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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多慈自画像，作于1935年（图）

- 孙多慈自画像（图）

- 孙多慈中年在台湾（图）

- 孙多慈在作画（图）

- 孙多慈油画自写像，作于1934（图）

- 孙多慈1961年油画《泰国公主》（图）

- 孙多慈1934年作品《狮》（图）

- 孙多慈1930年素描《瓶汲》（图）

- 傅厚岗6号徐悲鸿公馆（图）

- 悲鸿自写（图）

- 《女画家孙多慈》徐悲鸿作（图）

- 徐悲鸿眼中的少女孙多慈（图）

- 徐悲鸿（图）

- 徐悲鸿1924年作《悲鸿镜中》（图）

- 孙多慈自画像（图）

- 引子

- 一、晚清斗士孙传瑗（1）

- 一、晚清斗士孙传瑗（2）

- 一、晚清斗士孙传瑗（3）

- 一、晚清斗士孙传瑗（4）

- 二、安庆街头美少女（1）

- 二、安庆街头美少女（2）

- 二、安庆街头美少女（3）

- 二、安庆街头美少女（4）

- 三、家有变故（1）

- 三、家有变故（2）

- 三、家有变故（3）

- 三、家有变故（4）

- 三、家有变故（5）

- 四、旁听国立中央大学（1）

- 四、旁听国立中央大学（2）

- 四、旁听国立中央大学（3）

- 五、打动徐悲鸿（1）

- 五、打动徐悲鸿（2）

- 五、打动徐悲鸿（3）

- 五、打动徐悲鸿（4）

- 六、恋爱倾向（1）

- 六、恋爱倾向（2）

- 六、恋爱倾向（3）

- 六、恋爱倾向（4）

- 七、有心做媒（1）

- 七、有心做媒（2）

- 七、有心做媒（3）

- 八、台城月夜（1）

- 八、台城月夜（2）

- 八、台城月夜（3）

- 八、台城月夜（4）

- 九、天降不测风云（1）

- 九、天降不测风云（2）

- 九、天降不测风云（3）

- 九、天降不测风云（4）

- 十、图画满分（1）

- 十、图画满分（2）

- 十、图画满分（3）

- 十、图画满分（4）

- 十一、闺中密友（1）

- 十一、闺中密友（2）

- 十一、闺中密友（3）

- 十一、闺中密友（4）

- 十二、四川同学屈义林（1）

- 十二、四川同学屈义林（2）

- 十二、四川同学屈义林（3）

孙多慈自画像，作于1935年（图）

孙多慈自画像（图）

孙多慈中年在台湾（图）

孙多慈在作画（图）

孙多慈油画自写像，作于1934（图）

孙多慈1961年油画《泰国公主》（图）

孙多慈1934年作品《狮》（图）

孙多慈1930年素描《瓶汲》（图）

傅厚岗6号徐悲鸿公馆（图）

悲鸿自写（图）

《女画家孙多慈》徐悲鸿作（图）

徐悲鸿眼中的少女孙多慈（图）

徐悲鸿（图）

徐悲鸿1924年作《悲鸿镜中》（图）

孙多慈自画像（图）

引子

1930年，三十五岁的徐悲鸿继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

4月，徐悲鸿发表《悲鸿自述》，详述了他的个人经历，“悲鸿生性拙劣，而爱画入骨髓，奔走四方，略窥门径……”徐悲鸿以为自此以后，人生不再有大的变化，因此在文章中，他极力把自己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吾乐吾道，忧患奚恤，不惮词费，追记如左。”但人生的轨迹，恐怕并不能为他自己所左右。

这一年的秋天，一个叫孙多慈的少女闯入了他的眼帘。

“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仅仅两个月后，徐悲鸿就对这位十八岁的安庆姑娘，发出了异乎寻常的赞赏。

当然不仅仅是赞赏，还有许多无尽的爱恋。这之后，徐悲鸿一直陷入不能自拔的感情纠葛之中。“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冬夜，寒风在南京街头肆虐，徐悲鸿独自坐在画室里，灯火幽暗，心绪浮沉，一首《苦恋孙多慈》，由他心灵深处汩汩流出。

一段师生奇恋，在中央大学，在南京，在美术界，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

“夜来芳讯与愁残，直守黄昏到夜阑；绝色俄疑成一梦，应当海市

蜃楼看。”八年之后，在香港，这段乱世之恋依然没有结果，寥寥二十八个字的《怀孙多慈》，将大师心中的愁苦，一倾而出。

“浙东紧急，当然慈甚可恶，但因缘既绝，从此萧郎是路人，只好不想到她算了。”徐悲鸿说。

“慈之问题，只好从此了结（彼实在困难，我了解之至）。早识浮生若梦而自难醒，彼则失眠，故能常醒。”徐悲鸿又说。

“弟尚幸留其作品不少，便用慰藉此后半生矣!”徐悲鸿还说。

多少相思，多少愁苦，多少无奈……

孙多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女子，居然能让一代美术大师如此揪心？

要介绍孙多慈，就必须从徐悲鸿所说“面貌似为吾前生身之冤仇”的孙多慈父亲孙传瑗说起。

一、晚清斗士孙传瑗（1）

远远看到省城安庆高高城门楼时，孙传瑗和他身后的孩子们，个个都发出了惊喜的叫声。六七天的长途跋涉，穿过这道城门，就算是到达目的地了。

老街叫荷仙桥，荷仙桥架在碟子塘上。传说当年张果老带着何仙姑，就是在这桥上升天的。窄窄的麻石条路，街道两旁各色店铺，一家挨一家。与寿州老城相比，这里的老街，显得杂乱，也显得繁华。

一支长长的队伍，都是半大孩子，有四十多人吧。只有两位带队的年龄稍大一些，但也大不了多少，顶多六七岁的样子，甚至还不到。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有一个特别，就是脑后少了根辫子，空荡荡的，还真不习惯。

沿街店铺的老板、老板娘都把头伸了出来，好奇地打量着他们。这帮操着北方侉子腔的孩子们，个个筋疲力尽，似乎戳一指头就会倒下去。他们到省城干什么来了？

有好事者拦住孙传瑗，想向他打听什么，但软软的安庆方言，既快又碎，孙传瑗努力了半天，仍没有听明白。

但最后他还是明白了，他们看到的城楼，并不是集贤门，而是堑楼，它是安庆城池的头道防守要塞。抬头向上，可以看到门洞上方“盘石万年”楼额。穿过堑楼，走接官厅，走厉坛，走吊桥，走北城口街，这才是安庆城的北门——集贤门。

孙传瑗突然有所醒悟，这十来天在自己身上突变的这一切，是不是也如此，需要一步步向前深入，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地？

他实在太累了，从寿州城出来，带着这帮孩子，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

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秋的一个傍晚。

在寿州，孙传瑗他们孙氏家族，是声名远播的名门望族。六百年前，寿州孙氏始祖孙鉴与孙铠二公，由山东迁至“东据淮河，西扼淠颍”的寿州城，安居在双桥镇一个叫孙厂的村子，传至第十代，光绪年间，孙氏家族风生水转，一下子涌出许多在全国都叫得响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咸丰己未科一甲一名的孙家鼐，另一位便是同盟会骨干成员的孙毓筠。

孙家鼐一路青云，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人称“寿州相国”。后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传说他家的大门上，曾挂有一副对联，上联为“门生天子”，下联为“天子门生”。这个才学，这个气派，在寿县，在安徽，又能找出多少？但孙家鼐的家规极严，在孙家，男子十六岁之前，不许穿丝绸，不许穿皮毛；男子的行为举止，须以《礼记》为准则；如发现有偷、抢、奸等行为，家族内部会给予严厉惩处。

孙毓筠虽也是秀才出身，却一身武气，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次年被派回国，参与密谋新军起义。年底，因与杨卓林、陈陶遗、段云、权道涵等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被人告密被捕，关押五年。如此量刑，当然是看宰相孙家鼐的面子：毕竟是寿州孙氏之后，毕竟是孙家鼐的侄孙，而两江总督端方与孙家鼐，又有割不断的师生之情。南京光复后，孙毓筠恢复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1912年3月，又出任安徽省第一任都督。此是后话。

还有两位寿县孙氏之后，在中国经济界极具实力，他们便是孙多森和孙多钰。

孙多森虽然光绪十一年（1885）中秀才，继为贡生，后来还拿钱捐了个候补同知。因为是候补，实职遥遥无望，索性调整思路，走上了经济强国之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2月，他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公司，自任总经理。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华商面粉厂。后又出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并筹办中国银行。次年4月，出任中国银行首位总裁。翌年，创办中孚银行，任总经理。

孙多钰走的则是科学兴国之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孙多钰远赴美国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康奈尔大学工科，学习铁路工程，毕业时授工科学士。十年后，孙多钰学成回国，次年学部考试，名列最优，赏工科进士，后授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之官）。先后任吉长铁路工程局督办、宁湘铁路工程局局长、沪宁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民国十二年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中孚银行总经理。

孙氏家族目前排序的二十个辈分是——

士克祖家传

多方以自全

同心仰化日

守土享长年

孙传瑗，号仰遽，字养癯，在孙氏家族中，是小房之后。小房出大辈，他的辈分在谱序中排第五。孙家鼐是长者，高他一辈。孙毓筠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和孙多森、孙多钰一样，要低孙传瑗一辈。

从小受孙氏家族的影响，孙传瑗对科考充满敬仰，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和孙家鼐一样，通过科举考试，青云直上，光宗耀祖。但作为有抱负的年轻人，身处晚清时代，山雨欲来，政治动荡，又不能不激情如火，热血沸腾。在这方面，孙毓筠又是他仰慕的英雄。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孙多森在寿州城南街楼巷创办私立阜财高等学堂，首批招收七十五名学生。此举在寿州引起轰动。参加完开学典礼，回来的路上，三十三岁的孙毓筠突然意识到，自己年龄正一年年老去，而要完成拯救中国之大任，更多希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一贯不满足于平静生活的孙毓筠，又做出了让家人大为震惊的举动，他将家产变卖，所得钱款，租借北街僧格林沁祠旧址，于次年2月，创办了寿县第一所新式学堂——蒙养初等学堂，当年学堂招收九十名学生，孙毓筠自任堂长。虽身为堂长，但孙毓筠并不大关心学校事务，而是同张树侯、柏文蔚等激进人士，在寿州城内改良藏书楼，成立“阅书报社”、“强学会”等团体，向民众灌输新思想、新知识。同时组织“天足会”，鼓动年轻女子放足，回归人性。

一、晚清斗士孙传瑗（2）

也就是这个时候，孙传瑗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投奔到孙毓筠麾下，到蒙养学堂当了一名国文教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毓筠追随留学热，又东渡日本求学，寿州城的蒙养学堂，便交由孙传瑗等几个年轻教师当家。

孙毓筠一走，柏文蔚也离开了寿州，赴南京任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管带。轰轰烈烈的寿州城，似乎一夜间就冷静下来了，蒙养学堂也归于沉寂。孙传瑗坐不住了，同事汤葆明也坐不住。汤葆明年龄略长，但思想比孙传瑗还激进，到蒙养学堂来教书，就是冲着孙毓筠过来的。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就商量着要弄出些什么事情来。思来思去，眼睛一亮，同时喊出了“剪发”的主意。

“断发易服”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时康有为上递奏折，请求断发易服，维新变法。但此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而男人脑后的那根辫子，剪与不剪，到最后，甚至上升到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具体表现。

光绪末年，寿州城虽然涌现大量革命志士，但毕竟还是千年古城，民族认同和文化记忆，依然有自己的顽固和僵化。在这里进行“断发易服”行动，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孙传瑗和汤葆明依仗他们的年轻，还是实施了他们的“革命”之举。

开课前的例行操会，学生们都集中在祠堂前进的院子里，现场气氛十分凝重。孙传瑗和汤葆明，不言传，只身教，身后辫子甩到胸前，左手相握，右手执剪，略微一使力，拖在脑后十多年的辫子，便不再是身上的赘物。“剪辫是身体解放的第一步，身体解放才有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党人的事业。”如此慷慨激昂的鼓动，立刻引发出学生们强烈的情绪。

“老师，我要剪！”

“老师，先剪我的！”

“先把我的辫子剪掉！”

不到半个小时，除个别年弱和胆小者外，蒙养学堂里的学生，个个身后都空荡荡的。

虽然身为人师，但相比学堂高年级学生，孙传瑗也只略年长，仍然还是个毛头孩子。一时冲动的“剪发”，虽图得一时畅快，但随后在寿州城引发出一系列反响，以至于蒙养学堂不得不关门停办，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从“剪发”风波的那天中午起，就不断有学生家长到学堂里来，斯文些的，平心静气向他们讨要说法；蛮横些的，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也有些家长抱着孩子的头只知道痛哭。还有些以此为借口，追着孙传瑗他们要求经济赔偿。年龄稍大些的学生，不满家长的保守思想，犟着脖子和他们对抗。也有开明士绅出面帮忙做安抚工作，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长老，也不说话，抱着双臂，就在一边看笑话。整个蒙养学堂乱成一团。孙传瑗和汤葆明深深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滋味。这中间，既有对世俗压力的愤恨，也有对世俗压力的无奈。

经过两日的思考，他们决定带学生投奔省城安庆，为他们的革命理想，寻求明确的前进方向。

建议得到了五十余学生的强烈支持。

他们是趁着暮色悄悄离开县城的，大片大片乌云压在寿州老城墙上方，风在半空中发出“呜呜”的鸣叫。孙传瑗走在队伍的后面，带着留恋的心情，最后望了宾阳城门一眼。他知道，这一别，就可能不再回到这座老城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1912年的这六年，对于安庆，对于安徽，是政治变革最为痛苦，最为无常，最为彻底的六年。这六年，同样是孙传瑗人生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六年。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岳王会安庆分部长常恒芳，一个是《安徽通俗公报》主编韩衍。

孙传瑗带寿州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投奔的就是安庆尚志学堂。从集贤门进安庆城，走北门内正大街，向东转，藏书楼之左，便是尚志学堂。尚志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人冯汝简，“不应光绪甲辰年礼部试，而为兴学尽力奔走”，在教育界，被传为佳话。民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教育司司长的邓艺荪等社会名流，对尚志学堂创办，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极大支持。尚志学堂实际也是安徽革命党人的活动基地之一。与学堂一墙之隔的藏书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七日，大雨滂沱，二十四岁的陈独秀，撑着一把红油纸伞赶过来，就在这里，主讲了著名的“安徽爱国会演说”。操着浓浓的安庆乡音，他喊道：“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台下来自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凤鸣中学堂等三百余青年，掌声如雷。

常恒芳时任尚志小学堂的训导主任，孙传瑗和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时，他正与岳王会几位同志商?近期工作。闻知寿州蒙养学堂五十余师生集体从寿州投奔省城，他匆匆赶回学堂。

常恒芳高高大大，也是北方汉子的性格，见到孙传瑗的第一句话，就显得特别的地道，“到了就好，到了这里，大家就算是到家了。”

孙传瑗听了心里一热，几天里受的苦累，顿时烟消云散。他的两眼湿湿的，泪水围着眼眶打转转，马上就要流出来。

当晚就做出安排，年龄稍小些的学生，全部安插在尚志学堂继续学习，汤葆明负责他们的起居生活。另一部分年龄稍大些的，因为此时孙毓筠在南京，柏文蔚也在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任管带，因而由孙传瑗带队，当晚坐船到南京，交由他们另行安排。常恒芳年龄大不了两三岁，但处事果断干脆，这既让孙传瑗开了眼界，又打心眼里由衷佩服。

两个月后，孙传瑗从南京回安庆，重返尚志学堂，成为常恒芳左右。常恒芳是安徽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后去安徽公学读书，在那里追随陈独秀、柏文蔚等，组建了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担任安庆分部长。接受邓艺荪邀请，来安庆出任尚志学堂训导主任一职，也就是想借此平台，为岳王会在安庆的工作打开局面。事实上，此时的岳王会，因陈独秀东渡日本求学，柏文蔚赴南京就任军职，重心也随常恒芳移到了安庆。

一、晚清斗士孙传瑗（3）

这是孙传瑗生命中最具价值的一段时光，那些天，他跟着常恒芳，或是到东门外的迎江寺，坐在振风塔下，商谈岳王会下一步的工作；或是出八卦门沿西门大街走到大观亭，钻到松树林里，讨论多变的安徽革命形势。有时候也带高年级学生过去，那时候会跑得更远些，在马山附近的地藏庵，说是进行兵式体操训练，实际上是遮人耳目，掩护他们的革命工作。大多时候，常恒芳是主讲，孙传瑗和其他的人在一边只有听的份。常恒芳极具逻辑思维，说话有条有理，你没有理由不佩服他。

那一阶段是岳王会的低谷阶段，在安庆，他们的成员甚至还不足三十人。后经过努力，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吸收的成员，都是“老三营”的人。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安徽巡抚招募三百新军，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称安徽武备学堂练军。后练军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熊成基、倪映典（后赴南京南洋陆师学堂深造）就是练军成员。张汇涛、范传甲、石德宽等辛亥革命志士，都是岳王会在“老三营”里的骨干力量。

这年年底，安徽督练公所成立步、马、炮等弁目训练所，常恒芳觉得是新的发展机遇，报名参加了炮兵弁目所。孙传瑗也想跟着过去，常恒芳阻止了他，“你这身子骨单薄薄的，拿拿笔杆子还可以，动真刀，动真枪，恐怕力不能及。”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六日，星期六，徐锡麟在百花亭安徽巡警学堂发动起义，掏枪把参加毕业典礼的巡抚恩铭给撂倒了。常恒芳并不知道，当时他在东门外，正和孙传瑗一道，由卸甲坡往上走，准备从枞阳门进城，结果给拦住了，盘查了很久才放行。向路人一打听，才知道巡警学堂那边出了事，巡抚大人中了枪，生命危险，已经接同仁医院戴世煌医生过去了，但凶多吉少。

常恒芳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恨恨地咬了咬牙，“这个徐锡麟，还是抢在我们前头了！”

当天晚上，传来巡抚恩铭去世的消息，隔一日，又有消息传过来，徐锡麟已经就地正法了，地点就在巡抚衙门外的东辕门。死之前，胸膛被剖开，把一颗心活活给掏了出来。说是巡抚夫人特意吩咐的，她说她不能理解，恩铭对徐锡麟恩重如山，非常信任，才把他安排在巡警学堂会办这样重要位置上，他怎么能狠下心，一枪把恩铭给杀了呢？这颗心，还是人心不是？

接下来，安庆风声吃紧，岳王会在安庆的革命活动，也受到官府注意。特别是常恒芳的身份，更是遭到怀疑。不得已，常恒芳只好逃离省城，远赴定远县萃华学堂教书，以躲避风险。之后不久，他又东渡日本求学。安庆岳王会的工作，改由炮营队官熊成基取代。第二年，他们在安庆组织了震惊朝野的炮马营起义。

韩衍也是岳王会的骨干成员，孙传瑗与他相识时，他还在督练公所做文案。韩衍是江苏丹徒人，说话家乡口音很重，激动起来，语速变快，孙传瑗根本听不懂。韩衍是武将，但更是文才，而与孙传瑗交往，更多时候，是在一起谈诗论词。韩衍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孙传瑗读过他的《绿云楼诗存》，其中有好多首，他不得不拍案称绝。如《月夜登宜城野望》“一塔忽骑江水住，城阴凉月白纷纷。菱湖欲啮大龙尾，片片荷花夜入云。”如《雨后登安庆城》“雨后蛟龙入水深，碧天尽处海沉沉。城头又与黄昏近，一寸斜阳万里心。”把自己的心情糅入地方景色之中，既自然，又贴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韩衍来到孙传瑗住所，邀他一起参与创办《安徽通俗公报》。韩衍说：“当前革命的困难是什么，是民众的意识的觉醒。怎么办？最好的做法，就是办一张给他们看的报纸。《安徽通俗公报》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它用通俗的语体文，猛烈抨击时弊，鼓吹革命，从而唤起民众。”孙传瑗不待他说完，就把手高高举起来，“只要是为革命的事，一定要算我一个。”

报馆设在姚家口萍萃楼客栈，离尚志学堂只有几步路。客栈老板毕少斋，骨子里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他说他开客栈的目的，就是为淮上老乡来省城革命提供方便。《安徽通俗公报》是安徽首家民间报纸，资助者除咨议局议员王龙廷外，还有皖北教育会吴性元、杨元麟等。因为经费严重短缺，报社总编辑韩衍和三个编辑孙传瑗、陈白虚和高语罕，也是义务性质。虽说一日三餐能保证供应，但也就是咸菜就白饭，根本闻不到肉腥。倒是每每稿件编成，且有几篇得意的力作，编辑们就去搜韩衍的口袋，然后到萧家桥买几个铜板的花生，打一两百钱高粱烧酒，以此表示庆贺。喝得高了，几个人就在小客栈里扯着嗓子乱吼。

韩衍身材短小，面部黧黑。他又不注重仪表，常年穿一件蓝色长大褂，头发蓬乱，胡须满面。他走路的步子很快，每每街头疾走，不认识的人，都要避让三分。那时他已经结婚，家住四方城，居名“绿云楼”。他的夫人红叶，也是个女才子，结婚前因为敬重他的诗文才华，常来请教。韩衍另存目?，一诱再诱，结果就把她哄到手了。绿云楼内，家里除几件简单家具，几乎四壁如洗。韩衍并不在意，他搂着夫人红叶的臂膀，一脸悠然自得：“你们要做革命党人，就得准备过这样的清贫生活！”这句话对孙传瑗触动很大。

同是寿州老乡的高语罕，年稍小两岁，早年为陈独秀《安徽白话报》的主要作者，文章锐气十足。但他对孙传瑗的才气十分敬重，尊其为“十年以长”。有时做些时评，拿捏不住，总递过去让孙传瑗参考一下。孙传瑗相对保守，也不多说，就劝他，“你应该找蓍伯去改一改。”而韩衍总是热情支持，“蛮好，为什么不能用？就这样发出来。”孙传瑗也敬仰韩衍的激进，但具体到稿件上，他的那种沉稳，或者说暮气，就表现出来了。一定意义上，这还是受孙家鼐的影响吧。

一、晚清斗士孙传瑗（4）

《安徽通俗公报》是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停刊的，在这之前，报纸发表多篇文章，揭露了泾铜矿务公司发起人方玉山对外出卖矿权的黑幕，并极力声援铜官山民众驱逐英籍矿师麦奎的活动。报纸由此招来对方的怨恨，报馆多次遭到身份不明的流氓骚扰。入冬后不久，韩衍在街头遭人暗算，有人斜冲过来，对他腹间连刺了五刀。幸好发现得早，及时送到同仁医院，才把一条命保住了。孙传瑗去医院探望，韩衍一双眼睛气得布满血丝，“想用这种流氓手段吓倒我蓍伯，那也太小看我了！”说话口气，仍是条血性汉子。但谈得深了，多少还是有些伤感，“我们这些人，怕最终还是倒在他们的黑手之下啊！”

这句话居然不幸而言中，两年后，1912年4月的一个晚上，韩衍从都督府大院往家里走，行至同安岭街头，再遭歹徒刺杀，因失血过多，永远倒在安庆这片土地上。此时韩衍的身份，是《安徽船》的主笔，《青年军报》和《血报》的主编。“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则以血饯是非！”之后好多个夜晚，孙传瑗都会在梦中看到韩衍，一口江苏乡音，依旧怪怪的硬硬的充满血气。从梦中惊醒，孙传瑗就睁着眼睛，耐心地等着又一个黎明到来。

同是在1912年4月12日，农历二月二十五，孙传瑗夫人孙汤氏，在同仁医院，为他们家添了个可爱的千金。这是他的第二个孩子。三年前，也就是在创办《安徽通俗公报》时期，一位年轻貌美且温柔善良的少女，走进了他的生活。那一阶段，孙传瑗在报社工作，七事八事特别多，有时候两人三四天见不到面。但女朋友特别理解，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之后不久，他们便组建家庭，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一年后，大儿子孙多拯出世。为这一个“拯”字，孙传瑗可以说是脑筋费尽。此时的孙传瑗，抱有远大理想，既想拯救国家，又想拯救民众，为儿子取名“多拯”，就是想自己报国报民的理想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女儿的出世，阴阳相冲，多少也缓冲了他思想中激进成分。尤其是韩衍被害，更让他对这个世界，多了些宁谧、和谐、平静的渴望。为女儿取名“多慈”，正是他这种渴望的表白。“慈爱”，“慈善”，“慈悲”，“慈祥”，“慈和”，他希望将来女儿能以这仁爱之心，温暖她自己，温暖整个世界，也温暖他这个做父亲的。“安庆人都说，女儿是父母贴身的小棉袄，我孙传瑗也有贴心的小棉袄了！”抱着女儿，孙传瑗快活地又啃又亲，疼爱之情，溢于脸上。

1912年，在江苏宜兴，十七岁的徐悲鸿，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年十七，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数月而归。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他创作的白描戏剧画《时迁偷鸡》，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并获二等奖。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

二、安庆街头美少女（1）

晚年孙多慈在台湾，应台湾“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委托，绘制大幅的辛亥革命先烈和开国元勋的油画，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拿起画笔，她的眼前，总是浮起生她养她培育她的那座城市——安庆。而平时，有多少次，她铺开纸，想把自己印象中的安庆老城画下来，但始终不敢下笔，那里承载有她太多爱太多恨太多忧太多愁，她害怕一落笔，就把自己对这座老城的印象给冲淡了。

走在台北街头，海风拂面，孙多慈的心中，常常生出许多莫名的愁绪。她知道，这种愁绪叫思乡。孙多慈是寿州人，但她并没有到寿州去过，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她的青春时代，都与安徽省城安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孙多慈对安庆城的认识，出自她手中的画笔，出自她从绘画角度的观察。

什么时候对绘画产生兴趣的？记不清了，也许与生俱来吧。稍大一些，大概八九岁，就喜欢老模老样地夹着一个小画本，满大街地跑，看到什么都想把它画下来。

印象最深的是1921年初秋，一个暑寒陡生异变的日子。不知为什么，小小的孙多慈突发奇想，想爬上镇海门城楼，俯在雉堞之间，隔着江水，画画江南那片秋色。

是学校不上课的周日，一大早就从家里溜出来了。离吕八街不远，只两三分钟的路，往南，便是繁华的三牌楼。沿街店铺有一半门还没有开，但街上人流涌动，或来，或往，十分热闹。过往的人个个神色兴奋，相识的还会隔着人群打个招呼，“有消息吗？”“没有！”摆摆手就过去了。孙多慈夹在人群中，向南，过四牌楼，上登云坡，穿胭脂巷，由高高的石板街下来，就这样被推着搡着登上了镇海门城楼。

出门时还是闷热的天气，结果站到高高镇海门城楼上时，风就带着寒意了。雨点从半空中飘落，落在裸露的臂膀上，有一丝沁凉。长江水很大，城外的街面上，漫有浊黄的江水，拉黄包车的车夫，赤着一双脚在水里跑，踩出的水花向上，车轮压出水纹往后。

根本没有她安心作画的地方。

往东的城墙上挤满了人，往西的城墙上也挤满了人。人群中，有长衫马褂的文人儒士，也有赤着胳膊的乡村野夫，身份不同，神色一致，个个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凝重。昨晚有人在城墙头上守夜，不少竹凉床还没有来得及收起来。城楼下的城门洞口，有许多的市民在那里把守，进城出城的每一个人都遭到盘查，奇怪的是，对那些衣冠整洁的中年男子，盘查得总得格外仔细，反过来，一些看上去就是劳苦汉子的人，基本挥挥手就放行了。更怪的是，不管是盘查的还是被盘查的，大家都非常认真地对待眼前的事，既没有反感，也没有抵制。

孙多慈正睁大眼睛好奇地观望这一切，束在脑后的小辫子让人给提起来了。回头一看，是父亲孙传瑗。“你这小丫头，不好好在家里呆着，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手伸开巴掌举在半空，似乎马上就要落下来。

她并不慌张，傻傻地笑着，知道父亲疼她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把这一巴掌打下来？

上世纪20年代安庆城热闹的庙会活动。

果然，父亲低下身，拦腰把她抱了起来。看到她带的纸笔，便笑了起来，“嗬，我们家的小画家到这来画画了？来画画也好，把这难得的大场面画下来，让大家知道我们安庆是座什么样的城市，知道我们安徽人是群什么样的血性汉子。”

1921年的安庆，注定就是多事之秋，先是为教育经费之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安徽省立第一师范一位叫姜高琦的学生，在去省议会就政府克扣教育经费一事请愿时，被持枪士兵连刺七刀，虽经抢救，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身亡。接下来，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靳云鹏收受倪道烺四十万巨贿，任命亲信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消息传到安庆，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最原始的做法，组织两千余人睡卧江岸，日夜轮守城门，不许李兆珍下岸入城就职。

孙多慈眼前的一切，就是安庆居民守城的场面。

本身就是浩大壮观的场景，在童年孙多慈的眼光中，又被无限地放大，因而给她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这次写生经历，江南秋色没有画成，但另一幅现实的画，让孙多慈一生永远都记住了这座长江北岸的城市——安庆。

事实上就在这一天，李兆珍悄悄乘利济号轮船来到安庆，不过他是在五里庙下的船，后又化装成农民，改坐小民船，在小南门上岸入了城。尽管如此，抗议群众仍不依不饶，商界罢市，学生罢课，码头工人还闹起了罢工。僵持了十多天，缩在政府大院的李兆珍也觉得没有意思，这鸟官，不做也罢，于是又一身苦力打扮，悄悄逃离了安庆。

父亲后来和孙多慈在一起回忆，那个月的25日，安庆社会各界盛大集会，大概有万余人吧，在黄家操场?庆祝安徽“驱李”运动的胜利。之后举行的环城大游行，场面那个热烈，场面那个壮观，在安庆城，旷古未有。游行队伍如潮水，涌到哪里，震天的口号喊到哪里，飞舞的传单就散到哪里。这个印象孙多慈是有的，因为当时她正在双井街口，游行队伍黑压压就过来了，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参加游行的人，每个手里都摇着一面小旗，长方形的纸，或红或绿或黄，贴在小木棍上。孙多慈眼尖，一下子看到妈妈也在其中，就拼命地喊。但妈妈没有理她，只是向她摆摆手，又跟着游行队伍走过去了。

童年孙多慈对绘画只是一种爱好，也仅仅限于简单的摹仿而已。但这种在她看来非常简单的摹仿，却引起玩伴们的惊讶。有一次父亲无意中看到了，也惊奇不已，“这是我们家丫头画的？不会吧！多慈还有这种天分？”

