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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枭雄：朱温灭唐（1）

- 乱世枭雄：朱温灭唐（2）

- 英雄立马起沙陀（1）

- 英雄立马起沙陀（2）

- “小康”之治：后唐明宗李嗣源（1）

- “小康”之治：后唐明宗李嗣源（2）

-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1）

-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2）

-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3）

-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4）

-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5）

-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1）

-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2）

-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3）

-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4）

-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5）

- 雨过天晴：步入大宋（1）

- 雨过天晴：步入大宋（2）

- 风云际会：龙虎会邺都（1）

- 风云际会：龙虎会邺都（2）

- 洛阳少年：出身军人之家（1）

- 洛阳少年：出身军人之家（2）

- 洛阳少年：出身军人之家（3）

-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1）

-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2）

-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3）

-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4）

- 高平之战：一飞冲天（1）

- 高平之战：一飞冲天（2）

- 高平之战：一飞冲天（3）

- 少壮派将星：编练殿前军（1）

- 少壮派将星：编练殿前军（2）

-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1）

-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2）

-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3）

-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4）

- 如鱼得水：初遇赵普（1）

- 如鱼得水：初遇赵普（2）

-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1）

-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2）

-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3）

-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4）

- 陈桥兵变：不流血开创一个大王朝

- 河北告急：真的还是假的（1）

- 河北告急：真的还是假的（2）

-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1）

-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2）

-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3）

-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4）

-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5）

- 密谋：选定陈桥驿（1）

- 密谋：选定陈桥驿（2）

- 密谋：选定陈桥驿（3）

- 密谋：选定陈桥驿（4）

- 密谋：选定陈桥驿（5）

- 兵变序曲：天有二日（1）

- 兵变序曲：天有二日（2）

- 黄袍加身：究竟谁在梦中（1）

- 黄袍加身：究竟谁在梦中（2）

- 黄袍加身：究竟谁在梦中（3）

- 约法三章：功劳谁属

-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1）

-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2）

-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3）

-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4）

- 市不易肆：宋朝“开国气象”（1）

- 市不易肆：宋朝“开国气象”（2）

- 市不易肆：宋朝“开国气象”（3）

-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1）

-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2）

-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3）

-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4）

-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1）

-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2）

-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3）

-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4）

-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5）

-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1）

-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2）

-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3）

-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4）

-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5）

-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1）

-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2）

-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3）

-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4）

-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5）

- 收节度使兵权：第二次“杯酒释兵权”（1）

- 收节度使兵权：第二次“杯酒释兵权”（2）

- 矫枉过正：文盛武衰（1）

- 矫枉过正：文盛武衰（2）

乱世枭雄：朱温灭唐（1）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 杜甫《忆昔》节选

大宋的历史，要从五代写起……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907），立国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轰然倒下。潮起又潮落，花开更花谢！自古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改朝换代是古代王朝政治不变的定律，是所有王朝的宿命，大唐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大唐的历史尽管走到了终点，大唐曾经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无上辉煌和荣光，却不会随之灰飞烟灭。那“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万国来贺的“贞观之治”，“太平天子”唐明皇李隆基造就的“开元盛世”，早已在诗人的笔下和人们的心中，幻化为如歌如梦的太平盛世的传奇，超越了一家一姓的兴亡成败，在历史的天空永远定位于永恒。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五代群雄们，究竟谁是真正大英雄，谁将与唐太宗、唐明皇比肩而立，“太平天子”的桂冠将花落谁家？还是大浪淘沙，重整山河待后生？毕竟，梦还在，希望就在……梦回大唐，一曲慷慨悲歌，古今传唱。

乱世枭雄：朱温灭唐

大唐谢幕，五代登场。

大唐僖宗中和四年（884）五月十四日，深夜，开封郊外四十里的上元驿。下榻于此的大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一行，突然遭到了猛烈的袭击。真相很快大白，事件的筹划者竟是大唐宣武镇节度使朱温！朱、李二人白天尚且把酒言欢，为李克用击败黄巢举行庆功宴，夜间朱温即乘李克用醉酒之机发动突然袭击，并四面纵火，图谋置李克用于死地。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从天而降的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浇灭了大火，李克用本人也及时地从醉酒中清醒过来，在养子李嗣源的拼死护卫下，狼狈不堪地冲出了重围，但他的三百余名卫队被朱温全部消灭。这就是有名的“上元驿事件”。

上元驿，作为五代的起点，被记入了历史。也许并非是巧合，六十六年后的建隆元年（960），同样是在上元驿，宋太祖赵匡胤兵变于此，最终结束了五代。只不过，那时的上元驿已经更名为“陈桥驿”了……

乱世枭雄：朱温灭唐（2）

朱温成功地打破了一个旧世界，他废黜唐昭宣帝，改国号为梁（907~923），成为五代的第一位皇帝，后梁的开国之君梁太祖。朱温建都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他的开国年号是“开平”，也就是“开创太平”的意思。但他真正开创了一个新的太平时代吗？

据说，朱温素怀大志，有志于“经营王业”，放猪出身、后来参加黄巢起义军的他，了解民间疾苦，也确实推行了不少打击门阀、减轻税赋的利民政策。洛阳地区在后梁时期，就最早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了过来。但除了这一抹难得的亮色之外，整个的后梁时期的国政多乏善可陈。

更何况，朱温虽然堪称白手起家的一代枭雄，其刚猛英断，杀伐用兵，皆不输于三国时的曹操，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急于称帝。从“安史之乱”之后，各藩镇节度使们跋扈称雄，都是各地实际的土皇帝，但他们通常并不尝试用武力推翻唐中央政府，至多是控制朝廷，力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唐末各藩镇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当朱温连弑昭宗和昭宣帝两位大唐皇帝，又贸然将唐室一脚踢开，第一个打破了这一潜规则之后，本来就虎视眈眈的天下群雄，岂能甘居其下，善罢甘休？割据太原、人称“独眼龙”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随即打出了“中兴唐室”的旗帜，割据江南的杨行密、割据四川的王建等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大多闻风响应。其实，李克用也好，杨行密也罢，这些人也都不好说是什么大唐帝国真正的“忠臣”，只不过是借题发挥，乐得挥舞朱温免费赠送给他们的“勤王讨逆”的金字招牌罢了。连他自己阵营当中的心腹大将、镇守重镇潞州（今山西长治）的丁会，当得知朱温杀唐昭宗的消息之后，也立即宣布讨伐篡逆，不战而降李克用，致使朱温经略幽州（今北京）、河东的大业功败垂成。

可以说，朱温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一天，也就是他众叛亲离的开始。这一点，倒十分类似于后来民国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命运。相比而言，当孙权遣使劝曹操称帝时，曹操当即就洞察了孙权的险恶用心：“这小子，不过是要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一笑置之。后来，他又公开表白说：“若天命果真在曹氏，那我就做周文王好了。”经过曹操多年的苦心经营，他的儿子曹丕果然就像周武王一样，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坐稳了皇帝宝座。

朱温急于称帝，不但使自己损兵折将，他的后梁政权和朱氏子孙也落了个凄惨的下场。难怪他的大哥朱全昱就当面骂他此举一定会使朱氏“覆宗灭祀”。说到底，朱温毕竟没有曹操的胸怀。

当然，朱温推翻大唐，也与他黄巢起义军大将的本色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当年背叛黄巢投降唐朝，确实是迫于形势所逼。黄巢战败之后，其余部绝大部分归附了朱温，成为朱温势力的主要骨干。由他来置唐朝于死地，也算是曲折完成了黄巢起义军的使命。

英雄立马起沙陀（1）

英雄立马起沙陀：李克用、李存勗父子

李克用和李存勗父子，则始终以“中兴唐室”为号召，与篡夺大唐的朱温势不两立，李存勗同光元年（923）称帝后也仍然以“唐”为国号，为表示与朱梁划清界限，李存勗还下令将都城由开封迁往大唐的东都洛阳。李克用死后被李存勗追谥为“唐武皇”，李存勗自己则被谥为后唐“庄宗”。

不过，李克用其实不姓李，他出身西突厥沙陀部落贵族，长期活动于代北地区，即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其祖上本姓“朱邪”，因世代效忠大唐，多次出兵勤王，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并列入了皇室的族谱。李克用和李存勗父子，遂自称大唐后裔，以大唐合法的继承人自居。

李克用因为一只眼睛长得大，一只眼睛长得小，外号“独眼龙”。他自幼骁勇善战，还利用部落当中认干儿子“义子”、“太保”的形式，纠集沙陀、突厥、回鹘、粟特等代北地区蕃汉各民族的雄杰鸠武之士，组建起了一支绝对效忠于他个人的剽悍的武装“义儿军”。

大唐僖宗中和三年（883）七月，李克用率兵南下进关勤王，以三万多一点的兵力，以少胜多，大破黄巢主力十五万众于沙苑（今陕西大荔）附近的梁天阪，杀得横尸三十里，随即一举夺回长安。经此一战，曾称雄天下的黄巢起义军江河日下，迅速败亡。李克用则一举成名，作为绞杀黄巢起义军最凶恶的刽子手，被大唐封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自此雄居重镇太原。“独眼龙”李克用和他的沙陀铁骑“义儿军”，就此成为令中原军阀们闻风丧胆的噩梦。

李存勗胆勇过人，英武更胜其父，他十一岁开始从军打仗，二十五岁的时候继父位为晋王、河东节度使，执掌河东兵权，一举痛歼了乘李克用之死来犯的后梁精锐，连其死敌朱温闻讯后都模仿曹操称赞孙权的语气，心悦诚服地慨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后唐同光元年（923）十月，李存勗力排众议，亲率精骑，置梁军的纠缠于不顾，出其不意地直取后梁都城开封，不仅颠覆了后梁政权，为朱梁、李唐二十年夹河苦战画上了句号，更是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杰作，堪称“斩首行动”的范例。

此前，李存勗已先后消灭了幽州刘仁恭、刘守光等当时的枭雄，制服了成德（治河北正定）、魏博（治河北大名）等地半独立的河朔强藩，这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华北地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他还一度统一了四川，并多次击败了契丹的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将契丹的势力牢牢阻挡在幽州之外。李存勗时期的后唐，是整个五代时期版图最大的。

更为传奇的是，李存勗以冲锋陷阵为乐，在向敌阵发起冲锋的时候，李存勗本人和全军将士往往都要齐声高唱战歌，伴随着军乐队的奏乐，真正是凯歌行进，响遏行云。这些慷慨激昂的战歌，都是由李存勗亲自吟诗作赋，亲自作词作曲，人称“御制歌”。

英雄立马起沙陀（2）

李克用和李存勗父子叱咤沙场的壮举，使他们成为五代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被尊奉为“战神”。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就是李存勗的追随者，宋太祖本人也是以李存勗为偶像，他在即皇帝位后，曾经专门礼聘了一位曾经侍奉过李存勗的宦官李承进，专门向他打听李存勗的事迹。宋太祖自己也酷嗜音乐戏曲，在军中组建了颇具规模的军乐队“钧容直”。这一切，显然都有李存勗的影子。

毫无疑义，李克用和李存勗父子是五代最出类拔萃的、最优秀的职业军人，他们统率的沙陀铁骑是五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但是，正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仅凭强大的武力，未必能打出一个太平盛世来。一名优秀的军人，若要成为称职的政治家，还必须要经过痛苦转型的过程，否则就难免在战场上称雄，却在政坛上被淘汰。李克用父子的军事生涯，可以称之完美而无愧，但他们作为政治人物却是比较失败的，甚至较之于老对手朱温也尚逊一筹。

李克用空负足以睥睨当时的沙陀铁骑，却在朱温连珠炮似的打击下一筹莫展，长期局促于太原一隅。他没能在政治上打开像样的局面，拿不出什么办法，以至于纵容士兵自行烧杀抢掠，当然难以成事。可以说，李克用骨子里只是沙陀铁骑的军头，至多只是优秀的河东节度使，而不是合格的“晋王”。

李存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虽贵为皇帝，依然百分百地保持着军人的本色，没大仗可打的他意犹未尽，或者是成天带队行围打猎，围剿豺狼狐兔；或者是变本加厉地痴迷于梨园戏曲，在粉墨登场当中寻找厮杀的感觉。他还为自己起了个艺名“李天下”，但这位“李天下”，实在是只知如何“打天下”，哪知如何“理天下”！

可以说，李存勗从来就没有真正找到过做皇帝的感觉，对军中的部下，他懂得克尽统帅职责，尽可能地重赏厚赐以收其心，然百姓疾苦、国计民生等皇帝的分内之事，他就既不擅长，更没有什么兴趣。据李存勗本人所说，他十三岁的时候就通读了儒家的经典《春秋》，还曾多次亲手抄录。但从他称帝后的所作所为看，他的这一说法，要么纯属自我夸耀，要么就仅是死记硬背，根本就未能体会到儒家经典中安邦治国精髓的一分一毫。

李存勗的夫人刘皇后则是贪财好货。为勒索钱财，她竟然腆颜认当时的洛阳首富张全义为干爹，当刘皇后穷困潦倒的亲爹上门认亲的时候，却被她命人一顿乱棍给打了出去。偏偏李存勗有“爱美人”的英雄通病，对如此一位夫人言听计从，任由她搜刮民脂民膏，还下令各地交纳的税赋贡品都要先运送皇宫内库，经由刘皇后过目挑选。如此一来，本来就一团乱麻的政府财政更加吃紧，连军饷都无法按时发放，刘皇后私人所藏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但却一毛不拔。

枢密使郭崇韬是李存勗的谋主，他在军事上是一位干才，但在政治上也十分的短视。因为姓郭，郭崇韬就自称大唐名将郭子仪之后，装模作样地以名门望族自居，还以提拔、扶植崔、卢、李、郑等为代表的“中朝士族”为己任，对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以“家无门阀”为理由拒之门外，演出了一场乌烟瘴气的门阀贵族卷土重来的闹剧。

后唐君臣行事如此，焉能不败？果然，同光四年（926）四月，李存勗就在主要由一群伶官发动起来的政变当中戏剧性地死于非命。此时，距离他灭亡后梁，才不过刚刚过去短短的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

“小康”之治：后唐明宗李嗣源（1）

“小康”之治：后唐明宗李嗣源

相比而言，李克用的养子后唐明宗李嗣源，倒是在治国理政方面颇有些建树。天成、长兴（926~933）七年之间，他开创了五代一个“年谷屡丰，兵革罕用 ”的难得的“小康”局面。

李嗣源，外号“李横冲”，沙陀人，自幼追随李克用，以“义子”的身份担任李克用的贴身亲兵卫士。上元驿事件的时候，年仅十七岁的李嗣源拼死冲杀，护卫李克用，当被逼到墙角的生死关头，李嗣源以罕见的神勇，背负着李克用跳出墙外，得以逃脱了朱温的追杀。从此之后，李嗣源就被李克用视为心腹爱将，在李氏父子军中青云直上，由亲兵卫士而卫士长，由卫士长而独当一面的大将，由大将而中书令、蕃汉内外马步军都总管，成为后唐禁军的最高统帅。同光四年（926）兵变爆发后，李嗣源受命平叛，但当他率兵迅即南下收拾残局时，却被部下们拥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此时，他已经年逾六旬。

李嗣源虽然也是起家沙陀军人，但与李克用父子相比，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李氏父子世袭酋长，是沙陀最为显赫的部落贵族，而李嗣源幼年时连自己的姓氏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名“邈佶烈”，被李克用收养为义子之后方得名“李嗣源”。李嗣源也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毕生大字不识一个，当了皇帝之后，看不懂大臣们所上的奏章，只能是让人念给他听。可见，李嗣源完完全全是出身贫贱的部落平民。早年的平民生活，加以多年充当性情暴戾的李克用的亲兵卫士的经历，都使他养成了谨小慎微、深沉稳重的性格。

身为大将的时候，李嗣源作战勇猛，战功最大，但从不争功，更不跋扈，表现得十分的低调。因此，尽管有人以“功高位重”、功高震主为理由，建议庄宗李存勗早日除掉他，而李存勗也对他产生了怀疑，曾一度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李嗣源终于安然渡过了危机，重掌兵权，靠的就是韬光养晦，让李存勗既抓不着什么把柄，又低估了他的能力和雄心。当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登上皇位之后，李嗣源一如既往地较为低调，表现得颇有自知之明。和庄宗李存勗相比，李存勗奢侈淫逸，后宫佳丽三千人，充斥着来自幽州（今北京）、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州）各地的美女。李嗣源生活俭朴，将她们大部遣散，后宫中仅留百余名老年宫女负责洒扫，年轻漂亮的都放出宫去，与家人团聚。在古代帝王当中，这一直是被视为很难得的“盛德”之举，自然也减轻了朝廷财政供应的负担。李存勗曾向功臣们竖起手指，傲气而又嚣张地说：“我从十个指头上得天下！”李嗣源却谦和地表白：“我是被大家拥戴到这个位子上的，哪里能治理天下！”李存勗擅长吟风弄月，自夸手抄《春秋》。李嗣源目不识丁，却喜欢听儒生讲解儒家经典，向他们请教和从中体会治国安邦的道理，更勇于承认自己治国才能有限的事实，放手重用冯道、任圜、赵凤等汉人士大夫为宰相。

“小康”之治：后唐明宗李嗣源（2）

冯道此人后来在历史上的形象不太光彩，但此时的冯道，风华正茂，全然没有“长乐老”的世故和暮气，他担任宰相之后，不顾高门大族们的冷嘲热讽，大刀阔斧，断然将滥竽充数的门阀子弟从朝廷中撵了出去，破格提拔、任用了一大批有才能、有见识的平民才俊之士，使得后唐庄宗以来门阀回潮的逆流为之丕变，尚不愧为“真士大夫”。任圜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性格耿直，而且精于理财，他出任宰相兼财政主管三司使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朝廷的府库都充裕起来，军民的生活也得以改善。

李嗣源充分发挥了汉人士大夫们治国理政的才华，又清除了宦官、伶人等乱政的毒瘤，使得庄宗末年乌烟瘴气的朝政，很快就焕然一新。

尤其难得的是，贫贱出身的李嗣源即使在登上帝位之后，仍然没有完全忘本，对民间的疾苦总有一份割舍不下的共鸣，一首控诉苛政重税的《伤田家诗》：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

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

就能让他泪眼婆娑，当即下令废除两税加耗等多项苛捐杂税，还专门让人把这首诗誊录在卧室的屏风上，时常吟诵；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总令他怒不可遏，痛斥他们都是罪该万死的“老百姓的蠹虫”，曾一口气下令处死了三四名州刺史一级的高级贪官……

直到一百多年之后，当宋朝史学家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时候，他仍然亲耳听到了许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关于后唐明宗李嗣源“为人纯质，宽仁爱人”、“纯厚仁慈”的佳话，于是乎挥笔泼墨，为李嗣源写下了这样一段激情洋溢的赞语：明宗“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

七年的“小康”之治，时间不算长，但其意义却无法低估。按史书的记载，后唐天成元年（926），李嗣源登基之后，每天晚上都在皇宫中焚香向上天祷告说：“我是一个胡人，只是因乱世才被众人拥戴到皇帝的位子上，但愿上天早日降生真正的圣人，为万民之主。”因宋太祖赵匡胤恰恰出生在天成二年（927），宋人在谈论这段历史的时候，这往往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范仲淹、苏轼等宋代的名流们，就异口同声地说：“我太祖皇帝应期而生。”“应期”云云，当然是神化宋太祖，不足为凭，但也不能说是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范仲淹们毕竟讲明白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正是有了后唐明宗七年的“小康”之治，不仅使刚刚经过二十余年梁、唐惨烈厮杀的民众有了一个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更使赵匡胤等新生代们有了一个还能说得上大致安宁、祥和、温馨的童年生活，能够得以健康地成长起来……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1）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

长兴四年（933），李嗣源病死，他的几个儿子争夺皇位，后唐政局大乱。李嗣源的女婿、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趁机在太原起兵，迁都开封，建立了后晋政权（936~947）。石敬瑭起家于突厥沙陀军人，实际上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后裔。至于石敬瑭称帝以后，自称为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石碏和西汉的丞相石奋之后，那就纯属典型的乱认祖宗了。

昭武九姓粟特人，也叫“九姓胡”，是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分布于今天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的古老民族。粟特人是一个商贸民族，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他们大量东移中国。定居中国的粟特人，通常以自己的城邦为姓氏，主要的有康、石、米、史、何、安等。“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幽州城就是粟特人主要的聚居区之一。宋太祖的皇后宋氏，妹夫米福德，将军康延泽、安守忠，徽宗时的大书法家米芾，也都是粟特人。其他的，像“安史之乱”的史思明、镇州军阀王镕、宋朝开国元勋石守信等，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粟特背景。

石敬瑭的父亲，名叫“臬捩鸡”，一听就是一个落魄的部落无赖。出身如此低微的石敬瑭却能够开创帝业，当然是一个枭雄式的人物。他在位的六年多时间里，据说就做到了“礼贤从谏”。石敬瑭的谋主、宰相桑维翰，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宋太祖赵匡胤就十分欣赏他，曾当着宰相赵普的面说赵普为相不及桑维翰。

但是，石敬瑭的皇位，得来的却实在是太不光彩了。他的“大晋”国号，竟然是契丹君主耶律德光赐予的；他的大晋皇帝，也是耶律德光册封的；他能够打败后唐的政府军，攻进洛阳，依靠的也是契丹的五万骑兵。

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交换，石敬瑭主动提出和答应了契丹许多极其苛刻、屈辱的条件，如向契丹称臣，每年向契丹交纳绢帛三十万匹，还要称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居于“儿皇帝”。其实，石敬瑭要大耶律德光九岁多。

最为致命的条件，是石敬瑭承诺把以幽州为中心的十六个州的土地，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都割让给契丹。这就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也叫“幽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使中原王朝丧失了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更重要的是使中原失去了险要的长城关隘。因为，“燕云十六州”一带，正是万里长城从北京至山西一线的所在地，“关山险峻，川泽通流，据天下之脊”。幽州自身的城池也十分坚固，堪称为天下之冠。

契丹此前攻击过几次幽州，都遭到了惨败。石敬瑭把这一大片战略要地拱手奉送给契丹，使得广大中原地区无险可恃，原本完整的北方防线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缺口；而契丹铁骑则居高临下，俯视华北，以幽州城为屯兵基地，进可以长驱直入华北大平原，直接威胁河南的汴京开封，退可以据城固守，以逸待劳，从而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较量当中牢牢居于进退自如的优势地位。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2）

由于“燕云十六州”是契丹凭借条约“合法”取得的，所以当后周和宋朝经略幽燕的时候，就不得不尴尬地面对石敬瑭的这一“历史遗产”，契丹辽国一方反而更加师出有名，宋仁宗时辽就曾以此为据，“义正词严”地来索取被周世宗用武力收回的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二州之地，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宋朝也只能被动地答应增加“岁币”了事。

石敬瑭为了称帝的一己私利，不惜出卖中原地区的核心利益，难怪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皇帝，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此奇耻大辱换来的皇帝宝座，当然既不会有什么荣耀，也是不容易坐稳的。道理很简单，契丹既然能立石敬瑭当皇帝，当然也就可能名正言顺地把他给废掉。不论石敬瑭如何竭尽全力地侍奉，契丹的贪欲都会水涨船高。更何况，如此窝囊的皇帝，对内怎么可能有威信可言！各地方藩镇节度使乘机异动，此起彼伏的兵变让石敬瑭焦头烂额，很快就在内外交困之中忧郁而死。

石敬瑭的侄儿即位后，对契丹略有反抗的表示，契丹立即兴兵南下，攻破了开封城，灭亡了后晋。石敬瑭的子孙都当了俘虏，被契丹流放到了东北的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附近），也就是后来金朝流放宋徽宗和宋钦宗的地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以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这是《旧五代史》当中对石敬瑭的评价，可谓盖棺论定。欧阳修在《新五代史&#8226;晋高祖本纪》当中，更是干脆没有给他写下哪怕一个字的评语。

石敬瑭充其量就是一个傀儡。后晋天福元年（936）至辽大同元年（947）的十余年间，真正强有力的人物，要属大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

契丹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兴起于“松漠之间”，即今天辽河、潢河和大凌河流域等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宋人称其为匈奴的后裔，但他们一直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和炎帝的嫡系后代。北魏时，契丹开始见诸史册。隋唐时期，契丹发展到了部落联盟的阶段，由八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的首领由八部贵族“大人”轮流担任，任期通常为三年。唐朝中央政府在当地设立了“松漠都督府”，授予契丹贵族以都督、刺史等大唐官职，管辖契丹的事务。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大乱，契丹的势力趁机突飞猛进。开平元年（907）初，大约在朱温建立后梁略早一点，契丹当时的“夷离瑾”即军事首领耶律阿保机，以世代互相联姻的耶律氏和萧氏两大族系的联盟为基础，又得到了韩知古等契丹化的汉人士大夫的谋划和支持，铲除了其他各部“大人”，取得了契丹可汗位，建立了“大契丹国”。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正式称皇帝，年号“神册”。

契丹开国后，耶律阿保机向东攻灭了当时的东北大国渤海国，又与中原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勗、幽州刘仁恭等多股势力相互周旋，纵横捭阖，以优厚的条件大量吸纳逃亡的汉人，力量愈来愈大。到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即位的时候，契丹拥铁骑十余万，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强国，已经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实力。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3）

耶律德光和后来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很相似，都是北方草原诞生的气魄宏大的英主，都是对中原汉文化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身边也都聚集着一批中原的汉人士大夫，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耶律德光不满足于仅仅当契丹的可汗，而有志于做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在唾手而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就没有强行在当地推行契丹制度，而是很有创造性地推出了胡、汉并行的“南北面官制”，即实行一国两制，在以幽州为中心的汉人地区仍然实行原来的汉制，允许汉人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发型、服饰等生活习俗，并放手重用韩、刘、马、赵等当地的汉人大族直接管理，因而很快就得到了燕云十六州多数当地人的真心拥戴。相比于后来金朝一度强迫金统治区内的汉人剃头辫发，清军入关后更下野蛮血腥的“剃发令”，耶律德光的民族政策显然是相当开明的。

正因为有在燕云地区成功的经验，耶律德光对自己坐稳中原的皇位信心十足。大同元年（947）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进入开封。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就于开封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在胡族贵族、汉人官僚们的簇拥下登上帝位，将“大契丹国”改为“大辽”，并改元为“大同”元年。

引人注目的是，耶律德光出席大典的时候，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手执玉珪，完完全全是一幅中原皇帝的装束。给《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学者胡三省就此评论说：“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其实，不仅是改服中原衣冠，耶律德光改“大契丹国”为“大辽”，意指“蕃汉一家”，与后来忽必烈改“大蒙古国”为“大元”，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淡化本民族的色彩，表示要做天下华、夷的共主。

至于“大同”的年号，更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其典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最为有名的《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大同”是儒家学说当中“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最为美好的理想时代。按照汉代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同，犹和也，平也”，大同，也就是最和谐、最太平的时代的意思。中国古代大王朝的皇帝公开以“大同”为年号，公开以“大同”为目标，辽太宗耶律德光算是第一次，也大致是唯一的一次，从中不难看出耶律德光的雄心壮志。范仲淹、王安石等宋代的士大夫们后来所打出的治国旗帜，也是复“三代之治”，即超越汉、唐，重建“大同”。从这个角度上说，耶律德光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先行者。

无独有偶，在清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康有为也曾以“大同”为标题，写下了著名的《大同书》，集中阐发他所理解的理想社会。当代的一位伟人还不无惋惜地评论其人其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4）

那么，敢于以“大同”为年号的耶律德光，他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了吗？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耶律德光起码是颇有些许体会：他一进入开封城的时候，就专门登上了城楼，任民众围观，还命人向惊慌奔走的开封市民喊话说：“我来开封，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太平的好日子。我虽然是契丹人，但也是人，大家都不要害怕！”他还曾当面向名臣冯道请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又对文武百官们自信地表白说：“自今以后，不修甲兵，不买战马，减免赋税和徭役，天下太平矣！”可以说，如果耶律德光能够把他上述的见解真正落到实处的话，由他开创一个混融华、夷，并包中原、漠北、辽东的大辽王朝，绝对不止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

按照传统的儒家的政治文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大一统”，是第一位的，也是古代政权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自古帝王，非大一统者，不得为正统”，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是由中原华夏还是边地夷胡来具体地实现“大一统”，则是第二位的。当然，胡族入主中原要取得合法性，还必须“以夏变夷”，即服膺华夏文明。相应的，“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胡族若服膺华夏文明，推行仁政，中原则要开怀接纳，彼此无间。

