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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引言

- 庶出：尴尬的童年

- 多思：信王生涯（1）

- 多思：信王生涯（2）

- 多思：信王生涯（3）

- 战战兢兢登上皇帝宝座（1）

- 战战兢兢登上皇帝宝座（2）

- 理想：构筑难圆的中兴之梦

- 智除魏忠贤（1）

- 智除魏忠贤（2）

- 智除魏忠贤（3）

- 智除魏忠贤（4）

- 不凡的构想

- 励精图治（1）

- 励精图治（2）

- 励精图治（3）

- 励精图治（4）

- 内阁的再建

-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1）

-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2）

-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3）

-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4）

-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5）

- 唯才是举，朝署中半染赭衣（1）

- 唯才是举，朝署中半染赭衣（2）

-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1）

-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2）

-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3）

-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4）

- 严禁贪污，贪污之风难遏（1）

- 严禁贪污，贪污之风难遏（2）

引言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进程中，从藩王入继大统，不乏其人，而明代亦不例外。燕王朱棣，在其藩王生涯中，尤其是从地处边塞，练兵作战，羽毛丰满之时，寻找到建文帝改制的机会，发动“靖难”，挥师南下，经过四年血与火的征战，取其侄朱允炆而代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土木之变起，英宗朱祁镇被俘，其弟郕王朱祁钰奉皇太后之命，于危难之时，代理国政，进而称帝，七年之后，以南宫复辟而退位。武宗朱厚照无子，在其死后，以遗诏迎胞弟朱厚熜入继皇位，为此引起的礼仪之争，持续数年。世宗死后，裕王朱载垕奉遗诏嗣位，倒还平和。信王朱由检的称帝，亦非预料中之事。原因是其兄熹宗朱由校虽先后有三个儿子，但皆夭折。由检本着“兄终弟及”的祖训，接替帝位。当他战战兢兢地即皇帝位，主持国政之后，表现出了他的聪明才智，一心想实现中兴。然大势已去，积重难返，随着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大军，进入北京，朱由检在孤独与无奈之中，自缢煤山，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之路。

朱由检的自杀，像一个淡疏的影子，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渐渐成为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不禁发问：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怎么会如此孤独地死去？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历史仍在继续。

庶出：尴尬的童年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末，在古老阴沉的皇宫里，为迎接一年一度的正旦节，只见那些来回忙碌的小太监和奉命服役的工匠，有的在修补破败剥落的宫墙、门窗；有的在整理不知用过多少次的彩灯，剔除已经发黑的灯罩，换上鲜红的绢绸；有的在张灯结彩，披红挂绿。以便给蹒跚走过242个春秋、已显老态的大明王朝的权力集中地增加几许亮色，企求在新春伊始，上天赐福，招来好运。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嫔妃居住的宫室中一个婴儿的啼哭声透过漫天鹅毛大雪，在昏暗深宫回响，时而高昂，时而低徊。又有一位宗室子孙，降生在这冰雪覆盖而寒冷的人世间。他，就是选妃刘氏所生、光宗第五子、未来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然而，时而高昂，时而低徊的哭叫，莫非是预示着他的人生旅程：将有所振作，力挽危难于既倒？抑或壮志难酬，无可奈何而哀叹？

第一章兄终弟及孤独的崇祯孤独的崇祯第一章兄终弟及朱由检的命运真是坎坷。生母刘氏，是其父光宗众多嫔妃中的一位。虽生一男儿，当母以子贵，无奈有争宠的妃子如号称西李的康妃在侧，鼓动如簧之舌，说三道四，使光宗对刘氏渐渐疏远，进而寻隙斥责。忠厚贤惠的刘氏，恪守妇道，毫不辩解，将莫大的冤屈和悲愤深深地埋在心里，久而久之，积愤成疾，在由检5岁的那年，郁郁而死。光宗得刘氏死讯，多有悔意，又担心神宗皇帝知道此事，怪罪于他，便严厉要求宫人守口如瓶，不得泄露只言片语，暗中派人将刘氏埋葬在西山。当时，朱由检住在勛勤宫，每忆及生母，就向近侍询问：“西山有申懿王的坟墓吗？”回答说有。又问“申懿王坟墓旁有刘娘娘的坟墓吗？”回答说有。由检似乎得到了心理上的慰藉，秘密付给近侍金钱，令其前往西山祭祀。近侍回来复命，又激起由检对生母抚养恩德的无限思念，盈盈泪下。光宗得知由检思念生母，又孤苦无依，怜悯之情，油然而生。遂令当时最受宠爱的号称西李的康妃抚养。西李本来抚养着光宗长子朱由校，并且对其倾注着全部心血，企求得到报赏，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现在又抚养由检，因是光宗之命，也不好拒绝。但她十分清楚皇长子与皇五子的差别和份量。所以，对待两位皇子的态度，就有着明显的不同。由检幼小的心灵，也许在朦胧中感受到人世间的冷暖和爱抚的厚薄，但并未意识到这是封建等级观念造成的，更未了解在封建等级观念中的嫡出、庶出的天壤之别，以及因其为庶出所带来的固有的尴尬始终陪伴着他。这一切都被无知掩盖着，仍在皇室子孙气指颐使的高贵血统氛围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好在未过多久，西李生一皇女，便趁机禀报光宗，自己无暇抚养由检。光宗便改命号称东李的庄妃抚养。

庄妃宽厚仁慈。她的地位虽列于西李之前，因其行事谨慎，恪守妇道，不与人争，不与事较，受宠爱的程度却远不能与西李相比。加上膝下无子无女，孤处内宫，十分寂寞。现在奉命抚养皇五子，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由检的到来，既可使她冰冷寂寞的心怀增加些许温暖，也可使她的爱心有一倾注的对象。而由检也从此得到了新的母爱，聪颖活泼的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发挥和养成。也许是东李庄妃倾注的爱心太多，任性、自以为是的性格特征，亦时有表现。

朱由检酷爱读书，逐渐养成了静坐沉思的习惯。每阅读经籍，长久不动，口中念念有词。偶而教小太监读书，有的太监口羞而不敢读出声来，他就斥责说：“读不出声，感到羞耻，而唱歌时声音却那样宏亮，就不感到羞耻吗！”自此之后，闲暇时教小太监诵经写字，就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小太监也乐于与这位小皇子亲近，戏游玩耍，说些皇宫内很少听到的新鲜事和乡里习俗，逗得由检开怀大笑，欢乐异常。

读书，游戏，欢乐和些许忧虑，伴随着由检渐渐长大。而当父皇光宗即皇帝位仅一个月便与世长辞，给他年仅10岁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得不仔细地、认真地审视自己及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生母的早逝，留给他内心的忧伤，因有庄妃的爱抚而得到慰藉；可是父皇的离去，是谁也不能替代的。尽管父皇的关注，比起皇兄来，自己得到的要少得多，但因其些许的关注和庇护就颇感安全，可现在连这些许的庇护和安全感也失之全无了。何况，为父皇的死因，纷纷扬扬，说什么的都有。难道这就是大明权力集中的皇帝所应该经历的么？是警卫森严的皇宫所应该发生的么？……

朱由检稚嫩的大脑是无法探求出事物的本质，也无法从中寻找出准确的答案而采取有效的应付手段。只不过依恃其聪颖，注意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想了解探求真谛而设法自我保护罢了。

在朱由检看来，皇兄由校接替父皇登上皇帝宝座，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他虽沉浸在父皇早逝的哀痛之中，但仍对皇兄的继立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祝贺。而由校也念诸弟相继夭亡，惟留幼弟由检一人，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多方抚慰。由检渐渐从哀痛中解脱出来，领受到了兄弟情谊的温暖，与皇兄的关系越加亲密，?话不谈。一次，他突然问由校：“你这个官儿我能不能做？”由校微笑着说：“可以，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轮着你来做了。”这虽是戏言，不料却在以后的历史演进中变成了现实。

多思：信王生涯（1）

按照封建惯例，皇帝即位之后，首要之务是尊封皇太后，册立皇后，册封皇长子为皇太子、诸皇子为王。尤其是册封皇太子和诸王，由于宫廷争斗的激烈与否，或先或后，并无一定之规。而在明代成化以后，表现得更为奇特。如弘治皇帝朱祐樘，早在成化六年（1470）由淑妃纪氏所生，因慑于万贵妃的狠毒，不敢禀报，由周太后养育在西宫。皇长子、次子先后夭折，致使成化帝朱见深为之长吁短叹。至十一年（1475），宦官才向皇帝禀报，朱见深高兴异常，立即将年仅6岁的朱祐樘封为皇太子。世宗皇帝朱厚熜，长子早逝，封次子为太子而又卒。按规定，三子朱载垕当册立为太子，但世宗帝以为此前两次册封太子，都先后死去，以为不祥便决定稍等时日再议。后来又相信方士二王不相见的没有任何根据的胡言乱语，一直到其病逝，也没有册立太子。神宗皇帝朱翊钧为册立太子，因郑贵妃专宠欲封己子之故，在朝廷引起了长时间的争斗。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封朱常洛为皇太子，但争斗不止，妖书案、梃击案，接连发生。尽管朱常洛如期即皇帝位，但又有“红丸”案，仅即位一月而逝世。因此，既无时间封长子为皇太子，又无时间封诸皇子为王。待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之后，完成其父未竟之事，或追加已故诸弟封谥，或册封未故诸弟为王。

在天启皇帝即位第三个年头的天启二年（1622）八月二十三日，朱由校封朱由检为信王，仍居住在皇宫里的勖勤宫。

作为皇五子与封为信王，对年仅12岁的朱由检说来，没有意识到其间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也没有以此影响他的自由和乐趣。他还是像以往一样，该读书时读书，该玩耍时玩耍；也像凡人一样，照样睡觉，照样做梦。所不同的，仅仅是因身份的改变，各种待遇有所提高，前后左右侍奉的人更多一些而已。

与皇兄换做皇帝的戏言，在由检的心灵上留下了些许影响。一天，他居然梦到了乌龙蟠绕殿柱。告诉庄妃，庄妃颇觉奇异，心中暗喜。由检又偶尔到本宫花园游玩，花园里有两眼井，距离很远，由检到井上打水，一尾金鱼随之而上；再到另一眼井中打水，又得到一尾金鱼。两尾金鱼欢蹦乱跳，闪耀金光。左右侍从对此前所未有的吉祥预兆，都十分惊异。也正因为罕见，人人守口如瓶，秘不敢言。

正当朱由检自由自在地欢度信王生涯时，养母东李庄妃郁郁而死，扰乱了他生活的平静，带来了莫大的刺激，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养母东李庄妃，恪守礼仪，仁慈宽厚，对自己的抚育，事事周道，倾注全部心血和母爱，是自己在失去生母之后，唯一的依赖，自己也从中享受到极大的乐趣。如此善良仁厚的养母，怎么会在不知不觉中郁郁而死呢？他以稚嫩的头脑寻思着，总想从中探询出个究竟。他找小太监询问，他观察周围的人与事，他从别人的一言一行，甚至眼神中去猜测，去探寻……。渐渐地明白了养母东李庄妃的死因：正是由于庄妃行事恪守礼仪，事事持正，才被太监魏忠贤及客氏视为眼中钉而怀恨在心，以至百般刁难，裁撤宫中的待遇。忠厚的庄妃又不愿申辩，只得把一切委屈和愤怒，和泪吞下，致使染疾身死。这虽然是自己被封为信王之后所发生的事，但是自己对庄妃倾注的爱而未曾报答，甚至都没有过问一声，实在是不孝的表现，也说明自己把宫中之事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在此之前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一位皇妃竟会有如此下场，会如此了结她的一生。自责和怨恨交织于心。他自责，自责自己作为一位王爷，竟连养母也不能给予些许保护；他怨恨，怨恨自己的疏忽，怨恨自己的无能。于是，他决心自立、自强，以信王的身份行信王之事，不让任何人来左右自己；对周围的一切，要靠思考，靠观察，决定自己的行动。事实告诉他，宫内的人与事是复杂的，对谁都不能过于相信。尤其是魏忠贤和客氏，因其害死养母庄妃，极为可恨。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更要保持冷静头脑，认真对待，才不会受其挟制。不仅如此，还必须寻找机会为养母庄妃报仇，以此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宫中发生的一切事件，使得由检逐渐成熟起来。然而，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对周围的人与事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只相信自己的自以为是的性格也就此渐渐地形成。

正由于此，他有时衣冠不正，不见内侍，坐不欹倚，目不旁观，不疾言，不苟笑。有时心血来潮，多次与宫中宦官到宫外微服行走，考察民情。即使得知魏忠贤的过恶，在侍奉皇兄左右的近侍面前，从不轻易言讲，以致那些近侍宦官对信王朱由检不严而肃，恭而敬之。一次，朱由检路过太庙，见两个宦官将所抬着的食具搁置一旁，匍伏在地，互相扭打，大声呼喊皇帝名号。其他宦官为之解劝，无济于事。朱由检上前问道：“为了什么而互相扭打，竟敢如此放肆。”宦官说：“千岁这么说，我们得何罪？”朱由检斥责说：“难道你们无罪！你随便呼喊皇帝名号，惊动列祖列宗，罪过还不大吗！”在场的宦官听到这里，都趴在地上叩头认罪。自此之后，大家都对朱由检刮目相看。

朱由检微服出访，使他或多或少了解了民间的冷暖，知道了朝廷政务得失的情状。可是，不修边幅，不时外出，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和成长。就在他16岁那年，突然得病，内侍召来御医韦尽性及纪某诊治。朱由检意识到自己得病的原因，慢慢地说：“服药千剂，莫如独宿。”两位御医对朱由检能作如是说，暗暗敬佩，盛赞信王是天性过人之人。果然，朱由检的病不治而愈。由此可见，他又善于把握自己，懂得自处。

多思：信王生涯（2）

不仅如此，信王朱由检在处理一些切身事务时，还是为朝廷统治的稳固考虑的。在他的心目中，生活上的需要和满足，比起边塞军需及其他开支，处在次要地位。天启七年（1427）正月，熹宗皇帝赐给他景王府的地租银两。他立即上疏说：“边境不时发生战争，而军士粮饷、马匹草料又十分匮乏。皇兄赐给我宝坻等县并塌河地租银六千三百两，我是不能接受的。请还国库，以补边塞之需。”由校对信王由检能为国分忧的至诚之心所感动，允许所辞，以遂其愿。尽管如此，最后还是将汝王、福王所遗地租给予信王府，以便充作养赡之用，同时表示皇兄皇弟间的亲亲至意。转眼到了朱由检的婚配年龄，皇兄由校义不容辞地为其选婚，命令礼部寻觅适合做王妃的女子。天启六年（1426）五月十八日，礼部奏报五城两县七十七名。一月之后，正式选婚。当此之时，由熹宗的张皇后主持，两位贵人陪同。然后，礼部选入宫中的民间淑女，一一在皇后面前走过。选中的，则由皇太后幕以青帕，取金玉跳脱系其臂上；未选中的，则将年日帖子放在淑女的袖中，赐予银币，劝慰一番，遣送回家。最后，选中大兴县生员周奎的女儿。张皇后觉得周奎之女身体太弱，摄太后之宝的神宗刘昭妃说：“现在看起来稍微瘦弱，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得丰满健壮。”遂册周氏为信王妃。此女年十六，生于三月十八日子时。接着，礼部奏报由检婚礼仪注，钦天监选出吉日：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搬移，十二月初八日午时当冠，十二月十六日辰时纳征发册，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时安床，天启七年（1927）正月二十七日卯时开面，二月初三日卯时迎亲。

号称以礼治国的大明王朝，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多不尽人意，而在婚丧嫁娶中，却恪守礼制，极为严格。既然信王由检的婚礼仪注已经确定，即如期举行。天启七年二月庚子（初三日），信王出府成婚。壬寅（初五日），文武百官具吉服赴信王府行礼。癸卯（初六日），信王并妃行庙见礼。

新婚之喜的朱由检，面对温柔娇妃，暂时忘却了对生母、养母的思念，欢快地过着儿女情长的生活。同时，有皇叔常浩、常润、常瀛分别以瑞王、惠王、桂王前往汉中、荆州、衡州的藩国，由检怀着喜悦与惆怅的心情，一一道别。

天启七年（1427）四月初七日，皇兄熹宗皇帝命兴建信王府第，遣工部尚书薛凤翔行礼。次日，内官监太监李永贞请求修理惠王府，以备信王居住。熹宗皇帝鉴于国库乏困，加上瑞王、惠王、桂王前往藩国的花费，重建信王府第，的确有点力不从心，而将惠王府加以修理令信王居住，是一节财之举，而以国家安危为重的信王不会不接受。于是同意太监李永贞的请求，下令将惠王府第大行整修。

经过一番紧张的施工，惠王府内外焕然一新，信王朱由检与娇妃周氏迁住其中。王府官属、护卫，先后设置停当，各执其事，一切按其固有的规律运行着。然而，朱由检迁入惠王府后，触景生情，使他想起皇叔惠王，再及瑞王以至于想到了皇父的坎坷遭遇：

皇父常洛为皇祖长子，本该早正储位，立为皇太子。可是皇父降生不久，受皇祖宠爱的郑贵妃生皇叔常洵，皇祖受郑贵妃的蛊惑，左右为难，本想立长子为皇太子，郑贵妃撒娇施泼，从中作梗；若立常洵为皇太子，又违背了立嗣以长的祖训，加上廷臣不予支持，使得皇祖犹豫不决。不得已，便采取拖延的办法，久久不立太子。后来又在郑贵妃的唆使下，下达了三王并封的圣旨。此举遭到了廷臣的极力反对，上疏抗辩，才不了了之。接着，廷臣又上疏请立皇父常洛为太子，皇祖不予理睬。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才立皇父为皇太子。与此同时，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旷日持久的立皇太子之争，才告一段落。由于福王常洵年长，先赴河南的藩国，而年已二十五的瑞王，尚未完婚，尽管有群臣上疏请求，皇祖仍置之不理，反而以此为名每天向户部索要瑞王婚费，多达十八万两银两，藏在宫中，却说冠服无力准备。加上兵事频仍，所需粮饷急迫，瑞王与惠王的婚礼草草了之。

多灾多难的皇父，应该说在立为皇太子之后，一切趋于正常，平平安安地届时接替皇位。可是，事实证明，绝非如此，意外事件一个接一个。当皇父被立为皇太子的两年之后，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发生了妖书之案。这虽然是朝廷大臣间斗争的表现，可是仍以皇太子不早立为由，大肆渲染，借机说皇祖顺从郑贵妃之意，准备改易太子。皇祖为之大怒，令厂卫搜捕缉拿，务必搜得制造妖书的主谋之人。大臣间的争论也随之激烈，水火不容。最后，锦衣卫百户崔德捕得被罢黜的生员皦生光，处以极刑，才了结此事。四十一年（1613）六月，锦衣卫百户王曰乾奏报奸人孔学与皇贵妃宫中内侍，请妖人王子韶诅咒皇太子，制作圣母、皇上木像，钉其双目，又约赵思圣在东宫侍卫，带刀行刺。其中又涉及到郑贵妃和其子福王常洵。叶向高密告皇祖：“此次发生之事，与往年妖书之案相类似。”希望?上“以静制动，等待事件的发展变化，使其自然平息。千万不要为其所动而主动追查，徒生滋扰。”因有叶向高多方调停，陈说利害，才缓解了皇祖之怒，将此事压下不问。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的下午，有一位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突然闯进慈庆宫，打伤守门内官李鑑，径直走到慈庆宫前殿檐下，被内官韩本用等擒拿，交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收押。皇父令韩本用以闯宫事报告皇祖，皇祖命法司提问。后经御史刘廷之审理，知道其人名叫张差，奏报此人迹似疯颠，貌实黠猾，不曾审出他闯入宫中的罪名。当刑部官将张差交付三法司审问时，提牢主事王之寀指其表面装出疯颠模样，实际上是受太监庞保、刘成指使进宫梃击皇太子的，且有张差的口供为据。意思很明确，郑贵妃仍被作为怀疑对象。对张差闯宫梃击一事，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结论。不仅成了后来党争的口实，且在当时以此为题引起了轩然大波。言官的纷纷上疏，使皇祖一筹莫展。又因事涉郑贵妃，郑贵妃也异常恐惶，便求助于皇祖。皇祖令其到东宫皇父处表明心迹，贵妃依命而行。贵妃下拜，皇父亦拜，且拜且痛哭流涕。皇祖为了堵住众言官之口，便于当月二十八日早晨，亲自到慈宁宫拜见太后，接着召见大臣，拉着皇父的手，对群臣说：“你们都看见了吧，有这样既聪明忠贞，又志向远大的儿子，能说我不珍爱么？譬如尔等有子如此长成，能不爱惜么！”同时命内侍将三位皇孙与一皇孙女从左右阶下引到石级上来，令群臣熟视……由检每想及此，都感到十分恐惧。他仿佛记得，百官大臣分班站立，低头敛眉，非常谦恭。皇祖让他们看我们几位皇孙，一个个慢慢抬起头来，又突然低下去。当时虽有恐惧之感，但看到这番情景，不免暗自发笑。心想这种唯唯诺诺的人就是辅佐皇祖处理国家大事的文武百官大臣吗？甚至想到，像他们这种委缩局促模样，能处理好国家大事吗？真是说不清当时的心情和感受。当他胡思乱想时，听到皇祖说话了，他说：“我与皇太子天性至亲，祖宗、圣母俱所深鉴。小臣恣意妄言，离间我父子，真是奸臣！”大臣纷纷叩头，奏称“不敢，不敢”！皇祖又说：“只将疯癫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决了，其余不许波及，恐伤天和，震惊圣母灵位。”皇祖对皇父说：“你有什么话就当着诸位文武大臣的面毫无保留地说吧。”皇父说：“张差是一个疯癫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又说：“我父子亲爱异常，外廷横生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皇祖因此对群臣说：“你们听到皇太子说的话了没有？”又叙述皇父言语，连声重申不已。梃击一案发展至此，便以处斩张差及太监庞保、刘安了结事端。