有这种天分的还有她的弟弟孙多括。

二、安庆街头美少女（2）

孙多括小姐姐三岁，从小就和姐姐特别亲，无论孙多慈到哪里去，他总不依不饶跟在身后。与孙多慈亲密无间的小姐妹李家应总是笑他，说他是姐姐身后的小跟屁虫。看到姐姐画画，他也夹在中间凑热闹，关键是他的悟性极高，只要他拿起画笔，基本是画什么像什么。那时候家里刚刚装电灯，一只十五支光的灯光，吊在桌子上方，孙多慈和弟弟各霸一方桌子，画靠墙根长的葡萄树，画院子里悠闲踱步的大公鸡，画庙会时挤在人群中买的小风车。有时候姐弟还相互对画，不过画到纸上的姐姐方头大耳，弟弟也不知道像个什么怪物了。

那时候是母亲孙汤氏最幸福的时候，倚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他们。父亲在家时，她还把他喊过来，两人立在一侧，脸上淡淡浮一层笑容，一看就是半天。“想不到我们孙家，一大一小，还出了两位天才画家！”父母相互交流的言语中，始终有抑制不住的得意。

那时候孙传瑗在安徽省政府做秘书工作，母亲也在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教书。父母对艺术，对文学，以及对世界的认识，通过日常的言谈举止，深深印在孙多慈和她弟弟心中，并由此影响到他们的兴趣爱好。后来孙多慈在《孙多慈描集》“述学”中讲到自己的成长，说：“吾自束发从受书时，以吾父吾母嗜文艺，故幼即沉酣于审美环境中；而吾幼弟恬，对于绘画音乐，尤具有惊人之天才。姊弟二人，恒于窗前灯下，涂色傅采，摹写天然事物，用足嬉憨。吾父吾母顾而乐之，戏呼为两小画家。初为天性趋遣，直浑然无知也。”

父亲见她有兴趣，还专门为她请了个教授美术的家庭教师。当然也是名家，姓阎，名磊，字松父。阎松父是江苏扬州人，讲话快，碎，不太容易懂。他自称自己是青湖旧主，住的地方叫半耕草堂，半间破屋做画室，却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啸凤楼”。那时候阎松父在培德女中任教，组织了一个丁丁画社，专门研讨中国画。他对孙多慈的接受能力赞叹不已，但认为她的笔风太野，倒像个有血性的男孩儿。孙多慈也参加过几次丁丁画社的活动，但始终觉得没多大意思，渐渐就放弃了。

有年秋天，孙多慈大概十一二岁吧，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姓萧，是北京来的一位画家。后来父亲与客人在席间喝高了，非要孙多慈把平时画的那些画作拿出来，让客人给点评点评。萧叔叔还真看了，看得挺仔细，关键是看了后还说好，口口声声叮嘱父亲，说如果千金以后真有向这方面发展的想法，就去北京找他。

孙多慈并不当真，撅着小嘴，满脸不屑的神态。

父亲就批评她：“你这丫头，不知天高地厚，在北京，在安庆，有多少人想跟你萧叔叔学画，他理都不理呢！”

父亲的这位朋友，是安庆东郊杨桥石塘湖人，姓萧，名愻，字谦中，别号大龙山樵。在北京，他可是出名的大画家。民国初年，大总统徐世昌还把萧谦中请到家，专门为自己作画。萧谦中山水喜用重墨，故有“黑萧”之称。又因长期居住北京，画坛便把他和萧俊贤并称为“南北二萧”。萧谦中回安庆时，身份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与孙传瑗一见如故，聊古，聊今，聊国学，十分投机。一高兴，孙传瑗就把他带到家中来了。

后来孙多慈看到萧谦中的山水画作，但并不喜欢，认为灵秀有余，大气不足。她把这个感觉说与父亲听时，父亲哈哈大笑，“你这个丫头，什么也不懂，还乱评价人！”

于是父亲把孙多慈叫到身边，如同老朋友聊天一样，深入浅出地与女儿谈起诗，谈起词，谈起文，谈起史，谈诗词文史与绘画的关系。孙多慈扑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似懂非懂，但一字一句都听到心里去了。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她非常感谢父亲对她的这种诱导式教育。

稍长，吾父授吾以《毛诗》，曰：“此诗也，人间之至文也；然亦画也。”授吾以《离骚》、《两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诸篇什，曰：“此辞赋与诗，人间之至文也；然诗也，亦画也。”更进而授吾司马迁之“史”，如：易水之别，博浪之椎，鸿门之宴，垓下之骓，田横之岛，曰：“此史也，然亦诗也，画也。汝其识之！”吾于是憬然有悟于文艺领域之广，与夫地位之崇。

孙传瑗虽对女儿喜爱画画持肯定态度，但并不支持，在他看来，历史上以画出名的女子不多，如果能著书立说，成为一个作家，那就不一样了。这也与他相识的两个年轻作家有关。其中之一的韦素园，安徽霍邱人。1920年转入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正好“六·二”学潮，年轻人情绪激动，也投身于其中了，好像还是省学生联合会的头。在相关协调会上见过两面，给孙传瑗的印象，一是白，二是瘦，有一种病态，就记住了。离开安庆后，经鲁迅推荐，韦素园去《民报》做了副刊编辑。后又与李霁野、台静农等组建了未名社，相继创办《未名》半月刊、《未名丛刊》、《莽原》半月刊等杂志，名气一?子就大了起来。另一位女作家庐隐，曾与妻子孙汤氏共事，两人私交也不错。庐隐在安庆呆的时间不长，本名叫黄淑仪。后来也写小说出了名。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校长舒畹芬，还被她写入书中，作为《海滨故人》主人公兰馨的原型。此外，当时在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书的郁达夫，两人也有过两次交往，他对这位教授的印象不怎么样，对他的文字也不感兴趣，但他在安庆创作的几部小说，如《秋柳》、《茫茫夜》等，却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反响。

这时候孙多慈已经在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了，看到父亲对作家的这种羡慕，一脸不屑之色。不就是写两篇破文章吗，当真还有多大了不起？那段时间，逢星期天，孙多慈就背着写生本出去，在城西的鸭儿塘，在城东的皖江公园，在城南的江岸，看到好的景色，或水天相连，或楼阁相依，或树木婆娑，便一屁股坐下来，一呆就是半天。也不全是观察景色或提笔写生，而是让思绪变成文字，在脑海里无言流动。后来她把这些文字记录下来，用稿纸誊了，投给安庆的几家报馆，其中有两篇，居然被报纸副刊发了出来。

父亲就笑她是脚踩两条船，对于今后的发展，是当作家，还是当画家，自己也不知道该上哪一条。但父亲的倾向十分明确，绘画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爱好，那是无论如何也当不得饭吃的。

小的时候，孙多慈一家居所并不安定，在四方城也住过，在大墨子巷也住过，在近圣街也住过一阵子。但从她有记忆开始，就一直住在汪家塘一所叫“方家大屋”的老宅子里。

二、安庆街头美少女（3）

方家大屋西头的巷子，叫府西巷，起先不知道“府”为何意，爸爸牵着她的手说，这个“府”，就是安庆府的“府”。安庆府原先在谯楼之后，后来安徽布政使司从南京迁到安庆，就把安庆府给撵到这个地方来了。孙多慈住进方家大屋时，安庆府已经不存在了，原先的衙门大院，先是开六邑工艺厂，后来改为省立第一甲等工业学校，以后学校换名，又叫省立安庆高级工业学校。这个名字太长，市民们嫌它拗口，就简称它为“高工”。高工的大门对着宣家花园，宣家花园的两头的街巷，都与井相关，东是福泉街，西是双井街。府西巷之西有一片水，叫汪家塘。孙多慈就生活在这一片水中，长得如水一般灵秀。

在安庆，汪家塘方家大屋是有名的老宅子，其旧主方晴庵，光绪帝在位时，曾做过湖南布政使。方家大屋前后只有三进，但占地面积八百平方米左右，大大小小的房间也有五十余间。其中前进明五暗七为厅堂、书房和大会客室。二进同等规模，过去为主人起居之所。东西相对是明三暗三的厢房，早年是管家、仆役等居住的地方。后进还有两间精致的平房，主人闲来无事，就在此处养生。

与一般老宅子不同，方家大屋的“大”，大在前后院子和花园上。方家大屋大门向南，宅前大院四周砌以围墙，东西各留一门供人进出。院中竖有旗杆，左右嵌有系马石，门前立有抱鼓石。父亲的朋友到此来访，见此气派，都说可与巡抚官署东西辕门相比。方家大屋的头门雄伟高大，双壁门绿漆洒金，共八扇。门内为宽阔过道。过道后又是端方大院。再往后，是正厅堂，由侧门而出，又有两面砌有花坛的院落。但这不算是花园，真正的花园，在正厅堂之东，由圆门而入，里面亭榭、假山、水池，花草树木—应俱全。春来风暖，满园绿色。方晴庵民国初年故去后，家境渐成破败之势，最后只能依赖出租房产维持生计。

搬进方家大屋时，孙多慈还在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父亲从寿州带学生投奔安庆时落脚的尚志小学堂。民国成立后，尚志小学堂与附近的崇武、养正、正化等另外三所小学堂合并，成立公立第一国民高等小学，1918年改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时，又将原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合并了进来。后来孙多慈上高中时，学校又改名为省立第一实验小学。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在北门拐角头，从方家大屋出来，向西到双井街，再走向南，便是公安局街，又西行，经姚家口、法政街，便能看见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的窄窄的门楼了。孙多慈背着蓝色的布书包，从家里出来，如果走得快，只要六七分钟。

学校往西，由大拐角头插往关岳庙街，便是大关帝庙。对于孙多慈，那是个神秘之地，有事无事，都喜欢钻到里面去看个究竟。有一天，大概是农历五月十三，红脸关公的生日，大关帝庙热闹非凡，城东城南城北的市民都赶过来了，或求子，或求财，或求福，或求医，或求寿，大殿里供奉的关帝老爷，香火里三层外三层，烟雾弥漫，眼睛都睁不开。偏偏半上午天上又丢了些雨点，就说是关公磨刀雨，大吉大利，又添了另一番热闹。孙多慈放学出来，一抬眼看到了，就被吸引过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看些什么，反正喜欢往人堆里钻，看各色民众对关公的那一份崇敬。后来还是父亲寻过来，揪着耳朵，把她拽回了家。

小学毕业读初中，选的是六邑联立中学，这是由安庆六邑同乡会出资创办的学校，省政府也适当给予一定补贴。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这所学校，碰巧学校校长程小苏为教育经费来求父亲周旋，看见了孙多慈，随口就问了一句：“千金在哪所学校读书啊？”得知小学毕业正要上初中，便极力向他推荐，“六邑中学师资雄厚，环境幽雅，你们不妨也做个考虑。”孙传瑗当时只笑了笑，当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回绝。不过他把程小苏的话当真了，专门带女儿去学校转了一圈，结果孙多慈一眼就看上了学校的环境，吵死吵活，非要上这所中学不可。

孙传瑗带女儿到学校报到，对程小苏说：“把女儿送到六邑中学，可完全是冲你程校长的名气过来的哟！”

程小苏在安庆教育界有口皆碑，光绪末年，孙传瑗还在尚志小学堂任教时，他就在学堂东侧创办了私立专门法政学堂，后又与陈独秀一起组建江淮大学。民国后他上北京创办《中原日报》，因得罪了当局，又被驱逐出北京。

六邑联立中学前身为安庆府中学堂，位于小南门外多宝仓。迁到双井街北的保宁庵，也不过十来年时间。“大概是宣统元年吧，”回忆这段经历，程小苏一脸得意，“我和方宝山两人到这边来有事，走过升官桥，看到老城墙下有一大片闲地，一打听，都是保宁庵的地产，正要卖。于是赶紧说与六邑同乡会，抢先把这事给定下来了。后来同仁医院也打这片土地的心思，但晚了一步，让我们捷足先登了。”

二、安庆街头美少女（4）

从北京回到安庆，程小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六邑联立中学的校园建设上，这两年，不仅盖起了常规教学楼和图书馆，开辟了运动场，还在校园内建起了植物园、动物园等。说是植物园，其实也就是四时菜地，春菠秋苣，也还有些特色。菜地之东，还有一片花圃，月季、菊花等花卉种了不少。校长还是个老顽童，一有时间，就带着学生自己动手。蔬圃花圃东西，本有两口荷花塘，师生就开凿出一条大沟，将两片水连接起来，又在塘边搭建起风景亭，一曰“吟风”，一曰“弄月”，后来学生们又集资修了一个“旧雨”。这样的环境，在省城其他学校，确实很难找到。

孙多慈在六邑中学读书期间，始终是学校的校花，不仅长得漂亮，学习好，而且各方面知识也丰富。程小苏校长老和孙传瑗开玩笑：“你把多慈送到我这里来，是为六邑中学又添了一道风景啊！”

三年后，孙多慈初中毕业，孙传瑗考虑再三，还是让她报考了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安庆女中。

安庆女中与六邑中学，同在老城之北，两所学校一东一西，中间隔着一个圣保罗中学。从汪家塘出来，走福泉街向北，到同仁医院街向东，由百花亭街向北到底，便是安庆女中。安庆女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学堂，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人是跛着一条腿的吴季白。当时学堂在风节井街西，与状元府一墙之隔。三年后，安徽政局发生变化，女子师范学堂改为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址也迁到城北百花亭，也就是曾发生过徐锡麟起义的安徽高等巡警学堂。学校初期规模并不大，只有师范本科一个班，但另外设有初等、高小各一班（后称附属小学第一部），并开设有幼稚园。孙多慈考入安庆女中，是1927年秋的事，当时她还不满十六岁，学校也还是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易名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是1928年的事。这年秋天，孙多慈高中二年级时，胸前的校徽，就换了省立第一女子中学。

此时的孙多慈，上身是月白色的大袖衫，下身是蓝色的短裙，剪着齐刷刷的短发，是典型的安庆城美少女，走到街上，行人都要多望几眼。

1928年是画家徐悲鸿事业发展的高峰年。

2月，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同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开学。后因夫人蒋碧微反对，被迫退出。

2月，应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之聘，兼任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夏，至校任教。并在南京第四师范学校举行个人画展。

7月，应中华艺术大学之聘，出任校务行政委员，兼西画教授。

11月，接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职。

是年，完成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创作。油画题材出自《史记·田儋列传》，文末感叹：“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徐悲鸿读后心动。

1928年，许绍棣出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一方政要。

三、家有变故（1）

孙多慈后来回忆说：“既入安徽第一女中，吾所交友，悉与吾同嗜。每于课余，辄取纸笔，任意挥写；墨彩飞溅，相顾而笑，意自得也。或于上课时，窃摹教师尊容，传递戏乐；或写鸡犬村舍，以相赠答。凡此种种，虽不足纪，要皆征吾之于艺，有如盛渴之遇甘露也。”

短短数句，既生动，又可爱。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青春的、清纯的、活泼的美少女。

在1929年秋家有变故之前，孙多慈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和学习环境之中。

在安庆女中，最先肯定孙多慈绘画天分的，是图画教师胡衡一。那时候的胡衡一，身体略略有些胖，尤其在冬天，穿着宽大的长袍，显得十分臃肿。臃肿的图画教师，在讲台上放一只苹果，让学生做静物写生练习。大家都低头认真地去画那只苹果，孙多慈却在画纸上画臃肿的图画教师。虽然谈不上形似，但多少也还有神似之处。胡衡一老远就知道她在下面做小动作，也不说破，故意绕到教室后面，再轻轻上前，逮了个正着。以为至少要吃一顿批评，

却没有，胡老师反而“呵呵”笑出声来，把她的“作品”高高向学生扬起，

“孙多慈同学放着小苹果不画，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

孙多慈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深爱，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胡衡一冬天穿的那一身宽大长袍，质地非常好，是正宗的杭州绸缎，黑底子金色图案，远远看去，既洋气，又做派。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炫耀，这样的衣服，在安庆女中，恐怕只有他胡衡一独一件。

在安庆，他们胡家是财大气粗的名门望族，绵延至今的百年老字号“胡玉美”，就是他们家祖传的制酱产业。“胡玉美”创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这之前，创始人胡兆祥与岳父曾先后在南庄岭、三步两桥开设“四美”与“玉美义”，但生意一直做不上去。后两家分营，其岳父在大南门药王庙对面另开“甘玉美”，胡兆祥挂出“胡玉美”招牌。相比之下，“胡玉美”跳出家族管理的小圈圈，放手让外姓行家经营酱园业务，短短几年就发展成规模，使老城酱园业胡、甘二姓之争，最终以“胡玉美”并购“甘玉美”而结束。“胡玉美”也因此奠定老城制酱业不可动摇的老大位置。“胡玉美”主要产品就是蚕豆酱，它的特点，简单概括就是色泽红润，豆瓣柔软，咸辣适中，可口开胃。说来简单，但在制作过程中，却凝聚了胡氏祖先无尽的智慧与才思。蚕豆酱是起源于四川，发展在安庆。能在安庆成功，并能上打武汉，下打南京，更在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川酱基础上，依据江南一带饮食习惯，弱化了其中的麻、辣、咸，又浇淋小磨麻油，增强了其香其鲜。制酱本身，从技术发展成为工艺，在赢得顾客的同时，也赢得了市场。

胡兆祥是胡衡一的曾祖父，在安庆，排在四世。经过五世、六世的共同努力，到第七世“怡怡堂”和“古欢堂”手中，胡氏酱业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但真正形成品牌效应，是在“古欢堂”七世胡子穆的手上。胡衡一是“怡怡堂”七世，与胡子穆共一个曾祖父。他对“胡玉美”的贡献，就是为“胡玉美”设计了商标。商标图案本色本土，取安庆东门外振风塔为原形，注册为“振风古塔”。商标设计出来，先用在瓦罐蚕豆酱的红色封口招牌纸上，之后又用到瓶装酱油的彩色瓶签和虾子腐乳的彩色包装纸上。这也是安庆最早注册的产品商标。胡衡一对学生们说：“我的这枚商标设计，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设计思路。想想看，安庆振风塔是万里长江第一塔，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誉，胡玉美蚕豆酱自然借它广为传播。当然，胡玉美蚕豆酱卖到哪里，也把振风塔的名气带到哪里。”

胡衡一之子胡庆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著名的配音演员，法国影片《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黎圣母院》中的斐比斯，都是他的配音。

同样对孙多慈宠爱有加的，还有国文教师李则纲。

父亲孙传瑗对李则纲非常佩服，他说他的国文不怎么出众，但绝对是位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书教得活，能超越课本的局限，独抒己见，给学生以启示。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按照远古、中古、近古分期，概念模糊，缺乏科学性。李则纲在讲课时，对这种模糊分类不以为然，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剖析文章，在权威杂志《教与学》上发表，引起安徽教育界的关注。李则纲是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后回安庆，分别在安庆女中和安庆高级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著作有?史学通论》、《安徽历史述要》、《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对孙多慈清新如水的文字极为推崇。每每读孙多慈的作文，总是半眯着眼睛，尤其读到他欣赏的句子，摇头晃脑，似乎陶醉于其中。李则纲是枞阳人，口音重，读到忘情处，孙多慈都不知道他在读什么东西。

受到老师鼓励，孙多慈转而对国文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像什么《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几乎爱到如醉如痴地步。只要能找到，关到房间一看就是半天。父亲鼓励她，帮她四处去借，遇上周日，还带着她去谯楼后面的省立图书馆去找。

三、家有变故（2）

省立图书馆馆长吴季白，是安庆女中的创始人，跛着一条腿，慈眉善目，看到孙多慈来，总喜欢拍拍她的肩膀，“我是你的老校长啊，想看什么书，自己来就行了，老拖着你爸干什么？”

孙多慈后来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读到了郁达夫的《茫茫夜》，读着读着，就有一种困惑，作家笔下的安庆“城”，怎么一下子变得遥远而陌生了？就产生了疯狂的或“痴”或“醉”的想法：沿着作家的描写，去实地考察她生活的这座城市。

初冬一个暖洋洋的周日上午，将《创造》季刊夹在腋下，孙多慈就由大南门走出城外。

太阳悬在远处的江面上，泛着一些白色。在招商局码头附近，孙多慈翻着《茫茫夜》，认真地一家家寻找，她想看看到底哪家旅馆，是小说中主人公质夫夜间两三点钟乘船抵达安庆后，住的“一家同十八世纪的英国乡下的旅舍似的旅馆”。小说中，质夫第二天一早“就坐了一乘人力车上学校里去。沿了长江，过了一条店家还未起来的冷清的小街，质夫的人力车就折向北去”。从方向上判断，因为是“折向北”，那这条“冷清的小街”只能是东城口街。于是孙多慈也顺着新修的沿江马路走了过去。果然就感受到了小说中描写的景致：“车并着了一道城外的沟渠，在一条长堤上慢慢前进……”转脸东望，“以浓蓝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宝塔，把半规初出的太阳遮在那里。”而换一个方向，路的西边，“是一道古城，城外环绕的长沟，远近只有些起伏重叠的低冈和几排鹅黄疏淡的杨柳点缀在那里。”孙多慈十分兴奋。

沿着书中说的“一条长堤”往北去，路是顺着护城河蜿蜒的，不宽，勉强能行两三辆黄包车。护城河西是高高的城墙，远远能看见“孤立在那里的一排电杆的电线”。孙多慈看着就有些发呆，眼中的画面，或者前世，或者来生，非常熟悉，似乎早印在心中。多少年后，她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读书，才知道这实际是幅不用任何修饰就非常完美的油画构图。

再往前，就是主人公质夫任教的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了。此时学校正以全省契税收入七十二万元为基金，筹办安徽大学。因为父亲孙传瑗也参加了学校的筹办工作，还带自己到学校来过两次，因此孙多慈对这一带比较熟。顺着护城河堤向西，还是围着老城墙绕行，大概半个小时吧，就看到北门外的吊桥了。过吊桥，走北城口街，进集贤门，绕城走了大半天，这才又回到了城内。《茫茫夜》中，质夫本是想到城内去的，但“在城内又无熟人，又没有法子弄得到一张出城券”，所以就放弃了进城的念头。想到这个细节时，孙多慈正走在北门内正大街上，当时就生出一种后怕，如果天晚了，我也进不了城，那该怎么办？但看到沿街商铺红红绿绿的招牌，闻到从沿街饭店飘出的油香气，她的心又变得轻松了。这才是她能够真实感受并能坦然行于其中的“城”啊！

孙多慈之所以一生都喜爱这座江滨小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一次绕“城”而行得来的印象。中年之后，每每和儿女忆及，言语中还淡淡有一种甜蜜。过了知天命之年，独自在台北的画室，秋风四起，寒露渐生，童年关于“城”的印象，也时不时会浮到眼前来。

变故起于1929年的初秋。

变故之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在吃饭。孙多慈说她下午放学回来晚一点，要和同学李家应去华中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父亲当时停住筷子，望着她，温和地问：“哦？什么电影？又是哪位明星主演的？”

那一阶段，父亲特别忙，很少看到他在家里呆。孙多慈有些气，就硬硬地说：“你现在政务缠身，哪还有时间看电影！说了你也不会知道的，王汉伦的《女伶复仇记》，听说过吗？”

孙传瑗“呵呵”笑了，“说别人可能不知道，王汉伦我却十分熟悉，小时候我还抱过她呢。她的父亲彭名保，光绪年间是日新蚕桑公司经理，东门外的那一片桑园，都是他们公司种植的。她的真名叫彭琴士，字剑青。后来从艺，自己把名字改了，叫王汉伦。”又说，“彭名保早年任安庆电报局会办时，在黄甲山，还设计发明了一部电话机呢！”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不会吧？王汉伦是安庆人！她可是了不起，《女伶复仇记》是她自己出钱拍的，导演请的是卜万苍，高占非、费柏清、陆品娟、蔡楚生等演员，都在里面扮演角色。我们同学都说好看死了，特别惨！”

“去吧，去吧。记着早点回来！”孙传瑗话语中，充满对女儿的爱意。

确如女儿所说，1929年夏秋的孙传瑗，不仅忙，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但再忙，他的心里也非常高兴，因为这一阶段，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

这年3月，蒋介石下令，委任原冯玉祥旧部方振武，出任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5月，又以“皖人治皖”为?，调任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

方振武与孙传瑗同是寿州老乡，两人早年就有过交往，不过一个从文，一个习武。当年孙传瑗带蒙养学生投奔安庆时，方振武刚刚从安庆武备学堂毕业。后来在街头相遇，方振武还有意笑话他，“你这个寿州才子，胆子真大，怎么敢私下带学生投奔省城？家长真要追过来，还不把你给一刀劈了？”就笑笑，两人距离因此拉得更近。

三、家有变故（3）

安徽武备学堂原先在抚署东侧的演武厅，与尚志小学堂只一街之隔，从东围墙插上去，几分钟就到了。后来学堂搬迁到北城外敬敷书院旧址。光绪三十年（1904），安徽巡府诚勋招募新军三百名，就是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的。这之中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打响新军起义第一枪的风云人物熊成基。方振武在武备学堂，属于思想激进的学员，但勇中有谋，心机很深。武备学堂毕业后，方振武先是在安徽新军中任队官，后投奔到南京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部，被冷御秋协统提拔为排长。武昌起义爆发，方振武随徐绍桢响应起义，并身先士卒，屡建战功。1913年，讨袁战争失败，方振武逃往日本，在那里见到孙中山，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8年，方振武任广东护法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大队长。1924年，在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先后任直鲁联军别动队支队司令、补充旅旅长、二十四师师长。1925年12月，率部追随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副总指挥，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任命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表面看，是蒋介石对方振武的信任，实则不然。这年年初，中国局势出现新变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派，矛盾由暗转明，形成公开冲突。先是蒋桂战争，后是蒋冯大战。方振武是冯玉祥旧部，自然是蒋介石重点防范的对象。这年6月，方振武来安庆赴任，第六路军被整编为两个师，也随之调至安徽。与此同时，蒋介石则将其嫡系韩德勤部调皖，用以牵制方振武，削弱他的军事力量。

武官从文，方振武两眼一抹黑。而此前的安徽，政府官员走马灯调换，没有任何公信力。让方振武略感欣慰的是，在省政府长长的工作人员名单中，他看到了旧友孙传瑗的名字。

方振武立即密招孙传瑗，在他办公室，两人相聊至天黑。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是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的理想。我此次来，一定要将这个理想在安徽实现！”

“怎么做？多办它几个学校，多出它几张报纸，多杀它几个害民的土匪头子!”