大同元年（947）的辽太宗耶律德光，既手握有能力一统天下的强大铁骑，又主动地“以夏变夷”，服膺华夏文明，还表示要解救天下百姓，兴致“大同”、太平，他完全有资格也有可能坐稳中原的皇帝。此前的北魏拓跋氏是如此，后来的蒙元和清朝也是如此。更何况，五代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都是由突厥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因而有“沙陀三王朝”的称呼。沙陀既然能做中原之主，炎黄的子孙“大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又有何不可？因此，当耶律德光入主开封时，冯道对他所说的：“此时天下百姓，佛再出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其他大臣也再三向耶律德光表示：“天无二日。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骗耶律德光高兴的鬼话。当耶律德光征召各地的节度使入朝表态的时候，多数的藩镇节度使们虽然各拥兵马，但也是飞马进京，争先恐后地向耶律德光上表称臣。“大同”的太平旗帜，无疑是有强大的号召力的。

可惜的是，耶律德光设想的、已经在燕云地区初步实现了的“蕃汉一家”的局面，并没有在中原大地如期出现。在短短一两个月的蜜月期之后，中原各地反而很快是烽烟四起，驱逐契丹人的民众暴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面对雪片一样飞来的告急文书，耶律德光懊恼地说：“我没有想到中原的民众竟然如此难以治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当中驳斥道：“中原的民众，困于契丹的陵暴掊克，才起而为盗，哪里有什么难以治理的！”

草原天骄：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大同”梦（5）

显而易见，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耶律德光本人的失策、辽军以占领军自居的凶暴和倨傲，无疑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耶律德光后来在撤退时总算是恍然大悟，他总结说：“我此行有‘三失’，一是纵容士兵掠夺粮草，二是搜刮市民私财，三是不早放各节度使还镇。我有这‘三失’，中原百姓都背叛我是很应当的。”这个说法，倒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实事求是式的自我批评。

除了“三失”之外，客观地说，契丹和中原民众之间相互之间的不了解，对双方矛盾的激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耶律德光自己曾对后晋的大臣们说：“中原对契丹的事情都不了解，而我对中原的情况却了如指掌。”事实上，中原民众对契丹的事务固然是知之甚少，但契丹对中原的了解主要也是来自于传闻，又能真正知道多少呢？众所周知，连两个普通人之间融洽关系的建立，尚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互相了解，互相相处，当然也需要互相调整，更何况曾彼此冲突的两个兄弟民族呢？双方的了解，无疑需要更多的时间。

时间偏偏没有站在耶律德光一边。那一年的夏天来得似乎特别的早，三月的开封城已经是烈日炎炎，耶律德光和契丹将士都来自经年冰天雪地的东北，习惯了寒冷气候，实在无法忍受酷暑，只能是被迫北返。四月初一，耶律德光离开了开封。在北返的途中，他仍然是雄心不已，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他还自信满满地说：“只要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太平不难指掌而致。”然而，就在当月的十三日，耶律德光就因为中暑而得了重病，二十二日病死于栾城（今河北栾城）的杀胡林。此时，距离他进入开封，才只有一百一十二天；距离他在开封称帝，更只有八十二天。

耶律德光壮志未酬，他的“大同”梦，只做了八十二天就破灭了。辽太宗终究没能像唐太宗那样，做成华、夷的天下共主。这无疑是他个人的悲剧。辽太宗死后，契丹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重新回归于“草原本位”政策，不再主动大规模地南下中原，更无一统华、夷的雄心大志，连他的“大辽”国号，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的时候也被改回为“大契丹国”。即便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大契丹国“萧太后”萧燕燕，她虽然挥师南进到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距开封城仅一河之隔，但她的目标仍然不过是以战迫和而已。这对此后历史的走向，究竟是福邪？还是祸邪？恐怕都是很难做出判断的。若天假其年，耶律德光果真实现了以大辽为主导的华、夷大一统，是不是后汉的乱局以及北宋、契丹之间惨烈的战争，就很有可能避免了呢？当然，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1）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

辽从开封退兵之后，中原群龙无首，坐镇太原的后晋北平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机自立为皇帝。因为刘知远姓刘，遂定国号为“汉”，刘知远就是汉高祖。然此汉高祖，非彼汉高祖。据《新五代史》的记载，刘知远紫色面庞，白眼睛，是纯粹的突厥沙陀人，亲随石敬瑭得以起家，与历史上的汉高祖刘邦没有任何关系。

相比刘邦开创的四百余年帝业的大汉帝国，刘知远开创的后汉（947~950）却是先天失调，更后天不足，仅仅存在了短短的四个年头，不但是在五代，就是在中国历代稍具规模的王朝当中，也是最为短命的一个政权。

后汉开国伊始，整个华北地区，经过后晋与契丹多年残酷战争的破坏，早已是疮痍满目。乾祐元年（948），河中（今山西永济）、凤翔（今陕西凤翔）、长安（今陕西西安）的三镇节度使又联合起兵反叛，持续一年多的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下去，但原本尚属富庶的关中地区也就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后汉更加奄奄一息了。

客观的形势如此恶劣，偏偏后汉内部的权力斗争更如火如荼，四分五裂。刘知远只当了还不到一年的皇帝就去世了，临终前他指定由枢密使杨邠、郭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和宰相苏逢吉、苏禹珪五位文武心腹为顾命大臣，辅佐他的儿子汉隐帝刘承祐。但刘知远一死，顾命大臣们立即分裂成为两大集团，杨邠、郭威、史弘肇三位武将为一伙，苏逢吉、苏禹珪两位文臣为一伙，彼此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武将们兵权在手，又由于刘知远留有遗嘱：“朝廷大事不要与书生商量，书生们怯懦胆小，必将误国。”所以，武将集团占尽了上风，杨邠最讨厌书生，多次扬言：“国家府库充裕，兵力强大，才是当务之急，什么文章礼乐，都是糊弄人的。”史弘肇亦然，他曾当面辱骂宰相苏逢吉说：“安朝廷，定祸乱，靠的是我手里的长枪大剑，你那毛锥子能管什么用呢？”还拔刀相向，险些上演了火并的闹剧。苏逢吉手无缚鸡之力，只能是忍气吞声。

至于皇帝刘承祐，众将们也不把他太当回事，一次朝堂议事，刘承祐刚刚说了一句：“此事大家要好好商量。”杨邠当即厉声呵斥：“陛下还是闭嘴吧，凡事有我们几个处理。”刘承祐当时只有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不甘心当傀儡皇帝。于是，他联络宰相苏逢吉，于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十三日一大早，在皇宫里埋伏了数十名武士，趁杨邠、史弘肇上早朝的时候，冷不防地一拥而上，把二人杀死在朝堂之上。

刘承祐还不分青红皂白，极其残酷地将杨邠、史弘肇等人的家属、亲戚、党羽、故旧、仆从全部屠杀，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制造了空前的血案。一夜之间，后汉朝堂为之一空。郭威是杨邠、史弘肇的死党，当时以枢密使、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的身份坐镇重镇邺都（今河北大名），主持河北防御辽军的战事，因而侥幸逃脱了一死，但他的家属都被刘承祐杀死。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2）

郭威，河北邢州尧山（今河北邢台隆尧）人，绰号“郭雀儿”，出身贫贱，自幼父母双亡，十八岁当兵，追随石敬瑭和刘知远，从士兵一步一步地做到了枢密使。三十年的军旅和官场生涯，把他锤炼为一个老谋深算、城府极深的政治人物。刘知远能够成功称帝，郭威居功至伟。后汉党争呈现白热化之势时，郭威又棋高一着，主动前往河北督师，从而一则避免了成为矛盾的焦点，可以坐山观虎斗，二则重镇在握，兵权在手，又可以虎视开封，居于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开封事变的消息传来，郭威抢先下手，即刻以“清君侧”为旗帜起兵。刘承祐倒是敢作敢当，御驾亲征，在开封北郊的刘子阪迎击郭威，但他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哪里是郭威的对手？双方接战，刘承祐死于乱军之中，郭威大获全胜，攻进了开封城。

郭威控制了开封，皇位已然在握，但他偏偏乐此不疲地以大汉“忠臣”自居，经过给刘承祐发丧、拥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即位、领兵北上抗辽等几番声情并茂的充分表演，最终方以兵变澶州（今河南濮阳）极其戏剧性化的一幕而收场：士兵们蜂拥而上，大汉“忠臣”郭威东躲西藏，仍被士兵们按住，把一面黄色的军旗当作黄袍披到了他的身上，并山呼万岁，拥戴他当皇帝。郭威见无法逃避，遂放声大哭，竟一连昏过去好几次。

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郭威这些欲盖弥彰的骗人把戏，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其实都是自欺欺人，表演得太过了，也就糊弄不了旁人，倒是显得自己小家子气，白白落了个“奸雄”的骂名，还不如直接称帝来得光明磊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赵匡胤后来推翻后周的陈桥兵变，与郭威的澶州兵变如出一辙，这倒也不奇怪，在澶州向郭威山呼万岁的那群官兵，其中就有赵匡胤，轻车自然熟路。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正式称帝，因他自称系周文王的后裔，遂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951~960）。

郭威夺权过程中的最大败笔，就是纵容士兵洗劫开封城。早在南下之初，为满足士兵们的贪欲，郭威就公开传令：“打下开封城，将士们可大抢十天！”入城之后，郭威果然任由士兵们自行肆意妄为。结果，仅仅一天一夜的时间，开封城上至官府的金库，下至官民的私财，都被郭家军抢劫一空。如狼似虎的乱兵还趁机到处放火，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若不是部下提醒郭威：再不禁止烧杀，开封城就要化为一座废墟，郭威说不定真要兑现他“大抢十天”的承诺呢。

郭威兵变，五代的动乱达到了顶点。然而，物极则必反，否极则泰来。郭威处事蝇营狗苟，在位三年没有多少作为，但在郭威之后即位的周世宗柴荣，却是五代历史上最为英武有为的皇帝，正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的：“五代时甚么样，周世宗一出便振！”五代由乱而治的历史拐点，终于真正出现了。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3）

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赵州石桥鲁班爷爷修，玉石的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就轧了一道沟。

这是一首流传很广、脍炙人口的河北童谣《小放牛》。歌中所唱的赵州（今河北赵县）石桥，指的是隋代工匠李春修建的石拱桥“赵州桥”，有“天下第一桥”的美誉；柴王爷，指的就是周世宗柴荣。歌谣里柴王爷“推车”卖货的形象，可以说是周世宗早年经商经历的极为传神的写照。

周世宗柴荣，河北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龙岗）人，家境贫寒，自幼投奔姑母郭威的夫人柴氏，后来被姑父、姑母收养为义子。因为郭威常年在外当兵打仗，为了补贴家用，柴荣就和当地一位名叫颉跌氏的商人一起搭伙经商。

当时，江南地区出产的茶叶在北方最为畅销，茶叶的集散中心，在荆南高氏政权的首府江陵（今湖北荆州）；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州）则是北方的瓷都，曲阳（今河北曲阳）定窑出产的白瓷是当时的抢手货。所以，柴荣主要就是推车贩运这些特产，奔波在江陵和定州之间。赵州桥是定州和邢州间的必经之路，所以当地留下了许多关于周世宗的传说。

周世宗经商十余年，凭借着推车贩卖瓷器和茶叶，很快就发了大财，郭威从政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资助，终至开创了帝业。由于郭威的两个亲生儿子都被汉隐帝刘承祐所杀，柴荣就以养子的身份成为郭威的继承人。显德元年（954），周世宗登上了皇位。这一年，他三十三岁。

也许是因为靠贩运瓷器发了大财吧，周世宗当了皇帝之后，还专门下令在开封（一说在郑州）设立了御用瓷窑，称“御窑”，大宋开国后就改称“柴窑”，柴窑出产的瓷器，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驰名，是瓷器中公认的精品。到清代的时候，即使是柴窑瓷器的残片，都已经是价值连城，远比黄金贵重。

说起来，周世宗的姑母柴氏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本来是后唐皇宫中的妃嫔，侍奉过后唐庄宗李存勗。后唐明宗李嗣源遣散宫女的时候，她在离宫返乡的途中，认定当时只是一介小兵的郭威是一个将来能够大富大贵的人物。父母嫌贫爱富，斥责她说：“你是侍奉过皇帝的人，最差也要嫁个节度使，哪能便宜这个穷小子！”她却不为所动，当即委身下嫁。她的五万贯私房钱，就成为郭威在政治上创业的第一笔“启动”资金，郭威能够攀附上刘知远，靠的就是这一大笔钱。柴氏夫人，一介女流之辈，能在风尘中识得英雄好汉，能够“奇货可居”，堪称是女“吕不韦”。

五代的绝大多数皇帝都起家行伍武夫，像周世宗这样有着多年经商经历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周世宗也许是唯一的一位商人出身的皇帝。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商人似乎总是与“无商不奸”、“坑蒙拐骗”等一类字句联系在一起，其社会形象一直是比较负面的，重农抑商也是多数王朝的主流政策。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4）

其实，且不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重农抑商是非常愚蠢的。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或许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长处同样突出。更何况，一个能够在商场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往往都具备这样的优秀素质：目标远大，计划周密，尤其是眼光敏锐，关键时刻敢于放手一搏。周世宗就是如此。这位商人皇帝的执政风格，处处凸现着与众不同的精明。

周世宗是五代第一个公开宣布有志于做唐太宗第二的皇帝。他甫一即位，立即在朝堂上说：此后绝不会再苟且“偷安”，而是要以唐太宗为楷模，亲征创业，平定天下。后来更宣布了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宏伟计划：“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决心开创一个堪比“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宰相冯道暮气沉沉，只会冷嘲热讽：“唐太宗可不是容易学的哟，陛下您真相信自己有这个潜力吗？”其实，凡事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如果连想都不敢去想，哪还能做成什么事呢？只要敢想、敢闯，就会有成功的可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世宗三十年“致太平”的计划一提出，一大批有志之士都为之一振，如周世宗提拔的宰相李谷，在读书时即立有大志：“中原若用我为相，取江淮如探囊取物！”最得周世宗器重的枢密使王朴，更是一个英气逼人、文武兼备的奇才。他们与周世宗志同道合，团结在周世宗的周围，组成了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念”的、理想主义的新型政治群体，从而与只知保住个人权位的五代老朽旧官僚们划清了界限。

周世宗拿出了五代第一个切实可行的统一天下的具体方案。他采纳王朴的建议，确立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总方针，即循序渐进，以十年为期，次第击败南唐、后蜀等南方政权，然后积聚力量，全力对付北方的契丹辽国和北汉，最终完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目标。从后周到北宋，除了有必要的微调之外，统一实践大致上遵守了这一方案，说明这是一个十分高明而且计划周密的方案。

周世宗目光敏锐，关键时刻敢于抓住机会，以生死相搏。显德元年（954）的高平之战，当后周军队全线动摇的危急时刻，周世宗却以罕见的神勇，仅率五十余名亲兵卫士跃马直冲北汉最强的中军。皇帝的英雄壮举激励了全军的将士，终于挽狂澜于既倒。战后，周世宗又以前所未有的魄力，一天之内斩杀七十余名临阵脱逃的禁军中高级军官，随即破格提拔了赵匡胤等七十余名青年才俊，提前完成了禁军的新陈代谢。敢于如此严惩骄兵悍将，这在五代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分量和意义绝不亚于在战场上击败北汉和契丹的联军。

周世宗的经济政策也是五代最为成功的。作为一名曾经的成功商人，周世宗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高度重视发挥商业的作用。例如他攻取南唐的江北诸州，除了攻城略地之外，牢牢锁定的目标之一，就是泰州（今江苏泰州）的盐场。通过推行盐的专卖，当地丰富的海盐资源就此成为后周朝廷战略性的财源基地。

又如显德二年（955）的“灭佛”，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销毁铜像以铸造铜钱。因为，发展商业对铜钱等金属货币的需求最为迫切，而铜矿大多在江南地区。周世宗为了解决铜钱的缺乏，曾专门派人到朝鲜采购原铜，但远水不解近渴。打击佛教，既有利于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又解决了铜钱问题，堪称是一举两得。

三十年致“太平”：商人皇帝周世宗（5）

显德六年（959）二月，周世宗命枢密使王朴先后调动禁军士兵和调发民夫十余万人，对以开封为中心的汴河、蔡河、五丈河等漕运水系进行了全面的疏通和整治，南北商贾就此云集开封，奠定了开封成为商业中心大都市的基础。这些举措，当时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周世宗开拓天下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到了宋朝，更是为经济的繁荣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显德六年（959），后周的国势蒸蒸日上，这年的四月，周世宗审时度势，抓住了契丹“睡王”辽穆宗在位的千载良机，发倾国之师，果断地向强敌主动出击，只用了四十二天的时间，就一举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莫州（河北任丘）、瀛州（今河北河间）两个州以及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於口关（今河北霸县信安镇）等合称为“三关”的战略重地，后又收复易州（今河北易县），共计十七个县。契丹慑于周世宗的威名，准备放弃幽州，北逃沙漠。然而，就在这十年“开拓天下”的任务即将提前完成，三十年“致太平”也不再是梦想的时候，周世宗于军前突发急病，七月就病逝于开封，享年只有三十九岁，在位前后才五年六个月。周世宗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周随之覆灭，五代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周世宗英年早逝，收复燕云功败垂成，令人扼腕长叹，元代的学者郝经就曾写过一首名叫《白沟行》的诗：

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

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

汉儿不复见中原，当年祸基元在此。

沟上残城有遗堞，岁岁辽人来把截。

周世宗才识过人，气魄出众，不仅在五代诸帝当中无与伦匹，宋朝的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也仅能望其项背。如若他在位的时间能再延长几年，那么“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图完全有可能实现，起码统一的局面要较宋朝好得多。这是古今史家的共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周世宗倒在了胜利的前夜，不仅让人感慨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情。

雨过天晴：步入大宋（1）

雨过天晴：步入大宋

周世宗走了，带走了他三十年致“太平”的梦想，五代群雄的太平梦终究未能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就留给大宋去完成了。

然而，五代的历史，是否就真得像欧阳修《新五代史》那样动辄“呜呼”，真的就只是一个黑暗的战乱时代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五代群雄固然未能一圆太平梦，但经过五十四年岁月的流逝和群雄的奋斗，相比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五代历朝相承，苦心经营，中央政府手中掌握了一支愈来愈强大的禁军，到了后周的时候，特别是经过周世宗的整军经武，中央禁军的总兵力已经高达二十万以上，战斗力也有了质的提升。唐代中期以来，中央兵力寥寥无几、雄兵猛将皆归地方藩镇的内轻外重局面，得以彻底地改变。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跋扈称雄者依然不少，但至迟从后唐开始，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真正有实力与中央进行军事对抗的藩镇已经是少之又少。这就为中央集权的重建、扫平地方割据势力准备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二，五代虽然是一个分裂的时期，但南北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据《新五代史》的记载：到周世宗的时候，后周先后击败了北汉、后蜀、南唐和契丹四大强敌，分别从后蜀手中夺回了四个州，取南唐江北十四个州，取契丹三个州，已经拥有了一百一十八个州。这个数字仅略少于后唐的一百二十三个州，但要多于后晋的一百零九个州和后汉的一百零六个州，更远多于后周初年的九十六个州，占当时南北总计二百六十八个州的百分之四十四强。而且，经过周世宗的南征北战，北汉、南唐都遭到了致命性的打击，南唐已经削去了帝号，改向后周称臣，后蜀和南汉也成了惊弓之鸟，两湖、吴越、福建等地的地方政权则早已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即便是强大的契丹，也因为失去了幽州的关南屏障，对后周被迫采取了守势。这一切，都为大宋统一南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雨过天晴：步入大宋（2）

据说，周世宗曾亲自规定：后周御窑所产瓷器的颜色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以此来象征后周的国运如“雨过天晴”般兴旺发达。应该说，后周的国运最终并没有能“雨过天晴”，仍然和梁、唐、晋、汉一样，悲剧性地成为第五个短命的王朝。但就安史之乱后中国的历史来说，经过周世宗的努力，确实已经是“雨过天晴”了。太平盛世的明媚阳光，已经就在眼前了。

如果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些，五代的历史意义可能还不止于此。五代时期，五十四年的时间里更迭了十四个皇帝、八个姓氏，混乱当然是混乱，但伴随着一顶顶的皇冠被打落尘埃，汉、唐以来笼罩在皇冠上的“君权神授”的神圣光环也随之被无情地打破，天子“惟兵强马壮者为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本质，得以大白于天下。皇帝在民众口中的称呼，也由半神半人的“天子”下降为“官家”，也就是做官的人，后来更被戏称为“老头子”。五代以后的皇帝，很难再用天命、祥瑞、封禅一类骗人的把戏，就能廉价地换取民众的效忠。他们必须要给民众带来实际的利益，否则就会被无情地抛弃。

与此同时，伴随着五代“手提宝剑喝西风”、“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后将相还”，一幕幕社会底层人士通过个人奋斗实现发迹变泰的英雄传奇，使得魏晋隋唐的门阀统治终于彻底终结了，五代以来“取士不论家世，婚姻不问阅”、“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个社会平等大为增强的新时代到来了。

宋朝开国之后，宋太祖在保护历代帝王陵寝的同时，专门下令为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勗、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的陵墓，各设守陵二户，每三年由官府举行一次正式的祭祀活动。至于后周的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和恭帝柴宗训，更是每逢忌日，都要由大宋朝廷出面隆重祭祀。宋太宗的时候，当有人上书建议宋朝直接上承唐朝，否定五代各朝的正统地位时，宋太宗当即就予以了拒绝。确实，这是对历史应有的尊重，也是五代群雄应得的地位。无论如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一个牺牲都是伟大的，每一份耕耘也都会有一份收获。

风云际会：龙虎会邺都（1）

欲出未出光辣达，

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

赶却流星赶却月。

——宋太祖《咏日》

按照宋太祖本人的回忆：他早年行走江湖的落魄时候，曾露宿过西岳华山的山间小径，拂晓之时，仰望冉冉东升的旭日，遂有感而发，脱口吟成了这首《咏日》诗。当然，与其说是诗，还不如说是个顺口溜。宋朝中叶，文化昌盛，在官修《国史》的时候，有好事的文臣感到太祖此诗江湖味太浓，与汉、唐以来的“帝王气度”不符，于是代为捉刀，将后两句修改为“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但更多的人认为，如此改动纯属画蛇添足，“文气卑弱”，反而使原作气魄尽失。

原版和山寨版的两首《咏日》诗，究竟谁更高明？可以暂且置而不论。然宋太祖确乎与汉、唐的“帝王气度”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的皇帝，或者出身英雄显贵，或者出身流氓地痞，因为英雄有所凭借，而流氓无所顾忌。前者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后者以汉高祖刘邦为代表。像宋太祖这样有过数年江湖侠客经历的皇帝，不仅与汉、唐诸帝大异其趣，在中国历代大王朝的皇帝当中，也是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

风云际会：龙虎会邺都

乾祐三年（950），后汉王朝最后一个年头，总揽河北兵权的军事强人郭威，坐镇邺都（今河北大名），积草屯粮，厉兵秣马，广招天下豪杰，准备引而待发。一场改朝换代的政治风暴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

河北邺都，天雄军节度使的驻节之地，堪称是五代名副其实的英雄城。它距东京汴梁只有不到十天的路程，中间仅隔一条黄河，既是汴梁在河北最重要的屏障，又似一只随时可能重击过来的铁拳。同光元年（923），后唐庄宗李存勗称帝于邺都，然后挥戈南下，直取东京汴梁，灭亡了后梁政权。二十八年过去，只是弹指一挥之间。当年的英雄们都已经远去了，但他们所谱就的五代最为高亢的英雄传奇，却铸就了这座英雄城永恒的辉煌，镌刻在历史的印记里，激励着他们的后辈去开创属于自我的荣光。此番郭威在邺都登高一呼，号令天下群雄，自然是应者云集，前来投奔者络绎不绝。一时间，龙虎聚邺都，风云再际会。

五代本来就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凡属热血男儿，哪个没有“发迹变泰”的追求，哪个没有建功立业的斗志，又有谁会甘于平淡，碌碌终老？轰轰烈烈，快意恩仇，在战场上用自己的双手，博一个荣华富贵，博一个封妻荫子，博一个青史留名，是那一个时代人们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首选途径。

这年的四月，一位应募前来的青年英雄，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正大步流星走在从澶州北来邺都的大路上。

此人中等身材，头戴一条青色的头巾，身穿破旧的褐色布衫，这是那个时代社会底层人物的标准装束。虽然衣衫褴褛，但此人紫红色的脸庞，浓眉大眼，又有一根很打眼的齐眉铁杆棒横担在肩上，加上身边的一头不时嘶鸣几声的小毛驴，落魄之中倒也不失好汉的英气。要知道，杆棒尽管是当时江湖人士惯用的兵器，但大多数都是用腊木棒，像他这样敢用分量很重的铁棒，非膂力过人、棒法精熟者不可。

风云际会：龙虎会邺都（2）

再说这头小毛驴吧，别看它瘦吧吧的，还真是颇有些来头哩。它原是洛阳（今河南洛阳）长寿寺藏经院主持老和尚的坐骑，此人路经洛阳的时候，曾在长寿寺里小憩，与老和尚有了一面之缘，据说老和尚认定他气宇不凡，是当世的一位英雄人物，于是就慷慨解囊，不仅赠送给了他来邺都的路费，还把自己的小毛驴也送给了他。

此人，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只不过，此时距离他成为皇帝还要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此时的赵匡胤正在为自己的前程苦苦奔波。

宋太祖发迹之后，他手持的铁棒就成为宋朝的镇国之宝，被珍藏在皇宫大内之中，宋徽宗的时候，就曾拿出来让臣子们瞻仰。更有许多的文人墨客赋诗赞颂不已，如宋元话本《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就称赞宋太祖说：“说时义气凌千古，话到英风透九霄。八百军州真帝主，一条杆棒显雄豪。”

又如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楔子：宋太祖“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

倒是那头小毛驴，却冷落得很，少有人问津，其实，“往日崎岖还知否？日长人困蹇驴嘶”，“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向来与诗人雅士为伴的小毛驴，此番竟也曾陪伴了开国的英雄豪杰一程，难道不更值得咏叹吗？骑着小毛驴，在政治舞台上开始亮相的宋太祖，一开始就少了几分高头大马的霸气，反而多了几分别样的韵味，他所开创的大宋，成为华夏文明历史上文化最为细腻、最为昌盛的王朝，难道是偶然的吗？

洛阳少年：出身军人之家（1）

洛阳少年：出身军人之家

赵匡胤，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二月十六日出生于洛阳的夹马营之中，大宋开国后，这一天就定为了“长春节”。这一年是“丁亥”年，所以赵匡胤属猪。巧合的是，他的弟弟赵匡义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比他小整整十二岁，同样是属猪。

夹马营，也作甲马营，是后唐禁军骑兵的驻屯军营。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当时是后唐禁军中一个番号叫“飞捷”的骑兵部队的指挥使，所以赵匡胤就出生在军营之中。

赵匡胤祖籍涿州（今河北涿州），因为涿州隶属于幽州的节度使管辖，所以赵匡胤有时也自称幽州人。赵匡胤的祖上，按照宋朝最权威的官修史书《宋会要》的说法，可以上追到西汉宣帝时的著名清官赵广汉，因赵广汉也是涿郡人，但这基本上属于乱认名人当祖宗，没什么能说得清的依据。

从认祖归宗的角度说，天下所有的赵姓都来自甘肃天水，天水是赵姓公认的郡望，因此，赵宋皇室也被称作“天水赵氏”，赵宋王朝则被称作“天水朝”或“天水一朝”。

赵匡胤确有史可考的先祖，包括他的高祖父赵脁、曾祖父赵珽、祖父赵敬和父亲赵弘殷，大宋开国后，赵匡胤分别追尊赵脁为僖祖，赵珽为顺祖，赵敬为翼祖，赵弘殷为宣祖。根据《宋会要》等的相关记载，他们都是大唐的官宦出身，赵脁“以儒学显”，当过幽州下辖的永清、文安和幽都三个县的县令，赵珽做过藩镇从事兼御史中丞，赵敬历任营州（今河北昌黎）、蓟州（今天津蓟县）和涿州（今河北涿州）三个州的刺史。赵匡胤当然也就算是官宦名门之后了。

其实，这些官都不大，赵珽的兼御史中丞听起来好像挺大，实际上只是一个很小的空衔，没什么意义。而且，幽州城是安禄山的大本营，安史之乱的策源地，安史之乱后则是强横的“河朔三镇”的地盘，始终处于实际上的半独立状态。赵匡胤祖上的这些官职，都是幽州的军阀自封的，与大唐朝廷关系不大。更何况，最晚到了赵匡胤父亲这一代，赵家就完全败落了，下降到了一个完全依靠骑马射箭博取功名的河朔武人之家了。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作为禁军骑兵部队“飞捷”的指挥使，管辖着三五百人，勉强算是个中级的军官。因为他骁勇善骑射，在禁军中颇有些名气。母亲杜氏，人称“杜三娘子”。说起来，赵匡胤父母的结合，真是十分的传奇：

