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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1）

-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2）

-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3）

-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4）

-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5）

-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6）

-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1）

-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2）

-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3）

-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4）

-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5）

-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1）

-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2）

-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3）

-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4）

-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5）

-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6）

-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1）

-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2）

-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3）

-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4）

-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5）

-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1）

-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2）

-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3）

-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4）

-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5）

-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6）

-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7）

-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1）

-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2）

-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3）

-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4）

-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5）

- 10岁留洋的小女孩（1）

- 10岁留洋的小女孩（2）

- 10岁留洋的小女孩（3）

- 10岁留洋的小女孩（4）

- 10岁留洋的小女孩（5）

- 10岁留洋的小女孩（6）

-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1）

-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2）

-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3）

-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4）

-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5）

-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6）

-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7）

- 到波士顿读名校（1）

- 到波士顿读名校（2）

- 到波士顿读名校（3）

- 到波士顿读名校（4）

- 美国式的初恋（1）

- 美国式的初恋（2）

- 美国式的初恋（3）

- 美国式的初恋（4）

- 美国式的初恋（5）

- 美国式的初恋（6）

- 连父亲都觉得她太洋气了（1）

- 连父亲都觉得她太洋气了（2）

- 孔“圣人”进宋家（1）

- 孔“圣人”进宋家（2）

- 孔“圣人”进宋家（3）

- 孔“圣人”进宋家（4）

- 孔“圣人”进宋家（5）

- 孔“圣人”进宋家（6）

- 孔“圣人”进宋家（7）

- 孔“圣人”进宋家（8）

- 革命伙伴变女婿（1）

- 革命伙伴变女婿（2）

- 革命伙伴变女婿（3）

- 革命伙伴变女婿（4）

- 革命伙伴变女婿（5）

-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1）

-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2）

-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3）

-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4）

-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5）

-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6）

-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7）

- 孙中山广州提亲（1）

- 孙中山广州提亲（2）

- 孙中山广州提亲（3）

- 孙中山广州提亲（4）

- 孙中山广州提亲（5）

- 孙中山广州提亲（6）

- 北京送别孙中山（1）

- 北京送别孙中山（2）

- 北京送别孙中山（3）

- 蒋介石当上了总司令（1）

- 蒋介石当上了总司令（2）

- 蒋介石当上了总司令（3）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1）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2）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3）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4）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5）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6）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7）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8）

-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9）

- 宋霭龄大力推动蒋宋联姻（1）

- 宋霭龄大力推动蒋宋联姻（2）

- 宋霭龄大力推动蒋宋联姻（3）

- 蒋介石“处理”旧妻妾（1）

- 蒋介石“处理”旧妻妾（2）

- 蒋介石“处理”旧妻妾（3）

- 宋老太太终于点头（1）

- 宋老太太终于点头（2）

- 宋老太太终于点头（3）

- 宋老太太终于点头（4）

-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1）

-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2）

-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3）

-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4）

-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5）

-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1）

-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2）

-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3）

-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4）

-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5）

-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6）

-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7）

-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1）

-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2）

-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3）

- 蒋介石为孙中山移灵（1）

- 蒋介石为孙中山移灵（2）

- 蒋介石为孙中山移灵（3）

- 宋美龄催促蒋介石受洗（1）

- 宋美龄催促蒋介石受洗（2）

- 宋美龄催促蒋介石受洗（3）

- 宋美龄催促蒋介石受洗（4）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1）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2）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3）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4）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5）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6）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7）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8）

-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9）

- 陈诚做了干女婿（1）

- 陈诚做了干女婿（2）

- 陈诚做了干女婿（3）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1）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2）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3）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4）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5）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6）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7）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8）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9）

-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10）

-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1）

-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2）

-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3）

-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4）

- “励志社”培养黄仁霖（1）

- “励志社”培养黄仁霖（2）

-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1）

-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2）

-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3）

-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4）

-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5）

-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6）

-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7）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1）

在风光旖旎的海南岛上，文昌县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名山秀水中，背靠的黎山笼罩着葱翠润泽之气，面朝的大海清风宜人，一派瑰丽的热带风光。正是美丽的文昌县城，孕育出一个又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数百年前，清官海瑞从这里走出，在中原大地写下了“青天”的美名，留下了荡不尽的浩然正气和一身傲骨清风。几百年后，一个懵懂的少年从这里登船，前往大洋彼岸陌生的国度，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打拼。这个少年就是“宋氏王朝”的创始人——宋耀如。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

公元1886年的上海，正日益成长为“冒险家的乐园”，殖民者和传教士纷至沓来，暴发户和帮会纷纷涌现。黄浦江上轮船来往，外滩边新的大楼不断崛起，各式各样的工厂和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中西交汇，龙蛇混杂，各种势力交相碰撞。

7月的一天，上海外滩英租界，一群中国人正在公开集会。虽然是早上太阳刚出来，但闷热的天气已让人冒出汗来。集会的参加者显然有些特别，不少人在这大热天也是西装领带，衣着严整，为首的几个人手捧《圣经》，神情肃穆。

其中的一位青年牧师，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但眼睛明亮有神，正用激昂有力的语言发表着演说。简短的演说后，他在人群的呼应声中高高举起一块用硬纸板制成的标语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请取下侮辱我们的牌子！”

这是一次公开要求摘除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抗议行动，参加抗议行动的人，大多是中国第一个归国留学生会社——留美学人会的成员。

这时旁观的群众开始多了起来。大家虽然对身着西装，剪着短发不留辫子的青年牧师感到新奇，一时间议论纷纷，但听到他号召大家起来捍卫中国人的尊严时，立刻大声叫好，掌声不断。

马上有人提议到英国领事馆门前示威游行，大家齐声响应。队伍由留美学人会成员组织和引导，青年牧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这时从英国领事馆内冲出来的印度巡捕开始驱散示威人群。场面开始混乱起来，喊叫声和打闹声不断。面对巡捕的棍棒，青年牧师镇定自若，不躲不闪，手持《圣经》，反复地吟诵着《新约全书》中的一段话：“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位年轻勇敢的牧师名叫宋耀如。当时，他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受美国基督教会的派遣，到上海参与传教活动。

宋耀如虽然幼年即随亲属赴美，并在长期的旅美生涯中养成了美国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但仍然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充满激情和理想的他不能忍受租界当局对中国人的歧视，回国不久就和留美学人会的朋友们组织了这次示威活动。

宋耀如等活动组织者很快被带到了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面对洋人官员，宋耀如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义正辞严地要求租界当局不得侮辱广大中国人民。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2）

靠着自身坚强的信念和众多围观的中国群众的声援，以及租界当局对宋耀如等人美籍牧师身份的忌惮，这次示威活动达到了部分目的。租界工部局不得不宣布，外滩公园只有“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是被允许的。

虽然自己组织的活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取得了成功，但宋耀如却仍然感到压抑。满清朝廷的腐败，国民的愚昧和社会的全方位落后，让这位一心想用基督精神来拯救中国的年轻人备感失落。而派遣他到上海传教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并不重视像他这样的中国传教士，只给他安排了一个低级职司。想到自己在美国这么多年艰辛飘零、发奋学习，回国后还是遭受如此待遇，总是闷闷不乐。

宋耀如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原名韩教准，他的父亲是韩鸿翼，夫人王氏，生有三男一女，他是第二个儿子。由于家境困难，9岁时（1875年夏）随哥哥韩政准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1878年年初，他在爪哇遇到了一位姓宋的堂舅。这位堂舅原在美国加州当华工修筑铁路，后来跑到东岸波士顿开设了一家专售中国丝茶的小店，他在海南岛探亲后返美途中经过爪哇，见当时的韩教准聪明勤快，又能吃苦，就带上了他一起远渡“新大陆”。

韩教准到了波士顿之后，他的堂舅很喜欢他，加上自己年纪大了也没有孩子，就把韩教准收为儿子，改姓宋，取名嘉树。耀如则是后来到上海后他自己取的号，因为他的朋友和革命伙伴经常以此称呼，反而更为知名。

宋耀如就在养父的丝茶店里帮工当店员。为了能够较快地学会英文，养父为他请了一位英语教师，这位教师不只教他英语，还时常讲些美国林肯总统的故事。宋耀如也渐渐知道了美国内战★、林肯总统“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思想，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为他后来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事业打下了最早的思想基础。

当时有些清政府选派赴美就读的幼童留学生常从麻州剑桥越过查尔斯河到波士顿他养父的店铺里买东西，大家年纪相若，有共同语言，所以经常一起聊天。天长日久，他和其中名叫牛尚周和温秉忠的两名留学生成了好朋友。牛尚周和温秉忠本是表兄弟，3人的关系非常融洽。牛、温两人常劝宋耀如找机会到学校念书，增进知识，将来也好为祖国效力，至少可以回国后找个理想的工作。宋耀如对他们的鼓励牢记于心。后来他们都回了国，3人还结成了连襟，世代交好，传为佳话。

宋耀如想要念书，可是这个想法让他的堂舅兼养父很不高兴。他把宋耀如训斥了一顿，不准他上学，命令他好好学会做买卖，把店铺经营好。可是这时的宋耀如已不再是到美国前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了，在美国潜移默化所受的影响和知心朋友的劝告发挥了作用。考虑了几天后，富有理想又性格倔强的宋耀如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与丝茶货物为伍，终于选择了像一些美国男孩那样离家出走。他偷偷跑到波士顿港口一艘美国国税局缉私船“亚伯特·加拉廷”号上躲起来，39岁的挪威裔船长查理·琼斯被他不甘平庸、勇于追求的精神所感动，收留了他，让他在船上干活。不久，船长琼斯被调至北卡罗莱那州温明顿的另一艘国税局缉私船“舒勒·柯法克斯”号，宋耀如也随后跟了去。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3）

勤快聪明的宋耀如很快赢得了琼斯船长的好感和喜爱，他待宋耀如有如亲子，并教他信仰基督教。

船长的好友、内战退伍军人罗杰·穆尔上校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重要人物，负责男子读经班，为了帮助宋耀如实现进入学校念书的愿望，琼斯船长找机会把宋耀如带到了穆尔上校那里。穆尔上校又把宋耀如介绍给南方卫理公会的头面人物里考德牧师。里考德对这个东方男孩产生了兴趣，打算将宋耀如改造成一个医生传教士，使他在回到东方大国——中国之后，既能行医、又能传教，治病又救人，一举数得。宋耀如自己也渴望掌握一门学问，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同意了里考德牧师的安排。

于是在1880年，14岁的宋耀如正式受洗为基督徒。为了表示对琼斯船长的敬意，宋耀如以查理·琼斯·宋为教名。

1881年4月，穆尔上校和里考德牧师把宋嘉树送到北卡州三一学院（即杜克大学前身）学习，并请求杜克大学创办人之一的朱利安·卡尔将军负担宋嘉树的学费。卡尔将军是联邦军的军人，当地著名的纺织企业家和慈善家，他一口答应了此事。卡尔将军的这一善举不但从此改变了宋耀如的一生，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卡尔将军给宋耀如留下的影响是深刻的。宋耀如喜欢称他作“卡尔父亲”，从卡尔身上他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几十年后他还效仿着卡尔的生活方式，也喜欢模仿卡尔的一些习惯性动作。同时，身为纺织企业家的卡尔将军还给了宋耀如一些非常有效的商业知识和做生意时准确判断的能力，培养了他作为企业家的职业本能。

当然，宋耀如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神学，他在三一学院苦练英文，勤读《圣经》。一年后转学到田纳西州纳希维尔的范德比特大学神学院。他在范德比特读了3年神学，于1885年5月毕业。宋耀如的学业是出色的，当时他本人想留在美国，继续学医，卡尔将军也赞成，但教会不同意，范德比特大学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也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负责人，他坚决反对宋耀如继续待在美国学医，要他尽快回到中国传教。

早在19世纪初，美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就派出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各地传教，而上海是最重要的传教基地。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就派遣有一个布道团。当时，各国教会在中国争夺范围，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斗争十分激烈，宋耀如所在的南方卫理公会急需要更多的像宋耀如这样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的中国人充当传教士，返回中国以增强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布道的力量，以便更好地扩展美国教会在中国的势力。于是，1885年10月北卡罗来纳州监理会在马克谛耶主教的主持下，举行特别仪式，任命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生查理·琼斯·宋为监理会见习牧师，并立即派赴中国传教，在负责中国上海地区传教事务的林乐知牧师手下工作。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4）

虽然没能继续学医，但想到可以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祖国，宋耀如还是充满了兴奋。同时，当时的他也相信基督能帮助他拯救祖国，对回国传教充满了信心。为此，他还给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的负责人、也就是他将来的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说道：“在我结束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

1886年1月，宋耀如搭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海轮到达上海码头。凛凛寒风中，双脚重又踏上祖国土地的宋耀如感慨万千，一个阔别了故土11载的海外游子，满怀着用基督精神拯救祖国的理想回来了。

但是满腔热情的宋耀如却不曾想到，马克谛耶主教已给上海的林乐知博士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派到基层巡回布道，并特意指出不能让他过像在美国那样舒适的日子，去农村布道时“没有轿子，就走着去”。

在信中，马克谛耶主教还这样说道：“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特征丢光。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过错。让我们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开始辛苦吧。让他上阵；没有候补的位置。”

当然，宋耀如始终不知道这样的教会内幕，他直接感受到的是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的冷淡和白眼。

在虹口的南方卫理公会，宋耀如见到了这位上司。当他用英语热烈地向林乐知述说自己对在中国传教的感想时，却发现对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林乐知博士面无表情地听着宋耀如说话，心里却在想着马克谛耶主教信中的话，不由得皱起眉头。在他看来，这个查理·宋无论英语如何流利，志向如何远大，也只是被美式教育改造过的中国农民后代，决不能让他等同于真正的美国传教士。他决心把宋耀如的这种美国外表剥掉，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国人。

想了一下后，他慢吞吞地说道：“查理，你应该先学讲上海话，少讲英语，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中国民众宣扬基督教义，为他们指明道路。”宋耀如虽觉得这位上司的冷漠表情让人不舒服，但也不好反对，而且学说上海话也有其必要性。于是恭恭敬敬地答应了。

随后林乐知简单向宋耀如宣布了对他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他必须先到上海郊区的吴淞口传教，月薪15美元。初来乍到的宋耀如当然也没有办法表示什么意见，只好一口答应。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5）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吴淞地区的基础比较好，当地教徒早已是卫理公会的忠实会众，所以虽然是郊区，宋耀如的传教工作并不很艰难，但他同时还要负责在本教会的学校教授孩子，这可是一件辛苦事。

他教的学生全是附近农村的一些无法无天的顽劣儿童，喜欢捉弄老师。每当宋耀如出现在讲台上时，他又矮又壮的身材、剪短的头发和黝黑的带有华南人特征的脸孔，都会引起学生们嗤嗤窃笑。他总是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来让这些小孩安静下来，才能打开他的课本，开始讲课。而他的上海话又没有马上学好，不时地会夹杂着英语单词。最要命的是有时候当他偶尔加上一些海南方言时，总是会引来学生的哄笑。

当然，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心，宋耀如坚持了下来。并以自己的质朴坦率的性格，赢得了学生的拥戴。他教的学生中还有日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当然那时的胡适也还是一个爱捣蛋的小孩子。第二个学期他的学生就多了一倍。

当时的中国还是清政府统治，上海虽然是通商口岸，外国人众多，但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完全美国化的留洋传教士还是很少见的。他的穿戴和举止总是和别的中国人格格不入，别的中国人都穿黑布长衫，或褪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头上梳着辫子。而宋耀如穿的却是洋鬼子的西服，剪短头发，梳的是整齐光滑的西式背头，走路昂首挺胸，显得精神十足。儿童们在街上看见他便叫他“洋鬼子”，他们的父母则叫他“小矮子”。

比这些更让宋耀如难堪的是15美元的月薪实在是太低了，这个收入标准对于当时一般的下层中国民众当然不算很低，但对于他这样一个留过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根本没有其他消费的能力，也不可能有所积蓄。当然，他知道自己年轻，在上海立足未稳，一切还只能依靠教会，所以并不急着在这些事情上向林乐知多提要求。

尽管如此，麻烦的事还是接踵而来。

林乐知博士安排了一位老师教宋耀如讲上海话，同时也教一些书面的中文。这位老师名叫查理·马歇尔，原来也是一位中国人，小时候作为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凯利博士的仆人，在美国待过14年。

他是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6）

宋耀如本就心直口快，脾气急，林乐知博士是顶头上司，那是无可奈何，偏偏这查理·马歇尔也是一副自命不凡、目中无人的样子，两人之间一开始就产生了摩擦。于是本来教中文的语言课常常变成争论谁的英语表达更准确。宋查理受过大学教育，争论的时候自然要占上风。

时候一长，马歇尔老师无法再忍受了，怒骂道：“你知不知道你的那种北方佬的讲法是多么的让人发笑！我讲英语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我到美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的乡下呢！你给我滚，我不想再教你这个混账学生！”

于是两个人不欢而散。在挨了顶头上司的一通狠批后，宋耀如被派到上海远郊，在昆山县的乡下当一名巡回传教士。

尽管心中不平，宋耀如还是走马上任了。在昆山的日子是单调而苦闷的。宋耀如还是只有每月15美元的微薄收入，租住在乡下一所简陋的村舍小屋。房子条件不好，四面透风。遇到阴雨天更是难熬。对于饮食上已适应了西方餐饮的他来说，吃饭也是个难题。平时没事他就成天一个人待在屋里，不愿出门见人。

一个本来热心地希望向祖国人民传播新知识和基督福音的年轻人变得异常孤独，因为他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当地人都有意避开他。走在传统封建的中国农村，穿着西式服装的他总是引来众多疑惑的目光，这可比上海街头差太远了。最后，他不得不收起美国服装，穿起中国长袍，戴起瓜皮帽来，但他又没有辫子，总是不能和周围的人融为一体。

他经常躲在屋里，一个人陷入沉思，想起过去在美国时卡尔将军和琼斯船长等热诚厚道的人对他的真诚帮助，不禁感叹林乐知为什么老看他不顺眼，同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十分悲观。理所当然的，他要求回海南老家探亲的请求也被林乐知拒绝了。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1）

感谢上帝，这段难熬的日子并不长。时来运转的一天来了。那一天，宋耀如赶到上海见留美学人会的朋友，因为平时熟悉的几个教友不在，便早早出来了。这些天在昆山的小屋子里成天闷着，早想出来散散心，于是信步来到了上海黄浦江边的外滩。望着江上来来往往的轮船，心中也是烦躁不安。沿江走了一会儿，实在不想动了，就呆呆地站在那儿一个人发愣。

“是查理吗？”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带着些迟疑。宋耀如转过头去，只见一位长袍马褂、风度翩翩的青年站在他的面前。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嘴角挂着熟悉的笑容，正是在美国时相识的留学生牛尚周。

牛尚周和宋耀如互相看了半晌，同时张开双臂，朝着对方扑去，热烈地拥抱在一起。过了许久才松开手来。宋耀如仿佛孤身在外的游子见到了亲人，激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两人就在江边坐下聊了起来。当然说起各自回国的情况。宋耀如说话快，很快就把自己回国后的遭遇全盘托出，向牛尚周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心酸，最后他感叹：“我是多么的孤独啊，所有的人都当我是外人，有话无处讲，哪还说得上向别人传播福音。”

牛尚周耐心地听他说完，说道：“先不要着急。现在我表哥也回上海了，大家以后可以时常在一起，互相照应。”“啊，秉忠也回来了，那太好了。”宋耀如几乎要跳起来了。

牛尚周的表兄温秉忠也曾一起在美留学，大家都是熟悉的好朋友。

照宋耀如的急性子，马上就要让牛尚周带他去见面。牛尚周笑说：“你还是风风火火的脾气。秉忠这两天不在上海，过几天等他回来我们再聚。”接着，他故作神秘地说：“我和他现在可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啦。”

看着宋耀如疑惑不解的样子，牛尚周笑道：“你想不到吧，我们现在可是连襟啦。”

这消息确实让宋耀如也有些意外。过了好一会儿，才苦笑着说：“你们都已经结婚了。唉，我还是一个人，像个游魂野鬼。”

看到牛尚周沉吟不语，宋耀如又叹口气说：“我这一辈子恐怕只能单身了，走来走去，不讨人喜欢。人家当面喊我‘洋鬼子’，姑娘见我躲得远远的。这里又不像美国，谁家的岳丈敢招我这样的女婿啊？”

“别这么说嘛，你这小伙子不是挺好的吗？有热情有干劲，又留过洋。虽然个头矮些，也是蛮精神的嘛！我看姑娘有的是，怕是你看不上呢。”牛尚周拍了一下宋耀如的肩膀，诡异地笑着，说：“我能解除你的苦闷，给你找个老婆。”

牛尚周的话让宋耀如出其不意，脸一阵发红，笑了一下才说：“你又在开我玩笑了。”说着挥拳作势要打。牛尚周笑着求饶道：“别打了，打坏了，就没人给你找老婆了。”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2）

看到宋耀如着急害羞的样子，牛尚周心里明白，看来他确实是想找个老婆结婚了。

其实牛尚周心里已有了打算。

当时，牛尚周刚刚和上海一个倪姓的基督教徒家庭结亲。这是中国最早、最有名的基督教徒家庭之一，相传倪姓教徒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系后裔，而徐本人早在1601年就经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介绍而皈依了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就属于徐氏家族，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据说这个地名就因世居当地的徐家而来，徐家在当地也有不少的产业。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也是圣公会的教徒。长期相处后，她嫁给了那位倪姓先生，自己也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妻一共生了3个女儿，倪太太依照当时传统，让每个女孩都缠足。可是到第三个女儿就不行了。这小女儿对缠足反应不适，发了高烧。出于父母疼爱儿女之心，倪氏夫妇只好作罢。由于倪家三小姐没有缠足，不符合当时习俗，因此也就难以为一般有头有脸、讲究身份人家的求婚目标，结果这位倪家三小姐一直待字闺中。“女大当嫁”，她的父母不免为她的婚姻发愁。每每想到这当初不坚持缠足带来的后果，老两口免不了还要互相埋怨一通。

这位倪三小姐名字叫倪桂珍，不过外人很少叫罢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父亲意外地发现，尽管有一双大脚，但她却爱好读书，并且干活麻利，处事干脆。她5岁的时候跟着一位家庭教师读书，还练习书法，而其他女孩子则在练习刺绣。8岁时家里送她上布里奇曼女子学校。学校是上海的妇女联合救助机构开办的。14岁时她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很好，并且还会识谱弹钢琴。当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钢琴是洋乐器，弹钢琴可不比一般。

牛尚周从美国波士顿回国后，经媒人说合，和倪家的大小姐定下了婚姻。两人都信教，又是门当户对。后来，牛尚周的表兄温秉忠也从波士顿回来。于是，在牛尚周同倪大小姐结婚后不久，温秉忠便娶了倪家的二小姐。只留下了一个妹妹——就是受过西方教育、喜欢弹钢琴的大脚姑娘倪桂珍了。

牛尚周当然知道岳父岳母一直在为三女儿的婚事操心，他自己受过西方教育，知道这位小姨可不能随便找一个旧式人家的子弟凑合。今天重逢宋耀如，顿觉没有比他更适合倪小姐的人了。不过当时他没有立刻向宋耀如提出此事，他觉得先和温秉忠商量一下比较有把握。

于是两人先行作别，约好等温秉忠过几天回来后再一起见面。

没几天功夫，牛尚周和温秉忠这两位好朋友就和宋耀如又重聚了。当然，这次两人很认真地向宋耀如提出了把倪桂珍介绍给他的事情。宋耀如本就备感孤单，又是男大当婚的年纪，早就想找个合适的人结婚了，一听之下当然很感兴趣，再一想到可以和两位兄长兼好友成为连襟，更是一阵兴奋。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3）

接着牛尚周把倪桂珍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宋耀如，当然特别提到了倪桂珍因大脚而一直找不到合适人家的事。

虽说倪桂珍找婆家不易，但当时的宋耀如孤身在外，被派遣在昆山的乡下传教，想一下子找个合适的对象更难。宋耀如在美国长大，又没有家族长辈的牵掣，当然不会在乎倪小姐的大脚了，只不过心里还是想先看一下倪小姐的长相如何。

当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牛尚周和温秉忠都大笑起来。牛尚周说：“这三小姐可是他们姐妹中最漂亮的了，查理，你比我和秉忠都有福气啊。”温秉忠也大声表示赞同。

最后，3人商定趁倪小姐星期天在唱诗班唱赞美诗的时候，由牛、温两人带宋耀如去教堂偷偷地看一下。

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天，心情激动的宋耀如跟着二位好朋友来到教堂。进门后宋耀如就一直躲在牛尚周高大的身躯后边，牛尚周偷偷拉了他一把，向一个身材高挑，穿一身浅蓝色旗袍的姑娘努了努嘴。宋耀如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眼前是一位气质非凡的姑娘，鹅蛋脸型，皮肤白皙，眼神温柔中又有一丝刚强。齐齐的刘海，平直的黑发向后梳，左边的头发里插了很小的一串珍珠，熠熠生辉。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宋耀如觉得这位倪小姐比那些普通年轻貌美的女人可强得多了。

出了教堂，牛尚周和温秉忠马上问宋耀如感觉怎么样。宋耀如也就不再有丝毫掩饰，当即表示满意：“我当然是十分愿意了，就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答应呢。”两人见宋耀如着急的神情，哈哈大笑，牛尚周拍拍胸脯说：“放心，你的好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

当天下午，两人就向倪小姐的母亲介绍了宋耀如的情况，特别强调了宋耀如的教徒身份和优秀人品。倪太太本来正为三女儿的婚事发愁，听两位女婿这么说，略一思忖，也就应承下来，表示这门亲事可以谈谈。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倪小姐的父母都对宋耀如表示满意，很快定下了这门亲事。

如果说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婚事让周围的人觉得突然，那么他们二人的婚礼更是闪电式的。二人从相识到举行婚礼还不到两个月。这中间宋耀如曾约会过倪小姐一次，可是倪太太比较传统没有答应他们见面。所以他们两人既没有花前月下的恋爱史，也没有更多的相互约请。宋耀如后来回忆起来，还常常让他的那些留过洋的朋友们惊奇不已。他们属于中国那种传统式的婚姻，先结婚后恋爱。

说起他们闪电式的结婚，既有倪家着急的原因，也符合宋耀如的急性子。他的办事风格一向是痛快的，决不像当时旧派人物拖泥带水，循规蹈矩。他有“一急四快”之称，即是性子急，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办事快。他富有理想，从不甘心寂寞，按现在的心理学分类，他属于胆汁质型，情感强烈，并易爆发。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为生气和愤怒，与人争吵，甚至会不顾身份，动起手脚来。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4）

就这样，在1887年的夏天，也就是宋耀如回国的第二年，他和倪桂珍的婚礼在上海举行了。当时宋耀如22岁，倪桂珍19岁。结婚仪式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牧师主持，由于仓促，算不上很热闹。证婚人作了简单介绍，新郎新娘向来宾敬了烟、茶，然后一阵喧闹，把二位新人推入了洞房。

中午，由倪家出面举行了上海传统式的家宴。客人来了不少，坐满了五五二十五桌，酒菜极为丰盛，还有大桶大桶的自酿白酒。倪家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家庭，数以百计的亲友和宋耀如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前来赴宴。宋耀如的岳父倪一山熟悉法律，本就和工商政界人士多有来往，倪太太的娘家徐氏家族更是在当地教会、工商业、银行、军界以及朝廷里都有庞大的关系网，甚至和上海正在本地兴起的青红帮也有关系。和这样一个家族的联姻对于年轻的宋耀如来说，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意味着他不再只有外国教会可以依赖，从此可以在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大都会站稳脚跟。遗憾的是，他在海南老家的亲人没能来参加他的婚礼。不过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自幼在美国成长的经历，也没有人表示奇怪。

举行完婚礼之后，宋耀如便把新娘带到昆山去度蜜月，之后也就在那里先安下家来。两人的感情也日渐融洽。倪桂珍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姑娘，很有自己的主见，也不在乎一时的艰苦生活。当时宋耀如薪金微薄，在教会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改善，但这些都并没有影响小两口生活的甜蜜。倪桂珍对宗教的信仰也是相当虔诚的，甚至还要超过作为传教士的宋耀如。婚后因为经济拮据，她在冬天连一条围巾都舍不得买，就用旧毛巾围在脖子上御寒。他们靠宋耀如每个月15美元的薪水维持着生活、维持着这个刚建立的小家庭。

当然，单靠这15美元是很紧张的，幸而倪桂珍按习俗从娘家带来的丰厚嫁妆可以帮上大忙。在宋耀如的眼里，这些金银首饰都是宝贵的老本，是他要用来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的资本。他积极利用岳家的社会地位，当然牛尚周和温秉忠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加连襟也可以帮上不少的忙。

渐渐地他在当时的上层社会有了地位，眼界开阔了，也可以利用周围的人事关系来办一些事情了。可以说，新婚后的宋耀如到了时来运转的这一刻。以前一个人在乡下的愁闷和孤独一扫而光，生活重又充满了希望和动力。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5）

当时宋耀如奉命继续在昆山任职。虽是同样的工作，但宋耀如已不再对前景感到沮丧了。那个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在他眼中也不再有什么可怕的了。

宋耀如又变得干劲十足，对教会，甚至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欢欣鼓舞。在1887年11月4日他在写给美国《基督教倡导者》的一封信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美妙的前景：

仁慈的上帝一直对我很宽厚，我十分感激他。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上帝的神灵正在快速地找到通往他愚昧无知的子民的心灵的道路。我祈祷和希望上帝今年为了基督使我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德。

我们的中国布道团会议已经举行而且闭幕了。他们没有改变对我的任命。每一个人都继续担任自已管的任务。我回（昆山）再任职一年。依靠上帝的恩惠和帮助，我希望为世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我们在苏州为妇女开办的医院已经建成。但是主管人、内科医生菲利普博士正生病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英租界建的砖砌教堂正在进行最后的修饰。

中国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它已经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计划。政府正在考虑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长铁路，行驶西方式的火车，另外还将在福摩萨岛修建一条铁路，运载朝廷军队到各个荒野的地方去制服该岛不驯服的部落。

我即将结束这封信，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同过去不一样了——我已经结了婚。结婚仪式是由我们布道团的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的。

在信中，宋耀如满怀信心地告诉大家，自己已“同过去不一样了”，与倪桂珍的结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美好前景正是这种信心的来源。

可以说，宋耀如的人生从此开始迈向发达，及至后来的辉煌，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宋氏家族诞生了。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1）

宋耀如的性格执著，感情强烈，并不安心于终身做一个受教会控制的平凡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骨子里是胆大包天、蔑视传统的。婚后的宋耀如在合适的环境里准备着自己创业的关系和资源了，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在传教之外做更多的事。

这一年的年底，宋耀如被提升为正式的牧师，随即调回上海市区。这是个大喜讯，他终于可以和众多的朋友一起干一番大事业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动乱频频、狼烟四起，上海更是各种势力碰撞交汇之地，既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也有帮派势力的蔓延。

经过朋友的介绍，宋耀如加入了三合会。这是上海的一个秘密会社，在外一般称为红帮。它的宗旨是反对满清政府的统治，恢复汉人的政权。在当时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加入的，因为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上海是三合会的大本营，当时上海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秘密加入了这一组织。

从这时起，宋耀如最密切的朋友都是三合会的成员，他本人也开始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他在美国接受的林肯的思想，替代基督的教义占据了上风。帮会的兄弟不光从事反清活动，为了筹措经费，平时也都经营着不少工商产业，这正好给了宋耀如在实业方面发挥才能的机会。

在美国经营丝茶的实践和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濡目染，特别是卡尔将军的商业经验使得宋耀如比别人更有眼光，他很快看出了赚钱的门路。当时的宗教书刊都由国外印刷再运到中国出售，这样一是价钱太高，一般劳动阶层都买不起；二是这些书都是英文，大多数人买了也读不懂。宋耀如那时正在给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销售宗教书刊，这个圣经协会向世界各地提供不同文字的《圣经》，宋耀如代理出售的是英文版的《圣经》和中文版的《新约》。

根据这种情况，宋耀如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买几部印刷机，用当地便宜的纸张、硬板纸封皮和本国的排字工人来全天开工生产，这样他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复制和印刷大量的外文书刊出售。因为成本大大降低，宋耀如提供的圣经和其他外文书籍的价格也要比直接从国外运进来低得多，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当时白话文的《新约》在中国已经出现，如此一来凡是能读书看报的中国人便都能看得懂《圣经》了。

早在美国求学期间，宋耀如就曾在当地的印刷厂勤工俭学，所以他对西方的机械化印刷也基本懂行，从而能比别人更早的发现这个商业机会。

从宗教的传播方面看，这也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宋耀如乘机说服了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为自己提供帮助。另外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有了帮会力量的支持，宋耀如在上海的工厂很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2）

这时倪桂珍带来的嫁妆钱派上了用场，牛尚周和温秉忠也提供了一些资金，当然三合会的兄弟也有部分投资。用这些钱宋耀如买了几部印刷机，还在法租界买下一幢不大的房子来当厂房。这幢房子原是山东路上一个年久失修的货栈，所以后来三合会的成员经常在那里开会，进进出出从未引起清廷探子的注意。

宋耀如把自己的公司称作华美书馆，利用原来的代理关系，很快他就得到了替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组织印赞美诗的合同。这时的宋耀如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日夜奔波，已把传教变成了兼职工作。而这时他和林乐知的关系也因为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开始缓和起来。

在印刷厂的筹办过程中，他又听取温秉忠等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乡间的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有了自己的事业，宋耀如积蓄已久的能量终于爆发了出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为自己的事业整天东奔西跑而不知劳累。在美国养成的良好工作习惯也让他的工厂管理效率更高。

当时的传统中国人还有不少懒惰和不重视时间的毛病。宋耀如尤其对不遵守时间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和几个三合会成员约好了谈事，结果遇上下雨。等了半天对方也不见人影，宋耀如一气之下冒雨跑到他们住地，也不顾有些人在会中的地位比自己高，大声责问为什么不遵时守约，结果双方发生了争吵。

和会中长老发生争吵，也只有宋耀如这样受过西方教育又性子急的人才敢。这次争吵反而提高了他在帮会兄弟中的威望，许多人知道了他是讲究效率的人，与他打交道或在他手下工作时都不敢懈怠和懒懒散散。他的印刷厂很快开始了运行，并且情况十分良好，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盈利。随着影响的扩大，西方人都知道有一个“印《圣经》的宋查理”了。他的工作效率和经营能力开始被人关注，不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因为他的名气而交给他经营，宋耀如还获得了该厂的一些股份。作为一个实业家，他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宋耀如结婚几年了，当初因为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夫妇一直不敢要孩子。宋耀如和倪桂珍都受过教育，深知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的重要性。为了避免贫困的生活使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影响他们的前程，两人一致商定先不要孩子，等有经济能力了再生。现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手里有了足够支配的金钱。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建一所新房子，并要生一个孩子，为他们美满的生活增添乐趣。

当即宋耀如在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在这里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这一选择让许多人不解，都说他又把在美国所养成的洋观念带到了上海，就像他在饮食上的美国化。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3）

在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来淘金的外国人。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了通商口岸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的人口向这里聚集。有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的，也有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的。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渐渐的就有不少黑社会性质的帮会产生。由于人口增加迅速，地方官府又因为租界的限制，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镖。因为租界的管理相对较严，当时的有钱人建房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

现在宋耀如所选的建房之处虹口，当时还是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这当然要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了。但宋耀如自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而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可以把房子建成很有现代气息的别墅。四周一片田园风光，还可以为将来的孩子们提供一处适于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和玩耍空间。

房子建好后，他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还帮助他们建房，从此这一带很快就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当初这里的地价很低，他搬往别处的时候，已经大大升值，光是出租房子就可以给宋家带来可观的租金收入了，而且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虹口。

新房子是一所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建筑。房子坐北朝南，建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快到门口时又往南流，绕个弯再拐回来，这也符合当时流行的风水之学。门前是一座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门两边延伸出一溜不高的石墙，墙身被涂成深黄色，与四周绿色的田野相映成趣，充满诗情画意。院子里一前一后建了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是一个很大的餐厅，还有宋耀如的书房。宋耀如还特别给家里设计了一中一西两个不同风格的客厅。中式客厅里的家具是红木方桌和凳椅，还配制了一些立式小凳。西式客厅摆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沿着油漆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当然还有专门用来读圣经和做祈祷的房间。卧室共有4间，每间卧室里都安放着精美舒适带有弹簧垫的美式沙发床，而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用的平板木床。

后面一排平房是厨房、贮藏室和佣人住房。房后有一个不小的菜园，可以自己栽种蔬菜，宋耀如就喜欢在里面亲自干活。楼房的前后都是花园。宋耀如很喜欢棕榈等植物，所以特地从美国订购了一些栽在花园里，使整个院子看起来更有异国风情。

经过多年异乡漂泊和回国后租住农民破旧草房的艰苦日子，宋耀如终于圆了一个家的梦。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4）

1890年2月，宋耀如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格外地惹人喜爱。在给第一个孩子起名这件事上，宋耀如还费了不少心思。宋耀如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他常对身边的人宣传是林肯解放黑奴运动★的壮举，拯救了美国并使美国逐渐强大起来。所以这第一个女儿他决定起名“爱琳”，意思就是热爱林肯的意思。同时，宋耀如也希望中国出现林肯式的人物来拯救贫弱的祖国。因此他给后来的两个女儿依次起的名字叫做庆琳和美琳。

当时宋耀如还给女儿起了一个英文的教名：南希。这是为了纪念大恩人卡尔将军的夫人——南希·卡尔。1892年宋耀如夫妇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宋庆龄，英文名字是罗莎蒙德，据说这是为了纪念让宋耀如受洗的里考德牧师的女儿——罗莎蒙德·里考德。

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宋耀如没有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儿的成长也同样倾注自己的心血。

当时宋氏三姐妹的名字一直沿用到1904年。那年春天，宋爱琳留美前夕，宋耀如带着女儿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万国公报》的主笔沈毓桂先生。这位已97高龄的老人看到青春可爱、风华正茂的爱琳由衷地喜欢，便亲切地问到她的名字。当得知姑娘叫爱琳时，沈毓桂老人沉思了片刻微笑说：“爱琳是洋人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应当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宋耀如此时已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在工商各界广为交际，对沈老先生的这个说法倒也表示赞成，于是顺便说久闻老先生满腹经纶，是一个起名的高手，就请求他给爱琳另起一名。老先生也不推辞，就取和蔼可亲之意，为宋爱琳将名字改成宋霭龄。宋查理听了也觉得不错，当即决定将“爱琳”改为“霭龄”。于是，大姐名字一改，后面两个妹妹的名字也就随着改了过来。

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喜得爱女，宋耀如的精神更加充沛起来。他的印刷厂日夜开工，在印刷《圣经》的同时，还为革命团体印刷大量的宣言、通告、传单，甚至债券、金币票和委任状。此外，他也帮温秉忠——他是一位主张君主立宪的教育家——印刷西方教科书。

凭借印刷厂的众多业务，宋耀如在上海的工商界也名声渐响。由于他留过洋，精通英语，上海话也已说得相当流利，同时在教堂这样的地方又能接触到各方人士，他很快成了一个帮本地实业家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

以前上海滩的买办基本上是波斯人或是犹太人，比较出名的有沙逊、哈同等，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后来有一些中国买办也开始出现，而宋耀如可以说是上海第一个代办机器进口业务的中国商人。而在为各类纺织厂、面粉厂代理和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他又熟悉了各种新的业务，从而能够更好地投身于上海的工业化大潮。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5）

1891年初，基督教传播一直比较盛行的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成千上万从各地乡村涌来的民众把当地的教堂围住，进行示威抗议。各式各样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趾高气扬的传教士和教民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辱骂和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教徒害怕群众有更过激的举动，纷纷宣布退教。

情况越来越严重，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严厉敦促清廷派兵镇压。

宋耀如因为本身是传教士，对人们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当然感到震惊和不安，但又不赞成对反教的广大群众使用武力，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为了搞清楚反教运动的原因，他亲自到江苏、安徽的一些地方进行考察。事实证明，群众的反教情绪早已存在，只不过是因偶然的诱因而一时间爆发出来。宋耀如在底层传教时就发现地方教会权力过大，而有些地方的情形比他以前想象的更为严重。有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的地方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上一张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士和当地教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

考察回来，宋耀如立即向在上海的上司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

对宋耀如的意见林乐知大为不满，大发脾气：“查理，我认为你对事件的性质根本一无所知！如果对传教士和教徒放弃特殊保护，中国就会变成杀戮基督教徒的疯人世界！”宋耀如对林乐知简单粗暴的态度感到愤怒，不禁当面质问他：“发生这样的事件，绝不能只归罪于中国民众的疯狂。像在中国这样传教士享有司法特权的，世界上可还有第二个国家？”

理屈词穷之下，林乐知承认在别国没有，但他强调中国的情况特殊。宋查理一字一板地说：“不论怎样特殊，传教归传教，不能侵国政！”

经过此事以后，宋耀如公开断绝了和林乐知以及南方卫理公会的关系。他宣布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并把自己的名字又改成了原来的宋嘉树，号耀如。

软弱的清政府屈从了外国政府和教会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对此，宋耀如深感失望，也更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林乐知对宋耀如的反叛行为十分恼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宋耀如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秘奏上海道台，揭发宋耀如的反清言行。

同时，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这个宋耀如开始他的基督信仰之路的地方，教会人士对他辞职一事的反响很强烈，教徒们都说：“宋查理重又崇拜起木偶来了。”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6）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宋耀如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倡导报》主编，公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亲爱的里德兄弟：北卡罗来纳州某些人士中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我想借贵报一角说几句话，以正视听，不知您能否惠予刊登？我从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他所在的城市中有消息说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我写此信就是要指出，这种说法纯系无稽之谈。我自皈依本教以来，脑子中无论何时都从未产生过背弃我敬爱的救世主、重新崇拜无生命的木石之神的念头。一个人放弃永生去崇尚永死，那是愚蠢的行为。但是，这一无中生有的谣言的制造者可能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后来却崇拜偶像，为什么别的人就不会那样做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如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般愚蠢。但是，本人的确自认头脑尚称清醒，深知应竭尽全力为主效力，而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如此。我离开布道团的原因是它给我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我以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金无法养活我自己、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我将停止宣扬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目前我同美国圣经协会来往，但我仍在从事与我们教会有关的布道工作。我在洛德、希尔兄弟和邦内尔公司里的教友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离开布道团只是意味着，我现在是我们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位尽其所能为布道团工作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的教会来维持生计的工作人员。我现在负责我们卫理公会的新教堂，那是由（美国）堪萨斯城穆尔兄捐赠的，是中国本国最好的一座教堂。我们这座教堂开设了一所很大的主日学校，配备着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己也在主日学校里负责着很好的一个班，该班里有青年男子，也有老人。我们非常喜欢“国际主日学校课程”。假如你们之中有谁在某个礼拜日上午偶然来访，我们一定会给予你们永生难忘的欢迎，并且让你们看到孩子们的日课背得有多熟。我希望那些听说过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的人能不吝费心读一下我的这封信，亲自看看我究竟站在哪里。我喜欢我的宗教信仰，并且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也喜欢他们自己的信仰。最后，朋友们，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首先，请为我祈祷，愿我能成为争取人们的心灵归向基督的有用工具；其次，请为布道团在这个愚昧国度的工作祈祷；第三，请向我主祈祷，祈求他派更多的劳动者到田间里来劳作，因为庄稼已经成熟，正等待着收割呢！

宋耀如吸取了和林乐知争执的教训，委婉地把自己的辞职原因归于家庭经济的紧张，而不是争论中国的反教风潮。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他和美国圣经协会的合作关系也保持了下来。

宋耀如同美国卫理公会宣告决裂之后，成为当时第一个不受外国教会控制的中国牧师。他在自设的一座小教堂里继续布道，很快他就得到了教友们的同情，而且还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捐款。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1）

1894年，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宋氏家族来说，这一年尤为重要。3月的一天，宋耀如与孙中山在上海相识并且一见如故。

那天宋耀如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当时刚从香港的一所医学院毕业。被人称作孙博士的孙中山一副晚清书生打扮，英姿勃发，挥斥方遒。

见面后孙中山并没有虚词客套，坦然向宋耀如表示：“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这种开门见山的谈话风格很合宋耀如的脾气，于是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

随即宋耀如邀请孙中山回自己的家中畅谈。

孙、宋二人能够如此投缘，并成为可共生死的挚友，确实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讲广东方言并且都学过英语；两个人都是在国外接受西方新式教育，而且都是基督教徒；甚至家庭出身都很类似：传统中国乡间亦耕亦读的家庭出身；还有比较偶然的一点：两人都曾想学医；当然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两人都并有报效国家和社会的远大抱负。

从宋耀如这方面来说，虽然早就参加了反清的革命组织三合会，但他在美国所形成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会中兄弟的封建江湖思想还是经常有所冲突。宋耀如就曾和会中一位名叫洪春魁的传奇英雄人物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洪春魁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大哥洪仁发的儿子，15岁随洪秀全参加金田起义，作战骁勇，屡建功勋，洪秀全亲封他为瑛王三千岁。天京陷落后，洪春魁率残部转战闽粤，后来撤到了香港。他一心想恢复太平天国的大业，组织洪门，开展秘密反清活动。

宋耀如对这位反清老英雄内心非常尊敬。因为在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和信仰上帝这两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但是洪春魁却对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当年逃出天京，背叛天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加上洋枪队的头目华尔、法尔思德、白齐文都是美国人，所以一听到宋耀如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就大摇其头，而宋耀如听到洪春魁经常宣扬推翻满清后中国不能少一个好皇帝、一个真命天子这样的说法也是不敢苟同。两人都是火暴脾气，免不了要当着会中兄弟的面公开争论。

现在从广东来的孙中山虽然在是否推翻满清朝廷这一点上还不如三合会兄弟来得坚决，但他却具有坚定的民主思想。而这一点是宋耀如最欣赏的。

孙中山在来上海之前刚刚给清廷重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上书，并准备到天津亲自向李鸿章陈述自己救国的主张，途经上海时听人说起宋耀如的事迹，就顺便让人介绍见面。

当时的孙中山并没有痛下推翻清王朝的决心，还抱着一丝希望，想效法战国策士的上书游说，以天下大势、国脉所系的利害安危，来打动朝廷重臣李鸿章。希望借助李鸿章的权力，来革新政治，任用贤能，使国家的颓势有所扭转。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2）

宋耀如却对他的上书行为大不以为然，认定清王朝已不可救药，非推翻不可，上书不会有任何效果。同时他对孙中山想做“洪秀全第二”也极不赞成，劝孙中山做中国的林肯或华盛顿。

当然，此时的孙中山尚未遇挫折，辩论起来，宋耀如自然也无法占得上风。最后宋耀如只好同意了他到天津上书一试。

虽然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天津之行不抱什么希望，但他既然同意了，也就尽力促成此举，提供帮助。

结果正如他所担虑的，孙中山白白在天津等了许多天，李鸿章不仅迟迟不接见孙中山，更没有兴趣听一位广东书生陈述那些在他看来不得要领并且毫无可行性的社会改革建议。

孙中山最后虽然凭人推荐在天津见到了这位大清权臣，却丝毫未能对他产生一点影响。当时那位宦海沉浮几十年，终于位极人臣、热衷于操办洋务的中堂大人，又怎么可能为一介书生的几句危言所打动？

历史是如此巧合，那年的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孙中山停留天津，还未从上书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时，中日“甲午海战”★的告急奏报便每日像雪片般朝李鸿章的总理衙门飞来，庞大的北洋水师最后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这使孙中山更加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穷途末路。

而当孙中山和一路随同的陆皓东怀着悲愤由天津转上北京，却发现京城中的大多数人们并没有那种山河破碎，丧权辱国的痛心。当时满北京城只关心着一件事，即慈禧太后的60大寿。整个京城被装点成了彩灯的世界，各地进贡祝寿的官员来往不绝，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看到这一切，孙中山对清王朝彻底绝望了。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的衬托下，这样的祝寿活动进一步显示出清政府的腐败已达到无以复加不可救药的地步。孙中山终于痛下决心，要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还在北京时，他就迫不及待地用英文写信给宋耀如，疾呼：“这个王朝已腐败到生蛆的地步了，当初希望它或可奋起，如今看来，已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使其进步，惟有革命才是出路。”

就这样，当孙中山上书被李鸿章所拒绝后，又紧随而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的纸醉金迷，终于促使孙中山从一个改良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家。

断绝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点幻想，孙中山无奈地从天津返回上海，并寄居在宋耀如家中。两人互相切磋，共谋反清大计；同时也开始规划了使中国尽快富强的实业方针。

为了朋友，宋耀如实践了自己在孙中山北上时的诺言，给了他很大帮助，并设法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作为一篇论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林乐知办的《教会新报》上。这是孙中山的政治观点首次公之于众。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3）

在宋耀如的家里，在他的华美书馆里，孙中山和宋耀如及陆浩东等其他革命同道们日夜在一起讨论革命的问题。孙中山提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希望，现在应该按照秘密社团的样子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以便领头进行革命。当时，“三合会”等各类反清社团在全国已有近3，500万名成员，这是一支革命的潜在力量，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些力量，并请宋耀如帮忙联络，和他一起战斗。就这样，宋耀如成为孙中山秘密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自此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宋耀如开设的华美印书馆成了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经宋耀如介绍，孙中山不仅结识了上海会党的首领，还在这里认识了一些有志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青年。他们大都是出过洋、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有几个还是宋耀如主持的耶稣教徒会的成员。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要推翻清朝，光复河山，首要的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建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一天，在和宋耀如、陆浩东两人密谈时，孙中山提出，这个革命团体的名字就叫“兴中会”吧！所谓“兴中”，就是振兴中华之意。

宋耀如和陆浩东都十分同意，觉得这个名字响亮而贴切。宋耀如还兴奋地说道，最近他在帮某个纺织厂进口机器的业务中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是上帝的恩赐。他决定将这笔钱拿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

随后，孙中山将自己关在宋耀如的书房里，整整三天三夜，他拟出了《兴中会章程》的初稿。《章程》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瞬，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

当时《兴中会章程》还强烈谴责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造成“辱国丧师”，“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章程》还进一步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此外，《章程》还就经费、组织机构、议事制度以及吸收会员等问题做出一些规定。

为了提高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孙中山他们还商定，兴中会除订立《章程》外，还要求入会人员举行秘密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誓词所提出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腐败的清朝帝制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兴中会章程》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它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所说的“强邻”，就是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他的革命目的是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4）

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得到了宋耀如和陆皓东的完全赞同。他们3人首先举行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宣誓。宣誓后，宋耀如表示自己是个牧师，受到教务和教会的约束，不能像他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但是可以在幕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关键的一点是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他愿意为革命组织筹措经费，并且在暗中做联络工作。对此孙中山表示十分赞赏。

当时，不论孙中山走到哪里，宋耀如利用自己在上海各界广泛的人脉关系，随时可以向他报告各方面新的情况，并自愿掏钱替自己的朋友支付各种费用花销。

孙中山认为要使拟议中的兴中会正式成立并且组织人马举行暴动，必须有一个联系广泛的团体和足够的经费。于是孙中山决定亲自动身去檀香山筹集经费和争取支持，让宋耀如留在上海，以便经常把国内的动态向他报告。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再度到自己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他的行李中，有宋耀如辗转托人为他办理的出国护照，有宋耀如慷慨捐助的一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还有华美印书馆印制的《兴中会章程》等宣传品。

临行前，宋耀如取出珍藏的一把宝剑，意味深长地对孙中山说：“这把剑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当年一位太平军的将领战死前留下的。我原想把这件宝物传给儿女，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上帝保佑你推翻清廷，大展宏图！”孙中山十分激动，意气风发地说：“等我推翻了清廷再接受你的宝剑吧。”

孙中山一抵达夏威夷首府，就立即开展工作。当时檀香山有华侨约两万人，他们多靠种田开荒、种植蔗园和经营商业为生。其中少数人靠辛勤劳动所得，慢慢积累和发展，成为资本家。孙中山在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获得了经营商业的宋居仁、夏百子等人的积极响应。但是，多数侨胞安于现状，把孙中山的反清宣传视为“作乱谋反言论”，害怕招致“破家灭族”之祸，避而远之。孙中山把这种情况描述为“风气未开，人心洞塞”。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5）

这种遭遇并没有使孙中山气馁、颓丧。经努力，在不到两个月内，他先后发展兴中会会员129人。11月24日，在檀香山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选举了兴中会的领导人。

这是孙中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除了遵守章程外，所有入会者必须宣誓。其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伟大目标。

几乎是在同时，1894年11月16日，在生了两个女儿后，宋耀如夫妇终于喜得贵子。当时，宋耀如从孙中山的来信中获知兴中会成立的消息，立即跑到银行给孙中山汇去大洋3，000元。回到家里，仍然兴奋不已，于是和倪桂珍商量后，决定给这第一个儿子起名“子文”，希望他长大后像孙文叔叔一样投身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

1894年12月，尚在国外的孙中山收到了宋耀如的一封急信。宋耀如在信中说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腐败无能让全国人民对它气愤至极，群情激奋，兴中会应该抓住机会迅速行动。孙中山接信后极为振奋，他一面回信要宋耀如留在上海照管财务，继续充当长江流域的革命眼线，一面准备回国，亲自领导他们已商定的第一次暴动。

