼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频年东南贼踪验之，历历不爽。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城，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率亲兵营由婺入浙，先剿开化之贼，以清徽郡后路，饬所部老湘营由白沙关渐进，扼华埠要冲，以保广信而固衢城。幸三次克获大捷，开化肃清，婺源无警，饶、广两郡相庇以安，而杨逆又屡为徽军所创，败溃宵遁，臣军可无须远赴徽援，尤非意想所及。臣虽未亲赴徽郡，而开化贼巢扫荡无余。臣军现驻开化县城、马金街两处，正可兼顾徽城，未敢稍事迁延，自干重戾。

臣奉谕督办浙江军务，又奉恩命巡抚浙江，浙事成败利钝，臣一身任之，无可诿卸。

左宗棠从开化前进到遂安，于3月6日一战攻下遂安城，歼敌1万人。此战之后不久，他接到友人夏炘的来信，信中把左宗棠和当时战场上的其他将领做了一个明确的对比。夏炘说，其他官军部队作战很像太平军，攻下一座城市以后，马上继续前进，很少关心或完全漠视该城居民的命运。官军一走，太平军接踵占领该城，市民们的境遇将会怎样？但是左宗棠不同。他离开乐平作战前行，太平军未能重新占领任何城镇，于是在他的部队管辖的地区，居民就有了在这场战争中未曾享有的安全感。他提醒左宗棠不要忘记后方，不要推进太快，避免太平军再次破坏他已收复的地区。

左宗棠在遂安取得的胜利显然促使他试图改变原订方案，他必须确保衢州没有马上陷落的危险。他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写道：

查浙江大局披离，恢复之效未可骤期，进兵之路最宜详审。浙省列郡仅存衢州、温州，其湖州一府、海宁一州孤悬贼中，存亡莫卜。此时官军从衢州入手，则坚城林立，既阻其前，金、严踞贼，复挠其后，孤军深入，饷道中梗，断无自全之理。无论首逆李世贤正图窥犯衢州、江山，臣军已由遂安回援，目前不能舍衢前进也。金华介衢、严之中，坚城贼众。臣军若由金华进攻，则严州之贼必由淳、寿一带潜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弈者置子四旁，渐进中央，未有孤立贼中而能善其后者。似臣军救浙，必须依傍徽郡，取道严州，较为稳妥。

这个计划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上谕写道：

左宗棠所筹依傍徽郡，取道严州之策，自系实有见地。即着相机迅解衢围，即图进取，毋令贼踪蹑阻，并勿蹈轻进之失，方为妥善。

然而，左宗棠发现他必须改变这个方案。太平军在遂安失利以后，侍王从金华派出大部队，从衢州境内穿过，占领了江山和常山，声言要攻取广信，突进江西。左宗棠在遂安留下一支驻军，于3月18日向浙赣边境开拔。3月20日，他在常山击败敌军，第二天又在招贤击败敌军。他的给养不足了，他暂不攻击江山，等待给养得到补充。

对江山的进攻于4月13日发起。太平军未作大的抵抗就放弃了县城。左军行动迅猛，拿下县城，冲向敌军后方，差一点抓到了侍王。太平军南下石门。左宗棠追了上去，于4月16日将敌军从石门赶跑。但是太平军于17日发动反攻，把左军从城内赶走。左宗棠设法稳住阵脚，于21日一战再得石门。第二天太平军又来反攻，被左军击退。侍王于23日起程，返回金华。他的部队分布在龙游、兰溪和寿昌。［6］

左宗棠现在决定将太平军从衢州周边赶走。这时他接到情报：太平军一支主力从安徽向遂安推进。左宗棠于4月30日移扎开化，派刘典率一支分遣军去察看太平军到底要干什么。太平军显然不如情报中所说的那么强大，他们缩回安徽，奔向宁国。

5月和6月，左宗棠集结分散在各地的浙江清军，进行整编。他主要依靠湘军，但他必须按照湘军的模式来整编浙江清军。6月底，他向衢州境内的太平军发起攻击。太平军已经包围衢州达数月之久，在距离城墙不远处树立了几道壁垒。左宗棠在7月1日攻占了30座壁垒，太平军撤掉了对衢州的包围。

其他战场也取得了若干胜利。曾国荃的部队于1862年5月31日开到了南京城下，开始了对太平天国首都的最后围攻。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协助下，清军于5月份收复了宁波。不过，浙江北部的湖州被太平军于围攻2年之后攻占。在此之前，赵景贤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保住了湖州。现在他被捕了，被押送到苏州处死，这是被太平军抓获的所有清朝官员逃不脱的命运。如果像赵景贤这样的官员多一些，太平军很难取得如此大的进展。

左宗棠的第二个目标是严州。这座城市位于新安江和钱塘江的交会处，控扼从新安江到徽州的道路。左宗棠考虑过翻山越岭，取道寿昌，但他最后决定沿钱塘江而下。他所遇到的第一道屏障是位于衢州以东不远处的龙游，这里有敌军重兵把守。

左宗棠于7月初向龙游推进，可是侍王集结重兵向遂安攻击。左宗棠担心太平军会从遂安和婺源杀进江西，于是派出4000人增援遂安，又另派分遣队前往常山和马金街，以增援驻守这些地方的小部队。

从7月14日到16日，侍王倾力攻击遂安，但他仍被击退，缩回金华。左宗棠对龙游的攻击起初并不十分顺利，但在8月份他逐渐地包围了这座城市。9月22日，他发起了一场攻袭，可是遭到重挫。第二天，从兰溪开来大股太平军，增援龙游守军。左宗棠没有等着挨打，而是主动向敌军援兵出击。《年谱》作者说，他身先士卒，有4个小时置身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敌军受挫，返回兰溪。

在龙游周边的作战中，也许是在9月23日的战斗中，左宗棠的2名将领林福祥和米兴朝临阵逃脱。他逮捕了这两名逃将，建议皇帝将他们处以极刑。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两名逃将被立即斩首。这就是新任浙江巡抚的脾气！

9月份的作战是从宁波向杭州方向推进。协同官军作战的有华尔指挥的“常胜军”；还有一支以类似办法组建的法中混合军，由法国军官指挥；还有从英法军舰上派出的部队。9月21日，清廷一方的军队攻克了宁波附近的慈溪，但是“常胜军”的创建者阵亡。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才干超群，勇气过人，在半个世纪内，外国人，甚至他的美国同胞，都倾向于把他当作一个动机可疑的冒险家，为此而不免心怀歉意。一些著作赞美“常胜军”的功绩，其中只是附带地提到华尔的名字。在一些概述太平天国运动的著作中，用了不少篇幅介绍“常胜军”，但对华尔通常只是一笔带过。“常胜军”的功绩牵扯到该军指挥官的名字，却极少提到他的才华。没有华尔，这样一支军队是不可想象的，更不可能形成如此威猛有效的战斗力。

1860年，华尔由一支200名外国人组成的部队起步，他的部下是上海的一群流氓。他的第一次作战是在松江，被打得落花流水，于是他改变了战法。他从松江战败的幸存者中挑选最好的人才当军官，包括非正式任命的军官，开始招募中国人，组建新的部队。他既要驾驭充满冒险精神的桀骜不驯的外国人，又要管理好中国士兵，在这两方面他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他组建的这支部队被中国人称为“常胜军”。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而且韬略在胸。很少能有外国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或者能让他们以生死相托。他的动机纯然是为了投机，他的成就创下了纪录。我们无须为他道歉，只是为他充满希望的生涯那么快就中断了而感到遗憾。

华尔阵亡以后，“常胜军”回到了江苏，但法中混合军继续在浙江作战，为左宗棠勤勉效力，为肃清浙江北部海滨和攻克杭州出力甚多。这支军队起初由勒伯勒乐指挥，此人于1862年11月28日在上虞阵亡；塔第夫·德·买忒勒继任指挥，此人又于几个月后阵亡，最后由保尔·德克碑任指挥官。［7］

左宗棠继续龙游周边的作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10月17日，他试图在汤溪城附近扭转局面，结果大败。《年谱》作者很少提及官军在这些战斗中的损失。对于汤溪之战，他只是提到死亡抚恤金高达7000多两银子。

左宗棠于11月1日成功地攻下了控扼龙游的塔岭，于8日再次对龙游发起攻击，被守军击退，损失700人。他从俘虏口中得知侍王已经离开金华，去了江苏的溧阳。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北上，皖南的太平军变得十分活跃。鲍超在不久前攻克了宁国，现在又被赶出了宁国城。另一支太平军威胁徽州。

这时候，浙江布政使蒋益遭指挥左宗棠的部分军队。他的级别仅次于浙江巡抚。安徽的局势令身在安庆的曾国藩大为不安，他写信给蒋益澧，请他的部队开进安徽增援鲍超。左宗棠向徽州派出了增援部队，但没有把蒋益澧派去。曾国藩为此频频致函，但左宗棠不允许蒋益澧离开龙游。最后，他写信给曾国藩说：浙江需要蒋益澧。这件事并没有改善曾左之间的关系，曾国藩对左宗棠的答复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礼貌。他写道：

芗泉军之不能援宁，弟亦深知之。前接重九日惠缄，即不复思芗泉来皖。及至鲍、张粮路梗绝之时，又不克自持而书缄奉商，不仅此次然也。弟当军事危迫之际，明知事不能行，每每不自持而陈说及之。胡润帅昔年亦多不自持之时，独阁下向无此失，从未出决办不到之主意，未发强人以难之公牍，故知贤于弟等远矣。

最令曾国藩焦虑的是太平军当时对南京城下的曾国荃所部进行的持续46天的猛烈攻击。太平军放弃为南京解围的企图之后，开始涌入皖南。左宗棠不得不延缓他在浙江的作战，大力增援徽州，那时太平军已经逼近绩溪城外。徽州驻军得到增援，于1862年12月19日将敌军从绩溪赶走。

左宗棠被阻于龙游城下的时候，发现严州的太平军麻痹大意，应变措施不力。他派出一支部队沿江而下，如迅雷一般奔袭，于1863年1月2日夜间出其不意地攻进严州，消灭敌军2000人，夺得严州城。安徽的太平军攻下了祁门，通往江西景德镇的门户洞开。左宗棠不得不让他的部队冒一次险，派刘典前往景德镇收拾局面。或许不久前掉了脑袋的两名逃将起了样板的作用，刘典还未抵达指定战场，左宗棠的手下大将王文瑞已经夺回了祁门。刘典立即返回浙江。［8］

左宗棠在试图克复龙游的同时，也在围攻汤溪，此地位于龙游与金华之间。蒋益澧指挥汤溪的作战，攻打了几个星期之后，他要求放弃汤溪，先攻金华。左宗棠对他说：你进攻汤溪3个月，一无所获。你没有按照我的命令行事。你得拿点成绩出来了，在攻克汤溪之前不许离开。不论时间长短，你得打下汤溪，才能向金华进军。

蒋益澧被训诫了一通，继续攻打汤溪。他制订了一个策略，看上去有点毛病，但确实非常管用。他于2月27日邀请一批太平军来谈判。当谈判的敌军走出一道城门时，蒋益澧的部队趁机偷袭，突然冲入城门，在敌军关门之前控制了这个入口。湘军随后涌入城内，斩杀6000名敌军。［9］

第二天，左宗棠对龙游发起猛攻，一举攻克。蒋益澧立刻进军金华。这里的太平军接到汤溪的军报，闻风丧胆，主动放弃金华城，朝龙游逃去，还不知龙游已经丢失。龙游的太平军残部也不知汤溪已经易手，向那里逃去。左军现已占领这3座城市。他决不容许这种机会溜走，对徜徉于3地之间的敌军给予致命的打击。湘军从3个方向扑过去，在随后的战斗中，据《年谱》作者说，消灭了1万多名太平军。从战斗中侥幸逃脱的太平军来到浦江，途中遇到从兰溪逃出的友军，合为一体。刘典立刻占领了兰溪。太平军的防线迅速地彻底崩溃。左宗棠在龙游遭到7个月的抗击，然后在短短4天内攻克了汤溪、龙游、金华和兰溪——后两座城市是兵不血刃得来的。［10］

太平军在从金华撤出的同时，也放弃了浙江中部的武义、永康、东阳和义乌，福建清军进占这4座城市。左宗棠于3月7日攻下浦江。诸暨的太平军于12日投降，左宗棠派蒋益澧前往，与来自宁波的部队联系，其中包括法中联合部队。他们在绍兴城下会师，于3月15日攻克绍兴。左宗棠于1863年3月18日拿下桐庐，控制了徽州—淳安—桐庐—绍兴一线。浙江南部和东部全部肃清，他终于进入了杭州的攻击距离之内。

左宗棠把大营设在严州，派刘典攻打富阳的太平军，派蒋益澧肃清钱塘江右岸到海滨这一带。现在他着手重组该省遭到破坏的政府机构。太平军最著名的大将石达开曾于1858年通过浙江进入福建，从1860年起，该省一直遭到太平军的蹂躏。恢复重建也是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左宗棠为此呕心沥血。无论他在何处作战，他总是要求自己一边征战一边重建。

重组浙江政府是一个不轻的任务。每个县都曾落入太平军或土匪手中，档案已经毁掉，公共建筑已被烧毁，整个恢复过程必须从基层做起。一些官员已经逃走，左宗棠将其中17名府道一级的官员罢黜。当然也有许多官员留在官位上，据说该省从头到尾有96名知县以上官员被太平军处死或者被迫自杀。［11］该省只有80来个县，显然浙江官场大部分都被消灭了。左宗棠请求朝廷任命该省的文官，提交了一份20人的推荐名单，他们都是他急需的人才。财政问题一直都很紧迫，他必须为部队筹饷。除了谋求中央给地方的断断续续的补助，以及湖南官府按时为湘军提供的协助，他还必须为军队和文官政府筹募所有开销。

◇1863年3月总体态势示意图

3月下旬，法中联合军的司令来见左宗棠。攻克绍兴以后，发生了许多麻烦。法国人坚持要用募捐的办法来弥补政府拖欠的军饷和犒赏。这位司令无疑就是德克碑。《年谱》作者没有说明绍兴事件是如何解决的，只说了德克碑与左宗棠相处融洽。华尔阵亡后，李鸿章就如何处置“常胜军”的问题与一个具有堂吉诃德性格特征的人交涉。德克碑的性格特征似乎不是如此。

左宗棠第一次接见德克碑时，德克碑的穿着和举止如同在法国军队中一样。左宗棠的看法是，既然他在为中国政府效力，他在拜访巡抚这样正式的场合，应该穿上中国的官服，遵循中国官员的礼节。不管左宗棠是否说出了这层意思，他在第二次接见时非常高兴地看到德克碑穿上了中国的官服，并且剃光了胡须。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其中详细地规定了法中联合军与中国军队的关系。左宗棠是一个不会留下任何问题悬而未决的人，也许他预见性地界定了双方的作用。其结果，于法中联合军在左宗棠节制下作战的18个月里，似乎没有发生任何纠纷。［12］

左宗棠原则上反对雇用外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他尤其反对把中国人编组到由外国军官指挥的各支部队，在外国军官指挥的士兵和中国军官指挥的士兵得到的薪饷口粮与武器装备之间形成很大的反差。他认为这对自己手下的军官是一种羞辱，使他们更难管理士兵。他不同意法中联合军增募兵员超过2500人，他说这支部队增募兵员会搞乱他自己的部队。法中联合军获得的军饷非常高，发饷按时，伙食很好，衣着光鲜，装备精良，使用最先进的外国武器，左宗棠的士兵都想去投奔，导致其他部队的士兵开小差。他的反对获得了成功。不过，左宗棠不赞成朝廷遣散法中联合军，他说那些士兵被遣散以后会成为土匪或投靠太平军，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留在部队里，加以利用，直到全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秩序为止。

热爱冒险是一种强大的动力，足以促使一个男人拿日常生活去做赌注。但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而左宗棠，和当时的其他官员一样，认为这些外国人的唯一动力就是对金钱的渴求。但他从不打算欺骗这些外国人，承诺支付多少就会支付多少。在这支部队遣散之后，几名法国人跟随他去了福建，甚至去了甘肃。他发自内心地钦佩他们的效率，尤其赞赏他们操纵大炮得心应手。毋庸置疑，他在与这些法国人接触的过程中，从他们那里采纳了不少军事学的观点。

3月底，左宗棠攻克了新城，展开对富阳的进攻。太平军对这个地方非常重视，抵抗十分顽强。《年谱》通篇缺少对各支官军兵员数量的介绍。不过，对于这一阶段的作战，《年谱》指出左军的总数为3万人，包括在他已收复的各个城镇驻守的部队。［13］

4月初，太平军在皖南再度活跃，声言要从祁门和徽州地区打进江西。曾国藩仍然待在安庆，但他最关心的事情仍然是保持长江通畅，支持他的弟弟围攻南京。作为两江总督，他直接管辖江苏、安徽和江西，此外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在所有战场上镇压太平军的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他部署在安徽的部队根本不足以把太平军从该省南部赶走，太平军可以随意杀进这个地区。

这个双重的威胁日益严重，左宗棠把刘典派到大川口，防止太平军越过徽州，沿新安江下行，进入浙江。他又另派部队增援江西的浮梁。太平军开始在祁门地区集结，刘典向浮梁推进。4月27日，他在祁门附近击败太平军，斩杀8000人。但这个大捷还是没能把太平军从这一地区驱走。他们出动1万人与刘典所部相持，长达几周，但太平军也未能开进江西。

5月上旬，太平军从杭州向左宗棠主动进攻。从5月8日到20日，太平军持续攻打新城。左宗棠不仅亲自坐镇新城，还派蒋益澧所部和法中联合军成功地渡过钱塘江下游，在钱塘江与杭州之间扎营。

1863年6月上旬，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但继续兼任浙江巡抚。这大大扩展了他的权力范围，给他的作为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把供应基地从广信迁移到衢州，从浙南、宁波地区和福建获取越来越多的军饷。他对江西的依赖大大减轻了，不过他仍然在该省保留了过去的驻军，刘典仍然留在景德镇地区。

刘典在7月份和8月上旬几次击败太平军，该处的局面基本肃清，他于8月下旬返回浙江。左宗棠对自己的部队分散部署十分敏感。他写信给李鸿章说，他控制的地区太宽，他的处境岌岌可危。

1863年夏天，新任闽浙总督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富阳城下的部队中疟疾流行。左宗棠本人再次身染重疾。部队中患者太多，不得不暂停一切作战行动。就连防御的人手也不够了。不过，太平军方面这一段也无动静，可见他们和官军一样被病魔所扰。

左宗棠现在的管辖区包括台湾。那里发生了严重的暴动，左宗棠不得不从福建派出劲旅前往平定局势。他对福建士兵信心不足，对他们的军官更是放心不下。他在给福建清军下达命令时，反复强调要严格区别对待颠覆分子和“百姓”，必须注意不要镇压百姓，他们就不会认为官军比土匪更坏。他强调军队的功能是取信于民，如果得不到民众信任，就比土匪都不如，有负使命，无法报效国家。［14］

直到9月18日，左宗棠的处境才得到改善，他可以发起对富阳的攻击了。法中联合军助攻，他们的大炮起了很大的作用。进攻持续了两天两夜，9月20日黎明太平军离开富阳，撤向杭州。左宗棠命令部队向下游追击，攻击杭州防线。他从新城派出劲旅翻山越岭，驱赶来自余杭的太平军。余杭是一座围城，距杭州约60里。太平军极为重视余杭，连营直达杭州，由康王汪海洋坐镇指挥。左宗棠认为此人是太平军最有能耐的大将之一。

10月份第一周的周末，左宗棠的军事行动有了很大进展，已经3面包围余杭，从余杭到杭州摆开一列阵式，与太平军处处对峙。他已将杭州南郊的太平军挤走，在杭州的北面、东面和南面站稳了脚跟。

就在这个关节眼上，安徽的太平军再次牵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无法断定那里的敌军究竟是打算进入江西，还是打算涌入浙江，袭击他的后路。他派出部队增援祁门，又令刘典再赴徽州。刘典在徽州附近重创敌军，迫使他们北撤宁国。曾国藩令鲍超从芜湖南下南陵，同时请求左宗棠再向皖南增兵。左宗棠没有同意。他告诉曾国藩：几个月来，他一直把敌军挡在江西和浙江之外，他在杭州面临大敌，抽不出任何兵力，他还得继续阻止敌军进入浙江，鲍超手握重兵，应该足以对付皖南的敌军。

左宗棠如今也是总督了，可以独断专行。他对曾国藩的用兵之道越来越持异议，他看不出长久顿兵于南京城下有什么必要，因为敌军正在全国乱窜。他的看法是，在这一战略阶段，攻下南京只会导致太平军分散到其他战场上。他认为，只要天王赖在南京不走，就应该利用这一点来局限敌军行动，从四面八方逐步向南京进逼，他将在那里给予敌军致命的一击。

从总的用兵方略来看，这个方案尽管非常诱人，但官军是不可能执行的。官军的力量是否足以防止太平军突围奔散，是很令人怀疑的。即便他们有充足的军力，但官军各部之间的协调精神显然太差。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所部各行其是，使得这个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最高统帅没有能力贯彻这样的战略。如果左宗棠是最高统帅，他肯定不会对南京实施长达11年的围攻，而会致力于将敌军圈逼到南京，然后发起最后一击。

然而，曾国藩一心图谋南京，让敌军四处乱窜。因此有人怀疑，左宗棠与李鸿章取得的成就，开始令他担心左李二人会使他那待在南京城下的弟弟曾国荃黯然失色。南京是一块大奖牌，会给攻克这座城市的人带来莫大的荣耀。曾国藩对这块奖牌并非麻木不仁，他不愿求助于任何人协助攻打南京，就是一个证明。当他同意“常胜军”去增援湘军时，他的这份心思便昭然若揭了。他用心良苦地制订了奖金的分配方案。［15］“常胜军”因种种原因没有开到南京，但是后来李鸿章能够轻而易举地协攻南京，他却非常圆滑地找借口不去增援，于是赢得了曾氏兄弟的由衷感激。黑尔说：“李鸿章这个克己自制的行为，动机也许是很复杂的，但他使曾国荃赢得了攻克敌军大本营这么一个垂涎已久的荣誉，也使曾国藩不得不对他的谦让和圆通而产生感恩图报之心。”［16］当南京最终收复之时，找到的不是珍宝——只有荣誉。

左宗棠在1863年秋季拒绝曾国藩的要求，没有向安徽增派兵力，几近于犯上。曾国藩是最高统帅，人们指望他就整体战场拿出作战方案，了解为了贯彻这个方案必须做些什么，而且成败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一名下属拒绝配合，会损害首脑拟定的整体布局。我们有理由肯定，如果把两人的位置颠倒过来，左宗棠决不会容忍任何借口，一秒钟都不会。不过，我们还得从当时特殊环境的角度来考察局势。官方的军事组织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松散的集团。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每个省，每个总督的辖区，基本上都只关心本地的安全。曾国藩虽然是最高统帅，却无法确定他的权力范围是否超越了他自己的总督辖区。不论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事实上他没有行使这种权力，而是向其他省份请求协助与合作。他似乎很愿意求人情，讲道理，以此来打动下属。

凡是不能做到有令必遵的统帅，迟早都会陷入危机，而下属们也将一败涂地。一代枭雄拿破仑就是因为不断容忍手下将领们的错误而惨遭滑铁卢之败。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判断左宗棠的这一行为。很难证明他没有按照曾国藩的要求向皖南增兵会使这场战争延长时间，或者严重妨碍了曾国藩的计划。他有一个较之攻克南京更能照顾全局的计划。毋庸置疑，左宗棠的用兵之道总体而言比曾国藩的更加清晰，更为全面。这里不妨再一次指出，总督曾国藩从来不曾以大将自居，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文官和学者。

当刘典在徽州地区警卫浙江的边界时，他的双亲之一去世了，无法通融的习俗要求他在守哀期间放弃军队的统领权。左宗棠派黄少春接替他的职务。太平军很快就来考验这位新任统领的勇气。10月20日，宁国开来的一支大部队突然出现在边界，由昌化翻越山岭，推进到浙江的临安，左宗棠的部队2周以后才将他们逼回安徽。他们的目的是攻击余杭城下的左军。

左宗棠于1863年12月20日将大营迁到富阳。5天后，他到余杭视察前线。他在给别人的信中说，他的身体仍然因疟疾而虚弱，他无法骑马，只能坐轿。在对该地全部视察之后，他决定对余杭发起一次总攻。他的3位最优秀的将领，蒋益澧、杨昌浚和黄少春，把各自的部队调集余杭。1864年1月3日，左宗棠从3面发起攻击。战斗进行了整整1天，左军在各处都被击退，损失惨重。此后1个月，他把注意力集中于杭州，只在余杭留下足以与敌军对峙的兵力。

1月10日，他完成了对杭州的包围，派出少量部队去海滨配合江苏军队。他于2月4日再对余杭发起一次总攻，又被严重挫败，在攻击中折损了将领余佩玉。太平军已被严密合围，他们的抵抗更加拼命。

1864年初，太平军发现自己已被限制在从南京到杭州的一条极为狭窄的地段上。江苏巡抚李鸿章在戈登接任指挥的“常胜军”协助下，逐渐将他们赶出了该省东部。太平军于1863年12月6日献出了苏州，又于1864年1月5日在奉贤遭到重创，撤离杭州湾北岸的平湖、乍浦与海盐。在安徽，官军已经收复宁国。在南京，曾国荃指挥5万名陆军，以及彭玉麟的28营水师，正在加紧围攻。水师有1.4万人，乘坐几百艘战船。鲍超守卫着宁国和芜湖。他的部队加上皖南各军共计约有3万人。李鸿章在江苏部署了大约5万人，其中包括3000到4000人的“常胜军”。他还得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有力援助，他们积极地协助淮军打击上海一带的太平军。左宗棠部当时约有4万人，包括2000到2500人的法中联合军，但他的兵力分布很广，从江西的景德镇直到杭州，他覆盖的战场事实上比其他人加起来还要广阔。太平军控制着南京、句容、溧阳、常州、广德、湖州、嘉兴和杭州。左宗棠在杭州城下战斗，总是担心太平军扫过皖南，突进江西或浙西。李鸿章从苏州向常州和太湖以南的嘉兴推进。鲍超守着宁国，而曾国荃在逼攻南京。

左宗棠认为广德是一个特殊重要的战略要地，它给太平军提供了一个集结点，当他们最终决定放弃南京—杭州地区时，随时可以穿过安徽进入江西。他写信给曾国藩，建议联合攻击广德，他可以从徽州派出一支劲旅协同作战。曾国藩谢绝了这个提议。李鸿章攻克了无锡，请求左宗棠派部队协助他攻取常州。很明显，在这几个杰出的领导人中，惟有左宗棠预见到了太平军在南京—杭州地区崩溃以后，会向其他战场奔散。

◇1864年1月总体态势示意图

正在这时，左宗棠奉皇帝诏令，对当前局势发表看法。他说，南京大体上很快就会垮台，但反军仍然控制着句容—溧阳—广德一线，他们离开南京以后，将会在广德会合来自江浙的其他部队，形成强大的力量，分散在各地的官军无法及时集结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以阻止他们奔向要去的地方——或许是江西和福建。他说，他曾3次致函曾国藩，提醒除了屯兵南京城下，还要注意其他要地。他觉得，如果一支军队待在一个地方，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控制几个要地，那么官兵很快就会养成被动的习惯，而忘记了进攻。敌军马上就会利用这种被动性，随行所欲，来去自由，而战争永无休止之日。他要求马上对广德发起联合攻势。［17］

看来曾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段时间左宗棠致函曾国藩都用批评的语气，指责对方用人不当，错失良机。曾国藩回复道：

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18］

左宗棠看了这封信，勃然大怒，再也不曾给曾国藩写私人信函。

2月初，左宗棠肯定太平军会开始突围，可是一支敌军主力从广德开进了浙江的昌化，他必须将之赶走。他向严州、开化、遂安、淳安和衢州派出援兵，下决心把敌军拦截在浙江境外。另一支太平军穿过遂安境内，取道开化，开进江西。不久，又有一支太平军在慈溪集结。左宗棠认为敌军准备从南京突围，集结于广德，然后向福建进军。他派黄少春率劲旅赶到严州，防止敌军选择徽州—严州路线。与此同时，他召回在家守丧的刘典，令他在湖南组建8000人的部队，开到江西作战。

同时他一点也没放松对杭州的围攻，还与江苏的淮军协同攻打嘉兴。对杭州的攻击反复发动，但只是取得了局部战果。嘉兴于3月24日易手，左宗棠的一些部队解脱出来，他准备对杭州发起联合攻击。3月31日，从四面八方发起最后的总攻。太平军顽强抵抗，下午暴雨倾盆，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官军很快又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午夜时分，北门洞开，太平军从城内涌出。部分太平军从北面成功地突围逃脱。1864年4月1日，左宗棠占领了他的省会。这是一片名副其实的生灵涂炭的废墟，《年谱》作者只以一言蔽之：死伤无算。他说杭州的人口在太平军到来之前为81万，此城曾是帝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左宗棠进城时，这里剩下的人口不到8万，这座光荣之城已经看不出昔日的辉煌。［19］

杭州易手后，康王放弃余杭北撤。左宗棠率部追逐康王直到武康。然后他回到杭州，派杨昌浚和蒋益澧前往武康和德清攻击敌军。4月9日和10日，两城落入左军手中。从余杭、杭州和嘉兴逃出的太平军在湖州会师。但他们并未久留湖州。侍王领着第一拨部队取道广德、徽州和婺源进入江西。康王很快就跟了上去，取道广德、徽州、遂安、开化进入江西。天王的兄长福王留下坚守湖州，也许是为了接应南京的逃军。除了天王，所有的太平军现在都知道逃离南京是不可避免的了。太平军从湖州到安吉连营不断，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在这道屏障后面，一拨又一拨太平军得以在安徽—浙江交界处的大山里避难，然后向南涌去。左宗棠如此关注广德城，看来是不无道理的。

左宗棠继续打击太平军，现在他已将敌军大部赶出浙江，太平军在该省只剩下最北端的据点。然而敌军死守安吉—湖州一线，似乎执意要将左军拦截在浙江境内。戈登已经渡过太湖，与鲍超连接起来，从宁国开始作战，攻克了溧阳。此地有1.5万名太平军驻守，壁垒森严，供给充足，但还是未能守住。［20］于是太平军切断为二，分别控制着南京—句容—常州一线和湖州—安吉—广德一线。

攻占溧阳之后，戈登和李鸿章进逼常州，于4月30日攻克此城，几千名太平军通过溧阳逃走，没有遭到驻军的拦截。逃军攻占了广德。他们在这里整编部队，南下江西，沿途对开化展开了为期5天的攻势。

◇1864年4月总体态势示意图

常州之战是“常胜军”参与的最后一次作战，该部在此战之后不久就被遣散。李鸿章派兵前往湖州，协同左宗棠作战。李军从北面攻击，左军由南面进攻。

在江西会师的太平军为数众多，一拨接一拨逃出江浙血腥的战场。大群大群的太平军掠过这个不幸的省份，绝望，粗暴，充满仇恨。有的走到了湖南边界，但湖南人是太平军的克星，他们不敢贸然进入该省，终于回掠，朝福建奔去。

左宗棠在江西当过3年主要的守护神，但近年来他一心一意驱赶企图返回江浙的太平军。现在他们正在永远告别这个战场，人数远远超过了他曾奉命抗击的敌军。如果他独力肩负着这个使命，他会去拦截那些敌军，但他现在是一位总督，他要集中全力肃清浙江。或许他还感到自己已跟曾国藩分道扬镳，更愿意独自照顾自己的总督辖地。何况他已另建了供给基地，对他而言，江西的重要性已不如从前打仗的日子那么生死攸关。

鲍超的任务是阻止太平军从皖南逃走，但他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他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但他的水平局限于率部冲锋陷阵。传说鲍超先前在他的家乡四川是个流浪汉，生活绝望。有一天他走进一家饭店，叫了一顿大餐，打算在吃完之后服毒自尽。饭店伙计察觉他的企图，把盛有毒药的杯子从他手中敲落。鲍超只得作罢，痛哭失声。饭店老板可怜他，见他孔武有力，问他为何不去从军。他给了鲍超一笔小钱，送他上路。鲍超接受了建议，入伍从戎，靠着勇气和拼搏当上了将军，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

左宗棠做了兵力部署，阻止逃跑的太平军进入浙西，同时加紧攻打湖州。他把敌军赶出了安吉，在整个夏季逐步完成了对湖州的包围。威廉斯说，湖州的太平军兵力接近10万人，拼死抵抗湘军和淮军的攻击。湖州的城墙之外有一圈坚固的防御工事，攻击部队必须攻克一道又一道壁垒。直到7月底，官军才彻底合围。8月8日、9日和14日，左宗棠对湖州城南的防御发起猛烈的进攻，都被守军击退，损失惨重。《年谱》作者说，14日的进攻失利以后，攻击部队没“气”了，也就是失去了呼吸。任何熟悉这一地区8月份天气状况的人，都能想象到左军的痛苦经历。但是左宗棠毫无呼吸不畅的颓相，命令部队继续进攻。

8月17日，新一轮进攻开始，持续10天之久。法中联合军的大炮起了极大的作用，对攻击部队的帮助无可估量。富阳、杭州和湖州的战斗使左宗棠对大炮刮目相看。27日，湖州城内多处起火。1864年8月28日，左宗棠以雷霆之力夺占湖州。威廉斯说，大约有一半守军逃走了。［21］他们逃到广德，然后南下江西。天王的儿子和继位者洪福瑱，或者说二世天王，跟随他们同行。不出左宗棠所料，广德起了帮助太平军逃走的作用，当最后一批太平军离开江浙时，它才被敌军放弃。

7月19日，也就是在湖州易手6周以前，对南京的长期围攻有了一个血腥的结尾。据说湘军攻克该城时屠杀了10万太平军。天王终于意识到他的事业已经无望，于6月1日召见几名亲信，询问他们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皇帝被生擒的先例。没人回答他这个问题。于是他服毒自杀，几小时后咽气。波尔格说，他服下的毒药是金叶。他被秘葬在宫殿地下，他的儿子，一名16岁的少年，被拥戴为天王。这个消息没有公布，因为担心天王的死讯会引起恐慌。

南京陷落时，忠王李秀成坚守王宫，直至最后一刻。他设法将小皇帝带出险境，杀开一条血路，逃到城外。他们在乡间流浪了一阵，相互离失，忠王被捕。他被押到曾国藩的大营关了几天，在此期间他写了那篇著名的《太平天国始末》，俗称《忠王自述》。8月7日，曾国藩下令将他处死。传说是曾国藩让他自杀的，然后砍下他的头颅，做一做表面文章。

小天王逃往广德，然后到了湖州。［22］他跟湖州的太平军残部一起逃出，南下江西。9月24日，他险些在玉山被捕，最后于1864年10月25日在江西边界石城附近的柳溪村被席宝田的部队抓到。按照古代的习惯，犯有僭越罪的囚犯都要押解北京处死，但天王二世是在南昌被处决的，据说是因为朝廷为了照顾曾国藩的感受而做出的安排。

天王二世洪福瑱从南京逃脱的事件，标志着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最终决裂。

在攻克南京的大屠杀发生以后，曾国藩接到报告，说小天王已被杀死。曾国藩信以为真，于是具折向皇帝报告了小天王的死讯。几天以后，左宗棠接到谍报，说小天王已经逃进湖州。左宗棠认为可信，向朝廷报告了这一消息。左宗棠的奏折否认了曾国藩的报告。曾国藩读了左宗棠的奏稿，怒不可遏，认为左宗棠意在破坏他的声誉，以便向皇帝邀宠。他写奏章痛斥左宗棠，坚持说小天王洪福瑱已经丧命。曾国藩的回复是对左宗棠的反击。

左宗棠读了曾国藩的反驳奏折，怒火中烧，写了一篇长长的奏疏加以反驳，从湖南到南京一路指责，把他对曾总督积累的怨愤统统倾泻出来。这是一份措辞过火的文件。天子无疑很高兴看到帝国之内两位最优秀、最强有力的汉人失和，尤其因为两人都是湖湘子弟。左宗棠的奏章表明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而皇帝觉得这两个男人绝对不可能联起手来惹麻烦，于是圆滑地劝他们忘掉这件事情。然而双方一直没能忘怀，这件事中止了两人之间的交往。

可是，现在小天王已被抓到，充分证明曾国藩宣布他的死亡是过于急切了。［23］为了不再增添他的尴尬，天王二世被处死在南昌。

像李鸿章那样随和的人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跟曾国藩作对。他会听任历史记载洪福瑱死于南京，也可能私下里小心翼翼地向曾国藩指出他的失误，这样就能赢得永久的感激。但是左宗棠的天性中没有圆滑的一面。他直言无隐，决不害怕跟任何人辩论是非曲直，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何况曾国藩向他的自尊射来的无数利箭已令他痛苦不已。对于正在崛起的湖南帮而言，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态，他们的两位最伟大的领袖之间形成了永久的隔阂。这对李鸿章没有任何伤害，他已经靠着在围攻南京末期的圆通处事赢得了曾国藩的感激，于是他迅速蹿升。他成为安徽帮的领袖，他的这个集团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占有主导地位。

◇1864年9月总体态势示意图

大批的太平军在江西集结。尽管南京已经易手，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太平军已经肃清，但这场农民运动远未寿终正寝。左宗棠帮助杨岳斌出任了皖赣军队的总司令，刘典成为他的副手。杨岳斌在曾国藩最初组建的基本队伍中只是一名编外军官。他在操控战船方面表现出出类拔萃的本领，以水师统帅而闻名。他不是学者，但他胆识超群，也有指挥才干。他在江西屡屡战胜太平军，收复了赣北的大片区域，被拔擢为陕甘总督。从编外军官到总督，这在大清帝国是空前的纪录。

蒋益澧从湖州追逐太平军南下，与来自浙江的几支劲旅协同作战，于1864年9月18日在徽州包围了3万敌军，促使他们投降。在从敌军整编过来的部队里，有7000枝外国制造的来复枪。在整个秋季，太平军逐渐被赶出江西，涌入福建。刘典带领他的8000名湖南兵和大批江西部队推进到赣闽边界，配合左宗棠平定福建。左宗棠很快意识到，福建有很多麻烦在等着他。在攻占湖州之后，他立刻开始从陆地和海上向福建调兵遣将。陆军奉命在延平集结，走海路的部队奉命开往福州和泉州。

左宗棠请求朝廷解除他兼任的浙江巡抚一职，因为他要全力对付福建的太平军。他推荐蒋益澧出任巡抚，杨昌浚升任布政使——任命很快就下达了。他着手打理该省的财政事务，整顿厘金。厘金是官员们现在最欢迎的税种之一，货物只要交付了关税，在该省任何地方都可免除再次征税。他免除了所欠的赋税和捐输，确定了一定期限免除人头土地税的标准，以鼓励那些在荒废的土地上恢复耕种的人们，并且重新调整了该省的盐税。

