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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目录

- 引子

- 重庆戴家巷（1）

- 重庆戴家巷（2）

- 重庆戴家巷（3）

- 重庆戴家巷（4）

- 缙云山（1）

- 缙云山（2）

- 缙云山（3）

- 旅途中（1）

- 旅途中（2）

- 旅途中（3）

- 十七街3号（1）

- 十七街3号（2）

- 转田坝（1）

- 转田坝（2）

- 酥油和糌粑（1）

- 酥油和糌粑（2）

- 酥油和糌粑（3）

- 酥油和糌粑（4）

- 酥油和糌粑（5）

- 酥油和糌粑（6）

- 经堂（1）

- 经堂（2）

- 经堂（3）

- 经堂（4）

- 经堂（5）

- 学习书法（1）

- 学习书法（2）

- 学习书法（3）

- 除四害（1）

- 除四害（2）

- 名誉社员（1）

- 名誉社员（2）

- 名誉社员（3）

- 名誉社员（4）

- 携游（1）

- 携游（2）

- 携游（3）

- 携游（4）

- 携游（5）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刘文辉（1895—1976），中国现代转折时期的特殊人物，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国民政府川康两省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等职。

本书作者自小在祖父身边成大，陪伴祖父十七年，以自己成长为线索，以亲历事实为依据，周密细致地追叙了祖父刘文辉在建国后鲜为人知的寻常往事。此间钩沉史料，引征文献，较为翔实地描述了刘文辉历经二刘战争、两次反蒋、西康靖边、彭县起义，以及西南军政、执掌林业等，惊险丛生、纵横捭阖的传奇经历。

作者写作严谨，文笔生动，真实、鲜明、恰如其分地将其祖父刘文辉的精神风貌，再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刘世定：刘文辉之次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论著有《趋同行为与人口规模》(与胡冀燕合作)、《乡镇企业的历史发展与运行机制》、《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问题》、《乡镇组织结构调查》、《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等等。

目录

目录

引子

第一部分巴山蜀水

重庆戴家巷

缙云山

路途中

十七街3号

转田坝

酥油和糌粑

经堂

学习书法

除四害

名誉社员

携游

告别成都

第二部分北味京风

史家胡同23号

周总理来家中

天安门看焰火

学习

教育事业

体育运动

过春节

“自然灾害”时期

颐和园避暑

“共产党最了不起的地方……”

第三部分新波旧浪

抄家

灰涤棉中山装

步行“串联”归来

“去吧，不会就这样的”

为我给周总理写信

出席尼克松访华招待会

“我自己可以！”

关于现代战争的三言两语

偶谈诗词

“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

向周总理说郭子仪

“已去了”

尾声

第四部分 链接与附录

链接1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刘文辉）

链接２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后记（刘元彦）

附录

祖父年谱

引子

引子

2006年6月24日，是祖父逝世30周年。当时产生一个念头：把和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的情形写成一本小书，算作一个纪念。这个东西，不是为发表，不是为大众读者而写，只是给亲友们看看。后来，断断续续动手做了一点。但是因为工作忙，始终没有完成。

2007年，是祖母诞辰100周年。动笔写回忆作品的念头因此又起，并因原来的写作计划迟迟没有多少进展而感到某些不安，遂决定加快进度。

祖父刘文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他1895年1月10日（甲午年腊月十五）出生于川西平原上一个普通农家。在家乡受过家族私塾教育以后，于13岁上（1908年）离家到成都考入公费的四川陆军小学读书，此后又考入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四川从军。时值辛亥革命后的动荡年代，祖父在内战中逐渐崭露头角，十年中从一个下级军官变成四川军政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任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 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在其军事、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内战、经边、反蒋、联共、起义等活动。祖父的一生曲折跌宕，可以看作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转折的一个缩影。

我1951年出生于重庆，从那时直到1968年底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始终和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此后，到祖父1976年去世之前，我凡回北京探亲、办事，期间也是和他们住在一个家里。虽然从书上读到过一些有关祖父的被描写得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我多年所接触到的不过是一些寻常事情。事实上，解放以后，祖父就逐渐离开了政治，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开会、会客、读书、看报、散步、休假、生病、住医院、给后辈一些关心……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走他们的生活之路。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也不过是和那时的一些人同样的一种经历，而且因祖父的特殊身份和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所受的冲击比其他许多人要轻得多。这便是本书取名“寻常往事”的由来。

在回忆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那些生活片段时，我不时会联想起我曾经读过的祖父的一些著述。我不想受章法所累，而是信马由缰，随思绪而去，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想摘引便摘引。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东拉西扯，不合章法。但愿如此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补文笔之拙。

对于祖父的著述，我从未做过系统的搜集因而也未进行过系统的阅读，只是阅读了一些顺便到手的东西。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游继业先生。游先生是父亲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好友。十多年前，有人要组织出版一批民国时期人物的著作，向父亲提出搜集并编辑祖父著作的要求。但家里并没有保留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著述。于是父亲就请在四川雅安的游先生帮忙到成都或雅安的档案馆查一查，看能否找到线索。游先生不负老同学之托，先后收集了几批资料寄给父亲，并说明了选择这些资料的根据。在此基础上，父亲做了初步的筛选和编辑工作。正当此时，原来的出版计划搁浅了，那批资料也就存放起来。后来，我把那批资料拿到家中，抽空陆续阅读。它们使我对祖父有了更多的了解。游先生已经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于雅安去世，在本书完成之际，我已经不能当面向他致谢，只能在精神上表示我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赵心愚、秦和平、王川教授。他们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编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其中收入了祖父1943年的著作《建设新西康十讲》。为了编这部著作，他们费了不少苦辛，如他们在“编者的话”中所说，“此书虽然印刷于1943年，间隔时间的确不久，然处于抗战最艰苦时期，一切服务于前线，后方物资相当匮乏，从简运作，《建设新西康十讲》用‘马粪纸’印刷，纸张黄黑粗糙，字迹模糊不清，且印刷数量少，坊间非常难寻。我们费了很大功夫及相当经费，才得以寻得一册，又花费不少时间，终于输入完毕。”《辑要》于2006年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出版后，我很快收到秦和平教授的赠书。祖父的这本著作我虽然知道，但此前并未读过。新的印刷出版物纸张洁白，字迹清晰，我很快读完了。在我写的这本书中，有多处引到《建设新西康十讲》的内容。

如前所述，《寻常往事》本来只是打算写给亲友们看的，没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变想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学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为熟悉，知根知底，我们有时也聊到一些“前朝旧事”。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应该写点什么给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们社会学者常常要了解别人的生活史，我们自己的生活史为什么不能也让别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过我正在写一些回忆祖父、祖母的东西，但我的稿子没有给他看过，所以他虽然使我动念，但对于本书他没有任何“责任”。

另一个，也是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推动的人，是有多年编辑出版经历的王燕妮女士。2006年，她在养伤期间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学前辈潘光旦先生的书。这本书作为北京硕良公司策划的“背影丛书”之一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和策划者、出版者交流的过程中，她提到了我和我的祖父，引起对方的兴趣。她随即向我转告出版者的兴趣并动员我写一本和祖父有关的书。我告诉她，我倒是写过一些片段，但都是“寻常往事”，甚至是琐事，并夹杂自己的学术习惯带来的引证，不适合广大读者口味。她坚持要我寄两篇给她看看。我寄去了两篇，一篇是日常琐事，一篇则多有枯燥的引证。不料她认为很有意思，并把稿子转给了编辑吴超先生。同样，稿子得到编辑的认可。既然如此，就抓紧写作吧。

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过去听父母讲过的事，我又向父亲、母亲进行了核实；有的事情的时间，记不大准确的，我和世昭、世旭、世昕、世宽在家庭聚会时共同回忆确认过；书中的照片，有多幅是世昭提供的；祖父的年谱，由我和世宽共同编写；已经被拆掉的旧居的草图由世昕绘制。这个大家庭的和睦，令我心情舒畅。

根据吴超先生的建议，祖父写的回忆文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作为附录收入到本书中，以便于读者对祖父有更多的了解。这篇文章完成于1962年1月，最初刊登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1979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祖父的一部文集，文集的名称就取用了祖父这篇回忆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则被作为首篇选入。在这部文集出版之际，父亲写了一个“后记”。本书也将这篇“后记”作为附录收入。

作者（2009年1月26日，春节）

重庆戴家巷（1）

重庆戴家巷

我1951年5月出生在重庆。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内的戴家巷。我出生后一年，即1952年，父亲去了北京。1953年，母亲带着姐姐也去了北京。哥哥和我就留在祖父、祖母身边抚养。祖父是因为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而来到重庆的（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953年初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后者撤销于1954年，这段时间我们家一直住在戴家巷15号。此后，祖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我和哥哥又随祖父、祖母来到四川省会成都。

父亲和母亲离开重庆时的情景，我很小就顽固地坚持认定我有记忆。我说，我记得父亲走前拍了我的屁股一下，母亲走的时候我到了码头。别人不信，说母亲走时你两岁还可能记点事，父亲走时你一岁是不可能记事的。后来想这事，究竟是有记忆还是后来建构的情景是搞不清楚的。但即便有后来的建构，建构者是谁呢？我仍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回想起来，我自己、祖父、祖母、带我们的保姆，都应在其中。他们都常常提到父亲和母亲。1955年，祖父、祖母带我和哥哥到北京来短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一点没有觉得与父母有生疏感。

重庆是山城，戴家巷位于山坡上，从家中可以俯瞰嘉陵江。据母亲讲，我出生的那天，天上雷雨闪电，嘉陵江涨水，祖父说，“这孩子该不得要生了吧。”果然，当天夜里，母亲腹痛，送到医院不久，我便降生了。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并且有一段时间和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在祖父身边工作的人有时逗我玩时就说，你晓得你是哪里来的？是大水把你冲来的！

又添了一个孙子，祖父、祖母自然高兴。据父亲不那么确定的回忆，我出生后正好有祖父的一个朋友来访，此人广交游，带有几分江湖气。我的名字刘世定中的“定”字似乎就是他向祖父建议并被采纳的（“世”字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哥哥世昭，出生于1948年12月；姐姐世旭，出生于1950年1月。还有两个弟弟，世昕和世宽，分别于1955年1月和1956年4月出生于北京）。这是在祖父去世多年后有一次我和父亲闲聊中他说起的情况。祖父在世时我从来没有对我名字的起源好奇过，所以也没有问起过有关这方面的事。

近年读祖父的著述，恰好发现一则对“定”的解释，这是他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论述经边的“三化”政策（即“德化、同化、进化”政策）时讲到的，且录于下：

“何以德化政策优于威服政策？――《论语》上有一段话，可以证明。《论语》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谓‘杀’者，就是威服，所谓‘德风’，正是‘德化’。《论语》上这一段话，是说明威服政策不如德化政策有效，这个道理，非常显明。因而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一个‘定’字。古人谓天下如何才能统制，则曰‘天下恶乎定’？但是只要以杀为能事，就会演成循环的仇杀，当然就没法‘定’了。”

重庆戴家巷（2）

“何以同化政策优于分化政策――也是极其显明的事。在前面说过，政治的基本要求，在一个‘定’字。但是要达到‘定’的境界，有何方法呢？孟子说‘定于一’，所谓‘一’者，就是整个的意思，而与‘分化’之义，可谓恰恰相反。”

祖父讲这些话时，距我出生尚有近十年，当然不能作为给我起名缘由的直接根据。但作为反映其思想的一个脚注，也不无参考价值。

小时候家里请了保姆来带我们。在重庆带我的保姆姓何，被称叫“何何”。她小个头，精力充沛，非常爱整洁，一身中式斜襟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收拾得整整齐齐。大概受她的影响，我小的时候注意清洁到一度几乎有“洁癖”。上街鞋子脏了，总要弄干净才善罢甘休；摔个筋斗裤子脏了要拍半天。1955年祖父来北京开会，把我和哥哥也带来北京。从湿润的南方到了干燥的北方，总觉得到处土泛泛的很脏。上街走一会儿就觉得衣服上都是土，于是拍个不停，此举在家中传为笑谈。不过后来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最耐得衣衫肮脏的恰恰是我，也许是物极必反吧。至于对北京到处是泛土的感觉，1959年移居北京之初仍很强烈。后来到山西雁北插队，经受了沙尘暴洗礼，回到北京时竟觉处处清洁。雁北地区年年冬春季节风沙极大，严重时搞得天昏地暗，能见度只有五六米。坐在屋里看书，一页看罢书上就可以抖下尘土来。近年北京也遭受沙尘袭扰了，生活在这里即使有洁癖也没有办法，而没有洁癖回到家来也难免要拍打身上。

有关在戴家巷生活时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零星的片段、偶然闪过的场景。

一个场景是附近有一家商场（母亲后来告诉我那个商场的名称是“群利商场”），商场中有一个木制的鸭子，内有机械装置，“鸭子”不断地点头把嘴伸到水池中去“喝水”。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每次到商场来，总要看一阵“鸭子喝水”。到这个商场来，还有另一个吸引我的东西，那就是被我称为“冠生园水”的饮料，实际上就是果子露水。不像今天的城市家庭，只要不怕孩子长得太胖，甜饮料可以充足供应，而当时，果子露水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家庭中也是难得喝到的。

我到商场去做的这两件事是母亲记得清楚的。但是她还记得的一个举动我却毫无印象。那时正值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十分亲密的时期，街上的扩音器里常播放“莫斯科－北京”这首歌曲。大概是听的次数多了，每次上街听到这首歌曲播放，我便跟着唱，但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莫斯科－北京”被我唱出来的是“毛公鸡”。后来到北京来与父母重新生活在一起后，母亲常讲起这段事，每次讲时她总是开心地笑。但我真是没有印象。这首歌我一直不会唱，直到今天仍然不会，会的只是一句：“莫斯科－北京”。说不定还真的是那时的记忆，要不怎么只会这一句呢？

重庆戴家巷（3）

关于家里面的情景，我印象较深的是驻扎在家里前院有一个警卫班。警卫班的战士都著解放军军装，手持长枪。黑亮的冲锋枪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祖父的警卫一律是穿便装、带手枪，看到他们，我头脑中常跃出那些穿正规军装的军人形象。这些解放军战士，凡两人以上一起行走，必成队列，未有丝毫懈怠。

