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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序

- 引子：贞观之治的前夜

- 一、皇亲国戚 家族显赫(图)

- 二、政治家庭 耳濡目染(图)(1)

- 二、政治家庭 耳濡目染(2)

- 二、政治家庭 耳濡目染(3)

- 三、纨绔少年 玄鉴深远(图)(1)

- 三、纨绔少年 玄鉴深远(2)

- 一、马邑兵败 谋划举兵(图)

- 二、矫诏征兵 巧妙布局(图)

- 三、炀帝亲信 刀下冤魂(图)

- 四、联合突厥 忍辱称臣(图)(1)

- 四、联合突厥 忍辱称臣(2)

- 五、晋阳起兵 谁是首谋(图)(1)

- 五、晋阳起兵 谁是首谋(2)

- 五、晋阳起兵 谁是首谋(3)

- 六、乱世英豪 各怀异志(图)

- 一、乌城战报 疑云重重(图)

- 二、秦王定计 擒贼擒王(图)

- 三、禁门喋血 兄弟殒命(图)(1)

- 三、禁门喋血 兄弟殒命(2)

- 一、知性女人 皇后楷模

- 二、政治顾问 皇帝高参(1)

- 二、政治顾问 皇帝高参(2)

- 三、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图)(1)

- 三、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2)

- 三、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3)

- 一、太宗驾崩 山河动容

- 二、历史意识 鉴古知今(图)

- 三、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1)

- 三、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图)(2)

- 三、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3)

- 四、煌煌太宗业 树立甚宏达(图)

- 参考文献

- 后 记

序

吴宗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贞观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激情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处在南北朝到唐宋社会变迁的历史转折点，旧的社会阶层和集团衰落了，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起，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经历了隋末长期动乱的贞观君臣，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理想追求和思想风貎。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历史上真正从理论到实践上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唐太宗贞观时期了。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君人者以天下为公。”他并且明确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魏徵和王珪也强调国家和皇帝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这些都突出了“民为贵”这个主题。以民为本，关心民生，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动的事实，而这在其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唐太宗贞观时期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魅力。这个时期尽管经济还不发达，但是，由于处在王朝初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奋发向上的，心情是乐观开朗的，如同少年儿童，具有一种美好的天真和单纯。

贞观时期，即使在开元天宝盛世，也被看成是超越尧、舜、禹、汤、文、武，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对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唐太宗和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人在贞观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对这个时代的关注甚至向往。这也是人们怀着极大的期望去观看相关题材的电视剧和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电视剧和历史小说可以形象地反映一个时代，但由于体裁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开。因此，人们还是希望通过历史著作比较深入地了解贞观之治。

说到历史著作，人们往往将其与教科书、史学专著联系起来。其实这些只是历史著作的两种体裁和形式而已。历史著作的体裁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把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表现方式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所谓的文史不分家就有这个意思。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细致的分析研究，通过具体生动的叙述来展现历史，同时紧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资治”的写作目的，让读者通过历史受到启迪。因此，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千古传颂的史学经典，雅俗共赏的历史著作。用生动的故事说明深刻的道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只是真正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往往是有了比较深刻的内容和学术性，就不能通俗易懂。通俗了又变成了单纯的讲历史故事。因为二者不可兼得，为了争取观众和读者，很多作品只好舍学术而取通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就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但其中除了少数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如今已经难寻踪迹了。这主要是低估了广大读者对历史著作的要求。仅仅是历史故事，那只是孩子们的要求。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们除了想从历史故事中了解历史事实，还希望能够了解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从中得到启发。这是摆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电视节目，特别是一些知识型的栏目，也面临着这样的抉择。

孟宪实长期以来埋头隋唐史研究，有许多优秀的成果问世，受到学界的好评。前不久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先后开讲《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把隋唐史学界和他本人的研究成果用生动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有人所共知的历史故事，而且有他个人的学术思考。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一些见解也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也是一次可贵的探索。用通俗的文字传达学术的研究，他的这种努力一定会受到肯定和欢迎的。

本书是孟宪实“百家讲坛”讲稿的结集，相信可以满足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国这一段光辉历史的需要。这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扬，也圆了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梦：把历史的智慧送到大家手中，让大家也能享受历史。

2007年4月10日

引子：贞观之治的前夜

公元626年，是唐朝第一位皇帝唐高祖李渊统治的第九年。这一年的六月四日，朝廷爆发了军事政变。秦王李世民设伏于玄武门，杀死了亲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随后控制首都长安，控制了李渊和他的朝廷。两个月以后，李世民代替李渊成为唐朝的皇帝。他就是历史上的明君唐太宗。从此，一个围绕唐太宗的中央政府带领唐朝走向繁荣。因为李世民的年号叫做“贞观”，所以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君臣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政治奇迹，以后的中国历朝历代，常把贞观之治作为帝王学习的典范。在帝国体制下，唐太宗创造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始终难以逾越。但是，贞观之治的前夜，竟然就是血腥的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绚丽的朝霞，是穿过玄武门之变的淋淋鲜血才普照大地的。

资源的有限性，是人类内部争夺的根源。所有资源集中的领域，无不引发斗争的旋涡。二桃杀三士，特别凸显人类在利益面前的矮小。帝制时代，人类斗争的最集中的领域当然就是政治，因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权力是一切利益的集中体现。

在最高的权力面前，一切道德的底线都会面临挑战。兄弟手足，父子情深，一切道德的森严壁垒都会显得脆弱而低下。

权力形同祸水。

但是，权力和权力斗争并不能因此被打入丑恶的深渊。这如同战争，任何战争都携带毁灭，但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丑恶的。烈火可以毁灭一切，但是凤凰却可以在烈火中诞生。政治斗争受人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戏剧性，是非善恶亦在其中。

这是历史的缺憾还是历史的辩证法？

贞观年号一共使用了二十三年，即公元627年到649年。贞观之治是一种历史评价，用来肯定贞观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这类肯定已有先例，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但是，如果在中国古代挑选最典型的统治良好的时期，则只有贞观时期。虽然贞观时期的中国，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在中国古代存有记录的漫漫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贞观时代是唯一的。

贞观时代，创造了君主时代最文明的政治环境，最融洽的君臣关系。唐太宗是历代皇帝中最圣明的君主，心胸开阔，大度能容，理性知性，聪明智慧。魏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贤臣，有胆有识，尽忠尽职，耻君不如尧舜，强调以民为本。

贞观时代，创造了君主时代最和谐的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从此成为理想社会的写照。

贞观时代，中国具有崇高的国际地位，从唐太宗开始，唐代皇帝被周边民族推为“天可汗”。

贞观时代，制度建设卓有成效，法制观念突出，不仅奠定了唐朝三百年的制度基业，也为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树立了楷模。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中国忽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唐朝以后，这成了历代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还是愿意从人的角度切入，展开我们的观察。很多朝代，最高当局的内部杀戮，往往引发更大更残酷的政治斗争，兵连祸结，此伏彼起。但是，玄武门之变的明天，却是贞观之治的辉煌灿烂。

让我们从核心人物李世民开始，了解玄武门之变的深远背景。

让我们从这场血腥的政治斗争中把握贞观之治的历史缘由，看贞观之治这只美丽的凤凰，是怎样从烈火中涅槃的。

一、皇亲国戚 家族显赫(图)

白瓷辟雍砚

是什么成就了一代帝王的伟业？古人常用天命来解释，现代常用时势来说明。我们认为，人格适应了时势的要求才会走向成功之路。了解一代领袖李世民，必须从他的早年生活开始，必须从他的家庭开始。这是现代心理学教给我们考虑人格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

唐朝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血缘高贵，喜欢夸张地描述自己的家族血统，高远其来者。皇家也不例外。李唐皇室，就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李耳（老子），其实是无稽之谈。至于追溯到十六国时期的西凉皇帝李暠，同样也经不起推敲。李唐的真正起家，要从北周李虎谈起。李虎追随宇文泰，在北魏末年建立西魏，官为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后来在建立北周的过程中功劳显赫，有佐命之功，所以李氏家族成为当时的一个核心家族。北周正式建立时，李虎已经去世，他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氏是北朝后期最有威望最具实力的集团成员，这个集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关陇集团”。建立北周、吞并北齐、统一中国的英雄人物，都源自这个集团。

与李虎同时代的大人物，有独孤信、杨忠（隋国公）。我们可以从独孤信的亲家看到这些家族之间的关系。北周是宇文泰创立的，他的长子周明帝的皇后是独孤信的女儿。杨忠的儿子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娶的也是独孤信女儿。李虎的儿子李昞，也就是李渊的父亲，娶的也是独孤信的女儿。独孤信三个女儿都嫁入皇家。

政治家族的基本心理状况是向来看重自我。

与李虎同时代，还有一位大人物叫李弼，他是李密的曾祖。李密是隋末的英雄人物，虽然后来失败，但是向来自命不凡。

李渊称帝后的武德三年二月，李渊的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谋反，事发被捕，连同党羽都被斩首。独孤怀恩是李渊的表兄弟。他的谋反说来奇怪，居然是因为李渊的一次玩笑。独孤怀恩统兵打仗总是失利，李渊切责，甚至讽刺他说：你姑姑的儿子隋炀帝和我都当了天子，下面是不是该轮到我舅舅的儿子你了？这个说法刺激了独孤怀恩，也挑起了独孤怀恩的野心。他私下扼腕说：我家难道只有女子富贵吗？于是暗中准备谋反。这件事被大臣唐俭所知，可唐俭当时正被尉迟敬德俘获，在千钧一发之际，唐俭的报告才送达，当时李渊已经登船，正准备到独孤怀恩的军营中去。独孤怀恩的阴谋于是败露。

李世民家世，如果从独孤氏这里论，李昞与杨坚是连襟，李渊和隋炀帝是表兄弟，李世民应该称隋炀帝为表叔。这样的家世与这样的家庭，对于孩子会有什么影响？除了政治还是政治。他们很小就有机会接触核心政治问题，如同从小学习某种技术一样，对于政治有着很专业的考虑。种瓜得瓜，这样的家庭环境，最容易孕育政治人才。

这些，从李世民的父亲母亲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

二、政治家庭 耳濡目染(图)(1)

唐太宗李世民

二、政治家庭 耳濡目染(2)

李渊的爷爷李虎在北周时代被封为唐国公。爵位父死子袭，经父亲李昞，李渊七岁的时候就袭爵唐国公。国公虽然爵位崇高，地位显赫，但这对于七岁的孩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那意味着父亲过早去世，孩子从小就丧失了靠山，是很可怜的。少年失怙，这对于李渊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李渊后来的个性与他的少年经历相关。李渊母亲留下的记录很少，估计也是去世较早。

李渊从小受到他的姨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的照顾。皇后再爱护，毕竟不如亲妈。李渊没有养成贵族青年常有的自以为是、偏激孤傲的性格，反而是性格豁达，所以能够广交朋友。这是作为政治领袖的重要品质。

史书记载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人缘好，性格好，既潇洒又大度，朋友众多。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活动，有意识地结交各色人等。各朝开国之君一般都有类似的特征，即亲和力特别强，不仅广结善缘，而且能够结交各路英雄。这些，都会成为他们未来征服天下的重要资源。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人才就是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渊从什么时候开始积极结交豪杰？他为什么要结交豪杰？这就要说到李渊性格的另一面：敏锐。虽然隋朝看起来依然强大，但危机此起彼伏，刚刚建立三十年，其末日即将到来。所以，李渊早就有所准备。他虽然有所准备，但并不贸然行动。就在杨玄感大业九年（613）造反的同时，李渊统兵陇右（镇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他大舅哥窦抗鼓动他乘机行动，结果遭到他的呵斥，但李渊也没有告官。这说明李渊对隋朝状况的总体把握要比杨玄感高明许多，他政治的观察很敏锐，火候把握很有分寸。他并不是隋朝的真正忠臣，他没有检举窦抗就是证明。但是，他也不同意窦抗的观点，因为他认为还没有到起兵反隋的时候。

杨玄感起事虽然以失败而告结束，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隋朝高层内部的矛盾尖锐。窦抗的建议，李渊的态度，都很能说明问题。与此同时，隋炀帝也疑心颇重。有一次隋炀帝召见李渊，李渊因病不能来，隋炀帝就问李渊的外甥，外甥说他病了。隋炀帝说：病了，能不能死啊。一副盼望李渊死的口气。这个话传到李渊耳朵里，他也很烦闷，知道皇帝对自己有看法了。从此以后，李渊就采取一个办法来保卫自己，什么办法呢？就是每天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还干了很多违法的事情，比如说纳贿。这是中国古代一个传统做法，一个人要想让君主放心，就得自诬，让皇帝觉得你这个人胸无大志，不会有什么政治威胁。这都是李渊政治敏感的一个标志。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特别是在隋炀帝这样喜怒无常、充满猜忌的皇帝身边，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小心谨慎总不会错。只有先保全自己，才能谋后事，这一点李渊做得很到位。

李渊敏感谨慎，而且高瞻远瞩。从事政治，当然要敏锐，善于观察，这样就可以把握先机。同时，官场如战场，特别是高层，行动必须谨慎，否则你的把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被人利用。成就大事业，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没有长远目光，当然就没有远大前途。

李世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父亲的潜移默化，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一个孩子来说，除了父亲的影响之外，母亲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那么，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从小时候的故事说起，窦氏比李渊似乎更富传奇色彩。

窦氏父亲窦毅，为定州总管，封爵神武公，娶的是周武帝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出生以后，因为周武帝很喜欢，就养在宫中。周武帝时的北周，已经有了统一北齐的实力，但是事奉突厥却十分谨慎。周武帝就迎娶了突厥公主为皇后。这种政治婚姻当然没有感情基础，所以周武帝并不喜欢这个突厥皇后，日常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大约也很冷淡。这一点被小小年纪的窦氏看在眼里，她对舅舅周武帝说：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突厥还很强大，舅舅应该抑制自己的情感，好好对待突厥皇后，只要突厥配合，江南和北齐就容易对付了，统一大业也容易实现。她的童言无忌，显示出超常的政治智慧。

二、政治家庭 耳濡目染(3)

如果是大人，看到这一点并不困难，难的是无法跟皇帝说。而窦氏一个小女孩，竟然说出这番深明大义的话，证明她是一位很早熟的政治女性。周武帝一代枭雄，听了这话，如雷贯耳，乖乖地听从了小外甥女的指点。

