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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生平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是18世纪美国的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外交家。

他出身寒微，10岁便辍学回家做工，12岁起在印刷所当学徒、帮工。但他刻苦好学，在掌握印刷技术之余，还广泛阅读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自学数学和4门外语，潜心练习写作，所有这一切为他在一生中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自立于当时的社会，他几经周折，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印刷所。由于吃苦耐劳，讲求信誉，注意经营管理，他不仅在印刷界激烈的竞争中站住了脚，并且把业务扩大到邻近几个州以及西印度群岛，成为北美洲印刷出版行业中的佼佼者。

他注意观察自然现象，研究科学问题。他从实践出发，从事科学实验和观察，在电学上解答了“电为何物”的问题，将不同状态下的电称为“正电”和“负电”出版。全书正文65节，其中第1—18节是对黑格尔以前的旧，提出了电学中的“一流论”，在大气电学方面揭示了雷电现象的本质，被誉为“第二个普罗米修斯”。这些电学上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第一流的科学家。他在光学、热学、声学、数学、海洋学、植物学等方面也有研究，并有新式火炉、避雷针、电轮、三轮钟、双焦距眼镜、自动烤肉机、玻璃乐器、高架取书器、新式路灯等一系列发明创造。因而，他以仅读过两年小学的学历，被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圣安德鲁大学等六七所大学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

富兰克林成名以后在北美殖民地的文化传播和社会福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先后组织建立了“共读社”、“美洲哲学学会”、“北美科学促进会”、报社、图书馆、书店、医院、大学、消防队、地方民兵组织等学术、文化、医疗卫生、消防、治安组织和机构；他还改革了北美殖民地的邮政制度，建立起北美殖民地统一的邮政系统。他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成为北美殖民地有影响的人物。

他不仅善于解决自然科学里的专门问题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实际问题，还常常探索许多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他是自然神论者，认为精神依附于物质；他认为社会贫困的原因是劳动者必须养活寄生者；他酷爱自由和平，反对战争，痛恨种族歧视和奴隶制度，主张维护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利益。他是当时最渊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

富兰克林生活的时代正值美国从殖民地向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迈进的重大转折时期，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对独立战争的胜利和美国国家制度的初期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1754年北美各殖民地领导人物出席的奥尔巴尼会议上，他提出著名的“奥尔巴尼联盟”的计划，被会议通过，成为最早将美利坚合众国的大联合这种思想灌输到殖民地人民头脑中去的人。

在宾夕法尼亚，他始终同殖民地人民一道同业主①集团的横行不法作斗争。1757年，他代表州议会赴伦敦向英王请愿，要求业主交纳税款，取得成功；1764年，他第二次赴伦敦，要求英王保护殖民地利益，没有结果。其后，英国政府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镇压，激发了殖民地人民更强烈的反抗斗争。富兰克林的立场彻底转到革命方面——

①宾夕法尼亚原为业主殖民地，是1681年英王查理二世赐与威廉·宾的土地。后来，威廉·宾的两个儿子继承产业。业主在其领有的殖民地享有委派包括州长在内的官吏、否决议会议案、免交捐税等特权。

1775年5月，他回到美洲，立即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他担任宾州治安委员会主席，主持地方军委，并和潘恩共同起草了州宪法；他作为宾州代表出席第二次大陆会议，成为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他担任美国邮政部长，组织战争期间的邮政，成绩显著；在美军作战屡次受挫的情况下，他作为三人委员会成员同华盛顿会商，决定实行北美13州的总动员，使得独立战争得以坚持6年之久。

在英强美弱的局势下，殖民地人民必须争取外援。富兰克林奉大陆会议之命出使法国，争取美法结盟，共同对英作战。在当时复杂而不利于美国的外交环境中，他以美国必胜的信念、坚韧不拔的耐心，巧妙灵活的外交手腕，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缔结了美法同盟盟约，争取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量外援，确保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在战争后期，他参加并一度主持美英议和谈判，签订了有利于美国的英美和平条约，胜利地完成了艰巨的战时外交使命。战后，他成为新生的美国第一任驻法特命全权大使留法工作，直到1885年归国。

回国以后，他连续4年当选宾夕法尼亚州长。在美国宪法会议上，他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为了调解会议代表的意见分歧而提出的议会的两院制，成为美国的基本国家制度之一。

1788年后，他不再担任公职，但仍发表政论文章，以供政府采择，并致力于促进废除奴隶制的活动。

1790年4月17日，富兰克林与世长辞。在他出殡的那一天，为他送葬的人数多达两万，充分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他的痛悼之情。同时，不仅美国国会决定为他服丧一个月，法国国民议会也决议为他哀悼，表明了他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全世界
一、空手闯天下
★踏上人生之旅

“富兰克林”这个姓氏，原是英国十四五世纪非贵族的小土地所有者或自由农阶层的名称。富兰克林家在用此为姓时，就已经生息在英格兰诺桑普敦郡的爱克顿教区了。那以后，这个家族便和所有的英国人一道，经历了英伦三岛社会宗教、政治变革中的风风雨雨。

在宗教改革的年代里，这个家族笃信新教。1553年，天主教徒玛丽女王登基，血腥迫害新教徒，火刑柱遍立于英格兰大地。富兰克林家族不顾家破人亡的危险，坚持反对天主教会制度。他们得到了一部英文《圣经》，便把它打开，用带子绑在一只折凳的凳面底下。每当祈祷的时候，一家之长将折凳翻搁在自己的膝上，向全家人诵读经文，就在带子下面翻动节页。这时，家中的一个孩子守在门口，只要看到教会法庭的官吏走来，便回家报告。于是，折凳被翻转过去放正，《圣经》也就藏在凳面底下了。就这样，一直到查理二世统治的末期，全家人都一致信奉英国国教。那以后，个别的家族成员改信了新教中更为激烈的非国教。

富兰克林家族保有三十英亩的自由领地，另以打铁为副业，由每一代的长子继承。有籍可考的一代长子汤麦斯出生于1598年。继承了富兰克林家在爱克顿的祖宅，也继承了铁匠这一营生。他在晚年将祖业交给长子，自己到了次子那里度过余生。

汤麦斯膝下共有4子，长子也叫汤麦斯。小汤麦斯虽然身为铁匠，但天资聪颖，在本教区的大绅士帕莫先生的鼓励下，努力求学上进，获得了充当书记官的资格，成为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发起过从镇上到郡中的许多公益事业，在教区中受到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赏识和赞助。汤麦斯死于1702年旧历1月6日，他的独生女儿继承了田宅，后来又将产业卖给了一位伊斯德先生。

老汤麦斯的次子约翰是牛津郡班布雷村的一名呢绒染匠，第三和第四个儿子名叫本杰明和约赛亚。本杰明在伦敦学染丝绸，约赛亚则跟约翰当过学徒。四弟兄中，本杰明和约赛业感情特别亲密，他们改宗了非国教，并且终生不变。

约赛亚早年结婚，大约在1682年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飘洋过海，迁居到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城①，以摆脱非国教信徒在英格兰的非法地位。在波士顿，妻子又给他生了4个孩子后去世了。约赛亚又娶了阿拜亚·福格尔为继室，又生了10个子女。阿拜亚·福格尔的父亲彼得·福格尔是新英格兰最早的移民之一，《美洲宗教史》的作者科顿·马太在他的书中说他是“一位虔诚而饱学的英国人”。彼得曾写短诗拥护信仰自由，声援受迫害的新教各派，认为印第安人战争和其他灾祸是上帝对于宗教迫害罪行的惩罚。其中一首曾经付印，流传到他的子孙手中——

①新英格兰是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洲大西洋东岸先后建立的13个殖民地北部地区的总称。它包括现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艾兰、康涅狄格、缅因等六个州。波士顿是麻萨诸塞州的首府。

约赛亚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天资颖悟。来到北美殖民地后，他发现自己的染色业生意清淡，难以维持，家人的生计，便改行制作皂烛出售。除了本行以外，他称得上是多才多艺，即使使用其他行业的工具来也一看便会，还善画能歌。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的傍晚，他常常拿起提琴自拉自唱赞美歌，嘹亮的嗓音伴着悠扬的琴声，十分动听。然而他最大的长处是深明事理和判断果决，因之，尽管他由于店务缠身，未曾任过地方上的公职，家中却常有当地领袖人物登门征询他对于镇上和所属教会事务的见解，一些在个人事务上遭遇困难的人也愿意倾听他的意见和忠告，他还常常被选为争执双方的仲裁人。在家中，他时常邀请几位明智通达的朋友或邻人共谈，有意地就一些有益的话题展开辩论。通过这些，使他的孩子们的智力得到增长，并将注意力转到处世为人之善良、正直上来。波士顿富兰克林家的人，往往不经意餐桌上食物的优劣、滋味好坏，而对公益事务、为人之道备加关注。

1706年1月17日，当约赛亚喜闻妻子为他生下第15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儿子时，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孩子会成为享誉世界、流芳百世的伟人，他只是用他最爱的哥哥的名字，为儿子取名为本杰明，并打算将他当作10个儿子中的“什一税”奉献给教会，因此在小富兰克林8岁时，他送这孩子进了语法学校①读书，而其他的儿子都早早地当了各种行业的学徒——

①相当于我国的普通中学。

②相当我国的中等专科学校。

也许是血管中流着从祖辈继承来的好学上进的血，也许是受了勤谨多思的父母的熏陶，天资聪颖的小富兰克林在学校读书不到一年，便从一年级的中等生跃为全年级之冠，并提前升入二年级。这种情形使约赛亚的朋友们纷纷称赞这个孩子一定会成为好学者。约赛亚的兄长本杰明这时已来到波士顿，也认为弟弟为侄儿选对了路。然而，约赛亚却改变了主意：家庭负担沉重的他不得不考虑到儿子上学的费用高昂，难以供应，况且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到头来仍然是穷困潦倒。他踌躇再三，终于放弃了最初的志向，将儿子转入一所写算学校②就读。在那里，小富兰克林学得一手好字，算术上却进步甚微。到了10岁，小富兰克林便辍学回家，帮助父亲营业，用牛油制作肥皂和蜡烛，干些剪烛心、浇灌烛模、照管店铺、打杂跑街的活计。

小富兰克林不喜欢干这一行，一心渴望去航海。每有闲暇，他便和邻近的孩子们到水里和水边去，很早就学会了游泳和划船。当孩子们一同划小船玩耍时，常常让他指挥，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时更是如此。在别的事情上，他也总是成为孩子中的头儿。然而，这位小首领的稚气有时却将伙伴们带入窘境。在镇上的水磨附近，有一片咸水沼泽，当水大时，孩子们常常站在泽边钩鲦鱼，日子一长，站的地方被踩成了一片烂泥地。富兰克林便向小伙伴们建议，道修筑一个便于站立的坞台。建筑材料么，可以用堆在不远处的石块。但那石块是正用于在泽畔盖一座新房子的，孩子们都知道，但在兴头上，谁都没有理会这一点。等到盖房工人下工离去，孩子们便开始了他们的工程。他们把石块一块块搬过来，有时候要两三个人运一块，干得汗流浃背，却都兴致勃勃，终于搬光了所有的石块，建成了自己的钓鱼台，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第二天一早，工人们发现石块堆不见，大吃一惊，四处寻找的结果，是石块已变成了一座钓鱼台，搬走石块的孩子们也被一个个查了出来。孩子们大都受到了父亲们的责怪。富兰克林向父亲辩解说这是一桩有益的事，父亲却教训他说，不诚实的事是不会有益的。这或许是富兰克林一生中发起、主持过的众多公益事业中的第一项，它以不体面的失败告终，但父亲的教训却使他受益终生。

时光荏苒，转眼间小富兰克林已在父亲的店中工作了两年，但他的职业问题一直烦扰着父亲。本来，富兰克林的一个学习皂烛行业的哥哥结婚成家，离开父亲，移居到罗德艾兰去了，父亲有意让他继承自己的行当。但小富兰克林喜欢航海的志向又使父亲不敢过于专断，唯恐这个儿子不安心于本行而像另一个儿子约赛亚一样，逃到海上去当水手——那件事曾使他大为伤心。于是，两年中，他常带着自己的幼子出去散步，到细木匠、泥瓦匠、镟工、铜匠铺去串门，看他们做活，还打发儿子跟哥哥本杰明的儿子萨穆尔学过一段制刀业。这些经历，使富兰克林对各种零活都能动手做一做，并在家里做一些小小的机械实验。

最后使父亲为幼子择定行业的是儿子读书的嗜好。小富克林自幼喜欢读书，辍学后，他仍抓紧工余时间自学。他把父亲的大部分藏书都读了一遍，并把自己的一点零花钱都花在买书上。他买的第一部书是分做数册的《约翰·班扬集》①，其中的《天路历程》是他最喜欢读的一本书。他又从小贩子那里头来柏顿②的历史文集。他还读过古希腊学者普鲁塔克的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笛福的《计划论》③，科顿·马德④的《为善论》。为了不辜负儿子的读书之志，父亲终于决定让小儿子做一名印刷工匠。富兰克林虽然一直热望着能去航海，但比起制作肥皂蜡烛，他毕竟更喜欢印刷业。因而，在抗拒了一段时间后，富兰克林服从了父亲的安排，到哥哥詹姆士的印刷所当起了学徒工——

①约翰·班扬（1628—1688年），英国散文家，《天路历程》是他的杰作，在英美流传很广。我国有译本。

②柏顿（1577—1640年），英国学者，著作家。

③笛福（1660—1731年），英国小说家，杂志政论家，1698年出版《计划论》。他的《鲁滨逊漂流记》有中译本。

④科顿·马德（1663—1728年），美国著作家，原为英国人。

詹姆士1717年从英国带回一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在波士顿开办了印刷所。他以老板的身份和12岁的弟弟签订了学徒合同，按照合同，小富兰克林学习印刷手艺直到21岁，学徒期间，只得到膳宿和衣服，直到最后一年，才能得到普通工人的最低工资。

当时，在仅有一万二千人口的麻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已有几家印刷所。起初，詹姆士的生意发展缓慢。到1719年，他揽到了印刷《波士顿邮报》的业务，前后一共印了40期。在失去这份业务后，他于1721年8月起，办起了自己的报纸《新英格兰报》，他的印刷所也稳步发展。这时，心灵手巧的小富兰克林已掌握了印刷技术，成了哥哥的得力帮手，同时，他也没有荒疏自己的学习。

从事印刷业的富兰克林认识了几个书店的学徒和藏书爱好者，他常在晚间向人借书，彻夜阅读，第二天一早便送还，并且留心保持书的清洁，从不污损，因此，有书的人都乐于借书给他。他就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期间，他曾尝试过写诗，还在哥哥的怂恿下写了两言诗，一首题为“灯塔的悲剧”，叙述一位名叫华萨雷的船长和他的两个女儿沉船遇难的真实故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讲述的是海盗提奇（又叫黑胡子）就擒的事。詹姆士将这两首诗印了出来，叫弟弟去沿街兜售。结果，“灯塔的悲剧”销路很好。正当小富兰克林沾沾自喜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出来阻止他了。父亲挖苦了儿子的诗句，并告诉儿子说，作诗的人一般都是乞丐。多年以后，富兰克林承认自己那两首诗的格调低下，若真的去写诗，一定会是个“十分拙劣的诗人”。不过，对富兰克林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散文写作也始于这时期，恰恰又大大得益于父亲的指点和鼓励。

那是从富兰克林和约翰·柯林斯的交往开始的。柯林斯是波士顿城内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富兰克林和他交往很密切。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对一些问题进行争论。有一次，两人对于妇女应否接受高深教育和妇女有否从事研究工作能力的问题辩论起来。柯林斯认为妇女天赋低劣，不应受高深教育，也不能胜任研究工作。或许有几分是为了争辩而争辩，富兰克林持相反的观点。到了分手的时候，柯林斯在辩论中占了上风，然而富兰克林认为柯林斯不是靠强有力的论据，而是以善辩、流畅的口才压倒了自己。于是，他便把自己的论点写在纸上，然后寄给柯林斯，以便在没有机会见面的随后几天中继续那场争论。柯林斯也用书面争辩来回答他。如此这般，双方都寄出了三四封信时，富兰克林的父亲无意中看到了儿子的信稿。他对孩子们争论的问题未加评论，只是借机谈起双方文章的体裁来。父亲告诉儿子说，他的正确拼法和标点胜过了对方，但在修辞和条理方面却相形见绌，并以文中几处论证当作实例。富兰克林信服了，决心要努力改进自己的写作。

在此前后，富兰克林买到一本杂志——《旁观者》的第三卷，读了之后，认为其中的文章“写得极好”，便想当作样板来摹仿。他选出其中的几篇，将每句的大意摘要记录下来，搁置几天后，再用自己的话把文章复原出来，然后将它和《旁观者》中的原文作比较，以便发现自己的缺点，加以修正。在此基础上，富兰克林又将这些散文改写成诗，一直到自己忘记了原文的结构时，再来设法将诗中的意思用散文表达出来，然后也和原文作比较，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一步是为了学习如何整理思想，使文章具有条理性。就这样，富兰克林的写作进步了。

富兰克林的自学只能在晚上下班后或早晨上工之前，或是在星期日。为了更多地进行学习，富兰克林尽量减少用在其他活动上的时间。当时，他尽管认为做礼拜是人们应尽的义务，但还是常常设法从父亲的催督下躲避参加，独自一人留在印刷所，在练习写作和读书中自得其乐。在16岁那年，富兰克林偶然读到一个名叫特莱昂的人写的一本宣传素食的书，打算实行素食。当时，詹姆士尚未结婚，他和印刷所的学徒们都在另外一家包饭，富兰克林的素食使得那家人为他们备餐起来很不方便，并因此而受到哥哥的责怪。终于有一天，富兰克林向哥哥提出，把每月伙食费的一半交给他，由他自己来办理伙食，詹姆士马上就同意了。这样，富兰克林每顿饭以一块饼干或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充饥，由此从伙食费中省出钱来买书。而且，每到吃饭的时间，詹姆士和其他人离开印刷所以后，富兰克林草草吃过东西，便可以利用剩下来的时间读书。素食使富兰克林获得了买书的钱和看书的时间，他的学习进度加快了。

就是在当学徒的这段时期里，富兰克林把在写算学校曾两度考试不及格的算术学了一遍，用的是柯克的算术书，又读了赛勒和舍尔梅的关于航海的书，从这些航海的书里，他接触到了几何学知识。他还读了洛克的《人类的悟性》和波尔洛亚尔派的作者们写的《思维的艺术》。富兰克林的学习日渐深入。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里，富兰克林在改进自己文体的同时，注意到了论证方式的改进。一次他偶然在一本英语语法书的后面发现了两篇关于修辞法和逻辑的简短介绍，其中关于逻辑的那篇在结尾时举了一个用苏格拉底对话法进行论辩的实例，他立即发生了兴趣。此后不久，他买了一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加以研读。书中记载的苏格拉底运用对话法进行论辩的实例，吸引了他。从此，富兰克林放弃了自己生硬反驳和武断立论的辩论方式，而效法苏格拉底，用一个谦逊的、对事物抱有怀疑的人的口吻发问。他发现这种方法常常使自己的对手，即令是“很有学识的人”，也不得不让步，直到陷入窘境，而使自己和自己的论点获得往往是不应得的胜利。但几年以后，富兰克林又逐渐放弃了这种辩论术，而只保留了用谦虚的语句表达个人意见的习惯。在那以后，每当提出什么可能引起争论的意见时，富兰克林从不用“一定”、“无疑”等表示肯定语气的字眼，而宁愿用“我猜想”、“我料想”、为了什么理由，“在我看来这件事好像是”等等。后来，在富兰克林漫长的一生中，有许多场合他需要说服他人接受他的意见，而大多都如愿以偿，这恐怕是大大得益于他的论辩技巧上的研究改进。

就这样，仅仅上过两年学的少年富兰克林在早早地当起了学徒去挣自己的面包的同时，以非凡的求知欲和刻苦精神，吸取着文化知识的养分，不自觉地为未来作为科学家、思想家和外交家的生涯架设了最初的牢固的梯级。

★离兄出走

1721年，詹姆士不顾朋友中一些人的反对，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新英格兰报》，富兰克林则把印出来的报纸送到城里各处的订户家中。詹姆士的朋友中有人为报纸写些短文作为消遣，而这些文章使得报纸的声誉提高，销路更广。这些朋友常到印刷所来，在谈话中提到他们的报纸受到居民的欢迎。听到这些，富兰克林不禁砰然心动：何不也在报纸上一试自己的身手呢？

当然，他不能像其他撰稿人那样公开署名，因为哥哥不会允许他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在他眼中，弟弟始终不过是一个学徒，一个孩子。于是，他以一个名叫“赛伦斯·杜古德”①的女子的身份用第一人称给报纸写稿。他给《新英格兰报》的第一篇文稿写于1722年4月2日。在他的笔下，杜古德出生在到新英格兰去的船上，父亲在旅途中丧命。到了新英格兰后，她和母亲住在离城不远的乡下，“我不得不出去当学徒工，因为我不能再靠我贫穷的母亲生活，她也在苦苦地挣扎求生。”她的教师是一位牧师，他让她学习针线活、书写和算术，并“让我随意使用他的藏书，那藏书量虽不大，却是经过精选、适合于启迪理解力并使头脑形成伟大而高尚的思想的。”过了一段日子，那位牧师开始物色一位妻子。在几次向上层社会的女子求婚不成功后，“他选择了他的学生”。这里，富兰克林显然是以他的外祖父当年娶了他的女佣——富兰克林的外祖母——为原型加以虚构的。“由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并待我犹如一位父亲，我不能坚决拒绝他的求婚”。于是，杜古德结了婚，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又成了寡妇，平静地住在乡村——

①原文是SilenceDogood，意为沉默做好事。

按富兰克林的眼光，他杜撰的这位杜古德夫人具有讽喻意味地梦想进入哈佛学院学习。那所学院的门由富裕和贫困把守着。凡是未经富裕推荐的求学者，一概由贫困拒之门外。而在那所殿堂之内，学识高踞在宝座之上，从地面到宝座是难以攀爬的阶梯。大多数的进香者先是满足于同爱德尔尼丝夫人和伊格诺伦丝①夫人两姐妹一道，呆在那宝座脚下，到他们不得不攀登时，又“千方百计求助于已经攀登到他们前面去了的人的帮助。那些人则为了一品脱牛奶或一块果馅饼的代价，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后进者拉到和他们同等的高度上……。每一个木鱼脑袋看起来都因为分享了一份学问而心满意足，尽管他们还和先前一样愚蠢。一旦来到那座殿堂的外面，我觉察到，他们之中，一些经营商业，一些去旅行，有的干这行，有的干那行，有的什么也不干；许多人在那以后由于没有世袭财业而一贫如洗，就像教堂的耗子，因为他们种不了地，也羞于乞讨，靠机智度日又不可能。我暗自思忖，那些傻到极点的父母们看不到他们子女脑瓜的迟钝和不开窍，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钱袋足以将儿女送进知识的殿堂，在那里，由于缺乏所应有的天份，他们学到的难以超出举止漂亮大方、优雅地进入一个房间——而这在一所舞蹈学校就可以学到。在支付了大量的烦恼和费用之后，他们就这样返回来了，还像先前一样是个木头脑瓜，只是多了一些傲慢和自满。”——

①是英文单词idleness和ignorance的译音，意为“懒惰”和“愚昧”。

富兰克林的文章内容正是他自己思想状况的写照。少年时代的富兰克林就曾想过到哈佛学院念书，也曾向往过牧师的职务，但既然当了手艺人，他便将当年的理想付之一笑，自慰并没有失去太多，而且有了一份更好的职业。富兰克林还用他懂得的一点拉丁语，在文章结尾时加上一句拉丁语箴言，给全文增添了几分幽默感。

这些文章全都是用化名写成，也不敢公开投稿。富兰克林用伪装了的笔迹誊写后，在夜间将稿子塞进印刷所的大门。第二天早晨詹姆士开门时发现后，把它拿给自己的朋友看，文章居然得到了大家的赞许。詹姆士和朋友们猜测文章的作者，纷纷举出他们中的佼佼者的姓名。这样的评价使富兰克林在一旁听了喜出望外。对文章加以好评的这些人或许称不上什么专家名士，但正是这些赞许增强了16岁的富兰克林在写作方面的自信心。富兰克林还撰写诗文讽刺当时在新英格兰的诗人中写得最多的挽诗，因为挽诗的作者常常将莫须有的美德和业绩加到死者身上来加以赞美和哀悼，使得挽诗具有一种虚伪的、套话连篇的格式。

这一系列署名杜古德、在挽诗问题上大发议论的作品到1722年6月25日停止发表了，因为从这个月起，富兰克林兄弟及其朋友们不得不全力应付一场严重的事端。

詹姆士的《新英格兰报》自1721年8月7日创刊以来，屡屡刊登代表当地激烈思想的文章向保守势力挑战，已经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为了除掉这个与众不同的新的声音，他们在等候时机。1722年6月，这个机会出现了。6月11日，《新英格兰报》登出一篇虚构的从新港寄出的信，信中说有人看到海盗在那一带海岸出没，“我们从波士顿得到通知说，麻萨诸塞政府正在装备一艘船（“飞马号”）去尾随海盗，由彼得·巴比伦船长带领，人们认为，只要风和天气许可，他将在本月的某个时候出航。”文章刊出后，麻萨诸塞参事会借口这是蔑视当局，下令逮捕了詹姆士，审讯以后将他关押在波士顿的石筑监狱里。一个星期后，詹姆士告诉参事会说他“确实感到衷心地抱歉”。又过了一个月，波伊尔斯顿医生为詹姆士出具证明说，犯人的健康因监禁受到损害，詹姆士获释了。

在哥哥被捕的日子里，富兰克林独自继续出版报纸。他的第8篇署名为杜古德的文章标题是《一篇伦敦杂志的摘要》，文中写出了他的心声，“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智慧这类东西；而没有公众自由这类东西就没有言论自由；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正如由于这权利，他不能损害或控制他人的这一权利……。谁要颠覆一个国家的自由，必先压制言论自由。”他又写道，“一段日子以来，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对一州来说，危害更多的是虚伪地声称忠实于宗教还是公开地亵渎神圣。但最近的一些这种性质的思想使我倾向于认为两者中伪君子更为危险，特别是假如这个人还占据着政府的职位的话。……如果在新英格兰我们有了或像是有了这样的例子，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最好地证明我们对宗教和国家的爱，那就是，把欺骗者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受骗者不再受骗……”富兰克林在支持自己的哥哥。

詹姆士一出狱，他的悔罪的心情也就无影无踪了。《新英格兰报》在舆论界独树一帜的面貌依然故我。1723年1月14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严厉地写道：“有许多人看上去比一般人更信教，但在几件事情中却比那些声称一点也不信教的人恶劣得多。”这一下，参事会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下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或任何其他这类性质的小册子或文件，除非事先经过本省秘书的检查。”

在这种形势下，詹姆士和他的朋友们在印刷所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决定对策。有人提议改变报纸的名称来避开法令的规定，但詹姆士认为变换报名会带来许多麻烦。最后，大家决定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继续办报。为此他们又商定将当初签订的师徒合同还给小富兰克林，并在合同背后注明解除合同规定的一切业务，意在不引起州议会的非难，指责詹姆士仍在通过自己的学徒出版这份报纸。同时，为了保障詹姆士作为老板和师傅的权益，双方另外签订一份新的适用于未到期的师徒关系的合同，这份合同将不予公开。立即，弟兄俩将这些办妥了。这样，《新英格兰报》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继续发行。

然而，几个月过去，富兰克林兄弟俩之间的不和日益表面化，终于达到不能相容的地步。

从富兰克林跟随兄长学艺以来，詹姆士就视弟弟为普通学徒，认为弟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为他服务。小富兰克林则认为两人毕竟是弟兄，詹姆士对待自己应有别于其他学徒，所以常常感到哥哥的某些要求过分地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有时候，两人在父亲面前为此发生争执，小富兰克林一般都能得到父亲的支持。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印刷所冲突起来，詹姆士的脾气急躁，常常对弟弟拳脚相加，伤害了两人的手足之情。富兰克林一直觉得学徒生活令人生厌，渴望能早日结束它。前一年，当富兰克林用化名为报纸写稿的事被发觉后，一向拿他当孩子看待的詹姆士的朋友们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而詹姆士当初虽然也曾赞赏过那些文章，一旦知道它们是弟弟所写并因之受到朋友们的器重，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唯恐弟弟会过分自负，更加不服管教。弟兄俩的隔阂加深了。

哥哥被捕的事件发生后，富兰克林站在哥哥一边，对当局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在他独自主持报务期间，他撰文对当地统治者冷嘲热讽来支持哥哥。但是他希望摆脱学徒地位的心愿没有变。这次詹姆士表面解除与他的师徒关系无疑是一次机会。尽管暗中有另一份合同，但富兰克林料定哥哥在当时的情势下是不敢将它公开的。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富兰克林常常利用旧合同已被作废的事实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更加激怒了詹姆士而以加倍的暴戾对待弟弟。对此，富兰克林在多年以后也承认自己当时利用哥哥的不利处境来摆脱学徒身份是“趁火打劫”，是不公正的，但这种做法源于不满哥哥对自己的苛酷。他说：“我想我哥哥对我的粗暴专横的态度也许是使我在后来的一生中对独断专横的强权怀有强烈反感的原因之一。”

富兰克林终于决心离开哥哥的印刷所。詹姆士为了阻止他这样做，走遍了城里的印刷所，对每一个老板打招呼，使他们全都拒绝雇用富兰克林。在波士顿呆不下去了。富兰克林打听到三百英里之外的纽约有一家印刷所，便打算到那里去做工谋生。然而，公开地离开波士顿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富兰克林提前离开哥哥的印刷所这件事上，他们的父亲是维护詹姆士的权益（那是合同规定的合法权益）的，必然会设法阻止他。要走，只能是秘密行事。

富兰克林和好友柯林斯商量后，柯林斯找到一只纽约州的帆船，告诉那船长说，他的一个朋友想搭他的船去纽约，但因为这个朋友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怀了孕，女孩的亲友逼着他们结婚，所以这个年轻人不能明目张胆地上船离开此地。船长答应让富兰克林悄悄地上他的船。

就这样，17岁的富兰克林怀揣着变卖一部分书籍凑得的一点钱，在1723年9月底10月初秋风送爽的日子里，离家出走了。船行顺风。三天后，他已经在纽约城了。

★年轻的帮工

如果富兰克林仍像几年前那样热爱航海，这时他便得到实现梦想的机会了。但是，现在已自信是一名熟练的技术工人的富兰克林，已经打算靠手艺谋生了。

到了纽约，富兰克林直奔城里的印刷所，找到了那里的老板威廉·布拉福德。布拉福德原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家印刷所老板，数年前，他将在费城的店铺留给儿子经营，自己迁到了纽约。在听说了富兰克林的来意后，老布拉福德说他那里的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用，所以他不能雇用富兰克林，但是他在费拉德尔菲亚（以下简称费城）的儿子刚刚失去了得力帮手，如果富兰克林到费城去，小布拉福德可能会雇用他。布拉福德的话使富兰克林在失望之余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刚到纽约的年轻人又踏上了旅途，要到距纽约100英里的费城去。

富兰克林搭船经过阿姆波伊时，他将箱子和铺盖留在那里交由海路托运，以便减轻陆路跋涉时的重负。帆船继续前行。在横渡海湾时，狂风骤起，撕碎了破烂的船帆，并把无法定向的船吹往相反方向的长岛。在此途中，船上的一个乘客，是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人，在船的颠簸中落水，当他即将沉没的时候，富兰克林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其他乘客也一起动手，把他救了上来。富兰克林在帮这人弄干他随身放在衣袋中的一本书时，发现那是一本自己喜爱的作者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荷兰文译本，而印刷装帧比他读到过的原文版本更为精致。从那以后，富兰克林注意到这部书曾被译为欧洲的多种文字，由此可知它的读者之广。约翰·班扬的写作方法给富兰克林印象最深的是把叙述和对话混合在一起。富兰克林认为，这样写作可以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亲自参加书中有关问题的讨论，对读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富兰克林后来也曾用这种方法写作，或许最早给他影响的就是班扬的作品。

航船渐渐接近了长岛，船上的人向岸上眺望，发现他们无法靠岸，因为那里的海滩上浪潮汹涌，礁石丛立。船老板下了锚，船身向着海岸摇摆晃动。对岸有些人向着船上的人呼喊，船上的乘客和水手也一边高声呼叫，一边做着手势，希望岸上的人用船来接他们登陆，但是风大浪高，谁也听不清对方的话，也许是岸上的人认为乘小船下海接人无法办到，不一会儿，他们就离开了。富兰克林一行人除了等待风势减弱，别无办法。天黑了，大家只得和那个衣服还湿着的荷兰人一道挤在狭小的船舱里睡觉，尽管难以入睡，因为浪花打在船头上，水漏进舱里，不多时，大家的衣服全都湿透了。

第二天，海风渐小，他们摆渡到了阿姆波伊。至此，富兰克林已和旅伴们在水上度过了30个小时，既无食物，也无饮水，全船人只有一瓶混浊的甜酒。那天夜里，富兰克林发起高烧，身边既没有亲友照料，又没有钱财求医治病。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富兰克林按照不知什么时候在哪里读到过的一则偏方，喝下大量的凉水。出了大半夜的汗以后，第二天早上，富兰克林的高热果然退去。他不愿再耽搁，便上路了。

这一天上午，富兰克林过了渡，冒着大雨徒步走向50英里以外的伯林顿，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搭乘去费城。到了中午，浑身湿透、疲惫不堪的富兰克林在一家小客店住了下来，由于外表狼狈不堪，甚至被人们怀疑是私自外逃的佣仆。第二天，富兰克林已经赶到了距伯林顿8到10英里的地方，当晚在一家客店住下。这家客店的主人是布朗医生，他在和富兰克林攀谈时，言及欧洲许多国家的主要城镇，见识很广，却不大信教。富兰克林猜他曾是一位游方郎中。他见富兰克林读过一些书，便待他十分友好和气。自此，两人的交往一直不断，直到布朗医生离开人世。

第二天是星期六，富兰克林赶到了柏林顿，但开往费城的定期航船已在他到达前不久启程离港，下一班去费城的船要到下星期二才有。心情沮丧的富兰克林回到城里，找到刚才去码头路过时曾向她买过姜饼的老妇，向她讨教自己该怎么办。那老妇人请他就住在自己家里，等候班船。富兰克林连日赶路，十分疲乏，便接受了老妇人的邀请，打算留住下来。老妇人招待富兰克林吃了一顿牛肉饭，富兰克林则拿出一壶啤酒给那妇人作为答谢。吃过饭，富兰克林信步走出屋去，来到河边，和一条新到航船上的人搭讪，却打听出这条船是到费城去的，当下便上了船，马上，船启航了。

当晚无风，船上的人划船前进直到午夜，然后登岸燃起火堆，围坐着取暖过夜，清晨才又开船。第二天，也就是星期日上午八九点钟，船在费城的市场街码头靠了岸。

这时的富兰克林因为没带行李，身上还一直穿着那套工作服，而且肮脏褴褛，衣袋里鼓鼓地塞着衬衣和袜子，样子十分寒伧。他的全部现金只有一元荷兰币和一先令左右的铜币。他不顾船家的拒绝——因为富兰克林曾帮助水手划船——用铜币付了船钱，然后向市场走去。又累又饿的富兰克林这时满心渴望的就是食物和宿处。靠着街上孩子的指点，富兰克林来到城中第二街的一家面包铺，向店家买三个便士的面包卷。出乎富兰克林的意料，他拿到了三个鼓鼓的大面包卷。原来，费城的物价比波士顿低。富兰克林两臂各夹一个面包，手里拿着第三个，一路边走边吃，一直走到了第四街。经过一家人家的屋宅时，一位姑娘碰巧站在门口，看到了富兰克林一边走一边狼吞虎咽的样子。富兰克林也瞥见了她的目光，一时间感到十分难堪，便折转身向另一方向走去，一边仍在吃着面包卷。他一路经过板栗街和胡桃街的一段，再转了一个弯，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他搭乘来此的那只船还在码头，一个同船来的妇女带着孩子还在船上，等待开船继续赶路。富兰克林把剩下的两个面包卷给了他们，便离开了码头，向街上走去。

这时，街上有许多衣饰整洁的人向同一个方向走去，富兰克林走进他们当中，被带入了市场附近一所教友会信徒的大会堂，又跟着大家坐了下来。他四下里看了看，还没等到有什么人说话，便己沉沉地睡去，直到有人好意地叫醒他，才知道散会了。至此，富兰克林在吃过了他在费城的第一顿饭后，又睡了在费城的第一觉。

他离开了那会堂，一路上注视着人们的脸，然后向一位面色和善的年轻的教友会信徒打听外地人可以住宿的旅店，从而被指引到了水街的“曲棒”旅店住下了。在这里，他不顾店里人对他猜疑的目光和询问，兀自饱餐了中餐和晚餐，酣睡了一个下午和一夜。第二天清晨，重又精神抖擞的富兰克林尽可能将自己收拾齐整，前往安德鲁·布拉福德的印刷所。

令富兰克林诧异的是他在印刷所同时见到了布拉福德父子两人。原来，彼得·布拉福德从纽约骑马先到了费城。父子俩招待富兰克林吃过早餐，然后告诉他说，印刷所最近刚添了一个工人，因此不需要人手，但城里的一家新开的印刷所或许可以雇用他。即使那家印刷所不要人，富兰克林也可以暂住在这里，干些零活，直到他找到工作。听到这里，富兰克林有些踏实了的心又悬了起来。

待到老布拉福德带他到新开的印刷所和老板凯梅尔面谈后，富兰克林的心才放了下来。凯梅尔答应不久便可以雇用富兰克林。几天之后，凯梅尔果然要富兰克林到他店里干印刷工作，不久又让富兰克林从布拉福德那里搬出来，住到他那里去。

观察了这两家印刷所和两位老板以后，富兰克林发现凯梅尔的设备破旧，两人中，布拉福德干印刷是半路出家，而且文化水平很低，凯梅尔有些学识，有时还写点诗，尽管写得不好，但只能排字，不懂印刷。为这样的老板干活，富兰克林对自己的技艺充满信心。

至于住宿之处，似乎巧得有些戏剧性。凯梅尔自己有所住宅，但里面没有家具，还空着。为了安置富兰克林，他便在自己的房东里德先生家里为新帮工联系好了寄宿。待到富兰克林搬来时，却发现这就是他在初到费城那天啃着面包经过的那家屋宅，那天站在门口看到了他的狼狈模样的姑娘是房东的女儿里德小姐。当然，富兰克林的行李已经到了，他的仪表早已是今非昔比，无须担心在小姐面前不够体面。他这时还无从知晓，这位里德小姐就是他未来的终身伴侣。

就这样，富兰克林在费城安下了身，白天做工，晚上和城里新结识的喜爱读书的青年们一同度过。由于勤俭，他还攒了一点钱，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对于波士顿的亲友们，他严守自己行踪的秘密，只给柯林斯一个人写信，而柯林斯也注意为他保密。可是，富兰克林的第一个自由的冬天刚刚过去，一件偶然的事情打破了他和家人隔绝的状态，令他不久后便重返故乡波士顿。

事情要追溯到富兰克林一位姐夫的来信。这位姐夫名叫罗伯特·霍尔莫斯，是一只往返于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的商船的船主，他在费城以南的纽卡斯尔听到了富兰克林的消息，便写信到费城，信中提到波士顿亲友们对富兰克林突然出走的忧虑和对他的思念之情，并向富兰克林保证，只要回到波士顿，一切都可以按照他的愿望安排。富兰克林回了信，除了感激姐夫的善意劝告，还详尽地陈述了离开波士顿的理由，以使姐夫理解，他只身出走绝非任性胡为。

这以后的一天，富兰克林正同凯梅尔一道在窗前工作，忽然看到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从街对面向印刷所走来，其中的一位是费城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吉斯。凯梅尔以为是前来访他的客人，便立刻跑下楼去迎接。不料客人声言要拜访年轻的富兰克林先生。不一会儿，州长和同来的弗兰奇上校（富兰克林后来知道他是纽卡斯尔的弗兰奇上校）已走上楼来。州长彬彬有礼地向富兰克林问候，并邀请富兰克林同去酒馆叙谈。年轻的富兰克林答应了，随他们走了出去。凯梅尔则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看着这一切，惊得目瞪口呆。

富兰克林一直到4月份回到波士顿，才听到姐夫霍尔莫斯的解释。原来，当富兰克林的回信寄达纽卡斯尔的霍尔莫斯时，霍尔莫斯碰巧正跟吉斯州长在一起，读了信以后，便向州长谈起自己的这位内弟，并把信给他看，吉斯看了富兰克林的信，向霍尔莫斯说，写信的人看来是个有远大志向又才华横溢的青年，应当给以帮助和鼓励。接着，他告诉霍尔莫斯说，费城的印刷所印刷质量低劣，只要富兰克林有志在那里开业，前途不可限量。他表示愿意帮助招揽公文印刷生意，还可以在其他方面给以照顾。因此，吉斯回到费城以后，便亲自来同富兰克林谈此事。

富兰克林和吉斯州长、弗兰奇上校一同走进了第三街拐角的酒馆，一面喝酒，一面谈话。州长劝富兰克林自己开业，他和弗兰奇上校两人都向富兰克林保证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招揽军、政两方面的公家生意。富兰克林考虑了一番，说父亲不一定愿意出资帮助他独立开业，州长马上表示准备写一封信让富兰克林带给父亲，相信可以说服他。当下三人商定，富兰克林乘下一班船回波士顿，而富兰克林开业之事暂不宣布。这以后，富兰克林照常在凯梅尔的印刷所工作，只是经常被州长邀请吃饭，亲切友好地交谈。

1724年4月底，开往波士顿的船将要启航。富兰克林以访友为辞，向凯梅尔告了假，带着州长写的一封厚厚的信，登船返回离别了半年之久的故里。

两个多星期后，富兰克林平安抵达波士顿。这时，富兰克林在波士顿的亲人还没有从霍尔莫斯那里听说他的消息，因此，当他意外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全家人都喜出望外，父母兄弟姐妹都忙着问候他、款待他，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哥哥詹姆士。

父亲看了吉斯州长的信，颇感意外，一连几天闭口不谈这件事，直到女婿霍尔莫斯船长回到了波士顿，才把那封信拿给他看，并向他打听吉斯州长其人。霍尔莫斯极力在岳父面前支持州长的看法，指出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但父亲认为吉斯州长对这事的考虑欠周到，才力图让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去开业。因此，他在给吉斯州长的回信中感谢州长对儿子的赞赏和栽培，但措辞委婉地表示他不能资助儿子开业，原因是儿子年纪太轻，不堪信赖去经营管理这样需要大笔资金才能开办的企业。对儿子，约赛亚不乏鼓励之辞。他看到儿子得以从当地有声望的人那里得到这样一封满是溢美之辞的信，得以在短时间里靠自己的勤谨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中安下身来，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等候父亲作决定的日子里，富兰克林去看望了哥哥詹姆士，詹姆士冷淡地接待了他，印刷所的工人们却很热情，七嘴八舌地打听费城的各种事情和富兰克林在那里的生活。那天，富兰克林穿了一身考究时髦的新西装。挂着一块表，衣袋里装有价值5英镑的银币。当工人们问到费城用什么样的钱时，他就拿出一把银币给他们看，并让他们看自己的表，还送了一块钱给他们买酒。不幸的是，这些无心的举动都被詹姆士看作是在他的工人面前侮辱他。自始至终，詹姆士都在冷眼旁观。

在那几天里，富兰克林还看望了孩提时代的朋友柯林斯。柯林斯听了富兰克林对新去的地方的描述，决定也要上那里去，并且辞去了在邮局的差事，先从陆路往罗德艾兰去了，而把他的数量不少的书籍留待富兰克林把它们和自己的书一道运送到纽约去。两人约定在纽约碰头，再同去费城。

由于詹姆士拒绝和解，父亲便允许富兰克林仍回费城。临行前，他告诫儿子，在费城应尊重当地人士，切忌妄发议论——他显然认为儿子性喜如此，只要辛勤劳动并节俭，到三年之后成年时，自己就有可能攒足资金去开业。到那时，倘若积蓄接近所需数目而不够，他会帮忙凑足。于是，富兰克林又踏上了7个月前的离家之路，不同的是这一次获得了家人的允准和祝福。

途中，富兰克林借帆船停靠罗德艾兰的新港之便，探望了在那里安家的哥哥约翰，受到这位哥哥的亲切接待，也接受了一项委托。约翰的一位朋友弗农在宾夕法尼亚有一个债务人欠他约35镑，他托富兰克林代收这笔债款，并代为保管，在接到他的通知后将款项邮寄给他，为此，他给了富兰克林一张汇票。当时慨然应允的富兰克林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给自己带来不少思想负担。

在这次航程中，还有这样一段插曲。在从新港登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同行的年轻女郎，还有一位身为教友会信徒的通达却严肃的夫人和她的仆人。富兰克林对那位夫人殷勤有礼，不时帮她做些小事，使那位夫人对他有了好感，而对两个女郎则从交谈愉快而关系日见亲密。那夫人把富兰克林叫到一边，指出这是两个坏女人，并举出年轻人未曾注意到的若干事实。听了她的话，对女人知之甚少的富兰克林才似乎领悟到一些什么，他向那夫人道了谢，在和女郎的交往中变得谨慎起来。船到纽约，女郎告诉富兰克林她们的宿处，邀他前去探访。富兰克林记起那夫人的话，没有去。后来，船主发现船上失窃，才知道那两个年轻女人是妓女，他领取了许可证搜查了她们的住宅，果然找到了赃物。这件事，对涉世不深的富兰克林来说，不啻上了人生的一课。他后来写道：“在途中，我们躲过了一块擦过我们船边的海底大礁石，但是我想这次避开这两个女人，对我来说更重要。”

富兰克林这一趟乘船，带着自己和柯林斯的书籍，引起了船长的注意。因为在当时，拥有这么多书的人是不多的，况且书的主人又如此年轻。船到纽约以后，纽约州的州长伯内特听到船长提起他的乘客中有一个年轻人带了一大堆书，便要船长把这青年带去见他。富兰克林去了，受到这位州长的热情接待。富兰克林参观了州长的藏书室，两人又一同谈论一些书籍和作家。如此年轻、社会地位如此低下，却以写作才能和拥有书籍为媒介，结识了两位当时的上流社会中人，富兰克林感到十分快慰。

从纽约，富兰克林和柯林斯同行回到了费城。他把父亲的信给州长看了，州长却认为老富兰克林太过谨慎，并说：“既然他不愿帮你开业，我来帮你。你把必需从英国购买的东西列一张单子，我去订购。等你有能力时再还给我，我坚决要让这里有一家好印刷所，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成功。”富兰克林被吉斯话中的诚意所打动，便列出了一家小型印刷所所需的设备和物品，价值100英镑左右。吉斯过目以后，又提出由富兰克林自己去英国选购，不仅可以检查各种设备的质量，而且可以借机认识一些书商，为日后出售书籍文具建立某种联系。富兰克林同意他的看法，吉斯便说：“那么，你准备一下，搭‘安尼斯号’去。”“安尼斯号”是那时唯一往返于伦敦和费城之间的船，一年只有一趟。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离安尼斯号启程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富兰克林继续在凯梅尔的印刷所做工，对将去英国之事缄口不谈。

在此期间，富兰克林和柯林斯的关系却日益恶化，终至彻底破裂。柯林斯可以说是富兰克林的总角之交，自幼读同样的书，有着同样的话题。由于生活环境较好，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更多，特别是数学方面的学习远远地超过了富兰克林。他的知识修养在波士顿受到一些牧师和绅士的器重，被看作是前程大有希望的青年。然而就在富兰克林离开波士顿的几个月中，他却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从滴酒不沾变成了嗜酒如命。就在这次到费城来的途中，在纽约，几乎每天酗酒，行止乖戾。假如不是这样，富兰克林便会带他一道去拜访伯内特州长了。更为糟糕的是他还赌博，由于输了钱，他赴费城的旅费和在费城的生活费连同在纽约期间的房租，全部由富兰克林替他承担，为此，富兰克林不得不动用了在去费城途中收到的弗农的债款。到了费城以后，他的求职由于雇方看出他贪杯好酒而屡遭挫折，只能靠向富兰克林借钱度日——他知道富兰克林手中有弗农那笔钱。富兰克林却因担心万一弗农来信要钱他将无言以对而忐忑不安。富兰克林认为自己动用他人委托保管的钱财是他“一生中早期的一个重大错误”，承认它反映出自己正如父亲所评价的，太年轻，不能胜任经营企业的重任。

由于柯林斯经常喝酒后乱发脾气，两人有时候发生冲突。一次，他们和另几个年轻人在特拉华河上划船游玩，轮到柯林斯划时，他却拒绝了，说：“我要别人划我回去”，富兰克林看不惯，不顾他人的劝说，坚决不肯划。柯林斯却以要将富兰克林扔入河中相威胁，一定要他划，说着向富兰克林走过来，富兰克林见此，便抓住他的腿，将他头朝下掼入水中。因为知道柯林斯水性好，大家故意把船划开，不让他上船，直到见柯林斯确实疲乏了，才拉他上船。那以后，两人经常争吵不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柯林斯得到一份做家庭教师的工作，雇主在西印度巴巴多斯群岛。两个朋友终于分手了。临别前，柯林斯答应拿到工钱便寄给富兰克林还债，可是他这一去便再无音讯。

幸而除了感受友谊破裂的痛苦，富兰克林还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在这段日子里，他和房东里德先生的女儿黛博勒恋爱了，并且谈到婚嫁，但却遭到里德太太的反对。里德太太一则认为他们都很年轻，刚过了18岁，二则知道富兰克林即将去英国办事，因而提出，如果要结婚，必须等到富兰克林从海外归来、自己开业之时。这是当时一般有女儿的家庭择婿的条件：自己有了企业才有了安家立业之本。

这时的富兰克林又有了新的朋友——几位好学的青年，交往最多的有查理·奥斯本、约瑟夫·沃森，都在城里一个有名的公证人查理·布罗克顿那里当书记员，詹姆斯·拉尔夫则是商店店员。每当星期日，他们4人常常兴致勃勃地到斯古基尔河畔的森林里散步。那时，他们轮流朗读作品，然后再一块议论所读的作品。

有一次，他们中有人提议，在下次会面时每人拿出一篇自己写的诗来，相互切磋和改进。大家同意了，并决定将诗的题目定为改写赞美诗第十八篇，那是一首描述上帝降临的诗。会期临近时，雄辩多才、风度优雅的拉尔夫拿着写成的诗稿来看富兰克林。拉尔夫听到富兰克林对自己的诗大加赞赏，便请求富兰克林把它当作自己的诗交出去，因为他认为奥斯本出于妒忌，一定会对他拉尔夫的诗不公正地大加批评，而奥斯本平素却不怎么妒忌富兰克林。他想知道，如果奥斯本把这首诗当作富兰克林的作品，会作何等评价。富兰克林答应了。他知道正直、坦率的奥斯本性好批评，有时不免有些过分。

到了4人会面的那一天，沃森和奥斯本的诗念过以后，大家作了些评价，指出了诗歌的优缺点后，轮到富兰克林了。他假意推诿了一番后便将誊过的诗稿读了一遍，马上得到大家的赞扬。沃森和奥斯本自愧不如，只有拉尔夫提出了一点批评，还立即遭到奥斯本的反对。直到4个人分手，奥斯本和拉尔夫同路回去时，他还在大谈特谈富兰克林的诗之有力、热情，与他平时谈话判若两人云云。直到下一次会面，拉尔夫才把真相和盘托出，于是，好一阵子奥斯本成了大家的取笑对象。

他们4人共享的友谊和欢乐历时并不长久。几年后，沃森死在富兰克林的怀抱里，给朋友留下了悲痛。奥斯本到西印度群岛后成为有名的律师，赚了钱，但也在年轻时候死去。只有拉尔夫伴同富兰克林去了英国，在那里别有一番经历。

日子一天天过去，船期渐渐临近了。

★伦敦十九月

开往伦敦的船几经延期，终究快要启航了，富兰克林伦敦之行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就是吉斯州长的信一直未能取到。这些信是托富兰克林带给吉斯在英国的朋友的，只有靠这些信件的介绍和推荐，年轻的富兰克林才有能从银行取到款项去完成此次远行的使命。

州长指定领取信件的日期一次又一次地后延，直到开船前夕富兰克林最后一次去取信并辞行时，州长秘书鲍尔德博士出来见他，说州长正忙于写信，在开船之前他会到纽卡斯尔去把信件交给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放心而去。

富兰克林回到住所，和黛博勒好一番山盟海誓，依依惜别，又辞别了朋友们，便和拉尔夫一同登船离开了费城。不久，船在纽卡斯尔停靠了。吉斯先生果然在城里，然而公务缠身，无暇接见，仍是秘书出来，传达了他的措辞谦恭的口信，并说将把信送到船上去。富兰克林见此，不由得有些困惑，也只得回到船上，一心等信。

船上的正舱（头二等舱）已经包给了几位先生，富兰克林和拉尔夫只能乘坐三等舱了（下舱）。启碇前，弗兰奇上校到船上来了，他在向富兰克林招呼、问候时的恭敬态度使得正舱里的乘客对这两个青年刮目相看。碰巧正舱里的乘客、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父子因汉密尔顿先生突然被重金聘用，下船回费城去了，正舱里的绅士们便邀请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搬进了正舱。

弗兰奇上校下船去了。富兰克林料想他已经把州长的信函送到船上了，便向船长要那些委托他面交的信，船长答应到达英国前让他去拿出来。但是，在船已驶入英吉利海峡，航程即将结束时，富兰克林从信袋中翻寻，却找不到一封托他面交的信。他拣出六七封信，从笔迹看有可能是与他有关的信，因为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的巴斯克特，另几封是写给文具商人的。

1724年12月24日，富兰克林一行到达了伦敦，他先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一个文具商，把信交给了他。文具商拆信看过，却愤愤地说道：“哼！这是列德斯顿写来的，近来我发现他完全是个骗子，我已和他没有来往，我也不收他的信。”

说着，他把信退给了富兰克林。

得知此信并非吉斯所写，富兰克林惶惑了。他找到在船上同舱、也是新结识的年长的朋友托马斯·德纳姆先生，把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了他。德纳姆听完后，断定吉斯州长根本没有替富兰克林写什么信，而且他在伦敦也没有信用可言，根本无法向人作任何推荐和担保。至于那封列德斯顿的信，他们从它的内容中看出有一个陷害汉密尔顿先生的阴谋，吉斯和列德斯顿都牵涉其中，便决定要让汉密尔顿先生知道这件事。随后也来到伦敦的汉密尔顿先生以富兰克林通知他此事为契机，成了富兰克林的朋友。对于吉斯州长，尽管富兰克林后来仍承认他在任期间政绩卓著，不失为一位好州长，但对于他不负责任地欺骗一个毫无人生经验的大孩子，一直感到十分愤慨。

为了维持生活和积攒回费城的旅费，富兰克林听从了德纳姆先生的劝告，很快便在巴托罗缪巷的一家著名印刷所找到了工作，印刷所的老板叫塞缪尔·帕尔默。在印刷所，富兰克林被派为吴莱斯顿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字。在排字过程中，他发现吴莱斯顿的有些理论的论证并不充分，便写了一篇短短的哲学论文《自由与贫困、快乐与痛苦论》来批评那些理论。这使得老板帕尔默看出他是有才能的人而器重他，尽管不同意论文的内容。富兰克林将自己写的文章印了100份，散给了一些朋友，把其余的付之一炬，因为“感到它可能有不良倾向”。可是有一份偶然地落入了外科医生莱恩斯手中，因之两人相识了。莱恩斯写过一本《人类判断的不谬性》。他介绍富兰克林认识了《蜜蜂的寓言》的作者伯纳德·曼德维尔和彭伯顿博士。从此富兰克林开始和英国的知识界人士交往。彭伯顿还曾答应找机会带他去见伊萨克·牛顿爵士，但一直没能做到。

富兰克林还和汉斯·斯隆爵士——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长，牛顿去世后又继任学会会长——做过一笔小小的交易：斯隆爵士知道他有一个火绒布（这种材料须用火洗涤）做的钱包后，便去拜访他，邀他参观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广场家中的珍藏，并买下了他的钱包。富兰克林1725年6月2日告诉斯隆爵士关于他手中的几件古董的信，成为他留下的信件中最早的一封。

在此期间，富兰克林结交了小不列颠住处隔壁的书商，并达成协议：富兰克林出一笔不大的费用，便可借阅书商的任何书籍。富兰克林用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那书商所拥有的大量旧书。

在到了伦敦以后，富兰克林才知道拉尔夫是由于对妻子的亲戚不满，才把妻子留给他们，自己离开，而不是像猜想的那样，是为了到英国建立通信联系，寻找代销货物以抽取佣金。到了伦敦以后，拉尔夫决定留下，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和富兰克林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颠，每周租金三先令六便士。拉尔夫的钱全部用来买了船票，这时已是囊中如洗，他在伦敦的亲戚也无力帮助他。在富兰克林找到工作之前，两人只能靠富兰克林从美洲带出来的15个皮斯特尔①过活。初到伦敦这个欧洲大都会的两个年轻人还不时同去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一道花光了那15个皮斯特尔和富兰克林找到工作后的很大一部分工资。拉尔夫似乎已完全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抛在脑后。富兰克林也淡忘了和黛博勒的海誓山盟。到了伦敦以后，他只给黛博勒写过一封信，信中说自己短时间内恐怕回不去。事实上是富兰克林由于有其他开支，一直攒不足返回美洲的旅费。后来，富兰克林称自己的负心是他“一生中另一重大错误”，“假如我能重度旧日生活，我愿改正这一错误”。富兰克林的传记作者卡尔·冯·波伦还揣测，富兰克林和下流女人交往，正是始于这一时期——

①西班牙货币名称。

不久，拉尔夫和寄宿在同一所房子里的年轻女帽商同居了。但由于他没有工作，女帽商的收入又不足以维持他们和她孩子的生活，拉尔夫便离开伦敦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因为恐怕在将来发迹时人们会知道他干过如此卑微的职业，便冒用了富兰克林的姓（为了表示尊敬富兰克林）。在乡村教书的拉尔夫不断奇来诗稿，要富兰克林批评指正。富兰克林一面力劝他不要在写诗方面求发展，一面遵照拉尔夫来信中的要求，照顾他的女朋友，不时地应她请求，借钱给她应急。在这些交往中，富兰克林发现这位夫人受过很好的教育，聪慧活泼、谈吐风趣，不觉对她产生了好感，并有所非礼，但遭到拒绝。那夫人并将此告诉了拉尔夫。这使两位朋友就此绝交。富兰克林自知错误在自己方面，但失去了拉尔夫的友谊，尽管意味着拉尔夫把欠他的债款（多达27英镑）一笔勾销，却仍在经济上少了一个负担。富兰克林开始打算积攒一些钱了。

1725年晚些时候，为了得到更好的职位，富兰克林离开了帕尔默的印刷所，在一家规模更大的印刷所——林肯协会广场的瓦茨印刷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一名印刷工。进入这家印刷所后，富兰克林成为唯一不喝酒的工人，其余的约50名工人全都嗜好啤酒如命。一个啤酒店的学徒经常来到印刷所为工人们送酒。有的工人每天早餐前喝一品脱啤酒，早餐时喝一品脱，早餐和午餐之间一品脱，午餐时一品脱，下午6点左右一品脱，下班后还要喝一品脱，据说是喝浓啤酒可以使人有力气。然而，被称为“喝水的美洲人”的富兰克林可以双手各提一版铅字上下楼梯，而这些嗜洒者却需要两只手捧一版铅字。由于不喝酒，富兰克林每周可以节省四五先令。几周后，富兰克林被调到排字间去了。由于那里的工人要他交一笔他在印刷间已经交过的“酒费”——实际上是一种进入工人团伙的会费，富兰克林和他们僵持了两三个星期。最后由于工人们常对他作恶作剧，富兰克林妥协了，并总结了一条小小的经验，即“跟那些经常同你相伴的人交恶是愚蠢的”。除此之外，富兰克林由于经常被请求替嗜酒者垫付酒钱、到发薪日才能收回——有时一周多达30先令，还由于公认是一个高明的幽默讽刺家，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同时，他从不缺勤，受到老板的另眼相看。在排字间工作期间，他由于排字异常迅速，总是被派完成急件，而这类工作的报酬一般比较高，他的生活大大改善了。

在改变了工作地点后，富兰克林从距离太远的小不列颠街住处搬到了公爵街天主教堂对面的一个人家，因家中只有一个寡妇和她的女儿，一个女佣人，为使家里有一个男人住着可以得到些保护，房主只按他原来的房租标准向他收取每周3先令6便士。后来因富兰克林打听到更便宜的住所时，房租又被减为每周1先令6便士，这在伦敦是再低没有的价格了。由于富兰克林平素早睡早起，安分守己，而房东太太因旧日的社会交往知道许多上层社会的遗闻轶事，谈吐十分风趣，使得富兰克林十分留恋他们晚餐后的闲聊，主客之间相处十分融洽。

富兰克林在瓦茨的印刷所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一个叫威格特的工人。威格特有有钱的亲戚，懂一些拉丁文，会说法语，喜爱读书，在文化修养方面在工人中可谓鹤立鸡群。在他们的交往中，富兰克林教会了他和他的一个朋友游泳（当时正值1726年春夏之交），他的娴熟的游泳技巧博得了他以及他的亲友们的赞叹和羡慕，加上在学习上两人对同样的问题感兴趣，友情逐渐加深。最后，威格特向富兰克林提议一同去欧洲旅行，靠在各地印刷所打工维持生活，得到富兰克林的赞同。阻止了这一计划实施的是富兰克林的忘年之交德纳姆先生。

在伦敦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富兰克林和这位在船上认识的朋友的联系未曾中断。富兰克林对德纳姆十分尊敬，特别是对他过去的一段经历印象十分深刻。原来，德纳姆曾在布列斯托尔经商亏了本，欠了许多人的债，但受到债主的宽宥。他在到美洲做生意挣得大笔钱财后回到了英国（即和富兰克林同船返回），设宴款待他旧日的债主们以感谢他们当年的善意。客人们也别无他图。但是一道菜用过，他们发现各自的盘子下放着一张支票，上面的款额正是当年德纳姆未能偿还的债款，还加上了利息。这位先生的如此为人深受富兰克林的敬仰，他的意见也得到富兰克林的尊重。德纳姆先生听了威格特的计划后，大不以为然，劝富兰克林仍应作准备回到费城去。然后他告诉富兰克林他自己不久将回到费城，准备在那里开设一家商号，目前正在采购货物。最后他提出愿意雇用富兰克林为店员，替他管帐、簿记、守店，并允诺将来要提拔富兰克林，使他发财致富。眼下的年薪为50镑宾夕法尼亚币。富兰克林看中了跟着德纳姆先生干的前途，宁愿目前的报酬少于排字工人。他同意了，而且满心以为永远地离开了印刷行业。

富兰克林辞去了在印刷所的工作，日日伴随德纳姆先生忙于做到北美开店的各种准备工作。到了离开英国前的最后几天，威廉·温达姆爵士派人把富兰克林请去。他是听说了富兰克林的游泳技艺并在短时间内教会了威格特而特意请富兰克林教他两个儿子游泳的，并愿出重金作为酬谢。但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不在伦敦，离开英国的行期又近在眼前，富兰克林婉言谢绝了。富兰克林注定要和威廉·温达姆爵士的一个儿子打交道，可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1726年7月23日，富兰克林随德纳姆从伯克郡的格雷夫森德上船，向北美洲扬帆而去。富兰克林用以支付船钱的是德纳姆预付的10英镑工钱。

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海上旅途中，富兰克林参观了怀特岛的新港——英王查理一世的囚禁地；在该岛的雅茅斯和同船乘客经历了在沼泽地过夜之险；观看了大西洋上无数的景物。但富兰克林脑子里考虑得最多的是反思过去和展望未来。第二次航行在伦敦—费城航线上的青年富兰克林同一年半以前初次远航时已有了显著的变化。异乡的生活给了他收获，也留给他创痛，使他成熟了。他不再是这条航线上初次出现的那个六神无主、深感前途未卜的小伙子，而是在一段既为锦绣之乡又是荆棘之地的人生道路上摸索过也奋斗过而没有倒下、以为前程一片光明的自信青年。

为了今后“在各方面都像一个有理性的动物一样去生活”，他回顾了本人的生活经历，为未来规定了如下几条戒律要求自己遵守：“1．在一段时间里我需要极其节俭，直到偿清了我所欠的；2．努力在一切场合说真话，不向任何人许下不可能履行的诺言，一言一行均以真诚为本，这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最悦人的优点；3．要求自己勤奋致力于正在从事的行业，不因任何骤然致富的愚蠢计划而移志，因为勤劳和坚韧是致富的最可靠的途径。4．我决定不议论他人的短处，即使是事实也不议论，而宁愿找些理由去原谅我所听到的他人的过错，并在适当的场合尽我所知地谈所有人的长处。”

对这些，富兰克林后来自言他“一直奉行到老”，而在当时，他是在为自己“正在开始新的生活”作准备
二、自立门户
★走出困境

1726年10月11日早晨，一艘从伦敦来的船在微风中驶过了纽卡斯尔。富兰克林在他旅途日记的最后一篇中这样写道：“……天气异常晴朗，太阳用它温暖明亮的光辉活动了我们僵硬的四肢。天空看上去是灰色的，点缀着一些银色的云。林中吹来的清新的风使我们精神振奋。在如此之长、令人厌烦的禁锢之后，近在眼前的自由，让我们狂喜着迷。简而言之，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使这一天成为我有生以来最愉悦的日子。……”看得出来，富兰克林是欢天喜地地扑向久违了的美洲故乡，兴高采烈地投入他一心向往的新生活。