多思：信王生涯（3）

皇父好不容易登了皇帝宝座，决心有一番建树，便将国库百万银两犒赏边将边军，天下矿税全部罢去，起用建言得罪诸臣，蠲免遭灾地区租赋。然而，皇父壮志未酬，就一病不起，留下了终生的遗憾。思念及此，由检不会忘记，郑贵妃所行之事。起初，皇父遵遗命，封贵妃郑氏为皇后。郑贵妃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向皇父进四名美女。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十日，皇父就身染疾病，免不了召御医诊断治疗。尽管如此，皇父仍坚持视朝理事。四天之后，掌御药房的司礼秉笔太监崔文昇下通利的大黄药，致使皇父病情加重，一昼夜就起床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之间。如此数夜不得入睡，每天吃不了一小碗粥饭，头晕目眩，身体疲软，四肢无力，不能行动。这时，郑贵妃仍居住在乾清宫中，与皇父宠爱的李选侍相互勾结，凭借其地位和宠爱，互相推荐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于是皇父的外家王、郭及时将宫禁中的危急状况遍告朝中大臣，揭露郑贵妃、李选侍的阴谋。同时指出皇父病情日见沉重，是崔文昇投药所致。而这些都是郑贵妃、李选侍包藏祸心的结果。可怜的皇父，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反而又发生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呈红丸药之事。皇父先吃了一丸，觉得身体瞬间舒畅，既想喝水，又想吃饭了，便令李可灼再进一丸。第二丸药吃下之后，还像上次一样，感觉良好。岂料，次日早晨，便与世长辞。……

朱由检想到这里，思念皇父之情更加殷切，潸然泪下。同时想到自己的处境：虽然被封为信王，且已成婚，独立门户。与皇叔相比，所不同的只是自己还住在京师，没有到京外封地，仅此而已。可是，如何以王爷的身份，对待皇兄以及朝廷大臣，各项条例，却有明确的规定，不得越雷池一步。年仅17岁的信王朱由检，每念及此，不禁战栗；又因为了给皇父争气，而促使他潜心学问，孜孜不倦。考虑到自身的安全，也就是更好地自我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对朝廷的君臣界限，以及作为被封信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等，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和认识。为此，他对《皇明祖训》反复阅读，对其中的主要章节，熟习于心，甚至可以倒背如流。诸如“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若能谨守藩辅之礼，不作非为，乐莫大焉。至如天子，总揽万机，晚眠早起，劳心焦耳，惟忧天下之难治。此亲王所以乐于天子也。”“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盖王与天子，本是至亲，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祸。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凡王所守者祖法。如朝廷之命，合于道理，则唯命是听；不合道理……遣使密报天子，天子当询其实。”以及持守、祭祀、出入、礼仪、法律等等。朱由检从中认识到，作为亲王，一定要安分守己，严遵君臣之义，享受朝廷赐予的舒适生活，依照圣旨行事。

朱由检在明确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的环境之后，心情倒平静起来。泰然处之，随遇而安，就成为他信王生涯的主调。然而，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也曾引起过他心中的波澜，他也不同程度地注视某些重大事变的态势和发展的轨迹。这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出对大明王朝巩固的关心，是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的需要。

从朱由检被册封信王，到搬出皇宫、成婚的五年间，时时谨慎小心。因有皇兄的关照，倒也平平安安。可是， 由于尊贵的信王地位，奢侈舒适的生活，特殊的宫廷环境，养成了特殊的性格：为求自全而生性猜忌多疑，形似谦恭而刚愎自用，兼及为发泄胸中愤怒而凶暴蛮横。

战战兢兢登上皇帝宝座（1）

正当信王朱由检把目光越过王府的大门高墙，注视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时，一件十分意外的事，使他为之震惊：皇兄天启皇帝龙体欠安。

提起皇兄，留在朱由检心目中的，只有深厚的情谊和发自肺腑的感激。是皇兄关怀他的成长，册封他为信王，为他娶妃成婚；在日常生活中，或派人探视，或亲自召见，问寒问暖。平日处理朝政之外，于闲暇时，做做木匠活，一时兴起，就连续做下去。但怎么也没有想到皇兄会身染疾病。为此，他多方询问，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早在去年八月，皇兄祭祀方泽，在还宫途中，喜欢游戏玩耍的皇兄到西苑，当时已至黄昏时分，魏忠贤与客氏乘坐大船开怀畅饮，十分欢乐。而皇兄独与小太监泛舟荡漾，皇兄亲自荡桨，由小太监从旁帮忙，一船的欢声笑语，达到忘情的程度，由着船只漂游。待船只游到深水之处时，忽然刮起大风，掀翻游船，皇兄与两个小太监同时沉入水中。经过一番紧张的打捞，才把皇兄救上岸来。由于遭此惊吓，加上冷水浸袭，而心生不安，染上疾病。虽然还能临朝接见百官大臣，处理政事，但其疾病未从根本上得到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厉害。到现在突然加剧，以至于卧床不起。

朱由检心情沉重，本想前往探望，而身为信王，多有不便。尤其是在此关键时刻，又遇到极为敏感的事件，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议论，所以只好在王府里为皇兄默默祈祷，希望早日康复。本来，信王朱由检知道魏忠贤邀宠专权，把持朝政，顾虑魏忠贤不能容忍，便收敛锋芒，隐藏才能，常常装病，不入朝谒见，以免被魏忠贤罗织罪名，加以陷害。

时至天启七年（1627）的八月十一日，天启皇帝在弥留之际，召皇五弟、信王朱由检入宫。魏忠贤得此圣旨之时，其党羽纷纷献计：令宫妃假称怀有身孕，而将魏良卿之子领入宫中，接替皇位，由魏忠贤辅佐，就像“新莽之于孺子婴”那样。魏忠贤以为言之有理，便派人婉言暗示熹宗懿安皇后张氏。这位张皇后，天性严正，多次在熹宗面前指斥魏忠贤和客氏的过恶，又曾准备召客氏前来，指斥其罪，绳之以法。还未付诸实施，就被魏、客爪牙探知，报告其主。魏、客于是怀恨不已，便到熹宗面前诬蔑张氏不是张国纪之女，而是重犯孙止孝的女儿，几乎被熹宗信以为真。待张氏怀孕后，魏忠贤和客氏密谋，将张氏周围的宫人全部换掉，别派依附自己的私人，迫使张氏流产。一次，熹宗到后宫，张皇后正在读书，熹宗问读什么书？张皇后回答说：“读的是《赵高传》。”熹宗默然，无言以对。此后，魏忠贤和客氏不断指使爪牙寻隙滋事，妄图废去张皇后，令魏良卿之女取而代之。无奈事关重大，且有大臣谏阻，才未得逞。

由于张皇后对魏忠贤、客氏的罪恶和野心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对魏忠贤派人来的目的也一目了然。话虽说得含蓄，便立即遭到张皇后的严正拒绝，直言不可。她说：“从命是死，不从命也是死，那就只好等死罢了，不从命而死，可以有颜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魏忠贤得知张皇后的严正态度，也无可奈何，不再强迫她，只好遵奉圣旨召信王朱由检入宫进见。

信王朱由检奉命来到宫中，探望皇兄。皇兄侧身在床上，目视由检说：“到我跟前来。你当为尧舜之君。”朱由检恐惧万分，不敢应答。过了好长时间，才说：“臣死罪，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熹宗再三安慰劝勉之后，说道：“魏忠贤可任。”朱由检听到此言，不觉一怔，内心更加恐惧。好在他年已一十七岁，对宫廷内的集团势力与争斗略知一二，于是，硬着头皮转过身来与魏忠贤交谈，说魏忠贤服侍皇兄，十分劳苦，魏忠贤语气温和地谦虚一番。朱由检立即请求出宫。接着，天启皇帝又在乾清宫召见内阁阁臣、五军府、六部、都察院大臣及科道官员，告谕道：“魏忠贤、王体乾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内阁首辅黄立极说：“陛下一心选贤任能，哪敢不遵圣谕。”至二十二日，天启皇帝在懋德殿死去，年二十三。

怀有野心的魏忠贤，面对天启皇帝之死，即想自篡皇帝之位，又犹豫不决，迟迟不将天启皇帝的死讯公之于众。第二天，百官大臣已有所闻，议论纷纷。不得已，魏忠贤才宣布皇后懿旨，将天启皇帝的死讯布告中外，同时派遣党羽涂文辅、王朝辅迎接朱由检。朱由检来到乾清宫，西向而坐。这时的朱由检，十分恐惧，忧心忡忡，大有危在旦夕之感。他为了自我保护，在临来宫中时，就带着干粮和炒熟的米麦等食物，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滴水，对宫中的一切保持高度警惕。到了夜晚，秉烛独坐，偶然看见一名小太监，持剑而过，立即叫到跟前，索要其剑，详加审视，便将剑放在小桌上。当听到宫中巡夜者击打木梆的声音，便起身前往慰劳，并回头问左右侍从，如何才能得到酒食赐给这些巡夜之人？侍从回答说，此事由光禄寺管辖，得问问他们。于是，朱由检便下达令旨，由光禄寺准备酒食，赐给他们。霎时间，个个欣喜，欢声如潮。

宫?的小太监和巡夜校尉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暂时排遣了朱由检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可是，魏忠贤的图谋，未卜的前途，使他越发感到不安，心事重重，辗转难眠。

战战兢兢登上皇帝宝座（2）

皇宫之外，又是另外一番局面。当时，群臣百官都在自己的寓所，听到天启皇帝的死讯之后，各怀心思，为大明天下、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如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出于他们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爪牙的了解和认识，以及近年来他们苦心经营而把持朝政的程度，人人都担心明天入朝若有重大事变，生死难以预测。尽管可能会遇到危险，但还是在天明时不约而同地来到宫殿门前，守卫殿门的宦官不准进入，令百官回去改穿丧服。百官急忙返回，穿着丧服赶来，又说穿的丧服不合适。百官如此往返奔波三四次，个个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向守卫殿门的宦官苦苦哀求，才得以进门，行哭临之礼。而魏忠贤、王体乾等人都守护在天启皇帝灵柩左右，王体乾来回往还，布置礼部官员准备治丧礼仪及器物用品；而魏忠贤眼睛红肿，侍立灵侧，一言不发。等群臣百官退出之后，魏忠贤只呼唤兵部尚书崔呈秀一人进入殿内，密谈了一个多时辰，秘而不宣，外人难知其详。有人说，魏忠贤在天启皇帝病情沉重之时，就想篡夺皇帝位，曾与都督田尔耕、崔呈秀密谋过，田尔耕诺诺连声，而崔呈秀沉默不语。魏忠贤追问再三，崔呈秀才说：“恐外有义兵。”魏忠贤一听此言，极为沮丧，但其心不死。这次单独与崔呈秀密谈，也离不开这个题目，旧话重提，一心想自篡为帝，崔呈秀仍以时机尚未成熟而加以阻止。与此同时，一批宦官提出遵照神宗、光宗皇帝之例，把天启皇帝的灵柩安放在乾清宫，信王暂时住在殿前侧的小屋里。而内阁阁臣认为兄弟与父子不同，天启皇帝的灵柩应当安放在别的殿里，信王住在文华殿。意见分歧。此事未了，又有官员提出请皇后移居慈庆宫，各位贵妃也同时前往；别有官员认为贵妃不能迁移，还居住原处。纷纷扬扬，莫衷一是。心绪烦乱的魏忠贤，对此不置可否，尽由礼部安排，而信王朱由检也冷眼旁观，听其自然。朝廷百官大臣既要按照封建礼仪治丧，又避免出现对峙的局面，更不想使矛盾激化，发生意外事变……这就是天启皇帝去世、新的皇帝还未正式登基的敏感环境和各个方面代表人物的微妙心态。

信王朱由检，以他的聪颖和冷静观察，对魏忠贤及朝廷百官大臣的这一微妙心态，了然于胸，但仍为自己的前途担心，静以待变。

魏忠贤在经过反复思考，再三征询同党意见之后，无可奈何地收敛了篡位的野心。令内阁拟撰遗诏，正式宣布：“皇五弟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命诏伦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亲贤纳规，讲学勤政，宽恤民生，严修边备，勿过毁伤。内外大小文武诸臣，协心辅佐，恪守典则，保固皇图。”（《崇祯长编》卷1）

至此，围绕天启皇帝的去世而引起的皇位继承问题的明争暗斗，方告一段落。朱由检高悬而焦躁的心也踏实了许多，甚至有点因兴奋而躁动不安。长期郁结在胸中的压抑、幽愤、仇恨及志向、抱负，迫使他跃跃欲试，一展身手；而眼前出现的锦绣前程的曙光，还没有真正捕捉在手之前，又不得不强制自己沉着忍耐，故作沉稳。这也许是朱由检狡黠之处，亦或是他性格的另外一面。

天启七年（1627）八月丙辰（二十三日），当公、侯、伯、驸马、文武百官及军民耆老等呈上劝进表文时，尽管朱由检内心十分激动，但表面上却显得格外平静，以表示自己的谦逊深沉。劝进表文先后三次呈上：第一次，朱由检回答说：“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予哀痛方切，继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允。”第二次，他回答说：“卿等为祖宗至意，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遽即大位！所请不允。”第三次，他回答说：“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至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崇祯长编》卷1）按照朱由检的本意，恨不得立即登上皇帝宝座，施展他的宏图伟略，发泄久积胸中的幽怨，光复父皇与皇兄的业绩。然而，他跳不出封建礼仪的羁伴，不得不扭捏作态一番。这是因为，按照惯例，文武百官，军民耆老都要三次劝进，才能答允。

朱由检答允继承皇位之后，礼部便及时地将登极礼仪程式呈进：丁已日清早，大行皇帝几案前设酒菜，朱由检穿孝服，亲自前往祭奠受命；再在皇极殿前设香案、酒果等物，朱由检穿戴衮冕，行告天礼；接着前往奉先殿谒告祖宗，再到皇祖宣懿昭妃前行五拜三叩之礼，再行四拜之礼，最后回到中极殿。余如常仪。

当天，朱由检以将要登极，派遣宁国公魏良卿、保定侯梁世勋分别祭告南郊、北郊，驸马侯拱辰祭告太庙，宁晋伯刘天锡祭告社稷。

一切准备就绪，17岁的皇五子、信王朱由检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丁已（二十四日）清晨，按照礼部拟定的礼仪，依次祭奠、行礼，在午时时分来到皇极殿即皇帝位。鉴于皇兄新逝，下达圣旨，令群臣百官不要朝贺，只前来朝见。恰在此时，突然天雷轰鸣，使得群臣百官不免心中顿觉惊异，但还是谨慎平静地朝拜新皇帝登极，同时?别奏报职权范围之内的当兴当革之事。所有这些例行公事，都是沿袭千年不变的程式，而这位以藩王身份，在大明王朝这架封建机器运转长达二百余年之时入继大统的朱由检来说，既觉得新奇和兴奋，又因天雷突然轰鸣而显出人们难以觉察的惊悸和苦涩。尽管如此，他在听完群臣百官的奏报，且一一应答之后，还是拿出阁臣早已撰写好的《即位诏》照本宣读，他说：“我国家列圣，缵圣休烈，化隆俗美……，远垂万祀。我大行皇帝，仁度涵天，英谟宪古，励精宵旰，锐虑安攘，海宇快睹，维新疆土，勤思恢复。万机总揽，六幕禔休。方启鸿图，忽宾龙驭。爰膺顾命，及予眇躬。侧聆凭几之言，凛念承祧之重。文武群臣、军民耆老合词劝进，至于再三，辞拒弗获，乃仰遵《遗诏》，于八月二十四日祗告天地，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关于朱由检改元，文秉《烈皇小识》卷1有如此记载：“上既即位，廷议改元，礼部拟进者四：‘永昌’、‘绍庆’、‘咸宁’、‘崇贞’。御笔改‘贞’为‘祯’，点用之。” 朕以冲人，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崇祯长编》卷1）朱由检在群臣百官高呼的万岁声中，成为明朝的末代皇帝，与大明王朝一起，共度艰难曲折的岁月。

理想：构筑难圆的中兴之梦

长期深居宫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使朱由检几乎与外界隔绝。虽然偶尔外出，但只是为了排遣宫廷生活的孤独与寂寞。被册封为信王之后，其活动的天地与环境，较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即使是从宫内迁出成婚，也还是居住在京师重地。对大明王朝的状况，尤其是外部的情势，诸如边塞军事、民间疾苦等等，知之甚少，以至于茫然不知。倘若朱由检仍是信王，知与不知，无碍大局。而现在是一国之君，不能不对关乎民生社稷的重大问题有一深刻的了解，作出正确的决择。

当朱由检把注意力集中于朝廷内外的局势，且有所了解之后，不禁为之惊愕：朝廷政治的混乱与黑暗；民间疾苦的严重，以至揭竿而起，波及全国；后金势力的日益强大，大明官军的将骄卒惰，等等，处处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此危机和破败的局势，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真是内忧外患并生，时局十分险恶，初登帝位的朱由检该如何处置，即是对他的极大考验，又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中兴与衰亡。封建史家事后论及，多指其当疏壅蔽，救败亡。抑或当如创业之君那样，兴利除弊，重振朝纲，等等。多为空泛之论。崇祯皇帝朱由检凭借其血气方刚，希图有一番作为，他在《即位诏》中说：“朕以冲人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寥寥数语，表达出他的历史抉择：承其皇祖典章旧制，改革吏治，缓解民艰。也就是说，崇祯皇帝已经意识到朝政的混乱，是由吏治不严所致，使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须要切实治理；广大百姓在连年灾荒和加派田赋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得异常艰难，须要变通。客观地讲，在当时，他不可能也不会历数前朝弊端，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加上以信王登极，也很难对面临的危机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缺乏对内忧外患的正确估计。他只能简单地认为，在严格遵循祖制典章的前提下，只要肃清吏治，使其勤于职守，提高办事效率，再运用皇帝手中的至高无尚的权力，加以督促，不难度过积重难返的时局。

在具体实践中，应该说是执着的，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登极伊始，就表现出与皇祖、皇兄不同的风格，“不迩声色，忧勤畅励，殚心治理”。（《明史》24《庄烈帝赞》）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尽量作出切合实际的抉择，构筑着中兴之梦：潜移默夺，机智地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采取措施，兴利除弊，澄清吏治；重新组建东林内阁，加速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等等。企图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至高无尚的权力，多方努力，使大明王朝在他的统驭下实现中兴之治。然而，崇高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积重难返；加上刚愎自用的性格，举措失当。中兴之梦难圆，终于化为泡影，成难圆之梦。

智除魏忠贤（1）

一改前朝长期不理政事的恶习，事必躬亲的朱由检，对宦官之祸，尤其是对魏忠贤的擅权乱政，作恶多端，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因此，在他即位伊始，就着手设法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先潜移默夺，翦除其羽翼，使其孤立；继而寻找有利时机，智除巨恶，且尽量做到一网打尽，表现出朱由检的聪明才智。

宦官之祸与魏忠贤——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由来已久，且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天下，在其立国之初，非常注意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和经验，事事谨慎，恰当处置，尽可能避免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对待宦官的态度和处置，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一例。早在洪武二年（1369）八月规定内侍之制时，朱元璋就告诉吏部官员说：“朕观《周礼》，所记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说：“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饬，使之畏怯，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怯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明太祖实录》卷44）六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令官员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设官纠察。不仅如此，在具体实践中，朱元璋发现问题，即将其扼杀于萌芽之时。一次，有一内侍，以在内廷供奉时间长久，便从容言及政事，朱元璋立即将其遣还乡里，不得任用。态度严厉而果断。并以此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言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预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明太祖实录》卷22）不久，又下令：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十七年七月，朱元璋敕令：“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且对侍臣说：“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觉，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可深叹也。夫仁者治于未乱，知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明太祖实录》卷163）由于朱元璋立国之初，就注意到对宦官严加约束和限制，加上朱元璋本人享有崇高的威望，致使宦官不敢越雷池一步，尽管朱元璋有派遣宦官出使，之举但未曾酿成祸患。

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朱元璋订立的对宦官的各种限制和禁令，被他的继承者一一破坏，而酿成如正统年间的王振，成化年间的汪直，正德年间的刘瑾等宦官之祸，且较前代更甚。到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魏忠贤本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市井无赖之徒，与少年赌博，负债累累，因而自宫，隶于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谨慎侍奉皇孙朱由校。凭借其骑马驰驱及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的本领，引导朱由校游戏玩乐，得到了朱由校的欢心和宠信。后夤缘，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办膳。又由朱由校乳媪客氏从中斡旋，魏忠贤得以充任东宫典膳。朱由校即皇帝位，客氏、魏忠贤一并得到宠爱，不到一个月，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俱为锦衣千户。不久，魏忠贤自惜薪司迁至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手中握有相当的权力。便寻隙驱逐魏朝，再陷正直宦官王安，尽斥其名下诸阉。使得宫中之人，个个俯首，不敢有些微违抗。接着，拢络私人，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客氏、魏忠贤的势力得到扩大，地位亦为之稳固。一个淫而凶狠，一个残忍阴毒，狼狈为奸，共同作恶：或排斥异己，残酷迫害，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或广树私人，起用奸邪，把持要津，揽权肆虐。不仅如此，魏忠贤又奉命提督东厂，势力更加烜赫，为祸更甚。天启五年前后，朝中正臣如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皆被罢斥；又逼迫内阁首辅叶向高致仕，逐追阁臣韩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人君子，纷纷被迫离任。接着，便矫中旨召用例转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再次任命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廉、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用徐北魁、王绍微、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钺、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为爪牙。不久，复用拟戍的崔呈秀为御史。与此同时，进一步迫害东林正直之士。先将杨涟、左光斗、袁大化、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牵扯连到熊廷弼一案之中，制造了“六君子之狱”；再伪造浙江太监李实奏疏，逮捕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周起元而制造“七君子之狱”。当魏忠贤利用皇帝的宠信，打击朝中正臣，且取得绝对优势后，又对两派争论最为激烈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重新加以改写，编成《三朝要典》，分别以王之寀、孙慎行、杨涟为三案罪魁祸首，肆意打击和迫害。另有《缙绅便览》、《同志录》、《点将录》等，开列东林党人名单，由魏忠贤斥逐。至天启末年，被魏忠贤集团残酷拷打而毙于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于是朝中“善类为一空。”（《明史》卷240《叶向高传》）当此之时，内外大权全归魏忠贤，内竖自司礼监王体乾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崔呈秀门下的鹰犬、走卒，不计其数。从内阁、六部以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把持要津。不仅如此，还冒功滥赏，广建生祠，若魏忠贤出行，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加上客氏主于内，群凶煽虐，以是流毒海内。宦官之祸，于此为烈。