家中客厅里的灯光曾使我觉得有点奇特：有的灯是彩色的。为什么要把灯光搞成彩色的？据说是用于跳舞的。记得这里举行过舞会，但我只是知道而已，并没有进去看过。我不记得祖父跳过舞，我觉得他不会跳，看他走路的步态和性格就不像，后来从父母那里证实他确实不会也不跳，祖母也不会。父母曾讲到，一次贺龙到家里来看到这样的设施后对祖父说，你可以办个舞会啊！但祖父始终没有把这个提议变成现实。那么，把客厅布置成这样是谁的主意？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家里任何人的主意。这房子是政府的，房子中的设施、家具都是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配备的。很可能在这套房子归新政府之前，这种舞厅设施就有了。听父母讲，这套房子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银行家，似乎姓刘。我想，这样的人在家里搞一个舞厅是不奇怪的。

祖父的话不多，我们玩的时候他有时在旁边看看，神闲气定，但我从来没有他逗我或哥哥玩的记忆。我也不记得祖母曾经逗我们玩过。祖父安详，祖母带几分严厉，他们都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动作。倒是有几位客人的一些特别举动在我头脑中留下了印象。

一位是个医生。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饭吃到嘴里不嚼，直接吞咽下去。他侃侃谈来这样做的根据是，肠胃对于人的健康来说极为重要，而肠胃是需要锻炼的。如果把饭放在嘴里嚼得烂烂的，胃就得不到锻炼了，所以要囫囵吞。祖父听后一笑置之，自己照嚼不误。医生每次在家里来吃饭总是身体力行，每顿饭吞三碗。他的身体看来的确很好，声若洪钟。后来我上小学学到成语“囫囵吞枣”时，立即想到了这位医生。这个成语是形容不求甚解的行为，我当时暗想，医生却是思考了一番道理才“囫囵吞饭”的啊。

医生的举动引起哥哥和我的兴趣，但我们的模仿很快被祖母制止了。其实要想不嚼而吞，喉咙也有抗拒。囫囵吞饭虽然没有得逞，但是“三碗”作为一个有趣甚至带点豪迈的符号仍留了下来并被模仿。吃饭时，我在面前摆上三个小汤碗，盛上三碗米饭，口中念念有词：“我吃三碗！”因为碗小，这种缩微的豪迈引来一阵笑。其实，笑我的人未必知道其中的典故。

还有一个客人吃鱼的方式堪称一绝。也许是生在嘉陵江边，我特别爱吃鱼，自小对鱼刺的分辨能力就很强，因此常得到夸奖。不过，夸奖归夸奖，为了怕我们被鱼刺卡住，祖母还特别严格要求：吃鱼的时候不准说话；鱼不能和米饭同时进嘴。但我发现大人们并不遵守这个规定，特别是有一个姓斯的客人，他一面高谈阔论，一面毫不经心地把鱼和饭放在一起同时开吃，最后在米饭和鱼肉咽下去以后，把鱼刺从嘴里吐出来，而且看不出任何分辨刺的动作。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准我们模仿的。

重庆戴家巷（4）

1995年，我和北京大学的同事邱泽奇、刘能在湖北仙桃市毛嘴镇做乡镇组织调查。我们每天在乡政府食堂吃饭。食堂有一个大师傅做饭，做的土菜土饭，十足乡间风味，其中一道辣椒烧鱼做得很有滋味，只是鱼小刺多，吃起来比较麻烦。当时我就讲起当年那个客人的吃法。哪知出生在舟山群岛上的刘能听后说：“那算什么！我们是可以连刺一起吃掉的。”当下示范一番。看来做什么都是天外有天啊。

祖父的秘书敖先生，我们称其敖秘书，也是我在戴家巷有特别印象的一个人。他个子高高，身体奇瘦，带一副大眼镜，具有我们后来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样子。其实，不止形象，他的行为也很是“传统”。母亲曾讲到他的一件事。重庆夏天极其炎热，一日，敖秘书从外匆匆归来，手中往地下不断滴水。母亲见状忙问他怎么了。他笑嘻嘻地把手举起来说：“买了一只冰糕。”其时，冰糕已经化得几乎只剩一个棍了。在街上买了冰糕要拿回来才能吃，斯文如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形象是扎了满头的针。他常感头疼，针灸医生来家里在他的办公室中为他治疗。一次我走过他门外见他顶着满头的针对我笑，我大为吃惊！我屁股上打一针还要大人鼓励“不哭是英雄”，他头上扎那么多针还在笑！我见他进行这种满头针治疗不止一次。后来我听其他工作人员讲，治疗效果不显著，最后终于发现，头疼的根源是眼镜不合适。新工具，给人带来了方便，也制造了新的麻烦。

祖父晚年生病住院我陪床时，曾闲聊往事。讲到敖秘书，祖父说他是“奇相”。他还讲到一段趣事。一次，祖父去他房间找他，见他躺在沙发上。叫了一声，没有反应；再看身体，没有呼吸起伏；摸一摸手，冰凉。祖父怕他出了什么问题，忙叫人来。结果是他工作太累，睡得太沉了。虚惊一场！

我对戴家巷的记忆不多。如果闭上眼睛，我想不出那里的房屋外观和院内构造。198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重庆出差，这是我离开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到重庆。一天，车过一处，我顿时觉得有点眼熟，于是问司机：“戴家巷在哪里？”“不是刚过吗！”他回答。我心里一阵激动。不知是碰巧了，还真是童时的记忆起了作用。不过，那次出差时间太紧，没有去寻旧时曾住。

2001年我到重庆给培训班讲课。晚上得暇，到戴家巷去了一趟。巷口已经大拆大建，巷内也

再找不到老门老房了，但山下嘉陵江水的流淌还可以感觉到。

缙云山（1）

缙云山

1954年夏，祖父祖母到重庆缙云山避暑，带哥哥和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离家去避暑。记得我们住在上山大道左侧一座独立的房子里。出门举目可望高山，山林葱郁，房子不远有一小溪流过。我在这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和这小溪有关。

这条路边还有几座构造类似的房子。往上走的一座住着熊克武先生，我们叫熊爷爷。熊爷爷是老同盟会的成员，参加过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广州起义。关于广州起义，历史书中有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说，而熊爷爷是当时突围出来的幸存者。辛亥革命以后，他曾任四川省督军――四川省最高的军政长官。著名而传奇的战将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之前曾在他的麾下。后来在内战中，熊爷爷逐渐淡出军政界。1949年祖父在准备起义时，和熊爷爷联系密切。据祖父回忆：

1949年10月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做了部署之后来到成都，首要的活动是“建立组织，以我和邓锡侯、潘文华为核心，约集熊克武、邓汉祥等人参加。每天在我家里聚会，主要是交换情况，筹商应付事变的对策。”

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转向西南，蒋本人飞临四川指挥军事，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压力日益增大，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祖父到成都后即处于被监视状态，他写道：

“当我来成都后不久，我的玉沙街住宅对门即出现一连宪兵，四周布有大批便衣特务，甚至把特务派进我家里作佣人。大特务徐远举经常在靠近我住宅旁面方正街的一座神秘的建筑里进出，来指挥特务活动，我每天出入都有无数双贼眼盯着。我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手，故先就采取了保卫措施，调了两连卫兵驻在我住宅内，在周围安了便衣队，并暗中将附近几条街的民众自卫队武装起来，与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相对峙，随时准备进行巷战。同时我的日常生活，一切保持常态，家里一针一线都不搬动，没有显示出任何令人疑异的迹象。”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来到成都之后，形势更加复杂。12月6日晚，在川康军人和蒋介石之间扮演缓冲角色的张群在即赴云南前到成都我家里来后，祖父担心张群一走，已率部退到成都的胡宗南等人会对他和家人动手，遂连夜让父亲开车把祖母和姑姑送到交往甚深的老中医王朴诚家中，把我母亲和哥哥送到我外祖母家，祖父则带父亲住到老部下邹善成的儿子邹荫萱家里。12月7日，祖父只带两个随从出城和邓锡侯将军会合，到彭县组织起义，派人带话指示父亲转移到南门外乡下的邹善成家中。邹善成在当地乡间很有影响，消息也灵通，住在这里如有事变，可有回旋余地。

缙云山（2）

据父亲回忆，当时，熊克武也住在邹家。作为国民党元老，熊爷爷对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极度失望，决意不去台湾。他和父亲讲到，蒋介石曾派人到他家里来动员他到台湾去，他把手枪拿出来说，如果一定逼他去台湾他就自杀，派来的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为防止被绑架，他找到祖父，祖父把他隐蔽到邹家。父亲说，他在身边放一把手枪，晚上就压在枕头下面。他安全地度过了那段动荡的时光。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刘伯承任主席，熊爷爷是副主席之一。其他几位副主席是：邓小平、贺龙、王维舟、龙云和祖父。此次他们在缙云山避暑，便都是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来的西南行政委员会）成员而被安排的。

在缙云山避暑期间，我家和熊家常来往。熊爷爷的大儿子熊伯齐、二儿子熊仲华常和我们在一起玩。熊伯齐比我大七八岁，在我那时的印象中，他是个带着红领巾，唱着歌，昂着头的少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再次见面时，我怎么也不能把沉稳的他和当时的印象连接起来。熊伯齐潜心国画、书法和篆刻，后来成为著名的篆刻家。在缙云山时，他总是和哥哥走在前面，我则跟在后面跑。我印象最深的玩法，一是采蘑菇，二是在竹林里抓笋子虫。笋子虫是有点像绿色蚂蚱那样的节肢动物，身子比较肥胖。把它们抓来放在火上烤一烤很好吃。我们迁居北京后，熊伯齐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常来家里玩，教我们练习田径，画国画。记得他曾送给我一幅他画的茶花，上面题诗云：

当年别乡富童痴，

八载居京成人时。

蛰伏众生北国地，

江南茶放遍春枝。

他到底大我许多岁，在我于北国地“富童痴”之时，他已生出成年人的思乡之情了。那幅寄托着他对家乡的热爱，并浸涵着我们早年友谊的画，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期间，也不知道被折腾到哪里去了。

把思绪拉回到缙云山中。一次，我和哥哥又到熊爷爷家去玩。傍晚准备回家时被告知房后的溪水旁边有一只豹子在喝水，我们暂时不能出屋。熊爷爷打电话到家里，祖父和祖母叮嘱我们不要急着回来，等豹子走了再说。我们静静地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记不清是熊爷爷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熊伯齐说，我们可以听到的一种声音就是豹子喝水的声音。

过了一阵，祖父的警卫员亮鹏叔叔来接我们。我们到溪边去看，果然有豹子踩水后留下的湿足迹。

第二天，亮鹏叔叔带上枪和另外一个人进山寻豹子。我在家门口看着他们时隐时现越来越小的身影，直到隐没在山林中看不见为止。后来，他们回来了，我急忙去问碰到豹子没有，他们带着未如愿的神情告诉我说没有找到。不过，此后在我们住在缙云山的那段时间中，再也没有听到豹子来的消息。

缙云山（3）

2003年到2004年期间，我带研究生在重庆市西彭镇做该镇的发展研究。在工作告一段落准备回北京之前，此项研究的联系人兼合作者赵宜胜先生（迈德房地产顾问公司总经理），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闲聊间问我吃完饭后想到哪里转转，我就说起对缙云山有些童时的印象，不知现在怎样了。一起吃饭的人中正好有一人是缙云山所在地区的领导，他说起那里在搞旅游开发，还提到在贺龙曾居住过的地方搞了一些纪念标志。这一下子使我想起，我曾听大人们讲，祖父带我们在缙云山居住时，贺龙便住在更前面的一栋房子里。也许后来开发的贺龙居住地就是那时的那片地方？也许凭记忆还能找到一些实地印象？我要求去看看。我的要求被满足了。

……山路边那一栋栋小房子就在眼前了。我能够找到一些感觉。路和山的走势以及搭配有点眼熟，但土路已经成了柏油路，路面太光净了，没有土石和鞋底摩擦的感受。当时住过的就是这种房子：几级木头梯子，栏杆，侧面的门。但是住在哪一栋记不清了。溪水没有了。站在房子边上仰望山顶，还能找到依稀印在脑海里的亮鹏叔叔他们进山时的图景。不过，图景的尺寸似乎变小了一些。尺寸感变化最大的是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当时觉得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要走一段路，现在看来不过是十几步路而已。那时毕竟个子太小了！我忽然有些犹豫。或许，那些房子已经拆了，现在这些根本不是？……

旅途中（1）

旅途中

西南行政委员会撤销后，我和哥哥随祖父、祖母迁居成都。时间是1954年。

我们从重庆到成都是坐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很高兴。我特别是对于火车的烟囱和汽笛感兴趣。重庆的嘉陵江上，每天有轮船来往，那时的轮船是火轮，船上有烟囱，烟囱冒着浓烟。守着嘉陵江，轮船的汽笛声我也常常听到。那时，哥哥和我还有一个火轮玩具，加上油点上火以后，冒着烟，可以自己在大盆里行驶。不过我们玩的次数很有限，大概是因为那时候 油是紧缺物资的缘故吧。然而，这更增加了每一次玩的兴趣。其实，烟囱和汽笛对于我不仅有江上每日所见所听以及玩具的魅力，它们在我心中是一个引发想象的东西――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推着那么大的船跑；它们还意味着远方――母亲是乘轮船走的。现在，曾经和江水联系在一起的烟囱和汽笛，被放到火车上和陆地联系起来了，既熟悉又不熟悉的情景，朦胧的象征，令人兴奋。

烟囱和汽笛在我生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在心中的印象是具有美学意义的。儿童时代画画，涉及辽阔的画面，常常爱画上火车或轮船，并且要有烟囱和烟。1972年冬季，北方农村冬闲时节，我离开插队的雁北农村，南下到太原、平遥一带游历并访问朋友，尔后又到河北白洋淀农村小住。在从保定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后，挤坐在车厢的地下闲而无事，正好遐思。构想诗句便是一种遐思游戏。在火车的“咣当咣当”的晃动中，凑成一首“七律”。诗的头两句是：“喷云吐雾三千里，几处留踪几处家。”末尾两句是：“一教长笛惊别梦，青空碧海眺京华。”前两句和最后两句都和火车有关，其代表性物件则是烟囱和汽笛。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有关环境污染问题方面的东西读多了，这两个物件就越来越难和写诗这样的情感活动相联系了。不过，它们在我记忆中的特殊位置，是抹不掉的。