回到费城后的最初四五个月，富兰克林忙于他的新活计。德纳姆先生在水街租下一家店面，在那里出售从伦敦购回的货物。富兰克林照料生意，跟德纳姆学习记账，不久就知道了如何做买卖。两人如同父子一般地在一处膳宿。不料好景不长。1727年2月，德纳姆和富兰克林两人同时病倒了。富兰克林是得了肋膜炎，病情一度恶化，濒于死亡的边缘，但他年轻的生命力终于战胜了病魔，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人生。但德纳姆却一病不起。在他的身后，留给富兰克林的是免去了他欠自己的债款和10英镑返回美洲的旅费，而铺子由遗嘱执行人接管，富兰克林失去了在德纳姆铺子里的工作。他那从英国归来前夕憧憬的跟着德纳姆学做生意而后发家致富的人生远景也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不见。刚刚年满21岁的富兰克林得重新开始。

正在费城的姐夫霍尔莫斯劝他仍从印刷业谋出路，原来的雇主凯梅尔也以高薪为条件，希望富兰克林回他的印刷所，替他管理印刷方面的生意，以便他腾出空来照料新开不久的文具店。由于一时找不到其他适当的工作的哲学〉）》。马克思写于1847年上半年。同年7月发表。编，富兰克林接受了凯梅尔店里的职务，成了一名工头。

在凯梅尔的印刷所里，富兰克林除了教给徒工们印刷技术，负责印刷业务的正常进行，还凭借自己在伦敦两家印刷所工作中得来的经验，设法替印刷所铸造铅字，制造油墨，还兼任仓库保管员。尽管他明白，他把徒工教会之时，也就是自己不得不离开印刷所之日，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地工作，赢得了店里徒工们的尊敬。凯梅尔对富兰克林也十分殷勤。

在这段时间里，富兰克林和以前的诗友们继续往来，他还认识了城里一些有发明天才的人，并在礼拜六和礼拜日两天——礼拜六是凯梅尔自定的安息日，全店人员均不上工——读书。

半年以后，凯梅尔对富兰克林的态度变了。他经常摆起老板的面孔，对富兰克林的工作吹毛求疵。真正的原因是印刷所其他工人的业务已逐渐改进，他渐渐感到这位工头在印刷所里已不是那么重要，而拿的工资却太高。对此逻辑》）。初版在1812—1816年间出版。全书正文包括“客观，富兰克林都体谅他是因为经济状况欠佳而加以容忍，继续照常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

那一天，富兰克林同往常一样在二楼的印刷间干活，忽然从城里法院的方向传来一阵巨大的喧嚣声。富兰克林不由得把头伸出窗外，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外面街上的凯梅尔见了，立即气势汹汹地指责他不应管闲事，引得街坊四邻纷纷走拢过来看热闹，使富兰克林怒不可遏。凯梅尔还不罢休，又冲上楼来对富兰克林叫嚷不止，双方便破口怒骂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凯梅尔依照合同给了他的工头限期三个月离开的解雇通知，并说悔不该当初规定这么长的预告时期；而富兰克林则回敬他的老板说他大可不必后悔，因为自己已决定立即离开此地。说完，富兰克林拿起自己的帽子，下楼去了。出大门前，他吩咐工人梅莱迪斯替他将留在那里的个人物品送到他的住处来。

当天晚上，梅莱迪斯把富兰克林的东西送过去了。休·梅莱迪斯是一位威尔士籍的宾夕法尼亚人，来费城以前是个庄稼汉，已经30岁了。他诚实，有敏锐的观察力，也喜欢读一点书，可是爱喝酒。在印刷所做工期间，他对富兰克林十分敬佩。当晚，他告诉富兰克林说，既然工头离开了凯梅尔的印刷所，他也不想在那里干下去了。他又提醒富兰克林说，凯梅尔的债务已和他的资产等额，而且他不善经营，将来难免倒闭，到那时候必有可乘之机。再度失业的富兰克林本已有返回波士顿老家之意，听了这话以后，自己开业的念头又一次在脑际闪现。但是自己开业的最大困难是没有资金。对此，梅莱迪斯说：“我和凯梅尔的合同在明年春天期满，到那时候我们在伦敦买的印刷机和铅字就会到了。我知道我的技术不好。假如你愿意，你出业务方面的技术，我出资本，所获利润，我们平分。”因为梅莱迪斯知道自己的父亲很信任富兰克林，并透露过愿意资助他和儿子合伙开业。

富兰克林欣然接受了梅莱迪斯的建议。在这计划得到老梅莱迪斯的同意后，富兰克林将需要购买的设备开了一张清单交给老梅莱迪斯，由他交给一名商人去订货。大家约定，在机器运到之前严守秘密，富兰克林则设法在别的印刷所找些活干。

正当富兰克林找不到别的工作时，他收到了凯梅尔的一封信，信中措辞十分谦恭，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气话就分道扬镳，希望富兰克林能回到他的印刷所继续工作。原来，凯梅尔希望揽到新泽西印纸币的生意，需要富兰克林为他铸造所需的铅字，制造雕版，他也担心城中的印刷业对手布拉福德会雇用富兰克林而对自己不利。

富兰克林在梅莱迪斯的劝说下回到了凯梅尔的店里，凯梅尔得到了那笔生意。富兰克林还和凯梅尔一同到伯林顿跑了一趟，完成了生意方面的事务。凯梅尔从这笔生意赚得巨款，大大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

在伯林顿的近三个月中，由于富兰克林更高的文化修养，新泽西监管纸币发行印刷的委员会成员更喜欢和他打交道。富兰克林结识了该州法官爱伦、州议会秘书萨穆尔·布士特尔、议员爱瑟·皮尔逊、约瑟·库柏和测量局长爱瑟·迪科。

这些人成了富兰克林终生的朋友，对他大有帮助。

1728年年初，新的印刷设备从英国运到了费城，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辞去了在凯梅尔的印刷所的工作。他们在市场街租到一所房屋，年租24镑。为了减轻租金负担，他们招了爱好数学的釉工汤麦斯·戈德弗雷一家同住，并在他们家里包伙。待到拆开铅字，安装好印刷机，一家新的印刷所便在费城开张了。

从此，富兰克林进入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行列，开始了他作为一名手工工匠和商人的生涯。

★不忘读书

就在富兰克林负气离开凯梅尔的印刷所的前后，1727年秋天，他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交流和切磋知识的团体“共读社”。其中除了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外，还有两名成员也是凯梅尔印刷所的工人，一个是史蒂芬·波茨，一个成年的农家青年，习农活，聪明，有幽默感，善于谐谑，但有些散漫习气，另一个名叫乔治·韦伯，原是牛津大学学生，因欠债沦为凯梅尔的契约奴，他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但生性懒惰，处世轻率不审慎。另一些最早的共读社社员有：一个放债人的抄写员约瑟夫·布伦特纳尔，是个好脾气、重情义的中年人，爱好诗歌；自学的数学家托马斯·哥德弗雷，但除数学外别无所知，发言爱走极端，使谈话无法进行，没过多久就离社而去；测量员尼古拉·斯科尔，爱读书，偶尔写写诗，后来当了测量局长；鞋匠威廉·帕尔逊，喜欢读书，懂得不少数学知识，后来也成为测量局长；木匠威廉·毛格里奇，稳重，有主见，做事一丝不苟；青年绅士罗伯特·格雷斯，慷慨、活泼、聪明，喜欢开玩笑，善交朋友；最后是威廉·科尔曼，给一个商人当文书，头脑极为冷静清醒，心地最善良，为人也极为正直。后来成为有名的商人，宾州检察官之一，是富兰克林终生的朋友。

富兰克林是共读社的灵魂。是他组织了这个团体，并指导它的活动，是他提出多数在该社进行讨论的题目。富兰克林筹划这么一个团体，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邻里互助会”的活动。“邻里互助会”是彼士顿的一所教堂的一个会社组织。当“邻里互助会”活动时，它有制订好的10个一套的问题在每一次会上读出来，作为进行讨论的指南，每一个问题和下一个问题之间留有足够的时间。富兰克林为共读社拟定的会章在1728年开始实行，它就仿效了“邻里互助会”的这一做法，但问题的内容不同。例如：

“一、在你新近读到的书中，你遇到什么知识，特别是关于历史、道德、诗歌、医学、旅行、机械技术或其他知识，值得评论或适于向共读社传达吗？……最近有什么你知道的市民经商失败及你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吗？……七、最近你观察到或听说了什么由酗酒、轻率、冲动或其他什么恶行或蠢行引起的不幸吗？……九、你或你的熟人最近生过病或受过伤吗？如果是这样，用了什么治疗方法，效果如何？……十二、自上次开会以来，你听说了什么值得帮助的外地人来到城里吗？据你听到或看到的，他的品行或事迹如何？你认为共读社能否按他所应得的那样去帮助他或鼓励他？……十六、最近有人对你的名誉进行攻讦吗？共读社能做些什么来保护它？十七、你想得到什么人的友谊而共读社或它的哪一名成员能帮助你得到吗？……十九、有什么人伤害了你而共读社有力量为你向他索得补偿吗？二十、以什么样的方式，共读社或它的任何成员能对你的任何光明正大的计划进行援助？……”

回答这些问题成为共读社每个星期五聚会活动时的仪式。社贝们先是在一家酒馆，后来在一所属于格雷斯的房屋里租下的一个房间里聚首。会章还要求每名社员轮流提出一两个研讨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的问题，供大家讨论；每隔3个月要提出并宣读本人的一篇习作，题目自定。讨论由一位主席主持，并以探求真理为目的，而不是以为了争辩而争辩或一味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社员有过激的情绪扰乱讨论问题，后来还规定，凡正面提出意见或直接反驳他人意见的均为犯规，须缴付一小笔罚款。

共读社的年轻人在宜人的季节里，每月一次到河对岸的野外举行聚会、讨论问题；每年一次，在歌声和祝酒声中聚餐。可以说，共读社的活动在探讨知识之余，又具有联谊的性质。这一点，加上富兰克林始终如一的兴趣和毅力，共读社这个小团体得以活跃了30年之久。

共读社的活动既有益于增长知识，又适合于年轻人的趣味，一些社员便想介绍自己的朋友入会。但富兰克林为首的部分社员反对打破从一开始就决定下来的12人的限额，因为他们的这一团体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以免有不便拒绝的不良分子申请入社。因此，富兰克林提议每名社员分头设法组织一个公社，采用相同的活动方式，但不公开它们同共读社的联系。富兰克林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通过我们的社团得到提高；又由于共读社的社员可以在分社中提议讨论我们讨论研究的题目，并向共读社报告各分社讨论的经过，我们就可以在特定的时机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看法；还可以通过更广泛的推荐和介绍，增进我们各人业务上的利益；由于把共读社的主张和看法传播给各分社而加强我们的政治影响力和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富兰克林的计划通过后，组织分社的活动展开了，但成功的只有五六个分社。这些分社的建立正如富兰克林所言，在后来的一些特殊事件中发挥了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

在和同伴们共同探讨各类问题的过程中，富兰克林的脑海中常常浮现着这样的问题：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起作用？如何保证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有正当的表现以有利于社会进步？为了探求答案，他苦苦地思考。

1731年5月19日，富兰克林在阅读历史时，得出了以下的感想：“政党推进和影响着世界大事、战争、革命等等；这些政党的观点代表着他们当时的利益或他们认为是的当前利益；这些不同政党的不同观点引起了一切混乱；当一个政党在制定政纲时，党内每一成员都怀有他个人的私利；在政党达到它的大目标后，其每一成员就一心一意争取自己的私利，这些错综复杂的个人利益相互矛盾，造成政党的分裂，引起更大的混乱；无论其口头如何宣称，政界中人之所为很少是纯粹为了国家利益。即使他们的作为确实对国家有益，他们仍然是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分不开这一角度出发的，而并非出于为国尽忠的热忱；在政界中为人类利益服务的人就更少见了。”

因此，他提出“目前很有必要把各国有道德的善良的人组成一个正规的团体，称之为‘联合道德党’，党员要服从妥善、适当而明智的党章。和普通人服从法律相比，这些善良、贤明的人定当更为自觉一致地遵守这个党章”。

“假如一个有声望和资历的人来试办这样的党，他必能得到上帝的保佑而有所成功”。

实际上，富兰克林打算自己“在有必要的空闲时，来从事这一工作”。并在当时为这一团体草拟了一份类似于教义要旨的文件，其中包含了当时他认为的“各种教派的精髓，它摒弃了一切足以引起任何教派信徒反对的东西”，它这样写道：

“天地间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

“他用天道统治着世界。

“他应受到包括崇拜、祈祷和感恩的尊奉。

“但上帝最看重的礼拜是对人行善。

“灵魂不灭。

“不论是在今世或来世，上帝必赏善罚恶。”这里短短数语的字里行间，反映了富兰克林的宗教观和伦理观。

在宗教方面，富兰克林从小受的是长老会的教养。长老会的一些教条如上帝的永恒判决、上帝的选拔、上帝的定罪等等，都使他不能理解。还有其他一些教义在他看来也是疑点甚多。但是他并不否定宗教，他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他认为“即使是最坏的教派也有一些好的效果。”虽然从早在波士顿的时候起他就不去教堂做礼拜了，但他对于本城本州各派教堂的修建，总是慷慨捐助，并定期缴付年捐，以维持费城唯一的长老会牧师或教堂。

然而他决不使自己陷入宗教的某派特有教条或教派间的神学争论。他把宗教的作用和劝善惩恶联系起来，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上帝最看重的礼拜莫过于对人行善，善恶皆有报应，或在今生，或在来世。他曾被长老会牧师劝去教堂做公共礼拜，有时候一连去了五个礼拜天。但讲道的主题无不使他厌烦。最后一次，那牧师用圣经中的这样一段作主题：“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正直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你们都要加以赞美，若是有什么德行或是什么可称道之处，你们都要加以思考”，富兰克林以为这次总该讲一些道德了，于是凝神静听。不料牧师所讲的仍只限于虔守安息日、勤读圣经、按时做礼拜、参加圣典、尊敬本教牧师这样几点。富兰克林失望了，以后也再不去听那位牧师布道了。他重又在家里使用自己1728年编的祈祷书做礼拜，不再到教堂去了。

那是一本小小的自编自用的祈祷文的集子，名为“信条和宗教条例”。富兰克林对上帝，“因他的慈悲而热爱他，因他的智慧而崇拜他”，他向上帝祷告时，用的就是小册子中的祈祷词：

“主啊！帮助我摆脱不敬神、不信神、不诚、不敬吧！我确实请求您，帮助我远离不恭、夸张、拘于礼仪和可憎的虚伪吧！”

“主啊！读帮助我忠于我王，忠于祖国，注意它的利益、英勇保卫它，服从它的法律，并憎恶卖国者和暴君吧！”

“主啊！请帮助我对高位者尽责、恭顺、服从，避免傲慢、不敬、不从。”

“主啊！请帮助我对位卑者温和、纡尊降贵、宽容、慈悲为怀，保护无辜者不受痛苦，避开残酷、苛刻，和压迫、侮辱、无理的严厉吧！”

“主啊！请帮助我抑制非难、进谗和诽谤；让我避开并憎恶欺骗和妒忌、诈骗、谄谀、仇恨、怨忿、撒谎和恩将仇报吧！”

“主啊！请帮助我对友情真挚、受人之托时守信、判断时公正，警惕骄傲自大和愤怒（那种一下子出现的狂暴）吧！”

“主啊！请帮助我在为人处事中公正，在享乐时有节制，满怀坦白、真诚、人道和仁慈吧！”

“主啊！请帮助我知恩图报，对朋友慷慨，对穷人行善，对受苦者同情吧！”

“主啊！请帮助我避开贪婪和野心，嫉妒和放纵，虚伪、奢侈和好色吧！”

凡此种种，富兰克林之向上帝祷告祈福几乎全是指向一个目标——提高自己的个人道德修养，趋善抑恶。他确信，“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对人生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诚挚、和廉洁”，而“圣经本身对我并没有重要性”。

为了完善人们自身的品德，他提出了13种应该遵守的德行，它们是：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

一、沉默寡言。言则于人于己有益，不作无益闲聊。

三、生活有秩序。各样东西放在一定地方；各项日常事务应有一定的处理时间。

四、决断。事情当做必做；既做则坚持到底。

五、俭朴。花钱须于人于己有益，即不浪费。

六、勤劳。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有用之事，戒除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七、诚恳。不欺骗人；思想纯洁公正；说话也应诚实。

八、正直。不做不利他人之事，切勿忘记履行对人有益的义务而伤害他人。

九、中庸。勿走极端；受到应有的处罚，应当加以容忍。

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应力求清洁。

十一、宁静。勿因琐事或普通而不可避免的事件而烦恼。

十二、贞节。切戒房事过度，勿伤害身体或有损自己或他人的安宁或名誉。

十三、谦虚。效法耶稣和苏格拉底。

富兰克林打算在此基础上写一部《道德的艺术》来作为他未来的“道德党”的基本信条，但其他的事务占据了他的时间，他始终未能将这一写作计划付诸实施，也无暇组建他的关于道德的团体，然而他本人却实实在在地照此实行过。他制作了一本小册子，每一页写上一种美德的名称。每一页上用红墨水划成7直行，一星期的每一天占一行，每一行上端注明代表星期几的一个字母。再用红线将直行划成13条横格，在每一条横格的左首注明代表每一种美德的第一个字母。每天他检查出自己在哪一方面有过失，便在那一天该项德行的横格内打上一个小黑点。富兰克林决定每一个星期对于某一种德行给予特别密切的注意，预防有关方面的极其微小的过失。这样，“在几个循环之后，在13个星期的逐日检查后，我会愉快地看到一本干净的册子了”。富兰克林很满意他这种修身养性的办法。他在79岁回忆此事时，写道：“我的后代应当知道他们的祖先一生中持久不变的幸运，直到他79岁写本文时为止，全靠这一小小的方法和上帝的祝福。……他们他长期的健康和他那至今仍强健结实的体格归功于节制；他早年境遇之安适和他之获得财产及一切使他成为有用的公民并使他在学术界得到一定声誉的知识，应当归功于勤劳和俭朴；国家对他的信任和国家授予他的光荣职位应归功于诚恳和正直；他的和气和他谈话时的愉快率直应归功于这些品德的综合影响，尽管他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由于他谈话时的愉快率直，使他直到晚年还颇受人们的欢迎，包括年轻人也喜欢同他交往。因此，我希望我的子孙中有人会步我的后尘，取得有益的效果。”

很清楚，富兰克林之所以重视道德修养的培养，是出于实际生活中公私利益的需要，而不是虚无瞟渺地追求精神完善。正如他明白写下的，“我们不能因为圣经禁止某些行为，就说这些行为是坏的，或是因为圣经叫我们去做，就认为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考虑了事物的各种情况以后，也许正因为它们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为，或是正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对我们有益，所以我们要去做。”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应当注意个人的道德品行，是因为有德行的人才能事业成功，诸事顺遂；有德行的人去服务于公众，报效国家，才能保证公众福祉、国家利益不受损害。这样，他实际上回答了个人与推进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

就在富兰克林为自己制订了培养美好品德的计划，并为了个人利益，也为了公共利益准备实施的前后，他也提出了他第一项公益事业的计划。那是在1730年。当时，共读社已经改在格雷斯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开会了。起初，在一次会上，富兰克林提议把大家的书籍集中起来放在聚会的地方，既便于在讨论论文时引证书中的内容，而且每个人还可有机会利用其他成员的书籍，几乎像各人拥有全部书籍一样。大家听了都很赞同，便照这样办了。但是，那些书放在房间的一角，缺乏应有的保管，给借阅带来一些麻烦和不便。因此一年以后，各人又把自己的书拿回家去。

这时，富兰克林提出了建立一个订阅图书馆的计划，请公证人查理·布劳克顿将它写成订阅合同条款。按照合同，每一订阅户第一年付40先令作为第一批购书费用，以后每年出10先令用作添购图书，合同期限50年。1731年7月1日，合同签订了，共有50个订阅户。富兰克林的姓名排在图书馆董事会名单的头一个。1732年三四月之交，45英镑和一份书名清单被寄往伦敦的一位布商彼得·柯林森。柯林森是一位费城人的朋友，他对美洲的事务有兴趣。他将负责购买这批图书。

同年10月，图书运到了，被安放于共读社在普特·普莱特巷的几间房子里。每星期三下午2点到3点和每星期六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有一名图书管理员照管。任何一位“文明绅士”皆可借阅图书，但能够把书借出馆去的只有订阅户和曾帮助他们选择、拟定第一批购买书目的詹姆斯·洛根。12月1日，富兰克林把书目印出，发给每一订阅户。第二年，他当了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总部设在格雷斯家中，后来又迁到威廉·帕森斯家中，直到1740年4月，由于州议会文书富兰克林写的请愿书起了作用，图书馆迁入了州政府的一间屋子。1769年，它吸收了费城的其他几家图书馆。

这家图书馆是北美所有订阅图书馆的鼻祖。是由一伙年轻好学的手工工匠和商人办起来的。它的发起人富兰克林在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办。1732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年份之一。

★在竞争中求生存

1728年的费城，文化气氛远比波士顿淡薄。书籍很少卖得出去，除了神学小册子和宣传品，几乎没有印刷品。这年春天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离开的时候，凯梅尔的印刷生意已是摇摇欲坠。他的对手布拉福德借助其费城邮政局长的位置，可以通过邮差传送他的报纸，借助其官方印刷所的条件得到为官方印刷法律、公文、宣言、讲话等有利可图的业务，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家印刷所——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印刷所——开张了。但是，它能生存下去吗？

富兰克林暗自下的决心是不仅要生存下去，而且要打败对手。他的优势在于：他不仅仅是一名印刷工匠，他还是美洲最好的写作者；他有共读社那帮生死之交和支持者；他有一副坚强有力而又雄心勃勃的生意人头脑，与凯梅尔的处世乖僻和布拉福德的因循守旧不可同日而语。

开张后不久，共读杜的布伦特纳尔为富兰克林揽到一笔生意：印刷教友会的四开本历史书中的40印张，其余的由凯梅尔承印。尽管利润微薄，富兰克林和他的同伴还是尽可能完成得又好又快。他自己一天排好一个印张的字，梅莱迪斯则将它印出来。每天当富兰克林将印毕的版面拆开放回字盘留待次日再用时，往往已是夜里11点甚至更晚。有一夜，富兰克林排好版，正要下班时，其中有一版因不小心而碰坏了，有两页的活字全弄乱了。富兰克林见了，马上拆了版，重新排好后才上床睡觉。这样的勤劳使得他们的活完成得既快又好；这样的勤劳既在街坊四邻中渐有口碑，也在费城人中间赢来了信誉。

当时的费城只有一家报纸，那就是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报》，内容枯燥无味，但因独此一家，仍能获利。曾为波士顿第一家生气勃勃的报纸工作过的富兰克林计划着办一份自己的报纸。这时，共读社的社友乔治·韦伯得到他女朋友的帮助，从凯梅尔那里赎回了人身自由，要求到富兰克林的店里工作。富兰克林告诉他说，当时还没法雇用他，但不久要办一份报纸，那时，韦伯便可得到一份工作了。不料，生性轻率的韦伯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凯梅尔。凯梅尔马上抢先一步，于1728年10月宣布他要办报的消息。

得知此事后，富兰克林十分愤慨，而自己一时还无力办报，便以《好事者》为总题目，从二月份起在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报》上发表了几篇有趣的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

其中有一篇是一名虚构的佩兴斯①写于2月25日的信。佩兴斯是一位单身妇女，开着一家店铺，但因一位朋友来访的次数太勤、时间过长而苦恼。她写道：“她有两个孩子，正是可以到处跑、调皮捣蛋的年龄。如果我一直在招呼许多顺客或其他生意方面的来人，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母亲一道，不管是在我的房间还是店里。有时候他们把我书架上的书拉到地上来，而那儿正好被其中一个刚刚撒了一泡尿。我的朋友阻止了这场混乱，她嚷道：‘唉，你们这两个顽皮的小捣蛋鬼！不过还好，还没造成多大的破坏；这本书只湿了一点儿。’然后把那本书就这样又放上了书架。有时候他们跑到柜台后面的钉子桶那儿打转，把我的10便士、8便上和4便士的钉子全都搅混了，令我十分烦恼。我尽力掩饰自己的不快，用一副严厉的面孔去让他们出去。她叫起来了：‘邻居，你不用管他们，让他们玩一会儿。离开之前我会把一切复原的。’但是东西从来没有恢复原样，而在他们走了之后我得干一大堆活儿。这样，先生，我拥有孩子带来的一切苦恼和烦扰，唯独没有把他们称作自己孩子的那种快乐。”——

①“佩兴斯”是英文单词patience的译音，意为“忍耐”。

另一篇刊登于3月27日，说的是，“在我们中间，有数量不少的诚实的能工巧匠和劳动人民，被教养成怀着一种骤然致富的空洞希望，荒废了他们的本行，几乎毁了他们自己和家庭，甘心忍受巨大的疲劳去寻找想象中的被藏起来的的宝物而徒劳无功。他们白天在树林和灌木丛中游荡，想发现那些记号和迹象：半夜里，他们带着锹镐赶往有希望的地点，满怀希望地用力干着。同时，他们的每个关节由于害怕那些传说中出没于并守卫这些地点的厉鬼恶魔而簌簌发抖。最后，一个大坑被刨出来了，也许有几车土被挖了出去；但是天哪，并没找到什么匣子或铁罐！也没有盛着西班牙古金币或沉甸甸的钱币的水手的箱子！这时，他们认为，由于在行动过程中出了些差错、说了些轻率的话或者忽略了些人为的规矩，使夺宝的精灵得以有力量使它沉入到更深的地下，使他们取不到它。

“让诚实的彼得·柏克兰①——他徒劳地寻找这种藏起来的钱财已经很长时间了——想想吧……去纠正这种不可理喻的蠢举。让他想想看，他在他的作坊里挣得的一毫一厘正在积少成多，几天过去就可有一块金币那么多；也让费伯②同样地去看待他钉进去的每颗钉子和每一次推动刨子所干的活吧。这类的想法会使他们勤勉，结果是他们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富裕起来。而为了这么一种可笑的胡思乱想，就一天天地泡在乔治③酒店里，和一个无所事事的星相预言家一道制定计划去找那些从来就没有被埋藏的东西，忘却了当他们不在时，家里的生意是如何胡乱应付的；就在深更半夜离开妻子和温暖的床（假定是在所谓关键时刻，那就无论是下雨、下雹、下雪还是刮着飓风），不顾劳累地去拼命刨挖那永远找不到的东西，也许会着了凉而可能送命，至少也会使他们自己衰弱不堪，好些日子不能工作。这是多么荒唐啊！的确，这是真正无与伦比的傻瓜和疯癫——

①“彼得·柏克兰”为虚构的人名。

②“费伯”为虚构的人名。

③虚构的酒店名。

“我将用这样的话来结尾，这些话是我的一位谨慎的朋友，切斯特县的亚格里科拉，在把一座大好庄园交给儿子时说的。‘我的孩子，’他说，‘现在我把一大块宝贵的大地交给你。我向你保证，我靠挖掘它而找到了一大堆金子。你不妨也这样做。但是你得小心，决不要掘过了一犁头深。’”

这类文章富兰克林写了好几篇后，又由布伦特纳尔接着写了好几个月。结果是费城读者的注意力大都被这些轻松幽默又富有讽喻意味的文章吸引到布拉福德的《美洲信使周报》上来了。1728年12月凯梅尔的报纸《一切艺术和科学的大众指导书：宾夕法尼亚报》第1期问世时，订户本来不多，凯梅尔又写不出富兰克林那样的文章，加上管理不善，报纸办得越来越不景气，订户最多时不超过九十。在9个月以后，凯梅尔终于因债务缠身，把报纸贱价卖给了富兰克林，而将印刷所卖给了自己以前的学徒大卫·哈里。

1729年10月2日，富兰克林的报纸《宾夕法尼亚报》开始印行。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他既是报纸的印刷者，又是报纸的撰稿人。他给作为编辑的自己写信，然后回信。他撰写幽默的讽刺小品、写广告。他小心翼翼地不去评论市政当局和宗教事务，以免重蹈当年哥哥詹姆士和自己在波士顿的覆辙。但他却一直坚持出版自由。1731年6月10日，他在题为《为出版者辩护》的文章中写道：人们有许多的见解，出版者把它们印出来作为他们的一部分生意。他们被“教育相信，当人们有不同看法时，双方都应有同等权利让公众知道他们的看法；相信当真理和谬误公平较量时，前者总会压倒后者……如果所有的印刷商决定只印那些被确认为不会触犯任何人的东西，那就不会有多少印刷品了。”但他拒绝刊登诽谤性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

富兰克林在他的报纸上登载或转载国内外的新闻，他还摘要转登《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他自己有时候也发表一些短文，多是原先为了在共读社中讨论而撰写的。其中一篇是采用苏格拉底的对话体写的，文中论证一个坏人，无论其资质才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明达的人；另一篇文章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一直要自我克制，直到这种美德已形成习惯，不再受相反癖性影响时才算巩固。这些文章写于1735年。

凯梅尔在竞争中败北并离开费城后，富兰克林面对的是更为强大的对手布拉福德。布拉福德利用手中邮政局长的职权，命令邮差不得邮递《宾夕法尼亚报》。富兰克林只得暗中贿赂邮差，请他们帮助自己将报纸送到订户家中。富兰克林的报纸一印出来，它之字体清晰、印刷精美就超过了当地曾有过的报纸，给费城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麻萨诸塞州的州长和议会之间正在发生争执，《宾夕法尼亚报》上登出的富兰克林的评论文章引起了一些领袖人物的注意，由于他们经常谈到这家报纸和它的发行人，等着读它下一期的评论文章，这些头面人物在几个星期后都成了新报纸的订户，不少其他的人也效法他们订阅这家报纸。富兰克林的写作才能又一次帮助了他的商业事务，并使他本人受到本地要人的注目。当时，布拉福德还是政府部门各种公文、选票、法律条文的承印人。有一次，他把州议会向州长的请愿书印得粗劣不堪，错字连篇。富兰克林抓住机会，主动将它重新印过，然后给每一名议员寄去一份。精美准确的印刷质量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在议会中富兰克林的朋友——其中包括已从英国返美的律师汉密尔顿——的提议下，议会通过决议，把下一年度173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政府文件交由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印刷所承印。

从独立开业办印刷所时起，事实上业务经营全部由富兰克林负责。梅莱迪斯不会排字，印刷技术也不精通，特别是又重新喝起酒来（曾在富兰克林劝说下戒掉），常被人看见醉醺醺地在街上走或在酒馆里赌博。富兰克林的朋友都认为富兰克林不应和这样的人合伙。但是富兰克林不愿意就这样和在困难时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分手。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事导致了合伙关系的解除。

按照当初富兰克林和梅莱迪斯合伙时达成的谅解，梅莱迪斯的父亲应付印刷设备的费用。但老梅莱迪斯付了100英镑后便付不出了，而且还欠了一个商人100镑。商人向法院提出起诉，使印刷所面临倒闭的危险。这时，共读社社友科尔曼和格雷斯分别都向富兰克林提出愿意垫付所需款项，条件是富兰克林单独经营。富兰克林不忍向曾经帮助自己的梅莱迪斯提出散伙，事情便又拖了一段时间。直到无法筹措资金偿付那商人的债款时，富兰克林才对梅莱迪斯说，若是其父只愿为他一人垫付钱款，自己愿退出合伙，离开此地。梅莱迪斯告诉富兰克林，他父亲确实无力垫付这笔钱款，他本人也不胜任印刷工作，打算到北卡罗来纳去务农。只要富兰克林愿意承担印刷所的债务，归还其父垫付的100英镑，替他还清他个人的零星欠款，再付给他30镑和一副新马鞍，便可得到全部股权和印刷所的全部产权。富兰克林同意了。办完了手续后，梅莱迪斯便去了北卡罗来纳。两个朋友好聚好散了。富兰克林借助于另两位朋友科尔曼和格雷斯，成了印刷所的独立业主。1732年5月11日，富兰克林印出了他独自经营后的第一期《宾夕法尼亚报》。

此后，富兰克林开始逐步还清为了创办印刷所而欠下的债款。同时，他也注意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自己的一个勤谨商人的形象。在这方面，他有着他人的前车之鉴，那就是从凯梅尔手中买去了印刷所的大卫·哈里。大卫·哈里曾向富兰克林学过手艺。买下凯梅尔的印刷所以后自己开业当了老板。起初，富兰克林还担心哈里会成为自己强有力的对手，因为哈里的亲友有势力也有能力，因此曾提出合伙经营，遭到哈里的轻蔑拒绝。不料哈里一当上业主便骄傲自大起来，穿着讲究，生活奢侈，常在外面玩乐，不仅负了债，还失去了原有的主顾。最后只得像凯梅尔一样，到巴巴多斯去了，在那里经营印刷业，并雇用凯梅尔当他的工人。但在日益增多的债务负担下，他卖掉了设备，回到宾夕法尼亚务农。购买了印刷设备的人仍雇用凯梅尔为工人。几年以后，凯梅尔死在了巴巴多斯。和大卫·哈里完全不同，富兰克林为了获得商人的名誉和声望，他不仅克勤克俭，而且也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他衣着朴素，从不去无益的娱乐场所，从不出去钓鱼打猎，只是偶然因读书而误了工作，但这种情况极少，他也注意不使人发觉而说闲话。他自己回忆说，“为了表示我不以我的行业为耻，我有时把从纸店购得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经由街道推回家。这样一来，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勤劳上进的青年，守信用，不拖欠，所以进口文具用品的商人巴不得我惠顾，别的商人也想托我代销书籍”。勤劳、谨慎的经营使富兰克林的生意蒸蒸日上。在此前后，弗农来信提到了他的欠款。富兰克林在回信中坦白承认了自己挪用这笔钱的过错，请求延期偿还。弗农答应了。富兰克林不久之后一有了偿还能力，便寄还了这笔钱的本息。在他心目中，“这个过失在某种程度上总算得到了改正”。

1728—1729年之交，在宾夕法尼亚出现了关于发行纸币的争论。在争论中，包括债务人、商人、工匠的广大人民要求增发纸币，有钱人反对，怕纸币贬值，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共读社的成员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富兰克林兼有债务人、商人、工匠的三重身份，自然而然地站在赞同发行纸币的一边，撰写并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大大助长了要求发行纸币一方的声势。1730年，州议会通过了发行纸币的议案，并因富兰克林对通过这一议案作出的贡献，由他在议会中的朋友提议，交由他来承印纸币。不久，汉密尔顿又帮助他揽到了承印纽卡斯尔的纸币、政府法律和选票的生意。这宗生意到富兰克林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在他手中。这是两笔利润丰厚的业务，正值创业初期的富兰克林从中获益非浅。

这时，富兰克林开了一家小文具店，出售空白单据、纸张、羊皮纸和商贩用的帐簿等等。他还雇了一名排字工人，收了一名学徒。

至此，在同布拉福德的竞争中，富兰克林在不少方面占了上风。但布拉福德资金雄厚，生活优裕，在印刷业方面只是雇用零工偶一为之，他的大量收入来自报纸的广告费。由于身任邮政局长，人们以为他拥有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在他的报纸上登广台，效果也会更好。因此，布拉福德报纸的广告远远多于富兰克林的报纸。

后来在1740年，富兰克林和布拉福德还在开办杂志方面作过一番较量。当时，富兰克林打算仿效1731年创办于伦敦的《绅士杂志》，在费城首创一份杂志。布拉福德闻听此讯后，抢先于1740年11月6日在其《信使周报》上宣布，他将于次年三月开始出版《美洲杂志》。富兰克林则于11月13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宣布，他的《大众杂志：美洲不列颠种植园历史年鉴》将于次年1月问世。此后便是一场争办美洲首家杂志的赛跑，最后以《美洲杂志》比《大众杂志》领先三天出版而结束。《大众杂志》创刊号于1741年2月16日出版，标的日期是1月。但这场竞争的结局是以双双失败而告终：布拉福德出了三期月刊、富兰克林出了六期便停刊了。

对这份杂志，富兰克林自己没有谈到。从它的内容来看，富兰克林转载了新闻、来自书籍小册子的各式各样的文摘和论文、对话、诗歌、人物素描等，使《大众杂志》成为一种奇特的1741年美洲文学早期作品的文选。而其中的《历史年鉴》那一部分则成为半年中逐月发生的事件的有用的概览。

富兰克林在当地办杂志失败后，将目光转向纽约。1742年2月20日，他和他的一个帮工詹姆士·帕克尔签订了合伙经营的合同，他提供设备运至纽约，并对在那里的业务出1/3资金，分享1/3利润，由帕克尔在那里发展业务。帕克尔在威廉·布拉福德退休后，接办了他的《纽约杂志》，并于1743年成为那一州政府的承印商、耶鲁学院的印刷商，并于1755年4月12日，在设于纽黑文的印刷所创办了《康涅狄格杂志》。当时，富兰克林已没有从事活跃的商务活动，但仍是帕克尔生意的合伙人。

早在1742年以前，富兰克林就开始在外地开办合伙业务。1733年，他派了他店里的一名工人到南卡罗来纳的查理斯敦去办起一家印刷所。富兰克林提供给他一台印刷机和一些铅字，并签订了一份合伙合同，按照合同规定，他负担在那里营业的1/3的费用，也获得1/3的盈利。但这名工人不懂会计，尽管有时他汇款给富兰克林，但从来不曾向富兰克林报告其收支帐目。这人死后，由他的寡妻继续经营那家印刷所。她不但将以往的收支情况加以清理，制出一份帐目，向富兰克林作了汇报，而且以后的每季度按时寄去十分准确的报告。她管理业务也很成功。她将子女抚育成人，并在合伙合同期满后。她将印刷所从富兰克林手中买去，由她的儿子去经营，富兰克林由此想到，年轻妇女应该学习一些类似会计、簿记之类的实用学科，以便在需要时独力支撑家庭生计，不致于完全依赖丈夫生活。

在南卡罗来纳合伙经营的成功，鼓励了富兰克林在其他地区开办分店。在他的合伙人中，两个是他的侄子。一个是他哥哥詹姆士的儿子。詹姆士后来将他的印刷店从波士顿迁到了新港，1736年，当富兰克林离乡十年后返回波士顿探亲并顺路看望他时，弟兄俩之间的嫌隙早已冰释。詹姆士还托弟弟在自己身后照料儿子和家庭。富兰克林将侄儿詹姆士接到费城，送他上学，并在自己的店里学徒。1740年詹姆士之世，富兰克林帮助嫂嫂经营印刷所。詹姆士7年学徒期满，带着一批新铅字回到新港，接替他母亲经营印刷所，成为叔叔的合伙人。另一个是富兰克林姐妹的儿子，1732年出生的本杰明·麦科姆，在纽约帕克尔那里做学徒。1748年，富兰克林派他的帮工托马斯·史密斯到中美洲安提瓜的圣约翰开办了当地的第一所印刷店，并在那年9月办起《安提瓜报》。但1752年夏天，史密斯死去。8月，富兰克林便派本杰明·麦科姆接管了那里的印刷和出版业务，成为自己的合伙人。麦科姆把《安提瓜报》办到1757年，然后离开了安提瓜。买下了印刷所后，他辗转于波士顿（1758年在那里出版过《穷理查历书》修订本中的《亚伯拉罕老者的讲活》的首版）、新港、纽黑文、费城和伯林顿，其间曾将自己的设备闲置起来，租下了帕克尔的设备（也是他舅舅富兰克林的）。然而在各地都不成功。到1776年，他疯了。

富兰克林还在多米尼加（他在那里办了《自由港报》）、牙买加的金斯顿、北卡罗来纳、乔治亚、费城附近的兰卡斯特有合伙人。但他在1748年以后的合伙经营业务量都不大，与其说是从中赚钱，不如说是起了鼓励当地印刷业和印刷商的作用。他最主要的合伙人是纽约（也在纽泽西和康涅狄格）的詹姆士·帕克尔和在费城的大卫·霍尔。对大卫·霍尔，富兰克林在他1748年1月29日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也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得到闲暇来享受人生和我朋友的友谊——我已把我的印刷所交由我的合伙人大卫·霍尔经管，因而完全脱离了销书，迁到了城中较为安静的地区。”是大卫·霍尔成为他的工头后，他的《穷理查历书》才成了《穷理查历书修订本》。在18年的合伙经营中，富兰克林平均每年得到467英镑的进项，而直到1766年，富兰克林的商号被称为“富兰克林和霍尔”商号。

作为出版商和读书人，富兰克林不仅办报，还出版印行书籍。他出版了伊萨克·瓦茨的赞美诗（1730年），乔治·韦伯的《巴切勒斯—霍尔》（1731年），托马斯·哥德弗雷的单页年历（1729、1730、1731年），詹姆士·洛根翻译的两本德文书（1735、1744年）被富兰克林视作他印刷技术的代表作，《共济会宪章》（1734年），《每个人是自己的医生》（1734年），《绅士的铁匠》（1735年），狄福的《家庭指导书》（1740年）和理查德·森的《帕米拉》（1744年）——美洲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富兰克林或是为了获利，或是为了友谊印出的出版物中，除了《宾夕法尼亚报》以外，十有八九是逻辑的，也是短命的。现在看来，由他出版的印刷品中最有纪念意义的是对开本的《印第安人条约集》，其中保存了有关消失了的该民族各国家的丰富的文件。

富兰克林的印刷业和出版业由于他所具有的特有的优势，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兴旺发达起来。一个生意人和手工工匠，是他踏入人生旅途时和他在前半生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在经商方面取得的成功为他一生中其他重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穷理查历书》

1732年，富兰克林不仅创办了美洲第一所订阅图书馆，出版了他独资经营出版印刷业以后的第一期报纸，还开始出版了他的风行一时的历书。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历书恐伯都是发行最为广泛的出版物。一个家庭可以没有一本书、没有订阅报纸，可是一般都有一本历书。从一部大小刚好可以放进衣袋、有纸封面的历书中，人们可以查到潮汐的涨落、月亮的圆缺、季节的变换；历书上还记录有食谱、笑话、诗歌、谚语和各种各样奇闻怪事；在每页日历不大的边空上，人们可以写日记；孩子们可以用历书来识字。一部好的历书可以为出版者带来厚利，使编纂者声名远播。

在费城，布拉福德多年来都在出版泰坦·里兹的《美洲历书》。富兰克林则不仅出版过社友托马斯·哥德弗雷从1729到1731年的历书，还出版了约翰·杰尔曼1731年和1732年的历书。他还想出版自己的历书。

当1732年12月19日富兰克林宣布并出版了自己的下一年历书《穷理查历书》时，别家的历书已上市出售了一个多月了。但在短短3个星期里，富兰克林的5便士一本的历书就印刷了3次，发行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历书。它是出版兼编纂者富兰克林超凡才智的证明。

富兰克林的历书书名中的“理查”可能得自一位英国编纂人理查·桑德斯，富兰克林正是用“理查·桑德斯”作为他的历书的假想的编纂者。书名《穷理查》恐怕是借鉴了他哥哥詹姆士在新港发行的《穷罗宾历书》。《穷理查》第一本上关于泰坦·利兹将死于1733年10月的预言是仿效25年前伦敦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对约翰·帕特里奇的恶作剧。但《穷理查》的精神及其幽默，则是富兰克林自己的发明创造。在《穷理查历书》的开头语中，富兰克林借那位虚构出来的星相家理查·桑德斯的口说道：“在此，我可以声称我编写历书为的是公众利益而不是其他，以求得到你们大家的欢心；但那样做我是不真诚的，而现今之人都绝顶聪明，不会被浮夸之语所蒙骗。真实的情况是，我太贫穷了，而我妻子——一个好女人——又太骄傲。她说她受不了整天坐在纺车旁纺麻线，可我却无所事事地呆望星空，还不止一次地吓唬我说，如果我不用我那些哗哗乱响的玩意儿（她这样称我的仪器）为家里挣些什么的话，她就要把它们烧掉。印刷商向我提供了可观的一部分利润，于是我就开始依照我太太的愿望来编纂这部历书了。”

到了第二年，“穷理查”则为他挣到的赢利而致谢，他说：“我妻子得到了她自己的锅，再也用不着找邻居借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东西放进锅里去了……这些都使得我太太的脾气比起以往来平和多了，使我可以睡更多的觉：去年一年比前三年加起来还睡得多。”虚构的“穷理查”夫妇的身影和声音常常出现在富兰克林的历书中，时而争吵，时而相互打趣，又和历书的内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穷理查”甚至还曾对公众中有认为没有这么个人的看法表示不满，他说：“要剥夺我的存在，使我在公众的心目中化为乌有，这不是友善的处世方法。但只要我自己知道我在到处行走，在吃、在喝、在睡觉，我就心满意足了：确确实实有我这么个人存在着。”这种诙谐、生动、平易近人的编写手法在当时独树一帜，使《穷理查历书》赢得了人们的青睐。

富兰克林编纂这部历书的用意之一还在于认为“这是在普通人民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恰当工具”，因此，他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中重要日子页面的空白上。这些成语箴言主要是教人们把勤俭作为发财致富，并因而获得美德的手段。如“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是提醒人们抓紧现在，及时努力学习和工作；“树不愁大，力不愁小，砍个不停，终能砍倒”；“涓滴不息，可以穿石”是教人做事坚持不懈，最后总能成功；“人不能占有财富，是财富占有人”，“贪婪和幸福从未相见，永不相识”，是告诫人们切勿贪心。还有一些讲述正确地为人处世的经验和哲理，如“善待朋友可以保住朋友，善待敌人可以争取敌人”；“哪里有没有爱情的婚姻，哪里就有不是婚姻的爱情”；“富人不浪费，浪费非富人”；“讨价还价没有朋友和亲戚”；“两个律师中间的农民如同两只猫中间的一条鱼”；“没有丑陋的爱情，也没有漂亮的囚犯”；“吃使自己满足，穿使他人愉悦”。

《穷理查历书》中的格言还常常提及妇女，如，“没有妇女和火光的房屋犹如没有灵魂和精神的身驱”，“想娶媳妇时就娶，能嫁女儿时才嫁”，“小小的房屋丰盈，小小的田地耕深，小小的妻子称心，是真富人”，“结婚前睁大双眼，结婚后双目半阖”。

这些风趣、世故的成语格言中，蕴含着浅显朴实的真理和智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务紧密相联，为人们喜闻乐见。《穷理查历书》和1748年以后的《穷理查历书修订本》大受欢迎，在长达25年的时间中每年销售1万册，不但风行于美洲，而且风行欧洲。它给富兰克林带来了利润，也带来了声誉。

后来，富兰克林把这些包含了来自许多国家各个时代的智慧的成语格言集中到一起，当作一个聪明的老者亚伯拉罕对拍卖场上人们的一席讲话，名之为《致富之路》，放在1757年的《穷理查历书》卷首。这些集中起来的隽语格言对人们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致富之路》受到普遍的赞扬，“所有美洲的报纸都转载了它，在英国，人们用大幅纸张翻印，以便贴在家里。它先后两次被译为法文。传教士和地主们大量订购，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友和佃农。”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二十年前的《穷理查历书》原本早已销磨无存，而《致富之路》却以集锦的形式，把其中有用的部分保存了下来。

对富兰克林个人来说，则是把他对人生思考的结果，用如此巧妙的方式吐露了出来，一位哲学家在他穿着皮围裙，推着手推车的外表下正在成长，初露头角。他心目中的致富之路正是他走过的人生之路，沿途写下的都是“勤勉”、“节俭”，它是北美殖民地有所成就的人所熟悉的道路，它也是仍在涌进费城，涌进宾夕法尼亚乃至于北美殖民地这个广阔但却不平坦的新世界、一时无所适从的移民们需要的道路。

★重续情缘

和思想、性格的成熟同时，20几岁的富兰克林的身体发育也臻于成熟。他体格健壮，身体结实得像游泳运动员或角力者。他5英尺9或10英寸高，有一个大大的头和一双灵巧的手。他的头发是金黄或浅棕色的，眼睛灰色，大而坚定，嘴宽，上唇突出，带有幽默感。他穿着朴素整洁。他说话有些迟疑，但行动却迅速敏捷，生气勃勃，充满活力。通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富兰克林在事业上为自己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但在感情生活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从伦敦回到费城，富兰克林听说里德小姐已经结婚，丈夫罗杰斯是一名陶工，手艺很好，但为人卑劣。黛博勒结婚以后心情一直不快乐，不久就和丈夫分居了，而且拒绝使用丈夫的姓，因为有人说他另有妻室，住在伦敦。1727或1728年他因负债跑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传说已死在那里。从那以后，黛博勒一直郁郁寡欢，离群索居。富兰克林十分同情她的处境，而且总认为是自己的负心和失约铸成了她今天的不幸。同时，回想起往日的恋情，内疚之余，又有些怅然若失。

他离开凯梅尔的印刷所、和梅莱迪斯合伙开业以后，一直和釉工戈德弗雷同住一幢房子，并在戈德弗雷家寄膳。日子一长，戈德弗雷太太有意为富兰克林和她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常常制造机会让他和那姑娘见面。起初，富兰克林只是应付，但见面的次数多了，两人相识的时间久了，富兰克林不觉爱上了那姑娘。戈德弗雷太太和女孩的父母也不断邀请富兰克林登门吃饭，鼓励他向姑娘求婚。在谈婚论嫁的过程中，富兰克林按照一般的做法提到嫁妆，他告诉居间传话的戈德弗雷太太说，希望从姑娘那得到付清自己印刷店债款的余数——不超过一百镑。但女方的父母回答说没有这样一笔钱拿得出来作为女儿的嫁妆。这场婚事就这样告吹了。实际是他们曾向布拉福德打听，而布拉福德告诉他们说印刷业不是一种能赚钱的行业，富兰克林大概不久就要像相继失败的凯梅尔和哈里一样，走上绝路。

那以后，富兰克林便不再去那一家了，即使后来戈德弗雷太太说他们已回心转意，劝他再与那家人来往时，他仍不去。戈德弗雷一家竟因此事而不快，不久就搬到别处去住了。

富兰克林此后再也没有招收房客。

这次失败使富兰克林意识到，由于一般人都认为印刷业不是有利可图的行业，自己要想娶到称心如意而又带来一笔嫁妆的妻子绝非易事。这时，年轻的富兰克林还时而情不自禁地同一些下流女人交往。后来，他常为这种事感到后怕。

在此期间，富兰克林和里德家继续保持着一种作为邻居和老朋友的关系。由于里德先生已经去世，里德太太常常请他去商量一些家里的事情，征求他的意见。富兰克林因此仍能不时见到里德小姐。每当谈到此事，里德太太总把责任揽到自己方面，后悔当初不该阻拦他们结婚，也后悔在接到富兰克林从伦敦寄来的信后便以为他不再回来，劝女儿和别的男人结婚。而富兰克林满怀内疚和同情，逐渐恢复了对黛博勒的感情。

这时，阻碍他们结合的是罗杰斯另有妻室和罗杰斯已死在西印度群岛这两件事都难以证实，否则，黛博勒的那段婚姻便已失效了。由于这个原因，当他们于1730年9月1日结婚时，他们没有在教堂举行婚礼，只是按普通法律结了婚，黛博勒搬到了市场附近的那所房子里，成了富兰克林太太。她的母亲也去和他们同住。至此，富兰克林感到自己“总算尽可能地改正了那一大过错”。

黛博勒·富兰克林是个肤色红润、健壮、漂亮的女人，没受多少教育，有时候还有些固执。她对丈夫的研究和思考并无兴趣，但她忠贞、节俭、理智。对她，富兰克林后来回忆说，“她是一个善良而忠实的伴侣，大力地帮助我照料铺子，我们在一起兴旺起来了，我们一直总是相互安慰体贴。”

1730年下半年或是1731年年初，富兰克林家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为威廉。关于这个孩子的母亲，一直众说纷纭。1764年，富兰克林的一个政敌说孩子系富兰克林的女佣所生。但也有人说是黛博勒自己在同富兰克林结婚前后有了这个孩子。无论如何，这个孩子作为富兰克林的儿子被接纳进这个家庭。

两年后，1732年10月20日，黛博勒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弗朗西斯·福尔吉尔，1736年，富兰克林的侄儿詹姆士从新港被带到这个家里，1743年8月31日，一个女儿萨拉降生了。此外，店里的各种各样的帮工也不时地在这个家里寄宿和寄膳。富兰克林的家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家庭。

但家庭生活仍很紧密。富兰克林极少在家中接待朋友，而是在酒馆或更多地是在共读社的聚会上同他们会面。富兰克林夫妇和别的商人除了生意上的事，没有别的交道。黛博勒的生活就是丈夫和孩子，家和店；富兰克林在这些年中也不怎么外出。他甚至不用外出上班，只是上楼和下楼就可以到达他的印刷所、他的店铺、他的帐房以及1737年后的他的邮局。他的书房在家里，他的实验室也在家里，他几乎可以在家中从事他所有的活动。

办报的富兰克林的家庭生活的忧喜悲欢也常常透露于报端。1742年6月17日，富兰克林登了一则启事，为他12岁的儿子威廉寻找一匹走失的小母马；他还在报上风趣地提醒报纸的捐助者说，报纸的纸张该付款了；当他的书被人借去长期不还时，他曾登寻书广告，仿佛忘了谁是借书者；有一次，黛博勒的祈祷书忘在教堂的长凳上被人拿走了，富兰克林便在1737年6月23到30日的报纸上登文曰：“希望拿了它的人打开书读第8段那条圣诫，然后把它放还到同一条长凳上；无人会再注意到它。”同年10月27日的《宾夕法尼亚报》宣布：“费城邮政局现在由市场街的本·富兰克林接管。”该报的1739年的第1期则通知公众说，“印刷商富兰克林从他最近的住所迁往那条街同一侧、朝河的方向去第4家。”

1736年11月21日，富兰克林4岁的儿子弗朗西斯因患天花而夭折。半个月之后，这位悲痛但又怀有公民的良知的父亲却冷静地一连7天在《宾夕法尼亚报》上登文纠正城里关于儿子死于接种疫苗的讹传，“由于有人因那报告（加上其他这一类同样没有根据的传说）而延误了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我在此真诚宣布，他并非由于接种疫苗，而是由于得了普通感染的疾病。”而这位慈父在很长时间以后都还在痛惜儿子之死，他在给姐姐简的信中说，他的孙子“时常令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的儿子弗朗吉①，虽然他已死去30年了。从那以后，我极少看到什么能与他相比，一直到今天，每思及他，我都不能不叹气”——

①弗朗吉，弗朗西斯的昵称。

他的报纸还列举了他店里出售货物的一长串名单，有包括文具、书籍、食品、厨房用具在内的50余种。这些货物除了文具和书籍外，都杂乱地放着，屋里屋外都可闻到它们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富兰克林还为造纸商人收购破布，1735到1741年间就达55476磅之多。

富兰克林的店里雇用合同佣工，通常都是白人。他家中的佣仆也都是白人，只是在黛博勒年老时有一个她喜欢的黑奴小男孩。富兰克林的报纸上也登过贩奴广告，如，“一名合适的黑人少女，15岁左右，出过天花，到此地已逾一年，讲英语。可询问印刷商”；“一名合适的黑人青年，19或20岁，将出售。很适合劳动，习惯于种植园工作，出过天花”。

富兰克林夫妇的共同努力使他们的家庭富裕起来，家中的餐具从价值两便士的陶制粥碗和锡制羹匙到黛博勒花23先令为丈夫买的一只磁碗和银羹匙，到后来，他们拥有了价值数百镑的银制餐具。

家庭兴旺是富兰克林各项事业发达的一个标志。和那些集毕生精力于某一门学问的科学家不同，富兰克林一边思考、研究、写作，一边处理和应付商务的、公众的、家庭的各类事务，他的世界是广大的。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外交家，他又始终是个伟大的俗人
三、迈进科学的殿堂
★平生爱科学

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富兰克林对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外部世界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渐长，在繁忙的商业、社会活动之余，出于他那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和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又开始了对大自然的不尽探索。

早在他20岁时从伦敦返回费城的海途中，他就对他观察到的大气的突然变化，海豚身体颜色、光泽的变换等等作过准确的记述。在回到费城后艰苦创业的岁月中，无暇顾及科学研究的他仍经常想到“自然哲学”，并留心同他有机会遇见的专家们交朋友。

就在他倡办“美洲哲学学会”的1743年，他作了一次堪与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媲美的关于气候现象的观察。他写道：

“星期五［10月21日］晚上九点，费城上空将出现月食。我打算观察它，却被一场东北方来的暴风雨所阻碍。这场暴风雨7点到此，像往常一样带来厚厚的云层，使整个半球阴霾四布。可是当邮差将波士顿的报纸送到，那上面记述了同一场风暴在那一地区造成的后果，我发现月食的开始在那里清楚地观察得到，尽管波士顿位于费城东北面400英里之处。这个使我迷惑了，因为那场风暴在我们这儿开始得那么早，使得我们不能进行观察；而那是一场东北风向的风暴，我想象它在远在费城东北方向的地方应发生得更早。因此，我在给我在波士顿一位哥哥的信中提到了它；而他告诉我说，那场风暴直到晚上11点才到达他们那里，所以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月食。在比较了我得到的其他几处殖民地关于那场风暴发生时间的记述后……我发现在东北而越远的地方，风暴总是发生得越迟。

“由此，我对这些风暴的成因形成了一个看法，对它我将以一两件人所熟知的事例加以解释。假定一条长运河里的水在终端被一道闸门堵住了。水一直很平静，直到闸门打开，这时它开始流出闸门，紧挨闸门的水先动，向闸门流动；紧挨着先动的水的水接着流动起来，这样连续不断，直到运河的尽头流动起来，运河尽头的是最后才动的。这里，所有的水的确是向闸门流动的，但依次开始流动的时间却是反向的，也就是从闸门开始，倒回到运河的尽头。再看一例，假想一个房间里的空气是静止的，没有气流穿过房间，而后你在烟囱里升起火来，立即，烟囱里的空气受热而上升，紧挨着烟囱的空气流进烟囱补充它的位置而向烟囱流动；接下去，其余的空气也连续地向烟囱流去，一直到门那里。就这样，产生了我们的东北风向的风暴：我设想在墨西哥湾或那附近的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稀薄上升，它原来的空间由它以北毗邻的较冷、因而较浓密、较重的空气来补充，这一空气的流动又引起它更北部的空气也流过来，形成一股连续运动的气流，而我们的海岸线和内地的山脊使这气流呈东北方向，因为它们是东北—西南走向的。”

富兰克林在此留下了他那强有力的看法，留待他人去理解到，他已向着关于那巨大的旋转的风系即旋风或逆旋风的知识迈出了第一步。

1748年，富兰克林把他观察到的蚂蚁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一位瑞典生物学家。他相信，在蚂蚁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交谈的东西。为此，他做了实验。一些蚂蚁爬进了放在橱柜里的一只盛着蜜糖的瓦罐里，他抖掉了罐子里所有的蚂蚁，只留下了一只，然后把罐子用绳子挂在天花板上的一根钉子上。罐里的那只蚂蚁吃够了糖蜜后，设法从那根绳子爬到了天花板上，再从天花板沿着墙爬到了地板上。过了半个小时，大群的蚂蚁蜂拥而至，仿佛是他们得知了消息，沿着刚才那只蚂蚁爬过的路线，到了耀子里，吃光了剩下的糖蜜，再沿绳子、天花板等原路离开。

1750年8月23日，富兰克林写道，他观察他的一只钉在墙上的鸽棚——其大小够养6对鸽子——里的鸽子，“尽管它们繁殖得像邻居家的鸽子一样快，我的鸽子却从来没有超出六对：那些年长、强壮的鸽子把年幼、体弱的鸽子赶出去，迫使它们去寻找自己的新居。最后，我挂上了一个新的鸽棚，里面分了格子，可容另外的12对鸽子栖身。没过多久，它就被原来鸽棚和邻居家鸽棚被赶出来的鸽子住满了。”

富兰克林对农业也感兴趣。他是最早感觉到农村的农业资源不应被浪费，感到正如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农业也应和商业相联系，应是一门科学的美国人之一。他敦促他所创办的学院讲授种植和园艺。

1752年4月23日，他在给卡德瓦拉德·科尔登的信中谈到了空气和光。他写道：“我必须承认，我对于光是一无所知的。那种假定称为光的物质微粒连续不断地被从太阳表面快得惊人地送出的学说没有使我满足。以这样的运动，那些可想象的极为微小的颗粒一定不会具有超过大炮发射出的24磅重的炮弹的力量吗？……难道不可以更为合宜地把所有光的现象解释为：假定宇宙空间充满着一种微妙的有弹性的流质，当它静止时，是看不见的，但它的震颤则影响到了精细的眼睛的视觉，如同空气的震动影响耳朵这种较粗的器官一样。以声音的例子来说，我们没有想象比如说一座钟发出的响亮的微粒循直线飞向耳朵；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想象有光亮的微粒离开太阳，直奔眼睛呢？……好在我们不像可怜的伽利略那样被宗教法庭指责为异端邪说。我悄声在私人信件中反对正统学说会是危险的。”在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光波理论，富兰克林是否知道它，不得而知。但清楚的是，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支持了他认为更合理的新理论，向正统的学说挑战。

那年12月，他为他在波士顿的哥哥约翰制作了美洲医学史上第一根有弹性的导尿管。当时，他跑到银匠那里“指点他制作一根（坐在旁边直到完工）”，然后寄给了他的哥哥。

在他从科学研究的这第一阶段，他还接近完全地观察和记述了一场旋风发生的情况。那是在1755年，“在马里兰，同塔斯克上校以及其他一些绅士一道骑马到他的乡下住所去，在那里，我和儿子受到这位和蔼可亲又可敬的人极为殷勤、亲切的款待。走着走着，我们看到一股小小的旋风在我们下面的的山谷中的一条路上刮起来了，它扬起和挟裹的尘土显示出它的形状，如同一块长形糖面包，尖端朝下旋转着朝我们移动过来，一边行进，一边膨胀起来。当它经过我们旁边时，它那接近地面的小的底端像一只普通的水捅大小，但越往上越大，看上去有40到50英尺高，半径长达20到30英尺。我们一行人站住了注视着它，可好奇心比较强烈的我跟随着它，骑马走在它的边上，观察到它一边前进，一边把它小的底端的尘土全都卷起。一般认为，向龙卷风掠过水面时卷起的水柱开上一枪，就会使它破碎，我便不断地向着这股小小旋风挥鞭打去，想将它打散，可是没有一点效果。不一会儿，它离开了道路，进入了树林，每一刻过去，它都变得更大、更强劲，它卷起的不是尘土了，而是地上堆积得厚厚的陈年干树叶，用它们和树枝搅起巨大的响声，并迅速地将高大的树弯成圆圈，令人吃惊；尽管那旋风前进的速度已不那么快，一个人步行都可以跟上它，但它的圆周运动却快得惊人。从它现在裹挟着的树叶，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它激进的气流是呈螺旋状上升。当看到大树的树干和树身在旋风吹过之处变弯，直到风离开后还保持原样时，我对我的鞭子在它体积尚小时不能破坏它便不再感到奇怪了。我伴随它走了3/4英里，直到一些死树的树枝被旋风所断裂而四散飞迸，并落在我的近旁，使我更加担心有危险时，我站住了，看着它继续移动着的顶端——它由于挟带着的树叶子而成为有形的——高高地露出在树顶上方。许多树叶，由于在较高和最宽处得到松释而在风中散落。但由于已被带到如此之高的空中，它们显得只像苍蝇般大小。

“这时，我儿子赶上了我，跟着那旋风直到它离开树林，越过一片老的烟草田。在那儿，由于既无尘土又无树叶可带走，在掠过那块田地时，它的下部逐渐地看不到了。那时，平常的风在刮着，路线和我们的行进方向一致，而旋风前进的方向则差不多是相反的，尽管它不是保持直线，前行的运动也不均衡，前进时向两边时有摇摆，有时快有时慢，有时好像有数秒钟几乎停步不前，接着又开始相当快地向前。当我们回到同伴中时，他们正在赞叹现在正被普通的风刮到了我们头顶上那么高的地方的枝叶，它们伴随着我们前进，有一些不时地落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直到我们走到了距我们最初看见旋风之处3英里的地方，仍没有到达地面。

“当我问塔斯克上校，这样的旋风在马里兰是否常见时，他愉快地回答说，‘不，一点也不，是我们特地拿来款待富兰克林先生的。’”

科学之于富兰克林，是蕴含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界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它们，研究它们；他为了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进行发明、创造：省柴取暖炉解决了冬天取暖中的问题，导尿管减轻了哥哥的病痛。而他为人类避免雷电的伤害则发明了避雷针，这是与他在电学研究上的杰出贡献紧相联系的。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在希腊神话故事中，天神普罗米修斯把天上的火种盗取到人间，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却触怒了主神宙斯，被下令用铁链锁在高加索的崖壁上，每日遭受神鹰啄食肝脏，但他忍受巨大的痛苦，始终无悔。最后被大力神赫拉克利斯解救。到了18世纪中叶，凡人富兰克林因率先尝试驯服雷电，将这一“天火”带到人间，被誉为“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富兰克林所处的时代，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也是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17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在力学、光学，磁学和热学等领域都有了一些成就，相形之下，电学显得落后。那时的电学实验还只限于用猫皮摩擦火漆棒、电能发生电火花、人接触电火花后感到震动等。对于电是什么、它的运动方式如何等问题，尚无进一步的探索。喜好观察、实践的富兰克林进行了大量实验，成为近代电学的奠基人。