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很快就被清廷镇压下去了。当时许多革命者都被捕遇害，孙中山逃亡日本。不过，广州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孙中山灰心。在日本他又联络当地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孙中山断发改装，以示革命决心。也就是自此时起，孙中山成了反清革命斗争中公认的先行者和伟大领袖。

在以后的16年中，孙中山始终作为一名被清政府通缉的逃犯亡命国外。因为无法返回故土，他不得不经常依靠宋耀如经济上的接济，并依靠宋耀如及其他革命党人帮他料理国内的革命事务。而孙中山则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四处寻求支持和援助，始终都在奔波之中。

宋耀如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援助。倪桂珍也很理解和支持他。除了捐助给革命事业，他们也经常接济穷人，向学校和教堂提供赞助。

或许是上天垂青，宋耀如的实业经营飞速发展，他在上海地方各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同时，宋家的孩子也一个个降生了，宋氏家族日渐兴旺起来。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1）

宋美龄小时候一直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然而比起两个姐姐，她活泼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敏感的心。在捉迷藏时，姐姐丢下她，一种被抛弃、被轻视、被愚弄的委屈顿时涌上心头，一向骄傲的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儿时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很长时间里宋美龄都无法摆脱这种挫折感。类似的事件使得她很难与他人推心置腹，和睦相处，在自卑中产生的尊严，使她容易激动，盛气凌人，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宋耀如在子女们的教育上，有着长远和独特的打算。在马克谛耶学校的学习，为宋美龄以后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一时做了很好的铺垫。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

1897年3月，宋家的第四个孩子降生了，这是一个女孩，也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宋美龄。

宋美龄出生时，宋耀如已成为上海滩上有钱有势的百万富翁，并且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执行秘书长。相比她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宋子文，宋美龄生长的家庭环境更为优越。

小时候的宋美龄是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孩子。冬天，母亲倪桂珍给她穿上厚厚的棉袄，使得本来就胖嘟嘟的美龄显得更圆了，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活像一只满地滚动的大皮球。她的一个叔叔看到如此有趣的景象觉得很好笑，就给她起了个“小灯笼”的绰号。

那时的她头顶梳着两根小辫子，用红带子扎着，然后卷成圆环。这种俗称“螃蟹眼”的发型在当时的小女孩中是相当流行的。母亲倪桂珍经常给她穿上背后开口系扣的短花布衣裳，鞋子做得看上去像个猫头，两旁伸出两只猫耳朵，上面还绣着猫胡须和眼睛。长大一点后，母亲又经常给她穿男孩的衣服，这一方面因为她是一个顽皮的姑娘，举止像个男孩，穿哥哥子文的衣服比穿姐姐们的衣裳显得更自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哥哥子文长得快，衣服很快就小了，以至于每两三个月就要给他做新衣服，于是小妹妹美龄就成了他这些穿小了的衣服的继承者。直到十多岁去美国前，宋美龄还经常穿男孩的衣服。

宋美龄聪颖灵敏，但比两个姐姐霭龄和庆龄淘气可爱。母亲倪桂珍注重从各个方面培养子女，不但让女儿们学习识字断文，而且希望她们精通针线活。因为刺绣是当时中国女孩的必修课，古代把刺绣作为“女红”，把它与妇德妇言妇容并列为女子的“四德”。倪桂珍自己喜欢读书，针线活不行，可她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门技艺。

为此，她请来一位刺绣师傅，那是一位针线活做得相当好又有些文化的寡妇。宋美龄活泼好动的天性使她对这种静坐半天才能绣一条花边的活感到很无聊，她一点儿也不愿意学这活计，经常是坐不了一会儿就想开溜。大姐宋霭龄也不喜欢学刺绣，有一天偶然发现在上海方言里“女工伙计”与“女叫花子”的发音非常接近，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做文章。她把自己的发现悄悄教给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大家约好一起和这位师傅开个玩笑。第二天刺绣一开始，三个女孩就轮流把这位女工师傅喊做“女叫花子”，然后问这问那。每一个人叫一次，其余两个就笑个不停。开始这位女工师傅不明原因，后来终于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她怒气冲冲地去找倪桂珍，揭发了3个小孩对她的戏弄。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2）

倪桂珍非常生气，认为女孩子这样做很不合礼仪，也违背了基督的精神。她严厉地训斥了几个女儿，甚至要责打带头的宋霭龄。

宋耀如回家听说了这件事，呵呵一笑，说针线刺绣之类，不学也罢，既然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绣品，倒不如给孩子们腾出时间多学点更有用的东西，况且这种精工细活也会损害小孩的眼睛，而眼睛最好用于阅读。倪桂珍听他这么说，也就不再坚持，先让已上学的大姐宋霭龄不用再学这刺绣活，没多久，美龄和二姐庆龄也获准不再学了。

三姐妹获得了解放，她们走出家庭，跑遍了乡村，和周围许多小孩子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游戏。大姐宋霭龄经常带着他们爬上不高的院墙，再翻下来跑到外面，像飞檐走壁的江湖大盗一样，来追求这种刺激的欢乐。他们跑到农民的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踩倒大片的庄稼；到农家庭院附近的果树上，偷摘未熟的青果。在宋霭龄率领下的这群孩子，越来越像一帮小匪徒，闹剧愈演愈烈。以至于当地农民都来找宋耀如告状。与一般的家长不同，宋耀如并不责难孩子，他认为喜欢玩耍是小孩的天性，不能横加管束。当然，小孩损坏了附近农家的庄稼，他都加倍赔偿。

捉迷藏是孩子们最爱玩的游戏，小美龄年纪最小，走路都摇摇摆摆的，不太会玩。轮到她藏的时候，她往往不知道该往哪儿藏，很快就被人家找到了。当她去找别人时，却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因而她往往成为孩子们游戏中的小累赘，孩子们都不太愿意跟她玩。

有一次，又玩捉迷藏，大家禁不住美龄的一再哀求只得带她玩。有一个小孩想出了一个主意甩掉美龄。她对美龄说：“你是个机灵鬼，先站在花园里，闭上眼睛数100个数再找我们，可不许偷看哦。”

小美龄一听很高兴，就用胖乎乎的小手捂住眼睛，耐着性子数了起来。为了早点数到100，生性聪敏的她从20就跳到30甚至40，没多一会儿，她就数到了100。但有一个留下来听她数数的小孩，却说这么数不算，要重数。美龄只好再数一遍，这次没人再监督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她稚嫩的数数声。等她终于数完，睁开眼睛准备开始找时，发现花园四周一片沉寂，连个人影都没有。她找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找到。这时她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她们一定是跑到别处去玩了，也许还在那儿嘲笑自己呢。

一种被抛弃、被轻视和被愚弄的委屈感顿时涌上心头，一向骄傲的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站在那里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大姐霭龄跑了过来，替她擦干了眼泪和鼻涕，还安慰她很快就会长大，长大后就不用害怕了。

儿时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很长时间宋美龄都无法摆脱这种挫折感。类似的事件使得她很难与他人推心置腹，和睦相处。在自卑中产生的尊严，使她容易激动，盛气凌人，令人觉得她高不可攀。她在过分激动的时候，浑身上下突然出现许多红色肿块或疹团，这种被称为荨麻疹的慢性皮肤病在后来的多年里一直困扰着她。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3）

因为大姐霭龄自小就帮助她、保护她，从未使她失望过，所以美龄对大姐产生了英雄般的崇拜，以后逐渐转化为深厚的感情。她对大姐几乎是言听计从。当宋霭龄在家里发号施令、处理家务的时候，美龄总是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那神情就仿佛自己在做霭龄的艺徒，准备将来取代姐姐的角色。

随着年龄的增大，宋美龄个性高傲的一面渐渐显露出来。她孤芳自傲，我行我素，无人敢理。同时她精力旺盛，威风凛凛，俨然是家中的一个小霸王。

三姐妹中，父母最宠爱的就是小女儿宋美龄。也许是她占了年龄最小的优势，也许是她那楚楚动人、顽皮淘气的外貌更使人喜爱。就长相而言，美龄像二姐庆龄多一点，细眉细眼，小鼻子微微地朝上翘着，薄薄的两片小嘴唇，两个小酒窝儿非常可爱。但她不如庆龄长得那么耐看。就性格而言，她像大姐霭龄，庆龄比较文静、温柔，美龄则像大姐霭龄一样显得傲气逼人，孤芳自赏。

当时有人传说，她们的母亲会观天象。她说霭龄出生时，月亮是圆的，说明她的婚姻会很美满；庆龄出生时，月亮是弯的，将来她要守寡；而美龄出生时月亮是昏黄的，说她的婚姻会有气。这当然是后来人们的附会了，事实上，她们的母亲是不会讲究这些迷信东西的。

当年的宋太太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勤俭持家，严厉地管教孩子。每天她都和孩子们按时起床，按时做祷告。她不像其他的贵妇人，她不会打牌和跳舞。她也不允许孩子们进行跳舞、赌博等她认为不体面的娱乐活动，不放纵他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是由于儿童好奇的天性和缺乏自控的能力。

同时，她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并且不曾缠足。和丈夫一样，具有浓厚的反封建的民主解放思想。按宋美龄的话说：“母亲的个性，处处显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这位母亲，几乎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就领着他们做祈祷。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对全能全知的上帝的虔诚更重要的了，不自觉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指引，就不可能成为有作为的人物。

她思想上亦受西方文化影响，个性“严厉刚强”，凡事持之以恒。她要求子女们做事时总是循循善诱，而不是光靠严厉的惩罚。由于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常诱导子女们养成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她又具有中国妇女端庄贤淑的美德，在这方面她对女儿们也影响极深。

母亲的形象在女儿们的心中是高大完美的，她不但可亲可敬，而且显得端庄文静、知书达理，常向子女们讲述历史故事，使他们从中得到教益。倪桂珍对三个女儿的打扮也极为重视，严格要求。她们无论春夏秋冬，社会潮流，都一直梳着和母亲一样的中国式发髻，并且直到成年。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4）

宋耀如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养成了终生喜吃西餐的习惯，所以倪桂珍不得不认真学做西餐，并且成了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虽然后来宋耀如发达以后，家里雇用了专职的厨子，但倪桂珍仍经常亲自下厨房。她还把女儿们召集起来，向她们传授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当时，文静的二女儿宋庆龄和活泼的小女儿宋美龄在母亲手把手的传授下，耐心学了些厨艺，其中耐性较好的庆龄还成了不错的厨师；甚至在她成了孙中山的夫人后，遇有重要的客人，她也还是会亲下厨房，做一两样精致的食品招待客人。唯有任性的宋霭龄不喜欢母亲的传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总是毛手毛脚，不是碰翻了盆子，就是烫伤了手指，以至母亲传授了几年，她还是一技无成。美龄的耐性也不佳，不过好歹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技艺。

另外，在宋美龄个性形成时期，她又于少女时期赴美读书，所进的学校均是注重女德的美国女子贵族学校，并专攻了她喜好的课程——文学与哲学，所以陶冶出宋美龄高雅端庄贤淑的气质，对人也亲切温和。

当最后两个孩子宋子良和宋子安出生的时候，宋耀如已渐渐发展成百万富翁，同时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事务繁忙，使得他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都极为短暂，自然对两个小儿子的言传身教就很少了。后来前4个孩子都成了灿烂夺目的人物，而子良、子安则相对逊色了许多，抛开自身的个性与勤奋程度不说，在某种程度上与父亲的言传身教亦不无关系。这些孩子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遗传的因子和成长的时代以及幼年接触的事物却略有不同，这使得他们的性格各自显出不同的倾向。

大姐宋霭龄不同于一般女孩的温柔腼腆，有一股类似宋耀如桀骜不驯的个性，有自己的主见，很不愿意服从别人，爱说爱闹，常常流露出一种叛逆精神。尤其是孩子中她作为老大，更使她常常喜欢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成为一帮孩子的班头领袖。

二姐庆龄是这群孩子中最漂亮的一个。当时她的几个姐弟身材像父亲，大都长得身矮体胖，唯独宋庆龄修长苗条，她的皮肤细嫩，显得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唇微翘，眼神总带着一些忧郁，仿佛为当时社会的贫苦大众所遭受的苦难而忧伤。她谦和文雅，与宋霭龄和宋美龄骨子里的那种自命不凡、傲气逼人决然不同。她说话办事都很有条理，就是在梳妆打扮上也很容易显示出来。幼年风风火火的宋霭龄和被娇惯得不成样子的宋美龄都是把头发匆匆忙忙地往后一掠了事，只有宋庆龄精心地梳理。她在前额上留一缕刘海，再把脑后的秀发用一条色彩鲜艳的缎带扎住，蓬蓬松松地垂在脖子后面，显得清纯美丽，惹人喜爱。

小时候，宋霭龄以大姐身份，领导着一帮小孩子到处玩耍，她对弟弟妹妹的关心爱护、办事的专心致志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她在弟弟妹妹们面前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童年时期，这群各具特色的孩子聚集在宋霭龄的旗帜下，由宋霭龄率领他们在游艺室里，在自己家那宽敞的院子里，在风景如画的田野上，打闹嬉戏，胡乱折腾。童年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玩耍，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5）

直到成年之后，除了宋庆龄由于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外，其余弟妹仍把宋霭龄奉若神明，唯她之马首是瞻。当宋家子女作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后，由于宋耀如去世较早，富有心计、城府很深的宋霭龄就成了宋氏家族的掌舵人，她是宋氏家族真正的领袖，也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宋家王朝里的幕后领导者。

宋耀如早年在美国受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影响颇深，对腐败的清王朝十分不满。宋嘉树自从与孙中山先生结为好友之后，一直大力协助孙中山先生，从事再造中国的革命工作。因此他所塑造的家庭，既有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西化的生活方式，又有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和远大抱负。在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下，宋家的几个孩子都具有这种精神，宋美龄也不例外。她后来表现出的较强烈的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就是受着父亲和家庭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在宋美龄的幼年时期，这一影响已开始有了表现。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因沙俄拒撤军欲入侵东三省★军队而发生抗俄活动，及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又因美国歧视华工而发生抵制中美公约风潮时，深受父亲爱国精神影响的宋美龄，小小年纪即随同长兄宋子文及二姐宋庆龄参加爱国活动——在虹口繁华的马路上散发传单。

抵制中美公约时，她加入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手持宋家特制的旗帜，挨户散发传单，抵制美货。7月19日上海各界在务本女学举行拒美特别大会。宋家除霭龄已赴美求学外，全家出席。在当时的上海曾引起轰动。这可以算是宋美龄从事热爱国家民族活动最初的举动。

宋美龄的热爱国家民族，又是与她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的。日后她回忆早年生活时，曾说：“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而她的虔诚基督教信仰与爱国心实际上都是自幼得自家庭传统，受着家庭的影响。

父亲对宋美龄的影响之大则表现在，使她养成了一种信念：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事实上，宋耀如本人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惊涛骇浪，对自己的冒险有许多故事可讲，在孩子们的眼里父亲就是一个“胆大者，事竟成”的活楷模。

在受过西方教育的宋耀如看来，最先进、最科学也是最伟大的教育方式，应是符合孩子天性即个性的教育方式，任何扼杀或窒息孩子天性的举动，都是愚蠢和罪恶的。倪桂珍从小也受过西式教育，夫妇两人都坚决反对中国传统的压抑个性的那种教育方式。

当孩子咿呀学语时，宋耀如就常常给他们朗诵《圣经》赞美诗。他的嗓音深沉优美，声情并茂，给孩子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年纪幼小的宋美龄的宗教信仰最虔诚，并且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一直保持了下来。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6）

每逢周日，宋家都会举行晚会。倪桂珍弹钢琴，宋耀如和霭龄唱歌，美龄就和二姐伴着琴声翩翩起舞。在这个欢乐的家庭里，人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特长。大姐霭龄最像父亲的性格，也继承了宋耀如唱歌的天赋，二姐庆龄继承了母亲弹钢琴的爱好。宋美龄则喜好跳舞和画画，跳舞是她一生的爱好，后来直到60岁才作别舞池。

宋耀如信奉“知识就是力量”。1898年，他就和不到十岁的大女儿霭龄一起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主要文章都由孩子自己写。这里是自由天地，孩子们想写什么都可以。父亲则是她们忠实的朋友和热心的读者。为了鼓励孩子们的写作热情，他还在自己的工厂里把报纸印出来给很多人看。这份报纸一直办到宋氏夫妇最小的两个孩子子良、子安进入圣约翰大学附中时才停刊。孩子们在这种创造性的自立活动中，迅速增长了各种才干。后来他们到美国学习，同学见到他们都能信手在打字机上打出一篇篇文采斐然的文章，都为之惊讶。

宋耀如很重视孩子们的英语训练，在孩子们入学前，他就从美国购买来大量幼儿读物，他们夫妇俩轮流教孩子们读写。同样，他也很重视孩子们的中文教育，希望自己的子女们成为学贯中西的大人物。孩子们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认真地练习毛笔字。宋耀如常常对孩子们说：“学英文是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为了留学长知识学本领，将来报效祖国，所以中文一定要更好！”他坚信未来中国的领袖人物一定要学贯中西，就像他的革命挚友孙中山那样。在父亲的督导下，孩子们的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

为了培养孩子们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宋耀如经常给子女们讲述那些冒险家的传奇经历。宋耀如是个讲故事的能手，这一方面归功于他擅长演讲的天赋，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讲的故事，不但人物性格鲜明，而且故事情节极富戏剧性和幽默感，大多来源于他本人在海外拓荒历险的传奇经历。这些故事，简直使父亲成了孩子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和英雄，并且激起了他们要像父亲那样到外面闯荡一番的强烈愿望。

有这样的家庭教育，孩子们的知识自然是在迅速地增长着，以至于他们的外婆徐老太太都认为他们在家的教育已经足够了，无需到学校读书。倪桂珍也认为，她可以继续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宋耀如却坚持认为，教育应当是社会的，不管家庭教育多好，也不能代替集体生活的训练，孩子们大了总得要走上社会，独立地面对社会的各种挑战。他们的女儿不应当是象牙塔中的公主，更不应当是笼中的金丝鸟，她们应当成为对社会有影响和贡献的人。为了增加孩子们的社会知识，宋耀如还经常带领孩子们去参观印刷所、面粉厂、香烟厂和纺织厂。他和孩子们坐着私人黄包车从大街上经过时，他向她们揭示社会的现实和城市中弱肉强食的生活真相。

从小是家里的小霸王（7）

宋家当时已是上海滩少有的富贵之家，但宋耀如对金钱看得很淡。面对中华民族的危难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以经商发家的宋耀如并不只顾着自己的生活，总是竭尽所能地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提供资助，同时向教会和学校捐助，尽量接济生活困难的人们。他常对人说：“无钱难生存，钱多害子孙。有钱行善事，救国为己任。”

所以他也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们正确的金钱观，不让他们养成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他自己曾亲身经历过苦难，深知金钱的来之不易。平时宋耀如从来不给孩子零花钱，孩子需要什么都是他给买来。一次宋霭龄拿着母亲给的钱去买了很贵的进口巧克力，正在分给弟妹们吃，被回家的宋耀如看见了，当场就把霭龄训斥了一顿。这件事给年幼的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无论她多么有钱，但一直没有乱花钱的毛病。

宋美龄的童年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兄弟姐妹的影响，都在宋美龄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了很深的印迹。宋氏夫妇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有人说，宋家和别的中国封建家庭相反，重女轻男。作为一个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的杰出贡献是精心培育子女，使他们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敢于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为自己的三个女儿从学前到大学教育提供了与男子一样的学习机会和条件，使她们能够接受西方现代科技知识和价值观念，并且刻意训练她们能够独立面对生活挑战的能力。

父亲的刚直不阿、热情爱国、乐做善事和强烈的事业心；母亲的深情善良和严厉管教，对宋美龄有很深的影响。正是由于父母对儿女们悉心抚育、积极培养，使她和两个姐姐和兄弟们都得到了新式的、正规和优等的教育和品德上的熏陶，这对于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有很大的关系。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1）

宋耀如名下华美书馆的印刷业务使他接触了很多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人士，他的好友和姻兄温秉忠就是一个主张引入西方文化的教育家。以自己的印刷业务为基础，宋耀如和别人合资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专为中国出版西方教科书并且大量印刷商业本册报表。这家印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出版社之一。宋耀如还投资兴办了香烟厂、棉纺厂和面粉厂，并为工厂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到1904年，他私人的产业已相当殷实。

与此同时，宋耀如把自己的流动资金几乎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为了给革命者找一个安全的活动场所，宋耀如创建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这是他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联络各方教会人士共同创办的。为此，他还走遍了全国的几个大城市，1900年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由他资助的上海青年会馆落成，此后其他城市的分会也陆续成立。这大大方便了各地革命党人的联络和活动。

宋耀如这时在上海滩已是相当有名的人物了，当地的基督教会把他视为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西方人也不再把他看作不起眼的“本地传教士”了。宋耀如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切来为革命服务。在一次市府礼堂举办的义演中，他公开讽刺新任的清廷内阁大臣为“战争大臣”。

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仍旧在他虹口的宅第和他的印刷所里开会，一般成员则把基督教青年会当作安全的处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开会和相聚，而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

进入中年，事业已有成就的宋耀如这时已开始体态发胖，因为多方操劳，眼神里经常隐约带着一丝忧郁和疲惫，精神也已大不如以前。在他的朋友中只有几位知道他加入革命党的内情，其中包括传教士步惠廉夫妇。当时革命党在各地四处活动，清政府严厉镇压。宋耀如为了预防万一，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自称出生在澳门。虽然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普遍使用护照，比如当时去日本就不用护照。但是有了葡萄牙国籍就可以避开美国新颁布的排华法，一旦出事就可以携带儿女到美国去避难。

在培养子女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到眼光和长远计划，为了让女儿们将来能够到美国念书，他特地供她们读上海著名的中西女塾，一所外国教会学校——马克谛耶学校。

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女子学校，主要创办人就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卫理公会的上司林乐知博士。林乐知看到上海有那么多的“高级中国人”，却没有一所学校供他们的女儿就读，于是建议美国卫理公会，由南方女布道会负责筹备，在上海成立一所专供中国富豪们的女儿就读的学校。中西女塾首任校长为佐治亚州教育家海淑德女士，她和宋耀如有很好的交情。中西女塾的校名则是林乐知取的。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2）

关于宋氏姐妹求学的这所19世纪90年代创办的贵族女子学校的大致情况和历史背景，当时担任中西女塾校长的海淑德女士曾在回忆中如此介绍：

1．上海的情况和25年前大不相同了。中国人不再敌视和怀疑外国人了。过去家长们不愿意送子女进外国人办的学校，学校甚至贴钱给学生，学生才勉强来上学，而现在很多家长愿意自出学费让子女来上学。

2．富有的家长们不愿意送自己的女儿进教会开办的慈善性质的义务学校，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女儿。富有的家长们不愿自己的女儿和她们生活在一起。

3．有许多富有的家长，很希望现在就有一所合适的学校，让他们的女儿马上可以入学。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我们的学生一定会不断增加，每个在国外留学过的中国男子，都希望他的姊妹、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受到新教育。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所他们认为理想的、外国人办的正规的学校。因此，只好请家庭教师或者由兄长和父亲在家里充当教师。

4．中国地大人多，我们不可能单靠自己派遣传教士来开展工作，一定要培养很多中国精英，让他们自己去做工作。

5．要办好这所学校和搞好工作，你们一定要不断选派传教士来华。为了使新来的传教士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必须使他们在开始工作前，有充分的准备。因此，在建筑校舍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建筑一所教师之家，让她们住上一二年，学习华语，接受必要的师资的培训。新来的传教士，可从这里积蓄力量和胆量，在很短的几年中，就可以很快地在他们出色的工作中偿还你们的投资。

这样，在校长海淑德的精心策划和设计下，林乐知所渴望的一所“理想的”、“高贵华人”的女校，终于在1892年3月在上海西藏路汉口路口成立了。

那么这所学校是如何培养人才呢？从知情人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有如下的了解：

课程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地讲，一切都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灌输所谓西方文明的。其表现在下面四个主要方面：

（一）重英文轻中文。

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外，一律都是英文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是由美国老师教的。

（二）美国家事训练。

在学校初开办的时候，有刺绣课，但没有烹饪课。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厨房工作是下等的。学生既是“高贵”华人的女儿，就不需要这种本领。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3）

第一年让学生掌握如何美化自己，如何美化家庭和环境。

第二年按照美国当时青年女学生对待男朋友的惯例，教学生如何选择对象和如何组织家庭。

第三年让学生学会如何在家中和公共场所招待宾客，如何开茶会、宴会和舞会以及怎样做西点、西菜等。

这个家事实验室，就是要使中国女青年了解并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

（三）宗教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四）三门课外选修课是以钢琴为主的西洋音乐课、表演课、舞蹈课。

这三门课的共同点，都是另外收费，数目与学校的正规学费相等，学成后都另发文凭。学习内容都是外国材料，当时在校内都被称为“出风头”课。

宋耀如将三个女儿送入这所学校，无疑是为她们将来赴美留学选中了最合适的预备学校。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教育就等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样。宋氏姐妹就曾在这样的贵族学校受到她们早期的启蒙教育。到底这种教育对她们一生有多大影响，很不好下什么结论，毕竟三姐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她们同时代的人中从小就受到西方教育的是凤毛麟角的，因此，她们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知名度很高的女性是很自然的结果。

三姐妹中，宋美龄是看起来最自信和最活泼开朗的。1902年，宋美龄满5岁时，看到两个姐姐都到学校上学了，一个人在家很孤单，每到周末就盼望着她们从学校回来。于是她也不停地向父母苦苦哀求，要和姐姐一起去中西女塾读书。宋耀如终于答应了，于是家里人给她准备了小旅行箱，带着自己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到学校去过寄宿生活。上学那天，小美龄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条绿裤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由父亲陪着坐黄包车到学校。

大姐霭龄因为上学早，举止娴雅，颇有些泰然自若的风度。二姐庆龄的英文名字叫罗莎蒙德，和大姐霭龄的举止行为很不一样。她7岁时才出现在马克谛耶学校。庆龄是个文静的孩子，学英语有出众的天赋。沉稳的性格使她显出一种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总是把小手放在背后，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她非常聪明，理解能力很强，各门功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庆龄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不像别的小女孩那样一有小事就爱哭爱闹，让人对这样一位小女孩不禁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爱怜。她默默地克服一个初入学校的孩子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努力去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连最严厉的外国教师也免不了鼓励她可以放纵一下，或者至少是活跃一点，比如在课堂上捣捣乱，和同学闹点矛盾之类。他们甚至表示即使她这样做了，也决不会受到惩罚，还会给予奖励。他们生怕她心里有什么委屈，挫折了孩子的天性。宋庆龄总是微笑着摇摇头，表示她这样做并非由于害怕什么，而是因为这样做心里才坦然愉快。她的坚强性格是从小就形成的。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4）

美龄上学的年龄最小，5岁时就开始了学校的住宿经历。

宋耀如夫妇同意让幼小的宋美龄离家进入学校，一方面由于霭龄已在这种环境中很好地成长了起来，另一方面家人认为这个小女孩有姐姐做伴，处境会更好。于是通过宋耀如的好朋友、校长海淑德女士的安排，马克谛耶学校就做了一次特殊的招生，让年仅5岁的美龄入了学校的幼儿班，并且与庆龄住在一间寝室里。

作为庆龄的小妹妹，她被获许与她二姐同住，小美龄也就特别卖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每天下晚自习后，庆龄的朋友们回到寝室里总发现“小美”为她们准备好了茶水——只为庆龄的朋友效劳，活泼好动的她也很乐意地干其他服侍人的活。

每星期三晚上，马克谛耶学校都从外面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客人来主持宗教讨论会。有时宋氏夫妇也来主持会议，然而，更经常的是由李牧师当主持人。讨论会鼓励孩子们提问题，经过公开讨论，解决她们宗教信仰上的疑难问题。每个问题都认为是正当的，不会受到权威人士的批评。

爱持怀疑态度的那些小女孩得到了大家认真和善意的对待，外表文弱的宋庆龄就是一个具有怀疑和叛逆精神的学生。有一次她向李牧师提出了自己对基督信仰的怀疑后，大人们都故作宽容地笑笑了事，而幼小倔强又虔诚信仰基督的宋美龄却不能理解她，而且感到十分惊讶。回到宿舍后还不停地问姐姐：“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不忠实信仰？”

宋美龄天赋的聪明使她的功课毫无困难，但她在家养成的霸道劲儿在与同学相处上遇到了麻烦。班里的学生，即使比她大好几岁的，也得乖乖听她摆布才行。这些同学可不比自家的姐姐哥哥，往往有人对她的颐指气使不屑一顾。她没有宋霭龄初入学校时那样的刚强意志，情绪极容易冲动，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会气得浑身发抖，厉害的时候她的荨麻疹又会发作，身上立即长出许多红肿块来。

在众人面前的宋美龄活泼调皮，胆大要强。位于汉口路上的马克谛耶学校由两座楼组成，由于当时上海城市无计划发展的结果，一幢楼有电灯，另一幢楼只好用汽灯照明。点汽灯的楼到有电灯的楼之间有一段漆黑的通道，许多女孩子不敢走这段路，而美龄却几次大着胆子一个人从这里通过。

最小的中西女校学生（5）

老师鼓励其他胆小的孩子时总说：“你们为什么不像美龄一样从那里走呢？”受到老师的表扬，美龄自然十分得意，脸上笑意盈盈。其实，她心里比谁都害怕走那段路，只是硬撑着罢了，每次通过时都吓出一身冷汗，睡觉时总被噩梦困扰，总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恢复常态。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发现，这孩子夜里睡不着觉时，就一阵阵地颤抖，这时，她总是下床来站直身子，反复地默读她的课文。

活泼自信的宋美龄成了马克谛耶学校中引人注目的小明星，各级老师的宠儿。但是最终，这个5岁的小女孩在这所学校的寄宿生活却没持续多久。在她上学的几个星期时间内，美龄白天表现得非常好，赢得了教师的喜爱。小小年纪就喜欢支配周围的一切，常常能迫使年纪比她大的孩子们屈从于她的意志，听她的话。同时她也能轻松愉快地完成功课。但天黑以后，一个人躺在黑糊糊的宿舍里的床上，树影在窗子上晃来晃去，却使她吓得连连做噩梦，她梦中的尖利的喊叫声，打破了女生宿舍的宁静。

时间一长，老师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把这件事通知给宋耀如。在倪桂珍的坚持下，美龄被接回家去，由私塾先生教她，一直到几年后出国为止。所以，宋美龄童年所受的教育主要还是来自父亲的家庭教育。

虽然是在家里，父亲也不放松对她的教育，她的学业安排得很紧，功课还要继续下去。宋耀如给她请了一个英国女家庭教师，每天早上给美龄上课，除了教英语，还要教拉丁语，而拉丁语对当时中国上等家庭的小孩也还是很新奇的事物。下午的时候，她要跟一位老先生学习古典文学。这位先生曾教过宋耀如中文，对宋家的第二代要求更为严格。课余时间，美龄还要练习钢琴。

从女校回家后不久，她所在的幼儿班又把她借回学校帮助她们演一场学校排的话剧。这是专为学期结束排演的话剧。因为小美龄的活跃和大胆，大家都希望她能参加演出。宋耀如亲自送小女儿到学校，并留下来观看了演出。还在校读书的庆龄被安排扮演这个神话剧中的公主，在该剧落幕的时候，她扮演的公主被加冕成为王后。一同看演出的还有宋耀如的一位叫张喜富的朋友，这时向着他大声叫道：“好！宋先生，你是王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啊！”大家都看着宋耀如笑了起来，就连宋耀如也不由得开怀大笑。

10岁留洋的小女孩（1）

在宋美龄日渐长大的同时，宋耀如一直不懈支持的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在持续地发展着。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及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现了新的势头。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含愤东渡日本，希望通过学习明治维新后迅速富强的东方近邻，来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于是这批青年志士很快形成了一支新的更为革命的核心力量，他们团结在孙中山周围，赞成他推翻满清统治，振兴中华民族的革命理想，公认孙中山是他们的领头人。

局面一下子打开了，孙中山在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就是后来的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章程》中提出了同盟会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还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孙中山首次公开倡导了自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主张。

宋耀如应邀从上海赶到了日本，孙中山决定让他挑起为革命解决经费的重担。孙中山知道若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弄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款子，单是依靠点点滴滴的捐款是不行的。而只有宋耀如在美国有丰富的经历，熟悉教会和社会上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所以会议决定派宋耀如专程赴海外为革命筹集巨额经费。

1905年，宋耀如远涉重洋赴美国为孙中山的革命筹措经费。时隔20年后旧地重游，心中不免感慨万千。所不同的是，20年前他去美国是为个人奋斗，20年后他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实业家出访美国，并且实际上是为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来。此次赴美宋耀如完全是一副有成就的实业家形象，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一艘轮船上，他独自一人包了一个单间。抵达美国旧金山码头时，他受到致公堂成员的欢迎。宋耀如被接到斯波福巷63号致公堂总部，在那里他被逐一介绍给当地的华人银行家和实业家。致公堂打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招牌，名曰：“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有了这个招牌，那些腰缠万贯的美籍华人热切希望证明自己是爱国的，所以从募捐角度来看，宋耀如此行的收获很大。

在美国期间，宋耀如还专门赶到北卡罗来纳州去拜望了他的大恩人朱利安·卡尔。当他们二人在达勒姆的火车站紧紧拥抱的时候，在卡尔的眼里宋耀如已经从当年那个朴拙腼腆的中国少年，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大企业家了。卡尔看着如今和自己地位不相上下的宋耀如，心里不胜的自豪。

10岁留洋的小女孩（2）

当晚他们二人在卡尔的书房里促膝畅谈时，宋耀如毫无保留地向自己的恩人透露了这次来美的真正目的，并详细介绍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孙中山领导的几次革命起义失败的经过。宋耀如着重说明几次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经费不足造成的革命党人的装备不足。宋耀如向卡尔解释道：“只有推翻满清政府，中国亿万民众才能真正获得新生，西方的文明也才能真正传到中国，基督教才能给中国人带来福音。”听罢宋耀如有理有据的坦言相求，卡尔立刻答应提供一笔巨额经费以资助中国的革命党人。

宋耀如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各地奔波，游说企业家、银行家，为孙中山、也为革命事业积极进行募捐活动。回到上海后，宋耀如向同盟会上缴了200多万美元，这中间卡尔将军的捐助份额是最大的。

由于宋耀如赴美筹资获得巨大成功，同盟会任命他为司库。在过去，他只是非正式地担任这一职务，现在则正式地专门负责革命事业的经费筹措了。同时宋耀如继续兼任孙中山在上海总部的执行秘书，并仍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供孙中山开销。由于他的慷慨和工作效率，基本上保证了孙中山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钱花。

1907年3月18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他当即秘密来到上海。船到上海的那天深夜，宋耀如亲自到码头把化了装的孙中山先生接到家中，并为其举行了小型的家庭欢迎会。孙中山也是多年未来宋家了，看到这熟悉的房子，想起当年初到上海和宋耀如会面的情景，感慨万千。晚上，孙中山又惊喜地发现，当时宋耀如的三个孩子宋庆龄、宋子文和宋美龄（当时大女儿宋霭龄已赴美留学），竟然能非常熟练地背诵自己在《民报》上写的同盟会发刊词等文章，一时间激动不已。

接着，孙中山给他们讲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并鼓励几个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学成本领长大报效祖国。听了孙中山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后，当时几个孩子深受鼓舞，且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似的。尤其是年仅13岁的宋子文，居然很有男子汉气概地表示，他发誓要推翻腐朽不堪的清朝政府，并努力为建立未来的共和国而奋斗。看着宋子文那壮志凌云的少年意气，孙中山和宋耀如都欣慰地笑了起来。

这是宋美龄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看着这位和蔼可亲，因长年奔波操劳而略显憔悴的长者，想到父亲经常讲起的关于他的革命事迹，小小的心中充满了崇敬。她暗暗地下决心，以后也要像男子汉一样做一番大事业。

就这样，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深深地激励了宋耀如的几个孩子。此后不久，宋子文和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俩，便追随他们的大姐宋霭龄，奔赴美国求取救国的知识和本领了。当时，宋庆龄年仅15岁，宋美龄则只有10岁。

10岁留洋的小女孩（3）

孙中山在上海没待多久，就又离国出走。1907年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联系越来越困难了。在清廷的外交压力下，孙中山被迫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过着漂泊式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宋耀如在与孙中山联系不上的情况下，只得默默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并伺机从事着各种革命的工作。

早在1904年，宋耀如就通过老同学、传教士步惠廉的关系，将长女、年仅14岁的霭龄送到美国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学习。该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学院，同范德比尔特大学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学院一样，也是南方卫理公会办的一所学院。

此后，他就一直筹划着把庆龄和美龄也都送到美国去读书。1906年，宋耀如为孙中山筹款访美，在这期间他曾问过负责女子预科教育的克拉拉小姐是否愿意明年接收他的两个女儿庆龄和美龄入校学习。

这位克拉拉女士祖籍白俄罗斯，个子高大，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精神饱满，极富工作热情。上世纪末，她的父亲在耶鲁大学辅导过几名中国学生。那些学生都是阔气的年轻男子。他们回到中国后，克拉拉同父亲一道去东方参观访问，长年累月，她渐渐地对东方有了亲身体验。父亲去世后，克拉拉承袭父业，在萨米特学校招收少数中国学生，为他们补习功课，以准备进入美国的大学读书。宋耀如参观了学校后，对这里优美的环境很喜欢，就萌发了让两个女儿在这里学习的念头，因为当时他们的年纪还小，去不了学院。当场，克拉拉很高兴地表示没有问题，欢迎宋耀如的女儿来美学习。

宋耀如有他自己的通盘考虑：在几个孩子当中，大女儿霭龄已就读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两个较小的女儿也即将安全地到美国在克拉拉小姐的学校里读书。他的长子子文就要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少年班毕业了，不久即可赴哈佛大学读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身有葡萄牙护照的宋耀如就会少了许多后顾之忧。另外两个男孩子良和子安还很小，出现危难时，他们不会成为多大的累赘。

除了上述原因外，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子女将来要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优秀人士，一定要认真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西结合，才能成为通才。在这一点上，宋耀如比周围别的人看得更清楚。当时尽管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学习西方知识的重要性，但往往停留在表面，只想着留洋镀金，而且也很少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遥远的美国去留学。虽然在宋家姐妹之前曾有过少数中国女子出国留学，但都是由教会把她们送到国外的，而且都是学医护的。当时很多人听说宋耀如要把女儿送去留学，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宋耀如花这么多钱在女儿的学业上真是不值，这笔钱本来可以是一笔丰厚的嫁妆。

10岁留洋的小女孩（4）

正如宋美龄就读的韦尔斯利大学校长麦克阿斐女士说的：“宋美龄的双亲打破国内的习俗，送其东方生长的女儿来西方学校里求学实在是需要想象力及勇气的。鼓励在一种文化中成长的女儿到另一种文化中求学的宋氏父母实为东西文化融合的前驱。”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1907年，他的姻兄、上海著名的教育家温秉忠再次率教育代表团赴美。他赞成君主立宪，当时在清政府中任职，具有外交身份，可以用来庇护庆龄和美龄，不会再重演当年霭龄在旧金山的那种可怕的经历了（当年因美国移民局刁难，宋霭龄在旧金山港口船上被扣留3个星期后才得以上岸）。利用二姨父温秉忠为清廷出差的机会把两个小姐妹带到美国，宋耀如夫妇就放心得多了。

1907年，宋美龄才10岁，她父亲就决心把她和15岁的二姐庆龄一起送到美国读书，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她无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留学生。在这一点上，又体现了宋耀如性格中刚强的一面，对于美龄的赴美，就连一向支持他的倪桂珍都有些犹豫。毕竟孩子太小了，她的两个姐姐赴美的年龄都在十四五岁，基本上能自己照料生活了。还有一点就是美龄一走，家里就只剩下3个男孩，习惯了姐妹几个待在身边的母亲总是有些不舍的。而宋耀如则坚持认为让女儿早点出去也好，哪怕上大学还早，也可以先从预科读起。对美龄，他很欣赏这个小女儿大胆勇敢，喜欢支配一切的性格。

就这样，1907年夏，温秉忠和他的夫人带着庆龄和美龄乘坐了“满洲里号”客轮离开中国。当然，年仅10岁的美龄上大学还太早，但她坚持要随二姐同行，父母也认为既然孩子们已共同经历了马克谛耶学校的生活，那么两人同时离开家庭将会使她们感到更轻松些，也使父母放心些。

1907年，上海虹口英联码头。清晨江风送爽，太阳刚刚升起在远处的黄埔江面上。“满洲号”远洋巨轮拉着长长的汽笛，缓缓地离开码头。

宋耀如和太太倪桂珍一起到码头，向远行的两位女儿和护送她们的姨夫温秉忠送行告别，本来宋耀如这几天患感冒，身体不适。宋庆龄和宋美龄不让他相送，可是他硬是坚持来了，夫妇俩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满洲号”客轮远去。码头上送行的人群中有很多人都忍不住哭了出来，宋耀如一直保持着镇定，没有在女儿面前落泪。

临开船前，倚在栏杆上的宋美龄挥着手向双亲告别。为了表现自己的坚强，小小年纪的她硬是没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也许她认为，此刻她若是哭了，父母会格外挂念她的，因为她年龄最小，爸爸妈妈最宠爱她。在沉闷的汽笛声中，她拼命地喊着，让父母放心，自己已经不小了，可以照顾自己了。

站在她旁边的是文静的庆龄，她不愿大声喊叫，只是上船前向父母轻声道了别，要他们保重身体。船离码头越来越远，她就一直立在船头向父母挥手告别。从小看大，也许一个人的性格终生是不会改变的。宋庆龄从小就娇柔、纤弱和沉静，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想和伤感的神情。而宋美龄则要强好胜，十分活跃。

10岁留洋的小女孩（5）

“满洲号”很快驶入蔚蓝的大海。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小美龄也不禁呆呆地出神，一会儿想起了朝夕相处的父母家人，温馨舒适的家，一会儿又想到已在美国学习了3年的大姐霭龄，以及将来自己在异国他乡会是怎样的生活。

这时姨夫温秉忠怕姐妹两人发闷，来找她们聊天。好奇心强的美龄就要求他介绍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温秉忠也不客气，侃侃而谈起来。温秉忠性子温和，为人和蔼可亲，不同于宋耀如的急性子。有了这位姨夫的悉心关照，两个女孩的长途旅行生活过得很开心，尤其是美龄，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孩，大海上的航行生活对她来说是那么的神奇，又是那么的新鲜。

宋美龄当年在马克谛耶学校读书时就是引人瞩目的活跃分子，此时在船上仍然是个招人喜爱的孩子。她对即将前往的美国充满了幻想，并且对自己未来的计划充满信心，她对谁都很热情，乐意和别人交流。同船有个从上海回家的年轻英国女子，一天，她同宋美龄一起在甲板上散步时被这个聪明自信的小女孩逗得乐了起来，她像大人们对小孩经常爱做的那样问她：“你长大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宋美龄马上骄傲地回答：“我要当个医生。”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年轻时曾想学医，平时也不自觉地会影响到孩子们。但在本世纪初，这对一个中国小女孩来讲是个多么惊人的抱负啊！

宋美龄的回答使这个英国姑娘惊愕，她随即夸张地说：“医生！噢，天哪，我想你不应该干那行，你知道吗，你得去锯掉人家的腿，你懂吗？”

“是吗？”美龄感到惊讶，这可是她没想到的。美龄从小就有洁癖，平时只想到医生白洁干净的外衣，却未想到医生背后的辛苦和代价。想了一会儿，她变换了一种语气说：“那么我不想当医生了，因为这工作太脏了。”

当时的这位宋家小妹虽然还很幼稚，但她的英语已说得相当流利。这得益于宋耀如很重视在语言方面对孩子的培养，他甚至要孩子们学习日语。当然，英语是最主要的，宋家孩子经常和他们的父亲对练，这可是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一方面的因素，此外，还应归功于当时的马克谛耶学校坚持用英语教学的高标准。虽然宋美龄在那里念书的时间很短，但却打下了很好的语言基础。

在船上还发生了一件头等舱的日本乘客丢失贵重物品的事件，因为一下子查不出来，包括宋氏姐妹二人在内的全体头等舱客人都成了怀疑对象。其实那个日本客人带的东西是从中国偷运出来的文物——金银镯，他自然不便公开说明，硬要船长把船停在日本的港口，由日本人来处理此事。结果“满洲号”被日本人扣在神户港。

10岁留洋的小女孩（6）

乘客等不及了，纷纷起来造反，向日方提出抗议。这时宋庆龄显示出了她超出年龄的成熟，有理有据地说：“一个人丢了东西，就惩罚全船乘客，不让开船，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假如我们中国人丢了东西，就让你们日方赔给黄金，你们干吗？”

全船乘客的情绪被宋庆龄的一把火点燃起来，纷纷与日本当局争吵起来。也许是日方做贼心虚，当他们弄清金银镯的不明来历时，马上命令开船，向全船乘客做了让步。

一场闹剧结束后，“满洲里号”开出了神户港，向美国的旧金山驶去。时值8月，天高气爽，海天一色。迎面的海风一阵阵吹来，众人也觉得心中的一口闷气终于出掉了。姐姐庆龄在这件事中勇敢而又理智的表现也深深地印在美龄的心中。

经过一个多月漫长的穿越太平洋的航行，“满洲号”终于抵达终点旧金山港。到港的那天，只见港湾浓雾茫茫，这是一个多雾的早晨，连入港口都看不清楚。望着浓雾中的港口和城市，宋美龄心中的好奇感越来越强烈了。好不容易待到日出雾散后，轮船才慢慢驶入，在码头停稳。移民局的大个子官员登上船，在休息室的一张桌子后面坐定。乘客们排成一条长龙，挨个儿出示证件。

同船的还有一批到美国学习的官费留学生。宋庆龄和宋美龄姐俩因为有姨夫温秉忠的相送和父亲的好友步惠廉先生的前来迎接，顺利地通过了移民局的检查。她们没有像大姐宋霭龄初来美国求学时那样，屈辱地受到美国人的冷遇和非难。

“我们比大姐初来时的命运好。”当即宋美龄得意洋洋地对宋庆龄说。

“爸爸有经验了。”宋庆龄莞尔一笑。

在港口的出口，爸爸的老同学步惠廉先生，热烈地拥抱了她们小姐妹，犹如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而实际他们在上海分别还不到半年时间。步惠廉虽然夫人刚刚过世，但仍很开朗地和她们有说有笑，介绍路上的风光。现在，宋美龄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可以肯定，美国的学校会像父亲向她保证的那样好，步惠廉先生也像父亲一般地体贴她们。

初到美国的一切都还顺利。到处都是崭新漂亮的房屋和热情开朗的美国人，让小小的宋美龄十分高兴，也暂时忘却了离家万里的孤寂，而当想到马上能在美国见到三年多不见、一直亲近的大姐霭龄，她更是兴奋不已。

她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是美好的。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1）

宋美龄心中除了爱情的甜蜜，还有些许疑惑。在她看来，爱情应该是伟大的、壮丽的，轰轰烈烈的，自己的爱人，也应该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英雄。然而，刘纪文只是一介书生，他所给予宋美龄的只有爱情。然而这份爱情没有古诗歌里描绘的那般美好，这份爱情没有期待中勇敢的骑士和美丽公主之间的无数磨难，难道这就是自己憧憬的爱情？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

宋美龄在美国的学习生涯正式开始了。

最初，她和宋庆龄一同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密特小镇的一所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所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学校坐落在小镇的西部，周围全是田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

宋庆龄的年龄虽然可以去学院念书了，但她还是先在萨密特镇私立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语，准备投考大学。她仍然十分用功，并且爱看一般女孩子不感兴趣的历史和哲学书。和在中国的时候一样，她也依然是文静安详的姑娘，这在美国并不多见，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一个严肃的姑娘。

由于年龄和气质的关系，她不爱参加同学们一些幼稚的游戏和嬉闹，15岁的她比其他同学年纪都要大一些。她们在镇上学校的美国同学们早在听说有两个中国姑娘将来校学习时，就已十分感兴趣了，因为这些学生也都是只有八九岁的孩子。因为年龄相仿，活泼快乐的宋美龄很快便成了大家喜爱的小伙伴。

在那些小同学的眼里，小小的宋美龄生气勃勃，欢蹦乱跳，有些调皮，但又是那样地讨人喜爱，总是一副快乐、活泼的模样。那时她还是胖乎乎的，对什么都感兴趣。

宋美龄虽然爱玩，但和宋庆龄一样也爱读书，当然她毕竟年幼，对历史、哲学等成年人感兴趣的书籍看得较少，平时爱读的多是像《小兔彼得》等故事性强的书。晚上想家的时候，就跑到一位叫玛格丽特的教师家里去聊天解闷，分散对家的思念。当时她已能用英语向老师谈她家里人，或讲述有关在上海生活的情况。

由于年纪小，她比姐姐更快地溶入到当地的生活中，也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东西文化冲突。

两个女孩在克拉拉小姐的学校里学习了不长一段时间后，她们的大姐霭龄来看望她们。这可是小美龄盼望多时的。分别多年，姐妹3个在异国他乡重逢，有着说不完的话语。此时的大姐已成了18岁的大姑娘了，举手投足更具有一种大人的风范，经过多年的大学教育，更有丰富的思想和知识了。这让从小就崇拜大姐的宋美龄钦佩不已，不停地问着各种问题。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2）

庆龄则看着经过化妆打扮的霭龄说：“大姐，你变了很多啊，都快认不出来了。”

霭龄当时已剪掉了辫子，梳起了美国流行的高发式，深色的西式裙子，大开领上衣，一副美国姑娘的打扮。

“再变不也还是你们的大姐吗。”霭龄笑了。

“不，我是说你变得洋气了。”

“过两年，你也是一样。”霭龄说着又不停地夸奖美龄和庆龄越来越漂亮了。

3人聊了一阵后，宋霭龄拿出一个纸盒子，那是步惠廉送给他们姐妹的礼物，有烤火鸡咸肉等好吃的东西。大家就在庆龄的房间里吃了起来。霭龄边吃边向妹妹介绍在大学的学习生活，说一些生活趣事，当然，主要是给即将进学院读书的庆龄传授经验。

在镇上待了两天后，宋霭龄才告别她们回威斯理安学院去了。

没多少日子，家里就从上海给她们寄邮包过来，除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小玩艺儿外，包里还有一套给美龄做的可爱的小衣服：一条黑绸子裤子和绣着几条青龙图案的小袄。美龄爱向小伙伴们炫耀从中国带来的式样别致的新衣服，当天就穿上它们去找同伴玩了。

时间过得很快，经过一年的补习，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入姐姐宋霭龄当时正在就读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

她和美龄在佐治亚州避暑山城德莫雷斯特的朋友家度过了1908年暑期。到了秋季，庆龄该到梅肯开始秋季学期的学习了。美龄继续住在德莫雷斯特，与游伴一起在一所当地学校上学。临分手时，宋庆龄把小妹安排在了德莫雷斯特的皮德蒙特学校，在那儿上学的小美龄可以住在宋霭龄一个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中。事实上，这个安排也是大姐宋霭龄的主意，而她也就在年底毕业回国了。

在这里，宋美龄一共住了9个月。皮德蒙特的生活是愉快的。刚满11岁的她非常喜欢那个小村庄，并在那儿的小姑娘中间找到了玩伴儿。另外使她十分感兴趣的是，她发现读同一年级的许多学生实际上是小伙子和大姑娘。他们从遥远的山区来到这里，其中许多人，为了弄到来皮德蒙特求学的钱而教了好几年小学。

这些人对来自东方的小女孩都很感兴趣。而宋美龄则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了那些为了生存，甚至为了要筹措到初等教育费用而奋斗的人们的生活。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引起了宋美龄对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们命运的关心。她也变得更会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了。

在皮德蒙特的学习对于宋美龄迅速掌握纯正的英语是很重要的。以前因为年纪小，学英语的时候基本是以口语为主，现在，老师教她从语法上分析句子，使她能比较准确地用英语将自己的意图表达出来，她的英语书面能力得到了训练。

她的哲学成绩也很好，平均分数为98分。但算术成绩则比较差，尤其对百分比的换算没有弄懂，考试仅能得“Ｃ等”，勉强及格。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3）

那年圣诞节的前几天，宋美龄与另外3个同伴决定做一件使他人愉快的事情。她们每人拿出25美分，总共凑成1美元，买了些土豆、牛奶、牛肉饼、苹果和橘子等，送给住在铁道边的某家穷人，并互相约定要做到谦逊不骄，不把自己的高尚行为告诉任何人。

第一次做这样的行善之举让宋美龄和同伴们很兴奋。当她们抱着包裹吃力地跨过栈桥时，都感到自己好像如鲜花盛开般的圣女贞德行进在执行神圣使命的途中。然而，当她们走近预先选定的受礼人借以蔽身的破烂的木棚子时，发现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心灰意冷、形容枯槁的母亲，她那一双孩子紧握着她的双手，站在那里，从她的裙子后面偷看她们。大家都吓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结果宋美龄把包裹丢在地下，撒腿就跑了，跑出了一段距离，感到勇气又来了，她们又放慢了脚步，其中的一个人壮着胆子喊了一声：“祝你们圣诞快乐！”就又飞快地跑起来。

