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编　青少年时期

第一章　贫困之农家子

第二章　随母到檀香山

第三章　四大寇

第四章　上书李鸿章

第二编　兴中会前期

第五章　组织兴中会

第六章　第一次武装起义

第七章　伦敦蒙难

第八章　三民主义的创立

第九章　对菲律宾独立党的支援

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第十一章　第二次武装起义

第十二章　与保皇党的论战

第十三章　联合洪门会

第四编　同盟会时期

第十四章　同盟会的成立

第十五章　连续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第十六章　发动黄花岗起义和流亡美洲筹款

第十七章　武昌起义后的外交活动

第五编　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十八章　就任临时大总统　组织共和国政府

第十九章　历史性的错误——让位于袁世凯

第二十章　着手经济革命　要富强中国

第六编　为捍卫共和国政府继续奋斗

第二十一章　二次革命——无力的反抗

第二十二章　组织中华革命党　发动护国战争

第二十三章　护法斗争第一次失败——桂系军阀的排挤

第二十四章　护法斗争第二次失败——陈炯明的叛乱

第七编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首次国共合作

第二十五章　改组国民党

第二十六章　开辟革命新局面的战斗旗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第二十七章　粉碎帝国主义的颠覆——镇压反动商团叛乱

第八编　北上和逝世

第二十八章　为召开国民会议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北上

第二十九章　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附录

注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传／李凡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308-09153-4

Ⅰ．①孙…　Ⅱ．①李…　Ⅲ．①孙中山（1866～1925）－传记　Ⅳ．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0212号

孙中山传

李　凡　著

丛书策划　黄宝忠

丛书主持　葛玉丹　宋旭华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彭若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617千

版印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153-4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新版序

本书原版问世后，承蒙海内外媒体、专家、学者、广大读者关注，《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长沙晚报》、《中山大学校报》、《北京教育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先后发表本书出版的消息和评介文章。

1991年9月，全国第四届书市列入了十大畅销书之一。之后，又连获孙中山基金会、北京市、华北地区、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图书奖、普及历史读物奖等八项奖。

对此，作者仅以为是对自己的勉励与鞭策，将以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研究成果回报各界。

读者的热情支持，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1992年7月《北京书讯》报导，一位天津读者，在邻居家读过本书后，他来到“海门之春”图书展销会，一下买了几册，他说：“我在邻居家读过这部书，这部书写得好，真实传情，现在，我给单位买几本带回去。”

还有一位读者，读过拙著后，开始搜集登载孙中山事迹和与孙中山有关的史料报刊、书籍，自己阅读后，要赠给本书作者，用以对本书的扩充、增修，想要更多的人了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更多的感人事迹，又怕转交遗失，要亲自交给作者，过了一年才见到作者。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个热线，作者与读者之间也该有个通话的便利，热线是13717589512。

一般读者没有条件、精力、时间，把读后感写成文章找报刊发表，只能通过与作者的对话表达被作品激起的情感包括读后心得、意见、要求、希望，作者都愿听听每位读者的感受评论。

各界读者朋友愿更多了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事迹，作者遂增补、扩充、重写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中许多方面的内容。

在取材上，仍以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的先烈、先辈们的回忆记述为依据，也汲取、参考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编撰的重要文著。凡参考征引的各种著述文章，皆列于本书正文之后附录中，并且也注明出处。此版因篇幅、时间所限，未能逐个列出，有待再版一一标注，请予谅解。

由于水平限制和学识谫陋，难免有所错误疏漏之处，请专家、学者、读者不吝教正。

李　凡

辛卯年春于北京

序

作者在青少年时代由于对孙中山先生伟大业绩的景仰，即已开始广泛搜存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图片和有关史料。大学毕业以后便起例发凡、编年辑事、广征博引、钩散采轶进行深入研究。费时十余年本书方抵于成。

我很高兴能于本书出版之前得到优先阅读的机会。本书撰著谨严、叙述翔实、生动具体、内容丰富，孙中山先生为拯救祖国、振兴中华而艰苦卓绝奋斗一生的光辉事迹和崇高品德，通过作者的笔触，历历呈现于读者眼前，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和伟大人格，令人景仰不已。

本书的问世，不仅仅是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也是对振兴中华、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广大读者的策励。

朱信泉

1990年8月

前　言

孙中山从革命中走来，在革命中离去，一生仅59个春秋。由于他一生为“登中国于富强之域”、“出斯民于水火之中”不停息地组织革命活动和一生坚守高尚的人格，所以孙中山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嘉言懿行。其业绩，与山河共存；其风节，与日月同辉。他是一位举世敬仰的伟人。

孙中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鲁迅说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孙中山是跨越两个时代的有着国际影响和声誉的伟大革命家。19世纪末，在外国侵略者和腐朽的清政府双重压榨奴役下，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孙中山点燃了“倾覆满清，建立民国”的第一炬火把，给苦难的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以救国救种为志”，奔走呼号，鼓荡风潮，“满清之武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在踔厉坚忍、百折不回的发动组织之下，附和日众，人心所向，使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孙中山”、“共和”、“民主”、“推翻清朝”成为同义语。它们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侨投向了改造中国的革命运动，汇成了一支遍及国内外的同盟会革命大军，终于在1912年推翻了清政府268年的血腥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帝王的统治历史，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开辟了亚洲民主共和制度的新纪元。

到了中国现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又带领人民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不懈的斗争，直到心血耗尽，生命终止。

周恩来说：“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前一个革命阶段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亚洲许多实行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国家，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1]

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许多国家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论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在国际上的深远影响。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当时任人民社会同盟主席）说：“他的哲学思想，在所有亚洲国家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孙逸仙将属于全亚洲。”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当时任总统）说：“孙中山博士是历史上一位伟大人物，他的功绩不仅播及中国人民，也播及全人类。”印度的尼赫鲁（当时任总理）说：“在我们心目中，他不仅是中国伟大领袖，也是为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一位伟大的亚洲人。”越南的胡志明（当时任民主共和国主席）说：“我们越南人民，深切崇敬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和崇高道德。孙中山毕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活动，曾大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胡志明对孙中山极为敬仰，他把孙中山像和马克思像并挂在他的办公室内。他早年还把孙中山的三大主义译成越南文，作为他领导的越南革命青年党的政治纲领。[2]缅甸的吴努（当时任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说：“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人民一位领袖，同时也是为全世界特别是为亚洲树立了榜样的一位领袖。……在我们国家里，他的名字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且受着深切敬重。”埃及的纳赛尔（当时任总统）说：“他的斗争，不仅给了他的人民而且也给予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和觉悟了的人民以鼓舞和力量。”巴基斯坦的米尔扎（当时任总统）说：“孙中山在本世纪的上半世纪是体现了东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的先驱。”丹麦的汉森（当时任丹中文化协会主席）说：“他的名字和事业永远鼓舞着各国人民争取自由不懈的斗争意志。”

中国是孙中山的故乡，我们更应该全面了解孙中山。要了解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也必须了解孙中山。

本书于1978年正式动笔，原书名之所以称为“全传”，意在力求叙述孙中山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一生艰险曲折的战斗历程、政治活动、哲学思想以及他的学识、气质、胆略、器量、爱好、衣食、清俭廉洁的生活作风和伟大的人格等。

本书没有一言是夸张，没有一事是杜撰，书中叙及的每个感人的情节，完全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实在的事迹和言行。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专家学者的指导，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杨玉清先生将稿本审阅了两遍，提出了宝贵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国史研究所朱信泉先生将书稿审阅后，作了序；中央文献研究室张诚先生在百忙中，认真审阅了书稿，提出了中肯意见，还为本书的出版尽心联系。

在出版过程中，一些朋友们协助有关各项工作，有的协助事务工作，有的协助校对工作，有的协助誊清工作，这些朋友们是李铁增、马长荣、朱松庆、郑炳华、牛秀萍、杨刚、张丹等先生，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李　凡

第一编

青少年时期

第一章　贫困之农家子

濒临祖国南海的珠江口外伶仃洋的西岸，北距广州72公里的地方，在峰峦起伏的槟榔山脚下，潺潺长流的兰溪河畔，有70多户毗连的房舍，这就是广东省香山县[1]的翠亨村。村西南，有一间四米宽、九米长的旧砖房。1866年11月12日晨（清同治五年农历十月初六寅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世界闻名的革命家、伟大的孙中山，在这里诞生了。

这一年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侵入北京，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六年。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我国沿海各省，进而深入内地，领土又一次被割夺，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丧失了独立性。

这一年，又是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被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指挥的湘军攻陷后的第三年。太平军余部与捻军联合，在遵王赖文光（原太平军将领）、梁王张宗禹（捻军将领）率领下，仍在与清军作战。这年秋，他们在河南许州分东西两支，东捻军由赖文光率领进入山东，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进入陕西。

孙中山诞生的第八天，即1866年11月19日，曾国藩因进攻捻军连败，奏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12月7日，清政府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命李鸿章为剿捻钦差大臣。

孙中山两岁时，即1868年1月，东捻军在扬州瓦窑铺战败，赖文光被俘就义；同年8月，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县徒骇河战败，张宗禹投河自尽。至此，捻军全部失败。当月，清政府因李鸿章平捻有功，加太子太保，并授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此前后的10年中，南北各城乡居民为反抗外国侵略，捣毁焚烧教堂、打死打伤外国传教士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年，是同治七年，也是载淳生母那拉氏慈禧太后（因曾住西六宫的储秀宫也称西太后）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因曾住东六宫的钟粹宫也称东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七年。

孙中山乳名帝象，此名之由来，是因当时粤俗妇女多信神，其母杨氏因村庙中有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简称北帝）而起的。先生自述称：“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象者，望我将来像关帝耳。”[3]谱名德明。1875年9岁入学时，由塾师取名孙文。1883年17岁在香港拔萃书室读书时，取号日新，系取《大学》中“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4]1886年20岁在香港中央书院上学时，由补习国文老师区凤墀按日新粤语谐音改号逸仙。[5]从1892年以后行医和1894年以后多年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中，他在与外国人交往时常用“孙逸仙”这个名字，故欧美国家沿称至今。1896年30岁时，即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流亡到英国，到伦敦清驻英使馆宣传革命，时自称陈载之。[6]1897年31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与日本追随者平山周访友归途中，在银座的“对鹤馆”旅店投宿时，店掌柜请署名，平山周执笔代书“中山”，先生接笔加了“樵”字，化名中山樵，先生自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7]革命党人和日本友人皆以中山称之。而革命党人章士钊贸然以“中山”二字缀于孙字之下，以孙中山称谓，“始也广众话言，既而连章记载”[8]，章虽然受到革命党人指责，但因符合中国姓前名后三字的习惯，于是一呼百起，“孙中山”这个名字便公开称用起来，从此成为当时和以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他自己从未用过这个名字，只署过中山。因中山之名已为众人所知，失去秘称作用，以后又易新名。平山周据日本维新志士、著名医生高野长英之名给他改名为高野长雄。

在此前后，进行革命活动时，根据所在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意向，曾化名：陈文、杜嘉诺、高达生、林行仙、兴公、中山二郎、张宣、吴仲、山月、肃大江、武公、逸人、高野方、无恙生、东山、艾斯高野等。

发表文章用名，也是变换多样，有：南洋一学生、南洋小学生、广东香山来、杞忧公子、洪大哥、翠溪、中原逐鹿士等。孙中山的名、字、号和化名、笔名，多达30余个，反映了孙中山在组织、发动、宣传革命活动中的艰辛历程。辛亥革命后在国内的宣言、著述、函件、电文以及革命烈士写的挽联等都署名孙文，与外国政府和友人书文信件有时署名孙文，有时署名孙逸仙。清政府及其爪牙把他喻为洪水猛兽和罪人，在通缉谕文或奏章中把孙文写成孙汶。前清时，凡是犯罪者，人名都加三点水旁，把“孙文”写成“孙汶”，无非妄图在人民中诟毁歪曲孙中山的形象。而孙文、孙逸仙、孙中山这些名字却更激励着学生、教师、士兵等各阶层爱国志士，他们势如潮水般地汇集在这些光辉名字之下，形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

在孙中山一生革命活动中，与发动、组织、领导人民向反动势力拼搏并行的是对革命目的、政治理想和国计民生问题的宣传。

孙中山一生，每到一处，必有演说，直到他心血耗尽病倒。有些人不探研其演说丰富的内涵，而认为先生好说大话，称先生“孙大炮”；“孙大炮”也出自军阀和反动派之口，是他们对先生的畏惧和仇视。

1901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与母亲杨氏（中间坐着）、长兄孙眉（后左四）、夫人卢慕贞（后右三）等家人的合影。

翠亨村姓杨姓陆的居多，姓孙的只有六七户[9]。村中绝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几户地主手中，如做过洋行买办的陆仁车、贩卖猪仔（华工）的暴富户杨启，都拥有300亩以上的土地。翠亨村土地多砂碛、硗瘠，又常旱涝失收，许多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到澳门、香港、菲律宾、檀香山等地去谋生。

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里。他祖父孙敬贤（1789—1850年）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在多年的辛劳节俭中，购田20亩。因听了风水先生说牛眼龙穴这个地方是吉祥地，得此穴，子孙发达。孙敬贤就将20亩田卖掉买了这个地方。他父亲孙达成（1813—1888年）16岁时到澳门，先在一家鞋店当学徒，三年出师后，在澳门板樟堂街一家外国人开设的鞋店当工匠，每月只挣四元钱。[10]到了32岁时，积了一点钱回到家乡，与附近的隔田乡（今崖口乡）农民杨胜辉的女儿杨氏（1828—1910年）结婚。他们相继生下了孙眉（1854—1915年）、孙妙茜（1863—1955年）、孙中山、孙秋绮（1871—1912年）兄弟姐妹四人。在孙中山之前还有一个哥哥孙典，五岁殇；一个姐姐孙金星，三岁殇。家中还有祖母黄氏（1792—1869年），共七口人。孙达成有两个弟弟孙学成（1826—1864年）、孙观成（1831—1867年），因家境贫困，约于19世纪50年代初到美国加利弗尼亚采金谋生，先后客死他乡。二弟孙学成只活到38岁，死在附近的上海的洋面上，三弟孙观成只活到36岁，死在加州的产金地。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没有自耕地，先后租了六亩半地，耕种水稻和杂粮，并养着一头耕牛和一两头猪，还有几只鸡鸭。尽管孙中山的缠足的母亲杨氏和年幼的哥哥孙眉帮着父亲下地干活[11]，也维持不了全家人的生活。他的父亲就兼当村中的更夫，一年可得谷12石，济补家用。村中的人家有了婚丧事，他父亲也去帮忙[12]。孙家还有一项麻烦的事，在几代前祖辈卖出的土地，因当时立下的是“白契”，未经官府办理手续，而且有的土地几易其主，所以每次交纳田税时，孙达成都要跑很多的路去收钱，常因不能按时交税受官府的训斥。

孙达成常受富人的欺辱。他的一块园地，无故被邻村径子蓢强占。一次挑粪过地主杨宝常家门口，受杨的无理斥骂而不敢还口。地主杨启焕妻，硬赖达成偷了他家的鸡，后来发现他家的鸡是跌在粪坑里了。[13]

孙中山三岁时，刚刚15岁的哥哥孙眉到离翠亨村三里远的南蓢墟地主程名桂家当长工。孙眉17岁时，到海外谋生，婶母（孙学成妻）程氏为他将租给达成的田地押出两亩作旅费。孙眉与同乡青年郑强一起随舅父杨文纳赴檀香山，在乡人的菜园当佣工[14]，每月工钱15元，寄家10元。过了11个月转到夏威夷人的农牧场做工。

孙中山六岁时已经和姐姐孙妙茜上山割草、拾柴或到塘边给猪捞饲料，有时还随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取蚝[15]。宋庆龄曾回忆说，孙中山的家很穷，“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16]孙中山自己也曾说过：“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17]可见孙中山幼年时家庭是很穷苦的。

数年后，孙眉在火奴鲁鲁不远的依华垦荒，并有雇工数人。1880年又在火奴鲁鲁的京街至贺梯厘街之间的怒安奴街开设了一座商店，经销粮米、杂货。1883年后，迁至夏威夷群岛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的茄荷蕾埠创办农场，发展到6000亩，又兼酿酒、伐木业。在茄荷蕾埠又开设了商店。

孙中山的家庭由贫农转化为华侨资本家，经济上全部由大哥孙眉供给。孙中山七八岁的时候，村中有一个太平天国遗兵叫冯爽观，时常在他家街门前榕树下给孩子们讲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太平军1万多人，在金田村西的犀牛岭起义，一直打到长沙，攻占汉阳、汉口、武昌三镇后，50万大军沿江东下，一举打下了南京定都，建立天朝；北伐大军逼近天津，北京城一片混乱，咸丰皇帝惶恐万状；西征大军在翼王石达开指挥下，在鄱阳湖火烧敌船40艘，大败清兵，曾国藩投水自杀被随从救起，狼狈逃去。他一段一段讲，讲得孩子们个个听得入了神，尤其小帝象更是兴致盎然地谛听不倦。他曾感叹地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了。”[18]这位老者见孙中山特别爱听这些故事，就对他说：“你长得很像洪秀全，你长大后也当洪秀全吧。”[19]于是孩子们都管帝象叫“洪秀全”，他也以此自许。一有空就带着大家玩“打仗”的游戏。他当洪秀全，有的当太平军，有的当清兵。各家的孩子若是到了傍晚还不回来，大人们就说：“是不是又跟‘洪秀全’‘打仗’玩去了？”[20]以造清王朝的反为荣的革命种子，从小便深埋在这孩童的心底之中了。由于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昏庸统治，使孙中山的反清思想日益成熟起来。在中外革命家中，孙中山算是投身革命活动较早的一个，他从17岁就开始了反清的宣传活动，这与他小时听太平天国的故事有着直接关系。

到了七岁，已是上学的年龄，但孙中山因家境贫困没有钱交学费，未能入学。

孙中山九岁那年（1875年）1月12日，19岁的同治帝载淳死，那拉氏立她的二妹夫醇亲王奕之子四岁的载湉即帝位。15日，清政府宣告中外：西太后继续垂帘听政。2月改年号光绪。当月，英使馆翻译马嘉理带英兵200人，由缅甸侵入云南，在永昌府被中国军民阻止通行。英兵开枪打死中国居民，群众奋起反击，将马嘉理杀死，赶走英兵。1876年英国政府借此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广西内）作通商口岸；外国货在租界内免收厘金，运往内地免税；英国可以派人到云南调查通商情况。这个条约，给英国对云南、西藏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孙中山到了九岁才入了本村冯氏宗祠内的私塾读书。放学后，还要帮家里下地插秧、锄草、放牛。他光着脚穿着条破裤，跟父亲一起在田间劳动。因此，孙中山幼年时“打禾之类，皆所擅长”[21]。

小帝象干起活来特别敏捷勤快。有一次，他和二姐孙妙茜到金槟榔山割芒草，他一到山上就乱跑，去采摘山上的野果。妙茜很着急，心想：看你那担芒草几时割完。过了好些时间，帝象才开始割。当妙茜割了一半多，帝象已割足了一担，很快捆好了，又帮姐姐把草割足。[22]

1877年6月9日这一天，帝象正在田野采猪菜，见到一个人坐着轿子，前面有些挑夫挑着很多行李向翠亨村走来。帝象好奇地站着看，发现每件行李上都写着一个“孙”字，他看看行李，又看看坐轿的人，突然，拿起装猪菜的篮子一口气跑到家，一进家门就冲母亲大声喊：“亚妈亚妈，大哥回来了！”母亲杨氏不相信他的话，对他说：“你发梦，你怎认识哥哥呢？”杨太夫人认为孙眉去檀香山时，帝象才五岁，不会记得他哥哥的相貌。帝象着急地说：“是就是啰，坐轿的人与大哥的相片很像，行李上又写有‘孙’字，为什么不是呢？”在争辩中，门外有人喊：“亚妈！亚妈！”走进屋的正是孙眉。杨太夫人把刚才与帝象的对话向孙眉说了一遍，母亲、哥哥、姐姐都称赞小帝象，说他“真是个细心的精灵”。帝象还斟了一杯茶端在哥哥面前。这年帝象是11岁。[23]

孙眉这次回家是应父母的要求来结婚的。

一天早上，孙眉问帝象：“你认不认识去三乡的道路？”帝象回答说：“认识认识，我跟亚妈去过的。”孙眉拿了一篮东西叫他送到三乡的朋友郑君家里，嘱咐他：“路上要小心，早些回来。”帝象携着一篮子东西奔三乡去了。当经过偏僻的山坳“疴尿环”时，一个陌生人装着笑脸问他：“细佬，细佬，你这样早去哪里呀？”帝象看看他说：“我到三乡去。”那人说：“我也去三乡，那很好，我们一同走好了。”帝象听妈妈说过，这个地方常有卖猪仔（拐骗人口贩卖出外作苦工）的坏人活动，又看这个家伙行动鬼祟，心中甚为怀疑，但又想自己是小孩，他是大人，他要是硬来侵犯，自己要吃亏的。于是帝象装作欢迎的样子说：“三乡我去过一次，现在对那路径都有点记不清，你与我一起走，就正好啊。”当走到距翠亨村五公里的小村河头埔时，小帝象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就对那人说：“亚叔，你能在这里等等我吗？我要交些东西给这里的亲戚。”那人答应等候，催他说：“快去快来。”帝象入这村，找到他父亲孙达成的一个朋友，说明路上遇到的情形，这人找来一群村民跟帝象出来，把那坏人捉住了。经盘问，他正是一个专作贩卖人口的坏家伙。[24]

孙眉回国前得到夏威夷政府的特许：“多招华人，来檀，大兴垦务。”[25]于是，他在村里设了一个移民事务所。9月，准备返回夏威夷时，乡民们熙熙攘攘地就要跟他哥哥一起出发到海外，孙中山被这种气氛所吸引。平时，“在乡间，见乡人由广州、香港、澳门、金门、檀香山而回者，经济丰裕，并谈洋务，故有出洋之志”。[26]他恳求父母同意他也跟哥哥一起到国外去见识异国的风情，但被拒绝了。他的父亲很感伤地对他说：“小象呀！你的两个叔父都死在那里，如今你哥哥又去那里冒险，这是生活的逼迫，不得已的事，你不能再离开家了！”[27]

他失望地看着哥哥带着他所招徕的100多人离去了。

小帝象喜欢放风筝，用几根细竹扦，与纸粘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燕子的形状，用棉线操纵着，它就可以扶摇直上飞向云霄。几个小伙伴仰脸望着天空，手里的线越放越长，看谁的风筝飞得最高。他对这种传统的少年游戏很感兴趣。还有一些竞技性的游戏，如踢毽、跳田鸡、量棒（看谁把棒打得远）、劈甘蔗（看谁砍断得长）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儿童，喜欢玩赏的事物很多。又喜泅水，游在水中，轻快如蛙，“村中儿童，皆不能及”[28]。他曾对人说：“少年时候我喜欢游水，我的游泳技术不算好，但我敢于游到很深很远的地方。”“有一次游到半途，感到疲累，游不动了，怎么办呢？泳术不精，不能停止划动，否则就会沉下去。于是仍然拼命地向岸边游去，终于上岸了。”一个10岁左右的儿童，能游到很深很远的地方，在疲累的情况下，游回岸上，说明游泳的功夫还是很熟练的。他还擅爬树，常攀登上参天高的大树去取鸟蛋，用石块掷击小鸟。

翠亨村邻近的石门坑、信福隆、鹅眉、大象埔等村设有三合会（清初在民间流传下来的反清秘密组织在广东的支派）的习武馆，小帝象在课余时间还常与同学杨帝贺、孙梅生等，到邻村观看三合会练武。回到家里，便仿效起来，舞弄拳棒。他曾对同学说：“学好武艺，有了本领，长大时做一员大将，好去打满洲仔。”[29]

在村塾里，修习的课文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教他们的老师姓王，因鸦片烟瘾很重，有时不能上课，年老无牙，语声似蟾蜍，绰号“蠄蟝（即蟾蜍的广东方言）王”。中山记忆力很强，老师指定的背诵部分，从未因背诵不出，被罚跪打板。有一天，在读《大学》这门课时，这位塾师领读了两遍，就叫学生背诵，不作任何讲解。中山站起来对老师说：“读的这书一点不懂，有什么意思？”他的话触怒了王老师，罚他背书。孙中山依他把书背诵完了后接着又说：“老师，我们对书中的道理一点也弄不明白，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还是请您讲解给我们听吧！”教师拿起戒尺训斥他说：“怎么，你不尊重经训吗？”他说：“不是，我是说，不懂书中的意义，为什么天天总是这样无意识地念呢？”教师不听他的申辩，说：“你是反对圣贤之教！”顿时，教室的气氛紧张起来，学伴们担心他会遭到板笞。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我到学堂里来，是要先生教我读书的，而我现在不懂我读的书，先生应启发我们，把书中的意思讲明白！”[30]教师见他坚持自己的要求，也知道他素日勤学，如用威吓的办法对付他，会招致难堪，同时也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把态度缓和下来，叫大家翻开书，用他那令人乏味古板的声调讲解起来。

这种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极束缚少年思想的。后来，孙中山对这种教学制度和内容批判说：“中国政体专制已久，士人束发受书后，所诵习者，不外‘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31]

但是孙中山在国内外的16年的学生时代，无论在哪个学校，无论学哪个科目，一向是好学深钻，潜心探求，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和他追求真理、爱好科学的精神是一致的。据他的同学和战友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求学用心，实为我所仅见，在雅丽氏学校读书，平时无论什么学科，都是满分。到了27岁毕业的时候，其中只有一科是九十几分，校中教员与考试官，就为他开了一个会议，觉得这个学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学生，学科大部分是满分，只有一科稍为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会议结果，他们就送给他几分，使他得到全部满分的荣誉。所以毕业证书上是注明满分的。”[32]

孙中山幼年时，他的家乡曾发生过两起抢劫事件，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天，他和同学们正在塾室念书，忽然听到外边一阵喊叫，间杂发出砰砰的石块砸击墙壁的响声。这是海盗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砸抢一个华商的住宅。全村的人惊惶起来，师生们四散逃开了，孙中山却朝着发事地点走去。他看到海盗们抢走了几个装着贵重财物的箱子，上船逃走了，主人颤抖着身子，站在断壁上悲痛欲绝地哀诉着：“我完了！海盗们把我所有的财产抢去了！多年来，我冒着生命危险在洋人的地方做工，积聚的金钱，被海盗抢去了。假如我留在洋人的地方，是有法律保护的，在中国只有禁令，得不到保护！”[33]听到受害人的哭诉，孙中山不禁思索着：人民的财产，任遭抢劫，政府平时没有防范措施，事后也毫不过问，这样的政府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翠亨村有杨姓兄弟三人原来很穷，早年去旧金山采金致富，后来在村内建一座美丽花园“韵园”，既供自家娱乐，村民也可入内游赏。中山幼年常到这个花园游玩。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玩，忽闻一阵喧嚣，只见几十个清兵和许多衙役端枪挎刀，后面跟着几个官吏，拥进这家的庭院，不由分说把这家的兄弟三人同时上了手铐押走，几个官吏竟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住宅，并洗劫了邻人杨启恒家的金银器皿财物。后来兄弟三人中的一个被斩决，另外两个囚在狱中，但是全村的人，从没听说这兄弟三人犯了什么罪，都忿忿不平。有一天，孙中山挺身向这几个狗官诘问，他们竟蛮横地用刀刺向他，他机智地逃去。[34]这件事使他对清朝官吏的横暴行为切齿痛恨。

在村塾里富人的子弟与穷人的孩子不大合得来。穷人的孩子受富人的孩子欺负，他总是站在穷人的孩子一边，与富人的孩子对抗，“即打不赢，亦不稍退”[35]。因为他大胆勇敢，外号叫“石头仔”[36]。邻居中，有个营豆腐业的，名叫亚秀，乡人称他“豆腐秀”，他的两个儿子都比帝象大，常欺负帝象，多次用弹弓装小石子弹射他。有一次，帝象忍无可忍，拾起一块石头追到他们家，见正煮开了一锅豆腐浆，将石头扔去，“乓”的一声，锅被砸破，豆腐浆四溅。“豆腐秀”全家大惊失色，“豆腐秀”赶到帝象家论理，经盘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于是对两个儿子大加责备，但又为锅破不能再用而发愁。中山母亲杨氏知“豆腐秀”生活艰难，自愿赔偿。“豆腐秀”深为感激。此后，他的两个儿子再不敢欺负别人了。

孙中山自幼坦率，做了错事也能向家长说实话。其母杨太夫人常命他课余之暇肩挑瓦罐从井中汲水，他颇以为苦，有一次私下把瓦罐故意撞碎。母亲又叫他到水塘捕鱼，他又故意把竹帽扔到外边。回到家来，母亲厉声斥问，他向母亲说了实话，母亲见他诚实，未加处罚。[37]

中山先生学识渊博，原因：一是他好学不倦，二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帝象12岁那年的旧历十二月底，婶母要买年货，叫帝象到南蓢墟去采购。帝象正与小伙伴们在门外玩耍，听到婶母叫他，就回家来。婶母告诉他要买的东西，怕他记不往，就拿了一张纸叫他记下来，给了钱叫他马上就去，帝象正玩得高兴，接了钱，又去玩耍。过了很久，婶母到街上叫他。帝象匆匆回家，拿了一个篮子蹦跳着走了。过了一些时候，婶母发现帝象买东西的那张记单还在屋内，已追不及了，很着急，只得等着。又过了一会儿的时间，帝象冒着满头大汗提着满满一篮子年货回来了。婶母担心他会买不全，当一件件东西从篮子取出后，却一件也不少。婶母很佩服小帝象的记性。[38]

孙中山自幼反对赌博。12岁那年，村中有几个儿童聚在祠堂里推牌九，其中有个叫杨帝卓的年已16岁，小帝象拉着他的辫子，劝他不要赌博。杨帝卓以被人拉辫子必败赌，深为不满。一会儿工夫，杨果然赌输，他就狠狠地抓住帝象，揪着他的辫子，摁着他的头向墙壁上撞击，致使帝象剧痛气绝，不省人事。幸着乡民施药急救，一时许，才苏醒过来。母亲杨氏将他带回家去。[39]

孙中山幼年在家乡，对封建习俗也有深刻的感受。我国缠足恶习，始于隋唐，已有千年的历史，习以成俗，积深流广，中国妇女受其残害，不堪其苦。

中山见母亲又用长布带把姐姐的脚上下缠绑起来，姐姐终日疼痛难忍，不能下地走动，呻吟不止。帝象对母亲说：“为什么姐姐的脚好好的，要用布把它包扎起来呢？你看姐姐痛得这么厉害，不扎可以吗？”母亲对他说：“唉！傻仔，你姐姐不缠足，是没有人家要的。”[40]以后，母亲不忍女儿的疼痛自己不动手，却请邻家一位婶母继续为女儿缠脚。旧传统对于人们正如鲁迅所说的“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41]。她认为她所给予女儿的，唯有这一样是不可缺的。但孙中山还是认为：“女子把两足毁伤是毫无理由的。”基于幼年这种感受和他所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政治上的要求，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时，令内务部通饬各省的政令中，有一项就是《劝禁缠足》，指出了它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万姓。”[42]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这一政令，不能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在顽固的封建势力面前，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二章　随母到檀香山

1879年的4月，孙眉的共事者雇到一条二千吨的英国轮船格兰诺琦号，到澳门运送侨民，中山又向父母提出要求，想乘这只船到哥哥那里去。他这次下决心，要说服父母同意他出国。他要求说：“在途中有乡友们同行，到檀香山有哥哥的照料，在村中所读的书，都学完了，去哥哥那里还可以继续上学。”[1]在他的再三苦求下，他的父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这年的5月2日，由母亲杨氏携带着，由水路经澳门赴檀香山。[2]

檀香山，原名夏威夷，是个群岛，盛产檀香，清朝嘉庆年间，夏威夷人采运檀香到广州出售，中国人遂把夏威夷群岛称为檀香山。檀香山群岛土地肥美，气候温和，荒地甚多。适宜种植甘蔗，发展制糖业。1852年（咸丰二年），该地当局派人驾船到广州招收工人。两年中，招得195人到檀香山种甘蔗。之后，有陆续招去的，有自往的。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有21609人，其中有实业者195人，建屋出租者195人，蔗园及榨糖工人2796人。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华工人数达三万七千人，其中以香山、台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县的人数居多。[3]

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远赴异国，本是出于幼年的好奇之心，但这对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却是相当重要的第一次出国考察。在浩瀚的海洋上，使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4]。外国轮船的机器使他感触很深，那么大的铁梁“要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装配好”[5]。他见到一个死去的英国水手被装入帆布袋，投入海中，他认为这种葬仪对死者是不敬重的，应将死者运回，由他的家人埋葬。

他在檀香山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事物。那里有良好的秩序，人们尊重法律。他看到了邮信的机关邮政局。[6]只要在信上贴了邮票，写了姓名地址，投入箱子里，便可寄到收信处。他认真地观察着国内还没有的新鲜事物。哥哥孙眉把他安排在茂宜岛茄荷蕾埠开设的商店里习业，他很快学会了经营业务所需要的当地楷奈楷方言和记账的方法。在这年的6月，哥哥把他送入盘罗河学校补习算术等科。（其母杨氏在檀香山住了不久，于当年夏天回国。）

当地的同学见孙中山背后拖着一条长辫子，感到很新奇，有的用语言丑化他，嘲笑为“牛尾巴”、“马尾巴”、“野猿尾巴”[7]，有的拽着他的辫子来取乐。为此，他有时与同学厮打，但他自己也感到这种发辫确实是累赘。有一次，放学回家拿起剪刀要剪掉它，被大嫂发现。大哥孙眉厉声斥责他：“蓄发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你剪掉发辫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中国是文明古国，辫子是我们文明的表示，你没有辫子成何体统！”中山反驳说：“外国人不蓄辫子，不是也很文明吗？”但大哥还是不允许他剪掉辫子。[8]

辫子是满人的发式，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线外全部剃光，仅留颅顶发，俗称“剃四外，留中原”，编成辫子，垂在脑后。江绍原著《发须爪》中说满人辫子乃“马祖”崇拜的遗俗，象征马尾巴。也有的说满人是狩猎部族，其发式是防止被风吹散遮住视线。清王朝在北京建都后强令汉人留满族发式。[9]

始作俑者，明朝进士侍读山东淄川人孙之獬，清军占了北京，他就投降了，且第一个作满人装束，剃发易冠。上朝时，朝臣分汉满两班，满班大臣说他是汉人，不许他入班，汉班大臣说他是满人打扮，也不愿与他并列。孙之獬羞愧难当，遂奏请皇上令汉人一律剃发留辫。1645（乙酉）年6月15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皇帝颁布《剃发令》，各地从诏令到日算起，限10天，男人一律剃发留辫子，不从者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10]。在繁华热闹人多地方或街道路口搭棚，并竖旗杆一根，上悬皇帝《剃头令》圣旨，派军中会剃头的士兵身着官服充当剃头匠，见汉族男人就抓来剃头梳辫子，违抗者即斩，将头砍下挂在旗杆上。后来，又挑着剃头工具走街串巷，叫人剃头。挑子一头是长方形凳子，一头是圆笼，都漆成红色，给人以血腥醒目的感觉。凳子，除坐人外，砍头时也用它当垫木，其下两层抽屉，放剃刀、梳子之类；圆笼内置火罐，其上是铜盆盛着热水，并有带刁斗的旗杆，挂着《剃头令》圣旨，刁斗两侧的钩子，是挂人头和串耳朵用的（将被砍者左耳割下，回营报功）。火罐和铜盆先是军中的火药罐和头盔改制而成的，后来是专门制作的。剃头匠手执刀、鞘相击（后改为特制的镊子状两钢片，用铁棍从内向外挑，发出响声称“唤头”，人们听到后，必须立即出来剃头，否则要以抗旨论杀头。[11]

汉人自古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孩童时，留全发覆颈披肩，成年后，总发为髻。《剃头令》颁行后，汉人激愤，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坚决抵抗，出现南北各地英勇抗满的悲壮战斗事迹。

当年闰6月2日，原江阴典史阎应元与新任江阴典史陈明遇率领军民守城81天与清兵激战，杀敌75000余人，军民牺牲67000余人，城破，清兵连杀10天，又有17万余人死于清兵刀下，仅有53名老小幸存。嘉定军民守城三个月，清兵入城三次屠杀，挨户搜斩。[12]

三年后，顺治四年（1647），反清志士攻入淄川城，孙之獬正在家乡被捉住，人们在他剃得发亮的头上钻了一个眼，栽了一撮头发，痛得他大叫，最后被大卸八块。

汉人为反抗清王朝强行的剃发留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有“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谚语流传至今。正月为一年之始，“死舅”是“思旧”的意思，以追念缅怀传统规俗。《剃头令》还带来了一个新行业，以后民间剃头匠代替了军营剃头匠，是收费的。剃头挑子样式大小相同，不过旗杆上挂的不是圣旨和人头了，只挂鐾刀布和围巾，它成为城乡街头一景，是三百六十行之一的谋生职业。自清朝初到现在，存在近四百年。如今剃头挑子少见了，偶尔还可见到理发匠手执响器“唤头”走街串巷操此行业。[13]

满族入主中原后，大量接纳汉族士大夫参政，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高官显位，满汉各半，“满汉共天下”的局面形成，年深时久，汉人也奉“满清”为正统了，剃发留辫渐成习俗。

小帝象到了檀香山，还是很喜欢游戏。孙眉的农场养了很多马，一天，他竟然牵了一匹没有坐鞍而且很猛壮的马骑了上去，马性欺生，它一路纵跃，小帝象想通过节奏的声音来控制它，紧紧抓住马的鬃毛，口里念着“一、二、三、四、五……”念到“五”时，就从马上摔下来，晕厥了，当他恢复知觉时，已躺在医院了。

1879年9月，他转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监理会主办的意奥兰尼男子中学读书，他是以孙帝朱的名字入学的，当时该校仅有他和唐雄、李弼、钟工宇四个华侨学童，以后，又来了七个，一年内，先后有十个华侨同学。所学科目有西方政治学说、自然科学、圣经、英语等。新鲜的学科，灵活的教法，齐整的座次，严明的校纪，都深深地印在这位来自东方的一个制度陈朽、风气循旧的国家的少年的脑海之中，使他逐渐产生了改良祖国的念头：“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14]课余时间，他还进修中文。他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据同窗唐雄追述：“孙公在檀读英文时，而中文根底颇深，西文课余有暇，常不喜与同学游戏，自坐一隅，辄读古文，吟哦不绝，有时笔之于纸，文成毁之，不知所书为何。且为人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好读史乘，对于华盛顿、林肯诸伟人勋业，尤深景仰，因为喜欢读西方传记，故英文进步甚速。”[15]

当时，有一位广东顺德人叫杜南，由美国驻粤领事邀请到檀香山教授当地美国政府人员学华文粤语，还设立夜学，便于华侨子弟习读中文。孙中山也报名参加，并与杜南过从甚密。“晚上回家，温习功课后，他还是勤读中国书。”他的国学基础因以长进。

孙帝朱有时在春节还把因家远假日不能回家的钟工宇等几个华侨学友请到大哥的商店同度新年，孙眉热情和蔼地接待他们。

他遵守校中纪律，对各科都努力学习，都是优等成绩。他也热衷于读《圣经》及参与宗教活动，并要洗礼入基督教，被大哥孙眉阻止。他对校中的救火会也很感兴趣，他想到：自己家乡如果发生火灾，当地政府是不加过问的。入学第三年有了兵操课，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适用于现代武器的新式操练，对于反抗压迫和民族自卫是有用的。随着口令，他雄赳赳地摆着双臂，迈着健步，精神格外抖擞。

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三年，1882年7月毕业，因考得英文文法第二名，在27日毕业典礼上，由夏威夷国王架剌鸠亲自发给一本中国书籍的奖品。[16]由于他娴熟地掌握了这种国际性的语言，后来他七次周游世界从事革命活动，在外国图书馆翻阅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军事、名人传记等各类书籍，发表演说，联系外交等，都借助了这种语言工具。

毕业后，又在茄荷蕾埠商店里协助哥哥经营业务。秋季，他进入火奴鲁鲁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一所高级中学奥阿厚书院读书。所学科目，除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外，还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他在檀香山的学校里，接受了这些当时在中国还未有的科学知识。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的“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17]，就是指的这个时期所学的知识内容。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几年，正是当地人民反抗美国殖民统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在1861年到1865年的南北战争，资本主义北部战胜了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之后，凭其丰富的天然资源和西部广大领土的开发建设，以及从欧亚移入大量劳动力，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逐渐向太平洋中心的岛国夏威夷入侵，企图把它吞并，并以它为跳板向太平洋沿岸和岛屿扩张。1874年（清同治十二年），美国派兵入侵夏威夷，干涉其内政，扶植架剌鸠取得王位。1875年（清光绪元年），又胁迫架剌鸠到美国签订了《互惠条约》，从此控制了夏威夷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夏威夷人民对美国的控制不断地进行反抗，这也给孙中山思想上很大影响。陈少白在谈到孙中山革命思想来源时说：“那时美国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岛合并，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就天天在那里反抗，侨民看惯了这种事情，当然更大受影响，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孙先生。”[18]他目睹了夏威夷人民驱逐王后的情形。据孙中山入基督教洗礼主持人美国人喜嘉理说：“夏威夷王后之罪状，本不若清帝室之甚，而犹不免于摈黜，则中国人民，对于清朝之苛制虐政，其可含忍终古，而不奋起以图自救耶？此先生之所鼓吹革命，又以爱同族之心深，所以冒万险而绝无退志也。”孙中山自己回忆在檀香山时的情形说：“京城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国侨民差不多个个有些政治思想。”[19]孙中山早年在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看到夏威夷人民反抗异族压迫斗争的情况，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人民也应像那里的人民反美一样，来反抗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并且那时在他的思想上已孕育着改变中国陈旧的政治制度的念头。他不仅常和同学议论这些想法，而且也常向牧场工人讲述。因此常受到大哥孙眉的训教，但弟弟还是不断宣传对清政府的不满言论。

在他哥哥的农牧场，他与职工们平等相处，与职工们生活在一起，并不以场主的弟弟自居。有的职工生了病，不去找医生求治，而是到场内的佛堂去祈祷。有一天，他把孙眉挂在厅堂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对职工们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如果谁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疗才是。”[20]孙眉对他这些行为本来就很恼火，又有一个姓杨的，是牧场管账的，偏偏要火上浇油，在孙眉面前说孙中山“无君无父，扰乱场规，煽惑工人”[21]，并且以辞职相要挟。孙眉本来想让弟弟在这里增长见识和阅历，能成为一个通达时务、卓有作为的经纪人，来发展他的农牧商业，但他感觉到弟弟的思想言论不仅与他的愿望格格不入，而且竟与中国的教化礼俗相悖逆。当他知道弟弟对基督教发生兴趣后，决定叫弟弟回国，要他在思想上重受洗礼。为了使弟弟回到家乡后能增强家族的声望，孙眉还把一部分财产分拨给他。[22]

中山却因中途辍学，感到沮丧，他见哥哥叫他回国的态度很坚决，只得服从哥哥的安排。

1883年7月，他从檀香山启程回国。在由香港改乘中国沙船开往香山县的金星港，经过一个小岛上的清政府厘捐所时，船主告诫乘客们说：“对于厘捐所的吏员们要注意，不要惹起麻烦，若是触怒了他们，他们要难为你们。”[23]一批吏员们上船，开始搜查。有些乘客恐怕他们将自己的财物充公没收或被罚款，为了求得平安无事，就主动拿些礼物送给他们。这些吏员勒索一些东西之后，大家收拾起自己的行李。不料又来了第二批，进行检查，其中一个对孙中山说：“把你的行李打开给我们瞧。”孙中山回答说：“我们已经受过检查了，为什么还要检查？”他们说：“上次检查是收本地海关税，我们是收厘捐的。”孙中山忍着气再打开行李，接受了第二次检查。第二批走后又来了第三批，他们手里拿着刀故意叮当地弄出响声，又叫大家打开行李进行检查，有一个官吏厉声对孙中山说：“打开来。”孙中山回答说：“我们已经受过两次检查了！”这些家伙轻侮地说：“他们是收本地海关税和厘捐税的，我们是查运鸦片的。”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检查，刚把行李收拾好，不料又来第四批。这些人穿着制服带着枪支，个个横眉立目，命令大家打开行李。孙中山反问他们：“你们又来检查什么，检查了三次还不够吗？”“我们是查禁私运火油、保护公众的官员。不要迟延，快些打开你们的箱子与行囊！”孙中山反驳说：“你们看了行李的数量和大小形状，便可知有没有藏火油。你们为什么这样无意义地来麻烦我们呢？”这些贪吏们恐吓他，他坚持不肯接受他们的检查。有些乘客过来小声奉劝说：“这一回也让他们检查吧！否则他们会扣留我们的。”孙中山仍不肯服从，果然这只船被他们扣留了。[24]第二天早晨，船主纳了贿钱，才得放行。孙中山目睹清朝官吏的贪婪和政治腐败，不胜感慨。途中，他向旅客们讲述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吏欺压人民的贪婪行为，宣传中国政治必须改造的道理。他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之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25]

他回到了离别五年的可爱的家乡。走的时候还是一个稚气的幼童，现在已经是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17岁的少年了。他的归来，给村里带来不少热闹气氛，很多人去看他，他见到乡亲和幼年时的伙伴，感到格外亲热。

和大家交谈的话题，都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落后和风气不良等内容。

他曾向乡人讲：“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百姓每年交了税，应该看到政府所造的学校、桥梁、马路。但天子替你们干了些什么呢？”他手中拿着一个铜钱，问大家：“中国的元首是谁？”大家说：“天子就是中国的元首！”“但是，这天子是中国人吗？你们看这铜钱上的字，不是中国字，是满洲字，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26]众人被他新奇的问话吸引住了。大家回想着村里所发生过的事，回想着全国发生的事，回想着天子、巡抚、县令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回想着老人们讲过的二百年前，“广州三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军入关后在全国大屠杀所造成的血流漂杵的凄惨故事。

在乡里，他还对教育、修路、防盗、街灯、防病等方面的事情进行筹办。这个村的主事者，每月有一次会议，出席者都是村中的长老，孙中山也被邀出席会议，这个17岁的少年，也成为村中的“长老”了。[27]

但在这年的秋季，他在乡里闹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一天，他和陆皓东等少年结伴过村庙时，走进北极殿内，见到神像被粉刷一新，看样子正在修缮，有的人提出要向神像跪拜。中山向他们摆了一下手，走近神像，说：“这个庙，除了庙祝能得到求神者舍钱之外，谁也得不到好处。”说着，就把“玄天上帝”偶像的中指折断了。他向大家说：“你们看，我折断它的手指，它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能保护乡民吗？”接着他又将左廊的“金花夫人”偶像的粉脸刮破，并毁坏了一只耳朵。[28]

全村的人，大为鼓噪，怨声四起，乡绅们找到孙、陆两家责问，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答应将偶像修复，并执杖追寻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离开家乡，避往香港。陆皓东跑到了上海。

后来，孙中山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当的，当时只是出于愤世嫉俗，激人省悟。

第三章　四大寇

在这一年（1883）的11月，孙中山入了香港英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读书。

这次从家乡被逐，到了香港，给了他一个极有利的从事研究中国政局的条件。香港当时已不属清政府管辖，是华人来往国内外的所经之地，能掌握国内政情。而且，学友和老师大部分是胸怀祖国、有一定政治头脑的同胞。因此，这里成了他最好的讨论和研究政治的环境。他离开了父兄的直接约束，迈着坚实而迅疾的步伐踏上政治活动的道路，朝着开辟祖国新生的目标阔步前进。

他从建造在山上的校舍，眺望着自己的家乡，心潮如南海波涛，翻卷起伏，浮想联翩：40年前，英帝国在祖国南海大门虎视眈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此，列强鹰瞵鹗视，接踵而来。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备受荼毒。面对着国破民煎的危机现状，身为一个有志改造祖国的青年，怎能不慨叹激愤，忧心如焚呢？

这年年底，他和由上海到香港的陆皓东等，由美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行洗礼，加入基督教。[1]

他在这个学校继续读英文，学习刻苦努力，并广泛涉猎中外政治、历史、文学等类书籍，偶于课暇外出。

第二年，1884年4月15日，他转学入了另一个中等学校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他用幼名孙帝象在这个学校注册入学。[2]这是一所香港英国当局所办的中学，校长、教员均来自英国著名大学，思想开放。他认真学习各类课程和攻读中外书籍，加深了对西方科学、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认识，特别是对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的斗争、19世纪欧洲的革命等都加深了了解。[3]

这年3月，法军大举进犯越南。8月，又向我国的台湾、福建进扰，10月2日侵占了基隆。台湾军民英勇抗击，国内人民和国外侨胞掀起反法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10月5日，法军把被击坏的兵舰送到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国内军民的英勇反抗和香港工人的爱国精神，给了孙中山很大激励。他感到“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的觉悟”，“有种族的团结力”。[4]

孙眉为了使弟弟的思想和言行循守中国伦纪礼俗，让他回到家乡，并把部分财产分给他，以增添家族的声望。孙眉觉得对弟弟做这样的安排十分恰当，得意地说：“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5]但当他知道弟弟在家乡渎毁庙神的事之后，十分怨恨弟弟不给父兄争光。他被激怒了，他的理想破灭了。他觉得弟弟玷污了家庭名誉，简直是一个不肖子孙，把财产交给他是不稳妥的，应该要回来。于是他托词生意亏损，骗弟弟来檀香山。在这一年的11月，孙中山到了檀香山。

兄弟二人见了面，都怏怏不乐：一个是因国事日非、人民苦厄日深而忧虑；一个是因所谓家族丢掉了体面而失望。一时间，觉悟与懵懂，思变与循旧，忧国与齐家不能协调。哥哥认为弟弟渎毁北帝神像是逞性妄为，绝不能容忍。孙眉对北帝神极为信奉，他深信由于北帝神的保佑，他才能几次平安地渡过了浩淼而险恶的海洋，并使他的产业兴旺起来。他痛心疾首地对弟弟说：“给你财产的时候，相信你能光祖耀宗，为家族增添荣誉，但是我失望了。你固执着国外的洋风异俗，离叛了中国正道。这样，财产在你手中，是叫人不放心的。”孙中山感到一时是很难说服哥哥的，他听着哥哥呶呶不休的抱怨，[6]没有讲什么，只是沉痛地说：“我很使你失望。我不能在祖先生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今后要走的道路，与哥哥的希望还会相反。以后我落得什么处境的确不保，你给我的这批财产不会稳妥，所以还是交还哥哥的好。”[7]

孙眉原估计这场官司不好打，还特意请了当地律师，没想到弟弟却如此毫不介意地答应把财产交回，轻而易举地办了法律手续。[8]

孙眉见弟弟一时不能训服，就把他留在茂宜岛的茄荷蕾埠商店协助营商，以泯灭他的任性。可是孙中山在侨民中还是经常谈论改变中国政治内容的话题，尤其与侨商宋居仁谈得最投合。他在檀香山留居了几个月，瞻望祖国前景，更觉任重而道远，不可在此旷废时日。于是，他决定挣脱哥哥的羁缚，提出回国的要求，但被拒绝了。兄弟两人吵了起来，哥哥就把弟弟打了一顿。孙中山一气之下，就拿出一个箱子跑出门，从茂宜岛跑到火奴鲁鲁，找到了原来奥阿厚书院的美籍教师芙兰谛文，说：“我哥哥不要我念书，我现在待不住，要回去！”[9]芙兰谛文想让他兄弟和好，劝他说：“你暂时住在学校内，隔几天，等到你哥哥气平了，再去商量。”孙中山执意要归国，芙兰谛文发现已经不能把他劝留住时，就慨然赠他美金三百元作回国旅费。[10]

1885年4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这年，他19岁。父母为他包办了婚事，5月26日，与香山县六区外璺村（今珠海市金鼎区外沙村）的檀香山侨商卢耀显的女儿、18岁的卢慕贞结了婚。卢慕贞出身于书香家庭，颇通文字。婚后三个月，8月间，孙中山回到香港中央书院复学。这个学校没有中国语文课，业余时间由华籍传教士道济会堂长区凤墀任教师，学习古文。孙中山勤学好问，在与人交谈中经常结合自己所知道的各方面知识来阐述道理，因此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他曾对同学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又说：“学而后知，知而后能行，否则怎能够为国家之用呢！”[11]

1884年4月，法军进犯中国东南沿海。7月，法舰闯入福建闽江口，8月，袭击马尾军港，清政府向法国宣战。

10月，法军攻占台湾基隆，进犯台北。台湾军务督办大臣刘铭传率军抵抗。1885年3月，法舰进攻浙江镇海海口。中国守军奋力还击，法舰逃退，头目孤拔受伤（后死）。

法军在侵犯台湾的同时，进攻越南北部。1885年初，进攻防守谅山的清军。

2月，清政府任70岁的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边境，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内修筑长城积极备战。3月，法军猛扑镇南关，冯子材与广西提督王德榜率军抗抵，法军溃败，越南群众一千多人赶来参战，中越军兵乘胜追击，收复谅山等地，法军统帅纳克列尔受重伤，此即镇南关大捷。与此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人民配合作战，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了十多个州县。

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法国议会大哗，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昏庸的李鸿章却电请清政府说：“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清政府果然演出了向战败国求和的滑稽戏，并谕令抗法各军于4月15日停战，25日撤兵，迫使各军又放弃了收复的地方。清政府派李鸿章于6月9日与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承认越南由法国支配；在云南、广西的中越边境开商埠；同意法国人修筑铁路。

清政府腐败无能，使爱国青年万分愤慨。对孙中山反清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法战争。目击清廷的“政治不修，纲纪败坏”，“实堪虑于目前”的危急现实，使他“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2]，并“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13]。为了便于联系会党，组织力量和了解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情况，他选择了广州为活动地点。第二年即1886年夏季，孙中山在中央书院毕业后，由喜嘉理介绍转入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校（今广州中山医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学习。

孙中山一生好学，他除了学习本科医学知识外，继续攻读祖国古代文史典籍，课余又请了一位国文教师陈仲尧专为他讲授中国经史。他的同学回忆他当年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形时说：“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14]

这个学校是男女合班上课，但分开坐，中间挂有幔帐隔开。有一次，教师带领学生们到妇科临床实习，只许外国学生去实习，不许中国学生参加。孙中山对此大为不满，与教师争执起来，闹到了校长室。校长是美国人嘉约翰，问他为什么与老师争执，孙中山说：“同是学生，为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不许往妇科实习？”校长说：“你们中国人向来男女授受不亲，有礼教之防，我们美国人则无须拘此。”孙中山问道：“学医是否为治病救人？”校长只好说：“是。”孙中山又反问道：“那么中国学生学医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中国妇女有病，中国医生能不救吗？究竟是以救命为重，还是以不合理的礼教为重？”校长没有理由反驳他了，从此也允许中国学生诊查妇科，并且把男女学生之间的幔帐撤除了。[15]

在医校中，孙中山常鼓吹“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16]，号召同学们关心政局。“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17]

这年的7月，英国在中法之战后，侵占了缅甸。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英国难以管理，自愿退还中国。清政府受宠若惊，不敢接受，在中外舆论中成为笑柄，爱国青年们极为愤恨。

1887年10月，香港议政局议员兼医生、广东人何启为纪念他去世的妻子、英国人雅丽氏，将她遗下的数万元产业变卖，用来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并附设医校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招收中国学生入学。孙中山在广州畅谈革命，官府耳目甚多，不如香港自由，雅丽医校成立他即转入该校。郑士良在这一年回到家乡归善县（今惠阳）淡水墟，开设同生药房，联络会党，后被推为三合会首领。

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上学，第一年课程有植物学、化学、生物学、药物学、物理学和临床诊查。第二年课程有解剖学、生理学、医学、产科、妇科、病理学和外科学。在1888年8月的学年考试中，孙中山获全年级第二名，物理、化学、生理学成绩最优异。

这年10月，广东南海（广州）人康有为第二次进京入试，“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但未上达，反被视为“狂生”而遭攻击。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乡，专事著述，从统治阶级所崇奉的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理论根据。

次年，1889年2月15日，19岁的光绪帝行大婚礼。西太后为了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和控制，不顾皇帝本人的反对，硬将自己的弟弟副都统桂祥之女，比载湉大三岁的叶赫那拉氏配给光绪皇帝做了皇后，即孝定景皇后，也即后来的隆裕皇太后。这个婚事有着后党与帝党之争的政治色彩。3月，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但有名无实。此时西太后年已53岁，秉政逾二十年，但权欲之心与日俱增，因为迫于祖制，皇帝婚后，不得不宣布归政。然而，她岂是甘心退休赋闲之人？所以，仍在暗中作祟弄权，光绪皇帝在处理军国大事上，均要秉承太后旨意去办。由于光绪皇帝把皇后视为密探，故事事疏远她，又宠爱着珍妃，孝定景皇后在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漩涡中，度过了20年的凄凉岁月。后来，即1912年2月12日，在养心殿擦着眼泪，签发宣统皇帝退位诏书的就是她。

1889年年底，王煜（王宠惠之父）牧师带着一位青年，拿着区凤墀的介绍信到雅丽医校来见孙中山。看了介绍信后，孙中山很高兴，和他俩交谈了一会，又去公园散步，谈论中国的时局和革命问题，话很投机。那个青年就是陈少白。他们分手时，孙中山问陈少白：“这次来香港，要耽搁多少天？”陈说：“只有一天，马上就走。”中山说：“无论如何要想法常来谈谈。”这次分别以后不久，陈少白时常到香港雅丽医校找孙中山谈论中国政局问题，并想在香港找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孙中山先生劝陈学医，陈说：“性情不近，不愿学医。”[18]

1890年1月，陈少白又到雅丽医校来访，孙中山忽然对他说：“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去听讲，散课后，再来同你谈天。”隔了一会儿，孙中山匆匆跑来对陈说：“康德黎（雅丽医校教务长兼教授）博士请你见面。”陈说：“我与他不认识。”孙中山说：“有事情才请你去办。”陈说：“既然不认识哪里会有什么事呢？”不等陈把话讲完，孙中山就拉着他的衣袖往康教务长办公室走，康见了陈说：“我们是欢迎你的。”

原来，孙中山曾向康德黎提出要求准陈少白入雅丽医校读书，所以康才向陈说这番话。陈少白听了康德黎的话，无从致答。只说：“是，谢谢您。”离开康教务长的办公室，陈少白责备孙中山不该强作主张。中山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了。”[19]陈少白就这样进了雅丽医校，他比孙中山低两级。

陈少白与孙中山相识之前在广州格致书院学习。他擅长文学，能歌赋，会书画，有“才子”之称。

这年，孙中山在雅丽医校已是第三学年。第三年课程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偏重实习，他对于各科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都非常认真。课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物理、农学等书籍广为阅读，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祖国的文史典籍仍坚持用心攻读。在雅丽医校的五年，他涉猎知识范围极广。后来，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说的“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游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20]，和1896年写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信中说的“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21]，都是指的在这个时期所学的知识内容。他少年时代的这些知识积累，为他以后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从他饱蘸着对革命战友的深情的诔文、祭文、挽联、题词和讲演、著作中所引用的典故里，不难看出，他在古典文学上有着多么深厚的造诣。

随着他对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加深，他对宗教逐渐淡薄。在雅丽医校时，已由有神论转变为进化论。后来他提到此时的世界观变化时说：“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因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亦未完全将耶稣教弃置也。”[22]

他一生对知识执著地探求，通过分析归纳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用来服务于社会实践。他的学习精神、学习方法，也是值得人们效法的典范。他的读书思想，就是学以致用。

每逢寒暑假日，他都返乡省亲。回翠亨村时常和好友陆皓东睡在一张床上畅谈治国思想，直到深夜。鉴于翠亨村土质的硗薄，耕作技术的落后，他就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介绍给乡民，用科学方法育种施肥等。他还发动乡民修路，并以亲自参加劳动来带动大家。翠亨村屡遭贼盗劫掠，他就把青年组织起来，夜间打更巡逻，他也亲自参加。[23]

1890年，他给郑藻如[24]写了一篇发展农桑果林种植业、禁绝鸦片、普及教育的文章《致郑藻如书》[25]。他以香山为例，指出山地的荒废状况：“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广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应效仿西方国家建立兴农会之类的组织，带动、鼓励农民开发种植业。此“欲试者一”。对于鸦片的危害，他指出：“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所以“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此“欲试者二”。在教育上的落后状况他指出：“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这样，“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应当是“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先建立兴学会，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邑城设大学馆一所”，依靠民间筹资办学，男女同享受教育机会。他把发展教育视为是国家强盛之本，广建学校发展教育，“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不强”！此“欲试者三”。

开展这三项工作，“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

1892年，此文曾在澳门一家报纸上发表。这是孙中山最早的一篇发展农业、禁绝鸦片、普及注重教育的文著。

孙中山改造中国，并非集中在政治上的革命，在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状况上少年时代上学期间已是尽心思考和研究。

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时大约在1891年前后，又撰写了一篇发展农业的专题论著《农功》。倡导仿效西方先进国家、恢复中国古代重农措施，中央“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会，考察优劣，择优异者奖以银币，用旌其能”。研究土壤、水利、化肥、防病、地势、温寒、机械、除虫、运输，促进农业发展的诸项，政府任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派人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优瘠为腴一切善法”。写成通俗易懂的专著，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如何，何利应兴，何弊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提出规划，根据成效“重赏严罚”。

1890年前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期间与学友陈少白、杨鹤龄、尤列、关心焉的合影。

在开发边疆地区方面，孙中山指出：英国“招人开垦于般岛”、俄国“移民开垦西北”，我国应亟宜在与彼属毗连之地“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在沙漠地区，要经营“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东南边界要推广“树棉种桑，缫丝制茶之法”。

政府如果“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必能达到“强兵富国”的目的。

当时孙中山是一个20多岁的学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朝廷百官应是为百姓办事的，他们在百姓之上，不为百姓办事，不管百姓死活，难怪到处都有流亡的难民和贼盗。他说：“盖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

少年的中山胆够大的，他竟敢斥责皇帝、朝廷百官不管百姓死活，不为百姓办事，造成百姓流离失所，贼盗载途。对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不满，溢于言表。

此文，1893年载入孙中山的同乡、近代著名的洋务企业家郑观应所编《盛世危言》一书。

1891年7月，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第四学年考试，名列全级第一名。三个月后，10月20日，夫人卢慕贞在香山县翠亨村分娩，生一男孩，即孙科。

1892年春，孙眉由檀香山汇来一笔钱，要在村中建造新房，孙中山亲自设计图样。

据说翠亨村的人们盖房子，一般都是坐西朝东，否则就有祸害临门之虞。但孙中山不信这类邪说，也不管乡民的非议，他偏要盖坐东朝西的。它是一幢中西式综合的两层楼房，样子十分别致。外面筑有七个穹形门楼，里面却是中国式的，当中一间正房，左右两个耳房。

将竣工时，请了几个客籍人砌筑庭院泥围墙，有一个工人脚上生了疮，很久不愈。有一天，一个走江湖的假医生咚咚佬，手持竹筒咚咚敲着走过来。这工人请他治疮，要价甚高。中山访友归来，问知情由后，对这个工人说：“我是一个医生，我可以给你医治”，这江湖佬见有人破坏他的生意，大怒，立即从袋中取出一个飞铊，大如酒杯，上有铁链，是练武用器，恶狠狠地冲中山说：“我一飞铊打断你的腿，也能医好。”中山立即把穿着长袍的长袖放下，从容地走入屋中，又转身出来，伸出几个手指，用长袖遮着，对江湖佬说：“我一枪打死你，也能医活。”在场的人为这紧张的场面担心，江湖佬也霎然色变。家人出来见状十分惊慌，恐怕帝象闯出祸来，立即制止围观的人一同把江湖佬打发走了。姐姐问帝象：“哪里来的手枪？”中山微微一笑，露出他的手指，说：“这不是手枪吗”众人哄然大笑。事后中山给这个工人医脚疮，开了药方，叫他买药，来给他敷治，疮就好了。[26]

新居建成后，孙中山还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门口两侧，上联是“一椽得所”，下联是“五桂安居”。他还在二楼的书房里，配制过一小缸白色炸药。一天傍晚，他取出一包炸药到房后的两闸门前挥手叫小孩们后退，说：“看看我们的炸药威力大不大。”一会儿，“轰隆”一声，闸门顶一面刻有“瑞接长庚”四个字的大石匾被炸出一道裂缝来，至今闸门上还存留炸裂遗迹。[27]院内，有一口井，一棵玉兰花树，还有一棵酸子树，它是1886年孙中山20岁时亲手栽种的，树的种子是他从檀香山带回来的。[28]

香港的学校、社会，在言论上是比较自由的。孙中山经过了广泛的比较与观察，从个人思索到结友谈论，开始了革命的酝酿。“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疯狂相视也。吾与陆、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29]

今澳门的水坑尾巷14号的“四寇堂”，即他们当年聚会的地址。

这期间，孙中山又结识了回居澳门郑家大屋的洋行买办、曾被李鸿章任为上海织布总局总办的郑观应，两人交往甚密。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商战》等文章，1894年，由郑观应以“孙翠溪”的笔名编录在《盛世危言》内。

有人认为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地，是辛亥革命的摇篮，是不无根据的。孙中山自己也曾说：“我之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30]并说因为将香港的政治、社会情形和国内比较，深感非改革政治，无以求进步。“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也。”[31]

第四章　上书李鸿章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五年学业期满毕业。他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因成绩优异得医学博士学位。

孙中山在雅丽医校毕业后想开药房，请陈少白为他拟定了招股章程。这件事被医校的教授康德黎知道了，就把孙中山叫到学校去，对他说：“你不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的。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在我们英国医师的地位很高，被当做上等人，如开起药房，做起买卖来，就低贱了。”[1]这样，药房只好停办了。

9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中医院之请，在该院挂牌行医。他是该院的第一位西医师，孙中山建议该院中西医联合施诊，互济不足，被院方采纳，这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开始。[2]

当年的12月，孙中山还是开了药房，两次向镜湖中医院借款共3168两白银[3]，他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设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后将药局和医所迁至草堆街80-84号。

夫人卢慕贞带长子孙科从香山迁至澳门，共同生活。

孙中山行医对穷困患者不收医金，并免费赠送药品。他精于解剖手术，曾为一病人剖除一砂淋（胆结石），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4]为患者解除了痛苦，颇得众人敬佩，病人求诊者甚多。不满三个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还请了他的雅丽医校英籍老师柬狄利亨来澳门协助医务，一年收入达1万元。[5]

由于医业兴旺，引起葡萄牙当局妒忌和排挤，“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为难。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6]第二年，即1893年春，孙中山托葡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但澳门当局竟以非葡国医科毕业为由，拒绝发给，只得改赴广州设医所，将在澳门行医的用具如刀、碗、碟等赠予费尔南德斯留念。孙中山逝世后，费尔南德斯的妹妹将这些遗物转送给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今陈列在澳门中山纪念馆内。[7]

葡人费尔南德斯，葡文全名是Francisce H. Ferlldes（费朗西斯塞·费尔南德斯），几代居澳门，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出生在澳门，与华人熟悉，会讲粤语，后在香港法院任翻译。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医校上学时，已与费尔南德斯结识。孙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费尔南德斯也回居澳门，在下环街祖居旁边开办印刷店，两人交往更密，友谊更加深厚。

1893年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在西关冼基设东西药局，每天在局应诊，上午10时至12时为赠医时间，下午出诊，诊金随意。若遇难产、服毒急症，无论贫富，有邀必到。还经常出入衙门官署，门卫也都认识他。因对贫困者赠诊，下层群众对他的医德医术颇为赞诵。由于业务日繁，聘请庞文卿为东西药局司理。又在双门底（今北京北路）圣教书楼内设医务分所，又与香山南蓢乡人程北海合股在香山县石岐镇西门口（今孙文西路东段）设东西药局支店。所售西药有发冷丸、癣皮肤水、拔毒生肌膏、立止牙痛水等多种药物，在包装纸上印有“孙逸仙博士监制”的字样。[8]

澳门的中西药局仍继续开办，准备做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孙中山往来穗澳之间，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与费尔南德斯合作，于1893年7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七）在澳门下环街3号创办了《镜海丛报》，每星期二出版，分中文葡文两种版，葡文版名叫Echo Macaellse（《澳门回声》），每期出一大张。中文版《镜海丛报》的东主兼督印人署名是飞南弟，实际编辑和主笔就是孙中山。[9]《镜海丛报》经常发表政治评论、抨击时局的文章，影响甚大，报上还设一些相当现在答读者问的栏目，文末署“孙逸仙医生启”的字样。当时此报销路甚广，销量甚大。《镜海丛报》办了三年多的时间，后来在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于当年11月6日刊登了有关消息，并介绍了孙中山的事迹，赞扬孙中山。[10]

孙中山行医，对患者是有求必应，待人和蔼，他做过许多外科手术，疗效甚好，颇得患者好评。

在他投身革命前一年多的行医期间，留下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

有一次，他从澳门回到翠亨村，村民陆檀生的妻子正难产，有几个老妇人帮助也不分娩，全家十分焦急，他们知道孙逸仙是个医生可能会接生，但旧中国乡间没有男人为女人接生的，很觉为难，但救人要紧，就硬着头皮去请他，中山表示立即同往，邻居一位老妪，中山称她伯母，对中山说：“男人给产妇接生，是一件丧气的事。”劝中山不要去，中山还是要去。到了这家产妇房中，细心检查了产妇腹部，也未用任何药械，只抓着产妇肩上胛骨，抖几抖，产妇稍觉舒服，不一会儿，婴儿呱呱坠地，母子安然无恙。[11]婴儿取名“细麟”。此人晚年旅居檀香山，经常向人讲述中山先生急救他们母子的恩情。

孙中山多次为难产妇女接生。南蓢墟富商程荣道在本乡开均安当铺，先生与程交往甚密，在广州、石岐行医期间，回翠亨村途中，常在此歇脚或住上一两天。有一次，路过这里，听说姓程的妻子难产，危急万分，先生立即奔程家，做了接生手术，使程妻分娩产下一男婴，因用钳夹婴儿出生，男孩额上留下铁印。夫妻两人为感激先生，为孩子取名“铁生”，绰号“含仔”。此婴长大后，常在人前说：“孙文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先生途经南蓢墟时，常有病人找上门来求医，先生为他们医治都不收费。本乡有个10岁小孩，聪明伶俐，只是有豁嘴的缺欠，终日流口水，他叫亚庆，被伙伴讥称“崩庆”。亚庆父母请先生医治，先生施行手术，缝合唇口，虽有疤痕，裂唇已完整。先生此例手术轰动全乡，数十年，亚庆常向人说：“孙文先生好，补了我裂唇，不漏气了。”南蓢墟一直流传着许多孙中山行医的佳话。

还有一次，他到榄边乡探望妹妹，路过一个村子，见一家人正在厅堂里对着一个垂死的病人哭嚎。他问明情由后，立即给病人诊治，开了药方，病人吃了药，渐渐好起来了，乡民都称他是“生菩萨”[12]。

他给穷人治病，分文不收，颇得各界称赞。1893年，有个牙病患者叫武泌，各处投医，数月医治无效，后来找孙中山医治，药到病除，未收医金，也拒受礼物。这位患者为报答他，就在广州的《中西日报》上登了一则鸣谢广告，说：“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竟彻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著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永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亦以表先生人品之雅。”[13]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二（1894年2月27日），在广州《中西日报》上刊登了孙中山行医的广告《东西药局启事》，可更具体了解他的行医思想和每天的施诊活动。

“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于月之初十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定，一律如前。每日10点钟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二元。早轿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14]

后来，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活动中，也为人治过病。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美洲经檀香山，与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者求诊，下药即瘳，众人皆赞叹神奇。1908年在新加坡时，《中兴报》一个记者因思恋一少女，患了口疾，孙中山开方下药，七日而愈。[15]又隔了些年，有革命党人问他：“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多少时间？”他说：“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16]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孙中山从学堂到诊室一直是矢志不渝地准备投入政治改革活动。先后结识的有绅士、清军军官、传教士、会道头目、店主、教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准备成为政治活动的社会力量。他在双门底医务分所圣教书楼礼拜堂、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今文德南路中山图书馆）等处经常与陆皓东、尤列、郑士良、陈少白、魏友琴、区凤墀、周昭岳、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清水师管带，即舰长）聚谈时政。

有时，孙中山与陈少白等还到顺德县北水乡尤列家小住。这个乡里又有陆皓东、尤列、周昭岳合资创办的兴利蚕子公司，雇有二十多名工人，公司中陆皓东的股份最大，他是将翠亨村田产变卖而筹的资金。孙中山还为该公司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公司门口，上联是“兴创自我”，下联是“利归于农”。[17]该公司以改良蚕种相号召，宣称用科学新法化育蚕子，蚕子过水保温时采用温度计代替人手探测温度，乡人称“机器蚕春（即蚕子）”，其实并没有其他机器设备，仍是手工操作。又剔去小蚕子，专发售大蚕子，质量优于其他店号，因此销路颇广，每月约产蚕子二三百箱。他们的经营思想是倡导先进方法，注重质量。[18]

1893年冬，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与孙中山的西所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近，康有为常到书楼购阅有关西学的翻译书籍。孙中山知他有志西学，托人向康表示愿访见结交，但康有为回答：“孙某要订交，须先具门生帖拜师才可。”[19]因此与康结交未成。

这期间，郑士良结纳会党，联络防营，端倪略备。孙中山遂在广雅书局抗风轩约集郑士良、尤列、陆皓东、陈少白、魏友琴、程璧光等酝酿组织革命团体，定名为兴汉会，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这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只是以汉人来兴政图强，取代清朝的腐朽统治。他说这个时期“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20]

药房开了一年多，孙中山因忙于革命活动无暇过问店里的事务，委托两个伙计管理，就糊里糊涂把药房的本钱耗光，以致开销都成了问题。这年的12月，孙中山决定“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21]。

正当孙中山准备北上时，在香港的陈少白，忽然接到广州来信，说：“孙先生失踪了！”陈少白回到广州找了几天，杳无音息。

过了几天，1894年1月22日（旧历腊月十六），孙中山拿着一大卷文稿从外边走进来。大家问他：“你跑到哪去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事不要去管它了。”说着把手里的文稿打开，交给了陈少白，请陈修改。陈接过一看，写的是一篇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书稿。他原来是跑到翠亨村家里，关起门，做文章去了。[22]

上书李鸿章，是他一篇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促进商业贸易、兴办交通运输、开发资源，富强中国的完整系统的著作。文中指出：“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关于人尽其才，是通过“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来实现。西方先进国家“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所以“崛起近世”。人不通过学习“无以别其才”，“无以成其用”。人才之众多，在于兴办教育。学成之后，“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这样“岂有不专心致志者”？要创办学报，成立学会，用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促进科学的发达与进步。西方国家“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就是“有鼓励之方”。在用人方面，“务取所长而久其职”，使他们“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又通过长期工作实践，“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就能发挥各自的能力，做出成绩来。教育办得好，使“天无枉生之才”；鼓励得法，“则野无郁抑之士”；用人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人尽其才，国家“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关于地尽其利，是通过“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来实现。中国“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者。”

西方“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

政府要设农政官员、创办农政学堂、兴农学研究“草木”、“六畜”、“土壤”、“蠹蚀”、“疫疠”、“日光”、“电力”等与农业有关的格物学科目，还要治山泽，辟荒地，使“生谷之土尽垦”，“山泽之利尽出”，“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

农业，“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近世制器日精”，“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其他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也是“非机无以济其事”。“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西方国家创造机器“日竭灵思”，“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加速农业生产现代化。

关于物尽其用，要靠“穷理日精，机器日巧”。西方先进国家“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

“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有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火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生民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

“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不然，则大地之宝藏，全国之材物，多废弃于无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几。如是，而国安得不贫，而民安得不瘠哉，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

关于货畅其流，是“关卡之无阻难，保商有善法，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

西方国家“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为之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所以这些国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

“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

西方国家“民出外经商，国家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护，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与相倚恃。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商财为表里”。所以英国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并澳土者，商力为之也”。“兵无饷则不行，饷非商则不集”。西方国家“虎视寰区，凭凌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

“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西方强国“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俨同阛阓。辟穷荒之绝岛以立商廛，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集殊方之货宝，聚列国之商氓”。商埠“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便利，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于今我国“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亦不能畅我货流，便我商运也。……而为后日推广之图，必也先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输，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

“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敛为工，捐纳为计，吾未见其能富也。”

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要员，深刻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生产技术特别是军事工业对增强国力的作用，他们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势力，为了改变在洋人面前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耻辱地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和日用工业，史称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弹药、轮船，还翻译一些外国军事书籍和工程书籍。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制造火药，供应卫戍京师军队。它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洋务派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培养军事人材或翻译人员，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等。在一些省份陆续建立了军事工业。1874年，洋务派筹划海防，要在十年中建成南洋海军、北洋海军。1884年，南洋海军有军舰17艘，北洋海军有15艘，福建海军有11艘。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和李鸿章主持。1888年，李鸿章将北洋海军扩建成北洋舰队，逐步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办了一些和民用有关的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辅助，有运输、交通、采矿、冶炼、纺织业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和在天津设立的开平煤矿，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民用工业是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都控制在洋务派手中。

这些屈指可数的近代工厂，不能改变中国陈旧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济面貌，更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洋务派带有先天性的封建劣根性，不但不能引导和激发民族工业的发展，反而进行压制，规定十年内不准本国商人开设同类工厂。

孙中山指出：“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纲“而举国并行”。如“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这个草野青年，还想投身到强国富民的事业中去，他向李鸿章表示，他不是“徒撰空言”，而是“欲躬行而实践之”。“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并说明他对中西农业生产的感知和探索，“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文于树艺牧畜诸端，耳濡目染，洞悉奥窔”，“文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并拟“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上李鸿章书》，是一篇赶超西方国家的建设宏图，它产生在一百多年前，是很可贵的，时至今日，仍可借鉴这篇《上李鸿章书》，全文八千多字，陈少白只是“稍为修改一下”。

在广州，先找到曾任过澳门海防同知，如今在广州闲居的魏恒，请他写信给在上海的盛宙怀，请盛氏介绍孙中山与盛氏堂兄、曾是李鸿章的幕僚的著名企业家盛宣怀相见，再由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魏恒在给盛宙怀信中说孙中山“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仍作欧洲之游”。[23]

这年春，孙中山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24]的希望，带着陈请书和介绍信，在挚友陆皓东的陪同下北上，去见清政府中堂大人。从此，孙中山放弃了医业，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斗争生涯。这年他28岁。

他们到上海，见到盛宙怀，盛氏应所请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写信帮助孙中山，能见到李鸿章。

在上海，他们访见了香山同乡、进步企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在郑的家中，又碰到了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上海格致书院院长、《韬园文录》作者王韬，这人和李鸿章幕下一个管文案的老夫子罗丰禄认识，王写信给罗，请他帮助引荐孙中山见到李鸿章。

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中介绍孙中山说：“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请帮助孙中山去见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25]。郑还请盛宣怀转请李鸿章给孙中山办出国护照，“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26]。

6月间，孙中山与陆皓东抵天津，寄寓法国租界佛照楼客栈（今哈尔滨道50号）[27]，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练兵，陈请书由罗丰禄替他转交上去了，但这位中堂大人怎能理会这个草野小民呢？他的回答是：“打完仗以后再见吧。”[28]

孙中山试图以政治改良的方式富国强兵，如果李鸿章采纳方案，实行中央改革，比地方革命自会事半功倍。结果碰了钉子，他的现代治国计划也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

第二编

兴中会前期

第五章　组织兴中会

孙中山上书失败，知清政府积弊已深，无可救药，“怃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于是，他和陆皓东两人在天津和北京等地考察政治形势，得知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是“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黩，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2]。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6月，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到朝鲜牙山。当月，日本也乘机派兵在仁川登陆。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和牙山附近的成欢驿袭击清军。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清军在平壤、黄海战役中连遭失败。这年农历十月初十是西太后60寿辰，从国库提出白银540万两，从正月开始便准备盛典，对日作战，不以为意，却令各省府县先期到京点景。从京城西华门到西郊颐和园沿途搭彩坊、戏台、乐亭等共60段工程，准备寿辰奏乐、唱戏，仅此项花掉白银219万两。当时有人要求西太后停办点景工程，西太后大怒，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3]

10月，孙中山偕陆皓东回到上海，与两年前在广州结识的宋跃如叙谈上书李鸿章受挫情况和清政府积弊已深无法挽救非彻底改造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宋跃如深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华夏”革命壮志的激励，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宋跃如，1866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商人家庭。1886年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1886年回国到上海任基督教牧师。翌年，与名门闺秀倪桂珍结婚。1892年弃教职经营美华印书馆（入股）和福丰面粉厂（任经理）。他还参加了反清组织三合会。但他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为创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走遍全国几大城市，1892年，他为创办基督教青年会到广州，经陆皓东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孙中山与宋跃如两人在思想、经历等方面，有着共同之处，都是广东人，都受过西方教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都受过基督教的洗礼，都有炽热的爱国思想，都有反清革命意识。以后，宋跃如和他的全家都投入了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工作。宋跃如是孙中山早年的挚友和热情的革命支持者之一。孙中山长年流亡海外奔走革命，宋跃如在国内20余年一直暗中配合革命党人做许多革命工作。

此时，宋跃如有两个孩子，长女宋霭龄三岁，18年后1912年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次女宋庆龄一岁，20年后1914年任孙中山的秘书。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4]在上海请郑观应到江海关领了出国护照，赴檀香山。行前嘱托宋跃如经常把国内情况通报给他。

宋跃如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刊登在由美华印书馆承印的基督教会的刊物《万国公报》上。[5]

孙中山到了檀香山，决定组织革命党，举行起义。先到茂宜岛与大哥孙眉商议，孙眉被弟弟的反清政治理论折服，也被弟弟的炽热的救国之心所感动，表示支持，并准备拨产变卖相助，但因为当时侨民“民气未开，人心固塞”[6]，应者寥寥。

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正当西太后在皇极殿行受贺礼庆祝她60寿辰这天，日本军队攻占了大连等地，光绪帝后及诸臣陪西太后观戏三天，军政诸事延搁不办。22日旅顺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当地居民。

与此同时，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正在加紧进行。

11月24日，在檀香山正埠的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何宽、李昌、邓荫南、宋居仁、许直臣、侯艾泉、钟木贤、夏百子、李杞、刘卓、刘寿、刘祥、程蔚南、郑金、郑照、黄亮、黄华恢、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曹采、陈南等20余人。[7]孙中山被推为大会主席，他提议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了由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会章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九条规章中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会议推举刘祥、何宽为正副主席，程荫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李禄、黄亮、邓松盛等为值理，另设差委二人。规定了活动的时间、办法。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比1893年冬在广州广雅书局南抗风轩成立的兴汉会宗旨多了一项重要内容“创立合众政府”[8]，不仅是驱除满清政府，而且也要根除封建帝王专制的制度，这便是带有共和政体色彩的政治纲领，兴中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政党，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按仪式加入了兴中会。会费每人5元，会股每股10元，孙眉认股200元。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派人在茄荷蕾、百衣等地建立分会，会员总数约130多人。他还在美籍老师芙兰谛文任教的学校里对李杞、侯艾泉、许直臣、程扆臣、宋居仁、陈南、陆灿等20多名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请了一个曾在中国、南洋当过教习官的丹麦人教练兵操，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中日甲午之战中，朝鲜、旅大、威海卫先后失陷，津京也岌岌可危。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人心激愤。在上海的宋跃如，函促孙中山回国，乘机举事。孙中山算了一下会员的会费和银会股金，两项不足二千元，远不敷举义需用。因事机日迫，急于返国，焦灼万分。兴中会文案干事邓荫南广东开平人，早年到檀香山谋生，后经营蔗园、榨糖、商店，雇工千余人，颇为富有。性情慷慨，乐于助人，深受众人敬重。与孙眉交往甚密。接受孙中山救国思想，加入了兴中会。他决定变卖家产，充革命经费，投身国事，去而不返。[9]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把农场的牛，以每头六七元的低价售出，共集港币一万三千元。[10]于第二年，1895年1月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由檀香山赴香港。

香港与广东交通便利，组织革命团体、策划起义、运送武器、失败后的隐匿转移，都是最好的地点。

孙中山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日本横滨时，在船上向归国侨民宣讲逐满救国的道理。陈少白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11]这时，正在船上推销货物的广东南海侨商陈清，听了他的讲演，就登岸向文经印刷店主人冯镜如，致生印刷店主人冯紫珊，均昌洋服店司理谭有发报告说：“船上有一个高谈反清造反的人。”这三个人，平素热心国事，愤恨清政府的政治败坏。他们听了陈清的话后，就叫谭有发跟着陈清登船来邀请孙中山上岸交谈。孙中山回答说：“船就要开行，不及登岸。”[12]就给了他们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一大束，说：“转交冯等照章设立分会，广州不久即起义，若有意参加，可到香港。”并问了他们的姓名住址。数月之后，陈清得冯镜如川资三千元，到香港参加了兴中会。在这年的重阳节广州起义时。他执行施放炸弹的任务。

当时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弟弟）统治粤桂两省，六年中（1889年8月8日至1895年4月14日）肆行无忌，巧取豪夺。一次过生日，就收到僚属贺礼达一百万两银。[13]他规定，凡在任或新补缺的官员，须向督署交官税。官吏们乘机巧取豪夺，把这些额外负担加在百姓头上，人民苦不堪言。他又推行卖官制度，用三千两银就可买得一名科第。李瀚章的所作所为，官府内外积怨甚多，人心激愤，连一些清军官兵后来也参加了兴中会和起义活动。孙中山认为李瀚章的倒行逆施“足以增兴中会势力，而促吾党起事者”。[14]

孙中山到香港后，即开始筹建兴中会总会。他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进行研究，准备发动起义。他素知辅仁文社也以改革政治为宗旨，遂与该社领导成员杨衢云、谢缵泰商洽，联合组党。2月中旬，租下中环士丹顿街13号楼房为总会所，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于2月21日召开兴中会总会成立大会。大会仪式是举右手向天发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香港兴中会宣言总则与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相同，在措词上小有改动。十条章程的项目是：一、会名宜正；二、宗旨宜明；三、志向宜定；四、人员宜得；五、交友宜择；六、支会宜广；七、人才宜集；八、款项宜筹；九、公所宜设；十、变通宜善。比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的九项规条内容更具体详细。宣言仍保持了盟会式的格调，措词上也还是比较婉转。政治纲领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比誓词少了一句，纲领只列在入会誓词里，而不见宣言中。

在香港入会的有黄咏襄、周昭岳、朱贵全、丘四、余育之、徐善亭等几十人。

2月，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召集党人回粤举义，住在洋泾浜的全安栈，正遇康有为、梁启超等师徒。他们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正住在这个客栈内。因孙中山“久欲延揽他们同办大事”，陈少白就去访见他们，和康有为讲“现在中国情况已很危急，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康有为只是点头称是，谈了几个钟头，没有具体结果，陈少白只好告辞而退。[15]

这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国内传闻，各界激愤，有爱国志士在北京城门上写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年败绩，割地求和”几个大字。正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约集了18省举人1300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集会上书，反对与日本议和，请求变法。5月，请求都察院代为转呈，遭拒绝，未能上达光绪帝。

第六章　第一次武装起义

兴中会决定在广州起义。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事布置，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和英美将校协助；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应及财政、军械事务，由黄咏襄、谢缵泰等协助。孙中山与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又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租定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为分会会所，以农学会的名义作为掩护。孙中山还特意制定了一个《农学会章程》，极力阐述中国不研究农学、发展农业，就不能富强的道理。当地著名官绅潘宝璜、潘宝林、刘学询等信而不疑，还签名资助表示支持。[1]

因孙中山两年前在此行医，结识了官绅士商各界人物，在广州的一些准备活动，措置裕如，经营得很顺利。在广州入会的比香港踊跃，有左斗山、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陈廷威、王质甫、朱淇、朱浩、汤才、陈焕洲、吴子材、梁大炮、李芝、刘秉祥、黄丽彬、莫亨、程怀、程次、梁荣、苏复等数百人。其中有产业家、银行家、洋行职员、教员、传教士、医生、会党头目、清军军官、清军水兵、工人，也有著名大盗。同时，还在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和双门底圣教书楼的礼拜堂设立机关，容纳会员及贮藏秘密文件。

8月27日，兴中会领导成员在香港西营盘杏花楼开会，讨论攻取广州的详细计划和起义后的各项政策。香港著名人士何启、香港《德臣西报》主笔英国人黎德、《士密西报》主笔英国人邓肯也秘密参加。由孙中山制订攻取方略，朱淇撰写反清檄文，何启和《士密西报》主笔邓肯起草对外宣言，由《德臣西报》主笔黎德争取英国当局的支持。

筹备半载，兵力、军需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广州城内的清军防营、水师、地方绿林、民团等均已联络就绪。在省河南北设有机关数十处，又购小火轮两艘，往返港粤运输军需，决定在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事。

发难在即，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七八个人于10月10日又在香港开了一次会。会上提议选举一位总统来发号施令。通过投票，选举孙中山指挥起义，任起义成功后的合众政府的总统，大家向孙中山握手庆贺。[2]

孙中山决定偕陈少白、郑士良等返回广州，准备发动起义。这时，杨衢云忽然害怕起来，畏葸不前，不肯到广州冒险，最后答应在阴历九月初八的晚上，带三千人乘船到广州，天一亮，到岸就发动。孙中山把银行里的存款和在香港所有的军械都交给了他，叫他按时带到广州。又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又对孙中山说：“是否把总统让给我，以后到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让给你。”[3]孙中山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事情还没开始，同志之间，就有了地位之争，很不应该。他就和郑士良、陈少白商量这件事。郑士良听了很恼火，他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孙中山怕因此引起党内纠纷，贻误大事，表示要谦让。[4]就在当天晚上，又开了一次会。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让给杨衢云。因事前已经跟大家商量好，因此都同意了。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任总统让位。第二天，孙中山到了广州。

原计划重阳节清晨，杨衢云带三千人抵广州后，即分头向各重要衙署进攻，埋伏在水上和顺德、香山、潮州、惠州、北江的会党同时响应。由陈清带领的炸弹队，在各要点施放炸弹，各路闻炮即发动。以红带为标志，口令是“除暴安民”。由朱淇起草的讨满檄文和安民告示也已印好，各项工作都准备得颇为周密。不料在起义前一二日，起义计划被朱淇的哥哥朱湘（甤生）知道了，恐受牵连，他用朱淇的名义，向巡勇管带李家焯自首。李一面派兵监视，一面亲自到督署向新任粤督谭钟麟报告。谭问李：“造反的是谁？”李答：“是孙文！”谭讪笑着说：“嗨！孙文乃狂士，好出大言，他焉敢造反！”谭对此置若罔闻。[5]

这天，孙中山正在河南一个姓王的家里参加婚礼宴会，见有兵警探伺，知事已泄露。但他镇静自若，对在座的区凤墀说：“此辈是来捕我的！”区问他：“怎么这样妄言狂语？”孙中山说：“路人皆知，孙文造反，你还不知道呵！”兵警因未得捕人令，不知所措。宴后，孙中山安然离去。[6]

10月25日（初八）晚，广州的一切准备事项都做好了，就等天亮开始行动。此时孙中山正住在河南岐兴里瑞华坊尹文楷家中，陆皓东住在南关咸虾栏，陈少白住在双门底总部附近一个亲戚开的铺子里。26日（初九）天还没亮，陈少白到了总部，等了好久，没一点消息。绿林、民团、军队各首领，都来讨口号，等命令。本来香港船靠岸的时间是在早晨6点钟，但到了8点，孙中山才接到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杨衢云发来的，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须延期二日。”陈少白说：“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来，以后再说吧！”[7]孙中山也以为然。于是把钱发给绿林中的人，叫各部首领回去，听候命令，并立即向香港杨衢云发电：“货不要来，以待后命，止办。”孙中山叫陈少白先离开广州，自己留下来疏散党人，销毁文件等。

当天晚上，杨衢云才派丘四、朱贵全率新安、深圳、盐田、沙头各地的会党先锋队二百余人，集中在九龙，乘保安轮船赴粤。这期间已被清驻港密探章宝珊侦悉，即电告粤督谭钟麟，要严加戒备。同时党军所运短枪六百支，也被海关查获。谭钟麟才知孙文真要造反，且已兵伏城下，立时慌了手脚，急调驻长洲的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并令巡勇管带李家焯至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搜捕。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程怀、刘次、梁荣等人及军械衣物，同时被搜获。

陆皓东在通知机关同志疏散后，转移到城外。他忽然想起党人名册还留在机关内，决定返回处理，同志们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能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毅然前往。当他返回机关时，清廷兵勇也接踵而至，将机关包围。陆皓东迅速关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焚烧，当清兵破门而入时，名册已化为灰烬。党人得救了，陆皓东则被捕。

当杨衢云得孙中山回电后，人与枪械已经下船启运。杨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8]当保安轮抵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已率兵在码头准备截缉。党人在船中的枪支七箱，被杂货积压在下层，临时无法提取。丘四、朱贵全等四人赤手被缚。巡兵又到双底圣教书楼搜查，将书店司理、兴中会会员左斗山捕捉（后由美领事保释）。区凤墀、侯艾泉、李芝、王质甫等闻败，已先离粤。

孙中山到河南岐兴里瑞华坊寓所，命人检出一两件应用之物携带，行至街口，略顾左右，昂然而行。友人以为寻常外出，并未介意。临居朋友尹文楷也一无所知。晚上，还到大基头，出席了王毓初牧师之子的婚宴。席间，与王毓初耳语事败，之后，举杯与同席共饮，即称因事失陪，揖别而去。

郑士良陪孙中山仍留广州，两人将电报、公告、文件等进行销毁，孙中山神态镇静自若。郑士良后来与宫崎寅藏提到孙中山当时的情形时说：“我也想逃，但见孙大将那样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所以不便逃。”[9]“孙比我厉害，毕竟不愧为领袖，我都惶恐不安，但孙却丝毫未变声色。”[10]

第二天，10月27日（旧历九月初十）晚上，他俩穿着苦力的衣服离开广州，郑士良坐船经澳门直接到香港，孙中山租了一只小船，到香山唐家湾又坐轿子到澳门强屋街（下环街）3号找到好友费尔南德斯。后获知清政府已要求澳门当局通缉他，费尔南德斯为助他脱险，陪同他坐船赴香港，当时孙中山扮了女装，避过清政府爪牙耳目。[11]

孙中山夫人卢慕贞连夜携带四岁的孙科和一岁的长女孙娫，与婆婆杨氏还有嫂嫂谭氏一起逃往檀香山，投奔大哥孙眉。[12]

孙中山在香港见到陈少白，两人商量今后怎么办，都踌躇不决。孙中山就坐着轿子去请教他们的英国顾问律师达尼思，说：“在香港能否不发生危险？”顾问说：“不要吃他们的亏，还是离开香港最好。”他又找陈少白说：“顾问叫我们离开香港较为妥当，我们还是跑吧！”[13]两个人就找了一张报，看有没有离港的船。发现有一只去安南的船，当晚开，就派人去买船票。但这只船是运货的，没有客座。又打听到另有一只船是次日早晨去日本的广岛丸号，还有四个舱位，他们就约了郑士良，三个人于10月30日离开香港赴日本。

清吏李家琪派爪牙至河南岐兴里瑞华坊缉捕先生，但不知其具体寓所，在街口询问舆夫：“此地有个孙医生，他住在哪个门内？”先生平日出入，常乘肩舆，与舆夫交谈如兄弟，舆夫与先生素有感情，他们见问者并非善意，回答说：“此间无孙医生，只有尹医生。”缉捕者转向别处搜寻。

清朝政府派将领率兵从广州沿山路开到翠亨村。见它是一个小山村，他们以为这里不会有起义的领袖人物，便改道奔了人口逾千的大村镇叫翠微村，把这个村子层层包围起来。乡绅一再说这村没有孙文其人，并以巨款贿赂将领，他们才收兵而去。翠亨村中山旧居由此幸免一场浩劫，因而保存至今。

谭钟麟令南海、番禺两县县令对党人严刑审讯。陆皓东、丘四、朱贵全凛然不惧。陆皓东在被提审时，愤书供词，痛述国家外患日迫、内政腐败的危急现实，直斥清政府的昏庸统治和贪官污吏们的甘心事仇，寡廉鲜耻，供词中说：“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今事中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14]穷凶极恶的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钉插手足，凿碎牙齿，他晕死而复苏后，对清吏仍厉声痛斥：“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心不痛，其奈我何？”表现了一位革命者取义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美国领事至南海县署，向县令李征庸说：“陆某系耶稣教徒，向充上海电报局翻译员，绝非乱党！”李拿出陆的供词给他看，美领事无言而退。11月7日，谭钟麟令营务处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三人绑赴刑场杀害。南海县令李征庸甚敬陆皓东，临刑前，令人取了长衣，给他穿上。陆皓东的牺牲，使孙中山极为悲痛，称他是“命士之英才”，“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而“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15]

在他的家乡香山县翠亨村犁头山麓修筑陆皓东烈士衣冠冢，冢上建有陆皓东塑像。

陆热诚好学，能诗能画，准备起义用的青天白日旗就是陆皓东所设计的。孙中山为纪念他，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时仍用这种旗子，同盟会成立后又增加了红底，含有烈士的鲜血所染成之意。1907年潮州、黄岗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广州起义，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1913年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1921年两次南下护法，都用这种旗子。各地制做的旗中的白色叉光多寡不一，后来孙中山说明叉光代表干支，应排列12个，表示12时辰，遂成定制。

参与这次举事被捕的共70余人。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在营务处受刑六百军棍后，病死狱中。其余的被囚，也有的被释放。清政府下令对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李芝、侯艾泉、夏百子、莫亨、吴子材等十余人悬赏捉捕。

12月7日，粤署以花红银一千元的厚赏捉拿孙文。清朝总理衙门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清使馆发电，通缉孙文。[16]

这是辛亥革命史上兴中会时期第一次武装起义。它虽然失败了，但为整个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史拉开了序幕。这次起义仅数月之间就动员和组织了几千的人力，在筹备布置上，也甚周密。如能在后方安排一个得力干部，按期行动，乘敌人官兵素日涣散，攻其不备，对准重要衙署，分头并举，消灭地方的反动政府，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确是很响亮的第一炮。但是，由于军备不周和带队干部杨衢云畏敌怯战，又怀有权位私念，措置疏误，事泄后，给敌人以充分的时间准备进行截击而遭失败。但是它有着深远意义：它把千百万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它告诉人们，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途径；它像茫茫黑夜中燃起的一束火把，给苦难的中国人民照亮了一条谋求生存的道路；它也给腐朽的清王朝敲起了丧钟。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乙未广州起义时，年仅29岁。

第七章　伦敦蒙难

1895年10月30日清晨，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乘“广岛丸”号轮船离香港赴日本。船一出口，风浪大作，航行了14天，才到神户。三人登岸后，购得一份日本报纸，见其中有一则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赫然于目。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1]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反清运动，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词，此后，在兴中会组织内外，在国内外，开始用革命党的名称。

孙中山一行三人在神户住了一天，转赴横滨。在船上，三人苦想登岸后到哪里安身呢？人地生疏，又是政治犯的身份，一时满面愁云。孙中山忽然想到1月间，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横滨时，约他上岸谈话的华商谭有发。于是，他让陈、郑二人在船上等候，自己一人登岸，按地址去找谭。见到谭有发，说明来意，请他协助解决一下栖留的问题。谭有发替他租了一个楼房的单间，孙中山看了也很满意。陈少白、郑士良二人在船上等了好久，孙中山回来说：“房子已租好了。”三人登岸，进到那间楼房里，“心里感到舒服起来，因为到了这里，中国政府已追究不来”。[2]

过了两天，谭有发陪孙中山、陈少白到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印刷店，会见了华商冯镜如。当天晚上，孙中山邀集了冯紫珊、谭有发、柴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峰琴、温遇贵等十多名华侨，在文经店二楼，研究在横滨发展兴中会的问题，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冯镜如被选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谭有发、黎炳垣为干事。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便移居到文经店的二楼里。十几天以后，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设立兴中会分会所。后来入会的有温芬、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之、黎简卿、陈植云，还有冯镜如的儿子13岁的冯懋龙（即冯自由）等多人。每次活动都由小会员冯懋龙向会员传递通知书，秘密集会。

过了几天，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剪去发辫，由谭有发为他们两个人各做了一套西装。郑士良因准备回国继续组织力量，暂未改装。

孙中山计划与陈少白一同到美洲去活动。但当时美国政府有禁令，不准中国人入境，孙中山假称他是檀香山生人，美领事才给他一人开了护照。陈少白只好留在日本“考察东邦国情”，“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3]

伦敦蒙难时，原香港西医书院英国老师康德黎交给警探辨认孙中山的照片。

孙中山向会员们商借500元，以作他和陈、郑三人旅费等用。管库赵明乐、书记赵峰琴二人是永乐和号出口商，资产颇富，他们不但不肯筹借，而且也不到会参加活动了。最后由冯镜如、冯紫珊兄弟两人按数借助。孙中山留给了陈少白与郑少良各100元。

孙中山于12月中旬，离开日本赴美洲。到檀香山后，就把500元钱，汇还冯氏兄弟。侨商知道后都称赞他“言而有信”。[4]

“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5]

在动身前几天，孙中山在火奴鲁鲁街上散步，有一辆马车迎面驶来，上面坐的正是他的英籍老师、香港雅丽医校校长康德黎和他的妻子。“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康氏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也。’予乃趁（乘）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游，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6]六个月后，孙中山在伦敦被执于清使馆，幸得康德黎奔走营救才得以脱险。

1896年6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到达美国。自太平洋东岸三藩市上岸，横过北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途经各处，有的留数日，有的留十多日，都要进行宣传鼓吹。“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7]

9月23日，孙中山由纽约乘麦谒斯地号客轮，过大西洋，到了英国的利物浦。9月30日，到了伦敦，投宿于斯屈朗街的赫胥旅馆。10月1日，即至波德兰区的覃文省街46号，访见师友康德黎，康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他订了附近的葛兰旅店居住。

孙中山每日或参观博物馆，或游览古迹，或与康德黎叙谈。在伦敦“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往来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8]西方文明的华丽外衣，引起了孙中山的憧憬和羡慕，一度成为他改造中国的思想动力，他曾表示“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

一天，孙中山在康德黎家吃饭，康德黎笑着说：“中国使馆与你的住处很近，何不去过访一下？”康妻诫止说：“不行啊！使馆的人员见了你，立刻把你缉捕起来，一定遣送回国！”说完三人大笑。[9]谁料数日之后，竟成谶语。一天晚上，孙中山在雅丽医校的另一师友孟生家作客时，孟也提醒过他：“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致堕陷阱。”

其实，这时孙中山的处境是很危险的。清驻英使馆已完全掌握了他的行踪。还在8月孙中山在美国期间，清驻美国公使杨子清，即已电告清驻英公使龚照瑗说：“粤省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署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饬电知龚星使（即公使），援香港缅甸交犯约（根据香港缅甸交换罪犯条约），恳英国代拿。”[10]在他到了英国利物浦的第三天（9月25日）龚照瑗又接电报：“孙文于西历9月23日（即华历八月十七日）由纽约搭船至英国利物浦港口登陆。”龚照瑗派他的侄子龚心湛（使馆职员）雇暗探赴利物浦守候，侦察的情况是：“孙文剪发着洋装于八月二十四日（9月30日）登陆，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随行。”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孙中山却以革命大义自恃，认为在他鼓动宣传下，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随声附和造起清政府的反来，因而失掉必要的警惕。他对清使馆不但不回避，反贸然而入，要找同乡宣传革命。他在《伦敦被难记》一文中说：是在路上被二华人“挟予而入”使馆的[11]，此并非实话，而有关史著都据此以讹传讹，积假成真。其实是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想到那里宣传革命活动而被捕的。当时他那样写是为了适应国际公例，以示清使馆侵犯英国主权之意。陈少白说：“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这和当时在使馆的职员吴宗濂的《随轺笔记》所记述的情况也相一致：“九月初四（10月10日）孙文行经使署之门，遇学生宋芝田（学生者使馆学生也），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四等翻译官邓琴斋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言姓陈，号载之，继出金表以观时刻，刺史索观，则镌有英文拼切之‘孙’字，刺史恍然，不动声色，约孙翌日再来，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孙欣诺。孙既去，急密告仙舟（龚心湛），转禀星使。星使与马凯尼（使馆英籍参赞）、王鹏九俩参赞密上（‘上’可能是‘商’的误写——作者）办法，皆曰可拿。初五（11日）午前，孙果贸然来。饭后，邓刺史请孙登楼，先至首层，观星宪之会客厅、签押室，继至二层，入李琴伯朋府盛钟卧室，坐谈良久，适马参赞到，刺史遂告孙曰：‘君能再上一层，枉顾弟房乎？’孙曰：‘甚好。’遂随刺史拾级而升。马参赞在前引导，先入预备之空房内，作开门侍客状。邓指曰：‘此即弟房，请君先进。’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奉总署及驻美杨子清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12]

公使馆密电清政府总署：“顷该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公法，使馆即中国地，应即扣留。解粤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英使知，并请电粤督。”

就这样，孙中山自己身陷囹圄。第三天（10月13日），使馆接清政府回电：“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14日，使馆又向国内发电：“唯有专雇一船径解粤省，否则只可释放，派密探，穷其所往。”

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自然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品格，但孙中山深入清使馆这个虎穴却未免轻率。如果一旦被解送回国，遭到杀害，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并且在葛兰旅店中，尚有若干党人名单，如被搜获，将使多少党人株连被捕？孙中山被囚禁使馆后，想到自己“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逮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军起义之后，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国人观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13]，真是后悔莫及。

于是，他设法求援，还曾要求使馆那位同乡邓廷铿（即《伦敦被难记》一文中的唐某）帮助，邓假许援救，反而骗去了孙中山一张带有亲到使馆等语的书面自供。后来孙中山又写了一个纸条，裹以铜币掷于室外，也被发觉，使馆因而防范更严。16日，孙中山又向一个年纪较大的英籍仆人柯尔求援，柯尔问他：“你究竟为什么事被拘禁在这里？”孙中山说：“吾是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海外者。”怕他未能领会，又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皇帝之欲杀我，如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乃阿美尼亚之基督徒，故欲聚而杀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杀之，吾即中国基督徒之一，且曾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柯尔说：“不识英政府亦肯援助否？”孙说：“英政府乐于相助，无待赘言，不然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我，而交于中国可也。又何必幽禁于斯，恐外人闻之。”又说：“吾之生命，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吾命获全；否则予惟有束手受缚，任其杀戮。”

柯尔的妻子天天到使馆来，柯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夫妻俩商量好，决定搭救他。第二天（10月17日）早晨，柯尔又来添煤，临走时以手指煤篓，孙中山走过去拾起，见其中一纸条，上面写着：“吾当为君递书于君友，惟君书时，切勿据案而坐，因监守者伺察极严，得于钥中窥见君之所为，幸君伏于卧榻书之为要。”

于是，孙中山取出两张名片，伏在床上，面壁疾书，给康德黎写了几句话：“致覃文街四十六号詹姆斯·康德黎博士：我在星期天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将要从英国偷偷运回中国处死。祈尽快营救我！中国使馆已租下一艘船，以便把我递解回中国，而整个途中我将被关锁起来，禁止和任何人联系。唉！我真不幸！请照顾目前这个帮我送信的人；他很穷，将会因为替我效劳而失去他的职业。”[14]

当天中午柯尔来收煤灰时，孙中山把名片交给了他，并将仅有的20英镑也给了柯尔。

柯尔将孙中山的书简和20英镑交给了他的妻子，她把书简藏在反折的袖口里，从使馆直奔康德黎家。

康德黎已有六天不见孙中山到来，心里焦急不安，到17日晚上，已经过了11点钟，柯尔的妻子送来了孙中山的书简，还有20英镑，并说明孙中山正在使馆被幽禁的情况，然后指着那钱说：“这就是孙某的用物。”康德黎立即叫他的妻子到葛兰旅社将所有的文件书信取出烧毁。本人亲往哈兰区3号向使馆参赞马凯尼（康不知马是幽禁事件的主谋）求助。马没在家。康又到警署报告，侦察长说：“此事关系重大，非我所能主持。”这时已是夜里1点钟了。

第二天早晨，康德黎继续奔走，找到了他一个朋友，想请他通过中国的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将人放出。他的朋友不同意这个做法。康又往哈兰区3号找马凯尼，还是没见到。又去访见孟生博士，走到门前，见到一个人趦趄于门外，正是刚由康德黎家来到这里找康德黎的柯尔老人。两人同见孟生博士，康说：“马凯尼未下乡，则此事必易为力。”柯尔插言道：“马凯尼无一日不到中国使馆去，幽禁孙氏者，马凯尼实主其谋。”康、孟大为愕然。于是他们各以名片简书数语，交柯尔带入使馆交孙中山。“一则可以藉此稍慰予（孙中山）心，一则证明柯尔确已为予（孙中山）奔走。”二人又到苏格兰场警署，请警察出面干涉，以张人道。侦察长不耐烦地说：“你昨天半夜12点曾来说过，今又来，我们办不了那么快。”康、孟二人出警署，又至外交部。适逢星期日，不办公。二人怕清使馆“于是夜实行其计划”将人拘运，决定先至波德兰区49号向使馆提出警告。因康与孙是师生关系，恐使馆人员已闻知，故由孟生一人前往，见到了诱禁孙中山的那个叫邓廷铿的人，孟对他说：“我想见一见孙逸仙。”邓说：“此间并无此人。”孟说：“今英外务部已知此事，而苏格兰警署且已派人彻查。”邓竭力辩解说：“决无此事。”态度之从容坦率使孟生也疑惑起来。他回来对康德黎说：“或出孙某自行捏造，冀以达到其不可测度之目的？”到了下午7点钟，康德黎一人继续奔走，赶到佩星和尔街的美国私家侦探所雇探，也因星期日休业，又到伊士林敦的吉勃斯屯场去寻雇警探，由于警探有事不能从请。康德黎奔走一天，不遗余力，报政府、投警署、雇侦探等都一筹莫展。到了晚上9点钟，他忽然情急生智，决定到报馆说明此事，只要报纸一宣布，必会引起公论。遂乘车至《泰晤士报》报馆，将孙逸仙被幽禁事向记者口述一遍，到夜里11点半钟才回到家。但康德黎还是心如火灼，最后想亲自到使馆门外侦守，假如使馆暗中运人，即加以阻挠干涉。于是，他从家里又走出来，刚一出门，正遇到白天约雇的一个侦探迎面而来，两人同到了清使馆，这时已是夜里12点半，见使馆灯光明亮，人影憧憧。由于孟生的盘问，惊扰了使馆人员，他们决定于20日解送孙回国。

康所雇的侦探把车停在一个屋檐下，并躲藏在车内，月光下，使馆有人出入，都可见到。如孙中山被押出使馆，探车即可追踪。康德黎这才回到家中，已是夜里2点钟了。

第二天（10月19日）早晨，康德黎又雇一侦探，侦伺于使馆门外。

这天中午，英国外交部闻此事后通知康德黎将案情书写上呈，并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知清使馆以7000英镑雇一艘二千吨轮船准备将孙中山械运回国，就派了六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并令附近警署严加防守；又将孙逸仙西装照片发交警吏，以备辨认。

数日之间，风声四起，闻者已不乏人。到了10月22日，《地球报》派记者来见康德黎，首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发表了这则新闻，于是伦敦各报记者到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访康德黎的记者，使康应接不暇。也有要到使馆访见被幽禁本人的。于是各报纸先后刊载，连马路上的报馆新闻广告牌上也写上了引人注目的大字，这件事轰动了伦敦全城，几千市民围在使馆外叫骂：“如果不将人放出，就将使馆砸毁！”[15]

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恐有意外，将马凯尼叫到外交部面述案情经过，英政府出正式公文令中国使馆放人。

清公使馆接英政府令其放人的公文，只得应诺。代表清政府的驻英使馆官员在洋人面前的奴颜婢膝与对本国革命者的凶悍阴狠适成鲜明的对比。

10月23日下午4点半，由使馆华、英籍卫兵二人开门将孙中山接出囚室，送至楼下，出场者有康德黎、苏格兰侦察长、英外交部官员，还有马凯尼。马将搜出各物一一退还孙中山本人，并对侦探长、外交部官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我现在把此人交付君等，是要使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及外交权利两不受损。”

使馆门外观者如堵。当各报馆记者向前询问时，孙中山被侦探长乔福斯拥入车中。车一开行，竟有记者数人登上车顶，或跃居车侧。

侦探长在车中对孙中山正言告诫说：“此后务宜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言词真挚坦率，态度如长者规劝幼儿一样。为了满足记者要孙中山述话的急切要求，他们中途停车到一个旅馆里，把囚禁的详细经过说了一遍；又到警署把前后过程叙述清楚，作了结案。

孙中山在康德黎家，每天来访者络绎不绝。11月15日，移居到格雷斯旅店街8号。

孙中山脱险后，结识了英国各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翟理斯教授正在编著《中国人名辞典》，准备将孙中山列入书中，因此请他写一篇自传。孙中山向他叙述了25岁以前的经历和“欲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16]，改造中国的坚定信念，反映了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

孙中山为了让英国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事件的真相，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在英国布里斯特耳出版社出版，后来被翻译成日、俄、汉各国文字。

当时有些国家的报纸把这次事件当成离奇惊险的新闻刊载，内容虽同，但标题不一。有些国家还把孙中山的这段遭遇编成戏剧和电影公演。因此，孙逸仙这个名字被许多国家所熟知，他的革命事业也因此博得各国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英国一些知名人士如康德黎等还组织了“中国之友社”，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

第八章　三民主义的创立

孙中山认为，“革命虽然是遭过一次失败，但并不灰心，把革命的事情，还是向前做去。”

伦敦脱险后，孙中山留居在伦敦，为了制订推翻清王朝后建立共和国的方案，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等学说，“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察，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做我们建设的张本”。

近代世界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都与图书馆有过密切的关系。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是孙中山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阅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哲学、法律、农业、工业等著作，尤其“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孙中山一进馆就是一天。他是最早进馆，最晚离馆的读者。看书时间过久，疲倦了就伏案休息片刻，醒来又继续研读，中午用自带的干粮充饥。他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用功之勤，可从伦敦警察局的暗探给局方报告中了解，报告中说：“他自早至晚都在图书馆阅读，到了用膳的时间也不离去。他的粮食是几片面包，在馆内取杯冷水，就此充饥。”据康德黎记述，“他不停地工作，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占据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1]

他在学习研究之余，常与英国各阶层人物接触交往。在伦敦，他还有一段打人趣闻。据说孙中山动手打人一生有两次：一次是少年时期在檀香山盘罗河学校，动手反击顽皮的同学；一次是在伦敦。有一天，他在操场上打球，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霍氏，故意挥球直击孙中山的头额，打得他两眼冒金花，还跟他开玩笑地说：“这是英国人的打人法。”孙中山也不示弱，便上前把霍氏拦腰抱住，放在膝盖上，打了几下臀部，笑着说：“这是中国人的打人法。”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霍氏有事来中国，到南京晋见孙中山，两人谈起往事，彼此不禁掩口大笑起来。[2]

19世纪是欧美国家生产力迅猛提高和政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法、美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财富，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而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早期出现了英国欧文，法国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创立的不成熟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到了30年代，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斗争。到了50年代，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家等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先后流亡到伦敦，如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意大利的玛志尼、加里波；匈牙利的柯树特；法国的雨果；俄国的赫尔岑、奥加辽夫等。伦敦成为流亡者活动的中心，是政治人才荟萃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总结本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发表政治主张。这时期，刊物纷繁，吐葩争艳。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第二卷1885年出版，第三卷1894年出版。当孙中山留居伦敦的时候，也有一些俄国革命党人流亡到这里。孙中山曾经和他们在伦敦图书馆内交谈过中俄两国革命成功的时间问题。这些总结革命运动的历史文献和各派的政治学说，都是他涉猎的内容，都给了他影响。还有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美国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中国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太平天国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都是他创立政治学说的参考内容。

孙中山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学说加以取舍，并结合中国的历史特点，制定出了他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3]，“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4]。

三民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压迫下和饥寒交迫处境下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争取自由民主、争取生存的奋斗目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适应历史的要求制定了这一政治纲领，它统一了辛亥革命整个队伍的政治思想，它是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贫苦穷困的理论武器。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互相依存彼此关联，而又各有不同的政治任务与功能。

民族主义，就是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政治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仅有八个字，但却包含着深刻的战斗内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外祸日深，内政日坏，人民处于水火之中，民族危机甚于累卵。

由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清政府已成中华民族危急、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不到60年的时间，先后与外国入侵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与英美法德日意奥荷比西俄11国签订）。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签订后，领土被侵占或割夺，大量的赔款落在穷困的百姓身上。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与犬鹰。清政府对外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对内把其他各民族视为奴隶进行血腥统治，清初用40年时间以屠杀方式来镇压各民族。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又勾结外国，借洋兵洋枪洋炮屠杀各族人民的反抗。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它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国内外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的矛头直接指向造成中国社会灾难的祸根——清政府。这个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的口号在鼓动反清的同路人参加革命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在这样的口号和宣传下，使国内外反清会党组织的受着明末遗臣学士反清著述感召和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投入了他的队伍。从实质上说，他的民族主义，并非以反满为最终目的，而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孙中山曾明确地提出：“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5]他的这条政纲，尽管有着狭隘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却是扩大反清队伍的需要，它已成为辛亥革命前团结全体反对清政府的志士的旗帜。

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适应历史新的需要，把民族主义又赋予时代的特点，明确为“反对帝国主义”[6]。

三民主义内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政治的变化，孙中山对它不断地丰富完整。此章重点只阐述这个历史时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内容，在第二十六章新三民主义中叙述。为便于读者记忆，减少或避免前后混淆，按其发展说明。

从1893年广州广雅书局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鲜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反满纲领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但它对掀起和联合全民族因清初期的屠杀和后期的卖国造成积怨，而纷纷投入反清革命运动，起着鼓动和激励作用。它对清朝统治者也绝不是复仇主义，孙中山曾解释说：“它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破城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绝不为此。”[7]民族主义反满，是对清统治者与满族人民区别对待。对此孙中山曾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族，这话大错。”[8]民族主义反清宗旨，也不是封建性的单纯的对政权的争夺，不是“反清复明”的继续和改朝换代，而是把反清斗争纳入民主革命的范畴。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曾解释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9]，绝不是“复仇”、“仇满”。在同盟会成立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为会名，他说：“革命党的宗旨，不专在排满，而是‘废除专制，创造共和’”，“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他在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含义时，指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和国内诸民族也。”[10]他继承了“先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清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而成为不仅“对满”，而且是求得各民族在国内平等共处。成熟以后的民族主义，属于民主思想的范畴。不同于章太炎等人大汉族主义的“仇满”传统封建观念。尽管孙中山多次说明民族主义不是“复仇”主义，但是，在革命党人中，仍然存在着种族偏见。他们在《民报》上公开宣扬“今之革命，复仇其首”、“对满实行同化”政策等论调，反而给保皇党攻击的口实。

辛亥以后，国内腐朽的满族皇权被推翻了，但独立的中国并没出现，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危局仍然存在：“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此时孙中山把民族主义的含义转为向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他说：“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矣”，虽然“现在清室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直到1924年，在他的新三民主义中，正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方针，在新的革命历史时期，成为“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战斗旗帜。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解释说：“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11]，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他和保皇党的几起论战，都与“民权”的内容有关，它是孙中山要在推翻清朝后建立共和政体的政治纲领。

他推翻清朝，不只是要把一个卖国政府赶下台，而是要打垮它所代表的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对满清二百六十多年的血腥统治的揭露，基本上是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如1904年他在美国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所列清政府“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十一条中所说：“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12]等等。孙中山对满清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思想境界大大超过包括黄兴、章太炎等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

孙中山对君主专制政治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13]，凭个人意愿主宰一切，“无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14]，皇帝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威行专制”，为所欲为，“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15]。为了维护私人特权，排斥异己，镇压反对派，“专制皇帝因为要保守他们的皇位，恐怕反对党来动摇，便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打消他们的反对党”。“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并不理民事，说到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16]。“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17]，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要人民盲从他，就要推行蒙昧主义和禁锢政策，绝容不得一点异端，所以，君主专制政体也“阻碍人民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

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是“无道”[18]，是一种“恶劣政治”，“人民应该要反抗”，“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19]。

他认为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这种君主专制的政体，建立一个民国政体。他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民国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少的。”[20]他在同盟会宣言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21]

民权主义的实现，不仅使人民有参政、议政、主政权，也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基础。

孙中山认为封建君主帝王专制制度是“国害”，“国害一除，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

人民的平等、自由，必须在“民权上立足”[22]，“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23]封建专制制度，自古把人分成不同层次、身份，形成统治结构，它们是帝、王、公、侯、伯、子、男、民，数个等级，直至清代仍沿用。人民要自由、平等、改变被统治地位，必须取得政权，“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24]“必须先有‘民治’，然后才能够说：真有‘民有’、真有‘民享’。”如果人民没有政权，民族独立与平等、发展经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治问题、政治革命问题，不仅是建立民国的政治基础，也是民族革命、经济革命的先决条件。对民权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夺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

民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共和国，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把“创立合众政府”列入誓词中，是借取“美利坚合众国”政体之名，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把“建立民国”列入宣言条文与誓词中，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25]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来自欧美，又以中国古代的考选制、监察制补充完善。国民党改组后，又对西方议会制（代议制）进行了批判，揭示其弊端，因而又创制了四个直接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孙中山前半生为改造中国组织革命力量奔走海外，多次环游欧美。他对法国、英国、美国、瑞士等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学说，进行过精心的考察和研究。

孙中山批判继承了法国18世纪政治思想家进步学说，吸取了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摈弃了他的维护君主制的主张，也吸取了卢梭民权思想。他说：“讲到民权史，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卢梭。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因为他的民权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卢梭一生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是《民约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26]又吸取了法国1789年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且把它做为民权主义的配套思想体系。

孙中山说：“民权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27]“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美国政体结构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后来，孙中山又发现他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并不完善，存在弊端。

美国“官吏非由考试，而由一党之推用”。官员“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就选举方式而言，他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国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28]；就委任方式而言，他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总统进退。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向来迭相兴废，遇着换了大统领，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六七万人同时俱换。”[29]“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没有健全的考试制度，有“盲从滥举”、“任用私人”[30]的弊端。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无论贫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作官，备位卿相，亦不为僭”。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

孙中山通过考察认为西方国家政府的弹劾纠察权掌握在议会中，也有弊病，他指出：“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它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31]“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理论上说不过去的。”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也可采用，“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由依附于君主变为独立的机关。他说：“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殊不可轻弃。”“以外国输入之三权（行政、立法、司法），与本国固有之二权（考试、监察）一同采用，乃可与世竞争。”

五权宪法的行政权是政府首领大总统管理国事之权，立法权是议会议员（国民大会代表）制定法律之权，司法权是裁判官员执行法律之权，考试权是考试机构考选大小官员之权，监察权是监察机构对官员的弹劾之权。“五权宪法”是“救三权鼎立之弊”，五权各自独立，弥补三权分立之不足，防止其流弊发生。

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学说和制衡原则。“机关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于专制”，“分立之中，仍相联属，不致孤立，无伤于统一”。

分权，是为了避免过分集权而形成专制，致使首领者身份由为百姓造福的公仆变为独断专行的统治者；统一，是形成互相制约政治整体。

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东京接见从西伯利亚越狱赴美路过东京的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鲁学尼时，向他具体地解释了他所制定的五权宪法的内容，并说：“分立五权是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是创建的破天荒的政体。”[32]孙中山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政治上“驾乎欧美之上”的“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孙中山对西方代议制（所谓国会制）从采用转为批判，认为欧美代议制不是真正的民权，称它为间接民权，而创制了直接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孙中山认为欧美国家人民“他们所得民权还很少”，“所争到的民权，和革命时候所希望的民权，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差得很多”。

孙中山把欧美国家实行的议会制（代议制），叫“间接民权”，认为人民选出了官吏以后，政府的事，便由代议士讨论决定。认为这种间接民权，使人民主政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法、美等之采用代议政治，不得谓真民权。”“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他为了“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创制了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直接民权：“一、选举权：凡为中华民国人民，皆有此选举权，亦曰被选权。由人民选出官吏，担任国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机关各事务，此官吏即为公仆。二、罢官权：人民对于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东选任，亦可由股东废除也。三、创制权：由人民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此则异于专制时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法也。四、复决权：此即废法权，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废止，或修改之。”他说：欧美“代议制不是真正民权”，而这四个直接民权“才是真正民权”。[33]

孙中山把四个直接民权，比之为四个放水器、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器，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

这四个权叫政权，归人民；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权叫“治权”，归政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

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34]民主政治有两种力量：就是政权与治权。政权就是人民管理政府的民权，治权就是政府自身的行政权力。由政权支配治权；由治权管理国家事务。

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35]“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的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36]

政权与治权，孙中山把它们解释为权与能。他比喻说：“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人民就是“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车夫是有能而无权”，“国家的政治，根本上是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讲述民权主义有段佳话。1924年4月20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讲述《民权主义》第五讲时，用汽车主人与汽车驾驶员说明权与能的关系。[37]他为了使在场的党政军官员听众清楚易懂，引证了自己生活中的一段故事：“我从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个朋友约定了时间，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约定的时间忽然忘记了，一直到所约定的时间15分钟之前才记忆起来。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国租界，由法国租界到虹口是很远的，用15分钟的时间，很不容易赶到。我便着急起来，找着汽车夫，慌忙地问他说：‘在15分钟之内，可不可以赶到虹口呢？’那车夫答应说：‘一定可以赶到。’我便坐上车，由车夫自由去驾驶，向目的地出发。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国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广州沙基到东山一样，一定要经过长堤和川龙口，才是捷径。但是我的汽车夫从开车以后所走的路便不经过长堤和川龙口，他先由丰宁路再绕道德宣路，走小北门，然后才到大东门，才抵东山。当时，汽车走得飞快，声音很大，我不能够和车夫说话，心里很奇怪，便非常地恨那个车夫，以为车夫和我捣乱，是故意的走弯曲路阻迟时候。此时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别缘故，要做非常的事，国民不知道，便出许多误会来非难政府一样。至于那个车夫选择那一条中路走，不过15分钟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气才平，便问那个车夫说：‘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一条路呢？’那车夫答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经过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行人货物的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从前误会的道理，才晓得我们要走的大马路和外摆渡桥是从空间上着想。那个车夫是有经验的，知道汽车能够走得很快，每小时可以走三四十英里，虽然走弯一点，多走几里路，但是把汽车的速度加快一点，还是在限定钟点以内可以赶到。他的这样打算，是从时间上着想，那个车夫不是哲学家，本不知道用什么时间、空间去打算，不过他是专门家，知道汽车有缩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车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弯路，还能够于15分钟之内赶到虹口。假如当时我不给车夫以全权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赶不到。因为我信他是专门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哪一条路便走哪一条路，所以能够在预约时间之内，可以赶到。不过我不是这种专门家，所以当时那个车夫走弯路，我便发生误会，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弯路的道理。民国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学我那次到虹口对车夫的态度一样。”

这个比喻形象、准确地说明了国家、百姓、官员三者的关系。车比作国家，车主比作百姓，车夫比作领导者。不管任何社会、任何制度的国家都是正确的，永远是领导者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百姓的准则。

孙中山严正指出：“人人皆知，国为民有”，“中国权利非少数人可得而享，更非少数强权者，可得而断送”。

孙中山从权与能的理论中，又把人的天赋划为三种，“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这种人“是人类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自己不能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38]

人类的“智”的差别，与天赋有关，在同样的实践活动中，有的认识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强，有的能力差，甚至有的作出与客观完全相反的认识与判断。但是天赋因素不是绝对的。

人的“智”还与社会条件、实践活动、客观环境、个人的学习有关。对某事物实践程度深，自身勤奋研究，认识加深，措施就能成功，俗话“熟能生巧”，就是实践出真知，就会判断正确。还有，是通过学习间接知识（他人的结论）也能增长才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政治落后、教育落后、经济落后、统治者推行蒙昧主义政策，也造成人的“智”的差别。人的“智”，随着主客观的变化而有变化，不决定在天赋。孙中山“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划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孙中山对这三种人尤其对第三种人又作了积极的详论：“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39]，“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40]。在肯定第一种先知先觉的人“发起”、“发明”作用的同时，仍然肯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力。

1906年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在《军政府宣言》部分把同盟会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分别阐明了其内涵。正式提出推翻清政府后改为中华民国。

孙中山把共和国民主政体建设和民权主义实现，分“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完成。[41]“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宗旨也分别在这三个时期实现。中华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统治，民主政体未能实现。18年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由孙中山制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仍分三个时期完成民主政体建设，改称“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42]，以三民主义为革命宗旨。

军法时期：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扫除旧势力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43]每县以三年为限完成。

约法时期：“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44]全国后六年为限完成。

宪法时期：“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国人平等，“无有贵贱、贫富之别”。[45]

以后，尤其在1924年1月至8月断断续续讲述三民主义的内容时，对三个时期必要性以及五院制作了说明。对于训政（即约法）时期，他补充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变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就是要培养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知识与能力。对中央政府五院制，他说：“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已达完成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为中央政府。宪法制定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弹劾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

五权宪法总括起来，它的形成和机制是孙中山根据五权分立学说制订的五权制度宪法原则。五权制度即五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制度，系孙中山根据欧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结合中国古代的考试、监察二权而成。由各县人民选出的国民代表（每县一人）组成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组织行政院；选举产生的立法代表组成立法院。司法、考试、监察三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委任，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五院分别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治权，都对国民大会负责，并利用手中掌握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个政权管理五院，以实现人民四项直接民权，建成全民政治的国家。

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提出：“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46]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演讲五权宪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各个独立。“五权宪法，就是上下反一反，将君权去了，将君权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做三个独立底权。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是一样独立的。”“这个就是治国机关。除宪法上规定的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才是真正的民权。”“五权宪法如一部大机器，直接民权又是机器的制扣。”[47]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对五权宪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民权主义在政治上集中体现是五权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民主政体完善，民主主义得以实现。孙中山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48]

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宪法和四个直接民权是他的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和国民主政治的体现，是对民权思想的丰富，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贡献。

在中国甚至在亚洲，孙中山是创立并不断完善补充共和国民主政体，并为其实现而奋斗不懈的第一人。

孙中山为了人民有管理国家支配政治的权力，精心创制了这样一套完整的民主共和国政治方案，在古今中外政治史上是个创举。他把西方民主政体加以改造完备，想移植到这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里，也遭到了失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绝不能也不会让它在中国建立起来。

孙中山毕生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前，他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鞭挞；辛亥革命后，他对军阀把持政权、专横独裁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斥责。他一生对这种专制主义“恶劣政治”的批判是极其全面而深刻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认为封建专制是一种“暴虐”的政治制度。从二次革命开始，他领导着人民不懈地和这种专制制度进行斗争。[49]

但是，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下的中国，他的民权主义是难以实现的，尽管辛亥革命前，他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它而奋战；辛亥革命后，围绕“民权”二字苦斗不懈，一直到死。

关于民生主义：

孙中山于1902年曾谈到解决农村土地的问题，提出“不躬耕者，不得有露田”，“露田占有不超过二十亩”，“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这是孙中山对土地制定的初步设想。第一次反映在革命党政纲上是1905年5月在旅欧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的誓词中，列有“平均地权”。[50]当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又把“平均地权”列为会章和誓词的政纲。1906年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对“平均地权”有了具体的说明：“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可见孙中山早期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平均地权达到“社会的国家”和“家给人足”的目的。