智除魏忠贤（2）

从明代宦官之祸的演变过程，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宦官作恶与否，恰与皇帝的态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若皇帝勤于政事，处事果决，且严格约束宦官，使其恪守其职，宦官必不敢肆意妄为，为非作歹，制造祸乱；反之，皇帝贪图安乐，怠于朝政，宦官必乘机假公济私、招权纳赂，以售其奸，终于酿成祸乱。如前所述，朱元璋以开国之君，整饬宦官，极为严厉；朱棣继其父业，虽眷顾宦官，但由于他的雄才大略的威慑力，使宦官畏惧。就像日事斋醮的朱厚熜，在处理其他政务时的失误姑且不论，仅以管束宦官而言，因吸取了朱厚照时期的教训，应该说在嘉靖一朝，宦官还算安分。再看正统、正德、熹宗三朝，英宗朱祁镇是一孩童，其处事能力可想而知。王振窃权误国，不难理解。武宗朱厚照、熹宗朱由校，或放荡不羁，行径怪诞而荒唐；或性好走马，嗜操斧锯凿削而日事营造，根本无暇也无意于朝政治乱。有两条史料，足以说明：《明史·刘瑾传》载：“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三朝野记》载：熹宗朱由校“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手使器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日与近侍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当其斧斫刀削，解衣盘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王体乾等每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传奏文书。奏听毕，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而呈秀、广微辈通内者，亦如枪鼓之捷应也。”这一对龙子龙孙的言行如出一辙。若朱元璋地下有知，一定会勃然大怒，愤恨不已。

潜移默夺，智除阉党——

朱由检入继大统，走进皇宫，立即被阉党所包围。毒雾迷空，荆棘遍地，犹如只身出入于刀锋剑铓之中，形势极为危险和严峻。然而，他处危境而不乱，以少有的冷静，不动声色，坐以待变。是其“天纵英武”的表现，抑或另有苦衷？

事实上，朱由检对魏忠贤、客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擅权作恶的行径，早已目睹耳闻。因此，当他被皇兄召入宫中，临床接受皇兄的委托时，其紧张、畏惧的表情，就是很好的说明。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矛盾：一是能否顺利地按兄终弟及的祖训继承皇位？二是继承皇位之后该怎么办？受其挟制，还是清除阉党之祸？当前者变成现实之后，朱由检集中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以魏忠贤和客氏为首的阉党集团和势力。按照朱由检的性格，他很可能凭借皇帝手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立即下达圣旨，即日可除。可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就目前阉党势力之大，超过皇祖、皇父及以前的任何朝代，而且所有衙门都被其牢牢把持，几乎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若没有充分的准备，其结果将适得其反，不仅不会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会为其所害。同时，朱由检心中另有苦衷：皇兄尸骨未寒，“忠贤宜委用”的嘱托，犹言在耳。既然胸怀雄图大略，使大明王朝在自己的手中重新振兴，万万不能置皇兄的嘱托于脑后，给廷臣、军民，尤其阉党留下任何口实。于是，他只能从长计议，根据情势自身的发展和变化，相机而行。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朱由检成竹在胸，施以潜移默夺的策略，一步一步地对付阉党势力，以至最终彻底清除，把封建秩序纳入正常轨道。为此，朱由检采取了如下步骤。

首先，剪除羽翼，孤立臣奸。

朱由检即位之初，仍像皇兄那样对待魏忠贤及其党羽，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照样荫官，就连皇兄曾赐予魏忠贤的匾额也照样赐予，一切照旧，毫无变化。有时在处理朝政之时，还向魏忠贤、王体乾询问前朝事务。天启七年（1627）八月末的一天，朱由检见魏忠贤、王体乾侍立在侧，偶然想到魏忠贤对待异己，动以立枷示威，前后毙死者数以千计，便以此事问魏忠贤。当魏忠贤还未反应过来之时，王体乾就赶紧回答说：“这些刑具都是对大奸大恶才用的。”朱由检默然良久，忧愁地说：“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太残酷，不是国家盛事。”魏忠贤、王体乾为之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九月初一日，忧心重重的魏忠贤看到朱由检即位有日，亲理政事，有条不紊，宫中也一片平静，不见有不利于自己的迹象。越是这样，魏忠贤反而越发不安。尤其是当他一想到朱由检询问立枷之事，不禁为之战栗。他为了保住高爵厚禄，不得不去对皇帝信任的原在他管辖的内侍徐应元毕恭毕敬，馈赠珍奇异宝，结为兄弟。又运用以攻为守的伎俩，上书乞求辞去东厂提督之职，交还印信，借以试探虚实。结果，大出意料，朱由检不仅没有批准，而且还好言相劝，慰留一番。这也许是徐应元从中起了作用。过了两天，宫中的唯一变化，就是准许奉圣夫人客氏出宫到私人宅第居住。魏忠贤感到此事似与自己有关，又似乎仅是宫中嫔妃之事。为了使悬着的心能够踏实，又于初三日上书乞请免去户部丧礼香蜡三万金，朱由检立即表示同意，付诸实?。辞职不允和乞请允准的两次试探，把魏忠贤本已慌乱的心搅得更加慌乱，朱由检的准与不准，看起来合于常规，也合于事理，令他未能从中窥探出究竟。第二天，司礼太监王体乾接踵而来，向朱由检请求辞职，朱由检仍然切实地慰留一番，令其安心任事。到了这月的二十五日，魏忠贤仍忧心忡忡，上书乞请停止为其建立生祠，朱由检优礼有加，给予答复：“其前赐额许如故。余止之。”又说：“建祠祝厘，自是舆论之公，厂臣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准辞免，以成雅志。”五天之后的九月三十日，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杨邦宪、巡按御史刘述祖分别上书称颂厂臣魏忠贤的“功德巍巍”，请求为其建祠。朱由检拿着杨、刘的奏疏，且阅且笑，又不发票。最后以“已有旨了”了事。同年十月初四日，荫司礼太监徐应元锦衣卫指挥同知，王之政、王国泰、王永祚荫指挥使。又荫徐应元、周世治、商辅明正千户，曾文学、张宗德、李承恩、徐延年、商作霖、黄一魁、李天寿副千户，王之政、王国泰、王永祚、范寿宁百户。又荫旧御前太监王佐、陈秉政、齐本正、张永庆、王永年百户，并世袭。同月初九日，以“赞襄典礼”，荫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十一日，录东江功。太监魏忠贤、王体乾、徐应元及胡良辅、金捷、郭尚礼各荫锦衣卫指挥同知，苗成指挥佥事，郭尚礼千户，边进朝等二十一人各百户。崔呈秀等荫锦衣卫指挥同知。其余的人，赐给多少不等的金币。与此同时，追随魏忠贤的涂文辅，搜括太仓节省银一万二千两呈进，以备恩赏。朱由检予以称赞；阉党工部尚书杨梦衮连续上书乞假，朱由检亦予以挽留，等等。至此，朱由检对原信王府第随侍宦官与魏忠贤、王体乾的党羽同时荫庇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也迷惑了他们。魏忠贤、王体乾等似乎于心稍宁。

智除魏忠贤（3）

面对魏忠贤、王体乾等接二连三地试探，朱由检都应付自如，态度诚恳，连心怀奸诈之徒也未完全觉察。虽然如此，朱由检对宫中近侍的安排和防范不敢有丝毫放松，在暗地里默默地把原来信王府第侍奉于左右的太监屡屡推用，召入宫中供事。徐应元升至司礼监太监，委以重任。然后根据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谭敬等人的请求，先后准其致仕，魏忠贤的党羽，得到清除，以便另行寻找时机，剪除其余的爪牙。

正当朱由检一步一步地将潜移默夺阉党势力的计划付诸实施之时，突然收到了新任南京通政使杨所修的奏疏，弹劾崔呈秀夺情，周应秋贪墨。其实，这份奏疏的背后是极为复杂的。原来，杨所修由给事中升迁为太仆寺少卿，亦属阉党中的一员。后被推升为南京通政使，这本来是迁官晋秩，只是由于南京是个清闲之地，比起京师来，其权力范围相差悬殊，因而，极不高兴。所以，看到其党必将失败，便与同党吏科都给事中陈尔翼及李蕃等密谋，准备把多年以来的劣迹都推到崔呈秀身上，并上疏参劾，借以逃脱罪责。又以周应秋任吏部尚书，贪秽无耻，趁机一并铲除，由孙杰代其任，再将杨所修调回京师。然后纠合众力，共持残局。因此，由杨所修先发，陈尔翼、李蕃相继跟进。这就是杨所修首先呈进奏疏参劾崔呈秀、周应秋的个中奥秘。当崔呈秀得知其谋之后，径直到都察院斥骂李蕃，李蕃不敢还口。又指孙杰骂道：“你的进士从何而来？你的官职从何而来？居然敢指使人来弹劾我！”孙杰惶恐，无言以对。接着，崔呈秀借清查经管钱粮之事要挟孙杰，且说：“你必须令陈尔翼出面驳斥杨所修，再看情况是不是要饶恕你。”孙杰唯唯诺诺，连声答应。于是吏科都给事中陈尔翼依照崔呈秀的旨意送上一份奏章，他说：“南京通政使杨所修奏，仰体圣孝，诸部臣屡疏乞去。夫君臣上下，可相安无事，而播弄多端，葛藤不断。闻东林余孽，遍布长安，欲因事生风，忧不在小。乞敕下厂卫、五城缉访。”目的是扰乱朱由检的视线，掩护阉党。朱由检得此奏章，虽然不知其背景和幕后的密谋策划，但首先想到的是此举是否会影响他清除阉党计划的实施。如果按陈尔翼的请求，派遣厂卫校骑，四出缉访，势必又生事端，引起混乱。尤其是在即位伊始，政局还未稳定之时，取此举动，不仅搞得人心惶惶，且直接影响阉党的清除和朝政的治理。朱由检经过仔细考虑后，下达圣旨：“群臣流品，经先帝分别澄汰已精。朕初御极，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谈迁对朱由检的这一决策大加称赞：“甚哉，佥人之过虑也。睨见将销，兔窟欲避，遂以缇校箝结将来之口。李斯督责，餂试新主，幸未中其说，薄示优容，彼辈益自为得计矣。逐渔者濡，逐兽者趋，无足怪也。”（《国榷》卷88）朱由检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实施着他的计划。

其次，静以待变，清除阉党。

朱由检的冷静，使作恶多端的阉党集团更觉畏惧，时刻都可能大祸临头。而首恶魏忠贤，虽有此感，但还心存侥幸。尤其是经他多年经营而盘根错节的势力，又使他有恃无恐。当他试探朱由检的动向后，再次相信自己的估计：新皇帝还没有能力与自己较量。然而，魏忠贤万万没有想到，朱由检之所以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在寻找有利时机，取静以待变的策略。更出魏忠贤意料之外的是，朱由检居然等到了机会，而且是原来追随自己而没有被重用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上书弹劾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说他与阁臣冯铨争权，嗾使吴淳夫攻讦。此疏虽未直指魏忠贤之名，但所罗列的罪恶，厂臣亦被涉及。朱由检觉得时机还未成熟，便下达圣旨，虽说杨维垣轻率，但不予追究。尽管如此，对当事者崔呈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便一面上疏辨白，一面请求回家守制。朱由检仍然未予批准。三天之后，杨维垣再次上书弹劾崔呈秀，指其贪淫横肆，兼及吴淳夫、倪文焕、李应荐等人。朱由检还是不立即处置，只是令其静听处分。继续寻求有利时机。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朱由检在崔呈秀三上辞呈之后，才令其乘驿站车马，回家守制。

因有杨维垣首次弹劾崔呈秀的奏章，无异于一石投入平静的水中，顿时引起反响，涟漪渐渐扩大。十月二十三日，工部都水司主事陆澄源上书言四事，即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其中涉及魏忠贤劣迹。同月二十五日，新任兵部武选司主事钱元悫，专疏直接揭露东厂太监魏忠贤的罪恶：“迩年以来，百辟卿士，不媚天子而媚奸臣，至舆厮贱隶，夤缘扳附，立跻显要，玷列卿行，污滥朝署。常伯有续貂之诮，烂羊兴关内之谣，甚非盛世所宜有也。厂臣魏忠贤以枭獍之姿，供缀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权，群小蚁附，势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几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几如梁冀之一门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几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宝，藏积肃宁，几如董卓之郿坞自固；动辄传旨，钳制百僚，几如赵高之指鹿为马；诛锄士类，伤残元气，几如节甫之钩党株连；阴养死士，陈?自卫，几如桓温之壁后置人；广开告讦，道路以目，几如则天之罗钳吉网。先帝念忠贤有驱使之微劳，闻誉言之日至，岂料其威权趋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横祸，亦必有以处忠贤矣。即皇上念其劳，贷之不死，宜勒归私第，散死士，输蓄藏，使内廉无厝火之烛，外廷无尾大之虑。魏良卿辈，既非开国之勋，又非从龙之宠，安得玷兹茅土，污此彝章。速令解组褫绅，长农没世。至告讦获赏之张体乾，锻炼骤贵之杨寰，夫头乘轿之张凌云，委官开棍之陈大同，号称长儿之田尔耕，宁国契友之白太始、龚翼明等，凡为爪牙，俱明暴其罪，或殛或放，奸党肃清，九流澄澈。”朱由检说道：“钱元悫小臣，如何又来多言，姑且不加追究。”而继其后上书揭露魏忠贤十大罪恶的贡生钱嘉征，语言更为犀利、尖锐，而且详尽：“曰并帝。封章必先关白，至称功颂德，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云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乎？曰蔑后。皇亲张国纪，未罹不赦之条，先帝令忠贤宣皇后，灭旨不传，致皇后于御前面折逆奸，遂罗织皇亲，欲致之死。赖先帝神明，祗膺薄衍，不然，中宫几危。曰弄兵。祖宗朝不闻内操，忠贤外胁臣工，内逼宫闱，操刀禁苑之中。曰无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训，中涓不许干预朝政。乃忠贤一手障天，杖马辄斥，虿毒缙绅，蔓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曰克剥藩封。三王之国，庄田赐赍，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贤封公侯伯之土田，拣选膏腴，不下万顷。曰无圣。先师为万世名教主，忠贤何人？敢祠太学之侧！曰滥爵。古制非军功不侯，忠贤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袭上公之爵，靦不知省。曰邀边功。建虏犯顺以来，堕名城，歼士女，杀大帅，神人共愤，今未恢复尺寸地。宁远稍捷，袁崇焕功未克终，席不及暖，忠贤冒封侯伯；假辽阳、广宁复归版籍，又何以酬之乎！曰朘民脂膏。郡县请祠不下百余，计祠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膏血！曰通同关节。顺天乡榜，二十六日拆卷，而二十四日崔铎贴出，复上贤书，其夤缘要挟，不可胜数。”钱嘉征具疏赴通政司封进，而通政使吕图南以“字划称谓不如式”，命其重新誊写。钱嘉征又弹劾吕图南“党奸阻抑”。吕图南不服，上疏争辨。朱由检令“以原驳二疏呈览”。朱由检阅完嘉征奏疏，批道：“魏忠贤事体，朕心自有独断。青衿书生，不谙规矩，姑饶这遭。”比起钱元悫的批语，应该说缓和得多了。况且，钱嘉征仅仅是一贡生，有此批语，实意味着充分的肯定和赞许。次日，魏忠贤得知此疏，极为愤恨，在朱由检面前痛哭流泣，连呼冤枉。朱由检不为所动，命内侍当廷诵读钱嘉征奏疏，让魏忠贤亲耳聆听，魏忠贤“震恐丧魄”。之后，魏忠贤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辞职。徐应元本起于信王府第，因魏忠贤与其相勾结，但见魏忠贤将要失势，也以有病，请求疗养。朱由检批准魏忠贤、徐应元“私家调理”。同时改宁国公魏良卿为锦衣卫指挥使、东安侯魏良栋为指挥同知、安平伯魏鹏翼为指挥佥事。太监涂文辅请求解职，准其辞监视仓库之任。直到十月末，因言官劾奏频繁，且舆论统一，才将崔呈秀的情罪交付吏部勘处。罢免工部尚书吴淳夫、太仆寺卿白太始、尚宝司卿魏抚民以及东厂太监王体乾的官职。（《崇祯长编》卷2）如此处置，真可称是不急不躁，步步为营，平稳妥切。

智除魏忠贤（4）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检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即着手处置巨奸魏忠贤，他告谕道：“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憝，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皇兄怀宁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夺，今冤未雪；逼裕妃张氏，立致弃生；借旨将敢谏忠直之臣，罗列削夺，又同心腹酷刑严拷，诬捏脏私，立毙多命。他若謇谔痛于杖下，柔良苦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极人臣未有之荣，通同客氏，表里为奸。先帝弥留之时，犹叨恩晋秩，亡有纪极。赖祖宗在天之灵，天厌巨恶，神夺其魄，罪状毕露。朕思忠贤等不止窥攘名器，紊乱刑章，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奇珍异宝金银等朋比侵盗几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於戏。”于是，将魏忠贤贬谪到凤阳祖陵司香。而客氏，先送至浣衣局收管。（《国榷》卷88）

朱由检削夺魏忠贤、客氏及崔呈秀的权力，且做了相应的处置，仍不放心，加上科道官屡次上书，继续揭露阉党罪恶，尤其是魏忠贤前往贬所凤阳过程中，仍然威风八面，不减当年。于是，朱由检在十一月初四日告谕兵部：“朕御极以来，深思治理，而有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蠹盗内帑，诬陷忠直，草菅人命，狠如狼虎。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从轻降发凤阳，不思自惩，将素畜亡命之徒，身带凶刃，不胜其数，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擒拿具奏，勿得纵容贻患。若有疏虞，责有所归。尔兵部马上差官，星驰传示。”此时，魏忠贤行至阜城，而其心腹爪牙李朝钦得知这一圣谕，立即前往阜城，密告魏忠贤设计自处，众随从纷纷逃散。魏忠贤见此情势，知不可免，便与李朝钦痛饮，直至深夜四鼓，一起在阜城旅舍上吊自杀。同月初九日，已经归至蓟州的崔呈秀接到削籍夺爵的圣旨，又得知魏忠贤自杀身死，便列姬妾，罗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之于地。饮毕，即自缢身死。朱由检再敕部院：“巨恶魏忠贤，窃先帝之宠灵，擅朝廷之威福，密听群奸，矫诬善类，稍有触忌，肆行惨杀。数年来蔑诬不知几许？削夺不知几许？幽圄蔽日，沈黑累弥天，冤抑所积，上干玄象，致星陨地裂，岁祲兵连。今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愤稍舒，而诏狱游魂犹郁，锢籍誉髦未伸，岂所以昭朕维新之治。着该部院并九卿科道，将已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採众评定。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悯者，即与褒赠荫恤；其削夺牵连者，即与复官起用；当有身故控赃难结、家属波累犹羁者，即与开释。勿致久淹，伤朕好生之心！”（《崇祯长编》卷3）十七日，在浣衣局将客氏掠死，其子侯国兴逮捕入狱。崇祯元年（1628）正月，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斩客氏尸，且将客氏尸发净乐堂焚化。

与此同时，朱由检先后处死、罢免、削籍、降用魏忠贤、客氏、崔呈秀的党羽和爪牙，计有内阁首辅黄立极，阁臣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 ；吏部尚书周应秋，户部尚书张我续，礼部尚书孟绍虞，兵部尚书田吉、闫鸣泰、刘诏，刑部尚书苏茂相，工部尚书杨梦衮、孙杰、孙贞、薛凤翔、刘廷元、吴淳夫，李夔龙，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孙云鹤，巡抚单明翊、朱童蒙，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卿张凌云、陈大同、梁梦寰、白太始，尚宝司卿魏抚民，太监李永贞、李实、涂文辅、王国泰、崔应元、王莅民、魏持衡等。十二月二十三日，将吴淳夫、田吉、李夔龙、倪文焕追赃遣戍，田尔耕、许显纯论死，崔应元、孙云鹤、杨寰戍边。另外处斩魏良卿，永戍客光先、客王番 、杨占奇等。谈迁对朱由检的这一举措评论说：“逆贤在肘腋，若急霆迅雷以处之，事或叵测，惟探骊如睡，市虎不惊，彼志渐安，疑忌稍泯，思长保郿坞，当不失为富家翁。始出之外宅，寻置中都，纡徐容与，然后司寇操三尺以律之。”（《国榷》卷88）道出了朱由检处置阉党过程中的策略及其聪明才智。

与此相联系，朱由检趁机裁撤了派往各地的镇守内臣；销毁了以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主要内容，魏忠贤等为美化自己排斥异己、壮大阉党势力而编辑的《三朝要典》；以及为彻底消除阉党余孽，钦定逆案。

然而，任何事务的发展演变，都具有两面性，此时朱由检清除阉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且要除恶务尽，代表着他对宦官之祸的认识，才有此举措。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另一种客观环境中，他对待宦官却是另外一种态度，成为不安定的因素和时刻可能引发党争的导火线。

不凡的构想

作为皇帝的朱由检，为大明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不凡的构想。也就是说，他要运用手中的权力，驾驭大明之舟，渡过种种急流、暗礁和险滩，到达理想的彼岸，且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和努力。如果说他在《即位诏》中所表达的志向与理想略嫌空洞抽象的话，那么，他在政务的处理和实践中所表示的意向，就显得具体多了。

朱由检智除魏忠贤后，于崇祯元年正月十二日戒谕百官说：“除奸赏俊，人主之大权；毕力竭忠，人臣之大节。”所以，“必借劝绳以维法守，戒覆辙以励新图”。作为大明王朝的文武百官，千万不要像督师王之臣那样，与“逆恶罪妪，表里为奸，招聚群狐，盗窃国柄，刑政多懈，赏罚无章”。以至于“上累先帝之明，下结万民之怨”。“幸天厌大奸，早正国法，蠹孽尽洗，内外廓清。即尔诸臣，才品各有短长，立身各有本末，殷鉴不远，其可忽诸。自今为始，各务涤濯肺肠，各修职业，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延慢之习，勿得苟怀私图，致偾国事，动诿之权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职掌还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节，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内外各衙门积年弊窦，尚未清厘，该部院自行检举陈奏，痛加洗剔，勿事虚文。大要为国节财，为民择吏。固圉者以封疆为重，守土者以民困为本。其有挟私坏公，逞臆荧听，不从国家起念，专以窥瞷妄营者，朕不时廉察，决不轻贷。一切奏议有关国计者，遵我祖宗成法，不得妄议纷更，惟其大法小廉，柔远宁迩，以佐朕平明之治。”五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阁部大臣等官，对阁臣说：“票拟之事，须悉心商榷。”告谕吏部大臣说：“起废事重，会推宜慎。”斥责户部“帑金零星，边饷措办无术。”谕兵部边事尚书王在晋“语未详，命内使授笔札录进。”告谕刑部：“天旱，凡用法务效先朝平允。”次日，朱由检又告谕吏、户、兵三部说：“昨召对九卿科道等官，辅臣刘鸿训奏，官员更调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终鲜实效。又云海内差繁赋重，更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调速则民受扰，官久任则课成功。今后藩臬郡邑官，务择人地相宜，俱如旧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许朦转改调。言官荐举人才，不无过私市恩。今后吏部以荐疏成册，后或隳职偾事，举主连坐。辽、黔兵事未结，加派前已不少，该部将新旧兵饷造简明册呈进，抚按官查有司私派即参处。三尺具在，断不尔贷。司农系军国命脉，非清严心计之臣，岂胜其任，所荐毕自严才品兼优，户部尚书缺，速行推补。”又谕吏部：“严纠贪墨，慎选抚按。”（《国榷》卷89）