那次坐上从重庆到成都的火车后，对于火车那有点摇晃的运行，感觉有趣。特别是在车厢里走动，别有一番滋味。但这种摇晃感在吃饭的时候，却觉得是一种麻烦了。那天在火车上吃的是面条。在重庆家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吃米饭，面条算是一种点心，偶尔食之。因为不常吃，所以用筷子把长长的面条夹起来放到嘴里的技术有欠熟练。恰恰那天吃饭的时候火车又晃得厉害，因而几度不能顺利地把面条夹到嘴里。于是，便向祖母要求用筷子把面条先卷成一个卷，再放到嘴里，这样比较稳一些。为什么要向祖母请示呢？因为这种吃法我曾在家里自发采用过，但被祖母认为是“没吃相”而制止了。这次，要重用故技，当然要祖母同意。结果很是顺利，条件变了，祖母放宽了要求，这碗面条也比较顺利地吃完。这大概是我接触到的规则变通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次随祖父、祖母长途旅行，乘坐了飞机。1955年，祖父到北京开会，祖母和哥哥及我一同北上。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运输机，机上的乘客就是我们一家人。机舱里没有现在客机上那种面向前方的成排座位，而是在机舱两侧有两条长座位供乘客使用。

第一次坐飞机感到很新鲜，但起飞后很快就觉得颠簸得很厉害。那种颠簸使人越来越觉得头晕、恶心。哥哥忍不住，首先呕吐了，吐在飞机上准备好的呕吐袋里。我努力忍耐，不想吐出来，但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并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还来不及打开呕吐袋，就一下子吐到祖母身上。祖母本来没有事的，被我这样一折腾，又忙着让我漱口、清洁衣服、打扫秽物，结果她也吐了。一家人中只有祖父一切正常。不知是他本来就不晕，还是坐过多次后适应了。

旅途中（2）

飞机到西安机场降落加油，我们下来吃午饭。哥哥和我每人得到一个大苹果――比我们过去见过的都大。四川盛产桔子，苹果不多，况且这个苹果又那么大，本来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当时却无食欲。我只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那股清香。午餐中还有我特别爱吃的鱼，用辣椒烧的，很香，但是因为食欲不好，加之怕一会儿坐上飞机后又呕吐，只以饱眼福为主，没有多吃。

飞机重新起飞后，仍然觉得不舒服，不过没有再呕吐。有一段时间，我是躺在长椅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时觉得热，脸上发烧，这时已经快到北京了。飞机开始盘旋下降，我好奇地从窗子往下看，地上的建筑越来越清楚……

到北京以后，见到父母、姐姐和出生只有几个月的弟弟。我问姐姐，看到我们坐的飞机了吗？她说，看到飞机从天上飞过，不知是不是我们坐的。我接着讲起了在飞机上的感受，向她说，如果你在飞机的窗户上看到一个小红点，那就是正往下看的我。我告诉她，在飞机上觉得脸上好烧啊。我觉得自己脸热得通红，居然料想在机窗外甚至也可以看出来的。我还问她，看到飞机窗户上的小红点了吗？

我再次乘机，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了。登机后，想起小时候的经历，真有要再次忍受一番不适的精神准备。然而，今非昔比，不论是起飞、降落，还是遇气流颠簸，都没有什么不适。无疑，这首先要归功于航空技术的发展。

第三次和祖父、祖母一道旅行是1959年暑假期间。那一年祖父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林业部长，调到北京，哥哥和我也随之迁往北京。选在暑假期间搬家，是为了不影响哥哥和我的学业。这次是乘坐火车，一行人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还有一位长期住在我们家中的出家人法贤（祖父祖母称其“法贤师”，我们称“师傅”，关于她的情况，后面再述）、厨师张汉文师傅（我们称他“张师”）、工作人员姚月明。在火车上，祖父、祖母、陈师傅和我在软卧包厢，哥哥和张、姚在硬卧车厢。哥哥白天不睡觉的时候，都到这边来。

现在，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只要二十四五个小时，但我们那次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山路多、车子慢，当然是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火车走到石家庄附近时遇到发大水把路基冲坏了，火车又退回到郑州，取道徐州、济南回京。

这三天对我来说是充满乐趣的三天。大山、隧道、河流、平原，窗外变化的景致引人遐想。记得火车从成都出来后进秦岭之前一路有江伴行，有的地方有江水一度上涨后退下留的印迹。四川多红壤，一些印迹呈红色。快到秦岭的时候我竟然想到，那是不是大禹治水的遗迹呢？把这个问题向祖父、祖母提出来之后，他们都笑了，祖父说，大禹治的不是这里的水啊。随后又说，想到了也不错。

在火车上，祖父每天看资料，并要打坐练功一次，这和在成都时一样。有时也到车厢过道里走一走。我发现，他好几次在表示肯定时用北京话说：“得！”“你怎么也会说北京话？”我问他。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北京上过学。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这个经历。他还说，那时到北京要走好多天。看来，重新迁居北京，引发了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旅途中（3）

火车上住在邻包厢的乘客来自西藏，他个子高高的，喜欢用一种带点奇怪音调的汉话逗我和哥哥玩。他常常不在包厢里坐，而是到两节车厢连接处去，我们就到那里去找他。当张师傅过来的时候，就和他一道“吹牛”。他是谁，我不知道。

在这次旅行中还发生了一个小“事故”。我睡在包厢中的上铺。那时的卧铺车厢的上铺不是像现在的那样有一个栏杆，而是靠两根吊在顶上的宽带子来保护乘客不从上面掉下来。但那时我个子小（到北京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在班里是小个子），晚上睡着后不知怎的就从两根带子之间滚下地来。当时摔醒了，但没有觉得有什么，立即又爬上去睡了。第二天，发现包厢里一个茶杯的把断了，显然是我昨晚造成的。祖父、祖母庆幸我没有碰伤。我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认为是“出笨”了，并认为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受的教育是不能损坏公物。乘务员来了以后，祖母告诉他小孩摔下来把杯子碰坏了，表示要赔偿。后来是否赔偿了，我不知道。现在想起这个情节觉得好笑，哈，那时怎么没有想到指责铁路方面没有保护好“消费者权益”、要铁路方面“赔偿精神损失”呢！

十七街3号（1）

十七街3号

到成都以后，家住新南门外十七街3号。从新南门向南不远有一条先向西再向南的街，就是十七街。街的南端和东西走向的大学路相接，而大学路的南面当时都是农田。3号处在靠近十七街南端的路西。这是一座独立的院子，院内的主建筑是一栋小楼。类似结构的院子向北比邻排列还有两座。和我家相邻的一座住着邓锡侯将军，我们称其邓爷爷。邓爷爷比祖父年长，他和祖父一样也是毕业于保定军校，上个世纪40年代当过四川省省长，抗日战争时期率川军出川，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1949年12月，和祖父一起离开成都到彭县宣布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副省长。

3号的院门坐西朝东，比较高大，至少当时觉得如此，门框是水泥的。进得门来有一条宽四五米长十几米的通道，通道两边种着葡萄，上面是葡萄架。 走过通道向右亮出一块“坝子”，和通道面对也即坝子的西面有一排平房，大约五六间，是工作人员的住房。坝子北面有一个花园，花园是圆形的，围种着齐腰高的万年青，有几个口可以进入。挨着花园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门坐北朝南，外面有一个敞厅。

进楼来是一个厅，正中央挂着一个大表。厅的左侧是秘书的办公室，右侧是客厅。穿过客厅是饭厅，饭厅是南北向矩形的，里面摆着一张可围坐10人的大圆桌。饭厅西北角上的一个门通到楼后面门廊，门廊东西狭长，北面是后院。后院不大，通过楼侧的两条狭窄的过道和前院连通。后院的西北角是厨房，厨房门和门廊仅距一两步，遇下雨天把饭菜端到饭厅虽略有不便，但也无大碍。

从楼厅直走是一个过厅，厅的左手是楼梯，楼梯下有可堆放杂物的小屋，小屋旁有一间居室。厅的右手边也有一间居室。这两间居室分别是两个保姆以及她们的家属居住。过厅北面的门通向后面的门廊和后院。

楼梯拐两个弯就上了二楼。上楼后的左边有一门通阳台，右边是一个过道，过道为南北走向，尽头的门进入二楼客厅。过道边还有一个门，进去是家里设的经堂，即通常所说的佛堂。进二楼客厅，左边是祖父祖母的起居室。起居室有三个门，一个通客厅，一个通经堂，一个通卧室。祖父祖母卧室还有一门通阳台。客厅右边的房间是我和哥哥的卧室，里面是卫生间。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邓爷爷家的院子。他家和我们家相隔的墙边，栽着几棵芭蕉树，树高过墙。我每次从墙边走过，总要看看那几棵芭蕉树的大叶子。正是因为那几棵芭蕉树，使我初步知道了芭蕉和香蕉在外形和味道上的区别。

这个院里的常住人员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还有法贤师、厨师张汉文、勤务员姚月明和他的妻子、勤务员贺国九、保姆彭、保姆黄黄和她的女儿黄良芬。张师傅的妻子和孩子都在乡下，有时也过来住。敖秘书那间屋里有床，可以住，但他通常不住在这里。司机李成国若无特别情况也不在这里住。到成都以后，祖父身边没有安排警卫人员。我觉得贺国九的身份和祖父在重庆时的警卫亮鹏有些类似，祖父出门的时候他总跟着，但是他没有佩带枪。

十七街3号（2）

在十七街3号我们一直住到1959年夏天迁居北京之前。离别成都后，祖父、祖母一直到去世（他们分别于1976年和1982年去世），都没有再回去过。

我最早一次重回成都是1984年，那次是去开会，来去匆匆，会场住地两点一线，无暇他顾。1988年秋天再到成都出差时略有空闲，遂动了到故居看看的念头。问到新南门，易寻十七街。然而昔日半城半乡的景象已经不见，到处是拥挤的房屋。如果不是那座水泥的院门框，我恐怕未必能准确指出当年的3号院子所在的位置。

站到水泥门框前，童时的情景油然浮现：祖父清晨定时的散步；祖母每日做自编的一套体操；张师傅讲三国故事；李成国谈远征东南亚时吃大象肉；贺国九跑过我身边时总要摸一下我的头说“哈，哈，三弟”；和哥哥及他的同学玩“打棍子”……

还有，到了葡萄成熟季节，门内通道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缀在碧叶之间，十分诱人。但是葡萄架太高，非搭梯子不能采摘，而我当时又扛不动梯子，于是产生用竹竿去够的想法。几番挥摆后发现，葡萄串和葡萄藤连接很韧，用竹竿很难弄下来，打下的都是零星的葡萄。有一次行此道时还发生了一个非预料事件：捅到一个隐蔽在藤叶丛中的蜂窝上，惊慌的蜜蜂在惊慌的我头上留下一个包。这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

眼前已不再有葡萄架，不再有通道，不再有坝子，不再有花园，密密的房屋拥出前面的一座小楼。我走了过去。

楼门敞开着，向里望去，厅两侧的屋门口都摆放着破烂杂物，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公共空间的特征，显然，楼里住了好几户人家。我正在门口踌躇之际，从原来的客厅中出来一个人问我找谁，我说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不知能否进去看看。他以四川人常有的那种热情说：“来嘛，来嘛，进去就是了。”

我穿过前厅，上楼梯，来到楼上的那间客厅。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只是拥挤了。一个年龄较大的妇女从我和哥哥住过的那间房里出来，我向她说，我曾经在那间房里住过，能不能进去看看。她神情有些诧异地看着我，问：“你啥子时候在这儿住？”我想她一定在这里住了不少年了，大概怀疑我是不是搞错了。“小时候，三十年前。”我回答。她“噢”了一声，不再疑惑，同意我进去。我没想到就这样回到小时候住过的房间，真后悔这次出差没有带相机！

当年祖父、祖母住的房间的门关着。我问那个妇女，对面是不是你家的屋子？她回答说不是，并告诉我，那家人不在。我只好作罢。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又过了17年，2005年10月，我又一次在到达成都时与朋友散步到了新南门。十七街两侧密密的平房已经变成了楼房，那个向我指示方位的水泥门框已经不复存在。十七街3号及附近的一片成了工地，被临时修的围墙围着，里面成什么样了，不得而知。问周围的居民，回答说房子已经拆了四五年了，因为缺钱，楼还没有盖起来。

天色暗下来，已是晚饭时分。在附近找了一个餐馆，准备进去临故地而举觞。这时，过来一个穿着还算体面的乞丐，向我要钱，并说了一番“你已有世间瑰珍何惜与我小钱”之类的话。劝将不如激将，我使之如愿。的确，上苍、社会、好友，给我的太多了。

晚饭出来，沿府南河回宾馆。灯红酒绿的饭店把五彩霓虹灯光投在河里。河边看不见当年那一片片鹅卵石，当然也没有用棒槌敲打衣服的洗衣妇了。

后记：许多年前就和女儿说过假期有空一起到成都，但始终没有兑现。把2005年到成都的经历回家说给妻子、女儿听后更引动了她们到成都一游的心念。2007年寒假期间，正值女儿参加研究生考试完毕后，一家三口赴成都旅游。到后当晚去了新南门，一来到长途汽车站了解到成都附近旅游的线路和发车时间，二来也再顺便看看那块地方。工地还是工地。工地围墙的门开着。我和看门的人说想进去看看并说明缘由，得到了同意。围墙内只是一片空地而已。这次随身带了相机，在身后无物处留了影。

转田坝（1）

转田坝

在成都期间，有规律地和祖父、祖母一道进行的活动，除了吃饭之外，应首推晚饭后的“转田坝”。

祖父、祖母都是生活非常规律的人。祖父清晨起得很早，洗漱完毕，首先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吃早饭。祖母起得比祖父晚些，但同样在早餐前要有一些运动，她有一套自己把内容逐渐增添起来的体操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如果不出去开会或从事社会活动，祖父上午就在家里看文件、资料，其中还有点时间打坐练功――这时是不能去打扰他的。祖母除了看书之外，还有写毛笔字的习惯。下午如果不外出或有客人来，也是做这些事情。晚饭之前，他们有时和隔壁的邓爷爷、邓奶奶打一会牌。打牌的地方，有时在邓家，有时在我家。他们玩的不是扑克，而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长条形的纸牌。牌上印有多少不同的点，有的称为“天牌”、有的称为“地牌”、有的称为“人牌”……怎么玩，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他们打牌，从来未见上瘾，玩一玩就算了。

晚饭后，只要天色不太晚，祖父、祖母就带上哥哥和我去“转田坝”。出家门向右手转，过了马路，就是宽阔的田野了。田里四季不闲：春天的秧苗，夏天的青稻，秋天的金谷，冬天的油菜。放眼望去，除了庄稼，间或有几间茅草房，几丛竹子，几小片桔林。我们沿着田间的小路、田埂走去，直到暮色朦胧时，方才返转归家。