孙中山创立的民生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一、孙中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从早年起，他就“下定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51]。他曾说：“受幼时境遇之刺激，深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谋此问题之必要。”[52]二、孙中山早期受洪秀全思想的影响，十分赞赏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土地平分制度。他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53]三、在英国，他亲眼看到，“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把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只就伦敦一城计算，每年冬天工人失业的常有六七十万人，全国更可知。英国大地主威斯敏士达公爵有封地在伦敦西边，后来因扩大伦敦城，把那地统圈进去。他一家的地租，占伦敦四分之一，富与国家相等”。他说：“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54]他认为这是一种“不革不了之势”。这时，他开始对以前曾“怦怦向往”的西方社会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了。他批判西方国家是“不平等的世界”[55]，他认为，“这真是前车可鉴”，因此，要“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四、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也给了他以影响。他阅读了各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他认为，“英国斯密亚当氏出，始著经济学，极有条理”。他还认真地探求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中外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病态和古今的土地学说，就是他制定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思想由来。

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使中国“免得再蹈欧美之覆辙”，“取那善果，避那恶果”的措施。他说：“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还说：“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并且指出：“这绝不是欧美所能及的。”[56]

孙中山在共和国建立后辞去临时大总统，着手经济建设。在各地演讲时，也说是着手“社会革命”、解决“民生问题”，他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57]由此可知民生主义不仅是平均地权，还有发展经济实业建设，以后又提出“节制资本”。看起来凡是国计民生诸项，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

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

平均地权，它来自美国土地改革论者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1897年）所著《进步与贫困》（1879年出版）的土地政策的理论。亨利·乔治提出经济发展导致土地日益不足，使地价上升，游手好闲的地主却攫取更高收益。其地租应由国家征收，而取消其他税收，主张实行征收单一土地税制，提倡土地国有。孙中山1896年后研究其书，接受其理论，曾说：“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今译亨利·乔治）之单税论。”认为其单税法、土地国有，最适宜中国。1912年10月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演说中赞扬其主张说：亨利·乔治“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58]孙中山在民生主义论述中多次征引其观点。

孙中山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孙中山对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曾有简要的说明：“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定价可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对土地国有，孙中山说：“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需要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指土地主人）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而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1912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59]

孙中山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经济手段，而不是采取没收平分的方式，自然是减少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痛苦，但转化土地所有制进程缓慢，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很快铲除封建土地制度。另外，孙中山对土地问题认识有待深入探求研究，他多次以中外城市或商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例说明土地问题，而对中国土地问题最严重、数千年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村农民很少述及，这就使平均地权偏离了中国土地的现实问题。孙中山虽然从1912年与袁世凯会谈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并未见其说明具体实现方法。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部分中对农民土地问题有了明确的说明：“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60]从这些说明中，可以看出，后来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比早期平均地权政纲具体了，在保留其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上演讲时也提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他说：“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61]但是在解决耕者有其田的方法上，没有仿照俄国，仍按原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

节制资本，即限制私人资本，“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孙中山指出：“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但是“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孙中山在欧美考察时看到西方国家垄断资本控制国计民生的严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孙中山认为中国在大资本家还没有形成之前，由国家发展、管理资本，所得利益归人民公有，“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孙中山认为“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实现大企业国有，是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共享的社会革命的目的。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部分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62]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是这样赞扬社会主义制度的：“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还说：“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63]

他对将来用民生主义进行社会革命后的中国发展前景“极抱乐观”。他在1912年4月辞去临时总统后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他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昌、北京、广州、桂林等地，广泛地宣传他的民生主义。他在1912年至1913年所作的58次演讲中，专讲或涉及民生主义的占33次之多。他1912年4月3日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讲中说：“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他要用民生主义“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64]他认为这样就能“使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当永绝”，使中国变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主义乐园了。

在伦敦一年多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使孙中山在政治思想上得到巨大的收获。他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65]

孙中山说他“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66]而且“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他决定回到与中国相近的日本去活动。1897年7月2日，他离开伦敦赴加拿大。11日，到蒙特利尔，又经过温哥华、南尼亚木、维多利亚等地，在华侨中进行了一个月的宣传活动。8月2日，乘“皇后号”轮船，离加拿大赴日本。

第九章　对菲律宾独立党的支援

孙中山由伦敦经加拿大于1897年8月16日到达日本横滨。

陈少白在日本的两年中，活动于东京和横滨之间，与兴中会会员一直保持着联系，并结识了热心中国国事的日本退职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学者宫崎寅藏，还有牧师等多人，给孙中山到日本的活动，创造了人事条件。

陈少白从报上已知孙中山在伦敦的一场惊心动魄蒙难详情，[1]并从孙中山的来信中，知他即将到日本。

一天清晨，天还没亮，分别两年、日夜思念的挚友孙中山，出现在他的眼前，“见面之后，真觉得异样快乐，他从死里逃生，今日能再相见，岂是偶然的吗”？[2]

两人谈到今后的行动计划时，陈少白说：“我两人困守一方，无从发展，不是一个办法，现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时机，到台湾去一次。自从甲午战败，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之后，年来不知搅到怎样一个地步。我没有到过台湾，我倒要前去观察观察。那里有个日本朋友约我去看他，我能够在那里活动活动，或者也可以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3]孙中山也以为然。

陈少白去台湾，孙中山留在日本，分头在两地组织活动。

孙中山就住在陈少白住过的房子里。就在此处，孙中山结识了有志于亚洲革命、一生为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倾家荡产的宫崎寅藏。

孙中山到横滨第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宫崎寅藏来访陈少白，叫开门，出来的是侍女眇一目，宫崎寅藏问：“陈少白先生在吗？”眇一目说：“老爷在两三天前出门了。”宫崎问：“到哪里去了？”眇一目回答：“大概是去台湾了。”宫崎又问：“你一个人看家吗？”眇一目回答：“不，还有一位客人。”宫崎问：“现在那位客人在家吗？”眇一目答：“从傍晚时候出去散步去了。”

宫崎寅藏心想：“这个客人是不是就是我渴望要见的孙逸仙？”又问：“那位客人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眇一目答：“可能是从美国来的吧，是在一个星期前到的。”宫崎寅藏听说这个客人是从美国来的，断定必是他久已想访见的、两年前在中国广州发动起义的孙逸仙。他“既兴奋又高兴，连一刻犹豫也没有”，就迫不及待地要求眇一目去找他。宫崎在门外伫立到11点钟眇一目才回来，说：“怎么也找不到。”

第二天早晨，宫崎寅藏又来了。眇一目听到敲门，出来说：“还未起，我去叫他起来。”宫崎在庭前徘徊等着。忽然，听到了嘎吱开窗的声音，宫崎抬头一望，见一个身穿睡衣的绅士模样的人，伸头向外探视，用英语说了声“请进”！宫崎仔细一看，这个人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孙中山把宫崎让进客厅，两人对坐，孙中山口还未漱，脸还未洗，宫崎见“他这种态度随便的样子”，认为“他有点轻率，不够稳重”。把名片递过，孙中山见名片，方知道他是陈少白离开这里以前向他提过的最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两人交谈了几句，眇一目说：“漱口水准备好了。”孙中山站起身说了一声“暂且失陪”，便走出客厅。

宫崎坐在客厅里，心想：“他的举止动作的轻忽，略失庄重之处，则不免感到有些失望，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愿呢？”[4]出于“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5]的宫崎寅藏未免犹豫起来。他心目中的支那兴中会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应是隆准重瞳、龙行虎步的很威风的人物，见了面，却是一位温文儒雅的书生。

等了片刻，孙中山梳好了头，换上衣服走了出来，凭几端坐。宫崎又想：“这种风度，实在比得上一个好绅士。然而我想象中的孙逸仙，并不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更有些威仪。”

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闻你是以中国革命为志的，但还是不知详情。我希望能够详细领教你那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手段。”孙中山徐徐开口说：“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单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满虏执掌政权已经三百年，以愚民政策为治世要义，以压榨人民的膏血为官吏治民的能事。积弊日深，卒致造成今日的衰弱不振，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由他人宰割攘夺的悲境。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故我辈力量虽小，仍冒险犯难，欲乘变乱起事，以谋自立。但不幸而遭受失败的挫折。”[6]

宫崎听到孙中山的这段开头话后，一改刚才初见时的印象，觉得：“静若处子的他，竟如脱兔一般。不，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终于显示出深山虎啸的气概。”[7]

孙中山继续说：“可能有人说，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这个野蛮国家。这只是一种不了解情况的说法。所谓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我国国民之所以怀古，完全是因为追慕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理想的资质，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进取的气概。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岂不正是大有发展的征兆吗？试看没有受到满虏恶政的荒村僻地，他们现在就是自治之民。他们拥戴尊长听讼；设置乡兵防御盗寇；一切共同利害，都由人民自己协商处理；凡此种种，岂不是证明了中国人民已实行着一种简约的民主之治？今天如有豪杰之大兴起，打倒满虏，施行善政，与民约法三章，人民定必欢欣景从，讴歌企待的。倘如此，则能以爱国之人心而振兴，以进取的气概而崛起。”

宫崎在记述孙中山当时讲话的样子时说：“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壮的语气和态度继续讲。”孙中山接着说：“现在竟把我们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当作俎上之肉，如被饿虎取而食之，则将增加其蛮力而雄视天下。如果为道义之士所用，便足以用人道而号令宇内。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平民和人道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人，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结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吾人的志业。拯救中国的四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均可迎刃而解。”[8]他还结合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豪杰割据，和被世界列强蚕食鲸吞的危急现状，说明中国只有实行革命，并且只有实行共和政治，才是有识之士挽救中国的正确道路。

宫崎寅藏听了孙中山的谈话之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孙中山的谈话“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仿佛洋溢着无限的热情”，“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使人在不知不觉间为之感动首肯”。[9]宫崎觉得自己“虽有20世纪之新思想，而未脱东洋这旧套”。此时，孙中山在宫崎心目中的地位，简直是在中国，在东洋，再也难找到的“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的伟人，“实在是东洋的珍宝”。宫崎寅藏自己说：“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孙中山）身上了。”[10]的确，从此以后，宫崎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竭尽心力，患难与共，终生相助，历尽艰险。他曾被官署拘禁逼问，但关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情况，他拒不答供。孙中山赞誉他：“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在辛亥革命史上赞助中国革命的外国志士仁人中，“宫崎寅藏”是一个最光辉的名字。

孙中山在横滨，和兴中会会员们重新开展活动并扩大组织。驻横滨的清领事，是个“自了汉”，不愿多事，对于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他听而不闻，不与为难。

孙中山未到横滨时，陈少白常于晚间给黎焕墀、郭雅生等讲授中国文学。后来由陈少白提议经横滨中华会馆同意决定，以该馆为校址创办中国学校，以培养华侨子弟，经费由会馆筹划一半，再募捐一半。陈少白赴台湾前，将此事转托孙中山筹办。孙中山与犬养毅等商议决定将学校办成，“可招我辈同志过来，名为教习，内可商议举事之策”。会馆内的校董想由国内聘请新学之士任教，就此与孙中山商议，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任校长，并定名中西学校。校董邝汝磐持孙中山的介绍信专程赴上海见康有为。康因梁启超现任《时务报》主编，改派其门徒徐勤赴任，并派陈荫农、陈默庵、汤觉顿前往协助教务，徐勤认为中西二字不雅，改名大同校，亲书门匾“大同学校”四字。

宫崎寅藏把孙中山请到他的家乡九州熊本县海边一座小村荒尾村。宫崎的妻子（宫崎槌子）、嫂嫂（民藏妻）热情地接待这位中国客人。他们给客人烧洗澡水、铺地毯，不会做中国菜，只好做日本乡下菜，有煮鱼、鳗鱼、寿司、味噌汤、生鱼、鸡肉等。孙中山喜欢吃鳗鱼和鸡肉。当主人请他吃他不喜欢吃的菜时，他满面笑容地吃着说：“好，好。”有一次，吃生鱼，还泻了肚。

后来，宫崎的妻子知道了这位客人是中国革命党的首领，她对村里的一位老人说：“来的这位中国客人的头，清政府曾给它悬奖一万元”，这位老人听了说：“呀！一万块钱！真是了不得。”村里的其他人也来隔着篱笆偷看这位稀客。[11]

宫崎家有许多书，孙中山一天到晚有空就读，有时去福冈办事，也把书带去，行李装得满满的。[12]

孙中山在荒尾村住了一星期左右，回到横滨。宫崎寅藏陪同孙中山东奔西走，连自己的家都不顾了。有一次，宫崎回家，妻子宫崎槌子向他诉说了家里困难的情况，宫崎竟对妻子说：“我有可用于革命的钱，但没有可以养活妻、子的钞票，你应该自己想想办法。”宫崎槌子和孩子们的生活遂陷于绝境。在娘家原是千金小姐的她，不得不开始劳动，到海边挖贝壳烧成石灰贩卖。

后来，孙中山间接听到宫崎家里的情况，暗中给宫崎槌子寄些钱来。[13]

宫崎把他最敬佩的前辈民党领袖犬养毅介绍给孙中山。以后犬养毅又向孙中山介绍了进步党员九州福冈的煤矿资本家平岗浩太郎。平岗浩太郎“甚爱慕孙中山先生之为人”，孙中山留居东京食住费用，都由他供给。宫崎还请了他的朋友平山周来照料。平山周又会说英语，孙中山不会日语，诸事靠他来翻译。犬养毅还介绍孙中山与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相见。此后，孙中山又结识了日本退职军人山田良政、萱野长知、远藤隆夫、伊东正基、岛田经一、清藤幸七郎，学者内田良平、福车诚、高桥讦、副岛寺尾，还有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各界人物。

陈少白到台湾后，在台北建立了兴中会支会，发展了五六个会员。过了几十天，他回到日本。先是到横滨，得知孙中山已迁往东京，他也到了东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日本各界人士也主动和他们接触，联系不断。民党领袖犬养毅很有远见，对孙中山非常敬重，常请孙中山到他家叙谈。有一天，他问孙中山：“我是真敬佩你，但我请问你，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犬养毅又问：“你最热爱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但除了革命之外，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用英语回答：“Woman（女人）。”犬养毅拍手说：“很好。再其次呢？”孙中山回答：“Book（书）。”犬养毅大笑，说：“毕竟你说出了老实话。我知道你很喜欢看书，原来你喜欢女人还在书之前。那么你是忍耐着女人的爱而忘我地读书的，那真了不起呀！”“No！No！”孙中山见犬养毅误解自己的意思了，说道：“我认为，千百年来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充其量做个贤内助。然而我认为，她和母亲应该是同义语。当妈妈把身上最富有营养的奶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了丈夫，他们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的是，我们好多人却不懂得这种爱，不珍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14]在旁的犬养毅夫人把手中的工作也不由自主地放下了，神情专注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有一次，黑龙会首领头山满邀请孙中山和陈少白到东京乌森柳田家，把一流的艺妓纷纷请来。孙中山既不喝酒，也不谈笑，总是依柱读书。头山满问他：“你觉得在座的女人哪一个最漂亮？”孙中山回答：“都很漂亮。”头山满又问：“但其中谁最漂亮？”孙中山答：“都一样漂亮。”头山满又指着坐在他旁边的女人说：“是不是这个最漂亮？”头山满意在期待孙中山说声“是”，然而孙中山端详了一下，却说：“十年前一定比现在更漂亮。”众人听了鼓掌大笑。[15]

这些日本上中层人士为什么这样敬重孙中山呢？这要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亟需开辟中国这个广大的商品和原料市场。清王朝的对外闭关自守政策，对他们是一种障碍，他们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友人，的确是出于“悯支那削弱”，同情中国革命的。他们有的从经济上屡有资助，有的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革命奔走不懈，有的还参加了兴中会和同盟会，有的甚至牺牲在中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日人民友谊史上，谱写出了动人的篇章。

1898年，清政府在国内外多方谋求对孙中山进行诱降，曾指令使日大臣李盛铎通过日本人士、使美大臣伍廷芳通过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两广督署通过著名绅商刘学询等，以高官厚禄诱其归顺。但孙中山“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天职”，“一生的使命，就是推翻满清王朝”[16]，“以图光复中国，拯救同胞”，决不“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对他们的劝诱一概坚决给予拒绝。

在此期间，孙中山和菲律宾独立党曾有过一段动人的交往。

1519年，住西班牙的葡萄牙海员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之命，率船队作环球试航，横渡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绕过美洲南端海峡，入太平洋。1521年，到菲律宾。后来西班牙又派探险队东来，逐步进占菲律宾。1571年，以马尼拉为中心，进行殖民统治。1896年8月26日，29岁的中菲混血青年阿坤雅度领导独立军起义，参加的民众有40万人，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战斗。

19世纪末，美国也企图夺取西班牙占领的古巴、波多黎哥和菲律宾。1898年4月，向菲律宾调派军舰，对阿坤雅度诡称要帮助菲律宾独立，推翻西班牙的统治。6月，攻占了马尼拉等大片领土，摧挎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势力。6月12日，阿坤雅度在卡维特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并被选为总统。但在同年12月，美国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决定西班牙退出菲律宾，由美国取代其殖民统治。菲律宾共和国为此提出抗议，并向美国政府要求承认菲律宾独立，被美国总统麦金莱拒绝。1899年2月，美国竟完全背信弃约，向菲律宾革命军发动突然袭击。在阿坤雅度领导下，革命军奋起保卫民族独立，继续向侵略者进行抗击。后因武器缺乏，向亚洲各国求援，并于1899年夏派代表彭西到日本购买军火。彭西到了横滨，得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正在日本，并了解他与日本朝野人士有所交往，也一定会同情菲律宾的独立斗争。彭西进一步打听到孙中山此时就在横滨，住在本牧的南京街里，便找了一个兴中会会员，一同去见孙中山，请他代为全权办理购买军火之事。

孙中山的革命宗旨，不仅要“拯救中国四亿的苍生”，而且要“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17]因此，他热情地答应了彭西的要求，并表示：愿亲率中国革命党员，到菲律宾援助独立党作战，等菲律宾革命成功后，独立党再来协助中国革命。为此，孙中山亲自到爱宕山下的太阳馆客栈里，找到了宫崎寅藏，平山周也在坐。孙中山把菲律宾独立军想购买武器的事告诉他们，请他们帮忙，并说：“我们一旦帮助他们争得了菲律宾的独立，接着便可凭借菲律宾同志的力量攻陷广东，掀起一场大风暴。他们有钱，又有准备，我决定带领支那的同志和部下去帮助他们打仗，希望你们也来和我们一起，速其成效。”“好，来它个痛快的，先干它美国一家伙。”[18]宫崎与平山周二人都表示赞成。当时，因为中国革命党人和支持他们的日本友人都受着日本当局的监视，不能直接出面去购军火，必须找一个与中国革命党没有联系、不受当局注意的人来办这件事情。他们经过商量，认为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过去在宪政党内阁任过副司法相，在社会上还有点声望，请他协助这事最适宜。他们三人找到犬养毅，由犬养毅介绍，见到了中村弥六，还没等他们说完，这位中村就表示说：“小意思，这事我包了。”大家对他信而不疑，彭西将全部军费30万元交给了孙中山，孙中山又转交给了中村。

菲律宾独立军领袖阿坤雅度得彭西报告，知孙中山计划率中国革命党赴菲助其独立，而后菲助中国革命的事，极为赞同。为表示协作之诚意，赠给孙中山日金10万元作为革命经费。兴中会得到这批款后，在开展各项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当年秋季，派陈少白在香港士丹利街24号创办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时报》；派史坚如赴长江一带联络会党，扩大兴中会组织；派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策动惠州广州军事等各项费用，就是用的这笔款子。事后，保皇党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借题在檀香山《新中国报》及香港《商报》上肆意诋毁，说孙中山“骗取了菲律宾独立党巨款”云云，企图败坏革命党的声誉。这种国际间革命党人同心共济、患难相助的精神，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两国革命党的战斗协作精神，在中菲友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孙中山在等候中村购运军火时，派兴中会员、日本退职武官远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岛田经一、伊东正基等赴菲律宾与独立军进行部署，待军火运到，在适当时机由孙中山率中国革命党赴菲助战。

广东兴中会员向孙中山发电表示准备起义，要他回国主持。孙中山这时在计划组织革命党同志赴菲律宾，就派宫崎到广东向党人说明情况，先稳住那里的局势，准备出国参加抗美援菲战斗。

美国得知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买武器的消息，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中村弥六用德国人瓦义别鲁克鲁的名义，通过大仓会社以购买废铁为名，向陆军部购妥从陆军退换下来的一批旧枪械，又以3.8万元买下三井公司旧船“布引丸”号，修理后，于7月19日以向中国运送铁路枕木为名，由长崎开赴菲律宾，预定驶至马尼拉附近一个小岛，由菲独立军接收。

“布引丸”于7月21日晚行驶到中国浙江宁波马鞍岛海面时，遇到台风，触礁沉没。船上所载步枪1万支、大炮一门、机关枪10多挺、子弹600万发全部沉入海底，船长及押运人员、日本兴中会员林及、高野等17人遇难，仅数人获救。

宫崎受孙中山指派赴广东向革命党说明中菲革命党准备相互支援起义的事，当他途经上海一带时，听说一只日本船沉水，是三井商社的船。当他到了香港之后，正遇到一个来香港旅游的三井商社的职员。宫崎和他提起在途中听到沉船的事，这人说：“那真不走运呀！这船不久前还是我们的，不过好在已经卖给了中村，所以我们毫无损失。”宫崎听了这人的话便惶恐起来，以为十有八九就是装运菲律宾军械的船。他急忙找到陈少白，两人一同到菲独立军驻香港的干事处，见到菲律宾革命委员会委员长正焦灼地一个人在屋里，他把一份日文电报递给了宫崎，说：“昨有一电，而不能了悟，推其大要，凶多吉少，故未敢出示同志。”当宫崎给他翻译出“船沉”二字时，他悲痛欲绝，拍案悲呼：“天何不佑吾党之甚也，吾受任以来，购军械之事，已失误三次，所费已不赀，且皆吾党之膏血，而竟付之洪流，吾将何面目以见大统领与吾国民乎，惟自杀以谢罪。”几个人悲怆不已，陈少白勉慰他说：“革命家苦心之所在，非千曲百折殆无有直达目的之日，古来之英雄，举事谁非如此？”这位委员长“稍返初志而有起色”。[19]

中村弥六见孙中山因人械俱失，甚为沮丧，表示愿为菲独立党二次购买。孙中山与彭西商议可行，再托中村弥六二次向大仓会社购了原数村田式枪支子弹，计划取道台湾运往菲律宾。正待雇船运载时，日本政府鉴于“布引丸”沉没，决定取缔枪支船运出口，监视甚严，无法起运，蹉跎数月。菲律宾独立党因军械缺乏，连战失利。

当年10月，兴中会在惠州起义时，得彭西同意，借用了这批军械。孙中山在台湾致电东京宫崎寅藏办理取运。宫崎寅藏派远藤隆夫找中村协助提取。中村借口要往外地，不与办理。远藤隆夫要他先取出军械，再动身。中村含糊其词，要远藤隆夫直接与大仓交涉。军商大仓以为远藤隆夫与中村同谋，直言不讳地说：“此物原属废铁，不如运销国外，以图厚利，此中村所贻与君等之利益。”[20]于是，中村与大仓合谋舞弊的勾当，暴露于众。宫崎寅藏回电孙中山：“中村代购武器，尽属废物。”

孙中山原计划前方将士得这批武器接济后，即由台湾潜入内地，指挥惠州起义。接宫崎电报之后，知失去后援，进展不利，令郑士良撤军解散，并复电宫崎。“向中村索还械弹原价6万5千元。”

犬养毅亲自出头向大仓交涉，要他归还原价，大仓得赃款5万元，中村及其同伙分贪1万5千元。犬养毅要他至少退3万元，大仓最后答应退1万5千元。

犬养毅派宫崎向中村交涉，要他退款1万5千元，但中村竟矢口抵赖，不退赃款。

孙中山由台湾回到日本时，又发现中村曾伪造有“孙逸仙”字样的印章及书信等赝件。中村的狡黠行径，遭到日本民党内外一致谴责，后又被东京《万朝报》载露，中村恼羞成怒，拒不退款，犬养毅不得已，将他开除民党名籍。

孙中山也请了两个日本律师，准备向日本法院起诉，后因此案关系日中菲三国外交问题，而且非短时期所能解决，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出面调解下，中村退款1万3千元了事。

这位堂堂的民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与军商大仓的卑劣行为，传闻东京。而日本也有另外一些人物，对犬养毅和宫崎等向中村交涉索还赃款的事，进行责难，说他们“无情”，“无血无泪”，“欲杀中六而反自伤”，“未免太甚”云云。[21]他们颠倒黑白到了何等程度。

孙中山对菲律宾人民反美斗争运动的支援，虽然由于日本奸商和卑劣政客的破坏而失败，但是这段真诚的协助精神，在中菲友谊史上，却留下可贵的一页。

之后，孙中山与彭西仍不断来往，直到1905年彭西移居越南西贡菩里连街140号后，孙中山每过西贡，必去访见。孙彭两人常有书信来往，互相关心着两国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后来彭西还著写了《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在书中提到孙中山对亚洲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时说：“孙逸仙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22]

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由于清政府内政腐败，外祸日深，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日益凋敝。一些爱国仁人志士愤起呼吁改革政治，以拯救国家的危亡。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建立不同的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知识界都在震荡。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有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是革命派的代表，其宗旨为“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的南方几个省和海外华侨与留学生中。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保国会（后改保皇会），亦称改良派或维新派。他们主张走“满汉不分，君民合治”[1]的政治方向，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京都宫廷内外。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亦称维新派），除了力图争取皇帝支持变法外，还要在社会上造成影响。为此，他们于1895年秋成立了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集会演讲，发表文章，介绍西学，宣传变法自强。他们还把《中外纪闻》赠送给重要朝臣官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的捐款支持。各地相继成立了学会、学堂，出版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上海的《时务报》、长沙的《湘学报》、天津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首位。维新运动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年底，康有为第五次向光绪帝上书，说：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形势日趋严重，“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国内“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2]人民正在酝酿造反起义，“斩木揭竿”，“已可忧危”，如再不图强变法，“恐自尔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3]

康有为这些言词使光绪帝深为震动，表示绝“不甘作亡国之君”[4]。1898年1月，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户部尚书）、李鸿章（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传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并倡仪在各省、府、县成立分会，呼吁变法救国。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1903年改名为仁寿殿）召见康有为，任康有为为总理衙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之后，光绪帝又命各省总督巡抚推荐人才。康有为的弟子及同志者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都被举荐上来成为皇帝左右近臣，参与变法工作。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主要内容：在经济方面，中央设立矿务铁路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在政治方面，官民可上书言事，改定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在文化方面，设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预政权。

这些改革内容，触怒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令光绪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后被革职。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并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扣禁光绪，另选幼主。光绪帝获悉后，于9月14日、17日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荣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道员袁世凯身上。9月18日夜，谭嗣同到袁世凯的住处法华寺，拿出光绪帝的密谕，要求他在阅兵那一天，保护光绪帝，杀掉荣禄，然后回京包围颐和园、软禁西太后。袁世凯当面回答说“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一狗”[5]。但没想到，就在9月20日，袁世凯跑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当即入京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禀报此事。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入皇城到光绪寝宫抄走全部奏折，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同时将支持光绪帝实行新政的珍妃囚禁于皇宫景祺阁后一小院里，即日起再次垂帘听政，下令捕缉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9月28日，将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菜市口杀害。康有为逃出北京到了香港，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

孙中山在日本闻讯后，派宫崎寅藏到香港，派平山周到北京，把康、梁等师徒接到东京。[6]孙中山以为彼此都是政治逋客，拟亲往慰问，便派宫崎、平山周先生转达。但康有为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7]，拒绝会见。

后来，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出面协调，约孙、陈（少白）、康、梁四人到他家会谈，康有为也托故不到。孙、陈、梁三人讨论了彼此合作的问题，通宵达旦。过几天，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去访问康有为，刚进院门，见到徐勤，他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少白正转身往回走，这时梁启超从里面出来，把他接了进去。于是，他们又和康有为谈论起来，在座的还有梁铁君、王照等七人。大家围着一张圆桌，谈话间，忽然王照向陈少白诉起苦来，他说：“请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8]话还未说完，康有为忿忿地叫梁铁君把王照强拉了出去。陈少白看出其中必有奥秘，但继续向康有为申述两派联合的必要，他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康有为则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指光绪帝）的。”双方辩论了三个小时，康有为还是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9]

几天以后，陈少白以为王照在康有为手下必受压抑，叫平山周趁康有为师徒外出时，把王照请到犬养毅家里，问他和康有为的情况，王照就把康有为出京的经过和伪托皇帝衣带诏的诡言揭露出来，洋洋数千言。王照得平山周的帮助，脱离了康有为的羁禁，以后王又向各界广为宣传康伪托帝诏之事。于是康有为这段政治骗术，在日本尽人皆知，声名狼藉。康有为难以在日本再呆下去，日本政府给了他九千元旅费，令他离开日本，他就到加拿大去了。[10]

康门师徒在变法失败后，在兴中会首领们的热情争取下，改良派内分化成了三派：一是顽固派，如康有为、徐勤、麦梦华、陈荫农等人，他们自始至终“低头腥膻，自甘奴隶”[11]。一是动摇派，即两面派，如梁启超、欧榘甲、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他们与兴中会一度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由于阶级立场所决定，当受到师主“一番教训”，便和革命党对立起来，死心塌地跟着师主一起办报、演说，进行反革命活动，由动摇派变为反革命投机派。他们用“双方殊途同归，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诳语，迷惑了不少海外华侨中的兴中会成员，并骗了不少钱财，起到了顽固派起不到的作用，给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还有一派，原属康梁系统的人，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投向革命党，加入了兴中会，如秦力山、郑贯一、毕永年、沈翔云、吴禄贞等。他们在“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或“奔走革命”方面都实与有力。[12]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动摇派如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梁子刚等，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仍保持联系，每星期都有两三日相聚。在革命派的影响下，他们也发表了一些排满言论，唱起革命派“自由平等”的新说。梁启超还代表康门弟子13人拟了《上南海先生书》给康有为，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奉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13]梁启超并把自己原来“任厂”的别号（康有为的门徒，多以厂字起号，以标康门之意）改为“任公”，表示脱离康有为的规约。欧榘甲也发表文章阐述“汤武革命，应天顺人”[14]的道理。因此，在1899年冬，有两派联合组党计划，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由陈少白、徐勤起草联合章程。

后来，顽固派分子麦梦华，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信告发说：“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指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15]

1899年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后简称保皇会或保皇党），在华侨中发展会员。本来，美洲华侨十之八九都加入洪门会（创于清初，是明末遗民志士流亡海外组织的“反清复明”团体）。康针对洪门“反清复明”的政治宗旨，散布“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宏谋之子，以吕易嬴，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16]等流言，企图从思想上瓦解这个历史性的反清组织。一方面，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着他就要亡国”[17]；另一方面，则以“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光绪皇帝的老师”等名义进行诳诈，说：“入会的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晋爵，共享富贵。”[18]康有为的这些保皇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从华侨中募捐了不少钱。

不久，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知道梁启超等与革命党倡言合作的事，非常恼火，就写信痛斥他们“无志气，附人骥尾，实属无耻”[19]；同时，吹嘘该会在加拿大取得多大成绩，并责令梁等“痛改前非”。他把这些门徒骂得哑口无言，后来，又派叶觉迈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欧榘甲到旧金山，分头发展保皇会组织；把顽固派麦梦华、陈荫农等留在日本。在他们主持的《清议报》上，凡有“革命”、“自由”等言词的文章，一律禁登。他们还把孙中山定名的横滨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陈荫农干脆在大同学校的会客室里，写了“孙文到，不接待”[20]的字条，以示和革命党断绝往来。

梁启超、欧榘甲等，在师主的指挥棒下俯首帖耳，由动摇到投机，最后变为铁杆保皇分子。梁启超动身赴美前向孙中山故作姿态地表示：“此行决不违反初衷，必于改组新党事大有裨益。”[21]并请孙中山写了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党人认识。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等人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

梁启超于1899年12月19日离东京，31日由日本到了檀香山，梁持介绍信与当地华侨相见，受到兴中会李昌、何宽、黄亮、邓金等热情欢迎。1900年1月，梁启超还写信给孙中山说：“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22]以后，又到茂宜岛访问孙眉。孙眉更是殷勤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令其子孙昌、其侄孙科（孙中山之子）拜梁为师。就这样，梁启超在檀香山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便积极地展开了发展保皇会的活动。当时，檀香山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扑灭瘟疫，到处纵火焚烧，使华侨财产蒙受损失。广大华侨怨恨清政府没有力量保护侨民利益。梁启超便借此进行鼓吹：“大家饷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兴政变法，将来定能抗御外辱，保护海外侨民利益。”兴中会员多被蒙蔽，不少人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主要干事李昌、黄亮、何宽，还有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误入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十万元之多。[23]7月18日，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来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24]

当时，孙中山获知梁启超在檀香山进行的这些活动后，曾写信给当地的兴中会党人和他哥哥孙眉，劝他们不要受骗，但会员们不以为然。为此，孙中山写信责问梁启超背信弃义。

这就是孙中山长期耐心争取与改良派合作的结果，使保皇党的两面派得以钻进革命阵营，挂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对革命的活动，混乱了革命队伍。

第十一章　第二次武装起义

从1896年到1900年，国内政治败坏且每况愈下。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列强都馋涎三尺，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攫取一块地盘。对此，昏庸的清政府以割地丧权而求苟安。1896年6月，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可以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达海参崴；日本如侵犯中国或朝鲜，两国同派水、陆军协同作战，战时俄国兵舰可驶入中国所有口岸。1897年3月，法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割让海南岛及其对面广东海岸给别国。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又于12月，俄国侵占了旅顺和大连港口。1898年2月，英国强迫清政府作出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割让给别国。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同月，清政府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借条约》，整个东北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声明：不得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别国。同月，法国强迫租借广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声明：两广及云南不得割让给别国。5月，英国强租威海卫。6月，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案》，九龙半岛租与英国。1899年4月，英俄两国避开清政府直接签订有关中国的条约，英国承认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中国，已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长城以北，英国占长江流域，德国占山东，法国占云南两广，日本占福建。9月，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美国享有均等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当时情况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几乎是第一个）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开始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1]

面对中华民族陷入的严重危机，一些“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拯救祖国危亡。当时，在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固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2]孙中山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进行鼓吹反清革命，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3]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改良派逃亡海外，针对革命党的“兴中会”，组织起了“保皇党”，而且“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4]。因此，“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但是，“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5]当时的革命正处在飓风暴雨来临前的寂闷时刻，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

孙中山于1899年秋，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在中环士丹利街24号创办《中国日报》。孙中山亲自购办了印刷机和铅字等，派人由日本运送到香港。《中国日报》于次年1月正式出版，鼓吹反清，蔚为革命之风。派史坚如（广东番禺人，在香港入兴中会后，到东京见孙中山，倾吐革命决心，领受任务归国进行联络活动）、毕永年等，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等帮会各首领；派郑士良、杨衢云在香港设立机关，接待会党，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珠江流域的三合会、洪门会等地方组织串联起来。

11月，兴中会约集哥老会、三合会、洪门会首领，聚集在香港开会，共议大事。与会者有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会上，决定各会合并，成立一个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各会的头领，如李纪堂、黄福、黄耀廷、邓子瑜、梁慕光、李植生、江公喜、黄阁官、黄江喜、江维善等数十人，成为革命党的一批新干部。会后，宫崎寅藏、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等赴日本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大会进行情况，并商谈今后的行动计划。

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入的不断加深，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的殖民活动也猖狂起来。到19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达3300多人。仅山东一省建立的教堂就有1000多所。各地的教堂“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教徒中的一些土豪、地痞、流氓倚仗教会势力欺压百姓，地方官吏反而对他们进行袒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南北各地反教会的斗争不断发生。

1899年，山东发起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秋季，山东平原县团民在朱红灯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惩办贪官、恶霸，附近各县的人民纷纷起而响应。山东巡抚毓贤由于镇压不力，12月清政府应美国公使要求，撤掉毓贤，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前往镇压。袁世凯对起义群众进行疯狂屠杀，仅东光县方圆十里地内的每棵树上都挂有团民的人头。

但是，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扑灭不了人民反抗的怒火。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各地，数以千计的团民从崇文门涌入北京。北京第一个拜神传法的坛口就设在东单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堂内。不久，北京全城团民发展到10万多人，设立坛口1千多个，宫中太监、清军士兵、车夫、小贩纷纷加入，皇族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也在王府中设坛。团民们焚烧教堂，散布揭贴，上写“最恨和约，误国殃民”等口号。外国传教士惶恐万状，有的躲进棺材，有的坐在花轿里装成新娘子逃跑。与此同时，天津团民也行动起来，他们在首领曹福田、王德成率领下，焚教堂，杀洋人，将军械所的枪炮弹药等抢运一空，开狱放出犯人。义和团反帝运动很快发展到东北、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地。

1900年6月10日，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由英、俄、日、法、德、奥、美、意八国组成联军第一批2千人在英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下侵入中国，从天津大沽登陆。

孙中山“以为时机不可失”，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谋响应”。[7]

这年夏季，5至6月间，香港议政局议员、雅丽医校创办人英籍华人何启，向陈少白表示：愿代请香港总督卜力，劝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与孙中山组织新政府。陈少白向横滨致电转告孙中山。孙中山“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8]，又认为“此举设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9]

广东起义部署仍在进行。孙中山计划从香港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支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10]。

惠州起义，日本一些志士也投入战斗，有些在财力上给予了支援，有的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岛田经一把福冈郊外一幢房子卖掉了，宫崎寅藏将大部分田地卖掉，作为孙中山发动起义的费用。

6月11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等，从横滨乘法国烟狄斯号邮轮赴香港，过神户时，宫崎寅藏等也登轮同渡，同船来的还有平山周及退职武官福本成、远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伊东正基等十多人。17日，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接孙中山去广州会谈合组新政府问题。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居心叵测，恐设计诱捕，改派日本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为代表到广州会谈。宫崎等抵广州后，李鸿章派其幕僚刘学询为代表举行会谈。宫崎寅藏等提出保障孙中山生命安全及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条件。刘请示李鸿章后表示同意，并先付款3万元。会谈后，宫崎等离广州赴香港。

孙中山从横滨赴香港途中，被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就在一只舢板上与兴中会干事研究起义计划。与会者有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李纪堂、杨衢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多人。议定由郑士良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人，到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准备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并由日本同志在香港协助。会后，孙中山偕英人摩根乘原船赴越南，21日抵西贡联系外援。

22日，孙中山由西贡致书平山周询问在香港所图之事（指准备起义工作和李鸿章谈判二事）如何，并指示两事“分头办”[11]。

宫崎寅藏在戊戌政变后，曾奉孙中山指示把康有为接到东京，以为对康有为有扶危之情，想要往南洋，劝说康有为与孙中山联合救国。于7月4日，宫崎和清藤幸七郎抵新加坡。康有为知道他们是中国革命党的同伙，视他们如仇寇。当他得到其门徒徐勤的电告后，就向英国警署进行诬告，说宫崎寅藏等人是要来谋杀他的。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刚下船就被拘捕起来，并将他们携带的惠州起义军饷3万元港币及佩刀同时没收。

孙中山闻讯后，于7月8日与摩根星夜由西贡赶至新加坡营救，康有为又向当地警署密报革命党首领孙文到此，要求将他拘捕。孙中山向总督说明宫崎寅藏真实来意和他本人来此目的。曾在伦敦相识的林文庆博士也正在新加坡，闻知康有为对宫崎、孙中山诬告构陷，甚觉不平，也向当局申述。宫崎才被释放，孙中山也平安无事，并将佩刀、港币等发还宫崎。但指令孙中山五年之内不准入境，宫崎永远出境。孙中山偕宫崎、摩根一同乘船返回西贡。

7月16日，孙中山偕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乘“佐渡丸”号轮离越南西贡，于当天抵香港九龙海面。港英当局得知新加坡宫崎事件，便对革命党人入境严加控制，并派水警监视，不准孙中山登岸。孙中山只好于次日在船上召集了军事会议。将前敌军事委派郑士良主持，令远滕隆夫为参谋，平山周、福本诚为助理。

清政府诏令李鸿章北上与八国联军议和，7月17日，他离粤过香港，港督卜力还想对他进行最后劝说。孙中山认为，“李已八十老翁，本无远大思想，今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劝告，而中止其行”[12]。当李鸿章乘“安平”号轮过香港拜会卜力时，果然表示决意北上，兴中会与李鸿章谋商合作一事至此中止。

7月20日，孙中山偕宫崎寅藏离香港赴日本，计划再赴台湾，俟惠州起义发动以后，再设法潜入内地，亲自指挥起义。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由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8月14日早5点攻北京，团民奋勇抵抗。下午，日军攻入朝阳门，俄军攻入东便门，英军攻入广渠门，北京陷落。这天清晨，西太后身着蓝布大褂挟光绪逃离皇宫，经东宫北门时命总管太监崔玉桂将珍妃推入宁寿宫花园后门内的井中淹死，然后乘朱轮紫缰骡车逃往西安；命李鸿章与八国联军代表议和。

孙中山于8月22日自横滨秘密乘船赴上海想联络改良派“起兵勤王”（拥护皇帝推翻顽固势力）的自立会会长容闳（广东香山县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任清廷驻美副公使，参加过维新变法活动）等人拟策划先由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方六省宣布独立，全国各省响应，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此时，自立会在湖南、湖北、安徽等处发动起义计划已遭镇压失败。21日晚，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在汉口逮捕了自立会总干事唐才常，次日，在武昌滋阳湖畔常被杀。容闳逃到香港。

孙中山于28日到上海，见自立军起义失败，在上海难以活动。他在上海访见驻上海英领事，会晤了刘学询，到宋跃如家与宋谈论反清政府革命进展情况。七岁的宋庆龄很注意这位不凡的来访者与他父亲的谈话。她从父亲和家人谈话中知道孙中山是献身救国的伟大人物，是了不起的革命英雄。她听到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管辖他们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应该有一切的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为这个目的而死。庆龄听到这里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孙中山对她说：“不错，庆龄，当然你可以帮助我，每个人都得帮助我。”[13]孙中山的谈话，给这个小姑娘留下深刻印象，对她的思想起了启蒙的作用。后来，她常对人说要像孙中山那样生活。她曾说：“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14]

9月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赴日本，9月中旬，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密购武器运往香港。9月25日，离开神户经马关赴台湾，28日到基隆。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

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原太郎，认为北方已陷入无政府状态，表示愿赞助中国革命，并派民政官员后藤新平向孙中山表示：“起事后，可以相助。”[15]于是，孙中山又扩大了原来部署，并加聘军师，令郑士良改变计划，不直逼广州，先占领沿海一带，等候他转入内地时再大举进取。

郑士良、黄福、黄耀廷、江公喜等率领六百革命党人，以惠州的三洲田为起事地点，司令部设在马栏头的革命党人罗生家里。因恐风声泄露，凡近乡上山的樵牧农民，都暂行拘留。这样一来，引起当地群众的惊慌，传说有革命党数万人，揭竿起事。粤督德寿获知革命党人在境内确有活动，便调水师提督何长清率新旧清勇及虎门防军四千人，于10月3日进驻深圳，调陆路提督刘万林率惠州防军进驻淡水和镇隆，堵截于三洲田路口。但何、刘两部听说革命军阵势甚大，心惊胆怯，不敢向前。

前方党军士气激昂，杀敌心切，沿海岸东上，郑士良则来往于前敌与香港总部之间，并向孙中山致电：“党军向沿海岸东上，请速行设法接济。”这时，清师提督何长清已调2百人，驻防在新安县的沙湾，有进窥三洲田之势。党军为先发制人，由统将黄福率敢死队80人，10月8日夜，蹑进沙湾，袭击清军，斩40人，夺枪40多支，弹药数箱，俘虏30多人，令其剪辫服役。因是黑夜交战，其他清军，不知革命党人有多少，不战自溃。驻在新安及虎门的江公喜部，召集党众数千人，专等候三洲田党军取胜再进，会合进攻新安的南头城。党军取沙湾后，正待天亮进发时，郑士良从香港带回孙中山指示：“改变计划，取道东北，转向厦门。”10月15日，党军逼近镇隆，清军据险扼守，党军多半无枪弹，他们手持长予、木枪，分左右两翼，乘敌不备，匍匐上山，近垒大呼，清军惊慌失措，猛受攻击，伤亡甚重，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被擒。这次战斗，党军夺枪7百余支，弹药万发，马12匹，还缴获旗帜、袍褂翎顶等战利品不计其数。在博罗的梁慕光、江维善等所率的别动队千余人，也在当天起而响应，围攻博罗城，另有一支进扑惠州府。知府沈传义下令将博罗至惠州浮桥拆毁，调兵200人防守。粤督德寿先后调来提督马维骐、刘邦盛，总兵黄金福、郑润琦，都司吴祥达、莫善积等各率所部前来救援，会同水陆提督何长清、刘万林部在惠州城、白芒花、平潭一带与党军交战。清军调集万余人的兵力，欲行包围。党军分路退至当地各村，直向永湖而进，一路与敌军多次交战，所向披靡，士气锐不可当。党军纪律严明，沿途秋毫不犯，当地乡民“燃爆竹迎送”，“酒食慰劳”[16]，投革命军者几千人。10月17日，他们从新湖出发，约行数里，与清军大队五六千人相遇，党军只有枪千余支，他们英勇作战，以少胜多。清提督刘万林中枪坠马逃走，俘虏敌人数百人，夺枪五六百支，马30匹。10月19日，党军至崩冈墟，见隔河敌人集聚约七八千人。当夜，他们派出小队渡河袭击。苦战数时，天亮时攻占了敌人阵地。10月20日攻占了黄沙洋。21日，又攻占了三多祝。四乡来投党军者日众，队伍迅速增至2万多人。清吏对此大为震慑，南海县令裴景福派幕僚植槐轩与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见杨衢云议和。条件是：招降党人首领，任为道府副将，可带兵5千人，并给革命军遣散费数万。杨致电台湾，将情况报告孙中山，孙中山当即回电拒绝。

孙中山得知革命党军连战俱捷，急需接济，电促东京的宫崎寅藏，拟提取前菲律宾独立党未能运走的军火，运至惠州沿海供应前线。宫崎回电：“中村代购武器，尽属废铁，不能使用。”孙中山又向台湾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洽，请支援武器和人力，但日本政府这时已更换内阁，新首相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党的态度大有改变，不仅禁止官方与中国革命党接近，并限制武器出口。因此，儿玉表示无法实行前约，孙中山的后援计划完全落空。

10月22日，日本兴中会员山田良政和中国同志数人持孙中山手书从香港经海丰到三多祝大本营找郑士良，书中指示说：“政情突变（指日本新更换内阁对中国革命党的态度），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革命军得到这个消息，嗟叹不已，但又不甘心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拟渡海再返三洲田，并要求设法向香港购运弹药，再会合新安、虎门革命军进取广州。这时，清水师提督何长清把深圳的军队调驻在横冈，党军欲袭横冈活擒何长清，但饷械俱缺，无法进展，终于解散。郑士良、黄耀廷、黄福、梁慕光等百数十人，先后回到香港。

这次惠州起义牺牲将领仅四人，其中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因迷路为清兵所擒遇害。

史坚如、邓荫南、史古愚等人在广州准备按时响应惠州起义，史坚如还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做为活动经费。在广州响应起义的还有清军防营的下级官员、加入兴中会的旗人练达成、旗人商人兴中会员宋少东等。当他们得知惠州方面已先期举义但广州的筹备尚未妥当，便决定用炸药炸死两广总督德寿以牵制敌人。史坚如认为，“德寿一死，清军必然自相惊扰，既可解惠州的危险，广州也可乘机起义，岂不大事可成”！[17]于是他们就在总督署后花园德寿的卧室近处租了一所民房，用了十多天的工夫，挖了一条5尺深的地道，直通督署花园。10月28日早6点半，他们便在地道里放好了200磅炸药，把药线放在一支大香尾端，点燃后离去。数十小时过去，仍未听到爆炸声，史坚如便叫史古愚、练达成等先回香港，孤身一人又返回地道看个究竟。他见香已燃尽而炸药未着，就在屋里饿着肚子，从中午一直等到第二天天将亮，又把香点着，扃门离去。一小时后轰然一声，埋炸药的房子周围轰塌了8间房，只是巡抚衙门依然如故，德寿由床上被震了下来。史坚如又到督署窥视，被营勇捉住，拘押到南海县署。县令裴景福令衙役用铁棍毒打逼问：“同党有多少？首领是什么人？”史坚如回答：“同党有四万万，首领就是我。”敌人又用烧红的铜钱在他背上烫，继续逼他招出同党。史坚如还是坚定地回答：“我只有一个同党。”[18]史坚如誓死不屈，于11月9日英勇就义，时年仅20岁。孙中山对史坚如的牺牲，深为悲痛，说：“坚如聪明好学，真挚恳诚，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土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19]

惠州起义本来打的是一场痛快仗，先后占领了新安、深圳、龙冈、淡水、黄沙洋、平潭、白沙、大鹏等沿海一带。革命军斗志昂扬，愈战愈勇，每到一地，又得到农民的积极支援，队伍不断扩大，仅一个月的工夫，由600人发展到2万多人。[20]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洋人的援助，而采取在战斗中扩大实力，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建立起一支政治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和发动，是能够开辟一个牢靠的根据地的。但是，由于单纯军事上的进攻，又一心依赖外援，在本来已打出个局面的情况下，因“外援难期”，只得“令其解散”。

其实，真正强大的后援力量，不是国外的武器，而是国内的人民群众。惠州起义之时，山东、河北兴起的，以农民为主的义和团运动已如火如荼，遍及北方各地。如果革命党加以争取和组织，使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革命队伍的同盟军。不管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还是“扫清灭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对清王朝早已是深恶痛绝。孙中山几次派兴中会党人沿长江入粤、闽，联络会道社党，但从来没有考虑到这支强大的生力军，而认为他们是迷信落后的组织，不能担负起革命的任务。由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缺乏这支强大的后援力量，在他们革命斗争中，或胜或败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没有动员工农大众，这是孙中山组织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21]

11月19日，经门司、神户、东京抵横滨，住山下町21番。

宫崎和在大同学校教书的哥哥民藏及宫崎夫人宫崎槌子三人由东京到横滨山下町看孙中山。孙中山见了他们三人用日语说：“欢迎你们来。”晚餐时，孙中山问宫崎夫人：“你是来做什么的？”宫崎槌子答：“因为滔天（宫崎）生病，以及家庭生活困苦，我把小孩托在娘家，因此想趁这个机会跟滔天好好地商量商量。”孙中山说着“是的，是的”，从皮包里取出一张他的母亲、胞兄、侄子、12岁的儿子孙科的合影照片，边让宫崎槌子看，边说：“我的家人在夏威夷，也正流着眼泪跟穷苦搏斗中。家人之能够战胜眼泪，意味着革命之将成功。凡是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人，都得战胜眼泪。”说着他自己流下了眼泪。宫崎夫妇和他们的哥哥民藏第一次看到先生流泪。

贤良的宫崎夫人宫崎槌子在29年以后很感慨地说：“帮助中国革命运动之家庭的悲惨，实在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不只是我们的辛酸，也是其他同志的家庭所共同遭遇到的命运。”

宫崎寅藏等许多日本志士为了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的心力、财力、家业，追随孙中山于艰难险阻活动中，百折不回，有些人献出了生命，中日人民世世代代永志不忘！

1900年11月10日，孙中山离台湾赴日本。

12月24日，英、美、法、德、日、意、奥、荷、比、西、俄11国公使团将《议和大纲》送交李鸿章，声称不许更改一字。慈禧太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全部应允，并无耻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次年1月10日，杨衢云在香港结志街52号2楼被粤督德寿收买的凶手陈林刺杀。孙中山在横滨闻讯后，于1月26日召集党人在永乐楼开追悼大会，并募款2千多元，抚恤杨的家属。[22]

8月27日，郑士良与《中国日报》记者郑贯公、陈和等，在香港水坑口宴琼林酒楼饮酒，忽觉腹内不适，由郑贯公、陈和送回家的途中死在车上。孙中山在横滨获悉，极为悲痛，致电陈少白一定要查究郑士良的死因。经官方检验无伤痕，有的说是清朝官吏买通了郑的友人郑梦唐在食品中下毒杀害。[23]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这次赔款是4亿5千万两白银，39年偿清，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京山铁路沿线地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这年11月7日，李鸿章死去，清政府于当天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02年1月3日，西太后挟光绪帝由西安回京入宫。

第十二章　与保皇党的论战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898年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们思想深处是维护君主制度，后来竟落到“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的地步。当打击清王朝的革命派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以后，他们竟叫嚣“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倾尽全部力量用来对付革命党。正像孙中山所感受的那样：“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保皇派成了反革命力量中的顽固派，成为革命派的死敌。

保皇党主帅康有为和干将梁启超、欧榘甲、徐勤、陈继俨、伍宪子等，分头出动，走遍美洲、南洋各地，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兴中会领导革命初期所走过的地方。从1899年到1902年的四年间，他们仅在美洲华侨中募集的款额竟达1500万元以上，[2]其手段无所不施，或以“御诏起兵勤王”，或以“清帝钦差”，或以“振兴实业”等名目，进行诓骗。1902年，梁启超到美国，自称受光绪皇帝钦差，来招募统领中国维新军的将官。他先在旧金山招聘了一个退职武官福金卜，并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封福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后来，又在洛杉矶招聘了一个在野的军事评论家堪马利，也封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福金卜得知此讯，大发雷霆，把梁启超给他的“委任状”，先后送到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大同日报》和香港兴中会的《中国日报》刊登出来，[3]成为保皇党一时的笑柄。

保皇党在海外的活动极为猖獗，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革命宣传。在横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有《维新报》，在澳门有《东华新报》，在香港有《商报》，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拟。他们针对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

从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了长达10万多言的《新民说》[4]，提出所谓“新民即提高人民思想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主张。他认为：“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企图扭转人民对清王朝的斗争矛头。他胡言新法之行不通，是由于“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和“无权力思想”。他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政府之于人民犹寒暑表之于空气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他用这种荒谬的逻辑把清政府的昏聩无能，归咎于人民愚昧，企图淆惑视听，达到保皇的政治目的。

9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又发表了《辨革命书》一文[5]，攻击革命派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以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他居然把人民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说成是“生内讧”、“创大难”，表现出保皇派对革命运动的畏惧与仇视。梁启超进而为光绪皇帝开脱，说：“今者割地鬻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称赞光绪皇帝是“舍身救民之圣主”。实际上，这位“圣主”，不过是在顽固昏庸的太后挟持之下，连自身的自由都没有的一具木偶而已。10月，梁启超又发表了《敬告当道者》[6]一文，为腐朽的清王朝出谋献策。他说“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自外”，“十八、十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举，势必趋而集于亚东”。他看到了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潮必将在中国迅猛出现，吁请清政府当局不要再执迷不悟，要善于顺应潮流。他说：“时势者，可顺而不可逆者也，苟其逆之，则越激而越横决耳，机会者可先而不可后者也，苟其后之，则噬脐而悔无及耳。某尝为诸君思所以自处矣，某说部尝有狂生夜坐，鬼来瞰之，面漆黑而目眈眈，舌悬唇外，狂生乃抹砚中余墨自涂其面，伸舌寸许，圆其目，与之相对，鬼惭而退，诸君畏后乎，则何不以此术对付之？”这些话，把他对必然到来的革命风潮的惶惧心理和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其他各地的保皇报纸也随声附和，竭尽全力，进行反革命蛊惑宣传。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奔走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兴中会组织，结交外国的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革命。1902年12月13日，孙中山应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韬美邀请，由日本到了越南河内。但当他到河内时，韬美已离任返国，新任总督博（P.Beau）氏改变对中国革命党态度，派秘书接见。孙中山提出以北圻为输运军械及人员入云南的通道，法总督博氏拒绝这个要求，并密派警察监视孙中山的活动。

孙中山在河内居留期间，成立了当地的兴中分会。

清边防督办苏元春知孙中山在河内，派两个密探暗中侦伺孙中山的行动。孙中山发现后，设宴邀请他们二人。入席时，两个密探不敢下箸，孙中山知其疑意，就和他们对换了一下杯箸，说：“吾人行事，光明磊落，断无置毒鸩毒之意。”又向他们讲述革命宗旨，并请他们转告清边防督办：“苏也汉人，宜早决心独立。”两个密探见革命党首领孙文言词正大，讷讷无语，不知所答。走后，潜回龙州，不再跟踪。[7]不久，孙中山返回日本。

1900年，沙俄强占东北后一直拒不撤兵。1903年4月，又向清政府提出九项要求，妄图长期占领东北。在东京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声讨，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5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的要求，强令解散拒俄义勇队。

在上海，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创设中国教育会之后，又成立爱国学社，收容海外归国的拒俄义勇队员。还在机关刊物《苏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反清文章。6月9日、10日，又连续发表了一批介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的文章。30日，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的关系》一文，批判保皇党散发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文笔锐利，戳穿了康有为的保皇嘴脸。6月30日，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中外警探包围了《苏报》，抓走了章太炎、程吉甫、龙积之等五人。邹容于次日（7月1日）挺身而出，到巡捕房投案。他在敌人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对他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年仅20岁的邹容死在狱中。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他为“大将军”。在清政府的迫害之下，《苏报》的一些编撰人员，纷纷出奔日本。孙中山计划把这些人和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组织起来，为起义培养军事人才。8月，他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设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任校长，退役军人小室健次郎等任教练，教授军事知识和枪炮火药的制造方法。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赴美国筹款，于10月5日抵檀香山。孙中山在檀香山看到了保皇党竟然用欺世盗名的卑劣伎俩发展保皇势力，把革命党兴中会的发源地搞得面目全非。他在致朋友信中说：“彼党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保皇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檀香山变成了保皇党的一大据点，兴中会的干事和会员多数跨入保皇党。孙中山深悔“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不能辞也。”面对这样的局面，孙中山顾不得去茂宜岛看一下自己的家人，决定立即开展一场肃清保皇党流毒的战役，整顿兴中会，澄清思想，恢复檀香山革命阵地的本来面目。他在荷梯里街戏院和利利霞街华人戏院等处，多次宣讲革命主张，揭露保皇党的诡骗术。然后，又风尘仆仆赶到檀香山第二大城市奥华湖岛的希炉埠进行宣传。当他在一个耶稣教堂里演说时，听众多达2000人。他在那里重建了革命组织，把兴中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军，以此纪念“为力甚大”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邹容，而将向时党字改为“军”字。[8]誓词与东京军校宗旨相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是后来同盟会的四大纲领，体现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内容。

12月，孙中山把他的亲戚、兴中会文案干事程蔚南在檀香山办的《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报》）定为党报，并亲自撰写了《敬告同乡书》[9]一文，揭露保皇党的欺骗勾当，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它们“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他还揭露了康梁等成立保皇党的动机，他说：“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雷动天下，此谁令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至。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尚有他哉？”一语道破了康、梁发起组织保皇会的真正目的。他号召革命的爱国同胞“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这场揭露的风雨冲乱了保皇党的阵脚。他们恐怕组织基础被动摇，便在保皇会机关报《新中国报》上，对孙中山大肆诋毁，进行人身攻击，诬蔑孙中山是“假革命”。保皇主将康有为的学生陈继俨于12月29日发表了《敬告保皇会同志书》，说革命党是“无意识之破坏”，并恫吓说：“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又说：“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中国人富于服从权势之性质，而非富于服从法律之性质”，重弹康梁的这些陈词滥调。

孙中山于1904年1月，又发表了《驳保皇报》[10]一文，指出中国之被瓜分原因，不在于革命，而在于“政府无振作也”。清政府今天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归于尽而已，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又指出，挽救当时中国危亡残破局面，只有起来革命，铲除满清政府这个政治僵尸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满清政府不特签约赔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列强“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所以“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他针对保皇党的所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的谬论加以驳斥：“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这些堂堂正正的驳论，极为精辟，有力地戳穿了保皇党的诡言骗术。

孙中山对保皇党的揭露和批判，十分酣畅痛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不日可以就功。”[11]可见孙中山当时在揭露和驳斥保皇党的谬论的战斗中，是卓有成效的。

孙中山认为对保皇党的揭露和驳斥极为必要，他说：“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12]他在给国内朋友信中，也表示希望“在沪同志亦遥做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13]

此后，孙中山每到一地都很注意建立革命党的报刊和大力推行思想宣传工作，而且注意选派一些可靠的会员任主编。在他的号召之下，美洲和南洋革命派报刊普遍建立起来，和保皇党报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为了有力展开对保皇党的批判，新加坡的《图南日报》还要求与檀香山的《隆记报》交换报纸，以充实内容。由此可见，檀香山的这次对保皇党的批判影响之大。

这仅是与保皇党的第一场大论战，以后还有同盟会成立后的1906年的第二场大论战，还有西南边境起义后1908年的第三场大论战。这三次大论战都是在孙中山亲自领导下展开的，它对于辛亥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十三章　联合洪门会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击溃了保皇势力，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组织后，回到茂宜岛与阔别9年的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病的知道他深谙医术，前来求诊，孙中山因多年不操此业，不敢应求。经他哥哥孙眉劝说，他稍加复习，开始为一些患病亲友看病，多数药到病除。他母亲杨氏劝他说：“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也在救人，同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自找烦恼？”孙眉说：“我弟奔走革命多年，自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1]

美洲是保皇党的巢穴，特别是加拿大、美国等地，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直接影响，保皇会遍及各埠。孙中山想到若要到那些地方筹款必受挫折，甚为忧虑，但对美洲华侨的争取，势在必行。他的舅父杨文纳劝他加入洪门会并取得夏威夷出生证，对他说：“现在保皇党机关林立于美洲各埠，倘不与洪门会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与康徒陈继俨的笔战，难免他要运动美国关员防阻（你）登陆，故宜取得夏威夷出生证书”[2]，孙眉也深表同意。孙中山对加入最早的反清组织洪门会，早有心愿，因为“革命党与洪门会志同道合”，并且计划“合力举义”，但对于取得夏威夷出生证有些犹豫。舅父说：“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权达变，如伍员乔装出关；孔子微服过宋，皆是此意，此举以救国为目的，何必拘泥。”[3]于是，由他哥哥找了几个老同乡作证，在茂宜岛取得了该地的出生证明。其证书是英文字，内容是：

夏威夷疆省

柯湖（oahu）岛

成年人第25号

本人孙逸仙，先经宣誓后，兹作证称：凭我所知和所信，我乃于1870年11月24日在柯湖岛衣华（Ewa）镇之位问奴（Waimanu）地方诞生。我是一名医生，现在茂宜（Maui）岛的姑剌（kula）地方行医，我家居住在姑剌。我父亲孙达成于1874年前往中国，约八年后在那里逝世。本人作此誓词，旨在证明我的身份；并提供我出生于夏威夷的进一步证据，所附照片为本人最近肖像。

孙逸仙（签名）

以上证词于1904年3月9日我在场时签字和宣誓。

夏威夷疆省第一司法巡回处公证人

凯物·盖利（签名）

（加盖公章）

孙中山又从茂宜岛回到檀香山，由洪门会一位前辈叔父（头目）钟水养介绍入闱（入会）。有跨保皇会的干事反对，钟水养说：“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某未入洪门会已实行其宗旨多年，此等人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就在这年的1月11日，孙中山加入了致公堂，还特为他开台演戏（拜盟），并由主盟人封其为洪棍（军职元帅）。[4]

1904年4月1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赴旧金山。临行前，给陈少白、冯自由等写信，指示日本和香港党人，多寄宣传文稿给檀香山《隆记报》，以巩固和壮大革命声势。

檀香山的保皇党分子陈继俨等探知孙中山将赴美国旧金山，电告当地保皇党设法阻止他入境。该地保皇党与清领事何佑（香港雅丽医院及其附设医校的创始人何启的族弟）联系，何照会美海关处说：“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5]

4月6日，孙中山到旧金山港口，海关人员检查护照时，见他确有夏威夷出生证明，就先把他留在船上，向清领事何佑说明，孙逸仙有夏威夷出生证。何佑极力阻挠说：“孙某系生长在广东省香山县，所持护照必为伪造”，还是不准他登岸。孙中山被困船上时，有些广东惠州籍海员馈赠食品表示慰问，[6]后来海关处就把他拘在码头上一间木屋里。美海关规定，凡中国旅客护照有问题的人，或原船遣回，或拘禁在这间木屋里。后来孙中山被移民局指为乱党，判令离境。

正在焦急无奈之时，他从被禁侨胞阅读的《中西日报》上见到登有“总理伍盘照”的字样。他顿时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便想起九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出国时，双门底圣教书楼主人、兴中会员左斗山和博济医校助教杨襄甫二人曾给他写过的介绍信，让他到旧金山时可找广东人伍盘照和司徒南达（基督教牧师，也是广东人）。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行箧里。于是，他给伍盘照写了一个便函：“现有十万火急事待商，请来木屋相见。”封面写“伍盘照博士收启”，下附英文“到后奉带书人银七角五分”。随后，找了一个报童，让他把信送到沙加缅都街《中西日报》报社。

伍见信后，当即到码头来见。孙中山述说经过，并取出左、杨的介绍信。伍接过信见封面上写着“司徒南达牧师、伍盘照博士同启”，信里写有：“携此信之人，忠心为国，请力助之”[7]语句，伍表示一定设法协助。即持信去找司徒南达。司徒认得左、杨二人笔书，于是召集一些教友，磋商营救方法。大家认为：“都有家眷在国内，只可暗助，不便明帮。孙氏既入洪门会团体应由本埠致公堂出名，向美京工商部上诉。”

伍盘照先以清领署顾问身份向领事何佑说明：“孙氏系革命党，属国事犯，不能指为乱党。现有某大团体助其向美京上诉，请勿禀报公使，致将风潮扩大。”伍又访见了致公堂大佬（会长）黄三德和英文书记唐琼昌等人，黄、唐等已得檀香山致公堂发来的准备接待孙中山的电文，当听说孙中山入境受阻，便找到致公堂顾问美国律师那文，请他设法协助。他们一同到码头木屋访见孙中山询问详情。[8]那文便向移民局声明：“孙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故被本国政府指名通缉。今中国领事阻其入境，实属损害檀籍人居留美国之权利及美国容留国事犯之法例。”同时，向华盛顿上诉。致公堂又将士波福街一幢楼房向保单公司具保500元，将孙中山保出候判。

孙中山住在致公堂公所（也是《中西日报》社址），过了三个星期，旧金山移民局奉华盛顿工商部电令，放孙逸仙入境，保皇党和清领事的构陷阻难遂告失败。

保皇分子欧榘甲，1899年在日本与孙逸仙过往甚密，相与交谈革命，被康有为知道后，迫令欧到旧金山主持保皇党机关报《文兴报》，后又任洪门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时报》总编辑，仍倡言“改革政治”，并撰长文鼓吹“广东独立，脱离清政府”，言词痛快淋漓。刊登数期后，又被康有为知道，严词申斥，说他“离经叛道，应逐出门墙”。从此，欧一改其调，鼓吹“洪门会保皇会合力迫朝廷改专制为立宪，以立大同之基础”。再不敢有激烈之言论，驯服地充当了康有为的应声虫。当致公堂人助孙中山入境时，欧榘甲极力反对，并在《大同时报》上攻击孙中山“藉革命行骗”[9]。黄三德和唐琼昌对其劝阻无效，便取消了他的《大同时报》总编辑资格，另请孙中山推荐主笔。孙中山派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刘成禺接任。刘成禺因在日本留学生新年大会上鼓吹革命排满，被清公使蔡钧取消官费学籍。刘主编《大同时报》后，大倡排满，放言无忌，革命思想鼓荡激扬。后在孙中山指示下与保皇党展开的论战中，《大同时报》成为旧金山的革命号角，声势大振。

5月，孙中山在旧金山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为了在华侨中激起革命思潮，商请黄三德、伍盘照印刷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一万一千册，准备向美洲、南洋等地华侨广为散发。由《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华侨素有爱国热情，经《革命军》一书激发，革命情绪高涨。“《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开始发展兴中会和为革命筹款的工作，把在檀香山印好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华侨推销。月初，在华盛顿街戏院召开兴中会筹饷大会，推选了加省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邝华太为主席。孙中山在大会上宣讲革命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号召爱国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支援兴中会在国内起义，当场发售债券美金2700多元。[10]

洪门会由于孙中山的加入获得了新的政治生机，孙中山也在洪门会的热情支持下，广泛开展了革命活动。这次到海外与前次（即1895年广州之役后的逃亡时期）大不相同，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群众的思想也向前迅速飞跃。孙中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予以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11]

洪门会又名天地会或义兴会，在美洲多称致公堂，创于清康熙年代。明灭亡后，明末的一些忠臣义士，出于对满清残暴统治的不满，屡起反抗，他们誓不臣清，便创设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哥老会、三合会都是它的支派。哥老会在长江沿岸各省；三合会又称三点会，流行在福建、广东一带。在南洋、美洲则称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凡有华侨居住的地方都设分堂。由于年代久远，原来“反清复明”的宗旨已淡然无闻，成了单纯华侨互助的团体。后来，又受保皇党的迷惑，不少会员竟违背了“反清复明”的宗旨，反而参加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孙中山最初在美洲鼓吹革命，洪门会员多不解其义。经他讲述洪门会的创设历史，才知道洪门会原来是一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会员自负有“反清”的政治任务。鉴于这个组织年久涣散，会员受保皇党蛊惑，思想模糊，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反清大团体，在当前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孙中山向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等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使会员在明确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一方面使它能正本清源，肃清保皇党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并筹募国内起义军饷。

在美洲洪门会员有15万多人，如动员起来在人力财力上是一个巨大的后援力量。孙中山表示愿意亲自到各埠巡回演讲，致公堂的首领们都表示赞同。

孙中山又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规程，共分8章67条。在《新章要义》中明确了致公堂三项组织原则：一、因“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语言不同，风俗不同，入国不知其禁，无心而偶干法纪者有之矣。又或有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朋友亲属之可依，而流离失所者”，“同志来相维护，以相周恤”。所以“捍御祸患，周恤同人”，为本堂第一项义务。二、因“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病势积弱，疆域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人，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所以“光复中国，拯救同胞”，为本堂第二项义务。三、因“今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所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为本堂第三项义务。[12]在致公堂新章中，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同胞的生活安全三项义务。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也把兴中会的政治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第二条中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像致公堂这样古老的民间组织，在它的章程里出现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可以说是别开生面。这样，就把洪门会原来单纯的“反清复明”的封建宗旨，提高到为时代所需要的民主革命的新精神上来，使它能在革命斗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作用。

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到了海外侨胞的信赖，一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也渗透在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去，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在孙中山帮助洪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在一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百端诬谤，含血喷人”，进行挑拨，但只不过是篝火狐鸣之声而已。

5月24日，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经斐士那、比加非、洛杉矶、巴梳斐力士、巴士杰、组柯连、必珠堡、圣路易、关达、华盛顿、费城、波地摩、芝加哥等数城，最后到达纽约。他在美国南部由西而东，兜了大半圈。每到一处，必聚众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最初宗旨和今后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由黄三德组织开台演戏（新登记之会员进行入盟仪式）。他们辗转各地数月，在华侨中进行的这次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保毒（指保皇派势力），当梁贼在此之时，极为兴盛，今已渐渐冷淡矣！”但由于各埠分堂缺少一支健全的干部队伍从组织上配合，且干部跨入保皇党的实繁不鲜，因而各地的宣传活动只能由这些人临时召集，所以没能深入群众广泛地把华侨动员起来。

7月，孙中山接受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的建议，撰文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不久，他离纽约到美国中部城市圣路易，转而进行国际方面的宣传工作。由于“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望各国“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予同情和支援”，孙中山认为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决心和必胜信念，并阐明由于它的成功，“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8月，他在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3]一文。10月，由美国朋友麦克威廉斯在纽约出资印成单行本1万多册，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个字。后由旅日华侨学校教员陈宝琦、胡毅生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成中英合刊单行本，分销各埠。香港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和东京日文《革命评论》等报刊也纷纷翻译转载。

这是一篇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他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全面地阐述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他把欧美列强分成两种：“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针对“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的政策一类，孙中山指出：“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地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指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和国际舆论谴责）。”针对所谓“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政策，孙中山指出：“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榻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如果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指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清王室的支持，那么注定要失败的。”

他还把清朝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清王朝是用残酷地屠杀了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清二百六十年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一、满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他们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予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自己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七、他们禁止结社自由”；“八、他们不经我们的同意，而向我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他们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十一、他们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他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诸类政治特点。对中国革命的前景，他指出，在当前，“全国革命的时机已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有信心“把过时的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变为现实，因为清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因此，“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他是这样憧憬和叙述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须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那时，“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所以说，中国革命成功，它对全世界“可以变成黄福”。那种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的“黄祸”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他要求各国对中国革命“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予同情和支援”。

他对所谓“拥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的列强，希望“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他的希望是那样的恳切，但这不过是与虎谋皮而已。因为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为帝国主义，毛泽东说：“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14]

但他在揭露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的剥削压榨、在人身上的任意迫害和杀戮诸类罪恶方面，则是全面而深刻的。而且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推翻和击败腐朽的清王朝和想借助于它为鹰犬的外来瓜分者。这一点上，孙中山喊出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定要结束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愤激之声。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纽约赴英国伦敦。

12月下旬，抵伦敦，寄居荷兰公园英籍朋友摩根家中。

1903年5月，湖北学生成立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机关”，因“群龙无首，恐不能控制全国，尤其是无外交人才，故当时各人心目中，无不以寻孙逸仙而戴之为首领”。

湖广总督端方为消弭湖北学界革命意志，于1903年底将胡秉柯、魏宸组、贺学才、史青、黄大伟、杨荫蕖、喻毓西、程光鑫、姚业经、刘庠云、刘荫茀、陈宽沅、李彪等24人派赴比利时、法国留学，习实业；将朱和中、周泽春等派赴德国留学。这些学生“欲乘此机会寻访孙逸仙，故各欣然就道”。他们途经上海时，遇到由横滨到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刘对他们说：“中山先生正在伦敦，你们可与之会晤。”[15]并给他们写了介绍信。

他们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后，因为经常谈论革命，就被清使馆管禁起来，经数月的抗争才得自由。1905年初，他们得知孙中山正在伦敦，就把刘成禺写的介绍信和他们请孙中山先生赴比利时的约函一起寄了去。

孙中山复函给贺子才等，说欲赴比一游，惟缺少川资。

刘成禺又分别函告朱和中、贺子才，言先生正在伦敦，住摩根处，但囊空如洗，望竭力接济。朱和中即电汇一千二百马克，贺子才也召集同学，集资三千法郎汇往伦敦，留法学生也集一千多法郎汇去。

孙中山接款后，即复电贺子才，告将赴布鲁塞尔会见。贺即邀朱和中赴比利时。一月上旬，朱和中抵比次日，孙中山到了比利时奥斯坦德港。贺子才、胡秉柯、李藩昌、朱和中等前往迎接。乘马车至一个旅店小憩，再登车到布鲁塞尔。到车站欢迎的留学生有20多人。

抵比京，下榻于史青寓所，与留欧学生们“畅谈数日夜，娓娓不倦，所言者革命方略及建设事业”。[16]

孙中山问大家将来举义的方略，朱和中答：“改换新军思想，由营中起义。”孙中山说：“兵士以服从为主，不能首义，首义之事，仍须同志为之。还要从改良会党入手，会党原本反清复明宗旨已淡漠，当为之阐明，使之复原，对会则也加以改良。不然，我们一动，这些团体会出而阻碍，妨我辈革命的进行。”

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们，聚在一起亲聆革命领袖教诲，个个情绪激昂。孙中山遂提议组织革命团体，众皆赞成。以后孙中山回忆说：“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于是开第一次会在比京。”[17]孙中山所拟誓词是：“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月日押。立盟人孙文。”

朱和中对“天运”纪年、魏宸组对“当天发誓”一词，提出诘问。孙中山回答宣誓手续非常重要，说：“非此无以表决心，且《书》载《泰誓》、《牧誓》，自古已然。”众始无异议。由朱和中起首，逐个亲书笔据宣誓。誓毕，孙中山与众人一一握手，欣然贺语：“为君道喜，君等已非清朝人了。”朱和中看着誓词不禁笑了起来。孙中山问他为什么发笑，朱说：“康有为、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孙中山恺然一笑，说：“我也读书破万卷。”[18]当时宣誓入会者有30多人，孙中山也依同入会，誓书交贺子才收执。暗语为：“问：从何处来？答：从南方来。问：何处去？答：到北方去。问：贵友为谁？答：陆皓东、史坚如。”秘密手式，用骈指交钩握手法。

此时会名尚未确定，只称革命军。

孙中山见欧洲留学生多数立志投身革命，极为喜悦。据贺子才回忆当时孙中山高兴的心情时说：“自至比京后，始知知识界，亦有同调，不禁喜出望外。宣誓既竟，则为极痛快之演说，亦若痛饮黄龙即在目前者。其得意之状，较之就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实有过之。”[19]

在比京布鲁塞尔发展工作后，返回伦敦。他从留学生那里知道因《苏报》案出国现在伦敦的吴稚晖（敬恒）的住址，于1月19日拜访了吴。吴稚晖曾把革命党首领孙文想象是一个“草泽英雄”、“江洋大盗”、“八蜡庙里的大王爷爷”。今日见到的孙文却“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止觉是伟大，不能形容的伟大”。其“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

许多革命党人和外国友人，对于孙中山容貌，在未见前的想象与见到后印象，迥然殊异。孙中山的美国友人、《孙逸仙传》的作者林百克准确地写出了孙中山的容姿：“中山状貌魁梧，英武如军人，额耸而阔，鼻准丰隆，颧平，眼陷，肩膀敏活，四肢灵便，幼时在田间习于操作，故肌肉强健有力。他的容貌英伟，而望之霭若春风。他的眼光清澈照人，无微不烛，凝眸注视时，最有吸引力，火灼灼地慑人如狮。见他的人都觉他眉宇间威稜逼人，就要说：这是一个你可以信托的人。”

第二天，吴稚晖回访孙中山，此时孙中山住在伦敦西城肯星敦。孙中山因即赴美洲，就带吴去看他的老师康德黎，有事可转告信息。康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吃了晚饭。

留比学生冯启钧入盟后函告留德同学刘家佺，刘又转告留德学生会会长宾敏陔（步程）。宾敏陔请朱和中特邀孙中山先生来柏林，并说：“担负旅费，严守秘密，不令满人得知，且愿宣誓，真心参加革命。”十天间筹得百枚马克汇给孙中山，请其赴德。

1月下旬，孙中山到柏林，留学生20多人到车站欢迎。下榻于罗兰多尔福街39号朱和中寓所。上午处理信件，午饭后出外游览，晚饭后学生们到寓所集会。居住12天，每日讨论革命及建设方略。马德润不赞成五权宪法，主张采用德国宪法、普鲁士宪法。众人均不以为然，认为德国是君主国家宪法不足取。马德润缄口无词。薛仙舟对于平均地权反驳甚力，孙中山详述其宗旨。最后一天晚上，举行入盟宣誓，参加者有刘家佺、周泽春、宾敏陔、陈匡时、钱汇东、王发科、王相楚等20多人，惟马德润、张九维未出席。次日孙中山偕朱和中访马德润于其寓，适张九维也在。孙中山反复请他俩入盟，甚至表示举马德润为首领，本人愿服从革命，马德润始终不从。张九维似有意入盟，但从马，也未参加。朱和中一言未发，孙中山问他：“子英兄，你意如何？”朱说：“革命者，要敢于牺牲，牺牲须出于自愿，他人谁能代为牺牲？”马德润面赤无语。当日，先生与朱和中、宾敏陔、刘家佺等游览柏林，并合影留念。宾敏陔邀孙中山及同学们于其寓处安斯巴哈街10号聚会，以果品招待。孙中山讲述少年学生时代往事及革命经过，学生们听了极钦佩他的坚毅斗争精神。

当晚离柏林赴巴黎，留学生20多人送到车站。指定宾敏陔的住处安斯巴哈街10号为通信总机关。

孙中山到巴黎住东郊横圣纳一个旅馆中，每日到访者甚多。每三四人至，孙中山即讲述革命方略，言清政府之腐败、国家危急及治国方针、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制定共和宪法等。留学生刘光谦每日下午必往听讲。有一天，向学生们演讲后，向大家说：“诸君对于革命学说既已明了，且又赞成，已是同志了，应立一凭据，以资信守。”众皆赞成即宣誓入盟。孙中山说：“两广军事，不日即动，惟军费拮据，甚望诸同志尽力资助。”刘光谦将每月所得学费四百法郎之半，取出二百捐出，其他学生也各有捐助。先后入盟的有唐豸、汤芗铭、向国华、冯承钧、王鸿猷、高鲁、石瑛、黄大伟、石鸿翥等10多人。

当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来函明确会名，德、比、法革命组织一律称同盟会。

2月初，孙中山在巴黎与法国政府外交官员接触，以取得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先与法国外交部官员拉法埃·罗会晤。据2月9日，拉法埃·罗向外交部作的报告，可知他们谈话内容。其报告说：“孙逸仙作为中国南方反清运动的领导人，曾经得到日本的援助，现在他正设法使他的同志对法国产生好感，以求得法国的援助。孙甚至建议法国可否取代日本，成为他们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与法国外交部另一官员菲力浦·贝特洛也进行了会晤，并题赠《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书。次年1906年6月，法国陆军部派武官多人，由革命党人陪同视察南方各省革命党活动情况，欲助中国革命，即此时交际的结果。他指示留学生说：“诸君加入革命，仍应努力求学，即返国后，亦可仍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军起，诸君以官吏地位，领导民众，更易奏效。如诸君学业未毕，而国内革命军已起事，如有必要，余当来电，电到盼即返国，为我臂助。”

安南总督韬美，与孙中山早年相识，曾表示过愿助中国革命，这时也在巴黎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又与法国殖民大臣联系关于在广西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一事，想取得法国当局的支持。在此期间，他住在巴黎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馆里等候答复。

有一天，孙中山外出归来，忽然发现贮藏文件的行箧被人割开，所有党人名单和入盟书及镇南关、河口起义有关文件都被窃去。惶遽之状，为伦敦使馆被困以来所未有。一则数十同志之生命攸关，二则恐因此失却联络知识阶层之机会，三则安南事件为所破坏。孙中山当即将此事告知比利时党人贺子才等。大家推举胡秉柯赶到巴黎协助进行调查。后查知是在柏林新入会的王发科、王相楚、陈康时和在巴黎入会的汤芗铭、何国华五人所为。王发科平时喜好空谈，常作忧国忧民姿态，但入盟后终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便与王相楚、陈康时同谋叛盟，并且来到巴黎劝说唐豸等退盟。唐未从，他们就与汤芗铭、何国华来找孙中山，要求发还誓书。不巧，孙中山因事外出，旅馆服务人员见汤芗铭等是来过的客人，就让他们进了房里。他们割开先生的皮包，把几十张宣誓书和一些文件窃走，并到清驻法使馆向公使孙宝琦叩头哭诉“误入迷途”。孙宝琦训斥他们说：“你们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又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20]

学生中有个名叫夏坚仲的，倾向革命党（1902年在日本时见过孙中山），又是孙宝琦的亲戚。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公使馆，向孙宝琦进行疏通。于是孙宝琦把革命党人的宣誓书烧毁，其他文件交给夏坚仲，夏从邮局寄给了孙中山。孙宝琦看到文件中有安南起义计划，急赴法外交部进行干预。

汤芗铭还干过一件谋陷孙中山的勾当。先生在巴黎停留期间，汤芗铭给清政府驻法使馆写了一封密函，叫大使馆速往孙中山住的旅馆拘捕孙中山。他为了讨好受赏，还署上自己的姓名“汤芗铭”。驻法公使孙宝琦在他外甥水钧韶和另一位亲戚夏坚仲的影响下，对孙中山没有恶感，他接到密函后，立即命水钧韶到该旅馆通知孙中山赶快避开。孙中山外出未归，他就用纸条写了“危险速逃”几个字，由门缝塞进房内。

五个叛盟人中的陈康时与王相楚，后来回国便销声匿迹；王发科更名王翥，在四川某军任将官；汤芗铭在辛亥革命后，率海军反正，黄兴推荐他为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次长。民国二年，汤为了取媚袁世凯，在湖南屠杀革命党人之多在龙济光之上。[21]

德、比、法会员因发生王发科等叛盟事件，便在布鲁塞尔进行了改组。凡品行不好、信念不坚定的一律淘汰。改组后，会员的意志更加坚定。会员们积极筹集款项，以付孙中山东归之用。贺子才函告东京留学生李书城、但焘、时功玖、耿觐文等人，叙述留欧学生革命团体成立经过，并要他们准备欢迎孙中山返日。

孙中山有一次在法国乘船赴某地，忽然有一位体弱跛足的华人走过来对他说：“你是不是实行革命的孙文？我闻大名久矣！我也觉得不革命不能救中国。近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获利数万元，你若需要财力帮助可随时用电报告知我，将尽力相助。”此人自道了姓名，孙中山听后十分高兴，和他互约通电暗号，并约定电文ABCDE的含义：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22]

这人就是当时清朝驻法使馆的商务随员张静江，他原籍浙江吴兴人，上海张园主人之子，父殁后分得巨额遗产。在上海、巴黎之间经营中国古董文物。法国人有癖好中国古董者，趋之若鹜，因此获利额达数万元。他听说孙中山在这只船上，满船寻问，才找到孙中山。两人分手后，孙中山觉得萍水邂逅，还不敢轻信。以后几次起义向他求助，他都能将款如数汇到。

5月中旬，孙中山在布鲁塞尔时，亲自跑到第二国际执行局直接与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胡斯曼用英语举行会谈，要求社会党国际局接纳他领导的兴中会为成员党。[23]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很自信地表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要比欧洲国家早。他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将比许多的著作或百次会议取得的还要多。”[24]

1905年5月18日，比利时工党的机关报《人民报》还在一篇通讯中报道了这次会谈内容。在第二国际的档案材料中，还记载着孙中山在会谈时说的“我是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等语。

由此看来，孙中山后来的联俄联共政策，决不是由于革命屡遭失败而偶然产生的，而是与他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两个月后，在东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当很多人提出取消“平均地权”的政纲时，他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它做了说明。会上争论很激烈，他力排众议，结合欧美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指出“平均地权”是避免这种弊病的一项重大方针。周震鳞说：“中山先生很坚定，最后还是确定了这个政治纲领。”所以说，他去第二国际执行局会谈不是偶然的。

然而，这时的第二国际执行的是改良主义路线，主张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的途径达到执政的目的。与孙中山对话会谈的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正是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他也是比利时工人党的右派头目。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正在组织力量准备推翻本国政府，当然不会感兴趣，因为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正是他们所反对的。

6月4日，孙中山在巴黎致函宫崎寅藏，说他将离欧洲赴日本。

第四编

同盟会时期

第十四章　同盟会的成立

在日本的同志，闻知孙中山在德、法、比、英成立革命团体并即将东归的消息，“莫不欣喜若狂”。[1]

当时的革命形势，确实已是“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2]。尤其自清政府1901年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社会经济愈加凋敝。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鹰犬，不但割地赔款，而且为虎作伥，为帝国主义平靖地方，“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人民深恶痛绝。“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的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3]

从1902年到1905年，各地举行的武装起义有广西皈朝和兴义三合会领导的农民起义（1902年6月）；有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领导的广州起义（1903年1月）；有王和顺为首的南宁地区和陆亚发为首的柳州地区的农民起义，该次起义曾控制了广西数十州县，参加起义的有汉、壮、苗、瑶等族群众几十万人（1904年）；有黄兴、马福益领导的华兴会谋划的长沙起义（1904年11月）。

革命报刊书籍更是遍及国内外。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一方面展开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在东京、香港、南洋、美洲和国内的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创办了约120多种报刊（日报60多种，期刊50多种）[4]，发行最多的达2万多份。通过报刊和革命书籍，揭露清政府对内血腥镇压、残酷统治，对外出卖民族主权的种种罪行；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历史，以激励群众起来参加反清政府的斗争。

从兴中会1895年在广州起义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反清各派团体已创办了许多报刊，编印了许多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报类主要有：《中国日报》（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此报号称“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编撰人员有郑贯公、冯自由、黄世仲、胡汉民、朱执信、李纪堂等）、《大同日报》（美国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创办，1903年孙中山改组为反清宣传报，并派刘成禺任主编）、《苏报》（原是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商报，1900年改良派陈范出资承办，1903年俄国进兵东北，清政府对爱国学生实行镇压，陈范转为对革命派的支持，开始登载革命派的文章，编撰人员有章士钊、吴敬恒等）、《国民日报》（1903年章士钊、张继、苏曼殊等在上海创办）、《檀山新报》（檀香山华侨程蔚南创办，原名《隆记报》，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改组为檀香山兴中会机关报，并亲自撰文反击保皇党对革命派的攻击）、《世界公益报》（1904年创办于香港，主编郑贯公，编撰人员有黄世仲、李大醒、黄耀公等，号召国人“投袂而起，光复中国”）、《图南日报》（1904年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主编陈诗仲，编撰人员有尤列、林义顺、陈思仲等）、《俄事警闻》（1903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并任主编，是革命派宣传抗俄入侵东北的报纸，1904年改名《警钟日报》，继续揭露俄国入侵者罪行，编撰人员有刘光汉、陈去病等）、《广东日报》（1904年创办，主编郑贯公，自称以“发扬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为宗旨，主张以暴力手段实行民主共和，还派秘密访员到北京、广州等地侦察清政府的情况，“一得异闻，即行登报”，编撰人员有黄世仲、陈树人、李大醒等）。

其他报纸还有上海的《女苏报》，杭州的《白话报》、厦门的《鹭江日报》、广州的《亚洲日报》、长沙的《俚语日报》、汕头的《岭东日报》等多种。

杂志类主要有：《中国旬报》（是兴中会创办的《中国日报》的副刊）、《开智录》（1899年创刊于横滨，主编郑贯公，开始是油印，孙中山资助2百元印刷费，改为铅印。先后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法国革命史》、日本学者大井宪太郎的《自由原论》、中川笃介的《民权真义》等，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译书汇编》（1900年创刊于东京，主编有杨廷栋、雷奋、杨荫杭等人，译载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传播人权、民主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国民报》（1901年创刊于东京，主编秦力山，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宣传反清的刊物，孙中山对它十分关心和支持，捐助印刷费1千元。编撰人员有冯自由、王宠惠、张继、雷奋、卫律煌、杨廷栋、沈翔云等）、《游学译编》（1902年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主编杨守仁，即《新湖南》的作者杨笃生，编撰人员有陈天华、黄兴、杨度、周家树等）、《湖北学生界》（1903年湖北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编撰人员有刘成禺、李书城、蓝天蔚、李步青、刘道仁、但焘等）、《江苏》（1903年江苏留日同乡会创办于东京，主编秦毓鎏，孙中山于1903年9月21日出版的该刊第六期上发表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严正驳斥了东西方反动政客叫嚣的“保全”中国帝制，“分割”中国领土的谬论，警告帝国主义者，若敢入侵，中国人民必“举国一心”，“以死抗之”。编撰人员有黄宗仰、陈去病、汪荣宝、丁文江等）、《觉民》（1903年创刊于江苏的松江，主编高天梅，鼓吹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浙江潮》（1903年浙江留日同乡会创刊于东京，编撰人员有孙翼中、许寿裳、蒋方震等）、《萃新报》（1904年创刊于浙江的金华，编撰人员有张恭、刘琨、盛俊等人，都是当地的革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支那》（1905年宋教仁、陈天华、田桐等创刊于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改为机关报《民报》）。

其他刊物，还有《女学报》、《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中国白话报》、《直说》、《童子世界》等多种。

书籍类有的是革命派经过编辑后翻印的明末遗臣遗民们记述清军暴行和明朝亡国史著，有《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广州三日记》、《亡明流血史》等。这些读物，激发着人们狭隘的民族感情，不少人读了“伏案恸哭”。革命党人自己编写的有《訄书》（章太炎作）、《革命军》（邹容作）、《驳康有为政见书》（章太炎作）、《黄帝魂》（黄藻编）、《孙逸仙》（章士钊编译）、《伦敦被难记》（孙中山作）、《攘书》（刘光汉作）、《逐满歌》（章太炎作）、《猛回头》（陈天华作）、《警世钟》（陈天华作）、《新湖南》（杨笃生作）等。这些书出版后，“风行天下，人人争看”，“读者莫不感泣”。

《孙逸仙》一书在国内流传时，在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中，“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甚至有的“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有些到海外留学的学生也想“借此机会，往西洋觅孙逸仙”。[5]

这一时期兴起的革命团体也比比皆是，上海有蔡元培、章太炎的“中国教育会”（1902年4月），“爱国学社”（1903年11月），“对俄同志会”（1903年12月），龚宝铨、蔡元培的“光复会”（1904年冬）。长沙有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1904年2月）。武昌有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的“科学补习所”（1904年7月）。东京有留学生胡彬夏的“共爱会”（1903年4月），黄兴、蔡锷、刘成禺、刘揆一的“抗俄义勇军”（1903年4月，后改为“国民教育会”）。

到了1905年夏季，各地起义会党和革命团体主要成员先后都逃到日本。

1904年11月，华兴会在湖南起义流产后，黄兴逃到日本。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人，19岁中秀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1902年被湖北省当局派到日本弘文学院留学。他深恶清朝200年来的残暴统治，产生了反满思想。1903年俄国强占东北三省，留日学生组织了“抗俄义勇军”（后改为反清政府的“国民教育会”，黄兴是积极参加者）。1903年6月黄兴归国，11月在长沙与陈天华、胡瑛、刘揆一、张继、宋教仁、周震鳞、章士钊、谭人凤等创立华兴会并任会长。他们联合了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计划在1904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举义。后因会员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遭当局搜捕而失败。不久，东京同志函告黄兴，孙逸仙将由欧美赴日本。他和刘揆一等于1905年5月遄反日本准备与老革命党兴中会首领孙逸仙会晤。黄兴到东京后，隐身在留学生当中。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达1万人，成份复杂，资历、年龄、出身、思想参差不齐。有的来自贫家农户，有的来自官绅之家，有的是会党首领或骨干，有的年过40，有的才十六七岁。但一般青年留学生多数倾向革命，所以革命志士在国内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容易在他们中间存身，继续积蓄革命力量。

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从法国马赛乘“东京号”邮船东返。

7月初，抵新加坡，先生当年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好友被称“四大寇”之一的尤列偕同新加坡爱国侨商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登船访见。

陈楚楠、张永福都是清朝初期逃往南洋的明末遗臣义士的后代。两人是近邻，也是竹马之交，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也相同。

陈楚楠，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新加坡，经营合春园橡胶业。曾受保皇党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对康有为颇为崇敬，后闻康有为以保皇立宪的名义骗用华侨捐款，对康大为失望。与张永福二人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上海的《苏报》等许多反清书刊后，革命思想油然而生。两人合资并请尤列协助创办了《图南日报》，聘请陈诗仲、黄伯耀、康荫田等任编辑，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04年春正式出版，每日印数一千多，但订阅数才30多份。那时侨民思想陈旧，宣传反清被视为作乱，又不敢公开赠送，他们就悄悄地把报纸塞到各商店。作用很大，侨民受其影响转向同情革命，纷纷购阅，不到一年，每日销到二千多份。为扩大影响，还派黄乃裳到闽南、派林义顺到潮梅一带散发，并与海外各革命机关报社交换，以充实丰富宣传内容。在迎接1905年元旦时，特印精美月份牌分赠读者。月份牌上印有太平天国石达开写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文字收功日，全球革新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对联，中间印有自由钟和独立旗。形式新颖，又富有爱国思想，颇受东南亚各地华侨工商等各界群众的欢迎。这种月份牌流传到檀香山，孙中山见了极为赞赏，写信嘉勉。陈楚楠又与张永福把邹容著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大量翻印多册，向国内散发。人称陈是“南洋革命第一人”。

张永福，祖籍广东饶平，生于新加坡，经营新长美号布店。初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改良派影响，后思想转向革命。革命思想形成和革命活动与陈楚楠相同。

林义顺是张永福的外甥，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经舅父张永福介绍在陈楚楠经营的合春园橡胶厂任职。政治思想也是由维新派转向革命。曾带陈楚楠、张永福翻印的《革命军》回国内潮汕散发。因工作勤慎，受陈、张器重，事无巨细多交他办理。在创办《图南日报》及宣传革命思想活动中，为力甚大。

陈、张、林三人过去从尤列、黄乃裳、林文庆对孙中山事迹的叙述中，对革命党首领孙中山已甚敬仰。

孙中山此次由欧洲东返，在科伦布致电尤列，预约经新加坡时，与办《图南日报》同志陈楚楠、张永福在船上会见。

当尤列向孙中山介绍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后，孙中山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详细询问了他们工作情况，陈、张两人把办报经过及其种种困难，一一报告。孙中山对他们说：“不要紧，不要紧，革命党总要苦斗，将来自然有好结果。”又告诉他们说：“欧美和日本各处留学生，大多数已经参加革命工作，革命的声势已日益膨涨，不久便可大举，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了。”又对他们说：“此行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不日，当由日本寄来章程及办法，可预为筹备。”孙中山因受当地政府禁止入境五年期限未满，不能登陆。陈楚楠、尤列等即往警厅担保，孙中山始得与他们上岸聚会于小桃源俱乐部，共议反清救国革命问题。在座者还有邵甘棠、李幼樵，以及孙中山的随行人员陈汝和。张永福说：“在潮洲，已有友人余既成、许雪秋运动起义。在福建，我们已派黄乃裳前往办报宣传。”孙中山见新加坡华侨不仅用报纸宣传革命思想，而且已有革命行动，不胜喜慰，向他们指示说：“但以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应组织同盟会，作大规模之运动，为正确的方针。”他们表示赞同。

通过这次会晤，陈、张等对孙中山革命思想了解得更加完整清楚，增加了对革命前景的信念，心悦诚服地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张永福表示愿献出私人别墅晚晴园作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他们还陪同孙中山参观了晚晴园，并在此合影留念。

晚晴园，位于新加坡大人路12号，原名明珍庐，原是广东的华侨富商梅某所建，用以金屋藏娇，明珍即是这位佳人的芳名，后来被张永福购买，作为供养其母的寓所，改名晚晴园，取自唐李商隐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句。孙中山在往返欧洲与日本途中，总是经过南洋，曾八次到过新加坡，其中有三次住在晚晴园。这里距市区远，环境肃静，便于聚会。孙中山曾与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在这里策划过革命大计，著名的黄冈、镇南关、河口等起义，就是在这里筹划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张永福将晚晴园卖给一个印度商人。1937年，国民党人李光前、陈延谦等又合资将它买回，作为革命圣地供人瞻仰。虽经多次修缮，仍保留原来建筑格式。1951年，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接管，开放至今。楼下展览室，陈列着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史料图片。楼上是图书馆，并展出日军侵略统治下的新加坡图片。楼前立有一尊孙中山坐姿铜像，石墩底座高1.5米。像前有中文碑记述其园历史。

孙中山于7月7日由新加坡抵越南。19日，抵日本横滨。日本报载：“清国亡命者孙逸仙于本月19日乘法国邮船‘东京号’由法国来日抵港。在横滨市山下町一百二十番租房居住。”安徽休宁县留日学生程家柽把消息传出，东京留学生前来欢迎往返于东京与横滨之间有100多人。孙中山热情接待他们，还“留餐宿，自捧面盆盥客”。

孙中山常从横滨到东京，住在新宿区番众町宫崎寅藏家。宫崎家人因贫困，无法在家乡生活，1905年1月从荒尾村迁到东京。孙中山未来之前，革命派人士和留学生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何天炯等许多人常来此聚会。宫崎夫人宫崎槌子见孙先生只有身上穿的这套衣服，就把她自己的衣服送当铺，为先生做了两件浴衣，外出回来穿。孙中山很喜欢穿。

孙中山在宫崎家一有空闲就从皮箱里取出许多书阅读，其中很多是英文版的政治、历史、经济、哲学书籍。宫崎乡友胜木夫妇当时也住在这里。有一天，孙中山正在走廊看书，胜木走过来与先生说话，先生一边应诺，一边低头看书。胜木很生气地对宫崎槌子说：“说孙文是个豪杰，这样简慢待人！”可见孙中山读书时如何聚精会神。

有一天，孙中山从外面回来，因劳累，中午睡着了，此时有四五个中国留学生来访，恐打扰孙中山休息，就在隔壁屋小声谈话。有个学生站起身轻轻推开竹纸门偷看孙中山睡觉的样子。他回身坐下，对另一个学生说：“孙先生好像狮子，他的脸和头发简直是只狮子，革命一定能成功。”在旁的宫崎槌子也去看了酣睡着的先生，回来对大家说：“先生的确拥有不可侵犯的威严。”

宫崎两个孩子龙介、震作，常从学校下课回来到门窗店买来碎木条，在庭院接成铁路，用线轴轮和小箱子制成火车玩。

有一天，孙中山见这两个孩子玩火车兴趣很浓，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们。此时何天炯走进来，问先生：“您在看什么？”先生答：“这真好玩，他们把铁路造得很好。”先生躬身握着龙介、震作的手说：“革命成功后，中国首先需要建设铁路，那个时候，我就请你们两个来做。”

宫崎槌子在旁边听着先生的话，预感到“革命运动之如何急速地正在进展”。

7月下旬，孙中山从横滨迁到东京牛込区筑地八幡旁边的一个房子，命名为“高野寓”。

此时，在日本东京，出现了中国革命派主要人物群英荟萃的局面。

孙中山看到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猛增，大为惊喜。他对宫崎寅藏说：“近来增加这么多的留学生，当中有非同一般的留学生，有否我党之士？”宫崎说：“有，我正要向您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孙中山听了，恨不得马上去找，宫崎止住他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孙中山急不可待，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消息，还是我前去拜访他。”[6]说完，要宫崎马上带他去神乐坂见黄兴。到了神乐坂，宫崎推开窗子一看，地上一大堆拖鞋，一大帮学生围坐成一圈，正在谈论着什么。宫崎见里边人太多，就让孙中山在外边等着，他向屋里喊：“小黄，小黄！”黄兴急忙跑了出来，宫崎指着孙中山让黄兴看。黄兴一看就认出来了，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广州、惠州起义的兴中会首领孙逸仙。说话间，末永节（日本退职军人，1900年曾随孙中山到香港计划惠州起义）站起身来，一看是孙中山来了，不禁惊叫了一声，宫崎止住了他，不让他呼喊。黄兴又把张继、宋教仁叫了出来，六个人到了神乐坂中国餐馆凤乐园，孙、黄两人简短寒暄之后，就转入关于革命的话题，他俩既不吃，也不喝，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宫崎和末永节听不懂，只是埋头大吃大喝。孙、黄的谈话结束时，大家举杯祝贺这次会晤。[7]

7月28日，孙中山和黄兴还有宫崎、宋教仁等多人，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编辑部又进行了会谈，孙中山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省号召，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黄兴也早想过要将国内和在日本的各革命团体联合成为一大革命团体。于是，他们开始酝酿着组织联合的问题。

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所内田良平寓所召开筹备会议。到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的主要成员，还有留学生中的革命团体成员和个人，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宋教仁、张继、陈天华、田桐、曹亚伯、马君武、古应芬、董修武、胡毅生、汪精卫、居正、朱执信、但焘、时功玖、刘道一、谢持、匡一、冯自由、朱少穆、孙元、鲁鱼、邓家彦、程家柽、梁慕光等60多人。全国除甘肃一省外，其他17省都有人到会。参加会的还有热心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大家公推孙中山为大会主席。

孙中山身穿学生服，和气满面，口操广东官话。“他的演说，明白恳切，一字一句，都表示他最大的决心和毅力。”会上有人对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寄蜉说：“他就是孙文。”寄蜉“当时心里有点骇异”，“左看右看，看不出他是一个亡命之徒”。

孙中山向大家说明了成立革命大联合的必要和大会要研究的关于革命大联合组织的名称以及政治纲领等问题。孙中山提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提议称“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有人认为本组织有秘密性质，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扩大组织，可不用“革命”二字。最后确定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本会宗旨。很多人对“平均地权”不甚理解，提出疑问。孙中山历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加以说明。他说：“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与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目前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问题之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全国人民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8]经他详细说明一小时，虽然再无异议而被通过，但其政治含义并未被人真正理解。国民革命中的民族思想一般较易为人所接受，因为中国历来就有以汉族为正统的观念。民权思想，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新思潮。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欧美有关民主政治学说，都已翻译成中文，在知识阶层广泛传开，但对社会革命思想，多数人还感到很生疏。曾担任同盟会湖南主盟人的仇鳌回忆当时会员的思想情况时说：“当时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大多数人还只是知道种族革命，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对一般人更是莫测高深。”[9]虽然入盟的时候都宣读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从心里拥护它。到后来国内各地都成立分会时，有的改为平均人权，有的干脆把它删去。

那时候，人们的政治思想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仅有单纯的民族主义思想，只要把清朝推翻就行了，至于推翻清朝之后，是建立“民国”，还是由汉人搞“帝制”，其政治方向不明确。这种思想的人为数甚多。代表人物如章太炎、陶成章，甚至黄兴（前期思想）也属于这一类。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寄蜉加入同盟会时，口里念的虽是“驱逐胡虏（后改鞑虏），恢复中原（后改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他心中“只知道去打那一个不着用的满洲政府，替戕戕跛子的支那人争一口气”，他后来说，当时“哪晓得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其他什么主义更不待说了”。第二类是想把清朝推翻后，按照欧美政治制度搞所谓共和政体，把中国社会推向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如宋教仁、胡汉民、居正、胡毅生、邹鲁、谢良牧、戴季陶、汪精卫等。第三类是想通过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形式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类似第二国际和平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这类人寥寥无几，除制订这个政治方案的孙中山外，还有廖仲恺、朱执信等少数人。这三类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统一在当时反清的共同目标之下。从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败局已定，领导成员开始分化。如黄兴等以为“灭满虏目的已达，不管什么人，只管汉人掌权就行”。他极力主张让袁世凯出来“收拾时局”，并向他表示“拱手听命”。章太炎也一度成了袁世凯手下一名政客，专与同盟会作对。到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时，有居正、谢良牧、章太炎等人在上海组织起所谓“护党救国会”进行对抗。1925年，在孙中山逝世五个月后，又有一些丧心病狂的右派，如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朱卓文等向左派下了毒手，杀害了追随孙中山几十年，坚持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懈努力的廖仲恺。当时的情况正如何香凝所说：“对同盟会纲领，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10]

同盟会的四项政纲通过后，黄兴提议推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可不必经选举手续，大家一致赞成。孙中山拟订了入盟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月、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比1894年11月确立的兴中会宗旨又多了一项重要内容“平均地权”，不仅要排除满清政府、帝王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且也要确定土地制度，把解决民生的方针，列入政纲。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完整地体现在他所建立的革命党同盟会宗旨中了。以后海内外各地党机关报都按其三项政纲从理论上阐述宣传，有的由于阐发民生主义理论的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如廖仲恺、朱执信等。

众推黄兴、陈天华二人审定，只在文字上略作改动，大家签署盟书，由孙中山领全体起立，举右手发誓入盟成为正式会员。在干部未选出之前，盟书暂由总理保存。孙中山的盟书由黄兴保存。孙中山还规定会员相见之握手式及秘密口语：“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天下事。’”孙中山与会员一一行握手礼，并欣然道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气氛这时变得十分热烈，忽然房后传来一声訇然巨响，原来是由于会场人数过多，动作活跃，后部木板倒塌。孙中山风趣盎然地笑道：“此乃颠覆满清、革命成功之预兆。”[11]众人鼓掌欢呼。会上，大家推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起草会章，准备召开正式大会时提出。

黄兴出于对孙中山的敬重，同时，据宫崎寅藏说，他也想看看孙中山在群众中的威望有多大，便于8月13日在麴町区富士见楼组织了欢迎孙中山东归大会。这天下午1时，留日学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到会者1300多人。因座满不得入内者，立于侧，仰望楼上者，又有数百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12]，成为东京留学生及华侨空前之盛大集会。

宋教仁在会上致欢迎词，孙中山在会上作了生动感人的政治演说。“他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使人们更加明白改良主义的错误，更加相信革命道路的正确。”就连参加大会的满族留学生听了他的演说，也感动得涕泪纵横，表示支持革命党的主张。到会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他们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也觉得中国革命定能成功，并能促进和推动亚洲别的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据当时参加这个欢迎会的但懋辛回忆说：孙中山的讲话，“全篇完全是用事实来说明的。他从清帝入关，一直谈到当时，清廷是怎样残酷地压迫汉族，列强是怎样贪婪地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又是怎样英勇地反清抗洋，而屡战屡败，最后做出结论：只有推翻清廷，反抗列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才能使中国免于灭亡之祸，臻于富强之境。先生讲四小时，慷慨淋漓，句句打动人们的心坎。听众时而愤怒，时而悲哀，当其听到革命胜利前途和祖国光明远景的时候，又都显现着喜悦的笑容。参加这次欢迎会的满族青年学生，感受特别深，其中好几个人听了先生的讲演在大会上流泪。他们流的这些眼泪，是对清朝专制统治者的谴责，对被压迫的汉族同胞的同情，同时又是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愤恨。先生这次讲话不仅教育了中国的留日学生，同时对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青年，也给予了巨大的鼓舞”[13]。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还提出了要发愤自雄，努力推进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和用武装斗争的手段取得真正共和立宪的问题。

孙中山在大力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以捣毁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的同时，还十分认真地思考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建设计划。在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曾多次论述到富强祖国的设想。他本身就是一个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典范。他热爱科学知识是出于他要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都提到：“孙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读书。”无论在什么地方，他的寓所内总是图书琳琅满目，中外政治，经济书籍，各种地图，应有尽有。他读书能融会贯通，深得要领。在海外鼓吹革命时，他经常勉励留学生，“用功研究军事学科，将来回国，为国家出力”。[14]“专心求学，以为建国之需。”成立民国以后，他亲自制订了富强中国的《实业计划》（即《物质建设》，《建国方略》之二），但由于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他为挽救共和政府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实业计划”未及着手付诸实现，他就劳瘁致死了。

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还说：“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15]我们“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措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这是“可羞之极”的事。“中国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国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如果我们“发愤自雄”，“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己身之肩上”，“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这种大气磅礴的豪言壮语，在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实现祖国现代化的斗志。当祖国还处在那样极为落后的状况下，这位革命的先行者，竟敢于向当时看来还颇似强大的西方国家进行挑战，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他表达了一百多年来在外国侵略者欺辱和长期封建压迫下，处于奴隶地位的中国人民决心要改变自己贫困屈辱命运的雄心壮志。对于他的这种革命思想，毛泽东是这样作了历史性的说明：“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16]

当时，会场里，还有清使馆派来的侦探。事后，他们扬言，凡参加欢迎会的留学生，要取消官费补贴。有的留学生则说：“我无论如何要革命，要参加孙黄一派的革命党。大不了把官费退还回去。”[17]还有些留学生竟主动到清使馆去退还官费并和他们进行说理，搞得留学生监督无可奈何，说：“你们不要吵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官费你们照领好了。”[18]

在孙中山、黄兴主持下，经过20多天的组织准备和会章文件等方面的准备，于8月20日下午2点，在东京赤坂区霞关子爵坂本金弥宅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员300多人全体到会。因会址与清使馆靠近，会员多有误入使馆的。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会章草案，经过讨论修改后通过。会章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宗旨。

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极为流畅、极为透彻”的长篇演说。可惜这次没有记录留下来。仅有李四光回忆的几句：“……什么是革命？就是造反，反者是反对满清政府，我们现在力量还不够，是要大家造出来的……”许多人相继发言，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君主立宪论的改良观点。会上对各项问题的讨论，更是热烈。孙中山先生“终是秉着和蔼沉默的风度，不赞一词”。有人提问：“我们是要排满革命，假如有满人要加入同盟会，我们怎样办？”众人哗然，马君武站起来回答说：“我们是反对卖国亡国的清政府，如果满人中有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当然欢迎。”全体鼓掌，孙中山也鼓掌。

同盟会以东京为本部所在地，在国内外设分会。依会章按民主原则选举干事。总理一职，已在筹备会上选定，由孙中山担任。其余进行票选，各部干事姓名如下：一、执行部，分六科。庶务科，此科是协助总理开展工作的机构，首任是黄兴（后继任者朱炳麟、张继、孙毓钧、刘揆一）；内务科，朱炳麟（后匡一继任）；外务科，程家柽、廖仲恺；书记科，马君武、陈天华（后田桐、胡汉民继任，又增补但焘、李肇甫）；会计科，刘维焘（后谢良牧、何天炯继任）；调查科，谷恩慎（后程克继任）。二、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长宋教仁。三、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汉民、董修武、范治焕、张树枬、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执信、胡瑛、吴昆、康宝忠、周鼎昌、于德坤、王琦、陈剑虹、吴玉章、秋瑾、孙毓筠、覃振、王善德、程克、黄复生。各省会员又选出本省分会长：直隶，张继（后杜义继任）；山东，徐镜心（后丁维汾继任）；山西，王荫藩（后荣福桐继任）；陕西，康宝忠（后赵世钰继任）；河南，杜潜（后曾昭文继任）；湖北，时功玖（后张昉、陈镇藩继任）；湖南，仇式匡（后黄兴、刘揆一继任）；广东，何天瀚（后何天炯继任）；四川，丁厚扶（后张治祥、黄树中继任）；广西，刘崛（后卢汝翼、曾彦继任）；江苏，高剑公（后章梓、陈剑虹、张鲁继任）；安徽，吴春旸（后张继膺继任）；福建，林时塽；贵州，平刚；云南，吕志伊；浙江，秋瑾（后陶成章继任）；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恺；香港，陈少白（后冯自由、李自重继任）。

大会还通过了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的决议，定名为《民报》。

大会结束时，众人欢呼万岁。

马君武和李四光走出会场，在街上，正遇到留学生监督李宝巽（汉军旗），他开口便说：“你们小孩子不读书，在外面干些什么，我都知道，再不要胡闹！”他俩转身就走，李四光对马君武说：“你去请他加入，好不好？”马君武哈哈大笑。

湖北同盟会分会长时功玖在东京约同同乡张知本、鲁文清三人谒见孙中山。张知本在东京法政大学研习法律，因愤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思想倾向于孙中山反清革命，“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国父（孙中山）的信徒”。在没见孙中山之前，他想象的革命党首领，“一定是满脸杀气，见面就会令人生畏惧之心”。但等到见了孙中山，却与他的想象完全相反，张知本很有感触地说：“他不但不令我觉得可怕，而且非常和蔼可亲，见面后，他就对我发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这天，孙中山穿着西服，风度翩翩，温文儒雅，与他们亲切交谈。问张知本的身世、留日经过，接着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然后，讲述了他的革命主义治国方针，勉励他们学成归国，献身革命大业。和他们讲话半小时。这天，张知本加入了同盟会。张以后返国，先后在湖北广济县任中学校长、武昌法政学堂教书，一直暗中进行革命工作。辛亥年武昌起义后，任武昌军政府司法部长。民国成立后，任国会议员，以后反对袁世凯称帝、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斗争。孙中山曾命他与高振霄、谢英伯、叶夏声四人，对所创制的五权宪法作深入研究。由张知本代表作出研究报告。孙中山对其五权宪法实施方案，颇为赞赏，表示采纳。张知本对此“感到无上光荣”。

10月，孙中山由日本横滨乘船赴越南筹款。经吴淞口时，天津法国驻军参谋长布加卑登轮求见。他奉本国陆军部长之命，向孙中山转述法国政府想赞助中国革命的意愿，愿派数名军官协同同盟会员到内地调查革命实力。孙中山对此表示欢迎。不久，派一批同盟会员与法国军官一起分赴广东、广西、长江流域、西南各省进行调查。

孙中山到西贡后一两日，应邀参加旅越华侨在堤岸举行的欢迎会。孙中山在讲话中指出：“清政府腐败，丧权辱国，列强正在企图瓜分中国。要挽救中国的危亡，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不可。保皇党的君主立宪主张，是救不了中国的。救国救民，人人有责。”[19]大家听了，深受感动。爱国志士周观臣提议认捐以支持革命，即席认捐的人很踊跃，当晚认捐总数约一万二千元。有位做小生意的商贩，叫黄景南，他收入不多，平时省吃节用，手头只有数千元，竟一下认捐了三千元。侨胞们问他：“你平日不肯多花一文钱，为什么今天这样慷慨呢？”黄回答：“没有祖国，我们华侨就永远受人欺负！”他从中国到越南时，除了随身的衣服外，一无所有。[20]他对革命的热心支持，在越南华侨中起了很大鼓舞作用。孙中山在堤岸成立了同盟会分会。

西贡、堤岸两地华侨对孙中山都非常敬重。有一天，在宜心茶社，有人诋毁孙中山，说孙大炮如何如何。邻座饮茶的人，先与此人争辩，后来索性把他打出了茶社。[21]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1月26日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出版。孙中山撰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阐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尤其民生主义，更是在政治学说中别树新帜。他指出，当时的中国亟需这三大主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就可使中国避免“欧美社会之祸（少数人享乐，多数人贫困）”。一旦中国实现了民生主义，连西方国家看了也望尘其后。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22]

孙中山于1906年2月13日离西贡，16日，到新加坡。

事前，陈楚楠、张永福接到孙中山来信，两人商定：借张永福的晚晴园接待孙中山，一切费用两人分担。他们约了几位同志到码头迎接，当地政府五年不准孙中山入境期满，此次得以登岸，下榻于晚晴园。陈、张等向孙中山报告了新加坡工作情形。先生把东京成立同盟会的经过告诉了他们。

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晚上，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孙中山与华商李竹痴起稿盟书。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三人各自把盟书缮写一份，先生自已也抄了一份，先行起立，举起右手，庄严地在陈、张、李面前宣誓，陈、张、李“心中忐忑，看着他宣读誓书”。陈、张、李按孙中山的仪式轮流宣誓。然后，孙中山把誓词宗旨进行了解释，对他们说：“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两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陈、张、李听了“魄战魂摇，感极而泣”！他们三人的盟书孙中山收存，孙中山的盟书交陈楚楠收存。最后孙中山教他们会员握手方式、见面的暗语等。之后，陆续入会的有林义顺、林晓生、谢心准、许子麟、李幼樵、刘金声、林镜秋、邓子瑜、黄耀廷等。大家举陈楚楠为正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并选出了分会各部干事。

新加坡分会建立后，成为南洋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

孙中山于2月下旬离开新加坡赴欧洲。4月16日又抵香港，4月17日，回到日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从1906年到1907年间，在孙中山亲自领导下，掀起了第二次与保皇党的大论战。

《民报》最初的主编人是张继，撰稿人有朱执信、宋教仁、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等。他们都是革命激情炽热、善于属文的青年，阐发孙中山的三大主义，探精掘微，文采斐然。尤其朱执信的《论满政府欲立宪而不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心理的国家主义》、《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论革命之谬》，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文章，气势宏肆，论理精辟，在鼓动反清、宣传共和思想，以及反击保皇谬论中，堪称是革命的强音。胡汉民的《〈民报〉六大主义》、汪精卫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等，在当时也曾起了积极作用。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以“开明专制”、“革命可以召瓜分”、“政治革命只需要求”、“国民恶劣”等为论点，进行反革命宣传；《民报》与之针锋相对，则以“民权立宪”、“满州政府足以召瓜分”、“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政府恶劣”等论点进行批驳。孙中山曾口授汪精卫撰《革命不致召瓜分说》一文，驳斥保皇党的“革命召致瓜分”的谬论。[23]文章指出：倒是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万一帝国主义要来怎么办？《民报》的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

《民报》发刊后，“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24]国内革命刊物，在内容上也唯《民报》是瞻。“民主”、“共和”政治思想，从此深入人心。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苏报》案期满出狱，孙中山在同盟会总部派时功玖、仇亮、龚练百、胡国梁等到上海接章到东京。《民报》从第七期开始，由章太炎任主编。从此，该刊文风为之稍变，内容上偏重民族主义排满宣传。阐述同盟会政治纲领三大主义也大逊于前。

此后，孙中山偕胡汉民等离日本赴南洋，过上海时，约熊克武等上船会见，询问内地工作情况。临行，要他们筹一千元，后由秋瑾将款送到。

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接到先生自日本来电，告其将到。陈、张二人准备接待，派林义顺到码头接至晚晴园。此时，新加坡党人增多，气氛热烈而庄严，门外安排警察荷枪守卫。当地政府派华籍便衣暗探十多人日夜在晚晴园周围巡逻，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先生对此多感不便，叫陈楚楠、张永福将巡长请来谈话，托咐一些任务，并示加给酒资。那位巡长就把外间风声及时报告。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继续发展党员，先后入会的福建籍的有陈祯祥、丘得松、丘国瓦、陈先进、陈延谦、萧百川、郑聘廷、王金炼、陈武烈、郑右悦、李肇基、陈子麦、黄甘松、吴海深、留鸿石、魏胥同、周献瑞等；潮州籍的有沈联芳、潘兆鹏、许雪秋、林受之、吕子英、许伯轩、吴悟叟、郭渊谷、陈信藩、张仁南、赵钓溪等；广州籍的有黄康衢、吴逸停、何德如、周之贞、何心田、李陵溪、李声余、李镜仁、梁允祺、苏彬廷等；客家籍的有陈梦桃、陈竞俦、叶耀庭、陈翼扶、李玉阶、何仲英等；琼州籍的有符养华、符益华、陈毓卿等。

孙中山提议健全机构重行组织干部，选举张永福为正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兼财政主任，林义顺为外交主任，谢心准、李晓生为文牍科主任。

之后，孙中山偕陈楚楠、林义顺、李竹痴到吉隆坡、槟榔屿建立分会，首先加盟的有陈占梅、王清江、陆秋泰、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邱怡领、彭镜波、刘襟等，公举王清江为会长。阮英舫，年已过七旬，他听了孙中山演说后，明白了革命救国的道理，毅然率他的两个儿子阮卿云、阮德三同时加盟。在槟榔屿，首先加盟的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邱明昶、辜立亭、林紫益、徐洋溢、林福全、丘文绍、薛木本等，公举吴世荣为会长。吴世荣是槟榔屿的富商，为革命事业献出了数十万产业。

不久，汪精卫到新加坡，他同邓子瑜、陈梦桃、吴应培到荷属仰光、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分会。怡保本是保皇党大本营，汪精卫发挥了他演说的天才，折服了怡保许多侨民，纷纷加入了同盟会，怡保也成立了分会。首先加盟的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汤伯令、郑螺生等。

芙蓉，首先加盟的有黄心持、谭容、蔡识三、朱赤霓、李俊承等；瓜比拉，首先加盟的有邓泽如等；麻坡，首先加盟的有汤寿山、刘静山等；马六甲，首先加盟的有沈鸿伯、李月池等；关丹，首先加盟的有陆秋露等；太平，首先加盟的是陆文辉等。

南洋的革命党势力蓬勃发展起来，国内每次起义，都有南洋党人参加或出钱出力。

9月底，孙中山离南洋经西贡赴日本，10月9日抵日本。住横滨，不时到东京与党干部会晤。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编写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其中有宣言、规则、章程等，以备各地起义时应用，有《军政府与各地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等。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到会者有五千多人。会场悬挂某女士集唐人诗句赠孙中山的对联：“岂有蛟龙愁失水，不教胡马度阴山”[25]。四壁布满欢迎欢庆对联，万国旗帜交悬中间。及开会，满场寂然，有万木无声待雨来的盛况。大会由黄兴主持，章太炎读祝词。之后，孙中山讲话。他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三大主义，并对保皇党的攻击进行了驳斥。

在民族主义部分，梁启超歪曲说：“种族主义是复仇”，“复仇则必须出于暴动革命”，“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干涉乃起”。[26]“故倡言革命军者，小之自取灭亡，大之灭亡中国”。孙中山驳斥说：“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满洲人灭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破城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不是人类所为，我们绝不为此，惟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全力惩治，不能并之”。[27]

在民权主义部分，梁启超说：“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还说什么“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28]公开鼓吹历史倒退。孙中山驳斥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人们：“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把国家当作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29]“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在民生主义部分，梁启超更是站在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立场，宣称：“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30]孙中山通过亲眼看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来阐明实行民生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又因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所以，“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他以此引为自豪地说：“这决不是欧美所能及的。”孙中山指出：实行三大主义是革命党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是改造中国的完整而缺一不可的政治方案。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政，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31]

孙中山在会上还把他所创立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共和宪法作了具体的说明。

孙中山讲演两小时，“态度安详，声音清爽，不愧为演说名家，听众欢迎自不待言”。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宫崎寅藏等六位日本朋友，黄兴最后讲话。每个人的发言无不慷慨激昂。有人当场发起为《民报》捐助经费活动。181个学生，共捐出780日元。[32]大会从上午8时开到下午2时，散会时，大会给每位与会人员赠送《天讨》券一张。

之后同盟会继续以《民报》为阵地，对保皇党的“革命召瓜分”、“革命创大难”、“君主立宪”、人民“学识幼稚”、“土地国有主义足以亡国”等谬论展开批判。

1907年1月10日，在东京的梁启超托一个叫徐应奎的人，通过宋教仁向《民报》提出要求“调和”，他们解释说：“以前和《民报》论战是出于‘不得已’，希望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梁启超还亲自“私见汪精卫，欲以乡谊动之”，[33]希望《民报》停止辩难。可见保皇党在论战中已经陷于被动的处境。次日，宋教仁、胡汉民等就此事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答复：坚持到底，绝不妥协，反对章太炎“可以许其解和”的主张。

孙中山在东京的生活十分俭朴。当时的同盟会成员回忆说：“他的生活和一般的平民一样，屋内的陈设，除了书籍和必须的用具以外，并无其他物。孙先生的服装很朴素、清洁。”有些青年同盟会员到他那里去，孙先生见他们穿的衣服带灰尘或者鞋袜脏了，就亲自替他们刷衣擦鞋。有亲身感受的梁瑞堂回忆说：“这件事使我很受感动，至今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像孙先生这样一位当时已经著名的革命领袖，对于我当时还不到20岁的一个青年，如此亲切关怀，我和当时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许许多多同志一样，感觉到他不仅是一位可尊敬的革命领袖和导师，而且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兄。”[34]

胡汉民未见孙中山之前，“几疑先生为汉高、明太一流”，“及亲闻先生之议论，与其处事接物之态度，不涉矜持，而自然崇高博大，乃叹其素养为不可及”。先生与人，从不作一寒暄敷衍语，而涉于革命各种问题，则教人不倦，辄忘寝食。先生对群众演说，博辨详明。解答同志之质疑，至其人澈悟为止。与人无事晤对，似不能言者。有一日，一位日本名士持犬养毅介绍信来访，表述崇拜之意，语涉谀颂至数十分钟。孙中山仅付之微颔，其人无言，孙中山也默默相对，其人逡巡辞去。在旁的胡汉民不解其意，问孙中山，孙中山答：“余不解其以何目的而来，余又不能伪与无谓之周旋。”使人感到“先生于蔼然可亲之中，有凛然难犯之节”。

孙中山平易近人，也好幽默。每天都有革命党人到他的寓所畅谈革命理论。一天，能言善辩的章太炎、张继、田桐、胡汉民四人聚在一起，又高谈起来，使得在坐的孙中山的文牍助手、人称师爷的邓慕韩无从置喙，只好跑到厨房与厨师陈和、日本女雇工讲起时政来。陈和是同盟会员，性好赌，常将买菜钱一掷而空。一次，他把钱输光，假言在冷巷失鞋（冷巷，广东土话，即走廊。日本式建筑走廊在室内，日俗席地而坐，鞋履均置室外，走廊绝无失鞋之理），又向中山先生要钱买菜。孙中山当时觉得厨房演说与冷巷失鞋都很新鲜，便戏拟一联赠邓慕韩和陈和二人：“邓师爷厨房演说，陈和叔冷巷失鞋”[35]，为厨房里的争论增添了乐趣。

孙中山一生很少读小说，但通俗联句，却写得如此妙趣横生。

这一时期，革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概括的：“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36]

从湖南巡抚端方1906年8月给清政府的奏折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者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指同盟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37]

同盟会遍布东南亚地区和欧美等国的许多城市。主要城市有布鲁塞尔（1905年春，孙中山由伦敦到布鲁塞尔，已和留学生组织革命团体，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柏林、伦敦组织了60多个留学生加入，东京总部成立后，布鲁塞尔是欧洲分会的总部）、香港（1905年秋）、新加坡（1906年2月）、吉隆坡（1906年8月）、英属南洋怡保、庇、芙蓉等埠（1907年）、河内、海防（1907年3月）、仰光（1908年4月）、曼谷（1908年11月）、新西兰首都惠灵顿（1908年）、纽约（1909年12月）、旧金山（1910年2月）、檀香山（1910年4月）、柬埔寨（1910年）、加拿大的温哥华、域多利（1911年5月）、马尼拉（1911年）等。除了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少数分会是委派党人建立的，其余几乎都是孙中山为发动武装起义组织人力或财力经过这些地方时，亲自组织起来的。

1906年暑期，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与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同盟会员魏宗铨发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洪江会（与哥老会类似的灭满兴汉的反清组织）首领龚春台共同联络湘赣哥老会策划起义，原定阴历年底举事。10月19日，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先期发动。21日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内容完全是按照同盟会政纲来发挥的，宣布革命宗旨是“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的武装组织发布《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照会称：“本总统具大期望于贵军，……赞成中华民国之成功。”秋季，长江上游沿岸、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南部遇上灾荒，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2月4日，江西的萍乡矿工、湖南的醴陵防营兵勇、浏阳的会党举行起义。不过10天，发动群众三万多人，震动了长江中下游各地。

东京同盟会本部从报纸上获悉这次起义的消息，由于“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38]。孙中山与黄兴派党人胡瑛、朱子龙、宁调元、孙毓筠、梁钟汉、杨卓林、段书云等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运动军界以图响应，但萍、浏、醴起义军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直隶总督袁世凯出兵共同围剿下，12月下旬即告失败。在长沙的刘道一发给东京同盟会总部的电报被扣发，本人也被官方捕获杀害。蔡绍南在战斗中被捕，魏宗铨躲在萍乡亲戚家，也被捕获，他们先后被杀。龚春台侥幸逃出，流浪江湖。

清朝当局认为这次起义不单纯是“会匪”举事，而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吴重熹在向清政府报告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匪孙文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39]

萍醴之战发生后，日本一些报纸刊文诽谤孙中山是“叛徒”，党人闻后非常气愤，并把情况告诉孙中山。孙中山微笑说：“常人毁誉无足轻重，吾党行事，一本义理，义理所在，虽毁何伤。我们革命目标既定，务使达到而后已，天下后世，自有定评。”[40]

次年2月3日，东京革命党人举行追悼刘道一大会。孙中山作七律诗挽刘道一烈士：“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榄江流一奠公。”

1906年冬，东京同盟会本部急需款项，一时束手无策。一天，孙中山对黄克强说：“我过去在法国轮船上遇到一位姓张的友人，他在巴黎清使馆任商务随员兼营古董业，曾向我说至急需款时，可发电告知，今天试发一电看怎样。”黄兴听说是清使馆的，有所疑虑。孙中山按地址拍出一封电报，上写个“C”字，数日之后，果然从巴黎汇到东京三万法郎，[41]东京同盟会本部接款后都十分惊喜。汇款人即张静江。

“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军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度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42]

革命风潮鼓荡全国，清政府大为惶恐，屡电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交涉，将孙中山驱逐出境。

孙中山与黄兴认为革命形势已成熟，决定离开日本，发动国内武装起义。

临行，议定革命军旗和革命成功共和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陆皓东设制的第一次广州起义的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象征社会主义，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观，又有复古的意识。在争执中，多数党人同意孙中山的建议，黄兴争之不得，怏怏不悦。在分手时，黄兴致胡汉民书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胡汉民、汪精卫向黄兴力为解譬，说青天白日旗曾是革命烈士流血的革命旗，应赞成用此旗。黄兴以后也不复言。但章太炎借此大做文章，诋毁孙、黄。