话说赵弘殷当年穷困潦倒，在老家实在是呆不下去了，被迫背井离乡。当他走到定州安喜县杜家庄时，已是大雪纷飞的隆冬时节。为了避雪，赵弘殷躲到了一家大户人家的屋檐下，巧遇宅子的主人杜爽。杜爽见他忠厚老实，就留他在家中做事，后来还和夫人范氏商量，把女儿“杜三娘子”许配给了他，招赵弘殷做了上门女婿。

洛阳少年：出身军人之家（2）

杜家是当地的大族，当李存勗在邺都称帝的时候，也拉起了百十人的队伍，就由赵弘殷率领这支武装，加入了后唐的禁军。赵弘殷骁勇善战，很得李存勗的赏识，被任命为飞捷指挥使。由于他是上门女婿，又靠女方家族的势力起家，所以他在家中地位平平，倒是他的夫人杜氏阃威不凡，家中大事小情都归她掌管，是赵家真正的大家长，子女们也都对母亲言听计从。

赵匡胤本是赵弘殷的第二个儿子，但因为长兄不幸夭折了，人们都称他为“赵大郎”。因为赵匡胤后来当了皇帝，就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出生的优美传说：

一是说他父亲赵弘殷的名字起得好，正好应了济公和尚的谶语：“有一真人在冀州，闭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

一是说他母亲杜氏的老家杜家庄的风水好，家门口有个水洼，叫“双龙潭”，所以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匡义都当了皇帝。

一是说赵匡胤出生时，夹马营的赵家宅院“红光”冲天，且香气扑鼻，三天不散，赵匡胤刚生下来的前三天，全身金光闪闪，甚至于连胎盘都呈现出荷花的奇特样子。一种影响很大的佛教史书《佛祖统纪》，据此就断定赵匡胤“神光金体”，是“佛大士之瑞相”。还有一种说法更干脆，直接说赵匡胤就是定光佛转世。定光佛，也叫燃灯佛，据佛家的说法，他是佛祖如来的启蒙老师。

到《水浒传》里，赵匡胤更被说成了霹雳大仙下凡。霹雳大仙是道教中武力强大的雷电之神，在家喻户晓的《宝莲灯》的故事当中，主人公沉香就是师从“霹雳大仙”，因而能够战胜凶恶的二郎神。

一是说赵匡胤出生的日子好，是后唐明宗李嗣源每晚向上天祈祷的结果，也就是“上应天命”。据说，有一次杜氏用担子挑着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俩出门避乱，正好碰到了“老神仙”陈抟，陈抟当即吟诗道：“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

显而易见，这些传说要么是神乎其神，要么是牵强附会，要么就是故意编造，目的都是把赵匡胤神化为真龙天子，都不能视为历史的真实。

现在看来，赵匡胤出生于明宗时期的后唐都城洛阳，确实是十分的幸运。

五代时期，洛阳是最早从战争破坏当中恢复过来的大都市，后梁定都东京开封，同时以洛阳为西京陪都。到后唐定都的时候，洛阳已然一派太平都市的繁华景致。每到春夏之际的花季，城中繁花似锦的牡丹花四处绽放，花团锦簇；香烟袅袅的寺庙，更随处可见，人们手持牡丹花，献花礼佛，行走在整齐的大道上。童年的赵匡胤，呼朋引类，也时常穿梭在洛阳的花丛当中……

洛阳少年：出身军人之家（3）

从历史上看，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公认的最早的发祥地，也一直是周公、孔子等儒家礼乐文化的中心，更曾经是东周、东汉等十三个王朝的首都，大唐的东都。华夏文明的底蕴，在这里始终都是最淳厚的。

后唐明宗李嗣源，则是五代难得的贤君，他统治下的天成、长兴年间（926~933），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被公认为五代的“小康”之治。

当时禁军很少出动打仗，赵匡胤的父母就有条件送儿子上学读书，跟随一位名叫辛文悦的教书先生，学习儒家的经典《五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文化的启蒙教育，和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同时代的武将相比，赵匡胤无疑就高出了一大头。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就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老师请到了都城开封，还破格让他出任了很尊贵的官职。

赵匡胤生于军人之家，当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种子，舞枪弄棒、行军打仗才是他的最爱。每天放学回家，他都要把小伙伴们排成整齐的队列，他自己在旁边喊着行军号子，还真有几分大将军的威风哩。连大人们看到赵匡胤麾下的“孩儿兵”们走过来了，都要远远地退让三分。至于痴迷骑马射箭，更是军人子弟与生俱来的本能，赵匡胤住在骑兵军营里，酷嗜飞马狂奔，越是难以驯服的烈马，他越是爱骑。不用马鞍、马缰绳就能制服烈马，是他的绝活。赵匡胤很早就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在马上射中飞奔的狡兔，射中摇摆的柳树枝，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到了晚年，赵匡胤就把自己射箭的心得，写成了一部《射诀》，在宋军中普及推广，据说其威力惊人，能够做到“搦折弓弝，绝力断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

天福三年（938），后晋高祖石敬瑭迁都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洛阳复为西京陪都，赵匡胤跟随父母也来到了开封，但他一直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大宋开国，定开封为东都，同时定洛阳为西京，居于陪都的地位。直到晚年，赵匡胤愈加怀念洛阳的壮丽山河，怀念洛阳的民风淳厚，怀念洛阳的牡丹盛开、花香鸟语，有意将大宋的都城从开封迁回洛阳，专门命人重修了洛阳的宫殿，甚至自己的陵墓永昌陵，他也亲自选在了离洛阳城不太远的巩县……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1）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

后晋、后汉之际，是五代最动荡也最黑暗的时期，赵匡胤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大约在乾祐元年（948）年初，也就是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的那一年，二十一岁的赵匡胤离家出走，开始了流浪江湖的日子。关于他离家的原因，有两种较有影响说法：

一是说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中一直官运坎坷，郁郁不得志，在禁军前后任职都有二十多年了，还是个小小的指挥使。赵匡胤志向远大，认为再在父亲身边，依靠父亲的卵翼，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于是毅然离开京城开封，试图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施展抱负和创业的机遇。

一是说赵匡胤性如烈火，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又嗜酒如命，时常闯出祸来，是一个“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祸的太岁”。有一次竟然“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栏，闹了御花园，触犯了汉末帝”。触犯了皇帝，这还了得，赵匡胤只能是溜之大吉，逃难天涯。

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究竟哪一种更可靠，现在已经很难准确考证了。但不管怎样，赵匡胤就此浪迹江湖是确凿无疑的。他这一走，就是三年。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赵匡胤在开封城的时候，最不济也算是个公子哥儿，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离家出走之后的流浪生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身无分文，风餐露宿，天大的床，地大的被，那是常有的事。运气好的时候，才可以到寺庙里借宿和混吃混喝。据说，赵匡胤走投无路时，曾偷拔过开封城郊外的普安寺和尚们种的莴苣充饥，庙里的和尚发觉后也没有为难他。襄阳（今湖北襄樊）、泾州（今甘肃泾川）长武镇、洛阳长寿寺等地寺院的长老们，更曾善待和资助过他。尤其是襄阳的老和尚，在资助的同时，还向他指点迷津，提醒他不要再往南走，而要一直向北，就会有机遇。赵匡胤后来北上投奔邺都的郭威，据说就是听从了襄阳老和尚的指点。宋朝开国之后，赵匡胤也投桃报李，断然停止了周世宗严厉的“灭佛”政策，中国佛教史上最后一次的“法难”终于结束了。

对于一个流浪汉来说，如此的好运气，当然不会经常遇到。在更多的时候，赵匡胤只能是面对鄙夷的白眼和无情的面孔。复州（今湖北天门）的防御使王彦超，是赵匡胤父亲的老战友，但当赵匡胤前去投奔他时，却吃到了冷冰冰的闭门羹，王彦超只是命手下人给了赵匡胤十贯钱，像打发叫花子似的就把他打发走了。

随州（今湖北随州）的刺史董宗本，虽然一度收留了赵匡胤，但董宗本有个儿子叫董遵诲，却是个盛气凌人的纨绔子弟，时不时地辱骂赵匡胤，赵匡胤不甘心寄人篱下，只得另谋出路。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2）

还有一次，赵匡胤流浪到西北的潘原县（今甘肃平凉），饥肠辘辘，偏偏他身无分文，只好同当地人赌博碰碰运气，谁知赵匡胤手气不错，赢了不少钱，愿赌本应服输，但当地人仗着人多势众，竟耍起赖来，一阵拳打脚踢，把赵匡胤给打了出去……

赵匡胤当了皇帝后，曾当面问过王彦超：“我当年前去投奔你，你为什么不收留我呢？”王彦超也算是伶牙俐齿，当即回答道：“一勺水哪能容得下神龙。我当时只是个小小的防御使，哪里敢留陛下您这样的大人物呢？再说，如果我收留了您，您还会有今天吗？”对于王彦超的辩解，赵匡胤一笑置之。对董遵诲，赵匡胤也把他视为故人，任命他担任了很重要的军职。

对潘原的赌友们，赵匡胤也没拿他们怎么样，只是一度想把这个县给废掉。倒是当地人觉得“耍赖”怠慢了皇上，实在是脸上无光，后来当地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连“赖”字都避讳了起来。

毕竟，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的赵匡胤，只是一个流浪汉，又怎敢奢望人人都能于风尘中识得英雄好汉呢？

江湖险恶，但江湖也是一所大学校。赵匡胤本来就精于骑马射箭，数年行走江湖，又练就了过人的拳脚和棍法。正如金庸先生著名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第十九章《虽万千人吾往矣》中所说的：

众人尽皆识得，那是江湖上流传颇广的“太祖长拳”。宋太祖赵匡胤以一对拳头，一条杆棒，打下了大宋锦绣江山。自来帝皇，从无如宋太祖之神勇者。那一套“太祖长拳”和“太祖棒”，当时是武林中最为流行的武功，就算不会使的，看也看得熟了。

小说家言，当然不可尽信，但也并非完全无凭。根据宋代的一部笔记《铁围山丛谈》的记载：宋徽宗时，曾把皇宫中珍藏的一对玉拳头和一条纯铁打造的铁杆棒，拿出来让亲信大臣们瞻仰。不用说，玉拳头是赵匡胤双拳的模型，铁棒就是他亲手使用的铁杆棒。据说，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但铁棒上赵匡胤的指头印记依然十分清晰。这部书的作者，来头可不小，是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的儿子蔡絛，他经常出入皇宫，其所记载的可信性是有保证的。

赵匡胤的拳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名作《纪效新书》就称其为“太祖长拳”，书中的《拳经捷要篇》一节就把“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列为“古今拳家”中的第一大家，并附有各势的拳诀和拳谱，如“探马势”就说：“探马传自太祖，诸势可降可变。进攻退闪弱生强，接短拳之至善。”

至于赵匡胤的棍法，人称“太祖棍”、“蟠龙棍”，或“腾蛇棍”，舞将起来“如金龙罩体，玉蟒缠身，迎着棒，似秋叶翻身；近者身，如落花坠地。打得三分四散，七零八落”。明代军事理论家何良臣所撰的《阵纪》中就评价道：古今棍法，以“赵太祖腾蛇棍为第一”。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以擅长棍术著名，号称棍棒“妙天下”，他的师傅赵本学就是宋太祖的嫡系后裔。俞大猷在所著“集古今棍法而大成之”的《剑经》当中，把自己棍术的渊源上溯至宋太祖赵匡胤。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3）

赵匡胤生活的时代，擅长骑马射箭、战场厮杀的勇士，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像他这样既能冲锋陷阵，又精于拳术、棍术等江湖武术的，却是凤毛麟角。赵匡胤一到邺都，就被郭威和柴荣看中，被选为柴荣的贴身亲兵卫士，后来成为柴荣的卫士长，无疑与此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

武功高强，还需武德高尚，救危济困，行侠仗义，才配得上一个“侠”字。赵匡胤就是如此。他自己沦落江湖，穷困潦倒，但却仗义疏财，视金钱如粪土，只要手上的钱超过了一百个铜钱，就一定要周济更困难的穷人。赵匡胤嫉恶如仇，敢于路见不平，除暴安良，他自己曾经自豪地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不曾欺善怕恶！”从宋代开始，民间就广泛流传着他侠肝义胆、除暴安良等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千古佳话“千里送京娘”了。按宋元话本《赵太祖千里送京娘》里的说法：

赵匡胤一路风尘，行侠仗义来到山西太原。他的本家叔叔在太原的清油观当道士，于是赵匡胤就在那里住了下来。一天，他偶然发现观中一座紧闭的殿房里关着一位美丽的姑娘，打听之下，得知这位名叫京娘的少女是蒲州（今山西蒲县）人，被强盗们抢到了这里。年轻的赵匡胤顿生恻隐之心，遂单身一人，步行千里，凭借着一条出神入化的铁杆棒，杀退了一个个前来追袭的强盗，将这位萍水相逢的京娘姑娘安全地送回了蒲州家乡。京娘仰慕赵公子乃英雄豪杰，早就有意以身相许，她的父母在感激之余，也提出要将女儿嫁给她。

正当事情就要以“英雄救美”、姻缘成就的大团圆结局的时候，赵匡胤却严词拒绝，并当即拂袖而去。更令人意外的是，京娘是一位烈性的女子，因为赵匡胤的拒绝使她的父母十分尴尬：“人无利己，谁肯早起？”一对青年男女伴行千里，怎会没有亲密的关系？如若最终不成夫妇，女儿的清白和贞节怎么办？父母的怀疑和盘问使京娘感到绝望和悲愤，最终的结局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剧：京娘悬梁自缢而死，用死抗议父母对他和赵公子的胡乱猜疑。赵匡胤称帝以后，追封她为“贞义夫人”，还在当地建立祠堂来纪念她。

英雄难过美人关。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杰出的两位皇帝，但刘邦多有流氓行为，李世民更无耻地霸占了自己的兄弟媳妇，在个人生活方面都不怎么光彩，“脏唐臭汉”嘛。赵匡胤能够不贪恋女色，当然难能可贵，在人生境界和品德境界方面就有超越汉高祖和唐太宗的地方，难怪话本的作者要赋诗称赞他说：

不恋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送京娘。

汉唐吕武纷多事，谁及英雄赵大郎。

江湖侠客：一条杆棒显英豪（4）

当然，赵匡胤并非不懂怜香惜玉，更不是不解风情的莽汉，他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这一婚事，因为他千里相送，出于一个“义”字，讲的是江湖豪侠的“义气”。 更何况，此时的赵匡胤，耳闻目睹了民间太多的苦难，像他多次往返的关中地区，就一直是白骨山积，后汉三镇联合叛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腥，仅当地一个和尚就掩埋了二十万具之多的遗骸！赵匡胤连一个弱女子受人欺凌，尚且于心不忍，毅然千里相送，面对百姓如此惨剧，如何能安享温柔乡。此时的赵匡胤，已然是胸怀大志，以“扫荡烟尘”、“救民于涂炭”、“救一方百姓”为己任，自然无意于过多地再纠缠于儿女情长。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此时的赵匡胤，已然是一位真正的“大侠”。对京娘这个多情的女子来说，这可能是个悲剧，但对战乱中挣扎的百姓来说，这却是个天大的福音。

正是这一段风尘豪侠的精彩传奇，正是三年浪迹天涯，凭一双拳头和一根铁杆棒行侠仗义的经历，赵匡胤走遍了南北名山大川，开阔了眼界和胸襟，也见惯了世态炎凉，增长了人生的阅历，彻底脱去了开封城里公子哥儿的骄、娇二气，由一个毛头小伙子，历练为“铁骨铮铮，直道而行，一邪不染”、稳重老练、沉默寡言、深有城府的“大侠”，已经成长为有能力把个人荣华富贵的实现与民众的命运相联系，有能力把民众的幸福担于自己肩头，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乾祐三年（950）四月，赵匡胤结束了江湖流浪的生活，加入了邺都郭威的队伍，从此踏上了飞黄腾达、开创大宋王朝的征程。此时，赵匡胤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时光。

高平之战：一飞冲天（1）

高平之战：一飞冲天

赵匡胤抵达了郭威军中之后，据说善于望气看风水的术士，就已经看出郭威大军中有“三天子”气。“三天子”，当然是指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了。但这十有八九是事后诸葛亮。因为赵匡胤当时只是应募当了一名小军校，在大军当中很不起眼。郭威南下夺位，赵匡胤至多充当了摇旗呐喊、高呼万岁的马前卒，还轮不上他有什么表演的机会。

赵匡胤真正的机遇，在于他被选中到柴荣的身边，由卫士而卫士长，一直都跟随在柴荣的左右，从而与柴荣建立起了极其密切的主从关系。广顺元年（951），柴荣出任镇宁军节度使坐镇澶州，赵匡胤就在其节度使的幕府之中任职，还由此结识了后来的宋朝开国名将曹彬。广顺三年（953），柴荣由镇宁军节度使回京就任开封尹、晋王，赵匡胤也随之担任开封府马直军使。

近水楼台先得月。古今官场，最容易升官的，都是长官的“秘书”。军队当中，则是主将的亲兵卫士，总比其他将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按照唐代以来军中的惯例，节度使以上的高级军官，都要招募三五十名贴身亲兵卫士，主将平时提供给亲兵卫士们远高于普通士兵的待遇，战时亲兵则跟从主将出征，“每出入敌阵，得以随身”，亲兵们负责保卫主将的个人安全。在政治上，主将与亲兵之间也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胶固联系，亲兵卫士几乎都是主将的“腹心”、死党。亲兵效忠主将，被当时人视作军中美事，反过来，主将也都是优先提拔自己的亲兵卫士。

如果主将的身份是皇太子，那就更不得了，一旦皇太子即位，这些亲兵卫士们立刻就会被视作攀龙附凤的“从龙”之士，也叫“随龙”之士，最容易得到破格提升，去充当新皇帝控制军队的心腹之人。如宋太宗一上台，不仅是他的警卫人员，甚至连原来负责给他赶车的、养马的、看大门的勤杂士兵们，几乎全部都陆续被提升到节度使的高位，真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五代宋朝，几乎都是如此。

赵匡胤跟随柴荣之后，就踏上了这么一条仕途的快车道。柴荣是郭威夫人柴氏的侄子，郭威的干儿子，但郭威的几个亲生儿子都死于开封城，所以柴荣就有了准皇储的地位。显德元年（954）郭威死后，柴荣登基，赵匡胤遂由开封府的马直军使，担任了皇宫和皇帝本人警卫的“宿卫将”，专门负责保卫周世宗个人的安全，并从此青云直上。许多资历比他深，战功不亚于他，甚至于在他之上的将领，都不如赵匡胤晋升得快，这是最为关键的原因。周世宗临终前，突击提拔赵匡胤出任事关政权生死存亡的殿前都点检要职，原因也就在于此。

当然，关系有了，能不能在军中脱颖而出，还要看个人的能力和机遇。赵匡胤的能力没得说，机遇也很快就来临了。

显德元年（954）三月，后周与北汉和契丹的联军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会战。北汉是郭威兵变取代后汉王朝所造成的副产品，就在郭威称帝的同时，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弟弟、北京留守刘崇以恢复刘汉为号召，于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乾祐为年号，史称北汉。

高平之战：一飞冲天（2）

北汉控制区仅有十二个州不到，然而太原城池坚固，当地又兵源充足，多出精兵猛将，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皆以此为根据地成就帝业。更何况刘崇又联络契丹，以向契丹称臣和称侄等屈辱条件，换取了契丹的军事保护。北汉与后周势不两立，对后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二月，郭威去世，周世宗即位。三月，北汉、契丹的联军立即东下，意图趁着后周国君新丧，一战灭亡后周。周世宗针锋相对，力排众议，亲率后周禁军主力迎战，双方遂于高平爆发激战。

战斗刚一打响，意外的情况就突然出现了，后周右翼主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心怀异志，竟然临阵脱逃，领着本部骑兵掉头就跑，其麾下的上千名步兵干脆就地倒戈，投降了北汉。

刹那间，后周阵脚大乱，全军陷入危局。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周世宗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个跃马出阵，率五十余名亲兵卫士冲向敌阵。

此时的赵匡胤，正紧紧跟随在周世宗的身边，他一边拼死护卫周世宗，一边向其他将士大声喊喝：“弟兄们！万岁爷都冲上去了，大家还等什么，都跟随我一起冲啊！”皇帝的神勇，赵匡胤的表率，让后周禁卫军们爆发出了空前强悍的战斗力，他们呐喊着向北汉军阵席卷而去。

赵匡胤头脑冷静，他向禁卫军统帅张永德建议，两人各自率领两千名精锐骑兵，分左右两翼，居高临下，同时痛击敌军。张永德依计而行，布置妥当，赵匡胤高呼：“国家兴亡，在此一举！”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他的部下也人人奋勇，以一当百，神射手马仁瑀跃马引弓，箭无虚发，接连射死数十名敌兵；马全义也纵横驰骋，杀得北汉纷纷败退。赵匡胤从此与“二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二马”后来都成为赵匡胤所倚重的开国大将。

赵匡胤的凶猛攻势，本来就让北汉难以招架了，更加倒霉的是南风大起，处在下风头的北汉军终于兵败如山倒，全线崩溃，北汉国主刘崇骑着契丹人赏给他的一匹黄骠马，抱头鼠窜，枢密使王延嗣、主帅张元徽都死于乱军之中。北汉军队的主力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就此一蹶不振。

这一切，都发生在三月十九日一天之内，交战双方的命运就像过山车一样，摇摇摆摆，胜利女神终究还是青睐了周世宗，当然还有赵匡胤。

高平之战是决定五代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关系到是走向统一太平，还是继续战乱的大问题。如若契丹和北汉联军获胜，后周必然被颠覆，契丹扶植“儿皇帝”石敬瑭祸乱中原的历史就会再次重演，中原地区统一和太平的实现必定会遥遥无期。反之，后周夺取战役的胜利后，不仅北汉奄奄一息，从此龟缩自保，坐以待毙，强大的契丹辽国也一时为之夺气，对后周采取了守势，中原来自北方的威胁，由此大大减轻了。周世宗混一天下、“致太平”的宏图大志，才有了最起码的客观条件，中原复归一统的进程就此开始。

对赵匡胤个人的事业来说，高平之战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战斗中冲锋在前，立下奇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资治通鉴》评价道：“太祖皇帝自此肇基皇业。”这是恰如其分的。

高平之战：一飞冲天（3）

战斗刚刚结束，周世宗发了雷霆般的震怒，不仅将投降北汉的上千名步兵全部斩杀，又在一天之内处死了大将樊爱能、何徽以下七十多名中高级军官，由七十多名立功的将士填补空缺。赵匡胤更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一举成为后周禁军最耀眼的少壮派将星。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八岁。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机遇！一般来说，能连升三级，在官场上可能就是十分难得的了，但赵匡胤此番还不止呢。赵匡胤战前的职务，《资治通鉴》仅含糊地记载为“宿卫将”，如果估计不错的话，赵匡胤很可能是以其开封府马直军使的职务参战的，因为周世宗二月即位，三月初就出征高平，很可能还没来得及安排他的军职。开封府的马直军使充其量只是八九品不入流的小军官，而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就完全不同了。

刺史是五品官，已经算得上是高官。殿前都虞候，顾名思义，是殿前诸班直的统帅，统领着皇帝最贴身的禁卫亲军，当时更是殿前军的第二号长官，是后周禁军最重要的高级军职之一。殿前都虞候与开封府马直军使，二者之间的距离，说是天地之差也不太夸张。此前担任这一职务的，都是李重进、张永德等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难怪任命公布之后，一军皆惊！后世很多研究者也认为难以置信。赵匡胤一夜之间所达到的位置，确是绝大多数军人梦寐以求，毕生都无法达不到的，但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

少壮派将星：编练殿前军（1）

少壮派将星：编练殿前军

周世宗在高平之战中，亲眼目睹了禁军险些自我崩溃的丑陋表现，决意对禁军痛加整顿。后周的禁军，名称是“侍卫亲军”，设侍卫亲军司作为统帅机关，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副指挥使、马步军都虞候、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为其高级指挥员。侍卫亲军的总兵力在二十万上下，数量相当庞大，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后汉、后晋和后唐“沙陀三王朝”继承过来的，充斥着大量职业的兵油子，不仅政治上很不稳定，动辄兵变，卖主求荣，而且战斗意志低下，非常容易失去控制。

就是这样一支没有多少真正战斗力的军队，耗费的军费却高得惊人，用周世宗的话说，就是：“一百个农夫，还养不起一个士兵。何必空费民脂民膏，来养这些没用的东西！”高平之战后，周世宗撤换了侍卫亲军大部分老朽的军官，提升少壮派军官，又裁撤老弱残兵，终于使得侍卫亲军的面貌有所改观。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周世宗下定了决心，另起炉灶，在侍卫亲军之外，另行组建了一支新军——殿前军，设殿前司为统帅机关，先是以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为正副统帅，后来陆续增设，到了周世宗晚年的时候，以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为统帅，下设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殿前都虞候。从此，后周禁军就有了侍卫亲军和殿前军两支部队。

殿前军以皇帝个人的禁卫军“殿前诸班直”为核心，辅以铁骑、控鹤等原本独立成军的禁军部队。由于殿前诸班直战斗力虽然很强，但兵力毕竟有限，周世宗于是下令招募天下英雄、江湖豪杰，以充实殿前军，特别是殿前诸班直。

这一举措，既加强了中央禁军的实力，又釜底抽薪，削弱了地方各藩镇的力量根基，是一项一石二鸟的英明决策。至于具体的检验、选拔和扩编、训练等任务，周世宗就指定由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全权负责。

赵匡胤武功高强，何况他本人又有三年多浪迹江湖的传奇经历，在江湖好汉当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当然是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周世宗交给他的任务，赵匡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为殿前诸班直选拔到了一大批精兵猛将，并加以精心的训练，使得殿前诸班直急剧地扩大到了至少三十六个班左右，主要番号有：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都是全部由各地方来应募的豪杰组成，四个班；内殿直，选拔骁勇的军官子弟组成，四个班。总兵力在万人以上，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精锐铁骑。以殿前诸班直为骨干，加上兵力在三四万左右的铁骑和控鹤两军，殿前军迅速成为一支称雄天下的虎狼之师，“士卒精强，近代无比”，不仅战斗力远远超过了侍卫亲军，更压倒了北汉、南唐等各地方政权的军队，与契丹铁骑抗衡也不落下风。周世宗南征北战，靠的就是这支王牌部队。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后来平定天下，统一各国，也是主要依仗殿前军的力量。

少壮派将星：编练殿前军（2）

赵匡胤作为殿前都虞候，具体负责殿前诸班直的招募、选拔、训练和成军，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这支部队最主要的实际指挥者，从而在殿前军中扎下了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奠定了赵匡胤的军中人脉和基干力量。如张琼、杨义、党进、李怀忠等一大批宋朝开国的战将，都是在这个时候归属于赵匡胤麾下的。

不仅如此，殿前军中的多名中下级骨干军官，也都与殿前都虞候赵匡胤气味相投，互相支持，结拜为异姓兄弟，这就是著名的“义社十兄弟”。“十兄弟”当中，石守信、王审琦等后来都是陈桥兵变拥戴赵匡胤当皇帝的关键人物。

“治军先治校”。可以说，就任殿前都虞候，具体主持编练殿前军，是赵匡胤开创帝业的起点。这就如同近代的袁世凯，主持天津小站练兵，编练新军，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北洋派系，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人；蒋介石能够主宰国民党政权，关键也就在于他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组建了效忠于自己的“黄埔系”，从而兵权在手。个中的奥妙，大致是一样的。

赵匡胤在高平之战前后，还有了一大收获，那就是与后周的皇亲国戚、殿前军的主帅张永德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他能够晋升殿前都虞候，除了周世宗的宠信之外，张永德的推荐也十分关键。张永德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又与周世宗称兄道弟，相交莫逆，是周世宗在后周皇亲国戚当中最主要的支持者，因而得以执掌殿前军的帅印。

张永德的军事指挥能力很平常，很需要有军事上的干才辅佐，赵匡胤在高平之战中的身先士卒的神勇和临危不乱的决断，都令张永德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张永德就放手重用赵匡胤。

赵匡胤虽然一战成名，跃居殿前都虞候高位，又是周世宗的亲信，但他毕竟是暴发户，在后周禁军和政治高层上还没有什么根基。张永德贵为驸马爷，又是殿前军的顶头上司，对他的主动提携，赵匡胤当然是求之不得。

于是，张、赵二人一拍即合，两人联手在殿前军当中组成了一个派系小圈子。张永德当殿前都指挥使，就推荐赵匡胤当殿前都虞候；张永德升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接替了他为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被罢去殿前都点检之后，还是赵匡胤，接过了殿前都点检的位子。张永德作为上级，还时常资助赵匡胤。赵匡胤结婚的时候，张永德一下子就拿出了好几千贯的重金当贺礼；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结婚，张永德又拿出了一大笔钱，资助赵家办了一个场场面面的喜事。赵家当时没有多少家财，因而一直对张永德的雪中送炭感激不已。