这件事证明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一位善于政治思考的女性。无论什么时代，只有大人物才会运用这样的大思维。这么小的孩子，就有这么高的见解，表明她的政治智慧很早熟。一定是后宫的特殊环境培养了窦氏的政治智慧。为什么说李世民的家族是一个政治世家呢？请看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的曾祖父，现在还有他的母亲，全是政治人物。这是李世民成长的最重要的家庭背景。

杨坚是篡夺北周政权而建立隋朝的，窦氏听说杨坚称帝的消息，眼泪喷涌而出，一头扑到床上，发狠说：“只恨我不是男儿，不能拯救舅舅家。”他父亲窦毅赶快来捂她的嘴，低声说：不要乱说，这是会被族灭的啊。这件事证明了窦氏的胆识。有见识，还要有胆识，才是政治人才的标志。

窦氏见识、胆识如此卓尔不群，父亲窦毅很欣赏，与夫人商量：“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到了婚约季节，窦父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暗中约定，能射中孔雀眼睛者当选。应试者众，无人命中。李渊后到，两发两中，于是双方订立婚约，可见李渊箭法之高超。反观窦毅要为女儿挑选“贤夫”的标准，显然最重视的是武功。这也是这个核心政治集团内部的价值取向：重视武功可能带来的远大前途。

窦氏与李渊结婚以后，帮助李渊渡过很多波云诡谲的政治难关。

李昞与杨坚关系很好，隋炀帝杨广与李渊兄弟经常在一起。可能是隋炀帝更有才华，加之是皇上，有时会仗势欺人。有一次，隋炀帝当众说李渊是“阿婆面”，因为李渊长相是“高颜面皱”，所以说他长得像老太太。李渊十分气恼，回家见到夫人默默无言，心中感到屈辱，流泪不止。李渊因为受到隋炀帝的当众嘲笑，认定是皇上轻视自己，由此便感到前景暗淡，甚至担心儿孙日后都难以自保。这些核心政治家族，因为距离皇帝太近，比别人更了解政治运作的规则，更明白受到皇帝轻视的可怕后果，所以不免暗自神伤。我们在李渊的伤感中再次感到李渊的政治敏感力。

李渊在夫人面前流泪，可以证明夫妻感情很好，也可以证明李渊对夫人有一种依赖。当然，这位夫人很不简单，确实也值得李渊依赖。知道情况后，窦氏用什么办法让情绪低落的丈夫高兴起来呢？

试想，窦氏使李渊情绪继续低落的办法很多，她可以说：本来就是一副阿婆面嘛，说就说了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或者说：你过去不注意跟皇上搞好关系，以后怎么办啊，等等。如果是这样的反应，那么窦氏也就不是窦氏了。窦氏的反应是：啊，这样啊，这事值得庆贺庆贺。李渊说：你就不要安慰我了。窦氏说：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　“堂”者“唐”也。她的意思是说，阿婆就是堂主，堂是厅堂，即一家之主，“堂主”谐音“唐主”，就是说你是唐朝之主啊。李渊立刻高兴起来，全家搞了一次宴会以示庆贺。阿婆意为母亲，北朝民歌说：“阿婆不嫁女，哪得孙儿抱？”窦氏的解释，是典型的偷换概念。隋炀帝说李渊长得阿婆面，缺乏阳刚形象，重点是相貌。而窦氏重点强调的是读音，阿婆—堂主—唐主的逻辑推衍，这个解释其实是牵强附会，但却是一个政治预言。

请注意，李渊夫妇的高兴，是因为他们可能拥有天命，暗示唐朝即将兴起。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庆贺，只能“私相贺焉”。他们内心最隐秘的心思是什么？是主宰政治。想一想这个神秘兮兮的家庭宴会，看看父母眉宇之间的尽量抑制的兴奋，这对李世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窦氏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她对政治的那种观察力，有的时候甚至超过李渊。我们知道，爱好武艺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舞枪弄棒，也喜欢骏马。李渊当太守的时候，就有好几匹骏马。他夫人就说，皇帝也喜欢骏马，你手中有如此好马，应该想法送给皇帝，否则很麻烦的。李渊舍不得啊，好不容易得了这么几匹马，送给皇帝？不愿意。果不其然，过不久，皇帝就找他麻烦了，他才后悔，不该不按夫人的说法去做。后来李渊学乖了，主动四处搜罗好马、猎鹰，献给皇帝，隋炀帝龙颜大悦，结果李渊很快被封为大将军。李渊便跟儿子们说，如果我早就按你们母亲的说法去做，这个将军的位置早就是我的了。说这话时，窦氏已经过世，而李渊眼含热泪。可见，在李渊的婚姻生活中，窦氏是典型的政治顾问。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隋朝时期一个显赫政治世家的面貌，家中的男女主人都跟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有着精明的政治头脑，都有着不安分的野心。李世民出生在这样一个政治世家，有这样城府很深、政治热情高昂的父亲和母亲，这对他的成长方向，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这样的家庭，不仅影响李世民的社会价值观，具体到他的婚姻，其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李世民的夫人长孙氏，她的父亲叫长孙晟，是隋朝的大官，长孙家族也是名声赫赫。长孙家族，其实就是北魏的拓跋氏，拓跋氏是北魏?皇族。长孙晟在隋朝，最大的功绩就是成功地运用远交近攻战略，分裂了北方的突厥。长孙晟的哥哥长孙炽，是隋朝的尚书，三品大官，对李世民的母亲印象特别深刻。窦氏幼年劝说周武帝的故事，长孙炽早有耳闻。他跟他弟弟长孙晟说，这样的女人培养出来的孩子，一定不简单，应该跟他们联姻。长孙晟就照他哥哥的指示办了，找人跟李家说亲，一桩影响深远的婚姻就这样谈成了。于是，长孙晟的女儿嫁给了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她就是贞观时代的长孙皇后。长孙家族看重了李家的什么呢？看中了李家的家庭教育。可见，他们知道人才与家教的密切关系。这样的眼光，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同凡响的。长孙炽的眼光真的没错，李世民后来果然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父亲、母亲，有这样的家族背景，李世民才会在政治道路上飞快地成长起来。

三、纨绔少年 玄鉴深远(图)(1)

彬县大佛寺石窟

李渊与窦氏育有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一女，平阳昭公主，下嫁柴绍。李玄霸十六岁就死了，没留下什么事迹，但也有小说如《说唐》，把他塑造成大英雄，这是不符史实的。

李世民出生于陕西的武功，传说他出生的时候，有两条龙来到他家的门前，游走嬉闹，连续三天才离开。这可是一个神奇事件，一定是李世民的降生感天动地，上天派了神龙前来祝贺。李世民四岁时，他家来了一位神秘的算命先生，他看见李渊说：“你可是贵人啊！贵人必有贵子。”他又看到李世民，立刻神情肃然，说：这个孩子不得了，他的姿态如龙凤一样，是太阳的化身，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这下泄漏了天机，这是说李世民有天子之命啊。李渊一听，喜忧交加，心想，你要是把这话跟别人说了，我们李家不是要倒大霉了？于是就想杀掉这个算命先生，可是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转眼一看，算命先生忽然不见了。李渊于是用“济世安民”这几个字为次子取了名字叫李世民。

这样神秘的故事，几乎所有的帝王本纪都有记载。中国古代很早就告别君权神授的思想时期，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政治思想就以人本主义为主流，但还是残留了一点神授观念，这集中体现在帝王本纪中。不用这种神奇故事，不足以体现帝王的“神性”。使用了这样的故事，大家其实也不信。

关于李世民早年的生活，记载很少。《旧唐书·太宗本纪》有一段记载，真是弥足珍贵：“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三、纨绔少年 玄鉴深远(2)

这是概括李世民性格的一段著名的话。聪明那就不用说了，小时候大家都一样聪明。关键是“玄鉴深远”，就是见识很远，我们以后的述叙都能证明这一点。李世民确实见识很高，非同常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这样的概括，不会是指李世民的童年时代，应该是少年时代，但这也十分了不起了。李世民能获得如此评价，可不仅仅因为他后来当了皇帝，至少“临机果断”李世民是当之无愧的。这些性格特点，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而言，特别是成就帝王事业而言，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品质。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片言只语来证明少年李世民的不凡秉性。

贞观时期，有一次李世民写给魏徵的手诏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

《旧唐书·太宗本纪》还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看李世民的行为特征，再看他所交的朋友，竟然都是群盗、大侠。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心安。”这些当时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竟然都是李世民的朋友，那么我们对李世民的为人也就有所了解，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侠就是大盗，对于尚武的社会而言，不过所申述的角度比较高尚而已。在世人的一般观念中，李世民的这些行为，就是一个纨绔子弟的常见行径：行为不端，结交非人；斗鸡走狗，聚众赌博，飞马行猎，还免不了打架斗殴，等等。但是，对于一个乱世来说，这些习见的观念就太老套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要找造反的领袖，只能反其道而行了。

李世民从小重武轻文，是少年领袖。在一般人的眼中，不是一个规矩的孩子，但是乱世出英雄，却让他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玄鉴深远，既得益于母亲的教育，也得益于政治世家的熏陶；临机果断更是得益于他的尚武修为，当中肯定还有父亲言传身教的耳濡目染。爱好武艺的人，一定是临事果断；读书人可能见识也不错，但是做起事情来，不免拖拖拉拉。因为有远大志向，所以小的事情就不顾及了，这就叫不拘小节。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李世民的父母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孩子会差吗？我们不得不钦佩长孙家族的眼力。

正是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头脑，才会培养出李世民卓越的政治才能，李世民登基后，才能开创贞观之治这样的盛世。回顾历史，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李世民家族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其中起兵反隋是关键的一步。但说来奇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和隋炀帝是表兄弟，李家是跟隋朝皇室有着密切联系的既得利益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和李世民为什么会走上反隋的道路呢？

一、马邑兵败 谋划举兵(图)

彩绘击鼓乐女佣

说起来还是很蹊跷的，李渊正式决定起兵反隋，是因为一个偶发事件。以前，天下乱象纷纭，大家彼此说说悄悄话，但是并不等于真的要起兵反隋。发兵反隋是件大事，稍有不慎，就是株连九族。这样的事，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敢贸然动手的。隋朝灭亡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李渊家族继承皇位，在当时是没有任何迹象的。

李渊是在大业十二年（616）的年底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就职以后，他干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镇压了一个外号叫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当时有几万人，已经占领了西河郡，西河郡处于太原和长安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李渊没费多少力气就打败了历山飞，打通了太原与长安的联系。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却是一次失败的战斗。大约在大业十三年（617）的正月，北方突厥来犯，在太原以北的马邑郡（今山西朔县)，唐军与突厥展开战斗。当时李渊派副手高君雅统兵，与马邑郡守王仁恭联合，结果被突厥打败。按照隋朝的法律，战败是要受到惩罚的，江都（扬州）隋炀帝派人前来，要处决王仁恭，同时也囚禁了李渊。所谓囚禁，其实是就地免职，等候进一步处分。

李渊受到羁押，下一步朝廷会如何处置，李渊心中没有把握。推测起来，大约有三种可能：第一，平安无事，虚惊一场，一切恢复原状；第二，严肃处理，要么降级处分，要么免职；第三，李渊更担心的是，皇上会不会借机杀掉自己。在这几种可能性中，李渊总往坏的地方想，他担心皇帝六亲不认，因为先前皇帝对自己就起过疑心。李渊对李世民说，他担心“家破人亡，为英雄笑”，李世民感同身受。他们对于皇帝没有把握，对于未来更没有把握。他们又联想起一个人，叫李金才。他是隋炀帝的故旧，当时“李氏将兴”的传说广为流传，隋炀帝怀疑李金才可能会是这个“李氏”，因此李金才惨遭灭族之灾。

隋炀帝杀人是不讲理由的，李渊向来不认为自己与皇帝关系密切。没有缘由时，隋炀帝还找过李渊的麻烦，现在李渊作战失利，是送给皇帝一个处罚自己的机会。李渊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的恐慌引发了大家的恐慌。与其被皇帝白白地杀了，不如干脆起兵反隋。这就叫转祸为福。即使不被杀掉，免职或者降级使用，对于李渊而言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合法拥有军队的权力可能永远丧失。当初李渊去山西任职，格外兴奋，因为这里是陶唐故国的发祥地，李渊认为这冥冥之中是有暗示的。

马邑兵败是一个突发事件。当时全国各地烽烟四起，胜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山西北部的一次战斗，会掀起如此波澜，会对隋朝的命运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李渊等人开始暗中着手准备，寻找时机，众人分头安排。李渊赶紧通知远在河东郡的李建成秘密联络民间豪杰，准备起义。但是，李渊没有想到，他估计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隋炀帝没有继续追究，而是派使者来，让李渊官复原职，继续统帅太原兵马，王仁恭也到马邑复职。但是，李渊准备起兵，核心成员都已经知道，并且定下了起兵的日期，已经联络了天下豪杰。这么重大的事情，哪能说停就停呢？万一这个计划被泄露出去，照样是死路一条。既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干脆就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李渊开始部署起兵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日期了。推算起来，大约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二月王仁恭被刘武周杀死之前。

李渊是行事谨慎之人，让他干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巨大的压力是很难的。如今，周围的人都很积极，他也不能后退。反隋这件事，只好将错就错了。

这就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之处。本来一个很平常的战败处分，却引发了背叛朝廷的巨大阴谋，历史因此而改变。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会把它吹翻。

二、矫诏征兵 巧妙布局(图)

彩绘男装女佣

虽然李渊平时礼贤下士，给人的印象不错，但是反叛朝廷，问题实在太严重，所以方方面面必须考虑周全。除了身边的支持者以外，老百姓怎么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若要起兵，百姓不支持，连召集兵马都会很困难的。所以李渊非常重视顺应民心。太原起兵计划正在推进中，忽然从江都传来了皇帝的最新命令。传达命令的士兵昼夜兼程，一副疲劳不堪的样子。皇上的新命令让太原立刻陷入惶恐之中。