采集榛子是宋美龄感到新奇有趣的活动。每当星期天下午，她们就会沿着那条长长的、尘土飞扬的路步行到树林里去。有时运气好，碰上驾着车赶上来的好心肠的农民，就让她们坐上车去，还会让她们分享他的午餐。而中国小女孩宋美龄总是要受到人们一些善意的戏弄。

那些大人会开玩笑地问她：“坚果来自何处？”宋美龄就用英语响亮地回答：“当然来自树上。”然后他们眉开眼笑地反问道：“油炸甜团是从哪种树上长出来的？”看到宋美龄瞠目不知所对时，就开心地告诉她是“从餐室里”（餐室pantry的词尾try和树tree谐音）。

然后，看着宋美龄迷惑不解的样子，众人又是一通大笑。

好心的车夫在树林边放下她们时，总要照例再告诫一番：“你们女孩子家最好天黑前就动身回家。”然后，她们就蹦蹦跳跳地跑进树丛里，去采摘榛子或是黑莓。采来了果实，大家坐在树林里就开怀大嚼，往往吃掉的果子比带回家的还多。

学校里绝大多数的男生都在20岁上下的年龄，有一些是到学校寻求教育的乡村教师。热情好客的莫斯夫人每星期日晚上都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吃晚饭。男学生们能把一盘盘的热饼和黑莓酱吃得精光。这总是让宋美龄感到惊讶不已，觉得成盘的热饼和大盘的火腿就像是变魔术一样消失了。莫斯夫人很照顾她，时常教她做饼干，可宋美龄总是做不出像样的饼干。就像以前在家母亲倪桂珍教她做西餐一样，她经常是做着做着就不耐烦了，事实上，缺乏足够的耐性是宋美龄一直以来的个性。

那段时间宋美龄读了大量的书。她最喜欢坐在住房外面两棵树之间的那条长凳上看书。那是莫斯太太的房子，她是男生宿舍的负责人。读书之外，她也跟小伙伴们练习弹琴和唱当地的民间小调。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4）

当年一共9个月的生活使宋美龄对那个南方小镇充满了感情，就连她的英语发音都一直带有浓郁的南方乡音。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宋美龄也时常以南方人自居。一年夏天，宋美龄在北部的一个暑假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叫她叙述谢尔曼将军在南北战争中进攻南方的经历。宋美龄立即用忧郁的表情答道：“原谅我，这个问题使我很难过，因为我是个南方人。”

1909年，12岁的宋美龄结束了在皮德蒙特山城9个多月的补习功课生活，也随两个姐姐之后进入了威斯理安女子学院。热心的莫斯夫人还亲自把宋美龄送到亚特兰大。

此后，宋美龄在亚特兰大共待了5年，但只有一年算是正式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念书的，其余４年都是由于学院打破或修改规定才收留她的。在学校里她可以到处跑，年龄比她大些的女学生都把她看做小福星，虽然在宿舍楼里离厕所不远的地方有她自己的房间，但是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安斯渥夫院长家度过的。

当时宋美龄因为年龄太小，不够上大学读书的条件，甚至连作为“特别生”进威斯理安女子学院也不行。但恰好在那一年，该学院老院长格里先生退休了，新任院长安斯渥夫主教改变了非本院学生不得住在学院宿舍里的规定，这样宋美龄可以到宋庆龄身边来了。

恰巧同时，学校里还有另一个跟她岁数相仿的小女孩，即院长安斯渥夫主教的小女儿艾罗斯，所以校方又为她们做了特殊的安排。就这样，她被留在学校，一切都很顺利。

艾罗斯性情活泼，只比宋美龄小两岁。她们两人很快就亲热起来，一道在维多利亚式的主楼过道里跑来跑去，窥视和捉弄学院里的女学生。当时她们非常喜欢隔着会客室的百叶窗偷看女大学生们会男朋友。看后，她们就咯咯咯地笑一阵子，然后跑去把看到的告诉安斯渥夫夫人。当这些女生中有一个订婚时，她俩与所有人一样兴奋。宋美龄和安斯渥夫夫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对她可以无话不谈。后来1927年她和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已退休的威斯理安老校长安斯渥夫和他的夫人正好在中国访问。宋美龄见到安斯渥夫夫人，仍像当年一样热情，搂着老太太的脖子用佐治亚腔调说：“校长夫人，当年您告诉艾罗斯和我的话，我并没有当它是耳边风，您知道这些金玉良言现在仍让我受用不尽。”

后来，又来了第三个女孩，也加入她们一伙。她叫克拉瑞贝尔·马歇尔，是另外一个大女孩的妹妹。这3个人组成了自己非正式的班级，她们在一起都很快活。

此时的宋美龄就已显示出非凡的领导才能，两个年纪相当的女孩都成了她顺从的追随者，有什么活动都是由宋美龄来带头。那时3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总希望小女孩同大女孩一样受人器重，引人注目。因为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搞活动时总是让她们小孩呆一边。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5）

女学生们的联谊会几乎把她们馋疯了，于是她们想出个主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称之为“3个小家伙”。她们还四处寻找会议室。大音乐室的顶层有一间小屋，这是唯一合适的房间。为了获准使用这间小屋子，她们不得不想办法逼着艾罗斯的爸爸安斯渥夫主教宣誓成为她们的一个忠实会员。这一招很灵，不久几乎所有的老师也都成了她们忠实的会员。她们制定了相应于大女孩联谊会的口令、秘密暗号和规则，例如，其中一项规定是，在会议室开会时不准嚼口香糖。在一般情况下，老师们从不注意不准嚼口香糖的规定，他们总是津津有味地嚼着口香糖走进房间，“3个小家伙”的几个创始人立刻大喊大叫以示抗议。

远在上海的家人和姐妹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有书信过来。宋庆龄很关心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的发展。宋耀如也总是写很长的信，告诉她们这方面的情况，并寄来剪报。当然，这方面姐姐宋庆龄要更为成熟，她那时候就经常思考中国的社会和革命问题，关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还在学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革命观点。

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宋庆龄自小培养出来的勤奋精神再度表现出来，她对哲学课程尤其感兴趣。她的文学及写作水平亦较高，又热心于社会活动，因此很快担任了校刊《威斯理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班上讨论问题时，宋庆龄态度温和，声音柔和，但却滔滔雄辩，颇有见解，深得同学们的钦佩。受到姐姐的影响，宋美龄小小年纪也渐渐开始关注起这些国家大事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满清政府被推翻，中国两千年的帝制结束了。远在美国的宋庆龄和宋美龄很快得到了消息，当时遍布全球的通信网已经建立起来，民国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这样重大的事件美国的新闻机构也很快作了报道。

当地的报纸发出这一消息时，兴奋的宋庆龄和宋美龄第一个举动就是扯下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踩踏。面对一大群莫名其妙的美国同学，宋美龄挥舞着白皙的小拳头，涨红了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宋庆龄拿出了一面早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来的地方，拉过宋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举手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宋美龄学样却学走了调，她喊：“高举巩固的旗帜。”宋庆龄纠正她：“是共和的旗帜。”宋美龄不肯认错，小嘴一撅，说：“共和的旗就是要巩固了呀，不巩固叫风吹跑了还有吗？”

宋庆龄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文章《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热情歌颂辛亥革命，称它是“20世纪最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战役以来最大的事件之一”。当时美龄还没有姐姐这样深刻的思想，兴奋了一阵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享受自己快乐和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了。

威斯理安女子学院熟悉她们的人都说，两个姐姐刚来时学习适应美国的习惯和方言是很困难的，而宋美龄轻而易举就适应了学校的环境。当然，这是因为她年龄更小的缘故。不久，学校派专人对小美龄进行个别辅导，她们是青年教师马吉·伯克斯和露西·莱斯特。伯克斯小姐的母亲、英语教授伯克斯夫人照管小美龄的个人需要，为她做衣服，帮助她到城里买鞋。宋氏姐妹穿的是美国样式的服装，但她们的衣服都是用上海寄来的中国料子缝制的。每当她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服装。要是此时有同学突然闯进宋美龄的屋子，她就会忙不迭地钻进大壁橱，换上普通西式服装后才出来，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自在舒适。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6）

有时候家里会在箱子里放一些丝绸寄给她们，这很让她们的美国同学羡慕。她们打开箱子取出丝绸衣料时，往往整个宿舍的人都会围过来，边看边赞美这华美的衣料。

由于这段时间受到老师的特别辅导，宋美龄比在普通班级里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她学习进度之快令人惊讶，一直到学完她的整个大学课程。在学习上她经常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习惯，而老师们尽量地照顾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女学生，比如在法文课堂上，老师就允许宋美龄在上课过程中随时中止听课，去绕着校园跑一会儿，只是因为她坚持认为这是必要的。

1912年，宋美龄终于成了大学一年级新生，可是此后的她却显得不怎么用功。她不靠勤奋，而爱靠小聪明学习，这和宋庆龄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如此，她的文科成绩仍然不错。有一个学期她的哲学平均分数为98分，获得了高分，成了班里唯一免受期末考试的学生。这让她自豪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她的语言课成绩总是相当优异。可以说从那时起，宋美龄的语言能力就得到了充分展示，老师和同学们都惊讶于她娴熟的英语。后来宋美龄成为蒋介石外交上的大帮手，被称为最标准的外交家，除了她的智慧和渊博的学问、高雅的气质，最重要的是她具有令大家钦佩的语言能力。她的语言能力如此之强不但中国人对她钦佩，甚至连外国人也觉得不可思议，她在每次演讲，在广播、在与人会谈时所用的词藻，对一般的人来说，要查字典才能解决，于是人们惊叹她怎么能用到这么深奥而恰到好处的词汇。这是一个具有外交才能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也正是宋美龄日后能够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条件。而这个条件恰恰是她从年轻时的留学生涯打下的良好基础。

在佐治亚这几年的生活对宋家姐妹的英语口音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姐妹3人的言谈，尤其是她们拿腔拿调时的话音仍保留着美国南方教育的痕迹。据说，许多上海的中国姑娘说英语时，都带有美国中西部地区较重的鼻音。而宋美龄悦耳动听的言语，宋霭龄低沉流畅的声音和宋庆龄文雅甜润的话语，无不得益于她们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所打下的基础。

快乐女孩在异国的别样生活（7）

几年下来，宋美龄已经完全融入美国青少年的圈子了。她的外表是最显著的证明，布扣子的中式服装已经被她丢弃，她改成每天穿着西式服装，穿着和所有的美国少女一样的长裙洋装，模样也越来越明艳动人。这时宋美龄的内心世界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她开始阅读狄更斯的著作，到她14岁的时候，她已经读遍了狄更斯所有的著作。由于她对文学和写作的兴趣，还尝试着和一些小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报。

当时宋美龄和艾罗斯、克拉瑞贝尔两个小伙伴创办了一份报纸，宋美龄是文字编辑，另两人分别担任美术编辑和记者的工作。这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纸，因为虽然它每周发行5份，但每份都不相同，其中一份的社会专栏评论会说些“校园里所有的姑娘都没有帕蒂·布朗长得美，昨天，有人见她……”等等，不一而足。另一份报纸在同一栏里评论说：“多萝西·迪尔是全校最聪明的姑娘。”

此外，每天都有个自称“讲故事夫人”的角色出现，讲的都是辅佐美人、劝告失恋者以及评议校园闲话一类的事情。还有宋美龄随心所欲想象出来的叫做“闲谈者和旁观者”的消息报道。

她们的报纸也卖出去。每份报纸价值5美分，因为报纸用的是学校普通的作业纸，所以不用花管理费。“3个小家伙”每天经过劳动挣得25美分的零花钱。对她们来说整个事情最难办的，就是需要统一认识，如何花这笔钱，统统都买冰激凌呢，还是拿出一部分买成花生米或糖果。

当时东部一所大学的学生听说这种报纸后，还给她们写信，想要得到一份，以便把它当作美国最年轻编辑的作品的一项纪录。这可着实让她们几个激动了好一阵子。

与一般人相比，宋美龄当年显得成熟过早。衣服常常是一天三换，男女之间的事她也最敏感。她异常活跃，喜于交际，并且常常爱搞一些恶作剧，而且她往往能用自己机智幽默的谈吐摆脱尴尬，活跃气氛。当时十多岁的女孩子抹胭脂涂口红在学校里被视为伤风败俗，有一天宋美龄用了中国搽脸的粉，又涂了口红，后来被人发现了。

“哎呀，美龄，”一位年纪较大的学生惊叫道：“今天你脸上化妆了吧，又抹胭脂又涂口红，好漂亮哇！”

“是呀。”宋美龄回敬了一句，“美国的胭脂口红不能用，我用的是中国粉，总可以了吧。”

到波士顿读名校（1）

但是到了1913年，宋美龄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的学习生活提早结束了。

这一年的春天，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8月，从国内传来让她们担心的消息，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父亲宋耀如也决定全家移居横滨，继续跟从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就马上离美回到了父母身边，并接替大姐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就剩下宋美龄孑然一身，于是过完暑假，她就来到麻州韦尔斯利女子大学，被招收为该校一年级的学生。

沿波士顿向西约12里，即进入韦尔斯利镇。这里风景同样异常优美，每到秋天，通往学院的路上丹黄杂驳，霜林染醉，景色如画，韦尔斯利学院就深藏在大片的树林中。韦尔斯利虽然是全美顶尖的十大学府之一，却从来不在规模上与哈佛、耶鲁等名校竞争。如果说哈佛、耶鲁等是配备了现代化生产线的都市型大学，韦尔斯利就是保持着手工艺精美风貌的乡村型大学。在美国，韦尔斯利是以其对学生“个别注意”的特殊教育风格著称的；在这里曾有过两位来自中国的明星学生，除了宋美龄外，谢冰心也曾在这里学习，她们都以最高荣誉学位毕业。

如果说威斯理安给宋美龄带来了温馨和快乐的少女时代，以及知识上的启蒙阶段，韦尔斯利则使她扩大了视野，在教育的殿堂上更上一层楼，使她从一个讨人喜欢的活泼少女变成令人倾慕的优雅淑女。这两个美国学府的校园生活塑造了宋美龄的人生观和生活哲学。

从教育内容和学术水平上来看的话，韦尔斯利比威斯理安更胜一筹。前者是美国东北部的名校，才女辈出，有很多知名的校友。威斯理安则是典型的南方小学校，以强调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融洽感情为主，着重言传身教，而且它的学生大多来自中上家庭，并不很注重学科成绩。

正是因为和老师感情更为融洽的原因，宋美龄始终对威斯理安的感情更深厚些。

开学的第一天，因为刚离开几年来朝夕相伴的姐姐和威斯理安学院的伙伴，情绪低落的宋美龄曾宣称不喜欢韦尔斯利大学，她走进校长办公室，不加掩饰地说：“我估计，在这儿我不会呆很久。”让那位校长惊奇不已。

当然她也很快适应了新学校，开始埋头学习，并且经常参加社交和体育活动，成为校内有名的活跃人物。她的名片上印的是“美龄·奥利弗·宋”，中间的奥利弗是她自己别出心裁随便加上去的。

宋美龄从威斯理安学院转赴韦尔斯利后，专攻英国文学和哲学，在这两门课上，她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门课由当时负有盛名的教授维达·斯卡德讲授。她特别喜欢英国的古典文学，对亚瑟王骑士传奇故事中的激烈战斗场面津津乐道。

学习之余她也参加体育活动，她喜欢游泳和打网球，还参加了自己班里的篮球队。她参加体育活动时，穿一件水手领罩衫和一条长长的锦缎灯笼裤。有一年的复活节，她在格罗丝特附近游泳，差点被汹涌的回头浪吞没，同游的女学生揪住她的头发，才把她救上来。尽管如此，宋美龄胆大爱冒险的性格却一直没变。

到波士顿读名校（2）

宋美龄也喜欢音乐，她不但精通乐理，而且还是弹奏小提琴和钢琴的好手，经常参加社团的音乐和艺术研究活动。同时，她也对东方文化充满感情，她的这种思想感情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强烈。在周围的人看来，她最初似乎完全西方化。但逐渐地她却越来越为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感到自豪。在和老师同学谈话时，宋美龄经常口若悬河地谈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并为西方世界对此竟然漠视而表示遗憾。当然，宋美龄对中国的封建礼教和旧传统是不满意的，一直怀有某种担心和恐惧。

不过总的来看，宋美龄对东方文明和文化遗产在那时还是保持着兴趣的。她宿舍的墙壁上挂着一把装饰用的东方宝剑，她也经常把寒光闪闪的宝剑抽出剑鞘，把玩一番。一个对“异教的东方人”心怀恐惧的一年级女生曾经对此很害怕，经过宋美龄的房间门口时总是拔腿而跑。

其实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是很坚定的，在兄弟姐妹几个当中，她是信教最虔诚的一个。在学校里，她也经常和同学交换心得，探讨各种宗教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个性越来越鲜明。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她时而快活，时而忧郁，情绪变化无常，有点让人捉摸不透。曾在伍德村同她住在一起的安妮·克·特埃尔教授这样评论道：“她对许多事情都有了不起的见解。她常常提问，问各种思想的性质，今天跑来问文学的定义，明天跑来问宗教的定义。她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一旦发现向她灌输传统的谬误，她就愤愤不满……”“我们大家都喜欢她，把她看做我们的当然成员，完全忘了她是一个外国人……当然，她受到人们那么多的称赞，不是因为那时她像两位姐姐一样漂亮，而是因为她热情、真诚，常常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她也愿意帮助别人。曾帮自己的一个同班同学通过韦尔斯利大学的哲学考试。在玛利·惠顿·卡尔金茨教授讲授的哲学课上，她的同桌对这门学科感到茫然，失去了学好的信心。宋美龄主动帮助她。让她买一本卡尔金茨写的《哲学中始终存在的问题》好好读一读，凡有不懂的地方，每天晚上到自己的房间来问。就这样，经过宋美龄一个多月的辅导，这个美国姑娘最终通过了哲学考试，拿到了学分。”

相互熟悉以后，她的同学也都开始慢慢地喜欢并接近她。

作为学校的一个女学生，她脚蹬结实的美国鞋，身穿和大家一样的美国裙。但是她经常用一些色泽明快的丝绸在自己宽大的短外套或夹克衫上做点缀，使其具有东方人的特点。

到波士顿读名校（3）

宋美龄小时候给人的总是胖胖的，非常可爱，可谁也不会想到她会是个漂亮的小女孩。可是她越长越标致，等她到美国韦尔斯利念书时，已被大家公认为是这个学校最漂亮的女生之一。她丰富而独到的思想、她优异成绩的表现被老师和同学所称道。所以，她在学校里被大家公认是个才华横溢、最受欢迎的女生。她善于交际，相当出风头，而且她对每件事情都有不同的、了不起的见解；她对各种问题都有高度的兴趣，她对文学、宗教、哲学、音乐、法语以及小提琴、钢琴、教育学，样样都精通，可谓是一位多彩多姿，多才多艺的女性，她在学校为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还在年轻的求学时期，她就已被外国人所欣赏。

韦尔斯利大学规定全体学生（全部是女生）都必须穿一种像水手服的制服，宋美龄穿起那样的制服，再配合她那张年轻而聪颖的东方面孔，和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让人打心眼里就对这位中国少女存有一种浓厚的神秘感和好奇心。

她在韦尔斯利大学所住的宿舍楼名叫“木庐”，由于宋美龄的气质，和清秀的外表，吸引了许多青年的目光，于是，在“木庐”宋美龄的住处附近，总是聚集了许多慕名而来的青年。这些热情青年，希望借助各种理由，以便接近宋美龄这位东方少女。

当时正好她的哥哥宋子文也来到美国留学，他就读的是著名的哈佛大学，经常抽空过来看他。

当初宋美龄转学到韦尔斯利，也是因为这里离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哥哥比较近，兄妹可以互相照应。

宋美龄和哥哥的感情也相当好，把他当成自己的保护人。留学期间的宋子文是位身材修长、沉默寡言的青年人。宋美龄爱听他的话，他是兄长，她总是希望得到他的教诲。

宋子文是宋耀如和倪桂珍的第三个孩子。能对女儿进行开明教育的父亲宋耀如当年对儿子宋子文的教育更没有丝毫疏忽。1912年宋子文在圣公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父亲即把他送进了当年誉冠全球的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宋子文比小妹宋美龄大5岁，眼下在远离父母的异国他乡，哥哥理所当然便成了小妹的保护神。

宋子文能考入哈佛大学，也得益于父亲宋耀如的培养和教导。虽然当年在宋氏家中，男女都一样，但宋耀如还是对长子宋子文格外地下了一番工夫，在幼年时，宋子文就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少年班，基础一直打得比较牢。

圣约翰大学是当年美国基督教在上海开办的大学，师资力量较强。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立案，设有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和研究院。当时，在中国设有许多教会学校，而圣约翰大学是最出名的一所学校。因为当时中国并不开放，敌视西洋文明，因此在中国招生人数极少。而思想开放的宋耀如——这位上海当年名声赫赫的大实业家，偏不信邪，坚持把大儿子宋子文送到圣约翰，这是相当有眼光的。

到波士顿读名校（4）

宋子文也不负父望，他坚持每天从虹口家中步行去学校。他学习非常认真，看书的时候总是眉头紧锁。在学校里，宋子文最喜欢参加的活动便是演讲会。要知道，宋子文本来天生有些口吃，可他偏偏来向他的生理缺陷挑战。很快学校里的师生们便发现，宋子文的讲演不仅逐渐自然流畅起来，而且能用英、中两种语言讲演。宋子文的这种克服困难的毅力，令当年圣约翰学校的老师们大为赞叹。圣约翰大学毕业时，他的中、英两种语言运用娴熟，可谓炉火纯青，并且其他的各科成绩也都相当出色。

由于宋子文基础较好，进入哈佛大学后各学科的成绩一直保持名列前茅。用当时他的话来讲，“学习对我来说，是一种兴趣，并没有压力可言。实际我只用了60％的劲，却得到100％的收获。”

课余之暇，宋子文经常抽空去看望小妹美龄。每个周六晚上，宋子文都会按时地出现在宋美龄所住宿舍楼的台阶上。每当听到哥哥的皮鞋声，宋美龄也总是迎上前去，兄妹情谊尽在不言之中。久而久之，宋美龄也通过哥哥的关系，认识了当时不少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宋子文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一些同学，也都对宋美龄有深刻的好感，也都喜欢和这位少女结交朋友。以宋美龄当时在学校优异的表现，加上她清朗秀丽的外貌，且又是上海知名商人的掌上明珠，自然是众多中外青年竞相追逐的绝佳对象。

但是，宋美龄早年的择友却因为她的两个姐姐对她产生的影响，而在她的性格形成上，产生了微妙的作用。正当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大学就学的时候，她的大姐和二姐，先后结了婚。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随后动荡的时代背景，让宋美龄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她的大姐宋霭龄回国后成为孙中山的秘书，乃至和孙中山的助手孔祥熙结婚。由于姐夫孔祥熙是孙中山在财政方面的得力助手，从而让宋美龄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政局发展。

而让宋美龄真正感到吃惊的是二姐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热恋，父母的坚决反对以及宋庆龄最终私奔结婚的经过。当宋美龄接到二姐离家前写来的信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威斯理安照顾她5年的二姐，竟会嫁给她所崇拜的革命家、爸爸的好友孙中山先生。

她赶紧拍了一封电报给在附近哈佛大学就读的子文哥哥，要他在周末到韦尔斯利来“详谈庆龄的事”。宋子文周末从波士顿搭车赴韦尔斯利时，居然在当地出版的英文报纸上看到斗大的标题：“上海世家次女私奔赴日嫁革命领袖孙逸仙博士”。宋子文到了韦尔斯利，宋美龄含着泪水和他一起细看庆龄的信件，为姐姐和家庭的分裂而伤心。

那是1915年深秋的时候，二姐宋庆龄的婚事，在宋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宋耀如和孙中山之间因此事发生的冲突，以及父亲对宋庆龄的强烈不满，都在宋美龄心中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而宋庆龄的婚姻经历，也使得宋美龄在日后面对婚姻问题时，抱持着更为强烈的自主态度。

她是个聪明的姑娘，从父母干涉二姐的婚姻，她联想到了自己，父母很可能会干涉她的婚姻，以免宋家再出个“宋庆龄第二”。

这样的想法让宋美龄很心烦，因为那时她正和一个中国留学生来往频繁，互相都有情意。那位中国留学生是宋子文的同班好友，名叫刘纪文。

美国式的初恋（1）

宋美龄和刘纪文的第一次相见还是在1914年夏季。

那天是周日，宋美龄到哥哥所在的哈佛大学去玩。当时她正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哥哥宋子文。突然，从图书馆里走出来一位身材挺拔、风度翩翩的中国留学生，此人长得一表人才，气质非同凡响，就连身边经常有男子献殷勤的宋美龄见了也是心中一动。

那人正是刘纪文，老远见到宋美龄就猜到几分，等走近后看到她秀美的容貌和婀娜的身材，心里也是一阵激动。“小姐，您是子文兄的小妹吧？”定了定神后，他主动上前打招呼。

“您认识我？”宋美龄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脸上却带着笑意。“哦！我和子文兄是同班同学，他马上就出来了。”刘纪文解释道。

说实话，随着宋美龄逐渐长大成人之后，身边围着她转的男孩子都数不清了，但往往都如过眼云烟一般，从没有特意注意过某一个。而眼前这位风流潇洒的英俊青年，不知怎么竟一下叫她产生了“白马王子”的遐想。

就在两人正觉得尴尬的时候，宋子文走了出来，一见眼前的情景，便立即明白了。他得意地看着他们俩害羞的样子，然后才介绍道：“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友，同班同学刘纪文，经济系的高材生。这位是我的小妹美龄，现在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就读，主攻法语和音乐。小提琴和钢琴可是她的强项噢。”

宋子文抚着美龄的肩头，俨然是她的保护神一般。

宋美龄谦虚了一下，象征性地向刘纪文伸出了手，刘纪文很有礼貌地握了一下宋美龄的手。宋美龄感觉像触电般，很快把手抽了出来，心突然怦怦地跳，脸也有点发红。宋子文在一边都看在眼里，连忙打圆场道：“纪文，音乐室不是有架好钢琴吗？乘着时间还早，走，让我小妹表演表演。怎么样？”

刘纪文当然是求之不得，宋美龄也笑着答应。于是3人一同到音乐室，宋美龄特意弹了两首肖邦的抒情曲。看着刘纪文对宋美龄如痴如醉的样子，宋子文暗暗得意。作为刘的同班好友，他也希望自己的妹妹能喜欢上这个哈佛的高材生。

伴着宋美龄悠扬的琴声，刘纪文完全陶醉于音乐和宋美龄的美貌之中。那天分别的时候，刘纪文恋恋不舍地问道：“什么时候还能听到美龄小姐的琴声呢？”

“随您的便吧，什么时候想听都可以。不过，我更喜爱摄影。对了，是摄影，而不是照相！”宋美龄特意强调了一下，把自己和一般爱上相片的姑娘区分开来。

“啊，那太好了，我早就想搞一本摄影专集，专拍风景照片。每一张照片配一首莎士比亚或歌德的小诗，画面可以是柳树下、小河边等花草树木，也可以是落日、海滩等壮丽的景象。你觉得怎么样？”刘纪文一听宋美龄喜欢摄影，那是自己的强项，瞬间来了精神。

美国式的初恋（2）

“那太妙了，还能把摄影和文学结合起来。”宋美龄欣喜地说，“刘先生就收下我这个小妹妹做徒弟吧。”

宋子文在一边补充道：“刘先生是个摄影迷，上次《明星报》的封面摄影就是他的大作。”

3人又聊了一阵，约好了下周再一起到郊外摄影，宋美龄才和哥哥告别离去。

就这样，在哥哥的帮助下，宋美龄开始了和刘纪文的交往。两人隔一段时间就会一起见上一面，平时则以书信交流。

在两个姐姐先后离开美国后，宋美龄身边只有哥哥可以依赖，她将与刘纪文的交往和感情的进展情况随时向哥哥宋子文汇报。因此宋子文对小妹的初恋了如指掌。美国是一个高度开放、高度文明的国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宋子文没有受家里反对宋庆龄婚姻的影响，积极支持妹妹自己寻找爱情，并做她的高级参谋。他告诉小妹要自尊、自重、自强，尤其不要影响学业。以后宋美龄与刘纪文分手，宋子文也是尊重宋美龄的选择，没有进行干涉。

兄妹二人在学业上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生活上又互相照顾，手足情深，还一同给父母写信。现在宋美龄虽然和刘纪文感情日深，她和哥哥之间的那一种同胞手足之情，也仍是有增无减，日愈深厚。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15年，宋子文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4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的宋子文急于归国，因为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宋耀如希望他回到国内尽快帮助自己以及南方的革命政府做些事情。每次接到家里来信，宋子文感到热血沸腾，渴望早日回国施展自己的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行前，他来到宋美龄的学校，向小妹道别。说实在的，宋美龄为哥哥取得硕士学位而高兴但她又不愿意哥哥离开。这并不是因为她失去了保护神，更确切地说，是她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哥哥来美4年，给她的帮助太大了。此时，她已长大了，懂得了人生的价值，也懂得了父辈的追求。在哥哥的身上，宋美龄仿佛看到了爸爸的影子。

在宋子文离开波士顿的那天晚上，宋美龄为哥哥举行了饯行晚宴，兄妹洒泪而别。

哥哥走后，在美国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和刘纪文的交往一直持续着，虽然刘纪文很热烈地追求着她，而她也愿意他做自己的男朋友，但宋美龄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性格和追求的姑娘，她还是很重视学习和各种群体活动，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和家族事业的发展，总想着自己将来也像父兄和姐姐那样做一番事业出来。她不愿意花太多精力在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上，并且也不愿让国内的父母知道她在谈恋爱。

1916年暑假，宋美龄决定以旅游的方式度过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假期。暑假前的一天傍晚，她拨通了刘纪文的电话，告诉他暑假来临，她想利用这十几天的假期出去旅游，希望刘纪文和她一起结伴而行，还特意告诉他要好好地拍一些相片。电话那边，刘纪文一听兴奋得声音都有些变调了，他二话没说，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宋美龄的邀请。宋美龄早已想好了旅游的行程，就在电话里跟刘纪文说了，刘纪文自然是没有异议。

美国式的初恋（3）

旅游生活开始了。接下来的十几天中，他们游览了旧金山、纽约等地，并特意参观了华侨的聚居地——唐人街。刘纪文老家在广东，宋美龄祖籍在海南，听着华侨的岭南话备感亲切。当看到那些飞檐斗拱的中国式建筑，两个人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祖国，禁不住沉浸在久别的乡情之中。宋美龄也觉得和刘纪文在一起总是有很多思乡的话题，这是和美国同学一起出来游玩时所没有的感觉。

接着，他们又参观了洛杉矶的电影城，并到了位于西部的美国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饱览了北美胜景。此外，两个人还特意去了一趟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叹服于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旅行中的刘纪文穿一身灰色带白线条的运动衣，精神十足，健康俊朗的脸庞更显得容光焕发，头发有点蓬乱，看起来越发充满活力。看着陶醉在自然风光中的宋美龄，他正好施展摄影特长，不失时机地按动相机快门，把她摄入一幅幅构图精妙、如梦如幻的美景中。回去后，又在一张张相片上配上自己写的小诗，还跟宋美龄说要找机会把它们发表出去。

十几天的暑期周游结束了，宋美龄与刘纪文的感情由此也越来越浓，日益深厚。

没多久，旅行中刘纪文给宋美龄拍的照片便在《明星报》上刊登了好几幅，一时间宋美龄的美貌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宋美龄在校内校外大出风头，心里自然高兴，刘纪文也暗暗得意。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打碎了这份甜蜜。事情是这样的，宋美龄的照片在《明星报》上刊登后，引来许多求爱者，光杂志社就为她转来了好多封求爱信。刘纪文这下可沉不住气了，找到宋美龄后，当即就向宋美龄提出订婚和提前结婚的请求。宋美龄没想到刘纪文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看着他那慌慌张张的样子，又喜又气。她安慰刘纪文说：“放心吧，谁也夺不走我。我不嫁人，谁都不嫁！”“那我呢？”刘纪文一听着了急。

“在上帝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宋美龄对刘纪文扮了个鬼脸，故作轻松地说。看到刘纪文还是一副着急的样子，她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又抬起头来认真地说：“真的，我还太小，才18岁。以后的路还很长，等一段时间再说吧。”

“不，我要和你正式订婚！”刘纪文显得有点迫不及待。

刘纪文提出订婚的要求确实是宋美龄从未考虑的，她的睫毛垂下了几秒钟，又迅速抬起来，目光炯炯地停在刘纪文的脸上，语气坚定地说：“纪文，你知道的，我不喜欢男人婆婆妈妈、纠缠不清的。”

刘纪文叹了一口气，只得悻悻地走了。

美国式的初恋（4）

看着刘纪文失望离去，宋美龄反而觉得怅然若失了。她跑进卧室，把桌上的一个洋娃娃抱在怀里，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她知道刘纪文爱她，她也爱刘纪文，但是她不甘心就这样和他订婚。宋美龄总觉得两个人相爱，多磨上一段时间没有坏处，起码双方的缺点能够尽可能地多磨掉一些。其实当时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肯答应刘纪文订婚的要求，在她心里，一直觉得自己会嫁一个英雄，刘纪文虽然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但和心目中完美的英雄形象，却有着太大的差距。这是否就是常说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她自己也不能说清楚。

还在以前学习英国文学时，她就幻想着出现亚瑟王骑士传奇中的激烈战斗场面，然后英俊的骑士捧着情人仇敌血淋淋的首级来求爱时，伟大的爱情就这样产生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特别是两个姐姐的爱情和婚姻，都滋长了她的这种英雄情结。有时候她会想二姐爱上孙中山也完全可以理解，换了自己很有可能也一样会产生爱慕之情的。

而同时，18岁的宋美龄正值豆蔻年华，少女情怀，又不由自主地会对刘纪文这样英俊潇洒的年轻学子产生好感和爱意。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眼中，宋美龄不仅是思春的佳偶，也是怀乡的寄托，有多少海外学子或明献殷勤，或暗表相思，使她有众星拱月的感觉。刘纪文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又是哥哥宋子文的好朋友，和自己也交往了这么长的时间，宋美龄自然也觉得难以割舍与他的这份感情。

宋美龄本身的个性强烈，说一不二，在两人的交往中总是刘纪文顺从着她，这固然满足了她心底里的领导欲，觉得他是一个体贴可亲的男朋友，不像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子的骄横，另一方面又让她觉得刘纪文实在不是自己理想中的英雄形象。就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中，她和刘纪文的恋情暗暗延续着。

1917年7月，经过4年的学习，宋美龄终于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从韦尔斯利大学毕业，在整个4年中，她学了法语和音乐（包括音乐理论、小提琴和钢琴），还选修了天文学、历史、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讲演。此外，1916年夏天，她在佛蒙特大学选修教育学，也获得了学分。

她是以该校最高的杜兰荣誉学位毕业的。杜兰是韦尔斯利大学的创办人，该校校名即杜兰所取，用以纪念他的好友、大慈善家亨尼威尔之妻。在这个学校里，“杜兰奖”是优秀学生的最高奖项。因为她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秀，学校决定授予她这一最高荣誉称号。颁奖仪式是在一个学期的开始时举行的，当时的场面十分隆重，令宋美龄无比兴奋。那天，当她从校长手中接过奖励证书时，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毕业，意味着宋美龄的学业完成了，更意味着她已经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初到美国的那些中国传统服装，早已进了旧衣箱。

美国式的初恋（5）

然而当别的美国同学正在为毕业庆幸的时刻，她却在忧虑回国后如何调适多年来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当时，民国政府虽然早已成立，可是这个脆弱的政府却始终被北方的军阀所把持，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其目标，中国还是处在深重的危难中。

在美国的大学时代就要过去了，回国使她面临着许多困难的问题。她和哥哥宋子文都有这种感觉。宋美龄不能设想回国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对她来说，中国的环境与生活条件已经变得陌生了。在美国，尽管她善于交际，而且颇有人缘，但是性格中高傲自尊的一面，又使得她总保持那么一点距离观望美国人，时而怀疑挑剔，时而乐意赞同，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外国人的味道。而一旦回到国内，面对的是经济条件和知识修养都要差上一大截的人们，恐怕和他们的距离感就会更明显一些了。

从1907～1917年，宋美龄在美国学习了10年。而且这10年是她从童年进入青春期的黄金时代，是其性格成型的时期，也是她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她实际上几乎在美国读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课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美龄所受的教育是全盘的美国教育。宋美龄初到美国时，还是个小姑娘，正是学习和模仿力最强的时期，因此，她在生活习惯、举止言谈等各方面都美国化了，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都打上了深刻的美国烙印，已经变得非常的美国化，以致当时她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了。

“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这是她在韦尔斯利大学常被引用的口头禅。而她的一位美国朋友甚至说，从一张照片上看，连她的脸也不太像东方人了。

还在毕业前的一个月，家里就来信要宋美龄毕业后就马上回国。这一度让宋美龄很彷徨，在美国的10年让她很留恋，她是宋家几个子女中在美国受教育时间最长的一个。这10年中她几乎游遍了整个美国，美国的每一个州她都去过。每年暑假她都会跟同学一起出去旅游，到他们的家中做客，或是拜访父亲在美国的朋友。她在美国有数不清的朋友，想到就要和他们分别，并且很可能再不能见面，总有很多的伤感与不舍。

而国内的环境对她则变得陌生了，在上海的家也搬过两次了。想起大姐霭龄刚回国时在信中抱怨国内社会环境的糟糕和人们对留洋归国女学生的非议，她都不知道回去后是否能马上适应国内的生活。同时，她虽然很想马上见到久别的爸爸妈妈，但一想到他们很可能因二姐的事情而包办自己的婚姻，就暗暗发愁。

美国式的初恋（6）

她的这种烦恼和矛盾心情在毕业前后的两个月内始终挥之不去。有个很要好的美国朋友知道她的忧虑后，建议她先和刘纪文在美国订婚，这样回国后家里人也就拿她没办法了。宋美龄听了只能苦笑，她拒绝了刘纪文的订婚请求后一直为这段感情如何发展拿不定主意。刘纪文这时已在读博士，学业繁重，但还是在不舍追求。宋美龄对他的感情依旧，总觉得这么早订婚不好。她还刚毕业，以后的道路还很长，有很多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不想这么早被婚姻束缚住。更何况订婚能改变家里的态度吗？说不定反而火上浇油，父母一急之下给她的压力更大，到时候恐怕连拖延的机会都没有了。

为了散心，宋美龄毕业后决定在美国先待上一阵再说，她想到了小时候留下美好印象的皮特蒙德，它所在的佐治亚州德莫雷斯特城也是著名的避暑山城，正好可以在那儿避一下暑，度过这闷热的8月，还可以见一下热心的莫斯夫人和多年不见的玩伴。

就在宋美龄做好打算，准备动身时，收到了从上海来的家信。信上父亲宋耀如是这么说的：

美龄，我的爱女，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爸爸不能没有你，离开了你爸爸就少一份乐趣。记得你小时候，天资聪颖，逗人喜爱。你也最听爸爸的话，爸爸也最是疼你。爸爸虽说有3个女儿，你是最小的，爸爸还是向着你。你和姐姐吵嘴的时候，爸爸从来没有说过你，挨打的总是你的姐姐。我想，这些你是不会忘记的。

看到这里，宋美龄不禁勾起儿时的记忆，心中充满了温暖，因为以往父亲在信中是很少用这种温情的语言的。

美龄，还记得你6岁的时候，得了中风不语病，不几天你的右腿又起了脓包。这可吓坏了爸爸。爸爸从来没落过泪，看到你躺在病榻上的时候，爸爸平生第一次为儿女掉了泪。一直到你10岁，离开爸爸的时候，如今10年了，爸爸一直为你担心祈祷。前些日子，听你来信说不想回来了，爸爸又是几个不眠之夜。想着送你出国那天，爸爸是带着病送你的，爸爸对你怀着多大的希望。你也含泪对爸爸讲，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努力学习，争取回来后给爸爸当个帮手，为我们落后的华夏民族做些贡献。可是眼下你却把这些话全给忘了。想到当初，爸爸真后悔不该送你出去。如果你要真是爸爸的血缘，你应该回来，你应该立即回来，爸爸在等着你……

这时在宋美龄的脑海中，父亲已不再是那个刚强的精力无穷的实业家和革命者形象了，父亲仿佛已衰老了，需要儿女们围绕在身边，安享天年了。二姐的事打击了父亲，儿女们不能再刺伤老父的心了。

最后，父亲的信中说：

美龄，你的母亲为你的事已经病倒了。她哭了几天，眼都哭肿了。我的劝说对她来说是无济于事的。你要是妈妈的女儿，你就应该回来，应该立即回来……

看完了信，宋美龄不禁泪流满面，父母的亲情充盈在心中，压倒了一切疑虑和犹豫。她决定不去皮特蒙德了，她要马上回国，回到父母的身边。

于是，结束了在美国长达10年的留学生活，1917年8月3日，刚满20岁的宋美龄告别了韦尔斯利大学，启程回国。

连父亲都觉得她太洋气了（1）

白色的小围裙，镶边的黑天鹅绒紧身马夹，白色的宽檐帽，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姑娘站在那个刚刚由帝制改朝换代到民国的过渡时期，站在扎辫子、裹小脚、穿旗袍的人群中，风华绝代成了她的专利。

上海，时尚的中心。宋美龄身着洋装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引领着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风尚。一些纨绔子弟兴起了追求之风，然而比对两个姐姐的婚姻，宋美龄越来越觉得刘纪文离自己理想丈夫的标准相差甚远，这些纨绔子弟更难入宋美龄的慧眼。

连父亲都觉得她太洋气了

在上海的码头，刚下船的宋美龄几乎要让来接她的父母都认不出来了。她的穿着打扮十分洋气，白色的小围裙，镶边的黑天鹅绒紧身马夹，小小的外套也是黑天鹅绒的，头上是一顶白色的宽檐帽，当年赴美时才10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变成了一位风姿绰约的美丽姑娘了。而宋美龄发现父母的变化也不小，尤其是父亲，明显地发胖了，动作变得迟缓了，让她在重见亲人的高兴之余又有一点感伤。

两年前从日本流亡回来后，宋家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一栋新买的洋楼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宅院，有客房和舞厅。

宋美龄回家时二姐的婚姻风波算是过去了，宋庆龄正和孙中山住在广州。

当天的接风家宴上，除了二姐，全家人都到齐了，包括从未见面的大姐夫孔祥熙。孔祥熙也留过洋，和蔼可亲，宋美龄对这个大姐夫印象颇佳。

久别重逢，宋家又恢复了往日欢乐和谐的气氛。在这个家庭大团圆中，当天最高兴的还要数母亲倪桂珍，她不顾自己身体欠佳，坚持要亲自上灶掌勺，中西餐兼有，做了满满一大桌子菜，以招待远归的小女儿。虽然宋美龄的口味和父亲一样基本西化，但吃到母亲特意烧的传统上海菜，还是觉得美味可口。大家共同举杯为宋美龄学成归国，一家团圆而干杯。

席间说起回到上海的观感，宋美龄就说：“小时候我眼里高大的房子现在看着都又矮又小，这才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接着她又幽默地说上海的自来水有一股咸味，让人怀疑是不是直接从海上接来的。

大姐霭龄一听大笑，说：“我当时刚从美国回来就是这么说的，还让妈妈训斥了一顿呢。”

连父亲都觉得她太洋气了（2）

美龄有感而发，说道：“我就是和大姐一个脾气，像二姐那么文静秀气的女孩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说完这话后，发现父母亲的脸色有些不自然，知道他们的隔阂还没完全消解，不由得心里暗暗叹息。

饭后，宋耀如又邀请了一些社会名流，为女儿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接风舞会。宋家已经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宋美龄也深深地沉浸在家人团圆的幸福之中。

第二天，父亲就把宋美龄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她回国后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宋耀如的办公室设施豪华，地上铺着上等的红地毯，还有长条的棕色沙发和古色古香的茶桌，洁白的墙壁上挂着世界名画。可是宋美龄走进来看了一眼，却不满意地说：“爸爸，你的大名连美国都有不少人知道，可这房子太落伍了，和您的身份不相称啊。”

宋耀如一时无言以对，女儿又说：“现在美国可不时兴这样的布置了，我们应该把它改造得更现代化，这里还要有浴室。如果爸爸同意，我愿意帮爸爸设计一下。”

宋耀如对刚回家门的女儿只有说好，可心里却对女儿以美国的眼光看待一切的做法不以为然，心里想着该让这个10年不归的女儿懂得要爱祖国、爱同胞。

在父亲的眼里，长成大姑娘的宋美龄比两个姐姐西化得多，几乎成了只有东方肤色和脸型的美国人，他不禁想起自己刚回国的情形，觉得家里应该尽快帮助她适应国内的生活，多了解国内的形势和环境。

而在宋美龄眼里，家里确实起了巨大的变化。父亲看起来确实老了，尽管50才刚出头，已没有了当年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干劲。哥哥子文回国也才一年，对家里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姐姐的婚姻了。在她看来，宋家事业的担子已经落到他们这一辈身上了。而两个姐姐的婚姻为家族的发展打开了巨大的前景。以前因为身在美国，都是从信中得知她们的婚姻，具体的经过却不知情，大姐夫孔祥熙也一直没见过面，孙中山先生虽然在家里时见过，但小时候的印象也已相当模糊了。所以回家后她就很有兴趣地开始了解两个姐姐的婚姻过程，当然，这是不能向父母多问的，只能向家里的其他人打听，主要是弟弟子良和子安，还有父亲身边的亲友。

孔“圣人”进宋家（1）

大姐宋霭龄的婚姻，还要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说起。孙中山当时仍在美国，宋耀如负责与孙中山的联系以及负责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11月4日上海“光复”，到处都是欢庆的人们。宋耀如看到自己和孙中山一直为之奋斗的革命就要成功了，情不自禁地高举《圣经》挥舞，感谢和赞美上帝。

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一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取道欧洲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上海。宋耀如携全家到码头亲切迎接。在宋耀如的书房里，孙中山和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并展望了革命的未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孙中山要宋耀如帮忙物色一位精明强干且精通英文的秘书，以便帮助他处理日常工作事务和往来的信件、电稿等。宋耀如马上想到已回国3年的女儿宋霭龄，便向孙中山推荐。

于是，宋霭龄开始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同时宋耀如自己也协助孙中山工作。当时孙中山结束流亡生活自海外归来时，在上海码头宋霭龄随父亲前往迎接。当孙中山先生见到着一身西装，胸口还别了一朵漂亮的红宝石花的宋霭龄时，禁不住连连惊讶地说道：“这么大了，没想到，没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穿灯笼裤的小姑娘呢。”确实，在宋家的几个小孩中，当年和孙中山最熟的，就是宋霭龄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耀如带领全家陪同孙中山从上海赶赴南京。宋耀如坐在前排的观礼席上，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那庄严的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宋耀如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心里想着革命终于成功，满清政府被推翻，情不自禁地热泪纵横。

然而事与愿违，很快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迫于内外的压力，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趁机篡夺了革命果实。

辞职后的孙中山自告奋勇担任了全国铁路总监，任命宋耀如为国家铁道部的财务局长。为了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事业，同时也为了振兴国家的实业，实现孙中山提出的10年修铁路20万里的宏伟计划，宋耀如欣然领命成为孙中山的随员。并且宋霭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从此宋耀如及其一家公开地和孙中山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干涉丈夫的活动。当年她明明知道丈夫从事的反清事业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她信任自己的丈夫，相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于国于民都有益的。她只是默默地祈祷，愿上帝保佑丈夫，并默默地准备着随时与丈夫一起亡命天涯。

孔“圣人”进宋家（2）

1913年，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为导火索，“二次革命”爆发。由于革命党人的仓促应战，经过两个月的奋战，“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逃往日本。宋耀如为了继续追随孙中山也为了全家的安全，便紧急离开了他在上海虹口的宅第，旋即带领全家包括霭龄、子安、子良和妻子倪桂珍，乘船东渡日本。

自此，和孙中山一样，宋耀如也成了政治流亡者。在日本，宋耀如的到来，受到了已先期到达的国民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宋耀如恢复了昔日和孙中山的密谋，他们共商反袁大计，制定新的建党纲领。顿时孙中山的寓所成了当然的流亡者总部，每日来聚会的革命者络绎不绝。

当时宋庆龄自美国毕业后，直接到了日本和家人会合。也参加了流亡者总部的工作，她思路清楚，眼光敏锐，剖析事理直中要害，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同时她没有个人企图，一心一意做好流亡者的组织工作。她的文静、谦和使得她很善于与人相处，因此很快博得众口一致的称赞。

在日本的日子里，宋耀如亲自撮合了自己的长女宋霭龄与孔祥熙的婚事。

孔祥熙当时也在日本流亡，在宋耀如的基督教青年会担任职务。说起来他也可算是孔子的75代后裔，出生于山西太谷县城西的程家庄。他的曾祖父曾和一位姓孟的秀才争夺拔贡失败，气得咯血而死。临终立下遗嘱，不许子孙再进考场。孔家从此弃儒经商，不想因祸得福，此后居然发了大财，最盛时银号、当铺开到了太原、北京和广州等地，一度成为山西首富。但孔样熙的父亲孔繁慈后来吸上了鸦片。鸦片本就费钱，孔父又无心经营进取，到孔祥熙1880年出生的时候，殷实的家业已在烟雾中飘散得差不多了。当时孔祥熙向外边的人吹嘘的“山西首富”，其实已经是老一辈的神话了。

孔祥熙的太谷祖居因为院中有一口水井，村里人就把他家称为井儿院。孔祥熙就出生在井儿院西厢房的土炕上，他3岁的时候母亲死去，家境又不宽裕，所以从小也受过不少苦。7岁时曾蓬头垢面地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到县城捡煤核（山西盛产煤炭，太谷一带却无煤矿）。后来在叔叔的坚持下，他才得以进学堂上学。

太谷当年虽然是一个交通不便，较为封闭的山西内地小县，但外国传教士却很早就来此传教，并已在这里扎下了根基。当时的教会以扶助教育，给人治病的形式，千方百计拉人信教。年幼的孔祥熙在教会医院治过一次病后，也就信奉了基督教。

当时孔祥熙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加入基督教的，因为那时候多数中国人对洋教会没有好感，信教者都被看成是假洋鬼子，有被孤立和遭人白眼的危险。但是从后来的发展经历来看，孔祥熙信教这件事为他带来了一生享用不尽的好处，如果不是信教，他日后最多只能成为山西当地的一个土财主。

孔“圣人”进宋家（3）

孔祥熙在教会的帮助下来到北京潞和学院学习。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反清革命到处酝酿发动的躁动中，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曾和另一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刺杀慈禧的所谓密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声称，他已经结交了一名皇宫中的太监，如果给这名太监一些贿赂，他会安排这名学生进入皇宫。那个同学说，只要进了宫，他就有办法把慈禧杀死，而且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不去考虑自己行刺后的脱身问题，只要能谋刺成功，为革命立下大功，哪怕是同归于尽或被凌迟处死都心甘情愿。

年轻的孔祥熙听得热血沸腾，于是真的从亲朋好友处筹集了一笔款子。两个人带着借来的钱在皇宫附近转悠了几天，却始终没再碰上那个太监出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事后，孔祥熙觉得自己当时真是莫名其妙，行事荒唐。

潞和学院有不少外国学生，孔祥熙因为信教的原因，和这些外国同学来往较多，结识了不少外国朋友，这成为他日后到美国留学并开始发达的契机。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山西有159名外国传教士被杀。孔祥熙在太谷基督教福音院也险些做了义和团的刀下之鬼，他因为地形熟悉，得以逃脱。

后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开始进行疯狂报复。孔祥熙为避免家乡遭受乱兵之灾，利用与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在山西地方官府和侵华联军指挥官之间牵线搭桥，进行斡旋，从而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避免了外国军队在山西的烧杀掳掠，也为急于发财的外国财团打开了山西的门户。孔祥熙办理教案的立场和才能，当即受到清政府和基督教会两方的赏识。清政府为此还在事件结束后授予年轻的孔祥熙一枚龙图勋章。基督教华北卫理公会则向他发出了到美国留学的邀请。

没等完成他在潞和学院的学业，即由美国基督教会邀请并经清政府公派，到美国留学去了。在美国他先后获得欧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和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和当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孔祥熙在海外期间认识了孙中山，经人介绍后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他最感兴趣的是经商和教育方面的事。

孔祥熙在美国留学期间努力向美国人说明，以前之所以发生外国传教士被杀事件，是因为中国下层人民愚昧无知。他要求美国人提供帮助，兴办学校。他说如果中国人有了文化，就会认识到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完全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就会高高兴兴地和美国人拜倒在同一个基督面前。他的游说取得了成功，美国人拨出了中国庚子赔款中的75万元，在孔祥熙的家乡太谷建立了欧柏林大学分校，孔祥熙把它命名为铭贤学校并自任校长，一时博得了很大名声。