关于张永德和赵匡胤之间的亲密关系，宋人还流传着这样一种传说：张永德为人十分迷信，对道士的话言听计从，所以外号叫“张道人”。因为道士曾经对他说过，他命中的贵人，是两位属猪的人，只要能遇到这两位贵人，他就能享有五十年的荣华富贵。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都是属猪的，张永德于是大喜过望，“倾身事之”。大宋开国后，张永德果然受到了赵匡胤和赵匡义的厚待和恩宠，以前朝驸马的身份，依然在新朝出将入相，一直活到了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享年七十三岁。从广顺元年（951）郭威即位那年他二十四岁出任驸马都尉、殿前都虞候算起，前前后后果然是安享了荣华富贵五十年！这在当时的政治人物当中，是绝无仅有的。

苏辙在《龙川别志》里就专门记载了这件事。这种说法神化赵匡胤和赵匡义，无疑只能当故事看。但不管怎样，赵匡胤得到了张永德这位自己的顶头上司和当朝驸马爷的青睐，真可以说是官运亨通。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1）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

显德二年（955），后周大军在北起淮河、南迄长江、东至大海的辽阔战线上，向南唐发起了全面进攻。在这场决定南北命运的“淮海大战”当中，赵匡胤率领护驾周世宗的王牌部队，战功卓著，得以由殿前都虞候晋升殿前都指挥使，并官拜节度使，真正跻身大将的行列。

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因大唐设淮南节度使，多称之为“淮南”。又大致以濠州（今安徽凤阳）为界，以东称“淮东”，以西称“淮西”，合起来称为“两淮”。淮东的中心在寿州（今安徽凤台）和合肥（今安徽合肥），淮西的中心在扬州（今江苏扬州）。长江以南的南京，大致与扬州、合肥形成倒三角的态势。

自古以来，凡是建都南京的南方政权，都是要以江北的淮河流域为立国屏障，以扬州、合肥、寿州等地为战略据点，此所谓“守江必守淮”。因为，长江虽然号称天堑，然其东西一字长蛇的态势，其实并不利于防御，如若对手在江北站住了脚跟，兵临大江，随时随地都可南进，江防千里，受制于人，正《孙子兵法》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岂能始终固若金汤？只要一点被突破，就会带来全线崩溃的灾难性后果。反过来，北方政权若要一统江南，首先就必须在江北大量歼敌，夺取江北两淮地区。

淮南地区的得失，关系到南北政权的命运。三国时的孙权与曹操鏖兵于合肥，遂成鼎足之势。南宋时在镇江（今江苏镇江）和建康（今江苏南京）设立了两大军府，控扼住了两淮，就能顶住金兵的多次猛攻，立国江南。明初的朱元璋地跨大江南北，遂天下称雄。现代国民党政权兵败淮海，困守长江，随即土崩瓦解。

周世宗志在混一天下，兴致太平，对淮南当然是志在必得。王朴的《平边策》，也是将首先夺取的目标选定淮南。偏偏当时的南唐，并不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

南唐，是从五代初年杨行密建立的吴政权发展过来的，经过了杨行密、徐温和李昪三个阶段，至后晋天福二年（937），李昪受吴“禅让”，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因他自称大唐宗室后裔，遂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年号“昇元”，也就是重振大唐基业、重兴“开元”盛世的意思。

南唐拥有三十五个州，地跨大江南北，主要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全部，以及浙江、湖北、福建等部分。这些地区，多数本来就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如早在唐代，就有“扬一益二”的著名说法，扬州是当时天下最为繁荣的都市。又由于不论是杨行密，还是徐温和李昪，都以“保境息民”为立国基本方针，用兵极为谨慎，在五代北方战乱不休的时候，南唐却难得地经历了长达四五十年的大致“太平”的环境。综合国力当然也十分雄厚。

南唐当时在位的皇帝，是中主李璟。此人不但文采风流，是五代最为杰出的词人之一。而且和周世宗一样，李璟也胸怀统一天下的大志，有一年的科举考试，他就出了个《高祖入关诗》的题目。可见李璟已经不再满足于“保境息民”，而是有志于北伐中原，恢复大唐“天下一家”的盛世。后晋、后汉之际，他抓住北方大乱的机遇，出兵并吞了湖南和福建，并联络契丹和北汉、后蜀，俨然以对抗后周的盟主自居。湖南和福建，南唐后来是得而复失，空欢喜了一场，但南唐有力量接连灭亡两个南方政权，确不愧为南方的头号强国。为了抵御北方的威胁，寻机进取中原，李璟以扬州为东都，以寿州为清淮军节度使，在两地分别屯驻重兵，作为两淮防线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2）

两强相遇，针尖对麦芒，自然难免一场激烈的龙争虎斗。

后周挂帅南征的宰相李谷，据说与南唐的大臣韩熙载本来是同学好友，在韩熙载投奔南唐的时候，李谷送行，韩熙载说：“江淮若用我为宰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李谷则说：“中原若用我为宰相，取江淮如探囊取物！”事实上，南唐此时没用韩熙载为相，固然未能“长驱以定中原”，后周虽用李谷为宰相，但也未能做到“取江淮如探囊取物”。

这场“淮海大战”，双方反复拉锯，前后持续了四个年头，仅周世宗本人的御驾亲征，就有三次之多。对比于高平之战仅用一天就分出了胜负，可见其战争的惨烈。待战争在显德五年（958）终于结束的时候，周世宗离去世已经只有一年的时间了。可以说，周世宗主要的心血都耗费在这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上。

激战首先围绕着寿州展开。寿州北依淮河，东近淝水，南靠八公山，是一座山水相连的军事雄镇。中国古代战争史最为经典的战役之一“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地区。南唐守将清淮军节度使刘仁赡是一员智勇兼备的名将，他坐镇寿州，防御严密，并伺机反击，把一座寿州城打造成了铁桶一般。后周数次猛攻，都无功而返。周世宗御驾亲征，虽然击败了前来增援的南唐援军一部，但对寿州城的刘仁赡，仍然是一筹莫展。

为了早日拔掉这颗硬钉子，周世宗决定派兵绕过寿州城，直插到寿州后方的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北），伺机夺取滁州（今安徽滁州），以截断寿州的后援通道，既彻底孤立寿州，又可以威胁南京。周世宗指定由护驾的殿前都虞候赵匡胤，统率本部五千精兵，前去完成这一任务。

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

清流关，因附近的清流水而得名，一直都是江南与中原往来的必经之地，有“九省通衢”的美誉。由清流关向东南二十余里，就是滁州州城，滁州再往南，就是江南的南京。所以，清流关又被形象地称之为“金陵锁钥”。

清流关、滁州在历史上始终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元末的朱元璋即先得滁州，然后进取南京，终成一代帝业。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与明军大战于清流关，关边的清流河都被血水染成了红色。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军也在此地多次与清军恶战。

南唐建都南京，为了屏障都城，就在清流关一带多年苦心经营，把关隘选在两座山峰之间，依山而建，关两旁的山峰，也因清流关而得名为关山。关洞为拱形，都用巨石砌成，深达十余丈，气势雄伟，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要隘。至于滁州，也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城。宋朝大文豪欧阳修的名作《醉翁亭记》，一开篇就是说：“环滁皆山也。”欧阳修当时正在滁州当知州，这可是他亲眼所见。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3）

清流关不仅地势险要，南唐守关更兵力雄厚，至少在两万人上下，有赵匡胤的四五倍之多。守将皇甫晖也绝非等闲之辈。此人出自以强悍而闻名的魏博节度使牙兵，后唐庄宗时随军戍守幽州的瓦桥关，曾多次与契丹铁骑交战，都不落下风，号称大小数十战，从来没有战败过。后来更与同伙发动了兵变，令后唐庄宗李存勗都焦头烂额，最终死于动乱之中。追根溯源，皇甫晖也算是罪魁祸首之一。但皇甫晖一直视作莫大的荣耀，毕竟能置英雄无敌的李存勗于死地，可不是平常人能够做到的。此时，皇甫晖已经老了，但虎老雄风在，依然被南唐视为善打恶仗的猛将。此番以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的高级官衔统兵驻守清流关，担负呼应和支援寿州的重任。

如此雄关要隘，又有精兵猛将把守，正面强攻破关谈何容易！赵匡胤抵达清流关之后，经过几番试探，最后请到了当地的一位村民，他向赵匡胤指引了一条极其隐秘的小路，可以从清流关旁边清流关山的山涧之中，绕道到清流关的后面，置关隘于无用之地。

这正是曲径通幽处。赵匡胤立即依计而行，领兵悄然行进，疾速穿过了山间的小路，绕到了清流关的背后，并立即发起攻击。南唐守军腹背受敌，乱作一团，皇甫晖率败兵狂奔滁州，并破坏了清流河上的桥梁，怎奈赵匡胤紧追不舍，指挥骑兵从清流河上涉水而过。

皇甫晖没有喘息的机会，只好向身后的赵匡胤高喊：“军人各为其主，你敢让我整顿好队伍，咱们再好好较量一番如何？背后偷袭算什么英雄！”“兵者，诡道也。”战场交战，你死我活，以取胜为唯一目的，哪有什么规矩！皇甫晖竟然向对手要求给自己摆开阵势的机会，可谓完全昏了头。也许是想起了当年江湖侠客的做派，赵匡胤笑着答应要与他进行一场“公平”的决斗，命令部下在城外列阵。

皇甫晖倒也算一条好汉，没有食言，进城后略作休整，就率本部人马冲了出来，两军再度交锋。赵匡胤身为主将，却第一个抱着马头，冲入敌阵，并向南唐官兵断喝道：“我今天只取皇甫晖一人，其他人都不要找死。”皇甫晖措手不及，被赵匡胤挥剑砍下马来，当了俘虏。南唐官兵早已是惊弓之鸟，又被赵匡胤的神勇吓破了胆，纷纷作鸟兽散，赵匡胤唾手而得滁州城，清流关也顺利地攻下。

激战清流关，夺取滁州，歼灭了数万唐兵精锐，更截断了寿州后援的通道，寿州城就此成为一座苟延残喘的孤城。南唐的都城南京也为之大震，李璟被迫派遣使者以割让两淮六个州的条件向周世宗乞和，但周世宗志在两淮全境，当即予以拒绝。

这是赵匡胤第一次独立指挥大战，就取得了如此空前的大捷，尤其是敢于单挑敌将的神勇，使他更加威名大噪，成为后周禁军中为众人所瞩目的少壮派将领的翘楚。

雄关漫道：官拜节度使（4）

后来，赵匡胤的侄子宋真宗赵恒为了纪念清流关和滁州之战，专门命人在滁州修起了一座庙宇，将其大殿命名为“端命”。意思是说：赵匡胤的功业和帝业都从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南宋的时候，大诗人陆游也写了一首叫《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的诗，诗中歌颂赵匡胤清流关之战说：

皇天方忧九州裂，建隆真人仗黄钺。

阵云冷压清流关，贼垒咿嘤气如发。

逋诛猾虏入槛车，北风吹干草头血。

一龙上天三百年，旧事空闻遗老说。

“建隆真人”，指的就是赵匡胤，因为他的开国年号是“建隆”。一句“皇天方忧九州裂，建隆真人仗黄钺”，就把此战的意义，上升到了关系“九州”大同的高度。陆游真不愧是大手笔。

这年的四月，战争的重点东移到了扬州。相比于寿州，南唐扬州的守将冯延鲁是一介书生，赋诗填词还行，哪里会打仗！他防守松懈，后周一次偷袭，就轻易地得手。但是，扬州城与江南仅有一江之隔，南唐的反击十分频繁，也十分犀利，周军立足未稳，扬州城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周世宗再度打出了赵匡胤这张王牌，命令他率精兵两千，出击六合（今江苏南京六合），迎战由南京渡江前来反攻扬州的南唐部队。南唐此番是竭尽全力，出动了护卫南京城的两万余人马，但其主帅齐王、诸道兵马大元帅李景达，官衔高得吓人，却一直是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监军的陈觉位至宰相，更是一个书呆子，他们哪里是赵匡胤的对手？一场激战下来，南唐战死五千余人，淹死上万人，其他的也全部溃散，两万大军就这样全军覆灭了。六合一役，南唐的精锐主力基本上损失殆尽，南唐在两淮全线最终战败的命运也就此注定了。

这年的十月，赵匡胤就凭借清流关和六合的战功，被晋升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匡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赵匡胤拥有了节度使的头衔，不仅意味着他正式跻身大将的行列，地位和声望有了大幅度地提升，而且开始有了一块基本上属于自己的地盘，也有权“开府”，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精兵强将招揽于自己的麾下，英雄豪杰之士也会前来投奔。更何况，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的殿前都虞候，此次老上级张永德晋升殿前都点检，他又接替了殿前都指挥使的要职，尽管还是禁军殿前军的第二把手，但官位提升了许多。

显德四年（957），寿州守将刘仁赡病重，不省人事，他的儿子和部下盗用他的名义，抬着他向后周投降。周世宗受降后，立即封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这可是位极人臣的高官，但此时的刘仁赡其实已经病死军中，这只是给予这员忠心事主的猛将以哀荣而已。

寿州失守，南唐终于支持不下去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显德五年（958），南唐把约占国土三分之一以上的两淮十四个州，六十个县，拱手割让给了后周，每年还要纳贡十万。南唐自动削去皇帝号，称江南“国主”，去年号，用后周的正朔。从此以后，南唐这个南方的头号强国，就降为后周藩属的一个小朝廷，苟延残喘。

如鱼得水：初遇赵普（1）

如鱼得水：初遇赵普

在征伐南唐期间，还发生了这样几件对赵匡胤影响很大的事情：

事件之一：赵匡胤驻防滁州城期间，他手下的士兵抓了一百多名“盗贼”，正准备全部处死的时候，被新任的滁州军事判官断然制止，经过复查，果然有七八十人之多都是冤枉的。此人只是一个八品不到的小官，与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当然是天地之差，但毕竟是避免了一场大冤案，赵匡胤当然十分高兴，就约见了这位芝麻官。

两人甫一会面，赵匡胤当即感到此人气宇轩昂，见识不凡，而且也姓赵，也祖籍幽州，也在洛阳生活过，与自己同宗同乡，不禁高看一眼。赵匡胤是禁军的名将，此人当然是十分仰慕，两人一见如故，结下了非常好的交情。

巧合的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领兵路过，却病倒在滁州，赵匡胤军务在身，自然无法照料。就委托此人照看自己的父亲。此人也问寒问暖，送饭递药，悉心地侍候赵弘殷。从此以后，赵匡胤和他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亲如兄弟一样了。

此人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大宋朝开国元勋、宋太祖和宋太宗两朝的宰相赵普。因为他后来被追封为“韩王”，所以也有“赵韩王”的称呼。此时的赵普，年方三十五岁，已经在好几个节度使的幕府当中做了十几年的小吏，也就是后代刀笔师爷一类的角色，但都郁郁不得志。直到显德三年（956），才由于宰相范质的推荐，被派到滁州担任军事判官，没想到在这里因缘际会，结识了赵匡胤。赵匡胤为节度使之后，就立即礼聘赵普加入自己的幕府，出任节度使推官，后又晋升为掌书记，所以赵普也有“赵书记”的称呼。

赵匡胤攀附周世宗，三十岁就当上了节度使，但他毕竟是一介武夫，缺乏官场沉浮的经验。赵普要比赵匡胤大五岁，又有多年刀笔师爷的经历，精于权术，多谋善断，也不乏几分阴险毒辣，对官场之事有强于赵匡胤的地方。赵匡胤平时把他当大哥看，视为“左右手”，无论大事小情，都要咨询赵普的意见。赵匡胤的家人也不把赵普当外人，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直到大宋开国之后，还多次对赵普说：“我的儿子太年轻了，没经历过多少事情，还希望你一定要尽心竭力地辅佐他。”

士为知己者死。赵普此前一直怀才不遇，此次得到赵匡胤和赵家如此厚待，赵普当然也是感恩图报，对赵匡胤忠心耿耿，全力以赴地加以辅佐。赵普此人，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他在关中一带节度使幕府中当小吏的时候，就专门搜集了唐太宗的遗骨，重新以礼安葬。赵普此举，主要出于他对唐太宗的崇拜，同时也可以反映出他同样有重建“太平盛世”的渴望。

如鱼得水：初遇赵普（2）

自古帝王创业，固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光有枪杆子还是不行，还得要有舞文弄墨的笔杆子，要有出谋划策的军师，君臣际会，枪杆子和笔杆子相结合，有两杆子方能打天下，开创帝业。如刘邦得萧何、张良辅佐，“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刘备得诸葛亮之后，方能与曹操、孙权鼎足而三；朱元璋得刘基、朱升，终成霸业，都是千古的佳话。反过来，项羽武力盖世，但仅有一范增而且不能用，落个霸王别姬的下场是必然的。赵匡胤有了赵普，自然如鱼得水，堪称如虎添翼。

事情之二：因楚州城（今江苏淮安楚州）守军防守顽强，周世宗恼羞成怒，城破之后，悍然下令屠城，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赵匡胤在路过一条街巷的时候，看见一名妇女倒在了血泊之中，但她身下的孩子还在不停地吃奶。赵匡胤战场上是铁铮铮的虎将，是进攻楚州城的主将，但目睹了孩子失去母亲的惨剧，内心也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当即不顾风险，抗命不遵，下令保护了巷子中的百姓，还出资收养了这个孩子。当地人为了纪念，就把这条街巷命名为“因子巷”。

行走江湖，快意恩仇，哪有不杀人的，但以杀人为乐，还是以杀人为不得已，以救人为乐，这可能就是魔头和大侠的区别所在。军人驰骋沙场，杀人更是寻常之事，然而是杀人不眨眼，还是止戈为武，以杀止杀，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就是军头和政治家的区别。赵匡胤本来就是一位“大侠”，但此时的他，开始向政治家迈进了。

事件之三：赵匡胤南征凯旋回师，正兴高采烈的时候，却突然被人拦住了马头，要求检查他的行李车，赵匡胤非常生气，但这些人手持周世宗的手令，不容分说，一顿乱翻，结果发现车子里除了数千册书籍之外，什么也都没有。原来，有人向周世宗诽谤赵匡胤说：“赵某在攻下寿州城后，私吞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装满了好几辆大车。”周世宗当即下令查验。事实证明了赵匡胤的清白，但周世宗也只是同他谈了些关于读书的话题，也没有追究诬告者的责任。还有一种说法，是南唐使用了反间计，故意送给了赵匡胤大批金银财宝，但赵匡胤不为所动，都如数上交给了朝廷。

应该说，此时的周世宗对赵匡胤是十分信任的，赵匡胤也感激周世宗的知遇之恩，对周世宗是忠心耿耿的，但仅凭突如其来的捕风捉影式的诬告，周世宗就毫不犹豫地下令查办，难免有令赵匡胤寒心之处。

看来，从这个时候起，随着赵匡胤地位的提升，军功和威信的增长，周世宗对这位逐渐羽毛丰满的爱将，已经产生了说不出的复杂的想法。赵匡胤的心中，对周世宗自然也开始出现了感情的裂痕。毕竟，“惟人主之眷不可恃”，伴君如伴虎啊。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1）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

显德六年（959）三月，南方的战事刚刚平息，周世宗又尽起禁军主力，向契丹辽国发起了猛烈进攻，目标是夺回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的以幽州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赵匡胤征尘未洗，即刻护驾出征。

契丹辽国拥有铁骑二三十万，军力与南唐、北汉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一直是中原王朝最为强悍的劲敌。

不过，这个时候，辽国镇守幽州的主将，名叫萧思温，此人通晓文史，倒颇有几分儒雅，在以骑马射箭为乐的契丹贵族当中，算是一个很难得的“书生”。但他也沾染上了书生的通病，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却不擅长战场指挥，更缺乏打硬仗的经验，每遇到后周军队来攻，只会向后方请求增派援兵。

此次周世宗御驾亲征，他更是连连飞书报急，催促辽国皇帝也亲征迎敌，自己则固守在幽州城里，任由后周攻城略地。辽国用这样一个庸才出任南京留守，坐镇幽州，纯粹因为萧思温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女婿，是辽国的皇亲国戚。他的女儿萧燕燕，就是契丹辽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萧太后”。

当时辽国的皇帝辽穆宗，是耶律德光的长子，但和自己的父亲比起来，辽穆宗可差得太远了，耶律德光是辽国历史上有名的英主，有一统天下、实现天下大同的雄才大略，而辽穆宗却以酗酒嗜杀而著称，被公认为辽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之一。因为他每天都要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大白天反而沉睡不起，人们都叫他“睡王”。

君是昏君，将是庸将，当然不是周世宗的对手。此时的周世宗，经过高平之战和征伐南唐的洗礼，已然是身经百战、百战百胜的战场老手。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也可能打不过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更何况，经过多年硬仗的锻炼，后周禁军，特别是殿前军，已然是一支不折不扣的铁军，完全有实力在野战中击败契丹铁骑。周世宗改变“先南后北”的既定方针，断然挑战强敌，主动北伐幽州，就是瞅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后代的史家也都称誉周世宗此举是大智大勇的神来之笔。

北伐进展得十分顺利。三月十九日，周世宗正式下诏北伐。二十九日，周世宗由开封出发，四月十六日驾临沧州（今河北沧州），然后从沧州乘坐战船，由水路北上，直抵契丹边境。赵匡胤出任水路都部署，再度担当护驾重任。

四月十七日，辽国宁州守将投降，周世宗不战而取乾宁军（今河北清县）。二十六日，又得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并由此下船登陆。这天夜里，周世宗露宿在野外，身边仅有赵匡胤一支人马护卫，辽国骑兵频频在四周出没，但周世宗依然镇定自若。

二十八日，赵匡胤率兵攻打重镇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守将姚内斌是一员猛将，外号“姚大虫”，但他不愿为契丹卖命，赵匡胤兵马一到，他就投奔了赵匡胤，并从此成为赵匡胤手下的一员亲信大将。赵匡胤进驻瓦桥关后，发现城西北处有数千契丹骑兵活动。立即带百余名骑兵把他们驱逐了出去。

瓦桥关、益津关和於口关（今河北霸县信安镇），就是历史上以抗辽而著称的“三关”，周世宗改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宋朝时改於口关为信安军。“三关”及其以南地区等十余个县，合称为关南。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2）

就这样，从三月十九日下诏北伐，至五月初一，周世宗仅用了不到四十二天的时间，就夺回了三个州、十七个县，北伐取得了空前的大捷。若从周世宗离开开封城的三月二十九日算起，更只有短短的三十二天。周军所到之处，契丹望风披靡，可以说是兵不血刃。

五月初二，周世宗在瓦桥关大聚众将，准备进一步向北攻打幽州城，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可就在当天晚上，周世宗突然重病发作，北伐幽州只能是半途而废。五月初八，周世宗安排好镇守关南的军备之后，怅然退兵。六月底，周世宗就病逝于开封，享年三十九岁。

周世宗虽然未能如愿夺回幽州，但夺回了以三关为中心的关南地区，意义也非同小可。关南地区，北依白沟河；从白沟河向南，则是一片河泽纵横、湖泊众多的水网地带，都是防御契丹骑兵冲击的天然屏障。

在失去了以幽州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以后，这几乎是中原王朝能够在河北平原防御契丹的唯一屏障。如若这一地区控制在契丹手中，那么，中原王朝更是毫无天险依托，门户洞开。周世宗夺回三关，中原王朝的军事形势得以大大的改善，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开国以后，就以白沟河为屏障，以雄州、霸州和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为中心，构建了防御契丹的第一道防线，始终屯驻有重兵，由关南都部署统一当地的军事指挥。契丹曾经多次猛攻，都不能得手。契丹攻不下关南，就不敢轻易南下中原，即便南下中原，也会成为风险很大的军事冒险，往往进退两难，“澶渊之盟”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由此可见，这条防线对宋朝国防的巩固具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堪称生死攸关。宋、契丹两国，后来就是以白沟河为界河。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宋朝享受着周世宗北伐的成果，才能争取到一个与契丹辽国对峙的局面。当然，若是周世宗不英年早逝的话，他肯定是会越过三关，继续攻击幽州的。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北伐期间，还发生了一桩对赵匡胤至关重要的、极其神秘的“木牌事件”。

原来，周世宗北伐期间，在批阅公文的时候，他从一个皮囊当中偶然发现了一块三尺多长的木牌，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大字。“点检”，不用说，指的是后周禁军殿前军的主帅殿前都点检，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将领是张永德；“作天子”，就是当皇帝的意思。当然，这是指张永德有当皇帝的天命呢？还是指他有夺取皇位的野心呢？就很令人费思量了。无论如何，在“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君主专制时代，这都是最犯君主忌讳的事情。

当年六月，周世宗赶回开封之后，已经是病入膏肓，他匆匆地立自己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考虑到“点检作天子”的木牌，担心禁军的稳定，就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加张永德同平章事，但外放为澶州节度使，解除了他殿前都点检的禁军职务和兵权。赵匡胤则由殿前都指挥使升任殿前都点检。这一年，赵匡胤三十三岁。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3）

张永德要比赵匡胤还小一岁，按官场的规矩，在正常情况下，赵匡胤要越过老上级，执掌殿前军的帅印，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块木牌，就令张永德下台，赵匡胤上台，对赵匡胤来说，真可谓是福从天降。

这块木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肯定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那么，做了手脚的人，究竟会是谁呢？

嫌疑人之一，是李重进。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亲外甥，和张永德一样，都是后周的皇亲国戚，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侍卫亲军的主帅，在禁军中的地位还在张永德之上。李重进是张永德的死对头，当年在征伐南唐的时候，张永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周世宗诬告李重进要谋反，要发动兵变。各握重兵的张、李两人，还差点儿上演了一出火并的好戏。这次会不会是李重进如法炮制，报复张永德呢？

更何况，李重进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侍卫亲军的统帅，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是殿前军的统帅，殿前军和侍卫亲军作为后周禁军并列两大山头，彼此之间的派系争斗一直是十分激烈的。个人恩怨加上派系争斗，很明显，李重进有作案的动机，但他似乎没有作案的时间。李重进是五月初一才来到周世宗北伐的大营，初六那天就统兵前去攻打北汉去了，前后只有不到五天的时间，时间十分仓促。而且，他是和众将们一起来到大营的，似乎也不容易找到下手的时机。

嫌疑人之二，就是时任殿前都指挥使，殿前军的二把手赵匡胤。赵匡胤有作案的充分时间，从周世宗出师北伐到班师回朝，赵匡胤自始至终都护卫在周世宗的身边，尤其是四月底一段时间，周世宗身边的大将只有赵匡胤一人，他若要动手脚，无疑是十分方便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赵匡胤的嫌疑也是最大的。

但是，他有作案的动机吗？张永德是赵匡胤的老上级，一直对他照顾有加，悉心栽培提拔，两人在殿前军一直亲密合作，从未有不愉快的事情，赵匡胤为何突然要翻脸不认人，如此陷害张永德呢？难道说赵匡胤见利忘义，觊觎殿前都点检的位置吗？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

不过，赵匡胤即使是有心要扳倒张永德，怎么敢奢望殿前都点检的位子，就一定会落到他手里呢？他就不怕鸡飞蛋打？如果再考虑赵匡胤上台后，张永德依然荣华富贵，直至宋真宗时才得以寿终，宋太祖、太宗兄弟二人与他的融洽关系，也确实不像完全是装出来的样子。

嫌疑人之三，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要知道，按史书的记载，周世宗是在北伐当中突发重病的，但在这之前，他的身体状况肯定是已经出问题了，甚至正是因为知道自己身体不佳，周世宗才急于攻打幽州，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解决这个最棘手的难题。只不过对臣民们来说，皇帝永远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而对张永德、赵匡胤这样的心腹大将来说，周世宗的身体不好，应该是个公开的秘密，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后周的驸马爷，论血缘不比周世宗差太远，也完全有资格继承后周的皇位，得知周世宗的身体状况后，他产生更进一步的想法也属正常。更何况，张永德外号“张道人”，家里养了不少道士、巫师一类的人物，装神弄鬼是他的拿手好戏，搞出一个“点检作天子”的木牌来并不奇怪。

木牌事件：点检作天子（4）

根据宋人徐度《却扫编》一书的记载：周世宗在回师开封的途中，也确实产生了干脆传位于张永德的考虑。毕竟两人相交莫逆，五代又有传位长君的传统。只是斟酌再三，周世宗认为张永德能力终究有限，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既然不打算传位，就只能是解除张永德的兵权。张永德最后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当然，木牌事件的主谋如果是张永德的话，直接动手脚的，还可能是赵匡胤。

因为赵匡胤毕竟是由殿前都点检的位子上当皇帝的，宋人也都把这块“点检作天子”的木牌，当作赵匡胤得“天命”的凭据来大加宣传。所以，目前主流的意见还是认为木牌事件是赵匡胤一手制造的，通过一块木牌，既扳倒了他的老上级张永德，又为自己从点检发动兵变准备了舆论，是一着一箭双雕的高棋。