上述记载可以窥探出朱由检治理朝政的不凡构想：人主除奸赏俊，人臣毕力竭忠，借劝绳以维法守，戒覆辙以励新图。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百官大臣，各司其职，忠于职守，一心为公。这类训示，似有老生常谈之嫌。诚然，任何一位封建统治者，在其即位之初，都会有如是戒谕。可是，对处在正常历史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和处在非常历史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来说，同一训示和戒谕，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当为平庸之辈的平庸说教，而后者却可透露出其非同一般的不凡气象。这是因为，由于魏忠贤集团的长期经营，窃夺权柄，胡作非为，已将朝廷政治搅扰得混乱不堪，正常的封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百官大臣唯魏忠贤之命是从，根本无心为朝廷的稳固或发展尽忠职守。尤其是一些奸佞之徒，趁机钻营奔走，以谄媚为能事，企求高官厚禄。这种反行邪念像瘟疫一样，蔓延于朝廷内外的百官大臣之中，也同时侵蚀着已经衰朽的国家肌体。所以，朱由检在智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之后，在“职掌还之有司”之时，要求百官“致忠竭节”，其目的在于将封建秩序纳入正常轨道，从而加速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这一点说，朱由检的训谕就有着不同凡响的特殊意义。

第二，大恶既除，加强吏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选拔廉能之士，充任重要官职。这也是朱由检不凡的构想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兴亡治乱之由，多在于用人的得失。朱由检从皇兄宠任魏忠贤的失误中，深深地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从整饬朝政出发，在选拔官员过程中，注重实效，对祖制多有变通。诸如阁臣不专用翰林，选官不分甲科、乙科及先才后守、推行久任之法等。

第三，注意以封建法律条例约束官吏。在朱由检的心目中，祖宗成法，诸司职掌，条理分明，尤其是各种法律条例，十分细密。而且相信并依靠这些法律条例来约束各级官吏，可以收到扭转危局，迈向朝政清明的效果。因此，他在朝见、议政、告谕、戒敕诸活动中，反复强调，“三尺具在，断不尔贷”，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朱由检即皇帝位于危难之时，有上述不凡的构想，就其动机而言，是极好的；对一位年仅十七、八岁的青年来说，的确难能可贵，且为此付出满腔热情和心血。然而，是其操之太急，抑或对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认识浅薄，甚至有所隔膜，终于使其不凡的构想在严酷?现实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勉强延续王朝十七个年头，才走投无路而命归煤山。这又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

励精图治（1）

几乎所有的历史典籍在记述朱由检即位之后为大明王朝的中兴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是众口一词。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沈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等等好的词句，都不厌其烦地加诸于朱由检。而这类赞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事实根据的。可以这样说，勤于政事，不知疲倦，且始终如一，以及他的执着精神，不仅与其皇祖、皇兄的长年不临朝听政、专事淫乐判然有别，形成显明的对照，乃至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之中，也为数不多。

经筵与日讲——

政事丛脞，时局千变万化。崇祯皇帝的“中兴”愿望，赋予他强烈使命感；血气方刚和至尊的地位，给了他刀斩乱麻的资本。以圣君的形象来要求自己，使得他对时间尤为珍惜。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他对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宫中最重要的讲学活动之一，也是皇帝在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讲官亦多是饱学之士。从礼部择吉期，皇帝御经筵前行礼至圣先师，至讲官进讲，知经筵及侍班等官员依秩侍立，讲案、御案、讲章如何摆设，以及讲毕赐酒饭等一系列规矩与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明制，经筵一月有三次，自正统时始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等三日开经筵。万历时又定二月十二日到五月二日为春讲，八月十二日至十月二日为秋讲。日讲的礼数逊于经筵，只有讲读官和内阁大学士侍班。原先，日讲止设一御案，经书放在案上，讲官指书口授，没有讲章。崇祯皇帝为了表示对日讲的重视，令日讲也预设讲章。

崇祯皇帝没有把日讲作为一种形式而敷衍了事，而是把它作为学习先圣高德、倾听讲官见解的良机。有的皇帝十分反感在讲章之末夹议时政，譬如有一次，明武宗在听杨廷和、刘忠二人讲课，二人借古讽今，使武宗大为不满，问太监刘瑾：“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刘瑾奏称：“二人可令南京去。”杨廷和、刘忠果然被改为南京官。表面上是提升了职官品级，实际上是打发他们离开京师重地罢了。崇祯皇帝则不一样，他倒要求讲官能结合实际，谈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而且，每次讲毕，也不急于把讲官速速打发了事，而是询问一些时事。与此同时，讲官讲的水平也影响到自己的升迁。有时崇祯皇帝常常突然发问，让讲官们着实紧张一番，一方面显示出自己的高深莫测，另一方面也可借此看出讲官的反应能力。如他关于“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提问，弄得讲官无言以对，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另如讲官徐光启刚讲完《中庸》，崇祯皇帝便问道：既然说“知天地之化育”，又说“其孰能知之”，这两者是一回事吗？徐光启答：两者是不一样的，“化育”讲的是内知，“孰能知”讲的是外知。他哂笑道：“知，难道也有内外之分吗？”由此认为徐光启有点迂腐，不再由他进讲。

相对来说，少詹事文震孟充任讲官时则要幸运得多。他以善讲《春秋》，颇合皇帝口味，被破格升迁入阁，参与机务。文震孟是一个资质甚高、秉性直率的人。他认为：帝王之学是一门学问，追求的应当是经世致用之学，与通常的饱学之士所学不一样。鉴于崇祯皇帝在后金（清）兵入侵和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的双重夹攻下，焦劳困苦，综核事功，未挈纲领；用刑虽严，猜疑渐启，于事功无补。因此在讲“君使臣以礼”一章时，对皇上培养士气，推心感人，辨别贤奸，酌定用舍等反复规讽。又在进讲“管仲器小”一章时，特引管子的一段话予以讽喻，即“兵主不足畏，则战难胜也，德必当其位，功必当其禄，信小人者失亡也。”针对阉党势力时刻图谋翻案，即于“子语鲁太师乐”一章，劝皇上辨别邪正，认清是非，譬如一曲音乐，一音杂，则众音皆乱；同样道理，一小人进，则众君子皆废。针对吏部尚书王永光，自为六部之长，又蒙皇上宠爱，却假威窃福，擅行私心，在进讲“甘誓”一章时，说：“战胜攻取，非独左右之共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淆于仓卒，则国是定而王灵畅；威福不假于信任，则神气振而敌忾惕。”又在讲“五子之歌”一章时说：“识精明，则环而伺者无所售其欺；心纯一，则巧于中者无所投其隙。”崇祯皇帝听到这些得体的评述，颇为赏识。时称“真讲官”。不久，文震孟专门就进讲时所包含的微言大义，上疏向崇祯皇帝表白说：今日大小臣僚，应当视国如家，除凶雪耻，而不该分别门户，呼朋引类。为此，他虽九死也要进言，不改初衷。崇祯皇帝批道：“文某讲幄敷陈，寓规时事，知道了！所指吕纯如惨杀名贤，藉援求雪，及年例变制，考选摈才等语，还着据实奏明！”崇祯皇帝也是个精明的人，他不会天真地为大臣们慷慨激昂的陈词所迷惑，指出说话必须讲究事实。后来，文震孟上疏说明，而吏部尚书王永光也有疏反驳，并与太监王永祚秘密交结，影响了崇祯皇帝对文震孟的评价，对文震孟的奏疏批道：“讲官怀忠启沃，循职自可敷陈，文某不得任情牵诋！”（《明史》卷251《文震孟传》）文震孟毕竟不是监察官员，不可能对朝臣或朝政中的弊端掌握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但不管其具体细节是否有出入，他所讲的这一类现象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崇祯帝对此称之为“任情牵诋”，似乎有些过分。不过，文震孟明快的风格倒是给了崇祯帝异样的感觉，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给皇帝讲课，使讲官一职具有非凡的魅力。尤其是进讲时的借古讽今，常令一些心里有鬼的人胆战心惊。因为一旦被讲官点名，皇帝心动，则此人仕途之美景即可变为泡影。或许正因如此，内阁格外强调讲官的讲章要经内阁审定，方可开讲。这样，内阁既可让讲章规范化，尽量符合皇帝的口味；也可将其中有些于己不利的言词去掉。一次，日讲官罗喻义拟进讲《尚书》，撰《布昭圣武讲义》，其中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等语。后送讲章给内阁，大学士温体仁看到其中有许多话是冲着他来的，很不高兴，便令正字官转告罗喻义删改。罗喻义很不服气，到内阁与温体仁理论，并予以热嘲冷讽，相持不下，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温体仁恼怒，就奏上一本，说：“按照惯例，惟经筵，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正多规少。今喻义以日讲而用经筵之制，及令删改，反遭其侮，惟圣明裁察。”罗喻义被勒令“闲住”。此事一时令人大惑不解。（《明史》卷219《罗喻义传》）

崇祯皇帝的经筵开讲，设讲官二人，一人讲《论语》，一人讲《尚书》。他与讲官各置一桌。经筵常分春秋两次进行，称为春讲、秋讲。日讲有讲官六个人，其中四人分别讲《论语》、《中庸》、《尚书》、《通鉴》；另外两人轮流。皇帝与讲官共用一条桌，显得十分随便，以体现出君臣亲密无间、和衷共济的气氛和尊师重道。日讲之时，崇祯皇帝来到文华殿，正襟危坐，然后阁臣率领日讲官向崇祯帝行五拜三叩头礼。礼毕，太监安置好讲桌。皇帝宣“先生们来！”讲官依序鱼贯而入。讲毕，皇帝又宣布：“先生们吃酒饭”。饭毕，讲官、阁臣谢恩而退。如果遇有斋戒之日，则说“茶饭”。通常是春、秋开讲后，日日进讲，除非是皇上传免，否则不能废止。即使是传免，也要于先一天傍晚传旨：“明日暂停讲读一日。”那怕是接连十天半个月不进讲，也要每天传免，不过只说：“暂停一日”。遇上立春、端阳、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日，日讲官每人赏赐酒馔一盒，内装菜肴五样，汤饼二样，酒二瓶。而万寿节、元旦则要赏赐进讲官以钱钞。（《烈皇小识》卷2）

励精图治（2）

崇祯皇帝朱由检面对艰难的时局，仍不忘讲学，也属难得。崇祯七年（1634）十月，日讲官姜曰广进讲《通鉴》时读错了段落，朱由检命停讲，改进《春秋》，由文震孟进讲，因其讲解精彩，崇祯皇帝竟于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听讲四天。只见他身着月白龙袍，和颜悦色，就像在风平浪静的环境里沐浴着阳光的一位长者。文震孟考虑到“宰咺”一章系阙疑，以不讲为妥，但崇祯认为：“《宰咺》一章，正见当时朝政失宜，所以当讲。今后以此类推！”反映了崇祯皇帝的孜孜求治之心。（《烈皇小识》卷3）

在陶醉圣学的同时，崇祯皇帝没有忘记回到现实中来。他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足以解答时局提出的种种疑难问题的答案，希望先圣的论断能给他以灵感与启迪。他自己也意识到：如果明朝亡在他的手上，那他是无论如何承担不了这个罪责的。这种强烈的负罪感笼罩着他的生活。先时经筵、日讲完毕，常是君臣皆大欢喜一番，阁臣、讲官品尝皇帝赐赏的酒饭之后，志得意满而归。而今的情形则有些不一样了，高谈阔论，于事无补；品头论足，有害于政。皇上脸上的阴云让讲官们惶恐不安。再加上皇帝常在经筵、日讲毕，即召见大臣，探讨时政，使得讲官们如果只会诵经讲书，而于时事不问究竟，毫无思索，学不致用，则难以引起皇帝好感，甚至一语答对不上，就会成为仕途前景的忧患。检视崇祯朝讲官讲章，就会发现一种定式，即讲章之末一定附有一段时论，不管它是否有用。

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召见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询问保举与考选二法，何法最能得人？大臣们支支吾吾，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谕德黄景昉只说原刑部尚书郑三俊因罪不得参预考选；编修杨廷麟说阁臣温体仁、王应熊曾分别举荐唐世济、王维章，如今均因罪遭罚，但温体仁和王应熊却安然于内阁重地，如此难收保举之效。崇祯皇帝不知不觉中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吏部的内线人物侦知此情，第二天，黄道周、黄景昉、杨士聪、田维嘉各有疏论荐举与选举得失。四月十二日，崇祯皇帝御经筵毕，又召见六部官员。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奏陈中有孟子“盈城盈野，善战上刑”的话，崇祯皇帝听了却颇为不快，声色俱厉地戒谕以后不要再说。杨嗣昌叩头认罪不迭。后来，又言及湖广巡抚余应桂用将官不得力之事。未过多久，圣旨传下：杨嗣昌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仍掌兵部；余应桂逮问治罪。杨嗣昌还为言失而惊恐不安，忽闻入阁殊遇，真有点受宠若惊，不禁感恩涕泣。对此，有人曾大发感叹：“其转移之机，甚密甚捷，人不得而测之也。”（《国榷》96）自古以来，皇帝就始终富有神秘色彩，崇祯皇帝以他的突然动作更增加了这种神秘感。

实际上，讲学是一件十分繁忙的事情。崇祯帝临经筵或日讲，虽也曾为先圣先贤的经世妙语所叹服，悠然自得，但更多的时候是其心并不在讲学本身，而在于道与济世的结合。本来日理万机，颇费神思，而今即使是讲学也究心于政事，使这位年轻的皇帝也感到了人生精力的极限。

勤于政事，注重效率——

朱由检以为，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事事以身作则，将对百官大臣是一个无声的鞭策和激励，尤其是诸种矛盾相互交错，诸种难题需要立即解决之时，更应如此。朱由检是这样思考的，也同时付诸实践。仅以朱由检即位之后的天启七年九月为例：初一日，魏忠贤乞辞东厂提督之任，不许。初二日，平辽总兵毛文龙上书奏不平五事，乞求身代，不许，且表示优容。初三日，令客氏出归私第；准免户部丧礼香烛之费三万两；批准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请复放折两月之例。初四日，司礼太监王体乾乞求辞任，不许。初五日，定颁诏使臣。初六日，户部尚书请有关钱粮之事独用硃印，许之。初七日，请漕河、黄河两岸税粮以本色运至河上，官自为解，军民交济，从之。初八日，巡抚天津户部尚书黄运泰奏请关门内外粮料，先期料理，部覆从之；定先帝山陵。初九日，御门。十三日，谕朝鲜。十五日，叙三殿功；赠谥鲁钦。十六日，览批杨所修奏章；工部尚书薛凤翔求发帑百万，有事山陵，命给其半。十七日，升迁李精白、刘诏、张继世、孙织锦。二十一日，上刘妃尊号。二十四日，逮处狂词挟遁监生。二十五日，谕停刑；阅览批复辽东奏疏；魏忠贤乞止建祠，优答允准。二十六日，阅批陕西巡按御史袁鲸奏疏。二十七日，册立皇后周氏；升迁张素养等人官。二十八日，颁诏。三十日，巡抚江西都御史杨邦宪、巡按御史刘述祖各颂厂臣请祠，不许。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朱由检有疏必亲自阅览，阅毕即予批答，而且十分认真。有记载说，朱由检的圣谕，用“黄楮，长仅尺，阔二尺余，界以墨印，龙边，中押御宝，色鲜润。其所谕用朱书，亹亹数百言，字皆行书，甚隽逸。”（《三垣笔记》附识上）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召见百官大臣，或询问政务的处理，或将自己的意向告谕臣僚，等等，在崇祯朝的史籍中，记载颇多，俯拾即是。为了加速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朱由检告谕阁臣说：“朕欲与大小臣工日筹庶务，而诸司各有职掌，宣召频繁，恐滋耽搁。惟是辅臣呼吸相通，今除盛暑祁寒之外，朕当时御文华殿，参详章奏。”（《国榷》卷89）白天如此，即使在夜深时分，亦览批章奏，处理政务。在其交付部院科道的章奏上，“类硃批时日，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时者，盖批阅至丙夜不休也。”臣僚为之感动，无不发至肺腑地赞叹道：“勤哉！”（《三垣笔记》附识上）若遇军马紧急之务，更是批阅频繁，废寝忘食，忧系国事，几乎每天深夜都多次降下圣旨，及时处理军事重务。有时为得到下情，下诏求言，令陈奏的官民到会极门报名，即日召对。而朱由检经常是鸡鸣而起，夜分不寐，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加上劳累过度，经常处于精疲力尽的状态之中。有一史料真实地反映出朱由检的精神面貌：神宗昭妃刘氏，性情宽厚谨慎，对诸王十分疼爱，后居慈宁宫，掌太后玉玺。朱由检“礼之如大母”，每逢岁节，都前往谒见问候，于帘内行礼。一次，朱由检按例朝见昭妃刘氏，礼毕，“就便坐，俄假寐。太后戒勿惊，命尚衣谨护之。顷之，帝觉，摄衣冠起谢曰：‘神祖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在太妃前，困不自持如此。’太后为之泣下。”（《崇祯遗录》）

与此同时，朱由检要求百官大臣提高办事效率，明确命令自崇祯元年二月所发章奏，具限十日内题覆。如仍稽违，部科互勘。工科给事中刘安行巡视太仓银库，奏报预支官俸的弊端，积侵三十六万。朱由检敕令安行同户部清核，自某年某月某人，历历查明，限旬日奏上。朱由检告谕各衙门，章奏不应冗长，必须简明扼要，条理明晰，一事一议，每封章奏不超过一千字，如词意未尽，另行条奏。

朱由检的目的在于以自身的勤勉辛劳，影响臣僚，即行身教胜于言教之义，从而使封建秩序纳入正常轨道，希求大明王朝在百官大臣的办事实效中得以稳固和发展，最终实现他的中兴之梦。由此可以看出，朱由检的良苦用心。

励精图治（3）

不拘资格选拔人才——

封建帝王自身的勤勉辛劳及其精明强干，比起不理朝政而沉缅游乐的昏庸之主来，应该说对天下的治理，其结果判然有别。在非常情况下，前者可力挽狂澜于既倒，收到起死回生之效；而后者就可能使兴旺发达的江山每况愈下，或者因其昏庸而毁于一旦。此类历史事例，在在多有。

朱由检处于明代末世，且危机四伏，深知靠一人之力是难以将不凡的构想变为现实的，必须调动百官大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对百官的选拔和任用。既处非常时期，选拔和任用官吏也就不能采取常规，而应是重视在非常时期能救时济世的实际才干，不必十分注重操守。为此，他与廷臣有过争论，可以透露其不拘资格的用人之意。当左都御史刘宗周指责朱由检处分未当，请求进贤才、开言路时，朱由检说：“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回答道：“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朱由检说：“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说：“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朱由检说：“大将别有才局，非独操守可望成功。”宗周说：“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朱由检说：“我知道了。”（《明史》卷255《刘宗周传》）为臣的守经重道，言之有理；为君的权宜变通，以济时艰。君臣意见相左，终以为君的旨意施行。据此，选拔任用官吏的原则为之一变：

第一，阁臣拣选，不专翰林。所谓翰林，是对在翰林院任职官员的简称。其主要职掌是从事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同时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明朝初年，翰林院官员，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1458），内阁首辅大学士李贤奏定翰林院纂修专用进士。于是自此之后，不是进士出身的不得任官翰林院，不是翰林院的官员不得进入内阁。通计有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翰林官占十分之九。

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入学，沉溺于举子之业，几经挫折而成进士，有幸授翰林院官，再被推荐入直文渊阁的学士、大学士，虽有文学之才，但多不熟悉政务，脱离实际，又与吏事相隔膜。坐而论道则犹可，因时应变以济时艰却很难。周道登、郑以伟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了朱由检的判断。这也是发生在崇祯朝的颇为典型的事例：一天，朱由检到经筵听讲经史，问阁臣：“‘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释？”周道登回答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朱由听到如此回答，心中不悦。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竟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鄙浅的奏对，不仅朱由检很不高兴，左右人等，也禁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另一位修洁自好、读书过目不忘的郑以伟，文章奥博，而不善于票拟，曾叹息说：“我富于万卷，而常常被数行票拟难倒，以至于被年轻后辈瞧不起。”就是这样一位书呆子，看到奏疏中有“何况”二字，以为是人名，在票拟写道：“何况着按、抚提问。”朱由检予以驳改，才恍然醒悟。因此，朱由检便对翰林院、内阁的组成，参用其他职官。如将治行著卓的知县、推官予以升迁，分别任翰林院编修、检讨。翰林院官员的来源，不再是缺乏实践经验的进士。封建史家盛赞朱由检的这一变更，是非常之制的创举。另外，阁臣拣选，不专翰林，而是注重才能。八年（1635）六月，增置内阁阁臣，朱由检来到午门，召廷臣数十人，告谕道：“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试票拟一疏。”阁臣、尚书立阶上，其余臣僚分班试阶下。中官发给每人一份奏疏和二小柬，传谕将该疏票拟书于柬上，一稿一誊，九卿詹翰各拟进。又命吏部登录其年貌履历，经过考试，便擢张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一同入直。自世宗朝许瓒后，外僚入阁，张至发是崇祯朝的第一人。后来，朱由检皆以此为拣选阁臣的原则。可是吏部仍跳不出一一驳回再拟，仍坚持推举在籍堪任者。最后推出吏部侍郎刘宇亮、礼部侍郎傅冠、户部尚书程国祥、兵部尚书杨嗣昌、工部右侍郎蔡国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俱改礼部尚书；礼部右侍郎方逢年、大理寺少卿范复粹，并进礼部左侍郎，皆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朱由检的用意极为明确，“欲阁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简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部），逢年以礼（部），嗣昌以兵（部），国用以工（部）。刑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朱由检从政务需要的实际出发，选用熟悉政务，且有专业特长的外僚入阁，对朝政的处理、效率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直接影响后代内阁成员的身份和结构的形成。