在他之前，科学界对静电现象知之甚少。1731年，英国科学家格雷（1670—1736年）首次发现有些物体能传电，有些则不能，这样，就把导体和绝缘体区别开来了。他发现金属能传电而丝线则不能。他还注意到尖端放电，从而想到电火花和雷电是不是一样的东西。1734年，法国科学家杜飞（1689—1739年）发现，将摩擦后带电的两根琥珀棒或两根玻璃棒悬挂起来，它们会互相排斥；可是带电的琥珀棒和带电的玻璃棒则会彼此吸引，如果使它们互相接触，它们二者将失去电的性质。杜飞由此得出结论：电分为“琥珀电”和“玻璃电”两种，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其后在1745年，荷兰莱顿大学的马森布罗克（1692—1761年）和德国的克莱斯特（1700—1748年）各自发明了后来称为“莱顿瓶”的蓄电池的最早形式；同时，格里凯发明的静电起电机在18世纪得到改进，它通过连续转动的摩擦随时可以方便地得到静电。这两项电学仪器的发明，使得科学家可以得到并积蓄电以供进行许多电学现象的观察。但那时人们对于莱顿瓶的瓶体本身（玻璃）、水和金属线在起电与放电过程中起什么作用还一无所知。1746年秋天，富兰克林第一次看到英国学者斯宾士的电学实验表演，并得到了斯宾士赠送的一套电学仪器，其后便开始了他的电学实验。尤其是在1748年雇用了哈利·霍尔为工头和合伙人之后，曾一度很大程度上从商务活动中脱身出来专心进行实验。

他的电学实验首先从莱顿瓶开始，不到几个月，从实验中有了不少的新发现，解决了当时电学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莱顿瓶的作用和原理，得出了极为重要的结论：“电火花并非由摩擦而产生的，而是被收集起来的。电确是一种在物质中弥漫着的，又能为其他物质，特别是水和金属所吸引的基本要素”。“电火是永远不会被毁灭的”①。莱顿瓶的全部力量和它的使人受震的威力，都在瓶子的玻璃中间，至于和瓶的内外两面相接触的金属片，只能尽到发出电和收受电的功能，换言之，从一面发出，另一面收受。即，电是一种在平常条件下以一定比例存在于一切物质中的要素，在他看来，电是一种单纯的“流质”。从而初步解答了电由何处来和莱顿瓶的作用等问题，否定了在此之前科学家们关于莱顿瓶之所以能发生强烈的放电是由于瓶中之水或金属箔金属线所致的推测，也就把莱顿瓶实验的神秘面纱揭开，将其置于一个可以为人理解的科学基础上了。富兰克林的这个结论为19世纪法拉第（1791—1867年）对电介质②所作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①此处所说的水指含有杂质的普通水，纯水是不传电的。“电火花”、“电火”即现代所称的电。

②电介质，不导电的物质。电介质通常用来使带电体和其他部分隔绝，惯称“绝缘材料”。

富兰克林又认为，既然电是一种单纯的“流质”，那么，当玻璃受到摩擦时，电就流入玻璃，使它带“正电”；而当琥珀受到摩擦时，电就从琥珀流出，使它带“负电”。相应地，莱顿瓶内外两面的电荷也被定名为正电与负电，或阳电与阴电，并用正号“＋”和负号“－”来表示它们。这是电学上的一个创举。富兰克林是第一个把电分为正电和负电来解释实验的人。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问题，而且是概念上的深化。如果把富兰克林说的“流质”改称“电子”，并将流动方向倒过来（因为电子实际上是从琥珀流向玻璃），那么他这个猜测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富兰克林这一创举使电学开始走向准确的定性的方向。他对莱顿瓶的研究使科学界正确地了解了它的作用，并认识了绝缘体在电学中的重要性。1788年法国科学家库伦（1736—1806年）发现电荷间相互作用力的有名定律就是从富兰克林这一概念出发的。这是富兰克林在电学上的一大贡献。

1749年，他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名的“一流论”（或译为“单流质说”的电学理论），反对杜飞将电分为“玻璃电气”和“琥珀电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流体的“二流论”（或译为“双流质说”）。富兰克林认为，所有的自然物体中都含有电，电只有一种，物体的正负电决定于其含电太多或含电太少。当物体中所含的电超过了正常含量即电太多了时，称此物起了正电。如果少于正常含量即电太少了时，称此物起了负电。电可以用正负符号来区别，但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流体。这是电学史上第一个明确的、前后一致的电学学说。

富兰克林还利用充电体之间静电的吸力和斥力的作用，制造了一个很简单、但又异常灵敏的机械，称为“电轮”。在这个机械里，轻圆盘以每分钟50周的速度旋转，实际是不断地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这个发明预示着现代的电动机的出现。

富兰克林进行电学实验的消息在费城传开后，许多人来到富兰克林的家中观看“奇迹”。把他的小小实验室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让我的朋友们来分担一些这种拥挤，我在玻璃作坊定制了一些玻璃棒分发给他们，这样我们终于有了好几个表演者了”。富兰克林的朋友们帮他向来观者演示摩擦生电等电学现象，其中有的还独立地得出了些电学上的小小发现。

富兰克林在进行了大量电学实验后，已经走到了他对大气电学作出重大发现的边缘。

在当时，雷电这种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可怕的自然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对人们来说还是一个谜。流行的看法是，它是“上帝之火”，天神发怒，也有人猜测雷电是毒气在天空爆炸。格雷关于电火花和雷电属于同一性质的猜想，没有能够用实验证明。富兰克林要来作这一伟大而危险的尝试了。

就在他从这一时期最早的电学实验得出了单流体说的结论的同时，1747年7月11日，他就已经看到了“尖形物体在吸入和放出电火上的神奇效果”。此后，费城和宾州的公共事务占去了他一段时间。到1748年9月29日他得以从商务活动脱身，并迁入了在雷斯街和第二街拐角处的新居。那以后，如富兰克林自述的：“我将自由自在地没有其他任务，而只愿于自己想干的，并享受被我视为莫大幸福的东西：有闲暇去读书、研究、做实验，同那些愿意尊称我是朋友或熟人的那些才华横溢、可敬的人作广泛的交谈。”

1749年11月7日，富兰克林在他的实验记录中记下了“……电的流质同闪电在这样一些方面是一致的。1．发光；2．光的颜色；3．弯曲的方向；4．迅疾的运动；5．由金属而发生；6．爆炸声；7．存在于水或冰中；8．撕裂或震动通过的物体；9．击毙动物；10．熔化金属；11．使可燃物着火；12．硫磺味。电流质被尖状物吸引。我们不知道闪电是否只有这一特性。但鉴于它们在所有我们已经作过比较的各方面都相一致，它们就可能在这一点上一致吗？让我来做这个实验。”

在柯林森把他的一封信送到1750年5月的《绅士杂志》发表前几周，富兰克林已有了如何利用这一发现的想法，“然而，在关于尖状物放出或吸引电火的实验中，有一些东西尚未完全得到解释，对它，我想在下一封信中再来提出解释。因为尖状物的原理非常奇特，而它们的效果的确神奇；根据我在实验中的观察，我认为，房屋、船只、甚至塔和教堂可以借助它们的作用得到有效保护，免受电殛；因为如果在气候仪、风向标、教堂的纺锤状尖顶，塔尖或桅杆顶部不是像通常那样装上木质或铁质的圆球，而是装上一根8到10英尺长的铁杆，顶端逐渐变尖如针一般，并镀上防锈物，或分成数个尖那会更好，我想电火会在它到来达到一殛之时前静静地被从云中吸出，在尖上会有亮光出现，如同船上的桅顶灯光一般。这似乎可能是异想天开，但目前请让它得到传阅，直到我寄来详尽的实验报告。”这是富兰克林最早的关于避雷针的建议，当时他没想到需要一条地线。

1750年7月29日，富兰克林通过柯林森，正式公开地向英国皇家学会提议进行证明雷电是电的实验。而在此之前9个月，他已自己决定了要做这实验。“为决定雷电是否放电现象，我提议在方便之处做一个实验。”并详细介绍了实验方法：“在某一高塔或塔尖顶上放置一种守望棚，大小足够容纳一个人和一个电座①。在电座中央树一根铁竿，将这铁竿弯起来通到门外，然后垂直竖起20到30英尺高，顶端十分尖锐。如那电座保持干净和干燥，人站在座上，当雷雨云经过时放出电和火花，铁竿将把火从云中吸向他。如果担心那人会有危险（虽然我认为没有危险），可让他站在棚里地板上，不时地用金属线圈去接近铁竿，那金属线圈的一端有皮带，他用一根蜡做的把握着它，那铁竿受电后将从铁竿传往线圈而无害于他。”富兰克林当时还不清楚这种实验的危险性。1750年圣诞节前两天，他准备用电来杀死一只火鸡时，他的一只手和身体的其他部位遭到电击，使他有几分钟失去知觉，肩上的麻木感直到次日早上才恢复——

①指绝缘体。

英国皇家学会对富兰克林的提议未予重视。英国的电学家福瑟吉尔·沃森作序的富兰克林的论文的小册子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洲费城所作的电学实验和观察》为名发表了（1751年）。

富兰克林的新思想在法国引起了更大的兴趣。富兰克林的小册子被译为法文发表（1752年年初），科学家们和公众都为之激动，法国国王还亲自观看了“实验哲学大师M·德·洛尔为他演示的“费城实验”。一些科学家决定进行富兰克林提议的更大规模的实验。1752年5月10日下午2点20分，达里巴尔和六位同道在巴黎郊区马尔利地方的一座花园里用40英尺的铁竿从地面吸引雷电，随着一声开枪射击般的声响，实验成功。富兰克林的想法不再是推断。

在费城，圣诞节前的危险事件并没有吓倒富兰克林。当再次从费城和宾州的公共事业——创办一所新学院和一所新医院——脱身后，富兰克林的注意力重又回到雷电和电的问题上来。1752年7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费城做了一次轰动当时科学界的用风筝吸取天电的实验。

以下就是关于这次实验的记述：

“由于同这次如此重大的发现（或许是伊萨克·牛顿爵士以来最伟大的）的每一情节都将给所有我的读者以快乐，我将努力地传递我从最高权威那里得到的若干新细节来满足他们。

“在出版了他的验证他关于电和雷电是一回事的假说的方法后，博士等着在费城筑起一座塔尖（在基督教教堂），以便将他的观点付诸实验，而不是想象用一个大致差不多高度的尖头竿子来达到那目的。这时，他忽然想到借助一只普通的风筝，他就可以比利用随便什么尖塔更好地深入雷电区了。所以，他准备了一大块丝帕和用来展开丝帕的适当长度的两根相互交叉着的棍子，他抓住第一场就要到来的暴风雨的机会步行到田野上去，在那儿有一座棚子可以用于他的目的。但是由于害怕在科学上不成功的尝试往往招来的嘲讽，他没有将他想要进行的实验告诉任何人，除了他的儿子以外。他儿子将帮助他放出风筝。

“风筝升了起来，在它显示出带电以前，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块很有放电希望的云笼罩了它，但没有任何反应。最后，就在他开始对他的努力感到绝望的时候，他观察到麻绳上一些松散的线直立了起来，相互让开，仿佛它们被定在了一个共同的导体上。注意到了这一充满希望的现象，他立即将他的指关节伸向钥匙（让读者去判断他在那一刻感受到的极度喜悦吧），发现就这样完成了。他感觉到了十分明显的电火花。其他的人也成功了，甚至在绳子被淋湿前，因此这事实就平息了所有的纷争。当雨淋湿了风筝的绳子时，他收集到了大量的电火花。这事发生在1752年6月，法国电学家证明了同一理论的一个月后，但在他听说了他们所做的实验之前。”

这段话是富兰克林的朋友、英国皇家学会的普利斯特里写下的——富兰克林自己没有公开描述过这事。普利斯特里是在富兰克林眼皮底下写的，一定亲耳听到了富兰克林说的关于此事的情况，写出的草稿也经富兰克林过了目。普利斯特里前文所说的“最高权威”即指富兰克林本人。

当年9月，富兰克林就“竖起了一根铁竿把雷电引入我的屋子里，以便对它做一些实验，用两只铃在铁竿受电时引起注意”。

他在附近的铁匠铺定做了一根9英尺长的顶端尖削的铁杆，把它安放在烟囱顶上。铁杆的下端拴上鹅的翎管那么粗的金属线，然后将金属线沿楼梯引到屋子里的金属水泵上，而水泵是通向地下的。他又把屋里的那段金属线分成两股，两股线的终端相距6英寸，各挂上一只小铃，两只铃的中间，用丝线吊着一只小铜球。当金属线有电流通过时，铃上的铜球就会响起来。

他写道：“在频繁地从上方的铃吸取火花和为电瓶充电后，一天夜里，我被楼梯上响亮的劈啪声惊醒了。我跳了起来，开门出去，我察觉到那铜球不是像往常那样在铃之间颤动，而是被支开，离开两只铃有一定的距离；当那火通过时，有时候很响亮、迅疾的劈啪声从一只铃到另一只铃，有时候呈一条连续不断、浓稠的白色溪流，看上去有我的手指般粗细，这时，整个楼梯亮如白昼，人们可以捡得起一根针来。”

那些铃在富兰克林的家里响了好些年。

看来，尽管他竖起那根铁竿主要是来取电做实验，但他也想到了用它来保护自己的房屋。10月1日他写给柯林森的信中谈了风筝的事后，加上了一段附言，言及了避雷针：“我很高兴听说我的实验在法国取得成功，及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建筑物上使用尖状物。在那以前，我们已经在我们法院和市政大楼的屋顶安装了。”这是最早的关于避雷针实际应用的信息。

富兰克林在电学上的重大贡献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是奇迹，而对科学家们来说，富兰克林成了电学上的巨匠。从法国传来了对他的赞扬；他关于电风筝的叙述12月21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并几乎是马上就在当年的《学会记录》上发表。1753年7月，哈佛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在同年9月，威廉学院和马利学院在1756年4月也步了哈佛的后尘；1753年11月30日，皇家学会“以其神奇的电学实验和观察”授予他哥德弗雷·科普利爵士金质奖章。他的电学论文被译成法文、德文（1758年）和意大利文（1774年）。在整个欧洲，他成了万众瞩目的世界名人。

富兰克林作出了科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猜想之一并证明了它，为人类用孩童玩具那样简单的一把钥匙开启了当时人们心目中不可知的宇宙的最黑暗、最可怕的门中的一扇，使人们不仅有可能预防雷殛这一最难以预测的灾祸之一，而且还可能驯服它、利用它，难怪有人称他是“新的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四、宾州一杰
★从共读社到美洲哲学学会

随着商务活动的顺利展开，富兰克林逐渐将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

1733年，富兰克林开始学习外国语。首先他学了法语，然后是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到这时，他翻阅了一下拉丁文圣经，忽然觉得自己幼时所学的拉丁语基础知识犹存，于是回过头来又学了一番拉丁语，最后还学了德语。在这几种外国语言中，只有法语是他既能读又能写（尽管写得不很地道）的，其他的只能阅读。通过学习外语，富兰克林的知识来源拓宽了。

1735年2月4日，富兰克林把在共读社宣读过的一篇论文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了，名为《论保护城市不受火灾》，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事故及防火须知，呼吁人们小心火烛。市民见了文章后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赞同共读社和富兰克林的意见。不多久，一支30人的自愿救火队组成了。根据组队合同，每一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适用的皮水桶和结实的袋囊和筐子（用以装运货物）；一有火灾发生就必须把它们运到现场。救火队每月开一次联欢晚会，讨论交流大家有关防火的看法。消防队的作用明显，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在共读社和富兰克林的建议下，新的消防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而富兰克林1736年12月最先组建的那支消防队叫做“联合消防队”，一直活跃地保存了下来。队员如不出席每月的例会，便要缴付小额的罚金，这些罚金用来购置救火机。自从组织了这些消防队以后，费城再未发生过大的火灾，一般在起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以前，火便被扑灭了。

除了组建新的救火队，富兰克林还改革了费城原有的巡夜制度。费城的巡夜原来由城内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名户主在夜里随他在城里巡逻，不愿巡夜的人每年出资六先令，用以雇人代之巡夜，但钱数往往多于实际所需。这种情况使警官之职成为肥缺，而因警官往往找一些乞丐无赖去巡夜，代价只是一点酒，巡夜实际不能认真进行。富兰克林提出了一种巡夜制度，其基本内容是雇用适当的人巡夜；采取按财产的比例课税的办法来公平分摊巡夜费用，“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户主的全部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50镑的价值，而她所付的巡夜费却和一个仓库中储蓄着几千镑货物的大富商完全一致”。这一计划经共读社同意后，便传到各分社，作为各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富兰克林的这一计划没能立即实行，但富兰克林和共读社的活动却在人们的思想上为这一制度的变革作了准备。几年后的有关法律通过时，共读社社员已拥有了较重要的地位。

1737年到1738年初，由于布拉福德在报上登文攻讦，富兰克林被卷入一起与共济会（富兰克林1731年2月加入）会员有关的纠纷中，直到四月，才往老家去信使为此担忧的父母平静下来。这时，乔治·怀特菲尔德正在从英格兰到费城来的路上。

乔治·怀特菲尔德是美以美教派的主要布道者，他嗓音宏亮，口才极佳，所到之处，基督徒们似乎从昏昏欲睡的精神状态转而振奋激昂。1739年晚些时候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只有他们才有前途，才，怀特菲尔德抵达费城，富兰克林怀着一种哲学家和慈善家的兴趣注视着他，他这样描述他观察到的情景，“看到我们的居民的风习的变化真是好极了。从对宗教抱无所谓或冷淡态度，变为看起来仿佛全世界的宗教热情在增长，以致于一个人在傍晚从城里穿过时，可以听到从每条街道的各家各户传出的赞美歌。”

富兰克林为他的宗教热情所感化，也为他的口才所打动，为他修建教堂捐款，为他原先不甚赞成的从费城募捐再到乔治亚去建立一座孤儿院的计划捐了款。但富兰克林始终视他们之间的交情为世俗的友情，绝非教徒对传教士的崇拜。有一次，怀特菲尔德从英国到了波士顿，因为听说从前在费城接待自己的老朋友已迁往他地，便写信向富兰克林提及不知在费城停留期间能在何处住宿。富兰克林回答说：“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如果你不避简陋，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住。”怀特菲尔德说，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面上愿意竭诚招待我，上帝一定会以祝福来回报你。富兰克林却说：“可别弄错了。我不是看基督的份上，是看在你的份上。”富兰克林把怀特菲尔德当作朋友，替他印讲道书，但就是不能皈依他的教派。怀特菲尔德为他能皈依本教派而祈祷，“但从来没有满意地相信他的祈祷已应验。”

怀特菲尔德对富兰克林真正有意义的影响是强化了富兰克林关于“全美洲的殖民地”的观念。怀特菲尔德的活动不以某一殖民地为对象，他跋涉在各个殖民地的城镇、乡村，向居民传道，他将在乔治亚遇到的问题，打算借助宾州费城的帮助去解决，富兰克林曾办过六期的杂志的刊名“大众杂志：美洲的英国种植园”就是在怀特菲尔德离开费城再去乔治亚的那个月宣布的。

1737年，富兰克林被任命费城邮政局长，取代了布拉福德的职位。这个职务对富兰克林的报纸发行很有利，但对富兰克林来说，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从那以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中对其作了批判。恩格斯，他有机会读到其他的报纸了。他特别注意在美洲有些什么有学之士及他们之所为。他有了一种冲动，想要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如同他在当帮工时把共读社的成员集合到一起。1743年5月14日，他印了一封传阅书信，邮寄给各种各样的通信者，提议他们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美洲哲学学会”，实以上将成为一个州际的共读社。费城将是学会的中心，一直有着7个成员：一名医学家、一名植物学家、一名数学家、一名化学家、一名机械学者、一名地理学家和一名自然哲学家，主席、财政总管和秘书除外。费城的成员每月至少开一次会，处理他们的哲学事务，考虑那些通信者可能寄来的报告或问题，并向所有的成员通报他们的工作。每季度一次免费向每名会员邮送重要信息的摘要。每名会员每年交相当于一美元的会费。

关于成立这个学会，富兰克林是这样看的，“建立新殖民地的最初艰辛，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局限于生活必需品上。那种情况现在已经过去了。各州都有许多人由于各种情况而生活安适，有闲暇去培养更高雅的技艺和改进知识的一般积累。国土之广袤将他们隔离开来，互相不了解彼此的思想。需要通过学会，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制度化的通讯联系，来讨论这样一些课题：所有新发现的植物，草、树、根，它们的特性及用途等等；种植它们的方法，使那些有用但只在某些种植园种植的作物更普及；改进蔬果汁，如果汁、葡萄酒等等；防治疾病的新方法；在不同殖民地新发现的地下所藏，如煤矿、矿物、采石场等；数学各分支的有用的新发展；化学新发现，诸如蒸馏、酿造、矿砂分析的改进；为了节省劳力，取水和运水、草地排水的机械新发明，像磨坊和马车；一切新的技艺、行业、制造业，包括可以提议或考虑到的；海岸或内地具体部分的测量、地图和图表；河流和大路的所经之地和交接处，湖和山脉的情况，土壤和农产品的性质；改进牲畜喂养的新方法；从外国引进新品种；对种植、园艺、开垦土地的改进；一切揭示事物本质、旨在增强人对物的控制和使生活的便利和愉快多样化的哲学实验。

“该建议的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自愿担任学会的秘书，直到另有能力更强的人选为止。”

那年夏季，富兰克林访问了新英格兰，但直到11月，组建学会才有所进展。1744年4月，学会在费城成立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论学说。唯心，召开了几次会议。在他的共读社的朋友中，托马斯·哥德弗雷是学会的数学家，塞缪尔·罗兹为机械学者，威廉·帕森斯为地理学家，威廉·科尔曼为财务总管，富兰克林为学会秘书。此外，托马斯·霍普金森是学会主席，托马斯·邦德是医生，约翰·巴尔特拉姆是植物学家，菲尼亚斯·邦德是首席自然哲学家。在上列人员中，哥德弗雷已经发明了象限仪，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承认；约翰·巴尔特拉姆则被林尼厄斯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自然植物学家”；托马斯·邦德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久将在富兰克林的帮助下，创办宾夕法尼亚医院。学会的通讯会员包括纽泽西和纽约的著名官方人士。1744年4月5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卡德瓦拉德·科尔登说：“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卡罗来纳和新英格兰殖民地还有另一些人等着一旦得知学会已经成形，便加入进来。”其中包括弗吉尼亚的约翰·米切尔——医生兼植物学家，北美地图的绘制者（1755年事）。

会成立后，不甚活跃。会议按时召开，但未保留会议记录，也没有发表会议摘要。在实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令富兰克林最感满意的是建立了同科尔登的通信联系。科尔登对数学、医学、物理学和心理及道德哲学同样精通。富兰克林是在1743年夏季去往康涅狄格的途中偶然和他结识的。他们曾计划并决定合作出版《美洲哲学杂集》月刊或季刊，但未能实施。

在此前后，富兰克林于1740年前后发明了一种火炉，既省燃料，又利于取暖。他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开设了一家铸造厂的朋友罗伯特·格雷斯。格雷斯从生产制造这种火炉的铁板获利甚丰。富兰克林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这种炉子的结构，列举了新炉子的14条优点，反驳了出现的反对意见。在“美洲哲学学会”成立后，富兰克林发表了这本小册子。结果，“这种火炉广泛推行，不管是在宾夕法尼亚还是在邻近的殖民地，给居民节省了大量柴薪。”当宾州州长扎马斯提议在若干年内给富兰克林以这种炉子的专卖权时，富兰克林却“不想取得专利权”，他认为，“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应该乐于让他人利用我们的发明，并无偿地慷慨地将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他人。”当他得知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照他写的小册子略作改动，装成炉子后，在伦敦取得了专利并因之发了“小小的一笔横财”时，富兰克林并不计较。他后来写道，“其他人从我的发明中僭取我的专利权不限于此例，尽管他们不一定同样获得成功。但是我从不同他们争论，因为我自己无意利用专卖权来获利，同时我也不喜欢争吵。”

富兰克林在得到了大卫·霍尔这个“热心、谨慎、勤勉、诚实”的得力帮手后，他逐渐有了闲暇来从事其他活动，在将兴趣转向科学研究尤其是电学实验的同时，他还和共读社的朋友或其他友人一同喝酒吟诗作歌。在一次这样的聚餐中，有人指出在座者均为已婚男人与价格》等。，并唱起赞美诗人们（座中有人作诗）的夫人的歌。次日早餐时，其中的一人收到富兰克林的一首新歌词，请求他在下次聚会时唱这首歌。那是一首称颂家庭之爱的歌：

他们的夫人们已在诗中赞扬，

我唱我朴实无华的乡村姑娘。

祝福我娶她为妻的那一天，

十二度春秋，她仍令我生活欢畅。

我不夸她的面容、身材和姿态，

也不赞美她的热情奔放，

我只称道我珍惜的美德，

就是七十年过去也不会消褪色彩。

她分去我的辛苦，

使生活重担不把我束缚。

当好运降临，妻子的欢欣，

使我倍感幸福。

人孰无过，我妻之失，

如玉之瑕疵微不足道。

我渐已视之为己有，

习以为常，不再感觉分毫。……

歌词表达了富兰克林对妻子和家庭的眷恋之情。

1744年，富兰克林的父亲约赛亚·富兰克林去世。8年后，富兰克林的母亲阿拜亚·富兰克林也去世了。富兰克林在波士顿他们合葬的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碑文如下：

约赛亚·富兰克林

和他的妻子阿拜亚

共葬于此。

在婚后的五十五年中

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着。

他们既无田产，又无官职，

靠不断的劳动和勤勉，

以及上帝的赐福，

他们维持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

安乐度日。

并抚养了十三个子女

与七个孙子孙女，

颇有佳誉。

由此看来，读者，

你当自勉，努力勤谨，

切勿不信上帝。

约赛亚是一个虔诚谨慎的男子，

阿拜亚是一个贤淑善良的妇人。

他们的幼子

立此碑铭

以表孝意和怀念。

约赛亚·富兰克林生于一六五五年，卒于一七四四年，享年八十九岁。

阿拜亚·富兰克林生于一六六七年，卒于一七五二年，享年八十五岁。

★《平凡的真理》

1736年，富兰克林当选为州议会文书，从此正式地涉足政治生活。1737年，布拉福德因帐目不清被北美邮政总代理斯波茨伍德上校革去费城邮政局长的职务，由富兰克林继任这一职务。结果，富兰克林看到，“虽然它的薪俸很少，但是它便利了信件的来往，间接改进了报纸，因而增加了它的发行量，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结果是这一职位大大增加了我的收入。而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纸却相应的衰落了”。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对他在当邮政局长期间不允许邮差邮递我的报纸的做法不采取报复手段。因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在此之后不几年，战争逼近了宾夕法尼亚。

从1739年起，英国因在西班牙领有的美洲殖民地走私而同西班牙开战；1744年，英国同法国又因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而处于战争状态。在1747年以前，这两场战争都没有打到宾夕法尼亚境内，因为它北面的殖民地挡住了加拿大境内的法国人，南面的殖民地阻挡了佛罗里达和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人。敌舰在沿海巡弋，但没有从特拉华河逆流上行到费城。

1747年7月，法国和西班牙的私掠船在海湾出现。费城人为之恐慌起来。费城没有碉堡，没有炮台，没有军备，在州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教友会教徒不会投票同意拨款备战，费城的富商因而拒绝出钱在保护自己财产的同时也保护教友会教徒的财产。费城的德裔移民生活在他们宁静的农庄里，通常和教友会信徒持同样立场。苏格兰—爱尔兰籍移民住在内地，感觉不到对位于海边的首府面临的危险也威胁着他们。而主张起来保卫家园的人们又各执己见，难以达成一致。州长托马斯企图说服州议会通过一项民兵法和采取保障本州安全的措施，可是全然无效。

这时，富兰克林搁下了进行中的电学实验，挺身而出，参与解决费城面临的政治问题。因为这时的富兰克林早已不是一介平民，而是富裕的有闲者了。他有闲，因为他已设法从生意中脱身出来；他富有，按宾州的标准来看是如此。在宾州，一个女仆的工钱是一年10镑，一名文书一年25镑，一名学院里的教师年薪60镑到70镑，首席法官的年薪为200镑，而州长——一州中的大人物——一年的薪酬是1000镑。富兰克林每年从大卫·霍尔处得到500镑，从其他合伙人，邮政局长的职位、城内房地产和贷款利息的进项可能也达到同样的数目。在宾州，研究哲学、科学并非职业。因此，既富且闲的富兰克林必须为社会所用。况且，富兰克林天性好动，为科学而行动，为伦理道德而行动，为公众事务而行动。

1747年秋季，有谣言从西印度群岛传来，说有6艘法国私掠船（也许还有其他船）已计划要在来年同来洗劫费城。这时，在反对任何战争这一点上，教友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其中一些（包括詹姆士·洛根）认为防御性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自由派教友会教徒却不为所动，其他分支则深恶痛绝。富兰克林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同共读社中的威廉·科尔曼、美洲哲学学会的托马斯·霍普金森以及首席法官谈话，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由富兰克林匿名撰文抨击教友会和大商人，呼吁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自己保卫自己。

11月17日，星期三，以一个不具名的商人的身份写的小册子出版了，题目是《一个费城商人写的平凡的真理》。富兰克林用像《穷理查历书》中那样通俗易懂的笔调，告诉人民，费城实际上有可能腹背受敌，因为除了海上有敌舰，法国人还可能唆使印第安人从背后进攻。只有在海上继续经商，在陆地上保卫生命财产的安全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教友会的宗教信仰使该派信徒反对备战，文中说，“让他们抱着宗教信条不放吧！”并抨击那些只要教友会中人不出钱自己就不出钱的大商人，文章将其比喻为“拒绝抽干正在下沉的船中之水，因为船上有一个自己痛恨的人也将和自己一道获救”的人，呼吁“城里的中产阶级、农民、小店主和工匠”必须行动起来做应该做的事。如果他们的领袖不愿行动，他们应该自己行动。小册子的作者还说他有一项计划，只要大家愿意听，几天之内他将公诸于众。

小册子一经发表，费城人尤其是下层人民群情激动，纷纷响应。在星期六召开的一次预备性会议上，集合了100余人，多半是工匠。富兰克林掏出计划的草稿，将成立民团的计划向与会者宣读了一遍。不料话音方落，听众已经准备好立刻在条款下签字表示拥护。这时，富兰克林想到最好还是先征求绅士们的意见更为稳妥。这样，到第二周星期一，城里在罗伯茨咖啡馆召开大会，到会者内有城内最主要的绅士和富商。在这些上层人士的动议下，自愿加入民团者在文件上签了名。

民团的人数短时期内已逾1万，遍布全省各地。民团战士们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编成连队和团队，选出自己的长官，每个星期集合训练一次。费城联队的军官选富兰克林为上校，但富兰克林自认为无此资格，谢拒了这一职位，另外举荐了一人，被选中了。富兰克林又提议发行奖券以集资在城南修筑堡垒，装配大炮。由于没有重机枪，他们从波士顿购置了39挺，并向伦敦订购，也向宾州的业主请求援助。

伦敦的炮要到次年春季才能到货。这时私掠船行将到来的风声日益紧迫，民团派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四人使团出使纽约向其州长告借。起初，纽约州的克林吞州长坚决拒绝了使团借炮的要求。后来，在晚餐桌上喝了一些酒后，克林吞态度软了下来，同意借出6门火炮；又喝了几杯酒后，出借的数字增加到10门；到最后，那位州长答应借给宾州使团18门炮。那是18磅的质地上乘的火炮。时间不长，18门大炮连同炮架从纽约运回了费城，装在了炮台上。在后来的战争继续期间，富兰克林和其他战士一样在民团服务，像一名普通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

在这一时期中，宾州的防务活动和富兰克林的名字紧密相联：制订出防务计划，并付诸实施的是他；想到从波士顿购买火炮和其他作战用品的也是他；提议在1748年1月7日星期四举行斋日以求上帝的福佑——实际上是鼓舞士气——的还是他。富兰克林一时几乎成了宾州的风云人物。尽管他拒绝了1748年议会选举提名，地方上的各个阶层仍然全都抓住他不放。他回忆说：“我们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地要我效劳。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1749年］；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1748年10月4日），不久以后又选我为市参议员（1751年10月1日）；一般市民又选为我为州议会议员（1751年）。”不论富兰克林如何心系他的电学实验，他还是身不由己、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地方政治事务中。

战争结束后，富兰克林心怀已久的一个愿望开始在他心中涌动，那就是在宾州创办一所学院。早在1743年，富兰克林就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府，可是没有成功。这时，他决心了结这一份心愿。他所做的第一步是联络朋友中有志于此者共同完成这一计划，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共读社社员；第二步是编写和出版一本小册子，名为《有关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城中有地位的人。

如果说《平凡的真理》的写法和对它的运用带有戏剧性和讲求策略的话，那么《建议》的写作手法和内容则是直截了当和严肃认真的。富兰克林在小册子中说道，第一批移民中很多人都在欧洲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殖民地的教育却被忽视了。现在已到了弥补这一疏忽的时候了。他提议由有闲暇并富有公益精神的人集资以开办一所学院。他认为学院应该有合适的校舍：“假如它能距离一条河不远，有一所花园、果树、草地，有一两块田地”，则最为理想而且应该有一座图书馆，藏有“各国的地图、地球仪、一些数学仪器、一套供自然哲学和机械学实验用的仪器；各种出版物，关于风景、建筑物、机械等等”。学生应“朴素、有节制和节俭地集体进餐”，并“经常进行跑步、跳跃、角力和游泳方面的锻炼。”

“至于他们的学习，最好是教给他们一切有用的东西和一切有美化作用的东西。但是学问长，时间短。因此，建议他们学习那些可能是最有用和最起美化作用的东西，学习内容应与他们未来可能从事的若干职业相联系。他认为“所有的人均应被教会能迅捷地写得一手好字，因为那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他还重视学画，“图画是一种通用语言，可以为所有的民族所理解”。学院应教授“算术、会计和几何、天文的基本原理……英语课可以讲授语法；在这方面，我们的一些最好的作家应该是第一流的。风格应培养为条理清楚而精炼。应讲授阅读，发音应适当、清楚，有所强调，而不是用平淡的语调，那会不足以表达文中之意，也不要用舞台上用的语调，那样太矫揉造作”。还应对写作和讲演付出较多努力，”富兰克林认为，“几乎各种有用的知识”，均可通过阅读历史来学到：地理、编年史、古代习俗、道德伦理。“的确，阅读好的历史的一般自然倾向，必定会使各种美德，公益精神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年轻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印象。读史可能会令学生渴望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或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尽管不应强迫所有的学生去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以及现代外国语言，但不应拒绝那些热望学习它们的学生；同时，他们的英语、算术及其他绝对必要的学科不应被忽视”。

富兰克林敦促学生阅读自然史、商业史和“关于技术发明、制造业的兴起，贸易的进步、其所在地的变化及其原因等等”的历史。而“在他们读自然史时，难道不可以讲授一点园艺、种植法、移植法和嫁接，不可以不时地短途旅行到邻近的有最好的农民的种植园去，观察并讲解他们的劳作方法以利青年的培养吗？”

最后，“应坚持不懈地将全体学生教诲和培育成为具有表现为寻找和抓住每一机会去服务、去尽职的仁慈宽厚之心——这是被称作良好教养的基础”。

《建议书》中为8到16岁的青少年制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实际是对当时流行的刻板的、循规蹈距的学校教育制度的挑战和批判。富兰克林的教育思想来自他本人的经历和北美殖民地仍处于开发阶段时对人才的需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美洲人眼光。但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

小册子发出去以后，富兰克林开始为创办这所学院募捐和奔走。捐款人推选出了董事，并指定富兰克林和首席检查官法兰西斯起草学院的组织章程。同时，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还忙于租校舍、请教师等筹办工作。

1749年11月3日，包括24名董事的学院董事会组成，富兰克林当选为校长，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756年。在那以后仍是学校的董事。1751年1月7日，学院开学了。后来的费拉德尔菲亚大学就这样创立起来。

在筹办学院的工作接近尾声时，托马斯·邦德——富兰克林的好友，美洲哲学学会的医生——提议在费城创办一家医院。富兰克林不懂医术，却深谙推动一项事业之道，他运用他在费城人中的影响力和他的《宾夕法尼亚报》的传媒力量，帮助朋友募得了大量捐款，并设法使州议会拨给津贴2000镑；作为医院理事会理事，富兰克林应理事会要求，撰写并印刷了《宾夕法尼亚医院纪》，于1754年5月28日交给理事会。1755年5月28日，医院在枞树街和松树街之间的第八街奠基，基石上的铭文为富兰克林所写。那年6月30日他当选为董事长，后来在新落成的大楼里主持了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50年代初似乎是费城的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期。1752年4月3日，一群费城的生意人坐在一起，话题是组建美洲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富兰克林是推选出来的12名董事之一，而且名次仅在州长哈密尔顿之后。富兰克林和霍尔印刷了并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了的火险公司的方针。富兰克林根据该方针的第19和20款，为两幢房屋保了险。

1750年4月12日，富兰克林曾给他83岁高龄的母亲写去一封家信。在信中，他抚慰老母说，“我们很容易地读了你写的信，在你的信中，我每一个字都看得很明白；因为，尽管信中的字并不总是最好的，但感觉使得每件事都清楚明了。你问到的我的腿现在已很好……至于你的孙辈们，威尔①现已19岁，是个高个匀称的青年，颇讲究修饰。他……最近要求学做生意，我希望他成为一个勤奋的人。萨丽②长成了漂亮的姑娘，十分勤于针线活，喜欢读书，”当时的萨拉·富兰克林还不到7岁。“现在她在上舞蹈学校”——

①②“威尔”是威廉的昵称；“萨丽”是萨拉的昵称。

“就我而言，目前的日子过得够快乐了。上帝保佑我享有健康，我读了不少书，有时骑骑马，高兴时与人为伴；为自己办少许的事，为他人办事很多，但尽可能地不参与。就这样年复一年，直到末日来临。那时，我宁愿人们说我‘他生为有用的人’，而不愿被人说‘他死时很富有。’”做“有用的人”，富兰克林正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1751年8月13日，在州议会当了15年文书的富兰克林当选为议员。他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申请并获准继任议会的文书，在此之前威廉曾于1746年参加远征加拿大的行动。

在那以后的5年中，议会中的议题主要是三个：印第安人问题、纸币问题、业主领地交税问题。其中的第三个问题已经在议会争论中形成了僵局：宾夕法尼亚的业主把这块殖民地视作租赋的源泉，作为过了时的封建领主，他们通过租约和抽佃获取大量的收入，他们没有卖出去的土地则可以从稳定上涨的价格获得收益；宾夕法尼亚人却不甘心做封建臣民，他们要求业主要为州境的治理、特别是处理印第安人的问题交纳税款。以威廉·宾为首的业主认为自己在法律上有正当权利享受特权；宾夕法尼亚人则相信正义和道理在自己一方。在州议会里，议员代表的是宾夕法尼亚人民，在州政府中，州长代表业主的利益。

这样的对抗在1751年因阿勒格尼地区那边的印第安人新近发生的骚动而加剧了。由于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很少有移民进入那里，但商人在那一带很活跃，令印第安人感到烦恼。友好的易洛魁印第安人“六族”——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起缓冲作用的部落联盟——感到受了来自两方面的侵犯：英国人正翻过山岭而来，法国人则对俄亥俄河流域提出领土要求，计划或行将计划在从尼亚加拉到阿勒格尼河和蒙农加赫拉河交汇处构筑一串堡垒。由于英国和法国暂时处于和平状态，双方所做的只是力图用礼品来争取印第安人（这一做法正在发展为贿赂）。宾夕法尼亚为此耗费巨大。富兰克林当选州议会议员10天后，议会方面就通过州长通知业主，要求他们分担一部分这类花费，业主们对这一要求拖延到1753年上半年才给以否定的答复。

1751年10月，富兰克林的治安委员会提出发行4万英镑纸币的提案，在议会通过了但数额减为2万，可仍受到州长的否定。其后的两年中，议会和州长间的公文往返继续着，但没有结果。

这时（1753年），富兰克林已成为州议会中的重要人物。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在议会中不多发言而在幕后默默地协调对立双方立场，消除分歧，形成可行的方案；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在电学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和成果获得国际承认和颂扬，以及他被任命为北美殖民地邮政总代理。这些，都有助于他在当地建立崇高的威望。

1753年9月20日，宾夕法尼亚州长哈密尔顿收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从温切斯特写来的信。信中说，费尔法克斯和“六族”及其盟友的某些首领会谈过了，这些首领愿意在返回途中于22日或那以前在卡莱尔同宾州州长会面。当时，州议会正值休会，哈密尔顿召集了正在城里的议员商量对策。由于弗吉尼亚州长丁威迪没有会见那些印第安人首领，哈密尔顿也不打算亲自前往卡莱尔，他决定派一个使团前去。哈密尔顿选定了州参事会秘书理查德·彼得斯，议员伊萨克·诺里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使团成员。

9月22日，三名使者骑马出发了，身后跟着载有给印第安人的礼物的大车队。那些礼物同当时流行的做法一样，大致包括毯子、衣服、鞋、带折边的衬衣、染色布、枪支、火药、铅弹、火石、匕首和酒。沿着兰卡斯特的收税路，涉过萨斯奎汉纳河，便上了卡莱尔的崎岖小路。使者们晓行夜宿了5天，在26日到达了卡莱尔。印第安人约有一百名，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也在同日抵达，住在城外临时搭盖的小屋里。

宾州使者并不知晓印第安人此举的目的，他们临行前接到的指示只是延续、批准和确认现存的友好条约。前来会谈的俄亥俄的印第安人中包括“六族”、特拉华①、肖尼②、迈阿密（那时通常称作“特怀特威斯”）和怀恩多特③各部的大多数显要人物。通过双方的预备性会谈，宾州使者了解到特拉华和迈阿密的几名战士被法国人及其印第安人盟友杀害，而怀恩多特所有的首领最近都死去了。使者们明白，在把作为抚慰品的货物送给印第安人以前，是不可能进行正式会谈的。当他们向“六族”的发言人、奥内达部首领斯卡卢亚迪问及印第安人愿否接受礼节性的腰带和绳子及“几份准备好一俟运到即行交割的货物清单”时，那酋长“坦率地声称，印第安人衣服上还有血迹，不能就这样处理问题。而在所要求的货物尚未复盖在坟墓上（实际是铺在他们面前的地上）之前，他们也不接受吊唁。”——

①特拉华，北美印第安人族名，居住在特拉华河谷和纽泽西州。

②肖尼，北美印第安人族名，原居中东部，现居俄克拉荷马州。

③怀恩多特，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族的一支。18世纪时，该部在中西部势力最强。

进一步的非正式交谈使宾州使者被告知，警觉到法国人已前进到俄亥俄的印第安人已两次警告法国人不得进一步侵入。后来，在罗格斯唐（皮兹堡附近）的参事会的一场火以后，各部落的首领分两路行事，一路同弗吉尼亚及宾夕法尼亚会谈，另一路给法国人送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如果法国人拒绝了警告，同英国人交善的印第安人必将向法国人开战。富兰克林一行视此为印第安的外交策略：索要货物以维持友好关系。他们决定就地再买一批货物，以免带来的“礼物”不足。

接受礼品的日子终于到了。货物已打开包放在地面上。使者们中明了来意，宣布“六族”将加入他们进行吊唁，而斯卡卢亚迪代表吊唁一方讲话。于是斯卡卢亚迪，对迈阿密和肖尼族的印第安人说，“我和我的兄弟奥纳斯①共同对你们说，如我们所知，你们家中的座位染上了血污。我们擦去血污，在你们参事会的大火后扶正你们的座椅，使你们能够和平安适地坐下来议政，同从前一样，使你们能控制并加强古老的联盟，将原有的联系继续下去。”说到这里，一根细绳被交付给了对方。斯卡卢亚迪又说，“特怀特威斯和肖尼兄弟，我们认为现在那鲜血已经洗去。我们和奥纳斯兄弟一道为你们死于本国的战士掘好坟墓，我们隆重地掩埋他们的遗骸，用这些毯子包裹他们，再将坟墓盖上。”说到这里，货物被交出去了。斯卡卢亚迪再说：“特怀特威斯和肖尼兄弟：我和奥纳斯兄弟一道为你们城镇的首领、妇女和儿童，为你们遭到的损失向你们致以哀悼。我们擦去你们眼中的泪水，使你们能看见太阳，使所有的一切在你们眼中变得喜人和清晰，愿你们节哀。”说到这里，一条腰带交付给对方。然后，全部仪式对着特拉华和怀恩多特族印第安人再重复一遍——

①指威廉·宾，或他之后的宾夕法尼亚的任何一名州长。

次日的会谈也举行了仪式。使团将一串贝壳数珠交给印第安人，上有6个图形，代表“六族”、特拉华、肖尼、怀恩多特、迈阿密和宾夕法尼亚，象征他们同意永远保持紧密联合。在此之后，双方才接触到有关的实质性问题。

在宾州代表委婉的敦促下，第三天，斯卡卢亚迪代表印第安人提出：英国人应留在山脉的自己那一方；假如法国人因宾夕法尼亚商人在中立地带增多而不安，那么印第安人也是如此。他们要求按业已达成的协议，只在三处贸易地点交易；他们指出英国人卖的货物太贵，应卖得便宜一些，并可以多卖些宝贵的火药和铅弹，而不是面粉和酒。斯卡卢亚迪尤其强烈地反对卖酒，说它毁了印第安人。

第四天，宾州使团原则上同意三处商埠的要求，但说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

那天晚上，印第安人得到了他们拒绝过的酒，全都喝得酩酊大醉。

这是富兰克林初次以官方身份同印第安人——对这个民族，他一直以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领袖打交道。这也是富兰克林后来漫长而艰巨的外交生涯的开端。

★奥尔巴尼联盟计划

富兰克林曾自言对于公职，他“从不请求职位，从不拒绝职位，同时也从不辞职”。然而，对他的这一“原则”，他至少有过一次例外，那就是他对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位争取过，并且是竭力争取过。

1751年5月，原任北美邮政总代理、弗吉尼亚的艾利奥特·本杰尔病危，宾夕法尼亚首席法官威廉·艾林将推荐富兰克林继任这一职务。那个月的21日，富兰克林给伦敦的彼得·柯林森写信谈及此事，因为柯林森可以影响英国邮政当局。但他这样做并非为了取得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他心怀已久的远大理想。

他在给柯林森的信中写道：“这个职位一般传说是年薪150镑，但因其他原因而适合于我，特别是它将使我能够实行一项久已形成的计划，……我希望这个计划不久会产生出令你和所有有用知识的爱好者喜悦的一些结果，因为目前我在美洲的才智之士中已有一大批熟识者。我不必告诉你费城——它是大陆殖民地的中心并与西印度群岛有着持久不断的通讯联系——是一个远比弗吉尼亚适于作为邮政总代理所在地的处所，而且我们这一州也具有在此设置该职的声誉。”那久已形成的计划就是10年前富兰克林倡办过的美洲哲学学会。尽管这个学会不如他所期望的那么活跃，而他的电学和政治上的兴趣也使他偏离了一般哲学，但他心里始终牵挂着他的美洲哲学学会。他希望使越来越多的有才智的人彼此间保持通信联系，不仅在费城，也不仅在宾夕法尼亚，而是在整个北美殖民地。但要实现这一宿愿的障碍之一是缓慢、昂贵且不安全的邮政系统。这一系统必须加以改造，而他，美洲哲学学会的秘书能做到这一点。同时，费城是学会的中心，富兰克林又是费城的市民，他希望费城在各方面都拥有重要地位。对他个人来说，他看重的不是拥有这一职位所能直接、间接得到的经济收益，而是作皇家邮政官员的荣耀和扩大对整个美洲了解的机会。

就在给柯林森写信的5月，富兰克林买下了里德家在市场街的一幢房子，把邮政局从印刷所迁到那里，并在本杰尔手下任主计官，管理各地邮局的帐目。本杰尔亡故后，身为主计官的富兰克林于1753年夏季花了10个星期时间巡视新英格兰的邮政事务。8月10日，英国邮政大臣任命富兰克林和威廉堡的邮政局长、《弗吉尼亚报》的出版者威廉·享特同为“英王陛下在北美大陆的各省及领地的邮政总代理”，年薪共为600镑，“从邮资所得中支付”。1730年，邮政总署设在弗吉尼亚，而从这时起，威廉堡和费城一南一北分管整个北美殖民地的邮政。富兰克林对威廉·亨特印象不错，两人在公务上配合默契，但享特健康状况不佳，主要邮政事务往往落在富兰克林肩上。

富兰克林任命儿子威廉·富兰克林为费城邮政局长，次年又擢升他为主计官。威廉·富兰克林遂将邮政局长之职交由黛博勒的亲戚约瑟夫·里德担任。约瑟夫后来又将此职交由波士顿来的彼得·富兰克林担任。留在波士顿的约翰·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之兄——则自1754年起任波士顿的邮政局长，他在1756年1月死去后，邮政局长之职由其妻继任，成为迄今所知北美妇女担任公职的第一人。

身任邮政总代理后，富兰克林便抓紧时间进行邮政改革。他建立起一套完整、清楚而简单的邮政系统，将表格和指示付印后发到各地邮局。1754年，他巡视了北部各殖民地的各地邮局，1755—56年又巡视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各地方邮政，从而认识了各地邮政局长，使其帐目制度化，研究他们的具体困难，考察了各地的道路、河流涉水处和渡口。到1757年携其子东渡英格兰时，他仍身任这职位，只是将主计官之职委与纽约的合伙人詹姆士·帕克尔。由于富兰克林全面整顿了殖民地的邮政，他任职后第4年的邮政收入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1761年，在4年多以后，富兰克林和享特终于收回了自己预支的钱，并向伦敦汇出了美洲邮政部门第一笔盈余。

富兰克林对邮政进行的大多数变革都是以他在费城的邮政经验为依据的。长期以来，他把有信待领者的名字登在《宾夕法尼亚报》上。这时他将这一做法推广到有报纸发行之地的邮局。1753年，他在费城建立了收费邮递制度，凡在到达当天未被领取的邮件由费邮递员（只有一人）递送，收取额外邮递费。这一做法在其他大城市也被鼓励实行。富兰克林还规定，将收信人姓名登在报纸上后，凡三个月内无人领取的邮件须送交设在费城的邮政总局——这是美国“无法投递邮件的处理部门”的开始。他废除了他们邮政局长期间邮差免费投递报纸的垄断做法，规定所有的报纸均由邮差递送，但要支付邮资。他最有意义的改革是要求各地邮政局长注意邮递服务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并且由于他改进了邮政服务的速度和安全性，使邮政事业广泛得到利用而繁荣起来。在使北美洲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各殖民地联结为一体方面，富兰克林贡献之大是前无古人的。

富兰克林对北美邮政的改革不仅是单纯的行政才干的表现，它和美洲哲学学会的创立一样，反映了富兰克林头脑中萌生的北美殖民地联合的思想，它代表了北美殖民地资产阶段发展经济、得到政治权利的利益需要。随着殖民地资产阶级这一要求日趋强烈，殖民地联合的思想也日益明确。

1751年3月的一天，富兰克林收到了纽约合伙人约瑟夫·帕克尔的来信，信中附有一份手稿。富兰克林读了以后，知道这是纽约州参事会一名参事写的关于北美殖民地联合的论文。他也明白帕克尔的用意是要听听他的看法。于是，他提笔给帕克尔回信。他认为，北美联合，无论其何等必要，如指望州长们来完成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对此并非真正有兴趣。联合是北美人自己的利益所在，应自己来进行。他写道：“我以为，较之英国国会强加的联合，由各殖民地加入的自愿联合要好得多。因为这并非很难做到，而且易于按时势的需要和在经验指导下对这种联合加以改造和改进”。

这一年，针对英国人限制宾夕法尼亚制铁业的法案，富兰克林写了《对人类增长、各国人口问题等的观察》，分析了北美殖民地的人口状况和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关系及殖民地经济和宗主国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人口日益增长的美洲是制造业的日益扩大的市场，无论对英国还是对美洲都是如此，“所以，英国不应过多地限制她的殖民地的制造业。一位明智的好母亲不会那么做。限制等于削弱，而削弱了孩子也就削弱了整个家庭”。这里，富兰克林将北美殖民地同宗主国英国看作一体，他主张的殖民地联合也是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联合。

中，富兰克林还以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为一体为前提，论述了北美殖民地边疆对英帝国的功能。他指出，美洲在一个世纪以后将容纳最大部分英格兰人，因此美洲的边疆也是英国的边疆，一个正在兴起的美洲殖民地是扩大着的英国的一部分。他强调，“对英国来说，同法国缔结条约来确定其殖民地与法国殖民地的边界是极其重要之事，英国在获取足够的空间问题应该要极其小心在意，因为这空间将大大解决她人口增长的问题”。

当时，在北美，英、法两国假定，英国有权占领阿勒格尼河以东的大西洋沿岸，法国有权领有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但“六族”的领土界限不清地分布在从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法国人和英国人则不断地向它侵入，同印第安人进行皮货交易。进入那一地区的英国人数量较多，但都是个人活动，与政府无甚瓜葛，法国人则于1753年派了一支官方探险队到俄亥俄一带构筑起堡垒，看来是向英国人、也是向“六族”发起挑战。弗吉尼亚州长率先应印第安人首领的请求，派遣当时21岁的乔治·华盛顿携带一份最后通牒于11月送交法军指挥官。但华盛顿并没有比1个月前去警告法国人的印第安人更幸运，他被法国人拒绝了。那一地区的印第安人酋长“半王”见俄亥俄的法国人比英国人势大，开始对原有的盟约有所顾虑了。在这种情况下，弗吉尼亚州长丁威迪派人在俄亥俄河岔处修筑堡垒准备抗击进犯，并在弗吉尼亚军队准备就绪后，立即派华盛顿前去增援。还通知哈密尔顿州长说宾夕法尼亚军队可以在1754年3月初在波托马克与弗吉尼亚军会合。

然而，宾州却反应迟缓：州议会中占多数的教友会信徒一如既往地拒绝为这次军事行动拨款。

5月，有消息传来，弗吉尼亚的那座堡垒已经落在法国人手中，议会才决定拨款1万镑，但州议会和州长却为争夺对筹款的数目和方式的决定权而陷入僵局，但双方同意派出使者前往奥尔巴尼，会同其他同“六族”有条约关系的殖民地的使者在英国商务部主持下召开会议。州参事会的约翰·宾（威廉·宾之孙）和理查德·彼得斯，州议会的伊萨克·诺利斯和富兰克林奉派出使，于6月17日抵达了奥尔巴尼。

自从得知将召开这一会议的消息后，富兰克林比以往更多地考虑了殖民地联合的问题。在法国人进犯的现实威胁下，这种联合的紧迫感突出了。5月9日，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看来是美洲最早的漫画，可能是出自富兰克林本人的手笔——一幅粗线条的图画，画的是一条分为八段的连贯的蛇，每一段上分别标着新英格兰、纽约、纽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和南卡罗来纳的第一个字母。漫画的标题是：“不联合，只有死！”

在前往奥尔巴尼的途中，宾州使团经过纽约。富兰克林将自己关于殖民地联合的主张作了一番清理，写成《关于北部殖民地联合计划的简短提示》。文中提出，这一联合体当由出席奥尔巴尼会议的使者们代表他们各自的议会来计划，而由英国国会来设立。整个殖民地的总督应该通晓军事，由英国王室任命和发给薪酬。这一联合体除了处理印第安人事务外，还应负责建立并支持新的移民点，并装备军舰保卫海岸。

中没有涉及到有关联合的细节问题。

在奥尔巴尼，受到邀请的各州中，纽汉普什尔、麻萨诸塞、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的代表已经到了，弗吉尼亚正忙于同法国人作战，无暇顾及于此，纽泽西则没有接受邀请。此外，罗德艾兰和康涅狄格的代表则是不请自来。

6月14日，会议开始。在商议抵御外侵和印第安人问题时，话题便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各殖民地联合的问题。6月24日，代表们决议，有必要建立一个殖民地联合体，并为此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富兰克林是委员会成员之一。28日，委员会提出一个方案，名为《简短的提示》。

就在会议上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商讨同印第安人的条约关系的同时，华盛顿的军队在尼谢西提堡垒向法军投降。英、法之间争夺北美的斗争开始了。代表们更加感到联合起来的迫切性。但是在如何联合的问题上，分歧仍然存在。富兰克林的《简短的提示》在讨论中被加以修改、增删。富兰克林接受了一些他不赞同的内容，以求保留主要的部分。7月8日，他受会议委托，准备一份“计划”草案，作为讨论的结论。他花了一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写这一草案。次日，他的草案宣读后，被会议通过了，其抄本被分别送往各殖民地的议会，包括未派代表出席会议的纽泽西、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的议会。

然而，没有一个州的议会接受这一草案，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其原因，富兰克林归结为“各地的州议会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它们都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但是在英国，人们却认为这个计划过于民主。因此商务部不赞成，也没有提请英王批准。”

这个“如果被采纳，将会使大洋两岸幸福”的计划草案没有结果，富兰克林深感遗憾。他的收获是同其他殖民地的有影响的人建立了友谊。通过和他们的交谈，富兰克林关于英帝国及其美洲殖民地的思想成熟了。他认为两者除了被大洋隔开外，应是一体的；美洲殖民地应加以扩大，应向阿巴拉契亚山那边求发展；如果让法国人占据那块土地，将是永久性的威胁，英国人应深入有争议的地区去保护业已得到的一切；和印第安人保持和平贸易关系，向他们购买土地，使其繁荣发展——他们也在英帝国境内。在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关系中，富兰克林始终坚持和强调的一点是殖民地应有自治权。他在会后的归途中，在纽约、新英格兰一带作了短期停留，为此和不少持不同看法的人进行了争论。他认为北美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中应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制定与殖民地有关的立法；如果不允许美洲殖民地代表进入英国国会，那么国会应注意立法的公正性，不应只顾及英国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殖民地的利益。否则便存在着“未来的分离之危险”。

在美国革命前20年，富兰克林实际已预言了这场革命。

1755年1月或2月初，富兰克林从波士顿回到了费城。这时，费城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战争拨款的问题上，州长罗伯特·亨特·莫里斯不同意由议会决定哪些方面的费用由议会拨款，议会则声言，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维护自己的土地同等重要，哪怕战火迫近，也不放弃自由和权利。双方各执己见，陷入僵局。富兰克林立即投身到这场对代表业主特权的州长斗争中去。

同时，战争在继续。英军计划了从新英格兰和纽约进攻尼亚加拉、克朗、波因特和阿卡迪亚的军事行动。由于不允许各殖民地联合抗敌，建立自己的武装，只得从英国本土运兵到北美作战。1754年12月，两团英国正规军由布雷多克将军率领运往北美，于次年2月在弗吉尼亚的汉普敦登陆。4月，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在亚历山德里亚同麻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州长会谈，商定布雷多克军队的军需和运输的负担由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三州承担。弗吉尼亚招募了年轻的美洲士兵加入布雷多克的军队作战，宾夕法尼亚则派富兰克林为这支军队解决行军中的运输问题。

由于听说布雷多克对教友会的信条抱有强烈的偏见和敌意，富兰克林假意以邮政总代理的身份与布雷多克商量如何最快捷、最稳妥地保证他同各州州长之间的信件往来，而隐瞒了议会代表的身份和真实使命。

富兰克林带着随行的儿子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找到了布雷多克将军。那天布雷多克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副官们征集运货车辆的消息。在这样等待的几天中，富兰克林利用和将军一同进餐、一同消磨时间的机会，在交谈中消除了他对宾州议会的成见和误解，并表示愿意帮助他作战。正当富兰克林父子准备动身返回宾州复命时，征集马车的报告到了，副官们征集到的只有区区25辆货车，其中还包括一些破旧得不堪使用的。布雷多克闻讯大惊失色，埋怨英国政府命令军队在缺乏运输工具的地区登陆。副官们也纷纷议论说这次远征必败无疑。

这时，富兰克林插言说，如果在宾夕法尼亚登陆，那里每一家农户都有运货马车。布雷多克听了，马上请富兰克林帮他们设法征用马车。在谈定给车主的报酬后，富兰克林在兰卡斯特登了一则广告，以切身利害关系，实际上也利用了自己的号召力，为英军征集了150辆四马货车和两百余匹驮货的马，并亲自担保车马若有损失，照价赔偿。不久，又为军中的军官设法解决了一些日用品。其后，富兰克林应布雷多克之请，继续为其军队采办军粮。

布雷多克对美洲殖民地人民和印第安人的作用估计过低，对于随在军中的100多名印第安人很冷淡，渐渐地，这些本可以作为向导、侦察兵的印第安人离开了他；而他对自己的军队的战斗力十分自信。他告诉富兰克林说，他打算拿下法军从弗吉尼亚手中夺去的杜奎恩堡垒以后，便直取尼亚加拉，然后进攻弗兰提纳克。并预计三四天内便可攻下杜奎恩保。当富兰克林提醒他注意印第安人的伏击战术时，布雷多克却回答说：“这些野蛮人对于你们未经训练的美洲殖民地民兵来说可能是强敌，但对英王陛下的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来说，先生，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不久，布雷多克率军向杜奎恩堡进发，在距目的地9英里处，军队刚渡过了河，先头部队因等候全军渡河也停了下来，埋伏在这片林间空地周围的树林和灌木丛后的敌军乘英军比较集中之机发起进攻，英军措手不及，加上有辎重马车随行，全军秩序大乱，被敌军杀得惨败。布雷多克手下军官的三分之二、士兵的一半以上战死，将军受了重伤，几天后便死去了。率领后军押送粮草辎重的丹巴上校闻讯后，不仅不率领手下的1000余名士兵去与击败前队的400余敌军作战，以洗雪战败的耻辱，反而仓惶逃窜，一头扎进费城，不思战斗了。富兰克林后来对此写道，“这件事第一次使我们美洲殖民地人民想到：我们对于英国正规军的英勇无敌推崇备至，是毫无根据的。”

本来，富兰克林夹在布雷多克和议会中间奔走，既要调解误会，又要劳碌实务，而“双方对我的期望都超过了他们应该期望的，而有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我办不到的事、我没有防止我防止不了的事而责怪我”（6月26日给柯林森的信），这些都使他“讨厌这些口角。如果我不爱国家和人民，我愿立刻就搬到有一个较平和的政府的康涅狄格去，在那儿我也有许多朋友，可以过得够愉快的”（8月27日所写）。然而，布雷多克军队的溃败把富兰克林留在了宾夕法尼亚。议会通过拨款5万镑，但要向人民、也要向业主征税，遭到州长的反对。双方冲突又起。富兰克林刚借助新任英军司令谢利将军之力才了结了他出面担保的车、马赔偿费，宾夕法尼亚已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已没有英军阻挡的法国军队，随时可能武装进犯；印第安人由于法军的胜利，转而与边疆地区的英国人为敌。尽管“六族”的官方还保持信用，但一些战士已投奔了法国人。1737年以来一直有所不满的特拉华部，现在开始报复了。西部的印第安人和特拉华部一样怀着敌意。由于没有英军的保卫，宾夕法尼亚必须武装起来。富兰克林不可能避开这一切，去寻找个人的安宁。

★在边境危机的日子里

在1755年外敌环伺、内争不断的乱世中，富兰克林的感情深处，的确出现了一块新的净土，那就是他和凯瑟琳·雷的友情的开始。

那是在出席奥尔巴尼会议之后，从1754年9月到1755年1月，他辗转在纽约、新英格兰同朋友们、特别是在波士顿同麻萨诸塞的州长威廉·谢利讨论关于殖民地联合的问题。就在他于1755年1月从波士顿返回费城的途中再次见到凯瑟琳·雷时，他们成了终生的好友。

凯瑟琳·雷那年23岁，是布洛克岛的西蒙·雷的女儿，通过她的母亲，和该州最有名望的家族沃里克的格林家是亲戚。她的一个姐姐朱迪丝嫁给了波士顿的托马斯·哈伯德，富兰克林似乎是在波士顿和朱迪丝及凯瑟琳见过面。凯瑟琳的另一个姐姐安妮嫁给了罗德艾兰州威斯特利的塞缪尔·瓦尔德。富兰克林在归途中去访问过那里，在新港及威斯特利见到了凯瑟琳，两人过从甚密。在不长的一段日子里，他们曾长时间地漫步在郊外；他曾注视着她制做蜜李，对她说“你的手真可爱”；他们也曾有过亲切的长谈，她喜欢他向她献殷勤。最后，他们在布洛克岛海岸告别，她将渡海回家，他则踅转威斯特利。

其后就是通信往来。富兰克林刚回到家中，凯瑟琳的信便到了，信的日期是1月20日。但是富兰克林由于忙于本城和本州及布雷多克军队的众多事务，不是碰巧外出、过了很久才看到她的信，就是读到信后也无暇回复。这种情况使得为富兰克林担忧的凯瑟琳写来更多的信。最初的几封信甚至被她自己后来、也被富兰克林认为是“不够谨慎的”。

富兰克林给凯瑟琳的第一封信写于1755年3月4日，信中写道：

“得知你安全无恙地抵达家中，给了我很大的快乐。当我看到你乘着那样的一叶轻舟下海而去，在波浪中颠簸着，我想得太多的是危险。但一位生病父母的召唤是强劲和正当的。我站在岸上，目送着你，直到我即使戴上眼镜也辨不出你的身影为止。然后我回到你姐姐家中，为你安全渡海而祈祷。

“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新英格兰……我几乎忘了我有个家，直到我朝着它走过了大半路程，直到我一个一个地和我在新英格兰的朋友们作别，踏入康涅狄格的西界，完全置身在陌生人中。那时，如同一个埋葬了他在这个世界的所有至爱亲朋后，开始想到天堂的老人，我开始想见家，希望回到家，而且，离家越近，我感到那股吸引力越来越强。我的急不可耐加快了我不断行路的速度。我拼命地向前赶路，憋足了劲，使我短短几天的功夫便到了我自己的家，扑进我贤惠的老妻和孩子们的怀抱中，就那样不动，感谢上帝，在那一刻是那么美好幸福。

“易感时令的人抱怨说东北风加重了他们的病痛。但自从你说要让这风送来你的吻，而且我发现你是守约的，它对我来说就是最令人愉悦的风了——它吹来时给了我最好的心境。我写此信时，正有一场东北风暴风雪，是今冬我们所经历的最大的一场。你的信与雪片一同来到，那雪片像你少女的童贞一般纯净，如你可爱的胸一样洁白，也一样冷，但愿它对某位配得上你的青年热起来吧，让老天保佑你们俩得到一切幸福。