为该省恢复元气采取的措施正在着手制订，为指导官员而制订的纲领也在准备之中。攻占杭州城后的几天内，他就开始医治城内的战争创伤，修复街道、桥梁、沟渠和公共建筑。在经历了多年空前的破坏之后，恢复该省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左宗棠要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他坚信，大力促进遭破坏地区的恢复工作，会给百姓一种安全感，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赢得百姓的信任，使他们感觉到付出的努力不会白费。他在浙江巡抚任上起草的最后几份奏折，其中一份写道：他认为政府的开源比节流更为重要，在行政运作中人比法律更为重要。［24］

攻占杭州以后，皇帝老板奖赏左宗棠一件令人羡慕的“黄马褂”，也可以说“黄夹克”。在浙江征战结束时，他被封了“伯”，这个称号大致相当于西方的伯爵。攻占南京之后，曾国藩被封了“侯”，或称侯爵。他弟弟曾国荃和李鸿章也封了“伯”，并赏戴双眼花翎。这后一项荣誉没有给予左宗棠，直到1年多以后，他已在福建和广东肃清太平军，他才获此殊荣。

注释：

［1］《太平天国野史》，第3卷，第63页。

［2］《年谱》，第2卷，第44页。

［3］《年谱》，第2卷，第46页。

［4］《年谱》，第2卷，第45页。

［5］《年谱》，第3卷，第1（a）页。

［6］《年谱》，第3卷，第3—4页。

［7］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259页。

［8］《年谱》，第3卷，第8（a）页。

［9］《年谱》，第3卷，第8（a）页。

［10］《年谱》，第3卷，第9（b）页。

［11］《年谱》，第3卷，第14（a）页。

［12］《年谱》，第3卷，第11（b）页。

［13］《年谱》，第3卷，第13—14页。

［14］《年谱》，第3卷，第15（b）页。

［15］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第260—261页。

［16］《年谱》，第3卷，第288—289页。

［17］《年谱》，第3卷，第18—19页。

［18］《清朝野史大观》，第8卷，第74页。（应为第7卷，原注有误。——译者）

［19］《年谱》，第3卷，第22（a）页。

［20］波尔格：《简明中国史》，第303页。

［21］《中央王国》，第2卷，第621页。

［22］《年谱》，第3卷，第25（a）页。

［23］《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74页。

［24］《年谱》，第3卷，第29（a）页。

第六章　福建战役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尾声

左宗棠于1864年11月26日离开杭州，前往福建。他在先前进入浙江的道路上慢慢南行，沿途停靠严州、兰溪、金华、龙游、衢州和其他城镇。两年多来，他曾沿着钱塘江两岸从江西边界逐步作战前行，直至杭州。这条路从地图上看起来并不长，但它还是略长于从华盛顿到理士满的那条路——同样是在那些岁月里，它是美国人密切关注的对象。

左宗棠一路上频频停下，与他遇见的寥寥无几的乡下人交谈。他看到这些人的痛苦惨状，深为焦虑不安，他发现乡下的情况比城镇更糟。曾经人丁兴旺的农村，现在荒无人烟。“不闻鸡犬之声”，他写道。这在中文里是荒芜的同义词。他对该省遍地盗抢的局面非常恼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咎于他手下的官员。他坚信，只要官员善待百姓，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行政管理，就不会有盗抢和动乱。我们没有理由说左宗棠的部队在浙江没有犯下暴行，但发生这种扰民行为时他很少在场。可以有把握地说，比较同时期的其他官军而言，他的部队对百姓的侵害是较轻的。在全部征战的过程中，他让士兵们免费协助百姓在城镇中抢修建筑设施，还常常帮助农夫们整修倾圮的住所和损坏的灌溉渠。他充分认识到军人的首要功能是打仗，但他又坚持要求士兵们在征战的间隙里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他的部队很少得到休息。

浙江遭受的破坏在著名德国旅行家拜伦·冯·利希霍芬的信函中有过充分的描述［1］。他在1871年穿过该省，这是在太平军被逐出浙江大约7年之后。他写道：

这里的山谷之间尽管土壤丰饶，却是一片荒芜。远处一片小树林下，一个房屋的群落若隐若现，房子都刷成了白色，显得颇为庄严。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片废墟。山谷曾经是最有说服力的财富见证者，但它们本身现在也已荒废。不时会看到一所房屋孤零零地矗在那里，里面住着一些难民，他们的贫穷与他们生活在其上的富饶土地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是13年前发生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带来的结果。通向县城的道路现在成了羊肠小道，许多地方被高达15英尺的杂草完全覆盖，或者长满了无法钻越的灌木。山谷里从前人丁兴旺，那么多那么大的村庄就是明证，而那些用砖石砌成的两层楼房所具有的优美造型，说明这里的居民曾经拥有的不仅仅是舒适和财富。山谷中的田野，以及山边种稻的梯田，都覆盖着疯长的野草，显然没有其他植物能在这些贫瘠的田地上繁衍。大片的老桑树林有一半因为缺乏护理而衰朽，说明了过去的居民所从事的一个主要产业；在其他地方，到处都是老栗树的密林。

这些地方生灵涂炭，财产刁耗，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可怕的破坏。然而这还只是这个国家中遭遇相同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

左宗棠于1864年12月14日抵达福建北部的蒲城。太平军占据了整个闽南，由侍王和康王指挥。侍王驻扎漳州，把部队部署在闽南各地。康王驻扎赣闽边界，大致控制着闽西南。太平军总兵力约有20万人。此外他们还招纳了福建的所有匪帮。盗抢之风已在福建蔓延多年，他们的人数与太平军相等，也是不无可能的。风传侍王在漳州能买到一大批外国武器。他手上的外国武器已经不少，再加上新的购置，左宗棠有理由担心这个对手会比在浙江时更为强大。

左宗棠把大营设在延平。刘典率领一支由湖南人和江西人组成的劲旅从边界朝东南方向进入福建。那些由海路过来的部队要去增援福州、泉州和厦门。江苏派出8000人的海战部队协助沿海的作战，因为左宗棠非常担心太平军入海，前往台湾，或者成为海盗。这些海军前往厦门附近的海澄和漳浦。他从延平派出一支部队，穿过闽中南下。

刘典揭开了这次战役的序幕，他的部队突入福建，逼迫康王撤向海边，速度比左宗棠料想的要快。左宗棠担心太平军的二王联手，决心在海滨建立一个基地，会使局势恶化。所以刘典的攻势暂时延缓下来，左宗棠集中精力控制海滨。厦门和泉州的部队朝漳州方面突进。漳浦已被一小股太平军占领，从海上发起的攻击把他们赶了出去。左军在漳浦站住脚以后，一支部队从此港北上漳州。

左宗棠在延平待了4个月，他留在此地如此之久，无疑是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防止太平军突入闽北。1865年4月11日，泉州开出的部队击败了赤岭太平军，斩杀4000人。左宗棠增调更多的部队前往海城和漳浦，对漳州的侍王施加更大的压力。

5月9日，左宗棠抵达福州，但他未在省会久留，几天后就起程赶赴前线。5月15日的攻击夺下了漳州，据报有1万名太平军被歼。侍王的部队在漳州丢失后似乎已经瓦解，残部跑去与康王会合。侍王成了孤家寡人，几乎是孑然一身地在闽南流浪了几个月。

太平军在广东的平和与大埔集结。5月19日和21日，他们在平和吃了败仗，余部逃向大埔。5月23日，左宗棠的海战部队夺得云霄，太平军已完全隔绝于福建海滨。左宗棠于1865年5月30日在漳州扎下大营。

太平军现在分布于大埔以西闽粤边界的两侧。在整个6月份和7月份的一些日子里，左宗棠稳固了他在沿海的阵脚，做好了下一步作战的准备。闽南蜿蜒崎岖的山路使部队行军非常困难，夏季更是难上加难。

7月份，太平军冲出大埔，坚定地向江西挺进。刘典从汀洲南下，在武平击败敌军，将他们赶出江西。7月30日，太平军抵达广东镇平。广东省政府动员了若干部队抵御太平军，但并非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年谱》中没有谈到广东清军的行动。左宗棠决心在镇平包围敌军，将之摧毁。他在8月份赶调部队，企图包围镇平。

太平军驻扎镇平时，侍王终于找到了自己人。据说他与康王起了激烈的争执，大约1天后在睡眠中被康王的某个亲信刺死。［2］侍王是忠王的表弟，忠王曾经统领江苏的太平军，而侍王则曾是浙江太平军的首领，也是左宗棠在浙江作战时的主要对手。

左宗棠对镇平的围攻没有成功。9月份他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在9月27日，太平军对他的部队拼死猛攻，突围而出，这导致太平军在战斗中又损失1万人。他们向南逃窜，左军紧咬不放，追了6天。10月3日，太平军在兴宁停下，再次对左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然而，太平军发现，广东人对他们根本不欢迎。百姓恨他们，宁愿毁掉粮食，也不让太平军得到。兴宁之战后，他们转向北进，一直走到江西边界上的长宁。左军在这里将之击败，他们被迫南下广东的连平。自从8月1日以来，左宗棠一直不让太平军进入福建，左军事实上是在左宗棠的总督辖区之外作战。

11月份，朝廷任命左宗棠为广东、江西、福建3省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接到新的任命时，正驻扎在闽西南的永平。太平军显然也感到了连平人的敌视，再次向海滨突进。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企图冲到海边。左宗棠赶到平和，集结部队拦头阻截。太平军于1866年1月10日占领嘉应，继续向汕头以北的潮州推进。左宗棠派兵增援潮州，堵截敌军。太平军在潮州吃了败仗，返回嘉应。他们的处境已经完全绝望。他们处于心怀敌意的居民当中，而且被无情的敌军所追逐。

◇1865年5月福建战役总体态势示意图

左宗棠很快就准备好了给敌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于1月15日迁到大埔，派刘典前往嘉应。刘典于18日击败敌军，开始逼近嘉应。26日，他包围这座城市，发起猛攻。刘典被击退了，但康王在此战中阵亡。左宗棠集结所有的兵力，于2月6日亲自来到嘉应城下。梅江在嘉应急转向北，州城座落在梅江北岸弯道的顶点。城市附近，河谷中山峰陡立，西边一片峭壁，无法攀登。这个地方适合于给太平军致命一击，而左宗棠的兵力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1866年2月7日，他从3面对嘉应发起攻击。太平军拼死自卫，还是丢失了城墙，被逼进狭窄的平地。左宗棠早已料到这一点，下令火速缩小包围圈，把敌军逼到悬崖之下。太平军企图突围，但左宗棠部署了纵深兵力，不论他们冲向何方，都被死死堵住。《年谱》说，1.6万名太平军被杀，另有6万人放下武器投降。降军中有734名军官，被左军当场处死，其余的都被释放。没有一人在逃。在左宗棠亲身参与的战役中，这是一场最重大的胜利。太平军的其他余部退回了广西，在那里组织盗抢，持续了几年，但嘉应之战是最后的一次大战，太平天国运动就此消亡。

对于这次大规模农民运动及其派生的影响，从中外文献中都找不到彻底而公正的研究。可以用于这项研究的中文资料是海量的，令外国人望而却步，不愿通过费力的筛选而去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研究。至于中国人，他们或许迟早会从事这样的研究，而且事实上已经朝此方向迈出了很大的步子。

历史上的群众运动很少像太平天国这样牵扯到如此众多的人口，就这场运动的各个阶段进行评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它和其他所有大规模的运动一样，无法仅在唯物观念的基础上得到充分的评述。外国人撰写的早期评述，很自然地聚焦于外国人在镇压这场运动中的参与，特别是戈登将军指挥的“常胜军”所起的作用。于是一种印象广为流播：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被外国人镇压下去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场运动延续了大约15年之久，大家想一想，一支仅仅存在了4年的武装，其规模从来没有超过6000人，作战区域从来没有超过距离上海300里多一点的范围，怎么可能成为镇压这场运动的决定性因素呢？

中国人在整个这场战争中都没有充分利用海港作为军事基地，这令人想到一种可能性：朝廷指望并依靠外国人保卫主要海港免遭太平军攻击。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似乎的确对外国势力有所依赖，特别是在上海，而且他们没有失望。不过，直到太平天国时期为止，中国人的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海洋是国家事务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太平天国比清廷更缺乏对海洋价值的意识。中国没有海洋精神，制海权的重要性刚刚开始在中央帝国启蒙。在从前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农民军一到海上就立刻完蛋。如果海滨没有外国人，朝廷作战的模式似乎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至少直到上个世纪为止，历史上制海权对西方的影响比对东方要强大得多。

我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述镇压太平天国的作战，并非为了说明是左宗棠赢得了这场战争。尽管他对帝国的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但打赢这场战争的并不是他。在过去70年里，中国人判定赢得这场战争的是曾国藩。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去挑战这个判断。

不过，就军事行动指挥而言，左宗棠理解的深度肯定远远超过曾国藩。当然，军事行动的指挥固然非常重要，但还要对概括度更高的领域——战争行为做一些重要的考察。我们不能忘记，北京的帝国政府在调适自己应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所带来的现实局面的过程中，速度缓慢得要命。满人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传统：对强有力的汉人军事领袖心怀猜忌。吴三桂已经够令满人头疼了，后来他们费尽心机防止这样的人从汉人官员中崛起。大清王朝的所有战争都是由满人将军指挥的，但是当太平军继吴三桂造反以后对王朝构成最大的威胁时，朝廷很快就发现没有一名满人将军能够控制局面。满人逐渐被迫满怀妒忌地承认了汉人官员的忠心，以及帝国依靠汉人继续生存下去的绝对必要性。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状态：需要一个秉性和才干有如曾国藩的人，才能使朝廷调适到位，足以应对新的局面。

在1853年，一个如同左宗棠一样脾气专横的人，尽管有着无可比拟的忠君之心，在北京当局眼里无疑比太平军还要可怕。曾国藩以他的圆通、耐性和忠诚为一些能干的汉人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这些人包括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如果没有他，这些人就很难一展身手。从他们接受的传统教育来看，怀疑这个王朝是否值得他们效忠，是不正当的想法。他们的行为符合最高的儒学信条。满人已经跨越了隔阂，能够认识到，蕴涵在儒学中的忠君理念是官僚政治的动力。这些官员不管有什么缺陷，他们的忠诚是明摆着的，而且对于镇压造反者而言是最有力的因素。但是，尽管汉人官员的忠诚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满人仍然把分权而治坚持到底，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争的延长。

攻克南京之后，在犒赏功劳的问题上，明显地暴露出满人的眼界狭窄。据说咸丰皇帝去世前不久曾说，谁攻克了南京，他就封谁为王。这件大功告成之时，咸丰已经去世3年。但是太平天国的国都陷落之后，奖赏功劳的问题不可避免。两位皇太后和满人王爷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奖赏那些拯救了王朝的功臣。这个王朝的统治集团为了自救，只流了很少的血，也没贡献多少才干。他们讨论了先皇的口头承诺，但他们根据慈禧太后的建议，认为封汉人为王是不明智的，决定多给几个尊贵度较低的封号，加起来也就相当于一个王了。于是曾国藩被封了一等侯，而没有封王。［3］皇家的许诺没有兑现，令曾国藩至死引以为憾。最后一个汉人王的阴影，仍然笼罩着紫禁城。

外国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对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和最终结局都有明显的影响。直到1860年为止，很难说外国人对清朝政府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应该说恰巧相反。起初，海外风传这些太平军都是基督徒，在讲英语的人民当中唤起了不小的同情。法国人不同情他们，因为所有的法国传教士都是天主教徒，而太平天国显示的基督教精神的特征，打着新教的印记。英国人在南京对太平天国做过调查，但他们找不到任何国策的痕迹，于是不予置评，宣布中立。美国人的做法同出一辙。不少爱冒险的外国人弃船登上中国海岸，为太平天国效力。

太平军能够买到外国武器，在1860年左右他们购买的外国武器使他们的装备胜过了官军。不过，若干年后，大多数在华的外国人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条相当离谱，和心怀宽广的牧师布道扯不到一起，于是他们的同情凉了下来。在1860年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此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公开支持大清政府。政策的改变出于各种因素，最有力的因素或许是俄国已经提出要积极支持大清王朝。

俄国的提议遭到了拒绝，只是因为清廷已经得到英国和法国的保证：他们将为清廷提供所需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在中国这场内战的最后阶段所做的贡献具有很大的价值。他们负责为清廷征收关税，由此而为清政府提供了部分战力。他们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动用了部队和军舰。他们把军官借给清政府，以维护华尔创建的中外联合部队。他们向官军出售武器和供给，也许还出租了一些，并且禁止向太平军出售这些物资。这些援助如果不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也肯定加快了结束战争的步伐。

但是，太平天国灭亡的主要原因还得从它自身组织内部去找。这个组织根本不具备建设性的领导能力。他们在刚刚进入长江流域时，对那里的居民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但是他们没有加以利用。如果他们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采用一种策略，顺应在大多数人当中唤起的希望；如果他们具备一种才干，能够建设性地开发由此而释放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天意肯定就会迅速地昭显，大清王朝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天命。

然而，太平天国持续越久，获得的信任就越少。现有证据表明，这场运动酝酿充分，组织严密，在发动之前竟然蒙蔽了朝廷长达12年多之久，然而组织中的3个关键人物在太平军抵达长沙之前就牺牲了。他们再也无人取代。太平天国此后没有一位真正伟大的领袖。这场广泛的运动覆盖众多的人口，拥有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在这块以盛产行政干才而著称的土地上，竟然未能或者没有产生哪怕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领袖，真是一件咄咄怪事。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人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曾国藩这样一个汉人要支撑一个异族人的摇摇欲坠的王朝？为什么他不用自己手握的权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汉人的王朝？答案在于，如果他这样做，就没有严格遵循将这些人培育成伟大人物的孔孟之道。

关于这个话题，有个野史段子。太平天国时期有个名叫彭玉麟的汉人豪杰，身为书生，却从未参加过进入仕途的考试。在湘军组建初期，他投奔了曾国藩，为曾国藩指挥长江战船，因此而名传遐迩。有一次，曾国藩的坐船停泊在彭玉麟所在的港口。彭玉麟派亲信军官把一封密封的信函交给曾国藩。信函送到时，曾国藩正在甲板上，他回到船舱内拆阅。这封信没有署名，但能确认是彭玉麟的笔迹，只写了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脸色变成煞白，连忙把信纸揉成团，塞进口里嚼烂。当时他身边只有好友倪人垲，曾国藩对他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4］

在江浙战争的后期，最著名的太平军领袖是忠王李秀成。当他成为曾国藩大营的阶下囚等待处死时，他曾写下一篇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述，这个文件通常被标题为《忠王自述》。这篇自述经过曾国藩的严格编辑，其中一大半文字在曾国藩的有生之年未曾发表。未发表的这一部分包括忠王总结天王未能推翻清政府的失败教训。他总结的原因如下：

1．天王不会识人。

2．他过于依赖天国的庇护，而没有充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奋斗。

3．他用的人是无能之辈。

4．他不信任手下将领，特别是忠王。

5．他被自己的两位兄长所左右，而这两人昏庸无能。

6．他未能管理好南京的粮食供应。

7．在忠王眼看就能击败官军和外国盟军的关键时刻，天王将他从松江召回。

8．当忠王提议撤离南京时，天王大为震怒，骂他不忠，向他保证上帝会保佑天国。

9．天王猜忌手下将领。他把忠王从松江召回，不是因为南京需要他，而是担心忠王在江苏获得大捷。

10．在南京陷入绝境时，天王仍然拒绝离开，也不放百姓出城。手下报告食物断绝时，他说可以吃草为生。结果人民不再信任他，许多人离他而去。［5］

这么一个人坐在王位上，太平天国显然没有多大希望。如果说清王朝衰退了，效率极为低下了，腐败不堪了，那么这个声称要取代清朝皇帝的人却更加糟糕。中国只能在此二者中选取其一，不得不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嘉应之战结束后，左宗棠回到福建，着手整顿全省的行政。该省官府的情况非常可悲：官员腐败，效率低下，这种情况无处不在。左宗棠罢免了大批官员，用那些在其他地区中证实了能力的官员来填补空缺，整顿财政体制，制订恢复措施。该省各处都有强盗帮，左宗棠开展严打，该省很快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恢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安定局面。

左宗棠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中国必须有一支现代海军。他为船政局选择了一个地址，并立刻开始工作，这个事业将为他的祖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他于1866年6月为此事写了一份奏章，表明了一个中国伟人如何看待国家所面临的若干问题。他写道：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臣在浙时，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州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船厂固有其位也。

如虑及其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必得也。……

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言，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澧，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巨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需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追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五年之中，国家捐此数百万之入，合虽见多，分亦见少，似尚未为难也。

左宗棠说，只要我们找到能人来管理这个企业，一定能大获其利。

左宗棠无疑希望能在福建亲自指挥海军的建设，但在1866年秋季，他奉命前往西北，出任陕甘总督。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已经全心投入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的重建与恢复，促进中国海军的建设。他充分相信自己具备一位文职大员的能力。新的任命意味着战争，因为陕西和甘肃已被回民军占领了5年之久，那里的局面十分危险。而且朝廷不会容许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这样的人在和平的环境下安居下来，因为他们可能沉溺于悠闲的权力之梦。

1866年12月10日，左宗棠准备离开福州。他一直操劳到动身前的最后一刻。他自己说，在福州驻留的最后40天里，他写了30份奏章，40多封信函，还就福建与浙江的公务发出指令。《年谱》说，在他起程的那一天，百姓涌到他要通过的街道上，请求左大人不要离开。左宗棠不得不将起程的日子推后，在第二天悄然离去。

注释：

［1］《利希霍芬信札》，第75—76页。

［2］《太平天国始末》，第12卷，第20—23页。

［3］《清朝野史大观》，第4卷，第49页。

［4］《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81页。

［5］《清代通史》，第2卷，第403—407页。

第七章　捻军

太平军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北伐。大约在他们朝着北京郊外挺进的同时，一支绿林武装在他们的影响下揭竿而起。这支武装叫做“捻军”。从1853年起，他们的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的抢掠令官府十分难堪。他们一般活动于黄河沿岸，这个地域包括河南、安徽北部、山东、直隶南部。在整个太平天国时期，他们不断地袭击这些省份。由于某种很难说清的原因，他们从来未与太平天国共举大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于捻军都是华北人。由于多数北方人对南方人从传统上怀有敌意，所以他们受到了影响。太平军几乎全部来自长江以南。曾国藩一直担心捻军加入太平天国。在英法联军于1860年从北京撤出以后，他曾建议朝廷委派著名的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亲王对付捻军。僧格林沁跟捻军打了4年多，作战区域为豫南、皖北、鲁西和直隶南部。他在镇压捻军的作战中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于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附近遭到捻军伏击，并被他们杀死。

捻军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另立政权，并非专门针对朝廷，也没有试图在任何一个地方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一律骑马，手持刀矛，几乎没有装备火器。这样一来，他们就无力攻取围城围镇。但他们能够堵塞交通，破坏环境，使乡下人无法忍受。由于骑马，他们的机动性很强。当官军追剿他们时，他们的机动优势足以拖垮官军。在他们将被包围时，他们会化整为零，然后在远处集结。他们的首领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张宗禹。

太平军丢失南京之后，许多部队散布在长江以北，投奔捻军。从这时起，捻军使用的火器明显增加。他们很少吃肉，或者完全素食，靠吃核桃大小的面疙瘩维持生命。他们随身携带面疙瘩，食用前用水或肉汤煮熟。他们从不洗澡，替代办法是弄出一身大汗，然后用粗质毛巾擦干。

僧格林沁死后，朝廷命令曾国藩负责剿捻。曾国藩不大愿意挑这副担子，但他只得于1865年6月离开南京，率领9000名湖南士卒和2.2万名安徽士卒前往山东。他的部队共有3.1万人。他被任命为直隶、安徽、山东3省所有部队的最高统帅。［1］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致力于镇压捻军，把往日跟太平军作战的许多老部下召来协助自己。他也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并于1867年初获得批准，返回南京，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得到了一颗剿捻钦差大臣的官印。这样一来，他发布的命令，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就跟皇帝本人发号施令一样。他不仅是钦差大臣，还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不过由其弟在武昌的总督署代行他的权责。

那一年年初，捻军在鄂北吃了败仗，北进河南。不过，他们很快又向西运动，奔向处于回民运动中的陕西。朝廷大为震惊，惟恐他们与回民军携起手来。

当左宗棠从福州起程去上任陕甘总督时，他在江西南昌接到一份上谕，命令他加快行程，因为捻军就要进入陕西了。他于1867年1月31日抵达汉口，跟随他从福建而来的部队晚到1个月。左宗棠意识到，他必须首先镇压了捻军，才能够开始处理回民问题。不过，他似乎认为捻军蹦跶不了多久，特别是因为朝廷启用了帝国的所有大人物来对付他们。他在汉口埋头准备针对回民军的陕甘作战行动。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任务是长期的，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在过去几年里他已有足够的经验，体会到战前准备的重要性。他在汉口待了将近两个月，尽可能地集结装备，安排接收和供给。

左宗棠特别需要大炮。他在来到汉口之前就已经着手安排供给了。他早已派人打前站，当他抵达汉口时，许多事情已经安排妥帖。根据他的指令，汉阳的铁工厂已经生产出若干大炮、炮架、臼炮和炮弹。我们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获得了首个克虏伯炮队，但很可能他在汉口时就已下令置办了。他对外国的大炮非常欣赏，知道它们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武器，但他坚信中国人能够造出比当时的中国造武器更为适用的装备。他雇用了几名外国机械师当助手。梅斯尼（Mesny）说，他在汉口有一家工厂，其中接了左宗棠的许多订货。他为发射12磅炮弹的大炮制造了若干炮架，还制造了一些散弹、炮弹和臼炮。他还说，左宗棠对他非常满意，要带他一同去甘肃。［2］左宗棠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只是由于英国领事反对，他才没能成行。

左宗棠从他还是一名穷学生的岁月里就对西北深感兴趣。他阅读过所有能够找到的描述甘肃和新疆的书籍。他详细地研究过中国在中亚进行的战争，特别是康熙和乾隆在准格尔与喀什噶尔的战争。据《年谱》作者说，长城末端以外的西部土地，对于童年时代的左宗棠就具有格外的魅力。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加深对那里的了解，当他遇到曾在西部服务的人，不论是官员还是流放者，他都会提出有关那个地方的许多问题，例如道路、水流、山脉等等。如果得到了什么新的信息，他会立刻用笔记下。他搜集的有关西北省份和中国中亚地区的信息，对他而言可谓无价之宝。

他在汉口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概述他对局势的初步估计，报告他为平定西北将要采取的措施。该奏章的部分内容如下：

……窃维臣由闽启行，时念旧部分驻两省，得力将领除蒙恩简放实缺外，均已奏委署理要缺镇将，若檄调随征，则闽浙顿觉空虚，殊为可虑。虽各员告请西征，概未敢许。其所携以同行者，仅三千余人。奏请刘典帮办军务，亦仅令选募旧部三千人。初意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只可多挑营官、哨长之才，入秦后，再将陕甘现存各营兵勇分别汰留，而匀拨胆技稍优弁勇充当亲兵护哨，编列成营，以倡勇敢之气。庶臣部行粮可资节省，而陕甘饥军亦可渐有位置，两得之道也。

又，臣军频年转战东南山泽之乡，无须多用马队，每次上口采买，为数本属无多。当由闽拔队之时，以岭峤艰阻，水陆数易，所有战马驱以随行，必形疲乏，故遂留之闽中。原拟抵鄂后派弁上口采购；至鞍（革占）一切，又须在陕西制买。故前此预先陈明抵鄂、抵西安后，均不能无少耽延也。昨抵黄州，接见守令，始知捻逆大入鄂疆，汉、黄、德一带均形震动。复奉寄谕：窜陕捻逆又已扰及南山。传闻贼踪蔓延甚广，万骑纵横，鄂、陕官军均不得手。臣于二十六日相度营地，暂于汉口镇北桥口地方安扎六营。二十八日入驻新营，一面飞催刘典迅速选募成军，来鄂会队。并增调各营，于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惟马匹无从购觅，托官文代为搜索，亦仅得马二百八十余匹而已。谕旨敕臣由鄂入秦，先剿陕逆。此时臣军步队仅止三千余，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式尚未动工制造。所拟以制贼者步队、马队、车营，而皆无以应手，仓卒就戎，必贻后悔，臣不敢不慎也。

方今所患者，捻军、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谨即一面就地采买口马，练习马队，先造独轮炮车，暂应急需。俟所调各营取齐，由襄樊出荆紫关径商州以赴陕西，即古由武关入秦之道，沿途遇贼即击。比抵陕西，则制造双轮炮车，兼雇买车轮，俟采买口马到陕，增练马队，并习车营。一面开设屯田总局，相度秦、陇紧接要隘有水草可田可牧者开设屯田；一面汰遣陕甘各营，去疲冗，省军食，为久远之规。其愿留屯田者，编入册籍，指地屯牧；不愿留者，资遣散回各本籍，禁其逗留为患。然后军制明而内讧可以免，屯事起而军食可渐裕也。

甘省回多于汉。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戡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亦犹之江、皖布置周妥，然后入浙；浙江肃清，然后入闽；闽疆肃清，然后入粤。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

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臣已屡陈其利矣。汉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锐以自任，其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义。宣帝屡诏诮责，充国持议如初，卒收底定成效。可知兵事利钝，受其事者固当身任其责，至于进止久速，则非熟审彼己长短之形，饥饱劳逸之势，随机立断不能。此盖未可以臆度而遥决者也。

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所部均南方健卒，于捻、回伎俩并无闻见。若不慎之几先，加以迫促，诚恐所事无成，时局亦难设想。明臣孙傅庭催促出关，卒以致败，可为前鉴也。伏恳皇上假臣便宜，宽其岁月，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明军令。臣惟勉竭驽钝，次第规画，以要其成。剿捻、剿回均惟事机所在，若兵力未集，马队未练，屯务未举，车营未成，则无所借手以报君父。臣虽身任咎责，无补时艰。此则耿耿愚忱，有不能不预为披沥者。……

左宗棠在汉口时，家人从长沙赶来看他。《年谱》说，他与妻子的最后诀别是非常凄恻的。妻子竭力装作很快活，左宗棠百感交集，情不自已。二哥也来看他。左宗棠对二哥牵肠挂肚，因为二哥年老体衰，情绪低落。左宗棠分外殷勤，在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共进晚餐时，他吟诵了二哥几首诗作，开怀畅饮。随从们对大帅的行为大感吃惊，显然他们从未见过总督大人如此放纵——沉湎于诗酒。左宗棠此后与妻子和二哥再无重逢之日，在他征战甘肃的日子里，这两位亲人告别了人世。［3］

就左宗棠有过著述的波尔格写道：“他憎恶女性，不知是出于天性，还是出于成见。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他在许多年前把妻子送回娘家，而妻子的地位没有任何人来取代；就连他的母亲，在这个崇尚孝道的国度里，也待在湖南的乡村里为儿子的冷漠而伤心。”［4］

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偏偏误解了左宗棠的私生活。左宗棠给妻子的大量家书以及反复提及妻子的文字，表明她在左宗棠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左宗棠是一个爱家的高尚男人，遵循时代和民族的最高观念。他为环境所迫在妻子娘家住过几年，但此后他总是慷慨地供养家人。他未曾沉湎于女色，但因此就说他憎恶女性，未免夸大其词。左宗棠是一个干实事的男人，格外尽忠职守，他所从事的是战争和行政这样的大事，无暇置身于风花雪月。

捻军把豫西与陕东搅得动荡不安，朝廷大为震动。左宗棠接连接到北京的指令，叫他立刻北上。他于1867年3月29日离开汉口。除了一千名亲兵和一小队骑兵，他的部队兵力为7500人，分为3个师，分别由刘端冕、周绍濂与杨和贵统领。他命令这3个师通过荆紫关进入陕西。左宗棠自己前进比较缓慢。他在德安与樊城小作停留，然后沿着两省交界处河南一侧的道路北进潼关。他于1867年7月19日抵达潼关。刘典率部驻扎此处，刘松山驻扎在陕西东部，他所率领的部队，是已经跟捻军作战两年之久的一支劲旅。

捻军在陕西人数众多，左宗棠决定堵塞通向河南的道路，把捻军留在陕西。他命令当时驻扎陕南的部队向渭河推进，阻截反军南下。山西清军奉令控制黄河沿岸，防止捻军踏入山西。朝廷担心捻军与回民军联合，左宗棠似乎并不为此烦恼，他的作战方案恰好是要把捻军驱入回民军之中。他充分意识到所有造反派都有独立主义的倾向，也许他认为这是消灭他们的最佳办法。

这一年的夏季和秋季，他的行动是非常审慎的。陕西已经完全糜烂，只要不让捻军回到他们在东部经常出没的地方，就不必性急。捻军奔入陕西，实际上简化了左宗棠的问题。他们现已分为两股，东捻已被李鸿章在山东紧追不舍，而西捻就在陕西。东捻在年末已经溃散。10月份和11月份，西捻非常活跃，向北突进，远达绥德。他们没与回民军联合，于12月初沿黄河西岸南下，明显企图渡河入晋。《年谱》说，他们在宜川集结，踏着河上的冰层进入山西。

左宗棠现在不得不打起精神了。他留下刘典指挥陕西的部队，自己率领刘松山和郭宝昌的部队渡过黄河。他试图包围捻军，但他发现这支造反武装跟太平军大不相同。他们行疾如风，几乎赶在左宗棠动身之前就越过了晋南，进入河南。他为自己追击失利而感到奇耻大辱，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请求最重的处罚。他被罢免所有的官级和荣衔，但仍然留任总司令。

很明显，由于李鸿章在鲁西和豫北部署了兵力，捻军很难越过黄河南下，他们最可能选择的方向就是北进直隶。左宗棠派刘松山从北边的一条道路翻山进入顺德府，企图从北面拦截捻军。左宗棠率其余部队追入河南。他经过怀庆，在卫辉县与捻军有过几次小的接仗。捻军这时向北挺进，行军飙疾，在刘松山到达之前就经过了顺德府。不过，刘松山对捻军紧咬不放，而左宗棠也从卫辉尽快追了上去。李鸿章的部队沿着大运河从山东北进。捻军进入保定府境内，离北京只有250里，官军仓促之间集结的部队来不及阻挡他们北进。

我们猜想，北京周边部署了几万名满洲旗人，其中许多是骑兵，应该会迅速歼灭捻军吧？可是北京已经慌成一团。皇帝显然信不过满洲武士。他谴责大员们把捻军放进了徽辅。被罢免的有直隶总督官文，一个满人；河南巡抚李鹤年；还有李鸿章。左宗棠已经无官可免。

左宗棠于2月15日抵达获鹿。他很快就与捻军在保定府东南方接仗，7战连捷，把敌军赶到了滹沱河以南。左宗棠与李鸿章明显缺乏协调。左军从晋南长途追击而来，肯定已经精疲力竭。捻军渡过滹沱河以后，左军没有追压上去，于是捻军在3月底抵达大运河东岸山东与直隶交界处的东光与吴桥。

作战拖延下去，直到春洪爆发，洪灾比往年都要大，迫使捻军无法行动。他们被包围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什么也无法拯救他们，只有官军将领之间无人不知的摩擦才是他们的生路。1868年8月，他们渡到大运河以西，很快就被逼到暴涨的徒骇河边。著名的捻军首领张宗禹在逃跑时溺水而亡，他的部队全军覆没。这就是捻军的最后结局。

大功告成，皇帝大喜，恢复了各位大员的官职和荣衔。梅斯尼说，许多捻军被左宗棠和李鸿章收编。李鸿章收编的捻军后来被称为“李羊”。

左宗棠到天津小住几日，然后进京觐见。他得到了两宫太后的召见。作为皇家恩宠的标志，他可以骑马进入紫禁城圣地。像通常一样，召见由慈禧太后主持。她向左宗棠提了一大堆问题，涉及征战和各类事务。最后她转到回民的问题上来，突然询问左宗棠需要多久才能恢复陕甘的秩序。左宗棠未料到忽然会有此一问，迟疑未答。2年？3年？他很快就否决了。问到最长期限，他断然回答：“5年。”

◇平捻作战示意图

慈禧的声音混杂着惊诧和懊恼：“什么！5年！需要那么久吗？”

左宗棠说，事体极大，而他才干太小。他这样的人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必然需要时间。召对过后，一些官员嘲笑他，说他自以为能在5年内扑灭回民运动，是不自量力。他们想，太平天国对朝廷的威胁持续了16年，捻军驰骋数省长达15年，而回民已经闹腾了7年之久。左宗棠说，他对太后的问题毫无心理准备，殿堂之上，他总得给个答复。脑子里忽然闪过“5年”二字，现在看来他是自作自受，不得不勉力为之了。［5］

左宗棠利用他待在京城的日子提出西北征战急需经费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钱。10月1日，他提交一份奏章，议论陕甘的局势。他写道：

奏为陕甘饷源奇绌，请旨敕下军机大臣，会同户部筹议指拨实饷，以莫危疆，仰祈圣鉴事。

窃陕甘筹饷之艰，天下共知。其所以异于诸省者，地方荒瘠，物产非饶，一也。舟楫不通，懋迁不便，二也。各省虽遭捻逆、发逆之害，然或旋扰旋复；或腴区被扰，瘠地犹得苟全；或冲途被扰，僻乡犹能自固。陕甘则汉回错处，互相仇杀，六七年来并无宁宇。新畴已废，旧藏旋空，搜掠既频，避移无所。三也。变乱以来，汉回人民死亡大半，牲畜掠食鲜存，种艺既乏壮丁，耕垦并少牛马，生谷无资，利源遂塞。四也。兵勇饷数，各省虽赢缩不同，然日食所需，尚易点缀，以粮价平减，购致非难故也。陕甘则食物翔贵，数倍他方，兵勇日啖细粮二斤，即需银一钱有奇，即按日给予实银，一饱之外，并无存留，盐菜、衣履复将安出？五也。各省地丁、钱粮之外，均有牙厘、杂税、捐输各项，勉供挹注。陕西厘税每年尚可得十万两内外，甘省则并此无之，捐输则两省均难筹办。军兴瘠久，公私交困。六也。各省转运虽极繁重，然陆有车驮，水有舟楫，又有民夫足供雇运。陕甘则山径荤确，沙碛荒远，所恃以转馈者，惟驮与夫。驮则骡马难供，夫则雇觅不出。且粮糗麸料，事事艰难，劳费倍常。七也。用兵之道，剿抚兼施。抚之为难，尤甚于剿。剿者，战胜之后别无筹画；抚则受降之后，更费绸缪。各省受降，惟筹给资遣散，令其各归原籍而已。陕甘则衅由内作，汉回皆是土著，散遣无归，非筹安插之地，给牲畜籽种不可。其未及安插之先，非酌筹口食之资不可。用费浩繁，难以数计。八也。陕甘用兵颇多，为时又久，乱后荒瘠殊常，购粮不易。各军每于人烟稍密、种植稍多地方，随宜安扎营垒。始犹借称保护庄稼，给钱办粮，继则捐派民间，不给价值，甚且搜掠殆尽，民不敢争。以致转徒流离，变而为匪；或被逆回蓄养，苟且偷生，甘为从教之人党恶助逆。章奏中所称甘省饥民、土匪大率此类居多。若不及早核实汰存，予以实饷，俾其有所借口，则军令有所不行，垂尽之残黎靡有孑遗，未荒之土地尽成榛莽，而西垂之事不可复问矣。臣之立意仿汉赵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戡定之计者，区区之愚，盖以办回逆与剿群寇不同，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