第二，破格用人。明代选拔任用官吏，在其立国之初，朱元璋曾告谕吏部，选任官吏，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永乐、宣德以后，渐循资格。至弘治、正德以后，更为严格，变为成例。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对“重进士，轻举人”的现状颇为不满，虽乞请自授官以后，惟考核政绩，不问其出身。但由于积重过深，难有根本性的改变。朱由检为贯彻其务实的宗旨，面对积重难返的情势，仍在努力地改变着。

朱由检首先从科举应试入手。崇祯三年（1630）御史王道纯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重轻过于悬殊，应该适时变通，以便招揽更多的贤才志士。朱由检立即命令施行。而且亲自改动策问试题，其内容都是关于当时时局和社会矛盾最为棘手的问题。又特设“裕国安民科”、“奇谋异勇科”，选择有实际才干的人才。方逢年、倪元璐以时方需才，奏请武举殿试传胪，全如文科之例。朱由检批准，赐王来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自此，始有武举殿试。

注重实际才能，破格选拔官吏，这是朱由检的又一举措。为此，他多次告谕吏部说：“国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内外。若拘资俸，其人得矣，如国事苍生何？”又说：“朝廷设官，分叙爵秩，优任才能。近来人心日竞，铨政诡随。如传升京堂，本酬劳奖贤。今则科道、吏部司官视为固有，不论贤否，循例必浮。至于监司、知府，官阶隆重，祖宗特选朝臣为之，何以今日轻鄙若此，背违旧制，竞习嚣风。若不亟加挽正，滥觞日久，又将轻视京堂，希营卿贰矣。今添注闰升，一概停止。以后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兼优者，准升监司，风力稍逊升知府。若才品劳勋并懋及司道卓异，准予京堂。永遵为令。敢朦胧奏引，必置重典。”（《国榷》卷91）从中透露出朱由检不拘于资俸履历约束之意。在实践中，朱由检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共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科。因而，就整个明代来说，出现了如下局面：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而至崇祯朝，朱由检破格求才，得十人：丘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节；刘可训以武功闻名；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至兵部尚书，官位最显。

励精图治（4）

第三，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明初，朱元璋钦定《皇明祖训》，对宗室子弟管理极严，出城省墓之类，都得请示批准后，方可进行，以至于二王不得随便相见。一个个藩王及其子孙，犹如一个个坐享宗禄的寄生虫。时间一长，尤其是子女多者，皆困于一城，不得安生。不仅给朝廷的经济带来极大困难，而且成为地方不安定因素。至嘉靖、隆庆年间，就有郡王及有识之士为此上书进谏，建立宗学，给宗室子弟出路，节省禄米，未有结果。万历初年，臣僚又提开宗室四民之业，自谋生路，引起神宗朱翊钧的重视，藩禁有所松动。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下达诏书，令宗室将军、镇辅国中尉与生员一起应试。还具体规定了进士出身的宗室子弟，除京职之外，可分别授予推官、知县等职。此举不失为明代诸王分封制度的一大变革。

如果说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接受郡王、大臣的建言，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仅仅是为了崇德教、省禄米，着眼于减轻经济负担，缓和朝廷与宗室子孙的矛盾的话，那么，朱由检的同样举动，却更多的考虑是因情势所逼，亟需延揽人才。崇祯四年（1631）朱统铈中进士，初选庶吉士。吏部认为朱统铈为宗室子弟，不宜官禁近，请改为中书舍人。朱统铈上书争辨，朱由检令仍授庶吉士。后来，他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比之前朝来，明显地省略了许多手续，放宽了任用的范围。同时也透露出在险恶的形势下，对宗室子孙寄予的厚望。礼部大臣奉命拟议选任宗室子孙的条例，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崇祯九年（1636）二月二十五日，礼部大臣呈上“议选宗才”条例称：“曰荐举。先由五宗保结，长史据结详访，启亲王核勘，开才能实迹以闻。曰考验。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屯田水利，保障拊循，一一叩其经纶，各分差等。请临轩策问，或召对平台，然后因才授官。曰换授。《祖训》换授官职，明旨谓是否必拘原品，明品级之不必拘也。在外府佐、州县正以及教职，在京则中行评博以及部曹，俱筮仕之秩，俟有成绩而递进焉。今换授国属，请一循其序。曰升转。《祖训》升转如常选法。曰举劾。黜陟自应一体。曰体统。贤宗居藩邸则宗藩规仪，出而服官，体统一准官制。曰解任。宗室服官，第支官俸，及解任则原禄俱存。”据此，有辽王府后裔朱术珣，奉命入京，授户部主事，管理草场。术珣以其宗室之尊，对这一官职很不满意，就上书说：“我奉皇帝之命，亲承召对，得此一官。不料，一出门外，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朱由检的厚望，宗室子弟并不理解和接受。虽然应试授官或推荐入仕，不乏其人，然而为时已晚，于事无补。赵翼在其《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向使早如唐制，宗室各有进身之路，则平时决无坐食廪禄之费。一旦有事，或亦有如吴王、虢国之为国立功，未尝不可收藩维之助。乃直至末造，始开入仕之途而已无及矣。”这番评论，不无婉惜之情，同时道出了朱由检，乃至其皇祖皇父时期，开宗室之禁，令其习四民之业，以及入学应试授官之举的本质和实际状况。

第四，朱由检还重申“保举”之制。他告谕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抚道守令，抚道得人则守令自肃。年来推升抚道，内地竞营，边缴规避。或其老耄贪庸，又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后吏部务在详核，见在抚道不堪者，科道直纠，按祖宗朝保举成法可遵，着两京文只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举堪任知府一人，亡论科第贡监。（在内）翰林科道，在外抚按、司道、知府，各举州县官一人，亡论贡监吏士。过期不举者议处，失举连坐。”（《国榷》卷94）朱由检此谕，由于限制过死，难以保举到合适的人选。例如，文职三品以上、五品以下保举知府；在内的翰林科道，在外的抚按、司道、知府保举州县官。事实上保举官职，关键在于对被举者熟悉了解，且有才华。若三品以上官所知之人当堪任州县，因明旨保举知府，而弃之不举；科道抚按所知之人当堪任知府，因明旨保举州县，亦弃之不举。如此则交弃则交失。加之，“失举连坐”的重大责任，保举一事，效果甚微。至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吏部以保举试授知州五人，知县二十一人，州同知三人，判官五人，县丞、主簿各七人。其不堪任使的五人，罢斥回家。一日，朱由检御经筵毕，召詹事、翰林诸臣问：“保举、考选那一种最能得到贤才？”编修杨廷麟回答：“保举应当严格举荐之人的责任。如唐世济、王维章，为温体仁、王应熊所荐。今天唐、王二臣皆败，而对举荐之人听之任之，不予追求。这样做，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要想收到保举之效，是不可能的。”朱由检听后，似有所动。说明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尽量将有用之才通过保举选拔上来，同时设法避免其弊端的滋生。

内阁的再建

朱由检即皇帝位时，内阁首辅是黄立极，次辅是施凤来，阁臣有张瑞图、李国。由于魏忠贤的苦心经营，自顾秉谦之后所拣选的阁臣，都是以是否依附和听命于他为标准。黄立极的入阁，就是因其是同乡的缘故。所以，他在内阁的举措当然以魏忠贤之命是从。施凤来、张瑞图，万历时的同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累官至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同时入阁。前者是素无气概志节的柔和媚世之徒；后者系不学无术，以善于书法，曾书写魏忠贤生祠碑文而得超擢之人。在混乱的朝政里，身居揆席，漫无主持，多次被言官弹劾。可是，黄立极等阁臣，居然表现出满腹委屈，于奏辨一疏中，可见一斑：“臣等思从来大臣罪过深重，至为缝掖书生所指，未有如臣等之辱朝廷而羞当世者也。焕猷以魏忠贤碑文责臣等不能拒而阿意为之，不知臣等实未尝为忠贤作碑文也。彼其食客游士，能为忠贤效笔札工谀言者何限？且假先帝之严命索臣等官衔，臣等能不与乎？与之亦臣等之罪也。然以忠贤之势，取旨如寄，而谓臣等敢惜其微衔以撄嵎虎之怒乎？至于取旨褒赞，则亦往日一二文书官称上命便依票拟之，一言不合，则令改票，甚至严旨切责，此事从来俱在。臣未承乏之先，为日已久，臣等不尽受罪。但票拟不能尽其职，计惟有见机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随臣等之后。盖彼不惟视臣等之去就轻，而视臣等之生死亦轻也。且夫以去就生死争之而有益于国，犹若可为也。虎狼之性，愈触则愈怒。今四年来乳虎养鹰，罗钳吉网，毒遍天下。去就生死之争，其效可见于此矣。不得已徘徊其间，冀有毫发之益于国，则亦不少尽臣等区区之心耳。”（《国榷》卷88）无可奈何之情，昭昭可见。

朱由检对内阁的状况显然是不满意的。然而，由于他着力于清除魏忠贤的谋划，以及对其余孽的处置，做到除恶务尽，抑或保持即位伊始政局的稳定？并未立即对内阁有所动作。相反，当有人弹劾内阁阁臣时，他毫不犹豫地处置弹劾者，指责其逞臆轻诋，以“生员不许言事律”，论杖除名，而对被劾的阁臣多所安慰和勉励。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中旬，内阁首辅黄立极及阁臣等四人联名上疏乞请增补阁臣。朱由检命沿袭廷推旧例，由九卿科道从公博议。结果，推举孟绍虞、钱龙锡等十二人，待朱由检点用。黄立极亦于同月二十六日致仕而归。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突发奇想，采取与孙丕扬的掣签法类似的枚卜法选用阁臣。他从事这一荒唐之举时，显得十分郑重严肃：集大臣和科道官到乾清宫，先拜天祈祷上苍默佑，再将推荐的阁臣姓名一一写出，装入金瓯之中，然后用箸挟出。先挟出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阁臣纷纷说时局艰难，请扩大群辅数额。便又挟出周道登、刘鸿训二人。此六人就一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史书还记载说，王祚远已被从金瓶中挟出，大风一吹，不知去向。事后，才在施凤来身后发现，但为时已晚，阁臣也就做不成了。更增加了朱由检荒唐之举的儿戏色彩。

朱由检首次以枚卜法拣选的内阁，虽说是借此以破除结党营私之弊，但用枚卜法，取贤才真才于探枚夹箸之中，其效果如何，自不待言。不过，朱由检以新内阁代替魏忠贤内阁的目的达到了。至崇祯元年（1628）五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相继致仕，来宗道、杨景辰按时入阁办事，李标、刘鸿训已先后回京到任，天启朝的内阁首辅韩已下旨征召。就其主体而言，内阁阁臣的组成，较前整齐，奉公理事者居多。

接替李国为内阁首辅的来宗道，次辅杨景辰，可以说是枚卜之法不得其人的事例。好在未过多久，来、杨二人便于崇祯元年（1628）六月致仕。

此时的内阁，有二月到任的李标、刘鸿训及六月到任的周道登、钱龙锡。李标为首辅，龙锡、鸿训协心辅理。尤其是刘鸿训，在魏忠贤被诛，其党羽犹盛，而其他阁臣不敢明确表态予以辨白之时，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阉党，人心大快。尤其是在朱由检锐意求治，不时召大臣当面裁决政事，或有问询，其他阁部大臣回答多不称旨之时，鸿训应对便捷，得到信任。不仅如此，鸿训又请由检久任责成。如善于治赋的毕自严、善于治兵的王在晋等，应多加倚重。朱由检一一采纳，使朝政稍清。

不料，刘鸿训以锐意任事，招致攻讦而去，韩被召还朝。

韩的被召复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朱由检即皇帝位不久，言官即乞请恢复被魏忠贤擅权罢官的韩，直到崇祯元年正月，朱由检才下令征召。此时，又有言官请求令韩还朝理事，而逆党余孽杨维垣等从中作梗，朱由检仅赐敕存问，官其一子而已。至同年五月，李国请求归里养疾，推荐韩、孙承宗自代，朱由检始遣行人召韩入朝。韩入阁，李标让为首辅，而与钱龙锡等悉心佐理。当时被称作东林内阁。

身为内阁首辅的?，先后作相，老成慎重。他与阁臣一起处处从稳固封建统治的宗旨出发，在复杂多变的时局里，沉稳地处理繁重的政务，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于时局多有补益。

急于事功，又举措失当的朱由检，在后金兵临城下的非常时期，中后金反间之计，更加重了他的猜疑之心。于同年十二月初一日，逮袁崇焕入狱；二十二日，以讲款、杀毛文龙事，放归钱龙锡；二十七日，天性警敏，又善于窥伺皇帝旨意的周延儒等入阁。次年正月，首辅韩亦因“崇焕座主”被劾致仕；三月，李标得请家居。所谓的东林内阁，为之解体。正直的成基命，还在尽心尽力地维持着。虽然一些建言引起朱由检不高兴，但仍遇事以理相争，毫不退避。由于朱由检想将政务交周延儒处理，又眷顾于六月入阁的温体仁，致使成基命不安其位，终于借崇焕事被劾而去。周延儒继为首辅，与温体仁，时而明争，时而暗斗，时而利害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东林党人，党争又起。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1）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几乎每个朝代的百官大臣，由于利害的需要，分裂成不同的党派、集团，相互展开争斗。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派、集团间的争斗也在曲折地发展着。就明代而言，万历年间的党派纷争，东林党议和天启时期的党祸，给朝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朱由检据此反对大臣植党，澄清朝政，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事实证明，面对党争本身所包含的各种复杂因素，必须慎重对待，绝不能一厢情愿，或者运用个人权威去简单处置，更不能以为皇帝的一言九鼎，而使党争消弭。如果作为封建帝王，以其高超的洞察力和辨别力，在了解党争的复杂的派系脉络，认识引以为口实的事件真相，然后予以处理，当可达到预期效果，否则，只能给一批奸佞之徒以可乘之机，把本来较为简单的争论搞得更加复杂，皇帝本人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再加上其素质缺陷，诸如轻信、猜疑等，势必助长党争的激烈化。朱由检在即位之初遇到的情况正是如此。

朱由检介入党争——

朱由检在智除客魏集团，钦定逆案过程中，因派别的不同，争论不曾停息，加上慑于皇帝的威严，明争变成暗斗。依附客魏集团的房壮丽、杨维垣等，趁考察天下官吏之机，引其同类。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初三日，吏部会推阁臣。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预计自己必被推举无疑。尤其是周延儒，具有警敏的秉性，又善于察言观色，时刻揣摩皇帝的旨意决定自己的言行。在此之前，锦州兵哗变，袁崇焕请饷，朱由检召问诸位大臣如何处置，诸位大臣都说请发内帑。惟有周延儒见皇帝的心思并不在此，便持相反的意见，说：“关门过去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变，以饷给之；锦州哗变，又以饷给之。若各边效尤，仅有的帑藏，怎么能够满足呢？”朱由检对此议颇感兴趣，也与自己的忧虑相吻合，便问道：“卿以为如何处置更合适？”延儒趁机说：“当下兵事急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朱由检点头采纳，并说“卿言是也。”降旨切责诸臣。几天后，朱由检又召延儒询问，延儒说：“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得是银两。为什么会哗变？其中必有隐情，莫不是骄弁故意滋事以胁迫崇焕？”朱由检早就怀疑边将要挟，今日得闻延儒之说，由此更加宠信延儒。周延儒还与戚畹郑养性、万炜及东厂唐文征结好，以为内援。一切准备妥贴，若予列名，必蒙点用。可是，会推的结果，有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郑以伟，尚书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礼部右侍郎罗喻义，吏部尚书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十一人。而温体仁、周延儒以无素望，未被列名推举，大出所料，便散布流言，说此次枚卜，皆由钱谦益把持。朱由检也以延儒不预而颇感疑惑。温体仁据此发难，上书弹劾钱谦益为考官时，关节受贿，不当被推为侯选阁臣。于是，在朱由检即位之初，以廷推阁臣为导火线，引起了公开的党派争斗。（《明史》卷308《周延儒传》；谈迁《国榷》卷89）

其实，在此次廷推阁臣之前，双方即在暗中行动起来，周延儒与温体仁除积极活动之外，还花费八万银两，买通内廷，排挤东林党人。而钱谦益对此却懵然不知，只是尽力活动以阻止周延儒入阁。虽然钱谦益的初步目的达到了，但此举却加重并验证了朱由检对大臣植党的怀疑。周延儒、温体仁乘机而进谗言，朱由检信以为真。

说起钱谦益为考官时的“关节受贿”，那已是天启元年（1621）的事。当时官任翰林院编修的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而金保之、徐时敏伪作关节，用俚俗语“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分置七义结尾，授给钱千秋，后钱千秋中式而为举人。钱谦益对此事毫无觉察，而被同考官韩敬发觉，又唆使礼科给事中顾其仁参送，奉旨交付礼部拟议处理。钱谦益为之惊骇，遂上书弹劾金保之、徐时敏及钱千秋，使之被捕入狱，金保之、徐时敏死于狱中，钱千秋发配东胜右卫充军，钱谦益以“失于觉察”，罚俸三个月。后钱千秋遇赦，抚按官给贴释放。此事已经了结，且历七年，又被温体仁重新提起，其用心不言自明。

朱由检郑重其事而又倾向十分明显地过问此事， 企图借此消弥大臣植党之祸，于同年十一月初六日，朱由检召廷臣科道官及温体仁、钱谦益到文华殿，导演了一次党派之争的闹剧。《烈皇小识》对此记载颇详：

开始，钱谦益就钱千秋“关节”一事争辩说：“千秋关节，已经疏参。刑部勘问明白，现有案卷在部。”温体仁说：“千秋在逃，过付者为金保之、徐时敏二人，提至刑部，亲口供扳谦益，如何隐得？”彼此质辩良久，朱由检令将辩疏与参疏一起取来，遂问温体仁：“疏内称‘神奸结党欺君’，奸党是谁？枚卜大典，谁人一手握定？”温体仁回奏：“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尽言。至于此番枚卜，皇上务求真才，其实多是谦益操弄。”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奏：“钱千秋一事，久经问结。体仁资俸虽深，品望甚轻，会推不与，遂不甚热中。如谦益关节果真，何不纠于未卜之先？今会推?上，点与不点，一听圣裁。”体仁奏：“科官言，正见其党谦益。盖未卜之先，不过冷局，参他何用？纠之于此时，正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从来小人陷害君子，皆以‘党’之一字。昔魏广微欲逐赵南星、杨涟等，于会推疏中，使魏忠贤加一‘党’字，尽行削夺，留传至今，为小人害君子之榜样。”朱由检听后勃然大怒，斥责道：“胡说！御前奏章，怎这样胡扯？拿了。”当时无人行动，朱由检就问锦衣卫在那里？卫帅才动手把章允儒扶出。温体仁趁机又奏：“皇上试问冢臣王永光，屡奉温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后听其去。是冢臣去留，皇上不得专，有此事否？谦益热中枚卜，先令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张凤翔代行会推，此从来未有之事。”朱由检召来温体仁所指诸臣问道：“早已告谕明白，枚卜大典，会推要公，如何推这等人，是公不是公？”王永光说：“皇上召问吏科河南道与朗中耿志炜，便知道了。”温体仁说：“永光是众卿之长，用贤退不肖是他的职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河南道御史房可壮奏：“臣等多是公议。”朱由检说：“会推大事，推这等人，还说是公议？诸臣奏来！”阁臣李标等都说：“关节与谦益无干。”温体仁说：“分明满朝俱是谦益一党，臣受四朝知遇，忠愤所激，不容不言。关节是真，若不受贿，如何得中？况今钱千秋现在京师，日入谦益之幕，指望谦益入阁，希图辨复。谦益可以枚卜，则千秋亦可会试。”李标等又说：“前次招问明白。”朱由检说：“招也闪烁，不可凭据。”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看到朱由检已深信温体仁所言，便奏道：“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者惧干天威，二者牵扯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现有招案朱卷，已经御览说明。关节已有的据，不必又问诸臣。”朱由检又诘问诸臣：“朕着九卿科道会推，便推这样人，就是会议，今后要公！若会议不公，不如不会议。卿等如何不奏？”周延儒说：“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只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是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温体仁观察到己言已入，便装出一副极为可怜的姿态说：“臣孑身孤立，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臣疏既出，不惟谦益恨臣，凡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见上焦劳于上，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不得不参。恳乞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凶锋！”企图以退为进，且在试探朱由检的态度。朱由检说：“既为国劾奸，何必求去？”温体仁听得此谕，内心踏实了许多。与此相反，因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言词颇诎，又见皇上明显支持温体仁，周延儒也为其帮腔助威，只好“伏地待罪”。次日，朱由检下达圣旨：“钱谦益既有议论，着回籍听勘！钱千秋交法司提问！”章允儒、房可壮、瞿式耜、梁子璠“俱著降三级调用。”不久，又有御史毛九华、任赞化分别纠弹温体仁“逆祠献媚诗册、居乡不法事”，因朱由检认定温体仁是为国劾奸，钱谦益植党，所以，毛九华、任赞化都被归于其党之中，予以处置。“自是体仁以告讦见知于上，结党之说，深启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坚。”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2）

朱由检介入其中，只一味地轻信温体仁、周延儒攻击钱谦益植党之说，而并未认识引起纷争的事件的实质，尤其不懂得温体仁为什么对时过七年的旧事重提。所以，崇祯朝的党争不仅没有因其亲自过问、严旨斥责而消弭，反而以其信任的周延儒、温体仁为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件上，又制造了更加严重的党争。《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对温体仁攻击钱谦益一事，有一段十分深刻的评论，切中其要害：“钱谦益关节一事，真伪虽不可知，然前此草率具狱，温体仁已官礼部，何不闻特疏纠陈？乃因不与廷推，辄假公直之名，潜行倾轧。章允儒斥其‘热中觖望’，实洞见症结之言。体仁顾以谦益昔皆闲曹为解，尤为理穷辞遁。殊不思科目重关名器，夤缘干进，犯即宜惩。设如所言，则谦益或不与枚卜，竟可不加穷治，而末僚散秩，皆可听其公行舞弊乎！如此闪烁支离，庄烈尚深信亟赏之，甚矣其弊也。”

周延儒、温体仁再起党争——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初，以会推阁臣而引起的党争，周延儒、温体仁二人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而赐予这人好处的正是被其迷惑的朱由检。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命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次年六月，温体仁以同样的职衔入阁办事。二人如愿以偿，弹冠相庆。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不仅没有在这一事件中看到幕后隐藏的祸患，反而得出大臣们不忧国家之安危，惟挟私报复，结党营私，还大发感慨说，如果不是温体仁及时揭露，我就会被他们欺骗而犯下大错！致使满朝正直的文武大臣为之骇然，无一不对当朝皇上得出如此与实际相悖的结论感到惋惜和遗憾。