皇上的诏书，实际上是一纸战争动员令，宣布：在太原、河西、雁门、马邑四郡的百姓，年龄在20—5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准备参军，在当年年底，也就是617年的年底集合完毕；队伍要到涿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去集合，然后去攻打高丽。打高丽是典型的穷兵黩武行为，从一开始就遭到民众的抵制，大业九年杨玄感反叛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大业十一年，隋炀帝雁门关被围，为了赢得百姓支持，隋炀帝宣布取消征讨高丽计划。结果事后，隋炀帝出尔反尔，又要继续征讨高丽。隋朝攻打高丽，没有一次取得胜利，原因很复杂。但是民众不支持，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隋炀帝再次发出战争动员令，根本不考虑百姓的死活，百姓对于朝廷的反感可想而知。百姓反感朝廷的社会气氛，对于李渊产生两个好处：首先，李渊的反隋因此获得群众基础；其次，李渊如果合法招募军队，百姓一定会踊跃参加。为什么？参加了李渊的军队，就不用年底当兵到高丽前线了。

隋炀帝确实没有放弃征讨高丽的计划，但是，这个时候到太原来宣布年底征兵，未免太巧合了。实际上，一点都不巧合。诏书是在李渊的授意下由手下刘文静撰写的，因为伪造巧妙，没有人发觉。目的呢？就是为李渊反隋制造社会气氛，为李渊募兵夯实基础。

李渊起兵，皇上在三千里外的江都，不能构成有力的威胁。但是，李渊身边并不都是刘文静、裴寂这些支持者。后来李渊胜利了，这些反对李渊起兵的人大都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但是，仔细寻找，还是会发现几个反对的人。比如，太原副长官王威、高君雅。这两个人是朝廷的虎牙将军，特别是高君雅跟隋炀帝的关系密切，在隋炀帝还是晋王的时候，已经伺候在左右了。李渊当然心知肚明，王威和高君雅被安置在他的身边，本来就有监视的作用，是朝廷对李渊不放心的具体表现。

所以李渊起兵，必须防范这两个人了解实情。起兵准备过早暴露就等同于失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隋唐时代，即使地方大吏，手里日常能够动用的兵力也是有限的，只有发生战争，才可以根据朝廷的指示招募军队。隋唐的制度一脉相承，我们通过唐朝的情况可以了解隋朝的制度。比如，宣布招募军队的人必须是皇帝，包括规定招募军队的数量、目的和统兵将军。法律上有“擅兴律”，严惩擅自发兵。如果擅自发兵千人，就处以绞刑。擅自发兵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上报朝廷而发兵，二是没有得到批准而发兵。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敌人兵马来进攻，或者附近发生反叛，可以招募军队，“得便调发”，但同时必须立刻上报朝廷。

现在，李渊急需的就是集合兵马的理由。这是一个乱世，理由很快就出现了。大业十三年二月，王仁恭被部下刘武周杀掉，刘武周占据马邑郡，投靠突厥。三月，刘武周攻破楼烦郡，进入汾阳宫，把给皇帝准备的女人掠走，献给突厥始毕可汗。同月，刘武周攻下雁门郡，始毕可汗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雁门郡和楼烦郡就在太原的北面，李渊再不准备，刘武周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太原。另一方面，作为隋朝的地方长官，临近发生如此严重的叛乱，如果不采取一定对策，朝廷也会追究责任的。

李渊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召开会议，装作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说：形势很严峻，刘武周叛乱投靠突厥，已经占领雁门关，距离我们太原只有三百里。皇帝远在江都，距离我们三千里。我们当然应该立刻向皇帝汇报，但是恐怕等皇帝知道再发兵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刘武周和突厥来进攻，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只能束手就擒。就算刘武周不来，面对汾阳宫事件，朝廷追查下来，也不得了。可是，我们现在如何准备呢？等朝廷同意一切都晚了，可是不等朝廷的命令，我们也不能擅自招募军队啊。唉，真是让人犯难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共同想个办法吧。

李渊一席话，大家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王威、高君雅首先表态，积极主张集合军队，说您是太原的留守，一方的最高领导人，不能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啊。您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力挽狂澜，不能放任不管啊。他们的态度比李渊都积极。李渊故作无可奈何之状，顺从了他们两个人的要求。有了皇帝的亲信支持，李渊便正式发出动员令，要求成年男子都尽快来报?参军。结果呢？不出所料，人们非常踊跃。前面提到的那个伪诏书起了作用。李渊充分利用了隋朝的法律，很好地钻了法律的空子，也很好地调动了身边的隋炀帝亲信。很快，各路人马纷纷集合到太原。

这简直就是一出戏。王威他们私下里一定得意：你李渊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态度暧昧，不能积极发兵杀敌；要不是我们积极促进，太原说不定也陷入刘武周的魔爪了。或许，王威和高君雅都准备好了如何打李渊的小报告呢。

三、炀帝亲信 刀下冤魂(图)

彩绘帽虎头武士佣

王威等人的笑容大概没有保持几天，就发现情况有些反常。李渊主持集合兵马，太原周边百姓投军踊跃，队伍一天天迅速壮大起来。李渊这次招募军队大概是三万名，这应该就是李渊拥有的合法军额。可是，王威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招募来的军队都交给了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那也就罢了，那个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什么人啊？那是朝廷的罪犯啊。

长孙顺德是李世民夫人的叔叔，他不想到高丽去打仗，就跑到太原找李渊请求庇护。刘弘基也是这么一个人，本来他的任务去前线打高丽，他不想去打。他就故意犯了一个罪，在行军过程中把老百姓的牛给杀了。对方没有发现，他就主动找地方官，说老百姓的牛被他杀了，结果他被关到地方监狱里。他虽然坐了监狱，但心里高兴，因为这样就不用到前线去了。后来家里人把他给赎出来。他出狱后不敢去别的地方，也跑到了太原，让李渊来庇护他。

王威、高君雅怀疑李渊有问题，焦点集中在具体的领兵人长孙顺德、刘弘基两个人身上。李渊为什么要让这些朝廷的罪犯领兵呢？这是不是表明李渊的动机有问题呢？他们是知道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身份的，所以想逮捕这两个人，顺藤摸瓜。这个主意被武士彟的说法打消了。武士彟不如女儿名气大，他女儿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武士彟当时是李渊的手下，管军事装备的。他显然跟王威、高君雅关系不错，但是他反对他们的做法。他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客人，你要逮捕这两人，一定会大起纷扰。王威、高君雅并没有真正的把柄，他们更没有决心跟李渊摊牌。若真是引起很大纠纷，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只好放弃。

到了五月，兵马大集。此时，王威、高君雅终于明白了李渊的动机，他们没有办法，想先发制人，刺杀李渊，消灭这次叛乱。但是，他们的企图再次暴露，一个叫做刘世龙的乡长向李渊告了密：王威他们要乘李渊到晋祠祈雨的时候动手。一个微不足道的乡长跟留守李渊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天壤之间。他为什么会替李渊着想，向他报告呢？李渊的一贯行事作风在此时发挥了作用。李渊平时，“贵贱俱得其欢心”，什么人都能很好地与他交往。老朋友裴寂领刘世龙来见李渊，李渊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小小的乡长而冷淡他，而是像朋友一样热情款待。乡长刘世龙见李渊这么高的地位，对自己这么好，十分感激，只担心没有机会报答，没有想到高君雅他们送上了门。小人物有大作用，这可不是孤证。

李渊决定先下手。他先让李世民领兵埋伏在城外，早上召集王威、高君雅开会。会上，一个基层军官刘政会告密，李渊故作不知，让王威看，刘政会说只能给唐公看。李渊接过状子看了看，还故弄玄虚，说：王威、高君雅勾引突厥入侵，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高君雅一听就知道完了，大声叫道：叛乱者要杀我啊！两人立即被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抓起来扔进监狱。

李渊忽然把两名副留守抓了起来，在小小的太原，当然成了大事。一时间，肯定是满城风雨。王威真的犯了大错吗？高君雅呢？听说，他可是皇上的亲信啊。敢抓皇帝的人，真不知李渊在想什么。

李渊必须回答这些提问，或者用语言，或者用行动。他不能永远保持沉默。可是，李渊如何回答呢？皇上的亲信勾引突厥，这是有人告发的，但是，任何告发都是可以怀疑的啊。李渊总不能说，我要反隋起兵，王威他们不同意，所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这当然不行。可是，夜长梦多，总是不回答，会不会生发出其他事端来呢？比如有人告发李渊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李渊还不希望反隋起兵暴露，他的为难可想而知。谁知道，天意如风，说来就来。如同计划好的一样，又有人前来配合。两天以后，突厥人几万人真的来进攻太原。所有的太原人都相信，这些突厥人肯定是王威、高君雅招来的。借突厥这把刀，李渊顺利杀掉王威、高君雅。

可惜王威、高君雅这两位隋朝的忠臣，或许他们也知道大厦将倾，或许他们也知道独木难支。但是，他们还在用最后的一点气力抵抗汹涌而来的造反浪潮。即使他们能够解决李渊，他们也逆转不了隋朝的灭亡。忠诚，这个所有朝廷都拼命鼓吹的道德，如今竟然变得如此弱智可笑，这些禀持忠诚的人竟然成为历史的可怜虫。

历史的逻辑和力量，让人变得渺小。

那些缺乏忠诚的人们，反而成了历史上的英雄。一个更有诱惑力的概念吸引了更高尚的道德情操，救民于水火比拯救一个坍塌的朝廷意义更重大。所有的历史聚光灯都打在李渊脸上，没有人希望李渊失败，李渊的每一次阴谋得逞都会换来一阵赞叹。为什么？因为李渊被选中成为历史的主人公。

李渊借刀杀人，解决了王威、高君雅，再使用疑兵计，突厥撤退。李渊连续渡过难关。处处险象环生，却能峰回路转，连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也为他捏着一把汗。

四、联合突厥 忍辱称臣(图)(1)

彩绘双环髻女佣

李渊担心他的计划过早暴露。为什么？原来，李渊已经派人去通知家人，河东郡的李建成、李元吉，还有长安的女婿柴绍等都还没有赶到太原。这个时刻，李渊还不敢轻举妄动。李渊借刀杀人成功，正暗自庆幸。突厥确实是一把刀啊，李渊忽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危机。在此之前，他怎么一点都没有想到呢。

什么问题？就是突厥。

突厥支持的刘武周已经占据了太原以北地区，不管是突厥还是刘武周，他们要进攻太原如同到邻家散步，实在太容易。这就是说，如果李渊进攻长安，他的太原后院根本不安全。行军打仗，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李渊一生谨慎，思考周密，他可不希望后院失火。

五月底，李渊长子李建成率领全家终于从河东赶来。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来自长安的柴绍，于是一同到达太原。他们从河东出来，也不是一帆风顺，大概当地政府闻到了什么味道，李建成的弟弟李智云没有赶来，后来被当地政府解送长安杀死。

李渊放心了，现在可以放手大干了。但是，现在他被突厥问题搅得寝食难安。李渊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刘文静向李渊提出建议，联合突厥以增强兵威。李渊当然同意联合突厥，因为利害得失太清楚了。

突厥对于李渊，不外是支持还是反对两个方面。如果突厥支持，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最小的好处是突厥可以提供军马；其次，突厥可以保障太原的后方安全；最后，突厥军队加入，可以增加李渊军队的威力。如果突厥反对，后果只有一个：李渊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与突厥联合，不仅有利，而且有历史依据。从北朝后期以来，北周、北齐都与突厥和亲，隋文帝时候和亲效果也很不错。后来，隋朝采取强硬手段，分化了突厥。隋末北方的各种势力，也都是积极争取突厥支持的。

要获得突厥的支持，必须付出什么代价呢？李渊能够想到的有：第一，是物资方面，一定要满足突厥的愿望；第二，要在精神上给足突厥面子。政治家必须精通利害计算。李渊现在要做的是大事，必须当机立断。通过史籍，我们现在知道联合突厥的计划是刘文静提出来的，最后由李渊拍板。

李渊给突厥可汗写了一封信，向可汗说明自己要拯救中国，出兵到江都把皇上迎接回来，继续恢复隋文帝时候的和亲政策，希望得到可汗的支持。最后用“李渊启”这个字样。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表达方式，《资治通鉴》称之为“卑辞厚礼”，随信可能还附有贵重礼物。有的人建议，反正突厥不懂汉文，为什么要用“启”字啊，至少用“书”也可以表达平等啊。李渊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这个启字值多少钱？甭说不值千金，就是突厥想要千金，我们也得给啊。

对于李渊而言，联众突厥是一个战略问题。李渊站得高看得远。但是，突厥需要的仅仅如此吗？始毕可汗收到李渊的低姿态来信，自然很高兴。可是他表示不能同意李渊的建议。他说，隋炀帝这个人他是了解的，如果真的迎接他回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唐公。干脆，唐公你就当天子算了，我全力支持，需要什么比如兵马，你只要开口就是了。始毕可汗就这样回了信，还要李渊尽快答复。

四、联合突厥 忍辱称臣(2)

李渊获得这样一个回信，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反正周围的人都很高兴，大家巴不得李渊当天子呢。李渊犹豫不决，不肯表态，说：这样怎么可以呢？我是隋朝的臣子，我要谨守臣节啊。大家就跟着着急。裴寂、刘文静都出来说：现在突厥如此支持，多不容易啊。万一我们不同意，他们再反悔，麻烦不就太大了吗？李建成也来劝说。

知道李渊为什么犹豫不决吗？他真的是对当天子没有兴趣吗？或者他是认为现在当天子为时尚早？全不对。李渊犹豫的是突厥让他当天子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向突厥称臣。起兵反隋，大旗还没有树立起来，先向突厥称臣，这多不甘心哪。李渊前思后想，左右为难。

后来，集合起来的军队派人表态：如果唐公不做天子，我们也不干了。李渊看看这个阵势，害怕了。内部要是出事，那可比称臣麻烦多了。军队的后面是谁呢？据考证就是李世民。李渊只好表示同意。李渊当时说了一番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么做犹如掩耳盗铃，但是逼于时事，不得不如此啊。

李渊不接受突厥的条件，联合就不能达成。当时情况下，李渊只能接受突厥的称臣要求，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接受了突厥的条件，等于稳定了后方，然后才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行动。后来的李唐历史记载，很少透露高祖称臣的史实，内心还是把称臣于人当作见不得人的丑事。其实，历史向来如此，时代的主持者必须以大局为重，适当的妥协是必须的，一味蛮干肯定不会成功，与国与民都没有好处。

