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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前言

- 历史的概观（1）

- 历史的概观（2）

- 历史的概观（3）

- 历史的概观（4）

- 历史的概观（5）

- 历史的概观（6）

- 去中国之路（1）

- 去中国之路（2）

- 去中国之路（3）

- 去中国之路（4）

- 我的中国家族（1）

- 我的中国家族（2）

- 我的中国家族（3）

- 夜访“虎”将军（1）

- 夜访“虎”将军（2）

-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1）

-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2）

- 我的妯娌玉英（1）

- 我的妯娌玉英（2）

-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1）

-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2）

-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3）

- 将军的官邸（1）

- 将军的官邸（2）

- “少帅”——与西安告别（1）

- “少帅”——与西安告别（2）

- 中国东部之行（1）

- 中国东部之行（2）

- 中国东部之行（3）

- 救国会（1）

- 救国会（2）

- 鲁迅（1）

- 鲁迅（2）

- 我们的儿子黎明（1）

- 我们的儿子黎明（2）

- 只身在上海（1）

- 只身在上海（2）

- 只身在上海（3）

- 西安事变（1）

- 西安事变（2）

-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1）

-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2）

-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3）

-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

-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2）

- 1936年12月12日的事件（1）

- 1936年12月12日的事件（2）

- 事变以后的西安（1）

- 事变以后的西安（2）

- 事变以后的西安（3）

- 初会红军

- 在沈夫人家寄居（1）

- 在沈夫人家寄居（2）

- 去三原郊游（1）

- 去三原郊游（2）

- 金先生（1）

- 金先生（2）

前言

这是一本回忆录，写的是种种际遇和事件。这一切虽已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但现在回忆起来，仿佛仍然历历在目，恐怕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都不会忘却。

从1936年到1955年，我住在中国。20年来的见闻观感，一直在内心激荡。在我回国后的长时期里，有时我把这些见闻观感讲给朋友们听，并在我的有关中国革命史的讲课和研究中，把它们用做素材。由于种种顾虑，我对把自己亲身体验的记录集辑出版，一直犹豫不决。因为我所体验的历史，与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关系太密切了。

在这本书里，不仅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谈到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许多事情。喜欢以一定标准去衡量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各国都大同小异的。因而，在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有许多是普普通通的；并不只是宋庆龄（孙逸仙夫人，中华民国国父的遗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廖承志、王炳南等，他们在今天已是举世闻名的人物。我和上述人物相识，曾与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我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那时候，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之外几乎还不为世人所知。由于我不是记者，他们并不是我的采访对象。对我来说，他们是朋友、战友、旅伴或者是熟人。而其中有一位曾是我的丈夫。

我在中国交友的范围极广，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犹如中国社会的万花筒。他们中既有将军、政治领导人、官吏、知识分子，也有农民、苦力、士兵乃至盗贼。从国际知名的妇女、名门闺秀到保姆、女佣以至女奴隶，都有我的朋友。我所认识的人，有贫有富，有激进分子也有反动分子。此外，我的外国朋友中，有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名士”诸色人等，五花八门，恰如过去中国的缩影。

要在某一个国家生活，写某一个国家的事情，懂得该国的语言用不着说是极为重要、不可缺少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只有会说中国话，才能与各阶层的中国人结成亲密的关系。否则，在观察各种事件和现象时，就会有被翻译的有色眼镜妨碍之虞。能说中国话，就可免了这种担心，就可用中国老百姓那样的眼睛去观察、评价各种事件和现象。

这本书所写的一切都来自我实际的体验。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则是从友人、旅伴处听来的。不过，人们出于对我信任而亲口告诉我的，或在书信中提到的那些秘而不宣的事，以及不宜公开的事，只要当事人还活着，我都不予发表。

我在中国生活了20年。这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20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一种社会形态进入另一种社会形态、从旧到新、从悲观失望到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经历过旧社会的腐败与混乱，经历过对使千百万人痛苦、焦虑的残酷现实的反抗。我还经历了一场残酷战争的恐怖和痛苦，以及内战所造成的荒废，然后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中国过去数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被看成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中国革命是在一个亚洲国家发生的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现代革命，更由于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且中华民族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创造者之一，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

我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跳出就事论事这个框框，去尝试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以及他们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巨大变革。为此，对那些乍看起来是唐突的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不能只凭想当然，而应该根据客观的事实加以解释和说明。

我这本书并不是充满异国情调、眯起好奇的眼睛去观察“土人”的不可思议的记录。我对这个国家的描述，也并非像娱乐读物那样处理。但我对可称为我的第二故乡的土地上的人们所怀有的深情眷恋和尊敬的心情，想必读者是可以理解并产生共鸣的。

无论哪一位著作家，恐怕都难免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感受和偏爱之心。即便是我的立场，也并非“完全的无党派，非常客观”。战争期间，我们在中国曾这样说过：

到了大炮吼鸣之声可闻的前线，超越一切的“客观”和漠不关心无疑是不存在的；完美无缺的睿智也是不存在的。这里有的是同情、恐怖、愤怒，还有拥护某方面的感情。

我就在中国人的近旁，近得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对于压迫、苦难、屈辱的愤怒和反抗的呼声。因此，我不能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站在所谓客观的立场上。

哲学家庄子曾说过：

道无终始。

消息盈虚，终则有始。①

①出自《庄子·秋水》篇。

王安娜（左三）和王炳南（左一）、李德全（左二）、周恩来（左六）、董必武（右一）（约1950年）

历史的概观（1）

序章历史的概观

在这个序章里，我试图为缺乏中国历史知识的读者说明我这本回忆录的背景情况。

从地理上看，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当于欧洲从乌拉尔至大西洋的地域，即95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当西方诸民族中的大多数仍然过着以狩猎为主的生活，身披兽皮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了。

据考古学上的研究证明，中国在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已发明文字，并沿用至今。中国对世界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比西欧诸国要早得多。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人比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更早完成了几项非常重要的发明创造。指南针、地震仪、纸、火药、印刷术等，都是中国最早发明的。

至6世纪为止，中国是对世界提供丝绸的唯一国家。中国开始制造陶器，比欧洲要早1000年以上。

直到19世纪，这个巨大的国家几乎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连太平洋也起不到中国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通路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中国的眼睛都不向着国外而只是向着国内。在各个时代里，中国与西欧都有过一些接触，但西欧对中国的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中国固有的称呼——“中央王国”，意思是中国乃世界的中心。这个名称显示了中国人对外界的立场。这个特征的痕迹，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拭抹掉。

从风物的观点来看，中国极富于变化。北部气候良好，南部是温暖的亚热带地域，东部有肥沃的平原，西部山岳高耸。国土的三分之二是山地、沙漠或不适宜于耕作的土地。即使是今天，耕地面积也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可是，在中国却住有四倍于美国的人口。

中国是大河之国。长江、黄河，以及东北国境与苏联相接的黑龙江，都是世界的长河。这些河流在数千年间，与中国的居民生死攸关。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给许多灌溉设备提供了水源，构成廉价的水道；但另一方面，多年来，它们在广大地区泛滥成灾，威胁到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

就像古埃及的情况一样，在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由于与水害搏斗，并出于修筑、维护堤防和灌溉设备的需要，自然地形成了若干大的村落，以后终于形成为国家。从周朝（公元前1027—前249年）开始，中国文明的独特风格便展现出来，这一风格至今仍残存着。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给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国家秩序，中国人的政治观和社会观，定出了种种清规戒律。

孔子并非宗教的教祖。他用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教义不是宗教而是道德论。与影响西欧思想的希腊古典哲学之民主主义和共和制的理想主义相反，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是以权威为中心，其他社会集团要无条件地服从某一社会集团，以保障社会的平稳与调和。社会以集团或家庭为中心，个人没有任何地位。现存的社会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变更的、无可非议的。孔子的伦理观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不管是对作为统治者的君主，还是对贫穷的农民。从人与人的各种纵横关系，直至各种细微末节，它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妻对夫、弟对兄、子对父，都被认为是理应服从的。居下位者应服从居上位者，万人都要服从皇帝。皇帝被认为是英明伟大的，是孔子教义的化身，就像是民族大家庭里的父亲一样。

历史的概观（2）

中国的皇帝自称为天子，自认为受命于天，所以为帝。如果他滥用“天命”，这一王朝早晚便会面临崩溃的命运。但新的王朝也仍然奉孔子的教义为楷模，而政治权力必定是掌握在一小撮信奉孔子教义的学者手中。这个阶层，在规定上虽说是殿试及格者便可加入其中，但实际上能够接受考试所必需的教育和训练的，仅限于富裕阶层的子弟。

总之，仅限于在特权阶级内部选拔人才这一原则，使儒家体制成为全世界最稳定的官僚权力体制。在数百年间，中国人认为儒家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相信自己是完美的人类。虽然有好几次中国被文化水准较低的民族征服了，但中国人的这一看法仍然没有改变。每一次都是征服者为中原民族社会所融合，为中原民族所同化。

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也不是宗教的教祖，尽管他的以道教而知名的学说发展成了一种民间的宗教。老子学说的奇妙条理与儒家奉行的干枯的实用教条适成对比。老子的无政府精神对儒家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竖起反叛之旗，他嘲笑儿子的孝心和对祖先的崇拜。老子认为，人归根结底都成尘土，先祖亦不例外。与黑格尔一样，老子也相信万物永远是运动转化的，他否定固定不变的道德论和制度。但宣扬回复自然的老子，既不能排除儒家的体制，也不能驱逐自印度传来、主张拯救人类要靠来世的佛教。到20世纪，儒家体制才开始它的根本性的崩溃。作为国家秩序基础的儒家体制，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成了共和国以后，便不存在了。

比儒家体制远为顽固地延续生存的是儒教在社会和精神领域里的影响。被认为是中国人固有的特性的东西，许多都可以从儒家思想找出它的根源来。也就是说：不喜欢变动，对其他的社会集团不关心，知识阶层对农民的生活无知，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对同胞的苦处漠不关心。用一句话来说，这种“特性”就是缺乏社会良知之类。中国从前极为普遍的一种习性是没有公开批评，理由是“不好看”，批评别人被认为是不给“面子”。这种习性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反反复复地进行的“整风运动”，也为的是力图清除这种旧的习性，使“现代的”特性代之而生。

同样，认为在道德、文化方面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这种感情，使儒家的思想体系得以延续。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也完全和儒家学者一样，是教条式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信奉马克思的学说，而后者信奉孔子的教义。“以德服人”的儒家教条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从前的中国人，由于极为相信统治者的道德，不管是什么人对统治者都盲目地完全服从。今天的中国人，则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确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作为楷模对社会进行变革。

中国人的一大特性是对宗教并不关心，这是西欧的思考方式所难以理解的。这一特性也可以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得到解释。与印度的情况相反，宗教在昔日的中国社会只是起到从属性的作用。道德、伦理，还有哲学，光是这些，已足以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思想基础。

最初，主要是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保守的儒家信徒反抗来自外国的宗教基督教。对基督教，他们原先与对待同是从外国传来的佛教一样，也持宽容态度，但后来便变得不可忍受了。自然，反抗基督教绝不只是单纯出于传统上的原因，更由于基督教与企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扼杀古老中国的西欧诸国暗中勾结。