当然了，“强者为尊当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即便是赵匡胤做的手脚，虽然有点不仗义，但大丈夫不甘居于人下，也不是什么太见不得人的事，更何况在五代那种强者为上的乱世呢。只是这种说法，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似乎浓了一些。毕竟赵匡胤当时还只是个殿前都指挥使，不必说张永德、李重进在禁军中的地位远高于他，和他大致同级的将领也还有一批，要说那时赵匡胤就开始对皇位有了非分之想、觊觎之心，未免太早了些。

不管这块木牌是怎么来的，木牌事件最终的得利者毫无疑义是赵匡胤，这才是最最重要的。赵匡胤出任殿前都点检，由此掌握了殿前军的大权，迅速地把这支精锐的禁军王牌军变成了一支不折不扣的“赵家军”，成为他向皇位迈进的基干力量。

周世宗不仅撤换了张永德，而且从平衡禁军力量的角度出发，又安排解除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的禁军兵权。七月，李重进也被外放为淮南节度使，前往镇守扬州，虽然他还挂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头衔，但这已经只是一个安慰性的空衔，他麾下仅仅不过几千老弱残兵。

如此一来，后周禁军位高权重、威信卓著的两大巨头李重进和张永德，几乎同时离开了禁军的指挥位置。赵匡胤一跃成为禁军最有实权和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可谓是一步登天，终于具有问鼎皇位的实力。可以说，只要李重进或张永德其中的任何一人留在禁军指挥的要害位置，赵匡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地发动兵变，皇袍加身。

陈桥兵变：不流血开创一个大王朝

陈桥兵变：不流血开创一个大王朝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

寻常巷陌犹簪绂，取次园亭亦管弦。

人老太平春未老，莺花无害日高眠。

——邵雍《观盛化吟》

这首称赞宋太祖陈桥兵变、大宋开国的诗，出自宋神宗时理学大家邵雍的手笔。《水浒传》全书的开篇就全文抄录了这首诗，还大加发挥说：

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谓是：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直到宋太祖陈桥兵变，方才

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说：“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

无独有偶，明代一部流行很广的小说《飞龙记》中，也有这样一首歌咏陈桥兵变的诗：

五代干戈未息肩，乱臣贼子混中原。

黎民困苦天心怨，胡虏驱驰世道颠。

检点数归真命主，陈桥兵变太平年。

黄袍丹诏须臾至，三百鸿图岂偶然。

如果说，邵雍作为宋朝的臣民，对陈桥兵变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或多或少的“本朝”情结，做到完全客观公正可不大容易。那么，《水浒传》和《飞龙记》都不存在维护本朝的问题，而且更多的是代表民间草根平民们的主流看法，他们也都认同邵雍的说法，说明陈桥兵变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与天下“太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于它“欺人孤儿寡母”，并不太光彩的兵变夺权形式，反而并不太为人所关注。

的确，陈桥兵变不仅终结了五代的战乱，太平的阳光终于再度普照中原大地，而且它基本上属于一场不流血的和平政变，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流血而开创一个大王朝的奇迹”……

河北告急：真的还是假的（1）

河北告急：真的还是假的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此时的开封城，瑞雪纷飞，沉浸在一片元旦佳节的喜庆气氛当中。经过周世宗的励精图治，开封城已然是一个极其繁荣的大都市了。新年到了，全城大家小户阖家团聚，男女老少都换上整洁的新衣，走家串户，排摆酒宴，互致新年的问候。政府还要组织持续三天的歌舞、娱乐活动，节日的气氛刚刚达到了最高潮。

皇宫中同样是张灯结彩，以示与民同乐，皇帝还要亲临大殿主持盛大的仪式，接受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节们的朝贺，然后在皇宫中大摆宴席，款待百官。但此时的后周王朝皇帝柴宗训，只有八岁，还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小娃娃。他是周世宗的第四个儿子，因为他的三个哥哥都在郭威夺位时死于非命，他才当上了皇帝，即位时才年仅七岁。也有一说，柴宗训即位时实际只有六岁。

在帝制时代，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军国政务，都要由皇帝个人最终裁断，当皇帝是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政务的时候，就被称作“主少国疑”。在“主少国疑”的时候，君权是最软弱的，外戚、权臣、大将等种种政治力量，往往要趁机展开激烈的角逐，是最容易引发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柴宗训在位的后周，就正处于“主少国疑”的局面。

实际主持仪式的是皇太后符氏，她出身名门，她的姐姐也是周世宗的皇后，但显德三年（956）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抗辽名将符彦卿。但皇帝柴宗训不是她亲生的，而且她被立为皇后还不到半年，是周世宗临终前，匆匆忙忙地立她为皇后的，但周世宗鉴于历史上的女主、外戚干政的教训，并没有正式授予她“摄政”的名分。

更要命的是，符氏虽然称“皇太后”，但她其实只有十八九岁，也只是一个妙龄的青春女子而已。孤儿寡母，年纪轻轻，虽然贵为皇帝和皇太后，但在阖家团圆的佳节，肯定会思念刚刚去世的周世宗，又不得不面对繁重的军国政务，想来也不会是多么快乐和轻松的。

这时后周的朝廷大权，掌握在以宰相范质为首的文官集团手中。好在宰相范质、王溥和魏仁浦、枢密使吴廷祚等四位执政大臣，还有侍卫亲军副指挥使韩通和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两位禁军大帅，都是周世宗临终前精心挑选出来的，都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才智之士。周世宗临终时，在病榻前向他们托孤，要求他们精诚团结，共同辅佐幼主。

河北告急：真的还是假的（2）

可惜的是，周世宗本来还留有遗嘱，要求在他死后任命王著担任宰相，曹翰担任宣徽使。这两个人，都是周世宗早年在澶州节度使任上的幕府旧僚，都对周世宗忠心耿耿，但周世宗这一遗命被宰相范质等人给挂了起来，成为一纸空文。

正所谓乐极生悲，美酒飘香、舞姿婆娑、举杯相庆的宫廷盛宴尚未结束，突然，河北重镇镇州和定州同时飞马传到十万火急的警报：契丹辽国大军云集幽州，有南下威逼定州的态势，北汉也蠢蠢欲动，乘机东出土门关（今河北井陉），指向镇州。契丹辽国是北方草原的霸主，自取得“燕云十六州”，颠覆了后晋之后，对中原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北汉割据山西，地盘不大，但军队战斗力却十分强悍，一直是后周的死敌。周世宗即位当年即举国来犯，此次卷土重来，当然是来者不善。

陈桥兵变之后，有一种说法十分流行，认定镇州和定州上报的军情是假的，是赵匡胤为攫取兵权、发动兵变而制造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情报。但是，当时镇州的节度使是郭崇，定州的节度使是孙行友，这两个人都是跟随郭威打天下的老部下，是后周的开国元勋。陈桥兵变后，他们二人也都是赵匡胤重点防范和解决的对象，郭崇总算保住了颜面，被“请”到京城开封，出任平卢军节度使。说白了，实际就是在开封养老。

孙行友就更惨了些，赵匡胤对他一直放心不下，据说他也确有要“谋反”的想法，赵匡胤于是干脆派兵，用突然袭击的威逼手段，“请”他进京，此后孙行友丢官罢职，就一直被软禁在开封，连个节度使的空衔也没捞着。要说这两个人会一起配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实在是不合情理。

情报看来还是真的。只不过，中国历史上的“无间道”实在是太多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嘛。契丹、北汉都是后周的死敌，要说他们不借世宗去世、后周幼主在位的机会搞点儿名堂，那才是真正很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去年四、五月周世宗北伐幽州，使契丹遭受了丧师失地的奇耻大辱，契丹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1）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

镇、定两州受到威胁，河北全境随即大震。后周建都黄河以南的开封，河北是开封城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河北的得失，关系到开封城的生死存亡，对契丹和北汉联军威胁河北的举动，绝对不能置之不理。更何况，半年前周世宗刚统领大军，痛击过契丹辽国和北汉，手下败将，又何足惧哉？所以，当后周接到镇、定两州的警报后，毫不示弱，当即决定出动开封城的十余万禁军精锐主力，组建“北面行营”，北上迎敌，与契丹和北汉一决雌雄。

按照五代的传统，凡是禁军大部出动，以国运豪赌的大战役，通常都要由皇帝本人御驾亲征，宰相、枢密使等朝廷重臣也扈从参战，出谋划策，因此称之为“行营”。各级武将，都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之下冲锋陷阵，即使是挂行营“都部署”之类头衔的禁军主将，实际上也只是皇帝麾下的部将，兵权并不真正在手。

这样做的原因，与五代好勇斗狠的社会风尚有关，五代时期，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崇尚武勇，以怯懦退缩为最大的耻辱。皇帝若要建立君威，往往也要通过战场上的白刃厮杀来博得，后梁的朱温，后唐的李克用、李存勗、李嗣源，后晋的石敬瑭，后汉的刘知远，后周的郭威和柴荣等五代的名君，皆是如此，概莫能外。

更重要的目的，则是就近控制住部队，防范发生兵变和叛乱。毕竟五代是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战乱年代，一旦太阿倒持，兵权易手，改朝换代的好戏就很容易上演。

周世宗在世的时候，每有大的战事，都是由他御驾亲征，而且每次战斗，周世宗一定都要进入敌人弓弩的射程范围之内，以示与将士同生共死，甚至时常亲自参加白刃格斗。故君威赫赫，三军用命，所向无敌。

问题是，周世宗已经去世了，后周现在的皇帝柴宗训是个只有八岁的小娃娃。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以及枢密使吴廷祚四位执政大臣，都是文臣或文吏出身，也都没有真正临阵指挥作战的经历，当然也无法率军出征。如此一来，总揽兵权、关系后周政权命运的北征主帅，就只能是选择禁军大将出任。这颗帅印的分量之重，是周世宗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后周禁军多年征战，自然将星灿烂，但真正有资历、有威信、有能力挂帅出征的高级将领，也并不是很多：

第一位人选，是时任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李重进。李重进外号“黑大王”，是后周首任殿前都指挥使，又长期担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这一禁军的最高级军职，是后周最资深、地位最高的禁军统帅。高平之战的时候，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大将，征伐南唐，北伐幽州，李重进都是出任前敌总指挥，是战功最为突出、指挥能力最强的名将。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2）

他又是后周太祖郭威的亲外甥，是后周的皇亲国戚。但他的问题也出在这里，周太祖郭威临终前，专门把李重进和柴荣两人，召集到自己的病榻前，让李重进跪拜柴荣，以定二人的君臣之分。郭威的本意，应当是赏识李重进的军事才华，让柴荣、李重进君臣二人齐心协力。但就此却让李重进在周世宗面前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受猜忌的位置，周世宗对他始终是用而不信，纵容另一皇亲国戚张永德与他肆意明争暗斗，张永德敢于时常公开地诽谤、诬陷李重进有“谋反”之心，原因就在于此。

周世宗去世前，解除了张永德的兵权，同时安排把李重进也踢出了京城，虽然挂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头衔，但兵权已然被削夺。连周世宗这样的一代英主都不敢放手重用李重进，小皇帝柴宗训和辅政的文官大臣们，当然就更不敢用他，遑论让他挂帅统领大军！

第二位人选，是前任殿前都点检，时任许州节度使、开国公、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驸马都尉的张永德。张永德，后周的驸马爷，辅佐周世宗创业的左膀右臂，殿前军的主要指挥者之一，长期担任殿前军的主帅殿前都点检，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打过许多好仗，凭他在军中的资历、威信，挂帅没有任何问题。但自从“木牌事件”之后，他被周世宗解除了禁军兵权，外放澶州担任节度使。李重进好歹还挂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空头衔，张永德连禁军的空头衔都没得挂，对后周朝廷恐怕早已是离心离德了，后周朝廷也不敢用他。

第三位人选，是时任郓州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的韩通。韩通，早年跟随郭威创业，是后周的开国元勋之一，一直深得郭威和柴荣的信任。周世宗临终前，解除了李重进和张永德的兵权，韩通得以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实际统领侍卫亲军，并挂“同平章事”宰相衔，地位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之上。周世宗还专门下令：禁军军政，多由韩通负责。

韩通也有他的弱点，在周世宗南征北战之时，他负责留守京城开封，主要担任京城巡检的职务，即充当开封城的卫戍和警备司令。这体现了周世宗对他的信任，但却导致了韩通在最为军人所看重的战场决胜方面的军功，就要逊色不少。周世宗北伐幽州的时候，可能出于有意的考虑，让韩通出任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但战争的主舞台都在水路的方向，韩通疏通水路的苦力活倒是干了不少，就是没捞着仗打，赵匡胤好歹还打下了瓦桥关。军功一般，军中的威信和号召力就会打折扣，是否有统帅大军的能力，也会令人怀疑。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3）

韩通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性格暴戾，人送外号“韩瞪眼”。一个人的名字可能起错，但外号通常错不了。从这个“韩瞪眼”的外号，一看就知道韩通是一个李逵式的人物，是一介纯粹的军头脾气的武夫。本来军人的脾气大一些，也算不了大毛病，但动辄吹胡子瞪眼，刚愎自用，军中的人缘肯定不太好，与那些科举出身的文官们恐怕就更难搞好关系。

第四位人选，就是时任宋州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开国侯、检校太尉的赵匡胤。赵匡胤是后周禁军的后起之秀，出身周世宗最亲信的幕府旧僚，是周世宗一手提拔的火箭式晋升的亲信将领，一直都被认为是为人忠厚，对朝廷赤胆忠心。但他出任殿前都点检才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相比于李重进、张永德，甚至是韩通，赵匡胤在军中的资历要低很多，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李重进、张永德、韩通三人，都以节度使挂了侍中、同平章事等宰相衔，赵匡胤却没有。

节度使挂宰相衔，就是最为荣耀的“出将入相”，在理论上讲可以参与中书门下政事堂会议，参与朝廷大政的决策。赵匡胤还没有挂上宰相衔，地位和声望就要低人一等。另外，赵匡胤屡立战功，但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周世宗亲自指挥下作战，或是护驾，或是担任先锋，独当一面时只指挥过数千人，并没有真正独立统领大军的经历。

除了上述四人之外，节度使符彦卿、向拱也都是当时名将，论能力和威信，都足以担当挂帅重任。符彦卿在后晋时就曾大败契丹，还是当今国丈，他的女儿就是符氏皇太后。但是，他俩都长期在地方担任节度使，没有禁军的军职，未必能驾驭得了禁军的骄兵悍将，后周朝廷也不愿意起用他俩。

军情紧急，不容许后周朝廷过多的犹豫。事实上，就在正月初一这一天，御前会议就做出了最终的决断：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挂帅出征，出任北面行营都部署，全权调派、统领殿前军和侍卫亲军。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则出任“在京巡检”，留守开封。

那么？是谁拍板由赵匡胤挂帅呢？

从理论上说，当然是皇帝柴宗训。像选帅这种大事，必须经过御前会议，由皇帝决断。但他是个娃娃，谁都知道他不可能有任何意见。真正的决策者应当是辅政的四位大臣，他们是：第一宰相范质、第二宰相王溥、第三宰相魏仁浦和枢密使吴廷祚，特别是范质等三位宰相，他们都挂着“参知枢密院事”的头衔，总揽军政大权。

韩通虽然挂着宰相衔，但武人干政毕竟是很忌讳的事情，范质等都是很强势的宰相，不见得允许他发言，而且涉及他自己，他也不便说什么。至于赵匡胤，连宰相衔都没挂，是没有资格参与决策的。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4）

陈桥兵变发生后，有这样一幕场景：当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消息传来，第一宰相范质气急败坏，紧紧抓住第二宰相王溥的胳膊，一连声地说：“仓促选将，这是我们的罪过啊！”王溥的胳膊都被范质抓出血来了，但他强忍着痛楚，吓得一言也不敢多发。从这幕颇为滑稽的场景来看，应当是王溥首先提名了赵匡胤，范质最终拍的板。

王溥是第二宰相，地位要低于第一宰相范质，但当年后周征伐后蜀，夺回秦、凤、阶、成四州的主帅向拱，就是由王溥向周世宗推荐的。大军旗开得胜之后，周世宗曾经当着文武众臣们的面，举杯赞扬王溥说：“这次前线大捷，全是你选帅有方的功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成功的先例，王溥博得了一个善于选将的名声，他提名赵匡胤，分量无疑是很重的。

那么，王溥为什么要提名赵匡胤呢？主要是因为二人私交过密。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的时候，王溥私下里就“慷慨”地把一所大宅院，无偿地赠送给了赵匡胤。此事出自宋代大文豪苏辙所著《龙川别志》的记载，目的是为了说明赵匡胤深得人心，连王溥这样的宰相都向他效忠表忠心了。其实，王溥是赠送了赵匡胤一座大宅院不假，那赵匡胤是不是也送给他东西了？宰相、大帅，投桃报李，互相交结，互相利用，结成朋党，互相支持，才应该是当时事实的真相。

王溥提携赵匡胤，主要还是扩大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和影响力，至于说有意识地主动地要助赵匡胤推翻后周，甚至充当赵匡胤在朝廷里的内应和奸细，恐怕当时他还走不到这一步。陈桥兵变后，王溥带头向赵匡胤称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赵匡胤喜欢读书，王溥出身状元，是五代宋初最有名的学问家之一，想来两人之间的共同语言甚多，一拍即合也不令人奇怪。绰号“韩瞪眼”的韩通，却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武夫，动辄吹胡子瞪眼，在赵匡胤和韩通之间做出抉择，王溥的倾向一目了然。

第一宰相范质忠心为国，清正廉洁，从不结党营私，个人威望也最高，是五代极其难得的“名相”。他在当时的官位最高，拥有拍板的权力。但范质是一个纯粹的书生，治理民政是他的拿手好戏，军事方面则是一个完全的外行。在选将的问题上，他尊重王溥的意见十分正常。另外，范质虽说不结党营私，但赵匡胤的谋主赵普很得他的赏识，赵普出任滁州推官，就是范质推荐的结果，堂堂首相，竟会专门给一个小芝麻官说好话，可见他对赵普一定是高看一眼。双方有了这样一层的关系，范质起码不会反对赵匡胤。

赵匡胤挂帅：谁拍的板（5）

更何况，第三宰相魏仁浦也和赵匡胤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早在赵匡胤刚刚出任殿前都点检的时候，就由赵匡胤的母亲杜氏出面，把赵匡胤的三女儿许给了魏仁浦的儿子为妻。当时这两个孩子，都只是七八岁的小娃娃，双方这门娃娃亲的政治含义和分量，是显而易见的。相信在正月初一的御前会议上，魏仁浦的这一票，也一定是投给了赵匡胤。

他这一票肯定十分的关键。因为三位宰相当中，只有魏仁浦是从枢密使任上晋升宰相的，而且他以通晓军务闻名，是郭威和柴荣智囊式的人物。郭威从邺都起兵，靠的就是魏仁浦给他出的主意，把汉隐帝只杀郭威一人的密诏改为株连将士，从而引起了三军的同仇敌忾。

不过，魏仁浦是个官场上的老手，做事一直深藏不露，史书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事实上，后周三相当中，后来真正最受赵匡胤恩宠的，就是魏仁浦，两人果然成了儿女亲家。魏仁浦当年无疑是给赵匡胤出过大力的。

枢密使吴廷祚和赵匡胤的关系也不错，但他的地位，要低于三位宰相，三位宰相也都挂着“参知枢密院事”的头衔，吴廷祚起的作用不应很大。

还有一个人物，也不应该被忽视，那就是皇太后符氏。她虽然没有“摄政”的名分，无法垂帘听政，但毕竟是皇太后，起码也参与了选帅的御前会议。符氏看似和赵匡胤没有多少关系，实则不然。

符氏的父亲符彦卿有好几个女儿，其中的第六个女儿，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就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赵匡义当皇帝之后，追封她为“懿德皇后”。赵匡义的夫人和皇太后既然是亲姐妹俩，赵匡义当然也就成了皇亲国戚。皇太后只是一介女流，没什么经验，不会一点儿不受到自己妹妹和妹夫的影响，对自己妹夫的亲哥哥赵匡胤，当然也会有所倚重。

在这孤儿寡母、主少国疑的政治敏感时期，赵匡胤和皇太后和皇室之间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应当也是足以一锤定音的关键因素。韩通和皇室之间没有这一层关系，他没有被选中挂帅，是很正常的。

密谋：选定陈桥驿（1）

密谋：选定陈桥驿

不管是谁拍的板，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拍的板，后来的历史证明，由赵匡胤挂帅，对后周王朝来说，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天大错误。在南宋史学家李焘的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开篇就是这样记载，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一：

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

当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邓恭三先生，在解释这条史料时说：

所谓“推戴之议”者，乃是史家惯用的一种饰词，实则即等于说宋太祖看到后周当时孤儿寡妇的局面而已生了“是可取而代之”的野心。

确实，如果说在这之前，赵匡胤可能至多只是“胸有大志”，对皇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在以殿前都点检出任北面行营都部署之后，禁军兵权集中于他一人之手，兵变夺权的筹划才有可能真正地加以展开。陈桥兵变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草根群众的眼睛永远是最亮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被任命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的消息一传出来，开封城就立即哄嚷动了。也不知道是皇城根下的百姓经常见过大世面，总有不凡的政治敏感，还是当年郭威兵变给百姓们的创伤实在是太深了，还是“点检作天子”的木牌发挥了舆论作用，还是赵匡胤手下有人走漏了风声，反正禁军将要在出征北伐那天“立赵点检当天子”一类的流言蜚语，立即在民间满天飞。许多有钱人家，担心兵变士兵烧杀抢掠，更是赶紧扶老携幼，到乡下避难去了。

幸好，后周皇宫内的达官贵人们，却依然处于麻木不仁的麻痹状态。宫门深似海，高高的红墙，隔开了民众与帝王将相的联系，帝王将相是听不到老百姓的声音的。倒是有几个不识相的书呆子，跑到宰相范质那里，去揭发赵匡胤图谋不轨，不宜让他统带大军，但都被范质给轰了出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赵匡胤听到这些风声之后，或者是骑虎难下，或者是被打草惊蛇，难免是相当的紧张。巨大的压力之下，他选择了回家征求母亲杜氏的意见，谁知当他刚刚开口：“外面到处都是我要兵变当皇帝的谣言，我该如何是好？”他的妹妹正在厨房里做饭，不知怎么听到了赵匡胤的话，就拎着擀面杖，从厨房里冲了出来，追着自己的哥哥就打，边追边喊：“男子汉大丈夫，大事临头，应当自己来决断，回家来吓唬女人们干什么呢？”赵匡胤恍然大悟，没有再多说什么，当即骑马离家，赶回殿前都点检公署去了。

密谋：选定陈桥驿（2）

事实就是这样。人生能有几回搏！大丈夫要干一番大事业，哪能没有风险，该搏的时候就是要搏一把，成败利害，生死安危，当置之度外。赵匡胤的这个妹妹，也真不是个平常人物。她的这根擀面杖，可能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压倒庞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赵匡胤兵变夺权的决心已不可能改变了，无法再回头了。

赵匡胤就任北面行营都部署，兵权到手，立即坐镇殿前都点检公署，行使职权，分兵派将。殿前军是他的嫡系人马，既然有意发动兵变，更是要依靠殿前军的力量。

殿前司的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大赵匡胤十四岁，是赵匡胤在殿前军的左膀右臂，赵匡胤一直都称他为“大哥”。此次就担任了至关重要的北面行营第二把手——马步军都虞候一职，并兼任开路先锋官、前军主将。

在大年正月初二那一天，慕容延钊就在大军之前出发，以增援镇州、抵御契丹为名，率兵日夜兼程赶往河北重镇镇州。他此行的真实目的，当然是为赵匡胤控制住至关重要的河北地区。霸州的守将韩令坤，官拜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在侍卫亲军中的地位仅次于韩通，而且他手中握有精锐的边防军，此人乃赵匡胤关系最为亲密的儿时玩伴，也是赵匡胤在军中的死党。慕容此行的另一项秘密使命，就是与韩令坤联络，一起掌控河北，防范和迎击契丹的进攻，也监视河北其他节度使的动向。

殿前司的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内殿直都虞候马仁瑀、殿前指挥使都虞候李汉超、控鹤军都指挥使韩重赟等人，则各率所部，归赵匡胤直接指挥，组成了北面行营的中坚。

王彦昇外号“王剑儿”，擅长剑术，武功高强，以残忍好杀闻名军中，是殿前司最有名的猛将；马仁瑀是百发百中的神射手，李汉超也是骁勇善战，他们三人都是赵匡胤一手提拔的心腹爱将。韩重赟则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的成员，是赵匡胤的把兄弟。罗彦瓌，郭威的时候曾经被踢出过禁军，是赵匡胤重新起用了他，他对赵匡胤感恩戴德，唯命是从，在陈桥兵变当中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五员虎将，他们所统率的就是如狼似虎的殿前诸班直，是赵匡胤最基干的力量和本钱。

令人注目的是，赵匡胤并没有带出去所有的殿前军主力，而是令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各率本部人马，留守开封，驻扎在殿前军的大本营——殿前都点检公署。与此同时，赵匡胤下令抽调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担任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担任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的两大精锐主力部队龙捷（骑兵部队）和虎捷（步兵部队）全部出动，编入了北面行营的战斗序列。

这无疑是一个费尽心机、十分高明的安排。

密谋：选定陈桥驿（3）

侍卫亲军的主力部队都随赵匡胤出征，归赵匡胤指挥，如同釜底抽薪，把侍卫亲军的主帅韩通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光杆司令。即使他想闹事，没有大军的支持，只能是徒唤奈何，任人宰割。侍卫亲军随行的官兵，高怀德与赵匡胤关系非同一般，陈桥兵变后他就娶了赵匡胤的妹妹，张令铎则是军中出了名的老好人，不会反对赵匡胤。

侍卫亲军的两支主力部队虎捷和龙捷，虎捷的最高指挥官是赵彦徽，此人是赵匡胤母亲杜氏的河北安喜老乡，又都姓赵，一直同赵匡胤以兄弟相称，赵匡胤叫他“大哥”。此人早就是赵匡胤在侍卫亲军中的眼线，关键时刻当然是拥戴赵匡胤。

至于龙捷一军，赵匡胤更是有十足控制的把握。要知道，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龙捷军中创纪录地干了近三十年，周世宗时晋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亲朋故旧遍于军中。赵匡胤在这支部队中当然是一呼百应。

反过来，殿前军留守开封的石守信和王审琦两人，都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中最核心的成员，都是赵匡胤的拜把兄弟，韩通虽然有“在京巡检”的头衔，但他们绝对不会听从韩通的指挥，韩通事实上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最重要的是，殿前都点检公署就在皇宫大内的左掖门边上，赵匡胤把石、王两员心腹大将和殿前军的精锐放在这里，既可以保护殿前军的大本营，保护殿前军将士家属们的安全，又可以用武力控制住皇宫，只待赵匡胤一声令下，二人起而响应，皇宫内外的联系就会被切断，皇宫中的皇帝、皇太后和宰相等大臣都会成为俘虏。确实，这是一招里应外合、一石数鸟的好棋，奠定了陈桥兵变成功的基础。

除了部队将士之外，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宋州节度使掌书记赵普、都押衙李处耘组成了赵匡胤个人的幕僚班子，出谋划策，赵匡胤的亲信潘美、楚昭辅等也随军出征。

兵变的地点，定在了陈桥驿。

为什么要选择陈桥驿，而不是其他地方，来做兵变的地点呢？主要的理由有两个：

首先，是必须把部队拉出城去。道理很简单，开封城毕竟是都城所在，城内有皇帝、皇太后、宰相、枢密使、韩通等一大批显赫的大人物，他们对禁军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城里直接发动兵变风险太大。出城之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赵匡胤作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握有全军的生杀大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全军，谁敢抗命不遵，赵匡胤当即就可以军法从事。

密谋：选定陈桥驿（4）

其次，是不能离开封城过远。任何兵变，最讲究的都是要迅速。夜长则梦多，迟则生变，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若部队离开封城过远，回师途中难免会走漏风声，开封城内的后周君臣就有可能有所准备，有所行动。赵匡胤虽然有内应，但也存在着无法迅速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只要无法迅速拿下开封，各地的节度使都有可能打着“勤王”的旗号杀将过来，兵变军队的内部也会起变化，见风使舵都有可能。最起码，后周也会有条件像当年后汉隐帝对付郭威那样，把赵匡胤的家人杀得一干二净。所以，兵变的地点绝对不能离开封城太远。

陈桥驿恰恰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要求。陈桥，唐朝的时候叫“板桥”，设在当地的驿站名叫“上元驿”，也写作“上源驿”。拉开五代序幕的“上元驿事件”，朱温突然袭击李克用，就发生在这里。

陈桥驿在开封城外四十里，不远也不近，是北上渡过黄河进入河北的必经之地，开封城里去河北方向旅行的人，往往要在这里同送行的亲人分别。在诗人的笔下，陈桥驿是一个杏花缤纷，杨柳依依的好地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有《板桥路》诗：