水田离不开渠。常转的那片田坝里有两种渠道。一种渠很浅，脱了鞋光脚下去，水也就仅到小腿肚子。渠底没有人工铺设，但常有一些鹅卵石。这些鹅卵石给渠道点缀了自然趣味，配着旁边的小草，使这种人工渠道就像天然的水沟。如果再游过几条小鱼，那便是淌水的孩子们的极大乐趣了。还有一种渠道修得十分规正，侧壁直上直下，边沿、侧壁和底部都敷施水泥加固。我当时觉得渠很深，因为像我那时的个头掉下去肯定是会被没掉的，但它并不宽，估计也就一米左右，所以走在边上并不感觉害怕。渠道有的地方有分水设施和木板闸，用以调控水的流向和流量。

后来我到山西农村插队以后，知道了当地各类不同等级渠道的名称：干渠、斗渠、毛渠。如果借用这样的名称，我想，就功能而论，那种水泥渠道应属斗渠，因为它有调控水的“斗门”，而那种有鹅卵石的更为自然的渠道应属毛渠，因为它和灌溉的田地直接相连。

回想起来，那块田坝，也许是我的农业生产知识的启蒙地。有着弯弯长角的水牛拉着犁，吃力却稳健地前行；光脚站在水田里的农民飞快地把一丛丛秧苗插到地里，一干起活来连腰都不直；裹着圆饼缠头的农民拔草、锄地；一片片成熟的稻谷被收割，又被大担大担地挑走；田野里弥漫着禾草与粪土混和的气息……

转田坝（2）

转田坝中间或碰到农人和附近的居民，祖父有时和他们攀谈一阵，也有人和他打招呼。有一次我听到有人称他“刘主席”，觉得好生奇怪。我们耳边听到主席二字总是和“毛”联在一起，怎么出来了“刘主席”？回家来，我当成个玩笑事情和祖父说：“你咋个成了刘主席？”他笑笑没有回答我，只说了句他称呼我的诨号：“三家伙！”（我上有哥哥、姐姐，排行老三，故有此称。）他应该是觉得和我这种不懂事的孩子说明政治体制上的事情太麻烦了。后来我知道，祖父曾任过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解放以后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主席”的称呼大概是和这些经历有关系的。

在我上小学以后，还有一次转田坝碰到一个同学。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上的小学叫“龙江路小学”，学校位于我家南面那条路往东去不远的地方，所以也是在城乡结合部上。由于这样一个位置，因此同学们既有来自城市居民家庭，又有来自农民家庭的。有一次上课，老师讲到“双季稻”――这是个新事物，那时成都郊区普遍栽种的是单季稻――，她问道：“谁知道什么是‘双季稻’？”

没有人说得上来。其实我，估计其他人和我差不多，连“双季稻”是哪几个字还搞不清楚。老师进一步鼓励大家：“有的同学家里是农民，你们好好想想。”

一个小个子同学把手举起来。“你说说看。”老师要他发言。

“双季稻就是四季豆儿！”“豆”字被“儿”音化了以后显得特别响亮。

老师笑了。“‘稻子’不是‘豆’。”她说，“但是这两个词中都有‘季’，说明你想的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课堂情景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仅从老师后来的解释中知道了双季稻，也知道了那个同学是农民的孩子。

我们转田坝时遇到的就是他。他碰到我很高兴，告诉我，他家就住在前面不远的竹林后面。我提出到他家里去看看，他很高兴地把我带去了。

小竹林后面是几间草房，那就是他的家。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民家。草房里没有灯，外面天色暗下来，屋里更暗。进去以后有一股很潮湿的感觉。除了床和放东西的竹架子，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他父亲在外面吸烟，见儿子的同学来了，就拿来自家栽种的桔子给我吃。桔子很好吃，但我觉得心里有些不自在。草房我见过，我们的教室就是草房。当我们在草房教室上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虽然现在的教学条件比较艰苦，但很快会改变的。我们当作艰苦条件的草房毕竟是明亮的，而眼前这个同学的家却是那么潮湿、阴暗。我从来没有想到，同学中有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酥油和糌粑（1）

酥油和糌粑

在成都的时候，家里时常有客人来。其中印象至深的是来自藏区、身穿藏袍的一行人。他们来访的时间大约是1956年。

他们来时，我正在院子里玩。他们的装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祖父把他们迎进楼后，我也跑了进去。

他们和祖父进了客厅，客厅的门关着。我虽然好奇，但也不敢擅自进去，我早被告知，大人有事的时候，小孩子是不能去“扰”的。四川话中，把捣乱叫“sao”，念第三声，和“扫把”的“扫”是一个音。这个“sao”字究竟怎么写，我拿不准，姑且写作“扰”字。不过“扰”字其实又另有念法。我还早被告知，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是不要去问的。以后想来，这样的规矩，和祖父的政治生涯，和他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习惯不无关系。近年读到有的政治人物后代写的回忆文章，谈到父辈如何与之谈论内部政治问题，而算其年龄尚未成年。当临此时，我内心颇有不安。

我闻到屋里有一种强烈的异味，味道是从放在厅里的几个圆鼓鼓的囊中出来的。后来我从厨师张师傅那里知道，那囊是牛肚做的，里面放的是酥油。我从小对酥油的味道并不陌生，家里设有经堂供佛，里面就点有酥油灯。但那天我觉得从囊里散发出来那股味道非常难闻。几年后在北京和父亲讲起这种感觉，他说，不可能啊，酥油是很香的，恐怕是你的嗅觉特别。的确，我的嗅觉对羶味特别敏感。直到今天，我对于某些羶味食品，仍是心存顾忌。不过，那几袋东西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张厨师也是这样认为的。父亲权且接受了我的味道特别说，他的进一步推测是，依那时的交通条件，那些客人从藏区到成都要走很多天，天气又热，可能酥油变味了。

送走客人后，祖父高兴地吩咐用客人送来的酥油做糌粑吃。第二天，全家吃了一餐糌粑。糌粑是用青稞麦炒面和着酥油捏成的饼子。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食品。祖父吃得津津有味，显然对此颇有兴趣。而我却对那味道难以接受。我想不吃，被祖父制止了。他说，这样好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又说，不能择食，要养成一个习惯，有饭不论好坏都要抓紧吃饱。我只能强吃下去。

“不能择食，有饭不论好坏抓紧吃饱”这样的话，祖父说过多次。在我成人以后，一次他又向我说起这个话，并且说，过去在部队的时候行军打仗，常常刚端起饭碗就又要出发，所以有饭一定马上吃，否则就可能饿肚子。他这一说使我对他讲这个话的个人经历背景有了一些了解，这是他从“非正常的”环境中得来的一个生存经验。

小时候吃东西，一是因为饿，二是因为馋，两种情况都是为自然欲望所诱致。这次酥油糌粑吃后，我知道了，有的时候还需要“强吃”。从后来的生活经历来看，强吃虽然是很少有的情况，但只要走南闯北、跨文化交流、适应社会环境，而人们又把吃（或不吃）作为交往中相互发送的信号，那“强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应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记得1967年初，和几个中学同学一道从北京向南步行“长征”。走了一个月，到达河南兰考县。这一天，天降大雪，在雪地里走了一天，疲劳加上雪光晃眼，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感觉头晕。

酥油和糌粑（2）

这个村子叫秦寨，是当年焦裕禄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蹲点的贫困村之一。我们找到大队干部，被分派到各家吃饭。我和一个同学去的那家，大娘做了玉米面和红薯干粉窝窝头给我们当主食，还弄了些干白菜熬成一锅特别款待我们的“菜”。饭菜进口后，觉得里面有沙土，很牙碜，特别是款待我们的“菜”，沙子更多。那时的口腔和嗓子还没有经过粗陋食品的打磨训练，加之头晕，所以非常不想吃。但那家的大娘非常热情，不断让我们吃，盛情难却，就只能强吃。吃完出来到村中街上，冷风一吹，忍不住呕吐了。好在没有吐在大娘家里。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祖父问到我外出的见闻，我也把这段经历讲了。他听后说：“对的。”

那是盛情下的强吃。也有非盛情下需要强吃的时候。1968年12月到山西省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后不久，按照当时“忆苦思甜”的模式，我们要求村里安排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忆苦饭”是以糠为主，加些麸子做成的团子。说是团子，其实并不能紧凑地“团”起来，只是大致捧住成一堆。“忆苦饭”吃到嘴里后，嚼来嚼去嗓子就是抗拒，不往下走，最后只能强吞硬咽。其实，当时所见和后来所闻，多数“贫下中农”把“忆苦饭”不是吃几口扔了，就是带回家喂猪了。

还有在遵从风俗下强吃的时候。1988年到新疆考察中，来到一处毡房。主人热情地做了手扒羊肉，并首先把羊头献给客人。按带领者介绍的当地习俗，首先由客人中年龄最小者割下羊耳朵吃掉，然后依年龄由小到大从羊头上切肉食之。一行人中有爱吃也有不爱吃的，但在那种情境下是不容选择的，都依俗而行。这时，我不期然地想到了小时候吃酥油糌粑的经历，心态遂变得相当从容。

上述顺便记起的几次强吃，并非是祖父所说的那种潜在饥饿威胁下的生存之道，而是社会文化约束使然。

其实我想，祖父之乐吃酥油糌粑，未必就是天生对那种食品有亲和感，很可能也有个人生活经历使偏好发生改变的因素，而在个人生活经历改变偏好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因素很可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后来从阅读文献资料中知道，他从1928年接防西康，同年任川康边防总指挥，1935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西康建省任省政府主席，直至1950年解放，在西康经营二十多年。由于西康有很大一块地区是藏区，同时和西藏比邻，因此在此期间，和藏民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

祖父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曾讲到他的治理方略，其中把康藏精神和情感的沟通放到首位：

“关于治边之方略，则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俾化除隔阂，沟通情感，然后逐渐推行现代政治与经济设施，从事业上予以改进。”

祖父的这套方略，和他对西康历史的研究有关。他一个戎军之人，怎么对历史研究有了兴趣？据他陈述，这种兴趣起自1928年担任川康边防总指挥时：

“回忆本军接防时，仅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由这十一县半的残破局面的刺激，使我脑海中随时深深地感觉到一个很大的疑难问题――为什么名震一时的赵季和的赫赫经边之功，会一败至此呢？然则，威服政策之不足恃吗？假定不足恃，试问又有什么妥善的办法呢？我的这个疑难扩而充之，推而广之，竟引起我从历史上去研究整个经边政策的兴趣。”

酥油和糌粑（3）

清末西康由治致乱的历史教训是祖父特别予以重视的。光绪三十年，英军攻入拉萨以后，清朝政府决心积极经营西康，以抵御英国势力的渗透。当时任命了赵尔丰（即赵季和）为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是祖父在经略西康时对其下属多次提到的人物。他认为“赵氏富有胆略，又深得清廷信任和川省接济”，内因外因配合，行改土归流之法，经营一度是卓有成效的。“前后五六年内，设治三十余县，兴学一百多所，拓地千余里，各项要政，粗具规模。”赵尔丰调任川督以后，傅华封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续办改土归流，西康全局大定。”然而当四川革命发生，政府兵力分散之时，情况迅速发生变化：

“因赵氏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故兵力一懈，康民受藏方鼓动，即乘机起事，赵、傅两氏艰难缔造的事业，因此受到莫大打击”。

他谋“康藏精神之接近”、“化除隔阂”、“沟通情感”，是接受了赵尔丰“过于看重武力”、“一味厉行威服政策”的教训而提出的。

作为一个靠枪杆子起家的人，注意到武力威服的限度，虽属不易，却也自然。在阅读反映祖父当初想法的文献时，使我更觉有意思的是他对族群间文化精神差异的重视。他注意到，“西康文化”“相互间之差异甚大”，特别是康区藏族，“文化精神”更有其特点，而这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是他的一段概括：

“康区藏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信奉佛教。五明以外无学术，寺庙以外无学校，喇嘛以外无教师，所谓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精神与物质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礼与熏陶，因而形成一种少欲知足的人生观，重听行而轻物欲，重未来而轻现实，生活习于固陋，鄙夷现代科学，排拒外来文化，一味守旧，不求进步。”

在他看来，这种状况从“建设新西康”的角度看，其某些方面固然需要改变，但是“如过求更张，则易滋反感”。此时他又提到赵尔丰：“赵尔丰之失败，多由于此，此西康文化之特殊情形。”“赵季和之经边政策的缺点，偏重武力，操之过急，是其一；忽视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风俗习惯，没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是其二。”把问题从武力运用过度追溯到不了解文化特殊性上去。

基于对西康特有文化的认识，祖父在西康建设中的教育方针上，抱持着审慎的态度。1935年7月他领衔发表的“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宣言”中所言反映出他的这种态度：

“在新陈递嬗之交，对于教育方针，慎择得宜，固不难发扬优美文化，以增进康民福利，不得其宜，固有者破坏无余，新兴者难乎为继，推其所至，诚恐利未见而害先滋”，“当本康民信仰，尊崇佛教，为精神教育，以作康民指导人生行为之原动力，而以职业教育补其生产能力之不逮，用树新省特殊文化之初基。”

祖父注意到，西康特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喇嘛身上和寺庙机构中，因此，他对喇嘛和寺庙的功能给予高度关注。对于喇嘛和寺庙在当地的作用祖父曾总结有以下八点：

“一、喇嘛即为人民师表。查西康人民自识字起以至立身处世营生一切学业，皆受教于喇嘛，喇嘛以外，无他师表。

“二、喇嘛即为人事顾问。康民无论公私事业，有疑难不决者，类皆求喇嘛指示。喇嘛亦多具智慧，往往代为区处，恰得其宜。

酥油和糌粑（4）

“三、寺庙即为文化机关。西康所有文献及一切古物古迹，类皆属诸寺庙保存，其现行之文化，是为五明文化。……

“四、寺庙即为信用合作社团。西康寺庙财产多由附近人民捐施积成后，由寺内随时贷与附近人民，故寺庙对于地方经济具有吐纳调剂作用。

“五、寺庙即为仲裁处所。西康各寺，对于附近人民争执事项，常居调解地位，人民亦乐听受，往往重大纠纷，得所信喇嘛片言而解。

“六、寺庙即为人口调节机关。康民因生活艰困，兼富出世思想，民家多子女者，例送出家，留一二人主持家务。遇有死亡，则又将所送为僧之子，召其归俗，娶妻生子如故，以保持人口平衡。

“七、寺庙即为恳亲会所。西康每一寺庙所在，即为其附近人民优秀分子之集团所在。出家之后，平时既仍与家庭不断往来，保持亲谊，岁时伏腊复有种种娱乐之集会以敦一地感情。

“八、寺庙即为保卫机关。凡水旱、疾疫、风雹等灾，人民例请喇嘛解救，而寺内多数具有相当武装，以备当地人民御侮之用。如遇发生毁教事变，喇嘛亦不惜舍戒，荷枪作卫教之奋斗。”