“辛亥革命在安徽，寿州老乡流血流汗，是出了大力啊！我们一定要在省城安庆建一座淮上军烈士纪念碑。”

方振武在屋内来回踱着步子，说到高兴处，死命地拍自己的前脑门。孙传瑗一直点着头，受方振武影响，他的血管里，被压抑多年的青年时代的刚勇，又有萌生的冲动。但安徽官场人际关系复杂，加上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位寿州老乡的抱负，能否得到实现，还是一个大问号。

果然，第二日，蒋介石密电放到了方振武的办公桌上。

电文抬头客气得不能再客气，但内容却冷冰冰不容他有半点更改：“叔平兄：又着民政厅长吴醒亚，财政厅长袁励宸，建设厅长李范一，教育厅长程天放赴任。中正。”

面对密电，方振武愣了半天。但作为军人，他的天职只有两个字，服从。他只能按蒋介石已经搭好的框架行事。

1929年夏，安徽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出台——

主席：方振武

委员：方振武、方植之、吴醒亚、苏宗辙、郭子清、袁励宸、程天放、李光炯、江、李范一、孙传瑗、石友三

秘书长：方植之

民政厅长：吴醒亚

财政厅长：袁励宸

建设厅长：李范一

教育厅长：程天放

面对这样的名单，方振武哭笑不得。要说蒋介石没有给自己面子，那是说不过去的，毕竟秘书长方植之算是自己的人，苏宗辄、孙传瑗、郭子清三人都是方振武极力推荐的。但这四张牌在整个名单中，能有多大分量？况且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大厅的权力被控，秘书长方植之手中又能有多大权力？

安庆百姓对方振武的“皖人治皖”却抱有无尽期待。初到安庆那几天，沿街商家几乎日日鞭炮不断，市民们也天天举着小旗上街游行，“欢迎方总指挥来安庆主皖”的口号，此起彼伏，喊得方振武都生出烦意。那些天，安庆城大街小巷，比正月里玩龙灯、接财神还要热闹。

受这种气氛影响，孙传瑗情绪高涨，信心大增，工作劲头加大，工作节奏也加快了。母亲孙汤氏总是开玩笑对孙多慈说：“看你爸爸，手里稍稍掌一点小权，就屁颠颠不知天南地北了。”孙多慈自然向着爸爸，“才不是呢，爸爸本来就有本事，只不过大材小用，没有发挥之地罢了！”

但这一切，只不过两三个月工夫，在孙多慈看王汉伦的《女伶复仇记》的那个下午，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对于孙多慈，由火的高峰至冰的低谷，那场电影是个分界点。

放学出校门，孙多慈和好友李家应一起?往天后宫华中电影院。天后宫原先是建在福建会馆内的庙宇，祭的是天后娘娘妈祖。早些年，春秋两度大祀，香火旺盛，半条街热闹非凡，以至于后来喧宾夺主，名气超过福建会馆，成为安庆城一大去处，并由此叫响了一条街道。天后宫往东，火正街走到底，便是安庆五大城门之一的枞阳门，出了城门，就是安庆人说的东门外了。福建会馆早些年气势了得，天后宫从东到西半条街，都是它的地盘。父亲孙传瑗说他第一次进福建会馆，看到大有亭榭楼阁，小有名花珍木，左荷池，右石山，就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闯到哪个官宦人家的后花园来了。民国之后，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会馆势力，逐步被以行业性质为中心的各业公所（后演化为同业公会）所替代，福建会馆也随大势趋于衰败，迫不得已，将会馆主建筑改建为爱仁大戏院，对外出租，以租金勉强度日。爱仁大戏院可容四百左右观众，规模不小，但经营状况平平。后来换老板重新营业，乱七八糟什么都演，包括早期无声电影“影子戏”。没想到无意插柳柳成阴，影子戏一在安庆露脸，就轰动了半个城。大活人能在银幕上走动，这在当时，可是惊天新奇事。孙多慈也吵死吵活要父母带她过来看，结果一看就上了瘾，只要是新片子，一部也没有拉下。爱仁大戏院的生意，由此也一火冲天。老板赚了钱，便投入更多资金将剧场修缮一新。1929年初，戏院改名，正式挂出华中电影院的招牌。这一年安庆的电影业，也从默片时期进入有声时代。

三、家有变故（4）

《女伶复仇记》的故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两位同学，汝南和尤温同时爱上温情女伶幽兰。接触过程中，幽兰因与汝南的感情发展迅速，从而冷落了尤温。尤温恨从心起，找由头将汝南打成双目失明。幽兰愤而复仇，却被尤温手下劫持，并欲施非礼，幽兰以死相抗，结果被尤温关进土牢。多年后，幽兰从土牢逃出，欲与汝南重温旧情。不料双目失明的汝南，以手相抚，竟不相信眼前的苍老女人就是当年相爱的幽兰。面对如此结局，悲痛欲绝的幽兰，只能选择以自刎了却一切……

当电影院灯光暗下来，当银幕上出现电影片名，那一刻，不知为什么，孙多慈心中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怯意。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这种怯意越来越强烈。特别看到幽兰被关押进土牢里那一段，这种怯意，又转换成无边的恐惧。恐惧惊悚而慌乱，潮湿而黑暗，似乎从天而落，没有任何依附，茫然而无法掌控。土牢里关押的，好像不是银幕上的幽兰，而是她自己，或是她的家人。当这种怯意在心中转化成一种委屈一种伤感时，眼中的泪水就控制不住了，该哭的地方她流泪，不该哭的地方，她的泪水依旧汪汪。电影从头放到尾，手中的一条小手绢，就一直没有干过。

从电影院出来，孙多慈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匆匆往家里赶。李家应跟在后面喊了她两声，想邀她再去逛四牌楼，她却话也顾不上回，急急消失在人群中。

穿过吴越街，穿过宣家花园，离家越来越近，她心中的恐惧就越来越有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而这种压迫感，使她似乎在冥冥中得知，家中肯定要出什么大事。当远远地看见方家大屋大门洞开，看见巷子里挤满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的邻居，看见这些邻居一看到她就缄口不语，她就知道她的预感得到了验证。那一刻，她隐隐看到头顶上的天，阴云密布，越压越低，甚至一抬手就能触到。而她的神经，在这一刻也完全崩溃，她的腿有些软，她不知道如何再迈动自己的脚步。

但随她走进方家大屋，望见家里家外一脸沉重穿进穿出的下人，这种恐惧，陡然间全部消失了。似乎一瞬间，她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蜕变，由一个无忧无虑的纯情少女，成熟为饱经沧桑的冷静女子。看见孙多慈回来，下人们都立住不动了，眼睛齐刷刷投向她。孙多慈也不问，径直走了进去。母亲搂着弟弟孙多括，神色无助，呆呆地坐在客厅父亲常坐的竹摇椅上。哥哥孙多拯面无表情地坐在一边。

“你爸爸，被南京来的人带走了。”怔了好久，母亲才轻轻向孙多慈吐出这几个字。

孙多慈平静地抱着母亲的肩膀，拍拍，什么话也没有说。

这天下午，孙多慈离开家不到半个小时，省府大院那边就匆匆来人向孙传瑗通报，说南京那边来了一行人，点名要找省府秘书长方植之、省府委员苏宗辙和孙传瑗，恐怕来者不善，让他赶紧找地方躲一躲。孙传瑗虽然早有南京方面可能会对自己动手的预感，但对方行动之快，下手之狠，仍让他始料不及。

方振武在安徽所作所为，本来就让蒋介石放不下心。这期间，他又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在郑州结拜了金兰之交。密报传至蒋介石处，更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9月22日，南京发来紧急电报，要求方振武去南京述职。方振武心知肚明，冷冷一笑，“这一去如赴汤蹈火，恐怕去了就回不来了。不能去啊！”他找了个借口，让民政厅长苏宗辙代行述职。

3天后，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叔平兄，怎么没有来南京呀？”

“我的身体不舒服，实在是去不了啊。”

“你还是来一下吧，我同你还有要事相商。已经派安丰舰接你去了……就这样，见面再说吧。”不容方振武回话，他把电话挂了。

方振武转到孙传瑗办公室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看来不去还是不行啊！”

此间，也有风传说孙传瑗是孙传芳同宗亲信，近期又成方振武左右膀，蒋介石很不高兴，准备对他施以颜色。孙传瑗害怕，就想出去躲一躲。方振武不以为然，“你一介文官，手无缚鸡之力，对他能构成什么威胁？放心，有什么事，也牵涉不到你身上来。”

26日，方振武带着卫队乘安丰舰离开安庆。几乎在同一时刻，蒋介石在南京接连下达两道手令：

命令方策率陆军第六师速达安庆接防；方鼎英率陆军第十师速达合肥接防。

命方策速将方植之、苏宗辙、孙传瑗逮捕，押送南京。

方振武乘坐的安丰舰，恐怕还没有驶出安徽的江面呢，孙传瑗就在家中被押走了。

安庆五大城门之一的盛唐门，民间俗称小南门。现不存。

1929年的第一场秋雨，在这个夜?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秋雨夹着秋意，带有一种无言的苍凉。恰恰又逢上停电，烛火在风中摇曳着，忽儿明，忽儿暗。没有父亲身影的客厅，更显得空空荡荡。

孙多慈坐在母亲身旁，轻轻为母亲拭着眼泪。

“你爸爸被带走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让你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学业。”

“我知道。”

三、家有变故（5）

“你爸爸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你身上，可别让他失望啊！”

孙多慈没有回答。但那一刻，十七岁的她，知道自己长大了。

相比之下，这年秋天的安庆之乱，远比孙多慈家庭之乱来得狂野。方策率陆军第六师应蒋介石之令接防安庆时，本已率军南下继任安徽省主席的石友三，突然被改派赴两广与李宗仁、陈济棠部作战。石友三强烈不满，于是10月在江苏浦口发动兵变，重兵围攻了南京城。这之前的9月28日，已驻防安庆的石友三部秦建斌师，因怨恨方策陆军第六师对他们的牵制，也在安庆城发生了骚乱。不过安庆这场骚乱的性质，更接近于一场兵灾。

孙多慈目睹兵灾的全过程。

那天下午放学，孙多慈绕道到刘松林笔店去挑一支水笔。已经往家里走了，在四牌楼胡玉美酱坊门口，就听见身后一片骚动，马上就有人一脸惶恐奔过来，“不得了啦，士兵在店铺里抢东西啦!”

一街人都把脖子伸长往后看，“哪家？哪家？”

“还在海华鞋店呢，一街的店子都被抢空了，柜台也被掀翻了！”

还不等大家反应过来，就见一群身着黄军装的持枪士兵，大摇大摆由国货街转过弯来。军装之“黄”，黄得蛮横，黄得无理，刹那间，窄窄的四牌楼被这“黄”给浓浓罩住了，成为灾难之地。

商家的老板、伙计也顾不得许多了，“辟哩啪啦”纷纷抢上门板。而没来得及关门的商家，那些急红了眼，已经撕开脸皮的士兵，枪一横，就直接冲了进去。老板态度好一些，他们还慢条斯理从货架上拿。稍有反抗的，抬起枪柄就朝柜台上砸。沿街的华利鞋店、三捷鞋店、久大恒绸布店、永聚恒百货店，不管需要还是不需要的东西，只要是能看到的，统统都揽到自己怀里来。亨得利钟表眼镜店里的那些钟表眼镜，更被洗劫一空。宝成银楼、正泰昌银楼和宝庆银楼虽是士兵眼热的对象，但三家门户坚固，早早地就关起来了，士兵们用尽方法，也无法将它们砸开。

面对这一切，孙多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就呆呆地立在那儿。还是一位过路的长者暗暗推了推她，“这是个是非之地，你一个女学生，还不快跑啊！”这才醒悟过来，气喘吁吁跑回汪家塘。

晚上就有各种消息传过来，说西门外也有军队起事了，他们冲进河街上的厘金局，想撬开里面的保险柜，结果没有得逞。厘金局的局长张啸岑，当时不在现场，后来听到消息，当场就吓得小便失禁。又说有另一批士兵在北正街省立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强行带走了十多位女学生。出城后，有一位女生拼死拼活不愿意，结果被一枪打死了。陆军第六师师长方策，也在这场兵灾中被掳走，后被挑断脚筋，成了个废人。

那一夜，整个安庆城人心惶惶。

半夜里，孙多慈从噩梦中惊醒过来，在梦中，她老是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杀的女学生。

难道这就是父亲梦想参与的政治？实在是太可怕了。在她的想像中，政治应该是和鲜花、掌声、列队欢迎的锣鼓联在一起的。而她目睹的这一切，包括父亲的被抓，实在是太丑陋，太卑鄙、太黑暗、太险恶了。

几乎同时，作家郁达夫接受省立安徽大学邀请，担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9月29日中午，郁达夫从上海乘船抵达安庆。10月1日，郁达夫专门转到大南门内正街，在当年曾经来过的一家清真餐馆吃了午饭，后来又到东门的城头上转了一圈。10月6日，安徽教育厅长程天放攻击他为赤化分子，并列上政府重点清查的黑名单。闻此消息，郁达夫吓得半死，立刻赶到了招商局码头。“从安庆坐下水船赴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皇的出走。”后来他在日记里说。

10月8日，郁达夫从安庆回到上海，夫人王映霞见怪不怪。去安庆之前，她就担心他的工作会有变故，所以买的是来回票。不过让她恼火的是，也不至于走得匆匆，连行李物件都丢在安庆。不得已，王映霞只好自己去了一趟安庆，不仅代郁达夫向学校要到了一学期的薪金，而且也把他的行李给取了回来。

虽然只去过安庆一次，王映霞却深深记住了这座江北城市。

四、旁听国立中央大学（1）

1930年的新年，在孙多慈的印象中，不明不暗，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带着一种灰调子，说来就来了。元旦当天，她拉着弟弟孙多括外出散心思，在城西，在大观亭之上，面对滔滔长江，看见长江南岸那远远一抹青灰之色，猛然想起，自己已经满十八周岁了。“倚槛苍茫千古事；过江多少六朝山。”面对大观亭门柱上这副对联，她停步良久，心中也生出许多苍凉的感慨来。

几天后，父亲朋友从南京带来口信，说他们将方方面面关系疏通好了，孙多慈他们一家，可以到老虎桥监狱，探望分开三个月之久的父亲。

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三兄妹，连夜坐船到了南京。从下关大轮码头下船，踏上南京城的街道，孙多慈突然有一种亲切之感，她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但她感觉，这座城市，与她，与他们一家，肯定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扯。

原以为父亲肯定是一副萎缩潦倒之象，甚至想像他完全变了个人：两颊瘦了下去，眼睛也凹得多深。在家里基本看不到的胡须，又深又长，挂满两腮。关键是他眼中充满激情的锐气消失了，替代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甚至是绝望的惆怅。但让孙多慈没有料到的是，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不仅没有打垮父亲，反而在他身上，生出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威武不屈之气。

顺着长长走廊走过去时，父亲正在斗大监室之中，消消停停地与监友下棋，看他神态怡然自得，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阶下之囚。明明知道夫人带着三个孩子来看他，也不回头，倒是他的监友一再提醒，并且把棋盘推了，这才逼他回转身来。

看见父亲，孙多慈鼻子一酸，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你这傻孩子，哭什么。”孙传瑗笑着将她拉过来，“来，介绍你认识蒋叔叔。蒋叔叔蒋方震，字百里，地地道道的民国奇人。你读过的《浙江潮》、《改造》，中国一流大刊物，都是他主编的！爸爸此次能与他同监，是三生有幸！”

蒋百里的名字，孙多慈有所耳闻。报刊介绍他是军界奇人，有“中国兵学泰斗”之誉。这位光绪秀才，青年时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回国，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后又赴德国学军事。辛亥革命时，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在北京任总统府顾问。1920年考察欧洲，后回国从事新文化运动，其主编的《改造》杂志，在国内的影响，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23年，与胡适等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倾注他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共十六套八十六种，是民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都是在共学社出版的。1929年末，因参与唐生智联手石友三的反蒋活动，也被蒋介石秘密关押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孙传瑗对蒋方震说，“我这个女儿孙多慈，是我的最爱，常和你说‘平生爱女胜爱男’，指的就是这个丫头。”

孙多慈礼貌地与蒋百里打招呼，但她的眼睛里，泪水依然无法止住。

孙传瑗不高兴了，把脸一沉，道：“还记得孟子《告子》关于‘动心忍性’那一节吗，来，背来给我听听。”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孙多慈一边哽咽，一边背诵出来。

孙传瑗满意地拍她的肩膀，“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你接受不了你眼前的事实。我理解你，但不支持你，不仅仅如此，我还要批评你。为什么，从小就和你讲过，人的聪明才智是天生的，但也得于后天的艰苦磨炼。家庭变故，人生坎坷，环境恶劣，是坏事也是好事，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磨炼人，造就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只有这样，才能修养人格，坚强意志，致力学问，创造事业。只有这样，才能至大至刚，塞乎天地。只有这样，才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你懂吗？”

孙多慈半跪在父亲身边，一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

“好，你给我记着，现在什么也不要想，抓紧时间，认真准备，还是按照我们原先订的计划，报考国立中央大学。”

在安庆女中，孙多慈一直是学校的骄傲，国文、数学、英语三门重点课目，只有数学略差一些，另两门始终是高分。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安庆女中的校长也把孙多慈当作一面旗，无论校内校外，大会小会，总是得意洋洋地伸出两个手指头，“我们安庆女中有两位才子，一个苏雪林，现在是安徽大学的教授了；另一个孙多慈，将来还不知道如何发达！”

1930年是孙多慈命运转折关键之年，随着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她的，是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早在高三之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做了细致的商量，当时定的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可突然发生的家庭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短短两个多月下来，各课成绩直线下滑，甚至到了雪崩地步。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了，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

从南京回来，这种状况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知道父亲所说的一切，但要真正安下心来，非常困难。

母亲非常着急，但也非常无奈，“你这孩子，命真不好，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爸爸出了事。”

孙多慈表面上还是很乐观，她安慰妈妈说：“你放心，吉人自有天佑，你女儿呀，肯定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料。我会努力的！”可私下里，她的心思就是定不下来。只要一捧起书本，爸爸的影子就浮到眼前来了。就想哭，就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眼睛、耳朵都捂住，什么也不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瑗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上前一看，竟然是父亲，就快活地“啊”的一声大叫，把父亲死死抱住，生怕别人再把他从自己身边带走。依旧泪水满眶，但这个泪，是高兴的泪。

四、旁听国立中央大学（2）

孙传瑗在她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你这个傻丫头，爸爸大难不死，又逃过一劫，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哭出来了！”

孙多慈看着父亲，也不说话，只是乐呵呵地傻笑。

坐下来细谈，话题很快就绕到孙多慈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准备情况上来。“怎么样，你有多大把握？”

孙多慈难为情地笑笑，怯怯地伸出三根指头。

孙传瑗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把失望之意掩饰过去，脸上依旧挂着一丝笑意，“我估摸着你也考不上。爸爸关在老虎桥监狱，你心挂在爸爸身上，哪还有心思复习准备？”

“也不是，我……”

孙传瑗摆了摆手，“你不要气馁，上不了国立中央大学，就上省立安徽大学，在安庆当地，爸妈还可以多照顾你一些。”

孙多慈略略迟疑，还是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如果今年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那更好，如果考不上，我想改学绘画。先在中央大学旁听一年，明年再考。”

父亲很意外，“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念头？”

孙多慈淡淡一笑，没有深说。

其实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元月上旬，孙多慈去老虎桥监狱探望父亲期间，恰逢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孙多慈那天正好路过，完全是无意识的，也随人流走进了展览大厅。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但那只是个模糊概念，具体画面，只能按她自己的想像做最大的发挥。而现在面对的《田横五百士》，却是强烈地震撼人心能够触摸的场景。在这幅巨画前，她不知道究竟站了多长时间，她只知道，她被画作右上角那片蓝色深深打动了。“蓝”是深邃的天空，其大可以包容一切。由“蓝”而衬出白云，浓烈而突出，与“壮”之意相互呼应。画面上的所有人物，因有深邃的天，浓烈的云，从而形象高大，心胸高远，言行举止也有了“壮”的威武，“壮”的雄健。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读到了紫天《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由此她也深深地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父亲没有说话，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道，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着她们过来的，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她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国立中央大学的大门，类似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不过结构上要简单些，造型也很平淡，更谈不上什么大气势了。它由四根方形立柱为支撑，宽约十多米，高在六米左右，单单薄薄的孙多慈从下面走过，显得十分渺小。穿过大门，大道笔直，远处圆形的带堡状屋顶的建筑，别有一种欧洲风情。

迈进中央大学大门的那一刻，孙多慈的心，就有些怪怪的，并不是慌乱，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黏黏的如胶状的东西，还没等她做出反应，一下子就把心给吸住了，牵引着她，迫使她不自觉地跟着它走。而且她感觉，这种行走，一时半会还不能终止，似乎绵绵无尽，似乎遥遥无期。不害怕，也不讨厌，只是好奇，只是刺激，就想以自己的生命，陪着它一直走下去。

多少年后，孙多慈反复回忆到这一细节时，最终明白，那就是冥冥之中，爱情对她的呼唤。

1930年的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4月，国民政府成立。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提议，颁布“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在江苏，国立东南大学与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被合并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张乃燕出任首任校长。1928年2月，依照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决议，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江苏大学。同年5月，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国民政府推选吴稚晖出任，但吴稚晖一直未能到职，校长一职，仍由张乃燕续任。孙多慈报考中央大学时，国立中央大学共设八个学院，分别是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下设四个系科。孙多慈报考的，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考试的感觉就不是很好，即便是孙多慈擅长的写作，也始终找不到感觉。来南京报考中央大学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来就不是特别出众，这种才华又只显露了二分之一，自然无法与强手一拼。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从南京回来，孙多慈情绪很沉闷，把自己关到房间里，成天到晚只知道画画，连饭也是弟弟孙多括送进来。前后折腾了大概有半个月，这种低落的情绪发泄完了，再从屋里出来，她也换了个人，身子瘦了一圈，脸色也苍白如纸。

父亲见怪不怪，“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说着，递过来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

四、旁听国立中央大学（3）

早先年，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吧，就听父亲说过宗白华教授。当时父亲带她去招商局码头接他一个朋友，从高井头上来，快到小南门时，父亲指着一处老宅子对她说：“这户大门头是方公馆，里面住的方家，在桐城是名门望族。早先有大学者方东树和方宗诚，现在他们家的外孙宗白华，在中国，是诗人，是哲学家，还是了不得的美学家。中国美学现在有两块牌子，叫‘南宗北邓’，其中‘南宗’就是宗白华，他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留的学，现在是东南大学美学头一块牌子。‘北邓’指的是邓以蜇，也是我们安庆人。当年在尚志小学堂时，我还当过他的老师呢。”孙多慈后来经过方公馆，都会忍不住抬头对那边多望一眼。

“你现在大了，路要自己走。爸爸也只能帮你引引路了。走好走坏，你自己把握，只要不让爸爸失望就行。”

孙传瑗极力显得平淡显得轻松的话语，让孙多慈非常感动，她的鼻子酸酸的，突然想紧紧抱住父亲痛哭一场。

父亲拍拍她的肩膀，说：“也好，本来你绘画就有基础的。当年萧谦中到我们家来，还建议你去北平找他呢。”又说，“我打听了一下，中央大学的艺术专修科属教育学院，画家潘玉良也在那里任教。潘玉良的老家在桐城，小时候很苦，后来沦落至青楼。潘赞化任芜湖海关监督时，把她救了出来，后来两人在上海结合，就做了潘赞化的二房。潘赞化我见过几次面，但他夫人一直不认识。如果能进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最好跟着她，都是安庆人嘛，会有照顾的。”说到此，他笑笑地看着女儿，“听说潘赞化和潘玉良在上海结婚，还是陈独秀给证的婚。陈独秀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名气大得很啦。陈独秀也是安庆人，家就住在南水关。民国初年他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你爸爸还是他的手下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独自来到南京，到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找到了宗白华教授。

宗白华果然对安庆小老乡特别热情，知道是孙传瑗的女儿，更生出许多爱怜之意。“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不是你爸爸出事，考到我们大学来，会有什么问题！”又说，“去年暑假到安庆，见到了你们女中校长，说到你，一口一个‘好’字！”

孙多慈把父亲的意思说了，想请宗白华能帮她引见潘玉良。

宗白华说：“潘玉良我还真不太熟，不过既然决定到艺术专修科来旁听，最好直接找徐悲鸿教授，跟在他后面，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孙多慈一双眼睛睁得多大，“你是说徐悲鸿……不会吧？他那么大名气的画家，能收我？”

宗白华笑了起来，“别人找他可能不行，但我宗白华去找他，他绝不敢说一个‘不’字！你放心，这事我给你打包票了！”

宗白华与徐悲鸿相交，是1920年夏天的事，当时宗白华正准备赴德国法兰克福留学，听说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徐悲鸿如何了得，便慕名前来拜访。结果两人一见如故，并由此拉开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神交。

第二天上午，宗白华带着孙多慈，来到艺术专修科徐悲鸿画室。徐悲鸿正在作画，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宣纸上，三五根青竹，两三块残石，立在一旁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大公鸡。徐悲鸿左手撑腰，右手高高提着毛笔，正考虑往画上题什么款。见宗白华进来，并不搭理，锁着眉头思索了会，便“刷刷刷”在画上落下两行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反复看看，很满意，又极其痛快地在后面补上“庚午夏日悲鸿”六个大字。然后，笔一甩，朝宗白华扬扬手，“既然白华兄来了，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宗白华也不客气，“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什么话，狗屁不通！”

“你一个美学大教授，连‘狗屁’都出来了，成何体统！”一抬眼，看见怯生生跟在宗白华身后的孙多慈，后边的话收了回去，“这就是想来旁听的学生？”

宗白华把孙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这个安庆小老乡，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徐悲鸿上下打量了一下孙多慈，并不是太在意，他对宗白华说：“你老兄是美学教授，推荐学生来旁听西画，我敢有什么意见？”又问孙多慈，“以前画过些什么作品？”

孙多慈把特意准备的她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一些习作递了过去。但徐悲鸿只是随手翻了翻，就把它们丢到一边了，“过去拜过什么老师没有？”

孙多慈犹豫了半天，小声说，“安庆有个画家，叫阎松父，跟他学过一阵子。”想了想，又补充道，“北平画家萧谦中到我们家时，也给他看过。”

徐悲鸿皱了皱眉，“西画和国画路子不一样。以后再说吧，也许能学得出来。”又说，“听说你是报考中国文学系没有?取，才改主意来我们艺术专修科旁听的？”

孙多慈点了点头。

“这不好，”徐悲鸿似乎有些恼怒，“这把我们艺术专修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残羹剩饭？”

孙多慈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徐悲鸿见状笑了起来，“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话就当真了。放心，没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气，还会答应你吗？”又向宗白华嚷道，“你看你这个小老乡，多大出息，进来这么长时间了，连正眼都不敢看我！”

孙多慈确实不敢抬眼和徐悲鸿直视。她觉得她现在面对的，不仅是著名画家，是大学教授，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身份。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乱，她不知道这影响她一生的关键一步，到底需要不需要勇敢地迈出去。

五、打动徐悲鸿（1）

那年初秋，十八岁的安庆少女孙多慈，带着既惶恐，又兴奋，还淡淡有些刺激的心情，开始了她国立中央大学的旁听生活。

1930年的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规模还没有达到“系”的要求，当时艺术专修科下面只设有国画、西画和音乐等三个组。而教育学院，也只有一系三科，分别是教育学系，师资科、艺术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七年之后，也就是南京沦陷前夕，艺术专修科才升格为艺术系，教育学院也同时改称为师范学院。之后不久，10月，国立中央大学西迁至四川，本部设在重庆沙坪坝。

在国立中央大学，最大的建筑，便是工字大楼，艺术专修科国画组和西画组的教室，就设在这栋大楼里。徐悲鸿主讲西画组一、二年级素描课，单独有一个石膏素描教室。石膏素描教室是徐悲鸿来国立中央大学后一手创办的，里面有人物胸像、头像、动物全身及其解剖模型，大小一百多件。其中阿波罗和维纳斯全身像，高两米有余，在国内，独一无二。徐悲鸿很得意他的石膏素描教室，常向同学们炫耀说：“你们知道这些石膏模型是从哪儿采购的吗？法国巴黎。同学们都还没有去过巴黎吧，那你们就摸摸石膏模型，也算是和巴黎亲密接触了！”说到这里，他总是有意停顿三四秒钟，让学生轻松地笑一笑，再切入主题。“这些石膏模型，都是世界著名雕塑家的代表作品，每一件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石膏模型是静止的无色的艺术形体，它是练习素描的最好对象。而素描，是锻炼绘画基本功的惟一途径，想掌握好它，只有两条，一是‘勤’，二是‘苦’，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教室面积很大，而上课的学生，通常只有二十多个，徐悲鸿宽厚又富有磁性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更具有特别的亲和力。

孙多慈从来没有接触过正规绘画教育，面对这突然而来的新生事物，多少还有些不适应。加上是女性，年龄小，又是旁听生，孙多慈很少说话。不少时候，为某个艺术观点发生争论，在场的同学，几乎人人都脸红脖子粗，只有孙多慈，笑笑地看着大家，什么也不说。有时候逼急了，非要她表态，就往后退两步，“我觉得，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只是立场不同罢了。”并不明显偏向哪一方，但大家都认可她的态度。

徐悲鸿一开始也没有把孙多慈放在眼中。那时候，每年都有喜欢绘画的学生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来旁听。虽说是旁听，但吃住都安排在学校，还要交相当的学习费用，一般人家，根本花费不起。在艺术专修科旁听，多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落榜生，另一种就是转科的，无论哪一种，绘画基础都不是很好。所以艺术专修科对旁听生有辅导，但不是特别侧重。

大约是一个多月后，徐悲鸿应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邀请，带领艺术专修科西画组的学生，去学校参观，并在那里作演讲。孙多慈也跟着去了。因为是在城郊，路不太好走，穿着高跟鞋的孙多慈落到了其他同学的后面。徐悲鸿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便站住，特意等她赶了上来。“看来你的生活经验不足，走这样的远路，就应该穿平底鞋。怎么样，脚有些痛吧？”

孙多慈抬眼淡淡一笑，脸上泛起一团红晕。“没有，也还好。”想想，又补了一句，“谢谢徐先生。”

徐悲鸿本想和她开句玩笑轻松一下气氛的，但当他眼光与孙多慈对视的那一刻，没来由突然一阵心动。这个看上去十分清纯的少女，一双眼睛却生满让人无尽爱怜的忧郁。那种忧郁不是造作而出，也不带矫揉之情，却如一扇明净的窗口，透过它，你可以清澈地看见她的内心世界。徐悲鸿以一双画家的眼睛，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瞬间，他不知道面前这位少女，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但他却知道，她的身上，肯定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戏。

孙多慈却被他的眼光震慑住了，想说什么，又不知该说什么。结果一抬脚，又差点打了个趔趄，徐悲鸿伸手扶住了她，“小心，千万别崴了脚，要不晚上就回不去了！”

后来在学校礼堂做关于文艺的演讲，徐悲鸿显得特别有激情。“艺术创作确实需要天才，但如果不下苦功夫，你那一分‘天才’有什么用？天才与地才结合，才能创作出惊世之作！”又说，“我们的艺术，最重要的，就是以‘真’为贵。什么是‘真’？‘真’就是生活中的美。艺术创作最难的，就是一个‘真’字。求真难，不真易。打个比喻，我们画人难不难？难。画鬼呢？画鬼就容易多了。”接下来谈到美术界的一些不正之风时，他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现在有些画家，自命为什么新派画家，实际他们没有什么表现逼真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打着‘新’的旗号，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他们的绘画，不仅乡村种田的农夫不喜爱，他们自己也不喜爱！”

同学们都被鼓舞起来了，巴掌拍得震天响。孙多慈也随大家站了起来，一双手拍得通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血性汉?啊，她在心里暗暗叫道。

台上的徐悲鸿，在众多的学生中，一眼就看到了孙多慈，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他居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得意。

接下来的素描课，徐悲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孙多慈身上。连续几天的观察，他发现必须重新审视这位女学生。从孙多慈绘画技艺看，确实是班上基础最差的一个，但通过近两个月的学习，她的素描水平进步非常快，在班上排名，已经够得中游偏上的水平。徐悲鸿暗暗吃惊，这个看似温柔，看似宁静的少女，却有如此之高的悟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五、打动徐悲鸿（2）

“绘画艺术是造型艺术之一，绘画是通过客观形象来表现主观精神的。‘以形写神，神形兼备，形之不存，神将焉附？’这也是素描功课的根本。这一点，孙多慈同学进步很快。应该说，她已经掌握到了一定技巧。”说这话时，徐悲鸿就站在孙多慈身后，他把她的素描稿从画板上拿下来，在教室里向大家展示了一圈。“同学们的素描，看似是对静止物的静态临摹，其实错了，它同样也需要我们动态去研究，去体验。临摹对象是固定的不变的，但通过观察，通过比较，同学们对它的结构、动态、比例以及其明暗调子，都会形成各自见解。这种见解的高低，就是你们掌握素描基本功的进度。”最后，他转回来，帮孙多慈把素描稿重新夹到画板上，对她说，“我并不是说你的功课做得有多好，只是说你的功课有进步。对于临摹对象，你还需要由整体到局部，再由局部到整体反复校正，最终达到高度概括的境界。”接着，他又提高声音，转向全班同学，“只有通过这样的长期训练，我们才能培养自己坚实的准确的造型能力。”

那一刻，素描班的同学，眼光齐刷刷全聚集在孙多慈身上。如此点名道姓表扬一个同学，对于徐悲鸿，是不多见的事。

这之后，徐悲鸿对孙多慈印象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关注。到教室里来上课，习惯性的第一眼，就是看孙多慈在不在，在什么位置。有时候孙多慈晚来几分钟，或者生病缺课，他就有些烦躁不安，脾气也格外大些。私下里，他也暗暗吃惊，难道自己对这位年龄几乎可以做他女儿的学生，产生了师生之外的感情？

孙多慈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在中央大学，她依旧慢条斯理地打理着她的生活。校园里偶尔与徐悲鸿相遇，远远就立住，低下身，非常恭敬地喊一声“徐先生”。和徐悲鸿对话，虽然胆子大了，话语多了，有时还淘气地开个小玩笑，但语气之中，仍有一丝畏缩的拘泥。徐悲鸿看她白白的胖胖的脸庞，看着她弯弯的笑笑的单凤眼，看她悠闲自在但始终带有一丝忧郁的神情，总有一股按捺不住的急于表现的冲动。这种冲动自然不是感情上的，但究竟是什么，他又无法说清。直到有一天，他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构成长方形画框，将孙多慈的头像锁于其中，这才知道，这种冲动，更大程度上，是创作激情的爆发。“孙多慈同学，能不能抽点时间到我的画室来，做做老师的模特？”