历史的概观（3）

以学者身份在北京清朝宫廷里服务的耶稣会派基督徒，被视为来自外国的“稀客”而受到宽容。但19世纪初到中国南方的传教士们，并不满足于只被当成耶稣信徒的地位。他们跟随商人与军人一起到来，其目的是强制性地把鸦片和基督教同时传入中国。

在中国南方的各港口，输入的印度鸦片大为泛滥。中国方面对此虽然多次抗议，发出种种禁令，但都毫无作用。当清朝政府的一名大官没收了两万箱鸦片并加以焚毁时，英国采取了战争手段作为报复。

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同时开始的是屈辱和在压力之下割让领土。这些，中国人至今没有忘却。在悠悠数十年间，由于外国通过暴力所强迫实行的门户开放，软弱无能的清朝的权益不断地遭到剥夺。把中国当成殖民地支配，不仅是一个国家，所有工业和军事列强都这么做。

这些列强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专横跋扈，而且还施以野蛮的破坏行动。对此，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忘却。1860年，外国军队掠夺北京风景优美的颐和园，①珍贵的艺术品遭到破坏。对这些外国军队来说，掠夺寺院、皇宫、陵墓等有如欢乐的消遣，其结果是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博物馆以及收藏家们的珍藏品大为增加。

在中国，人们还不会忘却，所有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排除外

①这里指的是颐和园的前身，即清漪园。清漪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国干涉的尝试都由于外国军队的介入而遭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史上可算是规模最大的革命之一，它与义和团起义一样，被外国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对中国显示“惩戒”，列强经常采取一致的行动，要求获得更多的特权，要求清朝作出更大的让步。

进入1890年以后，为了抵御西欧的进攻，保护自己，必须向西欧学习的思想在中国日渐普遍。朝廷的官吏和学者虽然并不认为外国的文化比中国优越，但认为这些野蛮人亦即“洋鬼子”也有值得学习之处，特别是在技术和军事方面。

名门子弟被派往外国留学，无数的西欧书籍被译成中文，人们对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的维新思想满怀激情。在日本，皇室站在革新运动的前列，中国则与之相反，皇太后与宫廷的保守派把维新变法视为洪水猛兽，因此，一切改革的尝试在萌芽阶段便被扼杀殆尽。就这样，以和平的方法一无所成。要使中国不致彻底灭亡，沦为亡国奴，只剩下一条道路，这就是革命。

选择这条道路的，是在中国被称为“国父”的孙逸仙（孙中山）博士。孙博士生于1866年，出生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他在华侨中间生活了几年。由于生活在西方以及与周围的环境保持密切关系的缘故，华侨的思想较在本国长大的中国人远为进步、开通。他们与同样受西方影响的沿海城市的商人和实业家一样，成为现代的市民阶层。

与学者和朝廷的官吏相反，对这些改革派的市民阶层来说，除了革命以外别无生路。不久，他们便从其他阶层的青年中间找到了支持者。他们要求推翻清朝，把中国建成共和国。1905年，孙博士在日本创立革命同盟会，成了建设共和国运动的支柱。同盟会后来改称“国民党”。这些革命家反清的精神标志是自己剪掉辫子。辫子是清朝政府强迫留的，是服从清朝的一种象征。

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孙博士在他有名的著作《三民主义》一书中有概括性的论述。三民主义的内容是：民族主义（即要求中国独立）、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主旨是“耕者有其田”，以此为目标来解决土地问题。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革命派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满清被推翻，中国成了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的力量还很薄弱，这是由于还没有一种安定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可以代替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整个国家和每个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思想和社会基础。在支持共和国的少数进步人士面前，仍然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和没有受过教育、对政治持消极态度的广大农民，这些人都没有参加这场革命。

铲除了中央的权力，结果却造成国内割据分权倾向的抬头，各自扩张势力范围的军阀割据时代开始了。这些军阀中有些人就像是传奇式的人物。他们大部分出身于苦力和贫农，有过为匪做贼的经历，后来爬上了手中控制着广大地区的独裁统治者的地位。他们的巨富与欲望，他们的“宫廷”与私邸的豪华富丽，简直有如传说似地令人难以置信。军阀所需要的金钱弹药，都得到外国势力的充分提供。这些外国势力为中国的分裂和软弱而高兴。外国的报纸写道，中国人没有治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因此，外国的控制是必要的，也是值得欢迎的。

历史的概观（4）

不过，各个军阀为扩展自己的地盘而互相争夺的战争，大部分并不是流血的。由于没有军队的军阀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军阀之间为了不损耗兵力，宁愿采取以“银弹”决胜负的办法。当冗长的谈判结束时，“胜方”便付给同意认输的“败方”一笔和解费，“败方”虽然失去面子，但却以相当数量的金钱来自慰，并且保存了自己的军队。

真正的受害者历来都是农民。像蝗虫群似的军队把他们的村子洗劫一空。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日军对原德国殖民地的占领，促使革命运动的火焰重新燃起。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主要是进步的知识分子。

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也适用于中国；日本非法占领的领土必须归还给中国。这些要求被列强拒绝了。于是，1919年5月，先是在北京，接着在其他几个城市，都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新的革命浪潮的主要目标，是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

为传播新思想，创办了许多杂志，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欧的文学作品。大学的教授们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成立了专门的学会，陈独秀便是他们中间的一个。陈独秀创建了共产党，并多年担任党的书记。李大钊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自1918年至1919年曾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1920年，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杨开慧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

诞生未久的苏联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共同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使中国人亲苏。苏联不仅自动放弃一切沙皇政府时代的特权和租界，而且还是向孙逸仙博士提供援助的唯一国家。当时，孙博士正为保卫广东的共和国政权，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因此，苏联的这些行动受到高度的赞赏。1923年，孙博士与苏联结成同盟，接着，国民党与1921年创建的共产党建立了同盟关系。在三年内，国共两党的合作使革命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

苏联援助孙博士的广东政府，提供金钱、武器并派遣顾问团。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苏联留学。这些青年中，有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孙博士死后，苏联顾问团想让蒋介石当他的继承人。

当时，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与其合作。周恩来担任了1924年在广州近郊黄埔设立的著名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与其时任该校校长的蒋介石共事。

从1925年到1927年，政局和社会状况都有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断高涨的反帝运动，至此已达到最高潮。同时，工人运动壮大起来，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诚然，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由于他们的力量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也由于在世界大战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的跃进，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城市的市民阶层，包括实业家、商人和占大多数的小市民，都参加了反帝运动，从而使它发展成为群众运动。运动很快便取得初步的成果，使外国感到不快和惊慌。由于中国沿海各城市都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外国的工厂、银行、贸易及运输等都陷于停顿，被外国人雇用的仆役也离职而去。

历史的概观（5）

1924年，在广东整编不久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指挥下，对军阀势力采取军事行动，仅仅几个月，便把中国南部的广大地区置于广东政府的控制之下。革命军乘胜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出发，沿江而下，向南京和外国势力的中枢上海进军。

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英国政府？.............??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英国政府被迫取消了它在中国的租界。在上海，国民革命军和准备暴动的罢工工人里外夹攻的威胁迫在眉睫，如果果真成为事实的话，将会给外国势力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在上海市内的华人区，在秘密来到上海的周恩来指挥下，已进行了暴动。

然而，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中国的这一革命，由于内部发生了叛变，受到致命的打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自己的战友，毫不留情地以残忍暴虐的手段镇压他们。蒋介石借以上海为地盘的黑社会集团之力，杀戮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和嫌疑分子。在工人居住区的街道上，血流成河。在震撼人心的《人类的命运》一书中，作者安德烈.....................??·....................??马尔罗描述了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

这些事情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的开端，关于这些事情的原因和背景，有许多意见相左的说法，但其结果则是无可争辩的。革命的力量被粉碎了，由此得益的首先是外国势力和中国的统治阶级。

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政府立即被各国承认。与此相反，当年孙逸仙的广东政府为得到外国的承认，虽然经过了多年努力，一直得不到答复。就这样，外国的借款和其他经济援助、财政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南京。

将近10年时间，中国处于无法想象的恐怖状态之中。恐怖行动的牺牲者，包括工会组织里的工人、苦力，忠实地信奉孙博士的“耕者有其田”原则的农民、学生和科学家，以及许多有才能的青年作家和艺术家。被害的科学家中，有几位是中国最有名望的大学教授。

最先成为恐怖行动的目标的，不用说，自然是共产党人。到1928年，共产党人已有五分之四被杀害。蒋介石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毫无疑问，应归功于毛泽东。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指示背道而驰。那个指示说，革命运动今后仍应以城市为中心——如果按此行事的话，革命或许便会遭到可怕的彻底失败。毛泽东在中国南方的农村建立了新的革命中心。农民代替城市的产业工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这在今天已是毋庸置疑的了。但在1927年至1937年10年内战的恐怖年月里，我想在中国只有少数人能预见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因为，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仍很单薄，经常要在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情况之下连续作战，而且，还被蒋介石和外国称做“土匪”。

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到，农业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只有把千百万贫苦的农民当成同盟军，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谈了自己作为农民协会组织者的体验。这是毛泽东的著作中极为重要、极有指导意义的作品之一。

毛泽东借助于武装起义的农民之力，在湖南省与江西省交界处无路可通的险峻山岳地带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在这个根据地与以朱德、周恩来为首的革命军军官所指挥的革命军战士会师，合力抵抗蒋介石政府军的攻击。

在这个根据地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了消灭这些“土匪”，蒋介石进行了五次“围剿”，但他的军队每次都被击退。

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游击战的著名战略和战术，便是在这个年代产生的，并在抗日战争中臻于完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论文中集中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历史的概观（6）

在以冯·?克特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助下，蒋介·?克特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助下，蒋介?克特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助下，蒋介石于1934年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是要用碉堡组成一个包围圈来围困红军。

红军为免受围歼，不得不放弃了中国南部的根据地。于是，那有名的传奇式的长征便开始了。

“长征”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行军的障碍不仅有敌机和敌军，还有饥寒交迫之苦。红军行经12个省，一直到达陕北，走了一万一千公里的漫长征途。长征后，毛泽东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致公认的领袖。红军久经考验的战士，在与外界隔绝、甚至和苏联也没有联系的孤立状态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长征，把自己锤炼成为优秀的政治骨干。这些优秀分子今天仍掌握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尽管国民党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镇压，共产党的影响在1935年以后仍急速增长。那些不论怎么说也不是亲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毛泽东发表的切合实际的政治路线有了共鸣之感。著名的作家、科学家建立组织，呼吁与共产党协商，停止内战。他们对政治迫害、独裁的抗议，与共产党人为求抗日呼吁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不谋而合。

1931年，东北不战而沦入日本之手。1935年，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为，以及威胁到中国民族工业生存的日本商品大倾销，引起了举国上下一片对日“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

1936年，位于中国西北的陕西省省会西安，成了抗日运动的中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迅即给西安带来了热气腾腾的局面。

西安驻有蒋介石为与红军交战而配置的东北军。无论是这支军队的司令官还是西北军的司令官，都无心实行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因为他们对自己指挥下的军队的士兵非常了解。日本正企图占领整个华北，这时候，如果与红军作战，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在西安，虽然表面平静，但事情正在起变化。1936年夏天，大转变的准备工作稳步而顺利地进行。这个大转变就是：1936年12月实现停止内战；国共两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共同合力抗战。