孔“圣人”进宋家（4）

辛亥革命爆发时，已在地方上颇具影响力的孔祥熙积极响应，组织了巡防队和学生军守护县城，宣布革命。地方上的父老曾建议他出任山西的革命军总指挥，孔祥熙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在领兵打仗上，后来清军进犯山西，在娘子关前线他把军队交给了山西都督阎锡山，自己做了阎锡山的经济顾问，同时仍从事教育工作。他曾不无得意地说道：“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武力推翻或许可以在一夜之间结束，但是然后呢？你到哪里去找接下来的建设人才？治国是需要训练的，而教育正是任何革命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山西搞教育不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名声，也使他日后在山西拥有了丰富的人际关系和资源，为他将来的飞黄腾达打下了一个基础。

孔祥熙在家乡时曾娶了当地教会中一位温柔漂亮的韩女士，可是在过了几年安逸温暖的婚姻生活后，这位孔夫人不幸因肺病死去，加上称帝后的袁世凯到处迫害革命党人，孔祥熙心情沮丧，也就离开山西加入了东渡日本的“自由主义者联盟”，后经王正廷推荐担任了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基督教青年会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创办的。此时在孔祥熙的身上，早没了那个捡煤核小男孩的痕迹。家学渊源和西洋文化的熏陶，使他显得学识渊博，谈吐不凡。孔祥熙信奉基督教和他后来在革命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热诚和踏实成为宋耀如特别赏识的两大要素。

因为早听说过宋耀如的脾气和性格，孔祥熙在和宋耀如结识后就把这些经历告诉了宋耀如。宋耀如认为这是一个精明的、有实干精神的青年，日后将大有作为，于是渐渐有了招他为大女婿的想法。就这样他把孔祥熙带进了家门，希望大女儿霭龄能够慧眼识人。

那是1914年春天的事了，横滨多雨的时节。晚上，在海滨山上的宋家楼房里灯火通明，壁炉的火光一闪一闪，把整个房间烘得暖洋洋的。宋耀如带着一位面貌可亲、身材微胖，约有三十四五岁的男子回到家里。扫视了一眼家人，他大声而略带激动地介绍道：“这位是孔子第75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宋霭龄主动站起来热情地同客人握手，表示了她的欢迎。

宋庆龄却身子没动，只故作惊讶地大声说道：“哦，圣人啊！”众人不禁失笑。就因为宋庆龄随口而出的这句话，孔祥熙在宋家终生得了“圣人”的绰号。

宋霭龄此时已经23岁，她对在孙中山身边整日处理那些繁琐的事务有些厌倦，正想物色一名有作为的男子从而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而宋耀如今天带孔祥熙参加晚宴，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当晚宋家的餐桌上，宋耀如特意安排孔祥熙和宋霭龄分坐在自己左右。

孔“圣人”进宋家（5）

孔祥熙虽在美留学多年，英语说得很地道，可一说起中国话来，就是总改不了那股山西老陈醋味儿。他不由自主流露出的家乡口音让听惯了上海话的宋家人感到好奇和新鲜。不一会儿，子良和子安两个孩子就学会了几句，在饭桌上模仿起来，孔祥熙也笑呵呵地不以为意。这些佐料的加入，反倒增加家宴充满其乐融融的气氛，使孔祥熙成了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也使倪桂珍对他有了很不错的印象。

那一晚，宋霭龄显得特别活跃，因为父亲带孔祥熙参加家宴的意思她也能猜想得到。她和孔祥熙在美国时曾在一个华人聚会上见过一面，当时的印象并不深刻。但在今天的家宴上重提这件事，却使两人之间分外热情起来。于是他们以故知旧友的身份叙谈，找到了不少的共同话题。

在宋霭龄的询问下，孔祥熙礼貌地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虽然刚才受到宋庆龄的调侃，但他还是用含蓄的语言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孔子的直系后裔。

按孔祥熙的说法，明朝万历年间，孔子第62代孙孔宏开宦游三晋，曾任太谷县令。因相中太谷这块风水宝地，告老之后他未回山东，就在太谷定居下来。孔门这一支从此在那里繁衍生息，至今族谱不乱。

宋耀如对这一点非常看重。他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家族可以和孔家相比。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帝王都要举行祭孔大典。孔子的后裔不论散落何地，一直保持着纹丝不乱的族谱排辈，这是一个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家族。自己出身寒微，子女受的都是西洋教育，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都缺乏很深的了解。以自己在国内这么多年的经历，他相信如果能有一位出自圣族名门、又具备现代革命意识和信仰基督教的乘龙快婿，宋家就会比较容易在传统观念很深但又在进行民主革命和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社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同时，这种结合将使中西合璧，不仅形成一个具有巨大优势的家庭，还会孕育出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观念的优秀子女，对未来的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孔祥熙对自己家世的介绍隐瞒了家道中落，幼年家贫的历史，把自己描绘成是一直在山西首富家族的优越环境中长大。而且不止这一次，他终生也未向外界的人透露过家道中落的那一段。他认为不论什么原因，贫穷都是一种耻辱，必然招致别人的鄙视。

宋霭龄对孔祥熙感兴趣的倒不是他是孔子的第几十代孙，而是他的“山西首富”地位。当时她对孔祥熙第一印象良好。尽管孔祥熙也比自己大了十几岁，但毕竟还处于男人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他有财富，而且善于使用这些财富；尤其是孔祥熙还在美国受过教育，有相当才能而又性格随和，便于驾驭，日后对自己必定是言听计从，这是富有头脑、目光远大的宋霭龄很看重的。

那天晚上家宴结束后，孔祥熙本来就要告辞，但说做就做、行事从不犹豫的宋霭龄主动要求他留下聊会儿天。宋耀如也表示赞成，于是在客厅，两人又继续进行了愉快的长谈。

孔“圣人”进宋家（6）

当时的谈话双方都毫不拘谨。孔祥熙是结过婚的人，三十多岁的人，不再是容易害羞的年轻人了。宋霭龄虽还是黄花闺女，但从美国回来已5年，在父亲和孙中山身边已经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接触过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处事干练，观念成熟，完全没有一般姑娘单独与男子相处时的羞羞答答。于是，两个人的谈话还是很随便和热烈的。

宋霭龄和孔祥熙谈了一阵美国、日本等去过的地方后，不觉谈到了孔祥熙出生的山西太谷，孔祥熙得意地说：“人都说美国富，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明显感到纽约不如太谷……”

“什么——纽约不如太谷？”见多识广的宋霭龄大吃一惊，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最繁荣的大都市了，可它在世界大城市排名榜上还远在纽约之后。你没听过那首歌吗？一纽约、二伦敦、三巴黎、四柏林、五上海、六东京……我在见到你之前，从来还没有听说过中国有太谷这么个地方，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它具体位置在山西哪里，它怎么能胜过纽约呢？”

孔祥熙仿佛早知道她会有此反应，笑了起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1901年我初到美国时，看到纽约大街两侧的房屋还远不如太谷的建筑华丽而坚固；街头来来往往的男女，穿着也多是旧棉布衣服，怎么能和太谷城里人的绫罗绸缎相比？”

宋霭龄听他说得认真，不由得跟着说：“我也到过中国好多地方呢，你说的我不能相信，绝对不能相信。”

孔祥熙开始抖搂起当年山西票商的历史来，说：“这是事实，你不知道山西早就是北方商业最发达的地方？拿太谷来说吧，在清代中叶时太谷就商贾云集，江南的茶叶、丝绸，蒙古的羊皮、毛货以及各地的药材都在这里交易。而且只做大宗批发，不做小打小闹的零售。太谷本地人则主要是开票号、钱庄和当铺，也就是现在的金融生意，为那些买卖人提供融资或资金担保，每年获利甚厚。当年有‘银祁县、金太谷’之说，这个民谚你没听说过吗？”

看到宋霭龄连连摇头表示不信，孔祥熙还是不慌不忙地说着：“我来日本前在当地作过统计，太谷县城现有经商户2094户，计903人，占县城人口的85％，什么地方有这样高的比例？我小的时候县城一户资产在300万两白银以上的，就有13家，四五层楼的大宅院到处可见。”

其实孔祥熙所说虽然有夸大的地方，但也是事实，只不过那也是过去的事了。但孔祥熙为了在宋霭龄面前夸耀自己的身世，也就顾不得这些了。

接着孔祥熙又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一个姓孙的大户，修建花园时竟用白玉铺砌地面。当时有个秀才看了眼红，就找借口向他勒索钱财，但孙家没有理睬他，于是秀才就向朝廷告发，说他家奢侈过度，各种构制规模，都已超过了皇宫，有谋反叛乱之嫌。朝廷三次派员查访，孙家都用大量金银打点，于是查访的人回去都说孙家确系良民百姓，决无谋叛之举。皇上放心不下，把姓孙的押到京城，亲自殿前审讯。这姓孙的受了一位高人指点，装痴卖傻。皇上问他：你家花园用什么东西砌成？

孔“圣人”进宋家（7）

姓孙的答道：都是些白石头子。皇上就以为他边鄙乡民，土里土气的，错把白玉当石头，就哈哈一笑放他回家了。

宋霭龄笑着说：“你讲的这个，我姑妄听之吧。”

孔祥熙这才有些急了：“我这可不是自己瞎编出来的，你怎么能姑妄听之呢？我在铭贤学校教学生，每年新生来了都给他们讲这些，人家听得都鼓掌。你不信的话，咱们一起到太谷看看，你就信了。”

宋霭龄笑着对他说：“我干吗要跟你到太谷去呀？”

孔祥熙脸红了一下：“不干吗，就不兴去看看啦？我请你嘛 ！”

接下来两人谈到了钱的作用，孔祥熙因为刚才自己兴致勃勃地说了很多自己家乡的事，觉得应该让宋霭龄多表现表现了，于是故作谦虚地询问她对此有什么看法。

宋霭龄也不客气，发表了她的高见，说：“以前的人老说什么要轻财，要我说这钱能掌握人的命运和成败，是任何人不能轻视的。比如说我的父亲，刚从美国回来时，没有任何资本，只有一个月15美元的薪水，连自己家也养不起，做什么都要靠教会，在上海滩上能有什么地位？可自从经商发了财，就俨然一位大人物了，连革命党都来联络他。要不是他出那么多钱资助革命，一个普通传教士能在党内有这样的地位？再说孙先生，要不是他从华侨中募集到那么多钱，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拥戴他？”

她意犹未尽，又说：“一个人的命运是由钱的多少来决定，一个团体组织甚至国家的命运也往往要由钱来决定。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在各地10次起义10次失败，为什么？就是因为钱不够！钱不够就买不来足够的武器，招募不到足够的人员。武昌起义准备并不充分，仓促起事居然取得成功，为什么？那是因为清政府缺钱！国库空虚，发不出军饷，军官士兵当然也就不肯卖命。孙先生游说美、英、法等国，虽然没有取得他们对革命的支持，但他们答应了保持中立，不再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断了他们的财源，就等于釜底抽薪，使清政府因为没钱而不能调动军队扑灭革命。而南京革命政府为什么向袁世凯交权？还不是因为没钱！没有财政来源，怎么能维持政府的运转？”

孔祥熙竖起拇指，连称高论：“你这可真是抓住了要点了，这么多重大事件的原因，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你分析得这么透彻精辟。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他这么说倒不是吹捧，而是确实有同感。

宋霭龄说：“我倒用不着你这么恭维。这不过是我这些年来生活和实际工作的一点感受。现在我逐渐明白了，有些事情太理想化了不行。有些人整天空喊革命，革命！听起来好像志向远大得很，其实他们的理想和革命，都不过是糕饼上的糖霜，而糕饼本身却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靠钱才能买到。有人说过，一个贫穷的智者，犹如一本未翻阅的《圣经》，在他自己看来他是活着的，在别人看来，他却早已经死去。所以我现在最渴望的，是掌握巨大的财富。这样，在巨大财富的支持下，爸爸和孙先生再造共和、修筑铁路的愿望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当然啦，有大笔的钱还可以帮助天下穷苦的人们。”

孔“圣人”进宋家（8）

孔祥熙又是鼓掌叫好，附和道：“这钱确实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比如我想办学校，自己又没钱，就对美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杀你们的传教士？没文化嘛！你们看我上了学，学习了西方知识就入了教。你们如果多在中国办些学校，中国人有文化了，自然不会再和教会作对，美国的文化就传过来了。这么几句话，就哄得美国佬一下子拿出了75万美金，在太谷建了学校。”

宋霭龄点头道：“嗯，教育救国，这也挺时髦的！”

孔祥熙随即又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自己一边当校长、一边开设祥记公司，在山西境内包销美孚石油大发其财的经历。特别是讲到他得知美国人收购铁砂，立即与他们签订了一大笔合同，收了订金，然后才在太原订出招牌进行收购，在太原每担铁砂付一个银元，运到天津卖给美国人就是两美元。哪一个环节都不用自己动手，也不用自己垫多少钱，就净赚了一倍多的利润。

他在山西利用地方关系颇做了一些煤油、矿产等垄断生意，确实也赚过不少钱。这时抖搂出来，正好在宋霭龄面前把自己夸耀一番。

宋霭龄听得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逐渐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孔祥熙因为从小在金融家和当铺经纪人的环境中长大，钱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不可捉摸、难以驾驭的，他有着凭敏锐的眼光、独到的手段轻松地使钱成倍增长的本领。虽然孔祥熙的年龄大出自己十几岁，但他善于赚钱的本领足于抵消这一缺憾。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自从那天长谈以后，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宋耀如也很乐意让他们多谈谈，多接触以增进了解。

一切顺利，没过两个月，当樱花烂漫的4月来临，宋霭龄和孔祥熙以闪电般的速度定下了他们的婚事，两人就在日本横滨市的一所小教堂里举行了俭朴的婚礼。婚礼那天，早上就下大雨，但是在结婚典礼刚要开始时，老天仿佛善解人意似的放晴了。新娘宋霭龄精心打扮，穿了粉红色的缎子上衣，绿色的裙子上绣着象征富贵的牡丹，乌亮的黑发上面斜插了一枝闪亮的龙凤银钗。满面春风的孔祥熙则是中国传统的新郎装束，藏青色的长袍马褂，胸前一朵大红花。

婚礼的规模很小，只有宋耀如一家人和特意赶来的孔祥熙的一位堂兄参加，虽然是在教堂，他们还是尽量使婚礼表现一种温馨的情调。婚礼后新郎、新娘立即乘坐一辆马车，两个人在亲人的护卫下，前往镰仓胜地。

孔祥熙把他的住处已装修得富丽堂皇，洞房的一切都是按宋霭龄的意见装饰布置的，完全是美国式的西方情调。当时偏有好事者探知孔宋婚恋由宋耀如撮合的原委，加上结婚当天下雨的天气，遂按中国风俗送上了一幅喜联贴到了门楣上。上联是“风调雨顺，乃为天公作美助兴”；下联是“金玉良缘，原是泰山牵线穿针”。

宋霭龄对下联中牵扯出父亲做媒一事甚感不快，认为它暗含揶揄，要把它撕掉。孔祥熙却觉得这不仅是实情，且抬高了自己身价，就哈哈一笑说：“难得这位朋友才思敏捷！结婚大喜，朋友插科打诨，图个热闹。一撕岂不拂了朋友情面，反不愉快。由它去吧。”听他说的也在理，宋霭龄才只好作罢。

孔宋联姻，创造了日后中国首屈一指的家族财富。

革命伙伴变女婿（1）

还在孔祥熙参加宋家家宴后没几天，宋霭龄就正式向孙中山提出了辞职。孙中山舍不得失去这样一位好助手，当时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语调沉缓，高度评价了宋霭龄几年来的工作，赞扬了她的工作精神、办事能力和负责态度，并对宋霭龄作了诚恳挽留。孙中山说，如果霭龄准备结婚，以后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处理家务，每天只要能来两三个小时帮他处理一下最重要的事务就行，他将非常感激。

当时，宋霭龄突然发现孙中山好像苍老了许多。辛亥革命总算是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结果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称帝野心又把国家投入黑暗之中。这对革命者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人民的失望情绪达到了极点。孙中山自己也同样心情沮丧，二次革命★失败的打击，自身面临的危险和党内的涣散状况使他心力交瘁。当时他正着手做国民党的改造工作，以使党能够统一意志，坚强有力，承担起倒袁并重建共和的重任。

这时候离开，宋霭龄心中也有些不忍。但是为了自己的婚后生活平稳安定，她还是离开了。不过，她向孙中山推荐了妹妹宋庆龄来接替秘书工作。她介绍说，宋庆龄非常崇拜先生，热情高、意志坚定，是一位凡事务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强，肯定能干得更好。当时孙中山默默点了点头。

宋霭龄处理了手头紧急的事务，把其他的案卷作了清理，未完的事情都加了说明性的文字，以便为宋庆龄能很快熟悉情况展开工作做了准备。

宋庆龄是1913年6月离开美国的梅肯城，于8月到达日本横滨的。当时父亲到码头迎接了她。宋庆龄开始以为现在国内局势动乱，父亲和全家是暂时到日本避难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多。

在日本居留这段不寻常的日子，奠定了她一生奋斗的目标即献身革命，而且她还与孙中山先生结为了夫妻。当时，因为姐姐宋霭龄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自己，宋庆龄便十分认真地担当起中山先生的秘书工作。由于整天跟随孙中山在一起工作，使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并且使两个人的同志之间的友情，发展升华为彼此之间的互相爱慕之情。一时间，他们沉浸在热烈的爱情之中。

当时孙中山年近50岁，而宋庆龄刚刚20岁出头。她接任秘书后，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她的知识和修养，对革命的赤诚炽烈之心，如同一支火炬照亮了孙中山一度黯淡的心情，使得孙中山精神焕发，信心倍增，充满了继续革命的雄心，决心抓紧改造国民党，早日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革命伙伴变女婿（2）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立的新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当时，孙中山阐述创立新党的考虑是：二次革命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此次创立中华革命党，是为坚定革命信心，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当时由孙中山出任党的总理，陈其美、居正、张静江、胡汉民、张继、廖仲恺等人为总务、党务、军务等各部正副部长。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是“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组织原则上，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

为改变国民党“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和成分复杂的情况，宣告此次建党办法，务必正本清源：第一，拒斥官僚；第二，淘汰假革命党。孙中山希望能够以此防止第一次革命时形形色色的不同动机、不同面目的人纷纷投机混入党内，结果鱼龙混杂，以伪乱真，异党入据，大权旁落，真正革命党反遭排斥，革命也完全变味的情况。

在这过程中，宋庆龄不顾辛劳，把心思全部放在帮助孙中山的事业和生活上，两人的感情日渐加深。孙中山当时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了。他的妻子叫卢慕贞，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旧式女人。当初也是在双方父母的包办下，卢氏小小年纪便嫁到了孙家，并为孙中山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结婚以后，孙中山先是在香港读书，只是学校放假时才回家与妻儿团聚。再后来，由于他奔走革命，长期逃亡海外，回家与妻子团聚的机会就更少了。长时间的分居，加之卢氏性格保守，对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缺乏理解和支持，致使两个人的感情日渐隔阂。待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卢氏坚决反对孙中山的流亡生活并独自返回澳门生活，夫妇二人实际上已经正式分居了。

尽管孙中山和宋庆龄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他们之间的爱情秘密，但宋耀如还是很快发现了这个秘密。最早发现两人关系不寻常的是宋霭龄，当她把这事告诉父亲时，宋耀如大为吃惊，经过沉思，决定暂不声张，私下劝说自己的女儿。

很显然，性格坚定、极有主见的宋庆龄不为父亲的反对所动，认为他的观念过于陈旧，任凭他发脾气大声斥责，就是一言不发。宋庆龄坚持认为爱情是不因年龄、贵贱、贫富、种族的差别而被隔绝的，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摒弃一切利害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两性间的互相吸引。扼杀真正的爱情，是旧世界最落后最不人道的行为，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走旧社会的老路呢？

宋耀如知道女儿外柔内刚的性子，知道再发脾气也没有用，最后也只有长叹一声另想他法了。

没过多久，也就是1915年的6月，宋耀如出其不意地宣布全家结束流亡生活，要返回上海。宋庆龄知道这是父亲要阻止自己和孙中山的恋情，坚决表示反对，要求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她的理由是孙先生改造国民党的工作非常紧张，正在关键时刻，她已熟悉各种情况，突然离开会影响整个工作进程。但宋耀如表示一切都已安排好了，时间紧迫，也不让她再和孙中山联系，就把她带上船，连夜驶回国内。

革命伙伴变女婿（3）

回到上海不久，宋耀如便宣布女儿宋庆龄与教会里的一个名门子弟正式订婚了。而宋庆龄坚决反对，大声抗议道：“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还出现包办婚姻，什么打倒封建，什么实现民主，都是假的！还口口声声谈论革命，都是假革命！”

她发誓决不与那位名门子弟成婚。宋耀如虽然觉得女儿说的令人无法反驳，但终究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和自己一直以来并肩作战的朋友成为夫妻这样的事实。为了防止女儿随意出走发生不测，宋耀如把宋庆龄禁闭在楼上她自己的寝室里，由佣人看着，不许离开房间，也不许和外界接触。

宋庆龄秘密写信给孙中山，问他是否还需要她，自己是否应该返回日本到他的身边。这封信由她的女佣偷带出房送到了邮局。多亏了这个女佣的同情和勇敢，宋庆龄才得以联系上孙中山。

当时孙中山得知宋庆龄全家离开日本回到了上海，就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此时他和宋庆龄相恋的事已到了半公开的程度，党内外同志和朋友的反对意见不少。对此孙中山毫不在意，他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孙中山不是神而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习惯所支配！”

宋庆龄的离去让他这些天来陷入痛苦和深思，回忆她在身边的日子，给了自己多少支持和欢乐，分担了自己多少忧虑和烦恼。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有宋庆龄在身边，工作一点也不觉得累，再大的风险和困难也不放在眼里。

这些天的分离反而让孙中山下了和宋庆龄结婚的决心。于是在接到宋庆龄从上海的来信后，欣喜之下立即回信叫庆龄前来日本，说他迫切需要她。同时也立即准备和元配夫人卢慕贞离婚之事。

这边宋庆龄得到孙中山的回信后把实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宋耀如十分生气，他坚定地拒绝了女儿的请求，命令她立刻回自己的房间去。庆龄也不示弱，警告父亲她要出去。宋耀如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把女儿锁在房间里。当天晚上，宋庆龄给父母留下预先写好的长纸条，由女佣替她看守着楼梯，她爬出窗户，从阳台顺着绳子下了二楼，翻墙逃走了。当天夜里，宋庆龄便登船前往日本的神户。

在日本的孙中山已为结婚作了各种必要的准备，他派自己的贴身秘书朱卓文到澳门，和元配夫人卢慕贞商谈解除婚约之事。卢氏本来就对孙中山总是亡命天涯的生活不能理解，宁愿自己留居澳门，这时也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自己更适合一起生活的伴侣，但起初她只是想让孙中山找一个侧室，两人不必离婚。但孙中山作为具有现代观念的革命者，坚决反对纳妾这样的落后习俗，当然也不愿意这样安排自己和宋庆龄的关系。

革命伙伴变女婿（4）

当朱卓文把卢慕贞带到日本见孙中山后，经过孙中山的劝解，卢慕贞也就同意了离婚，双方签署了一份由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为了照顾卢氏当时的社会影响，在文件中采用了分居的说法，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离婚的变通办法。分居后，卢氏仍回澳门独居，其子孙科等人依旧对她奉养如前。

10月24日，宋庆龄到达日本，下午到达东京火车站。孙中山亲自到车站接了她。第二天上午，孙中山便携她来到牛达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两人签订了《婚姻誓约书》。一切手续完毕，和田瑞在家中设宴招待，以示庆祝。

当天下午，孙中山携宋庆龄乘车来到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的梅屋庄吉家，举行茶点宴会作为公开的结婚典礼。一切都由梅屋夫妇安排和布置。结婚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厅举行。在正面大厅的壁龛前面，是金凤屏风，辉煌耀眼。左右两边是中国制造的红木高低架，架子上的青瓷大花瓶里插着盛开的菊花。菊花在日本象征着吉祥如意，而在中国象征着白头偕老。一切都显得隆重大方。

当时，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捧着一束百合花，显得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则一身笔挺西装，神采奕奕，仪表堂堂。

客人有五六十人，其中有犬养毅、宫崎笸藏、营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亭、佐佐木安王郎等许多日本政界的人士，他们都是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人士。还有孙中山的一些同志和朋友，包括当时在日本的廖仲恺夫妇等。他们向新婚夫妇表示了祝贺。然后在一阵赞美诗的音乐声中，梅屋夫妇充当主婚人，让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犬养毅唱《祝福歌》。这之后，头山满站在中间，孙中山和梅屋、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喝了结为义兄弟和义姐妹的交杯酒，宣布酒宴开始，婚礼进入了高潮。

结婚后不久，宋庆龄在写给威斯理安学院的一位同学的信中说：“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罢了。”

再说宋耀如发现女儿失踪以后，立即想到她是私奔去找孙中山了，后来果然得知她已乘一艘日本轮船渡海了。他又气又急，当即订购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一张船票直追日本。抵达神户后他乘上一辆火车便直奔横滨。但是太晚了，待宋耀如赶到时，婚礼已经举行完毕。

他怒气冲冲地来到新郎新娘面前，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的友谊，所做的事愚蠢至极，当着众人的面把孙中山的结婚称为“抢走了我的女儿”。激愤之中，宋耀如还提醒孙中山不要忘记他们共同奋斗了20多年，现在胜利指日可待，他最好的朋友怎么能够因为失去理智而破坏彼此的相互信任呢？

革命伙伴变女婿（5）

当场孙中山镇定自若，他一句话也没讲，只是拿《结婚誓约书》给自己的老朋友看。宋耀如不肯看，他感到很痛苦。他认为孙中山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并发誓再也不同孙中山或他领导的革命行动发生任何关系，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耀如还脸色铁青，威胁女儿说要和她脱离父女关系。说完，他拂袖而去，当天就搭乘下一班轮船返回了上海。

木已成舟，任凭宋耀如夫妇怎样生气，一切都无可挽回。后来，每当提到女儿宋庆龄的时候，宋家老两口只是说她“正式同孙博士结合”，然后便缄默不语了。几个月后，宋耀如对自己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发泄了他心中的苦闷：“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害的。”

尽管当时宋耀如对亲生女儿和多年好友的“背叛行为”十分气愤。但没过多久他还是原谅了他们。为了不让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伤害自己的女儿，宋耀如和倪桂珍不仅为宋庆龄补办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一套古朴典雅的家具和一床百子图缎绣被面，让人专门送到日本，而且还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

显然，在当时宋耀如还未必能意识到，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已经为宋氏家族的未来前程，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说实话，当时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不光父母反对，就连大姐霭龄和在美国的宋子文、在家的子安、子良等几个弟弟也都表示不能理解，唯有在美国留学的宋美龄表现出了同情和理解。现在回国后，虽然宋庆龄和家里的关系还未恢复如初，但宋美龄已从各个方面感觉到了孙宋联姻给家里带来的新机遇。

当时袁世凯帝制已被推翻，孙中山也已从日本回国，正在广州组织新的革命政府。而从全国来看，他“革命第一人”的威望仍无人可及。孙宋两人的结合虽然开始时不为多数人接受，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慢慢开始平静下来。这惊世骇俗的婚姻给孙中山本人和宋家的声誉所造成的影响迅速淡化了，宋庆龄作为革命领袖的忠实伴侣的形象已开始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同情革命的年轻人中间，更是有很多人衷心支持他们的婚姻，为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而欢呼。

宋美龄虽然刚从美国回来，对国内最新的形势并不很了解，但正因为在国外可以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上对二姐的婚姻及其对家族的影响也就看得比父母更清楚些。现在家里和宋庆龄孙中山的关系开始缓和下来，她也暗暗高兴，并且立即和在广州的二姐联系上了。

宋庆龄知道妹妹从美国回来，也十分开心。还在宋美龄回来之前，就曾写信谈起小妹回国的事，她当时高兴地写道：“试想，小美龄今年6月就要毕业，7月就要回国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的大学生活过得多么惬意！”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1）

虽然回国后未能一下子适应上海的生活，但宋美龄还是积极地和周围的人接触，她善于交际的特长很快发挥了出来。刚开始时，由于她的举止和行事作风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淑女形象，曾受到不少人的指责，但由于上海本身也在迅速地西方化，过了一阵子后，宋美龄的美式作风在一些社交场合反而被当作时髦，在圈子里流传开来。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大胆自信的性格。

大姐宋霭龄1908年回国，至今已有8年，海外归来的女大学生虽然还是很少，但已渐为人接受，几个留学的姑娘还自己组织了一个俱乐部。然而宋美龄的举止和衣着打扮比起她们来更是西化得多，毕竟，没有人像她那样几乎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

刚20岁的宋美龄精力极其旺盛，并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她是一个体态纤细、性格活泼的姑娘。她那充满活力的个性与当时青年女子的行为规范大相径庭，初回国时，宋美龄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冲击，显然要比当年初到美国时的冲击要来得激烈。因为，当年到美国时，美龄还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尚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理念，在美国求学10年时间，宋美龄几乎已被塑造成一个美国人，价值观念上，她已经彻头彻尾地以美国人的心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别具一格的着装让人看起来根本就像一个黄皮肤的美国女子。

起初，宋美龄无论在家里或出门，都是身着洋装，直到中式服装的陌生和别扭感逐渐消失，她才有所改变。后来，她虽然也穿起了中式服装，但就像当年在美国求学时保留东方特点一样，总爱保留某些西方的格调。例如，冬季她常戴一顶有沿的帽子，上装也总是在腰部弄得很合体，而当时国内的青年女子一般都是穿较为宽大的筒式上衣。她还经常满不在乎地身着一身剪裁时髦的女式骑装，头戴一顶别具一格的宽沿女帽。据说，此后许多国内上等人家的妇女骑马时都穿上了马裤，这恰是宋美龄首开先河的。

宋美龄总是身着洋装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立刻成为众亲友侧目的聚光点。亲友的非议，一度困扰着宋家人。因为在那个刚由大清帝国改朝换代到民国的过渡时期，在许多女孩子还是扎辫子、裹小脚、穿旗袍的时代，宋美龄的穿着打扮引起这样和那样的批评非议，是不足为奇的。

尽管身边有不少非议和批评，可是这没有让宋美龄马上入乡随俗，改变观念，就像年幼的时候在家里，少年的时候在美国一样，她依然是我行我素。

宋美龄回国后似乎有无限的精力。她积极地投入到各种社交活动中，同时也热心于一些公共与社会服务的工作。但她投身于社会活动的方式，却引起仍处在传统社会观念中的人们的非议。这些人认为她的举止似乎过于不拘小节，不像中国传统的妇人，经常让人觉得无法适应。面对非议，除了家人以外，宋美龄对任何人的看法都不介意。她做她想要做的事，穿她高兴穿的衣服，爱戴有沿的帽子。她是上海第一个穿着合适的短外衣和剪裁讲究的便裤的中国妇女。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2）

刚开始的时候，宋耀如对于小女儿几乎成了只有东方肤色和脸型的美国人也是颇多感慨，担心她一直这样下去，以至于最终要求重返美国。他决心帮助女儿改变一下。比如宋美龄刚回国时总是以挑剔的眼光指责中国的种种落后，同胞的种种愚昧。“噢，在美国可不是这样的”，她经常重复这句口头禅。另外对于她霞飞路的房子她也看不惯，认为这房子太小，不太适于节日聚会，奇怪她的父亲为什么没有买一栋比较气派的大房子。

宋耀如终于抓住机会，开始劝说女儿：“留美回来的人都像你这样完全以美国人的口气来指责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那以后中国的父母亲谁还愿意送自己的子女出去留学？不管思想和社会习惯上有多少差距，每个人都首先要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落后的地方当然要改，但并不是所有的差异都成为她指责的理由。”

面对父亲的教导，宋美龄发誓：“我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国家，只是在生活习惯上总应该坚持一些自己的喜好啊。”

宋耀如听女儿这样严肃的发誓，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宋美龄仍然坚持着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是一些怪癖。

宋美龄一直有洁癖，在这一点上毫不松懈。如果家里的佣人做得不好，平时待人比较礼貌斯文的她会不留情面地加以训斥。有一天，她在街上遇到了以前小时候的同学，相伴而行，快到家的时候，宋美龄邀请这位英国女孩子到她家去喝茶。进门后，宋美龄摇铃叫来仆人吩咐准备待客。等仆人走后，宋美龄随意四处望了一下，突然皱起眉头，不高兴地说道：“都是灰尘！”然后转身向她的这位英国朋友解释：“这些仆人就是不晓得怎样保持房间的清洁。”

随后，她又唤来了一位女仆人，指着一张桌子，要她擦干净，这名女仆人见小姐在客人面前生气，十分紧张地拿着抹布使劲擦着。宋美龄看她还是擦不干净，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抹布拿了过来：“不是这样子！这里……要像这样子！”

然后她就起劲擦着，所有她看得到灰尘的地方，她都不放过。她一面擦着一面回头和她的客人说道：“这些人除非你教他们，否则他们什么都不懂！”“我想大多数人会认为我竟自己来做这些事情，实在是很没面子，但是我顾不了这些了！”

帮助家里擦拭灰尘，只是小事一桩，对于一般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干这点事情是普通的事儿；可是一个富有家庭的娇小姐能做这样的粗活，也的确不容易。这也许跟宋美龄在美国受到的务实教育有关系，但从这一件小事上，更反映出宋美龄鲜明的个性和终此一生的洁癖。

宋美龄的洁癖让她对所看见的脏乱东西无法忍受。回国后她一直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先改进国人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并终于在成为“第一夫人”以后搞起了影响颇大的新生活运动。

后来许多到过中国访问、看过在医院和学校中工作的宋美龄的外籍人士都曾留下类似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宋美龄对于干净与威严的要求仍无丝毫减弱。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3）

当时由于宋美龄的活跃和知名，上海的许多学校纷纷邀请她去任教，他们想从这位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身上学些东西。可是宋美龄没有到任何一个上海学校去任职，主要是因为她父母的反对。他们认为宋美龄的中文不够好，应补习自己的中文课程，这一点才是更重要的。

应该说，大学毕业回国后宋美龄想做的事情很多，最终决定做的第一件事，也是父母的希望，就是找一位中文教师，开始重新学习书面汉语。在上海的高级社交场所虽然通行英语，毕竟回到祖国，良好的中文水平还是必不可少的。去复习已经几乎完全生疏的中文，对宋美龄来讲无疑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但是由于她已经离国10年之久，中文要不再加强训练，她根本不能写一篇完整的中文文章。尽管她的上海方言一直讲得很好，可是听说和理解当时正逐渐成为国语的北方官话的能力却很差，而这对于想做一些社会性工作的她是不能接受的。同时，她还需要提高自己书面汉语的写作能力。

宋美龄的汉语老师是位老学究。几乎像当年孩提时代在学校里念书一样，她还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在绝大多数的归国留学生都对中国文学不屑一顾的情况下，美龄却是坚持每天都跟她的老师学习。她决心要掌握流利的国语，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她要通过学习记住更多的中文词汇，学会读和写。就这样，她跟随私塾先生每天学习，坚持了好多年。她的学习态度极为认真，甚至连老师吟诵古文时摇头晃脑的样子也乐于模仿。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后来成为“第一夫人”，特别是抗战时期，她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需要抛头露面对公众发表演说。她那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文字优美简洁的文稿，使人称道。再也没有人说她“彻底洋化了”，“连中国话也不会说！”

回国以后，宋美龄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又紧凑。除了积极学习与补课之外，主要参与某些社会工作，她加入了上海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帮助爸爸做一些青年会的教务工作，还在公共租界做过义工。她的工作性质即在教导中国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养成具有现代性的生活习惯。她也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工作。同时她还是当时刚建立的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是发言最积极也最直言不讳的一个。

由于她出色的演讲能力和宗教背景，上海市议会还破例邀请她加入童工问题委员会。这使她不仅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个妇女委员，而且也是其中的第一个中国人。这是可怕而又令人震惊的工作。当时上海的童工数目惊人，中外资本家正用疯狂的剥削进行着原始积累。工厂的童工营养不良，眼睛呆滞，紧张的劳动使他们体力不支，经常有人在笨重的体力劳动中昏倒在地。

这种景象使刚接触中国下层社会的宋美龄感到愤怒，这个委员会的经历对她往后的生涯有莫大的影响。对于这位纯粹是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启蒙教育。在此之前，她的世界是在学院，此后，她才踏入了真实的世界。

和宋美龄事先预料的一样，父亲正在给自己物色对象。在她回国后的半年内，宋耀如已经考虑过不少人选，但他知道女儿的眼光极高，他自己也觉得不能降低标准，左挑右选，总算挑了一个卫理公会的周姓年轻人。小伙子一表人才，对宗教事务很热心。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4）

可是宋美龄一心想要做更大的事业，怎么会安心做一个神职人员的夫人？最后，宋美龄只好说：“那我就先和他见一面，看是否谈得来。”宋耀如答应了。

于是过了几天宋美龄勉强去见了一面，聊了些宗教信仰的问题，就算完成任务了。

回来后宋耀如急着要她表态，宋美龄说：“这次谈得不多，还要再了解后才能定下来。”

以后每逢父亲催促，宋美龄总是说事情不急，等自己熟悉了国内的环境后再说。当然，她也不愿马上告诉父亲自己在美国还有一位在读博士的留学生男朋友，心想还是等刘纪文学成回国再说吧。

其实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和刘纪文的联系也并不多，对比两个姐夫，越来越觉得刘纪文离自己理想丈夫的标准相差甚远。二姐夫孙中山先生不用说了，大姐夫孔祥熙也算是一个人物，宋美龄虽然接触不多，但很快就觉察到他和众多政界人物非同寻常的关系，绝不简单地是一个山西商人的角色。当时的孔祥熙在山西极有影响力，和阎锡山的关系密切。他本人身兼地方名流、教育家和商人等众多角色，在山西可以呼风唤雨，而和孙中山的关系，又使他的影响力不限于山西一地。

宋美龄当时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极度地热心与爱国，渴望能够替国家做些事情”。她并不很热心于父亲的宗教事务和商业活动，只对社会活动感兴趣。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是这方面的强者。刘纪文当时还在美国留学，虽然经过长时间的交往，宋美龄知道他并不具备政治人物那种霸气和雄心，性格柔弱，缺乏出众的胆略。但当时周围也没有理想的人物，心想还是等刘纪文回国后看他的发展吧。

宋耀如除对美龄的婚事表示关心外，对她回国后的政治思想变化，也是非常关心的。他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宋美龄也经常在父亲面前直言不讳地发表对中国政局的看法，提出她的政治见解。使宋耀如感到震惊的是，自己年轻的女儿主张在中国实行强权政治。宋美龄认为，当前民心涣散，各行其是，必须有铁腕人物出来实行强权政治！要有强大的政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领袖；要有强大的军队，纪律严明，所向披靡；还要有强大的财政金融……这同宋耀如的民主理想大不相同，他还以为宋美龄在美国这么多年，会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民主派。

当然，在当时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连孙中山也认识到以前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以至于对封建守旧的军阀无可奈何，从而走上了抓国民党重组和军队重建的道路。宋耀如自己也感叹千辛万苦推翻了满清帝制，结果国家还是一团糟，所以觉得女儿的看法也并非幼稚，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这个天资聪颖的小女儿是比男子汉还要有胆有识的杰出女性，将来或许会有一番大的成就。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5）

当时大姐霭龄和丈夫在北方安家，经常来往于山西和天津两地。二姐庆龄在广州陪孙中山先生忙着建立广东革命政府的事，哥哥子文在汉冶萍公司任职，两个弟弟子良和子安都到美国留学去了，家里也就美龄陪着父母。宋美龄一直想有个机会见见广州的二姐，可是宋庆龄当时和父亲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和解，加上一直很忙，也就没来上海。

不过机会很快来到了。这年年底，宋耀如的大恩人卡尔将军的夫人南妮太太去世了。卡尔悲伤不已。于是宋耀如建议卡尔作一次环球海上旅行，并在上海小作逗留。卡尔最初并不答应，后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议。

卡尔乘船抵达上海时，宋耀如亲自带着宋美龄到码头迎接，并将他径直接到霞飞路的家里，将妻子倪桂珍等家人介绍给卡尔。卡尔将军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看到五十多岁的宋耀如戴着灰色软呢帽，胖得连他那件蓝哗叽上衣的扣子都扣不上了，也不禁感叹时光易逝，自己当初资助并看好的少年也都成了老人了。看到风姿绰约、充满活力的宋美龄，卡尔则很高兴宋耀如有一个好女儿，子女也都成材了。

对于宋耀如能有今天的成就，卡尔也是颇感欣慰。除了宋耀如，宋美龄也一直陪着卡尔，她待人接物的能力深得卡尔的好评，认为宋耀如的这个女儿将来也必有成就，开玩笑地对他说：“美龄将来可是中国的外交家。”

一般从海外回来的中国人，往往不再与外国人接触，但是宋美龄则不同，她回国后却仍然与美国人保持往来。她的英语水平一点也没有退步，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能力依然出众。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宋耀如安排卡尔会见了在上海的老朋友步惠廉牧师，带他参观自己早年华美书馆的陈旧设备和商务印书馆的新建大楼。

因为卡尔将军当年在宋耀如到美国为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筹款时，曾慷慨提供了20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过中国革命，所以他到上海后，革命党人也热情地接待了他。孙中山正好也到了上海，就在法租界莫里哀路的住宅接见了卡尔将军，宋庆龄也一起见了面。孙中山亲自主持两次宴会招待卡尔将军，并发表了感谢卡尔将军支持中国革命的讲话，孙中山亲自指示他人为卡尔设计了一个精致的大瓷瓶，并由上海最优秀的工匠手工制成，作为中国政府的正式礼物赠送给卡尔。虽然孙中山当时不是全国政权的领导人，他的广东革命政府★也并不稳定，但中国革命党人对卡尔当年帮助的感激之情，却是非常诚挚的。事后卡尔将军回忆说：“他们待我像对待皇室成员——像对待一个皇帝。”卡尔在写给家里人的信中，还说他在上海受到的款待，就像当年华盛顿为了感谢拉斐德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所做的贡献而给予他的款待。

当时的卡尔将军是宋耀如和孙中山二人共同的贵宾。孙中山亲自主持招待卡尔的两次宴会，宋耀如也都出席作陪。所有这些活动，宋美龄都陪同贵宾参加，不光和姐姐姐夫会了面，从中美龄又认识了不少革命党人。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6）

虽然宋庆龄和父亲的关系还不融洽，也没有专门回家，但她和宋美龄还是谈得很开心。宋美龄也乘机了解了宋庆龄在孙中山身边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以前在威斯理安的时候，宋美龄还不太懂政治形势，现在和二姐难得见面，谈得最起劲的就是国家形势。宋庆龄也明显感到小妹长大了，不再是以前淘气可爱的小姑娘了。问起她对自己婚姻的想法，宋美龄却笑而不语，只说现在还不想考虑。

让宋美龄想不到的是，就在卡尔将军归国后几个月，父亲宋耀如就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这一消息对全家来讲无疑是一大噩耗。

宋耀如患的是胃癌，在年初被美国人开办的胜德医院检查出来，当时知情的只有宋美龄和母亲倪桂珍。到了1918年4月，宋耀如的胃痛日益加剧，进食越来越少，常常是吃进去又吐出来，每天只能靠输液保证营养，维持正常生命。

眼看着父亲快不行了，伤心欲绝的宋美龄只好和母亲商量，把在外面的兄弟姐妹都召回来。经过母亲的同意，她向各地发出了父亲病危的通知书，立即召回在大洋彼岸求学的两个弟弟子良、子安和在汉冶萍公司任职锻炼的哥哥子文、在山西的大姐和在广州的二姐。

父亲的病危震惊了所有的子女，先是大姐霭龄偕同孔祥熙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孔令仪赶来了，接着是宋子文，宋庆龄也不顾一切地从广州赶来了。孙中山本来也要来上海，但因护法运动失败，情绪受到打击，自己也病倒在床，只好让宋庆龄一个人过来。遗憾的是在美国的宋子良和宋子安兄弟俩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后立即启程回国，却途遇海风，在路上耽搁了数日，没能赶上给父亲送别。

宋庆龄是5月1日赶到的，病榻上的宋耀如终于心软，也不再生女儿的气了。就在两天后，5月3日凌晨，52岁的宋耀如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历经坎坷、奋斗不息的一生。临终前，他还关心着美龄的婚事，要倪桂珍和宋霭龄为她的成家多操心。

宋耀如的葬礼分两步举行，先是家庭内小范围的葬礼，然后才是社会公开的葬礼。他的逝世，在上海和全国引起震惊和痛惜。5月6日晨，遗体被抬进上海万国公墓入葬，上海各界敬送花圈花篮和挽联。在牧师的主持下，有上万人前往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葬礼隆重庄严，超过公墓中安葬的任何一位逝者。

领导上海滩的新潮生活（7）

宋家的大家长走了，对家族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对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而言，更是晴天霹雳。作为唯一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孩子宋美龄来说，只能强掩自身的悲痛，陪伴在旁劝慰母亲节哀顺变。宋耀如一生留下的是一个被称之为“宋家王朝”的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和一个与勇敢、改革同义的名声。宋耀如对孙中山的革命斗争给予巨大的支持，因此革命党人把他看做是亲密的战友，他的逝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

如果宋耀如当初没有结识孙中山，而是沿着传教士和实业家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他或许早就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巨富或有影响力的教会人士，但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积极从事民主建国的革命者。正是由于宋耀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下结识了孙中山，才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从而成为一个革命者和一个曾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不小影响的杰出人物，为自己本就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添上了不平凡的一笔，也为宋氏家族的辉煌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孙中山对这位亲密的战友兼宋庆龄的父亲进行了高度评价：“宋先生一生高风亮节、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有人这样说过：“在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19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叶，宋耀如先生可以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颂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言。但他名扬天下，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伟人中极少数的例外之一。”

凭着自己的辛勤奋斗和革命理想，宋耀如把宋家提升到中国社会财富和声望的顶层，如今他走了，难免对宋家家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某种程度的顿挫，但是，宋家的四兄妹都已经学有所成，宋家在教育上的巨大投资也到了产生回报的时候了，宋耀如的故去，反而更激励了兄妹们向上奋进的决心。尤其是已学成的四兄妹中唯一未婚，在家陪伴母亲的宋美龄，更是感到了自己对家族的责任，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以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孙中山广州提亲（1）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唯念生平倾慕之人，厥唯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封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抛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一位英雄向自己倾述了倾慕之情，宋美龄在那一刻心动了。

孙中山广州提亲

父亲过世后，在上海就剩下宋美龄一人和母亲住在霞飞路的家中。倪桂珍把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交付给宋美龄，自己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宗教上。大姐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俩回到了北方，他们主要居住在当时北方的商业都市天津，哥哥宋子文不久后就到广州，和二姐宋庆龄一起帮助孙中山为革命事业效力。居丧期间，宋美龄成天闭门不出，在家里和老母日夜相伴，同时，也更抓紧时间进行学习。

父亲的逝世，给她带来的是巨大的悲痛，但在她的婚姻问题上，却给她带来了自由。她曾对二姐说过，自己非英雄不嫁，决不将就。

当时的上海，对像宋家这样富有的中国家庭而言，是个非常舒服的地方。他们在这个西式的、奢华的都市中，可以尽情地享受中国式的现代化舒适生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这个新兴东方大都市的商业更是空前的繁荣。富豪之家都是以车代步，豪华舞会如流水宴席终年不断，有钱人拼命在享乐上挖空心思，互竞高下。富人家的生日宴一连就是好几天吃不完的美酒佳肴、山珍海味，请著名的外国剧团到家里来表演更是常有的事。

不过，在外国朋友的质与量上，宋家仍然是个中的翘楚，宋美龄与美国的联系更是不曾间断。除了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宋美龄就把剩余的精力，用在社交活动上。她并不甘于像一般的阔小姐那样整天只是休闲娱乐，在社交活动中，始终注意保持和各界精英人物的联系和交往，学习各种新的知识，锻炼自己领导和驾驭局面的能力。

在当年的上海，除了少数资本家家庭的青年之外，其他家庭的青年几乎是没有机会赴美留学的，因而像宋美龄这样的留美青年，便成为上流社会、特别是当地的西方人最喜欢交往的社会精英。只要是外国人举办的聚会，都绝对不会把像宋美龄这样的人疏漏。久而久之宋美龄便成为上海上层社会以及外国人社交聚会的常客。在这些社交活动之外，宋美龄平时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在当时的上海可以看到最新的外国电影。

宋家是一个富有的家庭，又有一个舒适愉快的环境。当年和宋耀如交往的亲朋好友也都像宋家一样，拥有汽车和财富，他们经常聚会。当他们为某一位家庭成员庆祝生日时，总要举行为期几天的盛大宴会，遍邀各方朋友。凡有这种场面出现，宋美龄必会出席，并常常担任重要角色甚至是活动的中心人物。

孙中山广州提亲（2）

这些社交场合在众人看来是宋美龄寻找自己“白马王子”的重要机会，但是拥有强烈的政治抱负的宋美龄在这些纨绔子弟中总是很难觅得理想的人选。在这种场合，有来自各方的玩家，以及上流阶层的有钱人，他们见到像宋美龄这样风姿绰约，出身高贵而又是如此高雅的女士，难免会兴起追求的念头。可是在宋美龄看来，他们比起刘纪文都差得远，更不用说是自己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由于宋美龄对这些人都看不上眼，所以，许多纨绔子弟，难免也要在宋美龄面前碰上许多软钉子。她长得漂亮，有教养，有钱购置精美的服装，这就使她成为社交聚会中的焦点。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宋美龄结识了不少风流倜傥或老成持重的世家子弟、巨商富贾之流，这些人频频向她发动攻势，公开求婚，但她总是坦率地拒绝，有时候干脆表示不准备结婚。

在婚事上，宋美龄不打算成为上海上流社会的一名阔太太，也不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贤妻良母，而是很想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她后来写的《我的宗教观》一文中谈到过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和蒋介石结婚，她说：“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自我，我实在还缺乏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一个女子，就是有天大的本领，如果不借助她丈夫的力量，也是难以施展才干的，宋美龄迟迟不婚，正是在积极物色能给予她以“精神上的定力”的那种男人。宋美龄希望出现一个铁腕人物来统一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也希望借助这个铁腕人物的权势和力量来施展她的才干，实现她自己的政治抱负。

确实，当时在上海以外的中国大地，军阀混战，一片混乱，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政府也不稳定，根本无力完成统一四分五裂的中国这样的目标。但出于对跟随孙中山的二姐和哥哥命运和前途的关心，她也时刻关注着广东的形势。

1923年8月，宋美龄收到了孙中山夫妇邀请她到广州住一阵的电报，十分高兴，她早就想到广州去看看了。于是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启程前往广州。当时到广州的路并不好走，勇于尝试的宋美龄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坐飞机前往。

飞机到达广州时，天上下了一场小雨，孙中山特意亲自到机场迎接，而姐姐宋庆龄则没有来，让她感到有些奇怪。

孙中山把宋美龄安排在自己的大元帅府住下，随后夫妇俩一起设宴招待了她。席间，虽然姐姐姐夫都是谈笑风生，但聪敏的宋美龄还是感觉到他们似乎有什么重要而为难的事情要跟她说。于是她干脆直接发问：“姐夫和姐姐都很忙，不能总陪着我，有什么事就先交代给我吧。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广州慢慢玩。”

孙中山广州提亲（3）

宋庆龄不语，向孙中山看了一眼。孙中山只好一笑，说：“小妹啊，是这么回事。你的年龄也不小了，你的事情我们也在为你操心，尤其是你父亲去世之后。最近姐夫为你物色了一位，就是姐夫的部下，现任大元帅府参谋长的蒋介石。此人条件不错，有军事才能，又好学上进，在日本留过学，早年就是革命分子。咳，去年在上海我的寓所你见过他的。当然，他也不是全无毛病，好像你姐姐对他有点小小的看法。”

宋美龄倒也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只是听孙中山说要介绍给她做对象，却不免大感意外，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时宋庆龄说话了：“你姐夫刚才也说了，我是不太赞成此事的。当然，主意是由你自己拿，我们的意见都只是参考。你可以多考虑一下，不必马上作决定。”

孙中山连忙说是，说实话他也心里没底，只是因为蒋介石向他多次请求，才勉强答应做媒。

宋美龄本就觉得难以答复此事，听二姐这么说，也就顺势说考虑考虑，过些日子再说。于是饭后宋庆龄带她到房间休息。

8月的广州非常炎热，孙中山给她安排的房间就在大元帅府内楼上一间约20平方米的小房间，南北向，临走廊处开了一扇门，使整个小房间显得通透，有风来时，也很凉爽。朝北开的门隔着走廊正对着会议室，孙中山平时在这里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商讨国家大事或接待群众代表；朝南开的房门隔着有拱券的走廊可以眺望大元帅府的后花园。

小客房内摆放着黑色的红木广式家具，从进门的东边开始依次是盥洗盆、橱柜、衣柜、床、床头柜、梳妆台、落地灯、两张木椅、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的暖水杯上是鲜红的凤凰图案，整个房间看起来比大元帅府其他房间显得有青春气息。