事实上，周延儒、温体仁先后入阁之后，把持朝政，党同伐异。又为首辅之位，明争暗斗，拉拢私人，组织党派，展开攻讦，使崇祯朝的党争更趋激烈。

周延儒的资历比温体仁深，入阁时间也早一些。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延儒终于出任内阁首辅，不失时机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行其私。后来者温体仁，自认在皇帝面前，更有发言权；对皇帝的心理、好恶的观察与领会要高出周延儒一筹。尽管自己的入阁，周延儒帮了不少忙，说是鼎力相助，亦不为过。然而，为了自己的出人头地，满足出任首辅的欲望，也无法计其恩德短长了。因此，温体仁对周延儒采取阳奉阴违的伎俩，表面上唯唯诺诺，而实际上总在寻找缺口，挑拣时机，极尽排挤之能事，以便取周延儒而代之。

事有凑巧。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殿试第一；又出于私情，引用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其兄周素儒冒锦衣卫籍，职授千户；家人周文郁擢升为副总兵，等等不光彩行径，舆论哗然。给事中孙三杰、御史徐应桂等，摭拾其事，纷纷上疏，弹劾周延儒。一时，周延儒成了众矢之的。与此同时，更有人攻击周延儒收纳了“巨盗”神一魁的贿赂。纷纷扬扬，弹劾之声越来越高。

温体仁得知，无比兴奋。但他却装出十分难过的样子，对周延儒多所安慰，情意绵绵，恨不得自己为其受过。可是离开周延儒之后，便竭力鼓动私人继续上疏弹劾，声势造得越大越好。不仅如此，凡是攻击周延儒的人，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护持，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吏部尚书王永光去职之后，温体仁即拔擢同乡闵洪学补其缺。闵洪学骤得显官，感恩戴德，唯以阿谀奉■承温体仁为能事。一些势利之徒，也纷纷趋附。温体仁志得意满，长久垂涎的首辅之位，指日可待。

不料，几乎被攻击的声浪淹没的周延儒，并没有坐以待毙。多年的经营，亦有私人为其效力。兵部员外郎华允诚的一份奏疏，使周延儒稍觉安慰。

华允诚在奏疏中明确指出：“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不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又说：“国家所借以进贤退不肖者，铨衡也。我朝罢丞相，以用人之权归之吏部，阁臣不得侵焉。今次辅体仁与冢宰洪学，同是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黜陟大权，只供报复之私。甚至庇同乡，则逆党公然保举，而白简反为罪案；排正类，则讲官借题逼逐，而荐剡遂作爰书。欺莫大于此，擅莫专于此矣，党莫固于此矣。遂使威福下移，举措倒置。”（《明史》卷258《华允诚传》）

华允诚此疏可谓切中时弊。而崇祯皇帝看到此疏，第一个印象是华允诚如此胆大，敢于攻击次辅与吏部尚书同邑党比，必定别有大人物指使。待华允诚上疏辩白之后，他才隐约觉察到温体仁、闵洪学二人既为同乡，私情或许有之。于是下达圣旨，夺华允诚半年俸禄，以示惩戒。不久，也将闵洪学罢官，令其回乡，借以削去温体仁的党羽，并对此事的后果，拭目以待。

温体仁受到这一小小的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周延儒的算计。暗通温体仁的宣府监视太监王坤此时向崇祯帝狠狠地奏上了一本，参劾周延儒庇护陈于泰。太监参劾内阁首辅，这在明朝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事。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同僚上奏说，陛下博览古今史书，有内臣参论辅臣的吗？当时，举朝争议，多为首辅辩护。周延儒也很希望温体仁能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但作为这一圈套的设计者，温体仁只会暗暗地发出几声冷笑，他内心期待的是周延儒快快从首辅的位置上滚下来，由自己取而代之。他不仅不帮忙，反而火上加油，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亲昵武弁周立功等招摇图利，并说周延儒把崇祯帝比作“羲皇上人”，言语悖妄不敬。这一招果然管用。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便主动引疾乞归，温体仁摇身一变为首辅。崇祯皇帝把他原先对周延儒的宠信又一骨脑儿地转移到了温体仁身上来了。

温体仁承皇上殊宠，本来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变得专横狠毒，趾高气扬，但在外表上还是一副平静、儒雅、宽宏的样子。从他挤掉周延儒的全过程来看，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不露声色，而用意深远。崇祯帝对温体仁的评价有四个字：纯忠亮节，这为温体仁行己之私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于是，温体仁时时处处玩弄权术，迷惑皇帝，没有半点蛛丝马迹，达到了党同伐异的目的，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被蒙在鼓里的朱由检，却还给骗他的人以无比的恩泽。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3）

讲官姚希孟一向为东林所推重，颇负名望。昔年韩主定逆案，希孟的意见起了一定的作用。华允诚疏劾温体仁，温体仁认为其幕后主使者可能是姚希孟，便设法排挤。借姚希孟主持顺天府武乡试时有二武生冒籍之事，严追其失职之过，终于使姚连降二秩，改为少詹事，去南京掌翰林院事。

罗喻义是一个性情冷僻而刚毅的人。天启时，魏忠贤曾辑东林党籍贯，湖广二十余人，罗喻义名冠其首。崇祯时为礼部右侍郎，声望渐高。一次，例行日讲，罗喻义有感于时局日坏，执政非人，在讲章中借古讽今，大谈时政，其中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的话。当内阁审读讲章时，温体仁甚是不快，并上书自劾说：依照旧例，只有经筵时可进规言，谈论时事，日讲则一般进规从简，“今喻义以日讲而用经筵之制，及令删改，反遭其侮，望圣明裁察”。崇祯皇帝觉得不能凭信一面之辞，命吏部详议此情。吏部为了讨好温体仁，议将喻义革职闲住。罗喻义遂被罢职，家居十年而卒。

崇祯八年（1635），崇祯皇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特擢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此举确称英明，但温体仁的心里却是酸溜溜的，因为他担心崇祯皇帝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文震孟的身上。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闻名，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该说的从不含糊。一次，身为少詹事的文震孟进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复规讽，崇祯皇帝当即降旨将系狱的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释放。又一次，文震孟进讲《五子之歌》时，崇祯皇帝竟翘起了二郎腿，震孟讲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时，用目光瞟向皇帝的腿，朱由检忙用袖子掩盖，再慢慢放下。最初，经筵上不讲《春秋》，崇祯皇帝则以为有裨于治乱，于是诏令进讲。文震孟对《春秋》素有研究，进讲时又常巧妙地结合实际，讲论时政，颇合皇帝的口味。可见，文震孟的入阁并非偶然。文震孟初入阁，温体仁似相与默契、和谐。每次拟旨，温体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动，则一概听从。文震孟未曾意会这是一种假象，不无高兴地说：“温（体仁）公虚怀，怎么有人说他奸诡？”大学士何吾驺提醒道：“此人机深，怎么可以轻信？”果然，当文震孟放松戒备时，温体仁每见文震孟拟旨不当，就摆出首辅的姿态，令其重拟，如果文震孟不从，则径自抹去。如此多次，文震孟也感到气愤不过，就毫不客气地将疏稿甩在温体仁的面前。温体仁表面上显得很有风度，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内心里却是欲去文震孟而后快。工科都给事中许誉卿也是一个亢直之人，曾疏言：“体仁纳贿庇私，贻忧要地，以皇陵为孤注，使原庙震惊，误国孰大焉。”因之成为温体仁的眼中钉。这次，温体仁嘱意吏部尚书谢陞劾许誉卿营求高官，温体仁票拟贬谪，他预计皇帝对这种钻营求官的不正之风必然会重惩。果然，崇祯皇帝发先前票拟重改，温体仁票拟斥许誉卿为民。文震孟据理力争，大学士何吾驺也壮胆帮言。没过几天，圣旨传下，许誉卿被削籍为民，文震孟愤愤不平。温体仁向崇祯皇帝密奏：文震孟到处讲言官罢斥是极其光荣的事，这分明是讽刺皇上赏罚不公，不足以劝惩，此与悖理蔑法有什么不同？崇祯皇帝听他这么一说，怒火中烧，如此徇私挠乱，那还了得。使先前对文震孟的信任、尊敬之感顿时一扫而光。几天后，文震孟、何吾驺双双罢职。文震孟从入阁到落职出阁，前后不过三个月，是崇祯朝在阁时间最短的一位。事实证明，在权术上，他还远不是温体仁的对手。

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文震孟、何吾驺等一大批朝中重臣因得罪首辅温体仁，或降职，或削籍；而面对农民起义烈火焰焰，边境事端日滋，民生困蹙，温体仁未曾有点滴建树，整天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权位，结宠于上，又日与善类为仇。善类被斥，所引者又多为平庸之辈，碌碌充位而已。当时内阁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时人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温体仁，乌程籍，归安人，王应熊，巴县人；吴宗达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首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篾片”，谈何表率百官？王应熊系崇祯皇帝特旨入阁的，史称“博才多学，熟谙典故，而性谿刻强很”。士林对其入阁颇感震惊。礼科给事中章正宸上疏弹劾他强愎自张，纵横为习，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济贪。今日得到大用，必且芟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章正宸所反映的士林的这种担忧并不多余，王应熊入阁后，与温体仁狼狈为奸，倾陷忠良，即是明证。如此阁臣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崇祯皇帝急躁、严励的性格上火上浇油。

一些有正义感的大臣纷纷上书弹劾温体仁。千户杨光先准备好了棺材，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疏劾温体仁，结果被崇祯皇帝赏了八十大板，遣戍辽西极边。或许有人会问，崇祯皇帝自恃英察，个性鲜明，眼睛里容不下半点沙子，为何对于天下士人切齿痛骂的温体仁却反而如此倚信呢？这里面自有其奥?。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温体仁的权术玩得高明。

早年温体仁疏劾钱谦益时，已经给崇祯皇帝形成了一个“孤立”、“无党”的印象。刘宗周弹劾温体仁十二罪、六奸，宗藩如唐王聿键，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布衣如何儒显，千户如杨光先等皆有论劾。崇祯皇帝不仅未加省思，反而对温体仁要加以保护，责难言官，有的甚至被杖死。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看到给事中李世祺因论温体仁、吴宗达而被降级调用，甚为不平，上疏说：“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钳其舌，击而绁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异此？”崇祯皇帝认为这是越职言事，降旨切责。温体仁在皇帝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相，无疑满足了崇祯帝的虚荣心。朱由检为了处理荆棘丛生的时局，极力呼唤能臣出世，但实际上在他眼皮底下需要的更多的则不是才华毕露，而是顺承己意的所谓“良臣”。温体仁在崇祯帝面前的谦虚谨慎、廉洁奉职，是他结知于皇帝的又一法宝。崇祯皇帝有时不免召问温体仁兵饷之事，温体仁则说：“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有人攻击温体仁专门窥伺皇上意旨，以行其私，温体仁则说：“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明史》卷308《温体仁传》）崇祯皇帝听了这些话，觉得温体仁朴实无华，忠心无二。其实，内阁作为皇帝的智囊团，参预政务决策的机构，又岂能将“票拟”之权轻描淡写？崇祯皇帝问温体仁军政大事，温体仁虽然敢以愚钝无知而无所建言，他却不以为罪，反以为忠，这只能说明朱由检偏信之时常有笨拙可笑之举。这恐怕也就是他的英明所在吧！或许与温体仁同列者，多平庸之辈，以此更显出温体仁的智慧与高大。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4）

温体仁自知受他排挤而落职获罪者甚多，担心日后有报应。于是，但言内阁为密勿之地，事关机要，所上皇帝的密揭，不宜宣泄于外，规定内阁密揭一概不许发抄，不许存底。希图用这种办法来掩盖真相，消灭证据。因此，他所中伤的朝臣，不为外人所尽知；而对个人的利益前途上，又是深谋远虑的。然而，物极必反，普天同理。崇祯十年（1637），张汉儒讦奏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之事，温体仁如获至宝，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诏狱，严刑追查，欲置其宿敌于死地。钱谦益在此危急之际，使出了平日他最鄙弃的一招，即向太监曹化淳求援，想让曹化淳上下疏通一番，免此大难。张汉儒探知这一情节，急忙告诉温体仁；温体仁当即向皇上密奏，请皇上下旨将曹化淳一并治罪。温体仁此举未免太有点高兴得过早。他万万没有想到，崇祯皇帝把温体仁之疏给曹化淳看，曹化淳害怕之极，自请查访其中缘由。果然，尽得张汉儒奸情及温体仁的密谋，崇祯皇帝这才大为省悟，恰巧抚宁侯朱国弼再次弹劾温体仁，更感到自己受了骗，原来以为不结党的人却是无时不在编织党派罗网。一气之下，命将张汉儒枷死。温体仁施展惯技，装病引退，料想崇祯皇帝定会慰留。然而，这次他的感觉发生了误差，在温体仁以病移居湖州会馆调养之时，内阁已票旨罢归，崇祯皇帝只在票旨上批了三个字：“放他去”，其余冗长的话一概抹掉。温体仁得到圣旨时正在用餐，乍闻此讯，匕箸失落，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浮想在阁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秩同左柱国，可谓荣耀风光之极，而今转眼之间，这一切即化为乌有，心里的平衡失调了。京城士民闻知圣旨，欢声雷动，连妇人孺子也拍手相庆。温体仁被放归后不过一年，即一病呜呼哀哉。

温体仁罢后，崇祯皇帝用枚卜之法点用吏部侍郎刘宇亮、礼部侍郎傅冠，俱为礼部尚书，佥都御史薛国观为礼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首辅为张至发。张无所创举，只是一味遵守温体仁当政时之旧，但在才智、机变上都赶不上温体仁，崇祯皇帝对他也谈不上什么眷注。而且，张至发由外僚入阁，进入中枢机关，颇有点沾沾自喜，常将机密泄露。对此，崇祯帝尤为厌恶。后因事令张至发“回籍调理”，一时人们还以为张至发“遵旨患病”，传为笑谈。

继张至发之后为首辅者有孔贞远、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看到这些滥竽充数的庸劣之辈，崇祯皇帝不免思念起被罢归故里的周延儒。崇祯十四年（1641），特旨起用，复为首辅，不久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他对周延儒施以师礼，说：“朕以天下事悉听先生谋划。”，表达出他的殷切希望。其实，周延儒的再召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功劳。如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出资各为一股，每股银万两，共六万两，由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张溥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改变以前的处事态度，就可重得贤声。”周延儒大为感动，说：“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周延儒再相之初，一举一动颇有革旧布新之势，给崇祯皇帝带来了难得的一点宽慰。过去，周延儒与东林人士作对，结果引得一身腥臭，现在他悉改前非，并尽反温体仁之政。他请求恩准开释漕粮白粮欠户，蠲除民间积逋，凡属兵残岁荒之地，减免两年赋税；苏、松、常、嘉、湖等诸府遇水灾，许以来年用夏麦代漕粮；凡属戍罪之下者，一律赦免回家；召还因言事而贬谪诸臣，如李清等。以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长工部，倪元璐佐兵部，都是从家召还任职的。一时在周延儒的主持下，朝廷内外咸称贤政。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要亲贤选能，就会得罪一批无能而又恶劣之辈；要政归内阁，刑付司法，就会惹恼宦监和厂卫。更何况周延儒本性贪财，庸驽无才略，而在周延儒身边的一帮人又以势竞相逐利呢。

渐渐地有人开始弹劾周延儒。行人司副熊开元在上朝时公开揭露周延儒纳贿之事，崇祯皇帝此时正倚重周延儒，闻言即怒，命将熊开元处以廷杖，投入诏狱。左都御史刘宗周、佥都御史金光辰等均因救熊开元而被罢职；尚书徐石麟又以为刘宗周说了句公道话而论罢。周延儒沉默不语，心里或许在说：“去就去吧。”锦衣卫头目骆养性虽然是被周延儒推荐的，但周延儒奏罢厂卫缉事之权，令骆养性报恩以仇，他与宦官勾结，专门侦缉周延儒的不法之事。

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大朝完毕，崇祯帝召大学士周延儒、贺逢圣、谢陞入殿，东向而立。崇祯皇帝从宝座上缓缓下来，转而西向三位阁臣深深作了一揖说：“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官称先生，犹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宗社奠安，惟诸先生是赖。”这三位大学士突遇皇上如此大礼，恍恍乎恐慌不安，忙跪下叩头。崇祯皇帝解释说：“圣书言修身、尊贤、敬大臣、体群臣，朕之如此，原不为过。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说到这，他的脸色显得沉重，似思潮翻滚，又似寄托希望。他随之告诫周延儒等：“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调和在卿等。”周延儒连称菲才不敢当。崇祯皇帝请“先生起来”！（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降座揖相》）他亲手导演的这一幕着实让人深感意外，也有人称皇上“礼非其人，徒自贬损耳”。不过，崇祯皇帝此举不是一种简单的做作，或是形式而已，实际上它反映了崇祯皇帝对内阁寄予的最后一点希望。尽管他也难以相信内阁大臣会脱胎换骨，有面貌一新的一天，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去相信他们。

正因如此，人们不难理解，周延儒的话为什么崇祯皇帝还是愿意听的。黄道周因直言惹怒了皇帝，被永贬广西，周延儒在受召时从容地向崇祯皇帝进言，为宗周说情，没过几天，上谕：黄道周，着以原官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清兵深入畿内，京城戒严，崇祯皇帝召见大学士周延儒、陈演和蒋德璟，词色俱厉地说：“朕欲亲征。”周延儒见事已至此，便主动请缨，督师抵御清兵。然而，军机实非周延儒所长，而周延儒之心机也着实庸劣。同年十二月，周延儒由于欺罔而被赐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有人说：周延儒再次入阁，“以贿进，也以贿败；以内官进，也以内官败；以（吴）昌时进，也以昌时败”。周延儒也可以说是落到了自己挖的陷阱里，岂不悲哉！

周延儒罢后，如果说崇祯皇帝还信任过内阁阁臣的话，此人就是陈演。陈演是靠巴结太监，探听崇祯帝意向，而奏对称旨，被简入内阁的。在内阁继周延儒为首辅，毫无筹划，后引疾辞职。崇祯十六年五月入阁的魏藻德也是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其他如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丘瑜等都是新近入阁，莫能补救。明王朝在朝廷内部这种嚷嚷不休、尔虞我诈、君臣猜忌的气氛中度过了它最后的时光。

《明史》对于温体仁以后阁臣作过一番评述，说：“天下治乱，系于宰辅。自温体仁导帝以深刻，治尚操切，由是接踵一迹。（王）应熊刚很，（张）至发险忮，（薛）国观阴鸷，一效（温）体仁之所为，而国家之元气已索然殆尽矣。至于（陈）演、（魏）藻德之徒，机智弗如，而庸庸益甚，祸中于国，旋及其身，悲夫！”确实，就崇祯朝五十位阁臣的道德、才华而言，令崇祯皇帝失望，也令天下士民失望。在国家动荡不安、祸乱丛生之际，为人才之脱颖而出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但这些阁臣却无惊人的表现。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天下无有才之人，还是崇祯帝选任阁臣有问题呢？固然，明之将亡，势所必然，人的作为也受客观定势左右，但个人素质却是主观修炼的结果。说崇祯皇帝不信任大臣，似乎也不怎么准确，因为他信任过许多人，如温体仁和周延儒就是突出的两位。说他信任大臣，又常猜忌，刚愎自用。他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最后选的又多是些无能之辈；即使有点才能的人，也因用之不专而未得正果。看来这不能全然苛责崇祯皇帝，因为这是与晚明政局日坏、士风日下紧密相联的。不贪就发不了财，不奸就掌不了权。这种气候一旦形成，人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感染，感染的人越多，事业成功就少了一分希望。崇祯皇帝挖空心思，谋求秘方，欲使明朝起死回生，虽也曾有过瞬间的回光返照，但终为劫数难逃。呜呼，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崇祯皇帝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但他又岂能对明朝的灭亡而逍遥无咎吗？崇祯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同样表明，他无意中在自掘坟墓。崇祯帝对大臣恨铁不成钢，却不知道刑余的太监们更不会有可喜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崇祯皇帝声言“诸臣误我”，一推了之。岂不知他的言行举措也在误诸臣吗！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5）

复社与政争——

引人注目的是，复社这一群众性组织也参与到了崇祯朝的门户之争。知识分子结社，以文会友，切磋学问，在明末渐成一种风气。崇祯时有名的文人社团有松江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历亭席社、吴门羽朋社、匡社、武林读书社、江西豫章文社、合社等，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以张溥为首的复社。这类社团除了研习时艺外，还积极参政。

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1629），系太仓人张溥号召而联合许多小文社而成，因图“兴复古学”而得名。转相联络，名声日大，凡天下文武将吏及朝列大夫、雍庠子弟，称门下士者达万余人。迄崇祯十四年（1641），先后召开了尸山、金陵和虎丘等三次大会。据称，张溥约举虎丘大会，山东、江西、山西、湖广、福建、江南等地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为三百年来的空前之举。复社内部各小社的精彩文章还汇编成集，题名《国表》，广为流散。复社以东林之嗣自诩，天下名士齐集复社，由复社而金榜题名而荣登仕途一时成为捷径。如张溥、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壮等复社名流都中了进士，并获得官位。在朝的要人多方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而使复社介入了士大夫门户之争的漩涡之中。一般说来，官府中与东林有关的人，多与复社相亲相助；与阉党有关的人，则与复社作对，一些与东林素有积怨的人也汇入了反复社的群体之中。

内阁首辅温体仁对于复社与东林的声气相投，尤为忌恨，想唆使言路弹劾张溥。苏州人陆文声求入复社而未得，一直耿耿于怀，探知有此报复良机，便于崇祯十年（1637）三月赶赴京城，弹劾复社，说：“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张）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想乘机制造大狱，“拟严旨究治”。崇祯帝令将此事交提学御史倪元珙核查。倪元珙很快就呈上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得了结论：“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互相切磋，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文声以私憾妄奸，宜罪。”（杨彝《复社事实》）温体仁见倪元珙不买账，拟旨将其降职为光禄寺录事。又有苏州推官周之夔对张溥也有宿怨，赴京上疏弹劾张溥等“树党挟持”。复社处于围攻的困难境地。