通计陕西每年缺饷一百五六十万两，甘肃每年缺饷二百余万两，而屯田之资、抚辑之费不与焉。兹幸捻逆荡平，海内兵事渐息，饷事亦借资周转。合无仰恳天恩，敕下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酌议筹拨陕甘的饷，俾微臣得从容整理，以莫危疆，则陕甘军民共戴皇仁于无穷，而臣亦得仰赖鸿施，稍宽咎责矣。其刘松山一军饷需向由两江接济，曾国藩于此军始终加意保全，并无延误。臣前已附片陈明，未蒙宣示。兹马新贻调督两江，应并恳圣慈敕下督臣照常协拨，俾得有所展布，不胜钦感之至。

所有陕甘饷源奇绌，请敕会筹指拨实饷情形，谨据实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以上就是陕甘的事态，说得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但没有任何夸张。左宗棠要求，除了目前的军费开支外，每年另拨350万两银子，还要再拨一笔重建费用。户部决定同意拨给他额外的100万两银子做军费，但不同意拨给重建费。此时此刻，他肯定觉得对付户部比对付回民军还要难。他于10月4日从北京起程前往西安时，心情一定十分沉重。

捻军刚被剿灭，左宗棠就命令部队返回陕西，其中一些部队奉命进入山西，等待平回作战的总攻击发起。左宗棠于1868年11月26日抵达西安府，立刻投身于战前准备。

注释：

［1］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军天国》，第299页。

［2］《梅斯尼杂录》，第6卷，第44页。

［3］《年谱》，第4卷，第19页。

［4］波尔格：《中亚问题》，有关左宗棠的章节，第383页。

［5］《年谱》，第4卷，第48—49页。

第八章　中国的回民与回民运动的肇始

几乎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先知的追随者。在这种新的宗教到来之时，阿拉伯和东南亚之间已经有了明确的贸易和旅行路线，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广州市。阿拉伯商人在沿海城市和东印度诸岛非常著名。这些商人属于第一批伊斯兰教信徒，并非没有可能。不过，是否如同中国的回民历史学家所说，中国早在隋朝（581-618）就存在真正的伊斯兰教徒，还是值得怀疑的。穆罕默德（567-632）直到610年还只有为数不多的信徒，直到616年才开始公开宣讲他的使命。在618年以前，如果说会有一两名早期信徒来到中国，可能性是不大的。

无论如何，在唐朝（618-905）早期，先知的信徒们在中国的人数已经为数不少。第一批以可观人数来到这个国家大约是在公元757年，巴格达的伊斯兰教国王应肃宗皇帝所请，派出大约4000名穆斯林官兵，协助唐朝镇压一次造反。事情平定后，这些军人决定留下，娶了中国妻子，成为中国的常住居民。在唐朝末期，许多穆斯林从中亚进入中国。这种移民在接下来的宋朝（960-1279）继续进行，只是规模较小。到了元朝（1271-1368），中国与中亚穆斯林国家交往极为自由，几万名穆斯林在蒙古军队中服役，另一些穆斯林在机遇和贸易的吸引下进入中国，庞大的回民人口分布在中国各处。明朝（1368-1644）照样接收回民，他们的人口增速很快，特别是在甘肃、山西和云南。

中国人早就以对各种宗教观念的包容力而著称，对回民没有特别刁难。他们可以参加帝国的科举考试，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官职。在中国认识穆斯林的一千年内，直到1644年为止，没有关于中国穆斯林暴动或造反的记载。在唐朝、宋朝、元朝和明朝，没有出现麻烦的迹象。

在随着满人进入中国而发生的战争中，穆斯林似乎以不小的热情支持明朝。这无疑激怒了满人，而且与后来满人对穆斯林的态度有很大关联。摩擦从满人时期之初就有了，而且带有血腥味。

1648年甘肃回民第一次起事，回民在兰州杀死了巡抚和提督。1650年在甘肃东南部的巩昌府发生了暴动。这些暴动都被严厉地镇压下去，此后直到1781-1785年，没有发生大麻烦。西北的回民在80年内相当安定，接着就爆发了1862年至1877年的回民运动。根据左宗棠对其起源的叙述，当时有两位满拉（先生）从新疆西部来到甘肃，一位叫马明心，另一位叫苏四十三，声称他们接收了有关真教的启示，吸引了一批信徒，于是回民中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朝廷最后被迫插手，接着与回民的所有派别发生纷争，一直延续4年之久。但是乾隆爷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尽管他镇压了新教派，但是到了嘉庆（1796-1820）治下，又有两名满拉复活了已被镇压的新教，一个姓穆，一个名叫马二。到了回民运动的时候，新教已经有了大批追随者，左宗棠声称他们分布在伊犁至吉林之间，北京也有几千人。按照左宗棠的说法，旧教派和新教派的区别在于：老教诵经时端坐，合掌向上，置于面孔之前，抬眼向上，由一个人诵读，送葬不脱鞋；新教诵经则是两掌向上而不合，大家一起诵读，头摇而肩耸，送葬要脱鞋。

回民运动时的新教大首领是马二之子马化龙，运动的中心是金积堡，黄河西岸边的一个回民城市，位于宁夏以南约50英里处。1000多年以来，它一直是一个回民中心。马化龙不是凡人，他具有支配信徒的神奇力量。新教信仰的一个奇妙特点就是马化龙能够赦免罪过。左宗棠又说：

臣于金积各犯解讯时，细心推鞠，有供马化龙能知未来事者，如远客来访，必预知同伴多寡之数；从前官军攻剿宁、灵，马化龙父子兄弟悉众抗拒，预言官军将退，回民无事之类。有供称马化龙时露灵异，疗病则愈，求嗣则得之类。有供称马化龙于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陈过犯，罚挞皮鞭，代为忏悔，即可免罪之类。

左宗棠认为马化龙是帝国最大的骗子，他的动机完全是为了图利，他利用自己对于甘肃回民的强大号召力来聚敛巨财。

我们很难估算1862年回民运动时陕西、甘肃和新疆回民的人口约数。但是可以间接地推算。在这场战争中回民遭到的屠杀是骇人听闻的。左宗棠说，在陕西，10个回民中有9人死于战争、疾病与饥饿。［1］有人估算，甘肃的人口从1500万减到了100万，而回民的人口减少了2/3。［2］这个估算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可以肯定，回民的人口远远超过了汉人，如果所有的汉人都被杀掉了（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而死去的回民只有2/3，那么该省幸存者的比例就会多于1/15。如果甘肃战前的人口为1500万，那么甘肃回民的死亡率就会跟陕西回民一样为9/10，因为所有的资料都表明，回民运动结束时的人口不会超过100万。

自从1860年以后，再也没有人数可观的移民进入西北，刚好相反，倒是有不少人迁移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布鲁霍尔是研究中国回民的最细心的学者，他在1910年前后的著作中，估计当时陕西、甘肃和新疆的回民，最小人数为302.6万人，最大人数为64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最大估数与其他作者的估数相比是比较保守的。考虑到当时的各种因素，1910年的回民人口是否恢复到了1860年人口的1/3以上，还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如果把布鲁霍尔估数的中间值取为1910年的可能人口数，那么据保守的估计，1860年陕西、甘肃和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应该为1500万左右。

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使大家都知道朝廷已经虚弱、无能和腐败，大清王朝正在迅速分崩离析。

1860年，一大股对抗政府的武装，有人说是太平军，侵入陕西南部。该省的清军无法进行有力的抵抗，当局组织一支民兵来驱逐入侵者。在这支民兵中，汉民与回民组编在不同的部队里。不久双方就发生了争执，互相指责，都说对方在战斗中没有尽责。不论是汉人部队还是回民部队，究竟是否打过什么大仗，是值得怀疑的。入侵者打着太平军的旗号，在几个月后就离开了陕南，但和往常一样，他们引起了动乱。民兵组织仍然是地方自卫的措施。汉人越来越觉得回民曾秘密协助太平军。双方已经剑拔弩张，但仍然没有料到，一件很小的事情会引发冲突。

据说在1862年春季，陕西东部华州的一些回民，没有得到竹林主人的同意，砍了汉人村庄附近的几根竹子。回民说，那些竹子用于修筑栅栏——共同防御的工事。知州不敢惩罚砍竹人，却提议屠杀砍竹现场附近村庄里的回民。屠杀执行了，结果成为点燃反抗之火的火花。1862年3月26日，华州地区的所有回民武装起事，进行了三天三夜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可用的少量官军部队被击败了，几天之内全省都燃起反抗之火。汉人和满人，一经发现，便被屠杀，不问年龄性别。只有大约2万名汉人基督徒得以幸免。尽管陕西的回民只占少数，但汉人都吓呆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围城和围镇能够提供防御，大多数汉人和满人逃过了第一波攻击，但是乡村里的屠杀骇人听闻。

省级当局束手无策，中央政府正在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云南的造反者。这场运动波及全省，最得力的地方当局也只能死守围城而已；他们没有兵力派往周边的乡村。更有甚者，在整个西北，官方的一多半驻军都是回民。驻军不忠于朝廷的第一个信号从西安发出，这里驻扎的一支由回民组成的大部队离开了城市，去加入他们的同教中人。

在曾国藩手下有过显著战绩的满人将领多隆阿，奉调离开曾国藩的部队，奔赴陕西去执行上谕规定的任务。他雄赳赳地前往陕西，当即大加杀伐，杀死他能抓到的每一个回民，无分老幼，不论男女。但是这支军队兵力还不足以完成既定的任务。回民开始集结为大股部队，首领们从这些集团中脱颖而出。多隆阿很快就被迫把作战局限于西安城外的邻近区域。

回民运动很快就向西发展到甘肃。到1863年底，全省除了围城以外，全部落入回民手中。又从甘肃发展到新疆，乾隆于1760年在那里恢复了中国的主权，100年来，中国在那里的统治未曾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国政府在这个地区总体上施行仁政，这里的回民和汉民之间没有盛行于陕西与甘肃的明显对立。这个地区的所有驻军都是回民，同时有满人和蒙古人官兵散布各地。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总部设在固尔扎。

发生在甘肃的事件很快就动摇了西边的回民，他们相继在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玛纳斯和吐鲁番起事，照样屠杀汉人、满人和蒙古人。喀什噶尔和伊犁也开始起事。伊犁河谷的屠杀非常严重，因为这个区域有较多的汉人、满人和蒙古人居民。乾隆所建的固尔扎新城有大约7.5万人，遭到彻底摧毁。到1864年底，从潼关到帕米尔的清朝当局被局限在陕西和甘肃的几座围城之内，在整个新疆几乎只剩下了一些遗迹。

战争在陕西缓慢进行，清军不时从围城中发起一些突击。对运动的镇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多隆阿于1866年被回民俘获斩首。

◇回民运动范围示意图

1864年，朝廷派杨岳斌到兰州出任陕甘总督。此人曾在曾国藩的水师中大战于长江而扬名立万，与太平军作战勇气非凡。他不是书生，起家行武，却登上了总督高位。然而他显然眼光有限，属于只能当僚属的那一类人。作为长江上的一名司令官，协同陆军作战，他是无与伦比的。作为甘肃的总督，仅仅隶属于远在北京的天子，无人为他出谋划策，他就找不到北了。不久他就被免去了职务。宁夏满人驻军的司令官穆图善将军被任命为总督。

按照安德鲁斯的说法，穆图善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人，［3］但左宗棠认为他既无智又无勇。

左宗棠认为他软弱无能，甘愿被回民首领所愚弄。穆图善的确致力于保住兰州，他对回民进行安抚，也许是为了不让他们全部集合到某一个首领之下。然而，一座又一座大围城落到了回民手中，最后只有北部的甘州、省会兰州和东部的平凉坚守下来。局势已经糜烂不堪，据说甘肃西部西宁的陷落，居然3年未向北京报告。［4］很明显，只要穆图善哪怕有一点点镇压回民运动的表现，他都不会受到降职处罚。1866年秋天，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而穆图善被降为甘肃巡抚。

从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之时起，直到他抵达西安为止，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有一年半他在与捻军作战。不过，在他从潼关渡过黄河亲自上阵打捻军的时候，他指令刘典代他负责指挥陕西的征战。后来他把刘典推到了陕西巡抚的位置上。左宗棠在山西、河南与直隶追逐捻军的时候，刘典也没有闲着。他肃清了陕南和东起潼关西至甘肃边界的渭河流域，保障了西安以东的道路通畅。陕北仍然被造反军占领，沿陕甘边界他们兵力甚众。

甘肃的局势很难充分评估。除了平凉城、兰州城和甘州城，全省都在造反军手中。兰州及其东部偶尔也能交通，而顺黄河而下直至包头的路线仍然畅通，尽管河道几乎就在甘肃最强大的回民堡垒金积堡的城墙下面通过。

甘肃的回民势力有4大中心。西北的金积堡是新教的中心，而新教的领袖是马化龙。第2大中心是兰州西南边的河州。河州回民多数是旧教信徒，服从马占鳌的指挥。第3大中心是兰州以西的西宁，这个地区的主导人物是马尕三。第4大中心是甘肃西北部的肃州，那里的领导人是马文禄。西宁和肃州的回民多数倾向于新教。不过，在整个回民运动中，4大中心没有显著的协同。甘肃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是马化龙和马占鳌，但是他们并不十分投机。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援助是间歇性的，而且成效不大。

马化龙是回民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但他的地位不容易看懂。很明显，他鼓励、支助、推动运动长达约7年之久，但在朝廷看来他是个友好人士，站在帝国大业的这一边。穆图善在宁夏时显然跟他混得很熟，对他充分信任。可以肯定，这就是那么多年来兰州以下的黄河河道保持畅通的原因。马化龙如此扮演两面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这场回民运动留下的一个最大的谜团。

◇左宗棠征战陕西示意图

新疆的局势跟甘肃大致相同。主要的中心是哈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但三者之间没有任何合作，而且都对甘肃发生的事件麻木不仁。在伊犁河谷，回民内部的纷争十分激烈，以至于俄国人抓住机会干预，占领了整个河谷。一浪又一浪的运动从陕西扩展到帕米尔。虽然局势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只有塔里木盆地出现了一个政治实体。阿古柏建立了喀什噶尔王国。

注释：

［1］《年谱》，第5卷，第33页。

［2］安德鲁斯：《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第155页。

［3］安德鲁斯：《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第81—83页。

［4］普列捷瓦尔斯基：《蒙古》，第2卷，第124页。

第九章　陕西和甘肃东部的平回作战

左宗棠于1868年11月26日抵达西安，立即着手为平定陕西所做的军事准备。这时该省的局势大致如下：整个陕北，除了几座围城，都在回民军和无名反政府武装的手中，那些武装由几名首领指挥，号称超过10万之众。在甘肃东部以及向东直到凤翔、邠州和鄜州，有超过20万人的回民部队。陕北的清军驻防部队仍然据守着宜川、鄜州、延安和榆林。榆林位于将陕西和蒙古分隔的长城边，由满人将领金顺驻守，此人后来在左宗棠手下赢得了很大的声望。渭河流域在左宗棠直接指挥之下的部队总计70营，他还有50个营在刘松山指挥下在山西（原著为“陕西”，似应为“山西”。——译注）集结。他的兵力总计约有6万人。

左宗棠的作战方案是：派出劲旅增援宝鸡、凤翔、汧阳、陇州和乾州的驻军，使他们能够阻止回民军沿渭河进入陕西中部，而他就能使用主力肃清陕北。他对陕北的计划是派4路大军挺进这个地区。张曜率领刘松山大军的一支部队从保德渡过黄河，沿长城向西南突进，以减轻金顺在榆林的压力，然后继续奔向西南。刘松山在汾州以西渡过黄河，攻占绥德，在横跨陕北的贸易大道上向西挺进。郭运昌从同州北进，通过宜川，抵达延长，然后向西越过延安。第4路由3名将领统领，在宜君集结，向北推进，穿过鄜州，挺进甘泉，其中一支从鄜州转头西进，另一支部队驻守甘泉，第3支部队从甘泉西进。

左宗棠经常遭到同时代人的指责，那些人多数在北京，说他拖沓疲软，行动迟缓。就连拜伦·冯·利希霍芬也于1872年在西安写道：根据一般报道，左宗棠直到那时的作战明显的效率太低，行动迟缓，缺乏活力。［1］

左宗棠在11月份的最后几天里抵达西安，刘松山于1869年1月16日在汾州以西渡过黄河，向绥德进发。张曜大约同时从保德渡河，向榆林突进。南边两路的出发日期没有记载，但从惯例来看，显然4路人马都在1月15日前后几天踏上了征途。很明显，任何一位将军，能够从他抵达前线的7周内，从相距如此遥远的几个地点发出4路兵马，肯定是不缺乏活力的，何况行军的地形非常不利，而当时中国西部的交通状况又是那么糟糕。

集结在绥德的造反军被刘松山击败，损失了6000人。他们放弃绥德，向西逃窜。刘松山紧追不舍，重创逃敌。他们在镇靖堡停下来，刘松山已经逼到跟前，他们提出投降。这支武装的主要首领是一名姓董的回民，他是造反首领董福祥的父亲。刘松山赦免了所有的降军，镇靖堡于1869年1月30日归顺朝廷。

与此同时，张曜把反军从榆林赶走，继续前进，与刘松山这一路会合。他们推进到定边，这里的反军，包括董福祥，也效法镇靖堡投降。《年谱》作者说，10万反军于2月5日寻求并得到了刘松山的赦免。董福祥进入了帝国军队，为官方的老板们提供出色的军事服务，后来于1900年指挥义和团攻打各国公使馆而声名大噪。

刘松山取得了一场大捷，但未免华而不实。许多投降的反军很快又在阻塞他的交通线，或者向南游动，对抗左宗棠的另两路兵力。刘松山留下一支部队驻守定边，自率主力返回靖边。他从靖边东进安定。这是一个居中的地方，刘松山在这里肃清陕北，并与北上的部队协同作战。最艰巨的任务似乎落到了郭运昌这一路头上。

在地质学上的遥远过去，陕北和甘肃就是一个山区，表面覆盖着深达几百英尺的黄土沉积。这种沉积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腐蚀性。它的特征是垂直开裂，黄土覆盖地区的每一条溪水和沟渠都面对着一堵垂直的黄土墙，往往高达200英尺。在河流与较大的溪水两侧，土墙有一定的坡度，形成一系列表面垂直的阶梯。原有的山脊和山峰被风化剥落了黄土。结果是，道路跟随山脊或山谷起伏，山脊很少，山谷众多。山谷的道路离开大溪流之后，就会沿着沟渠延伸，通常只有几码的宽度，接连几英里两面都是峭壁耸立，高达数百英尺。

对于游击战而言，这是理想的地形；对外来的攻击部队而言，由于官兵都不熟悉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就会感到非常吃力。离开了大溪流的宽敞峡谷，夜行军会格外困难，哪怕没有敌军存在。郭运昌的行军路线往往跟山谷之路和峡谷之路成直角，而且地势太低，无法走上为数不多的山脊，行军速度自然非常缓慢。从宜川出发的第4路兵力较为幸运，北上的道路直到甘泉为止都是从西安向榆林铺修的大马路，已经使用过3000年以上。

在这4路兵力分头扫荡前进之前，敌对武装在经过多次作战之后，被迫撤出陕西，进入甘肃。这次战役在1869年5月15日达到高潮，从甘泉开出的魏光焘部在保安包围了几千名敌军，将之全部歼灭。到6月1日为止，陕西稍具规模的敌对武装已被全部肃清。

然而，在左军肃清陕西的时候，左宗棠被许多麻烦所困扰。他于3月22日在陕西乾州建立大营。3月25日，刘松山的老湘军发生了严重的兵变。兵变的部队驻扎在绥德境内的交通线上。据说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道路旁，受到许多回民间谍（似应为哥老会成员。——译注）的煽动。他们对官兵说：“你们从家乡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吃了不少苦头，越往西去，困难更大。”此事影响到清涧的部队，这里的变兵杀死了将领高连升。刘松山从安定飞速赶到兵变现场，采取断然措施，很快恢复了秩序。

然而，这边的事情还没搞定，消息就传到了北京，事实被大大夸张。按照报告人的说法，左宗棠的整个部队都兵变了，或者处在兵变的边缘。一位御史上奏皇帝说，不能指望南方的部队用于西北，他们都会开小差，应该招募北方的士兵来打这场战争。

曾国藩立刻插手了这件事。他对左宗棠并不友好，但刘松山是他的爱将，他极力为刘松山辩护。他还反击了所有对湖南人的指责。他向皇帝保证：这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左宗棠奉命写一份完整的报告，这时他已可以报告一切都已处置妥当。他处死了77名哗变首领，把少数军心不稳的部队分解开来，将士兵编入忠实的部队。不过，这给左宗棠的众多敌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总是忘不了这个事件。

高连升的死令左宗棠大为伤感。一天夜里，天将拂晓，他在大营里撰写一篇悼念高连升的文章。一只小鸟飞进屋里，栖息在他附近的地方。一名传令兵抓住小鸟，拿到户外放走。几分钟后小鸟又飞了回来。传令兵又将它抓到户外，小鸟的喙咬住传令兵的手不放，似乎不肯离去。此事令左宗棠感慨不已，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觉得那是高连升的灵魂来看望他。［2］

户部的麻烦很快也来了。左宗棠120营部队的开销，每年需要460万两银子。其中有150万两，或者说大约1/3，要归在“运输”项下。这些资金按照户部的指令由若干省份提供，如果任何一个省份延缓了供支或者干脆不予提供，左宗棠也无计可施。他的权力不能超出陕西和甘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要求任命一位钦差大臣驻扎西安，打理银钱事务。朝廷把袁保恒派到西安，负责接收所有资金，并且监督陕西的开支，但不管甘肃。左宗棠负责监督甘肃的开销。钦差大臣是帝国的最高官职，但他的管辖权只限于任命书中指定的职责范围。袁保恒的情况跟民事和军事行政毫无关联，他只是一名财政代理人。不过，他的话代表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他要求一名省级官员解释为什么没有为陕甘军队提供指定的金额，那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无视一名总督的要求无关紧要，但面对钦差大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回民军被赶出陕西之后，左宗棠准备向甘肃推进。1869年6月28日，他把大营移扎甘肃边界的泾州。他准备大干一场，扫平回民大堡垒。他把金积堡中心放在首位，决定集中兵力击败那一地区的回民军。他不知道马化龙是何许人物，但他断定此人就是甘肃回民的首领，于是决定从这里下手。

马化龙很快就发现他面临的对手在能力上与杨岳斌和穆图善不可同日而语。左宗棠打算分3路向甘肃进兵，一路溯渭河而上，一路沿着西安—泾州—平凉—静宁—安定—兰州的老官道进军，另一路从陕北开往金积堡。北路的兵力最强，是第一阶段战役的主力。

左军驻守着甘肃东部的秦州、灵台、泾州、平凉、庆阳、宁州、正宁与合水，而在陕西西部和北部的所有城市都有重兵驻守。左军有3条交通线，南路的交通线是从西安沿渭河向西；中路的交通线是从西安起始的官道；北路的交通线起自山西的汾州，通过绥德，直达靖边。《年谱》没有记载左宗棠投入甘肃野战的部队有多少人，但因他要留下大量部队驻防，还要维护已经延长的交通线，他的兵力肯定已大大减少。他能用于前线作战的部队，很可能不多于3.5万人。

这个作战方案实际执行的总体部署如下：［3］

一、刘松山沿长城之路推进到灵州和金积堡。张曜和金顺率领一支骑兵沿黄河东岸直奔磴口，渡过黄河，在宁夏以南作战。

二、中路部队又分为两路：魏光焘西进庆阳，刘端冕分兵驻扎合水，雷正绾与黄鼎在平凉作战，向固原推进。

三、秦州的吴士迈阻止回民军顺渭河而下进入陕西。

四、马德顺留驻灵台作为后备队，策应南北两路。

五、左宗棠把甘肃清军分派几营前往甘肃东南部秦岭以南的徽县，防止回民军翻越山岭进入渭河河谷。

整个夏天在战役准备中度过。在这个时期，各路兵力进展迟缓，很可能是因为夏季的雨水令甘肃东部的道路几乎无法通过。刘松山肩负最艰巨的任务，战役要从他那里打响。他于1869年9月2日抵达花马池。9月6日，他开始进攻，于第二天在花马池以西击败一支回民军。由于很难理解的原因，他放过了灵州，于9月12日占领吴忠。马化龙造成金积堡附近地区被洪水淹没的局面，派出回民部队截断刘松山与陕西的交通线。将近1个月时间，刘松山陷在吴忠，行动不便。马化龙似乎在运用智力对左宗棠和刘松山施压。他有朋友帮他说话，连北京都有，说他不是造反派。他让归化的鞑靼将军向皇帝上奏指责刘松山。对刘松山的指控是：屠杀居民，杀降，逼迫爱好和平的回民运动。甘肃巡抚穆图善向皇帝报告：

……忽接马朝清（即马化龙。——译注）函开，提督刘松山带领大兵突抵吴忠堡，率行抢杀，有不分良莠之意，难免已降回民猜疑，聚众滋事，邀请胡昌会仍回金积堡商办等语。胡昌会正拟前往，又闻陕甘回众已麕集金积堡，有与大兵接仗之事，尚不知大局如何，呈请核办前来。

◇1869年秋天甘肃东部作战方案示意图

臣查左宗棠派刘松山一军由北进逼，原系追击董志原窜贼，免致蔓延为害。该署总兵胡昌会所请各该头目俱愿投诚，固难保非势穷乞降，藉缓我师，惟查灵州回绅马朝清即马化龙本系营弁，自宁夏郡城失陷，被逆回马兆沅遏胁，致灵州复行变乱，其时尚知约束金积堡回民，不许出外滋事，事先向雷正绾、曹克忠两营求抚，交银交粮后，曹克忠带兵进扎滚泉，该绅恐回众疑惧，上禀谏阻。曹克忠等不从，致陕回拼死抗拒，大挫兵威。而马朝清仍劝谕本堡回民安静待抚，并设计将马兆沅杀毙。追臣奉旨督办军务，该绅复具禀乞诚。初次捐修渠工银八千两，米十五万斤，并呈缴器械马匹多件。嗣该绅安辑地方，保卫汉民，劝导回众投诚，擒斩叛乱陕匪，曾蒙恩赏加提督衔，是马朝清之深明大义，矢志靡他，证之前事，已可概见。今官兵行抵吴忠堡，如果率行抢杀，则金积堡与灵州均唇亡齿寒，自不免群生惶惑，铤而走险，势所必致。

臣不敢谓宁堡已降之回皆良民也，但无事之日，善者相安，恶者自隐受其制，若兵自外来，事起仓促，居民不知其意之所在，善者固不免惊疑，恶者亦必图一逞以自快，彼时各头目如马朝清等虽可信其立志坚定，而教下人多情急变生，必致理喻势禁，两为束手，即能大获全胜，而已上干天地之和。若官军稍有不利，回氛四起，东路未定之盐、固，西路已抚之肃州，皆成变局。

……左宗棠剿而后抚，亦未必能坚固回民之信。臣虽将交卸，不敢知而不言，除飞饬胡昌会督同马朝清仍行妥为开导弹压本地回众，毋得妄起猜疑，并确探北路进兵情形，另行奏报外，为此附片密陈。

这些奏折牵涉到左宗棠，他奉命对刘松山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做出详细的报告。当左宗棠看到这些对自己策略的攻击时，大为气愤。他没有进行什么调查，他心里完全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他对马化龙的评价是：此人是帝国最危险的人物，是这次运动的首领，他掠夺汉人的妇女和财产，关在金积堡，把那些女人分配给自己的信徒，而男性汉人则被迫成为回民的苦力。他还说，在宁夏和金积堡的方圆几百里内，几乎找不到一个自由的汉人，几个月来马化龙一直在加固金积堡，收集武器和弹药。

左宗棠极力为刘松山辩护，给予他最高的评价：“至刘松山为人，忠勇而明方略，当时诸将实罕其比。即如此次大捷，正奇迭用，他人得其一已为奇功，而所陈战状，语语切实，绝少矜张，亦可概见。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识拔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能及，上年曾举以入告。”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他和曾国藩就什么事情达成一致，那件事就不可能出错。

马化龙声称陕西回民是坏人，煽动他的金积堡居民，他也无法控制。10月初，这些陕西回民对吴忠的刘松山部发起猛烈攻击。老湘军发起反攻，全线向南，朝金积堡推进。10月27日，他幸运地截获马化龙写给另一位回民将领的信函，其中提到了协调所有回民军对左军发起攻击。不过，这封信函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盖有马化龙作为所有回民最高统帅的印章。

中国人对印章最为看重，他们对此信非常重视。它被当作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说明马化龙在耍两面派，说明他是这次运动的领袖。左宗棠派加急信使将此信送到北京，同时命令刘松山发起总攻。信函和印章完全说服了天子，上谕下达，洗清了刘松山的所有疑点，把马化龙及其所有信徒视为敌人。［4］

刘松山的眼睛现在盯着灵州，于11月2日夜间攻占该城。11月5日，他恢复了向南的攻击。金积堡座落在一块小平原的南部，南、东、北三面群山环绕，西对黄河。灵河从南边钻入群山，被引向整个平原，灌溉耕地。这是一片非常肥沃的土壤，在回民运动期间养活了大批的人口。这里有3座城市——灵州、吴忠和宁灵，还有许多村庄。整个平原沟渠交织，所有的村庄都修筑了工事，回民修建了无数堡垒，封锁通向金积堡的每一条道路。金积堡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上千名商人来到这里，跟蒙古交易茶叶和盐。这是一座纯粹的回民城市，没有汉人官员在此驻节。官员们都住在灵州。

在11月份和12月份，刘松山取得了一些进展，攻取一个又一个村庄，到年底，他已从北面和东面逼近该堡3英里之内。金顺和张曜已经肃清了磴口以上的宁夏地区，占领了整个宁夏平原。在南部，中路军已于10月份西进到会宁，穿过固原，北上到黑城子。

这个地区的回民军大部分来自陕西，由白彦虎指挥，此人是唯一著名的陕西回民军首领。他被驱赶到西南方的狄道。马化龙要求他返回北部，协助自己阻截左宗棠派兵北上增援刘松山。白彦虎与西宁、河州的大批回民军会师，率领大部队于1870年1月北进。大约与此同时，河州回民的许多小股部队向东游击，在泾州和静宁集结，给左宗棠带来一大堆麻烦。马化龙还派了几支部队进入陕北，占据定边，切断了刘松山从绥德运粮的通道。左宗棠命令一支部队从绥德出发，恢复交通，包头的官员同时奉命经过鄂尔多斯给刘松山的部队运粮。

马化龙知道自己已被朝廷宣判为敌人，而刘松山又向金积堡步步进逼，他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而且要快。他号召全甘肃的回民都要援助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如果他们有一位跟他们的斗争意志相称的领袖，他们就能把左宗棠赶出甘肃。围魏救赵似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一个地点受到威胁，便动员强大的兵力对另一较远地点进行反威胁，以此牵制前一地点的敌军。在太平天国和回民运动时期，太平军和回民军很少在关键时刻试图动员手头的强大兵力围歼官军，却几乎总是试图牵制官军。

我们这里讲述的事情，都是建立在《年谱》的基础上，其中详细描述的军事活动犹如一团乱麻，要从其中归纳出作战方案，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在读者脑子里形成的局面，很可能是当事者根本没有的经历。不过，马化龙在这个关键时刻似乎有一个计划，要将所有可用的回民军全部投入陕西，目的是让左宗棠把刘松山调到陕西省。但是到了1月下旬，他开始担心左宗棠中路军的北进，命令回民军各部守住从固原翻山前往金积堡的各个关口。

左宗棠在甘肃的首要目标就是金积堡的回民中心，也许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实际情况，认为他的部队已经非常接近攻占金积堡了。他命令雷正绾溯清水河而上，命令黄鼎从固原穿过预旺堡，两路兵力开到金积堡外与刘松山会师。在1月份和2月初，刘松山已经夺取了金积堡北面、东面和南面筑有工事的村庄和壁垒，逼到了城墙之下。老湘军为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所鼓舞，虽然进展缓慢，但的确在步步推进。

1870年2月14日，刘松山对金积堡南城墙外约1英里处的马五寨发起猛攻。激战正酣时，总是冲在最前面的刘松山身负重伤。他的两名将领见他倒下，冲上去救他，但刘松山叫他们继续攻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年谱》作者说，他的士兵们因损失大将而激愤，一举攻下了马五寨。不论他们是否占据了这个村堡，马五寨是得而复失。随着刘松山去世，部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成为一盘散沙。凝聚力全部丧失，众多的将领中没有一个人能把线头拾起，将部队重串起来。

马化龙最强大的对手去世了，给他提供了突如其来的有利条件，他抓紧时机向东猛攻，将北路左军截为两段。北段的左军缩回了吴忠，被回民军包围。马五寨的部队被赶到南边。他们企图收复牛头山，又被击败，向南逃去，与黄鼎一路会合。与此同时，雷正绾的部队在峡口遭到反击，但没有放弃突围的努力。左军在金积堡的失利极大地鼓舞了回民军的士气，他们对雷正绾发起猛攻，把雷部团团围住。左宗棠不得不派出部队营救他。雷正绾部、黄鼎部和刘松山部的一部分，全部撤到固原，回民军占领了战略城镇预旺堡。金顺和张曜试图从宁夏南下增援金积堡的部队，但他们也被击败，被迫北撤。

在这几天里，左宗棠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他的残兵败将集结在固原，另一支部队被紧紧包围在吴忠，从固原到吴忠，整个甘肃东部门户洞开。如果马化龙除了其他天赋以外，还有军事指挥的才干，他肯定能把左宗棠赶出甘肃，也许还能赶出陕西，对清帝国予以空前的打击。回民热情高涨，他们的士气正适合一位领袖把他们融入一支团结的队伍。然而机会稍纵即逝，在这场战争中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条件出现了。

马化龙将金积堡地区的兵力倾巢出动，派往陕西，扫过甘泉、鄜州、韩城与合阳。阻止左宗棠的中路军向金积堡增援的回民部队，得到了河州回民的增援，分布在甘肃东部的小股游击部队也来会师，会合之师涌入陕西，扫过三水、潼关、蒲城、富平、同州和朝邑。回民军对这个地区了如指掌，而且多数骑马，行军疾如劲风。显然，马化龙需要的这次军事行动进行了几个星期。也许他认为这次行动会把左宗棠引出甘肃。有些人肯定会因为这一系列的打击而失去重心，但左宗棠不会。他根本不打算离开甘肃。如果马化龙有更好的顾问，他会把左宗棠逼出甘肃，而不是把他引出甘肃。

◇1870年2月总体态势示意图

回民军反击陕西对北京影响最大，左宗棠在他于12月3日建立了大营的平凉倒是比较冷静。朝廷被这一系列反击牵制住了，李鸿章及其训练有素的淮军奉命开往陕西恢复局面。事态的这一转折，无疑比回民军的行动更令左宗棠难堪。虽然记载上看不出左、李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但可以肯定，左宗棠非常不喜欢李鸿章。

数万回民军冲破左宗棠在甘肃编结的松散的罗网进入陕西，《年谱》作者没有用很多篇幅来叙述左宗棠为应对这种局面所采取的措施。徐占彪正在会宁地区的官道上作战，左宗棠令他返回固原，统领那个地区的所有部队，开始向北攻击前进，前往金积堡。他派出两路兵力进入陕西，分别由刘端冕和李辉武指挥。刘端冕越过庆阳全境向东推进，击败在鄜州和甘泉地区分散作战的小股回民军，扭头向北，奔向绥德—灵州—宁夏大道，然后折向西边，沿此路抵达定边，于3月底打通了从黄河直到甘肃边界的道路。李辉武从官道进入陕西，在武功和扶风击败回民军，重新打通了从左宗棠大营到西安的交通线。

在南路，从狄道与河州开来的回民军劲旅，沿着渭河两岸向东扫荡，又够吴士迈将军忙活一阵了。他在漳县击败了渭河以南的敌军，接着将他们赶过甘肃南部的秦岭。渭河以北的回民军大约在3月底进入陕西，通过陇州与汧阳，在宝鸡击败左军。在漳县战役后，吴士迈迅速地开进陕西，于4月14日在汧阳附近击败回民军，将之截为两部。回民军一部东进蒲城和白水，另一部向西北穿过陇州，进入甘肃。左宗棠另派张福齐领兵进入陕西，显然是在平凉—西安大道上推进，而吴士迈则率部返回巩昌。

苏占彪从固原北进，于3月10日占领了预旺堡重镇。这一地区的多数回民已经前往陕西，苏将军从固原到预旺堡肯定没有遇到多大抵抗。

《年谱》作者没有提到陕西东部的情况，从甘肃东部扫荡而出的两大拨回民部队，肯定在那里会合了，或者接近会合，位于同州与黄河之间的某个地点。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些回民军回到了甘肃，一队接一队，其中多数是通过宁州进入固原地区。魏光焘在宁州，苏占彪在固原，将这些回民军重创，致使他们溃不成军，残部西逃狄道与河州。到5月初，陕西已经没有大股的回民军，他们零零星星地回到了甘肃。由于缺乏明智而坚定的领导，他们在2月份突然迸发的力量、团结和热情已经烟消云散。马化龙失去了他最大的机会。

拜伦·冯·利希霍芬于1872年1月初访问了西安，他对回民运动的描述，从一些侧面反映了1870年春季的陕西局势。他讲述了左宗棠的大反击，并说根据普遍的报道，那年早春的局势比整个回民运动期间任一时期都要糟糕。在此紧急关头，朝廷命令李鸿章前往陕甘，而他率领40个营共2万人从武昌赶来，部队携带外国造的武器和装备。不过，他还没有抵达目的地，就奉命前往直隶处理天津事件。

他（李鸿章）把部队留在陕西，令刘将军任司令，此人从此一直指挥这支部队。李鸿章的名声（或者说他的外国武器）非常强大，回民军看到他的部队到来，立刻撤退，没有交战。我所遇到的该部任何一名士兵都未曾见过回民军。陕西全省立即没有了有组织的造反者，没有流血，只有一些散兵游勇。主力撤到了甘肃，被那里的同教中人接纳，尽管他们与陕西的回民并不十分友好。