宋美龄却不知道当时身为大元帅府参谋长的蒋介石就在她房间的楼下办公，只是想孙中山倒是安排得挺周到的。

一个人在房间，她开始回忆和蒋介石去年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寓所见面的情况，可是实在觉得印象模糊。她对蒋介石在上海跟从陈英士搞革命活动、参加青帮等也有所耳闻，但也从不在意这样的一个人，也没想到他在跟随孙中山后被如此看重。

原来是在去年12月初的时候，蒋介石还在上海滩上混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社区的基督教晚会。当时晚会假座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寓所举行，主持人是人称“国舅爷”的宋子文。就是在这次晚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宋美龄当时只有25岁，正值一个女人生命之树的黄金季节，她举止雍容尔雅，风姿绰约，笑靥迷人，一时倾倒了出席晚会的所有男性，成为晚会的中心人物。看着宋三小姐飘然而至，蒋介石立刻被她的美国式的教养和气质吸引住了。

蒋介石也算是情场老手，早已经有过一妻一妾，新近又与陈洁如举行了婚礼，但像宋美龄这样的具有良好修养和洋气十足的女子却也是他梦寐以求的。

孙中山广州提亲（4）

他在一边痴痴地望着宋美龄，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宋美龄的家庭、社会背景，旋转着宋家势力和财力以及孙、孔、宋三家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萌发了娶这位宋三小姐为妻的念头。如果能和这位宋小姐结婚，就是孙中山的连襟了，那自己在政治上的前途将无可限量。

蒋介石是个善于识别并掌握各种机会的人。攀交陈其美，使他有了革命派的资历；跟随孙中山，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所赏识的军事“干才”；现在，命运之神又把一个绝好的机会送到了他面前，他相信这是上天所赐，绝不可轻易放过。

这次晚会后不久，蒋介石奉孙中山电召来到广州。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介石表现得十分忠诚，一直护从孙中山。对于在自己蒙难过程中全力相助的蒋介石，孙中山给予了充分信任，并赏识其军事才能。

看到自己越来越受赏识，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找机会向孙中山表露了想娶宋美龄为妻的念头，恳请代为做媒。他绝口不提自己新近才娶的陈洁如，只一味强调说明自己已经离婚，“为了革命事业”休妻弃妾，目下独身一人奔走革命，急切地想找一个宋美龄这样有知识、有情趣的姑娘作为终身伴侣。

孙中山没有思想准备，觉得这事应该和宋庆龄商量一下。于是他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了妻子。宋庆龄看不惯蒋介石的生活作风，听到丈夫转述蒋介石的意愿之后，当即以激烈的态度和决绝的语言表示了反对：“我宁可看到妹妹死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仅仅在上海就找了两个女人还要谎称没有家室的男人！”

孙中山为人敦厚善良，不忍把她的原话转告给蒋介石，以免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只是委婉地说这事不急，宋家三小姐现在上海，来往不便。

蒋介石虽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但他却是个典型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他明知以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名望去攀求宋家小姐确实是有点儿离谱，可是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实现。无论这中间有多少艰难险阻，他是到了“黄河”也不肯“死心”的。蒋介石性格上的这种特点是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的。

当下他又反复重申自己在生活上的清白，驳斥了一些有关他在广州有情人的传闻，强调目前单身的情况。孙中山被蒋介石磨得没办法，只好答应努力一下，尽力而为。

于是他和宋庆龄再次商量，决定请宋美龄到广州住些时候，让她自己来作判断。宋庆龄觉得让妹妹来广州一趟也好，大家可以见见面，而且自己也可劝劝她。就这样宋美龄来到了广州。

宋美龄虽然当场没有答复姐夫，但回头一想，还是觉得蒋介石的条件并不合适。她倒不是对蒋三妻四妾的传闻很在意，而是觉得他出身于上海滩青帮，身份和修养都不够。但同时又对他现在一下子成了孙中山身边的得力干将颇感兴趣，也想看一下他是否真的如别人说的那样能干，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就在广州先住了下来，但并没有打算立即和蒋介石见面。

孙中山广州提亲（5）

当时蒋介石知道宋美龄住处，特意收买了一个小报童在大元帅府下面卖报纸。当天报纸上有一整版登载的是蒋介石为人忠诚等文章的，还登载了孙中山与蒋介石以永丰舰为背景的合影及赞扬文章。宋美龄买了这份报纸，结果首先就看到了蒋介石和孙中山合影的照片。

照片上的孙中山坐在一把椅子上，蒋介石侧立其后，面露微笑。下面还有一段文字加以说明并附有赞语，其中有“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千里识骏马，危难识忠诚”等大大夸张之辞，看得宋美龄不禁莞尔。

在该报第二版详细描述了当时孙大总统在陈炯明叛变之时蒙难的经过和蒋介石的忠心相护。宋美龄认真阅读了这篇描绘生动的文章，对蒋介石的印象渐渐加深。

想到婚姻的问题，她又感到茫然。和刘纪文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也马上就要回国了。这些年在上海也认识过不少男子，但都有不如意的地方。她对今年初来上海的东北少帅张学良的印象颇好，符合她的理想择偶标准，可惜张少帅已是使君有妇。

当时张学良到上海后曾慕名到宋家作访，他也出国留过学，仪表堂堂，谈吐俊雅，颇有绅士风度，更难得的是年纪轻轻，就已是手握重兵，拜为陆军上将，海内闻名，颇有纵横天下之志。宋美龄和他谈得甚为投机，以至于张学良出来后对人说，若不是已与于凤至成婚，定当向宋三小姐求婚。

现在看着照片中英气勃勃的蒋介石，不由得想，这会是自己要找的英雄吗？

宋美龄在广州住了将近一个月，对于姐夫孙中山的介绍和姐姐的反对意见，她觉得自己不便给予明确答复，而她虽然对当时的蒋介石心里并不满意，但想众人都说他有才干，将来真能成大器也未可知，明确拒绝只怕伤人自尊，姐夫面子上也不好看，还是先不作决定，推说让上海的母亲做主比较好。

于是临别时她对姐姐姐夫说，自己的理想是嫁一个英雄，否则宁愿终生不结婚，献身于社会工作。对于蒋介石，她还要看看再说，双方可以先保持信函联系，增进了解和沟通。她的答复令孙中山很满意，就说先这么办吧，让蒋介石安心先把革命工作做好。

蒋介石听了孙中山的转告，也觉得不能太急。既然这位“总理的小姨子”如此看重英雄，自己应有机会，更何况人家还答应保持联系，更是高兴，决心在孙中山的广东政府里好好干一番事业出来。自己现在的地位身份确实尚有不足，但这位宋家三小姐眼光如此之高，一时半会也不见得就能找到心目中的英雄，只要自己事业成功，再加上有孙总理的关照，还怕事情不成？

正好孙中山当时准备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就主动请缨到苏联考察，先做前期工作去了。

孙中山广州提亲（6）

当时的蒋介石已36岁，婚姻经历非常复杂，孙中山也根本搞不清，还以为他已和家里的发妻离婚，独身一人在外从事革命活动。蒋介石那时已先后在老家和上海等地和两位女性结婚、与一位女性同居，说他三妻四妾倒也不是完全的无稽之谈。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老家和同乡毛福梅结婚。毛氏遵守三从四德的古训，足不出户，对丈夫百依百顺，对婆婆孝敬有加，平时在家吃斋念佛。毛福梅本身是靠包办婚姻、父母做主才和蒋介石成婚的，生有一子，就是蒋经国。毛福梅的年龄比蒋介石要大5岁，蒋介石长年在外，早已对她不感兴趣，但碍于寡母之命不得离婚。

后来在上海跟着青帮兄弟混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出入于风月场所，认识了出身寒门，在一家高级妓院当“娘姨”的姚怡琴，两人从1912年就开始同居，此后姚怡琴改名姚冶诚。当时两人是有感情的，蒋介石是为了从中找到婚姻生活以外的情感安慰。但姚氏因为出身的原因，只能在蒋介石发达以前当他的患难夫妻，蒋介石混入革命队伍，地位日渐提高之后，因为身份、经历和修养方面的差异，她已不再适合身边帮手的角色。在1921年底，两人正式分手。

分手后姚冶诚住在苏州，蒋经国和蒋纬国也时常过去探望，尤其是她抚养过的蒋纬国，一直终身侍奉。

再后来，蒋介石又找到了陈洁如，并在事实上和她结了婚。陈洁如原名陈阿凤。当时因为与张静江的续弦夫人关系比较好，时常到张静江家做客。蒋介石那时也是张家的常客，十分喜欢她，明确地表示要娶她为妻。陈阿凤那时年纪还很小。后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建立了革命政府，蒋介石也追随他来到广州，出任大元帅府参谋长，政务、社交活动大为增加。于是他对身边陪伴的女性要求就更高了。毛福梅、姚冶诚当然不能适应这种新角色。陈洁如在上海长大，相貌出众，也受过不错的教育，在社交上也颇有天赋，于是蒋介石就把她带到了广州，准备结婚。

可是不久蒋介石又看上了孙中山的小姨子、上海滩上有名的名门小姐宋美龄，两相比较，宋美龄在社交风度、文化素质，对外国和政界的熟悉和了解远远胜过陈洁如，所以蒋介石决定追求宋美龄，于是原定和陈洁如的婚事就暂时放下了。

不过随后在广州的日子里，蒋介石在广东革命政府里扶摇直上，历任大元帅副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时，身边陪伴的都是陈洁如。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广州成为掌握军队的实权人物，陈洁如也成为广州城里有名的“总司令夫人”。

同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他深知宋美龄的心理，在信中总是讲些国家大事、军事形势，炫耀自己的功绩，并不涉及儿女情感。宋美龄很乐意和他在信中探讨政治形势，并且也在报章上关注有关他的消息。两人的通信一直保持到1927年。

北京送别孙中山（1）

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病危，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也在宋家引起了震动。在上海的宋美龄立刻赶往北京，代表母亲倪桂珍前去看望。

还在1924年底的时候，冯玉祥的军队攻入了北京，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他还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当时3人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全国的威望无人可及，就想请他主持国事。于是发出信函，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成立新政府的事。孙中山为了革命大局，毅然决定抱病北上。

当时，孙中山先生刚完成对国民党的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其革命性、组织性和当时的先锋性，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于是孙中山先生准备挥师北伐，进行一场统一中国南北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此时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被冯玉祥驱逐，孙中山觉得应抓住难得的机遇，尽早完成全国的民主革命和和平统一大业。

当时的孙中山已58岁，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离开广州的时候特意对广东政府的人事作了安排，任命胡汉民为“副大元帅”，然后由宋庆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以及十几名国民党官员陪同，于11月13日坐船出发，先到上海，再往日本神户，最后抵达天津。

他们11月17日抵达上海。孙中山夫妇在上海受到了3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后，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宋美龄也代表母亲前往看望。由于接待来访者之外还要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中山一连几天不得休息，身体也大受影响。

在上海短暂停留几天后，孙中山偕宋庆龄又启程前往日本神户，并发表了公开演讲。

12月4日，他们坐船到天津大沽港，两万余名前来迎接孙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中山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并挥手致意。

可是等他到天津后，冯玉祥已在北京失势，北京政权又落入段祺瑞之手。段祺瑞表面上欢迎孙中山入京商谈，实际上并无合作的诚意。孙中山在天津停留的时候就病发，突发高烧，卧床不起。当时的孙中山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气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又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又要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还有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和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当孙中山在天津卧病的将近一个月时间里，宋庆龄一直守候在病榻边。12月31日，在孙中山的坚持下，一行人坐专列抵达北京。到达时有10万群众到车站月台欢迎，可是病重的孙中山已无法向群众发表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以表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北京送别孙中山（2）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祺瑞却阳奉阴违，自行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军阀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

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经过专门诊断，确认为肝癌后期，无法医治。随后他就在著名外交官顾维钧的家中暂住。

孙中山病危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他的许多革命同志和朋友纷纷赶到北京看望。他在广州委以重任的胡汉民、廖仲恺和蒋介石都接到指令，坚守在南方，因为孙中山担心广州政府在自己病危的时候再发生不稳定。

在病重期间，孙中山建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汪精卫受到重用，负责委员会的工作，在北京展开活动。3月11日，在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临终前，围绕在他身边的亲人除了宋庆龄和长子孙科外，就是宋家的兄妹几个，一直从广州跟随来北京的宋子文、在天津的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以及最后从上海赶到的宋美龄。

宋美龄在上海得知二姐夫病危，立即动身赶往北京。当时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也已封港，于是只得乘船先到青岛，由胶济铁路北上转往北京。时逢寒冬，车厢既无暖气，又没有热水供应，火车到达北京的前门车站时，宋美龄已冻得浑身发抖。到了北京后，宋美龄就不断地安慰和关照愁容满面的二姐。

宋美龄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并不亚于二姐宋庆龄，也十分清楚他对自己以及家族的关心和照顾，她不像宋庆龄那样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是孙中山临终时在场的人中流泪最多的一个。

当场，由汪精卫宣读了一份别人起草、需孙中山签字的政治遗嘱，在场的每个人都屏息静听。最后孙中山吃力地说：“很好，我完全赞同。”汪精卫还念了一份个人遗嘱：“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在遗嘱中孙中山把自己的藏书、文件、个人用品及上海莫里哀路的房子都交给宋庆龄，而这也是他一生奋斗所留下的所有个人财物。

随后孙中山在两个文件上都签了字。病弱体虚的他在签字时，还不得不由宋庆龄扶着他的手。

北京送别孙中山（3）

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这就是著名的《总理遗训》，后来在国民党的每一次政治大会上都要宣读。当场宋子文还读了一份由鲍罗廷起草的致苏联的遗书。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59岁。弥留之际，孙中山先生关于国事最后的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他没有留下巨额的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并使宋庆龄终身受用不尽。当时宋庆龄还只有32岁，他的逝去无疑对庆龄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宋庆龄又是一个执著理想、感情专一的人，致使她的悲痛延续好长时间后，终于理智清醒，面对现实，继续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出，举国悲悼，当时的苏联公使馆立刻下半旗志哀。

3月19日，宋家为哀悼亲人，还举行了一个私人丧礼。接着，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由前司法部长许崇智致悼词。悼词宣读完毕后，由燕京大学学生自发组成的唱诗班手持蜡烛，唱着孙中山先生生前喜爱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爱的礼物。”随后他们静静地排列在灵柩旁。在外面，成千上万的群众等待着，一直等到唱诗班把送葬者从小礼堂里领出来，哭声也从小礼堂跟出。在哭声中，许多人晕倒在地，不得不让人搀扶着送葬。

宋庆龄身穿丧服，蒙着面纱哭着，由于过度的悲痛身体已十分衰弱，宋美龄和孙科一左一右扶架着她的双臂，后面跟着宋子文和孔祥熙夫妇。巨大的灵柩由24个护棺人抬着。灵柩通过十里长街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数十万群众，许多人痛哭失声。最后，灵柩被送到西山的碧云寺暂时安放。不久以后，苏联政府捐赠的玻璃钢棺材运到了北京。

孙中山的逝世对宋家的影响是深远的，父亲宋耀如去世后弥合分裂，兄弟姐妹血浓于水、互帮互助的局面又因大姐宋霭龄和二姐宋庆龄的政见分歧面临着再度分裂。宋美龄对孙中山不仅有着像父亲那样的崇拜和亲近，更从中看到了自己理想丈夫的影子，她一直同情和羡慕二姐的婚姻。在送孙中山的灵柩前往西山碧云寺的路上，亲眼看到广大的北京民众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心里也是激动万分，更激起她献身政治，做一个万众景仰的政治家的雄心。

蒋介石当上了总司令（1）

与此同时，在广州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面色沉痛地向全校师生宣读了孙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他的悲痛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孙中山赏识和提携，就没有他蒋介石的今天。孙中山的死，对于雄心勃勃想在国民党内往上爬的他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现在自己最大的靠山倒了，一切的政治前程和命运，还有对宋美龄的追求，都只能靠自己了。他深知孙夫人宋庆龄对自己的印象不佳，宋美龄自己也一直没有允婚之意，一时心情很坏。

不过蒋介石毕竟也算是人中之杰，对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有着超强的灵敏和强烈的信心，他马上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和广州的形势，决定了不再依附别人，利用自己掌握广州政府军队的有利条件，积极争取成为国民党的高层实权人物。只要做到了这一步，宋庆龄再要反对他和宋美龄的婚事也就不足为虑了。江山既得，还怕美人难求吗？

当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面临着权力、继承人的分配和激烈竞争。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他在党内的资历不够，有许多人跟随孙中山时间比他长，名声比他大。但是蒋介石相信手腕和心计，最重要的是军队和财力。他迅速和交往密切的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联系，准备由他出钱出力，一起图谋大事。

蒋介石盘算目前党内的形势，公开而强有力的继承权竞争者有3个：左派廖仲恺、右派胡汉民和中间派汪精卫。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的时候一直在北京跟随，在党内的声望颇高，当时的呼声也最高，但蒋介石认为此人优柔寡断，又素来没有军队支持，缺少雄厚的力量基础，最多只能是当一个中间派的折中人物，一个临时性的领导。

胡汉民是强硬的右派，他早年就跟随孙中山，资历和能力都很强，但也没有军队背景，加上和汪精卫是死对头，互相瞧不起对方，估计两人的力量会互相抵消，谁也当不了最后的胜者。

蒋介石最担心的对手是左派廖仲恺。此人出生在美国，深得孙中山信任，在当时既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亲密伙伴，又是右派胡汉民的密友，同时宋庆龄也对他评价很高，可以说在当时的党内人人都喜欢他。如果不出意外，孙中山的继承人将会是他。

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广州就发生了杨、刘的军阀叛乱★，鲍罗廷也被迫逃到黄埔。这给了蒋介石表现的机会，他和廖仲恺联手进行了反击，很快夺回了广州。在两天两夜的战斗中俘敌万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他的威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广州局势安定下来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马上开会决定孙中山的继承人选。会议上争吵激烈，谁也不肯相让，最后只好搞了个大妥协，决定不搞个人继承，国民革命政府由左、中、右三派联合领导，也就是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3人的联合领导。胡汉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汪精卫算是担任代理主席，但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头衔，政府的主要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廖仲恺的手中。

蒋介石当上了总司令（2）

这样的形势显然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他在积极巩固自己军权的同时，抓紧和上海的杜月笙联络。不久，他在上海的好朋友张静江奉命来到广州，商量夺权的策略。张静江和蒋介石是青帮的兄弟，也是杜月笙在生意上的长期伙伴。

1925年8月20日，震惊全国的事发生了，国民党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刺。当时他坐着自己的汽车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他从车上下来时，早已埋伏在建筑物柱子后的5名枪手冲出来向他开枪射击，把他击倒在地。到底谁是谋杀廖仲恺的幕后主谋，始终是一桩疑案。

因为党内的右派被广泛怀疑和谋杀事件有牵连，随后蒋介石和鲍罗廷领导了一次大调查，以清查内部奸细的名义除掉了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次谋杀事件除掉了党内左派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廖仲恺，同时又打击了右派，在各方压力下，胡汉民也不得不出走国外，失去了上台的希望。在党内高层领导权的争夺中，蒋介石最担心的对手消失了，这为他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第二年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借机成功地消除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日渐壮大的影响力，扶摇直上，实际上掌握了党内的军政大权。1926年5月19日，蒋介石安排的张静江当选为廖仲恺的继承人，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实际上张静江只是为蒋介石的当选提供时间上的缓冲期，一个月后，蒋介石就接替了他，亲自出任常委会主席这一握有党内实权的要职。

当时的上海《申报》这样评论道：“目前广州最流行的游戏之一，似是将政府高层大员赶下台这个玩意，而被赶走的人几乎都是广东人。例如，许崇智将军、刘震寰、胡汉民和最新版本的汪精卫便是。一般咸信，这些人之所以被迫离开广州，系因他们阻碍了‘新领袖’蒋介石将军的政治野心，众信蒋氏企图取得政务及军队的最高统治权。事实上，他是当今‘最出色’的国民党领导人物！”

经过一年时间的精心策划和玩弄手腕，蒋介石这个事先并不被人看好的黄埔军校校长终于夺得了国民党的大权。

蒋介石当上了总司令（3）

上台以后，蒋介石审时度势，决定继续借助苏联和共产党的力量。他一方面从苏联取得大量军火支持和军事顾问，另一方面利用共产党的组织才能，积极建设军队，准备北伐。同时，对于国民党内的势力进行大改组，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网罗党羽，招降纳叛，培植自己的力量。蒋介石和宋子文一向有矛盾，但蒋介石不但没有剪除他，反而加以重用，提他出任中央银行的行长。宋子文长期在广州政府内担任财政要职，在江浙和国外的财团中颇有影响力，又是宋美龄的哥哥，所以虽然他平时一向看不起蒋的为人，蒋介石还是忍住了心中不满，因为他知道宋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深厚背景和影响力对他将来的事业会大有帮助的。

军政大权到手，局面初步安定下来后，蒋介石开始了北伐，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因为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也符合国民党各派的利益，同时也得到了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所以在广东政府内部没有什么阻力，大家暂时放下权力斗争，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北伐。

当时的北伐目标首先是消灭长江流域的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所以一开始国民革命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主要由左派力量领导，由大批的共产党员担任军队的骨干，向武汉挺进；另一路由总司令蒋介石亲自率领，由他的心腹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担任骨干，向上海方向挺进。

由于国民党内各派在北伐上的共同努力，加上国共双方的紧密合作，北伐开始进行得十分顺利。全国的民众也都支持国民革命政府，反对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事频频告捷，国民革命军一直打到长江以南。

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组成的中路军很快占领了九省通衢的重镇武汉，蒋介石指挥的东路军也占领了南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蒋介石和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矛盾日渐明显，他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反共独裁倾向日趋明显。他掌握国民党的军政实权后，也带动了自陈英士死后，在国民党中久已式微的江浙帮之复兴。

在蒋介石的安排之下，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居然当起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来。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也让位由蒋介石“兼任”，由陈果夫“代理”。国民党中的组织部自此变成CC派的天下了。

当时为使北伐尽早成功，统一南北，解放全中国，国民政府及时召开了“二大”会议，选举新的机构，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取得的政治上最高的职位。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1）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26年冬，宋美龄和大姐宋霭龄陪着母亲倪桂珍，前往武汉看望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的宋庆龄和宋子文。她们是坐江轮于12月26日到达汉口码头的，正好赶上当年武汉的第一场雪，天气十分寒冷，宋庆龄和宋子文冒雪亲自到码头迎接。亲人重逢，驱散了身上的寒意，一家人又在武汉团聚了，宋美龄和母亲以及大姐就在武汉住了下来，准备一起过年。

随后的几个月，宋美龄在武汉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大动荡。

1927年元旦，是宋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为此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和董必武等。

此时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但此时的新生政权不再是软弱的清政府了，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27年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那时候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政权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领导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党员，并把他们交给了吴佩孚的军阀政府。结果他们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拒不将“关税”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的旧军阀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当时并不打算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反而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群众愤怒了，向前冲去，英国水兵撤回到军舰上，于是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的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当时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软弱的清政府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外国人一丝一毫的特权；再就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边，坚决废止不平等条约，废除那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勇敢地作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中国领土。

当时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结果有3种不同的看法。负责外交的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则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的武力威胁，而且蒋介石也有可能乘机发动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2）

鲍罗廷则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主张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她坚决认为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革命形势高涨的中国直接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国民政府，但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

她的意见是：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时都不去动它。收回英租界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继续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

她的看法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施。

1927年3月初，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亦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于是，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当时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心想孙中山在世的话，也一定会感到莫大的自豪的。

一时间，武汉政府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迅速上升。1927年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作为首都的武汉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立刻到武汉来，共同商讨推进北伐。

在这样紧张的革命形势下，身在武汉的宋美龄当然也没有置身事外，只顾自己游山玩水。就是在上海那样的舒适生活当中，她也时时刻刻关心着政治，关注整个国家形势的发展。现在，她当然明显地感受到了国民党内二姐宋庆龄和哥哥宋子文所支持的左派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她和蒋介石的通信一直没有中断，对他在政坛的迅速崛起也是看在眼里，十分关注的。

面对武汉方面的立场和要求，蒋介石当时则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尽管如此，武汉方面还是以大局为重，希望蒋介石亦能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介石的意图不像武汉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大家互相合作，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开始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同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迎头痛击。此后，宁汉分裂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3）

当时的那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自从宋耀如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和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基本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但是，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的“宁汉对立”给国民党带来了左派与右派的纷争，也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来形成的平衡和互助友爱的局面，维系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基础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了。

当时，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个姐妹之间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违背孙中山留下的革命方针，背叛革命的行径，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而宋霭龄和丈夫孔祥熙则认为国民党左派所支持的工农革命继续发展下去，会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而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维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和他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两姐妹的政治对立，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和时代因素，但同时也再一次显示了两姐妹在思想个性上的强烈反差。

宋庆龄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坚决捍卫和执行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右派势力与强权政治的引诱和高压下，她决不以革命原则做交易。宋庆龄的大智大勇，固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影响与熏陶，同时也再一次充分显示了她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品质与高尚情操。

随着武汉政府形势的恶化，在大批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纷纷叛变革命的时候，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无前，充分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原则立场，从而成为当时左派的旗帜与中坚，民主进步人士的榜样，也成为几万万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

与宋庆龄的激进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反，宋霭龄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现实利益的愿望则越来越鲜明。宋霭龄早年虽然也曾经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革命党人，并在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时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但是当孙中山在晚年推行激进的革命路线与政策后，宋霭龄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加之那个时期的宋氏家庭与孔氏家庭成员纷纷在政坛和商界崛起，既当官又当买办；从家族利益上来说，已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融为一体，当然对国民党左派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路线及政策极为不满。

在孙中山逝世后，大姐宋霭龄和宋庆龄的这种政治立场分歧越来越明显。宋霭龄认为宋庆龄支持和密切联系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没有军事和经济基础，政治前景并不看好，为了保持宋氏家族在政坛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必要和蒋介石建立紧密关系。她这次来武汉就是想劝说弟弟子文和宋庆龄主动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为宋家的将来着想。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4）

宋美龄的想法和大姐接近，但是她还是比较同情二姐的态度，愿意和她多多沟通，同时自己也想在武汉亲身感受一下国民党中央和左派阵营对革命形势的看法。她一直和蒋介石的一方以及宋庆龄他们同时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能够比大姐相对客观地看待整个形势，和在武汉的左派人士也有不少交流。因为大姐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本来就在北方和当地的军阀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对激进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本能地有抵触心理，对宋庆龄也早就有所不满，宋美龄则是在中间，她很希望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化解这种家族内的对立情绪。

在武汉期间，宋美龄接触了许多国民党中央的知名人士，还几次会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她和鲍罗廷多次讨论了中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本质问题。鲍罗廷是个善于辩论的革命家，他和宋美龄交谈时，以丰富的欧洲史和美国史知识，旁征博引，痛斥美国开国历史的不实之处，以及欧美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弊端，滔滔不绝地讲述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行动方针。宋美龄对他的丰富历史知识表示佩服，承认鲍罗廷是一位有魄力和感染力的演说家，是共产国际的杰出人物，但她又认为其主张和观点过于激进，有些革命措施过于冷酷无情，蔑视人性，违反了人之常情。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宋美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鲍罗廷所宣扬的无神论也让她感到难以接受，这也是她和宋庆龄的最大不同。

在武汉几个月亲身考察的经历加深了宋美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排斥心理，她认为这种政治理论不适宜中国的现实社会，而且也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她的政治理念开始倾向于右派，看到宋庆龄立场的坚定和固执，她已意识到家族面临着第二次分裂。后来在和大姐交谈时，她无可奈何地说宋庆龄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

在武汉期间，蒋介石也一直和宋美龄保持着联系。3月中旬，大姐宋霭龄从武汉赶到九江和蒋介石面谈并达成了蒋宋合作的意向。随后，蒋介石即通过宋霭龄再次表达求婚之意，并邀请宋美龄到庐山牯岭游玩。宋美龄考虑到蒋介石身边还有陈洁如，再加上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见面并不合适，所以决定仍然待在武汉，再作打算。不久，宋霭龄急于实施她在和蒋介石九江达成的合作行动，开始动员宋母和宋美龄马上回到上海。

1927年3月底，宋美龄告别二姐和哥哥，离开武汉东下回上海。当时的形势已是空前紧张，蒋介石已在磨刀霍霍，所以临行前她特意让两人多多保重，形势不好的话就赶紧回到上海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派出军队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并血洗宝山路。其后根据他的密令，由他控制的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在南京、广州等地对共产党员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当时中共的主要牺牲者包括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萧楚女、邓文辉等一批著名的革命家。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5）

据说当时宋庆龄也在密令谋杀的名单之中，只是后来蒋介石考虑到自己正准备与宋美龄结婚而被推迟下来了。

1927年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没几天工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当时的这一叛逆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国民党内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以“宁汉”两政府对抗为标志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对立时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众望所归的领袖，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纷纷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到前台表演。于是一部分人向左转，一部分人向右转。宋霭龄从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很自然地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产生了共同语言。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所以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也说明了宋霭龄亦是善于观察形势，一心维护自身利益的性格特征。

从另一方面来说，宋霭龄不惜抛弃血浓于水的姐妹之情，转而支持与宋氏家族素无渊源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这也是当时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从性格上看，宋霭龄并不是一个传统与保守型的人物。但是，从思想气质上看，她又是一个过分注重现实利益的人。当年宋霭龄考虑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然而也十分管用；这就是看谁更有实力、谁的政策更符合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她就支持谁。

当时，宁汉对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一介武夫，政治上又被认为是个暴发户，声誉不佳，但是由于手握重兵而成为国民党内实力型人物。汪精卫虽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早年从政，熟悉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又因雄辩而能在国民党内一呼百应，是当时颇受世人景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与左派革命领袖。然而，汪精卫不掌握军队，没有经济实力，而且他的革命立场也并不坚定，只是虚有其表，不能承受真正的压力。

在当时的宋霭龄看来，蒋、汪的争斗孰优孰劣，孰胜孰败，其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宋霭龄决定支持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联手打击武汉国民政府。显然，宋霭龄当时做出这个抉择，虽多少带有赌博的味道，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从当时蒋汪斗争的手段和眼光来看，蒋介石制变机先，抢先一步把宋霭龄、孔祥熙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不但是蒋介石转败为胜重要的一步，而且也是导致宋氏家族大分裂的重要因素。当时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舆论宣传工具，揭露、指责与打击对方。

但是，在当时那场宁汉冲突中，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是“伪府”、蒋介石是“民贼”。这是蒋介石当年极为害怕和忧虑的。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6）

从当时宋庆龄在党内的地位来看，虽然只是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长，但是她在政治上的声望却是如日中天。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是同在武汉的公认的国民党元老人物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的同志，是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由此，蒋介石十分希望能把宋庆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但是宋庆龄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断然拒绝态度，又使他感到又恨又怕。暗杀虽曾也在计划之列，只是始终没敢动手。

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当时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很大的表现，不居于重要地位，但他是国民革命政府中著名的经济专家，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当时宋子文也是跟着姐姐宋庆龄，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面负责财政，不肯与蒋介石合作。

虽然宋氏家族的两名重要成员都在与蒋介石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于危急之中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宋氏家族的大姐宋霭龄。他和孔祥熙一直有密切往来，所以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对大局的许多想法，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早在3月份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并驻庐山牯岭的时候，就曾经秘密派人到汉口送信，邀请宋霭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相助。宋霭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

但是宋霭龄并没有下船，而是差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并与蒋介石作了24小时的长谈。在那次谈话中，蒋介石请求宋霭龄能对他给予援助。

正如蒋介石事先预料的那样，宋霭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她不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而且是一位醉心权势、富有心计、行事果断的女人。蒋介石深知宋霭龄最热衷的就是金钱和权势。为此，他把争取宋氏家族支持、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放在这个宋家的大姐身上，结果，宋霭龄并没有让蒋介石失望。

一见面，蒋介石就诚恳地说：“孔夫人的许多见解，中正十分赞同。现在革命形势变化迅速，不知孔夫人有何新的看法？”

宋霭龄也不客气，说：“现在的形势对总司令很严峻啊。”

接着，她帮助蒋介石分析了他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武汉政府有共产党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国际上也有苏联政府的援助，蒋介石如不能得到有力的援助，则形势十分危险。接着，她提出让蒋介石积极争取上海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同时要得到英、美等国的承认和援助，才有能力对抗武汉方面。为了达到这两点，宋霭龄明确指出蒋介石需要宋家这样有着海外背景和上海本地影响的家族的帮助。如果能达成合作，她有把握把宋子文争取过来，也就是争取到蒋介石急需的财政支援。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7）

蒋介石听得连连点头称是，十分佩服宋霭龄的眼光和准确的形势分析。随后两人达成共识，蒋介石和宋家实现联合，宋子文和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新政府里将担任要职，帮助蒋介石在财政上获取上海和江浙金融资本家的支持，还有美、英等国的援助。

宋霭龄早就知道蒋介石一直在追求小妹宋美龄，眼看会谈进行得差不多了，就主动问蒋介石：“小妹在武汉写的信总司令可收到？”蒋介石连说收到，还说自己正在准备写回信。

宋霭龄不再绕圈子，表示如果能实现蒋宋联姻，就更能保证双方的紧密合作。她答应蒋介石帮他做红娘，去说服宋美龄，以及获得宋家其他人对婚事的支持。

蒋介石喜出望外，连表赞同。

蒋介石和宋霭龄的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随着蒋宋联姻的成功，宋霭龄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一直极高，他始终很尊敬这位宋家的实际掌门人，对孔祥熙也一直很重用。

蒋宋在九江达成合作后，宋霭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颠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帮助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另一方面让孔祥熙也从广州赶到武汉，以便夫妻两人共同活动，来帮助蒋介石获得成功。宋霭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霭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宋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阀冯玉祥，来帮助蒋介石对抗武汉，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这使他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宋霭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

蒋介石很同意宋霭龄的看法，南昌武汉之间的国民党党内斗争和国共两党的党际斗争的决胜战场，不在武汉，而在上海。谁能抓到上海的钱包，谁就有最后的胜利。

如果能够娶宋美龄为妻，蒋介石自己就成为孙中山的姻亲，而握有国民政府财权的宋子文就成了他的大舅子。在当时，除争取一定的政治声望之外，能争取财援对蒋介石乃是当务之急。宋子文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钱箱子”。因其对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抗命，财神爷曾经扣压了他的军火与军饷。加之宋子文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能号召上海资本家捐款为蒋买军火，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宋子文成了蒋介石必须争取到的重要对象。换句话说，争取到了宋子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8）

蒋介石希望宋子文出来主持财政，解决南京政府面临的筹饷和财政统一问题。这也是南京国民党中央决策层的共同看法。当时和宋子文一直交好的国民党高官曾谈到：“以现在政府之状况说，北伐军事已在发展时期，首都新治，应从训政开始。惟军事政务皆赖于财政者最为重要，国府方面故以宋部长出而担任。宋部长前在广东办理财政，很有成绩，辅助军事进行极大。……现在训政开始，要实行民生主义，更要一方面发展军事，一方面统一财政。宋部长之经验学识最深，党内同志，希望其在此最短时期，于财政上有重大之发展，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

的确，作为建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在大部分新收复地区急需整理财政、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正在规划新的战事，筹措军费乃至政费，实在是不可拖延的紧迫任务。此外，财政部是国民政府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财政部长的人选必须在国民党中央决策层内获得通过，为各主要派系所接受。显然，在当时国民党营垒中，从学识、经历、地位、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来看，宋子文确实是出任财政部长的最合适的人选了。

同时宋子文在广东政府数年，名声也一直很好，按照李烈钧的说法：“宋部长向来光明磊落，很以国家人民为重的。”蒋介石不会不看到这一点的。

但要争取宋子文没有宋霭龄的帮助就大为不易。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在没有宋子文帮助的情况下，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只好赶紧写信给宋霭龄求援，让她和宋美龄速回。

不久，宋霭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有书生习气，对蒋介石靠军队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在国民政府任职多年，与武汉方面的许多人士毕竟有很深的交情，特别是与其二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

另外宋霭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一直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现象亦表示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曾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私人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在蒋介石面前宋家分裂了（9）

蒋介石一听，连称孔夫人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本质上还是知识分子的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不安，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生怕一出租界就会被抓。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霭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倪桂珍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放弃武汉政府，投入蒋介石怀抱，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就这样宋霭龄与蒋介石互相配合，同时实施软硬两手，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不敢外出，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坐困愁城，不知所措。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彷徨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作，并且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宋美龄当时已准备答应蒋介石的求婚，看到这个大哥终于和自己以及家族走到了一起，十分高兴，她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托宋子文带到武汉。

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霭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虽然武汉政府内部汪精卫日渐动摇，准备背叛革命，但是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霭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同时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决不加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

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霭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宋霭龄大力推动蒋宋联姻（1）

《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对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的举动做过精辟的分析：“蒋介石再婚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做他们的妹夫，以便争取孙中山夫人和宋子文。当时蒋介石也开始想到有必要得到西方的支持。以宋美龄做他的夫人，他便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很看重宋子文这个金融专家。不过说蒋介石不爱宋美龄那是不公正的。蒋介石显然认为自己是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将宋美龄的美貌暂且抛置一边，她独有的显赫地位，她的西方关系，她广泛的社交关系，宋家庞大的财产，她与孙中山的关系，对于权力欲极重的蒋介石来说，一个宋美龄早已赛过了二十个陆军师。

宋霭龄大力推动蒋宋联姻

3月26日晚上，坐落在上海西摩路上的宋家客厅内灯火通明，正在举行宴会。宋老太太端坐在上首，神情严肃，不多说话。宋霭龄坐在母亲身边。当天，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要来宋家赴宴。当时的北伐进展顺利，蒋介石一路凯旋，战绩辉煌，进入上海后，更加踌躇满志，在宋霭龄的出面邀请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宋美龄家中参加宴会。

虽然宋老夫人似乎不太热情，但有宋霭龄的热情招呼，加上孔祥熙的善谈，平时一向严肃的蒋介石也是表情轻松，谈笑风生。宴会结束后，宋老夫人先回房休息了，宋霭龄把蒋介石留在客厅。

9点钟的时候，宋美龄从外面回来了。蒋介石急忙上前和宋美龄握手寒暄。随后，宋美龄向早已有默契的大姐打了个招呼，就带着蒋介石上楼，两人在楼上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将近11点钟，蒋介石才告辞下楼，宋美龄送他出来，还微笑着用英语和他说了“再见”。

回到客厅，还在等结果的大姐宋霭龄就迫不及待地问宋美龄和蒋介石谈得如何，都说了些什么，宋美龄只是不停笑着，说：“他这个人呢，总司令当惯了，说什么话都是板着脸，一点也不有趣。”宋霭龄看着小妹的神情，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了。

经过长时间的通信和大姐宋霭龄的传话联系，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人这次面对面的谈话终于算是把事情定了下来。蒋介石欣喜不说，宋美龄也是如释重负：自己终于作出了决定。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家里人了，虽然哥哥宋子文和姐姐宋庆龄都不赞同，母亲知道后肯定也要反对，但既然宋霭龄已保证此事能成，有这位大姐的帮助和策划，宋美龄相信事情终究会得到解决，因为从小她就信任大姐的能力和智谋。

就在蒋介石这次宋家拜访之前，大姐宋霭龄约她到自己的家里进行了长谈，明确地给她分析了形势，要求宋美龄尽快表态，答应和蒋介石的婚事。

宋霭龄也知道小妹和蒋介石早有交往，直接问她对蒋介石的看法。宋美龄笑了笑，说：“我和他的生活习惯合不来，他连拿刀叉都不懂，像个一窍不通的阿木林。”

宋霭龄大力推动蒋宋联姻（2）

宋霭龄知道她是故意回避主要问题，就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都是枝节问题了。蒋介石现在是总司令，也是明天中国的统治者。你不是非英雄不嫁吗？大姐看得比谁都准，和他结婚，你就是总司令夫人，明天中国的第一夫人，宋家的未来就要看你的了。”

宋美龄心里也是一阵激动，但还是笑着说：“第一夫人那可是当孙夫人的二姐啊。”

“她是现在的第一夫人，将来就不是了，将来你是第一夫人。”听宋美龄提到庆龄，大姐有点不愉快了。

宋美龄知道该说正经的了，于是提出了蒋介石的前妻问题，还有家里人可能的反对，毕竟蒋介石是40岁的人了，也有过不少女人，声名不佳。

宋霭龄很有把握地说：“他的家庭问题容易解决，和现在的老婆脱离关系，姓蒋的肯定没话说的。家里母亲的说服工作包在我身上，我有主意。你快下决心吧，机不可失。”

从大姐的家里出来，宋美龄一路思索这事的前因后果，方方面面。

宋美龄一直记得1923年在广州的日子。蒋介石在长达5年的求婚历程中，已奇迹般地从广东政府一个普通的军事将领升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北伐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他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成为“总理的继承人”，名扬世界。当时，英美的一些报刊称蒋介石为一位“最年轻的革命领袖”，美国《时代》周刊也曾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捞足了政治资本，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当时权倾天下，成为万众瞩目的风云人物，全世界许多国家从此开始建立“蒋介石档案”，认准他将是全中国的领袖。

自己回国10年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幻宋美龄都看在眼里，她也认为蒋介石登上中国政治权力顶峰的可能性已非常大。凭着女性的直觉，宋美龄感到接受蒋介石求爱的时机已经成熟，再像以往那样不作决定的话，就会失之交臂。以蒋介石今时的权力地位，要找到比自己年轻貌美的女性是轻而易举的，他也是看重自己的能力和才气，当然还有宋家和孙中山的特殊关系。自己的年纪也已不小了，事情不能再拖了。

宋美龄一直觉得自己的婚姻大事应当与中国的命运有某种天然的联系，现在，这种感觉终于在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时候应验了。她觉得，嫁给蒋介石应该就是她命运的归宿了。

蒋介石那边的条件已具备，现在家里又有大姐的从中相助，宋美龄感到应该正式接受蒋介石的求婚了。大姐可以帮她向蒋介石谈一些自己不便谈的条件和想法，也能帮助她说服家里人，而她之所以一直犹豫，就是知道家里人肯定会反对。宋庆龄在5年前就对蒋介石看不惯，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哥哥宋子文也一直看不起蒋介石，觉得他流氓出身，素质不高，不择手段地往上爬，虽然宋美龄可以英雄不问出处，但哥哥未必会这么想，而且宋子文和刘纪文是好朋友，一直希望妹妹能和刘纪文结婚。

宋霭龄大力推动蒋宋联姻（3）

刘纪文回国后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宋美龄的追求，但宋美龄回国后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颇为丰富，已不再是大学时代的纯情少女了。她曾明确告诉刘纪文自己虽然也爱他，但不想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成天在家相夫教子，默默无闻。她要找一个英雄，来实现自己为公众服务，做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的目标。刘纪文虽然很失望，但是痴心不改，告诉宋美龄只要她没结婚，自己就一直会等她。所以宋美龄心里也一直很感激他的一番情意，决定和蒋介石结婚后也要尽力帮他一把，以作报答。

后来，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刘纪文果然当上了南京市长。但他没有实权，本身也并不适合官场，所以不久后就去职了。

经过一夜思考和权衡，第二天宋美龄决心已定，就找到大姐，提出了3个条件，要她向蒋介石转达。这3个条件是：第一，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因为宋家是全家信教，两人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第二，蒋介石必须立即和原有配偶解除婚约，她的丈夫必须一辈子忠于她，并且只属于她一个人；第三，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只担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对外从事政治活动。

蒋介石急于获取宋美龄的芳心，对这3个条件当然是满口答应。于是才有了3月26日蒋介石的夜访，宋美龄当面答应了他的求婚。

南京政府4月18日正式成立后，蒋介石一边忙着他的“清党运动”★，继续“四·一二”以来对共产党的镇压，一边还忙着和宋美龄的婚事进展。当时感到身心疲惫的他决定到镇江焦山去休养一段时间，就想乘机邀请宋美龄一起去游玩。为此，他还特意向国民党中央请假10天。

5月14日，蒋介石派自己的卫士队长宓熙带了自己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邀请宋美龄。第二天上午，宋美龄坐了蒋介石安排的一列花车，在下午3时抵达镇江。

火车驶入镇江车站时，车站上已有警察警戒，蒋介石早已亲自带人等候在车站上，他不穿军装，换一套英国花呢西装，戴一顶巴拿马金丝草帽，足蹬一双白皮鞋，精神奕奕，容光涣发，打扮得一派绅士风度。背后有一排卫士和公安局长俞子厚。在车站站长的亲自指挥下，花车正蒋介石的面前，他立即走上花车，同宋美龄见面，握手言欢。看到这样的隆重场面，宋美龄感到很高兴。随后，蒋介石急忙把宋的手提包抢在自己手里，两人缓步下车，改乘一辆新式轿车开到江边，换乘小汽艇，直驶焦山。

焦山位于长江之中，来往必须乘船。山上有个大庙，和尚并不多，平时游人也不很多，环境非常幽静。

两人在焦山一起度过了10天，每日早出晚归，游览附近的名胜古迹，放情于水光山色之间。这次历时10天的旅游，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蒋介石“处理”旧妻妾（1）

为了取得“合法”的求婚资格，通过宋家尤其是宋老夫人这一关，蒋介石开始对自己原有的妻妾进行处理。对元配夫人毛福梅、侧室姚冶诚和一直陪在身边的陈洁如，他采取的手段各不相同，使得毛福梅离婚不离家，姚冶诚异地别居，哄骗陈洁如“出国考察”，从而一一解除了与三个妻妾的关系。

毛福梅是蒋介石的结发妻子，生于1882年，比蒋介石还大5岁，从19岁嫁入蒋家到45岁被休，她与蒋介石的夫妻名分不过维持了26年，而在一起的时间更是寥寥无几。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双方家长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是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年纪比他大，长相又不出众，因此结婚后蒋介石对她一直很冷淡，夫妻二人的感情极其一般。不过毛福梅心地宽厚，性情柔顺，对蒋介石的生活悉心照顾，同时尽力帮助蒋母操持家务，恪守妇道，深得婆婆王采玉的疼爱。她给蒋介石生下了儿子蒋经国。

1921年蒋母王采玉去世，毛福梅成了蒋家老宅丰镐房的女主人。虽然外有总管，内有账房，但她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治家严谨，深得蒋家上上下下的敬重。但是蒋母的去世毕竟使她失去了最强有力的靠山，蒋介石本来因为母亲之命不敢提出离婚，现在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蒋母是6月去世的，11月蒋母的丧葬大典刚结束，对自己的旧式婚姻早就不满的蒋介石立刻正式向毛福梅提出离异的要求，因为众多乡里亲朋的反对而不得不暂时作罢。

现在，蒋介石决定正式向宋美龄求婚，以往的一切婚约自然要解除，他再次面临抛弃糟糠之妻的难题，颇感棘手。但此时的蒋介石已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自然有他的办法。

他首先给家乡奉化县的县长发函，请许可与夫人离婚，随后亲自回溪口老家强迫毛福梅办理离婚手续。为了有回旋的余地，他派蒋介卿代表自己出面和毛福梅以及毛家商谈，但遭到拒绝。毛福梅表示坚决不出蒋家老宅，毛家的态度也很明确：“福梅是嫁出去的囡，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着是蒋家人，死了是蒋家鬼。”

眼看事情闹成僵局，蒋介石不得已只好请出毛家一向敬重的地方绅士孙琴风来做说客。最后，在孙琴风的担保下，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但协议订明仅在名分上脱离关系，离婚不离家，毛福梅仍然是蒋家丰镐房的主妇，蒋经国也依旧是蒋家的正宗嫡嗣，记在毛福梅名下。毛福梅抱着“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态度，最终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成全了蒋介石。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连着三天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了一则《蒋中正家事启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这个启事还在奉化县政府备了案。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为向宋家求婚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姚冶诚早在蒋介石找了陈洁如后就已和蒋分居，也只是同居关系，所以这次就不用他再费心处理了。

蒋介石“处理”旧妻妾（2）

但是对于如何处理目前一直陪在身边的陈洁如，蒋介石倒是大费了一番脑筋。陈洁如年轻貌美，又有见识，脾气也不像前两位的和顺，容易对付。

陈洁如原名陈阿凤，1906年出生在浙江镇海老家，从小随父亲到上海居住。蒋介石初见她时，她还只有13岁，由于身材高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不少。在张静江家认识以后，蒋介石就展开攻势，疯狂追求。两人于1921年在上海订婚，当时的证婚人是和蒋介石一起闯荡上海滩的兄弟张静江和戴季陶。其后蒋介石为陈阿凤改名陈洁如，寓意为纯洁脱俗。当时蒋介石34岁，陈洁如15岁。

不久后蒋介石即应孙中山电召，带了陈洁如南下广州。虽然蒋介石因为托孙中山做媒的关系，没有向外界表明陈洁如是自己的夫人，但此后陈洁如一直陪在他身边，被称为“总司令夫人”。陈洁如受过中等教育，中英文俱佳，在各种社交场合也是应付自如，蒋介石也感到很骄傲。他们两人的感情也不错，蒋介石经历几次大的政治风浪时，陈洁如都和他共同度过。

1926年底到1927年初，蒋介石开始正式筹划和宋美龄的婚姻。当时围绕国民政府的迁都问题，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与设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方要把政府从广州迁往南京，一方要求迁到武汉。蒋介石迫切需要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与宋家的联姻迫在眉睫。

现在与宋家的掌门人宋霭龄会谈过，宋霭龄答应促成他和宋美龄的婚事，蒋介石必须考虑处理和陈洁如的关系了。在九江的时候，蒋介石首次向陈洁如透露了自己的打算。他把自己说成是为了政府的前途而不得不寻求和宋家联姻，要求她从长远前途考虑，作出自我牺牲，赴美留学，退让出去。等中国统一大业完成，他的权力和地位稳固了，就立刻恢复与陈洁如的关系。

陈洁如当时感到震惊和愤怒，离开了蒋介石回到上海自己家中。8月份蒋介石“下野”前夕，亲自到上海陈洁如家中，做她和其母吴氏的工作，劝说陈洁如出国留学，并发出重誓：“自今日起五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殛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国外，永不许回来。”

陈洁如见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服从蒋介石的安排，同意到美国留学。于是在192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托杜月笙安排陈洁如前往美国“考察”，临行前给了陈洁如10万元旅行费。

蒋介石“处理”旧妻妾（3）

8月，在徐州兵败之后，迫于武汉方面和南京政府内部桂系的压力，8月13日蒋介石即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宣布“下野”。他带着卫队回到家乡溪口，入住雪窦寺，一方面遥控政局，一方面抓紧办理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彻底脱离关系的手续，并在奉化地方政府备案，以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独身未婚”之人。

蒋介石的“下野”是为了以退为进，他离开南京后，由汪精卫控制的具有法统地位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政府就可以和南京政府合并，南京政府可以成为国民党的合法政权。而他离开南京时带走了政府中一大帮人，像中央委员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以及身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胡汉民等都辞职去了上海，南京城里留下负责和汪精卫谈判的是做不了主的桂系和何应钦等人，而在许多重要岗位上的人员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也不支持桂系领导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知道到时候桂系和汪精卫还是要请他出来收拾局面的。

蒋介石下野★后在溪口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情书，其中写道：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唯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当初肯与这个“武人”同游焦山，芳心所属已然昭示于人，接到蒋介石的这封情书后，她当即向亲朋好友们放出口风，说是要同蒋介石结婚。她和大姐宋霭龄都十分清楚南京政府的形势，知道蒋介石的复出是迟早的事。

后来这封情书在天主教所办的天津《益世报》公开后，被传诵一时，宋美龄也很得意。她尤其喜欢蒋介石自称“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觉得很有大人物的豪气。自己的婚姻如此被天下人重视，更是有了一种登上舞台中心的感觉，而这是她从小所向往的。

宋老太太终于点头（1）

蒋介石忙着在老家处理旧妻的同时，宋家这边大姐宋霭龄也正忙着做家里人的说服工作。

她首先要说服的是宋子文。宋子文虽然最终迫于各方压力同意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任职，但在小妹的婚事上还是持着反对意见。他可以接受宋美龄不和好友刘纪文结婚，但不能接受她和蒋介石这个自己心目中的流氓政客结婚，他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想当这个大舅子。宋霭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大姐身份进行说服，同时还找了和宋家关系密切而且宋子文较为心服的谭延■出面做工作，最后总算让他表示同意。

宋庆龄当时还在武汉，由于她有“国母”的身份，又对蒋介石从人品到政治立场完全是痛恨的态度，所以也很伤宋霭龄的脑筋。最后，还是靠在宋家和宋庆龄比较谈得来的宋子文出面。在大姐的压力下，宋子文只好答应到武汉说服宋庆龄。经过他从上海到武汉来回两趟，最后宋庆龄总算答应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过程中尽量保持沉默，尽管她还是持反对意见，认为小妹和蒋介石的婚姻只有政治，没有爱情。

宋母倪桂珍一直未曾答允这门亲事。她认为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而宋家是有文化的中国家庭，双方门不当户不对。此外，蒋介石早有妻子小孩，并且还曾纳妾，社会上也一直有传言说他与别的女人保持关系，与自家有才有貌的三小姐极不般配。此外，蒋介石一介武夫，不是基督徒，这信仰的差异也是宋母不肯答允这门亲事的重要原因。