“我？”孙多慈把手压在胸口，一脸惊讶。

“是的，你，孙多慈同学。老师想以你做模特，创作一些作品。”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请求，孙多慈不知是兴奋还是惊讶，她不知如何作答。

“怎么，你不愿意？”

“不，不，能为先生服务，求之不得呢！”

“那为什么不爽快答应？”

“可，可……”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女孩子固有的羞涩吧。

“吞吞吐吐干什么？或同意，或拒绝，简简单单的事。如果有什么不妥，说不来不就行了！”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田横五百士》画面，就淡淡一笑，“我，我是怕一个女孩子，到先生笔下，会变成威猛阳刚的硬汉子。”

徐悲鸿哈哈笑出声来，“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孙多慈就说了年初在中央美术会画展上观赏《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的感想。“画上的人物，不管是男是女，个个都……”

徐悲鸿点点头，非常严肃地说，“绘画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表现主题，绘画作品中的人、物、风景，都应该围绕主题做文章，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又笑笑，“你放心，在我眼中，你是文文静静的女学生，我想表现的，只是你柔情似水的一面，不会有其他。”

孙多慈满脸阳光。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孙多慈天天跑徐悲鸿画室。徐悲鸿的画室，在中央大学东北角，隔着一道围墙，外边就是成贤街北口。画室分里外两大间，其中外间开了大玻璃天窗，这是徐悲鸿作画的地方，里面一间略小一些，是他的藏书室。徐悲鸿心细如发，那些天，他的画室总备有一两盘水果，或一串葡萄，或两个苹果，或刚刚摘下来的柿子。孙多慈坐在他的对面，也很随意，想动的时候就动一下，想走的时候就走一走，有时候嘴渴了，就嚷着要歇会喝几口水。徐悲鸿总是笑笑地看着她，也不阻拦，只有他完全投入状态的时候，他才绷着脸吼上一两声。

一个星期后，人物头像素描完成。画稿上的孙多慈，短发齐耳，脸盘如月，两嘴紧抿着，表情淡然。既有少女学生的清纯之美，也有小城少女的质朴之风。但孙多慈不满意，她认为这不是真实的孙多慈，至少不是她自己认可的孙多慈。徐悲鸿却觉得非常到位，“年刚十八的如花少女，刚从安庆来到南京，清纯依旧，质?依旧，这就是我要在你身上寻找的亮点。我把握得没错啊！”抬起头，看孙多慈一脸委屈，突然明白了她的心思。“你不要担心画得好看不好看，我这是不加任何感情的原始记录。在我眼中，你是一张没有图案的白纸，今后所有变化，都会从这空白之处开始。我说的变化，包括我对你形象的二度创作，也包括你自己对未来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孙多慈无语。老师的话充满哲理，她无法反驳。

徐悲鸿提起笔，稍做思索，在素描稿的右下方，龙飞凤舞写上了四行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Minewe实凭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施然自废之无济耶。”最后的落款，是“庚午初冬，悲鸿”。写毕，抬眼看孙多慈，“我这里面说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孙多慈点点头，“我知道，请先生放心，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徐悲鸿非常满意，“果真如此，那就好。”又说，“我答应你，如果哪天你出画集，我就把这幅素描放进去，是对你的支持，对你的肯定，也是对你的鼓励。”

五、打动徐悲鸿（3）

孙多慈望着徐悲鸿，内心暗暗涌上一层暖意。这种暖意，既来自徐悲鸿对她师长般的深爱，也来自徐悲鸿对她兄长般的深爱。好长时间，她就被这种爱，深深地感动着。这天晚上，在日记里，孙多慈把自己的这种感动，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表露了出来：“徐悲鸿教授是一位非常和蔼的长者，他有学识，有修养，有风度，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12月初的一个周末，徐悲鸿发出邀请，要孙多慈陪他去附近的台城写生，孙多慈答应了。

初冬的日子，微风。在山下时，天花花的还有些太阳，但过北极阁，沿鸡鸣寺南的山麓爬上去，便依稀有雨丝飘了下来。虽不大，却略略生出些寒意。徐悲鸿与孙多慈并肩而行，一地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走到窄处，徐悲鸿便上前一步，把拦在路中的树枝挡开，等孙多慈钻过来，然后再快步跟上。两人气喘吁吁立在台城之顶时，眼前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东望，远处的钟山，群峦绵延，龙蟠苍翠。北眺，茫茫玄武湖，十里烟柳，水天一色。

“知道台城的历史吗？”徐悲鸿偏过头，问孙多慈。

“小时候爸爸让我背过一首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说的就是这个台城吧？”孙多慈答。

“是啊，凭吊六朝古迹，台城是不能不说的。这些诗句中，唐代诗人韦庄反其意，明用‘无情’，实则有情，因而传唱了上千年。可惜此时的台城，已经不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后苑城了，也不是东晋、南朝期间的后宫禁城。历史的风依旧，历史的云依旧，但山野间流动的，已经绝了钟鼓之乐，断了萧瑟之声啊！”徐悲鸿无限感叹。

徐悲鸿带有颓废之情的感叹，不知为什么，突然让孙多慈想到了父亲孙传瑗。偏偏此时，鸡鸣古刹的钟声从山下传来，由远及近，如一股巨大的气场围着他们，荡荡悠悠，始终不肯散去。孙多慈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顺两腮“扑簌簌”流下来。

徐悲鸿歪脸看见了，不由一惊，“刚刚还好好的心情，怎么说流泪就流泪了？”

孙多慈一手捂住眼睛，一手朝徐悲鸿摆了摆，“你别管我，我只是心里难受，一会就好了。”

“不行不行，你得告诉我，是不是我哪句话触动了你的心思，让你伤心起来了？”

孙多慈点点头，又摇摇头，在自己的老师面前，她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

在中央大学办好美术专修科旁听手续，孙多慈正准备回安庆，不料父亲孙传瑗带着弟弟孙多括，突然从安庆赶到了南京。这一年，弟弟孙多括初中毕业，本来已准备报考安庆高中，父亲却临时改变主意，要他报考南京中学，随姐姐一道，在南京读书。弟弟孙多括自然一千一万个同意，父子俩便连夜乘船赶了过来。

在南京，南京中学是江苏全省五大省立中学之一。学校在太平南路白下会堂附近，其源头，是建于雍正元年（1723）的钟山书院。清代的书院，相当于民国的大学，是学者讲学、士子学习的场所。钟山书院历任山长中，“桐城派”领袖人物姚鼎主讲时间最长，前后两次共二十余年，影响极大，这也是钟山书院的鼎盛时期。咸丰年间，钟山书院毁于太平天国战乱，直到光绪七年（1882）才在原址复建。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科举，书院改为江南高等学堂，聘缪荃荪为总教习。1912年，书院改建为江苏省立第四师范，仇采任校长。1927年，又改为江苏省立南京中学。

孙多括学习本来就好，加上又想和姐姐在一起，更添了许多努力，考试成绩公布，自然榜上有名。孙传瑗非常高兴，当即在石婆婆巷租下房子，然后把夫人孙汤氏接过来，让她专门照顾两姐弟的生活起居。他自己，则和大儿子孙多拯留在安庆。

但接下来的一幕是孙多慈以及母亲孙汤氏都没有料到的，他们都以为父亲和孙多拯仍住在汪家塘方家老屋，但实际不在，邻居介绍，自把他们送到南京，他就根本没有回过安庆。向父亲朋友打听，也只知道他曾说过“北上有事”，但具体原因，具体行程，都不清楚。孙多慈为此事还专门赶回安庆，但呆了两三天，一点确切消息也未得到，只好抱憾而归。父亲突然出走，且杳无音讯，让孙多慈和母亲十分担心，但住在南京，孤独无助，又没有任何办法。后来孙多慈出版《孙多慈描集》，“述学”中介绍这段生活，提到父亲，她用了八个字，“吾父北行，秘不使知。”看似简单，实则是一腔无奈。

五、打动徐悲鸿（4）

在徐悲鸿再三追问下，孙多慈只好将事情原委一一道出。讲1929年秋父亲如何被密捕入狱，讲1930年初与母亲如何到老虎桥探监，讲弟弟孙多括如何发愤考入南京中学，讲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姐弟如何在石婆婆巷生活，从头至尾，她的脸上始终两行泪水，到最后，说父亲带着哥哥北上，行踪全无，她已经伤心到不能正常出声，“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两个多月了，是死是活，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徐悲鸿搂住她的肩膀，安慰她说：“你父亲是政治家，他的行动，有他周密的计划和目的。这一点，你应该放心。”又说，“政治斗争总是残酷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整个一个黑吃黑。比如你父亲，什么罪行也没有，只是和方振武走得近一些，就成了蒋介石与方振武之间矛盾的牺牲品。”

孙多慈摇摇头，说：“先生说得也对，但也不全对，其实父亲真正被抓的原因，不是方振武，而是与孙传芳有关。”

“孙传芳？直系军阀首领，当年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是的，父亲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听父亲说，这份差事是江苏巡按使韩国钧介绍过去的。”

徐悲鸿眉毛挑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面前这位身材高挑的文静少女，家庭背景居然如此错综复杂。

严格地说，孙传瑗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但民国前，民国后，他一直都想并努力往这个圈子里挤。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孙传瑗第一次步入政治漩涡，也是在南京。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带蒙养学堂的那批年龄稍大些的学生，从安庆到南京，投奔的两个寿州老乡，一位是柏文蔚，另一位就是孙毓筠。

当时孙毓筠在吴春阳介绍下，刚刚加入同盟会。同时入盟的，还有权道涵、段云，第九镇部分官兵，以及南京学界和商界一些革命志士。宣誓加入同盟会的盟书，仪式结束后，便由孙毓筠藏到随身携带的皮箱中。为防意外，孙毓筠又安排正好赶到南京的孙传瑗，连夜将皮箱带往上海。果然，孙传瑗离开南京几个小时，孙毓筠和权道涵、段云三人，就被当局秘密逮捕了。

1912年安徽省政府成立，孙毓筠出任安徽民国史上第一位都督，孙传瑗自然受提携，一脚迈入了安徽政界。虽然做的只是文案工作，但接触的都是政界要员，过手的也都是治理一方的省策。后来孙毓筠辞职，柏文蔚继任安徽都督和民政长，孙传瑗依旧春风得意。1913年春，孙多森接任安徽都督和民政长，这位寿州老乡对孙传瑗还是十分关照。再往后，1914年夏，举人出身的韩国钧出任安徽巡按使，他对孙传瑗的才学，不仅欣赏，而且格外器重。后来他调任江苏巡按使，又把他带到南京，安排在江苏省政府做秘书工作。1926年，韩国钧又向东南五省总司令孙传芳力荐，于是孙传瑗又转到孙传芳手下。虽然孙传瑗与孙传芳籍贯有异，但“同宗同姓”，还都是“传”字辈的，因此孙传芳很器重他，任命他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秘书，兼总部交际处副科长。可惜的是，这一次孙传瑗站错了地方。1927年2月，孙传芳组织兵力，继续阻止北伐。8月，又率部渡江反攻，与蒋、桂军在南京龙潭一带激战，与蒋介石结下冤仇。孙传瑗官职不大，本不是重点追究的对象，但他偏偏又在方振武组建的安徽班子占了一席，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注意。带有突袭性质的秘密关押孙传瑗，多少还有杀鸡给猴子看的意思。

徐悲鸿“哦”了一声，他这才明白，在孙多慈的眼中，为什么始终有那种黯然神伤的忧郁。再仔细看孙多慈，他觉得她的家境，她的身世，她的命运，都值得深深同情。他转过身，用两手把孙多慈环抱在自己怀中，“现在我知道你没能考上中央大学文学院的理由了。家有变故，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安心准备考试？”又用手轻轻勾了一下她的鼻子，“这样也好，你要是被中国文学系录取了，中国画坛岂不是少了一位女画家！”见孙多慈破涕为笑，徐悲鸿带着一份怜爱，在她的额上轻轻吻了一下，“好了，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始终有一个人在关心着你！这个人就是我，徐悲鸿！”

孙多慈心“扑腾”跳了一下，如电闪，如雷击，如春日漫步在如火的桃花之中，又如秋夜静坐于飘香的桂花树下，但又说不好到底是什么感受。她闭上眼，完全是一种沉醉的神态，把头轻轻靠在徐悲鸿的肩上。那一刻，她感觉她又回到童年时光，在父亲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亲情。

六、恋爱倾向（1）

多少年后，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主任孙多慈，在她的画室，独自忆起年轻时的情事，就在想，她与徐悲鸿之间那一湖清澄之水，究竟是从哪一个决口，哪一个时段开始宣泄而下的？

在徐悲鸿方面，这个转折点十分明显，他对孙多慈的爱意，就是在台城，在孙多慈额上那轻轻一吻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前前后后，持续有十年之久。

1930年冬，徐悲鸿三十五周岁，事业上如日中天。而此时，虽然他已经历了两段婚姻，但感情静如止水，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1911年，徐悲鸿刚满十六周岁，在江苏宜兴屺桥镇，他牵着当地一位农村姑娘的手，走进了父母为他准备的洞房。次年，十七岁的徐悲鸿做了父亲，儿子“劫生”之名，暗含“遭劫而生”之意，表示出他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后改“吉生”，一字之差，意思完全反了过来。1917年3月，他的第一位夫人在老家病逝。次年，儿子吉生也因患天花而夭折。

1916年，在上海，在同乡前辈蒋梅笙家，他结识蒋家二小姐蒋棠珍。1917年春，徐悲鸿与蒋棠珍暗地里确定恋爱关系，并把她的名字改为“碧微”。5月，徐悲鸿偕蒋碧微登上日本博爱丸轮船，由上海私奔至日本。1927年12月26日，他们的大儿子阳阳在上海出世，1929年11月20日，小女儿丽丽生于南京。

从1916年春到1930年冬，与蒋碧微相识相爱，到孩子出世，经过十五个季节的更替，如火的激情被冲淡了，如蜜的感情被冲淡了，如月的生活也被冲淡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孙多慈带着她青春的微笑，侧着身子，从他窄窄的心缝里，硬是挤了进来。

徐悲鸿实在难以无动于衷。

说不上是谁的对，也说不上是谁的错。简简单单，就是一种天意。

1930年冬季，对于蒋碧微，爱情变化的征兆可能来得更早一些。1964年10月，台湾《皇冠》杂志刊行《蒋碧微回忆录》，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对于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事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咯血不止，我们请王苏宇医师为他诊治。稍微好了一点，于是决定送他到牯岭普仁医院疗养。5月7日，母亲陪他同行，我们送到码头，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同年暑假，我们到宜兴避暑，住在西氿边程老先生的学生们为他所建的‘雪堂’。三个多月以后，8月19日，聪明好学的丹麟终告不治，病逝庐山。噩耗传来，徐先生立刻赶到牯岭，帮忙母亲料理丧葬事宜。办完丧事，再陪母亲回到宜兴；我因为这时静娟姑母也病得厉害，所以便留在宜兴侍疾，徐先生则在开学前独自返回南京。到了11月初，姑母病重，父亲赶回来照料，延到15日，她老人家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她和丹麟弟的逝世，使我伤心万分。”

蒋碧微不在南京的这个冬季，徐悲鸿大多数时间都在他的画室里。画室里的另外一个身影，就是孙多慈。

这一阶段，徐悲鸿主要进入油画《孙多慈像》的创作。对于徐悲鸿，这只是他关于“孙多慈”系列的热身之作，画幅不大，画面也简简单单，就是孙多慈的半身像。

徐悲鸿应聘来中央大学任教时，校方给他在艺术专修科安排了两个房间，后来他搬出来住，但房间一直保留着，后来就改做了画室。画室内间是书房，一面墙靠壁有两个玻璃书柜，里面堆放着徐悲鸿多年来搜集的世界名家名作精印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大师，像鲁本斯、歌雅、门采尔、列宾等人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另一面墙上，挂的是他留学欧洲的两位导师，法国达仰和德国康普的油画作品，其中达仰是一幅油彩速写人像，色彩绚丽，笔触泼辣，色块粗犷，层次清晰，给人以发自内心的震撼。孙多慈每每注目，总是惊叹不已。

相处时间久了，和徐悲鸿不再有师生间那种尊严的隔阂，孙多慈便顽皮地笑，说先生的画与达仰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们的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色块缝中，隐隐约约，能看到青色的起稿线。油彩技法也非常相似。”

徐悲鸿并不回答，微微笑着，任她随意发挥。

更多的时候，孙多慈半躺在摇椅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安静得像一只猫，只有徐悲鸿喊她坐正时，才忙不迭理理头发端正坐直。稍有松懈，就又缩了下去。那些天，孙多慈读了不少书，像郁达夫翻译的小说集《小伍之家》，小说《纸币的跳跃》、《杨梅烧酒》、《十三夜》等，都是在这一阶段读完的。多数时候，画室里静悄悄的，只听得到徐悲鸿画笔落在画布上的声音，和孙多慈一页一页翻书的声响。时光像是凝固了，惟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的日光，一丝一丝挪动位置，直到最后从屋内消失。偶尔徐悲鸿咳嗽两声，或者立起身捶捶腰，孙多慈便立刻从摇椅上站起来，或是倒上一杯水，或是削上一只梨，递过来，然后又小猫似?重新蜷到摇椅上。

孙多慈看书入神的时候，徐悲鸿反而会歇下笔，以别样的眼光，细细地打量面对的这位小女生。有时候，他就想，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她呢？“内秀如玉”，可以，“外美如璞”，也可以。“蜜意如风”，可以，“柔情似水”，也可以。也许天下只要能有的相关词语，放到孙多慈身上，都是其恰如其分的吧。想至此，他又不禁暗暗生笑，这是怎么啦，已经年近不惑的中年汉子了，怎么还会有年轻人的那种爱的冲动？但这种感情，他是绝不敢向孙多慈说出的，一方面是怕吓着了她，从而破坏了自己在她心中的印象。毕竟还是个半大孩子，她对爱的深层意思，又能了解多少？另一方面，只要略略往深处想一些，夫人蒋碧微一脸怨气的影子，就立刻浮现到眼前来。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他这样的名人，对于他这样当年就充满传奇婚恋的名人，当真有必要再来一次改变？

他不怕世俗，但也不敢轻易逆世俗而动。

六、恋爱倾向（2）

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3点多钟，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徐悲鸿。

推开徐悲鸿画室，舒新城一眼就看到了蜷卧在摇椅中的孙多慈。看见来了客人，孙多慈立即站了起来，脸上浮出淡淡羞涩。舒新城多看了她一眼，他的印象是，肤色玉白，身材高挑，举止大方而得体。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他只能找到“纯”这个字眼。

徐悲鸿略显慌乱，但很快便掩饰过去。“我的学生孙多慈。”他只简单介绍了一下，便让孙多慈先回教室去了。

舒新城伸手指向他，笑也怪怪的，“只是学生这样简单？”

“待会再说，待会再说。”徐悲鸿泡茶倒水，很快把话支开了。

舒新城是徐悲鸿无话不说的老友，两人年龄相仿，舒新城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略长两岁。1928年，应中华书局之邀，舒新城继任《辞海》主编。1930年，又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任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徐悲鸿自选自编的《悲鸿描集》前后三集，都是经舒新城手，在中华书局出版的。1930年，徐悲鸿与中华书局有更大合作，3月底，他在给舒新城的信中写道：“弟欲以四百种世界美术之大奇杰作，托贵局精印，取名《空青》（即世可无瞽目之意），又以美术史贯串之，每图有释，并附作者小传，较之笼桶（统）之美术史可谓言之有物。”

舒新城是中国出版界的传奇人物，1912年，他为逃避父母包办的婚姻，只身逃往湖南常德，考入了湖南省第二师范附设的单级教员养成所，但后来却在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毕业。湖南高等师范当时名叫岳麓高师，舒新城参加考试时，因为没有读过中学，便借族兄舒建勋的中学毕业文凭报了名。考试成绩虽然优异，但冒名报考的事却被人揭发了。幸亏校长符定一慧眼识英才，不仅让他继续上学，而且还特别准许他恢复了本名。

1920年，舒新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而后来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则是小学部主事。两人关系不错，还一同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三十七年后的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上海，与舒新城曾有一见。毛泽东对舒新城关于编辑《辞海》和《百科全书》的建议非常赞赏，还和舒新城开玩笑说：“可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己干不了，就让儿子继续干下去。”1959年春，《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舒新城被任命为主编。

舒新城的爱情故事，同样充满传奇色彩。1924年，舒新城应聘在四川国立成都高等师范任教育学教授，因与学生刘济群产生感情，从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校方态度十分坚决，指控舒新城“诱惑女生，师生恋爱”，并调军警对舒新城进行拘捕。舒新城四处逃匿，短短两天，就换了三四个居处。后来军警抓不到舒新城，便捕了他的朋友以充数。不得已，舒新城不得不化妆逃离成都，绕开了这一是非之地。

因有这一层相通之处，这一天，徐悲鸿的情绪特别高涨。他们先是到宗白华的新居，想三人在一起畅畅快快地小聚，可惜宗白华不在，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个回应。两人只好在附近找了家小饭馆。上了盘盐水鸭，叫了个水煮花生，开了瓶红酒，把杯子举了起来。

两杯酒下肚，徐悲鸿倾诉的欲望被勾上来，想拦都拦不住。“在茫茫大沙漠里独自行走，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绿洲。新城兄，你说你的心情会怎样？孙多慈现在就是我眼前的那片绿洲啊！”隔着酒桌，他紧紧握住舒新城的手，眼光咄咄逼人，问：“我的这位学生你老兄也见到了，和蒋碧微比，感觉大不一样吧？”

舒新城笑笑，“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是你那情人眼中，是否真的出了西施！”

“好！你这个比喻好！我现在看孙多慈，就是情人眼中的西施，怎么看怎么舒服。”说到此，他半仰起头，眼睛微闭，“她的笑意，是春日柳树枝头那摆动的一抹绿，晃晃悠悠，给人甜蜜无尽的挑逗。她的眼波，如老城里的一口古井，清澈明亮，又深不可测。她的……”

舒新城打断了他，“悲鸿兄，我理解此时你的心情，但也不必如此肉麻吧？你看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徐悲鸿说：“新城兄，我必须向你坦白，对于我，这个爱，如闪电如雷鸣，已经降临到我身上了。我对孙多慈，已经明显有恋爱的倾向，现在惟一着急的，就是不知道孙多慈对我有没有‘爱’的态度。但愿她不是把我当老师，也不是把我当兄长啊！”

舒新城把酒杯举了起来，一饮而尽，道：“蒙你信得过，对我如此坦白。我必须旗帜鲜明地表示我的立场——既然已经产生了这种爱，那你没有选择，就要义无反顾地爱下去。‘爱’是上天赠与人类的情感，我们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说至此，他又压低声音，十分严肃地规劝徐悲鸿，“不过你老兄的情况特殊，当年你和蒋碧微相爱，也是轰轰烈烈，不顾一切。现在突然把她撂到一边，社会舆论是不是……你好好把握一下，毕竟我们都是社会的人，两者一定要平衡好。”

徐悲鸿脸色暗淡了下来。“和蒋碧微这边，其实早有裂痕，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而已。算了，不说了，喝酒，喝酒！”

舒新城的话，勾起了徐悲鸿近阶段的愁绪。外人看他们依旧是对恩爱夫妻，实际早在1928年春，两人之间就产生了实质性的隔阂。

这时徐悲鸿刚刚从欧洲回国，雄心勃勃，在上海和田汉、欧阳予倩等成立南国社，并于这年的春节，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任绘画部主任。因为带有义务教学性质，蒋碧微一直反对。4月中旬，趁徐悲鸿去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期间，蒋碧微擅自做主，雇一辆车，将徐悲鸿在南国艺术学院内的画具全部搬了回来。蒋碧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全家将搬南京定居，徐悲鸿再没时间过问学院的事了。

事实并非如此。在此之前，夫妻之间就有过多次争论，蒋碧微以女人之见，固执地认为，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大画家，在经济回报十分渺茫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费神费力去搞义务教育。因有前些年在国外多次断炊的经历，徐悲鸿对蒋碧微的经济处理方式，能够理解，但蒋碧微不和自己通气，采取极端的做法，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的。并不是在意她过激做法的本身，而是愤慨由此给自己带来的负面效应——徐悲鸿是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庸俗画家，徐悲鸿在家还是严重惧内的软弱男人。

六、恋爱倾向（3）

看徐悲鸿情绪低落，舒新城与他碰了碰杯，“关于你对孙多慈的爱意，我倒很有感触，即兴做了首白话诗，也算是对你们的祝福吧。”他站起身，半借着酒意，用他那略有些变调的湖南口音，朗诵起他的新作：

我想建筑一座空中楼阁

居住冥鸿与慈多

闲来比翼飞飞

兴来共涂仙娥

把一生的光阴都在美中过

徐悲鸿高兴得把巴掌拍得通红。“诗写得好不好我不说，但新城兄，我感谢你是我这段感情最先的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说真的，你和嫂夫人的事我早有耳闻，何时带我一见，让我也感受一下你们敢于冲破牢笼的气概？”

“好说，好说。”舒新城的脸上，也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起来，在旅馆，舒新城给女友刘济群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昨日徐悲鸿约我去其家闲谈，适见其正在为某女画像，看其行动，似正在入走恋爱之途。她去后，徐详告经过，谓苦闷不堪。我将我的恋爱哲学大加发挥，他认为未所未闻，一谈竟谈到夜十二时，对于你更有神奇感（我们往事因从前报上之宣传，所谓知识分子，大概都知道），非得见你一次不可。并谓友云如南下，不去杭州，即在南京画，亦未尝不可。我谓且到明年再说。”

与此同时，徐悲鸿躺在床上，也在对自己的感情进行深度反思。这之中他想得更多的，是蒋碧微十七岁与自己相识后，共同经历的酸甜苦辣。不知为什么，此时在他眼前浮现的蒋碧微，始终是温柔多情的蒋碧微，落落大方的蒋碧微，善解人意的蒋碧微。突然就有一种深深歉疚，如果仅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草草处理这段同过甘苦共过患难的婚姻，对于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是不是太仓促了些？想到此，他从床上翻起身，伏在桌前，匆匆给蒋碧微写了一封信。

“碧微，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他在信中说。

一个星期后，徐悲鸿收到蒋碧微从宜兴发来的加急电报，说第二日便回到南京。拆阅电报的那一刻，徐悲鸿又突然生出后悔之意，他不知道蒋碧微回南京后，他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的感情又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太太明日入都，从此天下多事。”他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说。信的末尾，还另外附有一首迷恋孙多慈的小诗：

燕子矶头叹水逝，

秦淮艳迹已消沉。

荒寒剩有台城路，

水月双清万古情。

“小诗一章写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重要！”在信的末端，他又特别叮嘱了一句。

蒋碧微是12月15日傍晚回到南京的。这天是周一，徐悲鸿本来下午有课，但还是请假去车站接她了。双方见面，依旧客客气气。坐黄包车回家，蒋碧微和徐悲鸿挤的是一辆车，但路上双方也没有多说什么。走进家门，蒋碧微神情也没有什么变化。把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交给刘妈和同弟，安排他们洗澡、换衣、吃饭，反复交待清了，蒋碧微这才拽着徐悲鸿的手，把他拉进了卧室。前脚进门，后边一只脚就把门给推上了。

“说，怎么回事？怎么我一不在家，你这感情就出问题了？”蒋碧微咄咄逼人地问。

徐悲鸿支支吾吾难以说清，只好一退再退，最后一屁股坐在床上。“你也别太着急，听我慢慢向你解释，好吗？”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是一个只需要家庭生活稳定的女人！悲鸿，难道这么一点小小要求，你都不能答应我吗？”话未说完，泪水“扑簌簌”就从眼中流出来了。

徐悲鸿拉她在自己身边坐下，非常真诚地说：“我既然能向你承认感情出轨，就说明我对这件事已有悔意，你……”

蒋碧微边哭边打断了他的话，“自从当年瞒着家人和你到日本，相识相知相爱相交十五年，我把我的理想，我的希望，我的生命，全都放在你的身上。你却背着我又爱上了别的女人。这样做，你怎么对得起我？怎么对得起我啊！”

徐悲鸿一生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泪，而女人的眼泪中，他最怕的，又是蒋碧微的泪水。那是道开启就不能合上的大闸，有时候让他十分烦躁。他伸过手，揽着她的肩，拍拍，一句话也不说。

“我最恨的，就是你现在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就缄口不语。你不说话就是看我不起，看我不起你就会移情别恋……”

“碧微，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事刚刚才开始，我会好好地把握它，不会任它自由发展的。”徐悲鸿的态度十分诚恳。

“我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女人，我也理解我?在南京的这段时间，你作为男人，内心必然产生的空虚。但你必须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你和她是如何开始的，现在已经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事情真的还没到你想像的这一步，”徐悲鸿说，“也许就仅仅是我的一个单相思罢了。”掏出手绢，他将蒋碧微脸上的泪水擦了擦，“她叫孙多慈，老家在安徽省的省会安庆。本来她是报考中央大学文学院的，没被录取，就转到艺术专修科旁听来了。我只是对她印象很好，还谈不上对她有感情或者没感情。在我眼里，她还是个小女孩呢，今年4月，她才满十八周岁。她的个子和你差不多，相貌也只勉强说得过去，但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清纯和质朴，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还有一点，孙多慈极聪明，对绘画有敏锐的领悟力。虽是旁听生，但她进步的速度，比一般同学还快一些。你在课堂上讲课，本来要十句话说完的，到第三句，她就已经能够透彻地理解了。”

“完了？”蒋碧微问。

“完了。”徐悲鸿答。

六、恋爱倾向（4）

蒋碧微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我对你太了解了。你对我隐瞒的东西还太多。你与那个孙多慈之间，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简简单单的故事。”

徐悲鸿想想，又补充道：“你知道我是爱才的，对于这样的学生，自然要偏爱一些。另外，她的相貌也有特点，因而约她到画室来，画过几次素描。还有……”

蒋碧微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等待着他的下文。

“前不久带她去台城写生，听她介绍了她的身世。在安庆，她是官宦人家的女儿，父亲做过安徽省政府委员，还在孙传芳手下做过秘书。也正因为如此，去年9月，她父亲被蒋介石关进了老虎桥监狱。从监狱出来，父亲又北上密谋政治活动，把她和她母亲、弟弟丢在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听了她的家世，我很同情，因而对她也多了一分关照。”

“就这些？”蒋碧微仍然不相信。

“真的只有这些了。”徐悲鸿说，“但我也确实不敢保证，如果任感情发展下去，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是这样，我无论如何要和孙多慈谈一次，给她打打预防针，免得她有其他想法。”