从1870年春季开始，陕西相对恢复了和平……现在来看甘肃，这里现在是战争的中心，我首先要说一个重要的事实：刘将军没有抓住对他最有利的时机，而是固步自封，在过去18个月里，保卫着与甘肃接壤的陕西边界。他把甘肃的所有战斗留给了左宫保，他跟左宫保显然并不友好。尽管他的军阶较低，他却未曾在左军进行的严酷战争中伸出援手，有时候近在咫尺，他也是袖手旁观。据说左宫保直接指挥大约200个营，号称10万大军（不包括刘部），几乎全在甘肃。

左宗棠似乎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将军，缺乏冒险精神和勇气，他的效率低下是因为他的部队战斗力比李鸿章的淮军相差甚远，并且原本装备很差。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接收了大批外国武器，但据说多数都被回民军夺走，左军还没有习惯使用这些武器。不久前一批新装备送到了甘肃，但回民军拦住了整个车队，杀死护运兵，夺走了那些武器弹药。

这位了不起的旅行家在西安停顿大约1周，其间写下了上述观察报告。很明显，他在叙述中引用的那些话，几乎全部是李鸿章的军官提供的信息。所以毫不奇怪，他形成了对左宗棠不利的看法。不幸的是，利希霍芬没能按照计划前往甘肃旅行，没能看到关于左宗棠及其运作的第一手资料。如果他去了甘肃，他的观察将会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在许多描写中国和中国事物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这位德国人一样，把非凡的洞察力和熟练的表述结合在一起。

《年谱》说，李鸿章于7月份抵达潼关，刚刚到达，便奉诏北上，并没有进入陕西。可以合理地推断，他的部队至少有一部分先他而行。同样可以肯定，在陕西的混乱局面结束之前，他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开到陕西。而李鸿章及其淮军的名声，尽管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十分噪耳，却跟陕西的肃清毫无关系。

诚如前述，《年谱》作者针对1870年春季发生的事件没有提供多少信息，不足以令我们推理事件的结果；但是，根据他已经提供的资料，又根据当时的总体态势，我们完全可以推理出左宗棠对时局的估价，以及他为了恢复自己在甘肃的处境而采取的措施。

可以肯定，他认为他在陕西的大部队能够守住重要的围城。陕西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回民军在所占的乡村无法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他试图包围行疾如风的回民军，尾随他们进入陕西，他就毫无指望了。除了打通和保卫他的交通线以外，他不可能有另外的成就。要让回民军离开陕西，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在金积堡因刘松山阵亡而断裂的线头重新接起，集中全力攻打这个回民堡垒。

他坚信，马化龙是甘肃回民的最高首领，只要他能让这个狡猾的回民知道，他左宗棠根本无意于离开甘肃，而是执意要拿下金积堡，那么马化龙就会自动命令回民部队离开陕西，到甘肃来增援他。苏占彪部从固原向预旺堡的迅速推进，被包围在金积堡不远处吴忠的左军所做的顽强抵抗，以及刘端冕为了恢复金积堡地区到黄河之间交通的进军，肯定已经使马化龙意识到，他需要自己的部队在甘肃，而不是在陕西。不过，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太晚。

只有这种假设，才能合理地解释马化龙为什么要在1870年春季命令回民军迅速地撤出陕西。但是，当他们回到甘肃时，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对马化龙派不上大用场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能够在经历几次如此急切而毫无战果的行动之后，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效率，但松散组织起来的部队是无法办到的。回民军没能调动左宗棠，而是调动了他们自己。可以合理地推测，左宗棠在2月下旬对局势的评估完全应验了。他对回民军的了解，比回民军对自身的了解更为透彻。

在那种局面下，没有什么比失去刘松山更令左宗棠痛苦。那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从曾国藩最初的湘军中崛起。他享年不到39岁，但他在战场上几乎不断地驰骋了17个年头。据说在太平军进入湖南时，刘松山与河南南阳的一个女孩订婚了，但他忙于征战，没有时间举办婚礼。1868年，镇压捻军以后不久，左宗棠给他放假，让他去河南成亲。刘松山只跟新娘一起共度两周时光，就奉命立刻前往山西指挥作战，开始向陕北进军。他并非书生出身，事实上几乎是个文盲，但他是具有独特能力的军事指挥员。他的征战生涯及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河南、山西、直隶、陕西与甘肃，他获得了广东提督的官衔。左宗棠个人非常喜欢他，他指挥的北路征战令左宗棠完全满意。左宗棠在自己的部队中，对他的倚赖超过任何一位将领。《年谱》作者说，当刘松山去世的噩耗传来，老战士们无不落泪。

填补北路军司令空缺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左宗棠举荐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出任此职。此人与他的叔叔一起经历过大多数征战。刘锦棠的级别比不上北路军中的几名将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左宗棠请求皇帝任命他为名义上的北京文官。京官能够压过各省同级别的官员一头，而文官在任何地方都能压过同级别的武官。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刘锦棠成为金积堡地区左军的司令官。

这个任命还有另一层考虑。刘松山的部队是由湖南人组成的，而与他协作的其他将领，指挥着从其他省份派来的部队。湘军的一个特性是不听外省将领的指挥，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必须加以考虑。刘锦棠虽然算不上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但他年轻时读过书。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军事指挥才干比他出色的叔叔更胜一筹。左宗棠从军官中挑选司令官时很少犯错，也许从未出过纰漏。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之一。

从3月到4月，刘锦棠完全控制了金积堡的局面，部队突出了包围，扩大了战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积堡的许多回民部队那时还在陕西。马化龙于4月底向刘锦棠请求安抚，他说春耕时节将过，他的部众必须种庄稼了。左宗棠接到报告，指示说：马化龙必须首先交出所有的武器和马匹。马化龙拒绝了这个条件，于是事情拖延下来。5月初，金运昌领着援兵从陕北来跟刘锦棠会师。刘锦棠如虎添翼，战局由防御明显转入进攻。马化龙又玩老把戏，试图截断绥德运道。可是左宗棠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线路，回民军未能得手。

在6月和7月，刘锦棠步步推进，重新夺取了他叔叔曾在去年夺取后来又被回民军夺回的许多村堡。在东面，经过激战，他夺取了马八条寨、马七寨和胡家堡。金运昌在北面推进到距离金积堡城墙大约1英里以内的地方。

8月份，左宗棠将雷正绾、黄鼎和徐文秀指挥的3路兵力从南边调往金积堡，封锁了通向金积堡的所有道路。他派出一支劲旅前往峡口驻守，这个要隘能保持平凉到金积堡之间的畅通。金积堡周边一个又一个坚固的村堡被左军夺占，在金积堡四面作战的部队已经连接起来，形成了对马化龙堡垒的完整包围圈。

◇围攻金积堡示意图

金积堡西北面有第二道城墙，保护着该城的商业区东关。刘锦棠于9月12日攻破了这道城墙，一战而占领该区。左军烧毁了东关，破坏了大约3000个商店和贸易设施。左军开始在距城墙约800码处开挖环城壕沟。据说壕沟宽30英尺，深20英尺，向沟内注水，使回民军无法从城内突围。壕沟于9月26日挖成，说明左军的劳动量得到了巧妙的运用。

在其他战线上，左宗棠完全收拾了局面。渭河流域的部队已经西进，于6月份占领了洮河边的狄道重镇。左宗棠命令该部巩固在狄道的地位，不要试图继续西进。在中部，他肃清了西达安定和会宁的乡村。他的战线大致对应于狄道—安定—会宁—海城—中卫一线。他似乎放弃了跨越陕北的交通线，把兵力集中在平凉至金积堡一线。他在这条路线上驻扎了30个营，以维护道路畅通。凡是能省下来的人，都被派到金积堡，在北线作战结束时，他在金积堡周边拥有71个营。这时他的部队规模已缩小了很多，金积堡前的部队可能没有大超2.5万人。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甘肃清军，任命湖南将领周开锡为司令官。这些部队曾在秦岭山脉以南的甘肃境内作战，有些部队协助攻占了狄道。甘肃的绿营部队通常拥有5万多人，但现在肯定已经大大减少，可能剩下一半。

许多陕甘回民投降接受安抚，给左宗棠带来了一些麻烦。他必须照顾这些人，又吃不准他们会不会再次起事。他曾试行将他们隔离的做法，由于这个时期在甘肃不难找到荒废的土地，他在村庄里安置回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那里没有别人，只有回民和一支小驻军。他就这个问题所写的奏折颇为有趣。他写道：

再，办回之道，与办发逆、捻逆不同。发逆剃发，捻逆抛弃马械，即与平民无殊。故战胜受抚，给以免死牌票，资遣归家，如其措置得宜，便可相安无事。其无家可归及悍鸷不驯者，或暂羁之营中，钤以军令，编管既密，久亦相忘。解散之策行，则贼势孤；安插之地多，则贼群涣。此办发逆、捻逆必由之道也。

回则不然。其与汉民积仇既深，婚姻不同，气类各别，彼此相见，辄起杀机，断难孚洽。又种族攸分，状貌亦异，杂一回民于稠众中，令土人遍识，必能认别，百不一爽。回民中岂绝无稍知顺逆、亟思自拔来归者？然久处贼巢，既苦头目之侵陵迫胁，甫离巢穴，又畏汉民之报复寻仇。当生死莫卜之时，靡不依违其间，以求苟免。此解散之难也。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即合金积、河、狄、西宁、凉州等处现剩陕回计之，丁口亦不过数万。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区区遗种，既无归陕之望；就甘地安插，而甘民痛定思痛，又不免他族逼处之虞。此安插之难也。

迭奉谕旨：“不论汉回，只论良莠。”仁育义正之怀，昭然若揭。回民亦具人心，岂独毫不知感？无如仇衅四结，每苦无处求生，莫知祸之所届。臣维解散安抚，实办回不可少之着。因于经历屯垦之余，划出荒绝地亩稍成片段者，以处求抚之陕回。现在平凉大岔沟等处，收抚陕回老弱妇女及务农丁壮约数千人，均给以赈粮、牲畜、籽种，课其耕作，与赈抚各属灾黎，招辑屯垦，一律办理，以广皇仁。

回民军扫荡陕西一事，给左宗棠招来了来自全国高官的一浪批评。当对金积堡的围攻进展到1870年秋季时，北京开始认为左宗棠一事无成。10月上旬，他接到一份上谕：

陕甘回匪滋事以来，朝廷轸念西陲，大伸挞伐，特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兵剿贼，厚集兵力，宽予限期，计每岁拨用饷银不下八百余万两，该大臣于行军、筹饷事宜有所陈奏，无不立见施行，倚畀不谓不重。乃自抵甘以后，虽据迭报胜仗，总未能痛扫贼氛，致金积堡一隅之地，至今日久未下，逆首稽诛，军务安有了期！竭东南数省脂膏，以供西征军实。似此年复一年，费此巨帑，岂能日久支持？该大臣扪心自问，其何以对朝廷？

左宗棠对这份上谕的回奏颇为克制，显然上谕中的措辞很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他以较长的篇幅阐述金积堡的问题，试图表明那绝非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他说，自从乾隆时代以来，回民一直在逐步增强金积堡的力量，他们以坚固的防御封锁了通往该城的所有通道，金积堡四周村堡林立，沟渠环绕，壁垒森严，所以进兵必得缓慢。从灵州到金积堡一线有400多座村堡。金积堡的城墙非常坚固，水面接近地表，挖掘地道是不可能的。除了用手头上有限的大炮轰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摧垮城墙。回民军抵抗顽强，火力强大，他的部队伤亡惨重，许多最优秀的军官在阵亡之列。捷报确实不少，他特别要说明的是，他没有报告过未曾实际进行的战斗，也没有报告过未曾实际取得的战果。皇帝对已经取得的进展大失所望，令他非常惭愧，但他已经尽力，而部队的作为，也达到了环境所容许的最大限度。

整个12月份，对金积堡的炮轰据说还在继续，不过火力不可能很大。左宗棠有几门克虏伯大炮，可是弹药供应有限，而此时的炮兵似乎也不大专业。尽管如此，他对这些大炮在夺取该城中的作用寄予厚望。为了预防甘肃其他地区的回民军来增援马化龙，刘锦棠和金积堡前的其他将领另挖了一圈壕沟，把他们的阵地团团围住。壕沟宽30英尺，深20英尺，引水注满。刘锦棠终于在靠近东墙的地方修筑起一座炮台，高度可以俯瞰金积堡的外墙。他于1871年1月1日把克虏伯炮架到了炮台上。从这个位置他能把猛烈的火力倾泻到回民军头上，终于摧毁了他们的防线。

金积堡内已有几千人饿死，人们靠吃人肉为生。1月6日，马化龙只带一名随从来到刘锦棠大营对面的宽沟旁，求见刘锦棠。他被领到这位汉人将领跟前，匍匐在地，请求把金积堡的抵抗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让他的手下得到赦免。刘锦棠召来所有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几名将领主张立即处死马化龙。不过，他们最后通过决议，应该先将此事报告左宗棠。马化龙被拘押在刘松山的大营内，由重兵看守，但其他待遇从优。

与此同时，左军停止了对马化龙降军的攻击。刘锦棠进入金积堡，满目凄凉景象。壮丁只剩下大约1000人。居民都放弃住宅住进了掩体，许多人饿得走不动了。男人被看押起来，妇女儿童被送到濠外，给予食物。金积堡这个堡垒，顽强抵抗左宗棠长达1年半之久，并且由此而大大有损他的威望，现在走到了相当悲惨的结局。［5］

这里没有像甘肃战役稍后阶段那样发生屠杀。左宗棠无疑急于结束战争。他一直认为马化龙是回民领袖，他现在肯定期望全甘肃的回民投降。他命令刘锦棠让马化龙写信给各位回民领袖劝降。马化龙写了几封信，但效果并不显著。总共有大约1.9万名陕西回民被送往平凉地区，来自甘肃其他地区的8000名回民被迁移到平凉，1.2万名金积堡回民被迁移到固原地区。回民交出了4门大铁炮，4门大铜炮，28门小炮，20门轻臼炮，293杆抬枪，180支外国来复枪，1030支短枪，以及2418件刀矛。刘锦棠对废墟进行初步搜查，找到200多支外国来复枪，进一步搜查，又找到1000多支。一下子搜出这么多外国造的武器，令左军怀疑某个国家在秘密地支助回民军。不过，《年谱》没有指出怀疑的国家是哪一个。

马化龙被严密审讯了好几天，要他交代外国武器的问题。但他拒绝说明从何处得来。也许这些武器是若干年来在通过蒙古进行的贸易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并不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如果按照利希霍芬的说法，回民军从左军手中夺取了大量外国武器，那么此事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不过，如果是他们夺取的武器，左军应该不难识别。也许左军认出来了，但在官方报告中最好对此只字不提。1871年3月2日，马化龙及其12名家属被处以磔刑，大约80名级别较低的回民军首领被处以斩首。

整个甘肃东部现在都处于左军控制之下。左宗棠的战线几乎缩小了一半，但甘肃还远未平定。在宁夏—金积堡地区必须留军驻守，但作战部队的主力可以调往别处了。攻克金积堡动用了71个营，部队损失惨重。《年谱》作者没有报告减员总数，但在谈到长沙人在湘军中所起的作用时，他列举了23名营官和哨长的名字，他们都是在金积堡前阵亡的军人。长沙府所属的各个县份，只为甘肃北部的湘军提供了部分兵员，而这个地区的左军还有并非湖南人的部队。这个证据，加上北路军司令官刘松山阵亡的事实，足以表明这是一场死伤累累的血战。

注释：

［1］《利希霍芬信札》（Richithofen's Letters），第105页。

［2］《年谱》，第5卷，第4页。

［3］《年谱》，第5卷，第8-9页。

［4］《年谱》，第5卷，第23（a）页。

［5］《年谱》，第5卷，第42（a）页。

第十章　平定甘肃

在1870年早春，当回民军从甘肃向陕西扫荡时，左宗棠被降了3级。将近1年以后，当金积堡已被攻克，他又官复原职。不过，他在北部的最终胜利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相反，这一年中对他的批评不断，在1871年春季竟然达到了顶峰。完全可以说，他成了批评排炮猛烈轰击的对象。

一位成功的将军，在取得一场大捷以后，立马成为攻击的标靶，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曾发生。在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的晒罗之战结束后不久，斯科特将军就奉命到墨西哥城接受法庭讯问，格兰特将军则被解除了指挥权。

左宗棠的罪名是一败涂地，虚报胜仗，他所报告的胜仗若非子虚乌有，便是败而报捷。批评者说，他已年迈体衰，对回民一无所知，手段粗鲁，逼迫西北的百姓造反，虚耗国库，靠他是无法把造反平定下去的。对他的指控中，惟独没有贪污公款这一条。左宗棠最强硬的对手从来未能指责他从公款中攫取一个铜板据为己有。和西方国家一样，这种情况在东方也会发生。这只是表明了湖南将领一个共有的特性。

这些批评对左宗棠的打击是沉重的。1871年早春，他给友人王子寿写信说，甘肃战役肯定就是他自己的末日。他说自己身体衰弱，满头白发，牙齿几乎掉光了。他知道人们在攻击他，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并不在乎人们的指责，但他担心自己在大业完成之前死去。如果他死在彻底镇压造反之前，他死后会遭到诽谤，请友人为他作传正名。［1］在另一封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说他在征战浙江期间所患的疟疾和痢疾，一直没有痊愈。他说，他知道人们说他已经衰老得不能打仗，还有一些人巴不得他早点死去。不过，他不会容许自己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国家正在危急关头，鞠躬尽瘁是他的责任。［2］

这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困难时期。1870年春天，他在甘肃处境不利，爱将阵亡，妻子又在3月份去世，更是雪上加霜。一时之间，身体病衰，丧友之痛，亡妻之哀，作战失利，计划中断，谤议四起，全部砸到他的头上。一切都在考验他的意志，但他毫无在压力下崩溃的迹象。他很沮丧，但没有失去理智。他挺下来了，顽强地执行攻取金积堡的计划，一直坚持到这个目标实现。他的计划没有偏差，他把马化龙当作甘肃最危险的对手是正确的。消灭马化龙绝没有为甘肃带来和平，但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1871年初，南部的甘肃清军哗变。兵变发生在岷州，牵涉到5000名官兵。左宗棠对甘肃清军素来评价不高，此事令他对这支部队评价更低了。他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兵变，处决了所有首领和首领嫌疑人，遣散了几支队伍。他把周开锡派作甘肃清军的总司令，但周开锡上任不久就发生了兵变。周开锡受到不少批评，指责他治军过于严厉。周将军打算辞职，左宗棠向他保证：对他所办的事情完全满意，他必须继续担任总司令。不管兵变与此事有无关系，周将军已经来日无多，于7月份在甘肃病逝。他曾在福建与左宗棠同事，左宗棠对他无比尊重。

天子再次对这场战争经久未决耐不住性子，向左宗棠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甘肃的事情未能更迅速地解决？他在质问中提出了一些证据，都是基于非官方或非本职官员提供的有关甘肃事务的信息。对于作战迟缓的指控，左宗棠开始变得敏感起来。他写了一份长篇奏章回答皇帝，要是在乾隆时代，他这样做肯定会遇到麻烦。

左宗棠说，在甘肃，极难就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获得准确的信息。他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从距离他的大营100里以外的地方送来的报告，几乎都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在北京那么遥远的地方，要从流言与非官方的报告中获得有关甘肃局势的准确信息，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他接着写道：

……尤赖朝廷主之于上，浮词无能荧惑圣聪，臣得一意仔肩，得支全陇败坏残局，不致因多所顾忌易其初心。然曾参杀人，慈母投杼，乐羊败敌，谤书盈箧，古已有之。臣固不敢援此以自解。

窃维军事尚质实，忌虚浮。虚浮之弊，起于讹误者有之，起于意见者有之。臣忝预军事十余有年，败仗则报在人先，胜仗则报在人后，已经戡定地方，从无大股窜踞，重烦兵力之事，盖愚拙之效可睹者如此。……

在同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叙述了一个事实：朝廷多次就他已经详细奏报过的事情提出质询，令他怀疑朝廷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他的那些奏报，或者根本没看。

左宗棠是这样一个人，不会容许健康不佳、家庭有难或备受指责改变他的计划，或者导致他失去目标。在金积堡的回民军被肃清以后，他立刻着手准备攻取第二大回民军堡垒——河州。一如既往，他准备周密，部署有方。河州回民军由“旧教”首领马占鳌指挥。

当征战渐渐向西压逼，从陕西和金积堡逃出的回民军余部寻求河州回民军的保护，于是这一地区的回民军力量为数可观。甘肃东部有数不清的小股回民军四处游击，左军实际上无法防止这些小股部队渗透到自己的后方。左宗棠充其量只能在各处要隘派驻劲旅，努力防止这些敌对武装集结。这就需要动用他相当大的兵力，而活跃于已经延长的交通线上的小股敌对武装军，又进一步牵制了部署在交通线上的部队。何况他还在甘肃东部的各个地区隔离了几万名回民，必须加以看守，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起事，并加入游动的敌对武装。

在1871年春季和夏季，左宗棠最关注的事情是清剿东部各地的小股敌对武装。与此同时，他致力于建立起足以支撑几个月的供给储备。到了夏末，他已经成功地肃清了后方，可以开始集中兵力进行河州战役。8月下旬，他在静宁建立大营，几天之后，于1871年9月16日前进到安定。

安定正西有一条道路通往河州，直线距离约为80英里。此路西行大约一半处，就要在康家岩村渡过洮河，该村座落在洮河右岸。在洮河至河州之间，群山连绵，高出洮河河谷3500英尺。通往河州的道路向西穿过一条狭窄的峡谷，必须通过太子寺城堡这一关。这个关隘的位置，处在康家岩与河州的半路上。

马占鳌1年多以前就意识到他迟早要跟左宗棠的部队交手，他已经部署了河州通道的防御。在康家岩对面的那条小山溪口上，他在两边都修筑了工事，两处工事都配备了许多门古炮。距离渡口约4英里处，有一个名叫三甲集的小围镇，小山谷在这里变成了一线天。这座围镇也修筑了防御工事，而在渡口与三甲集之间，马占鳌还修筑了跨越山谷的三线壁垒。从三甲集到围城太子寺的距离大约14英里，道路伴着一条小山溪延伸，两边是悬崖峭壁。沿路修筑了大量壁垒。太子寺有一条小路急转向东，沿大路以北延伸大约5英里。在这条支道的东头，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从大路分岔出去，向北延伸，在太子寺再次与大路会合。这条支道叫做董家山，是太子寺的咽喉。董家山和关口都有回民军重兵把守。这就是马占鳌针对左宗棠所做的防御部署，目的是阻止左军开进河州。

上一年6月，南路左军已经开抵渭河河谷的源头，越过分水岭，占领了洮河右岸重镇狄道，在安定—河州大道以南约15英里处。左宗棠当时忙于攻取金积堡，同时筹备向河州进军，所以没有命令部队再往西进。在进军之前，左宗棠在金积堡地区驻屯了5000兵力，并在中卫—海城—固原—平凉一线部署了9500人。苏占彪的6000人奉命从中卫前往甘州解围，并前往肃州作战，这样可以防止肃州回民军增援河州。苏将军本人没有跟随部队前往，而是奉命从黄鼎的部属中组编一支5500人的队伍，从中卫南下，开到安定。一到安定，他便北返，去率领他自己的部队。从安定到西安之间，所有城镇的官道都有重兵防卫，因为这是左宗棠的主要交通线。甘肃东南部的徽县、两当及邻近城镇有大部队驻守。看来左宗棠现在要从嘉陵江上游的四川获取一些供给了，这支部队是为了保卫他的辅助路线。《年谱》没有指出左宗棠用于进攻河州的实际兵力，据估计在1.5万人到2万人之间。

驻扎在狄道的南路军得到了强有力的增援，1872年9月下旬，左宗棠开始向前推进。安定与洮河之间的群山之间，回民军拥有相当多的兵力，左宗棠从安定派出两路部队，肃清洮河以东地区。回民军没有进行有力的抵抗。几次小战之后，两路部队在康家岩会师。到10月1日，左军占领了康家岩，肃清了通向安定的道路。下一个问题就是渡河了。

洮河水深流急，两岸峭壁，渡口稀少。河流没有浅水区，必须搭建浮桥，而寻找所需的船只需要一些时间。水流太急，要把浮桥固定在敌岸绝非易事，必须非常小心。直到10月31日，左宗棠才做好渡河的准备。他在狄道建了一座浮桥，派出一路兵力渡到左岸，他们的任务是沿河而下，协助在康家岩渡河的主力。

◇甘肃全局及进军河州路线示意图

左宗棠的大炮不费事地摧毁了回民军封锁渡口的两座工事。浮桥延伸到对岸，从狄道开来的部队向回民军侧翼发起猛烈攻击，掩护大部队渡河。回民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而左军的筑桥部队低估了水流的力量。大部队只过了一部分，浮桥就分离了，船只顺流漂下。浮桥断裂时，许多士兵溺水。狄道部队被堵了回去，已经过河的官兵得不到援助，被赶到了河里。从回民军手中逃出的官兵淹死了，几乎无人返回康家岩。阵亡者当中包括两名总兵，相当于少将。河州战役以左军大败拉开了序幕。

如果左宗棠的炮兵略为了解大炮在这种情况下所具有的战术价值，洮河渡口的失败或许能够部分挽回。我们知道他拥有一些德国和中国新造的大炮。左宗棠说他的炮兵还未掌握这些新炮的操作，这表明他自己也没能充分了解新炮的用途。那时人们总以为新炮是用于轰击城墙、建筑物和固定目标的工具。中国人似乎没大注意到，大炮也能用于轰击大群的敌军。不过，左军落败的真正原因是浮桥的断裂，而不是战术上的失误。

两周以后，这件事得到了证明。左军又弄来一些船只，修筑了一座新浮桥。左宗棠下令在同样的地点用相同的方式渡河。他从狄道调出一支劲旅，浮桥于11月13日延伸到对岸。这一次浮桥撑住了，经过殊死的战斗，左军在洮河左岸站住了脚跟。左军用3天左右的时间扎下营盘，调来更多的部队。接着左军开始攻夺封锁三甲集围镇的3线壁垒。到11月19日，左军包围了三甲集镇，在20日黎明时分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回民军勇猛抵抗，各路攻击部队多次在城墙下被击退。直到下午3点，才杀开一条进城的血路。夜幕降下时，左军控制了三甲集，《年谱》说几万名回民军被杀。不过，马占鳌突围逃到了太子寺。

左军继续进攻，在狭窄的峡谷里向太子寺推进。但是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队形，所以行军缓慢。11月26日，回民军忽然后撤若干距离，左军先头部队正在急行军，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利延缓了作战，似乎在12月份左军才重新振作。

1872年1月5日，回民军对左军发起一次猛攻，被左军击退。左军发起反攻，在董家山东端扎稳了阵脚。第二天，整个支道都被左军占领，左军已经进入对太子寺围镇和通向河州的关隘发起攻击的范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马占鳌派出的部队已在沙泥附近渡河，翻山越岭向南扫荡，彻底破坏了安定与洮河之间的交通线。这次反击的效果非常明显，更多的回民军被派到这一地区，左军的交通不仅在安定至康家岩之间已被切断，安定与狄道之间也未幸免。左宗棠尽可能从东部调集兵力，把1月份剩下的日子用于肃清洮河以东地区。

2月11日，马占鳌对太子寺附近的左军阵地发起攻击，但被左军击退。第二天，左军试图前进，未能成功。2月15日，左军再度发起攻击，又被击退，伤亡惨重。《年谱》说，左宗棠现在担心回民军把他的部队赶出董家山重地。他下令采取特殊措施保住阵地。

1872年2月19日，中国西北常常延续几天的可怕的沙尘暴发生了。就在那一天，回民军向董家山发动了两次猛攻，都无功而返。当晚发动第三次攻击。左军心惊胆颤，终于逃走。很奇怪，《年谱》没有说出左军逃了多远，损失多大，但逃跑的距离和损失的人数一定不小。《年谱》只说徐文秀将军当场被杀，而左宗棠一共处决了6名军官，并命令部队立刻恢复进攻。

《年谱》作者忘了讲述左宗棠指挥的进军所取得的局部成果，但他说总体效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马占鳌被左宗棠展现的意志吓倒了，派马俊去左宗棠大营请降。左宗棠怀疑他的诚意，认为马占鳌在跟他耍计谋。不过，他派了几名军官前往河州察看情形。他们回来报告：马占鳌有诚心，所有的回民首领都头顶经书宣示诚意。为了进一步表达诚心，马占鳌把儿子马安良送到左宗棠大营做人质。显然左宗棠这一次比较放心了，因为他豪侠气十足地放回了那个男孩，告诉马占鳌：相信他的承诺。3月2日安排了受降的细节，3月6日马占鳌交出了3000匹马和6000件武器。1872年3月18日，左宗棠派出一支部队进驻河州，平定甘肃的第二阶段落下了帷幕。［3］

马占鳌被任命为清军的将领，他为左宗棠招降甘肃南部的所有回民军，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河州的回民没有离开本地，但被迫从属于回民的汉人获得了自由，几百名汉人迁移到了甘肃的其他地区。左军对回民进行了仔细的户口登记，并在太子寺与河州驻扎了重兵。

安德鲁斯根据甘肃的资料讲述了河州战役，他的文字颇为有趣。他写道：

左将军抵达兰州以东80英里的安定以后，派出部队攻击河州地区的回民军，他本人留在安定。两军在狄道地区的三甲集交战。这里的回民军在马占鳌指挥下大败清军，杀死数千人，还有几千人在企图逃过洮河时溺毙，这条河就在清军的后方。

那天发生的故事仍然在民间流传，该地的老居民说，洮河水被血染红，几天后才恢复本色。这是此次战役中的一场大仗，和历史记载相反，导致了清军的惨败。这次大仗的幸存者，其中有许多被迫在回民军中服役的汉人，都记得在战斗结束时马占鳌曾召集部众训话。他指出，这个地区遭到战争的破坏，七八年以来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作，只要中央政府对这种情况引起了重视，他们就无法取胜。他们在当天刚刚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但除了跟左将军和谈以外没有更好的出路。

大约两天以后，马占鳌领着十几岁的儿子马安良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勇武表现，很愿意宽宏大量地给他们以礼遇。他向马占鳌询问河州地区回民的人数，马占鳌显然想让对方对自己指挥的部队人数之众产生深刻的印象，夸大了这个数字。根据他提供的数字，左将军课以赔偿金，实际执行的结果是每个人头数千铜板。甘肃政府收到这笔钱，就能按百分之一的面值赎回它发行的纸通货。

马占鳌及其儿子的投降，宣告了这场造反的终结。……［4］

马占鳌投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西宁回民派出了大部队来援助他。在2月19日的战斗过后，他们显然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返回西宁去了。马占鳌无疑对金积堡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意识到自己尽管打了大胜仗，却丝毫未能动摇左宗棠的意志。马占鳌的机灵令他足以了解河州早一天投降，就可能得到较好的待遇。

左宗棠于1872年8月18日进入兰州，这时离他被任命为陕甘总督的日子过去将近6年了。随着马占鳌的投降，这次回民运动的脊梁骨已经断裂，但征战仍然远未结束。回民军仍然盘踞在西宁和肃州两大中心。何况甘肃之外还有新疆，那里的中国当局仍需重建。他还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要让甘肃恢复元气。他快到60岁了，按照中国人计算年龄的办法是年将61，在他前面还有10年时间为大西北鞠躬尽瘁。

他在9月份派刘锦棠去镇压西宁及其周边地区的回民军。刘锦棠未曾参加河州战役，因为他在1871年夏天跟遣散的5000名湘军一起回到了湖南，又在湖南招收了更多的士兵来到西北服役。《年谱》作者没说派到西宁的兵力有多少，但1872年夏秋两季正在西宁以北地区考察的俄国大旅行家普瑞捷瓦尔斯基说，清军兵力在2.5万以上，而防御西宁城的回民军多达7万人。刘锦棠没有费多大麻烦就到了西宁，几次小小的交锋，就把西宁城包围起来了。老湘军于1872年11月攻占西宁，达到了左宗棠在甘肃的第三个目标。

普瑞捷瓦尔斯基对西宁战役做了一些有趣的侧面描述。清军有4门欧洲的野战炮，把回民军轰得心惊胆战。他写道：

每门大炮都由6头穿丝马衣的骡子牵拽，没人敢靠近它们，害怕当即死亡。它们装填的是对清军最有用的葡萄弹和小炮弹。

对于清军攻占西宁部分城墙以后的情形，他继续写道：

在这个关键时刻，听到了中国皇帝结婚的消息。攻城战立刻暂停，士兵们搭起戏台，庆祝这件盛事。欢宴，烟火，演戏，持续了1个星期，在此期间多数官兵都喝醉了，或者沉溺于鸦片烟。他们忘记了尚未征服的敌人。只要有100名稍有胆气的回民士兵混在他们当中，就能发起夜攻，杀死1000名清军，并将其余的击溃。但是西宁的防御者当中连几个勇士都找不到。他们明明知道只要清军攻占了这座城市，他们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可是他们仍然无法鼓起勇气，利用这个唯一的好时机来打击敌人。这是东方人士气衰竭的一个例证……

庆祝了皇帝的婚事以后，清军恢复了军事行动，很快就攻下了西宁。然后对被征服者展开了大屠杀。目击者告诉我们，清军用冷铁兵器杀人杀累了，就把要杀的人集合在一起，无分年龄和性别，把他们驱赶上山，把他们推下悬崖。用这种办法处死的人多达1万。［5］

必须记住，这位杰出的旅行家所写的内容是根据耳闻而非亲眼所见，而且回民军是否拥有他所说的击溃清军的良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刘锦棠不是那样的将领。同治皇帝大婚的日子是1872年10月16日，很可能这件大事得到了规模宏大的庆祝，但并没有像普瑞捷瓦尔斯基听说的那样导致了部队的瘫痪。他对西宁回民命运的叙述或许大体上是正确的。

左宗棠在兰州待了1年，除了推进镇压西宁和肃州地区回民军的作战以外，他彻底重组了甘肃的政府，重新划分各县和各府的疆界。他实施了在甘肃隔离回民的长远措施。安德鲁斯说：

左宗棠证明了自己作为甘肃总督是一个优秀而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设计了许多聪明的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加速该省经历了多年内战后的恢复。他采取的一个明智的措施就是将回民隔离在若干个地区，他们在那里一直生活至今。甘肃充满敬意地怀念他……［6］

抵达兰州以前很久，左宗棠就决定在该城建立一所兵工厂，主要是为征战新疆做准备。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欧洲弄来现代设备，并且运到了兰州——这也是不小的功绩。他从宁波、福建和广州招来机械工，他在兰州的这一年中，就使制造局制造出了来复枪、大炮和炮弹。他自己说，那些产品起初不免粗糙，但都能用。他任命来自广州的熟练机械工赖长为制造局总管，级别相当于少将。后来左宗棠又把机器弄到兰州，开了一家毛纺厂。这是一家小工厂，但他说这是为了做试验。如果他能训练出纺纱织布的工人，他就会安装大型机器。西北丰产羊毛，左宗棠计划在甘肃大规模开发羊毛产业。他看不出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能学会像欧洲人那样生产出优质的布匹，从而免去进口的麻烦。在甘肃，原材料近在手边，正是发展这一产业的好地方。他指令上海的代理人胡雪岩采购一台打井机和一台蒸汽挖泥机运来甘肃。挖泥机用于在平凉府开挖灌溉渠。他还在兰州建造了一所造币厂，除了铸造铜钱以外，还生产出10分的银币，此币十分流行，以至于供不应求。

左宗棠总是以自己是一个好农夫而极端自豪，他对促进甘肃的农业发展具有浓厚的兴趣。他积极办学，既为回民，也为汉民。由于所有书本都在战争中毁失，他在西安建立了一所印刷厂，木刻刊印《四书》全本，自己掏腰包支付费用。他坚信人们应该汲饮儒家智慧之泉，坚持让回民在他的学校里学习孔孟之道。他还致力于改造兰州城，有效地改变了城市风貌，以至于在这位伟大的总督去世以后很久，兰州城貌仍然引得旅行者注目。

他的兴趣和关注远远超出了总督本职工作范围。他对俄国的蚕食感到十分不安，非常关心日本方面新的发展。俄国人以伊犁地区动荡不安为借口，于1871年侵占了伊犁，并照会中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中国代管，直到中国人有能力维护该地区的秩序为止。1873年初，总理衙门（外交部）写信给左宗棠，询问有关伊犁问题的看法。左宗棠回答如下：

上年曾两奉钧谕，并与俄使辩论各节及折稿，谨聆一是。因察访关内外兵事，久稽奉复。元日复奉上腊十九日尊函并疏稿，及与俄使议论各节略，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虽泰西诸国亦知此为不韪，不敢遽肇兵端，然既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餍，恐非笔舌所能争也。

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苦无从着手。甘、凉、肃及敦煌、玉门，向本广产粮畜，自军兴以来，捐派频而人民耗，越站远而牲畜空。现在仅存之民，已皮骨俱尽，屯垦之地，大半荒芜，年复一年，何堪设想！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

◇甘肃战役最后阶段示意图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造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

就饷事而言，西征诸军各有专饷，如肯撙节支用，无一浪费，无一冗食，或尚可支。今乃以拥多兵为名，不战而坐食，惟知取资民力，竭泽而渔，不顾其后，往事之可睹者，

已如斯矣！欲从新整理，非亟求实心任事之人，重其委寄，别筹实饷，于肃州设立总粮台，司其收发，并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应之不可；非核其实存人数，汰其冗杂疲乏不可；非定采办价值、差徭款目不可；而尤非收回各军专奏成命不可。此亦宜及早绸缪者。

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衰病之躯，智虑耗竭，何敢侈陈大计？既蒙垂询及之，不敢不毕献其愚。

在一封有关日本的信函中，左宗棠注意到了他们迅猛的西方化，特别提到了他们的海军。他强烈呼吁跟日本人建立自由而无限制的关系，总之要培育与所有西方国家的交往。他认为必须积极地接触外国人，取得平等的地位，维护国家的威望。［7］

左宗棠一直关注着他在福州创建的船政局，持续了解那边的每一步进展。他甚至建议福建省把本来应该为他在甘肃的部队提供的军饷截留一大部分，用于推进海军工程。他的活动与兴趣范围表明他有惊人的能量，我们尤其不能忘记，他已经过了60岁。

肃州是甘肃回民军最后的根据地。他们的堡垒一座接一座倾倒，每倒下一座，就会有许多幸存者逃向其他中心。就连河州也有许多回民不满马占鳌的投降，跑到了西宁。在西宁易手之后，许多幸存者逃散于西宁以北地区，大通一时成为东干人的活动中心。这个山区的大雪使作战非常困难，但刘锦棠挥师急进，使回民军无暇休整。1873年2月，西宁回民军首领马桂源投降，被押送到兰州，在这里被处以磔刑，这是处置特大罪犯的刑罚。