当时宋美龄就曾不无忧虑地告诉蒋介石：“自从二姐私奔日本，嫁给了结过婚的男人之后，家母对有过婚史的男人就十分厌憎，而且尤其看不上军人。如今，你是两条都占了，所以，家母那里还有一关呐。”蒋介石只是笑了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想只要你同意，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呢？他相信以自己的地位和能力，加上大姐宋霭龄的帮忙，宋母那一关总是能过的。

宋霭龄办事认真，只要她认准的事，非办成不可。同时，也让世人看到，她在家庭这个舞台上的作用和威信、威力。实际上，当年在宋家这个十分西化和开明的家族里，她也一直保持着掌门人的地位。宋母倪桂珍虽然一直没有答应这门婚事，但也说过让宋霭龄为小妹的婚事做主。

当时倪桂珍因国内战事紧张，也不想见蒋介石，就到日本暂住，行事果断的宋霭龄决定先公开消息，再慢慢想办法让远在日本的母亲接受女儿的婚姻。

1927年9月16日，上海宋霭龄的寓所里热闹非凡，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正在这里召开。蒋宋联姻的主要策划者宋霭龄向到场的记者和摄影师介绍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并正式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喜结伉俪。”

在场的记者争先恐后地给蒋宋两人拍照。第二天，世界许多报纸和杂志都预先刊出了蒋宋两人携手并肩的照片。在结婚后，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合影不知有多少，蒋介石的严肃和宋美龄的美貌世人皆知，可是这“第一张合影”却是意义不同寻常。当时许多报纸用的标题是“蒋总司令与孙夫人的妹妹即将结婚”，强调了其政治含义。

宋老太太终于点头（2）

9月17日《纽约时报》也于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则令世界吃惊的消息：“蒋总司令即将与宋美龄女士结婚”，并在该报左上角刊出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第一张合影。

当时该报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发回的一篇报道说：“这场在中国空前隆重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说蒋已请来了一位英国著名裁缝正在为他赶做礼服、礼帽，宋家正在为其妹赶制嫁妆。据说这份嫁妆价值3．5万美元，是中国姑娘中至高无上的。据说蒋总司令已同结发之妻毛福梅离婚，采取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做法——休妻制，宣布她再也不是他的老婆了；另外宋美龄也同她的情人、当年赴美留学生刘纪文分手。”

米塞尔维茨在报道中还说：

“种种迹象表明：即将举行的宋美龄的婚礼没有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蒋夫人的存在而推迟，他们之间的婚姻完全是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的。蒋同宋家的罗曼史将使蒋身价倍增，成为中国第一人……”

至此“蒋宋联姻”的唯一障碍就是宋氏姐妹的母亲倪桂珍了。这位被人称为宋家“佘太君”的老夫人不但始终反对这门婚事，而且极力回避同蒋介石当面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与蒋介石见面。为了躲开蒋介石的死缠烂磨，宋母决定远走日本，避开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对宋美龄是志在必得，现在大事已定，又岂肯功败垂成？于是，在宋美龄和她大姐的精心准备和安排下，他决定亲赴日本，当面向宋母求允婚事。为了配合他的当面请求，宋霭龄和宋子文都写信给母亲，反复说明蒋宋联姻对小妹和整个家族的重要性。

行前，蒋介石还特意对外声称：“此种婚姻，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并非同派。且家姓尚未允许，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户。余拟即前往问候，并向乞婚，以外并无其他任务。是否成行，尚待神户消息，视家夫人病体何如。”

蒋介石此次赴日，除了向宋夫人倪桂珍求允婚事，还另有目的。当时，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1927年5月北伐军进入山东，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悍然出兵。后来，蒋军因在苏北兵败被迫后撤，蒋日军队的正面冲突才得到暂时避免。接着在6月底至7月初，田中内阁又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侵华的所谓“积极政策”。蒋介石感到，要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必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和谅解。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赴日访问，争取日本对他统一中国的支持，同时也正好可以向宋母征得婚姻的许可。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和张群一起东渡日本，到达东京后，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借孙中山之名，鼓吹中日亲善，希望日本抛弃张作霖等军阀转而支持他自己。并表示：“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本着这个意图，蒋介石还与田中首相举行了会谈，田中表示日本不会支持张作霖。可以说蒋介石日本之行的一个目的很顺利地达到了。

宋老太太终于点头（3）

到达长崎后，蒋介石即去探望宋母倪桂珍，可是宋老太太还是不愿见他，她得知蒋介石抵达日本的消息后，不顾劳累，穿越了整个日本，迁移到了镰仓，在马大旅社住下。因为宋耀如死后，她对女儿们的婚事颇觉头痛。她作为基督教徒，希望女儿的婚礼都在宋耀如的教堂举行，由本教堂牧师主持。大女儿宋霭龄是在日本结婚的，未能这样做；二女儿宋庆龄也没有这样做。现在的小女儿想嫁的蒋介石则根本就不信教，她当然不愿就这么答应蒋介石的求婚。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穷追不舍，立即奔到镰仓。他打听得宋老太太暂居的马大旅社地址，当即提了礼品前往拜访。往日不大注重打扮的蒋介石，今天却破例穿戴一新，脱下军服，换上考究的衣服，精干了些，人也显得年轻，精神焕发。下巴上的胡须也特意刮得铁青。他手中的盒装礼品，是宋霭龄深知母亲的口味，特意提醒他买的。

宋老夫人见蒋介石这么快就追了上来，恼怒无奈之余，心里也隐然有了一些感动——这个蒋介石对自己的女儿倒也痴情得很啊！她望着满脸堆笑的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叹道：“唉！你也算得上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了，怎么这样快就跟来了！”

蒋介石何等精明，一听这种口气不像是拒人千里的意思，慌忙上前恭恭敬敬地深鞠一躬：“晚辈多有打扰，请您原谅！”

宋母见他这位中国政坛新崛起的风云人物也对自己执礼甚恭，心中也觉得好受了一点。两人随便闲聊几句后，老夫人开门见山，直入主题：“你要娶我家三小姐，我且问问你，你不是还有元配妻子吗？”

“是曾经有，而不是现在有，”蒋介石温和地微笑着，一点没有慌乱之意，“第一个妻子是我14岁时由父母包办的，她大我5岁，我俩根本就没有感情；后来我长期在外面奔走革命，内室空虚，曾经纳过一个妾，叫姚冶诚；这两个人与我脱离关系后，我又曾与陈洁如小姐共同生活，但我们并没有办理正式结婚的手续，现在我已经送她到美国去读书了，她并且答应永远在美国定居，我同她们都已经断绝了关系。”

说着，蒋介石双手奉上一份离婚协议书。

宋老太太挥挥手：“我不看这些，我再问你，你的那些情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完全是造谣！”蒋介石没料到老夫人会问这个，事先没有准备，幸亏反应得快，连忙辩白：“我投身革命多年，自然有不少政敌，他们看到我追随孙中山先生，取得了一些胜利，没法子打败我，就用这种恶毒的人身攻击中伤我！中正一向行事光明磊落，从无此等偷偷摸摸之事。”

宋老夫人沉吟了一会，又出了个难题：“你是个军人，是征伐杀戮的，这与基督教教义水火不相容。”

“老夫人，战争不一定都是罪恶，”对此问题蒋介石胸有成竹，早有准备，侃侃而谈，“比如大卫击毙歌利亚的战争，耶和华焚毁了两座城池，都是罪恶之城……”

宋老太太终于点头（4）

话没说完，宋老夫人已诧异地抬起头来，上下打量着蒋介石：“怎么？你读过《圣经》？”

“是的，只是我太忙了，偶尔翻一翻。”蒋介石故作谦虚地回答。

宋老夫人面色和善起来，又问：“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之家。你既愿意同我的女儿结婚，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吗？”

蒋介石挺直了身子，正色答道：“我愿意试一试，我先得认真研读一下《圣经》，弄清楚基督教的教义内容，如果我未经研读就冒冒失失地答应了老夫人，恐怕老夫人也不会相信我的。”

宋老夫人闻言，目光里闪现出一丝欣悦，她觉得这个年已40岁的“青年人”心地十分坦诚，没在自己面前说大话。她点点头，转身从身边的手提箱里取出一本《圣经》，递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慌忙双手接过，面色庄重而虔诚地望着宋母。

宋老夫人缓缓地说道：“年轻人，基督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宗教。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她看了看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面前的蒋介石，又说：“这部《圣经》是美龄父亲的遗物，他临终时曾经嘱咐我，将这部《圣经》送给未来的三女婿。我相信你说过的话一定算数，你既然答应读《圣经》，只要你担保自己一定会实现，我就答应这门婚事。”

一直心中惴惴的蒋介石心头一阵狂喜！他强自压抑着心头的狂喜，把那部《圣经》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用着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谢谢您！晚辈一定谨遵教诲，认真研读《圣经》，不负老夫人殷殷厚望！”

“你既愿入教，就得遵守教规约束，这不是儿戏的！”当即宋老夫人叮嘱道：“你要和美龄每周到西摩路的私邸，一起祈祷一次。”

蒋介石自然是满口答应。

从老夫人房间出来，蒋介石异常兴奋，碰到送下午茶的马大旅社老板娘，高兴地大声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随后主动要给老板娘写字留念。激动之余，没等老板娘把墨磨好，就一口气连写了5幅字。

得知母亲同意了自己的婚事，宋美龄也是十分激动。她很重视家庭的亲情，和母亲一样，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自从决定和蒋介石结婚后，最让她担心的事就是母亲的态度了。她一直祈祷着不要让自己的婚姻又像二姐那样造成家里的分裂，母女的不和。当初在美国得知二姐庆龄婚姻风波时自己和哥哥子文的震惊和不安，至今记忆犹新。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1）

1927年11月26日，上海各大报均刊登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启事，说：“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退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日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筹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

美国的《纽约时报》抢先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全世界21家报纸杂志陆续作了报道。

11月30日，在结婚的前一天，蒋介石还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里面写道：

今日得以与最敬爱的美龄结婚，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中忽萌退志，前辈常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当时未答，今日圆满答复，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即从此可安心为革命尽责任。余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今日结婚实为建筑我二人革命事业基础。

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住在拉都路吴忠信的公馆里，原来想借用宁波巨商叶琢堂环龙路的公馆内房屋，作为新房，因为宋老夫人不肯让爱女马上离开自己身边，于是改在西摩路的宋家公馆内另辟新房。当时的宋美龄已经30岁了，女人在这个年龄结婚在那时候显得不够体面，为了避免社会上的议论，宋家把宋美龄的出生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所以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于宋美龄的出生年月都有不同的说法。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了。这是20世纪中国最为隆重、显赫的一场婚礼。

婚礼分两次举行，一次是在宋家，这是安静的并且合乎基督教的习俗，时间较短，由宋霭龄操办。另一次是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面向宾客的世俗婚礼，有些中国传统的味道；婚礼时间很长，持续到当晚12点钟。

那天清晨，当穆尔教堂沉闷的大钟撞响的时候，宋家的亲戚好友已经聚集到西摩路的宋公馆。他们是宋霭龄、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51名基督教徒和至亲好友。明眼人很快会注意到，其中没有宋庆龄。

1927年8月，宋庆龄离开武汉，回到上海莫里哀路她和孙中山曾一起住过的家。但是，她在上海没待几天，便匆匆离开了。她同一位名叫雷娜·普罗梅的美国朋友，去了莫斯科。说实在的，宋庆龄是很爱小妹的，但她认为小妹这样做为自己日后的痛苦打下了基础。她力求说服小妹，但当时宋美龄已下了和蒋介石结婚的决心，宋子文也由反对转为支持，生米已做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宋公馆内的礼堂设在西边花厅，正中悬挂宋耀如的遗像，堂中安放一张红木长方桌，上面陈放着两个花篮。

当教堂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婚礼正式开始。奏起基督教圣乐，一位男高音高声唱着圣歌。人们聚集在耶稣的像前，一对新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站在最前排。第二排是宋氏家族的人，其次是宋氏家族的亲朋。宋老夫人今天显得格外硬朗，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身体很好，神采奕奕，她对今天的一切安排很满意。可以说对第3个女儿的婚礼，她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前两个女儿的婚礼都是在日本举行的。当时她闭目祈祷几句后，主持婚礼的牧师从后门步入教堂，这是南方卫理公会及阿伦纪念教堂的余日章牧师。此人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办事干练，在社会上很活跃，在江浙一带是小有名气的。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2）

这个婚礼原是请南方卫理公会的牧师江长川主持的，因为宋家是景林堂的教友，而景林堂的牧师是江长川，按习惯应由江牧师主持婚礼。但江长川牧师非常认真，他亲自做了一番调查后，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因为他的离婚是单方面的，没有法律根据，手续不全，不符合“圣节”的教会精神，因此拒绝了宋家的请求，不同意主持蒋、宋的婚礼。虽经宋美龄和家人再三说明，江牧师还是不肯答应，这也让宋美龄极为伤心。宋家笃信基督，婚礼没有牧师主持是不行的，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请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助会总干事余日章临时充当主持人。

在余日章牧师的主持下，婚礼进行得颇为顺利。

婚礼第一项是主婚人余日章致新婚贺词，随后，新郎新娘先后朗诵誓文：

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旨意，娶宋美龄为妻。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健康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力地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我诚诚实实地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其盟。

我宋美龄，情愿遵从上帝的旨意，嫁你蒋中正。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健康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力地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我诚诚实实地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其盟。

接下来双方交换戒指。新郎郑重地把戒指套在新娘手指上，随后低头在新娘面颊上轻轻一吻，宋美龄含情脉脉地望着新郎，报以微笑。

最后，由主婚人余日章宣读祷文和祝福词。祝福完毕，新郎新娘向余日章鞠躬致谢。宗教仪式的婚礼正式结束。

这第一次婚礼并不热闹，只充满了宗教气息，既庄严肃穆，又显得有几分沉闷寂寥。

婚礼告一段落，大家簇拥着蒋、宋二人走出了肃穆宽敞的教堂，接着一行人前往外滩戈登路的大华饭店舞厅，再次举行邀请来宾参加的世俗婚礼。

如果说刚才的教堂过于严肃的话，那么大华饭店则是张灯结彩，花团锦簇，异常的热闹。偌大的大华舞厅，在沪上是很出名的。大舞厅外面正墙上是一片绿白相间的叶子，两旁是鲜花组成的巨大影壁，上面用红色花朵组成“长寿”和“幸福”字样。一条黄绿相间的玻璃屋檐，把建筑雄伟的大华饭店和舞厅从蔚蓝的天空中勾画出来，那壮丽的柱廊、淡雅的色调，以及四周层次繁多的建筑，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

从大门到大厅的行道上铺着红地毯，新郎新娘将由此进入。饭店的入口处除了蒋介石的便衣卫兵，还有众多的巡捕和黄金荣的手下，戒备森严。

大厅内装饰豪华的天花板上，吊着金黄流苏的五彩宫灯，宫灯四周又有小彩灯相配，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辉煌的大厅布置得光彩夺目，饭店特地请刘易斯育婴堂用彩带和白色鲜花编成了巨大的婚礼之钟。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悬有一幅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画像两边是国民党党旗和国旗——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台上摆着白色鲜花，一个大红“喜”字占了显赫的位置。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3）

在另一个台上坐着白俄的管弦乐队，他们个个穿着笔挺的白色制服，可谓浑然一体；在管弦乐队的旁边，是来自各地30余家报纸杂志的记者；他们手提照相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婚礼的开始；大厅里早已坐满了1，300多名被邀的来宾，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

国民党各要人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婚礼，像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陈果夫、沈钧儒、陈布雷、周佛海等都来了。遗憾的是张静江这位蒋介石的密友没能来，他是昨天被送进医院的；舞厅外面还有1，000多名看热闹的人，被门卫堵在门外；大华饭店3层楼的房顶上垂下10行花花绿绿的鞭炮，一直到地面。当时看热闹的人围观着，笑谈着。只等那爆竹点燃，便是隆重婚礼的开始了。

婚礼由时任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主持。本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想请何香凝当证婚人，企图利用廖夫人的威望和声名来显示自己的不凡。但何香凝不但不同意当证婚人，甚至连婚礼都不肯出席，蒋介石无奈，只得另请一位女士证婚。

当日下午4点15分，爆竹点燃，乐队开始奏乐，一时煞是热闹。“剥剥”的鞭炮声把沉寂多日的大华饭店震醒，把人们的兴致推向高潮。如果说外面热闹，那舞厅里更是热闹。当婚礼主持人蔡元培先生登上礼台，立在孙中山遗像下的时候，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震耳欲聋。

本来这场婚礼应由张静江主持，因张有病临时改为蔡元培先生。来宾中有英国、美国、日本、挪威、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还有外国在上海的知名大公司代表和大报社的记者。众多外宾的出席，意味着国际社会对蒋介石地位的承认。陪同这些贵宾的是国民党众位元老，以及上海各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分别坐前三排。自然也有宋霭龄这位牵线搭桥的红娘，以及她的丈夫孔祥熙。此时孔氏夫妇先在外负责接待，等宾客到齐坐下后，便主动离开，到后面去陪新人了。

蔡先生开始用英、汉两种语言向来宾致意，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客盈满厅，让我把各位来宾以及外国来宾介绍一下。”舞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蔡先生逐一将众来宾向观众介绍，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末了他宣布：“欢迎新娘、新郎入场，向众位宾客致谢礼！”

在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悠扬的乐声中，只见蒋介石穿着高雅的欧式礼服，在孔样熙和作为男傧相的首席秘书的陪同下出场，舞厅里顿时热闹迭起。他当时穿的是条纹裤子、鞋罩、燕尾服、银色领带，在柔和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挺拔。他不戴帽子，脑袋剃得发亮，满面挂笑，向来宾挥手致意。人们热烈鼓掌欢迎这位号称“中国第一强人”的下野军事领袖，摄影师把镜头对着他不停地闪动、拍照。

又一次掌声响起了，后面的人们再次登上椅子，伸长了脖子。伴随着“新娘来了”的古老乐曲，新娘挽着她的姐姐宋霭龄及哥哥、前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先生的手臂从廊子后面走进舞厅。廊子上铺着大红地毯，两边摆着白色的鲜花，宋美龄穿着白色长裙礼服，披着银白色乔其纱，披纱用一枝香橙花别着，稍稍偏向一边。饰以银丝的白色软缎拖裙长长地拖在身后，像一只出水的白天鹅，透过轻纱裙可以看到她脚上的银色皮鞋。新娘的乌发藏在白色尚蒂利桃花的罩纱里，罩纱垂到肩上，形成第二层披纱。她手里捧着一束用银白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麝香石竹花和棕榈叶子。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4）

当时共有4位女傧相伴随着新娘宋美龄，只见前面两人穿的是桃红色软缎衣，上面镶着钻石和桃红色珠子。软缎袖子长仅齐肘，在肘部用浓淡相宜的桃红色乔其纱做成宽大的袖口。另外两位年纪小的女傧相，穿着同样的衣服，但是颈上装饰的是带褶的乔其纱，袖口也带褶。女傧相后面，跟着撒花的两个少女周稚英小姐和陈明月小姐。

她们身穿撑开来的桃红色塔夫绸衣裙，手持装满花瓣的小花篮。最后是两位小侍从孔珍妮小姐和孔路易少爷，他们亦身穿黑色丝绒衣和缎子马夹。

这是一次高雅文明的婚礼。与基督教的习惯相反，新郎、牧师或其他人都没有拥抱或亲吻新娘。

新娘款款走到新郎身边停下，镁光灯闪烁着，摄影机快速地转动着。

新郎和新娘拍完照片后，向讲台正中的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三鞠躬。然后是向宋老夫人鞠躬，向证婚人鞠躬，向来宾鞠躬和夫妻对拜鞠躬。在众人的注目下，新郎、新娘按照主婚人的指挥，一丝不苟地做了。

接着，蔡元培先生宣读结婚证词。宣读完毕，一个大印盖在结婚证书上，一式两份，新郎新娘每人一份。在接受证书的时候，一对新人向主婚人蔡元培先生躬身施了礼。然后他们又向证婚人蒋介卿施礼，向周围观众施礼。

“向新郎、新娘献花！”在蔡先生的口令下，只见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其中之一是宋霭龄的女儿），头扎红头绳，手捧鲜花，跑上台前向新郎、新娘献了花。

在乐队的伴奏下，美国次中音男歌手霍尔唱起了《哦，答应我！》。洪亮的歌声伴着人们有节奏的掌声，为这次婚礼增色不少。婚礼结束后，在舞厅和威凡斯厅举行了茶会。

“先生们，女士们！为新郎新娘祝福！为祖国的统一祝福！唱吧！跳吧！”顿时，舞厅活跃起来，一对对舞伴结伴走出，挽臂搭肩，轻歌曼舞。

那一天下午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钟，接着，大华饭店又为来宾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宴会中，新郎新娘又举杯向1，000多名来宾致谢……午夜12点钟时，蔡先生宣布晚宴结束。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蒋介石和宋美龄快步穿过廊子，走到由鲜花组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边。缎带拉开了，成百上千的玫瑰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新郎新娘的身上。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蒋介石和宋美龄退席了。他们悄悄从后门出去，乘车到西摩路宋家府上换装。

当天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200名卫兵上了已经备好的专列，连夜前往杭州，他们要到浙江莫干山的一个寺院。在那里，他们将开始新婚蜜月的生活。

惊动中外的豪华婚礼（5）

《纽约时报》第二天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婚礼的盛况：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国民党将在星期六召开全体会议。

该报还说：“如果会议开得圆满，蒋将再次成为中国的实权人物。”不久蒋介石也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准备重新掌握指挥权：“我们结婚以后，革命工作无疑将取得更大进步。因为我今后能安心地担起革命的重任！从现在起，我们两人决心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旁观者没有忽略参加婚礼的整个外交团。人们注意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上将参加了在西摩路举行的家庭婚礼仪式和在大华饭店公开举行的婚礼，他手下的人同他一起参加了大华饭店的婚礼。这表明，宋氏家族的新成员蒋介石得到了国际认可，美国感到满意了。这对于正准备复出执政的蒋介石是非常重要的。

大华饭店是当时上海最高档的饭店，这次豪华铺张的婚礼花费达数百万元。它是一次政治亮相，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布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蒋介石和最有财富的宋氏家族的政治联姻，宣布蒋、宋两家将携手统治中国。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通过婚礼，蒋介石宣布自己已成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在比较重视家庭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下，与国民党的缔造者、国民革命的已故领袖孙中山结为连襟，这无疑增加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实际控制者的正统性和可行性，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而借这样隆重豪华甚至铺张的婚礼，蒋介石意在扩大影响，引起国内外的注意，等于宣布自己即将复出。

蒋、宋联姻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婚礼表明蒋介石得到了外国势力的支持。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足8个月，不光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反对它，正在酝酿中的国民党新军阀间的争夺也威胁着它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蒋介石用权术和阴谋夺得的权力宝座也岌岌可危。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本人亟需获得西方列强政治、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来宾中有引人注目的外国驻上海的领事，他们的到场无疑是通过特殊的外交形式对中国局势做出的政治表态，他们一方面表示了对蒋宋婚姻的赞成，同时也表示出对蒋介石复出的期待和支持，西方列强的态度强化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虽说婚礼对于蒋介石来说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却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对于宋美龄而言，这次万众瞩目的婚礼是个重大的突破，是她一生的重大转折。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1）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具有异于常人的精力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具有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权欲心。她不像二姐宋庆龄那样浪漫，将一切寄托于理想和对于穷人的怜悯；她也不像大姐宋霭龄那样过分地爱钱，养成一种贪性，以至于发展到嫉妒人。

对宋美龄来说，幸福决不仅仅是嫁给了一个有权有势呼风唤雨的丈夫，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自己的事业。在宋美龄看来，“第一夫人”决不仅仅是一个好听的头衔，“第一夫人”要成为宋美龄所代表的一切。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

在短暂的蜜月期间，蒋介石复出的脚步并没有稍停。宋美龄和他刚到莫干山寺院的次日一早，蒋介石收到了一份密电，抛开妻子宋美龄，即刻与张静江等密谋对策，在杭州召开了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那天会议开了一整天，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到深夜的时候，蒋介石才匆匆回到下榻之处。他一进卧室就对宋美龄说：“夫人，快收拾行李，我们要立即返回上海。”

原来蒋介石“下野”后，由桂系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特委会”根本就控制不了南京政府。蒋介石的亲信仍控制着国民党的重要机关，陈果夫把持中央党部，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拒绝向南京政府交税和贷款，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买办、各商业团体集体抗议，反对由桂系任命的上海市长，国民党的一些军队，特别是何应钦的第一军仍然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宁汉合流后，由于江浙和上海财界不支持桂系领导的南京政府，新任财长孙科在上海筹不到巨款，使得每月的政府预算大大低于蒋介石时期，无法维持日常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请蒋介石出来收拾烂摊子。

12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回到了上海。当天，他就在拉都路自己的住所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桂系和汪精卫等都来了，在南京“一一·二二”流血事件★中受到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觉”自居。预备会议变成了桂系与汪派的一场斗争，桂系借第四军响应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一事攻击汪精卫，甚至说汪本人就是“共党分子”。蒋介石见汪精卫遭到围攻，势单力孤，就假惺惺地袒护汪精卫，以达到他坐山观虎斗的目的。

他这么做刚开始时还让宋美龄很是不解，蒋介石就笑着说：“你看着吧，他会主动请我当总司令的。”

果然不出蒋介石之所料，汪精卫和桂系争斗两败俱伤，为了摆脱自己孤立地位，于12月10日在会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军务问题的当务之急。”桂系看到汪精卫极力主张请蒋介石复职，一时都慌了手脚，李宗仁、李济深等立即商讨对策。

当天晚上，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走进卧室对宋美龄说：“夫人，我说汪精卫对我是有用的，是会为我出力讲话的，”说完，蒋介石拿出一张会议公报：“你看，他果然请我当总司令了。”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2）

宋美龄终于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不禁从心里佩服这个善用心计，而又会耍弄政治手腕的丈夫。正在这时，侍卫官进来报告说：“李宗仁将军来访！”蒋介石眼睛一亮，对宋美龄使了个眼色，笑着得意地说：“又来了一个请我复职的人。”

果然，李宗仁是连夜来请蒋介石复出的，和蒋介石长谈后，第二天就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拥蒋又反蒋是个反复无常之人，只有他李宗仁是一贯拥护蒋介石的。这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顶着张作霖的压力，也电请蒋介石尽快出山复职。

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扫清了自己出山上台的一切障碍。最后，在预备会议上终于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案。1927年12月10日，即蒋、宋婚后第9天，蒋介石恢复了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后来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决定立即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争夺军政大权。

最初，蒋介石搞到了军队的大权后，其野心并没有满足，这时他又施一计，一面负责筹备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一面过河拆桥，将支持他的汪精卫、胡汉民等赶跑了。此时，蒋介石才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当上了国民党的“领袖”。

蒋介石成为当时中国的实权人物之后，夫贵妻荣的宋美龄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第一夫人”了，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在感到自豪的同时，决心好好地利用这个地位干一番事业出来。

不过，还没等她和蒋介石前往南京享受威风和荣耀，就在上海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事情的起因在于她阻止了蒋介石向青帮交纳保护费。当时她得知蒋介石还在给杜月笙交青帮的保护费时，觉得该是发挥一下自己对丈夫影响力的时候了。

在那时的上海，一个初涉大都市的人是难以立足的。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特别是一心要发迹和实现自己野心的人，就得找“山门”，入“帮会”也就是“拜老头子”。当时上海滩上有三个最有实力和影响的帮会头子，一个是黄金荣，一个是杜月笙，还有一个是张啸林，谁要是拜其中一人作为“老头子”靠山，就没人敢欺侮了。

蒋介石当年初到上海时，就曾在青帮混过，他曾于1921年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因此，得到了各方面的照顾，当然，青帮势力也不会白白地照顾你，为你花费力气。这些“老头子”是要向其门徒们收取“保护费”的，蒋介石当然不能例外，他一直向杜月笙交纳保护费，一直混到他当上总司令之后也未间断过。

蒋介石当上总司令后还向青帮头子杜月笙交纳所谓“保护费”这件事宋美龄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想，丈夫现在是中国的军政首领，为什么要向这些地方上的帮会交纳什么人身“保护费”？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丈夫是领导着数百万大军的总司令，掌握着中国亿万人的生杀大权，居然还要向青帮交钱，简直是笑话。于是宋美龄极力劝说蒋介石停止交付这笔所谓“保护费”。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3）

蒋介石毕竟在上海混过很长的时间，他知道帮会里的一些情况，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些帮会头子是不好惹的，他们的势力不能小视，至少能左右上海地区的社会局面，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弄不好会出麻烦，甚至发生骚乱。而且在他一路发迹的过程中，杜月笙给他帮了很大的忙，他和杜月笙的关系远比宋美龄所知的更为特殊。蒋介石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后借用这位杜老板之处很多，便说：“这笔费用已交了好长时间了，反正数目也不大，我看还是继续交吧！只要政府成功，钱是取之于民，任我所用的，不必在意这点小事。”

可是宋美龄不肯，说：“达令，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是你从前刚混事时的情况了，你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只几个钱的事当然算不了什么大事，但以你现在全国人民瞩目的身份和地位，再这样做，会遭人议论的，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的，我这也是为你的声望着想啊！”

蒋介石听后也有些动心，不觉说：“夫人言之有理，不过……”

宋美龄又说：“不过什么，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你现在是手握军权，能调动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呀！做事要有魄力，要果断，绝不能优柔寡断！从现在起，就是不交纳‘保护费’了，看他们能把你这个总司令怎么样？他们还能把你也抓起来敲诈不成！”

蒋介石正在春风得意之时，本就有些飘飘然，见宋美龄这么坚持，也就依了她，心想杜月笙和自己如此交情，也不会在乎这点小事吧。

但杜月笙听手下说蒋介石不交“保护费”了，而且也不跟自己打个招呼，却觉得蒋介石是在耀武扬威，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当然并不在乎那几个小钱，他受不了的是蒋介石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也最恨得势忘本、过河拆桥这种不讲江湖义气的行径，决计要教训一下这位总司令。

没几天，蒋介石有个重要约会，回公馆晚了些，他到家后，发现宋美龄不在，于是便向佣人打听夫人上哪去了，一个男佣人告诉说：“夫人到她姐姐家中去了，中午有一个小姐来接她的。”

蒋介石立即打电话给她的姐姐宋霭龄询问，当得知宋美龄没有到她姐姐处时，蒋介石意识到事情不妙，要出麻烦事，再问那个男佣是否认识那个接宋美龄的人时，男佣说不认识。但说夫人是和蔡妈一起出去的，来接她们的是一辆豪华轿车，牌子叫罗尔斯·罗伊斯。并说来接的那位小姐很漂亮，还跟夫人在花园里说了一会儿话后就坐车走了。

蒋介石一时急得满屋乱转，口里不断地念叨。他想，上海有这种豪华轿车的人家不多，想了一会儿心中有点路数了，于是，他马上给宋子文打电话，交代了这件事。

宋美龄和蔡妈是被杜月笙骗上汽车接走了，这是杜月笙在对蒋介石实施小小的报复。

那天，他用汽车将宋美龄和蔡妈一直接到了西摩路的杜公馆。一下汽车宋美龄就意识到情况有变，于是问带她来的人：“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4）

“蒋夫人，实在对不起，这里是杜公馆，我是奉我们老板之命把你接来的，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道。”说完，那位小姐就走开了。

杜月笙虽然也曾不止一次到过宋家，但宋美龄却从未来过杜公馆，她对这些江湖上的帮会人物一向很反感，从不主动交往。现在这个胆大包天的杜月笙竟然将她堂堂总司令夫人骗到这里，心里十分不满，只是没有发作出来。

这时杜月笙满面笑容地从门口迎了出来。宋美龄强压怒火，问道：“杜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

“蒋夫人，别误会，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怕你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派人将夫人接来家中一起玩玩牌，高攀高攀你这位总司令夫人，对你的安全我会负全部责任的。”杜月笙露出了狡黠的笑容。他不待宋美龄的分辩，转身对妻子张小妹说：“夫人，快陪蒋夫人打打牌！”

宋美龄被杜公馆的一群女眷请到屋里，被按在早已准备好的牌桌上。她几次起身要走，都被拉住不放，碍于身份，又不好发作。

这时，站在宋美龄身后一声不吭的蔡妈发火了，她见杜月笙竟敢如此对待宋家三小姐，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她大喝一声：“杜老板，你给我出来！”说着，将刚刚放到桌上的茶点等等，用力掀翻。桌子上的东西“哗啦”一声撒满地上。

蔡妈名叫蔡祺贞，是宋家的老佣人了，从小进门，已有二十多年了。她是江苏扬州人，一向为人忠厚老实，坦率直爽，能帮助人，有求必应，只要自己能做得到的，尽力去帮助别人，勤勤恳恳地为宋家干活，因此博得了宋家上下所有人的欢心和尊敬。尤其是信教的宋老夫人特别喜欢她。宋家的3个少爷和3个小姐都是她照料看着长大的，对她都有很深的感情。哪个少爷、小姐淘气了，她都敢当面发脾气教训他们。她有股天生的泼辣脾气，有话就说，有气必出，心直口快，从不存私。宋家上下都知道，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发脾气，也是为了维护宋家的利益。因此，有时她的粗野之举，大家也都不会和她认真计较。

宋美龄这个三小姐出嫁后，蔡妈就跟了宋美龄出来，到了她和蒋介石的新家里。蔡妈虽然是个佣人，但有时连宋美龄也要让她三分，她在家的权威甚至超过了蒋介石的侍卫长，除蒋介石之外，她对谁都敢发威使性。

此时的杜月笙正在他的房间里，为自己扣住了蒋夫人而沾沾自喜，正在想着怎么让蒋介石收拾这件事。听到蔡妈的一声呼叫，顿时怒火上升，刚想发作，瞬即又克制住了。他本想不理睬蔡妈的叫喊，但那不停地叫闹声，又使他心烦。他正考虑是否给蒋介石打电话说一下，达到目的就算了，恰好宋子文打来电话。

在电话里杜月笙说：“子文，你放心吧。蒋夫人平安无事，不要担心。她身体很好。今天早上有人发现她只有一个女佣陪着，坐着汽车在上海的大街上穿行。这是很危险的，为了她的安全，我已让人把她送到一栋舒适的别墅，她受到了殷勤的接待。”接着，他才说到正题，“总司令结婚后也太忙了，应该给夫人安排可靠的保护。要知道，在上海这样一个危险的城市，这确实是太大意了。子文你是否来一趟，对此事作出妥善的安排？”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5）

宋子文听懂了杜月笙话里的意思，是为老蒋交纳“保护费”的事。

放下话筒，他就匆匆赶到戒备森严的杜公馆，将宋美龄主仆二人接回。从此之后，宋子文暗中一直替蒋介石支付“保护费”。而杜月笙目的达到了，气也总算出了，蒋介石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宋美龄始终没明白是她哥哥花钱摆平了这件事，还以为是蒋介石的威风使杜月笙也只能乖乖地屈服了。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早已“梦寐以求”的野心，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

然而蒋介石的心情却并没有因此而轻松愉快起来，他深知自己的权力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是，根本不买他蒋介石的账。蒋介石要的是一统天下，不想坐在架空了的权力宝座上眼睁睁地望着诸侯雄踞四方，使自己的中央却没有指挥的权力。

北伐战争“伐”的是旧军阀，不料旧军阀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北伐中发展起来的“新军阀”们又成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巨大障碍。像桂系、广东的这些新军阀都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对北方军阀的作战中崛起，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暗中却又相互争权夺利，背叛孙中山晚年定下的三大政策，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却拼命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地盘。他们都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觉得蒋介石只是比他们实力稍强一点的军阀，暂时登上了南京政府的宝座，自己也都有可能取而代之。倘若任其发展，坐视其壮大，蒋介石的天下是连一天也坐不稳的。

蒋介石开始积极筹备继续北伐，先解决北方的对手。为了重新开始北伐，蒋介石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准备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工作虽然非常繁忙，但他们安排得井然有序。他们常常一起散步、阅读《圣经》并且进行讨论，因为蒋介石要恪守他向岳母许下的诺言，竭尽全力研究基督教。4月，北伐战争重新开始。从这时起，宋美龄一直随同蒋介石来往于前线。他们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虽然南京的住宅寒冷而简陋，比上海家里的洋楼差得多，但是前线的一些住处和南京的比较起来，差距就更大了，她经常随着蒋介石在车站、棚屋或者是四壁透风的帐篷中过夜。为了野外生活的方便，她脱掉绸缎旗袍和高跟鞋，穿上她自己设计的宽松衣服和平底布鞋。对于宋美龄来说，这是她真正体验中国生活的开始，既是艰苦生活的开始，也是她官场生活的开始。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6）

宋美龄蜜月刚过就离开一直生活的上海，随蒋介石来到南京，正式开始“第一夫人”的政治生活。当时由于南京政府成立还不到一年，来不及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加上这一年的时间，政府更迭，派系斗争，战火不断，宋美龄看到的南京城到处是一片萧索凄凉的景象。由于条件有限，很多老旧的房屋又必须推倒重盖，有时连街道都成了政府人员的办公地点，条件十分简陋。

尽管宋美龄到过中国的一些地方，但是仅限于天津、北京、武汉和广州几个大城市。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婚前生活一直是惬意而又舒适的。但当时的南京并不如她去过的天津、武汉等繁华。住在南京对她是一种磨炼，这里没有上海那种有暖气的现代化寓所，在寒冷的冬季有如冰窖，而夏天又是热得出奇，加上城市污秽不堪，因此许多官太太宁可待在上海，每个周末才与丈夫见上一面，也不愿随丈夫到南京来。许多夫妻分居两地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当时母亲倪桂珍也曾想让她待在上海。

可是，宋美龄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理想和热情，心甘情愿地选定南京作为她婚后家庭的基地。她认为要想做自己的事业就不能过那种舒适而无所事事的太太生活。她支持丈夫的宏伟蓝图，要把南京重建成一座堪称中国新首都的城市，使它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为自己施展才能的新舞台，并且喜欢对城市规划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时的南京，生活条件很差，作为一般市民自然没有什么文化娱乐可言，就是一般官员也不会有五光十色的社会活动。不过蒋介石与宋美龄毕竟与一般人不同，还是要经常出席各种形式的宴会和招待会。

在自己举办的宴会上，蒋介石总是让宋美龄陪着他，并坚持让她作为女主人出场，这也是他当初认为有西方教养的宋美龄重要的原因。而宋美龄作为各种盛大活动中的唯一女性，当然威风八面，她的社交天赋得到了发挥。当然由于宋美龄是这种政治场合中绝无仅有的一位女性，起初她曾感到不适应，毕竟这和上海那种高尚优雅的社交场所大不一样，官场上的人在宴会上也是板着脸，没有笑意。但宋美龄还是很快适应了，她这样说过：“我认为官员们也觉得我是一个妇女，后来我索性忘掉自己，一心一意帮助丈夫工作，他们也就不再把我看做一个妇女，而当成他们之中的一个成员了。”她的美式交际能力让蒋介石也在这种公开场合大出风头。

宋美龄拒交青帮保护费（7）

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前，宋庆龄曾说过他们的婚姻只有政治的投机，没有爱情。确实，那时候宋美龄和蒋介石很少见面，也没有很深的感情基础，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融洽。虽然生活习惯不同，但是宋美龄平时也很关心蒋介石的生活起居。因为她本身对仪表有很高的要求，甚至对蒋介石的穿着打扮也要管一下，当然她也注意尊重蒋介石本身的习惯和面子。有一次美国《时代》周刊来访问蒋介石夫妇，想拍些有关蒋介石日常生活的照片。蒋介石就安排了这批美国客人，到他的官邸拍照。那天，蒋介石和平常一样，穿着中山装。中山装有两个口袋，蒋介石喜欢在里面放些眼镜之类的杂物，放得多了看起来就有些邋遢。宋美龄就在一旁叮咛，要蒋介石扣个扣子，衣领也要整理好，叮咛了好多次，最后蒋介石有些烦了，就十分不耐烦地叫道：“哎呀，好了好了，你别说了。”美国记者虽然听不懂他们夫妇的说话，可是从蒋介石的表情也隐约看懂了他在说些什么了，大家不禁面面相觑。但是宋美龄在一旁并不以为忤，只是安静地看着美国记者拍照。

宋美龄未结婚前，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影响，加上上海又是中国当时最时尚的都市，她的衣着常是西式的。但结婚后，因身为中国“第一夫人”的关系，她力求与蒋介石的形象配合，改着旗袍，不烫发，梳传统式的发髻，外表不带欧美风格。那时候大多官员的夫人不随丈夫参加各种宴会等交际活动，各夫人间亦少往来。宋美龄则不然，经常陪同蒋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上，她还经常邀请南京政府各要人的夫人相聚。在成为蒋介石“最亲密”的助手的同时，她也在进行着“夫人政治”的活动。

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她为蒋介石保管最机密的文件，处理最机要的事务。宋美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所写英文字迹优美。在当时的南京政府中，她算得上是最精通英语的人之一。她每天摘录外国报纸杂志，把重要的事件向蒋介石报告，并解释西方政治、经济情况。蒋了解外国的形势或问题，她是必不可少的顾问。在与外国人交往的时候，她又成为不可缺席的翻译。她几乎和蒋介石形影不离，他们几乎讨论所有的问题，从内政、外交政策到《圣经》。

当时的中国正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日本军阀的挑衅，必然要寻找新的国际联盟，因而由亲日、德的外交政策，转向亲英、美的外交政策，是形势所逼，特别是日本1928年5月制造了“济南惨案”★，试图阻止中国的统一后，蒋介石更是把希望放在了美、英等西方国家身上。宋美龄顺应这一形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内政而言，宋美龄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这不仅表现在宋美龄本身对军事、政治的干预，而且蒋宋联姻也使宋氏家族成为蒋介石统治中国的顶梁柱。虽然蒋介石是从不轻易迁就别人的，即使是妻子的意见，他也不一定言听计从。但是宋美龄是从维护丈夫的独裁地位出发的，她的一言一行无不与加强蒋介石的统治权力有关。因此，宋美龄的活动不仅能得到丈夫的理解，而且还会得到丈夫的支持。宋美龄经常向西方国家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发表一些“半官方”的谈话、写长信、评论文章和写书，并在美国出版，目的就是为了向“外国朋友”宣传她丈夫，宣传她丈夫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当然，由于她的政治立场和蒋介石始终保持一致，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常要为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作辩护。她曾经向外国朋友说，“四·一二”大屠杀只是使共产党人和其他低下阶层的人受害，一些过火的行为是普通士兵的狂热造成的，是难免的。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1）

二次北伐进展得很顺利，虽然1928年5月3日在济南遭到了日本野蛮的武装干涉，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但蒋介石避免了和日本直接的武装冲突，继续北上，终于占领了北京，并改北京为北平。

蒋介石收复北平、天津之后，剩下的就是东北问题了。因为济南惨案的教训，他知道如果继续进攻东北，日本必将直接干涉。所以只有考虑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停止对关外用兵。

早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开始北伐，国际势力即担心中国形势的变化会影响到他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一直支持张作霖的日本，更是在蒋介石占领南京后公开宣称蒋、张两人合作，南北妥协，共同反共。后来蒋介石“下野”，到日本会见田中首相时，田中保证日本“绝不援助张作霖”，“只求维护满洲的治安”。所以1928年初他刚一复出，就马上进行二次北伐，进攻在华北的张作霖集团。张作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不想退往关外，企图借助日本的帮助保住北京。但此时美、英等国看到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的形势不可逆转，纷纷表示支持蒋介石，日本也只好放弃在京津地区武力干涉的打算，同意国民党军和平接收京津，并敦促张作霖退回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坐火车从北京回东北，专列在沈阳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事先埋下的地雷炸毁，张作霖被炸死。“皇姑屯事件”成为蒋介石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7月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继位后，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各团体都希望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统一于国民政府。蒋介石拿下北京、天津后，为扩充自己的实力，也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于是派出自己的代表，劝其早日“易帜”。因张学良和宋家早有交往，宋美龄也让人带信给张学良和其夫人于凤至，进行劝说。

当时帝国主义势力态度各不相同。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不满，力促张学良归属南京政府，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则竭力反对东北易帜，力图阻止中国统一，并在东北接连制造事端，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逼迫张学良就范。

张学良刚返回奉天没几天，日本总领事即前往拜会，警告他不要和南京政府合作。日本的公开反对，为东北统一设下了严重障碍。但是张学良并没有被吓倒。7月1日，张学良发出通电，明确表示同意归属南京政府。第二天，又密电南京政府，称东北易帜势在必行。当时张学良提出的与南京政府议和的条件是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改换旗帜；东三省成立政法分会，实行委员制，张学良任政法分会主席；所有军队暂由原任统率。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2）

7月24日，就在张学良打算通电易帜的时候，又遭到日本的蛮横干涉。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只得延期易帜。并于当天以“火急”密电南京政府在北平的代表，说明自己是愿意归属中央的，只是面对日本的压力事不由己。在热河的汤玉麟宣布易帜的当天，日本在沈阳的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面交田中首相的警告书，强硬地要求东三省“保境安民，观望形势”，坚决反对易帜，同时又表示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一切牺牲，尽力相助。这实际上是发出了武力干涉的警告。

张学良迫于日方压力推迟易帜，让蒋介石十分焦急。他不光在北平召见张学良的代表，同时还派外交大员去日本进行疏通。7月25日，蒋介石派人到东北面见张学良，要求他不能辞职，要他以国家民族为重，和日本人周旋到底，关于易帜之事可以从长计议。随后张学良通知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暂缓悬挂青天白日旗。

就在同一天，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发表声明，不承认中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声明和《临时办法》，并声称必要时采取行动，以维护其利益。日本陆相也声称拒不从山东撤兵，以相呼应。随后英国也声明不同意废除旧条约，日本政府则更加蛮横地要求南京政府撤销《临时办法》，否则将要采取措施，以相恫吓。同一天，张学良再电蒋介石，仍表示无法很快易帜，要等待时机方行。

8月4日，张学良向南京政府的代表提出东北统一需分步进行，先停止军事行动，东北地方政府人员维持原状。对此，南京政府许多人有所顾虑，但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影响下，坚持信任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张学良的各项要求。

日本方面也依然没有放弃对张学良的争取。东北当局宣布将于8月4日在奉天为张作霖举行丧礼，日本政府闻讯决定派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以特命大使身份前来参加。林权助名义上是来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但在他出发前，田中首相曾对他详细说明了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张学良，放弃易帜的打算。日本一直认为满洲是日本的外围，对日本和朝鲜影响甚大，不能因促进中国的统一而损害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当时日本还准备在必要时放弃在满洲的治外法权作为居住、经商自由的交换条件。

林权助利用参加张作霖丧礼之机在奉天积极活动，一再向张学良施加压力。他先后向张学良递交田中首相反对东北易帜，要求实行东北“自治”的信件，并严重警告他如不放弃易帜，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制止，或将发生重大事件。张学良对日本政府的恐吓和威胁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明确表示东三省归属南京政府，自己作为地方长官无法答应外交方面的条件。

为了应付面临的严峻形势，张学良召集了东三省保安会、三省议会联合会议，经讨论决定对日本方面采取拖延的办法，再次推迟易帜。第二天，张学良派人通知林权助，延期易帜3个月。林权助总算保住了作为大使的面子，返回了日本。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3）

蒋介石对东北推迟易帜十分担忧，他担心时间拖长情况有变。美国政府也唯恐日本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得逞，有损于美国的在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终于决定直接参与东北易帜的斡旋。于是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在南京政府的同意下，以赴朝鲜为名，前往奉天与张学良会面，力劝张学良及早换旗，美国方面愿为实现东北易帜作出努力。美国的支持对张学良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方面对美国的态度也十分关注，林权助得知美国公使马克谟的到来还推迟了回国的日期。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外交立场。

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联系也在进一步发展。8月13日以后，易帜之事被延期后，双方进入加强实质性关系的阶段。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依照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五院，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次会议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公开发表了这个消息。同日，蒋介石为推动东北易帜致电张学良：“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

这一年的“双十节”易帜虽未能实现，但至此易帜之势已不可逆转。张学良表示接受任命，同时南京政府利用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美、英、法等国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其施加压力。在日本国内，田中内阁也是内外交困，不得不放松了干预。

至此，条件完全成熟，张学良于12月29日毅然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蒋介石当即复电表示嘉慰。这一天上午7时，张学良在省府大礼堂举行易帜典礼。欧美各国领事均应邀参加，唯独日本领事未到，接着张学良发表了讲话。12月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将热河省加入东北，成为东四省。

东北易帜后，日本政府大为恼火。12月31日，总领事林久治郎拜会张学良，捶着桌子叫嚷：“突然易帜，等于宣告断交。日本方面现在看你的态度，必要时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可能。”张学良只是回答“没法子”。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的壮举。张学良身为奉系首领张作霖的儿子，能和蒋介石抛弃前嫌，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不畏日本的强权压力，坚持统一，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自己也巩固和加强了张作霖奉系继承人的地位。东北易帜最大限度的维护了东北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东北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同时，也使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巩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

在整个过程中，宋美龄积极支持，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学良和宋家早有交情，宋美龄以前在上海时就和张学良是好朋友。她不仅向张学良和于凤至写信，努力劝说，动之以情，而且在蒋介石面前替张学良作保证。东北易帜从7月开始筹划到年底实现，历时半年，中间几度反复，南京政府里不少人都对张学良失去信心，而蒋介石在宋美龄的支持和沟通下，始终信任和体谅张学良，和他默契配合，终于成功。此外，美、英政府的支持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宋美龄不时地向美、英人士介绍和宣传南京政府的方针和政策，亲自撰写文章向海外宣传。

东北易帜，是蒋介石靠近西方，利用美、英势力抗衡日本取得的一个成果，这自然也少不了宋美龄的一份功劳。

而蒋介石经过多年的征战招抚，总算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宋美龄也正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蒋介石为孙中山移灵（1）

在统一南北，志得意满之际，蒋介石准备把暂放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移到南京，以进一步巩固他的南京政府的法统地位，更好地利用全国人民对民革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崇敬为自己服务。为了扩大影响，蒋介石还特地邀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移灵的“奉安大典”。

这消息让宋美龄很高兴。因为二姐庆龄自从在她和蒋介石的婚礼前悄悄离国到苏联后，一直没回来过。每当想到家族分裂，二姐一人在外流浪，成了流亡夫人，就觉得很难过。现在奉安大典举行，二姐就有可能抛弃前嫌，回国相聚了。在蒋介石的加急电文发出后，她怕宋庆龄还不肯回来，自己又写了亲笔信，让弟弟宋子良带往欧洲，恳请她回国团聚。

当年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曾有意死后葬在南京，所以他去世后，中山陵于1926年1月5日破土动工，历时3年，于1929年春基本竣工。中山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陵园面积将近5万亩，设计和建设所用经费折合白银共400余万两。在正式奠基前的筹建过程中，全国人民拥护和支持，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各族人民捐献的款项共460万两，超过了全部造价，华侨还在中山陵周围兴建了纪念建筑。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主任。随后他即以主任名义发电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

5月7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中国统一告成。宣言中说：“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接着，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4个集团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灵柩的盛典。通电全国，自5月26日至6月1日，全国一律下半旗志哀。

5月8日，蒋介石带同一帮南京政府的大员吴稚晖、陈布雷、邵力子、陈立夫、周佛海等人，从南京乘军舰溯江而上，5月10日到武汉，5月14日到达北平。阎锡山、白崇禧等亲自到长辛店迎接。蒋介石和宋美龄立刻住进了西山碧云寺的涵青舍，以行孝子守灵之仪。

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都到北平参加盛典。冯玉祥于5月16日赶到北平，当时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正紧张，冯的部下正在通电要求蒋下野，蒋介石对他也不敢怠慢，因为大家都自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5月18日在西山碧云寺正式举行各集团军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整个碧云寺布置得庄严肃穆。上午8时20分，由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奠正式开始，奏哀乐，主祭蒋介石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读祭文。

祭文开头称：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蒋介石为孙中山移灵（2）

在祭文中，蒋介石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告成”的统帅自居，凌驾于其他的各路军阀之上。祭文中他标榜自己是“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告诉冯、阎等各路军阀他才是受命于孙总理，是他的当然继承人。

读罢祭文，开棺盖瞻仰中山先生遗容。蒋介石当场抚棺痛哭。冯玉祥上前相劝，他哭得更甚。这时身后有人不满他的表演，说道：“他是嫡系，我们都不是嫡系。让他一个人哭吧，我们走了。”蒋介石这才停止痛哭，盖棺结束祭奠。

蒋介石本想用这祭灵哭棺证明自己是孙中山唯一继承人的地位，以便于以后慑服众人，可是众多的新军阀们虽然在孙中山灵柩前毕恭毕敬，不敢丝毫冒犯，都是总理信徒，争夺起权力和地盘来，还是谁都不肯相让。

5月10日，在蒋介石离开南京的两天后，迎榇专列从南京开出，一路停停走走，5月21日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共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的群众参加了祭灵、送灵仪式。25日夜，灵柩在30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一路步行，将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到5月28日下午3时15分，灵柩才装上专列。4点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启动。

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已经先期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乘专列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专列为先导，开往浦口。5月30日上午10时，灵车抵达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和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导下，将灵柩移过长江，送到湖南路中央党部大礼堂。