“拜托，你千万别做这傻事。”徐悲鸿合起双手，朝蒋碧微拜了拜，“她是个单纯的孩子，她只知道这是师生之谊，如果你说破了，她反而有了想法，那岂不反而坏了事？”

蒋碧微想想也有道理，便说，“那好，我相信你。相信你的诚意，也相信你为我们这个家，为我们这对可爱的儿女，为你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会处理好这份情感。”

徐悲鸿肯定地回答，“现在好了，你回到南京了，我想以后不会再发生什么其他问题。”

尽管蒋碧微信任地把头靠在徐悲鸿的肩膀上，但她头顶的那团疑云，依旧低低盘绕，无法消散。多年后，在她的回忆录里，她这样描写出她当时的心情：“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多慈）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觉察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那一刻，徐悲鸿心里也是打翻了五味瓶，说不上来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从家庭的角度，他确实需要快刀斩乱麻，彻底了结他与孙多慈之间的那层还未发展起来的情感。但在内心，他又无法回避孙多慈那双忧郁而质朴的眼睛。两者相比，一个是现实的，是利益的，也是庸俗的；一个是浪漫的，温情的，也是理想的。如何取舍，他真的难做决定。

1930年12月15日的夜晚，在南京，徐悲鸿与蒋碧微，十五年来，夫妻同床第一次没有同梦。

七、有心做媒（1）

1916年3月，春风暖暖的一个下午，在上海震旦大学院，徐悲鸿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位新同学，这便是盛成。

“我宁愿到野外去写生，完全地拜大自然为老师，也绝不愿抄袭前人不变的章法。”二十一岁的徐悲鸿长盛成四岁，所言所语，在盛成看来，都是至理名言。后来盛成回忆：“悲鸿是位画家，出于共同对艺术的酷爱，我们在一起时常讨论一些如何看待和发展中国书画艺术的问题，当悲鸿每次谈到中国的绘画自明清以来渐渐僵化，落入到一成不变的时候，就感到非常气愤。”上面的那段感慨，就是徐悲鸿气愤之余发出的。

那时候的徐悲鸿，因感激资助他上学的黄警顽、黄震之两位恩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黄扶”。

盛成对徐悲鸿多少还有一些崇拜之情。

盛成后来成为20世纪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在国内，在国外，都享有极高声誉。而在此之前，1911年光复南京战役中，年仅十二岁的盛成追随孙中山，就已经是“辛亥革命三童子”中的一位。

震旦大学院是主教耶稣会在中国创办的大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由中国神父马相伯筹建，初址在徐家汇天文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迁卢家湾吕班路。“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和LAurore。1916年的震旦学院为六年制，分设博物医学、法政文学、算术工程三科。

盛成和徐悲鸿，都是震旦学院预科学生。共同的艺术追求，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两人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1928年，盛成应聘到巴黎大学主讲中国科学课程。“天下殊途而同归”，这是他深悟东西方思想相通之处后提出的独具慧眼的见解。由此而生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当年在巴黎出版，震动法国文坛。诗人瓦莱里激动之余，写下万言长序，以示赞叹之情。当时欧美文学巨匠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罗素等，都对《我的母亲》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的母亲》先后译成英、德、西、荷、希伯莱等十六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盛成也因此获法国“总统奖”。

也就是在这前后，法国举办全国美术展览会，徐悲鸿有九件作品入选，其中之一，就是以蒋碧微为原型创作的油画《箫声》。据蒋碧微介绍：“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赞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而瓦莱里，正是从盛成那里知道徐悲鸿这幅油画作品的。“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是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盛成后来回忆说，“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题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买去。悲鸿由此成名。”

两人之间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1930年12月，盛成从法国归来，专程赶到南京，看望一别两年的老友徐悲鸿。

在中央大学徐悲鸿画室，看见盛成推门而入，徐悲鸿喜出望外，上前紧紧握住他的着手，久久不放。“前些天和舒新城在一起看他摄制的小电影，还专门谈到了你。”又说，“舒新城是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最近准备向读者重点介绍法国文学。我推荐了两位大家，一个是曾觉之，一个就是你。”

倒茶泡水，两人面对面坐下来。老朋友见面，自然海阔天空神聊，尤其是十多年前，在震旦大学院的陈芝麻烂谷子旧事，说起来，更如数家珍，越聊越兴奋。

盛成就感叹说：“当年你追求婚姻自主，带着蒋碧微悄悄离开上海，在震旦，在上海，可都是轰动一方的大新闻啊！”

徐悲鸿说：“情感所致，身不由己，让你们笑话了吧？”

“没有，没有。羡慕你还来不及呢！实话告诉你，正是钦佩悲鸿兄的胆量和魄力，我才鼓足勇气，冲破祖母指腹为婚的樊笼，求学海外，获得了自由。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呢！”

徐悲鸿看看他，说：“记得你比我小四岁，也有三十一了吧？在国外这么多年，是不是遇到一位可意的洋妞儿了？”

盛成道，“说年龄是有三十出头了，说婚姻，却仍‘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还是孤家寡人啊！”

“哦？”徐悲鸿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不会是玩笑话吧？”

“在悲鸿兄面前，有必要说谎吗？”

徐悲鸿不由心一动，立刻把他和孙多慈的影像叠在一起。一个是英气逼人的才子，一个是年轻貌美的才女，如能将他们的姻缘撮合到一起，倒是有一石三鸟的功效——既断了自己的非分之想，也为孙多慈寻得一个好归宿，还把盛成和自己的?系拉得更近。最终的结局，肯定是皆大欢喜。想到这里，徐悲鸿起身拍拍盛成肩膀，说：“中国的情形与法国不同，在法国单身生活不足为奇，在中国可不行，不是你自己不行，而是你周围的人认为不行。世俗眼光看，你一个大男人，老大年龄不娶妻生子，不是生理上有病，就是心理上有病。”不等盛成反驳，徐悲鸿凑近他，压低声音，说，“你要问我什么意见，一个字，‘结’！”

盛成笑了笑，“结婚可是两方面的事情，要结也要有对象啊。我刚从国外回来，女性朋友不认识几个，怎么结？”

徐悲鸿说：“这个你放心，我有一个女学生，聪明奇绝，文章写得好，画也出众。年龄虽然小一些，但只要真心相爱，不是障碍。”

盛成手指点向徐悲鸿，开玩笑地说：“悲鸿兄，你这做的可是拉皮条的生意啊！”

徐悲鸿把脸绷了起来，“你严肃点，我这是以中央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和你说话！”

盛成大笑不止，“那我也严肃地问一句，除了聪明奇绝，是否也长得貌若天仙？”

“还真让你说对了。”徐悲鸿转起身，带盛成走到还在创作之中的油画《孙多慈像》前，“怎么样，是不是清纯如水，秀丽如月？特别强调一句，我用的可是一位大画家的眼光哦！”

盛成没有说话，他不觉得孙多慈有多漂亮，但不丑，看久了，也确实还有动人之处。

徐悲鸿又从案头翻出孙多慈的两本笔记，交给盛成，说：“这是她‘透视学’和‘解剖学’课笔记，你是教育和文学方面的专家，随便翻翻，你就能看出她的文字功底了。”

盛成翻了几页，果然才气过人，而且一手字写得漂亮，秀丽之中，不乏大家之气，“如果真是这样，那真的不妨一见。”盛成点点头。

“好，我来安排，明天下午怎样？就明天下午。在我的画室，我把她约来画像，你就当是随意来访的客人好了。”徐悲鸿一脸兴奋。

多少年后，盛成回忆1931年元月与孙多慈的这次会面，用的是“平平淡淡”四个字，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孙多慈产生更多感情，反过来，从孙多慈与徐悲鸿的言谈举止中，他倒发现到了另外的秘密。

因为临时有事，盛成来得稍晚一些，推开徐悲鸿画室房门，孙多慈已经在画室了。徐悲鸿完全沉浸在《孙多慈像》创作中，没有察觉他的到来。孙多慈看到了，也不动，只是朝他礼貌地笑笑。盛成用眼角扫了一眼，感觉孙多慈清纯秀丽，温顺柔和，是那种可交也可信任的女子。

七、有心做媒（2）

徐悲鸿抬眼看到盛成，马上将手中的画笔丢到一边，“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孙多慈小姐，我这幅油画上的主人公。”

盛成向孙多慈点点头，“昨天从悲鸿兄的画作上，就欣赏到孙小姐的芳容了。”

徐悲鸿朝盛成说：“刚刚我们还在说你，孙小姐知道‘辛亥革命三童子’，但不相信你当时才十二岁。”

“那时候年纪轻，糊涂胆大，敢去不敢去的地方，一个字，‘去’！能做不能做的事情，也是一个字，‘做’！”

孙多慈说：“我父亲也是同盟会会员，小时候就和我说过‘辛亥革命三童子’的事，以为起码是条壮汉子呢，见了面，才知道也是文弱书生。”

盛成与徐悲鸿相视一笑，说：“也不尽然，身子虽单薄了，血性气还是有的。”

孙多慈知道自己话说得不妥，脸上泛起一团红晕，“我不是说……我是说……”她抬起眼，向徐悲鸿投去求救的目光。

徐悲鸿打趣道：“本来就是单薄嘛，说得没错，继续，继续！”

盛成也笑笑，表示自己并没有在意。

孙多慈还是不好意思，说：“我准备明年选修法文，学成了，要认真拜读你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先生说他当年看你的书，感动了好多回呢！”

盛成说：“正好带了几本回来，哪天送你一本。不过有个条件，半年之内，一定要读通原文哦！”

孙多慈兴奋得脸有些红，“真的？送一本原版书给我？谢谢盛先生，谢谢盛先生！”

徐悲鸿笑了起来，拍拍盛成的臂膀，“你看，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也算是你半个弟子了吧？”又转过脸，对孙多慈说，“既然准备选修法文，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世界顶尖的老师，以后要向他多讨教。”

孙多慈带有一丝埋怨的眼光，朝徐悲鸿快速瞥了一眼，然后低下眉，低声道：“先生开玩笑了，盛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大家，怎么可能带我这个笨学生？即便他肯带，我也不敢耽误他的时间的。”

盛成注意到孙多慈脸上细腻的表情变化，淡淡一笑，立即把话题转了开来，“听说孙小姐还喜欢文学？”

孙多慈点点头，“读过一些文学书。中学时，在老家安庆的报纸上，还发过几篇豆腐块文章呢。不过纯粹是中学生的作文，当不得真的。”

徐悲鸿说：“你也别谦虚了，既然是徐悲鸿的弟子，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做老师的最清楚。”

孙多慈有些着急地辩解，“即使有，也是过去式了。到美术专修科旁听后，一门心思在绘画上，没有时间，书也看得少了。”

三人又扯天扯地聊到一会，因为孙多慈与同学约好有事，就先回去了。此时天已晚，徐悲鸿便拉着盛成，到大学附近一家叫“谷雨轩”的酒家，叫了几个小菜，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

“孙小姐你也见了，两人也有过交流，说说看，有什么感觉？”徐悲鸿满心期待地望着盛成。

“没有感觉。”盛成老老实实回答。

“不会吧？”徐悲鸿一脸讶异，“面对这么好的女孩子，你居然没有感觉？现在我倒真怀疑你生理方面是不是有原因了。”

盛成一笑，“要我说实话？”

“当然。你我之间还绕什么圈子！”

“那好，我告诉你。孙小姐人真的是不错，但我和她之间，无缘。”慢慢地抿了口酒，又说，“责任不在我，在她。为什么？她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意思。”

徐悲鸿笑了起来，“头一次见面，双方都不熟悉，你让人家怎么对你‘意思’？难不成要她上来就直白地向你表示爱意？不可能嘛！”

盛成说：“那当然不可能。但她的言谈举止，也没有给我什么可乘之机呀！”

“你们头一次见面，我又没有说破，她当然不可能对你有什么想法。”

“问题是，你听好了，我说的是……问题是，”盛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徐悲鸿，“她对某些人是有感情的，而且这种感情，有意识无意识，表露得十分清楚。除非是傻子，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徐悲鸿望着他，筷子拿在手中反复转动，半天不说话。

“你别这样子看着我，我说的某些人，具体些，就是你徐悲鸿！”最后“徐悲鸿”的名字，盛成几乎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蹦出来的。

徐悲鸿愣了半天，最后不自然地笑笑，道：“这么说，你也看出来了？”

“我当然看出来了！”盛成非常肯定地回答。

话说到这个份上，徐悲鸿反而轻松地舒了口气。想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盛成。信是舒新城从上海寄来的，信封背面题有两句诗：“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什么意思？”盛成不明白，问。

徐悲鸿仰脖将杯中的酒一干而尽，然后从宗白华介绍认识孙多慈，栖霞乡村师范对她产生好感，到后来台城一吻，以及蒋碧微对此事的态度，通通说了出来。“本想把孙小姐介绍给你，断了我的一些想头，继续和蒋碧微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承想，你老兄以‘没有感觉’为由，一点忙也帮不上。你看看，这不是硬逼着我往火坑里跳嘛！”

盛成笑笑道：“相处多年，悲鸿兄那点心思，我还是看得透的。把孙小姐介绍给我，绝对是你的违心之举，或者说是你的虚招罢了。”又说，“我若真和孙小姐谈到一起，你徐悲鸿不拿刀杀了我才怪！我盛成再笨，也不会去做这个冤大头！况且，我也不想因为孙小姐，失去了你这位多年的好友！”

“知我者，盛成也！”徐悲鸿颇为悲壮地把杯子举起来，将满杯酒一干而尽。

话头一转，两人都有意避开孙多慈不谈。这段友谊插曲，也成为他们心中埋藏多年的心照不宣的小秘密。

1934年，盛成再度去欧洲，临别之际，徐悲鸿到盛成南京住处“卷庐”送行。相聊之中，徐悲鸿突发灵感，当场作了一幅中国画，取名《石头》，强逼着要送给盛成。画上题款只有八个字，“吾心非石，不可卷也。”

盛成看了半天，先是不解，后突然领悟，知是暗指孙多慈之事，不由得开怀大笑。

为孙多慈牵线盛成之事，徐悲鸿本是想瞒着孙多慈的，但最后还是忍不住，以笑话的口吻，同孙多慈说了。其实内心他还有更“狡猾”的目的，就是以此来试探孙多慈，看自己在她心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孙多慈脸“腾”地红了，她抬起头，恨恨地盯了徐悲鸿一眼。当两人眼光相遇时，徐悲鸿一颗心立刻被融化了——那眼光是哀怨的，那眼光是深情的，那眼光是凄迷的。那一瞬间，徐悲鸿脑中闪过的惟一念头，就是今生今世，一定要用全部真情，全部生命，百般呵护面前的这位淳朴少女。

七、有心做媒（3）

孙多慈察觉到了一时的失态，装着去倒开水，轻描淡写将话题转开，“先生是嫌学生丑，嫌学生老，怕她嫁不出去吧！”

徐悲鸿一笑，“你看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吧。这种尖刻话都说得出来！”

孙多慈索性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我说的是真话，既然又老又丑，也不值得先生动这样心思！”

徐悲鸿解释说：“因为欣赏你，关爱你，所以才会为你牵这根线，换别人，我肯做吗？”

孙多慈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便把杯中的水端过来，道：“说老实话，我对盛成教授也没有感觉，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徐悲鸿“哦”了一声，“那你说说看，你喜爱的男人，应该是什么类型？”

孙多慈想了想，答：“稳重一些，宽厚一些，年龄也要稍长一些。身子骨强健，性格开朗，为人处事，要有大男子汉的血性。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聪明过人的才气。”略略迟疑，又补了一句，“相比之下，盛成教授干瘦了些，人显得精明，不太适合我。”

徐悲鸿开玩笑说：“好了，知道了，以后就按这个模子为你寻一个婆家。”

孙多慈白了他一眼，但眼神中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温柔而多情的爱意。

徐悲鸿觉得自己从她的眼中，读到了一首关于未来的动人诗篇。

与孙多慈相聊时，徐悲鸿手中的画笔一直没有停下来，他手头的这幅作品，是国画人物《黄震之像》。孙多慈侧头看了半天，不知道画中的人物是谁，但从徐悲鸿的创作神态看，她知道他对这幅画十分看重，投入了很多精力。

徐悲鸿回忆说，“1915年我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准备报考震旦大学院，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差，经常饿着肚子画画。黄震之是位商人，得知情况，给了我很大帮助，要不是他，我绝没有现在这般成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徐悲鸿是不会忘记的。”说这话时，徐悲鸿动了真情，后来他在画上题款道：“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悲鸿写并录旧诗。”

诗是这样写的：

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

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

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愁早忘！

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

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

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末世欲何为？

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孙多慈立在一边轻声读完，之后半天无语。她的眼角，湿湿地闪有泪花。

徐悲鸿回头看见了，不解，问，“又触动你什么心思了？”

孙多慈摇摇头，“我是为老师的身世而感叹，也为老师知恩图报的这种品格而感动。”

这一刻，斜阳余辉从窗外射进，孙多慈整个身子浸于其中，宛若一尊披着金色霞光的女神。这一刻，本身就是一幅凝固的油画。

徐悲鸿感觉手有些痒，创作冲动如火花，如灵光，由此激发而出。“多慈，我要为你画一幅画，”他的言语有些激动，“我要为你画一幅我满意你满意并且要让许多人满意的油画！”他说。

孙多慈笑而不语。

此后一段时间，徐悲鸿完全沉浸在他新的创作热情之中。晚年蒋碧微回忆：“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因为他初到南京时，中大曾经在艺术系给他预备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他一直保留着，后来就做了他的画室，学生们当然也常到他画室里请教。但我明明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女人都会有敏锐的感觉。”

1930年12月31日深夜，天上飘着雪花，南京街头，偶尔也传来几声稀稀落落的爆竹声。秦淮河两岸，灯红酒绿，低吟浅歌。但更多的地方，是无边无尽的夜色。

1931年的元旦，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悄悄地来了。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夜晚，徐悲鸿完成了他的新作。他给它取了个诗意的名字，叫《台城月夜》。画面上本来是没有月亮的，但后来他还是加上去了。他希望那轮清澈如水的月亮，能照亮他眼下这条铺满五色花的爱情小道。

八、台城月夜（1）

孙多慈知道徐悲鸿是在画自己，但徐悲鸿瞒得很紧。孙多慈每次来画室，徐悲鸿或是做《孙多慈像》最后的修改，或是以她为模特画一些素描，整体，局部，正面，侧面，身体各个部位。而里间书房，支起来的另一画板，永远用一块蓝布遮盖着。孙多慈也不多问，在画室，依旧默默做着她应该做的一切。而孙多慈这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善解人意的态度，更让徐悲鸿对她充满了好感。

新年后不久，舒新城从上海寄来他拍摄的六十幅西湖风景照片，请徐悲鸿帮他选二十多张，出一本摄影集。这也是徐悲鸿的主意，他觉得舒新城的西湖风景摄影，表现力，丝毫不亚于绘画。徐悲鸿为摄影集取名《美的西湖》，亲自设计了封面，还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专门为摄影集作了个序。

孙多慈这天过来时，徐悲鸿的“序”刚刚写好，从头至尾看了两遍，很满意。见孙多慈进来，立即招招手，把她叫到自己身边，然后大声读给她听，“夫百尺巍楼，万间广厦，大匠之功也，其结构不能舍规矩而为。桌椅橱架之工者，亦审知其材。又如植果木者与耕耘者，虽所事不同，要期其收之美之熟，无二致也。”读到此，他将自己认为出色的几幅摄影挑出来，让孙多慈在一边仔细欣赏。“吾友舒新城先生，既以其摄影《习作集》问世，道惬于人，不胫而走。吾虽叙之，例为楚声。庚午秋，新城东游归，箧中益富，思陆续以所造公诸同好，因先辑旧稿，征意见于仆。仆乃于其叱咤之际，加以抑扬激越之后，和以曼声，犹楚声也。”

孙多慈之前也看过一些风景照片，但看了就忘了，并不认为它是一门多大的艺术。但看徐悲鸿为舒新城摄影集选出来的摄影作品，又听他深刻而独到的赏析，仿佛走进全新的艺术领域，惊讶不已，目光久久不肯离开。

徐悲鸿说，“无论绘画，还是摄影，美都是相通的。”继而，声调一提，半文半白，以吟诵形式，谈出他对“美”的理解。“美者，及造物组织自然之和，或在字，或在音，或在象，或在色，而造物不尽和美术者，乃撷取造物所以为和之德。而艺术不尽美，取舍者嗜向之，徵体者习守之调也。”

孙多慈无话可说，她的眼光始终盯在徐悲鸿脸上，一副崇敬之情。

徐悲鸿不由得伸手在她脸上拍了拍，“这是怎么啦？走火入魔？”

孙多慈一脸通红，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徐悲鸿一高兴，拽着孙多慈的手，把她拉到画室内间那始终遮着蓝布的画板前。“知道最近我在创作什么作品吗？”

孙多慈摇摇头。

“想不想看？”

孙多慈点点头。

“想看就把布掀开来。”

孙多慈疑惑地看着徐悲鸿，手不动。

“让你掀你就掀，怕什么呀！”

孙多慈手向前伸了半截，想想，又缩回来。望望徐悲鸿，见他眼里尽是鼓励，便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将遮在画板上的布的一角捏住，闭上眼，“哗”的一声，将它扯了下来。

画室一亮。天地一亮。

孙多慈眼睛一亮。孙多慈心头一亮。

画面上，徐悲鸿席地而坐，两眼望天，天际皓皓一轮明月。

孙多慈侧立其左，眼含柔意，脸浮温情。绕在脖颈间的一方纱巾，随风拂动。

关于孙多慈，同是安庆老乡的作家苏雪林曾这样描写她：“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又说，“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徐悲鸿笔下的孙多慈与徐悲鸿心中的孙多慈，也大致如此吧。

情以画寄。徐悲鸿对孙多慈的一往情深，在《台城月夜》中，已经表达到极致。

孙多慈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有一种想扑到徐悲鸿的怀中，将他双颈紧紧搂住，无遮无拦地放声大哭一场的冲动。当然，这是幸福的哭，是感动的哭。

但，他们身后，远远的，画中多了几笔隐隐能见的台城的影子。

那城中，也许有“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也许有“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也许还有“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但最终，仍是“玉树歌残亡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不能不说是悲剧的征兆。

一切起于宜黄大师。

宜黄大师本名欧阳竟无，是徐悲鸿和盛成共同的朋友。盛成此次来南京，就住在他那儿。

欧阳竟无生于同治十年（1871），名渐，字镜?，号竟无。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佛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因出生于江西宜黄，大家尊称他为“宜黄大师”。1931年，他在他主持的金陵刻经处附设佛学研究部，带领四十多名学生，正在进行一项巨大工程——编印唐以来译自梵文的佛经，共二十余种一百多卷，并创办了以讨论、宣传唯识论为内容的《内院年刊》和《内院杂志》。

徐悲鸿和盛成小宜黄大师十多岁，但平日关系处得极好，尤其是徐悲鸿，为宜黄大师画过多幅画像，还专门送过他一支特制的毛笔，上刻有“声贯金石”四字，落款为“悲鸿赠竟无先生”。

徐悲鸿到宜黄大师处回访盛成，聊起了近期创作，宜黄大师很感兴趣，说好长时间没有看徐悲鸿新作了，不知道画风有哪些方面的改变。

八、台城月夜（2）

“那就请宜黄大师过来看看吧，明天如何？我在中央大学画室等你们。”徐悲鸿诚恳地发出邀请。

第二天上午，盛成和宜黄大师坐黄包车赶了过来，在丹凤街，两人刚刚下车，远远就看见了蒋碧微。想到徐悲鸿说因孙多慈与她在感情上有隔阂，盛成就扶着宜黄大师的胳膊，想绕过去，不和她打招呼。但蒋碧微眼尖，还是从人群中看到他们，手一扬，热情地迎上来了。

“你们这是……”

宜黄大师不知内情，老老实实回答：“悲鸿约我们过去参观他的画室。”又说，“要不，你也陪我们一道过去看看？”

蒋碧微犹豫了会，点了点头，“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到他画室去过了，一道去看看也好。”

三人一起走进国立中央大学工字大楼。

徐悲鸿看到蒋碧微与他们同行，当时就皱了皱眉头，因有宜黄大师在，又不好多说什么，便很快以一脸笑容掩饰过去。但这种瞬间的表情变化，细心的盛成察觉到了，多疑的蒋碧微也察觉到了。三人都不动声色，只是隐约感觉，接下来的可能会是一场疾风暴雨。

蒋碧微走进艺术专修科素描组画室时，孙多慈一眼就认出了她。这位气质胜过姿色的少妇，言语谈笑，抬手投足，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高贵而典雅的风韵。孙多慈在她的面前，只能远距离仰对。除了年轻，除了才气，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可比之处。

那一刻，蒋碧微凭女人特有的敏感，也认出了立在教室一侧的孙多慈，她甚至连眼角的余光都没有扫过去。“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嘛！”她在心里暗暗哼了一声。说相貌，只能是清丽，谈不上漂亮；说身材，只能是高挑，谈不上苗条；说气质，只能是淳朴，谈不上高雅。蒋碧微摇了摇头，就是这么一个女学生，怎么就让徐悲鸿动了心呢？她真怀疑他的爱情审美观，出了方向上的偏差。

徐悲鸿陪宜黄大师在美术专修科的几个教室转了一圈，然后要陪他参观中央大学的校园。

盛成知道徐悲鸿对蒋碧微的顾忌，便附和说：“我还是1919年东南大学建校时来过一次，改为中央大学后，一直没有到校园里转过。”

宜黄大师不解其意，坚持要参观徐悲鸿的画室。

僵持之间，蒋碧微上前一步，笑着把手伸到徐悲鸿腰间，从钥匙扣上取下钥匙，“宜黄大师想看，自然求之不得，可要多为我们悲鸿提意见哦！”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盛成没有反应过来，徐悲鸿更没有反应过来。等徐悲鸿想做出反应时，蒋碧微已经转身，若无其事，径直向画室走去了。徐悲鸿脸色顿时沉下来，黑得厉害。“这，这……”

盛成不过意，上前拍拍徐悲鸿的臂膀，朝他使了个眼色，立即跟着蒋碧微赶了过去。

“嫂夫人，等两步，悲鸿兄还在后面呢！”

“不用，他会过来的。”

蒋碧微打开门锁，以完完全全的女主人身份，推门走进画室。

进门先看见的，是基本完稿的《孙多慈像》。画面上的孙多慈，文文静静，以少女特有的矜持微笑，面对着蒋碧微。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现实与浪漫的对视，占有与拥有的对视，掠夺与渗透的对视。在这场虚幻的对视大战中，蒋碧微认为她取得了胜利。短短的几秒钟内，她脸上的表情，从嫉恨到坦然，再到浮出带有嘲讽意味的一笑，之后转过身，不再理会它了。

盛成跟在她身后，微微松了口气。

画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蒋碧微又把目光瞄准内间书房。

房门推开，两人都有些惊讶。书房中间支有画架，画板上，遮有一块蓝布。因为遮得严严实实，反而十分抢眼。蒋碧微觉察出其中的蹊跷，快步走近，一伸手，将蓝布从画板上恶狠狠扯下来。

《台城月夜》夺目的亮，耀眼的亮。

蒋碧微和她身后的盛成，都被画面上那轮悬于天际的明月给震住了。

明月之下，徐悲鸿席地而坐，脸向上侧抬，他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孙多慈。

孙多慈双手抱立，似是享受大自然月光的沐浴，似是享受徐悲鸿眼光的沐浴。

明月下的一对男女，有情，还是无情？

顿时，蒋碧微的脸色苍白如纸。身体也站不稳，似乎马上要瘫倒到地下。

盛成快步上前，伸手扶住了她。“嫂夫人，这画，是悲鸿兄应我要求画的，没什么其他意思。”

蒋碧微转过脸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问：“你知道画上的女学生是谁？”

“当然知道，孙多慈嘛，艺术专?科的旁听生，安庆人。”又故意不好意思地压低声音，“悲鸿兄打算做月老，把她介绍给我呢！”

蒋碧微一脸惊讶，“给你们牵线？不可能。你看画上他们俩……”

“你不要误解，悲鸿兄是我的朋友，孙多慈是我……”

蒋碧微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算了，你别演戏了，我心里比什么都清楚！”

此时，徐悲鸿陪着宜黄大师，也走进了画室。看见蒋碧微站在《台城月夜》前，徐悲鸿正向宜黄大师说的半截话，戛然而止。

夫妻如同仇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相互敌视，一句话也不说。

画室一时无声。

之后蒋碧微昂起头，尖刻地笑了一声，从徐悲鸿身边走了过去。画室里的三个男人，望着她的背影，手足无措，不知她到底要干什么。

看她走远，盛成对徐悲鸿说：“我也和她解释了，可劝不住。”

徐悲鸿摇摇头，“已经不是十年前的蒋碧微了，这个女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不至于吧，大面子她还是会讲的。”

徐悲鸿苦笑着摇摇头，“等着吧，更好看的戏在后面呢！”

果然，蒋碧微重新回到画室时，身后跟着艺术专修科的一位男同学。

“你们参观你们的，”蒋碧微一脸笑意，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有两幅画我很喜欢，请这位同学帮我搬回去。”

男同学看着徐悲鸿，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

八、台城月夜（3）

徐悲鸿朝他挥挥手，示意按她的意思办。然后带盛成他们过来，展开正在创作中的国画《九方皋》、油画《霸王别姬》和《叔梁纥》等，请他们谈谈意见。但他的眼角，一直在关注着蒋碧微的行动。

蒋碧微的目标十分明确，一是《孙多慈像》，一是《台城月夜》，后者是重点中的重点。《台城月夜》是画在三夹板上的，不好卷，她就让同学用旧报纸把它包起来，外面再结上细绳。在这个过程中，蒋碧微的举止，一直十分得体，临出门时，还特别向盛成和宜黄大师打招呼：“你们看细一些，记着要给我们悲鸿多提意见哦！”

徐悲鸿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毫无办法，只能眼巴巴看她把两幅画抬出门。“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向盛成说，“是不是一头时刻都准备咬人的母老虎？”

盛成无话可答。回身看宜黄大师，大师双手合掌，在一边视而不见。

本是好端端的一个上午，让蒋碧微给搅得谁都没有心思。

盛成格外不好意思，“正好在大学门口碰到了，她要来，也不好拦着她……”

徐悲鸿摆摆手，“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只有随它去了。”

大家不欢而散。

第二天，盛成放心不下，一大早就去丹凤街52号中央大学宿舍，到徐悲鸿住处，想了解他们夫妇回家后的情况。蒋碧微开的门，见是盛成，既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她把他引上楼，说：“悲鸿昨天回来就生病了，躺在床上，一晚上都没有吃东西。”又悄悄指指自己的胸口，哼了一声，道：“他呀，是这里面的病，你来得正好，也开导开导他。”