日本当局鉴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发展壮大，将来必为东亚伟人，不能以官式遣送出境，而是采用密赠旅费5000日元并为之设宴饯行的办法送离日本。孙中山与党人商议，决定接受赠款，以充军费。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造船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旅费10000元。孙中山从这些赠款中，给《民报》留出维持费2000元；2000元用于别前聚餐会；其余准备发动潮州惠州起义时当作军费。便于1907年3月4日，偕同胡汉民、汪精卫、黎仲实、池亨吉、萱野长知乘德轮“阿里斯王子”号离横滨，经新加坡到达越南河内。

清政府和日本当局驱赶的只不过是孙中山个人，但被他鼓动和组织起来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力量，在日本、在中国已是无法消除了，它们将以迅猛之势冲垮反动的清王朝统治。

当时在广西壮族流传的歌谣中，是这样概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

多亏孙文倡导革命，

四处奔走救国救民，

他劝告老少齐参加，

恢复中华打倒满清。[43]

第十五章　连续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萍乡醴陵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声势震动全国。“同盟会本部之在东，亦不能久为沉默矣。”[1]从1907年5月到1908年5月，孙中山在粤、桂、滇三省边境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有广东的潮州、惠州、钦州、廉州起义；广西的上思、镇南关起义；云南的河口起义。他认为在边陲地区发动，易于得到海外的人力、军械的应援，且可进可退。

1907年5月广东潮州府黄冈镇起义

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胡毅生、黎仲实于3月14日到香港，旋即经新加坡、西贡、海防抵河内，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粤、桂、滇起义的总机关。

河内有同盟会分部，华侨党员数百人，有党人以孙中山字“日新”为店号，经营饮食业“日新楼”，为接纳党人活动之处。河内有法国人为中国学生创设的巴维学堂，其学生多倾向革命。河内地接广东、广西、云南边界，会党首领黄明堂、关仁甫、梁兰甫、梁少庭等多流寓于此。孙中山派胡汉民、汪精卫召集知识阶层、小资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流氓无产者宣传革命思想。对于会党晓以革命道理提倡军纪，纠正帮会旧习。河内、海防华侨，多数同情革命，热心为革命活动奔走的有寅隆生、杨寿彭、曾克齐、张奂池等。

3月下旬，孙中山为组织人力和筹款，又从河内再到新加坡，住在东陵乌节律，当地党人在这里为他租了一间屋子。隔壁住着清政府驻新加坡副领事杨圻（即后来在吴佩孚幕府任职的杨云史），广东督抚张人骏派人对孙中山行刺，此刺客就住杨圻的家中。杨圻素与革命党人陈楚楠、张永福、田桐等相识，杨虽是清廷官吏，但知清朝帝祚将终，革命党首领孙中山的安危即中国的安危，他一面暗示革命党人加强对孙中山的保卫，一面对那刺客晓以大义，讲明利害，刺客竟被他说服，放弃了行刺计划而离去。杨圻还由田桐陪同会见了孙中山。一位清政府驻外副领事，如此明智，也难能可贵，也可知孙中山奔走革命，总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活动的。

之后，孙中山又返回河内，加紧起义布署。由于军款不足，孙中山又想起在法国时，于轮船上相遇的张静江。他先后两次给张发电，第一次写的“A”字，第二次写的“E”字。不久收到张静江汇来的一万法郎和五万法郎。之后，孙中山命胡汉民致函感谢，并详述军事用款计划。张静江回电说：“我深信你必用于革命，所以愿尽力助你成此大业，你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被敌人所知，于革命进行有所不利。你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2]信中充满对孙中山的信赖和崇敬之情。

部署潮州起义，是1906年6月孙中山在新加坡时，吸收了曾在潮州举行过起义的广东潮安人许雪秋加入了同盟会，并任命他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一带军务，准备在潮州韩江起义。同年冬季，在日本又派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张煊、方次石、邓慕韩、谢良牧，还有日本会员萱野长知、池亨吉先后前往协助。这次途经新加坡时，又选派了黄耀廷、邓子瑜、余绍卿等到广东惠州东江一带准备配合许雪秋并举。

许雪秋在他的家乡宏安，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在2月17日（正月初五）乘清军新年疏于防务，分头大举。派乔义生、李思唐、张煊、郭公接赴饶平县的浮山墟部署，计划至期夜袭潮州府，由黄伟斋率潮州城内十八馆党人为内应。余丑、余通、方汉成、方次石赴黄冈；黄德胜等赴惠来；罗飞雁等赴揭阳；谢良牧、李次温、李子伟等人计划埋伏于潮汕车站、蔡家祠、敌山台、潮安内城各处；陈芸生、萧竹荷担任运动揭阳清炮台兵反正。一切安排均已就绪，但至期因风雨大作，浮山党人时聚时散，黄冈一部也无法集合。许雪秋见时机已过，令各部暂行分散，候命进取。不料风声已经泄露，敌人四处搜捕党人，薛金福、黄志、张顺数人被捕杀害。许雪秋委派陈宏生进行安置。他与谢良牧，方瑞麟等到香港同盟会分部汇报并请示，冯自由向河内发电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电示：“此后起事时期须与惠州及钦廉义师，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令雪秋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3]

许、谢、方等寓居香港兰桂坊等候惠州方面的消息。乔义生、池亨吉驻汕头幸阪旅馆传递情况。到了5月下旬，余丑、陈涌波来香港报告：黄冈同志又被清吏捕去二人，同志拟克日举义营救，许雪秋等听了也跃跃欲动。香港分部再三劝阻，让他们“静候总理命令，务与惠州、钦廉同时发动”[4]。令余丑、陈涌波二人回黄冈设法制止。

至5月24日，各报纷纷登载革命党人在潮州饶平县黄冈起事的消息。潮州总兵黄金福，接黄冈都司隆启报告：黄冈确有革命党聚众情形，派守备蔡河宗带兵防范，并捕捉党人两名。余丑、陈涌波主张非速举事不能营救同志，遂聚众七百人，在6月21日晚9点，围攻黄冈协署，血战一天，城内各衙署皆为革命军占领，擒都司隆启。拓林司署司官巡检王绳武及城守把总许登科顽抗被诛，悬首示众。党军只亡两人，伤十余人。党军根据革命方略出布告安民，令“各行店，照常交易，铲除一切苛捐”。[5]

许雪秋在香港闻讯，率党人李思唐等19人取道汕头，拟赴前督战。但因清军防布严密，无法赶到战地。6月24日夜，余丑、陈涌波又率兵向黄金福大本营洴洲港进攻，激战两天，黄部不支败退；但清军援兵四集，革命党腹背受敌，只得向黄冈撤退。因械劣弹乏，孤立失援，队伍宣布解散。这时，许雪秋、乔宜斋、萱野长知正在汕头幸阪旅馆，策划丰顺、揭阳、惠阳、潮安各县响应，6月27日早，方汉城等同志由黄冈来汕头报告党军已解散，大家听了甚为懊丧。这时，清提督李准统兵到汕头，许雪秋还想轰击敌人兵船，因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于是，许等又回香港，发电河内，向孙中山报告经过。孙中山复电，令雪秋偕萱野同赴越南河内。

许雪秋到河内向孙中山说明起义失败原因：“土炮不敌洋炮，为黄冈一役失败之主因。倘能从外国购运新式军械至惠州汕尾洋面，可预雇大帆船在海上收接，即在海丰、陆丰沿岸招集党人大举发难。”[6]孙中山表示同意，派萱野回日本购买军械，命许雪秋等回香港继续策划。

10月7日，萱野来电：“械已购妥，村田式快枪二千支，短枪三千支，日本古刀五十具，将校用刀二十具，民党领袖犬养毅赠古刀三具以壮声势。”[7]香港分会派邓慕韩、陈二九到日本协助萱野启运。许雪秋、刘思永、谭剑英赴汕尾准备接迎。10月8日，萱野、邓慕韩、陈二九乘“幸运丸”自日本长崎启航，于10月12日船抵汕尾。但当船到岸时，未见帆船接应。三小时后，才见许雪秋驾一小舟，前来探视，萱野急命速备大船卸械。这期间由于许雪秋在汕尾、捷胜沿岸屡聚党人，风声四起，及械船驶近海岸时，围观群众竟聚一万多人。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严加戒备，派小兵轮不断游弋侦察。萱野要把船驶往外海晚间再来，但船主因船中还运有三井洋行煤炭，定要驶赴香港。等许雪秋租用帆船出海时，货船已经驶去。邓慕韩、陈二九、萱野到《中国日报》社同盟会支部找冯自由、胡汉民商量补救办法。议决该轮三日后煤炭卸竣，再由萱野率党人五百人乘原船赴惠州海丰洋面，将军械交该地同志，就在平海举事。这期间，香港当局得到广东督署照会要求扣留“幸运丸”。日本领事为免生交涉，令该船迅速回日本，近万元的军械由此化为泡影。

海丰、陆丰起义计划落空，萱野为此事甚感懊丧。孙中山于10月26日在河内写了长信进行慰勉：“阁下之任务，以能使军械运至目的地，即为完全无阙，而许氏乃遇事仓遑，侦候不明，不知有兵舰，预备不周，不能雇备大船，报告不实，以至虽已运送到目的地之军械，而仍不得其用……而绝无所疑阁下之行事者也。……以后所倚托于阁下之事正多，愿阁下更为鼎力赐助是幸。”[8]

广东潮州黄冈的起义失败了。这是孙中山所发动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1907年6月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

孙中山决定在惠州、潮州两地同时起义，以分散敌军兵力；指示新加坡派会员黄耀廷、邓子瑜、余绍卿三人到香港谋划惠州、阳江、阳春等地军事。

黄耀廷在庚子惠州起义时，曾任革命军先锋，以善战闻名，并与惠州会党有联系，因而孙中山派他入广东再举。5月上旬，黄耀廷等到香港。几天以后，听陈少白说英国当局对黄进行监视，他又带着1200元军费跑回了新加坡。余绍卿原是阳江、阳春大盗，后来亡窜南洋。孙中山以为此人可用，便派他回国从事阳江、阳春、惠州地区军务。他于4月中旬到香港，由于贼性未改，领了1500元军费就潜入内地杳无音踪。邓子瑜是惠州归善人，在香港、新加坡经营旅馆业，与内地会党声息相通，孙中山派他协助黄耀廷在惠州等地的军务。

余、黄逋逃后，邓就负起惠州起义全责。5月，因潮州军事紧迫，他派陈纯、林旺、孙稳等到惠州归善、博罗、龙门分三路起事，结果只有归善一路有所发动。6月2日，在归善县的七女湖举义，劫夺了敌军防营，缴枪多支，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舰哨弁多人。6月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望风而逃，又连占杨树、三达、柏塘、八子岭、公庄等地。各乡会党和群众纷至沓来欢迎，声威大震。惠州府陈兆棠急电广州督署营务处求救，粤督周馥调驻惠州东路巡防各营管带洪兆麟、李声振、吴鳌等部前往会剿。犹恐兵力不足，又调新会右营守备、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赴援。革命军只有二百余人横行于水口、横沥、三经、蔗浦等处。洪兆麟率清兵到八子岭，被林旺所率五十党人从山上俯冲下来击溃，洪兆麟中枪坠马，所部死伤甚众。李声振、钟子才各部也抵御不住，省城为之震动。粤督又令水师提督李准抽调黄冈兵力抵御革命军，从汕头往援。双方混战十多天。革命军出入于山村路岔之中，使清兵疲于奔命。

邓子瑜由香港派人赴惠州前线，报告潮州黄冈事败的消息，考虑到惠州方面别无响应，势难持久，下令退入梁化附近村落，将枪械埋于地下，队伍解散。陈纯由香港转赴南洋。

邓子瑜因是惠州起义主持人，6月19日被香港当局勒令离境。孙稳在香港被清吏控以掳劫罪拘捕入狱，香港英国当局将其引渡到广州后遇害。

这次丁未的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发动的第四次武装起义。

1907年9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

1907年春，广东的钦州、廉州（今均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两地人民因反抗当地官府创行糖捐制度而发生暴动，官军开枪打死数十人，激起民愤，集结日众。粤督周馥派统领郭人漳率防军二营，标统赵伯先（赵声）率新军步队一营前往镇压。孙中山派邝敬川到廉州良屋与抗捐乡团首领刘思裕、黄世钦、唐甫珠接洽，晓以革命大义，并说明抗捐义举应与革命党一致行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起义，不但可免受清军的攻击，还可完成光复中华的大业，刘思裕等欣然赞同。

因清军统领郭人漳、标统赵伯先素与革命党有联系，孙中山遂派胡毅生到北海赵伯先营处约同郭、赵乘机举义，又派陈油持书给胡毅生令其转告郭、赵：“钦、廉团兵已与党人联系，勿相杀！”[9]但陈油到北海时，郭、赵所部已开走，陈未能追赶将信送到，故郭不知内情，到了钦州米村，向乡团攻击，刘思裕等以为革命党人已与郭联系，未加防备，死伤甚众，刘思裕被害，胡毅生到河内时才知这是由于陈油未能将信送到造成的失误，导致自相残杀。

孙中山命王和顺（广西邕宁人，原是提督刘永福部哨官，后参加反清会党，曾在南宁梧州起义，1906年冬在西贡参加同盟会）为中华国民军南军提督，主持钦廉军务。派黄兴和王和顺随胡毅生到北海与郭人漳、赵伯先两人联络。郭、赵二人表示：“若有堂堂正正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10]黄兴随郭人漳营在钦州，胡毅生随赵伯先营在廉州，王和顺在各乡镇深入乡团联络，准备一致行动。孙中山素知钦、廉人民骁勇善战，决定派日本会员萱野长知携款回日本购买军械，准备大举。6月17日，萱野离开香港赴日本。

当军械购妥即将启运时，章太炎忽然在东京总部大闹起来，说什么“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武器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们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孙某实在是不讲道理，我们要破坏他”！[11]并以《民报》名义明码向香港同盟会支部发电：要另行定购。又乘潮、惠起义失败之机，与陶成章两人，鼓动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榆桓等集会，要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推黄兴接任。逼着刘揆一（刘当时在东京代行总理职务）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刘揆一深怕发生内哄对于钦廉起义不利，力加反对。“又深知公（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首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故力排众议。”[12]由于张继素好动武，两人在同盟会总部即《民报》编辑社内揪打起来。刘揆一将此事告知黄兴，黄兴写信给总部，称：“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能获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13]

其实，章太炎所说“这种武器在日本早不用了”的理由并不存在。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是用这种村田式武器打败清军的；到了民国2年，讨袁各军用的也是从日本购买的这种村田式武器。那么，章太炎这股邪火，是从哪来的呢？原来，他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倾心拥护的。又因为这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时，日商人铃木久五郎给孙中山川资1万元，孙中山留给《民报》社2000元作为补助经费，其余作潮、惠起义军费，章对此极为不满。章曾想把孙中山受赠一事公诸《民报》，暴露于保皇党和日本社会，被黄兴制止。孙中山离开日本后，他竟然把挂在同盟会总部的孙中山相片撕下来，在上面写上：“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14]他以为孙中山正在香港，就把相片寄到了香港分会，但孙中山已离开香港到了新加坡。

章太炎在革命党内，一贯闹派别，起纠纷，不顾大局。1906年7月，他因《苏报》案期满出狱，孙中山派时功玖、龚炼百、仇式匡等去上海接他到东京，任他为《民报》总编辑，但他却在《民报》上发表《代议然否论》的文章，驳难孙中山的民权论。1907年秋，他与陶成章等在东京组织了一个所谓“东亚万国同盟会”[15]，自任会长，同盟会成立才两年就遭分裂。1908年10月，《民报》出至第24期就被日本警察禁封。1910年1月1日，革命党人秘密出版了第25期（标称巴黎濮侣街4号出版），章太炎便向美洲、南洋各处发函，宣称它是“伪品”，并印发传章，诬称孙中山“侵吞革命资金”。[16]当时有人说他“神经病”。[17]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又散布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派秘书但焘把他接到南京，拟任其为教育总长，许多党人因他曾破坏钦廉起义而表示反对。后孙中山又聘他为临时政府枢密顾问，章以位低而不就。[18]3月，四川籍同盟会员在南京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孙中山也到会参加。章太炎送来一副挽联，上写：“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公然站在反动派的立场，对革命党人进行恶毒的诬蔑。孙中山把总统让于袁世凯，主张建都南京以限制袁世凯，章太炎深为不满，替袁世凯鸣不平。后来，他与君主立宪派旧官僚熊希龄、张謇、程德全等沆瀣一气，组织了统一党，专与同盟会作对，成了袁世凯的应声虫。之后，又和黎元洪、张謇、梁启超等组织了共和党。章太炎一生最佩服黎元洪，称黎“功业格天，仁声彰著，世无其人”[19]。将黎元洪赠他的四个亲笔擘窠大字“东南朴学”挂在书房里。章还曾请黎为他找配偶，提出四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而有从夫之美德者”[20]。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后，他对孙中山更是恨之入骨，于1924年冬约集谢持、刘成禺、马君武等组织“护党救国”会，[21]表示对抗。1929年3月在南京举行孙中山灵柩奉安典礼时，他寄去一幅挽联，写着“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22]两句挽词，发泄了他骨髓里反对孙中山，反对联俄联共的情绪。

章太炎在革命队伍中干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是一个出尔反尔、刁钻古怪的人物。章士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章太炎就是其中的一个。[23]

钦州、廉州起义前夕，钦州乡团有六七千人，革命军二千人，准备反正的郭人漳、赵伯先所率新军有六千人，只待萱野所购武器一到，先占防城，再取东兴沿海一带作为革命根据地。东兴位于中国与越国交界处，仅一河之隔，桥南就是越南的芒街。当时的计划是：“武器一到，则我党可成立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约合郭人漳、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便可组成一声势浩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尽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后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24]但“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

王和顺于9月4日率领革命军攻防城。次日，清军驻防城衡守营连长左营哨官刘辉廷、右营哨官李耀堂先后反正响应，党军很快占领了防城，杀了县官朱鼎元。当日，留党人邝敬川率少数队伍驻守防城，即拨队向钦州府城进发。天将亮，到达距钦州还有四十里的涌口。中午，黄兴、郭人漳率卫队六十人出城来迎。郭人漳表示：“钦城不必战，晚来便得。”刘辉廷以郭言不足信，与王和顺商量：“宜将所部，改换郭之军服，疾进钦城东门，留郭与大队随后掩至，而占领之，乃上策之上。”[25]王和顺以“黄兴与郭深交，且在郭部多时，尚无危险，不宜以不肖待人”，又纵郭人漳回钦州。革命军9月6日早4点从涌口出发，将近钦州，郭人漳派党人郭时安来说：“钦廉道王瑚及驻钦宋安枢部，已戒备，所部不能发动，请党军勿来。”等郭时安回城时，郭人漳勃然变色，指郭时安通敌，为了灭口将郭时安杀掉。原来，郭人漳昨日出城，见涌口党军势弱，以为很难成事，不便与党军为伍。党军探悉郭人漳已无意反正，王和顺率党军改道攻灵山，恶战三日未克。廉州的赵伯先见郭人漳未来，也不敢行动。党军因人力、军械无援，退入十万大山。

王和顺带领二十人回河内。黄兴见郭人漳猜忌叵测，再留必无幸，故由东兴回到河内。刘辉廷等人后来也往河内，但到平寮就被扣留（后获释）。李耀堂率所部在边界洞中屯聚，转战钦廉一带，坚持到第二年。

革命军与敌人战斗中所到之处，与群众极为融洽。据刘辉廷、邝敬川两人回忆当时情况：“党军由防（城）至灵（山），沿途团民加入作战者三四千人，有张拾义之妻，亦率队数十人来会合，军行所至，鸡犬无惊，所以乡村争备粥饭，以故军粮无匮”。[26]

孙中山因运军械失败颇感惋惜：“至时防城已破，武器不来，予不特失信于接收军火之同志，并失信于团绅矣。”[27]

这是孙中山第五次武装起义失败。

当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在广东的潮州、惠州、钦州、廉州起义期间，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安庆警察会办兼巡警学堂堂长徐锡麟与他的表妹、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绍兴大通师范学校督办秋瑾约定，浙江、安徽两省联络会党同时起义，再“溯江而下，袭取南京”，由光复会员陈伯平往来皖浙之间贯通声气。这时，上海光复会员叶仰高忽然在上海被侦探捕获，押到南京，在两江总督端方酷刑严讯下叛变，将所知光复会员供出，幸所供都是会员的别名，端方将名单告安徽巡抚恩铭，嘱其拿办。恩铭召徐锡麟等计议，徐见名单中也有他本人，决计在这年（1907年）7月8日乘巡警学堂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将恩铭刺杀举行起义，并通知外地会员前来支援。但恩铭因事命将典礼提前两天举行。7月6日，恩铭及道、府、县文武官吏于上午8时，陆续到校。9时，徐锡麟抢上前向恩铭行举手礼，大声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义。”陈伯平先向恩铭投一炸弹，未爆发，徐锡麟随即从靴筒内拔出手枪两支，向恩铭连续发射，恩铭身中七弹，被部下仓皇背走，文武官员四散奔逃。徐命学生到军械所开库取枪械，正觅找库房钥匙时，从学校逃走的清吏藩司冯煦、臬司毓郎等急调清军进攻军械所。因是提前两天起义，外地会党未能赶来援助。激战四小时，打死清兵百多人，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审讯时，徐锡麟挥笔疾书：“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还说：“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28]当晚在安庆抚院门前就义。恩铭被刺后于当天死去。

绍兴的秋瑾与会党首领，原定7月19日起义。7月9日知安庆事败徐锡麟被害，悲痛异常，但仍按原计划行动。此时浙江巡抚张曾易攵已获知绍兴会党起义的消息，并派出清兵准备镇压。7月13日清兵进入绍兴。秋瑾和少数学生持枪与清兵搏斗，击毙清兵数人，学生牺牲二人，秋瑾等六人被捕。绍兴知府贵福严刑审讯，秋瑾不为所屈，回答敌人说：“革命党的事，就不必多问”，始终无所供。在刑庭上只写了一句“秋雨秋风愁煞人”[29]。7月15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被营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后人为纪念这位女革命志士，在绍兴市郊的卧龙山上建立了一座“风雨亭”。民国成立当年12月，孙中山到杭州视察时，曾到这里凭吊，并亲手写了一副楷书对联：“江左识丹忱，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流碧血，恨我今招侠女魂。”字体刚劲有力，用木板雕刻，挂在风雨亭柱子上，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被砸毁了。[30]

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

孙中山于钦、廉起义失败后，决定“亲率黄克强、胡汉民并法国军官与安南同志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31]

镇南关（今友谊关）古称界首关、鸡陵关、大南关、镇夷关，明初称镇南关，位于广西凭祥市西南与越南交界处，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关口。

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军民在此与入侵的法军激战，歼敌千余人，并乘胜追击，将法军逐出越南的文渊州谅山等地，史称镇南关大捷。

镇南关与平宜关、水口关三关，都是广西边境要塞，位于广西与越南交界处。尤以镇南关为最重要的军事关隘，被当时法国人称之为东方第二旅顺口。

孙中山任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为三关地区的军事要务。这三人在广西多年，地理、敌情比较熟悉。黄明堂、关仁甫原是游勇首领，孙中山由新加坡到越南河内总部后，把他们吸收到同盟会中来，命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右卿为副（李是凭祥被革除的世袭士官，后加入了同盟会），广东钦州三点会员何伍为支队长。12月2日拂晓，黄明堂率那模村乡勇80人，绕山间小道，向关上的右辅山突击，清兵百余人猝不及防狼狈溃逃。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先后为革命军占领，附近游勇纷纷来投。河内总部于当天上午电知镇南关已占领。第二天早晨，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本党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男爵狄氏20多人，从河内乘火车到谅山，下午到了那模村。5点多钟到山脚下的弄尧屯一个木棚下稍作休息。屯里的人，只有少数人和一些小孩子在家，小孩子们见孙中山眼大睑凹，身着洋式服装，以为是外国人，就大声说：“老番来咯！”孙中山向孩子们说：“我是中国人，不要怕，不要怕”，“炮台现在是我们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玩，我们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清朝，那时大家就可以自由自由！不受压迫欺负了”。据当时在场的梁振昇回忆说：“孙中山在我们屯里休息一二十分钟，态度非常和蔼和亲。他问我们屯里的人哪里去了，我照实答复了他……在场的人和小孩子们也和孙中山谈了几句。后来我们就欢欢喜喜地跟他上炮台去了。”[32]晚间，孙中山一行点燃火把登山，9点钟抵右辅山。

第二天，他们先到镇北炮台，革命军列队鼓乐欢迎。孙中山与同来的同志向前与革命军官兵一一握手，随即向全队讲话：“感谢大家此次奋勇举旗起义，我们要同全国同胞一起把清朝皇帝、民贼推翻，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外国人不敢欺侮我们了，大家都有田地耕种了，同志们，我们就要直向南宁、广州，北出长江来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有人民来帮助，力量最大，贼军必败，我们必胜！兄弟此次入关，是和大家一起奋斗，把革命革到成功。”[33]革命军中也有壮族子弟参加。孙中山讲话时态度和蔼可亲，官兵们深受鼓舞，全场气氛十分热烈。之后，他又到镇中、镇南两炮台视察，也对官兵讲了话。当回到镇北炮台时，清军由大连城发炮攻击，孙中山用望远镜观察后，即令炮手还击，炮弹击中清军镇南关大营。孙中山见战士发炮准确，极为夸奖，其他炮台也相继向敌营发炮，法国武官狄氏又发一炮，也击中大连城渠沥的敌营。敌营里黑烟翻卷，顿呈乱状，击毙清兵60多人。孙中山也亲自发炮，兴奋而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20多年，此日，始得亲自发炮击清军。”[34]之后，还亲自为受伤战士洗伤裹创。

经过这一阵炮击，防守镇南关的清军参将陆荣廷吓坏了，当天派一樵妇登山，送密函约降，说：“时不我与，屈志事仇，食其禄有年矣。私心怏怏。每愧日月之明，尚乞君等谅之。今次君等起事，可疑者，实力不足。惟君等背后有大豪杰孙逸仙策划一切。彼之军，略与太平天国同，起事于边城，俟得天下民心，然后进攻北京。仆等之疑，遂尔冰释。比日来，受猛烈炮击，方知孙统领亲临阵地，极操纵之妙风云际遇。今始知觉，务望将仆陆荣廷之名，投于君等麾下。”[35]后来，当龙济光率清军来援时，陆荣廷又以攻克镇南关向其主子邀功。

按原计划，起义部队在镇南关集合由防城退驻十万大山的队伍，会攻龙州。但因路远，十万大山的队伍未能及时赶来。又检查了一番枪械，发现这里有些炮因机件缺少，不能使用，有的炮方向背向敌方，而且战士们的枪支也不多，难于继续发动攻击。有人说：“在此无办法的环境中，迁延下去，倒不如下山另找办法。”孙中山舍不得离开这里，他已经12年未踏上祖国大地。他感慨万千地说：“我是不愿下去，我不愿下山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我是十多年没有踏过中国的地方，我现在踏在这个山上，觉得很高兴，我简直舍不得下去，我以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第二，我们的同志数十人敢占炮台，就是要希望我们来，要是我们走了，这个炮台不是马上失守了吗？”[36]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句句流露出了他对祖国的炽热情感。

经过商议，最后还是决定回去设法筹款购买武器。当夜，孙中山又偕同黄兴、胡毅生、池亨吉、法国军官狄氏等从原道下山。离开炮台不远，忽然下起大雨，山路泥泞，不断有人滑倒，后来就只好顺泥坡往下溜。到了那模村，休息了一夜，于12月5日上午10点40分，回到了越南谅山。孙中山在候车往河内时，不料被法国警察认出，因为他们从报纸上见过孙中山的相片。当时，从越南到广西边境的中国人（实际是革命党人）一天比一天多，传闻着中国革命党不日将在中国广西边境一带发动起义，因此法国警察就一直到后面跟踪，并向安南法国当局报告。

他们回河内后，立即进行筹饷。当时与法国一家银行接洽代募革命军债2000万元，双方正在协商，12月9日晚，忽然得到报告：清将龙济光、丁槐各路援兵向三要塞围攻，革命军百余人与清兵四千人连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黄明堂等率军突围，退到越南的燕子大山。革命军伤亡共五人，清兵死亡两百余人，伤者无数。

黄明堂、关仁辅、何伍、韦云卿、梁亚珠、李佑卿、李福南等到河内向孙中山报告了撤离经过。孙中山慰勉他们说：“此次起义，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了三个炮台，与龙济光、陆荣廷数千人奋战七八天，已经显示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此次战斗还有外国革命同志同我们在一起。从表面上看，好似我们遭受了失败，其实胜利仍属于我们。因为此次起义已震撼了清朝，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这不是胜利是什么？我们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顺应全国人民期望的，所以一定会成功。我们要继续不断地革命，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责任。”[37]讲话完毕，孙中山请他们到日新茶楼一起吃饭。

革命军出关入越后，清廷即令广西巡抚实行清乡，对镇南关附近的隘口、弄怀、弄尧、渠沥等村屯中，凡参加革命军的、为革命军送粮送水的、为革命军报信的尽皆杀戮。当地农民纷纷逃往越南，泥墙茅屋均遭焚烧。

革命军退入越南时，正在越北活动的黄花探所领导的越南抗法军热情地接待了中国革命军，并设法帮助他们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越南人民曾多次帮助过孙中山领导的起义，直接参加镇南关起义的越南人就有100多人。

当革命军撤离镇南关时，军中有一个13岁的童子兵，见革命党旗仍悬在山顶，不愿为清军所获，一定要上山取回。众人劝阻他时，这位童子兵说：“旗为一军的灵魂，不能落在敌人手中。”竟一人冒险登山，当他取下军旗安然返回时，赢得革命军喝彩。[38]

这次广西镇南关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六次起义。

1908年2月，清政府晓谕全国，“再加二十万金”悬赏缉拿孙中山，[39]并向北京法公使交涉，说明孙文在河内指挥革命党举事，有碍两国邦交，要求法国当局将孙文驱逐出境。法使向巴黎政府报告，法政府遂令越南总督要孙中山离开越南。

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广西上思起义

孙中山“于离河内之际，一面令黄克强筹备再入钦廉，以图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以为根据之地”[40]。1908年3月，孙中山由河内经西贡离开越南转移到新加坡，寓于东陵东明律111号。

孙中山以钦、廉会党勇气可用，决定派黄兴统领镇南关及十万大山余众，入钦州再次发动。在河内购得法商盒子炮百数十杆，由冯自由在香港购买子弹，并函约钦州统领郭人漳接济弹药相机响应。黄兴率黎仲实、梁少庭、梁建葵、刘梅卿、李文光等及越南华侨同盟会员两百多人，于3月27日开向钦州，队伍过东兴附近的大路村，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黄兴告示，乡民燃爆竹欢迎。革命军于3月29日至小峰，清军管带杨某率六百清兵抵御，革命军从山上田陇间，突然出击，打得敌军四处逃窜。4月初，革命军在马笃山一战获得大捷，以后转战钦州、廉州、上思一带。队伍扩大到原来的数倍，后因弹尽援绝失利。郭人漳因部下多次接济弹药时，误受革命军攻击，对革命军顿生恶感，不但不再接济反怀敌意。当革命军准备向广州宣化县进发时，因弹药不济，不能再战，只好令队伍分途解散，潜入十万大山，黄兴、黎仲实等先后回到河内。

这是第七次起义失败。

1908年4月—6月，云南河口起义

云南河口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与广西镇南关同时进行的。孙中山任黄明堂主持军事，由王和顺和关仁甫协助。4月29日夜2点，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百余人袭取河口，清军防营一队全体士兵四百人反正，合并起来约五百人，向城里发起进攻。夜4点，占领河口城，城内警兵也相继反正。清防务处督办官王玉帆率两营人据半山的炮台死守，并派人密赴老街向法国防营统领求援，借兵两哨平乱。法军统领答复：“此次起事，乃革命党，并非盗贼，不能如命。”革命军奋力攻山，清军有的投降，有的反戈助战；党军派王槐廷（有说是黄华廷，音近，可能同为一人）带兵二名，还有在河口的法国商人同往劝王玉帆归降，王不应，并将王槐廷击毙。已与革命军有联系的守备熊通急举枪，将王玉帆打死，率所部全体官兵反正。

河口4座炮台都被革命军占领，得枪千余支，子弹20万发。革命军士兵将王玉帆首级悬于河口桥头示众。依革命方略规定，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明堂名义出安民布告。“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革命军又先后占领南溪、新街等地。

孙中山在新加坡闻讯后，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前往指挥。5月7日早，黄兴乘车到老街赴前敌督师，计划沿铁路督军进攻昆明。到了河口，见士兵疲惫不堪，又于5月11日返回河内，计划召集钦、廉党军二百人赴河口参加战斗。黄兴到了老街，法警疑其为日本人，将其遣送西贡转到新加坡。河口党军因失其统帅，难于坚持再战。

云南总督锡良见革命军声势日盛，大为恐慌。调临安道增厚、开广镇总兵白金桂督兵南下救援，并电奏清廷告急。清帝令广西左江道龙济光率南宁防军第七营前往助战。“黄明堂守候月余，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虏四集，其数约十倍于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黄明堂、王和顺等首领先赴越南，部将何护廷、韦云卿、马大率余众也退入越南。到5月下旬，河口起义又告失败。革命军进入越南后，因驻防法军强令缴械，革命军进行反抗，又与法兵开战。革命军由宝胜老街一直到太原左州出没游击，使法兵疲于奔命。当地法方只好请著名土豪梁正礼（又号巴头梁）调停，由法方将命六百余人“保护出境”，送往南洋。抵新加坡时，英国当局又不准登岸，孙中山向英国当局声明：“革命党人为政治犯，并非乱民。”并派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张永福进行保释，才得入境。同时，令正会长陈楚楠在蔡厝港创办中兴石山公司，安插入境人员，并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吡叻文岛各矿场、农场就业。

这次云南河口起义，是孙中山的第八次起义失败。

孙中山亲自发动的为时一年的西南边境武装斗争，由于连续失败和章太炎、陶成章的分裂活动，以及保皇党的蛊惑，革命党人斗志低落，悲观失望，但孙中山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毫不动摇。他坚信：“折而愈劲，逆阻且长，期以必达，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历观前事，足以气壮，以固我党之士所宜以自策励。”[41]他在失败中看到成功的因素：“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42]孙中山不只见到革命斗争正由失败向成功转化，而且更看到“革命之风潮已盛”的社会力量，他继续发动、鼓励并领导革命党人坚持斗争。

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移居新加坡。同年夏秋之际，同盟会主要成员黄兴、胡汉民、邓子瑜、汪精卫、林时塽、田桐等也先后到了新加坡，东京《民报》成员也联翩而至。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党人以起义失败为借口，又向革命党发动挑战。保皇党的第三号人物徐勤想乘同盟会起义失败之机一举战败革命党，以壮大保皇党的声威，便在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革命足以召瓜分”的谬论。同盟会新加坡机关报《中兴日报》当即召开编辑会议，研究反击。于是，从1908年秋开始，在孙中山领导下又掀起了第三次与保皇党的大论战。

孙中山向党人提出了“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43]的方针，曾口授胡汉民等人，编印有关立宪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小册子散发各地，驳斥保皇谬论。先后到达新加坡的黄兴、田桐、汪精卫、林时塽等也都撰文参加论战。革命党以堂堂正正的言词，不涉谩骂，不攻击私人行诣，从理论上对保皇堂进行批驳。

徐勤恐保皇会员思想发生动摇，又以纪念禁鸦片烟为名，召集保皇会员和当地一些华侨商人开会，发表演说进行蛊惑。《中兴日报》主笔田桐闻讯，便组织《中兴日报》记者、工人、同盟会员潜入会场，当徐勤登台讲到“康有为先生变法图强，清帝亲政”时，《中兴日报》成员一声喝喊，全体蜂拥而上，推翻讲台，举手便打，徐勤抱头鼠窜。[44]

保皇党想让英殖民当局对革命党进行干涉，在《总汇报》上大骂革命党为乱党。9月12日，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署名，在《中兴日报》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45]一文，批驳保皇党的革命召瓜分谬论。他以土耳其和摩洛哥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瓜分问题只能“由革命而解决”，绝不会由革命反召瓜分。9月15日，又以同样署名，在《中兴日报》发表了《平实尚不肯认错》一文，痛斥平实所谓“满人侵夺中国，亦为天命之自然”的怪论。同时，揭穿其“人事天演”谬论的反动实质。10月9日，还以“南洋小学生”的署名，在《中兴日报》发表了《平实开口便错》[46]一文，批判了平实在《论革命不可强为》文章中宣扬的以天命反对革命的谬论。孙中山以“人事补天工，人事夺天工”，人可以改造客观，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理论，驳斥了为维护清政府统治、麻痹人民的所谓“天命”邪说。他号召人们要“造成革命之时势”，推翻清朝，改造中国。文章据理驳斥，雄劲明快，富有说服力。就连当地守旧的《叻报》也以第三者立场说：“革命党理长，保皇党理短。”

这场论战，把保皇党批驳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把南洋昏瞆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中兴日报》创办人之一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看到论战的辉煌战果，高兴的说：“看了自己所下的种子，竟能成长，又收到了许多果实，心里的快乐，自然比彼人多呢。”

革命党与保皇党的三次大论战，从1903年到1908年，长达5年之久。卷入的地区包括亚洲、美洲的一些大中城市，如东京、横滨、新加坡、曼谷、仰光、上海、广州、香港、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革命党的舆论阵地有《民报》（东京）、《自由新报》（檀香山）、《中兴日报》（新加坡）、《华暹新报》（曼谷）、《光华日报》（仰光）、《大汉公报》（加拿大温哥华）等。保皇党的喉舌是《新民丛报》（东京）、《南洋总汇报》（新加坡）、《新中国报》（檀香山）、《启南新报》（曼谷）、《商务报》（仰光）、《日新报》（温哥华）等。

三场论战的内容总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第二，是改良，还是革命；第三，是维护还是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保皇党认为，中国人民“学识幼稚”，“民智不逮”，不能实行共和立宪，甚至君主立宪也不能立刻实行。革命党则认为，中国人民有能力在民主政治实践中行使自己的权力。保皇党认为，革命会造成内乱，必引起外国干涉而召瓜分。革命党认为，民主革命不是争权夺位，不会引起内乱，也不是排外，不会招致外国干涉。清朝专制政府的腐朽和媚外，才是招致瓜分的原因。保皇党对革命党的“平均地权”主张尤其仇视，梁启超认为革命党是以此“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他实际是站在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立场，害怕农民群众投入这场社会革命运动之中。革命党则认为，平均地权是实现平等社会，防止出现贫富悬殊的重要措施，而不是破坏社会秩序；土地国有可以促进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与保皇党的论战，加强了革命党内部的理论建设，革命目的更加明确。广大群众也提高了对革命派的认识，许多保皇党成员纷纷脱离保皇会，站在革命派一边，甚至连保皇派报刊的主持人，如仰光的《商务报》主编张石羽，由于受到革命派的批判而自知理屈，竟脱离了该报。新加坡保皇分会会长、侨商邱菽园不仅与保皇党脱离关系，而且反戈一击，写文章揭露康有为“借维新救国之名，到处捐钱……他说有光绪的御书衣带诏存在他那里，他总是自己吹，从来没有给一个人看过，我相信这是骗人的话，假使真有的话，为什么同党及亲密的人，都不能看到呢？康有为以后不要骗人了”。[47]

对保皇党的论战是由孙中山开端并亲自发动领导的。由于政治思想上的胜利，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毛泽东说：“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并称赞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48]

第十六章　发动黄花岗起义和流亡美洲筹款

1908年，清朝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软弱无能的傀儡光绪皇帝载湉于11月14日死于中南海瀛台的涵元殿。慈禧太后立载沣之子、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第二天，统治中国48年的慈禧太后那拉氏也在革命的炮火中死于中南海仪鸾殿，终年74岁。12月2日，溥仪即帝位，定次年为宣统元年。

与中国邻近的日本、越南，还有港英当局，先后应清政府的要求，下令禁止孙中山入境。此时，他“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孙中山）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1]

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离开新加坡赴欧洲、美洲进行筹款。6月，抵法国巴黎，7月，抵比利时布鲁塞尔。8月7日抵英国伦敦。旅英留学生看他旅况窘迫，大家凑了些款，让他改善生活，但中山先生却用这些款子全部买了书。后来留学生又去看他，见他生活仍是那样艰苦，问他为何缘故，他指着新买的那堆书说：“钱都花在这上面了。”又说：“书籍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一刻不可缺少的。”留学生们听了，更加佩服他的好学精神，但又为他不注意身体而担心。

这年的9至10月，陶成章、章太炎掀起了第二次倒孙（中山）风潮。

在1907年秋，当孙中山发动钦、廉起义时，曾与章太炎配合，以“所购枪械陈旧”为由，鼓动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的陶成章，于1908年9月到南洋，要求孙中山给他拨款三千元作办报经费，孙中山此时手中拮据，将自用手表等物变卖支持他。之后，他又要孙中山为他筹款五万元用以回浙江举事，孙中山因“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而拒绝。当年12月，陶成章赴槟城、坝罗筹款，成效甚微，陶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便对孙中山进行攻击，说孙文排斥外省人，以运动革命之名，捐钱到他家里去了，他家已经发大财了，在九龙建造洋楼等等。陶开始分裂活动，在爪哇泗水成立光复会，参加者有许雪秋、李燮和、曾连庆等人，与同盟会南洋支部对立。

章太炎主编《民报》（从第七期开始）以来，不断发表佛学、国学之类的文章，失去鼓吹革命思想的战斗作用，受到读者批评，并造成销量锐减和经费支绌。章太炎电催孙中山拨款，孙中山汇去三百元，章太炎对此不满。

这年（1909年）9月，陶成章到槟港，竟以驻英、荷属地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名义，写了一份《孙文罪状》书，对孙中山进行恶毒的诽谤诬蔑，是清政府和保皇党所未曾用之言词，竟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语句，捏造了孙中山十二条罪状：“残贼同志”五条、“蒙蔽同志”三条、“败坏全体名誉”四条。声称“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令各埠将孙文所筹去之款，令其自行报告总会，加给凭单，以为收拾人心之具”。又称“孙文者，其在前岁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造屋宇，用款不足，电致乃弟，旋电汇款项”。宣称：“开除了他，发表罪状，事必大有可为。”[2]

陶成章与李燮和等七八个人将《孙文罪状》印制后，向南洋各埠分会广为散发，但有的分会认为是不实之词，不予发表，有的烧毁。

陶成章又到东京进行煽动，黄兴说当时“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陶成章将编造之《孙文罪状》交给黄兴，要求寄发各地支部并召开总部会议讨论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均遭到黄兴的拒绝，黄兴将公函扣留，陶“向之索回”，黄兴“不肯归还”。为揭露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谤，“促南洋诸人之反省”，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向南洋同志和李燮和等致函，逐条为孙中山辩白。

有个叫陈威涛的，在爪哇又印刷《孙文罪状》百余份，分寄中外各地，喧嚣海内外报刊。保皇党如获至宝，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报》1909年11月11、27、29日连载，标题是《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

黄兴、汪精卫、胡汉民在东京准备续出《民报》25、26号（1908年10月该报出至24期，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下令查封），以“法国巴黎濮侣街4号为总发行所”名义，在东京秘密印行。

章太炎对此不满，配合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攻击，章也写了《伪〈民报〉检举状》一文，在《日华新报》上发表，诬称：“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说过去《民报》“不足自资”，“而孙文背本忘初，见危不振”；“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今精卫复伪作《民报》，思欲腾布南洋美洲，借名募捐”。陶也宣称：“此《民报》专为一人虚张声势，非先将孙文革除总理，不能办《民报》。”

章、陶又将《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分发美洲、南洋各支部。保皇党又喜得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的新资料，将章太炎此文刊载在11月6日《南洋总汇报》上。

陶、章对孙中山的诬谤，造成了部分党人思想混乱。

陶、章掀起的第二次倒孙风潮，将给孙中山在各地开展活动和筹款工作增加困难。此时，孙中山正在英国。他对此，深感痛心，10月22日，他在致布鲁塞尔同盟会员王子匡的函中说：“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矣”，“外人视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当月下旬，他在致伦敦同盟会员吴稚晖的函中说：“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己立之恒产耶！”

10月30日，孙中山由英国启程赴美洲，送行的吴稚晖（吴敬恒）在车站转来张继由法国寄来的信函，内容是要求孙中山“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退隐深山”。

黄兴对陶、章的分裂活动，向孙中山表明了鲜明的态度，痛斥其卑劣的行为，11月7日，致函孙中山，指出：陶成章“妄造黑白，诬谤我公，以冀毁坏我公之名誉，而阻前途之运动。其居心险毒，殊为可恨”；章太炎“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即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黄兴勉慰战友，劝孙中山对此“能海量涵之”，认为陶、章之类是“桀犬吠尧，不足诬也”。并向孙中山表示，对陶、章的煽动，“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3]

黄兴于同一天11月7日，致函美洲各埠革命党人，说明陶、章二人“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望我各位同志，乘孙君此次来美，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4]

欧、亚洲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公开发表文章或以通信方式痛斥陶、章。11月13日，巴黎《新世纪》刊载了吴稚晖的《劝革命党》一文，指出：陶、章“布告孙文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之罪状，且适显其沾染保皇党气息，鄙背之口声，现面盎背，使见者齿冷而已。……东京岂有如此之败类者，……肆共倾轧，以快其私恨者也”。正在德国留学的原同盟会上海分会长蔡元培，在致吴稚晖函中说：“吾党凋枯，令人痛哭，陶君之内讧，尤为无理取闹。”新加坡《中兴日报》11月22日发表了南洋的芙蓉、瓜罗庇、麻坡各埠部分党人的声明，痛斥陶、章的分裂活动，指章“为一自私、偏狭、忌刻、无德之人”。12月7日《中兴日报》又发表了《呜呼！小丑》一文，指斥陶、章、陈（威涛）对孙中山的攻击是“邪恶的毁谤”，警告陶、章、陈等人说：“中国革命系由孙中山先生开始发动的，孙之智慧、学识、能力、领导才能与对革命精神，是无可怀疑的。他应该而且一定可以获得所有中国人的坚定支持。”12月8日《中兴日报》又刊载了瓜罗庇华商阅书报社革命党人的声明，驳斥陶、章等人对孙中山的各种指控，警告陶成章说“用奸诈的计谋，以自南洋处捞索金钱，已极不可能。因为绝大多数的华侨已非如过去之天真，他们可以判断出谁是真正的革命党，谁是冒牌假造的革命党”。[5]越南革命党人通过《河内公函》，说明孙中山发动领导滇、桂两省起义经过，驳斥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的诽谤。

南洋华侨有的很认真，他们根据陶成章说的孙文汇款给其兄“在九龙造屋宇”和章太炎说的：“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就组织人到香港九龙调查孙中山的家中情况。

1905年，夏威夷政府改订租地条例，孙中山的哥哥孙眉的农牧场土地被收回。1907年春，孙眉向法院起诉失败。数十年经营的产业破败。当年春季，孙眉到越南河内找其弟孙中山，要求在财力上给以帮助。孙中山因钦、廉、镇南关举事，需款正急，未能尽力。于是孙眉只留其侄、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在檀香山上学，带其母杨氏、弟妇卢氏、两侄女孙娫、孙婉等全家迁居香港，在九龙牛池湾租了几间房，借了一笔钱，经营小农场，从事种植果菜饲养鸡豚等养家。“土木、缝饪琐事，亦多躬自为之。”新盖的是草房，并无建造洋楼、屋宇之事，“此外别无所有”。[6]

孙眉是第一个支持其弟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第一批中加入兴中会，为支援革命曾变卖牧场，因此家业衰落。[7]孙中山对他家的境况也有所叙述：“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极穷破产，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为地主所逐。”[8]

到香港九龙调查的华侨回到新加坡后，公布了调查材料，南洋革命党人和广大华侨对孙中山更加敬仰和信赖。

孙中山在个人生活上也极为俭省，长期追随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在所著《孙逸仙其仁如天》一文中说：“若是为了帮助穷苦朋友们，或为达到革命目的，孙先生是相当敢用钱的。但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朴素而简单，既不喝酒、不玩女人，更不花不必要的钱。有电车的地方，他一定坐电车，就是坐小包车，也是算得很精，从不随便乱花。并且不管天气怎样，他经常带着大衣和洋伞走路，这样，万一下雨，他还是可以去任何地方。”

1909年11月8日，孙中山由英国抵纽约，洪门会老友、纽约巴也街72号商店的主人黄溪记到码头迎接。

到纽约的第四天11月12日，就张继因章太炎、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提出叫孙中山“退隐深山”、“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的主张，写信回驳说：“兄所示之二策：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9]

同盟会自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欧美，黄兴等东渡日本，从1908年6月至1909年秋，内地军事行动处于停顿。但由于广州新军中的党人的秘密宣传活动，在清军营伍中的革命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革命党人用暗发小册子和传单、假日演说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官兵们纷纷入盟，从香港《中国日报》社领取的印好的同盟会入盟书达到上万份，可见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半年的时间广州新军官兵入盟的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香港同盟会分会同志，鉴于党势日盛，于1909年10月在香港成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西南各省党务军务工作。孙中山任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任书记（汪三个月后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去了）。林直勉任司库。地址设在香港黄泥涌道。其经费由林直勉变卖家产一万元捐助。

南方支部决定以广州新军为主力，联合近县会党在广州起义。由因参加革命而解职一直在新军中活动的同盟会员原清军军官赵声、倪映典等组织发动。12月间，一面电邀黄兴、谭人凤来港策划，一面致电美洲请孙中山筹款2万元应急。孙中山回电：“款可如数筹足，积极进行。”[10]

孙中山为广州新军起义，又投入紧张的筹款活动。12月中旬到波士顿，24日，又回纽约。边发展组织，边筹款。

12月31日晚上，孙中山在黄溪记家主持成立纽约同盟会分会。入盟者，周超（华侨中任翻译）、吴朝晋（经营餐馆）、李铁夫（画家）、赵公璧（经营杂货店）、谭赞（经营面粉厂）、吴赞（经营洗衣店）、马兆（经营洗衣店）、黄溪记（经营商店）、黄蔡氏（溪记夫人）、梁添（经营餐馆）等16人。推周超任分会长，吴朝晋任副分会长，李铁夫任书记，赵公璧任司库。会址设在黄溪记家。

席间，孙中山发表演讲。当场募款1500元。[11]

1910年1月18日，孙中山由纽约抵达芝加哥。第二天，本埠华侨齐集在会英楼设宴欢迎，留学生也来参加，康有为的干儿子也到场。孙中山演讲革命之必要长达五六小时之久，满座皆受感动。宴后，围之请教，如听如来说法，言者谆谆，听者津津，夜以继日。由孙中山作介绍人，大家纷纷入盟，参加者有萧雨滋、罗泮辉、程天斗、曹汤三、李雄、梅乔林、梅光培、梅就、梅天宇、梅赐璧、梅友秋、梅彬12人。公举萧雨滋、梅乔林为会长，梅光培、曹汤三为书记。之后，相继入盟者有梅麟耀、梅耀富、梅寿、梅冠豪、蔡进、曹起鹏、梅捷、梅鹿鸣、伍颂唐、杨衡、伍耀三、梅斌林等，其中有饭店股东、经理、洗碗工人、招待员，有杂货店经理、店员、还有半工半读的学生。会所设在梅麟耀的泰和号杂货店，任梅寿为司库。[12]

孙中山到芝加哥时，住在市区一家不引人注意的小旅店，“上海酒楼”经理梅光培请先生移居到“上海酒楼”。

芝加哥侨商十居其九入了保皇党，孙中山决定深入华侨中宣传革命道理。因学校正在放寒假，上海酒楼经理梅光培就派其侄16岁的半工半读的学生梅斌林给先生带路到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去。

芝加哥当时有华侨约三千多人，其中一千多人姓梅，他们都是广东新宁县（民国后改名台山县）人，其余是陈、李、余姓。他们在芝加哥市区经营几十家杂货店，几十间酒楼、数百间洗衣店。保皇党曾在这里活跃过。他们欺骗华侨进行筹款的办法是带来很多清朝官员穿戴的袍褂靴帽，在华侨中兜售三品以下的官爵，官阶大小，按款数多少而定。许多华侨商店的老板纷纷购买并加入了保皇党，他们期望日后康有为等保皇党魁们在清朝掌握了大权，真能得到一官半职。他们还想回国探亲时，穿戴着官袍靴帽，炫耀乡里。在芝加哥卡勒街有座商店，是保皇党侨商所经营，在店的二楼悬着有“保皇党”三个金字的标牌，很惹人注目。芝加哥有座最大的酒店是琼彩楼，比上海酒楼大三倍，资金十万美元，被称十万庄，其经营者梅恭柏是芝加哥保皇党的负责人。

由于受保皇党流毒的影响，此地一些上层界华侨对孙中山的宣传有所抵触情绪，不但不肯出一文钱，而且还攻击孙中山是“车大炮”（粤语吹牛）。有些中层界华侨对孙中山也很冷淡，有的思想上有顾虑，不敢出来支持，认为造朝廷的反，是大逆不道，回国要杀头。下层界华侨虽然接受孙中山的革命道理，但经济上难以做出很大支持。

孙中山针对这些情况，他每天都出去，几乎是挨门挨户地宣传革命道理。有的表示赞同，并拿出些钱来支持，有的嘲笑，有的拒之门外。有一天上午，孙中山在梅斌林的陪同下走到一家洗衣店，正举步登门，从里面走出一个侨胞，一手拿着熨斗，一手指着孙中山，气势汹汹地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熨斗掷你！”孙中山对这位侨胞很诚恳地笑了笑，走向另一家商店。小斌林对先生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孙中山对他说：“这些遭遇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人家不了解革命道理，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13]

有的同志说：“下层人物为数最多，但经济情况一般较差，所处地位，多不受人重视，对革命事业起不了多大作用。”孙中山说：“不能用这种估计去看待下层的侨胞，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泥土下面我们往往可以找到宝贝啊。”[14]

孙先生每到一家餐馆或洗衣店，都与工作人员交谈，同他们一起洗碗、炒菜、熨衣服，一谈就是大半天。他天天出去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当地华侨有些是穿唐装。他对梅斌林说：“我穿西装是不得已的。美国这个地方，不穿西装，就给人看不起，办事、找人都不方便。”[15]

有一天下午，孙中山出外回来，坐在上海酒楼经理室，学生梅斌林问：“你是什么时候做生日的？”先生温和而又严肃地说：“革命还没有成功，谈不上生日，将来革命成功了，就天天都是生日啦！”

孙中山除外出访问、宣传革命外，有时在住所撰写信件和文稿，与欧洲、亚洲、美洲各地革命组织和同志保持联系，发出各项指示。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来信，拆阅时梅光培和梅斌林站在旁边，孙中山看了信后，对他们说：“梁启超来信说他原可和我们合作，只是他和康有为的关系太深，不能离开保皇党。”[16]此时保皇党势已衰微，梁启超来此信，不知打的什么主意。

孙中山生活非常朴素，饮食上也不讲究，厨房给他做两样好菜，他总是说：“随便有点菜就可以了。”

在上海酒楼觉得不大方便，想到外面去住，经理梅光培为他介绍了一个大旅店，先生认为店费太贵，而去住了一个普通的旅店，仍经常在上海酒楼用膳。

同盟会芝加哥分会长萧雨滋，又请先生由旅店移居到他家，房子很简陋，外人不大注意。先生嘱咐萧的家人，请不要把他的住处传出去，如果外界知道，新闻记者就会追踪来访，引来麻烦。不料萧雨滋的大儿子竟将先生的行止泄漏出去，引起记者的探访。先生十分生气地斥责他说：“你这孺子！”

同盟会芝加哥分会成立后，继续为革命筹款。保皇党已失去破坏的能力。

梅斌林人小主意多，他入盟后，每次路过卡勒街见到保皇党人经营的商店二楼悬挂的“保皇党”三字的招牌，总感到厌恶。有一天，他就和一位姓方的同学商议怎么把它搞掉。这俩少年很有心计，办法有了，他们大大方方地走到一家制造招牌的商店，说要刷新一个招牌，叫他们在星期天早晨6点以前把挂在那家商店的“保皇党”的招牌取下，拿到店去翻新，再派人送去挂上。说明了商店地址后，他们还预付了钱。果然星期天一早，制牌商店就派人把那块牌子取下拿走了。因为星期天商店开门晚些，未被商店人发现。第二天，他俩打电话给制牌商店，声明只把那块旧招牌取下就可以了，叫他们不要再制换新的了。保皇党的招牌不翼而飞，引起临近侨胞的议论，商店主人也惶恐不安，他们只知是革命党人所为，但不知是出自两个革命少年的巧计。[17]

孙中山这次在芝加哥筹款三千港币，与纽约、波士顿所捐合计不过八千港币。这些款，是随筹随寄，有时由华侨同志直接寄往香港《中国日报》社冯自由处。因距广州新军起义所需2万元款数相差甚大，决定继续奔走，赴旧金山。

2月10日，这天正是华人春节的大年初一，孙中山到了旧金山。少年学社《美洲少年》报社（实为同盟会支部）两干事李是男（原名吉棠，字奕豪，号公侠，生于旧金山，常被简称李棠。在香港发表革命文章都署名是男，入同盟会时用的也是李是男，同盟会同志皆称此名）和黄伯耀（先已接通知，中山抵旧金山之日，因近春节，未转告其他同志），只由他们二人到车站迎接，把先生安排在预定的地点近便的粤东旅馆。

孙中山向李是男、黄伯耀提出旧金山曾是“保皇党”活动猖獗的地方，清政府又设有领事馆，住处要保密。李、黄二人商议认为他们二人和会员李旺的家里都是店东，也都是瞒着父母参加同盟会的，不能接待，会员黄芸芬亦是教员，住在学校，也不能接待，把孙先生安排在企李街男青年会楼上温雄飞家最适宜。

为此，他们二人进行了一番极为细致的工作。因温雄飞已离家去檀香山，先与温雄飞的母亲黄好商量。温母在其子的影响下，对孙中山极为敬仰，当即表示同意。他们又与温雄飞的三妹温藉真、四妹温卓凡（大妹温夏璧、二妹温惠湘已出嫁）商量，她们也高兴地赞同。母女们忙着收拾房间。最后，李是男、黄伯耀又向温雄飞的最小的妹妹，刚刚十岁的温徵德作思想工作。李是男问她：“孙中山先生是什么样子？”小徵德打开像册指着孙中山的照片，叫他们看。黄伯耀问她：“见到孙中山先生认不认识？”小徵德一听，知道孙中山已经到旧金山了，就拉着他们说：“一定要去看孙先生。”李、黄二人再三叮嘱她：“见了孙先生，不准蹦蹦跳跳或高声吵闹，因为清政府在旧金山有领事，手下还有一批保皇党人，想要捉拿孙先生。所以见了也不能称呼孙先生，只可轻轻地叫先生。”小徵德向他们点了点头，表示照办。[18]

李、黄二人带着徵德乘电车来到孙先生所住的旅馆，他们三人转来转去，走进了一个房间。孙先生正坐在桌边写字，小徵德一看就认出了这是孙先生，就冲口而出：“先生！我是八仔（堂族排行第八）。”黄伯耀向先生介绍：“这是温雄飞最小的妹妹。”

先生把徵德拉到身边，问她：“家里有几个人，干什么事，住屋有几间，如何出入？”李、黄二人不断插话代她说明。先生接待徵德两小时，不断和她谈话，徵德答不上问话了，先生就直接向李、黄二人询问她家情况。徵德乘机溜到走廊里去看古董、油画，黄伯耀把她追回来，她又翻弄先生的书、图片、文件。黄伯耀见徵德闹个不停，就把她送回家了。

徵德回到家时，见妈妈和三姐温藉真住的那间大房已腾出，准备让孙先生住，母女四人挤在徵德和四姐温卓凡住的小房间里。

温雄飞的父亲温和（字源伟）广东新宁人，早年离乡到旧金山做苦力为生，后来开了一爿木柴铺，徵德出生一年，他就病逝了。全家做手工度日。温雄飞的母亲黄好带着六个儿女，长子温雄飞、长女温夏璧、次女温惠湘、三女温藉真、四女温卓凡、五女温徵德住在唐人街白鸽笼里（专为贫苦华侨建造的楼高屋小的木板房子）。

徵德小时讨过饭，稍长，就和姐姐们给饭店挤虾仁。姐姐们长大了，就给服装厂干包工活，厂方给她们每人配一架缝纫机，她们在家做，由徵德领料送货。

因为唐人街白鸽笼里，经常发生抢亲事件，温母就把家迁到现在租住的企李街男青年会楼上的房子。这里也靠近服装厂，徵德取料送货也近便了。她的两个姐姐干活有了积蓄，开始半工半读入卜斋（私塾）。白天上学，晚上缝衣，有时徵德也跟着姐姐上学去，慢慢地徵德也识些汉字了。

回溯温氏家庭母子兄妹和李是男、黄伯耀等参加同盟会如传奇故事曲折动人。

徵德大哥温雄飞，曾在私塾、英文远东学校、汉文大清书院上过学。他热心于公众事业，在华侨青年活动中是带头人。1905年春，与永生寿板店少东、致公堂成员黄伯耀发起成立了同源会（同源二字即指都是炎黄子孙）。温雄飞被选为中文书记，黄伯耀被选为西文书记。几乎每晚都有会员来企李街会所叙谈。他们曾读过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等革命书刊。1905年冬，传来了中心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消息。不久，他们又从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社售书处，买到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一号，温雄飞读了孙中山的发刊词，使他感到“民族、民权两个主张固然令我意惬，其民生主义尤为令我神契”。他说：“自从《民报》发刊后，不独我和黄伯耀每天晚上谈话的题材增辟了许多，而且使我们对于革命的见解和信仰有着进一步深刻的认识。那时，我们谈话谈到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时，恨不得同盟会有专人来美国宣传革命，即乘机要求加入同盟会，使得在美国宣传工作得尽一臂之劳。”这些热情青年们竟然因见不到革命党人而急躁着。

1908年春，旧金山和隆靴店老板李佑宽的儿子李棠（李是男）由香港回来。他在十三岁时，其父送回广东新宁读书，稍长，与陈少白有交往，有志革命。1906年秋，访《中国日报》社冯自由，加入同盟会。其父年老，命他回旧金山接管和隆靴店营业。离香港前，冯自由给他写了介绍信，去访见《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和致公堂唐琼昌、黄三德，共商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组织。他在发展党员时极为谨慎，而且不露同盟会员身份。先由黄伯耀介绍加入了同源会。他与黄伯耀、温雄飞等同源会成员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谈天，他谈的都是国内人民如何倾向革命，如何争购革命报刊，如何写革命文艺小品投稿报馆刊登，如何与其他写革命小品的文人来往。时间久了，他那神龙不见首、东鳞西爪的谈话，使黄伯耀、温雄飞发觉李棠可能是同盟会员，或与同盟会员有密切的关系，有一天，温雄飞径直向他发问：“你是不是个同盟会员？”李棠总是惝恍迷离地回答或反问说：“你这样问有什么意思。”温雄飞坦率地回答：“无非是要加入同盟会嘛，难道同盟会要图天下，不与天下人共图之吗！”李棠对温雄飞、黄伯耀经过半年的交谈和观察，了解他们二人的确是趋向革命的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把温、黄二人请到宵夜局谈话。对他们说：“我现在才告诉你们，我实在是个同盟会员。……你们这几个月的行动，已足以证明是热心趋向于革命的，假如我们都在香港的话，我立刻介绍你们加入同盟会了，可惜不是香港，只有我一人在此，没有机关，向谁介绍呢！现在的办法，只有把你们两位的热心倾向革命工作的情况向香港机关报告，问他们怎样办理，在香港加入呢，还是在金山大埠新开局面，在大埠加入。看他们的意思怎样决定。今晚约两位来，就是为此。你们同意吗？”温黄二人“闻他这段话，真是喜出望外，当然同意”。只是“埋怨着他，为什么迟迟到今日才揭破这个谜，令我们空费几个月的心思，白白提出许多疑点来要揭破你这个谜”。李棠笑着说：“慢慢些慎重些，耽迟不耽错，总是一件稳妥的事情。”过了两个月，在1909年的春天，得香港党部复函：在旧金山大埠介绍热血少年入会，如果人多，可建支部，如果人少，则建分部。还附有支部、分部章程，以及盟书式样、仪式说明等。一天深夜，他们和另一个知底的热血青年李旺，在黄伯耀的永生寿板店内，由李棠做介绍人和主盟人，温雄飞、黄伯耀、李旺三人举行了入盟仪式。因人少力薄，恐保皇党破坏，对外暂称少年学社，以研究诗词歌赋文章的名义开展活动。以后又发展了黄芸苏、黄超五等十多人。他们还办起了一所“金门两等学校”，以培养革命少年和宣传革命思想。“金门”指旧金山海湾峡口，“两等”指小学生、社会青年都教。黄芸苏任校长，另请了几位教师。学费比私塾还低。温雄飞的小妹妹温徵德也到这里读书，是该校唯一的女生。

根据香港党部指示，各分部要办报，负宣传任务，他们又筹办起机关报《美洲少年》周刊。资本由党员凑集，黄伯耀负责综合新闻，李是男负责革命小品，温雄飞负责编排，李旺负责发行。1909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第一期出版。发行到很多地区，檀香山、芝加哥、香港等地都能见到《美洲少年》，不到半年时间，订户上千。孙中山在美国东部，见到此报后，立即给他们写信，赞扬鼓励。

檀香山同盟会机关报《自由新报》主持人卢信读过《美洲少年》周刊多期，他因素患胃病，一人主持工作难以承担，向《美洲少年》报社发信，请他们派一位同志来协助工作。温雄飞复函说：“早有游檀之志，因目前《美洲少年》基础尚未巩固，俟数月后，定应邀前往。”过了几个月，即当年10月，黄伯耀对温雄飞说：“檀香山的《启智报》经理邓秀隆托人在金山大埠聘请一位编撰人员，每月工资50元，路费已汇到受托人那里，如果你愿去，可到他那里取川资船费起程。温雄飞到和隆靴店找李是男商量，李是男对他说：“这个报不知它的宗旨，这样贸然去，万一它是个保皇党的报，难道你做为一个同盟会会员给一个保皇党的报鼓吹保皇立宪吗？这是个笑话呀！”温雄飞说：“如果我这个同盟会会员去保皇党的党报里，替保皇党鼓吹保皇立宪，那确是个笑话，怪不得你提醒我注意，实在告诉你罢，早几个月檀香山《自由新报》卢信不是有信来，请我们《美洲少年》派一个能写作的同志到他那里去吗？一来是没有路费，二来是我们《美洲少年》的基础没有巩固，所以没有和你谈。现在《美洲少年》的基础巩固了，投稿的同志每期都有增加，不怕稿件缺乏，那我就可以腾出身来去檀香山应《自由新报》之急。我们《美洲少年》和《自由新报》都是党报，他们那里缺人，我们这里人多，由我们这里派个人到他们那里工作，不是应该吗？问题在于这里，没有川资路费，不能成行，正好有个《启智报》来聘请编撰人员，已把船费汇来，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先把船费拿过来，就乘船到檀香山《启智报》当一两个月的编辑，借个题目拈出干涉言论自由的方针的问题，就可以辞职入《自由新报》了。”李是男沉思片刻，继续说：“你说在《启智报》当一两个月的编辑，然后借个题目离开，我怕你没有题目可借，脱不了身，岂不是陷没在保皇党的势力范围之内吗？”温雄飞说：“不会这样的，世上只有找饭碗是困难的，绝未有要抛弃饭碗而抛不了的。如果真是这样摆脱不了，你们可以来函诘责质问，甚至可以登报驱逐出党。”温雄飞直接吐露出他去檀香山的隐衷，他家生活困难，住在朋友黄金的万国通信便览公司内，如果黄金要他交房屋租金，生活就难于维持了。他继续对李是男说：“我现在住在黄金那个万国通信便览公司内，你是知道的，他不要我租钱，我却义务地替他写宣传稿件，这你也是知道的，可是我们办《美洲少年》的态度鲜明了，却中他之忌，他是个热心的保皇党，你也是知道的。但这个人表面和蔼，心里阴险，这你是不知的。我现在却怕他请我搬家，那我真是困难万分了。你设想，我住在不要租金的房子里，我的生活才勉强可以维持，如果住在要付租钱的房子里，我的生活就难于维持了，到了生活难于维持的时候，难道我还要伸开两手向同志们请求帮助吗？当初办《美洲少年》的时候，大家曾有同担义务的约言，我因找不出其他的工作，所以只尽写作的义务，没有承担财政上的支出，久已负愧于心，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先到檀香山去，迟个把月再把家眷搬去，摆脱黄金这个关系，省得这个人要说我的风凉话，这真是一举两得的事。自然，我离开《美洲少年》，这里是失去了一个得力人员，但我到了《自由新报》，那里又何尝不是多加了一个得力人员吗？说句良心话，金山大埠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是舍不得离开的，现在我们少年学社的社员彼此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又怎能够提出离别来。可是，就是因为住的地方是黄金包租下来的，万一他翻了脸，要我搬家或要收我的租，这都是我的经济能力负担不了的，如果真有这样不幸的事发生，那我岂不是被迫要向同志们请求援助吗？我认为同志们负担《美洲少年》报刊的印刷费用，是应该的，至于负担维持我的生活，那是不应该的，所以我总觉得早一天离开黄金那个地方，是避免我刚才设想的那种不幸事情的最好方法，你们还不同意我去檀香山吗？”李是男看他是非去不可，也就不加劝阻了。过几月，温雄飞从檀香山《启智报》所托招聘的《中西时报》邓翼云那里领取了七十五元银币作船费，到了檀香山火鲁鲁埠《启智报》任了总编辑职，并很快到《自由报社》访见卢信，据实说出过一段时间，借故闹一场风潮，就可以离开《启智报》，转到你这里来。温雄飞在《启智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评论宣统皇帝办寿典的事，清政府领事馆贴出布告，要华侨张灯结彩庆贺。温雄飞撰文明捧暗讽，说：小孩做皇帝，是天生有福，汉人是天生的奴才，应该向皇帝祝寿云云。《启智报》经理邓秀隆是亲近保皇党的分子，看了此文，怒气冲冲地训斥温雄飞，说：“以后你不能乱来！”不久，清政府筹办海军的大臣贝勒载涛出国考察，由美返国，途经檀香山，清领事馆又出布告，要华侨欢迎。温雄飞又撰文讽刺，说：“满洲人真有本领，才二十多岁，就懂得海军，出国考察。我们汉人非服从满洲人不可。满洲人入主中国，到处驻防，旗下人镇压汉人，真威风。”这文章发表后。有个烂仔（粤语暴徒）闯进账房见到温雄飞拳击柜台，高声大骂。温雄飞知此烂仔是《启智报》主持人邓秀隆指使。他“借题闹翻的目的已达”，旋即到《自由新报》向卢信报到，转入该报任总编辑工作。温雄飞在《启智报》任职两个月，于这年1909年底开始在《自由新报》工作。他这“过桥”方式，是一举三得，即得了赴檀香山路费，又在保皇报上发表了革命文章，最后达到去檀香山革命机关报《自由新报》社参加革命工作的目的。

孙中山此次到旧金山时，温雄飞已去檀香山一个多月了。

李是男、黄伯耀经过细心的工作，温雄飞母亲黄好及女儿们全家都愿接待孙先生。

在孙中山迁入前，李是男一再嘱咐温家母女：“要保密，随便什么人来打听孙先生，都说没有。”还在大门上装上电铃，规定按铃的暗号是一短、二长、三短，不合规定不开门，来人进门后，要检验口号、手号，才能让他见孙先生。口号是：来人问一句，主人答一句，来人补一句，三句都是日常问好的口语，像是军队的口令，不过军队口令天天换，而同盟会的口号一直未变。手号是：双方都将拇指弯入手心。口号、手号都对了，说明是同盟会会员。还教他们同盟会员吃饭的暗号，如在座席上有不是同盟会员时，主人就用左手举碗，右手夹筷子，指向非同盟会员，向大家说：“吃饭、吃饭”，在吃饭过程中，还有一种暗号，用匙舀汤时，先在汤碗边上刮一圈，并发出声音，舀起一匙汤，故意在汤碗上平拖一下，匙尖所指，即是非同盟会员，暗示说话都要注意。

按同盟会的规定，必须入盟后由支部主盟人传授这些暗号，为此，李是男想叫温母全家加入同盟会，但孙先生即将迁入，来不及举行仪式了，决定以后再补作。温家母女都用心学会了同盟会的暗号，但后来，都没有用过，因为来看望孙先生的只有李是男、黄伯耀、李旺、黄芸苏四人。

孙先生来住前，黄伯耀多次仔细地来看温家住的房子情况。

温家住的是一座两层楼的木板屋，楼下是单身宿舍，租给学生、职员住，温家母女四口住在楼上。内部有一个木梯通到楼下后门，温家迁来后，把这木梯的门锁闭，内外堆放些杂物；楼上还有一个木梯，与前门街上直通，不经过楼下，便可上街。温家住的楼上，实际上是单门独户。站在楼上也可观察街上的动态。也便于为先生警戒，是适于孙先生居住的。黄伯耀亲自带来木具，把楼内木梯的门锁换好，把内外杂物搬开，孙先生住在楼上，万一有情况，可以有两个楼梯通行，前后门都可出去。

温家母女都学会了暗号、知道了防范规定，黄伯耀就陪孙先生来了。孙先生一见小徵德叫了声“八仔”，拉着她的小手进屋拜访了温母黄好，在他们谈话时，黄伯耀叫徵德拿出大门钥匙，交给了孙先生，孙先生亲自到大门试过后，收在身边。之后，察看了这里的居住环境。

孙先生住在温家，多半是天亮出去，晚上回来，有时连续几天在家，忙于书写文件、信函，也有时几天不回来。

孙先生来时，由徵德送饭、送水、茶水、送咖啡、开床（揭去床单，摊开被子）、铺床（铺开被子、复上盖单）、送信。

孙先生每晚多半要看书到深夜，小徵德开好床，就去睡。孙先生的衣服，由李是男、黄伯耀送洗衣店去洗，他们二人极为细心，为孙先生安全他们竭尽心虑，认为温家没男人，孙先生的衣服不能在这里晒出来。他们还嘱咐温母，不要给先生买罐头食品，生活不富裕的家庭，突然买起罐头来，会引起外界人怀疑。为此他们特意送来一些罐头作应急菜。

孙先生归来忽早忽晚，多半是单独为他开饭，由徵德送去。有时孙先生有空，也到客厅和他们一起吃，吃完，徵德和两个姐姐缠着先生讲故事。孙先生给他们讲的都是革命党人偷运军火、发动起义的事。徵德很顽皮，有时听着故事坐到孙先生的膝盖上，边听边捋孙先生的胡子。

李是男、黄伯耀还规定，孙先生在家时，由温藉真、温卓凡、温徵德姐妹三人轮流望风，不断从窗口向外看，有没有人在门前停留或走上木梯，还叫她们牢记四条：对在门外绕来绕去注视温家的人，要牢记他们的衣着、面貌；对门前新来的小贩，要牢记所卖的东西；对有人一定要进门，要牢记叫醒妈妈对付；对冒充找人、查煤气、抄电表的人，要牢记故意托延开门，等妈妈出来处理。李、黄二人还叫小徵德专门到楼下探听有没有新来的房客，并要她对楼下的住户讲：“有烂仔坏旦来抢亲，请你们帮忙，我好怕！”他们听了立即拿出刀枪安慰小徵德说：“不要怕烂仔！”

白天，温母对三个女儿为孙先生望风，很不放心，不断地出来看一次。到了夜深人静，叫儿女们睡觉，由她望风到天亮。

李是男、黄伯耀二人可称是心细如发，防范入微的警卫学专家，布置的竟如此严密周到，真令人赞佩。他们两人跟随孙先生时，都佩带手枪护卫。小徵德见了手枪好奇，拿在手里扳不动栓，因为保险没打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李是男、黄伯耀对维护孙先生的安全工作如此细心，并非过分。当时，旧金山华侨情况比较复杂，堂口林立，有按同姓建立的，有按同乡建立的，都有自己的打手、枪手，常常互相械斗。反革命势力，除了专与革命党敌对的保皇党外，清政府领事馆也收买了一些堂口大佬和师爷，准备暗杀和绑架革命党人。

华盛顿清政府的公使馆还雇有侦探，跟踪孙中山。

先生抵旧金山的1、2月，李是男、黄伯耀二人把旧金山革命组织少年学社及其机关周刊《美洲少年》建立发展过程和现状，向孙中山作了报告。孙中山详细询问之后，向李、黄二人概述了国内政治现状和革命发展的形势，他说：“现在机会到了，自从西太后和光绪死后，宣统嗣位，载沣监国。自载沣监国后不久，即另编禁卫军，由载沣自己亲统，同时派载涛、毓朗、铁良为专司训练大臣。又派耆善、载泽、铁良、萨镇冰筹备海军。载沣自己暂行代理大元帅，又设军咨处，派载涛管理。又派载洵、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巡视沿江、沿海各省武备，旋又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可以看出海军、陆军、参谋作战计划等大权都在他们三兄弟手中了。这更说明他们也感觉到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急，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他们就趁今日监国的机会，先把军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已经起义若干次了，虽是每次都失败，但排满的大义深入人心，屡败屡起，百折不馁。从前和我们联络通声气伺机爆发起义的以旧式军队巡防营等为多，近日渐渐不同了，和我们联络通声气，伺机爆发起义的不仅是旧式军队，而且发展及于新军了。我们更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多与联络，企图达到一夫发难，各处响应的形势，所以今日海外同志的工作要点应该着眼在此处，务必做到宣传与筹款同时并重。海外同志对内地的实行情形总多少有点隔膜。当时本部同志曾谈到这点，实行工作由内地同志担任，宣传、筹款则由海外同志担任，这是合适的。你们在此处成立少年学社，内容即中国同盟会支部，已有一年了，刊发《美洲少年》，也有半年了，是有成绩和收效的，这样做是应该的，我也很钦佩。”

对于今后的斗争方向和方式，他指示说：“今年的形势和旧年不同，今年是革命风潮高涨的一年，自从载沣监国以后，他的排汉面目已暴露出来，而同志们之在军队中平时和我们联系通声气的，见此种情形，人人都有自危之感。万一这种排汉的辣手，排到他们头上，那他们被迫不能不爆发，以图自救。但既有爆发，总须有响应，方成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这样方能有济，贯穿全局。策划响应当然在于本部之发号施令，而加强此发号施令的效力，还有赖于款项之接济及时。假如接济不及时，固能误事，或者已经有事发生需款待用，而尚束手无策，不知怎样筹款，那岂不是自己误自己的事吗！”

对于旧金山今后具体革命工作，向李是男、黄伯耀指示说：“少年学社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在旧年是对的，在今年是不对了，今年应该采取大刀阔斧，明目张胆的态度，不怕汉奸混入，只怕同志不来，而且要公开称中国同盟会，这样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自然源源而来。省却一切绕弯子闪闪缩缩的质问与查询，这样人多加入，革命势力自然增加，有起事来，急于筹款，也是容易的。”他指示将机关刊物《美洲少年》周报改组成为日报，“这样方负起大张旗鼓尽力宣传的义务”。最后作归纳性的说明：“扩大少年学社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挥出来。”

广州新军起义急需用款，孙中山嘱李是男、黄伯耀速筹五万元（温雄飞记述是一万元）以济军糈。

当时旧金山党员只有十多人，仓卒间，难筹此巨款。

李是男、黄伯耀奔走终日成绩甚微，心如火灼，两人对泣，束手无策。次日，接香港党部电文：新军起义失败，请汇款济助逃难同志。孙中山命李是男、黄伯耀筹数千元应急。李是男以时间急迫，不易筹措，将其父的和隆靴店内所存千元捐出，黄伯耀也在自己的永生寿板店内凑集二千元捐出，交孙中山先生汇至香港。

李是男、黄伯耀遵照先生的指示，决定将《美洲少年》周刊改组为《少年中国晨报》，又积极准备举行公开成立中国同盟会大会。先租定了党机关办事处，然后又租定唐人埠坚尼街的拉森戏院准备公开召开成立同盟会分部大会。

孙中山每天早晨到唐人街《美洲少年》报社编辑室，与李是男、黄伯耀等研究发展扩大同盟会和联合致公堂的工作，晚上，由李、黄陪同回寓所温雄飞家。

不久，在报上公开登出同盟会将召开成立大会的通告。这虽然是冒着风险，但果然如孙中山所预料的革命派声势却勃涨起来。保皇党也顿时活动起来，他们对《美洲少年》报社进行监视。于是在唐人街外，黄伯耀家开设的寿材店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孙中山全天在住所温室工作。由小徵德往返传送信件。从企李街到唐人街外的寿材店要横过三条马路，小徵德要走半小时，黄伯耀指定由她一人送信，不让别人到温室去，叫徵德每次送信要从寿材店工场大门入，穿过后门到寿材店的写字间。

《美洲少年》报登出通告后，保皇党又派人到企李街对温家监视。小徵德往返送信就困难了，她改从楼下男青年会单身宿舍穿出，在上下课、凌晨或黄昏买菜的机会传递。这样紧张了一个星期，同盟会支部和洪门会联合准备已经就绪，洪门致公堂请孙先生移居到堂所并派枪手护卫。

2月28日（正月十九日），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在坚尼街拉森（或译丽蝉）戏院召开成立大会。为保障孙先生的安全，防止保皇党捣乱会场，李是男所在的垅西堂、黄伯耀所在的江夏堂都派出枪手警卫。参加大会的有已入盟和准备入盟的数百人。温母黄好带着几个女儿全家都到场。

大会由李是男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说：“从前的少年学社即是中国同盟会，因为那时恐防有坏人混入，不能不小心隐秘，对外取名少年学社，就是为此。自经先生到来后，启发我们这种隐秘实无必要，而且还妨碍前途的发展，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宣布：凡是从前的少年学社社员，一律都是今日的同盟会员。凡没有参加少年社的同志，我们就希望他早日立下决心，加入同盟会，共同负起革命大业，使革命大业，早日成功。这是我们无限欢迎的，我的开幕词到此完毕，现在我请先生发表意见。”

孙中山在热烈掌声中演讲，他说：“诸君今日之在美者，曾备受凌虐之苦，故人人愤激，前有抵制美货之举，今有争烟治埃仑之事（1909年起美国当局在该处设移民检疫站，作为迫害入境华人的拘留所，引起华侨的抗议。烟治埃仑位于旧金山海湾内的仙人岛——作者），皆欲损我利权、图我幸福耳。而不知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同胞之在南洋荷属者，受荷人之苛待，比诸君在此之受美人苛待尤甚百倍。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故曰：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他引述英国一位博士评论中国的话说：“‘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词也。”他痛斥保皇党效忠于清朝反革命的丑恶行径。他说：“有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之徒，犹欲倚满洲为冰山，排革命为职志，倡为邪说，曰：‘保皇可以救国。’曰：‘立宪可以强国。’数年前诸君多有为其所惑者，幸今已大醒悟。惟于根本问题尚未见到，故仍以满洲政府为可靠，而欲枝枝节节以补救之，曰：‘倡教育’、‘兴实业’，以为此亦救国图强之一道。而不知于光复之先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者他族之强也。况以满洲政体之腐败已成不可救药，正如破屋漏舟，必难补治，必当破除而从新建设也。……望诸君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身家性命可保矣。”他又讲述了国内政治情况和革命发展的形势：“自1908年冬西太后和光绪两人先后死去，宣统继位，载沣摄政以来，我们看见一系列的皇族亲贵总揽军政大权，载沣是大元帅，大元帅统率海陆军的大权；载洵筹备海军，又是海军大臣；载涛管理军咨处，按他们新订的官制，这个军咨处就是将来的军咨府，它的内容和职权，比拟今日德、日的参谋本部。他们统揽军权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不须要什么明眼人就可看得出的，简括地说，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就要排汉。他们这种做法能成功吗！肯定的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我们运动革命的方法就是运动会党和联络军队两个方面，在军队方面，排满空气非常浓厚，一般中下级军官佐，几乎有过半是和我们联络的，如果他们一旦觉悟到自己是个被排斥的对象，如砧上肉，任人宰割，他们岂肯束手待毙，而不思铤而走险！军队有无限的潜力，这种破迫铤而走险的情形，已有报告到达我们的手里。这座满汉互相排挤的火药库，它的导火线随处皆是，任何一处，只要稍为接触就会爆发起来。我这次到这里来的宗旨，就是要向大家报告这个有利的革命形势。我们既然了解这个有利的革命形势，就要设法利用它，迎接它，不要让它飘然逸去，坐失良机，殊为可惜。我希望在坐还没有加入同盟会的同志，早日加入同盟会，增强我们的革命力量，这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必能达到的。”

先生演说后，黄芸苏也讲了话，希望大家迎接革命新形势的到来，参加同盟会。

由黄伯耀致闭幕词，并说明入盟手续。盟书是印好的，入盟者签名后，向孙中山先生朗读盟书，举手宣誓。盟书全文是：“中华革命党盟书。联盟人省　　府　　县人，当天发誓：同心协力，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中华革命党党员　　押。主盟人　　介绍人　　天运　　年　　月　　日立。”内容与东京同盟会誓词相同，在文字上有所变换。党名改为中华革命党，与章太炎、陶成章分裂活动有关。

当场入盟的，几乎是参加大会的全体，有数百人，温雄飞的母亲和几个妹妹全家按仪式宣誓入盟。

孙中山与每个入盟人握手，也和温雄飞的小妹妹10岁的温徵德握了手，并拿出一个青天白日徽章，亲手别在她的胸前。这枚徽章一厘米宽，一厘米高，图案是一面展开的青天白日旗，带有二毫米长的旗杆，面涂珐琅，后有别针。辛亥革命前，没人敢取出戴过它，那时保皇党仇视革命党人，有时打闷棍、放冷枪。辛亥革命后，很多人才公开戴这种徽章。温徵德一直珍藏着这枚徽章，日本侵略军占南洋时，被迫毁掉，极为可惜。

温徵德还保存着一张孙中山和她大哥温雄飞的合拍照片，珍藏了五十多年，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凡与国民党有关系者，都定为反革命、反动派，被抄家、被揪斗，这时温徵德年已66岁，为免受灾难，被迫毁掉，使后人不能见到这珍贵的纪念文物。没有一个数学家、历史学家能统计出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被砸被毁的文物有多少！

事实证明，孙中山估计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主张公开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是推进了革命势力的高涨，促进保皇党的分化，许多人站到革命派这边来，顽固派龟缩起来。

孙中山又回到企李街温雄飞家住。保皇党再不敢派人来监视了。

旧金山同盟会支部成立后，进行了若干项工作：一、组织旅美宣传团，遵照先生指示，派几个人到美国凡有华侨集居的大小市埠，宣传革命、发展党员，推出四个人执行，两个人一路，分两路从旧金山出发，到纽约集中，再从纽约出发，返回旧金山。孙中山也参加，大家推出黄芸苏、张霭蕴、赵昱三人组织这项工作。二、组织旧金山周末街头宣传队，是仿照基督教救世军宣传方式，一面旗在前，依次是大小鼓手、宣传队、演讲员。到人多热闹处，全队围成一个大圈子，大小鼓敲击后，演讲员站在中央开始宣讲。演讲员有李是男、黄伯耀、黄芸苏、黄超五、赵昱、张霭蕴、刘鞠可、李禄超等。三、改组《美洲少年》周报为《少年中国晨报》，黄伯耀任经理，李旺任发行，李是男主持方针要项，兼撰文阐发同盟会政治思想，批判保皇党。黄芸苏、黄超五撰稿最多，其中揭发康有为、梁启超骗华侨钱财过着奢侈生活的文章发表后，成效显著，许多保皇党成员读后幡然省悟脱离保皇党。四、加入致公党，孙中山为带动这个美洲华侨最大的团体在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决定采取率革命党人“走进去，而不是请过来”的方针，是英明而远见的，在扩大革命队伍、筹款，有着积极意义。孙中山为避免洪门会中有人对党人阻难，亲自当舅父（介绍人）分批带领党人到致公堂做野（入堂仪式）。据洪门规矩，入围时，洪门找来与他有怨仇的人，当场提出各种质问，令他难堪，甚至造成不被吸收，或当场逐出。但是带领入围者的舅父有威望或有势力者，就没有人敢来作梗为难。据黄伯耀写给温雄飞的信中说：“先生分好几次带领同志们去做野。可见先生爱护同志们的周到。”五、成立债券局，由同盟会和致公堂共同成立，债券样式仿照美国货币印刷，票面五元一张。与美币不同点，是订成一本，有存根、编号、印章（骑缝而盖）。另一面有孙逸仙英文签名、局长李公侠（李是男化名）署名、中文发行说明。在筹款活动中致公堂起了很大作用，热心此项工作的还有金山大埠致公堂大佬（主盟人）黄三德，《大同日报》创办人主持者唐琼昌二人。美国侨胞捐款七万七千元中，其中有一柱大数，即金山大埠致公堂变产所助（1935—1936年间南京国民党曾设“辛亥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会址在南京城北傅后岗，由李是男、黄伯耀两人主持）。六、演戏募款，可收到宣传、筹饷的双效益。李是男主持剧务，黄伯耀主持财务。因是同盟会革命党人登场，公演时轰动全埠，门票抢购一空。那时中国旧式戏院，未行对号入座，先到者入座，后到者立于隙地。演员们出于爱国热情，不惜改变自己的容姿粉墨登场，投入剧情，博得了赞扬，激励了观众的民族情感，支持革命。因用了专业戏班，演员及其设备，要给以报酬，收入虽多，开销也不少。七、义卖助饷，女同盟会员日渐增多，有党人提议，由女同志编织手工艺品献给党部，成本一两角，义卖价是其十倍，花样层出不穷，义卖场所多在党部，也有时上街出售，作者及服务人员，发给奖状一张。温雄飞的小妹，十岁的温徵德卖花募捐，跑遍全市各个角落。同盟会支部还发给她一幅奖状。

其间，党人黄超五在寓所入睡后，因煤气泄漏，不幸中毒身亡。孙中山闻之很是悲痛，令党部同志们料理丧事，以示缅怀。

此时保皇党情况，温徵德回忆说：“随着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保皇党迅速分化，走向崩溃，不敢公开捣乱。1910年和1911年，我带头卖花募捐，跑遍全市各个角落，保皇党不敢碰我。”可见保皇党气势已被削弱，已失与革命党对阵的能力。

黄花岗起义后，香港统筹部出纳科长李海云统计，海外各地捐款，共计157213元，其中美洲侨胞捐款是77000元。

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经香港《中国日报》社冯自由转来孙中山先生在美洲芝加哥、纽约、波士顿所筹八千元港币。因广州新军起义迫近，众同志焦灼万分，香港党人文咸街远同源汇兑公司经理李海云将公司存款两万元取出献给党部，他为避开股东诘责，匿于广州河南大塘村。

党部得此款，立即投入起义准备工作。

1910年1月29日，黄兴从日本赶来筹划，决定在庚戌年正月初，乘清吏休假日举事，先由新军发难，四乡会党配合攻城，占领广东全省后，出师北伐。一路由江西出长江，直取南京；一路由湖南出武汉。任赵声为总司令，倪映典为副总司令。起义的旗帜——青天白日旗，由孙眉及女志士李自平、陈淑子、卢桂屏等在香港湾仔东海旁街76号四楼冯宅制做，数日之内做成百余幅。不料，在农历腊月三十日夜里，新军党人与警兵发生了争执。次日（正月初一），新军出动数百人将警署拆毁，并殴伤警吏数人。粤督袁树勋知兵变事与革命党有关，便加强了戒备。正月初三早晨，倪映典又被同盟会中的奸细、清军管带李景濂诱杀。由于军中无主，于是全军溃散，其他各路也因而未能行动。这是革命党武装起义的第九次失败。

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提出了“中央革命”的主张。他们计划到北京对权贵进行谋杀，以此打击清政府，推进革命的成功。据汪精卫妻陈璧君叙述汪当时的想法是：“自镇南关之役以后，革命屡起屡踬，精卫虑无以对慷慨输将之同志，乃与余及曾醒、方君瑛、黎仲实、喻云纪（喻培伦）、黄复生等约入北京，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震奋天下之人心。”[19]

1909年秋，汪精卫从南洋到了东京，筹划此事。当时马来亚槟榔屿有一革命女志士卫月朗（同盟会员）的女儿叫陈璧君，是个中学生。她很爱听而且乐于接受革命派的演说，对风度潇洒、口齿伶俐的青年革命党人汪精卫十分爱慕，是汪的“热忱听众之一”[20]。陈璧君曾给汪精卫写过求爱的情书，被汪拒绝，她仍不死心，从南洋尾随汪精卫到了日本，表示要随汪同去北京。

汪精卫又从日本到香港购制炸药，正在香港的黄兴极力劝阻，但汪无论如何听不进去。1909年12月，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等到了北京。汪正颜厉色地对陈璧君说：“既然要想和我们一起干，都要死的，我已经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了。”陈璧君说：“我不是为了刺杀摄政王而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21]汪被她的情义所感动，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他们在和平门外琉璃厂东门内火神庙西夹道（即太平桥）开设守真照相馆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些青年革命党人热情有余，似乎是忘了这是清政府统治中心的北京。他们在装束上也未改变，几个没辫发的青年在这里出入，有时还聚会畅饮，“欢声且达户外”[22]，引起了当地巡警和居民的注意。

暗杀的目标最初选定亲王奕劻，因奕劻戒备森严，未能得手。这时，他们闻知贝勒载洵、载涛等人从欧洲考察海军回国，汪精卫、黄复生携着盛炸药的铁壶在东车站“候至竟日”。由于车站上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载洵等人下车后，汪精卫等无从辨认，只好作罢。最后决定谋杀摄政王载沣。为加大爆炸力，他们又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定做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罐一个。1910年3月31日夜，他们把炸药罐安置在什刹海西北面载沣醇王府附近的银锭桥下。他们的活动被醇王府马队卫士金祥瑞发觉，便对他们进行追踪。他们发现有人监视，知秘密已暴露，决定改变炸药安放地点。由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仍留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行谋划。[23]4月16日早晨，金祥瑞先后在琉璃厂东门内火神庙夹道将黄复生、在东北园胡同将汪精卫捕获。

在审讯时，问汪精卫：“谁是主谋？”汪答：“我就是主谋，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问黄复生：“谁是主谋？”黄答：“我自己是主谋，事情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24]两个人都争着救对方牺牲自己，因此两人都要被处死刑。

孙中山这时正在纽约，闻讯后，极为痛惜，对党人说：“汪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又说：“汪先生今下正如身探虎穴地狱而超众苦，所做去的难，留回易的于我做矣！此后唯有希望你等继汪先生未竟之志。”[25]可见孙中山早年对汪精卫的才干和他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十分器重的。

当临近斩首的时候，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农科教授、暗中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程家柽以肃亲王善耆的家庭教师身份，在善耆面前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一条命吧！”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在生死关头，汪精卫面不变色，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写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目的，供词说：“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厉，所谓国家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的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26]汪精卫为让当局放过黄复生，在供词中说：“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

善耆爱其才，未忍行刑，将他们关入监狱。汪精卫在狱中写了一些诗，表现他视死如归的气概：“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27]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慑于革命形势高涨，为笼络人心，实行开放党禁政策，释放政治犯，才于当年11月6日，将汪、黄释放。

汪精卫等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在1910年的冬季，同盟会员刘师复为继汪未竟之事，与同盟会员程克，还有女志士丁湘田到北京，与当时在北京主编《京津日报》的同盟会员郑彼岸聚议，冀图再次谋杀载沣。由程克负责携带炸药，但因程克中途变节，事泄，使清廷早有戒备，他们返回南方。

1911年冬，在全国多省已光复时，刘师复和与他同居的女友丁湘田，还有郑彼岸，为加快结束清政权，再次北上，谋杀载沣。他们抵上海时，适逢从北京出狱的汪精卫。汪对刘说：“南北正议和，清廷将被迫退位，北上刺杀已无必要。遂作罢。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眉出于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弟弟孙中山的屡受挫败，决定亲自组织起义。他在九龙广招会党，从者日众。1911年被当地政府下令离境，又转赴广州湾，易名“黄镇东”[28]，人称“黄大哥”，以三泰利号为通讯处，秘密组织活动。当年10月，广东光复，孙眉回到国内。

革命党第九次起义虽因倪映典被害而未能全面发动，但在新军中形成的革命力量仍然存在。3月至5月三个月里，孙中山与黄兴书信往还，商议下一次的行动计划。黄兴以为还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并建议召开一次会议。他们约定在日本横滨进行面商。黄兴于6月初先到了横滨，为躲避日本警方的搜捕，日本友人萱野长知把他掩藏在箱根的福住旅馆，焦灼地等待着从美国归来的孙中山。

孙中山1910年3月28日由旧金山抵擅香山。擅香山同盟会支部主监人机关报《自由新报》主持人卢信先已接电，与温雄飞、曾长福、梁海等以香山同乡名义带动华侨到码头迎接。先生住在少年时在意奥兰尼中学同学现营锯板厂的钟工宇家中。

檀香山华侨，香山籍人占十分之六，同乡们连续分别举行欢迎会。两三天后，卢信才把先生请到《自由新报》社。

《自由新报》主持人卢信，广东顺德人，曾任香港党报《中国日报》记者，先后加入兴中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宏文书院读书，创办《大江日报》，宣传革命，1907年奉孙中山命到檀香山任《隆记报》记者，后因该报经理干涉他言论自由，而辞职欲回东京复学，被檀香山党人挽留，又为他另办起报馆来，由卢信定名《自由新报》并任社长。在此工作的还有先生长子孙科，此时，他正在教会学校圣鲁易斯学院读书，课余兼任该报的英文翻译。卢信、温雄飞、孙科三人都住在《自由新报》宿舍（不在报社内，位于火奴鲁鲁的住宅区）。

先生在《自由新报》社，分天分批地与党人见面。

温雄飞在照片上见过先生的容貌神态，在旧金山时也常听李是男、黄伯耀谈过先生的情况，先生对温雄飞情况也自然知道，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感到一见如故。有一天，先生把温雄飞单独叫到报社大客厅，要他重写盟书，温问：“我在金山大埠不是写了吗？”先生说：“这是新的，每人都得重写，李是男、黄伯耀他们都已再写过了。”说着取出纸来，叫温抄写新盟书，誓词与旧金山所用相同。温又问：“现在都一律是这样写吗？”先生说：“是的，都一律用三句式代替四句式。新加盟的就照这样写，旧会员见一个重写一个。”

辛亥革命前1911年在国外的留影。

随后在《自由新报》社楼上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分会。都重写盟书，补行同盟会入会仪式。第一批入盟者二十多人。举梁海为分会长，卢信为书记，曾长福为司库。

华侨各界常常派人到《自由新报》社来请先生去给他们演讲。先生的演讲，很受侨胞们的欢迎，他用香山语讲述清人入主后屠杀、割地、赔款等暴虐和卖国的事实以及革命救国的道理，侨胞们听了很受感动。要求入盟的人就多起来。

檀香山郊区有个叫山坝的地方，是农场、工厂华侨工人集居点，先生应邀几次到那里演讲，分会同志们认为这是发展组织的好机会，陪同前往的温雄飞在送先生的车上，带些印好的盟书，每次演讲，都由温雄飞致开场白和结尾词。

先生因连续演讲，就叫人买几瓶未成酒的葡萄汁带着，口干渴时，不喝水，也不饮茶，只喝葡萄汁。后来请先生演讲的人，也买好这种葡萄汁来招待。陪去的温雄飞问：“为什么演讲时，要喝这种饮料？”先生回答说：“这东西润喉最好，喝了可以讲两三个小时不致变声。”

许多人听了先生演讲后很受感动，当场入盟，有的参加大会，目的就是来入盟的。

入盟手续很简便，盟书是印好的，改变了由入盟人自己照写的方式，在空格内填上姓名、时间，主盟人、介绍人签了名，就可以了，不会写字的可由别人代填，但本人在名下要划个十字。盟书填好，站起宣读盟书，和主盟人握手，就完成了入盟仪式。

檀香山入盟的盟书，都集中到《自由新报》社编辑室，令卢信、温雄飞不知如何存放，他们想去银行租个保险箱或寄到东京，但要编好成册，一时做不到。可见孙中山此次在檀香山两个月的宣传活动，使这里同盟会势力迅速发展的情况。4月8日，孙中山致函纽约同志说：“前礼拜日，同志假座埠中戏院大开欢迎会，到者二千余人。人心极为踊跃，大非昔日可比。自开欢迎会后，每晚在《自由新报》馆楼上开会联盟。惟地方有限，故所请人每晚百数位，而到者皆乐于联盟，争先恐后，以足证人心之进步，可为革命前途贺也！”

先生到《自由新报》社，多是早上从钟工宇家来，对分会的同志们的工作给予许多指示。叫他们注重宣传工作，提出要学教会那样找一专人，把宣传书刊免费给他，由他在街头卖，所得全部归他，而且每月还给他报酬25元。他们找到原来在教会担任这种工作的同盟会员杨宽担任。他们把《自由新报》社账房代售的革命书刊赠给他去卖，杨宽因卖得不多，只干了四个月。

温雄飞、卢信为了向青少年宣传革命思想，想办一个学校，征得孙先生同意后，就投入筹办工作，孙先生亲自找到钟工宇、杨广达等人捐资。校名叫华文学校，名义是华商公办，实际是由同盟会主持。孙先生在檀香山时，已筹办完备。1911年春正式开学，有四个班，请了四位教师。

孙先生还要求分会干部们多读书，把带来的亨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困》、俄国无政府党人所著《面包掠夺》等书留给温雄飞阅读。还把亨利·乔治所提倡的土地单税理论讲给温雄飞听，说明他对青年干部的用心培养。

孙先生此次在檀香山还有两段趣闻，一个是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的民族气节，一个是教人如何拉弓炼身。

有一天上午，卢信在《自由新报》社对温雄飞说：“孙先生请吃饭，中午不要出去，还有孙科。”

先生按时来到报社，与卢信、温雄飞、孙科四人一起上街，走进檀香山最大的餐馆杨氏饭店吃西餐。这里食品很贵，顾客多是上等美国人，华侨很少去。招待员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四人选在中央席位。坐定后，招待还好，送来刀叉盘碟。后来顾客多起来，又都是美国人，情况就变了。后来的邻座，都上了菜，而他们的菜迟迟未上。先生环顾四周，见后来的美籍顾客已开餐，随即拿起餐刀在餐盘上连续敲击，当、当、当的响声，把安静的餐厅震荡起来，大家把视线集中到这四位顾客身上，管理员马上跑过来问：“什么事！”先生正襟而坐，庄严地说：“我们是来用餐的，不是来看别人吃饭的。”管理员立即道歉，并派专人招待，非常客气。这件小事，给温雄飞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觉得孙先生在外国人面前真有气概”。

《自由新报》社的同志，曾托日本横滨的同盟会员支部负责人侨商林清泉采购印刷器材。运来时还附有十几张弓。报社的同志们，经常每人拿一张炼身，因为都没学过，各有各的拉法。有一天，孙先生来到报社，见他们每人拿着一张弓正在乱拉，笑着接过弓来，拉给他们看，教他们如何站弓步、如何左手张弓，如何右手拉弦。说：“这样才可炼臂力腰力。”

同志们认为先生除了奔走革命，就是读书，想不到在拉弓上也有个讲究。

在先生拉弓时，同志们发现他的腰带很宽，而且束得颇紧，温雄飞问其故，先生说：“要束紧些才好练功，太松了就炼不出腰力，而且到了中年，束紧些才不致肚子肥了。”同志们听了他既庄又谐的回答，都笑了。

孙中山自投入革命活动后炼身活动，曾在伦敦时与《泰晤士报》记者霍氏等打过篮球，也曾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院内与夫人宋庆龄打过网球，未曾见过练弓记载，也可能是少年时代有过或见过此项练习。

5月中旬，先生到檀香山五岛之一的希炉发展同盟会。5月16日，在鸡地戏院演讲，并向党人宣布改组革命军为同盟会，号召侨胞们参加同盟会投入革命运动，说：“凡热心救国者，请签名。”宣誓入盟者达385人。在希炉活动一个星期返回。

5月30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于6月10日到了横滨。孙中山乘坐的美国轮船刚刚靠岸，黄兴立即跳上船去。久别重逢的两位革命首领，顾不上寒暄，很快就谈起组织起义的事。之后，又秘密在一个旅馆里对各种重要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取得了一致看法。

黄兴临走时问孙中山：“哦！对了，钱！您有钱吗？”孙中山回答：“是的，我有。”说着把装满钱的皮箱指给黄兴看。黄兴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又止住了脚步，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也许您有时需要钱用。”[29]他也顾不得点数，留下几束钞票给孙中山，就走了。他俩对待钱的态度，使在场的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很受感动。他在记述这段经过时说：“金钱的予者和受者，似乎都对金钱的总数毫不在意。这两位领袖之间终生不渝的感情，不能仅仅表述为一般的‘同志’关系，他们对待金钱财物的态度，也经常与此次相同。”[30]

6月11日，孙中山移居东京小石川区原町31番地宫崎寅藏家。宫崎为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弄得家境很困难。原来住在新宿区番众町，因欠房东、米店、酒店钱太多，给人家写了日后清还的保条后迁到原町31番地来。据宫崎夫人宫崎槌子说，同来她家的还有先生的哥哥孙眉。先生进屋脱下被汗浸湿的立领西服，换上了五年前宫崎夫人给他的浴衣，这衣服已很旧了，但先生一直穿着。宫崎夫人很惊奇，感到“孙先生是位非常节省和朴素的人”。

宫崎的家困难得连煤炭和劈柴也没有，宫崎槌子叫孩子们用外边捡来的木片烧水，给先生和他的哥哥孙眉洗澡。

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事，先生的大哥孙眉对先生发起脾气，责骂先生。先生一直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

孙眉此时正处于困境。为支援其弟孙中山革命曾变卖过家产。后来农场又被夏威夷政府收回，1907年春起诉失败后携眷迁居香港，从事种植果菜饲养鸡豚养家。因此，孙眉在弟弟面前自然是满腹怨气。宫崎槌子看了，对先生更加尊敬，她说：“个性很强的孙先生，也有这一面，这个事实，使我非常地感动。”

孙中山在宫崎家，与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骨干，讨论再次起义的时机等问题。又被清政府驻日本代理公使吴振麟所知，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孙文离境，日本政府令警视厅通知孙中山离开日本。

6月23日，小石川区警察署长前田佐门与刑事警察北村利吉到宫崎家令孙中山于本月25日离开日本。

孙中山与其兄孙眉于24日离开东京赴神户，宫崎全家送他们到新桥车站。萱野长知陪同到神户。

25日，先生及其兄孙眉乘安艺丸离开日本赴南洋。途经上海，在一天晚上，又秘密乘车到了杭州，在涌金门乘游船到雷峰塔上岸，来到白云庵，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到深夜。第二天清晨悄悄地离开杭州。

白云庵老僧智亮及其徒意周两人好侠尚义，他们愤恨满人黑暗统治而出家。他们同情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清会党的革命，因此白云庵成为革命党人经常秘密聚会之地。蔡元培、秋瑾、陈其美、黄郛、徐锡麟、褚辅成、王文庆、谢飞麟、章太炎、陶成章以及浙东会党王金发、祝绍康、周华昌、沈荣卿、张恭等到杭州，多集于此。陈其美、黄郛曾三次在此秘密传达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指示。

杭州雷峰塔下的白云庵也曾是一个有着革命党人活动足迹的光荣的革命圣地。

孙中山长年奔走革命，周游各地，国尔忘家，惟于孝心不忘。7月上旬，途经香港时，欲上岸看望母亲，因当地政府禁止入境，只好嘱人将母亲接到船上，慰问备至。船将行，母子始别。

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于1888年孙中山22岁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学时，已去世。母亲当年已82岁，随兄孙眉在香港居住。

孙中山于7月11日经香港、槟榔屿抵新加坡。在此，函约各地同盟会干部，前来会商日后计划。

7月19日，孙中山到了槟榔屿。这一天，他的母亲杨氏在香港九龙牛池湾病逝。孙中山闻耗十分悲恸。孙眉经济拮据，无以下葬。孙中山只好急筹港币1千元汇去。夫人卢慕贞知孙中山由日本抵槟榔屿，带着两个女儿孙娫、孙婉，由九龙到槟城团聚。

8月间，孙中山向南洋各地同盟会发函，指示取消新会员交纳入会费的规定，各分会干部实行发薪制度。又致书檀香山同盟会分会，要求为南方支部筹款。9月间，致函美国银行界朋友布思，说明起义时机日趋成熟，要求加快筹款，希望先支付5万美元。函称：“吾党在广东新军中之处境业已恢复旧观，且将在短时日内益增强大。清朝其他新军之态度亦复如是，均在日趋热望行动令下全面举义。[31]”10月到11月间，孙中山连续致函南洋各地革命党人，说明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需筹款10万元。指出：“时机日逼，外面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梁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32]“此事非有小款，无从布置联络各省为一气。故今日之急，以在外洋运动款项为第一要义。”[33]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约集上层干部黄兴、赵声、胡汉民、黎仲实等举行会议。“时各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以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集安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34]当问到大家下一步打算时“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孙中山勉励大家说：“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35]在他的鼓励之下，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发动起义。当即由孙中山函约南洋各埠同盟会员派代表来槟榔屿开会。

当天（11月13日），在槟榔屿打铜街120号党部，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主要干部有黄兴、赵声、胡汉民、邓泽如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同盟会员代表，孙眉也来槟榔屿参加会议。孙中山在会上鼓励同志们：“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并强调只要作好“充分之准备”，便可成功。大家重振革命精神，决定筹款再举。会议决定，这次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力，另择5百名革命党人充当“选锋”，攻占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进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进南京。在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清军反正，届时响应，会师北伐。“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36]并指派黄兴、赵声、胡汉民三人主持筹备。

11月下旬，赵声返回香港联络广州新军，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各埠募款，孙中山因各地殖民当局禁止入境，只得在槟榔屿以信函方式筹款。

12月6日，南洋殖民当局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勒令孙中山出境。

孙中山在日本、香港、越南、泰国、缅甸、南洋各地已无一寸立足之处，只得又远赴欧美筹款。孙中山于当日离槟榔屿赴欧洲。夫人卢慕贞及两女留槟榔屿居住。母女三人生活费用由南洋华侨革命党人供给，每月1百元。孙中山于12月28日抵巴黎。诚如康德黎博士在追述他的高足奔走革命的处境时所说：“他曾是一个被弃者，远离家园，时而避于甲国，时而避于乙国，全世界似乎没有他立足地……因为在任何国家之下，他得不着安定，虽至天涯海角。将二十年间，他无时不感到一种残酷、死亡迫在眉睫。”[37]他曾是个书生，无钱无势，多年如一日，在海外饱尝千辛万苦，历经艰险而百折不回，用生命作赌注，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黄兴于1911年1月18日从新加坡抵香港。月底，统筹部在香港跑马地35号成立。黄兴、赵声分别任正副部长，胡汉民负责秘书部（胡2月底才到香港，先由陈炯明代行职务）。另在广州设指挥部，由赵声任总指挥（因赵在清新旧军中有影响），黄兴为副总指挥，并设秘密机关四十多处。

孙中山于1911年1月19日抵纽约，31日抵旧金山，2月6日由旧金山到加拿大温哥华。各埠致公堂派华侨代表到车站欢迎的有一千多人。孙中山以大哥（洪门会称起兵反清的首领为大哥）身份，受到当地洪门会的热情接待。次日，在华人戏院召集会员大会，讲述洪门会最初反清宗旨和革命道理，连续四天座无虚位，听者达2千多人。虽大雨淋漓，听者仍极为踊跃。

孙中山见加拿大华侨热情高昂，便向致公堂建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以接济国内起义。致公堂首领们都欣然赞同，并推刘儒堃为筹饷局总理，岑发深为司库，陈榛如为中文书记，黄希纯为英文书记，黄纪杰为交际干事。他们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金币债券，分10元、100元、1000元三种。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由筹饷局发给临时收据，俟在美国印制的金币券寄到，凭收据换取金币券。温哥华致公堂带头捐港币1万元，许多工人将整月工资都捐了出来。

香港统筹部黄兴、赵声因广州起义将近，屡电催款。冯自由建议：因洪门会员多属劳工，凭个人捐助不足应急，各埠致公堂都置有堂地房产。如变卖助饷，可事半功倍。于是，孙中山到加拿大致公堂所在地维多利埠动员。但考虑到自己身为外客，不便直接倡议，就授意热心革命的青年华侨相机进言。在维多利埠致公堂的欢迎宴席上，果有会员说：“孙大哥现接香港急电，广东起义在即，急需军饷，本堂有楼房，可抵押现款汇寄香港济急。”[38]次日，致公堂召集会议研究，大家一致赞成将会所楼房抵押，得港币3万元，寄至香港。当地有华侨林礼斌、朱文伯、黄宣霖等自动汇饷4千元。胡朗度、曼地可两埠致公堂也效维多利埠，将会所变卖汇款至香港。之后，孙中山沿太平洋铁路继续到加拿大各埠募款。为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从各地共筹饷l5万元。其中加拿大最多，筹款7万余元。4月19日，孙中山由加拿大抵纽约，继续为革命筹款。

统筹部原计划在4月13日发难，不料，在4月8日这一天，从马来亚来的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引起当局对党人的戒备，加之从日本购买的武器也没运到，起义时间只好推迟到月底。4月23日下午，黄兴从香港到广州。次日，他得知当局将两个巡防营调回广州，将挨户搜查革命党人。他担心起义计划可能被泄露，如果再推迟日期，革命党人的准备活动将会更加困难，整个计划有可能流产。因此，他决定在4月27日举事。

“选锋”敢死队8百多人，分别来自江、皖、川、闽等省和海外的党组织，已陆续到达香港或广州。起义前，他们给同志、父兄、妻子写了绝命书，悲怆哀惋，感人肺腑。黄兴写给南洋华侨同志的书信中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39]林觉民24日深夜在广州，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40]他给爱妻陈意映的信是写在大块白色正方形的手帕上的，信中说：“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41]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42]信中还追述了夫妻恩爱之情：“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最后，他安慰爱妻说：“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觉民别名）在也。”方声洞26日在写给父亲的绝笔书中说：“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43]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和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他们舍生赴义前的凄绝之情，感人泪下。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豪情壮志留芳青史，千古不朽。

按原计划举事时8百名“选锋”队员分十路发动，由于部分人员未能如期从香港赶来，临时决定改为四路，分别由黄兴、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率领。黄兴率领的第一路进攻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领的第二路进攻广州小北门，占飞来庙，接应起义新军进城；陈炯明率领的第三路袭取巡警教练所；胡毅生率领的第四路守南大门。

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点半，螺角齐鸣，黄兴率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林时塽等“选锋”队员160人，臂缠白布，脚穿黑面胶底鞋，手执枪械、炸弹，由小东营指挥部出发，攻打两广总督署，途中击毙抵抗之巡警，跑步直扑总督署。见有少数卫队守卫，革命党开枪射击，将清兵管带金振邦击毙，冲入二门，击破敌卫队，直入后堂。本想活捉两广总督张鸣岐，但在革命党与督署卫队交战时，张鸣岐仓皇丢下老父妻妾，越墙逃到天平街水师提督公所，与水师提督李准指挥清军抵抗。林觉民受伤被俘。黄兴在室内点了一把火，率部出督署。行至东辕门，与李准调来的卫队遭遇，林时塽向清军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协力，恢复汉土。”敌人向他开枪射击，林时塽中弹牺牲。黄兴举枪还击，右手中弹，断中、食二指。队伍又分三路发动进攻。黄兴率领十人出大南门，计划接应防营起义队伍，转攻水师公所。黄兴与方声洞走在前面，行至双门底，遇到防营起义队伍数百人。但因他们没有缠带白布标记，双方互相射击。方声洞在这场误会中，中弹牺牲，年仅26岁。起义队伍且战且走，经过几次巷战，人员逐渐分散，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最后只剩下黄兴一人。他退到一家小货店，用肩膀撞破门板进入店内，隔着门板在缝隙中持双枪左右射击，击毙七八个敌兵。敌军退却后，他化装逃到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一女同志同盟会员徐宗汉处，包扎好伤口，隐蔽起来。三天后，即4月30日，由徐宗汉护送到香港。后来他们结成夫妻。朱执信在战斗中手部和胸部负伤，血迹透衣，因子弹用尽，将空枪掷于路边，转到双门底附近流水井一个私塾里隐蔽。数日后，大南门、太平门开放，才化装搭船到香港，寄寓胡汉民家。进攻总督衙署后门的一支队伍中有喻培伦、罗允、莫纪彭、但懋辛、熊克武等人。喻培伦被誉为炸弹大王，曾因试制炸弹，伤掉一只手。在这次战斗巾，他奋勇异常，仅用两个炸弹就把督署后墙炸开一个大洞，队伍蜂拥而入，署警卫、清兵四散逃命。起义队伍七十多人从前门冲出，转攻水师公所。在莲塘街北口，与水师遭遇，展开巷战。他们分散在东西两边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阻击敌人。喻培伦登在屋檐上，向清军猛投炸弹，连续打退敌军几次冲锋，击毙敌兵不计其数。他们一直坚持到半夜，因众寡悬殊，只好且战且走，分散退却。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向敌人猛投，炸得敌人落魂丧胆。但他本人身负数伤，弹尽力竭，最后被敌人所俘。这次武装起义坚持了一昼夜。

在这场激战中，其他三路没有出动，只黄兴一队孤军作战。陈炯明、姚雨平两队已到广州，袖手旁观。胡毅生一队150人，多数人还在香港。赵声和胡汉民于起义的第二天早晨到广州，见起义已失败，于当天返回香港。在广州郊区及邻县响应起义的队伍，也都被清军水师提督李准镇压了下去。

林觉民被俘后，清水师提督李准在提督衙署亲自提讯。在座清吏们多是广东人，林觉民怕他们听不懂普通话，便用英语和他们讲话。当时广东官吏多数会英语。林觉民侃侃而谈，大讲世界形势，宣传革命思想。起初，他坐在地上讲，后来敌人打开手铐脚镣，请他坐到椅子上。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听了“为之心折”。[44]敌人送过笔墨纸张让他书写，他一口气写了几千言。每写到激愤之处，敞衣捶胸。每写满一张，李准就捧到张鸣岐面前。张阅后，作叹气之态。林觉民写完之后又当堂演讲，告诫清朝官吏们洗面革心，革除清朝暴政，建立共和民国。几天后，敌人将他杀害，年仅25岁。噩耗传来，其妻陈意映昏死过去。后生一男孩取名仲新。

喻培伦被审讯时，为避免牵累别人，冒名王光明，在堂上怒斥敌人，慷慨激昂地宣告：“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45]就义时也年仅25岁。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追赠其为“大将军”。1981年，在他的家乡四川内江市人民公园内修建“喻培伦大将军纪念碑”，供后人瞻仰。

4月27日广州起义失败后，由越秀山麓到双门底各街道上，殉难烈士数十人遗骸枕藉。清政府地方官吏只顾调军搜捕革命党，四天后才通知各善堂收殓。各善堂派仵工把烈士遗骸运集在东门外旷地。同盟会机关秘密筹划将烈士遗体收葬。此时，在广州的同盟会员、《平民报》的主笔潘达微，不顾个人安危，先与方便医院总理陈惠普及各善堂联系，请求他们施棺施地掩埋烈士。他对善堂董事们说：“义士们为国捐躯，真诚为国民谋幸福。他们和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怎能忍心把他们草草埋葬呢？”后来又到广仁善堂请求，说时声泪俱下。善董徐树棠听了，很受感动，决定将东部红花岗一段地区拨作葬地，并负责棺殓营葬各事。潘达微打躬作揖连声称谢。他亲到该地视察了一遍，极为满意。收葬时，他见烈士遗体有的两三人被铁链捆在一起，而且已经肿烂。就嘱咐仵工逐个解开，洗去血迹，随殓随舁往葬地。这天，云幕低沉，细雨蒙蒙。他与仵工一起，从上午11时到下午4时，一直主持到最后一口棺材下葬。潘达微环视了一下红花岗四周，顿时感到红花不如傲霜的秋菊黄花，便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于是，黄花岗因此而得名。[46]因为起义烈士遗体合葬在黄花岗，后人称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为黄花岗起义。1929年潘达微病逝后，南京政府特准附葬于黄花岗墓场。

1918年华侨捐款为起义烈士兴建陵园。孙中山亲手植下四棵松树，还在坊门上题了“浩气长存”四个大字。中间是七十二烈士墓碑亭，后边是烈士纪功坊。整个陵园巍峨壮观。

孙中山高度赞颂了烈士们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的英勇气概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他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47]

这是第十次起义失败，但清政府的末日将要到来，当时陕西有民谣说：

不用掐，不用算，

宣统不过二年半。[48]

庚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奔走海外各地筹饷，以图再举。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足迹遍及美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日本、南洋等地。

国内黄花岗起义的第二天，4月28日，孙中山偕朱卓文由纽约到芝加哥。在车上，他看到外国报纸上登载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下午6时抵芝加哥车站，前来迎接的除同盟会同志外，还有致公堂、安良堂、协胜堂的大佬多人。下车后，寓德皇饭店。欢迎者陆续散去后，孙中山脱下西服，换上和服，对同盟会同志梅乔林等人说：“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我刚才在车上看见西报上登的消息。”诸同志闻后，情绪紧张起来。孙中山立刻拟电稿致香港给胡汉民，电文是：“闻及败。各同志如何？何以善后？”密电当晚发出。

梅乔林等同志离德皇饭店，回同盟会机关，即在唐人街张贴布告：“准于三十日（写的是中国农历，应是一日，公历4月29日——作者）下午6时，在福州酒楼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请各界人士踊跃参加。”晚上，参加者极踊跃，留学生人数最多。孙中山演讲革命救国，并劝募军饷，以助国内起义。当场解囊认捐者甚多。一位留学生发言，说：“革命救国是人人应做的事，我是一个穷学生，身上只有美钞五元，我愿全数捐出来，以尽我的一份义务。”他说的是很流利的广东话，孙中山随即表彰了他。梅乔林即向与他同来的人问这个留学生的出身。那人说他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儿子，名叫李国庆。梅乔林听了甚为惊讶。到夜12时才散会。散会前宣布次日晚8时，在中华会馆再请孙先生演讲。

连续几天，孙中山都应邀到各处演讲。

香港方面，一直没复电来，孙中山一周之间给胡汉民发了三次电报，均无回电。

5月4日，同盟会支部租定芝加哥青年会请先生演讲，当晚参加听讲的比前几次人数更多。先生于8时开讲，原订11时结束，因先生挂念广州4月27日起义失败后党人情况，情绪不安，神态气势逊色于往日，讲话失去平时感染力，演讲二时，听众逐渐离去，场中有人交头接耳。梅乔林下台坐在听席中，听到一人说：“据说孙先生演讲口若悬河，今天演说的恐怕不是孙先生，走吧！”

梅乔林见此情况，请先生提前结束，早回旅舍休息。返回德皇饭店不久，同盟会支部送来一封电报，孙中山接过，命梅乔林译出。电文第一句话是“克伯展归”四字，梅乔林看不懂，向先生请教。先生顿开笑容，对梅说：“克是黄克强，伯是赵伯先，展是胡展堂。我原来以为他们几个都遭遇了不测，现在总算获得安全，我也放心了。”

电报译完，其全文是：“克伯展归。克夫（注：何克夫）、克武（注：熊克武）、执信（注：朱执信）力战出清（注：后来听展堂先生说：‘清’字是‘险’字之误）。佛山起，毅（注：胡毅生）或在彼，死者姓名后报。”

第二天，5月5日，又接胡汉民来电，说：“恤死救亡，善后费重，奈何？”

孙中山即向各同志表示：“办理善后，是需要各同志合尽心办的。”当天，芝加哥同盟会筹到三千元，电汇香港应急。当天同盟会为筹款事开会，请先生指示办法。孙中山指示：“筹饷方法，各地不同，譬如在南洋筹革命军饷，受当地政府限制，但在美国却可以自由筹款，各位同志体察实情，决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了。”梅乔林建议设立“革命公司”，征一万股，每股美金一百元，凡认股者即为同盟会会员，俟革命成功后，股金加倍偿还。股票上不写姓名，只写号码。孙中山认为此法可行。先生命梅乔林草拟《革命公司缘起文》，梅请先生亲撰。

当晚，孙中山返回德皇饭店后，随拿起一份隔日的英文报纸作稿纸，不假思索地振笔直书。先生下笔如飞，很快将《革命公司缘起文》写完，由梅乔林抄正，孙中山审阅一遍，又改了几个字。后来，梅乔林将原稿带回家乡珍藏，民国二年讨袁失败，乡间传言，袁军要搜家，家人将原稿及孙中山的手札，付之一炬。

5月6日下午，孙中山偕朱卓文离芝加哥赴波士顿为死难烈士募集抚恤费用，积极奔走筹款。当天晚上，梅乔林赴圣普，为“革命公司”进行招股工作。

不久，孙中山闻知黄兴因黄花岗起义党之英锐牺牲殆尽，悲愤万分，要“与李（水师提督李准）、张（粤督张鸣岐）等贼拼命”，亲自将他们暗杀。孙中山急电劝止：“不可轻生偾事，致碍大局。”[49]黄兴覆电要求汇款2万元，在广州设立暗杀机构，乃可。8月间，孙中山在旧金山，从洪门筹饷局及檀香山、伦敦三地筹集了15000元寄至香港。黄兴得款后，即组织暗杀团。

当年8月，林阿庸在广州将水师提督李准炸成重伤。10月，李沛基在广州将清廷特派驻粤将军铁腕人物凤山暗杀。吓得广东都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龟缩避居。

孙中山历来不赞成对敌人采用暗杀手段。他说：“我们革命党人做革命工作，应该光明磊落，不用暗杀。”“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50]

孙中山抵美国后，曾致函宫崎寅藏，希望他设法疏通日本政府准其入境。函中说：“设法向陆军大臣处运动，能得许我到日本居留，则于交通北洋陆军，甚为利便。”反映了他急于想和同志们在一起直接参加指挥起义的心情。

在美国，孙中山首先进行同盟会与洪门会的联合工作。他与美洲同盟会总会会长李是男、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等，研究决定美洲各埠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会。于6月18日，分别在《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上公布联合通知。

同盟会以“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运动之元祖，而大埠致公堂之改良新章，更与本会三民宗旨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51]为号召，动员党人入会；致公堂以“与同盟会联合结大团体，匡扶革命事业”[52]为由，欢迎革命党人跨会。7月，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孙中山在代为拟订的《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中标明：以“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为目的，号召爱国华侨“供财出力，以助中华大业之速成”。局中干部由致公堂和同盟会共同选派。黄三德为监督，朱三进、罗敦恬为副总办，李是男为会计。9月2日，分两路从旧金山出发，进行宣传筹饷。孙中山与黄芸苏往美国北方各埠；张霭蕴与赵煜去美国南方各埠。“捐款尤以工人为多，且有无工栖身而借债捐助者。”面对这种情景，保皇党则“垂头丧气，目瞪口呆”。孙中山在给党人梁泽生的信中断言：今后国内革命，一旦再起，“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53]

第十七章　武昌起义后的外交活动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洪流，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推行了“预备立宪”的骗局。1905年7月2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

清政府先在7月16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又在8月14日续派商部右丞绍英等五位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当时，保定师范学堂的学生、反清志士吴樾闻知此事，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人民的欺骗，便设计谋杀五位大臣。9月24日，当五大臣在前门车站登上专车时，吴樾穿着自己买的一套无顶红缨官服乔装官方仆从，怀揣炸弹，登上专车。正要投掷炸弹时，因机车与列车接轴受震动，炸弹引发，不幸殉难，[1]五位大臣中仅绍英和载泽受轻伤。清政府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与载泽、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12月2日启程。

1906年7月17日，孙中山在英属马来联邦森美兰州首府芙蓉（今译塞伦班）与华侨座谈时，揭露清政府的假维新骗局，指出：“近一二年来，内外赞成革命者大不乏人，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彼满虏处此，万不能与革命风潮相抗拒，而不能守一成不变之成法，以保子孙帝王之业，乃始下诏维新，以觇汉人之志向。继则公然宣布立宪，预备九年之国会，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实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2]

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预备立宪期为9年。革命派认为这是伪立宪，是对人民的欺骗，但国内的改良派和国外的保皇派却对此欣喜若狂。他们遥相呼应，竭力鼓吹君主立宪以达到反对革命的目的。各省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地方官绅相继成立起“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等团体。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将保皇会改称“国民宪政会”。不久，又改称“帝国宪政会”。他们因而被人们称为立宪派。

1909年，清政府在各省设立咨议局。1910年，在北京设立由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组成的资政院。1911年，撤军机处，改设内阁，任庆亲王奕勖为内阁总理大臣。13个阁员中，满族贵族占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人称皇族内阁。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欺骗性由此可见一斑。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给帝国主义4亿5千万两银子的巨额赔款分摊到各省，大小官吏乘机勒索，新旧捐税层出不穷，人民不堪其苦。从1909年到1910年，全国各地出现的饥民抢米、抗捐抗税斗争风潮达4百多起。1909年，湖南又发生水旱灾荒，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粮食，米价暴涨四五倍。号称米市的长沙，也发生了严重的米荒。湖南10万多灾民靠吃树皮野菜度日。1910年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有个挑水工黄贵荪的妻子，用家中仅有的80个大钱要去买一升米，因其中有几个是不能通行的大钱，粮店拒收。傍晚，当她凑足80文钱再去买时，米价又涨数文，只好空手返回，全家4口投水自杀。[3]群众听到这个消息，愤愤不平，自发集聚起来捣毁那家米店，要求巡抚下令减低米价。巡抚竟派兵镇压，杀死3人，打伤几十人，群情更加激愤，又捣毁100多家米店，烧毁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日本领事馆、洋行和教堂。清政府派兵对群众进行疯狂镇压。

1910年5月，山东莱阳知县朱槐之借口实行新政练兵筹饷，强加捐税。乡民要求用备荒的仓米代捐，发现仓米已被官吏们私吞。乡民7百多人在曲诗文率领下要求清算仓米和减轻捐税，遭到拒绝，酿成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起义，围攻莱阳城。

腐败的清朝政府，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大量出卖矿山、铁路主权。1900年以后，以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主的爱国群众，展开了收回路矿主权的运动。1903年，盛传清政府又将川汉铁路的建筑权出卖给英国，四川人民立刻起而抵制，自动筹集股款抢先修筑川汉铁路。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并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而四川人民筹集的铁路股金却不予发还。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掀起保路运动。9月，清政府令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四川总督赵尔丰派兵前往镇压。蒲殿俊、罗纶等被诱捕，数万人涌向总督衙署请愿，赵尔丰命令军队开枪，当场打死32人。不久，四川省各地纷纷发生起义。

四川保路运动前后，四川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联络哥老会，于8月成立保路同志军，在荣县举行起义。进攻成都失败后，转战别地。到9月，攻下了许多州县。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荣县因而成为革命党在西南的势力中心。