此年春季，来自整个陕甘的数万名回民军余部出现在肃州地区。在1871年晚秋，苏占彪已经回到了他那支奉命从中卫前往甘州解围的6000人的部队。他于1872年从凉州推进到甘州，在河州易手之后得到了若干增援，得以开进肃州地区。此年秋季，他跟著名的陕西回民白彦虎交手苦战。白彦虎肯定不是等闲之辈。从陕西到喀什噶尔，他一直与左军作对。在10年的苦斗中，他从未试图防御一座城市，从未让自己遭到包围，总是在左军合围之前就溜走了。他在西宁时，发现这座城市不可避免被围，便拍屁股走人，到北面去阻击苏占彪。

1873年2月，左宗棠开始大规模向肃州地区调兵。金顺从宁夏西进肃州。张曜驻扎在凉州以北的镇番。宋庆、杨世俊、陶生林和其他将领在官道上前进，通过凉州、甘州和高台。自从汉代以来，这条路就是中国军队和影响力进入中亚的主动脉。苏占彪在春季已经封锁了通向肃州的道路，切断了所有的供给。宋庆于5月份抵达肃州。这时左军的兵力已足以对该城合围。

肃州的城墙坚固异常，四周有宽濠环绕，深逾40英尺。城东有一座围墙的附城，名叫东关。在中国的围城当中，肃州独具一格，没有西城门。苏将军于7月13日把保护附城的城墙炸开了一个长约100英尺的豁口，试图占领附城。他的攻击预备出了纰漏。他未能安排部队迅速跨越壕沟，于是被守军击退。然后他设法用土和岩石把壕沟填平了一大段，修筑了一条通向城墙豁口的道路。7月30日，他在金顺和宋庆的协助下猛攻东关。回民军关闭了进入主城的大门，让门外的守军拼死抵御。部队执行了主帅的命令。苏占彪经过惨烈的近身肉搏战，占领了附城，斩杀了回民军大将马得振及其全部部属。苏将军在战斗中左脚负了重伤。左军在东关城墙上修筑起炮台，俯瞰肃州主城，使回民军大为震惊，于8月19日拼死反攻，企图夺回附城。苏占彪差一点被赶出附城，多亏得到迅速的增援，才站稳脚跟。《年谱》作者说他紧扎伤脚，不顾痛楚，始终在指挥战斗。

在此关头，指挥体制的中国特色凸显出来，有可能使肃州周边的作战延缓下来。金顺是满人将领，是为数极少的几个与左宗棠相处融洽的满人将领之一。但是，作为一个满人，他并不直接隶属于左宗棠。在理论上，他直接听命于皇帝。他喜欢左宗棠，从不给左总督添乱。可是白彦虎率领一大支攻击部队出现在肃州以西的敦煌，皇帝命令金顺西进攻剿白彦虎，同时命令左宗棠为这路兵力提供所有军需和运输。左宗棠向皇帝奏报，说他这里离不开金顺，而且无论如何也无法维持这路兵力的军需。他说，白彦虎总是四处游击，不必为他感到不安。如果金顺移师敦煌，白彦虎在金顺赶到时肯定会跑得更远。金顺没有西进，但在几周内给战局注入了不确定的因素，毫无必要地影响了作战的指挥。

左宗棠觉得他有必要亲临肃州，于1873年9月10日离开兰州，于10月3日抵达肃州。第二天，他亲自巡视城市周边的所有工事。《年谱》作者说，当肃州回民首领马文禄看见左宗棠的旗帜在肃州城四周移动，他就绝望了。10月5日，他派人向左宗棠求降，提出的条件是将他的部队编入清军，他会率领肃州回民攻剿白彦虎的部队。左宗棠断然拒绝他的请求。10月6日，左军发起全面攻击，但在每一处都被击退。

苏占彪已经在东城墙下两处以及东南角上埋设地雷。东城墙下的一处地雷于10月7日引爆，在城墙上炸开了缺口，苏占彪试图从缺口突入，被守军击退，损失惨重，副将张林阵亡。10月10日，另两处地雷埋妥，同时引爆。突击部队到位，试图占领两处缺口。将领杨世俊和500名官兵在东南角上的缺口处阵亡，而突击东城墙缺口的部队遭到重挫，被迫退回。

左宗棠认为强攻代价太大，而时间对敌军更重要，他可以用饥饿来逼迫敌军投降。他下令环城修筑壕沟与壁垒，要达到“不容一鸟飞出”的坚固程度。

回民军陷入了悲惨的处境。粮荒从仲夏就已开始，如今饥饿已让城内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左军的大炮在不断地轰击。几周以前，左宗棠就把专家赖长调来肃州，为他的炮兵担任顾问。他在这里试验他在兰州制造的枪炮和弹药。他说他使用了兰州造的2400发炮弹，对效果甚为满意。刘锦棠于10月30日从大通赶来，左宗棠兵势大增，他在考虑再发起一轮总攻。

1873年11月4日，马文禄单独来到左宗棠的大营投降。左宗棠当面告诉他：他可以投降，但他不会得到宽恕。接着，左宗棠命令所有甘州、西宁、河州与陕西的回民出城，把他们分派到不同的堡垒中。他从这些回民中选出1573名较为勇健的男人，下令处死。马文禄及其他8名被认定为首领的回民，被处以程度较轻的磔刑。11月12日，左军开进肃州，屠杀了4000回民。900名老人和妇孺留下了性命。以上的数据都是《年谱》提供的，但人们普遍认为死于肃州的回民人数超过了这些保守的统计。《年谱》作者说先前有3万名非回族中国人住在肃州，但在该城易手时只有1100人离开。所有活着的造反者被运送到甘肃东部，没有一个回民留在肃州。

那时候长城是甘肃的北部疆界，末端是肃州以西约20英里的嘉峪关。往北就是蒙古，而嘉峪关以西是新疆。随着左军攻占肃州，陕甘的回民运动落下了帷幕。左宗棠曾于1868年9月25日向慈禧太后奏答，他需要5年时间平定陕甘，看来当时他的猜想非常接近实际。他于1868年11月26日抵达西安，从那时起直到1873年11月12日最后战胜肃州的回民军，只比他估计的时间少了两周。

注释：

［1］《年谱》，第6卷，第3页。

［2］《年谱》，第5卷，第4页。

［3］《年谱》，第6卷，第13—18页。

［4］安德鲁斯：《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第85—86页。

［5］普瑞捷瓦尔斯基：《蒙古》，第2卷，第135—136页。

［6］安德鲁斯：《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第86页。

［7］《年谱》，第6卷，第12（a）页。

第十一章　新疆、喀什噶尔与阿古柏

在基督教纪元的第一世纪，杰出的班超将军把中国的武装带到了喀什噶尔和巴克特里亚，在历史上首次于中亚建立中国的政权。这个政权随着汉朝的衰亡而退隐，此后几个世纪在中亚没有见到中国军人。唐朝的皇帝们再次把中国的权力延伸到了帕米尔，但它又随着唐朝衰落而退隐。蒙古人把中国和中亚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为期几十载。接下来的4个世纪，另有别人在争夺班超和成吉思汗带领军队征服过的那些中亚荒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伟大的乾隆再次在中亚重申中国的权力。乾隆接手了一场由他祖父康熙发动而后被他父亲雍正所放弃的征战，直到1760年才打完，结果是合并了西至帕米尔的新疆，并将帕米尔以西和以北的浩罕收为属国。

亚洲地理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中亚有一个高耸的区域，人们称之为帕米尔高原，或称“世界屋脊”。起势于帕米尔的大山脉，或多或少都会绵延连贯到大陆的顶端。兴都库什山脉朝西南方延伸，通过阿富汗，直达伊朗高原，在19世纪成为中亚英国政权和俄国政权的大致分界线。在帕米尔以北，天山向东北延伸，然后向东接入蒙古高地。从历史地理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并非严格遵照自然地理，天山山脉向东北的绵亘，是由阿拉陶山、塔尔巴哈台山、阿尔泰山和萨彦斯克山接续下去的，这样在同一时期就在俄国迅猛增长的势力与中华帝国的领土之间形成了一道分界线。

从帕米尔南部起势的昆仑山脉，向东延伸到中华帝国的心脏，把新疆与西藏分隔开来。喀拉昆仑山也是从帕米尔南部分支，向东南绵延，与昆仑山一起划出了的西藏高原的一大部分。喀拉昆仑山以南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和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喀拉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那片无人荒漠的某一处，英国的统治足迹未到，而天子的庇荫同样止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帕米尔是19世纪3大强国——英国、俄国与中国的交会点，把亚洲大陆划分为3大块。由于回民运动，清政府的权力在帕米尔到陕西的这一中国板块上消退了，只是因为左宗棠将军在1868-1881年间的天才努力，清政府的权力才得以恢复。

乾隆的军队从蒙古踏着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这条路前进，控制了天山以北蒙古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大区域，一般称之为准格尔。清军很快就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发生了争斗，此人有浩罕王国撑腰。中国军队征服了整个喀什噶尔，进入浩罕，直达塔什干，迫使浩罕人承认乾隆为他们的宗主。波尔格说，乾隆这次征战动用的兵力为15万人。新疆中部和南部实际上只包括天山与昆仑山之间从帕米尔延伸到罗布泊以东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又叫喀什噶尔。准格尔的北部被划入了塔尔巴哈台县，征服的所有土地取名为“新疆”，意为“故土归新”。这片新领土在北部与俄国与蒙古接壤，在东部与蒙古与甘肃接壤，在南部与西藏和克什米尔交界，在西部与阿富汗与浩罕毗邻。它的面积超过50万平方英里，但其人口即便在1864年之前或许都没有超过300万。

天山从西向东横贯新疆，形成一个分界，把这块土地的大约1/5划分在山北，把它的大约4/5划分在山南。南部叫做塔里木盆地，几乎全是荒漠，边缘散布着一些绿洲，西边和北边较多，新疆中部与南部的居民，就聚居在这些绿洲之内。盆地边缘比较重要的人口中心，从南开始列举，依次为：和阗，叶尔羌，喀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吐鲁番，以及东部的哈密。从北向南穿过塔里木盆地没有常规路线，只有从东端到西端有常规交通。

天山以北地区分为两个部分，东部，或严格意义上的准格尔，以及西边的伊犁河谷。东部的主要中心为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伊犁河谷极为肥沃，养活了可观的人口。主要城市是老固尔扎和新固尔扎，两城相距约25英里，都在伊犁河边。新固尔扎是乾隆修建的，是整个新疆的行政中心。在造反时期，它的人口约为7.5万。这里驻扎着一支精锐的卫戍部队，它是全国各地官员的著名流放地。直到本世纪（指20世纪）清王朝结束为止，这里一直是罪犯居留地和流放地。

在严格意义上的准格尔，人口由中国回民和蒙古人组成。在伊犁河谷，回民与蒙古人、汉人和满人杂居在一起，其中以回民为主。这里的政府类似于中国内地边缘区域所有特区的政府。

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几乎全是维吾尔人，与更往西去的居民关系很近。在这个地区，清政府通过各个城镇的头人来进行统治。统治者没有试图限定维吾尔人的语言、宗教或习俗，清政府的统治对这些人非常宽松。

从中国内地有两条主道通往新疆。一条是从北京通往甘肃肃州以西嘉峪关长城西端的官道的延伸。这条路从嘉峪关到安西—哈密—吐鲁番—阿克苏—叶尔羌—喀什一线，一直通往西土耳其斯坦的各座城市。还有一条人迹较稀的路线，从安西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缘通往和阗与叶尔羌。这就是马可波罗在13世纪访问中国时所走的路线。另一条通往新疆的主道，是从归化和包头出发，前往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玛纳斯—固尔扎一线，还可通往西土耳其斯坦。这是大骆驼帮行走的路线。

有两条翻越天山的主道，与这两条东西大道相连。在东边，有一条路从哈密通往巴里坤，再往西，有一条路从哈密通往乌鲁木齐。翻越天山的其他通道非常稀少，而且人迹罕至。事实上，一条大道是沿天山以北延伸，另一条大道是沿天山以南延伸，因此它们分别叫做“北路”和“南路”。久而久之，这两个名称就跟天山以北地区和天山以南地区联系起来了。新疆北部通常称为“北路”，而天山与塔里木河之间的那个地区就叫做“南路”。不论走哪一路，要从中国内地前往新疆，都要经过一片广阔的荒漠，而要在新疆维持一支部队，就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

当乾隆的军队于1770年前后占领塔里木盆地时，喀什噶尔王国走到了尽头，和卓王族逃到了巴达赫尚，后来在浩罕寻求避难。许多年来，在喀什复辟和卓的希望是渺茫的。大约在1812年，浩罕的统治者停止向北京进贡，这在中亚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的控制正在削弱。这件事鼓舞了觊觎喀什王位的和卓，他们希望重登王位。而浩罕的统治者以各种方式支持他们的要求，只是没敢公开向中国宣战。

在1826、1831、1845和1857年，觊觎王位的和卓在浩罕组织了远征军，成功地在新疆西部发动了小型反叛。这一地区在清政府统治之下繁荣昌盛，居民方面很少有思变的愿望。所以清军不难把部队派往这个地区，并且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用于镇压那些叛乱的军队和全新疆的卫戍部队一样，几乎全部是回民。帝国政府一直使用这些回民，他们的忠诚度从来没有遭到怀疑，即便在他们要跟同教中人作战的时候。

由于喀什地区反复发生叛乱，清政府对反叛者的镇压越来越紧，对他们的敌意迅速地在居民中蔓延。1857年的暴乱是由和卓伪王瓦里汗领导的，情况一时颇为严峻。清政府在塔里木盆地各城驻军的办法，是紧邻城镇建立坚固的堡垒，而不是把堡垒建在城镇之内。这些驻军有一个习惯：当紧急情况出现时，他们会缩回堡垒等待援兵。瓦里汗占领了喀什地区的几个城镇，而且似乎越战越强。但是，当驻军的强大援兵到来时，他的追随者们失去了勇气，他的妄想破灭了。

1862年，陕西回民发动了回民运动，很快就波及陕西全省和甘肃全省。它的传播性很强，新疆的回民不久就针对汉人起事。各地驻军中的回民反戈对着他们的老板，见到汉人、满人和蒙古人就会加以屠杀。

首次暴动发生在哈密和吐鲁番，那里的回民攫取了政权。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以回民为主，在同教中人的领导下，建立了以他们的先知为首脑的地方政权。

新疆西部暂时还很平静，但是看到东部所有地区的穆斯林从中国官员手中接过了权柄，这里也于1864年发生造反。驻军部队参与了动乱，这里的中国当局很快就消失了。只有在喀什和英吉沙尔中国当局还能挺下来，也许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军队是满人和非穆斯林中国人。他们缩进堡垒，静观其变。

同一年在伊犁河谷发生的暴动格外血腥，因为这里有一大批非穆斯林居民。新固尔扎城被毁，整个河谷的汉人、满人和蒙古人都被屠杀。不久回民内部发生了内讧，很快战争就升级到白热化的程度。

在塔里木河流域，来自吐鲁番的回民扫荡南路，很快就控制了西至阿克苏的所有地区。在喀什、叶尔羌与和阗，地方派别在争夺主导权，没人试图控制整个地区。吉尔吉斯的强盗头伯克司迪尔在喀什要求控制权，但是遭到激烈反对，他最后送信给浩罕的汗，请他派和卓布素鲁克汗——瓦里汗的堂兄弟，到喀什来僭取王位。

这时的浩罕遇到了最大的麻烦。国内分裂成敌对的派别争夺王位，国外有正在锐意进军中亚的俄国人对浩罕人施加无情的压力。当时的最高首脑是阿力木库尔，他在塔什干准备继续抵抗俄国人，就在此时接到了伯克司迪尔的请求。他没有能力为布素鲁克汗提供很多援助，但他给予了祝福和一些金钱，而最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军官穆罕默德·雅霍甫借给了布素鲁克汗。

穆罕默德·雅霍甫大约于1825年出生于浩罕的彼什干，是一位小官员的儿子，他的父亲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里经历过凶险的政治风浪。［1］后来穆罕默德·雅霍甫宣称他的母系遗传是铁木耳的后裔。他娶了塔什干总督的一个妹妹，通过这个关系直接卷入了浩罕的政治。他参了军，于1853年在阿克麦吉特抗击俄国人，虽然失败了，但因作战英勇而引人注目。此后他卷入了几名首脑争夺浩罕王位的阴谋，这其中他的表现可谓趋炎附势，首鼠两端。于是人们承认他有相当的才干，特别是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浩罕高层的普遍信任。

在遭到俄国人的痛击以后，他在塔什干恢复受伤的自信，正在这时，阿力木库尔接到了伯克司迪尔的请求。很明显，俄国人暂时的撤退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浩罕的企图，而是为了很快卷土重来。他们的确在下一年回来了，占领了塔什干。然而尽管如此，阿力木库尔还是很乐意摆脱最能干的军人伯克雅霍甫，或称阿古柏，把他借给布素鲁克汗，同往喀什冒险。

不久之后，阿力木库尔在与俄国人和库达牙尔汗的一次战斗中阵亡，这时曾被阿古柏两次背弃的库达牙尔汗，登上了浩罕的汗位。阿古柏成为布素鲁克汗的助手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如果他留在浩罕，库达牙尔汗很可能会让他吃些苦头。库达牙尔汗在浩罕执掌大权的时候，布素鲁克与阿古柏已经在前往喀什的路上了。

这两人于1864年晚夏离开塔什干。他们在浩罕城会合了62名剽悍的亡命之徒，于1865年1月上旬通过特列克关口，进入喀什噶尔。他们没有遇到抵抗，在喀什附近会合了伯克司迪尔，此人现在劝说布素鲁尔汗取消计划。局势已经发生了对伯克司迪尔有利的变化，他后悔不该把和卓伪王召来。伯克司迪尔说，中国军队很快就会回来，把侵略者赶出去，但是布素鲁尔汗充耳不闻。他进入喀什，宣称自己是祖先王国的统治者。

该地区已经乱成一团。回民控制了阿克苏以东的整个南路，各派别在争夺喀什噶尔西部所有城市的地方控制权，中国驻军仍然留在喀什和英吉沙尔。伯克司迪尔立刻跟浩罕人翻脸，而浩罕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他。阿古柏很快就击败了伯克司迪尔，把他赶入喀什噶尔与伊犁河谷之间的山区。布素鲁尔汗这时被劝留在喀什，把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将军阿古柏。

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似乎没人注意中国的驻军。他们躲在城堡内，以他们特有的宿命论的态度静观其变。阿古柏收拾了伯克司迪尔以后，第一个行动就是进军叶尔羌，就从英吉沙尔的中国驻军眼皮子底下通过。

阿古柏起初打了几个胜仗，但叶尔羌地区的叶尔羌人起来反抗，将他击败。他设法率主力脱险，退回英吉沙尔。在这里，又有一些来自巴达赫尚的亡命徒加入他的队伍，他决定攻击中国驻军。在围攻了40天之后，中国军队同意投降，条件是要能活命。阿古柏不讲信义，将驻军2000人全部杀死。这次胜利使许多零散的小股武装归于阿古柏旗下。

当地回民现在对阿古柏摆出了威胁的态势，在玛纳尔巴什集结了大部队。阿古柏决定让他们来进攻，他在英吉沙尔绿洲等待对方的攻击。与此同时，布素鲁尔汗带着一些部队来增援，他们在英吉沙尔附近与当地回民军交战。战斗一开始非常不利于阿古柏，布素鲁尔汗认为必败无疑，带着侍从逃离了战场。阿古柏集合部队鼓动宣传，呼吁他们作为先知的信徒要捍卫正教，一大批当地回民在关键时刻倒向了他这一边，于是他反败为胜，击溃了当地回民军。对于喀什噶尔和阿古柏而言，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布素鲁尔汗为自己突然逃跑感到惭愧，也为他的将军突然获得声望而感到羞耻，所以对他那天的救助并未心存感激。国王与将军之间产生了隔阂，不久就给国王带来了灾难。

他们回到喀什。喀什噶尔西部的城镇，包括叶尔羌在内，急忙向他们投降。喀什的中国驻军也被他们掌握。通过笼络手段，阿古柏招降了几乎所有的3000名驻军，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个波尔格称为“何大雷”音译。——译注）的将领，很可能跟中国人所说的“叛贼何步云”是同一个人。他们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加入了阿古柏的军队。中国将领张达（原文为“Chang Ta”，不知所指，这里是音译。——译注）看到众叛亲离，带着家人和留下的几名死士，躲进了堡垒的军火库。当阿古柏的部队进入堡垒时，张达引爆了军火库。之后按照中国官僚的传统他得到了奖赏。就这样，中国政府在喀什噶尔的最后象征于1865年9月消亡了。

随着阿古柏的权势增长，布素鲁尔汗和所有已经依附于他的小头目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们阴谋对付他。他们要对付的这个人，本身就是中亚玩弄阴谋的大师。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阿古柏逮捕了喀什的国王。不久，布素鲁尔汗被流放到西藏，和卓家族不再是喀什噶尔政治中的因素。到1865年底，阿古柏成了喀什噶尔西部的主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为一个王国打好了基础，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他自己。

波尔格说，有2000名汉人，也许不全是军人，在英吉沙尔遭到屠杀，还有3000人在喀什倒向了阿古柏。其他驻军在造反运动中早已叛变或被屠杀。不过，有5000多人的忠诚在1年多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压力。尽管我们不可能详细了解喀什噶尔在这个混乱时期发生的所有事件，但根据已知的少量资料，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那么只要他把那5000人召集起来带上战场，只要他勇敢地面对事情的进程，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堡垒之中静观事态的变化，也不是在看到灾难性的结果以后为了博取流芳百世的美名而以身殉国，那么他是能够有一番作为的。既然阿古柏和60几个亡命徒能够在喀什噶尔建立一个王国，我们就能毫不夸张地假设，那几千人只要有一名合适的首领，就能为中华帝国守住喀什噶尔。然而才干和品格未必总是捆绑于一身，喀什的办事大臣张达将军（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应为奎英，自杀的也是他。——译注）至少具有勇气，敢于以生命来补偿能力和技巧的不足。

阿古柏在这块土地上已有政权在手，他着手巩固这个政权。他以“勇士之父”而著称，这是他的朋友博卡拉的统治者送给他的美号。他暗杀了和阗的地方首领哈比杜拉，轻松地得到了和阗的臣服。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阿克苏的当地回民。他召集一支劲旅攻打阿克苏，把当地回民赶了出去。他向东进，通过激战占领了库车，到1867年底，完全控制了那个地区。喀喇沙尔城、库尔勒城和吐鲁番城都向阿古柏投降，然后短暂地逃出了他的控制。由于这一地区发生了麻烦，阿古柏于1871年率军前进，把这些地方明确地纳入了他的王国。他向吐鲁番以东推进到辟展，到1873年，他成了从帕米尔到罗布泊整个塔里木盆地的主人。他组织了一个政府，令1873年英国为了和平与安全而派到喀什的使节团大为赞赏。他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施行强权统治。

喀什噶尔的新统治者不是一个喜欢藏藏掖掖的人。他让自己蜚声中亚以及中亚以外，把自己打扮成这一地区所有伊斯兰教徒的领袖，立刻在印度、伦敦、圣彼得堡和康斯坦丁堡吸引了眼球。土耳其苏丹鉴于穆斯林的强大影响，于1873年授予阿古柏“喀什噶尔统治者”的称号。在那一年，英国人注意到俄国人觊觎新疆，派遣佛西斯使节团到喀什，评估中亚那一地区的形势。这对阿古柏是一大鼓舞，但没给他任何承诺。英国人将阿古柏作为中亚未来的势力做了不小的宣传。不过，就官方而言，他们清楚地看出阿古柏的政权是短命的，但是显然他们没有算准阿古柏的灭亡从何而来。英国人和俄国人，甚至阿古柏自己，都没有把中国人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佛西斯使节团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从喀什噶尔地区到印度的通道，并且看一看俄国人的渗透究竟会不会给印度边境的防御带来更多的麻烦。他们报告说，从喀什到印度的路非常难走，不论谁主宰喀什，英国人都不用担心。于是印度政府对“勇士之父”的命运只剩下了理论上的关心。

◇1874年1月新疆总体态势示意图

阿古柏显然做了一些努力来讨好乌鲁木齐和哈密的回民，但是没有成功。他在阿克苏和库车对当地回民过于粗暴，令他们不能忘怀。至于汉人，阿古柏认为他们不大可能给自己带来任何麻烦。他在扮演中亚伊斯兰教领袖的角色，但这个角色没有得到那一地区各国的一致认同。他西边的近邻是浩罕，该国的统治者是库达牙尔汗。此人跟阿古柏没有交情，喀什噶尔与浩罕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特别亲善，尽管他们在面对俄国人的无情推进时在利益上是一致的。

最令阿古柏头痛的是俄国人。不论为公为私，他都不喜欢俄国人。他从1853年起就反对俄国人，那时他在阿克麦吉特抵御佩罗夫斯基将军的进攻，被俄军击败。在与俄军的各次交战中，阿古柏都是失败者。现在他自己当上了统治者，他仍然跟俄国作对。从他在喀什噶尔开始冒险的时候起，他就划出了一条反俄的阵线，若非左宗棠在俄国人出手之前就已经出场，并结束了他的僭越，那么俄国人一定也会消灭他在喀什噶尔的政权。

俄国人绝对没有忽略新疆中部与南部在他们中亚计划中所占的优先地位，但他们对天山以北地区特别是伊犁河谷兴趣更大。曾于1873年访问过伊犁河谷的舒伊勒说过，它是俄国人近来在中亚占领的最富裕的地区，他的看法是，惟有这个地区总是能够回报对它的投入。［2］

俄国人于1853年从塞米巴拉金斯克进军，首先占领了直达维尔尼的外伊犁地区。由于18世纪中叶乾隆的征战，中国人对下伊犁河谷和巴尔喀什湖有不甚明晰的主权主张。根据1860年签署的条约，中国政府出于指望俄国人协助中国促使英法联军撤出北京的考虑，同意改订中俄边界。在远东，这次改订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为疆界，这样就把沿海地区和直到黑龙江口中国主张的领土划给了俄国。在中亚，这次改订把后来成为塞米列奇省的大部分领土划给了俄国，科依宾（Koibyn）以西的伊犁河谷也变成了俄国领土。尽管俄国人没有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但是作为这次战争的结果，他们却在领土上大为获益。

如前所述，由于乾隆的征战，中国人对准格尔和伊犁河谷的主权诉求增强了。据说在这次战争中，大约60万名土著居民被消灭，或者逃出了这个地区。这个地区进行了重新安置，从帝国其他地区迁来了各民族的成员。他们当中有大约6000户回民来自新疆中部与南部。在回民运动以前的那个世纪里，伊犁河谷的人口在增长，到1862年有了35万人。

在新疆的参赞大臣驻节地新固尔扎城，有一支5000人的满人驻军，另有1000人的满人部队和3000人的汉人部队驻屯在河谷的其他地点。在这样一个边境地区，9000人的兵力似乎少了一点，但要记住，这里的大部分人口都号称是军事移民，所以形成了某种民团性质的组织，随时可以应召作战。

北路回民的真正暴动发生在1864年夏季，他们占领了乌鲁木齐，屠杀了那个地区的13万名满人和汉人。清廷的军队在伊犁集结，派去镇压造反者，但在玛纳斯境内遭到重创。接着伊犁河谷就发生了暴动。即便在那时候，官员们只要积极行动起来，似乎也不难把造反者镇压下去。回民内部争吵，其中一些人没有参加动乱的迹象。但是汉人和满人官员的作为如同喀什噶尔的官员一样。他们待在军营里，等待造反军来攻击。新固尔扎集结了大约8000兵力，就跟在喀什一样，他们静观其变。

回民军对新固尔扎发起了攻击。他们的攻击被轻易击退了。此后不久，参赞大臣被解职了，他从前的属下，塔尔巴哈台的朱古察克参赞大臣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新任参赞大臣对省会附近壕沟里的回民军发起仓促的攻击，结果遭到惨败。回民军在新固尔扎附近集结，对该城进行无组织的攻击，同时包围了该地区所有的小军营。外围军营一个接一个失陷，到1865年底，只有省会新固尔扎挺下来了。

这一年中，回民在朱古察克起事，杀光了驻军和该城的所有满人与汉人。伊犁河谷与中国内地的所有交流就这样被切断了，只有通过俄国投递的信件除外。参赞大臣陷入极度的困境，多次向俄国人求援，正如中国人在太平天国时期请外国人援助长江下游。但是俄国人严守中立。

该城的主城区遭到破坏，只有城墙坚厚的驻军区保留下来，居民们在这里寻求保护。粮食很快就吃完了，斑疹伤寒在拥挤的人群中爆发，人们在经历可怕的痛苦。大约在1866年1月中旬，正值左宗棠在广东嘉应准备对太平军给予最后的残酷打击，回民军攻破了新固尔扎军堡的城墙，清政府在西部的最后一个前哨退出了舞台。

时过不久，回民中的两派公开为敌。1867年4月，双方在老固尔扎附近展开决战，最后阿比尔·欧格拉获得了最高权力，此人又称阿拉罕。他自称为苏丹。但是伊犁河谷绝没有恢复和平。吉尔吉斯的强盗帮穿过边境，冲入俄国，骚扰俄国人。

考夫曼将军，老派的帝国建立者，于1867年当上了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总督。他在撒马尔罕安顿下来以后，把注意力转向浩罕及东部地区。阿拉罕向俄国人提过几次建议，但他们没有理睬。

阿古柏开始对天山以北的土地打主意。当他于1871年把军队调到吐鲁番时，人们都认为他企图吞并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的回民区域，并夺取固尔扎新苏丹的领地。不管怎样，俄国人认为这是他的企图，而他们不想让他进入伊犁河谷。他们占领了穆扎特关北面的通道，以阻挠阿古柏从那条路线派兵进入河谷的企图。

固尔扎周边的动乱还在继续。老固尔扎已经成为塔兰奇苏丹国的首府，而边境仍然遭到盗帮的袭击。考夫曼将军决定终止这种事态，于1871年夏季在科依宾以东召集兵力，打算平定固尔扎。科尔帕可夫斯基将军出任司令，领兵出征，塔兰奇方面只进行了轻度抵抗，阿比尔·欧格拉便投降了，固尔扎于1871年7月4日被俄国人占领。据说占领伊犁河谷的行动是由考夫曼将军发起的，圣彼得堡的当局对此行动甚为不满。俄国外交部赶紧通知中国政府：这次占领是暂时的，只要中国派出足够的兵力接收并维持秩序，就能收回领土。［3］

可以肯定地说，俄国人占领伊犁的理由，是对阿古柏的野心及其反俄的态度略为担忧。他拒绝俄国人到他的领地从事贸易，当某些有强大官方背景的商人进入喀什噶尔时，他直接买下他们的全部货物，然后将他们送回俄国。看来阿古柏采取反俄态度完全是因为他急于得到俄国的承认，他企图用高压手段来令俄国人对他的权力刮目相看。但是他对考夫曼将军的判断犯了可悲的错误。

俄国人于1868年建立了纳伦要塞，巩固了他们在伊塞克与喀什噶尔之间山区中的地位。这令阿古柏十分不快，他针锋相对，大大加强了阿克苏的防卫。考夫曼将军试图与阿古柏直接接触，就跟他跟浩罕交往一样，可是阿古柏似乎不想直接跟圣彼得堡打交道。

考夫曼将军随后试图引导浩罕的统治者胡达牙尔汗向喀什噶尔行使他的宗主国权力，让他进军喀什噶尔，把阿古柏赶走。胡达牙尔汗虽然不喜欢阿古柏，他却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考夫曼将军给阿古柏送去一封信，告诉他：除非他像浩罕与博卡拉一样跟俄国建立友好关系，他对俄国与俄国人的态度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阿古柏对他的答复是：

把你的信函送到我手中的最后一个信使不是俄国人，不是因为你没有俄国人可派，而是因为你认为只有浩罕与博卡拉才值得你派俄国人。如果俄国人相信我的好意，他就会派自己当中的一员前来，这才能向我显示他们的诚心，才会被我当作他们对我的善意的证据。如果你说的话果然是表达对我的好意，那就派一个比商人更有资格的人过来。派个俄国人过来，哪怕是塔什干人也行，虽然他只是一个牧羊人，我还是把我自己的使者派到你那里去。［4］

在许多年后将指挥一支军队参加日俄战争的考尔巴斯男爵，被任命为使节，派往喀什，与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与此同时，俄国人开始向纳伦要塞大规模调动军队和给养。通商条约于1872年6月10日签署，阿古柏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被俄国人承认为主权国家了。他请求派一名使者前往圣彼得堡，得到了允许。1873年夏季，沙皇接见了这名使者，给予他相当规格的接待。［5］

那个条约对贸易关系并无显著的效果，因为俄国商人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军事准备仍在继续，要是1873年没有佛西斯使节团在喀什，俄国人很可能就入侵喀什噶尔了。阿古柏从这个使节团得到了不小的安慰，这使他对俄国人说话调子空前强硬。但是考尔巴斯使节团已经打探到了阿古柏的底细，掌握了他所能调动的兵力数量。他们集结了2万人的军队，由了不起的斯科别列夫将军指挥，准备在1875年初消灭阿古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浩罕爆发了叛乱，有可能影响到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更多区域。准备进攻喀什噶尔的军队必须撤回，用到其他战场上。阿古柏捡了一条命。

尽管阿古柏自命为中亚穆斯林的领袖，尽管1875年的暴动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证明他在反对俄国人的大斗争中所处的领导地位，但他还是没能在同教中人抗击俄国人的战争中伸出援手。他应该知道，只要他打算跟俄国人斗争，他就会有机会。有一个假设或许能够解释他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他已经风闻他的王国以东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甘肃的肃州，左宗棠将军正在按部就班地准备重新征服新疆。俄国人还没有完全恢复俄国土耳其斯坦的局势，来不及把喀什噶尔抓在手里，左宗棠的部队就已经开到了喀什噶尔，于是阿古柏的统治完蛋了。

注释：

［1］注意：下面对阿古柏的叙述主要根据波尔格《中亚问题》中的《喀什的已故阿古柏》。

［2］舒伊勒：《土耳其斯坦》，第2卷，第198页。

［3］舒伊勒：《土耳其斯坦》，第185～188页。

［4］舒伊勒：《土耳其斯坦》，第321页。

［5］舒伊勒：《土耳其斯坦》，第322页。

第十二章　筹备新疆战役

在左宗棠于1867年春季离开汉口之前，他已经意识到，回民的问题不会随着陕甘的平定而告终结。在左宗棠的同时代人中，很少人甚至没人具有他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把握大局的独特才干，以及另一种更为罕见的天赋：在对事情的总体计划中，恰当地权衡一个问题的每个阶段。毋庸置疑，在他的意识深处，甚至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把帝国的主权一直再次恢复到帕米尔脚下。也许在当时的记载中找不到他就此事说过的只字片语，因为他不会紧盯着遥远的目标而疏忽了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从他在寻求有关新疆的信息时表现出来的兴趣来看，可以断言他脑子里所想的事情。新疆是他的目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目标逐渐靠近。当他在陕西和甘肃缓慢前行时，他的同僚们不止一次认为他无法镇压这两个省份的回民运动，更不用说抵达新疆了。但是左宗棠一秒钟也没有怀疑他能把回民运动平定下去。他就此事表现出来的唯一焦虑，就是他究竟能不能活到完成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的那一天。

北京的当局好像为其他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把新疆抛到了脑后。接着，在1871年夏季，俄国外交部通知北京：俄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固尔扎与伊犁河谷，作为对中国的友好姿态。清政府立刻对新疆寄予极大的关心，开始考虑方法和手段。

清政府的态度在塔尔巴哈台案例中充分表现出来。回民军于1865年占领了朱古察克城，他们试图与俄国人结下友好的关系。俄国人对他们颇为冷淡。大约1年以后，在俄方边境上的中国难民传播着一个流言，说俄国军队正在进军，要攻占朱古察克。回民军顿时慌作一团，放弃了朱古察克，撤退到玛纳斯。整个地区被放弃了若干年。

人们会奇怪，俄国人为什么如此克制，没有去占领朱古察克，或者整个塔尔巴哈台。但是在1871年，当清政府对遥远西部的局势如梦初醒时，他们派出一支远征军穿过蒙古，重占朱古察克，并在塔尔巴哈台的部分地区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权力。不过，担任指挥官的满人将领荣全没有做多大的努力来把权力范围扩展到回民军控制的地区。

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兵工厂主要是为征战新疆做准备，他设定了很大的提前量来试验兵工厂的产品，检验该厂为长期征战提供军火的生产能力。他大胆地致力于将回民安置在甘肃的土地上，动用大量兵力协助百姓恢复耕地，那时他就想到了供给问题。他充分地认识到，如果他的部队进行一次长期而艰苦的征战，身后却是一片荒废的土地，而部队开进的地区又被造反军彻底破坏，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愚蠢的。他知道，在向新疆进军之前，必须把甘肃省变成一个粮食生产基地。

就在左宗棠平定甘肃的同一年，云南的杜文秀也被彻底镇压。于是25年以来，中国内地第一次全面处在当局的控制之下。同一年结束了两大敌对运动，大大鼓舞了北京当局，刚刚接到攻占肃州的报告，皇帝立即命令左宗棠前进到长城以外，控制新疆的局面。

左宗棠没有突然爆发出热情，却总是冷静而有条不紊地提出建议。在他做好准备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之前，他不会贸然踏进新疆。他向朝廷提出忠告：在着手脚踏实地地收复新疆之前，还有大量的筹备工作要做。他用了充足的时间，在他有把握发动最后的征战之前，已经过去了多于两年半的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为了做好他认为决不可少的筹备工作，需要大量的银子。单是为了供养左宗棠在甘肃的大部队就要花费很多。他们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绝非无所事事，但是全国其他地区的官员们总是接到向甘肃提供资金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支撑着一支呆军。他们开始反对这种做法，上奏皇帝，请求不要为月复一月仍未看到任何成果的目标而虚靡国帑。

且不说左宗棠很难说服朝廷理解他的费用为什么如此巨大，就是把一支军队派进新疆所遇到的自然条件的挑战，也足以让一名指挥官经受最大的考验。他们的征程非常遥远，从一个绿洲台站进军到另一绿洲台站，中间路线漫长，而且台站稀少。整个路线上水源稀少，沿途采购供给，哪怕在人口最密集的中心城镇，都是无可指望的。