1936年，我来到中国。我到的地方，正是西安?！

去中国之路（1）

一西安——西方的和平

去中国之路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但每一念及和母亲分离，恐怕要经过悠长的岁月才能重见，这一点实在使我痛苦。当时的我，更万万想不到此别竟成永诀。母亲和我都还没有预感到，可怕的灾祸不久就要向德国和世界、向我们的头上袭来。

祖国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像异邦一样陌生。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我的许多朋友和同辈人，受这种瘟疫之害，竟连保护自己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他们都被纳粹主义的毒牙所害。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尽管我1935年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拿了中国护照，但再一次被捕的话，少说也要受几年铁窗之苦吧。朋友们劝我亡命国外，那对我来说似乎也是难以忍受的。我还年轻，精力旺盛，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何况我和我的丈夫或许还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呢?！

对我的中国丈夫来说，离开德国，比我所受的痛苦尤甚。他爱德国，尤其是柏林。他喜欢柏林，胜过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他在柏林住了五年，交了很多朋友。他的朋友，遍及各市，有工人、科学家、司机和学生。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有时候也听听课和参加课堂讨论。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1925年以来就是党员。他为了使自己的理论知识完备而孜孜不倦地学习。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在纳粹时代，《列宁全集》的封面是谨慎地用《国际法原论》作遮掩的。

炳南向往更有主动性的生活。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就这样，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朋友们，于1936年2月离开柏林。

我们是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去的，这是因为炳南认为这条路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从“后门”即中国的北部进入炳南的故乡陕西省，就可以不用经过反共的南京政府所统治的东部各省。

这条路线只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必须通过1931年被日军占领的满洲（东北）。但我们认为，通过满洲只要乘两三天的火车，总会顺利吧。事实上，我们刚离开柏林几天，纳粹秘密警察便到我们的住处搜捕，而当时我们还不知情。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能那样从容了。但是，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纳粹秘密警察忘记了向日本当局通缉我们。我们总算平安无事通过满洲。等我们安全到达中国西部之后，才知道纳粹秘密警察曾搜捕我们。

我们在莫斯科待了四天，每天排满了日程。白天参观非正式旅游者认为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晚上则和中国朋友们促膝谈心，直到深更半夜。和共产国际中的中国成员所进行的讨论，可能对炳南回国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时，我在莫斯科所遇到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一个人例外。

此人是细高个子，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拜访我们。他讲起话来声音不高，但却带有一种中国人少有的激情。

“这个人是谁.....??？....??”我问炳南。

去中国之路（2）

“我们的客人叫李立三?我给?介?的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我给?介?的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我给?介?的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在上海，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在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资本家中间引起惊恐和不安。”

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这个人曾经把几十万工人组织起来，并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他们起来暴动。他对革命的献身精神，他的语言的感染力，即使在莫斯科流亡期间也没有丝毫减弱。

李立三远离祖国已经多年。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中国革命应该由工人阶级领导，并从城市开始。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所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把党内的反对派清除出党，而只是撤销他们的党内职务，有可能的话就把他们送往莫斯科。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考虑自己的思想，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立三又重新返回祖国。不过，从此以后他不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全盛时期已一去不复返。因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不是工人，而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

在通过俄?斯和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中，我学习中文，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炳南和一位同车的乌克兰老人交上朋友，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人下国际象棋，自得其乐。

到满洲去的乘客很少，只有炳南一个是中国人。在边境，我们下了车，费了很多时间才办完苏联和日本两方面的麻烦重重的海关手续和护照手续。然后，乘上开往哈尔滨去的所谓满洲铁路的列车。经过一夜疲劳的旅程，第二天我们到达哈尔滨，在俄国人地区一家蛮不错的旅馆落脚。旅途中吃够了油腻的俄国菜，现在终于吃到美味的中国菜了。因为没有中文报纸，炳南要找来看，旅馆的人竟惊讶地望着他。“满洲国”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竟然连一份中文报纸也没有。大概是认为，读日文报纸不就行了?！

第二天，我们高高兴兴地坐上往南去的列车。当时，日本所控制的地区到万里长城为止，我们再往前行就好歹到中国了。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万里长城以南的港口城市——天津。

当我们刚刚在自己的车厢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就有一个服装整齐的日本人，在我们的旁边坐下来。他客气地问我们，是否会说英语。我点头称是，但同时抱歉地说，可惜我丈夫只懂德语。一会儿，炳南和我都察觉此人是日本秘密警察的密探。不过，他的质问倒很率直。

“?的丈夫对满洲国有什么看法?在曾经属于支那人的土地上？..........??在曾经属于支那人的土地上旅行，你丈夫的心情是怎样的呢........??？.......??”这是他想知道的。

“我的丈夫现在只感到长途旅行劳累得很。”我对他说。

“那是什么书?”当他看见我从口?里?出中国地图?的袖珍.”当他看见我从口?里?出中国地图?的袖珍”当他看见我从口?里?出中国地图?的袖珍本时，他大感兴趣地问。他拿着地图?边看边咂起舌头，不无遗憾地说：“这本旧地图?很成问题，它还把满洲国画成是支那的一部分哩！”

去中国之路（3）

他把地图册合上，蛮不讲理地拿着。

“我只对地理名称感兴趣，”我有点恼火地说，“而这些地名好像并没有变更。不过，如果?想没收这本地图?的话，那就请便吧??！?”

这个日本人一再赌咒发誓地说，他一点儿也没有想要刁难我的意思。他怎么敢冒昧地对一个德国人做这种无理的事情呢？话虽这么说，但他却没有把地图?还给我。经过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他终于悻悻离去。我们这才舒了一口气。

此后，直到边界，我们的这位“护送者”再也不见露面。在山海关，我们下了日本管理的列车，在海关办完了行李手续之后，登上开往天津去的中国列车。

海关的检查从来是不愉快的。山海关的中国检查官尤其不讲理。其中一个检查官，把我们的行李乱翻一通，犹恐不足，终于找出一支气枪，看得他伸长了脖子。那是我们送给炳南的外甥的礼物，在旅途的各个海关检查中都没有受到过留难。那个检查官说，这是武器吧，是武器的话就一定要没收。和他辩论，毫无用处；对他说明这是玩具，他也不予理会。我想，大概是他看上了这支气枪吧。

我们死了心，准备把那支气枪送给他了。这时，我们的那位日本“护送者”突然出现。他用粗野的话训斥那个检查官，命令他立刻把气枪还给我们。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日本人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不过，使我们惊讶，也使我们为那个检查官脸红的是，他对日本人的命令竟然恭恭敬敬地服从。他一边低声下气地向我们道歉，一边遵命而行——然而，这是在中国国境的车站，本来日本人是没有权利指手画脚的啊?这就是中国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这就是中国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这不就是说，实际上华北也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吗?？

我们急忙收拾好行李。显然，我们不必再受海关检查了，因为我们仿佛已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

我们两人都这样想：如果到更远的地方去，到既看不见日本人，也看不见向日本人俯首帖耳的中国人的城市，该多么好啊?！

炳南看看自己的表，低声地说：

“还有10分钟就开车了。不会再发生别的事情吧。”

这时候，我看到刚才那个日本人正微笑着向我们这边走过来。炳南低声骂道：

“那个家伙，这次又想搞什么名堂??？?”

“蒙?盛情相托，把地图?暂时放在我这里，现在我想把它还给?。”

他把地图册交给我，先发制人地说：

“不要使?们对我们满洲国的日本人留下坏印象，这是我的重要职责。我知道，失去这本地图册，你会感到不愉快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还没等我想出词儿来，他一边鞠躬，一边补充说：

“你拿着这本地图册，可能会碰到麻烦，所以我才替你保管。”

说完他便走了，而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我们乘坐的列车在中国风光明媚的土地上进发。这次漫长的旅程就要结束，实在令人兴奋。我们在天津停留的时间很短，因为杨秀峰在北京①等我们。我们很高兴能再见到几年前在柏林分手的杨秀峰。

杨在京、津的大学任教。他有着典型的中国教授的风貌，身材瘦削，戴眼镜，有些古板，然而确是一个非凡人物。

和战后许多中国学生一样，杨也崇拜苏联，认为苏联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20年代末期他在苏联的时候，并没有进大学学

①当时叫北平。习理论知识，他只是实地体验已经从许多书籍中了解到的苏联生活。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苏联从事过各种工作，他在苏联的最后职业是集体农庄的电气技术员。

去中国之路（4）

杨到德国时，曾经和我们谈过在苏联的生活体验，但我已淡忘了。只记得当他1933年初到德国时，我们曾为他担心不已。他结束了留苏生活后，不打算直接回中国去，想先到西欧住几个月，弄一些证件证明他没有到过苏联，以免回国后遇到麻烦。但是，当时的德国是和西欧各国隔离的，不能说是一个理想的中转站。杨预定乘苏联船在汉堡上岸。炳南为了接应他，在海员俱乐部佯作下国际象棋，有时还要设法避开警察的盯梢，为此弄得疲惫不堪。这样过了多天，杨才在等候中出现。两人相会后，随即乘火车离开汉堡，前往柏林。

杨在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租了一间简朴的住房。在柏林的那些日子里，我和炳南每星期日去远足，杨都和我们一起去。当时住在柏林的中国朋友们，对远远近近的郊游都没有兴趣。他们对背着背包远足的乐趣，还不能领略。但杨却很欣赏柏林郊外的风光，作诗吟咏盛开的繁花，不知疲倦地在森林里留连忘返。

杨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他要到比利时去住几个星期，临行时，我们和他约定在天津或北京再见。现在我们终于重逢了。这一次，1936年3月，就像我们在柏林带领他参观时一样情意殷殷，他带领我们游览北京，浮光掠影地观看了金黄色的琉璃瓦屋顶、洁白的大理石阶梯、绛红色的城墙以及古木蔽日的寺院和宫殿。这时，我的唯一愿望是，将来能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悠闲地从景山远眺紫禁城，欣赏那精美绝伦的中国建筑艺术珍品；或者，在郁郁苍苍的古杉下漫步，也是一种赏心乐事。

我第二次再到北京，是那以后13年的事，但没有见到杨。到1959年，我最后一次去中国旅行时，才能和我们的老朋友杨教授在北京重聚。这时，人们称他为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最大的游击区①的政府主席，那时，人们称他为杨主席。抗战时，到杨任主席的地区访问过的外国记者，都把他描述为亲切、聪明的教授。他穿着游击队的制服，看来稍有异样之感。在那个从日军手中夺回的解放区，任务异常艰巨，但他总是极为圆满地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部长。

在那一望无际的黄土之间，令人意想不到地，蓦然现出嫩芽初吐、点点柔绿的麦田。列车在辽阔的华北穿行。经过多天疲劳的旅程，在3月的一个大风天，我们抵达洛阳。在这里，我见到

①即晋冀鲁豫边区。了丈夫家的第一个成员，他就是炳南的大哥，当时正在洛阳军官学校求学。

对洛阳的市容，我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见街道上狂风怒卷，夹着阵阵黄沙，吹得人眼睛剧疼，难以呼吸。路人都戴上特别的面罩，或者用手绢紧紧地捂着脸。风太猛，我们坐人力车到洛阳城郊的军官学校，也得把车前的布帘落下，就像是下着大雨。此后，在我的印象中，洛阳总是黄沙滚滚、烟尘弥漫的。