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它有力地鼓舞了湖北、湖南革命党人的斗争。

广州起义后，革命党人为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起义，决定在上海设立指挥机关。原来同盟会在上海有分会，由1905年10月入会的蔡元培任分会长，蔡于1907年去德国留学，又加上同年徐锡麟、秋瑾皖浙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照会沪租界当局大索党人”，“诸同志多也避之”，所以“自是丁未（1907年）至庚戌（1910年）三四年间，同盟会在上海之党务几乎完全停顿，长江沿岸各省之革命工作，亦无所进展”。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湖州会馆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选举了陈其美（庶务）、宋教仁（文事）、谭人凤（交通）、潘祖彝（财务）、杨谱笙（会计）五人为领导人，在长江流域各省设立分会，派居正主持湖北分会，焦达峰主持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成主持安徽分会，吴玉章、张懋隆由东京同盟会总部到上海后，被派往四川主持四川分会。其他省也设了分会。

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决不是有人说的是同盟会的分裂，而是同盟会党势的扩大，筹建人员都是忠于孙中山的革命骨干。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由于宋教仁、谭人凤经常在外活动，实际工作的主持人是陈其美。

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父亲早逝，家境困窘，在石门县的善长当铺当学徒，27岁到上海同泰丝栈当助理会计，1906年夏到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学政法，当年冬，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1908年春被派回国，奔走于杭州、上海、武汉、天津、北京等地，艰难地开展工作，联络党人，发展革命势力。1909年在上海接办革命机关天宝栈，准备策动江浙一带革命运动。在这同时，他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从1909年到1910年在上海先后创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宋教仁办《民立报》，兼该报的访事（记者）。1911年4月，黄兴、赵声发动广州起义，他应邀到香港参加，失败后，他以上海新闻记者名义到广州活动，险及于难。随后返回上海，继续发展革命势力，准备在长江一带举事。

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通过陈其美的苦心经营，“会务益振”[4]，在马霍路德福里1号设立总机关，在宝昌路15号设立制炸弹处，在嵩山路11号设军火库。为便于联络各省党人开展活动，设打铁浜45号、后马路湖州旅馆、万安旅馆等数处招待所。

陈其美的工作最突出的成效，是他“联络商团，媾通士绅”，还有联络帮会，发展革命势力，上海著名的商界人物虞洽卿、江苏铁路局董事李平书、上海信成银行主任沈缦云、日清轮船公司买办王一亭、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叶惠钧、上海自治公所议长沈恩孚等在陈其美争取之下，都参加了革命活动。虞洽卿、叶惠钧、沈缦云等还加入了同盟会。还和会党头目刘福彪“歃血为盟”，使刘手下三千多人成为革命力量。

以“四捷”（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著称的陈其美，用他那灵活的交际手腕，通过与帮会头目的联络，在上海社会上到处发展革命的势力。当时“上海的戏院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都有他的党羽”。[5]还在租界里设革命机关，为了避开官方的注意，甚至在妓院里开展活动。张奚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会会长）回忆他第一次与陈其美见面，就是“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的。[6]

出于发展革命势力的需要，出入妓院秘密工作，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更谈不上是什么“纵情声色”。正如有人说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长期传为历史佳话，为什么要苛求陈其美呢”？他为革命勤奋竭力，不顾个人安危，孙中山说他“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垂十余载，其间慷慨持义，联缀豪俊，神密勇进，数濒危殆”。[7]

通过陈其美艰苦的工作，为以后上海和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陈其美是辛亥革命中杰出的革命活动家。

广州起义失败后，原来准备在湖北响应的共进会（同盟会的另一支派，主要成员都保留着同盟会的会籍）骨干成员居正、刘公、杨时杰、李作栋、邓玉麟、焦达峰、杨玉如、杨晋康、刘英、胡祖舜、查光佛、宋镇华等，于5月3日在武昌胭脂巷24号机关内召开紧急会议，由汉口赶来的孙葆仁带来一份上海革命党报《民立报》，报上载有“黄兴攻督署阵亡，胡汉民、赵声当场被捕”[8]的消息。大家传阅后，会场的气氛顿时严肃低沉下来。居正对大家说：“广东此次失败，本属我党一绝大损失。不过，以本人推测，克强、汉民、伯先等阵亡与被捕之电，恐未必确，尤其克强同志，他既有勇气向督署杀入，无人抵挡，岂无机智向别处杀出化装逃走吗？或者尚有一线生机也未可知。”有人说：“《民立报》是本党的机关报，怎会撒谎？”居正说：“惟是我们的报纸，故意载这些有烟幕弹的新闻，或者还捏造些重要人物或死或捕的电报，和缓官厅跟踪踏缉呢，我们同志不必过分泄气。粤事既已覆了，且研究以后进行的办法。”大家以为居正的想法有道理，重新振作起精神。孙葆仁（字尧卿）在发言中说：“现在广东既已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同人赞成吗？”焦达峰也表示：“假如克强真死了，我们也不革命吗？就从我们两湖干起来，再不要依赖别处了。”于是，大家决定和湖北的另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该社的领导成员与同盟会保持着联系）联合起来，在文学社机关（武昌小朝街）设立总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任总司令，共进会军事部长孙葆仁任参谋长。

为扩大革命影响，党人邓玉嶙等与孙葆仁密商，让孙葆仁改名孙武，假称孙中山之弟。孙中山字逸仙，葆仁也改字遥仙。[9]并对外宣扬：“革命成功，选孙中山为总统”，“孙中山比华盛顿还慈爱”，“孙中山已在国外购妥许多兵舰、枪炮”等等。当时社会上一些青年学生和清军官兵非常信奉孙中山，果然，入会的人多了起来。尤其军界，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入了会。[10]

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说：“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发难前，有人问他是不是“孙党”，他说：“只要是革命党，就都是在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我们都打心眼里把孙先生当成领袖。又如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无不拥护中山先生，其中的共进会，就是以同盟会宗旨为号召开展革命活动的，其领导人孙武还曾被认为是孙文的弟弟，文学社也是主张推翻清朝专制制度，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像这样的一些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所发动的武昌起义，当然是中山先生领导的。”

9月14日，共进会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与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系。25日，他们到上海马霍路德福里1号中部机关，述说了武汉及长江一带起义准备情况，并把给黄兴的信请中部总会转交。中部总会派吕天民把信带到香港交给了黄兴。

黄兴看了湖北同志的报告，极愿前往主持起义工作，但因军费尚待解决，便急电在美洲的孙中山设法筹汇。

9月2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共60多人，在武昌胭脂巷机关再次举行会议，决定于阴历八月十五日（10月6日）起义。文学社社长同盟会员蒋翊武任总司令，共进会军事部长孙武任参谋长，刘复基、蔡济民、吴醒汉、王建章、张廷辅为参谋，刘公为起义总理部总理，杨时杰、杨玉如负责内政，杨宏胜负责交通，邓玉麟负责传达命令。电告已回湖南的焦达峰在湖南准备同时发难。当日，对各标、营、队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进行了部署。

10月9日上午10时，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楼上配制炸弹。刘公之弟刘同口含纸烟从外而来，上楼旁观，将烟灰掉在配药盒内，引起爆炸，楼窗玻璃都被震破，浓烟弥漫全楼。孙武满面血流，昏倒在地，在场同志李作栋、陈光楚、汪性唐等用被幅将孙武头部包裹，扶出后门，用车送往同仁医院救治。其余同志急将制炸弹药料运出。锁在柜内的旗帜、印钤、名册、文件等物未及携走。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们呼喊“救火”。中午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夺门而入，即将前后门把守，在楼上楼下搜查，用斧将大柜砍开，将所有旗帜、名册、符号、文件等物搜出。刘公寓所在同里1号，两处紧邻，刘公之弟刘同回寓后，被人密告。俄捕又到刘寓搜查，将刘同及刘公妻、亲友捕去。

邓玉麟外出购物，回来见此情况，立即渡江至武昌小朝街85号机关报告。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张廷辅、陈磊等听后，众皆相惊失色。刘复基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满奴铁血相拼的时候了。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蒋翊武也说：“再无别法，只有及时举事，或可死中求生。”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发难。议定当夜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各标、营、队革命同志同时并举。大家分头到各军部署。

俄国巡捕将掠走的文告、名册、旗帜、符号及被捕人员，移送江汉关道署后，转解武昌督署，审讯时，有人畏刑吐实。于是武昌革命机关及革命党人活动情况被泄露。

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湖北提督张彪下令关闭城门，调巡防营、守卫队，于当晚按名册分途搜捕。这是武昌最恐怖的一夜。

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方兴、陈宏浩在小朝街85号机关正准备起义工作，将至12点钟时，忽然清兵破门而入，全部被捕。在押往警局途中，方兴逃走，陈宏浩与来捕之警官相识被纵逃。到警局后，蒋翊武因身穿长袍，拖着辫子，样子不像革命党人，不被注意，乘敌人疏忽，混入人丛中脱身逃出。杨宏胜于晚间至工程营送信被守卫阻拦，投掷炸弹受伤被捕。

当夜瑞澂令武昌知府陈树屏会同习练公所总办铁忠及各司道在督署对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审讯。先提彭楚藩，彭是宪兵营正目，身着制服，在庭前大骂铁忠，铁忠令剥去制服，绑去候斩。彭边走边喊：“黄帝万岁！民国万岁！”提审刘复基时，刘到庭厉声说：“我是革命党，要杀就杀，何必多问！”痛斥清廷的残暴及官吏的腐败，滔滔不绝。推出时，刘高呼：“同胞呀！大家起来革命！”最后提审杨宏胜，杨因向敌人投掷炸弹面部被炸伤，黑如焦炭。敌人问过他姓名，铁忠即令写就旗牌候斩，宏胜骂道：“好，只管杀！你们奴才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次日（10日）上午8时，敌人将他们押至湖广总督衙门外杀害。群众拥至，填街塞巷。就义前三烈士高呼：“孙中山及未死同志万岁！”观者落泪。后于督署门外东偏墙隅三烈士殉难处立有纪念碑，其文是“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就义处”。

昨日（10月9日），因敌人搜捕，革命党人有的逃出武汉，有的隐避深巷。邓玉麟、李济臣、黄元吉、马骥云等继续联络，邓玉麟在汉口找到了孙武、刘公，决定迅速通知各标、营、队新军的革命党人，于明日（10月10日）晚举义。由起义总理部总理刘公草写布告，以“临时大总统孙文”署名，以张声势。10日当晚7点，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一个排长陶启胜带两个士兵巡营时，发现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程定国等在擦枪、装子弹，正欲行动。陶厉声喊道：“你们想造反吗？”金兆龙厉声答道：“造反就造反！怎么样！”陶将金兆龙的双手抓住，令士兵将金绑起来，金兆龙喊道：“同志们，反吧！”[11]程定国用枪托击陶，陶转身要逃，程向陶背部打了一枪，陶当场毙命。枪声一响，工程营革命党人应声而动。三名队官出面镇压，被当场打死。八镇工程营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鸣笛集合了40多个士兵冲出营房奔楚望台军械库。步兵29标排长、革命党代表蔡济民闻枪声，率一支队伍也奔楚望台军械库，守楚望台的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响应，于是军械库被革命党人占领。吴醒汉等召集30标革命党人、41标留鄂部队在胡廷左率领下先后到楚望台。革命党领导人，有的伤，有的牺牲，有的各占一方不能相顾。总司令蒋翊武被捕逃出，此时尚未返回武昌。起义队伍临时推举素有威望并有丰富的军事知识的工程第八营驻楚望台的左队队官革命党人吴兆麟为指挥官。此时，炮兵、步兵各营和军事学校学生也先后闻风起义。

楚望台军械库被革命党人占领后，枪支子弹得到大量补充。

马明熙率领一支队伍，去开望山门，迎炮队入城。其余大部分进攻总督衙门。

南湖炮队接到邓玉麟传达起义命令后，已作好发难准备。听到城内枪声四起，孟发城、徐万年等拖出大炮，向附近清军骑兵轰击。骑兵中的革命党人也鸣枪响应。此时前来迎接的马明熙队伍，告之攻督署受阻，需炮兵支援。孟发城立即率炮兵进入蛇山、楚望台炮兵阵地，向督署发炮轰击，炮弹落入督署院内，湖广总督瑞澂胆战心惊，趁夜带领卫兵破墙仓皇登上长江的“楚豫”号兵舰逃往汉口刘家庙，转泊于德国租界码头。第八镇统制湖北提督张彪逃到汉口刘家庙车站。文武官员鸟散遁迹，清军失其统驭，军心自乱。革命党人临时指挥官吴兆麟指挥得当，起义队伍次日（11日）清晨攻克督署。其他各官署、各城门先后也被革命党占领，当日（10月11日），武昌光复。

武昌城内共有清兵新军22营，除5营是革命党人外，其余17营还在敌人控制之中，如瑞澂、张彪稍能镇静临场指挥顽抗，革命党人还要进行一场艰难的战斗。瑞、张弃城而逃，遂使革命党人顺利占领武昌。

革命军攻下督署，占领武昌后，部分队伍在城内外巡逻，其余各标营队伍，皆回营休息，候调整改编。

自10日晚至11日正午，革命军空腹战斗，但“严守纪律，无一兵入民家之房，无一人夺民家之食”。[12]

吴兆麟命工程营伙夫做饭。全军“相亲相爱”，“士气益为兴奋”。[13]

发动起义前，革命党人曾举起义总理部总理刘公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刘英为副都督。但占领武昌时，刘公避匿汉口，刘英远在京山。革命党占领武昌的当天，总指挥吴兆麟想“借黎元洪之名，以号召天下，一则使各省可表同情，二则使外人不敢轻视”，决定把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请出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吴派马荣、程正瀛、汤启发、徐寿林带一排兵，由拿获的黎元洪的一个卫兵带路，到黄土坡刘文吉（黎的参谋）家搜寻黎元洪。他们先将刘宅前后包围，然后闯门而入。刘文吉的卫兵问：“你们来干什么？”革命党人答：“来请黎协统。”那卫兵不敢指示，革命党人直奔卧室搜查，遂将黎寻获。黎身穿灰呢长夹袍，浑身发抖。革命党人对黎说：“我们并非为谋害你而来，是来请你出面主持大计。”黎说：“你们革命党人才济济，用我何为？”党人答：“统领非去不可。”黎说：“要我往何处去？与何人晤谈？”党人答：“往楚望台与吴兆麟指挥见面。”黎说：“吴兆麟足以当大事，固不须我。”党人不耐，对黎说：“我们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黎踌躇顷刻说：“我去我去。”于是革命党人送黎元洪往楚望台，随行者还有黎的执事官王安澜。

革命党总指挥吴兆麟闻黎元洪至，派部队鸣号举枪欢迎。黎见革命党送他至此并无监禁加害之意，且以礼仪接待，心里踏实多了，于是下马还礼如仪，笑语：“诸位辛苦。”忽有一位炮兵高呼：“请统领下令作战！”黎之执事官王安澜叫黎勿应。此炮兵拔刀向王安澜要斩，黎以身蔽之，说：“此乃是我的执事官。”吴兆麟急呵止。

革命党人决定在前清咨议局筹商建政大计。又将黎送到咨议局。黎刚入门，有人高呼：“都督到了！”黎竟默不作声。

前清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及部分议员已先被邀到局。革命党人张振武、李翊东、王文锦、方定国等在场。中午1点钟开会。公推汤化龙为主席。汤首先讲话：“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鄙见瑞澂自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

吴兆麟在讲话中指出：“湖北兵力虽不甚大，而在中国已为先进，声威所至，清廷必闻而破胆，只要坚持数月，全国必闻风兴起。我们财政充裕，武器甚足，从速扩充兵力，以武汉军资丰足之地，努力整备，即清廷派兵来与我为难，比较上，我胜算亦多，请诸君不要畏惧。此次革命，非从前无根据地可比，我们既据武昌形胜，为天下中心，具有独立资格，不患不能达到目的。”吴最后向大家提议说：“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14]

众人拍掌赞成，黎元洪答话：“此事体太大，务须谨慎，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吧。”革命党人置之不理，因为黎不承认，也“拟强制执行”。

刚推选的都督府铨叙长李翊东持拟好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安民布告》叫黎元洪签名，黎畏缩颤语：“勿害我！勿害我！”革命党有人持枪向黎示威，被蔡济民、陈磊阻拦。李翊东怫然援笔代写一“黎”字。众人鼓掌称好。布告遂贴出。

会议讨论建政各项，议决以咨议局为军政府，定国号为中华民国。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军政府设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等政治机构。

午后，武昌城内外遍贴湖北都督府黎元洪布告。民心安定，往观者，街巷为之塞，有白发老人也以亲睹为快，扶杖拥至布告前。观者相语：“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15]

湖北省的革命政府就这样成立了。

11日晚，汉口的42标革命士兵在赵承武、林翼文等率领下也起义了。清军标统、管带等军官逃走。12日，革命党人占领了汉口。推革命党人詹大悲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何海鸣为副主任。

驻汉阳的新军混成协41标革命士兵，在文学社的胡玉珍、邱文彬率领下，先后占领了各军政机构部门。13日，汉阳也光复。推李亚东为汉阳知府。

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党占领。

12日，革命党以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告武昌占领，请即响应，致电上海，促黄兴、居正，宋教仁来武昌，并转请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

瑞澂由武昌乘兵舰逃到汉口，向德国领事说武昌起义是“义和团复起”，请开炮轰击。德国领事令其海军准备开炮，但根据《辛丑和约》规定，一国不能自由行动。10月16日召开领事团会议，德领事发言主张开炮，说：“义和团勿使其滋蔓，蔓则难图。”法领事罗氏反对开炮，说：“此言不确，方得报告，武昌布告是临时大总统孙文所发，孙文是我的老友，其人所言，主张共和政体，甚有规模，安可以义和团视之！”“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动，不能与义和团一例看待而横加干涉。”罗氏还在会上讲述了孙中山的一些革命活动。英、美、俄领事都赞成罗氏主张，日本领事虽赞同德领事主张，但未固执，最后决议严守中立，并推英领事盘恩为代表于次日（17日）持公函至军政府见都督，表示严守中立不加干涉。18日，发出布告：“为布告严守中立事，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国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

瑞澂知领事团议决严守中立后，逃往上海。

孙中山对这位“旧交”法国领事罗氏这次的功绩，记叙在《建国方略》中的《心理建设》（孙文学说）中。他写道：“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匪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五年后，1916年6月，孙中山致电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请授勋辛亥年法国驻汉口领事罗氏。

武昌起义后不久，正在上海的清政府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伍廷芳，也宣布赞成共和，先后致函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劝告清帝退位。[16]

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举同盟会党人焦达峰为都督。

23日，陕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举张风刿（原新军第39混成协司令部参谋）为都督。

29日，山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举阎锡山（同盟会党人原新军第43混成协第86标标统）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

11月1日，云南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举蔡锷为都督（蔡在日本陆军学校学习时，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回国后，与同盟会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常给以支持。1911年初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武昌起义后，与革命党人共同策划响应，发动起义。他后期，从大节上看，已成为不是革命党人的革命者）。

2日，江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举吴介璋（原清军协统）为都督。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感到火烧眉睫，仓皇失措。摄政王载沣听取了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的劝告，起用袁世凯挽救危局（1908年载沣要为哥哥光绪报仇，想杀袁世凯，怕引起军变，没敢动手，就以“现患足疾，回籍养疴”为名，把他赶出朝廷。这时袁住在河南彰德府洹上村）。10月14日，任袁为湖广总督，节制调遣各军，以抗革命军。27日，袁世凯密令北洋军向汉口的革命军发起猛攻。

武昌起义时，黄兴正在香港。10月24口，他赶到上海。后又接湖北军政府电请，赴武汉“以资镇慑”。黄兴多次组织领导过武装起义，且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威名震海内。此时，清军大举南下，汉口形势岌岌可危，民军前总指挥何锡藩受伤去职，后任总指挥张景良通敌被正法，武汉革命党人莫不翘首仰望黄兴的到来。

10月28日，黄兴偕同夫人徐宗汉与宋教仁、刘揆一等乘江轮到汉口，旋即南渡武昌。黎元洪派代表及乐队、仪仗队在江岸隆重迎接。黎元洪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此旗骑马在武昌及汉口没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了一圈。前方将士闻黄兴到，士气高涨。居民铺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

黎元洪请黄兴主持军事。黄兴即要往汉口亲自视察战况。黎元洪派吴兆麟、杨玺章、蔡济民、徐达明四人陪黄兴到汉口，见清军与民军在歆生路附近正以炮火交战，各在原占阵地相持。下午3时许，黄兴等返回武昌，与黎元洪商讨作战方针，众人向黎元洪建议，请军政府任黄兴为全军总司令，军政府开会公举黄兴为总司令。

当晚，黄兴偕杨玺章、查光佛、蔡济民、徐达明等渡江赴汉口督师，设指挥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11月2日，袁世凯所派的冯国璋率领的第一军和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攻占了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黄兴回到武昌。3日，都督府在阅马场为黄兴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特建一座拜将台，各机关人员及军队官佐，并派军队一标，于正午会齐军政府参加仪式。台上四角树立军旗，中央挂着一面大旗，上书“战时总司令黄”。黎元洪在台上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授予黄兴。黄兴慷慨陈辞：“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无知虏廷仍无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难，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敌，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责任重大，实难负荷，但大敌当前，不敢不勉。因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艰苦奋斗为己任，兄弟愿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虽捐躯摩踵，均所不惜。”[17]黄兴当日即戎装出发，赴汉阳备战，将湖北军队编为第一军，分片划区，保卫汉阳，并准备反攻汉口。

此时在上海的陈其美认为“武汉岌岌可危，不能坐视不救，且上海设有制造局，贮存有大量军火，倘能占领，以所储军火资助东南各省举事，必定可以挽回武汉的颓势”[18]，他的计划是“上海发动，苏、杭应之，南京庶指日可下”。中部同盟会赞同他的主张，决定光复上海，再图江浙。

11月3日，陈其美、李燮和（上海光复会总干事）等领导上海革命军起义，上午占领巡警总局，下午陈其美率敢死队进攻清军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二次进攻未克，陈其美只身入内劝降被拘，用铁链锁在柱上。李燮和、沈缦云、李平书、王一亭等急调商团、巡警、民军连夜攻打，市内群众纷纷支援，次日晨4时攻克，陈其美得救出险。

4日，上海全部光复。

上海戏剧界志士也参加了起义，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也参加了作战。清军开炮顽抗，潘月樵跑到阵前向清军晓以大义，宣讲“自己人，不打自己人”。[19]清兵感悟，停止反抗。

7日，上海成立军政府，举陈其美为都督兼任沪军司令部长，黄郛任参谋部长，伍廷芳任外交总长，李平书任民政总长，沈缦云任财政总长，王一亭任交通部长，毛仲芳任海军部长，除伍廷芳、李平书是赞成共和的社会名流外，其余都是同盟会员。这是全国唯一没有请出旧官僚任要职的革命政权。

11月4日，贵州独立，举杨荩诚（清军教练官）为都督。

11月5日，江苏独立，举原巡抚程德全为都督。

11月7日，广西独立，举原巡抚沈秉坤为都督。

上海起义后的第二天，11月4日深夜，杭州也举行了起义。杭州起义是在上海的中部同盟会协助下进行的。

当10月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曾向全国发出“极望各处响应”的急电。

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陈其美接到武昌急电后，便积极准备上海和杭州的起义，电召在日本的留学生、同盟会员立即回国投入革命。大批在日本学军事的留学生积极响应，决心弃学回国奔赴革命疆场。从东京振武学校（清政府为留日学军事的学生设立的预备学校）毕业、正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高田镇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的蒋介石，向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罔外史请假回国，长罔外史对他说：“你们这些留学生是清政府陆军部委托我们管理的，没有清政府的许可，你们不能擅自归国。”师团长不予批准。他又向联队长飞松宽吾请假，联队长准假时限最多是48小时。飞松宽吾对蒋说：“如果你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做逃兵，宪兵就要缉查你。”蒋介石从高田乘火车到了东京，向同盟会浙省支部领取了回国路费，和同学们一起准备归国。他脱掉了二等兵的军装，换上了日本和服，把军服和军刀从东京邮寄给高田野炮兵联队，以示不再归队。与他一同离开高田联队回国的还有和他同时进振武学校的张群、陈星枢。[20]

蒋介石和陈其美都是浙江人。陈其美的家乡在浙江吴兴，蒋介石的家乡是浙江奉化县溪口镇。1908年，蒋介石由保定军官学校获公费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是第十一期炮兵专科的学生。当年蒋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0月30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这时沪杭两地的同盟会、光复会的革命党人已决定两地同时起义。陈其美派蒋介石去杭州了解新军的发动情况。蒋介石于11月1日到杭州，了解到清政府新军中第81标和82标（相当于两个团）倾向革命，可以成为起义军的主力。蒋介石和杭州的革命同志拟订了起义计划后回到上海，陈其美交给蒋军费3600元，并组织了一支100名的“先锋敢死队”，由蒋率领赴杭州参加起义。[21]蒋带队于11月3日返回杭州，将敢死队员分别埋伏在杭州城外的奉化试馆、仁和火腿店和革命党人李汉臣家中。当天深夜，传来上海革命同志已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杭州革命党决定及时响应。11月4日深夜，蒋介石接到杭州起义指挥部（设在清泰车站）的命令，率敢死队立即出发，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敢死队员个个奋勇作战，女队员尹锐志、尹维俊两姐妹，手持土制炸弹率先冲入巡抚大堂。清军溃不成阵，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浙江巡抚曾韫被起义军活捉。革命党于当天成立军政府，举原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杭州光复后，蒋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整编革命军。陈又组建了沪军第五团，任蒋为团长，隶属黄郛为师长的第二师。

上海和杭州光复后，陈其美又积极参加组织江浙联军，并在上海筹集军饷。27天后12月2日联军攻占南京，奠定了长江流域革命取得胜利的局势。上海和南京的光复，陈其美起了巨大的作用。孙中山两次提到陈其美这段功绩，给了应有的评价：“辛亥之秋，鄂师既举，各省尚多迟回观望，陈君冒诸险难，卒创义于沪上。尔时大江震动，纷纷反正者，沪军控制咽喉有以促之也。其后金陵负固，各省义师，云集环攻，而饷械所资率取给于沪军，陈君措应裕如，士无匮乏，此其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22]又说：武昌起义后“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故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23]

陈其美任上海军政府都督后，通令禁止军人出入妓院。当时就有人散布谣言说他沉于酒色，不理军务，连纳数妾。陈接到徐震、龙浩池等人的来信告诫他说：“日来街谈巷议，咸人谓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甚至谓自中秋节以来，已连取小星四人”，叫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陈其美复信说：“鄙人无分身之术”，“日夜鲜暇，安有如此闲情”，“有生以来，亦未曾纳妾”。陈其美采取了一个高明的方式来辟谣，就是把来信与复信都登载在上海《民立报》上，产生了良好影响，也说明掌权后的陈其美还有些民主的作风。[24]

武昌起义后，胡汉民、朱执信、邓仲元（邓铿）等积极策动光复广东。孙中山在纽约获悉，于10月20日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其投降，说：“民国已成，列强公认，请速率部反正，免祸生灵，两广幸甚。裁复。孙文。”[25]

广东是革命党起义最多思想影响最深的地区。共和政治，人心所向，清军官兵很多人就是革命党人。清吏在政治上、军事上已失去控制能力。广东的和平光复，已是大势所趋。

10月25日，广州各团体在文澜书院集会，讨论独立。粤督张鸣岐为缓和人心，佯许，旋又下令取消独立。29日，又有九大善堂、九十二行商等团体集会于爱育善堂，决议独立，有市民悬白旗张灯燃炮庆贺，张鸣岐派人扯去旗灯，下令禁止，引起各界激愤。水师提督李准，知革命必成，上书同盟会南方支部，表示降服，并表示愿驱逐张鸣岐，交出要塞兵舰和军队以赎罪，胡汉民允诺。11月8日，广州各界又在咨议局讨论有关独立事项，咨议局副议长邱逢甲等推举胡汉民为都督。胡汉民未到省以前，由蒋尊簋为临时都督。当天夜间，张鸣岐逃走。翌日11月9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迎胡汉民入广州就任都督，广东光复。

与广东光复同一天11月9日，安徽独立，举原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11月1日，清政府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于1911年11月14日入京组阁。他认为汪精卫大有可用，次日即召见汪精卫，指使他鼓吹南北和议。汪精卫感激不尽，从此俯首帖耳地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办事。当天，他与袁内阁的学务副大臣杨度组织起“国事共济会”，为袁世凯取得最高政权效力。

袁世凯自占领汉口后，一方面源源增兵，一方面急欲与武昌军政府谈判。

11月10日，袁世凯派蔡廷干、刘承恩带着他的信件来到武昌军政府。信中声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难免以武力解决。”[26]袁世凯的讹诈遭到革命党人的斥责；民众团体也在军政府门外示威抗议。黎元洪迫于革命党人和示威群众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只是说：“为项城计，即令返旆北征，克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蔡廷干和刘承恩在黎元洪卫队的护送下返回汉口。黄兴抓紧袁世凯向军政府谋求谈判的时机，在汉阳四面部署兵力。11月16日，他挥师出击汉口，在汉水上架起浮桥进行炮击。当晚，主力部队越过汉水，向玉带门前进。但因天黑路窄，人马相撞，敌人已侦知民军渡河动向，立即进行狙击，革命军伤亡甚众。当革命军退回汉阳时，又遭敌军机枪扫射，后撤至浮桥，不幸把桥挤垮，许多人溺水而死。这次反攻汉口，民军牺牲军官57人，士兵近800人，黄兴本人也险些丧生。[27]

袁世凯在和平试探受挫后，令冯国璋的第4师为主力，先后集中3万兵力猛攻汉阳，企图迫使武昌军政府就范。当时汉阳民军只有12000多人，不及敌军的一半。黄兴指挥民军奋勇抗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11月26日敌军攻入汉阳。

黄兴在城破之际，决心与城共存亡，经同志劝止才撤出汉阳，乘轮返武昌。当江轮渡至中流时，黄兴纵身投水，被左右救起，免于死难。当晚11时，渡江到武昌军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悲愤万分，深以为愧。他分析了汉阳之败，原因有三：“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黄兴主张放弃武昌，以其兵力往援攻取南京，与会人员张振武、谭人凤、李翊东、甘绩熙、范腾霄等多数表示反对，而主张坚守武昌。

27日，汉阳失陷，“武汉人心，悲痛异常，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28]可见清朝的反动统治，已丧尽人心。

28日，黄兴乘江轮回上海。

汉阳失守，武昌人心浮动，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骑马在武昌巡行全城，沿街高呼：“汉阳失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军民闻此语，情绪安定。

11月11日，江苏省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原咨议局议长和铁路总理）和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名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派代表到上海讨论成立中央统一机构事宜。

14日，程德全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公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

15日，各地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规定每省派代表2人，组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7日，接黎元洪建议各省派代表到武昌开会的电报。考虑到武昌是起义首捷之地，黎又是第一任都督，于是代表联合会议定以武昌作为中央军政府所在地，推黎元洪代行中央政务，并请武昌政府委派伍廷芳、温宗尧为革命政府外交代表。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在上海组成联络机构。当各省代表到达武昌时，黄兴所指挥的湘、鄂联军正处于劣势。

11月下旬，全国25个省区，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清朝政府处在土崩瓦解之中。但是，各省革命党人在建立军政府时，大都采用湖北的做法，把都督这一最高军政要职交给原来的巡抚或协统等旧官僚。这些旧官僚，在革命党人的枪口下，依违两怕：不摘下红顶花翎，怕革命党；穿上都督服，怕半倒不倒的皇帝。黎元洪在给他的老师萨镇冰的信中说出了这些人当时的心态：“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29]，“只得权为应允”。但当看准清朝大势已去，“认事机之大有可为”，便挺起腰板，做出一副开国功勋的姿态，在革命阵营中，投机钻营，在组织新政府的过程中活跃起来，为袁世凯篡权效力，而同时自己也得了靠山。可见，他们是一帮混在革命营垒中的蠹虫。

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三天。讨论的内容是成立中央政府，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30]

北洋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并不命令军队渡江进攻，只是对武昌炮击，炮弹不断落在城内。在炮击武昌的同时，袁世凯继续发动和平攻势，通过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授意汉口领署出面调停。12月1日，英领事葛福来到军政府，提议双方停战三日。驻汉口的英、美、日、法、俄、德领署，接北京使团电告，出面向民、清两军调停。公推万国商会会长盘恩，渡江与军政府就停战条件进行磋商。12月6日，汉口英领事转交袁世凯来电，提出：“三日停战期满，继续停战十五日”，“讨论大局”。代表会通过“和议”决议，由黎元洪以中央军政府大都督的名义，向各省发出三项指示：一、“停战十五日”；二、“袁总理大臣派代表唐绍仪尚书与黎大都督或其他代表讨论大局”；三、“秦、晋、蜀三省电报不通，恐难即时停战。期内双方于该三省各不增兵力或军火”。

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合力胁迫下妥协了。他们看不破各国领事的所谓调停，是帝国主义为反动统治势力保镖的反革命实质。

南方中央军政府外交代表伍廷芳与北方代表邮传部大臣唐绍仪，于12月18日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开始谈判。

此时汪精卫也离京赴上海，他以革命党身份参加南北和议。临行，袁世凯召他至寓所，面授机宜，并收为义子。汪与袁的儿子袁克定结为好友。两人商定，由袁在北方鼓动推倒清室，由汪劝南方推袁世凯为总统。汪精卫完全成为袁世凯打入革命内部的奸细、说客。可惜数年的革命英风雄姿，从此开始在政治上走向堕落。

谈判中，南北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的国体问题。其实，袁世凯也早就认为共和国体已是大势所趋，君主立宪是南方政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但他却故意把这场戏演得长一点，做得大一点。一方面，让清室皇族和保皇派们看看，君主立宪的道路是行不通了；另一方面，也以此牵制革命党，不使革命战火再向北方扩大，以此来暂且保持住他的交易资本——清政府。他设制了一个最好的、能扑灭革命的灭火剂。他这一手，是胜过他的前辈曾国藩的反革命本领的，他扶持清室与南方讲价，又借南方革命势力威胁着皇室。他稳坐中间的钓鱼船，让两边自愿来上钩，好取得左右时局的王牌，以达到攫取最高权位的目的。在初期，与革命党周旋的袁世凯，对付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可以说是游刃有余。此时，在南方临时政府和革命党内外几乎全是“和议派”，而且集中表现在“袁世凯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这一主张上。

对于袁世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封建旧官僚与袁世凯有着同气连枝的阶级感情。他们在革命政府内早已和袁世凯鱼雁频通、遥相呼应，如黎元洪、张謇之流。在革命党内部，如1910年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曾写信给黄兴、黎元洪（此信是1911年11月29日袁世凯派朱其瑝带到武昌的）[31]说：“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举袁世凯公为临时大总统”，竭力鼓吹“南北协商收拾时局，合理解决”的妥协风。袁世凯之所以能窃取胜利果实，汪精卫确实帮了不少忙。另有一种，就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功成身退派。他们认为，只要把满清推翻，革命的目的就达到了；而袁世凯就是达到这个目的最得力的执行人。这种观点的人在革命党人中为数极多，正像后来孙中山说的那样：“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32]这几类人，同声相应，结成了一个“和议”、“拥袁”的巨大政治力量。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下了南京。12月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以为汉阳失守、武昌危急，在那里的代表已无法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于是，他们与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集会商议，将临时政府所在地改在南京，并投票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武昌各省代表接电后，认为上海的各省代表是联络员身份，无权议决有关组织临时政府等重大事项。黎元洪以军政府大都督的名义回电：“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定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电各省，谅已达览。现忽据来电称沪尚有十四省代表推黄兴为大元帅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设法声明取销。”[33]因双方议定的临时政府所在地都是在南京，故并未继续争执，只好到南京再行讨论。

12月10日，在上海和武汉的各省代表陆续到达南京。原定12月16日举行临时总统选举会，在这期间，得到了袁世凯和谈代表到达汉口的消息，于是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反正。上海代表选出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的方案仍维持下来，由大元帅暂行总统职权，但黄兴顾虑：“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34]，因而电辞不就。代表会又于12月17日改举黎无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这时，黄兴已接到孙中山回国的电报，又觉得：“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所以，对副元帅职也坚辞不受。

黄兴在军事斗争转为政治斗争的新形势下，已不适应革命的要求。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奋勇鏖战，出生入死，称得起是一个革命军的勇将。但在这维护革命成果的关键时刻，他却消极起来。当同志们请他出来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时，他却说：“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35]身为同盟会在国内的领袖，他不但不警惕伪装的敌人和两面派的活动，反而参加了拥袁大合唱。在武昌，当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向他表示袁世凯愿“和平解决局势”时，黄兴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36]后来，又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在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狡诈，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黄兴认为：“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37]黄兴在信中对袁世凯的推崇并寄予如此的希望，也反映了他一部分真实思想：第一，他过高地估计了袁世凯的势力。第二，思想深处并不像孙中山那样对政治革命极为重视，认为只要把清朝政府推翻，这场革命的目的也差不多达到了。什么民权、民生都是附属反清前提下的革命口号。从武昌起义成功到军政府成立，他的革命思想明显地淡漠了，在政治斗争上开始走向下坡。既然各省代表的议决是“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由大元帅暂任”，那么，将来还有正式选举总统的机会，就不会出现“抢先一步到达南京就职，将使他（孙中山）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的问题。由于黄兴对正副元帅职都拒绝接受，黎元洪以主持武昌军事为由也不愿到南京来，各省代表联合会的组织活动，因没有主持临时政府的大元帅就职，造成了七八天的停顿。

孙中山在美国北方筹饷途中曾接到黄兴由香港发来的密电，当时放在行李中未能及时译出。10天以后（10月11日），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典华城），检出密码，译出黄兴电文是：“居正从武汉到广，报告新军必动，请急汇款应急。”孙中山“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但此时已经夜深，电文未及发出。

第二天（12日）午前11时，至饭堂用膳，购得一份报纸，见有一则消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喜出望外。他心情很激动，本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作战，“以快生平之志”，但又想到共和国即将成立，它将遇到外交、财力方面的困难，也为了切断清政府在国外的援助，给它来个釜底抽薪，决定先在外交上进行活动。他认为，“此时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38]

孙中山分析了当时列强各国的情况：美国政府对中国是采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对革命则无成见；法国政府与民间对于革命皆有好感；德国、俄国则倾向于清政府，以往革命党与其政府和民间交际甚少，他们的政策无法了解；日本与中国最密切，民间志士多同情中国革命，惟政府过去曾应清政府要求将自己逐出国境，其方针不可推测；英国民间多同情中国革命而政府则惟日本马首是瞻。总起来说：“美、法两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两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孙中山认为，“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若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他决定在美国与政府官员接触后，再赴欧洲，与英、法政府人士会谈。

由典华城赴芝加哥，经圣路易时，又见报载：“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从此，他行动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社记者的访问。13日，抵芝加哥。

芝加哥同盟会支部准备于15日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当天孙中山为其撰写了通告：“公启者：武昌已于本月十九日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本会谨择于二十四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仰各界侨胞届期踊跃齐临庆祝，以壮声威，有厚望焉！此布。天运辛亥八月二十二日。芝加哥同盟会启。”

15日，芝加哥同盟会支部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时，中国留学生、工商界侨胞多人参加。外国报社记者10余人也来此，欲寻访孙中山。孙中山为避免与外国记者们接触，当时匿于萧雨滋家中。

当天，孙中山乘车离开芝加哥，赴华盛顿。到了华盛顿，用“中山”名字，寓于大陆旅社。孙中山很注意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过去曾要求会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但未能如愿。这次到华盛顿，于10月18日再次给诺克斯写信，要求与他秘密会晤，信中说：“我曾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若你能允许给我这一要求，我将非常感谢。”

诺克斯是否与孙中山会见，无任何史料记载。

10月20日，孙中山自华盛顿抵纽约。化名“作打荣”，住于西边25街的夏令顿旅馆502号房。为保密起见，除同志每日谒见外，其他人一概不知住所地址。

当天，确定革命工作计划：一、由黄兴领导湖北革命军与清军作战；二、由胡汉民、朱执信等谋取广东反正，并亲自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其归降（电文已见于广东光复部分）；三、向华侨演说共和政治内容，以固民国基础；四、向外国宣传中国革命，以取得各国朝野的支持；五、谋借外款，以为军事及建设上的需要。

此时，日本同志萱野的友人鹤冈永太郎由欧洲到了纽约，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水野幸吉派他密访孙中山。孙、鹤两人于24日至26日期间，交谈多次。孙中山委托鹤冈永太郎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埴源，要求日本政府允许他“以公开的身份停留”日本，这样，“日本方面所寄予之同情态度既可鼓舞革命军之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之疑虑，对双方均为有利”。

为宣布中国新政府对外方针，也为警告各国不要再给清政府任何援助，孙中山在纽约发表了《通告各国书》，明确七项原则：一、我军起事以前，清政府与各国所有之条约，皆作为有效，至该政府倾覆之时为止；二、我军未起事以前，清政府所借之外债，一概承认偿还，决无改议，将来以海关税款抵赔；三、我军未起事以前，清政府与各国所订租界，一律保全；四、居留中国之外人及其财产，担任切实保护；五、我军起事以后，清政府与各国所订之条约、租界、借款，一概永不承认；六、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攻我军者，即视同敌人；七、各国如有以军械供给清政府，一经查获，即行充公。

孙中山在纽约，计划再赴欧洲，然后回国，但路费还没着落。有华侨说：中山先生为国奔走，为革命筹措经费，他自己身上却常常不名一文，安良堂（洪门会致公堂内的组织）总理司徒美堂回忆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纽约街上碰到中山先生，知道孙中山先生还没有回国路费。他立即与阮本万、李圣策、伍钦雄、黎观长五人，凑足450元美金，交给中山先生做路费。

11月2日，孙中山离纽约赴英国，随行者有朱卓文、李晓生。11日到伦敦。寓佛里街萨福伊旅社。当晚8时，去访正在伦敦的同盟会员吴稚晖（即吴敬恒），吴外出，即留一书简，上写：“稚晖先生大鉴：弟今午从美抵英，行动极端秘密，今晚八点到访，闻先生与张君（即张继）出外，不遇为怅，明晚此时（八点）再来访，请留寓一候为幸。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弟文谨启。”

吴稚晖回寓见到孙中山的留言，第二天晚上便在寓所等候。孙中山与吴稚晖“纵谈以往筹款接济革命经过，研究将来建设国家大计”。并请吴每日到萨福伊旅社，帮他处理中文文件，作临时秘书工作，英文文书由薛仙舟担任。

孙中山在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和工作。他通过美国人咸马里介绍，与英、美、法、德四国很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给清政府贷款的问题。银行团代表答复说：“此事，本主任当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由作主。”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为代表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会谈，向英政府提出要求：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政府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属各地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三项要求都得到英政府的同意。又与四国银行团商谈革命政府借款之事。他们回答是：“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政府，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但必须你回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才能洽商。”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成果。“在英国个人所能尽之义务，已尽于此。”

孙中山每次来英，多以康德黎的住址作为通讯处。一天，邮差送来一封电报，是由清使馆转来的。收文写的是“孙文，伦敦”，邮局注写“中国公使馆试交”，使馆又附一条，嘱送康德黎宅。康夫人见是清使馆转来，恐泄露孙中山行踪，即将电报号码抄录，并照葫芦画瓢似的描下中文译文，随将原电报退回，表示孙文不在此处。两小时后，孙中山回来了，她将电报抄稿给他，孙中山阅后微笑着塞入口袋里。第二天，当孙中山来的时候，康德黎问：“昨天公使馆转来的电报是不是秘密的？”孙中山微笑回答：“哦！那不是秘密，是要我回去做新共和国的总统。”同时，还盛赞康夫人所描之中文非常正确。“他说话时态度从容，毫无狂喜之色。”康德黎问：“你愿不愿就任总统？”孙中山想了想，答道：“假如找不到更适合的人选，我是愿就任的。”[39]

后来，康德黎博士称赞他的这位门生时说：“他的革命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孙君立身处世，对人交友之道，确无自私自利之野心。当辛亥起义，南京军政府成立时，孙在此得电报一再催促他回国受选临时大总统，他迟徊再四，而决定东归。我自己是医生，同时和孙君相处又久，确知中国人是世界优等民族，脑力重量逾于西人，故中国人智力魄力特长，复经四五千年进化，循天择演进之例，愈经天择愈精良，所以不是西洋人能够赶上的。”[40]

侨居伦敦的华侨获知孙中山正在英国，便多方寻问，最后在旅馆找到了他。侨胞们对辛亥革命成功兴奋异常，热切地聆听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未来的建国计划。应侨胞们之请，孙先生还亲手绘制了一幅青天白日旗，侨胞们照尺寸比例，仿制了50面旗子，悬挂在城东唐人街。

11月21日，孙中山到了法国巴黎。在法国期间，会见了财界、政界人士。他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举行会谈时，提出“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取消厘金”等主张，并要求给中国革命政府以贷款，均遭到拒绝。孙中山又到法国参议院，分别拜访了法国参议员、前外交部长毕盛和参众议院的一些议员，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格利门梳（1918年任法国政府总理）接待“为最恳挚”。他希望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访问了法国的朝野人士，所得的印象是，“皆极表同情于我”。但事实上，从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到以后反对军阀的斗争，到孙中山先生逝世，都没有得到英美法日等列强的支援。相反，他们同情和支持的是他的敌人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陈炯明等反动军阀。

孙中山到了晚年，才认识到“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41]他因此被激怒了，决心要与军阀勾结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因而他把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宗旨定为反对帝国主义。

第五编

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十八章　就任临时大总统　组织共和国政府

在国内一再电促回国的情况下，孙中山于1911年11月24日，从法国马赛港乘轮回国。29日，抵埃及塞得港，当天，致电上海《民立报》，通知行程，其电文：“《民立报》鉴：文于今日（初九）到波特塞得（苏伊士河口之埠）。明日（初十）可离苏伊士入红海。三号（十三）可至亚丁。九号（十九）可至科伦坡（锡兰岛南端），于抵曼给换船。十四号可至槟榔屿。十六号（二十六）可至新加坡。二十二号（冬月初二——应是初三。作者）可至香港。孙文。”

孙中山提前一天于12月15日到新加坡。当晚在晚晴园会见南洋同盟会长邓泽如，新加坡同盟会正副会长陈楚楠、张永福，交际干事林义顺，同盟会员兼福建保安会长陈嘉庚。

陈嘉庚，原籍福建同安县人。在新加坡营橡胶种植、罐头业。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11月，部分同盟会员与福建会馆负责人在新加坡天福宫开会，成立福建保安会，以支持福建军政府维持地方治安，他被选为会长。

孙中山问陈嘉庚：“为福建军政府筹了多少钱？”陈说：“一个月来已经汇出20万元。”孙中山听了很惊异，称赞他十分能干。又问他说：“这次我回国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如果需款项，能否帮助筹款？”陈问：“需要多少？”孙中山说：“如果十多天的时间，估计可以筹到多少？”陈答：“5万元。”

14天后，孙中山准备从上海到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政府时，需要大笔款项。他向新加坡同盟会同志拍电，陈嘉庚接电后，立即电汇了5万元给孙中山。[1]

孙中山这次到新加坡是最后一次，也是陈嘉庚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到孙中山。

陈嘉庚对孙中山十分敬佩，他领导的南侨筹账会每次召开大会，主席台上，必挂孙中山像，并在上面写上“天下为公”四个大字。[2]

12月21日，孙中山乘英国地云夏号邮轮到香港，上午9时船停码头。广东都督胡汉民，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还有谢良牧等乘小船登轮谒见，随后同盟会员李纪堂、陈少白、容星桥等也乘小船至邮轮晤谈。10时，偕胡汉民等移坐来港迎接的江固号兵轮。香港政府派暗探多人保护。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香港船上的留影。

胡汉民、廖仲恺劝孙先生留在广东，不去上海。他们认为孙中山若到上海，各省必举为总统，“然无一兵一卒以供指挥，徒拥一虚名，于事无济”。胡汉民又说：“满洲政府人心已尽去，惟尚有北洋数镇兵力未打破，故得延其残喘。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但所恃亦只此数万兵力。此种势力未扫除，即革命无一种威力以巩固政权，则破坏建设几无可言。先生一至沪、宁，众情所属。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而兵无可用，何以直捣黄龙？且以选举克强（即黄兴）之事观之，则命令正未易行，元首且同虚器，何如留粤。就粤中各军整理，可立得精兵数万，……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

孙中山坚持赴沪、宁，在南北对峙中，身当其冲，说：“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今如君言，不径赴中部，以应民众收拾时局之望，而遄反故里，从事养兵，人其谓我何？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于新政府。故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3]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抵香港时，在船上与欢迎者合影，廖仲恺（右三）、宫崎寅藏（后左五）、胡汉民（前左三）、陈少白（前左五）。

胡汉民见“先生持之甚坚”，也觉“所见不如先生之远大，乃服从先生主张”。并致函广东的朱执信、陈炯明、胡毅生，说明他从先生之请赴上海，广东都督请陈炯明代理，请廖仲恺回粤转饬各军服从陈炯明。

12时30分，日本同志及友人宫崎寅藏等登地云夏号英邮轮候见，孙中山由江固号兵舰返回地云夏号英轮与之会晤。在船上，宫崎寅藏请题词纪念，孙中山题词是：“纪念清之亡年，十二月二十日，重逢香港舟中。宫崎先生属。孙文书。”[4]在船上与欢迎人员合影留念。之后，一起乘小轮由三角码头登岸至兰室公司聚谈。下午3时，广东72行、九善堂、总商会等团体代表来港迎接，同至兰室公司谒见。4时30分，孙中山步行至三角码头乘小轮返回地云夏号英邮船，众人送到船上。当日下午离开香港赴上海。随行人员有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荫、陈琴舫、朱本富、余森郎、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日本同志6人宫崎寅藏、池亨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缝次郎、绪方二三，还有军事顾问美国将军咸马里夫妇。

12月25日上午9时45分地云夏号轮到上海，当时细雨如织，海口雾集。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参谋沈虬斋乘建威兵舰至吴淞十六铺金利源码头来欢迎。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上海，在专车上的留影。

党、政、军各界人士，各国领事、国内外记者陆续齐集，轮船靠近码头时，孙中山出现在轮船上层。他身着黑色西装，脱帽高举右臂，面含微笑频频点头，向欢迎群众答礼，同盟会上海机关鸣礼炮21响致敬。刚上岸，即被记者团团包围，异口同声地问：“您这次带多少钱来？”“带多少武器以助革命军北伐？”孙中山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5]

应黄宗仰（革命僧人，犹太富商哈同之友，曾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在东京访见过孙中山）之邀乘汽车至静安寺路哈同公馆，哈同设午宴欢迎。孙中山在此接见了伍廷芳等30多位军政界要人。应伍廷芳之邀于下午2时30分赴爱文义路105号伍廷芳寓所，黄兴、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同往，共商建国政计。晚上，至戈登路7号彭济时（即庞青城）家进餐，陪客有军事顾问美国将军咸马里夫妇、伍廷芳、黄兴、陈其美、胡汉民、程德全、温宗尧、黄膺白及四位日本友人。夜11时，至陈其美为先生准备好的宝昌路408号住宅。法国巡总麦兰拜谒后，派越南籍巡捕7人，在行辕外擎枪巡护，又派华籍警探2人、法籍警探2人日夜驻守保卫。

陈其美命沪军都督府卫队长兼侦探队长郭汉章组成了以郭为首的孙中山先生的护卫队，保卫先生的安全。

孙中山抵上海后，与党人商谈政务、接见各界来访，极为忙碌。寓所宝昌路408号，每日车马盈门，客室满座，由日本书记池亨吉接待登记。为不影响政务工作，原定会客时间每日下午2时至5时，但求见者络绎不绝，“常自晨至暮无休息”。[6]

全国各省先后发来欢迎孙中山归国函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致电：“闻公到沪，飞电传来，巨跃三百，谨代表全湘百万生民欢迎。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安徽都督孙毓筠致电：“顷闻台旌莅沪，大局必可挽回，已派代表赴沪欢迎。”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致电：“东南略定，民国新成，我公艰难缔造，卅年如一日。黄帝降鉴，日月重光，公志大酬，民气复活，水源木本，金国镌恩，北虏未歼，庶政无主，人自树兵，各思专阃，不谋统一，必至攫饷无得，寖成流寇神州，前途可惧孰甚。我公雄略盖世，为华盛顿替人。祖国明灯，非公莫属，当有善策，以靖横流。”江西军政府及军、商、学各界公电：“大节抵申，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除已派代表在沪欢迎外，特此电贺。”浙江省议会电：“公归国，浙人欢跃，祝中华民国万岁，先生万岁。”福建民军总指挥许崇智致电：“先生提倡共和主义，奔驰海外，备尝险阻艰难，二十年始终如一，以致汉族始有今日，思之涕零，兹闻台驾返沪，闽中将士，极表欢迎。”

上海各界团体和戏剧工作者，在南市董家渡新舞台举行盛大欢迎会。会后，孙中山为表彰上海戏剧界同志在光复上海之役中的功绩，特赠题词“现身说法”四个大字，下款写“孙文赠言”。之后，他们镌制成一块横匾，挂在上海戏剧改进协会，保存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前还存在。[7]

孙中山回国，对敌人阵营中的顽抗派、皇族王公们和投机派袁世凯等震动很大，他们都以为，孙中山从国外带回了大批武器、军舰和巨款；而对准备北伐的广大将士和中下层干部，却是巨大的鼓舞，他们决心在孙中山的亲自率领下，向北挺进，直捣清廷，夺取全国的胜利。

孙中山到上海后，黄兴、陈其美“朝夕不离”先生。孙中山到上海的第二天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居正等于哈同花园会宴孙中山，并邀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作陪。席间，黄、陈密商选孙先生为大总统，遂分头向各代表示意。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在议及组织临时政府方案时，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坚持己见。黄兴向宋耳语劝他撤回主张，陈其美说此事再商议。

革命党人集议选孙中山为共和国政府大总统时，章太炎正在上海，他叫嚷：“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8]意在反对选孙中山为总统。

章太炎是在武昌起义后11月18日由日本回到上海的。他继续与同盟会作对。他对同盟会革命党人主持组织政府极为不满，他在给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干事、武昌军政府北面招讨使谭人凤（同盟会革命党中的坚定派，反对议和主张北伐）的电文中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则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

章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谬论，发表在报纸上，立即引起了一些害怕革命的旧官僚的共鸣，有的喊：“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张謇也随声附和，致函黄兴称：“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

孙中山回国后，感到这个口号的严重性，他说：“十二月间我到上海，有一种可怪的意气，此意气为何？即是一般官僚某某等及革命党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也。当时这种言论的意气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在莫明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12月30日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时，驳斥了这种谬论。

章太炎也把矛头指向黄兴，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污蔑黄兴谋求权位，说黄兴“欲谋总理”、“为求总理而变乱大计”。

孙中山为此回信给章太炎，说明黄兴曾被他和唐绍仪、胡汉民等举任军政要职都不允，更“乌有为总理之心”，请章太炎不要“操刻酷之论”。

革命党虽然对章“多病其妄”，但对他长期多次破坏革命活动、恶毒攻击革命党及其领袖，一直放任姑息。

章太炎这个参加同盟会、脱离同盟会、攻击同盟会，在革命队伍中，是敌不敌，友不友，我不我，被称为“神经病”的人，他到底算是一个什么人物，实在令人费解。

12月26日晚上，同盟会高级干部在孙中山寓所讨论组织临时政府方案。出席者有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宋教仁仍主张实行内阁制。孙中山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张静江说：“吾等唯有遵先生之意而行。”众皆赞同。决定临时政府定都南京。

12月27日上午，孙中山在静安寺路斜桥总会后小洋房内寓所接见各省代表会代表马君武、景耀月、王竹怀、王有兰等六人，与代表们交谈组织政府的有关问题。有代表说：“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先生答：“要选举，就要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元首。”代表说：“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决议此职暂时留以有待。”孙中山答：“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代表说：“这要修改组织大纲，俟回南京与代表会商量。”

孙中山向代表指示共和国成立后改用阳历，说：“本月十三日（农历）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代表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用，必多窒碍，似宜慎重。”孙中山说：“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代表答：“此事体大，当将先生建议报告代表团决定。”

在其他重要问题也交换了意见，“大都得到结论”。与代表们的谈话约三小时。

孙中山在选举总统、改用阳历等原则大项上的坚持，并非出于个人目的，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符合时代、适应革命需要的。如果选他当一位大元帅，大总统虚位留待袁世凯，任职后，就无法发出许多重大政治、外交、社会、风俗改革法令，或共和国宪法也难以产生。那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共和国的空名而无实质的革命政治内容。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奋战、千千万万个革命者流血牺牲，只换来了一个大元帅，不仅不如人意，而且将会造成辛亥革命政治成果落空。孙中山对此当仁不让。改用阳历与国际历法一致，也符合历史潮流。

孙中山这次谈话，留给代表们很深的印象：“感到惊异的是先生的语气真挚亢爽，直截了当，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一洗中国缙绅虚伪谦逊、矫揉造作之态。虽细微之处，亦见伟大。”

代表们因孙先生决定11月13日（阳历一月一日）就总统职，时间紧迫，于当晚返回南京。

黄兴也赶到南京，向各省代表会转述孙中山各项主张。

次日12月28日上午10时，代表会开会，公推马君武向大会报告与孙中山谈话经过。

代表会对总统虚位留待袁世凯一节，同意孙先生意见，认为不必要；临时大总统名称一节，因各省尚有未光复者，正式宪法也未制定，正式总统也无从产生，认为应加“临时”字样；改用阳历一节，多数主张暂不改，会上辩论甚久，最后马君武强调中山先生对此持之甚坚，要求大家赞同，始获通过。

当晚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投票后，暂不开箱，将于次日正式选举时取出公布，并决定次日用不记名投票方式正式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

12月29日上午10时，17省代表齐集于南京丁家桥江苏咨议局会场。代表会成员是：湖北，居正、杨时杰、王正廷、马伯援、胡瑛；江苏，袁希洛、陈陶遗；浙江，汤尔和、陈时夏、屈映光、黄群、陈毅；湖南，谭人凤、宋教仁、邹代藩、廖名缙；四川，萧湘、周代本；云南，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山西，景耀月、李素、刘懋赏；陕西，张蔚森、马步云；安徽，许冠尧、王竹怀、赵斌；江西，王有兰、林森、赵士北（林是闽人，赵是粤人，二人因光复九江、南昌有功，故任江西代表，后改任俞应麓、汤漪福）；福建，潘祖彝、林长民；广东，王宠惠、邓宪甫；广西，马君武、章勤士；奉天，吴景濂；直隶，谷钟秀；河南，李盘；山东，谢鸣焘。共45人。推举议长汤尔和任主席。汤致词后，将昨晚预选票箱揭开，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三人。大会主席命秘书宣读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全文。依大纲第一条规定，每省一票为限。由主席逐呼省名，挨次投票，开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湘代表谭人凤所投）。众起欢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三声。在奏乐声中，代表及列席的军、政、学各界，互相庆贺。

大会推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等赴上海恭迓孙中山到南京受任临时大总统职。代表会于当日将选举结果电告孙中山及各省。致孙中山的电文是：“《民立报》转孙中山先生鉴：今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典礼，先生当选，乞即日起驾来宁，组织临时政府，并由本会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至沪欢迎，特此奉告。各省代表会叩。蒸（初十日）。”致各省电文是：“各省都督府、咨议局，及民立、天铎、新闻、神州、中外、时事、时、申各报馆鉴：本日在宁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者十七省，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特此布告。各省代表会叩。蒸（初十日）。”

孙中山于当日下午3时接到各省代表会电告后，电复：“南京各省代表诸公鉴：电悉。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皆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刻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孙文叩。”

下午3时，同盟会本部在黄浦滩汇中旅馆举行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有民军将领百余人聚集汇中旅馆大厅，并于旅馆门前高悬民军旗帜，以致革命敬意。

4时30分，孙中山乘汽车而至。众人欢呼致敬。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本会持三大主义，唱导于世。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二者虽已将达，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着力。此则愿与诸君共勉者。”在场众人“见先生语语含精彩，信仰理想之坚，形于颜色”，满场“肃然静听，继以拍掌”。

12月30日，召开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公布《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指出：“本会主义，于民族之后，次之以民权、民生。三者之中，驱于时势，差有缓急，而所以缮美群治之道，则初无轻重大小之别，遗其一则俱敝，举其偏则两乖。”明确“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前者为之始端，后者其究极也”。驳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认为此种言论，“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瞢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决定“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

当日下午3时，在寓所接见了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江西弋阳人，前清时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刑部主事、法部员外郎等职。赴欧美留学回国后于1910年11月5日组织了中国社会党。日伪时期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长。1946年11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1954年12月病死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

江亢虎向孙中山述说了社会主义学说内容及社会党成立的经过。

孙中山说：“余对此主义必竭力赞成之。此主义向无系统的学说，近三五年来研究日精，进步极速，所惜吾国人知其名者已甚少，解其意者尤稀。贵党提倡良可佩慰。余意必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

江亢虎说：“前读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政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

孙中山说：“不但此一端而己。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此一端较为易行，故先宣布，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伙。余此次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顾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一俟军事粗定，吾辈尚当再作长谈。”

隔了一天，1月1日上午孙中山派人将由欧美携来的社会主义书籍《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地税原论》四册赠给中国社会党，并致函江亢虎嘱请人译为汉文，以输入此新思想，还希望他建立一所专门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的学校。

海内外纷纷电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国内，有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安徽都督孙毓筠、福建都督孙道仁、江西都督马毓宝、广西都督陆荣廷、四川都督尹昌衡、蜀军都督张培爵、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江苏临时省议会、浙江省议会、福建商业研究所、杭州总商会、清江保安公所、江北北伐军司令正长徐怀礼、各地军事将领林述庆、柏文蔚、李竟成等。国外有美洲同盟总会、旧金山国民会、旧金山少年中国报、葛同盟会、南洋庇能全体华侨、旅港商会商务公所、旅港番禺工商公所、旅港银业行等。

12月31日，宫崎寅藏和山田纯三郎访孙中山。宫崎说：“今天你不觉得寂寞吗？”孙中山说：“哪里！大家都到南京去了，只剩我一个人——”这时裁缝送来了黄土色的总统制服。孙中山接过穿上对着镜子，问宫崎说：“如何，有没有总统的派头？”明天就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所需款项还没着落，问宫崎：“能不能借给我五百万元。”宫崎说：“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弄这么多钱。”孙中山说：“明天身无分文也关系不大，但你如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宫崎说：“临近年关，明天就是元旦了，难肯定是难的，姑且让我找三井的藤濑（日本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商量一下，看有无办法。”孙中山说：“那就劳驾你去跑一趟啦。”[9]

宫崎叫山田纯三郎把藤濑请了来。

宫崎和孙中山把用意说明后，藤濑回答说：“一周时间太紧了，眼下是正月，那些绅士们因为这里吵闹，都避到乡下去了，叫做什么‘近县旅行’；而且也不一定有希望，不过我尽力而为吧。”

当天晚上，广东香山县旅沪同乡在上海老靶子路戾虹园酒馆设宴欢迎孙中山，以表桑梓之情。出席者有数十人。孙中山于下午6时偕朱卓文、谢良牧莅会。孙中山与同乡们一一握手。会上，由一位名叫王云五的青年代表致欢迎词，孙中山亲致答词。孙中山见这个青年个子不高，但看他很精明干练，就问他的身世经历。王云五说：“没进过正规大学，仅在英文书院攻读过，以后刻苦自修，现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员。”孙中山发现王云五是个人才，对他说：“共和国政府即将成立，能不能任秘书一职？”王云五受大革命家孙中山的器重，喜不自禁，当即表示愿随先生，听从任用。之后，他辞卸英文教席，到南京政府履职。[10]

孙中山回国到上海后，还与早年的革命支持者宋跃如聚叙述说为革命奔走在海外艰难的岁月和今后建设民国的计划。

宋跃如与孙中山结识后二十年来始终不渝的暗中为革命尽心尽力工作，“他不断帮助孙先生推进他的革命事业，对此，简直是不分昼夜”。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并把他在上海创立的基督教青年会和他的虹口住宅以及在山东路的印刷所当作革命党人地下活动的地方，冒着杀头的危险利用他的美华印书馆秘密印刷革命文件和宣传材料。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宋跃如也参加了。孙中山称赞他说：“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宋的妻子倪桂珍帮助丈夫为革命“也承担了爱国任务，进行秘密工作”[11]。此时，18岁的二女宋庆龄正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郊区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求学。14岁的三女宋美龄随二姐也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17岁的长子宋子文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上学。21岁的长女宋霭龄、12岁的次子宋子良、三子宋子安随父母在上海。

1912年1月1日上午11点，孙中山偕美国军官霍马里等外国政治、军事顾问及各省代表会的代表（浙江代表汤尔和、湖北代表杨时杰、广东代表王宠惠）以及广东都督胡汉民等数十人，由上海乘沪宁铁路专车赴南京。宋跃如一家也随同前往。在车站送行的军政长官、各团体代表、军队等数千人。闸北民政总局派马队、警卫队在场护卫。市民聚集车站附近来瞻仰大总统风采，道途、街口挤满了人。车启行时，礼炮致敬，欢声震天。

专车过苏州时，各界列队欢迎，高呼“共和万岁”。至无锡时，男女学生数百人欢迎。过镇江时，军政学各界热烈欢迎，军队立正举枪致敬，在军乐声中，象山炮台鸣炮二十一响。孙中山向欢迎各界点头致意，军政代表俱脱帽向前握手，孙中山致词：“此次光复，均赖诸君之力，本总统敬为四万万同胞致谢。”代表们恐音浪轻微，不能远闻，将孙中山话语高声传呼，众人闻之，莫不欣跃，高呼“总统万岁”。在军乐声中车开行，孙中山向军民注目示意。众人欢呼欢送，及至专车不见始整队而归。沿途各站均有军政学各团体代表欢迎。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的留影。

下午5时，专车缓缓进入南京下关车站。各省代表、文武官员、男女学生计四万余人，齐集下关欢迎。南京各炮台、各军舰鸣炮二十一响致敬，大街小巷悬灯结彩，如同节日一样。专车转入宁省铁路，用小火车头拖车箱入城，为便于市民瞻仰，沿途小站均停。过三牌楼站时，忽见一列洋兵举枪致敬，车上人员不胜惊讶，细看，乃是党人林宗雪女士所率之女子北伐队，因队员均为年轻女学生，皮肤白晳，军装整洁，宛如洋兵。至原总督署站下车，换乘披着蓝色的绣花彩绸马车，马队前导，卫队随后，在军乐队奏凯旋曲声中直赴总统府（即长江路前清两江总督署，原太平天国天王府）。孙中山身穿黄色呢质军服、戴军帽，在两旁群众欢呼中，由黄兴、徐绍桢等恭迎入府。略事休息，即准备行就任礼。

当晚，总统府遍悬五色电灯，门外观者不下万人。各国领事到总统府道贺。

晚10点，在府内大公堂举行临时总统受任典礼，仪式庄严而朴素。各省代表及海陆军代表聚集一堂，黄兴左立，徐绍桢（广东番禺人，前清时历任新军第九镇统制、江南绿营总兵、江北提督。武昌起义后，率第九镇新军起义，被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旋任北伐联军总司令）右立，各省代表及各军政长官等排立两阶。

在观礼人员席座中，革命党的“隐君子”宋跃如和他的妻子倪桂珍、长女宋霭龄、二子宋子良、三子宋子安坐在前排座位上。这是革命党和孙中山给予这个革命家庭的荣耀。

孙中山步入礼堂，众呼万岁！就位后，各部人员向总统行三鞠躬礼，各炮台鸣炮二十一响。典礼在奏军乐后开始，由各省代表会推举的山西代表景耀月报告选举经过，他说：“今日之举，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民国，毋负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

孙中山当即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12]

景耀月读颂词：“惟中华民国建国元年元月元旦，民国第一期大总统孙文莅任，燕、辽、齐、豫、湘、鄂、秦、晋、苏、浙、皖、赣、闽、粤、蜀、滇、桂公民代表等，迎迓祝颂而致之词曰：惟汉曾孙失政，东胡内侵，淫虏猾夏，帝制自为者，垂三百年。我皇汉子孙呻吟深热，慕法兰西、美利坚人平等之制。用是群谋众策，仰视俛划，思所以倾覆虐政，恢复人权，乃断头戡胸，群起号召，流血建义，续法、美人共和之战史，今三分天下，克复有二，用是建立民国，期成政府，拣选民主，推置总统。佥意能尊重共和，宣达民意，惟公贤；廓清专制，巩卫自由，惟公贤；光复禹域，克定河朔，举汉、满、蒙、回、藏君伦共履于平等之政，亦惟公贤。用是投匦度情，征压纽之信，众意所属，群谋佥同，既协众符，欢迎拥戴，要知我国民久困钤制，疾首蹙额，望民主若岁。今当公轩车莅止，苍白扶杖，子女加额，焚香拥彗，感激涕零者何也。忭舞自由，敦重民权也。用是不吝付四百兆国民之太阿，寄二百亿里山河之大命，国民委托于公者亦已重哉。继自今惟公翼翼，毋违宪法，毋拂舆情，毋作威福，毋崇专断，毋昵非德，毋任非才，凡我共和国民有不矢忠矢信，至诚爱戴，轩辕金天列祖列宗七十二代之君，实闻斯言。代表等受国民委托之重，敢不尽意。谨致大总统玺绶，俾公发号施令，崇为符信，钦念哉。”

读毕授总统印，印文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

孙中山启印钤于《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宣言由胡汉民代读：“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星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人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飙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即使此后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共鉴之。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13]

由海陆军人代表徐绍桢致颂词后，孙中山致答词：“誓竭心力，勉副国民之公意。”

全体代表及观礼人员三呼“中华共和万岁”！掌声雷动，在军乐声中典礼结束。

当日，发布《孙大总统告海陆军将士文》：要求“海陆军将士、上下军人，共励初心，守之勿失。弗婴心小忿而酿阋墙之讥，弗藉口共和而昧服从之义，弗怠弛以遗远寇，弗骄矜以误事机，拥树民国，立泰山磐石安”。

国内各地群众和海外各地华侨为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的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都张灯结彩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1912年元旦，美国旧金山由同盟会支部、中华商会组织了数万华侨游行，很多其他地区的华侨闻讯也远道来参加。仅花车就有二十多辆，有马拉的，有汽车改装的，花车上写着：“君主专制政体灭亡”、“共和国万岁”等英文标语。游行队伍中有舞龙、舞狮、洋鼓洋号、中国乐器唢呐笙箫锣鼓。游行队伍，由中华商会门前出发，经唐人街、克尼街，直到市中心马杰街，全程差不多走遍旧金山四分之一的地区，沿途鸣放爆竹焰火，人山人海极为热闹。当天晚上还举行了庆祝演出，有京戏、粤剧等节目。于上年2月在旧金山企李街男青年会楼上自己家照顾孙中山的女同盟会员12岁的温徵德，游行时坐在一辆花车上护旗。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以后，温徵德老人清理旧物时，发现还有两张照片没被毁，一张是1912年元旦旧金山华侨举行庆祝游行花车行进时拍摄的。另一张是当年孙中山正住在温徵德家时，温徵德站在从楼上通往街道的木梯旁拍摄的。这两张照片因夹在旧物中，“文化大革命”浩劫时未被发现，而得以保存下来。

1月2日，孙中山发布总统颁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代表会议定五色旗（原江、浙、沪联军攻克南京所用）为国旗，十八星旗（原武昌起义所用）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原为陆皓东设计广州起义时所用）为海军旗。

孙中山不同意以五色旗为民国国旗，说：“清国旧制，海军以五色旗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五色旗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意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且既云五色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力主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代表会议于1月3日对国旗问题重新讨论，认为青天白日旗系同盟会制定，不能代表全国意见，而五色旗既经南京革命军采用，意义更为重大。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后，6月8日，临时参议院再次讨论，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14]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主持首次国务会议。右起：财政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黄兴；左起：海军总长黄钟英、教育次长景耀月、教育总长蔡元培、财政总长陈锦涛。

又因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只有大总统，无副总统，行政各部只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湖南代表宋教仁提议在大总统外加一副总统，行政各部不加限制。这一提案获代表会议通过。

1月2日，代表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

3日，孙中山以临时总统身份出席代表会，提出各部部长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宋教仁，财政总长陈锦涛，教育总长章太炎，司法总长伍廷芳，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

代表会先开预备会议加以审议，与会代表对宋教仁、王宠惠、章太炎多不同意，尤其认为章曾破坏钦、廉起义。提议伍廷芳改任外交总长。

黄兴又与孙中山商议，内务总长改为程德全，教育总长改为蔡元培，王宠惠的外交总长和伍廷芳的司法总长不动。

代表会开正式会，就修改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接着，举行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以17票当选。

孙中山又任命胡汉民为秘书长，黄兴兼参谋总长。各部次长多是青年革命党人，蒋作宾为陆军次长，汤芗铭为海军次长（汤原是留法学生，1905年春在巴黎参加革命党，后叛盟。参与割窃孙中山皮箧，窃走党人誓约书及文件。留欧党人对汤任海军次长提出反对，孙中山认为：“汤既率海军反正有功，吾党可以不念旧恶。”[15]但民国二年故态复萌，受袁世凯命，率海军协助冯国璋、段芝贵南下围剿讨袁军。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任其为湖南都督，大杀革命党人，被称为“汤屠户”）。魏宸组为外交次长，居正为内务次长，马君武为实业次长，王鸿猷为财政次长，吕志伊为司法次长，景耀月为教育次长，于右任为交通次长，钮永建为参谋次长。各部总长中只有黄兴、王宠惠、蔡元培是同盟会党人，其余都是前清的名流和官僚政客立宪派。张謇是前清状元，程德全是江苏巡抚，汤寿潜是浙江咨议局议长。革命党本想利用他们的名望，以加强新政权的影响。结果适得其反，这个新旧高级官员混合的所谓革命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和中下层革命党人以及革命军将士心目中，是不孚众望的。

孙中山任王云五为接待事务秘书，他能讲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又擅英语。外宾来访，一般由王云五接待，如有必要，再请大总统接见。

1月5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对外宣言》，命伍廷芳用电报通告各国。原电为英文，由澳洲人同盟会员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根据孙中山提示内容起草，经孙中山修订。《宣言》前部分，说明满清政府268年的“虐政”，使中国人民“智识上、道德上、生计上”迟缓不前；“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禁止“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愚民自锢”；禁止与外邦通商，“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造成“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官场腐败，“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对人民“严刑峻制，惨无人理”。满清专制政府“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国之公敌”。重点内容是其中的八条声明：“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二、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三、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五、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国家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六、吾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七、凡满人安居乐业于民国法权之内者，民国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八、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并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

端纳1903年任香港英文《德臣西报》编辑，1908年至同盟会南方支部见胡汉民，表示愿加入同盟会，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到上海，他随伍廷芳、温宗尧往见孙中山，以后又往谒多次。孙中山很器重这位热心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澳洲青年，嘱王宠惠、温宗尧，命他拟此《对外宣言》稿，他连夜撰写至次日晨6时才写成。后孙中山任他为南京临时政府英文秘书。

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寺尾亨、副岛义一等要来中国庆贺中国新政府成立。行前，犬养毅访见了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询问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党实行共和政治有何看法，西园答：“邻国采取何种政体，与日本无关。”但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对犬养毅说：“中国行共和政治对日本不利，所以，我们反对，必要时，日本将以武力维持中国君主政体，请您将这种方针转达南方革命党的领袖。”

犬养毅一行于1月7日到南京。当日，孙中山与黄兴接见了他们。

当犬养毅转述了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意图后，孙中山严肃拒绝。

这些日本友人提出：“中国欲达革命目的，须联合岑春煊（广西人，前清时，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中华民国成立被袁任为福建宣慰使）、康有为以对抗袁世凯。”

孙中山向他们表示：“我们不能跟这两个人合作。”

孙中山任临时总统后，请宋跃如的长女宋霭龄担任英文秘书工作。宋跃如也协助孙中山做些工作。他给在美国上学的二女宋庆龄写信说：“我正在和孙中山一起工作，还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国内的现状有利于革命党人，但做伟大的事情，总要冒些风险的。促成民主，并非旦夕一蹴而就的。”还把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寄给了宋庆龄。宋庆龄接国旗和信后，激动万分，她立即扯下学校中的清朝龙旗，把它踩在脚下，挂上新的国旗，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旗帜！”她热情洋溢地写了政论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当年4月出版的校刊《威斯里安》上。文章指出辛亥革命的伟大的国际意义，说：“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起来。它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文中并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国，一旦行动起来，整个世界将为之震动”，来激励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的爱国豪情。

章太炎此时，发表奇谈怪论，攻击孙中山和同盟会。

孙中山从美国定造军舰七艘、订购快枪三万支运至上海。章太炎发表《时评》进行奚落讥讽：“不知此系个人购买之品乎？如属政府，当孙君购买时，初未被举为临时总统，且尚是流寓在外之人也。如属个人，购价应由何处偿还？政府可否将此借用？皆应研究。”

孙中山提出改用阳历被各省代表会通过后颁令实行。章太炎发表《宣言》表示反对：“改变人民所用之旧贯，非民选议员，不得有决议之权。”声明“断难遵行”。

孙中山任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章太炎也发表《时评》诬蔑说：“内阁既不设总理，总统府秘书官长，乃真宰相矣！”

章太炎为与同盟会对抗，他拉拢旧官僚张謇、程德全、熊希龄、汤化龙、汤寿潜、赵凤昌、陈三立等组织起中华民国联合会（1月3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还函请保皇党头目梁启超参加。章组党的目的，就是“以排一党（指同盟会）专制之势”。

武昌起义后，康有为也在搞“反对民国”的活动。发表反动文章，反对民主共和，主张虚君共和，攻击革命党。

蔡元培向孙中山请示怎样对待章、康的各种活动。孙中山于1月12日复函蔡元培，指示要区别对待，说：“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16]

其实，章太炎对革命党的攻击和分裂活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比康有为的作用更恶劣更直接。

1月12日这天，北方议和首席代表唐绍仪派成员章宗祥、冯又微（清政府军咨府第二厅厅长）来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和胡汉民在总统府西客厅门外迎接他们，进屋坐定后，孙中山说：“你们来，我很高兴，欢迎！”又用广东话对冯又微说：“我们是同乡，又是朋友，希望不要拘束，随便谈谈。”四人叙谈了一小时。午饭后，孙中山邀冯又微一同去检阅海军。同行的有黄兴。他们乘马车到了下关，一同登上江防舰。

孙中山在舰上仔细查看了大炮和其他武器装备，并与官兵们随意交谈。冯又微冷眼旁观，看到“官兵们对他无不流露出敬爱的神情”。孙中山一连看了两艘军舰，都很满意。回到车上，孙中山对冯又微说：“如和议破裂，我就要北伐，你可以同我去吗？”孙中山要用他的革命热诚感召这位清王朝的官员，冯又微只是诺诺而应，没有肯定的回答。孙中山又说：“你从事军务多年，北方的军情应该很清楚，可以谈谈吗？”冯又微见孙中山“用恳切的眼光看着”他，他“深深地为孙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就把北洋军的情况和袁世凯“将大军聚集在各铁路沿线及黄河、淮河前线，以阻止民军北伐”的部署如实向孙中山作了叙说。孙中山问冯：“一旦和议破裂，重新开火，照你的推测，结果将会如何？”冯说：“我要直言奉告，你们南军的装备、武器都很差。这样隆冬气候，士兵连棉大衣都没有，如果大批军队渡过黄河，长途行军，谈何容易。……如果南北对阵，以实力论，北强南弱，一经接触，我预测北军必得初胜，而南军内部变化，亦甚可虑。我看您应当深思熟虑，谋定后动。”其实，战争的胜负，也要看士气、心力的强弱，并不完全决定在军事装备。冯又微最后表示：“希望和议成功，一致推翻清室，免得夜长梦多，横生枝节，对国家前途、共和前途都不利。”孙中山听了连连点头。回到总统府，冯又微向孙中山告辞，回客栈了。[17]

曾伙同章太炎多次攻击孙中山、分裂同盟会的光复会总会副会长陶成章（1909年9月陶与章太炎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未得逞，1910年2月陶、章脱离同盟会在东京恢复了光复会，章任正会长陶任副会长）在武昌起义后自南洋回国，在苏、浙各地号召旧部起义。浙江军政府成立后，被举为参议会议员。民国成立后，对同盟会做为执政党不满，不甘心同盟会为正统的革命党。他与章太炎相呼应攻击同盟会。章太炎是采用多种方式与同盟会对抗，建立团体、发表怪论、驳难孙中山、诽谤黄兴、攻击南京政府，而陶成章则是“欲将同盟会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为革命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章炳麟（章太炎）以代孙先生”。[18]并且“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陈其美）”。陶要制造多方面的反革命事件。

陶以为蒋介石接近陈其美，便于行事，就以同乡之情拉拢，对蒋说出了自己的心计，“陶亲来运动余（蒋介石）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蒋介石“闻之甚骇”，认为“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如其（陶成章）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同盟会和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在辛亥革命中的主力和领导作用，决定了它和他们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改变的。

怎么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呢？为了维护同盟会和领袖以及战友的地位与安全，为了维护革命秩序而避免重大反革命事件发生，蒋介石与陈其美密谋，决定先发制人，对陶成章进行处决。

此时，陶因病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广慈医院治疗。蒋介石收买了光复会成员王竹卿，于1月14日夜2时，潜入陶的病房，向陶开枪，击中陶的颈部、腹部后逃去，陶当场毙命。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不依法律规定和程序，任意捕人杀人，都是非法的，应受到谴责。孙中山反对暗杀人，他曾说：“暗杀一举，……向不赞成。”于事件发生的次日，孙中山在报纸上阅知陶在上海被杀，不念其旧恶，不计较过去陶对他的诋毁攻击，下令缉拿凶手、将陶的功绩列入史册，当天致电陈其美，说：“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令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并于16日致电浙江都督府，令“查明家属，优予抚恤”，指示“将其生平之行谊及光复之劳勋，详细具报，备付将来民国国史”。

孙中山不愧为一位伟人，他的气量宽宏，超乎常人。

陈其美因参与刺陶事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对他的檄讨罪状，说他有“政治野心”，搞“权力之争”，是一个“反革命”等，并涉及到对他一生的评价。

但此时的陈其美与陶成章，谁是“反革命”，谁有“政治野心”，谁在搞“权力之争”，尚有待于深入探讨研究。

2月，孙中山任章太炎为大总统枢密顾问，章到南京对孙中山说：“上海、江宁，咫尺地耳，若有献替，邮书半日即至，无必常宿直庐。”之后回上海。

袁世凯内挟清室，外抗民军，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恨之入骨，决心要为民国除害，歼杀大憝。1月16日中午，袁世凯乘双套马车出皇宫回家时，他们潜入东华门大街东口道左的东兴楼饭馆楼上，佯作饮茶。及袁车到，他们向下抛掷了三颗炸弹两颗爆炸，炸死了顶马（旧时达官贵人出行前有一二骑马人为先导）袁振标，还有卫队长一人、巡警一人，炸伤了另一顶马杜保、卫兵十二人、路人三名，还有两匹马。另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爆炸。被炸伤的两匹马飞奔起来，一直到袁世凯的住处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才停止。三位勇士被捕后牺牲。在东兴楼饭馆楼上发现还有用蒲包裹着的两颗炸弹。第二天又有勇士在外务部门口投掷了一颗炸弹，只震烈了袁世凯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吓得袁世凯不敢再出门，与清皇室交涉事项由外务大臣胡惟德代行，被炸伤的杜保和两匹马，伤势很重，不久都死去。

去年12月1日，外蒙古在沙俄策动和武装配合下，发生了所谓争取“独立”的叛乱。由亲俄分子杭达多尔济亲王等组织的叛兵与俄兵一起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办事大臣三多等避居俄领事馆，其卫队被“俄兵收械解散”。12月5日，三多等由俄兵押送出境，经恰克图回内地。

12月16日，外蒙古成立了“大蒙古国”，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年号“共戴”。

外蒙古很早即为中国的领土，仅就元明清几个朝代，与内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政体，在文化、经济、宗教、婚姻等方面，保持着密切关系。清政府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派官员率卫队驻库伦，此为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始设。此外，尚置有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阿尔泰办事大臣。在外蒙推行移民实边和新政措施，对外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又起到积极作用。

日俄战争后，沙俄在东北的扩张受到日本的阻遏，遂将矛头转向外蒙。1907年，日俄签密约，外蒙划为沙俄势力范围，沙俄便放手在外蒙进行扩张。其方式，先是对上层封建王公、贵族、喇嘛收买，“于活佛暨各大喇嘛既多所遗赠，表示亲睦”，或施以贷款。在外蒙扶植起一个亲俄集团，而后，策动其独立。1911年夏，外蒙各盟王公举行会盟大典，沙俄指使亲俄首领杭达多尔济亲王在会上“蛊惑活佛，密主联俄”。8月15日，杭达多尔济率代表团到彼得堡求沙皇“保护”，沙皇以“宫廷贵客招待”，沙俄各部大臣向他们保证支持外蒙“独立”。10月初，沙俄哥萨克骑步兵800余人开至库伦。沙俄陆军大臣下令拨给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步枪15000支，子弹700万发，以便发给外蒙叛乱集团。

武昌起义爆发，沙俄认为时机已到，立即指示驻华公使要利用“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的困难”，迫使中国在外蒙问题上让步。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等人由俄兵护送回到库伦准备叛乱，沙俄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通过驻库伦领事，将枪支子弹又加赠15000把军刀送给外蒙叛乱集团。由沙俄策动外蒙分裂主义分子组织的叛乱，便由此开场。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交最后通牒，宣称外蒙“独立”，限三多等“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赶速出境，不准逗留”。次日12月1日，在俄军直接配合下，武装包围了办事大臣衙门，驱走办事大臣三多。行辕、衙署、兵备处、电报局等，均被蒙俄兵把守。[19]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在《大总统宣言书》中，庄严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于1月28日，致电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那彦图等，向他们解释推翻清政府的目的是“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指出当前蒙古的危局：“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希望“贵王公等关怀时局，眷念桑梓，际兹国势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赖维持，祈将区区之意，遍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并请他们“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

以后，贡桑诺尔布加入国民党，当年8月，被选为国民党理事，并任蒙藏事务局总裁。那彦图任乌里雅苏台将军。他们在抨击叛乱集团抵制外蒙“独立”、稳定内蒙局势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外蒙“独立”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多次提到外蒙问题，直到逝世前一年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还邀请了蒙古代表到广州参加大会，并特举行了欢迎会，希望“蒙古再同中国联合，造成一个大中华民国”。

各省代表会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七、第八条规定，由各省派代表三人组织临时参议院。28日上午11时，召开参议院正式成立大会。孙中山和各行政长官及秘书长胡汉民莅会。孙中山在致词中说：“北虏未灭，战云方急，立法事业，在与戎机相需为用。破坏建设之二难，毕萃于兹，诸君子勉旃，各尽乃心，竭乃智，以奠民国之始基，以扬我民族之大烈。”[20]

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时期，不论在就职典礼或会议仪式等方面，一扫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和一些繁文缛节的陈规陋习。包括大总统在内，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即流行至今的中山服。辛亥以前，孙中山在海外尤其在欧美国家时，常穿西服，任临时总统期间，他把当时流行的学生装，安上翻领，改成四个口袋，后来被称中山服。总统府秘书耿伯钊（觐文）问他：“您哪里来这套衣服？”先生含笑而答：“这个样式是我创造的，又大方，又好看，又便宜，以后要提倡穿这种衣服。我们中国人穿长袍马褂已不合时代了。穿西装又穿不起，穿这衣服最好。”

由于孙中山倡导这种平民化的作风，在南京政府中开创了一种过去官场所没有的新风气。黄兴对孙中山的这种平易作风极为钦佩，常向人称赞不已。[21]孙中山出席各种会议时，不特置台上座位，仅坐在会场前列。张继回忆说：“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22]“他与平民在一起，从来不摆官架子，没有官僚脾气。他做了大总统后，华侨仍可当面直呼其名——孙文，而不以为忤，依旧亲切地招待他们。华侨们偶有争议，在大庭广众之前，可以放大炮，而他处之泰然，让他们心中有话，和盘托出。其所以如此，因为他的一切举措都是公而无私。”[23]

在古今的国家君主和领袖人物中，允许别人批评、发表不同观点、与之争论甚至攻击的，只有孙中山一人。他是位真正无私的人民公仆。

2月9日，孙夫人卢慕贞偕两女孙娫、孙婉、侄女孙霞、佣姆阿青由庇能乘英国邮轮亚舍号回国，10日经新加坡时，南洋同盟会支部长邓泽如上船同行护送。15日经香港，19日到上海，沪都督陈其美派人迎接夫人等到沧州别墅。当天下午，孙科迎其母、妹等，住在哈同花园。20日，卢夫人偕子女等到南京，与孙先生团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于3月25日离南京赴广东香山县翠亨村。[24]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广东都督胡汉民到南京任总统府秘书长，广东党政及各界团体及父老绅商纷纷向孙中山发来一百多封电报，要求任孙眉为广东都督。教育总长蔡元培也热心支持此议。孙眉对革命有很大贡献，在檀香山时，为支援革命而倾家荡产。1907年迁居香港九龙后，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民国肇建，受一席之职，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孙中山于2月21日电复各界予以婉绝，全文是：“广东各界团体并送各报馆公鉴：连接各界议举家兄为粤督之电，文未作答，非避嫌也。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若为事择人，则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何如慎之于始。知兄者莫若弟，文爱吾粤，即以爱兄也。谨布。孙文叩。”[25]

当天，又致电他哥哥孙眉，劝阻其事，电报全文是：

“孙寿屏大哥：粤中有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弟文叩。”[26]

临时大总统办公室

孙眉对此事想不通。以后，孙中山回广东视察，孙眉见到弟弟孙中山，即大加训斥，说：“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你当了大总统，倒把我一脚踢开了，恩怨不分。你说我当都督哪样不够格？”孙中山默默地听着，待哥哥把话说完，才微笑着对他说：“你是我的大哥，家里的事，可以听你的，国事，可就不能随便了。在共和国当官，应当做国民的公仆，也不是为了争权利地位。”[27]

孙中山在生活上很简朴，作风平易近人，被称为平民总统。当时在总统府内，一般人每餐菜金都在3元以上，而孙中山吃的是4角钱左右的豆芽之类的素菜。有一天，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到总统府谒见，纵谈至夜间，就留伍、唐二人用膳，除几碟普通的菜外，别无佳肴。唐绍仪生活奢费，每日仅烟酒费就二三十元，乍见此粗劣菜食，竟无法下筷，又不好意思退席，只好对伍廷芳说：“今天是我吃斋日，不能吃荤，只可陪食。”[28]孙中山不加强让，随吃随谈。

先生每天吃饭都是用平常碗筷，从不讲究，有一次，厨师在桌上摆了一套锡制盛器，先生说：“太讲究了，以后不要再拿来了。”

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早起，用冷水洗脸。每天早晨要把这一天要做的事项简单地记下来。他也注重仪表的整洁，每天早晨刮胡子，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好。他经常自己洗衣服，他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中，有时见青年革命党人的衣服脏了也替他们洗。

临时大总统住所

孙中山任大总统期间，每天接见大批来访者，上至地方军政官员，下至人民群众。一天，有一位年过80的老人，走进总统府门，向传达室苦苦哀求，要求见孙大总统。传达员问他：“你有什么事要见大总统。”他说：“没有什么事，我只想看看民主气象。”传达员又问他：“你有没有意见书？”他说：“没有。”这位老人姓萧，是盐商，专程从扬州到南京瞻仰孙大总统丰采的。护卫队长郭汉章见此情况，就进去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说：“好，你请他进来，我很愿意接见他。”郭汉章把老人扶入总统府，孙中山含笑起立，正准备向他行握手礼，老人却掷杖跪下，向大总统行三拜九叩之礼。孙中山急忙扶起老人，请他坐下，亲切地对他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若是总统离职后呢？”孙中山回答说：“总统离职后，又回到人民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29]谈完话，孙中山送他到办公室门口，并令郭汉章派人用车送他回到旅馆去。这位老人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30]

孙中山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横幅赠给同志。有时喜欢走出总统府去访问群众、视察市政。总统府内有外国朋友送给总统的马13匹，编为13个号；还有友人送的1辆黑色汽车；侍从队有24辆自行车，备总统外出时卫士使用。

一天早上，孙中山与总统府建筑科长唐斌及随从7人，骑着洋马到中华门外雨花台视察炮台。孙中山骑的是性格驯良的7号马，他穿着普通制服，出城时市民没发现，可是出城后被大家知道了，人们便立即在马路上、店门口、城楼上挂满了旗帜。唐斌陪孙中山走上雨花台，想去看一座前清遗留下来的炮台，但那里也聚集了许多群众。孙中山不愿惊动大家，回头就走。他从雨花台上往下一看，见城里挂满了旗帜，便勒住马，指着城内问唐斌：“这是干什么？”唐斌回答说：“这是欢迎总统的。”孙中山感慨地说：“我个人的行踪不必去惊扰众人，我们还是改道走吧。”看完炮台，准备进城，到了中华门外的郭家花园（明初郭子兴的花园），被群众发现，一齐拥过来，将他团团围住。群众鼓掌欢呼“大总统万岁”！孙中山在马上向群众频频点头答礼。这时，城外的警察分局姚局长和王巡官率人赶来维持秩序，王巡官拔出指挥刀挥舞，想驱散群众。孙中山见此，立即让护卫队长郭汉章去制止王巡官，告诉他说：“对待老百姓不能这样。”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齐呼“大总统万岁，万万岁”！孙中山看到老百姓对自己是这样热烈爱戴，知道一时不容易从中华门进城，便轻声地用广东话对郭汉章说：“我们能不能从旁的城门进城。”郭汉章在马上对群众说：“请让开一条路，大总统还要到制造局去看看。”群众才让出一条路，他们就绕道从通济门进了城，回到总统府。南门城楼上的守城官员，只见大总统出了城却没见归来，急忙分头寻问，当问到总统府号房（传达室）时，才知道总统早已回府了。[31]

总统府西侧的花园洋房，是临时大总统的住处和办公室。卧室里放着一张中国旧式棕床，一张三抽屉的办公桌，地板上铺着草毯，卧室旁边是餐室和浴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朴，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一个小书橱和一套沙发。就在这间普通的屋子里，孙中山签发了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民主革命的各项政治法令，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革除社会恶习等方面共30多件。如令内务、司法等部通饬所属或通告各省废除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劝禁缠足、一律剪辫、禁绝鸦片、禁绝贩卖“猪仔”（契约华工）、保护华侨、严禁官吏违法、取消官厅人员“大人”、“老爷”的称呼等。[32]还令各省慎重农事，鼓励华侨投资兴办工商业；布告国民，号召积极参加民国建设，振兴实业，促进教育，等等。

《剪辫令》，百姓遵行最为迅速，出现城乡街头装束革新的热潮。中华民国成立后，已有许多男士剪去了辫子。于3月5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令内务部发出《剪辫令》，指出：满清政府“强行编发之制”，当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罹荼毒”，“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令词严厉，但不以死相挟，各地将令贴出，响应者甚踊跃。革命军士兵在街头为百姓剪辫，应之不及，许多热情少年持剪相助，见人束辫，就从后咔嚓一声给他剪掉。留辫怪俗，已数百年，猛然被剪掉，反觉丑陋，有的嚎啕大哭，有的破口大骂，但不以违抗论处，只是引得众人阵阵哄笑。有人用诗描述了当时情景：

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

瞥见豚尾及锋试，道旁观者拍手呼！

民国成立后，中国同盟会决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变化，清政府已推翻，共和政府成立，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也要变更。在南京成贤街设总部事务所。孙中山亲自改写了中国同盟会的总章，共34条，将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时的总章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改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将民国的施政方针列入其中：一、行政统一，地方自治；二、种族同化；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四、普及义务教育；五、男女平权；六、厉行征兵制度；七、整理财政，厘定税则；八、力谋国际平等；九、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3月3日，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临时政府各部、次长及重要人士也到会。孙中山出席大会讲话。因为他是便装步行去的，被门前警卫拦住，对他说：“今天孙大总统来这里出席大会，无关的人不让进去。”孙中山对警卫说：“孙大总统不也是一个普通人吗？他只不过是众百姓的公仆。”为示服从凭证件入场的规定，他说完把名片拿了出来，这位警卫一看站在他眼前的正是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不知所措，孙中山向他点头一笑走了进去。[33]

出席大会的有四千多人，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一致举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又选举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继、刘揆一、居正、田桐、马君武、平刚、李肇甫为干事，由总理指定汪精卫、张继任总务，马君武、田桐任文书，居正任财务，又选出各省支部长负责各地支部事务。中国同盟会由以前秘密领导发动国内外革命党人进行革命的革命党成为民国成立之后公开的执政的最大的政党。

孙中山对共和国宪法的编制工作极为重视。早在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会上，他就指出：“矧为此虏未灭，战云方急，立法事业在与戎机相待为用。”2月1日，他在参加临时参议院会议时，又提出要设立法制院。2月7日，临时参议院组织编辑委员会起草临时约法，由法制局长宋教仁草拟。2月13日，孙中山还特意召集同盟会议员进行讨论。孙中山指出应将五权宪法纳入约法，他说：“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于巩固”，并提出要加上“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他的这些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成。

为了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还决定将1911年12月在汉口各省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

当时，外国报刊评论这部约法是“务在制裁大总统，俾其不得专肆”，由于“限制总统之处甚严……袁大总统已渐入于荆棘丛中，殊不易于排解矣”。后来，袁世凯虽依仗权势将《约法》撕毁，但“共和大义，深浃人心”，“义旗屡举，率使叛盗计不得逞”。

3月8日，参议院审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正式公布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史上绝无仅有的这部共和国宪法。它宣布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废除和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临时约法》共7章56条，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并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人民享有请愿、陈诉、诉讼、考试、选举、被选举的民主权利。政权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独立、牵制、分而治之。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人民享有参政权，国家实行民主管理。《临时约法》用法律形式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赋予了国民民主自由的权利。这是辛亥革命取得的一个光辉战果，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它对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主革命，也激发了妇女参政的要求。在辛亥革命史上，曾多次发生妇女为争参政权，在革命党和政府的会议中，请愿或动武的事件。有的甚至找到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声援她们。孙中山在任职大总统和解职以后，在南京、北京都接见过这类女志士，成为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趣闻。

3月19日上午，忽然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唐群英等几位女士到南京政府参议院，径入议事厅杂坐，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平等”条文，列入《约法》之中。经参议员们的婉劝，她们才退出。下午，她们又到参议院落座旁听席。有参议员宣称：本院对于妇女参政及女子与男子权利平等规定列入《约法》并不反对，但须俟国会正式成立，然后解决。

次日，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唐群英、蔡惠二人到总统府求见孙中山，孙中山接见了她们。她们呈上请愿书，并“求总统提议于参议院”，“词甚激昂”。孙中山劝诫她们说：“此事未有一经提议，即行通过者，倘能坚忍耐劳至再三，将来或能达此目的，幸毋为无意识之暴举，受人指摘。否则，殊非本总统赞成女子参政权之始意。”孙中山因事出总统府，唐、蔡二人才离去。

第三天上午，该团体请愿人数竟增加到60多人，并带武器，径奔参议院，被警卫战士阻拦，发生争执，有参议员闻她们带武器而来，竟慌惧而逃。议长林森电请大总统派兵保护。孙中山立即派近卫军20人前往救援。这些女志士因不能进入参议院，心情激愤，又到总统府求见孙中山。孙中山又接见了她们。她们向孙中山诉说了参议院派兵把守阻止她们入内情况，要求派兵保护她们进入参议院，并坚请大总统向参议院转达她们的要求。孙中山答应代向参议院提议此事，并令长女孙娫偕同赴参议院。议院只好答应，让女子参政同盟会写一正式呈文，作为议案，进行讨论，列入《约法》。

她们得到了大总统的支持，并答应亲自为她们转述要求，60余人才“整队得意而返”。

孙中山于3月28日致电各省都督：“务须饬所属，勿许越法肆行”，[34]“并晓谕人民，许其按照临时约法，对越法行为进行控诉”。[35]

民主宪法，在这个古老的封建国家正式产生了。民主政治生活中“平等”、“自由”、“权利”等口号通过法律肯定了下来。

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从此宣告结束。在中国，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被打倒了。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人人讲平等”的新风气，不许称“大老爷”、“老爷”、“大人”，不许府署官员坐轿。革命党人李亚东任职汉阳，有一次，他坐四人绿呢轿去武昌都督府，到门前，卫兵们视其为清朝怪物，喝令他下轿，李亚东竟不敢作声。[36]有的地方政府大小员司的月津贴都一样，武昌军政府各级官员津贴一律20元。男人剪了辫子，女子裹脚的也大大减少，吸鸦片不再认为是一种体面的事。“民主”、“平等”、“权利”等观念深入人心。有的从前颓废的青年向亲人表示说：“中国革命成功了，我要做一个新中国的新人。从今后，我要做三件事：一、决不再抽鸦片；二、决不再赌博；三、决不再逛妓院。如违犯，尽你们责罚。”[37]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封建帝制，而且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素质。当时在西南一带流传的民谣是这样赞颂新成立的共和国的：

月亮出来白又白，

光明月亮被云遮。

黑云被风吹散了，

变成光明是民国。[38]

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因此，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39]

第十九章　历史性的错误——让位于袁世凯

孙中山回国所面临的，不是革命党人及其率领下的革命军对清政府反动势力继续作战；而是一个挂着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牌子、鱼龙混杂的政治集团正在与北方实力派反动大官僚袁世凯进行政治交易——南北议和的局面。

孙中山刚回国时，颇不以议和为然，曾坚定地表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在革命实力的准备上，由美洲回国途经英国时，已和伦敦四国银行团商谈革命政府借款问题。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1]可是，孙中山的主张遭到了当时革命党内外和临时政府上层集团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和非难。

汪精卫是主张让位袁世凯闹的最厉害的人，他甚至攻击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先生如果不让，人家要说先生争地位权利！”[2]并且和一部分人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来促使孙中山放下政权。[3]当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不久，黄兴也曾把苏浙沪联军代表顾忠琛和北方代表廖宇春于年前12月20日在上海签订的和约五条，拿给孙中山看，其中有一条就是“先推覆清政府者（即指如袁世凯推倒清室），为大总统”，并且对孙中山说：“我们一定实践诺言。”[4]

主张继续北伐的孙中山，由于首先受到同盟会党人的反对，他在临时政府中被孤立起来了。这时，孙中山的心情是很郁闷的，当时有人向他祝贺说：“我辈夙昔志愿竟成事实矣，何等痛快！”孙中山皱着额头说：“何来痛快？直苦恼耳！”[5]后来他在给南洋同志的信中说：“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6]

以上情节，都是当时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的革命党人的回忆，是可信的。说明孙中山主张北伐，不愿与袁妥协。但历史又有记录告诉我们，孙中山就任总统的第二天，1912年1月2日，曾致电袁世凯，表示“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并说：“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这份电报表明，孙中山回国之后，也受到以黄兴为首的“拥袁”思潮的影响，在主张北伐的同时，已有了妥协的成份。

孙中山与南方议和代表团秘书张竞生一次谈话中，提到他让位总统的想法和原则，他说：“我不怕袁，而是利用他，不但是袁，无论谁，他如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我都极愿让出这位置；但无论何人，如不能做到这两点，虽用任何强力，都不能使我让出。我是终生抱定革命者的气节的，不但视总统是一个虚名，而且到必要时，虽身家性命也可牺牲的。总统是一个虚名，我不当总统，也可为国家做事。我立志让出总统后，就专心做实业救国的事务。”

从议和过程中，孙中山在重大政治问题的坚持不让；在让位总统后，投入实业救国的工作和宣传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些话是由衷而发。

关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有的说是自愿的，有的说是被迫的。这是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当时，中下层军政官员、群众团体和各界广大革命群众，与上层领导集团妥协派相反，力主北伐。在整个和议过程中，南京临时政府不断收到地方军政府、群众团体以及前方将士发来关于反对议和、坚决主张北伐的电文。山西军务部长温士泉在向政府报告太原失守的电文中说：“袁贼远交近攻……居心奸险，望早日联师北伐，除彼妖孽。”[7]云南都督蔡锷在电文中说：“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8]大通军政府黎宗岳在电文中说：“和议展期已非一日，共和者为铁血之共和，非哀求之共和……敝军枕戈以待，毋任焦灼。”[9]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在电文中指出：“南方共和之局日久变多，内部或生意见，彼得伺隙而图。……纵然一心求和、亦当分途北伐，海陆并进。”[10]蜀军都督张培爵等在电文中说：“袁贼狡诈，和议缓兵，以备彼党准备破坏之诡计，逆迹昭彰万人共睹。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万不听。……亟应取消和议，联合各省军队，陆续分进，直捣虏廷，擒斩袁贼，早定大局。”[11]豫秦晋陇协会在电文中说：“停战期满，万难再忍，祈速宣战，以解此危。如和，不顾大局，续行停战，四省人民死不承认。”[12]这些电文，表达了当时全国各地广大群众和革命军政社会团体，要求继续革命的强烈呼声。

即使在和议时期，敌军却一直没有遵约停止对革命军的进攻。从山西、山东、四川发来的电报中说：“袁贼远交近攻之策，阳与晋议和，暗调第三镇全部及第六镇混合协，于10月18日晚猛攻娘子关”，[13]“敌军扰害我地面，残杀我良民，残无人理”，“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实行远交近攻政策。迭次清兵进攻秦晋。太原业已失守，危在旦夕。清兵携有大炮数十尊，枪精子足，凶猛异常。秦晋二省，势且不支”。[14]

袁世凯在停战期内，攻下太原，进逼陕西。陕西军政府代表高正中、甘锡泽上书孙中山、黄兴，提出七不解：袁世凯停战期内，据太原攻陕西，残荼生民，政府专恃和议，坐而听之，不解一；政府成立，民军自有统一的机关，东西可相顾，南北可相援，势成一气，援顾未获实济，不解二；袁世凯不承认唐绍仪议决条件，是准备开战，又同意续停战十五日，岂不使他更周密准备开战，不解三；太原失守，陕西受敌，何以援助，不解四；北伐军不下数十万，不出发，不解五；汉口、汉阳清兵悉数北退，明是舍南击北，扼地势之要害，革命政府不图进取，不解六；军饷不足，商务阻滞，居民坐困，如兵为贼，民为匪，不急为补救，不解七。”[15]

由此可见，在所谓“停战议和”的烟幕下，袁世凯大举进兵西北，给陕西民军造成了严重的困境。袁世凯在和议中高唱“北方军界不忍生灵涂炭”，[16]“可望从此戢祸息兵”，“和平解决”[17]等动听的调子，是为了麻痹革命军斗志。但前方革命军对敌人明和暗攻的手段最能识别，很多人自动组织起来要求参加北伐，并向南京政府请示：“将开赴效命，祈速宣告命战。”[18]但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上层成员，对这些强烈的呼声充耳不闻。孙中山没有朝革命群众走过来，组织和领导他们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继续革命的北伐大军。正如当时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的吴玉章所说：“在各方面包围下，孙中山先生最后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19]他于1月15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0]

当孙中山回国当选为临时总统、组织临时政府时，袁世凯就气急败坏地蹦跳起来。在孙中山就任总统的当天，他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倪嗣冲、姜桂题等42人联名通电，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声称：“若依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抵抗”[21]，要以武力威胁南方政府。1月2日，他撤消了议和代表唐绍仪，并否认从前签订的各项决议，声言：“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伍两全权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22]当后来他了解到这个临时政府仍是他攫取最高权位的过渡机构时，他又做出一副拥护共和的姿态来。

袁世凯接孙中山1月15日的电文后，他立即转过头来收拾清室。当天，他以内阁总理的名义提出奏折，托词现有的兵力和财力，无法作战，假称生病，不再上朝，由他的内阁成员、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与朝廷联系。他们列席御前会议，都奏请“赞成共和，以维大局”。

但在皇亲贵族中的少壮派人物，以军咨府军咨使良弼为首，还有铁良、毓朗等亲贵三十多人，于1月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名义发表宣言，成立宗社党，形成一个坚决维护满族皇权，反对清帝退位，反对共和的顽固派集团。良弼还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同盟会京津分会的军事部干事四川人彭家珍闻知后，认为良弼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23]他决定要将良弼暗杀，但他并不认识良弼，从一位徐姓同乡的家中，找到了良弼的照片，仔细观察，认清了良弼的容貌。1月26日，他假称是良弼的旧识奉天讲武监督崇恭，穿着标统制服，身佩军刀，乘车到了北京红罗厂，直奔良弼私宅。门房把他引入客房，久候良弼不归。他出门想到别处去寻找良弼，刚刚上车，行在大街上，这时良弼驱车回来，彭家珍又引车转回，良弼下车进门，彭家珍朝其后身猛掷一炸弹，良弼被炸断左腿，当时昏绝卧地，29日死去。由于弹片反射，彭家珍头部重创，当时牺牲，遗体由家属运回四川金堂县安葬，北京西郊万牲园烈士墓有他的衣冠冢。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追赠他为大将军。

良弼被炸死后，皇亲贵族大臣们，再也不敢反对共和了，纷纷逃离北京赴天津、大连、青岛等地。清政府再召集会议，已无人入朝。

民政大臣赵秉钧、外交大臣胡惟德、邮传大臣梁士诒等受袁世凯旨意，不时入宫恐吓隆裕太后，并晓以利害。隆裕太后无可奈何，于2月3日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

袁世凯即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往返电商，由参议院通过优待皇室8条：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二、每年由民国政府拨给皇室四百万金供用；三、皇帝暂居后宫（后移居颐和园）；四、宗庙陵寝永远奉祀；五、崇陵工程如制修造，经费由民国政府支出；六、宫内各执事人员，照常留用；七、清宫财产由民国政府保护；八、禁卫军饷额由民国政府如数供给。

袁世凯邀集王公亲贵于2月12日率全体阁员带退位诏稿入朝，在养心殿向隆裕太后和溥仪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当内侍将诏稿跪陈皇案，隆裕太后执阅时，泪如雨下。她将诏书交给内务府大臣世续、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钤印御玺。其内容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24]此诏书是由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张謇起草的，而其中的“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是袁世凯亲笔加进去的。共和政府不是由议会选举而是由清政府任命产生，其意也甚荒谬可笑。为此，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抗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25]

宣诏后，隆裕太后携溥仪，由内监扶掖回宫，群臣遂散。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

南京政府由于有孙中山主持，使袁世凯通往总统宝座的道路上增添了障碍。1月22日，孙中山曾声明：“袁若能实行断绝满清政府关系，为民国国民之条件，则文当仍践前言也。……今确定办法如下：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或转饬驻沪各国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26]

袁世凯于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2月13日），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将退位诏书送各国公使及南京政府，并发表政见：“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27]

2月13日，孙中山接到袁世凯宣布政见电文的当天，便向参议院请辞临时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为下届临时总统候选人。在辞临时大总统职咨文中说：“清帝鉴于大势，知保全君位必然无效，遂有退位之议。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当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誓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解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为此咨告贵院，应代表国民之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

孙中山为了约束袁世凯，提出了自以为很有效的三项措施附在咨文中：“附办法条件如左：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在推举袁世凯为下届临时总统候选人的咨文中说：“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28]

关于建都地点问题，南北官员都有议论。袁世凯知孙、黄等革命党人必主张定都南京，他提前吹出“难以南下”之风，于2月13日在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文中称：“世凯极愿南行，畅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

章太炎在定都问题上，也专和同盟会作对，他和旧官僚张謇、熊希龄等叫嚷定都北京。章太炎在袁世凯来电的同一天2月13日，也致电参议院主张建都北京，并劝告参议院不要受“浮竞之徒，私相煽惑”而“以意气争”。对孙中山、黄兴肆意诬蔑。

议员们大受影响，2月14日参议院讨论临时政府设都地点时，革命党人同盟会干事李肇甫在讲台上大放厥词，说迁都北京的必要。结果多数赞成迁都北京，而被表决通过。投票者28人，主北京者20人，主南京者仅5人，主武昌者2人，主天津者1人。

参议院议员，多数系各省咨议局推荐而来，由各省代表过渡到参议院议员。他们没有参加过实际革命运动，也不理解革命意义，更不理解孙中山的革命政治主张，其中还有一批封建官僚政客，在为袁世凯效力。

孙中山接到参议院议决案后，异常气愤，于当天晚上，与黄兴召集同盟会议员黄复生、李肇甫、邓家彦等，严责不应为袁世凯张目。黄兴更是怒不可遏，两手插在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李、邓表示可依参议院法再行复议，黄兴说：“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限次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

次日2月15日，参议院开选举第二届临时总统会时，有广东、广西议员起而发激烈之词：“临时政府地点须重议，非改在南京，吾辈愿以身殉会场！”有议员说：“即要重议，也必须等总统对此有所表示，令复议乃可。”语未毕，总统请复议的咨文已到。遂重议，最后用记名投票办法表决。计得27票，有19票赞成定都南京，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否决了昨日迁都北京的议决案。

章太炎支持袁世凯，坚持定都北京，以中华民国联合会名义致电参议院说：“贵院决议临时政府建都北京，天下公论。政府驳令复议，务望坚持。”

南京政府内，有人也不让章太炎轻松，撰一文电发报社登在报纸上：“民立、天铎各报馆鉴：章太炎主都北京，有功袁总统，拟畀以教育总长或最高顾问之职，著速晋京陛见。”并将电文寄给了章太炎本人。

章太炎气急败坏地狂骂：“日暮途穷之政府，何以嫉妒荒谬至此。”他还写信给孙中山，要求追查此事。孙中山给他回信说：“不知何等细人，窃盗何种印信为之，已饬电局查报。”

各地革命的党、政、军、团体、个人纷纷向总统府发来反对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函电百数十件。

2月20日，孙中山在给《民立报》及谭人凤的复电中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

五大洲各地华侨团体和个人也纷纷来电反对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于2月21日在《复五洲华侨同志电》中说：“仆满清而建民国，今目的已达，以此完全民国，归诸全体四百兆人之手，我辈之义务告尽，而权利则享自由人权而已，其他非所问也。至于服务之行政团，若总统类者，皆我自由国民所举用之公仆，当其才者则选焉。袁君之性情不苟于然诺，当其未以废君为可也，则持之；及其既以共和为当也，则坚之。其诺甚濡，其言弥信。彼之布告天下万世，有云：不使君主政体再发生于民国。大哉言矣！复何瑕疵？至彼之委曲求全，予亡清以优待，亦隐消同气之战争。功罪弗居，心迹自显。前日之袁君，为世界之一人；今日之袁君，为民国之分子。量才而选，彼独贤劳。正我国民所当慰勉道歉，责之以尽瘁，爱之以热诚者也。总统既非酬庸之具，袁君即为任劳之人。宜敬观其从容敷施，以行国民之意，使民国之根基，由临时尽力维持而完固焉。我同志其鉴文之微忱。”[29]

就这样，孙中山置广大革命群众的“勿堕袁之狡计”、“和议决不可信”的告诫于不顾，竟以一代革命党首领的身份敞开了妥协的大门，引虎狼入室，使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为虎狼所践踏。孙中山的这一决策，于个人可谓是“成功而不私其权利”的磊落风格；若从时代的要求来衡量，却是一个历史性重大错误。从此，造成了他苦战到死终未能挽回的惨痛局面。

2月15日，参议院举行第二届临时总统选举。这天上午11时，孙中山率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文武官员二百余人，军士数万人，赴明孝陵行祭告典礼。外交总长王宠惠不解其意，为此向孙中山建议，请改日再赴明孝陵行祭告礼，说：“今日为参议院推选之期，大总统或须出席，请以他日祭告如何？”孙中山回答说：“我正因此，命全师而出也。今日之事，闻军中有持异议者，恐于选举之顷，有所表示，其意不愿我辞职，又不满于袁世凯也。若此案不通过，人必疑我嗾使军队维持个人地位，故特举行祭告，移师城外，使勿预选事也。”[30]原来孙中山已闻在军队官兵中，有反对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而要求他留任的情况。又顾虑到如他出席选举会，可能出现选举方案通不过的局面，会被人疑为他用军队维持总统的地位。

王宠惠听了很受感动，他赞叹孙先生的为人，说：先生“广阔之胸怀，仁让之风，有如此者”。[31]

参议院选举结果，袁世凯以17票被选为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陆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民国元年6月任安徽都督）不赞成一味向袁世凯退让，主张利用革命气势组织力量打击袁世凯。他于2月18日到南京政府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亲为调牛奶咖啡茶，并给以饼干”。柏对孙中山说：“目前革命气势正在高涨，北伐军事不应停止。且北洋军实力尚在，应利用当前革命优势，予以严重打击，将所有障碍扫除，方能实现本党政治主张，否则急于求和，恐难有好结果。”孙中山尽管“非常同意余（柏文蔚）之主张”，但这时他只能向柏文蔚表明：“和议并非坚决不谈，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他自己可以立即辞职，不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32]关于今后的军事问题，则指示柏文蔚与黄兴研究。柏文蔚在总统府吃完早餐，向孙中山告辞，到了陆军部。他向黄兴说：“袁世凯乃是不讲信义之人，戊戌政变，他能卖友向慈禧告密，我们对他不能相信太过。”黄兴向他解释说：“革命目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只要袁世凯承认这种主张，我们就可以将总统让给他。他虽狡猾，也一定与我们合作，假如完全靠武力解决，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33]此时，柏文蔚已看透黄克强本人，“亦大有放弃武力之意”。他后来很感慨地说：“当时和平空气浓厚，余之不放弃武力主张，已不为各方面所重视，诚所谓曲高和寡者也。”[34]

2月20日，补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孙中山为了约束袁世凯，提出三项办法，企图以此迫使袁世凯离开北方反革命巢穴，失去实力，让袁只能按革命党的政治路线来为民国办事。但袁世凯决不去实就虚到南方革命党人眼皮底下去当那个空头总统。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部长张謇与袁世凯有着多年的交情，两个人曾随清军统领吴长庆到朝鲜共事。此时，他已成为袁世凯最好的策士。袁世凯指示北洋军将领联合通电逼宫就是出自他的主意，连清帝退位诏书也是由他在上海起草的。当孙中山提出限制袁世凯的三个条件时，他又在密电中给袁世凯想了一个好办法：“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北京外交团着手；二、从北方数省人民着手。”

孙中山派定的迎袁专使团蔡元培（教育总长）、宋教仁（法制局长）、钮永建（外交次长）、王正廷（湖北外交司长）、刘冠雄（海军顾问）、黄恺元（步兵第三十一团长）、曾昭文（陆军部军需局长）、汪精卫（议和参赞）八人于2月28日到北京。

专使团到北京的第二天夜间，袁世凯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所部进行暴动，在东安门、前门一带放火行劫，又在专使就寝的迎宾馆附近连续打枪。刹时间，窗外火光闪闪，吓得专使们越墙跑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避难。与此同时，天津、保定、通州都发生了同样骚乱事件。[35]袁又指使一些外交团体通电呼吁反对袁南下就职。各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使馆为名，也纷纷调兵入京。袁世凯因而借口“变生仓猝，暂难南来”。这场戏，导演得很逼真。当时实诚的中国革命家们信以为实，蔡元培等迎宾专使们于3月2日致电南京政府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件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36]致电孙中山，请即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准袁在北京受职。3月1日，章太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表示要“强固中央政府”，即要维护袁世凯政府。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身份发表通电，拥护建都北京。此时，章太炎忠心为袁效力，他的统一党，也成为袁的工具。

孙中山在各方面压力下，于3月6日向参议院提出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议案，参议院议决了从袁世凯受职到孙中山解职的六项程序：一、“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电复认为授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待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待之日，始行解职”，由参议院电达。[37]

孙中山向北京六国饭店迎袁使团也致电说明：“经（参议）院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

袁世凯致电孙中山说：“自经此变，北方商民愈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而南京政府亦鉴北方事之方殷，谅南行之宜缓。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38]

孙中山复电袁世凯，明确表示：“经院议决，公在北京受职。”

这样，南京临时政府，在妥协的斜路上一滑到底，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横商量，竖商量，

摘下果子别人尝。

今也让，明也让，

吃人的老猿称霸王。[39]

袁世凯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在袁就职的当天，憨厚的黄兴还致电各省，调兵北上助袁靖难，袁惊慌地加以阻止，说：“各国联军驻京，恐滋误会。”他不敢让南方革命军到自家门口来。就这样，革命派白白地把政权送到了袁世凯这位野心家手里。一旦时机成熟，他可以随时把《临时约法》撕毁。

3月25日，袁世凯派内阁总理唐绍仪带了俞人凤、顾维钧、曾广等到南京办理接交事。29日，新内阁人选确定：教育总长蔡元培、工商总长陈其美、司法总长王宠惠、农业总长宋教仁，这四人是同盟会党人；内务总长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海军总长刘冠雄。军事、外交、内政、财政大权都掌握在北洋军头目和君主立宪派手中。

工商总长陈其美，以沪军政分府事未结为由，迟未就任。袁世凯对他产生疑忌，教唆党羽毁谤陈其美拥兵自固。

陈其美并不贪居政府总长官位，他想追随孙中山把精力投向实业工作中去。他的想法是“此后共和巩固，已无冒险者可为之事”，而要从事“实边”（开辟边地）建设。三个月后于7月1日辞去工商总长职，而将沪军交与江苏都督。袁世凯对陈其美以勋位、巨款笼络，均被陈拒绝。

30日，南京临时政府在总统府为唐绍仪举行欢迎宴会。在会上蔡元培、黄兴、居正等请唐加入同盟会，与会党人鼓掌欢迎，唐遂首肯。居正取过同盟会入会志愿书，唐签字，由黄兴、蔡元培作介绍人并签字，由孙中山作主盟人，唐起立宣誓，加入了同盟会。

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起，从中央到地方，隐藏着大量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大总统袁世凯以至乡绅地主等，他们手上还沾着革命烈士血迹。毛泽东说：孙中山“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40]各省发生过一些革命党人自动处置保皇党事件，孙中山在1月28日曾电令各省都督加以制止：“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41]但这些“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的保皇党分子，在民国成立后并未停止过与革命党的敌对活动。其头目梁启超伙同他的进步党成员汤化龙、熊希龄等，为效忠袁世凯，在国会内专与国民党作对。后来袁世凯镇压国民党、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等罪恶活动都是在梁启超、熊希龄、汤化龙组成的“名流内阁”支持下干的。保皇党党魁康有为在1917年7月，伙同一心要恢复清朝的复辟狂张勋一起演出丁巳复辟的一场丑剧。这些人是与革命党水火不相容的反动派。1896年曾在英国伦敦清使馆谋陷孙中山的邓廷铿，竟于民国元年3月跑到临时政府来找孙中山要官职。总统府的副官把他扣了起来，孙中山却为他解释：“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已过之事，无庸深究。他来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还担心他发生意外，令人护送他出总统府。[42]这些隐藏的和被宽容下来的敌人，就是后来袁世凯进行反革命复辟、镇压革命派的社会力量。当时的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43]后来孙中山也明白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反革命聪明绝顶，不仅不逃避，反来加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44]

孙中山即将离任临时大总统，对总统府近卫军依依惜别，为寄以革命情谊，为全体近卫军官兵每人制作一套米色卡琪军服、一面白竹布手帕，作为纪念，每面手帕中间印有黑色寸余方“汉族存亡，在此一举”八个魏碑体大字，下旁印“大总统孙文书赠”一行小字。3月底，孙中山奖给近卫军，全体官兵受赠后“欢声如雷”。孙中山离任总统后，近卫军改为南京卫戍团，吴浩任团长。二次革命讨袁战争中，他们“相约决不向袁世凯派来的冯国璋投降”。他们坚守到9月1日，最后粮尽弹绝。因时在夏天，无法藏匿，可惜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在战乱中都已失掉了。[45]

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与各总长、次长、局长举行饯别宴会后的合影。

4月1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行辞任礼。当天，在卫队长郭汉章等人陪同下到南京东郊紫金山打猎。出了朝阳门（今中山门），先到明孝陵，又到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从地飞起，同时惊起几只野鸡。孙中山举枪射击，立即有一只野鸡应声坠地。他们寻找很久，才在南坡的半山寺附近（今中山陵墓地）找到。坐下休息时，孙中山眺望山景，见满山青松翠柏被秦淮河环绕，简直像个仙境。他自言自语地说：“这里太好了。”又对陪同人员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前有照，后有靠，真是一方大好的墓地。我死后葬在这里，那就好极了。”陪同人员笑着对他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的接待事务秘书王云五被蔡元培邀请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来，又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之后，商务印书馆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发现提拔王云五这个人才的伯乐正是孙中山，足见孙先生是具有非凡的眼光的。

南方政府的大妥协，不仅表现在对袁世凯的步步退让，而且还表现在允许清政府作为一个小王朝存在。在大民国之中，还有一个小帝国，在大总统之下还有一个小皇帝，这是发动领导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上层集团所造成的一种畸形政治形态。所谓“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二十年如一日”奋斗得来的革命成果，就这样丧失了，共和国政权在革命党手中仅仅存在91天。

上层领导集团这种含糊了事和廉价转让的做法，激起群众的极大不满。前方有的部队连续开会，表示：“如此和议，吾辈实不甘心。”[46]广东光复会在致南京临时政府电中说，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共和国”，要求“从速改订，否则仍以兵力解决”。[47]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战火，就这样被自己的领导集团扑灭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把皇帝打倒了，但从前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地主、军阀在“共和国”的时代里，又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继续着他们的屠杀、剥削和压迫。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48]

绍兴光复的第二天，鲁迅和挚友范爱农到街上看到：“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是依旧的，因为还是一个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49]

第二十章　着手经济革命　要富强中国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认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两种皆以一致之目的行之，今社会革命着手伊始”。总统解职后，决心“尽瘁社会上事业”，“着手经济革命”，使中国富强起来，“把中华民国建设成第一等民国”。决定先视察国内各地的矿藏、交通、港口、水利、工业等现状和山川平原自然条件，然后制订富强中国的发展经济建设计划。首先“潜心规划铁路大计”，“使中国的全境四通八达，此诚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他说：“我之辞职实因有更为重大之事务要我操心。”[1]操心的事务即指实业建设。他很自信地说：“振兴实业，谋国富强，不出数年，知必有效。”[2]他对振兴实业富强中国的心愿，如当年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一样的炽热。他说：“即使我被推选为大总统，也将辞，不就任。较之于就任总统，我更愿倾全力创建伊始之铁路建设事业。”[3]

4月3日上午11时，孙中山乘专车离南京赴上海，军政及各界团体人士到车站送行，市民万人空巷，“欲见丰采者，亦人山人海”。同行者孙科、唐绍仪、汪精卫、王宠惠、胡汉民、景耀月、柳宗汉等十数人。下午5时抵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率都督府官员及总务科全体人员到车站迎接，闸北市警务长特派马队警卫队及通班侦探，到车站排队迎卫。商学各界到车站欢迎者数百人，还有众多的市民挤着前来瞻仰。英、美捕房也派警探捕侦卫。孙中山及随行人员乘汽车出站。一个市民记载了他看到的情况：“几辆汽车慢慢地从车站出来，为首的一辆车中，坐着一个穿着很整齐的西服的人，他的温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头发，八字胡子，一望而知是孙中山先生。他举起了高顶的丝帽，面上微微露着温蔼可亲的笑容。”[4]

在中国古今的国家君主和领袖人物中，外出活动时，对群众不搞戒严，任群众随便挤着来看的，只有孙中山一人。他一生保持着这个优良作风。他也不怕混入的敌人来害他。先生的人格、气度、胆略，出乎一般人。他爱人民，人民也爱他。

来欢迎的中外人士在归途中称赞说：“孙君功成身退，比之华盛顿无多让也。”

孙中山抵上海当天，因“宋（即宋跃如）君坚留”，就住在了宋家。次日，他与上海《文汇报》记者谈话时，讲到他今后的工作任务，说：“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社会革命比较政治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必须以和平手段从事。”[5]

5日晚，上海戏剧界为欢迎孙中山先生，特意在沪南新舞台演出新剧《波兰亡国恨》，请孙中山先生到场观看。

当孙中山入场走进中间包厢时，“楼上楼下的人，都站了起来，戏台上的演员，有的化装已完，有的还没有化装，有的化装方一半，也都出来立在舞台上，他们首先举起帽子呼万岁，楼上楼下的人都应和着”。在场的人，有的“眼泪都止抑不住的流出来了”。

孙中山和孙科父子二人在包厢内坐着，孙先生一言不发的眼光直注在戏台上。孙中山身后站立的人，渐渐多起来。

散戏时，全场人又站立起来欢送。孙中山对身边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然后在鼓掌声、欢呼声中退场。

孙中山观剧后回寓所，当夜，为鼓励戏剧界革命热情，书写了“急公好义”四字赠潘月樵；书写了“热心劝导”四字赠夏月珊。还应新剧家、南社社员黄喃喃之请，书写了“改良新剧”四个大字相赠。

6月上午10时半，偕党政军官员多人及子女孙科、孙娫、孙婉、秘书宋霭龄等乘汽车到高昌庙江南制造局视察。局方总理李平书派卫队、巡警执枪站班迎接。由李平书引导孙先生一行到各厂观察了各种机器设备，查阅了各种军械产品。之后，海军部总长刘子英及毛总司令等请孙先生至海军事务处以茶点茗谈，继而海军部以西筵宴请。首座为孙中山及其二女孙娫、孙婉，陪坐者有廖仲恺、唐绍仪、汪精卫、孙科、黄郛、于右任、胡汉民、王子匡、陈其美、蔡孑民、吕天民、景耀月、摩根、林向圻、王亮畴、马琼石、张心如、王衡友、孙鹏、胡次珊、王开治、杜毅臣、林耐庵、朱敬之、魏子浩、欧赓祥、甘铎如、毛仲芳、林子超、叶幼国、陈荔忱、李晓生、任光宇、朱懋庵、邓少良等。筵毕，坐汽车赴北所时，黄浦江上各兵舰升旗欢迎。

下午3时，出席统一党在哈同花园召开的欢迎会。孙中山在演说中，讲述了民生主义的社会意义，希望两政党共同趋重民生主义造福于社会。

应黎元洪邀请，于当晚11时乘专车离开上海，赴武汉。次日，6时经南京时换乘联鲸兵舰，黄兴上舰叙谈，至8时半开船，同行者共28人，有秘书宋霭龄、子女孙科、孙娫、孙婉，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魏宸组、黄大伟、喻毓西、陈宽沅、景耀月、庞青城、章士钊夫妇、吴毓男（女）等。

4月9日中午1时抵武汉，到武昌平湖门江岸来欢迎的党政军等各界有二万人，因地窄拥挤，移到相近的文昌门江岸欢迎。当望见孙中山座舰及随护的建安舰、湖鹗舰，还有湖北都督府派往下游迎接的楚有舰、裕川舰靠近江岸时，各界欢迎群众领队者令欢迎人员整肃衣冠。各舰衔接入口，到织布局前码头下碇，青山炮台鸣炮二十一响，军乐齐奏，欢迎群众亲切地欢呼“孙先生驾到”！黎元洪派孙武、蒋翊武等乘小轮至孙中山座舰迎接登岸，岸上军乐声、欢呼声、鼓掌声、举枪声相继而出。孙中山偕随行人员20余人联袂上岸，两旁欢迎者举手行礼。孙中山举双手向左右致意。当到文昌门皇华馆（迎送贵宾处）入座休息时，各界争前瞻仰，非常拥挤。孙中山不允许军警、护卫人员驱赶群众，并向群众频频点头致意，神态和蔼可亲。须臾，孙中山坐马车，二女孙娫、孙婉乘另一辆马车，随行人员一律乘马，赴都督府。途经各街道时，两旁店铺、民宅门前悬旗结彩，五色国旗和铁血十八星旗到处飘扬。有的还“燃灯焚香”。市民男女老幼夹道瞻仰，孙中山见群众如此热情，遂令马车御者缓辔而行。过南楼时，有一位身穿西装的少年手执相机，将此情景摄影拍照。