此后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日。奉安大典从午夜2点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柩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建了20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宋氏全家和蒋介石都送葬到中山陵。南京万人空巷，参加葬礼。

在奉安大典过程中，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各种纪念书刊大量发行。在一系列的活动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从中捞了不少政治资本。

当时宋庆龄经过考虑，决定参加孙中山的移灵。为了不给蒋介石以利用之处，回国前，她发了一个声明，坚持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反对蒋介石南京政权的立场，表示自己回国参加葬礼并不意味着和蒋介石政权的合作。

宋庆龄从陆路穿越欧亚大陆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到达哈尔滨。17日到沈阳，张学良派夫人于凤至到车站迎接。张学良和宋家的关系一向密切，特别是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都对他有深厚的情谊。随后于凤至和她一起前往北平，在天津，继子孙科和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车站迎接。傍晚到达北平，宋美龄亲自到车站迎接两年不见的二姐。

在月台上，她看到一身黑色长旗袍的二姐面容憔悴，想到她这两年孤身在外，一人孀居，感到一阵伤心。姐妹相见，宋庆龄仍然不忘小妹与蒋介石结婚给她带来的伤痛，绝口不提蒋介石。宋美龄也只好默默地陪着她前去探视孙中山的灵柩。

蒋介石为孙中山移灵（3）

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因悲伤过度，已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宋美龄挽扶而上。宋庆龄到灵堂前行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榇，示意左右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榇上的国旗，扶她上石台。宋庆龄边走边哭：“总理，我在这里，你往哪里去了。”左右扶她下来，她不忍离开，又抚棺大哭，泪珠滴在玻璃棺盖上。

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柩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具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座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台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关上。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想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还说给她安排了中执委委员的要位，但宋庆龄坚决不肯合作，立刻返回了上海。宋美龄本来想通过这次奉安大典，能慢慢修复二姐和全家的关系，但见她这样固执，也只有让她先回上海去陪母亲。

再说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同年6月9日，蒋介石先让宋美龄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宋美龄明知二姐难以说服，但还是赶到了上海，因为当时母亲倪桂珍也是身体不好。

到上海看了母亲后，她就托宋庆龄多多照料母亲，在上海先好好住下，休养好身体再说，尽享天伦之乐。此后，宋美龄、宋霭龄和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常常从南京回去看妈咪，同时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只有默然。

可是就连这样的日子也没多久，9月份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21日宋庆龄又离开了上海前往欧洲，并且一住就是两年。宋美龄知道后只有叹息。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具有异于常人的精力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具有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权欲心。她不像二姐宋庆龄那样浪漫，一切寄托于理想和对于穷人的怜悯；她也不像大姐宋霭龄那样过分地爱钱，养成一种贪性，以至于发展到嫉妒人，包括姐妹之间。

当时有人把他们三姐妹比做“龙、虎、狗”。意思是说，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一心爱国，道德高尚，思想进步，政治上的操守极为纯洁高贵，为全世界民主和进步人士所敬仰，所以是“龙”；蒋夫人宋美龄喜欢权力和荣耀，热心于政治，帮助蒋介石做“外交”工作，在蒋介石的家庭里也是只母大虫，所以是“虎”；而孔夫人宋霭龄则最爱钱，政治立场善于变化，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能做，包括小妹美龄的婚事，任何事情她都在所不惜，所以是看家“狗”。

其实宋美龄虽然有野心和政治欲望，在三姐妹中却是最看重家庭亲情，最维护家族利益的，在孙中山逝世后，她一直关心二姐的生活。她们三姐妹之间，宋霭龄和宋庆龄二人理想和道德观念不同，是有矛盾的，而宋美龄则居间。虽然在政治上的立场不同，但她同情二姐宋庆龄的不幸遭遇，并且也不同意大姐因为观念不合而恶言恶语地攻击二姐，以至于双方没有了姐妹之情。

宋美龄催促蒋介石受洗（1）

当时宋美龄答应蒋介石求婚的条件之一是蒋介石必须皈依基督教，后来在日本蒋介石也亲口答应过认真研读《圣经》，然后信奉基督。但是，蒋介石结婚后近3年，一直不大愿意接受洗礼。

因为蒋介石潜意识中还是有佛教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蒋介石是非常迷信的，他很相信风水，他的母亲和发妻都信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他自然会考虑一旦成为基督徒，将以何颜面拜谒蒋氏祠堂里的列祖列宗。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的头几年中，权力宝座并没有真正坐稳，各路诸侯也还没有收服，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牢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张旗鼓地公开信奉基督教，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下会对自己的政治生涯产生何种影响，一时也难以预料。或许人家会说你蒋介石口口声声自称是孙中山的学生，怎么忽然变成了“上帝”的子民？你口口声声实行三民主义救中国，怎么忽然自己信奉起基督来了？这些都是一心想统治中国的蒋介石要反复斟酌的。

当初因为求婚心切，蒋介石行了权宜之计，暂时答应下来。后来他就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履行婚前对宋老夫人的承诺。虽然《圣经》天天读，平时也经常和宋美龄讨论基督教的问题，但一说到受洗，就总是借口太忙，加以推脱。

宋美龄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做事又是非常认真，所以一直穷追不舍。平时一有空就向蒋介石灌输宗教思想，宣扬基督教义。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生活作息不大一样，蒋介石习惯早睡早起，宋美龄相反，喜欢晚睡晚起，但为了帮助蒋介石修习《圣经》，有段时间宋美龄还特意改变了作息时间，一大清早6点多钟就起床，和蒋介石一起作祈祷，一同读经。结婚后第二年，宋美龄就把和宋家关系密切的上海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请到南京，要他以其家庭老朋友的资格，劝请蒋介石接受基督教，若有可能，就为其担任洗礼。

那天由于蒋介石公务繁忙，到下午4点才有时间接见商谈。为了避免访客到来打断谈话，宋美龄还提议驱车出游，且行且谈。于是3人同坐一辆车，在侍卫车辆的前后护卫下，来到郊外。在车上宋美龄又力劝蒋介石接受基督教，并正式受洗礼。她说：“我们的老朋友江牧师不久赴美国，此行将逗留许多月，还是抓紧时间行洗礼吧。”蒋介石不能明确拒绝，只好说：“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

3人又继续谈了一会，江长川后来也只好表示赞同蒋介石的意见，建议他在自己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等将来自己回国后为他举行洗礼。

此后，发生了几件据说是促使蒋介石最终信教的离奇事情。

1929年12月1日，是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两周年纪念日。宋美龄和蒋介石照例要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日的前几天，蒋介石提议渡江到江边的野外度假兼庆祝，宋美龄欣然同意。可是就在随后的几天里，宋美龄感到身体越来越不舒服，最后只好对蒋说：“我不太想去了。不过，如果会让你扫兴的话，我们还是去。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待在家里。”

宋美龄催促蒋介石受洗（2）

蒋介石说：“你太累了！我们就在家里庆祝吧！”

12月1日那天，蒋介石非常忙碌，因为当时他正抓紧组织几路大军“围剿”冯玉祥的西北军，前方军情不断传来。一直到傍晚时分，仍有好几个重要的访客需要接见，看样子一直忙到深夜才会结束。

宋美龄平时睡得很晚，但这几天因身体不适，就寝得较平常为早。可是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南京的冬天，又冷又潮湿，室内的湿气很重。宋美龄躺在床上，一直心神不宁，有种不安的预感。除了客厅，整个房子里灯全关了，女佣们也都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房间里一片漆黑。宋美龄在黑暗中躺了很长时间，还是睡不着。她终于忍不住了，忽然翻身起来，把室内，甚至连浴室和蒋介石书房里的灯全部打开，一时间灯火通明。她披上睡袍打算去叫蒋介石，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于是就站在客厅门口，静听里面的动静。

一个汇报情况的人走了，她听到蒋介石和他道别的声音。接着，又一个访客进来了，这人一听声音便知，是人称“倒戈将军”的石友三★。石友三刚归附蒋介石不久，今天是特意来澄清有关他对蒋不忠的谣言的。石友三赌咒发誓，决心效忠蒋介石。这时，站在门口的宋美龄再也忍不住，敲门而入，把蒋介石叫到自己房里来，紧张地说：“我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你要留意些，我觉得要发生不幸的事！”

“会有什么事呢？一切都很平静啊！你太紧张了，也可能是太累了，我叫蔡妈来陪你，我也会尽早结束公事，你还是先去休息吧！”蒋介石劝慰她说。

宋美龄不要蔡妈来陪她，自己回到房里，过了一会，终于睡着了。可是，半夜里她被噩梦惊醒，发现蒋介石正坐在床头上。

“达令，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河中间有块巨石，月亮照耀下，波光如银。突然间，所有的河水变成血红！整条河变成一条血河！”宋美龄喘息着说。

一块巨石在血河之中，这是很明显的凶兆，而她的丈夫不就是“介石”吗？

但蒋介石听后不以为然，只是说她太紧张了，安抚一番后，两人再度就寝。

12月2日凌晨3点钟左右，隆隆的炮声把睡梦中的蒋介石夫妇惊醒。接着，卫士来报告：石友三叛变了，正在浦口用数十门炮轰击南京城。蒋介石夫妇原拟去度假的地方也遭到了炮击。

那个晚上两人再也没有合过眼。早晨6点钟，宋霭龄来到蒋介石官邸，宋美龄看到她时，还是惊恐万分，向她讲了昨晚的噩梦，要她赶紧回去。

宋霭龄急忙拍了一封电报给上海的宋老太太，大意是情况紧急，不及详述，但请母亲代为儿女祈祷云云。两小时后，宋老太太来了回电，附了《圣经》中的一句话：“敌人将会自动退去！”

宋美龄催促蒋介石受洗（3）

原来，当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事先曾策划由中央军校的一个航空教官驾驶教练飞机，准备在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炸毁中央党部会议厅。但因当天天气不好未能起飞。石友三也参加了这次反蒋行动，他下令炮击南京后，发现城里没有配合行动，不敢孤军深入，就急忙退走了。南京又暂时安全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受了一场虚惊。上帝的话果然“应验”了！

这次偶然的“上帝显灵”却成为促使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石友三虽没攻打南京，但他却把沿浦口到蚌埠铁路沿线驻扎的蒋军第56师，第168旅全部缴了械，而北上讨伐冯玉祥西北军的中央军嫡系却一时无法调回，南京空虚，警报频传。

为了解除石友三的威胁，保卫南京，蒋介石苦思良策。宋美龄忽然想起了卫立煌。此人原是粤军中骁勇善战的将领，被蒋介石改编后，又在北伐中立有战功。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排斥异己，培植个人势力。因卫立煌既非浙江籍，又不是黄埔出身，便不受蒋介石重用，被送到北平进陆军大学特别班“进修学习”。

现在，南京危急，宋美龄想到了要请他出山来保卫南京。因为她和卫立煌的夫人朱韵珩是昔日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就给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您的将军已在陆大学习，达到了您的愿望。蒋先生想请卫将军以崭新的姿态，速返安徽，重组劲旅，以保卫南京、保卫中山先生的陵园……”

读罢来信，朱韵珩十分感动。她本打算让卫立煌军校毕业后，远游欧美，继续深造，不再介入国内的军阀混战。卫立煌虽对蒋的排挤抱有怨气，但反复考虑后认为这是重返军队、再建战功的好机会。于是，他说服了妻子，登车南下就职。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接见了他，以示嘉慰。经过数月的努力，卫立煌以粤军时期的老部下和黄埔学生为基干，组建了45师，驻扎蚌埠。石友三见状，马上把自己的人马撤离津浦路南段，移军河南商丘。

就这样，在各地军阀大战的时候，宋美龄的灵活手腕，把一度彷徨的卫立煌拉入了蒋介石的阵营，增添了一位善战的将领。

据说蒋介石入教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上帝接纳祈祷，骤下大雪的奇异事。

石友三退走后，没多久中原大战★爆发。一次蒋介石被冯玉祥的军队围困在开封附近，四面几乎全被包围。危急中的蒋介石只好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随后天降大雪，使得敌军无法进迫。同时，胡宗南的援军也迅速赶到，结果不仅蒋介石保住了性命，而且乘势反攻，转败为胜。最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全面胜利告终，蒋介石打败了两个强劲的对手冯玉祥和阎锡山，总算又大体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宋美龄催促蒋介石受洗（4）

对此，蒋介石暗感“上帝恩赐”，当时他也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再加上当时宋母倪桂珍已病倒，很可能不久于人世，为了让宋母欣慰，看到自己履行诺言，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主动向宋美龄提出入教之事。于是，在宋美龄的安排下，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然后在宋家老宅，由从美国回来的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在她父亲宋耀如的教堂里为蒋介石洗礼入教。那次的受洗仪式，除了宋庆龄不在场之外，几乎所有的宋氏家族成员都到场观礼，并且为蒋介石祝福。

可见，宋美龄在促使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方面确实费了一番心思。诚然，结果也是令她满意的。此后，蒋介石每日祈祷礼拜，从不间断，并且在入教后，还常向下属炫耀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大讲基督的“博爱仁义”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

当时蒋介石入教，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为和宋家的其他家庭成员保持好关系，还有就是改善他在西方国家眼里的个人形象。因为宋家是全体信教的，蒋介石在财政方面倚重的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教徒，而且当时宋子文和蒋介石关系一直不甚融洽，蒋介石的信教对于改变宋子文的印象还是有点好处的。同时，当时的日本明显地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敌意，蒋介石扫平了国内的反对势力后，迫切需要得到西方的美、英等强国的支持，来作制衡，而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他是一介武夫，自己信教后就可以大大改善这个不好的形象。

蒋介石参加基督教，接受洗礼，在中国人当中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惊，很多人刚开始表示不相信，但是，在外国人中间，尤其在美国人中间，则可以听到很多赞许的声音，认为基督教虽在中国受到批判和抵制，然而蒋介石皈依基督则是基督精神在中国复兴的一种象征，说明传教士的工作会变得容易起来，十字架佩戴起来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沉重了。

当然也有不少西方人对于蒋介石皈依基督的动机表示怀疑，例如美国期刊《基督教世纪》就发表社评指出：各地的基督徒们最好不要把蒋介石皈依基督这项宣布视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因为没有“任何确凿无疑的迹象，说明中国在走向上帝的天国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篇社评最后指出：“在目前的中国局势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譬如，它明显地迫切需要外国的支持，尤其是以贷款形式给予支持……他们对经费的需要极为迫切，甚至不断有人传说可能会在官方或半官方的默许下恢复鸦片交易。”南京政府的领袖们鼓励“这位总裁采取这一步，必定已经考虑了非常直接和实际的好处。”

确实，蒋介石信教的功利目的是很强的，像中原大战的“上帝降雪”解救或许只是他的一个借口和解释。作为他的夫人，宋美龄当然很清楚蒋介石的心理和意图，所以她利用一切机会向她的朋友宣传蒋介石皈依基督的情况，争取外界对蒋介石的同情和支持。她不管走到哪里，都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的人士发表讲话，企图将外国的教会团体、传教士和外国的基督徒集聚到自己的身边。可见，蒋介石皈依基督，为宋美龄争取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支持，从而为美国在中国推行扶蒋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这也是她感到满意的地方，而且蒋介石受洗后，也并不是纯粹做给外国人看，还是坚持了每日的祈祷礼拜，认真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基督徒的。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1）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经常与他的同僚举行饭局，而每一次蒋介石都坚持宋美龄与他一起出席，宋美龄也常常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虽然她往往是座中唯一的女性。宋美龄自己也说过她在家中要帮助蒋介石接待许多客人，这种接待不单纯是妻子接待到家里来的宾客这么简单，这是政治活动的家族化，这是旧中国官场活动的延伸，也是宋美龄加入官僚行列的一个起步营生。这种接待，展露了宋美龄的交际才能，弥补了蒋介石与这些政要打交道时的缺陷，取得了日常政治活动所起不到的作用。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

二次北伐完成，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各地的军阀和地方实力派虽然在表面上归顺了中央，暗地里始终对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心怀戒备，绝不答应蒋介石染指地方利益。像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桂系等有实力和蒋介石对抗的地方实力派都是在暗暗较着劲，他们拥兵自重、占据一方，随时准备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当然很清楚中央和地方的这种格局，把消灭地方势力当成巩固自己统治的首要大事。所以从1929年初，就接连开始了连绵不绝的新军阀战争。

首先是对付桂系的蒋桂战争★，随后又是对付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总算大体上扫除了几个最有威胁的对手，虽然各地还有一些地方军阀，但他的统治总算稳固下来，已没有和他争夺中央统治权的对手了。

在这几场新军阀战争中，宋美龄除了陪蒋介石视察前线，鼓舞士气外，还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交际手腕，为蒋介石拉拢了不少将领和心腹。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争取了张学良、阎锡山等北方实力派的支持，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和西线的桂系军队作战的同时还要应付北方的威胁。当时在陕西的冯玉祥也是蒋介石所担心的，所以他派了邵力子等人到华阴去见冯玉祥，答应让冯担任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并在打败桂系后把湖北的地盘给冯。但冯玉祥的态度一直不明确，直到3月底才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讨伐桂系，并派自己的部将韩复榘为总指挥率军出武胜关，但私下又要韩复榘在武胜关观望形势。

蒋介石的军队进攻比较顺利，4月5日攻下了武汉。坐观战局的冯玉祥，见蒋占取武汉之后，匆忙于4月8日发出声讨桂系的电报，并派代表曹浩林、刘骥偕同蒋的代表邵力子、马福祥等赴武汉见蒋，努力增进蒋冯之关系。

但同时冯玉祥又暗令韩复榘领军向武汉推进，表面上是要帮蒋打桂系，其意图则是一旦桂系重占上风，就立刻夺取武汉。

蒋介石当然知道必须解除这个威胁，因为如果冯玉祥和桂系联手，进攻武汉的话，全局危殆。于是他想到了收买韩复榘的法子。当时在武汉的蒋介石给韩复榘发了个电报，让他停止进兵，到武汉来相见。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2）

韩复榘答应来见后，宋美龄决定亲自出马进行拉拢。宋美龄先把韩复榘与二太太纪甘青迎到汉口，礼待有加，又是陪玩，又是宴请，十分热情。她听说纪甘青从来没有到过上海，马上在上海为她准备了一栋住宅并派人专门在上海恭候，竭尽招待之能事。蒋介石也亲自招待了韩复榘和纪甘青，不仅对韩在武胜关观望和欲取武汉的行动避而不谈，还对韩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向方兄的战功卓著”，并说，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内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设。韩复榘受宠若惊，临走之时，蒋送韩30万元，宋美龄也送了一枚昂贵的戒指给纪甘青。韩复榘又感激，又高兴，说“良臣择主而事，蒋总司令才是真正难得的领袖”。

韩复榘是个粗人，平生戎马，哪里见过像宋美龄这样高雅的女士？相识之初，心里已生敬意，受了礼遇，更是感激不尽。后来每每跟人谈及宋美龄，他总是这样说：“蒋夫人见到我，总喊我‘常胜将军’，从不喊我的名字。可我的老上级冯先生见了我则是韩复榘长韩复榘短地训斥我，连个‘向方’（韩复榘字向方）也不肯叫。”

韩复榘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冯玉祥的手下当过侍卫、司务长等，成为冯的亲信，被人称为冯的“十三太保”之一。韩复榘作战勇敢，为冯玉祥立下过不少战功，是老西北军的骨干，冯玉祥把他从一个普通士兵一步步地提拔到了河南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说起栽培之恩，韩复榘感激涕零，常对人说：“冯先生于我，如同亲生父母。”

但是韩复榘在南口战败后，曾投降过阎锡山。冯在五原誓师后，以宽容的态度将他召回，并表示既往不咎。但韩复榘对冯玉祥一直存有戒心。韩复榘虽然作战勇敢，但当了河南省主席后，常瞒着冯玉祥去嫖赌玩乐，出巡时看上了当地以唱坠子书闻名一时的伶女子纪甘青，就娶了她为二太太。冯玉祥自小家贫，生活俭朴，对手下的高级将领也管束得特别严，要求他们保持简朴的生活。他知道韩复榘纳妾的事情后，便在河南省政府军政人员会上，不指名地批评韩复榘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

韩复榘本来就不愿过冯玉祥那样的艰苦生活，对他的严厉管束很反感。对比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态度，简直是天上地下。宋美龄明知道纪甘青是他的二太太，还是十分亲热，又送戒指又陪玩，让韩复榘也是很有面子。再加上蒋介石控制着江浙上海富庶之地，费用充足，出手大方，比冯玉祥有钱得多。当时从武汉返回驻地后，韩复榘就有叛冯投蒋之意。

此后蒋介石顺利地解决了桂系，已不需要再拉拢冯玉祥，于是，原来答应给冯玉祥的行政院长和湖北地盘也就全部收了回去。这让冯玉祥很恼火，但一时又不好发作。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3）

蒋介石又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之希望》一文，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他搞起了对地方军阀的编遣活动，规定从此全国军队归中央统一调度，各总司令部由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各部队只能在原驻地听候编点，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地方军阀的权力大为削弱，而蒋介石在编遣过程中又把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实力削减一半，减发其军饷。

冯玉祥见蒋介石“削藩”要搞到自己头上，加上自己部将孙良诚的山东地盘也被蒋介石吞并，兵戎相见已不可避免。于是5月15日正式向蒋介石发难，即刻令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同时令原在鲁、豫两省孙良诚、马鸿逵、庞炳勋部向潼关以西撤退，并将洛阳以东的铁轨拆毁，以阻蒋介石进兵之路。冯计划在潼关、华阴集结兵力，缩短战线，并压迫阎锡山一道反蒋。

随即，冯玉祥通电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反蒋战幕揭开。于是，蒋介石遂以“背叛中央”的名义开除冯玉祥的党籍，下达讨伐命令。

韩复榘在武汉受了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招待和馈赠后，就一直念念不忘。当时他嫌河南省穷苦，想借机得到湖北地盘，当湖北省主席，但被冯玉祥所斥骂。现在受到蒋介石的收买，便产生了叛冯之心。

在冯玉祥召集的华阴军事会上，他又反对冯玉祥要他从河南退入陕西，声称陕甘贫瘠之地，给养不足，无法生存。全军将士刚由贫寒地区打出，谁也不愿退入穷地方受苦。要求准许他的部队驻防洛阳至南阳一带，冯玉祥坚决不允许。

韩复榘在华阴会议之后回到驻地甘棠，十分不满地对身边的人说道：“把整个河南省放弃，部队全撤到潼关以西，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以后我们吃什么？穿什么？靠什么激励将士跟着我们？”

随后，韩复榘便联络在洛阳的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石友三当过冯的马夫、警卫，也是冯的“十三太保”之一，曾同韩复榘一起投降阎锡山。石友三做事一向追随韩复榘。他多年来战功赫赫，居功自傲，因未能裂土封疆，早对冯玉祥甚为不满。同时他瞒着冯玉祥吸食鸦片，妻妾成群，也对冯玉祥在生活上的管束很反感。蒋介石在蒋桂战争时，派钱大钧赴襄樊慰劳石友三部，给了他30万元。石友三也接受了蒋的拉拢。

所以韩复榘一提议，石友三当即答应。

韩复榘自甘棠东进到了洛阳，和石友三联名于5月22日向蒋介石发出了第一份电报，表示要“维护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连续发出两份电报，内容分别是“反对内战服从指挥”，“已有10万之众正待命东进，请示机宜”。

蒋介石得讯大喜，于是当即复电“极表嘉慰”。委任韩复榘为西北军总指挥、仍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统领豫、陕、甘等省军队，委任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讨逆军第13路总指挥。并立即给二人送现款1，000万元作为犒赏。同时下令各军讨伐冯玉祥。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4）

韩复榘把部队拉到郑州后，宋美龄又特地赶到郑州替他洗尘，还送了大批的慰劳品。韩复榘因此被蒋介石视为座上宾。蒋请韩到南京欢聚，让宋美龄亲自陪同饮宴、劝酒。随后蒋介石约请韩复榘同游杭州西湖，在岳坟又特意叫上宋美龄3人一起合影，以示亲密无间。

蒋介石答应每月调拨给韩协饷银60万元。在庐山训练团长以上军官时，对韩的团长以上受训军官给予特殊待遇，个别谈话送钱，亲自题名赠送照片，称兄道弟，面嘱有何困难以后可直接写信解决。

后来，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时，南京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参观趵突泉为名，还到济南联谊韩复榘，送去手枪200枝，并乘兴与他结拜为把兄弟。

冯玉祥听到韩复榘叛变的消息后，开始不肯相信。后来接到韩、石的联名通电，打击太大，一下子躺倒了，日夜哭泣，咒骂自己，不停地猛打自己的嘴巴，又拔出手枪欲自杀，幸被卫士抱住。韩、石为冯的最精锐部队，二人一叛变，冯对于其他未倒戈的将领都失掉了自信心，对统帅西北军也失去了自信心，再加上不愿看到自己的老部下内部相残，冯玉祥决定避战自保。

1929年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表示：“洁身引退，以谢国人”，“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上华山隐居读书去了。

韩复榘的倒戈，帮助蒋介石挫败了冯玉祥的第一次反蒋行动。

蒋介石在接连打败了桂系和冯玉祥后，更是盛气凌人，加紧对地方实力派的清剿和夺权。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地方各派不服蒋介石的压力，寻求新的途径与蒋介石争雄，1930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

此次领头向蒋介石发难的是阎锡山。阎锡山在山西扎下自己的根后，一直伺机夺取河北河南的地盘，现在蒋介石扫荡了大半的新旧军阀，剩下较大的实力派也就自己和张学良了。张学良待在关外，和蒋介石的私交不错，蒋介石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自己了。阎锡山决定拉拢冯玉祥和其他各派，联合抗蒋。

1930年2月，阎锡山公开谴责蒋介石独揽大权，消灭异己的行径，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和平统一，礼上为国”的旗号，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编遣会议，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则声称武装叛乱必然要用武装解决，坚持自己不能辞职下野，准备谁不服从“中央”就用武力讨平。

3月，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的反蒋联合阵线形成。4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同时发布讨伐令，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中原大战正式开始了。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军阀混战，参加混战的有蒋介石的中央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李宗仁的桂军以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军、杂牌军。战场波及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对政局影响之大，在中国内战史上是罕见的。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5）

从声势上看，反蒋一方有晋军、西北军、桂张联军，拥众70万，实力对比占据优势。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分别于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等几个战场上同时进军。他们的战略计划是：晋军为主体的第三方面军沿津浦线南下，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沿陇海路东进的是以西北军为主体的第二方面军，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以石友三部为主体的第四方面军攻占济南后，三路大军会师徐州，再进兵南京。另外，以桂张联军为主体，李宗仁为总司令的第一方面军沿粤汉路北上，与沿平汉线南下的第二方面军南北对进，夹击湖北蒋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而后一举推翻南京政府。

当时蒋介石面临南北夹击，形势严峻。经过分析，蒋介石认为阎锡山反对自己只是为了换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会以损失实力为代价不顾一切地进攻，而冯玉祥的立场坚定，在战场上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抗争到底，所以蒋介石决定先打垮冯玉祥的西北军，在陇海线上推出嫡系主力参战，务求战胜，而在津浦线上则采取守势，只要陇海线上胜利，阎锡山的晋军将不战而退。

在这种形势下，河南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为了确保战略意图的实现，蒋介石决定再让宋美龄去笼络韩复榘。韩复榘当时任河南省主席，在河南拥有重兵，他倒向谁，谁就占据了战场的主动。中原大战开始后，当初和韩复榘一起叛冯投蒋的石友三又宣布加入反蒋联盟，还担任了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坐镇河南的韩复榘也开始动摇了，与冯玉祥暗中联系，大有反蒋投冯之意。

蒋介石感到情况危急，如果韩复榘真的再行背叛，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考虑到当初韩复榘和纪甘青对宋美龄的感激之情，蒋介石趁着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之际，带上宋美龄一起北上，并且马上让宋美龄同前来打探动静的韩复榘单独会面。

乍一相逢，宋美龄就满面喜色，大力称赞韩复榘作战勇敢，为中央立了大功，说得韩复榘受用非常，搔着头皮，光知道咧着嘴笑。宋美龄还代表全国两万万妇女向他表示敬意，说韩复榘在河南实行反对蓄婢纳妾、禁止女子缠足束胸的举动，是值得全国宣扬的大好事。慌得韩复榘还礼不迭，连连表示有愧于夫人的厚爱。

宋美龄见韩复榘满脸恭敬的样子，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于是话锋一转，开始谈到眼下战场的形势。她先宣扬了一通蒋介石以中央之名削夺地方兵权的理由，说国家的建设，最最要紧的莫过于保证统一、和平的环境，现在不应该再有内战。可是阎锡山、冯玉祥他们为私利所动，挑起战端，致使中国走衰败之道，对此，希望向方将军深明大义，千万不要受他们的拉拢。

说到这里，宋美龄见韩复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有点坐立不安，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于是马上展颜微笑，缓和了紧张的气氛，随后满怀信任地对韩复榘说，尽管外面传闻很多，可自己还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将军，也一直劝委员长不要听信谣言，受人挑唆，所以这一回，不但让你担任第一军团的总指挥，还把陈调元、马鸿逵和刘珍年的部队都交给你调遣，还要增拨经费，加强装备。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6）

宋美龄这一番话又有吹捧，又有威胁和利诱，发挥了自己善于外交的天才。把韩复榘说得连连点头，到后来已由刚开始的紧张转为感动，在宋美龄面前又是表白，又是诉苦。

宋美龄认真听他表白，并深表理解和同情。片刻之间，原来左右摇摆的韩复榘，立马恢复了坚定的拥蒋立场，他这时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和西北军的老弟兄们正面交火。他对宋美龄说：“冯先生好比是我的亲生父母，委员长和夫人好比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不能帮着冯先生打委员长，也不能帮着委员长打冯先生。我本来主张和平，反对打仗。现在看在夫人的面子上，我听委员长的。不过，请夫人跟委员长说说，体谅我的苦衷，就让我去打阎老西那个王八蛋吧！”

宋美龄连连点头，表示一定向蒋介石转达他的心情。旋即，徐州军事会议如期举行，会上，蒋介石在进行军事部署时，果然把韩复榘的第一军团调往山东，从正面去阻击阎锡山的进攻，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则专门对付冯玉祥的西北军。蒋介石总算在陇海线上稳住了局面，而收服韩复榘，也是宋美龄在中原大战中帮蒋介石的一个大忙。

尽管稳住了韩复榘，战场的形势对蒋介石还是非常严峻，因为倒蒋一派毕竟在军队人数上占有优势。当时要扭转局势，唯一可利用的就是倒蒋各派彼此之间尚不太紧密的合作关系，于是宋美龄又利用自己的交际手腕，为蒋介石争取了阎锡山手下将领刘茂恩的投诚。

当时刘茂恩的第六路军在河南归德。刘茂恩是旧军阀刘镇华的弟弟，当年刘镇华出国，把部队交给了老部下万选才和五弟刘茂恩。阎锡山忌惮刘茂恩的势力坐大，就把刘镇华军队的指挥权和河南省主席的位置都给了万选才，刘茂恩只是万选才的下属，心中十分不满。

这次中原大战，万选才是反蒋联盟的第六路军军长，阎锡山又任命他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反蒋的态度也就更加坚决，一路过关斩将，立下了不少战功。刘茂恩却并不太热衷于对抗蒋介石的中央军。

恰在此时，刘茂恩的弟弟刘茂修回国。他是刘镇华的七弟，正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前不久，国内形势骤变，旅居日本的刘镇华不放心，就叫刘茂修回国看看。为此，刘茂修决定帮哥哥跑一趟南京，摸摸蒋介石的态度。回国后没几天，他就偷偷从天津出发，搭船到上海，然后坐火车到南京，暂时住在第十一路军的驻宁办事处。

正当刘茂修为如何接近蒋介石犯愁的时候，宋美龄派属下上门邀请来了。一辆小车把刘茂修一直送进了黄埔路官邸，又是接见，又是宴请。宋美龄向他表示了蒋介石的友好之意，让刘茂修大为感激。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刘茂修劝说刘茂恩阵前倒戈的心意已决。蒋介石让宋美龄拿来笔砚，当场写了一封给刘茂恩的亲笔信，作为他投诚以后加封行赏的信物。为了保险起见，宋美龄让刘茂修把背心脱下，叫人把蒋介石的亲笔信缝入衣中，然后再亲自帮刘茂修穿上。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7）

刘茂修带着这“衣带密诏”，匆匆地回到前线，找到五哥刘茂恩，把蒋介石的指示送到了他的手里，两人就倒戈一事商量已定，反蒋联盟当中的一员干将开始密谋反叛。

这一边密谋反叛，那一边却毫无防范。尤其是阎锡山，说什么也不会生疑。因为刘镇华当年驻军陕豫，跟山西只有一水之隔，彼此常相往返，交情笃厚。1925年刘部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失利；1929年刘部为唐生智、宋哲元所逼，曾两次东渡黄河，退入山西，都是靠阎锡山的照顾接济，才得以保全。阎锡山没有丝毫戒心，加上他身边的万选才反蒋坚决，当然不会有所怀疑。

刘茂恩暗中与陈诚牵上了线，然后一个电话，把万选才骗到军中。刘茂修立即让预先埋伏好的枪手把万选才五花大绑，直接押送到陈诚处。这位万选才刚当上河南省主席不久就变成了阶下囚，后来被转送南京执行枪决。

第二天，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占领了兰考，威胁开封，晋军阵脚大乱。这件事使反蒋联盟大为震动。刘茂恩带走了一个师，兼并了万选才第六路军的大部，还顺手端掉了晋军的两个炮兵营。这等于白白让蒋介石增加了8万多精锐之师。本来，反蒋联盟进展顺利，眼看就要形成对中央军的合围，他们的阵地却忽然出现了一个大口子。蒋介石再乘乱一阵反攻，晋军抵挡不住，稀里哗啦地退了下来。幸亏冯玉祥的西北军及时增援，孙良诚和吉鸿昌重创了刘峙的第二军团，才使晋军停止了溃退，稳住阵脚。

此后，中原大战中的主战场呈现了胶着状态，双方在开封以东的广大地区展开了拉锯。对反蒋联盟来讲，最宜速战速决，时间拖得越长变故也可能越多；而蒋介石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加紧对东北军的拉拢，改变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宋美龄拉拢刘茂修，为争取战场形势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中原大战自1930年4月爆发后，双方投入总兵力达150万人，在陇海线、平汉线、津浦线大规模厮杀。西起潼关，东至连云港，北起济南，南至浦口，方圆数百里的大战场，硝烟弥漫，炮声不绝于耳。双方各有胜负，势均力敌。到了8月，经过4个月的激烈厮杀，战事成拉锯局面。

在此局势下，拥兵关外的张学良就成为了左右战局的关键力量。当时，蒋介石有兵员61.93万人，枪支47.9万枝，机关枪2，479挺，迫击炮1，010尊，大炮586门。此外，蒋介石还拥有飞机143架。东北军拥有飞机191架。就陆军而言，东北军与蒋介石相比稍逊，但若以海空军相比，东北军则是蒋、冯、阎、桂的总和，独占优势。东北军不光拥有数十万人马，而且自成体系，武器、弹药自行生产供给，海空军和炮兵齐全，所以在这时双方打成拉锯战局面，谁能赢得张学良的支持，谁就能赢得中原大战的胜利，最终能赢得整个中国。

还在大战开打之前，张学良就身价百倍，蒋介石和阎锡山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前往沈阳和北戴河进行游说。张学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没有答应参加反蒋的一方，表示保持中立，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8）

张学良和蒋介石有不错的关系，对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蒋一方也没有恶意，但阎锡山势力在平津地区的存在，却妨碍了东北军向关内的发展之路。平津地区是东北入关的桥头堡，自从张作霖时代就把控制平津地区作为东北军的头等政治大事，也是东北军向关内发展的头号目标，张学良对此是十分清楚的。蒋介石二次北伐后，东北军失去了平津地区，退回了东北，如果让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平津地区倒也还可以忍受，可是让阎锡山控制则让人担忧。阎锡山也把平津地区视为自己的战略要地，绝对不会拱手让给东北军。在拉拢张学良一事上，阎锡山显然舍不得下血本。

相反，蒋介石在这方面的资本比阎锡山雄厚得多。6月，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还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二市划归张学良管辖。此后，在宋美龄的帮助下，蒋介石还让英、法公使对张学良施加影响，并以巨额资金为后盾进行拉拢。

在拉拢张学良这件事上，和张学良一向甚有交情的宋美龄又给蒋介石帮了大忙。由于自己不便出面前往沈阳，她特意让蒋介石派吴铁城陪同张群一起前往沈阳进行游说。宋美龄深知张学良的脾气喜好，就建议蒋介石，让吴铁城的新婚夫人杨慧珍一起前往。杨慧珍人长得漂亮，也会交际，和宋美龄很熟。宋美龄特意嘱咐她要多陪张学良打牌，这样既可以融洽气氛，让张学良高兴，还可以乘机送钱。

吴铁城一行带着蒋介石的200万银行支票到了沈阳，住进了沈阳最高级的宾馆，进行银弹攻势。而另一边阎锡山和冯玉祥的代表只带着500元，当然住不起高级饭店，就连吃饭的费用也很拮据，哪谈得上用钱铺路打通张学良。

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张学良已有助蒋之心，但当时战场形势未明，不愿过早表态。当时阎锡山和冯玉祥曾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军副总司令，但张学良没有就职。他一直在观察战事的发展，等待战争的结果，等待南京方面更优惠的条件。而反蒋一方的代表则一直得不到张学良的任何回应。

到8月份的时候，财源丰富的蒋介石在装备给养方面的优势渐渐发挥出来，战场形势逐渐向蒋介石一方倾斜。张学良知道表态的时机成熟了，如果等蒋介石打败了阎锡山和冯玉祥之后表态，价值不大，蒋介石也不会看重，最佳的时机就是在将胜未胜之机，既能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又能出来收拾残局，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他向吴铁城和张群说，等蒋介石拿下济南，他就出兵华北，进攻阎锡山的背后。

济南城防守严密，张学良担心东北军入关后，如果攻打济南就会发生重大伤亡。所以他要蒋介石先拿下济南，为东北军入关占领济南创造条件。其用心吴铁城、张群当然心中明白。他们立即发电给蒋介石，将情况汇报后，蒋介石不假思索，立马下令蒋光鼐部、蔡廷锴部向济南发起猛攻。阎锡山部溃不成军，连连后撤。8月15日，中央军一举占领济南。

夫人出马拉拢韩复榘（9）

9月13日，宋美龄见张学良迟迟还不入关，要蒋介石迅速以国民政府名义拨给东北军入关开拔费2，400万元。9月17日，张学良对《大公报》发表谈话，表示：“现在民困已达极点，北方尤不宜再受兵祸，故余已不能不被迫而出于干涉，唯余之意，干涉非用武力耳。”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要求参战各方立即停止战争，他要求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听候中央处置。同日，东北军开始入关“武装调停”，大批军队坐火车风驰电掣般进关，千军万马大有气吞山河之势。西北军把东北军比做“东北虎”，听说“东北虎”进关，一枪不放向西撤退。反蒋派的军事路线全面崩溃。东北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河北、山东，主力直逼娘子关。张学良进北京后得意地对人说：“我从未打过一枪不放的大胜仗。”

蒋介石乘胜追击。11月4日，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宣布“即日释权归田”。南京政府答应给他们路费，想让他们出洋。但他们却都留在国内，阎锡山去了大连，冯玉祥则隐居山西乡下。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终于以蒋介石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张学良的最终助阵是蒋介石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于是蒋介石不仅和张学良兄弟相称，也让宋美龄和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更加深感情联系。不久，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来到南京，拜见蒋介石夫妇。蒋介石和宋美龄天天宴请他俩，宋美龄与于凤至拜了干姐妹。随后，宋美龄、宋霭龄还拉着于凤至到上海玩，并拜宋母倪桂珍为干娘。

蒋介石在这次大战中能取胜，宋子文的财政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在上海发行了大批公债，又从江浙财阀和官僚买办那里筹集了大量款项给蒋介石做军费。

当时还有一个所谓“夫人兵团”。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汪精卫夫人陈璧君、韩复榘二夫人纪甘青、吴铁成夫人杨慧珍、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等，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着作用。而宋美龄帮蒋介石争取了韩复榘的支持，刘茂恩的倒戈，还有张学良的最终支持，所起的作用在这个“夫人兵团”中无疑是最大的。

陈诚做了干女婿（1）

宋美龄为了帮蒋介石笼络人心，还通过亲自做媒等手段，为蒋介石网罗亲信将领。陈诚的夫人，就是宋美龄的干女儿，正是宋美龄亲自把她介绍给陈诚的。

谭延■是蒋介石的密友，和宋家也是相交甚久。他是清末进士出身，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平时经常到蒋介石的官邸漫谈，每来必携女儿谭祥同行。

谭祥又名曼怡，是谭延■的三女儿。1905年生于长沙。她品貌端庄，聪慧出众，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女校，并到美国留过学。因谭延■曾认宋母倪桂珍为干娘，所以谭祥虽仅比宋美龄小8岁，但论辈分，却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她善解人意，很会讨人喜欢，称蒋介石为爸爸，称宋美龄为妈妈。宋美龄对她也极为钟爱。

1930年，谭延■患脑溢血病故，生前曾嘱托蒋介石和宋美龄，为其物色才识卓越、前途远大的乘龙快婿。当年谭延■曾说服了宋子文答应宋美龄的婚事，为撮合蒋宋姻缘出过大力，宋美龄感激这份恩德，自然责无旁贷为干女儿选择“佳婿”。

蒋介石和宋美龄决定在比较看重的年轻将领中以胡宗南、陈诚两人择一而配。最后商量选定陈诚。胡宗南当时还没有结婚，但考虑到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的一期学生，是“天子门生”，对蒋介石忠贞不渝，可以放心。当时的陈诚虽然已结过婚，但他早期与反蒋的邓演达关系极深，以后才投靠蒋。为了笼络陈诚，因此决定将谭小姐许配陈诚。当然陈诚比较有才干，为人讲信义，久为蒋介石所器重和赏识，宋美龄也很欣赏陈诚的为人，也愿意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于是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为谭祥选择佳婿，此后宋美龄的这个干女儿便成了蒋介石和陈诚紧密合作、相互信任的一种推动力。

蒋介石和宋美龄商量内定后，征询谭祥本人意见。谭祥问陈诚现居何职，宋美龄回答说是军长。其实当时陈诚只是第11师师长。生性仔细的谭祥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在旁补充一句：“18军。”谭祥低头不语，算是默许了。

蒋介石事后提升陈诚为等10军军长，宣布陈诚因在中原大战中有功晋级。于是，在陈诚赴日本参观秋操回国后，蒋介石、宋美龄便正式向陈诚提起了这桩婚姻。

陈诚做了干女婿（2）

陈诚见过谭祥后，不仅为谭小姐落落大方的仪态和知书达理的高雅素质所折服，而且更为蒋介石、宋美龄亲自出马充当介绍人而受宠若惊。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蒋、宋的美意。谭祥对陈诚的翩翩风度和军阶战功，也很是仰慕，双方可谓一见钟情。

可是，陈诚要与谭祥结婚，还有一道障碍需要克服。因为陈诚乃有妇之夫，当时他与老家青田的吴氏结婚已十二三年。这桩婚姻是由父母做主，元配夫人吴舜莲为旧式的裹足家庭妇女，在外求学、从军多年的陈诚对其毫无感情，即使回家也是独居一室，拒绝与夫人同室共寝。吴舜莲曾因不堪冷落而用剪刀自杀，幸亏被及时发现而捡了一条命，但其婚姻已是名存实亡。

尽管如此，陈诚若不与吴舜莲正式离异，谭祥嫁入陈家，就不能算作正娶。作为名门闺秀的谭祥，在这一点上，当然不肯迁就。陈诚便托了同乡前辈、吴家祖上的亲族杜志远先生和吴舜莲的哥哥、自己的同学兼下属吴子漪，出面进行劝导，要元配夫人同意办理离婚手续。淳朴、老实的吴舜莲，在各方劝说下，只好同意离婚，并决心终身不再婚嫁。当时她只提出了一个可怜的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陈诚当即同意。由吴子漪代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并注明：因舜莲不识字，故由子漪代为签名盖章，并愿承担一切责任。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祥在南京“励志社”举行婚礼。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泽间主婚，蒋介石还亲自当了证婚人。随后，蒋介石特给假期，新婚夫妻双双到杭州西子湖畔度了蜜月。

谭祥性格温存，落落大方，夫妻感情弥笃。婚后，谭祥堪称为陈诚之贤内助，持家有方，尊敬婆婆；每当陈诚在人事关系上遇到麻烦时，也亲自出面到干妈宋美龄面前说情表白，使之化险为夷。谭祥计生四男二女，长子履安，次子履庆，三子履碚，四子履洁；长女幸，次女平。诸子女学业均佳。后来长子陈履安位至台湾当局“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曾是台湾政坛的新星。

陈诚做了干女婿（3）

当然，这桩婚姻给蒋介石带来的是一个忠臣，而给陈诚带来的益处则是吃了败仗反而继续能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33年陈诚负责到江西“围剿”红军，当时陈诚指挥着三路纵队11个师的人马，用分进合击战术，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猖狂进攻，被红军打得狼狈不堪。前半阵劳师辗转，疲于奔命，后半阵处处挨打，溃不成军，连遭黄陂、东陂两次惨败，3个精锐师被歼，其中被生俘者达1万余人，枪支被缴1万余枝，又损新式机关枪300挺、大炮40门。除了数万之众遭歼，两个师长竟也都当了俘虏。尤其是他赖以起家的第11师，竟也未能逃脱被歼之命运，更使其丧魂失魄，颜面尽失。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几乎昏厥倒地，数日中，伤心泪下，羞愧不已。

惨败之后，蒋介石军队内部一片哗然，都对陈诚的丧师辱命表示愤慨。当陈诚听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向蒋介石建议要撤销被歼的几个师番号时，更是悔恨交加。他致电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不待回电，即去南昌，住于家中，闭门谢客，等待蒋介石的处罚。

面对攻击四起的严峻形势，陈诚十分消沉，做好了解甲归田的打算。这时夫人谭祥挺身而出，跑到干妈宋美龄那里，为陈诚表白和诉苦。宋美龄疼爱谭祥，也知道陈诚的为人，所以毫不犹豫答应在蒋介石面前为陈诚求情。

此时蒋介石对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的失败，虽有责备之意，但并未对他失去信任，而且权衡手下诸将领，觉将来“围剿”红军的前方指挥，还是非陈莫属。但陈诚不主动前往谒见，蒋介石也不便就这样直接召见任命，蒋、陈关系一时竟成僵局。

后来还是南昌行营的参谋长贺国光从中斡旋，经商量还是用“夫人外交”的办法，来打开僵局。贺国光向谭祥建议，邀陈诚散步，顺便去看望宋美龄，以便蒋、陈见面。谭祥依计而行，在散步的时候提出拜访宋美龄，陈诚当然不好拒绝，就跟着谭祥一起去见宋美龄。那边宋美龄也早有安排，于是在宋美龄和陈诚夫妇寒暄不久，蒋介石出来了。然后蒋介石和陈诚就顺便谈起了“围剿”红军的事，陈诚做事比较认真，就向蒋介石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蒋介石对他的计划十分赞赏，表示了重用的决心。于是陈诚欣然受命，重新回到江西抚州前线，坐镇指挥。

陈诚就这样靠着宋美龄和夫人的疏通关系，不仅没有被追究兵败的责任，还继续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此后，靠着自己的忠诚和夫人的关系，更是步步高升。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1）

宋美龄结婚后，从1928年初的二次北伐开始，蒋介石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在东征西讨中度过的。而宋美龄却一直跟着他在战场上来回奔波，不论这些战场是在边关，还是内地。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主要是在华北地区，而之后的蒋介石“剿共”战争，则多是在江西等地，到了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蒋介石一路督师尾追，她也一路跟随着。

蒋介石自1927年叛变革命后，一向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他的心腹大患，必欲消灭而后快。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定要“剪除内乱，剿灭共匪”，“幸而完成此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将舍死疆场，在所不惜。1932年6月至1933年3月，宋美龄随蒋介石到武汉、庐山等地指挥反共战争。南昌行营取代了南京政府的机关，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常驻庐山。

在江西的时候，宋美龄经历过几次危险，甚至还受过伤。1933年4月，在江西抚州宋美龄随蒋介石在前线督战。那几天，她和蒋介石住在抚州中学临河的木结构3间小屋里。一天夜里，在室内安睡的宋美龄和蒋介石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枪声惊醒。“出了什么事？”蒋介石急忙让宋美龄穿好衣服，同时派遣特务员前去侦察情况。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宋美龄在寒风中冷得直打哆嗦，在微弱的烛光下披上衣服，捡出机要文件放在身边，准备在非转移不可的时候，把这些文件烧毁，以免落入他人手中。

当时的宋美龄十分紧张，掏出手枪坐下，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冲出去，就准备和蒋介石一起自杀。蒋介石命令全部卫队环列成一个圈子，准备万一真的被红军包围起来时，好冲杀出去。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十分恐惧，因为抚州城防空虚，守卫抚州的只有蒋介石的几百名卫兵。

一小时后，蒋介石得到消息：原来是守城门的哨兵被红军吓破了胆，在黑暗中误把好几卡车蒋军当成了红军，开枪射击，双方便交起火来。一场虚惊很快过去了，守城门的哨兵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了。当时如果真的遭到红军的进攻，他们一定是凶多吉少了。事后，宋美龄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当时，心中只记挂两事：一是我们军队调动以及布防的那些文件；二则万一不测，唯有举枪自毙，出之一死。”

还有一次是在冬季，宋美龄在前线寻找材料写战地报道。一天早上，她正在驻地写自己的《从军记》，一路突围的红军转到蒋军的后方，双方在凌晨时分发生了遭遇战。一时间炮弹雨点般落在周围，宋美龄和蒋介石急忙躲进屋内，拔枪在手，以备不测。过了大半天，总算枪炮声渐息，红军离去。宋美龄和蒋介石长舒一口气，走出屋来，正想看一下周围情况，拍两张照片。忽然一发炮弹飞来，带着哨响，落在右边不远处的栅栏里爆炸。幸亏身边的侍卫及时扑倒两人，才保住了性命。宋美龄被气浪冲倒，一片炮弹皮击中她的小腿弯部，顿时鲜血直流。宋美龄随后被送往南昌的医院。

此外，有一次在到南昌的路上，因为赶夜路，宋美龄坐的吉普车在山路拐弯的时候撞上了大树。不过她倒是没有受伤，一位侍从官被摔伤，断了3根肋骨，住进了医院。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2）

虽然遭到过不少危险，但宋美龄还是不改初衷。如果换了别的普通女子，或者是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家的女子，处在“第一夫人”的位置，或许会觉得留在南京或庐山享清福更好些。可是，宋美龄却不这样想。她坚持要和蒋介石一起到江西去“围剿”中央苏区。

这或许是她的特殊性格决定的，从小她就喜欢接受新鲜的挑战，不甘于过平庸的家庭生活。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中央苏区。10月16日，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队进入红色区域后，“剿共”总部发出命令：1.红区壮丁，一律处决；2.红区房屋，一律烧毁；3.红区粮食除分给“铲共义勇队”，搬运出红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经过了前几次的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在苏区大肆烧杀。

10月19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从南昌行营出发，到达临川督战。11月9日，宋美龄随蒋到达吉安，她率领救护兵和江西一些官员，以及上层家庭的妇女到前线慰问蒋军伤员。她在给美国的一位友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虽然生活很艰苦，同我们的军队一道进一步深入内地，但我还是感到很愉快，因为我身体健康，很有耐力，这样，我能和他（指蒋介石）在一起，并出些力，如果我在家里坐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要等待很久才能团聚。所以我总是决定和他在一起。”

11月，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闻讯，生怕红军和十九路军采取联合行动，使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便于1933年12月中旬，调派人马向福建进攻，去消灭福建人民政府。同时对苏区暂时采取守势，加构堡垒，加紧封锁，以掩护“入闽军”东进。

1934年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到福建督战。他们从杭州动身，乘飞机和汽车到达浦城。早年的宋美龄晕机，为此蒋介石特地将机上的固定座椅拆了几个，为宋美龄摆了一张卧榻。宋美龄就横卧在机上特设的睡榻上。一下飞机改乘汽车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当时的中国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的安全环境恶化，蒋介石因此特别为宋美龄配备了卫队，一路保卫她。宋美龄克服自身困难，坚持坐飞机。不过她走南闯北，却也要带上护士、秘书和男女仆人，还有卫士副官等，同行的总是浩浩荡荡一大帮人。

这次出巡福建，正好在圣诞节前夕。同去福建但出发稍后的还有一架飞机，委员长侍从秘书汪日章、德国顾问斯泰奈斯、美籍飞行师史密斯、电务员3人、宋美龄的女秘书1人、厨师2人等多人乘这架飞机，他们携带着文件，还有宋美龄准备圣诞节食用的1只烤好的火鸡。因飞机发动机失灵，迫降在距景德镇20里外的地方。圣诞节要到了，厨师只好将宋美龄过节用的那只火鸡分给大家吃了。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3）