我对大哥的印象很好。他为人开朗，和蔼可亲。尽管穿着军官制服，却令人感觉得到农民的那份敦厚淳朴。他衷心地欢迎我，但我说中国话的能力还不能和他交谈。

第二天，我们从洛阳继续踏上西行的旅途。列车在深山峡谷的窄路上行驶，处处仍是单调的黄土风光。当天下午，我们到达陕西省的省境，来到古时候的要?潼关。我们从潼关沿着与黄河成直角的方向前进，景色迥然一变。炳南自豪地指着华山之巅说，那是中国的五岳之一，他曾和父亲一起登上峰顶。

接着，我们来到叫做临潼的小地方。唐代的皇帝们曾领着文人逸士到这里避暑，诗人李太白也曾来过，我读过他的不朽作品的德译本。

日落之前，西安城郊在望，接着是巨大的城墙，最后是坐落在城墙外面的现代化车站映入眼帘。我们到了我的新故乡西安——西安，意即西方的和平。

我的中国家族（1）

我的中国家族

“我们先到旅馆去吧，”列车到达现代化的西安车站时，炳南说，“我们回来，没有告诉家里人，现在不知道父亲还在不在大莲花池街的家。”

真想不到，竟然有三位朋友到车站接我们。那时，我对中国特有的一种又快又准、被称为“竹电”的口口相传消息的办法毫无所知。我问在柏林时就认识的方先生，怎么会知道我们到达的时间。他向我解释道，他们是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得知我们到达中国的消息的。此后，每天晚上都到车站去接我们，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一样。“我们只不过白白地等了四天而已。”方先生谦逊地补充说。

朋友们领我们到离车站不远、全市最现代化的西京招待所。在西安，这家由中国旅行社新建的旅馆，就像是坐落在中世纪环境里的20世纪的孤岛一样。在陈设华丽的拱顶餐厅里进餐，或在设备齐全的舒适的客房里休息，会使人相信自己正置身于欧洲，至少是上海的大旅馆里。这家旅馆从经理到主厨都是上海人。他们的神情就像被流放到这里来似的，看到从外国来的和从东部各省来的稀客，便唠唠叨叨地诉说西安的居民是如何如何的不文明。

朋友们离开旅馆后，我看到炳南若有所失的神态，便说：“还是先回家看看好，说不定有谁在呢。”炳南深为感谢地看着我。

我们走出孤岛般的旅馆，便是一片荒野。在这没有行人的昏暗的街上行走，仿佛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晚上九点左右，西安的市街已在沉睡之中。

在冥想中走了一会儿，便见巨大的城墙在黑暗中显现。看到城墙，我不由得想，西安什么时候有过与它的名字相称的和平呢?城墙约十人高，城门口可以并行三??车，它建于1500年之.城墙约十人高，城门口可以并行三??车，它建于1500年之城墙约十人高，城门口可以并行三??车，它建于1500年之前，从没有拆除过。抗战期间，它的四角形的有顶盖的胸墙，在日军空袭的时候，曾经保护过西安的市民。

我们顺着街道往前走，来到另一座巨大的城墙的跟前。这是帝制时代的“紫禁城”的围墙。在义和团之乱时，年迈的慈禧太后曾逃进这里避难，这座城池就成了皇居。人们把它叫做新城，也叫新都。现在，除了城墙上安有机关枪之外，和数百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中国，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即使街上已经空无一人，有两种人还是随时可以在路上遇到的，那就是挑着担子卖小吃的流动小贩和人力车夫。我一直弄不懂，他们深更半夜还在街头奔走叫卖，果真有人在这种时候有胃口吃一碗面条，或者要乘车回家吗...................??？..................??这两种人，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这天晚上，我们急着回家，很快就截到两?人力车。大约20分钟，便进入内城。内城的街道狭窄，店铺都已关门闭户。过了一会儿，人力车在一道门前停下，我们终于到了大莲花池街的家。

炳南用金属制的大门环敲门。门那边，老家的房顶在夜空中清晰可见。它那优美的形状，使久别归来的人感到亲切。门环沉重的撞击声响了一阵，便听到自远而近的脚步声。不知是哪一个问了一声：“谁?”炳南用特有的陕西口音回答：“我。”？................??”炳南用特有的陕西口音回答：“我。”

我对“我”这个回答颇觉有趣。屋里的人只听到“我”的回答，怎么能知道对方是谁呢?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名字呢?”我想。但事实上，屋里的人只听炳南？...............??”我想。但事实上，屋里的人只听炳南的一声回答，便把门开了。真奇怪，那个老用人真能分辨出已多年不见的炳南的声音吗?？

我的中国家族（2）

炳南向侧面亮着灯的房子匆匆走去，我踌躇地跟在他后面。我曾不知多少次在心里思忖过的这一瞬间，终于到来了。对我来说，人生的新的一章正在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我会变得怎样呢?我能够适应我并不熟悉的中国家庭的生活？................??我能够适应我并不熟悉的中国家庭的生活吗.......................??？......................??家里人是从内心乐意地接纳我，还是抱拒绝的态度呢?？

炳南因为忙于政治活动和考虑将来的计划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不大注意我对家庭的疑问和看法。他常年在国外生活，和家人的关系生疏了。他对家庭的变化，对出国期间家里增加了哪些新的成员，全然不知。除了在柏林接获母亲去世的消息之外，他的兄弟、堂兄弟和谁结了婚，他在德国时谁生了孩子，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在德国时，我对炳南仍是独身并不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相识时，他刚25岁。到了中国后，我才知道他在早婚的同龄人中算是一个例外。有不少和中国人结婚的德国妇女，到中国后才发现丈夫原来已婚。按照中国的习惯，这个德国妇女只能是妾。

对此，我不用担心。更使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和公公一见面，便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老爷——家里人全都这样称呼他——用各种方法，使我尽快适应新的生活。

我们和家人见面时，并没有用很高的声音，说过多的客套话。这种表现感情的方式，是不适合中国人的。可是，毕竟是和常年离别的儿子重聚，从公公闪闪发亮的眼睛里，从他那慈祥的多智的面容上，都可以看到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听到他那发自内心的诚恳的话语，我的忐忑不安顿时云消雾散。我能用几句中国话向他表示感谢之意，自己也感到很高兴。

公公在几天前，刚回到西安。他在县城、炳南的出生地乾州附近的农村过着退隐生活。青年时代，他是孙逸仙博士的热烈支持者，曾全力以赴地为民国奋斗，由于对当权者的腐败异常不满，便舍弃了名誉、地位，告退回乡，用他的热心和公正，主持村政。“要使国家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后来有一次他曾这样对我说过，“但是，至少我要在本村尽力实现原先想在全国实现的夙愿。”

在接受公公的欢迎后不久，一位年轻妇女走了进来。经介绍得知她叫玉英，是炳南哥哥的如夫人。我们在途经洛阳时见过面的大哥有两个夫人，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为此，我曾对炳南猛烈抨击一夫多妻的制度。尽管我多少已中国化了，但我那固有的普鲁士人的见解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

后来，我的妯娌玉英成了我的好朋友。她简单明了地教给我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习俗，而我的中文水平能有长足的进步，也是仰仗她的大力帮助。

跟在玉英身后的，是两个12岁左右的孩子。这两个孩子是炳南的大哥的长男和堂兄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他们看上去还是睡眼惺忪的。面对着初次见面就像外人一样的叔父和新来的外国婶母，他们羞涩却又充满好奇地盯着我们看了好一阵。然后，他们在角落的两张椅子上端端正正地坐下，一句不漏地倾听大人们的谈话。

末了，又来了一个表弟，他是王家母系的亲属，算不上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他的父母都已去世，公公把他收养了。由此可见，公公是个开通的新时代人。

我的中国家族（3）

就这样，在西安的家人，都集中到公公的房里来了。炳南和他父亲交谈时，大家沉默着，但都非常留神地倾听着。公公并没有详细地问我们旅途的情况，也没有问炳南在国外的经历——这些，要留着慢慢说。从今天起，每天晚上他都能够满足地听他想知道的事情。现在，公公首先想知道的是，我们是否和家人同住。他早就考虑及此，为我们准备了住处。他随即领我们到另一座房子，房间粉饰一新，洁白耀眼，给人留下愉快的印象。

“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了.............??！............??”进入房间时，公公得意地说。

中国的老式宅第，一色全是平房，一进一进独立的房子由中庭和小花园隔开。中庭之间有别致的圆形月门连接。唯独在大门和外庭之间有一座照壁，除了不让路人向里面窥视之外，据说还有阻挡鬼怪进入宅第的作用。理由是鬼怪只会直线行走，不会拐弯。

为我们准备的房子，在第二个中庭。房间狭长，一边全被炕占了。用砖和黏土造的“炕”，是中国北部一般人家的“床”。在房外烧火，便可以把炕烧热。全家人都睡在一个炕上也不罕见。在村里的小旅馆投宿的客人，也多是睡炕的。

我们房里的炕上面，已准备了枕头、色彩鲜艳的绸缎被子，被子整齐地叠在炕的内侧，看上去就像一条大青虫。两个枕头都绣上美丽的图案，其中一个用红丝线绣着英文字“GoodMorning”，显然，这是专门为我这个外国人而绣的。

炕的上方，挂着中国的彩色年画。画上画的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年轻妇女和五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色彩鲜明。新年的时候，街头处处都在摆卖这种象征着幸福和添丁的年画。这一类画，非常受中国人欢迎。

房里的家具有一张正方形的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书桌。桌子的摆法和我们西方的不同，是按中国的习惯一边靠墙。公公对那张书桌特别满意，他高兴地叫我用它来练书法。因为刚才我对他说过，我来之后，头几个月要好好地下工夫学中文和练习书法。

我们大致地看完了新房之后，正要和家人道晚安，突然，大门的金属门环噔噔作响，冲破了夜间的静寂。大家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一个士兵走进来，传达简单明了的军令：杨将军要和你们两位立即见面，让我领你们到紫禁城。

杨将军是中国西北部很有势力的军人。他和我的公公是歃血之交。他们两人都为打倒满清政府、建设孙博士的共和国战斗过。当他的老朋友的儿子炳南因为和共产党有关系而置身险境时，他让炳南先到日本，然后到德国去避风。

我知道，炳南自己也拿不准，将军对他和外国人结婚到底有什么看法。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和外国妇女结婚，一起回国，并不罕见。但是，在西安，炳南是第一个。在柏林的中国朋友们曾经提醒我：“杨将军可能会不信任?，甚至会拒绝接见?，?要作好思想准备。”对炳南来说，和这位实力人物保持友好的关系，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因而炳南对我和杨将军的第一次见面稍有不安之感。

公公对他的老朋友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要求，却不觉得突然。当我们登上等候在门外的汽车去杨的官邸时，公公微笑着对炳南说：“杨将军只不过是出于好奇想看看你的太太罢了??！?”