抵都督府时，黎元洪在大门口迎接，各司长、参议及军政官员，在大堂以下，二门以内排列，脱帽欢迎。3点钟在会客厅举行宴会。之后，与黎元洪叙谈民国建设及社会革命问题。

黎元洪本拟留孙中山驻节都督府内，因同盟会党人力请，于当晚7时半赴武昌胭脂山静养楼（三道街旧盐道衙门），同盟会支部办事处驻节，军务司派步兵两营马队一排前往护卫。在此，大部分时间与同盟会支部几位负责人叙谈。他指出革命党人今后仍是任重道远，说：“现在不要因我解职了，便放弃了革命，革命是我们的天职，天职是什么？就是完成全国统一、发展民生实业，提高国际地位、促进国家富强。我们要依此目的而行，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基础。”“党内同志要化除一切意见，互相团结，团结才能产生力量，才能不被敌人所软化所瓦解，才能使革命事业达到成功。”

10日上午10时，黎元洪亲自前往行辕回拜孙中山，并请孙中山一同坐马车至都督府。各司、镇、水师统领、军事学校等文武官员130余人，分立二堂两侧迎候。之后，湖北军政界举行欢迎会，出席者二百多人。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神采奕奕地来到会场。孙中山在会上讲话。他说：“此次革命，乃国民的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自光复以来，共和与自由之声，甚嚣尘上，实则其中误解甚多。盖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话，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话。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如机械然，百轮相错，一丝不乱，而机械之行动，乃臻圆满。”[6]

他对军人与官吏如何认识自由的阐述，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很强的理论，他的讲话把全场的军政界听众注意力吸引住，都认真地听他的演说。

然后，他又把官吏与人民的服务与供养的关系又作了精辟论述，这些理论就是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是各级官员们思想上应明确的道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时代，官员是人民的“老爷”，欺压百姓，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在共和新时代，由人民供养的政府官员，就应当做好人民的公仆。

当然，理论只能解决认识和思想的问题。它对纯正、本分、善良、正直的人，具有启发、约束、教育、指导的积极作用。但人性的蜕变、贪婪、固执、骄横、腐化、堕落、枉法等顽症，非教育所能感化，非理论所能训化，就必须靠健全的法律和科学的政治机制来规范约束官员的行为。这就要虚心地向先进国家一些先进严格严密的法律制度和先进措施学习。

孙中山对官员的概念有新的阐述，他提出：“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全体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做事，受人民供应，又安能自由！盖人民终岁勤劳，以谋其生，而官吏则为人民所养，不必谋生。是人民实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养少数人，代彼办理。于是在办事期内，此少数人者，当停止其自由，为民供职，以答人民之供养。是人民之供奉，实不啻为购取少数人自由之代价。倘此少数人而欲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自由之范围本宽，而在勤务期间则甚狭。”

在解释他辞去临时总统职务的原因时说：“仆此次解职，外间颇谓仆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仆之解职，有两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

最后，他着重说明如何对待功名：“功不必自我成，名不为自我居。”[7]在场的章太炎双手拍着大胯称赞不已。

先生演讲后，全场顿时掌声雷鸣，欢呼四起。黎元洪站起来高呼：“孙总理万岁！”官僚、政客，甚至军阀，虽然他们都曾是有的以后仍然是孙中山政治上的敌人，但对先生的人格无不敬仰。

黎元洪也即兴致词，要求大家深切体会中山先生的训示。他还说：“湖北首义，如果各省不及时响应。武汉孤城，很难坚守，革命大局不堪设想！而全国各省之所以闻风响应，是由于深受中山先生多年奔走呼号秘密运动的影响。目前社会流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我和在座的同志，都要提高警惕，互相勉励，谨防违背革命宗旨，加强团结，遵守纪律，不谋私利。不要辜负中山先生的告诫。”

会散全体合影，黎元洪与孙先生并肩合摄一影。

晚上，举行联欢会，随行人员黄大伟、吴毓男等还跳起了西方舞，当时这种娱乐活动，在中国很少见，许多人认为很新奇。

之后，黎元洪副总统设宴招待孙中山及其随行人员。席间有人作词谱曲，歌诵革命，歌诵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在寓所与同盟会员谈话时，问武汉有没有垄断地皮的剥削者，大家不知此问用意，不知从何答起，先生笑着说：“你们不是要我向民众讲演么？我想先了解一下本地实际情况。”大家这才明白提问的内容。有个同盟会员说：“汉口的刘歆生就是个地皮大王，歆生路（后改江汉路）一带的地皮全是他的。过去，这个地方全是泥水潭，很不值钱。后来修了张公堤和京汉铁路，歆生路的地皮一下子涨到几百两银子一方，刘歆生成了富翁。”

午后，先生出席了武昌十三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在会上演说社会革命，以欧美现状说明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之必要，说：“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行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

下午3时，孙中山偕胡汉民、景耀月、程明超等参观武昌首义地点楚望台。城头、江岸已挤满了人群，争相瞻仰孙中山的丰采，频频鼓掌欢迎。孙中山向群众含笑致意。随后，孙中山一行由汉阳门进城，登黄鹤楼。孙中山拾级而上，黄鹤楼上鼓乐齐鸣，又出现了盛大的群众欢迎的场面。孙中山向群众问好。各界人士共三千多人，在黄鹤楼内外的走道、回廊、亭间、月台、花际，前来听先生演讲。先生在黄鹤楼月台前发表演讲，说：“我流离海外，提倡革命二十多年，从不敢自图安逸。去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才造成今天的中华民国，我能得以归国，游此江山胜迹，抚今追昔，怎不感慨万千！”“现在中华民国既经成立，满清专制时代已经结束，中华民国的国民再不是满清专制统治下的愚民百姓了。从今开始，大家应有主人翁思想，享国民权利，尽国民义务，决不能再循满清专制时代做百姓的习惯，任人奴役、愚弄、宰割。”“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最大的热心和毅力，把中华民国建设成为第一等民国，使世界公认我国国民为世界第一等国民。”先生的讲话不时被阵阵热烈掌声所打断。

全场数千人又鸦雀无声，听他讲话。他用刘歆生作例子，生动地讲述了为什么要实行平均地权。会上有人提出：“湖北共进会将同盟会党纲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作何解释？”先生作了明确说明，他说：“建立民国，人民就是主人翁，也就将人权平均了，这不是我所说的平均地权一样的。共进会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那是不对的，错误的。”

先生演说后，胡汉民讲话，他说：“中山先生三种目的已达其二，此后，最关紧要者，当使社会上资本家与劳动者立于平等地位。”

之后由周之贞女士登坛讲话，她说：“民国共和，皆起自男胞，用铁血购得，俾女界享安宁幸福。之后破坏过去，建设方长，我女同胞尤当体中山先生之意，共同进行，方不负先生二十载苦心，而中华为世界第一等文明国，女界之责任始尽。”

演讲会后，人们围着先生不散，党内同志提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时，先生说：“乡间农民的痛苦是很深的，终年耕种不得一饱，都是由于地权不能平均所产生的后果，但在此时尚不能提出办法来切实施行，留待以后再谈。”

当时在场听先生讲话的人七十年后回忆说：“他阐发的深刻思想和远大抱负，发人深思，鼓舞人心。”[8]

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个个举着小旗，喧唱着儿歌而过：

打满清，把黄兴，守南京。

到湖北，是福星，

他说话，我爱听。[9]

集会散后，已是夕阳斜照。先生与随行人员登上黄鹤楼，极目眺望，观赏山河景色。下楼后，至抱膝亭、吕祖阁，观看“鹅”字碑及其他墨刻遗迹。信步又至黄鹤楼后之奥略楼南皮、张香涛祠宇游览。至黄昏月上，回住所。

4月11日，孙中山到刘家庙六大堆凭吊辛亥起义牺牲的烈士，并至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祠吊祭。之后，从大智门乘火车到玉带门，过汉水，登上龟山，眺望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战场。下山后，到汉阳兵工厂视察。

汉阳兵工厂工人们曾为支援革命军，在炮火连天的紧张日子里坚持生产枪械弹药；清兵攻占汉阳的时候，工人们把机器拆走，不给敌人干活。汉阳兵工厂工人们听说孙中山来厂参观，派数十位代表，在厂门外恭候。孙中山和随行人员入厂时，受到工人们的热情欢迎。工人代表们陪同孙中山参观了各个车间，孙中山和工人们亲切交谈了生产情况，参观后，代表们一直把孙中山一行送到厂外。工人们见到了孙中山感到格外高兴。

孙中山这次来武汉特意接见了武昌起义和在武汉参加革命战斗的许多同志。对革命先烈们更是深表追思怀念之情。1900年，自立军在汉口发动起义，唐才常、傅慈祥、林圭被张之洞杀害。唐才常由日本回国前，孙中山曾为他饯行。孙中山指示蔡济民、杨玉如、冯自由等，要为烈士们建立陵园。并接见了烈士傅慈祥的儿子傅光培，傅见了孙中山说了声：“孙总统。”孙中山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说：“不要叫我总统，叫孙伯伯好了。”并嘱咐他说：“好好读书，继承父志。”还接见了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的梁钟汉，听说梁的弟弟梁耀汉被乱军所杀，对梁慰勉备至，说：“梁耀汉革命奋斗，不幸遇害，忠魂毅魄，永远长存。”嘱咐梁钟汉“努力国事，不必悲伤”。[10]

当天，武汉商会等15个团体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由武昌登轮赴汉口，欢迎大会的代表及夏口公署人员肃立在汉口五圣庙码头欢迎。孙中山一行乘马车经存仁巷出后城至英租界。沿途群众，伫立街头，举手挥巾，表达敬意。

欢迎会在汉口沿河街熙泰昌茶站举行，此茶站经营者是一位广东商人，他热心社会活动，对孙中山尤为崇敬，特请欢迎团在此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厅堂宽敞，陈设新颖。

大会开始，先由胡汉民报告孙中山此次到湖北三个目的：一是调查战迹，凭吊革命烈士；二是查看被清军战火毁坏的瓦砾，督促修建；三是抚恤革命烈士家属。

孙中山在讲话中又提到社会革命问题，他说：“文等提倡革命，凡分三级：一、种族，此级已经过矣；二、政治，现政治虽云改革，而陈陈相因，仍有障碍；三、社会，将来恐发生大资本家握优胜权，使人民仍不得平等，然今日预为计算，万不能再有流血之革命。文今日并非功成身退，其实暂离此职，再与诸同胞共筹此举。”

4月12日上午8时，至都督府向黎元洪辞行，之后赴武昌湖南会馆出席同盟会湖北支部召开的欢迎会。会场入口处，五色国旗、十八星军旗交叉并列，二十面彩旗分植两旁。到会男女二十多人。孙中山在会上说：“民族、民权的革命目的，差不多达到十之八九了，只是民生问题，非常复杂，建设将要开始，阻碍就来了。还希望会员们和海内外同胞齐心协力急起直追，务必达到目的。”还提到首都选址的问题。认为：北京“外兵云屯，虎视眈眈”，南京“尤感偏枯”，上海“孤峙海隅，租界环立，四面受敌，很不可靠”，武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是理想建都之地。

于当日下午5时，孙中山偕随行人员出武昌文昌门登联鲸兵舰离武汉赴上海，黎元洪率军、政、学及社会团体出城欢送。

次日13日上午9时半过安庆，与安徽都督孙毓筠晤谈，12时乘船赴上海。

14日下午5时半抵上海，船泊高昌庙制造局，局中领导人因未得消息而准备欢迎，拟电问上海都督陈其美，被孙中山制止，旋偕随行人员乘马车赴三马路客利旅馆，之后，孙中山偕子女孙科、孙娫、孙婉住在宋跃如家中。

4月15日，托将北上的张继带三千元给正在天津的日本志士同盟会员萱野长知。在信中说：“民国统一成功，弟亦息肩，念我故人，尽瘁民国之事，穷且益坚。……特请溥泉兄赍上三千元，一馈左右，非敢以为报，伏祈惠纳。”

4月16日下午2时，上海总商会、南市商会、商团公会、市政厅署员、振市公司五团体在南市新舞台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出席者一千余人。孙中山偕胡汉民、陈其美、熊秉三到会。孙中山讲话说：“中国商业之日就窳败，其故由天地自然之利不能兴，工商陈腐之习不能改，加之赔款日重，厘税剥削，皆满清专制之病，欲求与世界各国竞争可得乎？今民国成立，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则知中华民国乃自己的民国，非政府的民国。各就其业，改良提倡，尽应尽之义务，政府更扶助而掖励之！则将来之富强，可操券而得。”5时散会。即至《民立报》社参观，随行者有胡汉民、沈缦云二人。在茶话会上，于右任代表该社致欢迎词。孙中山讲话说：“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其初虽有不正当之舆论淆惑是非，而报馆记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并牺牲一切精神、地位、财产、名誉，使吾所抱之真理屹不为动，作中流之砥柱。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倾向于此正确之真理，虽有其他言论，亦与之同化。惟知报纸有此等力量，则此后建设，关于政见政论，仍当独抱一真理，出全力以赴之。此所望于社中诸君者。”语毕，听众鼓掌。

4月17日上午11时，出席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在张园安恺第举行的欢宴会。上海各实业团体、华侨资本家、各省在沪企业家、上海工商勇进党、商会等团体也参加，共500多人。孙中山偕陈其美、陈锦涛、胡汉民到会时，军乐齐奏。大会代表张叔和致欢迎词后，全体公推孙中山为实业联合会正会长，杨杏城、程定夷为副会长。在欢呼声中孙中山讲话，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主义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顾推倒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然此义人多未明，以致有从而反对者，谓社会主义系反对资本家，又谓社会主义系均贫富，中国万做不到。不知资本家应维持，如何反对。特资本家之流弊，则不能不防备。譬如美国大资本家如煤油大王、铁路大王，全国财政几操此数人之手，任其专利，以致其国虽强，其民仍复苦楚。中国有鉴于此，既求国利，更应求民福。至贫富相均之谓，乃谓富者不能以专制剥削民财，贫者乃能以竞争分沾利益。彼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仆既承贵会举为会长，敢勉尽义务。但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

下午3时，出席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四川路青年会举行的欢迎会。参观该会附属的中学、英文夜校、藏书室后，即到会场讲话，说：“仆今日得与贵主教及各教士、学生等相见，异常感谢。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此则不独仆一人所当感谢，亦我民国四万万同胞皆所当感谢也。”“民国成立，政纲宣布，信仰自由。……愿国政改良，宗教亦渐改良，务使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挈，中外人民愈相睦。仆今在此与诸君相会，更愿诸君同发爱国心，对于民国各尽其应负之责任，有厚望焉。”

下午5时，出席驻沪16国领事、尚贤堂中西董事会举行的欢迎会，到会者中西绅商及外国领事共200多人，皆出外迎接。入内小憩后，尚贤堂督办美籍学者李佳白博士请先生在该堂园地石牌楼下植棕榈树一株，并合影留念。后至会场与欢迎者相见。由中西官商女眷准备好的茶点分布各席。领袖领事及李佳白致欢迎词后，先生演说，在讲话中说：“你们外国要帮助我们收回租界。”当时许多外国领事官员不敢答话，也有赞成的。之后，外国报纸对此加以攻击。

当晚，中西绅商公请先生至宝昌路408号洋房内举行饮宴。法国警官派中、法、越（南）警探保卫。

晚8时，孙中山偕子女孙科、孙娫、孙婉，还有胡汉民乘汽车至金利源码头登泰顺号轮赴福州。沪军都督陈其美率督署官员并行，并派卫队20人护送，法警官所派的中法越警探也护送至码头。夜3时，先生一行起行离开上海。

原拟直赴广东，沿途不停留，因闽省代表4人于当日抵沪述该省各界渴望先生赴闽一行，决定取道福州至广东。

4月20日晨，孙中山及随行人员乘泰顺轮船抵福州，闽督孙道仁派顾问官员陈恩焘坐福安船出港迎迓先生，座轮过长门时，礼台悬挂国旗及万国旗，鸣炮二十一响，士兵列队行举枪礼。船泊马尾，军政各界及各团体代表已在此迎候。江面小船上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等纸旗。福建都督孙道仁上船迎接，请换坐甲板船到南台登岸。但孙中山未即下船，对孙道仁说：“刚才江面小船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旗子，太不成话，共和国的总统卸任就是平民，怎么还可称总统！至于‘万岁’，本是封建专制皇帝硬要手下的官民称他的。我们革命先烈们为了反抗‘万岁’，牺牲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血，我如果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这许多先烈呢！如不取消，我不下船。”孙道仁随令把那些旗子都改为“欢迎孙中山先生”。[4]孙中山这才出舱换甲板船，由洋海关码头登岸赴行台（外交分所），在此接见了前来欢迎的国民协会支部、共和实进会、全闽学生会、国民集益会、人社、赤十字社、盐业研究会、共进会、警察学会、社会党、海外留学生联合会、统一党支部、桥南公益社、自由党支部、中山自治社、闽侯城自治会等十多团体的代表。之后，到行台附近的福建同盟会支部机关桥南公益社，与福建同盟会诸同志叙谈。先生对黄花岗烈士家属近况垂询甚详，并嘱托对烈士家属要关怀抚慰。之后，与同志们合影留念，并为桥南公益社书写了“独立厅”三字。后制匾悬挂厅内。此匾于1914年被袁世凯爪牙汪声玲所毁。附近是广东会馆，广东同乡会正要在此举行欢迎会，同乡们手持“同乡欢迎”的旗帜，先生偕胡汉民入场。先生与同乡们畅谈，在馆内午餐并留影。又书匾“戮力同心”四字。

各团体代表也来邀请出席他们在明伦堂举行的欢迎会。午后，入城到南门内左侧明伦堂。福建国民协会等20团体三千人恭候。堂内悬挂着由鲜花结成的匾额、楹联，匾上四个字是“中国一人”，联上十二个字是“有天下而不与，微斯人谁与归”。先生在讲话中说：“共和政府如国民公仆，与从前专制政府视人民如犬马不同，是以凡为民国国民者，可组织一大政党监督政府，不可破坏政府，致反阻碍共和，诸君诚能循此而行，即不负吾本意。”

格致书院主理必律仁也出席了欢迎会，他在致词中讲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他称赞先生说：“孙先生是中华的华盛顿。”

先生在休息室接见了革命烈士陈更新的妻子王碧，问了她家近况，知其家境困难，赠她五百银元，以示抚恤。

之后，赴至公堂（省议会）出席福州军政界举行的欢迎会。

福州市民从4月初，就传闻孙中山要来福建的消息。到了4月19日这天，传说成为事实。公立法专附属中学这天向学生宣布明天上午停课，到校集合去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二天学生结队来到贡院埕大街。见到从贡院埕（今中山路）到卫巷（今尚宾路）南端，站满了各界欢迎的队伍。欢迎群众忽然远远望见都督孙道仁身穿新的呢军装，腰挂指挥刀，骑着马在前引路；后面一抬轿子，只有轿顶，设有遮帘。大家看到轿中坐的正是孙中山先生。先生见到欢呼的学生们，叫轿子停下来，他走出轿子，脱下帽步行。孙道仁也随着下了马，对先生说：“前面还有一大段路，不要步行，以免劳累。”先生表示要步行。孙道仁只好走在前面带路。先生挥帽向学生们点头致意。

先生一行一直走到至公堂省议会。学生队伍正要解散，忽听到召唤：“学生们慢点散，孙先生要向你们讲话！”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地以20人一班排成小队，到了省议会楼下的平房，孙中山见到学生们整队而来，从桌旁椅上站起来，学生们恭敬地向先生三鞠躬，先生也回鞠一躬，亲切地对学生们说：“今天船进口迟了，你们久等候了，一个上午没有上课。清朝帝制刚推翻，新的国家才成立，应做的事太多了。你们好好读书，成为有用之材，为国家出力。时候不早了，你们回去吃饭吧。”学生们一鞠躬退出。

学生们回校后都说：“想不到孙先生这样没有架子，爱惜青年，鼓励我们！”多少年后，他们谈起先生接见他们的情形，仍是感触很深。

孙中山在军政界欢迎会上讲话中说：现在我们虽然已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靠同志们加倍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黄花岗闽籍十九烈士壮烈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竟之志。

会后，先生一行视察了都督府、政务院。晚餐后，赴浙江会馆，出席旅闽共和实进会的欢迎会。

21日上午，先生接见各国驻闽领事及税务司之后，赴天安堂出席耶稣教会举行的欢迎会。在讲话中指出：宗教要增进道德观念、加强爱国心、促进世界和平，他说：“此次革命，虽与宗教无甚关系，然外人来华传教，殊能增进道德观念，使吾人尽具纯净之爱国心。此后，同胞尽力造成良善政府，则民教相安，中外感情愈厚，世界或即基此永保和平。且今日民国建设伊始，尤赖诸同胞注意道德而后邦基可固。”

午后，孙中山一行赴马江视察马尾船厂，送行者闽督孙道仁及督署官员乘数舟鱼贯随至。马尾船政局长沈希南陪同孙中山先生等由铁水坪登岸参观船槽、轮机、锅炉、拉铁铸、铁胁各厂。之后至工程处小憩，并接见船政局职工人员。赴局署时，已天黑上灯，沿途观者肩摩踵接。在储才馆晚餐，孙中山首座，以次孙科、孙娫、孙婉、宋霭龄、胡汉民，都督孙道仁、督署官员、招待员分坐两席，列席者70余人。席间，沈希南致颂词之后，孙中山讲话：“文以解职旋粤，便道过闽，既感闽政府暨社会诸君子欢宴迎送矣，邀观制造轮机、铁胁、锅炉等厂十余所，乃知从前船政缔造之艰，经营之善，成船不少，足为海军根基。惜乎甲申、甲午两次挫败，兵船毁失殆尽。而满清政府既不能整顿于前，复不能补救于后，一蹶不振，日趋腐败。今幸民国光复，以此任属之沈君。沈君在欧美习学制造有年，办理必能称职。且当时此局，系沈君令祖文肃所创设。从此沈君绳其祖武，勉力进行，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则文所厚望于沈君也。”语毕，众皆欢呼鼓掌。

当夜，偕随行人员由马江乘泰顺轮离闽赴广东。

香港、广州各界闻孙中山将于24日抵港，香港63个团体和广州来迎迓的军政学商工等界80多团体代表，于当日晨6时，雇轮船集泊于鲤鱼门外迎候。

上午11时40分，泰顺轮抵港在鲤鱼门停泊，各团体代表登泰顺轮进谒孙中山后，各回原船。孙中山因陈炯明电请即赴粤解决要事，在香港不停留，偕随行人员改乘广东都督府派来的宝璧兵舰赴广州。

岸上各界代表赶赴石塘嘴裕安准备参加欢迎茶会，守候至1时50分，欢迎代表余斌臣向大家宣布：“孙先生因接广东省都督府电，须即回粤筹商要政，不暇登岸。”孙中山派廖仲恺赴会向各界欢迎者说明因政务要事，须即赴广州，不能在香港停留，以慰舆望。

4月25日上午11时，宝璧兵舰抵广州。广东都督陈炯明未来迎接。都督府派军队数千，自天字码头起至都督府沿途迎接护卫。孙中山身着礼服，头戴高冠礼帽，偕胡汉民、秘书宋霭龄、女儿孙娫、孙婉四人登岸，长堤岸上集聚万人，为一见伟人丰采“忘其纷扰、挤逼之苦”。孙中山乘由四个身穿特制号衣的轿班所抬的藤轿，先入原水师公所小憩，随至财政公所，所经各街，军队行举枪礼，市民引领瞻望，在财政公所小作勾留，广东省都督陈炯明（民国成立后胡汉民任南京政府秘书长，陈炯明任代理都督）派代表到所来迎接。

孙中山偕随行人员四人到了都督府，陈炯明率各司长及各代表在大堂迎迓。与陈炯明坐谈片刻，与军政官员百余人，在会议厅开筵欢宴。孙中山在致词中说：“今日革命虽已成功，然人民多未明革命真理，故我辈仍不得谓功成身退。”外交司长陈少白代表各司局、覃鎏钦代表军界、邹鲁代表北伐军、陈惠普代表商界先后致欢迎词。全场举杯欢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宴毕，陈炯明请孙中山到楼上叙谈约2小时，所谈的都是关于广东政治建设等问题。至3时，回财政公所。各团体代表纷纷来公所请赴欢迎会。

次日26日中午，孙中山正在德宣街陆军司令部出席军界欢迎会，忽然有人报告：广东省都督陈炯明于昨夜离都督府赴香港，行前写了一件咨文致省议会，说：“出府省亲，公事暂请胡君汉民代行，俟汪君精卫回省交卸。”陈托词“代理期过”，离职出走，请省议会另选。军事代表请孙中山派继任人。孙中山说：“昨尚与陈都督谈论要政两小时许，并未提及离粤，今忽有此举动，真是可骇，余现已退为国民一分子，以个人意见，宜仍请都督回任。”

广东因陈炯明独断专行和滥杀革命党人引起政局不安。陈炯明虽是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但他的思想作风带有封建官僚的习性，他枪杀了老同盟会员、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和民军首领石锦泉等，还委任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龙济光为绥靖经略。陈枪杀了报人陈听香，受到省议会弹劾，陈还未经省议会讨论自行决定裁冗减薪，引起财政、外交、民政、卫生、教育、工商、交通七司长及警察厅厅长16日同时辞职。广东“有人欲行二次革命，以图推翻广东政府”。陈炯明恐众人在孙中山面前对他指责，在孙中山到广州的当天夜间离开了广州。

27日，广东省议会举行欢迎孙中山和都督选举会。孙中山在致词中说：“目下时势如此危迫，亟应即日举定胡汉民先生为正任都督，以安大局。”

胡汉民以113票，当选为广东省都督。

28日，广州各界举行追悼史坚如烈士大会。这天早晨，在兴中会员和广州部队护送下，由兴中会员8人用荷花舆把史坚如烈士遗像抬到会场。上午参加悼念的军界有陆军乐队、同盟模范军、军事体育会、缅甸同盟会、北伐先锋队、警察队，学界有陆军速成学堂、岭南学堂、时敏中学、广东公立师范、广东大学、女界教育会，党政团体有兴中会、同盟会、中华并进会等32会社，下午，孙中山率领广东省都督府、广州市政府各级官员参加。追悼会由陈少白主持，孙中山致悼词。这天各界参加追悼会的有六千多人，还有外国来宾。

孙中山曾颁令追赠史坚如烈士为上将军。这次指示要为史坚如烈士造像建祠。工程落成后，由胡汉民主持典礼，并题“史坚如先生祠”制碑。第二年1913年，孙中山撰史坚如墓碑文。由孙中山领衔签署，全文是：“君番禺人，生前清己卯年五月五日，以庚子秋起义于广州，不克，九月十八日死之。越十有二载，辛亥革命告成，同人等追维先烈，造像刻石，以垂不朽。孙文等公建。中华民国二年七月。”

4月29日，广东中国同盟模范军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该组织是同盟会员为维护民国培育军事人才成立的军事组织。孙中山这次到广州，在各界欢迎活动中，以同盟模范军最有特色，铺陈华丽，用电灯结灯“同盟模范军欢迎”七个大字及两幅旗帜，光耀夺目。大门用鲜花砌成长联，其文是：

不争权，不争利，始成革命伟人，我公表示襟怀，握定方针，组织完全旋退隐。

勿逞气，勿逞威，方为共和民国，吾辈深承训示，喜逢返旆，交游接洽与光荣。[12]

孙中山偕随行人员入场时，全体同盟模范军四百余人，恭迎致敬。代表致词，孙中山讲话后，合影留念。

同盟会总部，因民国统一，国都北迁，4月29日移到北京。先由张继、黄复生、景瑞星、吴玉章等北上，进行安排。其机关称同盟会南京支部。

此时的袁世凯正在注意革命党在南方还有的军事力量。他曾在3月31日，发表了所谓“训勉军人令”，强调“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13]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南京政府撤销后，还有十几万军队分布在南方各省，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地革命军自行裁兵或解散。于是，在革命军中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14]的热潮。他们的行动使袁世凯很满意，称赞他们是“仁心义向，懋树风声”。[15]

此时，孙中山正在广州视察。党政军及社会各团体连续举行欢迎会。

5月4日，十九个报社在东园（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花园别墅，位于东堤挹翠路与东园路交界处）召开欢迎会，六十多人参加。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民生主义的演说，尤其对平均地权及其纳税方法进行了阐述。他说：“我党二十年来，持三民主义奔走海外，以谋中国之大革新。幸今日时机成熟，人心不死，自武汉起义，不三月间而全国底定，五族共和，民族、民权目的已达。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生主义。……现时国家岁入，比之亡清尚少，欲救其弊，必须实行税契及平均地权之法，两方并举，事简而易行。”希报界对此进行舆论宣传，他说：“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论，使全国人均晓然按价纳税及平均地权之大利，则百废无不举矣。”

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向国内外各大城市及广东全省还有香港、澳门发行。孙中山于5月4日为其发刊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字，勉励它为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大造声势，与共和国共存共荣。

为禁绝鸦片在中国的买卖，致书英国伦敦各报，吁请英国国民停止对中国不仁的鸦片贸易。兹因满清政府曾与英国政府订约，中国共和政府碍难下令禁止。“恳贵国准许吾人在本国境内禁止售卖洋药、土药、害人毒品。”文中指出：“鸦片为中国之巨害，其杀吾国民，甚于干戈、厉疫、饥馑之患。吾人今既建设共和政体，切望扫除此毒，告成全功。予自引退临时总统之任后，对于此事，潜心推考，知今日最要之举，即在禁绝中国栽种罂粟，然非同时禁止售卖，鸦片则禁种一事，极难施行……谨为全国同胞乞助于英国国民。”

此书用英文写的，在行前所作，1912年5月4日，由先生前英文秘书马素君发出。

5月6日，孙中山出席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欢迎会。在讲话中指出：“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而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重要之事。……教育即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

5月7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岭南学堂的欢迎会。在此还见到了博济医院南华医学堂的同学廖得山，使他回想起学生时代的情况。在讲话中叙述了自己在学生时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和屡蹶屡起的革命经过。希望学生们勉求学问，琢磨道德，能担负起建设国家的责任。他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又数年即回祖国，就学于本城之博济医院，与贵校廖得山同学。仅一年，又转香港雅丽氏医院，凡五年。”他说：“以医亦救人苦难”，但“继思医术救人，所济有限”，“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惜当时附和者少，前后数年，得同心同行者不过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筹划，日日进行”。指出：“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何人！则学生是也。”

5月9日，广州耶稣教联合会于博济医院礼拜堂召开欢迎会，到场男女教友一千多人。先生偕同随从人员及女公子赴会。在此先生高兴地见到二十六年前在此（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校）学医任教的同窗和师友，深感欣慰。由当年助教青年教师而今已年逾花甲的杨襄甫主持大会。在唱诗、祈祷、读圣经、致祝词后，请先生讲话，他说：“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回忆同事医学之至友，犹复相见，其欣感更难言状，今幸民国成立，扫除黑暗，驱逐异种。以今日而上溯前半年，其境地大有天渊之别。盖前则专制束缚，今则恢复自由。我兄弟姊妹，对于教会，则为信徒，对于国家，则为国民。专制国之政治在于上，共和国之政治在乎民。将来国家政治之得失，前途之安危，结果之良否，皆惟我国民是赖。岂可如前清时代之以奴隶自居，而放弃其根本乎！且前清之对于教会，不能自由信仰。自立传教，只藉条约之保护而已。今则完全独立，自由信仰。为基督教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

5月11日上午11时，孙中山出席了天主教在圣心堂（中国最大的石结构教堂，俗称石室，仿法国巴黎圣母院建造，也称广州圣母院，位于一德路）召开的欢迎会。在讲话中说到欧美文明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强调学习国外先进事物，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他号召教徒同发爱国心，对于民国各负其应尽之责任。

在孙中山号召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孙中山为了鼓励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曾捐资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这次来广州，为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

5月15日，孙中山主持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东省府、广州市府暨各机关停止办公，各界结队至黄花岗烈士墓悼念。墓上挂满挽联，墓道中，军警列队站立。中午12时，孙中山率粤省文武官员至墓前。党政军等各界前来吊祭的有十万多人。由孙中山主祭，行三鞠躬礼，奏军乐，献花圈。孙中山致祭文：

维民国元年五月十五日，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义

一周之辰，文适解职归来，谨为文致祭于诸烈士之灵

曰：呜呼！在昔建夷，窃夺中土，凶德腥闻，天神怨怒。

嗟我辕孙，降侪台隶，含痛茹辛，孰阶之厉。种族义彰，

俊杰奋发，讨贼义师，爰起百粤。觥觥诸子，气振风雷，

三日血战，虏胆为摧。昊天不吊，忽焉殒踬，碧血一抔，

歼我明懿。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不有先导，曷示来兹，春雷一声，万汇蕃滋。越有五月，

武汉师举，荡荡白旄，大振我旅。天厌胡德，乃斩厥祚，

廓清禹城，腥膻尽扫。成仁之日，距今一周，民国既建，

用荐庶羞。虔告先灵，汉仪光复，九京有知，庶几瞑目。

呜呼！尚飨。[16]

孙中山亲自栽植松柏四株。广仁堂又敬立石碑，其文是：“客岁阴历辛亥三月廿九日，烈士舍身救国，敝堂哀感万状，特献出新辟黄花岗义地妥埋烈骨。……兹届一周之辰，敝堂复献松柏四株，请蒙孙中山先生亲自锄植，并施灌溉，以留纪念。中华民国元年阳历五月十五日，两粤广仁善堂敬立。”

在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后，孙中山在归途经广州农林试验场时参观各种植物，约半小时。

5月17日下午4时，粤路公司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讲话中指出：“粤汉铁路关系极大，当催促湘、鄂，力图扩张，以挽利权。并以三期股本应速开收，鄙人当发电各埠，力为鼓吹。”全场举杯欢呼万岁。

孙中山随拟电文：“粤汉干路，关系民国建设前途甚大，且大利所在，并为振兴实业之首务。弟顷到商办粤路公司，提倡速收三期股款，联合湘、鄂，推广进行，国利民福，望速图之。孙文。筱。”即交粤路公司通发各埠。

铁路建筑专家詹天佑等，也陪座在场。

5月中旬，广东佛教总会在广州六榕寺举行欢迎会，由总会长铁禅主持。孙中山偕夫人卢慕贞，子女孙科、孙娫、孙婉赴会，广东都督胡汉民夫妇等也随行出席。孙中山讲话后，题赠“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孙中山等还登上寺内九层浮屠塔，每层高丈余，都有佛像。孙中山登至七层。之后，游览了寺院。

铁禅和尚，法名心镜，原名刘秀梅，番禺县夏茅村（今广州白云区内）人。早年参加刘永福黑旗军，充当文书，随军入越南抗击法军，后部队收编，被解回乡，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3岁时在六榕寺出家，后任主持。辛亥前数年，与孙中山结识。孙中山在六榕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铁禅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均有交往。民国成立后，铁禅建立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晚年失去民族气节，任日华佛教协会会长、国际佛教协会（日本操纵）岭南支部长，两次赴日，还拜谒日本天皇裕仁。战后，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判刑八年，后改四年。1946年9月病死狱中。

5月20日，孙中山离开广州抵香港，寓英皇大酒店。当日，英国人主办的《士蔑西报》记者到寓所访问。记者见孙中山正于小台旁阅览信函，侧立数人。

记者问：“最近香港华商劝省城商人不可用洋人资本，以免招瓜分之祸，此说是否？”孙中山回答：“不确，并无此事。”问：“然则，中国不得不用外款吗？”答：“借用外款，乃为互相利益起见。”问：“将款作何用法？”答：“用以办各种实业，如建设新城邑，开通全国及建筑铁路等。”问：“注重教育吗？”答：“是的。”问：“从何处入手，是否先办学堂？”答：“将从根本上入手，先使每乡皆有启蒙学校，由启蒙学校而至高等，由高等学校而至大学堂。”孙中山谈到中国政府将取消各口岸的租界时，记者问：“如此则沙面也归中国政府管辖权内了？”孙中山答：“将扩张沙面，与共和国全境无异。”问：“英国人在中国之权限，将与中国人在英国相同吗？”答：“必然，此是数年后的问题，我们将取法日本，日本国内之外国人，皆受日本管辖，而我们的方针，又要极力保存国体。”

5月22日，《南清早报》记者威路臣访问孙中山。记者问：“先生对于时局之意见如何？”答：“余当初返粤省，大局未靖，今则事事和平，秩序井然，各党融和，可期逐渐振作。昨礼拜六日，《南清报》刊有美国人评论一则，谓共和努力恐难耐久。谓革命之结果，将分为两国，北为君国，南为共和，而以长江为界线。此诚为无意识之谈，世人岂无耳目闻见吗？彼造此说者，不独定为中国之仇敌，且必为慈善之仇敌。惟是人各有见，安能自视，故此等卑劣之言，无庸鄙人之辩驳。彼言南北不能联合，终成南为共和，北为君国之说，乃属美人之意见，非华人之意见。”问：“北边地方，有不欲共和者，果属真确否？”答：“试问美洲南省黑人，有不欲共和者否？吾以此相答，反问足下可以明白。夫各种无知之人，虽有多少意见之不同，而非反对；然有识之人，断不若是。”问：“先生言通商口岸之租界，定必裁去，此何故也？”答：“此乃华人之意志，谓吾人必要独立者，更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洋人欲拓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当然之理也。譬如别国今居中国之地位，岂不亦如中国之所为吗？足下为英人，抑美人乎？若为英人，则必不欲有德人租界于伦敦也，明甚。”问：“先生对于世界各国限制华人入境之事，感想如何？”答：“中国地方甚广，而不知开垦，此是自误。将来一经开拓，则吾国工人无庸外出。其实余意中国若兴农、矿、制造，则十年之间，可以自养其民。”问：“黄祸之说何若？”答：“欧人多恐中国他日之侵犯，此诚所见不远。若中国被逼而为此，则将成水师强国与武力强国。惟吾意中国无侵略之心，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若果欧人势逼吾人，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果然这样，将来事势所趋，则难预言。”

5月23日，孙中山由香港抵澳门，住在娱园（今卢廉若公园）春草堂。

在澳门接见了中葡各界旧识，还会见了当年为他向澳门当局申请行医牌照的葡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及其家属。

25日，偕秘书宋霭龄及邹鲁等到当年行医的镜湖医院参观，受到热烈欢迎。并与该院经理卢廉若等60多人在医院正门合影留念。[17]

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在故乡翠亨村与家人合影。长兄孙眉（前左五）、夫人卢慕贞（前左三）、长女孙娫（前左二）、次女孙婉（前左一）。

5月27日上午，坐船从澳门经内伶仃洋抵崖口乡后沙海面，改乘驳艇，从崖口渡口上岸，随即参加该乡举行的欢迎会，翠亨村父老们到此迎接，然后回到故里翠亨村，跟随人员有秘书宋霭龄女士等和十多名卫士。乡民们扶老携幼来看望，亲切叙谈乡情。当日中午，孙中山与家人大哥孙眉、大嫂谭氏、夫人卢慕贞等在故居大门口合影。当晚孙中山住在故居二楼南房里。房内有木板床、上有草席、中式书桌、梳妆台、煤油灯和几张木凳、一对瓦枕。

次日，应邀参加南蓢墟各界在程氏宗祠举行的欢迎会。参加者近二百人，南蓢人簇拥街头，争睹先生英姿。孙中山幼年时常到这里赶集玩耍，青年时到这里义务行医急救病人、宣传反清思想，他与当地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在欢迎会上乡民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程廷昭代表13位乡民宣读了颂词，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尊崇和爱戴，其颂词是：“维中华民国元年五月二十八号为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告厥成功，由南京为大总统解组荣旋，鄙人程廷昭等，恭逢其盛，拜手飏言而颂曰：奇谋大志，义侠情真，初心独奋，茹苦含辛，苦清苛政，革故鼎新，尧风尚俗，过化存神，同胞广告，复汉原因，文明大启，灿烂星辰，猗欤休哉，今世伟人。南蓢圩程廷昭等同拜颂。”孙中山在一片欢呼声和鼓掌声中讲了话，勉励乡民建设家园做民国主人。

当天在翠亨村准备了十桌酒席，宴请60岁以上的本村父老，在宴会上，孙中山站在凳上向乡亲们讲话，勉励大家发展生产，办好教育，建设家乡，感谢乡亲长期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当日，孙中山与大哥孙眉偕村中父老，前往陆皓东烈士家中慰问烈士家属，孙中山抑住悲痛说：“亚东成仁取义，留名千古，虽死犹生，后人敬仰！”拿出三千元以抚恤烈士眷属。随后，孙中山在烈士家属陪同下，由村中父老抬着花圈，前往犁头山麓径仔亭陆皓东烈士墓谒拜。

29日，孙中山与家人一道往东步乡，看望孙氏叔伯，并合影留念。与乡亲们叙谈后，参观了该乡生产情况。当天，返回翠亨村。归乡三天，席不暇暖，会见故里和近乡父老，慰问烈士家属、凭吊烈士，表达了孙中山对家乡热爱之情。自1895年广州起义后，这是孙中山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故乡。

30日，孙中山与家人及村中父老辞行，离翠亨村回广州。

有位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同盟会党人罗福星，他曾在台湾上学，饱尝日本奴化教育的痛苦，目睹日本的暴虐统治。一心想解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三百多万台湾同胞，曾向胡汉民建议，在台湾成立同盟会支部，发展革命势力，团结抗日力量收复台湾。

为收复台湾，福建都督府也计划派人去台湾活动。

5月间，罗福星曾在胡汉民陪同下谒见孙中山，陈述他要在台湾发展革命力量光复台湾的想法，就此事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表示支持，向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收复。”向他指示：“必须讲求方法。基于种种原因，我不便出面，亦不宜直接过问。可以去见福建省都督孙道仁。将来如需军火，可电告福建、广东两省都督，自会全力支持。”

罗福星见到孙中山后，到台湾进行活动，建立同盟会支部，为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对外采用“华民联络会馆”名称，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准备光复台湾。

6月9日下午2时半，孙中山在寓所举行茶话会，招待议员、记者。出席记者20余人，省会议员数十人，各司长数人。孙中山就地价抽税问题向与会者阐述，他说：“今民国注重建设，其首要当在财政，而财政之收入，莫大于税。世界学者，发明行用单税法，本多可采，惟事属改革，必得大多数舆论之赞成，乃易着手。今国家之税不一，其收入机关诸多繁重。若厘金关卡等，销耗既多，且有流弊，不如就地征税，较为简单，此即吾前所谓平均地权之道也。税法繁重，易招民怨。当满清入关时，定收地丁钱粮，法既简单，民皆感之，至末年乃复趋繁重耳。吾国以前亦惯行单税法，惟只分上中下三等，不能确定税率，则不平实甚。就广州地论，其上者若长堤，一亩值数万元，乡间一亩，只值数百元，但同纳上税，岂得谓平？故不如就价抽取。今世界多用此法，英国上年提议此案，亦经国会通过。但各国定收多少，各有不同，有二百四十分抽一者，有百分抽一者，但无论所定若干，若照价收取，则平均之甚者也。革命乃为多数人谋幸福，若地权不平均，则不能达多数幸福之目的。今民国地广人众，如能积极治理，前途有绝大希望，但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其何能达？……总之，实行就地抽税，则国家即变成一大业主，何等富厚。国家为人民所有，国利民福，何乐不为！抑尤有进者，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吾法若行，无论贫富，皆能享受幸福。今日政体改革，果能以此绝大之建设，先施行广东，则其功比改革政体更远大也。所愿诸代议士切实讨论，报界诸君努力鼓吹，以期实现，则岂独广东之幸哉！”

6月15日，孙中山由广州抵香港。当晚9时出席港商民捐董事在四邑工商总局召开的会议，讨论民捐之进行。孙中山在会上指出：“我国财政空虚，非借巨债不足维持，虽民捐、民债，杯水不足以救车薪，而借债又被四国银行团监督财政，甚至牵及军政，将来受患无穷，亦非得计，然中国现局非有大帮财政以济用，则凡事不能举办。”

关于民捐。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四国银行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条件。为此，黄兴在孙中山支持下，发起了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危机。

6月17日，出席香港侨商会议，并提出中外合资办银行。认为“内债、民捐效力均短，惟合资银行持久而利大”。

6月18日，孙中山偕秘书宋霭龄、子女孙科、孙娫、孙婉乘美国高丽号邮轮离开香港。

21日夜12时抵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派钧和号兵舰至吴淞迎接。住沧州旅馆。22日晨，陈其美和前几日到上海的黄兴暨地方官员赴旅馆面谒。当天，接见上海《民立报》记者，记者见“孙中山布衣，素质如昔，神采益昂”。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话中说：“现拟专办铁路事业，欲以十年期其大成。目下正与黄君克强商议一切，俟过数日，当可发表计划。”[18]

7月22日下午2时，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原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所组织）在张园召开欢迎孙中山、黄兴大会。孙中山在会上讲述建筑铁路对发展经济和国防的重要性，说：“处今日之世界，无铁道无以立国。中国地大物博，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处，皆是殷富之区，徒以无铁道，故全国不能受其利益。如美国新旧金山，昔日亦属荒凉，自筑铁道后，一变为繁盛之区。今日民国成立，极宜注重于此，则铁道问题自当研究。即如现在外人经营蒙、藏，即须派兵抵御，因无铁道遂不能迅速而至。夫人民之对本国莫不希望其富与强，欲富强非建筑铁道不可。……我国十年之内，必有50万里铁道，方能立国。”

7月间，正在上海新舞台演出的戏剧界著名演员刘艺舟、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毛韵珂等闻孙中山先生已返回上海，他们再次请孙中山题词。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经常排演一些思想内容进步的新戏，在他们经营的上海新舞台演出，有的是宣传爱国的，有的是反映当时受鸦片毒害的真实情况，如《新茶花》、《黑籍冤魂》等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新戏，中外鸦片商人仇视他们，用恐吓信、炸弹威胁他们，他们仍坚持演出。孙中山为了鼓励他们，给他们题写“警世钟”三个大字。当题词送到新舞台剧场时，全场观众起立欢呼。孙中山的题词，对这些爱国艺人以及排演新戏，起到了鼓励和维护作用。

袁世凯统一了军权之后，接着就准备把临时政府改造成为他实行独裁的政治工具。内阁总理唐绍仪虽然曾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和多年的助手，但他代表袁世凯出席南北和议谈判期间，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受到一定程度的思想感召，在南京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曾留学美国，他不像赵秉钧、段祺瑞之类的一帮爪牙那样言听计从。他主持临时政府的工作，真的按着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套行使内阁职权，有些事不向袁世凯请示而自行处理，袁因此对他生有芥蒂。3月间，唐绍仪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顺直议会（顺天府直隶省咨议局）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咨议局推选的惯例，推举了同盟会革命党人王芝祥为直隶总督，唐绍仪表示同意，由政府加以任用。回到北京后，他向袁世凯请示此事，袁也点头同意。当唐电邀王芝祥（此时王正任南京留守府的军事顾问）到北京时，袁世凯表面对王赞誉不绝，并聘他为高等顾问，月支伕马费8百元，但却在背后搞了一场直隶五路军人通电反对王任直隶都督的把戏。唐绍仪找袁世凯再次面谈时，袁却说：“王系革命党，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吗！”[19]唐说：“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袁说：“是你答应的，我并未予闻。”唐说：“这是责任内阁职权，我要发表。”袁说：“我不盖印，就能生效吗？”[20]可见，袁世凯是决不肯把管理“畿辅”的军政大权交给一个革命党人或接近革命党的人的。6月15日，袁竟公布了一项没有内阁成员签署的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把王远支南下。因为此时南方军队大部分已经遣散，无需什么“宣慰”。唐绍仪对袁世凯这种违反约法、无视内阁职权的行为非常不满。第二天留下了一道辞呈，也没和袁面辞就微服乘三等火车到天津，转赴上海。袁另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内阁总理。陆征祥是个不学无术、根本不懂政治的洋奴饭桶，同盟会议员极端反对他出任该职，但共和党和统一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袁世凯于6月29日令陆征祥正式组阁。7月1日，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延等四个同盟会阁员联袂辞职。7月18日，陆征祥出席参议院会议，在谈到施政方针时，与会人员竟不知所云。当他提出事先与袁世凯商量好的六个新内阁成员名单时，竟大讲开菜单、作生日一类废话，参议员们啧有烦言，一气之下，把他的提名全部给否决了。陆征祥因而称病躲进医院不想再出任总理。于是，出现了在共和时代，以武乱政的笑话。袁世凯唆使他手下一群军棍——北京军警特别联合会，通电指责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亡”，[21]向参议院提出警告。7月23日，袁世凯又另提出六位阁员，要参议院通过。他们是：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24日，各种“军界团体”发传单，打电话，写黑信，对议员进行恫吓的事不断发生。7月26日，参议院再次开会，除将蒋作宾改为刘揆一外，其余总算被通过。

袁世凯当政仅三个月，把民国政府搞得人仰马翻。7月29日，他假惺惺地发表通令，劝告各政党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22]他为了掩人耳目，7月间，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来京举行一次没有名目的会谈，想以此欺骗和麻痹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革命党人，骗取他们的信任，以便他在政治、军事、财力各个方面，作好对付革命力量的充分准备。

8月初，北京政府派代表张昉、程克二人到上海迎接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面商国事，调和南北之间的意见。孙、黄原定17日乘招商局“安平”号轮动身，但临时因事，改至18日下午启程。

18日上午，传来了袁世凯在北京枪杀了同盟会党人湖北军政府军务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的消息。

张振武等是逼迫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对黎当时表现出的窘态，亲眼目睹。他们瞧不起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副总统。为此，黎视他们为眼中钉，尤其最恨张振武。于3月15日这一天，黎元洪召开特别会议，任蔡济民为军务部长，任吴醒汉为副部长，解除了蒋翊武、张振武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另把张振武推荐到中央去北京任职。黎对张说：袁总统畀以重任，“如此机会，千载一时，你切莫错过”。5月间，张振武奉袁世凯之召进京，任他为总统府军事顾问，不久回到湖北。8月10日，张振武率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13人抵京。袁世凯为他们设宴洗尘。

1912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中日友人在上海行馆的合影。

8月11日，即张振武等抵京的次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说张振武等人“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请“立予正法”。13日，黎又密电袁世凯，催请对张等尽速处决，电文中说：“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8月15日晚8时，张振武等湖北诸将校于六国饭店回请北京诸将领。宴罢回寓，已至深夜，出东交民巷经正阳门时，即被步军统领所派兵爪逮捕，押至京畿军政执法处，由处长陆建章略加审问，于次日，8月16日凌晨1时，将张振武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当天上午8时，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等到总统府质问袁世凯。袁虚情假意地回答说：“我明知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将骂我，我实不能救他。”袁在政治上是个奸雄，在私谊上，也绝无信义，他不会代黎受过，他为推脱罪责，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全文，与所谓张、方二人罪状一起公布出来。[23]这是民国史上第一件违法杀害革命党人的事件。

张、方事件发生后，在上海的同志认为“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劝孙中山和黄兴不要轻入虎穴。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也来电劝他们不要前往。黄兴有所犹豫，孙中山也劝黄兴暂止其行。黄兴默然，仆人乘机把他的行李搬回。然而，孙中山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决意北上。他幻想要袁世凯当好民国总统，解决好迁都、治政、建军等大事；他自己一心一意搞实业，改造中国。

当天午后，孙中山由同孚路黄兴寓所动身，在张昉、程克陪同下登上“安平”号轮。同行者有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还有魏宸组、居正、王君复等十多人。中外人士欢送者络绎不绝。此时，仍有人劝他勿往，但孙中山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欢送的人群中，有一女志士，登上“安平”号轮，把孙中山请入船室，说：“先生是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身虎穴，我誓死反对”，遂“出武器自拟”。孙中山急忙劝止，慰言再三，她才怏怏登岸离去。

孙中山登船后，北京政府代表张昉仍奔赴黄兴寓所，强其偕往，黄兴不允，又回到船上掖孙中山入室，跪下要求黄兴与之同行，说：“否则，诸公杀我”，并作势欲出门投江。孙中山笑答：“有何大事，我一人不能了之，非要求克强同往，而且我也主张克强不往。”

4时20分，“安平”号轮启程，送行者在微风细雨中脱帽扬巾，孙中山及偕行人员立船顶答礼。“海琛”号巡洋舰先在三夹水停候，随同护送。

8月20日晚，抵烟台，因风浪太大，暂避石岛，次日晨8时抵港口码头。党、政、军、商各界在等候欢迎。孙中山登岸时，欢迎者均行一鞠躬礼。军士行举枪礼。道旁观者塞途。

8月21日上午，同盟会烟台分会、社会党支部在群仙茶园召开欢迎大会。各处遍插小旗，上书“光复大汉”，并悬五色国旗，到会各界有数百人。孙中山于12时到会，同盟会烟台分会代表高景致欢迎词后，会场人员起立脱帽向孙中山行三鞠躬礼。孙中山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现在革命成功，文明日见进步，亦系革命之力。”“此次光复，由于人心趋向共和，同盟会不过任发难之责而已。但国中政党，只当有进步、保守二派。此时同盟会与各党合并，即欲使中国只存二党，以便政界竞争。”讲话后，全场起立欢呼：“孙先生万岁！”“民国万岁！”中午1时散会。

下午5时，孙中山参观了烟台张裕公司，茗谈一小时，对其酿酒业给予赞扬鼓励，并题赠了“品重醴泉”四个字。

22日上午8时，孙中山一行乘“安平”号轮离烟台。

直隶都督府接烟台电告孙中山23日到天津，遂派人至招商局码头清整，预备欢迎。警道派警士准备护卫，备马车数乘。2时，都督张金波、警道杨以德、交涉使王克敏、提学司蔡树阶、运司张弧，同盟会张继、孙少侯、王法勤、于邦澂，统一党纪文瀚、吴继曾、卢少艺、岳树棠，国民捐会赵君可，省会王葆真，女子参政会沈佩贞，议事会、董事会、自治会、公民会、山东民党、《民意报》、《国风报》等各代表陆续到码头迎候。

下午5时，“安平”号轮抵岸，欢迎人员均脱帽欢呼：“孙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军乐队奏乐，警察行举枪礼。孙中山在船上脱帽致意，北京政府代表梁士诒、直隶都督张金波、同盟会张继等上船谒见，随孙中山一行登岸后有马队保卫赴日租界利顺德饭店。晚8时，直隶都督张金波及各团体代表陪同用餐。

24日上午9时，同盟会燕（河北省）支部四百余人、广东同乡在南门里广东会馆（天津第九中学）举行欢迎会，到场男女八百余人。孙中山到会后，由张继致欢迎词，先生登坛时，掌声如雷，持续10分钟始息。先生在演说中指出：“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但困难仍然存在，非努力一心，焉能建设得臻完备。”“共和政体皆赖人民巩固之，宜放开大眼光，破除小意见，以谋有益国家。”讲话后，全场欢呼万岁。

之后，赴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出席官绅界召开的欢迎会，先生在讲话中说：“近吾国颇有南北界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南方人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尚所在皆是，盖因其无新知识，故一家之中父新而子旧，子新而父旧，新旧之分，家庭尚不能免。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共和之良美。”会后，参观了园内的劝工陈列所，出席了直隶都督府举行的茶话会，在会上，先生讲话，说：“现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目的，已经达到，但必须在民生主义上详加研究，以为建设民国的材料。”

下午3时，由袁世凯的代表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等北京专员陪同，乘专车离开天津。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自上海北上，这是24日在天津开赴北京的专车上。

北京站欢迎牌坊已先扎好。24日午后1时起，军队敬立于两廊及站门外，孙中山一行乘专车于5时35分抵达。政府各部总长、议员、文武官员及会党、报界、工商学界、外宾近万人集聚车站月台欢迎。前清隆裕太后也派代表到车站欢迎。内务总长赵智庵首先登车代表总统袁世凯表示欢迎。之后，政府文武官员段祺瑞、许世英、周学熙等登车礼迎。在军乐声中，孙中山一行下车，欢迎人群扬帽欢呼。孙中山举帽从人丛中穿行，外宾举相机争相拍摄，两旁人群不顾巡警弹压，争睹先生丰采。孙中山一行入客室稍歇，接见各总长及各团体代表，至6时，孙中山乘袁世凯特备的前清摄政王载沣用的内衬黄缎漆金朱轮双马车由正阳门入城，还打开了中华门（前清时的大清门）。前导骑兵30人，每人执白旗一面，上写“欢迎”字样，后面有军警数十人护卫。沿途军警荷枪站立。瞻仰者环立如堵，楼间房上观望者举帽欢迎。有观者言：“孙文奔走四方，以谋成立民国，今目的已达，此为其功业圆满之期，故有如此之光荣。”

孙中山一行由代理内务总长赵智庵等政府官员陪同，至石大人胡同迎宾馆。

当晚，袁世凯派官员接孙中山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府。袁迎于厅下，脱帽为礼，握手至大厅，已是晚8时，袁邀请入席，亲为执盏，说：“我盼望先生与克强久矣，今克强未与同行，未及共聆伟论，深引为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殊为欣慰。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凯忝负国民付托，用敢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答言：“文久居海外，于国内情形或有未尽详悉之处，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早日观成，则我民国前途受惠实多。”

彼此谈笑甚欢，所谈皆为改革振兴大计。孙中山约袁世凯拟作十天的畅谈，商榷国防、军队、实业、外交、铁路、财政等问题。谈话到晚10时。

孙中山初见袁世凯的感觉是“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对人说：“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

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第一次会谈。

25日上午9时，北京同盟会本部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今虎坊路5号）举行欢迎大会，同盟会东京会员皆出席，有女会员及各界女工吴木兰、唐群英、傅文郁、刘青霞、王昌国、林宗素、陈撷芬等。到会者三千人，楼上楼下几无立足之地。男女皆以亲瞻一代伟人颜容而欢欣鼓舞。孙中山10时半到会。由张继致欢迎词：“先生乃中国革命之先行者，同盟会之创建人，民国建造之最有功之伟人，为举国民众所敬仰。先生来京正值同盟会即将改组之际，今后新党建成，在先生之指导下，必将成为更趋完善之政党。”

先生发表演说：“兄弟北来，于我中华民国前途，有无穷之希望。盖自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南北统一，共和告成，非系一党之功，乃全国人之功。即我同盟会奔走十余年，流多少热血，提倡革命，苟不得全国人心之赞成，其成功必不致如是之速。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易，建设难。易者既赖全国同胞相助，则难者更当欲全国同胞相助，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然或挟党见、闹意气，是不以国家为前提，民国前途异常危险。今五党合并，废除意见，以谋国利民福，将戮力同心，造成一伟大中华民国，雄视东亚。故曰兄弟北来，于民国前途有无穷之希望也。”

现将当时参加欢迎会的女同盟会员傅文郁所记先生讲话内容附录于后，更能了解先生演说整个精神，其大意是：同盟会当初革命是反对清朝政府之黑暗专制，冀造光明之共和国。去年辛亥革命幸告成功，实赖全国四万万同胞赞助之力，并非同盟会会员之功。现在同盟会正遭破坏，何以说正遭破坏？有自以为明白人者，出而反对同盟会，而同盟会亦与之反对，真不啻为同盟会反对同盟会也。所以说同盟会在破坏。现在正当建设方始，按时代之宗旨，同盟会不能不为之一变，即将改组，建立新党。当前民国尚未统一，诸多紧要问题，悬而未决，况外患岌岌，尤朝夕不保，故建设之事，更难于破坏。望我会同仁，万不可自居革命之首功，专享建设之特权。更应化除私见，与各政党相互提携，联合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共谋共和之幸福，巩固民国之基础。

她对先生讲话的感觉是“先生持论之要点，处处注重‘公理’二字，语语痛切，感人肺腑”。

先生讲话后，全场欢声雷动，人人鼓掌，欢送先生离开会场。

孙中山抵京后，袁世凯特谕巡警总厅：凡孙先生出入，除派马队侍从外，沿途均派军警护卫，并断绝交通。

25日晨，孙中山由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至湖广会馆赴同盟会举办的欢迎会时，见途中无一行人，深为诧异，回行馆后，询问招待员傅良佐、王赓等，才知是袁世凯之指示。便对他们说：“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24]傅、王用电话向袁转述其意，袁答以恭敬不如从命，遂令将军警撤除。

宋教仁为了实现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内阁制，主张扩大同盟会组织，曾得到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在北京把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与同盟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黄兴曾于8月13日在上海致电国内外同盟会支部，通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孙中山到京的第二天8月25日下午2时，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到会者数千多人。众推张继为临时主席，报告五党合并经过。新党纲中，删去了同盟会“男女平等”一条，女同盟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傅文郁等严词诘问，一女会员揪住宋教仁短发向宋的左右颊掌击，全场大骇。有人提议补入“男女平权”一条，主席主持表决，结果，举手者为少数，未被通过。有人提议将党的名称改称民主党，不称国民党，但多数仍赞成称国民党。遂发选票，选举理事、参议。投票后，奏军乐。

3时许，孙中山来到会场，全体脱帽起立致敬。少息，便开始发表演讲，他说：“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进富强。故兄弟于五党合并，有无穷之希望”，“同盟会素所主张者有三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民族、民权已达目的，惟民生问题尚待解决”。关于男女平等问题，他说：“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讲话后，欢声雷动，奏乐欢送孙中山退席。

此次孙中山来湖广会馆赴会，已不见一切护卫，任凭市民瞻仰，甚得舆论赞颂。

大会选出理事9人：孙中山（1130票）、黄兴（1079票）、宋教仁（919票）、王宠惠（915票）、王人文（909票）、王芝祥（797票）、吴景濂（678票）、张凤翙（578票）、贡桑诺尔布（藏族，382票）。

参议29人：张继、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阎锡山、胡汉民、李烈钧、徐谦、蒋翊武、唐绍仪、胡瑛、温宗尧、陈锦涛、沈秉堃、孙毓筠、景耀月、赵炳麟、姚锡光、褚辅成、杨增新、尹昌衡、陈道一、张琴、王善荃、张培爵、唐文治、莫永贞；名誉参议7人：钮永建、徐绍桢、姚雨平、林述庆、马安良、张锡銮、溥伦（满族）。十天后，9月4日，推选出理事长及各部干事。

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的同乡叫冯耿光。在孙中山到北京的前二天，袁世凯约他到总统府，对他说：“孙中山要来了，你知道吗？我有意请你替我招待招待。”冯说：“为什么不请招待处黄大礼官招待？”袁说：“我希望你多留心一下，他见客说什么话，他有些什么举动？”冯心里明白，袁要他做密探。这事，冯不愿做，对袁说：“这事恐怕我无以报命，岂不反而于事有误。”袁对他说：“你看着做吧！”意思是一定要冯做。过了四天即8月26日，冯耿光去见黄开文。黄对冯说：“这次总统谆谆吩咐，对孙中山要恭敬备至。民党对他称先生，总统很注意这种情形，吩咐我们也要称他先生，先生前面不要称名道姓，您要留心。”

这天下午，袁世凯要回访孙中山。冯耿光随黄开文一同去准备工作。

袁世凯由铁狮子胡同总统府至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一路交通断绝，每家门口，站立一兵，执枪实弹，马路侧，每五步立巡警一人，各巷口均以绳网拦阻。约10时，袁世凯在500枪队护送下乘车到迎宾馆。孙中山已由内客厅步行站在台阶口准备迎接。听得马队飞驰而过，大门外一部双马轿车停下，大礼官黄开文向前开了车门，对袁说：“孙先生已在台阶上专诚迎接总统了。”袁一向上下车皆需侍从搀扶，此时他摆手示意不要搀扶。当他走到最高两级台阶，步子慢了下来，孙中山走前两步，前来握手，两人一面说一面走，到了内客厅中间坐下。内客厅系一明两暗的大厅房。孙中山与卢夫人各住两配间，中间是客室，置三个沙发。孙、袁进来即坐在中间大沙发上。袁世凯身穿军服，佩刀。按军礼，室内待客须脱帽摘下佩刀，袁或因过于兴奋或因紧张，致将礼节忘记。袁有搔鬓习惯，说话间，用手搔鬓触帽时，才发觉，这才脱下军帽摘下佩刀。卢夫人由内室走出向袁问候：“你太太好？”袁向卢夫人致问饮食及路上情形，周到备至，宋霭龄陪在卢夫人身旁。

袁问孙中山欧美各国政治情况，孙中山历述所见。孙中山询问袁世凯财政、外交现况，袁世凯略述梗概。袁世凯说：“巩固民国始基，必须内外和洽，万不可因党见而自相冲突。”孙中山表示赞同。这次会谈1小时。

这是孙、袁第二次谈话。

27日上午10时至12时，外交部迎宾馆车水马龙，中外来宾云集，来谒见孙中山的有各国公使、政府官员、绅商、记者、平民，孙中山均依次接见。

这天，在湖广会馆为争“男女平权”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也来谒见。要求男女平权，争执甚烈。孙中山婉言劝慰，并说明共和巩固，男女平权务要达到目的。沈佩贞哭声震屋，说：“我姐妹二人，前奔走于炸弹队，志在救国，无非争自由，争平权，我同胞得人人享其幸福，今国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达其目的，则从前之尽瘁为何。事实至此，宁不伤心！”孙中山也颇受感动，抚慰至再，两女士始悻悻而去。

这天下午，袁世凯到迎宾馆访孙中山。袁世凯就蒙、藏独立事件，询问孙中山对付的方针，孙中山指示：“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又说：“现在蒙、藏风云转瞬万变，强邻逼视，岌岌可危，凡我国人，莫不注目。虽近日报纸所载蒙、藏情形，多不免得之传闻。须知蒙、藏如此危急，国人又如此注意，若以误传刊登报章，引为事实，使人心恐慌，外人将必乘此时机直来谋我，当以何法对付。故文主张此后蒙、藏消息，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逐日报告政府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袁世凯表示赞同。

当月，北京政府公布了《蒙古待遇条例》，规定蒙古与内地一律，不以藩属待遇，蒙古王公原有之世爵、封号、特权一律照旧，俸饷从优支给。接着任命蒙古亲王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对内蒙各旗参加叛乱的官兵，规定“但能释兵来归，其原有之产业，仍准享有，决不苛求。其原无产业者，应予设法安置，俾遂其生”。

通过这些措施，安抚了内蒙人心，使一度动荡的内蒙局势得以稳定。10月和次年1月，内蒙东四盟和西二盟先后在长春和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了王公会议，通过声明，反对外蒙“独立”。蒙古王公联合会也于1912年11月23日，发表通告，声明蒙古各部“均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藏人民，共建新国”。对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妄称独立，伪立政府”，“蒙古全体，并未承认”。“该伪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许多在京的蒙古王公还派人回旗劝导各属拥护民国。一些已“独立”的盟旗宣布取消“独立”。库伦当局企图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内蒙图谋宣告破产。[25]这说明绝大多数蒙古王公和人民热爱祖国，也说明孙中山关于内蒙问题的指示通过北京政府执行是成功的。

本年的3月，西藏在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卸任不久的英印总督明托支持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动了所谓“独立”的叛乱。达赖的内侍达桑占东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叛军，自任总司令。首先向江孜驻军进攻，在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的“调停”下，清军交出武器回内地。接着，日喀则的驻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4月，达桑占东又调集叛军围攻拉萨，在英国驻藏官员噶卜典的“调停”下，清军也交出武器回内地。只留驻藏大臣驻拉萨（于本年11月驻藏办事长官钟颖及所有政府驻藏官员皆被达赖驱赶出藏）。6月，叛军东进，先后攻陷藏边的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康定等地，威胁到川、滇两省的安全。[26]

北京政府令川、滇两省出兵西征。7月，四川都督尹昌衡亲率川军前队二千五百人从成都出发。8月，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收复河口、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解察木多、巴塘之围。云南都督蔡锷派殷承率军也收复了盐井等地。8月底，川边失陷之地基本收复。

后来，蒙藏事务局也拟定了《西藏待遇条例》，内容大致同于《蒙古待遇条例》。北京政府又令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和劝慰员杨芬先后到印度，准备与达赖谈判。这年底，达赖先后通过原驻藏办事长官钟颖及新疆都督袁大化提出谈判条件，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表示愿“妥商”西藏事务。

8月27日下午，孙、袁举行了第三次谈话。

当晚，袁世凯在迎宾馆设宴招待孙中山一行。席间，北洋军人耍了一场闹剧，导演者，可能就是袁世凯。这次参加宴会的有四五百人。在大厅布置了冂形餐案，北洋一般军官坐在两侧，孙、袁在正中对坐，吃过一个汤，第二个菜方送上来，便听到西南角上开始吵嚷，有的说：“共和是北洋之功。”有的骂道：“同盟会是暴徒乱闹。”东南角开始响应，叫喊：“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孙大炮，大骗子。”在吵嚷中，有的用指挥刀戳地板，有的蹬脚，还夹杂着杯碟刀叉的响声。袁世凯、段祺瑞始终没作声，闹了半小时，似乎动作很有步骤，蓄意激起孙中山或他的随行人员起而答辩，借机进行侮弄。但出乎意料，孙中山态度从容如常，若无所闻，在旁的宋霭龄等也不予理会。

第二天，袁世凯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来看望孙中山时，表示说：“北洋军人都是老粗，程度不太够。”孙中山对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态度丝毫没变。[27]

28日下午3时，北京各报记者至迎宾馆访孙中山，门房人员导入楼上客厅，少顷，孙中山出来接见，一一握手。孙中山“身着白色粗布洋服，面色较昔年在东时稍黑，而体气转肥，举止言动，纯足是西洋平民气质，绝无中国官僚态度”。

记者问：“先生近主张铁路、练兵两策欲以10年工夫筑铁路20万里，练兵500万，可有此计划？”孙中山回答：“有的，两策以铁路为先，工商、教育可一呼而起，若路不成，有兵亦无所用。”问：“20万里铁路兴筑费需60亿，我国焉有此巨款？”答：“但能兴利，又无伤主权，借债自不妨事。我现在已筹有绝好法子，将来借款筑路，有利无害。”问：“先生铁路、练兵二策，既以铁路为第一着手，对于练兵若何主张？”答：“练兵500万，系20年后事，刻下焉有此巨款。且所谓500万，指常备兵言。再者练兵乃专指陆军言，海军需款过多，我国纵不能不兴海军，要只先办到防守一方为止。但使铁路贯串全国，有常备兵500万，即不虞外人欺侮。”与记者谈话半小时。

之后，赴总统府出席袁世凯举行的欢宴会。

袁世凯以国务总理陆征祥决计辞职，势难挽回，欲用赵秉钧，又怕参议院不通过，欲提出宋教仁，宋则非搞政党内阁不可，就此询问孙中山解决的办法，孙中山回答说：“国家本无政党内阁之必要，但各视乎其时，时而宜乎政党内阁，则政党之时；而不必政党内阁，则超然之。今之时，宜政党内阁欤，抑超然欤，请君裁夺之可也。”

二人谈到融和南北军队感情问题时，孙中山主张举行秋操，开军界协会一次。

这是孙、袁第四次谈话。

晚7时，袁世凯在总统府大宴孙中山及其随行人员，并请各部总长、高级军官、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还有孙武、宋教仁、沈秉堃、章太炎、孙毓筠及蒙、满王族为陪客，计60余人。孙中山偕卢夫人、秘书宋霭龄、居正等十余人到席。袁世凯与孙中山对坐，其余以次就位，食用西餐。饮之半酣，袁世凯起立讲话：“孙先生游历海外，廿余年，此次来京，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各项政见，渐有端倪，……一时间殊难叙及。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所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最后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致答词：“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10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致词毕，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与袁世凯四次正式交谈，袁世凯给他的印象是“绝无可疑之余地”。这时的孙中山，正如他评论他哥哥孙眉那样，真是“质直过人”，“易欺以其方”。他要求黄兴也北上入京，与袁世凯会晤，表示对袁的支持并能平息南北怀疑袁的情绪。8月29日，他在请黄兴北上入京的电文中说：“到北京后，与项城接谈两次（孙中山说的‘接谈两次’并非实际次数）关于实业各事，彼亦尚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京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28]

孙、袁此时，是同床异梦，孙中山一心要搞民生主义，要富强中国，而袁世凯居心叵测，他要取得孙、黄和他们的革命党的完全信任，一心要搞“政治”上的统一，孙中山入京又给他帮了大忙。

8月29日上午9时，上海《时报》记者黄远生到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访问孙中山。他见到当时各界来访孙中山的情况：

从迎宾馆大门至街口，警卫森立，车马阗咽，出入戒备异常。袁世凯曾有令，接待孙先生，要按总统警卫规则。来访者被引入门内右侧招待室。孙中山及随员因连日出席各界欢迎会及接见来访者，甚是疲劳，这天至9时，孙先生及随员皆未起床。陆续而至者纷集室中，几无立足之地。其中有“中服而轩昂者”，有“面目黧黑而憔悴者”，有日本《新支那社》的安藤和《朝日新闻社》的神田，有著名人士郑师道，有广东籍数人。至10时，来访者被引入大客厅，由孙先生秘书一一询问来访者姓名。《朝日新闻社》神田先入见，余客坐候。来客益多，分坐于二客厅，是日来访者总计约70多人。客厅系三连间。第一室是孙先生会客处，第二室是散坐处，第三室是记者等候处。从第三室即可“望到孙先生与神田会谈情形，须眉并见”。门外回廊之间，又有许多同盟会成员准备为孙先生助理工作和应承者。已至11时，孙先生与神田谈话还未结束，政府各总长次长代表前来定约宴请孙先生于金鱼胡同。又有广东公会、铁路协会约请出席欢迎会。

这位记者见“中山君必无依次谈话之余暇”，只好与招待人员拟订时间约见。

这天上午，孙中山与记者谈话时，指出黎元洪处理张、方案件不当，并说明主张迁都的原因：

“记者问：‘先生此次来京，约有几日勾留？’

先生答：‘约三四星期，即须它往。’

记者问：‘先生离京之后，尚往何地游历？’

先生答：‘当由东三省往日本，并须赴欧洲一行。’

记者问：‘闻前清隆裕太后欢迎先生，有此事否？’

先生答：‘未闻此说。’

记者问：‘黎氏于张、方案，先生意见若何？’

先生答：‘黎氏办理张、方案件，实属过当，若张振武有罪，尽可径由鄂省办理，不必移至京师。’

先生极主张迁都，其地点或在南京，或在武昌，或在开封，谓北京乃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且北京乃前清旧部，一般腐败人物，如社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又以地势衡之，北京地点偏于东北，当此满、蒙多事之秋，每易为外人所挟制。故迁都问题，实为目前之急务。”

中午，孙中山赴金鱼胡同出席国务院各总长、次长举行的公宴。席间议及黎元洪处理张、方案件的不当。

宴会结束后，赴万牲园参加彭家珍（谋炸良弼殉难烈士）、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谋炸袁世凯被害的三烈士）的迁葬仪式。

下午2时，出席广东公会在万牲园畅观楼举行的欢迎会。会场用鲜花扎成“欢迎”二字。孙中山偕王宠惠乘车赴会，会员两旁鹄立，奏乐欢迎。主席梁士诒致颂词后，孙中山起而演说：“兄弟去国离乡数十年于外，与诸君承颜接词之日少。去岁以全国同胞之力，推翻专制，建设共和，兄弟奔走其间，得以达平生之目的。后南北统一，退居公民，得回本省，与父老闲话沧桑。然睹我广东之情形，实有可危之象。今承诸君厚意，复得欢聚一堂，兄弟于我广东，对于诸君有无穷之希望。现我广东有三大问题：一、政治问题，二、经济问题，三、军队问题。对于政治应求良美，对于经济应求活动，对于军队应求拣遣，保全地方治安，维持中央政府。此兄弟所窃望于诸君者也。”演讲毕，众呼万岁，会员举杯致祝。之后，孙中山与全体同乡合影留念。

下午3时，接着在畅观楼出席全国铁路协会举行的欢迎会。会长梁士诒致欢迎词后，孙先生即登台演说：“现在中华民国成立，得达共和目的，人人皆志愿已足。愚则以为未也，必使中华民国立于地球上为莫大之强国而后快。特今日中国既贫且弱，曷克臻此，故欲能自立于地球上，莫如富强。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皆失败。”“交通不便，实业必不能发达。”“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至强国一节，譬如中国有二百万兵，分布二十余省，平均不过十万耳，人以三十万兵，可以制胜而有余。盖人以三十万兵敌十万，非敌二百万也，其制胜可断然矣。其故皆由交通不便，运兵运饷，非数月不能到，及其到时，则大事已去矣。则名为二百万兵，与无兵同。今若铁路交通，不过百万兵已足。盖运输便利，不过数日可到，分之虽少，合之则多。”“欲谋强国，亦必自扩充铁路始也。”语毕，交通总长朱启钤登台演说，并拟改日请孙先生展阅地图详细研究。遂提议举孙先生为全国铁路协会名誉会长。全体赞成。孙中山又登台表示承受。会场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入食堂茶点后合影留念。

在全国铁路协会研究筑路时，孙中山订出三大路线：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而至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经辽东入蒙古，直达外蒙古，而至乌梁海。

孙中山认为有南北三干线，全国即可联络为一。要实现同盟会新总章中的“种族同化”、“移民垦殖”的方针以及发展经济、加强国防等方面，都“必以此始”，“非扩充铁路不可”。

先生在制订全国铁道网时，也曾征求过北京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叶恭绰的意见。亲手绘成的铁道网图，存于北京交通博物馆内，如不毁于袁世凯及其余孽各届军阀爪牙之手，今仍存在，是件珍贵的铁路发展史重要文献。叶恭绰回忆说：“隔了许多年，至今日，方陆续实现，虽与先生计划有些出入，然大致固相同，足证先生乃一个大刀阔斧而又细针密缕的人。”

全国铁路协会欢迎会结束后，又出席了北京邮政协会的欢迎会。到会者三百余人，先生在会上说：“鄙人于邮政素无学问，但现在由欧美回来，颇有新知，愿贡诸君之前。一、邮政。各国邮政，向来用邮船或铁路输送，现在发明一种新法，用汽管运输，其快便比船路数倍。二、电报。中国用号码，翻译甚为不便，现在各国发明一种绘图电机。将来用写中文，亦可仿行。三、因邮便之便利，以运送各物。各国近今甚发明，以为收入之大宗。至于储金一事，德、美各国最为发达，为人民生计上甚有关系也。以上各节，略举所闻，以贡于诸君。日谋邮政之发达，则中华民国幸甚。”

演说后，举行茶点座谈。

8月29日，是孙中山这次在北京最紧张的一天。但他“精神勃发，谈笑怡然，殊无倦态”，众人“皆叹孙先生精力过人”。邮政协会欢迎会结束后，偕王宠惠乘车赴石大人胡同迎宾馆时，已是下午5时。

此时的孙中山可能是快意称心，使他意气扬扬而不知疲劳。20多年的奔走呼号艰难战斗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建立了共和政府，已“达平生之目的”；又选出了一位“绝无可疑”、“思想亦很新”的民国总统；富强中国的实业建设已经着手；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也充满了信心：“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从1912年4月到1913年2月，是孙中山一生唯有的可心快意的时期。除此，都是在艰难的奋斗苦战中度过的。

8月29日晚上，孙中山又去见袁世凯。

谈到蒙、藏近况，袁问治理办法。孙中山说：“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

谈到迁都问题，孙中山说：“北京不是为永久国都，将来或武昌、或南京，否则开封。中国此时，外交别无可办。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五百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平等。至我当于十年内筑路二十万里，此路造成，年可获八万万，以之练兵及作中央地方行政经费。不患无筑路费，拟用公司名义借外款六十万万，分四十年还清。自任前往外洋担任借债事件。”

谈到各国承认民国问题，袁世凯请孙先生再游欧美与彼邦人士接洽。

谈到国内时局，二人都表示号召“国人宜同心协力，巩固国基，不应各怀猜忌，授人之隙”。

孙中山拟往东北三省视察，袁世凯说：“东省现在多故”，竭力劝止。

这是孙、袁第五次会谈。

8月30日早晨，接见袁世凯特派员傅良佐、梁如浩。座谈军政统一、各国承认民国、南北统一等问题。

当天上午，孙中山因事至东交民巷，有卫队荷枪挂刀随从。往返两次，各国使馆均未过问，唯日本公使于次日以个人名义，照会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军人无荷枪入租界之权利，因孙中山先生乃中国开国伟人，故不过问，但自此不宜再行如此。”

孙中山闻后与人说：“以中国已有之地，不能自由行动，此皆根于庚子条约之失败，迁都之事，不能容缓。”

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商业学校、交通传习所、女子师范学校、女子法政学校、医学校等10多所学校于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到会者二千余人。男生分列两旁，女生坐于前楼，卫队列于左，四面间以军警，秩序井然。1时许，孙中山到会，军乐响奏，全体脱帽鞠躬致敬。大会代表致欢迎词后，孙中山演讲，说：“此次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此后各种建设，尤赖全国学界合力进行，方能成功。学界关于国家前途既如此之重，自不得不定有方针。从前之学说而论，人人之所知者，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已。……今日则不宜主张此说，应主张社会道德，以有余补不足。大凡天之生人，其聪明才力，各不相同。聪明才力之有余者，当辅助聪明才力之不足者，在政治上，为政治之工人，在社会上，为社会之公仆。……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学界中人，当知所负责任之重。今日在校为学生，异日即政治上之工人，社会上之公仆，与专制时代学生之思想大不相同。至今日尤为注重者，有三大要件：即民族同化，民权平等，民生筹划。此三者，为学生之责任。学生能尽其责任，国基方能巩固。愿诸君勉之。”演讲完毕，掌声雷响。最后由教育总长范源濂致词，4时许，合影留念。在军乐声中孙中山脱帽退场。

当天晚上，由下午5时至夜12时，与袁世凯会谈。谈话要点：一、铁道问题，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计划，中俄线，由蒙古直通莫斯科、中央亚细亚；中英线，由西藏直通印度、阿富汗；中德线，通至小亚细亚；中法线，通至印度支那。以此联络欧亚。二、外交问题，二人谈到联何国为宜，因属外交秘密，不公开发表。三、实业问题，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他专从事于社会实业，表明不再任总统。孙中山每次说这类话，袁世凯听了都很惬意，因为只要孙中山放弃政权，再没有人能动摇他的总统的位置了。他还假惺惺地说：“我虽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欲以实业为第一大宗，从前在北洋即立意专派实业学生。”孙中山还补充了一句：“我做此等事，必较君更能取信于社会。”四、党派问题，袁世凯向孙中山陈述党派竞争之苦，孙中山对他说：“此等之调和，我优为之。”五、集权、分权问题，孙中山主张“有限的中央集权，司法、交通、外交、军事、财政归中央，其他由地方自理”。

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第六次交谈。

8月31日，又与袁世凯会谈。袁问：“国人对于借款，多不满意。现在借款已决裂，影响所及，究竟如何？先生高明，幸有以教我。”

孙中山答：“目下财政困难，势不能不出借款一途。但用途宜加详审，数目不可太多耳。现在大借款已决裂，其影响于国内，必有以下之数端：一、各省自由借款，恐引起外人无穷之干涉。二、地方自由借款，中央失其统一能力，财政愈觉紊乱。三、中央财政困难，则维恃盐税等为补苴，对内外之信用，不易确立。四、中央恃地方协济，则必力撙节行政经费，人才必不愿入新政府任事。”

袁问：“先生对于军民分治问题，有何意见？”

孙中山答：“军民分治，法美意良。惟须规定一妥善之法，务使分治得宜，两方俱有完全之责。然军权亦不可尽归都督，须由军长与士兵分掌之，庶免仍蹈专制故智。故消纳军队，实为分治之要着。文意莫如俟国会开时，乃行讨论，较为妥善。”

袁问：“西藏独立，近有主张以兵力从事者，先生以为然否？”

孙中山答：“余极端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外向，牵动内地，关系甚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

这是孙、袁第七次谈话。

下午，出席参议院在万牲园畅观楼举行的欢迎会，午后1时，孙中山偕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及随行人员到会。由议长吴景濂致欢迎词：“前在南京组织参议院时，即承先生维持指导，先生久在文明各国，政治上之学识及经验素有根底，此次北来，必有伟大之政策，以福利我国。我辈忝为国民代表，尚望先生赐以教言，以匡不逮。且现时虽云南北统一，而意见尚未尽融，先生此行对调和南北有绝大之关系，我等仅代表全国人民恭致欢迎之意。”

孙中山致答词中发表迁都的主张，说：“兄弟今日所最希望参议员诸君者，在于民国建都一事。北京以地势论，本可为民国首都，故自明迄清，俱无迁移。而北有山海关，南有津沽，炮台林立，国防亦固，此兄弟20年前北来所目睹者也。无如庚子以后，国权丧失，形势一变，南北险要，荡若平夷。甚至以一国都城之内，外人居留，特划区域，炮台高耸，兵队环集，是无异陷于外人势力包围之中，被束缚其手足。……北邻两大强国，俄在蒙古，日占南满，韩、满交通日便，一旦有变，五日间日兵可运到l0万，北京内外受困。……兄弟此次来京，前日至东交民巷，我兵一人误入外人门户，次日外人即有公文到外交部，责我违背条约。本国人在本国都城内，尚受外人限制，此地尚可一朝居乎？古人谓城下之盟，为丧权辱国。诸君试想，国都内受此限制，辱岂仅如城下之盟。”

9月1日，又与袁世凯会谈修筑铁路计划，全国干线、支线，道路险夷状况，需款多少。袁颇虑款巨无着，孙中山说：“此系生产事业，但能得外人信用，而不丧失权利，有此条件尽可输入外资。且此外筹方法甚多，断不能因噎废食。”袁世凯称是。

这是孙、袁第八次谈话。

下午1时，北京军警界在万牲园畅观楼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约二百人，有外宾二人。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冯国璋致欢迎词后，孙中山致词，说：“军警为立国之基本，世界各强国皆由军警得来。我国去岁起义武昌，各省响应，亦皆由军警界同胞热心向义，始得将专制政府推翻。今共和告成，外侮环伺，所赖于军警界同胞较革命时为尤甚。……当此国势濒危，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思为瓜分，以印度、波兰待我，而我之所赖以为对待者，则军警界同胞是。是军警界同胞之责任，较革命之责任为尤重。我军警同胞须知合力同心，以尽对外之义务，决不可干预政治，扰乱腹地，以促中国之亡也。我国共和程度，尚在幼稚时代，我军警界同胞只宜扶持之，保护之，决不宜鞭笞之，摧残之。专制时代之军警，专为保护皇室，残害同胞。共和时代之军警，则为捍御外侮，守卫同胞，共享利益。”讲话之后，合影。

当日下午3时，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在雍和宫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参加者有该会成员、军、学、报、商各界人士百余人、各庙红黄教喇嘛约三百人，共约千人。孙中山由万牲园赶到雍和宫出席大会。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执事及众喇嘛排班迎入孙中山及随行人员王鸿猷、王夏等。在庙乐响奏声中入座，该会执事及众喇嘛行欢迎礼三鞠躬。孙中山起而答礼，并各赠纪念巾一幅。蒙藏事务局参事刘昌言代表会长姚锡光致欢迎词，副会长沈钧代表该会致欢迎词。之后，孙中山登台演讲，说：“今日此会，聚蒙藏同胞于一堂，实为亘古以来未有之盛举，至足感佩！……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专制国家，其利益全属于君主，共和国家，其利益尽归于国民，此即共和与专制之特异点。……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

演说完毕，全场起立齐呼：“中山先生万岁！”而后合影留念。之后，由该会副会长沈钧、蒙藏事务局参事刘昌言导游雍和宫各佛殿，至下午5时许。

当晚，出席武昌首义领导成员蒋翊武、邓玉麟、胡培德等在六国饭店举行的欢迎会。还有政府官员及知名人士参加。孙中山在致词中说：“兄弟所抱之铁路计划，自觉颇有把握，近有某报反对，谓此举难以实行，洵固然矣。但未从各方面着想，中国地土广大，边防吃紧，一有战事，则东西南北，不能即时救应，以此梗塞之国，而与列强并驾齐驱，断断乎不可。故兄弟欲期诸10年后，将全国铁路修成。但款项浩繁，非一举手投足之劳可能成功，故兄弟主张借外债60万万。兄弟一说借外债60万万，又有多数人反对，谓此巨款难于借筹，不知此巨款不必一次借到手，分作几期可也。例如一年6万万，以3万万购材料，以3万万作建筑费，其余数年，无非此款在社会流通。各国金钱极多，均欲投资于国外，现英国每年借出之款，约在60万兆镑以上，法、美等亦大略相同，拥金钱者，犹之富商多米，未有不向缺米之国运入者。中国贫弱极矣，各国以米输入，中国此为当然无可疑者，人或以六国资本团借款事相例，不知此项纯含政治之趣味，资本团欲借此压迫中国，若借款修路，纯为生产事业，与此大相反，所以借款不难。兄弟甚盼国民赞成，从速经营。凡世界所有者，我们还要求精；世界所无者，我们为其创，勿畏难苟安，中国自然是极富极强，民国根本就可以巩固。兄弟所望只此。”

9月2日这天，与袁世凯会谈。各省如直隶、山东、吉林、奉天、广东等省之省议会与都督屡生冲突，袁世凯询问孙中山解决办法。孙中山答覆的办法是通电各省，使遵守约法，勿越权限。

谈到关于解决目前边患日急情况下，政党互争的办法，袁世凯主张在国民党之外再组织一个救国社，各党成员都可参加。孙中山表示同意。

这是孙、袁第九次谈话。

下午，北京报界在铁门安庆会馆举行欢迎会，孙中山于午后2时30分到会，报界同人排列门内欢迎，在军乐声中，孙中山入座。由《北京日报》朱淇主持，《民视报》康士铎致欢迎词后，孙中山演说一小时，说：“此次革命，数日成功，皆报界诸君言论鼓吹之力。……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又况以国而言、以政治而言、以文化而言，铁路皆有极大之关系。……诸君为舆论代表，务望诸君一致鼓吹，使全国之人趋向一致，鄙人即可一志进行，总期达此目的而后已。”

3时散会后，接着，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在此举行欢迎会。报界同人未离会场，上楼旁听。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由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发起成立，举孙中山为正会长，临时政府北迁，南京交通部解散，铁道协会也解散，后因孙中山倡办全国铁路，又在上海恢复了这个组织，并在北京建立分部。

孙中山在会上致词说：“日前鄙人曾受北京铁路协会之欢迎，当日并举鄙人为名誉总理。今日又受本会之欢迎，鄙人亦为总理。在鄙人之意，则甚主张两团体合并，以厚积势力，俟将来徐图之可也。但今日之铁路问题，实为中国生死存亡之问题。……故今日我国，如欲立足于世界，惟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不然，外人之势力日益伸张，而铁路政策，实足以亡人家国。铁道协会之组织，即以鼓吹提倡为宗旨，想诸君亦必以鄙言为然。”

9月3日下午，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在织云公所举行欢迎会。到会者近千人，其中有喇嘛多人。午后1时40分，孙中山到会，全场人员行一鞠躬。五族共和合进会代表与西北协进会代表先后致欢迎词，之后，孙中山演说，表述了他对世界大同的向往。他希望各族不仅同心协力，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而且要使人类进入和平幸福的大同时代，他说：“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事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共同负荷之大责任也。现在世界文明未达极点，人类智识，犹不免于幼稚，故以武装求和平，强凌弱，大欺小之事，时有所闻。然使文明日进，智识日高，则必能广其博爱主义，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亦未可定。……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

当天晚上，孙中山赴总统府与袁世凯会谈。孙中山提及迁都问题，袁世凯说：“此时因尚未完全统一，外交上关系动多掣肘，且今财政困难，尤为一大阻碍，恐数年内此种问题不易解决。”孙中山说：“如政府果能抱定迁都之义，则将来即可达此目的。”

孙中山提到迁都开封时，袁世凯说：“我本河南省人，岂有不顾，特此着为事实上所万不能行。”

孙中山提到北京作为首都，“道路之污秽，宫室之卑陋，犹可改造。惟各国使馆逼近东交民巷，外兵充足。将来外交上稍有冲突，定行危险，不若将各公使馆移建于南苑为得宜”。袁世凯回答说：“我任前清外务部曾建此议矣。”

这是孙、袁第十次谈话。

这天，有人问孙中山是否还出任大总统，孙中山回答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之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意思是他在这十年之内，专心致力于使中国富强的实业建设，使民生主义完全实现。之后，才可出任民选总统。

9月4日，与袁世凯会谈关于财政困难与借债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今日非借债万难立国，盖公债、国民捐，输入有限，而民力实已告竭。且借债之受害莫如丧失利权，其次则投于不生产的事业，两弊去，又能借得轻息外债，则较诸举办公债利益何止倍蓰，故不当空言拒债，以自促灭亡。袁世凯以现在财政困难，借债非易，向孙中山请示善策。孙中山答：“现今国体共和，人民均有负担之责，可将预算、决算颁布国内，然后再将国民公债及国民捐进行办法议妥，庶可集腋成裘。……为今日计，宜令外交部开通商埠，工商部广开矿产，农林部伐采森林，交通部推广路电，尤在财政部开源节流，综挈大纲，次第发办，富强可期。”

袁世凯听了深为赞同，表示当令各部分别筹办。

袁世凯问及国民捐运用办法，孙中山答：“上海承认之国民捐已及百万，可电饬随收随汇，不必俟收齐全数始行起汇，以济眉急。至于各省所得之国民捐，即为各该省解散兵队之用，亦令随收随遣，早遣一名即早减一名之饷。如此办法，已省往来兑汇许多周折，而为利益更进一层。”

袁世凯表示赞同。

这是孙、袁第十一次谈话。

9月4日下午3时，共和党在湖广会馆召开欢迎大会。是日遇雨，先生仍准时到会，由丁世峰致欢迎词，先生演说时间不长，但内容很丰富，谈及建党原则、英美政党之间的关系、共和政体三权分立、英美资本家与政界关系、民生主义的目的、任务、他今后奋斗目标等，是了解和研究孙中山的政党观和民生主义重要资料。他说：“兄弟此次北来，今日蒙贵党欢迎，至为感谢！现在中华民国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不同。专制政体之主权，为君主一人所私有，共和政体三权分立，各有范围，三者之中，尤以立法机关为要。立法机关乃人民之代表，欲求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民国初立，所发生之政党，一曰贵党，一曰国民党。二党发生伊始，国民多未解政党之作用，兄弟请与诸君解释政党为何物。世界最完全政党之国，一为英国，一为美国。英国有两党：一自由党，一保守党。自由党主张自由贸易，保守党主张保护关税，此问题至今相持未决。美国两党：一为共和党，一为民权党。1840年麦利坚氏征服西班牙及菲律宾群岛之后（1898年美国战胜西班牙，12月10日美西签订和约，西班牙出让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给美国，美付西班牙二千万美元作补偿。时美国总统是麦金莱），罗斯福继为总统，以扩张海军为急务。罗属于共和党，入共和党亦主张拓张国权，是谓帝国主义。民权党则反对练兵，彼以为美利坚本世界最富之国，闭关自守，足以自豪，勿须破坏人道主张，侵略他国，是之谓门罗主义。两党各持一义，至今尚未有正当之解决。可知英、美两国政党所争持者，皆是极要问题。至于议院之议案，两党各以是非为依归，不以党见相倾轹。若党中先有意见，提议一案，先联属党员，私自运动，本党提出之议案，虽知无益，亦必通过，他党提出之议案，虽知有益，亦必反对，此种政党，纯乎私见，必与国家无益。民国初成，吾愿两党诸君，以英、美先进国为模范。倘以公理为依归，将来必有发达之望，若不以公理为依归，虽人多势众，终必失败，此一定之公理也。兄弟此次北来，拟从事社会事业，当脱离政界关系。前国民党举兄弟为理事长，今晚开职员会，兄弟即拟辞职，此后即专心致志，办理实业。兄弟前曾主张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亦即其一端，惟民生主义至今尚未达到。然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但外间对于此问题，颇有疑虑，与前二十年反对革命相同。殊不知民生主义，并非均贫富之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主义，十年以来，举世风靡。日本前年杀社会党多人，其政府又主张烟草专卖等事，仍是国家社会主义。可知此主义并非荒谬，世界通行。英、美各国皆受资本家专制之害，总统岁俸不过十万，而资本家之一法律顾问岁俸至三十万，可知资本家之势力矣。至议员又多为资本家所收买。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此则兄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之微意也已。兄弟欲办铁路，每主张铁路国有，是国家社会主义，为民国富强之基，尚望贵党诸君，赞成鄙意是幸。”

当天下午6时，国民党理事会在迎宾馆举行会议，推选理事长、各部主任干事。众推孙中山任理事长之职。孙中山说：“余决意从事实业，脱离政界之关系，且行止无定，实不能当，理事长请另举他人。”宋教仁、吴景濂再三坚请，孙中山才答应，并就其职。又选出总务部主任干事2人魏宸组、殷汝骊；政事部主任2人谷钟秀、汤漪；文书部主任2人彭允彝、杨光湛；交涉部主任干事2人李肇甫、恒钧；政务部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2人张耀曾、刘彦；会计部主任干事2人仇亮、陆定；上海交通部长1人居正；汉口交通部长1人蒋翊武；直隶支部长1人张继；山西支部长1人阎锡山；美洲支部长马醴馨；东京支部长1人王伯群。

之后，孙中山委任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当天，国民党公推徐谦（季龙）、陈兰荪每日到迎宾馆，将孙中山每日言行撰作日志。

9月5日，与袁世凯会谈关于边患等问题。袁世凯因连接蒙古、新疆警报电文，再次询问孙中山解决办法。孙中山认为蒙古、新疆离京不下万里，所接警电不能确定，恐有外人假造，应饬内务部特派侦探专员4人，前往确实探明，以便防筹对待之策，不致临事惊惶，毫无把握。袁世凯甚以为然。

孙中山提出：“武力解决蒙、藏问题，藉儆反侧，兼以杜外人狡启。俟一大致解决，再派善于词令、深悉蒙、藏语言者，前往宣慰，较单纯用剿者，似易收效。”

袁世凯表示赞同，即令国务院遵照施行。

这是孙、袁第十二次谈话。

当日下午2时，基督教会、长老圣公会、公理会、青年会、伦敦会、美以会六教会组织在灯市口教堂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男女千余人，座为之满。由李引之牧师致欢迎词，汇文大学男女各四人唱歌，美国郭美伊女士弹琴伴奏。孙中山在致词中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演说后，全场起立拍掌欢送孙中山退场，回迎宾馆。

当日下午4时，孙中山在迎宾馆举行茶话会，招待国务院、参议院成员及各界团体人士，到会者三百多人。孙中山在讲话中指出：“民国自成立以来，及今已有九月之久，尚未得各国正式之承认。此事之原因有：一、由于临时政府字样为各国所不信任。其二、即各国现在对我之态度皆取一致进行，未有一国肯于先犯众怒，故于承认一事，皆迟迟不决。……将欲解决此困难问题，非改变从前之闭关主义不可。……矿山、铁路，皆准外人经营，不加以种种限制，因开放其小者，而获保全其大者。即如俄国之制造厂、兵工厂，皆用英、美人为之；日本、意大利国其关于制造事业，亦多由英人主持。……鄙人主张用外人办理工商业，乃订立一定之期限，届期由我收赎，并非利权永远落于他人之手。……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难，惟有欢迎外资，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29]

9月6日上午9时，乘专车赴张家口视察我国自造的京张铁路。11时抵南口。下午1时，游明陵，至成祖长陵时，抚摸碑石及祾恩殿殿柱，与随行人员合影。因时间短促，未及遍观诸陵，即回南口。晚间，出席京张路职工召开的欢迎会。夜间，宿于车上。9月7日凌晨4时，换乘花车，10时抵张家口，张绥铁道局、察哈尔陆军学校、五族国民合进会分会、共和统一分会、燕京关外统一会、民权党分会、同盟会支部、学校等各界七百余人，于站前相迎，又有观众数千人，由都统何宗莲及各团体代表迎入张绥铁道工程局。稍歇，即出席各界欢迎会，市民夹道欢呼声不绝。

1912年9月6日孙中山在明十三陵长陵祾恩殿前与随行人员的合影。

1912年9月7日，孙中山视察詹天佑设计修建的铁路时，在张家口车站与欢迎人员的合影。

当日下午1时，抵宣化，军、政、学、商及各团体在车站欢迎。有小学生20多人，排立车旁，手拿小旗，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声音嘹亮，又有小学生手执击球圈表演，表示欢迎。孙中山下车观赏，对儿童们格外喜爱。旁观众人嘈嚷，官员令驱逐，被孙中山制止。不久，孙中山一行在军乐声中上车离宣化。下午4时抵八达岭，洞长二里，车行三分钟出洞口，至青龙桥车站视察。后由当地乡民引导，登山游长城。孙中山赞叹地说：“这是秦时人民的创造！”之后，在城上留影。下山时已至下午7时。

次日，8月10日，乘车离南口，12时至清河织呢厂，大雨淋漓，车旁伫立欢迎者衣帽皆湿，该厂总办谭次度登车迎接，并备车轿10多乘，马10多骑。孙中山及随从人员冒雨而行。厂招待人员排立门外，厂院国旗飘扬。孙中山等在总办陪同下视察。工人们闻大革命家孙中山来厂参观，个个干劲倍增，以示欢迎。厂内分织呢房、梳毛房、纺纱房、染色房四大部，现有工人四百多人，每日产量20多匹，计一千四五百码，质量不亚于国外水平。陆军部订数最多。该厂为官商合办，已开办四年。孙中山一行参观后至会议厅午餐，3时登车回京。

途中谈话，关于铁路建设、管理等内容最多，对京张铁路，未借外力，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建造极为称赞。

袁世凯经常召见他特派的陪孙中山参观活动的冯耿光，询问孙中山的行为、言谈。冯汇报后，袁世凯总是说一句：“他还说些什么话？”冯说：“我实在听不到什么。”袁世凯对冯的回答很不高兴。冯还听说：尽管孙中山雍容大方，而袁世凯也就从他的大方产生出了疑忌，他认为孙在革命人物中毕竟是有威望的，因此袁想给孙一个全国铁路督办，通过这个特授，用钱收买孙中山，另一方面却把需款最多、兴办最难的全国铁路交给孙来筹划，使孙孤立无援，闭门设想，必将一无所成，而失去他在人群中的威望。

9月9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其文是：“富强之策，全藉铁路交通，亟宜从速兴筑。兹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将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将来参议院议决条例订定合同，报明政府批准；一面组织铁路公司，以利进行。此令。”

次日9月10日，袁世凯派秘书长梁士诒将“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授任令公文送交孙中山。孙中山即与北京政府商订铁路经营事项：“一、借款，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政治；一、权限，未动工之路，概归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管理权限，尚须与交通部详细商定；一、公司，择地修建，尚未觅妥；一、经费，暂由交通部每月拟拨款三万两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一、用人，公司内一切用人之权归中山主政，政府概不干预。”

当日，孙中山邀请参议院所有成员于14日晚讨论铁路修筑有关事项。

这天，前清内阁工农商部大臣贝子溥伦在金鱼胡同原内阁协理大臣那桐住宅宴请孙中山。

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十多次，叙及政治、军事、外交、财政、交通、工业、农业等多方面内容，孙中山的各项主张，皆得袁世凯的赞同，其中有的令他不解。9月上旬，有一次，与袁世凯会谈到深夜，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送他回迎宾馆，孙中山问梁士诒：“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梁问：“甚么事？”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士诒解释说：“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理。”[30]

9月11日上午，孙中山到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访晤前清摄政王载沣，事先袁世凯派北京步兵统领江朝宗去府中等候。载沣迎孙中山至宝翰堂，江朝宗陪坐。孙中山对载沣在辛亥后，代表清政府逊位和平交出政权，致慰勉之意。孙中山态度从雍，举止安详。又说：“为了达成南北统一，已辞去正式大总统的候选人，自己将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建设工作，拟于十年内实现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又将自己签名的照片一张赠给载沣（此照片由载沣之子金友之珍藏，至1952年献给政府，今存中国革命博物馆）。当天下午载沣由江朝宗陪同至迎宾馆回访孙中山，叙谈一小时，孙中山对于满人对待南方革命党人情谊，甚为赞许。

当天下午3时，出席广东旅京同乡在南横街粤东新馆（今南横西街11号南横街小学）召开的欢迎会。主持人梁士诒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登台说：“诸君皆同乡至亲，不拘客套，故弟今日不演说，改为谈话会，无论政治、实业种种问题，如诸君下问，兄弟定必详答。”语毕，下台与同乡并坐，交谈修筑铁路及向外国筹借资金等问题。

黄兴本来无意北上参加与袁世凯的会谈，自张振武案发生后，对袁世凯更加怀疑，但接孙中山8月29日的敦促来京电文，说袁世凯“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黄兴也决定北上入京。9月11日下午2时，黄兴偕沪军都督陈其美到京。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步军统领江朝宗、参谋次长陈宦等到车站迎接。还有国民党、自由党、女子参政会代表及军、政、学、报界数百人到车站欢迎。黄兴身着上将服，精神奕奕蔼然可亲。在军乐声中，向欢迎者致以军礼。入车站客厅少坐，即乘双马车至东厂胡同俱乐部稍歇，下午5时至总统府见袁世凯，畅谈甚久，之后，至迎宾馆与孙中山会见。

9月12日，孙中山与黄兴由前清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陪同，游览清内宫及颐和园。

下午7时，载沣奉前清隆裕太后之命，在金鱼胡同那桐宅第举行欢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会。载沣因病未能出席，由贝子溥伦代表主持。皇族百余人参加。溥伦致词：“革命本国家进化应有之举，故汤武革命称为圣人，且此次革命原属国体问题，现在建设共和，不特皇室仍受优待之荣，并使满洲人民同享共和幸福，迥非前古帝政时代可比，此敝皇族所极为感激。”代载沣读遂颂词：“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克强两先生暨诸杰士见之。两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忝以时机，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两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心殊抱歉。深愿海内升平之治，将于两先生倚之赖之。”

由黄兴致答词：“二十世纪之国家，须赖国民共同护持。专制政体不足以独立于地球之上，非建设共和，无以保全我五族同胞。孙先生与兄弟及诸同志，应世界之潮流，倡政治之改革，赖全国人同心协力，始有今日。君等乃归功于孙先生及兄弟，实为惭愧。且自武昌起义，甫及三月，大局略定，全赖隆裕太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而北京首都不见兵革，社会秩序亦得安宁，尤为和平幸福。虽现在内政、外交诸形困难，然以五族同胞共和血诚，力肩斯任，于共和国家前途必能发展。兄弟等敢不竭其死力，以奠国家于久安，致负隆裕太后、皇帝退让之美举。今承开会欢迎，孙先生与兄弟得与诸君一堂聚首，畅叙平生，区区此心，极为欣悦。并请贵爵将兄弟等诚意，转达皇太后、皇帝之前，实为感祷。”

北京是反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孙中山和黄兴在这里无所警戒地频繁地出入各种场合，甚至出席皇族的宴请，这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遭到前清统治集团和其他反动分子的毒手和鸩害。

9月13日，孙中山接见《中国报》记者，谈到修筑铁路计划时说：“拟游历各省，以中国无力自行筹款，实行其计划之情形，详为国民开示。先将各省私团所筑之铁路，已成未成者，尽为政府购入，付以相当之价值，以为入手第一办法。”“游历之后，尚拟赴外洋亲自调查路政，向外国资本家商订借款。交通部今虽拨款助其铁路公司，然是否以外国资本造路，或以筑路之权许与外人若干年，或由中外组织公司合造，此项问题，政府均不干预。须俟以该路归与政府后，政府始行过问。”

有报纸对修筑全国铁路、总统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引进外资修筑铁路有误解或反对的评论。为此，孙中山于9月14日，在迎宾馆举行招待记者座谈会，说明修筑铁路“实为中华民国之存亡大问题，推翻此事，不啻推翻民国立国根本”。[31]总统授权筹办修筑铁路，“不过委任一工头，筹办此事，并非委任一职官”。开放主义，即由外人投资或承包，主权不能丧失，由我国派驻保路兵。现有铁路是川汉、粤汉、京汉、津浦，再修20万里，干线是：“从广州到成都，从广州到云南大理，从兰州到重庆，从长江到伊犁，从大沽到广东、香港，从天津到满洲。”

当日，访晤各国驻京公使。

9月15日，国民党在虎坊路湖广会馆召开欢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贡桑诺尔布（内蒙古喀拉沁部亲王，原君主立宪会副会长，后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理事）大会，到会者数千人。会场不能容纳，很多人立于场外。孙中山在致词中说“中国现实的政党的任务是巩固国家，安定社会”，“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散会后，赴织云公所已是3时多，出席回教俱进会在这里召开的欢迎会。清真小学校学生音乐队唱歌、奏乐后，会长马振武请孙中山讲话，孙中山致词说：“今我国既改为民国，采共和立宪政体，此为世界最良最上之政体，贵教宜以宗教之感情，联络全国教徒，格外发出一种爱国思想，辅助国家，促政治之进行，并扩充贵教势力，振顿贵教精神。”

演说后，即回迎宾馆举行招待参议院议员茶话会。此时，已至下午4时，到会议员50多人。黄兴、陈其美、王宠惠、宋教仁、沈秉堃也出席。孙中山向参议院议员们说明总统授权筹办全国铁路是“无所谓不合法律”，“造路不能无规划，即不可无专员以为经理。……国家令某造路，自不能不由代表国家者下一命令，某之地位，不过一工头而已”。关于造路20万里所需60万万款，“势非吸取外资不可，吸取外资之道，约分三种：甲、借款自办；乙、华洋合股；丙、外人包办”。外人包办之法，是“有利无弊”，“各国铁路之为外国人包办者，到处皆有。关系不仅在工程，自必兼重营业，获利可操左券。满40年后，收归国有，是国家不费一钱坐得60万万之财产，不啻年收一万五千万之巨利。如获利更大之路，亦可于20年后备价收回，免使外人享厚利”。还谈到地价税问题：“民国新兴，地契自须一律易以新契，易新契时，即可注明地价，照价征税。……地主自报价格，如云百元即定为百元，如云万元即定为万元。如恐故抑其价，则须附一条件，国家收买时，即照契中注明之价，地主惧国家之收买，不敢故抑其价，亦不敢故昂其价，年纳多税而妄冀国家无定期之收买也。至丈量测绘断不可免，其事之紧要与调查人口无殊，此而不图，安得谓国家。”地税政策，“参议院尽可自提法案，期早实行”。

之后，解答议员们询问筹办修造铁路问题，到晚上11时30分散会。到夜12时，又召开国民党议员、理事、参议联合会，讨论外交总长人选问题。孙中山、黄兴二人认为“目下政事困难，无论何者皆不易办，且不易得人”，政府提梁如浩为外交总长时，“吾党宜通过之”。众皆赞成，深夜1时散会。

孙中山受为全国铁路筹备全权后，拟在北京组织铁路总公司，各干路之中心点设分公司。邀请詹天佑、汤寿潜、谭人凤、王人文、王清穆等为总公司的工作人员。

孙中山在北京还到西郊参观了碧云寺。寺中西藏式大石塔的塔顶上有棵松树，树根被很多大石块压着，他招呼寺僧把石块搬开，使这棵松树保持盎然生气。[32]

孙中山在北京紧张地度过了22天，与袁世凯会谈、出席各界欢迎会，几乎无一日间断，且都发表演说，多者一天三场。此外，还要接见军、政及各界人士、外国公使、记者的采访，还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又要召开国民党的党务会，还外出参观，就没有一天的安闲。可以说他比在政的北京政府所有官员上至大总统，下至司长工作活动都要多。在革命党内也算是最忙碌的一个，他活动的中心是要各界支持他搞实业，富强中国。之后决定离京，继续到各省视察。

9月16日上午，十三国驻京公使谒见孙中山，作为孙中山14日访晤的回访。在谈话中孙中山向他们说明中国兴办铁路的政策，各公使表示钦佩。

这天，袁世凯在总统府设宴饯别孙中山，并邀请黄兴作陪。席间，袁世凯欲刺探孙中山的思想，佯作醉意，拊问孙中山说：“方今革命已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国革命至此告终了吗？”孙中山从容而答：“满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袁世凯“闻语失色”，深感不安。

宴毕，袁世凯将所拟政纲八条翻开，与孙中山、黄兴商榷。其内容是：“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孙中山、黄兴阅后，未表异议。

这是一纸官样文章，其中的兴办各项实业的内容，是为了迎合孙中山的心理，可是有些内容所谓“立国取统一”、“取中央集权主义”、“开放门户”，却是袁世凯真心要干的。“收束武备”，是要革命党立刻要做的。第二条所谓“主持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以抽象的道德观念，来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是非界限，包藏着他的祸心，为以后实行反革命复辟和对革命派进行屠杀准备借口。袁世凯要用这份文件，为他的统治服务，用孙中山、黄兴附议的名义，装璜自己，麻痹人们。

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第十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

孙、袁十三次会谈内容因涉及国家军事、外交等项，当时都没有详细记录刊载出来。每次会谈在场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知之甚详。二十年后，1932年梁士诒与其秘书说：“孙、袁会晤，可勒成一部专书，容吾暇时述之。”不久，梁死去，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详细内容未及述录，而竟成天曲，极为遗憾。

9月16日出席袁世凯饯别宴会的当天晚上7时，出席国民党理事会的茶话会。到会的理事还有黄兴、宋教仁、吴景濂、贡桑诺尔布等，国民党的各部主任干事及在国会的议员也列席了会议。主要讨论国民党对袁世凯及赵秉钧继任国务总理等问题应取何种态度。对袁世凯都主张“宜取温健态度，与大总统袁世凯提携，南北猜疑自然消灭，外人观瞻当然一变，承认民国与借款问题，自易着手”。关于国务总理陆征祥辞职后，袁世凯拟任赵秉钧继任问题，也都认为“赵秉钧较为合宜”。公推黄兴代表国民党理事会向袁世凯表达对政府及赵秉钧继任国务总理的支持的态度。

9月17日中午，孙中山一行在军警荷枪护送下到北京站，乘专车赴山西视察。北京站前，搭棚札彩。到车站送行的有国务院代总理赵秉钧及政府文武官员，还有外宾约千人。北京城各户悬五色旗欢送。12时30分，在军乐声中，专车启行，孙中山立于车外擎帽向送行人群点颔致意。随行人员有魏宸组、居正、朱卓文、张继、胡秉柯、刘信、叶恭绰、吴铁城、吴耀月、端纳（澳洲人）等67人。袁世凯派程克等护送到山西，派钱锡麟率军警护送到娘子关。所经各站，均悬欢迎旗帜，欢迎者约数万人。

下午4时抵保定站，保定优级师范学校学生同盟会员王军原、时润田、张警之、王秉钧、马含英、张省三等闻先生赴山西路过保定，都很激动，他们在同盟会燕（河北省）支部筹备处主任王荷真召集下，聚集一起同往车站欢迎。他们在专车客厅里晋见了孙中山。就他们最关心的为什么把总统让给袁世凯和先生今后奋斗的方向问题请教先生。孙中山就此问题向他们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当初革命的目的是反对专制，推倒满清，建立民国，实行共和。经过武昌起义和全国同胞的共同奋斗，袁项城顺乎人心，劝清帝退位，表示赞助共和，我们革命党人的目的达到了。按袁项城的地位和各方关系，他担任总统很合适。我们革命是为了救中国，不是为个人谋官。中国地大物博，矿藏丰富，必须有四通八达的交通铁路，促成经济发展，而跻于世界之林。因此我和袁项城商谈后就任全国铁路督办。我计划全国要修建十万公里铁路。”学生们听了很受感动，先生以国家为重，人格品德令他们钦佩。到车站欢迎的军、政、商、学各界约万人。孙中山偕随行人员下车，欢声雷动，第二镇统制王占元代表30个团体邀请孙中山赴欢迎会，孙中山下车与各界讲话约20分钟，即偕随行人员上车。

下午6时30分钟，抵石家庄。在军、政、学、商各界欢迎人群中，有正定中学两百多学生。当他们知孙中山路经石家庄时向校方要求前往欢迎，校长不予批准，他们便去找校长交涉，在室内外，鼓噪呼喊说我们一定要去欢迎。逼使校长不得不答应，他们立即从学校赶到车站。欢迎队伍的次序是：正太铁路公司职工站在最前头，其次是地方军政官员，第三队是学生，再次是军警。孙中山下车后，右手举帽，由排头看到排尾，又由排尾看到排头，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向人群频频点头。正定中学的学生代表刘德润和其他团体代表同时向孙中山行礼后要求说：“请先生给我们演讲。”中山先生遂即答应，同欢迎代表到了石家庄商会。他用流利的北方话对大家说：“什么是专制国家？什么是共和国家？专制国家好比一个私人铺子，掌柜的是替东家管事的，赔赚是东家的，共和国家好比一个公司，经理是替各股东负责的。中华民国就是像一个公司，全国人民都是股东，人人都是有份的。总统就是我们的经理，不好我们有权撤换。”学生们听了记得最深的就是“国家有我一份”。中山先生这次演讲情形，“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还历历在目”。[33]

孙中山一行于18日上午8时离开石家庄。

在赴太原途中，孙中山用英语向到京迎迓的山西国民党支部理事铁路工程设计人员梁上栋询问：“你是学工程的，你对正太路用窄轨有何意见？”梁用英语回答：“除非万不得已，仍用标准轨为宜。”孙中山又问：“你对我的建筑铁路计划有何意见？”梁答：“尚不清楚计划内容。”孙中山把10年筑路20万里计划向梁详细说明：“我国版图广阔，物藏丰富，非求开发，不足以言富强。开发之道，舍兴筑铁路而莫属。若以十人筑路一年，可成一里，则20万人，一年可成两万里，200万人，一年可成二十万里，以我们人口论，用200万人筑路，当无问题，若期以十年更无论矣。唯需款约60万万元。当兹革命初期，民穷财困，何堪肩负如此巨任，倘能利用外资、外力，实乃唯一成功之捷径也。次就国防军事而言，兴筑铁路，尤感迫不及待。譬如我国有200万兵，分布20余省，平均每省不过10万，敌人以30万兵，即可制我而有余，盖敌人30万兵敌我10万，非敌我200万也，其制胜可断言。故名为200万兵，因交通运输不便，实与无兵何异！反之，若助以铁路之输运，有兵百万即足矣。”

专车抵阳泉站时，先生见路旁煤块堆集如山，即询问山西煤铁开采情形。梁上栋答：“与英商因煤矿区争执，山西拟用巨款收回自办。”先生说：“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尽量开采，对于外人投资，不必十分排斥。我所拟的铁路计划，如不利用外资，将永远不会成功。”

专车抵寿阳、榆次两镇时，摇旗欢迎的人群如海。

12时，专车抵山西岩会站，山西都督阎锡山已来迎候，即同车而行。

下午5时10分，抵太原。从站内外一直到新南门内大街来迎的军、政、学、市民挤得水泄不通，均以一睹革命伟人丰采为一生的荣耀。鸣礼炮二十响致敬。先生一行在都督阎锡山陪同下，乘马车到省议会。

当晚，先生与阎锡山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询问山西起义经过和吴禄贞被刺的情形。先生说：“你原与我约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出兵接应，你提早在太原起义，对革命之影响很大。”阎说：“我早动作，是出于不得已。山西巡抚陆锺琦之子陆亮臣，为我日本同学，陆锺琦有感革命势力之威胁，调陆亮臣来晋，对我说：‘山西不要早有举动，大势需要赞成革命时，可整个赞成。’但不数日，陆锺琦命令山西新军两标（相当团），一标开平阳府（临汾），二标开代册，调巡防队七营接太原防务。并令黄国梁的一标先开拨，我的二标后开，我认为这是反革命的布置，开拨之日，不得不于一标弹药到手之后，即冒险发动。”先生说：“我与清廷议和时，最后争执的，就是山西问题，我坚持一定要将山西包括在起义省份之内，和议几陷僵局，但因我必争执此点，最后他们不得不同意我的主张。”关于吴禄贞被刺事，阎回答说：“其时吴为第五镇统制，驻兵石家庄，我于太原起义不久，即接吴来函，祝贺山西起义成功，次述及如不能阻止袁世凯的北上，则整个革命前途必受阻滞，因袁氏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约我相晤，共商阻袁。我复函约晤于娘子关，决定共组燕晋联军。不幸晋军第一列火车开抵石家庄，吴即遇刺。”先生叹息说：“倘若那件事得以成功，当然是另一个局面了！”

19日上午10时，太原各界在山西大学礼堂召开欢迎会。到会中外男女有数千人，阎锡山致欢迎词后，全场起立三鞠躬。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今是共和时代，与专制不同，从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赖者国民。……建设时代，还要牺牲个人，为大家谋幸福。”

中午，出席太原商、学界宴请会，在讲话中指出：“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之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听众一千多人，连续鼓掌。

下午，出席山西同盟会支部欢迎会，阐述平均地权的意义。他指出：“吾党宣言有平均地权一层，即为民生主义第一件事。此事做不到，民生主义即不能实行。吾人非地不能生活，而地又为人人所共有，故必地权平均，而吾人始能平等。地为百货之源，物莫不由地生者。土地、人力、资本（即机器）为营业三大要素，而土地为尤重。……平均地权有一最善最简之法，即按价收税而已。盖同一土地而因异其所在，其价值遂大相悬殊。在专制时代，按地征税，今则按价征税。价重者税亦重，所负担并不加重，而轻者税亦轻，得享平均之利益，至公平也。……上海市地前值数十元，今忽涨至数十万不等。此利益岂市人所当享有，岂一地主不劳而可坐致耶？故重价之地，必完重价之税，始得为平均也。……现在中国之困，只在一穷字，数年后，民生主义大行，地价、铁路、矿产及各种实业俱能发达，彼时将忧财无处用，又何患穷哉！所谓教育费、养老费，皆可由政府代为人民谋之，夫然后吾党革命主义始为圆满达到。”

会后，由阎锡山陪同游览了太原城。

20日早晨，应邀与省议会议员们合影留念。上午8时，至同盟会事务所与山西同盟会支部同志举行座谈会。上午9时，出席山西军界的欢迎会。在演讲中说：“去岁革命成功，全赖军人之力，方今维持民国，亦须赖我军人。军人责任即在国防一方面，因20世纪立国于地球上者，群雄争逐，未能至于大同时代，非兵力强盛，不能立国。是立国之根本，即在军人。……今日告诸君有两事：第一存心，即军人当存与国存亡之心。……诸君人人皆能以国家存亡为一己存亡，何忧外患！第二学问，中国在前清时代，对于日、法战后所以失败者，在军事学问之不足。……所以军学最要，所以兵不在多，如能组织完全，预备周到，则可以百万人敌三百万人而有余。”最后说：“此次到山西，见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钢铁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雄于世界。兄弟拟在山西设一大炼钢厂，造制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要求军界诸君赞成。”全场听众起而齐呼：“我们愿意帮助。”

下午2时，出席各省旅晋公会、师范女校、尚志女校、公立女子学校、第一女工厂全体的欢迎会。

下午4时，出席山西警界、商界及自由党、共和党、统一党、基督教、自立会、法政学校、模范中学、学务公所、公立工艺厂、农务总会、蚕桑讲习所等一万多人在劝工陈列所大空场举行的欢迎会。在演讲中说：“兄弟宗旨首先推倒专制，建设共和，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今专制推倒，共和成立，是吾同胞由奴界一跃而登之主人地位。民族、民权主义已达到目的，惟民生主义尚在萌芽，吾同胞各享国家权利，要各负国家责任，各尽国民义务。吾国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物产如此之富，何至于如此之贫！推原其由，实因前清专制政体，人民无权利，遂无义务之思想，无自由平等之幸福，自甘暴弃责任，毫无竞争之心，进取之性，此实吾国民至于贫弱之一大原因。”

当晚6时，出席山西省议会、报界的欢迎会。9时，山西都督府宴请。

9月21日，致电袁世凯，请派数名精通矿学研究人员随同赴各地考察：“文此次游历中外，纯从铁道政策上着眼，惟筹备之先，应将煤炭预为计划。我国产煤区域，几遍全国，往年产额在一万万吨之上，近更增加，设再整顿定能生色。请饬农林部酌派精晓矿学者数人，随同文沿途考察一切。”

当日上午9时，孙中山离太原，由行辕至新南门到车站，沿途欢送人群堵街塞巷达万余人，先生深为感动，在车中对送行的梁上栋说：“山西以闭塞素称的省份，革命竟能如此神速，今所见者都是新气象，且有天赋之煤铁富源，山西前途诚不可限量。”

下午6时，抵石家庄，先生向送行到石家庄辞别回太原的梁上栋说：“你是学工程的，倘若建筑铁路计划，能顺利进行，我就叫你去帮忙。”当日，出席国民党驻石家庄交通部在事务所召开的欢迎会。到会者二千人。孙中山到会场时，全体起立，三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讲话指出：“现在数千年之野蛮专制政体业已改革为共和政体，人民均得享自由幸福。”“现在共和，人民即是主人，官府即是公仆。”国民“有纳税之义务”，“有充兵之义务”，“欲享权利必先尽义务”。

22日，主持举行追悼吴禄贞烈士大会。吴禄贞，湖北人，官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学习。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曾回国参加过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兵“勤王”，也和黄兴等筹划过湖南起义。毕业回国历任清政府延吉边务帮办、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陆军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与山西的新军二标标统、同盟会员阎锡山组织燕晋联军，约同驻札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计划一起直捣北京推翻清政府。此时，袁世凯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身份出山指挥北洋军对革命党作战。袁侦悉吴禄贞的密谋后，派湖北军第十二协统周符麟携款两万元收买了吴的卫队长马步周于11月16日夜1时在石家庄火车站将吴杀害。吴的参谋官张世膺、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追赠陆军大将军。阎锡山也为吴撰文立碑于车站西边。

22日上午9时10分，孙中山偕随行人员离开石家庄。11时，到唐山，参观铁路制造厂、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等处。

下午6时，抵天津。当日，出席同乡在南门内广东会馆（今天津第九中学）召开的欢迎会。警道杨以德派警士数十人随车护卫。

9月23日上午9时，孙中山由天津赴榆关，到开平、滦州视察了煤矿。当日，返回天津。路透社记者访问时，孙中山与他讲话中说：“游历北部各省后，确信其铁路政策可大受国民之赞助，而各处官员亦无不渴欲发达利便之交通”，“即将赴沪勾留一月，从事组织铁路总公司”。

24日，由天津赴山海关，视察北宁铁路。旋即折回天津。因急于赴各地视察铁路、矿业，谢绝了各团体的邀请。

25日，袁世凯通电宣布《八大政纲》。在序言中说：“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又说：“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

孙中山和黄兴以诚恳热情态度与袁世凯进行会谈，又是宣言，又是受职，又是“大总统万岁”的祝颂，给袁世凯狰狞的嘴脸上涂上了一层革命色彩，在革命党人的思想中起了麻痹作用，因而，在参议院里和袁世凯的斗争精神减少了，合作的气氛浓厚了。国民党人认为袁世凯的一切措施都有着孙中山、黄兴的意图，今后将进入一个和平合作的宪政时期。这个后果，是孙中山所料不到的。10月5日，英国《旁观者》报发表驻北京记者的报道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经过选举，袁世凯当选总统已无疑义。”

但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所言所行，都不过是表面文章，他却想到了与孙中山、黄兴会谈的后果，背地里他向心腹们暗示：并非真心按孙中山、黄兴的革命主张去办事。当面虽然喊“孙中山先生万岁”，他在暗中，收集过去保皇党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孙中山、黄兴的一些诬谤不实之词，汇编成册，向下散发。

26日，孙中山偕随行人员离天津，视察津浦路北段，抵德州车站时，有军、政、警、商、学各界人士前来欢迎。孙中山下车与欢迎人员谈话30分钟后上车，至黄河北岸下车，乘小火轮至南岸，上黄河大桥，视察了大桥工程。之后，乘山东都督周自齐所派专车赴济南。

济南各界闻孙中山将至山东视察，积极做欢迎准备，车站过客桥下，以柏枝结成牌楼，上有菊花嵌成的“欢迎”二字，桥上遍插国旗。26日下午，军、政、党、学、报各界一万多人立于车站，军队于月台排列，山东都督周自齐在牌楼下舆，至站台迎候。2时30分，孙中山乘专车到站，军乐响奏，周自齐上车谒见，孙中山下车后，由都督周自齐和陆军第五镇统制靳云鹏陪同，乘四人笋舆赴津浦路局大楼内休息。欢迎者均脱帽致敬，孙中山在舆中脱帽答礼，车站外马路上仍有许多人站立欢迎。5时，由津浦路局到都督府。都督周自齐召集行政官员、各团体代表于珍珠泉“珠泉精舍”举行茶话会，各国领事也来参加，各界人士次第进谒行一鞠躬礼。席间，与周自齐商谈兴修烟潍、兖亳二铁路的计划。

9月27日上午8时，孙中山乘笋舆，由都督周自齐、陆军第五镇统制靳云鹏陪同至营门外检阅陆军演操，军队列队欢迎。第五镇全军与九十四标合操，马队、步队、炮队操演一小时。之后，出席该军举行的欢迎会，各级军官、各营代表齐集于讲武堂，孙中山到场，全体脱帽行三鞠躬。孙中山答礼后即演说，指出：军人与国家之关系，军人对于人民负保卫之义务。

当日下午2时20分钟，出席由各县旅省劝学委员长、高等学校等在省议会举行的欢迎会。孙中山刚入招待室，忽闻人声鼎沸，孙中山问知是会场楼一处倒塌，即起身要亲往察看，说：“楼塌必伤人，诸君为我受伤，我必往视。”被都督周自齐及议员等人力掖阻止。秩序稳定后，孙中山到会场。代表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登台演说：“人民为民国主人，既为主人，应有为主人之资格，为主人之度量。政府为人民公仆，既为公仆，必须主人信任，然后可以有为，否则进退失据。要之，政府既为人民所建设，即不可不信任政府。”对外是取“开放门户”政策。“建筑铁路，为建设之要端。”

下午4时，出席省议会、教育会、国民党、自由党、共和党等五十二团体在省议会厅举行的欢迎会。在讲话中指出：“今日破坏告终，建设伊始，各政党、各团体务宜联络一气，以国家为前提，而不能以本党为前提。……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兄弟所主张之铁路政策，乃物质建设。惟关乎统一政治，及矿产商工各业，均属重要。但20万里之铁路，需款60万万，以中国独力为之，非百年不可。列强进步之速，一日千里，岂能待我百年，兄弟欲以10年之时期告竣，已属缓无可缓。”

会后，周自齐、靳云鹏陪同游览了大明湖、千佛山。日暮归寓。

当晚9时，在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者有《齐鲁民报》、《齐民报》、《群化日报》、《民话日报》、《济南日报》、《简报》的记者。

孙中山向记者们说明推行铁路三政策：“借资开办”、“中外合资”、“外人承办”。又回答了《齐鲁报》记者王乐平、蔡春潭提出的四个问题：一、集权分权之得失；二、铁路政策利用外资，能否不用国家名义；三、现在之外交；四、省长民选简任问题。关于集权分权问题，孙中山回答：“中央有中央当然之权，军政、外交、交通、币制、关税等。地方有地方当然之权，属自治范围内”；关于利用外资造铁路能否不用国家名义问题，孙中山回答：“外人承办”，不用国家名义，“可以办到”；关于现在外交问题，属国家内部政策，不便公开；关于省长选任问题，孙中山回答：“我系主张民选”，“现在人民数目调查尚未确实，以言选举，亦有为难”，“现在之都督，带有军事性质，当然任命”。

有记者问：“现在领事裁判权尚未收回，铁路骤归外人承办，外国法人不受我国制裁，此事有无流弊？”孙中山回答：“开放门户，正所以为收回法权地步。……开放，正所以保全领土，如满洲开放过晚，即为日本所干涉。至将来收回裁判权，自应先从内地法庭着手，次第推及商埠。”