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

若为此地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

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

宋代的王安石也写过一首《陈桥》诗：

走马黄昏渡河水，夜争归路春风里。

指点韦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陈桥市。

杨柳初回陌上尘，烟脂洗出杏花匀。

纷纷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大宋开国之后，陈桥又改名为郭桥，陈桥驿也改名班荆馆，负责接待辽国的使者。宋徽宗时在当改建鸿烈观，用以纪念宋太祖的开国功绩。金兵灭亡北宋，就把它作为接待南宋使者的馆驿。宋孝宗时南宋的使者韩元吉，在当地触景生情，就填了一首《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词：

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

密谋：选定陈桥驿（5）

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

爱国大诗人陆游接到这首词后，也感慨万千，遂赋诗一首：

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

桐阴满第归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

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谁作主？

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

书来寄我宴时诗，归鬓知添几缕丝？

有志未须深感慨，筑城会据拂云祠。

陈桥驿边的杏花、杨柳，见证了赵匡胤陈桥兵变、大宋开国的辉煌，如今儿孙不肖，江山依旧，却已然拱手相让他人，怎能不令有志之士扼腕长叹，顿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

从开封城抵达陈桥，按照当时部队正常的行军速度，也只需要一个白天的时间，这就刚好为兵变留下了夜间发动的充足时间。而从陈桥回师开封，加速前进，连一个白天的时间都用不着，开封城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此外，陈桥驿和陈桥一带，还有大量现成的营房，当年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城的时候，就是一度把十余万后晋的禁军，都屯驻在陈桥一带。有营房供给士兵们驻扎休息，赵匡胤掌控起部队来自然也就容易许多。

如此一来，赵匡胤在陈桥驿居中操控，慕容延钊和韩令坤控制河北，石守信和王审琦留守开封，三处大军，互相配合，互相响应，共同织成了一张滴水不漏的兵变大网。

兵变序曲：天有二日（1）

兵变序曲：天有二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三、六、九，往外走。大年正月初三，大军出发的良辰吉日已到。赵匡胤镇定自若，依然按部就班地拜别了皇帝和皇太后，还专程前往三位宰相和韩通的府上辞行。

韩通有个儿子，名叫韩微，因为他自幼就有驼背的毛病，人送外号“韩橐驼”，也就是“韩驼子”的意思。韩微人虽然长得驼，但却很有智谋和胆识，一直是韩通的智囊。他见形势危急，赵匡胤兵变已经箭在弦上，就暗中纠集了一批死士，准备给赵匡胤上演一出“鸿门宴”，趁赵匡胤上门辞行的机会，在自己家中刺杀赵匡胤！

韩微的想法，是一个喋血当场、你死我活的思路，很有血性，也很有胆量，很有魄力。如若韩微真能杀死赵匡胤，那倒肯定会改变历史的进程。问题是，韩微把杀掉赵匡胤想得过于简单了。且不说赵匡胤本人身手不凡，拳脚功夫了得，身边护卫成群，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虎狼之士，哪里是容易杀得了的。

再说，赵匡胤要兵变谋反，但毕竟还只是传闻，没有真凭实据，更没有多少像样的把柄落在韩氏父子手中。没有凭据，韩通就要在自己家中，私自杀死当朝的殿前都点检、北面行营都部署，除非韩通自己要谋反，自己要黄袍加身，否则他无论如何是不会也不敢这样做的。韩微的想法，更多的是青年人一时冲动的异想天开，是不会成功的。韩通坚决制止了儿子蛮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韩微的刺杀虽然没有付诸行动，赵匡胤得知消息之后，还是恨死了韩微，注定了韩通父子在兵变中被杀的悲惨命运。

赵匡胤指挥大军，秩序井然地出城。一场兵变夺权的好戏，正式开场了。

首先登台表演的，是一个名叫苗训的小人物。此人当时官拜殿前司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算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军官，但他是军中很有名的“半仙”式的人物，自称曾跟随神仙道士，习学过天文星象和占卦算命，平日里就经常装神弄鬼，给官兵们算命占卦，倒也时不时地算中，很得官兵们的崇拜。

部队刚刚出城，苗训就对官兵们散布说：“今天的天上，将会出现两个太阳。”天上哪里会有什么两个太阳！大家都对

兵变序曲：天有二日（2）

他的说法将信将疑。也许不过是巧合，也许是苗训真能预测天象的变化，反正是部队行进不久，将士们突然看到了一幕壮观的景象：满天朝霞的天空，在太阳的下方，竟然升起了另外一个光芒更加灿烂耀眼的新“太阳”！

根据现代天文学知识的解释，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于天空，叫做“幻日”，也叫“假日”。虽然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但却没有什么可神秘的。它是由太阳光照在冰晶结构的云层上面时，光线折射或反射所形成的，实际上是“日晕”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当时的士兵们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可不懂得这些现代科学的道理。两个太阳真的同时出现，震撼了全军上下，人人都感到十分的惊讶，对苗训当然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以为他真是能掐会算的“活神仙”了。

苗训又指着天上的两个太阳，十分神秘地对赵匡胤的亲随楚昭辅说：“这就是天命啊！”“活神仙”的话，自然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就传遍了全军，将士们的心中也都全明白了。

“这就是天命啊”，看似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将士们明白什么了呢？

按照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式的政治文化，“天命”是人间政治的最高主宰，人人都必须服从。天上的太阳，是人间皇帝的象征，自然是只能有一个，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如今两个太阳高挂天空，新太阳的光芒压过了旧太阳，说明后周小皇帝的气数已经尽了，即将被新皇帝所取代。

那谁有资格当新皇帝呢？当然只能是大军的统帅赵匡胤了。苗训“这就是天命啊”这句话，就是以两个太阳并立为凭据，说赵匡胤是受上天垂青的真龙天子，由他来改朝换代是上天的意志。

要知道，五代虽说是一个乱世，帝王的权威已然大打折扣，但推翻皇帝，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众将士们还需要做心理上的准备，突破心理上的障碍才行。大家既然亲眼目睹了两个太阳的奇观，又听到苗训说“天命”如此，事情就简单得多了，将士们当然要服从“天命”，兵变夺权，拥戴赵匡胤，就更加师出有名了。

小人物发挥了大作用。苗训就这样抢得了拥戴赵匡胤的头功。赵匡胤平日里把这样的人物搜罗在军中，有备无患，也确实是不简单。大宋开国后，苗训脱离了军界，由一介微不足道的小军官，就任了大宋的首任天文主管，官衔后来一直升到了检校工部尚书，算是一步登天了。

黄袍加身：究竟谁在梦中（1）

黄袍加身：究竟谁在梦中

傍晚时分，大军抵达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地——陈桥驿。赵匡胤畅饮一番，然后高枕而卧，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按照赵匡胤后来的说法，这是他一生当中睡得最安稳的一个好觉，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安稳觉。过了这一夜，他可就再也没有安稳觉睡喽。

赵匡胤这边是鼾声如雷，兵变的其他角色们，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都紧张地忙碌起来。也有一些大佬，自始至终，都躲在幕后。直到大宋开国，赵匡胤封官赏功的时候，他们的大名，才赫然列在前排，如高怀德、张令铎、赵彦徽、张光翰等等。冬夜是那么的漫长，多少令人惊心动魄的阴谋，都被永远掩藏在茫茫的夜色当中了。

点燃第一把火的，是殿前司殿前诸班直的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内殿直都虞候马仁瑀、殿前指挥使都虞候李汉超等人。这几员虎将，白天看着苗训装神弄鬼的表演，早就按捺不住了，个个都想抢拥戴的头功。他们争先恐后，四下散布说：“当今皇帝只是个小孩子，弟兄们再拼死拼活地卖力打仗，他也不知道，不如先立赵点检当皇帝，然后北上御敌，为时不晚。”

五代的士兵，很多人都见过大场面，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改朝换代，不过是换一家主子，就可以凭空得到一大笔钱的犒赏，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做官，又有当官的领头，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谁不知道赵匡胤赵点检兵权在手，又是得“天命”的真龙天子，王彦昇们又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凶神恶煞，又有哪个敢说个“不”字？于是，众士兵们纷纷嗷嗷叫着：“立赵点检为天子！”“赵点检当皇帝！”兵变的大火，立即熊熊燃烧起来。

众将官们在前台表演，幕后的直接推手是赵匡义。别看赵匡义当时只是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伙子，没打过什么仗，但是他的身份最特殊，既是赵家的二少爷，又是皇太后的妹夫，众将谁敢不敬他三分？众将敢于公开闹事，靠的是赵匡义撑腰，赵匡义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还有一个名叫李处耘的人，也十分活跃，此人当时担任宋州节度使都押衙，很有军事才能，也很得赵匡胤赏识，是赵匡胤军事方面最为器重的助手。赵匡义和李处耘两人一见火候已到，当即在众将的簇拥下，找到了宋州节度使掌书记赵普。

大鳄终于浮出了水面。赵普果然是一个厉害的角色，早已是成竹在胸，他代表赵匡胤指挥众将，命令三军就地展开，进入最高级的戒备状态，并立即全面封锁陈桥驿，任何人都不得走漏一点儿风声。

黄袍加身：究竟谁在梦中（2）

当然，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的记载，赵普与众将士之间，还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唇枪舌剑，无非是赵普再三表白：赵匡胤是大周的忠臣，对大周皇帝“赤胆忠心”，哪能忘恩负义篡夺皇位呢？众将则执意拥戴，七嘴八舌吆喝，大耍军头脾气，拔刀挥舞也就罢了，众将们竟然也能头头是道地说：如果不立赵匡胤为天子，就改变不了“政出多门”的局面，将士们不会卖力，肯定也打不过契丹。反过来，只要赵匡胤当皇帝，将士齐心，北上打败契丹，易如反掌。如此说来，拥戴赵匡胤就是为了天下苍生免受契丹骚扰之苦。赵普、赵匡义等终于被说服了，代表赵匡胤接受了众将的兵变拥戴，但要求众将官要控制好各自的部下，绝不许肆意烧杀抢掠。

不过，赵普人称“赵书记”，能言善辩还可以理解，众将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突然间都变得伶牙俐齿起来，总让人感觉表演的味道太过火了。再说了，赵普、赵匡义和王彦昇、罗彦瓌等众将明明白白都是一伙儿的呀。

很显然，上述记载，要么就是事先排练好的，要么就是后来编造的，是表演给后人看的。政治就是政治，表演永远是必要的。要不说一个优秀的政客，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呢。

军令如山，陈桥驿中的所有将士，立即依令弓上弦，刀出鞘，在寒风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此同时，赵普派出赵匡胤私人卫队的头目郭延赟，骑着快马，乘着夜色，极为秘密地赶回开封城殿前都点检公署，向留守在那里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密报兵变已经成功发动的情况，让他们做好接应的准备。这是事关成败的一着。

石守信和王审琦早已把开封城的城门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正焦急等待着陈桥驿方向的消息。见过郭延赟之后，石、王二人立即调兵遣将，以殿前都点检公署为据点，把个皇宫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天才刚刚蒙蒙亮，后周的宰相、韩通和公卿大臣，正在皇宫中上早朝，不知不觉中就成了瓮中之鳖。

真正的主角赵匡胤，仍然在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整个陈桥驿，一夜无眠，只有他一个人沉浸在梦乡，他倒也真沉得住气。

“不知庄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庄周欤？”究竟谁在梦中，谁是真正的清醒，又有谁能分得清呢？

黄袍加身：究竟谁在梦中（3）

大年正月初四，凌晨。朝阳冉冉升起来了。

一夜无眠的数万将士们，早就整齐地在赵匡胤的门外列阵，口号声震天动地。赵匡胤终于醒了，连外衣还没来得及披上，赵普、赵匡义当先推门进去，其他将士也一拥而上，喊叫着：“立赵点检为天子！”

说时迟，那时快！罗彦瓌抢上前一步，不容分说，把一件黄袍硬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大吃一惊！

赵匡胤大吃一惊，我们也大吃一惊。

对，就是那件黄袍，它出现得十分诡异。按说在君主专制时代，除了皇帝本人，其他人连穿淡黄色的衣物，都有许多的忌讳，要十分小心才行。至于黄袍，别说是私穿，就是私藏，都是灭门九族的大罪。郭威当年兵变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黄袍，将士们只好把一面黄色军旗披在他的身上，用来冒充黄袍。罗彦瓌只是一介武夫，官也不太大，他手里拿的货真价实的黄袍，又是从哪里来得呢？

“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有一种说法认为，罗彦瓌手中的黄袍，可能与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有关，他是皇太后的亲妹夫，又挂着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的官衔，出入皇宫那是相当的方便。

黄袍，闪着至尊荣耀的黄袍，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真正最重要的是，赵匡胤已经披上了这件黄袍。

随着罗彦瓌这有力的一披，众将官们一起跪地参拜，门外的数万将士们，也配合整齐，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真正是惊天动地。赵匡胤当然推辞再三，但就是舍不得脱下那件黄袍。

约法三章：功劳谁属

约法三章：功劳谁属

将士们簇拥着赵匡胤上了马。赵匡胤睡了整整一个晚上，本来就是一副红色脸庞的他，如今是精神焕发，红光满面，披上了这件漂亮的黄袍，更加显得那么神采飞扬。

赵匡胤端坐在马上，赵匡义和赵普，簇拥在两边。

赵匡胤声如洪钟，向众将士们高声断喝：“弟兄们，既然你们立我当皇帝，就必须听我的号令，不然你们就另请高明。”官兵们纷纷下马，齐声高喊：“我们都只听你的。”

赵匡胤于是当众和官兵们约法三章：

第一条，后周小皇帝和皇太后，绝对不容许惊动和冒犯。

第二条，后周所有朝廷大臣，都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欺凌。

第三条，大军回师开封城，必须秋毫无犯，不得杀人放火，不得抢掠官府仓库，也不得抢劫民众私财。

赵匡胤声色俱厉地宣布：“以上三条，违令者，一律灭门九族，绝不饶恕！”当然了，光靠军纪硬压也不行，赵匡胤同时又向官兵们承诺：凡是遵命者，每名兵变士兵，奖励铜钱二百贯，绝不食言，军官则另有封赏。

这可真是皇恩浩荡啊。要知道，按照当时军饷的标准，二百贯铜钱，相当于一名中等禁军整整二十年军俸的总数！陈桥驿全军，上下有十余万人，赏钱合起来，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文数字。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为筹措这一大笔钱发愁了好几年，一直拖到了建隆三年（963）举行祭天大典的时候，赵匡胤才以“郊赏”的形式，勉强兑现了自己陈桥兵变时的诺言。

陈桥兵变的债是还上了，但每三年一次给禁军官兵们的“郊赏”，从此成为宋朝政府的一项大负担，压得朝廷喘不过去来。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凡是新皇帝上台，都要重赏禁军官兵，这已经是五代的惯例，特别是改朝换代的时候，除了重赏，还要纵容士兵们自行抢劫。赵匡胤如今既然断绝了士兵们打劫的指望，就只能是加大赏赐的力度。

“用兵之法，杀人如刈草，使钱如使水”。赵匡胤是带兵的老手，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严刑重赏，恩威并用，就是他治军的风格。士兵们畏惧赵匡胤军法如山，又凭空得了如此一笔巨款，发财的欲望部分地得到了满足，自然服服帖帖、规规矩矩地遵命行事。

誓师已毕，赵匡胤统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开封城进发。勇将王彦昇担任先锋官，在大军前边先行入城。开封城的父老，曾深受郭威兵变之苦，他们见到赵匡胤大军所过之处，竟然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奔走相告，前来欢迎。得民心者得天下，赵匡胤胜局已定。

当年的汉高祖刘邦，在入关之初，即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约束士兵，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结果赢得了关中父老的拥戴，开创了大汉四百余年的基业。陈桥兵变中的赵匡胤，同样约法三章，也同样成功开创了一个大王朝……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1）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

陈桥兵变刚一发动，赵匡胤即刻派出了两名特使，飞马回京。一位，是他的贴身随从楚昭辅，赵匡胤命他赶往城中的殿前都点检公署，再度督促石守信、王审琦做好接应，同时也看望赵匡胤的家人，通知他们兵变成功的好消息。另一位，是潘美，赵匡胤命他专门前往皇宫中宰相办公的政事堂，通知后周的三位宰相和韩通，希望他们能放弃无意义的抵抗，与赵匡胤合作。

潘美抵达政事堂的时候，早朝还没有结束，闻听赵匡胤已然黄袍加身，第一宰相范质急得直跺脚，连连自责，但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只能是束手无策。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一看形势危急，匆忙离开皇宫，试图赶回家中，纠集兵力，来抵挡赵匡胤。

韩通这一跑，可以说是一大昏着。想想看，侍卫亲军的主力都跟随赵匡胤出征，韩通家中能有多少兵力？怎么可能同如狼似虎的殿前军抗衡。况且，他在皇宫中和皇帝、皇太后、宰相们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把皇帝当人质，赵匡胤可能还投鼠忌器，不好对他下手。一旦离开了皇宫，没了皇帝当护身符，韩通不会成什么气候。果不其然，韩通走到皇宫旁边的左掖门的时候，殿前都点检公署中的驻军当即发难，一阵乱箭射过来，韩通手下的护卫死的死，逃的逃，韩通真正成了“韩瞪眼”，孤家寡人一个了。

不知道是韩通运气好，还是石守信手下留情，还真让他冲过了殿前军布置的防线。但好运再一再二，不过再三，韩通迎面就碰上了殿前司的勇将王彦昇，王彦昇担当大军入城的开路先锋，他二话不说，立即带兵跃马疾追。韩通仓皇逃回家中，连大门都没来得及关，王彦昇就率兵闯了进来，此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式人物，不容分说，就把韩通还有他的儿子韩微等几人杀死在家中。

赵匡胤得知王彦昇杀了韩通父子之后，大发雷霆，当即表示王彦昇违背了他保护朝廷诸大员们安全的命令，要把他处死。当然，赵匡胤如此表演，只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罢了。王彦昇不仅没有被处死，反而是接替了韩通“在京巡检”的要职，得到了赵匡胤的重用。

其实，王彦昇杀掉韩通和韩微，是事先策划好的定点清除政敌的行为，并没有到丧心病狂、见人就杀的程度。既然韩微鼓动韩通要刺杀赵匡胤，赵匡胤得势后杀死韩通父子，算是一报还一报，也不算太过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愿赌服输，毕竟不是客客气气地请客吃饭。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2）

韩通死了，开封城里再也没有谁能威胁到赵匡胤了。赵匡胤如释重负，下令士兵们收兵回营，赵匡胤自己也回到了殿前都点检公署。这时，他才想起来脱下那件已经穿了快一天的黄袍，这件非法披上去的黄袍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赵匡胤这次要合法地穿上正式的黄袍。

不一会，范质等后周的公卿大臣，都被官兵们“请”到了殿前都点检公署。范质一见到赵匡胤，气不打一处来，质问他说：“先帝待你如同亲生儿子，先帝尸骨未寒，你就发动兵变，对得起谁呢？”四目相交，赵匡胤默然无语，只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含义多多，真是绝妙。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不论赵匡胤怎么回答，都是不合适的，只有干脆不回答，才是最佳的选择。

赵匡胤这一哭，他手下的官兵们可不干了，罗彦瓌又第一个跳了出来，他拔出佩剑，恶狠狠地指着范质等人说：“废话少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立赵点检当天子。”

第二宰相王溥见势不妙，赶紧带领其他众臣向赵匡胤跪倒磕头，高呼万岁。

事已至此，范质也别无选择了，即使是他为后周殉节，也于事无补。范质只好对赵匡胤说：“如果你答应不辜负先帝的厚恩，发誓把皇太后当母亲看待，把少主当儿子抚养，绝对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颐养天年，就可以举行禅让仪式，登上帝位。”赵匡胤听到这句话，立即止住了哭声，当即宣布：“一切都听范相公的安排。”相公，是当时人对宰相的尊称。

禅让事不宜迟，仪式连夜举行。将士们高举着用芦苇扎成的熊熊燃烧的火把，把大殿照得如同白昼。可当文武百官排列已毕，赵匡胤、范质等才猛然发现，忘了准备好小皇帝“自愿”让位的诏书。正在忙乱的时候，翰林学士陶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草稿，说道：“诏书已拟好了。”诏书有了，于是一切万事大吉，司仪官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这份以小皇帝名义起草的禅位诏书：

天生蒸民，树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禅位，三王乘时以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谣狱讼，附于至仁，应天顺民，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祗畏天命。

诏书的大意是说：政权兴亡，都要由天命决定。后周如今气数已尽，而赵匡胤应天顺民，功绩卓著，我畏惧天命，决定效法历史上尧把王位让给舜的做法，自愿把皇位禅让给赵匡胤。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3）

禅让这套把戏，魏晋南北朝时的人玩得最滥了，当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给他之后，就曾经说：“我如今才知道禅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此时的赵匡胤，是不是也和曹丕有着同样的感受呢？反正赵匡胤向小皇帝拜了几拜，喜滋滋地接过了禅位诏书，然后由宰相陪同，更换上了黄袍，到皇帝宝座就座，接受群臣们的拜贺。小皇帝柴宗训则退居客位，赵匡胤随即尊奉他为“周郑王”，皇太后符氏为“周太后”。

大年正月初五，赵匡胤定国号为“宋”，改年号为“建隆”，以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960），开铸“宋元通宝”钱。同时派使者晓谕各地，并大赦天下，以示普天同庆。正月二十九日，契丹闻听赵匡胤登基的消息之后，随即退兵了。二月，赵匡胤尊母亲杜氏为皇太后。赵匡义、赵匡美为皇弟，分别改名赵光义、赵光美，皇妹为燕国长公主。八月，立夫人王氏为皇后。

赵匡胤就是宋太祖，因为《尚书》当中开国君主称“艺祖”，所以宋人称宋太祖为“艺祖”，后代民间则多称其为“赵太祖”，也称“太祖武德皇帝”。大宋开国这一年，宋太祖赵匡胤三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

宋太祖基本兑现了对范质的诺言，柴宗训和符氏虽然迁往西京洛阳居住，但依然按照后周时的同样标准，享受皇家所有的一切待遇和礼遇。柴宗训后来由洛阳移居房州（今湖北房县），宋太祖担心地方官对他照顾不周，还专门派自己的老师辛文悦前去担任知州。开宝六年（973），柴宗训去世的时候，宋太祖又亲自为他穿孝服发丧。

根据陆游《避暑漫抄》的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2）的时候，还专门命人在太庙中立了一块碑，碑上刻有三条誓言，规定即位的皇帝都必须发誓遵守。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保全柴氏子孙”，“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召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也说：柴进柴大官人，“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也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

大宋开国：禅让在子午夜（4）

因为是“禅让”，而非“革命”，后周时的文武大臣全部留用。翰林学士王著和李昉，都曾经对宋太祖有不敬之举，但宋太祖也没有很为难他们。连死去的政敌韩通，宋太祖都很“大度”地追封他为“中书令”，给他办了一个与身份相称的盛大丧事。地方上的各个节度使，宋太祖也都承认他们在新朝的地位，只是要求他们必须进京朝拜，以表明政治态度。绝大多数节度使都俯首听命，只有潞州的李筠和扬州的李重进举兵反抗，但都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

最为重要的，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依然担任宰相，他们也就很荣幸地成为大宋的开国宰相。大宋的开国元勋、陈桥兵变的实际指挥者赵普，宋太祖在开国的时候只任命了他为枢密院直学士，只是枢密院的三把手，半年之后，才晋升为枢密副使，官位仍远在范质等三位宰相之下。

对此，古代史家多归之于宋太祖和赵普的政治家气度，“太祖不亟于酬功”，“赵普不亟于得政”。当代学者则多认为：枢密院掌管军政大权，宋太祖不让赵普担任宰相，而前去枢密院任职，是避虚就实，是去掌实权的。

范质等人都是后周文官集团的代表性人物，不管宋太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陈桥兵变后继续留用后周旧臣的格局，特别是留用范质等出任宰相，都为争取后周的文官集团效忠大宋新朝，对形势的迅速安定，减轻政局的动荡，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当然，“不亟于酬功”和“不亟于得政”，绝不意味着“不酬功”和“不得政”，赵普与范质孰亲孰疏，孰轻孰重，宋太祖的心里是有数的。到了乾德二年（964），大宋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继续利用这些后周旧臣已经没有太大必要，赵普于是水到渠成地取代了范质等人的宰相职位。

市不易肆：宋朝“开国气象”（1）

市不易肆：宋朝“开国气象”

开宝九年（976），宋太祖去世。盖棺则论定，记载宋太祖一朝历史的《太祖实录》的编纂，随即提上了日程，而修《太祖实录》，第一个绕不过的大事件就是“陈桥兵变”。为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记载：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以陈桥兵变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的身份，专门向编书的史官训话说：

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

宋太宗之所以这样说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担心史书和后人会把赵匡胤看做是与曹操、司马懿一流的人物，都是天天处心积虑篡夺皇位的奸雄。

应当说，赵匡胤对皇位开始产生比较现实的想法，是在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临终前突击提拔他出任殿前都点检，真正着手策划兵变，更是在显德七年（960）大年正月初一就任北面行营都部署，禁军兵权全部到手之后，前后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的确没有像司马懿那样，苦苦装病好几年，才等到了发动高平陵政变的机会。

问题是，不管怎么说，赵匡胤的陈桥兵变，都是乘着后周八岁小皇帝在位的时机，很不光彩地欺人“孤儿寡母”，利用五代禁军兵变的形式，才夺取了皇帝宝座的。赵家沾了天大的便宜也就罢了，为什么还非要把自己的上台打扮成“非谋虑所及”、“非有意也”的“顺天应人”呢？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嘛。

要知道，官方史书当然都是按皇帝的调子编写，但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不愿意捧帝王臭脚的耿介之士，这也算是中国人的脊梁之一吧，敢于用文字打抱不平，敢与宋太宗唱反调的，历代都不乏其人：

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

荒坟断垅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

这是宋仁宗时李淑的《题少主陵诗》。当时曾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向朝廷揭发说：这首诗“诽谤太祖”。本朝是“禅让”得来的天下，诗中却说靠的是兵变“倒戈”。这是很恶毒的暗箭攻击，能置人于死地，好在宋仁宗是个明事理的明君，只是把李淑降级了事，倒没有太为难他。

宋朝垮台以后，政治上的忌讳少了，这一类的说法自然就更多了：

当年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市不易肆：宋朝“开国气象”（2）

这是元代一位不知名作者的诗，题为《北客诗》。元代的大学者刘因也有一首《书事》诗：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意思是说，宋朝最后的灭亡，就是受了当年陈桥兵变欺人孤儿寡母的恶报。

仓卒陈桥事变时，都知不与恐难辞。

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这是明代人岳正《读史四首》诗中的一首。有人还评论说，“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一句，就是赵匡胤本人来与岳正对质，他恐怕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

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意何轻。

也知光义难为弟，不及朱三尚有兄。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适成名。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

这是清代诗人查慎行《汴梁杂诗》中的一首。

世宗于显德六年以三十九岁的年龄去世，即位的恭帝年仅六岁。这寡妇孤儿的局面，自然被宋太祖认为绝不可失的良机，遂即于世宗逝世的次年正月藉了出兵的机缘而采取行动了。陈桥驿上呼号拥戴的士兵和将领们，只不过供其驱使的一群傀儡，赵匡义、赵普、石守信，以及张永德、王溥等人，也只是平素预闻其事的参佐人物而已，其操纵指使之者，却还是宋太祖本人。

这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邓恭三先生的著名论断。邓先生还指出：“所谓‘千秋疑案’者，到这里，实在已经毫无可疑的地方了。”

英雄每作欺人语！只不过赵匡义真是弄巧成拙，没有骗得了天下后世，反而应了那句老话，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其实，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皇帝的元帅也不是好元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子，兵马强壮者当为之”！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自然不甘久居人下，在条件合适的时候，不拘愚忠愚孝小节，敢于皇袍加身，不失英雄所为，又有何不可！至于说夺权道路上这样那样的阴谋诡计，都属正常，因为“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

市不易肆：宋朝“开国气象”（3）

赵匡义遮遮掩掩，自我粉饰，非要把赵匡胤说成是后周天大的忠臣，说成是被众将硬逼上皇帝宝座的，才真正是见不得人的小人之举，徒然贻笑大方。

客观地说，陈桥兵变尽管同样采取了五代常见的兵变夺权的形式，但与五代其他兵变相比，在内容方面却有着质的不同。一个最明显，也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陈桥兵变是一次基本上没有流血的政变，也是一场带来太平的兵变。

在陈桥兵变整个过程当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死于兵变的，只有韩通和他的儿子韩微，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不流血而创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

开封城的百姓，不仅没有遭受战乱之苦，“市不易肆”，五代时司空见惯的“夯市”——兵变士兵们洗劫都城的恶行——也都没有再出现，有几个试图趁火打劫的小毛贼，也都被宋太祖及时地严加惩处。