盛成问：“回来两人吵了？”

“看你说的，嫂子是那种鸡肠狗肚，不讲道理的人吗？没有，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又回身指指客厅，“他的那幅画，我不是好好放着嘛，动都不敢动他的。”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盛成看到《台城月夜》放在客厅显眼处。画面上的徐悲鸿和孙多慈，他们身后的景色，以及画面强烈的色彩，和客厅和谐宁静的环境，极不协调。盛成没有说什么，但在心里，暗暗惊讶蒋碧微的精明和老辣。“真的是一位角色啊！”他对自己说。

徐悲鸿看见盛成，点点头，撑着从床上坐起来。

“不舒服？”盛成问。

徐悲鸿同样指指心口，“这种情形，让我怎么能够舒服？”

盛成劝他说：“你也应从嫂夫人角度想想，这种问题，女人最敏感，遇上了，真的难以克制。”

徐悲鸿摇摇头，“类似状况，不是一天两天了。即使不为孙多慈，她也有其他理由。”又说，“她逢人就抱怨我成天都泡在画室里，可老弟你看见了，像这种生活，像这种环境，我一个画家，不呆在画室又能呆在哪里？”

“夫妻之间磕磕碰碰，牙齿咬舌头，哪家也避免不了，相互让让就好了。”

“你一个单身汉，没有家庭生活经验，不懂里面的酸甜苦辣啊！”说到这里，徐悲鸿深深叹了口气，“我也真不明白，当年那样一个小鸟依人的少女，十多年下来，怎么会变成如此刁蛮撒泼的妇人？”

盛成只能不说话。

话题转到孙多慈身上，徐悲鸿眼睛亮了。“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错了，女子的‘德’不在于有没有才，而在于能不能善解人意。要说‘才’，孙多慈自然远远超出蒋碧微。但她性格温柔，心地善良，能够体谅人，照顾人，更是蒋碧微不能比的。说心里话，她在我的心中，真如天上一轮明月，行于其中，也随之变得亮堂，变得畅快啊。”

盛成笑笑，道：“老兄你这是初恋的感觉。果真两人到一起，具体事务缠身，要不了三五年，同样会发生变化。”

“那你是对孙多慈太不了解了，她不是那种类型的女性。真的，我有直觉。”

盛成笑笑，话说到这个份上，也不好继续相劝。

从徐悲鸿家出来时，蒋碧微送他到门外。盛成对蒋碧微说：“嫂子，听我一句，两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夫妇俩，有什么事说不开？”

蒋碧微笑笑，说：“谢谢你的关心。真的没什么事。你认识嫂子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嫂子最通情达理。昨天我就对悲鸿说了，凡是他的作品，我是不会把它毁掉的。但我也声明，只要我还活在世上，这幅《台城月夜》，就不要拿出去给大家看。”

听到她话中有话，盛成只好说：“都怪我不好，给你们带来麻烦了。”

蒋碧微脸上虽浮着笑意，但话语却硬硬的不饶人，“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与你有什么相干？”

盛成听出话头不对，生怕再往下深入，匆匆逃离了他们家。

半个世纪后，几位当事人回忆1931年初发生在画家夫妻间的冷战，虽细节有异，但大格局和大走向基本相同。冷战的结果，是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的情感隔阂，从相互容忍，升级到针锋相对的新阶段。

那段日子里，最痛苦的，当然是徐悲鸿。蒋碧微强行从画室带回来的两幅画，《孙多慈像》被卷成轴，悄悄藏到了保姆的箱子里。徐悲鸿虽多次翻箱倒柜寻觅，但始终没有找到。《台城月夜》画在三夹板上，收无法收，藏无法藏，蒋碧微索性放在客厅显眼处，让徐悲鸿过来过去，刺眼又刺心。蒋碧微的目的，就是要向徐悲鸿公开叫板：“我要让你知道，你不仅是社会公众人物，也是有家有儿女的人，不要为一时感情变异，毁了自己名望和家庭。即便你不顾惜我，你也要顾惜你那一对儿女。”

徐悲鸿懒得理会，进进出出，始终保持沉默。

八、台城月夜（4）

关于《台城月夜》的结局，蒋碧微晚年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至于那幅《台城夜月》，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这幅画，我曾亲自带到重庆，三夹板上裹上层层的报纸，不料被白蚂蚁蛀蚀，我又请吴作人先生代为修补，妥善地交给了刘先生。”

七十年后，徐悲鸿成为画坛一代巨匠，他的画作，只要是尺幅稍稍大些的精品，落槌价都是惊人数字。如《放下你的鞭子》、《奴隶与狮子》，拍卖价高高在六千万左右，《愚公移山》也拍到了三千万以上。倾注大师一腔激情，又是表现大师爱情故事的《台城月夜》，如果能保存下来，拍卖价恐怕还要创出新高。从这个角度，真的是可惜了。

自从那天在中央大学美术专修科课堂见到蒋碧微，孙多慈就预想到了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一切。她读过许多才子佳人小说，国内的，国外的，情节发展至此，结局都是一样。后来到徐悲鸿画室来，看见原先摆《台城月夜》的地方空空荡荡，就知道她的担心已经变为现实。

徐悲鸿身心虽然疲惫，但看孙多慈进来，两眼还是熠熠生出光亮。“可惜了，真的可惜了。两幅好画啊。”他说。

孙多慈为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到他的对面，安慰他说：“画在先生心中，什么时候想动笔，先生还可以再画的。”

听她一说，徐悲鸿的心豁然开朗，他点点头，“是啊，她可以把我的画拿走，但她不能把我的心拿走。”立起身，他把两手叉在腰间，在画室里来回踱了几步。“好，说得好。我犯不着和这种女人怄气！”说得快活了，他把手向孙多慈挥挥，“给我把纸铺上，老师今天要为你画张画！”

孙多慈快活地笑了起来，“真的？先生还没有给多慈画过一张画呢！”于是，忙不迭铺纸，磨墨，然后静静立在一边，看徐悲鸿把笔提了起来。

是一张《睡猫图》。三两杂石，四五蕉枝，睡猫蜷曲卧伏，两眼似睁似闭，“清芳来入梦，嫱懒睡乡甜”，猫的懒散，猫的警觉，猫的乖巧，都在寥寥几笔中勾了出来。把自己心爱的女子比做猫，而且还是一只温驯的睡猫，既贴切，又形象，多少还有深爱不尽的意思。

孙多慈立在一边，心如蜂蜜，随他画笔舞动而波动。微微一团红晕，从她耳根处，一直浮现到她的脸上。

丢下画笔，徐悲鸿抱着双臂看了看，画境平和温醇，画意悠长深远，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满意。之后他取出一方印章，在画面的左下方，两手紧压，重重地盖了下去。“这是我的一方闲章，仔细看看，能不能认出上面的四个字？”

孙多慈一眼就辨出来了，上是“大慈”，下是“大悲”。

“知道什么意思吗？”徐悲鸿问。

当然知道。但是绝对不能说。

这是徐悲鸿近日为自己刻的一方闲章，也是最可心最喜爱的印章之一。当初想到“大慈大悲”四字，他几乎快活地要大叫出声。看似平淡的四个字，既隐含了两个人的名字，又隐含了两个人的感情。夹于其间的“大”，可以理解为大爱无边，大爱无涯，大爱无时。

这，就是徐悲鸿对孙多慈最直接的表白。

孙多慈笑如小鸟。

徐悲鸿把孙多慈揽在怀中，轻轻抱了抱，说，“我仔细考虑过了，你还年轻，你不应该卷到这场风波里来。”又说，“老师希望你为他争口气，就把全部精力放到学业上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老师等着你！”

孙多慈深深感动了，她想说些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眼里闪着泪花，她使劲地点着头。

九、天降不测风云（1）

接下来，打击接踵而至，而且这种打击，对于十九岁的孙多慈，可以说是致命的。

1931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晚，立春都过去十多天了，到2月16日，才迎来一年一度的除夕夜。这一年，孙多慈和母亲、弟弟是在南京过的。父亲孙传瑗和哥哥孙多拯依旧没有消息。也正因为他们没有消息，本来准备回安庆过年的，也不得不放弃计划。人生地不熟，认识的朋友又少，所以在孙多慈的印象中，这个大年夜与去年的大年夜相比，特别冷清，特别惨淡。早早地一家三个人就上了床。

初一、初二没有出门，大年初三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本想拉着妈妈和弟弟去夫子庙的，结果早上起来，推开门，只见绵绵细雨漫天而降，又起了风，风夹着寒意，雨丝之中，隐隐还有些雪粒。出门的计划泡汤，只好又闷在家里。弟弟孙多括在房间里做寒假作业，孙多慈支起画架，在一旁为他画一幅头像素描。

父亲孙传瑗对三个儿女的前途，早就有自己的安排，这一点，从三兄妹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端倪。其中“多”是随族谱走的，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在与“多”相配的另外一个字上，孙传瑗用尽了心思。大儿子出世，孙传瑗正豪情万丈参加清末皖省革命，取名用一个“拯”字，自然希望自已或者自己的儿子，能施尽全力，拯救天下受苦受难之人。拯，举也。拯救，拯饥，拯弊，拯民于水火之中。大有“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势。孙多慈的“慈”，是孙传瑗对女儿的一种偏爱，也反映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包括他的个性，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有了新的转变。激进的一面少了，温和的一面多了，更愿意用一双“爱”的眼睛，温暖世界，感化世界。幼子取名，单挑了一个“括”字，用意更是独特。“括”的本义是“包容”。包括之“括”，概括之“括”，总括之“括”，囊括之“括”，等等。贾谊《过秦论》中，也有“囊括四海”之句。“括”的引申义中，也还有“约束”之意，“以礼括其君，使人于善也。”语出《孔丛子》。孙传瑗对小儿子的期待，就不是简简单单字面上的含义了。

但事情发展并不按孙传瑗的设计而行，大儿子孙多拯两岁多一点，夫妇俩就发现他智力异常，虽说话走路与其他小孩没有多大区别，但性格上有明显的缺陷，喜欢独处，不愿意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甚至不愿意与父母做更多的交流。稍大一些，这些症状更加明显，连学校也不愿意去上。有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他也不愿意出来，只能叫佣人端进去。后来科学发达，把这种症状称之为“自闭症”，但在当时，包括孙传瑗这样的大文人，也不知道孩子“异”在何处。孙多慈倒是可心的小宝贝，襁褓之中就表现出她温顺柔和、小鸟依人的一面。越往大，她的这种个性就越明显。而她对“文”的天赋，远远超出孙传瑗的预料，有时父女俩坐在院子里谈论诗词，看她那有模有样的神情，孙传瑗甚至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女儿。老三孙多括也如姐姐一样文静，但相比之下，更有男孩子特有的敏锐和悟性。什么功课，无论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包括英语，只要他看过一遍，就能说出子丑寅卯来。学习成绩自然出奇的好，小学、初中，各科成绩，在班上排名从没有落下前三名。有一个阶段，孙多括也吵着要跟姐姐一样学画，结果只三五个月，画就画得与姐姐孙多慈不分伯仲。“吾幼弟恬，对于绘画音乐，尤具有惊人之天才。姊弟二人，恒于窗前灯下，涂色傅彩，摹写天然事物，用足嬉憨。吾父吾母顾而乐之，戏呼为两小画家。”但孙传瑗并不希望他与姐姐同走行文之路，他更希望这个小儿子，能在理科方面走得更远一些。“我们的这个家庭，要文理之道，一张一弛。”本应该是“文武之道”，但孙传瑗对“武”不感兴趣，因而也追赶近世中国的时尚，希望幼子多括，能出国留洋，以科学报国。不仅仅如此，因为大儿子孙多拯自闭现象越来越严重，基本就是一个废人，孙传瑗就更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孙多括身上。

孙多括是孙多慈的小尾巴，虽然两人相差不到三岁，但孙多括对姐姐，完全是言听计从。在南京中学，孙多括表现依旧突出，是各科老师争相宠爱的好学生。孙多慈也为自己的弟弟感到骄傲。她曾经和徐悲鸿谈心，说他们孙家真正的希望，就是她的弟弟。正是带着这样的感性色彩，孙多慈画笔下的弟弟，是聪明的，是纯洁的，是进取的，也是善良的。弟弟是她生活中的一盏灯。

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手中的这幅素描，居然是为弟弟画的最后一幅肖像。

悲剧发生在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寄宿在学校的孙多括和姐姐孙多慈，都从学校回家度周末。孙多慈回家稍晚一些，但一进门，她就感觉到弟弟有些异常。往日回来，弟弟如果先到家，总是满脸阳光迎出来，即使手头有事，也会清清脆脆地喊一声“姐姐”。而今天，正在桌前做作业的弟弟，只是抬头笑了笑，没有起身，也没有说话。他的一只手，在桌下紧紧按着腹部。

孙多慈就有些急，问：“多括，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

“没什么，回家时大概走得快了一些，肚子有些隐隐的痛。”孙多括回答。

“什么部位？厉害不厉害？”

“具体也说不准，肚脐附近，偏上一点，也不是太痛，一阵一阵，闷闷的。”

孙多慈摸摸他的额头，并不烧，但还不放心，要带他去医院。孙多括笑道：“不至于吧，肚子疼一点有什么关系，喝点水就好了。姐姐你放心，我一个大小伙子，不会有事的。”

晚餐很丰富，母亲知道姐弟俩回来，特意多烧了两个菜，其中有孙多括特别爱吃的咸菜烧猪大肠。但孙多括吃得不多，平平的大半碗饭。平时看见猪大肠，筷子伸出来就不愿缩回去，今天只勉强也吃了几块。饭碗放下，感觉还是不大好，就打招呼先回房间休息了。

孙多慈看着弟弟的背影，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但没往深处想，因此也没有太在意。

大概是天快亮的时候，外面客厅的挂钟“当当”敲过五下，孙多慈被一阵又一阵呻吟声给惊醒了。侧身起来细听，是从弟弟房间传来的，呻吟声中带有那有极度难受但又无法忍受的痛苦。孙多慈推醒母亲，两人赶紧披衣跑了过来，拉开灯，母女俩都惊呆了。

孙多括痛得满床打滚，身上盖的被子早掀到了一边。他的脸色蜡黄，一头虚汗。

“多括，多括，你这是……”

“姐，姐，我实在是痛得不行了。”

孙多慈伸手按向弟弟的腹部，发现他身上很烫，嘴里哈出的口气，也明显有一种异味。压在腹部的手稍稍用力，孙多括就疼得叫出声来。

“妈，快帮弟弟把衣服穿起来，一点也不能拖了，得赶紧把他送医院！”

母亲已经吓得六神无主，听到女儿的催促，这才慌慌张张帮着把儿子的衣服套上了身。

九、天降不测风云（2）

孙多括已经没有多少知觉，他的一只手搭在姐姐肩上，两脚稀软的在地上拖动。“不行，妈，你照顾弟弟，我去找辆黄包车！”

外面的天色虽然已经麻麻亮，但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更不用说什么黄包车了。孙多慈只能茫无目的在在小街奔跑。从他们居住的石婆婆巷出来，向西跑到双龙巷，又向南一路跑过薛家巷、吉兆营、同仁街，街上还是连黄包车的影子也看不到。孙多慈急得如无头苍蝇，“黄包车，黄包车，快，快，快些救救我弟弟啊！”她带着哽咽的哭喊，一路狂奔。

终于在焦状元巷和三眼井交叉口，远远看见有辆黄包车停在路口。“师傅，师傅，快一点，快去救我弟弟！”孙多慈像是看到了救星，喊着冲了过来。

黄包车夫是个中年人，粗粗壮壮，他把孙多慈扶上车。“你别急，先坐上来，告诉我，你们住在哪？”

孙多慈什么话也不说不出来，只是把手向前伸着，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黄包车赶到石婆婆巷时，孙多括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母亲孙汤氏紧紧抱着他，就坐在冷冰冰的石板地上。黄包车夫二话不说，搭起孙多括的手，就把他扶上了车。

孙多慈也挤在车上，把弟弟紧紧地拥在怀里。

最近的也是最好的医院就是鼓楼医院，孙多慈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那里。

弟弟已经人事不知，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之声。

“多括，再忍忍，多括，姐姐会救你的！姐姐会救你的！”孙多慈满脸泪水，声音中带有一种绝望。

母亲跛着一双小脚，远远地跟在黄包车后。

鼓楼医院是南京最早建立的西医医院之一，创建者威廉姆·爱德华·麦克林（W·E·Macklin），是加拿大籍传教士，同时也是位医学博士。南京人亲切地喊他为“马林”，这所医院因此也被喊作马林医院。马林医院的前身是马林诊所，地址先在北门桥附近，后迁到南花市大街，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基督教会出资，当地士绅景观察捐地，在鼓楼南坡建起了马林医院。之后医院改为金陵大学实习医院，1914年，正式更名为金陵大学鼓楼医院。

黄包车夫帮忙把孙多括背进了急诊室。值班医生是一位中国大夫，他伸手翻开孙多括眼皮，只看了一眼，便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此时孙多括已经处于完全昏迷状态，脸色苍白，没有任何血色。

孙多慈问：“大夫，我弟弟他……”

“把病人拖成这样，你们家人早干什么去了？”

“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救他！他是我惟一的弟弟，在南京中学读书，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老师都说他前途远大啊！大夫，我求求你了！”

“急性阑尾炎，已经穿孔化浓，如果早送来两个小时……先送手术室抢救吧，能有多大把握，我也不知道。”

急诊室乱成一团，当班的医生、护士都过来帮忙。孙多慈跟在手术车后面，两眼模糊地看着弟弟被推进了手术室。当手术室大门在她面前沉重合上时，她的心中突然升起强烈的类似山穷水尽的绝望感。

时间一分一秒流过，生命一分一秒流过，悲伤一分一秒流过。

母亲跛着一双小脚奔了进来，“多慈，多慈，你在哪？”

看见走廊另一头母亲一夜间陡然苍老的身影，孙多慈又生出强烈的责任意识，父亲不在身边，自己就是这个家的主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哪怕天塌下来，也必须以自己微薄的双肩，把它用力给顶起来。

半个小时后，值班医生推开手术室门，一脸凝重走出来。

“大夫，我弟弟他……”

“急性盲肠炎。阑尾穿孔，坏疽化脓，已经引发弥漫性腹膜炎。如果送来得早，剖腹切除阑尾，进行腹腔引流，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你们耽搁时间太久了，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你是说，我弟弟他，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值班医生十分抱歉地耸了耸肩。

手术室门再次打开，从里面推出来的弟弟，身上已经盖上了白色床单。

立在身边的母亲，无法忍受这悲惨的一幕，立刻昏了过去。

孙多慈拼命咬着自己的嘴唇，在这一刻，她不能让自己倒下去。

天塌地陷。

日月无光。

徐悲鸿是通过李家应知道孙多慈的家庭变故的。匆匆赶过来时，孙多慈已经处理完了整个丧事。

“我回家时他已经在家里了，就是说肚子痛，也没有太在意。那时候要去医院就好了，肯定能救得过来的，结果我没有，还笑他一点男子汉气质也没有，结果却是……是我害了他啊，我这个做姐姐的，连弟弟都保护不好，我……”在徐悲鸿面前，孙多慈硬撑出来的“坚强”，如冰山见到阳光，顷刻间化作一摊水。

孙多慈的弟弟孙多括，徐悲鸿曾经见过一面，很喜欢，听说他也喜欢画画，还鼓励了几句。没想到才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仅仅因为急性盲肠炎，治疗晚了点，就送了一条青春性命。也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也担心弟弟会不会有事，又想他一个大小伙子，闹点小肚子痛，能有多大事，结果就忽略了。要是送他去医院看一看，也不至于……”

徐悲鸿用双手环抱着她，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她。

接下来的情形更糟，母亲因承受不了中年丧子的悲痛，病床上一倒，就再也起不来了。找西医看过，找中医也看过，都说不上是什么病，就是头昏眼花，就是浑身无力，就是饮食不安。无论你同她说什么事情，都一双无神的眼睛看着你，也不说好，也不说坏，甚至连头也不点一下。

九、天降不测风云（3）

而此时，父亲和哥哥依旧杳无音信。

那一阶段，孙多慈清早起来，先侍候母亲进汤食药，安排好母亲的早餐，然后才匆匆赶到中央大学听课。中午急慌慌赶回来，热一点现饭，两人胡乱吃一口，又忙着到学校去。下午回家，还要抽时间绕道到菜场，买两把韭菜，几块豆腐，或者称两斤青菜，提前准备第二天的饭菜。

“吾母则悲痛几绝，病于京寓，缠绵床褥者又年余。此年余中，吾则晨入中大听课，归则侍慈母进汤药。”关于这一段生活，孙多慈总不愿提及。晚年时，偶尔与子女相谈，她总是用“忧劳相煎，夜以达日”来形容。

而此时更大的考验，是在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班上的同学，有意识对她进行冷漠的疏远。

孙多慈是旁听生，按理与其他同学没有利害上的冲突，但由于徐悲鸿对孙多慈的偏爱，尤其是让孙多慈做他的模特，引起了大家的嫉妒。表面上当然不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时候还有一种过分的热情，但私下里，总是离孙多慈远远的，用一种异样眼光的盯着她。蒋碧微大闹徐悲鸿画室之后，这种矛盾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有好多次，孙多慈到课堂上来，便发现自己的画布被人偷偷割破了。一刀一刀，甚至十多厘米长的口子。仇恨之深，可以感觉。孙多慈也想开口骂人，但环顾四周，同学们各自忙碌，你能骂谁，你又能骂倒谁？于是酸也罢，苦也罢，只好闭着眼睛全咽下肚。“与社会接触日密，觉人心之虚伪，偏私，阴险，疑忌，刻薄，残忍，充塞于天地之间。”类似这样的语言，本不应从如花似玉年龄的孙多慈口中说出，但她说了，而且说得咬牙恨齿，没有一定感受，是不可能动这样怒气的。

徐悲鸿当时并不在南京。他是3月下旬带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生去北方参观的，这一去，直到6月初才回来。虽然不在南京，但他一颗心，依旧系在孙多慈身上。在孙多慈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真的对她放不下心。从济南到天津，到北平，这一路，他不断写信鼓励孙多慈，或长达数页，或寥寥几句，但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让孙多慈为了家庭，为了艺术，也为了自己的前途，一定要挺住，要战胜人生这一道最艰难的坎。好多个夜晚，孙多慈独自坐在灯下，听风在窗外呼呼而过，就是一遍一遍读徐悲鸿那些充满温情的信，才有坚持下去的信心与勇气。

激励孙多慈战胜人生最大挫折的另一个动因，就是父亲孙传瑗曾经为她讲述的“动心忍性”。后来她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说：“然后知吾父为吾讲‘动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几于不能自持。”虽然中间“几欲致疑孟子性善之章。”但最终还是从中受到启发，“怅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虚伪、偏私、残酷、险诈、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傥使风雨雷霆，供我驰驱，大海波涛，为我激荡；宇宙之大，人情之变，融冶之洪炉也，将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观，此至繁极赜不可思议之造物，令入我笔端，出我腕底，强使吾艺状其博大，状其雄奇，状其沉郁，状其壮丽，状其高超，状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坚强；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与天地无终极，随文运以回旋者，盖古往今来怀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终不以吾之小而抉弃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贤父母良师友殷切之期望者，固无他道，抑自定其为生涯者也。”

奇怪的是，在这种状态下，孙多慈的绘画技艺，却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父亲是这年6月中旬带着哥哥回到南京的，得知幼子去世，这位晚清斗士呆住了，什么话也不说，只有两行老泪顺腮而下。那个夜晚，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那里喝闷酒。之后衣服也不脱，倒在床上就睡。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第四天起来时，他整个人都瘦脱了形，下巴上的胡子也生得老长。孙多慈有些怕与他对视，在她看来，父亲此时的精神状态，比他在老虎桥监狱时，不知差多少倍。

这天父亲略好一些，把孙多慈叫到身边，深深叹了口气，道：“这一阶段，让你挑了这么重的担子，实在是受苦了。你不会恨爸爸吧？”

孙多慈有些哽咽，“爸，你别太难过，我……”

“你放心，爸爸想开了，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啊！现在你是爸爸惟一的精神寄托了，好女儿，可别让爸爸失望啊！”

孙多慈拼命地点头，“你放心，今年我肯定能考上中央大学！”

九、天降不测风云（4）

为了让父亲高兴，孙多慈把话头转到自己的学习上来。她不歇嘴说了许多，讲在中央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讲艺术专修科各组的课程设置，讲几位导师不同的授课方式，讲自己对绘画越来越新，越来越深的理解，等等。父亲也不阻止她，只是静静地在听，他的脸上，渐渐浮出满意的笑容。最后孙多慈的话题转到徐悲鸿的身上，说徐悲鸿在课堂上对她的赞赏，说徐悲鸿单独为她画画，说徐悲鸿带她到郊外去写生，还说了许多在学校听来的关于徐悲鸿的趣闻轶事。孙多慈自己不察觉，在讲到徐悲鸿时，她的眼中，闪动着另一层光亮。

父亲孙传瑗敏感地捕捉到了，他的眉头暗暗地皱了皱。后来他用商量的口气对孙多慈说：“省立安徽大学发来邀请，让我接任教务长一职，我答应了。这两天我就和你妈妈他们回安庆，你一个人在南京我不太放心，要不，你也转到安徽大学来？”

孙多慈微微一愣，立即摇了摇头，“按我现在的成绩，明年进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退而求其次？”

孙传瑗说：“这只是我的一个意思，最后的决定权，当然还在你自己。”又调转话头，似乎很轻描淡写地说，“徐悲鸿是公众人物，报纸上的新闻不少，好像他们夫妇关系还不错，有许多浪漫传奇的故事吧？”

孙多慈说：“他夫人我只见过一面，这一阶段他们不在南京，带毕业生去北方参观了。”又问，“爸爸是古板人，怎么也过问起名人的家庭私事？”

孙传瑗道：“爸爸以前就说过，‘平生爱女胜爱男’。现在你弟弟又没了，你哥哥等于半个残废人，能指望的，就是多慈你一个了啊！”

精明的孙多慈立即从父亲的话中，捕捉到了他想要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她点点头，没有说话。

这天晚上，孙多慈一夜没有合眼。在南京与徐悲鸿交往的所有细节，如电影镜头，在她脑子里一帧不少地过了一遍。她觉得有些委屈，不错，作为老师，徐悲鸿对自己偏爱了一些，但他爱才是出了名的，难道在自己身上，就成了感情方面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徐悲鸿家庭和美，已经有两个小孩，他难道可能抛弃家庭与自己结合？从年龄上讲，徐悲鸿已经老得可以做自己父亲，而自己，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与他走到一起？这也太不现实了吧？

孙多慈还是太年轻了，她不知道，如果人的感情泛滥，那是没有任何理智的，包括徐悲鸿，也包括孙多慈自己。

这个夜晚，父亲孙传瑗同样也没有入睡。经历大起大落的波折之后，孙传瑗已经把世界看得十分透彻。徐悲鸿对孙多慈那一份特别的关爱，以及孙多慈在叙述老师时的那一份特别的热情，都让他隐隐感到不安。孙多慈是他掌上明珠，他关心她的一切。如果女儿幸福，他不在意徐悲鸿是否年龄过大，也不在意他是否已经建有家庭。但徐悲鸿看上去就是一位花花公子，至少对于他现在的家庭，缺少男人应有的责任感。他不相信女儿和他在一起会有什么幸福，倒是感觉，只要和他搅和到一起，就会成为花边新闻里的女主角。孙传瑗从骨子里还是封建的守旧的，他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爱情悲剧，在这个燥风四拂的初夏之夜，在六朝古都南京城，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

十、图画满分（1）

1931年7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爆出一条惊天新闻，艺术专修科招考新生，徐悲鸿主考的素描当天结束，次日早晨，他就在工字大楼大门外，把考生试卷和分数当众公布出来了。这在南京，在中国，都是极少见的激进做法。

孙多慈的名字高高排在第一位，九十五分，无人能及。

在徐悲鸿看来是十分普通的事情，但外人眼里，却有变了性质的舞弊嫌疑。但大家都绕开这个话题，不说。

只有一个人说了，这就是徐悲鸿的夫人蒋碧微。

“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是你的得意门生嘛，看你面子，看你感情，自然要多给几分的。”她的言语酸而尖刻。

徐悲鸿针锋相对，“知道你是要说这话的，所以公布成绩时，连试卷也一起贴出去了。她的水平如何，她可以得多少分，试卷说话。”

“醉翁之意不在酒。录取孙多慈才是你最终的目的。好啊，你的心愿达到了，你们可以更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徐悲鸿十分恼火，声音也高了八度，“告诉你，蒋碧微，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如果我徐悲鸿想离婚，想拆散这个家庭，早就横下心与你分手了。之所以还和你保持夫妻关系，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还从没有想过要和谁结婚，所以也不存在要和谁离婚！”

蒋碧微冷冷笑着，“你这话，从认识你第一天起，就开始说了，已经说了十五年。本来我是相信的，但现在不信了。你心口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让我失望的地方太多太多。不客气地说，你就是个典型的伪君子！”

多少次交谈，始终争执不下，最终的结局，总是这样不欢而散。

1931年春夏之交，徐悲鸿始终处在感情的煎熬之中。

此时的中国，西风东渐，传统的婚姻观遭到毁灭性颠覆。徐悲鸿周围的几位朋友，包括上海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受此影响，婚姻生活都另有变故。或是上海滩穿金戴银的富家小姐，或者独立自主的新知识女性，或是异地一见钟情的红颜知己。相比之下，他们都比徐悲鸿有魄力，只要感情一露头，就以快刀斩乱麻之果断，离异原配夫人，与新欢另外组建起家庭。相聚在一起时，他们都笑话徐悲鸿坐拥愁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离也不是，守也不是。在感情上，百无聊赖，艰难度日。

舒新城的话更直接些：“悲鸿兄实在是书生气，爱就合，不爱就分，有什么好犹豫的？现在的离婚，既不是什么丑事，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必优柔寡断？”

说到底，徐悲鸿是典型的艺术家思维，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在他身上，都能找到影子。感情上，他可以无拘无束，自由泛滥，但面对现实，他又不能不考虑方方面面的枝节。他既不愿伤害蒋碧微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又不忍荒废了孙多慈正如日中天的学业。可能为他人利益考虑得更多些的缘故，他的心中，多少还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气概。