当天，致函北方报界，指示宣传兴建铁路有利于国家，藉以得到人民的输款和支持。

青岛的军、政、学、商等界闻知孙中山在济南视察，纷纷邀请他到青岛。但驻青岛的德国当局，惧怕孙中山进行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宣传，不予同意。为此，青岛高等学校学生们向德国当局交涉，并严词质问。

孙中山闻知此事，毅然表示说：“我本来不准备去青岛，既然德国侵略者不喜欢我去，我就非去不可。”

于28日晨7时，乘胶济路专车离济南赴青岛。随行人员有山东省同盟会支部理事徐镜心、刘冠三、蒋洗凡以及警官杨晟、外交副司蔡某等人。

当日到青岛，即出席各界欢迎会，重申筹办铁路工程的方针。

30日，青岛高等学校组织欢迎孙中山大会，德国人无理干涉。孙中山在欢迎会上，严厉斥责了驻青岛德国当局的蛮横无理和侵略行径。

当天下午1时，应各省旅青岛商界邀请，先后到江西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浙江会馆、广东会馆演说。晚7时，又应邀出席粤东同乡会的宴会。

孙中山这次入京及视察北方各省，北京政府一些官员视若皇帝出巡，以为支销金额总会在百数十万以上，可以从中冒报私扣，获取厚利，因而纷纷钻营谋任接待。不料，孙中山到京及在河北、山西、山东视察一个月的时间，事事节省，包括随行人员在内，支用总额才一万多元，使接待官员大失所望。袁世凯原是预备两万元作为孙中山活动费用，招待员将孙中山由上海来京及由京赴河北、山西、山东视察活动的种种用款核算，共计用去一万零数百元，呈报袁世凯核阅，袁世凯惊奇地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说：“前清办贝子、贝勒差一天，其耗费较此尚多数倍，且无关于国。中山此来利国福民甚大，又旅居多日游历，而用费仅如此，其相去何止霄壤耶。”闻者皆愕然，赞佩孙中山俭德之风。

10月1日，孙中山及随行人员游览了青岛崂山。当晚乘龙门号轮船离开青岛赴上海。

10月3日上午8时，龙门号轮抵上海，黄浦江上所有中外船只及军舰均升旗致礼。龙门轮于外虹桥老宁波码头停泊，孙中山及随行人员登陆时，同志及友人询问北京情况，孙中山回答：“北京安逸异常，黄兴、陈其美与北人感情甚佳。鲁、晋两省现状亦好。”之后乘汽车至法租界宝昌路491号寓所。次日，铁道协会成员来访。孙中山向他们讲述了兴造铁路计划。

10月6日下午2时，上海国民党支部在张园举行欢迎会，到者男女二千五百多人，2时30分钟，孙中山到会，全场鼓掌欢迎。他在演说中讲述了这次入京对“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起到积极效果。与袁世凯的会谈，他也感到很满意，他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事，颇入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孙中山此次入京，由于袁世凯对他政治主张、实业计划无不迎意附合，甚至对革命党的“党纲及主义也极为赞成”，使他感到选民国总统“荐项城，并不谬误”。他认为袁世凯真的与他合作富强中国。他已经忘了袁世凯罪恶的历史。他还说因革命党内外有些人“疑袁总统有帝制自为之意”，“故袁总统今日实处于嫌疑之地位，作事颇难”。他要求“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

黄兴在孙中山离京的19天即10月6日离开北京，10月25日由上海乘楚同号舰赴湖南故乡，这天是农历九月十六，这年黄兴三十九岁，乘舰夜航江心，油然生感，赋诗一首：“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颇有功成身退之慨。

10月10日，孙中山为英文《大陆报》撰写了《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具体说明铁路计划完成后，中国将出现“商业繁盛”、“市场扩大”、“生产激增”、“人民幸福”、“保障统一”、“不受各国宰割”、“抵御侵略”、“列于世界大国之林”的“黄金时代”。

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孙中山辞临时总统后专心竭力地为富强中国发展经济修建20万里铁路而苦心经营的指导思想和为实现民生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孙中山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富强祖国的设计师，他为了改造中国，无私地奉献着他的全部精力。

10月10日下午3时，他出席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举行的纪念武昌起义周年大会。大会首先由伍廷芳、王正廷等致纪念颂词，之后，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说：“去年今日，为武昌举义之日，……一举而成此大事。所以然者，国民有坚忍心，武昌军有冒险心、无畏难心之效力。但民国虽成立，而今尚在危险时代，内乱未靖，外患频闻。……愿吾同胞自今以后，亦须有冒险心、坚忍心，协力赞助政府，以造成地球上头等大国。……吾国向来闭塞门户，不与外人往来，暨后中外通商，愚民又常行排外主义。继见彼海陆军之优、器械之精，转而生畏惧心，然排外与畏惧，两端皆非。要知凡事论公理，放胆而自行公理，不必更有一毫畏怕心。……近数年间，留学外洋者日多，初则见彼国种种景物，顿生乐观之念；继见彼种种较吾国为强，乃生悲观之念，甚至恢心废学，以求一死者有之。但处于今日，不当有悲观之念，务须坚忍冒险，发愤求进。即士、农、工、商，见吾侪能忍苦如此，亦必愤志图强，如是，则中国前途大有冀望。”讲话结束，掌声雷动，全场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

会后由伍廷芳、李登辉、王正廷等陪同至客厅稍歇，即观看学生们的运动会，有跳高、赛车、赛跑、跳远等项目。至5时，回寓所。

12日下午2时，出席上海报界在戾虹园举行的欢迎会。大会由于右任主持，孙中山在讲话中指出：“仆观察社会之心理，多不免抱一种悲观，于报界尤甚。此悲观之由来，则因恐怖而起。以为民国今日外患之日逼，财政之艰困，各省秩序之不恢复，陷民国于极危险地位，觉大祸之将至，瓜分之不免。此悲观心理，遂酿成全国悲惨之气象。简单言之，即病在一‘怕’字。余以为人人心理中，这一‘怕’字，当先除去，然后才可有为。”他要求报界“唤起国民勇猛真诚之志气”，“使全国俱焕发一种新气象”。又谈到“建设大业，以交通政策为重要”、“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权”、“借款筑路与批给外人筑路利害之比较”、“地价之厘定”、“圜法之改良”等等，讲话3小时，滔滔不绝，毫无倦容，全场鼓掌赞叹不已。

袁世凯于第一个双十节发布授勋令，授孙中山以大勋位，授黄兴、黎元洪、唐绍仪、伍廷芳、段祺瑞、冯国璋以勋一位。

两位领袖不约而同地都辞谢不受。黄兴于10月11日致电袁世凯说：“奉真电。授兴勋一位，闻命之下，无任惶愧。窃维民国肇造，烈士堪悲，国庆纪念，弥增感痛。兴历年奔走，幸保余生，分所应为，何勋可纪。……乞我大总统俯鉴微忱，收回成命。”

孙中山于10月13日也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奉真电。特授文大勋位，无任悚惶。……文十余年来，素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务乞鉴兹微忱，收回成命，实深感荷。”[34]

孙中山应社会党江亢虎之请，10月14日至16日每日午后3时至5时连续三天在三马路大新街中华大戏院讲述社会主义学说。由社会党党部印制入场券，分送各团体，社会党党员凭证书入场。听众第一天是一千六百多人，第二天是二千多人，第三天是三千多人。他讲述了社会主义的源流、派别以及中国应实行的社会主义。他说：“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孙中山缅怀乙未九月初九广州起义和庚子年八月十三日惠州起义牺牲的陆皓东、朱贵全、邱四、程曜臣、程奎光、史坚如、日本义士山田良政等烈士，于10月中旬，由上海致电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广州各界，“请我粤同胞于九月九日（阳历10月18日）大开追悼会，以表彰幽烈，并捐款分别追恤各烈士之后人”。孙中山个人先捐一千元。广州各界响应孙中山的嘱托，于10月18日为乙未年广州起义、庚子年惠州起义殉国的烈士举行了“礼节颇盛”的追悼大会。

应江西都督李烈钧之请，孙中山赴江西视察。10月18日中午12时，乘联鲸号军舰离上海，经吴淞时，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樑率全体官佐欢迎，在军乐声中，步兵列队举枪行礼。孙中山穿着西装，随员有三四人。检阅了南北两炮台士兵的操演，孙中山吩咐：“不要发炮”以节省炮弹。“先生在炮台上各处来回巡视，忽快忽慢，精神饱满，毫无倦怠之态”，“和蔼详细地询问士兵”，在炮位上查看了各机件。到室内休息时，对驻军官员们说：“各炮老式的居多，尤其是四尊八百磅的英制炮，太老了，不能射远，似无大用。”对士兵们的操演很称赞，说：“见兵操演，极有精神，而且动作熟练，在各地炮台之上，可见平时训练认真。”茶后到操场与全体官佐留影纪念。

19日抵江阴，视察狼山、福山，炮台鸣炮二十一响致敬。由台官、民政长陪同至西山参观炮台，山巅的大炮，口径18寸，弹重八百磅，是江阴炮台最大的炮。数十名炮兵作装弹、瞄准、放射操演，动作敏捷，孙中山不断与官兵交谈。又往东山参观，数十名宪兵紧随护卫。他用望远镜窥测了江山形势。视察三小时，下山入城。下午6时，国民党、社会党、自由党、参事会开欢迎会，到会人数有四千多人。孙中山在讲话中指出：江阴“要想法造道路，造路的办法既容易，而且最有利于国家、最有利于社会。……有了马路，火车方能发达，所以要中国交通上的便利，须从造马路做起”。晚上在公署用餐。晚9时，离江阴西上赴镇江。

次日20日早6时抵镇江，江中各兵舰悬彩旗、鸣炮致敬。县长张翼云、师长顾忠琛、两旅长张伟斋和赵念伯、各营官员及各界代表登舰接迎。茶话片刻，即登岸，由长江要塞司令洪承点等官员陪同至象山炮台视察，守台部队列队荷枪立正恭迎。继往焦山、雩山、图山、都天庙各炮台视察，士兵操演发炮，隆隆之声，震动山谷。午后，赴广肇公所，出席镇江各界召开的欢迎会。道旁观者塞途，或脱帽致敬，或鼓掌欢迎，先生一一回敬。莅会时，与接待人员一一握手。会上演说三小时，毫无倦容，“列会者莫不肃敬，咸有满意之色”。至晚9时回舰。

21日下午乘联鲸号轮抵南京。军政各界联袂欢迎者近万人。登岸后，乘马车偕长江要塞司令洪承点至狮子山、幕府山视察炮台。进城时已至5时，至都督府休息，与都督程德全晤谈，晚餐后，回联鲸号轮歇宿。次日22日上午10时，南京国民党支部、两广同乡会、铁道协会在三牌楼第一舞台举行欢迎会，到场者六千多人。10时30分，孙中山偕随员王正廷等莅会，孙中山讲话中指出：“我国地方之大，人口之众，物产之丰，人材之众，革命之后，若能一心一德，从事建设，必能为世界第一最富强之国。但建设不一端，如政治、实业种种皆是。……兄弟因此担任铁路一事，愿以十年为期，建造全国20万里铁道，以促进实业之发达。……愿全国一心，不倡反对，庶外人信用投资，则铁路易底于成，而各项政策，皆得因此而进行，中华民国富强，庶几可期。”会后，乘马车赴都督府午餐，各司次、师旅官员列席。下午3时，离南京，沿长江西上，经芜湖赴安庆。

安庆一带，沿前清时期吸食鸦片的恶习，当地人吸鸦片成风，烟馆林立。民国政府成立后，安徽都督府通令各烟馆一律封闭，但又有奸商勾结英国商人，于10月22日，用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商船运来大批鸦片，在安庆南门城外被水上警察查获。警察厅厅长祁耿寰即令扣留，并向安徽都督兼省长柏文蔚报告。次日23日，驻安徽省英国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在24小时内将原货如数送还，并向该轮船公司道歉，同时将江心的英国炮舰炮衣卸去，炮口对准南门城楼，进行威胁。

安徽省府正在计划对策时，接到芜湖快电说：“中山先生乘江宽号轮将于午后1时由芜湖到安庆。”都督兼省长柏文蔚乘快艇往中途迎迓，并将英国领事无理行动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当即指示：将鸦片就地焚烧，以回击英领事的挑衅。

当柏文蔚乘快艇离开安庆去迎接孙中山时，城内传出都督已经逃走，英舰即将开炮，都督府和行政公署人员多数都躲在家里不敢上班等谣言，人心惶惶。正午12时，快艇驶回，报告说柏省长陪同中山先生即将登岸演说。警察厅长祁耿寰亲自率领警厅人员急忙进行布置。在南门城外高搭讲台，并将所扣鸦片堆积江岸，架起了干柴，洒满汽油，准备焚烧。一时间，远近群众纷至沓来，男女老少比肩接踵约有1万多人伫立长江两岸，等候孙中山先生莅临。

午后1时左右，江宽号轮抵埠，军乐在万众欢呼中奏响。孙中山在柏文蔚陪同下登台演讲。他历述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七十年来，帝国主义侵夺中国人民的利益，贩运毒物残害同胞等事实，嗓音宏亮，慷慨激昂。江中英国炮舰开始升火，群众以为它将准备开炮。“但见中山先生神色不动，精力愈奋，嗓音愈高，沉痛之词如倾河倒峡，滔滔不绝，莫不为之感动，顿时增加了勇气。”[35]演讲结束，一声号令将所有堆积江岸的鸦片举火焚烧，两岸观众，掌声如雷，英国炮舰见火光闪耀，烟雾漫空，不知中国军民尚有什么举动，于是，调转船身，急向下游仓惶遁去，群众怒叱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至午后4时，孙中山在悠扬的军乐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返回江宽号船，鼓轮西上。一场绝大风波，就这样在革命领袖坚持斗争之下戛然而止。是夕，鸦烟臭味传至数里，经晨始灭。城乡群众闻之，无不称快。当时都督府秘书曾作四首绝诗赞咏，开头一绝是：

百年相望正遥遥，一炬重将毒物烧；

夹岸万人齐抚掌，笑看敌舰已惊逃[36]

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期间，安庆市政府在沿江西路江边，紧依防洪墙外的高台上兴建了“焚烟亭”。游人可步曲道上高台，游憩亭中，回想当年孙中山率众焚烟的情景。

孙中山一行23日当天离安庆赴江西，次日上午8时抵九江。九江的通衢大道已扎好欢迎牌楼，商店门前悬灯结彩。欢迎的队伍先后来到招商局码头。

九江靠近长江沿岸，除招商局码头及附近周围地方之外，全属英国租界，英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得进入租界内。可是这天，九江市人民由于孙中山的到来提高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气，纷纷穿过英租界地区，英国巡捕慑于群众的激昂情绪和中国前总统孙逸仙的到来，只得把租界两端的铁栅门打开。

欢迎的队伍有码头工人、裕生火柴厂工人、商界代表、同文学院学生、九江中学学生、高等小学学生、高等女子小学学生、彭泽县代表、湖口县代表。

孙中山登岸后，欢迎人群高呼“万岁”！孙中山用手挥动着帽子含笑答礼。到九江议会局（今九江柴桑小学），稍歇后，即向欢迎的各界讲话，说：“要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收回治外法权，保卫我们的领土。”“要扩建学校培植人才，建设交通网，发掘一切矿产财富，为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现在民国虽然建立起来了，但革命尚未成功，仍须大家从各方面努力。”

孙中山到九江时，看到城墙上悬挂着好些国家的广告牌，问九江警察厅长周兆麟：“各国在城墙上竖立广告牌，是不是向我国租用了的？”周兆麟摇头说：“没有。”孙中山指示说：“按照外国法律，不论在哪个地方，竖立广告牌，既要征得主人同意，还要缴纳一定的租金才行。我们应该维护这种权利。”

后来，周兆麟按孙中山的指示，要外国人补交租金。开始，各国领事和洋行根本不予理会。几天后，周兆麟派警察将各国广告牌全部拆掉。各国领事才提出交涉，在江西都督李烈钧的支持下，周兆麟坚持孙中山指示，要他们缴纳租金才可设置广告。最后，外国洋行补交了租金。

10月25日晚，孙中山乘振鹭号轮抵南昌，到江岸欢迎者近万人。由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军政官员陪同至百花洲，登楼落坐，左列为军界，右列为政界。在交谈中，孙中山讲述了关于修建铁路政策：拟由外国人承修，一切权利均归外国人，40年后归中国，不及40年，依股票时价收归国有。关于借债问题。现已与外国资本家数人联系，拟开办中西商办银行，中外各出资本千万镑，将来中国借债，即由该行出名，可免因国家借债，引起政治交涉，也可利用该行发行公债票，销售于外国市场。

晚间在此用餐。

次日26日上午7时，军、政、学、团体齐集于顺化门外大校场举行欢迎会。9时，孙中山在都督李烈钧陪同下莅会，军队举枪致敬。9时30分，孙中山登台，李烈钧及都督府其他军、政官员20多人站立于后。孙中山在讲话中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均从事扩张军备，进步一日千里。处今之世，有武力之国家则隆隆烈烈，进于一等之地位，无武力之国家，必至于灭亡。今世界文明进化，尚在竞争时代，而非大同时代。处此竞争剧烈之时．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语毕，听众欢呼“共和万岁”！

下午2时，都督李烈钧在商务总会所宴请，列席者有张继、马君武、王正廷、朱超、戈克安。孙中山在谈话中说：“我国未开采之五金、煤铁最多，农林亦富，欲谋发展，非先发达交通机关不可，交通机关第一在铁路。”

下午5时，在百花洲寓所接见记者，谈借债与筑路问题。

晚上，出席南昌国民党支部谈话会，讲述迁都问题，认为“北京一朝有事，是极易破的。从大沽口至北京，五天内即可抢我北京”。而“南京握全国之中，长江流域界于十八省之间，南京为长江之要地，交通便利。……江阴、镇江等处炮台极有力量，为南京最要门户，收海军上之利益极为完全”。

27日上午9时，李烈钧偕都督府军政官员至百花洲与孙中山谈话，并将江西全省铁路图呈展，详细说明何处已通车，何处已动工。孙中山边听边仔细浏览。之后，由李烈钧等陪同乘马车至讲武堂，出席各政党、公团、学校举行的欢迎会。到会者及围观者约一万人。孙中山讲述了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问题。语毕，讲武堂军乐队奏乐，大同学校、女子公学、正蒙女校学生唱欢迎歌，听众欢呼“万岁”！

散会后，孙中山即乘马车至乐群学校，出席欢迎会，由校长陈邦燮陪至客厅稍歇，即至会场，孙中山因在讲武堂演说，喉干舌燥，由张继代表讲话。散会回百花洲寓所。

午后1时，赴全浙会馆，出席国民党支部举行的欢迎会，由张继代表讲话。2时散会。又赴妇幼医院，出席该院与葆灵女书院、南昌医院举行的欢迎会，到场者有五百多人，还有外国男女来宾20多人。由王正廷代表讲话。散会后登楼休息不久，又有教育会代表来催请出席欢迎会，随即赴教育会举行的欢迎会，因患感冒，未演讲，只作礼仪性的会见。

28日上午，都督李烈钧偕军政官佐至百花洲孙中山寓所座谈。

9时，李烈钧邀先生及督署官员在陈列所宽敞地方分立四排拍照留念，之后欢送先生赴芜湖。

孙中山至河干步登滕王阁游览，遥瞻俯瞰片刻，拾级而下登轮，岸上即鸣炮二十一响，军乐齐奏。先生手握军帽，与欢送者答礼。李烈钧及督署官员入舱与先生握手话别后退出下船排立河干欢送，由长安、振鹭、敦庆三小轮护送，孙中山一行乘大官板船离岸。沿河礼炮声隆隆，自码头到城门混成团机关枪连与护卫军四团三营荷枪排列。水师各炮艇皆悬五色旗欢送。

上海《天铎报》1912年11月2日报道：“孙中山此次赴赣，其大原因，意欲扩充该省路政”，“此行携有写真机械，并携带测绘员二人、工程司三人，一路往来所历名山大川，均命绘图摄影，如大庾岭、庐山，鄱阳湖中之大孤山、小孤山，均有照片携回”。

30日上午8时，孙中山偕随行人员胡汉民、马君武、王正廷、张继等乘联鲸舰至芜湖的弋矶山，各机关代表及国民党支部迎迓，由接管厅上岸。各界已筹备好在京剧院大舞台召开欢迎会，会场门前用竹扎成辕门，门内列菊成山，由会场至江苏米捐局悬旗结彩。士兵排列肃立。到会者近万人，楼上楼下挤满了人，场内密聚，拥塞于门外。

孙中山一行登岸后，乘特备之马车，驾车者是前清使美、日、秘钦差崔国因之子崔由桢。先生至大舞台在台上就座。

此时，有五六个芜关小学的十多岁的儿童从学校老师那里听说孙中山要来讲话，他们几个匆忙赶到京剧院大舞台，从人丛中挤到场内，正在被拦阻时，孙中山在台上招呼：“让他们进来。”几个儿童反受到优待，走到台前，他们尽情地瞻仰着伟大的革命家的容姿。孙中山亲切地招唤，对他们是一生的光荣和难忘的激励。其中的段熙仲七十年后说：“多么难得的幸福，我们亲切地瞻仰着孙先生，我们陶醉。伟大的孙先生，对学童们多么慈祥！今已成八十老翁，但过去的这一幸福日子，犹存于回忆之中。”

大会开始由孙万乘致欢迎词，先生起身，各界起立行三鞠躬礼，先生答礼后讲话，他说：“兄弟此番过芜，诸君特开会欢迎，极为感激。我父老受君主之压制久矣，迄乎今日，才将专制推翻，造成中华民国。此非兄弟一人之力，实四万万同胞齐心协力，万众一德，有以致之也。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人民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于我之一身，皆为专制之奴隶，受君主之压制，一切不能自由。所谓国家者，亦不过君主一人一姓之私产，非我国民所有也。故人民无国家思想，且无国民资格。现在君主专制，既已推翻，凡我同胞，均从奴隶跃主人翁之地位，则一切可以自由，对于国家一切事件，亦有主权矣。然既处于主人翁之地位，则当把从前之奴隶性质，尽数抛却，各具一种爱国心，将国家一切事件，群策群力，尽心办理，万不能再视国家为分外事。能如是，中国前途，自有莫大之希望。”

散会后，先生一行乘马车至江苏米捐局稍憩后，至广东会馆午餐。下午3时，乘马车至江口登联鲸军舰离开芜湖。次日31日下午抵上海。

孙中山在各地视察后，带着大量在各地发展交通、矿产、水利的图纸、照片等资料回到上海，寓宝昌路491号，着手组织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所，所址设在广东路36号，每天“力宣路事，绝少暇晷”。计划组织完备后，即出国考察。

在亚洲一个大国，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中华民国，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先进分子更加关注。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后，于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上发表了讲话，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将这篇讲话前半部分译成法文登载在7月11日的该报上。法国杂志《社会主义运动》第23期（1912年6月—7月号）将此文转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涅瓦明星报》又译成俄文发表在7月15日的该报第17期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的评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文章。列宁称赞说：“真实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渗透着孙逸仙政纲的每一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当时高尔基正流亡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他读了孙中山这篇文章后，于10月28日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请孙中山给他主编的刊物《同时代人》杂志写一篇文章，论述欧洲资本家的掠夺和对俄国沙皇的态度。高尔基还说明，如孙中山自己没有工夫写，也可请别人代笔，而后由孙中山亲自校阅。

高尔基在信中说：“敬爱的孙逸仙先生：我，一个俄国人，为之胜利而奋斗的那些思想和您的是一致的，因此，无论这些思想在什么地方取得胜利，我和您都会为这一胜利而感到幸福。我为您的工作所获得的卓越成就，谨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都瞩目于您的工作，满怀关切和喜悦之情，并惊叹您这位中国的赫拉克斯（希腊神话中勇敢无敌的英雄）。我们，俄国人，正向往取得您所获得的一切，——所以我们大家在精神上是兄弟，在愿望上是同志。然而，俄国政府及其奴仆都把俄国人民置于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地位。我们，社会主义者们，衷心相信整个世界能够、而且必然能够过上兄弟般的和睦生活。难道我们应当容忍那些贪婪而愚蠢的人加剧种族仇恨的增长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大道上一堵阴森而顽固的挡路墙吗！恰恰相反，我们要竭尽全力粉碎我们敌人的一切罪恶图谋，他们是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仇敌，他们恨不得将阳光熄灭，以便更顺利地干他们肮脏而自私的勾当，在世界各处播种仇恨，压榨人民。我们，社会主义者们，必须尽可能经常宣讲：世界上存在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仇恨，然而，却不应当存在自统治阶级的贪婪而引起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仇恨。敬爱的孙中山先生，我想请您写一篇文章，讲一讲中国人民一般如何对待欧洲资本家的掠夺野心，特别是如何对待俄国资本家及其行政当局的罪恶行径？那些罪恶行径的具体情况如何？遇到了中国人民怎样的反抗？如果时间不允许您亲自写这篇文章，那就请委托您朋友当中的哪一位代写，而由您亲自予以校订。请您随意选用一种欧洲语言书写，并按我的地址赐寄。恳请您这件事是由于有必要使俄国人通过正直的中国人亲自叙述，来认识中国复兴，而不去依靠那些为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欧洲记者们的描写。我得知您在《社会主义运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拜读过您的札记，对您深怀敬意，同时相信您对我的吁请一定会十分愿意给予响应。

马·高尔基

1912年10月28日于卡普里岛。”

但是，很遗憾，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邮途中失落，孙中山没有接到这封信，在当时只发表在《当代人》杂志的“国外生活纪事栏”内。高尔基逝世后一年，刊载在1937年6月18日的苏联《消息报》上。

孙中山很早就与俄国的革命党人有过接触，如果他见到这封信，一定会写出有关问题的生动的文章留下来。

中国铁路总公司于11月14日正式成立，当日，孙中山电告袁世凯，并通电各省都督及议会，说：“于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即日开办。”要求“各省人才均宜广为储备，其熟悉路事或研究有得者……见教，以期集思广益”。

铁路总公司设十个处：一、总务处，二、文书处，三、庶务处，四、交际处，五、测量处，六、购地处，七、材料处，八、屯积处，九、投标处，十、稽查处。孙中山任总理。

俄国为攫取我国外蒙古，密派廓索维慈于1912年11月3日库伦与哲布尊丹巴订立了《俄蒙协约》，其内容是：“一、俄政府扶助蒙古自立，并编练国民军，中国不得派兵入蒙，及以华人移殖蒙地。二、蒙古政府准俄商特享专条所载权利，他国不得享有。三、蒙古与中国或他国定约，非经俄国许可，不能违背或变更本协约及其附件。四、此约签押日实行。”

孙中山为《俄蒙协约》事件，于11月16日致电袁世凯要他对《俄蒙协约》“万不可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于当天，也致电北京政府参议院，指出：“若我坚持，定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此事关系民国存亡，务望留意。”

铁路总公司成立以后，孙中山于1912年11月25日下午6时，在三马路醉和春西餐馆宴请商、报、学、实业各界。他在讲话中说：“办路，必须输进外资。美国铁路布满全国，其期仅10年，经营之始，亦大借外款，始能成就。……政府主张开放欧美资本，源源输入，何事不办！”铁路事业“造基宏远，诚有望诸国民之群策群办”。叶恭绰、江亢虎、李怀霜、沈缦云、王云芳等也讲了话，赞成孙中山先生铁路政策。晚9时30分散席。

12月2日，在上海《民立报》上刊登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一则启事：本公司总理，定于每周二、五下午3时至5时在五马路36号本公司接见来宾，如有特别要事，请先期见示，订晤谈时间也可。

孙中山要全力以赴专心投入建筑20万里铁路事业，振兴实业发展经济，要富强中国。特邀詹天佑协助制订修建全国铁路计划。有人多次到过他的办事处，见到“总是地图摊满了一地，自己伏在地图上，拿铅笔东画西画。凡是铁路工程的图书，每间屋里都堆着”。

12月3日，孙中山为沙俄侵略外蒙事，再向北京国务院、参议院、各省都督、省议会、全国国民发表通电，指出：“蒙亡国亡，与其不抗俄屈辱而亡，曷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故举国一致，矢死靡它。”他揭露列强的侵略用心说：“民国成立已一年，而列强互相阻难，无一国肯首先正式承认。而蒙古一域之独立，俄乃首先承认之，各国不以为难。此非故为瓜分之余地乎？”他号召国人“发奋一战以胜强俄，而固我国基于万代”。

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12月8日上午10时离上海赴杭州，途经松江、嘉兴、硖石、斜桥各车站，均有军政及各团体列队欢迎，下午2时半到杭州。都督朱介人、军政学及各团体到车站欢迎。孙中山下车与诸人一一握手。拥观群众，充塞于途，孙中山为让群众都看得到，舍舆，改乘马，群众欢呼“万岁”！

下午4时，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在马波巷法政学堂举行的欢迎会。到会者800多人，孤儿院学生合唱队特来唱欢迎歌。孙中山登讲台时，全场起立行一鞠躬礼。孙中山讲述了浙江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民生主义、铁路国有政策。晚7时散会，赴都督朱介人晚宴后，下榻于梅花碑第五军司令部。

次日12月9日上午，至西湖西泠桥秋瑾烈士墓前凭吊。并到秋社（1908年葬秋瑾于西湖后徐寄尘、陈去病、褚辅成等为纪念秋瑾所组织）参加追悼秋瑾的会，撰写了挽秋瑾联（见第十五章之“钦廉起义”），并被聘为该社的名誉社长。孙中山对革命烈士怀有深情，后于1916年8月到杭州，又到秋社看望，回上海后，特为竞雄（秋瑾字）女中书写了“巾帼英雄”四个大字横额，以纪念秋瑾。

下午4时半，出席杭州五十一团体在国民公所召开的欢迎会。到会者约三千人。国民党浙江支部长诸慧僧代表全体致欢迎词后全场人员脱帽向孙中山行一鞠躬。孙中山讲述了民生主义，他说：关于资本“我国无特别之资本家”，不会“演成不平等之风潮”。关于土地，政府采取“估本抽税”的方针。关于实业、铁路，要国有，“国有即民有”。关于教育问题，过去男子教育，不及十分之六，女子教育，不及十分之三，今后要普及。

12月10日上午，赴钱塘江边视察浙江铁路。下午，赴拱埠参观商场后，先后出席佛教总会浙江分会的欢迎会和共和党、民主党两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

12月11日，游览天竺、灵隐名胜后，乘船到二年前来过的白云庵，看望了当年热心支持革命的和尚智亮。

孙中山这次到白云庵，与智亮和尚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还挥笔题写了“明禅达义”匾额。

次日12月12日上午，离开杭州返回上海。

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辞大勋位后，袁世凯回电说：“授先生以大勋位，藉光盛德，万勿谦让。”他派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叶恭绰携大勋位证书到了上海，于11月24日面呈孙中山，证书全文是：“盖闻赤松缘图，古有尊重之典，红鹰金，今多投赠之文，实惟前大总统孙文，艰难卅载，奔走五洲，提挈华夏之群豪，踪蹑美法之盛轨，遂建共和基础，肇造民国规模。本大总统依勋位令第一条，亲授大勋位，以彰殊绩，无前伟业，挽历代惨黩之风，对天鸿休，登斯民太平之世。此证。”

当时授勋位，并非一纸奖状，而是每年将发给定额的奖金。

孙中山对此，固辞不受。曾于10月13日、21日两次电复袁世凯，辞谢大勋位。叶恭绰将勋位证书送来后，孙中山于12月17日，再致书袁世凯，辞大勋位，他具体陈述他固辞大勋位的理由是：

一、“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而无丝毫邀赏希荣之心”；二、“此次革命之成功，则直全国人心理，南北将士和衷之所成就，文更无可褒异之处”；三、“历年共事之人，死者不计，生者今尚多流离失所者，文将何以对之？此文不敢受此勋位之故也”；四、“若文既受勋位及所附年金，是文因革命而得金钱，则曾经从事革命者以私人之关系前来求助，文将无词以对”。“此文不能受此勋位之故。”“若阁下于文个人欲有加惠”，只解决子女学费的负担就可以了，“文有一男名科，已入美国大学，一媳陈氏，又有二女名娫、婉，皆在美洲中学”，可“补给官费读书，使有成就，以免文之私累太重”。至于授勋位事，固辞不受，“此项勋位证书，一俟有便，将托人送京奉还”。[37]

12月22日下午2时，孙中山应邀出席上海机器公会在张氏味莼园举行的成立大会，在讲话中指出：“机器可以富国，用机器开矿，矿可发达。……今日诸君发起机器公会，乃是强国之预兆。但机器系从思想发生，系一种深湛学理，如无学识，即不能发明新机器，亦不能管理新机器。……望诸公努力，发明种种机器，庶几驾乎各国之上。”

上海机器公会由江南造船厂、浦东祥生厂、杨树浦瑞镕厂、南市求新厂、老公茂厂联合成立，名誉会长朱志尧。出席成立大会的还有伍廷芳及工党、社会党、共进会、各报社的代表，约三千多人。

松江国民党员们渴望见到孙中山先生，并愿亲聆其教导，为此致电上海，请孙中山先生赴松江一行。孙中山复函说：“于12月26日至松江。”松江国民党员们欢喜万分，即作一切欢迎的准备。

孙中山于26日上午，离上海赴松江，乘混成第三旅旅长所派钧和号舰于9时启行。随行人员有陈其美、戴传贤二人。下午3时抵松江，在大涨登岸，炮队鸣炮二十一响致敬。孙中山一行乘马，马队八匹为前导，至陈公祠国民党松江支部事务所，水师保安部队、步兵营战士、巡营县署卫队，列队行举枪礼，国民党、自由党、共和党、工党、红十字会代表男女成员均脱帽欢迎，孙中山也脱帽答礼。

当晚，国民党在支部事务所与孙中山举行恳亲会，孙中山演说铁路政策。

次日27日上午，清华女子学校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校园悬灯结彩。该校曾是革命党人活动的据点。孙中山偕陈其美、戴传贤等于10时到校，全校师生列队欢迎。遂即举行欢迎会，孙中山莅会，全校师生起立行一鞠躬礼。孙中山演说中鼓励发展教育事业，推广女子教育，指出：“地球上只有五六强国，比较人口，我中华民国最占多数，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设之初，吾辈亟当致力于社会，多办学校。贵校于女子教育既有此基础，务望力事推广，成松江女学之模范，中国女学之模范。”

之后，出席松江各界在共和党松江支部举行的欢迎会。这天漫天大雪，孙中山及陈其美、戴传贤乘舆到会。孙中山讲话中指出建党原则及其在政治上应起的作用。之后出席工党、自由党、共和党、县教育会、县商会等团体于西门外醉白池举行的午宴欢迎会。孙中山在会上讲述了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问题。晚6时，乘车返回上海。

孙中山回到上海继续筹划铁路事业，不再过问袁世凯的政治，而袁世凯却处心积虑干预他的实业。他虽然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并不是真心叫孙中山经营铁路建设，在当时，只不过是迎合孙中山富强民国的心理而已。他指使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叶恭绰在北京另组织了一个铁路协会，要与孙中山组织的铁道协会合并，会员们听了很气愤。大家已经感觉到，“袁世凯不但在政治上容不得孙中山，连实业甚至连一个空洞的铁道协会，都不许他办”。铁道协会的会员表示坚决反对合并。关于这件事，当时的铁道协会会员张奚若有段有趣的回忆：“过了几天，铁道协会要开会了，我们纷纷议论，以为这一次开会一定要决定反对合并。果然开会之后，孙中山请我们发表意见，发言者大概都反对合并，大骂袁世凯，不料孙中山自己在最后发言，却主张合并，他举了许多理由，分析得很清楚，大家听了觉得也很合理，到表决时，竟然大多数都赞成合并了。这固然表示大家当时对他的信任和拥护，但同时他的口才，确实也真令人佩服，那时的革命党人，每个都自负不凡，他居然能列举各种理由（不管现在眼光中看起来是否正确），完全依逻辑方式推论，毫不煽动地折服了人心。这确实是他的一种过人之处。后来章行严（士钊）有一次曾同我谈起孙中山的说话本领，他也佩服孙中山的辩才，他说：‘我每次去看孙中山，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见了面听他的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从章氏此话，也可见孙中山的口才的一斑。”[38]

关于孙中山讲话的能力，吴铁城（曾任孙中山北伐政府广州公安局长）说：“反对总理的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听他说话，只要听过他的话，便会着迷地相信他。’在沪、粤时，或有拟向总理质辩，及同志中有牢骚去见总理，但一经接触解释，无不满意而出，可见总理说话的动人力量如何。”

1913年1月12日，孙中山致电北京政府，要赶筑蒙、藏铁路，为维护两地领土，不被外国割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措施。在电文中指出：“蒙、藏风云日亟一日，若不赶筑铁路，后患不堪设想。”并拟定了筑造路线：“作一铁路，贯通蒙、藏，其路线自西藏拉萨首城起，经过木鲁，直达蒙古车臣汗，名为萨臣铁路。更由拉萨筑一支线至四川成都，而与滇、蜀铁路相接。若此路一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有种种便利。惟预算此路需款约一百万，现已以个人名义向某国公司商借巨款，俟借妥后，即赶速兴办。”

1月30日，孙中山又致电北京政府，指示对外蒙、西藏问题的办法。对蒙办法：“一面选派声望素著人员多名，携兵分赴外蒙四盟四六旗，极力开导；一面致电绥远城将军等，极力联络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使逆佛（指哲布尊巴）失所依据，自易收效。”对藏办法：“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行种种政策，如诱以高爵、饵以重币等，未有不动其心。若只以声讨为前提，非特劳民伤财，恐益坚其向外之心。”指出：“库伦逆佛自宣告独立后，迭受俄国怂恿，其反抗民国之心甚坚”；“达赖喇嘛背叛，纯系被英人煽动”。

一年后，丧心病狂的袁世凯称帝心切，为取得外国对他的支持，趁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后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逃往日本时，可耻地屈从于沙俄的要求，于当年1913年11月5日与沙俄订立了中俄条约，承认外蒙“自治”。

孙中山从1912年4月1日，在南京临时总统解职后，到1913年2月上旬，离开上海赴日本之前这七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到湖北、福建、广东、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足迹踏遍多半个中国，在各地的演讲和活动，几乎都是民生主义和包括在民生主义计划之内的筹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民生主义或涉及民生主义的占三分之一以上，修筑铁路的占三分之一以上。他认为“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39]“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40]在“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前提下，发展经济，使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富强昌盛的道路，他的方针是“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41]

孙中山对此充满信心，他说：“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42]

由于辛亥革命后，民国从中央到地方被独夫民贼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吴佩孚、陆荣廷等控制，历史又把孙中山推上捍卫民主共和政府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富强中国的工作，无法进行。但他为富强中国所制订的宏伟的工业化建设方案《实业计划》，仍然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当时提出中国要走工业化道路并为其制订出具体计划而且为其实现亲自操劳的，唯孙中山一人。

第六编

为捍卫共和国政府继续奋斗

第二十一章　二次革命——无力的反抗

孙中山为了考察日本实业和解决经营铁路经费问题，于1913年2月11日午后，偕夫人卢慕贞、英文秘书宋霭龄及随行人员马君武、戴季陶、宋跃如、何天炯、袁华选等，乘山城丸号轮离开上海赴日本。2月13日上午7时抵日本长崎女神冲。宫崎寅藏、中国的领事、华侨、华商、各报记者前来迎接。山城丸停泊后，欢迎的各界登上船，甲板上“挤满欢迎人群，几乎没有转身余地”，孙中山走出客舱，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日本朋友这次见到他，感觉他“由于长期奔走革命，风采上显得稍老一些”，“却满面春风，喜气扬扬，对于素未会面的迎接者，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酬答之”。因去东京的专车9时10分开行，为他备好的早餐没有吃完，就乘港务部的汽艇上岸。数百名华侨小学生在码头上列队欢迎。孙中山及随行人员走进长崎车站的楼上客厅，长崎市长、议会长、商业会长入厅问候。后转赴神户。

14日，专车临近神户时，与随行人员谈话中说：“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此地山麓处居住过，究竟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如今已无从记忆了。人们常说第二故乡等等，而当时对我来说，连第一故乡也丧失了。其时，我被迫逃出故乡，以漂泊之身，东渡日本，真所谓沦落天涯之孤客。加以所到之处，必有日本警察尾随跟踪，令人颇为厌恶。遇到过于讨厌的家伙，即不禁怒喝其即速离去。”[1]

有随行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与孙中山谈到将来还会被选为中国大总统时，孙中山说：“即使我被推选为大总统，也将辞，不就任。较之于就任总统，我更愿倾全力创建伊始之铁路建设事业。”

孙中山还向这位日本记者说了他筑造铁路计划：“中华全国之铁路，应以粤汉为干线，而使其及早开通，然后及于其它。此乃发展之程序也。”

14日晚8时孙中山一行抵东京，到新桥车站欢迎者有二千多人，日本著名人士有犬养毅、涩谷男爵、中野武营等，日本政府及团体有外务省、东亚同文会、友邦协会、东洋协会代表及日本驻华公使山座，还有各国驻日公使，在日本帝国大学、高等师范、高等商业学校中国留学生一千多人，孙中山下车与旧识握手叙谈，学生代表及各团体恭献花环。站前欢迎人群拥挤，警察开路，在众人欢呼“万岁”声中，孙中山一行乘车赴帝国饭店下榻。

2月15日下午5时，东亚同文会于华族会馆举行欢迎宴会。出席会员二百多人，6时开宴，副会长清浦子爵致欢迎词后，孙中山演讲说：“文以菲才，奔走国事，流离欧美，赴贵国者十余次，……贵国者，予之第二故乡。……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中之兄弟也。假使此双生之兄弟，有相阋之事，则亚细亚之一家，绝不能保持其和平。日本为亚细亚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为提携，则不独东亚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维持。”[2]据当时在场的日本品川仁三郎记述，孙中山讲中日提携亲善之意义时，“热诚洋溢，会众恍然如醉，欢忻鼓舞”。[3]

次日2月16日上午11时，孙中山偕随行人员赴东京市外日暮里凭吊当年曾保护孙中山使其未遭清政府捕获的日本友人、已故的东亚同文会长近卫笃麿之墓。近卫笃麿的弟弟津轻伯爵及次子秀麿男爵和同文会的人士等特来迎接。孙中山到墓前鞠躬献白蔷薇大花圈。行礼后，在墓前与大家合影留念。返回帝国饭店时，已至午后2时。

当天下午5时，旧友日本著名人士犬养毅、头山满、副岛、寺尾、柏原文太郎、伊东知也、根津一氏等35人在芝公园红叶馆举行欢迎宴会，孙中山及随行人员14人到会。宾主是旧交，没用演讲方式，席间互叙阔别之情。至晚9时散会。

日本当时的首相兼外务大臣桂太郎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对孙中山甚为钦仰，曾于2月17日、3月2日两次与孙中山密谈关于中日两国维护亚洲民族自由，共同阻截西方霸权的入侵问题。孙中山认为：日本应“协助中国国民革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共同阻截英国的霸权于亚洲之外，亚洲民族由此获得自由平等，唯有中日两国互相信赖，共同努力，方能达到这远大的目的”。桂太郎对此问题的想法，与孙中山的认识一致，他说：“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劝告日本之策，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是大喜若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矣！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并说日本“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

桂太郎对中国问题了如指掌，认识得深刻，分析得确切，他向孙中山指出：“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他的话为30天后宋教仁被刺的事实所证明。他赞成目前孙中山从事的发展中国的实业、交通方面的事业，说：“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企图。”他真诚地表示：“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

孙中山与桂太郎于2月17日发起组织中日同盟会。不料2月20日，日本政潮起，桂太郎内阁辞职。孙中山与桂太郎两次密谈前后约16小时，只有译员戴季陶参加，因双方所谈系外交方针，两人对谈话内容都严守秘密。在桂太郎死后，孙中山才与亲信同志提到此事。桂太郎不仅与孙中山私人友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孙中山的真诚的支持者。正当中国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一个月，这年10月他病逝。临终前他对一位亲信说：“我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大计，是我生平的遗恨。”孙中山惊闻噩耗，悲痛地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望于现在的日本了。”[4]

18日，参观炮兵工厂、火药厂。19日早晨，参观日本帝国守卫营第四联队及炮马队的演习，并接见了各军官。中午，日本众议院长大冈育造在官邸宴请孙中山，日本许多官员及著名人士20多人陪席。孙中山在讲话中指出：“中日两国有数千年亲密关系，种族、文字相同，两国之外交，不宜依随世界列强之共同行动。当恢复古来亲密之关系。中日两国宜取一致行动，以保障东亚之利益。”4时散会。晚上，出席递信大臣后藤新平宴请。20日中午，出席日本铁道协会在精养轩举行的欢迎会，孙中山讲话中说明中国铁道政策，该会长古市公威问他办铁道筹款方法时，他回答：“用公司名义，由政府担保，借外资。”21日上午，参观了日本陆军大学。中午，出席日本第一银行总裁、三井物产公司董事长涩泽荣一的宴会，下午，与涩泽荣一拟订中日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计划草案，其创立宗旨是“两国有力之实业家结为一体，各示诚意，以强化其经济关系，振兴东亚”。资本是五百万日元，“由中日两国实业家各承其半”。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公司设在东京。经营业务是“探求中国之富源，调查中国之有利事业”。戴季陶参加了拟订工作。此计划草案载于《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972—975页。

2月22日下午4时，出席中日学生团联合在筑地精养轩举行的欢迎会。中日两国学生五百多人参加。日本朝野名士副岛、奇尾、远山、山崎、松尾、森村等也出席到会。孙中山作了两小时的讲话，勉励中日学生们：“各勤所学，以尽其天职。诸君之天职，为保障东亚之名誉，维持东亚之势力，不受异种人之侵害。愿诸君以此义相结合，而互担此任于双肩。”晚上，举行宴会，招待革命时代赴中国参加革命的日本志士及旧友二百多人，代表中国人民表达感激之情。

2月23日上午9时，出席留学东京的中国学生们在美士代町青年会馆举行的欢迎会。孙中山要求学生们求学、立志并行，“志愿，须求大众之利益，办大众之事业，不必计较私人之利害。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则我一人之幸福利益，自然包括其中”。[5]下午，出席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欢迎会。晚6时，出席东京新闻杂志、通讯社在帝国饭店举行的欢迎会。

25日午后2时，出席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举行的欢迎茶会，高田早稻田大学校长和一些大学教授还有官绅等一百多人陪席。

下午5时，东京市长阪谷在芝红叶馆举行欢迎会。日本外务大臣牧野、市长助理、市参事会会员及著名企业家、银行家涩泽荣一、大仓平八郎、浅野总一郎、三井八郎、右卫门等10多人到席。孙中山演讲中说：“文当革命出亡之际，居东京颇久，与此间人士往还甚多，情意亲密，有异国兄弟之感。……凡种族、文字、教化相同之国，莫不有特别亲密之关系。……此后，益主倡中日提携之论，以谋东亚之幸福及世界之和平。”宾主交谈至晚9时。

2月27日上午10时，于东京下谷区谷中初音町铁舟寺为1900年惠州起义牺牲的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举行追悼大会，敬献花圈。并为其准备迁回日本安葬修墓撰写碑文，其词是：“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殒灭，而志不朽矣。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孙文谨撰并书。”[6]

其碑高0.9米，宽0.6米，石质。碑题《山田良政君碑》是犬养毅所书写。

山田良政，1899年在南京同文书院任教，他与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友善，1900年唐才常在武汉举事失败被杀，山田良政毅然辞职经上海到台湾参加惠州起义，因事败迷路，被清兵所擒杀害。孙中山称他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之第一人”。后来在1918年山田良政的胞弟山田纯三郎赴中国惠州寻其兄的坟墓，未找到，就从埋葬山田良政的地方撮拾黄土一抔，以代遗骨，回籍安葬，并立其碑。

3月1日，孙中山在东京出席国民党支部、共和党支部、广东同乡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到会者约四千多人，日本著名人士副岛博士等也到会。孙中山在讲话中说：“民国虽成立，犹在幼稚时代，大家须发大愿力，将以造成之中华民国，巩固其根基，方尽我们的天职。创造民国者，既发源于东京，则巩固民国者，亦要留东诸君担负责任。”革命党“所抱持之唯一宗旨，则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与满族君主相争”，“民权主义，与专制政体相对抗”，“民生主义，与不良之社会争”，“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经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平和方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7]

他对政党的要义和政党竞争作了重要的论述，他说：“横览全球，无论为民主共和国，为君主立宪国，莫不有政党。党之用意，彼此助政治之发达。”“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8]

3月2日中午，出席中国青年会的欢迎宴会。下午1时30分，参观三井物产公司办公处。下午2时，东京市长阪谷邀请参观柔术。下午3时，出席日本贵族公会的茶话欢迎会。3日，与日本新任首相山本权兵卫晤叙，深谢日本各界欢迎的盛意，并表示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山本权兵卫也以谦词相答。4日，出席日本外务大臣牧野在霞关官邸举行的午餐招待会。互相致词。

3月初，致电北京政府，请设立铁道院，说：“中国铁路公司设于上海，系为召资及筹备全国铁路临时之设立，刻晤欧亚资本家对于中国二十万里铁路，多表同情，自应正式设立机关，以便进行。查欧美各国在交通专署外，设有铁道院，属于国务总理，此项机关应迅速筹备，以为发展全国经济之先导。”[9]

3月5日，离东京赴横滨参观。到新桥车站送行者有日本著名人士大隈重信、涩泽荣一、犬养毅、副岛等二百多人，有成城学校、同文书院、志诚学校、日华学友会代表、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数千人。横滨华侨代表、国民党横滨支部成员周庆慈到东京来迎接。在众人欢呼“万岁”声中离东京新桥车站。国民党东京支部长黄伯群、干事刘寿朋、冯裕芳、黄申芗等10多人，随车送行赴横滨。当日上午10时15分，孙中山偕随行人员到横滨。由车站乘车至市政厅，沿途街道悬五色旗。下午5时，各团体于横滨银行礼堂开欢迎会。晚8时，又出席中华会馆欢迎会。

6日上午，参观三个中国学校，中午，出席中国领事馆的欢迎宴会。下午，出席国民党横滨支部举行的欢迎会。晚6时，出席华商在商会举行的宴会。

7日上午9时45分，乘火车到横须贺参观海军炮术学校、军舰和海军设施。

8日9时40分，乘火车到名古屋，随行人员有戴季陶、马君武、宋跃如、袁华选、山田纯三郎五人。到车站迎接的有市长坂本、商业会长儿玉及各银行董事、三井公司支店长，中国留学生数十人。孙中山一行乘车到名古屋客栈。午后1时30分，参观名古屋离宫，下午3时30分出席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下午6时，出席名古屋市长坂本举行的欢迎会，列席的各界有80多人。孙中山致谢词，“其辞殷勤、质实，其神采雄风，颇令会众感动”。晚宴后，观看歌舞表演至晚11时。

3月9日午后2时37分孙中山一行由名古屋到京都，京都帝国大学及中国留学生60多人、官绅100多人，在车站欢迎。下车后坐马车至京都客栈。下午3时乘车至西本愿寺与旧友大谷光瑞伯会见，4时，至京都府立图书馆出席中国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演说后留影纪念。晚餐后回京都客栈。晚7时，出席京都商业会、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在商业会会所举行的欢迎会，晚11时散会。

3月10日上午10时25分乘火车离开京都赴奈良。欢送者官绅、中国留学生数百人。11时30分到奈良郡山，出席伯爵柳洋保惠举行的欢迎会。下午3时40分离郡山车站。4时30到大阪溱町车站。随行人员有马君武、宋跃如、袁华选、何天炯、戴季陶、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菊池良、岛田经一等10人。商业会代表、市议员、著名官绅数百人到车站欢迎。

11日，参观大阪棉纺业，12日，参观大阪炮兵工厂。13日，抵神户。14日上午11时至神户川崎造船厂参观，对各种制船机及建造中的兵舰、邮轮、水雷艇等都仔细观看，“热心地凝视其构造”。参观后“惊叹其规模之宏大，与进步之显著”。午后1时40分，出席神户华侨巨商吴锦堂在他的私人别墅移情阁举行的欢迎宴会。15日抵吴市，当日，参观这里的海军工厂。称赞说：“东亚有如此宏伟之工厂，实为我东亚之骄傲。仅仅二十年之短暂时间，能做出如此伟大进步成就，颇感振奋。”

3月16日，经下关抵烟户，当日9时在此参观明治军事学校，由该校校长等陪同参观了各教室、工厂等设备及有关教学实验。11时，在操场观看了二百多学生的射击演习。之后，师生列成方阵，聆听孙中山演讲。

这天晚上，孙中山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宋跃如夫人倪桂珍三人在东京，因所乘汽车撞电线杆受伤，进入东京筑地圣·路加医院，经该院副院长高烈斯、大夫藤田治疗后，情况良好，三人住入2号病房。

3月17日，孙中山偕随行人员抵八幡，参观钢铁厂，该厂厂长去东京，由次长安阿内陪同参观了该厂的第二熔矿炉、炼焦厂、洗煤厂、炼钢厂、平炉、转炉、压延厂、厚板厂。当天，由八幡抵福冈，在博多车站受到当地官民的欢迎。

在由八幡至福冈的途中，正在随同孙中山到各地参观的宋跃如收到从大阪拍来的英文电报，告知夫人及小姐和孙夫人在东京因车祸受伤住医院，孙中山闻此事，派宋跃如赶回东京料理。抵福冈后，宋跃如与山田纯三郎于当晚7时30分乘快车往东京查看受伤人医疗情况。

福冈筑丰矿业家安川等人于当晚6时，举行欢迎孙中山宴会。孙中山出席并讲了话。次日，参观九州大学，在该校校长、附属医院院长、该校学者陪同下参观了实验室、器械室、医院各科。之后，向全校师生演讲，还有部分社会人士也来听讲，盛况空前，“室内无立锥之地。”19日，抵大牟田，上午，参观三池港、四山发电厂、煤矿。

下午，在宫崎寅藏陪同下，到荒尾村宫崎寅藏家访问。过去，孙中山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910年，日本政府应清使馆要求不准他留居日本，而宫崎秘密把孙中山藏匿于此，孙中山得与同志们讨论起义计划10多天之久。孙中山今日重游旧地，甚感亲切。宫崎把他的姐姐、嫂嫂等人介绍与孙中山相识。该村村长平冈也来欢迎，并说：“希望日中两国亲睦友善，宫崎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孙先生光临此地，给荒尾村和宫崎家增添了光辉。”孙中山在答词中说：“今天旧地重游，得与各位相见，实在高兴。宫崎弟兄是我之契友，对他们弟兄为我国革命事业奔走，尽心竭力，极为铭感。希望日中两国间亲密关系，犹如我与宫崎弟兄间之关系，日益加深。宫崎弟兄为中国不辞辛劳，不但为中国人所感激，亦为全世界所赞扬。以人道而论，更使我感到欣快。最后对一贯志同道合，同心戮力的两兄弟表示谢意。祝愿宫崎家和荒尾村人民幸福。”之后在院内老梅树前合影留念。至下午3时30分，离开宫崎家，往万田煤矿去参观。荒尾村的干事、学生前来欢送。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拨款购买宫崎旧宅改建为中山纪念堂。

3月20日上午10时16分，抵熊本，熊本县知事上山及县署官员高桥、大海原、洼谷，还有新闻记者百余人到车站迎接。乘车至该地驻军第六师团司令部休息后，即登天守台观光，听取有关西南战争围城情况的介绍。观览后，赴静养轩出席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下午1时30分，赴这里的高等学校，参观了校图书馆，观看了击剑比赛。之后，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下午和晚上，出席当地政府和商业团体的欢迎会。

孙中山现在是专心一志的要“从事于社会革命”，实现“民生主义”理想，他认为“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实行提倡民生主义”。他为此“重大之事务”正操劳着，出国来到日本，筹办修筑铁路经费、引进外资发展实业、参观矿业教育军工等，信心百倍地为实现“民生主义”富强民国而奔走的时候，国内隐藏在共和政府内部的敌人的枪口，对准革命党人，制造了震骇全国的政治谋杀事件。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还是不能满足他恶性膨胀的权力欲。他不但要做正式大总统，而且要当至高无上的皇帝。为此，他施展出了历史上所有阴谋家的鬼蜮伎俩，诛锄异己，分化离间，谋杀鸩害，褒奖加官，诡言惑众，以至穷兵黩武，无所不用其极。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由宋教仁代行理事长职务，孙中山专心致力于民生主义发展实业筹办铁路建设，黄兴则要隐退。按照《临时约法》规定，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进行选举产生正式国会，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组成。宋教仁为了实现政党内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决定到各省奔走，夺取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袁世凯对此深感不安，就以重金贵物对宋教仁进行拉拢，赠他一套价值三千元的服装，给他50万元交通银行的支票任他取用。宋教仁只把衣服收下，将支票退回。他毅然南下，于1912年10月18日离京，到各省布置选举和演讲，发表政见，他毫不顾忌地“平心论事”[10]，他指出了北京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实业等方面的危急的问题。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列强“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民生困穷，实业不兴，政府亦无策以补救之。”[11]对外蒙古问题，袁世凯事前“置之不问”，事后“亦无一定办法”。“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又阐发国民党治政的方针，“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关于集权、分权问题，他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他对袁政府的指责和阐述国民党政见，是为组织国民党内阁。他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他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12]他对袁世凯政府的评论，是一针见血、切合实况的，对国民党施政方针，表达了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的心愿，也表现出宋教仁的政治家的水平、胆略和风度。但他这样淋漓尽致慷慨陈词，在中国封建官僚军阀集团掌政的时代，岂能容他。袁世凯在他拒绝巨款离京南下时，已派爪牙监视他了。当袁世凯见到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时，说：“口锋何必如此尖刻！”[13]对宋教仁恨之入骨。

据全国十九个省的统计，选出的500名众议员中，属国民党籍的多达338人，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人数仅131人。12月间，宋教仁在家乡湖南桃源与分别八年的母亲、妻子团聚时，传来了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他兴奋不已，匆匆告别了亲人，继续奔走演说发表政见。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国会，经过国会复选，国民党再次取得多数的胜利，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得392席，占总数的45％，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席位总和才只有223席。[14]

一直害怕革命党人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的袁世凯，见此情况大吃一惊，在惊异和失望中，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与他的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密谋杀害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由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等陪同送行，从上海《民立报》社到上海北站，准备入京组织第一届政党责任内阁，10时40分，他们走到检票口处时，突然有人向宋教仁的背后开枪射来三颗子弹，于右任等急送他至附近铁路医院施行手术，取出子弹。他于痛苦中，请黄兴代笔，口授致袁世凯电文，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15]他认人不像论政那样清楚。电文说明他临死也没看透袁世凯的本质。因伤处近心脏部位，病况恶化，延至22日晨3时气绝身亡，年仅31岁。23日下午，大殓。

奸猾的袁世凯贼喊捉贼，于案发次日还致电慰问，说：“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阴恶，法纪何在！”[16]22日，又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17]同时，在御用报纸上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社会上纷传“是英士先生所为”。[18]

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为剥夺陈其美的兵权，任陈为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陈以处理沪军政事项迟迟不就职。袁世凯曾以授勋位、赠巨款笼络，均被陈拒绝。民国建立后陈其美随着孙中山由政治革命转为社会革命，他也把思想集中到实业建设上，在当年1912年7月1日辞去了工商总长后，随孙中山在国内外各地视察。袁世凯对陈其美忌恨在心，诬称陈其美杀了宋教仁。

陈其美与黄兴、于右任等密商对策，认为此案不破一者愧对死者，二者引起革命党内同志之间疑忌，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他们出一万元的赏格，要求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缉拿凶犯，并派人参与破案。于3月23日夜，上海英、法租界捕房巡捕在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捕获了宋案谋杀犯应夔丞，24日又在应宅捕获行凶犯武士英，并搜出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应犯密谋杀害宋教仁的电函多件，刺杀宋教仁的“主名”正是袁世凯，举国哗然。袁世凯为了灭口，又先后将武、应、赵谋杀。武士英在狱中暴死。1914年初，应夔丞在上海越狱逃出，到了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诺言，袁世凯密令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于1月19日在京津铁路火车上用电刀将应夔丞刺死。赵秉钧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2月27日，赵在天津督署（宋案真相暴露后，赵已于去年1913年7月16日辞国务总理，于12月16日，赵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突然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人们意识到是袁世凯“遣人置毒羹中，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

孙中山在日本长崎获悉宋教仁被刺，知必有政治背景，于3月22日，自长崎致电国民党本部：“闻钝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于23日下午，偕随行人员及宫崎寅藏等由长崎乘天津丸回国，于25日上午9时30分抵上海三马路新关码头。陈其美及军警官员等到码头迎接。登岸后即至同孚路21号黄兴寓所，对宋教仁被刺极为悲痛，对黄兴说：“不意海外归来，失此良友，为党为国，血泪皆枯。”“此事，务须彻底根究。”言时泪下。[19]

当晚，在上海的革命党重要成员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在黄兴寓所集议，大家都明白，宋教仁案乃是袁世凯集团制造的政治谋杀事件。但在对策上，意见分歧很大。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他认为“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凯阴谋消灭国民党革命势力以便帝制自为，全党同志为此极为悲愤，必须乘机立即调集各省兵力，一致声罪致讨。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不久，对于各方面的阴谋布置还未妥帖，推翻较易，切不可延误时机”。[20]但黄兴不赞成这个主张，他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民国已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21]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征求胡汉民、谭延闿的意见，再行决定。第一次讨袁会议，只议定出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后胡、谭复电均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

孙中山还准备亲自赴日寻求日本政府的援助，黄兴和其他同志多不赞成。黄兴认为：“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而且袁世凯反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各国求援。”[22]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知道国民党和他已是水火不容，便积极进行战争准备。4月7日，北京参谋部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辫子兵统帅张勋，令其整军待命。

4月13日，国民党在上海静安寺张氏味莼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自上午8时至下午6时，各界团体来致祭的有二万多人。

孙中山因事、黄兴因病未出席大会，都送了挽联，孙中山写的一副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23]又一副是：“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原、一坡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24]

黄兴得知宋教仁是袁世凯所杀，在挽联上写着：“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赵秉钧，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25]

北京、武汉等许多大城市以及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等地，先后也举行了追悼大会。国民党和各界人士历数袁贼罪恶，异口同声要求讨伐袁世凯。“全国人心鼎沸，‘国贼！国贼！’之声震于寰宇。”[26]

袁世凯为了准备武力镇压革命党的讨伐，于4月26日，派内阁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到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英法德日俄）银行团签定了借款2500万英镑的合同。

4月27日，孙中山向五国银行团声明：袁世凯属非法借款，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上海6万人集会，揭露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政治阴谋和违法借款的行径，要求袁世凯辞职。

5月5日，湘、赣、皖、粤四省国民党员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联名通电反对北京政府违法借款。

国民党已料知袁世凯必将撤销国民党员谭、李、柏、胡四人都督职务，孙中山主张四省都督先发制人，联合通电声明，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但是，黄兴不赞成这一主张，他认为：“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反袁的军事准备。”[27]

5月24日，《上海时报》载北京专电一则：“袁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28]这是袁世凯公开在向国民党宣战。

6月12日，孙中山将筹集的5万元款交黄兴作为部署讨袁的经费，黄兴用此款除布置上海、南京讨袁工作外，并派宁调元、熊樾山赴湖北组织机关，派谭人凤赴湖南运动军队讨袁。

6月18日，孙中山由上海到澳门，当日，约陈炯明、胡汉民在陈派出巡视的军舰上，商讨武力讨袁问题。陈、胡虽然赞同讨袁，但顾虑手下军官思想不一致、商界也怕乱。经孙中山再三疏导，陈炯明才同意湘、赣、皖、粤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独立。

孙中山在澳门到医院看望了病危的长女孙娫。23日晚，由澳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酒店。次日，《早士蔑西报》记者来访，记者问北京时局和广东情形怎样？先生言词中回避革命党讨袁问题，说：“吾之政治手续，业已完竣，故现在情形若何，吾不能相告。”关于广东情形回答说：“此次吾未到省，故情形如何，闻知甚少。”还说：“宋教仁被杀一案，吾甚恶之。”

孙中山离澳门的第三天，25日，孙娫病逝。孙娫1895年生于翠亨村，民国成立后，留学美国，与孙科同读于加州柏克莱大学，成绩优异，因病东归。1931年，迁骸故乡，并立墓碑：“显十九世祖妣孙姑娫之墓。”

6月29日，孙中山由香港到上海，即到李烈钧住处继续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

当国民党在行动上迟疑不决和思想上发生分歧时，袁世凯已开始施展了各项反革命的措施。他借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于6月9日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撤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他对湖南都督谭延闿（已加入国民党的前清湖南咨议局长）也不放心，派特工人员把湖南的军械库炸毁，使谭无力反抗。

接着，袁世凯又进一步拟定了军事计划，决定分三路大军南下：第一路由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两部，由京汉线南下进军江西；第二路由冯国璋统率张勋、雷震春等部沿津浦路南下进军南京；第三路由倪嗣冲统率，由汴梁、周家口经颍州、正阳关及太湖方面进攻安庆。同时，派海军中将郑汝成、海军次长汤芗铭率海军协助作战。

在袁世凯向五国借款后，孙中山令胡汉民回广东宣布独立，胡态度犹豫，回答说：“时机尚未成熟。”令陈其美在上海发难，陈也一筹莫展；只有李烈钧响应最坚决。于是，孙中山派他返回江西加紧准备，并商定由黄兴促使南京独立，但南京部队（第一师与第八师）军官之间意见不一致。黄兴还是主张“加强国民党议员力量，利用国会进行合法斗争，达到推翻袁世凯的目的”。孙中山认为：“国会乃口舌之争”，对谲诈凶悍的袁世凯，“法律无抵抗之力”，非以武力解决不可。孙中山在气愤之下，派朱卓文从上海携款2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几个营连长，杀掉师长（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旅长后宣布独立，他要亲自到南京主持讨袁。不料，未被“运动”的营长、连长向第八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黄恺元报告了这个消息，并主张先发制人，除掉这几个营连长。幸好，王、黄两人支持反袁，便嘱咐告密的人，要极端保密，不要再告诉别人。他们二人于7月13日午后，仓卒赶到上海向黄兴说明情况，请他赴南京组织讨袁军，并嘱咐黄兴说：“千万请孙先生不要在此混乱时赴南京，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请孙先生组织政府。”[29]

黄兴见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急不可待，恐革命队伍内部和同志之间发生内哄，便决定亲往南京组织讨袁军务。黄兴当即往见孙中山，向他表示自己愿赴南京举兵讨袁，并劝孙中山在初举义旗时，暂勿赴南京，俟创立一个局面后，再前往主持，并说：“南京独立后，须有上海方面的兵力财力的支援。在上海督促陈其美赶快占领上海。”[30]孙中山表示同意。黄兴派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当夜赶回南京进行布置。

黄兴自武昌起义之后，虽在政治思想上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但他这种为了顾全大局、舍己从人的高尚情操，却是令人尊敬的。

7日14日晨，黄兴偕同眷属装成游览的样子，乘火车到达南京。当晚，在陈之骥住宅开军事会议，参加会的有南京第一师师长章梓，第七师师长洪承点，第九师师长冷遹，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等。会上，决定了出兵计划，第九师加上从第八师中组成的一个混成团，共同配合，在蚌埠铁路沿线抵御冯国璋的南下军队；第一师和第七师布置在淮、扬一带，防守长江要塞，阻止张勋部前进。

被袁世凯撤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也在湖口组织了讨袁军，已于7月12日发表讨袁通电。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正式开始。

黄兴到南京的第二天早晨（7月15日），即到江苏都督府会晤程德全，要他通电宣布独立，响应李烈钧的讨袁军。程德全被迫宣布独立，黄兴担任讨袁军总司令。江苏所属的徐州、镇江、无锡、常州、苏江、松江、靖江等地相继响应，但程德全本人却以到上海筹饷为名，于7月17日离开南京到上海。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为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派蒋介石到袁军第九十三团（原蒋任团长的沪军第五团）进行发动工作，但团长陈其蔚已被袁世凯收买，避而不见，蒋经过一番工作，只有一个营参加讨袁。与上海宣布独立同一天，广东也宣布独立，陈炯明为讨袁军总司令。7月19日，许崇智（第十四师师长）逼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独立，许崇智为讨袁军总司令。

7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指出：“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火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他号召“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同一天，他在致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各军师、旅、军的通电中指出：“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他号召各界：“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并电斥袁世凯：“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31]

7月22日，上海讨袁军向盘踞在制造局的北洋军进攻，北洋军将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逃登海筹号兵舰，从舰上发炮轰击讨袁军所占领的吴淞炮台。敌军坚守制造局，讨袁军多次进攻未下。蒋介石率领的袁军第九十三团起义的一个营，营长张绍良在战斗中阵亡，讨袁军退到闸北，被英国军队缴械。至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彻底失败。

7月23日袁世凯发表命令，捉到黄兴赏洋10万元，捉到陈其美赏洋5万元。袁世凯接到孙中山电斥后，于24日又补发一道命令：“销去孙文筹办全国铁路之全权。”25日，湖南宣布独立，8月4日，四川宣布独立。

江苏宣布独立后，第八师组织的混成团在团长刘建藩的指挥下，向江北发起进攻。但在该团尚未到达前线与第九师会合时，第九师指挥官迫不及待，首先单独与敌军交锋，不久即被击溃。当混成团进入阵地时，因人数不多，只能采取防御战术，坚守待援。与此同时，陈其美、钮永建进攻上海七昼夜不下。孙中山派吴玉章携带2万元，组织一批人去炸毁曾归向革命，但后来又被袁世凯收买的肇和军舰，使上海能再支持一个时期，以挽救危局。但派出去的爆炸队汽车经过法租界时被阻，不得已而返回。此时，又传来江西失利的消息。南京将有三面受敌的危险，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见形势危迫，深恐黄兴悲愤自杀，日夜守在黄兴左右，并劝黄兴离开南京回上海。黄兴见兵力失援，军饷无济，无力再战，于7月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路过上海未作停留，直赴日本。

黄兴离南京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忽转风向，宣布江苏取消独立，使军心大受影响。南京呈群龙无首状况。孙中山派何海鸣到南京坚持讨袁，何海鸣到南京后于8月8日再次宣布江苏独立，并被拥为讨袁军总司令。这时冯国璋的队伍已压到长江对岸，他暗地派人入城指使其女婿第八师师长陈之骥谋叛。陈之骥以召开会议为名，将何海鸣骗入第八师司令部，当即把何拘禁起来，并通电取消江苏独立。第二天，众人见不到讨袁总司令，及至知道被陈所执，第八师士兵愤慨之下，冲入师司令部把何救出，并要捉拿师长陈之骥，但陈已乘机在混乱中逃跑。何海鸣于8月11日再次宣布江苏独立，通电取消前天“取消独立之通电”。

冯国璋在策划陈之骥叛变时，又令张勋辫子军拼命向南京进攻。张勋以袁世凯所封宣抚使名义，向讨袁军招降。南京卫戍团，在团长吴浩率领下，狠狠狙击辫子军，辫子军伤亡甚重。南京卫戍军与城内的讨袁军始终坚守阵地，至9月1日，终因弹尽援绝，无力抵抗，南京因而失守。何海鸣先已逃走，吴浩率一部分队伍仍留在城内三牌楼附近，准备巷战。德国领事馆出面斡旋，让冯国璋停止进攻，并护送吴浩和部分部队乘轮去上海。

此后，各地讨袁相继失利。8月6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8月9日福建宣布取消独立；8月11日广东失陷；8月12日湖南宣布取消独立；8月13日上海讨袁军瓦解；8月18日江西义军战败；四川宣布独立在最后，失败也最晚，至9月12日，重庆才宣布四川取消独立。凡宣布取消独立的各省，都是在主持讨袁军事的革命党人败走后，由辛亥后投机混入省府的政客出头来主持。也有辛亥后逃跑隐避起来的反动官僚，乘机进行反革命夺权，如安徽的胡万泰，湖北的黎元洪。其实，黎元洪早已向袁世凯表了忠心：“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搘柱决心无瞻顾。”他一直为袁世凯效力，曾杀害黄兴派往湖北组织讨袁的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等。经过两个月的鏖战，袁世凯把所有残存南方几省的革命力量全部摧垮了。

孙中山于8月2日偕胡汉民、李朗如、梅光培等搭德国约克号邮船离开上海，计划转入广州在粤省再举。

3日，孙中山抵福州马尾，当日下午3时，福州日本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到马尾会晤，说明粤局急变，万勿冒险。劝孙中山赴台湾，观察局势，再定行止。孙中山在上海时曾得黄兴报告广东进展尚属顺利，仍坚持赴粤。但此时广东局势恶化，龙济光已效忠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进行屠杀。多贺宗之再三陈述粤局已有变化，香港也将拒绝登陆，万勿身临险地。孙中山见多贺劝阻恳切，稍作沉思，翻阅地图后，说：“不得已我惟再赴日本，可与同志集议，再作决定。”多贺又劝阻说：“日本当局对中国时局虽采取不干涉原则，但到日后，能否获得便利，尚不敢知，何如先行赴台，稍作停留，并愿电告台湾日本当局予以协助。”孙中山沉思后说：“晚9时，再作决定。”晚9时，多贺乘小艇又来谒劝。孙中山从其言，先赴台湾，离开德轮约克号，登上抚顺号日轮。船长命船员严加戒备，以防不测。多贺当夜在船中相陪。孙中山吩咐李朗如、梅光培赴香港进行反袁活动。令胡汉民随他赴台湾活动。并对梅光培说：“你由美洲万里归来，志切革命，今不幸失败，去国日久，回来人地生疏，钱财不可不多带。”即将仅有的600多元递给梅光培。梅光培知这是孙先生身上仅有的钱，而先生赴日，不可无款，不愿接受，孙中山坚持要给他，两人相持甚久，胡汉民说：“先生所予，不可不受，至先生方面，余处尚有款，可以无虑。”梅光培听了胡的话后，才把钱接了过去。4日，孙中山一行乘日轮抚顺号离开马尾抵台湾。

4日，袁世凯密电香港的爪牙，暗杀孙中山。指示：“匪首孙文，前日乘德公司船赴港，望速密商宝璧等舰，佯往欢迎，接赴粤省。诱上舰后，出口处死沉海。”并允事成之后执行人员除补官赏勋外，并奖洋10万元。

4日上午11时孙中山一行到台北，先生身着黑色西装，由护兵兼招待员村田省藏等人陪同，下榻御成町梅屋敷旅舍（即后来的中山纪念馆，该馆1986年因地铁施工，迁到中山北路）。

梅屋敷兼营酒店，店主选派艺妓静子、五郎二人服侍先生。由护兵日人村田省藏等二三人陪同午餐，“先生不爱多言，只有微笑，食量不多，亦不嗜酒”。静子服侍最殷勤，自先生临舍，至离去，送至大门口的人员中，都有她。

台湾总督佐久，对孙中山到台湾，惶恐不安，怕的是台湾抗日志士与孙中山联系，一面佯示欢迎，一面在梅屋敷旅舍大门、四周派便衣宪兵，以保安为由警监。

孙中山午餐后，欲挥毫纪念，店主人大和宗吉，取砚磨墨献前，先生展纸写了“博爱”二字，落款署以孙文，此幅赠大和宗吉。大和胞第藤井悟一郎，还是少年，知孙文是中国伟人，趋前观看。孙中山手抚藤井悟一郎，说了几句话，又挥毫写成一幅，是“同仁”二字，也署名孙文，赠藤井。兄弟二人视如墨宝，十分欢喜。有人将孙中山的几句话翻译给藤井悟一郎，说是的“要勉学成人”，告诉他孙文就是孙逸仙，藤井极为兴奋感激。先生所用的砚台，藤井一直珍藏在家中。

是日，天气晴朗，先生移步庭院。静子、五郎二人各执一幅墨宝，请先生与他们合影，先生立在中间，笑容可掬，摄成电影片。先生又闲步于院内小假山，也被摄入电影片。摄影者，是台湾唯一的电影业高松丰吉及其带率来的技师。

孙中山到台湾，给革命志士很大鼓舞，正在组织发动抗日队伍准备收复台湾的同盟会党人罗福星等人，在日本当局监视下仍见到了孙中山。罗福星向孙中山报告了台湾革命发展的情况。孙中山指示他要与大陆革命同志联络，以取得成功。罗福星在孙中山离台湾后，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于8月19日派金星桥持他本人的信函赴福州找闽督孙道仁联系。

罗福星去年1912年5月在广州向孙中山表示他要收复台湾，孙中山对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收复”，并指示他与福建、广东军政界联系，以取得人力、武装等方面的支援。之后，罗福星到台湾极积开展活动，他打扮成商人，以台北大稻埕大瀛旅社等处为基地，联络抗日爱国志土，组织了同盟会支部，对外用“华民联络会馆”名义发展革命势力，并派同志到台湾南北各地建立同盟会分部，分别用“观音会”、“父母会”、“兄弟会”、“老人会”、“同胞会”、“神明会”等代称。用“母氏”代称孙中山，用“婶母”代称黄兴。不到一年，参加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三点会、华民会、革命会的人数有1500多人。

于本年1913年4月21日，罗福星等领导人在苗粟召开了台湾同盟会支部代表大会，动员做好准备举行起义，会后又发表了《大革命宣言书》，说明光复台湾得到孙中山、黄兴革命领袖和大陆人民的支持与配合，指出：“日本亡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绝我生命，其苛暴恶政，无所不用其报”，“台湾人民，刻已翻然觉悟，均当以鲜血一洗前此之耻辱”。《大革命宣言书》秘密散发台湾各地，许多人捐资、筹款支持，有的组织决死队准备参加起义。7、8月间，黄兴先后两次派人到台湾了解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转达了革命党对台湾同胞关怀和支持。广东都督府派革命党人吴觉民到台湾会见了罗福星，表示配合共同斗争。

罗福星于这次（8月4日）向孙中山报告台湾形势发展情况并得孙中山指示后，继续投入发动工作，队伍逐步扩大，仿照大陆革命党武装编制，设旅长（率千人）、团长（率百人）、排长（率十人），由收复台湾的十二志士之一的江亮能任司令军长。

台湾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从10月开始，在台湾各地大规模搜查，逮捕了大批同盟会党人和抗日志士，并进行审讯拷打。

罗福星认为，若停止活动，必致丧士气。10月22日晚，罗福星等人在旅馆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勉励党人继续展开斗争工作，他本人表示“若我不幸被捕，我必出以坚强之意志，断不泄漏机密。为革命献身，慰三百余万之同胞，以留功绩于我政府之历史中”。他给福建都督孙道仁写报告，请出兵台湾，配合举义。

在此期间，敌人加紧搜捕，苗粟打入敌人机关的革命党人全部被捕。罗福星为暂避其锋，转到淡水，躲在一户农民家中，被敌人侦悉，于2月18日深夜被捕。在此前后，被捕的革命党人及抗日群众共达一千多人。

罗福星在敌人狱中和法庭上严正斥责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罪恶行径。敌人让他写供状，他却写了一篇《自白书》，叙列了日本官虐待我台湾同胞的罪行。他还写了许多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念和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的诗词，如：“军乐扬扬列队过，天朗风清感慨多，男儿开口从军乐，同唱台疆报国歌。”“海外烟飞空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轻生爱自由。”

他在《视我民国词》中写道：“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沽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尚。”每句之首字组成“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个字，表现出他对新生的共和国和孙中山的热爱。

敌人在苗粟设临时法庭，对罗福星等500多台湾抗日志士审讯。罗福生临刑前写了“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的对祖国对人民无限赤诚的语句。1914年3月3日，敌人用绞刑将他杀害，年仅30岁。

罗福星是辛亥革命中为收复祖国领土台湾而战斗并献出生命的伟大的革命家。他的业绩与台湾并存，他永远活在台湾人民心中。

孙中山多次提到要收复台湾，在他逝世20年后1945年l0日25日，台湾才回归祖国。台湾是祖国的领土，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企图割裂台湾离开祖国，都是全民族的共同的敌人。维护祖国“领土之统一”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遗教，每个爱国者、爱国政党都应坚守这一原则，为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与完整而斗争。建立政党必须志在爱国利国，而分裂主义者，志在损国害国，决不给这类分子或团体活动之权。

孙中山于当日8月4日（1913年）下午2时离开台北梅屋敷旅社，经基隆赴日本。

日本的山本权兵内阁，事先已接受袁世凯的不准孙文在日本登陆的要求，指示警署监视。8月9日晨7时，孙中山乘的日船信浓丸到日本神户港。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带警官队登船搜查。船长郡宽四郎是孙中山旧友，机智地把他藏在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之后，郡宽四郎从办公室走出来，问警察长：“什么事？”“船长，我们来搜一个姓孙的船客。”“姓孙的？这样的船客，我没注意到。”“中国前总统逃亡在这条船，船长不能隐藏呀！”“不会。”郡宽举起一只手又放下，接着说：“孙总统我认识他，他从前以国宾的身份来过日本，我见过他。如果他来搭本船，我不会不加注意。”郡宽随即把办公室的门打开让警官们进去。“请坐下，拿名册给你们看，如果还有怀疑，那就请搜查。”郡宽镇静自若地应付。“船长，我们一方面查看搭客名单，一方面还要搜查，但用不着很长时间。”郡宽令一等航员集合，帮助搜查，警官们将帽带拉紧后，分为四队，开始搜查。谁知查了三个钟头，甚至连锚库都搜查了，也没搜出姓孙的船客。只有船长办公室和那间小屋是例外，因为要搜查船长办公室，必须有指挥所的命令，而且船长又事先请他们进去喝了茶。警官离船后，郡宽进来敲门，孙中山紧握着郡宽的手连声道谢，表示感激。[32]

萱野长知、古岛一雄、寺尾亨等从东京赶来登船访见。闻警官们在船上搜查情况，已知孙中山处于危急状况。

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对中国革命热诚支持的日本朝野名流、著名志士、企业家犬养毅、头山满、古岛一雄、梅屋庄吉、萱野长知、松本幸次郎、三上丰夷、菊池良一等，对孙中山进行紧张的援救工作。他们认为：“对这个逃亡而来的人，非设法保护不可。”头山满对古岛一雄说：“要问一问孙文本人的意见如何，如果他希望在日本停留，那就要尽一切力量使他停留在日本。”孙中山当时决意在日本停留。于是他们立即到伊豆长冈别墅找犬养毅。犬养毅也同意孙中山登陆，并说：“我现在到山本那里去和他商量，不要把事情搞糟，我相信我会说服他的”，他又告诫古岛一雄一些注意事项，即回东京与山本首相商谈去了。古岛一雄、萱野长知、菊池良一齐往神户布置。

当古岛出去快要上船时，有一人手拿一封电报，从后面追上来，古岛接过一看是犬养毅打来的，上写着：“山本已答应，通知孙文。”

古岛拿着电报去兵库县知事处交涉（因神户是兵库县首府，须与兵库县知事交涉）。知事嘱咐：“上陆时，要秘密，不要给人家看见。”

川崎造船所所长松本幸次郎，在诹访山有一所别墅，他们选定这里为孙中山的避难处。晚9时，萱野长知、松本幸次郎、三上丰夷乘汽艇，秘密驶近信浓丸，孙中山登上汽艇后，他们在港内转了一圈，未在码头上陆，而由川山崎造船所上岸，他们步行上诹访山进那所别墅。已至晚11时。

宋跃如因与孙中山和革命的关系，一天夜里家中遭到子弹袭击，门窗被打破，他携家眷已逃到日本，于8月4日抵神户。孙中山立即打电话请宋来，他们谈话到午夜1时。

孙中山在神户诹访山温泉境内的松本幸次郎的别墅隐藏了一周的时间，在东京的古岛一雄、头山满、立宪国民党干事长前川虎造，还有美和作次郎商议把孙中山接到东京的行动计划。东京和神奈川县的警方也做了一切戒备，派一批警察，采取了严密保护措施。8月16日晨4时，孙中山在菊池良一的陪同下离开诹访山别墅，到和田海角秘密搭上路过神户的大阪商船会社的襟裳丸，于上午9时离神户赴东京。

袁世凯又通过驻日使馆，组织暗杀团，计划孙中山抵东京时进行谋害。犬养毅、头山满、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寺尾亨等日本友人得知这个消息，一面组织了“刺客击退团”对孙中山严密保卫；一面转告先到东京的廖仲恺、何香凝等中国革命党人，叫他们加强防范工作。

为了确保安全，他们安排孙中山在中途上陆乘汽车直往东京。17日晚9时，襟裳丸到横滨附近的神奈川县富冈海岸（今在横滨市内），神奈川县警察部长、水上警察署署长、前川虎造、美和作次郎四人乘水上警察署的小汽艇已在这里迎候。孙中山下襟裳丸，换乘小船快进丸，上岸后，乘汽车从市外绕道驶向东京赤坂灵南坂头山满的住宅。还有一辆汽车随行，载着头山满派来的门下壮士进行保卫。到头山满寓所，已是次日8月18日天将亮的时候了。孙中山与头山满、古岛一雄互相握手，祝贺平安无事。

孙中山有感于日本友人们在危难中援救，在头山满宅挥毫书联赠头山满，其词是：

西谚曰血重于水，

东古训唇齿相依。

头山先生正，孙文。

之后，由头山满宅又转移到邻近的赤坂灵南坂町27号海妻猪勇彦家中，当天晚上又从后门走出，乘汽车到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23号）梅屋庄吉家中。表面上是住在头山满的邻家。知道底情的，只有参加援救工作的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古岛一雄、萱野长知、菊良池一、宫崎滔天几人。

虽然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同意孙中山留居日本，但袁世凯的爪牙仍在暗中探询企图刺杀孙中山。

头山满派四名壮士，住在梅屋庄吉宅内，进行保卫。梅屋庄吉家中也备有手枪防卫。

孙中山隐避在梅屋庄吉家中，也不外出，对外联络，由梅屋庄吉担任。孙中山有时用梅屋庄吉的汽车去接亡命日本的同志。

参加讨袁的国民党人中层干部，北方各省的多托庇于天津租界；长江各省的匿迹上海；两广和云南贵州的逃往香港、澳门；主要领导成员到东京。汪精卫在民国初年，受袁世凯10万元赠款远游欧洲，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才东归日本。讨袁之役失败，孙中山大哥孙眉携眷由家乡移居澳门。

9月15日，袁世凯通令缉捕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朱执信、邓仲元、谭人凤、熊克斌等革命党领导人。在二次革命中死难的革命党人，据1914年7月的统计，将近1万人。之后，武职人员（旅长以上）和文职人员（厅长以上）被通缉或捕杀的不计其数。前重庆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和广东籍众议员伍汉持在天津被杀害，江西籍众议员徐秀钧在南昌被杀害。也有变节卖身投敌的，如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洪承点等人，成了袁世凯的无耻政客。也有因革命理想破灭，见袁世凯窃去国柄，国家又陷入黑暗深渊而愤不欲生的，如在四川革命军中任书记的同盟会员任鸿年，在杭州烟霞洞投井自尽；[33]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同盟会员黄扶庸、邓慕芬在讨袁失败后，因龙济光在广东捕杀革命党，她俩走投无路，同投肇庆鼎湖山下的飞水潭。黄扶庸在遗书中，表达了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夺的沉痛心情：“嗟夫，已死志士，昔之革命希望共和者，其结果今竟留与他人乐帝王矣！”[34]也有逃避现实、出家为僧的，如南京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在杭州一个小庵内修闭关法，直到因病圆寂；[35]南京八师的陈裕时旅长在家学佛，参访汉、蒙、藏佛学大师，抗日时期病死于重庆。[36]也有从此销声匿迹的，如南京卫戍团团长吴浩，在上海被敌狙击受伤，因抢救及时得以脱险，后避居家乡无锡陆区桥，老死牖下。[37]

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向封建势力大妥协，未将革命坚持到底，没把反革命势力的代表集团和人物彻底消灭和打下去，相反却把他们举上来，放弃胜利战果，全国的政治、军事几乎皆被大大小小的反革命官僚和军阀所控制。所以，他们发动的二次革命，仅坚持了48天就以惨败而告终，但它却拉开了孙中山为挽救民国而艰苦奋战的序幕。

第二十二章　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护国战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朋友们的帮助下，留居东京，继续策划讨袁工作，发动三次革命。

孙中山早年的朋友和热情的支持者爱国志士宋跃如，带着家眷逃到日本神户，后来迁到横滨，在海滨山上赁的楼房里住下。他继续帮助孙中山处理一些英文电函。长女宋霭龄仍担任孙中山秘书工作。宋跃如、宋霭龄父女俩几乎每天到孙中山寓所去。

1913年夏，宋跃如二女宋庆龄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并获文学士学位。她决定回国投身于大革命。离开梅肯城经波士顿，横穿美国大陆，到达加利弗尼亚伯克利时，接父亲电告：说要追随孙中山先生流亡到日本。叫她“推迟行期”。她在伯克利停留了十多天，住在姨丈温秉忠的一个朋友家中，“到处观光，也去舞会和剧场”。[1]途经檀香山时，又观赏了这个热带海岛的风土人情。她于8月29日抵日本横滨，父亲宋跃如到码头迎接。第二天晚上9点50分，由她父亲宋跃如、姐姐宋霭龄陪同到东京拜访孙中山。她怀着仰慕的心情向孙中山致意，并带给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弗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2]

9月16日以后，宋庆龄在父亲、姐姐陪同下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到9月25日十天内，共有八次之多，并与国民党要人张继、马素（1912年孙中山为对外宣传政治方针在上海创办英文《民国西报》，马素任该报总编兼发行人）等相识。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向》专栏内记载：

16日，“上午9时50分，宋氏姐妹带着中国随从来访”。

18日，“上午10时20分，宋嘉树的女儿姐妹一起来访”。

20日，“上午10时，宋氏姐妹来访，11时40分，妹妹离去。下午2时10分，妹妹又来访（4时20分，三人离去）”。

21日，“下午6时45分，来访的宋嘉树女儿二人同乘汽车外出，至神田区北神保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门前，宋的两个女儿下车……”

23日，“上午9时40分，宋氏姐妹来访。下午4时半，孙（孙中山）与马素、宋氏姐妹一起分乘二辆汽车外出，顺路到神田今川小路2番102号宋家，又到赤坂青山北町6番53号下田歌子家访问，6时离开，将宋氏姐妹及马素送回神田宋家，自己于6时半回到住处”。

24日，“上午9时，宋嘉树的女儿姐妹来访。下午2时10分，宋氏姐妹和国民党杨干事长一起离去”。

25日，“上午11时，宋氏姐妹来访，下午4时20分离去”。[3]

从这个记载，可了解宋庆龄频繁地出入于孙中山寓所的情况。

宋庆龄自幼在父亲宋跃如影响下，对革命事业热爱、对革命家孙中山仰慕，而现在她已是一位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她对革命事业的热爱、对革命家孙中山的仰慕感情更加成熟深厚。她愿意来到孙中山身边。

如今的孙中山已是流亡者的身份，他领导的革命党已被袁世凯镇压溃败。但宋庆龄和她的全家人都相信孙中山“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由此看出宋氏父女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的品质。

此时，宋跃如正患肾病，宋庆龄分担父亲协助孙中山处理文件等工作。

1914年春，革命党重要成员聚集东京，筹谋解决国内局势恶化的方针办法。孙中山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特别对黄兴自辛亥后许多违背他的意见的做法，颇有责备。在南北和议时，孙中山主张宁可开战，决不让步，但黄兴不赞成；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用武力先发制人，黄兴也不肯听从；之后，孙中山要到日本借款，黄兴又力阻其行；孙中山拟亲赴南京兴师讨袁，黄兴也阻其前往。最后，黄兴自告奋勇亲往主持，又遭挫败，全局瓦解。

孙中山鉴于民国成立后和二次革命中，党内纪律涣散，行动不统一，三次革命讨袁难以进行，决定改弦更张，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为了使革命党能够恢复民国前同盟会时期的战斗精神，必须加以严格的整肃。对于仍有志于革命救国、志愿参加的党人，必须各具誓约，服从党魁一人命令，表明为挽救祖国，愿牺牲一切，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孙中山后来在（1914年4月18日）给邓泽如的信中，详细地说明了他改组国民党建立中华革命党和在党章中规定必须服从他的命令的原因，他说：“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关于袁氏受命为总统一事，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其余建都南京，及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生，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黄兴的主张和孙中山又有不同。他认为，亡命日本的党人，都是因参加讨袁而被通缉的，不应在这个时候对他们严格加以整肃，而应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反袁的力量，并表示他个人决不参加。而且他还请胡汉民、汪精卫设法婉劝孙中山改变这种做法。[5]胡、汪二人和孙中山谈过，见他态度异常坚决，为暂时照顾他的情绪，他们都勉强按规定做法履行了入党手续。[6]

黄兴以为长此在东京相持下去，恐同志之间矛盾加深，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决定以疗养胃病为词，离开日本，远游欧美，以便使孙中山行其所是。临行前，他向孙中山表明，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孙中山对黄兴也甚表关怀，电告美洲支部曹亚伯等为黄兴照料旅居。[7]黄兴于1914年3月，携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唐月池、秘书石陶钧、李书城，由日本乘轮赴美国。抵旧金山时，曹亚伯、黄伯耀等同志及美国移民局官员上船迎接，中外人士鹄立码头欢迎者万余人。

1914年3月，孙中山由于紧张的工作，饮食不当，影响了健康，27日患腹痛，宋庆龄与姐姐宋霭龄到孙中山寓所进行护理。从5月24日开始，宋庆龄单独前往。姐妹俩同去次数日渐减少。6月，宋霭龄准备着与东京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子第75代旁系裔孙孔祥熙结婚事，宋庆龄代替姐姐帮助孙中山做些文书工作。这时，因为工作的需要，宋庆龄几乎天天都到孙中山寓所。

这时的革命党，不仅思想上不一致，而且在组织上也呈现出溃散状态。“在国内贤者死事，不肖者变节，即亡命海外者，亦多堕志他图。”[8]“谈及将来事业，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团体几于一蹶不振。”在这种状况下，“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需要进行一番怎样艰难的工作，是可想而知的。

此时，陈其美积极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工作。有人说陈是“投机”、“挑拨孙、黄关系”，这不符合史实。1915年2月4日，陈其美致函黄兴，诚恳地希望黄兴归来共担革命大业，与孙中山“携手同仇”：“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在信中说：“今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致分歧；悬目的以为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说陈其美挑拨孙黄关系是没根据的，事实说明陈是促进孙黄的关系。并且陈其美也曾维护黄兴的声誉，上海商人说黄兴有存款若干、置产若干，陈其美为其辩白，说：“断无此事。”报纸登载黄兴在东京建造房屋，陈其美也向日本朋友辩解。后来在宫崎的回信中知道黄兴在东京建造的房屋不过是简易房，为了节省房租费。陈其美与黄兴是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态度上积极与消极的差异，而没有地位之争，说陈其美挑拨孙黄关系以取代黄兴的地位，这是不正确的。孙中山对陈其美的重视，在讨袁战争中倚为革命的“唯一柱石”，是陈其美的革命功绩和革命本领取得的。陈其美战斗的一生是在为孙中山的革命部署、计划、理想奋斗中度过的。他曾对胡汉民说：“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只在半山。”[9]陈其美是孙中山始终不渝的忠实助手，尤其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艰难的组织中华革命党过程中以及在以后的讨袁护国战争中表现得更为出色。

参加中华革命党较早的有廖仲恺、何香凝、邓仲元、陈其美、朱执信、林伯渠、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到了4月中旬，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四五百人。[10]

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的有8省成员，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

7月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孙中山就总理职，宣读誓词如下：“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孙文（指模）。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并公布孙中山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其中规定党的宗旨是：“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1]会议还讨论决定了领导机构。协理一职，留待黄兴归来；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事部正部长许崇智，副部长邓仲元；政治部正部长胡汉民，副部长杨庶堪；财政部正部长张静江，副部长廖仲恺。

9月1日，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通告美洲和南洋各地革命党组织，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都依《总章》第七条规定填写誓约，履行入党手续，要求全体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12]

9月，宋霭龄与孔祥熙要回上海结婚，她向孙中山提议，让妹妹宋庆龄接任秘书工作，孙中山表示同意，宋庆龄也欣然接受。从此宋庆龄正式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这年她21岁。

之后，宋跃如夫妇带着两个儿子宋子良、宋子安也回到上海。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些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如钮永建、熊克武、李根源、章士钊、林虎、彭允彝、张孝准、章梓、冷遹、白逾桓、程潜、覃振、周震鳞、程子楷、赵正平、杨时杰、陈强、殷汝骊、钟才宏、欧阳骏声等一百多人组织了欧事研究会。[13]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大家的认识逐渐趋向统一，认识到，过去确实由于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没有听从他的指挥，致使两次革命归于失败。于是大家“立约宣誓、争先恐后”，陆续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也随之解散。据欧事研究会成员仇鳌先生回忆：“不少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对于立誓约按指模，也感到难堪，后来渐渐认识到过去的失败，确是有负于中山先生，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领袖，是断难成功的。大家有了这样的认识，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也就一天天多起来。”[14]周震鳞回忆说：“欧事研究会的同人，逐渐认识到革命组织不可分裂，我原先因为不同意中山先生所要求的填写入党誓词和打指印的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但我是始终反对党内派别分立的，此刻在覃振同志的力促下，就按入党手续参加了。同时李烈钧等也陆续办理了入党手续。中山先生大为嘉慰。从此，一般革命同志，皆能蠲除成见，又复团结在中山先生统一领导之下，继续共同进行艰苦的革命战斗。”[15]

一些日本朋友也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党机关设在涩谷附近的青山六丁目，孙中山也住在那里。居所书斋及会客室均为日本式，室内除图书外，无其他布置。孙中山在寓所，有时著和服见客，外出则经常著企领民装（日本学生服），很少穿西装。革命党在东京设法政讲习所，培养政治人才；在大森设浩然庐，培养军事人才；以《民国杂志》（5月创办）为机关刊物，进行政治宣传。《民国杂志》的发行人是居正，编辑胡汉民，撰述人有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夏声。

奸黠狡诈的袁世凯得知革命党在东京东山再起，派蒋士立携款50万元到东京，在驻日公使陆宗舆的配合下，对革命党人进行收买分化。其方法：一是资助回国，予以政治地位；一是在国外休养，予以优裕生活费；还有就是资助留学。革命党中果然有意志薄弱而投奔蒋士立门下者。孙中山召集廖仲恺、居正、田桐、覃振商议防范措施，决定由总部筹款，设上野旅馆为对应机关。湖南籍年轻党员吴先梅向覃振表示要杀掉蒋士立。10月底，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吴只身赴赤坂区外交街蒋士立的住所，假称有重要文件面交，要蒋在宅门等候。当蒋下楼梯时，吴作递信的姿态，向蒋连发三枪，蒋应声倒在地上。吴举枪喊了一声：“杀了袁世凯的密探！我是革命党！”[16]就逃走了。蒋士立的被杀使驻日使馆人员与袁世凯的爪牙，再不敢在革命党人中进行活动。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许多省县的革命党人发动讨袁起义一直未间断。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过程中，也一直在部署党人回国组织武装讨袁的工作。

1914年1月，孙中山已派陈其美赴大连设立机关，联络东北各省力量策动讨袁。3月，革命党人孙祥夫、刘芝舟、马明远等在大连、长春、公主岭等地设立机关，组织讨袁，被敌人侦悉失败，马明远遇难。

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隐匿在上海。他于1913年10月29日，由张静江做监誓人，在上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当年12月，他到了日本，经陈其美引荐，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他给孙中山写了一份《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其中谈到：“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也。若我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内，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

1914年5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回国组织沪宁讨袁军事工作。当月，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罪行，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一切“爱国之豪杰，共图之”。

6月，被孙中山派到广东进行讨袁的朱执信在吴川、电白、信宜三县组织起义，遭龙济光镇压失败。当月，贵州革命党人凌霄计划拦劫袁世凯交刘显世的武器举行起义，事泄失败。被孙中山派到湖南的李国柱于6月在郴县宣布讨袁。

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后，到上海联络了一些革命党人，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作战计划，准备兵分三路进攻上海，蒋任第一路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小沙渡。另一路进攻上海真如一带。第三路破坏铁路、通讯设施、钳制长江上的海军。但作战计划还未及实施，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蒋的司令部也被查获，搜去了旗帜、文件、枪支、子弹等物资，多名革命党人被捕。陈乔荫、王军山、章得高、陈新民等革命党人殉难。袁世凯发布通缉令，追缉主谋者蒋介石等人。蒋躲在中华革命党人张静江家中。此时，革命党中出现了叛徒，被袁世凯收买，这个叛徒竟是和蒋介石一起攻打杭州的王金发（曾是秋瑾战友，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王金发派密探夜间到张静江家中来捉蒋介石，碰巧蒋到别的朋友家小坐，待回来时见张的住宅周围被许多人包围，就侥幸逃脱了。

在日本的孙中山接到东北革命党人宁孟的报告，称：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已运动成熟，倾向革命，请孙中山派人去主持工作。孙中山认为东三省邻近袁世凯的巢穴北京，决定派人前往。为此，陈其美电召在上海的蒋介石速来日本，蒋于6月抵达后，孙中山便派他和丁景梁两人去东北开展讨袁的组织工作，并叫蒋向日本当局要求把东北和台湾交还中国，并对蒋说：“日本人如果不能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我们国民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你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蒋、丁二人于7月初到东北，“那时候，日本军阀还意图拉拢我们革命党。我（蒋介石）在日本的掩护招待下，在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长春等地住了三个月”。他们数十天的视察，发现东三省死气沉沉，并没有军队倾向革命，“东北王”张作霖配合袁世凯对东北控制很严密，根本没有开展革命运动的余地。最后，日本军人在长春的铁道饭店举行了招待会，蒋介石在会上将孙中山要日本人交还东北和台湾的意思表示出来，并说：“日本要协助中国革命，应该作列强的榜样，首先有具体表示。”主持招待会的日本联队长听了蒋介石的话后，“大为不满，画红耳赤而去”。第二天，就叫蒋介石离开东北。8月底，蒋介石回到日本。9月，蒋介石为处理革命机关被破获、革命党人被杀害的事，一度回上海，不久又返回日本。此后一年时间里，他“遁迹东京，悦志于学，每日朝夕静坐看书习字”，专心研读明代赣南巡抚王阳明的《王阳明全集》、清末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

宋庆龄自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后，积极认真地帮助孙中山整理文件、处理函电、经管革命经费、保管通讯密码、对外联络等，都完成得很出色。她愉快地从事这些工作，她在给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读书的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要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17]她曾自言自语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在和孙中山一起工作中她更了解到孙中山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孙中山的爱国精神、政治思想、生活的简朴、学识、品德、情操等方面对她都有濡染熏陶，她从崇拜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发展到对他产生了爱情。孙中山在流亡国外的危难中也得到宋庆龄工作上的支持和精神的鼓舞，他们不仅革命工作上面配合默契而且默默地相爱了。

宋庆龄在东京和孙中山共同工作了三个月后，于这年11月回国到上海看望已回国的双亲。此时，她心系两方，一个是上海的她的父母，一个是东京她所热爱的孙中山。正像她说的：“我爱父亲，也爱孙文。”她几次往返于东京和上海。

宋庆龄除了对孙中山的事业、精神、威望、学识、人格爱慕外，孙中山在形象、魅力、气度、举止、容貌上堪称是潇洒俊秀的美男子。在共同工作朝夕相处中，宋庆龄对孙中山产生了倾心钟爱的感情是自然的。

1915年初，宋庆龄在东京准备回国时向孙中山表示愿意生活上照料他，愿和他共同生活在一起。孙中山要她慎重考虑，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她对孙中山坚定地说：“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两人在一起”，“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18]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问到宋庆龄：“你能确切告诉我吗？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宋庆龄回答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19]她说的“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是真话，而她说的“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并不确切，这话如同普通中国妇女一样，是很爱丈夫的反义词，如果一个少女只凭“对英雄的景仰”，而没有对他爱的感情力量，突破那样大的阻力，抛开她所爱的父母，私奔到这个男人身边，这是不可能的。实心话应当是“很爱他”。人的语言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复杂的。

袁世凯为分化革命党人，采取各种方式，除了用金钱收买外，又于1915年1月颁布了所谓《乱党自首条例》，规定自首者，不但不办罪，还优予录用。中华革命党内果然有个别人叛党，江西魏调元（前国民政府南京市长魏道明的父亲）潜回南昌自首，出卖人格换到一个县长。

1915年2月21日，定居在澳门的孙中山的大哥孙眉病逝，孙中山闻耗极为悲恸。自辛亥革命以来，海外华侨捐助经费共约七八百万元，而捐献最多的，孙眉是其中之一，共达70万元之多。他眼见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忧愤成疾，抑郁而死。

1915年3月，孙中山由日本东京写信给在美国费城的黄兴，希望他能同仇敌忾，继续共负起革命的重任。信中，孙中山再次说明了癸丑讨袁失败的原因：“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由党人心之涣散。犹忆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及其后也，烈武、协和等相继被黜，静山观望于八闽，组安反覆于三湘，介人复盘踞两浙，而分南方之势，以掣我肘。文不胜一朝之忿，乃饬英士奋起沪滨，更檄章梓倡议金陵。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文雅不欲于兵戈扰攘之秋，启兄弟同室之阋，乃退而任公。公去几日，冯、张之兵联翩南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铁生亦岂至一蹶不振？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尧清、海鸣难为善后，而如火如荼之民气，于是歼灭无遗。……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他殷切期望黄兴能早日东归，再举讨袁义旗，一同担当起挽救共和的大业。信中还说：“二十年间，文与公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战之罪也。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20]

孙中山曾熟读三代两汉文章，又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笔功。他的著述、宣言、函文等结构严密，论述透彻，逻辑性强，清晰易懂，气势磅礴，而富于感召力，在他一生发动、领导激励人民革命斗争中，他的文章发挥了巨大作用。

6月，孙中山召集中华革命党各部长商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派陈其美赴上海，成立东南军部；派居正赴青岛，成立东北军部；派胡汉民赴广州，成立西南军部；派于右任赴陕西三原，成立西北军部。同年冬季，派夏重民、胡汉贤在加拿大组织了华侨讨袁敢死队，机关设在域多利埠《新民国报》社，还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会埃德蒙顿成立了军事社，训练队伍。报名参加的有500多人，孙中山得力的副官马湘就是在这时参加革命队伍的。马湘原籍广东新宁县（今台山县），在加拿大一个农场里当雇工。他智勇过人，厚重笃实，讨袁以后任孙中山护卫直到孙中山逝世。后来，华侨讨袁敢死队又奉孙中山电召，在团长夏重民的率领下，开往日本横滨。经过五个月的训练，调到山东潍县周村，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部指挥，准备进攻济南。至1915年冬末，中华革命党除部分党员在南洋筹饷外，多数党员已遣入国内各省组织中华革命军，或进行联络策动工作，讨袁战火开始蔓延南方各省的部分地区。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结合，几经阻难，十分曲折感人。

这年的6月中旬，宋庆龄离开东京回国到上海向父母提出她要和孙中山结合的想法。这件事引起了宋家轩然大波，遭到全家一致反对。他们众口一词地要宋庆龄放弃这个念头，对她施加压力，将她关禁在家中，不许她和外人见面，并强制地包办她的婚姻，匆忙地另择门婿。

孙中山已离不开宋庆龄了，他是个爱读书的人，宋庆龄回国后，他经常打开书本，眼睛却凝视别处，甚至不思饮食。房东梅屋夫人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饭茶是不是不喜欢吃，孙中山只是回答：“您别在意！”后来房东明白了他的心事，直率地问他：“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孙中山一生为人坦荡如砥，磊落诚实，他沉默了一会，直率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21]梅屋夫人对他说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结婚会折寿的。孙中山说：“不，如果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梅屋夫人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决定帮助他们。

孙中山的党徒遍及国内外，他的亲密战友们每日来寓晤谈者络绎不绝，但他个人的生活是孤苦的，他需要宋庆龄这样的伴侣陪在身边工作和他共同生活。

孙中山于十九岁1885年5月由父母包办在翠亨村与卢慕贞结婚。夫妻长期分居，虽然有三个子女，两人在精神、志趣、知识诸多方面相距甚远。根据孙中山所说他与宋庆龄是“第一次遇到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了尊重原配卢夫人，他认真完善地处理了这一问题。1915年9月，孙中山把原配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征求离婚的意见，贤淑而深明大义的卢夫人表示同意，两人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用大拇指沾红墨水，按上了指印”。为了照顾原配夫人的社会地位，在处理方式上名为分居。

孙中山在婚姻道德上同样表现出他高尚的情操，这样做在当时社会是合情的，在今天社会也是合法的，与军阀、政客等以财势诱迫纳妾绝不相同。袁世凯一妻八妾，子女三十二人。孙中山与宋庆龄是在革命工作中由相爱而结成伴侣的。

1915年10月在日本东京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合影。

当孙中山着手准备与宋庆龄结婚时，遇到来自革命党中的战友等各方面的反对、阻挠和非难。孙中山的朋友们为此开会讨论，并派一个代表去说服孙中山。这个代表见了孙中山竟不知所云，孙中山问他，你有什么苦恼，这个代表一言未发，借故告辞了。中华革命党中的战友们，也曾派代表用书信劝说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与孙中山商谈党务时当面向孙中山诤谏，要求取消这个打算，孙中山对他们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孙中山对革命党的战友们谈到这桩婚事时说：“我不是神，我是人。”[22]

孙中山特派党人香山县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慕菲雅（宋庆龄童年时好友）到上海迎接宋庆龄。

10月下旬，宋庆龄会见了朱卓文父女，看到他们带来的孙中山给她的信，要她与朱氏父女立即返回东京。朱卓文还向她口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离婚的经过，并出示了孙、卢离婚协议书，朱卓文述说他就是离婚的证明人之一。

宋庆龄欣然接受孙中山的函邀，决定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不顾与家庭决裂的后果，一天晚上，她从家里逃了出来，在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陪同下，返回日本。宋庆龄后来向埃德加·斯诺叙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我的父母把我锁在屋里，在女仆帮助下，我从窗户爬出去逃跑了。”

10月24日1时10分，孙中山亲自开着汽车到东京车站，迎接宋庆龄。宋庆龄穿着镶着花边的西服上衣和西式长裙，与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一起走下车厢。他们乘汽车回到孙中山的寓所。

他们冲破阻难，排除舆论的压力，幸福的相聚在一起了。

当晚，宋庆龄由慕菲雅陪同到赤坂灵南坂25号孙中山的友人头山满夫妇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即1915年10月25日上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牛込区袋町五号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手续。他们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其原文是日文，译文是：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立约人　宋庆琳

见证人　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在上海中山故居所存他们的婚姻誓约书两份，日寇入侵后，被日本军阀掠走。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私人手中征集到这份《誓约书》原件，请宋庆龄鉴定，她通过秘书作了口头答复，加以肯定。1980年3月18日，宋庆龄又亲笔签署：“此系真品。”并作了几点说明：由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手续后签的誓约书；誓约书上的日期为10月26日，是按照日本当时风俗以双日吉利写的。结婚日期实为10月25日；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较“龄”字容易书写；当时宋庆龄没有刻图章，所以誓约书上未盖章。[23]

孙中山与宋庆龄办完法律手续后，当天下午，在梅屋庄吉家的二楼大房间举行结婚典礼。在正面二间的壁龛前面，八折金凤屏风，左右两边是中国造的红木高低架，架上的青瓷大花瓶里插着盛开的菊花。相继到来的客人有五六十人，日本友人朝野各界著名人物有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寺尾享、杉山茂丸、小川平吉、佐佐木安五郎等。[24]

中华革命党成员中只有廖仲恺、何香凝、陈其美等少数人参加，许多人没出席。

孙中山和宋庆龄坐汽车到来。宋庆龄头戴大花边帽，身穿粉红和淡绿花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她手里拿着一束花，更显得俏丽动人。孙中山和她手拉手进门到中庭，等待那里的照相馆的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摄下他们的倩影。[25]

客人纷纷过来，向他们祝贺，然后大家围坐在新郎新娘两侧，举行婚礼，由梅屋夫妇二人当媒人。新郎新娘喝了梅屋夫人斟的交杯酒，犬养毅唱了《祝福歌》。之后，头山满站在中间，孙中山与梅屋、宋庆龄与梅屋夫人，分别喝了结为义兄弟、义姐妹的交杯酒。他们既没有中国传统的新郎新娘拜堂，也没有按日本风俗新郎敲开一大桶酒请大家畅饮，只用茶点招待来宾。婚礼结束，孙中山与宋庆龄向客人们致意后，共赴新居青山原宿109号住宅。

在上海的宋庆龄家里，宋跃如发现宋庆龄逃跑了，立即和妻子倪桂珍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客轮由上海奔日本追赶女儿。宋跃如要求日本政府阻止孙中山和他的女儿宋庆龄结婚，但是已经晚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已举行完毕。

10月26日，宋跃如来到东京大久保百人町番地，站在大门口怒气冲冲地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房东梅屋庄吉夫妇要走出去劝解宋跃如，孙中山挡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情。”说着走向门口，梅屋庄吉不放心地跟在孙中山后面。孙中山慢悠悠地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站着，安稳地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突然，暴怒着的宋跃如刷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在门口的三合土上磕了几个头，头都快蹭到地上了，站起转身就回去了。[26]在美国求学的宋子文、宋美龄接到家中来信，知道此事，他们认为这是家庭所无法阻止的。在宋庆龄返回日本的当天晚上，宋子文看到美国一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标题是：“上海宋氏的第二位女公子现已私奔往日本，与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结婚。”[27]

11月5日，头山满在上野精养轩主持招待会，宣布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消息，并展示了结婚仪式上客人围着新郎新娘的照片。参加招待会的10多位中日友人，他们为孙、宋的结合感到高兴。

孙、宋的婚事还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消息传到国内，许多革命青年欢欣鼓舞，四川的爱国学生“为自己的领袖娶了这样一位非凡的姑娘而热烈欢呼”。他们认为，这位受到美国高等教育的宋庆龄，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能起到积极的影响，能帮助孙中山制定进步的纲领，在进行政治改革中发挥她的作用；又有些青年把孙宋的结合看成是反对旧礼教习俗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许多有文化的男女青年也反对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追求婚姻自主。联邦德国的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孙宋的结合，使中国青年一代深为感动”，“庆龄成了新的自由和理想的化身，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

宋跃如对待女儿宋庆龄婚姻因固执陈腐的礼教观念而横加干涉，与他政治思想和受西方高等教育的身份是不协调的，在气头上还曾说要与孙中山和他的党断绝关系，与女儿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造成了他自己和女儿的心灵的创伤。八个月后，宋跃如同他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谈到这件事时还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的最好的朋友给害的。”宋庆龄晚年提起此事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宋庆龄的婚事已成事实，宋跃如只好承认，回国后，他们夫妇为女儿补送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的结婚嫁妆。宋庆龄视为珍贵的纪念物，一直珍藏在身边，现分别陈列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庆龄故居和北京后海北沿的宋庆龄故居。

事实上后来的宋跃如“一如既往地为孙中山、为祖国的未来尽心尽力”，“他还是孙中山的朋友，继续在政治上同他共事”。与孙中山和女儿宋庆龄也并没有真正断绝关系。

过去基督教会常常以孙中山是基督教徒宣传鼓动人们信教。孙中山与宋庆龄都是基督教徒，他俩结婚后有些基督教徒们不太高兴，认为他们违背了基督教的婚姻观，以后很少提孙中山的名字了。基督教徒们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学者雷脱里克在《孙逸仙，中国的解放者》中指出：“从人性说，他对于曾受高等教育、有完美性格、又了解他的女子发生爱情，是一件人人易知的事，就事实观察，他的再婚，同基督教美国千千万万男女的行为，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异。”

不管是来自革命党内战友的反对、还是来自基督教徒们的非难，还是来自宋氏一家的指责，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是幸福的，宋庆龄在婚后不久在给美国同学安德逊信中谈到他们结婚情况时说：“是尽可能的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节。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孙中山在三年以后1918年10月17日在给他的英籍老师康德黎信中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对他们二人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孙中山最后十年的革命活动具有积极意义；对宋庆龄的一生，在政治思想上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在近代史上，孙中山在世时她是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得力的助手和生活伴侣，在现代史上自孙中山逝世后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和维护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及领袖人物，成为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史上女性的光辉典范，而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宋庆龄这个名字和孙中山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宋庆龄一直珍视她与孙中山结婚的日子，甚至在六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天的时候，仍激动地说：“10月25日，在我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28]

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和她所能做的各项工作。

孙中山与卢夫人离婚后，仍有书信往来，互相关心着健康和生活。现在翠亨村中山故居纪念馆内保存了六封从1915年至1916年间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写于1916年12月16日的，内容是：“科母鉴：十二月一日来函已收到。你欲做永安公司股份，自可由你定夺便是。家费由阳历明年正月计起，当每月寄一、二百元或半年寄一次。我现在身体更佳，诸病悉除。万勿为念。此到并问各人大安。科父字。十二月十六日。”[29]

有时，孙中山通过给卢夫人写信来表达对乡亲的关怀、对乡中学堂的资助以及对族内穷亲的周恤。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着：“卢夫人鉴：来信收悉，乡中学堂今年之费并所开列接济穷亲之费，每年自当如数寄回。所应周恤的人，由夫人酌量便是。予近日甚康健，幸勿为念。乡中各亲戚统此问好。德明。”[30]

卢夫人与宋夫人之间，亦甚友好。先生与宋夫人结婚后，还一起探望过卢夫人。1924年在广州，她们曾合照留影。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于北京溘然长逝，卢夫人著文称颂先生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人格，深表悼念之情。

卢夫人的寓所在澳门文第士街，是一座较低矮简陋的中式二层砖房，由孙眉出资兴建。孙眉逝世三年后，即1918年建成。1930年8月13日凌晨5时，因毗邻的兵头花园后方军火库爆炸，殃及孙府，墙壁破裂，门窗损毁，卢夫人适在寓内，幸得澳门建筑商何光开车来救，才免于难。之后，澳门当局赔偿拨款重建，由何光承办。重修的房屋，面貌、结构与昔日截然不同，典雅端庄，外形优美，布局对称，屋外绕以短墙，左侧壁连着一小花园，内竖孙中山全身铜像，是孙中山先生生前日本朋友梅屋庄吉铸赠的。[31]

长期陪侍卢夫人的是二女孙婉。孙科常来探望母亲。

卢夫人对孙族的故园、亲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孙中山与比他大三岁的姐姐孙妙茜一起在穷苦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弟弟当了大总统成为世界著名的革命家，但姐姐孙妙茜却一生在家乡过着清寒的日子。1924年11月，孙中山即将北上入京时，孙妙茜从翠亨村到广州来看孙先生。孙先生逝世后，她于30年代初带着两个孩子回居翠亨村看管中山故居。卢夫人常带些食品、用品来看望她，每月必返翠亨村小住二三次。“七·七事变”后，卢夫人把她接到澳门居住，抗战胜利后，她又回到翠亨村，1955年病故，享年92岁。

卢夫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抗战期间曾支持抗日工作。1947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是卢夫人80大寿，她特意回翠亨村与乡民一起欢度生日，在中山纪念中学宴请全村男女老幼上千人，孙科夫妇偕儿子孙治平、孙治强也前来祝贺。1952年9月7日，卢夫人在澳门病逝，终年85岁。

1958年4月，卢夫人在澳门的寓所开放为中山纪念馆。卢夫人在家乡珠海的房子，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被没收，1984年落实政策后，归还她的侄孙卢妙珍代管，政府拨款修葺一新。卢夫人在香港居住的侄孙卢汉华等亲友，还捐款18万港元，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在卢夫人故居旁建了一座二层楼的住宅，辟作“卢慕贞纪念堂”，供人瞻仰。

1913年9月，袁世凯在军事上控制了全国之后，急着要当正式大总统。在10月6日选举总统这一天，他组织了几千名军警、侦探、兵痞等组成所谓公民团，把国会包围起来，声言“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场一步”。[32]议员们从上午8点饿着肚子到晚上10点，一共投了三次票，袁世凯才凑够了总统选举法定的四分之三当选票数。10月10日，袁在前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就职，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当天发布授勋令。得到勋一位（一位二位三位即一等二等三等）的是前清吏部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世续，协理大臣徐世昌以及赵秉钧；得到勋二位的多为各省都督；得到勋三位四位的是各省民政长。[33]

在袁世凯操纵的国会中，共有议员615人，其中国民党员392名，占多一半。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心里明白，如果不摧垮这支政治力量，不用说他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难以通行，就连巩固其独裁统治也十分困难。因此，在他当了正式总统不到一个月，于11月4日，借口在南昌李烈钧官署查获国民党议员与李往来密电数十件，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在当天派出军警300多人，包围了广安门内大街国民党北京支部，深夜闯到每个国民党议员家里，搜缴议员的证章、证书，共得300余件。[34]经过一番计算，两院的议员仍够法定人数，还可继续开会，又第二次派军警搜缴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而后来已被收买为相友会、公民党等党派的议员的证章和证书。但是，经过两次搜缴，还是没有超过两院议员的半数，接着又第三次派出军警搜缴二次革命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证章、证书，合计共438件。[35]这样一来，因议员人数不足造成国会瘫痪。袁世凯就以此作为解散国会的借口，组织了一个名为咨询实为贯彻其政治意图的决策机构——政治会议。这个机构的成员由总统指派10人，国务院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组成。这些人大多是旧官僚或者封建名流如李经羲、杨度、杨士琦等，还有革命党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等。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根据政治会议的决议，下令解散国会。继而，又成立了一个约法会议。于5月1日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取代1912年的《临时约法》。根据《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享有外交、财政、军事、制定宪法、制定官规官制、任免官员等一切大权。同一天，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选任前清遗臣徐世昌为国务卿。

6月20日，袁世凯又成立了参政院，解散政治会议。参政院73个成员均由袁世凯亲自指定。7月28日，又公布了官秩令，把政府官员分为9等：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为巡按使。[36]规定各省都督传人改用令箭，求见者须递手本，新任命大员要行觐见礼等等。

12月28日，约法会议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人名写在嘉禾金简上，藏于金匮石室。选举时，拿出来唱和一下就算通过。根据这些规定，袁世凯不仅是终身总统，而且可以嫡传子孙后代。据记载，这个金匮石室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右侧。原来写的总统继承人，有他的长子袁克定，另外还有两个挂名继承人徐世昌、黎元洪。[37]

1914年11月，日军出兵占领青岛，控制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要当皇帝的狼子野心，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谒见袁世凯，开门见山便说：“若开诚交涉，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38]接着，递交了一份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文本。其中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增加筑路通商的新权利；日本享有在南满、东蒙一带工商、土地、路矿、顾问、借款的特权；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及南满、安奉两路的期限为99年；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等。日本公使明确表示，如袁世凯肯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

3月10日，孙中山指示党务部发布第8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交涉”真相。指出：“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指袁世凯）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到相当之报酬，……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强调“以救国为前提者，要以舍去夫己氏之外而别无方法”，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斗争。丧心病狂的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在5月9日（北方国耻日是5月7日）接受了这个卖国条约。

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和袁世凯及其走狗的卖国罪行。袁世凯的正副外长陆征祥、曹汝霖吓得通电辞职，互相推卸责任。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美国人古德诺深知袁的隐衷，于1915年8月上旬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重弹梁启超等保皇党的老调。他说什么：“中国人民智识程度低下，只能实行君宪，否则断无善果。”[39]袁世凯看了这篇文章如获至宝，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发表在《亚细亚报》上。

中国历史上每出现一场恶政表演，总有一群丑类助恶为虐。8月14日，由杨度、严复和同盟会的变节分子刘师培、李燮和、孙毓筠、胡英6人出面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吹捧古德诺对中国问题发表的政见是“深切明著”；[40]同时，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派代表到北京讨论国体问题。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又发表了第二次宣言，直言不讳地提出“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的主张，并计划各省代表到京时，组织他们到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当参政院在9月1日开会时，就有所谓山东、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江苏、山东等省的代表呈递请愿书，提出变更国体。在筹安会一通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9月6日，袁世凯的代表杨士琦，在参政院登场宣读了袁世凯的宣言，表示“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

在主子和奴仆的联合导演之下，所谓“请愿团”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笼。9月19日，买办官僚梁士诒，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的总请愿。参政院决议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截至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的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经过投票表决，投票总数是1993张，全体赞成实行君主立宪制。

12月11日，参政院受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的委托，向袁世凯呈递了总推戴书，明确表示“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于12日发表了接受帝位的说明：由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委避”，只好“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

13日，在居仁堂，文东武西站立200多位官员向袁世凯朝贺。

12月19日，帝制大典筹备处公开进行登基大典的准备工作。决定将太和殿改称承运殿，中和殿改称体元殿，保和殿改称建极殿；由北京瑞蚨祥绸布庄承制龙袍，耗资80万元。[41]25日，申令于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在元旦这天举行登基大典。

日、英、法、俄四国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曾出面警告。日本政府指责袁世凯此举“妨碍了东亚和平”，扬言派兵进入中国。日本的出尔反尔是企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便于进一步控制袁世凯。迫于外国压力，袁世凯未敢贸然登基。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讨袁工作。

1915年5月，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司令居正率革命军进攻山东胶济铁路重镇济南的门户潍县。敌军张树元率第五师在此驻守。东北革命军多持短枪，又无攻城工具，奋战十余日，张树元力蹙计穷，自行撤退。中华革命党军进占潍县，以丁家园为司令部，高悬青天白日旗，公布袁贼罪状。不久，相继又攻占了高密、诸城、昌乐、安丘等地。

孙中山对居正等在山东的战绩十分满意，在致黄兴函中说：“然武力之发展，此时尤刻不容缓，独山东方面有可为之基础，且可即时布置，居觉生与吴大洲等兵力，已进占潍县、周村等处，进占退守，均有依据。”对山东战局，寄予极大期望。

革命党人在国内一些城市举行了暴动、暗杀或策动兵变等，使袁的地方军政爪牙惶恐不安。1915年7月17日，大肆屠杀革命党人的广东将军龙济光在广州观音山被革命党人用炸弹炸伤了脚，炸死卫队17人。9月，革命党人多次向御用的《亚细亚报》上海分社投掷炸弹，破坏了他们的印刷和发行。

10月中旬，孙中山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在上海组织讨袁活动。陈其美带着作战计划来到上海，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设立讨袁活动总机关。陈其美随即给在日本的蒋介石发电，“盼即回沪”。蒋接电后立即到了上海。陈其美与蒋介石一起商议，认为必须把袁世凯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除掉，才能有所作为。

郑汝成是袁世凯在江南的重将，统海陆军10万，坐镇长江。

11月10日，日本大正天皇举行登极加冕典礼，郑汝成乘汽车赴日本领事馆致贺。陈其美事先派革命党人王晓峰、王明山埋伏在外白渡桥，当郑的汽车行至桥上，他们便投出炸弹，当场将郑炸死。王晓峰、王明山当场被捕，旋遭杀害。[42]郑的被杀，引起袁世凯集团的震惊，革命党人和上海市民闻之极为欣快。

心腹之患除掉后，陈、蒋开始策划上海起义。蒋介石拟订了一个“淞沪起义军事计划”，准备先发动军舰起义，然后攻取上海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兵工厂）。他们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敢死队，于12月5日携带手枪炸弹袭夺肇和兵舰。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30多名勇士，身入虎穴，与敌人展开激战。

已与革命党有联系的肇和舰上的海军练习生陈可钧等反戈响应，其余敌兵束手被缚，占领了肇和舰，并迫使应瑞、通济两舰发信号投向革命。此时，袁世凯的参政院参政、上海兵工厂总办萨镇冰与淞沪护军使杨善德等率大队人马赶来围攻肇和舰，并用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两舰官兵。次日黎明，应瑞、通济两舰突向肇和舰开炮，击中锅炉。革命军以一当百，坚持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失援，最后败退，肇和舰又落入袁军之手。这次袭击肇和舰之战，是二次讨袁作战中辉煌的一幕。孙中山对陈其美组织的这次战役，也作过评述：“去岁蹈险归沪，指麾一切，虽屡起屡仆，志不少衰。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

在这一时期革命党人组织发动工作，要数云南的发动工作最有成效。这里的军政骨干，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富于革命思想，有较浓的民主共和意识，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嫉恶如仇，早就在酝酿着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吕志伊受孙中山的派遣，到云南秘密从事反袁的组织发动工作。他在云南军政界发展了一批中华革命党党员，为云南护国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吕志伊给孙中山的报告中说：“时滇中反对帝制最激烈者……秘密在余处会议数次，决定四项办法：一、要求唐氏（指云南将军唐继尧）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彼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43]

12月17日，奉孙中山之命，前江西都督李烈钧偕同熊克武、方声涛、但懋辛等革命党人潜抵昆明，策动起兵讨袁。护国战争酝酿阶段孙中山已派李华英从东京前往北京与蔡锷联系，动员蔡锷南下反袁；同时，又通过革命党人张孝准以老同学身份与蔡锷联系，希望蔡到东京共商讨袁计划。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乔装到前门车站上车过天津，于19日和张孝准乘日轮“山东丸”到达东京。又经香港、河内，于12月19日到昆明，会同李烈钧、唐继尧等发动讨袁起义。23日，唐继尧、任可澄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严惩祸首，限其在24小时内答复。[44]

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兴师讨袁。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护国战争在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热潮中开始，唐继尧任护国军政府都督。26日，正式组成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是蔡锷，参谋长是罗佩金，讨伐路线是出四川入武汉。第一军共有三个梯团、六个支队，第三支队司令就是朱德。第二军总司令是李烈钧，参谋长是何国钧，讨伐路线是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到武汉，与蔡锷第一军会师，再分兵向北挺进。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负责粮饷供给。

1916年元旦，正当袁世凯在北京做皇帝美梦的时候，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整个昆明市沸腾起来了，各界人士参加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报名参军者踏破门槛，十分踊跃；也有条件不够，“泣求数次而不得者”。[45]10日内，征召新兵达五六千人。16日，护国军兴师出发，昆明市群众情绪高涨，高搭彩棚，集合在状元楼一带热烈欢送。

袁世凯急调曹锟、张敬尧部三个师取道重庆进趋泸州，另遣两个师入黔，又电令伍祥祯旅和川军刘存厚的第二师布防川南，派龙觐光率军由粤入桂夹击滇南，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扑灭护国军。

护国军中多数军官原是革命党人，48名将领中就有27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他们把孙中山奉为领袖，曾为创造共和国而战斗过。在护国战争中，他们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唐继尧曾上书孙中山，表示响应讨袁号召，听从指挥，书中说：“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愤填膺，誓不与此贼共视息。……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46]

护国军与敌军在川南展开了激战，“自有枪炮以来，吾国战事，当以此役为最”。[47]护国军在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同时，又从贵州都督刘显世处得到5万元军饷的支援，3月下旬，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基江等县，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自云南宣布独立后，中华革命党开始发动了武装斗争。孙中山先后派朱执信在广东，居正在山东，程潜在湖南，于右任在陕西，石青阳在四川，夏之麒、毛福全在江西，陈其美在江苏，组织起讨袁队伍，建立了中华革命军，在各省部分地区打开局面。

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檄讨和反对，他的王朝的政客们也个个惶恐不安，在新皇帝登基前，出现了政府官员辞职风潮，他的心腹爪牙们也众叛亲离。1915年9月，黎元洪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职，迁居东厂胡同，不再到公府议事，同时还提出请求，撤销其武义亲王的爵称。10月，徐世昌请辞国务卿职，也迁出官邸，搬到了蝴蝶胡同。12月，参政梁启超溜到上海；教育总长汤化龙、参政熊希龄、总检察长罗文干等也纷纷要求辞职或请假出京。1916年3月中旬，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5人准备联名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电文，于3月19日落在袁世凯手中，[48]虽被袁扣压未及发表，但这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