从肃州沿南路前往喀什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堪萨斯城到洛杉矶的里程。直到哈密为止，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从哈密向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天山以北，一条通往天山以南。从肃州到安西约有480里，从安西到哈密约有720里。安西—哈密地区跨越一片戈壁滩，那里水源奇缺，没有一个台站能够为较大数目的人和动物提供足够的饮水。从哈密开始，有一条路翻山向北，直抵北路的巴里坤，距离粗算为290里。从巴里坤沿北路可达第一重镇古城，距离约为640里，从古城前往回民势力在北路的第一个主要中心乌鲁木齐大约有350里。从哈密沿南路前往阿古柏王国的东部中心吐鲁番约有800里。如此看来，要抵达喀什噶尔王国在吐鲁番地区的最东边，左宗棠必须让他的部队在荒漠地区行进2000里；为了攻击乌鲁木齐地区的回民军，他的部队必须行进2500里。为了向更为强大的造反军主力开战，他必须跨越这么长的距离。

在那一时期，甘肃省的边沿在肃州以西不远处的嘉峪关。这个镇子是长城的西大门，修筑了防御工事。随着肃州易手，平定甘肃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在嘉峪关以西，在玉门、安西和敦煌地区，居住着大批回民，而著名的陕西回民首领白彦虎率领几千名部众待在这里。在哈密大绿洲上，回民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拥戴当地的回民首领为哈密王。在北路，回民似乎未在巴里坤或库车建立什么政权，他们只是破坏了这些地区，使城镇几乎荒无人烟。因此，在征服阿古柏的王国之前，还有大量的前期工作需要完成。

◇新疆战役供应区域和前进基地示意图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计划可以概括如下：

一、彻底重组左军，淘汰冗员，尽可能用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作战部队。

二、肃清玉门—安西—敦煌地区的白彦虎部和其他回民军，将从凉州到安西的整个地区组建成扩大的军事基地。

三、在肃州形成一个大型后勤给养基地，玉门和安西为分支基地。

四、占领哈密、巴里坤和古城，在此3地组建前进基地。巴里坤要成为北路作战的主要后勤补给基地，哈密则是南路作战的后勤补给基地。在这些作战中尽可能少用兵力，以减轻运输压力。

五、等到前进基地积累了充足的给养储备，而运输可以为前进基地源源不断提供给养，便命令部队从肃州通过哈密—巴里坤—古城一线开进新疆，攻取回民军的中心乌鲁木齐与玛纳斯，然后再次翻越乌鲁木齐以南的山岭，与哈密开出的部队协同作战，摧毁阿古柏的王国。

在重组部队时，他说他裁撤了2万人，留下141个营，约为7万人。［1］不过，除了左宗棠自己的141个营以外，还有其他兵力，其中有金顺的10个营，张曜的14个营，以及苏占彪的13个营。总计为178个营，约有8.9万人。这支军队大部分分布在甘肃全省，主力集结在肃州、高台、甘州和凉州。他的兵力部署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能在当地解决给养问题，于是他就能运用所有的运力来储备给养，提供给在长城以外作战的各路兵力。

1874年春季，金顺与张曜向嘉峪关以西推进。《年谱》说，左宗棠给了金顺1门克虏伯野战炮，给了张曜1门克虏伯野战炮和兰州制造的10门新臼炮——劈山炮（意思是可以把山劈开），外加10枝德国造的7连发马克辛来复枪。《年谱》没有叙述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战斗，只是记载了仲夏期间金顺到了安西，张曜到了玉门。不过，俄国旅行家皮亚塞茨基博士在1875年夏季路过安西，他写道：

我们当然知道安西遭受了战争的苦难，但我们见到的毁灭超过我们所有的想象。这个大城镇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堆石头、断壁残垣和寺庙的废墟。在这一大片废墟的中央，几个老年居民在搭建草棚。略有不同的是，这里一无所有，只有蓬生的野草。［2］

1874年夏末，张曜推进到哈密。从安西出发的部队，必须按照水源地点的供应量分成小批迭次进发。当一个批次抵达一个供水点时，前一批次就会继续前进。一个批次需要11天才能抵达哈密绿洲。《年谱》没有提及张曜在哈密的作战，但皮亚塞茨基又提供了一些材料。在张曜抵达哈密1年后，他也来到了哈密。他就这座城市写道：

这个城市已经完全毁灭，无从推断战前是个什么样子。确切地说，新城只是中国军队的军营而已。［3］

张曜在哈密站稳脚跟之后，金顺被派往巴里坤，他于1875年1月抵达目的地。这年春天，苏占彪奉命从安西开往巴里坤。他抵达巴里坤以后，金顺便前进到古城，占领了此城。左宗棠此时已经占领了新疆东部，可以在这些前进位置为他打算派往新疆内地的部队积累给养。

左军有了如此大的动静，阿古柏和乌鲁木齐与玛纳斯的回民军似乎应该意识到这是他们必须做出反应的时候了。如果他们把兵力联合起来，就可以为左宗棠造成很大的困难。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做，光是等待。不过，如果他们对左宗棠的前进位置发起攻击，他们一定会发现，这次作战跟他们以前与清军交手时大不相同。左宗棠有5000人在古城，有6500人在巴里坤，还有7000人在哈密，担任指挥的将领都不是那种袖手旁观的军人，而是当敌人靠近时会主动出击的司令官。单靠回民军无法对金顺和苏占彪造成多大的震撼。如果阿古柏决定对张曜发起攻击，那么他要奔越的距离，就跟左军从安西增援哈密要走的距离一样长。看来左宗棠对各种需求做了最周密的评估。他的兵力可以应对任何紧急事件，但又不会多到对供给造成压力。每支进军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可以对付小股敌军的袭击。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左宗棠军屯部队的资料。事实上，在外国文献中有关左宗棠的介绍，几乎总是将他的新疆之战与下面的故事联系起来：他的部队在收获季节之间从一个绿洲推进到另一个绿洲，在每个绿洲都有一次停顿，为下一次进军生产粮食。这个故事就像传奇一样，无疑将长久与左宗棠的名字捆绑在一起，而类似这样的传奇总是包含着一点真实的成分。然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的真相。在任何一个国度都很少有将军解决供给问题超过了左宗棠的难度。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一位将军比他更为成功地解决这样的难题。在陕西和甘肃，他的征战区域遭到了破坏效果空前的内战的摧残。在他登场以前很久，这里就遭到了破坏。

与某些人的看法相反，左宗棠的部队不是破坏性的部队。他的部队脚下所踩的废墟是他的敌人造成的，或者仅仅是实战产生的后果。他不是粗暴的破坏者，而是伟大的建设者。他很勇猛，但绝没有报复心。他在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就会马上着手于建设。在他作战的地方，运输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部队的后方开展生产，以减轻运输的压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让士兵们发挥了所有的潜力。他用士兵和牲畜耕犁播种了数万英亩土地，但他并非总是享有收成。他的做法是，只要土地的主人露面了，他就把已经耕种的土地交还给主人，如果主人没来认领，他就把土地交给任何一个保证会继续耕种的人。收获粮食的时候，他会购买粮食，并且支付好价钱。有时他会用已经不再适合野战的老兵或轻度残废的士兵开垦荒废的土地，而甘肃在回民运动之后不乏这样的土地。他们通常播种又收获，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能找到百姓来继续耕种，他也会把土地交给百姓，而让那些军人到别处开荒。

左宗棠看不出把军人变成农夫有什么难处。他曾将此比喻为用一只手画圆而同时用另一只手画方形。［4］在他发起新疆战役的前一年，他命令将领们不要把最优秀的士兵派去种田，而是要挑选那些平凡和较差的士兵去做这些工作。显然，只要想到会有一个士兵吃闲饭，他就会感到不安。只要实战不是迫在眉睫，他总是能为部队找到活干——某种可以为朝廷节省银子的活。他说，他的部队在甘肃为恢复重建所做的工作，为朝廷节约了数百万两银子。

在从凉州西达肃州的那个地区，甚至在玉门和安西的谷地里，按照时令从事的粮食生产非常明显。由于回民运动，这个地区一度荒无人烟，而左宗棠把他的士兵派到田里耕作，耕地，播种，修筑灌渠，总之要使土地产出粮食。与此同时，他竭尽全力鼓励百姓进入这个地区定居。他对定居者大加奖励，以优厚的价格购买他们生产的所有余粮。他不愿让百姓捐粮，坚持要官府为他们提供的给养付款。就是这样，他非常成功地在这个遭到破坏的省份迅速地召回了居民。他的部队种粮的实际产量，为他的大部队供给不了多久的军粮，但是他奖励百姓种粮的举措，确实成为部队供给的很大因素。

当张曜的部队开进哈密时，左宗棠针对在哈密绿洲上恢复粮食生产给了他详细的指示。他必须安抚百姓，努力劝说他们不要离乡背井，并采取特殊措施鼓励那些已经离家的人返回家园。已经返家的人要立刻恢复耕种，要竭尽全力令他们拥有安全感。在秩序建立之后，能够节省下来的每一个士兵和每一头牲畜都被派去整修灌渠、耕田和播种。在牲畜数量不足以完成耕田任务的时候，就让士兵上——3名士兵相当于一头骡子拉犁。如果在作战的任何阶段土地的主人回来了，就会把土地归还主人，只要他保证继续耕耘。

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不会引起争论，只要声明自己是主人就行了，条件是自称地主的人要继续在土地上耕作。不论地主信奉何种宗教，一视同仁。一块土地上分派一个连的部队，每个连聘用一位土著做顾问，教授当地的粮食生产程序，鼓励各连之间相互竞争。营官和哨官要为本部队的行为负责，他们的农作任务完成得好不好，会在军官考绩中留下记录。左宗棠列举了这种制度带来的好处：它能为政府省钱；能够减少运输；使士兵们有事可干，还锻炼了身体；能够鼓励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改善了，收成有望了。［5］

到1875年夏季，张曜报告说，除了大片荒废的农地已经恢复了耕作，他还开荒多达18000多亩。他在号召百姓返回耕地的工作中肯定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果，因为同一年夏季路过哈密的皮亚塞茨基博士说过，他看到百姓在田间劳作，却没有说他看到任何士兵在干农活。

张曜是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杰出的骑手，优秀的军人。左宗棠不仅把他视为自己手下最得力的指挥官，而且对他格外青睐。张曜的生平颇带童话色彩：他生于北京，是个普通的劳动者，工作是打米。他很强壮，据说背上能负重500斤，而一个平常的工人只能背100斤。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妇人跟守寡的媳妇吵架，他就掺和进去。那老妇人要强迫媳妇改嫁，张曜说这不合礼俗，争辩中发火了，搬起一袋谷子向老妇人砸去，把她砸死了。他从北京逃往河南，捻军正在那里欺负村民。捻军在作战初期没有使用火器，张曜的勇力在村民们与捻军的冲突中抵得上一打人。他成为一批村民的首领，声名远扬，连省会开封都知道他。

他流浪到河南东南角上的固始县，恰逢捻军包围了县城，长久围攻，城内人几乎已经绝望。知县是一位学者，有个美貌倾城、文才超群的女儿。他在绝望中张榜招贤：谁能打败逆贼，保全县城，就把女儿嫁给他。张曜前去揭榜，自告奋勇。他仓促召集300人，夜间出击，猛攻捻军。这场争战难有胜算，但是幸运之神在张曜这边。著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赶来了，捻军仓皇逃走。知县没有拘泥细节，婚礼如期举行。僧王对张曜十分喜欢，举荐他为知县。僧格林沁这种大人物的认可比学位的价值更大，于是张曜得到了朝廷的任命。

张曜一字不识，但妻子是个贤内助，配合默契，于是两年后他便升为河南藩台，也就是省财政厅长。这在监察机关看来简直是太过分了。一位名叫刘裕南的御史上奏皇帝，说张曜一字不识，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当一省布政使，怎能称职？于是张曜丢了布政使的官职，但还是被任命为总兵或少将级的武官。命运的这个转折令张曜很不痛快，他生气了。作为一名将领，他开始玩忽职守。多亏他的妻子鼎力相助，才使他没闹出大乱子。妻子叫他开始念书，亲自教授，通过她非凡的努力和坚持不懈，张曜终于能识一些字，也能写几句话了。

在镇压捻军的作战中，左宗棠听说了张曜这个人，对他的过去颇感兴趣，请求朝廷将他和他的部队派到自己麾下。他被转派到左宗棠帐下，奉命前往山西，与刘松山会师，一起进军陕北。张曜没有动身去执行命令，但他再次接到命令。这件事有点非同寻常，因为左宗棠没有重复发令的习惯，也许命令是从北京发出的。张曜还是没有行动，直到他的妻子干预此事。她对丈夫说：“你别自以为了不起。你若抗命，皇帝会要你的脑袋！”她终于说动丈夫起程了。一旦起程，他就走了很远。他在战斗中的勇气非同凡响。他在世上谁也不怕，只怕妻子和左宗棠，而他是否畏服左宗棠，还无法肯定。

皮亚塞茨基在哈密见到张曜及其所部时，对他们的印象都很不错。他为这位将军画了一幅素描，令张曜欢喜不已。张矅要把这幅画马上裱起来，但被告知没有玻璃。他身边正好有一面镜子，于是他下令剥去锡箔，用来给他的画像做镜框。

张矅

皮亚塞茨基博士作画，1875

左宗棠

约在任闽浙总督时期

左宗棠致力于促进全甘肃和陕西的农业生产。他特别关心鼓励棉花的种植，棉花对他的部队和粮食一样重要。棉花除了可以用于织布，还能用于填充军人的冬装。西北多产一点棉花，他就省了一点运输。他亲自写了两本关于种棉的小册子：《种棉十要》和《棉书》。他成立了一个机构，负责教授百姓如何纺纱织布。军人被派去种棉，并帮助村民们从事这项工作。他督促人们在过去种植罂粟的地上改种棉花。

左宗棠对罂粟种植的态度十分强硬。各县的农夫都被召到当地衙门，要求他们发誓不再种植罂粟。违背誓言者一定会立即受到处罚。然而，鸦片在甘肃的根子很深，很难予以控制。在一些地区，不得不派部队前往远僻的地方捣毁地里的罂粟。军队制订了严厉的规定，不许吸食鸦片。不能说左军中没人吸食鸦片，但肯定没有重度成瘾者；只要左宗棠在场，就没人敢于哪怕只偷着抽上一管。

在1874、1875和1876年，左宗棠运气很好：天气好得非同寻常，甘肃年成丰饶，凉州和肃州更是丰产。只要可能，他就按照收获前几个月前签订的合同收购粮食，如此维持了粮价的稳定，使他的采购不会令百姓为难。他细心地关照农民不要在丰收时卖掉所有的粮食，以免在岁末又用高价买回口粮。他在肃州储备了足够的弹药，然后运到哈密和已经建立的其他前进位置。他在蒙古买了几千头骆驼，租借了能够找到的所有车辆和牲口。哈密与南路的道路可以通行车辆。他把采办派到归化、包头、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去采购粮食，用骆驼队运到巴里坤和古城。

俄国旅行家索思诺福斯齐于1875年6月15日经过兰州回国。他刚一到达，就拜会了左宗棠。引见过后，左宗棠直接问他能不能在西伯利亚代购粮食，在古城交货。索思诺福斯齐曾在塞米帕拉斯丁斯克省供职，了解那里的一些情况，爽快地谈定一笔交易，代购2.5万切维特的粮食，大致为15万普式耳，在古城交货，每切维特30卢布。这个价格比在归化购粮略低，在那里是每百斤（133磅）8两银子，在巴里坤交货。左宗棠说他与这些俄国人签订了合同，请他们代购300万斤，在古城交货，每百斤7.5两银子。索思诺福斯齐对这笔交易大为高兴，因为他开出的价格，在他的同伴看来是天价。他为自己辩解说，左宗棠没有跟他还价，并说自己有很多银子，但他不能让士兵吃银子。皮亚塞茨基提供了左宗棠与索思诺福斯齐之间所订的合同。其中写道：

大俄罗斯帝国的参谋军官索思诺福斯齐上尉，与中国全西部军事大帅左宗棠达成如下协议：为了在中国西部征讨鞑靼人，必须给部队提供粮食。索思诺福斯齐上尉鉴于同中国的深厚友谊，愿为中国人提供面包，每切维特30卢布，若斋桑地区粮价不贵，还可低于此价。［6］

俄国人打算在兰州停留1个月，然后再继续他们回国的悠闲旅程。可是左宗棠急不可耐，他给索思诺福斯齐的一名哥萨克军官派了一个卫队，让他带着索思诺福斯齐的指示，由快驿前往斋桑，先把粮食运上路。到1876年4月，俄国人不但把300万斤粮食交到了库车，还另加了100万斤。

到1876年春季，左宗棠积累的粮食储备如下：哈密，1000万斤；巴里坤，500万斤；古城，800万斤；加起来超过了1.5万吨。此外他还召集了充足的运力，把给养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些基地，在那时他还另有1万吨粮食在运输途中。在肃州的主要基地，他可能拥有3万吨，在安西也有大量储备。他在所有的仓库中储存了给养，足以维持1年半的征战。

为部队提供武器装备也是一大问题。左宗棠决定，他要派往中亚的部队必须是精兵良将，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止是打败回民军，消灭阿古柏。在左宗棠的计划中，他们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树立威望。这是他花如此之多的时间来做筹备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本来可以至少提前1年深入新疆，他派出的部队足以打败阿古柏，镇压回民军，但最终的结果也许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可能比实际取得成果的时间还要慢。他决定对部队进行现代化建设。他为部队采购了大量外国造的武器，但部队的装备仍然还有欠缺。他的兵工厂为他的部队生产武器弹药已为时4年。很自然，在刚起步时失去了很多机会，而且也犯过许多错误，但到1873年年底，这家工厂的产品已经非常令人满意。

左宗棠在1874年写给总理衙门（外交部）的一封信中谈到武器问题，表明了他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很有研究意义。他写道：

至西人所传洋枪队式，行列整齐，进止有度，较之中土所演阵式，不但枪械、子药远胜，其束伍、结阵之法，亦良不易及。然自剿办发、捻，中国材武之士辈出，善战者亦多尚洋枪，而不尽习其阵式。如前广东提督刘松山，今苏松镇总兵章合才，所练阵法足平发、捻，亦可制洋人，宗棠实亲见而信其能。

以简器论，炮以布罗斯所制之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为最胜，枪以后膛七响为最胜。从前西人旧式枪炮本已精工，近改用螺丝内膛，后圆前锐，注药之子又极合用，较其旧式光膛圆子更为精妙，故致远取胜胜于旧式。近又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翻小。如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则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

凡枪炮之用，在致远取准而已。其能致远取准者，在炮子必合炮膛、枪子必合枪膛，子不离药、药力全注其子故也。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枪，不但子药合膛，且大于膛口以数分计，而能不伤膛口者，由子之外面用铅皮包裹，火着子出，铅皮融脱，故出口不伤；子聚药力，毫无外散，故能远；子满膛口而出，毫无偏倚，故能准也。

此间现设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近令改中国旧有之劈山炮、广东无壳抬枪，用合膛开花子，劈山架改用鸡脚，又无壳抬枪改用一人施放，选用宁波及粤、闽工匠制造，以总兵赖长督之。饬中军副将崇志教练本标将弁兵丁演习，俾制器之人知用器之法，用器之人通制器之意。向之劈山必用十三人，今只五人；向之无壳抬枪三人管放两杆，今一人放一杆，且更捷便。盖欲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为行队接仗、营卡守具所必需，亦犹西人每进益上、精益求精之意也。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如果能得地势，用教练之将弁带习练之兵丁，其制胜确有把握，非美观不适用、空言无实用者比也。

皮亚塞茨基博士在索思诺福斯齐路过兰州时与之同行，他对左宗棠做了非常有趣的侧面描写。这些俄国人住在左宗棠的大营做客1月，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他应左宗棠之邀参观了兵工厂。他写道：

我们参观了制枪车间和铸炮车间，其中使用了蒸汽，没有一个外国人……

兵工厂的总管是一位广州人，他来迎接我，把我领到一间帐篷里饮茶……我提议出去看看射击。兵工厂的主任给我看了4枝来复枪管的后膛枪，那是他们车间的产品。它们组装得非常精细，有各种规格，最大的是9号枪管。

兵工厂的技术员谦逊有礼……他不愿接受夸赞，对自己的科技和能力缺乏自信，坦言欧洲人的优势。在他的产品组装之前，他一直用喜爱的目光注视着那些部件。上司当面指责他，他赶紧走远了……

士兵们操作非常熟练，毫无恐惧……炮弹射出去了，炮身没有爆炸。他们用每枝枪射击几次，然后再试别的枪。总体而言射击不赖。［7］

左宗棠对这次访问的评论也很有趣。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光绪五年与杨昌浚书。——译注）中写道：

弟徐语以新设制造局亦能制枪炮，与贵国及布洛斯所制相近，渠笑而不答。乃使人导赴赖镇所详视一切，归后询以何如？索思诺及同来诸人齐声赞好，惟讶其铁质精莹，意必从西洋转购而来。比告以土产之铁，索使等大以为奇，其于赖镇则数数目之，似见所未见也。

匈牙利旅行家捷辰依伯爵（Count Szechenyi）于1876年夏季在肃州拜访了左宗棠，那时左军正要搏击乌鲁木齐附近的回民军。左宗棠给他看了在兰州兵工厂制造的一枝撞针枪，捷辰依说它“的确是非常有用的武器”。他说左宗棠的骑兵携带一枝骑枪和一把刀，而步兵则用来复枪，部队“军容整齐”。［8］

皮亚塞茨基博士从兰州到巴里坤一路上都看见了左宗棠的部队，赞扬他们的纪律、士气和风貌。他们听从左宗棠的号令，即便他的大营远在数百英里之外。在俄国人北去巴里坤的为期几天的旅程中，左宗棠为他们提供了牲口和卫队。据这位博士说，索思诺福斯齐其人很难打交道。他火急火燎地要赶往斋桑，去监督购粮合同的执行。他要求的速度超过了牲口的承受能力。有一次，牲口已经疲惫，索思诺福斯齐坚持要继续赶路，卫队队长告诉他：这些牲口属于中国政府，他要精心照料这些牲口，对左宗棠将军负责，当天不能再往前走了。索思诺福斯齐上尉大发雷霆，出言威胁，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宿营了。

在1874年夏季，满人高官景廉作为观察员来到肃州，对即将开始的征战提供详细的建议。景廉曾驻节于古城，因此朝廷认为他非常熟悉新疆当地的情况。左宗棠对此事很不高兴。他觉得景廉的主要使命是来监视他，向北京密报，这使他本来已很繁重的工作更为艰难。何况左宗棠不需要景廉或任何其他人就有关征战的事务对他提供建议。一直以来他都积极地向所有人征集信息，但绝不要建议。他无比自信，只要掌握了实际情势，他从未优柔寡断。如果他对什么事情迟疑不决，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部属总是对他的明决果断充满敬意。

大约在景廉抵达的同时，袁保恒也奉命来到肃州。此人在左宗棠西征初期出任钦差大臣，在陕西监督左军供给，已有几年。这次的使命大致相同。他曾在给皇帝的几份奏章中批评左宗棠的供给安排。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巴里坤和古城积累大批储备，认为肃州才是合适的储备地。左宗棠坚决捍卫自己的做法，争辩变得十分尖锐。最后左宗棠请求皇帝撤销袁保恒的职务，因为他在肃州对自己无用。可是袁保恒交游很广，他的友人包括大人物李鸿章。

那年较晚的时候，李鸿章加入了左宗棠的对立面，主张彻底放弃西征。他说西征是一项无望的任务，虚耗国帑，而且说，即便西征取得了胜利，朝廷也无法控制新疆。李鸿章是一个公认的权势人物，他要把在征战新疆的筹备工作中“虚耗”的银子用于海军建设和海岸防御。其他许多高官也认同远征新疆是徒劳无益的，各省巡抚极力反对为左宗棠提供经费。

左宗棠说，1873年他所要求的经费是800万两银子，而1874年，在裁撤2万人以后，要求的经费是700万两。［9］然而，朝廷把他要求的款子拖欠了1年多。他为1874年所做的预算建立在141个营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金顺、张曜和苏占彪的部队（情况似乎就是如此），那么西北的总开销就还要增加约150万两。即便如此，对于如此庞大的兵力而言，这并非夸大的开销。按照每营每月2892.2两计算，141个营维持1年的开销为4893602.4两，这样就只剩下200万两多一点来支付装备和其他开销。左军在甘肃时，左宗棠通过大规模的自力更生节省了相当多的军费，把节省下来的钱投入了购置装备和运输等等。为了填补拖欠的军饷，他只好借钱，主要向山西的银号伸手。左宗棠的信用在西北是响当当的。

左宗棠的立场是：除非中国立场坚定，收复新疆，否则俄国人就会把新疆夺去，然后侵占整个蒙古和满洲。他跟别人一样，真心希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事实上他也许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但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集中全力建设没有设防的海岸边境，而完全不顾同样没有设防而且更加漫长的陆地边境。他说，海防和陆防对国家而言同等重要，收复新疆和建设海军都很必要。

他认为，只要中国显示一定程度的国防力量，来自欧洲国家的危险不是很大。欧洲国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贸易和赢利；战争很费钱，而且会妨碍贸易；因此，如果中国能够使战争付出的代价远比贸易可能带来的赢利为多，那么欧洲人就不会轻易攻击中国。他认为，占领一个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抵抗的国家，就必须在那里保留大量的部队，那是完全无利可图的，那些主要对贸易感兴趣的国家，不会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但他对俄国和日本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有领土企图。所以，必须建立一支海军来防御日本，建立一支陆军来防御俄国。两者同样重要，都是国家根本。［10］

在反对西征新疆的压力下，在同治皇帝去世后重掌国政的慈禧太后开始深为关心这个问题。一道上谕送到左宗棠手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赞同和反对西征的理由，要求左宗棠明确地表示他能不能以他手中现有的兵力收复新疆，能不能在肃州这么远的地方成功地指挥作战。袁保恒的问题这时也被提了出来。皇帝不明白左宗棠为什么不能使用袁保恒这样一位有价值的官员。

上谕褒奖了左宗棠为国家所做的伟大贡献，以及他作为一名官员的才干。然后，上谕转而指出朝廷从他身上看到的缺点。在整个关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中，他跟其他许多时候一样明显表现出气量狭小；他对下属过于严厉，偏袒湖南同乡，令其他同为帝国效劳的官员极难与他合作。这道上谕如此之急，只用了9天就从北京送到了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对上谕的奏复写了19个双面页。他是辩论的高手，自然喜欢与非他属下的任何人争辩。他对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的力量自信满满，毫不犹豫，立即向皇帝陈述他的看法。对于因西征新疆而引起的争论，他回顾了各个阶段的情况。已经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都被他彻底推翻。这份长篇奏章的要旨可以概括如下：这场争论只有一方是正确的，我就是正确的一方；袁保恒在西北大计中无足轻重；西征的筹备正在顺利进行，我会继续办好；朝廷只要准备好所需的银子，不用管其他已经做出和将要做出的承诺；朝廷的干涉只会延缓而不会改变计划的进程。［11］

放弃对新疆这么一大片国土的主权要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中国明白人的附和，除了那些与筹措资金直接有关的官员，西征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对左宗棠老迈无能的批评大部分平息下来，一种意见占了主流：谁能收复新疆，谁就是好汉。何况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正在令许多人伤脑筋，垂帘听政的麻烦不会因为对新疆问题采取失败论的态度而减少。在这个时候把西征的指挥权从勇敢的陕甘总督手中夺走，那就更是失策；何况此人还是大学士，享有帝国能够给予汉人的最高官职。

结果，在1875年5月2日，朝廷发布了另一道上谕，肯定了左宗棠的所有辩论。朝廷召回了袁保恒和景廉，任命左宗棠为总理新疆事务的钦差大臣。他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所有与新疆事务相关的官员，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都隶属于他。这是他早就想要的权力。他早就看出了自己的弱点：西北有些官员享有特权，可以瞒着他直接向皇帝报告。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左宗棠成了西征的最高统帅。

为了达到在深入新疆之前获得最高授权的目的，左宗棠未必没有精心安排事情的进程。他对西征全面展开时可能因俄国人而产生的微妙情势不无担忧，分权很容易突然造成一种局面，完全毁掉他精心设计的计划。如果事权完全归一，由他把握，他就会充满信心地推进。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以后，筹备的步子就大大加快了。在筹备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大营设在兰州，他从这座城市指挥大量分布广泛的行动，件件都与帝国收复新疆的大业相关。

在1875年将要来临时，左宗棠发现他已经为自己这场最伟大的征战做好了准备：他的前进基地有了保障，有了充足的给养储备；运输组织得有条不紊，可以源源不断地为野战部队提供给养；他在跨越荒漠的供水点增加了水井的数量，建立了应急供应仓库，在各个台站收集了燃料；部队经过了相当好的训练，装备非常接近19世纪80年代的西方标准。

刘锦棠被任命为新疆部队的司令官。从1860年夏季在长沙境内组建5000人的小部队时就开始跟随左宗棠的刘典，现在被派到兰州任甘肃巡抚，而左宗棠打算在肃州建立大营。只有一样东西还不够——银子。左宗棠决定，在把部队派到新疆的荒芜之地时，他必须有充足的银子在手。他要求朝廷在上海借银1000万两，一次总付给他。他认为这笔借款可以在上海向外国人借到。他请求朝廷授权他的老友福建巡抚沈葆桢去商谈借款事宜。［12］

几乎整个官场都跳出来反对这次借款，令左宗棠感到惊讶和苦恼的是，沈葆桢也转向了他的对立面。大量奏章涌向朝廷，提出宁愿立即放弃西征，也不能如此耗费。显然高官们还不习惯于思考1000万两银子的贷款。左宗棠不得不再次经历为资金而发生的斗争，自从他向西北进发以来，这件事一直对他困扰不休。他说，他本人原则上也是反对借款的，特别是向外国人伸手，但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别的出路，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他观察到英美政府都能向本国国民借款，于是本金和利息都不流外人田；但另一方面，西班牙却向外国借款，利息自然流向了国外。不幸的是，中国需要借款时，处境跟西班牙相同。由于中国的一个省份对另一省份发生的事情缺少关心，那么要借到足以满足需求的大笔内债是希望不大的。最后他说，比借外债更能毁掉一个国家的事情，真是大把存在。［13］

反对的声音再一次沉默了，左宗棠得到了1000万两银子。在左宗棠声名大振、大权在握的日子里，恭亲王是北京政府中最有权势的满人。他是皇室宗亲中最后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不乏证据表明，在他主政期间（1860-1884），帝国权势在节节上升。把有才干的汉人摆到有权势的位置上，他起的作用最大。很可能是恭亲王的影响，使得左宗棠的借款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金顺、张曜和苏占彪的兵力得到了增强，每人各有20个营。刘锦棠于1876年2月22日率领32个营从兰州出发，开往肃州。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于4月7日抵达肃州。刘锦棠的部队分3批前进，第一批于4月26日离开肃州。左宗棠对这位将领的临别指示是缓进急战；刘锦棠必须确保所有必需的给养抵达古城，然后才能迅猛进兵。［14］

哈密、巴里坤和古城的部队奉命细心侦察，控制前进路线，以便刘锦棠所部不会因为被迫采取不适当的保安措施而延缓进兵。7月15日，刘锦棠全军在古城集结，毫不疲惫松散，整装待发。部队已经行军80天，穿过极为困难的地区，在仅有的一条道路上推进了将近2250里。

左军当时在新疆有92营兵力，4.6万人，分布如下：哈密1万人，巴里坤1万人，古城2.6万人。左军在甘肃有4万到4.5万人的驻军，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从这里抽调部队增援新疆。新疆的将领们完全不用管哈密与巴里坤以东的交通线，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向西作战。

左宗棠的计划早已成熟，但他现在才终于准备完毕。他并不为自己征服回民军和阿古柏的能力而担心。他有一个组织得非常出色的情报机构，他知道会遭到什么程度的抵抗。但他很关心部队将要表现的行为规范。他知道，俄国会对此留心，印度和英国也会略为关注。他也知道，要让俄国人离开伊犁河谷是一件难事，他比活着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清楚，中国没有能力与俄国开战。他还充分地认识到，显示强大的军力会有助于外交。他认为，他在中亚显耀武力的效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俄国人会不会信守归还伊犁的承诺，决定中国人能不能和平地收回这一片被外国占领的领土。他相信，只要他能显示出中国武装的复兴，哪怕是在新疆那么遥远的地方，也会得到海外的关注，并且产生出有利于他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进行外交的氛围。他就是如此看待自己的使命——恢复中国在中亚的主权，而且要做得很有声势，能够增加祖国已经遭到可悲损失的国际威望。只有如此认识左宗棠的使命观，才能充分理解他花费那么多精力来筹备西征的动机，以及他作为一位军人和政治家的价值。

注释：

［1］《年谱》，第7卷，第13（b）页。

［2］《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226页。

［3］《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239页。

［4］《年谱》，第7卷，第43页。

［5］《年谱》，第7卷，第2页和第6页。

［6］《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53页。

［7］《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156～157页。

［8］波尔格：《中亚问题》，第358～359页。

［9］《年谱》，第7卷，第31（a）页。

［10］《年谱》，第7卷，第18页。

［11］《年谱》，第7卷，第17～36页。

［12］《年谱》，第7卷，第47页。

［13］《年谱》，第8卷，第2～3页。

［14］《年谱》，第8卷，第5页。

第十三章　大战新疆与收复伊犁

左宗棠集结在新疆的军队，是百年之中大清帝国派上战场的最精锐的武装。组成这支武装的各个部队，也许在许多国家的阅兵场上算不上起眼，他们的武器所具备的许多潜力，无疑也不能为外国人充分认识。但他们具备某种品质，使一支军队区别于一群持有武器的男人。他们有士气，有团队精神，有血性，不一而足。有一种微妙的东西，使这支部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他在战事谋划中的地位多么卑微，都会从心底里感到，他跟远在肃州的老大帅有某种私人的关联。他们以能在他军中服役而自豪。他们对大帅寄予无比的信赖，不相信大帅会犯错。他们也信任左宗棠授权指挥他们的将领。这是一根存留于记忆里的纽带，温暖着基层军士的灵魂，直到他们垂亡的时刻，还会骄傲地回忆起，他曾是左宗棠军中的士兵。人们很少有这样的经历，与一位真正的伟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如此活跃，保存如此之久。这是战争的一种因素，它的重要性无法估量；或者说是一种成分，无法用任何精确度的计量来评估，直到它失去效用为止。

尽管左宗棠离他的作战部队非常遥远，他的精神指引着他们前往帕米尔山麓的每一个步伐。他没有电报，没有无线电，中国人甚至没有使用信鸽通联。飞骑信使担负着左宗棠大营与战场将领之间互通信息的使命。但是他的命令简单而完整。他完全了解手下的每一位将领；他在多年的艰苦征战中对他们进行了观察，知道他们能完成怎样的任务。而将领们也深知大帅，知道他能忍受什么，不能忍受什么。他对自己的命令非常敏感。他只以时间来区分他的命令与部队执行之间的差别，而且时间差不会太大。他的将领们非常熟悉他的要求，他们或许从来不曾费心去怀疑他是不是偶尔也会犯错。这种怀疑是徒劳的，因为他从未承认自己失误。但他信任自己的军官，他们在新疆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和期望进兵。和这种相互的理解与信任相比，迅速的通信也好不了多少。

刘锦棠于1876年6月21日离开了古城，这时离他的部队在北路集结还不到1周。28日他进入了乌鲁木齐西北面的阜康城。乌鲁木齐的回民军首领是马人得，陕西回民首领白彦虎跟他在一起。在大战降临时，白彦虎总是设法待在战场附近。流言四起，说阿古柏正在派兵来增援回民军。在古城和阜康之间，回民军没有试图抵抗中国官军。在阜康以西大约50里处，他们匆匆放弃了防御，准备阻止左军向乌鲁木齐推进。8月10日，刘锦棠向敌军发起夜袭，回民军向南撤到古牧地围城之中。他们决定在这里死守。

刘锦棠于8月12日包围了古牧地，架起大炮，开始轰城。一支回民骑兵，号称几千人，突然从北面杀来，也许是来自玛纳斯，增援城内的回民军。刘锦棠派出骑兵迎战，将回民骑兵击溃。重炮很快就把城墙轰开了几个缺口，轻型臼炮对缺口的轰击非常有效，使回民军无法弥合缺口。在击毁东北部的城墙之后，火力集中到南门，部队准备对城内发起猛攻。骑兵在距城墙稍远处形成松弛的散兵线，阻截企图逃走的敌军；步兵将沙包填入壕沟，为突击部队构筑通道。

8月17日黎明之前，南门崩塌，刘锦棠发出了攻击信号。突击行动为时短暂，6000多名回民军被歼。至于俘虏，《年谱》作者只提到有来自南路的几百名回民被俘，并被处死。看起来无一人逃脱。马人得与白彦虎于8月10日初战之后便返回了乌鲁木齐。从古牧地到乌鲁木齐只有50里，但他们没有致力于援助同教中人。在听到古牧地失守时，这两位勇敢的首领集合他们的妇孺向南逃遁。刘锦棠于8月18日早晨开进乌鲁木齐，兵不血刃。他的骑兵对马人得与白彦虎追逐了一段，声称斩杀了600多名回民军。刘军抵达古城后不到1个月，就成为乌鲁木齐的主人，新疆战役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新疆战役示意图

阿古柏派了一支大部队进入达坂城。这是一座围城，守卫着北面的一条通道，此路通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的关口。波尔格说，他的部队有1.7万人，训练有素，有30门野战炮。此外他还有大约1万名回民的非正规军。从印度军队开小差出来的军人，在阿古柏的军官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他们修了3座坚固的堡垒来防卫托克逊，阿古柏把大营设在此地，他开始摆出阵势抗击中国军队。

可是刘锦棠没有向南攻击阿古柏。左宗棠的命令是：在攻击阿古柏之前，先要肃清北路的回民军队。刘锦棠依计行事，只是彻底搜索了乌鲁木齐以南和以西地区，并派金顺去夺取玛纳斯的回民中心。左宗棠对乌鲁木齐作战阶段非常满意。随着金顺的部队向玛纳斯开进，他又担心起来。他再次发布命令：在与俄国人可能发生的接触中，一定要极度小心，凡有与俄国人相关的问题发生，必须由他来做出决断。［2］

玛纳斯地区的回民军比乌鲁木齐抵抗得较为激烈。金顺于9月初来到玛纳斯附近，遭到顽强的阻击，不得不向刘锦棠求援。刘锦棠派出6000人增援玛纳斯作战。有了这支援军，金顺得以于10月初包围了玛纳斯城。左军开始对城墙进行地道埋雷作业，炸开了几处缺口。回民军击退了攻击部队，修补了城墙上的大缺口。