“代我向你尊敬的父母以及姐姐致意。让我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因为我不大可能再有幸见到你。请接受我和我妻子对你和你的亲戚对我的好意致谢。亲爱的姑娘，请公平待我并相信我是你亲切的、忠实的朋友和恭顺的仆人。”

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前一天，6月28日，凯瑟琳写了她焦虑万分的第二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原谅我写的信，在信里我告诉你，是对你的极大关切使我不能沉默，因为见不到面，没有减少反而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后来，我的三封信（3月3日、31日和4月28日）都没有得到你片纸只字的回复，使我极感不安，动辄落泪。的确，我写了那么多，你却泰然处之视同无物，要不就是没收到我的信，在那些信里，我告诉你了上千件我从不曾让他人知晓的事，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告诉你是万无一失的。我只求有一两行字的回话来和我的那些信相抵。告诉我你很好，并宽恕和爱我哪怕只像我爱你的千分之一，我也就满足了，并保证改过。我极不情愿还没告诉你从我上封信以后的一些重大变化就结束这封信。但我已答应你了，因此，我将祈求上帝降福于你，并且，亲爱的先生，我自认是你最真挚、亲切和忠实的朋友。”然后，她又加上了一句：“请保重身体并接受这些蜜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照你一向喜欢的那样用糖腌过了。”

但是，这么一封忧思万千的信却在3个月后才被忙于政务的富兰克林收到。9月11日，趁议会休会之机，他给她回了第二封，也是最长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走开一小时吧，公务，让我和我的凯蒂①谈上一小会儿”，然后解释说是“不间断地忙于公事”迫使他疏忽了“私人通信”，接着是：

“你在最后一封信里问我可好和在做什么，是否每一个人都还爱我以及为什么我让他们这样——

①凯蒂：凯瑟琳的昵称。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说，感谢上帝，我从不记得我曾像现在这样好过。我仍然享受着一个有节制的男人可以想到的一切生活乐趣，而由于利益，它们又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得承认（你可别妒忌），更多的人比以往更爱我了；因为从我见到你以后，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和军队出了一些一般的力，因而国家和军队都感激我、赞扬我，并说它们爱我。它们说这些如同你以前一样；而如果我想从它们那里索取什么好处，它们或许会一定拒绝我；因此我从被人爱中得不到一点实际的利益，只是令我的心情愉悦。

“现在，从我得知你的一点音讯已有4个月了，但我并未生你的气，因为那是我的错。我欠了你3到4封信，只要我不补上，你就不会再相信我了，你是有理由的。可是相信我，我是诚实的，而且尽管我从来没有与你一样地回信，但你将看到，我会作仔细的叙述。同等地回复我永远办不到，尽管我应该让每趟邮差都带去我的信，因为我从你的一封信中得到的快乐比你从我的两封信中得到的还要多。那些琐碎的新闻，朋友们家中发生的事，你对人刻画出的自然的画面，那些理智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你表达每一件事时那种聊天式的笔调，都增加了我的快乐，这些更使我回忆起了那些时光和里程：我们愉快地交谈，即使是在冬天里的一段行程上，在一条走错的路上，在一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暴雨中，……

“富兰克林夫人对于一位年轻小姐对她年老的丈夫会如此关切而感到自豪。……她相信你是一位理智的姑娘和令人尊敬的家庭主妇，谈起要将我遗赠给你；但我应该希望你能有一位更好的，而希望她活上一百年。因为我们正一块变得年老，如果她有什么缺点，我也已经如此习惯，已经感觉不到了。……的确，我开始感到不怎么像想到你那样想到她，但正因为她愿意我爱你，如同你愿意被我爱那样，还是让我们一道来祝愿这位老夫人长寿和快乐吧。”

然后，他向她致以他妻子的问候，并向她的自己并不认识的父母致意，还附加了一句：“萨丽说：‘爸爸，告诉凯蒂小姐说我爱她。’”

10月16日，为了回复凯瑟琳6月28日那封忧心忡忡的信，富兰克林写了一封笔调活泼诙谐的信，信的最后说：“……当我再有幸见到你时，会发现你像我的葡萄树结了葡萄串一样，身边围着一些肥胖、水灵、红润，像他们妈妈一样漂亮的小淘气。再见。开会的铃响了。我得到那些严肃的面孔中去谈论政治了。……附言：李子已安全运到，由于你提到的原因，它们很甜，使我很少吃糖了。”

富兰克林和凯瑟琳从1755年1月在一起盘桓过数日后，一直到1763年7月才再次见面，那时，她早已于1758年嫁给了威廉·格林，生了她六个孩子中的两个。富兰克林带着女儿萨拉在去波士顿的途中到他们在沃里克的农庄去访问她和她的丈夫。那以后，他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1775年富兰克林往坎布里奇去同华盛顿会晤时的顺访，一次是凯瑟琳偕其丈夫在1776年到费城探望富兰克林。但他们的友谊在相识后的30多年中始终未断，不时有书信往来。富兰克林83岁那一年在给凯瑟琳的信中写道：“我一生的幸福之中，包含着你的友谊。只要我活着，我便会愉快地想起它。”

而在他们友情初建的那一时期，尽管他们都理智地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友情，但显然都感觉到了一些超过友情的东西。年轻的凯瑟琳为富兰克林那超越年龄的魅力所吸引，年届50的富兰克林则一眼就看到了凯瑟琳的迷人之处，多少有些相互倾心。在凯瑟琳这方面，这种情感似乎更加令她难以自持，而富兰克林毕竟是富兰克林，他深情而又冷静、理智的信将他们的关系界定在“友情”的范围之内。因为他眷恋着他相濡以沫的老妻，眷顾着他的家庭和孩子，他也真正地关心着凯瑟琳，特别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属于自己和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他的人民和国家。他有着远为广大的世界。

当时，他的人民和国家正处于外部侵略的威胁下，他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防御外侵的“公务”中去了。

1755年，边疆离费城已经很近，而且越来越近，不时进行袭扰的俄亥俄的印第安人出没在距费城不到100英里的内地丛林中。城镇尚未受到武力进犯，但一些孤立的偏远的居民点和农场却受到焚掠，常常是一家人全部被杀、剥去头皮，却没有人去保护他们，甚至没有人把他们的死讯带给他人。到了这年秋季，这种袭击越来越频繁，整个边境一片恐慌，城镇中挤满了逃难的人，混乱不堪。州长和议会再不弥合他们的分歧而后采取行动，宾夕法尼亚将永无宁日。

宾州议会通过了拨款6万镑的决议，但要求业主也应纳税。这时，一直顽固不化的业主由于受到伦敦方面一些了解议会、业主之争的人士指责业主破坏殖民地防务、理应剥夺其在殖民地的权益的舆论压力，也命令他们的总管拿出5000镑，以“礼物”的形式捐助宾州的防务。富兰克林劝说州议会接受了这笔捐赠，同时规定了只有议会拥有批准用于“王事”的供给的权利。州长也首肯了。这样，尽管矛盾仍未解决，议会同州长亦即业主暂时达成了妥协。富兰克林又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国民自卫队的议案，其措辞尽量注意使反对战争的教友会教徒可以接受。11月25日，议案在议会通过。该议案规定，该州的自由人组成联队并选举自己的指挥官，由州长或司令官批准。因此，这一次的国民自卫队与1747年的不同，因为它具有法律地位。议会还指定了一个以富兰克林为首的七人委员会管理军费开支。

这时，边境的风声更紧了。有消息传来，一伙肖尼族印第安人袭击了位于费城西北75英里纳登赫廷，杀死了那里所有没来得及逃入森林的居民，焚毁了那里的房屋。闻讯逃离家园的诺桑普敦县和柏克斯县的农场主们携家带口地涌入费城。加强边防已是刻不容缓。七人委员会命令征召了300人入伍去防守边境或驻守即将修筑的碉堡。为了动员民众，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关于宾夕法尼亚目前局势的三人对话》，登在12月18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文中尽可能提出了一切反对建立国民自卫队的观点，然后逐一地加以反驳。

就在12月18日这一天，富兰克林率领50名骑兵和3辆宽轮大篷车，出发前往摩拉维亚教徒聚居地的中心城市伯利恒。与他同行的有前州长、现任参事会参事的詹姆士·哈密尔顿，议会的计财委员会主席、教友会教徒约瑟夫·福克斯。若论官阶，哈密尔顿是远征队的头儿，他此次出行的目的之一是监视富兰克林的行动，向州长报告。然而，在过了一周左右官衔没有任何意义的跋涉生活后，有才干的人成为真正的负责人，这就是富兰克林，以他的儿子为助手。

宾夕法尼亚的边防是从特拉华西南的伊斯顿经莱希的伯利恒到舒基尔的里丁一线，在这个地点的后面有蓝山山脉的保护。距伯利恒不远的纳登赫廷是这一线的突出部，既容易受敌方的攻袭，但又是天然的设立防御堡垒的理想地点。倘若法军在此派军驻守，便可经常骚扰宾夕法尼亚全境，因此，委员会决定在此招募国民自卫队驻防，将这一业已荒凉的小村变为边防的天然堡垒。此外，委员会还准备在整条边防线上的山区内每隔一段距离设下一处哨所，派兵把守，防止敌军进犯和扰民。

富兰克林一行到了伯利恒，发现那里的防务井然有序。是纳登赫廷的毁灭警告了这个爱好和平的教派的居民。镇上的主要房屋都用栅栏围护起来，室内的窗户与窗户之间堆放了许多铺路石，以备妇女用它们打退企图侵入房屋的敌人。他们还从纽约买回来枪支弹药以便自卫。由于伯利恒的防务情况良好，富兰克林一行人在那里只过了一夜便向伊斯顿去了。

同伯利恒相比，伊斯顿一片混乱：食物储备已经耗尽，人们已准备放弃这里逃往费城。富兰克林当即着手组织城防。他在主要街道的两端设下岗哨，派出一支巡逻队绕城巡视，注意印第安人的动静，清除城镇周围的灌木丛，并安排通讯员定期到最偏远的农场去进行联络。同时，他和其他的巡察官员一道征集了两百名自卫队员。

10天后，他们离开伊斯顿前往里丁，到达那里时已是1756年元旦的下午。宾州州长莫里斯正在那里等他们共商同保持友好立场的印第安人签订条约以及防务措施的问题，然后同返费城。

然而，元月3日，一名通讯员来告知说，设防不久的纳登赫廷在元旦那天遭到印第安人袭击，守军中未战死者都被驱除。边防线上最薄弱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又一次暴露在敌方的攻击面前。正在会谈的州长及巡察官们决定悬赏40西班牙元收买战死的印第安人的头皮。同时，决定派一名巡视官返回纳登赫廷重建那里的堡垒。富兰克林被选中了去执行这一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元月6日临行前，富兰克林从州长莫里斯被授予在诺桑普敦施行行政管理，分发军火，任免自卫队军官的全权。

这并非出自州长的本意。他在纽约和麻萨诸塞、纽泽西的州长举行商谈，回到费城后，发现费城国民自卫队已选举了富兰克林为指挥官。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富兰克林是议会同业主势力作斗争的核心人物。州长和州参事会在批准选举结果时迟疑不决，一味拖延。直到国民自卫队在州长家的门前举行了一次游行，才使他同意认可了那一选择。

富兰克林在伯利恒逗留了一个星期，一边安抚民心，一边征召民兵前往纳登赫廷，并派出部队守卫位于山区的城镇。元月15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们即将出发，“我们一起有130个人，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让我们的疏忽大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元月15日，富兰克林率领着他的人马，包括士兵，一队熟练的伐木工人，边区农民，7辆大车各配置了6匹马，一名医生和一名随军牧师。在向纳登赫廷行进途中，队伍的两翼都派出了侦察兵在山林中搜索前进，以防敌人的袭击。富兰克林在艰苦行军的途中度过了他的50岁生日。

18日，他们抵达了纳登赫廷，那天是星期日。到星期五，他们的堡垒完工了。堡垒由新砍伐的木头一根接一根、牢固地栽在地里，地面部分高达4米，形成一堵高墙，墙的内侧搭有2米高的木板踏脚，供守军士兵站在上面从墙上的枪眼向外射击。整个堡垒长8米，宽17米。防御没有火炮的印第安人，这样简陋却也坚实的堡垒足够了。到第二个星期日，他们升旗鸣枪，用州首席法官的名字将这堡垒命名为“艾伦堡”。那天，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妻子说：“我们一天比一天过得舒适些了”。当时，富兰克林和他手下的军官们总算可以睡在木堡内的地板上了。后来他在信中告诉妻子：“我想给你写封长信，可这里进来了一些人，从各个不同地方来的。他们有事找我而打断了我。我们只有一个房间，什么都相当公开。”已经习惯过舒适生活的富兰克林在边防线上的艰苦环境中却一直保持了愉快而幽默的心情。

后来，他们又筑起了两座木堡：艾伦堡以东15英里处的诺利斯（州议会议长的名字）堡和以东同样距离处的富兰克林堡。在此期间，富兰克林已在诺桑普敦县组织了13个联队共计500人左右的国民自卫队，分布在从纳登赫廷到伊斯顿之间的防线上，并解决了这支军队的装备、供给和相互联络等问题。由于仍然不断的敌方偷袭而出现的难民也得到了安置。他还亲自率侦察队往周围地区的树林中搜索印第安人，虽然没有找到印第安人的踪影，却使印第安人看到了他们升起的营火，加之已知道白人在这一带建了堡垒，派驻了守军，于是，印第安人一时不太敢于出山袭击了。

2月1日，议会开会的通知到了，开会日期是2月3日。

富兰克林带儿子立即上路，在2月5日夜里赶回了费城。在议会开会期间，费城国民自卫队2月24日正式选举了富兰克林为指挥官，得到州长的批准。在富兰克林第一次检阅了费城自卫队后，官兵们伴随他回家，并一定要在他家门前鸣炮致意。结果，炮声将富兰克林实验室里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掉摔碎了。另一个结果是这炮声引起了宾州业主托马斯·宾的忌恨，他指责富兰克林是要倚仗手中这支军队攫取宾夕法尼亚的政权，并请求英国邮政大臣免除富兰克林北美殖民地邮政总代理的职务，被委婉地拒绝了。

就在托马斯·宾在英国得到关于此事的报告，并极尽其能事，在内阁控告攻讦富兰克林时，富兰克林已经在弗吉尼亚的威廉堡了，“快乐得像一只鸟”（他3月30日给妻子的信）。4月2日，他被威廉和玛丽学院授予荣誉学位。5月，他回到宾州议会开会。6月，他带了一份请愿书到纽约交给行将卸去赴美英军司令之职的前州长谢利，谢利不久要动身去英国。他的赴美英军司令之职将由7月赴美的劳顿勋爵继任。后来富兰克林同劳顿勋爵见过几面，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陷入到军务中去。

当富兰克林返回费城时，宾州议会和州长、业主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业主和州长这次想把富兰克林争取到他们的营垒中来。州长莫里斯提议由富兰克林以将军衔领兵前去夺取杜奎恩堡，但富兰克林看出了他们的用意，因而并不热心。不久，莫里斯便去职了。8月，继任的州长丹尼上尉从英格兰为富兰克林带回了皇家学会1753年授予他的金质奖章。在费城为丹尼举行的招待会上，丹尼把奖章交给了富兰克林，并作了表达敬意的致辞。饭后，宴席上的人们还在喝酒，丹尼把富兰克林拉到一间空房里，大谈对富兰克林的好感，然后话题便转到了议会业主之争上来。丹尼极力证明业主对于宾夕法尼亚怀有良好的意图，希望富兰克林从中斡旋，使议会放弃对业主的各项措施的抵制，使业主和他的臣民言归于好，会有利于宾州的政务，富兰克林本人也会得到业主的酬谢和报答。

富兰克林对此的答复是，“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况很好，我不需要业主给我任何恩惠；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无法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他也说道：“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个人的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提出的公共措施符合人民利益，我一定会比别人更热烈地拥护和赞成。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业主提出的措施显然只为业主的利益服务，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富兰克林对州长对他表达的好意表示了感谢，并表示愿尽力使他顺利执政，但希望他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带来业主的指示，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对这些，州长未作回答。

事实上，州长既为业主所委派，就不可能不按业主的意旨行事。在后来的施政过程中，州长和州议会的争执一如既往，而富兰克林仍然站在议会方面斗争的最前列：第一次要求州长将对业主的指示通知州议会的请求是富兰克林写的，后来议会对这些指示的反对意见也是富兰克林执笔的。但是，他和丹尼之间却维持了相当不错的私人交往。富兰克林从丹尼那里获知，他早年的朋友詹姆士·拉尔夫现在是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的散文被认为是第一流的，但他的诗却遭人鄙薄，声名不佳。

4月14日，州长向特拉华族印第安人宣战，颁布了以重金悬赏印第安人的俘虏或头皮，包括妇女和12岁以下的儿童。这种无情措施的施行使大量的教友会教徒辞职离开了议会，非教友会教徒在议会中占了多数。在议会通过拨款议案时，州长仍坚持业主不能依例纳税。9月，议会按州长的条件决议拨款3万镑用于军务，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在自身权利问题上作了妥协，但决定向英格兰奇去一份抗议书。

到了年底，宾夕法尼亚的形势空前危急：法军仍然占据着杜奎恩，8月以来还拿下了英军在奥斯维格的堡垒。11月，一队印第安人袭击了艾伦堡，守军或被杀或被俘，剩下的被迫逃离，并烧毁了村庄和富兰克林指挥建造的木堡。莱希空地向法军敞开了。

12月，州长要求议会拨款12万5千镑用于来年的军务，议会只拨款10万。1757年1月，州长否决了这项议案，并说要将议案的副本上交国王。议会则于月28日决议派代表到英国去提交自己一方的理由，次日，又决定派富兰克林出使英国。正在这时，驻美英军司令劳顿勋爵来到费城，找富兰克林和州长晤谈，谋求调解此事，打开僵局。但劳顿主要是劝说议会方面依从州长的意图。富兰克林回忆当时的情形是，“他恳求我利用我的力量和他们一道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言他不能分出英王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境，如果我们自己不继续作防御准备，我们的边境必然容易遭受敌人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说服了议会，只是在这场合下让步，而不在原则上让步。议会另外通过了一项符合业主指示的议案，州长立即批准了。

同时，富兰克林作为州议会的使者，于4月4日偕同儿子一道，离开费城往纽约搭船，直奔伦敦向英王请愿去了。在纽约，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无谓拖延，一直到6月中，富兰克林乘坐的船才随船队驶离纽约。途中，船队几次遭到了敌船的追击，还差一点撞到礁石。富兰克林却在研究船速同载货、装帆和驾驶方法的关系，并注意到了灯塔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他为《穷理查历书》写了新序言，即《亚伯拉罕老者的讲话》。一个多月过去，船终于在英国南部的海港法尔默斯靠岸。富兰克林父子下了船，立即出发前往伦敦，在途中“只稍作停留参观了索尔斯伯里平原的史前石柱和威尔顿的潘布洛克勋爵的宅邸、花园以及他的珍奇古玩”，于7月26日到达了伦敦
五、不辱使命
★业主必须纳税

富兰克林父子于7月26日天晚时到达伦敦，第一夜是在米尔山的彼得·柯林森的家中度过的。第二天，富兰克林在柯林森家接待了到伦敦后的第一位造访者——威廉·斯特拉汉。柯林森是教友会教徒、商人，皇家学会的会员，多年来，富兰克林就是通过他向皇家学会报告他的电学实验和观察的结果的；威廉·斯特拉汉是伦敦的出版商，出版过约翰逊的辞典、休谟的第一部历史和后来亚当·史密斯、吉本、罗伯逊和布莱克斯图恩的著作，和富兰克林是通信14年的朋友却未曾谋面。他们两人和富兰克林一见面，便被他迷住了。斯特拉汉后来写信告诉黛博勒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每一方面如此完美地与我相投契。有的人在这方面，有的人在另一方面，而他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我合得来。”

几天以后，富兰克林父子已找好寓所，安顿下来，着手办理他此行身负的公务。

他首先去拜访了约翰·福瑟吉尔医生，几年前，富兰克林给皇家学会关于电学实验的信就是在他的敦促下方得出版的。福瑟吉尔得知富兰克林的来意后，认为他不应立刻就直接向政府申请，而是应该先向业主提出请求麦加拉派古希腊小苏格拉底派之一。由麦加拉（Megara，，并准备替富兰克林安排同业主托马斯·宾会面。

在等待同托马斯·宾晤谈的期间，柯林森通过弗吉尼亚大商人汉布雷介绍富兰克林拜会了枢密院议长格兰维尔勋爵。见面以后，彬彬有礼的格兰维尔勋爵询问和谈论了一番美洲的现状后，谈话便转入正题。格兰维尔说：“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政体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你们认为国王对州长的训令并非法律，以为你们可以任意决定遵守与否。但是这些训令……都是先由熟知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由枢密院考虑、辩论或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所以这些训令对你们来说是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富兰克林听了这话，回答说，“这对我是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宪章，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订的，它当然要呈请国王批准，但一经批准，国王就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所以虽然议会不经国王的批准不能制订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

谈话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错的。就这样，富兰克林告辞回寓所去了。和格兰维尔的谈话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他看出，国王的一位大臣谈论此事的口吻同业主们竟然如出一辙，他感到这次到伦敦向国王申诉文》等。②卡尔·李卜克内西。见“历史”中的“卡尔·李，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8月中，富兰克林和以托马斯·宾为首的业主在春园举行会谈。富兰克林陈述了议会申诉的要点，但业主们要求他用书面一一列出来交给他们。8月20日，富兰克林把一份书面的申诉要点交给他们时，他们又要他和他们的律师谈。富兰克林拒绝了，声言除了业主本人他不和其他任何人谈判此事。

这以后，直到1758年11月，业主们才准备了一份答复寄给宾州议会，指责富兰克林没有按正常礼节处理此事，理由是富兰克林在交给他们的申诉要点上没有写上“宾夕法尼亚州真正的绝对的业主”的称呼。然而，就在一年多的时期里，宾州议会已经说服丹尼州长通过了一个议案，规定业主的财产也要像人民的财产一样纳税。议会已没有必要回答业主的责问了。而业主们所要做的就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来的时候，设法阻止国王加以批准。

就在焦急等待的过程中，富兰克林病倒了，一病就是8个星期。起切，他感到忽冷忽热，当冷或热过去时进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他便认为自己痊愈了，挣扎着企图出门去办事。不想一开门吹了风，马上又病倒了。他写信告诉妻子说：“我的好医生〔福瑟吉尔〕对我违背他的警告和嘱咐十分气恼，要我保证以后更加注意。他非常细心，非常亲切地照料我，贤惠的房东太太也好心地伺候我。”这封信写于11月22日，是福瑟吉尔允许他写的第一封信。

他在恢复期间，还接待了不少来访者。其中有麻萨诸塞前州长谢利，富兰克林在殖民地邮政事务上的合作者威廉·亨特，还有詹姆士·拉尔夫。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拉尔夫友善而忠实，他得知他在美国的女儿和外孙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但他不愿意让他现在的妻子知道他有这个女儿。富兰克林告诉妻子，“在难得的晴天，我冒险在中午时分到室外去。我碰上的同有识之士的愉快交谈，名人们对我的注意，是在目前远离家庭和朋友的痛苦中给我的最大安慰。”在养病当中，他到周围的店铺去为妻子和女儿买礼品，包括各式各样的时装和衣料。到1758年2月，在房东太太的帮助下，他托运回去两箱这类礼品。6月，他花了一大笔钱——42个畿尼①——买下了上次因朋友的劝阻没有买的大键琴②，送给女儿。思乡病折磨着卧病后感情脆弱的富兰克林。他体力稍有恢复，便去出席皇家学会的宴会，频繁地乘车去怀特莱恩、去蒙塔古宅邸，去朋友的家中以排遣乡愁。

①畿尼，英国旧时的金币名，相当21个先令。

②大键琴，钢琴的前身，盛行于16、17、18世纪。

在业主们拖拉延搁答复的长时期里，富兰克林不期然而然地有了从事科学探索的空闲。这次到伦敦来，他随身携带或是就地设计制作了最强有力的电学器械。1757年12月21日，他写信告诉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尔关于在宾夕法尼亚时一例电疗瘫痪病人的效果的记述，他写道：“我从不知道对永久性瘫痪病进行电疗的疗效。我也不敢妄自断言，这种明显的短暂的疗效，由于病人作长途行走练习并每日到我家来，由于它对病人带来成功希望的精神作用使病人花更多气力去活动他们的肢体，会维持多久。”他和第一个在英国从空中引下雷电的约翰·坎顿成了朋友；他还为哈佛大学购买电气设备，认真地装配它，并为之配备了一份详细的说明书；

他还在1758年5月和儿子一道到剑桥大学和化学教授约翰·哈德里一道作蒸发实验，并由此想到许多用水的蒸发来降温或测风向的事例。

7月初，富兰克林到剑桥大学参加了毕业典礼，受到校长和副校长的隆礼相待。那以后，富兰克林父子就出发到诺桑普敦去探访他们祖先的家乡。两位美洲的富兰克林到了爱克顿，在那里，英国的富兰克林们在他们那块小小的自由持有地上生活了那么久。现在，那块土地已经被并入了另一家农庄，老宅子里办着一所学校，那是一幢衰朽的古老的石头建筑物，仍被人认做“富兰克林宅”。富兰克林家的祖先们就是在这幢宅屋里出生、结婚、下葬，一直延续了200年。富兰克林父子在教区牧师妻子的指引下，在教堂院子里找到了富兰克林家的墓碑。墓碑上长满青苔，碑文难以辨认。那妇人叫人拿来一把硬刷子和一盆水，把碑清洗干净，再将碑文临摹下来。然后，父子俩离开了爱克顿，向伯明翰而去，寻访黛博勒娘家的亲属，他们所在的地区比富兰克林家更为僻远。

回到伦敦，已经是9月，富兰克林接到了共读社两位朋友——书籍装订工斯蒂芬·波茨和测量局长威廉·帕森斯——去世的消息。富兰克林难过之余，回想起两个朋友的一生，不由得在给带信来的休·罗伯茨的信中感慨万千：“两个人都有不寻常的性格。帕森斯是聪明人，可老干蠢事；波茨是一位智者，做事却总是欠明智。假如‘知足’是使人幸福的手段，那么他们中的一个人没有享受过什么却总是拥有这手段；另一个人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这手段。帕森斯置身财富之中却总是烦躁不安；波茨居于贫穷可总是笑容满面。那么看来是，此生的幸福与其说仰赖于身外的状况，不如说取决于内心世界，除了智慧和美德，邪恶与愚蠢的自然而然的影响，还有这样一种东西即幸福的性情或不幸福的性情。”

12月到了，看来是具有他所说的幸福的天性的富兰克林将他房里的壁炉改造一番，使它既省柴，散热量又大。他的朋友们纷纷仿效，一时间，这种炉子竟然相当流行起来。

1758年元月，波士顿出现了古怪的谣言，说富兰克林被授予从男爵爵位，并被任命为州长了。但富兰克林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荣誉却是在2月12日被圣安德鲁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晚些时候，他到苏格兰去旅行，于9月5日爱丁堡给予他市下院议员和同业公会成员的荣誉。他会见了不列颠最敏锐的思想家大卫·休姆，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后来的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格拉斯哥的教授亚当·史密斯。富兰克林父子还造访了普列斯顿菲尔德的医学院院长亚历山大·迪克爵士。格拉斯哥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则陪伴富兰克林经珀斯到圣安德鲁大学，在那里，富兰克林得到了学位证书。

富兰克林此行结识的最亲密的朋友是爱丁堡的开庭法官卡姆斯勋爵。在回伦敦的途中，富兰克林在贝里克的卡姆斯家中停留了数日。卡姆斯夫妇在富兰克林父子前往约克的路上伴送了他们一程。富兰克林父子在约克郡和林肯郡逗留了几个星期后，年底回到了伦敦。富兰克林对苏格兰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认为它是他“将选来度过余生的国度”，对卡姆斯，他在信中除了友好的问候外，还谈到自己对英帝国的看法，他说，“我久已有了这样的观点，大英帝国未来辉煌和稳定的基础在于美洲；尽管如同其他的基础一样，它们既低且不为人所见，但它们之广阔和强大足以支撑起人类智慧从未树立起来过的最伟大的政治结构体。”美洲的富兰克林念念不忘的仍是北美洲殖民地。

在等候业主答复的时间里，富兰克林绝不只是等待，他要争取一切机会，为他的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他除了和见到的每一个可能有影响力的人谈这件事，而且诉诸于出版物，以求影响公众舆论，目的是“消除过去在人为和偶然的机会散布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中不利于我们的偏见，为我们争取没有隔阂的人类的良好看法”。（1758年6月10日致州议会的信）。他计划出版一本书，把这场争执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书名为《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政府的历史回顾》。这本书于1758年6月写成，但其出版却被延搁了一年左右。书的作者是一名英国律师，匿名写的。书中犀利的语言刺中了业主的痛处，业主被激怒了，他们以为该书系出于富兰克林的手笔。富兰克林于1759年6月9日写到业主宾时，说：“无论我在哪里见到他，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总是出现一种奇特的神情，那是由仇恨、愤怒、恐惧和烦恼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作为业主，这些人每年从其领有的殖民地获得大笔的收入，但是出于阶级的偏见，他们自视为那一州的所有者，却又不愿对它的发展甚至安全负任何责任。这时，他们的感觉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受到了威胁，这威胁不仅来自顽固的议会，也来自这个来到伦敦的狡猾的能人，煽动舆论来反对他们以便褫夺他们的领地。他们决心阻止这一企图得逞。

1760年6月，枢密院种植园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反对宾州议会通过、州长签署的发行纸币10万镑以及业主的地产也须纳税的议案，理由是它“公然践踏天赋公理，英国法律和皇室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原打算不久便到爱尔兰去的富兰克林留在伦敦度夏，参加对此案的审理。

在审理中，业主和他们的两名律师极力陈说如果按照这项议案向业主征税，业主必将因负担过重而破产。富兰克林和他的两名律师则反驳说，这个议案并不含有这样的意图，估税人员也都是诚实而谨慎的人，增加业主的税额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好处，他们不会因此而违背他们要合理估税的誓言。

此外，富兰克林一方强调指出废除这一法律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宾州已经发行了相当于10万镑价值的纸币，用于英王军务，纸币已经在民间流通。法律若遭废除，纸币顿时成为废纸，不少人必将因此而破产，对宾州来说不啻一场灾难。

听到这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示意富兰克林跟他出去。他们到了秘书室以后，曼斯菲尔德问富兰克林是否真的相信执行这项法律时业主的财产不会受到歧视。富兰克林作了肯定的回答。曼斯菲尔德接着问：“那么你不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吗？”富兰克林答道：“一点也不反对。”于是，曼斯菲尔德将业主的律师请来。经过一番讨论，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在议案的基础上略作修改。

8月28日，种植园事务委员会表示赞同这项法律，但须对它进行某些修改。

9月2日，英王批准了这一议案。

在这项法案的审理中，业主终于认识到，达成妥协比废除法案要好，而富兰克林作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这场斗争以宾州议会获得胜利而告终。业主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所要维护的封建特权在英、美社会已是过时的东西，英王自己在英国也是要纳税的。

9月中旬，富兰克林带着儿子心安理得地离开伦敦，去了考文垂，在那里又计划去柴郡、威尔士、布利斯特尔和巴斯，后来又游览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到11月中，他们已回到了伦敦，而且就留在了伦敦，因为富兰克林已担任了宾夕法尼亚的官方代理人，暂时回不了美洲。

★伦敦的“家”

富兰克林在伦敦有一个“家”，它和他在费城的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人口很多，规模较大。这个家不仅给了他住处，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亲情，使他在旅居伦敦先后长达15年的日子里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这个家位于伦敦斯特兰德的克雷文街7号。是宾夕法尼亚在伦敦的代理人查理先生在富兰克林父子抵达伦敦之前就帮他物色好的。房东是一位孀居的夫人，名叫玛格丽特·斯蒂文森，带着女儿一块过活。女儿名叫玛丽，家人称她“波莉”。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宅子里，富兰克林父子及其仆人占用了4间屋子。

富兰克林从费城带了两名仆人同行。一个名叫彼得，主要随侍富兰克林并打杂。到伦敦不到半年，他便熟识了城里的大小道路，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办事了。另一名是个奴隶，名叫金。金主要伺候威廉·富兰克林，有些笨手笨脚。他从美洲来到伦敦以后，逐渐熟悉和适应了新的环境，一年以后，他逃跑了，从此以后便不知去向。

在到伦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富兰克林雇了一辆马车作为专车，每月租钱12畿尼。这样，富兰克林有和善的房东斯蒂文森夫人照顾，有仆人侍候，出门有专用马车，平时和朋友们频繁交往，俨然有了一个新家：除了儿子以外，玛格丽特·斯蒂文森仿佛是他的姐妹，房东女儿波莉如同他的女儿，这种家庭气息在他苦苦思乡思家的时候给了他最大的慰藉，也是他长期远离真正的家庭生活的某种补偿。他始于1757年出使伦敦的客居国外的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估计，那时他预期可以在次年（1758）春季返回美洲，到了春季，他又以为可以在夏天和家人团聚，再后来，回家的日期一年一年地往后延搁。

到了伦敦以后不久，威廉·富兰克林便进入米德尔·谭波尔学校学习法律。他还是和在费城时一样，活泼好动，衣着打扮上追求时尚。富兰克林曾有意鼓励儿子和波莉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当初曾使父亲在生活上走过一段迷途的“年轻人难以控制的感情冲动”同样也在儿子身上起作用了。威廉开始和一些女人交往，一直到1760年初，一个不知名的女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孩子被取名为威廉·谭波尔。富兰克林对儿子的行为感到沮丧，但是，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孙子，并且及时地将他领回自己在伦敦的家中抚养。1760年11月到1762年8月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富兰克林主要是在伦敦活动，只在1761年的八九月间和儿子威廉到比利时和荷兰作了一次短期访问。

父子俩参观了格亨特和布鲁吉斯的教堂，然后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洛林亲王热烈地欢迎了这位科学家，带他观看了自己的物理实验室。在莱顿，富兰克林拜访了马森布洛克。一年前，马森布洛克曾将欧洲所有电学方面的重要作品整理出一份目录表，送给了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在海牙，富兰克林和英国大使一同进餐，他们准备回到伦敦，以便能赶上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在富兰克林心目中，乔治三世是一位贤德、开明的年轻君主。

在富兰克林和斯蒂文森家的关系中，他和波莉的交往值得一提。那是一种介乎父女之间和忘年之交之间的友情。

在威廉·谭波尔出生之前的1759年5月，不知道是由于富兰克林对威廉和波莉居间作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波莉离开了克雷文街的家，去和在埃塞克斯的万斯特德的一位姨妈住在一起。后来，波莉请求和富兰克林以自然哲学为话题定期通信。富兰克林在他1760年5月1日的信中答应了，但他也写道：“可为什么你要在决定（如我所听说的）独自生活的时候，借修心养性使自己成为对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来说更为亲切，更为合意的伴侣呢？如果我们如你所提议的研讨伦理和自然哲学，我想在我充分树立我作为导师的权威之时，我要先教给你一星半点‘责任’这一问题。”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建议她阅读他推荐的书，然后把她的思考和问题写信告诉他。

那年夏天，波莉从布利斯特尔写了信来，问那儿的水在春天还很凉，而在抽水的过程中，水却变暖了。对这个问题，富兰克林没有冒险去回答，他在复信中引用了他在谢尔登的书中读到的一个妇女所说的话，“在弄清事实之前勿作解释”。但他的下一封信却是他给波莉的信中最长、也最专业化的了，信中谈到的是河水的潮汐问题。写完了信，富兰克林才想到读信人对信中所写真的会有兴趣吗？于是，他用一句巧妙的道歉作为信的结尾：“在给一位年轻姑娘写了6大页对开纸的哲学问题以后，还有必要在最后致礼吗？这样一封信本身不就是致礼吗？”的确，并不是每一个姑娘都有机会读到这样一封信的。

富兰克林对波莉谈论得最为详尽的是关于“衣料上的日光热”问题，那是他多年实验得出的结论。他在信中写道：

“由于我找不到我的实验笔记来寄给你，我只得凭我的记忆来告诉你。……我从一个裁缝的图样卡上取下了一些各种颜色的小块宽幅布，其中有黑色、深蓝色、浅蓝色、绿色、紫色、红色、黄色和白色以及其他颜色和深浅不同的各种颜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把它们拿出去，铺在雪地上。几个小时以后（现在我已不能说出精确的时间了），那块黑布由于在阳光下变得最热，陷进雪里很多，仿佛是被光线按下去了似的；深蓝布也陷得差不多深，而浅蓝布则不如深蓝布陷得深。其他的由于颜色更淡，也就陷下去更浅；白布停留在雪面上，一点也没有下陷。

“在哲学上有意义的难道在实际中就没有什么用途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知，黑布不如白布宜于在炎热的阳光逼人的气候或季节里穿用吗？必须在阳光下行军或工作的士兵和水手应当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穿白色制服吗？夏天的帽子，男式或女式的，应该是白色的，因为白色可以把热量反射回去，那热量会使人头痛，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有致命的危害。”就这样，富兰克林用最简单的实验证明自己的看法，比欧洲人普遍知道在热带应穿淡色衣服早一个世纪，提出了浅色衣料这一明显的优点。

在伦敦期间，富兰克林还研制了一种称为“玻璃琴”的乐器。那是他根据理查德·波克里奇1743年发明的“音杯”的原理研制而成的。音杯是在一些不同大小的玻璃杯里盛上水，排在桌子上，每只玻璃杯音调的高低可以用增减杯中之水来调整。然后用手指敲击杯的边缘便可奏出曲调来。富兰克林从皇家学会得知了这样的乐器，他为“音杯”音质的甜美所倾倒，同时也感到它使用起来颇为不便。于是他便动手来改制。他订制了一套半球形的玻璃器皿，一共37个——刚好够3个8度音阶及其所需的半音之用——每一个的中央有一个孔。这些半球形的玻璃器皿大小不一样，最大的直径为9英寸，其他的直径依次缩小，最小的直径是3英寸。这些“音杯”被按大小依次穿在一根长轴上，相互重迭，但互不接触。穿上了“音杯”的长轴被水平地装在一只长匣里，长匣下面有4条腿放在地上，有些像大键琴，演奏者演奏时坐在这木匣前，用一块踏板带动，转动那根轴，就像带动一只纺车转动一样。同时用手指敲击动着的“音杯”的边缘。手指用力大小不同使得奏出的音有强有弱，也可任意使每一个音持续多久。富兰克林将这种乐器称为“阿莫尼卡”（玻璃琴）。

阿莫尼卡问世后，骤然流行于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在伦敦，一架按富兰克林的规格复制的阿莫尼卡卖到40畿尼一台。玛丽安·戴维斯于1762年初在英国公开演奏阿莫尼卡，然后带着它到意大利去旅行，并把它引进到维也纳的帝国宫廷，后来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公主跟她学习过弹奏阿莫尼卡。琴音之优美悦耳使它风靡一时。在一次皇家婚典上，玛丽安用这个“富兰克林创制的琴”为歌唱家谢西利亚·戴维斯演唱的作曲家梅塔斯塔西奥谱写的歌曲伴奏。1764年，这种琴传回了费城，并在议会大厅公开演奏。在音乐之乡德国和奥地利，这种琴制作得最多，在很长的时期里，由于他发明的阿莫尼卡和避雷针，富兰克林在德国的乐坛和电学之苑中同样地享有盛名。阿莫尼卡在那里被人效仿、加以机械学方面的改进、调整。包括莫扎特和贝多芬在内的音乐大师为它谱写乐曲。到了1800年，阿莫尼卡忽然不再流行，原因据说是玻璃杯的震动对演奏者的神经有影响。

由于阿莫尼卡不再流行，后世一般不大提及富兰克林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但他对音乐的确十分喜爱，也有很深的理解力。他在共读社的聚会上和同伴们轮流唱歌，创作歌词，还抽时间学习弹奏竖琴、吉他、提琴，也弹他的阿莫尼卡。不论是在费城、在伦敦还是后来在巴黎，他以此自娱并使朋友们开心。而在1757—1762年这段时间里，在工作之余，比起其他的各种写作和实验，他更加投入于他在音乐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之着迷。

1762年1月，富兰克林决定返回费域，由于英法正在交战，他得等待军舰护航。就在等待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民法博士学位。4月底他去了牛津。在30日举行的典礼上，宾夕法尼亚省在英王陛下朝中的代理人、北美邮政总代理、皇家学会会员、声名卓著的富兰克林被授予了这一学位。威廉·富兰克林在同日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其后便是朋友的挽留和离别。

斯特拉汉一直想让富兰克林留居伦敦，不再返回美洲。他曾经写信给黛博勒·富兰克林，劝她到伦敦来。但富兰克林知道自己的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远涉大洋到英格兰来生活，他也不会坚持要她来。后来他又认真地向富兰克林谈到自己的儿子和萨拉的婚事（在富兰克林到伦敦来之前，两位朋友曾在信中戏言此事，当时萨拉才六七岁，那男孩也只比她年长三岁）。富兰克林把这事转告了妻子。可黛博勒自己不肯到英国来，又不愿意萨拉离开自己，使得这件事只得作罢。其后，斯特拉汉仍不断劝说富兰克林留下来，但富兰克林的回答是：“你的劝说很有力量，可以说服我做任何事。但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必须回去”。并说他此去可能是永远地离开英国了。但是，在富兰克林内心深处，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和斯特拉汉的劝说相应和。8月23日，富兰克林在即将登船之际从朴茨茅斯写信给斯特拉汉说：“目前，理智将我拉向大洋的彼岸，而意愿却叫我留在这里。两者中通常何者占上风，你是知道的。……倘若我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说服富兰克林夫人前来伴我，那就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船终于驶离了朴茨茅斯港。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次长而愉快的海上旅行。“因为在一艘军舰的护卫下，我们有10艘船同行。天气宜人，风向也顺，不同船上的旅客不时地互访和共餐；我们还在令人赏心悦目的马德拉岛上游览，在途中小客栈中休息。在那里，我们补充了我们的食物储备，购进了许多点心。其时，正值岛上的葡萄收获季节，我们在客舱的天花板上挂起了一串一串的葡萄，在后来的好几个星期中，葡萄成了我们的餐后甜食”。那次航行的时间特别长，是因为10艘船必须齐头并进，只能以最慢的船的航速航行。快船只得缩短每天的航程，有时还需要停下来等待后面的船跟上。“这是我们结伴前行的唯一美中不足，但它为更大的安全感、平时船之间的相互关照和其他令人愉快的交往所大大地弥补。”

这一次返回费城，威廉·富兰克林没有和父亲同往。他在船队启碇之前，被任命为纽泽西州州长。这项任命是乔治三世的国务大臣也是宠臣布特勋爵一手促成的，意在以此影响富兰克林对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当然还有业主的立场。托马斯·宾们相信，这一定会使富兰克林的立场有所改变。

9月，新任纽泽西州长威廉·富兰克林在伦敦同西印度群岛出生的伊丽莎白·道恩斯举行了婚礼。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海上，向着宾夕法尼亚的费城航行。

★民军领袖

11月1日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家里，从他踏进家门，和亲人短短地相见之后，家中便从早到晚挤满了前来看望他、庆贺他的归来的朋友们。这使他感到欣慰。因为他在伦敦时曾听说朋友们不再忠实于他，这时看来，那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传闻。

而他的乡人们已在一年一度的州议会选举中把他选入了议会，正如在他出使英格兰的5年中每年所做的那样。人们埋怨富兰克林不该那样悄悄地回到城里，不然的话，他们要派出500骑把他迎入城来。1763年2月19日，议会的议长代表议会发言，“为他特别为本省尽心尽力完成使命，也为他一样地报效美利坚而做的大量而重要的工作”而向这位代理人致谢。

富兰克林受到的欢迎也来自他的朋友凯瑟琳，现在是格林夫人。她从罗德艾兰写来了信，恳请他去看她。1月里，富兰克林答应她，如果那年夏天去新英格兰（他已计划要去），他一定在途中顺访沃里克。

2月，威廉·富兰克林从英国回到美洲就任纽泽西州长之职。他将州长所在地设在伯林顿——当年他父亲从波士顿出逃，在此偶然找到一只去费城的船的地方。富兰克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儿子的治下巡视了一番，最后满意而归。他看到儿子轻易地平息了一些对自己的不满，不仅结交了一些朋友，甚至还能化敌为友，将当地政务处理得颇为妥贴，不觉从儿子的这些方面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3月28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大西洋彼岸的斯特拉汉，“我刚从他的辖区旅行归来，我高兴地看到他在所到之处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极大尊敬甚至爱戴”。毕竟，当州长本身很难说是一桩不幸的事。

富兰克林将归美后第一年的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邮政事务。当时，加拿大已在英国手中，纽约和蒙特利尔及魁北克之间必须建立某种通讯联系。富兰克林视察了从南部弗吉尼亚到东部新英格兰的地方邮政局。1763年4到5月，他在弗吉尼亚逗留了三四个星期同他的新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会晤。6月，他在纽约和那里的新州长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及驻美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晤谈。

在纽约，已经20岁的萨拉·富兰克林同他的父亲会合，然后两人一同前往新英格兰。再到沃里克去拜访格林夫妇。在沃里克期间，富兰克林不慎从马上摔下跌伤，受到了格林夫人凯瑟琳的悉心照料。当父女二人出发往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去时，格林夫妇送了他们一程又一程。凯瑟琳依依不舍，希望他们从波士顿返回时，再到沃里克来作客。然而，事与愿违，在从朴次茅斯返回时，富兰克林再一次坠马摔伤，肩骨错位。那时已是9月初了。3个星期以后，他们还耽搁在波士顿，富兰克林的胳膊还在痛。一直到11月1日，他们才在旅行了2千余公里之后回到了费城的家，当然是直接回去的。富兰克林和凯瑟琳此生只剩下一次见面的机会了。

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和约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北美的英法对抗也停止了。然而，它并没有带来北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和平。印第安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殖民者的所为，预计到在军队退去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夺去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在故土打猎的权利。因此，印第安人，包括一向同英国殖民者友好相处的“六族”印第安人都在骚动不安起来。1763年夏季，在亲法的印第安人中爆发了一场被称为“旁提亚克阴谋”的大范围暴动。旁提亚克是渥太华族印第安人的首领。西部的印第安人向从底特律到皮特堡的长长的边境线上的英国人发起进攻。底特律和皮特堡的守军总算保住了这两处边防要塞，但是在5—6月期间，尼亚加拉以西的其他每处边防军队全都遭到突袭和屠杀。

其后，俄亥俄的各处堡垒也陷落了，像在数年前布雷多克的英军战败以后一样，一股一股的印第安作战人员蹂躏了东至坎伯兰县的宾夕法尼亚全境。一些边地的英国殖民者开始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兰卡斯特县，一些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城的苏格兰——爱尔兰籍移民组织起来，自称“帕克斯顿之子”，却将怒火发泄到和平居住在宾州境内安分守己的印第安人身上。一些这样的印第安人，如在莫拉维亚派教徒保护下的伯利恒附近的印第安人，已安全迁徙到费城。但在12月里，50多名“帕克斯顿之子”突然闯入兰卡斯特附近康内斯多哥族印第安人的和平村庄，杀死了全部村民。11月起，州长约翰·潘两次发布公告悬赏捉拿这伙罪犯，可是毫无结果。

对“帕克斯顿之子”屠杀和平的印第安居民一事，宾州居民持有不同看法。边境各县一向认为州政府抛弃了自己，州府之人对边境安全既冷淡又自私，他们只好自己来处理边防，而此时此刻则将这股宿怨用来同州府唱反调。如兰卡斯特人就支持或谅解这些杀戮，使得这伙嗜血的暴徒从团伙发展为数百人的军队，窜犯到费城，叫嚣要将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并口念圣经经文以为他们残暴行径涂上几分正义的色彩；东部的长老会派教徒也倾向于赞同他们，还有那些正直的国教徒、仇视印第安人的暴民，而且有人怀疑到因产业所有权问题而仇视教友会教徒的宾及其参事会也有这种倾向。宾夕法尼亚境内的印第安人眼看要大难临头。

在这种情势下，富兰克林认为，无论“帕克斯顿之子”的行径还可以是别的什么，它首先是彻头彻尾的暴行和残杀。1764年1月，他用热烈的感情和动人的笔调写下了《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一文，在文中，他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淋漓尽致地叙述了屠杀的经过，然后写道：

“有些人想为这种重大的罪行开脱，说是‘边疆的居民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最近的这次战争中被敌对的印第安人杀害而激怒了’。这很可能。然而，尽管这可以给他们以正当理由进入丛林中去搜寻那些杀人者，并向他们复仇，但却绝没有使他们有理由转身进入内地去谋杀他们的朋友。假如一名印第安人伤害了我，接下来我就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报复吗？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有着部落、民族和语言上的区别，和白种人一样。在欧洲，如果法国人——他们是白种人——伤害了荷兰人，荷兰人就该因为英国人也是白种人而向他们报仇雪恨吗？这些不幸的人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生着红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而看来是这种人中的某些人杀害了我们的亲属。如果为这样一个理由就可以去杀人，那么，假若一个脸上有雀斑、头发是红色的人杀了我的妻子或孩子，我就可以在以后杀死我在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的有雀斑的红发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复仇。

“这在欧洲是没有教化的民族之所为。难道我们是到美洲来学习并实践野蛮人的做法吗？但是，即使作为野蛮人，他们也只对敌人才这样干，而不是对朋友。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与这样的人为邻，他们真是不幸！”“简而言之，事情似乎是，他们在已知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都会得到安全，除了在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的基督教白种野蛮人的邻近地区！”

章印成小册子发表之后，暴徒们顿时名声扫地。费城的大多数居民决心不让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遭到屠杀，也不让城市被入侵。就在传闻暴徒即将到来的一片恐慌之中，头脑冷静的富兰克林组织了又一个协会，自己第一个报名，数百市民跟着加入，拿起了武器。

2月3日，州长召集议会，要求通过一项关于暴乱的议案，这在当天就完成了。8日，议长和15名议员碰了头，又匆匆散会了。突然，有人报告说，有一些暴徒正杀气腾腾地向城市逼近。全城都紧张起来。当天夜里，州长亲自来到富兰克林家中，后面紧跟着他的参事会参事们，来向富兰克林求教。不久，暴徒们在另一处渡口过了河，叫叫嚷嚷地来到距费城14或15公里的日耳曼城。在那里，他们停下来了。富兰克林应州长的请求，只带了3个人出城来见他们。

富兰克林他们4个人脸上露着不惜一战的无畏的神色，但对闹事者仍晓之以理。他们心里是紧张的：如果暴徒坚持要进入费城，费城人民即将面临一场浴血厮杀。

万幸的是，一番唇舌之后，暴徒们转身后退了。外表一直镇定如常的富兰克林望着他们退去，松了一口气，和同伴们回城去了。

11日，暴徒们便散去了。

3月14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了福瑟吉尔这番经历，“在4个小时零20分钟里，你的老朋友是一名普通士兵、一名参事、某种意义上的独裁者、一名派去与一群乡村暴众交涉的大使。一旦回了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一事件，暴露了州长及其政府的庸懦无能，他们越来越遭到人民的蔑视。州长等人则加深了对富兰克林的忌恨。外患既经消除，议会和州长即业主之间的矛盾再一次激化，这一次，业主在宾州的统治开始动摇。

暴乱平息以后，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国民自卫队议案和拨款议案，但马上被州长约翰·宾否决了。其后，关于拨款的议案在议会和州长之间往返了一个月，仍不能达成一致。3月24日，议会将这一议案再次交给州长，并附上一张便条，那便条可能是富兰克林写的，措辞强烈并带有刺激性。同一天，议会决议休会，并决定上书英国国王，把宾夕法尼亚“转归他直接的保护和治理”。

在休会期间，富兰克林撰写并印刷了一本题为《关于我们公共事务目前形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在4月12日夜里散发到城里各处。在小册子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业主统治者并非比其他的统治者更坏，在业主统治下的所有人民也不比在其他统治者之下的人民处境更坏；既然争执由双方引起，那么双方都有责任，其原因不在于人类思想的邪恶和自私，而应该在于宪法，在于业主政府的性质本身。

这一小册子的发表在费城的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已经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普遍的不满。1764年3月，英王的忠实朋友乔治·格兰维尔宣布了向殖民地征税和管理殖民地贸易的新法规，包括当时提出的印花税议案。富兰克林自己也因之改变了对乔治三世的看法，从原来坚信“他那使人民幸福的真挚愿望的美德和良知”变为发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像“泥土在制陶者手中”一样握在英国当局手中。但他那根深蒂固的殖民地和宗主国是个整体的观念，使他看不清宗主国是在有意削弱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和制造业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有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发觉自己的思想已经落后于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脱离了殖民地人民中正在升温的革命情况。

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年轻的律师约瑟夫·加洛维。在富兰克林出使英国期间，加洛维多少代替了他在议会中的位置。此时，加洛维同富兰克林一样，相信乔治三世“只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愿望，他将委派一位州长，这位州长不受业主指示的制约，会自主地同议会一道，使健全的法律生效”。

站在他们对立面上的反对派以另一位年轻律师约翰·迪金森为首，他承认业主政府的不善，但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去以为内阁将委派比业主的州长更好的州长。

议会在5月间开会，真正的议题是向英王请愿，要求英王直接统治宾夕法尼亚。这时，伊萨克·诺利斯辞去了他荣任14年之久的议长之职，富兰克林当即被不记名投票选举通过继任这一职务（5月26日）。于是，富兰克林以议长的身份签署了他起草的请愿书。其后，他主持了5月会期中剩下几天的会议和9月的短期会议。10月1日的议会选举临近了。

在竞选中，迪金森将他在5月辩论中的讲话印成小册子，上有威廉·史密斯写的序言；加洛维则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富兰克林为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主要是颂扬议会，抨击议会的敌人。但是，在人们画的漫画中，报纸的批评中，人们尖锐的指责中，富兰克林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

费城的选举结果揭晓了，在近4千张选票中，加洛维以25票之差失败。但是在州议会中，加洛维一方仍保有多数，因而在新一届议会开会时，他们不仅决议向英王请愿，而且还于10月26日选举富兰克林为代理人，会同现任宾州代理人理查德·杰克森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使命。反对派举行游行反对这一选派。和在竞选中不同，这一次，富兰克林回答了。11月5日，他写了《评最近的一次抗议》一文，它的结尾是这样的：“现在我即将离开（也许是最后离开）这块我爱的国土了，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大部分。……我祝愿我的朋友繁荣昌盛，我宽恕我的敌人。”

黛博勒仍然不愿远渡大洋，也不答应富兰克林带萨拉同去。11月17日他只好把落成不久的第三街、第四街之间的市场街上的新宅屋留给了她们，独自一人出了家门。他和黛博勒都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去了10年，更不知道这一别竟成了永决。

富兰克林由300位朋友骑马陪同到距费城21公里的切斯特搭船，从那里，加洛维和另两位朋友伴随富兰克林登船，一直送他到纽卡斯尔才下船离去。

这次航行一路顺风，1764年12月9日，富兰克林乘坐的船已经抵达怀特岛。富兰克林下船登岸，立即赶往克雷文街的斯蒂文森家。他进了门，发现家中只有女佣一人。好一会儿过去，街门响了，玛格丽特·史蒂文森走了进来，看到富兰克林，她手里拿的东西不由掉落在地上。

在大洋的另一边，朋友们得到富兰克林顺利抵达伦敦的消息，有的把钟声敲响了直到深夜，有的举杯祝他健康，共读社的休·罗伯茨则直到夜深了还不睡觉，一直讲着40年来自己知道的富兰克林的各种往事。

★创纪录的议会答辩

富兰克林又在克雷文街7号住下来了。距离1月10日英国国会开会的日期已经很近，富兰克林顾不上自己长途劳顿后染上感冒方才痊愈，咳嗽还在阵阵发作，就要集中精力考虑此行赴英为完成使命的对策。

富兰克林代表宾州议会来英请愿，在当时的形势下，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请求英王建立对宾夕法尼亚的直接统治，一是反对英王批准印花税法。前者是为宾州人民请命，后者是为全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为达到目的，富兰克林得游说英国当权者，既不能让步，又不能触怒他们。因为宾夕法尼亚的业主们是有影响的，他们一直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富兰克林不得不同他们展开争夺，争夺当权者的支持，争夺舆论的同情。

关于请愿的第一项内容，富兰克林发觉枢密院的态度十分冷淡，甚至不愿意倾听请愿书的内容。一直到1765年11月，富兰克林才设法将请愿书呈递给那些大臣。这时，枢密院却推说国王无权干预业主和他的人民之间的事。实际上，由于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的浪潮正在高涨，英国当局对殖民地人谈论应如何治理殖民地讳莫如深。宾夕法尼亚议会请求英王直接治理在当时无法实现。在此不妨一提的是，剥夺宾州业主的统治权一直到美国独立后才得到解决。那时，宾州议会决议付给业主13万镑以赎买他对宾夕法尼亚的权利，而英国政府则以付给业主的家族4000镑年金了结了此事。

对于印花税的征收，富兰克林早就持反对态度。他在1763年4月30日从费城写给柯林森的信中就气愤地写道：“我们的看法或意愿，如果它们被了解，对你们而言或许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你们的掌中，如同陶土在制陶匠手中……”他指出，“你们做的有害于我们的事，很少有不同样或更多地有害于你们。……所以你们从税收上从我们得到的必将在贸易上失去”，这是把英、美当作整体而论的。但就英国政府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整个方式和程序来看，印花税议案只是一例，富兰克林感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征税的方式。英国国会在不征求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向殖民地征收无论何种税，都是践踏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富兰克林反对通过印花税，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在英国国会通过印花税议案前，1765年2月2日，格兰维尔接见了各殖民地代理人。格兰维尔说他负责管理国家的赋税事务，只能用目前提出的税收政策来分配北美殖民地所应承担的税额。各位代理人如有异议，可提出建议。富兰克林认为通过“通常的宪政方法”更为合适，也就是说，由国王提出所需税额，由各殖民地议会进行相应的投票通过。

对此格兰维尔未置一词，便又问道，各殖民地议会是否同意他们各自在税额总数中所承担的数额。代理人无一作此承诺。格兰维尔又说，印花税议案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征税方案。当殖民地代理人坚持说，如果由英国国会向殖民地征税，那么殖民地的议会将失去它们的存在价值。格兰维尔却说，议案并不含有这方面的意图，议案的通过必须照常规进行。他希望殖民地的人民能有节制一些，如果他们鼓动闹事，是不会有所得的。

这次会谈，与其说是英国政府真正想倾听殖民地代表的意见，还不如说是走过场。更有甚者，格兰维尔的最后几句话听上去实际上是威胁。

印花税提案交付下院时，几乎没有进行辩论。只有爱尔兰籍议员伊萨克·巴雷在2月6日为殖民地人民激烈陈词：“他们是在你们的关照下成长起来的吗？不！是你们的压迫使他们到美洲求活路。他们因逃离你们的暴政而去到那未经开垦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在你们的爱护下繁盛起来的吗？不！他们是在你们忽视他们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是在你们的武装保护下吗？更不是！相反，是他们拿起武器来保卫你们！他们不仅鼓起勇气去保卫已浸在血泊之中的国土，而且他们在内地还要用他们微薄的收入付给你们薪酬！”他将美洲殖民地人民称作“自由之子”。

但是，大多数英国议员并不为他那爱尔兰式的雄辩所打动。13日，印花税提案在一读时没有讨论便通过了。第二天，富兰克林向费城报告说，“尽管我们提出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印花税议案即将通过”。

果然，印花税提案在下院通过后，又在上院获准。3月22日，英国国王通过委员会批准了它，当时他正经受着他的精神错乱症的第一次发作。议案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这项法案规定，所有的法律文件必须加贴价格不等的印花。一份学位证书的印花价高达2英镑；一张提货单，4便士；

一份公务聘用书，年薪20镑的10先令，年薪20镑以上的4镑；一份售酒许可证，4镑；一份对开的报纸，0．5便士；一份全开的报纸，1便士；一份小册子，1先令；一份广告，2先令；一本历书，2便士。如此等等，规定应纳印花税的文件多达55种。

印花税议案通过以后的一天，富兰克林收到格兰维尔的秘书惠特利的一份通知，希望第二天上午见他。富兰克林去了，发现其他殖民地的代理人也在那里。惠特利告诉他们说，格兰维尔先生希望在实施印花税法案时尽可能地不使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感到不便和不快，因此不打算从英国派去征收印花税的官员，而准备在当地居民中委任一些为人谨慎而又卓有声望的人士担任此职。这样做，殖民地人民会觉得容易接受一些。因此，惠特利希望各代理人为自己所属的殖民地提出一些人选。

显然，格兰维尔等这样做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目的是顺利收取印花税，但富兰克林还是决定“合作”。因为他认为，既然印花税的征收已成定局，与其让英国官吏去征管，不如让殖民地的人自己管理。美洲的事情应由美洲人自己处理。因此，他提名自己的朋友约翰·休斯作为宾夕法尼亚的税吏，并建议当时康涅狄格的代理人贾雷德·英格索尔在该州担任此职。

然而，富兰克林还不知道，他在美洲的同胞们对这件事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并不以法案在英国通过为定局，而是认为凡是不正当的就要反对，英国国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是越权。因此，他们猛烈地反抗了。富兰克林不赞成用暴烈的行动对抗法定的议案，他主张一边依法实行，一边进行斗争，争取通过合法途径废除那不合理的法案。

其后的两个星期，富兰克林因痛风病复发而足不能出户。于是，他从事了另一些活动，他以“旅行者”为名为报纸撰写文章，谈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他又应卡姆斯勋爵的请求，6月2日为他写了《我返回美洲后的经历》（1762年），成为一部自传体的佳作。他还在给卡姆斯的信中谈到对音乐和一些乐器的看法。

富兰克林生活中短暂的宁静被北美传来的震撼人心的消息打破了。

那是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他们对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忍无可忍了。

多少年来，殖民地已习惯于自己的商业贸易由英国政府管理，为宗主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制造业产品的市场，满足于节俭的生活。1764年以前，英国政府已向殖民地对非英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新关税，禁止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甚至禁止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食糖条例的颁布断绝了西印度群岛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使得殖民地人民没有足够的糖浆酿制糖酒，而糖酒是殖民地人民的主要饮料，是他们用以交换印第安人的皮货、非洲的奴隶和英国的制造业产品的主要货物。殖民地的整个经济生活因该项法案的实施而大遭阻挫。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英国甘蔗种植园主的利益。而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印花税的征收意味着更严重的伤害。它不仅是要从殖民地搜刮巨额钱财，更是侵犯了殖民地的权利，殖民地人民绝不能容忍。

弗吉尼亚率先抵制实施印花税法案。该州议会的决议在波士顿用更加激烈的措辞重印出来，散发到殖民地各处，像警钟一样传遍了从哈利法克斯到圣奥古斯丁的北美殖民地，惊醒了那些尚未奋起的人。各州议会的抗议或许还有所克制，普通民众则直言不讳。当麻萨诸塞的州议会于10月份在纽约召集州际代表大会时，各殖民地的成帮结伙的普通老百姓已在组织起来，自称“自由之子”——巴雷上校在英国国会对他们的称呼。

9个殖民地向代表大会派了代表，在这次会上，各殖民地达成一致的程度超过了11年前奥尔巴尼会议，殖民地已空前地团结起来。8月，印花税征税官的姓名在殖民地公布，从纽汉普什尔到南卡罗来纳的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波士顿的反抗运动最为猛烈，富兰克林的朋友宾夕法尼亚的休斯和康涅狄格的英格索尔都受到了起义者的威胁，被迫辞职。在法案行将实施之际，殖民地的大地上已没有一名执行它的官吏；印花运到了，却没有什么人使用它。商业在不贴印花的情况下继续着，或根本不再进行；殖民地人民还准备恢复被英国政府禁止的制造业；人们为了抗议这项法案，广泛抵制英货；商人停止进口英国货，已经订了货的也停止偿付货款。债主们坐立不安，不少人失去工作，社会动乱不安。

在费城，富兰克林的政敌对他大肆攻讦，四出散布流言，说是他促成了印花税法案的通过，并从中获利；是他给他的同胞设下了圈套。对富兰克林来说，这是比宾一伙更为危险的政敌。一些受到煽动的起义者扬言要烧掉富兰克林的新住宅。威廉·富兰克林闻讯后，匆匆忙忙地从伯林顿赶到费城，劝母亲和妹妹到他那里避避风头。黛博勒只让萨拉去了，自己不愿离去。她的一个弟弟和她丈夫的一个侄儿搬来陪她同住，她让他们带了枪来。她知道她没有伤害任何人，她丈夫也没有；她也相信万一有什么麻烦，她的朋友会比敌人多。

消息在1765年下半年传到英国，英国为之震动。由于这场广泛的反抗和抵制，英美之间的贸易急剧减少达半数。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英国制造商、大商人、船主、商贩开始加入到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法案的行列中去。

富兰克林也震惊了，但不是为了自己。他读了黛博勒的来信，信中写着：“我们把一间屋子变成了火药库，我吩咐在楼上筑了些工事。这么一来，我自己能对付。”对此，富兰克林苦涩地笑了。妻子的刚强使他感到欣慰，却仍不免担心。至于那些对他自己的中伤，他于7月8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他们所有的箭矢，正如拉伯雷①所说的，箭头是用阳光下的奶油做的。”他为之震惊的是构成英帝国整体的殖民地同宗主国的分裂。他发现自己力图将这两个部分拉到一起，而同时被这两个部分猜疑：英国政府视之为代表殖民地说话的使者；殖民地则认为他亲英。实际上，如果要他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殖民地人民一边，因为他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同时他又不愿看到帝国的分裂。最后他决定了自己的立场，即以殖民地人民的要求作为自己的观点的证据，那观点就是，帝国统一的基础在于北美殖民地的地方政府和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中有代表。他要以此为依据，去促使英国当局废除印花税法案。