与突厥的联盟建立起来了，李渊制定了基本策略。第一，宣布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第二，用红白两色旗帜。开始，刘文静建议用白旗，因为是突厥的旗帜颜色，让突厥看了高兴。李渊不同意，认为那样太突厥化，不利于中原行军，主张白旗之上加大红色，于是成为双色旗。红旗，是隋朝的旗帜，白旗是突厥的旗帜。现在的李渊，既是隋朝又是突厥，既不是隋朝又不是突厥。花色的旗织，为后来的再变化提供了便利。

大业十三年六月，一切准备就绪，李渊正式召开誓师大会，宣布隋炀帝的多项罪状，表示自己要拯救隋朝，救民于水火。以人民的名义，李渊开始了自己煌煌帝业的伟大征程。

李渊宣布成立大将军府，自己任大将军，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成立三军，中军自己统领；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属；李世民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属。晋阳起兵宣告完成，今后的岁月就是李家父子如何征服天下，建立李唐政权了。

不管李渊高喊什么口号，高举什么旗帜，谁都知道他这是叛隋。很多人拥护李渊的做法，成为李渊的追随者。但是，就在山西境内，也有人反对。西河郡是太原通往长安的必经之地，现在的平遥、介休都在当时的西河郡境内。西河郡不听李渊号令，李渊必须将它拿下，为下一步进军长安扫清道路。山西是李渊的根据地，李渊必须采取手段巩固根据地。

六月五日，李渊派遣李建成、李世民统兵进攻西河郡。这次战役很顺利，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很争气，与战士同甘共苦，对于百姓秋毫无犯，来回九天，顺利拿下西河郡。

五、晋阳起兵 谁是首谋(图)(1)

帝王图

晋阳起兵，是李渊集团开始脱离隋朝夺取最高权力的历史亮相。从此以后，李渊集团开始了平定天下、建立李唐政权的过程。晋阳起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漂亮而成功的阴谋，从时机的选择，到起兵方式，到旗帜口号，到内外联系，凡是重大问题都没有任何漏洞。

唐朝建立第一件事就是晋阳起兵。晋阳起兵谁是首功，历史上有两个答案，或者是李世民，或者是李渊。在建立唐朝这个问题上李渊和李世民谁的功劳大？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对于唐人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李世民首谋论

《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

《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这些对于中国人历史观有着重大影响的史书，既然如此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绕过，更不能一言否定。让我们先看看在晋阳起兵的问题上，当时的李世民都做了什么事情。综合起来，李世民做的准备有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狱中密谋。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确，大约在年初的某一天深夜。李世民悄悄地来到太原监狱，打发走狱卒，与一个坐牢的人秘密商谈。这个人就是晋阳令刘文静。刘文静坐牢是因为与李密是亲戚，而李密开始随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潜逃，最终上了瓦岗寨跟翟让合伙，成了隋末一大军事势力。

隋朝天下大势已去，天下大乱需要拯救。刘文静说需要汉高祖、汉光武这样的英主。李世民说当然有了，就是人们还不认识而已。言下之意，这样的人近在眼前。于是刘文静为他分析：天下如何，皇帝如何，太原如何，强调太原可征集十万兵，而尊公有兵数万。李世民一句“君言正合我意”，表明他已经有刘文静一样的考虑。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特别注意：这段文字强调高祖李渊不仅不知道，李世民还担心李渊反对。所以，他暗地里部署宾客，都是在李渊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样，李世民“首谋”概念就成立了。这就是狱中密谋，然后开始部署。晋阳起兵的进程从这个监狱密谋开始。

第二，暗中准备。“阴结豪杰，招纳亡命”，这是暗中储蓄力量，准备造反。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资治通鉴》记载：“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世民娶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炽之孙也，亦亡命在太原，素与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

请注意，这些行动，仍然是李世民暗中进行的，李渊根本不知情，更无从支持了。但是，这个行动很重要，这是在组建造反的基本班底，建立骨干队伍。以上所列举的三人，后来确实发挥了骨干作用。

第三，劝说李渊。为了说服李渊起兵，李世民绞尽脑汁，想了种种办法。他发现裴寂和李渊关系密切，于是想办法与裴寂接近。《资治通鉴》如此记载：

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出私钱数百万，使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稍以输之，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这段记录是刘文静从中联络，才使得李世民与裴寂结交成功。《旧唐书·裴寂传》是另外的一种记载：

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李世民拉拢裴寂有两个说法，一个通过刘文静，一是自己亲自指挥高斌廉。

五、晋阳起兵 谁是首谋(2)

《资治通鉴》又记载道：

会突厥寇马邑，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战不利，渊恐并获罪，甚忧之。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

这些记载有一个问题是矛盾的，到底是谁第一个跟李渊说起的呢？

一个“先是”，我们知道是裴寂先跟李渊说了李世民的计划。那么李渊为什么会回答“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说明李渊在听裴寂谈起之前已经了解李世民有起义计划。既然已经知道了李世民的计划，为什么在李世民再说出来的时候，李渊还要“大惊”，还要告官呢？

如果是李世民自己说的，那么他对裴寂的公关意义顿时降低，不就是因为看中了裴寂与李渊的良好关系才拉拢裴寂的吗？同时，“先是”这个时间标志词还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同一部书，《资治通鉴》本身就有这些矛盾呢？

这些记载中，李世民和李渊成为两种人。李世民处心积虑，多方谋划，准备起兵，而李渊夜以继日与裴寂等吃喝赌博。为了完成起义，李渊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障碍，李世民必须想办法先说服李渊。父子二人对待起兵问题上，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一个多方准备，一个糊里糊涂，李渊甚至差一点要把李世民送押官府。李渊最后同意了，但是很勉强，说什么“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在事情开始以前，都把责任推给李世民了。

如此说来，完全可以说晋阳起兵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而李渊不过是在李世民多方作用下，勉强同意并参加而已。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说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当然是不错的。首谋，就是首先谋略策划。晋阳起兵的首谋者，当然获得了建立唐朝的首功，没有这个谋划，唐朝自然不会产生。

李渊主谋论

我们暂时承认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那么我们看看，在李世民的发动起兵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渊充当了什么角色？

第一，在刘文静的第一份计划书中，李渊是什么地位？刘文静分析国内局势，皇帝居于江都不归，天下豪杰并起。只要有汉高祖、汉光武这样的人物出现，不过半年，帝业可成。“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刘文静的总体战略是不错的，但是具体化，是谁来领导这次行动呢？是李世民吗？不是，还是李渊。是谁有“一言出口，谁敢不从”的威信呢？当然不是李世民，还是李渊。所以，虽然刘文静与李世民谋划，但是他们预设武装起义的领袖不是李世民而是李渊。

第二，李世民开始暗中布置宾客，准备起义的干部队伍。应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也是这个重大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没有名字的人物我们无从了解，从现在已知的人物中，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背景。有三个人物是被提出来的。他们是长孙顺德、刘弘基和窦琮。这三个人后来成为基本的军事统帅，在李建成和李世民手下担任统军或者副统军。他们是什么来历呢？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他来晋阳与刘弘基一样，“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窦琮，也是亡命晋阳的。他们三人，都是投奔李渊的，不是投奔李世民的。平心而论，这样的逃避兵役的人，按照隋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能够保护他们的是李渊还是李世民呢？对于这三人而言，在造反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是听从李世民的，还是更听从李渊的呢？

第三，李世民积极活动，联络豪杰大侠，拉拢裴寂这样的官员，许多地方都需要花钱。别的方面不知道，仅仅为了拉拢裴寂，就花费了很多钱。《旧唐书·裴寂传》和《资治通鉴》都说李世民“出私钱数百万”拉拢裴寂。为什么叫“私钱”？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不是政府的钱，二不是李渊的钱。请注意，这里的“百万钱”只有数词，没有量词。所以，用意只在表达“多”。百万枚还是百万贯，大不一样。李世民与李渊没有分家，按照当时的法律，家产都属于家长。当时李渊才是家长。同时，李世民没有公职，也不从事工商，哪里来的私钱？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李世民用来准备起义的钱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渊。

五、晋阳起兵 谁是首谋(3)

第四，在李世民是首谋的这个说法中，我们看到，李世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说服李渊，甚至其中还存在一些矛盾，但是，李世民的这些行动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相：如果李渊不同意，李世民可以单独行动吗？答案是：不能。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这一年李世民二十岁。当时高祖李渊五十二岁。李世民一名不文，既没有官职，也没有军职。他最响亮的头衔是李渊的二公子。李渊，爵位唐国公，做过朝廷中央、地方大员，现在更是太原军政一把手。除了祖先的荣耀以外，李渊更有统兵作战的经验。李渊与李世民父子之间，领兵造反，无论是谁也应该找李渊。

现在我们想问：晋阳起兵，即使李世民是首谋，那么换一个词汇，请问，晋阳起兵谁是主谋？是李世民还是李渊？换个角度，如果这次起义失败，朝廷要对李世民和李渊判刑，李渊和李世民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任谁做法官，也不可能判李世民为主犯判李渊为从犯。

所以，千百年来，那些力图为李世民歌功颂德的说法，都是在“首谋”问题上打转转，谁也不敢挑战“主谋”这个更重要的概念，更没有在“主谋”这个问题上动手脚。

无论从政治影响、军事经验、经济实力还是从社会地位来比较，李世民都无法与李渊相提并论。即便是有人愿意结交李世民，也是因为看重了李世民背后的李渊。李世民要结交那些非法的豪杰大侠，没有背后李渊的政治经济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是，以李渊为首的军事政治集团，看到隋朝大势已去，于是开始谋划夺取最高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当然是李渊，作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不过是李渊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而已。因为父子关系，李渊信任李世民，李世民很早就参与了晋阳起兵的谋划，并且承担某些具体任务。但是，只有李渊才是主谋，这个地位任何人都无法取代。

虽然我们主张李渊主谋论，但是我们并不否定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的作用。帮助李渊定策、联络豪杰大侠、联合突厥等三个方面，李世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几个核心人物，大业十三年，李渊五十二岁，刘文静五十岁，裴寂四十八岁，李世民二十岁。李世民的表现实在是很出色了，没有必要再人为拔高。就凭李世民的表现，仍然当得起“少年英雄”四字评语。

六、乱世英豪 各怀异志(图)

高昌故城

在李渊晋阳起兵的过程中，除了李世民以外，裴寂和刘文静是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当时，大约有一个四人核心小组。他们就是李渊、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李世民与父亲一体，同呼吸共命运，那么另外两个人呢？他们为什么要反隋？

刘文静的传记中说他：“伟姿容，有器干，倜傥多权略。”形象英俊，有才干，善谋略。刘文静是晋阳县令，对当地情况熟悉。所有主张起兵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隋朝大势已去，必须立刻动手逐鹿中原。刘文静有一个具体问题是特殊的。他是李密的亲戚，朝廷已经命令将他捉拿入狱。李密是当今天下反隋的第一块招牌，而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日益占据上风。正是因为李密这些强大的反叛势力存在，导致隋炀帝不敢返回中原。如果隋朝最终取得胜利的话，对于李密必定坚决追究。刘文静是李密的亲戚，这事既然已经在朝廷的掌握之中，刘文静的下场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李渊起兵，推翻隋朝就多了一层把握，对于刘文静而言，正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时刻。一个小县令，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资源独立反隋，但是推动李渊反隋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太原，与李渊关系最密切的是裴寂，即使是刘文静也不如裴寂。有一种记载是李世民要推动李渊，自己不敢说，就通过刘文静等先结交裴寂，然后通过裴寂说服李渊。这是裴寂与李渊关系密切的一个证明。裴寂与李渊关系亲密，是因为在太原，只有他与李渊有旧交情，他们两人都有中央为官的经历，他们的关系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

裴寂在太原，是晋阳宫的宫监。晋阳宫是皇帝的行宫，皇帝如果到太原，就住在晋阳宫中。皇帝虽然很少来，但是皇帝的威仪不可少，所以这样的行宫是时刻准备着迎驾。因此，晋阳宫在太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一切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所以财大气粗。

裴寂当然明白这一切。老朋友李渊到太原当第一把手，裴寂当然高兴，因为晋阳宫里应有尽有，所以经常请李渊到晋阳宫，裴寂出面招待，使用的当然都是给皇上预备的。如果仅仅是吃吃喝喝也就罢了，裴寂高兴的时候还让宫女伺候李渊，这就太出格了。这些宫女可都是为皇上准备的啊。所以，如果这个事情被朝廷知道，裴寂和李渊都是死罪。

裴寂是河东裴氏，属于大姓。但是，他父亲去世早，他从小就是孤儿，是在兄长们轮流照顾下长大的。长大以后，一直穷困，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要说骑马，连骑驴都做不到，只能徒步走来走去。他有一次经过华岳庙，希望了解是否永远会这样贫困下去。当天夜里，他还真的做了一个梦，一个白头老先生对他说：你三十以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这个梦，对于渴望改变命运的裴寂而言，真是上天的启示。对于相信命运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暗示，这种暗示会成为他们选择机遇的心理基础。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裴寂参加起义，是因为拿了李世民的钱，或者说中了李世民的圈套，不得不做。这是一种有意贬低裴寂的说法。裴寂虽然早年贫困，但是李世民给的钱，毕竟是有限的，只要参加起兵，改朝换代，裴寂会立刻飞黄腾达起来，李世民的几百万钱真是一个小数字。比如，太原起兵，裴寂干了什么，其他密谋都不算，他把晋阳宫的东西献了出来：有上等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此外还有五百宫女。这些东西都是“以供军用”，粮食可以做军粮，绸缎可以奖励战功，盔甲用来武装战士，只有五百宫女不知道做什么用。这些物质，当然是最急需的，而李世民当初给裴寂的那点小钱，比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九牛一毛。

一个动乱时代，每个人都在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紧张的盘算。多数人的计划与大局无关，而这些野心家的计谋则影响着历史的进程。隋朝的皇帝龟缩在江都不敢回长安，一个泱泱大国，谁也不知道，在什么角落正发生着怎样的阴谋。一贯宣称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官员们，如同李渊周围的人们，都在如此诡异地忙碌着。而后世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最后究竟能走多远。

一、乌城战报 疑云重重(图)

青骓

乌城战报传到长安，本来是一个寻常的情报，但是却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轩然大波。这一次皇帝接受了李建成的建议，让李元吉为统兵元帅前往乌城增援。李元吉为元帅增援乌城很正常，关键是李建成、李元吉的幕后策划。