玛纳斯的回民首领于10月17日阵亡，但回民军继续顽强抵抗。金顺发起更强烈的猛攻，迫使敌军于11月4日提出投降。《年谱》作者说，1876年11月6日，几千名回民走出城市，佯装投降。由于他们全副武装，金顺怀疑有诈。他向敌军首领下令，叫他们让部队立即放下武器，可是他们反而向官军开火。金顺挥师压上去，回民军被砍倒至最后一人。左军于同一天占领玛纳斯。回民声称在回民军投降后发生了屠杀。当时确有一次屠杀，在左军占领玛纳斯以后，北路的回民很少活下来。从第一次交战开始的90天内，准格尔完全平定。

这一系列胜仗使左军士气高涨。左宗棠的将领们认为，要求俄国人撤出伊犁的时机已到。左宗棠立刻驳回他们的提议。他说，伊犁问题必须等到他完成了塔里木盆地的作战以后再考虑。他知道俄国人不会轻易地答应中国的要求归还伊犁，但是他说，他不想分出兵力去驻守伊犁，他很难把握阿古柏会进行怎样的抵抗。显示中国的武力必须按照计划进行，而这个计划一直要等到他的部队开到了喀什才算完成。他认为，直到那一天，俄国人于1871年提出的条件才算是具备了，局势才会有利于要求俄国兑现归还伊犁的承诺。

当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的捷报传到北京时，朝廷命令左宗棠立刻进兵南路。他通知北京：冬天来了，没有理由试图在新疆的极度寒冷与厚积的冰雪中作战。他会在春天继续进兵。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与阿古柏有关的新问题。驻北京的英国公使托马斯·威德（即威妥玛。——译注）爵士，前往总理衙门，提出阿古柏愿意投降，只要中国作为宗主国，允许他保留他的王国。朝廷对这个提议颇为冷淡，而威妥玛也没有施加压力。事情报告到左宗棠这里，他在给曾沅浦的一封信中写道：

昨接总署函告，威妥玛等赴署，复有代南路逆酋乞降之请，托词恐俄人乘机窜取，于印度有害，于中国边界亦多不利，图入场搅事。枢邸答之和而能峻，狡谋暂绌，将来恐不免生端。议款以来，彼族从无卑词祈我之事，今忽如此，是必有故，始悟前此不肯借洋款及沪上《申报》历言西师不可轻动，及造谣我军败退关内者，非无因也。

《年谱》作者说，英国政府向中国驻伦敦的公使郭嵩焘提出此事，对他说：在中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王国，对中国是一件好事，暗示喀什噶尔王国符合这一目的。郭嵩焘似乎对这个想法颇感兴趣，可是当此事提交左宗棠考虑时，他怒不可遏。他告诉总理衙门，阿古柏的事情纯粹是国内问题，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与此无关；如果阿古柏要投降，他应该来肃州，在这里他会被当作一个反对中国当局的叛逆者；这个问题完全在总理衙门管辖之外，只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果英国要在中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王国，完全可以提供它在印度北部大量拥有的领土。［3］

郭嵩焘是左宗棠在湖南湘阴的老邻居，但是左宗棠永未忘记他在阿古柏和英国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据说多年以后，左宗棠在北京某公共场合遇见了郭嵩焘。在左宗棠看见郭嵩焘的那一刻，他就说出了心里话。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明确地告诉郭嵩焘，他认为，一个中国人，那么容易被外国人的甘言劝诱所打动，以致忘记了本国的利益，是多么地羞耻。左宗棠从来不会忘记褒贬，他既敏于提醒别人的耻辱，也敏于回忆别人的荣耀。

左宗棠在那年冬季写信给刘锦棠，给他若干忠告，教他如何跟欧洲人打交道：

凡与西人论事，总要先将条款看明，自占地步，乃与争辩。我持论既正，不妨切直示知，而又稍留余地，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人情性，欺强畏弱，喜直忌曲。我真自强，彼已心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

贤者声绩日高，擢用必速，异日当知斯言不谬也。

在这个冬季，左宗棠给刘锦棠派去5000兵力，用于卫戍乌鲁木齐。春季征战的计划，要求刘锦棠从乌鲁木齐推进到托克逊，要求苏占彪翻越巴里坤附近的山岭，从东北方向吐鲁番进兵。刘锦棠夺取托克逊以后，转向东北方，在吐鲁番城下与苏占彪会师。刘锦棠的兵力约为1.6万人，波尔格说他拥有30门大炮。《年谱》对左宗棠在新疆的炮位数量只字未提。刘锦棠似乎不大可能拥有30门大炮，但他无疑拥有许多轻型臼炮，中国人称之为“劈山炮”。在太平天国时期，湘军的每个营都配有2门。

刘锦棠于1877年4月14日离开乌鲁木齐，向达坂城进发。他打算以长途夜行军对守军来个出其不意，于4月17日夜间发起突袭。达坂城周边的土地被回民军放水淹没了，刘锦棠的部队陷入了泥泞，直到天明后才赶到城下。守军已经警觉，刘锦棠只能靠硬攻来夺取该城。

4月18日，大炮运到，进入阵地。谍报员通知刘锦棠：守军打算于当晚逃跑。这种情况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早期是受到欢迎的，但是现在相反。左宗棠已经开发了歼灭战术。为了制止守军逃跑，左军在城边烧起了火堆，士兵们举着大火把来回巡梭，通宵达旦。

4月19日清晨，大炮向达坂城开火。轰击刚刚开始，一颗炮弹落在城内的炸药库。《年谱》作者说，爆炸声惊天动地，辐射到方圆几百码，就像地震，夺走许多人命，令守军慌成一团。刘锦棠立刻下令强攻，很快就占领了该城。2000名回民军被杀，几千人投降。

刘锦棠派出两支部队前往吐鲁番侦察，每支1500人，而他自己率领7000人前往托克逊。途中他得知白彦虎及其陕甘回民军在托克逊抢掠，他率领骑兵急行军，打算赶在托克逊遭到彻底破坏前占领该地。显然他得到的情报有误，回民军并没有逃走的意图，他还没走多远，就被一支回民军大部队包围，一时颇为吃紧。步兵赶上来了，击败了回民军。回民军在托克逊放火，然后逃走。左军于4月24日开进该城，2万名当地回民投降。

苏占彪从巴里坤出发，于4月25日占领了辟展。几天后，他继续向吐鲁番西进。刘锦棠从托克逊向吐鲁番进兵。回民军发觉自己遭到两路夹击，无心恋战，只进行了轻微的抵抗。部分回民军溃散，向西奔逃，余部投降。两支左军于1877年5月16日进入吐鲁番。阿古柏集中在吐鲁番的大批粮食给养和弹药被左军缴获。这时，张曜奉命从哈密前往吐鲁番。给养从巴里坤和哈密运往吐鲁番，这里就成了南路的前进补给基地。

大名鼎鼎的阿古柏在保卫他苦心经营了13年的王国时，上演了一出可悲的闹剧。他在吐鲁番地区集结了自己的部队，人们都认为他会拼死抵抗清军。当军明显地很快就要从乌鲁木齐开进他的领地时，他离开了托克逊，逃往库尔勒。波尔格在讲述阿古柏的故事时说，他在被赶出吐鲁番以后，与清军一直交战到托克逊，在这里遭到重创，被迫逃往库尔勒。

根据中国人的版本，托克逊的易手，是在占领吐鲁番之前约3周，根本没有与阿古柏交战的记载。如果清军真与阿古柏直接指挥的部队交过手，记载中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疏忽。可以肯定，在军从乌鲁木齐打到吐鲁番的过程中，阿古柏一直待在库尔勒。普瑞捷瓦尔斯基于1877年4月25日从罗布泊抵达库尔勒，那时阿古柏就在此地。那一天是刘锦棠攻占托克逊的第二日。普瑞捷瓦尔斯基于4月30日和阿古柏有过一次会见。［4］他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阿古柏的欧洲人，因为在5月下旬，在吐鲁番易手之后不久，阿古柏服毒自杀了。波尔格说他是被暗杀的，［5］但中国人似乎毫不怀疑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6］就喀什噶尔王国而言，战争随着吐鲁番的易手就结束了。左宗棠的部队只花了30天就探索到了阿古柏政权的奥秘。

阿古柏的一个儿子，中国人称之为“海古拉”，在父亲去世时正在库尔勒。他指挥喀什噶尔部队的残余撤退到库车，把库尔勒交给了白彦虎及其回民非正规军，然后带着父亲的遗骨前往阿克苏。途中他被阿古柏的大儿子伯克胡里暗杀了。阿古柏的遗体终于抵达喀什，暂时埋葬在这里。当清军于当年末开到那里时，遗体被挖掘出来毁掉了。很多年来，少数旅行者经过那条路，人们指着一个大坑对他们说，这就是曾经埋葬“勇士之父”阿古柏的地方，此人曾经梦想过成为另一个铁木尔。

伯克胡里前往喀什，试图让自己成为父亲的继任者。喀什噶尔各城得到阿古柏去世的消息，立刻爆发出争端。几周之内，局势变得跟1864年穆罕默德·雅霍甫刚到此地时一样混乱。伯克胡里似乎忘记了一支强大的清军正在开过来，徒劳地跟地方派别争夺一个已经连影子都没有留下的政权。在这场争斗当中，老百姓焦急地盼望清军的到来。喀什噶尔已经一败涂地，左宗棠认为南路的敌人只剩下白彦虎及其回民军。

尽管局势对左军西进极为有利，但左军却很奇怪地在吐鲁番停顿了4个月。《年谱》没有说明这次停留的原因。有可能是左宗棠希望在继续进军前积累大量的供给储备，因为他素来对供给谨慎有加。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北京方面就究竟要不要继续收复新疆发生了意见分歧。

北京的一批官员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收复了新疆的天山以北地区以及天山以南的吐鲁番，大可以止步不前，对其余地区放任不管。他们肯定是在担心，英国人关于伊斯兰教王国的提议，意味着清军的再次进军会与英国或俄国发生新的摩擦。

左宗棠对这种事态大为震怒，在一份措辞激烈的奏章中大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已经踏上了巨大机会的门槛，还会有人阻止他的部队前进；乌鲁木齐—吐鲁番地区没有自然的疆界；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控制了新疆，其间只有少数的间断，因此对这一地区享有因时效而获得的主权；新疆是蒙古的根本保障，而蒙古是北京安全的根本保障；乾隆曾遭到严厉的批评，说他为了收复新疆虚耗银子，但是他的大业维护了帝国边疆的百年完整；如果现在停止进兵，就会失去向英国和俄国显示中国实力的机会；他还委婉地说，不管北京如何议论，他都会继续推行他的计划。［7］

这一段停顿还产生了一个实际的效果，如果说这也在谋划之内，未免牵强附会。各城内发生的纷争越闹越邪乎，居民们急切地盼望清军赶来恢复秩序。当左军开始进兵时，他们几乎无处不受欢迎，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拥戴。诚如左宗棠在奏报中所言：“今北路止伊犁未收，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惟白彦虎率其余党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须兵力。此外各城，则如去虎口投慈母之怀，无更抗颜行者。”

当左宗棠接到攻克吐鲁番的报告时，他派了一批文官前往新疆，开始恢复民事行政。他写信给北京，索求有关过去中国政府在新疆所设老机构的名册和报告，以便进行研究，制订自己的筹备方案，以便彻底重组新疆政府。他接到报告：喀什有一名英国政府的使节。肖（Shaw）曾在喀什待过几年，但他眼下没在那里。左宗棠向刘锦棠和张曜发出指令：当他们抵达喀什时，要对英国人以礼相待，但是如果英国人提出任何问题，他们只须回答奉命到此，不要多言。如果英国人希望讨论有关新疆的任何事情，就要告诉他：这类事情只能在肃州讨论。

在占领吐鲁番以后不久，苏占彪奉命返回北路，接受巴里坤和古城驻军的指挥权。张曜留在吐鲁番。在占领玛纳斯之后，金顺被任命为伊犁地区和准格尔西部的巡抚。他在伊犁的权力完全是名义上的，没有成为现实，不如说是某种希望的表达。刘锦棠率领他的1.6万兵力开到托克逊，大约于1877年9月中旬在塔里木盆地开始了新疆之战的最后阶段。张曜则率领一支大约5000人的兵力，将于10月1日跟随刘锦棠之后进兵。

按照预期，白彦虎有可能在喀什和库尔勒进行顽强的抵抗。可是，白彦虎只是放水淹灌了巴格拉什湖与喀喇沙尔之间的地区，掠夺了该地的给养，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刘锦棠于10月7日进入喀喇沙尔，发现城市被淹，所有商铺被毁。他向库尔勒突进，于10月9日抵达。白彦虎已将所有民众赶往西去，库尔勒是空城一座。刘军在库尔勒休整几天，等待从吐鲁番赶来的给养车队。在这几天里，他们在库尔勒挖掘埋藏的给养，2天内找到了几万斤粮食。吐鲁番的给养于10月12日开始到达，刘锦棠恢复西进，率领2500名骑兵先于主力起程。

10月15日，他们在布告尔镇突然追上大约1000名回民军，斩杀100多人。第二天，从布告尔向西追出不远，赶上了几千名库尔勒的百姓，他们是被白彦虎逼迫离开家乡的。他们惊魂不定地向西走，携带着离家时可以带走的所有家什行李。大约1000人的骑兵卫队陪伴他们前行。卫队试图阻击，但很快就被官军骑兵击溃。刘锦棠把难民围起来，叫他们返回家园。《年谱》作者说，在布告尔地区有大约1万名“蒙古回民”归顺刘锦棠。

刘锦棠接到情报：白彦虎及其全军都在西边不远处的库车。第二天，官军在一个名叫托和奈的小地方发现了一个回民军营，集结了几千名骑马的武装人员，准备作战。刘锦棠令部队摆开阵势，主力居中，大队骑兵在两翼，稍在中路之前，一队步兵摆在外侧，稍在两队骑兵之后。回民军发起冲锋，遭遇左军骑兵。刘锦棠的骑兵人数太少，很快就被逼退到步兵线。胜负一时难以决出，但是回民军副将马由布被杀，部众见他落马，无心恋战，逃之夭夭，在战场上留下了1000多具尸体。《年谱》作者忘了提供左军的损失。［8］

白彦虎向西逃跑，只在库车停了一阵，摧毁了供给线上他所看到的一切物资。他没有时间把所有的百姓圈起来向西驱赶，因为刘锦棠于10月18日深夜赶到并进入了库车。官军受到居民的衷心欢迎，可是回民军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刘锦棠不得不拿出来自吐鲁番的给养来赈济众多的百姓。左宗棠严令部队善待百姓，如果百姓无粮，部队就要拿出最大限度的给养来派发给百姓。赈济了百姓，就要让他们去修路，修造灌溉系统，为来年的收成做准备。

库车以西的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是拜城，距离约为190里。白彦虎到达此城附近时，因为要把百姓再往西边驱赶，与拜城的首领发生了争执。冲突激烈时，白彦虎把对方杀了。百姓怒不可遏，关上城门，不许回民军进城。白彦虎企图强行闯入，但未能成功，于是焚掠了附近所有的村庄。刘锦棠于10月21日抵达拜城，回民开门迎接。但刘锦棠不想久留。他在城内留下一支小部队，当夜就出发追赶白彦虎。

大约在拜城以西60里处，刘锦棠赶上了回民军，据说对方有2万人。但是两军之间隔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刘军必须渡河。回民军顽强阻击，刘锦棠排除万难，强行渡河。《年谱》作者说河水为尸体所阻塞，但他没说死者是回民还是汉人。由于渡河的是汉人，我们大可以假设，充塞河流的尸体不是回民。

回民军撤后十几里。白彦虎主张继续撤退，但他的军官们对他说：必须坚持战斗。也许他们认为官军在渡河时损失惨重，已经无力再战。白彦虎把部队分作两路，向左军进攻。交战的日期没有明确记载，但显然是在10月23日或24日。这是一场惨烈而短促的战斗。一路回民军的头目被杀，此路兵力全部逃走，白彦虎和第二路兵力很快也撤出了战场。刘锦棠追逐了十几里，歼灭几千人。［9］

回民军抵达阿克苏，便分路逃跑，部分通过玛纳巴什奔向叶尔羌，其余跟随白彦虎从喀什路上西奔乌什。刘锦棠于10月25日进入阿克苏。28日他到了乌什，与白彦虎交战。白彦虎此次落败后，把他的所有财宝送去俄国，带着他的余部前往喀什。刘锦棠部已很疲惫，他只追到乌什以西100里处。11月6日，刘锦棠回到阿克苏。

一个回民部落居住在库车以南的沙雅，他们在官军开到时逃入了俄国领土。刘锦棠回到阿克苏以后，得到谍报：这批回民回来了，显然是取道穆扎特关而来，正打算攻击官军。刘锦棠率领2000名骑兵，于11月12日在阿克苏附近出其不意地全歼这股回民军。官军怀疑，甚至确信，这支回民军是受到了俄国人唆使。

阿古柏的儿子回到喀什以后，在汉人叛将何步云的帮助下，草草地当上了该城的统治者。和阗的百姓听说阿古柏已死，立即决定向中国政府示好，他们罢免了旧官吏，赞成回归中国。伯克胡里前往叶尔羌，组建一支军队攻打和阗。他攻占了和阗，杀死了一大批为首的市民，然后回到叶尔羌。喀什的形势混乱不堪，无法理清事情的头绪，但是当白彦虎到达该城时，为首的市民下令关闭城门，不许他入内。

官军迅速推进的消息传到喀什，何步云认为他讨好官军的时候到了。他召集了足够的追随者攻占喀什的所谓“汉城”。伯克胡里听到这个消息，急忙赶回喀什，与白彦虎站在同一阵线。何步云身陷困境。他被包围在喀什的一个区内，长期坚守的希望非常渺茫。他派信使去阿克苏找刘锦棠，把喀什的局势通知他，催促他派兵来占领这座城市。

与此同时，张曜已经抵达阿克苏，刘锦棠正准备向叶尔羌进军，然后再去喀什。当他接到何步云有关喀什事态的告急信时，他改变了主意。他派两支骑兵前往喀什，一支从阿克苏取道玛纳巴什，另一支从乌什直接前往。他们必须于12月18日在喀什会合。这两支骑兵于17日前进到相距不到60里处，一支在喀什以北，另一支在喀什以东。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决定放弃城防。他们杀害了大批惊惶逃跑的百姓来满足自己，然后向俄国逃去。他们在喀什以西不远处分道扬镳，阿古柏的儿子及其嗣子走上了西去特雷克大宛关（Terek Dawan Pass）的道路，而白彦虎则带着最后一批回民军向西北方奔去，通过图鲁噶尔特关（Turugart Pass）。余虎恩和黄万鹏的两支骑兵于1877年12月18日进入喀什。

官军将领们立刻开始追逐回民军首领，一支部队追赶伯克胡里，另一支追赶白彦虎。伯克胡里的部队被行李辎重所拖累，在边境以东十几里处被官军追上。根据报告，他们有1500人被杀，但是阿古柏的儿子和嗣子骑着良马，轻装行进，走在卫队之前，平安地进入了俄国。白彦虎也成功地逃进了俄国，在那里被俄国边防部队解除了武装。《年谱》作者说，白彦虎的脱逃是千钧一发，当他被解除武装时，中国官军已经抵达俄国的哨位前。

白彦虎从陕西到俄国边境，一路跟官军作对，10年以来，他的名字一直在左宗棠的黑名单上。左宗棠听说白彦虎漏网，大为失望。

随着喀什易手，新疆战役基本上结束了。刘锦棠在先遣骑兵之后来到玛纳巴什，当他听说喀什已经得手，便前往英吉沙尔。他从这里把董福祥派往叶尔羌与和阗。百姓非常高兴又能跟汉人共处，在这些城市里很少遇到麻烦。刘锦棠于1877年12月25日抵达喀什。沉重的惩罚落在喀什城头上，这里是《年谱》报告的塔里木盆地中受到惩罚的唯一城市。刘锦棠在喀什处决了1166人，他们都与反叛有涉。

从吐鲁番取道叶尔羌前往喀什通常要走49站，也就是49天的行程，而从吐鲁番直接前往喀什节省的时间不会超过5天。快递信使所用的时间会较少，但中国人走过这段旅程通常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从刘锦棠离开吐鲁番地区时算起，到他的先遣部队进入喀什为止，总共用了大约95天。考虑到一路的地形状况，考虑到供给的难度，以及沿途的几次激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一支1.6万人的部队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对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军队来说，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奇迹。左宗棠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筹备，但已经得到补偿，他的部队一旦出动，就能迅速推进。不论从规划、筹备、执行还是其他任何方面而言，1876年和1877年的新疆作战行动都是引人注目的。左宗棠打破了中国人的一个古老信条：千里（约330英里）运粮，饥军自溃。

占领喀什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野一片欢腾。左宗棠立刻成为帝国的大功臣。许多在7年前说他老迈的人如今改变了调子。他取得了自乾隆时代以来中国军队享有的最壮伟的功绩。举国上下都说他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人，而他当之无愧。朝廷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奖赏这样一位将军。有人认为他应该封王，而重要人物的看法，包括恭亲王的看法在内，认为他应该封“公”，也就是公爵。慈禧太后否决了这些提议。她说给予左宗棠以高于曾国藩的封赏是不合适的，不论何人，甚至得到与曾国藩相等的封赏都不合适。于是左宗棠被封为“侯”，或者说侯爵，但属于第二等。而曾国藩是一等侯。［10］

左宗棠对西征的成果极为满意。结果正如他所料，他登上了漫长艰辛的军人生涯的巅峰。他深信这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明中国在军事一途确能有所作为。他感到此事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他在一封信函中引用了于1878年5月出现在欧洲新闻媒体上的一篇文章，那无疑是一份英文报纸。文章赞扬了他的新疆征战，将之与俄国在基法的作战相提并论。左宗棠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起步，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与外国交战，直到国家有了更充分的准备为止。［11］

收复伊犁河谷的问题现在摆在了眼前。驻北京的俄国公使通知中国政府：伊犁的归还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另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本身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这对中国政府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左宗棠特别反感其他官员插手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能自律，不去干涉其他政府部门的职权，特别是在事关外交关系的时候。他认为伊犁问题是应该由总理衙门来处理的事情。他多次致信总理衙门，就伊犁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发表看法，但他十分谨慎地防止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出现新的问题，以免给外交部与俄国的交涉添乱。他那些在新疆的将领受到胜利的鼓舞，个个跃跃欲试，要与俄国较量。

金顺作为名义上的伊犁巡抚，写信给左宗棠，说现在正是把俄国人赶出伊犁的机会，因为许多俄军已从伊犁地区抽走，投放于俄土战争。左宗棠告诫金顺：第一，现有部队不足；第二，中国要用尽一切和平的手段来收复伊犁，若不成功，才能考虑敌对行动。何况，就算中国军队现在能够以武力收复伊犁，也要记住，俄土战争不会持续很久，然后俄国人将会派出中国无法抵御的兵力。他叫金顺谨慎从事，千万不要公然向伊犁进兵。［12］

刘锦棠想征得俄国人的允许，派兵进入伊犁地区缉拿白彦虎，因为此人已在那里露面。左宗棠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他说，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让俄国人信守承诺，而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口实，说中国人强行进入他们已经占领的土地。［13］然后他写信给总理衙门，请他们向俄国提出要求：逮捕白彦虎，移交给中国政府。俄国没有理睬这个要求，左宗棠催促总理衙门尽快与俄国谈判，因为俄国人唆使避难的回民军越过边界抢掠，迫使中国边防军不断迎击。如果这种事态继续下去，就很可能出现突发事件。

◇1871年至1881年俄国侵占伊犁河谷示意图

朝廷认为必须派一名特使前往俄国谈判伊犁问题，他们挑选了满人崇厚来担此重任。此人曾被派往法国为1870年的天津事件致歉。他于1879年4月抵达俄国。此人从抵达俄国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思乡，俄国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们故意跟他周旋拖延，直到他再也无法忍受待在俄国的日子。他们提出讨论3个条款。第一个是商业条款，第二个是边界勘定条款，第三个是1871年以来维持驻军的费用条款。

俄国人要求开通从汉口通过肃州、哈密、乌鲁木齐和朱古察克的贸易线路；他们还要求在肃州及塔里木盆地的所有主要城市建立领事馆，还要为领事派出卫兵。关于边界堪定，他们坚持要拥有特克斯河谷的上部，使他们能够控制通向南路的穆扎特关和纳拉特关。他们提出的驻军费用为1000万卢布。

崇厚得到的指令并不十分明确，因为他并非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何况他急于回家。他不觉得贸易条款有什么大不了，他对该地区的地理也不甚了了，认为特克斯河谷更算不上什么。但是他懂得银子是个好东西，于是就1000万卢布讨价还价。俄国人写下了条约。他们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把驻军费用减少到500万卢布。该条约于夏末在里瓦几亚签字，崇厚没有等到皇帝的批准就匆匆回国，于1880年1月到家。

当里瓦几亚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朝野震惊，举国反对。崇厚回到他深爱的北京，被弹劾罢官，判处斩首。英国政府出面为他求情，判决撤销。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该条约中的任何条款，只愿赔偿驻军费用。［14］

左宗棠认为500万卢布太多了。在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1877年的一份英国报纸，其中说到俄国人期望的金额是250万卢布。他认为，俄国人抬高价码，并纠缠于金钱问题，更像是庙堂义卖，而有损外交礼节。他对该条约深为失望，他说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在新疆加强军备，争取重开谈判，另订条约。他声称要去哈密，让他的部队进入最佳状态，在阿克苏与玛纳斯集结。他建议，只要俄国有稍做让步的迹象，中国也可以退让几步。然而，如果俄国人不肯退让，拒绝满足中国的任何要求，那就只能用武力夺回伊犁，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后果。在他的安排中，会让俄国人先动手，然后他将尽力而为。［15］

有关这一时期中国与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的描述，认为左宗棠是主战派的首领，这是中国政府中的一个派别，主张用武力收回伊犁，并与俄国开战。外国人的描述给人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李鸿章的外交是极为聪明的，既避免了与俄国开战，又保证了伊犁的收复。李鸿章确实具有跟俄国人斡旋的才干，但很显然，他的外交产生的优势，一般而言是在俄国一边，而不是在中国一方。

仔细研究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没有任何希望中俄开战的意图。他只是非常了解军队在协助外交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他比北京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更熟悉中亚的形势。他知道，他不久前的作战行动，使他的军队在新疆的本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其中有些人正被俄国纳入控制之下，但他们仍未安于俄国的统治。他知道，俄国人很清楚，如果他们与中国开战，就会在俄国土耳其斯坦的百姓中引起新的暴乱，这样的局面不利于他们的计划。他相信，如果中国加强针对俄国的边防，就会得到英国道义上的支持。他深信当前的局势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绝好机会，只要中国能够令人信服地展现战斗意志，俄国人就会让步。他运用自己的所有影响来阻止朝廷采取失败者的姿态。不过可以肯定，如果俄国人不肯后退一步，左宗棠最终会奉劝朝廷接受原来的里瓦几亚条约。他相信虚张声势会有效果，事情的进展证明他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中国人把与俄国重开谈判的任务交给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侯爵。此人当时任驻英国公使，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外交官。有人怀疑俄国人会如何接待曾纪泽，看来是英国人好心地帮他铺平了道路。他于7月份抵达圣彼得堡，左宗棠于同一个月抵达哈密。左宗棠于1880年5月26日离开肃州，于7月15日抵达哈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新疆，来到这个他已为中国收复的伟大地区，他正在以自己的行政天赋大刀阔斧地让这里从动乱造成的破坏中恢复元气。

新疆的清军至少已经裁减一半。《年谱》没有叙述左宗棠是否赞成裁军，不过他似乎无法获得重建工作和供养大批军队所需的资金，于是只好削减军费开支。刘锦棠在喀什地区拥有857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张曜在阿克苏拥有45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金顺在玛纳斯以西拥有15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另有12个营，共6000兵力，分布在吐鲁番、乌鲁木齐和古城地区。总计有步兵20570名，骑兵2500名。在哈密、巴里坤和其他一些地方肯定还有其他部队，《年谱》作者没有述及。他没有提到炮兵，不知他是将之计入了步兵，还是另行计算。

左宗棠出现在哈密，在他这支小军队当中激发了很大热情，使他的将领们觉得他打算去打仗。他的部队人数不多，但官兵们渴望一战，只有左宗棠的权威能够令他们克制。南路和北路的各个中心都在备战，俄国人不会没有留意到这一动向。

肯定要打仗了，这个消息传遍了新疆，很快就成为新疆边界以外各个集市上的街谈巷议。不要忘记，俄国人在1875年对阿古柏的评估是足够强大的，于是当他们打算从中亚舞台上消灭阿古柏的时候，他们在喀什噶尔边界上集结了2万全副武装的兵力。所以他们决不会认为左宗棠是些许兵力就能对付得了的。

俄国已于1878年初打赢了俄土战争，付出了鲜血和财富的沉重代价，接着于1878年夏季在柏林会议上落败。会议的结果令俄国人感到奇耻大辱，认为自己面对着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德国的敌意。俄国的声望此时并不很强，俄国政府企图扩张，推行铁路和军队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巨额卢布。针对沙皇的恐怖阴谋开始造成严重的焦虑。这些阴谋在1879年和1880年持续不断，于1881年3月13日达到高潮，亚历山大二世在当天被刺。在这样的环境下，俄国人不想在中亚树敌，这种敌意肯定会引发广泛的动乱，波及整个俄国土耳其斯坦，甚至牵涉到英国，也许还有德国。

也许有人怀疑左宗棠并不知道俄国遇到的这些麻烦。这种怀疑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中无人比左宗棠更能准确地把握西方世界的大动向。他对中亚的动向也有充分的认知。我们并不是要由此而推论左宗棠可以打败俄国人，尤其是在他们的注意力没有被其他势力所牵制的时候。他无法击败俄国人，无人比他自己更清楚这一点。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一个理论：如果战争的前景预计某一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它就不会轻易加入得不偿失的战争。俄国人已经公开而自愿地向中国和整个世界宣称，它在中国人能够照顾好伊犁的时候就会将它归还，而现在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左宗棠断定俄国人不会为了伊犁而走向战争。

曾纪泽在圣彼得堡受到了礼遇。情况很快就明朗起来：俄国愿意开始谈判一个新条约。当大家知道俄国人愿意修改他们的条件时，战争的阴云就散开了。左宗棠建议朝廷在黑龙江大张旗鼓地备战，他特别希望力量的显示不要局限于一个地区。但他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战争就像一盘棋，胜负取决于棋手的技巧，所以无人能预测结局如何。［16］

曾纪泽谈成了一个新条约，于1881年2月签署。中国基本上按照自己的主权要求收回了伊犁河谷，包括对于关隘和特克斯河谷的控制权。领事馆减少到两个，一个设在嘉峪关，另一个设在吐鲁番。占领的费用提高到了900万卢布。中国人立刻接受了这个条约。

这个条约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人在19世纪的外交上取得的唯一一个显著胜利。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在所有战线上遭到失败、蚕食和屈辱。从比较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人的一个大捷。在那个世纪里，这是唯一的一次，一个强权从中国领土上的有利位置上退下。这次成功所带来的荣誉，被分派到了别人头上。在人们眼中，左宗棠与此事的关联建立在一种推论之上，认为他坚定尚武的姿态对此事的解决是一个障碍。然而，收回伊犁的必要条件，就是首先收复新疆的其余地区，而这是左宗棠完成的伟业。在收复新疆之后，他非常老到地处理了与俄国的边界关系，防止了任何细小事件的突发，没有给伊犁问题添一丝乱。作为所谓主战派的领袖，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阻止中国政府接受里瓦几亚条约。1881年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伊犁，几乎全是左宗棠的杰作。他的成功不是靠虚张声势，而是凭借建立在深刻理解问题真相基础上的有力行动。

在1878年12月攻占喀什以后的岁月里，左宗棠忙于新疆的重组和重建。他重新规划区域，重新测量农地，重建村庄和城镇，设立学校，改革货币，改革财政体制，试图引进养蚕业，刺激农业生产，在该地区建立一种行政体制，其基础是恢复本地头人管理百姓的办法，并将之条理化。

新疆于1884年建省，由左宗棠所完善的行政体制直到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仍然存在。在新疆的一些地区，现在仍然有效。在他所建立的学校里鼓励学习汉语，但不强制推行。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百姓与汉人官员的接触，而不是为了取代地方语言。整个体制都是在充分而深入地研究了百姓的习俗、传统和特色之后才形成的，它的设计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习俗和特色，而是为了实施他们能够理解的管理，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他们能够生活得和平而满足。

在新疆的所有地区，动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北路的情况比塔里木盆地更糟。有一份报告提供了动乱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在动乱之前，在乌鲁木齐和该地区的村庄中有23780户人，而在动乱之后，只剩下6260户。汉人有一种根据实际经验得出的统计方法，每户人按8口人计算，那么动乱前有190240人，而在恢复和平之后只剩下50080人。［17］财产破坏比生命破坏的规模更大。

当1880年的夏季将要过去，俄国人很明显地愿意重开关于伊犁的谈判，并且已经有了和解的想法。这使中国政府有了足够的把握，因为他们也愿意让步。左宗棠奉命结束他在西部的公务前往北京。上谕发出的日期是1880年8月11日，它说朝廷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并且影响深远，因此皇帝需要对于战争和行政实践经验最丰富的人来做军机大臣。

刘锦棠被任命为新疆的总司令，张曜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刘锦棠奉召离开喀什，于11月8日抵达哈密。左宗棠于12月22日抵达兰州，休整几天后，他于1881年1月3日继续旅程。总督左侯爷要离开他大建功业之地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甘肃。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已经进入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可以肯定，这位大总督离开甘肃会一去不返了。

《年谱》作者说，在甘肃所有的城镇，甚至在最偏远的村庄，他的离去成为那些日子里人们唯一的话题。回民和汉民都为他的离去感到不安。很难指望回民对左宗棠有什么感情，但他们对他的确信任，而他的存在令他们感到安全可靠。他离开兰州的那一天，所有商铺歇业，全城人都出来告别这个他们已经学会了去畏惧、去信任、去尊敬的人。《年谱》说，100多里路上排列着百姓，当他经过时向他磕头。在沿途的每个镇子和每座城市，居民们都跑出来迎接这个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与繁荣的人。

左宗棠于2月24日抵达北京，大约与此同时，他接到了与俄国签订最终条约的消息：中国人收回了新疆的最后一角。

注释：

［1］波尔格：《中亚问题》，第418页。

［2］《年谱》，第8卷，第15页。

［3］《年谱》，第8卷，第18和27页。

［4］普瑞捷瓦尔斯基：《从固尔扎越过天山去罗布泊》，第127页。

［5］《中亚问题》，第394页。

［6］《年谱》，第8卷，第22页。

［7］《年谱》，第8卷，第23～24页。

［8］《年谱》，第8卷，第30页。

［9］《年谱》，第8卷，第31页。

［10］《清朝野史大观》，第4卷，第49页。

［11］《年谱》，第9卷，第1～2页。

［12］《年谱》，第8卷，第29页。

［13］《年谱》，第9卷，第3页。

［14］《年谱》，第9卷，第26～32页。

［15］《年谱》，第9卷，第36页。

［16］《年谱》，第10卷，第16页。

［17］《年谱》，第9卷，第8～9页。

第十四章　巨人暮年

当左宗棠抵达北京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很不适合他那率直脾性的世界。还没进城，他就遇见了腐化堕落的实例。腐败已经吞噬了朝廷，使认真管理国家事务的企图一败涂地。他碰到了一个惯例：所有任期结束奉召进京的高官，都要在城门口交纳一笔银子。那些刚从油水特厚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官员，有时要交纳10万两之多。左宗棠来到京城门口，门房要他交纳4万两，被他拒绝了。他说，皇帝召他进京，他就来了，如果进入国都面见皇上要交钱，那就应该由朝廷埋单。至于他，一个铜板也不会掏。他在城门外等了5天，直到事情有了转机，但他未掏腰包。［1］

进入京城的第二天，皇太后宣他召对。那天慈禧太后身体不适，召对由慈安主持。究竟是由于从哈密到北京长途旅行的疲劳？由于环境陌生？由于慈安接见时态度十分和蔼？或者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左宗棠生平第一次失去了镇定。他哭了。

慈安皇太后是一个具有罕见魅力的女人，生就一副软心肠。她对左宗棠及其历经的千辛万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致使左宗棠的防线彻底崩溃。这个男人一生中遭到不断的反对和非议，已被锻造得如钢铁一般坚强，但是此情此景，得到如此的同情，他再也撑持不住了。

皇太后看到了他的泪水，柔声问他为何如此。左宗棠说，眼睛本来不好，一路上被风沙刺激。皇太后又问他如何保护双眼。他说平时都戴墨镜。慈安叫他戴上。召对时戴眼镜有失于恭敬，左宗棠不肯。慈安执意叫他戴上。左宗棠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哆哆嗦嗦，眼镜掉到地上摔破了。慈安叫太监取来咸丰皇帝用过的墨镜，交给左宗棠。他戴着皇帝的眼镜走出召对的宫殿，这件礼物立刻令他深陷于谦卑。

召对过后，恭亲王向他引见集合在宫中的权贵。左宗棠已经恢复了自持。引见给他的第一个人是官文，在太平天国早期曾任湖广总督的满人。他在那些日子里曾对左宗棠大肆非议，多次轻蔑地指称左宗棠为“那个师爷”，因为左宗棠那时身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左宗棠说：“啊，你一定记得我。我就是骆秉章身边的那个师爷。”

官文非常窘迫，竟然无言以对。一种不安的气氛立刻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恭亲王立刻把另一位要人介绍给左宗棠，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引见结束后，左宗棠去找官文，可是这位著名的满人早已抽身而退了。

左宗棠被任命为皇帝的军机大臣，掌管兵部，在总理衙门行走。按照惯例，升任高级京官的任命书由太监宣读，而接受任命者应该给太监一个大红包。当左宗棠听宣任命时，他给了太监100两银子。太监的表情非常惊讶，左宗棠想：莫非我的慷慨把他吓着了？于是又给了他50两。接着太监开始问起咸丰的那副眼镜。左宗棠根本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说了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就此作罢。

几天后，曾国藩的一个儿子悄悄地告诉左宗棠，说咸丰眼镜的问题已经成为宫中的话题。这个小曾和他那位了不起的父亲不一样，跟左宗棠关系不错，因此他提醒左宗棠最好满足太监的要求。左宗棠对此事不大在意，只是随口一问：他打算要多少？小曾说，太监们认为皇帝的眼镜是非同小可的礼品，值得10万两银子，不过他们只要1万两就会满足了。这个提议令左宗棠觉得太荒唐，他不愿认真考虑，而是一笑了之。

过了一段时间，左宗棠再也没有听说此事。有一天，他跟小曾聊天，谈到小曾的那个忠告太荒唐，并且说：别把太监和他们的欲望太当一回事。小曾说：“噢，忘了告诉你，恭亲王担心那些太监捣鬼，为了避免尴尬，花8000两银子摆平了此事。”［2］