夜访“虎”将军（1）

夜访“虎”将军

从大莲花池街到紫禁城警卫森严的大门，汽车只要几分钟。途中我们相对无言。和杨将军会面时我应该怎么做，炳南没有指点，我也没有问他。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有着“城之虎”这个名字的杨虎城。我这样坦然自若，是因为我当时还想象不到，在中国，拥有军权的人是多么强横有力，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人们的生死祸福，全由他一人决定。

紫禁城内，明晃晃的电灯照耀着广阔的庭园，盛开的花木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着微弱的光芒。我们穿过好几道“月门”，慢慢地向一座灯火辉煌的建筑物走去。当我们拾阶而上，刚刚走到阳台的时候，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壮健、身着普通军服的男子向我们迎来。他就是“虎”将军。他一边和我们寒暄致意，一边用审视的目光看着炳南和我，随后，向我介?那位和他一起迎候我们的年轻夫人。她叫谢葆贞，杨将军的第三夫人。她虽然是二妾，但和杨将军一起住在城内，实际上已取得正式夫人的资格。她仍然沿用未婚时的姓名，这在中国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新型的妇女们——葆贞也以此自许——不喜欢被称为“太太”。这种例子很多，在我后来的朋友中，就有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的李“小姐”、谢“小姐”。这些“小姐”们都是贤妻良母。

杨虎城于1926年，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之后，打败他的军事对手，确立了他在陕西的统治地位。他的老乡们在他当权后，也不称他为“杨将军”，还是和从前一样，叫他“九娃”，以示对他的亲昵和敬爱。“九娃”即第九子，杨是一个贫苦农民的第九个儿子，因此，也就简单地按出生顺序来给他命名。这在一般的农民家庭是司空见惯的习俗。当时，那些敢闯敢冲的农民，不愿顺从悲惨的命运，便铤而走险，踏上剪径之途。杨也选择了这条道路。在他同乡的眼中，这条生活道路并不卑微。在中国历史上绿林好汉往往是本领高强、受人民爱戴的爱国者，他们在许多民谣和古典小说中受到歌颂。

可称为“中国的?宾汉”的杨虎城，常年在故乡险峻的山区劫富济贫，他向那些甘为满清鹰犬的官兵挑战，并参加过孙逸仙博士的革命运动。他是中国西北部最早投身革命的人士之一。他和我公公的友情，就是那个时候建立的。

杨升任西北军的司令官，可以说是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但他并没有完全忘记苦难的青年时代和投身革命的过去。尽管由于居高位，拥大权，常常使他干出那些与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事情，他仍然是一个爱国者，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大众美好的未来，他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

同样，在杨的夫人葆贞身上也充满着矛盾。她和杨结婚时是一个才15岁的女学生。据炳南说，她参加过学生的革命组织，甚至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后来，她对学生时代的理想仍然缅怀不忘。但现在，她却成了一个纵情享乐的贵夫人。她有一个有财有势的丈夫，仆从如云，随心役使。常年的奢侈生活使她把学生时代为之战斗的理想渐渐淡忘了。有时，她虽然也谈及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和变革的必要，但却不再付诸行动。

葆贞置身在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无忧无虑；但她可能还不觉察：自己的思想仍然束缚在封建的桎梏里。事实上，她一面从内心深处痛恨旧的社会制度，一面却又受这种制度的毒害和侵蚀。后来，她曾经暗暗地对我说，尽管将军给她以“正式”夫人的地位，但她在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只是第二夫人之下的“第三号”。何况还有一个第一夫人，她的生活就更为惶惑不安了。

葆贞的痛苦是很深的，有一次她对我诉说时，放声大哭起来。她边哭边说：“虎城要是不像现在这样有财有势就好了，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两个人在一起过简朴宁静的生活。”

不久，命运果然考验了她，她坚强地撑住了。

夜访“虎”将军（2）

当时，谁会料想到，在她一生的最后几年里会吃那么大的苦头呢?她34岁时，在流放中病死。蒋介石判杨将军终身监禁，把他关在贵州省一座无路可通的深山的寺院里。那个寺院与外界完全隔绝，周围还派兵严加警戒。葆贞自愿陪伴丈夫，在那里过流放的生活。但是，她年纪轻轻便死去了，并没有看到杨将军一生的可怕结局。将军是1949年被蒋介石下令处死的，恰好是在共产党的军队逼近集中营的前几天，杨将军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星期。蒋介石以“人格受辱”为理由，不知处死了多少无辜人士，作为基督徒的他，曾想过这些事实吗?？

人不能预见未来的祸福，真是幸运之至。在西安的那个晚上，当我们一起度过午夜之时，正是葆贞人生的最盛期。她并没有中国上流妇女特有的纤细和优雅。她穿贵妇的衣着，看起来却像老百姓的女儿。她的眼睛又圆又亮，孩子气的脸显得很活泼，真难相信她已有三个孩子，而且还是妊娠之身。因为我和她的年龄几乎相同，不久便成了朋友。

在神秘的“紫禁城”的正中央有一个大厅。厅内铺着中国制的高价地毯，陈设着名贵的艺术珍品。当我置身其间时，仿佛觉得自己在一个东方君主的宫殿里做客。然而，我们坐着的沙发却是外国货，确切地说，是上海的外国厂商造的。那些透明的瓷盘盛着精选过的各种各样的水果，亮澄澄的十分悦目。新春时节，西安不大有水果，那都是从沿海地区运来的。我还注意到，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中国一般习惯用来奉客的茶，而是咖啡。显然是杨想让我们看看，这里的人是通晓外国习惯的。

我对一般的客套话和询问我身体好吗之类的问题，能用简单的中国话回答，也只限于此，在这以上就无能为力了。为此，除保持沉默之外，别无他法。但我尽力理解当时谈话的内容：炳南拒绝了将军的提议，这个问题的核心被我抓住了。

他们争论的问题是：炳南准备明天便搬到大莲花池街的家，而杨将军极力表示反对。我很有兴趣地倾听他们的辩论。将军认为，对一个外国妇女来说，在缺乏现代化设备的中国老式宅第里是不可能生活的。他要我们两人继续住在旅馆，费用的问题不用担心。他又说，这个且不谈，现在?们手头不大方便吧，说着他好像是把钱递给了炳南。

对人慷慨，是杨将军性格中固有的一面——对这一点，不久我看得更为清楚。可是，他的慷慨却每每被人利用。中国哪一个掌握军权的人都是这样，杨也不例外，他被一群酒囊饭?包围着。那些人倚仗着与杨有亲戚关系而在他的“宫廷”里取得地位。杨不通文墨——他出身贫寒，没有念过书，又不愿让人知道，怕失面子，对他的“秘书们”提出的各种所谓计划，全都签名同意。就这样，在执行计划的名义下，各种巧立名目支出的金钱，都被那些狡猾的家伙中饱私囊了。

杨当然不是那么愚蠢，看不透那一伙人的诡计，但是，他认为出于体面，对钱财马马虎虎、出手阔绰是理所当然的。炳南却从来没有占过杨的一文钱，也没有利用过他的关系。这大概是杨对炳南抱有明显的好感和敬重的理由之一吧。事实上，炳南的正直和廉洁也是罕见的。

对杨将军让我们继续住在旅馆的提议，炳南拒绝说：

“内人对中国的生活并不抱有幻想，在德国时我和她已谈清楚了。她完全同意搬到我家里去住。”

听炳南这样说的时候，将军显得颇为惊讶。

杨将军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炳南的话。我们竟然对将军的建议加以拒绝，实在是非常大胆的行为。这一只“虎”，大概还不曾有过受人反对的经验哩。后来，我好几次看到，那些被称为大人物的先生们，在将军的面前，为他的威势所慑，战战兢兢，竟连话也说不清楚。

第一个晚上的争论以悬而未决而告终。杨将军是不可能让人说服的。而且，不久就会证明，他坚持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1）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

用欧洲的观念来看，我们在大莲花池街的住处是非常不文明的。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每天早晨，男用人挑来几桶热气腾腾的洗脸水，一天要挑好几回。因为，滚滚沙尘一直吹进房里来，不得不经常用热水毛巾擦掉身上的黄尘。此外，夏天天气闷热时，只喝烧开过的热水，最初我也很不习惯，后来才明白喝热水比喝凉水远为消暑。

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西安也有许多公共澡堂，其中设有单间盆汤和大池。单间经常被举家同来的客人包租。但人多，要挨个儿洗。候浴的人便在休息室喝茶嗑瓜子消磨时光。本来，洗个澡花不了多少时间，可是许多人把澡堂当做与朋友会晤或长谈生意经的场所，所以，半个小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

春节临近，澡堂生意奇佳，挤满了人。这并不只是为了除污去垢。原来，按中国的习惯，在过年之前，欠债的人只要能避开债主，还债的期限便可以延长，直到五月端午节，甚至六月为止。为此，公共澡堂的大浴池，便成了避债的理想地方。要在光着身子的许多人中间，找出存心避债的人，确实不容易。

妇女到澡堂，一定有丈夫或家人做伴，否则，可能就被误认为到澡堂拉客的妓女。

最初，对我来说，比没有浴室和自来水更为痛苦的，是没有所谓“卫生设备”。连在德国农村常见的木板搭成的简便厕所也没有。人们都使用有木盖的黏土制马桶。这种最常见的用具，只要放在房间的一角便可。所以，没有能力设厕所的家庭都用马桶。连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马桶的用户也有好几十万。

在中国，马桶里的粪便是颇为值钱的。早上，清粪的人拉着臭气熏天的粪车来收粪，然后把它卖给农家做肥料。女佣们在路旁用刷帚刷洗空马桶的哗啷哗啷声，成了中国清晨生活的典型旋律。

和中国所有的商贩一样，清粪夫为了让人们知道自己已经来了，边走着边用一种独特的声音呼喊。最初，这种尖叫的声响常常使我从清晨的酣睡中惊醒。我想，这种听了令人打冷战的凄惨声音，大概是清粪这种卑微职业所使然吧。但是，炳南告诉我，清粪是一种很赚钱的买卖。

初时，我被令人不快的马桶弄得烦躁不安。那时候，我还没有在中国的农民中生活过，根本不能想象他们的生活。后来，我这个生活上的大问题，终于用特殊的方法得到了解决。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公园。一位进步的市长在这个公园里盖了一个公共厕所。但是，市民并不像小说《古?萧梅尔》①里的村民那样，把厕所当做一种进步的事物而兴奋异常。在西安，这个式样不错的小厕所被人们所漠视。人们就像完全忘记了它似的，无论男厕或女厕，我一次也没有看到有人进出。于是，这个有用的厕所也就成了我的专用品。我实在要好好谢谢那位进步的市长哩！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2）

在中国的西北部，大多数家庭是男女分开吃饭的。我丈夫的家也是这样。中国的膳食，根据收入和家庭人口的多少而有所区别。菜和肉盛在盘子里，放在圆形的饭桌中间，用筷子夹着吃。最先吃的是家里的男人。吃到他们嘴里的，当然是最好的了。妇女和孩子们吃到的已是残羹剩饭。

公公对我是例外，让我和男人同桌吃饭。最初，我感到不大

①法国作家G·萧威利亚1934年的作品，以幽默的笔调描述一个种植葡萄的村庄的生活。好意思，但又不能违反公公的决定。他对我这样优待，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妇女，在他的眼里，我是一个“学者”，因而可以享有只有男人才有的权利。

因为公公尊重知识和学习，他还给了我一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特权。他让我每天几个小时待在房里不受干扰，进行自学。中国的房间没有锁，人们也没有敲门进房的习惯。中国的布鞋底走起路来又没有声音，有人进房里来也不知道。如果没有公公给我的特权，不管有事没事，总会有人要进我的房里来，那就不胜其烦了。