为了避免日益严重的孤立之势，复社开始在朝廷中有意识地寻求支持者。他们决定先攻倒薛国观内阁，重建东林内阁。张溥等复社头面人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选中了崇祯六年（1633）被挤出内阁的周延儒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周延儒自罢相后，与东林交游甚欢。张溥不仅对周延儒如何做官提出建议，还给周延儒开了一份应起复人士的名单，周延儒表示答应。双方交易成功后，复社多方活动，周延儒终于如愿以偿。周延儒果然向崇祯皇帝推荐重新起用了郑三俊、刘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等一批人物。张溥暴病死亡，周延儒为其美言，崇祯皇帝表示不再追究张溥的过失，甚至还让进呈张溥的著作，以备御览。

终崇祯之朝，讲学、结社之风高潮迭起，虽然不能说诸如东林、复社中尽正人君子，但从他们的一些政治主张来看，还是比较进步的。把明亡归之于士大夫徒知讲学是不公平的。讲学、结社不等于空谈。他们结社的真正目的也非纯粹是为了探究学问，更多的还在于获得日后出入仕途的资本，并通过影响言路来影响朝政。崇祯帝深知结党拉派之风已非一日，也非一日可禁绝，所以他容忍了党派的存在。纵观崇祯朝内阁不难发现，其成员多为东林的对立面，而在言路则以东林为多。这也是崇祯帝对待党派的办法之一。然而，正因如此，它加剧了明末政治的危机。很显然，诸如温体仁、薛国观等非东林党势力把持政府，其与东林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他们用各种手腕打击政府中的东林力量，并钳制言路；同时，通过培植亲信，分化言路之间的互相斗争。言路与执政水火不相容，使政局更加不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稳定性增加，始终难以形成一个能够为众派势力所支持的政府。士大夫的离心趋势加快了明亡的步伐，对此崇祯皇帝是难逃其责的。可以肯定地认为，崇祯皇帝反对结党与官贪吏污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反而越演越烈。

明亡除了客观形势的紧逼之外，崇祯帝主观上的失误在缺乏可行的治国方略的情况下，用人上的乖谬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唯才是举，朝署中半染赭衣（1）

朱由检在清除阉党的同时，为了使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一面整饬吏治，一面以“先才后守”的原则，重视真才实学，不讲出身，选拔任用各级官吏。致使出任地方大吏巡抚非进士出身的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此举的实施，在长期形成的过分看重进士出身的用人制度的明朝末期，有其积极的作用和效果，同时说明作为封建帝王的朱由检的开拓精神。然而，在选拔的人才被任用之后，是用而不疑，尤其是在其处理诸种政务的过程中，偶尔出现失误时，分析其失误的原因，是人为的？客观的？稍示宽容，给予改正失误的机会，抑或运用朝廷严刑峻法，予以重处，使人人自危，重足而立？表面看来，虽然是一个策略问题，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深刻地反映出朱由检的复杂性格和急切心理，以及在这种性格和心理影响下造成的现实。

在朱由检看来，当官员被任用之后，就应该恪守制度、法规，认真办事，前朝遗留下来的混乱就会为之澄清，社会危机也随之平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升平。可是，当这种理想化的蓝图在极为复杂且危机四伏的现实中受挫之后，他那种求治急切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变得更加焦躁。一般情况下，若能冷静地审时度势，分析受挫的诸种因素，或许会好一些。但血气方刚的朱由检从不这样考虑，对自身“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的失误视而不见。反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十分正确，无懈可击。受挫的根源是文武百官不尽忠职守、敷衍塞责造成的。于是运用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严加惩处。致使文武百官心怀畏惧，每处一事，都首先想到的是皇帝的意图，而不是事实本身。由于不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难免不出现失误和过举，一旦发生，即置重典。重者杖死，轻者贬谪，致使朝署之中，半染赭衣。

重惩文武百官——

朱由检文武百官的重惩，在明朝是极为罕见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他诛戮总督多达七人，如三边郑崇俭，蓟辽袁崇焕、刘策，漕运杨一鹏，南畿等处熊文灿，蓟州等处范志完、赵光抃。这七人中，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督四川时，杨嗣昌协同督师，追剿农民军张献忠部，后张献忠挥师入川，杨嗣昌状告郑崇俭撤兵太早，致贼猖獗。崇祯皇帝初命削籍；后杨嗣昌畏罪自杀，又怪罪郑崇俭不犄角平贼，科以“纵兵擅还，令按臣核实”，而被弃市。袁崇焕千里驰援京师，被诬以与敌联络，处以极刑。农民军攻克凤阳，户部尚书兼漕运总督杨一鹏在淮安援救不及，朱由检为祭告受惊的祖灵，怒斩杨一鹏。赵光抃以兵部侍郎为总督蓟州、永平、通州、山海关、天津诸镇军务，因不能有效地阻遏清兵的入侵和攻掠，下旨论死。

朱由检诛戮巡抚十一人，蓟镇巡抚王应豸，因处置军士哗变不力，又有克饷之罪，论死。山西巡抚耿如杞率总兵张鸿功领兵五千人入援京师，三日变更三处驻防，致使士卒粮饷无继，大肆鼓噪，四出劫掠。朱由检恼怒，逮捕耿如杞、张鸿功入狱，不久被斩于西市。宣府巡抚李养冲，已致仕家居，同侵盗抚赏银七万两及曾冒功匿败而论死。大同巡抚张翼明，因不能抵御插汉部入犯，论死。顺天巡抚陈祖苞，失事系狱，服毒自杀，朱由检余怒未消，又令禁锢陈祖苞之子陈之遴，永不叙用。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以没有抵御清兵入扰而被斩首。永平巡抚马成名，以坐失战机，被逮入狱，被斩西市。杨嗣昌为减轻压力，决计驱逼农民军入川，四川巡抚邵捷春难以抵御，崇祯帝朱由检不罪杨嗣昌，反将邵捷春逮捕入狱，处以死刑。

尤其是在以礼治国的明代，对待身居高位的内阁辅臣，十分尊重。但在崇祯皇帝威风横扫之下，同样难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厄运。朱由检连杀周延儒、薛国观，成为自世宗朱厚熜杀夏言以来所仅有，而且极其凄惨。如薛国观，朱由检赐其自尽，国观遵命，但准予取殓的圣旨迟迟不发，谁也不敢擅自取殓，致使国观吊了两天两夜，成为空前绝后的悲惨事件，载入史书。

廷杖杰作——

如果说崇祯皇帝朱由检惩处封疆大臣，还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对一些直言敢谏的官员，动辄得咎，且旋以廷杖，就显示出朱由检的急功而不达的偏狭性格特征了。

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因召对忤旨，被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江西巡抚解学龙认为黄道周才学兼备，向崇祯皇帝举荐，适逢大学士魏炤乘与黄道周不合，上疏攻击解学龙滥荐。崇祯帝一气之下，命速将解学龙、黄道周逮至京城，各廷杖八十，关入刑部牢狱。数日后，户部主事叶廷秀上疏救解，又被廷杖一百，削籍为民，真为不幸之至。太学生涂仲吉也上疏说黄道周为盖世大儒，“一生学力，止知君亲，虽言尝过戆，而志实忠纯”，如今系狱不出，臣“为皇上天下百世惜也”。他认为断不宜以党人二字来随意议处像黄道周这样学行才品兼善的大臣。此疏崇祯皇帝没有看到，因为通政司官员害怕皇帝览之不悦，未转呈御览。岂知涂仲吉不服邪，再?上疏，并弹劾通政使施邦曜。崇祯皇帝知悉此事，便立即下令，将涂仲吉逮捕入狱，并廷杖一百，处以谪戍。

崇祯皇帝亲自鞭打总督范志完和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为明代廷杖的杰作。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首辅周延儒因贪贿、纵敌之罪贬归故里。给事中郝昌疏劾吴昌时和礼部郎中周仲琏，言词激烈，称吴昌时、周仲琏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内阁票拟机密，每事先知。总而言之，周延儒为天下之罪人，而吴昌时为周延儒之罪人。紧接着，御史蒋拱宸也上疏历数吴昌时之罪。其中谈到，吴昌时与周延儒幕客董延献表里为奸，贪赃枉法，主持乡试，收受贿赂，即使目不识丁也荣登榜中；而且，藐视王法，公然“通内”。此书一上，击中了吴昌时的要害，也点燃了崇祯皇帝的心头之火。

吴昌时，浙江秀水人。崇祯六年（1633），内阁首辅周延儒为次辅温体仁所挤，失宠于上，致仕归乡。吴昌时看准了机会，四处奔走，多方活动，为周延儒的复出不厌其劳。崇祯十四年（1641），周延儒再次入阁，吴昌时感到自己腾达的机会已经来到，虽然官礼部郎中，但实际上成为周延儒的高级幕僚。每天吴昌时下班后，即更换便衣，直达内廷宦官卧室，与宦官交好，探听阁中消息，然后在外面招摇过市，卖弄信息。吴昌时醉心于吏部，曾扬言：假如有朝一日为吏部郎中，即死而无憾。可谓利欲熏心！周延儒为了酬谢吴昌时的一片苦心，终于破格将其转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大权在握，呼吸通天，意在驱除异己，激起了科道官的强烈不满。原被周延儒得罪的锦衣卫骆养性和宦官等也在秘密搜集证据，以便将其置之死地。

七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府部院、科道官等文武百官，亲自审理蒋拱宸疏中所参吴昌时与周延儒朋比为奸一案。崇祯皇帝身着素服，一脸怒气，随同审理的还有皇太子和定王。大殿内，陈列着东厂和锦衣卫所有的诸般残酷刑具，弥漫着严肃、恐怖的气氛。当事人如兵科给事中方士亮、兵部主事尹民兴、户部主事刘嘉绩，以及周延儒的门客董心葵等都被传讯候审。

唯才是举，朝署中半染赭衣（2）

审讯开始，崇祯帝一声厉喝，诘问吴昌时“通内”之事。吴昌时自知已犯上怒，如罪名成立，势难身全，便辩解道：“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能犯此？”崇祯皇帝传蒋拱宸上前对质。蒋拱宸那里见过这等场面，浑身直打哆嗦，匍伏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崇祯皇帝叱退蒋拱宸。其实，他心中主意已定，传蒋拱宸对质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吴昌时始终不承认，还气壮地说：“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崇祯皇帝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即命大刑侍候。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道：“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乞请将昌时交付三法司究问明白，以罪量刑。”崇祯皇帝以略带轻蔑的口吻说：“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蒋德璟、魏藻德二阁臣被说得惶恐不安，只是说：“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崇祯皇帝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来未有之人。”（以上均见《明季北略》卷19《审吴昌时》）蒋德璟、魏藻德二人顿时哑口无言。崇祯皇帝立命行刑，夹板一紧，只听得一声惨叫，吴昌时昏倒过去。待稍清醒，继续用刑，直夹得吴昌时两胫皆断方止。整套刑具都已用过，吴昌时终于一一承认。崇祯帝又问董心葵：周延儒靠行贿而得复职，又受贿而用人，究竟行贿而启用者为何人？董心葵答道：记不清了。崇祯皇帝把一缙绅簿扔在地上，内臣一看，见上题福建道施公征等人姓名，即命缇骑前往逮捕。崇祯皇帝愤恨交加，忍无可忍，一把将案桌掀翻在地，挥袖而去。

十一月，崇祯皇帝朱由检下达谕令，吴昌时弃市。不久，周延儒赐死。此后不出五个月，他也在煤山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自尽。未见半点改变。这出怒鞫吴昌时的戏成了明王朝的绝唱。崇祯皇帝的心情难以平静。一个人在大势已去，坐以待毙之时，其内心的悲凉、凄楚是可想而知的。是啊，大明王朝二百余年未有的事，都让这位末代皇帝赶上了，幸哉？悲乎！

除此之外，对直言敢谏的臣僚，亦依其好恶，轻易处置，诸如刘宗周、黄道周的遭遇，堪为崇祯皇帝贬谪直臣的典型事例。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1）

崇祯皇帝朱由检智除魏忠贤，严惩干政宦官，招来阵阵喝彩，誉为明智果断之举，大明中兴有望。然而，时过不久，同一位皇帝，同一个人，又开始信任宦官，京城内外，提督、监军四出。

目睹宦官扬威耀武，人们感到不可理解，为何崇祯帝撤还监镇宦官、委任大臣的余音犹在，却转眼又使宦官备受重任？崇祯皇帝的解释是，士大夫多营私利，热衷于门户之争，廉谨者又不能筹划一策，只好依靠宦官，而依靠宦官又显然是下策。他似乎别无选择，矛盾得很。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为应付偶发事件所采取权宜之计，实际上却是崇祯皇帝对文臣看法偏颇的必然结果。从此宦官势力重新抬头。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因后金兵再次南下，崇祯皇帝特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

乖巧的宦官东山再起——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忠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诏等太监分别被派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李茂奇监视陕西茶马，等等。从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令人惊诧的是，崇祯皇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两部尚书搁置一旁。并且，还下令为张彝宪专建衙署，名曰户部总理，其权与总督、团营提督一样。这一做法激起了文臣的坚决反对。

给事中宋可久、冯玉飙等十余人上疏极谏。崇祯皇帝不予理采。吏部尚书闵洪学率领朝班大臣具疏力争，请求收回成命，崇祯皇帝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说：“诸臣如果个个实心用事，我又何必要去任用此辈？”毫不掩饰他对文臣的轻视，闵洪学等哑口无言。次年，工部右侍郎高宏图疏称：工部本有公署，尚书居中，侍郎旁列，而今内臣张彝宪奉命总理户、工二部，位居尚书之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之为侍郎，贰尚书非贰内臣，国家大体，臣固不容不慎”。在高宏图看来，堂堂朝廷大臣竟然要对这些本该供内廷洒扫之使的宦官行属臣之礼，岂非奇耻大辱。崇祯皇帝对此置若罔闻。他认为军兴饷急，张彝宪应当到户、工二部去核查粮饷收支情况，却没想到二部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态度。高宏图此疏上过七次，并引疾求去，崇祯帝勃然大怒，斥责高宏图无人臣礼，命将高削籍罢职。（文秉《烈皇小识》卷3）

张彝宪见崇祯帝竭力庇护，愈益骄纵，故意扣下边镇军器不发，试试谁敢再说。管盔甲主事孙肇兴恐稽滞军事，便上疏劾其误国。崇祯帝见疏，命详细奏来，结果孙肇兴被论罪遣戍。南京礼部主事周镳慷慨激昂，力陈任用内臣之害，说：“任用内臣容易而裁撤困难，这是历来的一大祸患。如果不能立即裁撤，那么希望皇上将其数额减少，并加以严格约束。”崇祯皇帝听罢，暴跳如雷，即令将周镳削职。至此，宦官更加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

太监王坤抵达宣府，不满一月，即上疏弹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崇祯皇帝不容胡良机分辩，就将胡良机降职，并命王坤接治。给事中魏呈润疏争不可，说：“我国家设立御史巡九边，秩卑而任巨。良机在先朝以纠逆珰削籍，今果有罪，则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王）坤。且边事日坏，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将帅，又有监司；既有督抚、有巡方，又有监视。一官出，增一官扰。中贵之威，又复十倍。御史偶获戾，且莫自必其命，谁复以国事抗者。异日九边声息，监视善恶，奚从而闻之？乞召还良机，毋使仰鼻息于中贵。”（《明史》卷258《魏呈润传》）崇祯帝视之为党比，将魏呈润降职三级，谪为外官。王坤承帝恩宠，目空一切，竟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宫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周延儒劣迹昭彰，有所弹劾，本不奇怪，只是一个宦官公然弹劾内阁首辅，这岂不令所有文臣斯文扫地，脸面无光吗？所以，许多人上书疏论王坤之非。给事中傅朝佑称，王坤僭权弹劾，历朝未有。从其疏文词练达，机锋犀利来看，必定背后有人指使，暗示温体仁捣鬼。崇祯帝对此不加理采。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言：近来内臣的举动，几乎是手握朝廷大权，而身为辅佐的大臣们，对此反常之举，始终不敢指斥其非。至于身被弹击，犹忍辱缄默。如此作为何以付明主之知？王坤系一内臣，不宜弹劾辅臣。

这天，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大臣，特意对王志道说：“遣用内臣，本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的意思说得够明白的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议论？昨天王坤的奏疏，我已责其诬妄，乃廷臣举劾，莫不牵扯引内臣，岂处分各官，皆为内臣吗？”王志道回奏说：“王坤直劾辅臣，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之忧。臣为法度如此沦丧而可惜，不是为诸臣辩护。”崇祯皇帝一脸怒色，说：“廷臣于国家大计不之言，惟?内臣在镇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挟朝廷，真是不忠于职守之辈。”周延儒忙在一旁说：“志道非专论内臣，实责臣皆溺职。”崇祯皇帝才收起了怒容，说：“职掌不修，沽名立论，何堪宪论。”未过多久，傅朝佑、王志道均被削职而去。崇祯皇帝这时正专意委任内臣，与此相佐的意见听不进去，而且愤怒异常，因为他认为大臣们于国家大计不言，却专挑内臣的过失，这无疑是“要挟朝廷”。面对崇祯皇帝的偏袒内臣，内阁诸臣缄默忍受，周延儒本人也忍辱不言，至于温体仁则幸灾乐祸，暗地与宦官勾结。也就是说，文臣集团内部派别林立，勾心斗角，分散了自己一方的力量，以致从崇祯二年底信用宦官，至崇祯六、七年间，凡是进言揭露内臣过恶的文臣轻则遭到呵斥，重则被削职、遣戍，一如高宏图、金铉、魏呈润、赵良曦、王弘祖、李曰辅、熊开元、周镳等。

崇祯五年（1632），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次年，又以流贼蔓延，各路兵将云集，一切功罪勤惰，应有监纪，特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四人分监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和邓玘军，监功纪过，督催粮草。又以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赴各仓储，与提督诸臣盘验收放。六月，太监高起潜监视宁（远）、锦（州）兵饷。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2）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难道崇祯皇帝竟然如此健忘？当然不会。他之所以寸磔魏阉、清除阉党，后又否决和指斥为阉党翻案等，正说明他对宦官的过恶有所认识。但是他现在为何又偏偏重视宦官，且不惜贬斥文臣来保全内臣呢？按照崇祯皇帝自己的解释是原非得已，而原非得已的原因又在于诸臣不实心任事、士大夫负国家。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成祖用宦官不是照样天下大治吗？以他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张彝宪请求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镇守太监王坤上疏揭发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等，都使崇祯皇帝认为内臣果然能够根绝情面，剔除积弊。崇祯皇帝曾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张元佐不曾出发，便给崇祯皇帝以口实，他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怎么能责怪我用内臣呢？”并以此来证明自己重用内臣的正确。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并未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他较为清楚地知道，内臣可以起到耳目的作用，但真正出谋划策，协助处理国家大事的还是要依靠一班文臣。可以说，在依靠宦官，还是重用文臣上，这一时期的崇祯皇帝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不过，宦官在其天平上显然要重的多。

当崇祯皇帝对文臣、宦官有此认识之后，看问题总是有失公允，并易于固执己见，当他认定宦官可以信任时，任何善意的劝说都会被视为多余。在他看来，内臣可以重用，是因为他觉得内臣易于对付，不足为虑；内臣对皇帝忠贞不二，即所谓“三尺在我，此曹（指宦官）也何能为！”当然，在这种重用之中又有防范，其时，除了监视太监，还有监视太监的太监。力图让太监们明了，威福出于皇帝，使太监们由他挥洒自如地任用。

太监们得寸进尺，不把文臣们放在眼里。总理太监张彝宪甚至请入觐官向他投册致好，以隆体统，崇祯皇帝居然欣然同意。给事中袁继咸疏言：士有廉耻，然后有风俗；有气节，然后有事功。今诸臣未觐天子之光，先拜内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逆珰方张时，义子、干儿昏夜拜伏，犹以为羞，今且白昼公庭，恬不知怪，所为太息也！崇祯皇帝责其越职言事。张彝宪奏辩：朝觐官参谒，实为尊朝廷。袁继咸义愤填膺，反驳道：“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见藩臬行属礼，是典例；见内臣行属礼，也是典例吗？诸司至京，投册吏部各官，是典例，先谒内臣也是典例吗？事本典例，虽坐受犹以为安，事创（张）彝宪，即长揖只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内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内臣绳外臣，《会典》所不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0《袁继咸论谪言官》）袁继成持正之论，仍然受到斥责。崇祯皇帝信任宦官，引起了科道官的无比愤慨，虽因言而罢者接踵，犹论争不止。令人不解的是，内阁却在这场斗争中似乎无动于衷，实则其中另有难言之隐。周延儒在内阁时，常常借宦官为奥援，实际上使得内阁之权流向宦官。崇祯皇帝让宦官四出，内阁不发一语。所以，有人认为，崇祯朝阁体之坏，自周延儒始。

监视内臣的撤与复——

崇祯皇帝是否一个心眼地重用宦官呢？回答是否定的。崇祯七年（1634）八月，他下诏撤回监视总理内臣。其诏云：“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论。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亦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张彝宪俟漕竣即回监供职，惟关宁密迩外境，高起潜兼监两镇暨内臣提督如故。”

其实，所谓形势好转，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在辽东，袁崇焕被冤杀，军纪涣散，人人自危，没有强有力的人物能加以约束，战斗力低下；在西北，对付农民军方面虽然督抚频频报捷，但起义军在一天天壮大，宦官监军没有扭转局面。因此，崇祯皇帝对宦官必然多少有些失望。这次诏罢内臣是崇祯帝这种情绪的一个反映，他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文臣。但崇祯皇帝还留有一个尾巴，即太监高起潜仍然监视锦州、宁远二镇，以及京营提督太监不变。他把这次诏撤监视内臣称之为践信诺言，以示其并非重用宦官，而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这样认识或许更能接近事实。

从崇祯七年八月至九年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正当他们为之陶醉、庆幸之时，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抵达居庸关。崇祯皇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等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孙继武、刘元斌率禁旅六千，防治河口。不久，清兵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皇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各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总监，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的委任来看，宦官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军马。在这次京城保卫战中，高起潜畏惧不前，即使在清兵退归之时，部将请战，仍怯于追击，惟割死人首级冒功而已。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3）