他们的计划有两个要点：第一，利用李元吉统兵的机会，调拨秦王府的主要战将参战，包括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李元吉要利用出兵作战的机会，消灭这些秦王府的将军。战争状态下，统兵元帅对自己的部下有生杀大权。李元吉要在战场上实现这个计划，易如反掌。第二，朝廷为李元吉送行举行出征仪式，在昆明湖为齐王饯行，太子李建成代表皇帝出席，利用这个机会杀掉李世民。

一段时间以来，李世民阵营穷于应付来自太子阵营的挑衅，但是阵脚并没有乱。因为李建成阵营强大，李世民阵营只能将计就计。现在，李世民再次获得情报，李建成要利用乌城军事行动把自己一网打尽。

李世民的情报从哪里得来的呢？这么重要的情报是谁送给李世民的呢？

历史对此有记载。东宫一个叫做王眰的人前来报告。史书没有说明这个人的动机。如果进行整体分析，我们可以大概得出结论，两个阵营之间，实际上都在招降纳叛，都在争取对方的人。李世民当初对尉迟敬德说的话，其实就有这样的含义，打入内部，掌握情报。这个王眰，职务是东宫的率更丞，应该是东宫军队里的官员，他恐怕就是李世民阵营争取来的卧底。显然，在争取对方人员的时候，李建成阵营不如李世民阵营更成功。

这个情报，关系玄武门事变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个情报确实，证明是李建成阵营首先决定使用极端手段，如果这个情报不确实，或者半真半假，比如有调用秦王府军力的计划，但没有饯行谋杀计划，那么李世民阵营就是首先采用极端手段的一方。如果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可以认为玄武门事变是应急的举措；如果不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后来李世民阵营用来狡辩的掩饰之辞。

有两个情况让人怀疑这个情报的真实性。一是李建成阵营对李世民采用极端手段的警惕性十分低。如果李建成方面首先使用或计划使用谋杀计策，他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十分警惕才对。但是在后来玄武门事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太子还是齐王都显得手忙脚乱，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二是后来魏徵在受到李世民责难的时候，说太子没有采用他的计划，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下场。那证明魏徵曾经有使用极端手段的计划，但是没有被太子采纳。《资治通鉴》的作者比我们今天能看到更多的唐代资料，但司马光在他的“臣光曰”中说过这样的话：“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看来，司马光认为李世民受到手下人的逼迫，没有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而是采取了主动进攻，所以才会为后世诟病。那么，这个情报的核心内容看来都是不可信的，可能是李世民用来激发手下斗志的一个方法，至于受迫云云，无非是为了减轻李世民罪责而已。

二、秦王定计 擒贼擒王(图)

三梁进得冠

面对这个情报，李世民阵营如何反应呢？李世民把这个消息首先告诉了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立刻与其他人取得联系。危机当前，秦王府的官员众口一词。用文雅一点的词汇表述，就是行周公之事，控制最高当局；浅白一点的说法，就是采取军事手段，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

从现在得知的情况看，房玄龄与长孙无忌是秦王府内部最早主张采取军事手段的人。但是，这个主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有资料不能证明。事实应该是，在秦王府内部，采取军事极端手段夺取最高权力的主张早就存在，而李世民或者不明确表态，或者不支持，所以不能付诸实践。当乌城情报传来的时候，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主要谋臣因为当时是朝廷的官员，不能及时参加秦王府的密谋，所以长孙无忌应该成为最核心的谋划者。

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无论多少人主张，最后是需要李世民亲自拍板的。在秦王府内部，最后形成的局面是大家共同劝说李世民，至少现在留下的记载是这样的。李世民面对这个主张，不能毫无顾忌，他必须仔细思考，否则下场是人所共知的。李世民认为：“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李世民希望用后发制人的办法解决冲突，如果从自卫立场出发，那么骨肉相残的责任就不在李世民。显然，李世民考虑的不是胜败的问题，而是善后过程，是夺权后长远的合法性问题。

但是，大家的担心却是后发制人的危险性，所以没有人同意李世民的看法。在部下劝说李世民的时候，大约从这么几个理由来试图说服他。

第一，“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这是从建功立业的角度相劝。（房玄龄）

第二，面对釜底抽薪的政策，采取自卫立场：“大王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程咬金）

第三，尉迟敬德：“大王不从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长孙无忌也附和道：“无忌也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此二人是以脱离秦王府为要挟。

第四，平时蓄养的勇士八百人已经进宫，行动已经开始。“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尉迟敬德强调，士兵已经发动，没有回旋的余地。

众口一辞，何况八百勇士已经进入战斗位置，箭已上弦，即使李世民不同意也难以中止了。于是，李世民退让了，说，那就占卜一下，看看是凶是吉。正在占卜，张公谨从外面进来说：事到如今，发动军事行为，已是不容置疑。占卜为了解疑，现在无疑，为什么还要占卜呢？大家齐声同意。于是连占卜也没有搞，直接定计，发动政变。

有关这个过程的文字记载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谁都没有提及。在军事政变的准备过程中，特别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对于李世民集团而言，究竟是什么因素最重要？真的是善后的说辞吗？事情已经做了，最高权力已经夺得，那么究竟怎么说都是由胜利的一方来决定，怎么可能担心没有办法解释呢？那么是担心失败吗？也不是。打仗是秦王府最擅长的，突袭是用局部的优势兵力攻取敌人的首脑，因为对方没有准备，整体优势就发挥不出来，等到反应过来，主要的战事已经结束。所以，胜算很高，不必担心。那么，李世民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李世民最担心的是内部的忠诚度。这样的行动，内部的高度团结是必须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全局。内部的人必须全力以赴，必须同心同德。李世民用自己的犹豫来观察所有人的态度和立场。而一旦决定，我们看到李世民立刻恢复了战场上的勃勃英姿。何以证明？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样对待秦王府外的房玄龄和杜如晦的。

当李世民所在的秦王府已经决定发动政变的时候，房玄龄和杜如晦不在场。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去找回这两个人，但是，两个人没有立刻回来，他们看来还不知道李世民已经下定最后的决心。也许是尉迟敬德没有说清楚。李世民于是摘下自己的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再去，他们要来就来，不来，就用这刀砍下他们的项上人头。两个人闻讯，赶紧穿上道服，悄悄地潜入秦王府，参与到大家的密谋中。

他们究竟是怎么谋划的？因为胜利以后，他们不再透露当时的计划，这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所以没有记载。他们取得的成功证明，他们的谋划很周密。但是，他们具体是如何一步步实施计划的呢？这真是一个千古之谜。我们只能通过事件发展的进程，来了解之前的计划。他们的计划，至少有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玄武门设置伏兵，袭击李建成和李元吉。首先杀掉最主要的政治竞争对手，这是“擒贼先擒王”的战术。

第二，如果玄武门作战不利，就坚守玄武门，控制皇帝。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是政变的一般的规则。控制了皇帝，一切命令都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

第三，如果再不顺利，以洛阳为最后退路。他们秘密通知了洛阳方面，做好迎接的准备，如果控制不了长安，就撤往洛阳。

有一种观点认为，李世民在玄武门战斗之前就控制了李渊。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虽然控制皇帝很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控制玄武门，其实就是控制了朝廷，控制了皇帝。具体到是否控制皇帝的人身，其实已经不重要。对于玄武门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很多年前已经很明确地总结过了。

三、禁门喋血 兄弟殒命(图)(1)

贴金彩绘武官佣

李世民是怎样实施他的计划的呢？实施过程是否一帆风顺呢？

李世民的计划是在六月四日黎明时分动手。这一计划的启动，应该在前一天，武德九年的六月三日。六月三日，发生了特殊的天象。太白金星滑过天空。太史局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皇帝李渊竟然把这个秘密报告让李世民过目。

很多年以后，李世民已经当了皇帝，有一次他对傅奕说：当初你的密奏，差一点要了我的命。这么看来，傅奕的密奏并不是李世民阴谋的一部分。傅奕是著名的反对佛教的人物，就在此前不久，李渊根据傅奕的建议，决定沙汰僧人道士。应该说，李渊与傅奕关系也不错。因为天象是一回事，解释是另外一回事。傅奕在这个时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密报呢？这么重大的天机，李渊为什么要让李世民知道呢？

我们看看李世民对这个秘密报告的反应，或许可以了解其中的秘密。李世民看到傅奕的秘密报告之后，立刻向李渊报告另一个重大机密，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直白一点说，就是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们有不正当关系。李世民看到傅奕的秘密报告，发现了什么事实？他发现，对方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他在报告两人淫乱后宫的同时，悲怆地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他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但是这样死了，真不甘心，耻于在地下见到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些人。这根本不合逻辑，但并不是没有意义。李世民在关键时刻还在提醒皇帝：我对国家有重大功勋，我不该被杀。

对此，李渊最后的决定是：明天要调查对质。这就是说，一切都要明天见分晓。

这是一个局中局。天象问题，是对方要陷害李世民的一个理由。大约金星从东南划过天空在西北落下，或者反过来，反正与西北有关。金星一方面含义主兵，表示要有兵祸，一方面表示权力归属。秦分，就是西北。所以傅奕解释说秦王当有天下。一定是先有天象，然后命令太史局进行解释，结果傅奕的这个解释很符合李建成阵营的需要，能够以此整治李世民。但是，李世民非常机智地利用这个信息，乘机告发淫乱后宫案。为什么说机智呢？因为李世民的计划是斩首行动，而在李世民的整个计划中，必须要李建成和李元吉离开自己的宫殿，只有这样才可以设伏袭击。

想想看，李世民如何才能调动李建成和李元吉呢？他自己是完成不了的。他必须通过皇上来完成这个调动。而李渊为什么会听从李世民呢？当然，李世民必须巧妙地调动皇帝。如何才让皇帝就范呢？要根据皇帝当时的情绪，设置相关的圈套。

当时的李渊，是在一种什么情绪之中呢？李世民的野心李渊其实早就有所觉察，不然也不会总是敲打李世民。李渊敲打李世民，可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上了李建成的当。一方面李世民确实有野心，另一方面李渊也有所觉察。所以，当“秦王当有天下”这个天象被解释出来以后，李渊看来是下定决心要解除李世民的一切武装了，即使不取消他的生命，至少准备取消李世民的政治生命。所以，当李渊把傅奕的秘密报告交给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立刻感到杀机重重。好在李世民已经准备停当，于是来了一个将计就计，紧急告发。

李世民所告发的是事实吗？当然不是事实。一是因为后宫制度严密，嫔妃们与外界的接触不仅有限而且监视很多。二是，对此，一贯支持李世民的司马光也认为，后宫隐秘实在难说。他实际上也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告发呢？他在利用李渊的情绪，为的是调动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什么要用这种理由呢？因为这个事情太荒诞，太不可信，也让李渊最恼羞成怒，所以李渊立即决定第二天调查。李渊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这个事情很容易调查，当事人对质，一切立刻明白。比如要李世民举证，李世民肯定举不出来。那么李世民就是陷害，不仅是陷害，还是侮辱皇帝，是典型的大不敬。明天当庭对质，李世民必死无疑。

李渊当然没有想到，李世民看起来是自投罗网，其实采用的是调虎离山计，他要调动的老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

李建成从张婕妤那里获得了李世民告发的消息之后，连夜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建议：集合兵马，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应该说，这个建议很重要，如果李建成同意，李世民的计划就会全面落空，不仅落空，可能还会导致失败。　因为在李建成与李元吉商量的时候，李世民统率的伏兵已经到位。唐朝一代名将，尉迟敬德、程咬金、泰叔宝、张士贵等都进入伏击位置。这个行动是无法解除的，如果李建成他们不出宫，李世民是无法解释自己的军事行动的。但是，李建成胸有成竹，认为李元吉不必如此谨慎。他说：我们的准备已经很充足了，我们应该亲自到宫中了解情况。

东宫与玄武门离得十分近。李元吉住在武德殿，跟东宫只有一墙之隔。李建成从东宫北门出来，汇合齐王李元吉，再到皇宫的北门即玄武门其实没有多远。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么短的距离，就是他们的殒命之地。

三、禁门喋血 兄弟殒命(2)

六月四日，清晨，一切看起来都跟平常一样。李建成和李元吉汇合之后，从东边走近玄武门。让李建成比较放心的是，玄武门这个最重要的地点，守卫的将军是自己的人。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玄武门屯守的将军，对于发生在眼前的战斗，要么抱着观望态度，要么跟随了李世民，唯独没有人肯为太子拼命。其中，当天在玄武门当值的常何，正是李世民从太子阵营争取过来的军官，而在这一天，起到了关键作用。史书记载，李建成到达临湖殿的时候，发现情况异样，立刻拨马回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世民出现了，高声叫住李建成。我们不知道李世民说了什么话，在大战来临之际，显然李世民要从容得多。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此时发现情况不妙，李世民的伏兵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杀气腾腾。李元吉首先摘下弓箭，但是他太紧张了，虽然兄弟不容，势同水火，但是他们看来从没有预计过会有这样的场面。所以，李元吉的弓箭竟然再三不彀，就是拉不开弓搭不上箭。还是李世民沉着，一箭射出，箭头穿过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当场毙命。这一箭，李建成猝不及防，他愣在那里，只听得一声弦响，接着箭头穿透空气，带着风声，直奔自己而来。就在一瞬间，李建成听到自己喉骨的破裂之声。他的眼睛，应该一直盯着二弟李世民，这个自己的亲兄弟，这个自己的政治对手。在这一刻，他拉弓射箭，动作娴熟，潇洒而轻松。李建成到死都不明白，二弟的箭法，为什么这么高明。这是玄武门事变的第一箭，是由李世民亲自发出的，这第一箭就定了乾坤，解决了最主要的对头。