由于有对西康文化特殊性的认识，因此，祖父在牢控军权，密切注意军事动态的同时，“尊重康人的文化与宗教”，和藏族人士特别是高僧大德多有交往，并采取了一系列力求搞好汉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措施。如，召开僧侣大会，以团结各教派的高僧大德；成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处理各教派间、寺庙间、僧侣间的纠纷；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予经济上的照顾；通过西藏的高僧大德的关系，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西藏三大寺供养，派人到拉萨学佛。他个人也时穿喇嘛服，入寺听讲经、念经拜佛。父亲记得，小时候，祖父还带他去给喇嘛叩过头；上个世纪40年代巴旺堪布还曾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父亲讲过，当时流传一个说法，说祖父手中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这也可见他进入当地社会之深。我想，吃酥油糌粑的爱好――如果说他确实有那个爱好的话，应该是那时养成的。

事实上，祖父在思考以“威服政策”经边的局限性时，在1930年代的若干年中，和康藏方面是发生过军事冲突的。其中重要的事件是“大白事件”、“诺那之变”、“再复失地”、“甘孜事件”。下面简述之。

所谓“大白”是指甘孜县的大金寺、白利村两地。1930年5月，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发生冲突，祖父所部（以下简称川康军）前往调处。调处中与大金寺方武装相持于白利，并于8月30日发生战事。战事发生后，达赖向中央政府发电要求制止川康军前进，中央于是令川康军停攻，静候中央派遣专员处理。1931年2月9日，趁川康军弛懈，藏军和大金寺武装发起猛攻。川康军后撤，藏军占领甘孜、瞻化及理化县的穹坝、霞坝两区。6月，中央特派员到达康定，向中央政府力主藏方撤兵回原防地后再调解大白事件。而藏方则电中央政府强调“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军占领”，拒绝撤兵。“9.18”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电告特派员“国难方殷，对藏亟宜亲善，甘事从速和解”，特派员遂与藏方订下祖父视为“屈辱的停战条件”。祖父得到通知后表示不敢苟同。至12月，蒙藏委员会改组，石青阳任委员长后电告特派员设法延缓签字。

酥油和糌粑（5）

1932年2月，中央政府令特派员返南京，责成祖父负责处理，祖父“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遂调兵遣将，收复甘孜、瞻化，而藏军则退至金沙江以西，遣使议和。依当时情势，他认为是“不难一鼓而下昌都”的，但本着“与藏亲善之意，遂允和议。”他回顾道：“自有是役而后，藏人始知畏威，不敢萌东侵之念”，“当时如不决心用兵，或用兵而不胜利，或胜利而不迅速，”则西康“从此多难矣！”

“诺那之变”中的主角诺那曾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蒋介石到成都任命他为西康宣慰使。8月，诺那到康定后，借组织抵御红军事务大力鼓动康人治康。10月进驻道孚后，发动事变，攻上瞻，占营官寨，进据瞻化、甘孜、德格、邓柯，各县县长多被杀。因为打着中央支持的旗号，所以一时没有遇到抵抗。当事变由康北波及康南，康南驻军发觉其行动异常，电询总指挥部得令后，出击诺那武装，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再复失地”事发生于1936年。据祖父所述，起因于进“剿”红军的“青海军进驻邓、德、白、石四县，因军纪不良，颇失人心”，德格土司遂联合藏军于9月东渡金沙江袭击青海军。青海军队败退回青海后，四县为藏军占领。祖父在致电藏方责其违法渡江，电请中央政府要藏军撤退的同时，派兵施以武力压迫。藏军见势撤退，四县被收复。此后，“金沙江以东十九县，才算全部安定。藏兵退后，并派代表来康定通好，康藏关系，反而因此逐渐好转。”祖父认为，“此次收复失地，兵不血刃，与“大白事件”之军事胜利，使藏人为我军声威所震慑，确有莫大之关系。”

“甘孜事件”发生在1939年。事件相当复杂，这里不细考其史实，只叙祖父当时的态度。他得到的情报是，在甘孜发动变乱的班禅行辕有卫队三连为骨干，持有比较犀利的武器，并“诱胁乱民”两千左右。他认为此事与诺那之变同出一辙：都是借中央名义，都是鼓动康人治康。他的态度是，“一面以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一面认为削平此变乱确有把握。”何以有把握？他提出三点：其一，建省以来“比较从前一年一年地有进步，有实惠与民，一般民众对政府已有信心；”其二，“各地高僧大德及土司头人对我个人的信念，亦与日俱增” ，不为煽惑；其三，有适当的处理办法。他的办法是三个：（1）向民众宣示，以正视听；（2）调兵胁制，不使蔓延；（3）运用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协助。军队进入甘孜后，事件很快平息。从“事变”发生到军队进入甘孜，为时不到两月。

以上几个事件，都借助了军事行动才得以解决。不过，从这些事件的解决中，祖父并没有简单得出经边只有威服的结论，而是进一步看到威服的局限，并从事件的解决中看到尊重康藏人民宗教习俗的作用。他说：

经过几次事变“使我对‘蛮夷之人，畏威不怀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类历代相传的旧观念，发生动摇了。而我经边的新理想，也可以说得到初步试验的成功。”

酥油和糌粑（6）

他认为：

“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为了根绝循环报复心理与行为，为了树立边务千年大计，所以我才确定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

除了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他还提出以“同化”政策来代替“分化”政策，以“进化”政策来代替“羁縻”政策。这“三化”构成了他的经边政策思想。

从祖父对其经边思想形成过程的讲述中可以看到，这些思想主要形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自己在经边实践中的探索，同时也还受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启发。他谈到：

“我还记得有个事实的刺激，启发了我的思想。据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传教至夷巢里面去的，为夷人改善生活礼俗，并用英文字母将夷语译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视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问其祖国，甚有说是英伦者，有说是伦敦者。我从这个事实当中，启发出三个要点：（一）不患边民之‘不怀德’，二患我之‘无德可怀’；（二）不患边民之不与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变边民为国民，边民可能为他国之民；不变边土为国土，边土可能变成他国之土。”

在那段时间中，不仅西康藏区，就是西藏方面，对祖父也是比较熟悉的。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马戎教授是其导师）将临毕业，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区主席时任藏学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让。休息闲聊，他和我说，当年西藏上层对祖父很熟悉，阿沛&#8226;阿旺晋美回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经历时曾谈到祖父当时所发挥的微妙作用。我后来找来阿沛&#8226;阿旺晋美的文章，读到这样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这时，金中悄悄对我说：‘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我听了点点头。

看来，祖父起到了一个信号（对西藏方面来说是积极的信号）作用。

听父亲说，祖父曾谈起，他在西南时曾提醒中共领导人，宗教在西藏的影响和内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对西藏事务处理要特别注意宗教的影响。反应如何？我未曾听祖父谈起过。

1959年夏秋祖父调任北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空间上远离了那块地区。

经堂（1）

经堂

如果问我住在成都十七街3号的时候，有什么和住在其他地方特别不一样之处，那么我立刻会回忆起那栋小楼里有一股淡淡的气味，那气味来自二楼上的经堂，来自经堂里点的酥油灯。

经堂里供着大小许多尊佛像，大概总有几十尊吧。墙上挂着多幅唐卡和紫红色、橙黄色的帷布。一进去，会有一种浓重的藏传佛教的气氛。

管理经堂的是一位出家人，祖父、祖母称她“法贤师”，我和哥哥叫她师傅，其他工作人员都叫她陈师傅。她是我们从重庆到成都以后到家里来的。她去发，一身佛袍，一来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全家移住北京，她也同来北京，在我家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印象中，她始终是一位老人，小时候初见她的时候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后她离开我们回四川时也是这样。

陈师傅曾经是爷爷奶奶结婚的时候奶奶带过来的保姆，她帮助抚养过幼年时的父亲。陈师傅在到奶奶娘家之前，有过一段出家为尼的经历，还俗后和一个戏班的小生结婚，父亲把她的丈夫叫陈大爷。父亲记得，当年住在成都方正街的时候，他们在旁边有一所三间的宅子。陈师傅和陈大爷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不过他们没有孩子。当陈大爷决定再娶一房妻室的时候，陈师傅对爱情生活的憧憬破灭了，她决心再次出家。这一次她离开成都到了拉萨，进了喇嘛教门，得号“法贤”。据父亲说，当时宗教界人士和祖父交往颇多，靖化广法寺的巴旺堪布还曾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陈师傅到拉萨修佛，可能就是巴旺堪布帮助介绍过去的。

陈师傅每天都要在经堂里念经、拜佛。她拜佛磕头要磕长头，即双手合十高举过头、下跪、匍匐、前额触地，然后再起来。她每回总要这样拜数十次才停歇。每年到父亲生日那天，她都要叫上哥哥和我，对佛像跪拜磕头，祝福远在北京的父亲、母亲平安。春节的早上，她则要求哥哥和我给祖父、祖母磕头。哥哥和我从小在祖父、祖母膝下长大，从来没有搞过这种传统仪式活动，陈师傅来家后搞的这个仪式，使我们觉得很不自在。搞过两次后，祖父说：“算了，以后不必拜了。”这个仪式活动就此取消。到北京以后，父亲生日的磕头活动自然也就取消了。

祖父在家的时候，每天都要抽点时间静坐捻珠念佛，他有时把这叫“做功课”。他总是在他的卧室里进行此项活动，我从未见过他到经堂里念经拜佛。

在我幼年的心灵中，佛珠、念佛是祖父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要读书、做功课一样。我从来没有问过祖父，他念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祖父也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对佛像顶礼膜拜，更没有要求我们去了解佛经的内容。如果把那些活动称为宗教活动，那么，宗教对我来说，仅仅是家庭生活氛围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故事，不是说教，它既没有激起我的好奇心，也没有带给我思想上的碰撞。晚上，坐在坝子里，仰望幽远的夜空，我想到并且向大人问的是：天外面是什么？外面的外面又是什么？和其他许多孩子一样，令我难于理解而感神奇的是，世界怎么是无始无终、无边无涯的？但是，我绝没有去想去问：在那幽远的地方，究竟是一个心灵在主宰还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万能的主宰？――像我后来在欧洲哲学史著作中读到的所谓本体论哲学讨论的那种“问题”，未在我幼年的心灵中萌动过。世界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说纯粹是从后来读到的书本上强加进来的，是一个并不能激发什么灵感和深思的问题。

经堂（2）

关于祖父和佛教之间的更深的关系，我是在成年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的。前面讲到，祖父在主政西康的时候，对于佛教在当地社会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这种重视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对佛教在康区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的估量，而且体现在他对佛教学理的钻研。在祖父看来，一般论康政而欲以崇佛治康的人，只是注意佛教在康区拥有实力这一方面，而对于佛教的内在学理及其与康区治理和建设之间的关系仍缺乏认识。我在阅读一些文献时注意到，在后一个方面，祖父是进行过研究和思考的。这或许构成了他治理康区独具特色的部分。

祖父认为，如果只从实力角度来考虑崇佛，则“不免失之虚伪”，如此治康“无以促进康民之倾心结附”，因而也无法“开康省新文化之良机”。他主张从佛教文献整理、学说研究、论辩等处着手来形成新的文化基础。

祖父之关注佛学研究，除了是出于和佛教界人士深层文化沟通的需要之外，确实有一些现实问题的处理需要他对佛学有所了解。比如，佛教中有黄、红、白三派，从尊崇佛教的理念出发，三派同在尊崇之列。而从政治治理上考虑，哪一派更需提倡，是祖父在康区当时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要处理好这个现实问题，就需要对这三派的特点有所了解。祖父当时采取了“特别提倡黄教”的政策。他这样做具有对佛教中这三派的认识上的根据：

“红、白两派，其教授法多宜于上根人。黄教普遍上、中、下三根，其特点为讲究性相、严守戒律二者。讲究性相，则知识明，严守戒律则行为正。果使人民知识皆明，行为皆正，政治上所得之裨益尚可计耶。”

当时在康区最流行的教派是黄教。从文献看，祖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对于黄教所倡导的“三士一贯学说”进行过研究并有心得。在他看来，这一学说对于出世法和世间法具有两相圆融之妙。他认为，撇开出世的一面不论，即使仅从“政学”角度看，该学说也有值得重视之处。他将黄教中“下士学说”、“中士学说”和“上士学说”的现实意义分别做了一番推演，其论述如下：

“甲、下士学说，以明业果之取舍为中坚。此项学说，如果昌明，能养成人民止恶行善之自信心，而发为自治自强力量，扫去一切听天认命之依赖恶习与不正确之知见，自创美善环境，而跻之富强。今日欲恢复民族，尤非提倡此学，不易策发其原动力。

“乙、中士学说，以出离心为中坚。此项学说，虽重在出世，但如果昌明，能养成社会上之高尚风概，而一扫沉溺物欲率人相食之流弊。

“丙、上士学说，以大菩提心为中坚。此项学说，特别阐明孝字意义充类至尽，多为儒家所未逮。举凡牺牲自己利济他人，拔一切苦予一切苦予一切乐之高深道德伟大人格与事业皆由此发生，如果昌明则能养成社会上之多数真实贤明首领人才。”

可以看到，祖父在讨论“三士”学说的时候，不限于知其然，他更关注的是该学说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国际环境之中，有哪些积极因素可予引申。培养止恶行善的自信心，引发自治自强的力量，养成高尚风气，培养利济他人的贤明首领人才等，都是这种取向上的思考。

经堂（3）

在对西康的治理和对康藏佛教的研究过程中，祖父逐渐体会到，在经营康藏地区中易犯的错误之一，是认识不到康藏佛教和汉土佛教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理解康藏地区宗教文化与汉地不同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他认为，康藏地区“之难于治理者，不惟其地理环境之特殊，语言文字之差异。而其最重要之原因，实由其宗教文化之不同，不易为外人所了解。故以吾汉族同化力之强，接壤而居，自唐迄今，历千余年而终不能沆瀣一气者，即以此故。”祖父在1943年的一篇题为“国人对于康藏佛教应有之认识”的文章中，从康藏佛教的特点入手，对其和汉土佛教的差异进行了一番比较。他举出并作为比较参照的康藏佛教主要特点包括：显密具备、内外合修、大小兼赅。现将其做出的比较录于下：

“一、显密具备

“佛法之显教，乃其理论根据。佛法之密宗，则其实际作法。理论可以公开，作法则须秘密。此与现代各国对于科学理论及作法之态度完全相同。汉地密法，虽在唐宋之间曾一度传来，既不完全，且不旋踵而传承即失。日本仅东鳞西爪，得其点滴，亦即举以自豪，近且欲逆传于华夏。西藏则显教密宗，相为表里。而所谓即身成佛之无上密法，则幸赖西藏诸师继继承承，得宜仅存于世界。惟以既属密法，未便昭宣。国人若有兴趣于此而加以钻研，即知其于人类精神上之贡献为何如也。