这种新潮又守旧的思维方式，注定1931年的徐悲鸿，只能是一介书生，感情上一败涂地。

惟一让他欣慰的，就是孙多慈其他各科考试，成绩也同样出色。

1931年夏，孙多慈以图画满分的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

风言风语也由此而起。南京的一些小报记者，捕风捉影，渲染附会，其中甚者，以“画家怜惜才女，图画批以高分”、“痴心画家动情取美女考生”等为题，添油加醋，绘影绘声，编成吸引读者眼球的花边新闻。一时间，洛阳纸贵，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情，在他们的笔下，真假混杂，演变成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三角恋爱故事。

蒋碧微看到报纸时，正和徐悲鸿一起去郭有守家赴宴。从家里出来，正好有报童叫卖，顺手就拿了一份。刚看到标题，她的脸就变了，朝徐悲鸿恶狠狠一瞪，讥讽道：“好哇，大画家徐悲鸿成了黄色小报的风流主角，这下名可出大了吧！”

徐悲鸿不屑一顾，“那些捕风捉影的事，你蒋碧微也信？”

蒋碧微把手中的报纸抖得“哗哗响”，尖刻地说：“你要是行得正，无风又无影，他们编得出来吗？”

“真是妇人见识，懒得理你。”

“不是懒得理我，是理屈词穷！”

两人一路吵到郭有守家。

郭有守是徐悲鸿夫妇共同的朋友。他是四川资中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也就在这段时间，他与徐悲鸿夫妇结为好友。郭有守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小蒋碧微两岁，因此蒋碧微便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1928年郭有守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931年夏，升任教育部秘书长。这之前一年，经杨度之子杨公兆牵线，郭有守与杨公兆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的妹妹杨云慧相识相恋，并于这年冬天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婚礼由杨度主婚，蔡元培证婚。在教育界，可说是轰动一时。徐悲鸿夫妇也专程去上海参加了婚礼。

郭有守与徐悲鸿夫妇走得很近，蒋碧微有什么烦心之事，第一个诉说对象，也是郭有守。徐悲鸿因孙多慈生出的感情变异，郭有守多多少少知道一点，请他们夫妇过来晚宴，也就是想在席间做一些劝解。

这是1931年7月14日，星期二，当日入伏，次日出梅。

徐悲鸿夫妇一进门，郭有守就发现气色不对，忙与夫人给他们泡茶递水果。

“悲鸿兄近段时间在报刊露脸不断啊，我与云慧记了一下，《北洋画报》好像期期都有画作发表，《良友》上也看到了画狮画猫的作品，《北晨画报》上刊的是一幅国画吧，题目《嘶风》取得真好。上周在《中央画刊》上也看到了两幅，一个是《双鸦图》，一个是《三鹅图》，都是极有味道的。”

杨云慧也说：“我喜欢你在《申报图画周刊》上的《惊艳》，配的你那幅小照也很神气。‘人皆知其精研西画，而不知其中画亦笔力雄浑。’这个评议也精确。”

蒋碧微气鼓鼓地把手中报纸扔到了桌上，“你们没有看到吧，还有更精彩的呢，师生三角恋爱，已经成花边新闻人物了！”

郭有守立刻明白了他们争吵的原委，笑笑，“那些三流记者的胡编乱造，嫂夫人是不应该信的。”

“无风不起浪。如果没有影子，他们能编出什么花来。”

十、图画满分（2）

郭有守说：“那我就斗胆批评嫂夫人一句了，若是和这些三流记者一般见识，那真大跌了你的身份。”

蒋碧微说：“我哪愿意这样？可你看看，国内外知名的大画家，不断为绯闻所缠绕，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吧？”

郭有守暗暗向杨云慧使了个眼色，然后一脸堆笑，在中间打着圆场。杨云慧明白丈夫的意思，忙吩咐下人将做好的菜端上桌。此时另外的客人，徐志摩和谢寿康他们，也陆陆续续到齐了，看到这种场景，大家故意嚷着肚子饿，要求主人赶快开席。

于是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面前的杯子也筛满了酒。但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依旧烽烟不断。

“这酒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郭有守故意转开话题，“HAUTBRION，一直没有舍得喝，今天悲鸿兄夫妇光临，咬咬牙，开了！”

蒋碧微却不依不饶，不端杯子，不拿筷子，泪水“扑簌簌”直往下流。“最受伤害的是我，什么也没做，凭什么也把我卷进你们那些不明不白的事！”

“那你说怎么办？”徐悲鸿实在不耐烦了，把杯子重重地放到桌上。

蒋碧微望着他，“你要真想洗清白自己，两条：一，不要录取孙多慈，你可以把她推荐到其他大学去；二，如果非要录取孙多慈，那就辞了中央大学的工作。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徐悲鸿说：“我做错了什么？我又为什么要躲？”

蒋碧微回身指向茶几上的报纸，道：“你一个大画家，愿意每天上它们的头条吗？”

徐悲鸿张了张嘴，话到口边，又吞了回去。

“你说，你想继续为这些黄色小报制造花边新闻吗？”

徐悲鸿仍沉默不语。

略占上风的蒋碧得理不饶人，向郭有守夫妇说：“你们看看，从来都是这样，需要他像个男子汉表态的时候，他就一句话也不说。”

“你真的非要我做出决定？”徐悲鸿问。

“二者取一，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蒋碧微答。

“那好，我辞职。有守，帮我把纸笔拿过来，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我这就把辞职信写了！”

郭有守忙苦口相劝，“悲鸿兄，嫂夫人也只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的。大家还是在一起好好商量，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路。”

徐悲鸿冷冷地笑笑，“你不找？那不好意思，我自己来找吧。”说着，他立起身，走进郭有守书房。

蒋碧微被徐悲鸿突如其来的举动给打懵了，半天无语。郭有守夫妇也不好说什么，转过脸，看徐悲鸿在书桌前坐了下来。

再进客厅，徐悲鸿一脸平静。他把手中的辞职信递向蒋碧微。“已经按你意图把辞职信写好了，麻烦你蒋碧微，明天替我跑一趟，把它转交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

蒋碧微完全是下意识地伸出手，两眼发呆，不知该说什么。

反倒是徐悲鸿谈笑风生，自己给自己斟了杯酒，一仰脖，喝得干干净净。“真的是好酒啊，法国名牌，好像是‘总统之爱’吧，在中国，他们喊作‘红颜容’，价格不菲哦，这一杯恐怕得要好几元钱啊！”

郭有守赶紧给他夹菜，道，“这酒你还是少喝点，醉了可不好。记得当年在巴黎……”

“当年的事就不说了，”徐悲鸿苦苦一笑，“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对月。醉了倒省许多心啊！”说罢，又要往自己的杯里倒酒。

郭有守拦住了他，“先吃点菜垫垫肚，然后我们再开怀畅饮，如何？”

“你这是不想让我喝酒？那好，我就不喝。我这胃正好有些隐隐作痛，那我就先回去吃点药吧。”不容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起身出门了。

剩下来的三个人面面相觑，尤其是蒋碧微，没有料到最后会是这样一种结局。

不仅仅如此。

后来徐志摩和谢寿康送蒋碧微回家，徐悲鸿并不在家中。问佣人，才知道他回来后，匆匆理了几件衣服，就拎着皮箱出门了，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蒋碧微瘫软在沙发上，天南地北，不知方向。这之前，夫妻间发生争吵，总是以徐悲鸿的沉默为结束。蒋碧微也总是在他的沉默中，静静享受着胜利的愉悦。这次不同，这次徐悲鸿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方式，真的是惹不起，躲得起。两个人的战争，突然少了对手，一贯占上风的蒋碧微，反过来无法应对了。

谢寿康说，“嫂夫人放心，这件事交给我，一定能把他劝回来。”

蒋碧微恨恨地说，“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十有八九，在上海舒新城那儿。我是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的，明天一大早我就赶过去！”

徐悲鸿当晚并没有离开南京，而是在下关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坐火车到了上海。如蒋碧微所料，到上海，他直接去中华书局，一屁股坐到了舒新城的办公室里。

舒新城并不惊讶，递过一杯水，“也好，在上海呆几天，凡事都应该有个了结。”

这天晚上，由舒新城做东，邀了几位好友，都是留法的老同学，在舒新城家对面的正和祥酒楼，帮徐悲鸿散散心思。

宴席惯例，先上八个冷盘，然后是四个热炒，再往后，大盘小盘烧菜接连往上端，让人目不暇接，不知吃哪样好。最后上来是一个菊花锅，里面肉片、猪肝，蔬菜、粉丝等，荤也有，素也有。是刚刚在后场做成的，端上桌时，沸腾如初。火锅用酒精加热，酒精灯的火焰沿铜锅边缘上蹿，状如菊花，菊花锅因此得名。大家各舀一碗品尝，果然味道鲜美。

徐悲鸿端起酒杯，向大家表示歉意，“家中碎芝麻烂谷子的琐事，到新城处来骚扰，还让你如此破费，真的不好意思。干脆，这账算我的，也……”

舒新城笑了起来，“我一个小小编辑，虽说没有你大画家富有，但这一两餐饭，还是请得起的。”

大家便开心地笑了起来，说如果舒新城都是小编辑的话，那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人，就应该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了。

正谈得开心，雅间的门被服务生打开了，外边走进两位女人，一位是舒新城的夫人刘济群，另一位便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蒋碧微。

徐悲鸿见是蒋碧微，当场就把脸沉下了，转过来，看也不看她。

十、图画满分（3）

舒新城虽然喊着让服务生加座，但在在心中暗暗叫苦：好个蒋碧微，性格也太泼太辣了，居然能从南京追到上海来，分明是不给徐悲鸿一点面子嘛。如此夫妻关系，恐怕真的是走到头了。

但蒋碧微态度十分温和。“几个老朋友在此聚会啊，真难得。正好，我和悲鸿闹了点小矛盾，大家帮我劝劝他。”

徐悲鸿瞪了她一眼，说：“你让我辞掉中央大学的工作，我按你要求，写了辞职书。我想到上海来清静两天，你居然还追过来。你到底想我怎么做？”

蒋碧微向大家说，“我可能性子急了点，做法有些过。但从我内心，确实是为悲鸿处境着想。他是当事者，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啊！孙多慈是悲鸿的学生，有才，悲鸿惜才，对她多关照了些。这本无可厚非，但外人不这样看，尤其是那些小报记者，硬从中编出许多花边新闻来。我让悲鸿拒收孙多慈，或者辞去教授职务，也是为悲鸿的名声考虑。国内外知名的大画家，总不能成为黄色小报的花边新闻主角吧。”又说，“让悲鸿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本是一句气话，可悲鸿居然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这实在太让我伤心了。”

徐悲鸿讥讽一笑，“妇人之见，我懒得说你。拒不拒绝孙多慈入学，是中央大学培养人才的公事。辞不辞去中大教授，是我个人工作选择的私事。公事为大，私事为小。”

蒋碧微有些激动，声音也提高了不少，“我们十五年的相识相交相爱，我们这个儿女双全的幸福家庭，在你心中，居然还不如孙多慈一个女学生吗？”

徐悲鸿回答十分坚定：“是的。我不能因为保全我们这个家庭，而放弃对一个优秀学子的培养。这是我徐悲鸿的处世原则！”又说，“辞职书不是已经在你手上吗？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南京，在中央大学校长办公室，向朱家骅校长递交我的辞职书。”

“你以为我是那种不明事理的女人？你错了，我蒋碧微不是。虽然我有时是很过激，但大事上绝不糊涂。中央大学教授，能说辞就辞？”

徐悲鸿愤然无语。

酒桌上的几位老友，包括舒新城，面对他们夫妇的争吵，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蒋碧微也怕把关系僵化，向大家淡淡一笑，故意轻松地说：“做教授夫人的感觉真的不错，我才舍不得放手呢！”

徐悲鸿垂下眼睑，“过去我念你的情分，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此次你无情绝义，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蒋碧微，我们离婚吧。”

蒋碧微不相信自己耳朵，盯着徐悲鸿又追问了一句，“悲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这个家没有必要再维持了，我们离婚吧。”

蒋碧微没有想到最后会再出现这样的结果，她双手捂眼，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悲鸿，我为你鞍前马后忙了十五年，苦也吃了，罪了受了，到末了，你就给我这样一个结果吗？”

“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没有商量的余地。”徐悲鸿立起身，也不和众人打招呼，再次别她而去。

蒋碧微感觉得到徐悲鸿一步一步走远，她知道，此次一别，他的心就难如以往，再也回不到他身边了。

两天后，蒋碧微回到南京，而同时，徐悲鸿的绝交信也邮到了她的手上。

“我观察你，近来惟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两儿由你抚养，总之你亦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一字一句，深思熟虑，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蒋碧微两眼含泪，绝望地坐在梳妆台前，镜中的自己，一脸憔悴，已经不再有前些年风一吹就能动的水嫩。面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心寒，除了伤痛，她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挽救办法。回过头细心想一想，自己所作所为，也确实做得有些过，别说没有抓住徐悲鸿与孙多慈相爱的把柄，即便抓到了，是推还是拉，也还是要讲究策略的，而自己，一味哭，一味闹，假事成真，既伤了自己，也伤透了徐悲鸿的心。扪心自问，她是真心爱着徐悲鸿的，也不希望这个家庭就此破裂，更不愿意一对儿女因此而失去父或母。

此时此地，谁能帮自己走出这个困境呢？

蒋碧微想，现在只有谢寿康了。

法国留学期间，徐悲鸿、张道藩、常玉等，曾在巴黎成立过一个团体，叫“天狗会”，谢寿康便是其中一员。谢寿康才华出众，文采过人，他的法文作品，常在法国、比利时等国报刊发表。1927年春，他的五幕悲剧《李碎玉》在布鲁塞尔公演，轰动了比利时文艺界。天狗会类似同乡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目的，主要是看不惯国内政治腐败、对“帮闲文人”阿谀逢迎行为深恶痛绝的留法学生，藉此经常聚首，成为联络乡情的小团体。蒋碧微作为惟一女性，在天狗会极为得宠。

蒋碧微随徐悲鸿初到巴黎时，和谢寿康同住在苏美拉路，那时他们还不熟悉，但谢寿康非常关注他们。那时候他们夫妇外出，徐悲鸿总是急慌慌走在前边，蒋碧微走得慢，总落后一大截。徐悲鸿走得很远了，回头看不到蒋碧微，这才停下身来等她赶过来。后来和谢寿康相识，关系也处得亲密，谢寿康还开玩笑说，当时他差一点要给徐悲鸿上一堂礼仪课，因为在巴黎，“按照西洋礼俗，男女二人同行，男士一定要好好地照拂女士，即使不便搀扶，最低限度也得齐肩并步。”由此，他们也给徐悲鸿起了个“飞毛腿”的外号。

谢寿康回国后，受邀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徐悲鸿夫妇同住在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那栋小洋楼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由徐悲鸿夫妇出面，帮谢寿康解决了他最最头痛的婚姻危机问题。谢寿康前妻刘作雨是位农村小脚女人，出国之前，两人感情尚可。谢寿康原也想与她厮守到老，但回国后，西风东渐，像他这样身份这样地位的人，守着的太太，“既矮又丑，站在桌子旁边，肘部刚好够到桌面，她穿一身土布短打，梳一个巴巴头，十足的乡下人模样”，连蒋碧微也看不过去，更不用说进出社交场合了。“两个人无论外表或内涵，一个乘云，一个行泥，距离实在太远。”后来谢寿康到徐悲鸿这边来，“坦白承认他和太太相处不来”，但他又不忍直接向太太挑明，便请求徐悲鸿夫妇去做工作。于是蒋碧微以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三番五次，终于说动刘作雨与丈夫协议分手。条件也十分简单，刘作雨离婚不离家，由谢寿康每月提供五十元生活费。而离婚的所有细小枝节，谢寿康没有出面，都是徐悲鸿为他一手操办的。

此时蒋碧微家庭有变，请求谢寿康伸出援助之手，他如何敢怠慢半步？当天上午，他就匆匆由南京赶往上海，直奔中华书局舒新城处。

见谢寿康以中年婚姻变故者的身份来做说客，大家相视一笑。徐悲鸿本来是脸沉着的，也忍俊不禁。但谢寿康有他的撒手锏，这便是吴稚晖规劝徐悲鸿的一封长信。

十、图画满分（4）

对于徐悲鸿，吴稚晖是他特别敬重的长者。吴稚晖生于同治四年（1865），徐悲鸿光绪三十一年（1905）还跟在父亲身后学画时，他就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5年，吴稚晖与李石曾创建留法勤工俭学会。1924年起，吴稚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上世纪60年代，他还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名人”头衔。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主张彻底摒弃封建传统文化的吴稚晖，在规劝徐悲鸿的长信中，却表现出了一个长者和一个智者的固执——

“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他问。“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他又问。信结尾处，他还以自己的婚姻打比喻，“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女，吾不为也。”

徐悲鸿无法做出回答。

徐悲鸿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总务处也安排有住处，在丹凤街52号，大小共四个房间。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同住的，还有中央大学另外三位教授。其中谢寿康与他们同住二楼，楼下是何兆清夫妇和曾昭抡先生。当时蒋碧微父母以及蒋碧微的弟弟蒋丹麟也在南京，大小七口人，加上下人、奶妈，十分拥挤。徐悲鸿的创作，只好在国立中央大学画室里进行。吴稚晖闻知此事，二话没说，出资三千大洋，在南京鼓楼坡北面的傅厚岗，为徐悲鸿买下两亩宅地。

大恩不言谢。

面对这样一个长者，面对这样一种情义，徐悲鸿怎能将那个“不”字说出口？

谢寿康知道徐悲鸿的两难，也不逼他立即表态。

之后在舒新城家，徐悲鸿画兴大起，先是用铅笔为舒新城前妻贺菊瑞画了幅人物速写。后又提笔为舒新城的新妻刘济群写下“勇迈”二字，题曰：“济群女士为学深思，行其所安，不屈不挠，独与吾友舒新城相爱，险阻既经，前途坦荡，长此贻之。”

“你看我处理方式多得体，前妻后妻，一画一字，谁也不得罪！”又笑，“一个舒新城，一个谢寿康，还有一个徐悲鸿，现在的中年恋爱，恐怕已经成为时代之病了啊！”

舒新城笑道，“我们已经从时代病中走出来了，只有你徐悲鸿，还在病中苦苦挣扎哦！”一时兴起，又为徐悲鸿作打油诗一首：

前日小谈后，急“马”大动摇，

时时想溜走，计划满头脑，

溜既溜不成，留住枉烦恼，

作“长”十九月，有甚可足道，

于人既无益，于己更无聊，

莫羡人洞味，且请试试瞧。

徐悲鸿看后“哈哈”大笑，“知我者，新城也！”

谢寿康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既然‘溜既溜不成’，不如再给碧微一个机会，看看她的表现，你的意思呢？”见徐悲鸿沉默不语，又说，“这样吧，我来安排，咱们一起去庐山牯岭陈散原处避避暑，如何？”

徐悲鸿无语。无语就是应承。

陈散原是徐悲鸿忘年之交，长徐悲鸿四十三岁。散原是他的号，其本名陈三立，又号伯严。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因参与戊戌变法，与父亲陈宝箴（湖南巡抚）同被革职，隐退后自号神州袖手人。陈散原的诗做得极好，但晚年与人谈诗，总是一再谦虚，“吾七十以后已戒诗矣。”怪的是，书法不是他的强项，但只要有求，总是午夜篝灯，勤勤交卷。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师曾号称北京画坛首领，八子陈寅恪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在巴黎留学时，徐悲鸿夫妇与陈寅恪交往极密。

谢寿康陪徐悲鸿到庐山后不久，蒋碧微得到谢寿康及时反馈的信息，在母亲陪同下，也匆匆赶到了庐山。

看到岳母陪蒋碧微一起过来，徐悲鸿微微吃了一惊，他的嘴上没说什么，但他知道，在这场夫妻对决战中，他的败势又增添了一份。

徐悲鸿可以不理蒋碧微，但对这位善良又慈祥的岳母，他不能不理。1917年11月，徐悲鸿与蒋碧微携手私奔日本，生米做成熟饭。而在上海蒋家，女儿突然失踪，蒋碧微许配的查家又来逼婚，几乎乱成一团，不得已，只好置一口空棺，以女儿病死为由搪塞过去。一年后，他们从日本回上海，蒋碧微不敢回家，便和徐悲鸿住在旅馆里。岳母知道后，瞒着她的父亲，独自过来看望，见他们经济窘迫，又出资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厢房，帮小两口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

关于在庐山的这段生活，蒋碧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希望。”

转瞬半个多月过去，暑期接近尾声。再过十来天，国立中央大学也要开学上课。

蒋碧微自己不好开口，便撺掇母亲试探徐悲鸿的心思。母亲既然陪女儿过来，自然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于是有意无意向徐悲鸿说，“立秋之后，一天比一天凉，也没有带更多的衣服，怎么办？”

徐悲鸿听出了她的话意，怏怏而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

蒋碧微远远听见，心里一阵窃喜。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仍旧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的爱情观，他的生活观，都注定他无法如此超脱。

在远处，蒋碧微一直在关注徐悲鸿的感情变化，直到大轮拉响长笛，缓缓离开码头，她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徐悲鸿乘坐的江安号离开安庆码头的同时，早早起来的孙多慈，在汪家塘方家大屋，在院子里那株葡萄树下，与父亲孙传瑗，正边吃早点边谈心。早点是安庆特有的侉饼包油条，刚刚在街头买来的，侉饼外脆内软，上面撒有芝麻，一咬一口香。

孙多慈以图画满分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的消息，在安庆，算是特大新闻，自然不胫而走。安庆女中师生，更当是学校荣誉，四处传播。但同时，关于孙多慈与徐悲鸿之间的流言蜚语，也传到了安庆。更有甚者，有人从南京过来，还将刊有徐悲鸿与孙多慈花边新闻的小报带到安庆。孙多慈自然矢口否认，孙传瑗见多识广，虽然不是全信，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忧。

父女俩有一句无一句地说话，但各自都揣有各自的心思。尤其是孙传瑗，面对十九岁的女儿，说轻不行，说重也不行，只能点到为止。其中包括到中央大学后，如何与老师相处。如何与同性同学相处，如何与异性同学相处等。

孙多慈淡淡笑出声来，“你不就担心我在个人问题上不能把握吗？我向你保证，在学校期间，尽可能不与男生接触，如有什么对象，一定先和父亲商量。”

“我也不是反对你处男友，只是……”

“好了啦，我说到就会做到的，你还不相信我吗？”

孙传瑗无话可说。女儿大了，翅膀硬了，做父亲的，已经没有能力再把她掩在自己的身下了。

十一、闺中密友（1）

在国立中央大学，孙多慈的闺中密友只有两位，一位是文学院社会学系李家应，一位是理学院物理系的吴健雄。对孙多慈的情事，两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李家应是坚定的支持派，吴健雄是坚决的反对派。有趣的是，多少年后，两个闺中密友的态度大转换，李家应成了坚定的反对派，吴健雄则成为坚决的支持派。

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日子，孙多慈外出，总是和两个闺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应是孙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离”来形容。“同学中，则李家应女士与吾自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未尝一日或离，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画，以写家应者为独多，亦以写家应者为最逼肖。”孙多慈自己说。李家应比孙多慈大两岁，生于宣统二年（1910），属狗，因而常在孙多慈面前摆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态。孙多慈虽然小一些，属牛，逼急了，就会尖着嗓子反驳，“我是垦荒牛，你是落水狗，你当真还能大得过我？”

李家应老家在安徽含山，父亲李立民与孙多慈父亲孙传瑗一样，也是清末投奔安徽省城安庆的。民国之后，李立民在在安徽政界工作过多年。后到杭州，在浙江省政府工作，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家小一直放在安庆。李家应个头与孙多慈相仿，但略壮一些，性格也更直爽。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个人情感等，也比孙多慈要果断。她的这种性格特点，七年之后在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会长是宋美龄，浙江分会会长蔡凤珍，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夫人。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夏在丽水县碧湖镇成立，在李家应打理下，短短几年，成绩突出。1942年春，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奉宋美龄之命，专程前往浙江第一保育院巡查。这位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服饰华丽的俄罗斯籍女士，对李家应的工作称赞不已。1943年，日军逼近丽水，李家应率保育院迁至云和县，1944年又迁往平阳。尽管条件恶劣，李家应还是带领全院教职员工，垦荒千余亩，办起了农场、畜牧场，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此外，他们还修建校舍，创办工艺组，自己动手织布、做鞋、缝纫、织袜，基本解决了师生生活所需。此时的保育院，实际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农场学校。1945年８月，李家应因身体欠安，离开第一保育院，相处七年的学生闻知，相送三十余里，一路哭声不断。1945年10月，李家应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八年胜利纪念勋章。

当然，此是后话了。

李家应也是193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的，闺中密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而此时，也是孙多慈相对苦恼的时期。于是，更多时候，李家应只是一个倾听者。

正式成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新生，孙多慈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师徐悲鸿对自己若近若远，若即若离，似乎是在有意识疏远自己。那段时间，他极少约孙多慈去他的画室，有时孙多慈自己去了，他的态度也不比往日。虽谈不上是冷淡，但也绝说不上是热情。他总是处在绘画创作状态，与孙多慈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即使说了，也不在路子上。孙多慈很失望，如果徐悲鸿真对自己穷追猛打，她可能无所谓，不觉得这是什么快乐或幸福。但徐悲鸿对自己不冷不热，在感情上，她又一时接受不了，心里面始终空荡荡的。抬眼看头上的天，垂首看脚下的地，感觉都是灰蒙蒙一片。

孙多慈是无遮无掩的人，她的这种情绪，在闺中密友李家应面前，自然都表现了出来。

李家应认为孙多慈爱情之途险象环生。“如果真想和徐悲鸿相爱，在你心理上，至少要冲破三道障碍：一，年龄的障碍，他毕竟比你大十七岁，做得你的父亲了，现在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你四十岁、五十岁时，想想看，他都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你能适应这种年龄差距？二，道德的障碍，师生恋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又是与徐悲鸿这样知名画家的师生恋，负面影响更要加倍。前期你们还没有闹出什么，小报记者就编了那么多花边新闻，如果真有什么故事，还不把一个南京城给炒翻天？三，家庭的障碍。你这边是你父亲的反对，他那边是他夫人的阻挠，尤其是他那个夫人，据说特别凶狠，你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学生，怎是她的对手？”

孙多慈“扑哧”笑出声来，“到底是社会学系的高材生，说出话来，也一套一套的。哪有那么严重，我只是和他交往密切而已，暂时还没有超过师生关系。”

“既然如此，你就不应该在乎他对你的态度。”

“不在乎也是假话，我是学生，当然希望得到老师的宠爱；我是个女学生，也当然希望得到男老师的关爱。人之常情嘛。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期待与他在感情上能有什么发展。”

李家应说，“我有个馊主意，装作听取他的意见，说有男学生在追求你，和他半公开摊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孙多慈不以为然，“这种下三烂的方法也拿得出手，他不笑话你才怪呢！”

“也只是试一试嘛，并不伤害你什么，也许有效果呢？”

孙多慈想想也对，就按李家应教的方法，到徐悲鸿画室，故意轻描淡写地把这事说了。

徐悲鸿并不接她的话头，笑笑，故意说起了另一件事，“昨天还是前天上午，有一位青年，经老朋友介绍，到我这里来，说要学习绘画。我看他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就料想是哪位官宦人家的公子哥。于是我对他说，‘绘画是小技，但可以显至美，造大奇，非锲而不舍，勤奋苦学不易成功。’我又对他说，‘还需要有一种准备，即使你学有成就，在当今的社会里，未免有饿肚子的忧虑，所以还要有殉道者式的精神，必要时要把整个生命扑上去。’那位青年听我说得如此恐怖，凳子也坐不住了，赶紧溜了出去。”

孙多慈先还不明白徐悲鸿的意思，也跟着傻傻地笑了笑，后来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寓意，脸马上红成一团，头低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徐悲鸿走过来，抱住了她的臂膀。“你放心，老师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现在你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身份变了，关系变了，环境也变了，有些事，就必须避一避。这一阶段，外面风言风语传得厉害，我家里那一位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如果真闹开来，徐悲鸿个人得失事小，你的前途事关重大。所以在近两三年内，我想，还是把我们的感情放一放。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精力，都集中到学习上来。你是我极力推崇的学生，如果你的画技两三年没有长进，出不了成绩，你让我对外界，怎么解释这一切？你那图画满分的佳话，岂不真要成为徐悲鸿一生的污点？懂吗？多慈！”

孙多慈是乖巧女孩，自然很快就领悟了徐悲鸿的这番良苦用心。而她更感动的，是他最后那一声亲切的“多慈”，似乎是一盆火，能把她整个身体，都实实在在地融于其中。

十一、闺中密友（2）

后来孙多慈把徐悲鸿的反应说与李家应，李家应也感到敬佩，“徐悲鸿教授是真汉子，一生有这样的男人为知己，死也足矣！”她从心里发出感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孙多慈集中精力投入学习的高峰阶段。晚年她向子女讲述这段往事，总是眯着眼睛，一片得意之情，“那时候，脑子里真的一片空白，除了学习，学习，还是学习。在学校里，我的生活路线基本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图书馆，图书馆——教室——宿舍，甚至星期天也不逛大街。”除了美术专修科的专业课以外，她还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选修课程很满意，他对她说：“胡小石是国学大师，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古诗选》，堪称中国第一。你喜爱古诗词，肯定获益匪浅。徐仲年是我们教授会主席，翻译家，鲁迅的《呐喊》，就是他译成法文推荐到国外去的。盛成的《我的母亲》能不能读好，就看你跟在他后面学得如何了。”又开玩笑说，“宗白华的《美学》，恐怕是出于老乡和前辈的面子才选的吧。”见孙多慈开口要辩，他笑笑道，“当然是一句笑话。在国立中央大学，在美术专修科，不选修宗白华的《美学》，专业课再好，也不能及格。宗白华可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哦！说来有趣，美学界‘南宗北邓’，都是你们安庆人，而且与我关系都不错。‘南宗’宗白华算得上是至交，‘北邓’邓以蜇是书法大家邓石如之后，记得你曾经说过，七扯八算，你们还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呢！前些天去北京，我还专门拜访了邓以蜇，欣赏了他珍藏的完白山人的书法作品，那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康有为说‘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皆能为篆’一点不假啊！有机会去北京，你也要好好学习。完白山人邓石如，在你老家安庆，应该算第一名人啊！”

那时候，中央大学有四位裸体模特，其中一位是上海请来的，另外三位，都是南京本地挑出来的少女。孙多慈习惯了临摹石膏像，第一次面对真人，多少还有些不自然。一些男学生的眼光，也怪怪的另有一种色彩。徐悲鸿对模特很尊重，上课之前，总是向模特行注目礼。他也要求学生们对模特的献身艺术的精神表示尊重。