学习中文书法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公公要家人们注意，不要妨碍我。对这种照顾，我实在高兴得连公公也难以想象。其实，我需要安静的环境，并不只是为了学习。首先，我要安定一下情绪，以应付生活的急剧变化。这一点，炳南是不能?助我的。他几乎整天都在外面，和老朋友们联系，和杨将军促膝长谈，有时陪同杨将军去视察，忙个不停。

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桌上度过的。我在描红簿上反复地认真练字——在一个个格子里，一个个字地写。通过反复练习，从简单的点线构成的字开始，到写十画乃至十五画以上的复杂的字，我学习中文书法共通的笔画顺序。如果不领会这种笔顺，写出来的字就会大小参差不齐。

中国人认为，优美的书法比任何形式的画都要美。在书画店，如果说要看最好的画，店员就会立即领?去看字画的挂轴。那些字轴，白纸黑字，跃然纸上。现代的中国人已不用毛笔，多用自来水笔和蘸水笔，而以自来水笔为主。我却还像小学生一样用毛笔练字。用毛笔写的字可以看出笔顺是否正确，不用毛笔就不能判断。书法上笔顺的重要，并不亚于构成文字的点线结构。

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教养的标准，是看这个人认识几千个字。掌握几门外国语固然十分难得，但是要成为有教养的人圈子里的一分子，首先要会读、会写中国字。

我的妯娌玉英（1）

我的妯娌玉英

我的中国话能够很快进步，完全是玉英?助的结果。她很有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当我用错一个字时，她马上帮我更正。

玉英在西安上过女校。当我听到她说学校就像天堂一样时，感到非常惊讶。

她对我说：“我在学校里很自由。评定一个人，学校是以成绩做唯一的标准。不像在家里，按辈分来定地位。在家里我是无能为力的。”

这不只是玉英一个人的见解。许多中国妇女都对我说，离开学校之日，便是她们悲伤之时。因为她们要重新回到狭隘的家庭小圈子里去，对“老太太”（即祖母）或父亲唯命是从。至于婚后在婆家做儿媳，那就更难了。

大多数学校设有女生宿舍。有钱人家和那些希望女儿能接受学校教育的进步家长，都让自己的女儿住校。这样，这些志同道合的同龄女子，便和像神灵一样备受尊敬的教师们一道，共同生活几年。

后来，当我自己也在中国执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为什么教师会受到莫大的尊敬。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他还引导学生追求新的理想，企求民族的独立和昌盛，从儒家的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

妇女婚后也不停学，是很少见的。后来我才知道，炳南的大哥准备和玉英结婚时，玉英曾坚持婚后要继续上学。

大哥和玉英认识时，玉英才14岁。她是孤儿，从小住在陕西省西部的一个小县城，由有钱的亲戚抚养成人，并在当地的学校里上学。当时，大哥是陕西省军队的上尉，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他父亲的挚友杨将军。作为这个县城的驻防军指挥官，大哥有权征用一户上等人家的房子做住所，那正好是玉英寄养的那一家。玉英的养父母发现，这个年轻军官对他们的养女的兴趣已经超过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因而感到惊恐不安。但她的养父母没有勇气拒绝大哥的求婚，因为在中国，掌握军队和武器的人是可以无限制地行使权力的。至于文官，是不能查问、惩罚他的。

养父母劝告玉英不要违背驻防军指挥官的意愿，但玉英却执意不从。家人责难她，如果只为她个人考虑，可能会招致全家的不幸。

“我曾经考虑过自杀。”玉英含着眼泪对我说。

“当时我想，这样年纪轻轻的就离开心爱的学校，被家务和家庭生活束缚，实在是非常痛苦的。结果，我还是屈服了。但我提出一个条件，让我继续上学。”

“那时候，你知道大哥已经结婚了吗....??？...??”我问她。

“不，他什么也没说。我是婚后好久才知道的。”

对生性诚实的大哥来说，向玉英和她的养父母隐瞒已婚的事实，一定是很不好受的。但因为大哥爱玉英，他怕如果以事实相告，求婚就会被拒绝。

我的妯娌玉英（2）

大哥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16岁时，就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结了婚。而他梦寐以求的妻子，却是能读能写，能与他一起为新的理想战斗和献身的妇女。

大哥和玉英结婚后，还是没有勇气把事实告诉她。他们两人住在这个驻防的小县城里，日子过得很是称心如意。尽管玉英最初讨厌结婚，但对这个于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她终于从内心深处爱上他了。

可是，大哥接到奉召还乡的命令后，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刻便日益迫近。大哥带玉英回到故乡的老家，在那里，玉英和他的元配夫人相见了。

“最初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玉英坦白地对我说，“那个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妇女，竟是大哥的妻子。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是多么痛苦啊?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妾??大哥的不诚实，使.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妾??大哥的不诚实，使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妾??大哥的不诚实，使我万念俱灰，很长时间不和他说话。可是，他发誓说，除了我，不再和别人一起生活，决不使我受气，一定好好待我。”

“那么，大嫂对?的态度怎样呢?”我内心充满同情地问。？.........??”我内心充满同情地问。“她也绝不是那么好受吧??？?”

“她人倒亲切，也没有要我屈从于她。大哥告诉我，她也是旧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他不能简单地把她逐出家门。”

大哥的元配夫人后来对我诉苦：“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把我许配给大哥了。要是说我没文化，没教养，笨，那是真的，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的丈夫有合意的女人，我还要？............??我的丈夫有合意的女人，我还要把妻子的位置让给她，谁能够体谅我是什么心情啊?”她和玉英？...??”她和玉英一样，说话时眼泪盈眶。对她的话，我实在无法回答。玉英她们的命运，在当时的中国，正是千千万万妇女命运的写照。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青年们努力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但是儒家的家庭制度抵制他们的攻击。因此，年轻男子反抗强迫婚姻的方式仅限于和自己选择的第二个妻子结婚。只有极少数能有勇气和家庭决裂，不顾社会习惯势力的反对，而与第一个妻子离婚。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1）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

家里人对我每天到外面稍作运动，感到很不理解。有时，我散步时顺便买点儿东西回来。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无目的地逛逛而已。

“?为什么不叫?人力车呢?”玉英问我。“或者，?告诉用.”玉英问我。“或者，?告诉用”玉英问我。“或者，?告诉用人，让用人去买不好吗？”

我在天气好时外出散步已经使家人惊讶，天气不好时仍然外出散步，更使他们感到不可理解。我想让他们明白，长时间坐在书桌旁之后，活动活动对身体很有好处。但这只是徒劳——他们总认为我喜欢散步是显示外国人的与众不同。

当时，西安市的人口约25万，住房几乎全都是平房，居民的住处很分散，城内也有许多空旷的地方。西安市的布局和北京相同，街道全都是南北、东西向的直街。主要街道是北大街、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它们的交叉点便是市中心。外地人到西安问路时，西安的市民不说向左走，向右拐，而是像北京人一样，说成朝西走，往北拐。

天气好的时候，街道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休憩所和办事处。商店和饭馆之类的店铺一早就开了门，收起夜间闭店时用的门板，卷起铺盖，准备客人光临。这些店铺没有一定的营业时间，为了招徕顾客，从早到晚都开着门。

每天，街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估计，那种拥挤程度是欧洲不能想象的。士兵、挑夫、人力车夫、苦力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2）

我常到西安东面的碑林散步。碑林，石碑林立，绵延排列。那数百个石碑，已成了历史文物。碑林中最有名的是景教的石碑。这块黑色的石灰岩上的碑文，刻于公元789年，它记录了景教派基督徒在西安的活动。

石碑上不仅刻着字，还配图镶边。真可谓图文并茂，生动优美。

我还喜欢在文庙徜徉。文庙是纪念孔子的庙宇，高高的围墙挡住街上的噪声，庭园里古柏参天，荫影蔽日，静穆无比。孔庙不像其他佛寺，没有供设常见的神像和鬼怪。它那黄澄澄的屋脊，和像意大利蓝天一样的晴空相辉映，显得轮廓分明，充满魅力，令游客为之倾倒。

我还到过西安的一所大清真寺。它的外貌和中国的寺庙很相像，大殿的房顶很高，屋柱粗大。院内占地很广，空旷处中国式的石碑林立，纯是中国色彩。只有在朝向麦加①的礼拜堂内的一个小厅，才用阿拉伯文刻着《可兰经》的经文。因为那个小厅是“女人止步”的，我也不得其门而入。

偶然，杨将军夫人谢葆贞约了我，乘小汽车去郊游。下午，我们就在某个寺院的凉爽的大厅，或在优雅的园亭里，愉快地谈天说地。这些园亭都有巧夺天工的长廊小桥相连，原来是宫廷的所在。李太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都曾咏叹过这里的胜景。

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连树影也看不见，蓦地现出绿洲一角，便是临潼。临潼是大山脉脚下的一个小城。那里，在骊山的山坡上，有孔子时代就有的硫磺温泉华清池，离宫的宫顶和殿堂在山中清晰可见。唐朝一个皇帝的妃子杨贵妃曾经在这里住过，她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美人。中国的史书，把唐朝的没落乃至灭亡的原因，都归到杨贵妃的身上。当时，皇帝被叛军逐出皇都，在逃亡的途中，部下要求皇帝把他宠幸的美人处死，皇帝不得不答

①麦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出生地。应了。杨贵妃是在离宫的一座建筑物里自缢而死的。

杨贵妃的故事为中国人所熟知。它成了许多历史小说和戏曲的题材。

这个曾被杨贵妃享用过的温泉，至今还遗留着，因为疗效甚佳，吸引着众多游客。许多个盛暑的下午我们都是在这个温泉胜地度过的。几个月后，临潼这个小城便闻名全国。那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从西安到临潼的温泉疗养，在此被捕。

炳南的病

我们到达西安数周后，在德国从不生病的炳南，患了严重的咽喉炎。经省立医院的医生注射后，高烧虽然暂时退了一些，但病情还没有好转。

说实话，我不太信任西安的医生。当我听说一位美国记者和一位美国医生要到西安来，便起了一个主意。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炳南安心静养，直至痊愈。但这首先要说服炳南。而要说服他，我想医生的话比我说的要有效得多吧。

我和这两位美国人在杨将军处相识。那位记者叫埃德加·斯·?斯诺，他后来是《红星照耀中国》①一书的作者，并因此而出名。书中记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事迹，这本书至今还很有教益。斯诺是个给人印象良好的年轻人，我们和他相见时，他正在访问杨将军。杨将军为这两位美国访问者举行了茶会，炳南和我也应邀参加。杨将军不懂英语，他虽然有正式的译员，但他对译员和外国记者都不信任，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我们出席并为他作翻译，他

①中译本名《西行漫记》。是会非常满意的。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3）

斯诺在国外听说过我的事，他这次特地请有名的研究中国语言的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维多福格尔写了一封介绍信来见我。维多福格尔的信中说，请尽可能?助这位事业心很强的采访记者，我后来才知道，他想进入红军控制的地区。他是第一个采访红军生活的记者，他的尝试成功了。中国的内战，在1936年的夏天仍未结束。斯诺为了保守秘密，并没有对我们透露他的计划。因为他是在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宫廷”里和我们见面的，而且这个将军正在“讨伐”红军。后来，我们常常笑着谈起这一段捉迷藏游戏，因为当时不只是斯诺，炳南也和红军在西安的密使保持着秘密的联系。