随着李世民的第一箭划破玄武门清晨浓重的空气，李世民的伏兵众箭齐发，李元吉中箭落马。李建成和李元吉虽然随从不多，但毕竟也有一小队，他们应该有所还击。双方的混战开始，于是出现以下的镜头。李世民的马受了惊，跑到丛林里，被挂到树上，一时间人马受困，不能起身。这不是李世民应有的动作。当他发出第一箭以后，自己也被这一箭吓呆了。大哥的眼睛，好像就没有眨过，一直圆睁睁地看着自己。他眼看着大哥喉咙上插着自己射出的那一箭，一声不响地从马上翻落，再就没有动弹过。他知道，他的亲兄弟，让自己这一箭彻底送走了。他的内心一定不是滋味，心中方寸已乱，竟然忘记了控制坐骑。当他终于醒过来的时候，马已经被树枝绊住，自己也被困住不能动弹。更没有想到的是，他受困的地点，正好距离李元吉很近。李元吉看到这个情况，立刻奔来，他取了李世民的弓箭，准备用弓弦勒死李世民。双方展开搏斗，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一边大喊，一边飞马赶到。李元吉一看敌我悬殊，转身逃跑，他想跑回武德殿。尉迟敬德当然不会放过，立即从他的背后开弓射箭。这是玄武门事变的第二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箭。这一箭解决了李建成阵营的第二号人物。尉迟敬德和李元吉，是天下最擅长使用长矛的两个人，但是在最后决战时刻，竟然没有长矛，只有弓箭。当初，李元吉发誓要亲手杀掉尉迟敬德，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今天这样的场面，这是李元吉人生的最后一个镜头。长箭带着风声，深深地穿进李元吉的身体，李元吉一头跌倒在地。

尉迟敬德是战场上的老手，他在一箭杀了李元吉之后，竟然知道从容取下李元吉的人头。当然，李建成的人头也被取下。李世民和他的伏兵一起，迅速进入玄武门。不久，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兵也赶到玄武门，开始攻打玄武门。这时，李世民的秦王府是没有设防的，所以当东宫的薛万彻高喊要去攻打秦王府的时候，守卫在玄武门上的将士非常紧张，因为那里太容易受到攻击了。这时，又是尉迟敬德，及时地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高高举起，让他们手下的士兵知道首领已死，继续作战没有意义。于是攻打玄武门的李建成、元吉的军队开始溃散。

这就是玄武门之变的惊心动魄的场景。但是，至今为止，我们实际上没有交代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信息：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当然在玄武门附近。但是，是玄武门的外面还是里面呢？很多影视作品，都认为战斗发生在玄武门之内，李世民是在玄武门之内设伏的。我认为，战斗是在玄武门之外发生的。首先，李建成他们并没有到达李世民理想的伏击地点，就觉察出了问题，于是拨马回头。李世民于是现身，高声叫住李建成。如果是在玄武门内，李建成就是发觉也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因为大门已经在他们的身后关闭了。其次，李元吉曾经想跑回武德殿，结合刚才的拨马动作，这也应该是玄武门外的事情。再次，一定有东宫和齐王府的人跑回去了，所以东宫和齐王府增援的人马很快到达。这也可以看做是事变发生在玄武门外的旁证。因为玄武门的守军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站在李建成的一边，如果发生在玄武门之内，他们当然不会允许有人再从大门逃出。

玄武门的战事基本结束以后，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去保卫皇上李渊。这是一个文雅的说法，其实内容要丰富得多。李渊这个时候，正和宰相们在一起，泛舟海池，准备上朝以后讯问所谓淫乱后宫的诬告。这时候李渊怎会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呢？一定是李渊需要与宰相们打招呼，这一次可不能?心慈手软了。不知道李渊跟宰相们统一思想的工作进行得如何，现在忽然看到了全副武装、满身鲜血的尉迟敬德，大家都知道：出大事了。李渊故作镇静，问：今天是谁作乱？尉迟敬德说：太子、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率兵诛灭，秦王担心皇帝受惊，特地派臣来保护陛下。

李渊还能怎样，他只好痛苦地接受眼前这一切。李渊第一道命令是交出兵权，让李世民指挥天下兵马，同时命令东宫卫士放弃抵抗。既然皇帝下令了，太子已经死了，这些士兵在为谁战斗呢？他们只有放弃战斗。李世民占据东宫和齐王府后，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所有儿子。在这场战斗中，尉迟敬德当然功劳最大，所以李世民把齐王府的所有珍宝都送给了尉迟敬德。

几天以后，李世民成为太子。两个月后，李世民即皇帝位。秦王府的属官们都成为新朝廷的重要大臣。李渊退位成为太上皇。唐朝在一阵腥风血雨之后，完成了政治权力的转移。

没有玄武门之变就不会有贞观之治。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如果李世民不发动玄武门事变，可以肯定，李世民就当不成皇帝。不论后来是李建成还是李元吉当皇帝，都应该是另外一番景象，不能叫做贞观之治。玄武门事变是一个历史惨剧，李世民对此心知肚明。为了减少这件事情对自己名誉的影响，李世民必须用更光明的手段治理天下，用更大的成绩从正面证明自己。这就是说，玄武门事变对于李世民而言，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心动力，让他更努力地克己复礼，治理好天下。帮助李世民治理天下的能臣众多，但是在帝制时代，最关键的人物毕竟还是唐太宗。

在中国古代，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事件，史不绝书。此类问题深刻的根源在于帝国体制本身，在那种体制下，这种悲剧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在暴力夺权者中，毕竟很少有人能取得李世民贞观之治那样辉煌的成绩。所以，从总体上，后世对于李世民还是充分肯定的。李世民后来那样勤勤恳恳，那样有节制地运用皇权，从而取得出色的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历朝帝王中，李世民让帝王的权力表现出了优雅，表现出了理性，使中国古典政治智慧的优秀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玄武门之变，对于贞观之治而言，如同温暖春天的前一个寒夜，如同灿烂黎明前的一刻黑暗。

一、知性女人 皇后楷模

高高的宫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在深宫之内，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大部分人会把深宫看做是危险的场所，只有武则天这样的人才会把深宫看做是人生的转折点。其实，看上去风平浪静、不缺吃不少穿的后宫，从来都是阴晴不定，瞬息万变，波涛汹涌的战场。凡是资源集中的地方，永远是争斗激烈的场所，这是历史给出的铁律。

贞观时期，后宫在长孙皇后管理之下，一直是风平浪静。不是这里改变了性质，不是这里缺少了资源，只是因为长孙皇后掌控有力。那是一种柔性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这是长孙氏的力量，也是长孙氏的智慧。

长孙氏勤奋读书，一年四季保持不变。读书使她增强智慧，积累知识，增广见闻。她生活简朴，需求不多。无欲则刚，这是人所共知的。她树立了一个俭朴的榜样，在那个时代特别重要。不但自己俭朴，她要求太子也这样做。有一次太子的奶娘跟皇后说，东宫的用度不够，皇后就不高兴，说，太子应该关心自己是不是德立名扬，哪有关心用度够不够这种事儿？她胸怀大度。我们都知道后宫关系复杂，但是她处理得很好，唐太宗跟别的宫女生了孩子，宫女因为难产而死，皇后就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在身边，像自己亲生的一样，没有半点嫉妒心，树立了当时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准。别的妃子生病了，她就会把自己的药品拿去给人家用。这些举止，史书称为“下怀其仁”，即下面的人都感怀她的仁德。这就如同将军仁爱，战士乐死一样。

这些，都显示出长孙氏的不同凡响，但是更卓越的是她的自我定位。

长孙皇后的自我定位是什么呢？就是以唐太宗为准绳，以皇帝的大业为目标。她自己和自己管理的后宫，都是皇帝大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长孙氏始终是唐太宗的一个方面军。这是什么？这就是很标准的母仪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孙皇后与其他大臣一样，也是李世民的部下。只要是部下，就有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问题。稳定后宫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要对朝廷治理天下形成干扰。

长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

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

在上级和下级之间，有几种相处的方案可供选择。一是让下级作出牺牲来满足上级的心愿。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百姓最痛恨的。二是欺上瞒下。这一般是主意大的人才敢于采取的方案，通常也是坏人才会这样干。　三是让上下级都不满意，这不可能是一种选项，但确有这样的结果。欺上瞒下者往往如此。四是让上下级都满意，这是最佳方案，但是难度最大。

我们看长孙皇后的这个记载，这不是一个个别事件，而是皇后处理同类事件的一贯做法。这是一个三方关系，后廷的人、皇后和皇帝。后廷中的人犯了大错，皇帝发怒的时候，皇后的方法是“助帝怒”，并请求亲自来处置，决不轻饶。她不是顶着皇帝的怒火，而是顺着皇帝的思路。等到皇帝过了愤怒期，她才开始慢慢调查处理，最后决不能让后廷的人受冤。长孙皇后的最后行为，大家容易理解，毕竟事实更重要，即使是小人物，也不该受冤枉。那么前一阶段的行为，助帝怒，这不是很有问题吗？通常我们对此认识模糊，以为事实最重要，只要有理，就什么都不怕。其实，凡事都要长远考虑，事情过后，领导者依然是领导者，而人人都是讲颜面的，也就是讲尊严。在下级面前，领导的尊严很重要。为了照顾领导的面子而牺牲别人、牺牲真理是错误的，但是在不影响事实处理的前提下，顾全领导人的面子是有必要的。这是配角必须考虑到的。

二、政治顾问 皇帝高参(1)

长孙皇后如果仅仅把自己管理的事情做好，那么她的历史地位也是有限的，至少没有我们今天评价的那么高。不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唐太宗的认识中，长孙氏绝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后宫管理者。实际上，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高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

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称：“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他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入宫“不复闻善言”。李世民承认皇后能够弥补自己的过失。这很重要。皇后的很多话，在李世民听来都是“善言”。长孙皇后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们从小同甘苦共患难，相互的信任历经考验，所以，李世民是很听从长孙皇后的劝告的。

李世民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听从皇后的话，历史记载有限。我们从皇后的角度看看，她是如何充当皇帝顾问的。

首先，顾问以不问为前提。长孙皇后这个皇帝的顾问，经常是皇帝问而不答，这给人以强烈印象。皇帝有所问，她就是不回答。皇帝一再问，她就说这是皇帝的事情，我可不能妇人干政。李世民然后就百般解释你没有干政嫌疑，皇后才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为什么？皇后真的没有意见吗？是在扭捏作态吗？都不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是让李世民确认是否真的需要皇后的意见。这是一个意见再筛选的过程。皇后只回答李世民确实需要回答的问题，换句话说：皇后只回答重要的问题，只回答唐太宗确实拿不定主意的问题。什么小事都问你，你就是秘书，只有大事才问你，你才是顾问。

其次，长孙家的利益，皇后很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皇后一改以往的习惯，不是回避而是坚持。这当然是因为她是长孙家族的最有权势的人，她也自认为对长孙家族有一份责任。对此，两件事最突出。

皇后和长孙无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长孙安业，早年曾有虐待继母和弟弟妹妹的不良记录。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和习惯，后来有了势力的皇后和长孙无忌，一定会报复他们的哥哥的。贞观元年，长孙安业参与了李孝常等人的谋逆阴谋，要杀皇帝搞政变。这当然是重大的政治案件，按照律法，这属十恶不赦之条，一定要杀头。当时也是重要大臣的长孙无忌没有说什么话，可能他的愿望是希望他的这个同父哥哥依法处置。但是，皇后出面了。她对皇帝说：

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

皇后对着皇帝不禁哭泣起来：我们长孙家真是很不幸，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啊。陛下对安业多好啊，没有立什么功劳，却当上了监门将军。他不图报答，反而谋逆，真是死有余辜啊。

皇帝心头立刻乱了，你是什么意思啊？李世民问。

皇后说，我家哥哥干出了这样的勾当，死不足惜，可是天下人会怎么理解啊？人们一定会以为是我们兄妹迫害哥哥，因为哥哥当年对我们不好，这尽人皆知啊。如果这样，不是很拖累朝廷吗？

李世民说：我当然不会让他拖累朝廷，也不能让他拖累皇后。

最后，长孙安业没有被杀，长流岭南。

长孙皇后的这次努力，确实在保护安业的性命，虽然是从朝廷名声出发进行论证，毕竟是保全安业不死。皇后这样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因为她没有公报私仇，也没有继续发展家庭内部的斗争。这是让人同情的，也是让人赞许的。窝里斗，毕竟是一种丑恶的行径。同样的家庭关系，武则天是怎样处理的？她杀掉了她所有的哥哥，都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武则天成了皇后以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她的哥哥们再不能左右她了。但是，她就是咽不下那口气，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权力是那种东西，即使你远离它，也知道它的强力存在。如果你拥有它，你就会如毒品一样上瘾，而越是过度地运用它，它越会给你快感。长孙皇后拥有一种坚毅的理性，对权力也有这样的理性。在保护安业问题上如此，在阻拦长孙无忌掌权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在唐朝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在唐太宗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功劳很大。李世民当然最信任他。李世民掌权开始，长孙无忌就担任吏部尚书，后来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尚书仆射，就是贞观时期的宰相。但是，皇后就是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预防外戚干政。这一点，李世民很不理解。所以，还是让长孙无忌当了右仆射。之后，有一次，朝中议论，说长孙无忌有揽权的倾向，唐太宗当众说：我信任无忌，如同信任儿子。朝中的议论戛然而止。但是，皇后还是很坚持，她让无忌自觉退出。无忌当然想掌权，但是敌不过皇后的坚持，只好申请退出，皇上也就同意了。皇后听后很满意。对于外戚干政的防范，有这么必要吗？何况唐太宗是一个很强势的皇帝，怎么可能放任长孙无忌呢？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但是，她比任何人都了解长孙无忌，比任何人都了解李世民。

二、政治顾问 皇帝高参(2)

长孙皇后的远见卓识，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被证实。

长孙皇后对长孙无忌如此防范，而对于另外两个人却是认真推荐，那就是魏徵和房玄龄。李世民对魏徵的纳谏也不是历来心平气和的，有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有一次魏徵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唐太宗接受不了，怒气冲冲一摆袖子走了。回到后宫，余怒未消。皇后就说，陛下，您这是怎么了？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说的还是魏徵。这时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她就进到里间，改换了衣服，穿上了朝服，朝服就是正式见皇帝才穿的服装，来向皇帝祝贺。她跪在皇帝面前，皇帝吓了一跳：这是为何啊？她说，我听说史书上说，主贤臣忠，只有君主贤能，臣下才能忠诚。魏徵敢于提出很多意见，那是因为他效忠您，他敢于这样，正好证明陛下是贤能的。现在我有一个贤能的夫君，我能不祝贺吗？这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所以我要祝贺。