①拉伯雷（1494？—1533年），法国讽刺家及幽默家。

然而，当时英国的政治局势竟使他无从开始自己的使命。格兰维尔内阁由于同印花税法案无关的原因而倒台，新的罗金厄姆内阁上台之初持相反立场；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英国国会十分不满，越加坚持印花税法案；格兰维尔及其追随者不肯承认自己的劣政；乔治三世则认为美洲殖民地人民是和自己亲政的计划过不去；土地所有者则因为该法案许诺由殖民地人民供给英国驻美军队便可减轻他们的税务负担而顽固支持这项法案；到罗金厄姆内阁执政后，急于证明格兰维尔内阁政策之不明智时，它内部又出现分裂，自身的地位也不稳固；威廉·皮特主张废除印花税法，但他拒绝进入罗金厄姆内阁，影响力有限。

富兰克林并不气馁。他同一般的英国政治家交谈，力图和他们沟通思想，使其理解乃至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还和英国与美洲殖民地有关的工业资产阶级、商人、运输业人士联系，鼓动他们向议会、政府施加压力。在英国，这些人在议会中的代表很少，力量也不大，但他们是正在兴起的阶级，他们的经济力量正在迅速增长，政治影响力也逐步加强。12月4日，许多这样的厂主、商人和船主在金斯阿姆斯酒店聚会，酝酿全国各地城镇联合上书请愿，要求废除这个被富兰克林称为“罪恶之母”的法案，并准备为下院安排一次听证会来证明该法案的恶果。

国会于12月17日和次年元月14日开会，会上对是否废止印花税法展开了激烈的长时间辩论。格兰维尔及其一党极力为印花税法辩护，得到英王及其友人和一部分阁员的赞赏及土地贵族代表的拥护。1月6日富兰克林称这些人“错误地认为，较之对错误措施一经发现立即更正，坚持错误举措更能维护政府的荣誉和尊严”。殖民地人民要求的同情者柏克发了言，皮特也作了强有力的讲话，但他们不是阁员，他们的宏论对公众的影响大于对内阁的影响。

在国会辩论期间，富兰克林没有闲着，他将国会辩论的情况报告给公众，向各家报纸写匿名信，尖锐地抨击印花税法案。他还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敏锐积极作好准备，一有机会便亲口说出自己的意见。富兰克林果然没有徒劳，英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发起的国会有关委员会的听证会给了他发言的机会。

1766年2月13日，富兰克林，这个当时最有名的美洲人出席了听证会。向他发问的有敌人也有朋友，敌人是企图引他作不利于废除印花税法的回答，朋友则相反，尽量使他论证废除这一法案的必要性。而双方会问些什么问题，富兰克林心里都有数。因为有准备。

尽管听证的委员会委员全部或大多数都认识或知道他，他们还是问了：“你的姓名和住址？”他也就回答：“富兰克林，费拉德尔菲亚。”

开头的是詹姆士·休伊特，来自考文垂的议员，同美洲殖民地做买卖的商人。他问道：“美洲人在自己中间缴纳什么数额较大的税吗？”

回答说：“当然。很多、很重的税。”

问道：“是不是所有的人民都不是很有力量交纳那些税呢？”

答道：“是的。边疆地区，整个大陆，经常遭受敌人蹂躏而陷于贫困，只交得起很少的税。”

下一个发问的是在纽汉普什尔出生、父亲在波士顿当了20年邮政局长的约翰·赫斯克。

他问：“你和美洲的邮政管理无关吗？”

答道：“有关。我是美洲邮政总监。”

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你认为通过邮局把印花分发给所有的居民点是不切实可行的吗？”

答：“邮递业务只在沿海一带存在；除了少数例外，这种业务没有深入到内地。如果用邮递业务将印花送往内地将引起邮费上涨，在很多情况下，邮费会高于印花税本身。”

这时，一个听证的委员看出了赫斯克问话的用意，打断了问话，反问道：“从各殖民地的情况看，它们不是很有能力付印花税吗？”

回答说：“就我看来，殖民地没有足够的金银来支付一年的印花税。”

问道：“你不知道从印花税征的钱款完全是用于美洲吗？”

答道：“我知道它由美洲事务法案进行分配，但它将被用于征服殖民地，那里的士兵从它取得薪酬，但这些士兵不是殖民地的。”

问道：“难道没有从那些部队占领的殖民地取回钱来给原有的殖民地以求贸易上的收支平衡？”

答：“我认为没有。我相信能这样返回的钱几乎没有。我不知道能有贸易把钱挣回来。我认为来自殖民地的钱直接用于英格兰了。”

这时，格兰维尔将问话骤然从贸易转向正义。他问：“你认为美洲将受这个国家保护而不支付一部分开支是对的吗？”

回答：“情况并非那样。在上一场战争期间，殖民地为25000人提供了衣食和薪酬，支付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

问：“你们没有从国会得到退款吗？”

答：“按照你的看法，我们得到的退款只包括我们在我们的份额即期待于我们合理支出部分之外垫付的款项，那是我们支付总额中极小的一部分。举例说，宾夕法尼亚支付了大约50万镑，而得到的退款不超过6万镑。

接着，罗金厄姆的支持者、财政大臣格雷·库柏发问了：

“1763年以前，美洲对大不列颠抱有什么样的心情？”

答道：“他们自愿服从王室统治，在他们所有的议会里，都听从英国国会的法案。有一些州，人口那么多，可用不着你们去费心设置堡垒、要塞，不必有城防部队或军队来迫使他们臣服。这个国家只花费了一点笔、墨水和纸张就统治了他们。他们被一根线引导着。他们对于大不列颠不仅是尊敬，而且是爱戴，敬爱它的法律、它的习俗和风气，甚至喜爱它的时尚，这都大大地增进了商业。英国居民总是受到另眼高看，英国人普遍受到尊敬，而且都有一定地位。”

问：“现在他们的心情如何？”

答：“啊，大大地改变了……”

问：“过去美洲人是如何看待英国国会的？”

答：“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伟大的堡垒和他们自由和权利的安全保障，一直尊敬和景仰地谈到它。他们认为，专横跋扈的大臣有时候会企图压迫他们，但他们信赖的是，国会在接到申诉后总会给以纠正的。”

问：“他们已不那么尊敬国会了吗？”

答：“是的，已大大减弱了。”

然后是友好的和敌对的听证委员向富兰克林问话，涉及美洲人权利的问题。

问：“你没有听说本院及上院的决议规定国会享有向那里的人民征税的权利吗？”

答：“是的，我听见过这样的决议。”

问：“对那些决议，美洲人将有什么看法？”

答：“他们将认为它们违宪、不公。”

问：“认为国会无权在那里征收税和关税是1763年以前美洲人的看法吗？”

答：“我从未听说过任何反对规定关税以管理商业的意见；但不认为国会有权征收国内税，因为我们在国会中没有代表。”

问：“你根据什么得出你的看法说美洲人作了如此的区分？”

答：“我知道在有我在场的谈话中，无论什么时候，这个话题一出现，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不应由我们在其中没有代表的国会来征税。但是，对交纳国会的为管理商业而规定的关税的议案，则从来没有争议。”

下面，敌对者发问了，触及的是最敏感的关于征收关税和国内税的权力问题。

问：“你说殖民地一直服从于交纳关税，而只反对国会征收国内税的权力。现在，你能说出对于可能被征收关税和国内税的殖民地来说，这两种税究竟有何种区别呢？”

答：“我认为其区别非常之大。一种外税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关税是加在商品的基本成本和其他费用上的，而且在商品被销售时，构成它价格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因其价格而不喜欢它，他们拒绝买它，他们并非一定要支付它。但国内税假如不是由他们自己的代表决定征收的话，则是不经人们同意强加于他们的。印花税法案是要我们不再有商业，彼此间不能再进行财产的交换、买卖、授与及借债还债等一切自由的交易；我将不能结婚，不能立遗嘱。除非我们交纳这样那样的一笔钱。因而，它是想要勒索我们的钱财，或者由于我们拒绝纳此税而毁了我们。”

问：“但是，假定向输入你们殖民地的生活必需品征收外税即关税的话，它的后果不是同内税一样吗？”

答：“我知道没有什么独特而必需的货物输入北部殖民地，只有那些北美人没有它们也行或他们自己能制造的货品。”

以下的问话突然转向了废除印花税问题和英国国会要求向殖民地征税之权的问题。

问：“考虑到国会关于权利的决议，你是否认为，如果印花税法被废除，北美洲人会满意吗？”

答：“我认为关于权利的决议与他们关系不大，如果他们从来没有企图实行这个决议的话。在那方面，殖民地可能会把自己放在和爱尔兰一样的情况下去看；他们知道你们要求过对爱尔兰的同样权利，但你们从来没有行使它。他们可能相信你们也决不会在殖民地行使它，除非在极其不寻常的情况下。”

问：“但谁是那种不寻常情况的决定者呢？不是国会吗？”

答：“尽管国会可以决定那种情况，但人民会认为直到殖民地的代表被允许进入国会它才会行使这样的权利；只要有那种情况出现，那些代表们会接到命令的。”

朋友们发问了，问的是关于废除印花税法案这一问题的更有戏剧性的一面。

问：“能够不利用军队而使印花税法案得以实施吗？”

答：“我不知道一支军队如何能被用于那个目的。”

问：“为什么它不能？”

答：“假定一支军队开进美洲而找不到一个武装人员，那时他们将干什么？他们不能强迫一个选择不用印花来办事的人来用它。他们找不到一场叛乱；他们倒的确可以制造出一场来。”

格兰维尔插了进来：“但是，他们久已接受的邮政服务不是一种税收和规定吗？”

回答是：“不。花在邮寄一封信上的钱不具有税收的性质；它只是给予一种已完成的服务的一定量的报酬；一个人，只要他不选择接受这种服务，就不会被迫付这笔钱。一个人仍然可以，正如在该项法案之前一样，派一名仆人（一名特殊的信使或一位朋友）递送一封信，如果他觉得这样更便宜或更安全。”

问：“但由于去年的这项法案，他们难道不把邮政的规定费用视为一种税收吗？”

答：“由于去年的规定，邮政费用在全美洲普遍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他们当然不可能把这种下降看作是一种税收。”

格兰维尔遭到了挫败，退回去了。反对废除该法案的人又问到美洲人能否区分对消费品征收的税和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富兰克林作了肯定的答复。其后，主张废除印花税的一方又问到，需要多少军队才能强迫殖民地接受这一法案？但刚问了两句，就遭到了反对。富兰克林只回答说：“如果殖民地出现普遍反抗，将需要大量军队”就止住了。支持废除印花税的委员又问了一些关于北美制造业的各种问题，直到反对者重又问起他们反复坚持的问题：

问：“如果印花税被废除了，美洲人不会以为他们可以用暴力迫使国会废除每一种外税吗？”

答：“这关系到距离如此遥远的人民想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问：“但你想像他们认为什么是废除该法案的原因。”

答：“我猜想他们会认为那项法案之所以废除是由于确信它是失策的；而且他们将信赖这一点，即虽然有过这一失策的法案，你们决不会再制订出一个。”

这时，罗金厄姆内阁的军需长官查尔斯·唐森德问了一个问题：“但假定大不列颠在欧洲作战，北美会出力支持她吗？”

答：“我确实认为他们会尽他们的条件所能来支持大不列颠。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和她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在这里可能被看作是外国人，但他们自己却不把自己看成外国人。他们热心关注于这个国家的光荣和繁盛；而且，只要用得着他们，他们总是准备好去支持她，在他们微小的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不是以战争为荣，而是把援助他们看作自己的职责。我知道上一场战争在这里一般被说成是为了保护美洲人民或为了美洲人民而战。我认为这是大大地误解了。它的爆发是为了加拿大和新斯科舍的边界，为了王室明确提出领土要求而英国殖民地没有提出领土要求的领土；那些土地没有一块是授予任何殖民者的；所以，在那场纷争中，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干系或利益。至于俄亥俄，在那里的抗争起因于你们在印第安人地区内的贸易权——你们从乌特勒支条约取得的权利——受到了法国人的侵犯；他们抓走商人、掠走货物，那是你们的制造业产品；他们拿下了一座堡垒，那是一伙你们的商人及其经纪人、商务关系人在那里建立起来以保障他们的贸易的。布雷多克奉派率军去夺回那座堡垒（因为那堡垒被占在这里被视为对英王领土的侵占）和保护你们的贸易。是在布雷多克战败后，殖民地才遭到进攻的。在那之前，他们和法国人及印第安人都完全保持和平关系；所以，部队不是派到那里保护他们的。

“和印第安人的贸易并不是美洲的利益，尽管是在美洲进行。美洲人民主要是农民和种植者，他们喂养或生产的产品很少是同印第安人贸易的有品。印第安人贸易对英国有利：它是和英国厂商进行的，是为英国商人和制造业厂主谋取利润；所以那场战争，由于它为保卫王室领土而不是为美洲财产，为保护纯粹是英国人的贸易而爆发，是实实在在的一场英国战争；而美洲人民仍然毫不犹豫地尽最大努力将它进行下去，使它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格兰维尔听到这里，坚持说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只是一场为了美洲的战争，遭到了富兰克林的反驳。富兰克林还证明美洲人民“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

韦尔伯尔·艾利斯，爱尔兰的副财政大臣问到关于宪制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那么他们（殖民地议会）怎么会认为自己有权为王室或其他不属地方性的用途征税？”

富兰克林回答说：“他们理解那句话——只有在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向臣民征税——指的只是王国内的臣民。而殖民地未被认为是在王国之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议会，那才是他们的国会，他们只是在那一方面和爱尔兰处于同一境遇。在爱尔兰或殖民地为王室筹款时，批准权在爱尔兰的国会或殖民地的议会。他们认为大不列颠的国会不能恰当地作出批准，直到它有来自美洲的代表；国王权利陈情书明确说到它要在国会中得到共同的认可；而美洲人民在国会中没有代表构成那共同认可的一部分。”

在这个问题之后，谈到了宾夕法尼亚的宪章，在一般意义上，实际指的仍是美洲殖民地的情况。一位敌对者问道：

“宪章中有涉及外税和国内税区别的字句吗？”

答道：“不。我想没有。”

问：“那么，由于同样的解释，他们不会反对国会征收外税的权力吗？”

答：“到现在为止他们决不会。最近，这里的许多论证被用来告诉他们两者间没有区别，而且如果你们无权征收国内税，你们也就无权征收外税，或是制定其他什么法律来约束他们。目前他们尚没有理解这一点；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会被这些论证说服。”

这以后，双方的委员又问了一些零散的问题，有的已包括在前面提过的问题中，这时，富兰克林便平静地说：“这个我已经回答过了。”

听证会最后的两问两答是：

“过去，何为美洲人的骄傲？”

“沉醉于大不列颠的时尚和制造业产品中。”

“现在呢？”

“再穿上他们的旧衣服，直到他们能造出新的来。”

听证会结束后一个星期，2月21日，废除印花税的提案由亨利·西摩·康韦在国会动议。在下院通过以后，又在上院通过，并于3月8日被王室批准。

印花税的废除，应归功于英国的与殖民地有关的厂商和船主，英国的这股阶级力量为利益所驱动，在英国朝野奔走鼓噪，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要的实际作用；这一胜利也应归功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那是这场斗争的最广大深厚的力量，它使得英国统治者既恨且怕，一筹莫展，是富兰克林唇枪舌剑的坚强后盾；还应归功于富兰克林和英国决策人物之间那场短兵相接的较量。富兰克体以其对殖民地和宗主国关系问题上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理解为基础，机智、策略而绝不丧失原则的雄辩，连敌对者都为之倾倒，使得英国统治集团中的敌对者失去了武器，同盟者增强了信心。废除印花税的法案顺利通过并获批准，同富兰克林的成功的答辩有直接的关系。

不久，富兰克林答辩的全文以《讯问》为名先后在伦敦、波士顿、纽约、费城（用英文、德文）和威廉堡发表，次年又在斯特拉斯堡发表。在美洲殖民地人民眼中，富兰克林成了英雄。他在英国国会面前捍卫了殖民地人民的事业，为他的同胞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宾夕法尼亚，甚至业主一伙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业绩；在费城，咖啡馆向每一个乘船来到报告这一消息的人赠送礼品，果酒和啤酒免费让人们喝，州政厅中州长和市长及其穷人和300名绅士为富兰克林干杯。一度甚嚣尘上的对富兰克林的攻讦也不攻自破，烟消云散。

殖民地人民胜利了，但只是在这一回合。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没有觉察到，在废除印花税的同时，国会还通过了另一法案，法案宣称英国国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颁布对殖民地有效的法律，包括征税在内。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六、心系北美殖民地
★四州代理人

1766月2月印花税被废除后，富兰克林要求宾州议会准许他回到美洲去。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州议会任命他为下一年该州驻英代理人。

这时，英国当局对于美洲殖民地的压迫变本加厉了。1766年7月，罗金厄姆内阁倒台，英王授权威廉·皮特——现在的卡塔姆勋爵——组成联合内阁。但卡塔姆因痛风病复发，不能理政，政府的领导权落入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手中。从1767年起，英国政府颁布了好几次唐森德条例。其中之一规定征收从英国输到殖民地的货物——纸张、玻璃、铅、颜料、茶的入口税，用来支付殖民地司法和行政的经费，并规定英国关税税吏有权闯入殖民地任何民房、货栈、店铺，搜查违禁品及走私货物；另一项唐森德条例宣布解散纽约议会，因为纽约议会反抗1765年英国颁布的惩治叛变条例——该条例规定殖民地必须缴纳特别税，供养殖民地境内英国驻军的开支。纽约是英国驻军的集中地，所以纽约议会首先倡导反对缴纳这种特别税。英国政府的做法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满，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日趋紧张。

富兰克林为此感到不安。他忧虑的是眼看着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使得殖民地日益远离了它。尽管他还在印花税废除以前就怀疑过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究竟曾否有过整体关系，在1766年5月9日还写道，现在还希望使英国同其北美殖民地之间保持或得到一种统一的关系似乎已太迟了。然而他在内心深处总希望出现那种两者由于共同利益而紧密联结成一个统一帝国的美好前景。

4月11日，富兰克林在写给卡姆斯勋爵的信中说：“变得十分重要的是，在英国和美洲形成基于坚实原则的真正的政治关系和属于那种关系的相互义务……我和你一样，完全相信，有了国会中帝国内各地平等而公正的代表的巩固的联合，足以建立政治繁荣的坚实基础”。尽管现实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还是没有放弃希望。

为此，他还雄心勃勃地筹划将殖民地推向北美洲广袤的西部。他的想法受到英国统治层中一些人的欣赏。一个是内阁中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舍尔伯恩伯爵，年轻而大度，他对北美殖民地的要求表示理解，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一倍的科学家满怀敬意。1767年的某个时候，他向富兰克林吐露了他在北美西部地区开拓新殖民地的计划，把关于计划中如何处理涉及到的印第安人的打算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对之作了一番评论。1763年，白人移民越过山地，向英国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的土地。1765年，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公司，向仍在伊利诺斯的法国移民购买土地。1766年，费城商号贝恩顿、沃顿和摩根公司、印第安人地区贸易商人和约瑟夫·加洛维、威廉·富兰克林会晤，建议不向法国人购买土地，而向英国王室请求得到这块土地——以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威斯康辛河和瓦巴什河为界的120万英亩土地。他们邀请了王室的印第安人事务总管威廉·约翰逊加入他们，而由在伦敦的富兰克林物色英国的投资者并将计划书呈交内阁。这与富兰克林50年代曾从事过的在边疆购买土地作为殖民地的边界的计划很有相似之处。舍尔伯恩和富兰克林想法的一致之处是将帝国的版图向西推去，划定印第安人同白种人之间的疆界——不大注意印第安人的意向——并建立殖民地。

1767年8月的一天，富兰克林和舍尔伯恩以及国务大臣亨利·西摩·康韦将军——曾在国会动议废止印花税——一同进餐。席间，舍尔伯恩和康韦告诉富兰克林，他们考虑把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力从王室手中转给各个殖民地。当月24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儿子，“我抓住机会力言在伊利诺斯境内设立一个居民点是一个可以节省设立并供给边防哨所开支的办法，我提到你们的计划，那计划已得到威廉·约翰逊爵士的赞同。建立居民点的绅士们的迫切愿望和能力，以及花费很少，等等，已使国务大臣完全信服了。没有什么障碍了，只有商务部在正式呈交给他们计划之前需要私下疏通一下。”

9月，英国内阁出现人事变动。唐森德死去了，由诺思勋爵继任。康韦离职而去，富兰克林的年轻朋友舍尔伯恩将美洲事务的管理权交给了希尔斯伯罗勋爵。希尔斯伯罗对西部殖民地没有什么兴趣。新内阁向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顿派出收税的官员，去制止走私、收取关税。关税现在已成为强加在殖民地人民头上的一种赋税。

在这样的形势下，富兰克林重又担当起维护北美洲殖民地权益的职责。到这一年年底，他已经交了一大帮同道，其中有一些是国会议员。他向他们解释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和抵制的正当性，使他们了解殖民地人民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这些人当中有人劝他将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不仅是为殖民地人民的缘故，也为了让在英国的朋友们心安理得。

1768年11月7日，他向斯特拉汉的《伦敦邮报》投了一篇名为《1768年以前美洲人不满的原因》的稿子，但这家报纸在发表时作了增删，见报时，文稿已面目全非。

两天后，富兰克林气愤地写信给儿子说：“他把我的文章拔去牙齿、剥掉指爪，使它既不能抓，又不能咬，只能触摸和瘪嘴慢嚼。”一直到1774年，这篇文章才在美洲全文发表。即使在全文发表的文章中，富兰克林还是主张调和，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作辩解。他用“无风不起浪”作为全篇的题句。他坚持了他在听证会上的立场，只是将那次已提出的论证略去不提。他写道：“在此我不是要支持美洲人的这些看法，他们被国会最近的法案所激怒，宣称他们自己有力量。然而，对此国会明智地表现出对那些业已成癖的偏见的谅解，正如废止了那可恶地不利于他们的税种一样。而由于国会的那项法案，那些偏见在美洲人中已是根深蒂固了，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们中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有错。”

他解释说，美洲人虽然愿意他们的议会就王室的正当需求拨款，却不可救药地认为他们拿出自己的钱的决定权由英国人自由掌握是非法的。唐森德条例使美洲人感到，它不仅是不经他们同意就向他们征税，而且将他们置于英国人的专横统治之下。“思及这些，美洲人相互间议论（他们的报纸满篇都是）说，这些人不满足于对我们的专卖权，现在简直要宣布他们有权向我们课税了。……而如果我们不服从他们的要求，我们的宪法和自由便将受到剥夺”。

富兰克林借殖民地人民的嘴说，“那么，是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关照我们自己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遵守我们庄严的决议，相互约定，我们不买他们要征税的英国货，给这些新来的收税官找点小麻烦。让我们一致起来，不再使用他们那些漂亮而不中用的小玩艺儿；让我们节俭度日；让我们辛勤地为我们自己制造我们能造的产品吧。”这实际上是向英国当局提出了警告：美洲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尽管富兰克林的文章一再地回到“美洲人是忠实于英王的”这一点上来。

富兰克林此时的地位是微妙的：一方面，他是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半官方代理人即具有外交人员的身份，从这种身份出发，他致力于弥合英国政府和他自己人民的裂痕，认为联合有助于双方的强大；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因而他习惯于探索并坚持真理。他认为英、美之间应是平等的关系，即均为英王的臣民，绝不应出现一方政府高踞于另一方政府的现象，英国国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因此，富兰克林已逐渐放弃了内外税有别，英国国会有权征收殖民地外税的观点。后一种身份和观点只停留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没有用它来唤醒殖民地民众；而前一种姿态则表现在口头上、行动上和文章中。这样，又使得英国政府认为他亲美；美洲殖民地认为他太温和，有亲英之嫌。富兰克林却继续以弥合双方的分歧为己任。

北美殖民地的形势却是另一番景象。1768年，麻萨诸塞州议会联络弗吉尼亚议会，共同发出巡回信件，呼吁殖民地各州团结御侮。于是英国政府又颁布了一次唐森德条例：解散麻萨诸塞议会。1768—1769年冬，英国内阁还准备将殖民地领导反抗的强硬分子拘往英国，以亨利八世时的叛国罪判刑。殖民地人民愤怒了。波士顿的商人率先起来，领导了全国性的抵制英货运动。殖民地人民组织起来，用武力抵抗英国税吏的搜查和压迫。这次空前广泛的反英运动，不仅抵制英货，而且要求废止唐森德条例。在斗争中，华盛顿把1769年的弗吉尼亚决议引进下院，决议由乔治·梅森起草，华盛预和托马斯·杰斐逊都在决议上签了名。杰斐逊那年26岁。抵制英货的结果，是英国向殖民地输出的贸易总额剧减。英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唐森德条例。

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也无法消除。这是一种利害冲突：英国统治者为了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惜用各种手段打击、摧残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这一次，英国的商人、厂主甚至工匠都站在他们的政府一边。而殖民地人民尚未准备好迎接不可避免的越来越艰巨的斗争：他们还没有统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愿意效忠于英王。就在这时，英国当局对反抗的殖民地人民进行了一次血腥的镇压。这就是“波士顿惨案”（又称“波士顿屠杀”）——英国驻军屠杀波士顿人民群众的流血事件。

从1765年英国颁布了驻营条例以后，一直有两团正规军驻防波士顿。这些驻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士兵，完全蔑视殖民地的法令，常常胡作非为，酗酒闹事，殖民地人民和英国驻军的冲突从未间断，尤其是1770年以来，2月，英国税吏开枪杀害一名儿童，引起3月2日波士顿工人和英国驻军第20团发生正面冲突。3月5日，波士顿又发生了英军凌辱学徒的事件，殖民地人民愤怒地聚集到驻扎英军的英王街上，对那名凌辱学徒的英军投掷雪球以泄愤。英军指挥官普利斯顿上尉下令开枪，打死了5名群众，全部是水手、工人和学徒。

这一事件被称为“波士顿惨案”。

这时的富兰克林继1768年被乔治亚、1769年被纽泽西委任为代理之后，于1769年12月被委托为麻萨诸塞的代理人。1月17日，他为他的新使命谒见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希尔斯伯罗。但希尔斯伯罗在麻萨诸塞事务上表现出的无知和偏见，使富兰克林转身离去的时候说了几句尖刻的告别辞：“请公爵大人原谅我占用了您那么多的时间。我感到一个代理人眼下对任何一个殖民地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不会再给您找什么麻烦了。”这几句话惹恼了希尔斯伯罗，他后来对其他人说，这些话“等于当面告诉他，在他的任期内，殖民地休想得到好处和公正”。

作为麻萨诸塞的代理人，富兰克林坚决地站在这块殖民地一边，为北美洲殖民地的利益奋斗。在宾夕法尼亚，甚至当他领导着州议会的时候，他还时而站在议会和州长之间从紧急状况的需要出发作些调解。但是，他在波士顿的主要联系人托马斯·库辛和塞缪尔·库柏一向是反英的，富兰克林和他们站在一起。富兰克林在他1771年5月15日给通讯委员会的信中预言了压迫的加剧和革命的发生都将是难以避免的。他写道：

“我想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国会的法案向美洲实行的关税体系中，播下了两个国度彻底决裂的种子，尽管那一事件可能距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人民越是不满，更苛刻的措施越被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惩罚被用来进行恐吓；权利被剥夺；于是，更大的军事力量被用于保证执行措施；费用将会增多；由于费用被以为是正当的，便引起进一步的榨取，要人民支付它；那么一来，英国国家和政府将变得可憎，而臣服于它必将变得难以继续；战争开始，而这一流血的斗争不是在对美洲的绝对奴役中结束，就是以英国因失去殖民地而遭受破坏而告终。从美洲增长着的力量和国土之大来看，后一种结果最有可能。……”

在此，富兰克林不仅预测了美英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而且也预言了其结果：胜利属于殖民地人民。但是他始终认为美英决裂将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不敢妄称有预言家的天分，历史表明，由于这样的事态发展道路，伟大的帝国曾经化为灰烬；最近的我们有如此之多的理由去抱怨的政府措施表明，我们正处于同样的进程中，表明假如双方不表现出更多的明智和谨慎，我们可能会得到同样的下场。”正因为此，他在英国期间，竭尽一切可能，力图阻止双方走向这场“灾难”。对殖民地人民，他虽然认为有一切理由反抗，但希望反抗形式不要过于激烈；对英国当局，他把所有的镇压措施归咎于当权者的顽固和不明智，寄望于由较好的大臣执政。他心目中关于英、美统一在一个强大帝国内的理想还没有泯灭。

与此同时，他曾为之奔波忙碌的“西部领土计划”仍在进行。1769年初，该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塞缪尔·沃顿来到伦敦，企图促进计划的实施。6月，他向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得到1768年11月英国从同“六族”印第安人缔结的“斯坦威克斯条约”中得到的大片印第安人土地中的250万英亩土地。在希尔斯伯罗的怂恿下，这一请求后来改变为2000万英亩。由于公司愿意支付英国政府同印第安人谈判以缔结“斯坦威克斯条约”的一切费用，并在将来为得到的土地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他们的申请于1770年初得到财政部同意。然而，曾经假想支持该计划的希尔斯伯罗却一直拖延不办。到1771年4月，他终于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使大俄亥俄公司的计划有可能搁浅。而这时的这项计划，已经牵涉到许多人的利害关系，不仅英国的许多高官要员被纳入计划之中，以使其在西部土地投机买卖中获利，而且北美殖民地尤其是弗吉尼亚的许多在对法、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服过役的军队官兵都等待得到一块土地作为报酬。其中，华盛顿名下应得的就有32373英亩。此一计划已欲罢不能。

1772年，支持和反对这一计划的活动和较量进入最后阶段。沃顿等人四出活动，争取有关官员的支持；希尔斯伯罗在3月25日商务部考虑这一计划时，又一次反对该计划，并扬言若计划获准，他将辞职。身为爱尔兰大土地所有者的希尔斯伯罗对北美洲西部领土的开发一直没有兴趣，他先前的一度表示支持完全没有诚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为财政部不会同意这项请求”。终于，在6月5日的一次听证会上，由富兰克林、瓦尔普尔和宾夕法尼亚的商人代表以及弗吉尼亚的士兵代表陪同的沃顿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精彩的舌战，赢得了听证委员会的赞同。该委员会向王室枢密院提出了否决希尔斯伯罗反对意见的建议。大俄亥俄公司将被授予他们申请的土地。希尔斯伯罗辞职了。这个前殖民地事务大臣为此对富兰克林耿耿于怀，因为他以为公司对他的反对报告提出的抗辩是出自富兰克林的手笔。而实际上不是。他还不知道，他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枢密院中的政敌起了作用。当时，他在英王眼中已不那么重要了。达特茅斯勋爵继任了该职。

至于富兰克林自己，在经历了这么长的奋争以后，突然感到厌倦，这个计划对他来说是偶然进入他的生活的。1774年，他被英国内阁中伤并解职，他便放弃了在大俄亥俄公司的股份。在美国西部领土的开发上，他还参与了费城一些土地投机者有新斯科提亚建立21座城镇的计划。在那个计划中，他有2千英亩土地的份额，可望获利，尽管目前那计划进展颇不顺利。

★旅居英伦

富兰克林1764年再次出使英伦，在伦敦一住就是1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牵挂着远在费城的家和亲人，他也享受着近在身边的亲情和友谊。

来做伦敦的第二年，他的家庭收支曾经历了一次紧张局势。那一年，富兰克林和大卫·霍尔的合伙合同期满，这意味着富兰克林每年将失去500镑的进账。为此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日期是1767年6月22日，谈到这一情况时说：“我们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断了。如果我再失去邮政方面的职务——比起其他的变故，它要有可能得多，我们就只能靠房租和利息过活了。……我在这儿在不影响生活舒适的前提下尽量俭省，我不请任何人吃饭，只要在家里用餐，我只吃一道菜就够了。但即使如此，这里的每一件生活用品都如此昂贵，我们的花费让我吃惊。……当人们的收入减少时，如果他们不能相应地减少他们的开支就必将变得贫困。假如我们还年轻，还可以去做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我想我们已过了那个年纪了，而经营不好的生意比不做生意会让人毁掉得更快。”当时，富兰克林由此想到他们没有力量花500英镑以上的钱让萨拉在结婚时打扮自己。

萨拉·富兰克林那年24岁，漂亮、健康，金黄的头发像她父亲，红润的肤色像她母亲。她的未婚夫是出生于约克郡的商人理查德·贝奇，年约30，他是从纽约到费城去的。萨拉的哥哥威廉认为贝奇是想通过萨拉得到富兰克林家的财产，并且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然而，萨拉爱上了贝奇，他们的婚事也已得到她母亲黛博勒·富兰克林的首肯，这一点，富兰克林也同意了，尽管他不认识贝奇。当年8月5日，不大放心女儿婚事的富兰克林向女儿建议，假如贝奇的生意情况不能使他们较早结婚，萨拉可以来伦敦，然后和父亲一同回去。然而萨拉留在了费城，并且在10月份结了婚。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港口里的船只全都升起了旗，为她庆贺。

后来，由于富兰克林得以留任邮政总代理的职务，并且继续担任宾夕法尼亚的代理人，还于1768年、1769年先后被聘为乔治亚、纽泽西和麻萨诸塞三州的驻英代理人。这样一来，他这几项职务的薪酬加在一起共达1500镑，即使他经常把自己的钱用于公务，这些收入还是超过了以往他从大卫·霍尔处得到的收益。他个人的财政困难也就结束了。

在伦敦克雷文街斯蒂文森家中的富兰克林，与其说是住在那里的房客，还不如说他更像那一家的一家之长。在这里，姓富兰克林的人越来越多。1766年5月前后，富兰克林的一位族兄、染匠托马斯·富兰克林从莱斯特郡到伦敦来看他，带着13岁的女儿萨丽·富兰克林。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劝说下，托马斯同意将女儿留下由她照料，以便上点学，学些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后来这个女孩大多数时间就住在这里，直到她7年以后嫁给萨里的一位农民时，才离开。那些年，她实际上成为富兰克林的第二个女儿。富兰克林的孙子谭波尔这时已有六七岁了，被送到肯辛顿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每逢假期，他便回到祖父身边住一阵子。斯蒂文森夫人的女儿波莉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姨母蒂克尔夫人家里。因为斯蒂文森夫人不喜欢写信，所以多半是由富兰克林把家中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波莉。总之，住在这所宅子里的人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有时候，房主和房客一块儿被斯特拉汉请去吃饭。

富兰克林长期远离费城的家，他和家人之间的亲密纽带常常靠信件维系。他说过，黛博勒是他的最佳通信人。他还是常给妻子和女儿买衣料和其他用品——都是在斯蒂文森夫人或者波莉的帮助下选购的——寄去，他妻子则给他寄来玉米粉、荞麦面、苹果、蔓樾桔和桃干、桃仁。1769年8月，萨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那以后，黛博勒的来信中常常通篇都谈到她可爱的小孙子。富兰克林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对妻子如此热衷于当祖母作一番番打趣。但是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她们多告诉自己一些小外孙的故事，还常常抱怨妻子的来信在这方面没谈到什么新东西。

克雷文街这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完全是在适应富兰克林的需要，而他是容易满意的。每天清晨，富兰克林很早就起床，做他独特的“爽身浴”，即：身上什么都不穿地坐着，或读书或写作，时间看季节而定，一般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对此，他曾告诉一位朋友说，“在完毕以后，如果我在穿衣以前回到床上去——有时候我是那么做的——补足我夜里的休息，那一两个小时便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令人满意的睡眠”。他每天都刮脸，早餐吃得很少，大多数个人的工作都在上午完成。他总是把收到的信件、留言、请柬、文件都保存起来，而寄出去的都留有副本，所以他的文件和记录不时地变得很乱。

1770—1771年他的两个侄孙乔纳森和约赛亚·威廉斯从波士顿来看他，乔纳森将他的记录阅览了一遍，编出了一套全新的存放法。

富兰克林没有多少上午能留在家中，有那么多的大人物他得去拜访，去游说，以争取他们对北美殖民地的事务持同情态度。他常常是一早就乘他的专车出去，到3点或4点才能吃午饭。在忙于办事的日子里则很少回家吃饭。到了晚上，他可能在他的住处喝茶，然后玩纸牌。有时候他到酒店或朋友家里去。他似乎不大看戏。在外出的日子里，他很晚才回家睡觉。

他不时受到痛风病和感冒的困扰。他知道他需要锻炼，但他没有时间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他尤其注意保持空气新鲜，他夜里一般都开窗睡觉。斯蒂文森家的这所宅子有时候住得相当挤，但屋子里的空气总能保持新鲜。

富兰克林和波莉之间的友谊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在他们的通信中不再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她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也是他的朋友。1769年夏天，富兰克林从巴黎回来，波莉新寄信给他，“欢迎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回到英格兰，”然后告诉他，她在访问马尔格特时遇见了一位年轻医生，她告诉富兰克林她可能会嫁给他，尽管那年轻医生还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心迹。

到第二年5月那年轻医生威廉·休森向她求婚了。波莉征求了富兰克林的意见，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内结婚了。波莉把她的新生活和新亲属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于7月24日写信给她说：“我会爱每一个爱你的人，所以我想我该及时地爱你的新母亲、新姐妹和新多莉①。我发现我已经开始喜欢他们了，如果你认为合适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但是你的老多莉②和我已经同意互相之间比以往更爱对方，来尽可能地弥补我们所失去的”——

①多莉，多萝西的昵称。此指波莉的新朋友。

②老多莉，指波莉原来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

到了9月，休森夫妇搬到克雷文街来住，而斯蒂文森夫人于22日带着萨丽·富兰克林到罗切斯特去，留下波莉管家。富兰克林为了让他们知道人们如何想念她们，并打趣波莉，便以报纸通讯的形式写了《克雷文街报》，那是富兰克林冒充为一个懒人，写的一系列短文，幽默而有趣。

第一篇写的是：“今晨，玛格丽特女王由她的第一女官富兰克林小姐陪同，出发前往罗切斯特。……人们私下议论，女王陛下离开时的新的家政管理像所有其他新的行政管理一样，会优于原有的管理。”

后来的许多短篇“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现在，人们从不快的经历发现，好的决定容易作出，实行起来就不同了。尽管参事会昨天宣布了庄严的命令，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①的庞大身躯躺在床上时间太长，使得早饭还没吃完，穿着修饰就已经来不及了。至少这是一个借口。从我们伟大同胞的例子来看，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听说，从女王陛下离开克雷文街到今日，没有人注意整理报纸，而这些报纸躺在每个房间的每处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后所放的地方。政府长期置于这样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①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Person的译音，意为“大个子”。富兰克林戏指自己。

最后是一篇对波莉管家业绩的“恭维”：“婚姻消息：我们的上一次婚姻后尚无一桩；死亡消息：在后面的橱子里和其他地方有许多不幸的老鼠；储备：饼干——极少，荞麦面和印第安粉都已坏了。茶叶——茶叶罐里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残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迟疑地就传遍了，我们的第一女总管极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场，买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个的苹果，并修补了两处裂缝”。

克雷文街的这家人就是在这样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位科学家成了孩子的教父。从那以后，每当妻子那满载小外孙轶事的信到了以后，富兰克林喜悦之余，也将这边他的教子的趣闻回信告诉妻子，如那孩子的长牙、开始走路和开始说话等等。

波莉时常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情。当他外出游历时，就写信。有一次，波莉写信告诉他说，她母亲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已习惯于挑战，而且凡是我喜欢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喜欢他们”。

对于波莉和其他敬爱富兰克林的伦敦年轻姑娘来说，富兰克林一身兼为哲学家、父亲和朋友。其中的一个，朱迪丝·奥斯古德，还曾引起人们的猜疑。朱迪丝住在金街，于1770年8月同富兰克林的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伦敦来。因此很自然富兰克林见过她，而且富兰克林在给福克斯克罗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称她为“我的女儿”也并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是富兰克林的另一个私生孩子。因为朱迪丝是英国人，1770年已达到结婚年龄，不可能是一个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国的人的女儿。朱迪丝只不过是富兰克林称之为女儿而她又愿意被这样称呼的又一个年轻妇女。

1772年10月，波丽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斯蒂文森夫人们房子让给了休森夫妇，自己和富兰克林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11月3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儿子，“我几乎已经在我的新住所里安顿下来了，但是搬动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书和其他东西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看到自从来到英格兰后，我的书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惊。来的时候我一本书都没带，而现在我有了一屋子的书，其中许多我是从德国、荷兰和法国收集来的，主要包括日后可能对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识。”

1774年春，对富兰克林来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两个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们的父亲因在做手术时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给波莉了一个遗腹女儿。波莉在姨母死去后得到了一笔遗产。不久，美国爆发的革命将富兰克林召回了美洲，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但富兰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着友谊，无论是时间还是战争都没有使他们之间变得疏远。

在伦敦，作为一名热爱家庭、喜爱孩子的男人，富兰克林很少遇到在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诉妻子，在伦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听他们的婚姻状况，准有11个是单身汉，他们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国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销使他们望而却步。可是他终究结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人口众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这就是圣阿萨夫教区的主教乔纳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乡村宅邸在温切斯特附近的特怀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职位时，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为富兰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转到反对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几乎是唯一的支持北美洲殖民地的权利和英国不同政见者的权利的人。

1771年6月，富兰克林在特怀福德住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答应不久再来。但繁忙的公务使他在伦敦不得脱身。直到7月底，他才又去了特怀福德。这一次，他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段愉快而难忘的日子。

希普利主教有一子五女。儿子已经担任了神职，女儿们的年龄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才11岁，名字是安娜·玛丽亚、艾米丽亚、伊丽莎白、乔治安娜、凯瑟琳。富兰克林迷住了这个家庭里的老老少少，他们都成了他终生的朋友。他给他们讲故事，讲关于他在遥远的波士顿和费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他们建议他将它们写出来，留给后世。正是在特怀福德，富兰克林开始写作他那无与伦比的自传。那是第一部关于一个人从和平时期的平凡事务——不是从战争或艺术发迹——中自我奋斗而成名的人的自传代表作。他拿起笔迅速快捷地写，挥洒自如，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这部自传的几乎一半。据说，他常常把写好的部分读给希普利家里的人听。那间他用来写作的房间后来被希普利家的人称为“富兰克林的房间”。

将要回到伦敦的学校去的吉蒂（凯瑟琳）是和富兰克林结伴搭邮车回伦敦的。一路上，富兰克林没费什么劲就使她自由自在地与他交谈了。富兰克林后来告诉她母亲，吉蒂大谈特谈她们姐妹们各自会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她认为乔治安娜将得到一位乡村绅士，贝蒂会嫁一位富有的城市商人，她最喜欢的艾米丽（艾米丽亚）配得上一位伯爵，安娜·玛丽亚该嫁一位有很多产业的大富翁，因为她爱好管理。富兰克林建议她嫁给一位公爵。吉蒂却不同意，想了一会儿后说，让艾米丽嫁一位公爵，安娜·玛丽亚得到一位伯爵。然后，吉蒂说自己或许会找一名士兵，富兰克林说可以是一位将军。

“我喜欢一位老年的男人，真的我喜欢，不管怎么说，所有的老年的男人都喜欢我，所有到我们家来的老头在我们几姐妹中都更加喜欢我。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好，他们特别喜欢这样。连女佣人都注意到这一点，只要看到有老头儿走过来，就说：‘吉蒂，那儿有你的一个朋友。’”“那么，既然你喜欢一位老将军，你为什么不最好是趁他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把他选中，让他在你的手心里变老呢？因为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他越来越老时越来越喜欢他。”“不，那不行。他必须是70岁或80岁的老人，在我30岁上下的时候娶我。那样，你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寡妇。”后来，吉蒂当然没有嫁给她的老将军，但她从来都没有忘记她和富兰克林同行的这段旅程。

富兰克林通过他妻子从费城弄到了一只松鼠，作为礼品送给希普利的女儿们。那只松鼠成了那家人的宠物，被取名蒙戈或斯克格。但是小松鼠设法逃出了它的笼子。在附近到处游逛，结果被一只狗咬死了。女孩们把它埋在花园里，乔治安娜请求富兰克林为它写几句墓志铭。富兰克林答应了。

1772年9月26日，他写给姑娘们一封信，说：“我和你们一道，最诚挚地哀悼不幸的蒙戈之死。它是松鼠中的佼佼者，因为它有良好教养，旅行到遥远的地方，看过这个世界的诸多景物。由于它有幸因其美德而受到你们的眷爱，它不应如普通松鼠一样就那样逝去，而没有墓志铭。”他认真地为松鼠拟写了这样的铭文：

斯克格在此

躺着很舒适

如同小精灵

盖着厚毯子

然而，纵然有着亲人在身边，纵然享受着“伦敦的家”的温暖和朋友们的友谊，富兰克林仍不时感受到思家的剧烈痛苦，他承认“对此我无法仰制，只有对自己答应说下一个春天或下一个秋天就回去，等等等等。至于再回到这里来，一旦我回到家，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它了。要是我再计划三次飘洋过海，我这一辈子就太过分了。”在富兰克林心中，费城的家始终是他感情深处一块最最珍爱的所在。

★无尽的科学探索

作为科学家的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生活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

1766年冬天，在沃灵顿从事电学和化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来到了伦敦，找到富兰克林，想在编写一部电学史的著作方面得到他的帮助。富兰克林慷慨地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书，并将未曾向皇家学会报告的当年风筝实验的详情细节全盘告诉了他。在普利斯特里的书完成后，富兰克林读了他的手稿，并帮助他争取被选入皇家学会。这个年轻人成了富兰克林在欧洲的最亲密的朋友。

在印花税废止以后，富兰克林有过一段短暂的闲暇。那年6月，他和约翰·普林格尔——这时已是约翰爵士以及王后的御医——一同到汉诺威的皮尔蒙特，慕名去喝那里富含铁质的水。富兰克林6月13日告诉妻子说：“如你所知，我习惯于一年作一次旅行，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空气和锻炼。我相信去年因为缺乏这些而有害于我，以至于我虽然不能说是生病，但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我经常疼痛。……我打算在皮尔蒙特离开他，去看看离它最近的大城市，然后在归期将至时再去与他会合。”

第二天，他们出发了。他们的确分开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一道在皮尔蒙特或汉诺威的什么地方会见了著名的弗雷厄尔·冯·蒙奇豪森，和鲁道夫·艾利奇·莱斯普。后者把前者对朋友讲述的自己的故事编纂成英文书，以《蒙奇豪森男爵的故事》为名，后来该书颇有影响。

德国皇家科学学会选举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为会员。7月19日，两人在格丁根出席了学会的一次会议。在汉诺威，他们还造访了皇家医院院长，观看了他的电学仪器设备。然后返回，于8月中抵达伦敦。

第二年8月，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到法国去游历。出发以前，他们从法国驻英国公使馆的杜兰德那里取得了许多介绍信。杜兰德曾十分详细地打听美洲的情况。对此，富兰克林的评价是，他“假意说对我非常敬仰，由于我在那次讯问中表现出的才智。他希望得到我所有的政治方面的作品，请我吃饭，问了许多问题，待我极为友善，前来拜访我，等等。我想象这个诡计多端的国家想找机会插手，挑拨英国和她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我希望我们将不给他们以机会”。

但是在法国的旅行，改变了富兰克林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印象。

9月14日，他在给波莉·斯蒂文森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两岸的船夫、脚夫那里受够了折腾，说不清哪一边的更贪婪，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但是后者尽管狡诈，却是最为彬彬有礼的。”

他注意到大多数妇女的肤色较深，但在巴黎，一些妇女肤色较白净，而且不像是靠化妆所致。他知道波莉对巴黎的时尚感兴趣，并详细地告诉她巴黎妇女化妆的办法，“我还没有机会进入任何一位女士的化妆室去观看她们如何涂脂抹粉，但我想我能告诉你那是或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在一张纸上剪一个直径3英寸的圆孔，然后把这张纸放在你的脸颊上，让那孔的圆心正好在你眼睛下方，然后用一把刷子蘸了颜料连同那纸涂你的脸；因此当那张纸被拿开后，那儿就留下了和那圆孔同样大小的一块圆印。这就是化妆的方法，下自舞台女演员，上至各阶层女士一直到血统高贵的公主，但是就到那里为止。王后是不用它的。……”

他又说，“你看，我说到王后仿佛我见到了她似的。是的，我见到了。因为你得知道，我去了宫廷。上星期日，我们到凡尔赛去，有幸觐见了国王。他十分高雅而又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两人说话。国王很英俊，看上去很活泼，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那一晚，我们在宴会大厅，王室家族在那里公开用餐。……国王同约翰爵士谈了很多，问了许多关于我们的王室家族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我，给我以荣耀。对此就说到这里。因为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喜欢这位国王和王后，……没有法国人想到他们的国王超过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亲的”。

富兰克林认为凡尔赛宫富丽堂皇，但是保养不善。他注意到，比起伦敦，巴黎有更多的人步行，街上没有被马车和轿子所拥塞。男人和妇女都带着伞，铺路石“一般是方的，当一面磨损后就被翻过面来成了新的”。

对于习惯于费城和波士顿的富兰克林来说，巴黎看上去不那么整齐，但他认为法国人的风度比英国人好。“看来这里有一种普遍流行、既定的看法，即外地人应受到尊敬；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如同一位女士在英国受到的待遇。当海关的官员正要扣留我们携带的人们在布格涅给我们的两打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时，一旦知道我们是外地人，马上就因此而放行了。我们到巴黎圣母院去观看一场盛大的有图形的灯展，纪念逝去的皇太子妃，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人群被卫兵挡在外面。但当那军官一听说我们是英国来的外国人，他立即就让我们入内，陪着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一一地指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文雅地对待法国人？为什么让他们在有的事情上超过我们？”

可以猜想伦敦公使馆的杜兰德为了富兰克林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做了很多，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不需要官方的推荐介绍。对富兰克林说来，那些“在巴黎同博学多才的人相处的日子如同一场令人愉悦的梦，直到我非常遗憾地发现自己身处伦敦时才醒过来。那位在法国最先实践了富兰克林的建议、从云端取得了雷电的达利巴德和他的妻子对富兰克林极为友好热忱。法国的科学家以被称为“富兰克林派”而自豪，他们中有人说，法国象英国一样，是富兰克林的国家。

富兰克林在巴黎结交的最重要的朋友不是电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在那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他即将启程回伦敦时，他见到了弗朗索瓦·奎斯内。此人是法王的御医，是被称为重农主义者的一个学派的领袖，并受到德·米拉波侯爵——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演说家米拉波之父——的善待。迄止当时，富兰克林对这个学派一无所知。奎斯内等经济学家却由于富兰克林是自然哲学家而对他倍加赞誉。他们读到富兰克林在听证会上的答辩后，称赞他是关于美洲情况的活档案。富兰克林则发现自己心目中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在奎斯内他们那里成了一个体系。这一学派的一些观点给了他一些启发。

几个月后，他在给费城的一封信中写道：“归根结底，这个国家①喜欢超过它们实际价值的制造业产品。因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农业耕种，农业真正生产出新的财富。制造业只是转换形式，而且，不论它们给了它们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什么样的价值，它们同时也消耗了同样价值的原材料等等。因此，制造业不能增加财富，唯一的优越性是以制造业产品的形式出现的货物更易于运送到外国市场上去出售”——

①指英国。

一年以后，他将他的新观点提高到了最尖锐的程度，“一个国家获致财富的途径看来只有三种。第一种是战争，如同抢劫一般；第二种是商业，这一般来说是欺骗；第三种是农业，这是唯一诚实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从播入土地的种籽收到真实的增长，并且是连续不断的奇迹。”这里，富兰克林在逐渐失去英美统一帝国的希望的同时，他注意到了英美之间的区别，他认为那是一种自然赋予的区别，即广袤的北美洲大陆可以靠农业生活；而狭窄的岛国只得限于经营工商业，他也感到了要调和这种利益上的冲突是多么困难。

富兰克林第二次访法是在1769年7月到8月间，也是和普林格尔同行。这一次，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同：由于他在一月份被缺席选举为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在法国人眼中，他便成了美洲学术界的正式代表。达利巴德夫妇、科学院和真挚的重农主义者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他高兴地发现法国对北美殖民地感兴趣，“整个欧洲（英国除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欧洲有它的理由，它想象自己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威胁到自身而乐于看到英国自我分裂。我希望，我们的谨慎会推迟我们的敌人从我们的冲突得到满足”。

1770年为麻萨诸塞州的事务忙碌了一年，富兰克林在1771—1774年期间每年都出游一次，主要在英国境内观光、访友。1772年4月，阿贝·莫勒列特应舍尔伯恩邀请访英，曾同富兰克林长谈，话题广及商业自由、人口、美洲殖民地、音乐、物理学和美学。一天他们漫步在怀科姆贝的公园，富兰克林说他可以使身旁一条小河中被风吹起的波浪平息下来。说完，他从他们站的地方朝上游走了两百步，向水面作了些魔术式的动作，再用手中的竹杖在空中舞动了几下。果然，水面上的微波平了下来，河水水面平滑，犹如一面镜子。朋友们纷纷惊问这是什么原因，富兰克林微笑着从手中竹杖掏空了的杖心倒了些油出来，告诉他们说，就是向河水中倒些油下去，刚才的奇迹就出现了。

在此之前，丹麦国王克里斯丁七世于1768年8月到10月间来到英国，10月1日同皇家学会的莫尔顿勋爵和富兰克林共餐。

在英国的数年交游，富兰克林结识了不少名士贵胄，他和科学界名人的交往，不仅是出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领域内的人际、学术交流，更是为了让欧洲学人通过自己了解和认识北美殖民地。在旅英期间，英国皇家学会几乎成了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他于1760、1765、1766和1772年4次当选学会参事会成员。

但富兰克林仍是一介平民。他在伦敦有几处固定的活动场所：他不定期地去“狗”酒馆，定期地去“乔治和沃尔杰”酒馆，但他最喜爱的去处是“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该俱乐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活动，活动地点先是在圣保罗教堂院子中的咖啡屋，1772年3月后改在路德格特·希尔的伦敦咖啡屋。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普莱斯、坎顿、普利斯特里（当他在伦敦时）是该俱乐部最早最忠实的会员。其他会员也是富兰克林的朋友。每到活动日，会员们便聚在一起喝酒，抽烟（但富兰克林不抽烟）、谈话，有时候进行激烈的争论。到9点，大家共进晚餐。

同时，富兰克林也在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1768年5月10日，普林格尔收到富兰克林写来的一份实验报告，普林格尔粗粗看了几眼，不由得回忆起他们同游荷兰的情景，他记得有人告诉他们说运河里的船在运河里水位低的时候航行，船速比水位高的时候慢得多。富兰克林写来的就是关于船速在深水和浅水中的差异的实验报告。

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回到英国以后，正如往常一样，我碰巧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问那些船夫说，他们是否感觉到在浅水和在深水中划船有什么不同。我发现他们全都这样说，事实上，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有哪些不同，他们的说法却各有不同”。富兰克林的解释是运河中的船“在它的航程中必须一次次地将相当于它的船底在水中所占的同样体积的水排往它后面去；水在这样移动的时候必须经过船的两侧和船底再到船身的后面去；如果船底的水的这种移动受到水浅的阻碍，更多的水必将流经船的两侧，并且流速也会急一些，这就使船行进的速度放慢，如同在向相反方向移动；或者，船前行时，船后的水位变得比船前水位要低，船被它前面由水位之差异造成的水的重量压向后退，由于要不断克服这一重量，船的移动便减缓了”。

富兰克林不仅仅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还将其付诸实验。他准备了一只水槽，水槽内部的长、宽、高分别为1/4英尺、6英寸和6英寸，里面盛上水，水面离水槽边缘半英寸，这代表一条运河。再制作了一只船的模型，6英寸长，2．25英寸宽，1．25英寸深，船头的一端系一条丝带，另一头安上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铜滑轮，用一个一先令的钱币用带子坠在水槽的一头，穿过滑轮便可牵引小船匀速前进。富兰克林在船前进时，数数记下在不同水深时所用的时间——当时没有带秒针的表，得出的结果是当水深1又1/2英寸时，船速为101；当水深2英寸时，船速为89，当水深4又1/2英寸时，船速则减少到79。它表明，在深水或浅水中行船，船速之差距是相当明显的。

那年复末，在忙着一年一度的旅行之余，富兰克林的研究方向又急剧而又自如地转向语音学和拼写改革。

富兰克林分析了英语的语音，认为在英文字母中有6个字母是多余的，即c，j，q，w，x，y，因为它们完全可以用其他字母代替。他相应地制定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在1779年发表问世。他的《关于新字母表和改革拼音模式的计划》一书没有完成，但他所作的语言分析像从那以后人们所作过的一样是基本的，尽管还不够详尽。他对拼音的改革是从企图改变当时书面语言阻碍了英语语言的发展，语言被文字拉了后腿的现状出发的。他的改革计划将是革命性的，也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

1769年，富兰克林当选了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后，发表了他的修订过的第4版《电学实验与观察》，内中增加了《哲学题目信札集》，是写给多位亲友的信件，内容涉及包括植物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后来，该书于1772年12月被巴尔杜·杜勃格译为法文，在1773年7月出版。

1772年，富兰克林受到军械局的咨询，内容是关于如何保护设在普特弗利特的军火库不遭雷击。5月28日，富兰克林登门造访，并建议他们用避雷针。3年前，曾遵照他的建议在圣保罗教堂顶上安装过一枚。问题提交皇家学会解决，皇家学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解决此事，富兰克林是委员之一。8月21日，富兰克林起草了一份报告，外加一份长篇解释。但是，曾为富兰克林画肖像的电学家威尔逊却反对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委员提议用尖头避雷针，而威尔逊认为尖头避雷针会把雷电引到军火库来，钝头的避雷针更合适。最后，尖头避雷针被采用了，但威尔逊却出版了一些反对这一做法的气极败坏的小册子。富兰克林拒绝对它们作出还击。在美国革命爆发后，火药库被雷电击中，尽管没有被毁坏。乔治三世马上站到威尔逊一边，并命令在军火库和他的王宫都装上钝头避雷针，似乎是要以此来鄙薄“反叛的”富兰克林。

皇家学会会长普林格尔由于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支持乔治三世，反而指出这是偏见，他被迫辞去了皇家学会会长一职，并被解除了御医的职务。

1773年，富兰克林感兴趣的两个主要研究课题是感冒和油对有浪的水面的作用。

对前一题目，他通过观察自己的切身经历，尽管他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听说到“病毒”的字眼，他已怀疑得感冒往往不是因为受凉，而是由于和生病的人密切接触，通过某种“质地特别的空气”而感染的。

至于油对波浪的平息作用，富兰克林不满足于前一年在怀科姆贝的小型实验，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以证实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富兰克林对此感兴趣，要追溯到1757年乘船前往伦敦的海途中，他发现有两艘海船在放出污水后的那片海面比附近海面平滑得多。当时，他乘坐的那艘船上的船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排放出来的脏水中的油污起了作用。这一解释使富兰克林联想到幼时读过的书中，普林尼①曾说他那个时代的水手在遭遇狂风暴雨时，为了平息海上的巨浪，往往向海里倾倒油脂。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决心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克莱帕姆的一个半英亩的池塘中的实验获得了成功，用一茶匙油便平息了整个池塘的波浪。而后，他便准备在海上进行一次大规模实验。

10月中，富兰克林偕同三名皇家学会会员来到了朴茨茅斯，在一个刮风的日子里，乘坐一只大艇②和一只驳船从哈斯拉尔医院和吉尔凯克尔附近的一个地方之间驶离海岸14英里，他们一行中的一组人在吉尔凯克尔附近那地方留在大艇的对岸，以便观察海浪并作记录，另一组人乘驳船从大艇迎风驶出到距大艇也是14英里处，然后向海面倒油。但是，这次实验的主要方面未能成功，因为从岸上没有观察到覆盖了油的海面与附近海面有什么不同。然而在大艇上的人们包括富兰克林，却观察到倒油的驳船处到大艇之间出现了一整块平静的海面——

①普林尼（23—79年），古罗马学者。

②大艇，商船上最大的艇。

富兰克林为了有利于未来的实验，这样对失败作了解释：一是海水受风的作用而起波浪，风的作用会持续不断影响海水；二是时间长一些，效果可能明显一些；三是倒出的油数量可能不够。这些结论是在详细分析了海水在风的推动下涌起波浪的原理后作出的。

富兰克林的这篇报告在皇家学会宣读以后，于1774年6月2日发表在学会的《会议记录》上。11月，它又在巴黎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从这家刊物，它被译为荷兰文。这一实验后来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里顿的小范围的实验中获得成功，但都没有达到富兰克林的“大范围实验”的规模。

在这一时期（1772年8月），富兰克林被法国皇家科学院接纳为“外国会员”。

★“赫金森信札”事件

与富兰克林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学术圈子里广交朋友、声名大长同时，英国政界的最高当局英王和内阁对他却怀有另一种感情。

他们看出，这个美洲殖民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向他们申言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英国政府的任何政策凡涉及北美殖民地利益者，都会使他警觉并积极采取行动，或游说于各方面要人家中，或撰稿于报刊动员公众舆论，措辞尽管永远不失分寸，却绝不让步。此外，内阁中近来颇受英王宠信的诺思勋爵是希尔斯伯罗的朋友，希尔斯伯罗对富兰克林的仇恨心理以及为朋友鸣不平的愿望都影响了诺思对富兰克林的个人观感。英国当权者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时机。

1773—1774年之际，机会出现了，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信札”指的是麻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赫金森于1768—1769年写的6封信和首席检察官安德鲁·奥利佛于1767—1769年写的4封信，收信人看来是在格兰维尔和诺思手下工作的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赫金森和奥利佛身为麻萨诸塞人，却讨厌并破坏当地的民众组织，在1765—1766年期间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波士顿的人民群众一怒之下，毁坏了他们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长的赫金森和任州秘书的奥利佛在给英国官方的信中多次建议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实行高压政策，赫金森认为“必须对所谓英国式自由来一番改变”，奥利佛则主张“王室的官员应制定独立于州议会”的措施，等等。他们的信寄达惠特利手中后，被转呈格兰维尔、诺思等内阁大臣，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对1768—

1769年英国当局对北美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势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证实了波士顿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塞缪尔·亚当斯关于殖民地内部一些有地位的人如赫金森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最高当局有秘密通信联系的怀疑。

这些信被一些内阁大臣阅过后，因为托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没有还给惠特利，而且落到其他人手中。这些人把它们转到了富兰克林手中。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富兰克林为了信守诺言，始终没有披露。

富兰克林拿到这些信看了以后，认为应该让麻萨诸塞的领导人知道信中的内容，以便让殖民地人民了解他们的斗争目标应该对准谁，让反抗斗争逐步升级的北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意识到英王和英国内阁是误信了这些人的报告和建议，才对殖民地使用镇压手段的。归根结底，富兰克林的目的是让双方消除“误会”，以保持英帝国的联合与统一。这样，富兰克林在1772年12月2日给库辛的信中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将10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顿。

在此事事发之前，英国内阁对富兰克林日益怀有敌意。1773年7月的一天，富兰克林在他的朋友、英国邮政总监勒·迪斯宾塞家作客，诺思也在那里。富兰克林后来写信告诉他的儿子说，“我们一起参加朋友们的谈话，一道吃饭，可总共说了不过三句话”。但富兰克林不会在这样有意的冷淡面前退缩，他维护北美殖民地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的斗争方式之一，是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一些寓言故事，讽喻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其中的一篇名为《普鲁士王之敕令》，文中的普鲁士王弗雷德里克大帝向普鲁士的殖民地不列颠发出敕令，指责不列颠不向普鲁士输捐纳税，尽管普鲁士“在上一场战争中为保护这块殖民地和法国军队打过仗”，他肯定不列颠不应该反对普鲁士的“公正而理智的管理”，因为这是模仿不列颠自己的作法而实行的，也是“从不列颠用于对待它自己的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的好政府的国会法律，不列颠王公们的指示，以及两院的决议”中引用来的。文章见报的那天是1773年9月里的一天，富兰克林和一些朋友正在勒·迪斯宾塞勋爵的家中。那天的邮件到了后，一位名叫保罗·怀特里德的朋友把报纸的内容浏览了一遍，告诉了那间房里的人他发现了什么，然后他拿着报纸，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富兰克林正和勒·迪斯宾塞等人聊天的房间，说，“看吧，看这儿，这是你要的新闻！这儿是普鲁士王，向我们这个王国要求权利呢。”听了他的话，房里的人都楞住了，富兰克林也一样。接着，怀特里德读起那篇文章来，刚读了两三段，一位在场的先生说：“去他的厚颜无耻吧！我敢说下一趟邮差送来的报纸上就该登消息说，他正率领10万大军逼近前来支持他的要求呢！”怀特里德则对富兰克林说，“如果这不是你对我们开的美洲式玩笑，就让我被吊死。”说完又继续读那篇文章，刚读完，人群中早已是一片笑声。一位将军说：“这是公平的一击。”勒·迪斯宾塞勋爵则将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保存起来了。富兰克林的一班英国朋友对他的讽喻是理解和同情的。

还有一次，也是在勒·迪斯宾塞家中，富兰克林又开了一次“美洲式的玩笑”。那天，人们的话题转到了寓言家伊索、拉封丹等人身上，当场便有人说，他认为所有的能想象到的动物寓言已被写尽了。富兰克林却说这方面题材是取之不尽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当下便写出了一篇鹰和猫的寓言。故事说，有一只鸟中之王鹰，展翅盘旋在一家农舍的院子上空，看到一只猫在那儿晒太阳。鹰错拿它当做一只老鼠，便俯冲下来，抓住了它，带着它飞上了天空。想要吃掉它。那只猫转过身来，把爪子抓入鹰的胸脯。鹰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张开鹰爪，想让猫掉下去，但猫不愿从这么高的天空摔下去，爪子却抓得更紧了。为了摆脱这样的窘境，那只鹰发现必需将猫放回到抓住它的地方去。