我并没有和斯诺长谈。对我来说，和他的同伴乔治·哈德姆·.??哈德姆医生谈炳南的病情更为重要。哈德姆医生的中国名字马海德，更为人们所熟知。这位叙利亚出生的美国人是个友好的青年，在瑞士学医。他曾在上海开业，当过两年医生，但他觉得意义不太大，因为他来中国的初衷是为了?助众多的患者，特别是想参与扑灭可怕的传染病。他从一个中国青年的口中得悉“苏区”生活的实际情况后，立即下定决心，不惜一切，甘冒巨大风险，把自己的医学专长献给共产党人。

他到陕北以后，就用马医生这个名字。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他留在红军中，现在仍住在北京，担任卫生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他诊断的结果，和我原先的想法一样。他认为炳南必须卧床四周，此后还要在家里静养四周，不能外出。他再三叮嘱我，要遵照他的意见去做。

炳南的病，给杨将军一个旧事重提的机会，他坚持说，现在非搬家不可了。当他让我们去看他的新居，同时也是他为我们预定的住所时，我不能再拒绝了。我在他新居的景色优美的庭园里漫步于百花盛开的路旁和小池边，心旷神怡。我不由得这样想：要是每天在这个天堂一般的地方生活，该多么好啊?！

杨将军建议我们住在新居的二楼。他说，他并不是舍弃“紫禁城”内的官邸，只是在想换换环境、休息一下的时候，到新居来住上几天。

我们两人长谈一夜的结果，是对杨将军提出一个新的意见。在新官邸的花园里，有一排平房。我们看中了这排平房，是因为它自立门户，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比在二楼住要好得多。杨将军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连搬家的日子也定了。

搬到新的地方去，我是高兴的。可是，和家人们分离却使我感到难过。和玉英分手，我也很不好受。但是，我预定今秋就要分娩，为未来的孩子考虑，我们新居的庭园是多么好啊，在这牧歌般的小房子里过和平恬静的生活，多么令人向往?！

但是，好梦难圆。我们等待到的不是安稳，而是不安；不是居家的平静，而是政治的动乱，最后终于爆发了战争。可是，在1936年的夏天，谁能预测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

将军的官邸（1）

将军的官邸

即使是再简单的家庭，搬起家来也是够麻烦的。为此，找了一个人帮助我，他就是我的第一个中国用人夏得胜。

夏得胜出生在与山西相邻的河南省，约20岁。他人颇机灵，不过，一开始他对给一位外国太太?佣感到惶恐不安，后来却成了我的很好的?手。我和他的共通之处是，两人都喜欢做自己没有试过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对新任务也毫无经验。

当时，用人除了很低的工钱之外，别无要求。所以，城里的中产阶级和农村的富裕家庭，都雇有用人。很富有的人家，还给每个孩子各请一名保姆。有五名或更多的用人的家庭也并不罕见。

用人中厨师的收入最好，买东西时还可从中捞点油水。厨师有权雇用和解雇其他用人，监督他们的工作。

夏得胜这个人，的确不能用德文意义上的“用人”去看待他。他不是天生的“标准”用人，也不是卑躬屈膝的奴隶。他是个乐天知命的人，只要能有三餐一宿，便心满意足了。因为在他的一生中，曾有过为食宿担心的日子。

我们不久便知道他很能睡。一办完事，他便呈大字形躺在床上酣睡，即使白天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大声地叫他的名字两三遍，他才睡眼惺忪地答一声：“哎?”夏得胜做事的时候，总是哼着河南地方戏的调子。河南梆子是古典戏曲的一个变种。这一点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很相似：一般民众都熟悉戏中的曲调，不管是谁，哪怕是文盲，也会哼很多调子。

我们的家有两间房。一间不太大，另一间却又大又长。大间因为家具少，显得空荡荡的，我就用盛开的盆花加以点缀。在西安，不论什么季节，所费无几便可买到这种盆花。把盆栽的花木移入彩色的大瓷缸里，可放在地板上做装饰。那时，插花刚刚从欧洲传入沿海城市，西安还没流行。举世闻名的中国花瓶，多半成了单纯的装饰品，空荡荡地放在小茶几上或地板上。

中国老式的房间，不用窗帘，一般都是用不透明的宣纸贴在窗户上。可是，我们家都装上现代化的玻璃窗。我虽然不习惯，也只好自己缝制窗帘。墙上挂着一对轴画，画的是一只伏在花枝上的昆虫，笔触细致，栩栩如生。我们的新居布置得令人觉得心情舒畅，赢得了客人的连声赞扬。我被大家公认为“室内设计师”，而且竟然要接受客户的委托。我的第一个客户是杨将军。杨将军到我们的住处仔细看过后，要求我负责他新官邸的室内设计。他让我全盘负责，尽可能设计成现代化的、西欧式的。

接受的这个任务，并不特别困难，因为费用是不受限制的。使我头疼的是墙上的饰画。我找遍了整个西安，只能找到一些彩色风景画。这些画五颜六色，令人看不上眼。虽然将军可能会对这些画感兴趣，但我实在不能把它们当做西欧文化的样板来用。于是，我选定中国的轴画做装饰。在他的卧室里，我替他挂了一幅和他的名字相应的虎。他对我的这一设计感到疑惑不解。

将军的新官邸布置完毕后，就在这里开会，接见客人。幸而我们住在花园中的小平房里，没有受到干扰。但有时将军居家时，警卫森严，从大门进入官邸，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天，我远足归来，走到大门边，平日上年纪的看门人不见了，却站着几个粗野的士兵。他们对我说，这是将军的官邸，不准入内。我告诉他们我就住在官邸里，他们似乎觉得我在开玩笑。这时候幸而来了一位秘书，他连忙向我赔不是，送我进去。士兵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他们大概以为，“虎”将军又娶了个外国人做妾，藏在这所新房子里吧。

不只是士兵们这样想。有一天，我接到一位美国记者的信，他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作为中国军阀的妾?是如何生活的，并答应给我优厚的稿酬。后来我才理解这封信的真正意思。记得有一次，在杨将军处和那位美国记者见过面，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在军阀的“宫廷”，在中国的将校之中竟然夹有一个年轻的欧洲妇女，使他感到很奇怪。当时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如实回答道：“就在这所房子里。”这个回答足以使这位以猎取奇闻为职业的记者编出一则富有刺激性的新闻。

将军的官邸（2）

我们安闲地在家里生活的日子并不长。炳南在家养病的后期，来探病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弄得我们连一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也没有。这大概是因为客人们知道我彬彬有礼，不会断然拒绝他们见炳南吧。

在中国，会客时间是不一定的。客人什么时候来，都会受到亲切的接待；只要高兴，很晚才走也没关系。来客越多，主人的社会地位就越高，越显得有威信。这种访问不只是寒暄式的交谈。

探访炳南的客人，动机不一。有的是对炳南久别归来表示欢迎，有的则想听他谈谈德国的事情，或者是征求他对当前政治的意见。此外，有的人是想续老朋友之情，有的则想和他这个备受杨将军信任眷顾的人物拉拉关系。那些和炳南拉关系的人，希望弄个好的差使，或者捞点油水。他们期待炳南照顾远亲近戚之后，也给他们分一杯羹。

炳南在新居静养结束后的头一周，客人蜂拥而来，使他应接不暇，他对我这样说：

“这些客人使我想起从前认识的一位将军的母亲。她接见来客时就问：‘?想要地位，还是钱??我真想也这么做，这样可以使？............??’我真想也这么做，这样可以使我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

很少有客人偕夫人一起来访，再说男人们不欢迎妇女参与他们的谈话，所以我总是奉茶后便告退。

“少帅”——与西安告别（1）

“少帅”——与西安告别

从表面上看，1936年的夏天安然无事。但表面的平静是虚假的，实际上是暗潮涌动。能看透政治舞台内幕的人，便可以预见到：戏剧性的事件就要发生了。

受到中国西北部最有权势的人信任的，只有寥寥数人，炳南就是其中之一。他和戏剧性事件的开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搬到新居还不到一周，一天夜里，被砰砰的敲门声吵醒了。

“将军有话对你说，请马上去。”

这样的情况，此后成了常事。杨将军睡不着觉的时候，便派士兵叫炳南去促膝长谈，讨论政治问题。杨将军要处理的事务很多，常常夜不能眠。这时，蒋介石命令杨将军和东北军最高指挥官、被称为“少帅”的张学良，对红军采取断然行动。新的作战行动要在年底展开。

我在杨将军家里举行的晚餐会上，认识了这位少帅。因为他喜欢说英语，所以我破例地被邀作陪。

尽管张学良还很年轻，但他已经体验过人生的波澜起伏。1928年，手握大权的张作霖被日本军队暗杀，娇生惯养、放荡不羁的张学良继承父任，成了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东北的统治者。由于受损友的影响，他染上鸦片瘾；身边的人也都是贪官污吏和酒囊饭袋。如是过了几年，这位少帅被外国的报纸和国内舆论视为花花公子。尽管他早已戒绝鸦片，开始了新生活，但国内外舆论对他的看法仍未改变。

1931年，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不发一枪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军队。几年之后，张学良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对付红军。他愤而抗命，开始时这种反抗并未采取公开的形式。张学良的部下，和张一起过斯巴达式生活的青年军官们说服了他，与其和红军打仗，不如谈判为好。

1936年夏天，得到张学良的默认，共产党的代表数人来到西安。对此，炳南是了解的。其中一位代表还访问了我们，传达了毛泽东对我们的问候：“毛主席欢迎?们回到中国。”这时，我们到西安才数周，由此可见共产党情报机关能力之强。

和红军谈判的成果是，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是，不能肯定能否使蒋介石停止执行他长年的反共路线。

9月，因为少帅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匆匆结束了牧歌式的生活，离开西安去上海。这次去，原先没有计划，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后来，朋友们问我，?的儿子为什么在上海而不是在西安出生?我答道：“那是因为张学良牙痛的缘故。”朋友们都笑而不？........................??我答道：“那是因为张学良牙痛的缘故。”朋友们都笑而不信，但事实的确如此。

事情是从牙痛开始的。不知道是痛得实在难忍，还是军阀的兴之所至，张学良用专机从上海把三名外国医生接来，尽管当时西安也有几名中国牙医和一名年轻的外国牙医。在我看来，大概是只有那三名外国医生才能够使张学良放心吧。

富裕的中国人不仅一有机会就给自己的朋友们送礼，而且还让他们分享必需的或者舒适的设备，这已成了一种习惯。杨将军不能算是病人，但身体经常有些欠安。他自己并不把这当成很严重的一回事。少帅既然花了不少钱，请来三名美国医生，他便让他们也替杨将军治病，心想他们大概能治好杨将军的病吧。

杨从来没有看过西医，对这三名美国医生的检查治疗很感谢，但又觉得不可思议。医生们并没能很好地诊治他的病。杨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最清楚，而且感到不安。他同意到上海的疗养院继续接受治疗，并不只是健康上的理由。以治病为理由到上海，名正言顺，免得受蒋介石猜疑。暂时离开充满紧张空气的西安，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妙着。到上海他可以比较容易和思想一致的抗日人士建立联系，南京政府的特务大概不会想到去监视疗养院和探望病人的客人吧。