袁世凯眼看大势不好，于3月22日发表声明，宣布取消帝制，妄想保住总统的地位。但在此时，全国反袁的呼声不断高涨，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并要求对他惩办。有以“十九省公民”名义发表宣言的，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捕杀此獠，以绝乱种”。江苏社会团体在声明中说：“（袁）已构成谋叛之罪，丧失总统资格”，要他“静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

孙中山幻想日本政府能够改变支持袁世凯的政策，便积极在日本政界和商界中进行活动。他要求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49]并在日本筹措讨袁军费，曾向日商久原房之助借日金70万元。

夏重民、胡汉贤在加拿大组织的华侨讨袁义勇团敢死队奉孙中山令到日本横滨训练，待命回国讨袁。

辛亥前，孙中山在欧美各国期间，出现过空战。1910年墨西哥发生反独裁的革命战争。总统向飞机发明人美国人莱特兄弟购买了一架飞机，镇压敌对军队，1911年反政府的军队也购买了一架寇狄斯飞机参战，两机在空中展开了一场手枪战，子弹打光了，各自飞回。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战。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法西斯军队，首次用炸弹轰炸土耳其军队。孙中山认为飞机是新式武器，也可用以革命战争。1910年5月31日，孙中山在给旧金山华侨同盟会员李绮庵的信中说：“飞船练习一事为吾党人材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可予计之处，不独暗杀已也。兄既有志此道，则宜努力图之。”当年9月14日在给萧汉卫信中说：“飞机一物，自是大有利于行军，惟以无尺寸之地之党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若欲以为发难之用，是犹凶年欲食肉糜之类也。如卓文兄欲研求之为发难得地后之用，未尝不可也。”要求海外党人同志筹建飞机队，1911年12月，致函旅美同志信中说：“谋设飞船队，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以为国家出力。”可见，孙中山在辛亥以前就要建立飞机战斗队伍。这次，在华侨讨袁义勇团敢死队留日本训练期间，决定选部分队员成立飞机战斗队，创办飞行学校培养空战力量。

日本挚友梅屋庄吉把日本民间航空的创始人坂本寿一（山口县柳井人，1908年赴美国，加入冠狄斯飞行学校，1912年取得国际飞行许可证书和美国飞行员证书192号，曾在美国旧金山任试飞员）介绍给孙中山。孙中山宴请了坂本寿一，席间谈话由宋庆龄翻译，就飞机的作用和发展前景进行探讨。孙中山问坂本：“你看，用飞机在敌人上空撒下蒙汗药，使敌部队全部昏睡不醒，我们不用开枪打炮，只是去活捉俘虏就行了，这岂不是战争的一大革命吗！”还请坂本加入中国革命党任飞行教官，说：“怎么样，跟着我们党干吧！我们将在国内杭州修建机场，开办飞机学校。你务必加入我们党，然后做我们的飞行教官。”孙中山在这次谈话中，对飞机的作用认识的深刻，使坂本吃惊。事后坂本回忆说：“孙中山先生与众不同，他对飞机的作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不知是由于他看问题尖锐还是其他什么缘故，我内心感到大吃惊，钦佩不已。”

第二天，坂本寿一由梅屋庄吉陪同到孙中山寓所履行了入党手续，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协助孙中山筹建飞机学校。经坂本寿一和梅屋庄吉两人奔走交涉，在滋贺县近江八日市的郊外陆军演习场地即现在从近江八幡到近江铁路西九公里的地方，辟为校址，将松树林伐倒，平整了地面，修造了机库，飞行学校建成。校牌就挂在机库上，全称是“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建成后聘请了坂本寿一、立花了观、吉田安二任飞行教官以及六名日籍机械员。派周彦时、夏重民两人负责校务。有华侨捐献的飞机三架，学生只有15人，其中有胡汉贤、刘季谋、李赦、马超俊、李文耀、姚作宾、万杰、陈肆生、韩鲲、马少汉、曾更谋等人，多数是粤籍华侨。胡汉贤、李文耀、刘季谋三人学业成绩最优。

孙中山在党务繁忙中，还不辞远路到校视察，向学员们讲述将来飞机在军事上的作用，他说：“中国要航空救国，我们现在只有海陆军，将来一定要海陆空军，而且是空海陆。世界各国都如此，但中国更需要空军。”他认为飞机购价比军舰低，但效果大，他说：“一只军舰要千多两千万元，但用这笔钱可以买20多架飞机，用20多架飞机来比一只军舰，现时说来，飞机当然是花钱少，收效大了。”他指出：“空军现在虽然只是萌芽，但将来一定更强大发展的。”

当时的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学员胡汉贤回忆说：“当时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航空事业还不大发达，很多人对飞行是抱着玩玩的看法的。但中山先生远见到未来的发展并用这些来启示我们，对我们当时学飞机的青年鼓舞是十分大的。”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的合影。宋庆龄（前左三）、廖仲恺（后左二）、何香凝（前右三）、廖梦醒（前左一）、廖承志（孙中山身前的儿童）。

孙中山不仅是中国革命先行者，也是中国空军的开辟者。

孙中山为了加紧布置讨袁战斗，决定回国，4月22日在致美国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党人电文中说：“文非亲入内地，恐吾党不能造大势力，故决意二十七日回国。”还一再敦促华侨革命团体“竭力筹捐多购飞机”，“以备军用”。

回国前数日，接待来访或送行者有87人次，其中有犬堟信太郎、菊池良、坂田寿一、宫崎寅藏、福田雅太郎、庄繁中佐等各界人士。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偕廖仲恺、戴季陶、张继、宫崎寅藏还有经日本回国的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同学钟工宇乘近江丸离日本回国。5月1日化装到上海，住在一家法文报馆的楼上，即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及卫士马伯麟、马湘也住在这里。对门44号是他们的事务所办公室，这里也是陈少白及其秘书连声海的寓所。

孙中山回国后，在上海继续投入紧张的反袁斗争、发动海军将领起义。宋庆龄日夜在孙中山身边协助工作，阅读中外报纸向孙中山提供各种信息，帮助孙中山处理机密文件、函电等，她还直接参加一些反袁活动，晚上，她经常和孙中山化装外出活动，为了安全，他们白天从不出门。

5月9日，孙中山再次发表讨袁宣言，指出：此次斗争“不徒去袁为毕事”，并且警告袁世凯一类的野心家，不要“袭用其（袁）故智”继续破坏民国。“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宣言强调指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自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开始后，贵州（1月27日）、广西（3月15日）、广东（4月6日）、浙江（4月12日）、陕西（5月9日）先后宣布独立。

陈其美在上海积极组织讨袁活动，引起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刻骨仇恨，袁世凯收买了土匪出身先投陈其美后倒戈投冯国璋的张宗昌准备刺杀陈其美。

陈其美由于不断失败的沉重打击和经费枯竭，使他在上海陷入困境，此时他的心身健康受到损坏。当敌人得知他在筹措军费上遇到困难时，假设一鸿丰煤矿公司专事谋杀，买通革命党叛徒李海秋与陈其美面谈，佯称鸿丰煤矿公司拟把一块矿地向外商典押借款50万元，如陈能从中介绍，事成后，可借给革命党20万支助军费。陈其美不知是计，允为介绍。

5月18日在法新租界萨坡赛路14号日本山田纯三郎寓所洽谈，下午5时30分，突然有两人闯进来，一个穿橡皮雨衣，一个穿黑色衣服，举起手枪对准陈其美射击。陈头部中三弹，即倒地身亡。室外丁景良、吴忠信等数人闻枪声入门，凶手又举枪乱放而逃，丁景良伤腹侧，丁与吴忠信追呼，凶手奔上汽车，司机已奔捕房报案，凶手许国霖被巡捕抓获，另一凶手王介凡毙于道（有云自杀或被同伙杀以灭口），之后逮捕了李海秋。

陈其美殉难后，蒋介石闻讯赶至现场，抚尸恸哭。次日凌晨2时，蒋介石将陈的遗体移至蒲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119号自己的寓所，购置了棺木，20日午后入殓。蒋在哀痛中写了祭文：“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决心要完死者之业：“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也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孙中山不便亲自致奠，5月22日特致唁函给陈家属：“英士兄惨遭变故，文不便亲临致奠，益增哀悼，此案关系至重，不能不彻底穷究，而文亦欲详悉内容，以便设法对付。所有关于此案文件交涉等事，应托某某君经理，随时面告，以专其事为要。专此，敬维节哀。”

陈其美牺牲时年仅38岁，他是辛亥革命中一位“功业彪炳，志行卓绝”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的革命家，他始终不渝地追随孙中山在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在军事斗争中“坚毅不挠”，勇往直前。孙中山说：“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孙中山曾把陈其美与黄兴列在同等地位，说陈其美“勋烈媲于黄君，而死义之烈，过之”。讨袁战争中，把他倚为“吾党唯一柱石”。陈其美也曾说，服从孙中山，“决不是盲从，是因为我现今已经实在认清楚，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的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他生前自拟的座右铭是：“扶颠持危，事业争光乎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于天人。”总观其短暂的一生，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陈其美被害，孙中山因失去亲密战友和助手极为悲痛，于6月19日写了《祭陈其美诔文》：“民国五年六月，孙文谨以清酒庶羞，敬奠故都督陈君英士之灵曰：呜呼！英士。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唯殇于国，始与天通。亡清季年，呼号奔走，濒死者三，终督沪右。东南半壁，君实锁钥，转输不匮，敌胥以挫。孤怀远识，洞烛奸宄，好爵之縻，避之若浼。贼恶既淫，更张义师，奔虽云殿，自讼责辞。毖后惩前，文厉主张，彼惎文者，缪诋为狂。君独契文，谓国可救，百折不挠，以明所守。疾疢弥年，未尝逸暇，我志郁伊，赖君实写。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百怪张牙，图君益渴。七十万金，头颅如许，自有史来，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弗瞑目。曾不逾月，贼忽暴殂，君傥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自兹始，文老幸生，必成君志。呜呼哀哉！尚飨！”

8月13日，革命党人在上海隆重举行了“陈英士暨癸丑以后殉义诸烈士追举大会”。陈其美殉难一周年之际，他的遗体由上海归葬其故里湖州城南门外的岘山脚下。墓道正门题有“碧血千秋”四字，墓前平台有一巨型石碑，镌有孙中山的诔词。上图下访的墓穴，四面嵌石上刊有“气壮山河”四字及八首诔词。墓碑上“陈英士先生之墓”是孙中山所书。两旁的石柱上镌有陈其美生前自撰之对联：“扶巅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

孙中山失去了一位重要助手，作为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开始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尤其是他在军事方面的谋划，也给孙中山留下了好的印象。

孙中山为了加强讨袁的战斗力量，决定用飞机参战，5月24日发出指令，将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迁到山东潍县，改编为讨袁飞机队，任胡汉贤为管理主任，刘季谋为助理，李赦为总务，马小波为军需，马栋廷为会计，韩鲲为书记兼飞行记录员，学员编为飞行队。

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宣布独立之后，一度热中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5月22日宣布独立，湖南将军汤芗铭5月29日宣布独立。

8省将军宣布独立，给了袁世凯狠狠当头棒击，尤其他最宠信的四川陈宦和湖南汤芗铭的独立，更如两把尖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其时也，袁之声色均废，于电文译呈之后，汗流浃背，目眩头晕”，病倒在新华宫。洪宪皇帝的美梦成了泡影，太子继位的戏也无法演成。他只好忍痛把藏在金匮石室的嘉禾金简拿出来，把早先写好的总统继任人袁克定改为段祺瑞；徐世昌、黎元洪未作变动。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40分，这个大奸雄、大独裁者、大野心家便一命呜呼了。消息传出，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正如毛泽东所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50]

二次讨袁战争，是从云南护国军开始的，而云南的护国军，又是在孙中山亲自部署并派得力干部发动下建立起来的。在整个护国反袁斗争中，孙中山除向全国人民及时发出讨袁宣言和通电等檄文，揭露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指明斗争的目标，还具体组织和领导中华革命党人在鲁、豫、苏、浙、闽、粤、赣、湘、鄂、川、陕、滇等省不断发动起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次革命（孙中山称二次讨袁战争是三次革命）的高潮。所以，讨袁斗争的胜利，是与孙中山坚持斗争，进行艰苦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孙中山发动三次革命，1916年以后在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政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那种认为孙中山与护国战争“殆无任何关系”或“只充当了配角”等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黄兴在美国期间，也积极配合护国讨袁的斗争。他从美国的南部到东部，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进行宣传活动。每到一处，都热情赞扬华侨同胞对革命的支援，揭露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罪行，号召华侨同胞继续筹款，支援孙中山的反袁斗争。黄兴非常尊重孙中山，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主义，从不谈他们在改组革命党问题上的分歧。就是有外国记者来访提及此事，他也否认与孙中山先生在关系上存在什么裂痕。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莫纪彭曾在黄夫人处见到孙先生的书信数通。真是圣人相与，不私其党，两人品德人格思想境界超过一般人。在洛杉矶时，他曾到孙中山先生好友、美国军事家荷马·里的墓前献了花圈，并访问了他的家眷。在芝加哥，他又会见了孙中山的另一位美国朋友林百克。后来，他在费城郊区租了一所住宅定居下来，从事美国国情的研究。当国内讨袁斗争重新出现高潮时，国内同志和一些日本朋友曾电促黄兴早日回国。1916年6月3日，黄兴由美国回到日本，并向日政府借款500万日元，作为召集旧部、编练军队的经费，[51]后因袁世凯一死而作罢。6月8日，黄兴回到了上海，行装甫卸，就前往访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也作了回访，两人相见甚欢，异常亲切。他们在上海共同召集同志，商讨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

袁世凯死后，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北洋派实力人物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6月6日，段祺瑞政府发表通告，根据民国三年《约法》第29条，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7日，黎元洪就任总统职。因为黎元洪继任总统，是根据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因而遭到全国激烈反对。上海的原国会议员299人自行集会，发表声明：“袁世凯遗命及段祺瑞通告所称依‘约法’第29条由副总统代理之说，系根据袁世凯民国三年私造之‘约法’，万难承认。”[52]

孙中山、黄兴在上海发表通电，赞成由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反对以袁世凯的“约法”作为继任总统的法律根据。南北军政各派人物，如唐绍仪、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伍廷芳，甚至北洋派冯国璋、赵倜等，都反对沿用袁世凯的约法。6月19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6月23日又函促段祺瑞，要他们“规复约法，尊重国会”。[53]6月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声明，拥护民国元年的约法，反对袁世凯的“约法”，并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声明说：“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54]

6月28日，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全体师生（此时已发展到87人）带飞机三架乘船回国，7月2日运抵青岛，随即进驻潍县机场，正式编为华侨义勇团飞机队，隶属中华革命军东北华侨义勇团，归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副司令是许崇智。飞机队长为骑兵队长吴光梅兼任。飞机队下设三个队：第一队配备美式JN—4飞机一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胡汉贤率领；第二队配备美式JN—5飞机一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刘季谋率领；第三队配备英式剪风号飞机一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李赦率领。

飞机队除执行军事任务外，仍按八日市飞行学校课程训练。飞机队多次执行侦察、轰炸任务。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在居正、许崇智、陈中孚、邓天乙率领下攻打济南时，为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三架飞机全部出动，飞往济南上空，还撒传单近万张，晓喻敌军弃暗投明，不可附逆。在城内外北洋政府军的上空作低空盘旋，撒的传单上印着“快投降，否则就要投炸弹”，引起敌军的惶恐，接着向敌军投弹轰炸。那时飞机的炸弹，是用装纸烟的空铁罐，内装炸药和导火线。将导火线点燃，投向敌军，一人驾驶飞机，一人投弹。炸弹威力虽有限，但给敌军精神上造成威慑，而革命军士气大振。这是孙中山亲自创建的中国第一支革命航空部队。

段祺瑞迫于南北军政各界的压力，尤其海军的独立，使他感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6月29日发表恢复民元《约法》和定期召开国会的通告。

孙中山电示华侨义勇团全体同志赴上海办实业。不要接受北京政府改编，指出：“现在革命尚未达到目的，帝制余孽北洋军阀盘踞要津，随时可以死灰复燃。未来的革命事业，依赖华侨同志之处还多，现在不可混入军阀队伍，助长反革命势力，以埋没我华侨同志之革命正气。要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训。当年许多同志，中了袁逆之毒，提倡功成身退，放弃革命，贻患到今，费了偌大的力量，牺牲了多少同志，始有一线曙光，但乃未可乐观。我人今日，不是做官时候，还是干革命时期。现在革命工作，正系开端。真正的革命，还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有待于后来人继续努力，及华侨同志共同奋斗。要深知缔造共和之艰难，务要坚持革命到底。”语意恳切感人。

北京政府果然派代表曲同丰到潍县与革命党军谈判，协商军队改编工作。举行签字仪式那天，义勇团飞机队在潍县上空飞行，展现革命的气势。

北京政府拟将华侨义勇团编入保定军官学校为学员，并要求将飞机队全部设备及人员调往北京南苑航校，改为中华民国飞机学校，但华侨义勇团数百人，除马超俊投北洋军外，其余遵照孙中山指示，到了上海，都住在徐园招待所。中山先生亲去慰问，对全体队员演讲四小时。散会后，又在张园欢宴全体队员，并发给每人大洋三百元。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入北京任参议员。他在国会中，保持了革命党人的政治品质，不向反对势力阿谀屈从。坚持革命原则，维护国家利益。

北京政府恢复国会后，民初国会议员纷纷重新出席，此时的国民党籍议员派系纷繁，没有统一的意见。惟有居正与田桐二人以中华革命党员身份直言政见。他们对往日一些革命党人变成争权夺利的政客，感到愤慨，由于言词激烈，当时人们把他俩发言编成一首歌谣：“一言躁，再言跳，三言闹。”表现了革命党人的刚正不阿的气节。

把“约法与国会”看成“共和国之命脉”的孙中山，被北京政府玩弄的这一花招所迷惑，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采取“望之信之”的态度。他说：“今北京存约法，复国会，共和形式已具，纵非革命党执政，仍不必有所顾虑。要之，既曰共和，则凡赞成共和者，皆可执政，吾人只排斥反对共和者。现执政者，既为赞成共和之人，纵使非倡发共和制度之主张，或输入共和思想者，仍当望之信之，使展其所能，若有反对共和之证，乃可起而锄之耳。”[55]

北京政府自发表恢复旧约法、召开国会的通告后，出现了表面稳定的政局。孙中山继续为实现他的民生主义和富强中国的计划而努力。

浙江督军吕公望邀请先生赴浙，派督军署官员张群于8月12日到了上海迎接。

先生因胃病复发，于四日后8月16日偕同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但焘、戴季陶、冯自由、周佩箴等人离开上海到杭州。吕公望率督军署军政官员，还有各界人士和群众到站欢迎。

先生在杭州指示吕公望等屏除所有警卫人员及悬旗结彩欢迎形式以免扰民。

当天，由参谋长周凤岐、警察厅长夏定侯、民政厅秘书陈去病陪同从督军署至西湖游览。于湖边采一荷花说：“中华民国当如此花。”行至革命纪念碑前，摩挲读其文，对随行人员说：“辛亥之役，可为纪念者，大抵被袁世凯毁灭无遗，而此碑屹然独存。可见浙人士保障民国之功。”

行至秋瑾墓前，伫立凭吊说：“光复以前，浙人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今日又风雨凄其，得勿犹有令人愁煞者，抑亦秋女士之灵爽未昧耶！”

17日上午，先生至葛岭，登楚云台，见削壁临空，奇峰突屹。表述观感：“皆人工所致，想浙省在昔不知为何种建筑，用石至多，故凿山取石，而山成壁，未必天然也。”

中午，出席督军署宴会，并发表演说，指出：“今者共和再造，建设之事，不容再缓。惟兹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而要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着。欲交通便利，必先修治道路。”“中国地大物博，货物山积，乌得言贫！即就浙江而论，为产丝最富区域，如能联合邻省，若江苏、若安徽，自办工厂，以所产之丝，制成绸缎，以供全国之用，则挽回利权，实非浅鲜。”“职业无论大小，官阶无论高卑，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无事可做；若能立志，则虽做一小官，做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

午后3时，先生由督军署到六和塔观钱塘江潮。对随行人员说：“吴子胥实死于钱江，人谓其怒气所凭，故钱塘之潮，甲于江海，为一大观。余意人之精神不死，虽躯体不存，而精神犹能弥漫天地，此即浩然之大气也。”徘徊久之，想起在欧洲时的旧事，说：“余昔在欧洲曾游一塔，值薄暮闭门，几不得出。”下六和塔，由南山至虎跑寺，掬泉水饮之，说：“味甚甘美，天之待浙人何其厚耶。”

18日，先生偕随行人员瞻仰张苍水墓，称：“张公乃吾人之先觉者。”又游览近处风景。入石屋洞，纵观造像，登其高处，观赏乾坤、青龙等洞，赞叹说：“天地之间，乃设此许多幽雅之境，以供吾人休养，而无暇消受之，不亦辜负造化耶。”

当日，出席浙江省议会欢迎会，在演说中着重谈地方自治和关于土地报价抽税问题。他说：“欲巩固国家，须先将地方自治建设完备。”私人土地，“须先呈报，每亩百元者抽税一二元，价千元者抽税一二十元，将来若收为公有，即照此给价。”“人民领地，须纳地税，不领地耕种者，尽力于工、商、矿、航各业，则国家地方，两有裨益。”又说：“现在民族、民权已达到目的，民生主义即拟从土地问题着手。”

当日，又出席杭州陆军同袍社公宴并发表演说，着重谈了五权宪法中考试制、监察制的由来和作用，说：“现今世界各文明国，大都三权鼎立。其实三权鼎立，虽有利益，亦有许多弊害，故鄙人于十年前即主张五权分立。何谓五权分立？盖除立法、司法、行政外，加入弹劾、考试二种是已。此二种制度，在我国并非新法，古时已有此制。良法美意，实足为近世各国模范。”

20日，先生在绍兴游览。登望海亭时，见大片荒山旷地未能开发，深感可惜，对随行人员说：“绍兴地大物阜，确系富饶之所，惜乎实业未曾讲求，使有用之地，而竟成废弃。那高山，何不栽植森林；那旷地，何不种桑茶棉果。”

当日，出席绍兴商会的欢迎会，在演说中强调国家强盛在群策群力，说：“专制国为一人之国，共和国为人民之国”，“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必须合群力，而后可成世界最强盛之国”。并对绍兴的市容环境提出改善的意见，说：“沿途之厕，急宜迁移于一处，勿使臭气熏人；河道之水，急宜使之清洁；卫生之事，处处宜加意讲求。”

22日，抵宁波。

24日，出席宁波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在演说中赞扬宁波人创业精神，宁波位于南海之滨，其象山港是极便于宁波人向内地和国外活动通行的航站。国内各埠和国外各洲都有宁波商人的足迹。本地工业也先进。因对海外接触见闻较多，人的思想也开化。孙中山说：“今观宁波之情形，则又为浙省之冠。查甬地（甬代称宁波，因甬江过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不在粤省之下。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对宁波的建设与发展提三方面希望：一、振兴实业，指出“宁波人之实业”，“多在外埠”，“对于工商业”，“先谋发展于母地”，“不独可运销于国内沿海各埠，且可直接运输于外洋”，“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甬人之营业于外省者，自无不随母地而益形发展矣”；二、讲究水利，“甬江修理得宜，可与各国直接通商”，“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则永无淤寒之患，而极大之轮船，可以出入，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三、整顿市政，“地方不整顿，则生产愈鲜，将来更无兴旺之一日”，“市政既良，人民乐趋，商务自然繁盛”。

最后提出：“急宜联络各省巨商，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亦最紧要之举。但须资本富足，信用自著。”“吾国有钱之人，不至再将巨大款项，投存外人所办银行。”“经济有活动之余地，不特宁波人欲谋创办实业更加容易，即全国之金融，亦得收美满之良果。”“苟能亟疾经营，则即不难为中国第二之上海，为中国自己经营（指上海工商及经济多由外人经营）模范之上海。”

先生此次演说极为生动精彩，掌声迭起会场气氛活跃。可惜记录语句中，没能反映出来。

24日当天，先生乘建康号军舰抵舟山群岛视察象山、舟山军港。

25日，先生偕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周佩箴、陈去病，还有建康号舰长任光宇等，游浙江普陀山。普陀山是浙江东北部舟山群岛中一个岛，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这里草木茂盛，山水清幽，若蜃楼海市，建有普陀寺、法雨寺、慧济寺，并有千步沙、潮音洞、梵音洞、西天门、南天门等景点20余处，圣灵异象，传闻已久。

先生一行抵普陀山已是黄昏，至最高峰佛顶山之天灯台，距慧济寺（观音堂）一里许处，先生凭高遥览，眼前忽现僧侣簇拥来迎的场面：寺前一伟丽牌楼下，宝幡随风招展，数十僧侣合十盛仪来迎，一尊神在后，一大圆轮盘旋极速。

先生不解“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凝目注视间，杳然不见，空幻无迹。

入慧济寺内，先生依次问随行人：“可见众僧集于丛林中作道场？其上宝幡飘扬，酷似这堂所高悬者。”随行人员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对，皆不见其景象。胡汉民知其是奇异之况，戒言：“勿宣扬，恐贻口实！”

先生将所见向方丈了余和尚讲述后，了余请先生笔述下来，作为纪念，先生应请在寺内写了《游普陀志奇》一文，全文是：“余因察看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趣游普陀山。同行者为胡君汉民、邓君孟硕（邓家彦）、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去病，所乘建康舰舰长则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骄阳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门道阶，引至普济寺小住，由寺主了余唤筍将出行，一路灵岩怪石，疏林平沙，若络绎迎送于道者，纡回升降者久之。已登临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览，独迟迟徘徊，已而旋赴慧济寺，才一遥瞩，奇观现矣！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之牌楼，仙葩组锦，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转近益了然，见其中有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其处矣。即入慧济寺，亟询之同游者，均无所睹，遂诧以为奇不已。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胜者！耳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已下佛顶山，经法雨寺，钟鼓镗鞳声中急向梵音洞而驰，暮色沉沉，乃归至普济寺晚餐。了余、道阶，精宣佛理，与之谈，令人悠然意远矣。民国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孙文志。”

此墨宝存于普济寺客堂，后由煮云法师在普陀山普济寺任知客时，继续保管，并刻石镶于普陀寺壁间，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此墨宝及刻石被损毁无存！

当年随先生同游普陀山慧济寺的邓家彦曾记述此事的经过。其文载于林清玄著《凤眼菩提》。

9月，先生返抵上海，进行扩充党务，计划兴办各种实业，创办机关报，以及在上海建立华侨会馆等工作。

关于是否参与政府工作的问题，10月13日，孙中山向革命党发表文告，指出：“段氏组织内阁，虽位置吾党数人，实非弟之所欲，弟唯欲吾党同人，固结不解，纯取监督政府主义，以俟时机，发舒吾党之政策。”[56]

中华革命党讨袁时期在海外所发公债总数是270多万元，由廖仲恺详列清册送交北京政府，要求偿还，并派胡汉民多次与段祺瑞交涉，但段祺瑞只是口头应付，不予偿付。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三次革命）结束。1916年秋，蒋介石到上海。这时，张静江，还有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戴季陶，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蒋介石也参加了交易活动，先后与帮会首领黄金荣、杜月笙结识，过从甚密。

10月10日，正当辛亥革命五周年纪念，黄兴在上海胃溃疡忽然复发，病势严重。孙中山闻讯赶赴福开森路339号黄兴住宅看望。黄兴于10月31日不幸逝世，年仅42岁。孙中山顿失革命臂助，极为悲痛，于11月1日，通告国内外各支部，说明黄兴发病的经过和他对黄兴哀悼的心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前月国庆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据云尚可无碍。嗣后胸膈仍觉饱闷，至上月下旬，更发见肝部肿大之征候。30日下午5时，忽又吐血不止，势极危急，由医注射，暂见血止。31日早2时，突再吐血，医再注射，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呜呼哀哉！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57]

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对黄兴褒功厚葬。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进行国葬，政府拨治丧费2万元。为哀悼革命战友，表达自己悲痛的心情，孙中山于12月20日写了挽联：“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全国下半旗致哀。第二年3月安葬于长沙岳麓山。英风浩气，千古长存。[58]

黄兴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战争中是一员主将，他是一名勇烈过人，敢于肝脑涂地与敌人拼杀的钢铁战士！在近代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他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军事干部。在他生命短暂的42年中，把他最宝贵的20年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他雄健沉静，笃实寡言，孙中山称他“禀赋素厚”。胡汉民称黄兴“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

旅加拿大的四位华侨集资购赠的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

在20年的反清斗争中，孙中山与黄兴两位领袖同心协力，亲密无间，他们的战斗友谊始终不渝。除了有着共同的坚定的革命意志之外，还由于他们都有着高尚的情操，即使两人观点有了分歧发生争执时，表现出来的也是坦诚为公、光明磊落的崇高品德，这是很令人赞佩的。黄兴过早逝世，使孙中山从1917年到1924年在反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孑然失助，再没有一个像黄兴这样得力的军事统帅了。

1916年10月30日，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

孙中山住在上海的环龙路63号。朱执信、廖仲恺及两位卫士马伯麟和马湘也住在这里，对门44号为办公室，同时也是陈少白的住所。

1916年11月，四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侨到上海筹办一个化妆品工厂，来到环龙路63号访孙中山。当他们告辞出门时，拉着卫士马湘问：“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像样了，是他自己的吗？”马湘说：“不是他自己的，他哪里有房子？这房子每月要付租金65元。”这四位华侨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哪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要替他想办法。”[59]他们回去就开了一个股东会议，决定拿出一笔钱给孙中山购置一所像样的住宅。于是，就买了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一所楼房。在房院中还有花木和网球场，屋内一切家具陈设也很齐全。过了些天，这四位华侨又来访，见孙中山后说明来意，孙中山说：“送房子给我么？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经过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孙中山不好再推辞，就从环龙路迁了过来。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住宅内景。

莫利爱路是法租界的一条宁静的马路，路边植着绿叶茂密的法国梧桐。在这马路的东头路南的第三个门就是29号。这是一座西式花园别墅，进大门走过庭院是一幢深灰色的两层楼房。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紫藤。楼向阳处，是一片正方形草坪，三面围绕着四季长青的冬青、香樟及玉兰等树木和花圃。楼下，一间是会客厅，一间是餐室。楼上，有藏书室、兼办公用的读书室、卧室、浴室和招待客人的住室。书室内，四壁图书琳琅满目，中外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法律书籍，应有尽有，就连楼梯角下、过道旁也放有书橱和书籍。这是一所最适于简朴生活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居住的精致而不华贵的住宅。有一位菲律宾友人拜访孙中山夫妇后，描述其中陈设是“半为中式，半为西式，惟出于孙夫人之美术的布置，颇觉中西折衷，幽美可观。客厅中置一钢琴，盖示其家主妇之雅好音乐也”。

孙中山在这所房子里，召集过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会议；在这里，他呕心沥血地为人民编写了《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等著作。

孙中山的生活很清俭，他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饮食也很简单。平日家里有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过2元钱。一次，唐绍仪来访，不觉谈到中午，孙中山就留唐吃午饭，吩咐人到趣乐居买来一只卤水肥鸡待客。唐绍仪很快把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肴馔，孙中山对唐绍仪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只好把厨房里的咸鱼拿上来，唐一边吃一边说：“我大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十元啊！”[60]

上海永安公司经理是一位华侨，叫郭彪，常去拜访孙中山。他见孙中山没有像样的冬衣，就叫人做了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送来。马湘向孙中山报告了这件事，孙中山又吩咐把大衣送还。隔了两天，郭彪来访，孙中山对郭彪说：“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东的钱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件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需穿这样华贵的大衣。”[61]孙中山的衣着也是很简单的，从29岁领导广州起义到59岁在北京逝世，他所穿的衣服屈指可数。一件四个明兜的翻领制服（即今流行的中山服），从讨伐陈炯明的战场，到改组国民党的会场，到北上途中在上海接见记者谈话一直穿在身上。他的卫士范良说：“很少见他做过新衣服。”[62]他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

孙中山没有自备的汽车，平日上街，有时步行，有时临时雇车。一天，一位美国中将请他到寓所晚餐，他临时和卫士马湘雇坐了一部马车前往。因为车很旧，半路上，忽然车轮坏了，又遇到大雨，两人就撑着伞步行。到主人家门前时，衣服都已湿透了，按电铃后有人把门开了一道缝，向外张望了一下，又把门关上了。马湘用英语向里边说声“孙博士来了”！这位美国中将亲自出来开门，和孙中山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进门后，门房的人问马湘：“孙博士是什么人？”马湘说：“孙博士你也不知道么？他就是孙文。”那人惊奇地说：“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载的孙文，他为什么不坐汽车来呢？到这里访问的人没有不坐汽车来的。”马湘假称说：“原来是坐汽车来的，但到了街口汽车坏了。”晚餐后，美国中将陪送他们出门，并要用汽车送他们回家，孙中山婉言谢绝了，就和马湘步行回到寓所。[63]

孙中山的生活很有规律，清晨起床后，常常和夫人在花园打网球；早餐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晚餐后，多是读书、看报，或写作，每每工作至夜深12时才就寝。有时宋庆龄也给他读书报，还“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著名科学家如汉道科、埃利斯、危普顿·辛克莱等写的书”。孙中山一生好学不倦，他曾对日本友人说：“余一生嗜好，除革命外惟读书而已。余一日不读书，即不能生活。”

他不时到四川路和棋盘街旧书店去选购中外古今书籍。一天，他和夫人还有卫士马湘三人到棋盘街旧书店买了一大堆线装书，因为太重带不了，想雇一个马车拉回去，摸摸衣袋，钱已经用完了，用的还是马湘身上的四角钱雇的车。[64]

先生好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古籍书，有时直接向外国订购，不拘于是否名著。从不读小说或虚构故事书。曾任先生机要秘书的邵元冲有一次问先生：“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工程、自然科学的专著，都嗜读不倦，毕竟先生以何者为专攻？”先生答：“我无所谓专攻，我所攻者，乃革命之学问，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我皆用以为研究的资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65]在《孙文学说》中，曾说到他读书的观点：“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古人为我书记也。”因计划开发水力、交通，振兴经济，对中国地理尤纯熟，可指出各省要塞、山川、湖泊位置。先生读书时，端坐，从不卧读，或以手捧，或投于桌上，重点文段熟读至略能背诵。读后放回原处，书籍分类庋置，新书加纸皮。读报先读专电，后顺下而读，读后依旧叠折，不随手乱掷。

先生平时恬静寡言，胜不露喜，败不言戚，似不能言者，与人不作寒暄衍语，谈革命各种问题，则诲人不倦，于蔼然可亲之中有凛然难犯之节，宣传演说革命思想治国之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先生衣食俭朴，穿着整洁，衣料不讲究，但对样式细求，领子、兜袋做法必向裁缝说明。他一生服装，屈指可数，自29岁广州起义失败流亡国外奔走革命，常穿西服，有时也穿普通制服，民国一二年到国内各省和日本考察常穿西服。自讨袁战争时，由日本回国到逝世，一直穿自己设计的四兜翻领制服即后人称的中山服。穿戎装只有三次，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与全体官员合影时、祭明陵时身着军服，还有就是后来1917年在广州就大元帅时，穿大礼军服。在饮食上，很少吃昂贵的名馔佳肴，喜吃蔬菜鱼类、餐用筷箸，不用刀叉，进食不出啜嚼之声。对烟酒不粘口，赌具不着手，对有害于精神健康的事物，也甚厌恶。在南洋时，一位日友携春宫图数张，张永福等几位同志聚在室内观赏，先生适过室外，见他们麇集玩味，知其物，必不正当，第二天，命这位日本朋友取出烧毁，过几天，张永福再问其物，这位日本朋友说：“已被先生掷炉灶中焚毁。”张永福问：“先生为何烧毁？”日友说：“先生说此为有害青年道德，吾人何可藏此坏心术之物。”

先生不好花卉，不畜禽鹊猫狗，惟好下棋，棋术不精，比胡汉民稍逊。有时与人对弈至深夜，不知疲倦。每晨六七时起床，早餐后，即忙于党务公事。常于傍午，作中西文书函，友人来信，必复，曾对张永福说：“朋友之信，须裁复，乃不失友谊。”

先生劳于国事，几乎忘了年节和自己的生日。在生活上甚至不如一般平民舒适丰裕。对自己“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一次他偕夫人、陈少白、李谋之和黄大伟乘火车到杭州西湖游览。他携着手杖，戴着深色墨晶眼镜，穿着白夏布长衫，头戴白通草帽，在杭州下车时，还是被当地警士认出来了。两个警士时前时后一直跟到李谋之的别墅李庄进行护卫，孙中山知道了，对他们说：“警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66]说话间，杭州警察厅长率警士10人也前来保护，孙中山吩咐他们回去执行任务，并叫他们不要告知别人。他在杭州游览了3天后才回到上海。

孙中山在上海写的《会议通则》（又名《民权初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题名《社会建设》）于1917年2月21日完成，4月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一部关于民主制度的会议程序和准则的著作。他在自序中说：“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他的这本《会议通则》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如何表决，如何提议，如何附议，如何选举，共158节，长达5万字。内容具体而细微，其精细，与《实业计划》相同。可见他无时不在为改造中国，改变国家经济落后、政治落后而殚精竭虑。其爱国爱民的精神，足以激励后人。《会议通则》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中国人确实不懂得如何实行近代民主程式，更缺少民权知识，因为“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使它成为“普通常识”。学校、商会、公司、农团、县会、省会、国会、军队都要“以此为法则”，这样就是一个“纯粹的民国”了。

孙中山为了人民能得到民主权利，为了国家能建立一个民主政体，领导人民顽强地与封建君主制和官僚军阀进行战斗。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思想，还呕心沥血地编制了民主政治生活规章准则。他不愧是伟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家和人们敬爱的领袖。

第二十三章　护法斗争第一次失败——桂系军阀的排挤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争夺中国胶州湾而参与协约国对德作战的日本为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权益，于1917年1月贷款500万元给段祺瑞政府，并怂恿中国对德国宣战。段祺瑞为了继续取得日本的财力援助扩大皖系势力，也竭力主张参战。当时英国也主张中国对德参战，而孙中山则力主维持国内和平统一，使中国人民在多年内战之后有个休养生息的时期，反对卷入欧战之中。1917年3月7日，他致电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劝其勿怂恿中国政府参战，指出：“若中国果入战局，则必妨害中国之国家生活，且损伤英国之远东威严。盖自中国人视之，协约国欲中国加入之一念，适为协约国自认不能与德国对抗之一证也。”因此，“中国除严守中立外，不能望有他种行动”。[1]

8日，孙中山又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说明利害：“欧战本为利害之争，我国事与彼殊，不必以人道为由，自驱入阱。”同时指出：“勿以中国投之不测之渊，庶几不负国民重托。”[2]

美国看到日本在操纵段祺瑞政府，便转而扶植黎元洪，指使黎元洪和一部分国会议员反对参战。4月，段祺瑞电召各省督军入京，动员他们支持他的外交方针。

5月2日，孙中山就段祺瑞派员持函到上海疏通宣战案一事，覆段祺瑞书表示坚决反对加入战团，希望段祺瑞“悬崖勒马”。[3]

1917年5月4日，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胁逼黎元洪和国会议员同意对德宣战。国会在5月8日讨论了对德宣战案，没有通过。段祺瑞又授意督军团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在段祺瑞的指使下，安徽省长倪嗣冲5月29日宣布独立。之后，浙江、河南、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皖、奉两系军阀纷纷宣布独立，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大有举兵入京之势。

黎元洪把解决这个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广东13省联合会的盟主张勋身上，希望张勋出面调解。他一再电请张勋入京，张勋心怀鬼胎地以为：“今而后，吾之计划得实行乎。”[4]5月下旬，孙中山曾致电黎元洪和参众两院议员，要求黎元洪“严诛谴，以惩有罪，信赏必罚，勿事调停”。[5]希望议员们“与宪法共死生，勿遑遽奔散，稍存让步，以保民国代表之尊严”[6]。但黎元洪仍坚持请张勋来京调解，6月1日，派专车到徐州接张勋北上。孙中山认为，“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6月8日，他致电广东、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各省督军和省长，呼吁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

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5千人，由徐州动身北上。赴京前，他通电宣布独立的各省说“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扎。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7]8日，张勋到达天津，当即向黎元洪派来迎接的总统秘书长夏寿康正言提出：要黎总统在三天内下令解散国会，否则不作调停。并在第二天（9日）派先头部队，开入北京，分驻天坛和先农坛两处，向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竟于13日解散了国会。14日，张勋到北京。15日，他虚与委蛇同黎元洪谈了一番“改良国会”、“召集宪法会议”等问题。16日，竟头戴红顶花翎，到养心殿觐见了溥仪。这时，在上海的原保皇党党魁康有为被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电召，于28日入京。这“文武二圣”见面后，立即密议清帝复辟的问题。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在养心殿拥戴溥仪恢复帝位。张勋身穿朝珠蟒服，头戴红顶花翎，率文武官员300多人，跪叩朝拜，表演了一场丁巳复辟的丑剧。7月2日，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当天晚上避居日本驻华使馆。

孙中山于张勋复辟的当天，在上海环龙路63号住宅召集军政要员及革命党人会议，讨论政局并制订兴师北伐的计划。

7月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及海陆军军官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之后，又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同时，致电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六省督军及各界，希望“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并商请海军总长程璧光派舰两艘到秦皇岛接黎元洪南下就职，但日本公使以“叛军布满”为由，拒绝奉送。

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表示同意以广州为护法根据地，组织护法政府。陈炯明也来到上海，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领导。陈炯明此人在二次革命时，讨袁消极；二次革命失败后，与袁世凯关系暖昧。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他与熊克武、林虎、柏文蔚等在新加坡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与中华革命党唱对台戏，使中华革命党在南洋发展党员和筹款遇到很大困难。袁世凯死后，他表示拥护北京政府，交出了军队，得到了黎元洪授予的“定威将军”的封号，只是没有军政职权。以后，陈炯明又想在政治上投机，向孙中山“认错”，表示“竭诚拥护”。孙中山不咎既往，又考虑到他在广东尚有用处，便决定约同南下护法。

在上海的一个犹太富翁名叫哈同，知道孙中山财力困难，便向美洲归国华侨、湖北籍革命党人曹亚伯表示：“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现在孙中山先生财政有困难，我愿助一臂之力。”[8]7月4日，哈同宴请孙中山，提出愿助南下护法经费。孙中山表示拟作为借款，哈同说捐助此款出于诚意，不必作为借款。次日，曹亚伯带来了哈同所捐五大麻袋钞票。孙中山命曹亚伯用电话向哈同致谢，并告知明日即离开上海南下。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许崇智、黄大伟、胡毅生、章太炎、陈炯明等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赴广州。

这时，躲在天津的段祺瑞，在梁启超、梁士诒、张国淦的策动下，决定不放过这个重握政权的好时机，同时也为了防止西南各省讨逆军扩展到北方，他积极地运动了驻天津马厂的第八师李长泰部和驻廊房的第十六师混成旅冯玉祥部，还有保定的曹锟，组织了讨逆军。段祺瑞为总司令，段芝贵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梁启超、汤化龙、徐树铮、李长泰为总部参赞。7月12日，段军攻进北京，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7月14日，段祺瑞抵北京，他以“再造民国”自命，复任国务总理。段政府一方面拒不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方面决心实现对德宣战。8月1日，冯国璋入京就任代总统。14日，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宣战。8月28日，通过财政部长梁启超向日本银行团借款一千万日元，名为用于“经济开发”或“参加欧战”，实则为了扩大皖系势力用于再打内战。

孙中山一行于7月17日到达广州。广东省长朱庆澜、广东督军陈炳焜等到黄埔江岸迎接。当晚，在黄埔公园开欢迎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护法演说，指出：“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此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欲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须有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无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他希望各界“即日联电，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即在粤召集国会，请黎大总统来粤执行职务”。[9]

7月19日，孙中山通过上海、天津各报馆电邀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同一天，广东省议会和省长朱庆澜也发电，欢迎国会议员来粤。22日，海军总长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合通电拥护护法，并于当日率海军第一舰队由吴淞口开赴广州。

北京政府虽然百般阻挠，但国会议员仍联翩南下。至8月18日，到广州的议员已达130余人。孙中山于8月18日在黄埔公园宴会各位议员，商讨有关组织护法政府的问题。大家认为，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准备向护法各省用兵，对外发表对德宣战，为了与之进行斗争，必须尽快组织护法政府。目前议员虽不足法定人数，可先召开非常会议。19日，国会议员举行谈话会，议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并推选人员起草军政府组织大纲。25日，在广州召开了非常会议，讨论组织新政府等重要事项。29日，非常国会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依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陆荣廷原任两广巡阅使，1917年6月，因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黎元洪被段祺瑞胁制，陆荣廷宣布两广“自主”，反对段祺瑞。他以“老帅”自命，操纵着陈炳焜、莫荣新等形成桂系集团。陆荣廷虽响应护法，但反对孙中山组织革命政府。桂系集团担心革命党人的军政府将取代他们在广东的势力，先是采取排挤的态度，以后又搞了许多破坏活动。非常国会选出大元帅、元帅的第二天，陆荣廷复电广东非常国会，主张“总统（指黎）复职”，公开反对另组政府，并通电声明“对军政府一切活动概不负责”。他们挤走了拥护孙中山护法的广东省长朱庆澜，派地方军人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取代其职，由广东督军陈炳焜接收了省长亲军二十营。陈炳焜公开声称：“我不能表示赞成的态度，也不愿采取干涉的态度。但是广东人民不能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开支。”陆荣廷深居武鸣山，以陈炳焜为代理人，监视军政府的活动。

9月10日，军政府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成立，孙中山在非常国会上就任大元帅职，发表受任宣言，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10]桂系的广东省长李耀汉、督军陈炳焜都没参加军政府成立典礼，陆荣廷也未来军政府就元帅职。原云南将军唐继尧在护国战争结束之后便控制云南，成为滇系军阀的头目，与桂系勾结在一起。他不支持孙中山组织的护法政府，因而不愿离开云南到广州就元帅职。陆荣廷与唐继尧串通一气，不反对北京政府，只是反段联冯（国璋）。

军政府成立的当天，非常国会选出各部总长。内务总长张洪伊、外交总长伍廷芳、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交通总长胡汉民、财政总长唐绍仪。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廖仲恺协助管理财政。

北京政府段祺瑞与冯国璋皖直两系对西南军政各派势力存在着“战”与“和”的不同方针，段的皖系是实力派，主张武力统一，消灭皖系敌对势力；冯主张承认和维持西南军阀地位和势力地盘，以取得他们对政府的承认，达到“和平统一”。段祺瑞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计划先控制西南各省门户湖南，然后进攻两广。他采取先遣将后调兵的办法，挤走与护法势力有联系的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8月6日，任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同时收买和撤换了一批湘军师旅级干部，任王汝贤、范国璋为湘南军正副司令率军南下作战。谭延闿事先安置好了自己的力量，为日后回乡做好准备，任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调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防衡山。9月初，谭延闿辞省长职赴上海。（次年6月，谭被广东军政府任为湖南督军，返回零陵。）

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同时在零陵、衡阳宣布自主。北京下令讨伐并通缉林、刘二人，并把打败张勋的主力军第八师、第二十师等北洋精锐部队运往湖南准备开战。

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在上海为孙中山的护法政府制订了北伐作战的《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分析了南北双方的实力情况，认为：“敌军之动员，合计不过七师，而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作战方案是“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战地，先克武昌、决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10月蒋介石又制订了一个《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建议北伐军以东南沿海一带作为战地，以海军为主力，扫除闽浙敌军，再袭取淞沪，然后以吴淞为基地，封锁长江之门户，即可占据东南。蒋介石的这些作战方案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

军政府成立后，9月29日，北京政府以“背叛民国”[11]罪下令通缉孙中山和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军政府也下令通缉段祺瑞、梁启超、汤化龙和倪嗣冲。10月初，北洋军阀相继攻占衡山、宝庆，计划由湘南进攻两广，由四川进攻云南、贵州，要在三五个月内统一西南。北洋军极其凶残野蛮，他们所到之处，肆行抢掠，无恶不作，使人民深受其害。由于湖南局势的严重，使桂系改变了对军政府的态度。11月10日，桂系与军政府联合召开了一次军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元帅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桂系首领陆荣廷、广东省长李耀汉、海军总长程璧光、外交次长王正廷等人。

会上，革命党人向陆荣廷指出了陈炳焜劫夺省长亲军等损害军政府的不合作态度，陆荣廷表示愿将省长亲军二十营交给军政府指挥。会议决定，推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任广东督军、陈炳焜为讨龙（济光）军总司令、程璧光兼任讨闽军陆海联军总司令、林葆怿为讨闽海军总司令、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方声涛为滇军总司令。计划是革命党方面的陈炯明、方声涛率所部进兵福建，开辟第二战场，主力部队进兵湖南与北洋军交战。

陆荣廷因病派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职。

直系冯国璋对段祺瑞向西南用兵的决策，表面敷衍，暗中掣肘。10月14日，王汝贤、范国璋受冯国璋指使，突然从前方来电请停战议和，并自动退守岳阳，傅良佐得讯惊惶中弃长沙而逃；入川的皖系北洋军吴光新部也受创溃败。接着，直隶曹锟、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等督军相继发表主和通电。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被北洋政府内部的直系挫败，被迫于11月16日辞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冯国璋于30日任王士珍继任国务总理、陆军总长职。

江苏督军李纯在冯国璋的授意下，提出南北和议建议。11月18日，李纯和湖北督军王占元等联名发电主张停战。这是直系用政治方式对付皖系的一种手段。

11月19日，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近以西南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傅逆（傅良佐）潜逃，段贼解职。于是有主张调和以解决大局者。惟此次西南义举，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12]

孙中山把民国元年制订的约法，看作是民权的保障，把国会看成是人民执政的标志，这两样东西，是民国政治的精髓。为了它们能在人民政治生活中存在，他历尽艰险，不辞劳瘁，不断地和反动军阀们苦斗。其实，在人民大众眼里，已视约法为一纸空文，国会也不能反映他们的呼声。人民对它们已经感到淡漠，因为它们不能制止军阀的横行，横行的军阀却能随意将它们废止。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13]

桂系对北京政府的态度是：只要不用武力进犯两广，就可与其相安。所以，陆荣廷一直和直系的冯国璋鱼雁频通，目的是联冯制段。当冯羁縻不了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时，桂系便转而对军政府采取“阴持两端”，有“联”有“挤”的态度。因为他们明白，军政府不同于北京政府，它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是要维护民主的权利，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一旦有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将不会纵容任何军阀割据称雄、独霸一方。因而，在敌视军政府这一点上，滇系、桂系与直系、皖系是共同的。桂系在与军政府的联合中，又不愿军政府兵多一员，粟多一粒。广东财政由桂系把持，军政府无从挹注，各项经费只能靠借债和向华侨募捐来维持。财政部次长廖仲恺为此竭尽了心力。军政府人员无薪可发，不分职级，每人每月只能领到食宿费广东毫币20元，生活都很艰苦。只是他们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能坚持工作，未见动摇。

孙中山为了联合桂系护法，对他们作了许多让步和忍耐。但这些姑息和迁就，反使桂系对军政府的排挤和限制活动更加猖獗。他们不经与军政府商议，就直接与西南各省实力派暗地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为它们日后瓦解军政府作组织上的准备。孙中山为了扩充军政府的军队，组织一批人员到本省各县征募民军。代理督军莫荣新接到各县报告后，通令各县将招兵人员以“土匪”罪名一律枪决，只增城一县就有69名招兵人员被枪杀。他们还拘捕了军政府部队的连排长及新招的卫兵几十人，也以“土匪”罪名加以杀害。统治潮安、梅县一带的地方军人、潮汕镇守使莫擎宇制造叛乱，进攻东江，孙中山命邹鲁组织潮梅军进行讨伐，该军的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也被桂系将领沈鸿英诱杀。桂系将领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把持着广东的军政大权，他滥收捐税，赌场、大烟店比比皆是，土匪猖獗，搞得民不聊生。广东各界群众团体及知名人士纷纷集会，选出代表15人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愿，要求惩办莫荣新。

鉴于桂系军阀对军政府各项措施的蛮横阻挠破坏和莫荣新的种种倒行逆施，孙中山决定对他们予以武力惩治。1917年11月15日，孙中山密令海军驻省河舰只作好战斗准备，令陆上各部队闻海军发炮后立即响应，命朱执信直接指挥驻省河南的李福林部队，并联络驻省河北的司令黄明堂，驻广州东山的魏邦平及驻燕塘的林虎部梁鸿楷营，约期同时出动向莫荣新的督军署发起攻击。到了预定日期，孙中山亲至中流砥柱炮台指挥炮兵发炮，但因这些火炮乃是30年前彭玉麐在广东任海防大臣时为抵抗法军所制的旧炮，不能施放，只好改期再举。过了四十多天，在1918年1月3日黄昏，开始进行第二次攻击。孙中山亲自率永丰、永翔、楚豫三舰驶至大沙头，对准督军署、观音山及桂军驻地发炮轰击，一连发五十多弹。莫荣新没有还击，只是将灯火熄灭，连忙给海珠的海军总长办公室打电话向程璧光报告情况。程璧光当即派海珠舰前往制止。军政府的武装力量除游击司令李安邦率兵舰向长堤的桂军江防司令部机枪扫射外，陆上的滇粤军闻海军炮响后没有遵令响应，陈炯明在惠州会馆粤军总部袖手旁观，一笑置之。程璧光将发炮的舰长扣留撤职。

第二天，莫荣新来到大元帅府，孙中山对他说：“我为什么要用大炮轰你，因你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弄得民不聊生，国家的主人，就是人民，你将主人如此虐待，实在违法乱纪之极，你知道吗！现在广东同胞有代表来见我，要求将你从严处罚。”莫荣新毕恭毕敬地回答说：“是我的错，我办得不好，我回去定要大加整顿。”孙中山命参军祁耿寰向莫荣新说明军政府的困难情况，让他从广东的财政收入中拨出一部分给军政府使用。莫荣新当场表示：“大元帅有命，我一定服从。”于是，由参军蔡公时、庶务陆华轩随莫荣新到督军署提取了一笔款子。后来，莫荣新用港币500元并答应事后升任团长为条件，买通大元帅府卫兵连长胡新，令他刺杀孙中山，幸被副官马湘及时发觉，亲军总司令李福林下令将胡新枪决。

炮轰广东督军署之后，孙中山向桂系提出了五项条件：一、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二、承认大元帅有统帅军队全权；三、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五、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1月9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会见各界人士，向大家说明炮击观音山的原因：由于地方当局不合作，使军政府“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戎机”。陈炳焜督粤时，公然要听任军政府“自生自灭”，“今则愈逼愈紧，只许自灭，不许自生”。炮击督署，“实所以表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辟其生路”。但在事变中，莫督军既未抗击，事后又能接受各项条件，“军政府没有其他苛求，为了减轻广东人民的负担，即准备督师北伐”。[14]经过必要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桂系对军政府曾一度就范，出现了粤军、滇军，桂军同时出师分途讨伐北洋军的形势。

1月26日，粤军在总司令陈炯明、副司令邓仲元、许崇智的率领下，从汕头出发，开赴福建；滇军改称靖国军，在总司令方声涛率领下，移防潮州，准备在福建开辟第二战场，与桂系军在湖南的攻势相呼应；桂军沈鸿英、林虎两部西进，抵御龙济光部（北京政府于上年11月8日免去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职，命龙济光接任，龙派兵东进，占领了广东阳春、阳江一带）。由于桂系军阀在财力上限制军政府，使粤军缺乏饷械供应。为此，孙中山派廖仲恺多次设法筹款接济，甚至两次派廖仲恺把归国华侨购赠给他的上海莫利爱路29号楼房拿出来作抵押，一次得款20000元，一次得款25000元，由廖仲恺亲自送往漳州，给驻闽的粤军作为军费。但陈炯明却在1922年利用这支军队，反叛孙中山，几乎置孙中山于死地。

3月5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由上海到广州。15日，孙中山派蒋介石到汕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孙中山于3月9日发布《鼓励义军作战电》，号召各省义军努力讨贼。电文指出：“非法政府始终弁髦大法，毫无悔祸之诚，近且公然宣布伪国会组织法及伪参众两院选举法。重袭袁氏造法故智，积极违法，颠覆国宪，厥有常刑，凡我国民，人人得而致讨。乃逆军犹敢逞其暴力，迭行南犯，虽涂炭生灵，牺牲国家而不惜。今复启衅岳州，以重兵相凌，和平已属绝望。祸非我启，罪有所归，我义军将士，实迫处此，不能不谋正当之对待。尚望本厥初志，一致进讨。”[15]

4月17日，孙中山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通告，说明：“军政府于约法未恢复前，实为中华民国行政权之唯一政府（参照《军政府组织大纲》第三条），易言之，则为约法上行使统治权执存亡绝续之机关（参照同《大纲》第十二条）。现在本军政府行使昔时北京政府之职权，与昔时北京政府无异，并非新发生之别一建设。诚恐友邦各国尚未了解。自应即日通告各友邦，各邻国，并郑重声明：本军政府切实履行中华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国会解散前，中华民国与各国所缔结之国际及其他一切条约，并承认各有约国人在中华民国内享有条约所及，依国法并成例准许之一切权利。惟北京非法政府违背约法，而与各国缔结之一切契约借款，及其他责任，本军政府概不承认。”

同日，冯国璋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军政府在广东，桂系势力视为芒刺在背，千方百计从经济上困绝，在军力上进行扼制。4月间，当桂系与吴佩孚在衡阳取得和解，湖南战事平息，两广威胁解除，在广东又击退了龙济光的进攻后，他们又反过手来，拆军政府的台。在唐继尧、刘显世等鼓动下，他们串通政学系和益友社两派系的议员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想通过议会的手段来颠覆孙中山的政权，把大元帅一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洞悉桂系军阀的政治阴谋，准备亲往武鸣山面斥陆荣廷，被同志们劝止。

5月4日，非常国会通过了所谓“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的议案。在讨论过程中，争议非常激烈，吴景濂还请了地方当局派兵对议员进行监视。陆军总长张开儒认为，在护法省区内发生武力干涉国会，强迫改组合法政府，这是不能容忍的事。张开儒严肃指出：“如此护法，不如投降段祺瑞。”

孙中山于5月4日当天，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于5月5日发表辞职通电，斥责桂系军阀们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16]军政府的改组，使粤军“三军闻命，殊深惶骇”。陈炯明看了孙中山的辞职电文，也以为“其言光明，其意沉痛”。并在通电中指出：“此种合议制之组织，不伦不类，将来结果适当其反。凡此厉阶，不过流氓政客播弄时局所致。”[17]

5月16日和19日，段祺瑞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分别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将东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东北的矿山、森林主权出卖给日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段祺瑞政府签订的这些卖国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20日，滇、桂两系操纵下的非常国会根据所谓军政府组织法修正案，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唐绍仪、孙中山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5月21日，孙中山偕朱执信等离开广州赴上海。途中，专程到汕头援闽粤军总司令部驻地河坝视察，会见了总司令陈炯明、参谋总长邓仲元和各支队司令及蒋介石等人。孙中山勉励大家将粤军建成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待将来北出长江，问鼎中原，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中山还亲临前线视察，粤军官兵倍受鼓舞。6月3日，孙中山离开汕头，取道日本，于6月26日到了上海。

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斗争，由于桂系军阀的排挤而失败。在他给港商陈赓如信中，说出了他当时的抑郁心情：“民国之名虽存，而其实之亡久矣，文窃痛之。尝发愤欲为民国一清官僚民贼之毒，以树立真正之共和，故于去岁谬膺大任，竭蹶进行，非不知去粤日久，有同寄寓军权吏治，失所挟持。所以直任而不辞者，既恃公理，亦恃大多数之后援耳。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诖所快，终至于解职而去。此诚非文一人之厄，实民国之厄也。”[18]

孙中山不仅以北方“颠覆国宪，权奸窃柄”的不法武人为仇敌，复与南方假共和的官僚们也扬镰异路了，更有一些昔日的追随者与敌人同流合污，使他在“孤立”之中，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来。

第二十四章　护法斗争第二次失败——陈炯明的叛乱

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建立的苏维埃政府，给了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他说：“若俄国现在之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1]1918年夏季，正当苏维埃政权被国际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四面围攻的时候，孙中山在上海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电文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2]孙中山草拟电文时，周震鳞先生在旁，他回忆说：“我看见中山先生情绪非常激动。”鲍罗廷回忆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首领列宁接到孙中山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这年的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覆函孙中山，表示感谢，信中说：“人民委员会给予我一个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在几个月前代表南方国会致工农政府的贺词一事，表示感谢。”[3]信中还指出了两国革命的一致性：“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蒋介石感到在援闽粤军中工作阻力很大，军队中地方派系观念很强，难有所作为。他曾对邓仲元说：“我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革命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7月31日，他给陈炯明写了个辞呈，拂然而去。8月3日，到香港。18日，从香港回到上海。23日晚，他前往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寓所谒见孙中山，向孙中山陈述了辞职的理由：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先生，所以愤然去职。孙中山劝他回去，陈炯明也于26日、29日、31日连续给蒋介石写来三封信，参谋总长邓仲元也来信劝蒋回到军中。直至9月18日，粤军攻克了北洋军阀在闽南的根据地漳州后，蒋才又回到粤军中，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陈炯明拨1000人命蒋率领，驻守距漳州市北30里的长泰镇。

这年的10月4日，北京政府安福国会以冯国璋代总统期满，选举徐世昌为总统。10月10日，徐就职。当月，段祺瑞因签订卖国条约《中日军事协定》遭到全国各界的谴责而辞去国务总理职，专任参战督办，在幕后继续操纵北京政府。徐世昌任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总理职务。曹锟、吴佩孚继冯国璋为直系头目。

孙中山第一次护法失败返居上海后，“救国之心未尝少懈”。他首先着力于“整理党务，先固实力”，并命粤军将领邓仲元、许崇智等加紧训练军队，准备继续战斗。孙中山面对着“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的现实，“不胜痛心疾首”。[4]他认为，在推翻专制、创建共和之后，“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5]但“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认为“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由于“信仰不笃、奉行不力”[6]，导致“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这种“思想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传统观念的束缚，“故作学说，以破坏此心理之大敌”。[7]这一年的12月30日，他在上海写成了《知难行易》学说（即《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又称《孙文学说》）。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的认识论，是他哲学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它的基本要点是行在先；能行便能知；行易知难；知是为了行。孙中山说：“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而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比方陆军的战术学，现在已经成了系统的学问，……是本于古人战斗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他认为，现实存在的事实是第一性的，而认识是第二性的，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的思想基础是唯物的，科学的。孙中山还说，“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人类之进步，皆发韧于不知而行者也”，“吾人之在世界，其知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也就是说，认识必须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否则，就会在不断出现的新事物面前“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固”。他认为，“古人进步的最大理由，是在能实行”，而“知”是为“行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指出“行”与“知”相长的辩证关系。他尖锐地指出，传统的“知之非难，行之惟艰”的观点，是“似是而非之说，实与其理相背驰”的。同时，他还批判了宋明以来的“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并以此激励革命党人要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反对那种“不知则不行，知之又不敢行”的无所作为的思想。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请假两个月，离开粤军由漳州回到上海。他除了到交易所活动之外，有时也去探望孙中山。他常向别人提起，孙先生是我的老师，我经常去向他领教，“受教弥久，慕道益笃”，以此来表明他与孙中山关系亲密。5月2日，蒋介石回到福建，仍率粤军第二支队驻守漳州地区的长泰镇。

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学生开始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抗议“巴黎和会”继续瓜分中国的斗争，掀起了全国的学、工、商各界的爱国运动。上海不仅是全国学生联合会所在地，而且也是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最为有力的地方。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斗争，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当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袁、日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当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的官职，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包括辛亥革命在内所没有过的人民群众团结一致进行政治斗争的壮举。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和深远影响，给了正在继续摸索救国道路的孙中山以极大的启发和激励，他赞扬说：“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他甚至还想过，采取这种斗争形式来达到政治革命的目的。这年10月18日，他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讲时说：“救吾民国，惟有两途。一则维持予在南京三月为民国所经营之诸制度；一则从头再举革命之全事业而已。……在中华民国约法上，诸君为此地上之主人，君等苟知所以用其力者，决不患力之不足。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如使诸君即时以正当方法结合，要求在国会政治之下，回复诸君自己之权，吾敢断言诸君之必成功也。前此主张国会必须恢复者，仅吾及吾党少数人耳，以此当大多数之反对，独立支持，二年于兹矣。若诸君于此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不能更拒绝吾人也。如此，则真正最后之和平，可得而致。”[8]

在北京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学生有30人被当局逮捕，孙中山曾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他们。在孙中山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要求下，被捕学生很快得到释放。孙中山曾数次接待在上海的各地学生代表，在他的住宅同他们进行谈话，许德珩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回忆孙中山接见他们的情形时说：“我个人曾经两次参加了这样的谈话，他每次都是很亲切地慈爱地帮助我们鼓舞我们。”[9]可见孙中山对革命青年的爱护和支持。

“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为了开展思想政治的宣传工作，孙中山命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于8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

广州桂系军阀同北京政府一样，对群众集会采用了武力镇压。孙中山8月7日在向广州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去政务总裁的致电中，强烈谴责这些“不法武人以割据西南为志，故于人民参与政治之举，力图破坏徒使民国名存实亡。彼藉国会所授之权，以行国民所深恶之政治；移对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残虐尽力救国护法之人。毒害地方，结连叛逆，欺骗国会，藐视人权。文决不与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10]

蒋介石以在粤军中“受排挤、诽谤”，加上自己患有“脑晕，胃伤、腹泻不止”等疾需及时医治为理由，于9月27日辞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职。10月3日，蒋介石到上海，向孙中山陈述辞职的原因，并表示准备到欧美留学3年。孙中山这时正要改组中华革命党，劝蒋不要远走离开中国。于是，蒋介石取消留学欧美计划，改为漫游日本。10月25日晨，他从上海搭轮东渡，在日本旅游、参观、访友20多天，于11月19日回到上海，又在交易所做起了生意，闲时读书。除了阅读《曾文正公家书》、《春秋》等儒家学说，还阅读《俄国革命记》、《新青年》杂志、托尔斯泰和易卜生的著作。

10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确定党的宗旨是“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指定居正为总务部主任、谢持为党务部主任、廖仲恺为财政部主任。在这期间，孙中山与列宁不断有函电往来，协助起草稿件的有廖仲恺、朱执信、宋庆龄等。孙中山还计划派人到苏联学习，特指定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先学俄语，还请了一个俄文老师，每天在长滨路民厚里廖仲恺、何香凝的寓所教授俄语。[11]

从1917年—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写成了《实业计划》（即《物质建设》，《建国方略》之二）一书，这是他精心编制的宏大而具体的经济建设蓝图。他根据自己“仔细研究工业建设的有关问题和解决法”，规划了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孙中山认为，交通运输是近代工业的先行，必须放在首位。他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孙中山在辞去总统职务后，即提出修筑10万里铁路的计划。在《实业计划》中，他将这一计划具体化为六大铁路系统，即西南、西北、中央、东南、东北、高原，从边疆到内地，从西北到江南，四通八达，无远不届，甚至连干线、支线也拟定得十分具体。《实业计划》还提出建立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海港，疏通内河水道，发展内地交通；兴建粮食工业（食物之生产、运输、保存、分配）、衣服工业（丝、麻、棉、毛、皮、制衣机）、居室工业（建材生产运输、居室建筑、家具制造、家用供给）、行动工业（农车、工车、商车、旅车、运输车）、印刷工业（纸、墨、胶、印模、印刷机）；开采铁、油、煤、铜矿并创办矿机制造厂、冶矿机厂等。他说：“欧美两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追及之，需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需用其专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孙中山主张，在不损害中国主权条件下，引进外资和技术，以便在最短时期内迅速赶超外国，从而改革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

孙中山在政治革命中，为建立真正共和政体和人民的权利战斗不懈。在经济革命中，他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或亲自勘察或派人调查了解具体情况，然后“亲自绘制地图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实业计划》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湾的深度和层次等细节，他无不了若指掌”。在他不间断的政治斗争生涯中，竟然对祖国各地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了解得这样清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在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实现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和经济计划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对孙中山的发展经济计划表示冷淡，国内反动派也无端进行攻击，认为他是“放空炮”，“不务实际的理想者”，“轻举妄动的幻想家”，等等。而每一个爱国者看了这份《实业计划》，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无论在当时、现在或将来，它永远是一部伟大而珍贵的我国经济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孙中山在研究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时，为了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他常穿着黑布鞋，手持拐杖，由环龙路一直步行到北四川路的旧书摊去买书。书买得太多了，就雇一辆马车拉回住所。有人看他在研究这些计划时，“总是把家具搬开，在地板上铺着地图，自己坐在地上，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12]在他的书房里，放着14张地图，上面都有用铅笔或毛笔作的标记。其中有2张地图是他亲自绘制的：一张是上海吴淞间水陆交通图，附军队配备地点；另一张是完全用毛笔绘制的。他曾对人说：“绘制地图，是最好的娱乐。”他仔细地研究水利、交通建设计划，选择造桥、建港的位置。他为了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他在计划中提到的地方，多处都是1912年他辞去临时总统后至1913年间特意视察过的。1920年11月，孙中山由上海乘永翔军舰回广州重组军政府，途经福建闽江时，因江水落潮，他对舰长说：“现在潮落数尺，若仍照进口航路开出，必致搁浅。”[13]并指示舰长，从某处到某处应该靠近哪个山哪个岸航行。舰长虽然点点头，但没按他指点的去办，军舰果然搁了浅。舰长敬服地说：“我生长在福建，而且出身水师学堂，现在还担任舰长职务，乘船经过闽江也不知有多少次，可是对闽江水势，反不如先生了如指掌。”孙中山说：“中国各河流及海港我都有过细心研究。”[14]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孙中山探求知识的态度是何等认真。1921年10月10日，他在《实业计划》的自序中说：“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而要发展富源，必须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15]“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吾国人欲有此知识，则当读此书，尤当熟读此书。”孙中山在强调熟读《实业计划》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强调了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的重要性。他说：“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故所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16]孙中山先生关于发展我国经济的论著，是很值得借鉴的一份遗产。

1917—1919年的两年间，孙中山在上海的生活非常清苦。粤军驻沪代表陈其尤每两三日必到中山寓所拜访孙先生。一次，他向孙宅庶务林焕庭询问孙中山先生的生活情形，林焕庭说：“近两年先生的生活甚窘，特别这几个月，几乎日用亦难，我只好从困难中设法解决，不敢直告先生，以免增加他精神上的烦扰。”陈其尤听了深受感动，从他的活动费中挪出4千元银币作为孙中山的生活补助。在上海的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还给孙中山购赠了一辆汽车。陈其尤在回忆孙中山简朴的生活情形时说：“从这一事实，就可见中山先生是如何克己地对待个人生活。这种伟大的人格是我们永不能忘记的。”[17]

1919年冬，列宁派一苏俄海军中将来到中国南方，表示愿意帮助中国革命。同行的人还有朝鲜籍、瑞士籍同志。由于帝国主义特务监视，孙中山派廖仲恺、朱执信、陈其尤负责接待。为了保护苏俄客人的安全，他们以漳州教育局为招待所，局内几位参加服务的职员都是进步分子，分别化装为服务员、厨师等送茶做饭。苏俄友人将列宁的信交给他们，并传达了苏俄愿意帮助中国革命的信息。廖仲恺等向客人说明革命势力目前还没有占有一个海口，如果有了出海口，即请苏俄进行协助。朱执信用英文给列宁写了一封回信，并由廖仲恺亲自打字。随后，他们派人送苏俄代表由厦门取道香港，经海参崴回国。这是苏俄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派出的使者。当时的苏联，尚在建国初期，而且处在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严重时刻，列宁仍不忘支持和关怀被压迫国家人民争取解放的运动。中国当时正面临内有军阀混战割据、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外反动势力勾结一起镇压革命力量的困难时期，孙中山高瞻远瞩，毅然接受苏俄无产阶级的帮助，真诚地与他们进行合作。

为了再次开辟革命策源地，收复广东，接济在福建漳州、鼓浪屿一带陈炯明所率二十营部队，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进行筹款，从1919年秋到1921年夏，多次派朱执信、廖仲恺到福建漳州与陈炯明商讨粤军西进讨伐桂系，并入广东，与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警察厅长魏邦平和国民党旧部以及民军等联络以响应粤军的反攻事宜。

欧战结束后，段祺瑞把参战军改为边防军，任徐树铮为边防军总司令。他们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外国借款，扩充皖系的实力，准备发动内战。此时，段祺瑞以边防督办身份操纵着北京政府。英美帝国主义公开支持直系，曹锟、吴佩孚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情绪，积极部署反段。1920年5月，吴佩孚由湖南前线带兵北撤并联合奉系张作霖，提出解散皖系政治工具“安福俱乐部”，罢免徐树铮，向皖系发动挑战。徐世昌为曹、吴所迫，于7月2日下令免除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职务。段祺瑞调动军队进行威胁，把边防军改称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任命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总司令；并逼迫徐世昌于7月9日下令免去曹锟、吴佩孚的职务。双方互不让步，剑拔弩张。7月14日，直皖战争在涿州、高碑店、杨村爆发，激战4天，皖军一败涂地，曲同丰被俘，徐树铮、段芝贵丧师逃走。段祺瑞电辞边防督办，安福俱乐部被解散。从此，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1920年8月上旬，美洲华侨致电孙中山，要求讨伐桂系和北洋军阀，并表示“愿竭全力，为公后盾”。[18]1920年8月12日，粤军在漳州公园誓师。当日，兵分三路，向广东进军，以洪兆麟为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第二路司令，陈炯明兼第三路司令。不到20天，连克潮安、汕头、海丰、陆丰等地。北江、西江民军纷纷响应。8月中旬，孙中山派朱执信回粤策动旧部反正。朱执信由上海经厦门到香港，准备到虎门策动要塞司令邱渭南反正。邱渭南派周之贞来会见，说：“邱渭南将背桂系独立，响应粤军，惟必执信到虎门一晤，方肯宣布独立。”朱执信答允。党人李朗如劝他勿往虎口，说：“邱渭南与桂系莫荣新关系甚密，渊源较深，不易转变，邱要你赴虎门，必有诈，不如到广州策动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响应。”[19]朱执信准备改赴广州联络李福林，邱渭南又派周之贞来会朱执信，坚决要他到虎门，并派电船来接，声称“如朱不去虎门，邱不肯宣布独立”。朱执信被周言所惑，决定去虎门与邱会晤，说：“只要于大局有补，个人安危，何足计较。”9月21日上午，朱执信抵虎门太平墟上，邱渭南列队欢迎。下午，请朱执信检阅部队。3时40分，突然枪弹射来，执信中弹绝命。

朱执信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朱执信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卓越人才，是一位政治宣传家和军事指挥者。他追随孙中山近20年，始终不渝地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懈。他多次组织和指挥重大的武装起义，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在政治思想上，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驳斥保皇党的反革命谬论，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等著作，创办《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抨击军阀统治。孙中山称赞他是“中国有数人才”。他曾多次受孙中山指派，为策动军事力量、筹募革命经费各方奔走，不畏艰险，不辞劳怨。他曾向人说：“孙先生愿为党死，我是党员，愿随党魁死，其他利害在所不计。”他曾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说：“吾本东南西北之人，不自珍惜，也不投闲，冒险杀贼，尚差足以自快，家中视吾为已死可也。”[20]他的革命气节、品格，与廖仲恺相若，严于律己，对人忠厚，处事严正，为革命不屈不挠，好学不倦，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胡汉民曾评价他说：“先生做事与众不同，不居名，不居功，暗中做着一个很大的运动的中心人物。”

孙中山在上海闻朱执信遇难，若失股肱，深为悲痛，说：“执信牺牲，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我党失此长城。”[21]他通告国民党员集款抚恤其遗族，以后在广州设立了执信纪念学校以资纪念，并常常以朱执信为榜样教育党人。

朱执信遇难翌日，灵柩运抵香港，暂厝东华庄内。1920年12月15日，由宝璧舰运回广州。1921年1月16日葬于东沙马路驷马岗（今先烈路）。孙中山参加了葬礼并致辞：“今桂贼虽已除去，而执信已经牺牲，损失何能相偿！”[22]1936年，朱执信灵柩迁葬于执信纪念学校内。陈独秀曾挽一联云：“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23]朱执信生平著述甚多，今有《朱执信文集》。

9月27日，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宣布独立，响应粤军回师广东。10月19日，粤汉铁路广韶段工人和广九铁路工人罢工支援粤军讨伐桂系军阀。20日，广州各校学生罢课声援。10月中旬，粤军连占惠州、石龙等地，并向广州推进。24日，岑春煊、陆荣廷、林保怿、温宗尧，摘下“护法”假面具，宣布撤销军政府。26日，莫荣新宣布广东取消“自主”，投降北京政府，企图以此取得直系对他的支援。27日夜里，莫荣新弃广州逃走，28日粤军攻克广州。岑春煊逃往上海。陆荣廷、莫荣新等桂系残部退踞广西。

粤军将领许崇智等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11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本宅召集伍廷芳、唐绍仪等军政界人物举行会议，决定到广州重组军政府。25日乘永翔舰偕同夫人宋庆龄和伍廷芳、唐绍仪等离开上海，28日到广州，29日重组军政府。

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军政府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纪念集会的讲话中指出：“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也。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方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看来孙中山这次组织军政府，不只在借助军政力量强迫北方政府恢复国会与民元约法，而在于“扫除污秽不堪之北京政府，建设良好干净之正式政府”。[24]

广州是广东革命政权首埠，又是革命军政府所在地。当时正在拆城筑路，举凡庶政也正待理，尤需现代化市政建设专门人才。党人以孙科曾留美学习市政，且有关于都市规划的著作出版，建议孙中山委任他为广州市长。但孙中山以其年事尚轻，缺乏经验迟迟不允。经廖仲恺、胡汉民，一再固请，始予同意。2月15日，任孙科为广州市政厅长。孙中山令他草拟市政条例，他一夜之间便迅即脱稿。

这一时期，上海、北京的国会议员先后到广州者共220多人。4月4日，孙中山在宴会国会议员时，提出新政府的组织计划。4月7日，非常国会在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下，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222张选票中，孙中山以218票当选为非常大总统。

自粤军驱逐桂系势力占领广东后，陈炯明开始野心膨胀，与孙中山同床异梦。孙中山主张进行北伐，陈炯明想独霸广东。他同3年前的桂系一样，把军政府视为眼中钉。他曾与湖南的赵恒惕（湘军总司令）相约，湘粤联防自治互不侵犯，与孙中山的北伐计划背道而驰。总统选举之后，湖南极力反对，这都是陈炯明和赵恒惕搞的鬼。

5月5日，孙中山在德宣路原督军署改设的总统府宣誓就职。这天，广州全市悬旗结彩，工农商学各界团体和市民群众几十万人游行欢庆，锣鼓喧天，旗帜如林。各会馆武术会表演舞狮和各种武术，有的还到总统府表演。孙中山在总统府看到群众这股劲头，赞叹地说：“民众力量多伟大啊。”他十分高兴，还叫副官黄惠龙和马湘两人登台表演武术。黄惠龙表演了竹节钢鞭，马湘表演了八卦剑，孙中山称赞他们说：“你们二人的国术都练得不错，革命军人应该学习这些武术。”

孙中山就职后，任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廖仲恺为财政次长，伍朝枢为外交次长。

5月间，孙中山的外甥程炳坤从海外来到广州，想在军政府中谋职，孙中山不允所请，以其擅长缝纫，令副官马湘助其在广州大南门外开一裁缝店为业。孙中山的政权思想是天下为公。他谆谆告诫党内同志：“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独占。……倘若为私，则人心不服。”[25]

一天，有个从美国回国的广东台山华侨陈仪禧到总统府拜访孙中山，见面就说：“大总统你就是孙文！在美国谋生的唐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你做大总统名义还不够好，大元帅名义更不好，最好还是登上皇帝座位，做个真命天子。”[26]孙中山听了他的话，耐心地对他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皇帝，叫人民当国家的主人，人人都能有政治权利，生活得好。陈仪禧接着又问：“我的家乡，原叫新宁县，现在改叫台山，山怎么能抬得动呢？还是叫新宁吧。”孙中山又把新宁改名为台山的原因和含义告诉了他。这位华侨从小在美国一个火车站当清洁工，没念过书，但对铁路经营和行车管理方面的知识知道得很多，他曾经捐助过孙中山革命经费。孙中山就让他制订一个发展宁阳铁路的计划，要把铁路通到大洪古海湾，并在大洪古、广海和闸坡一带发展渔业。陈仪禧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后来从华侨中募集资金，回国创办了宁阳铁路。

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生活仍十分简朴，吃的更简单。当时总统府的官员们每餐都是3元以上的菜钱，孙中山吃的是四角钱左右的鸡血、豆芽一类的菜。[27]他曾对卫士说：“这两种菜很有营养的。”工作闲暇时，手不释卷地读书。晚上没有特别事情，总在9点钟就休息。清早起来后，他喜欢站在阳台上，对着几只鸟笼，静静地听着鸟叫。每隔一星期看一次电影。每次外出，总和群众接近。在穿着上也很注意节约，孙先生不喜欢中国过去的长袍马褂，有人建议他穿西服，孙先生说：“不成，不成，穿西服就得用外国的衣料，那样就要花我们本国的钱，使我们的黄金白银外流。”

1921年5月，蒋介石回奉化溪口看望病重的母亲。6月14日，其母因患心脏病逝世，蒋介石便在家中为母王氏守灵。7月20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让他来广州。9月13日，蒋离家到了广州。17日，孙中山派他到广西南宁去和陈炯明筹划粤军北伐事宜。蒋介石在与陈炯明的接触中，发现孙中山所器重的陈炯明竟然反对孙中山北伐的主张，这使蒋介石“听其言，殊不可耐，含怒出”，当即返回广州。蒋介石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的情况后，又回奉化溪口为他的亡母选择墓地去了。

桂系投降北京政府后，陆荣廷被任为粤边防务督办，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城为广西省长。陈炯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也想与桂系建立粤桂联防条约。他密电谭浩明说。“各守边防毋相侵犯。”但陆荣廷从北京政府得到饷弹的接济，一心想夺回广东，他命陈炳焜出兵西江，申葆藩等取高、雷、钦、廉四州。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被迫反击自卫，便接受了孙中山委任的援桂军总司令职务，与许崇智、李烈钧分兵在北江、西江及钦、廉一带迎敌。6月26日，由于桂系陈炳焜的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而独立，使桂系失利。粤军占领了梧州，陈炳焜逃走。孙中山任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8月4日，粤军占领南宁。8月13日占领桂林。9月30日攻下龙州。陆荣廷、谭浩明逃往越南河内。桂军多半投降，广西回归护法政府的管辖范围。孙中山任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本来，孙中山打算任命陈炯明为广西总司令，但陈因实力在广东，不愿避实就虚，拒不接受。

孙中山于10月15日乘军舰出巡广西，准备出师北伐。10月下旬，经梧州、桂平到南宁。南宁工农学商各界开欢迎大会，孙中山在会上演讲历时3小时。讲话中，他忽然叫大家到外面操场集合，到会的许多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衫，有的赤着脚。孙中山指着他们的衣服说：“看上吧，各位穿的衣服都这样破烂，多数还没有鞋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陆荣廷、谭浩明一班军阀剥削你们，弄得你们生活这样困难，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现在广西的军阀，已经打倒，马君武做广西省长，必定要负起这个责任，使人人都丰衣足食。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马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齐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南宁附近有很多荒地，各位主人可以马上去开发，入息必定很快就能增加。”大家听了很兴奋，不断高呼：“大总统万岁！”

1922年2月，孙中山在桂林叠彩山与宋庆龄的合影。

广西平定后，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但陈炯明想占据两广，借口“保境息民”、“联省自治”，反对北伐。这时，陈炯明与驻洛阳的吴佩孚，驻长沙的赵恒惕已有勾结。他以“联省自治”为名，各据一方。孙中山再三向他说明“各省军阀利害不能相安”的道理，陈炯明还是不愿赴前线指挥。孙中山以为陈炯明虽不肯自赴前敌，但在后方接济当不容辞。

12月4日，孙中山带着一个警卫团到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出师湖南北进，行装甫卸，即着手筹备。陆荣廷统治桂林达10年之久，人民苦不堪言。孙中山到了桂林，人民如久旱望云霓，情绪甚为活跃。12月7日，桂林党政军学各界76个团体开欢迎会，孙中山在会上讲述了三民主义和建设新国家的关系（即后来的讲演录《三民主义是造成新世界的工具》）。当时有一首“桂林各界欢迎孙大总统的歌”，歌词是这样写的：

跸节兮遥临，桂岭兮生春。君子奚至迟？万众齐欢腾！笑徐逆（指徐世昌）抗命伪廷，卖国计空逞，指日义师到，消除国贼庆升平！不见武鸣。陆（指陆荣廷，他是广西武鸣人），祸桂残民终自焚；不见谭、陈、莫（谭浩明、陈炳焜、莫荣新），黩武穷兵尽逃奔。到头来还是强权失败民权胜。五权、三民主义尊。欢迎我元勋！[28]

孙中山把北伐大本营设在桂林独秀峰山麓的王城。这里是元、明两朝藩王的故宫，也是清代乡试的贡院和民国初年的省议会（今广西师范大学院内）。这里有一座钢材建筑的大礼堂，是桂林唯一的一座礼堂，市民称它“铁房子”。孙中山就在这座礼堂里向人们讲述他的“五权宪法”。当时，来听他讲演的人很多，把礼堂挤得满满的，连窗台上也坐上了人；有的妇女还去找孙夫人谈话，儿童们在王城后苑的玉皇阁照旧捉蟋蟀，也不被斥逐，卖马蹄糕的，在城门洞内照旧砰砰地敲打着搭板，也不被禁止；孙中山坐着“亮轿”从正阳门出来去看太平军北上渡江处时，一路上没有军警戒备，市民纷纷出来围观，也不被驱散。孙中山像是一个新到桂林的市民，但桂林却由于这个新市民的到来充满了生气和欢悦。在王城的正阳门内两侧墙隅，有一座几十年堆成的垃圾丘，孙中山叫卫士们把垃圾清除掉，使一对被堙没的元代石刻狮子重见天日。在王城后苑从东华门一直到玉皇阁前的古梅圮有几百米长的距离，孙中山让卫士们利用公余修筑一条直道，这就是桂林的第一条马路。开始施工时，第一个下锄头的就是孙中山。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为了纪念这位伟人，桂林人民把王城后苑改名为中山公园，还在这条马路的尽头修建了中山堂。堂后是“仰止亭”，但后来竟被国民党省政府拆毁平夷了。

1921年12月23日，被列宁派到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在中共党员李大钊、张太雷陪同下，来到大本营会晤孙中山。由张太雷担任翻译，双方会谈了9天。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两点建议：一、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以培养军事干部。孙中山欣然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向马林表示，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在北伐吴佩孚的战争胜利结束后即可以实行；目前愿与苏俄建立非正式联系，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孙中山还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历史。马林向军政府的官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孙中山很赞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回到广州时，他对廖仲恺说：“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喜苏俄能先实行与余之主义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这次会晤使孙中山“心中非常高兴”。[29]

当时，桂林郊外尚有武装团伙盘踞山上，经常下山劫夺群众财物，妨害地方治安。有的官员主张对他们实行痛剿，以靖地方。孙中山说：“彼等与我辈都是同胞，何必剿灭，以戕害我种族，可持我名片一张，邀他们下山，共同北伐。”这些人闻知，都很感佩，说：“孙大元帅如此豁达大度，诚意待人，敢不心悦诚服，供其驱使。”[30]于是，这些武装团伙都投入了革命军，参加北伐。

孙中山曾于1921年11月9日，把将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的决定电告蒋介石，并请他“节哀速来臂助”。蒋介石已在当年11月23日将亡母安葬完毕，但他迟迟没有动身。经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迭相电催，才于12月22日抵广州；次年1月18日到桂林北伐军大本营；孙中山任他为第二军总参谋长。

直奉两系控制北京政府后，为争夺地方与中央权力，矛盾日益尖锐。1921年12月，由张作霖推荐，徐世昌命著名亲日派梁士诒组阁。梁士诒企图出卖山东权利，与日本密商借款，并起用臭名昭著的曹汝霖等人，引起公众的愤慨。直系以吴佩孚为首的将领们纷纷电斥梁士诒媚日卖国，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奉系张作霖。张作霖调军入关，进逼直系。1922年4月29日，直奉两系在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和津浦路的马厂一带发生大战，此即第一次直奉大战。不到一个星期，奉军失败撤回关外。徐世昌免去了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北方又出现直系曹、吴独霸北京政府的局面。张作霖回东北后，被东三省议会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宣布东北独立，重整旗鼓，准备与直系再战。

正当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的时候，陈炯明与吴佩孚进一步加紧勾结，进行多方面的破坏活动，指使湖南督军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境。1922年3月21日傍晚，陈炯明指使他的一个营长陈少鹏买通奸细，在广州大沙头广九车站将孙中山的得力干部、粤军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长邓仲元杀害。邓仲元牺牲时年仅38岁。噩耗传来，广州、桂林袍泽无不伤心；孙中山更是悲痛，后以大总统名义，追赠为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侧，并为他亲书墓碣。陈炯明杀害邓仲元后，蒋介石断定陈炯明必定叛变。在桂林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主张先讨伐陈炯明，然后进行北伐，但孙中山还是想争取陈炯明支持北伐。还在1921年的3月5日，蒋介石曾在信中提醒孙中山，要对陈炯明保持警惕。信中说：“先生之于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若望其见危受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

陈炯明除了采用挑拨、谋杀等手段破坏北伐外，还从经济上限制和刁难，曾长达半年之久，不给军政府调拨一弹一粟。孙中山屡次电催，他照样不予理睬。孙中山从广东省银行借的纸币2百万元用完后，已是粮饷尽竭，迫不得已，只好于4月21日免去陈炯明的内务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三项职务，粤军部队改由大本营直辖。孙中山因“念其前功，不忍其恝然离去”，仍留任他为陆军总长；命伍廷芳兼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总司令。

陈炯明在解职当天，率领了总司令部和省长公署部分人，回到他的故乡惠州西湖百花洲，继续操纵他的爪牙蓄谋叛变。当时有人主张：“北伐诸军，宜留粤缓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孙中山则认为：“奉直战争方炽，北方人民水深火热，若按兵不动，坐视成败，则与拥兵自卫者果何以异？”4月22日晚，蒋介石在三水谒见孙中山，建议进攻惠州、石龙，消灭陈炯明的势力，以除北伐后顾之忧。但孙中山此时想的只是北伐，对陈炯明“阴蓄异谋”漠然不顾。由于“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遏”，孙中山决定改道江西北伐。4月23日，孙中山偕蒋介石回到广州，还想争取陈炯明参加北伐，便派员促陈炯明回广州，但此时的陈炯明正在策划反叛布署。蒋介石还是在想用心修建他母亲的墓地，到广州的当天，便提出辞去第二军总参谋长职务。他对孙中山的“恳切慰留”虽然感动得“凄然泪下”，但还是在当天晚上离开了广州，4月28日回到了故乡溪口。

北伐的各路队伍集中到了韶关。5月6日，孙中山偕同胡汉民、许崇智从广州赴韶关，并在韶关设立北伐大本营。5月8日，孙中山发布进军令，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黄大伟、梁鸿楷各率所部向江西进军。到5月下旬，北伐军连占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

北方直系军阀于5月4日战胜奉系后，曹锟、吴佩孚为了进一步控制北方政府，又玩弄起政治欺骗的勾当。5月中旬，他们以恢复旧国会为由，把黎元洪重新抬出来担任总统，装璜一下北京政府，使南方护法政府立于无名。6月1日，由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旧国会议员203人发表宣言，宣布由国会行使职权。6月2日，把徐世昌赶下了台。6月3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反对黎元洪在北京政府复任总统职，明确指出广州护法政府是继承法统的合法政府。6月5日，江苏公团联合会等组织相继致电孙中山，反对黎元洪复职，要求广州政府兴师北伐，并表示“誓为义军后盾”。6月8日，广州非常国会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并宣布黎元洪毁弃《临时约法》、背叛民国的罪状；但黎元洪仍于6月11日在北京恢复了总统职务。

1922年5月在韶关，准备督师北伐。

正当北伐军长驱直入进军江西时，陈炯明的部将、粤桂边防督办叶举率领50多营军队窜入广州。他们横行无忌，骚扰百姓，搞得人心甚为恐慌。5月25日，蒋介石致电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智，针对“陈党盘踞省城，逆命作乱”的情况，提出“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的建议。6月1日，蒋介石再次写信给许崇智，指出：“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之一日。”但孙中山还是急于发兵北伐，只留胡汉民守大本营。6月1日，孙中山带少数卫队由韶关回广州。当火车到新街站时，从广州赶来迎接的人群中，有一个华侨邓三伯报告说：“陈炯明在惠州召集他的爪牙，频频开会，有谋乱企图，不可直到黄沙，改由其他车站下车，免受陈炯明暗算。”在旁的人也这样劝说，孙中山仍是不以为然，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31]孙中山由黄沙站下车，登上海防司令陈策派来的兵舰到天字码头，改坐汽车，回到了总统府。第2天，他带着卫士马湘、黄惠龙、杨仙逸，从越秀楼往震武楼、文澜阁各处巡视，看到许多士兵在这一带来来往往，对着越秀楼的墙上还凿了许多枪眼，即派侦缉队长李天德调查了总统府附近驻军的人数、番号和军官姓名。6月2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发电：“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此时，蒋介石正在溪口准备6月14日他母亲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典礼活动。

14日，从早至晚不断有人到总统府报告陈炯明谋反的消息，魏邦平也来叫孙中山做好准备。次日下午，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也先后来报告陈炯明谋叛的迹象。孙中山还是不以为然，忙着派人往韶关给北伐军运送10万元军饷。当天夜里11点，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接连又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动态，并说情况已十分紧急。孙中山仍不相信陈炯明会真的背叛他，在电话中说：“无论如何我不离开，我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来不为个人谋利禄是人所共知的，陈炯明何至要谋反？”到了12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又匆忙跑来报告陈炯明部队要在夜间1点攻击总统府的消息，形势十分危急，劝孙中山赶快避开。孙中山回答：“竞存（陈炯明）纵然恶劣，料不至如此，即使竞存有不轨之谋，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人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竞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我已将警卫调往韶关，即是表明我对他的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的阴谋，亦何须用兵？如果竞存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都可以杀他。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叛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牺牲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贻笑中外，玷辱国家。”[32]

到了深夜1点钟，在总统府已听到远处部队活动的嘈杂声和集合号声。林树巍、林直勉和陆志云三人，又急速跑来劝大总统离开越秀楼。面对叛逆者的武力威胁，孙中山毫不畏怯，说：“竞存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几个人见劝说不动，就强挽着他离开越秀楼。孙夫人以为先生责任重大，避难宜急，若要一起走，不仅行动缓慢，而且可能被叛军认出来。于是，她请先生先离开。孙中山在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的护卫下，通过总统府右侧的越秀街、莲花井、雨帽街、德宣路，到了惠爱路时，被叛军拦阻。孙中山身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很像个医生。跟随的人，说他是医生，到病人家里去看病，才被放行。当他们穿过桂香街到靖海路时，又遇到叛军，他们几人态度从容自若，得以安然通过，转入大马站，穿过永汉路，来到天字码头。江海防司令陈策率宝璧舰来迎接他们。上舰后，孙中山亲拟电文，告各军陈炯明反叛，号召戡乱平难，交陈策在舰上拍发。海军司令温树德登舰谒见，他佯称宝璧舰实力不够雄厚，把孙中山接到了永翔舰。

16日晨，江海防司令陈策、永丰舰长冯肇宪、楚豫舰长招桂章等在永丰舰上商议，都认为孙中山先生留在永翔舰不够安全。他们怀疑海军司令温树德把孙先生接到永翔舰可能别有用心，不好贸然把孙先生转移到别的舰上。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婉转的做法：先由永丰舰长冯肇宪向在士兵中有影响的帆揽军士长崔锦荣和枪炮军士长刘殿臣两人说明情况，然后集合全舰官兵，揭露陈炯明发动叛乱的阴谋。大家听了情绪激昂，要求立即炮击叛军。大家推选出2名士兵代表，由冯舰长率领乘快艇到永翔舰谒见孙中山。冯舰长向孙中山报告说：“永丰舰全体官兵愤怒不可压止，准备立即发炮轰击叛军，请总统立即下命令。”孙中山说：“时机尚未到，各舰与岸上友军必须行动一致，不能独行。”冯肇宪借机请孙中山到永丰舰给官兵们训话，以示安抚。于是，孙中山在舰长冯肇宪和士兵代表陪同下，下了快艇来到永丰艇，温树德和永翔舰官兵没有起疑。孙中山来到永丰舰后，陈策与永丰、楚豫两舰长冯肇宪、招桂章同来向孙中山讲明情况，请他不要再回永翔舰。[33]从6月16日起到8月9日共55天，孙中山一直住在永丰舰。这艘舰艇是1910年（宣统二年）8月向日本订购的。1913年（民国二年）造成后由袁世凯政府的海军部接收编入海军第一舰队。1917年7月22日，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拥护护法，脱离北京政府，当天率领舰队开赴广州，参加孙中山组织的护法政府。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就以这艘舰艇作为座舰指挥舰队与陈炯明叛军鏖战。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4月16日，广州革命政府为纪念中山先生，将永丰舰改名中山舰，舰上装有8门大炮。1938年10月日寇侵华，在武汉保卫战中，中山舰被日机击沉于距武汉25公里的长江金口水底，舰长萨师俊等全体官兵壮烈殉国。1966年4月5日，江苏靖江打捞队潜水员展宝发首次探得该舰沉没位置，之后，经长江航道局武汉分局打捞队数次探测，取出车钟、铁锚、望远镜、枪炮弹药、保险柜、餐具等舰上物品。

孙中山离开越秀楼后2小时，即16日凌晨3点多钟，叛军一方面在广州市内各处张贴由粤军总指挥叶举署名的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我军将士，一致赞同，促孙下野，以示大公，商民人等，幸勿惊恐。”[34]另一方面分兵包围总统府。东面是莲塘街、都土地巷、洪桥大街，南面是德宣路后楼坊、中央公园、惠爱路，西面是越秀街、芒果树街、大北直街，北面是洪兆麟部一个师的兵力占领观音山，围攻总统府的兵力不下2万人，大有将总统府夷为平地之势。保卫总统府的兵力只有大本营警卫陈可钰的第一团第二营（营长叶挺）和第一营的一部分，以及守卫越秀楼的卫士队（大队长姚观顺，第一队长黄惠龙，第二队长马湘），共有八九百人。天将亮，叛军由四面打来，机关枪步枪交作，还从小北城根发炮轰击。警卫团和卫士队在陈可钰、叶挺、姚观顺、马湘等率领下，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共击退叛军5次进攻。敌人死伤几百人，尸骸满山，卫士队伤亡三四十人。营长叶挺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全营官兵抗击，并亲自督率战士填塞炮洞。卫士队第二队队长马湘更是勇烈过人，他以一当百，头顶、腋下、腿部多处被子弹掠过，都未中伤，一连毙敌数十人。叛军头目叶举一边督战一边喊叫：“如有拿获马湘的，领赏1000元！”10时左右，越秀楼失守，叛军将越秀楼（即今越秀山刻有“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的石碑处）和通往总统府（即今中山纪念堂旧址）的天桥用火焚毁，孙中山积年所著未发表的稿件和珍贵书籍也化为灰烬。孙夫人在马湘和黄惠龙的掩护下，由总统府前门冲出。当叛军拥过来时，马湘急中生智，把身上带的银币50元掏出来向左右两边抛掷，他们乘叛军俯拾时抢过马路，进了一个小巷，躲入民宅，后化装来到岭南大学。孙夫人在转移途中小产。19日上午，孙夫人到黄埔，在长洲要塞司令部见到孙中山。旋即由外籍顾问那文陪同，返回岭南大学。20日，那文送孙夫人经香港转赴上海。

6月16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约外交总长伍廷芳一起来到永丰舰谒见孙中山，魏邦平想解释叛军围攻总统府时没有出击平乱的原因，没等他开口，孙中山就指责他说：“你是卫戍司令，对广州地区负有保卫之责，弄至这般田地，如何卫戍呢？”同时指示魏邦平：“我明天出动海军，协助你建立海边一带阵地反攻叛军，你立即回去部署。”孙中山语音宏亮，在室外甲板上的官兵听了都很激动。孙中山还命令伍廷芳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

为了伸张正义，17日早晨，孙中山下令各舰炮击省河沿岸一带叛军，以配合魏邦平部队反击，并激发陈炯明叛军官兵反正。海军司令温树德座驾永翔舰，率永丰、楚豫、同安、豫章等舰只，江防司令陈策座驾宝璧舰，率广庚、广玉、广亨、广贞等舰只，分头沿着省河前进。在永丰舰上用望远镜见到东堤桥脚有叛军筑起的炮垒并安有野炮，又见东堤襟江楼上驻有叛军部队，遂先向这两处发起炮击。接着，又向驻有叛军的南堤官纸厂、无线电局、江防司令部、市政厅等处炮击。各舰只驶到沙面时返航，仍结集在二沙头。在炮击叛军过程中，海军司令温树德坐镇的永翔舰一弹未发，岸上魏邦平部队仍按兵不动，坐观中立。

事变当天，何香凝在广州市内，不知孙中山和廖仲恺的下落，就只身深入叛军指挥部，见到陈炯明的部下洪兆麟、李云复、叶举等，要求他们允许她去找孙夫人。被获准放行后，她坐着敌人的汽车，车上插着通行旗号，在枪林弹雨中驱驰。18日，才在黄埔永丰舰上见到孙中山，把廖仲恺被陈炯明囚禁的事，告诉了孙中山，他们都痛心地落下了泪。何香凝看到在炎热的天气里，永丰舰正升火待发，舰上热得像座小火山，孙先生身上穿的衣服汗污不像样子，脸也晒黑了，她就上岸跑到仓边路古应芬家给孙中山取了几件衣服。之后，她又去找孙夫人。20日，在岭南大学见到了孙夫人。

6月18日，孙中山电告正在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

19日，孙中山致书北伐军总司令李烈钧及各军将领许崇智、黄大伟等，令各军回师讨贼。

孙中山驻在黄埔，身边只有黄惠龙和马湘两名卫士。马湘建议增加一些侍卫人员，但因长洲要塞等防御据点人力也很薄弱，孙中山没有同意。两个人话音刚落，只见一位身穿胶绸便服的人，跟着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登舰求见。此人名叫徐树荣，他代表180人前来效力接受指挥，说完，拿出全体人员签字的名单并举起右手宣誓：“徐树荣带同弟兄180人，立誓服从中山先生，护卫中山先生，如有违背，坠海而死。”[35]孙中山甚为嘉许，立即任他为别动队队长。第二天，徐树荣果然带着180位勇士来见。只见他们个个身穿短便衣，有的携着驳壳枪，有的背着五响步枪，有的长短枪具备，十分英武。孙中山很高兴，命他们在长洲要塞司令部门前集合，向他们讲了2小时的话。他们情绪激昂，高呼：“孙大总统万岁！”

原来，他们都是附近隔河的琶洲乡乡民，当他们知道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孙中山在此蒙难，就自动组织起来保卫大总统。孙中山给他们命名为别动队，由队长徐树荣带领，在长洲要塞布防，与海军互为犄角。

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因忧愤成疾，于23日病逝。孙中山听到消息后落下了泪，对大家说：“陈逆叛乱，祸国殃民，伍总长忧劳过度，遂至不起，我们后死者自应同心戮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之英灵，完成革命大业。”在座的人都感到痛心难过。

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后，于6月25日从上海启程赴广州，29日来到永丰舰。孙中山见了他很高兴，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孙中山将海上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后来，孙中山说起蒋介石这段时期的情况是：“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四个月后，即10月间，蒋介石写成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孙中山为此书写了序言。

7月1日，魏邦平来永丰舰表示愿为双方和解效力，孙中山当即严词驳斥，说：“本总统主张北伐，完成革命，而陈炯明反对北伐，叛变革命。你认为双方都是朋友，以中间人自居，则正义何在？你居心革命还是不革命？”[36]魏邦平赧颜而退。陈炯明指使他的亲信、省议会议长钟声等，举行所谓省议会和有关团体的联席会议，通过所谓“赞成统一，欢送孙中山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的决议，并电请孙、陈“停止战争”。7月5日，陈炯明托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带函到永丰舰向孙中山“求和”，实际是逼孙中山下野。信的原文是：“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钧谕（孙中山一直认为‘陈炯明不至谋叛’，十六日白天还与陈电商两广军务）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唯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以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守，庶此北征部队，至免相残，保存人道，以合天和，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肃此，即请钧安！陈炯明敬启，六月二十九日晚。”[37]孙中山看过信，当即正言回答：“如真能悔过，可前来相见，办法就是如此。”

7月8日，海军司令温树德接受陈炯明26万巨款，率海圻、海琛、肇和三舰离开黄埔，驶出莲花山河面。鱼珠炮台为掩护叛军渡河，向长洲炮台轰击，长洲要塞司令部被击中。马伯麟、李安邦、李天德、徐树荣率所部向渡河叛军猛击，扼住叛军的进攻。7月9日下午，驻长洲炮台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率部附逆，长洲炮台因而失守，北伐军各舰只受到陆上叛军炮击的威胁，孙中山决定率楚豫、豫章、舞凤、宝璧、广玉、广贞、广庚、广亨等舰离开黄埔，遂下令各舰驶入黄埔背后一条小河转移。各舰官兵都认为此河从无较大轮船航行，兵舰更无法通过，但又不敢抗命，只好驶入，果然都顺利得以通过。孙中山率各舰经三河口到了长洲要塞后方的新造村河面。这条小河可以航行兵舰，除了孙中山外，是没有人知道的。孙中山为了祖国的富强，在制订《实业计划》时，曾细心研究过河流水利方面的知识。

7月9日傍晚，孙中山召集各舰长和陆上部队指挥官等在永丰舰开会，研究当前形势和今后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北伐军在回师广州途中总统仍驻广州，以激励官兵坚决讨逆；永丰等舰在适当的地点白鹅潭停泊，因此处接近外国人占据范围，叛军不敢进犯；陆军部队由宝璧、广玉、广贞、广庚，广亨、舞凤六舰载运，进攻江门，另建根据地。

从新造村河面驶进白鹅潭有一段必经之路是个险恶的作战地带，它不仅河面狭窄，而且河中心的车歪炮台和附近阵地的南石头、东塱三处都驻有叛军的野战炮队，舰队很难冲过。面对凶悍的敌人，孙中山临危不惧，他勉励官兵们努力杀敌，奋勇前进。他沉痛地对大家说：“如果我要贪生怕死，则将何以对为民国奋斗而牺牲的同志，则将何以继承先烈而示范未来！即为自己计，我也决计不污我十一年来庄严灿烂的历史，而辜负奔走三十年效忠国家民族的初心。”

7月10日凌晨4时，各舰只开始向目的地出发。豫章号是前卫，永丰号座舰居中，楚豫号后卫，成鱼贯阵，其他各舰随后。7时，舰队到达三山口河面。孙中山登上驾驶台瞭望，接近车歪炮台时，敌军从车歪炮台、南石头、东塱三处纷纷发炮，各舰发炮还击，顿时硝烟蔽天。孙中山身先士卒，站在驾驶台上指挥。军官们请他回舱室，他仍是站在驾驶台上不肯离去，众人只好连劝说带搀扶把他拉进了舱室。各舰只同时用强大火力向敌人炮位轰击，给叛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永丰舰是敌人的主要炮击目标，激战中永丰舰先是左舷旁被击中一弹，射穿钢板，随即起火。舰长冯肇宪立即命令一边救火，一边继续战斗。接着，永丰舰又中三弹，情况十分危急。孙中山依然指挥若定，在枪林弹雨中到舱面抢救受伤战士，为他们包扎伤口。他勉励大家说：“作为革命党人，就有万死一生的危险，但是不要灰心。”[38]经过一场激战，敌人的炮位多被击中，炮火渐渐稀疏下来，舰队胜利通过河面，驶入白鹅潭，在芳村近处下锚。

舰队进驻白鹅潭的当天，英国领事兼税务司来到永丰舰，对孙中山说：“附近是外国人租借地，总统住此，如再开战。影响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如请总统离开白鹅潭。”孙中山严词予以驳斥：“我是中国主人翁，此是中国领土，我要驻哪里即可驻哪里，何得荒谬干预。”英领事无言可答，只好退下，孙中山坐不施礼。他对帝国主义者决不妥协的民族气节，给在场的海军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3年9月23日孙中山在飞鹅岭亲自指挥并发炮轰击陈炯明叛军盘踞的惠州城。

广州人民对陈炯明的反革命罪行深恶痛绝。7月11日，电力工人、自来水工人、铁路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陈炯明逆军离开广州。孙中山抵驻白鹅潭后，陈炯明及其爪牙多方谋袭永丰舰。其军务处长张醁村从香港某工厂请来一个名叫徐直的鱼雷专家，还购买快艇轮数十艘，准备袭击永丰舰。7月19日上午10点多钟，各舰在退潮掉头时，忽听轰隆一声巨响，距永丰舰几丈远的地方有水雷爆炸，激起一丈多高的水柱，舰身摇摆好几次。各舰长因防范不严，深感自疚，齐集永丰舰，向孙中山要求给予处分。孙中山不但不追究责任，反而勉励各位舰长：“要坚定革命精神，压制反革命的凶焰，战胜当前的困难，迎接革命的胜利。提高警惕性，守卫好河面，各舰各轮要紧密联系，不再发生意外事件。”[39]事后，讨逆军抓到设放水雷的徐直，徐供出叛军想用水雷炸毁永丰舰，谋害孙中山，并准备用几十只快艇分途向各舰袭击，同时在芳村、花地、省河南各地布置炮队，以掩护快艇进袭等情况，审讯后即将徐直枪毙。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住在大菜间旁边的一间小室，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床上只有两条毛毯。办公室就在饭厅里，他办公或接洽公事时，由于没凳子，经常站着。他的生活十分简朴，身上穿的就是从总统府出来时穿的那件白夏布长衫，后来穿的都是何香凝和别人送来的不新不旧的粗布衣。吃的多是一些清淡的食品，有了好吃的常常吩咐拿去给士兵们吃。由顾问那文等处，每天早晨运来的鲜鱼、肉、鸡蛋、蔬菜、米粮等日常食品和罐头、牛奶、水果等都要分拨到各舰。南堤中央银行行长程天斗听闻陈炯明叛变，就把十几箱钞票搬到驳艇上。在孙中山驻永丰舰的当天，程天斗亲驾驳艇把钞票给孙中山送来。孙中山当即吩咐拨给各舰和陆上部队作为给养，而他自己却没留一点在身边。晚饭后，孙中山有时出来在甲板上散步，有时和军官们谈话，有时和士兵们聊天。一次，他指着一只远来的船，笑着问一位站岗值班的士兵：“你能看多远？能否判别得船上什么情况？”这位士兵马上立正敬礼，望着远处的船只，满头是汗，不知怎样回答。孙中山笑着对他说：“你站岗应该严肃，但和我说话不要太紧张。”[40]这位士兵的情绪才渐渐放松下来，在场的其他士兵都感到孙中山先生平易近人，待人是那样和蔼可亲。当时虽然处在叛军四面包围的险恶环境中，孙中山每天公务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地读书。在永丰舰上，他收到许多国内外各地寄来的中外文的书报刊物，堆在一起就占去整个大厅的四分之一。正如许多接触过他的人所说：“中山先生一生的嗜好就是读书。”人们在永丰舰上看到的情况，正是这样。

北伐军在尚未获悉陈炯明叛变之前，已攻下赣州，进逼吉安。江西督军陈光远仓皇逃走，北伐军势如破竹，南昌指日可下。北伐军入赣州后，从搜到的陈光远给部将的电报中，得知陈炯明曾嘱陈光远固守赣州，扼制北伐军前进，他自己将率兵击其后，料知陈炯明已蓄谋叛变。及至胡汉民从韶关到前方正式报告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时，军心激昂。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当即挥师回广州讨贼，李烈钧留守赣南御敌。北伐军自南雄、始兴至韶州，7月9日与叛军发生激战，又分兵出翁源，军锋甚锐。由于叛军据有粤汉铁路运输之便，又在韶州、翁源一带集中全部兵力，北伐军饷弹不继，且连续作战已经三个月，疲惫不堪，7月29日，韶关一战失利，全线退却。8月6日，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转移。

8月初，孙中山接到北伐军退却的消息。9日，又有一位孙中山很熟悉的越南归国老华侨从韶关赶来报告北伐军从韶关、翁源一带败退的情况。孙中山判定情况属实，便召集各舰长一起开会。大家认为：南雄失守，北伐军已被截为数段，失去联络，再收集残兵，保存实力，既有困难，也没有力量再回师讨贼。即使大总统仍然驻节省河，也于事无补，究不如暂时离开广州，徐图戡平叛乱。孙中山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命通知各国驻沙面领事，说明北伐军回师讨贼未能成功，决定离开广州。当天下午3点，孙中山偕蒋介石、陈策、陈群、陈煊等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赴香港，各舰长也跟随同行。孙中山留在舰上的大批书刊，另外还有4只箱子，后来由电务室的温良等同志带上岸，被陈炯明叛军发现，以为其中必有许多金银财宝，定要开箱检查。他们打开箱子一看，除了中山先生亲手写的《民生主义》手稿外，还有几件旧衣服、几双拖鞋、华侨汇款信件、广东毫洋几百个，共合银币40元，叛军大失所望，只好把他们放走。孙中山赴香港途中，勉慰跟随的人员说：“不图吾与君等竟得脱险以有今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在各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自负初心。”[41]10日，孙中山一行抵香港，当天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14日上午到上海吴淞港时，风雨交加，来欢迎的各界人士达几千人。

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将陈炯明作乱纵兵殃民的叛乱罪行公布全国，说明二次护法战争由于陈炯明的叛乱而失败。关于今后谋求治国，仍以6月6日宣言作为指导方针。即：在政治上“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所谓“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在经济上“发展实业，以厚民生”，使人民“家给人足，俾得休养生息”；决心为共和国继续奋斗，“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

财政部次长廖仲恺于陈炯明发动兵变前两天，即6月14日，被陈炯明电约赴惠州商谈要事，诱至石龙扣留，用铁链锁在石井兵工厂。由于何香凝多次只身深入虎穴，严词责问陈炯明，廖仲恺才免遭毒手。在释放的当天，即8月18日夜里3点，乘船离开广州经香港到上海。

陈炯明发动叛乱的倒行逆施，给广东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总统府毁于炮火，政府官员惨遭杀害，党政案卷文件及财政部款项被洗劫一空。孙中山两次从桂林指示廖仲恺积极进行联俄工作的电报，放在财政部金库保险箱里，也被陈炯明窃走，公开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作为孙中山联俄的证据，借此取媚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叛乱之初，粤军士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叛变集团就以“事成纵掠”为条件，进行煽惑。自6月16日开始，叛乱的组织者纵兵淫掠，造成“广州自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陈家军经此事变后，纪律荡然，到处包烟包赌，抢劫民财，奸淫妇女，时人称之为‘黄衣大汉’，闹得广东乌烟瘴气，民怨沸腾”，“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42]

尤其令人痛惜的是，孙中山与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来往的电文，以及孙中山多年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著述手稿在越秀楼内均化为灰烬。其中有继《建国方略》之后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部著作的手稿。还有“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43]陈炯明叛乱集团，不仅是孙中山护法事业的凶恶敌人，也是毁灭珍贵文献资料的罪魁。他们“不惟自绝于同国，且自绝于人类”。[44]孙中山号召国人，“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45]

第七编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首次国共合作

第二十五章　改组国民党

像许多伟人一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在思想方法上也有他的弱点：他不是一个阶级论者，在社会学说范畴内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他的世界观乃是进化论，但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循序而行”[1]的庸俗进化论。他强调人的主观作用，主张“以人事速其（指社会）进行”。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思想上，孙中山不囿于自己固有的观点，而是善于根据革命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认识。在理论上他积极地探讨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学说，虚心地观察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政治榜样；又由于他在革命中屡遭失败，更使他摒弃一切政治偏见和民族偏见，不管是群众性的集会结社，还是一个政党的建立，还是国际新政权的产生，只要是进步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的，他都竭诚欢迎。

正当他为挽救被封建官僚军阀践踏得破烂不堪的共和政体而孤军苦战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由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11月7日诞生了。当时孙中山虽然还不完全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但他意识到这是俄国革命者的胜利，这个胜利给了他极大的鼓舞。1918年1月28日，他在广州军政府讲话中指出：“此后我国形势，应注重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2]孙中山开始注意研究这个革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况。列宁又多次派代表来会谈，通过与苏联代表的频繁接触，使他逐渐加深了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认识。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需要有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自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3]正在痛苦中摸索的孙中山，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都北路辅德里625号（今30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纲领问题，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成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8月，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党中央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等。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于当年7月18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因为党的最低纲领确认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与当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奋斗目标相一致。中国共产党委派李大钊与孙中山进行接触，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由于陈炯明的叛乱，第二次护法斗争失败，在这年的8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当月，李大钊到上海去会见孙中山。在孙中山的书房里他们多次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林伯渠也参加了会谈。孙中山思想上极为振奋，李大钊回忆当时交谈的情况时说：“与孙中山先生讨论建国种种问题约数小时，先生与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希望李大钊参加国民党，李大钊说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4]李大钊根据党的指示，同意了孙中山的提议，随即由张继作介绍人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之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也由孙中山主盟、张继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孙中山对李大钊极为敬重，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因为他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他，就需要新的血液。”[5]

中国人民尊敬孙中山，因为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的清政府，因为他坚持与一切压迫人民的反动官僚军阀作斗争；中国人民尊敬孙中山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他超越了一般资产阶级政治家难以超越的界限：他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是害怕而是欢迎；不是敌视，而是接近。他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担起新时期的革命历史任务。他的这个伟大的思想突破，在中外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8月，苏俄政府副外长越飞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等事宜的同时，于下旬秘密派代表携函到上海，在林伯渠、李大钊陪同下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当即在楼上客厅与之会谈。孙中山极为重视这次会见，吩咐马湘：“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越飞的代表介绍了苏俄国内状况和越飞与北京政府谈判情况；孙中山介绍了中国革命局势并请求苏俄进行援助。孙中山还就代表所问的“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一一答之”，并请越飞派随同来华的军事工作人员先来上海，以便详细了解有关军事问题。宋庆龄、林伯渠、李大钊也参加了会谈。他们一连谈了6天。

之后，越飞与孙中山直接通信，从8月至12月，越飞四次写信，孙中山三次复信。越飞向孙中山报导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内与国际的状况和他与北京政府建交谈判等问题；孙中山向越飞说明了中国政治形势和军事计划等问题。当年12月，孙中山又派张继到北京会见越飞，邀请他前来会晤。[6]

8月25日，马林在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谈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等问题。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9月4日，他邀集了包括共产党领导成员在内的上海国民党人53人开会，研究改进国民党的问题，马林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9月6日，成立了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共9人，有陈独秀、覃振、张秋白、吕志伊、田桐、管鹏、陈树人、丁维芬、茅祖权，共同草拟了国民党党纲和总章。

陈炯明盘踞广东，横行无忌，竟将黄埔抵借外款。叛军在广州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广东人民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孙中山派胡汉民、邹鲁、魏邦平等人，分别向驻在福建的许崇智、李福林各部，驻两广边境的杨希闵、刘震寰各部，驻湘、粤、桂边境的谭延闿、朱培德、沈鸿英各部，以及西江一带的粤军联络，准备讨伐陈炯明逆军。10月18日，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孙中山先后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沈鸿英为讨贼军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桂军第二路总司令；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12月6日，杨希闵、刘震寰召集各军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研究讨陈战略。12月10日，滇桂军分别由西江南北岸进攻梧州。由于梧州粤军中级军官邓演达、陈济棠、莫雄、吕春荣的策应倒戈，讨贼军顺利占领了梧州。1923年1月2日，又连占封川、德庆、悦城等县。1月8日，长驱直入肇庆，直逼广州。陈炯明叛军部将纷纷反正，仅用35天的时间，陈炯明势力就被瓦解。16日，讨贼军收复了广州，陈率残部退到惠州、潮梅、汕头一带和南路琼崖各地苟延残喘。

孙中山任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代表，在广州代行总统职权，胡汉民兼任广东省长，魏邦平任广州卫戍司令。原陈炯明叛军驻潮梅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表示愿意投降，接受讨贼军指挥，孙中山回电叫他们戴罪立功，任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翁式亮、尹骥、李云复、赖世璜分别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二、三、四师师长。原来，洪、翁等人投降是陈逆集团的阴谋，他们在失败的情况下投入讨贼军，以便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准备从内部配合陈炯明消灭革命势力。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改善工农生活等新方针：一、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的地位；二、实行普选制度，使群众“直接行使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各权”；三、确定人民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居住、信仰的自由权；四、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及地价税法。宣言中的一些内容是过去几十年孙中山在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历次宣言中所没有的。《宣言》把无产阶级当时在政治经济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说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思想上已突破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宣言》还指出今后的革命“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7]孙中山已认识到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官僚军阀，只有依靠广大劳动群众才能成功，这是他革命思想的一个明显的飞跃。而在这以前，他只知从华侨中捐款，依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去发动革命。

1月7日，苏联代表越飞由北京到了上海，直接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孙中山与越飞进一步研讨了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李大钊、宋庆龄等也参加了会谈。孙中山与越飞频繁的接触引起英租界特务的怀疑和监视。孙中山只得派廖仲恺为代表与越飞到日本接谈。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他们利用公使馆这一有利条件作为掩护。后来也被日本东京“特高课”发觉，越飞就以治疗足疾，廖仲恺以女儿梦醒养病为由，先后转移到热海温泉会谈。他们研究了中苏联合反对帝国主义、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军校、打倒军阀、完成中国的统一、苏联废弃帝俄时代所订不平等条约、支持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等问题。在曲折困难的情况下，廖仲恺与越飞完成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会谈。

北方直系政府鉴于革命力量又将控制广东，担心孙中山再次到广州组织北伐政府，于是提出“和平统一”的建议。孙中山表示，如直系接受他的“化兵为工”政策，就赞同和平统一。并于1月25日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本宅招待上海各报记者，阐述关于和平统一的意见。26日，孙中山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建议北方奉、直、皖三系及西南各省在未统一前“划疆自守”、“各不相侵”，并拟定了三项措施：“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友邦为佐证，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并全国农工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孙中山指出：“兵者，所以防国，而非私卫及假以窃权之具也。能如是，乃真民治，重符共和盛轨。”他号召各报开辟专栏宣传裁兵。但是孙中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军阀们是绝对不会放弃实力来真的搞和平统一的。

《和平统一宣言》发表的同一天（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也发表了。宣言中说：“中国最紧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充分表明了列宁和他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真诚支援，也表明了孙中山彻底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完成了坚决与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结成一体的思想转变。《宣言》为中苏两大民族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奠立了基石。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这一思想转变：“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这一点，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确定了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8]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9]从此，他的事业焕发了新的光彩，出现了新的生机。

2月5日，孙中山的早期战友、兴中会值理邓荫南在澳门去世，孙中山闻后极为悲痛。为缅怀这位革命元勋，孙中山特别发表了讣告：“邓荫南为国尽瘁老而弥坚，今忽溘逝，殊深震悼。邓荫南着授陆军上将，并给银一千元治丧，所有应行抚恤事宜，大局底定，即由陆军从优拟议。”[10]邓荫南于1894年在檀香山加入兴中会，并将家产变卖数万元资助孙中山。后归国投入起义，辛亥后居广州，陈炯明叛乱后迁居澳门，忧愤而逝。1924年10月，在孙中山关照下，将邓荫南遗体从澳门运回广州，葬于今先烈路青龙坊口。

讨贼军各将领屡次致电或派人请孙中山回粤主持政局。孙中山于2月15日偕陈友仁、谭延闿等由上海启程，17日到香港。香港知名人士、各商行和香港大学，先后召开大会欢迎。孙中山每次莅会都是演说数小时。他在香港大学欢迎会上演讲时说：“我在香港读书时，中国人不懂得西医，更可以说中国没有西医。我学医不是谋个人的利益，而是志在救世，更借行医以暗中进行革命，推翻满清帝制，恢复中华。在我开业行医时，诊金多少不论，贫者更赠医赠药。”“各位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学成之后，首先要以济世为目的，为国家为民族效力。”在他演讲的过程中，会场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听众频频高呼“孙博士万岁”。散会时听众一齐拥过来，把他高高地抬起来，从大礼堂直抬到休息室，又纷纷请他题写纪念册，以志纪念。孙中山离香港时，到码头欢送的工商学各界人士不计其数。

21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当天在滇军让出来的东郊农业试验场设大元帅府，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复职，不再称总统。他说：“今次回广东来，是要统一滇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并宣布今后转入“讨贼时期”，所讨的“贼”就是指南北一切军阀。

22日，孙中山召集各军将领在大元帅府举行会议，明确当前军事方针是先廓清军政府周围的地方军阀，与北京维持现局，看北方政府有无和平统一诚意，再行定夺。

23日，划定各军部的防地，孙中山命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驻防肇庆及西江北岸，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在北江驻防；刘震寰改任西路讨贼军总司令，驻石龙、东莞、虎门等地；命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吕春荣在罗定一带驻防。并规定各路，“非奉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致滋纷扰”。[12]自是日起，孙中山连下六道嘉奖令，表彰滇、桂、粤军及海军讨陈功绩。

3月1日，孙中山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任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徐绍桢为广东省省长，胡汉民为总参议，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程潜为军政部长。

北京政府为了笼络南方各派军阀和分化他们与广州政府的关系，于3月20日任沈鸿英为广东督理，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护军使。

4月3日，大元帅府移至广州河南区的士敏土工厂，将朱培德部滇军改编为拱卫军。每日，老百姓川流不息来到大元帅府求见孙中山，当时担任卫士分队长的谭惠全说：“孙先生最爱接见民众，无论什么人想找他，总是尽可能地亲自接见，仔细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不放过别人谈话里的任何一项细小的建议。”[13]谭惠全还说：“这一个问题最使我伤脑筋，我的责任是保卫他。”孙中山先生还专门派了一位代表，做接待民众的工作。孙中山对卫士们说：“我不是段祺瑞，什么人都可以见我。”[14]特别是工人、农民、青年学生，见他最容易。

一天，孙中山发现他所下达的手令，被总参议胡汉民扣置，甚感气愤，便要问个究竟。胡汉民乃将扣留未发的手令一一清理，逐项说明相机权宜处理的理由，并反诘道：“即使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皇帝收回成命的事。”“当年先生亲拟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誓词，有‘慎施命令’一条，先生还记得吗？”孙中山回答：“记得。”胡汉民又振振有词地说：“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原是宰相分内的事，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请问先生！今日之事，是不是我在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尽我所应尽的责任？”孙中山先生竟为之语塞。胡汉民仍不肯罢休，说：“先生！我在请教你呢？”孙中山只好说：“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胡汉民咄咄不已：“先生应该说一句‘你是对的’，方才合理。但是先生只是在说‘我说不过你’，那只不过是先生词穷理屈，无词自解而已。这句话不能解决问题。”[15]胡汉民语势逼人，使先生难以下台。当时在办公室的李宗黄解围说：“12点了，可容我做个小东，一道渡河去吃肥鸽。”中山先生笑了，说：“我们就一齐去，不过该由我作东，因为今天是我的错。”[16]孙中山先生的宽宏大度及平易近人的作风，于此可见一斑。曾追随孙中山的吴稚晖这样盛赞孙中山的为人和品德，他说：先生“品格自然伟大，度量自然宽宏，精神自然专一，研究自然精博”。[17]

4月上旬，陈炯明从惠州、石龙一带进扰军政府。反覆无常、素有吕布之称的沈鸿英起而响应，他接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诬称孙中山“开府称尊，抗拒中央”，于4月16日命令驻北江和韶关一带的部队向广州移动，同时指使李易标部由白云山进攻广州城区。孙中山亲自到农林试验场督师，偕杨希闵率滇军进剿叛军，并调刘震寰部回援广州；命滇军军长范石生率部防守北部、大北门、越秀山、小北门一带。当沈鸿英叛军在广州北郊石井圩一带向广州急进时，中山先生率领黄惠龙、马湘副官和几十名卫土渡过珠江、乘汽车直上越秀山，到五层楼，沿途看到小北门、越秀山一带的滇军并没有作战准备，连守卫和岗哨都没有布置。孙中山进入第五层楼后，见范石生正躺在床上吸鸦片，三个勤务兵一齐动手装斗烧烟，中山先生气愤地说：“范军长，我已命你警戒这一带地区，现在敌人已迫近了，你不但全无准备，并绝无察觉，如此将置军法于何地！”范石生手足失措，慌慌张张地爬起来，作立正姿势，行一鞠躬礼，身子不住地颤动。孙中山高声说：“马湘，你立即率领各卫士拿这里的机枪去布置阵地，听我指挥。”副官马湘大喊：“奉大元帅令取机关枪杀敌！”[18]随即取了范石生部的轻机关枪三挺、重机关枪二挺，到五层楼西边至大北门一带城墙上，选择了地形和射界，布置好阵地，等候先生命令。孙中山先生步出五层楼，在城墙上用望远镜探视，黄惠龙和几个卫士挎机枪保卫，范石生跟随在后。此时范石生的部队已知大元帅孙中山先生和范军长在亲自督战，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叛军沈鸿英的先头部队大约有二三百人，快步推进到了距大北门约七八百米处纷纷蹲下，乱放了一轮步枪。孙中山先生见敌人蹲下，迅即卧倒。这时，敌人的子弹从头上呼啸掠过。孙中山先生沉着地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当敌人急进至相距四五百米时，先生站起来大喊：“快放！”五挺轻重机关枪、二十多挺手提机枪，一齐劈劈拍拍响起来，滇军的步枪、机枪也接着开了火。孙中山的卫士个个都是一等射手，弹无虚发，一阵猛烈的火力，很快压倒了敌人。几百个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但逃不到几十步也被击毙了。敌军后续部队纷纷溃退，队伍大乱。孙中山先生当机立断，高声命令：“范石生，你立即率部追击，不许敌人有喘息机会，一定把敌人消灭！”范石生振奋精神回答：“我尽力去干，不敢再负委任！”他对部属作了简单的训话，便带领卫弁和千名官佐、士兵，从大北门向三元里急追。孙中山在城墙上不时用望远镜细心观察战况。不到两小时，敌人已败退二十余里。不久，范石生用军用电话报告：石井圩已克复，俘获敌兵、敌械不计其数，现正向残敌穷追。孙中山遂率领卫士们返回大元帅府。到5月8日，革命军先后收复了沈鸿英叛军所占的白云山、新街、韶关、肇庆等地。5月中旬，反正的陈炯明旧部杨坤如、翁式亮等在东江，尹骥在闽南又先后叛变。孙中山任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并亲赴东莞县石龙、增城县石滩一带督战，击退了叛军的进攻。至6月中旬，广州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和政策，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谭平山、张国焘等。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十三号》，要求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努力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力争每省有一名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同时帮助国民党左派当选。

8月，苏联派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在北京与李大钊会见后于10月6日到广州，孙中山召集政府官员及各将领开会欢迎。18日，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孙中山先生和鲍罗廷“一谈就是一整天，一谈就是到深夜。那时，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勾结起来，对中山先生的压力很大，中山先生经常把许多深感苦恼的问题，一一就教于鲍罗廷”。[19]鲍罗廷就改建国民党问题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如修改党纲，制订党章，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上海首先建立党的核心等，这些意见都为孙中山所接纳。