据说，当道士陈抟听到赵匡胤陈桥兵变成功的消息后，大笑着从毛驴上跌了下来，高兴地对众人说：“天下这回安定了！”荆南高氏政权的孙光宪，闻讯后认定：宋太祖乃“汤、武之君”，必将“混一天下”。南汉的邵廷琄也对南汉主刘鋹说：“天下乱久必治，如今中原已出真主，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四川后蜀的宰相李昊则劝蜀主孟昶说：“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并都建议派遣使臣向大宋纳贡通好。

他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呢？关键就在于：陈桥兵变，“得天下以仁”，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如此祥和的“开国气象”，就改变了过去“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使得在战乱血腥中挣扎的人们，看到了太平的曙光，自然赢得了民心的拥护。为重建太平盛世，为华夏一统的实现，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宋代政治文化走向更多的文明化和理性化奠定了基调。

陈桥兵变，大宋开国以后，宋太祖、宋太宗兄弟就在周世宗的基础之上，把周世宗三十年兴致太平的事业发扬光大，最终终结了五代分裂割据战乱的局面，开创了大宋朝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太平盛世。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1）

五季之乱，内则权臣擅命，外则藩镇握兵。宋兴，内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纳节以备宿卫，或请老以奉朝请。虽太祖善御，诸臣知机，要亦否极而泰之象也。

这是《宋史》对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高度评价，抓住了“杯酒释兵权”对终结唐代中期以来的战乱局面，实现天下太平的重要意义。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使众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宋太祖及早地解除了禁军大将和藩镇节度使等众将的兵权，大宋就和后周一样，极其可能成为第六个短命的王朝。这无疑是一个高明政治家的卓识，朱元璋在大明开国后也正是这样做的。

问题是，收兵权是“英雄所见略同”不假，但同样是收兵权，明太祖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肆屠戮功臣，惨绝人寰！宋太祖采用的办法，却是开诚布公，“论心杯酒间”，“杯酒论心”，“大将解印”，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君臣之间善始善终，终成千古佳话。仅仅从政治功效的角度，也许难以评判两者之间的高下，但若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宋太祖显而易见要比明太祖要高大得多。毕竟，政治家也要首先成其为一个人，而不能蜕变为纯粹的政治动物，甚至于政治恶魔……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

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反宋，大宋开国后的第一仗打响了。此时，距离大宋开国还不到一百天。

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前后持续了近两个月，是一场硬碰硬的恶仗。昭义军所管辖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一带，古称“上党”，它西靠太岳山，东依太行山，地高势险，历来就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战国时期最为惨烈的“长平之战”就爆发在这一地区。

李筠，早年就以大力士和神射手闻名军中，追随郭威开创帝业，后坐镇潞州八年，专门负责对北汉的战事，是后周最为资深的节度使之一。此人智勇兼备，治军有方，经过在当地八年的苦心经营，李氏手中的精兵不下三万余众，战马三千余匹。他手下有一员叫儋珪的猛将，以枪法闻名天下；他的坐骑，是一匹外号“拨汗”的汗血名驹，能够日行七百里。北汉也趁火打劫，出兵支援李筠，对抗大宋。

为保万无一失，不仅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韩令坤等部禁军主力全体出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四面围攻。宋太祖本人也御驾亲征，赵普随行出谋划策。当泽州城久攻不下的时候，宋太祖高平之战时的老战友，时任控鹤左厢都指挥使的马全义率领敢死队，不顾敌箭射穿了他的胳膊，仍带头攻城，终于攻破了城池。宋太祖自己则亲率卫队冲进城中，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后不久，马全义因箭伤发作而死，宋太祖十分难过，就把他的儿子马知节收养在皇宫之中，宋真宗的时候，马知节就做到了枢密使的位置。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2）

李筠确实是条硬汉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耻于向宋太祖摇尾乞怜，很惨烈地投火自焚了。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宋太祖取得了开国第一仗的全胜，震慑了其他节度使。镇州的节度使郭崇的情况和李筠差不多，原本也是对宋太祖夺位心怀不满。保义军的节度使袁彦是宋太祖在后周禁军中的老同僚，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差，宋太祖上台后，袁彦私下招兵买马，持观望态度。李筠被消灭后，郭、袁二人都进京朝拜，主动交出了兵权和地盘，宋太祖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没有再追究他们以往的问题。

这一仗是打胜了，但按照宋太祖原来的设想，他其实并不愿意打这一仗，起码是不想在刚刚开国的时候，就在内部大动干戈。这倒不是说宋太祖多么忌惮李筠的军力，也不是说宋太祖不想顺势除掉这一异己的势力。问题是，大宋毕竟是兵变开国，泰山压顶的兵威之下，虽然没有多少人敢于公开螳臂当车，但新朝要树立起权威来，赢得人心的真正拥戴，真正牢牢地站稳脚跟，却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做得到的事。

大宋天子脚下的开封城，就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安定下来的。宋太祖有一次乘车出门，刚走到一座名叫大溪桥的桥前面，只听得“嗖”的一声，一支利箭就射了过来，幸好刺客箭法平平，只射中了车上的黄伞。护卫们乱作一团，宋太祖久经大阵，当然镇静自若，他跳下车子，把上衣往左右一分，露出胸膛，大声喊着：“让你射，让你射，朝这里射，就算是射死了我，也轮不到你小子。”大家虽然佩服皇帝的神勇，但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有一个忠勇的卫士私下里悄悄地献给宋太祖一支防身的拐杖，宋太祖奇怪地问：“这支拐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那人低声说道：“陛下试试按拐杖的把。”宋太祖顺手一试，原来这把拐杖暗藏机关，里面是一把锃亮的宝剑。宋太祖放声大笑，边笑边说：“等我需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恐怕一切都太晚了吧。再说，真到那时，区区一把剑能管什么用呢？”

确实，宋太祖本人武功高强，棍术、拳法样样精通，针对他个人的个把刺客，他还真不放在眼里，也不会太在乎。这些零星的恐怖活动也成不了太大的气候。但是，这些活动的背后，反映出对大宋新政权的观望、隔膜甚至于敌视的态度，在开封城中仍有不可小视的市场。李筠曾经设想，只要他兵临开封城下，原来后周系统的人马就会倒戈来迎，倒也不能说完全是痴人说梦。

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绝对是压倒一切的，进行大的战事，显然并不适宜，很难说不会有突发的问题出现。因此，宋太祖在亲征之前，本来不想带赵普到前线，而是想把他安排在第二线的河阳（今河南孟州），做好了万一战败的最坏打算。况且，宋太祖正在极力营造与后周旧臣们合作的和谐气氛，对李筠和后来对李重进开刀，都很容易授人以柄，说他没有真正容人的天子雅量。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3）

正因为如此，为了换取李筠的不造反，宋太祖屈尊给李筠写了一封亲笔信，晋升他加“中书令”衔，这是最高级的宰相衔之一了，通常只有亲王才能带中书令。李筠的儿子，宋太祖也专门封他为皇城使。如此礼遇，表明宋太祖优待李筠是有诚意的，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连李筠的儿子都再三建议父亲接受宋太祖的开价，不要起兵。

那么，李筠为什么一定要起兵反对宋太祖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李筠是后周大忠臣，志在反宋复周，当然和宋太祖势不两立。元代编《宋史》就是根据这一基调，在《宋史》里面编了个不伦不类的《周三臣传》，把韩通、李筠和李重进三人编排在一起，用以表彰三人是后周的忠臣。

其实倒也未必。李筠起兵的时候，他的谋士曾向他建议，既然要打反宋复周的旗号，最好不要直接指向开封，而要南下洛阳，把洛阳的后周小皇帝和皇太后控制在手中，作为号召和旗帜，但李筠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说明，即便是李筠打败了宋太祖，也是他自己做皇帝，不会真正恢复后周的。

再说了，还在周世宗的时候，早在陈桥兵变之前好几年，邻近的一个地方官看到李筠一直在疯狂地招兵买马，就断定李筠一定要反叛中央，还早早地就备下了中央大军征讨李筠所需要的粮草物资。李筠自己私下里也一直称周世宗为“兄弟”。这说明，李筠的不臣之心早已是路人皆知，周世宗死后，陈桥兵变只是给李筠提供了一个漂亮的起兵借口而已。没有这个借口，他也会寻找其他机会起兵，挑战中央的权威。

问题真正的关键，应该还是出在李筠手中所掌握的那三万大军和三千匹战马上。按照中唐五代的定律：节度使凡是手中拥有了上万人的部队，上千匹的战马，就会对皇位产生非分之想。不如此，不足以为“英雄”。安于当土皇帝的，就要被嘲笑为“田舍翁”。李筠的兵力达到了三万人以上，战马三千匹，又不想当“田舍翁”，起兵造反是早晚的事。

宋太祖对李筠不买账十分恼火，当面让他的儿子传话说：“我当皇帝之前，由着你胡做，如今我既然当了皇帝，还请你让我三分！”这是一个“你要战，便开战”霸气十足的最后通牒，但在李筠看来，宋太祖固然是捷足先登，就不定他还能“后发制人”呢。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李筠三万精兵在手，不经过一番武力较量，他是绝不会认输的。

那么，李筠为什么能拥兵三万，战马三千，以至于尾大不掉呢？根子，还是出在中唐五代实行的藩镇节度使的制度上。

节度使，最早出现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的时候，原本是在前线或边境地区设置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后来权力不断扩大，集兵权和地方行政权于一身，发展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军区与地方最高级行政区划合二为一的强大的地方力量。小的藩镇，辖两三个州，大的藩镇，辖十多个州，甚至还要多。

开国第一仗：打出威风（4）

节度使在辖区之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可以自行委任官吏，自行征收赋税，自行招兵买马，中央无法控制。节度使的部队，与中央部队之间，是一种大致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官兵完全听命于节度使，眼里根本没有皇帝和朝廷。

由此以来，各藩镇都成为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节度使也都成为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当时人们都形象地称藩镇为“方镇”，称节度使为方伯、州牧，也有人把节度使制度理解成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之前的诸侯分封制。终结大唐盛世的祸根，就是节度使。

唐代的时候，中央无兵无将，精兵猛将都在各地节度使手中，朝廷成为傀儡。五代时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手中有了强大的禁军，有实力慑服藩镇，节度使比唐代收敛了许多，通常情况下不敢公开地以武力挑战中央，一般被视为“肢体之患”。但他们仍然是有实力桀骜不驯，飞扬跋扈，自行其是。英武如周世宗，若要调动一个节度使的防区，都要先出动禁军加以防范。一旦条件适宜，节度使还是会起兵问鼎皇帝宝座的。

李筠造反，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无独有偶，就在这年的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也步李筠的后尘，于扬州起兵。虽然李重进手中仅有数千老弱残兵，兵力有限，但他的名头太大，宋太祖仍然不敢大意，再次亲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大将出征。

到十一月初，宋军就攻破了扬州城，李重进全家投火自焚，李重进的亲属也都死于非命。宋太祖一反常态，在扬州城表现得像个屠夫，亲自下令斩杀了李重进的二三百名放下武器的部下，算是为他与李重进之间的恩怨，为后周时期殿前军和侍卫亲军两大山头的较量，都做了彻底的清算。

李筠和李重进的起兵，再一次把节度使拥兵自重的问题暴露无遗。打垮了二李之后，大宋打出了军威和国威，也站稳了脚跟，没有人再敢于和中央公开武力对抗，彻底削夺地方藩镇节度使手中的兵权，时机终于来到了……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1）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961）七月初九，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五位大宋的开国元勋、禁军最重量级的高级将领，以健康不佳为理由，集体“主动”地向宋太祖递交了辞呈，宋太祖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解除了他们在禁军中的兵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载，在“杯酒释兵权”之前，打垮了李筠和李重进之后，宋太祖的他的智囊赵普之间，曾经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不妨把司马光的原文照录于下：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

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此次谈话过后，宋太祖在七月初八这天夜里，就借晚朝的机会，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大将到皇宫中饮酒，遂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一个疑问随即就出现了。赵普明明和宋太祖主要谈的是如何解决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的问题，为什么宋太祖紧接着却是解除中央禁军大将的兵权呢？收大将兵权和罢藩镇节度使兵权，毕竟应该是两件事。

“语未毕”三个字，应当是回答上面疑问的钥匙。这三个字明明白白地表明：赵普的话还没有讲完，只是被宋太祖用“卿勿复言”给打断了。

那么，赵普没来得及讲出来的话是什么呢？

从逻辑上看，宋太祖所问的，首先是五代以来五十余年王朝短命、战乱不止的祸根何在，然后是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赵普的回答也应是如此。也就是说，“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一句，回答的是五代动乱的根源，“今所以治之”一句之后就是善于解决方案的建议。

“节镇太重”，一目了然，指的是节度使拥兵自重的问题，所以下面赵普对应地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和“收其精兵”三个具体办法，人称罢藩镇兵权的“三大纲领”。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2）

“君弱臣强”，该如何理解呢？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从广义上讲，也属于一种“君弱臣强”，但从五代具体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五代王朝短命的具体原因来看，如此理解又有明显的问题。这是因为，五代藩镇节度使依然飞扬跋扈不假，但当时的中央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禁军，至迟从后唐庄宗李存勗时开始，其数量高达二三十万，任何一个节度使，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下，都无法与禁军相抗衡，也就无法真正威胁皇权和王朝的生存。真正决定政局走向的，有实力威胁皇权的，只有中央禁军本身。这和唐代强藩的力量凌驾于朝廷之上的情况，已经有了质的不同。

但问题是，中央拥有了强大的禁军，并不意味着皇权就理所当然的稳固了。恰恰相反，和藩镇割据时期的唐朝相比，五代王朝短命的程度和皇权更迭的速度都是空前绝后的，短短五十四年，就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八个姓、十四个皇帝。

道理也很简单，“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各拥强兵，但他们都散在地方，反而自然地形成了互相制衡的态势，都不敢首先问鼎皇权，唐朝依靠在节度使之间纵横捭阖，依然维持了百余年时间。五代的禁军都集中在都城，一旦禁军兵权落入大将、权臣的手中，发动兵变，政权易手，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五代各朝都是短命王朝，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陈桥兵变就是最好的例子。后周的形势本来一派大好，但就是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的时间，宋太祖就从禁军统帅的位置上成功夺权，置后周于死地。所以说，五代的节度使被形象地称之为“肢体之患”，禁军兵权在握的大将，则被称为“腹心之患”。“君弱臣强”指的就是禁军大将兵权过重。

宋太祖、赵普要着手彻底收夺藩镇兵权不假，但随着藩镇兵权更进一步地向禁军集中，向都城开封集中，禁军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禁军大将手握兵权对皇权的危险性也就必然会急剧加大。换言之，若要推行罢藩镇兵权，收夺禁军大将兵权，是必备的前提条件。二者看起来是两件事，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如此一来，就很清楚了。赵普讲完罢藩镇之后，下面必然要讲到收禁军大将兵权的话题。那么，宋太祖为什么要打断赵普的话呢？

首先，宋太祖在中央禁军任职多年，又刚刚凭借着手中的兵权，发动陈桥兵变上台。禁军大将手握兵权意味着什么，他无疑有着最为切身的体会，用不着赵普饶舌提醒。

要知道，大宋开国后的禁军大将石守信等人都是资深的功勋宿将，他们在后周时与宋太祖都是大致平等的战友、兄弟关系，也都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靠着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战功，在禁军当中也都拥有极高的个人威望和个人号召力。在政局特别容易动荡的开国初期，又处于五代“天下无定主”的时代大气候之下，用这些位高权重的功勋大将来统领禁军，潜在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3）

再者，在建隆二年（961）七月之前，宋太祖已经把禁军中地位最高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和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都外放为节度使，解除了他们在禁军中的兵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也被调离了禁军，分别代以石守信、韩重赟和罗彦瓌三位心腹将领。至关重要的殿前都点检一职就此空缺。这说明，有没有赵普建议，宋太祖必然还会有后续动作，只是时间、时机和方式的选择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宋太祖担心赵普说出诛杀大将以绝后患一类的话来，赵普这个人能力很强，但为人阴险毒辣的毛病也很突出，十有八九倾向于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激进方式。要知道，“杀”字一出口，覆水难收，就会逼迫宋太祖在众将和赵普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取舍，这无疑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干脆抢先堵住了赵普的嘴。

一般说来，“杯酒释兵权”也称“赵普之谋”，赵普是“杯酒释兵权”的主要发起者，但他的作用就要体现在收藩镇兵权上面，至于收夺禁军大将兵权，由于宋太祖打断了他的话，他的作用并不是很突出。

宋太祖既不想杀禁军大将，又要收兵权，他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感谢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他的《涑水记闻》一书里，他的笔如同摄影机，绘声绘色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历史，使今天的读者能够像欣赏影视剧的分镜头剧本那样，一切都历历在目：

建隆二年（961），七月初八夜，大宋皇宫。

宋太祖盛情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多位禁军的大将，已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宋太祖打发走了侍从，然后对众将们说道：“我没有弟兄们的拥戴，绝不会有今天的皇位，弟兄们的功劳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当天子也实在太难了，真不如当节度使时快乐，我自从当了天子之后，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赶忙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宋太祖回答：“这还用问吗？你们说今天在座的各位，又有谁不想坐我这个位子呢？”

众将惶恐起立，边叩头边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陛下才是真龙天子，谁还敢复有异心！”

宋太祖说：“不然。兄弟们想一下，你们哪个不是手握千军万马，但各位谁能担保自己的部下里面就没有野心勃勃的人物呢？如果有朝一日，他们把黄袍硬披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虽然不想当皇帝，还能有推辞的办法吗？”

众将们这才恍然大悟，纷纷痛哭流涕地说：“我们太愚蠢了，都没有想到这一层，还是请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一条生路吧。”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4）

宋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的荣华富贵，说白了，不过是多积攒一点金银财宝，自己既能尽情享乐，也能让子孙们以后不至于过穷日子。你们为什么不交出手里的兵权，多买几套房子，多置点好地，给子孙留下些永久的基业。再多买几个漂亮的女孩子，陪你们唱唱曲，跳跳舞，天天高高兴兴地喝点酒，快快乐乐地活一辈子。咱们君臣老兄弟之间，互不猜疑，上下和谐相处，这样难道不好吗？”

宋太祖又向石守信等人许诺说：“我有几个女儿，以后就许配给各位弟兄的儿子，只是希望不要给弟兄们添麻烦。”

石守信等人高兴得连连拜谢：“陛下这样周到地替我们打算，真好比让我们得以死而复生啊。”

第二天，就是七月初九，石守信等人纷纷上表称病，主动辞去禁军军职，交出了手中的兵权。

上述记载，按照司马光本人的说法，是他亲耳从宋仁宗时的宰相“庞太师”庞籍那里听到的，其整体的真实性绝无问题。丁谓（宋真宗、仁宗时宰相）《丁晋公谈录》、王曾（仁宗时宰相）《王文正公笔录》、王巩《闻见近录》、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等多种宋人的笔记当中，也都有“杯酒释兵权”的相关记载，有的书中，情节还更为戏剧化。例如《闻见近录》就把“杯酒释兵权”发生的场地，由皇宫移到了开封城外的树林中，宋太祖还劈头就对石守信等“十节度”说：“今天只有我们几个人，你们谁想当皇帝，就请快点儿下手吧。”石守信等当然连称不敢，宋太祖又说：“既然如此，你们就要绝对服从我的号令。”

“杯酒释兵权”的具体情节究竟如何，可以讨论，但事情的结果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建隆二年（961）七月初，大宋的开国元勋、位高权重的数位禁军统帅，一起离开了禁军指挥的岗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外放天平节度使（治郓州），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外放归德节度使（治宋州），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外放忠正节度使（治寿州），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外放镇宁节度使（治澶州），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罗彦瓌外放彰德军节度使（治相州）。

他们在禁军中的军职，一律解除。只有石守信还挂了一阵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空衔，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兵权了。到建隆三年（962），经石守信主动上表请求，他的这一空衔也被取消了。

收禁军大将兵权：第一次“杯酒释兵权”（5）

在这一过程当中，没有一员大将死于非命，没有一员大将丢官罢职，没有一员大将对皇帝心存芥蒂，确实是一次和平的、完美的收兵权行动。

那么，宋太祖为什么能够如此完美地收夺开国大将们的兵权呢？关键应该在于开诚布公。

首先，是开诚布公地向众将们说明白，他和众将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同生共死的老战友、老兄弟了，双方首先是君臣的关系。作为战友、兄弟，宋太祖绝对相信众将对他的赤胆忠心，但作为皇帝，他又不得不防范众将兵权在握，有威胁皇权的可能性。

最关键的，是可能性。也就是说，不管众将主观上有无造反的意愿，他们的资历、威望和功劳，就决定了他们距皇位实际上不过一步之遥，处于离皇权既可望又可即的敏感位置，是皇权一定要加以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周世宗见到“方面大耳”的将领就要想方设法地除掉，李重进、张永德贵为皇亲国戚，也被一脚踢开，就现成的好例子。宋太祖不愿意这样做，所以才和众将明说。

其次，宋太祖开诚布公地承认众将拥戴他上台的贡献，承认众将解除兵权是为了大宋而任劳任怨。既然如此，顺理成章的，就是答应以联姻、金钱、土地、美女为条件，来交换众将手中的兵权，众将的既得利益、政治地位一切不变，而不是捏造罪名，肆意地剥夺。

话说到这个份上，众将也别无选择，只能是明智地主动交出兵权。

宋太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宋太祖的大女儿嫁给了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二女儿嫁给了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吉，宋太祖的弟弟赵光美则娶了张令铎的女儿，再加上此前宋太祖的妹妹嫁给了高怀德，开国大将们几乎都与宋太祖结成了儿女亲家或亲戚，双方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更进一层了。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1）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

“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鉴于自己发动兵变的现成例子，在禁军大将的人事安排上，就一改五代重视战功、资历和能力的优良传统，把皇帝信任与否、本人的忠诚度和有没有可能威胁皇权放在了第一位，放手提拔重用自己的殿前军嫡系亲信前去统领禁军，至于他们能不能打仗，会不会治军，反而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

殿前军组建于后周初年，经周世宗、张永德、宋太祖等人在高平之战后的整顿，其战斗力远远超越了侍卫亲军，成为禁军新的王牌军，是周世宗南征北战的主力部队。宋太祖则是殿前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的命运与这支部队紧密相连，殿前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宋太祖个人发迹变泰的历史。

宋太祖的军旅生涯是从殿前军开始的，高平之战后跃升殿前军的高级统帅殿前都虞候，并具体负责殿前军的整顿和编练，是他后来能够开创帝业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此后，宋太祖又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把殿前军的指挥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终在殿前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的位子上，出任北面行营都部署，成功地发动陈桥兵变。

军队历来最重派系，宋太祖的嫡系当然就是殿前军，他夺取政权主要依靠的是殿前军的支持，上台以后自然更是把殿前军作为他控制整个禁军的依靠力量。“杯酒释兵权”之后，终宋太祖一代，历任的殿前、侍卫两军的统军大将，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具有殿前军的背景，都曾经是宋太祖下辖的殿前军的嫡系亲信。不属于这个小圈子的将领，即便是能力再强，战功再高，通常也难以进入禁军大将的行列。

宋太祖殿前军的嫡系亲信们，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宋太祖的嫡系部下，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任殿前都点检时辖下的殿前诸班直的指挥官和铁骑、控鹤等殿前军的中下级军官们。代表性的人物，有韩重赟、刘光义、崔彦进、张廷翰、马仁瑀、李汉超、党进、刘遇、李进卿、李汉琼、杨光美等十余人。“杯酒释兵权”之后，韩重赟晋升殿前都指挥使，刘光义晋升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崔彦进晋升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乾德五年（967），张廷翰和李进卿，分别晋升侍卫马军都虞候和侍卫步军都虞候；开宝六年（973），党进晋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进卿晋升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李汉琼晋升为侍卫马军都虞候，刘遇晋升侍卫步军都虞候，杨光美晋升步军司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参与步军司事务。

和石守信等人相比，殿前军的这些中下级将领们不仅地位要低得多，而且他们都是赵匡胤任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和殿前都点检六年时间里一手提拔起来的，是赵匡胤真正的嫡系部下。因为在后周的时候，赵匡胤对禁军大将的人事安排，可能至多只有建议权，而对中下级军官的选拔权，在相当程度上是掌握在赵匡胤手中的。张永德任殿前军长官的时间要比赵匡胤长，但在殿前军中的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赵匡胤，原因也就在于此。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2）

因此，宋太祖对殿前军的这批中下级军官们，既有知遇之恩，又有长官之威；他们作为宋太祖多年的部下，对宋太祖更是既感恩图报，又唯命是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开篇所谓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服其恩威”的主要指的就是这一群体，他们也是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的“群众基础”之所在。

更为重要的，这批人在后周时，不仅地位要比石守信等大将低得多，而且都没有独立指挥大战役的经历和战功，没有大的战功，当然也就不会有高的威望，用他们来替代石守信们统军，宋太祖无疑是放心的，使用起来也更为顺手。

第二种类型是宋太祖在后周殿前军时个人的亲兵卫士们。

他们都是由宋太祖招募入伍的，或者是入伍后被宋太祖看中，选拔到自己麾下充当亲兵卫士。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有张琼、杨义、史珪、石汉卿、王继勋、田重进、李怀义、米信、崔翰等十余人。“杯酒释兵权”之后，张琼被宋太祖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乾德元年（963）张琼死后，杨义继任殿前都虞候，开宝六年（973）遂晋升殿前都指挥使。田重进、米信、崔翰、李怀义等人在宋太祖时都是殿前军的中高级将领，宋太宗即位后，他们都成为禁军大将，田重进做到了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米信做到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怀义做到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翰做到了殿前都虞候。

如果说，宋太祖与石守信等开国大将们之间的关系是战友关系，石守信、王审琦等都是宋太祖的老战友、老兄弟；宋太祖与自己殿前军中嫡系部下的关系，则是长官与下级的关系，韩重赟等人都是宋太祖亲信的部下；宋太祖与亲兵卫士们的关系，那就要更进一层，是“养”与“被养”的关系，是带有强烈人身控制和依附色彩的主仆关系，张琼等人可以说都是宋太祖的家臣家将，也就是宋太祖的奴仆。相比于部下和战友，奴仆无疑最可靠，也最容易驾驭，自然也就更容易得到晋升。

按照当时军中的惯例，禁军大将、藩镇节度使等高级军官，都要招募最少三五十名猛士作为自己的亲兵卫士，叫做“厅直”，或“牙兵”。主将平时提供给亲兵们远高于普通士兵的生活待遇，打仗的时候，亲兵卫士则跟随在主将的身边，负责保卫主将个人的安全。在政治上，主将与亲兵之间也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胶固联系，亲兵几乎都是主将的“腹心”、死党。

宋太祖与其亲兵卫士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如他后来亲口对诸班卫士们所说的：“你们都是我亲手训练出来的，无不以一当百，是用来‘备肘腋，同休戚’的。”

这些亲兵卫士们，也无一例外地绝对效忠宋太祖个人。在后周的时候，他们视宋太祖为衣食父母，只知有赵点检，不知有后周朝廷，是不折不扣的“赵家兵”。正因为如此，宋太祖开国后收兵权的时候，就要严令禁止大将私自招募亲兵卫士。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3）

大宋开国后，他们更是只知有宋太祖，不知有他人。有一次，皇弟赵光义向禁军将领田重进赠送酒肉以示关心，田重进就公开地说：“我只知道有皇帝陛下，哪能吃别人给的酒肉呢？”赵光义也不得不敬重他对皇帝的忠诚。杨义更是对宋太祖特别的忠心，被公认为忠肝义胆式的人物。宋太祖有一次在皇宫后花园训练水战，杨义闻听到鼓噪之声，以为宫中有变，当即领兵入宫救驾，连衣衫都未来得及换，感动地宋太祖连连对身边的人说：“杨义是真忠臣！”田重进、杨义，都是出身宋太祖的亲兵卫士。

所以说，亲兵卫士群体就是宋太祖最可信赖的私人“爪牙”，是宋太祖控制禁军实际上最为倚重的力量。宋太祖一朝禁军指挥权的转移，呈现出由石守信等大将向宋太祖的嫡系部下转移，再由宋太祖的嫡系部下向宋太祖的亲兵卫士群体转移的明显轨迹。

从宋太祖以后，宋朝的历代皇帝，都继承了宋太祖以亲兵卫士充当禁军大将，以控制禁军兵权的做法，如宋太宗由晋王上台后，就是不到几年的工夫，他当年晋王府里看大门的、赶车的都当上了节度使，禁军大将更是由他的亲兵卫士所垄断。傅潜、王超、高琼、戴兴等人，无一例外的都是他当年晋王府的亲兵卫士。

宋真宗也是如此，给他寿王府看大门的张耆、杨崇勋和郭承祐，在真宗即位以后也都当上了节度使、禁军三衙大将。从而形成了宋代很有特色的，以“藩邸”亲随、跟班等奴仆统领禁军的传统。高俅虽然是个市井无赖，但他作为宋徽宗当亲王时的亲随，在这一传统的背景之下，他出任殿前都指挥使却是顺理成章的，并无任何出格之处。