“二、内外合修

“佛教密宗，凡有四部。初部纯重外形，次部重外兼内，三部重内轻外，至于四部则纯重内心。西藏虽四部并传，而所置重则在一四两部，内外合修。比与现代军学家训练士兵外铄内发之主张完全一致。常见西藏大德内证功德造诣极深，而终日礼拜，供养曾不稍懈，一若初学者然，即可概见。汉地自禅宗盛后，一般佛子莫不偏重内心，遗弃外形，以疏懒放旷为解脱，视礼供禅诵为余事；日高未起，煨芋鸣高；三藏圣言，置之高阁；尚何六度万行之足云。卒之外无所事，内无所得。汉地佛教之不振，其不重外修，亦未始非重大之原因之一也。

“三、大小兼赅

“佛家显教，又分三乘。菩萨为大，声缘为小。小乘专求一己解脱，大乘则求普渡众生。然必先须一己知流转苦，生厌离心，方能推己及人，发心救度，为此意义愿成正觉，是即所谓发大菩提心是也。汉人好高骛远，一般佛徒莫不以大乘自居，甚且有于大乘之上别开所谓圆顿一乘者。故其治学也，乃将一切小乘典籍，摒弃不观。即如玄奘法师所辛勤译成之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梵筴既亡，西藏亦无译本。此乃绝世之珍，而历来缁素读此者鲜，甚至多有不知此书之名者。西藏僧侣通习小乘，俱舍一书列为三大寺必修课程之一，故无驰骛虚名空疏无实之弊。”

康藏佛教和汉土佛教除了在以上三方面存在差异之外，祖父还指出了康藏佛教中的其他一些特征，如治学中“闻修俱重”、“讲辩并行”。这些“皆印度贤圣讲学之遗风，而为汉地佛徒所久已丧失者。且即因其注重辩论之故，因明教典遗籍繁多。以视汉地、日本之仅抱定理门入论二书即沾沾自喜者，相去何啻倍屣。”

经堂（4）

从现实治理的动因角度看，祖父钻研佛教，不仅是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而且有在康区建设中形成新的康藏文化的积极设想。考虑到佛教在当地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他认为在将一系列现代观念引入康藏地区的时候应设法将之和佛教文化结合起来，方能奏效。他设想中的这种新文化具有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佛教文化有机结合的特点。他主张：

“须深切了解其〔指康藏佛教――作者注〕宗教文化之情形，在不违反其民众心理之条件下，逐渐以三民主义之精神灌输于彼。使其了知彼等实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分，彼以二三百万人之支分，处此世界民族斗争风云紧急之时代，决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全体而独存。且又非消泯阶级，提高民权，应用科学改善民生，决不足以建设地方而应付环境。三民主义之精神不惟不与佛教文化相冲突，且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特不可操持过切，一概抹煞，以致拂逆其民众心理，挑起种族间之恶感，则犹治丝益楚分，终难条理。不惟影响国防，而国家有形无形之损失殆难数量计算矣。”

在西康时期，祖父的佛学知识之获得，和他与高僧大德的密切交往以及对佛学人才的延揽是分不开的。从我记事时起，这些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但在我的印象中，有的客人到家里来，有时也和祖父讨论一些佛学中的问题。刘衡如先生、郭和卿先生是到北京以后我叫得上名字的两位。他们是祖父的老朋友，在藏学、佛学方面均有造诣。记得迁居北京以后，有一次刘衡如先生和祖父聊起因明学中的逻辑问题，使我很惊讶。在我从《西游记》得来的概念中，佛是和神话中法力相联系的，想象中的佛学定是由神秘的咒语构成。刘先生告诉我，佛学中有相当多的文献涉及到严密的逻辑；在辩经中，逻辑思维是重要的能力；唐僧――玄奘不仅是翻译家，而且也是一位辩经高手。

说到辩经，在这里还想多写几句。祖父当年在倡导从佛教文献整理和学说研究入手形成康区新的文化基础时，对辩经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康藏佛教有辩经传统，当时在康区也设有辩论场，名为“讲扯里”。在祖父制定的宗教政策中，提出要利用辩论场并“奖励辩论”。为何如此？祖父有如下说法：

“凡一切人生宇宙应有之学皆在论辩范围以内，依照因明方式公开对辩，对于养成正确知解与辩才皆有莫大补益。康民习俗，所以至今未能免于迷信之讥者，即由此种性相辩论场所未能普设之故。今以政府地位，欲祛除一般愚迷习俗，除提倡科学之外，莫如因有旧有学术，提倡性相之研究，故对于辩论场，应有奖励金之规定。”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寻觅祖父当年的思路，感觉他更深的思考，似乎是想借助藏传佛教中的因明学和康藏地区的辩经传统来形成民众中的更为理性的宗教文化，减少原有宗教文化中的迷信成份，以适应建设即将带来的变化。这种更加讲究逻辑的理性宗教文化，虽然不是科学，但较之不讲究逻辑的、迷信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因而具有这种宗教文化的人更可能接受科学。这种讲究逻辑和论辩的理性宗教文化，也更容易接纳其他新的观念。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显然，这个想法的实施，必须得到高僧大德的合作，因为其实质是一种宗教革新。我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只不知这种想法在今日之康藏社会是否还有可行性，也许早已无此必要？亦不知当今研究康藏文化的世俗学者，是否兼具与高僧大德们辩经的能力？

经堂（5）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读到一本由彭迪先教授（彭教授曾是父亲在华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主编的小册子--《刘文辉史话》。书中搜集了一些流传民间的有关祖父的故事。有一节的标题是“信佛教或不信佛教”。书中描述了民间对于祖父究竟信佛教还是不信佛教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信，有人认为他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以崇信佛教为工具。该书的作者只是叙述而无结论：“刘文辉是怎样想的，是否真信佛教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其实，“真信还是假信”只是分析人的宗教活动行为的一个角度。用今天的某类学术术语来说，属于偏好的社会表达中是否存在偏好伪装问题。而这样提出问题的行为假定，是理性选择。如若从世界图景和规范内化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信仰，那就比“真信还是假信”复杂了，其认知心理过程比理性选择要复杂得多。

对佛教的尊重，是祖父治理西康的组成部分，由此看，无疑具有工具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由工具理性蹈入信仰。我注意到，祖父当年对西康省公务员谈尊崇佛教时，就有将治理和信仰结合起来的思想。1936年，国民政府下达一个命令：凡是到康区工作的公务人员，都要尊崇佛教，不得摧残佛教。籍此，祖父向下属人员强调：

“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希望凡是到康的人员，无论如何，都要切实注意这一点。我们就是不信仰佛教，但最小限度也要做到不蹂躏佛教，这样才不至违反西康人民的心理。因为西康人民，各个是信奉佛教的。”“我们要办到不摧残佛教，而且还进一步，信仰佛教，然后才能办到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从前赵尔丰治康总算有相当成绩，惟因过于摧残佛教，与康人心理背驰，畏威而不怀德，所以结果还是没有好大的成功。这一点，你们也应特别注意。”

祖父要求下属至少不蹂躏、不摧残佛教，这是硬约束。至于信仰佛教，是作为“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的更高要求提出的。我体会，他本人是依据这个更高要求去做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观念也有被佛教所化的部分，乃至于形成为某些潜意识。信仰形成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潜移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一件亲历的小事使我相信佛教对祖父心灵的内化作用。1970年代初，祖父因患肺炎引发高烧，一度昏迷不醒。送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后，我每天去陪住护理。一日清晨，我正站在他的床边，见他醒过来，神情清朗。祖父定睛看了我一会儿，含笑说，我刚看见一个金光菩萨站在那里，再仔细看，是你啊。我告诉祖父，他已经昏迷了几天。他听后说，这次病已无大碍，过来了，我自己晓得。

高烧后的幻觉里出现佛教中的世界，这说明祖父的潜意识中已经留下佛教影响的痕迹。

祖父虽然认为佛教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并对高僧大德十分尊重，但是他的政治决策总是依据其政治理念和实际的冷静分析，而不是神秘的预言，哪怕是这种神秘预言来自高僧大德。他对于藏区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对藏区的渗透有深刻的理解。据父亲回忆，1949年临近解放的时候，曾有西藏大德给祖父来电云：共产党有笼罩全国之势，但终不能成功。这封来电父亲在祖父那里看到，准确时间父亲已经记不清了，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父亲向我讲述时是逐字背出的。虽然来电者是祖父很尊重的大德，但是祖父起义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学习书法（1）

学习书法

祖母有写毛笔字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必写。她写字的时候，祖父如果在家，偶尔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时候也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看出了一点兴趣。祖母看我有兴趣，就开始教我写。怎样握笔，怎样起笔，怎样转折，等等都一一教来。祖母常临帖，她喜欢临的是颜真卿的《勤礼碑》。这也是我最早临的帖。祖母还特别告诫，写字要使每一笔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写过了，即使不满意也不能描。这都是上小学之前的事。记得上小学后，学校书法课的初始阶段是“描红模”，即把作为样本的字以红色在纸上印好，让学生循之描写。祖母对于这种教法很不以为然，并特别反感于“描”字。她认为这样做，就把基础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红模”作业时从来不描，只是写。祖母的这些告诫，对我后来的写字风格，不无影响。

我学写过几次，得到夸奖，更有了劲头。看我开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为例作示范的。他的书法示范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两处。一是祖父用雄浑的笔触写了个繁体的“刘”字。这个“劉”字，不仅左边的结构使人觉得非常稳固，而且写右边的立刀时最后的顿挫、回笔、挑钩让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后的一笔“捺”，由细到粗，顿足之后再提起来，很是厚重。祖父写这几个字时的运笔状态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从祖父行笔和字体结构看，他的字也是颜体的底子。我猜想，祖母习颜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或者就是他推荐的。和《勤礼碑》的字体风格相比，祖父的字没有那样丰润，要更加刚一些，但和我后来临过的颜真卿的《多宝塔》――我觉得那是颜字中偏刚健和秀气的一部帖――的风格相比，没有那样秀。

行笔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铭的书写。祖母去世后，骨灰存放于福田公墓。后来将骨灰盒移置于公墓骨灰廊时，需要镶一块小墓碑。父亲命我书写碑铭。我以楷书写下“刘母杨蕴光千古”。写那个“刘”字的时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写“刘”字时的情景。如果我写在祖母墓碑上的字（严格说来，是我写好字样，由公墓的石匠刻在碑上）留有祖父遗风，那也算是对祖母的一种安慰吧。

在我印象中，祖父的字是有功底的。但那是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印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何便不得而知了。非常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保留祖父的一纸――哪怕是一小片――墨迹。我询问父亲，他那里也没有。从小没有养成搜集这些东西的习惯是造成我今天回忆往事却无祖父手迹的主观原因。而在祖父方面，从我记事时起，一直有多读少写的习惯，这自然使其留迹甚少。从大处看，则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使然。1949年祖父宣布起义而解放军尚未到达之际，家中被胡宗南部队洗劫；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暂时处于政权真空期间，又有趁火打劫者入家行窃，不料引爆了胡宗南部队在家里安装的大量炸药，楼毁人亡，家中所存书籍和其他纸制文献大都灰飞烟灭；“文革”伊始，抄家风雨欲来，以祖父的政治经验，更不会留什么墨迹授人；而后抄家数次，若有文字东西也早抄归他处了。如此折腾几轮，我手无墨迹也是不足为奇的。

学习书法（2）

我曾问父亲，祖父是否有题字可寻。父亲说，祖父从无题字的爱好。不得已的应酬，多是别人代写署个他的名而已。比如，西康建省之后，在四川和西康交界的山崖上，有祖父署名的“西康东界”几个大字，那是父亲的老师，书法家曾默恭写的。我问父亲，大邑的“庄园”中有祖父署名的匾额，是否真是祖父所写？父亲回答说：“不是哦。”我琢磨过那匾额上的字，和我印象中祖父的字的确不像。

回到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上来。随祖父、祖母移居北京，和父母团圆后，指点我们习毛笔字的“任务”主要由父亲承担。父亲在工作之余也有写写字的习惯，以此作为休息。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正是在祖父的重视下开始的。父亲小时候，祖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授课，书法是课程之一。祖父曾有一个说法：字就像出手的枪。以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书法是一个标志着人的文化修养的“信号”，就如同枪法标志着人的武功基础一样。由此来看，祖父对父亲的书法教育或许带有某些功利色彩。而到我所接触到的父亲那里，研习书法的功利色彩已经全然没有了。书法成为纯粹的艺术欣赏和个人乐趣。

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是从临颜真卿的楷书开始，继而习魏碑。我所见到的他的楷书乃至行楷，显然受到魏碑的影响，而颜真卿笔法的影响倒并不显著。在我们到北京以后，我见他临的较多的是米芾的行书，包括《蜀素帖》、《研山铭》等，而他浏览欣赏的字帖种类却相当多。苏轼、黄庭坚、颜真卿的行书，怀素的草书，近代书法家于佑任的草书等，都被他反复欣赏过。父亲壮年时期的行书，多有米芾笔法的痕迹。而到了晚年，他的字越益苍劲、含蓄，已经独成一格。

闲聊时，祖母和父亲也曾议论过古人的书法。一次是由一篇贬低颜真卿书法的文章谈起。我那时大约十岁，因为这一话题涉及我正在习练的古代名家字体，所以也就注意去听，但文章并没有看。印象中该文认为颜真卿的字蠢笨不堪，如野老村夫扶笔。祖母和父亲谈到文中的尖刻用语时，只当笑谈，继而说到颜字的“蠢笨”与敦厚。我印象至深的是他们由此谈到书法中的“拙”：要拙得有味道其实是很难的，甚至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从这一话题又谈到颜真卿的行书，他们对此给予极高评价。同时，也认为被称为“鲁公怪体”的一篇可欣赏而不可临摹。我还听他们讨论过苏东坡的偏锋行笔的风格。对明代书法家文征明的行书，父亲认为流畅但韵味不足，可作行书入门引导，祖母表示赞同。