一星期后，蒋介石乘坐军用飞机到建瓯去指挥作战。当时正是隆冬时节，乘坐飞机寒冷而又危险，蒋介石怕宋美龄的身体吃不消，就让宋美龄一行人乘船到建瓯去。宋美龄带着美籍护士、女秘书、女仆各1名和男仆卫兵等，同行共有六七十人，分乘5只民船，5个竹筏前往。河道有些地方急流冲激，有的地方浅可见底。小船在急流中前进，船身时而擦过岩石，时而撞着水底的石块。忽然，宋美龄乘坐的船被撞裂了一个口子，于是人们急忙舀水，拿脱脂棉把裂口塞好。她们白天乘船，夜晚泊岸过宿。傍晚时候，身体坐得僵冻，她们便到石岸上去采集芦苇，燃起篝火，围坐在篝火旁取暖。

宋美龄登岸，极目四望，见周围到处是断壁颓垣，十室九空，满目荒凉。这本是蒋介石军队进行“围剿”，残酷烧杀留下的罪证，宋美龄却把这一切通通推到了所谓“匪徒”身上，说这是“匪徒”的杰作。

1月中旬，在蒋介石的外部进攻和内部收买之下，十九路军失败。1月22日，宋美龄随同蒋介石从建瓯乘飞机回到南京。

就在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期间，端纳进入了宋美龄的生活之中，并在此后一直充当宋美龄的私人顾问。当宋美龄还在孩提时代，端纳就已是其父亲宋耀如的朋友。端纳是澳大利亚人，大约在1897年前后，就作为报社记者来到中国，当时宋耀如还在印《圣经》，办商务印书馆。后来端纳成为张学良的顾问，前后有6年的时间，他还帮助张学良戒掉了毒瘾。1934年初，张学良在端纳的陪同下从欧洲旅行归来。蒋介石为了谋划反共战事，在杭州与张学良进行多次会晤，端纳都在场。不知不觉中，端纳逐渐离开张学良，转而为宋美龄服务。张学良在杭州拜访宋美龄期间，端纳也常与他们见面。一天，宋美龄抱了一大摞信件、报告以及建议书等文件来到端纳身边，对他说：“瞧瞧这摞儿东西！我永远也处理不完。端，您能帮个忙吗？”于是，端纳便留在了蒋介石的司令部里，成了蒋介石的顾问。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准备离开江西苏区，开始进行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对蒋介石来说，战事总算稳定了下来。10月，端纳建议蒋介石和宋美龄到各地去视察，了解民情。

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和宋美龄一起巡视华北和西北地区。

华北和西北地区地域开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是西北地区，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也是边疆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敏感地区。蒋介石视察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也有巩固统一“成果”之意。

10月4日，蒋介石在宋美龄、张学良、端纳和其他人的陪同下，下庐山到华北、西北各地视察。

他们首先到达汉口，在汉口停留的几天当中，蒋介石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和制订了“剿共”的新计划，准备对工农红军再一次发动进攻。10月1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汉口，前往洛阳。在洛阳他们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的开学典礼，蒋介石对学员发表了演说。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4）

随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于10月14日到达西安。宋美龄和蒋介石下车伊始就发表演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在宋美龄的策划下，他们还邀请在西安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参加茶话会。会上，蒋介石用汉语，宋美龄用英语分别发表了演说，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协助推广“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和宋美龄都认识到，传教士和普通的中国民众常年生活在一起，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的，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修养，因而能够说出一些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方法来。同时，传教士还有一种特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讲实话，不必像中国的地方官员那样，因为害怕上级而有所顾虑，报喜不报忧，甚至是谎话连篇，反而蒙蔽决策者。

所以宋美龄特别请求传教士们诚恳陈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代表政府保证与他们合作。传教士们受到鼓舞，能够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对话，使他们受宠若惊，于是纷纷发言，指出他们各自所在地区的弊端，并提出纠正这些弊端的一些对策。

对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此举，当时的舆论给予了好评，认为“该市所有外国传教士被邀参加茶话会，实为开明之举。”

宋美龄还单独把西安高级官员的太太们召集到一起开会，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敦促她们要关心公共事业，特别是女子的教育事业，同时不忘宣扬自己在这方面的事迹。这些太太们答允集资开设一个戒鸦片瘾的诊所。宋美龄还与她们一起参观了省立孤儿院和为贫穷少女开设的商业学校。

接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来到了甘肃省会兰州，他们参观了当地新建的羊毛厂和棉纺厂。他们还登上了兰州古城墙，并视察了当时新建的兰州黄河大铁桥。当时很多人认为兰州之行具有危险性，蒋介石和宋美龄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可能，由于张学良和端纳没有阻拦蒋介石西行，还遭到了许多南京政府官员的责难。

在兰州参观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旋即乘飞机来到宁夏，受到马鸿逵、马鸿宾兄弟的隆重欢迎，并举行了欢迎仪式。在宁夏，蒋介石一行参观了一座制币厂和一座煤矿，以示对当地发展的支持。此外他们还看了正在修建的陇海铁路支线。

离开宁夏后，一直陪同的张学良去了汉口。几天后，蒋介石一行来到古都开封。宋美龄要求与在开封的所有外国传教士会面。她派出私人代表，邀请各个传教机构的传教士参加在地方政府礼堂举行的茶话会。会上，蒋介石再次吹嘘了传教士在中国所做出的努力，他还向传教士们保证，今后不再反对和压制传教，他领导的政府的政策将会与传教士们合作，给他们的工作以自由。宋美龄用英语读了一份国外记者写的报告，来证实江西省“新生活运动”改造的真正成绩。她特别呼吁女教士们要与中国的官员夫人合作，掀起美好家庭活动。

此后，在大队人马路经北平时，宋美龄提议在北平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休整一下，因为这是教会办的医院，当年孙中山先生也曾在这所医院治过病。于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该医院住了几天，顺便让医生为蒋介石治疗消化不良症。在北平期间，内蒙古的德王、沙王等打电报邀请蒋一行到内蒙去视察。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5）

蒋介石不打算去内蒙，便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派了一位“友好”使者赴内蒙，大队人马则只到了察哈尔省的张家口，从张家口又转赴绥远。蒋介石和宋美龄在11月初乘专列从张家口抵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受到归绥省主席傅作义的热烈欢迎。在归绥，蒋介石会见了蒙古各族王公，宣扬了南京政府民族自治的政策。当时在归绥的保安措施也很严密，在市内视察毛纺厂等时都是戒备森严。

随后他们登上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再飞到太原，同时孔祥熙也从北平到了太原。蒋介石和宋美龄就在太原分别，蒋介石赶回南昌行营；宋美龄、端纳等人则取道北平、天津、青岛、上海返回南京。

华北、西北之行，宋美龄每到一个城市，她都把上层妇女，尤其是各省要人的太太们召集起来，敦促她们为“新生活运动”尽力。在演说中，她大力反对中国的传统旧习，反对名门闺秀躲在家里、深居简出，号召她们多出来参加社会活动。她号召人们远离鸦片，抵制肮脏和贫穷。她呼吁妇女要有责任感。她任命各地高级官员的夫人为“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这些紧张连续的社会活动让她对自己的政治能力更有信心。

蒋介石带着宋美龄的华北、西北之行，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行程数千里，巡视了11个省份。此行使蒋介石争取到西北将领对他的好感和支持。

此外，蒋介石和宋美龄所到之处，都同当地的外国教会拉关系，同传教士座谈，争取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同他们合作，使各地教会合作委员会相继成立，从而又加深了他们同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关系，在争取国外支持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华北、西北之行，绝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也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而是有重大的政治目的的，其目的就是炫耀他的武力统治，传播个人的所谓领袖魅力，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力，特别是在当时面临日本对华北的威胁，全民要求抗战的情况下。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后，建立了伪“满洲国”★，接着又不断蚕食我国华北地区，平津告急。蒋介石一再采取不抵抗政策，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围剿”中央苏区和各红色根据地。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普遍不满，各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一些爱国将领也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内战。

蒋介石和宋美龄此次华北、西北之行，主要目的是向当地的国民党实力派将领进行游说，说服他们合力反共。在北平，蒋介石夫妇接见了原东北军的的重要将领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邹致权等人，对他们百般抚慰；在察哈尔他们接见了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了傅作义和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了杨虎城、马鸿逵等。

蒋介石对这些人主要宣传的是，他不是不抗日，而是共产党在后方捣乱，拉住了他的后腿，所以他非消灭共军不行。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华北游说之时，10月中旬接到“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说红军主力开始突围，前锋已通过信丰江。于是，蒋介石于11月9日急急忙忙从太原赶回南昌。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6）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错误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宁都等地出发，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蒋介石亲自在南昌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堵红军，设了四道堵截封锁线，在湘江部署了五路军队追堵红军，并配有飞机一队助战。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在突破蒋军湘江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即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12月，蒋介石调集40万军队，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进入贵州的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和红军。接着，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2月中下旬，又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遵义，搞得蒋介石晕头转向。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与陈诚等人前往重庆，扬言要亲自督师，“雪遵义失败之耻”。宋美龄以前从未到过四川，一路上见到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对她很有吸引力。宋美龄跟随蒋介石从南昌出发到九江，再从九江坐轮船到重庆。轮船沿着扬子江上游的石滩向上航行，直到四川的宜昌。

到达重庆那天，时值下雨，宋美龄和蒋介石被安排到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住下。当时的四川地方军阀刘湘并不希望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四川，所以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蒋介石此行只带了军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

当时参谋团有2000余人进驻重庆，督导“剿匪”，实际上也插手四川的军政事务。宋美龄也在重庆进行了自己的活动，她对四川群众种植和吸食鸦片烟很不满意，所以到处发表演说或谈话，大声疾呼扫除烟祸，设法训练民众，禁止吸鸦片烟。在重庆的日子里，宋美龄劝告四川的官吏们将烟馆一律封闭，她还组织一些官太太来肃清烟祸，但因四川妇女毫无训练，连组织开会的程序都搞不清，所以，禁烟活动根本无法开展起来。

宋美龄觉得“天府之国”四川是个大有可为的地方，所以，她提倡开发当地资源，创办工厂，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可惜，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正忙于争夺地盘，宋美龄的建议根本无人理睬。

正当宋美龄和蒋介石在重庆游山玩水、兴致大发的时候，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蒋介石再次调动各路大军聚集在川南围堵红军。3月24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督师。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7）

宋美龄陪着蒋介石在贵阳住了一个多月，闲暇时他们一起到城南的清溪去散步，畅游龙门洞，观看溪水流入洞中，泻下山崖。

3月底，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突然掉头东进，四渡赤水，神速南下，突破乌江，兵临贵阳，吓得正在享受山水之乐的蒋介石夫妇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蒋介石当时虽然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但他到贵阳督师后，实际上自任了战场的指挥官。如今红军直逼贵阳，贵阳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如果红军发起进攻，蒋介石根本守不住贵阳。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调动龙云手下孙渡的部队，限令昼夜兼程赶到贵阳来“救驾”，同时命令空军连番侦察红军的活动。贵阳城防处则派兵确保飞机场及蒋氏夫妇的安全，并挑选20多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两乘小轿，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能随时逃走。

4月5日，得知贵阳东南90里处发现红军，贵阳守军人心惶惶，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心神不安。夜间，又听说贵阳城外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吓得蒋介石和宋美龄彻夜不安，赶快向上帝祈祷，求上帝保佑。好在孙渡率部连夜赶到贵阳，蒋介石大为宽慰，连声称赞孙是“真正的军人”，表示要奖赏他。因龙云担心自己的部下被蒋介石收买，极力反对。

中央红军巧妙地利用敌军间隙从贵阳、龙里间通过，神出鬼没直扑云南，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从此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月1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等人由贵阳飞往昆明，以金钱、地位拉拢云南军阀龙云，梦想在大渡河消灭红军。

飞机降落在巫家坎机场。机场上搭着彩棚，云南省主席龙云及其夫人率领男女学生及云南各界人士在机场迎接蒋介石和宋美龄。

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龙云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其客厅的宏伟、华丽有如北平的居仁堂。宾主有300余人。宴席间，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别发表了讲话。龙云还组织了数千小学生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欢迎“委员长”的提灯会，处处显得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错。

宋美龄是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初到云南，她游兴大发，在昆明游览了滇池，参观了华亭寺的佛塔，游览太华山并在万顷一碧楼上进午餐，又在三清阁逗留许久。她兴致勃勃，异想天开地要到中越边境一带的个旧市去看一下当地的热带丛林风光。于是一天下午，她率领着一大帮侍从从昆明乘坐长途汽车，浩浩荡荡南下，穿过好几十个隧道，经过许多曲折的山路，掠过无数悬崖峭壁，来到阿迷州，在一所客栈里住了一夜。宋美龄的好奇心和冒险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但终因身体不适，只好返回昆明。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8）

蒋介石在昆明督师3个星期，终以失败而结束。红军已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5月22日，蒋介石飞往贵阳，再飞重庆。

7月上旬，蒋介石又在成都陕西街设立行辕，妄图消灭进入川康的红军。宋美龄觉得成都可供游览的地方不多。因为城内街道狭窄，人流拥挤，所以，宋美龄喜欢到宽阔的城墙上去散步。她站在城墙上，极目四望，看河流旁边转动着的水磨和田间劳作的农民。宋美龄对成都街道两旁的小手工艺品商店很感兴趣，她认为这些小手工艺品，制作精巧，价格低廉，是值得大力提倡、推广的。在成都的时候，她还特意去看了川剧。当时正在大力提倡“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也穿了普通的衣服来到成都有名的“新又新”剧场。她看到前排一个包厢空着，就坐了进去。不一会四川军阀范绍增的姨太太们来到包厢，见宋美龄穿得普通，就吵着要她出去，引起纠纷后宪兵到场。宋美龄亮出身份，吓得对方连连道歉，宋美龄命令剧场停演，发表了简短的讲演，谴责军阀专横，号召大家积极参与“新生活运动”。从此“新又新”剧场全部改为对号入座。

7月中旬，因天气炎热，宋美龄和蒋介石乘汽车来到峨眉山避暑。一路上，渡过浪大流急的岷江，穿过富饶美丽的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来到峨眉山麓。

到了峨眉山脚下，他们改乘轿子登山，观赏两边的山景。晚上住在半山腰外国教会建造的西式洋房里。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川、黔、滇游山玩水的时候，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于5月29日飞夺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接着又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走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11月21日至22日，在直罗镇全歼蒋军109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攻，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时，得知红军已越过川康草原，无可奈何地慨叹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蒋介石这次带着宋美龄在西南3省围追工农红军没有战果，但是在贵州的时候倒是顺便把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地盘给吞并了。蒋介石制服“贵州王”王家烈，实现对贵州军政的控制，宋美龄在此过程中还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西南各省实力派依然是各自为政，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服从中央指挥，所以，消灭当地的异己实力派，实现政令、军令统一，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标。由于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实力较强，蒋介石就把目标先放在了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身上。

在西南诸省中，贵州的军阀力量一向是最为薄弱的。过去，老黔军的传统政策就是联省自保。王家烈派甘凤章为长驻代表以联粤，派张蕴良为代表以联桂，派胡茕为代表以联湘，派毛月秋为代表以联滇，派徐大伟为代表以联川，由此编成了一张外有粤桂湘滇川，黔居中央的扇型安全网络。近些年来，贵州政治腐败，内部矛盾重重，但因为和周边各省军阀的关系比较平衡，所以一直也能自保。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9）

贵州地处僻远，不服中央调遣由来已久。只因鞭长莫及，蒋介石一直无力实现对贵州的实际控制。但这一次，在“剿共”战争期间，正当中央军在云贵川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蒋介石感到胜利在望之时，忽然听说“贵州王”的夫人万淑芬不请自来，十分高兴。

万淑芬到南京的目的是为贵州与南京政府及各省关系进行协调。当时万淑芬先往广东找胡汉民商谈，胡汉民自恃堂堂党国元老的身份，根本不把这个贵州王的夫人放在眼里，没怎么接待她。万淑芬恼怒之下，乘飞机到南京，干脆想和南京政府建立关系，依靠蒋介石的中央力量。

蒋介石可不像胡汉民那样摆架子，他马上让夫人宋美龄出马，热情款待。这些年来蒋介石征战讨伐，收买安抚，软的硬的，无所不用，同时也利用对手夫人们的弱点采取“迂回”战术，善于交际的宋美龄不光能拉拢像韩复榘等将领，对付夫人们也很有办法。当下宋美龄心领神会，又是设宴招待，又是陪同游览，十分热情，很快就赢得了万淑芬的好感。万淑芬把宋美龄与胡汉民的态度一对照，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两位夫人先结成了“同盟”，一个表示有什么需要贵州方面帮忙的事，一定尽力而为。另一个则说，南京方面需要帮忙斡旋的，一定倾力相助。

第二天，宋美龄根据事先商定，安排万淑芬与蒋介石见面。会晤中，蒋介石笑容可掬地对万淑芬表示欢迎。随后又说了一大通中央如何信任王家烈、如何寄希望于贵州军民的话。蒋介石走后，宋美龄又详细地说明了蒋介石对贵州的态度以及对王家烈、王夫人的看重。万淑芬深信不疑，连连表示：“我这次回去，一定让贵州听委员长的。”不久，万淑芬带着蒋介石赠送的200枝连发炮和宋美龄给的1万块大洋，洋洋得意地返回了贵阳。

王淑芬回到贵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王家烈，蒋介石委员长和蒋夫人对他们深信不疑，非常友好，开导王家烈多听委员长的。王家烈却认为，贵州要想自保，必须有邻省的帮助，贵州势单力薄，为老蒋而得罪邻省，并不一定合算。万淑芬一方面大讲联合南京的好处，一方面又离间桂军和川军，提醒王家烈小心。在夫人的劝说下，王家烈也渐渐心动了。

于是，通过万淑芬，蒋介石打通了和王家烈的关系。贵州也不再以西南的联省自保为轴心，而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指挥了。不久，王家烈和邻省各实力派逐一冷淡甚至翻脸，然后帮着蒋介石追堵过境的中国工农红军，半年厮杀下来，元气大损，内部更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蒋介石趁其新败，立即让薛岳领兵入黔“支援”，进行“剿共”。

东征西讨跑遍全国（10）

看到蒋介石派来军队，王家烈感到有些不对劲，同时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让王家烈赶快把部队集中到黔南一带，与桂军廖磊部取得联络，共同堵截中央军。

这时，宋美龄给万淑芬拍来电报，说是她要和蒋委员长来贵阳表示慰问。王家烈刚要调兵遣将，对抗入黔的中央军，就遇到了夫人的阻拦。眨眼之间，薛岳率领大军进入了贵阳。随后薛岳就开始接管贵阳城防，拉拢收买王家烈的部属，派人收集王家烈反蒋以及各种贪赃枉法的材料，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南京政府也开始断绝王家烈的财政供给，不发军饷给王部。

跟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来了。万淑芬亲自前往委员长行辕，邀请宋美龄去螺丝山游览阳明洞。宋美龄当场满口答允。可是到了约定的日子，万淑芬等得望眼欲穿，也不见宋美龄的影子。万淑芬着急了，差人去催请。结果，回话是蒋夫人身体不适，今天不来了。

当时在场的多是富有经验的贵州省要员夫人，一听这个回话，顿时预感到大事不妙。新黔系开创者周西成的遗孀钱夫人克制不住，一把搂紧万淑芬痛哭起来。

当时王家烈的处境极为糟糕，在前线屡遭红军痛击，自己老巢又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占领。就在宋美龄拒请的同时，蒋介石把王家烈叫去，板着脸说：“绍武兄，你把省政和军队都搞得一团糟，我来贵阳没几天，日日都有部下你的告状，说你克扣军饷。这样吧，我看你这支队伍也带不下去了，25军的番号就此取消，你可以马上跟张汉卿副总司令的飞机一起先去汉口，再转去南京，到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吧。”王家烈知道蒋介石在夺自己的权，苦于贵阳已被蒋介石的军队掌握，无力挣扎，只得哭丧着脸表示默认，随后辞去了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的职务，离开贵州老巢到武汉赋闲职。

按照原先的策划，陈诚主张把王家烈杀掉，斩草除根。经过考虑，蒋介石没有采纳。他担心25军的几万部众由此而发生骚乱，因而决定以稳妥的方式，平和地解除王家烈的兵权，并给他旅费3万元。从此作为一个独立军阀系统的黔系不复存在。

就这样，蒋介石借王家烈夫人万淑芬的手除掉了王家烈，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贵州。而宋美龄拉拢万淑芬也立下了头功。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1）

“新生活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场全国性运动，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发起。号称要改造社会道德和国民精神，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它是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遍及全国的“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

宋美龄在陪伴蒋介石征战疆场时，亲眼看到了人民困苦艰难的生活状况，所以此举的目的是想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改造中国社会，在中国开展社会风气改造运动。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下，劳苦大众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再提“新生活”只能是一种奢望。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

宋美龄婚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陪蒋介石进行各种活动，担任其私人秘书，但很快就在一些事务中开始独当一面，发挥其管理才干，在抗战爆发以前，她主要抓的几项工作就是遗族学校、“励志社”和“新生活运动”。

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在南京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专门招收在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自辛亥革命以来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牺牲的先烈后代，以慰英灵。当时常委会决定由宋庆龄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蒋介石、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何香凝、宋美龄、王文祥等人为该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

第二年的10月，学校在南京的中山陵园建成，原筹备委员会改称校董会。当时宋庆龄在参加完孙中山的移灵活动后就离国，在欧洲从事国际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所以遗族学校从筹备到成立到最后解散，一切校务问题都是由宋美龄负责的，她一直是遗族学校的常务校董。

遗校筹备时，宋美龄新婚不久，蒋介石对她说：“二姐在国外，学校的事交给你管吧！”从此她就把校长的责任担当起来。

遗族学校开办后，宋美龄和蒋介石还是很关心这所学校的，尤其是宋美龄，更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项事业，很热心地参与各项管理，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

宋美龄亲自抓学校的校务管理，她说：“我对于遗族男女两校，既然负着责任，总要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所以我对两校的校务，完全由我负责进行。”当宋美龄不在南京时，则由两校讲座委员会随时讲座校务及其他各项问题，并执行管理监督权，而后向宋美龄汇报，学校的重大事情都要由宋美龄决定。

平时宋美龄每星期至少去学校3次以上，处理校务，研究问题。她常常陪同蒋介石到校视察。往往两辆小汽车同时到校，前一辆是蒋氏夫妇，后一辆是便衣卫士。两人总是会向有关人员提出不少问题，所以一般的校务都很规范。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2）

遗族学校的创办经费，起初是以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作为学校的经费。还在中央常委会决议之前，学校筹备处就开始申领这项经费。由于宋美龄本人和多位国民党要人都是校董会的成员，学校的经费增加很快，经过公开劝募之后，竟然多达50万元以上。那时的南京政府也十分支持这所学校，每月的日常经费多达5，000大洋，后来又增加到每月1，2000元，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学生的待遇更是十分优厚，凡是入学的学生，因为都是遗族子女，所以学费一律免除，并且还由公家供给一切的生活用品。

宋美龄在美国的时候也选修过教育学，虽然一直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但却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加上蒋介石本身给她的关于军人教育的一些观念，所以这所遗族学校就成为宋美龄的美式理念和蒋介石的日本军校教育模式的一个混合体。

宋美龄把校舍选择在环境优美的孙中山陵园里。在新校舍建成前，先在南京城内租屋开办。校舍于1929年10月建成，地址正好就在中山陵园的中心，前有紫金山，后有环城河，右边是中山陵墓，左边是明代孝陵。校园内松柏成荫，还有农场千亩，四季花开不绝，春夏果蔬盈园，环境十分幽静。学校成立之初，是男女合校的，后来又在南京市内羊皮巷总司令部旧址设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专门培养遗族女子，女校有学生150余名。

宋美龄虽没有教育的实际经验，但对教育问题还是颇有见解的，如对某课文中所述遵照孙中山先生“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思想观念，实施做、学、教合一的理论，她很欣赏，将其译为英文，作为她接待外宾时宣传讲解的内容。“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是遗族学校的基本校训，也是宋美龄最喜欢对外人宣传的优点。她自己就说过：“我向来主张教育不但只是重视精神的训练，而手足的活动与一般的生活，也要同样的注意，尤其是对于革命先烈的子女，更要养成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力，使他们了解生活价值。”她还曾经要求学校的学生自己动手设计校舍，以体现此一校训。

1930年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美国人林白克来校参观，听了宋美龄的介绍，称赞遗族学校为当今“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宋美龄得此嘉许，引以为荣，她重申：“我希望他们能够具有中国旧道德和现代新知识，发展蓬勃的精神，高尚的志趣，成为建造新中国的柱石。”

宋美龄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要求他们为国家而努力学习，她曾向学生说过：“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父兄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是政府应该教养你们的；要知道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的，还有几千几百倍遗族的子女，都没有机会来进这个学校，你们仅是少数的幸运者，得到政府的优待，你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些贡献，来报答政府培植的厚意。不要变成只会享受不能服务的寄生虫，才不辜负受遗族教育的光荣呢！”

学校还实行军事化管理教育，注重对学生日常和个人清洁卫生习惯的培养。每逢学生吃饭的时候，食堂里每张桌子都有教师专门检查，要学生注意吃饭时的姿态，养成良好的风貌和习惯。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3）

高年级学生以生产教育为基础，以学习农业技术为中心，要求学生学会新的耕种方法。女学生，从五六年级起，就给以家事训练，教以缝纫、织袜、刺绣、编织、造花、玩具制造等手工艺；男生则要学习木工、竹工、石膏工等等。

遗族学校的童子军颇出风头，学生汤护民1935年曾代表中国童子军出国参加美国童子军25周年纪念大会，1937年汤护民又代表中国童子军到欧洲荷兰参加世界童子军第五次露营大会，并为代表团的队长，在录选考试中汤获得第二名。宋美龄得此喜讯，非常高兴，汤回国的第二天，宋美龄立即传见，慰勉有加。

宋美龄在南昌时，曾参观过江西的农村服务区，在南京时曾接见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为了让学生的社会实践更深一步，她决定在遗族学校也成立学生乡村服务团，以学校四周乡村，即中山门外苜蓿园到孝陵卫各乡村为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有文化、卫生、“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及娱乐等许多项目。文化方面设有平民学校一所，进行农民的扫盲工作，儿童班在白天上课，成人班晚上上课，教师由遗族学校的高中学生担任，请老师作辅导，解决教学难题，提高教育质量。卫生方面在孝陵卫开设诊疗所，为民众免费医疗。诊疗所的医师由中央医院医师担任，护士由遗族女校曾受过护士训练的学生担任。

宋美龄还利用遗族学校的力量推行“新生活运动”，组织学生在要道站岗检查或进行家庭访问。娱乐方面由“励志社”经常在遗校大礼堂放映电影，欢迎民众观看。服务团由宋美龄直接领导，每月汇报一次，有一次她还特地通知卫生部部长刘瑞恒、保健司司长金宝善来参加汇报会，解决服务团药品供应和医疗技术指导等问题。服务团由于宋美龄的重视，有关机关的热心协助，一度搞得轰轰烈烈。服务团自1935年开始工作，到抗战初学校停办才结束。

宋美龄对建筑遗校同学会会舍大力支持，除筹拨大量经费外，还将她立法委员的月薪600元，捐给学校作为同学会建筑费用。她在研究同学会房舍建筑的一次会上，要求由同学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以体现手脑并用，教育实践结合的思想。

当时，宋美龄主持了筹建会议，成立了同学会会舍建设工程处，进行工程的筹备。被任命为工程处主持人的汤鹤松后来说道：“我和同学们都没有学过土木建筑，房子怎么盖，毫无所知，但蒋夫人的命令难违，我们几个同学只得到图书馆找资料，到别人工地去参观，读了很多有关建筑工程的书，经过好长时间，才摸索出建筑设计的一些门道，向蒋夫人作了报告。她看了很高兴，称赞我们一番。然后介绍我们去基泰工程公司找关颂声请教（关颂声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建筑工程专家）。承他热心指导，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叫我们修改后再送审核。半年后，抗战爆发，因此停工，没有建成。但我在这次自建同学会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建筑工程的知识和经验。”

遗族学校抚养烈士遗孤（4）

抗战开始后，遗族学校被迫停办，但学生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在大后方的时候，初、高中的在校学生在贵州省铜仁县中学和国立三中读完初中或高中，已经毕业有志深造的，可以有助学金升大学的机会，没有工作的也都安排了工作。

即使是在抗战时期，遗族学校的毕业生在大学里每学期的成绩报告单宋美龄都要过目，亲自决定每年助学金的金额。有一次她陪蒋介石从重庆到成都，对在西南联大学习的遗校学生一一接见，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抗战胜利后，宋美龄还把大学已毕业的遗校学生都安排在遗校的各部门。像金陵大学农科毕业的汤鹤松被安排为农场的主任，王育民为牛奶场场长。她在和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时表示，把遗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安排担当各种事业，是她一生中最快意的事。

遗族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宋美龄定居美国之后，每年到了当年遗族学校的校庆日这天，还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生日那天，有些旅居美国的遗族学校学生都会去宋美龄的住处探望她。遗族学校的学生都亲切地称她为“妈妈”。

遗族学校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主持公益事业的一个起点，以此为基础，宋美龄在中国的“童子军运动”、“农村服务运动”、“新生活运动”和抗战时期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做了不少的工作。

除了管理遗族学校，宋美龄还对蒋介石家乡的学校建设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蒋介石准备扩建溪口的武岭学校，既作为对乡里的贡献，又可以为自己培养可靠有用的人才。宋美龄曾具体提出不少意见，比如她要求学校要包括农科中学，完全小学和幼儿园三部分，并附设武岭医院。宋美龄的思路主要是仿照外国的乡村学校模式，以学校为中心，把溪口镇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都包括进去，像医院、图书馆、消防队、电影院和公园等。

当时学校校舍的布局和设备都很新式，卫生设备一应俱全，还备有招待来宾的客房。从学校设计开始，宋美龄可以说是对所有事情都加以过问，连教室门漆成什么颜色都是按照她的意见。学校建成后，无论外观和内部设施都很不错，蒋介石和宋美龄还亲自到校仔细检查。武岭新校舍落成时，正逢蒋介石44岁生日，宋美龄陪蒋介石回溪口，还提前几天就安排人布置庆祝事宜，按照乡俗耍龙灯，放爆竹，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番。

“励志社”培养黄仁霖（1）

宋美龄负责主管的另一个组织是“励志社”。它本来是蒋介石的一个军官俱乐部，但在宋美龄接手后又带上了一些基督教的色彩。

“励志社”的全称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正式成立于1929年1月1日。当时蒋介石二次北伐告成，全国“统一”，为了使自己的嫡系军队能够保持早年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更好地维护他的南京政府统治，就希望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来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军官。

早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就有所谓的黄埔军官道义所这样的军官俱乐部，目的在于提高士气，加强课外的政治思想教育。

宋美龄结婚后住在南京时，很多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来拜访他们的前校长蒋介石。他们当时都已是蒋介石的嫡系，宋美龄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聊天。许多人都抱怨在南京的时候除了待命奔赴前线外，平时无处可去，也没什么可消遣的。于是宋美龄向蒋介石建议为军官们办一个俱乐部，就像“军人之家”这样的组织，发展一些高雅的休闲活动。蒋介石当时正想着搞这么一个组织，好让军官们在公务之余也能接受自己的控制教育，就批准了建立军官“励志社”。

为了宣扬自己的“革命观念”，蒋介石还为“励志社”的成员制定了一句格言：“立人立己，革命革心”。

除了这句格言外，蒋介石还颁布了十条戒律，要所有的成员一体遵行。这十条戒律是：“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而这些戒律和清规正表明了蒋介石想要通过“励志社”向黄埔军官和自己的嫡系“灌输道德，提高精神”。

虽然蒋介石的本意是让“励志社”成为让军官和黄埔学生“养志”的地方，他希望“励志社”是一个能端正军中风气的场所，但是在宋美龄的主导下，“励志社”很快成了一个基督教色彩极浓的场所，后来又因局势的发展而演变成一个为外国援华部队服务的机构，到了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励志社”则成了一个主要为蒋介石官邸日常服务的机构。

宋美龄一直掌握着“励志社”的主要人事权，培养了一些自己的亲信。蒋介石虽然是社长，但他政务繁忙，根本没有精力过问“励志社”的事情，所以“励志社”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宋美龄和她的大姐夫孔祥熙的手里。

“励志社”的首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上校。当时孔祥熙任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朱懋仁是下属的实业司司长，不久就因为工作繁忙，把总干事的职务交给了黄仁霖。

黄仁霖可以算是宋美龄的嫡系。他早年留美，回国后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也是基督徒。因为孔祥熙也曾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工作过，所以在当了部长后，就把黄仁霖安排了位置。黄仁霖的岳父余日章★曾为宋美龄和蒋介石主持过婚礼，当时宋家原来请的江长川牧师不肯主持，在宋家为难之际余日章慨然答应，所以宋美龄也就很照顾黄仁霖。

“励志社”培养黄仁霖（2）

黄仁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本身也是基督徒，到“励志社”任职后，对蒋介石提出的那些和基督教清规戒律相似的规矩执行起来并无困难，受到了蒋介石的好评。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有通知下属就突然来到了“励志社”，正巧亲眼看到社里的每个干事在黄仁霖的带领下，都卷起衣袖在做清洁工的工作，他们都很满意，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蒋介石后来在大会上说：“我亲眼看到这位总干事黄仁霖同志以及他的同事们，用扫帚和拖把来打扫清洁这个地方，他们亲自动手做这种工作，是个好的榜样。我要把这种精神，灌输到你们军官和学生的身上，以及各个军营中去。”接着，宋美龄也表扬了一番，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政府公务人员，收入微薄，而能做这样勤奋的工作。你们‘励志社’同仁都是谨慎而节省的，你们用一块钱去做两块钱的事。愿你们好好保持着这种精神。”

黄仁霖留过学，又是基督徒，所以很会揣摩宋美龄的心理和喜好，花心思搞了不少创新，使得“励志社”有很浓厚的宗教和西方色彩。

当时宋美龄一直对国内一些不讲卫生的习惯很不满。为了让军官们养成不随地吐痰的习惯，黄仁霖就交代下面的人，在每扇门的背后都放一个小拖把，只要有人进了“励志社”的大门还随地吐痰，就有“励志社”的工作人员用拖把马上把地上的痰拖干净，然后再对吐痰的人加以劝导。日子一久，便再也没有人好意思在“励志社”吐痰了。黄仁霖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对军官们的衣着和仪表是否整洁很重视，特地在“励志社”门口放置了一面镜子，镜子的旁边还悬挂了一则标语，写着“整衣冠”。在“励志社”，好多军官和黄埔学生学会了如何遵守现代礼仪和卫生习惯。

此外，黄仁霖还引进了国外的一些饮食起居的方法。他把在美国留学时看到的自助餐搬到“励志社”来，结果这种吃法很快受到欢迎，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种用餐方法，并且逐渐在国民党军官中流行开来。“励志社”当时还引进了西方的淋浴方法，黄仁霖特意在浴室里设计了一套只能装5加仑水的桶子，既能让社员享受淋浴的滋味，又不浪费水。正因为有这样的西化风格，后来它也就承担了为外国援华部队服务的任务。

“励志社”成立还不到半年，就遇到要为孙中山先生移灵的工作，也就是把当时暂厝北平西山碧云寺的灵骨移葬到南京紫金山新建的陵园内。蒋介石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励志社”，黄仁霖具体负责实施，孔祥熙是总指挥。孔祥熙除了和“励志社”的关系，还因为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时，曾捐赠了5万大洋，为孙中山购置了一口铜棺，所以蒋介石就让他当了奉安大典的总干事。当时的移灵是全国瞩目的一件大事，由于“励志社”的全力以赴，总算圆满完成。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很是满意。

由于黄仁霖懂得对宋美龄的讨好，“励志社”后来越来越成为专为蒋介石官邸日常服务的组织了。尤其是在重庆时期，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住所要看电影，就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他们外出拍摄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专门负责，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油画肖像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如果要在官邸进行宴会，就由“励志社”负责中西餐的配制，而且“励志社”的戏剧股和音乐股还负责宴会所需的表演。

黄仁霖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时，总是以第一副官的身份在场指挥佣人布置并处理一切。他对宋美龄十分恭顺，深得蒋氏夫妇的宠爱，可以直接进出蒋介石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的时候还要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1）

除了“励志社”和遗族学校，宋美龄还花很大的精力参与了“新生活运动”，并成为该运动实际上的决策者和推动者，从而在这场运动中大出风头，让全国人民看到了这位“第一夫人”的政治能力。

“新生活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场全国性运动，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发起，号称要改造社会道德和国民精神，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它是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遍及全国的“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是源于宋美龄最初想要改变江西当地脏乱环境的提议。当时宋美龄和蒋介石在江西实地考察苏区“剿共”回到南昌后，宋美龄看到南昌市容又脏又乱，市民不太讲卫生，便建议蒋介石指示南昌的地方政府重视做好城市的管理和抓好卫生及文明工作。

宋美龄从小生长在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10岁又到美国留学，20岁回来后已经十分洋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仅局限在几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的表面印象，对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没有亲身的经历。自从与蒋介石结婚后，她陪着蒋介石“走南闯北”，对中国落后的面貌有了切身的了解，亲眼看见了人民困苦艰难的生活状况，就有了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改造中国社会，在中国开展社会风气改造运动的想法。

此外，1933年夏天，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曾与一批美国传教士座谈中国的社会问题。传教士提出，南京政府如果想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更多贷款，就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对南京政府有好感。同时，传教士们又建议，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不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宋美龄很同意传教士关于在中国搞一个“新政”的建议，此后一直在思索从何处着手进行这样的一个改变中国福利事业现状的计划。

由于福利事业牵涉到政府的财政状况，宋美龄很快发现难以轻易让蒋介石同意此事，于是准备从改善卫生状况，改变国民的不良生活习惯等花钱少、见效快的方面着手。

在南昌，她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后，蒋介石表示赞成，立即指示下属：“南昌市民污秽不堪，市容杂乱不堪。如此市风，何以为行营所在地？若让异域报道出去，不是丢尽了我们的脸面？”他要求“南昌所有机关、团体、商店、学校，自即日起必须整理内务，搞好清洁，改善环境，振奋精神。”

同时，蒋介石在秘书杨永泰的建议下，他又想到了用中国传统旧道德中的礼仪廉耻之说改造国民精神，于是决定把它搞成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当时的蒋介石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暂时压服了各路新老军阀，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却仍是他的心腹大患，于是他开始一心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对外声称中国还不能抗日，特别是在国力被内战削弱耗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蒋介石对红军发动“围剿”，发现蒋军占领苏区的一些地方很不安定，他感到苏区人民的思想都被“赤化”了，意识到除了采用镇压的措施之外，还应该对江西苏区的人心加以“改革”。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2）

此外，蒋介石已在与各路新旧军阀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想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按中国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在南昌行营的秘书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春秋时代管子治齐，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提倡礼义廉耻即可改变“人心风俗之颓败”，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蒋介石和宋美龄都看到了当时世界各国正在发起各自的运动来应付世界经济衰退，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个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经济政策，中国似乎也有必要发起一个新的运动。

就这样，由宋美龄最初提出的改造江西落后环境和生活习惯，再加上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宣传加以抵制，不断清除共产党影响，维持自身统治的需要，促成了这场由江西开始，蔓延全国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2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孙总理纪念周，发表了由杨永泰起草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他说：“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蒋介石并在当地讲演，说：“我去年初来的时候所看到，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

他还说：“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炼勇气和增强敏捷性，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耐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为民族而牺牲。”

2月29日当天，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同时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亲自担任指导长，宋美龄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领导人。

如何开展这一大规模的改造运动？蒋介石根据宋美龄和智囊的建议，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整个运动分为“训查、设计、推行”3个阶段。先由“规矩”和“清洁”开始，要求由自己做起；其次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做起；最后，由机关团体推及公共场所。通过身教、口教配合图画、电影、宣传等等各种形式展开。

宋美龄为了争取外国对她和蒋介石实施的“新生活运动”给予支持，在美国和上海的英文报刊，连续发表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文章。1935年6月，她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中国的新生活运动》，1936年10月10日，她又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舆论的形成》，同时她还为纪念“新生活运动”两周年和中华民国成立25周年发表《新生活运动》一文，反复地解释“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以及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动机。通过这些宣传，宋美龄首先扩大的是自己在这个运动中的影响。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3）

“新生活运动”先在江西南昌开展，然后推广到全国。3月17日，在南京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后进行游行，以壮声势。接着各省各县也相继成立分会或支会，由各省主席担任分会会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也在各省设立分会，由各省省主席的夫人担任领导人。一时间全国上下热闹非凡。

宋美龄重视妇女的作用，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妇女新生活运动队”，每个机关成立一队，负责检查各地区环境的清洁与卫生。宋美龄特别倡导在许多大城市和乡镇成立“识字班”。因为她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而妇女的潜力是不容忽视的。她撰写“新生活运动”的文章时强调：“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及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算是进步的国家。”她勉励妇女同胞：“国家的力量是依着人民的力量而消长的，居人口半数的妇女，有绝对的理由得为国家出力。”

“新生活运动”为宋美龄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的表演舞台，使她在当时很多外国人的心目中成了改革中国旧习惯的旗手。

除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还依靠教会去推进这项运动。她首先以南昌为试点，邀请南昌市各基督教会的教会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医院等团体代表共30余人举行茶话会，大谈“新运”的“政治意义”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号召教会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协助，大力推广。宋美龄的努力收到了效果，会后基督教会即以多种方式，为推行“新运”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

他们利用南昌卫理公会、豫章中学、葆灵女中、宏初中等教会学校作为宣传的基地，每逢纪念周，即向全体学生讲演“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并利用各校学生组织宣讲队到各公共场所如火车站、汽车站、菜市场、茶馆、剧院进行宣传，并散发各种宣传小册子。此外，各教会医院门诊候诊室，向候诊病人宣传，并向住院病人散发有关基督教及“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文件。教会还在江西当地组织了11个农村试验区，配合“新生活运动”开展工作。

宋美龄还让她在“励志社”的亲信黄仁霖向陆军医院及南昌模范监狱接洽，利用监狱展开布道宣传。事先由宋美龄借南昌皇殿背妇幼医院康成院长的住宅，召集南昌市各基督教会各传教士及教会团体负责人约30余人开会，组织所谓传教团，由南昌内地会西籍传教士博英望任团长，率领内地会圣经学校男女学员代表10余人，每星期赴南昌“模范监狱”及陆军伤兵医院布道一次。在布道中，总是讲《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劝在监的“犯人”彻底悔改，重新做人；要“安分守法”、“服从领袖”。这种布道实际上就是劝人不要革命，要像信仰上帝一样，皈依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传教团的宣传活动情况，由团长博英望每月向宋美龄作一次书面报告。宋美龄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赞赏备至。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4）

此外，还在南昌举办一个特种警官训练班，由传教士向受训警官传授接待外国人的礼节，教他们英语会话。因为在南昌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时，曾闹出过警察强迫外国人扣上西装扣子的笑话。有一次美国传教士高福绥在街上散步，交通警察过来说他领扣没有扣好。高福绥很惊讶地说：“我穿的是西装，外面领扣是从来不扣的。”因为当时中国政府还是比较尊重传教士的，警察总算没有使用暴力，只是吵闹了一下，但宋美龄认为这是对外国人的失礼，因此，在南昌办的训练班特别注重训练如何接待外国人。

后来，蒋介石、宋美龄游历各地时，都把当地阅历最深、最有经验的传教士找来，开会谈话，安排他们去推进“新生活运动”。针对教会中有人认为和政府合作搞“新生活运动”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宋美龄宣称：“教会不应再离开近代中国的发展而独自存在。中国整个的国家目标都在迈进途中，教会也应当跟她保持着同一步调前进。”

宋美龄不仅号召妇女与利用基督教会来开展“新生活运动”，还让蒋介石任命“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兼任“新生活运动”全国总会总干事。黄仁霖出任该职，固然是因为“励志社”在工作性质上与“新生活运动”比较接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相当看重，亲身参与其事。黄仁霖是宋美龄的亲信，他的总揽其事，更可使运动按照宋美龄的意图推行。

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有她自己的解释，她认为：“精神往往重于物质，所以仅仅经济繁荣，尚不足完成中国大国的地位，同时一定要提高人民道德的水准。”她还宣扬蒋介石的旧道德理想，说他“深究中国过去的历史，觉得先人遗传的良好品性，足以补救目前种种的颓风恶习，相信我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四种美德，是复兴民族的良药。”

对于礼义廉耻四种旧道德的意义，宋美龄这样解释道：“一礼，最浅显地解释，礼就是仪节。然仪节定要自衷心流露，而不是虚伪的形式。二义，义可以略释为对人对己的尽责和服务。三廉，廉就是能辨别权利界限，不侵犯别人，换言之，就是一种公私及人己权利的辨别。四耻，耻就是觉悟与自尊。”

显然，宋美龄在解释中揉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精神文明的内容，她尤其强调环境卫生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土洋结合的口号。

对于这四个原则的具体实施，宋美龄也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步先把那四种原则实施于衣食住行，换句话说，就是先实施于生活中最普遍最必需的事项，”她要用“礼”来纠正国人混乱而没有秩序的生活习惯，用“义”来教导人们随时必须帮助他人，“使他们知道倘遇不幸，不能委诸天命，有余力的人，必须把扶助他人视为应尽的义务，树立公共责任的观念，养成西方人所谓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5）

她认为妇女“有绝对的理由，得为国家出力，正像她们有处理家务的职责一样”。她希望妇女“至少要把家庭处理得清清楚楚，把家庭生活调整得井然有序，绝对摒除烟酒赌博等等一切浪费腐败的习惯。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用她们的才智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应当教她们四周的妇女识字读书”，以此来推动“新生活运动”。

当然，宋美龄知道思想改造的难度，所以认为“新生活运动”的第一步，只是鼓励大众养成有秩序的好习惯，所有居室和环境都保持清洁，然后大家的思想也会跟着纯洁了。同样地，一村一镇一市都能讲究卫生，保持秩序，到相当时候，大家旧有的一切缺点，也就能洗刷尽了。这就是宋美龄说的“从最小处着手，向最大的目标迈进”。应该说，宋美龄的这种想法带有宗教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很难达到效果。

随着运动的迅速开展，1935年4月，还在全国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分为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党部、机关、铁路等部门。这些团体多是在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命令下强迫组织起来的，其中军官“励志社”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整个指导思想的庞杂，难以贯彻，结果所谓“新生活运动”真正能实施的措施只在不随地吐痰，出门扣好衣扣等等枝节方面做文章，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运动刚推行时，下面的执行者和群众并不太理解蒋介石和宋美龄中西结合，又讲思想又讲生活习惯的一整套东西。“新生活运动”被普遍理解成改进卫生生活习惯的运动，强调诸如大褂的领子必须系上纽扣之类的规定。政府官员和警察在这些表面东西的执行上开始时的确认真尽职，公共场所，如火车站外的广场保持得十分清洁，随地吐痰和乱扔烟蒂者都要受到惩罚。

但据蒋介石的想法，这一运动的内容远不止如此，像礼仪、清洁、衣着俭朴、饭桌仪表及节制吸烟这些细节的东西，只不过是蒋介石呼吁人民所进行的最重要的精神改造的外在的东西。事实上，蒋介石的用意是，利用“新生活运动”实现自己理想中的军事化社会，使民众对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无条件地服从。因此，一切有利于蒋介石个人独裁、思想控制的东西纷纷出笼。为了提倡“礼义廉耻”等旧道德规范，南京政府1934年通令全国，规定每年8月27日孔子诞辰日为国定纪念日，各机关学校一律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同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将孔子的后代衍圣公改为大成圣先师奉祀官，享受部长级特任官待遇。颜回、曾子、孟子的嫡系裔孙也分别被命名为辅圣、宗圣、亚圣奉祀官。在倡导“新生活”的同时，思想上开展的是高度集权的运动。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混乱，蒋介石、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不会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他们把当时中国的脏乱问题归于民众思想意识的落后，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用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6）

尽人皆知，当时的中国战争连年不断，再加上饥荒和洪水旱灾，人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根本没有心思去听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如果只是做到了生活卫生习惯，不用袖子擦鼻涕，不在街上撒尿，或者不贪污受贿，生活和思想就会得到改善，只是一种空想。像运动所提倡的一些卫生知识，劳动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已经掌握，只是在过度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其生活方式无法达到宋美龄大谈的高度文明的要求而已。

到1936年，经过两年的运动，表面文章做了不少，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蒋介石于失望之余，把“新生活运动”交给宋美龄来负责，随后抗战爆发，这场运动终于无疾而终。

宋美龄曾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谈“新生活运动”的必要性，她是这样看待中国人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宋美龄不光否认战争带来的灾难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贫困生活，反而认为大众愚昧无知、刁顽险恶，把人民当成群氓，甚至当成敌人，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而提出的“新生活运动”也就失去了可行性。宋美龄对官场的批判和对有钱人的揭露是事实，但不肯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阶级本性和社会制度是其根源。

而宋美龄在自己仍然过着奢侈豪华生活的同时，要求别人过健康简朴的生活自然难以服人。当时宋美龄和蒋介石听说山东的“新生活运动”开展得不错，是北方的模范省，前往视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本来就对“新生活运动”提倡节俭生活不以为然，自己照样花天酒地，只是在下边大搞形式。得知宋美龄和蒋介石要来，故意在省政府设宴，以所谓的“新生活午餐”招待蒋介石夫妇。结果宋美龄一看这韩复榘大肆吹嘘的“新生活午餐”三菜一汤，只是白菜叶、小米饭、粉条和豆腐汤，皱着眉头，食欲全无。自己难以做到一切生活从俭，当然难以认真要求别人了。

除了主观上的原因，“新生活运动”具体负责推行的人员也不得力。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及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自身难以完全按运动的准则去做。在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地区，虽说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家庭妇女都有归口管理，可是各套班子形同虚设，只是向上应付了事。为之奔忙的都是一些别有用心、想走“夫人路线”的人。许多达官贵人、土豪富绅和警察恶霸，要么实权在手，要么财大气粗，称霸一方，执法犯法，“新生活运动”的准则根本无法限制他们。在运动的后期，即1936年，由“蓝衣社”这样的法西斯组织进行的纠风行动，已使得运动在形式上改善生活习惯、遵纪守法的积极作用都成了对民众生活的粗暴干涉。对于下层劳动人民，无非是惩治百姓、搜刮民财的一次灾难。

“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7）

比如宋美龄领导教会人员和学校学生、童子军等在大街上和火车站、戏院等公众场所宣传“新生活守则”，然而蒋介石自己的军官和士兵，在搭乘火车或到戏院看戏时，却从不排队，横冲直撞。有的军警甚至还要火车改变开车时间，等待有特权的人。

冯玉祥★就曾经指出过：“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从本质上来说，蒋介石和宋美龄大力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只是从中国的传统旧道德中找出一些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麻痹人民反抗精神的儒家经学理论，加上蒋介石的法西斯军事思想，再加上宋美龄从美国搬来的一些生活方式，加以糅合，看似中西结合，其实还是基本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思想改造”。

到了1936年底，“新生活运动”虽然没有预想的成功，遭到人们越来越多地批评，但却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带来了两个意外的收获。

首先是“新生活运动”在客观上有助于改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在宋美龄不遗余力的宣传下，以前西方人眼里只知争夺权力、四处进行军阀战争的蒋介石，通过“新生活运动”，现在成了关心民众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政治领袖。在外人看来，似乎这场由江西掀起的“新生活运动”，表明蒋介石正在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进社会福利政策；似乎中国人民经过“新生活运动”就能一步跨入无忧无虑的“新生活”，套上民主和自治的光环。西方有些善良的人们，以此呼吁当局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算是宋美龄摸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改变蒋介石形象的一项有效措施，从此加深了西方大国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且在随后的抗争时期为蒋介石赢得了实质的好处，这是“新生活运动”获得的第一个意外的收获。

“新生活运动”还使得宋美龄在全国出尽风头，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活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从此有了自己树碑立传的资本。南京城里的文武官员，对这位自1927年底与蒋介石结婚以来在政治舞台上还不是过多露面的“第一夫人”有了新的认识，看到夫人的能量远不止“夫人”名分之内，从而为宋美龄最终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打下了最早的基础。宋美龄在此之前还主要是陪着蒋介石进行一些活动，而“新生活运动”让她有了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她在全国各地到处演讲，和教会和教育界的人士沟通，召集各省高级官员的夫人，进行组织活动。许多人也开始走“夫人路线”，为宋美龄效力。

“新生活运动”在当时受到高度赞扬，出面肯定的有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有西方人士，一时间宋美龄声誉鹊起，名响四方，江西省也被南京政府列为“模范省”。

作为宋美龄本人，当然看到了“新生活运动”的局限性，有花无果，劳而无功，至多是在表面上作了一些工作，而且也没有持久的效果。这样的结果，连她自己和蒋介石都不满意，还受到官场人士和宣传界的赞扬，宋美龄自然明白这不是赞扬“新生活运动”取得了什么成绩，而是在吹捧“第一夫人”、向“第一夫人”致敬效忠的一种官场文章。

在“新生活运动”之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费大力气搞过类似的大运动。其原因是她明白像这样的运动只能造一时的声势，不能有持久的效力，一味地做这些表面文章，将会给人留下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印象。所以她后来虽然还是热衷于做社会和宣传的工作，但不再要求搞这种大而无当的全民“精神复兴”的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