史书上没有记录李世民的反应，想来一定是喜上眉梢。注意皇后说服皇上的角度，她是从表扬皇上的立场来维护魏徵的直言。试想，她如果从批评皇上度量狭小入手，那么问题一定会更复杂，甚至完全弄糟。这种方式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认识的基础上的。让皇上接受意见，还不能让皇上威风扫地，否则就是南辕北辙了。

皇后不仅能提意见，而且善于提意见，这种方式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后宫的事情，皇后也向来如此。长乐公主要出嫁了，因为是皇后亲生女儿出嫁，皇帝特别嘱咐要多准备嫁妆。结果朝廷准备的嫁妆十分丰盛，甚至超过了长公主。魏徵出来发言了，说这样于礼不合，于情未安。李世民把魏徵的意见转述给皇后，皇后深有感慨：魏徵真是难得，作为皇帝妻子的我尚且察言观色。过去只听说陛下重用魏徵，不知道理由，现在终于知道了，魏徵是能够“以义制主之情”的人。忠言逆耳利于行，魏徵真是社稷之臣啊。然后皇后命令赏赐魏徵。

我们看到，皇后不仅赞赏魏徵，更能对魏徵进行分析，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能“以义制主之情”，其实，唐太宗也说过魏徵类似的话：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

我相信，唐太宗对魏徵的信任重用，这其中有皇后的因素存在。此外，皇后处处维护皇帝形象，也如同魏徵等人一样。

太宗有一匹骏马，他特别喜爱，总在宫中饲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病而暴亡。太宗对养马的宫人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想杀掉她。皇后谏道，过去齐景公以马降罪于人，晏子云：你养马而死，是罪责之一。如果你因马杀人，百姓知道，肯定抱怨你，这是罪责之二。诸侯国听了，必然轻视吾国，这是罪责之三。齐景公这才没有杀人。陛下读书熟知此事，怎么会忘记呢？太宗怒气才解。他还对房玄龄说，皇后拿平常事启发我，真使我受益匪浅。

爱护皇帝的形象，就是爱护国家的形象，是爱护国家的一种重要表现。但是，这个爱护不是护短，不是隐藏皇帝的错误，更不是为皇帝的过错辩护。真正爱护国家的荣誉，爱护皇帝的荣誉，就是减少皇帝的犯错。帝王无私，不是说帝王没有私心，而是说帝王代表国家，事无大小内外，都关涉国家，都是公共事宜。

这不仅需要皇帝处处从国家利益、民众福祉出发，也需要大臣们从多个方面共同督促皇帝。长孙皇后对于唐太宗而言，是特殊的臣下，她能发挥其他大臣发挥不了的独特作用。唐太宗和唐太宗的时代，正气占据上风，长孙皇后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

三、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图)(1)

昭陵远眺

三、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2)

长孙皇后和皇帝情真意笃，贞观十年（636），长孙氏三十六岁的时候去世。皇后临死之际，对皇帝说了一番话，可以看作是政治遗嘱。一是相信房玄龄，二是不要重用外戚，三是要求薄葬。除了第三个问题以外，前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唐太宗的最终名声，也关系后来的政局。

皇后病重的时候，房玄龄正好犯了一个错儿，被李世民停职。皇后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当，所以把这件事提出来。皇后认为，房玄龄为人谨慎，忠心报国，最值得信任。对于房玄龄的信任，唐太宗最后可以说是做到了，至少唐太宗让房玄龄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去世，这之前，太宗保证了房玄龄没有出问题。因为有很多人想扳倒房玄龄，都被太宗挡住了。保住了房玄龄，就是保住了唐太宗的英名，保住了贞观之治的名声。没有皇后临终前的嘱托，唐太宗是否能做到，真的不敢说。

另外一个遗嘱，唐太宗有一点不明白，怎么在他的时代会出现外戚干政？对于长孙无忌，他既了解又信任。不过，太宗至死也没有忘记皇后的遗嘱。他依然重用长孙无忌，但是也不是没有限制。至于最后长孙家族在高宗时的覆灭，责任不在长孙皇后，也不在唐太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孙皇后最担心的后果，后来还是可怕地出现了。

皇后怎么能够洞察到后来的局面呢？

三、临终遗嘱 深谋远虑(3)

这个世界上，长孙皇后最熟知两个人，一个是哥哥长孙无忌，一个是夫君李世民。只有妹妹才知道，在艰难的岁月里，长孙无忌如何渴望翻身，如何渴望获得权力，扬眉吐气。他的这些渴望已经到了心理扭曲的程度。而在现今的政治旋涡中，特别是在李世民的高度信任的前提下，长孙无忌的这些渴望真的可能实现。这在皇后看来是可怕的，渴望已久的权力一旦获得，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贪婪，一切恶果都可能发生。于是，皇后才在临死前再度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皇后不直接对李世民说出来呢？她可以说，我的哥哥我知道，他的权力欲望过于强烈，重用他一定会出现干政局面。如果这样说了，唐太宗真的开始防范长孙无忌，甚至猜忌起来，那也一定是一场悲剧。这也不是皇后所愿意看到的。所以，唯一两全的办法是，让李世民保持与无忌的良好关系，但是绝不重用。

长孙皇后真是用心良苦。后来悲剧还是发生了。我们能说什么呢？皇后已经尽心了。悲剧属于长孙无忌，绝不属于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636）六月二十一日，皇后崩于立政殿。宫中女官把皇后编撰的《女则》一书呈给唐太宗，说：皇后生前把历代妇人参政得失的历史编成此书，自觉文字尚不精练，不敢呈献，不想皇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完就……太宗打开书卷，不禁失声痛哭。史书记载：“上览之悲恸”，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内心悲伤，放声痛哭。

想一想整日高深莫测的皇帝；想一想唐太宗这个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的马上英雄；想一想玄武门下，唐太宗一箭封喉，让他哥哥眨眼间死于马下……总之，如今唐太宗失声痛哭的样子，让人感到落差太大。不过，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皇后的去世，确实让唐太宗感到悲伤，心中空空如也，忽然之间丧失了依靠。史书记载，唐太宗说：以后入后宫，再也听不到她的规谏了。

皇后六月去世，十一月埋葬于昭陵。太宗经常想念皇后，不能自已，于是在宫苑之内修建一个多层塔楼，为的是便于自己经常登临，瞭望昭陵。有一次，太宗引领魏徵同登塔楼，让魏徵看昭陵。魏徵说：在哪里啊，我眼睛不好，看不到啊。太宗就用手指示：那不就是昭陵吗？啊？魏徵故意打马虎眼说，啊，是昭陵啊，我还以为你要看献陵呢，要是看昭陵，我早就看到了。魏徵这话，含义很隐晦。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皇后先死，所以先葬，后来太宗死后与皇后合葬于昭陵。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他在贞观九年去世，埋葬于献陵。魏徵的意思是：作为儿子，你不想念父亲，单单想念妻子，这让天下人知道了，可不是一个好榜样啊。毕竟，我们是以孝治天下啊。魏徵的意思，唐太宗何尝不懂？但是他太想念皇后了。在魏徵面前，太宗大概也用不着掩饰，他再一次哭了起来。

这次痛哭之后，太宗下令拆毁这座塔楼。那座思念之楼虽然拆了，但在太宗的心中，思念之楼永远高耸。

一、太宗驾崩 山河动容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驾崩，享年五十二岁。

唐太宗家族有家族病史，当时叫做风疾，有人认为可能属于高血压之类。唐太宗早年驰骋天下，能文能武。贞观十一年十月，唐太宗在洛阳围猎，那一次主要是猎杀野猪，合围之后，野猪向太宗这边突围，太宗一箭一头，四头野猪当场毙命。但是，一头雄野猪凶猛迅捷，已经突进到唐太宗的马镫旁边。兵部尚书唐俭一见，立刻手忙脚乱上来援助，还没有等他到来，唐太宗手起刀落，那头野猪断为两截。而这时的唐俭则是狼狈不堪。唐太宗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天策府的长史，没有见过我这个天策上将杀敌吗？为什么这么胆小？唐俭也不示弱，说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陛下以神武定天下，现在又跟一头野兽逞威风，有这个必要吗？那时候的唐太宗不仅雄姿英发，而且心胸开阔。　他对唐俭说，好，你说得对，咱们这就罢猎。

当时的唐太宗，身手多么矫健，连续四次射箭之后，又放下弓箭，拔出御刀，及时而准确地砍下。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要求熟练，而且要求镇静，更要求力度，而这一连串动作完美地完成，证明唐太宗那个时候的身体十分强健。

贞观十六年以前，唐太宗有过多次外出行猎的记录。那是一种准军事行动，对于军事训练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皇帝来说，也是一项体育运动。但是，从贞观十七年到他去世，唐太宗只有贞观二十二年正月进行过一次行猎活动。贞观十九年，他勉强去讨伐辽东，回来就大病一场。这之后，他就大病、小病不断，甚至一次风寒感冒也持续三个月。

贞观十七年是唐太宗的一个坎，俗称生命的关口。这一年，他的精神遭受巨创。太子问题，给唐太宗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精神上。此后，他对于天下事情的看法，也随之发生改变。他过去的从容不见了，他急于解决问题，急于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太子不敢倚重，对于生命似乎也不再有信心。御驾亲征辽东及其失败，则让唐太宗的身体遭到重创。

两次打击，让唐太宗的生命状态迅速下降，很快进入英雄暮年。

生命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曾经见过长孙皇后如何理性地对待死亡。对于唐太宗，我们如果作为观众和读者，也希望他能同样理性。唐太宗早年谈古论今，对于秦始皇、汉武帝迷信长生的行为，都曾经给予很理性的批判。但是，他自己的晚年却也沦为同样的下场。眼看就是覆辙，为什么还要走上去？对自己的身体丧失信心，对那些莫明其妙的理论和行为才会燃起幻想。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去世。唐太宗要亲自参加葬礼，长孙无忌来劝阻，理由就有陛下服金石，不宜临丧。可见，当时唐太宗已经在吃丹药。贞观二十二年，从天竺来了一名方士，自称二百岁，号称有长生之术。于是，他开始在宫廷里炼制丹药，经过一年的时间，丹药炼出来了。唐太宗服了这个“洋药”，中毒而死。如此愚昧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唐太宗一方面是病急乱投医，一方面是放心不下身后事，更没有想到事与愿违，本来希望长生，反而促成早亡。

总之，促使唐太宗过早死亡的原因很多，但是，以下三个方面应该是最重要的：第一，贞观十七年太子废立之事对他精神的沉重打击；第二，辽东战役对他身体的严重损害；第三，“长生丹药”的服用最终葬送了他的生命。

一代明君的陨落，应该如同落日般辉煌。但是，唐太宗的死，不是这样。这让我们有些感伤，有些遗憾，就如同对待朋友的逝去，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惋惜。

二、历史意识 鉴古知今(图)

彩油女骑马佣

一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取决于他们的建设成就。对此，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导集团，他们必须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

作为皇帝，一位伟大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言行，每时每刻都可能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影响。所以，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有明确的历史意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国家的领导人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那么国家的治理成绩是可想而知的。古代帝王，多数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很平常的庸人，指望他们把国家引向发展几乎就是天方夜谭。

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皇帝，无不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他们知道国家的现状，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清醒的意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过去，历史研究者比较重视贞观君臣来自隋朝、经过隋末动乱这个事实。大家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让贞观君臣产生了自觉性。这虽然是不错的，但是，有一定的问题。比较隋朝，很容易满足，因为隋朝毕竟是一个灭亡的朝代，他们的问题实在太多。而一个真正具有历史创造的朝代，他们的领导人当然应该明白怎样可以导致政权灭亡，这样就可以保证政权的存在。但是，仅有这一点是不够，避免了灭亡，不等于就明白了发展。所以，历史的创造者更应该懂得发展。这就是说，历史的教训固然重要，历史的经验同样重要。

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意识呢？因为历史的创造，作为人类的文化活动，它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

在唐太宗的心目中，重要的历史人物主要有三个，秦始皇、汉武帝和东汉光武帝。他一直在努力，要与这些帝王比照。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现在天下无事，四夷咸伏，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共同的功劳。所以，我们应该有始有终，要我们的子子孙孙互相辅佐，永远持续下去，让后代读史书的人知道，我们的“鸿勋茂业粲然可观”，超过西周、西汉和汉光武帝和汉平帝的时期。

我们看到，唐太宗心中有理想，就是以历史上评价最高的时期做样板，要努力超越。他的历史意识十分强烈，他是希望后代在读史的时候，有这样的评价。这个心理十分能够理解，一个人已经到了皇帝的这个位置，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历史评价。

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唐太宗说这个话的时候，大约是贞观十二年。他自己的评价，是从个人和国家治理几个方面来看的。他自己认为，武功方面已经超越古代，文治方面也超越古代，在国际地位上也超越了古代。这不是唐太宗自吹自擂，他的话是中肯的。

唐太宗治理天下，可以叫做求治心切。而向古代帝王学习，是他努力的一方向。也是贞观十二年，他跟魏徵有一段谈话，被记录下来：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徵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踪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唐太宗明言自己向历史学习，但仍感觉不满足。他要争取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君主。此外，唐太宗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谈话更多：

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念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这就是历史意识。他认识到古之名主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对照自己，希望取其所长，避其不足。善于向历史学习，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

当然，在贞观时代，不仅皇帝李世民有如此清醒的历史意识，他的大臣们同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著名的魏徵，我们可以称他为没有帝师头衔的帝师。他是什么立场？叫做“耻君不如尧舜”。那也是一种历史意识的结晶，他希望自己的君主是最优秀的。

三、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1)

仅仅有思想当然不够。贞观君臣的历史意识，是他们审视自己的坐标，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看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机遇。因此唐太宗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最出色的皇帝之一，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楷模。

评价一位皇帝，需要看很多条件。就武功而言，很多时候要看历史是否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武功方面，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机会。不是生逢乱世，再高的军事才能也没有用武之地，这就是历史条件和机遇。所以，我们应该更强调文治。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更需要的是文治的功夫，毕竟战乱的时间属于少数。

就唐太宗而言，文治方面，我以为两个方面最突出，其水准之高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以人为本；第二，克己纳谏。