和这篇寓言相似的是一只大猛犬和一只幼狮的故事。第三篇说的是母牛和农夫：一群母牛长期以来为一个贪婪的农夫提供大量的牛奶、奶油和奶酪。但农夫却抱怨母牛消耗了他的青草，最后他把青草割了晒干卖钱，但仍指望从母牛身上挤到牛奶。母牛被他的无理做法激怒了，决定将来它们互相吮干它们的奶。

这三篇寓言显然都是在警告英国当局不要在对待北美殖民地的问题上犯错误。然而富兰克林那天在朋友们面前当场写出它们来倒真是开了个玩笑，因它们是早已写好了的，并且发表在1770年1月2日的《公众广告》上。

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茶叶，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在唐森德条例被废除后，茶税仍然保留着。殖民地商人仍用走私的办法运进茶叶。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救济濒于破产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条例，准许该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只对东印度公司征收轻微的茶税。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比走私的茶叶价格便宜百分之五十。为了贯彻实行这一条例，英国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购买走私的茶叶。而东印度公司在运进茶叶的同时，还可以捎带运进其他货物入口，因而必将干扰殖民地的市场。殖民地的走私商人感到恐慌了。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便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发动群众，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运来北美殖民地销售。在费城和纽约，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拒绝卸货；在查尔斯顿，茶叶虽然运上了岸，但不准其发售；在波士顿，一批青年在绰号“走私王”的韩寇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的支持下，组织了波士顿茶党，于1773年12月16日，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将价值1万8千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在纽约、纽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他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而在这时，他自己的一场莫大的麻烦已经近在呎尺。

12月初，赫金森信件之事在伦敦造成了一段丑闻。那些信件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9月份就遭到人们闲言碎语的指责，说是他让那些信件公之于众的。原来，麻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受到舆论谴责的威廉·惠特利矢口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他回忆起1772年10月，正是在这些信被转寄到美洲去前不久，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从美洲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许后，拿走了一些信。由于1757年曾同船横渡大西洋的缘故，坦普尔认识富兰克林。

对惠特利的揭发，坦普尔的回答是，在他当初看过和取走的信中，并没有那些被公开的信件，只有他自己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接下来，两个人通过报纸展开辩论。后来，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然后两个人于12月11日在海德公园用枪和剑决斗了一番。结果是惠特利受了伤，而两人的仇怨并没有因为决斗而化解。

在这整个纠纷中，没有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为他曾答应库辛，既不暴露信是从他这儿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给库辛的秘密说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尔决斗前后，富兰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发生过后才知道。当时，他“以为他们之间的问题已告结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闻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复体力后，决斗可能还要进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渐康复。这时我认为该是我出来说话的时候了。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

在圣诞节那天，他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他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1月5日，富兰克林写信给儿子说，他已经承认了寄出那些信件，对此“我们的朋友坦普尔先生没有介入。这就把一些指责吸引到我的头上了。但是随着我越来越老，我也越来越不在乎被指责，只要认为我做得对。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誉受到损毁的朋友得到解脱，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给库辛的信中写道：“把坦普尔先生从不应受到的、没有根据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一些人告诉我说，我承认弄到并寄走这些信是欠审慎的，因为当局会因此而不满。我并不为此有太多的忧虑，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必当承担后果”。

富兰克林的登报声明，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在伦敦的哪三个人给了他这些信，时至今日仍然是一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麻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富兰克林马上通知了同为麻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的阿瑟·李（当时他在巴斯）和麻萨诸塞州参事会代理人的博兰。博兰反对请律师帮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以提出意见。富兰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读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亚历山人·韦德伯恩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在宣读了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这样，会议延期二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

这时，听读会的事在伦敦已是满城风雨。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不胫而走，有的说，内阁和朝臣对富兰克林转寄信件之事极为恼怒；有的说有关方面在考虑逮捕富兰克林，没收他的文件，把他关入监狱，只不过是认为在听读会过后再采取行动更好；有的说，实际上，在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在宣读之前，就已被决定弃置不论了，麻萨诸塞州议会将受到审查，而州长等人则将受到表彰。消息来源于何处，不得而知。

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约翰·邓宁——前检察长和约翰·李——后来的检察长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前辩论时的逆境。因不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又拒绝披露其过程，他只能忍受韦德伯恩对此进行的一切指责。此外，这次会议是英国当局蓄意安排的，从选择了副检察长来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内阁的意图。况且，韦德伯恩在俄亥俄公司的问题上同希尔斯伯罗立场一致，坚决反对王室授予该公司土地，又同死去的托马斯·惠特利交情甚笃。关于这次听读会的安排，可以看作是英国当局的借题发挥，借机使他们头痛的富兰克林声名归地，来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就在等待第二次听读会召开的期间，波士顿又传来了新的毁茶事件的消息。

1月29日，听读会按时召开。在枢密院的会议室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张长桌前就座，会议主席高尔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设座位，旁听者只能站着。旁听席中，纽约州代理埃德蒙·柏克站在主席座位旁的椅子后面，和他在街上相遇后结伴而来的普利斯特里站在他下首的一把椅子后面。姗姗来迟的诺思本人站在普利斯特里对面的椅子后面。其他与会者和旁听者把房间挤得满满的。“所有的朝臣都得到了邀请，如同出席一个招待会。在一大群听众之外，不少于35名的枢密院成员在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如此神气”。

在将被征询的人中，韦德伯恩和莫杜特代表麻萨诸塞正副州长，博兰代表州参事会，富兰克林通过邓宁和约翰·李代表州议会。其他还有已被选定将接替富兰克林任麻萨诸塞代理人的弗吉尼亚的阿瑟·李，有曾代表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的南卡罗来纳的拉尔夫·伊泽德，有还未变成对革命的两面派的麻萨诸塞州的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富兰克林本人站在房间一头的壁炉左边，正对着长桌边的那群贵族。他偶而向人群中扫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舍尔伯恩勋爵和年轻的杰里米·本泽德。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朋友。

听读开始了。富兰克林写给达特茅斯的附有请愿书的信、请愿书、议会决议，最后还有那些信，一一地读了一遍。然后富兰克林的律师邓宁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这不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也不是检举弹劾，州议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并没有提供证据，作为那个殖民地不满的证明，州议会只是诉诸英明和慈悲的国王，来请求恩惠即撤消州长们的职，以平息目前的不安定，恢复古老的和平与统一。

听到这里，韦德伯恩，站在主席右首的两名枢密院成员之间，开始为州长辩护了。他说，“这个问题之重要意义在于涉及王室有没有权力来雇佣一名忠实、坚定的佣仆来管理殖民地”。

他在叙述了州长们的施政经历后，说是议会自己的不轨行为招来了英国的军队，而不是州长的请求。而议会对州长的恶感应“归咎于富兰克林博士。所以富兰克林博士才是这场阴谋的第一策划人和主要的导演者”。

至于富兰克林如何得到那些信，韦德伯恩断定富兰克林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获得的，“除非他是从偷了那些信的人那里盗取的”，因而他希望委员会“给这个人打上印记，为了我们国家、欧洲乃至人类的荣誉。……他玷辱了社会和人的尊严”。他把富兰克林那篇为坦普尔和惠特利洗刷罪名的声明说成是“表达了最冷酷、最有意为之的恶意”。

然后，韦德伯恩攻击富兰克林“满脑子装的是‘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思想，所以他很容易滑向以一名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说话”，而一名外国大使是可能“贿赂一个恶棍去盗窃或出卖任何国家文件的”。他建议，对富兰克林“不论他在波士顿教了人们些什么，他至少在这儿是臣民，臣民伤害了另一臣民，就该负法律责任”。说到这里，韦德伯恩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

他把富兰克林的目的说成是富兰克林和麻萨诸塞州议会互相利用，把对方当作工具，来弹劾州长，目的是自己当州长，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超过罗马皇帝的暴君”。

最后，韦德伯恩大肆颂扬了州长们一番后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暴风骤雨般的攻讦诟骂中，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目光中带着某种圣洁光彩的灰色眼睛迎着面前这些人满怀敌意的表情，听着委员会不仅不作丝毫征询和核查，反而以一阵阵掌声相应和，他的目光中只有冷静。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抗辩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当时，沉默似乎意味着认罪，但只有沉默，从长远看来，才有可能转化为二人中的强者。因为这时的沉默，也代表无言的蔑视。

即使是在当时，富兰克林最感忧虑的仍是英美关系的前途。2月15日，他给库辛写信时，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人们以为，在那种场合下我一定十分愤怒。……但真的，我为我个人而有的感受早已消融在我对公共事务的忧虑中。当我看到所有的请愿和怨忿对当局来说是如此可憎，而唯一传输它们的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破坏，我便不知道和平和统一该如何在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下去或得到恢复。”

就是这样怀着为自己而感到的愤怒和为美洲而感到的绝望，富兰克林以其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韦德伯恩的长篇攻击。

委员会的决议是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韦德伯恩走出会议厅来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富兰克林独自一人静静地回到家中，已经是星期六下午很晚了。

第二天，富兰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看来，当局在听读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2月7日，枢密院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英王否定了请愿书。

莫杜特把“全套赫金森信札”公开发表了，加上了关于政府处理此事经过的叙述以及韦德伯恩讲话中和这些信件有关的部分。15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库辛，“他讲话的这一部分被认为恰到好处因而被印了出来，目的是贬损我的名誉，特别是破坏在大洋彼岸你们那里对我的敬意。但那诋毁中更为粗鄙的部分被略去了，我想，那些恶言显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把它们在纸上印出来也太不堪入目了。因此，印出来的讲话比起它本身来，要体面得多”。

在听读会后，富兰克林听从朋友们的劝说，决定作一回击，写了“关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文中说，他在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屡屡受到人们的审查，“对这些审查，我一般都报以沉默。我觉得，如果它们是正当的，我当改正而不是抗辩；如果它们是不正当的，那么短短的时间过去，我的清白必将得到证实。对那些洒泼到我人格上来的污秽之物，我任它们留着，我并不努力要除去它们，那反而会弄得满身都是，而是指望着那些东西干了以后便会自行脱落，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但这篇反击的文章未能发表，一直到富兰克林的身后，它也未能面世。

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来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富兰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请相信，我没有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我之所为与人之荣誉和对我王及我国的职责是完全相符的。这一点必将大白于天下，正如它们现在就已为此间了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样。我发现在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确失去了一点他们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点东西，但没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确，韦德伯恩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讦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听读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它愤愤不平，柏克认为韦德伯恩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舍尔伯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普利斯特里则气愤之极，后来在接待室里当韦德伯恩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希普利在这一年里所写的《早已想说的话》中批评政府对麻萨诸塞的政策，赞扬“北美是世界上仅存的自由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捍卫者”。

在美洲，由于富兰克林的副手和预定的继任者阿瑟·李急于占据这一职位，对于富兰克林年复一年地留任颇为不满，甚至写信告诉波士顿方面说富兰克林颇受英国大臣（甚至包括希尔斯伯罗在内）的影响，得到麻萨诸塞激进派的应和——他们早已认为富兰克林的立场和斗争方法太过温和。但关于1月29日听读会的消息传到麻萨诸塞，所有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敌对者的谩骂攻讦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职后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麻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议会在伦敦的事务。

★最后的忍辱负重

1774年，英国当局在绝不准备让步的前提下，面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颁布了五项高压政策的法令，以报复倾茶行动，加强镇压。这5项法令是：封闭波士顿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顿人民偿付被毁茶叶的价款前，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取消麻萨诸塞自治的条例，即取消麻萨诸塞地方宪法，改组其政治机构，州参议院议员、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长任命；新驻营条例，扩大了1765年驻营条例规定的英国驻军的居住权限，规定英军可在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司法权条例，规定英国官吏如犯罪，须送到英国或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魁北克条例，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这5项法令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激到了最高点，那里的人民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议运动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纷纷支援在英军围困下濒于绝境的波士顿人民；6月，塞缪尔·亚当斯起草公约，号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货，各地纷纷响应；1772—1774年，从麻萨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后建立起已经演变为反英斗争的革命组织的通讯委员会；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的大计。会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提出来了。

远在英国的富兰克林，始终心系自己的祖国——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场还没有转到用革命来最后解决英国对殖民地的镇压、剥削上来。此时的他已对英国内阁甚至英王不抱什么希望，但囿于维持统一的英帝国的宿愿，他仍担心英国的疯狂镇压措施会激起殖民地的民变；他一面认为从英国国会不可能得到什么，一面仍在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会引起英国内阁更迭，使开明的英国政治家上台执掌政柄；他一面告诉妹妹简，他再也不愿见到英国官吏，但在内心深处，劝说或推动当政者改变政策的念头并没有完全泯灭。

而英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统治方式的人士对于内阁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忧虑不安，他们也在寻找某种渠道来和殖民地人民沟通，以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危机。率先走出这一步的是病休三年后复出的威廉·皮特——卡萨姆勋爵。

1774年8月，富兰克林在布莱舍尔姆斯通乡下度夏回伦敦的途中，经过肯特郡时，顺访朋友约翰·萨金特。萨金特告诉富兰克林，住在附近的斯坦侯普勋爵期待他们两人去做客。待到了斯坦侯普的宅邸，他们又被告知，卡萨姆勋爵想见富兰克林。

第二天，卡萨姆到斯坦侯普家将富兰克林接到黑斯——卡萨姆勋爵府。富兰克林在这里受到礼遇，卡萨姆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和对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敬意，仔细询问了殖民地的近况，谈到当局对麻萨诸塞采取的措施，言辞间颇有不以为然之意。他表示，殖民地的法定权利应该受到尊重。

富兰克林抓住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希望英国的有识之士发挥作用，纠正目前内阁的错误作法，以恢复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和平与团结。

卡萨姆赞许富兰克林的如此愿望，但认为共同反对内阁难以做到。因为英国的不少人认为北美殖民地企图独立或至少摆脱航海法的约束。富兰克林则否认了殖民地有独立的意图，但指出目前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不是从整个帝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惜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卡萨姆同意对殖民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应该加以修改。

不论卡萨姆是从统治手法和统治后果的选择来考虑，而富兰克林则是出自真诚的政治理想，两个人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设法恢复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点就成为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

9月，英国国会改选，其人事变动决定了它仍将遵王室的意图行事，而英王乔治三世在7月份接见了刚从麻萨诸塞来到英国的赫金森，听说封锁港口的决议生效，从而使波士顿人感到沮丧、不日即将屈服的消息后，自以为高压措施已经奏效，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处境日益艰难，内阁中的人散布流言，使人认为他是引起殖民地与宗主国间误会的根源。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处以避免被捕。但使双方达成和解的希望支持着他继续留在英国。

11月17日，富兰克林的侄孙约赛亚·奎恩西从波士顿来到伦敦探望他这位下同凡响的舅爷。奎恩西和一般的波士顿人一样受到阿瑟·李去信的影响，曾经一度怀疑富兰克林亲英。但见面后不过两个小时，奎恩西心头的疑云已散。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富兰克林的思想“明确而大胆”，“他和我一样对美洲自由的胜利满怀希望”。奎恩西在伦敦期间和富兰克林相处得甚为融洽。11月24日下午，富兰克林和普莱斯引见奎恩西出席了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富兰克林还带侄孙到“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参加其活动。12月初，富兰克林原拟邀请奎恩西同去希普利主教家去度圣诞节，但没有去成，因为在那前后他们没能见上面：奎恩西到巴斯和舍尔伯恩家去了，富兰克林却留在伦敦。1775年1月17日，奎恩西在斯蒂文森夫人家同夫人及其几位女友为富兰克林祝贺他踏入人生途旅中的第70个年头。几天之后，奎恩西病倒了。富兰克林的医生也是朋友福瑟吉尔前来为他治疗，并将他送往伊斯灵顿休养。

奎恩西不知道，在他旅英期间和富兰克林短时间分开的一些日子里，富兰克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为弥合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嫌隙的最后努力。

除了同卡萨姆勋爵保持密切联系外，富兰克林还和另一批同卡萨姆怀有类似意愿的英国官方人士进行了接触。事情的起因却始于富兰克林同一位女士下棋。

11月初的一天，富兰克林在皇家学会，一位会员雷珀先生找到他说，有一位小姐很想同著名的富兰克林先生对弈，并自信可以下赢这位科学家，所以拜托他代为联系，请富兰克林到她家中去。雷珀接着解释说，这位小姐是豪勋爵的一位姐妹，她有一些熟人，一定会使富兰克林喜欢的。富兰克林听了后，最初感到有些意外，但随即回答说自己已经久不下棋了，如果雷珀先生和豪小姐认为合适，他愿意奉陪。

当下，雷珀将豪小姐的住址告诉了富兰克林，请他尽早去，而且不需要进一步的介绍。富兰克林答应了自己直接去，却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自己上门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对弈。因此，他不禁延搁了些时日。直到30日那天，在皇家学会的选举宴席上，富兰克林又见到了雷珀。雷珀提起他上次的允诺和没有守约的事，并请富兰克林指定一个日期，他去邀约富兰克林一同前去豪小姐家。富兰克林被雷珀一提醒，不觉有些发窘，便答应在第二个星期五（12月2日）一定前去。

到了那天，雷珀果然约请富兰克林去了那一家，豪小姐已等在那里。几局棋下过后，富兰克林感觉出豪小姐谈吐通情达理，举止优雅怡人，于是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几天后再来造访。富兰克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一位新相识——一位淑女——的背后竟有着迫切的政治图谋。

原来，富兰克林的朋友福瑟吉尔又是内阁中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的医生。达特茅斯企图通过福瑟吉尔和富兰克林取得联系，福瑟吉尔同意了。福瑟吉尔完成这项使命的伙伴是和美洲做生意的教友派商人、银行家大卫·巴克利。巴克利有一个在内阁中任大臣的朋友海德勋爵——前外交、邮政官员，现任兰开斯特公爵事务大臣。他们的安排似乎是通过富兰克林和豪小姐下棋这一“偶然事件”，给豪小姐之兄弟豪勋爵以机会和富兰克林交谈。因为达特茅斯以其阁员身份，不便直接同富兰克林接触。而豪勋爵的长兄在美洲的乔治湖被法国人杀害，麻萨诸塞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他的另一个兄弟威廉·豪爵士将军曾在路易斯堡和魁北克作战，现为国会议员、海军上将，他希望和富兰克林成为朋友，并通过富兰克林和殖民地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样，曾备受内阁诽谤和羞辱的富兰克林，现在在英国成为空前重要的人物，阁员、国会反对派、商人、学者全都瞩目于他，希望他拿出摆脱目前恼人的困境的办法。

实际上，在富兰克林第一次同豪小姐下棋的前一天，巴克利就拜访过他。巴克利希望富兰克林提出殖民地和英国和解的条件，但富兰克林认为已无和解希望。然而豪小姐也逐渐地参与了进来，在下棋的同时，她小心地把话题引向英国同殖民地的关系。她说：“对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争端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可不要打内战。”

富兰克林说：“他们应该相互亲吻，成为朋友。吵架有什么用？只会使他们同归于尽。”

“我常说，”豪小姐又说，“但愿政府能起用你来为他们平息争端，我相信没人能干得比你好。你认为这事是不可行的吗？”

“毫无疑问，小姐，如果双方都着手和解的话。因为这两个国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毋宁说是一些细节问题，两三个有理智的人在半个小时里就可以解决它。我感谢你乐于对我有这样的良好看法，但大臣们决不会想到派我去做这样有益的工作，他们宁愿诽谤我。”

“唉，”她说，“他们那样对待你真是可耻。真的，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为那么做而感到羞愧了。”

这些富兰克林以为是偶然而作的交谈并没有使富兰克林想得更多，但不知不觉中已为他在当晚和福瑟吉尔的约会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见面时，富兰克林发现巴克利也在那里。经过一番商谈，富兰克林答应草拟一份和解计划。三人约定下星期二见。

第二个星期二，富兰克林得知英军的盖吉将军已率部“将波士顿变成一堆灰烬”，决定放弃原拟计划，而代之以17条双方“对话要点”。

当晚三人讨论富兰克林的“17点”。

在商业问题上，富兰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可以宣誓在英国同外国交战时帮助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商业垄断，但要废除一切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条例。福瑟吉尔和巴克利先是反对废除那些条例，但后来又答应重新考虑。于是双方达成妥协。

关于殖民地权利问题，富兰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承诺对英国的义务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英国必须将殖民地的立法权还给殖民地人民，并且不在和平时期征税。富兰克林特别强调，坚决反对英国国会改变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宪章，表示为捍卫自己的法律和宪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价”。于是，双方的分歧就出现了，如对于不得殖民地立法机构同意，英军不得进驻殖民地等。

商谈结果到了海德或达特茅斯那里后，被认为是“可以说看到了一线光明”，但认为条件“相当高”。

12月18日，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的请愿书到了，富兰克林、博兰和阿瑟·李将它呈交达特茅斯。富兰克林暂时中断了和福瑟吉尔及巴克利的活动，直到圣诞节，才通过豪小姐的安排，同豪勋爵见了面。富兰克林答应草拟一份条款。

同时，就在第二天，富兰克林把大陆会议的请愿书呈递给了黑斯的卡萨姆勋爵。卡萨姆除了对一点有些异议以外，盛赞了这份请愿书。富兰克林向他指出在波士顿驻扎英军——或许这就是卡萨姆存在异议的一点——的危险。卡萨姆同意在上院为请愿书说些话。

富兰克林第二次同豪勋爵见面时，豪勋爵拿出了巴克利交给他的“17点”，说这些条件不可能在国会通过，他请求富兰克林重新考虑一份计划书。富兰克林拒绝了。他提出，既然“17点不能被接受，希望内阁提出他们自己的。豪勋爵答应几天后作出答复。但是几个星期过去，内阁方面毫无动静。

原来，豪和内阁研究后，以为富兰克林在玩弄外交手腕，以为他从大陆会议得到授权和指示，准备在和英国政府有关人士打交道中随机应变，看准有利时机才作出妥协。因而没有继续和富兰克林交涉。

通过巴克利和福瑟吉尔同海德之间进行的谈判也没有结果。最后，福瑟吉尔到富兰克林那里去，告诉他说达特茅斯认为“17点”中有一些是“合理”的，但有些是“不能同意或不可行的”。

1775年1月20日，卡萨姆约见富兰克林，告诉他说，自己准备第二天在上院提出关于北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希望他能在场，并将提案的原稿让富兰克林过目。提案建议请求国王从波士顿撤回军队，并在高度赞扬了大陆会议的行动的同时，肯定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压迫性法律的行动。指出美洲人所做的正是英国人决不会忘记做的，这就是：捍卫英国的自由。这份议案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啻是在代富兰克林发言。

第二天，富兰克林如约去了上院，卡萨姆在门外迎接他，拖着因病痛而微跛的腿，挽着富兰克林的胳臂，高声对看门人说：

“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我准许他进入上院。”

门开了，富兰克林和卡萨姆进入上院。提案被宣读了，另一位杰出的发言人卡姆登勋爵表示和卡萨姆勋爵持同一立场，其他几位贵族也作了精彩的发言。然而，提案却没能得到大多数议员的赞同。表决的结果以68比18之票数否决了提案。

那以后，卡萨姆告诉富兰克林，他有一个弥合英国和殖民地的分歧、恢复帝国和平的计划不久将在上院提出。但在后来的几天中，两人忙于其他事务未能见面，富兰克林无从知晓“计划”的内容。

直到27日，富兰克林应卡萨姆的邀请乘邮车登门拜访，卡萨姆才将自己的计划向富兰克林和盘托出，在此之前，他只把计划内容告诉过卡姆登勋爵。

29日，卡萨姆亲诣富兰克林的住处，将已写成议会提案格式的计划交给他。计划的内容大致如下：英国议会有权将北美殖民地纳于帝国的利益之下，英国国王有权在没有得到殖民地议会允许的情况下向殖民地派遣军队，但只有美洲人可以在美洲征税，而且殖民地的宪章不可侵犯；建议大陆会议成为官方的永久性的机构，但要求它为帝国的利益授予豁免权。

富兰克林看过计划的内容，只在其中“宪章”一词之后加上了“宪法”两字。其他的，他并无异议。

2月1日，星期三，斯坦侯普勋爵受卡萨姆勋爵之托，前往富兰克林住处，用马车把他接到了上院。那时，上院议员已经到齐，卡萨姆勋爵作了精彩的发言，来介绍、解释和论证他的计划。卡萨姆刚一坐下，达特茅斯勋爵便站了起来，十分得体地说，如此关系重大的议案不宜立即表决，应将它放到桌面上仔细加以考虑。卡萨姆对此完全同意。看来，达特茅斯已受到了通过巴克利和福瑟吉尔同富兰克林进行的谈判的影响。

然而这时，对富兰克林和北美洲殖民地人民抱有敌意的桑德威克勋爵站了起来，暴躁而激烈地完全反对接受它。他表态说，这个计划应该受到它应得的蔑视并遭到否决，它看来完全是出自什么美洲人的手笔。桑德威克说到这里，把脸转向了富兰克林，说他猜想他已看到了那个起草这个计划的人，是这个国家所曾有过的最凶恶的敌人。这时，正如富兰克林后来自己所写的：

“这使许多贵族的眼光都落到我的身上。但是，由于我并没有认为这是我写的，所以我面部的表情纹丝不动，仿佛它是用木头雕成的”。

桑德威克的话音刚落，卡萨姆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地肯定说，计划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宣布，如果他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席大臣并注意到解决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他将毫无愧色地承认接受过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熟知全部美洲事务；这个人，他要说，“整个欧洲由于他的知识和智慧而予之以高度赞扬，把他和我们的牛顿和波尔等量齐观；他不仅享有英国的尊崇，而且享有人类本性的光荣。”富兰克林感到“比起前面的过分夸张的诽谤来，我更难以承受这过甚其辞的赞扬。因此我尽可能保持一副与己无关的表情，仿佛没有感到这是在说我。”

卡姆登、舍尔伯恩、里奇蒙德公爵和曼彻斯特公爵和其他一些贵族纷纷发言赞成对卡萨姆的计划加以考虑。但是内阁大臣们同意桑德威克的意见，达特茅斯没有敢坚持己见来与他的同僚作对，立即表态改变先前的立场。于是，由这么重要的人物提出，受到那么多才智之上支持的建议，立即遭到了否决，“如同轻蔑地对待一个醉汉所唱的民歌样”。

这以后，英国政府的镇压加剧了，武力镇压和商务限制双管齐下，目的是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2月4日，富兰克林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和巴克利和福瑟吉尔进行了会谈。福瑟吉尔提到战争的恐怖。富兰克林对其“17点”作了调整，3点被放弃了，4点得到接受，其余各点也都作了程度不一的修改。

16日，富兰克林和巴克利、福瑟吉尔第二次会谈，巴克利带来了一份草案作为富兰克林和内阁大臣妥协的谈判基础。根据草案，内阁压倒一切的愿望是麻萨诸塞人认罪和屈服的行动。他们提出，那一殖民地的代理人应在给英王的陈情书中保证赔偿被毁茶叶；在赔偿茶叶后，波士顿港口才予开放。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倒愿意作出保证，但恐怕没有时间说服麻萨诸塞人同意；而且“如果这样一个保证生效的话，那么英国国会关于麻萨诸塞的所有决议都得立即废除”。这就是富兰克林的最后立场。谈判失败。

其后，富兰克林又拒绝了陪同豪勋爵赴美洲的建议，强调只有废除关于麻萨诸塞的法案，才同意赔偿茶价。2月28日，富兰克林同豪会见，提出将马上返回美洲。因为这时他已得知了妻子黛博勒逝世的噩耗。

1774—1775年之交，黛博勒感到身体骤然虚弱，她告诉儿子说，如果这个冬天他父亲再不回来，她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她相信自己活不过这个冬天了。12月14日，她病倒了。到18日，她感到好了一些，可第二天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葬礼在22日举行。而事隔两月，凶讯才传到富兰克林耳中。他得立刻回去。

一周后他礼节性地会见了豪，结束了与阁员的交涉。在离开伦敦前几天他最后同巴克利、福瑟吉尔见了一面。

3月19日，富兰克林和柏克一道呆了几个小时。3天后，柏克在国会发言倡议和解，但没有效果。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是和普利斯特里一起度过的。普利斯特里从富兰克林的谈话中听得出来，他为内战即将发生而深感忧虑，可自己感到问心无愧，因为他已经尽心尽力。那天，富兰克林谈到这里感情不能自已，他含泪告诉朋友说，如果打起仗来，他相信北美洲殖民地人民将取得胜利。

的确，富兰克林此次出使伦敦10余年，无时不牵挂着他亲爱的美洲。他为北美殖民地的利益计，一直希望殖民地留在英帝国内部，和宗主国一道繁荣强盛，为此他置个人的荣辱毁誉于不顾，尽一切努力周旋于英国权贵之中。由于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也由于他梦想中的英帝国内和平共处的基本前提是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的平等，是坚持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注定了他百般的外交努力必然归于失败。但是，他失败得悲壮，失败得光荣。这一失败也使他多年的美梦破碎无遗，令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3月底，富兰克林携带孙儿谭波尔从朴茨茅斯登舟返美。在6个星期的海上旅程中，前半写他最后阶段各种谈判和交涉的实际，后一半他研究了海湾海流（这一研究的结论迟至10年后才有时间整理）。

当5月5日抵达费城时，列克星敦已爆发战争，伟大的美国独立战争已拉开序幕
七、为了美法联盟
★最沉默、最坚定、最无畏

离乡背井10载有余的富兰克林回到了费城市场街那已经没有了妻子身影的家。那所房子矗立在那里已经10年了，但对他来说还是新的。富兰克林和女儿萨拉、女婿理查德·贝奇叙过久别之情，尤其是黛博勒去世的前前后后，好一番痛惜、伤心又夹杂着父女重逢的欢欣之后，一家人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了。

给富兰克林带来不少乐趣的是他未见过面的外孙们，可他也时时牵挂着从伦敦带回美洲的孙子。谭波尔已经到珀斯·阿姆波伊他父亲那里去了。6月13日，富兰克林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爱意的信，告诉他伦敦的房东太太给他们寄来了一封长信，信里谈到那边的许多消息。他还告诉谭波尔，他的两个小表弟本杰明和威廉正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玩当士兵的游戏。

他写着信，不由得想到了儿子威廉，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在富兰克林的时代，很少有美洲人能像富兰克林那样，在学术上、外交上蜚声欧洲，因此，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富兰克林多多少少地成了北美殖民地的代表或领导人。富兰克林离开英国后，北美殖民地的武装斗争开始了。因而，在一般英国人看来，是富兰克林回到美洲，领导了一场战争，为他1775年1月在英国所受的诽谤和羞辱报仇雪恨。无论是富兰克林的朋友和敌人，多半都抱有这样的看法。但富兰克林并不顾忌这些对他私人的成见，一回到美洲，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了。

回到美洲之后，他马上希望看到的就是儿子威廉和他在宾夕法尼亚的年轻战友加洛维也站在革命的一边。他还记得，当他在最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从私人感情而言，加洛维简直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而且，他深深地知道，作为英王委派的殖民地州长，威廉一旦站到了反对英王的旗帜之下，对英国政府的打击和对殖民地革命人民的鼓舞，都是不容忽视的，而他一直非常看重的加洛维的才干，也会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壮大。然而，这两个人都让他失望了。

这时，富兰克林突然醒悟到，对于10多年没在一起生活的儿子威廉，自己的确是不甚了解了。他记起年初他在英国王室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受到攻击谩骂后，想到儿子或许会因为自己而仕途无望，便于2月2日写信给威廉，希望他在自己的农场安身立命。他写道：“也许他们会期待你会因怨愤他们对我的侮辱而辞职，从而省去他们在应当提升你的时候却将你革职的羞愧。但是我不会劝你那样做。如果他们想解除你的职务，让他们那样干好了，尽管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职务不值得你留任。”

威廉果然没有辞职，现在看来，他并非是听从了父亲的忠告才不辞职的，而是他本身十分看重这个为英王效劳的职位。这么多年来，富兰克林将儿子视为天然的知己，在通信中几乎是无话不谈，可偏偏没有觉察儿子思想上的变化。两代富兰克林中，年届70的父亲成了革命者，正值壮年的儿子却留在了压迫者、镇压者的反动势力的营垒中。在8月的最后几天中，富兰克林到珀斯·阿姆波伊去了一趟，在儿子那里小住了几天。但是，父子商谈的结果，只在继续各行其是上达成了一致。威廉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政治感情，更不能接受父亲的政治观点。

9月，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在儿子的信中指责他说，“你这个彻头彻尾的朝臣，是用英国政府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言辞间透着一位老父的伤心、失望和怨愤。

后来，威廉·富兰克林一直忠实于他的公务。在被殖民地革命派囚禁了一个时期后，他当了纽约效忠派协会的会长。加洛维在革命爆发后在美洲呆了三年，而后去了英国，当了伦敦的美洲效忠派流亡者的代言人。威廉·富兰克林后来也去了伦敦。和他们两人、尤其是和儿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恐怕是开朗乐天的富兰克林一生中少数几件不顺心的憾事之一。

北美殖民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不允许他沉缅于个人的不快之中。回到费城的第二天，他就被宾州议会选为代表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会议于4天后在费城召开。

5月9日，南卡罗来纳的会议代表在费城码头弃舟登岸；北卡罗莱纳、弗吉尼亚、马里兰和特拉华的代表从南面骑马而来，由乐队奏乐、摇铃开道，穿城而过。费城街头云集了15000民众观看。

第二天，费城举行了阅兵式来欢迎麻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纽约的代表入城。

5月10日，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州政厅召开。第二天，会议代表们从伦敦的来信中得知英王和英国议会对第一次大陆会议的请愿书不予考虑。但会议主要是处理列克星敦的有关事务。

第4天，星期六，全体会议代表在市酒店聚餐，为在英国国会作了和解演讲的埃德蒙·柏克的健康干杯。星期一，富兰克林写信告诉柏克：“你将在报纸上看到，盖吉将军召开他的议会来提出诺思的和平计划。可会还没开，他们就拔剑开战了。他的部队作了一次最为强劲的撤退（3小时退了20英里），简直是史无前例。连孱弱的美洲人一路追打他们，都不能阻止他们前进。”这里，富兰克林开始使用了和以前截然不同的语气。也许富兰克林自己也感觉到了，在他反对英国政府的暴政又不想同他们彻底决裂以前，说话行事常常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并屡次遭到猜疑、误解。而现在，一旦决定了和殖民地的革命者站在一起，一切反而变得那么简单明了。

的确，大陆会议中年事最高的代表富兰克林是最坚定、最大胆的代表，又是最沉默的代表。很久以后，杰斐逊说，“革命前我和华盛顿将军供职于弗吉尼亚议会，革命期间和富兰克林博士共事于大陆会议。我从未听到他们中哪一个一次发言10分钟，也没有听到他们谈到决定问题的主要点以外的任何话题”。

6月，华盛顿离开费城去坎布里奇就任大陆军司令，杰斐逊——第三个沉默的人——来出席会议了。在性格上，杰斐逊十分接近于富兰克林，尽管他比富兰克林年轻得多。这样，在众多的政治家中，就有两位思想家了。习于演说的约翰·亚当斯曾对富兰克林“日复一日沉默地坐着，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椅子上熟睡”却被指派参加所有最重要的委员会感到迷惑不解。他自己只参加了少数几个委员会。亚当斯认为，对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杰斐逊来说，他们不喜欢争论真是幸事。

实际上，富兰克林在会议上默然聆听或干脆打瞌睡，是因为会议讨论的许多问题早已在他头脑中有了结论，他是在看着这些年轻人在一步步学会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7月间，会议表决通过了向英王递交一份措辞更恭顺的请愿书。比起在座代表，富兰克林更了解英王和他的内阁，他相信递交请愿书只能是徒劳无益，达特茅斯不会将它转呈英王。

果然，8月23日的王室宣言宣布美洲人是叛逆，警告所有的人不得帮助他们。富兰克林尽可能地在争论进行中为会议保有一些机智和幽默。但他自己的才干和见解要行动，他看到，殖民地必须武装起来，只要取得力量，必将迫使英国内阁寻求和平解决。

在那么多年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落得伤痕累累的富兰克林，比任何人都更加洞知寻求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用武力去争取。因此，他一旦决定了走革命道路，就更加反对妥协，更加义无反顾。

他曾经坚决主张用不进口英货来回答英国当局的征税，而现在他同样坚决地主张用武力作坚决抵抗，并不顾自己的高龄，大力地关注殖民地的防务计划。他曾经千方百计地维护英帝国内北美殖民地和宗立国的统一和谐，而现在，公开决裂已在眼前，他却毫无惧色，反而使大陆会议中的许多保守分子相形见绌。

富兰克林在大陆会议还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如起草呈英王的请愿书，改革殖民地火药硝石的生产，起草华盛顿就任大陆军司令的宣言，安排印刷纸币，等等。

5月29日，富兰克林受大陆会议指派，主持一个委员会以建立一个邮政系统。7月25日，他提交了工作报告。第二天，他当选为邮政总长，而年薪一千美元全部被他用于救助伤兵了。富兰克林按照他的计划建立起来的邮政系统，成为后来美国统一完整的邮政系统的基础。

7月3日，富兰克林当选宾州公安委员会主席，承担起宾夕法尼亚繁重的练兵备战工作。到9月底，他已经领导人们在河水中设置了17处障碍，建造了13艘战船。这种战船长50呎，两舷各设桨手12名，士兵30—50人，船上配置有枪，使其在投入使用时犹如一座座移动的堡垒。

同时，富兰克林仍然兼顾大陆会议的工作。7月13日，他受命为三名委员之一，负责处理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以西的中部印第安人事务；7月21日，会议决定考虑美洲国家的问题，富兰克林宣读了他的《联邦和永久联盟的文件》，这是他将当年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作了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后形成的。然而，除了杰斐逊和其他一些人以外，大陆会议从整体来说，尚未作好接受这样的计划的准备。富兰克林也不强求。第二天，他奉派主持一个委员会考虑诺思的二月和解提案。31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反对该项提案，会议表决否定了提案。

在几乎整个8月，富兰克林都忙于在宾州组建国民自卫队、为战船遴选军官、为部队获取药物，将火药从费城军火库送往纽约的公安委员会等等。

9月18日，他被派往一个秘密委员会工作，进行枪用火药的进口；22日，他又成为美洲贸易委员会委员；27日，他出席美洲哲学学会的年会。他担任该会会长已达7年，而这一天是他第一次坐在会长的座椅上；30日，大陆会议选派他和两位同事前往坎布里奇同华盛顿和新英格兰当局会谈关于支持军队作战的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富兰克林一行来到了华盛顿的军营。当时，英军将领已被威廉·豪爵士取代，但英军仍被封锁在波士顿，只要他们一露头，就会遭到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国民自卫军和林中狙击手火力的致命打击。大陆会议用来作为大陆军的新英格兰各联队，都是自愿军，即将解散回家。华盛顿要求召募一支两千人、服役期至少一年、有着更好军纪和更充足给养的新的军队。委员们和华盛顿及其幕僚开了4天会议，计划重建军队，修改关于战争的文件，制定交换战俘和处理武装帆船在海上夺取的战利品的规则。那些武装帆船中有一艘的船名是“富兰克林号”，它们是美国海军作战的开始。那时，它们的任务是骚扰、袭击英国的军需船只。这一次的共商军务保证了独立战争的继续进行。

富兰克林在返回费城的途中在罗德艾兰稍事停留。5月份，他已得知，他的姐妹简离开波士顿到沃里克去了，猜想她一定和凯瑟琳·格林在一起。富兰克林已向那里给她写了信。不久，他收到了回信，是简和凯瑟琳一块儿写的，凯瑟琳自称是“你终生的亲切的朋友”。而现在，富兰克林终于和他最喜欢的姐妹及最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了。在这次愉快的相聚之后，富兰克林带着凯瑟琳10岁的儿子雷一道登程而去，雷将在费城入学。

短暂的轻松之后，是繁重忙碌的工作。

富兰克林在启程去坎布里奇之前当选了宾州议会议员，11月15日他回到费城时，议会正在开会；在大陆会议方面，11月16日他受命安排两艘快船运送邮件；第二天，他被选入委员会处理殖民地俘获的敌船和货物；23日，被派入一委员会处置那些拒绝接受大陆币的人；29日，他受命加入了一个秘密的5人委员会，任务是“和我们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朋友们进行通信联系”，即处理外务。此即美国国务部门的前身。

一年多以来，为数不少的北美殖民地人士谈到和欧洲国家交好以利于削弱英国力量。到11月底，大陆会议才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战争的形势十分严峻：英军在6月焚毁了查尔斯顿，10月，又焚毁了法尔茅斯。还有消息说，英国当局已雇佣了不伦瑞克和黑森的德意志军队来镇压“叛乱”。于是，大陆会议也开始寻求外援。最有希望的外援是欧洲大陆的强国法国。

法国早就在关注北美英国殖民地的局势和大陆会议的情况。几天以后，一名法国密使阿夏德·德·邦弗洛尔来到费城。他先设法认识了富兰克林，然后通过富兰克林和其他委员结识了。他们在夜里碰头，每一个人都单独地、秘密地到达会面地点。尽管邦弗洛尔只受到口头指示，他却是奉法国外交大臣弗尔仁尼之命来的。他受权向殖民地领导人传递这样的希望，即殖民地可能独立，将贸易权交给法国。

委员会在和邦弗洛尔的三次会面中，力图使他相信大陆会议正在下决心独立。邦弗洛尔于28日也就这样报告给弗尔仁尼了。实际上，这时的大陆会议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不能确信可以得到外援的情况下，殖民地不能宣布独立；可只有在宣布独立后才能保证得到法国的援助。

这时的秘密通信委员会，既没有贸然从事，更不能无所作为。于是，他们谨慎而策略地走了一步：12月12日，他们联名给在伦敦的阿瑟·李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了解一下各大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如何，并交给他200镑作为活动经费。早期外交通信的大部分工作落在富兰克林一人身上，因为他在欧洲有朋友，在这以前的一些场合，已经相互通过信。

这一时期，富兰克林和欧洲朋友的通信联系没有中断。7月5日，富兰克林写了那封给他的老友斯特拉汉的著名的信。当时，斯特拉汉——尽管仍是富兰克林的忠实朋友——已把美洲人看做是反叛者。因而，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斯特拉汉先生，你是英国议会议员，是那些决定要毁灭我们国土的多数派之一。你们已经开始焚烧我们的城镇，杀害我们的人民。看看你们的双手吧，它们沾染了你们同胞的鲜血！你我为多年老友，但现在你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敌人。本·富兰克林。”

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两天后，富兰克林写了一封友好的信，也得到了友好的回信。显然，一想到列克星敦和般克山，一想到他的朋友投票通过的法案、措施导致了这些战斗，他的笔下便出现了愤怒感情的激流，纸上也就写出了谴责和控诉，但抑制了这股感情时，一些通常写信的套语和冷淡的陈述句便代替了先前的感情奔放。

12月12日，他给布尔本的唐·加布利尔写信。这位亲王曾通过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送给富兰克林一部精装的塞勒斯特①的著作。在信中，富兰克林巧妙地将他的注意力引到北美殖民地——西班牙属佛罗里达的紧邻——上来：“或许，……刚刚发表的我们的美洲大陆会议的议程，会在您的朝廷中受到一些注意。所以我有幸在此向殿下呈上一册，附有一些记述近来有利于我们的一些成功的文件。……我很老了，很难希望看到目前这场伟大抗争的结局；但瞻望前途，我想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此地崛起，它的利益使它将和西班牙（它们的领土相邻）结成紧密而坚定的同盟，站起来了的它不仅将使它的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而且要驱除一切欧洲强国的军队”——

①塞勒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罗马历史学家。

他给曾从荷兰赠送给他一些书籍的朋友查尔斯·威廉·弗雷德里克·杜马写信，不久又给翻译并出版过自己著作的巴尔杜·杜勃格写信，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和外国结盟的可能性的信息，希望他们向当权人士建议同美洲贸易的价值，推荐美洲人急需的军事人才。当然，所有这些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因为英国的巡洋舰就在海面游弋拦截。

杜马和杜勃格没有辜负富兰克林的厚望。他们立即就投身于美洲殖民地的事业中来了，杜马还成了大陆会议驻荷兰的正式观察员。但他们的消息在几个月以后才到达大陆会议。在那以前，大陆会议犹豫了一段时间后，3月3日表决通过决议，派西勒斯·迪安——康涅狄格新近派出的会议代表——任驻法国或任何其他可以向联合殖民地提供援助、愿意和它友好通商的国家的大陆会议代表。迪安随身携带了富兰克林为他写的介绍信（一份外交书信的代表作）和富兰克林写给巴黎所有朋友的信。

富兰克林将要投身于之的美国外交事业就此开始了。

★“不可能再回英帝国”

1776年2月27日，富兰克林辞去了宾州公安委员会和宾州会议中担任的职务，这是因为他忙于大陆会议和众多新委员会的工作使他的眼睛过于疲劳，夜里不能写东西，也因为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富兰克林已无暇兼顾这两方面的事务。他已经于15日接受了大陆会议的委派，前往加拿大争取法属加拿大人对英国殖民地的支援。

当时，加拿大的事务如同一团乱麻。只要英军据有魁北克，驻守在圣劳伦斯的各个堡垒中，便总会威胁到联合殖民地的事业。因为他们可以沿河上溯到张伯伦湖、乔治湖，然后顺哈德逊河直捣纽约。华盛顿曾派遣两支轻装部队开往加拿大，但在进攻魁北克时遭到失败，蒙哥马利战死。尽管本尼迪克特·阿诺尔德的部队留驻那里牵制魁北克的英军，但他的军队现有的装备不足以度过加拿大的冬季。在疾病、寒冷、饥饿威胁下，军纪涣散的士兵对法裔加拿大居民时有骚扰。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打乱了大陆会议对加拿大的战略考虑。

1775年，当大陆会议敦劝法裔加拿大人参加革命时，当年英国殖民地居民由于反对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而对天主教会持有的偏激态度和做法，还使这些加拿大人记忆犹新。这些居民得以从法国贵族的统治下改归英国人管辖，已经感到满足了。他们大都是农民——各种各样的农民，但他们中的领袖都不同情英国殖民地的人，或不相信他们的诺言。2月14日，富兰克林的外务委员会报告说应当派出代表向当地居民对时局作些解释。这就是富兰克林此行所负使命的由来。和他同行的有三人，其中只有塞缪尔·蔡斯是大陆会议成员，查尔斯·卡罗尔作为第三代表，是一位富有而且有影响的天主教徒。约翰·卡罗尔，一位天主教牧师，作为使团的副手一同前往。两位卡罗尔都是在法国受的教育。

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赴加拿大使团上路了。他们一路行至纽约——波士顿被英军劫掠一空，华盛顿的司令部已迁往纽约，两天后又乘船前往奥尔巴尼。第二天，在经过圣安东尼斯诺斯时，一阵暴风撕裂了他们的主帆。航行了一夜后，他们在早晨才抵达奥尔巴尼。纽约大陆军司令菲利普·斯凯勒迎接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了离城一英里远的他的住处，然后吃饭、休息。在奥尔巴尼停留了两天，4月9日，他们和斯凯勒一家一同出发，乘车向斯凯勒的驻地萨拉托加而去。

萨拉托加正是银装素裹，积雪深达6英寸。使团在那里住了1个星期，跻身于当地的社交活动中。只有富兰克林感到疲惫不堪。他于15日写道：“我正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被湖面的现状——湖上那些不化的冰阻塞了航道所滞留。我开始担忧，以我的年龄，我是承担了力不从心的使命。因此我坐下来给几位朋友写信，用诀别的方式写信”。当时，他已70岁了，其他几名成员最年长的也不过四十出头。

翌日，他又和同伴们一道出发了，他们将深入到他未曾涉足的美洲那蛮荒的不毛之地。他们吃力地划着船，溯哈德逊河而上，4小时只前进了7英里。当晚，他们宿于爱德华堡的一家边境小店。

在前往乔治堡的途中，17日，他们接到斯凯勒派人送来的一封短信，信中说湖面仍未开冻，请他们在爱德华堡和乔治堡之间半路上的温酒店宿夜。他们照斯凯勒说的做了。斯凯勒业已离开萨拉托加，走在他们前面了。他已经和他的司令部到达乔治堡。但他病了。

次日中午时分，使团离开了温酒店，同斯凯勒会合，乘上笨重的敞篷平底船，一路奋力破冰前行。白天，他们在感到饿时就登岸生火取暖、煮茶、吃干粮；夜里他们有的宿在林中，有的住在船上，幸亏他们有先见之明，带了轻便的床。经历了这样冗长的跋涉搬运之后，使团于25日已航行在张伯伦湖上。27日下午，他们来到圣约翰，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陆路，在圣劳伦斯重又下湖航行。29日抵达蒙特利尔，他们受到现在已晋升为将军的阿诺尔德的迎接，碉堡中的火炮鸣放礼炮，向“以著名的富兰克林博士为首的尊敬的大陆会议委员会”致敬。

从和阿诺尔德于30日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富兰克林就觉察到自己所负的使命不可能成功。这个省的法裔天主教徒的敌意难以消除，而在不超过400名的英裔新教徒中，至少一半是效忠派分子，其余的也不可能站到反对英王政府的立场上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联合殖民地的入侵者既无金钱，更无信义可言。听了这些，富兰克林将自己私人的钱借给阿诺尔德353镑金币。

不久，消息传到蒙特列尔说，海路来的英军增援部队将于5月6日开抵魁北克。阿诺尔德这支大陆军的处境已十分险恶，它将被驱逐出加拿大，像在前一年的6月那样。这时，富兰克林身上长了疱疹，疼痛不已，双腿浮肿，行走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立即返回费城，认为在那里自己还能发挥一点作用。5月11日他启程返回。约翰·卡罗尔于次日也到了圣约翰，然后两人再从那里到奥尔巴尼去。

从奥尔巴尼，在斯凯勒将军的安排下，他们从陆路返回费城。

这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损害了富兰克林原本强健的身体。“我发现我一天比一天更虚弱了”，回到纽约后，他在给另两名使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不是卡罗尔先生友善的帮助和悉心的照料，我想我是难以支撑着走完那么远的路的”。8年以后，由于富兰克林的推荐，教皇农西奥授与约翰·卡罗尔以总主教之职。卡罗尔成为美国的首任总主教。

回到费城以后，富兰克林逐渐地康复了，但他的痛风病，“使我从你上次离开我们后一直没有参与大陆会议和大家的工作，因此对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只知道正在酝酿起草一份独立宣言”，他在6月21日写信这样告诉华盛顿。

在革命战争的进程中，北美殖民地的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里，“独立”这两个字日渐变得鲜明，变得突出了。1月10日，托马斯·潘恩——当时是费城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他的《常识》，像一声嘹亮的号角，穿破人们思想中尚存的疑云惑雾，直贯云天，使独立的观念在整个“大陆”的大地上不胫而走，植入了革命人民的脑海。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

这时，英国议会颁布了绝对封锁令，禁止任何国家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以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消息传来，大陆会议针锋相对地宣布，北美殖民地的港口向所有国家开放，除了英国以外。同时，始自北卡罗来纳（4月12日）的各殖民地纷纷向他们在大陆会议的代表发出指令，投票赞成独立。

尽管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杰斐逊同为最早、也是最坚决地主张殖民地与英国决裂的会议代表，可是在独立的问题上，宾夕法尼亚却掉在后面了。已经分裂的宾州代表们受到保守的州议会的约束，而州议会正在州政厅另外一个房间开会。作为大陆会议的会址，费城有可能成为独立后国家的首都。因此，大陆会议决定干预该州的内乱。5月，会议通过决议，敦促尚无称职政府的各州加紧组建这样的政府。宾夕法尼亚人民在州政厅院子里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废弃英王授予的旧宪章，制订新宪法，建立新的立法机构。6月14日，宾州议会开会。4天后，一个各县委员会代表会议解散了旧议会，呼吁在7月召开宪法会议。

在这场变革各州州政的暴风雨中，威廉·富兰克林作为殖民地时期英王委派的纽泽西州长，受到了冲击。革命群众将他押往他在伯林顿的庄园，看管起来了。5月24日，大陆会议决定将他遣送到康涅狄格。尽管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威廉·富兰克林可能受到一些宽大，但他毕竟是效忠派分子。在康涅狄格，无论是在假释期间还是确实监禁在里奇菲尔德监狱，他做了两年多的阶下囚。

6月10日，大陆会议委派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可能向全世界公布。委员会包括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和纽约的罗伯特·R·李温斯顿。这5人碰头后，推选杰斐逊草拟初稿。初稿完成后，杰斐逊将它拿给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过目，也许不止一次。6月28日，该委员会将宣言草稿提交大陆会议。7月4日，经大陆会议修改过的宣言被通过了。8日中午，会议向群集在州政厅外的费城群众宣读了宣言。10日，宣言在《宾夕法尼亚杂志》上发表，人们称之为《独立宣言》。8月2日，会议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

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样，只对宣言的初稿作了少许改动。对杰斐逊指控英王批准议会法案“以剥夺我们的宪章，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政府的形式”，富兰克林在两句之间插上了一句“废除我们大多数有价值的法律”，因为他记起了当年宾州议会通过的许多法案都遭到英国议会否决；对杰斐逊写到的北美洲殖民地的请愿书被“答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富兰克林将其改为“仅仅答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以加重语气；对于杰斐逊指控英国政府派遣外国雇佣军来企图“将我们淹没在血泊中”，富兰克林将它改为不那么夸张的“消灭我们”。但最后这一处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以避免伤及英国人民。

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修改和发表这样庄严、重大的事件相联系的还有这么一段趣闻。就在大陆会议修改《独立宣言》草案期间，杰斐逊后来回忆说：“我坐在富兰克林博士身旁，他觉察出我对这些改动不无想法，便说，‘我订了个规矩，不论何时，只要我做得到，我总避免起草将要由一个公共团体审查的文件。我这个教训是从这么一件事得来的，让我讲给你听。当我还在给一个印刷商帮工时，我的一个伙伴是个帽商的学徒，他在学徒期满后准备自己开店。他首先关心的有一块措辞恰当的漂亮招牌。他编了这样的话：“约翰·汤普森，帽商，制作并现钱出售帽子”，还画有一顶帽子。但他想到该让朋友们对它作些修改。第一个朋友认为既然后面有“制造帽子”的字样，前面的两字“帽商”便是累赘，应该删去。那两个字擦去了。下一位朋友认为那“制作”二字不如略去，因为顾客不会在意帽子是谁制作的，只要合他们的意，他们就买。他把那两个字又擦去了。第三位朋友说，他认为“现金”两字是多余的，因为当地没有赊帐的传统，每个买东西的人都会付钱的。它们又被擦去了。招牌上的字现在剩下了：“约翰·汤普森出售帽子”。“·出·售帽子？”下一位朋友说，“为什么？没有人会以为你会送给他们。那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它们又被擦去了，接下来的就是“帽子”被擦去，因为牌子上画了一顶。这样，他的招牌最后被简化为“约翰·汤普森”和画出的一顶帽子”。

据说，在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天，约翰·汉科克作为会议主席率先签了名后，说：“我们得一致；我们一定不要用不同的方式签名；我们一定要意见一致。”

“对，”富兰克林说，“我们的确要意见一致，不然，最肯定的是我们将被一个个地吊死。”①

尽管这是传说的一段趣闻，但从实际情况看，的确如此：意见不一致，革命不能成功，革命领导人的命运只会是凶多吉少——

①英文中“意见一致”“hang”，同时又有“吊死”、“绞死”的词义。富兰克林在此是利用单词的多义，开的玩笑，但又寓义深刻。

《独立宣言》的公诸于世，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这个国家从她降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倾覆的危险。就在《独立宣言》问世的前一天，3月间从波士顿退到哈利法克斯的豪将军的军队在得到扩充休整后，在斯塔腾岛登陆。在《独立宣言》公布后的一个星期之内，海军上将豪勋爵率领一支舰队和运输舰，和他的兄弟会师了。除了英国部队和水手，他们还有9千黑森军队，加起来的总数和华盛顿在曼哈顿的兵力大约是2比1的比例，在训练和装备上，美军更是望尘莫及。豪家两兄弟以特使的名义声称，对要求宽恕的叛乱者他们愿意给以完全的赦免，而不愿和他们打下去。

富兰克林在受命为合众国设计印鉴的期间（7月4日到8月20日），又于7月18日奉命和约翰·亚当斯一同起草一份和外国缔结同盟条约的盟约草案，供日后谈判时提出。9月17日，他们的报告被通过了。包括一套商务条约、友好条约的文本。这些文本加上9月24日和10月16日给使者的指示，组成了“1776年计划”。后来和法国，和其他国家签定的条约均以此计划为基础。

这一时期，宾夕法尼亚的政务也在召唤富兰克林。7月8日，富兰克林当选了宾州制宪会议的代表，名列代表名单之首。15日，制宪会议开会，他任会议主席。20日，他再次当选大陆会议的代表。在他忙于大陆会议方面的工作时，在州制宪会议上他多半时间只相当于一位缺席顾问。但在9月份通过的州宪法中却包括了他提出的两项内容，一是复式的行政参事会，而不是一名州长，另一项是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富兰克林在当时曾说过（后来也写到过），两院制立法机构令他想起一则著名的政治寓言，说的是“一条一身而双首的蛇。……它想去溪边喝水，途中要经过一道灌木树篱，一根树枝挡住了它的去路。它的一个头决定从右边绕过树枝，另一个头却要朝左，就在这样相持不下的当儿，时间过去了。最后，它还没作出决定，那可怜的蛇已经渴死了。”

在此期间，他收到了豪勋爵的来信，措辞谦恭有礼，内容是表明他作为英国使者，愿意宽恕北美殖民地的叛乱者，但只针对个人。对这封信，富兰克林受大陆会议委派，于7月30日以个人名义作了回复，但信中的措辞语气却完全是公文化的：

“直接的宽恕将给予各殖民地，给予这些受伤害的人们，这的确表达了认为我们愚蠢、卑微、迟钝的看法，而这是你那无知又傲慢的国家长久以来引以自娱的。但这除了增加我们的怨愤之外，别无效果。要让我们向一个以肆无忌惮的野蛮和残酷在隆冬时节焚烧我们不曾设防的城镇，挑动野蛮人屠杀我们的和平居民，唆使我们的奴隶杀害他们的主人，甚至带来外国雇佣军将我们的居民点浸没在血泊之中的政府屈服，那是不可能的。”

“我不具备那份虚荣，阁下，去想预言这场战争的结果。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有了一切我前此曾预言的命令，直到事实将证实它时才去相信它。长久以来我怀着真挚、不倦的热忱努力阻止英帝国这只精美、高贵的瓷花瓶的破碎，因为我知道，它一旦破碎，各个碎块就不可能保有它在作为整体时存在的力量和价值的相应的份额，不可能指望它重新粘合起来，完好如初。阁下可能会记得，在您的好姐妹在伦敦的家中，当你曾给了我和解不久将会达成的希望时，喜悦的泪水濡湿了我的面颊。我不幸发现那些希望落了空，并被当作我奋力防止的那些罪恶的原因来看待。”

在讲到他一直对豪怀有敬意甚至亲切感的同时，他又说他遗憾地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进行一场战争，以便英国掌握美洲的贸易权。“我知道你来此的伟大动机是希望充当和解的工具。我相信，当你发现你不可能提出任何条件时，你将辞去如此可憎的司令之职，返回到更为荣誉的个人状态去。”

富兰克林的这封信使豪得知了富兰克林和大陆会议的立场，暂时阻止了豪的和平计划的进行。

7月底，在讨论新联邦国家的方案时，富兰克林提出各州应按其人数的比例和贡献大小来确定会议代表的人数。8月1日，他动议在会议上的席位按人口的比例而定。

大陆会议上的争论还没有结果，战场上的形势已急转直下。8月27日，华盛顿在长岛战败，虽然撤回了曼哈顿，却没有希望长时间守住它。这时，豪氏兄弟没有进攻，而是提出另一和解建议，要求大陆会议派出代表以私人身份前去和他会谈，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陆会议认为，作为自由、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机构，它不能派它的任何成员以私人身份和他会谈。于是，大陆会议派出一个委员会去试探对方被授予什么权力、多大权力和大陆会议授权的人打交道，并听取他认为合适的方案。9月6日，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南卡罗来纳的爱德华·拉特列吉奉命去完成这项使命。

富兰克林写信给豪，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11日，珀斯·阿姆波伊对面的斯塔腾岛上，比洛普宅。

会谈的一天到了，一艘平底船将委员们接上了斯塔腾岛，登岸时，豪已在岸上等候，两列黑森士兵从海滩一直排到会谈的屋宅。豪问候了富兰克林，然后由富兰克林介绍他的同伴。在从海滩到屋门前的一路上，双方作了一般性的，非实质性的交谈。

豪命令秘书亨利·斯特拉吉和黑森军队的上校作陪，款待三位委员进餐。餐后，黑森军上校退了出去。会谈开始了。

在包括吃饭在内的3个小时会谈中，豪谈得最多。他说，他久已认为，双方的分歧可以缩小，直到双方满意。他说他对美洲殖民地的感情如同对兄弟的感情，如果美洲垮了下去，就像对兄弟的损失一样，他将感到难过。

听到这里，富兰克林微笑了，说：“阁下，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不让您蒙受那样的羞辱。”

豪说，他对自己没有能在《独立宣言》发表前到来感到遗憾。他当然没有权力将殖民地当作独立国家来对待，而且永远希望没有这权力。他也不能承认大陆会议，因为国王没有承认。这一次的委员会必须被当作“几位卓有才干、富有影响的绅士……聚在一起交谈，来尝试能否勾划出一个条款框架以结束战争灾难”。

富兰克林说，阁下尽可以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眼光来看待在场的绅士们，反正他们也有自由按他们真正的身份来看待自己；在这种场合，没有必要在大陆会议和个人之间划出区别；会谈可以像在朋友之间那样进行。对此，亚当斯和拉特列吉表示同意。

豪继续说：“希望停止这些毁灭性的极端手段，既为我们的国家，也为了你们的。一个美国倒下，英国人也会受影响。

难道就无法收回独立这一步，敞开充分讨论的大门吗？”

富兰克林说，他想象勋爵阁下已看过了大陆会议派他们来此的决议，那个决议中包括了他们的全部使命；如果这次会谈产生不出什么直接的良好后果，它也许在将来某一时候会有用处；美国已经把“禁运法案看作是对它向英王请愿书的答复；军队派出来了，城镇被摧毁了，现在他们不可能指望在大不列颠的治下会有幸福；所有的先前那些忠心、爱戴已经一笔勾销；美国不可能再回到大不列颠治下，所以想象大不列颠是要用武力解决问题。

亚当斯说，他不在意在这一场合他被看作什么，反正不是英国臣民。大陆会议是按各殖民地的指示宣布独立的，它只能作为一个国会来对待豪。

拉特列吉的发言很长。内容大致是，英国和一个独立国家结盟将比从英美之间原先那种关系得到更大的好处。南卡罗来纳已经接受了它的新政府，即使大陆会议希望再变回殖民地，它也不同意。

豪只能反复说他无权，“他也不希望他将有权将殖民地看作独立于大不列颠王室的国家；这些先生们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竟然走得这么远，他感到很遗憾；如果殖民地不愿意放弃独立体制，他就不可能开始谈判”。

过了一会儿，富兰克林突然说道：“那好，阁下，鉴于美国只被期待无条件屈服而……”

豪打断了他，说，大不列颠并不需要无条件投降；他认为他已经对他们说过的话证明了正好相反；希望先生们不要带着这样的想法离开。

富兰克林继续说：“而阁下又没有向我们提出建议，如果我来问，如果我们向大不列颠提出建议（并非我知道或被授权说我们一定会），您会接受或转达它们吗？”

豪认为他不能避而不接受交到他手中的任何文件，但他怀疑关于转交它们的意义；他仍不能说他会拒绝。

在豪的含糊其辞的答复中，会谈结束了。

很明显，豪的权力只限于在美国人屈服的情况下宽恕他们。富兰克林等向大陆会议这样报告了。既然英国的和平使者无权承认大陆会议也是美国人民绝不愿放弃的独立，那么和平就无从谈起。战事又开始了。

英国的海陆两军迅猛地向曼哈顿的华盛顿扑去，将他逼向北部的怀特·普雷恩。战况十分不利。大陆会议又把目光转向法国的援助。这时，杜勃格的一封长信终于寄到了，信中充满了对美国的事业的热忱，并保证说法国内阁对此很感兴趣。在大陆会议的讨论中，富兰克林这样表白自己对寻求外援的看法，他说：“一个处女国应该保持它处女的特点，不是到处去追寻盟友，而是应该怀着矜持的尊严等待他国的邀请。我被压倒了。也许这样最好。”9月26日，大陆会议秘密派遣富兰克林、杰斐逊和西勒斯·迪安作为会议在法国朝中的代表。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期间，简、威廉和凯瑟琳·格林曾到费城来看他。凯琴琳发现富兰克林忙得不可开交，在她离开费城的那天还得去大陆会议工作，但她并不为此不快，只感到“和我所爱的人们分手令我忧伤”。简·麦科姆留在费城和她兄弟呆在一起。

在受命出使法国以后，9月28日，富兰克林给在珀斯·阿姆波伊的孙子谭波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我希望你立即回到这里来，你母亲①不会反对的，这儿有些事会对你很有好处，如果你抓住机会的话”。他想要把孙子带在自己身边，以免他受他效忠派的父亲的影响——

①指谭波尔的继母，即威廉·富兰克林之妻。

10月1日，远行的准备已经开始。富兰克林和秘密通信委员会唯一一名还在城里的委员罗伯特·莫利斯会谈。当时，法国还不准备和美国结盟，但同意把价值20万镑的武器弹药运送到西印度群岛某一美国大陆会议能够取货的港口。富兰克林和莫利斯约定，这一情况必须瞒着大陆会议，以免走漏风声，暴露法国的作为，使美国的外交陷于被动。城内已有关于指派大使的谣传了。