开宝六年（973）九月，宋太祖朝最后一届殿前和侍卫两军的统帅班子组成。他们是：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领镇安军节度使党进，步军都指挥使、领静江军节度使李进卿，马军都虞候、领洮州观察使李汉琼，步军都虞候、领洮州观察使刘遇；殿前都指挥使、领建武节度使杨义，殿前都虞候、领泰宁军节度使李重勋。殿前军中除了杨义以外，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义、控鹤左厢都指挥使崔翰、殿前诸班直的班都指挥使米信和田重进等宋太祖的亲兵卫士，也发挥着实际的重要作用。至于李重勋，他是宋太祖早年的战友，其出任殿前都虞候，可以视为宋太祖晚年怀旧情绪的体现，不会也没有在殿前军中发挥多少实际的作用。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4）

显而易见，此时禁军的统帅人员不仅全部都是宋太祖的嫡系亲信心腹，而且侍卫亲军由党进等宋太祖的嫡系部下们指挥，殿前军则由杨义等宋太祖的亲兵卫士们控制，隐然呈现出互相制衡的格局，更便于皇帝的居中操纵，将整个禁军的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个人的手中。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所要达到的目的。至此，宋太祖对禁军统帅人员的人事调整也随之基本结束。

宋太祖的亲兵卫士当中，史珪、石汉卿和王继勋三个人，虽然都没有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大将的头衔，但他们却是宋太祖手中三枚关键性的棋子，实际作用也极其重要。

史珪和石汉卿二人，都是凭借着精明强干、善于逢迎而得到赏识的。陈桥兵变后，史珪由宋太祖的亲兵晋升为御马直的队长，后连续四次得到晋升，官至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兼殿前司的控鹤弓弩大剑都指挥使；石汉卿则是出任殿前指挥使都虞候，都成为殿前军中的中级将领。

不过，史珪和石汉卿二人在殿前军中的实际作用，都要比他们的职位大得多，因为宋太祖为防止禁军重演陈桥兵变，特地选派了自己的亲兵史珪和石汉卿二人，充当皇帝在军中的耳目，专门负责监视禁军将校们中的可疑分子和可疑的动向，随时把将校们的一举一动向宋太祖个人汇报。说白了，史珪和石汉卿二人就是宋太祖安插在殿前军乃至整个禁军系统中的私人特务头子。

殿前都虞候张琼也出身宋太祖的亲兵卫士，但他是凭忠诚和打仗勇猛晋升上去的，对史珪、石汉卿靠向皇帝打人小报告的特务行径十分的不齿，多次公开地骂他们俩都是老巫婆，结果到底遭到了这两人的暗算，落了个自杀身亡的下场。张琼尚且如此下场，其他众将更是战战兢兢于史、石二人的淫威之下。

侍卫亲军方面的情况，和殿前军大同小异，“杯酒释兵权”后真正在侍卫亲军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时任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彭州防御使的王继勋。此人也是宋太祖的亲随之人，不过和张琼、杨义、史珪等人比起来，他的身份要更为特殊，地位也更加显赫，因为他是宋太祖的开国皇后王氏的亲弟弟，也就是宋太祖的小舅子。

这位堂堂的大宋国舅爷王继勋，是个毫无军中资历，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公子哥大少爷。后周的时候，在姐夫赵匡胤的帐下充当亲随人员，陈桥兵变后才凭着皇亲国戚的裙带关系，一跃成为内殿供奉官都知、领溪州刺史。建隆二年（961）“杯酒释兵权”后，二十岁不到的王继勋更青云直上，越过了许多资深功高的武将，被宋太祖破格提拔为侍卫亲军的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奴仆统军：爪牙之臣（5）

显而易见，宋太祖把如此一位根本不会打仗的皇亲国戚派到侍卫亲军中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充当宋太祖在侍卫亲军中的可靠耳目。因为在宋太祖看来，王继勋是他的小舅子，当然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也绝对不会被别人收买。

王继勋身为国舅爷，有宋太祖和王皇后的强硬后台，又少年得志，在侍卫亲军当中当然是目空一切，“多凌蔑将帅”，连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等大将，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惟有神射手、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马仁瑀，自恃是陈桥兵变的开国元勋，又战功卓著，敢于同王继勋对抗，王继勋也不甘示弱。乾德元年（963）八月，王继勋、马仁瑀二人趁宋太祖命令禁军举行演习的机会，竟然各自命本部士兵购置木头棒子，准备集体械斗。幸而宋太祖得到密报后，断然加以制止，才避免了一场禁军的内讧闹剧。

事情过后，宋太祖只处分了马仁瑀，把他外放为密州防御使。然而王继勋却得到了宋太祖的偏袒，反而连续得到提升，官至虎捷左右厢都虞候，代理侍卫步军司的一切事务。王继勋就成为当时侍卫亲军中最有权势的人物。

由此可见，“杯酒释兵权”以后的禁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事实上是把持在史珪、石汉卿和王继勋等宋太祖亲信手中的。史珪、石汉卿和王继勋这些既无资历、又无战功、也没有多少统兵才能的人物，却能够长期在禁军中颐气指使，大权独揽，将校们敢怒不敢言。他们不过是狐假虎威，凭借着宋太祖的撑腰而已。没有宋太祖的支持，他们在军中根本就不会有立足之地。正因为他们都是军中将士的众矢之的，宋太祖纵容他们利用特务手段来把持禁军大权，把他们凌驾于骄兵悍将的头上，就可以把禁军的指挥权牢牢地集中在宋太祖一个人手中。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帝王权术。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1）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

清代的雍正皇帝曾经说过，对于帝王而言，“用人是第一要务，其余皆为枝叶”。军队的指挥权事关政权的生死存亡，当然就更是如此。但是，人事调整也不是万能的，它必须建立在制度完善的基础之上，方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如若制度存在着大的漏洞，“兵制不立”，正所谓“将帅权倾皆易姓”，本来可靠的人也会变得不可靠。所以，宋太祖在进行一系列人事调整，以自己的嫡系亲信执掌禁军兵权的同时，以更大的精力，从事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而在更为根本的制度层面，扭转了五代“兵制不立”和“将帅权倾”的格局，保障了皇帝对禁军兵权的绝对控制。

第一，从建隆二年（961）闰三月裁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开始，至建隆三年（962）九月石守信辞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就此撤销，宋太祖陆续废除了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马步军都虞候共五个位高权重的禁军最高级的军职。殿前都指挥使一职虽然最终没有裁撤，但从乾德五年（967）至开宝六年（973）也空缺了长达六年之久。

殿前都点检、副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马步军都虞候，都是禁军中当然的最高级大将，位高权重。尤其是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属朝廷一品大员，毋庸置疑握有号令全军、便宜行事的威信和兵权，而且他们除了“节度使”以外，通常还挂“同平章事”（宰相）一类的高级政治头衔，有权力干预甚至决定朝廷的大政，五代宋初的张永德、李重进、韩通、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人皆是如此。军政大权如此集于一身的显赫地位，就决定了不论是谁居于该职，也不论当事人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都有可能在条件适宜的时候，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威胁到皇权的安全。

“点检作天子”，后周覆灭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周世宗已经意识到了禁军兵变迫在眉睫的严重威胁，但他只是匆忙地撤换了有嫌疑的都点检张永德，代之以他认为忠诚可靠的赵匡胤，结果治标不治本，于事无补。

宋太祖则侧重于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干脆一劳永逸地将他们全部废除，“点检”既然不存在了，“点检作天子”的威胁自然就解除了。同周世宗仅仅在人事调整范围兜圈子相比，宋太祖的处理思路无疑要高明得多，也更有效力。

宋太祖废除了殿前都点检等五个最高级军职以后，原本是殿前军第三长官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第四长官的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上升为各自的统帅。按照当时的制度，殿前都指挥使是从二品官，副都指挥使为正四品官，而侍卫马、步两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官，都虞候更仅为从五品官。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2）

禁军大将们的官级降下来了，很自然地就收到了降低禁军大将地位和威望的良好效果。正所谓“位低则易使”，“权轻则易制”，禁军大将在军队中的号召力，以及他们对禁军的实际控制力，也水到渠成地被大打折扣。他们对皇权的威胁当然也就随之大大降低。

在殿前军和侍卫亲军两军大将地位不断下降的同时，宋朝自开国以来，反而有意识地大幅度提升禁军当中军都指挥使、都虞候等中级军官的地位，军都指挥使的官位往往也能达到从五品官，使他们与各自长官的地位差距不大，以收到与长官彼此互相制约的效果。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三个职务被裁撤以后，侍卫亲军在事实上就一分为二，分为了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两军。宋朝禁军的统帅机构也相应的由殿前、侍卫两司并立，转变为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足鼎立。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就是宋朝著名的“三衙”。三衙之间却绝非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互不隶属、鼎峙并列的平行关系，彼此都不得跨司指挥，分别直属于皇帝本人。

殿前都副点检撤销后，殿前军在指挥关系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一分为二的趋势。按照后周宋初的制度，殿前军的指挥格局，本来是殿前都指挥使直接下辖铁骑、控鹤等部，殿前都虞候则直接下辖殿前诸班直，两者基本是平行的关系，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才是殿前军全军的主帅。宋太祖废除了殿前都副点检，殿前都指挥使起码不能迅速地建立起对殿前都虞候顺畅的指挥关系，何况宋太祖又有意识地使殿前都指挥使一职空缺长达六年之久。在这种状况下，殿前诸班直、铁骑、控鹤这殿前军的三大主力部队，显然也呈现出互不统属的平行局面，都分别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对殿前军的控制也就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强化。

第二，确立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

枢密院是唐末五代发展起来的强力部门。五代乱世，立国以兵，各个王朝都依赖枢密院以掌控中央禁军，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的地位遂扶摇直上。居其位者，如后梁的敬翔，后唐的郭崇韬，后晋的桑维翰，后汉的郭威，后周的王朴，都是皇帝的心腹重臣。军国大事，皇帝都要与枢密使商议，其实际权力重于宰相。这种安排，本来是出于加强对禁军控制的考虑。但事与愿违，枢密使既然“手握禁旅”，“又得兴发”，其本身就成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后周太祖郭威就是以枢密使的身份而发动兵变，推翻后汉王朝的。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3）

后周建国之后，继任枢密使的王峻，也很有步郭威后尘的雄心。为了巩固柴荣皇位继承人的地位，郭威只能是杀掉了王峻。

王峻事件过后，郭威和周世宗削夺了枢密使的兵权，不再以禁军大将居其位。但枢密院的兵权下降之后，禁军大将的兵权就处于失控状态。像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都是皇亲国戚，位至极品；后起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也不例外，堪称是“握兵权已重”。虽然周世宗临终前在禁军内部人事调整上费尽了心机，但在失去了枢密院强有力制约的情况下，禁军大将兵权恶性膨胀的后果，只能是导致兵变的发生。赵匡胤黄袍加身，也不过是捷足先登罢了。

宋太祖开国以后，就汲取了后汉、后周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双管齐下，注重从制度上防微杜渐，确立了枢密院、三衙互相制衡的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以防止其中任何一方有可能独揽禁军兵权。

首先，树立了枢密院军政最高决策和复核机关的地位，三衙被定位于枢密院之下的执行机构。宋太祖得国伊始，为了改变枢密院毫无作为、禁军大将兵权几近失控的局面，在“杯酒释兵权”的同时，着重充实枢密院。他最亲信的智囊赵普，陈桥兵变后就在枢密院任职多年，先是出任枢密院的枢密直学士、枢密副使，建隆三年（962）拜枢密使。他的另外两个心腹幕僚李处耘和王仁赡，也先后出任枢密院的枢密承旨和枢密副使。这三个人都是最得宋太祖亲信和赏识的才智之士，由他们出掌枢密院，枢密院显然重新恢复了对禁军大将的控制能力。

其次，宋太祖用赵普出任枢密使，“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利用文武之间的矛盾，枢密院长官多任用文臣，与三衙禁军大将形成“以文制武”的格局。从五代至宋朝，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两大群体，文臣和武将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五代是武夫横行，欺凌文臣，宋朝则是“重文轻武”，情况完全反了过来。

宋朝三衙皆用武将，枢密院虽主军政，却一改五代旧制，以文官为主，少数武将出任枢密使，要么很快丢官罢职，要么就是文官集团的阴谋，如奸相秦桧要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的兵权，就先把他们提升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然后再下手陷害。这既是宋朝“以文制武”基本国策的具体贯彻，用文官来监督和制约禁军大将，又是有意识地利用文武之间的矛盾，甚至有意地制造矛盾，防范枢密院和三衙互相勾结的重要手段。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4）

最重要的是，宋太祖还将调兵权和握兵权一分为二，枢密院、三衙只能各掌其一，由皇帝居中控制。按照宋代的制度，中央禁军归三衙直接统领，但三衙手中却没有调兵权。调发军队的兵符、令箭和大印虽然都归枢密院掌管，但是禁军兵马都在三衙手中，枢密院手里连一兵一卒也都没有。

如此一来，就使握兵权和调兵权分别掌于枢密院和三衙。这是使枢密院、三衙彼此制衡的一项最关键的措施，通过分割握兵权和调兵权，枢密院、三衙相互制衡，枢密院和三衙长官都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兵权遂完全归于居中控制的皇帝。禁军也由五代时期威胁皇权的“腹心之患”，转化为维持宋朝统治的最重要支柱。

第三，扩充皇城司，强化特务活动。

宋太祖陈桥兵变能够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后周皇宫和宫城的保卫都由殿前都虞候统领的殿前诸班直负责，也就是控制在殿前军的手中。待殿前军的统帅赵匡胤发动兵变后，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闻风响应，一声令下，不仅皇宫和宫城的警卫顷刻间倒戈，而且立即封锁了皇宫和宫城，切断了可能忠于后周的力量增援皇宫，使皇宫中的后周皇帝、太后，政事堂中的后周宰相、枢密使等重臣，事实上都成为殿前军的人质和俘虏，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底定了兵变成功的大局。

正因为如此，宋太祖当了皇帝之后，为了避免后周的重蹈覆辙，立即选拔出了禁军中的一批精锐，组建了一支专门负责保卫皇宫安全的新的军事力量。这支部队的士兵，有特别的名称“亲事官”，以示与普通禁军相区别。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在“亲事官”之外，又增设了“亲从官”的名目。正式的编制，“亲从官”有五个指挥，“亲事官”有六个指挥，按每指挥通常为五百人计算，总兵力应当在六千人上下，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这支部队，当然不再隶属于殿前司，也不隶属于三衙禁军系统，而是归皇城司指挥。皇城司，本来名叫武德司，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时将其改名为皇城司，是五代时期从皇帝身边处理皇宫日常事务的服务机构发展起来的新兴的权力部门。皇城司的长官名义上是皇城使，实际上是由皇帝最贴身的宦官，以“勾当皇城司公事”的名义担任真正主管。

宦官，历来臭名昭著，但他们都是皇帝奴才当中的奴才，也是皇帝最喜欢重用的。由宦官来掌管皇宫精锐的警卫部队，就可以与三衙禁军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宋太祖曾经得意洋洋地说：“即使是开封里发生兵变，我在皇宫中还有上万的精兵，足够对付他们。”南宋大学者朱熹也说：“皇城司的部队由宦官统领，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殿前司。”当然，为了防止宦官专权，皇城司之外的禁军兵权，宦官是无法染指的。

制度建设：兵权宜分不宜专（5）

皇城司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为了防范禁军兵变的重演，宋太祖还赋予皇城司以特务活动的特权，其可以肆意监视禁军官兵们的一举一动，随时向皇帝本人密报，也可以法外抓人。皇城司就成为宋代由宦官主管的专门的特务机关，皇城司的士兵也就得了不光彩的“察子”的外号。明代的厂卫制度，其直接的历史渊源就是宋代的皇城司。通过皇城司的特务活动，皇帝对禁军的控制无疑就得到了空前强化。

在上述制度建设的同时，禁军军官的任免权，以及禁军的调动权，更是自始至终都掌握在皇帝个人的手里。不论是大大小小军官的任命，还是禁军的调动，都必须有皇帝的圣旨，紧急情况下调动禁军，也必须要有皇帝本人的亲笔写的手令。没有圣旨或皇帝的手令，任何人都无权擅自调动禁军的一兵一卒。

自大宋开国以来，皇帝超过三衙，亲自干预具体军政，也一直就是一个传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禁军的兵权，“外不在藩镇，内不在强臣，不委宦官，不倚近戚”，只有皇帝才是军队的最高主宰者。

禁军出动作战的时候，针对着皇帝无法御驾亲征的情况，宋太祖还确立了“将从中御”的原则，那就是：前线不再设总领全军的主帅，各分部虽设都部署（都总管）之职作为主将，但同时也并置地位大致相当的副部署、都监等为副将。并规定：主将不但没有处置副将的权力，而且遇事都要与众将共同商议，以此来达到众将互相牵制的效果。至于前线军队的调动、部署等关键性的决策，都要不远千里地向开封城的皇帝本人汇报请示，由皇帝下诏令来决断。为此，还专门在军中设置了多由宦官担任的监军、走马承受数职，由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旨意和监视将帅的动向。

从宋太宗朝开始，宋朝的皇帝还往往给前线的将帅颁发“阵图”，剥夺了将帅们独立自主的战术指挥权。将帅只能机械地按皇帝的意志行事，否则即使是取得胜利也被视为有罪，甚至受到处罚。如此种种，都是为了防范禁军将帅借战事之机发动兵变。

收节度使兵权：第二次“杯酒释兵权”（1）

收节度使兵权：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收夺禁军大将兵权顺利完成之后，罢藩镇节度使的兵权，随即按部就班地展开。到开宝二年（969）十月的时候，宋太祖如法炮制，又是在皇宫后花园中安排了一场酒宴，邀请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前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等在开封候职的五位资深节度使，前来赴宴。

待酒足饭饱的时候，宋太祖从容地对节度使们说道：“各位都是国家劳苦功高的前辈老臣，多年执掌事务繁多的重镇，如今我朝尊重优礼老人，大家还是进京享福，地方上的事就不应该再劳累各位了。”

王彦超十分机灵，善于察言观色，立即抢先表态：“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功劳，如今年龄大了，更是一无所用的老朽了，若陛下开恩，让我告老还乡当个老百姓，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武行德等几人，仍然七嘴八舌地向宋太祖炫耀自己的战功，宋太祖不耐烦了，当即说道：“这些都是过去朝代的事情了，不值得再讨论了。”各节度使遂哑口无言。

第二天，宋太祖授武行德太子太傅，郭从义左金吾卫上将军，王彦超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左牛千卫上将军，杨廷璋右牛千卫上将军，他们节度使的职务都被自动免掉。太子太傅是从二品的高官，通常只有宰相卸任后才能得到，但它只是个虚衔，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牛千卫上将军等职，合称“环卫官”，名义上是护驾皇帝，名头大得吓人，品级都是从二品、从三品的高官，俸禄也十分的优厚，但都没有实际兵权，都是些在开封养老的闲职。大约与此同时，安远节度使向拱、保大节度使袁彦两位节度使也被解除了藩镇职务，改授环卫官。

这就是宋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一次就解除了七名资深藩镇节度使的兵权。相比于第一次“杯酒释兵权”，第二次“杯酒释兵权”进行得更为顺利，宋太祖只一句“这些都是过去朝代的事情了”，藩镇节度使们就乖乖地交出了兵权和地盘。

这是因为当时的藩镇节度使们大多是老牌的节度使，许多人在后汉的时候，就已经当了节度使。“老”，往往就意味着进取心的减弱；“老”，往往也意味着多年盘踞一方，搜刮民脂民膏，富贵荣华，妻妾成群。宋太祖既然表示尊重节度使们的既得利益，节度使们虽然心有不甘，哪里还敢于冒着丧失一切的风险来对抗皇帝呢？

当然，“老”也往往意味着为国效力的时间长，如武行德就曾组织过反抗契丹的起义，对中原王朝来说是有历史贡献的。宋太祖嘴上虽说：“这些都是过去朝代的事情了，不值得再讨论了。”其实，他还是比较尊重这些老牌节度使的历史贡献的，不仅保证他们在开封城的地位不变，待遇不变，还不断地提升他们的官衔。各节度使都得以荣华富贵而善终。这种理解对方和尊重对方实际利益的思路，和第一次杯酒释兵权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也同样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宋太祖在解除资深节度使职务的同时，按照赵普“三大纲领”的预先规划，一系列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的制度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收节度使兵权：第二次“杯酒释兵权”（2）

一是稍夺其权。重点是削夺节度使的行政权，节度使辖区内的各州，除节度使所在的州之外，其他的州，当时叫“支郡”，都陆续收归中央直辖。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的时候，节度使的“支郡”已经全部都隶属于中央。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就仅限于他在的一个州。其他各州，由中央选派“知州”进行管理。知州，全称是“知州军事”，都为带有中央官头衔的文官，三年一轮换。州下面大县的长官，也由中央的文官前去担任，叫做“知县”。乾德元年（963），又设置了通判一职，通判的地位较知州略低，但又不是知州的副职，而是专门负责对知州进行监督，以分割知州的权力。到了宋真宗的时候，连节度使所在的州，也都设置了知州和通判，具体负责地方政务。

二是制其钱谷。重点是削夺节度使的财政权，乾德二年（965），规定节度使不得再以“留使”、“留州”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除了地方行政的支出之外，所有的金银、铜钱等货币收入都要上交中央。乾德三年（966），就专门派中央财务官员前往控制地方的市镇和市场，赢利所得直接送交中央，地方无权干涉；同年，又专门设立了“转运使”一职，总揽地方财政大权，负责把地方赋税解送中央，节度使的财权就被剥夺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又收回了节度使以免税的优惠条件进行贸易的特权。宋真宗时，干脆规定节度使不得插手地方财政事务，节度使个人的俸禄也都由中央统一支付。

三是收其精兵。重点是削夺节度使的兵权，乾德三年（966）八月，宋太祖下令把各藩镇的精兵猛将抽调到开封，骑兵授予“骁雄”的番号，步兵授予“雄武”的番号，总兵力在万人以上，都隶属于侍卫司。同时还把藩镇的募兵权收归中央，明令规定地方以后不得再私自招兵买马。各藩镇剩余的老弱残兵，后来统一整编为“厢军”。厢军不论在政治地位，还是在经济待遇各方面，都要远远低于中央的禁军，自然就吸引不到优秀的兵源。此后，厢军很少进行军事训练，逐渐蜕变成了一支主要用于服劳役的工程部队，军事职能大部丧失。同时，为了避免驻防地方的中央禁军蜕变为新的地方势力，宋太祖又制定了“更戍法”，规定驻防各地的禁军三年一轮换，以求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随着上述政策的推行，节度使就由称雄一方的土皇帝，下降为一个州的高级长官而已。到了宋真宗朝以后，更是演变成了只领俸禄而不就职的虚衔，人称“享福”节度使。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逞凶二百多年的节度使终于被彻底铲除了，藩镇割据地方也成为历史。

矫枉过正：文盛武衰（1）

矫枉过正：文盛武衰

杯酒释兵柄，此启运立极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揽《风云图》，痛当作恸。

这是元代学者、《宋史》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袁桷对“杯酒释兵权”的评价。南宋学者吕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汉、唐多内乱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

确实，宋朝开国后确立的军政体制，实现了藩镇兵权收归中央，中央禁军兵权收归皇帝，终结了中唐五代二百余年的地方藩镇割据和五代五十余年的中央禁军频繁兵变，宋朝的政局从此走向了长达百余年的安定，“百年无内乱”。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损害宋朝的国防安全为代价的，确实存在着“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问题。政策制定时，宋太祖等人主要是从消极的方面考虑，重点放在事先防范可能导致动乱的各种因素，而不是考虑如何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自然存在着许多矫枉过正之处。宋朝“文盛武衰”，“无内患而有外忧”，在与契丹、西夏的较量当中，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局面，确与此关系甚大。

在中央禁军方面。“杯酒释兵权”在一夜之间，就使得年富力强、久经战阵考验的数位禁军大将，集中地离开了禁军的指挥岗位。这对禁军战斗力和统一进程的负面作用都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在此后平定南北的征战当中，禁军大将中竟然选不出有指挥大战经验的合适人选来充当大帅。伐蜀的时候，宋太祖就用与禁军关系较为疏远的节度使王全斌去统领禁军的骄兵悍将，以致凭空生出许多周折来。后来则主要用曹彬、潘美，这两人在禁军殿前、侍卫两司中也没有军职，都属于政治型的武将，对付南方各国还勉强可以胜任，等到和劲敌契丹一较量，便是一败涂地。

而且，“杯酒释兵权”之后，在禁军中作威作福的是国舅爷王继勋、特务头子史珪和石汉卿。这几个人，按照古代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都属于典型的佞幸之臣，宋太祖纵容他们利用特务手段来把持禁军大权，对强化皇帝对禁军兵权的控制当然是有利的，但勾心斗角、阿谀奉承、任人唯亲等军中腐败弊政也难免与日俱增，必然影响到禁军的战斗力。

更为重要的是，“杯酒释兵权”尽管是觥筹交错，其乐融融，形式上是极为缓和的，没有其他王朝残杀开国元勋的刀光剑影，这当然是非常难得的美事。但不管怎么说，其骨子里仍然不外是一个“防”字，即猜忌和防范众将重演“黄袍加身”的兵变闹剧。如若众将嘴里说出半个“不”字，摔杯为号，血溅当场，都是很有可能的。

“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不仅规定了禁军官兵不得再结“义社”，军官不得再私自招募亲兵卫士，而且还曾以“莫须有”的“畜部曲百人”和“私取亲兵为腹心”的罪名，逼迫殿前都虞候张琼自杀。张琼是宋太祖忠心耿耿的贴身卫士，在战场上多次救过宋太祖的命，他自杀身亡之后，就有人为他鸣冤叫屈，像一部很有名的戏曲《斩黄袍》，里面被宋太祖冤杀的大将郑恩的故事，据说就是由张琼之事转化而来的。戏中宋太祖这位皇帝，也就不光彩地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矫枉过正：文盛武衰（2）

宋太宗更是公开地宣布：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他话里所说的“奸邪”，矛头主要就是指向武将的。宋太宗有一次还说：

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临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辈，假使李广复生，亦无姑息之理也。

如此一来，就严重地毒化了军中的氛围，战功越大，威望越高，反而越容易受到皇帝的猜疑，导致有才能的武将缩手缩脚，难以有所作为，明哲保身、因循苟且的庸将却左右逢源，得到提拔重用，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算汉代的“飞将军”李广真是起死回生，他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宋太宗根本就不会起用他。

“将从中御”的问题，更是一目了然，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克敌制胜靠得的是敌变我变、临机决断，讲究的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从中御”偏偏捆住了将领们的手脚，剥夺了将领们的战术和战役自主权，使军队失去了赖以克敌制胜的机动权，宋军焉能不吃败仗！

在地方藩镇节度使方面。彻底铲除节度使，固然实现了中唐以来梦寐以求的中央集权，但物极必反，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方的严重削弱，特别是地方州县的兵力极其有限，地方官很多情况下手里只有百八十号老弱病残，完全丧失了处置紧急事务的能力。

宋仁宗的时候，一群劫匪路经高邮军（今江苏高邮），当地的知州闻讯后，不是派人前去捉拿，反而让人抬着酒菜、金钱到城外迎接，一顿好吃好喝伺候好了，这批劫匪就另往他处去了。朝廷知道后，许多人十分震怒，要求严办知州，但名臣范仲淹却说：“知州手里有几个兵？你让他如何与劫匪打仗，把劫匪礼送出境，保了一城百姓的平安，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范仲淹说的是实情，地方知州不是不想抵抗，但他手中无兵无将，哪有能力抵抗。

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起事，只凭着三十六名头领，几百号人马，就能纵横驰骋河北、山东大地，大宋的地方官要么抱头鼠窜，要么做缩头乌龟，只能天天乞求朝廷派禁军前来征讨。到了金兵南下的时候，宋朝大多数的地方官更是土崩瓦解，金兵如入无人之境，直逼开封城下。

两宋之际的抗金名相李纲有感于此，就曾专门向宋钦宗建议，在河北、山西等地重设几个大的藩镇节度使，以增强地方抵抗金兵的实力。

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当然，包医百病、尽善尽美的政治制度本来就不可能存在。无论多么高明的政治家，都只能是根据具体的时代课题，做出具体的针对性的决断。宋太祖在政权走马灯式更换的五代宋初，以牺牲军队部分战斗力为代价，求得政治安定的实现，是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经过宋太祖十数年的苦心经营，到了宋太宗统治的时候，大宋政权内部的安定，已经基本得以实现，与契丹、西夏的军事冲突则急剧恶化，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宋太宗及此后宋朝的皇帝们，在变化了的客观条件面前，仍然把宋太祖的政策奉为“万世不易”的“祖宗之法”，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就只能是自食其果。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万世不易”之法，拾遗补阙，与时俱进，永远是后代政治家们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