8月16日，孙中山组织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考察党务、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工作，蒋介石任团长，成员有张太雷、王登云、李章达、沈玄庐等（代表团11月29日离苏回国）。

陈炯明盘踞在惠州及东江一带，仍在伺机反扑。孙中山认为“我不灭敌，则为敌灭”，决定亲率滇、粤各军至东江讨伐陈炯明逆军。8月23日，他以大南洋号轮为座驾到石龙设大本营，尽管当时天气炎热、舱室窄小，一路上，他仍披图执笔策划战事。大本营的行营编制极为简略，仅设秘书长1人，参谋副官4人，侦缉及侍卫军队百余人。次日到博罗，孙中山与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会晤。许崇智劝他回大本营，说：“敌将接近，不宜帅座冒险至此。”第二天，孙中山回到石龙大本营去筹措粮弹，并派人回广州敦促滇军、福军兴师东讨。29日，他又回博罗督战，命令兵站把虎门炮台15英寸的巨炮运至博罗对岸的梅湖炮兵阵地，向盘踞在惠州城的叛军轰击。有时他还亲自发炮，“以大元帅之职位，而作排长之任务”。[20]

这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东京、横滨等地发生了强烈地震，房屋69万余间被毁，15万余人死伤，经济损失达100亿日元。9月4日，孙中山在东江督师讨逆前线，代表中国人民致电日本政府表示慰问。电文如下：“天皇陛下、摄政王殿下：请接受中国人民诚挚的慰问，由于你们国都发生巨大的灾祸，使贵国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损失，我相信贵国有勇气和毅力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孙逸仙。”[21]他还责成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在四川筹募赈款，援助日本人民和受灾的中国侨民、留学生。熊克武等因筹募尚需时日，只好暂时筹垫5万元汇交驻日公使转汇。其中2万元赈日本灾民，1万5千元赈济华侨及各省留日学生，1万5千元赈济四川省留日学生。在中日友谊史上，记录下孙中山先生这段深厚情意。

东征陈炯明叛军，从8月到11月，孙中山先后五次亲临前线督战。他不避艰险，指挥若定，但因军饷困难，战斗失利，陈炯明叛军仍占据着惠州；苏联顾问鲍罗廷始终跟随协助孙中山，表现了忘我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年7月25日，孙中山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率部返湘驱逐赵恒惕。赵恒惕拼凑护宪军迎战，而且得到吴佩孚的援助，交战结果，湘军失利。11月19日，陈炯明叛军又反扑广州，豫军樊钟秀率部自江西大庾来降，抵广州要求参加对陈作战。孙中山急电谭延闿回师援粤。20日，陈炯明叛军败退惠州。11月底，谭延闿率湘军1万人进驻广东。孙中山任命他兼大本营秘书长。

一天，谭延闿为表达对孙中山的崇敬，把家里珍藏的两方汉白玉古印，带到大元帅府赠给先生。这两方古印，分别镌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字样。孙中山接过这两方古印，把镌有“鞠躬尽瘁”的一方留下，把镌有“死而后已”的一方还给谭延闿，说：“‘鞠躬尽瘁’是我们革命党人对人民应具有的品质，我们死了，要把未竟的事业，交给后继同志，继续奋斗去完成。所以我们不能‘死而后已’，我们要以‘死而不已’的顽强精神，让后继者再接再厉，贯彻始终。”[22]后来谭延闿向湘军官兵讲了这段故事，大家好像亲聆了孙中山先生那铿锵有力、感人肺腑的教导，深受感动。

1923年6月，北京政府的直系头目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锟为了急于爬上总统宝座，指使一些军阀、政客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的住宅，用断水停电等手段，硬把黎元洪逼下台。驱走黎元洪之后，原拟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但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选举无法进行，就采纳了直系政客、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主意，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作为选举运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的议员每人赠送5千元支票。10月5日，这些人贿选曹锟为总统。参加贿选的国会议员590人，被称为“猪仔议员”，所花的贿款达1350余万元。6日，由北京到上海的参众两院议员171人联合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

10月8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决定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告各国使团否认曹锟为总统。他在讨伐曹锟令中指出：“伪巡阅使曹锟贿诱议员，迫以非法，僭窃中华民国大总统，其背叛民国，罪迹昭著。”[23]他号召“全国爱国将士，无问南北，凡能一致讨贼者，悉以友军相视，共赴国难，以挽垂危之局”。当日，孙中山还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皖系浙江军务督办），要他们起兵讨贼。

1923年10月21日，孙中山在虎门威远炮台山顶视察。

10日，伪总统曹锟在北京就职。13日，广州各界68个团体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商议声讨曹锟贿选罪行事宜。22日，广州各界举行示威，并派代表赴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北伐及组织革命政府。

与此同时，在全国掀起了声讨曹锟贿选、反对直系军阀的大规模运动，各大中小城市市民举行游行示威，杭州、芜湖等地学生结队捣毁了当地参与贿选的议员的住宅。

孙中山一方面继续亲自指挥击退陈炯明等部叛军对广州的进扰；一方面继续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而后进行北伐，推翻直系的反动政权。10月24日，设立改组国民党的执行机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胡汉民、林森、杨庶堪、吴铁城、孙科、陈树人、邓泽如9人；候补委员有李大钊、汪精卫、古应芬、许崇清、谢英伯5人。聘请鲍罗廷为顾问。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政府财政厅召开。参加者有100多人，由廖仲恺主持会议，讨论了改组的必要性和工作计划。28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11月8日，增任林直勉、谢良牧、冯自由、徐苏中、林云陔5人为候补委员。委员们以旺盛的精力，加紧进行改组的各项准备工作：起草宣言、党纲、党章；办理各地支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区党部；建立讲习所、培养各区支部执行委员；从30多万党员中产生代表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24年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12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指出：一、要改变“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的现实，“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二、在改组工作中“先由总理委任九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始其事；行将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以资讨论”。三、“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之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同时，颁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1月25日，出版了以报道国民党改组消息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周刊》。

11月29日，国民党在新形势下分化出的右派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改组，要求弹劾共产党。邓泽如是孙中山多年的革命战友，在南洋发展革命势力、为革命筹饷出力甚大。孙中山与战友通信中，写信最多的就是邓泽如，“自民国纪元前六年以来，几乎无月无书”。[24]尽管他们之间关系如此密切，孙中山仍在信中对他作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切不可疑神疑鬼”。“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25]

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在政治、军事形势十分险恶的背景下进行的。10月至11月，正是陈炯明叛军大举进攻、前线作战节节失利的时候，孙中山在前线紧张的指挥作战中，仍仔细地听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汇报，并具体地作出指示。11月19日，陈炯明分四路猛攻省城，在孙中山亲自指挥下，各军奋勇抵抗，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当天晚上，孙中山亲自主持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七次会议。此后，每次会议孙中山都亲自主持。12月间，帝国主义各国企图胁迫孙中山放弃截留“关余”（即每年海关税收交庚子赔款之剩余）及收回海关的正义行动，调集军舰在黄埔、白鹅潭对广州政府进行恫吓。孙中山在这种情况下，一面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坚持收回关税主权；一面进行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可见他改组国民党的决心是何等坚定。

当时的共产党人多数是不大出名的青年，如果任凭国民党选举，很可能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孙中山坚持联共原则，为了使共产党人能成为大会代表，在国民党一大的人选决议中，规定代表的一半由各地党部推选，一半由孙中山指定。到1923年12月，各地代表先后共选出165人，共产党人占百分之十四。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开会28次，作出决议案四百余件。在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功地按照“三大政策”精神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准备过程中，向党的干部和党员多次宣讲了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和意义，极力使党人认识到：一、民国建立十二年来，“人民不但没有享民国的幸福，并且各省发生战事，到处都有兵变，年年都是受痛苦”，“所以还要来革命，民国一天没有建设好，本党就要奋斗一天”；二、“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许多党员，总想做大官”，“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三、“党员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要认真去干革命事业”，“今次之改组，则欲党员个个重新再去做革命奋斗功夫”，进行“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四、“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26]

为了解决广州军政府在财政上的困难，孙中山于当年11月23日命外交部长伍朝枢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将两广海关税余款（海关税收每年付庚子赔款总数约1000万元，余数约14万元）拨还广州政府，否则将自行提取。北京外交团总税务司安格联答复说：只能服从北京政府命令。12月1日，北京外交团又令广州领事警告广州政府说：“倘若如此，当以强硬手段对付。”12月5日，孙中山令伍朝枢覆照北京外交团，指出：“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因此，截留关余“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

孙中山深知对付帝国主义丝毫不能示弱，决心采取强硬措施。但外交部长伍朝枢、粤海关监督傅秉常等担心发生事变，不主张采取强硬方式解决。国民党中少壮干部罗桂芳（绰号“大炮罗”）闻讯当即谒见孙中山，自告奋勇说：“请给十支驳壳（盒子炮），我便把粤海关接收过来，何况关余！”在座官员哑然失笑，孙中山却断然从其请，并任他为粤海关监督，派兵10人，使其前往就职接收海关。海关外籍税司慑于兵威，不敢抵抗，罗桂芳顺利接收了海关。沙面外国领事团闻讯，即声言以舰炮轰帅府威胁。英美法乃至葡萄牙等国竟于12月7日调集18艘军舰驶入珠江沙面，卸下炮衣，将炮口指向正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英国二百武装水兵，在沙面登陆。孙中山面对帝国主义的炮舰恫吓，凛然无畏，表示：“即使难胜外舰联队”，“虽败犹荣”，当即令广东交涉员前往传话：“如果外舰胆敢开炮，我即命陆军占领沙面，收回主权，使逞强者无立足之地”，并向英美水兵宣传英美政府的非正义行为。他亲自用英文起草了一批传单，称赞美国独立战争时，人民在波士顿港口把英国强迫他们接受的印度茶倒入海中的正义斗争。英国领事为此到大元帅府抗议，受到孙中山的严词驳斥。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激怒了广州市民。16日，广州各界举行了争回关税主权、抵制英美商货的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到大元帅府请愿。孙中山接见了代表，对他们说：“我自有收回关税办法，决定三日后，用正式手续提取关余。”面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沙面领事团感到气馁。北京公使团派美国公使舒尔曼于1924年1月3日到广州出面调停，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一个大厅里接见他。中山先生本来能说非常流利的英语，此时却用中国话和他对话，由伍朝枢担任翻译。舒尔曼表示：外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孙中山驳斥说：“今日有六国之战舰泊于广州港内，阻吾人利用应得之关余。而将此关余付诸北京，乃犹言不干涉内政，实则不干涉内政其名，外交团控制中国为一殖民地，则事实也。”[27]由于孙中山坚持抗争，北京外交团于4月1日作出决定，“允许大元帅政府扣留应得关余”，将粤海关关余拨给广州政府。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正面强硬地向“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的最大障碍”——帝国主义所作的斗争，因为他不再觉得孤立了，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做他的坚强后盾。这次斗争的胜利，在受尽欺辱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由于孙中山的领导，写下了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光辉的一页。

1924年1月1日，广州政府举行嘉奖卫士队在观音山抗击陈炯明叛军的大会，孙中山在会上说：“这次卫士队能以六十五人抵抗贼军千余人，血战一昼夜，歼灭敌军数百人，而且还能安全撤退，没有一个阵亡，实为战争史上所未有的，你们都是革命军的好模范。现在陈炯明负隅顽抗，必须加以讨伐。凡我革命军人，都应该仿效各卫士越秀楼杀贼的精神，迅速扫平叛逆。”讲话后由孙夫人亲自把奖章挂在65名卫士的胸前。全体卫士十分兴奋，感到这是无上光荣。所有各总司令、司令、军长，如朱培德、杨希闵、刘震寰、李烈钧、魏邦平、谭延闿等高级将领以及大元帅府各级官佐都参加了颁奖仪式。孙中山颁奖的目的是教育军人，学习观音山卫士们勇敢杀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完成“扫除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功勋。

第二十六章　开辟革命新局面的战斗旗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败，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中山先生和他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列强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1]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是在遭受无数次失败和流血牺牲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定下来的，是坚定不移的，但按着这个政策去改组国民党，单靠国民党自身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国民党实力派杨希闵、刘震寰、范石生等拥兵自重，并不真心听从孙中山的指挥；元老派胡毅生、李石曾、谢持、冯自由、邓泽如，刘成禺、张继、居正、戴季陶等则根本反对联俄联共政策，是改组国民党的阻力，李烈钧、许崇智等也只在形式上表示服从改组，孙中山逝世后他们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当时，积极拥护和执行改组政策的主要干部只有廖仲恺、何香凝、柏文蔚、邓演达、宋庆龄等极少数人。因此孙中山的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只能以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为主力。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到1923年底，相继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共165人，每省代表名额6人，由孙中山指派3人，各省推选3人。其中被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中有李大钊等人，各省推选的代表中有毛泽东、林伯渠（林祖涵）等同志。海外总支部、支部约12人。主持大会的主席团由5人组成，李大钊被指定为成员之一。大会的审查委员会中，也是几个共产党员在起作用。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大会贯彻了联合苏联、学习苏联的精神，采取了仿照苏联的中央委员会制，在保留总理的名义下实行民主集中制。

孙中山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策的力量去改造国家。”[2]当天下午，他在会上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秉政时的南京政府，只得三个月，到了北京政府的时候，政权都归于反革命手内。此后，革命党在政治上就没有建设的机会。”“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遂令反对派得尽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方法，以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虽迟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仍失败。”“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来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我国人民身受十三年的痛苦，吾党此次应在最短时期内解救之，将国家障碍完全消灭。”[3]

会上，提出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交付审查，孙中山又作了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的说明，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被大会通过。当天晚上，孙中山举行宴会招待蒙古代表及国民党全国代表。他在讲话中鼓励国民党人对革命理想要勇于实践，要树立“能知必能行”的革命思想观念，“旁边又有俄国的好榜样，以后革命应该要先知，然后才去行，……知得到便行得到”。他对外蒙古的代表参加会议表示热诚欢迎，同时谴责北京政府用武力进攻蒙古的行为。他说：“（外蒙代表）不远万里而来，想联合成一个大中华民国，就是因为我们有主义，由此便可见主义大过武力。”[4]他希望能实现“蒙古再同中国联合造成一个大中华民国”。

1月21日，大会听取了宣言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后，孙中山就一些国民党人和海外同志对联俄联共政策提出的疑问，加以说明。关于联共政策，他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关于联苏政策，他说：“近来，俄国内政进步之神速与前大不相同，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海外党员对此存有怀疑是因为“华侨处于帝国主义政府管辖之下，深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破坏俄国革命论调之毒，故发生种种怀疑，不能自释”。[5]

1月22日，代表大会提出党章草案交付审查，并通过“纪律问题”及“收回海关权益问题”两项决议。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之现状”。政治上：“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经济上：“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宣言批判了当时几种政治流派——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的错误主张，指出：有的“出于救国之诚意，然终为空谈”；有的“本无诚意，而徒出于恶意的讥评而已”。第二部分是“国民党之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联合”，“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革命胜利后，“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包含着大汉族主义色彩，在同盟会宣言中的提法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这个提法，在当时鼓动反对清朝腐朽统治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新形势下，它却失去了革命的意义。“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旧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就是实现共和政体。在同盟会宣言中提出：“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但“国民”的概念很笼统，没有政治派别的区分。而新民权主义规定：“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民生主义，其最主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反对土地“为少数人所操纵”，“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民生主义规定，对缺乏田地沦为佃户的农民，“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对失业工人，“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并“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民生主义还包括“养老之制，育儿之制，用恤废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等。在民生主义中，还提到工人农民要求解放，必须通过一场“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党，“一方面当对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其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因为国民党所从事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反映在同盟会的宣言中内容很简单，只是“核定天下地价”，实行“平均地权”。而新民生主义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工农劳动大众痛苦的社会处境，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改善这种处境的方针。这年的8月23日，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农民运动干部培训结业式上，孙中山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方针。

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不仅与当时的革命任务相结合，而且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体现出来了，“成为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6]毛泽东说：“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又说：“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7]“在大革命时代，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了。有的农民受到豪绅的欺压时，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当警察打骂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8]“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9]

宣言的第三部分是“国民党之政纲”，包括对外政策7条，对内政策15条。主要内容：一、“对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人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二、确定人民有参政、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权。三、“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四、“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大会通过宣言后，孙中山又对宣言的主旨作了说明。他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关于对外的责任，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10]毛泽东对这篇宣言评价说：“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11]

1月24日，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驻北京代表加拉罕致大会的贺电。当天，孙中山签发了复加拉罕的电文，说明这次大会的宗旨是：“继续并完成一九一一年所开始的革命，以求中国之复兴，使其摆脱军阀和资本主义之压迫。”“而统一了的，解放了的中国则是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最好保证。”他希望“中俄两国人民应当沿着自由和正义的道路携手并进”。

1月25日，孙中山从苏联代表处惊悉列宁于1月21日逝世的噩耗后，向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致电莫斯科，对列宁逝世表示沉痛哀掉，并在大会上作了演讲。他赞扬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他说：“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功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即为我们最大之教训……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于俄国革命党一样。”“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12]他通令各行政机关下半旗三日致哀。孙中山在当天又以个人的名义向苏联驻北京代表加拉罕发出唁电，电文用英文写成，全文是：“当伟大的列宁离开苏俄朝气蓬勃的生活之际，我请求您向您的政府代达我的深切的哀悼。然而，他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长存，人们将继续珍视他那种造成最高度的政治家和创造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他的著作也将永存，因为他的著作是建立在一定会掌握和统治未来人类的思想和希望的这样的社会观念上的。孙逸仙，1924年1月25日。”

1月28日，大会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要在党章中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并诬蔑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黄季陆等十余人附议。李大钊严正驳斥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并指出：“对于共产党员的这种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张继也在会上捣乱，被孙中山软禁了一个晚上，并且还要开除他的党籍。在和国民党右派辩论中，李大钊在理论上维护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当时参加大会的代表何香凝回忆说：“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挥了极伟大的理论。现在想起来那些话是非常正确的。”[13]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

1月30日，举行代表大会第16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廖仲恺对大会通过的国民党政纲中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部分提出了三点补充意见：“一、租界制度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人民族之耻辱，应当由中国收回管理；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廖仲恺发言之后，孙中山指示说：“应将这三件大事大书特书。……赶紧将这个意思加入政纲对外政策中。”[14]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建议。它与1912年1月5日孙中山的《对外宣言》相比，是革命性的进步，是新三民主义的一个新发展，反映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

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查委员。执行委员24人，有廖仲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李、谭、于为共产党人）、柏文蔚、胡汉民、戴季陶、汪精卫、张静江、李烈钧、居正、林森、丁惟芬、石瑛、邹鲁、谭延闿、覃秋、石青阳、熊克武、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候补中央委员17人，有邵元冲、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沈定一、韩麟符、于方舟（毛、林、张、瞿、韩、于为共产党人）、张苇村、傅汝霖、张知本、彭素民、李宗黄、白云梯、邓家彦、张秋白、茅祖权。最后，孙中山致闭幕词。他要求党员“从今以后，大家一齐去奋斗。现在已经是民国十三年，就是国民党在各地方公开奋斗了十三年。因为见到从前的奋斗尚不充分，所以这次要开大会，把全党来改组。从前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有了方法，就要诸君担负责任，拿这个办法去替国人发生一个新希望。我们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办法，所以成功与失败各有一半。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以一往直前，有胜无败”。

从大会开始到闭幕，孙中山演讲达八次之多，这表明他对改组国民党抱有多么深切的期望。

广州各界群众高举“拥护革命的国民党”等标语，举行拥护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欢庆游行。孙中山要求党员在大会闭幕之后，要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宣传，“从事攻心之奋斗”。他考虑到党员“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他从1月27日开始，在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在广州文明路，5月与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广东大学，1926年7月改名为中山大学）系统地讲述三民主义的由来、性质和任务，共讲了16次，每次3小时。每次讲演结束，只饮一瓶柠檬水。从省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到广东大学，往返路程有5华里。孙中山每次去讲演时，同行的人有秘书黄昌谷和副官卫士等10多人。开始时，是乘3部汽车，后来孙中山问过庶务，知道每次往返车费需15元。他嫌花费太多，以后每次都是率领着副官卫士步行前往，而且每次出发的时间和经过的路线都是一定的。广州市民都希望能看到孙中山的仪容，一次，他经过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其中有个大约八九岁的孩子，身上很脏，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一个卫士担心会妨碍孙中山走路，跑过去把小孩推开了，孙中山脸上立刻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回到大元帅府后，他对这个卫士说：“刚才回来时，你把路上的小孩推开，这是极不应该的，倘若把他推倒，更要使我难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15]还有一次，他们刚走过北岸的码头，见一位衣服破烂的妇人抱着一个约四五岁面黄肌瘦的孩子，在堤边哭得很痛苦。跟随的人都没理会，孙中山却走上前去，问她为什么这样悲伤，妇人说：“孩子病了十多天，没有钱医治，快要死了，叫我怎么不伤心！”说完又痛哭起来。孙中山伸手诊了孩子的脉，对那妇人说：“你不要哭，小孩子的病虽然重了一些，但脉搏呼吸都还好，不会死的。”随即令副官用电话告知广东大学医科附属第一医院，请他们派十字车把这位妇人和病孩接往医院。吩附完了，才去广东大学演讲。[16]

从1月到8月，他共用了16天的时间，唇焦舌燥地讲述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6讲；民权主义6讲；民生主义，因为准备北伐只进行了4讲）。为了使人易于接受，他结合日常现象和一些历史故事，讲得深入浅出，风趣盎然。他的讲课涉及古今中外各派政治学说，内容极为丰富渊博。这些演讲是研究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的极为重要的材料。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是从多次斗争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过去，他曾无数次向列强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在国内，“自从革命成功后，这假革命党充满全国，冒革命之名，所以把革命成绩都破坏了”。因此，孙中山“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17]

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国民党上层意见不一，争论激烈，分为三派。一派主张联共，一派主张容共，还有一派主张分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和改组以后，国民党右派不断地进行阻挠和破坏：有的当面问难；有的联名上书；有的集会对抗；有的在会场上捣乱；有的向敌人告密。冯自由、刘成禺、胡毅生、李石曾、戴季陶等人公开反对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反驳他们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18]孙中山为了坚持三大政策，还为反对联共的人准备了路费，请他们回家去。他气愤地对他们说：“我如果有联共失败的那天，再去请你们。”在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本来有孙科，因为他发表了反苏反共的言论，不支持改组，孙中山亲自把他的名字勾掉了，并说：“留给真正赞成改组的老同志。”[19]冯自由不但反对改组，而且还向北京外交团告密，说苏联援助广州政府25万元。在这年的冬季，脱离革命党（同盟会和它以后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已经16年的章太炎，出于反苏反共的立场，却要“召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他在上海南阳桥裕福里2号寓所，约集了马君武、居正、冯自由、谢持、刘成禺、田桐、茅祖权等12人开会，讨论所谓“挽救之策”，发表“护党救国”公函。也有一些党员，对孙中山阳奉阴违，如胡汉民、汪精卫、吴铁城、伍朝枢、许崇智、邹鲁等，他们本来不赞成改组国民党和三大政策，又不便公开反对，就暗中消极怠工，在革命阵营中投机钻营，抢夺实权，准备从内部破坏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后，这些人就向国民党左派开刀，挑起反共反苏的黑旗，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他们“腰折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折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20]认真贯彻三大政策的是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内外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全力助其开展”的“农夫工人之运动”的工作中，起着先锋的作用。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策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获得了新生。

“一大”后，各省市国民党支部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迅速改组和发展起来，共产党人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夏曦等，发展了大批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员数量猛增，仅广东地区（据当时《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中统计的数字），1926年底就有党员18万3千人，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农民占百分之四十，学生占百分之二十五。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1924年1月3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由于广州偏于南部，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等地设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以执行中央任务。上海执行部设在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统辖四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的党务，是除了广州中央党部之外，全国最大的核心组织。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张静江，后补执行委员毛泽东、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瞿秋白等都驻在上海执行部。中央监委和后补监委张继、吴稚晖、谢持等负责监督执行部的工作。上海执行部又选出了各部部长、秘书，组成常委。组织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农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年妇女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桢；调查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各部主持实际工作的是秘书，其中很多干事是共产党人。上海执行部以《民国日报》为宣传阵地，“一大”后连续发表有关文件，介绍三民主义、五权（立法、行法、行政、弹劾、考试）宪法。1925年后又有力地声援了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惨案发生，上海执行部派青年委员到各大中学校，与国民党组织联系，动员学生参加反帝斗争，并向工商学职合会供款7千元，还组织了“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这年12月14日，上海执行部被“西山会议派”所接管，成为他们的“中央党部”。

1924年2月6日，在广州堤畔设立了黄埔军校筹备处，参加筹备工作的有廖仲恺、邓演达、叶剑英等人。叶剑英回忆当时工作的情形时说：“（这些人）都具备一副新的精神！热烈地从事工作，制定计划、编教材、布置校舍、招生等都顺利进行着。”

2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追悼列宁大会，由廖仲恺主持，祭坛上悬有孙中山亲手题书“国友人师”的挽幛。孙中山在会上致悼词，文如下：“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俄国苏维埃政府领袖列宁先生为丧，孙文既与同人追悼，乃述哀词曰：‘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其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立，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遘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廖仲恺在讲话中说：“（列宁）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

为培养革命军骨干，孙中山于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建立的陸军军官学校。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通告，申明党纪，不容许任何担任军政职务的国民党员“纵恣骄横”，“养尊处优”，“藉党营私”，要“夹守本党主义”，“实行本党策略”，“与民共甘苦”。[21]

4月间，广州有筹备庆祝大总统任职3周年的活动。28日，孙中山指示停止筹备，批评这是“徒饰耳目，无裨远大”。[22]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到会作长篇演讲。指出：“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在这十三年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23]“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驻校国民党代表，邓演达任教育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萧楚女、恽代英等任教官。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高和罗夫等都参加了开学典礼。礼堂讲台两侧有孙中山题写的楹联，青铜作底，镌刻着金光闪闪的十八个大字：“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字体工整，气魄宏伟，涵义深远，发人深省。大意是：在新事物开始萌芽的地方，要追根溯源，不断探求；在人的新的意念刚出现时候，要研究它产生的原因。孙中山以此激发学生勇于追求真理，探索新事物。[24]

黄埔军校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创办的，苏联选派了教官，提供了经费。建校时五百多名师生穿的军装也是仿苏式的。

苏联政府不顾帝国主义的敌视和阻挠，于10月8日由伏罗夫斯基号军舰给广州政府运来了近万支枪和大批山炮弹药。孙中山在当天欢迎苏舰的祝词中说：“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以推翻强暴帝国主义、解除弱小民族压迫为使命，本大元帅夙持三民主义，亦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而奋斗。现在贵司令率舰远来，定使两国邦交愈加亲睦，彼此互相提挈，力排障碍，共跻大同，岂惟两国之福，亦世界之幸也。”[25]

黄埔军校初创时仅有的几条枪，只是由门口站岗的卫兵持着摆摆样子，苏联运来的这些枪支无异于雪中送炭。当时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并不久，国内也有许多困难，这些“穷人帮穷人”的支援，真正体现了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苏联还从海参崴运载一船石油到广州出售，将油款全部交给了孙中山作为革命费用。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歧视、排挤和打击的孙中山，对苏联的真诚援助，自然是感受极深的。“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26]

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著名中国共产党员有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谭平山、林伯渠、李富春、邓仲夏、彭湃、苏兆征、蔡畅、邓颖超、恽代英、聂荣臻、杨匏安、萧楚女、熊雄、熊锐、吴玉章、杨殷、刘尔崧、阮啸仙等。

根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的精神，农民部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7月3日开课，目的是培训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的干部，共产党员彭湃任该校主任。

8月21日，孙中山出席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结业典礼，并发表了演说。他向结业的学员们提出：“你们毕业之后，到各乡村去联络农民，首先便要一般农民知道对于国家有什么责任，农民所仰望于国家的有什么利益。这个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能够担负这个责任，联络一般农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动。不顾成败利钝，来做国家的大事业，这样我们的基础可以巩固，我们的革命便可以成功。”“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孙中山说：“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27]

8月17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言中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对工人方面，提高工人的地位，增进工人的利益。对国家方面，要打倒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我们更要与乡村的耕田朋友联合起来，携手前进，使革命进行中成为两大劲旅。”

妇运工作在妇女部长何香凝的主持下，得到蔡畅、邓颖超的协助，举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设立了女工学校。

这一时期，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努力下，工人、农民、妇女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得很迅速。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都投身到革命热潮中来。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广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东南亚许多国家，如印度、缅甸、泰国、越南都派人到广州来学习，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就是这时来广州的。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广州还成立了“民族解放大同盟”。国民党改组后的广东，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对整个亚洲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因此，要“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28]李大钊说：“（孙中山）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一九○○年合并了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而为中和党、兴汉会。一九○五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的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二四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29]

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自己的政治丰碑的顶端镶嵌的两颗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放光。

第二十七章　粉碎帝国主义的颠覆——镇压反动商团叛乱

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仇恨。英帝国主义蓄谋把广州作为控制中国南方的殖民策源地，一方面以军械支援陈炯明叛军对广州革命政府进行窜扰；一方面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运动已入英国籍的汇丰银行支行买办陈廉伯，利用广州买办商团发动军事叛乱，企图内外夹击，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他们对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1]于是陈廉伯按照主子的意图，肆无忌惮地扩大商团武装组织，并与地方豪绅地主武装组织乡团勾结起来，形成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三位一体的反革命联盟。陈廉伯募集百万巨款，于1924年8月4日通过粤汉路总理许崇灏（商团分子，许崇智之兄）骗得广州政府购枪执照，购买妥德制七六·三口径枪万支，手提机关枪42挺，大炮2门。8月10日，由挪威轮哈佛号运达广州。孙中山获悉“陈廉伯确有谋为不轨之事，闻其中策划者有外国人，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以陈廉伯为广东督军，取消独立，投降北方”的情报，[2]又发觉枪支运到日期有疑问，数目也与执照不符，于是下令将船扣留。12日，商团二千余人，列队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枪支，声称“三天不散”。14日，孙中山在广场上亲自接见他们，对他们发表演讲，晓以大义，许多商人被说服，纷纷散去，他们说：“上了别人的当了！”[3]孙中山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些人中有的是反动的商团叛乱分子，但孙中山却临危不惧，以正压邪。15日，各县商团代表到大元帅府请愿。19日，孙中山答复商团说：“陈廉伯私运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资购买者，当令省长查明发还。”20日，下令通缉陈廉伯。21日，商团总部迁往佛山；陈廉伯躲在沙面，由佛山商团恶霸地主陈恭受主持活动。他们决定在全省总罢市，从18日到22日，全省有几十个城镇罢市。

8月24日，孙中山下令调兵戒备，准备对付商团叛乱。这天，广州海员、机器、药材等工会组织2万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集会，声讨陈廉伯、陈恭受。决定组织商民维持会，作为政府后盾，并以84个团体名义发表宣言，反对罢市。黄埔军校学生也表示誓与商团决一死战。

8月25日，在商团的胁迫和煽动下，罢市风潮蔓延到广州。8月26日，孙中山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商团反革命谋乱活动。他主张以武力解决，强令开市。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等则主张调解。

28日，英舰9艘驶入省河，炮口对准监视商团武装根据地西关的永丰、广贞等广州政府军舰。当晚，领事团对廖仲恺威胁说：如果广州政府炮击“商民”，各国决不袖手旁观。第二天，英国领事翟比南又向广州政府呈递公文，称：“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市区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军队，立即行动。”就在同一天，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8百多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讨伐商团。英舰的挑战，使孙中山更加认清帝国主义的恶劣本质。9月1日，他为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事件发表对外宣言，指出：“此项帝国主义的英国之挑战，其中殆含有更恶之意味，试观十二年来，帝国主义各强国于外交上、精神上及以种种借款，始终一致赞助反革命”，“今有对我政府之公然叛抗举动，其领袖为在华英帝国主义最有力机关之一代理人”。“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4]同日，又向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提出抗议，指出：“中国反革命党既屡得英国历来政府之外交的及经济的援助”，“驻粤英领事今又称‘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之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对于最近此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余特提出严重抗议”。[5]

李大钊在国民党改组后，于2月底回到北京，把全副精力投入壮大革命力量的工作，废寝忘食。他在北京、天津和直隶省建立了三个国民党支部，并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在北方的统一的领导机构。北京反动政府对他恨之入骨，称孙中山为“南赤”，李大钊为“北赤”。[6]

6月间，当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全世界五十多个民族的共产党代表，纷纷向他询问“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苏联《真理报》执行编辑卫林士基还把他写的《孙逸仙及其主义》一书赠给李大钊，他们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广州革命政府“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7]当英国炮舰对广州革命政府进行恫吓时，在苏联各大城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集会，报告中国革命的近况，他们同声一致地“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从中国收回手去”[8]的呼声响彻全俄。各国共产党代表在莫斯科还出席了支持孙逸仙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群众集会。英、美、法、日等国代表，还在一次几千人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英国代表马克曼努斯在演讲中说：“当中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的时候，在曼彻斯特有一示威运动，庆祝中国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成功。麦克唐纳尔曾有演说祝贺孙逸仙的革命成功。此种声音尚在人耳，曾几何时而麦克唐纳尔的所谓劳工政府，竟自干涉孙逸仙所领导的革命政府了。”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马克曼努斯、法国共产党执行委员特仁及美国共产党代表亚门特尔联合致电孙中山，表示支持广州政府，谴责英、美、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9月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孙中山之打倒反革命，非仅中国蒙其利益，且将影响世界全局。”[9]9月4日，共产国际发表《告欧美工人暨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揭露帝国主义颠覆广州革命政权的阴谋，号召各国工人阶级支援广州人民的斗争。

9月20日，李大钊给国内报纸写文章，号召国内青年们说：“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先生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10]

从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的正义声援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和他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在孙中山的抗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下，英帝国主义不得不改变策略，把公开干涉变为暗中继续支持反革命势力。

上年曹锟贿选总统后，孙中山曾于当年10月8日致电东三省巡阅使奉系张作霖、浙江军务督办皖系卢永祥，号召他们起兵讨贼。卢永祥首先宣布不承认曹锟为总统，张作霖继起响应，形成反直系三角联盟。曹锟的军师吴佩孚，面对这样的形势，制定了反三角联盟的军事部署：留嫡系部队在北方防奉军，令江苏督军齐燮元、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进攻卢永祥，勾结陈炯明压制广东革命势力。齐燮元、孙传芳由福建、江苏、江西、安徽四面包围卢永祥。8月，孙传芳在建瓯组织了闽浙联军总司令部。卢永祥也在杭州组织了浙沪联军司令部。9月3日，双方在黄渡、长兴和闽边等地发生激战，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援浙即以存粤”，于是决定立即进行北伐。9月4日，他在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命许崇智率粤军，胡思舜率滇军，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东征陈炯明叛军。由湘、赣、豫军和部分滇粤军组成北伐军，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在韶关设大本营，广州设留守府。

9月9日，孙中山致电卢永祥，表示将“躬率师旅，以为前驱，兴师偕作”[11]，共同讨伐曹吴。9月12日，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他亲赴韶关，在南华寺设北伐大本营。9月18日，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说明“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继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宣言》中还列有建国政纲六条，作为推倒北洋军阀后“实行三民主义之第一步”。

一天，公余之暇，孙中山偕谭延闿、刘成禺、许世英等人同游韶关南华寺，见六祖佛身臂肘缺坏，先生慨然而语：“此僧立数千年之志而躯壳可怜。”刘成禺乘机打趣说：“先生医术最高，何不为此僧医之？”谭延闿也插笑说：“先生以小儿科著名，慧能非小儿；且陈死之人，又何必医？”许世英亦庄亦谐地说：“先生主义，起生民而生死肉之者也，死者当受其赐。”中山先生机智而轻松地应答：“容我改四书两句！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我则曰：‘不治生，焉治死？’”[12]寥寥数语，众皆笑乐，更折服先生的聪敏睿智，幽默风趣，平易近人。

9月20日，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会，北伐军旋即分兵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9月22日，孙中山令北伐军改称建国军。唐继尧、熊克武派但懋辛、石青阳持函到广东，表示愿率所部川滇军参加北伐，承担由湘西进攻鄂西的任务，在武汉与广东北伐军会师。孙中山极为嘉许，于10月13日任唐继尧为副元帅兼建国军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

孙中山离开广州后，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对商团采取妥协态度，使商团反革命气焰日益高涨。10月4日，广东全省188个县、镇商团代表在佛山集会，要在双十节武装进城请愿。9日，又发出了第二次罢市通牒。胡汉民惊慌失措，与广州市市长兼全省民团统率处督办李福林，于10日清晨将扣留的4千支枪械由黄埔运回广州发还商团。商团因武器到如虎添翼，气焰更加嚣张。当天下午，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工、农、兵、学、商等16团体5千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集会庆祝“双十”节，愤怒声讨商团和帝国主义的罪行。在大会上，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讲话，他愤怒地指出：“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都是革命的对头。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是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共和国，而这类反革命派，他们都是随着帝国主义来破坏中国独立的，反对中国民主的，永不愿实现中国共和的。我们为要使辛亥革命彻底成功，我们必须团结起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也就是团结起今日到会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商人向周围的反革命派进攻。”[13]周恩来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并号召全场的革命民众：“团结起来，冲出公园去向反动派作示威运动！”当游行队伍途经太平路时，商团军悍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在西濠口的商团军也随即拦路射击，游行群众被打死20余人，受伤及被捕者数十人。10月12日，广州继续罢市，商团到处张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

1924年9月20日孙中山在韶关北伐誓师典礼会场上。

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与石龙的土匪勾结起来，也向石滩进扰，准备进攻广州。在广州政府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九十二期）发表了伍豪的《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向广州政府提出警告：“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14]

孙中山“以俄为师”，为“对付种种非常之事”，于10月10日在广州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会长。11日任廖仲凯、谭平山、蒋介石、许崇智、陈友仁为委员。13日任鲍罗廷为顾问，并明确规定他“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一天，孙中山曾复函蒋介石，对蒋介石提议胡汉民、汪清卫入革命委员会的请示作了这样的答复：“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有为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觉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15]

孙中山于13日电令革命委员会解散商团军并对他们进行缴械，还命令黄埔军校师生“立即起义杀贼，绝无反顾”。[16]15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军与滇、桂、湘、粤各军分五路包围西关。商团凭借铁栅栏和高楼开枪抵抗。经过4小时的战斗，革命军即将商团军粉碎。商团军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其余被缴械投降。16日，孙中山电令胡汉民把西濠口商团的大新公司占领充公，并指示他“不必畏惧外人干涉”。23日，又电令胡汉民把占领的商团各机关房所，一律充公，永不发还，“用作党所或书报社，以为此次殉难者之纪念事迹”。东皋大道大会堂，是商团头目陈恭受的房子，没收后，改作民族解放同盟会及各国代表活动的地方。反动商团被消灭，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动和组织工农参加革命队伍的胜利。帝国主义阴谋颠覆的企图，在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队伍面前遭到了失败。

第八编

北上和逝世

第二十八章　为召开国民会议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北上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乘机在9月15日，分兵两路向榆次、朝阳进发，讨伐直系，北方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奉命由古北口和喜峰口向平泉县侧击奉军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直系第三实力派），“对曹锟的贿选窃位，既深为痛恶，于吴（指吴佩孚）之穷兵黩武，尤痛恨已极”。[1]他响应孙中山“全国爱国将士，……一致讨贼”的号召，10月19日，从古北口回师北京，发动了政变。10月22日晚9时，冯玉祥部队把守北京各城门，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等交通电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把曹锟囚禁在团城，推倒了颜惠庆内阁。10月25日，冯玉祥与发动政变的将领王承斌（吴佩孚组织的讨逆军副总司令）、胡景翼（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孙岳（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老同盟会员），还有参与密议政变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老同盟会员黄郛，在北苑举行会议，决定把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二、三军军长，并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他们于11月2日迫使贿选总统曹锟辞职。11月3日吴佩孚从大沽口乘运输舰南逃。至此，直系军阀势力便栋折榱崩了。

北京政变可以说是孙中山攻心战术的胜利。他曾指示于右任、焦易堂等秘密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进行联系，尤其对冯玉祥更是做了大量耐心的争取工作，他“送给冯玉祥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冯将这些书分发给自己的部队，列为官兵共同悉心研读的正课。在这一时期中，孙中山先生并屡次派人和送信来，予以种种指导和鼓舞”。[2]冯玉祥自己说：“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其间，徐季龙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驻在我们军中，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友人亦过从至密，他们都多次和我洽商反直大计。”[3]可见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并非单纯由于直系内部矛盾所致，而是有着一定革命思想作基础的。

北京政变推动了民主革命的进程。它不仅瓦解了北洋军阀一大支柱直系势力，而且把辛亥革命留下来的清朝的尾巴宣统小皇帝给割掉了。冯玉祥军回京的第十五天（11月5日），便修改了民国元年优待清室的条例：永废皇帝尊号，国民政府每年只给五十万元生活费用。[4]并在当天把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由皇宫赶到什刹海甘石桥醇王府。[5]这是一场值得称道的革命行动。冯玉祥等人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孙中山对这次政变极为肯定。10月27日，他在复冯玉祥等人的电文中赞许说：“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6]并表示即日北上，晤商建设大计。

10月30日，孙中山由韶关返回广州。31日，在大元帅府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政变后的北方局势及有关方针。11月4日，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谭延闿驻守韶关负责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此时，入江西的建国军以樊钟秀所率豫军为前驱，奋勇直前，进占大庾及赣州，并向吉安进发，计划是“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7]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决定北上。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了由广东开始进行的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对外政策是“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生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是“划分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宣言》还提出了解决当前时局的办法，这就是“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国民会议由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曹吴各军、政党9种团体代表组成。在会议召开之前赦免政治犯，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讲座的自由。他认为：“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宣言》指出：“凡武力与帝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宣言》没有提到他在《建国大纲》中论述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的划分。毛泽东后来说：“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来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中山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8]

有位老太太是孙中山先生的乡亲，听说孙中山要离开广东到北方去，就远道来到广州看他。在他动身的前两天，她对孙中山说：“明天是你的生日。”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了几十年的革命党人都不知道哪一天是孙中山的诞辰，经老太太一说，大家才知道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生日。这一天正值他离粤的前一天，大家决定要庆贺一番。然而，孙中山却不同意，他认为为他个人铺张祝寿是不应该的。廖仲恺和几位同志只好在他的家里弄了两桌酒菜，算是为他祝寿了。

孙中山为了不让大家为他祝寿，从不告诉别人他的生日。在中山大学校史上曾有过一段插曲：孙中山为了培养建设人才，决定在建立黄埔军校之后再成立一所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筹委会的委员们想在孙中山生日这一天举行成立典礼，但却不知道哪一天是孙中山的生日，因为有人曾见孙中山在11月11日晚上请过几位老朋友吃饭，便以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筹委会就决定在11月11日举行成立典礼。因此，解放前中山大学一直是以11月11日为校庆日，直到解放后才改正过来，把11月12日定为校庆日。1924年11月11日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孙中山还亲临指示，写了以下的训词：“国立广东大学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孙文。”[9]体现孙中山对广东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视，成为中山大学校史上一段佳话。

11月12日，广州各界开欢送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北上之意义与希望》的演说，他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要团结南方现在的力量，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并说明他此次北上是要“拿革命主义去宣传”。[10]

同一天，蔡和森在《向导》第九十一期上发表了《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一文。文中说：中国共产党早就提议中山先生必须面向全国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以“造成全国的舆论及民众的后援，庶几进可制胜军阀，退可扩大宣传”。[11]

11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宋庆龄，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以及秘书黄昌谷等二十多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经黄埔时还检阅了军校学生的演习，并讲了话。他勉励学员们“忍苦耐劳，努力奋斗”。14日，孙中山一行到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反对帝国主义政策，使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对他更加敌视。在孙中山将要到达上海时，他们叫嚷要阻止孙中山进驻上海。17日，孙中山在吴淞口登岸，赴码头欢迎的队伍通过法租界的金陵东路时，法帝国主义者竟阻欢迎队伍通行，并捕去指挥游行的群众4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的各界群众有1万多人，并派群众代表到船上迎接。直系的地方军阀凶手多人准备在码头行刺，幸被民智书局职工发觉，转告副官马湘，加强了防范措施。孙中山从步出轮船到登车，都有警卫持枪在左右前后护卫，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也派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戒备，才没有发生意外。中午，孙中山在莫利爱路29号寓所接见各界人士，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直系军阀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于11月由广州北上经上海时与欢迎人员的合影。

孙中山到上海的前一天，英国《字林西报》发表文章，反对孙中山进入上海租界，说什么“广州大元帅不应居于商业性租界区内”。美国《大陆报》也发表文章，扬言把孙中山驱逐出上海。因莫利爱路的住宅是在法租界内，法租界当局也声称：“不得在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对此，孙中山予以严厉驳斥：“以外人而发为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吾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之上飞扬跋扈。”[12]

19日，孙中山在寓所举行茶话会，招待新闻记者，重申了对内以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时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他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是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是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他向与会的记者表明：“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那些有大兵权的人，……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13]

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招待新闻记者，说明北上目的是谋求和平统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由人民“来解决全国大事”。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支持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指黎元洪被直系赶下台）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它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14]

冯玉祥推翻直系军阀曹、吴政权后，为了联络皖系势力抵御长江直系势力北上，于11月15日，与张作霖、卢永祥和他的两个将领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把在天津的段祺瑞请出来当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暂主政局。美英日法等国都兴高采烈地准备欢迎段祺瑞的政府。本来由冯玉祥等打开的新政治局面，经他们这一驱虎引狼的倒换，使北京政府又成了北洋牌的军阀政府，给召开国民会议谋求和平统一带来了困难。冯玉祥也逐渐被排斥，陆军部撤消了他的国民军的名义。不久，他被调离北京，派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当孙中山到北京时，所面对的已是奉系军阀支持下的段祺瑞了。

孙中山知道这个政情变化后，大失所望地说：“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但是他仍然决定北上，“去看看近来的真情况”，也是“一次极好的宣传机会”。[15]

11月21日，孙中山乘上海丸号船由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23日，抵长崎。他在船上分别接见长崎新闻记者和中国留学生。长崎记者问道：“现在外国对中国有强硬共管之说，会不会成为事实？”孙中山回答：“决不能成为事实，因中国国民更有强硬之抵抗。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记者又问道：“广东政府与俄国亲善，将来中国制度有没有改变？”他回答说：“中国革命的目的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与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16]他在对前来欢迎的留日学生的讲话中说：“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办法是开一个国民会议。……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二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要打破列强的侵略，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他希望留日学生“联络国内外的学生会，全体一致主张由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内民生问题和打破列强的侵略”。

11月24日，孙中山抵神户。前来欢迎的日本政界、新闻界、旅日华侨、中国留学生一千多人，仅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就有一百多人。他们一致表示愿辍学回国投入革命，服从指挥。孙中山勉励他们用功学习军事学科，将来回国为革命效力。25日晚，孙中山出席在神户大学礼堂举行的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欢迎会，他在演说中指出：“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他在讲述买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分子指使下，在广东所犯下的罪行之后强调，只有“防止了外国人在中国捣乱的力量，中国才可以永久地和平”。他号召在日本的国民党人要实行革命主张，“写信发电到各方的朋友和中国的家庭，解释国民会议的重要”。如果“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便可以和平统一，大家便可以享太平幸福；国民会议开不成，中国便还要大乱不已，大家便还要受兵灾的祸害”。他演说长达4小时之久，听众频频鼓掌，情绪十分热烈。26日，日本知名人士头山满、山田、萱野长知等七八位旧友先后来访。孙中山和头山满从晚9点一直谈到天明。谈话间，头山满拨通电话请来了一位日本大财阀，来人施礼后，头山满介绍说，这位财阀很希望中国富强，愿意帮助中国搞建设，建议孙中山回国被选为大总统时，聘他为顾问。

28日，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请孙中山作关于亚洲问题的演讲。孙中山说：“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已经得到很高的文化。”“近几百年以来，我们亚洲各民族才渐渐萎靡，亚洲各国家才渐渐衰弱；欧洲各民族才渐渐发扬，欧洲各国家才渐渐强盛起来。到了欧洲的各民族发扬和各国家强盛之后，他们的势力更渐渐侵入东洋，把我们亚洲的各民族各国家不是一个一个地消灭，就是一个一个地压制起来。”“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甚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地退回我们的权力，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力，便要诉诸武力。”“如果亚洲民族全联合起来，用这样固有的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一定有胜无败。”[17]

当天晚上，神户各商业团体和旅日华侨在东方旅馆举行欢迎宴会。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回主人地位，让中国人得到自由身份，中国才可同日本亲善。”“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无论讲到哪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的发展。”“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中兄弟之邦。就几千年的历史和地位讲起来，中国是兄，日本是弟，现在讲到要兄弟聚会在一家和睦，便要你们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们的兄已经做了十几国的奴隶，向来很痛苦，现在还是很痛苦。这种痛苦的原动力，便是不平等的条约。还要你们做弟的人替兄担忧，助兄奋斗，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然后中国同日本才可以再来做兄弟。”[18]

孙中山在神户住了7天，除了出席各种集会，做报告外，还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从未间断，常常从早上7点开始忙到深夜，不得休息。据当时的招待员们统计，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会见了2百多人，要求会见他的客人达5千多人。

11月30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由神户启程赴天津，到码头送行的各界人士和群众5千多人。12月1日，经日本的门司，他在北岭丸上接见新闻记者时指出，这次北上的目的在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也包括日本同中国订的“二十一条”。当记者提到现在北京有许多人要选举他做大总统时，他说：“我的态度是决计推辞，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我先要处于国民地位，同各国再交涉废除从前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大总统的话。”记者问到中国南北统一的问题，他说：“这个关键也是在不平等条约。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调和。若是北方没有这个胆量来赞成南方的主张，中国不能够脱离奴隶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时调和，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

12月2日至3日，北岭丸渡黑水洋，于4日中午到天津。市民搭起牌楼，悬灯结彩，准备欢迎。法国租界当局宣布码头戒严，不许孙中山坐的船靠岸，但在船未进口之前，已有5万多工人、学生、市民、群众举着旗子、标语牌在码头一带鹄候迎接。面对这样空前热烈的场面，法帝国主义派出的武装巡捕只得溜走了。黄昏，当孙中山乘的船徐徐靠岸时，群众欢呼若狂，孙中山揭帽示意，船一靠岸，群众便像潮水一样涌上去。孙中山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市民燃放鞭炮热烈欢迎。之后，孙中山坐汽车到了张家花园（今鞍山道67号）。

当天下午孙中山偕随员往海河北曹家花园（今254医院）访张作霖，谈话3个小时，回张家花园的当晚就病倒了。

张作霖因租界不准武装通过，他不敢轻车简行，所以迟迟未能亲自回访孙中山。这时，赴豫鲁冀察各省进行了召开国民预备会议活动的柏文蔚到了天津，孙中山就派柏与张作霖接谈。张见了柏直呼大哥，甚为亲善，但谈话之中，张作霖向柏文蔚说：“孙先生不应该联苏联共。”[19]柏文蔚向他解释：“国民党的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以解救中国之苦难同胞，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我们的三民主义绝不会动摇。”张作霖只是表面上对孙中山很尊崇，但没有向柏文蔚提出切实的合作办法。柏文蔚把情况回报了孙中山，孙中山说：“北方政治空气不佳，已看清段、张、曹全不可靠，仍应由广东谋发展。”[20]即命柏文蔚回河南，向国民军方面活动。

孙中山到天津的第四天，张作霖到张家花园来访。他劝孙中山放弃联苏联共政策，并说各国公使都反对这个政策。同时，也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他愿代孙中山疏通与外国人的感情，等等。他向孙中山表示：“这件事情，包在我张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21]

为了扩大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势，在20多天的行程中，孙中山不断地向各界宣传演说，频繁地与中外友人会见，进行通宵达旦的谈话，稍有余暇，也要阅读报纸，思考统一大计。由于过度疲顿和多年的忧愤积劳，孙中山终于病倒了。

孙中山的卧室在楼上。室内布置简单、朴素：靠近西面的玻璃窗，放着一张黄色的单人铜床，北面安放着一套咖啡色的皮沙发，墙角地方，有三个高腿的花架。床头几和书架上面摆满了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中外文书籍。孙中山为了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好学不辍，就是在病中，仍是手不释卷。在房间的右隔壁，是孙夫人宋庆龄的卧室。

12月18日下午，孙中山在病床上接见段祺瑞派来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在谈话中，他得知段祺瑞曾发表宣言，鼓吹“外崇国信”，奴颜婢膝地信守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很气愤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22]孙中山怒火填膺，病情加重。经诊断，肝上有显著肿痛，体温接近正常，但脉搏总在每分钟120次以上。

对于孙中山的北上和他所宣传的主张，帝国主义、反动派十分仇视和害怕。孙中山到天津后，法国领事竟要求孙中山不得在租界内进行政治性演说，英租界当局也悍然对直隶国民党支部进行了搜查，张作霖对孙中山的曲意逢迎出于个人的打算，段祺瑞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意在装璜自己，掩人耳目，借以恢复皖系的统治。革命力量和进步群众则热烈欢迎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部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发表了赵世炎的《中山先生北来之意义》一文，文中说：“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既顾忌国民革命的群众势力，而肯邀请国民革命的领袖北上，则中山先生之北来是可以的，只要站在继续图谋国民革命之完成而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之立场上。……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热诚地表示欢迎并愿谆切报告于大众以中山先生北来之意义。”[23]

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运动。12月间，敦促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便在各省大中城市迅速展开。上海、南京、广州、徐州、北京、天津、青岛、保定、石家庄、安庆、武汉、长沙、杭州等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主张，并相继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广大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带动下，在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文章，指出：“国民会议运动，确是目前的一个重大政治斗争，并且是我们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最好机会。”文章号召说：“我们青年在尚未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各地方，应即速联络人民团体组织之，其已组织者应更谋充实其内容……纵然有促成会非我们组织者，我们亦应设法加入活动。”[24]

李大钊于1924年初冬由由苏联回到北京，领导北方党组织在军阀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国民会议促成总会”都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展开活动的。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组织下的全国工农学商各阶层群众进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是孙中山坚持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强大后盾。据当时的人回忆说：“中山先生北上的作用和他北上宣言的政治号召，在当时，对全国人民奋起革命，的确具有难以估计的推动力量。”[25]

第二十九章　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中，段祺瑞正在筹备一个既能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又能使各派军阀各得其所的善后会议。他乘孙中山在天津患病，于12月24日，抢先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四类：“（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执政聘请者不逾三十人。”[1]根据这个规定，在段祺瑞先后邀请的123人中，除孙中山外，绝大多数是依附于历届北京反动政府的封建官僚、军阀头目、投机政客、革命变节分子，甚至还有正在进攻广州政府的叛逆陈炯明。

孙中山于12月31日抱病乘专车入京。北京市人民听到孙中山到北京的消息，顿时活跃起来。虽是朔风凛冽的冬季，早晨，各街道已悬旗如林，从车站以北到东长安街，欢迎的群众达10万多人，车站附近更是拥挤得水泄不通。欢迎群众人人手执红、绿小旗，上面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等字样，还有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幅标语，在人群中迎风招展、鲜明耀目。冯玉祥从张家口电话指示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中山先生由天津上火车来北京了，负责保护孙先生。”[2]鹿钟麟到东车站一看，学生和教职员等已挤满了站台。他担心秩序难以维持，未能恪尽保护之责，便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想请孙中山在永定门提前下车免得在东站发生意外。当火车在永定门车站停下来时，鹿钟麟上车谒见孙中山，见先生躺在车中，面容憔悴，枕旁放着书，手里还拿着书在看。握手后，鹿钟麟报告了东站的情况，请孙中山在永定门车站下车。孙中山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是为学生为群众而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鹿钟麟只好随车到了东站。出乎意料，“学生们的秩序，立时就自动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得欢迎他的许多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3]孙中山亲切地和欢迎者谈了话。鹿钟麟看到的是：“学生和民众，是如何地爱他，他也是如何地爱青年爱民众。”北京国民党支部迎接小组马叙伦等，上车把孙中山搭上了一张藤椅抬下了车，群众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肃穆的东站立刻呼声震天，欢呼声和口号声持续不断。孙中山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说：“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4]“中国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须要救国。”之后，上车到了北京饭店。

当天，孙中山发表了《入京宣言》，重申北上入京的目的：“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国之责，尤不容缓。至于救国之道多端，当向诸君缮述。惟今以抱恙，不得不稍俟异日。”

自孙先生到达北京之日起，警备总司令部即承担了孙先生的警卫工作。总司令鹿钟麟除了认真地布置检查，还经常到先生所在地亲自巡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特为先生派出3个苏联籍的警卫员柏芮鲁斯克、罗班和尔瓦鲁斯克，一道参加警卫。

孙中山在病中，段祺瑞操纵的善后会议加快了步伐。孙中山入京的第二天，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就邀他出席会议。段祺瑞急于利用善后会议窃取总统的地位，这与袁世凯想利用筹安会称帝一样。他的野心在全国人民中已昭然若揭，全国人民反对善后会议，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日益高涨。

孙中山入京后，先在北京饭店延医诊病，请的六七位外国医生，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了诊查和治疗，都以为是肝症。每日诊视一次，治肝药试验多种都不见效。德国医生克利建设他去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治疗，孙中山却因东交民巷是外国租界而拒绝。德国医院院长特派护士何芬到北京饭店为他进行护理。

孙中山病势日重，遵医嘱宜不会客、不谈话，但由于政局的动荡，使他无法减少思虑。1月17日，他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致电段祺瑞，指出：“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文发广州曾对于时局发表宣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和平统一之方法，而以预备会议谋国民会议之产生。”但段祺瑞却在他北上途中，“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召集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的主张”，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又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善后会议“与六年之督军会议，八年之南北会议”，没有什么区别。“会议构成分子，皆为政府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过问之权。”因此，善后会议必须作两项改变：一、“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二、“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电文还指出：“民国以人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当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仆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符其实。”

1月11日到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谭平山、罗章龙、张国焘等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向导》发表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揭露了善后会议反人民的性质，指出：“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为虚伪的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宣言》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你们赶快组织起来，赶快制止军阀的阴谋，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最大多数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家会议之召集”。[5]

由于段祺瑞悍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操纵着善后会议的准备活动，与南北各派军阀、官僚幕后进行政治交易，孙中山感到和平统一的前提——建立民意机构已难以实现，情绪极为激愤。1月20日以后，孙中山病势加重，体温高至41度。1月26日，医生们和侍病同志商议并征得他的同意，进医院施行手术治疗。下午3时入协和医院，6时即施行手术。参加手术的医生有协和医院院长、外科主任邵乐安、德国医生克利以及俄国医生等。医生在孙中山腹部右侧割开五英寸，用器具将肝部脓液取尽后，进行洗涤，见肝部长有恶瘤，肝已坚硬如木，确诊为肝癌，并已至末期，随即缝合。手术用了25分钟。孙中山的病房在五楼319号，病床上装配有病人看书看报用的悬架，病床右角是一个梳洗台，左角放一个小衣柜。面对着病床的右角，摆一张小桌。320号是孙夫人宋庆龄住的房间。

1月29日，段祺瑞在给孙中山的答复中，借口“时机已晚，只能变通办理”，拒绝了孙中山的两项主张。

1月31日，孙中山决定国民党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向全党发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的通知。[6]同一天，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作出了几项决定：（一）力争人民代表参加；（二）人民代表人数应占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三）人民代表须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四）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亦选派代表参加。

2月1日，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的政治交易所——善后会议开幕，因各省代表尚未到齐，迟至13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前清官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议长，此时他已是耳聋目瞆的老人，会议实际上由副议长汤漪主持。（会议在孙中山逝世后于4月21日闭幕，段祺瑞袭用袁世凯伎俩设临时参政院代替国会，成为临时立法机关。它由各省军政长官代表、各省议会议长及执政特聘人员组成，正副议长均由临时执政段祺瑞指派。临时参政院直到7月13日才成立，段祺瑞指派赵尔巽、汤漪为正副议长，参政院仍是段祺瑞的政治工具。）

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接受镭放射治疗，共48小时，但无效验。2月18日，由孙夫人、俄国医生、护士何芬和马湘四人护陪，用十字车送至铁狮子胡同11号（顾维钧宅，今地安门东大街26号），改由中医治疗。施今墨大夫用黄芪、党参等药补气，用排水消肿药治疗，也都无效。孙中山曾是一个精通医术的医生，明白自己病势已恶化，他以超人的毅力抑制着病痛，仍然保持着“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7]每天还要坚持阅读报纸，后来自己不能读了，就由夫人宋庆龄念给他听。他还给护士何芬讲列宁的故事，并把自己签名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二书送给她。何芬每天走进病房，他总是很有礼貌地说一声：“早安！”傍晚当何芬离开病房时，也要说一声：“晚安！”何芬每次给他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药之后，他都要说声：“谢谢！”有时烧得唇干舌燥，难受得睁不开眼，不能说话时，就合掌作手势表示感谢。[8]后来他征求何芬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晚上在这里歇宿，有事好找她。何芬答应后，就搬来了，但连着几个晚上，也没有人去叫醒她。后来何芬才知道，孙中山先生是怕她白天工作累了，晚上要她好好休息。

孙中山病重时，护士何芬按照医生嘱咐，每天喂水果罐头汁给他喝，先生总是问：“水果呢？”护士告诉他送到厨房做点心去了，他含笑说：“好，不要糟踏了。”[9]孙中山为了人民，不止一次用过数以万计的钱去购买枪支弹药，去援助革命，而自己在病中，对于一个水果却如此爱惜。

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关心着孙中山的病情，每天不分昼夜经常有许多人，其中还有许多中外新闻记者来到中山先生住宅外等候消息。

北京各报纸每天都有孙中山病况的报道。一次，由于夜班护士一时疏忽，没有把病房温度调节好，致使孙中山体温升高。第二天，报纸对白天护士进行了指责，值白班的护士何芬看了这条消息，委屈地哭了一场。孙中山知道后，立即通知各报一定要在次日更正这一报道，使何芬很受感动。事过三十一年之后，何芬提到当时的情况时还说：“先生这种处处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深深受到感动。”[10]

在广州的革命同志，得知孙中山先生病情已重，焦急万分。廖仲恺因党政军务无法分身，特叫何香凝到北京参加护理。1月4日，何香凝离开广州北上，到北京时，中山先生已移住铁狮子胡同。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到了北京，陪侍左右，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革命的深情厚谊。先后到北京参加侍病的还有汪精卫、胡汉民、李石曾、宋子文、孙科、张继、邵元冲、陈友仁、张静江、宋霭龄等，共几十人。

孙中山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待病危时再请病人签字。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受国民党诸同志所托，至先生病榻前请求留下遗嘱，孙中山展目环视，说：“你们有什么话可说？”汪精卫答道：“1月26日，先生进入病院时，许多同志说，应请先生留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固知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我们也愿助先生以抗病魔。但也想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中山先生说：“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汪精卫答：“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中山先生说：“我若留下话给你们，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你们应付环境，似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如此，我还怎么说呢？”汪精卫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软化我们？我们也深知大部分同志都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中山先生说：“吾已著书甚多！”汪精卫说：“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先生终于同意了，遂由汪精卫代笔。[11]第一篇是国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一生从事革命，从未置过家产，除了四位华侨赠给他的上海莫利爱路29号一幢房子（即今香山路7号中山故居）、书籍、衣物外，别无长物。

还有一篇是给苏联政府的遗书，先生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12]这是一篇热情磅礴的政治散文，它表达了孙中山对列宁所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无限信赖和殷切希望。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隶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这是中苏人民友谊史上的一份珍品。周恩来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会的开幕词中说：“孙中山先生是苏联的好朋友，他在1925年逝世的时候，曾留下一封体现着伟大友谊的致苏联遗书。中国的人民十分珍重这一封历史性的文献。”[13]

孙中山立完三个遗嘱，待要签字时，听到孙夫人哭得很伤心，为了不使她和周围的同志过分难过，表示暂不签字。

孙中山入京后，冯玉祥一直未能与先生会晤。所以如此，有其难言之隐衷，一是因为“孙先生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中山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发生了变化，即使见了孙先生，又将如何谈起呢”；二是因为北京“已是段祺瑞的天下。……如果与孙先生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的更加猜疑和不满”。冯玉祥每与人谈及此事，深感有愧于孙先生。冯玉祥知孙中山病情转剧后，极为惦念，几乎每天都打长途电话给鹿钟麟，询问先生病况，嘱托“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先生的生命”，言词恳切，关怀备至。冯玉祥还于2月27日派夫人李德全持函进京问候孙先生，函文流露着他对先生关怀尊重的心情：“兹闻尊体违和，至深系念，久拟躬亲趋候，藉聆大教，并慰下怀，只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私衷抱歉，莫可言宣。兹嘱内子赴京代候起居，务乞为国珍重，善自调摄，以期早占勿药，是所至祷。专此布肃，敬颂痊祺。”函中所言“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不能“躬亲趋候”，隐约道出了他的苦衷。

陈炯明乘孙中山先生在病中，又在汕头策划进攻广州，于1月7日，分兵三路向广州进犯。广州留守府决定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东征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苏联顾问制订了作战计划。东征军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为主力，配有许崇智的粤军、范石生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以及谭延闿的湘军。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罗加觉夫将军也参加了这次东征。

东征军于2月1日出发。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沿途开展政治工作，在作战地区发动农民参军或支援部队，并组织了农民自卫军。东征军在群众协助下所向披靡。4日攻下石龙及东莞县城；10日，肃清了广九铁路敌军；15日，攻下淡水；21日，攻下平山；27日由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军配合作战，攻下海丰。东征军攻势迅猛，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许崇智的右翼军第二师在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下个个奋勇冲杀，当他们攻入海丰城内陈炯明的“将军府”时，府中厅堂悬挂的陈炯明老母大幅绣像都未及摘去；各省督军为陈母祝寿的绣帐绣屏、江西督军陈光远所赠景德镇名瓷、陈炯明的九头狮指挥刀、铜雀瓦古砚等物，均未及携走。[14]

这时东征军兵员增加了一倍，士气高昂，锐不可当，陈炯明叛军望风而逃。惟滇军由于范石生、胡思舜等不积极作战，无大进展；许崇智的粤军进展也很迅速。3月17日，东征军又连占潮安、汕头。张民达的第二师又分兵向黄冈、铙平、梅县、蕉岭追击残敌。叛军5万被击溃，陈炯明逃往香港。第一次东征仅用了30多天便取得全部胜利。

2月24日以后，孙中山先生病情更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7次后，腹水有加无已。至3月10日，已百药罔效，群医束手。脉搏每分钟达156次，呼吸78次，体温如常。

孙中山先生神思仍然清楚，当听到党人报告东征军捷报时，十分欣慰，并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拢乱百姓”。

11日晚9时，孙中山先生看自己已经病危，便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由孙夫人扶先生手执钢笔签名。夫人泪流如雨，大家也都痛哭失声。签字后，护士何芬上前移炕桌时，先生怃然向她致意：“谢谢你——你的工作快完了。”何芬悲酸难语，泪流满面。

同志们又走近床前，孙中山先生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说到此，他连唤两声“廖夫人”。何香凝听到这沉重的呼唤，伤心地和孙夫人掩泪走近床前，说：“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先生听了何香凝的话，握着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15]

11日晚，孙中山处于昏睡状态，至深夜3时，忽然醒来呻吟不绝，不断喃喃自语：“同志们，——继续我的主义——”以后呼吸艰难不能连续说出完整语言，只能断断续续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此时，段祺瑞前来看视，先生已不能言语了。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代革命导师，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战一生的伟大领袖与战士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闭上了他那渴望看到祖国独立富强的眼睛，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终年59岁。

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今地安门东大街26号）行辕灵堂。

噩耗传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深感哀痛，中外各报纸纷纷发表悼念文章。

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书》。指出：“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要求全国民众，因为中山先生的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地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16]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发出唁电，要求革命阵营内部加强团结，防止敌人的分裂阴谋。电文指出：“内部的统一，是孙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是不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

国际工人阶级政党对孙中山的逝世也表示深切的哀悼。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3日发来唁电，说：“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随着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心中，使中国人民的敌人望而生畏。”

苏联《真理报》3月14日刊登了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并发表悼念文章，说：“孙氏生命之伟大，在其不断前进，百折不挠，好学不倦”，“（他在）一切被压迫人民心中，永不遗忘”。[17]

3月15日，孙中山先生遗体在协和医院进行防腐手术后即大殓。（3月初，已派人去苏联定制水晶棺，因沿途保护不善而破裂。第二次派人去赶做，3月30日才运到北京，此时已入殓半个月了。盛殓孙中山遗体用的是一副楠木玻璃盖棺。从苏联运来的水晶棺至今停放在北京碧云寺中山纪念堂内。）

冯玉祥在张家口听到孙中山逝世的噩耗，极为悲痛。他每与人谈到孙中山，即簌簌泪下。有人诧异地问他：“你与孙中山先生仅仅是神交，并未见过面，怎么感情这样深厚呢？”冯玉祥说：“我景仰孙中山先生几乎有二十年了。我们彼此之间信使往还也已有多年，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引为遗憾的。可是我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从他的启示和鼓励下，使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后来他对鹿钟麟说：“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这位伟大人物死了，使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节节进逼，迫使我们一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全国人心所向，我相信孙先生终会取得最后胜利，只要我们跟着孙先生走，一切自有办法，可惜孙先生不幸死了，使我失去了保障，这如何使我不难过落泪呢？”[18]冯玉祥还道及他在梦中见到孙先生的情景：“有一次在梦中会见了孙先生，孙先生拉着我的手，十分亲热地告诉我一些革命道理。”可见冯玉祥对孙中山是如何爱戴与敬仰。

冯玉祥在哀痛之中向北京治丧处发来唁电，表述了他的哀思，宣示了他个人的心愿：“中山先生，手创共和，身许邦国，承天革命，比迹汤武，觉世牖民，追踪卢列，哲人虽萎，名誉犹存，盥诵回环，益增涕泗。当此国乱未平，百端待理，凡属后死，自当奉为圭臬，勉步前尘，本坚忍不拔之精神，为世界大同之奋斗，以副绵缀之苦心，而慰英灵于天上。”冯玉祥还致电鹿钟麟，要求他协助李烈钧料理好丧事，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当代的伟大人物。今应约入京商议国事，不幸病逝在此，党国遽失领导，伤痛不已。闻已推定诸员治丧，由李协和主其事，余远在张家口，不能即来参加，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之事，望吾弟悉听协和之命，倘因此发生意外，兄与弟当共负其责也。”冯玉祥亲笔写信向孙科慰问，并托徐谦带交奠敬1万元。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纱，服丧一星期；各机关部队均下半旗三天；停止宴会及一切娱乐。14日，各机关部队停止办公和操课一日。

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原计划在中央公园举行，但段祺瑞担心群众通过追悼活动爆发出一场政治运动，造成对他的威胁，不准在市中心举行追悼活动，指定在远处的永定门内天坛举行。于右任为此拍桌子和段祺瑞争执了起来。李烈钧找到鹿钟麟，要他与段交涉。鹿仲麟当天晚上去见段祺瑞。

鹿钟麟走进段祺瑞的办公室，含笑向段祺瑞道贺。段愕然，连声问道：“有什么可道贺的？”鹿钟麟答：“孙先生是执政的政敌，现在死了，这岂不值得道贺吗？”段祺瑞歪着鼻子哼了一声，未说什么。鹿钟麟接着说：“孙先生究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生前有人怕他，现在死了，还是有人怕他。”段问：“谁怕他？”鹿钟麟说：“执政你不就怕他吗？”段说：“怕他什么？”鹿钟麟说：“执政不怕他，为什么不让在社稷坛举行公祭呢？”至此，段祺瑞明白了鹿钟麟的来意，说：“我怕学生闹事，在天坛公祭不也可以吗？”鹿钟麟说：“我看学生们不会闹事，要想闹事，在天坛也会闹事的。”段祺瑞问：“你能保证学生们不会闹事吗！”鹿钟麟答：“只要执政答应在社稷坛公祭，学生们要求就满足了，还闹什么事呢？”段祺瑞说：“只要你有把握使学生们不会闹事，我就可以答应在社稷坛公祭。”说到这里，鹿钟麟告辞。刚走出门，又回到段祺瑞的办公室。段祺瑞问：“怎么又回来了？”鹿钟麟说：“执政这样做，显着多么伟大，不过，我看执政还可以做得更伟大些。”段祺瑞问：“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鹿仲麟说：“执政既然允许在社稷坛停灵公祭，如果执政再去亲临致祭，那岂不更伟大吗？”段祺瑞连忙声称：“不行，不行。”鹿钟麟以诸葛亮吊周瑜故事将了他一军。段祺瑞说：“我去致祭，恐怕学生们闹事。”鹿钟麟说：“只要执政亲去致祭，学生们只有对执政越发敬重，哪会闹事？执政的安全，我负完全责任。”最后，段祺瑞答应亲临社稷坛致祭。

鹿钟麟回到治丧处，回报说段祺瑞同意在社稷坛公祭，并要亲临致祭。

治丧处决定3月19日举行移灵。这天上午9时半，由家属及部分特邀人士举行祈祷仪式。11时15分开始移灵，由黄惠龙、马超俊等八人，将遗榇抬出。抬灵护灵人员分成三组；第一组为汪精卫、张继、孔祥熙、林森、石青阳、宋子文、喻毓西、石蘅青等；第二组为于右任、李大钊、陈友仁、白云梯、邹鲁、戴季陶、邵元冲、钮永健等；第三组为李烈钧、姚雨平、郭夏初、焦易堂、邓彦华、朱卓文、蒋雨严、林伯渠等。担任灵堂照料的人员为马湘、黄惠龙、邓彦华、赵超、李朗如、李仙根、马超俊、李荣、林耀光等。

北京数十万市民到中央公园社稷坛拜殿（今中山公园中山堂）灵堂悼念至哀的情形。

移灵时，东单三条、帅府园交通断绝。王府井人山人海。从王府井、东长安街、天安门到中央公园社稷坛灵堂，两旁站立恭迎的群众有12万人。遗榇经过的地方，许多群众争着向前靠近，摸一摸灵柩，不少人流着眼泪哀泣。[19]由于人群过于拥挤，有时，警卫部队的士兵将学生和市民挤倒，教职员便上前说：“没有什么，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有时学生和市民将警卫部队的士兵挤倒，警卫部队的官兵便出面说：“咱们全是自己人，没有关系。”在前门以西的城墙马道上，由警卫总司令部鸣放礼炮，以致哀悼。灵柩停在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中山公园）社稷坛拜殿（1928年改名中山堂）正中。安放后，全体运灵护灵人员向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当时，汪精卫泪流满面，哭泣失声。没想到15年后他竟认贼作父，当了汉奸，成为民族的罪人。

一些反动政客和军阀和奴才们对孙中山的去世兴高采烈，他们在报纸上对孙中山大肆诽谤。鲁迅在21日写了《战士与苍蝇》一文，怒斥营营叫的“苍蝇”们：“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而嘬着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是苍蝇。”有些学校的反动当权者不准学生参加悼念活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诬称孙中山是“共产公妻”，遭到学生的围攻。

治丧处决定，孙中山先生灵柩从24日开始公祭。首先有几千学生和市民至灵堂致哀。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一百多人前来致祭。段祺瑞原说要亲自来致祭，其左右亲信恐危及他的安全，纷纷加以劝阻。他的爪牙朱深竟跪在地上要求他取消此行，免遭不测。于是，段祺瑞临时通知治丧处，说因“脚肿”不能前来，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致祭。李烈钧接通知后，非常气愤，站在拜殿阶上向学生和市民们发表演说，痛斥段祺瑞：“孙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丧权辱国。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恨孙先生，怕孙先生。活着怕他，死了还是怕他。”最后，他高声说：“死总理吓死了活执政。”[20]群情顿时激昂起来，龚心湛来到社稷坛时，守门学生不准他走正中路台阶，他只好沿侧路进入灵堂，读完段的祭文，即匆匆退去。

之后，当段祺瑞的幕僚、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前来致祭时，李烈钧将预撰的致段祺瑞吊唁的答词交梁鸿志转给段祺瑞。其文对段过于宠饰，多系不实之词：“邦国不幸，元首上宾，举国悲哀，山颓安仰。中山罹病之始，承执政府派员视疾延医，厚谊隆情，靡不周至。今日开吊，复蒙执政躬临祭奠，并致哀词，家族及治丧处同人，实深感德。回忆辛亥建国，中山倡之，而合肥和之，马厂起义，则合肥倡之，而中山和之，中山与合肥在民国已往之历史，已有至深的关系，为全国人所敬仰。曹吴乱国，联合兴师，合肥与中山又共赴国难，是合肥与中山先生在最近历史，其密切之关系，更有异于寻常者。中山与合肥实吾国两大天柱，兹不幸折其一矣！后此，两公应共负之责任，则合肥一人应负之。羹沸频年，四百兆同胞陷于水深火热者，不获绥济须臾，想合肥视民如伤，必有以慰九泉良友、海内同胞者。烈钧代表致谢，而远引及此，聊表同人敬慕贤者之意耳，惟合肥詧焉。”段祺瑞看完后，以为失此光耀良机，嗟悔不及。

公祭期间，每天到灵堂吊唁的机关团体、各界群众、外国友好人士，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大学、中学、小学学生队伍延续不断。北京大学学生抬着花圈走在群众队伍的前列，向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告别。从五色土到停灵的拜殿道路两侧和灵堂内外，布满了挽联的花圈，吊唁者进灵堂先向孙先生的遗体行三鞠躬礼，然后瞻仰遗容绕棺一周。先生的遗体安详地躺在水晶棺内，面容慈祥，神态栩栩。留分头，八字短须，身着黑色西式大礼服，系黑色蝴蝶领结。棺下部覆盖五色国旗。灵前是先生遗像。两侧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先生遗言，横额是“天下为公”。夫人宋庆龄身穿黑礼服，佩戴黑纱，几乎每天守在灵前。从24日到31日，前来吊唁的人们仅签名者就有746823人之多。北京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发动了三十多万人参加悼念活动，并印发了三千多份《政治生活特刊》，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等政治主张，把群众悼念孙中山的悲痛心情转化为反帝反军阀的动力，掀起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的新高潮。

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途中群众送灵情形。

地方军阀对孙中山的逝世，虽然内心有如背去芒刺的欣快，但迫于群众在悼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装模作样地举行悼念仪式。孙传芳、赵恒惕、萧耀南等，均设坛致祭。

4月2日上午11时，中山先生的灵枢由中央公园拜殿移往西山碧云寺。当送殡的群众经过西华门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会址时，悲愤之下，砸毁善后会议的牌子，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也不敢撄其锋。[21]北京市民、工人、学生、士兵三十余万人步行送至西直门，又有二万人由西直门步行送到西山。群众沿途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下午4时25分，灵柩到达碧云寺。5时半举行公祭，公祭后灵柩厝置石塔中。这天，北京各机关一律下半旗致哀。

广州、南京、杭州、上海、武汉、桂林、昆明、成都、福州、开封、安庆、长沙、天津、青岛、南昌、保定、石家庄、济南等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群众，在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进步的人士组织下，都先后举行了悼念活动，印发悼念刊物，形成一次全国性的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活动。当时，何香凝与宋庆龄由北京到南京勘察墓地、路过上海回广州时，看到“到处张贴的标语，在市民的眉宇间、在黄埔学生和士兵的气概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我们革命的精神又发扬光大了”。台湾同胞当时处于外国殖民主义统治下，更是悲痛万分。各界群众不顾日本统治者的压制，纷纷举行追悼大会，情绪悲壮激昂。台湾文化协会于3月24日夜间，在台北举行追悼大会，有五千人参加。大会的悼词中有这样沉痛的语句：“消息传处，我岛人五脏俱裂，如失魂魄。北望中原，禁不住泪泉滔滔。”[22]在香港华工工团总会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有一百多个工会团体十五万工人参加。追悼会当天，工厂商店停工、停业一天，以志哀悼。

在国外，欧洲、美洲、亚洲许多城市如莫斯科、伦敦、巴黎、旧金山、纽约、芝加哥、东京、横滨、河内、新加坡、吉隆坡、仰光、曼谷等地的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先后举行追悼大会。4月12日，旅英华侨在伦敦中国使馆（即当年孙中山被幽禁的地方）举行了追悼大会，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述了孙中山当年在伦敦蒙难的情况。有的国外国民党支部在追悼会后还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完成孙中山的事业，推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我国早期电影艺术大师郑正秋为悼念孙中山先生，自编自演了《孙中山之死》一剧。因为他的像貌与孙中山迥异，刚一出场时，观众很不以为然，但随着剧情的展开，满坐肃然，演员与观众对孙中山敬重的情感交融在一起了。郑正秋回忆当时演出的情形时说：“在我刚上场时，观众还在注意我的外形。但当我所饰演的孙先生，表现他那博大的胸襟、崇高的精神品格以及坚强的革命意志时，观众就安静下来了。”[23]可见孙中的革命精神在当时是怎样影响着人们的。

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二年，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十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经过9个月的奋战，打垮了湘、鄂、赣、闽、浙、皖、苏数省的军阀势力。在徐州被打败的依附张作霖的奉系安国军副司令张宗昌（1916年春，张受袁世凯收买在上海谋杀了策动讨袁的陈其美）逃到北京，他在碧云寺见到了孙中山的灵柩，破口大骂：“不是你孙文搞革命，我张宗昌就不致有今日之败！我生前不曾和你打过仗，你死了，我今日就要毁灭你的尸体，以泄我之愤恨。”[24]他强令附近的乡民搬来柴草，要火烧孙中山的灵柩。几位护灵人员急忙找到驻守北京的张学良。张学良听后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我国的伟大事业，是世界人民所共知的，我不能为争夺权力而做历史的罪人。”[25]于是立即派骑兵前去制止。这里在灵柩旁已堆起几十担柴草，正准备放火，张学良的骑兵及时赶到予以制止，邻近父老乡民闻讯也赶来救护。但灵柩玻璃盖的四周已经损坏，因空气侵入，遗容变色，遗体已无法保存，治丧委员会决定改为土葬，并在中山陵灵寝内构筑灵穴。为防止白蚁侵蚀，派人到意大利买了一具紫钢棺，把遗体原来穿的西式礼服换成长袍马褂，安放在里面。

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二月，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了“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有张静江、汪精卫、叶楚伧、宋子文、林焕廷、陈去病、戴季陶等12人。筹备处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弄内4号。委员会根据中山先生生前愿望，决定将陵墓建筑在南京东郊钟山南麓。陵园设计方案采取征选方式确定。他们从中外建筑师应征的30多份图案中，选中了山东青年建筑师吕直彦的设计图案，吕获奖金2500元，并被聘为建筑工程师。中山陵于1926年1月15日破土动工，历时三年，于1929年春基本完成。陵园建筑在钟山南麓的缓坡上，呈钟形。以南北为中轴线，大致分南北两部：南部包括石牌坊、墓道；北部包括陵门、碑亭、石阶、平台、祭堂、墓室等。墓室直径16米，高10米，圆顶为穹窿状。地面中部为大理石圹，正中筑长方形墓穴，是灵榇奉安处，围有环形石栏，以备瞻仰。室外砌有环形围墙，外铺草地，并植玉兰、梅等花木。墓门外是祭堂，宽27米，深22米，高26米，是重檐歇山式。堂内妆有12根黑色花岗石圆柱。护壁则采用黑色大理石上刻着中山先生的《告诫党员演说词》全文。堂中间置有中山先生白色大理石像，端坐平视，神态安详。祭堂外是天平台，宽135米，深30米，台两端并筑华表二座，擎柱刻古式花纹。平台尽处是宽大的石阶，共290级。石阶之下是碑亭，亭内在龟趺上立8米高的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18年6月1日”。在碑亭之外是陵门，高15米，宽24米，深8米，蓝玻璃单檐歇山顶，用花岗石砌成无梁殿式样。正中拱门楣上刻着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光大字。陵墓的入口是一座三间三楼的石牌坊，悬挂着中山先生手书“博爱”横匾一方。在石坊与陵门之间，是缓长坡道，循此直达陵门。陵园外观具有我国古代建筑传统格式，色调淳朴，装饰简洁，气势壮观，规模宏伟，别创新格，又有大面积植树铺草陪衬，体现了先生一生功绩的不朽和浩然正气。陵园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各距一公里，其间有道路相连，三区名胜联为一体。陵园面积是四万六千亩，先后施工6年，直至1931年10月才全部竣工，所用经费按当时币值计算共400余万元。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在南京中山陵举行奉安典礼，正午12时安葬。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5月7日，通电全国，自5月26日到6月1日，全国一律下半旗致哀。何应钦任迎榇指挥部总指挥。北平地区负责奉安安全的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5月上旬，商震将驻扎北京黄寺大楼的河北军政学校第二期学生400人组成护灵团，进行训练。5月18日，孙夫人宋庆龄由苏联回国到北平，径赴西山碧云寺祭灵。

5月23日，北平行政官员举行公祭。当天北平城内举行社稷坛拜殿改为中山堂的落成典礼，有南京来的迎榇专员、北平护灵负责人员、孙中山家属、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商震、孙科等500多人参加。即日起北平市前往碧云寺向前门外车站启运。行进序列是：军乐队、护灵团骑兵、孙中山亲属友好、团体代表、孙中山灵柩、护灵团步兵，皆臂戴黑纱。在城外用车运灵，到西直门改用杠抬，灵柩放在绣花大棺罩和纵横交错的抬杠之间，几十个身穿绿色号衣的扛夫轮班换抬。殡仪队伍经西直门、新街口、西四、西单向前门缓缓而行。沿途参加送殡行列达三十万人。北平护灵官商震，身着黄色上将军服，骑黑色骏马，手持指挥刀，在灵前灵后护行，下午3时到前门车站。3时15分由迎柩护灵人员等将灵榇扶入铁路局特制的灵车。下午5时灵车启动，鸣礼炮108响。5月27日，列车到蚌埠，奉安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介石及宋美龄，还有宋太夫人，由南京来迎榇。5月28日上午10时40分，灵车到浦口站，海军鸣礼炮101响，各国军舰也鸣炮致敬。南京国民党、政府委员到浦口迎榇。灵榇运往南京时沿途参谒群众达十万多人。下午3时，灵榇厝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祭堂。到南京参加迎榇的有蔡元培、何香凝、张静江、陈少白、杨鹤龄、唐绍仪、叶恭绰、犬养毅、头山满等孙中山生前战友和国外友好人士等。17国公使也由北平乘专车到南京参加奉安典礼。5月29日至30日，南京各界机关、学校、团体、市民数十万人举行公祭。31日，家属、亲友、外国友人、各国公使及驻华新闻代表分别致祭后，即举行封棺典礼。6月1日凌晨4时起灵，宋庆龄亲自护灵到紫金山墓地，沿途民众肃立瞻谒者数十万人。正午12时，奉安典礼落成。灵柩放在灵堂内5米深的地穴中，原先曾设计由升降机提上放下，以供人瞻仰孙中山遗容，后因遗体变色，改用钢筋混凝土封固。墓穴上安放着孙中山大理石卧像，是孙中山生前的日本友人、著名雕刻家高桥所制。先生灵榇南移后，北京碧云寺设中山纪念堂，由先生生前卫士谭惠全、郭泉二人留守。金刚宝塔座中安葬着初殓的西式礼服，以石碑密封，碑上镌刻着“孙中山先生衣冠冢”8个字，供人凭吊。

南京中山陵墓室里的卧像。

解放后，南京中山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伯承任南京市长时，特地从湘南运来2万棵杉树和梧桐树种植在紫金山后。三十多年来，由于不断整修拓新，整个陵园面积已达三千多公顷，堪称是盛景冠金陵。平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的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前来瞻仰。

195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中央谒陵代表团在团长朱德率领下，专程到南京谒陵。一起参加谒陵的还有日本、朝鲜、苏联、英国、加拿大、缅甸、蒙古、印度尼西亚8国代表和其他各省市谒陵代表及南京各界人民一万多人，在祭堂的孙中山座像前放有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送来的花圈。当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和各国代表步行走上390多层花岗岩石阶，站在中山陵墓前献花行礼时，孙中山生前的副官、谒陵代表团成员马湘感动得痛哭流涕。谒陵后，他对记者说：“我今天的心情是又沉痛又兴奋，沉痛的是我永远失去了最亲近的人，兴奋的是看到全国人民这样隆重地纪念中山先生，看到中山先生的遗志已经实现，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人民和旅居美洲、南洋等地华侨为纪念中山先生募集了300万银元建堂、立碑。在28个应征图案中，采用了中山陵设计者、山东吕直彦工程师的图案，在广州建立中山纪念堂。1929年1月奠基，1931年10月落成，历时三年。大殿高47公尺，深71公尺，宽63公尺。楼上、楼下共有5500多个座位，殿内北面的大舞台，宽19公尺，深12公尺。舞台底是一个巨大的化装室，可容纳和内置两三百演员。纪念堂大门顶上有“天下为公”四个字，是按中山先生遗墨放大而成。大堂东南、西南，矗立着两根石雕“云鹤华表”，和越秀山巅的中山纪念碑成品字形。大堂南面建筑起一个大石台，原计划安放一个孙中山塑像，因应征塑像图案没有选中，遂搁置下来，直到解放后才竖起一个2公尺多高的孙中山全身铜像。这座雕像是孙中山在中山大学演讲《建国大纲》时的造型。广州各界每逢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纪念日都到铜像前献花致敬。

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久，翠亭村中山故居院内的一棵孙中山青年时手植的酸子树被台风吹刮倒伏，树叶逐渐枯黄。后来，故居管理人员施药治虫筑柱，将树干擎托稳固，使这棵百年老树重又枝繁叶茂苏生过来。这棵树每年6月开花，至次年3月结果，与院内并长的玉兰花比茂争盛。

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传绩，在我国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天津、青岛、兰州、沈阳、重庆、桂林、西安、张家口、大连、开封、杭州、苏州、许昌、邢台、长沙、哈尔滨、宁波、武汉、贵阳、柳州、合肥、台北、梧州、泉州、通州、汕头等城市都有以“中山”命名的街道和公园。在上海和广东中山县翠亭村保留着他的故居，作为纪念。

孙中山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敬重，也受到世界人民的景仰。1924年，苏联为给中国和东方殖民地国家培养革命干部，在莫斯科设立了中山大学，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很多中国青年曾到该校学习。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曾到该校与学生们谈话，分析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在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乔治大学内建筑的国际文化中心，主厅里安放着一个孙中山纪念碑。该校校长希利说：“在国际文化中心里纪念孙中山是这座大学的荣誉。”在日本九州大牟田曾建有中山纪念堂，这是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掩护过孙中山的地方。堂内陈列着孙中山使用过的实物和与宫崎往还的信函，上面记录着中日两国人民深厚的战斗情谊。神户还有孙中山纪念馆，原是神户华侨巨商吴锦堂的私人别墅，称移情阁。孙中山于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以中国铁道督办身份到日本参观实业，吴锦堂与神户华侨曾在此设宴欢迎。1982年吴锦堂的后代把移情阁捐赠给日本兵库县政府，兵库县政府于1983年拨款1亿3千5百万日元进行重修，1984年11月改为中山纪念馆，成为日本人民和华侨瞻仰孙中山遗迹的又一个胜地。

在孙中山逝世的80多年中，每逢11月12日和3月12日他的诞辰和忌日，国内外总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孙中山先生能赢得当代和后世人们对他的无限敬仰与怀念，不仅是由于他立下了丰功伟绩，还因为他有着高尚的道德和伟大的人格。他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顶天立地的伟人，却一生过着清俭简朴的生活和保持了平民化的作风。他一生公而无私，光明磊落，虚心好学，平易近人，尊重同志，爱护人民，从不恃功自傲、盛气凌人。他在历史的潮流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在做人上，更是堪称世人的楷模和表率。他待人诚挚热情，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生前的战友、老同盟会员周震鳞回忆说：“中山每与人谈，都是宣传革命的道理和他的革命主张。他喜欢与群众接近，凡是和他见过面的人都能回忆他那诲人不倦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他喜欢讲话，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26]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受到他革命精神的感召。有许多原来在政治上和他敌对的人或反对过他的人，在他的感召下，也站到了革命队伍中来。他气量宽宏如苍海，只要弃恶归正，他都团结录用，不咎既往，更不计较个人恩怨。人们常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三不朽来衡量历史人物，而这三者兼备于一身者，孙中山先生当之无愧。他一生所作所为，都是为国家为人民，正如鲁迅所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作的哪一种都是革命。”[27]

毛泽东说：“现在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28]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难战斗，终于取得了1949年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当前，中国人民正以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向往的“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的理想变为现实。昔日积弱贫困、任人宰割的中华民族早已打掉身上的锁链，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可以告慰于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的。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业绩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附录：参考征引书目

孙中山著作

《中山丛书》，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

《总理全集》，胡汉民编，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

《孙中山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孙中山演说集》，黄昌谷编，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版。

《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邓泽如编，广州述志公司1927年影印版。

《总理遗墨》，佚名编。

《孙文学说》，上海华强印书局1919年版。

《伦敦被难记》，甘永龙译，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总理全集》，黄季陆编，成都近芳书屋1944年版。

《国父全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台北，1973年版。

《孙中山先生遗言》，上海书店1925年版。

《孙总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1924年2月印本。

《孙中山先生文集》，甘乃光编，广州孙文主义研究社1925年版。

《孙中山全集》，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孙中山传著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孙逸仙》，（日）宫崎滔天（即宫崎寅藏）著、黄中黄（即章士钊）译，《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孙中山先生传》，胡去非著，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孙逸仙传记》，（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

《孙中山详传》（上、下），王俯民著，1993年版。

《国父之大学时代》，罗香林著，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详情》，黄昌谷著，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

《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

《总理事略》，胡去非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胡绳著，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版。

《孙中山传》，尚明轩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何香凝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孙中山年谱》，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黄彦、李伯新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

《孙中山生平史料》，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陈锡祺、李吉奎、邱捷、桑兵、段云章、林家有、郭景荣、周兴梁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其他书籍、报刊

《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冯自由著，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萧平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黎澍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武昌革命真史》（上、中、下），曹亚伯著，上海书店1982年版。

《辛亥革命史稿》，金冲及胡绳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黄兴与中国革命》，（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我的生活》（上、下），冯玉祥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陈锡祺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革命逸史》（1—5），冯自由著，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民国人物传》（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出版。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辛亥革命回忆录》（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陶菊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三十三年之梦》，（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1年版。

《辛亥革命》（1—3），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

《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史学会编，1984年版。

《中国近代史》（上册），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毛泽东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章开源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杨玉如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李时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华南师院中文系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

《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高光汉著，《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辑》，石家庄黄埔军校同学会编。

《略论孙中山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丁凤麟著，《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

《社会科学战线》（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1981年第4期。

《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中国现代史大事记》，梁寒冰、魏宏运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华民国史》（第一篇），李新主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陈旭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辛亥革命大事录》，刘望龄编，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五十年经历》，柏文蔚著，《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中华书局版。

《周恩来同志代表民族解放协会在广州警告示威大会上的讲话》，《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张民达传略》，张慕融著，《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早期革命活动》，董振修著，《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0辑。

《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1日。

《新华日报》1956年11月。

《河北日报》1956年10月11日。

《天津日报》1956年11月、1981年9月。

《工人日报》1956年10月、11月、1981年6月。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1月、1981年10月。

《解放日报》1956年11月。

《北京日报》1956年10月、11月。

《健康报》1956年11月。

《羊城晚报》1980年3月、10月、1981年3月。

《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至1913年9月4日上海版。

《纪念孙中山先生》图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论章太炎》，唐振常著，《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

《汪精卫传》，闻少华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宋庆龄年谱》，尚明轩、陈民、刘家泉、赵楚云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守常文集》，上海北新书局1949年版。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向导》第91、92、100、107期。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杨松、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

《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下），张枬、王忍之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著，中华书局1960年版。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谢缵泰著，江煦棠、冯颂明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日）车田让治著、李择邻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辛亥革命史料》，张国淦著。

《先总理旧德录》，刘成禺著，《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一期，1947年版。

《孙中山史事详录》，王耿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蒋介石生平》，宋平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蒋介石传》，杨树标著，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宋庆龄传》，尚明轩、唐宝林著，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黄美真、郝盛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编，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孙中山和他的助手》，赵矢元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宋庆龄传》，刘家泉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党史知识手册》，郑福林、董盛贤、刘天民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81年版。

《孙中山思想论稿》，刘兴华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上、下1949—1984年），金冲及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孙逸仙与杨仙逸》，冯焯楠、李旭昭、周昭郎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创刊号1986年。

《1895年孙中山经小榄脱险至澳门一则资料》，何仰镐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创刊号1986年。

《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二年回故里》，于平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创刊号1986年。

《孙中山与檀香山华侨》，苏千远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创刊号1986年。

《孙中山与陆皓东烈士》，陆锦燕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创刊号1986年。

《孙中山先生与讨袁飞机队》，孟力、李纯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第二期1990年。

《孙中山与翠亨村》，于平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第二期1990年。

《孙中山警卫战士话当年——访问原中山县第三届政协委员会李球先生》，胡伯洲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第二期1990年。

《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与香山人的支持》，赵荣芳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第二期1990年。

《孙中山早年在南蓢活动的轶事》，黄力生、杨小军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第二期1990年。

《孙中山与秋瑾》，姚志伟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第二期1990年。

《关于孙中山回翠亨村的经过》，萧嘉著，《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第二期1990年。

《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陈炯明的一生》，段云章、陈敏、倪俊明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　释

前言

［1］周恩来：《在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2］Tran Dan Tien著，张念式译：《胡志明传》，八月出版社1946年版，第90页。

青少年时期

第一章

［1］1925年4月17日改名中山县，1983年12月改为中山市。

［2］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银，割九龙司给英国；增开天津为商埠，俄国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3］《与邓廷铿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页。

［4］罗冀群：《孙中山先生学生时代逸事》，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5］《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页。

［6］同上书，第19页。

［7］魏育邻译：《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页。

［8］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3页。

［9］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76页。

［10］同上书，第278页。

［11］同上书，第279页。

［12］同上。

［13］引自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页。

［15］《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2页。

［16］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页。

［17］（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五卷第四期。

［18］《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2页。

［19］同上书，第283页。

［20］《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宫崎滔天谈孙中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3页。

［21］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38页。

［22］杨连逢：《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23］同上书，第15页。

［24］同上书，第16页。

［25］《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页。

［26］郑东梦：《檀山华侨》，檀香山1929年版，第11页。

［27］《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第20页；《足本中山全书》附传记，第5页。

［28］《国父家世源流考》，第38页。

［29］林家有：《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与辛亥革命》，《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

［30］第4期，第45页。《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第8页。

［3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32］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中国史学会编，

［3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中山丛书》（四）传记，第10页。

［34］同上书，第12页。

［35］《国父家世源流考》，第38页。

［36］朱执中：《访孙中山故居》，1956年11月2日《工人日报》。

［37］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参考消息》专辑（24），《孙中山生平史料》，第30页。

［38］杨连逢：《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39］《国父家世源流考》第38页。

［40］杨连逢：《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1］《热风》，《鲁迅全集》（一），第394页。

［42］《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280页。

第二章

［1］《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第21页。

［2］《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刊》创刊号，第40页。

［3］同上。

［4］《复翟理斯函》，黄季陆编：《总理全集》第16页。

［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页。

［6］《中山丛书》（四）传记，中国印刷局1927年版，第23页。

［7］《孙中山生平史料》，第15页。

［8］同上。

［9］—［13］暂缺（请予谅解）。

［14］在广州岭南学堂的讲演，1912年5月14日上海《民立报》。

［15］郑东梦编：《檀山华侨》，1929年版，第15页。

［16］《中山丛书》（四）传记，第26页。

［17］《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页。

［18］《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5页。

［19］同上。

［20］《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史料专辑》，第285页。

［21］同上。

［22］《中山丛书》（四）传记，第36页。

［23］同上书，第28页。

［24］同上书，第29页。

［25］（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26年版，第126—131页。

［26］《中山丛书》（四）传记，第31页。

［27］《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第323页。

［28］《中山丛书》（四）传记，第32页。

第三章

［1］《孙中山年谱》，第15页。

［2］《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7页。

［3］同上书，第5页。

［4］（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第157、161页。

［5］《中山丛书》（四）传记，第36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37页。

［8］《孙中山生平史料》，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第75页。

［9］《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2页。

［10］同上。

［11］《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7页。

［1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8页。

［13］同上。

［14］《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50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版，第8页。

［15］《孙中山先生学生时代逸史》，195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16］胡去非：《总理事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页。

［17］《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8页。

［18］左昂：《孙中山学医前二、三事》，1956年11月9日《健康报》。

［19］同上。

［20］《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页。

［21］《复翟理斯函》，《总理遗墨》第4页。

［22］（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五卷第四期。

［23］《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8页。

［24］香山县濠头乡人，病休居家，曾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

［25］《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页。

［26］杨连逢：《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片段》，《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27］《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8页。

［28］林里：《在翠亨村》，195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29］《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

［30］《孙中山生平史料》，第19页。

［31］同上

第四章

［1］《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

［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页。

［3］《孙中山生平史料》，第1页。

［4］《革命逸史》初集，第6页。

［5］《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

［6］《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2页。

［7］《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1页。

［8］《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9页。

［9］《孙中山生平史料》，第4页。

［10］同上书，第62页。

［11］朱执中：《翠亨村见闻记》，1956年11月2日《工人日报》。

［12］同上。

［13］《革命逸史》初集，第7页。

［14］同上。

［15］同上书，第10页。

［16］同上。

［17］《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9页。

［18］同上。

［19］《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

［20］《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

［21］同上。

［22］《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

［23］《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页。

［24］《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25］《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页。

［26］同上。

［27］杨开明：《孙中山先生三次来天津》，1981年10月10日《天津日报》。

［28］《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8页。

兴中会前期

第五章

［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2］同上。

［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5页。

［4］《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

［5］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6］《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

［7］冯自由：《革命逸事》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8］《孙中山年谱》，第28页。

［9］《革命逸史》第四集，第4页。

［10］同上。

［11］《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3页。

［12］《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5页。

［13］《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5页。

［14］同上。

［15］《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45页。

第六章

［1］《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0页。

［2］《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0页。

［3］同上。

［4］《革命逸史》第四集，第9页。

［5］同上书，第12页。

［6］同上。

［7］《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1页。

［8］《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3页。

［9］（日）《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第322页。

［10］同上书，第321页。

［11］《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2页。

［12］同上书，第70页。

［13］《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2页。

［14］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辛亥革命》（一），第229页。

［15］《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235页。

［16］《孙中山年谱》，第31页。

第七章

［1］《革命逸史》初集，第1页。

［2］《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3页。

［3］《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0页。

［4］《革命逸史》初集，第3页。

［5］《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0页。

［6］同上。

［7］同上。

［8］《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7页。

［9］同上。

［10］《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9页。

［1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8页。

［12］《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0页。

［13］《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36页。

［14］《致康德黎简》，《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15］《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38页。

［16］《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一），第47页。

第八章

［1］康德黎·琼斯：《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1900年版，第202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37页。

［2］《孙中山生平史料》，第44页。

［3］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915页。

［4］《中山丛书》（三），第234页。

［5］《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4页。

［6］《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9页。

［7］《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8］同上。

［9］同上书，第324页。

［10］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一集，第234页。

［11］《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

［12］《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0页。

［13］《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67页。

［14］《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页。

［15］《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0页。

［16］《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页。

［17］《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0页。

［18］同上。

［19］《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20］《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

［21］《同盟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22］《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页。

［23］同上书，第295页。

［24］同上书，第294页。

［25］《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26］《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4页。

［27］同上书，第277页。

［28］《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0页。

［29］同上。

［30］同上。

［31］同上书，第331页。

［32］同上书，第320页。

［33］《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0页。

［34］同上书，第254页。

［35］同上书，第352页。

［36］同上书，第355页。

［37］同上书，第332页。

［38］同上书，第323页。

［39］同上书，第324页。

［40］同上。

［41］《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42］《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页。

［43］《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44］同上书，第298页。

［45］同上。

［46］《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0页。

［47］《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1页。

［48］《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4页。

［49］《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69页。

［50］《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51］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第5页。

［52］（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3卷第4期。

［53］《中山丛书》（三），第37页。

［54］《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8页。

［55］同上书，第77页。

［56］同上。

［57］《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

［58］《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4页。

［59］《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页。

［60］《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61］《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6页。

［6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

［63］《中山丛书》（三），第5页。

［64］《提倡民生主义之真义》，《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3页。

［65］《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66］同上。

第九章

［1］《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42页。

［2］同上。

［3］同上书，第43页。

［4］（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1年版，第121页。

［5］（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辛亥革命》（一），第92页。

［6］（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22页。

［7］同上。

［8］同上书，第124页。

［9］同上。

［10］同上。

［11］（日）宫崎槌子：《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6页。

［12］同上书，第757页。

［13］同上。

［14］《孙中山生平史料》，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第53页。

［15］同上书，第46页。

［16］1981年9月24日《参考消息》，《孙逸仙在美国》。

［17］（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23页。

［18］《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5页。

［19］（日）宫崎滔天：《孙逸仙》，《辛亥革命》（一），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9页。

［2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页。

［21］同上书，第89页。

［22］《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页。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1］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Ⅱ，第237页。

［2］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Ⅱ，第188—197页。

［3］同上。

［4］《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5］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21页。

［6］《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

［7］同上书，第49页。

［8］《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58页。

［9］同上。

［10］《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

［11］同上书，第75页。

［12］同上书，第83、92页。

［13］《革命逸史》第二集，第31页。

［14］同上书，第33页。

［15］同上书，第32页。

［16］《革命逸史》初集，第231页。

［17］《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64页。

［18］同上。

［19］同上。

［20］《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

［21］同上书，第15页。

［22］同上书，第16页。

［23］同上。

［24］《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页。

第十一章

［1］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17、18页。

［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2页。

［3］同上。

［4］同上书，第173页。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51页。

［9］同上。

［10］《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

［11］《孙中山年谱》，第47页。

［12］《革命逸史》第四集，第98页。

［13］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14］同上书，第43页。

［15］《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3页。

［1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0页。

［17］萧平：《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页。

［18］同上书，第3页。

［19］《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页。

［20］《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4页。

［21］《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9页。

［22］《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75页。

［23］《革命逸史》初集，第25页。

第十二章

［1］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线装本第四册，第360页。

［2］《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86页。

［3］同上。

［4］此文从《新民丛报》创刊号起连载，《饮冰室合集》第三册，见《饮冰室合集》。

［5］康有为：《最近政见书》。

［6］《饮冰室文集》第四册，见《饮冰室专集》。

［7］《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三集，台北1973年版，第30页。

［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0页。

［10］同上书，第233页。

［11］《复黄宗仰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9页。

［12］同上。

［13］同上书，第230页。

第十三章

［1］《革命逸史》第二集，第6页。

［2］同上书，第110页。

［3］同上。

［4］同上书，第111页。

［5］同上书，第112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116页。

［8］同上。

［9］同上书，第33页。

［10］《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2页。

［11］《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

［12］《革命逸史》初集，第149、150页。

［13］《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6页。

［14］《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集，第1411页。

［15］《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16］同上。

［17］《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18］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17页。

［19］《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7页。

［20］张西洛：《回忆孙中山先生在巴黎》，1956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

［21］《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5页。

［22］《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6页。

［23］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丘权政、符致兴译：

［24］《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三期，第1、2页。同上。

同盟会时期

第十四章

［1］《革命逸史》第三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7页。

［2］《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3页。

［3］《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页。

［4］同盟会成立以前革命报刊书籍的数量、名称、编撰人员等介绍皆引自方汉奇先生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四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不一一列注。

［5］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页。

［6］《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第304页。

［7］同上。

［8］《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8页。

［9］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38页。

［10］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8页。

［11］《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50页。

［12］《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13］但懋辛：《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14］《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9页。

［15］《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6页。

［16］毛泽东1964年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增写的一段话。

［17］《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第307页。

［18］同上。

［19］陈良口：《在西贡堤岸三次会见孙中山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20］同上。

［21］同上书，第34页。

［22］《〈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1页。

［23］《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辑，总第389页。

［24］《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7页。

［25］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2页。

［26］《暴动与外国干涉》，《饮冰室文集》第七册。

［27］《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4页。

［28］《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第六册。

［29］《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

［30］《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第六册。

［31］《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

［32］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2页。

［33］宋教仁：《我的历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第397页。

［34］梁瑞堂：《为国忘私的孙中山先生》，1956年10月29日《河北日报》。

［35］《革命逸史》初集，第14页。

［36］《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37］端方：《请平满汉畛域密摺》，《辛亥革命》（四）第41页。

［38］《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7页。

［3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517页。

［40］《孙中山生平史料》，第37页。

［41］《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27页。

［4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43］华南师院中文系编：《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第22页。

第十五章

［1］《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7页。

［2］《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28页。

［3］同上书，第201页。

［4］同上。

［5］《革命逸史》第五集，第100页。

［6］《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02页。

［7］同上书，第203页。

［8］《革命逸史》第五集，第132页。

［9］邓慕韩：《书丁未防城革命军事》，《辛亥革命》（二），第546页。

［10］同上书，第547页。

［11］《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12页。

［12］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一），第289页。

［13］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页。

［14］《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12页。

［15］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辛亥革命》（一），第521—529页。

［16］这个传单部分内容曾刊载于1910年1月22日巴黎《新世纪》。

［17］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辛亥革命》（二），第445页；唐振常：《论章太炎》，《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第68页。

［18］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47页。

［19］章太炎：《与上海国民党函》，《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0页。

［20］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52页。

［21］《革命逸史》初集，第61页。

［22］引自唐振常：《论章太炎》，《历史研究》1978年第一期。

［23］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9页。

［24］《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8页。

［25］邓慕韩：《书丁未防城革命军事》，《辛亥革命》（二），第547页。

［26］同上书，第548页。

［27］《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8页。

［28］闻少华：《徐锡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人物传》（一），第61页。

［29］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三），第186页。

［30］朱帆：《恨我今招侠女魂》，1980年10月24日《羊城晚报》。

［31］《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8页。

［32］郑惠琪等口述：《镇南关起义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435页。

［33］梁烈亚：《镇南关起义回忆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9页。

［34］《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395页。

［35］《革命逸史》第五集，第137页。

［36］同上书，第218页。

［37］梁烈亚：《镇南关起义回忆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14页。

［38］《革命逸史》第五集，第138页。

［39］《孙中山年谱》第92页。

［40］《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9页。

［41］（日）池亨吉：《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第2页。

［42］同上。

［43］《孙中山年谱》，第95页。

［44］《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42页。

［45］《孙中山全集》（一），第380页。

［46］《平实开口便错》，《孙中山全集》（一），第383页。

［47］《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32页。

［48］《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1页。

第十六章

［1］《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0页。

［2］汤志钧：《陶成章集》上，第176页。

［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0页。

［4］同上书，第11页。

［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第482页。

［6］《革命逸史》第五集，第238页。

［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8］《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74页。

［9］《复张继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页。

［1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3页。

［11］《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83页。

［12］《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85页。

［13］梅斌林：《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14］同上。

［15］同上。

［16］同上书，第210页。

［17］同上书，第212页。

［18］温徵德：《回忆孙中山先生住在旧金山我家》，《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19］陈璧君：《我的母亲》，《汪精卫传》，闻少华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20］《汪精卫传》，第14页。

［21］《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第326页。

［22］《汪精卫传》，第21页。

［23］同上书，第22页。

［24］《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孙中山史料专辑》第326页。

［25］吴朝晋：《孙中山三赴纽约》，《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7页。

［26］《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第21页；《汪精卫传》第24页。

［27］汪精卫：《双照楼诗词》，《小休集》卷上，第1、2页；《汪精卫传》，第25页。

［28］《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页。

［29］（日）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东京1940年版。

［30］同上。

［3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5册，台湾1973年版，第376—379页。

［32］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四集（遗墨影印），第248—253页。

［33］同上。

［34］《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0页。

［35］同上书，第181页。

［36］同上。

［37］《孙中山生平史料》第28页。

［38］《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41页。

［39］《黄兴致培臣、源水、孝章、应章书》，《黄兴集》扉页，原件图片，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40］范启龙：《林觉民》，《民国人物传》（四），第5页。

［41］太上：修养最高的圣人。

［42］萧平：《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第171页。

［43］同上书，第167页。

［44］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卷，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17页。

［45］尚明轩：《喻培伦》，《民国人物传》（一），第87页。

［46］《潘达微生平述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26页。

［47］《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1页。

［48］《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第20页。

［49］《革命逸史》初集，第240页。

［50］引自《孙中山年谱》，第244页。

［51］《革命逸史》初集，第157页。

［52］同上。

［53］佚名编：《总理遗墨》，第45—48页。

第十七章

［1］尚明轩：《吴樾》，《民国人物传》（二），第48页。

［2］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多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1页。

［3］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

［4］赵矢元主编：《孙中山和他的助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5］同上书，第265页。

［6］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46页。

［7］《孙中山全集》（三），第388页。

［8］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

［9］《武昌革命真史》上卷，第379页。

［10］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00页。

［11］同上书，第102页。

［12］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

［13］同上。

［14］同上书，第75页。

［15］同上。

［16］《伍秩庸先生公牍》第1册，上海图书局1913年版，第11、12页。

［17］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黄兴》，《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18］何仲萧：《陈英士先生年谱初稿》。

［19］徐成：《孙中山先生佚事之三——题字赠上海戏剧工作者》，1956年11月6日《北京日报》。

［20］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21］同上书，第18页。本书有关蒋介石活动情况引自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和杨树标著：《蒋介石传》，以下不一一列注。

［22］《孙中山全集》（三），第388页。

［23］《孙中山全集》（六），第244页。

［24］《孙中山和他的助手》，第273页。

［2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4页。

［26］《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64页。

［27］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2、193页。

［28］《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82页。

［29］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局1957年版，第81页。

［30］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16页。

［31］1961年版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出版，第507页。

［32］《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76页。

［33］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4页。

［34］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6页。

［35］同上书，第190页。

［36］同上书，第191页。

［37］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

［38］《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3页。

［39］《孙中山生平史料》第18页。

［40］《孙中山生平史料》第38页。

［41］《北伐宣言》，《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74页。

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十八章

［1］《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8页。

［2］同上书，第69页。

［3］胡汉民：《朱执信别纪》，《建国月刊》第一卷第6期；《湖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总第426页。

［4］《纪念孙中山先生》影印图片集（8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5］《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

［6］1911年12月29日上海《申报》，《孙中山一刻千金》。

［7］徐成：《孙中山先生佚事之三——题字赠上海戏剧工作者》，1956年11月6日《北京日报》。

［8］《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9］《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14页。

［10］《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9页。

［11］张珏：《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红旗飘飘》第27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1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13］《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4页。

［14］黄美真、郝盛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5］《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5页。

［1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2页。

［17］许姬传《南北议和内幕》，1984年10月13日《团结报》。

［18］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四编，第3页；蒋介石：《中正自述事略》。

［19］蒙古独立及其前后情况引自《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李新、李宗一、曾业英、朱宗震、徐辉琪编著，中华书局1987年版。

［20］《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4页。

［21］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9页。

［22］《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第238页。

［23］《孙中山生平史料》，第33页。

［24］《孙中山生平史料》，第71页。

［25］《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170页。

［26］《致孙眉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4页。

［27］伟群：《孙中山和孙眉的一段逸闻》，1980年3月12日《羊城晚报》。

［28］邓慕韩：《孙中山先生佚闻》，《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29］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94页。

［30］同上。

［31］姜森、左其四、吴友松：《领袖与公仆》，1956年11月11日《新华日报》。

［32］《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

［33］孙振：《访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办公室》，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34］《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

［35］同上。

［36］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第78页。

［37］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8页。

［38］《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第22页。

［39］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第十九章

［1］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

［2］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18页。

［3］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

［4］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5］《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8页。

［6］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三集，第253页。

［7］《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9页。

［8］同上书，第48页。

［9］同上书，第16页。

［10］同上书，第23页。

［11］同上书，第48页。

［12］同上书，第15页。

［13］同上书，第9页。

［14］同上书，第47页。

［15］郭孝成：《陕西光复记》，《辛亥革命》（六），第44页。

［16］《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86页。

［17］同上。

［18］同上书，第139页。

［19］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19页。

［20］同上。

［21］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72页。

［22］同上。

［23］吕龢澄：《彭家珍》，《民国人物传》（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页；1911年11月14日《盛京时报》。

［2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21页。

［2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1页。

［26］《致伍廷芳及报馆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页。

［27］《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117页。

［28］《咨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5页。

［29］伍廷芳：《共和国关键录》，第60页。

［30］王宠惠：《追怀总理述略》，《逸径》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31］同上。

［32］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25页。

［33］同上。

［34］同上。

［35］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26页。

［36］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81页。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38］《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238页。

［39］《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第23页。

［40］《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0页。

［41］《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7页。

［42］《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2页。

［43］《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0页。

［44］《国民党改组问题》，《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14页。

［45］《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527页。

［46］《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484页。

［47］同上书，第119页。

［48］《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49］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

第二十章

［1］《孙中山全集》（二），第324页。

［2］同上书，第352页。

［3］《孙中山全集》（三），第17页。

［4］陈西滢：《孙中山先生感忆录》，第166页。转引自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孙中山1912年至1913年北上入京到各省视察在日本参观访问等运动情况皆引自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以下不一一列注。

［5］《孙中山全集》（二）第332页。

［6］喻育之：《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辛亥风云》，第122页。

［7］同上。

［8］1981年10月9日《长江日报》，《孙中山在武汉》。

［9］同上。

［10］同上。

［11］1984年1月14日《团结报》。

［12］1912年5月2日上海《民立报》。

［13］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88页。

［14］姚雨平：《武昌起义后粤军北代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27页。

［15］同上书，第428页。

［16］《孙中山全集》（二），第365页。

［17］1981年9月5日《澳门日报》。

［18］1912年6月23日上海《民立报》。

［19］耿毅：《癸丑讨袁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36页。

［20］同上书，第537页。

［21］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90页。

［22］同上书，第91页。

［23］钟碧容：《张振武》、《民国人物传》（四），第33页。

［24］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25］引自《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李新、李宗一、曾业英、朱宗震、徐辉琪编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209页。

［26］同上书，第223、224页。

［27］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28］1912年9月12日上海《民立报》。引自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

［29］1912年9月12日上海《民立报》。

［30］《孙中山史事详录》，第402页。

［31］《孙中山全集》（二），第456页。

［32］《孙中山生平史料》第35页。

［33］乔明礼：《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回忆》，1956年11月17日《河北日报》。

［34］《孙中山全集》（二），第504页。

［35］刘天囚：《孙中山先生在安庆烧鸦片烟的故事》，195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36］同上。

［37］《孙中山全集》（二），第554页。

［38］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66页。

［39］《孙中山全集》（二），第441页。

［40］《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页。

［41］《心理建设》，《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7页。

［42］同上。

为捍卫共和国政府继续奋斗

第二十一章

［1］《孙中山全集》（三），第13页。

［2］同上书，第15页。

［3］《孙中山史事详录》，第522页。

［4］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178页。

［5］《孙中山全传》（三），第24页。

［6］同上书，第28页。

［7］同上书，第35页。

［8］同上书，第37页。

［9］1913年3月10日上海《民立报》。

［10］《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8页。

［11］《宋教仁集》（下），第462页。

［12］同上书，第459页。

［13］《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第190页。

［1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45页。

［15］《宋教仁集》（下），第496页。

［16］尹诚善、冯雅春著：《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17］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70页。

［18］《孙中山和他的助手》，第267页。

［19］1912年3月26日上海《民立报》。

［20］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38页。

［21］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30页。

［22］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26页。

［23］1913年4月14日上海《民立报》。

［24］1982年7月3日《团结报》。

［25］《黄兴集》，第319页。

［26］《孙中山和他的助手》，第155页。

［27］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26页。

［28］白焦：《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50页。

［29］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3页。

［30］同上书，第208页。

［31］《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三），第69页。

［32］（日）车田让治著、李择邻译：《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

［33］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27页。

［34］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321页。

［35］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0页。

［36］同上。

［37］《近代史资料》总25号，1961年第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530页。

第二十二章

［1］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61页。

［2］同上书，第63页。

［3］尚明轩、陈民、刘家泉、赵楚云编：《宋庆龄年谱》，第31页。、

［4］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影印版。

［5］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39页。

［6］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2页。

［7］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40页。

［8］邹鲁：《中华革命党》，《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746页。

［9］《革命先烈先进传》，第383页。

［10］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转引自《孙中山年谱》，第167页。

［11］佚名编：《总理遗墨》，第5—16页。

［12］《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13页。

［13］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第10页。

［14］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4页。

［15］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40页。

［16］邹鲁：《中华革命党》，《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752页；施方白：《中华革命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一辑，第83页。

［17］《宋庆龄年谱》，第32页。

［18］同上。

［19］（美）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104页。

［20］《孙中山选集》（上），第97页。

［21］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67页。

［22］同上书，第73页。

［23］同上书，第71页。

［24］同上书，第71、72页。

［25］同上书，第72页。

［26］（日）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第293页。

［27］《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第263页。

［28］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第77页。

［29］《孙中山生平史料》，第73页。

［30］同上。

［31］同上书，第5页。

［32］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102页。

［3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7页。

［34］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08页。

［35］同上。

［36］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110页。

［37］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229页。

［38］《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39］《君宪纪实》1915年9月。

［40］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113页。

［41］同上书，第135页。

［42］《孙中山年谱》第182页。

［43］高光汉：《孙中山与护国运动》，《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69页。

［44］同上。

［45］夏鼎民：《护国战争中的蔡锷》，《文史知识》，1981年第5期，第87页；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第250页。

［46］《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69页。

［47］《文史知识》1981年第5期，第88页。

［48］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182页。

［49］《第二次讨袁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2页。

［50］《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5页。

［51］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5页。

［5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4页。

［53］《孙中山年谱》第195页。

［5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7页。

［55］《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72页。

［56］《致全国各同志函》，《孙中山全集》（三），第376页。

［57］《致中华革命党各支分部同志函》，《孙中山全集》（三），第384页。

［58］《挽黄兴联》，《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405页。

［59］马湘：《跟胡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62页。

［60］同上书，第564页。

［61］同上书，第565页。

［62］王黎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1956年11月6日《工人日报》。

［63］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64页。

［64］同上。

［65］同上书，第567页。

［66］同上。

第二十三章

［1］1917年3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

［2］同上。

［3］1917年5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

［4］许指严：《复辟半月记》。

［5］黄季陆：《总理全集》下册文电，成都近芬书局1944年版，第113页。

［6］同上。

［7］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151页。

［8］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68页。

［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总理演讲新编》，1930年版，第131—133页。

［10］《军政府公报》第1号，广州1917年版。

［11］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第30页。

［12］《对于时局通电》，《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239页。

［13］《列宁全集》（十一），第98页。

［14］1918年1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

［15］《鼓励义军作战电》，《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389页。

［16］《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71页。

［17］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第121页。

［18］《复陈赓如函》，《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37页。

第二十四章

［1］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月刊》第12卷，1935年6月，第6期。

［2］《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00页。

［3］引自《孙中山年谱》第230页；孙剑晨译：《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原载苏联《国际生活》，1975年第11期。

［4］《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5页。

［5］同上书，第104页。

［6］同上书，第105页。

［7］同上书，第106页。

［8］《救国之急务》，《孙中山全集》上卷，第427页。

［9］许德珩：《纪念与回忆》，1956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10］《致国会电》，《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95页。

［11］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0页。

［12］余辉音：《访上海中山故居》，1956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13］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72页。

［14］同上书，第573页。

［15］《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6页。

［16］同上书，第187页。

［17］陈其尤：《我所亲知的中山先生政治生活中的两三件事情》，1956年11月3日《光明日报》。

［18］1920年8月11日《民国日报》。

［19］黄梦熊、江祖泽、朱秩和、杨晓风、沈祥龙：《朱执信传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194页。

［20］同上书，第195页。

［21］同上。

［22］朱秩和：《朱执信革命事迹述略》，《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429页。

［23］同上。

［24］《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成立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51页。

［25］《孙中山生平史料》第40页。

［26］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74页。

［27］司图弩：《中山先生琐事纪闻》，1956年11月9日《新华日报》。

［28］陈迩冬：《中山先生在桂林》，1956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29］引自李新、王真、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第149页。

［30］《孙中山生平史料》第38页。

［31］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77页。

［32］同上书，579页。

［33］胡应球：《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21页。

［34］李洁之：《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11页。

［35］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85页。

［36］胡应球：《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28页。

［37］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孙中山史料专辑》第133页。

［38］周石千：《国而忘私，不断进步》，1956年11月2日《新华日报》。

［39］胡应球：《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28页。

［40］同上书，第229页。

［41］《孙中山年谱》第297页；《中山丛书》（四），第66页。

［42］李洁之：《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14页；《中山丛书》（四），第15页。

［43］《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8页。

［44］《中山丛书》（四）传记，第16页。

［45］同上。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首次国共合作

第二十五章

［1］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一集，第1012页。

［2］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月刊》第12卷第6期。

［3］《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1页。

［4］《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页。

［5］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为新中国奋斗》，第89页。

［6］《张溥泉先生集》，台北1951年版，第195—196页。转引自尚明轩：《孙中山传》，第253页。

［7］1923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增刊。

［8］《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99页。

［9］《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08页。

［10］《孙中山生平史料》，第3页。

［11］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93页。

［12］《国民日报》，1923年3月2日。

［13］谭惠全：《孙中山先生崇高的品德》，1956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

［14］王黎江：《访中山先生的卫士范良》，1956年11月6日《工人日报》。

［15］《孙中山生平史料》，第48页。

［16］同上。

［17］同上书，第28页。

［18］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98页。

［19］谭惠全：《孙中山先生崇高的品德》，1956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

［20］古应芬：《孙大元帅东征日记》。

［21］杜永镇：《孙中山对日本地震灾民的同情与支援》，《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四期。

［22］郭哲文：《孙中山先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石家庄黄埔军校同学会编：《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辑》。

［23］《讨代曹锟令》，《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60页。

［24］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69页。

［25］《批邓泽如等的上书》，《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58、459页。

［26］《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4页。

［27］1924年1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

第二十六章

［1］《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2页。

［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97页。

［3］《国民党改组问题》，《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15页。

［4］《欢宴蒙古代表及国民党全国代表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19页。

［5］《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1页。

［6］《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1页。

［7］同上。

［8］《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4、35页。

［9］《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8页。

［10］《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6页。

［1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0页。

［12］《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37页。

［13］何香凝：《众志成城不可摧》，此文是1950年5月为李大钊纪念堂所写。

［14］《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76页。

［15］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1页。

［16］同上书，第600页。

［17］《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2页。

［18］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19］同上。

［20］《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页。

［21］《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3期；《孙中山年谱》第339页。

［22］1924年4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

［23］《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79页。

［24］袁庆和：《缅怀中山先生，牢记谆谆教导》，石家庄黄埔军校同学会编：《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辑》，第1页。

［25］《欢迎俄舰祝词》，《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97页。

［26］《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12页。

［27］《耕者要有其田》，《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66页。

［28］《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1页。

［29］《李大钊选集》，第543页。

第二十七章

［1］《中国内乱之原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03页。

［2］《孙中山致商团函件》，1956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3］司图弩：《中山先生琐事纪闻》，1956年11月9日《新华日报》。

［4］《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71页。

［5］《向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书》，《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72页。

［6］李新：《研究李大钊学习李大钊》，1979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

［7］《李大钊选集》，第511、512页。

［8］《李大钊选集》，第515页。

［9］译文转引1924年9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

［10］《李大钊选集》，第515页。

［11］《复卢永祥电》，《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7页。

［12］《孙中山生平史料》，第47页，原载1986年11月12日《台湾日报》。

［13］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周恩来同志代表民族解放协会在广州警告示威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第13页。

［14］《向导》，第92期第773页。

［15］《中山丛书》（四），第37页。

［16］《致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76页。

北上和逝世

第二十八章

［1］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页。

［2］李德全：《孙中山先生鼓励着我们》，1956年11月8日《光明日报》。

［3］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90页。

［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第94页。

［5］同上。

［6］《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2页。

［7］《在广州各界欢送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09页。

［8］《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1页。

［9］引自林家有：《孙中山先生与中山大学》，《中山大学55周年校庆专刊》，1979年11月8日。

［10］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中册，第53页；《孙中山讲演录》，广州国民书局1927年版，第90—94页。

［11］《向导》第91期第757页。

［12］1924年11月19日广州《民国日报》。

［13］《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94页。

［14］《向导》第92期，第766页。

［15］《中国内乱之原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00、901页。

［16］《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5页。

［17］《中山丛书》（三），第149页。

［18］《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4页。

［19］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三期，第54页。

［20］同上。

［21］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第112页。

［22］《中山丛书》（四）传记，第76页。

［23］1924年11月30日《政治生活》（第23期）。

［24］1924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第57期）。

［25］李世军：《孙中山先生北上的追忆》，1956年11月《新华日报》。

第二十九章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第209页。

［2］鹿钟麟：《回忆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1日《天津日报》。

［3］同上。

［4］冯超：《中山外集》，上海中央图书局1927年版，第69、70页。

［5］《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一卷，第210页。

［6］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7］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一），第394页。

［8］何芬：《中山先生在北京卧病的时候》，1956年10月28日《工人日报》。

［9］同上。

［10］同上。

［11］《与汪精卫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08页。

［12］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8页。

［13］周恩来：《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开幕词》，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14］张慕融：《张民达传略》，《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第36页。

［15］何芬：《中山先生在北京卧病的时候》，1956年10月28日《工人日报》。

［16］《向导》第107期，第889、890页。

［17］斯大林：《俄共（布）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107页。

［18］鹿钟麟：《孙中山北上纪实》，《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19］鹿钟麟：《回忆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1日《天津日报》。

［20］同上。

［21］《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22］何启来：《中山先生四去台湾》，《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23］蔡楚生：《纪念郑正秋先生》，1957年《中国电影》；成谷、郦之：《胸中常有兴亡感》，《大众电影》1979年第8期，第19页。

［24］蒋永才：《孙中山先生遗体今何在》，1980年6月21日《工人日报》。

［25］同上。

［26］周震鳞：《忆中山先生》，1956年10月30日《光明日报》。

［27］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3页。

［28］《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1页。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版权页

新版序

序

前言

第一编　青少年时期

第一章　贫困之农家子

第二章　随母到檀香山

第三章　四大寇

第四章　上书李鸿章

第二编　兴中会前期

第五章　组织兴中会

第六章　第一次武装起义

第七章　伦敦蒙难

第八章　三民主义的创立

第九章　对菲律宾独立党的支援

第三编　兴中会后期

第十章　对改良派的争取

第十一章　第二次武装起义

第十二章　与保皇党的论战

第十三章　联合洪门会

第四编　同盟会时期

第十四章　同盟会的成立

第十五章　连续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第十六章　发动黄花岗起义和流亡美洲筹款

第十七章　武昌起义后的外交活动

第五编　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十八章　就任临时大总统　组织共和国政府

第十九章　历史性的错误——让位于袁世凯

第二十章　着手经济革命　要富强中国

第六编　为捍卫共和国政府继续奋斗

第二十一章　二次革命——无力的反抗

第二十二章　组织中华革命党　发动护国战争

第二十三章　护法斗争第一次失败——桂系军阀的排挤

第二十四章　护法斗争第二次失败——陈炯明的叛乱

第七编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首次国共合作

第二十五章　改组国民党

第二十六章　开辟革命新局面的战斗旗帜——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第二十七章　粉碎帝国主义的颠覆——镇压反动商团叛乱

第八编　北上和逝世

第二十八章　为召开国民会议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北上

第二十九章　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附录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