这种故事可能只是借名人之名鼓捣出来的传闻，但典型地反映了紫禁城内的生存环境，以及太监群体对北京官场的挟制。左宗棠很快就明白了：他不适合北京的格局。他是那种与京城格格不入的人，他的存在会惹恼那些宫廷阿谀者。

慈安皇太后在首次召见他以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她的谢世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件，普遍的看法是，她死于伙伴慈禧皇太后之手，后者是个无情而专制的女人。慈禧病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人怀疑她会一病不起。当宫内宣布皇太后驾崩时，京城中人一开始都以为死的是慈禧。当大家得知死去的人是慈安时，无不感到诧异。左宗棠在慈安死后的当晚进宫，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刻嚷道：“我今天还见到太后上朝，说话和平时一样清朗。太后去世肯定不正常！”［3］

他怒气冲冲地在庭院里来回顿足，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如果换了别人这样做，恐怕脑袋就会在另一次日落之前搬家了。恭亲王费了很大力气才让他安静下来，可是早有太监将他的话报告了慈禧。如果说慈禧曾经对左宗棠有过偏爱，此后就不会如此了。没过几个月，左宗棠就被派到了地方上。他与北京的宫廷生活太不合拍了。

慈安皇太后一直处在她的伙伴慈禧的阴影之下，一般只是被附带地提及。作为一个脾气温和、不偏不倚的女人，她总是远离复杂的宫廷政治。但是她的影响力超过了她的声望，并非没有可能。她与慈禧在咸丰死后联手统治帝国，几乎从1861年一直持续到1881年。普遍的说法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岁月里，她一直藏有对慈禧的死刑判决书，这是咸丰临终时在病榻上签署并交给她的。

在这20年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云南和西北的回民都被镇压下去，又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伊犁——一切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有能力把自己从巨大的困难中拔出来，远未走到垂亡的地步。这一时期恭亲王主政，其标志是把越来越多的汉人送上高位。从满人到来直至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督抚、提督和绿营将领中，10个当中有7个是满人。接下来就发生了变化，汉人官员走到了前列。这一时期有3年时间中国内地没有1个满人督抚。

乾隆死后清朝最重大的胜利发生在慈安和慈禧联手执政的20年内，而恭亲王在此期间是全国权势最大的满人，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慈安去世3年后，慈禧“过河拆桥”，恭亲王被免职。于是满人在各省高位上所占的比例稳步上升，直到最后，与太平天国引起清廷注意时的情况相差无几。在国际关系方面，这个国家几乎遭受了所有的屈辱。只有一个人对慈安做过高度的评价，这个人就是波尔格。他在1893年写道：“中国近期历史上所取得的胜利，大部分要归功于她的坚定果决。”［4］

1881年10月，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在所有的总督当中有许多方面是最令人垂涎的。可是左宗棠没有寻求职位。他老了，虚弱多病，他想退休回老家，在那里平静地度过晚年。然而他的威望太高，为了尽责，他不得不坚持到底。

在上任之前，他回了一趟湖南的老家。短暂停留之后，他继续前往南京，于1882年2月10日抵达。上一年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洪灾，现在百姓仍然很苦。左宗棠立即在淮河启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他巡视了受灾地区，然后继续向下游走到长江口，视察河上的防御措施。视察途中，他到了上海，受到了外国移民的盛大欢迎，他们鸣炮13响向他致敬。他在一封信中说，这是外国人首次向一名中国官员鸣炮致敬。［5］这一点他肯定是弄错了，但既然他对此深信不疑，也就说明外国人鸣炮向中国官员致敬并不常见，至少在上海是如此。

到1882年底，左宗棠已经非常疲惫。身体出了不少毛病，加上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也不好使了。他请求引退，理由是他无力妥善处理繁重的公务。他说，他的记忆力衰退了，往往刚读完一份信函或文件，马上就忘了内容。他被赏假3个月，可以不去衙门，但必须留在南京。1883年秋季，他应召去处理山东南部将要发生的暴动。镇压暴动是他的特长，他很快就控制了局面。1884年1月，他已衰弱到无法站立，但他仍然亲自视察辖区内的整个运河段。

中法关系因为安南问题而变得紧张，北京和各省衙门都在大谈战争。针对边境防御问题，左宗棠在一份奏章中对所有事务做了简明的总结：

自古谈边防者，不外战、守、和三事，要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6］

他再次请求解职回家。朝廷赏假4个月，但假未休完，又奉命进京。他于1884年6月13日抵达京城，受命负责全国的所有军事。诏书中有如下一段：

左宗棠功勋卓著，年逾七旬，毋庸常川入直，遇有紧要事件，预备传问；并着管理神机营事务，所有应派差使，毋庸开列。［7］

其中的最后一条是特殊待遇，也许是其他任何汉人京官都未曾享受过的。

尽管没有宣战，法国的敌对活动正大大加紧。他们袭击福建海岸，封锁了台湾。孤拔指挥的舰队在和平伪装下通过了闽江口的炮台，在福州下锚，于1884年8月23日向中国人开火，摧毁了江上的战船和马尾船厂，攻占了后方的炮台，并将之捣毁。朝廷现在指望着左宗棠，不顾他年迈多病，任命他为福建的钦差大臣。如果他年轻10岁，他肯定会让法国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在他生命的沙漏里，沙粒已经快漏光了。

左宗棠于1884年9月15日离开北京，于12月14日抵达福州。只差一天，就是他20年前第一次进入福建追歼最后一批太平军的日子。左宗棠离京以后，主和派占了上风，他在与法国的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他的天性中没有屈服，他宁愿抓住硬战的机会，也不愿不战而放弃。法国对台湾施加极大的压力，左宗棠冲破封锁，成功地派出大批部队增援岛上的中国军队。中法和谈在春季恢复，李鸿章于6月份签署了条约。

对左宗棠而言，重回福州一定是一段伤心的经历。18年前，他心怀宏愿，要建立一支中国的海军，把福州建设成一个大型造船中心，但是他如今看到，他规划的大业远未完成。福州船政局已成废墟，那是他创设的海军造船厂，他在西北征战的那些年里，一直关注着这里的进展。这件事他谈了18年，写了几百份奏章，而中国海军的现状，还是和太平天国灭亡时一样。多年的巨大努力付诸东流了，有些人会被徒劳的感觉所压倒。但左宗棠是儒学教义的信徒，认为尽忠职守本身就是目的，与明显的成败无关，所以他能从中找到慰藉。

条约签订之后，左宗棠奉命返回京城。根据他在最后这几年频繁调动的情况，可以大胆地推测，慈禧没有忘记他对慈安猝死一事所爆发的怒火。他请求朝廷批准他在返京途中回家探亲。请求得到了批准，但他未能起程。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去世。

北京接到左宗棠去世的噩耗，皇帝颁发上谕，缅怀他伟大的操守和对朝廷的贡献，宣布天子给予这位忠实臣仆的盖棺论定的褒奖。

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闲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著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圻，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联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宣召来京，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竭谋赞画，悉协机宜。旋任两江总督，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洵能始终如一。上年命往福建督办军务，劳瘁不辞。前因患病吁恳开缺，迭经赏假，并准其交卸差使，回籍安心调理。方冀医治就痊，长承恩眷，讵意未及就道，遽尔溘逝。披览遗疏，震悼良深！左宗棠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福建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古尼音布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主事左孝宽着赏给郎中；附贡生孝勋着赏给主事，均俟服阙后分部学习行走；廪贡生孝同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其二等侯爵应以何人承袭，着杨昌浚迅速查明具奏，用示笃念旧臣至意。

注释：

［1］布兰德与拜克豪斯：《太后治下的中国》，第510页。

［2］《曾左彭》，第5卷，第1282～1283页。

［3］布兰德与拜克豪斯：《北京宫廷年谱与备忘录》，第484页和489页。

［4］《中国简史》，第346页。

［5］《年谱》，第10卷，第25页。

［6］《国史本传》，第29页。

［7］《国史本传》，第29页。

第十五章　外国人眼中的左宗棠

左宗棠经历了中国一个大动乱的时期。动乱和外国侵略的可怕压力耗尽了帝国的资源。为了使国家度过这场超级混乱，全国没有一个人比左宗棠的贡献更大。和平恢复了，中华帝国暂时有了较好的前景。左宗棠到了晚年，由于年迈力衰，无法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一个反动的进程开始发生，很快就把帝国大业推向了最终的、决定性的衰亡。左宗棠谢幕以后，中国高层无人具有撑持大局的清醒、能量、勇气和意志。每一个大手笔的国家企划，只要左宗棠参与其中，都有成功的结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人之常情，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精疲力竭，能力衰退，谁也无法指望他在领土之争中大显身手，所以吃了法国的苦头是势所必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从1880年到1911年，凡是中国政府要办的大事，除了对云南起义的镇压以外，都没能获得成功。我们完全可以推论，他对19世纪的中华帝国最具主导性和建设性的影响。

关于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个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的外国人试图做出这样的评价，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中国历史极为悠久，名人无数，大部分很少为外国人所知，令研究者无法全部深入。中国人自己对这类事情也不大上心，把对一个人伟大程度的评价留给最严格的批评家——时间。但是，如果把时间压缩到一个较小的跨度内，仅仅考察一个朝代——1644年至1911年的大清王朝，那就可以颇为深入地进行观察和比较。各人评判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假设：对于某个人而言，他的本国同胞随着时间推移，会比外国文化更加接近对他的正确评价。在对汉人的初步评价中，人们似乎倾向于把曾国藩当作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一个，当作大清时代最杰出的汉人。

相对于左宗棠这种类型的人而言，曾国藩属于对中国人更有吸引力的那种类型。首先，曾国藩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其次，他的忠心和诚实在他自己的时代无与伦比；他能吃苦，最重要的是具有精神耐力；他的才干更是不容置疑。他为人和蔼，对人体贴，极为忠诚。从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找出一些东西来加以批评，不是一件难事，如果那人活了70岁，那就更加容易。但是，西方人还是无法充分理解他在其中奋斗的那个环境。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那么就会更加惊讶：他怎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导致曾国藩与左宗棠彼此疏远的一系列事件是可悲的，不论是对国家而言，还是对他们个人而言。他们为此懊悔，彼此在心中都为对方持有最高的敬意。对于他们的争吵，无人能够评判谁是谁非，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过多地指责对方。这仅仅只是不相投合，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分歧从来没有堕落为宿怨。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多次评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大人物的高度尊敬。当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时，左宗棠的反应，如同他们是一辈子的友人。另外一个印象是：两人之间的疏远，左宗棠比曾国藩更加在意。

对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曾国藩比左宗棠更为敏感。有一次，某人拿着左宗棠的推荐信来到南京。曾国藩甚至懒得读信，就提笔在信封上写了几行字：“曾见其人，夙觉其贤，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然而，曾国藩在去世前不久，在苏州会见了一位名叫吕庭芷的高官，那人刚从甘肃返回。于是两人长谈甘肃局势。曾国藩谈到他跟左宗棠之间的分歧，说道：“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左公却向皇帝报告，说我假报天王儿子的死讯，所以我不免对他耿耿于怀。不过，你平心而论，不要隐瞒，也不要客气：左公这人究竟怎样？”吕庭芷说，左宗棠处事精详，律身艰苦，体国公忠，照他看来，是朝端无两。曾国藩拍案说道：“的确如此！如果左公离开甘肃，不但我不能取代他，哪怕胡文忠起死回生，也是无法代替他啊。你说左公朝端无两，我却要说他是天下第一！”［1］

曾国藩此话传开，得到不少好评。人们说，这表明曾国藩确是一位“达人”。尽管他很不喜欢左宗棠，他却能承认左的才能和左对国家的巨大价值。“达人”一词通常包含的意思很难贴切地翻译出来。这是对一个中国人的最高赞扬，因为“达人”的品性是有儒学定义的。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值得注意的。他对左宗棠的了解很少有人能及，他的看法一般会得到中国人的认同。他们认为左宗棠是大清时代最伟大的汉人将军。但是在学术上，在整体的人格魅力上，似乎他还不能与曾国藩比肩。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还算不上伟大的学者。他的脾气在中国名人当中是罕见的，属于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那一类。他的唐突冲撞令中国的文化人感到不安，他对争辩的喜好使他交友颇难。他不分时间、场合或对象，管不住嘴巴，畅所欲言，与当时的风气格格不入。他总是不堪沉默，这个特性到晚年几乎成了饶舌。他在交谈中争抢话头到了如此地步，京城的官员在他说话时都会躲开。他的话锋很自然地总是转向西北，而北京的官场对西北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人们崇拜他的成就，尊重他的才干，但对他本人并不热情。北京充满了阴谋，而左宗棠并不明白宫廷政治的微妙。他在这种气氛里感到不适，他的存在又明显地令京城的官场感到不安。

左宗棠离开了西北，在那里他是无冕之王；他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他虽有荣耀，却并无大权；要求一位年逾70的老人恰如其分地调整心态，未免有些过分。在西北，他的话就是那块土地上的法律，他已经完全习惯于人们对他无条件的服从。在北京他不能如鱼得水，只有在西北，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左宗棠。他在那里有施展才干的舞台。

他的工作能力是惊人的。他不但要巨细无遗地领导大量的行政工作，还要亲自撰写大量的奏章，保持广泛的通信往来，亲自在收到的报告上签署意见，有时还要写诗，每天读几篇孔孟著作来给自己充电。而与索思诺福斯齐同行的几个俄国人搜集到的印象，竟然是他并非忙得团团转。他有时间跟他们进行多次长谈，在他们于他的衙门里做客居留的那一个月里，他几乎总是跟他们共进晚餐。皮亚塞茨基对左宗棠做了大量有趣的侧面描写。对于他们的首次会见，他写道：

我们的头也让我们按照级别高低排列，对着房门站成一行。总督很快就出现在门口，大约12名穿制服的官员跟随其后，而他本人只戴了官帽。

总督身材矮壮，年龄不会超过60。［2］他的外表令我想起了彼斯马克亲王，不同的是他那黑色的皮肤。他的须髯稀疏，但胡髭较浓。他的动作富有感染力，也许是为了产生强烈的印象……他在进门时向我们亲切致意，动作细微得几乎无法察觉。接着他停顿片刻，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但他没说什么，又走近几步，再次停顿，注视着我们。

有一天，左宗棠向索思诺福斯齐追问各种有关欧洲的问题。皮亚塞茨基写道：

他很高兴听到英国老是跟俄国作对，老是伤害俄国并鼓励俄国的敌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为了表明他不喜欢英国人，他竖起了他的小指。

左宗棠和那些俄国人似乎热衷于谈论英国人。接着他问索思诺福斯齐：如果俄国与中国开战，哪一方会赢？索思诺福斯齐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他说那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左宗棠坚持要听他的看法，请索思诺福斯齐不要担心会伤害他的感情。于是索思诺福斯齐答道：如果两国开战，俄国会占上风。左宗棠显得颇为吃惊，他向在场的每个俄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皮亚塞茨基写道：

这位老人不想得到这样的答案，这使他非常尴尬。他真心地认为，中国完全能够超过俄国，甚至征服俄国。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他心里一定有一个针对我们的计划。［3］

皮亚塞茨基还记录了一段对话：

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原谅自己的敌人。

我说：“举个例子，原谅一个打过你的人，难道不是更好吗？”

“不，”左宗棠说，“回击更好。”

谈话转向了自然科学。他对此所知甚少，而且不愿了解更多。

“我们不要电报和铁路；电报会使百姓堕落，铁路会使百姓失业，然后挨饿。”

另一次，他谈起超自然的物事，其中就有飞龙。

“有大龙，也有小龙，头都是黄色的。我亲眼见过一条龙，飞向祭祀它的庙宇。”

在说这些话时，他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有什么反应。

他转向索思诺福斯齐，问他在俄国是否有人见过龙。

“没有，”头答道，“我国只有天使在头上飞。”［4］

皮亚塞茨基对索思诺福斯齐的回答十分惊讶，他很想知道左宗棠对俄国和俄国人的总体印象如何。他为左宗棠画了一幅素描。在他作画时，几个旁观者发表了评论。

左宗棠忍不住起身过来看上一眼。他极为高兴，但他说我把他画得太年轻，还说我没有把他帽子上的双眼花翎画上。那些孔雀羽毛从帽子上倒向后方，从前方的视角是看不见的。可是左宗棠不愿听我的解释，恳求我画出这个官位的标志……当画像完成时，左宗棠和他的随员们仔细察看，有时拿在手上举到远处欣赏。看了许久，左宗棠又派人拿来一架双筒望远镜、一架显微镜和一架实体镜，通过这3种仪器来看画。［5］

左宗棠允许这些俄国人在城内自由行走，允许他们参观令他们好奇的任何地方。在左宗棠陪他们做最后一次参观时，他向客人们陈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皮亚塞茨基写道：

左宗棠让我们明白，他认为他的祖国若非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至少跟它们是平等的，这增强了我对他的好感。为了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做一个比较，他又说，如果欧洲人以他们的新发现而感到自豪，那么中国人则在先人及其著作中发现了新东西，那些秘密远未被人知晓，或者没有完全被人发现。［6］

这些俄国人离开兰州时，没人注意到他们的离去。他们为缺少关注而感到不快，觉得左宗棠这一次又是故伎重演，故意冷落他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军队中的一名同级别的军官访问塔什干——帝国建设者考夫曼将军的首府，那么他会得到多少殷勤的款待呢？关于他们在兰州受到的接待，皮亚塞茨基写道：“无数的善意堆积到我们身上，只是没有尊敬。”

皮亚塞茨基博士绘于1875

左宗棠

就在这些俄国人访问西北的同一年，云南一缅甸边境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人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企图得到令他们满意的结果。这就使得中国国内流言四起，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英国与俄国在联手瓜分中国。总理衙门写信给左宗棠，谈到索思诺福斯齐，他们突然对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们通知左宗棠：人们普遍认为，英国驻中国公使威妥玛插手了索思诺福斯齐的西北探险，此人完全可能是在进行一次侦察，看一看中国的那一地区是多么贫弱。他们指示左宗棠不要让俄国人看到任何东西。左宗棠复信给总理衙门说，把这些俄国人跟马嘉理事件扯到一起是荒谬的，因为他们抵达兰州时还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他说，索思诺福斯齐已经声明，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中国与俄国之间一条运茶的路线，比通过乌兰巴托和加尔各答的老路更近。左宗棠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此人说的是真话。全世界都知道西北受到多年的战争摧残，这个实情是无法隐瞒的，他也看不出有隐瞒的必要。接着他告诉总理衙门：他不会对俄国人掩藏任何东西，恰巧相反，他会向他们展示一切。［7］

在俄国人的访问结束之后不久，左宗棠在写给沈幼丹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俄国人及其他外国人的一般看法。他写道：

近因俄人西来，由塞外布伦托海归国。论者均谓意在觇我虚实，新闻纸且谓与英人协以谋我，当事即据以入告。五、六月间，俄使来兰，引之同居一月，觇其意态，似尚无它，其与英亦婚媾、亦仇怨也。英忌俄之与我和，俄亦忌英之与我和。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自款议定后，均知以自强为急，迄今未敢自信其强。然则何时乃有强之一日乎？兴言及此，吾辈误国之罪可胜数乎？！

公因船政，致稽履新。未审此信到后，已离船政否？吴越人善著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新闻纸，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又与岛客处久，往往移其初志，如徐元扈何尝不负时望，何尝不称博雅，一见西儒，竟入彼法，盖久处暗室，目无正明耳，所赖海内落落数君子一祛此蔽，俾天下不以儒为戏，则幸甚也。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在写给董韫卿的一封私信中谈了他的一些见解，其中反映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如何看待时局的若干问题：

时势多艰，即起古昔贤能处此，亦将束手。然果内外一心，如泛舟于极天怒涛中，自具官止神行之妙，则亦非无津涯也。

……

近人见西洋制造之精，自知其不易及，遂欲以酒解酲，为苟且目前之计。鄙怀窃有未喻。夫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

朝廷为海防问题忙作一团，要求沿海地区的所有总督就此事提出规划和建议。一般而言，每位总督都从自己辖区的立场看问题，各地的自主权在报告中显得非常突出。这些报告发给了兰州的左宗棠，让他发表批评意见。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于是他做了详尽无遗的讨论。他在报告中所写的看法，概括为以下几点：首要的事情是一定要统一指挥，以便责任可以落到实处；如果每个总督都拥有自己的海军和海防体系，如果全局不能合作，那么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至少要有3座造船厂，而且都要尽可能使用最好的设备；对整个海岸线都要进行仔细的勘察，以便为海军基地挑选最合适的地址；防御的重点为天津、上海、青岛和台湾；海防体系必须在仔细勘察的基础上彻底重建，炮台的选址要使炮火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海岸线上最大的假想敌是日本，我们必须加速备战，因为一旦日本发起进攻，中国以现有的糟糕的防御条件，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不过，左宗棠对朝廷特别强调，不要以为单靠一支海军就能保卫国家。必须按照欧洲的办法彻底重组和装备军队。中国的军人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人一样优秀，只要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8］

左宗棠去世后有许多人写奏章赞扬他的功绩，有一篇文摘取自杨昌浚的奏章，此人从1860年起就跟左宗棠合作，那时左宗棠正在长沙城外训练他的第一支部队。杨昌浚写道：

用兵善于审机，坚忍耐苦，洞烛几先。戊辰召见，面奏西事以五年为期，人或以骄讥之。及事定，果如所言。克一城，复一郡，即简守令，以善其后。用人因材器使，不循资格。为政因时制宜，不拘成例。外严厉而内慈祥，所至威惠并行。甘省安插回众十余万，不闻复有叛者，固措置之得宜，亦恩信之久孚也。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绾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督两江时，年七十余矣，检校簿书，审视军械，事事亲裁。其言办洋务，要诀不外论语“言忠信，行笃敬”六字。以为物必相反而后能相克。西人贪利而尚廉，多诈而尚信，彼亦人耳，未必不可以诚动、以理喻也。居尝以汉臣诸葛亮自命。观其宅心淡泊，临事谨慎，鞠躬尽瘁以终王事，可谓如出一辙。

有一份文档最能说明左宗棠的个性，这是他晚年在西北写给儿子们的一封信。其中写道：

吾家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已与勋、同言之，每分不得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均于此取之。

……

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厥后以不求闻达之人，上动天鉴，建节锡封，忝窃非分。嗣复以乙科入阁，在家世为未有之殊荣，在国家为特见之旷典，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到？此生梦想所能期？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

李鸿章几乎总是处在外国人的注目之下。和他不同，外国观察家对于左宗棠的描述并不多见。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人，见过左宗棠的没有几个。波尔格就左宗棠写道：

他身材矮胖，外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偶然投来的目光。但仔细一瞧，就会发现非凡之处。一双机敏的小眼闪闪发光，照亮了他那明显布满沧桑的粗放的面容。深灰色的胡髭只是部分掩藏了嘴角坚定的线条。头发稀疏，须髯只有寥寥几根，他在静止时会习惯性地捻一捻。如前所述，他把一切都归于自己的功劳。他那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事业，似乎完全属于他，他的部属无人与他争功。他只要下达一个任务，就等同于已经完成。如果说他的威望一开始是凭借着人们对他的畏惧，那么接下来就不止是如此了，得到了官员和百姓的无条件的承认，因为经验告诉大家，他的计划总是得到成功的认可。［9］

还有一段描述值得注意：

在私生活中，此人和蔼友善，坦率质朴。他身材矮小，晚年发胖，两眼熠熠生辉，笑声发自内心。生活习惯节制而省俭，诚心实践古人的典型操守，严于律己，受到官兵的衷心爱戴。他喜爱园艺，热心植树。从西安（陕西省会）直到长城以外的嘉峪关，在官道上行走，行程36天，沿途全部绿树成荫，都是他的杰作。这是一座绿色的丰碑，标明了他那支无坚不摧的部队进军的红色路线。在哈密有几位欧洲人见过他，其中一位留下了如下记述：每天下午，他总会在总督署的花园里散步，身后跟随着一大帮文官武将。他点数自己种的西瓜，给随从们讲解他的爱花美在何处。他的首席执行官也在场，随时准备执行他的命令。［10］

有些人强调一个问题：左宗棠在镇压回民运动的过程中几乎消灭了西北的居民。这里尽管没有明说，却暗示了一种推论：左宗棠是个冷酷无情的嗜血之徒。左宗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奉命执行的任务，只能在严酷现实的基础上完成，而不能依靠伤感。一个人的判断力若以伤感为主调，他就无法在处置这类事件时大功告成。这种事情只有性格坚定的人才能搞定。有些在战争史上显名的人物的确可以用冷酷无情来形容，并且可以用到这个单词蕴涵的极度贬义。但绝非所有的战争名人都是如此。左宗棠绝不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他对人类的痛苦并非麻木不仁，他所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血腥的一面，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乐趣。恰好相反，他最大的安慰是治愈他的作战必不可免造成的创伤。他采取的措施，根据时间、地点和相关百姓的特点而有所不同。

西方人有关左宗棠的多数评论，给他贴上一些标签，如保守，好勇斗狠，排外，反对进步。这些标签是否对他适合，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他的保守表现在哪里？仅仅因为一件东西被人们使用了多年，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就要说这是一件坏东西，他是不能认同的；或者说另有一件东西，仅仅因为它在其他国家非常流行，就说它是一件好东西，他也不肯认可。

他的好勇斗狠表现在哪里？他坚持一个朴实的信念：与其受人欺压，不如奋起反抗；如果不加反抗，欺压就会永无休止；但是，如果第一次欺压就遭到强烈的反抗，那么哪怕是由武力所强加的屈辱，就不会无止无休了。虽然他肯定是想错了，但他对此坚信不移。

至于“排外”一词，使用过于泛滥。它的涵义似乎是专指东方人。有关外国人与左宗棠交往的所有现存记录一致表明，他们都受到了礼貌周全的接待。说得更精确一些，唯独关于美国人白齐文的遭遇稍有存疑。此人在福建试图去找太平军时似乎被捕了。这是一个特例，何况毕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说他应该比太平军受到更好的待遇。一般而言，外国人与左宗棠相处很好，但原则上他不喜欢外国人对他或他的国家指手画脚。他对来自国外的影响所持的态度，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杰出领袖所持的态度相差不远。

关于他是否反对进步，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对“进步”一词的定义。他是率先提出建立现代中国海军的人物之一；他不倦地呼吁重组和重新装备军队，而且实实在在地重新装备了自己的部队；他把机器引进到西北，致力于在甘肃开发羊毛产业，是他那一代中国人中最伟大的建设者；他还不断地努力提高辖区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年谱》中多处提到左宗棠关注外国报纸，令人推测他会定期收到那些报纸。于是可以假设，他的幕府中有人代他看报。一份报纸谈到德国研发了一种新水雷，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刻写信给总理衙门，告知这种新水雷的消息，催促他们选派一组年轻人前往德国学习如何制造这类武器，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新武器。当他得知普法战争爆发，他写信给总理衙门，提议中国从中斡旋争端。他当然并不认为这对中止那场战争有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表明中国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并决定打破所谓的国际协同，参与世界事务，而不再置身事外，成为牺牲品。［11］他赞成派使者出国，但他对那些使者代表中国办事的方式并非总是满意。由此完全可以推论，从“进步”一词的广义而言，左宗棠绝不是进步的敌人。

在战争领域里，左宗棠在19世纪的中国同胞中无人可以匹敌，如果要找到一个能和他对等的人，恐怕时间还要往后推回几个世纪。他具有整体战的本能，这种战争不同于在中国占主要地位的游击战。战争艺术的最高表述是什么？就是“尽可能调动一切手段来达到可见的目标”。也许他没有听说过冯·莫尔特克的这个权威论断，但在他于战场上指挥作战的18年里，他的确把尽可能调动一切手段来达到可见的目标发挥到了极致。

我无意于把左宗棠和其他国家的伟大统帅做一个比较。如果要那么做，需要考虑太多的因素，而比较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各人如何看待各种因素的分量。不过，各个时代的伟大统帅都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左宗棠具备在任何严酷的考验下都不会有丝毫动摇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有非常强毅的身体和头脑。他对自己极度自信而非自欺，因为他能恰如其分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并且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把握大局时能把所有的主要因素考虑进去，而且以罕见的速度与准确度掂量出各种因素所占的分量。他能迅速果断地做出决定，如此造成一种印象，使部属对其正确性深信不疑。忠诚是他最重要的品质，影响到他的部属，同时影响到朝廷。他用严格的纪律约束部属，但并不苛刻，赢得了全军官兵的最高信任。他有识人之明。新疆战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他善于挑选人才，让他们和衷共济，并用他的精神加以激励。

他对战争中时间因素的理解，也许存在一些问题。他的进军速度比较随意。但我们要再次记住，在他所有的作战行动中，没有任何一次的作战结果，会因为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差而改变。如果要指责他不懂得战争中时间因素的重要性，那么必须指出他在哪次战役中在整体配合上有所失误，这种批评才是有效的。他非常重视因时制宜的必要性，我们可以推测，在进军的速度和敏捷度成为主要因素的情况下，左宗棠一定会抓住这个主要因素。他具备一种罕见的能力，可以赋予一个团体以凝聚感和一致性，我们不妨称之为团队之魂。何况他具有进攻精神，他在所有作战行动中从来都只有短暂的防御行为。这就是左宗棠的若干特点，这些品质集于一身，并有机会激发出来，造就了一位能干的将军，也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统帅。

左宗棠的名声不仅仅从战场上获得。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国家管理者。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政治艺术的训练，他是这一人类事业领域中的大师。在任何一个国家，同一个人兼有非凡的军事才干和政治才干，的确非常罕见。正因为二者兼具，左宗棠才成为一个真正卓越的人物。他能征服，也能治愈战争造成的创伤。如果战场扩展到中央帝国的边界之外，同时代人中是否有人能够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里同时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功，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其他国家和他同时代的一些杰出人物没有机会证明他们兼具这两个领域内的才干，但另一些有机会一展身手的人却未能在政治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功。

左宗棠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不适合于对军事有所追求的学生。在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圈子里，武职没有尊荣的地位，左宗棠试图进入这个圈子，因为那是管理者的群体。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不会享有很大的荣耀。他的军事训练是在战场上获得的，它起步于一个较晚的人生阶段，通常在这个阶段，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已经结束了他们的事业生涯。一个年近50的男人，先前未曾有过任何类型的军事经历，却在战争中赢得了声望，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这样的事情几乎闻所未闻。然而左宗棠单单凭借其天才的力量，越过了包括年龄在内的所有障碍，赢得了卓越的声望。

尽管左宗棠提拔了许多能人干将，他们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然而中国的政治趋向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左宗棠去世以后，他们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湖南人在帝国政府中风光了30多年，接着满人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重掌权力，重担责任。左宗棠手下的将领们在他去世以后很少闻达。刘锦棠出任了新疆巡抚，在此位置上待到1889年。然后他返回故里，于1894年去世。张曜当上了山东巡抚，死于1891年。刘典死于1878年，当时在甘肃巡抚任上，那时距左宗棠离开西北还有几年。杨昌浚当上了闽浙总督，后来又任陕甘总督。他于1895年去世。其他将领短期担任了较低的职务，然后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巨擘已经逝去。或许他们过于依赖于他的精神和鼓励。

左宗棠是一个具有真正伟大灵魂的男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国外名声不广，在他自己的国土上也未得到应有的声望。他的同胞只要认真研究他的生平和功绩，就会获得极大的价值。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他的国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他尊敬圣贤，不懈地听从他们的教诲。他把自己的力量和才智毫无保留地用于服务祖国，深信国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左宗棠不愧为其祖国和人民的光荣。

注释：

［1］《清朝野史大观》，卷七，第74页。

［2］注意：左宗棠当时的实际年龄是63岁。

［3］《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33～134页。

［4］《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54～155页。

［5］《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61页。

［6］《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73页。

［7］《年谱》，第7卷，第37页。

［8］《国史本传》，第32～33页。

［9］《中亚问题》，左宗棠评论，第353页。

［10］布兰德与拜克豪斯：《太后治下的中国》，第508～509页。

［11］《年谱》，第5卷，第37页。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1．《左文襄公全集》，128卷。杨书霖编辑的左宗棠文集。1888-1891年间编于长沙，由左宗棠的亲友出版。包括下列部分：

（1）奏稿。写给皇帝的奏章。64卷。

（2）谢折。其他人撰写的有关左宗棠的文章。2卷。

（3）诗文。左宗棠的诗歌与论文。5卷。

（4）书牍。写给官员的信函。26卷。

（5）年谱。10卷。

（6）骆文忠公奏稿。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期间骆秉章所写的奏稿。10卷。

（7）张大司马奏稿。左宗棠任张亮基师爷期间张亮基所写的奏稿。7卷。

（8）批牍。7卷。

2．《左宗棠家书》．

3．《清朝野史大观》，清王朝著名官员的非官方历史。7卷。

4．《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的非官方历史。20卷。

5．《太平天国始末》，太平天国始末记，通常称为《忠王自述》。所用的版本是一个两卷集，题为《中国清代年史资料续编》，第1卷，第1—50页。

6．《曾左彭》，曾国藩、左宗棠和彭玉麟的传记集，徐哲身著。6卷。

7．《八贤书札》。8位贤人的书信集。

8．《湘军志》，王定安撰写的湘军历史。20卷。

二、外文文献

1．安德鲁斯：《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伦敦，1921。（Andrews G., 《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 London, 1921.）

2．拜克豪斯与布兰德：《太后治下的中国》，费城，1910。（Backhouse E. and Bland, J.O.P.,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Philadelphia, 1910.）

3．拜克豪斯与布兰德：《北京宫廷年谱与备忘录》，纽约，1914。（Backhouse E. and Bland, J.O.P.,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New York, 1914.）

4．布兰德：《李鸿章》，纽约，1917。（Bland, J.O.P., 《Li Hung Chang》, New York, 1917.）

5．波尔格：《中国简史》，伦敦，1898。（Boulger, Demetrius, C.,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1898.）

6．波尔格：《中亚问题》，伦敦，1885。（Boulger, Demetrius, C., 《Central Asian Questions》, London, 1885.）

7．布鲁姆哈尔：《伊斯兰教在中国》，伦敦，1910。（Broomhall, Marshall, 《Islam in China》, London, 1910.）

8．卡希尔：《一个美国人的冒险》，纽约，1930。（Cahill, Holger, 《A Yankee Adventure》, New York, 1930.）

9．盖勒利和伊万：《中国叛乱史》，由约翰·奥克森佛德据法文译出，纽约，1853。（Gallery and Yvan, 《A History of Insurrection in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ohn Oxenford, New York, 1853.）

10．道格拉斯：《李鸿章》，伦敦，1895。（Douglas, Robert K, 《Li Hung Chang》, London, 1895.）

11．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纽黑文，1927。（Hail, William James, 《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New Haven, 1927.）

12．拉透雷特：《中国人及其历史与文化》，纽约，1934。（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34.）

13．梅耶斯：《中国政府》，上海，1886。（Mayers, William 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nghai, 1886.）

14．米窦斯：《中国人及其造反运动》，伦敦，1856。（Meadows, T.T.,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London, 1856.）

15．米歇尔：《英国人在中国》，爱丁堡，1900，2卷。（Michie, Alexander,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Ediburgh, 1900.2 vols.）

16．莫尔斯：《中华帝国的贸易和行政管理》，上海，1908。（Morse, Hosea B.,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1908.）

17．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3卷，上海，1918。（Morse, Hosea 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3 vols., Shanghai, 1918.）

18．帕克：《中国的历史、外交和商业》，纽约，1901。（Parker, E.H., 《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 New York, 1901.）

19．帕克：《今昔中国》，伦敦，1903。（Parker, E.H., 《Chin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903.）

20．皮亚塞茨基：《俄国旅行家在蒙古和中国》，由戈登·库米斯根据俄文译出，2卷，伦敦，1884。（Piassetsky, P., 《Russian Travellers in Mongolia and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V. Gordon Cummis, 2 vols., London, 1884.）

21．普瑞捷瓦尔斯基：《蒙古、党项地区和藏北荒地》，由德尔玛·摩根根据俄文译出，2卷，伦敦，1876。（Prejevalsky, N.M., 《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udes of Northen Tibet》,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E. Delmar Morgan, 2 vols., London, 1876.）

22．普瑞捷瓦尔斯基：《从固尔扎翻越天山到罗布泊》，由德尔玛·摩根根据俄文译出，伦敦，1879。（Prejevalsky, N.M., 《From Kuldja across the Tien Shan to Lob Nor》, Translated by E. Delmar Morgan, London, 1879.）

23．舒伊勒：《土耳其斯坦，俄国土耳其斯坦、浩罕、博卡拉与固尔扎游记》，2卷，伦敦，1876。（Shuyler, E., 《Turkestan, Notes on a Journey in Russian Turkestan, Khokand, Bokhara and Kuldja》, 2 vols., London, 1876.）

24．肖：《高地鞑靼、叶尔羌与喀什游记》，伦敦，1871。（Shaw, Robert, 《Visits to High 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ar》, London, 1871.）

25．施略克：《儒学国家崇拜的起源与发展》，纽约，1932。（Shryock, J. 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ult of Confucius》, New York, 1932.）

26．泰勒：《太平天国及其经济背景和社会理论》，《中国社会与政治学报》，1933年第十六期（1月号），第545—614页。（Taylor, George, E., 《The Taiping Rebellion, Its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Social Theory》,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XVI, （January） 1933, pp. 545—614.）

27．维尔·丹尼尔：《最后一个皇后》，伦敦，1936. （Vare Daniele, 《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 London, 1936.）

28．威廉斯：《中央王国》，2卷，纽约，1883。（Williams, S. Wells, 《The Middle Kingdom》, 2 vols., New York, 1883.）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首次原版引进的由西方学者撰写的左宗棠传记。

作者采取了通常的以叙述为主的传记笔法，但在史料甄别、背景分析、观点评价和谋略阐释等方面，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左宗棠的人生和智慧，及其所处的晚清大变革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历史脉搏，是西方数十种《左宗棠传》中的经典之作。

晚清时期出生于湖南湘阴的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但青年时怀才不遇，直到中年才因友人推荐步入仕途。随后，他在对抗太平天国运动、收复边疆战役和洋务运动中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时人称之“再世诸葛亮”。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简介

扉页

版权页

译者的话

题记

前言

第一章　19世纪的中华帝国

1．盛衰两极

2．帝国政府

3．踏上仕途必经的考试

4．奇异的财政金融体系

5．帝国军队

第二章　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

第三章　太平军的崛起

第四章　长江沿岸的太平军

第五章　左宗棠大战江西与浙江

第六章　福建战役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尾声

第七章　捻军

第八章　中国的回民与回民运动的肇始

第九章　陕西和甘肃东部的平回作战

第十章　平定甘肃

第十一章　新疆、喀什噶尔与阿古柏

第十二章　筹备新疆战役

第十三章　大战新疆与收复伊犁

第十四章　巨人暮年

第十五章　外国人眼中的左宗棠

参考文献

内容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