临行前，富兰克林还有几件事要作交代。一是他的邮政总代理的职责，他交由女婿理查德·贝奇代行其职，嘱咐贝奇“将能筹到的所有的钱，在三四千镑之间”都作为给大陆会议的贷款，“以显示他的信心，鼓舞其他人把钱借出来支持美国人民的事业”。另一件事是他的一箱子将近20年来的信件，他把它托付给了当时已引退在乡间的加洛维。那只箱子里放着他的自传的唯一一份手稿。

10月26日，富兰克林离开了费城。次日，他登上武装帆船“复仇号”向法国驶去。船上装载的靛蓝将用来支付他们此次出使的费用。旅途中，他还和每次出洋时一样，每天都测量水温，研究海湾海流。不同的是，此次出使，他身边有两个孙子为伴，一个是现已17岁的谭波尔，另一个是7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

11月底，“复仇号”抵达法国布列塔尼海岸的基伯伦港，12月3日富兰克林在那里登岸改行陆路。12月7日，他到达南特。到21日，他终于进入巴黎。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12月20日，富兰克林到达了凡尔赛，西勒斯·迪安驱车在那里迎接他，然后一同向巴黎而去。

30年来，富兰克林生活在学者、科学家、商人、政客、神职人员和赶时髦的人中间，他的气质和举止像他的散文一样老练而温文尔雅。他进入巴黎的时候戴着一顶御寒的皮帽，这顶皮帽保暖但绝不时髦，但在巴黎期间，他还是不时地戴着它。此外就是他的眼镜。年过古稀的富兰克林，好奇心不减当年，他每逢外出，总要戴着眼镜，以便看清周围的每件事物，而且是随随便便戴着，因为他从不顾忌他人议论自己不时髦。

然而，在法国人心目中，富兰克林是英雄，是他领导了北美殖民地的反叛来反对腐败了的旧社会秩序。由于他很少在外露面，使得人们更加喜欢他，想见他。一时间，希望得到他的签名成为一种时尚。富兰克林在法国人中的如此印象对他的使命是有益无害的。

和公众不一样，法国当局在和美国的交往中，考虑的是利益。

早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前半叶，欧洲几个强国之间不断爆发过战争，战争双方的组合时有变化，然而无论怎样变，英国和法国始终是敌对的双方。两国在欧洲、北美洲和印度都发生冲突，结果七年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以英国获胜结束。英国因之而夺去了法属加拿大和北美洲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量土地，并排挤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使法国对外侵略的力量大大削弱。英西矛盾也很尖锐。西班牙早在16世纪就被英国打败，后来在1701—1713年的国际商战中，英国又夺走了原属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和米诺加并因之控制了西部地中海。英国还在七年战争期间夺占了原属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荷兰在17世纪的三次商业战争中也败于英国，失去了在北美洲的新尼德兰。因此，欧洲的法、西、荷三国由于在和英国的争夺中败北，都耿耿于怀，—直想伺机报复。

就在富兰克林1775年1月29日听读会上受辱3个月后，不到20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登基继位，他的外务大臣弗尔仁尼从英国同它殖民地的冲突中看到了法国获利的机会。在为了损害英国而心甘情愿地帮助美国之后，弗尔仁尼审慎起来。他考虑，如果这场纠纷得到和平解决，英国就将腾出手来对付曾经干预这场纠纷的国家。就在富兰克林徒费心机地进行1774—1775谈判的时候，弗尔仁尼从伦敦方面得到消息说，美洲殖民地准备寻求法国的援助。在1775年的夏季，费城的大陆会议仍在希望避免同英国最后决裂，而弗尔仁尼在伦敦的一个细作看出，英国的统一帝国的崩溃已近在眼前，法国应趁英国内患重重之际，给英国狠狠的一击。

1775年9月，一个在伦敦的细作布马奇回到巴黎，向弗尔仁尼报告说，他新近从一费城居民谈话，得知其同英国内阁大臣会谈，使大臣们胆战心惊；他还报告说，伦敦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斗争相当激烈，只要英军在美洲打了第一个败仗，英国的国内政局必然发生剧烈振荡。法国和西班牙应该准备好到时候乘机打击英国。

同月，弗尔仁尼派邦弗洛尔去费城给大陆会议打气。同时，他自己和布马奇一道开始制定援助北美殖民地的计划。弗尔仁尼还借用了许多布马奇的论据，去说服路易十六及其参事会，使他们相信，在美国人允诺将合法贸易权交给法国的条件下，给美国秘密的军需帮助是明智的。布马奇还将开办一家商业机构来实现这一计划，法国和西班牙将筹集这一商业机构的起始资金。

弗尔仁尼的计划遭到财政总监图尔格的反对，他预言，欧洲大国的美洲殖民地肯定都会在一定的时间独立，而英国将会和作为独立国家的前殖民地贸易获得比往昔对殖民地行使商业垄断时更多的利益，而不是由于失去殖民地就削弱了力量。图尔格认为，法国承受不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法国国王和参事会听信了弗尔仁尼的主张。到3月份西勒斯·迪安离开美洲前来向法国求援时为止，法国已和西班牙达成协议，各为布马奇提供100万法郎。到7月份迪安抵达巴黎时，布马奇已经拿到了法国方面的100万，准备好建立那家同美洲贸易的公司。

但是，当布马奇在伦敦同阿瑟·李——美国秘密通信委员会在伦敦的代表——交谈时，阿瑟·李却不理解布马奇的计划。李带信给委员会，法国和西班牙将赠送20万英镑。当迪安来到巴黎，受权用货物支付运到美洲去的军火的价款时，布马奇和他以此为基础签订了一份合同。正如李所发现的，布马奇是在为无偿提供给他的资金索要报酬，然后中饱私囊。迪安对此可能是不知情的，尽管他看来也于中为自己私人做了生意。

法国的军火运到拉丁美洲的海地和马提尼克，美国在那里的代理人收到货后再将其转运到美国。弗尔仁尼反对英国阻碍这一贸易，并设法保护进入法国港口的美国舰只，不惜动用战舰。这样，早在1776年5月，法国实际上承认了美国人为交战的一方。但是法国却迟迟不向英国宣战。

同年8月，弗尔仁尼听说了波士顿遭到破坏和《独立宣言》的发表，正打算开始对英的敌对行动；而西班牙到10月也准备加入法国的行动，希望此举有助于征服葡萄牙和米诺加及和北美殖民地签订条约可利于控制自己在美洲的殖民地。然而，华盛顿在长岛败绩、纽约失守的消息传来，阻止了弗尔仁尼的行动：他不打算站在输掉的一边。

就是在法国对美外交的如此现状之下，富兰克林来到了巴黎。三天以后，美国的三位使者齐集巴黎——杰斐逊因故不能赴法，大陆会议临时改派阿瑟·李为赴法使者，通知弗尔仁尼说，美国三名使者“被美利坚合众国的大陆会议授与全权以提议并谈判法国和合众国之间的商务条约。其商船受到的获准自由进入这个王国的港口及其他令人敬佩的关照等公正、慷慨的待遇，使大陆会议将这一机会给予法国”。

28日，三名使节见到了弗尔仁尼。弗尔仁尼盛赞了富兰克林的名气、知识和智慧，但反对在美国前途未卜时同英国反目。这一立场正在富兰克林的意料之中。会谈没有实质性结果。

到了巴黎以后，富兰克林重又和英国的几位朋友通信了。首先是和波莉，问候她的孩子和母亲，也谈论巴黎的时尚。英国的信也奇来了，其中一封是乔治安娜写来的，她现在已经18岁上下了。“你是收到我私人信件的第一个男人”她写道。她说，父亲考虑到战争，不让她写信，但她想她若不写，富兰克林一定会对她的沉默发生误解。她说她和她的家人全都和以前一样爱他、尊敬他。

3月1日，在来到巴黎近3个月后，富兰克林离开了喧嚣的闹市，在距巴黎半英里的帕西村安下了家。那是高地上的一处整齐的村落，有一座大花园可供散步。本杰明·贝奇在村里的寄宿学校上学，星期日才回到外祖父身边。谭波尔留在富兰克林跟前，如同秘书一样给祖父帮忙。富兰克林的侄孙乔纳森·威廉斯从伦敦来到巴黎，一会儿在帕西，一会儿又到南特去处理开往美洲的一艘艘货船。富兰克林常请迪安和他同住，住在一间屋子里，但没有请过阿瑟·李。

在帕西的使团办公室在瓦兰丁诺旅馆的底层，被屋主唐内西安·勒·雷·德·乔蒙特占用着。乔蒙特热情支持美国的事业。在当时他拒绝收取房租。虽然富兰克林有一辆马车和一对辕马，但他1777年年中的几个月，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家里。据说他去巴黎主要也是出席皇家科学院的会议。他这样隐退到帕西，使得巴黎公众对他的兴趣更大了。

自富兰克林到达巴黎以后，英国也加强了外交活动。英国驻法大使斯多蒙特密切注视着法国人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对向美国表示的每一点好意都提出抗议。弗尔仁尼在私人关系上和英国人十分友善，在政治上却虚张声势以作安抚英国人，诸如禁止驶往美洲的船运送军需物品，尽管往往让它们逃掉。

布马奇忙于和迪安打交道，富兰克林已将这方面的事宜交由迪安处理。李却愤怒而苦恼，他受到迪安的排斥，富兰克林又使他黯然失色。

迪安的知己、后来也是整个使团的密友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实际上是一名间谍。他从1776年12月起就从英国政府领取报酬，将美国人的秘密暗中透露给伦敦。富兰克林虽然相信班克罗夫特，但他知道在巴黎有很多间谍在活动。他是小心的，也是镇定的。他到达巴黎三个星期后，一位朋友警告说，他在被间谍包围着。1月19日，他给这位朋友写信说：他不怀疑他是被间谍们包围着，“由于不可能在每一案件中都发现那些假称我们的朋友、了解我们的事务的人的奸诈行为；……我久已遵奉这样的规则，它防止了我由于这样的行为而感到不便。它就是：注意不把那些不该公开的事公之于众，除了间谍可以看到的事，什么都不做”。

英国从一开始就知道富兰克林到了法国。他在伦敦的敌人放出风声说，他是无耻地从一场他发动的无望的反叛中逃出来的。但罗金厄姆，在废除印花税时是首席大臣、现在是上院反对派的领袖，却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富兰克林之使命，罗金厄姆假定，英国的大臣们会尽量缩小富兰克林向法国靠拢的危险，但在他们的内心，将为此而颤抖。

的确，即使法国政府不打算马上同美国结盟，美国的外交也是有成效的。就在美国使节见了弗尔仁尼的几天后，他们就收到了200万法郎的秘密补助金。同时，富兰克林恢复了他和法国学者的交往。1月15日，他出席了皇家科学院的会议，1月26日，他和年轻的德·拉·罗吉福考尔·丹维尔公爵一同进餐。其后，丹维尔马上开始翻译美洲大西洋沿岸13州的宪法。由于拉法耶特的介绍，富兰克林会见了势力强大的瑙伊尔家族中人，该家族的一个女儿是拉法耶特的妻子。

富兰克林还给巴黎的报刊杂志写稿，他的一些旧作在这里被重新印刷了，如记录他那次答辩的《讯问纪录》、《普鲁士国王的敕令》等等，还写了些新作品，如《购买黑森人》等等。

富兰克林住到帕西以后，由于他的名气和事业，几乎被信件和来访者压得透不过气来。任何人只要想起关于美洲的话题，或多少知道一些情况的，都给富兰克林写信；商人们则没完没了地申请到美洲去经商；最多的要求来自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官，他们想被推荐到美国军队中去。一般来说他一律拒绝了。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拉法耶特和斯图本。

年轻的拉法耶特急于要为战死于和英军打仗的父亲报仇，同时也为了支持美国人民的事业。尽管在拉法耶特赴美前，富兰克林从来没见过他，他还是给华盛顿写了信推荐他，并请华盛顿给他以关照，以免他“极度慷慨的性格”被他人利用。他告诉华盛顿说，拉法耶特有一些朋友，能帮助他准备军事装备。拉法耶特到美洲后受到华盛顿的重用，成为美军中一名英勇的军官。

另一个例外是德·斯图本伯爵。斯图本曾供职于普鲁士统帅部，任普鲁士王弗雷德里克的副官，因而具有当时堪称一流的军官素质。1777年，斯图本穷困潦倒，到巴黎来谋职。他到帕西看望富兰克林，陈明自己想到美国军队中服务的心迹。富兰克林从他自述的经历中看出他在缺乏训练，战斗素质差的美军中必定会成为有用的人材。于是，他和迪安商量了一番，决定大力保举他赴美参军。他9月4日给华盛顿的信中这样介绍斯图本，“这位先生将有幸携带此信谒见你，他是德·斯图本男爵，前不久是普鲁士国王麾下的随侍武官，身任经理署署长，参加了他的所有战斗”。富兰克林的信的确不是事实，但就是这些不实之辞给了大陆会议以异常深刻的印象，将他派到华盛顿在福吉谷的司令部任职。斯图本上尉倒也真是一员将才，不出几个星期，就把军队训练得幡然一新。自那以后，这支军队在军纪军风上足以与英军媲美。在他的训练场上，美国的民兵出落成了战士。斯图本为美国的独立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和这些日常的外事活动相比，美国使团来法外交使命的中心部分——在和法、英、西等国的周旋中争取法国、西班牙作盟友——却进展甚微。

以英国政府国务次长威廉·艾登为首脑的谍报机构在富兰克林等美国使节身边布下了罗网。富兰克林在伦敦时的朋友，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爱德华·班克罗夫特成为该机构设在富兰克林身边的密探。班克罗夫特的顶头上司是英国负责巴黎间谍工作的保罗·文特沃思。

班克罗夫特利用和富兰克林是故交的关系和富兰克林对他的信任，设法于1776年夏季成为迪安的助手，处理和布马奇之间的联系及法国、西班牙援美事宜，整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都从美国使团领取薪酬。他同时又从文特沃思那里得到更多的报酬。从1776年12月起，他又被美国使团雇为间谍，其后，便以秘书的身份参加使团1月9日和弗尔仁尼的会谈，然后向文特沃思报告一切。他住在富兰克林的住所里将近一年，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引起富兰克林的怀疑。他定期地向文特沃思报告美国和法国、西班牙的谈判，取得贷款的途径，使团和大陆会议的通信联系等等。他把使团雇用的船的船名、船长姓名、起航的详细情况、私掠船及战利品的消息提供给英国驻法大使斯多蒙特。阿瑟·李怀疑过他。在觉察到这一点后，班克罗夫特便不时地去英国一趟，将一些无关宏旨的机密情报带给富兰克林，有一次他还因被指控为“盲流”而被捕过。企图以此打消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

由于班克罗夫特钻进了美国使团的内部，斯多蒙特才有可能准确地向法国提出抗议，指责法国违反了中立国的原则，也才使英国的巡洋舰对于驶往美国的货船和邮船的行踪了如指掌，美国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时，美国使团内部有了人事变动。阿瑟·李疑心迪安在和布马奇联系援美物资的过程中中饱私囊，他还怀疑富兰克林在其中也曾染指，因为富兰克林答应迪安全权处理其事。因此，阿瑟·李便写信向大陆会议的成员塞缪尔·亚当斯和自己的兄弟谈了自己的疑窦。实际上，阿瑟·李之所以如此这般，还因为他不满足于自己在使团中的地位。大陆会议派富兰克林、西勒斯·迪安和阿瑟·李作为赴法使团，在使团中，三人的地位是同等的。但是，由于富兰克林的名望，在实际外交事务中，使得富兰克林享有一种远远高于迪安和李的实际地位。迪安对此毫不介意，而且将自己能被看作是富兰克林的朋友和同胞引以为自豪。而阿瑟·李就不一样了。尽管他从内心深处是敬仰富兰克林的，但如同当年在伦敦时写信告诉波士顿人富兰克林亲英一样，他不甘置身于富兰克林身后的阴影中。特别是富兰克林和迪安之间的相互信任令他感到孤立，感到被冷落。

塞缪尔·亚当斯和阿瑟·李的兄弟理查德·亨利·李读了阿瑟·李的信后，将疑云带到了大陆会议，得到大陆会议的支持。1777年5月，理查德·亨利·李被派出使西班牙，阿瑟·李的另一个兄弟威廉·李奉命出使柏林和维也纳，拉尔夫·伊扎德出使托斯卡纳①。12月，大陆会议命令迪安回国报告“欧洲事务状况”。而富兰克林去了维也纳。这样，在巴黎的外交事务就由阿瑟·李一人独揽了。但他还不肯到此止步，一直到1778年9月12日，他还认定富兰克林“与这些抢劫有关，到时候我们将收集证据”——

①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

尽管有英国派来的内奸、内部的分歧，美国赴法使团最为关注的还是法国政府的立场。

1777年7月，弗尔仁尼告诉法王，秘密援助已不足以使美国独立战争维持下去，当前亟需作出决断：要么完全改变支持美方的立场，要么就是比目前走得更远——向英国宣战，也就是缔结法、美、西攻守同盟，三方若未得其他两方同意，不得单独媾和。法王听了，告诉弗尔仁尼说，只要西班牙愿意同时行动，他同意和美国结盟。

然而就在这时，西班牙退缩了。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达成停战协定，西班牙又一直反对任何一国的美洲殖民地独立，因此不打算增强对美援助。

同时，美洲传来的美军战况也不容乐观：柏高英于7月未经力战就轻取提坎德罗加，豪准备夺占费城。弗尔仁尼心中暗自衡量，如果费城和纽约陷入英军掌握之中，新英格兰又被柏高英隔绝孤立，那么美国的叛乱必败无疑。法国在此时只能观望。

在法国人面前，富兰克林镇定自若，谈笑如常，保持了他一贯的风度，实际却忧心如焚。一向认为外交必须以自强为唯一基础的富兰克林已看出，美国的独立事业正经历着它的最低点。即使身在海外，也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英国战舰几乎已切断了美国与外界的通信联系，但极少几封来自大陆会议的信中都说，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他们已不知道该如何将战争继续下去了。

9月的晚些时候，使团向弗尔仁尼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他们国家的独立，并提供1400万法郎的贷款，那对美国的独立战争将是雪中送炭。但备忘录的内容即刻就被狡诈的内奸班克罗夫特泄露出去了。在备忘录送到弗尔仁尼手中之前，斯多蒙特就知道了这事，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弗尔仁尼提请使团注意保密。但除了阿瑟·李以外，富兰克林和迪安仍没有意识到内奸就近在身边。富兰克林还认为弗尔仁尼这样说是当作不肯承认美国独立和发放贷款的借口。诚实而光明磊落的学者兼科学家做了外交官，万万想不到问题出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朋友身上。他只是从美国战局之不利对法国当局的影响来看问题，而就这一点而言，富兰克林无疑是对的。整个9月过去了，他们从法国政府得到的，只是沉默。

而美国的战况还在继续恶化。11月，从英国传来消息说，费城被豪将军攻陷了。但是在美国的二名使者中，全部财产和女儿、外孙都在费城的富兰克林却表现得最为坚定。有27日使团碰头起草了给大陆会议的急件公文后，阿瑟·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他毫不含糊地认为，没有欧洲国家的援助，我们也能把这场抗争坚持下去，直到成功。他感到满意的是，正如他以前说过的，对欧洲的商业和依赖越少越好，因为没有和它的联系，我们将做得更好。”富兰克林也不同意去警告法国内阁说，如果没有法国盟友，使节们必将和英国达成协议。因为“这样对他们宣布，其结果是不能肯定的；它可能被视作一种威胁，这会使他们由于绝望或愤怒而抛弃我们。”最好是等待，等待战局的好转，他们对我们的立场也才会更有利。

富兰克林是有远见的，当时他们只能等待，满怀胜利信心地等待。当朋友忧心忡忡地通知他费城失陷的消息，说：“豪将军攻占了费城”，他却接口答道，“不对，是费城俘获了豪将军”。果然，他们等待的时日并不长久。12月4日，就有喜讯从波士顿传来：柏高英在萨拉托加全军投降，美军大获全胜。

★美法结盟

美军的萨拉托加大捷，使伦敦的股市大幅度下跌，也使美法间几乎陷于停顿的外交进程出现转机。

得到消息的当天，美国使团便给弗尔仁尼发去了紧急公文，阿瑟·李也写信通知了西班牙大使。两天以后，法国外务部官员康拉德·亚历山大·杰拉尔德访问帕西，带去了弗尔仁尼的祝贺，并邀请美国使者重新起草关于结盟的谈判建议书。

12月7日，富兰克林草拟了建议书，次日由谭波尔呈递给法国外交部。12日，美国使节秘密地来到约定的地点和弗尔仁尼会晤。到了那里，弗尔仁尼和杰拉尔德已经等在那里了。寒暄过后，富兰克林、迪安和阿瑟·李便静等弗尔仁尼开口说话。因为这实际上是对9月份美国使者递交的备忘录的答复。由于美国的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他们期待尽早达成结盟，以明确两国的关系，加快独立战争的胜利进程。

然而，弗尔仁尼缓缓地说：“由于西班牙尚未明确表态，法国政府目前还不能有所作为。”他说，他的信差已经前去马德里，一个星期内便可返回。富兰克林他们三人听了这话，不由得有些失望，听着弗尔仁尼又说了一通称赞美军、并鼓励美国使者耐心等待的话以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冷冷地作别，回去了。

仅仅过去了5天，杰拉尔德又来到帕西，告诉使团的成员说，法王陛下和他的参事会已经决定要结盟，只是出于对西班牙的尊重，才在技术上暂时不能缔结条约。一旦信使从马德里返回，一定会有个交待。

看到法国外交部方面如此急于安抚自己，美国使节们尤其是富兰克林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得知，英国的密使文特沃思已经在巴黎，抵达日期正是他们和弗尔仁尼秘密会面的那一天。

而对这样的外交局势，富兰克林认为，不能就这样坐等法国方面下决心，不能任由他们选择结盟的时机，因为独立战争急需盟友，前线的美军将士不能等。一个萨拉托加大捷并不能保证战争从此进入坦途。

“要向法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感到结盟的迫切性。”富兰克林考虑了一番，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对！这个压力只有来自英国，要在英国人身上做文章！”富兰克林下了决心。

英国的乔治三世一直不相信文特沃思和班克罗夫特报告的美法结盟的可能性，直到萨拉托加英军吃了败仗，才同意了诺思那已经过时了的和美国和解的计划。12月6日，文特沃思领受了试探富兰克林和迪安的立场的指令，向巴黎出发了。

英国谍报机构早就认为阿瑟·李行事决绝，凡事没有商量余地，只有问富兰克林或迪安才有可能达成妥协。文特沃思到了巴黎以后，几天之内便找迪安会谈了两次。文特沃思谈到，英国内阁被迫同美国进行战争是违背他们意愿的，现有希望纠正这一错误。他们准备使英美关系恢复到1763年以前的状态，并废除自那以后的一切迫害性法令。英国则仍然保有对北美殖民地的商业垄断权。迪安则回答以：“美国必须独立。”文特沃思听了，微笑着说，一切帮助达成美英双方谅解的美洲人将从英国王室得到贵族封号、财富、高官显职。迪安听到此，默然了。据说他和文特沃思之间还果真达成了些不光彩的交易。若果真如此，他就扮演了一个两面服务的角色。

富兰克林知道迪安在和文特沃思接触，但他自己拒绝见文特沃思。他向弗尔仁尼转交了一封信，信是由一个不具名姓的人从伦敦写给班克罗夫特的，信中询问美国是否能接受“略次于独立”的条件。

这时，文特沃思在巴黎的出现，已经引起了流言，说如果法国不承认美国的独立，美国将会和英国重修旧好，并参加英国对法国、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领有的诸岛的征服战争。作为一个有才干的外交官员，弗尔仁尼不相信这些流言。他知道，一旦美国重回英帝国的治下，法国对英战争将不会发生。他不能肯定，文特沃思此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想阻止美国使者同法国的结盟谈判，还是仅仅使法国不信任那些使者呢？抑或是富兰克林狡黠地导演来使法国人头痛，急于结盟的伎俩？弗尔仁尼清楚地了解英、法、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他可以用那些流言去打动法王路易十六。同时他多派密探把文特沃思监视起来。据说，文特沃思被密探看得太紧，不得不烧毁了文件，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在巴黎的朋友们也回避见他。英国大使斯多蒙特为了帮助他脱离窘境，带他去谒见了法王。而弗尔仁尼也邀请他吃饭，以便自己能就近观察他。

住在帕西村的富兰克林把各方动静都看在眼里，他计策已定，只是不动声色地等待时机。

在萨拉托加美军大捷后匆匆赴回伦敦照料自己的股票生意的班克罗夫特返回巴黎后，文特沃思立刻就得知了富兰克林从英国的反对派那里收到了信。12月25日，他写信向上司艾登说明，当前明智的做法是向美国使节允诺一切——不论以后兑不兑现，要尽一切努力阻止美法结盟。他自己则通过班克罗夫特约请富兰克林面谈。富兰克林又拒绝了。

到了12月31日，西班牙的答复终于到了。西班牙反对签订同盟条约，法国要签约，只能单独行动。

得知这一消息后，富兰克林给了法国政府几天时间去考虑、盘算。然后，他答应文特沃思于元月6日见面，但事先规定，不得言及给使节个人的报酬等等。

英国间谍文特沃思到了帕西，受到美国使节富兰克林的亲切接待。文特沃思“用一些恭维话使谈话开始了”。他提醒富兰克林他旧日是如何珍视帝国的统一而反对美国独立，但富兰克林说，“他曾持有的任何不同看法，都只在它产生出来的那个时期才有意义”。

当文特沃思提出由富兰克林起草一份建议书时，富兰克林想起了当年和巴克利、福瑟吉尔谈判时的许多细节，回答道，不，他不打算那样做，因为纸上的东西，往往“让人感到不满意，或是被人理解得过了头”。说完，他忽然动了感情，怒气冲冲地谈到被英军烧毁的城镇，英军对战俘的虐待等等。

特沃思说，“如果能使这样一个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民族的精力和决断引向友善、团结和繁荣，英国和美洲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富兰克林回答说：“我相信我会对此十分满意，可是美国人民的斗志如此高昂，除了独立，其他什么都会听不进去”，而其他国家也会和合众国签订“公平合理”的条约。

这时，文特沃思试图劝说富兰克林前往伦敦作进一步商谈，富兰克林却回答说，“要去可以，但我必须得到使团的正当授权。我没有这个权力，只能作彬彬有礼的对话”。

这时，迪安进来了。于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会谈便结束了。富兰克林、迪安和文特沃思、班克罗夫特一道去餐室就餐。

实际上，这次会谈是富兰克林计划好的一盘棋中关键的一步。为它选择的时间是适宜的，法国政府已不能再考虑西班牙这个因素；它的地点适宜，在美国使团的驻地和曾两次拒绝见面的富兰克林面谈；它持续进行了两个小时之久，尽管富兰克林一直在虚与逶迤，回避谈任何实质性问题，但在任何局外人看来，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足以谈成许多问题。它的确令法王和他的朝臣及政府极为不安，他们这时看到，美国即将倒向英国，要拉住它，只有缔结盟约。就在富兰克林和文特沃思会谈的第二天，就在文特沃思还在暗自思忖还去不去帕西一趟，想去，又觉得不值得时，法王的参事会投票表决，赞成同美国签订条约、缔结同盟。富兰克林大功告成。

元月8日，杰拉尔德来到迪安在巴黎的住所和美国使节们会谈。大家见过以后，杰拉尔德提了3个问题以后，请使团准备答复，然后离开一段时间，以便使节们商议。

过了一个小时，富兰克林刚把两个问题及它们的答案写了下来，三个人还没有在第二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杰拉尔德就回来了——他急于知道问题的答案。

原来，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需要怎样做才能使美国使节承诺不听取英国关于英美联合的建议？富兰克林和其他两位使者一致的回答是：“使团早已提议签订友好和贸易条约，但至今没有达成。立即签订该项条约当即刻消除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疑虑，使其依靠法国盟友以便坚决摒弃英国向他们提出的、不以他们在政府和贸易上之完全自由和独立为基础的和平建议”。

看到这样的书面回答，杰拉尔德微微点了点头，随即神情庄重地说，他现在有幸告诉各位，国王已有口谕，法国将签订条约。至此，延宕了一年之久的签约，终于由法国方面最后走出了主动的一步，而它所要的承诺只是美国不得和英国媾和。是富兰克林利用了英国的密使布成疑阵，迫使法国下了决心。刺探了那么多情报的间谍班克罗夫特在缔约前这一段时期的通风报信，实际正为富兰克林所用。富兰克林的传记作者说他在争取盟友的战线上打了一个和萨拉托加一样的大胜仗，是不过分的。

将要签署的《美法友好和通商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的内容大致是：法国将帮助合众国取得独立，美国则在法英之间爆发战争时帮助法国作战；任何一方未得另外一方同意，不得单独同英国媾和，双方同意在美国的独立用条约形式肯定下来之前不放下武器；在贸易方面，法国和美国互为贸易最惠国，一般来说，两国的港口向对方自由敞开。美国的独立战争从此得到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强国作为盟友，胜利有了更多的保障。

条约原定于2月5日签署，但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当晚举行仪式时，法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杰拉尔德感冒了，仪式只得推迟到次日——2月6日举行。6日晚上在法国外交部，美国三位使节出场时，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富兰克林身上，都奇怪在这样隆重而值得庆贺的日子里，他为什么穿了这么一件旧的蓝色天鹅绒礼服。在美国使团中，迪安和班克罗夫特都知道，这套衣服富兰克林是准备好穿了出席昨天的签约仪式的，临时改期后，他脱了下来，又留到今天穿，似乎是参加这个仪式非穿这件衣服不可。迪安忍不住向富兰克林问了这话。富兰克林看看自己的这套衣服，告诉迪安说：“是个小小的报复。当年在白厅被韦德伯恩谩骂时，我穿的就是这身衣服。”迪安恍然大悟。当年看上去若无其事的富兰克林，把愤怒在心里埋藏了8年，终于有所发泄了。

双方的人员到齐，签字仪式正式开始。杰拉尔德先在盟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富兰克林接着签了，然后是迪安和阿瑟·李。条约交由富兰克林保管。

英国政府在萨拉托加败北后，又在外交上打了败仗。他们不甘心失败，趁着远在美国的大陆会议还不知道在法国发生的事情，他们以诺思当年在议会所作的和解发言为基础，草拟了一份和解建议书，派快舰开往美洲，力求抢先和大陆会议达成协议。而法国海军则带着那份珍贵的签了字的条约，赶往美国。这样，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最大的国家在1月份那场竞相讨好美国的外交赛跑之后，又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海上航行竞赛。

这场航行竞赛的结果是英国海军取胜，英国议会的法案先到了大陆会议手中，在一段时间里，大陆会议中不少人认为同英国来使商谈才是明智的。就在这时，在海上竞航中输掉了的法国军舰终于把法美条约送达大陆会议。会议上的各州代表喜出望外，两天以后，5月4日，会议通过批准《美法友好和通商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英、法两国的大使被召来了，法国成为美国的盟友，英国和法国进入战争状态。

7月8日，一只法国舰队由孔特·德斯泰恩率领，出现在特拉华河口，杰拉尔德走下战舰，踏上美洲的国土，成为得到承认的合众国的第一位受政府委派的官员。

3月20日，富兰克林、迪安和阿瑟·李乘坐的马车辚辚地驶过凡尔赛的路面，停在皇宫附近，一路上有许多民众挤在路边观看。富兰克林从车上下来，和其他两位使者向皇宫走去。他今天没有戴假发、没有佩剑，身着棕色的天鹅绒衣服，穿着白袜，头发松松地披散着，鼻梁上架着眼镜，胳膊下夹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使他在使者们中间显得形象特别鲜明。另两位使者穿着朝服。使者后面是威廉·李和拉尔夫·伊扎克和几位其他的美国朋友。他们一行人走进皇宫，由弗尔仁尼带他们去晋见法国国王。在他们一路前行时，两廊和接待厅里的朝臣们都注意地朝他们观看，注视着这个久闻其名、未曾睹面的美洲共和主义者。

身着便装的路易十六正在更衣室里，见到美国使者一行人，他先请使者代向大陆会议转达他的友好的愿望，并提到刚刚签字不久的美法条约，说“我希望它对两个国家都有利”，然后又向富兰克林致意，赞扬富兰克林及他在法国的同胞的品德。富兰克林以美国的名义向法王致谢后，说：“陛下可以信赖大陆会议的谢忱和它对它承担的义务的忠实履行。”

谒见完毕，美国使节穿过庭院去和内阁的其他成员相见，人群向他们大声欢呼不已，仿佛忘记了这里作为皇宫的威严。五使节在弗尔仁尼的部里进餐，会见了许多法兰西贵族，然后又拜访了皇室家族。王后请富兰克林站在她身边，并在她不专心玩牌时同他谈话。玩牌是王后的嗜好。

法王以接见美国使者认可了美法条约。

3月底，迪安和杰拉尔德离开法国去美国。富兰克林被留在法国，接管了一向由迪安管理的使团帐目。迪安和杰拉尔德的离去，使阿瑟·李又有了新的不平，因为杰拉尔德被委派为驻美大使一事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写信责怪富兰克林不让他参与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事，他写道：

“如果你研究了如何欺骗公众最不信任、最危险的敌人，那么你做得再好也没有了。我相信，先生，你将想到我，我有权知道你这样对待我的原因。”

第二天，富兰克林用一封他平生最不耐烦的信对阿瑟·李作答：

“的确，我漏掉了回你的一些信。我不喜欢回复怒气冲冲的信。我老了，活不了多久了，可还有许多事要干，没有时间花在吵架上。如果我经常收到和忍受了你的独断的批评和指责而没有回复，请归之于正当的原因：因为我关心我们使命的光荣与成功，它会因我们的争吵而受损害，因为我尊敬你的好品质，因为我爱和平，因为我怜惜你的病态心理，它永远在用它的嫉妒、猜疑、想象别人认为你不好、冤枉你或不尊敬你来折磨它自己。如果你不治疗你的这种性格，它的终点将是癫狂，以我见过的若干事例来看，它就是癫狂的典型先兆。让上帝保佑你远离这样可怕的不幸；而看在上帝的份上，忍耐些，让我过得安静些吧。”

然而，在富兰克林用写这封信发泄了一番后，并没有将它发出，而是另写了一封更长、措辞也大不一样的信来作答，逐条地反驳了阿瑟·李的指责。也许，他两封信都没发出去。他写道：“我相信，我不会的，除非被你逼得太厉害，在一切事物中，我讨厌争吵。”

阿瑟·李一直还是认为在某个方面有阴谋诡计。他相信迪安利用公款为自己谋利，还疑心其他人。他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在法国的美方工作人员及有关的人中，布马奇生活阔绰；富兰克林在帕西的房东乔蒙特不仅是援美物资合同的供货人，还买卖美国私掠船在海上夺得的战利品；富兰克林的侄孙乔纳森·威廉斯在南特替乔蒙特做生意。英国的诺思勋爵曾声称，富兰克林是唯一没有在美国革命期间染指股票生意的驻法美国官员。但阿瑟·李怀疑富兰克林也和其他人一样。威廉·李和拉尔夫·伊扎德和他看法一样。阿瑟·李自己是清白的，这一点助长了他的坏脾气。4月7日，富兰克林给迪安写信说，“我看在他工作良好的份上，耐心忍受着他所有的那些指责。……但它对我是有些过分了。”

接任迪安工作的是约翰·亚当斯，他们一家占据了富兰克林住所的一部分，他的儿子约翰·奎恩西也进了富兰克林的外孙本杰明·贝奇读书的那所学校。亚当斯在得知了富兰克林和阿瑟·李之间的不和后，他尽力不介入，只把注意力放在整理迪安留下的颇为混乱的帐目上，他已从富兰克林手中接过了一部分工作。

当亚当斯提出向乔蒙特付房租时，这位房主却坚持不受。他说，在美国的前途未定时，他的房子能因为富兰克林及其同事而永远留名就是给他的最好的报酬。

来到巴黎后，亚当斯发现，“富兰克林比莱布尼茨或牛顿，弗雷德里克或伏尔泰更为声名远播；他的性格比他们中任何一个或他们加在一起更受爱戴和赞扬。……政府和人民、国王、朝臣、贵族、公务员和哲学家以及平民都熟悉他的名字，熟悉的程度达到连农民或市民、男侍从、马车夫、搬运工、夫人的贴身女佣、厨房里的仆人都无不知道他是人类的朋友。

……当他们说到他时，似乎认为他将恢复那黄金时代”。

在亚当斯和阿瑟·李的一致的建议下，富兰克林在新的一年里不再任用侄孙乔纳森·威廉斯为使团在南特的代理人。威廉斯开始从事自己的商业。后来，他娶了富兰克林一位朋友的女儿。和富兰克林一同回美国后，他得到杰斐逊的赞赏，成为美国西点军校的首任校监。

迪安回到美国后被指控为欺骗大陆会议，受到审查。后来因为他在法国保管的帐目需要审核，他回到了巴黎。他变得对美国和独立失去信心。对他，富兰克林只说：“在他和我一块工作时我对他的看法极好，我相信当时他对我们的事业是真心实意的。”

在美国使节中，弗尔仁尼最信任的是富兰克林，只要可能，他总是和富兰克林个人商议处理事情，其他的法国官员也是如此。1778年6月，富兰克林就得知了法国海事部准备起用一名专门劫掠英格兰和苏格兰海岸以补偿美国遭到焚掠的城镇的美籍船长约翰·保罗·琼斯。这个计划由于种种原因到1779年2月才实施。那时，法国海事部拨给琼斯一艘旧的法国军舰“杜拉号”，舰上配备有40门炮。琼斯将这舰更名为“和蔼的理查”，以纪念“穷理查”。

7月4日，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帕西设宴招待邻近的法国朋友，纪念《独立宣言》的发布。宴席上，美国国旗和自由帽挂了出来，人们在餐后热烈地举杯庆贺，桌上堆满了鲜花。气氛热烈而融洽，来宾们个个满意而归。

这一年，富兰克林和伏尔泰见面了。伏尔泰是在阔别巴黎28年后回来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的——那以后他只活了4个月。美国使节听说他来到巴黎，便去登门拜访。那一天，伏尔泰坚持说自己能讲富兰克林的语言，而且庄严地为谭波尔祝福。

他们两人最为引人注目的相会是4月29日在皇家科学院。那一天，伏尔泰和富兰克林都出席了科学院的会议，两位学者、科学家一见面，先是相互鞠躬、交谈，然后握住了对方的手。然而，人群中腾起一片呼声，有人高声说道，“按法国方式拥抱！”于是，两位年迈的学界伟人紧紧地拥抱了，相互亲吻对方的面颊。这时，人群中的喧嚣声方才减退，用亚当斯那天的日记中的话来说，“一声呼喊立即传遍了王国上下，……整个欧洲”。

这一年发生的一件令富兰克林恼怒的事是胡顿为富兰克林雕刻的大理石半胸像完工时，图尔格特为它设计了近代最著名的拉丁文铭文：“他从空中抓住了雷电，从暴君手中夺下了权杖。”3年以后，富兰克林对此提出抗议，认为这赞誉超过了他所应得的，“它对我渲染过头，特别是关于暴君的那些；革命是许多才智、勇敢之士进行的，如果我能被允许分享其中一点点，那就是够光荣的了”
八、驻法全权公使
★一人做三人之事

驻法国的美国使团的三使节在共事中，都发现了这种合作代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的不便和困难。阿瑟·李已给大陆会议去信，暗示自己是受命负责驻巴黎使团的合适人选；亚当斯则明白陈说这一工作由一个人干比让三个人干更好；7月22日，富兰克林在给大陆会议的信中这样陈说自己的看法：

“无论在形成和调整条约的文件阶段，三个人的合作使者可能会有多么大的优点，那么在管理使团的普通事务方面，这种合作使者就毫无优点可言了。”

由于三位驻法使者全都认为应由一个人担任驻法使节，大陆会议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这时，法国驻美使臣杰拉尔德出面，竭力使大陆会议了解，对法国来说意识活动为出发点消除了二元论的弊玻，富兰克林比阿瑟·李更可接受。由于杰拉尔德的意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法国政府的意见，大陆会议不得不考虑。9月14日，大陆会议投票否决了合作使团，选举富兰克林为唯一的驻法特命全权大使。

大陆会议的任命和指示是由请假回巴黎的拉法耶特带去的。才20岁出头的拉法耶特为了追求荣誉和为父亲复仇而去美国，而从华盛顿那里告假返回巴黎时已对美国人民的独立事业满怀热忱，同时也成为富兰克林的忠实友人。

任命下达到驻巴黎的美国使团，并不计较个人任职的亚当斯诚心诚意地赞同大陆会议的决议，阿瑟·李却激怒了。对此，富兰克林评论说：“那些先生对我怀有极大的恶感，尽管我从未给过他们丝毫的伤害，也没有哪怕是轻微地得罪他们。但是我的太大的名声和这里人们对我的广泛的好意和对我的尊敬，甚至他们对我的恭维，全都使这些不快的先生们怨愤；的确，这种不快在于他们的性格，在于他们那嫉妒、愤怒、猜疑、妒忌和恶意的阴暗而不安的强烈情感。善良的心灵往往足以被他人的不幸所触动，而他们，却由于每个人的好运而怨愤，是永远不能幸福的。除了任他们留在他们邪恶天性使他们陷入的可悲境地，我没有对这些敌作者进行什么别的报复。”

尽管做起来有一些麻烦，大陆会议在这一年总算把阿瑟·李、威廉·李和拉尔夫·伊扎德召回了美国。在他们离开巴黎以后，富兰克林写道：“没有人对他们的离去感到遗憾，他们分头来向我辞行，十分尊敬地表示愿意为我捎信回国等等。我们心平气和地分了手之玄冥”之说。郭象将玄冥规定为有与无的统一，并以“独，因为我从没有让他们知道，对他们写信给大陆会议写信反对我的事我都了解。但我没有麻烦他们捎什么信。”

由于痛风病发作，直到1779年3月23日，他才参加了就职典礼。他以新的身份谒见了法王，呈递了特命全权大使的任命书，受到了极大的礼遇，他又和各国的使臣相见，然后拜访王室家族。尽管这一切，加上病痛，使富兰克林疲乏不堪，他却为自己能留在法国任职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拉法耶特从华盛顿带来的一封推荐信，直到一年后才交给富兰克林，这是因为拉法耶特太谦虚、不好意思将充满对自己的溢美之辞的信拿给人看的缘故。富兰克林看了信，想起华盛顿在任上也不得不忍受对手们所找的麻烦，他深有感触之下，于1780年3月5日写了一封回信：

“假如和平能在一两场战役之后来临，给我们以少许闲暇，只要我的年龄和体力许可，我愿在欧洲见到阁下，陪伴你游览它古老的、最著名的一些王国。在大洋的此岸道德和法、平等的阶级性等问题也作了充分的论述。在政治，你将享受你获得的巨大的声誉，完全摆脱那些本国人和同时代人因妒嫉和忌恨而力图向还在世的人的功绩投去的阴影。在这里，你会知道并享受到后世之人对华盛顿的评说。……那些卑劣之徒的微弱的嗓音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到不了这么远。目前，我已为你享受了那份快乐，因为我常听说这个军事大国的老将军们（他们研究美国地图，在上面标出你的每一行动）用真诚的称赞和极大的赞同谈及你的表现，并一同给予你当代最伟大的领袖的盛誉。

“我即将从这个世界逝去，而你却可以活下去目睹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因为战争一旦结束，它会惊人地迅速地繁荣起来。正如一块印第安人的玉米地，长期的好气候和光照一时间会恶化失色，在这种不利情况下，一场暴风骤雨、冰雹、雨水构成了彻底毁灭的威胁；然而暴风雨过去了，它恢复如初，加倍地茁壮成长，不仅使它的主人高兴，也使过路人赏心悦目。”

就任驻法大使带来的不快和喜悦都过去了，大量的日常工作接踵而来。这时的整个欧洲国际形势对美国极其有利：1778年2月美法缔结同盟条约后，法国舰队开往西印度群岛和美国海岸，支援美国的独立战争；1779年法国、西班牙结成联盟，西班牙以法国同盟者的身份，在海上参加对英战争。为了对抗法西联盟，英国采取海上封锁政策，拦截中立国海上的船只，于是北欧的丹麦、瑞典和俄国于1780年发动了“武装中立”，欧洲其他国家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也先后加入。同时，荷兰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英国的不安。1780年，英国又对荷兰宣战。所有这些，使英国在对美国作战的同时，还得派遣舰队和兵力到北海、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去抵御法国、荷兰、西班牙的袭击。一时间，以美国独立战争为契机，欧洲各国展开了一场维护或争夺商业利益的战争，目标都指向英国。富兰克林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展开了多方面的外交活动。

1779年，富兰克林代表大陆会议，和法国海军部共同策划了对英国沿海的联合进攻，在这一进攻计划中，海军由约翰·保罗·琼斯率领罗伊斯（JosiahRoyce，1855—1916）美国哲学家，新黑，陆军则由拉法耶特指挥。计划就是拉法耶特提出的。后来，拉法耶特在计划中承担的任务被取消了，琼斯便带着富兰克林4月28日拟定的指示，独自率领“和蔼的理查”号及其舰队于8月份出发了。9月，琼斯大获全胜，击毁了英军舰队的旗舰“塞拉皮斯”号。这是美国海军的首次重大胜利。

富兰克林还负责派遣美国的私掠船，利用法国港口为基地劫取英国商船货物。当私掠船满载而归时，他则对战利品进行处理，发付出售。这是令他头痛的一项任务，因为他不赞成这种做法。

富兰克林早期的公务之一是于1779年3月10日，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向航海家库克船长发放通行证。富兰克林还在伦敦时就认识了库克其人。实际上，库克在一个月以前就在夏威夷群岛遇害身死，但消息尚未传到欧洲，他还被期待着不久就会从他的第三趟航行返回。于是他就向他能联系上的美国武装商船发出指示，命令它们在和库克的船相遇时不得进行攻击和抢掠，而应“像对一般人类的朋友一样”给予帮助和关照，使其得以返回欧洲。

富兰克林在担任了近乎美国海军的海外官员的角色的同时，他还实际上是美国的海外财政官员。

从革命爆发的初期起，大陆会议便承担起浩大的财政开支，一直需要大量的金钱，去向国外购买军火，去支付国内官兵的薪饷，而它又还不具有向各州人民课征赋税的权力，而各州内部的征税也很困难。当时，各州内部在独立的问题上都有分歧，人们因此而分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可以说，美国的独立战争既是反对宗主国英国的战争，又是一场内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广泛而大量地征税极易将一些摇摆、动摇分子转入反对独立的阵营中去。大陆会议除了于1775年决定两次发行纸币6百万镑外，只能依赖巨额的战时贷款。

1776年，法国和西班牙向布马奇贷款200万法郎援助美国；1777年，法国再度给予美国200万法郎贷款；1778年美法结盟后，法国又将到1782年为止的总额达1800万法郎的贷款中的第一批300万拨付美国。所有这些款项都得由富兰克林向法国内阁申请，这个内阁当时还承担着本国向英国开战的财政压力。而且，申请贷款的时机也不能由富兰克林自己决定，他得听从大陆会议的指示行事。往往是大陆会议的汇票到了，法国政府的贷款还没有从国库拨到大陆会议在巴黎银行的帐号上来。

对此，富兰克林认为大陆会议应该多多地开发国内的财源以便少乞求他人借贷。他给在荷兰的约翰·亚当斯写信说，“长久以来我对一趟又一趟地跑到宫廷去乞求贷款和友谊感到屈辱，而这些东西是越着急越要不到，而你不去要求，人家反而会送上门来的。想象中的需要是我们唯一的借口。谚语说：上帝帮助自助者。而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俗世才是正当的。”

富兰克林的确很难办。一方面他不能违背大陆会议的指示，另一方面法国政府有预定的年度预算，他们不喜欢富兰克林突如其来地提出贷款要求。这种上门请求贷款常使富兰克林感到难堪，更难堪的是上了门，提了要求，还是借不到大陆会议提出的数字。但无论如何，富兰克林总是费尽心力借到了所要求的贷款数额。

在这时前后，富兰克林还抵制了西班牙对密西西比河的要求。西班牙政府以获得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为条件，愿意和美国结盟。富兰克林1780年10月2日愤怒地写信告诉约翰·杰伊，“我们是很穷，但我知道我们会富的。我宁愿花上一大笔钱去买他们对密西西比河的全部权利，也不愿出卖一滴密西西比河的水。那还不如我向我邻居出卖我的大门。”

也在这时，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之间发生了误会，事情是由亚当斯引起的。

1779年，亚当斯返回美国后，弗尔仁尼通过杰拉尔德建议大陆会议派一个和平使团到法国来，并且特别指名希望派亚当斯担当此任。然而，亚当斯次年2月赴法任职时，弗尔仁尼又被他的行事方式和态度所激怒，不愿意再和他打交道。对此，亚当斯却归罪于富兰克林，并且更加相信法国有其自私的目的，想要延长战争以从中获利，而不考虑美国的利益。

亚当斯认为富兰克林对法国是卑躬屈膝。

亚当斯抱着这样的想法离开法国去荷兰了。富兰克林于8月9日写信给大陆会议就这件事情作出解释，并捍卫自己的外交方式。

“由于亚当斯先生在给德·弗尔仁尼伯爵的几封信中有一些观点和看法得罪了这里的朝廷。……亚当斯先生在寄出这些信之前，没有让我看过。……他亲口告诉我，他认为美国对法国的感激之辞用得过滥，因为比起我们需要他们，他们更需要我们，我们在提出请求时，应多一些强硬。我担心他是判断错了，而对法国朝廷是应该待之以恭敬和体谅的。

“弗尔仁尼外交大臣看上去很生气，昨天他告诉我，他将不和亚当斯先生作进一步讨论，也将不再答复他的任何信件。亚当斯先生已经去了荷兰，正如他告诉我的，去试图干些不可能的事，以减少我们对法国的依赖。”

实际上，富兰克林一向主张在外交上应自主自立，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但对于的确给予美国巨人帮助的法国，他始终是尊敬和怀有感情的。事实上，数以百万法朗计的巨额贷款能以强硬的态度取得，是不可想象的。至于法国的私利，富兰克林清楚地知道法国有它自己的利益需要考虑，但只要这些利益在总体上和美国的相一致，那就没有理由不和它以良好的关系来处理外交事务。

1780年，美国的战局令人忧虑：美法联军在南方从英军手中夺取萨凡纳的计划归于失败，而一支英国远征军却攻下了查尔斯顿。康瓦利斯在内陆行军，在卡姆登附近击败了盖茨的军队。本尼迪克·阿诺尔德的背叛行将把哈德逊河的控制权交给英国人，他现在还占据着纽约。到了12月，由于英荷交战，圣尤斯塔修斯被占，美军在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军需来源被截断。新年伊始，大陆会议便迎头遭遇了财政危机。大陆会议曾于1780年3月被迫废止了它发行的纸币，而以40比1的比例恢复使用旧货币①。许多旧货币的持有人破产了。由于没有钱支付军费，一些愤怒而饥饿的士兵哗变了——

①即40美元旧货币只值1美元。

华盛顿从美国写信告诉富兰克林，要么同英国缔和，要么从法国借钱来。罗尚布——率军在罗德艾兰度过冬天的法军司令——向巴黎报告说，局势已万分危急。

1781年年初，通过背水一战、绝境求生的奋战，美法联军才打了几次胜仗。纳萨内尔·格林在卡罗莱纳境内的作战明显地扭转了败局，拉法耶特率军袭扰康瓦利斯，移师北上，进入弗吉尼亚。5月，罗尚布在新港得知另一支法国舰队由德·格拉赛伯爵率领途经西印度群岛驰援美国，法王也已批准将600万法郎的补助金拨付美国用于战争。危局缓解了。

虽然大陆会议派遣约翰·劳伦斯作为告借紧急贷款的特使来到巴黎，但是在3月份劳伦斯抵达之前，那600万法郎就已经获得了允准。12日，富兰克林向大陆会议报告说，他已经写了一份备忘录，将2月份寄到的美国的借款要求即刻就呈给了法国政府，弗尔仁尼认为所要求的2500万法郎的数字太大，而美国的货币贬值又影响了美国在欧洲国家中的信用，法王“也不喜欢我国在他治下向外国借款……。但陛下决定拨给他们600万，作为免费赠送，而不是贷款，作为他的友谊的表征”。这样，美国就得到了缓解战局所必须的600万法郎。

在办完此事之后，富兰克林知道约翰·劳伦斯正作为特使从美国出发来此，而且约翰·亚当斯已被任命为议和专使，特别是李氏兄弟和伊扎德在国内必然四处贬损自己，于是他想到了辞职。

他在辞职信里这样写道：“我已度过了我的第75个年头，我发现长期的严重痛风，去年冬天发得特别厉害，直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恢复过去我所享有的体力。我不知道我的脑力是否有损，也许我将是最后一个得知这一点的。但我感到我的活动力已大大减退，而活动力是和这个朝廷打交道时特别需要的特点。……我从事了公共事务，并享受了公众的信任，在50年的漫长岁月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我享受到公众的信任和荣誉，足以使任何有理智的上进心感到满足。我没有什么留下来的，只有休息，为此，我希望大陆会议答应派人来接替我的位置”。他相信美国必胜，也没有怨言，他只要求大陆会议能“愿意照顾我的孙子，威廉·谭波尔·富兰克林”。谭波尔在巴黎边打杂边学习外务活动，尽管他还太年轻，不能担任什么负责工作，但富兰克林希望大陆会议能同意孙子在驻欧洲某国大使的属下任秘书工作。

富兰克林想的是，如果辞职被接受，他将带着孙子去意大利和德国旅行一趟，然后“在研究哲学中度过晚年”。

信使到了。富兰克林从一大堆信中拣出大陆会议的公函，剪开了封口，抽出信来看过，富兰克林的脸上毫无表情，又把那信看了一遍，才轻轻嘘了一口气，低声自语道：“这倒没有想到……”原来，大陆会议拒绝了富兰克林的辞职请求。当然，他并不感到沮丧。毕竟他并不是因厌倦这职务才提出辞职的。

9月，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被选派为同英国议和的使者。富兰克林对这一任命既看重，又忧虑。看重它是因为这代表着荣誉，而忧虑是因为他看到在历史上，所有的和约，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缔结的和约，都会有人对其不满意。他宁愿自己“不卷入设计这一和平”。

10月，富兰克林和在英国的朋友通了几封信，谈到交换柏高英的事，爱德蒙·柏克则写信来强调他现在是在和身为科学家、朋友的富兰克林打交道，不是在和美国驻法大使谈话。富兰克林随即答道：“由于人类中那部分愚蠢的人不时地在相互间挑起战争，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那么当然也就有了更聪明的一些人，他们阻止不了战争，但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他们所面对的灾难。”

柏克把这封信拿到议会读了后，诺思内阁大光其火，毫无议和的意思。

11月19日夜里11点，在帕西富兰克林的住处有信差叩门。富兰克林被请出来时，发现是弗尔仁尼派来的。来人交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一句话：“康瓦利斯在约克敦城下投降”。富兰克林见了，大喜过望，打发走了信差，立即唤人将后屋自己办的小型印刷间的印刷机准备好，他要连夜将这大好消息印出来，成为人们明天一觉醒来后听到的第一则喜讯。

但富兰克林对这一消息能很快使英国冥顽不化的托利党内阁积极议和并不抱很大希望，正如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所写的，“至少在目前的内阁仍在台上，或者不如说，当目前的这批疯子还被选派为大臣的时候”，是如此。富兰克林并不是盲目作出这一估计的。身在与英国相隔咫尺的巴黎，又与英国的朋友有着通信件往来，富兰克林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政局的变化和内阁政策的倾向性。

果然，在2月22日的议会会议上，曾动议废除印花税的康维将军动议给国王发陈情书，请求停止把战争进行下去，战争的目的——用武力迫使那个国家的人民屈服——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动议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决。富兰克林愤愤地想到：那一票一定就是诺思自己。

3月4日，富兰克林写道：“那个内阁声称在美国的战争是为了未来，是防御性的。我希望我们得小心在意，对这一宣言不能有丝毫的信任。”

第二天，3月5日，康维在下院动议，应作出决议，并使决议生效，即任何倡言或企图再对美洲大陆打一场进攻性战争的人应被视作英王和国家的敌人。动议被通过了。

到了7日，在诺思已经私下通知了英王，他不能继续任职以后，富兰克林仍对英国的有关战与和的反应十分警觉。他告诉人们，“我们一定不要为这些表面现象所惑。那个国家是多变的。尽管目前多少有些不那么自大了，但一点微小的成功又会使他们像以前一样傲慢无礼。”富兰克林认为，如果不是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功，这个国家是不会认输的。

★生活在法国友人中

除了繁忙的公务以外，富兰克林的生活中总是有许多的朋友，有着广阔的社会交谊，也有亲密的私人朋友，还有他在帕西的家。

富兰克林在巴黎参加的俱乐部是共济会的“九姐妹”寓所。1777年，这家俱乐部接收他作为会员。1778年11月28日，他参加了这家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典礼，主题是纪念5月间辞世的伏尔泰。在典礼完毕后的宴席上，200名来宾为美利坚合众国和它伟大的使者干了第一杯酒。第二年，富兰克林被推选为这个俱乐部的“大师”。在他健康许可的情况下，他总是主持那里的聚会。1783年3月6日，在巴黎的新共济会大厅里举行庆典，富兰克林的胸像在音乐声中隆重揭幕。

法国的共济会和美国的有所不同。在美国，共济会只具有社会性和地方性的意义，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法国，它却带有自由思想、反对专制的鲜明特征。“九姐妹”俱乐部欢迎富兰克林成为他们这个派别的兄弟，在他们眼中，富兰克林已在他的国家里实现了它的改革目标。“九姐妹”俱乐部在富兰克林心目中则犹如费城的共读社，他在这里活动，如同他在青年时代贫穷、默默无闻时参加“皮围裙”俱乐部一样。法国最著名的共济会所在为新的共和国服务方面，成了他的非正式的同道，会员们成了他在一个对他极为友好的国家里的一群宝贵的亲密朋友。对于会员们极为关注的法国的事务，他自然不便去发议论，因为身为一个国家向法国国王派驻的官方大使，他不能不谨慎。然而，他是他们中的一员。由于他的建议，拉·罗其福考尔·丹维尔将美国的州级宪法译成了法文。

在“九姐妹”宅的共济会员看来，美国的宪法成了他们学习实践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启蒙课本。这是些立宪主义者，他们想用宪法限制本国的君主。他们中有几个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成为革命的温和派——吉洛特派分子。在暴力革命发生前，他们和这位科学家、思想家谈论宪法，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用可敬的智慧制造了一场革命，这符合他们的口味。

显然，富兰克林也觉察不出法国的革命会走一条同美国不同的道路。数年来，忙于外交事务的富兰克林，足不出巴黎和巴黎近郊，出入于富豪和特权者的圈子，没怎么注意到法国人民悲惨而绝望的处境。因而他同意法国立宪派关于法国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纸宪法的主张。他所知道的罗伯斯比尔只是阿拉地区的一名年轻律师，在1783年10月往帕西寄了一份他在法庭上的答辩词，反对一项禁止在圣奥马尔教堂使用避雷针的法令。富兰克林知道的马拉也只是一位不著名的关于火的性质的研究者。马拉在1779年请求富兰克林帮助他将他的有关新思想在皇家科学院提出来。富兰克林给了他帮助。他何曾想到，这两个当时的小人物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成了叱咤风云的领袖。

富兰克林对探索大自然的兴趣从来没有减退，但自从来到巴黎以后到参加缔结和约的几年中，他却抽不出时间作研究。对此，他颇为沉痛地写信告诉普利斯特里说，“假如我有闲暇和你一道探索大自然的产物我就太高兴了。我指的是无生命物，而不是有生命物或道德方面的内容。对前者我发现得越多，我便越赞美它们；对后者我了解得越多，我便越厌恶它们。”

就在他这样写的前一天，他在皇家科学院目睹了拉瓦泽①演示关于氧气的实验。其后，他访问了正在实验室里的拉瓦泽。他还常常参加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医学学会的会议——1777年他当选该学会会员。他的老友勒·罗伊是国王在拉·米特的实验室负责人，拉·米特是在帕西的一所皇家城堡。富兰克林常去那里，也去勒·罗伊的家。正是和科学界人士的频繁接触，才使他痛感自己荒疏了自己热爱的自然科学研究——

①拉瓦泽（1743—1794），法国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创始人。

然而，他在一些领域仍作过观察和思考，也有所发现。

1777年4月26日，在给英根豪斯的信中，富兰克林评论了莱顿瓶和伏特①的起电盘之间的明显差异。到1778年12月，他完成了《论北极光》的论文，论文于第二年的复活节后在皇家科学院宣读，并用英文和法文发表了。1780年富兰克林痛风发作，他在养病期间于11月13日给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在谈到对伦敦、费城和帕西空气闷的观察的同时，谈到湿度表。1781年5月1日，他对图戈特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即对10年前他发明的一种耗烟炉作了补充说明——

①伏特（1745—1827年），意大利物理学家。

在同年的5月7日，富兰克林在一封信中触及到了美国的语言问题：

“由于印第安人没有字母，他们就没有拼字法。特拉华语言在弗吉尼亚人那里就有不同的拼法，这可能并不总是因语言的不同而引起的，因为学习某一印第安民族语言的外地人，发现其语言没有拼字法，而是用他们认为能最好地表达那些单词的发音的字母组合来自由地书写该种语言。我观察到，我们的学习同一种印第安语言的不同民族的欧洲人，按照赋予他自己的语言的字母的通常发音，形成了每一种他自己的拼字法。因之，同样的莫霍克语言的单词，被一个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翻译写出来，在拼法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而不了解字母在翻译的语言中通常所具有的作用的人，不可能了解印第安语言的语音”。

在忙过了和谈的紧张阶段——1782年夏季以后，9月22日，由于深受持续不断的结石疼痛之苦，富兰克林对地球的地质结构进行了思索。他注意到英格兰的地质，因为在英国的怀特黑文、德比郡的奥伊斯特等山区富有煤矿，他相信在这个岛的地表曾发生过巨大变化。“在我看来，假如地球一直到地心都是固体的，这个球体的表层部分的如此变化大概就不会发生。所以，我想象地球的深层部分可能是一种比我们熟悉的任何一种流质更为浓稠、有着更大的特别的比重的流质；因此可以在它里面游泳或浮在它的上面。因而，地球的表层是一层壳，可以被它复在下面的流质的剧烈运动所打破或搅乱。……你看，我放纵了我的想象力；但我对你的哲学性的研究方式要赞同得多，它进行实际观察，从事了收集事实，结论离事实所保证的就不会远了。”

这些才是真实的富兰克林的科学研究与观察，而不是如有些人那样把富兰克林想象成了超自然的怪异。按1788年2月27日霍拉斯·瓦尔波尔的说法，连一些英国大臣也具有这类迷信心理。“一些掌权的自然哲学家相信，富兰克林发明了一种机器——大小象牙签盒那么大——和物质，可以使圣保罗大教堂化为一掬灰烬。”但富兰克林作为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名气增长得更快。他的《政治、哲学论文杂集》于1729年在伦敦出版，出版者本杰明·沃根在扉页上称富兰克林是“美利坚合众国驻巴黎王朝的特命全权大使”，尽管当时英国政府还没有承认“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1780年，杜勃格翻译的法文版的资料和沃根版本的资料被译为德文，作为三卷本的富兰克林选集在德累斯顿出版。意大利文的译本在帕杜亚先后于1782年和1783年出版了《哲学文集》和《政治文集》。

在已经成为费城、伦敦、爱丁堡、格丁根、鹿特丹和巴黎的学术团体成员后，1781年，富兰克林被接受为波士顿的美洲艺术和科学院成员；1782年，他成为帕杜亚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科学院的外国会员；1783年，成为都灵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科学院的外国会员，而他的《致富之路》在1777年以后继在巴黎（1年内发行5次）、都柏林、伦敦、佩斯利、坎特伯雷、爱丁堡等地再版发行。

1777年，富兰克林在帕西设立了一个私人印刷所，他的初衷是用它印一些在法国的外交使命所需要的官方表格和文件。现存标有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是一张邀请赴宴的请柬，日期是1779年7月5日。那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一周年，5日正好是星期日。就是在这个印刷所，他印刷了他写的一些散文诗，印了《富兰克林和痛风的对话》，印了他在帕西的主要作品：《波士顿独立报增刊》、《移民美洲须知》、《评北美洲野蛮人》。还免费帮一位获释的划桨奴隶彼埃尔—安德烈·加尔加兹印了他的《关于建立永久和平的方案》。

不应该忘掉的是，上述这些繁重工作以外的活动都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所为。

富兰克林在抵达巴黎时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从1777年小科欣为他画的肖像看，这位哲学家看上去像个狡黠的农民，头戴毛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张嘲笑人而又果断的嘴。画得更像的是第二年杜普利西为富兰克林的房东乔蒙特画的一幅。在这幅画上，富兰克林薄薄的头发从他高而宽的额头朝后梳去，直直地一直垂落到他上衣的毛领上。他的眼睛大而明亮，并无思虑，一张嘴是漠然的。有力的线条横过他的前额，在双眉之间，在鼻子旁边，使他的脸现出老态，然而虽然老，却健壮、红润。巴黎人爱把他想象得比他看上去更老，然后赞美他的不老的精神。但是事实上，富兰克林自到巴黎以后，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他原本强壮的身体开始衰弱了。

在到巴黎后的第一年，富兰克林就注意到自己强壮体格发生的变化。“……有时候在长时间坐着不动写字而没有锻炼的时候，我感到突然的刺痛：在身体不同部位的肌肉里，人们告诉我说那是坏血病。一次旅行往往可以解除这种疼痛。”往返美洲的海上航程、在船上食用干粮和腌制的食物，以及在大陆会议的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不仅使他在到达法国后身体衰弱，而且带来了坏血病的症状。为了减轻病痛，他一周洗两次热水澡，每次两小时。他还尽力少吃牛肉、腌肉和奶酪，尽管这都是他最爱吃的。