民为邦本，是先哲的观点，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真正高举这个旗帜，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要数贞观时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太宗多有阐发，他轻徭薄赋的政策，建立在治国必先养民的前提下。这个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叫民本主义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一种最重要、最闪光的思想。它虽然建立在君主制度的体制之上，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最好的一种理论了。所谓好的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制订政策、设置制度的时候，它能考虑到百姓的位置。它的考虑很重要，如果它不考虑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能够以人为本，考虑人的性情考虑人的因素，在那个时候，就更有利于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加到国家建设上来。唐太宗的思想和实践，比较朱元璋删改《孟子》来，更是高下立判。朱元璋时期，因为太反感孟子，说，如果“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他坚持把孟子从孔庙中赶出去，后来大臣钱唐坚决为孟子争辩，最后达成妥协，孟子可以依旧呆在孔庙中，但是《孟子》一书必须修改，怎么修改呢？就是把那些朱元璋看着生气的句子删掉，成为《孟子节文》，一共删去八十五条。而凡删掉的部分，“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删去的都是哪些话呢？民贵君轻自然不用说了，还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等等，都是今天看来令人拍案、令人钦佩的文字。

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为方针政策，可以更多地动员社会资源。古代中国不是贵族政治，没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家族势力作为国家的统治基础。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是与官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官僚的来源由选官制度决定，如科举制度等。参加科举也有一些限制，但是它比贵族制度的限制要少得多。事实上古代中国的帝国，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度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参政的社会广度要远远高于贵族体制下的其他国度。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总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体制，与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三、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图)(2)

仪卫图

帝王纳谏，以唐太宗为最，是贞观时期理性行政的集中体现。理性运用权力，行使权力，贞观时代，典范可称。明代的皇帝，抗拒臣下的不同意见，使用“卖直”来攻击大臣，为国尽忠成了道德上的污点。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唐太宗说治国若治病。理解纳谏问题，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长孙皇后总结的，魏徵善于“以礼制主之情”；二是纳谏的制度化。需要说明的是，纳谏不是限制君权，而是支持君权，是使最高权力运行更加合理的一种保证。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对这一点都是清晰明白的。

在唐太宗看来，做一个好皇帝，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呢？

他曾向大臣们介绍他是怎么教太子的。太子吃饭，他就对太子说，你知道种地这件事吗？太子说，不知道。然后他就给太子讲，种地是怎么回事，春天一颗种，夏天怎么收拾，到秋天收上来多不容易，所以应该珍惜粮食，还要注意节约民力。农时很重要，你要是乱役使百姓的话，农时耽误了，你就没得可吃了。教他重视农时这个问题，尊重农业发展的规律。太子骑马，他就问，你知道马吗？太子说我不知道。他就说，这个马是能代你走路的，你要注意节约你的马力，你不能一下把它的力量用光了。使用老百姓也是这样的，要注意节约。这都是以民为本。然后唐太宗又说，坐船，你知道船吗？太子说，我不知道。他说，一般比喻民是水，皇帝是舟，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你要想使船能够安稳地划下去，就要好好对待那个水，要不然水给你翻过来就麻烦大了。太子站在一颗歪脖子树下，太宗就问：你知道这个树吗？太子说，不知道。太宗就说，那我给你讲这个树是怎么回事吧。别看树是歪的，但是按照尺子量还是可以变直的，皇帝没有天生的，他一定是有错误的，所以要听大臣们正确的话，要听从他们的教导，改正自己。这样天下就有希望了，只能这样治理下去才好。唐太宗就这么教导太子。李世民还写过一本叫《帝范》的书，内容是怎么样做皇帝。我觉得核心就两条，就是跟太子这番讲话：一是以民为本，一是克己纳谏。就这点而言，唐太宗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的皇帝体系中，李世民绝对是独一的。后代的人崇敬他，崇拜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做不到啊。

作为一位皇帝，他的主要对象，无非是对民，对下，对自己。以民为本，重视民心民意，重视民众利益，在古代，这已经是最佳表现了；对臣下，能够用其所长，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让他们的付出有所回报；对自己，尤其不容易，就是克制欲望，以身后名声为重。

三、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3)

贞观时代的唐太宗，交出了一份让历史满意的答卷。但是，正如李世民说的那样，贞观时代的成绩是大家共同的功劳，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功劳。那么贞观大臣们是怎么做的呢？对此，我们在有关的地方，都讲到过，大臣守法，大臣进谏等。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那就是贞观大臣们很少敛财。有的大臣，位置重要，品阶很高，但是他们的家庭却一点都不富裕。

中书令岑文本，已经是中书省的长官了，但是自己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甚至连帷帐这样的东西都没有。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产业就是家业。岑文本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写文章就担任了这么重要的官职，这已经让自己很担心了，哪里有心思搞什么产业。我们看到，岑文本想的不是自己的家产，而是自己是否对得起这个重要的职务。中书省的机密最多，因为任何重大的事情首先是中书省知道，皇帝的什么想法，也总是先通过中书省草拟诏敕。在当中书令之前，岑文本当中书侍郎多年。如果要经营产业，他早就有机会。但是，他为什么情愿保持这样的生活状况呢？因为他的心思不在这个上边，他一心考虑的是朝廷。

户部尚书戴胄于贞观七年去世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房屋又破又小，连祭祀场所都没有，没有办法设置。最后，太宗亲自下令为戴胄修庙。户部尚书是什么官，是当时国家财政最高级官员，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银行行长、工商总局局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等中央一级长官之和。所有国家的预算、决算、税收、土地、人口等都在户部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谁会想到，掌管国家经济命脉的人，家里竟然如此贫困。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也是一个家贫的官员。人死之后，应该在正房设置吊唁场所，但是，温彦博家没有正寝，只好安排在旁室。太宗听说，感叹良久，命令有关部分给他造正寝，并指示多给丧葬费。温彦博不是一般的大臣，他是皇帝小时候的朋友，是朝廷上有名的美男子。对于自己的家政，根本不关心，但是对于国家事情，则知无不言，他担任宰相以后，杜绝宾客，一心为国。宰相没有机会置办家业吗？当然不是。

这些都是当朝大臣，对于家中财产的态度很清楚。那么地方大臣呢？可以举李大亮为例。贞观十八年，五十八岁的李大亮去世。他职务是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和工部尚书，等于是国家的最高级将军，东宫的最重要将军和国家建设部部长。此前，还担任过剑南道巡省大使和凉州都督，那都是比现在的省长还大的地方官。可是，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朱玉可以为口含，只有米五石，布三十端（五丈为一端）。

不管是中央的大臣，还是地方的大臣，他们都绝对有机会为自己谋取私利，至少可以多置家业。但是，他们竟然如此清贫。然而，在他们的清贫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时代精神，看到一种精神财富。这种财富，在一千年以后，也能让我们感动。

也许人们会说，作为大臣，这样贫穷，朝廷应该有所愧疚。其实，也不是朝廷对不起这些大臣。以李大亮为例，他立有军功，朝廷赏赐很多很多，但是他都不据为己有，而是把这些散发给了亲戚和下属。他抚养的孤儿，如同父子的有十五人，其他的更多。有一次唐高祖赏给李大亮奴婢一百人，被他同时放良。

在这些事迹面前，我们只能承认是精神的力量。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像李大亮这样的人，合法的收入都情愿放弃，他们怎么可能去搞腐败呢？

李大亮还在做土门县令的时候，当地发生旱灾，民众没有力量救荒，李大亮把自己骑的马卖了，把钱分给贫弱百姓。李大亮是军人，军人的战马是战场上的双腿，是生死与共的朋友。但是，面对灾民，他别无长物，只好卖马，毕竟灾民比战马更重要。据说，当年就感动了上苍，当年就取得了丰收。

这样的人和事，任何时代，都会动人心魂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太宗给萧瑀的诗，不正是贞观群臣的整体写照吗？

四、煌煌太宗业 树立甚宏达(图)

献马图

唐代历史对于唐太宗和贞观之治，几乎是众口一词，迭加称赞。其中，吴兢《贞观政要》的评价最具有代表性：

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太宗生前因为政绩不如尧舜而心焦，死后，终于有了这样的评价。太宗在天之灵，应该满意了吧。

贞观时期，成为唐朝的一个榜样，凡是有太平景象，无不用“贞观”表述。比如到了开元的时候，唐玄宗重振唐朝，提法是“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唐宪宗读史书，看到贞观、开元的故事就爱不释手。宣宗的时候，喜欢阅读《贞观政要》，评论当时就说有贞观之风。

贞观精神、贞观故事，更在诗人的笔下广泛流传。杜甫诗句有“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白居易、李贺都写过歌颂贞观之治的诗歌。所以《旧唐书》总结说，到了五代的时候，“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后代君主，喜欢阅读《贞观政要》，都是想以唐太宗为榜样。《贞观政要》一书流传到日本等国，日本的清和天皇也给自己起了一个贞观年号（859－877）。宋神宗锐意改革，而当时王安石的改革名气很大。宋神宗终于见到了王安石，第一句话就说：你来做魏徵，我来做唐太宗。

魏徵家的房子也是又小又破，太宗几次要给他修，都被魏徵拒绝。直到魏徵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太宗不再听魏徵的意见，停止了正在修建的一个小殿，用那些材料迅速为魏徵修建了一个正堂。太宗为魏徵修建的这个正堂，在开元的时候依然存在，但是家人不小心把这个正堂烧掉了。子孙围着灰烬痛哭三天。当时朝中的大臣们也纷纷前往凭吊。大家怀念的不仅仅是贞观文物，更是贞观的精神。

贞观君臣的关系，任何时代，都会让人感动的。从此以后，贞观之治，成为后代看得清晰的历史榜样。

后代中国人，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回顾贞观，特别是对照自身的状况，每每感到对贞观的需要。贞观时代不仅是中华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也是中华民族心中的一块圣地、一方净土。当我们的感情需要抚慰时，我们会想到贞观。　当我们需要鼓舞勇气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贞观。

我以为，有三点，贞观让后人永久地怀念。当然，我必须说明，这是有主观情感因素的，是允许存在偏差的。

一是君臣如亲人。我们后来的历史，有过很多权力等同野蛮的事实。元明清时代，理性行政几乎是每况愈下，君臣关系混乱至极，权力斗争没完没了。像明朝打大臣，一板子下去打死多少人？贞观的时候，皇帝对待大臣彬彬有礼，大臣对皇帝对朝廷尽心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念贞观。贞观时代皇帝不是这样对待臣下的。贞观时代，权力不是这样野蛮的。

二是社会和谐。后来，我们看到过很多政府，对待自己的百姓如同对待敌人，凶狠残暴，如狼似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念贞观，贞观时代，政府不是这样对待百姓的，贞观时代的百姓不是这样不幸的。

三是国际地位崇高。天可汗，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每当我们又一次遭受侵略者欺凌的时候，每当国家再度割地赔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贞观。天可汗在的话，我们不会这样受气，天可汗在的话，我们不会这样低三下四。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不期而遇。一个时代因一个人而登上历史的巅峰，一个人因一个时代而名垂千古。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共生共荣，共创中国历史的一个神话。千年之后再回望，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可惜的是，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记录中，贞观这样的时代，实在太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什么时候，我们不用再梦回唐朝，什么时候，我们不用再靠回忆来增强信心呢？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历史的火炬已经传递下来，回望天可汗，不该只有惭愧啊。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化作一句期盼的诗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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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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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致功《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

后 记

这里呈献给大家的这部小书，原是我在“百家讲坛”所作的《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讲座的讲稿，经过了再整理再加工，最后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模样。讲稿本来是备课的材料，写明要讲的线索、要介绍的资料等。讲座的时候，会有临时发挥，会超出原来的准备。所以，这里的内容与讲座的录音稿不是完全吻合的。毕竟以讲座稿为基础，文字比较口语化，行文也不按学术习惯。对我，这还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是否符合读者口味，心中不免忐忑。

电视讲座与大学课堂上的讲课有很多不同之处。在电视上讲座，不能指定参考书，不能让观众预习和复习，所有内容都要一字不少地讲出来。同时，不能提供太多的学术信息，否则就会影响叙述的主线，让观众失去兴趣。适应这样的讲座，需要经过一番磨砺。感谢“百家讲坛”的编辑们。他们其实是一个“教练组”——魏学来、兰培胜、林屹屹，“主教练”是张长虹。他们很耐心，很专业，很辛苦，也很善于学习。他们是电视传媒的专家，对电视观众的需求、兴趣等也很有研究，所以能在你讲话的习惯中发现哪些是观众欣赏的，哪些是观众不喜欢的。他们不仅要改正你讲话习惯中的不适合部分，还要时常给予鼓励。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能够在讲座内容上提供很专业的建议。称他们为“教练”，算是我的“发明”吧。想起他们的默默贡献，作为一个参与讲座的“运动员”，内心充满感激。

因为不能适应电视讲座，我曾经当过“逃兵”。是一些领导和师长的热情支持，让我坚持了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先生特别肯定“百家讲坛”的这种推广国学的方式，冯先生认为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是学者的社会责任。还有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师长，特意找我谈话，甚为赞赏“百家讲坛”这种讲座方式及其效果。他说国学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的衰落，是因为群众远离了国学。振兴国学不仅要研究国学，更要普及国学。“百家讲坛”用电视普及国学知识，把它广推到亿万群众中间去，必将在国学的振兴中书写浓重的一笔。我的导师吴宗国先生给我的支持更加全面，不仅提示我电视讲座的意义，而且还从讲课内容上给予指导。我跟吴先生的电话，经常有几个小时不断的记录。其实，本书的一些说法就是来自吴先生的。吴先生还为本书写了序言。同在一个课题组进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的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还主动分担了我的工作，以便让我更好地完成讲座。国学院的领导孙家洲、王宏伟先生，为支持我的讲座，经常提供具体方便。讲座暂时告一段落，看看书稿，也有一点成就感。　诸位师长同事的鼓励与帮助，必将铭刻在心。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升平之世”。察今必鉴往，研究和了解这些历史，从中可以得到启示和借鉴。编写《贞观之治》电视连续剧，意犹未尽，所以愿意再来讲一讲。以往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在治世理政的政治史方面下过工夫，通过这次讲座，感到对唐初的政治史的了解确实有了长进。除了讲座技巧的学习，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刘瑞琳女士、杨晓燕师妹，更是操心多多。责任编辑为书稿的完成做了大量工作。无以为报，献上由衷的谢忱吧。

2007年4月7日于北京老营房路 《帝范》

一部专讲“为君之道”的书。唐太宗晚年所著，目的是训诫太子，本书中，太宗总结了一生的治国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