祖母不喜欢宋徽宗赵佶创的“瘦金书”，认为轻飘，甚至把它和宋徽宗的昏聩国事和对金朝的软弱无能联系起来。字如其人，这是书法欣赏中的一种传统思维方式。

与祖父经常往来的刘衡如先生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关于他，我在后面还会讲到。祖父请他讲授过几次书法，按今天学术界的说法，可以叫讲座。讲授的对象是哥哥、姐姐和我，地点在家中小客厅里靠近祖父母卧室的一侧。记得第一次讲授是一个星期天，窗外阳光明媚。刘先生讲了他对中国书法要领的理解。我印象至深的有两点。第一，字的内在气势要通畅，写在纸上要有活生的感觉，书写出来笔画要像有动感的蛇，而不能像死蛇摆在那里；第二，行笔的基本要领是笔锋理顺，不论起笔收笔、提按转折、重墨飞白、或粗或细，都要做到这点。他还让我们当场操练，并加指点。记得哥哥书写时，因手不稳，一笔捺杵下去成了个大粗笔，字不成样子。哥哥认为写坏了，刘先生却说，这一笔的笔锋是顺的，铺开了，不要紧。刘先生很会因势利导。

学习书法（3）

前几年我看过一个日本书画展览，展览中的几幅书法作品使我深感刘先生所言的道理。那几幅作品和我所接触的中国古典书法的最大区别就是字软软地趴在纸上，像没有生机的肉虫子，虽然字的结构摆得似乎是那么回事。

父亲兴致好时，会找来宣纸书写，觉得还可以的便悬挂起来。他的书法作品，在他卧室和客厅中都悬挂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值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发表了三十几首之际，父亲书写悬挂的都是这些诗词。我记得先后悬挂过的有《沁园春&#8226;长沙》、《菩萨蛮&#8226;大柏地》、《念奴娇&#8226;昆仑》、《沁园春&#8226;雪》、《浪淘沙&#8226;北戴河》。悬挂起来后，祖父、祖母便也来欣赏、评论。我记得评价最高的是行书《浪淘沙&#8226;北戴河》那一幅，特别是对最后一句，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书写，认为父亲写得气运通畅，错落自然。对于称赞，父亲仅说两字：“差可。”

“文化大革命”抄家期间，红卫兵来家里看到墙上悬挂的毛主席诗词，其中有人以怀疑和嘲讽的口吻说：“呵，你家还挂着毛主席诗词！”对此无话可说。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祖父乃至这个家庭成员应该对新中国充满仇恨才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维固然幼稚，但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种教育下，这些青少年人那样想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除四害（1）

除四害

在我上幼儿园期间，遇到了“除四害”运动。被宣布为“四害”的有：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

那时，到处都张贴有“除四害”的宣传画，家里的一进楼门的厅里就有一幅。画上是一个手持弹弓的少年，像军人斜挎子弹带一样斜挎着一串麻雀――那是他的战利品。

但我们幼儿园里是不让玩弹弓的，怕孩子们玩起来把其他人打伤。老师把我们组织在院子里，每个人发了小喇叭、铃铛、镲、小锣鼓之类能发出声响的玩具。我们平常就在转椅、秋千、攀登架上玩，只要一见到有麻雀飞来或飞过，就把携带的玩具弄响，金鼓齐鸣，让麻雀惊吓得不敢停留。事实上，那时不止是幼儿园，许多地方对麻雀都采取了轰赶法：只要见到，就做出各种动静来使其惊慌，迫其续飞。麻雀飞着、飞着就累得从空中掉下来，这情形我见到多次。后来想起来，这种全民动员式的消灭麻雀方法相当残酷，但它在不缺乏人力的地方的确是很有效的。那时真是个千村鸟飞绝。

我上的这所幼儿园名字叫“大学路幼儿园”，位于我家的西南方向。从家里出来沿大学路向右行走一段，可以见到一个牌楼。从牌楼下走进乡间路，再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幼儿园。幼儿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楼，周围用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楼后是幼儿园的一片菜地。菜地里种了各种青菜，我们吃的菜有不少就是从这个园子里摘的。有一种菜叫“厚皮菜”，叶子很厚实，吃起来口感很好，是菜园子里的一种主要作物。我很爱吃，但到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吃到过。我很喜欢这个幼儿园的小木楼、竹篱笆、菜园子以及周围的环境，喜欢老师和小朋友。

有一天，我们正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玩，忽见来了几个大人，在门口的竹篱笆墙上刷了几刷子浆糊，贴上几张大纸就走了。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原来是画的一幅漫画。画上画了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应该就是我们，拿着小喇叭、铃铛、镲、小锣鼓对天上飞过的麻雀呐喊，老师则在一旁摇旗助阵。漫画上还写了些字，大意是批评幼儿园就这样玩闹式地除四害。我发现老师看了这幅漫画表情尴尬，我也感到很羞辱。同学中可能有家长在附近的党校工作，他们说到党校里有人被贴了大字报，不是件好事。这更让我不安。我觉得幼儿园发生的这件有损荣誉的事不能让家里的大人知道。

本来，我上幼儿园每天都有保姆送接，但大字报事件发生以后，放了学不等保姆来接，我就自己往家里走去。在半路上碰到保姆，随便找了个不等她来的借口，就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我坚持不让她送我，她显然觉得奇怪，但也拗不过我。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放学前她早早就来了，终于看到了令幼儿园蒙羞的漫画。我告诉她回去不要告诉其他大人，她答应了。然而，几天后祖母还是知道了，显然，保姆还是把我的奇怪举动汇报了。祖母和我说，贴一幅漫画不要紧的。祖父听后笑笑，说了句：“这个娃娃！”

除四害（2）

消灭麻雀的活动后来停止了，麻雀被摘除了“四害”的帽子，而帽子则被转戴到臭虫身上。“除四害”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变更的话语，成员少了一位一定要递补一位才名实相符。听大人们说，消灭麻雀是因为麻雀吃庄稼，但是麻雀也吃虫子，麻雀被消灭以后，田里的虫子多了起来，同样危害庄稼。两害取其轻，麻雀于是获救。

“除四害”运动开展以后，我和哥哥晚饭后随祖父、祖母转田坝多了一个工具：在竹竿上绑一块竹笋壳，上面涂上桐油――这是用来粘蚊子的。这种做法至少在我们家居住的那一带乡间相当普遍，我们也是看到别人这样做以后学来的。傍晚田野的上空，飞着一团一团的蚊虫，像一小股一小股的黑烟，漂移不定。田坝里的孩子们，看到这样的黑烟，就举着粘蚊子的工具迎上去，在黑烟中摆动，蚊子就被粘在涂有桐油的笋壳上。这是我们在那段时间中很爱干的一件事情，和玩游戏一样。

1959年秋举家移居到北京后，转过年来的春天，学校就号召种蓖麻，说是国家发展工业很缺油。当时我就想起在成都“除四害”时在竹笋壳上抹桐油的做法。那时也许还不缺油？涂上那么多的油粘几个蚊子，在珍惜每一个蓖麻籽的年代看来，真是太浪费了。

在“除四害”运动中，我不记得祖父有过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祖母有过。在成都的时候，祖母不时参加妇女界的一些活动。听父亲讲，在西康的时候，祖母是妇女会的成员，也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我所记得的这次“除四害”活动，就是祖母随一群妇女去的。她们到一个地方参观（或者是所谓“视察”？）消灭苍蝇、蚊子的方法，我也被带去了。到那里以后，看到一些人蹲在厕所外墙边用小铲子挖着什么。过去细看，才知道是在挖苍蝇蛹。挖出的苍蝇蛹还真不少，堆成了一小堆。一头大一头小的蛹不时扭动着，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孩子大都不知脏，伸手伸脚总想摸走几个去玩。这些举动被大人严厉制止。

祖母和那些一同参观的人加入到挖蛹的工作中，我也跟着参加了。她们干的时间不长，用后来知道的词汇来说，是“象征性”的。

名誉社员（1）

名誉社员

195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农村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高潮。在我家居处附近农村也不例外。那里成立的人民公社取名“永丰人民公社”。大概因为我家地处城乡结合部，出门过了大学路就是公社的田地，祖父是一个知名人士，又经常去转田坝，所以，公社成立的时候，将祖父邀为“名誉社员”。对这个“名誉社员”，公社还发了证书。我记得到北京以后，我还见过这个证书，但后来证书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祖父那时早已经不在决策位置上，因此成立合作社也好，建人民公社也好，搞“大跃进”也好，不过是在他身边涌动的社会潮流，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后来我读到祖父在搞西康建设时的一些讲话，却突然感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搞合作社，甚至“大跃进”，祖父在心理上一定是理解甚至同情的。我这里用的“同情”一词，是在十八世纪的伟大学者亚当&#8226;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论“同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即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同样的感受（包括激情），而不是在日常的意义上指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

我的这种感觉一定会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祖父曾是大有产者，怎么会理解甚至同情合作社、大跃进这些似乎只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呢？

在这里，我想不避冗赘，引述祖父在20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主政西康时的几段言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思潮的广泛性。

首先是发展合作事业的言论。他是从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缺乏谈起的：

“经济建设的任务是要完成现代化的生产，生产的要素中间，资本是很重要的一项。我们只有方针和办法，而没有资本，经济建设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谈到资本一项，本省却是公私两面的财力均属有限。就私人方面讲，本省的人民，从无大资本家，几乎都是大贫。从公家方面讲，省库财力极属有限，维持现有之经济事业，都感困难。至于省银行资本仅三百五十万元，因物价高涨，币价低落之故，此区区之数，已无补于本省之经济事业。故资本一项，在本省经济建设工作上实成为较难解决之问题。或许有人要说，……无钱尽可向这两行借贷，怎么还说无资本呢？虽然这两行都可以借贷，可是他们的力量，也非常有限，杯水车薪，也无大裨益于本省的经济建设。所以资本问题，确为本省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难题。一方面必须建设，一方面缺乏资本，究竟如何冲破这个难关呢？”

对于资本缺乏这一经济建设中的瓶颈如何解决的问题，祖父思考的结果是，必须发展合作事业：

“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发展合作事业，集腋成裘；二是欢迎外资，加以保障。这样办，才可以解决资本缺乏的问题，使本省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所以发展合作、保障投资，竟成了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

名誉社员（2）

关于发展合作事业，他说：

“合作是解决本省经济建设资本缺乏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欧美各国曾经实行有效的方法。合作社的办法，就是无论农人、工人，或其他有志从事经济事业的人，若是缺乏资金，便可约集社员，集合若干股款，依照一定手续，便可向公家借一笔款来作业务资本。”

祖父在这里设想的，实际上是信用合作组织。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合作社的好处，他归纳了两点，一是避免贱价预卖，二是避免吃高利贷之苦：

“没有合作社的时候，农人要经营经济事业，无从向公家借款，便只好预卖农产品，在未登场时，就贱价出售。想不卖，却在需钱之急；想卖，却嫌价格低廉，卖与不卖之间，肠回百转，绞尽脑汁，进退无路，结果还是只好忍痛卖去。……或许大家要说，无合作社可以贷款，尽可以向当地有钱人告贷，何必一定要贱价预卖新丝、新谷，农人之愚真是愚不可及。然而细加研究，农民却不愚，或许还可以说他很智。因为乡间有钱的人几乎非土即劣，至少也可以说土劣占多数，向他们借款，不仅要逼着吃高利贷之苦，而且借款之前要送礼，要殷勤招待，借款之后不能按期付还本利，又要受骂受气，或甚至要挨打。所以他们不如忍痛贱价预卖新丝、新谷，还来得干脆些。若是有了合作社，他们无路就会变成有路，无钱也会变成有钱，既不会贱价预卖新丝、新谷，也不会逼着咬紧牙关，去吃高利贷的痛苦。”

对于要从事工业活动的人，他认为合作社同样是有好处的：

“同样的道理，要从事纺纱织布、洗毛制革、磨麦炼油、兴办电力，开发矿产等等工业的人，依然可以组织合作社向公家贷款。这样一来，工业资本的问题，获得相当解决，工业生产，也可以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本省经济建设又算成功了一部分。”

由于“认定发展合作事业是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因此祖父主政西康之后，于1938年成立了西康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940年经扩大和充实，改成西康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设想，全省的合作事业要沿着两条路线去走：“一条路是在农业方面，尽量去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务期达到‘一保一社，一户一社员’；一条路是在工业方面，尽量去发展各业生产合作，务期达到工业生产之繁荣。”

所谓“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就是要在乡镇及之下发展不同层次的合作社；所谓“一保一社”，按今日的层级建制来说，类似于每个行政村建一个合作社。

当然，祖父所极力鼓吹的那种不改变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私有产权、以信用为基础合作社，虽然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初期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合作社有相似之处，但和后来搞的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直接组织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却有很大区别。不过，他既有农村合作社的思想基础，又懂得共产党有关公有制的理论和实践，要理解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社化运动”，应该并不困难。

行笔至此，顺便插进一段合作社之外的话题。前面说到，祖父在考虑西康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乏问题的解决路径时，除了提出发展合作事业之外，还提出另一路子，即“欢迎外资”。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名誉社员（3）

“这个欢迎外资的办法，并不新奇，大多数国家，都是曾采用过的。以美国为例，它今日虽然是富甲全球，然而它的过去还是穷得要命。它在开始建设的时候，也和本省一样的苦于缺乏资本。它穷则变，变则通，它却于此时想出了一个欢迎外资的办法，于是外国资本源源而来，它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兴。”

但祖父认为在当时中国主权面临危机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像美国那样引进外资。他事实上并不欢迎来自国外那些对中国主权有所图谋的列强的资金。他强调：

“必须说明的是，本省的欢迎外资，却不是像美国的那样欢迎外国资金，而是欢迎华侨投资，欢迎国内公私银行或实业团体或各地富绅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十年中，祖父看到了经济建设的第一波浪潮。在这当中，除了有来自苏联的援助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外资引入。那时，有不少华侨青年满腔热情地回祖国参加建设，但因政策原因，很少有侨资被引入进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大量进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境外侨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祖父1976年去世，没有看到这些情景，如果看到，他一定会非常理解并高兴的。

回到发展合作事业的话题上来。当年祖父在西康对此事业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看看以下言论便不难体会到：

“本人可以断定：只要合作社能够风起云涌地健全成长起来，本省的工农事业都会有办法，都会有走入现代化路线的可能。”“希望大家向着”发展合作的路线“猛进，务期达到成功而后止。”

“风起云涌”、“猛进”这些话语使其激情溢于言表。

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联想到了“大跃进”背后的激情。我还记得那时许多地方写着“超英赶美”的标语；我们被老师领到炼钢的地方，去看工人奋力的工作。参观完的第二天，听老师讲，昨天在那里炼钢的一个工人，因为坚持工作不肯下班，结果昏倒在工作场地……那背后的激情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赶超。

曾经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赶超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专利。但是，从祖父在抗战时期的言论中使我可以看到这种流行观念的错误。其实，那是一个时代当中，一代甚至几代政治实践者的思潮。