1780年10月—11月，他的痛风病发作，一连持续了6个月。在此期间，他一边忍受着病痛，一边幽默地写了《富兰克林和痛风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被拟人化的痛风病告诉富兰克林，他的病是他咎由自取：

痛风说：“让我们检查你的生活历程，早上你有很长的时间出去散步，可你干了什么？不是起来以后锻炼身体以便早餐有个好胃口，而是看书、看报、看小册子自娱。其中多半都不值得一看。你还吃丰盛的早餐：不少于4杯加奶油的茶，一两块抹了奶油的烤面包，上面有好几条熏牛肉。……吃过饭你马上就坐在桌前写东西或者和因事找你的人谈话，这样一直到午后一个小时，没有一点身体的锻炼。……但你吃过午餐后干什么呢？不是在你吃饭的那个朋友家的美丽花园里散步，像一个有理智的人那样，而是在棋盘旁坐下来，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为这种邪恶的游戏你窝在那里苦思冥想，你毁了你的身体。……你不要夸口说你坐马车出去转上半小时是锻炼身体。上帝没有给每个人一辆马车，但他给了每个人一双腿。……你知道B夫人的花园，知道它们是多么适合于散步，你知道跨上150步就可以从台阶来到草坪上。你习惯于每一星期两次在下午去拜访这个和蔼可亲的家庭。你自己编出来的格言说，一个男人走楼梯上上下下一英里顶得上在平地上走10英里。这两种方法是你多好的锻炼机会啊！……可你干了什么呢？你坐在台阶上，赞美那好的景色，看着台阶下花园里的美人们，可你从不移步走下去到她们那儿去。相反，你是为喝茶、下棋而去的。……然后，你不是走回家去，……你坐上了你的马车。

“富兰克林：啊！你真讨厌……噢！噢！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离开我！我衷心向你保证，从现在起，我不再下棋，而是每天锻炼，生活有节制。

“痛风：我太了解你了。你答应得好听；但有那么几个月的健康后，你又要回到你的老习惯上去了。你许的愿会像去年的云的形状一样被忘得干干净净。”

1782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的膀胱结石突然发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但正如他对待痛风病的幽默一样，他在结石病发作期间，也没有意气消沉。他只是因受不了马车的颠簸而放弃了每星期二去朝廷并送孙子去他要去的地方。由于年事已高，他没有做手术，也不服药，只是默默地忍受。

由于病痛，他有时也不由得感到一阵伤感。1784年5月23日，他想起了一首他在费城时常唱的歌，忽然感到人不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现实总是和人的愿望相乖离，“正如我家乡的一位高傲的姑娘，她希望并决计不嫁给牧师、不嫁给长老会教徒，也不嫁给爱尔兰人。但到头来，她发现自己嫁了一位爱尔兰籍的长老会牧师”。

富兰克林老了，这是他真正的病。当他生活在英国或费城时，他常有意识地出去旅行，来保持自己的精力充沛。然而在巴黎，他却做不到。繁重的公务缠身，使他在法国度过的8年半的漫长时日中，他从没有踏出巴黎及其近郊。疲劳和缺乏体力活动加速了他的衰老。

他在帕西的住宅，位于一座小山的山脊上，门前有一条铺砌过的沿着山脊的道路，山坡下是塞纳河，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便可眺望那条河及周围的景色。其实，帕西算不上是个村子，只是一处集中了一些别墅的群落。瓦伦丁纳旅馆的地面伸展出去，成为一座正规的花园。1777至1782年，富兰克林住在佩提特旅馆，在旅馆的后部。后来，他迁入大旅馆主体建筑，它是分开的平行的两翼，其间有一条柱廊和一条拱顶走道相连接。在它们之间，是一个共同的院落。富兰克林住在走进院子时的左手。他的住处宽敞，可容纳他的家人和客人，他的印刷所、他的实验室和9名佣人（1783年1月以后）。富兰克林每年从大陆会议领取薪水11428美元。他每年的实际用度，按阿瑟·李的发现，富兰克林在15个月中从自己的银行户头上取出了12214美元。他的一些同胞认为他在巴黎生活得太过奢侈。比较而言，他比当时的任何一国的驻法大使的生活都要朴素一些。可他自己也说，节俭“是我从未获得的一种美德。”

富兰克林的这个“家”和当年在伦敦克雷文街的那个“家”颇有些相似。家中的永久性成员只有他自己、谭波尔·富兰克林和一名法籍文书。本杰明·贝奇在这里住过一段，和约翰·奎恩西·亚当斯同住了一年左右，不时地也和其他美国男孩同住，他们在星期日同富兰克林共进午餐。后来本杰明·贝奇被送到日内瓦的一所学校寄宿去了。

富兰克林一直喜欢孩子，从不因他们而厌烦。1784年夏季，他写信劝波莉·休森带孩子从伦敦到巴黎来看他。那一年，波莉果然带着孩子们和一名女佣到帕西来过了一冬，到5月1日才离去。当她从多佛港来信感谢富兰克林时，他却答道：“你说到谢我，事实上，我才是该道谢的人。我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但过得很好，它是我所经过的冬天中最短的一个。”

富兰克林也时常想到他在费城的家。在英军占领期间，即1777—1778年，贝奇一家住到乡下去了，约翰·安德列上尉住在富兰克林的宅子里。由于战争，通信联系变得不那么可靠了，富兰克林曾经有过18个月没有收到女儿的来信。尽管他虚张声势地写信责骂她，但依然怀着爱意和她通信不断，心中渴想着见到在他离开美国以后她生的4个小外孙。

富兰克林在法国期间过从最密切的朋友们就是他帕西住所周围的邻居们。

他和住在瓦伦丁纳旅馆的乔蒙特一家几乎天天见面。富兰克林戏称乔蒙特的女儿素菲为自己的妻子，这常使她高兴。

路易·勒·纳拉德也住在那里。他在1789年以后成为那座城镇的第一任市长。纳拉德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成为富兰克林终生的朋友。

在富兰克林和邻居们的交往中曾招来物议的是他同几位女邻居的交往。约翰·亚当斯曾不以为然地说他，“都七十挂零的人了，喜欢美人和喜欢美人的趣味却未曾稍减”。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根据可以证实那些说他好色的传说。

1779年10月11日，他给他在波士顿的继侄女写信，信中说：“你提到法国女士们对我的好意，我必须对此作出解释。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友善的国家。你的第一批熟人竭力发现你喜欢什么，然后去告诉别人。如果你被理解为喜欢吃羊肉，那么在你被请去吃饭之处都会有羊肉。看来是有什么人说了我喜欢女人这样的话，于是，人人都把他们的女眷介绍给我（或是女士们自己自我介绍）拥抱，这是说，让我吻她们的脖子。因为亲吻嘴唇和面颊不是那里的通常作法，前者会被认为是粗鲁，后者会把脂粉擦去。然而，法国女子自有上千种其他方法来取悦于人：用她们变化多端的殷勤和友善，以及她们通情达理的交谈。”

在帕西的邻居中，和富兰克林交往较为密切的有布里伦夫人，这是一位财政部官员的妻子。那官员比她大很多，又缺乏想象力。她在富兰克林搬到帕西后不久就见到了他，那时她是30多岁。从一开始她就喜欢上了老哲学家。他告诉她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布里伦夫人们富兰克林看作自己的父亲。当然，他们不是父女。在夏季里，他们一个星期两次互访，一般是星期三和星期六。富兰克林带着谭波尔在午饭后上她家里去，或在门廊的太阳下坐着喝茶、下棋，或在室内听她或她女儿弹琴。到了冬季，布里伦夫人到巴黎过冬去了，他们就保持书信来往。

他们之间的友情的确很深，他们在书信里时常谈到在天堂里他们将重逢，并且永不再分开。当他们在一起消磨一个下午时，他有时也会向她戏言能否让他比父亲的身份更进一步，但从不例外地总是遭到拒绝。富兰克林从未想到让她离开她的丈夫，那是个慷慨大度的好人。他们三人的关系也很友善。

富兰克林曾为谭波尔向夫人提亲，希望她能答应让谭波尔娶她的女儿。但布里伦夫妇委婉地回绝了。他们觉得谭波尔属于美洲，不适合作他们女儿的丈夫。

富兰克林沮丧了。他想起当年为威廉和波莉撮合之事没有成功，和今日之事何其相似。然而，谭波尔和他父亲的命运还不止在第一次提亲没有结果这一点上一样，谭波尔还和他父亲，甚至和他祖父一样，有了一个私生子。1785年，一个名叫布兰谢特·卡洛特的女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但不同的是，这个孩子不久就夭亡了。

这件事没有影响富兰克林和布里伦夫人的友谊。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继续到富兰克林离开这个世界。

在邻居中，富兰克林与之交往密切的还有赫尔维修斯夫人。这是一位富裕的赋税总承包人的遗孀。赫尔维修斯先生1771年去世后，这位夫人就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和帕西相邻的奥提尔村。赫尔维修斯夫人年轻时美貌动人，到和富兰克林相识时已经年届花甲，却仍留有几分风韵。在他们之间很快建立起来的友情，不像富兰克林和布里伦夫人之间涉及感情、文学、政治等等，而是一种乡下的邻居之间的那种友谊，他们互相探访，富兰克林还为赫尔维修斯夫人写过诗。

后来，富兰克林向赫尔维修斯夫人求婚，夫人却答以她仍在忠实地思念自己的丈夫，不可能另嫁他人。富兰克林失望之余，自我解嘲地写了一篇短文《一位赫尔维修斯夫人》，文中假想自己到了天堂，遇见了赫尔维修斯先生，两个男人一番交谈，得知赫尔维修斯已经另外娶妻，富兰克林便指责他不忠。突然间，富兰克林夫人出现了，说：“我是你49年又4个月的好妻子，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此为满足吧。我在这里已经有了新的伴侣，我们的结合将是永恒的。”听了这话感到气愤的富兰克林，忽然想到“还是退出那些令人不快的阴影，回到这个好世界来，然后我重又看到了太阳和你。我在这儿。让我们报复我们自己吧。”

就这样，富兰克林让自己断绝了对赫尔维修斯的这段情感。然而他们的友情却一直继续下去，成了终生不渝的密友。

和赫尔维修斯相识后，富兰克林又结识了她那个圈子里的一些人，如阿比·莫莱列特、阿比·德·拉·罗吉、彼埃尔—金—乔治·卡班尼斯等等，时相往来。他们常在一起谈话，在这种场合，富兰克林谈得最多的是美国。

年轻的彼埃尔—金—乔治·卡班尼斯回忆当年的富兰克林说，富兰克林曾说他从不慌张，让门开着，总是准备好和任何朋友呆上一小时；他解释说，他和他的一小班人，只有他的孙子和一名文书，干的活比法国政府还多。在那些大办公室里，不必要的助手相互干着不必要的事；他在法国从来都是开窗睡觉，并且在早上和晚上总是裸体在屋里坐上一阵；他讲话从来不带手势，头和身体也不动；有一次，谈到好的品行时，用他那“不正确往往也带有力量和优雅”的法语说：“如果恶棍知道了美德的优越性，他们也会变成不干坏事的诚实的人了”；他说，在对付政客时他拼命地说准确的事实，“这是我唯一的狡狯之处；政客们是那么腐败无能，我总是用这种办法愚弄他们”。

卡班尼斯后来成了法国著名的生理学家。

这就是生活在法国朋友中的富兰克林，喜爱交朋友、也交得上朋友的富兰克林从来不缺少友谊。

同时，他还和国外的朋友们书信不断，其中也包括几名女性，即凯瑟琳、波莉、乔治安娜。

★英美缔和的前前后后

早在1779年，法国外交大臣通过法国驻美大使杰拉尔德就两件事向美国大陆会议提出建议，一是敦促大陆会议派出议和使团到欧洲去，以便一遇有利时机便开始缔和谈判；另一是建议大陆会议接受西班牙提出的西班牙在美洲领地和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的方案。这是美西外交中的一块拦路石。西班牙迄今不与美国结盟，除了怕造成它在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它在整个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和法国只在西印度群岛有少数几个岛屿，不能同日而语——以外，就是在边界问题上它没有如愿以偿。西班牙提出，美西在北美的边界，以密西西比河为美国的西界，以北纬31度为美国的南部疆界。弗尔仁尼通过杰拉尔德表明的立场，使大陆会议感到，法国在它的两个盟国中，偏袒西班牙。

大陆会议选派约翰·亚当斯任议和使者前往法国，并给以明确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在独立或边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1780年的形势对英国有利：在美国，英军连连获胜，美法军队几乎陷于绝境；在英西之间，一支英军舰队已暂时解了直布罗陀之围。英西之间已进行秘密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亚当斯却不合时宜地向法国政府不仅提出法方已承诺的独立问题，而且提出美法盟约中没有规定的美国边界问题。不仅如此，亚当斯还打算立即通知英国他被授予的议和权力，甚至打算到伦敦去，而这在当时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极容易被英国政府看作是求和的表示。亚当斯的如此作为，使弗尔仁尼深为不满。身为驻法大使的富兰克林对此感到不安。

不久，大陆会议发来了新的指示，任命富林克林、约翰·杰伊、南卡罗来纳的亨利·劳伦斯以及杰斐逊参加议和谈判。当时，亚当斯在荷兰；杰伊是驻西班牙大使，虽然未受到承认，但人在马德里；劳伦斯在1780年前往荷兰的途中在海上被英国海军俘获，被关在伦敦塔里；杰弗逊在3年内一直未到法国来。因此，在1781年年底康瓦利斯投降和英国的诺思内阁倒台后三个月中，和英国之间的预备性谈判实际上是由富兰克林一个人在进行。

1782年3月22日，英国的科尔蒙德里勋爵从尼斯来到帕西访问富兰克林。在此之前，富兰克林已从也在尼斯的布里伦夫人的信中得知，科尔蒙德里将在返回英国的途中顺访帕西，并“和我们一块喝茶”。然而，科尔蒙德里比布里伦夫人早得多地来到了帕西，这就不大像是“顺访”了。当科尔蒙德里拿出了舍尔伯恩托他带给富兰克林的便条后，事情更清楚了，他是来帕西代舍尔伯恩向富兰克林致意的。这位富兰克林多年前在伦敦的朋友托人带来了对老科学家、哲学家，现在又是外交官的老友的问候，也许除了朋友间的相互牵念，也是因为预感到在即将到来的和谈中将成为谈判对手。富兰克林在回信中向舍尔伯恩祝贺了英国政局的新发展趋势和即将到来的和平。

不久，随着英国诺思内阁倒台，富兰克林在伦敦时的一位老友也是紧邻的卡莱布·怀特福德出现在帕西的富兰克林住所里。一番久别重逢的寒暄后，怀特福德向富兰克林介绍了他带来的一位陌生人奥斯瓦尔德先生，说他迫切地想见富兰克林先生。当下，他们略作了交谈，奥斯瓦尔德拿出了两封信交给富兰克林。这两封信中，一封是舍尔伯恩写来的。舍尔伯恩现在新内阁中任国务大臣，他向富兰克林解释说那位理查德·奥斯瓦尔德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也是谈判中的对话者。……这使我选择了他，而不是那些性好冒险和官秩更高的人。他完全和我思想一致。……对他，我很少或没有秘密。”另一封信是劳伦斯写来的，他提到在英国，人们认为富兰克林十分狡猾，“我已向奥斯瓦尔德作了评价：‘富兰克林博士深知如何驾驭一个狡猾的人；但当博士和一位坦诚的人谈话或打交道时，没有人比他自己更坦诚了。’”

当时，在新上台的内阁中，舍尔伯恩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福克斯担任外交大臣，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在英国方面，英美间和谈归舍尔伯恩的部门管辖，而英法之间和英西之间的谈判则由福克斯的部门领导。

奥斯瓦尔德曾在美国生活，是一个年老的退休商人，也是个明哲通理的人。他愿意无条件地执行舍尔伯恩的指示。在后来的谈判中，他和富兰克林一直是真诚相待。

在此前后，富兰克林通过柏克向英国政府提出用柏高英交换劳伦斯。其后劳伦斯被用重金保释，和奥斯瓦尔德一同来到奥斯坦德①，然后，劳伦斯往荷兰见亚当斯去了，奥斯瓦尔德则前往帕西和富兰克林会谈——

①奥斯坦德，在比利时境内。

4月15日，富兰克林和奥斯瓦尔德首次会谈，从奥斯瓦尔德那里得知新内阁真诚希望缔和，并认为法国和美国已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东西——美国的独立，但如果法国向英国提出过分屈辱的条件，英国则要将战争继续下去，他们还有这个力量。这实际上是向美国暗示，他们应以获得独立为满足，不应支持法国的什么特别的要求而使战争持续下去。

两天后，富兰克林带奥斯瓦尔德见了弗尔仁尼。弗尔仁尼表示法国的愿望除了达成普遍和平，并无其他。当奥斯瓦尔德问起法国的特殊要求时，弗尔仁尼却想听没有盟国因而无需协商的英国先提出他们的条件。

身为商人的奥斯瓦尔德从凡尔赛返回的途中，向富兰克林讨价还价式地说，如果法国的要求过分，英国将举国一致继续战争。和奥斯瓦尔德以及弗尔仁尼同样是精明商人的富兰克林，对此不作回答。他脑海里却出现了一句格言：害怕的人才去威胁。

第二天，奥斯瓦尔德回伦敦向舍尔伯恩报告去了，也带去了富兰克林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和其他的美国和谈代表都被授予了充分的有关权力，希望奥斯瓦尔德也具有同样的全权。并在信中提到双方应“预先解决我们之间的几个重要问题。”

富兰克林不是无所指的，他是希望英国内阁将加拿大和新斯科舍割让给美国。他小心谨慎地提出了这一点。他指出，英国应对利用“剥人头皮和焚烧村庄的”印第安人帮伙袭击美国居民点作出补偿；他还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免除未来英美之间为此而发生的争端。北方的威胁一天不解除，美国就一天“需要培养和加强同法国的联盟”。奥斯瓦尔德被富兰克林“当作知己”听完了这番话后，答应尽力向舍尔伯恩陈说这一要求。18日，奥斯瓦尔德和富兰克林像最好的朋友那样分了手。

22日，富兰克林寄给亚当斯一份《波士顿报帕西增刊》，增刊以虚构的一名新英格兰国民自卫军杰里什上尉的口吻，陈述了战争期间，塞内卡印第安人用8箱美国人的头皮作为礼品赠送给加拿大的总督。在呈交头皮的时候，塞内卡印第安人的酋长发表了正式讲话，说：“我们希望你把这些头皮献给大洋那边的国王，他会喜欢它们并因之精神振奋的；他会从我们毁灭他的敌人看到我们的忠心，他可以相信，收取了他的礼物的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民”。

《增刊》上另一个标题下，说这些头皮被送到了波士顿，“今天上午，数以千计的人一群一群地来看它们，人人都在咀咒。……有人提议将它们摆设好放在漂亮的小箱子里，封上口，标上：一箱给国王，内装送给他的博物馆的各种标本；一箱给王后，里面是妇女和幼童的头皮。其余的分发给两院的议员，……”

富兰克林将他所知道的英军和效忠派利用他们的印第安人盟友在美国的边疆地区犯下了许多野蛮的罪行，编成了这样的短文，目的是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去作宣传，影响舆论反对前一届英国内阁，并使现内阁难以否定美国方面的要求。

许多份《增刊》被邮往荷兰的杜马，再从这个欧洲的新闻中心传播开去。到10月1日，霍勒斯·瓦尔波尔在一家英国报纸上读到了它，马上就认定它是出自富兰克林的手笔。

在奥斯瓦尔德返回巴黎前，富兰克林收到了亚当斯的信，说他和劳伦斯同意加拿大和新科斯舍对美国具有的重要意义。弗尔仁尼当然不同意美国单方面、私下里向英国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富兰克林想的是为美国争取一个永久性的和平。

5月4日，奥斯瓦尔德回到巴黎，转给富兰克林一封舍尔伯恩的信，信上只说英国人渴望和平，此外还告诉说外交大臣福克斯派了另一名使者和法国政府谈判。实际上，舍尔伯恩已明确指示奥斯瓦尔德：不给美国以赔偿，美国应给效忠派以补偿。只有在美国同意各种条件，只有在美国也独立于法国的情况下，英国才同意美国独立。

另一位英国议和使者是托马斯·格兰维尔。和几年前在伦敦时不一样，他对待富兰克林十分谦恭有礼，他带来的福克斯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对这位美国大使更是赞誉有加。富兰克林平静地会见了格兰维尔。

5月8日，第二天，在富兰克林的安排下，弗尔仁尼、格兰维尔和富兰克林举行了会谈。进入实质性会谈以后，英国使者格兰维尔提出，法国应将在战争中夺取的英国的岛屿和英国在战争中占领的法国的岛屿交换，以换取美国的独立。听到这里，弗尔仁尼微笑了，说：作过这样的变换后，你们付出的所谓给予美国独立几乎等于零。“美国不是在向你们请求独立。富兰克林先生在这里，对这一点，他将作出回答。”

富兰克林在一旁已经听出格兰维尔是在把美国的独立作为谈判中的未定因素来换取更多的利益。这时，他说：“当然，我们不需要为已经属于自己的东西再去讨价还价。”

格兰维尔一时无言以对。弗尔仁尼答应把英国的要求通知西班牙和荷兰，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

5月11日，富兰克林请奥斯瓦尔德和格兰维尔到帕西共餐以会见拉法耶特。两位英国使者极其谨慎，不轻易谈到议和问题上来。

5月14日，奥斯瓦尔德突然返回伦敦。格兰维尔则来到帕西，他又谈起他对弗尔仁尼提出的建议，并说，既然法国不愿为美国的独立付出一点代价，那么美国又何必在和谈中支持法国呢？对此，富兰克林一笑了之。他的确迫切希望和平，但他仍然坚持信守美国和盟友缔结的盟约，在和谈中保持一致。

至此，富兰克林已揣测出英国当局在和谈中使用的策略，即对4个敌国分而议之。

这时，远离本国的富兰克林近于孤军奋战。亚当斯正在荷兰争取一笔贷款，一时不能脱身；杰伊虽然尽快地离开了马德里，但直到6月23日才到达巴黎；劳伦斯以身体状况欠佳为由，一再推迟参与和谈。一切预备阶段的重要工作实际上是由富兰克林一人承担。

5月26日，格兰维尔来向富兰克林报告说他已获得了“和法国及其盟国议和的完全权力”。同时，他递给富兰克林一份伦敦的报纸，报纸上登载着英国海军上将罗德尼于4月12日击败法国德·格拉赛将军的舰队的消息，还报道了英军在东印度的几例胜利。富兰克林看出了格兰维尔是在暗示谈判有利条件的天平，正在向英国方面倾斜，尽管格兰维尔保证说，“这绝不影响英国政府的和谈诚意”。

在弗尔仁尼发现格兰维尔的议和权限仅仅对法国有效时，他和富兰克林交换了意见。弗尔仁尼向富兰克林表示：“他们想和我们联合插手你们的问题。但国王对此不会同意。他认为那与你们国家的尊严不相符。你们将自己谈判自己的问题；同英国交战的每一个国家将缔结自己的条约。所有为了我们共同的安全而需要遵守的是让议和肩并肩地进行下去，并且在同一天签署。”

6月1日，格兰维尔在和富兰克林谈话中通知富兰克林说，他已受命在缔结条约前承认美国独立。

但富兰克林并不因此而喜出望外。他冷静地看到，在英国政府授予它的谈判代表以对美国议和的充分权利以前，一切磋商、谈判都无从谈起。6月2日，富兰克林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说，英王不愿将美国作为法国的盟国提出来，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对美国独立的一种承认”。

6月3日，奥斯瓦尔德带来了舍尔伯恩的信，信中列出了英国对美和谈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针对富兰克林提出的要求英国对在美国的烧杀罪行作出赔偿，舍尔伯恩提出美国应对效忠派在革命期间的财产损失进行补偿。对此，富兰克林回答说，效忠派的财产是被各州没收了的，大陆会议无权授权议和代表考虑这样的要求。况且，如果赋予这种赔偿某种正当性的话，那么应作出赔偿的应该是英国政府。

6月15日，格兰维尔向富兰克林声称他已得到了新的文件，文件赋予他和法国或“和任何有关的任何其他王公或州”进行谈判的权力。

富兰克林听完他的话，尖锐地指出，英国到这时为止总是把我们看作反叛的臣民”。

格兰维尔肯定他和美国谈判和平的权力已经足够了，以他现在的身份，他完全有权力提出：无条件承认美国独立。

但富兰克林对此不能承认，他要等到英国政府明确授权同美国谈判和平的代表，才能正式开始谈判。

6月23日，杰伊到了巴黎。富兰克林向他介绍了和谈目前所处的状态，带他去看了弗尔仁尼和西班牙大使。可是几天以后，杰伊染上了巴黎正在流行的流行性感冒，只得停止刚刚开始的共同工作。

7月，英国内阁发生了变故：舍尔伯恩担任了首席大臣，福克斯辞职了。格兰维尔的职务被艾莱恩·菲茨杰伯特取代。

对美国来说，和谈的前景更乐观了。

在英美和谈合法地正式开始以前，富兰克林并没有坐等。7月9日，在和奥斯瓦尔德举行的非正式会谈中，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列出了他考虑到的和谈基本要点。他把它们分为必要的4点和补充的4点。

必要的4点包括：

1．美国充分、完全的独立，从美国撤出一切英国军队；

2．划定独立各州和忠实于英王的殖民地；

3．对加拿大边界的规定应恢复1774年魁北克法案前的状态，该法案将加拿大边界扩展到了大湖以南直到俄亥俄河；

4．美国人可以自由地在纽芬兰海岸钓鱼、包括鲸鱼。

在建议性的4点中，包括了割让整个加拿大。

除了关于“钓鱼”一点外，这些要点勾画出了最终达成的条约中的基本条款。在独自处理议和工作的3个月中，富兰克林既在坚决维护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完成了和谈的准备工作，建设性地提出了和谈的基本要点，又维持了和盟国特别是法国的融洽的合作关系。从这个国家，美国已经得到了大量援助，美国还将求助于它。

但在已对法国政府有成见的亚当斯和在对美国独立态度冷淡的西班牙工作了两年的杰伊看来，法国和西班牙是通同一气，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替美国着想，因而决计抛开盟国，自行和英国缔约。

8月初，舍尔伯恩对富兰克林备忘录的答复到了，英国政府准备承认美国独立，并同意以富兰克林的4点必要要求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8月29日，英国内阁同意在缔约前承认美国的绝对的、不可更改的独立，以富兰克林拟出的“必要的4点”为谈判基点。

8月10日，富兰克林和杰伊同弗尔仁尼会谈，在谈到美国西部边界时，弗尔仁尼的秘书瑞内瓦尔认为美国在坚持保有密西西比河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了。杰伊和富兰克林对此提出了鲜明的立场：任何更靠东的西部边界都不予以考虑。这次谈话加深了杰伊对法国的不信任感。

9月19日，英国内阁任命奥斯瓦尔德为对美和谈代表。但这时，富兰克林的膀胱结石发病，和谈由杰伊继续进行。

英美使者互换授权书后，10月5日，杰伊正式提出美方的缔和条件，包括富兰克林7月9日提出的4点必要条件，加上了英国和美国可在密西西比河和境内其他地点按国家之间的规定自由贸易。这一点，意在阻止西班牙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

这些条款拟出后，没有经过和法国政府协商便直接送往英国。这时的英国，由于和西班牙争夺直布罗陀的战局发生变化，缔结和约显得已不那么急迫，因而提出了反建议：效忠派必须得到补偿；英国商人的损失应该得到赔偿；美国人只能在纽芬兰的深水区钓鱼；对加美边界作了有利于英国的改动。并派亨利·斯特拉吉前往巴黎“协助”奥斯瓦尔德——

实际上是怀疑奥斯瓦尔德有同情美国的倾向。

10月26日，身为主要议和代表的亚当斯从荷兰来到巴黎。他和杰伊长谈以后，两个人在谈判问题上的观点十分一致：法国不值得信任，美国将单方面同英国议和。29日，他们到帕西，向富兰克林谈了两人的一致看法。富兰克林同意了他们单方面议和的主张。但富兰克林内心深处是不赞同的，他还记得当初弗尔仁尼向他表示不愿意由法国代替美国谈判，应由美国自己声明本国的独立的情景，不觉感到某种内疚，何况自己日后还要和他们打交道。但他也知道，法国的那边还有个盟友西班牙，在美国西部边界的问题上，法国很可能支持西班牙，若为此争执不休，必然贻误和平的到来。何况在三个人的使团中，亚当斯和杰伊已是多数，自己只能同意。否则，内部摩擦必然影响谈判的进行。

这时，富兰克林的结石病已经缓解。在下周的合作中，三人通力合作，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一是英国必须无条件承认美国独立；其二，提出了美国边界的四至；其三，英国可以自由通航于密西西比河。英方提出了债务问题，钓鱼问题和效忠派问题。

其后，在几个星期互不接触以后，双方于11月25日会晤。对效忠派问题，美国代表同意由大陆会议“建议”各州赔偿归还其被没收产业；最后一次讨论在11月29日举行，这一次，劳伦斯也参加了。对尚未达成一致的补偿美国被烧杀的人民财产的问题，富兰克林提出，由英王向国会“建议”赔偿美国人被焚毁、抢劫的财物。英方代表同意了。

第二天，1781年11月30日上午，美英两国的和平使者签订了美英和平草约。签约过后，到帕西富兰克林的住所共进午餐。签约时，富兰克林身穿一套黑色礼服，据说是因为法国王廷正为德国某王子服丧的缘故。

英美和约草签过后，亚当斯、杰伊等人完成了使命，但在法国盟友面前如何交待？如何继续从法国获得巨额贷款？这些难题却留给了富兰克林去解答。

早在11月8日，富兰克林就把大陆会议关于向法国举借的决议和来函呈递弗尔仁尼。富兰克林在信中暗示，如果战争延续，法国将和美国一样耗费财力和人力。

到了条约草签以后，在违悖盟约、单独和敌国缔和的情况下，贷款就显得更为棘手难办。

在11月29日和谈条款已达成一致的当晚，富兰克林写了一张便条派人送给弗尔仁尼，告诉他说和约的预备性文件已准备就绪。第二天，和约草签以后，富兰克林又致函弗尔仁尼，通知他此事，并将草约副本送交弗尔仁尼。

下一个星期二，富兰克林照例前往凡尔赛宫。他外表平静，心里却怀着背信弃义的负疚感。但老练的外交家弗尔仁尼十分平静，不仅没有流露出受了欺骗的不满，反而说英美和约的签订将有助于英法和约的缔结。富兰克林听了稍觉心安。

对于大陆会议的催促，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信为法国辩解：“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由于每一种情况的限制，这个国家的能力也不是无穷尽的。你们有些人看来已习以为常地以为法国的钱足以应付它的各种情况的需求，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需求；而如果它没能向我们提供，则必将归咎于它之缺乏诚意和我之不尽责任心。”

而对弗尔仁尼，他则在12月15日写信告诉他说，有一艘美国船已整装待发，为大陆会议带去急件公文，“我希望我能让这艘安全的船带去我们请求的援助的一部分。请求阁下至少通知我能在我的信里给予他们一些什么希望。我担心如果大陆会议发现至今还一无所获的话，他们会感到绝望的。”

外交辞令的专家弗尔仁尼当然看出信中没有明言的意思：不仅是施加压力和请求贷款，而且在说；如果没有这笔贷款，大陆会议今后也可能不再为法国做什么了。

他利用这个机会，说出了他早就想说的话。他说他感到吃惊，听说富兰克林和他的同事在无视于大陆会议的指示之后，现在却“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不闻不问我们这一部分谈判的情况，就要抓住美国和平的某种希望。先生，你聪明而不谨慎，你完全知道如何做才得体。你一生都在履行你的职责，我请你考虑你是如何提出要完成对国王负责的义务的。我不想夸大这些事实，只把它们诉诸你的良心。当你愿意来消除我心中的疑云时，我才能答复你们的要求以取悦于国王”。

不论这位外交家写的是心里话，还是代表盟约中受到伤害的一方在不得不仍然帮助另一方时不能不作出的姿态，两天后，富兰克林对它写出了他的一封最著名的外交信函。他写道，他曾认为，那艘持有英国通行证的美国船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弗尔仁尼的一种便利。至于那一协议本身只是临时性的，它的最后签订有待于英法和约的签订。至于匆匆完成预备性文件，弗尔仁尼的观察是对的，“在它签订之前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我们有错，错在忽视了‘得体’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一切并非由于对我们所热爱并尊崇的国王缺乏敬意，我们希望它能得到谅解。而至今进行得如此愉快的伟大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不应为了我们的一处不慎而使之毁于一旦。当然，如果你们因之而拒绝继续给我们以援助，那整座大厦将坍塌无遗”。他告诉弗尔仁尼，他和他的同胞如何爱戴和尊敬法王。然后他转笔写道，“我刚听说，英国人夸口说他们已经分裂了我们。诚然，他们这样做了，但是，法国和美国仍然忠实地团结在一起反对英国，“所以，这一小小的误会将成为秘密，而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大错特错了。”

看到哲学家的这封信，外交大臣弗尔仁尼不禁微笑了。第二个星期，富兰克林写信告诉罗伯特·莫利斯说，“小小的误会”在三天之内已烟消云散了。600万法郎中的第一个60万将立即汇去，余额将在1783年分4次发出。

业已草签的英美预备和约的内容在英国传开，朝野一片嘘声。1782年1月20日，舍尔伯恩被迫辞职，让位于福克斯和诺思的联合内阁。

在此之前，英法、英西之间的和平条约已经签订。签约前后，当外交家们重新划定各国在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边界和特权时，弗尔仁尼特意请富兰克林在场。

9月3日，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在凡尔赛，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在英国代表大卫·哈特里在巴黎的住处签订了正式和平条约。

美国人民终于夺得了独立，也迎来了和平。在完成这一“永远会招人挑剔、责难的使命”的过程中，富兰克林没有留下遗憾，而是铸成了巨大的外交成功。

★谦谦学者本色

和约签订一星期后，富兰克林观看了巴黎的首次气球升空表演。

那一天，巴黎城万人空巷，争相目睹这一奇观。下午5点，随着一声炮响，一只巨大的氢气球迅速升空。“一直进入云端”，富兰克林后来写道，“那时在我看来它就像一只桔子，不久以后它就变得看不见了”。后来有人问，“一只气球，能有什么用呢？”富兰克林回答说：“一个初生的婴儿，能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一问一答不多久就传遍了巴黎。

11月20日，富兰克林在帕西又亲眼目睹了人乘上无人驾驭的气球升空。两名科学家皮拉特尔·德·罗吉尔和达兰德侯爵在一只挂在气球下面的藤条筐里，烧着稻草，被带上了500英尺的空中，越过塞纳河后，着陆了。

那位侯爵在当天晚上带着那只气球的发明者约瑟夫·蒙特戈菲尔访问了富兰克林。老科学家想到，气球升空目前仅仅是一种娱乐，如同磁和电的第一次实验一样。它将来会如何发展呢？

他在12月1日又看了一场气球升空的表演后，于6日写道，气球为什么不能成为一种普通的载人交通工具呢？它的用途之一恐怕是可以用来让统治者信服，战争是何等愚蠢，因为它可以使得不管多有才干的统治者的领地变得防不胜防，因为它可以使一支军队从天而降。5000只汽球，每只可载2人，所需的费用也不会超过5只军舰。

他密切地关注着后来的实验。

当约翰·杰弗里——尽管他是效忠派分子——和金—彼埃尔·布兰沙德于1785年1月共同制成了一架飞行器，飞过英吉利海峡时，他高兴异常。杰弗里这位凡尔赛和巴黎的英雄人物，好几次同富兰克林一同进餐。杰弗里还为他从英国带过来一封信，它成为世界上第一封“航空信。”

和约签订以后，富兰克林终于有了一些闲暇。实际上，早在和约草签之后，他就写信告诉大陆会议，希望“能有一些可供我自己支配的时间”，但他的告假被一拖就是两年多。可他毕竟已轻松多了。亚当斯到荷兰争取贷款去了，美洲大陆的烽烟已经消散。作为美国驻法大使，他非常高兴地于1783年3月和瑞典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那个国家的大使不仅希望和独立后的美国打交道，更愿意结识富兰克林。

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许许多多的人向他打听美国的情况，不少人想移民美国。于是，他写了他的《移民美国须知》，并于1784年3月9日将它印了出来，有英文版，也有法文版。他用这本书来向全欧洲介绍美国的真实情况。

他认为，许多对美国有错误印象的人，为了错误的理由想移居到美国去。他们以为美国人富有而无知，虚席以待欧洲去的学者们和艺术家们；期待着欧洲人去占据他们的办公室——那里的工作不是当地人所担当得了的；心甘情愿地无偿用交通工具、土地、奴隶、工具和牲畜去报偿移民。“那都是漫无边际的想象。……真实的情况是，尽管那个国家的人民很少有像欧洲的穷人那么贫困潦倒，也有极少的在欧洲称为富人的人。……美国是一块劳动的土地，任何人在那里都不可能不劳而获。

目前，那里的劳动报酬丰厚。能工巧匠可以过好日子，供养儿女并防老；农工们可以积攒他们的工资，然后变成农场主；人们可以将小笔资本投资于土地，以待地价上涨；那里的人们用他们的双手辛勤劳动而不必担心会遭到耻笑，像在欧洲一样，相反，劳动者在那里受到尊敬。

最后，富兰克林总结说，“我们的国家给予外国人的不是别的，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卫生的空气，自由的政府，开明的法律，自由，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好人民和衷心的欢迎。在国内已经拥有这些或更优越的条件的最好是留在他们的原地。”

人们打听美国的情况，很少不问到“红种人”印第安人的。为了答复这方面问题，他写了《评北美洲野蛮人》。

“我们称他们野蛮人，”他写道，“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认为自己的是文明的，完美的；而他们认为自己的同样如此。……印第安男人在年轻时是猎人，是战士；当他们老了，是顾问；因为所有他们的政府都依靠圣者的意见；没有暴力，没有监狱，没有官员去强迫服从或刑罚。因为他们一般都研究口头表达，最好的演说者最有影响力。印第安妇女耕种土地、准备饮食、照顾和抚养孩子，保存并向后代传授记忆下来的公共事务处理方法。这些男人和妇女所从事的活动都从自然出发，是荣誉的。很少有艺术的需求，他们有充裕的时间用谈话去改进。和他们的相比，我们的劳累的生活方式，被他们视为卑贱和低下的；我们自己珍视的学识，他们看作是轻浮和无用的”。

最后他说，“如果我们不偏不倚地审视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我们将发现没有一个民族是粗野得没有任何礼貌规范，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彬彬有礼得没有一点粗野的残余”。

富兰克林的《评北美洲野蛮人》于1784年1月7日被译为法文。而它和《移民美洲须知》在都柏林当年就连出三版，1785年出了两个意大利文版。《须知》还被译为法文和德文。

1785年1月26日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借费城辛辛那提学会资格世袭传给长子一事，谈了自己对荣誉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人的荣誉可以用来荣耀培养、抚育了他的父母，而不可传留给儿孙。这时的富兰克林已不像当年编写《穷理查历书》时那样看待贵族了，他驳斥了高贵血统纯洁论。他认为把贵族荣誉传给后代就像把封号传给子孙一样，只会贻害于后人。

他的这一封信被阿比·莫勒列特译为法语，但他同意莫勒列特的意见，没有在等级森严、贵族特权成为社会生活常轨之一的法国公开发表。这一思想为其老友米拉波之子吸取，富兰克林这一在美国反对新贵族的思想，成了米拉波在法国革命中摧毁旧贵族的思想动力之一。

富兰克林还谴责当时对盗窃“不义之财”罪的刑罚之残酷。他对他在伦敦一份报纸上读到的一名妇女因偷盗了一家商店的14先令3便士的棉纱而被处死的事例发表评论。他的这一思想写在一封信中，这封信在第二年被塞缪尔·罗密里收入他的《观察》一书中，那是他主张改革英国刑法的第一部著作。

他在并不清闲的“闲暇”中，进入了在法国任大使生涯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他参与了美国和欧洲、北美大国间的缔结条约工作。一直到归国的前几天，美国和普鲁士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

就在1784—1785年间，各种各样的国际荣誉被授予富兰克林，他当选为马德里的皇家历史科学院、奥尔良和里昂的科学艺术科学院、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的会员。英国海军部通过豪勋爵赠给富兰克林一册库克船长的《航向太平洋》，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枚纪念那位航海家的奖章。乔治三世，尽管有一点困难，仍批准了海军部对反叛的富兰克林的友好的姿态，因为富兰克林命令美国巡洋舰在库克从南海归来时给他以帮助。

富兰克林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大多数老友都已谢世，包括斯蒂文森夫人、福瑟吉尔、普林格尔、休姆、卡姆斯勋爵、勒·迪斯宾塞勋爵。富兰克林同斯特拉汉这两个曾因各为其国而反目的老友重修旧好。而他和希普利主教一家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他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

8月16日，富兰克林给儿子威廉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很高兴你希望恢复过去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种亲切的交流。对我来说，这真是太好了。的确，对我伤害和影响得如此之深的，莫过于发现自己在年老时被自己唯一的儿子所抛弃，非但是抛弃，而且发现他拿起武器反对我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有我的良好名声，财产和生命。你说，你感到你对国王的义务和对国家的关心要求你这样做。我不该因为你的政治见解和我不同就责备你。我们是人，是可能犯错误的。我们的观点是不由我们自己把握的，它是由环境形成并控制的，……”他说他打算当年就回美国去，因为再过一年“或许我就可能……太老太弱，经不起海上旅行了。在这里，我生活在爱我、尊敬我的人中间，……也许我会决定死在他们中间；因为我在美国的朋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我已在国外住了这么久，以致于我现在在自己的国家里倒成了外国人了。”这是一位80岁的老父向独生儿子倾吐的心声。富兰克林在感情上的确是想回美国，却又不愿离开巴黎。

告别的时刻临近了。

法王政府赠给他一帧法王的画像，像框上镶有408粒钻石。弗尔仁尼客气而亲切地同他道了别。帕西的朋友们依依不舍地先是挽留，然后送别。当他来到多佛时，赫尔维修斯夫人写给他的信已经先到了那里。

富兰克林和谭波尔、贝奇等一行渡过海峡，在桑普敦登陆，在那里和威廉·富兰克林见了最后一面。他的朋友希普利主教夫妇及其女儿凯瑟琳则一直将他送上航往美国的海船。

7月25日，船启锚了，富兰克林永远地离开了虽然不是祖国，却被他留恋至深的欧洲和那里的一切
九、老当益勇
★回归故土

和前两次从英国归来一样，富兰克林受到了费城乡人的热烈欢迎，鸣炮、敲钟过后，川流不息的来访，延续了一个多星期。

“总算看到了女儿和外孙们，”富兰克林动情地想道，“总算又住在这所妻子生活过又逝去、英国军人占据过又离开的自家的房子里了。”

还是和前两次从伦敦回来后一样，远途归来的富兰克林马上就卷入了故乡的政治斗争。

从他9月14日抵达费城后还不到一个月，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选举的日子。10月11日开始选举，17日选举结果揭晓，富兰克林被选入了州参事会。第二天，他被选为参事会主席。10月29日，富兰克林又被州议会、参事会联合选为宾夕法尼亚州州长。31日，他宣誓就职。

富兰克林在故乡宾州的执政是从11月11日向议会提的建议开始的，建议的内容是修改“检查法”。“检查法”是按立宪派的主张在战争期间在州议会通过的，它规定，任何人在就任公职、选民参加投票之前，必须宣誓忠于宪法。富兰克林认为，当时通过这一法令是出于领导战争的需要。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权力应归还给人民。

提议修改这一法令曾是富兰克林的前任约翰·迪金森施政的主要目标，但由于立宪派的反对，他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富兰克林向议会提出建议后，或是由于这已经成为普遍的要求，或是由于富兰克林的个人影响，也许两者兼有，议会终于通过了议案：选举投票者须宣誓不效忠英王和大英帝国、自宣布独立以来没有帮助过英军，而不是宣誓效忠宾州许多人都反对的宪法。

富兰克林出席参事会会议（每星期6天）的时间平均最多只有1B6，但在宾州，他的在场就足够了。他是在幕后的哲学家—政治家，具体的工作留待更年轻的人们去做。富兰克林在他家乡的影响力如同在别的地方、别的场合、别的机构一样，来自他普遍的声望、他的开明的名气和他那有名的追求和谐的愿望。他作出决定，他1500镑的年薪将不留给自己一分一厘。

富兰克林在执政之余仍热衷于一些发明和研究。只有过一次例外。那是在他从欧洲回来将近半个月的那天，9月27日，一个叫约翰·菲奇的年轻人，带着他的汽船的模型和图纸在美洲哲学学会找到富兰克林，但富兰克林看不出这年轻人的汽船有什么重要性，也没有兴趣。第二年1月，菲奇拜访了富兰克林，请他资助建立一家生产这些汽船的公司。然而，富兰克林只拿出五六个美元作为给他个人的帮助。菲奇负气而去，后来自己通过其他渠道，开始了制造汽动机械的事业。

但富兰克林自己却进行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具的发明创造，如高架取书器就是回到费城后发明的。

在将近30年的海外生活结束后，富兰克林发现自己的产业价值已经三倍于前，这是革命期间不动产增值所致。他在波士顿有一幢房子和一块地基，在费城有几幢房屋和几块地基。在他从法国回来后的第二年，他又操持着建造房子。到1787年4月，他已经有三幢房屋接近竣工，并还想盖另外两幢。他自己住的房屋经过扩建，一楼的餐厅可以坐得下24个人。“这间房的上面是我的书房，同样大小，书房两端有大小如整面墙的窗户，一直到天花板全是一排一排的书。在书房的上面是两间临时住房；在所有这些之上是一座漂亮的阁楼。……现在，所有这些房间都布置起来，住了人，使得全家的生活十分方便，而在以前，这个家是太拥挤了。”

富兰克林暮年回到费城后，一直渴望能回老家波士顿去看看它的变化，探访故人。但是他的痛风病使他行动不便，他早已不能骑马了，平时出门一般需要坐轿，有时是步行去州政厅。因此，富兰克林只能在他的第二故乡效命，而不能圆他的返回故里之梦了。

然而，他的这个故乡也不能独享他的名气和精力，和以往一样，他的国家又在召唤他了。

★为宪法催生

1781年3月1日，就在独立战争已近尾声时，美国各州批准了邦联条款，成立了邦联政府，取代了大陆会议行使权力。邦联政府的权力有限，各州仍保留着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因此，在解决战后初期国内的各种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时，邦联政府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建立一个更强有力更加集权的政府的要求提出来了。这就需要一个新的宪法。

1787年3月28日，富兰克林当选制宪会议的代表。5月14日，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在三四个月的会期中，富兰克林每天11点到会。会上的一名乔治亚州的代表后来写下了对会议期间的富兰克林的印象，“富兰克林博士是十分著名的当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不是演说家，看来也不专心致志于政治。然而，他却是个不同凡响的人。他讲故事讲得那么动听，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他82岁了，脑力却十分活跃，足以和一个25岁的年轻人的相媲美”。

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中的作用主要是和解，不是引导代表们走向哪一特定的方向，而是设法使代表们保持一致。他自己最喜爱的政治理想——院制议会、复式行政机构、公务员无薪制——没有一项被会议采纳。

每当他将发言，他总预先把发言内容写在纸上，请人替他念，因为他不能长时间地站着。他在制宪会议上的这些发言稿都得到保存。

6月2日，他动议行政官员无薪，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附议，但没有被采纳。麦迪逊回忆道：“它受到十分尊重的对待，但与其说是由于相信它的有用性和可行性，还不如说是由于动议的提出者。”

6月9日，一些较小的州提出应享有和较大的州同样的投票权，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1日（星期一），富兰克林提出书面的协调意见：

“我有幸看到，直到这一提案——代表比例问题——引起争论以前，会议一直是在冷静和克制中进行着。在这种场合，如果出现了任何反面意见，我希望它不会再次出现；因为我们被派到这里来是为了相互协商而不是争执，是宣布一种既定的看法，作出决不更改的决议，而不是来受启发或被说服。”

事情暂时地平息了。

在大州和小州的争执中，富兰克林和华盛顿都没有参与。他们更多的是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但在一般代表心目中，本州的利益仍然占居重要地位。较小的州相信如果不具有平等的代表权，他们的利益就只能任较大的州摆布。在各州中，麻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加上其28万黑人）共有人口114万，其他10个小州才共有164．1万人口。较大的州则认为，如果只有3．7万人口的特拉华州和拥有42万的弗吉尼亚州享有同样的代表席位，那是绝对不公平的。

在制宪会议的开头两个星期中，较大的州在有些小州的支持下，得以通过在国家议会的两院中均以人口决定代表席位的提案。小州则马上表示不满，坚持他们在邦联制下所享有的同等权力。双方争执不下，会议气氛紧张。

6月28日，自由主义思想家富兰克林动议在开会前先向上帝祈祷。代表们惊愕之余，没有采纳，但这一提议本身和富兰克林的虔诚祈求上帝帮助的发言，却缓和了会场的气氛。到那一天，一些小州的代表已在扬言，如果没有平等代表席位，就散会。但在他的发言后，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会议开始了。

两天后，富兰克林提议妥协，他呼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各自作些让步以达到立场的接近。

7月2日，富兰克林被选入一个大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州只有一名代表，任务是在大、小州的议员议席问题上寻找出妥协的办法。

第二天，大委员会开会了。富兰克林先倡行在两院都实行比例代表制，讨论的结果是较小的州不同意。最后，在富兰克林动议的基础上，委员会达成了妥协。7月5日委员会向制宪会议报告了这一妥协方案。他们的建议是：

1．在国家立法机构的第一个部分（众议院），应有各州的代表，每4万名居民中产生1名代表；

2．一切关于筹款或分摊钱款的议案必须从第一个部分产生，第二部分不得加以修改或补充；

3．在立法机构的第二部分（参议院），各州享有同等数量的议席。

这一妥协方案在制宪会议上以5（康涅狄格、纽泽西、特拉华、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比4（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被采纳。麻萨诸塞州代表分为几派，无法参加表决。

这是惯于寻求妥协方案的富兰克林平生所作的最重大的协调之一，它直接关系到美国宪法能否在它最被需要的时期问世。

在这段日子里的一天，7月13日，一名来费城访问的麻萨诸塞州生物学家马纳塞·卡特勒被人引见去拜望富兰克林。那是个下午，富兰克林在他自己的家里。来访者见到了富兰克林，发现他是“一位矮而胖的老人，身着一套教友会教徒的朴素的服装，秃顶，有短短的白头发”，没有戴帽子，和几个男人和两三位夫人坐在他家花园的一株桑树下，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女儿。见到来人，“富兰克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握住我的手，表示见到我很高兴，并请我在他身边坐下。他的嗓音低沉，但他的表情开朗、坦率，令人愉快”。他读了来人的介绍信，又握了卡特勒的手，并把他介绍给在场的人。

那里的男人都是制宪会议的代表，在富兰克林的花园里坐着谈话，一直到天黑，萨拉·贝奇把茶端到树下来。在卡特勒看来，那些代表们都很喜欢富兰克林。他还提到富兰克林在给那些人讲一个关于两个头的蛇的故事。

天黑以后，富兰克林把人们领进了他的书房，卡特勒认为那是“美国最大、也是最好的私人图书馆”。

卡特勒还参观了他的一些“古董”：一架玻璃机器，展示着人体内动脉和静脉中的血液循环，富兰克林发明的用来复写信件的滚筒印刷机；还有他的长长的人工胳臂和手可以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书或放书；他的巨大的有扶臂的摇椅，一把大扇子在它的上方，那是他用来扇凉、赶苍蝇的。在他的壁炉架上，有一大堆的奖章、胸像和一些蜡像、石膏像。……

他和卡特勒谈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哲学史，一直谈到10点。富兰克林知识的广博、风度、举止都给卡特勒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制宪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时，有人认为行政被列为第二位是贬低了它。发言不多的富兰克林在7月26日指出，“这样的观点和共和的原则是背道而驰。在自由的政府里，治理者是仆人，人民居于其上，是主人。”

8月9日，他又对外国人任公职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外国人在美国任公职不应需要居住14年之久，像制宪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样。因为一些外国人在美国曾服务得很出色，而一些土著人却加入了反对祖国的行列。

10月，他又发言反对任公职者的财产资格，因为诚实并不是和财富相伴而来的，能力也不是财富的产物。

9月17日，星期一，是最后签署宪法的日子。在秘书准备好文件后，富兰克林起身发言，也就是请人读他的发言稿：

“我承认，这一宪法中的几个部分我目前还不赞同，但我不能肯定我永远不会赞同；因为，活了这么久，我经历过许多事例，那是关于在得到更好的信息或经过更充分的考虑后改变看法的事实，即使是在重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往往我以为是正确的，但却发现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年纪越大，就越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而注意他人的判断。……

“以这样的观点，先生，我同意这个宪法，连同它的一切缺陷，……总之，先生，我不禁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制宪会议的每一位成员（他可以对它还有反对意见）和我一道，在此时此刻……在这一文件上署名，以表明我们的一致。”

然后，富兰克林动议签署宪法。

在最后一刻，华盛顿提出了把4万居民产生一名议员改成3万，获得一致通过。于是，秘书当下就把这一数字改了过来。

对富兰克林的动议，制宪会议表决通过签署宪法。对当时的情景，麦迪逊写道：

“在最后的一些代表签名的时候，富兰克林博士注视着主席的椅子。那椅背上碰巧漆着一轮太阳，他向几位走近他的代表评价着说，那漆匠发现难以用他的手艺区分开一轮旭日和一轮落日。他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这些议程和我对发布的这些文件的希望和担忧的变迁，看着主席身后的太阳，我不能辨别它是升起还是落下。但是现在我终于有幸知道那是一轮旭日，而不是残阳”。

富兰克林终于有信心将美国的这部宪法比喻为东升的旭日了，他参与了将这轮红日托出海面。这是他的老迈之躯为他所热爱的祖国作出的最后一大贡献。

次日上午11点，宾州代表出现在州议会会场上，富兰克林向议长发布了联邦宪法签署了的消息。联邦宪法在宾州获得批准。

9月21日，宾州立法会议开会。到12月12日，批准了宪法。13日，这一批文正式在法院公布，宾州政府的所有官员列队从州政厅出来，然后又走回去，完成了庆祝典礼。

富兰克林9月17日关于宪法的讲话后来被人不顾会议的保密规定而将它印发了。有人认为这篇讲话调子低沉，像是一份沉痛的离开政治生涯的告别辞。是的，不论其内容如何，从富兰克林的生活历程看，它的确是他告别政坛的临别演说。

★在最后的日子里

富兰克林又回到了费城的政治生活中来，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为他的故乡增添光彩了。

10月31日，富兰克林第三次当选宾州州长，但10月刚过，他就病倒了。在第二年1月3日到3月12日，他一次都没能到州政厅、参事会视事。在他任期内的最后几个月里，宾州的行政参事会一直在富兰克林家中举行。连1788年9月16日传来的11州批准宪法的消息都是在富兰克林家中得知的。

1788年10月，托马斯·密弗林当选州长，继任了富兰克林连任了三年的职位。富兰克林最终离开了他服务于其中60余年的政治生活。

多年来竭心尽力的工作，耗损了他健壮结实的身体，乐天、开朗的富兰克林终于被老、病击倒了，他用立遗嘱的举动承认了这一点。

1788年夏天，富兰克林开始写遗嘱了（7月17日公证、署名）。对他的身后之物，除了个人遗产外，他还将他的书籍、手稿、科学仪器和乐器在他的亲戚、朋友、图书馆公司、美洲哲学学会、波士顿艺术科学院中作了分配。他赠给波士顿的免费学校校董会100镑，用来每年颁发银质奖章。富兰克林银质奖章从1793年首次发起，到1922年，奖章数字已达4000枚左右。

1789年6月23日，富兰克林对他的遗嘱作了增补：把金头手杖赠给华盛顿；用未动用的州长薪水赠给波士顿和费城各1000镑，用于发放给25岁以下、完成学徒合同条款的已婚青年的贷款，年息为5％，每年偿还1/10本金。所得利息再借给其他具备类似条件的青年。到100年时可得13．1万镑，将其中10万用于公共工程，其余的再用于上述条件的贷款100年。第二阶段可以得到406．1万镑，其中106．1万用于两城居民，300万用于该州政府。

富兰克林的家产到1789年约为20万美元，因而他从美洲返回费城之时起就心怀此志：将钱财用于帮助像当年的他一样勤勉、上进但无人资助的学徒青年。富兰克林的这两笔基金，在费城，1907年达17．235万镑，其中13．3076万镑转往富兰克林学院，余下的到1936年达13．266万镑；在波士顿，第100年达39．1万镑，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在安德鲁·卡涅吉的帮助下，创办了富兰克林技术学校，其余的在1891年再投资，到1935年达59．3万镑。

服务于公众一辈子的富兰克林直到老、病缠身才回到家中，但由于联邦政府中阿瑟·李、理查德·亨利·李的敌意，他希望早日结清公费帐目和要求一小块西部土地作为服务于国外的报偿的两项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他只能在自我安慰、自我解嘲中排遣愁怀。

现在，富兰克林彻底闲下来了，他开始续写自传。他在1786年11月26日开始，以后几次中断；1788年10月22日起又写到12月9日结石病重为止。至此，富兰克林不能再执笔写作了。那以后，他只能口述，由外孙笔录。

富兰克林这个一辈子都在和命运抗争的人，到病弱的晚年仍是如此。只要病势减轻，他便握笔写作，直到1789年6月当费拉德尔菲亚学院重组时，他还写了《关于费拉德尔菲亚学院原创办者意图的思考》。

退休后的富兰克林不缺少友谊，他写道：“朋友们用他们的友谊来宠我，现在我有时间来接受和享受了。”但令他伤感的是他常常不得不和朋友的后代打交道。当年和他一同创办救火队的第一批队员，如今只有4个人还活在人世。他和国外朋友的联系也没有中断过。制宪会议闭幕后，他于1788年10月24日给法国朋友写信说，希望在法国建立共和制，并谈到自己为农场建立保险机构的想法。1789年5月他又写道：美国的政府可以便国家和人民幸福。目前美国的危险是一些老州倾向于统治者拥有过多的权力，侵及人民的权力。他还向他的法国朋友谈到人权。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他对他热爱的法国的政局变迁一直极为关注。

富兰克林从政治生活引退后，积极地参加废奴运动。富兰克林也曾拥有过奴隶，也曾替人登广告出售奴隶，但他早在1751年就指出该制度在经济上的弱点。1758年他在伦敦时建议建立第一所黑人学校；1775年，教友会教徒建立了第一个废奴团体——宾夕法尼亚促进废奴协会，但在独立战争期间，基本上无所作为。该会直到1787年富兰克林任会长后才重新活跃起来，曾在班迪吉非法进行救助自由黑人的活动。1789年11月9日，该协会请愿要求支持“对公众的讲话”并为之提供资金。富兰克林在“讲话”上签了名。1790年2月12日该会将“讲话”呈交第一届国会。直到5月23日，富兰克林还写了幽默散文“关于奴隶贸易”。

退出政坛的富兰克林仍关注国内政治。1784年9月16日他给华盛顿写了信；1790年3月1日他在写给耶鲁大学校长坎兹拉·斯蒂尔斯的信中还谈到宗教宽容的问题。

富兰克林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是在亲人环护中度过的。他的孙女黛博罗每天喝过茶就来陪他。12月里的一天，专程从英国前来探望他的波莉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在他病榻边念书给他听，他听着听着，不由得也喃喃背出几句记得最熟的诗句。

3月初出发，杰斐逊在赴联邦政府国务卿之任的途中，到费城探望富兰克林，那是这位老人去世前9天。杰斐逊目睹他清晰地一气写完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封信，暗自为这个久病垂危者惊人的脑力而惊叹。

1790年4月17日，富兰克林忽然起了床，请人们帮他整理一下床铺，以便让他死得像样些。萨拉·富兰克林听了悲上心来，告诉他说，她要他好起来，再活许多年。富兰克林平静地说，“我不希望这样”。他已经看到了最后时刻的来临。

就在那天夜里11点，这位伟人溘然逝去。那时，他的孙子谭波尔和本杰明正陪在他的身边。

4月21日，费城人民为他举行了葬礼，两万人参加了出殡队伍。码头上船下半旗，教堂钟楼里哀钟长鸣，向他最后致敬作别的礼炮声听起来也那么沉重。

4月22日，詹姆斯·麦迪逊在参议院动议为富兰克林的逝世服丧一个月以示哀悼，被不经讨论地通过；6月11日，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中，米拉波动议各国应为富兰克林先生之逝世哀悼三天，拉法耶特、拉·罗其福考尔德附议，议员鼓掌通过；第2年3月1日，富兰克林原来的敌人威廉·史密斯在美洲哲学学会前向路德派教堂发去一篇赞美词，赞美逝去的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这样走完了他人生路上的84度春秋，静静地躺在教堂院子里的墓穴中，他的墓碑上只刻着：

“印刷工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年表
1706出生于北美麻萨诸塞的波士顿城一小商人家庭。

1714进语法学校学习。

1716中断学业，帮助父亲工作。

1718始做其兄詹姆士的学徒，从事印刷业。

1721开始匿名向《新英格兰报》投稿，并做过该报临时编辑。

1723毁学徒契约，徙往费城，当印刷工。

1724为独立开业赴伦敦居19个月，当印刷工；发表论文《自由与贫困，快乐与痛苦论》。

1726返回费城，先当店员，后当印刷所工头。

1727创办“共读社”，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种问题。

1728和人合开印刷所。

1729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开办文具店；出版《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

1730和黛博勒·里德结婚；其子威廉出生。

1731创办费城图书馆。

1732出版《穷理查历书》创刊号。

1733开始自学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

1736担任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文书；组建费城联合救火队。

1737就任费城邮政局长；改革费城警务。

1740发明“开炉”。

1743女儿萨拉出生。

1744创办“美洲哲学学会”，自任秘书。

1746发表《平凡的真理》：组建费城的国民自卫队。开始电学实验。

1747通过各种电学实验，在电学理论上作出重大突破。

1748改印刷所为合伙经营；当选宾州议会议员。

1749创办费拉德尔菲亚学院。

1751帮助创办费城医院。

1752作天电传蓄试验—费城电风筝试验；发明避雷针；《电学实验与观察》被发表。

1753因电学研究成果获英国皇家学会的科普利金质奖，被推举为皇家学会会员；被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授予硕士学位；与人合任此美邮政总代理。

1754作为宾州代表出席在奥尔巴尼召开的殖民地代表会议，提出著名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

1755任费城国民自卫军指挥官。

1757发表《致富之路》（《老者亚伯拉罕的讲话》）；在议会提案铺设费城街道；作为宾州议会代表赴英请愿，反对业主在殖民地的免税特权。

1759被安德鲁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1760通过努力使英国王室枢密院决定，殖民地业主的产业必须同样纳税。

1762发明玻璃琴，流行欧美数十年；被牛津大学授予民法博士学位；返回费城；其子任纽泽西州长。

1763巡视北部殖民地邮政，开始改革邮政；反对屠杀一切印第安人，撰写《近来兰开斯特郡一些与本省友好的印第安人惨遭来历不明的人屠杀的实录，及关于这种事情的意见》。

1764在宾州议会选举中败于激进派；作为宾州议会代理人赴英请愿，反对业主劣政。

1766在英国下院为废止印花税事答辩，促进了印花税法案的废除；出访汉诺威；当选汉诺威皇家科学学会会员。

1767初次旅法，受法王接见；受命再任宾州议会代理人；开始筹划实现美洲殖民地西部领土计划。

1768受托担任乔治亚州议会代理人；发表《1768年前美洲人不满之原因》；做关于船速在深水、浅水中变化的实验；开始研究语音学和拼写改革。

1769受托担任纽泽西州议会代理人；再次访法；出版第4版《电子实验与观察》，增加了《哲学题目信件集》。

1770受托担任麻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发表讽喻英美关系的《鹰与猫》等寓言三则。

1771游历英伦三岛；访泰福德的希普利主教；开始写自传。

1772当选法兰西皇家科学院“外国会员”；避雷针尖头、钝头之争。

1773发表《普鲁士王之敕令》；《电学实验与观察》法文版出版；做用油平海浪实验；研究感冒病因。

1774“赫金森信札”事发，被解除北美邮政总代理之职；结识并介绍托马斯·潘恩赴美；开始和几方面英国政要共同作调和英美矛盾的努力；第5版（最后一版）《电学实验与观察》出版；用油平息海浪的实验报告发表；妻子黛博勒逝世。

1775向英呈交《调回驻波士顿驻军的方案》，遭到拒绝；返回费城，途中研究海湾海流；当选北美殖民地第二次大陆会议代表；担任宾州治安委员会委员；和潘恩共同起草宾州宪法；和儿子、加洛维分道扬镳。

1776参加起草《独立宣言》，宣言通过后，任美利坚合众国邮政总长；当选宾州制宪委员会主席；参加同英国将领豪的会谈；奉大陆会议派遣出使法国，途中研究海湾海流。

1777继续从事电学研究。

1778缔结《美法友好通商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同伏尔泰会见；发表关于北极光的论文。

1779受命任驻法全权大使；出版《政治、哲学论文杂集》；发表改革了的字母表。

1780德文版选集（三卷）出版；发明双光眼镜；研究空气湿度。

1781成为波士顿的“美洲科学艺术学会”会员。

1783英美缔结《巴黎和约》，英国承认北美13州独立；入选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

1784发表《移居美国须知》、《评北美洲野蛮人》。

1785返美；当选宾州州长（1785—1787年三年连任）；发明高架取书器；重续自传（1785—1786年）。

1787参加联邦宪法会议，促成宪法通过；“政治研讨学会”成立，担任会长；担任“宾夕法尼亚促进废奴协会”主席。

1788退出政治生活，立遗嘱。

1789撰写《关于奴隶贸易》。

1790逝世于费城（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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