圈外的人对模特总有其他的联想，不少外系的学生谈至此，还有一些不理解，那天在食堂，几位同学为此相争，有一位老夫子居然怒气冲冲，“既然是实物写生，为什么偏要裸体人物？狗啊猫的，也同样可以用嘛！”

孙多慈在这边桌子吃饭，本来可以不多事，但听至此，实在忍不住了，立起身来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这是徐悲鸿授课时的原话，孙多慈在此只是照搬，但合乎情合乎理，掷地有声。

争论的几位同学不出声了，一起转过头，呆呆地看着这位冷美人。

后来孙多慈拿此事在徐悲鸿面前表功，徐悲鸿果然高兴。又感慨说：“现在的社会，封建残余思想盛行，鼠目寸光者，少见多怪者，比比皆是！尽管不合时代潮流，但想彻底转变，也非易事。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共同努力吧。”

这年年底，徐悲鸿一家搬进傅厚岗6号新居。

吴稚晖出资为徐悲鸿买下的这片宅地，在鼓楼坡之北，之前是一片荒凉的坟地。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随“建设新首都”计划启动，南京地产业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地价飞涨。三千块大洋在当时不算是小数目，但在傅厚岗，也只能勉强圈下两亩地。南京老人回忆傅厚岗，都记得徐悲鸿公馆内的两棵大白杨，树干有十数米高，树冠如盖。徐悲鸿新建的画室，就坐落在两棵白杨的树阴之下。类似的巨大白杨，南京城只有三棵，另一棵在城南。当时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火车徐徐驶进下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们。

徐悲鸿公馆未落成之前，孙多慈拉着李家应来看过多次。这是栋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建筑主体为欧式风格，但中间又糅进了有中国传统的庭院色彩。别墅下为客厅、餐厅，上是主人的卧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为宽敞的庭院，四周以篱笆筑成隔墙。

孙多慈她们并不敢走近，立在街的这一边，遥遥相望。更多的时候，孙多慈一站多时，半天不想移身。李家应就笑她，说：“又动起你那小心思了吧，是不是急着进去做女主人？”

孙多慈就用胳膊捅捅她，“去，把我想得那么俗，至于这样吗？”

李家应说：“想做女主人有什么不好，这是你们感情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最终结果。作为你闺中密友，我也想在这样的公馆进进出出啊！”

孙多慈低下声和她商量，“先生要搬新居，我这个做学生的，总得要表示表示吧？可送什么好呢？一般的东西，先生看不上。太招摇太显眼了，让师母知道了，又会不容忍。你脑子灵活，帮我给拿个主意吧！”

李家应想想也是，但脑子转了半天，也不知送什么合适。

孙多慈说：“我倒是有个谋划，自知也还算是个绝点子，但不知……”

李家应开玩笑地说：“不会是安庆地方特产胡玉美蚕豆酱吧？”

“去！”孙多慈伸手打了她一下，“要是送几箱胡玉美蚕豆酱，再配上师母的陈年老醋，那先生可就够受了！”

两人当街哈哈大笑。

之后孙多慈认认真真地说：“我盘算着，先生公馆有这么大的院子，送他一些枫树苗，让他栽在院子里，如何？”

李家应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既特别又有新意。到秋霜季节，踱步于庭院，看一树红叶，徐悲鸿教授马上就想到了你。而他夫人，即便知道是别人送的礼物，都不会想到是你这个小丫头送的。不仅仅如此，随枫树一年年长大，一年年长高，你这礼物的意义，就越发凸显出来。到我们老了，不在人世了，你对徐悲鸿的这份心思，仍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但她仍有一些担心，“可是，你这些枫树苗哪来呢？”

孙多慈显得十分得意，“那就是我老爸的事了。安庆有个农事试验场，在皖江公园内，他应该有办法吧！”

当搬运工人将从安庆运来的数十株枫树苗运到傅厚岗时，徐悲鸿也大吃一惊。之前孙多慈说是有特别礼物相送，他并没有在意，估摸着也就是瓷器、玉雕，或者古籍善本什么的，因为她父亲在安庆，有此雅好，据说李氏“慎余堂”的藏书，有好多就转到他手上了。没想到孙多慈出手的礼物，看似大俗，实则大雅，让人喜出望外。想想看，曾经是一片荒坟的徐悲鸿公馆，有数十株红枫在其中点缀，三五年之后，将是道什么样的醉人风景？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有此大礼，”徐悲鸿和孙多慈开玩笑说，“我还真需要配部好车，不过这车，怕是四个轮子满地跑的新式汽车了。”

十一、闺中密友（3）

“也不一定要车，”孙多慈也随着徐悲鸿的思路前行，“‘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同样也是一种境界。《山海经》说，‘黄帝杀蚩尤于黎山，弃其械，化为枫树。’这不好，半夜散步，蚩尤出来，恐怕要吓坏先生。我喜欢《西厢记》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秋长天高，云轻风淡，红枫婆娑，青竹扶疏，弯弯一条青石路，移步其上，低唱浅吟。那种感受，天不醉人人自醉啊！”

徐悲鸿半日不语，之后轻轻叹了口气，“果真有这一天，能与多慈一起在枫林间散步，那悲鸿就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神仙啦！”

可惜这数十株枫苗，栽下不到半年，5月初，立夏前后，蒋碧微趁徐悲鸿赴上海为张大千祝寿之际，吩咐园丁把它们全部砍了。也就在那些天，她请来园林工人，在园内突击移种了多种观赏植物，如梅，如桃，如李，如柳等。院内草坪上，也植上了新草皮。草坪中间，撑起了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放有圆桌和藤椅。

徐悲鸿从上海回来，一切都变成现实。

蒋碧微向徐悲鸿解释说，“大家都说我们公馆和院落风格不大协调，我一看也是，就没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小的变动。因怕耽误你的创作，所以让园林工人抓了点紧，趁你不在家的几天，把它突击完成了。不少朋友来看了，都说有法兰西浪漫色彩，也确实，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国巴黎的感觉。”

徐悲鸿闭口不语。他从蒋碧微笑容背后，知道她一定弄清了枫树的来历，所以才采取如此“斩尽杀绝”的行动。但她不说破，你也没有办法戳穿她。这也是蒋碧微或高超或阴损之处，明明知道徐悲鸿不同意，也不与他商量，先斩后奏，办好之后，才一脸堆笑告诉他。但她的态度，仍是满心虔诚，似乎对徐悲鸿，绝对惟命是听。

徐悲鸿的怨气，只能暗暗发泄。此后向别人介绍公馆，他总是以“无枫堂”而笑之。他的闲章中，也多了一款“无枫堂”。这一阶段，他的画作常以枫树为景，而画后，必钤上“无枫堂”印章。蒋碧微看见了，知道他是在泄心中之怒，虽也恼火，但绝不敢吱声。时间长了，她还是忍不下这口气，总是借赏画之机，挑些“无枫堂”的毛病。徐悲鸿毛了，一气之下，干脆改“无枫堂”为“危巢”，并专门做了篇《危巢小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其实徐悲鸿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无枫堂”已经充满感情危机，这个勉强维持的家庭，危如累卵，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轰然倒塌。

搬进傅厚岗6号后，孙多慈去徐悲鸿画室的次数就少多了，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敢独自过去。随艺术专修科的同学自然来过多次，但只要看见蒋碧微，就缩着头挤在人群最后面。在徐悲鸿新画室，孙多慈最感兴趣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副对联，右为“独持偏见”，左为“一意孤行”，横批是“应毋庸议”。字如斗大，气魄雄健，似乎在宣泄他一腔的怨气。孙多慈暗暗想，这个“独持偏见”，这个“一意孤行”，恐怕就是指他对与自己的那份淡淡情感的态度吧。

孙多慈的另一位闺中密友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届，但不同系。吴健雄1930年初进中央大学时，念的是数学系。后来她到图书馆看书，翻阅到有关X光、电子、放射性、相对论等方面的书籍，一下子便被伦琴、贝克勒尔、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给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第二学年，她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到了物理学系。

当年国立中央大学，班有班花，院有院花，校有校花，每个系还有自己的系花，吴健雄秀丽聪慧，是物理系的系花。孙多慈文静温和，是艺术专修科的系花。系花对系花，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相见。

国立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在北极阁山下的石婆婆巷，是学校向教会租用的楼房，东、西、南、北共四栋，房间大小不一，大的住有六人，小的只安排了三个同学，也还有单身宿舍。吴健雄初入学时，住南楼，是三人间，后为专心念书，又搬至南楼后的小平房。同学因此戏称她为“南楼琼花”。但吴健雄是典型读书型女学生，在学校，不是上课，就是在实验室，或是关门在宿舍用功，很少有社会交往。

孙多慈早就想与吴健雄结识，只是没有合适机会。后来在图书馆，临座有一位女同学，姓刘，也是理学院的，两人相聊，就说到吴健雄。对方和吴健雄不仅相识，而且还是要好的小老乡。也是个热心人，听说孙多慈想结识吴健雄，二话不说，拉起孙多慈，就要领她去吴健雄宿舍。

孙多慈有些犹豫：“我们这样冒冒失失，人家一定很反感吧?”

“谁说呢，吴健雄热情开朗，对你仰慕已久，也想和你认识呢！”

初次相识，礼节性的见面，双方并没有深聊。但两人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不仅仅如此，此后两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包括后来结成儿女亲家，都在这一次见面中，埋下了长长的伏笔。

孙多慈晚年曾写文章称赞吴健雄：“远在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我们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那时的健雄是一个娇小玲珑，活泼矫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苏太仓人，一双神采奕奕的眸子，灵巧的嘴唇，短发，平鞋，朴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两百左右的女同学中，她是显得那样地突出，当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标，不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为她神魂颠倒呢。”

半个月后，孙多慈去教务处领取奖学金，正好吴健雄也过来领奖学金，两人再次相遇。从教务处出来，两人肩并着肩，手拉着手，就已经无话不说了。那个阶段，孙多慈因徐悲鸿有意疏远，思想上有些苦闷，神情怏怏，水色不是很好。细心的吴健雄观察到了，便把孙多慈悄悄拉到一边，指指她的脑袋，问：“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孙多慈红着脸，“没有啊，我这里能有什么问题？”

吴健雄说：“你的那些风言风语，全校都知道，我吴健雄能充耳不闻？说，是不是徐悲鸿教授欺负我们多慈了？”

孙多慈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浑浊，但也绝不是一潭清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说有‘爱’，不确切，说没有‘爱’，也是一句假话。”

吴健雄与孙多慈同岁，虽同样是花季少女，但远比孙多慈老练精干，为人处世也有章有节。两人第一次相见，孙多慈就有了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甚至可以交心的感觉。

十一、闺中密友（4）

这天吴健雄破例没有读书，两人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来来回回，走了两三个小时。从生活到学习，从理想到情感，几乎聊了个底朝天。特别是孙多慈，与徐悲鸿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都竹筒倒豆子般向吴健雄说了。

吴健雄态度十分明确。“徐悲鸿是优秀画家，是血性汉子，也是温柔情人，确实值得女人去深爱。但这个女人，不应该是你孙多慈。想想看，你还年轻，你的前途远大。这样不明不白卷入感情漩涡，是不是太早了些？”不仅仅如此，她还为孙多慈的处境深深担心，“徐教授夫人是出了名的厉害角色，你一个女学生，弱女子，哪是她的对手啊！”最后她给出的结论是一个字，“断”。并再三强调，“现在的局面，乱如一团麻。作为当事人，你一定要面对现实，当断则断，不然的话，近则影响你的学业，远则影响你的前程。”

孙多慈也觉得吴健雄的考虑在情在理，但真让她下决心，也不那么简单。已经迈向感情漩涡的这只脚，想及时抽回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是件容易事啊！

1932年底，徐悲鸿与刘海粟发生激烈的口水大战。

刘海粟举行“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一位叫曾今可的文人，为展览写了个序，发在《新时代》第三卷第三期上，文中说：“国内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

11月3日，徐悲鸿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浜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为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悫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鄙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并指责对方：“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

11月5日，刘海粟也在《申报》刊登《刘海粟启事》，称：“图画美术学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知，此非‘艺术绅士’如徐某者所能抹杀。且美专二十一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同日，《申报》还刊出《曾今可启事》，说：“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处。”

11月9日，徐悲鸿在《申报》再次刊登《徐悲鸿启事》：“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增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敬，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孙多慈身为局外人，但她的愤怒，绝不亚于徐悲鸿本人，那些天和吴健雄闲聊，总是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有时候吴健雄故意激她，说不管如何，刘海粟也是当今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厚此薄彼，不是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一个学生应持的立场。孙多慈就满脸通红，辩解说：“他的成就怎么能和先生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如果他真有自己吹嘘的那番成绩，为什么不请他来中央大学任教？”

看到孙多慈如此认真，吴健雄忍不住就笑起来，“还说对徐悲鸿教授无所谓呢，你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把对他的爱意表现出来了！看来我的劝说毫无用处，在个人情感的漩涡里，你已经连身子带头，全部被卷进去了！”

孙多慈的话头戛然止住，就笑，脸如三月桃花。

十二、四川同学屈义林（1）

1933年4月12日，星期三，孙多慈还在学校上课，下午两点多钟，父亲孙传瑗到国立中央大学来看孙多慈。

“爸爸，你怎么来了？”孙多慈一脸惊讶。

“正好来南京办一些事，想起今天是你二十一周岁的生日，就绕到这边来了。”孙传瑗说，“正好也代表你妈妈和你哥哥，陪你吃碗长寿面呀！”

“还是爸爸有心，始终挂念着女儿！”孙多慈快活地尖叫起来，也不顾在场的同学，上前一把抱住了父亲。

这之前，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三，徐悲鸿携夫人蒋碧微，由上海乘法国ANDRELEBON号轮船，前往欧洲举办中国绘画展览，第一站就是法国巴黎。寒假之前，徐悲鸿就把行程安排告诉了孙多慈。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又收到徐悲鸿寄来的明信片，叙述在船上，副船长TEULON先生带他们参观舱内机器的印象。“则舟中咸水淡水冷热水之置管，一切电器之衔接，气象所指，历程所经，时局变迁，商情起伏，凡有便利，靡非人为。纯乎一城市设计，而不容有一隙闲地者也。方之世界五七万吨大舟，此仅二万四千吨之中型耳，其结构精密完美已如是。而此类造船师有多量杰作，流行于世，世人身受其惠者且不可胜计，顾其名不为人所知，亦无人询问其名者。而末世之艺术家，画几枚颠倒之苹果，畸形之风景，或塑长头大腿之女子，便为有功于文化。两两相较，其道理不特恒人所不解，即不佞亦深为惶惑者也。惜此类艺术家，无是机缘，令人一度自省也。”简简单单的一次参观，徐悲鸿凭艺术家的敏锐力，举一反三，引出作画的道理，也引出做人的道理。孙多慈反复读来，对徐悲鸿更心生敬意，但也由此加重对他的思念之情。

父亲孙传瑗的出现，让她那愁苦之心，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孙传瑗本是想让女儿“情调”一次，寻一家西餐厅，上一盘生日蛋糕，点二十一根蜡烛，再让她为未来的生活，默默许上一个愿。但孙多慈不稀罕这种浪漫，“如果请我吃西餐，还不如请我去夫子庙，来南京一年多，我都快馋死了，从来没有畅畅快快吃过那些小吃。”

于是父女俩坐车赶往夫子庙。

孙传瑗虽然来南京多次，也来过夫子庙，但像这种形式逛街，还是头一次。女儿孙多慈到底还只有二十一岁，不仅爱吃，会吃，而且能吃。沿街各色小点，只要看上去舒服一点，她都要来上一点。逢味道特别的，还转过头，硬要往父亲的嘴里塞上一口。转了一下午，天黑了，灯亮了，她的吃兴依旧不减，几乎所有小吃摊，都要驻足看一会。孙传瑗跟在后面付账，虽然有些累，但幸福，快活，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

南京的小吃以“小”为特色，不讲究排场，但讲究口味。外观在其次，能不能“吃”，好不好“吃”，这才是最重要的。徐悲鸿曾经向孙多慈说过，南京人的吃，可以“刁钻古怪”来形容，同样的小吃，到南京，不同的佐料，不同的做功，不同的火候，吃出来的味道，也就大不一样。

转累了，吃足了，问及感觉，孙多慈嘴里只蹦出两个字，“深刻”。

孙多慈的“深刻”，能说出道道。多少年后，战乱动荡，父女俩流落到浙江温州，回忆起南京小吃，孙多慈还能把当天吃过的东西，生动传神地表述出来。

孙多慈说，“糖粥藕”要的就是那份香甜，糯米熬出来的粥，虽汤稠如浆，但米粒分明。藕为大节，入碗前，切成薄片，加以红糖，拌入粥中。淡紫色，深褐色，淡绿色，色色入眼，香香入鼻。孙多慈又说，“蟹壳黄”要的则是那份香脆，同样是烧饼，它的揉面之工多了一分韧劲，它的烘烤之力多了一分巧劲，形如螃蟹，色似蟹壳，一咬即碎，香溢满口。孙多慈还说，“卤茶蛋”不是什么鸡蛋都能用的，真正的食家，非要当年母鸡的头生蛋不可。先是泛煮，后去壳，划口，然后加各色调料文火慢煮，这时候拼的是耐心，没有七八个时辰，香味根本透不进去。“回卤干”更是孙多慈的心爱，豆腐剖成薄片，油炸成形后，加料回煮。用的也是文火，越久味道越好。最绝之处，是料中要放黄豆芽，以取其清香，取其鲜美。“南京干丝”看似普通，但能做到“嫩而不老，干而不碎”，那就是厨中高手了。豆腐自然需要特制，没有韧劲就没有嚼头。干丝切得要细，细还不能断，一筷子夹起来，有形有物。再浇上小磨麻油和“三伏抽秋”酱油，就能诱出你的口水了。南京干丝有好多种，简单的，只分素荤，复杂的，则延伸出烧鸭干丝、开洋干丝、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等等，不胜枚举。以豆腐为原料的小吃，最有名的当是“豆腐涝”，南京声音拐，听上去又是“都不老”，也有叫做“豆腐脑”、“豆腐花”的。“豆腐涝”不是南京独有的小吃，但是在南京，加入虾米、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多种佐料后，色泽亮了，口感醇了，咸淡辛辣，恰到妙处。

当然，到南京，最不能不吃的，就是盐水鸭。父女俩在夫子庙安排的压轴戏，就是这道南京名吃。酒店叫“小雅轩”，窗外便是夜色中的秦淮河，春柳绕岸，灯笼高悬，悠悠竹丝弦乐，顺河水轻轻飘过来，有诗情，也有画意。一盘盐水鸭上桌，先看到的白嫩之色，后闻到的是鲜美之香，父女俩都忍不住伸出筷子。一口咬下去，果然肥而不腻，酥软香嫩。不过南京的盐水鸭，中秋前后才是极品，因是桂花盛开季节，又称“桂花鸭”。《白门食谱》记载：“金陵八月时期，盐水鸭最著名，人人以为肉内有桂花香也。”

孙传瑗要了半壶老酒，两杯下肚，脸上便有了醉意。“父亲此次来南京，还想和你说件事。”他的眼中充满慈爱，“今天你满二十一岁，吃过这餐饭，也就是二十二岁的人了。老大不小的，个人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考虑？”又说，“爸爸妈妈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只要你自己满意，以后在一起能好好过日子就成。”

孙多慈一块盐水鸭咬在嘴中，含含糊糊答道，“你放心，我自己的事，我会把握的。”

孙传瑗故意打岔，“怎么，有意中人了？快跟爸爸说说，是不是中央大学的同学？”

“没有啦！”孙多慈脸上泛起红晕，“我是说我会把握的。”

孙传瑗说：“如果说条件相当的同学，你也确实可以考虑。你妈妈也希望暑假能带一位回来给我们看看。”

孙多慈撅了撅嘴，“干什么嘛，怕我嫁不出去？”

十二、四川同学屈义林（2）

孙传瑗笑笑，把话头转向了徐悲鸿。“报上说徐教授带夫人又去欧洲办画展去了，怕一年半年不能回来吧？”又故意加重语气，道，“徐教授的夫妻关系真的美满，每次去国外都与夫人同行，让人羡慕呀！”说这话时，他的眼光一直放在女儿的脸上，想看看她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变化。

父亲问这话时，孙多慈确实心动了一下。徐悲鸿与夫人同行，半年一年不能回来，自己有必要把那一份感情放在他的身上吗？也许自己是该如父亲所说，尝试一下和其他男同学深层次接触，或许从此能将徐悲鸿忘掉？而更重要的，那一刻，她突然看到了父亲两鬓悄悄生出了白发。“平生爱女胜爱男”，面对这样的慈父，她怎么能忍心伤害他那颗已经苍老的心？

后来孙多慈把自己的这个念头，悄悄说与李家应听，得到了李家应的大力支持。“你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也觉得你没必要把心思放在徐悲鸿身上。有合适的男性朋友，你也不妨处处看，也许能得到不一样且更能让你深刻的感受呢？”说到这里，她抱住孙多慈的肩膀，贴在耳边追问，“会不会已经瞄准了对象？我看你一定是瞄准了，说说看，是谁？”

孙多慈笑而不答，她的心中，确实有一个对象，这就是四川同学屈义林。

最早知道“屈义林”这个名字，也是从徐悲鸿的口中。

屈义林与孙多慈一样，也是1931年夏报考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的，不过这位来自四川的考生，报考的是西画组，并想直接进入三年级。在此之前，屈义林就读于成都高师和上海美专，后者是私立学校，按当时规定，私立学校的学生，没有资格报考国立学校。而在成都高师，屈义林读的是国文部，国文部的成绩，又不能转入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屈义林失望之余，更有几分苦恼和彷徨。就是在这种情境中，屈义林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抱璞空山，寻师万里，愿借阶前尺地，小试英才；莫令一纸空文，有负贤望。”字里行间，言辞真切。徐悲鸿被深深打动了，当即回函，同意他缓交转学成绩，先行取得考试资格。

孙多慈和屈义林在同一素描考场，他们都记得，那天徐悲鸿特别庄重，身着一套深青色西服，胸前打着黑色领结。快步走进考场后，他用威严但又充满慈爱的目光，将考生巡视了一遍。那天的素描对象，是位短须老人，老人半裸上身，坐在一张条凳上，搭在膝盖处的右手，捏着一杆黄烟袋。左手轻抵在大腿上，仿佛正在沉思未来生活。素描考试要求，所画人像大小和位置要适当，人物动态及其形体结构与比例要准确，并要求通过明暗调子，突出素描对象主体。当日考试完成，次日上午成绩和试卷同时公布，孙多慈列在第一位，紧接其后的，便是屈义林。

但孙多慈与屈义林交往不多，孙多慈是徐悲鸿的门生，屈义林是潘玉良的高徒，不在同一间教室，偶尔相遇，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如老掉牙的故事一样，他们的相交，也是从图书馆开始的。据屈义林晚年回忆，那天他来中央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一抬头，看见孙多慈在另一侧做功课，两人便对视一笑。那天图书馆人不多，四处都有空座位，但孙多慈坐的那张桌子，不一会就挤满了男同学。自然看书是假，看“花”是真。孙多慈也发现了其中异常，收拾起书本，移身到屈义林身边坐下了。

“每次都是这样，只要你到图书馆来，总有些男生要往你身边粘，甩都甩不掉，烦死人了。”孙多慈向屈义林解释。

屈义林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何况你相貌出众，才华出众，是中央大学排得上座次的校花，仰慕者自然多了。”

孙多慈带着微微恼怒的神情，轻轻瞪了他一眼，“别人笑话我，你怎么也笑话我呢？”

屈义林急得脸通红，“没有，我说的是真话呢！”又问，“每回都和你在一起的密友呢，今天怎么放单飞了？”

“你说李家应呀，她是我的老乡。她呀，重色轻友，今天和男朋友约会去了！”说到这儿，半掩着嘴，悄悄道，“待会我回宿舍，你做一回临时保镖，如何？”

屈义林自然求之不得。

孙多慈说，“我读过你的一篇文章，里面好像有两句诗，‘国破家亡亲老病，情天孽海佛修持。’很有感染力。”

那是屈义林写的《游杭写生日记》，全文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刊上。孙多慈说的诗，就是其中的《谒曼殊墓》，全诗共八句，“断桥髠柳夕阳迟，剩墨犹怀燕子师。国破家亡亲老病，情天孽海佛修持。袈裟点滴胭脂泪，江海才华性命丝。异代几人同索寞，荒台留我不胜思。”知道孙多慈也关注自己的这篇文章，屈义林很兴奋，“我的那些文字，摆不上桌面的，让你见笑了。”

孙多慈说，“我原来也喜欢文学，中学时，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过文章。本?上中央大学，是准备报考中国文学系的，因为没考上，所以才转报艺术专修科。”

因为有这一次接触，两人的交往，就频繁而自然了。

屈义林把他们的见面，戏称作“单飞”，单飞的地点，或是图书馆，或是工字楼素描教室。只有一次意外，孙多慈居然寻到屈义林他们的第五宿舍来了。孙多慈住在北极阁山下石婆婆巷的女生宿舍，与第五宿舍相隔有两华里，沿鸡鸣寺附近的小路，过铁道，还要穿越农场的一片菜地。那天孙多慈穿一件粉红色上衣，下罩深色底彩花宽敞长裙，头上还插有一朵朱红小花。孙多慈平常多淡妆素裹，是出名的素面美人，今日艳妆浓抹，则有另一番娇艳照人的风采。第五宿舍的男生一片惊呼，全涌到走廊外，眼巴巴看着她落落大方地走进屈义林的寝室。

孙多慈此次的借口，是向屈义林借阅《美学》笔记，但她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李家应认识屈义林。

不多久，李家应也尾随而来。

十二、四川同学屈义林（3）

李家应对屈义林的感觉不错，就是嫌他一口四川话粗声硬气。反过来，孙多慈和屈义林接触越多，越是找不到感觉。她把他称之为稚气未脱的奶油小生。

1934年4月，艺术专修科西画组二十余名同学，由潘玉良带队，前往北平旅游写生。孙多慈本不想去，但见屈义林真情相邀，最后还是同意了。写生队的团长是吴鸿翔，副手便是屈义林。吴鸿翔高孙多慈一届，在艺术专修科，也是出名的才女。相比之下，吴鸿翔口能说，手能做，特别精明能干。临出发的那天早晨，写生队的同学都坐上大汽车了，孙多慈却久久不见人影。后来李家应气喘吁吁跑过来，说孙多慈生病了，高烧不退，现正去医院看病呢，不能随队前行了。吴鸿翔对孙多慈本来就有一种抵触情绪，有此由头，更是借题发挥，把孙多慈数落了一番。屈义林自然为孙多慈说话，红着脸和她争了几句，两人为此还闹个不快活。

此事后来让孙多慈知道了，过意不去，硬借此理由，请屈义林吃了一餐饭。本来也邀请了李家应的，但李家应说不想当电灯泡，回绝了。

那之前，北平旅游写生队的作品，在《黑白画刊》上出了一期“北游写生专辑”，屈义林发的是水墨《牛车图》，画上的题款，生动而风趣地道出北行印象：“三石麦，五匹布，换来驴马帮牛步。一旦风沙起，移山复改路。南人不识北人情，请听牛车呜咽哭！”孙多慈虽然没有去北平写生，也有一幅黑白画《美人鱼》在专辑上发表。画面以黑为底色，人身鱼尾的美人鱼，独坐海边礁石，一把七弦琴，轻弹慢拨，余音袅袅，与一钩斜月相环，与四卷浪花相涌。美人鱼的身躯和面庞，以及整个画面的意境，无处不体现着一个“美”字。后来这期“北游写生专辑”，经法文教授徐仲年推荐，又在上海《美术生活》以专刊形式推出。

席间，屈义林谈到了孙多慈的《美人鱼》，问：“你怎么突然生了这个构思呢？”

孙多慈笑笑，道：“自张华《博物志》讲述美人鱼故事以来，文坛那些作家，个个都喜欢用此典故。倒是我们绘画，以美人鱼为题材的不多。想到了，觉得很美，就画了，没有其他。”

屈义林本想和孙多慈开玩笑，说她就是那条美人鱼，但话到嘴边，看孙多慈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望着自己，又低垂下来，闪动着长长的睫毛，好像陷入深思，便咽回去了。

“这位内敛而宁静多感的才女，可能还不知道，那波谲云诡的茫茫人海，正张着巨口等待每一个年轻纯洁的美人鱼呢！”晚年屈义林回忆至此，还忍不住发出深深感叹。

这年暑假，孙传瑗让女儿陪自己上庐山，说是避暑，其实是为孙多慈提供一个写生机会。孙多慈专门从庐山给屈义林寄来一信，信中有她对庐山的感受，“难得清游陪杖履，好从真面仰银河。”在信末，她有意无意附了一句，“不知义林同学有无游兴？”

孙多慈是个细心的女子，她的这种安排，说到底，就是做给父亲看的。可惜屈义林当时正忙着落实工作，回信表示了歉意。“我只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穷学生，在名门世家的老先生面前，难免有许多拘束。而且，这时我在中大刚毕业，何去何从，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因此，我迟疑几天后，才简单作复，说我事忙不能去庐山。”晚年，在自传《义林奇遇九十年》中这样记述。

而孙多慈，接到屈义林的回信，反倒轻松地舒了口气。后来她与李家应谈到此事，说自己虽然对屈义林没有反感，但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对他产生爱意。她总觉得屈义林缺乏男人应有的宽广胸怀和胆略。而这种宽广胸怀和胆略，似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李家应就笑，说，“你呀，这是典型的恋父情结。”

孙多慈伸手打了她一下，但想想，自己对徐悲鸿的那份依恋，似乎生来有之，也许真的是从父亲身上转移到徐悲鸿身上来了？

索性什么都不想。

关于这段感情，屈义林后来写过两首《梦中杂诗》，一首为：“问字寻幽人似玉，颠肠倒肺语如莺。鲛绡漫掩青珠泪，蟾阙空留朗月明。”另一首为：“两鬓清霜满面尘，年年旧梦与愁新。合是相忘莫相忆，春风野火遍啼痕。”

1934年夏末，徐悲鸿与蒋碧微由苏联返回中国，8月17日，他们乘坐的皇后号抵达上海新光码头。20日，他们回到阔别二十个月之久的南京。22日，南京文艺界召开欢迎大会，陈树人、褚民谊、张道藩、罗家伦，以及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全体师生，文艺界代表谢寿康、许士祺，加上新闻界记者，共九百余人，参加了欢迎大会，宗白华致欢迎词。

欢迎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心情和别人不一样。这两个人，一个是孙多慈，她的目光始终放在徐悲鸿的身上。另一个是张道藩，从始至终，几乎是不眨眼地注视着蒋碧微。

这是徐悲鸿与蒋碧微婚变的另两位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