崇祯皇帝此次的分遣太监监镇与分守，较之前次在规模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在朝中的势力顷刻大张。对于此次大遣宦官监守，崇祯皇帝没有明确的解释，其实在内心上仍然是出乎对文臣们的一种失望，感到在关键时刻还是宦官可以信赖，易于使唤。事实上，宦官离开了皇帝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更谈不上权力的占有和作威作福了。而皇帝一旦垂青宦官，则不仅助长了宦官的肆虐，而且加速了官僚队伍的分化。儒生官僚中的清流坚决与专权的宦官作对，而其中一些利欲熏心的不肖之徒则不惜脸面去迎合巴结宦官。高起潜建议捐助俸禄市马，崇祯皇帝随即命令实行，大学士温体仁等带头捐助俸禄。工部右侍郎刘宗周就对此颇不以为然，上疏言：大臣们一岁之间，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马价，不时奉旨捐献急公，但其作用并不大，无异于杯水车薪，还不如皇上停不急之务，节省爱养。崇祯皇帝不听。刘宗周的言论反映了当时有抱负、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心声。他还针对崇祯皇帝“士大夫负国家”的观点上疏说：“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也何至尽出二三中官下，每与缓急之计，必授以大任，三协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于总督，将置总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且小人于中官每相结纳，而君子独岸然自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无党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诚欲进君子而退小人，而复用中官以参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此番论断可谓切中时弊。他对崇祯皇帝每在关键时刻而重任中官尤为愤慨，认为这是拿社稷安危作游戏，与崇祯皇帝所标榜的“进君子退小人”背道而驰。依照崇祯皇帝的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天下无才，故为宦官是用。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是天下无才还是崇祯帝慧眼不识英才呢？崇祯帝是难以回答的。“耳目参于近侍，心腹寄于干城”，使告密之风盛行；“总理之外，又设监纪，权愈分，法愈废，而盗愈多。”（文秉《烈皇小识》卷4）用宦官并不能使明王朝起死回生，相反却加速了它的灭亡。可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并未从中得到启发和省悟，反而更加重用宦官，使其几乎成了大臣们言论不敢涉及的一个敏感区。耿直的御史金光辰决心撞一撞，疏请罢还所遣内臣。崇祯皇帝大为震怒，厉声诘问是否要“借题沽名”。金光辰的牛劲也起来了，答道：皇上以文武诸臣无实心任事，委任内臣。臣愚以任内臣，诸臣益弛卸不任。结果被处以降三级谪外。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无耻文臣，或揣摩皇帝旨意，或替宦官涂脂抹粉，千方百计地陷害、惩治正直官吏。崇祯十年（1637），总监高起潜行部视师，令监司以下俱行军礼。但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当时内阁首辅温体仁拟旨：总监着照总督体统行事，申饬已久，景耀、于国徇私瞻顾，殊属藐玩，姑着降三级管事。（文秉《烈皇小识》卷5）这完全符合崇祯皇帝的意思。刘景耀、杨于国横遭降职。自此以后，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不敢多言，大多数官员不得不苟安于现状；内阁对于皇帝也只是揣测、附和和奉承。工部侍郎方玺却别有一番高见，他上疏说：皇上亲擒魏忠贤而手刃之，那里是仅仅溺情奄竖？由于外廷诸臣，无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感恩图报，何论内外？认为内臣蒙此旷世奇恩，谁不想抛头颅、洒热血，效忠皇上呢？方玺为宦官的这番辩护到了肉麻的程度。给事中何楷疏参方玺通内，请给予重惩，以示警戒，崇祯皇帝命降秩三级，调为外官。看来，他虽然偏袒宦官，但他也反对大臣们不思奋进，唯图勾结内臣以求显达。他不会忘记在即位之初就曾下旨，戒廷臣交结内侍。这一点无论何时都应该坚定不移。只有在能够控制宦官时，才大胆启用宦官；如果让宦官与大臣自由往来，内外交结，那是决不行的。正是由于这种思维原则，在此后几年，他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

青垂与回报——

宦官依恃窃取的权力，到处横行残暴。士大夫慑于威势，不敢有所非议。宦权在实质上来讲是皇权的一种延伸，它易于得到皇权的保护，但由于宦官多半缺乏必要的教育和修养，其性恶的一面往往一朝权在手，就暴露无遗，乃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军政的危害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人说：宦官之中很多是市井庸愚，冥然无觉，妄自尊大，所以天下事日益败坏。崇祯十一年（1638），真定巡按李模上《监臣贪肆非常》一疏，揭露了真定分守太监陈镇夷贪婪暴虐，败坏政务的情况。他说：陈镇夷上任伊始，旧相识郭名扬即迫不及待地前往保定迎接，馈银三百两。他到真定伊始，就将郭名杨纳为心腹，大凡关通贿赂、本章批判，均出其手，使得奸人得志，好人受气。把总何起龙送银二百两，求管关税，每日抽钱二三千文，即使是单身过关，也得留下买路钱。向里甲科派工食器用，大建衙署，劳民伤财。营兵每月饷银二两二钱，便每名扣除四钱、七钱不等。令郭名扬向每名将官索贿三千，火器营将领王震仲不肯应承，即整天加以呵责，王无奈，送银炉、银如意各一件，罗缎、潞绸各十匹，马二匹，尚嫌不足。对待地方官，则是趾?扬，随心所欲，稍不称意，则开口题参；遇上生日，还逼地方官馈献银铸寿星炉爵杯盘及绣缎等物。恣意摧辱士类，以显威风。李模不禁问道：“皇上有何负于内臣，而敢举朝廷礼法纲纪，将士吏民，一旦凌夷暴殄至于此极也？”（文秉《烈皇小识》卷5）

李模的这份奏疏有如一份详尽的举报书，证据确凿，令人震惊。崇祯皇帝见到此疏，令司礼监查议具奏！由司礼监负责细查此事无异于对李模当头棒喝。其实，当时派出的宦官在在播恶，不只是一个陈镇夷，不过是他处抚按贪恋乌纱帽，不敢直陈，而李模敢于据实入告罢了。后来，陈镇夷不仅未得任何警告或处分，而且多方刺防李模，讦告李与同知凌必正营私等情，李模到头来却得了个降三级调用的处分。

可笑的是，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兵入犯蓟州、昌平，镇守太监邓希诏还在举行生日庆宴，总督吴阿衡不以戎机为急，仍坚持要饮酒百杯，以取贺百寿之庆，结果酩酊大醉，不能视师，稀里糊涂地死于乱军中。酒足饭饱，真是死而无憾！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司礼监太监张荣提督九门。同时申严午门、端门的太监不许交结朝士之禁。不过这只是一纸空文而已。而多少次清兵深入骚扰，直逼京城，使他更意识到都城防守的重要。两年前，他驾巡内外城，察防城池守备，虽曾遭到一些人的劝谏，即所谓“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图数十里之城，城也安足恃哉”？（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圣驾巡城》）但多少反映他的一种担忧。然而，由谁来负责京城的防守呢？虽然有五城兵马巡检司等，却不能让人安枕无忧，最后还是选择了太监去当此重任。这些太监的任命都是出自皇帝的钦定，它与一般的由吏部或兵部推举文武官员大不一样。崇祯皇帝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日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浩浩荡荡入城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宦官。崇祯皇帝朱由检所寄托的保险系数却并不保险。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4）

面对内忧外患的崇祯皇帝欢乐时少，愁闷日长。多次梦见神仙在其掌中书一“有”字，百思不得其解，问大臣，大臣连称恭贺，认为这是“贼平之兆”。他仍将信将疑。只见太监王承恩一个人嚎哭不止，群臣惊愕，崇祯皇帝心里一震，问是何故？王承恩说：“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言。”崇祯皇帝准据实道来，不加怪罪。王承恩回奏：“以奴婢推之，神人显告我皇，大明江山将失过半。”崇祯皇帝厉声催问原委，王答道：“盖‘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观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警示贼寇是一大祸患，愿皇上熟思之。”（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王承恩哭梦》）崇祯皇帝没有想到这“有”字居然可以解释为与“无”字一样，大明江山将会失半。神人的隐示，使他更加郁郁寡欢，暮气横秋。果真如此，那将如何是好？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决不会甘心遭此厄运。至此，他才开始反省：难道自己用人真有差错吗？宦官真的带来的是晦气吗？不信其无，但信其有，心中很不踏实。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朱由检再次下达撤回各镇内臣诏。将总监高起潜、陈贵、马云程、卢维宁，分守边永清、许进忠、谢文举、魏邦典、牛文炳、武进、陈镇夷、崔进、杨显名，通通撤回京城另用，凡边防军务都着督抚镇道一意肩承，共体时艰，各摅猷略。为什么撤回？他说：“察饬已久，兵马钱粮器械等项稍有改观，但战守防援，事权能未尽一。”（谈迁《国榷》卷97）对宦官的权力加以限制。次年十一月，禁廷臣交结内侍；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司局库干预外政，再申戒廷臣毋交结近侍。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又罢提督京营内臣。

崇祯皇帝这几次对太监权力的限制不乏做给文臣看的意味。崇祯十三年，以久旱无雨颁诏求直言；以大风霾，诏清刑狱。次年二月，以时事多艰，灾异叠见，下诏罪己，停该年行刑，减免罪人，等等，无一不包含着他对时局的感伤和病急乱投医的无可奈何。周延儒再次入阁，崇祯皇帝表示“愿以天下听先生”。撤回监守内臣，不能不说是让文臣们猛然醒悟，拿出几招救时良策来。但是，如果以为崇祯皇帝就此已恢复了对文臣的信任，那也未免太天真了些。他在撤还监守内臣之时，却让太监王德化在太学修成后，率群臣于此练习礼仪，并改东厂提督京营者也称总督。难怪有人埋怨：“上之所向，下趋尤甚，率习仪、称总督，俨以将相之职授珰矣，虽欲禁敕廷臣勾通，岂可得乎？”（谈迁《国榷》卷97）

宦官成了崇祯皇帝手中的一张牌，什么时候想打就毫不犹豫地打出去。宦官不仅是张为“赢分”的牌，而且还是张可以制约文臣的牌。他怀疑、猜忌文官，宦官便是可靠的刺探文官行迹、进行控制文官的工具。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御史杨仁愿疏请限制东厂的活动范围。崇祯皇帝认为说的有道理，缇骑四出，深夜捉人，人心惶惶，实有害无益。于是谕东厂缉事，仅限于谋逆乱伦，诸如作奸犯法者，由法司审理。并戒谕：锦衣校尉奉命出使须由皇帝审查后方可。过了几个月，左副都御史刘宗周更请纯洁法守，速焚锦衣刑具，一切狱词，专听法司。并说“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不料，这番话却把崇祯帝给惹火了，大声喝道：“厂卫俱是朝廷，何公何私？”不久，刘宗周就被削籍而去。刘宗周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这不仅在于他为人亢直，而且还在于他所言切中要害。厂卫是皇帝的耳目，说适当限制、约束一下还可以，要根除它则是万万不行的。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崇祯皇帝为抵御清兵，又派宦官监镇分守。其中太监方正化受命总监保定军务。次年，大学士周延儒赴通州督师，结果以冒功欺骗了事。此事教训颇深，依靠宦官，已是不可逆转的选择。

崇祯十七年（1644），大明江山已分崩离析，李自成挟河南、湖广连捷之势，克陕西，建立基地，兵分两路，大举向北京杀来。崇祯帝无计可施，唯派宦官四出，监守各方。仅二月二十一日一次所派出的宦官就有十几人，其中太监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维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光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西协。另外，孙良弼守河间，于朝守沧州，杨开泰守霸州。在京畿要津及附近重镇都布满了崇祯皇帝的心腹，统兵战守。然而，此时的战局发展得太快了。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身家性命与前程。太监们也不例外地寻思着退路：

太监曹化淳原出太监王安门下，后为魏忠贤党羽，曾任信王府承奉。此时，他眼看明廷大势已去，便与太监王相尧等密谋派人潜往西安，向李自成密告京城虚实，诸如国家财竭兵尽，一举可灭等情，仿效明初“靖难”时期，建文帝的太监谍告燕王的故事，以图谋得一个更光明的前景，至少不会为崇祯皇帝殉葬。

监守宣府太监杜勋早在三月初就出城三十里迎接农民军入城，摇身一变成了农民军的马前卒。

杜勋的背叛，使举朝大臣为之震惊，大臣们请急撤城守太监，以免自毁城池。身处宦官包围之中的朱由检本想利用宦官获取外界真实的信息，而今却眼望着太监们纷纷背叛而去，真有点不敢面对这一事实，不禁心酸之极。有的太监趁机也向崇祯皇帝进言，称杜勋为国殉难，朱由检便下达圣旨：“杜勋骂贼殉难，荫其子为官，并予建祠。”可谓滑稽之极！三月十日，下令各官捐赀助饷，有的太监公然声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十四日，曹化淳戴罪守城，暗地里串通一批官员约定十八日投降。十五日，太监杜勋随李自成入京，并受命缒入城内，面见崇祯皇帝，劝其速作抉择。出城时，杜勋对守城的太监们说：我辈富贵在此一举。十八日，农民军急攻西直、德胜等城门，曹化淳开启彰义门迎降，守城太监纷纷投降。只有太监王承恩随崇祯帝一起于煤山自尽。

崇祯帝与王承恩同缢时发出的一声哀叹是：“吾待士也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文武官个个可杀！”有太监王承恩的随葬，崇祯皇帝的心中或许稍有安慰，毕竟他对太监的垂青得到了一点点的回报。尽管他对文臣、宦官怀有不可克服的成见，认为文臣武将不足以依靠，但是事实证明，打宦官牌也不是赢张。而在垂青与回报之间，何啻天壤！

严禁贪污，贪污之风难遏（1）

文武官吏的贪污，在封建社会里，是贯穿始终且难以阻遏和革除的通病，司空见惯，不足为怪。随着时间的推移，贪污之风更加严重。至大明王朝立国，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曾以严刑峻法予以惩治，诸如剥皮实草、断指抽筋及贪赃八十贯论绞等，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朱元璋的去世，严惩贪污的严刑峻法的威慑力随之减弱，贪官污吏日渐增多，竟相效尤的贪污之风愈演愈烈，难以遏止。到了朱由检即皇帝位，以钱买官，得官再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而其贪污的名目又极为繁多，层出不穷。

据史料记载，一监司以五千金求买边抚，疑其资历太浅，又加二千金，终于如愿。一部郎谋浙海道，卖官者说须五千，作事者舍不得，仅许三千金；虽先献给一半，竟得一守令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礼部一官吏，也要两千金，兵部一官吏亦必千金。有营之吏部，为出一缺，而大力复攫去，绝无无翼而飞者。这些用金钱买来的官职，在其行施职权过程中，不仅必然地千方百计地将其支付的金钱捞回来，而且要成十倍成百倍地超过原来的投资，其手段就是贪污受贿。如边塞或外地的军事官员到京师请拨军饷，按早已形成的惯例，要有百分之三十的回扣（看来“回扣”非今日的创造，古已有之），若请拨饷银一万两，须扣三千给经办衙门或官员，所以，当时就流传有“饷不出京”之谣。领到的不是满额军饷，而军官还要从中克扣贪污，加上虚冒，致使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又收不到拨饷强兵的实效，封疆兵备随之破败。河南道御史曹暹为此上书说：从来封疆破败总一贪字误之，始而贪钱，钱多而贪官，官高而贪功，功冒而贪生。爱钱怕死相因而至囊有救命之金，无舍生之事。曹暹所言深中时弊。

武官贪钱直接导致军力懈怠以至破败，而文臣更是如此，办理任何公务，非贿赂绝不能使之如愿以偿。吏科给事中韩一良的奏疏，对此有充分而生动的揭露。他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臣之风闻如此。臣起县官，今居言路。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给贿之魁。诸臣言蠹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票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少则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按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满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号为开市，臣两月内辞书仪可五百余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他最后乞请对此贪风“大为惩创，逮其赃甚者，严饬诸臣视钱为污，庶几不爱钱之风可睹矣。若止该部申，臣未见其改也”。（谈迁《国榷》卷89）

这是崇祯元年，官场贪污受贿的现象就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而朱由检并不对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只是一般地地告谕和训示，不仅未能阻遏贪污之风，反而由此使贪官污吏窥探到皇帝的态度暧昧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上下其手，几乎变得无官不贪。在贪得无厌的官吏面前，朱由检励精图治，重振大明王朝的雄心壮志，难以付诸实践，只好徒叹奈何了。

五 整饬兵备，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初，就面临着后金的军事挑战。因此，他为稳固封建统治，在加强朝政的整饬的同时，对边塞军事事务，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崇祯元年（1628）五月，召集群臣，令其奏报所掌管事务的设想和具体筹划。兵部尚书王在晋，言语支吾，令太监给笔札“录进”。六月，刑科给事中薛国观上书揭露营伍弊端，令其当众宣读，读至“关门虚冒”，朱由检十分赞同，复示群臣，特旨命令提督京营保定侯梁世勋戒以训练。

严禁贪污，贪污之风难遏（2）

然而，明代朝政的积重难返，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军事上的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军士因粮饷及兵将间的矛盾，时有哗变之事发生，大大地削弱了本已不太强大的战斗力。崇祯二年（1629）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上书说：“令日所汲汲于近功者，边事也。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者矣。”东北边塞如此，而东南沿海，盗寇不息；内地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也渐渐集聚。崇祯四年（1631）正月，朱由检在平台召见廷臣及各省监司官的对话，涉及到军事及有关事宜，可见其一斑：

朱由检问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江、福建相连，如何备御海寇？周汝弼回答说：“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问江西布政使何应瑞：“尔省宗禄，何以不报？”何应瑞回答说：“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贫，抚按查核，有司尚未报耳。”问湖广右布政使杜诗：“尔楚去夏，民变树帜，是什么原因？”杜诗说：“树帜之后，地方仍安。”问福建布政吴旸、陆之祺：“你们是如何备御海寇的？”吴旸回答说：“海寇与陆寇不同，以招抚为主。但官军狃抚为安，贼又因抚益恣，所以数年来一直未曾平息。”朱由检又问：“那你们切合实际的招抚计划是什么？”陆之祺说：“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练乡兵筑城，要地多设火器，以战为守，这是招抚海寇的上上之策。”问河南布政杨公翰、贾鸿洙：“以收税耗重，宜斥有司。”贾鸿洙说：“近奉上谕，已革去矣。”问广东布政陈应元、焦元溥：“尔省所负宣府、大同兵饷数十万，办得如何？”陈应元回答说：“近已解纳。”问解纳多少？回答说七千两。朱由检嫌其解纳太少，说：“宣府、大同重镇，又是急需，你们要认真办理，不能视为儿戏！”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流氛如何？”杜乔林回答说：“寇在平阳，或在河曲，须大力剿灭，但兵寡饷乏，难以对付。”朱由检说：“前日说流寇已经剿灭，今日又说难以应付，怎么会是这样呢？”回答说：“山西、陕西界于黄河，倏去倏来，所以河曲被困。”朱由检问河曲是怎么陷落的？回答说：“贼未尝攻，失于内应。”朱由检又问：“是什么人导贼而入？”杜乔林说：“大抵出于饥民。”问陕西参政刘嘉遇，刘嘉遇说：“寇见官兵即散，退复啸聚。”朱由检说：“寇亦我赤子也，可抚抚之。”刘嘉遇回答说：“今方用抚。”朱由检又问：“前王子顺既然投降，又为什么杀了他？”刘嘉遇回答说：“王子顺投降后又四出抢掠，所以杀了他。”又问：“近寇何如？”回答说：“一在延安，一在云岩、宜川。”问广东布政使陆问礼、按察使孙朝肃（时陆问礼已升迁为南赣巡抚），朱由检说：“南赣多盗若何？”回答道：“南赣在万山中，接壤四省，当行保甲，练兵伍，才可灭贼。”朱由检说：“此须实效，空言无用。”又问：“海寇若何？”回答道：“广东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难近，但守海门，勿令登陆，则不为害。”问广西布政郑茂华、李守俊：“靖江王府争继，是何缘由？”回答说：“宪定王二子，一名履祥，一名履祐。履祥早死，王请立履祐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选之妾生一子，今已长矣，所以相争。”问四川布政华敦复：“乡绅为何挟持御史？”华敦复说：“是追缴拖欠赋税所致。”朱由检问：“守臣为什么不予弹压？”回答说：“远方有司官员多为科贡出身，不敢弹压。”朱由检一一询问后，对暴露出的问题，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对某些回答，明显地是在用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搪塞，也没有严加斥责。本来，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兵备不整，将不治兵，兵不杀贼，以及边塞外的不宁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然而，朱由检却告谕各官：“正己率属，爱养百姓。用命有显擢，不则罚随之。”打发走百官之后，召都察院左都御史闵洪学等人说：“巡按贤则守臣皆贤，若巡按不肖，其误非小。屡饬回道严核，何近日不称职之多也？”又说：“卿与吏部实心任事，天下不难为。”朱由检说的固然不错。若在正常情况下，上述告谕或许能起到一些作用。可惜的是，他的这些不无正确的告谕，仍表明他处在自己理想的梦幻之中，与危机四伏的朝政，尤其要是与日趋紧张军事形势相隔膜，犹如隔靴搔痒。所以，它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贻误时机。

在朱由检的此次召对中，还暴露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即群臣和地方官员对皇上的询问，虽然有问必答，但显得极为空泛，未曾针对本地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而朱由检也是例行公事似的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从而形成了你问我答，告谕是告谕，回答是回答，没有交锋，没有办法，两不相接的局面。其结果，表现在军事备御方面，力量日益衰落，将不治兵，兵不杀贼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至到难以招架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朱由检仍一味地重武臣轻文官。汤开远曾经指出：“近年寇贼纵横，抚、镇为要。乃陛下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试观近日诸抚臣，有不褫夺不囚系者乎？诸帅臣及偏裨，有一礼貌不崇、升廕不遂者乎？即观望败衄罪状显著者，有不宽假优容者乎？夫惩创抚臣，欲其惕而戒也；优遇武臣，欲其感而奋也。”而朱由检并不是如此，致使“封疆日破坏，寇贼日蔓延”。（《明史》卷258《汤开远传》）恶性循环，每况愈下。

由于大明王朝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犹如病人膏肓的躯体，处在垂危之中。朱由检企图予以救治，但有其心而无其力。加上个人性格使然，急于求成而事与愿违，反对植党而党争愈烈，唯才是举而朝署中半染赭衣，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大增，提倡廉政而百官贪污之风更盛，整饬兵备而将不治兵，兵不杀贼……因此，在其即位不久，就导致内外忧患俱生，烽烟四起：东北和北方，后金势力日益强大，实战练兵，试探虚实，不时深入内地，饱掠而去；西北和中原，贫苦的百姓为生存计，揭竿而起；东南沿海，诸如福建、广东、浙江，海寇拥有大船、火器，出没无时，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陆。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敌的危机之中，对此如何处置，直接关系到明朝的兴衰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