试举祖父在“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中的观点为例：

“我们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为的是‘争取生存权’。”“有些人狃于过去历史的成例，以为国家亡了以后，只要民族意识仍然存在，还可希望复兴。……这种想法是不明白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现在的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现代几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文化的程度都很高，他们的国家组织比我们还严密，对于统治异族的方法研究得非常巧妙，更有许多科学发明加强他们的统制。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幸被灭亡以后，在异族的严密统治之下，便很难得复兴的希望。”他强调：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为我们争取生存权的三要件”。“在新战国时代之下，国际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增强斗争的力量起见，任何国家都在拼命建设内部，要把国家筑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基础巩固了，才足以保证本身的生存，并且现在的国际斗争，不是以几十年、几百年计算的，是以几年、几月、几日算的。试看近五六年来，英法的国防建设，只比德国落后了两三年，便演成西欧会战的失败，可见国际生存竞争的剧烈。今后更非‘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不可！”

名誉社员（4）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这些词汇，如若不注明出处，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一定会以为是那个时代专有的话语。

其实，错误的流行印象还不止于此。比如，一种流行的印象是，在中国，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引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祖父在1942年讲西康建设时就讲到：“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这是本省经济建设的第三个方针。”

祖父为什么主张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其根据是自由放任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严重的缺点。他从很现实的角度，归纳出三个缺点。

其一，造成奢侈品充斥而必需品缺乏的畸形社会。他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方针之下，一般经营经济事业的人，都以营利为目的，并且还要于利之中权衡轻重，择利之最大、最可靠者来经营，若是一种经济事业的利小，或利虽大而不到最大的程度，都在他们摒弃之列的。他们时常在研究社会上哪些人才是有力的消费者，哪些东西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很怪的，几乎中外的企业家研究的结果，所得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认定社会上有力的消费者是太太小姐，少爷公子，他们才有钱卖东西，也才肯出高价买东西，更认定这一流人物所需要的东西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拼命去加紧生产花样翻新的衣料、皮鞋、香水等等，于是一方面奢侈品充满市场，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一般人却喊民不聊生，造成一个很畸形的社会，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流弊吗？”

其二，也是由于追求最大利润之故，嫌“军需工业之利小，也不肯去生产”。这显然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

其三，作为后进国家，不能抵御强国的经济攻势。他说：“我们须知道二十世纪是经济斗争最猛烈的时代，在这放任经济的方针之下，何能经得起列强经济进攻的打击？所以我们为生产生活必需品计，为参加国际经济斗争计，实不能不抛弃放任经济，而另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它。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采取计划经济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蒋百里先生关于民族兴衰的思想有关。祖父讲到，“蒋百里先生从民族之兴衰，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强’、‘弱’、‘亡’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循着“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的道理，对祖父的“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的主张便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如果更深入地考虑，即使承认蒋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则，对于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如何一致等问题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于没有给出严格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祖父的上述论点从学理的角度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它无疑体现了一个政治实践者的现实观察、感受和判断。由于没有后来我们接触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些根据倒显得质朴、实在。我始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曾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不仅出于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原因，而是出于建立强国的现实考虑。

今天，合作化运动也好，大跃进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已不似当年那样一片光华，其暴露出来的弊端受到了不少的批评，许多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出现其实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潮流的涌动为背景，看不到在中国寻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各色弄潮者的尝试，而把问题都归到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上去，显然是成问题的。然而，这不也是在一段时间中，把现代革命史和建设史都变成党史的后果吗？欲揽全功，必担全过，历史研究和载述自然是以尽量全面真实为好。

携游（1）

携游

祖父在成都的时候是比较忙的，经常开会。不过，星期天得暇，有时也与祖母领着哥哥和我出去游玩。

近处去的比较多的是武侯祠和望江楼公园，远处则去过都江堰。

若论印象深，首推都江堰。那一天清晨，雨过天晴，祖父、祖母带领哥哥和我，乘祖父的专车离开成都，前往灌县，说是去看一个水利工程。水利对我并不陌生：出家门向右过街就是大片稻田，水渠纵横；向左走不多远就是府南河。而今天要去看的水利工程是什么样子？

路途中的一个小插曲更增加了此行观水的兴味。在沿一条河行驶的时候，不知道是路坏了还是河水上涨把路淹了，司机李成国看看水不深，向祖父说要把车开到水里去行一段。“走嘛。”祖父相信司机的判断和技术。有这话，司机一脚油门就把车开到水里。顿时，车窗两侧水花飞溅，车子如若行舟。司机如此行路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车子既未熄火，也未淤陷，旋即脱身上路，奔驰而去。

至今留在我脑海中的都江堰是从山上俯瞰的景象。两江分势，静静流向辽阔的川西平原。我感受到开阔，但不是震撼。我想到了重庆。那里山夹着江，常常会听到奔腾的涛声。这里却是那么的谧静。

祖父站在山上，远望良久。（那神情，在多年以后的北京十三陵水库边上我也看到过。）这天，他给我们讲了两千多年前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故事，又讲了大禹治水的传说。那一次以及之后，我不止一次听到祖父讲都江堰时感叹它的伟大。

祖父不仅因都江堰的伟大而感慨，也因都江堰出在四川而自豪。他曾经讲过：

“川康人创造的性能，很早就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表现出来。秦朝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兴建伟大的水利工程：筑都江堰，凿离堆，分岷江（亦称外江）水入内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内江亦得借以灌溉，于是内外二江，俱蒙其利，素多水患的成都平原，一变而成年年丰登的沃壤。最奇特的，这种擘划成功于二千年前的水利制度，其所定规模，流传至今，不致改变。民国初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川参观都江堰水利之后，赞不绝口，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优良的人工灌溉。”

水利，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建设者心中，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出生在川西平原，受都江堰的滋育长大的祖父，怕也不能免去这一情结吧。当他执政西康得到建设机会的时候，在建设规划中也想到了水的利用，要使“从前看不出水利的西康，”有“灌溉工程”。他也确实这样去做了。比如，他在1942年下半年讲到西康经济建设时曾谈到水利方面的建设情况：

携游（2）

“在本年上季已完成雅安青衣渠灌溉工程。现时测量竣事者，还有西昌安宁灌溉区、始阳坝灌溉区、天全坝灌溉区，或正在设计、或设计业已完成，短期内当可设法兴工。现时正在兴工者有雅安周公渠灌溉工程，将来第一期工程完竣，计有受益农田六千市亩，年可增益二百五十九万七千元。”

这些信息，仅从他当年的讲话中得来。当时那些“完成的”、“正在兴建的”以及“可设法兴工的”灌溉工程的实际建设状况如何，今天是否还有遗迹，我全无考察，也就不得而知了。

近年从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走近西康》中得知，康定的水电厂也是在那一时期中颇费周折建成的。当时从美国买进了最先进的发电机，准备先运到越南的河内再运到中国，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河内被日本占领，此路不通。又拟通过缅甸的仰光，还是不行。最后改道大西洋，过地中海，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通过美军飞虎队空运到昆明，分拆包装后汽车拉、马驮、人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康定。用心不可谓不切。那个电厂现在似乎还存在。

那些水利灌溉工程和水电厂都是为使西康“由穷而富”所为。一般而言，这些工程对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生态视角。从更大的生态角度来看，它们的作用如何，以我的知识储备是不敢做推论的。多年来跑了一些地方，耳闻目睹了不少水利建设，其后果并非都如都江堰那样使经济与生态得以完美结合。在河北调查的时候看到许多河流都被治理得干涸了，地下水位年年下降，以致机井越打越深才能取到水；在山东调查时看到我们从小就吟诵的“天上来”的“黄河之水”竟然断流了；回到当年插队的雁北地区山阴县，得知著名的桑干河已多年无水……建设者的水利情结和努力，在此处得到收获的同时在彼处不一定能结出好果实啊。

想到这些，不由得感叹都江堰的伟大！

近年得知，都江堰附近又建造了水库工程，这一工程对都江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有不少学者，包括社会学界的周孝政、李强等，都持反对态度。当然，新的水利工程也是得到一批专家论证过的。但愿他们在论证时充分考虑了水库工程对都江堰的影响，考虑了都江堰在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象征意义。

携游（3）

祖父、祖母带我们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主要的活动是行走于林间。两个老人走累了，在椅子上歇息时，便放哥哥和我到林子里去跑。到北京后，若问我对那两个公园的第一印象，我脱口说出的一定是武侯祠的古柏和望江楼的青竹。如果用今天所谓文化游的眼光来回顾，那么在武侯祠里祖父、祖母间或向我们提及三国人物，应该是内容之一。像许多四川人一样，祖父熟悉三国故事，也从三国人物的作为中得到过启发――比如，他当年在西康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就想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南征，首先定下一个原则，是‘俱服其心足矣’！后来七擒孟获而不杀，确有他的见地。”不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才知道，祖父虽然勤于阅读，但是在这场运动到来之前的几十年中，他从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及其他小说。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消闲读的。其实，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小时候的三国知识，哪些是从祖父、祖母那里听来，哪些是从其他人那里知晓，哪些是自己从小人书上读到的。三国故事，实在已经成为四川许多地方的“地方性知识”，“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人，讲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2007年，我和妻子、女儿到成都旅游，经刚刚到成都来过的朋友介绍，住到了武侯祠对面的“梦之旅”旅社。晚上，到武侯祠旁边的“锦里”吃小吃，在武侯祠外的街上散步。我和女儿聊起小时候与祖父、祖母在这里游园的情景，讲到1949年祖父发动起义时武侯祠的特殊作用，讲到我的父亲即她的祖父在这一带的一些经历。夜幕中，我突然感到脚下这片地方对我们这个家庭有着一些不寻常的意义。

武侯祠，是祖父1949年12月9日和邓锡侯、潘文华将军在彭县联名发出起义通电以后，成都之战的首当其冲之地。

12月7日，祖父和邓锡侯将军潜出成都，脱离虎口，赶到有邓部驻军的崇义桥后，即部署部下按起义计划准备行动。当时，武侯祠驻有祖父的部队，祖父指示该部严加戒备，准备战斗。根据祖父的回忆，在准备起义计划部署西康阻击战时，原来给这个部队规定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与中共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大学；可能时抢救被特务拘禁的革命同志；根据情况发展配合友军作战。12月初，随着解放军迫近，成都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有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祖父所部在成都城内的工作人员转移到武侯祠及其附近，在城外继续活动。武侯祠一时成为军事、政治斗争的一个据点。祖父等人通电起义后，这里因在成都郊区首先面临军事压力。聚集在这里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有序撤离了。部队是撤，还是不撤？祖父认为这里是钉在敌人身上的一颗钉子，多守一天，就能够多牵制敌人一天，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就多一天主动，因此指示该部坚守。12月13日，胡宗南部以三倍兵力，附以大炮坦克，向驻武侯祠驻军发动进攻。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阵地被突破，祖父部下守军大部分官兵牺牲。

携游（4）

想到这里，不禁黯然。

武侯祠附近当年有一所建国中学，是祖父出资创办的。1948年底到成都解放这一年多的时间中，父亲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担任该校的校长。我到成都后，曾试图打听到建国中学的旧址，但时间仓促，未能得到结果。

当时代表中共地下党要求父亲出任建国中学校长的，是父亲在华西大学的同学和好友胡立民。我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成都开会时，遵父亲嘱咐曾去看望过他。他比父亲年长，我们称他“胡伯伯”。胡伯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彻底平反。后来，他来北京时到父亲家里住过。胡伯伯于1993年去世。父亲写了一篇小文“送信”，记述了他和胡立民之间的一段交往。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写这篇小文，也是对亡友的一点纪念。”

父亲记述的“送信”，是他在地下党和祖父之间，充当信使的一段往事。对这一段经历，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和胡立民（当时的名字叫胡庚炳）是1946年结识的。他们在一起组织社团（方生社），一起办《西方日报》副刊和《西方夜报》，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了解日益加深。1948年春节后的一天，胡立民郑重地向父亲说，他是共产党员，并提出地下党要与祖父面谈，希望父亲从中联系。父亲立即同意了胡立民的要求。此前，父亲已经估计到他是共产党员，不过彼此没有说透。

回到家中，在祖父吃早餐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父亲向祖父转达了四川地下党的要求。祖父同意谈，并简短地告诉父亲，中共中央已经派人在雅安了，并设有电台联系。此前，父亲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祖父叮嘱父亲，这是高度机密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讲。父亲把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谈的话转达给胡立民，出于保密要求，没有和他讲中共中央派员和设电台的事。后来，四川地下党派胡立民长住雅安，直到祖父起义前他始终以为中共中央派去的王少春是祖父部队中的一个高参。祖父宣布起义后，王少春公开身份，胡立民才知真相。

在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面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四川地下党并未派人来。过了一个多月，胡立民忽然对父亲说，地下党要送一封重要的信给祖父。当时祖父正在雅安，胡立民要求父亲亲自把信送到雅安。父亲找到可靠的车子后，立即动身。（父亲突然去雅安的事，后来父亲和我聊起来的时候，母亲还清楚记得。她说，我当时奇怪，他怎么突然要去雅安，去做什么事情却没有说。）祖父看了父亲面交的信以后说，他们暂时不来了，并把信递给父亲看。父亲至今记得信中内容，信上说：

承允晤面，本应尽快拜谒，因家兄经商外出，一时不能回蓉，只好以后另约时间。请你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目前时机不宜，暂缓晤面，以免播口失风，两均不便也。

携游（5）

信中最后两句，父亲在向我讲述时说，他是记得一字不差的。

回到成都以后，父亲按照四川地下党信中的要求，向胡立民说，祖父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晤面的事以后再说。当然，信中的内容，不便告诉胡。以后，四川地下党没有再通过这条渠道和祖父联系。

地下党的这封信是很有意思的。地下党因某些原因一时不能和祖父面晤的信息，为何不直接告诉负责和祖父联系的胡立民，而要写一封重要的机密信件，让祖父演一出婉拒戏，通过祖父之口 “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呢？内幕情况不得而知，只能猜测，而客观效果，则是：第一，切断原来的联系人和祖父在晤谈方面的联系；第二，在原联系人环节如果“失风”，传出去的是祖父婉拒晤谈的假信息。地下党工作之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这封信的内容，父亲直到1992年回成都旅游时才和胡立民谈起。那时两人都离休，因而有时间去闲谈这些往事，去说当年不便说的细节，讨论当时的存疑。胡立民回忆当时的情形提供的信息是，那时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地下党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当然，两位老人也只能是猜测而已。这封信不知是哪位地下党领导人所写，当时的考虑，只有决策的人才能知道。

在夜幕笼罩的武侯祠外的街道上，望着祠内团团树影，给女儿讲这段故事，她可能感到好玩吧。但在那个严酷政治斗争的年代，这些防范技巧却不知是多少生命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