与杨将军同行的，除夫人和几个用人外，还有副官、秘书、仆役及一大?闲人，总而言之，凡是属于一个军阀的宫廷王国的诸色人等，统统都跟着去了。本来，将军希望炳南同行，因为我预定在10月下旬分娩，炳南不忍留我一个人在西安，所以他没有同行。

“少帅”——与西安告别（2）

杨出发后，我们的家清静得出奇。炳南也有时间在大花园里散散步了。这时才感到，这个大花园的花果是为我们而栽的。珊瑚色的柿子，浓绿的石榴、枣，各种各样的梨，都正是盈熟的时节。我们乐融融地住在这个小天堂里，谁也没来打扰我们。

可是，才过了几天，就接到杨将军发自上海的第一封电报。杨将军热切地希望炳南无论如何也到上海去。接二连三，到后来几乎每天都接到一封提出新建议的电报。杨将军知道炳南不想把我一个人留在西安，便建议我们两人一起去上海。

中国的农历八月十五日（约在公历的9月中旬至下旬之间），我们一家团聚欢庆中秋。中秋是中国民间的三大节日之一，对我来说，凉爽的中秋比寒冷的春节和炎热的端午更为畅快。

在银色的月圆之夜，我们一家人在炳南家的小花园里共赏中秋明月。一张张小桌子上，放着月饼和小瓷酒杯，杯里盛着陕西有名的特产凤酒（用蜂蜜泡制的一种甜酒）①。西安秋夜的凉意，颇似德国的夏夜。我们把酒赏月，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吟诵以秋月、美酒、良友、惜别之类为题的诗歌。

公公微笑着和我碰杯，祝我身体健康。他充满感情地说：“早一点回来??生一个女孩子就好了，我真希望有个孙女。家里添！.....................??你生一个女孩子就好了，我真希望有个孙女。家里添丁，我真高兴。”

①凤酒是用高粱酿造的一种白酒，因加用蜂蜜泡制而成为甜酒。

虽然后来我生下的孩子不是他所希望的孙女，但他对我并没有任何不满，对他的孙子也一样的非常宠爱。

中秋后两天，我们便动身往上海去。我打点了行装，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忠实的夏得胜，临行时还嘱咐了他一番。我是不忍离开这个家的，但当时我还不知道从此不再回来了。失去自己收集起来的心爱之物而毫无惋惜之意，这一点我在当时还做不到。后来，再多、再大的损失，我也能够做到不叹息、不流泪，处之泰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最先把这教给我的，不是别的，而是战争和中国朋友们。

王安娜和祖母、母亲、弟弟

王安娜和母亲（左一）、姨妈（左三）、弟弟、王炳南

王安娜、杨秀峰（左二）、王炳南在北京重聚（1979年）

王安娜、王炳南（1935年，柏林）

王安娜、王炳南（1935年，柏林）

王安娜、王炳南在西安（1936年）

王安娜写的中文歌曲歌词

中国东部之行（1）

二上海

中国东部之行

一个秋天的晴日，我们在西安车站等候出发。初次到达这个车站，也只是五个月前的事。等了一会儿，我们便登上列车，离开西安了。巨大的城墙渐渐远去，列车驶过坐落在山脚下的风光明媚的小城临潼，在华山山麓的狭道上行进。华山的峰顶，高低起伏，有如锯齿；阳光辉映，十分壮观。

列车驶抵黄河拐角处的古代要?潼关，便是杨虎城势力范围的尽头了。从河的对岸开始，一直到内蒙古辽阔的沙漠地带，是阎锡山将军的“帝国”，许多年以来，他是那里主宰一切的土皇帝。他曾和好几个军阀较量，数年之前还和蒋介石打了一仗。但是，每一次都按古来的俗例，双方以妥协告终。

列车进入河南省，我们便看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从这里起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尽管河南省土地肥沃，但这个地区缺雨则旱，雨多则涝，不时发生周期性的饥荒。荒年时，数十万人向西逃荒，但其中的大部分农民，又重新回到往往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保证的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遇荒年时，则又外出逃荒。如是往往返返，已经成了习惯。

从西安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徐州。我们在徐州不得不和舒适的车厢分手，换乘蓝色特快列车。这种列车在20年代因遭强盗袭击而闻名于世，后来还被拍成电影。

经过长时间的旅途劳顿，我真想稍微活动一下身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结果却不得不在一家饭店里度过候车的时间。从西安出发后，我已经习惯于被其他乘客盯着看，也习惯于听他们像互相传递口令似的，一个传一个地叫：“洋人?”但是，当我走！.....??”但是，当我走在徐州狭窄的街道上，被看热闹的人们团团围住时，实在是感到有点儿太过分了。

幸而在此后的旅途中，并没有发生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我舒了一口气，心想大概可以平安无事到达上海，生下腹中的孩子吧。

第二天一早，我眺望车外的风光，虽然一晃即逝，却很有魅力。与昨天还是一片黄土的单调景色截然不同，窗外处处是浓淡相宜的苍葱绿野，水田、竹林相连不断，到处可见潺潺流水。即使把中国西北部所有的河流、湖泊、池塘和沟渠汇合在一起，也不及绿茵遍地、丰盈肥沃的江苏省一省水量之丰。数月后，孩子的保姆初次到中国东部来，她和我乍到江苏时的心情一样，被江南的富饶骇住了。保姆一而再、再而三地赞叹：“水?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水........................??！.......................??如果陕西也有这么多的水，我们的日子可就好过多啦??！?”

大多数的河流和运河都修有坚固的堤坝。在车上，可以看到大得出人意外的各种颜色的帆，在绿油油的田野的河道间穿行。帆下的船体部分被堤坝挡住，没能看见。

到处可见村民和房屋。相邻的村落就像一条长链子，互相牵连。可是，它们并不像西北的村子那么密集地被围在土墙里，而是择地而居，各得其所。那些粉刷成白色的房子，每家前面都有一个茂密的小竹林，绿白两色相映成趣。

东部和西北部的田野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土坟奇多。在活着的子孙们本来就不多的耕地中，墓地占去了相当一部分。在西北，我从车厢里往外望，只见无数圆形的土坟，全无装点，任凭杂草丛生，在平整得很好的农田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个耸立着的据点。东部就不同，在肥沃的耕地里，一座座石墓，建得有如小房子，和美丽的风景倒很融和，但这种对肥沃土地的毫无意义的浪费，却比西北更甚。

中国东部之行（2）

活着的人受死人的牵累，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根深蒂固的。要打破习惯势力，改变这种状况，是将来的政府的一个大问题。这种习俗，在中国已沿袭了数百年。把客死异乡的尸体运回故乡埋葬，尽管对遗属是一种莫大的负担，但已成为无可推却的义务。上海竟然有好几家经营棺木运送的大公司，其业务就是接受委托，代为保管因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未能运回内地故乡的棺木。

在今天的中国，墓地风光见不到了。可是，从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诞生起，为了打破这种旧习惯势力，曾作出过多少努力，耗费过多少时间啊?现在，丘陵状的坟墓都已平整成耕地，新的墓地则仿效西欧的样式。

列车越接近上海，这种死人占活地的情况就越严重，每人平均的居住面积就更狭小。上海，这个人口比欧洲几个国家还要多的大城市，向四方扩展，吸引了很多谋职的人。上海附近的农村成了它的穷困的市郊，工人、苦力、小手工业者，住在贫民窟里，过着悲惨的生活。

北火车站位于中国人聚居的闸北区。此外，还有“高级”地区即法租界和公共租界。1932年初，中国军队死守闸北，和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当时，日军占领了东北后，把矛头指向上海，但仅限于上海的中国地界。十九路军死守闸北，从此，成了抗日运动的象征。中国军队与外国侵略者作战，并受到上海市民的积极支援，这一事件不但在中国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而且使世界上那些以为中国人对侵略不知抵抗的外国人大吃一惊。

我们是1936年9月来到闸北的，数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现在已经完全变样了。不过，那些用水泥板建成的新房子，大概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吧。对穷人来说，在这些房子里生活和工作，已经算是有活动余地了。

我们到闸北后的几个月，闸北又一次沦为战场。日军把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再次夷为废墟。从此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不只是闸北，许多地方都成了战场。如果和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失去的几百万人的生命相比，闸北的牺牲者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罢了。

在虹桥疗养院疗养

我在往杨将军住处的途中得知，上海这个大城市，实际上是由许多完全不同的小城镇组成的。将军在上海疗养期间，借用了整座疗养院，原先住院的病人全部被转移到别的医院。对拥有强大权力的军阀，大概不能要求他和其他人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吧?！

杨虎城一行住的虹桥疗养院，位于公共租界的虹桥花园别墅区之内。这一带的花园别墅，如果与闸北比较，就有如欧洲和亚洲的差别一样。这里的漂亮别墅都有大花园，而且陈设豪华，格调高雅，它们的主人全都是外国人或中国的富翁。如果不看人力车车夫和肩挑重担、步履维艰的苦力，而只看那优雅的小轿车在柏油路上行驶的话，真想不到这是中国。

虹桥疗养院是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建筑物，它的周围是一大片整修得很好的英国式草地，乔木林立，点缀着多彩的秋色。杨将军和谢葆贞以及他们“宫廷”内的亲信，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衷心欢迎。我们终于又听到久违了的乡音，这种带点粗野的西北方言，听来令人愉快。我很不喜欢上海话，听起来难受。中国的人们——当然，上海人除外——也都说上海话难听。

按杨将军的指示，我们成了“宫廷”的成员，他在许多空屋中拨了一间给我们。尽管消毒的气味和洁白的医院对我来说有些不太习惯，但能够在久违了的沙发床上睡，在明亮的餐厅里从丰盛的佳肴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吃，总算是一件赏心乐事。

最倒霉的，要算是医生和护士们了。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几乎全部身强力壮，与医院有缘的人，只是极个别的。医生和护士们得知我就要生产，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一个模样长得很可爱的护士来到我的床边，把体温计放进我的口腔里量体温。我一再推却也无效。我再三对她说，我现在身体很好，妊娠并不是生病，但这只是枉费口舌。

中国东部之行（3）

后来，我终于成功地摆脱了他们，使这些因为无所事事而苦恼的医生和护士们把注意力转到炳南身上去。不管怎么说，炳南曾经生过重病。为此，将军特别关照，给炳南作一次全身检查。这种检查采用了最新的医疗器具，费用昂贵。检查结果，炳南并没有后遗症，真是值得庆幸。在西安时，我曾要固执的炳南足不出户地在家中静养数周，看来效果是好的。

单是杨将军一个人的医疗费，折合成美金就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而病人对此却满不在乎。他竭尽全力来达到这次上海之行的政治目的。为此，炳南常常和将军一起外出，在疗养院内参加一连串的会谈，每天的时间全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的这些活动，看起来并未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并不期望立即得到具体的成果。他们四处联系，调查对将来的行动有重要关系的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特别重要的是，要对全国各地抗日力量的强弱作出正确的估计，要知道其中有多少能与蒋介石相对抗。到那时为止，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与炳南的忙得不可开交相比，我在疗养院的生活简直有如隐居。但只有一点例外，我们几乎每天都开车去看电影。在我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像初到上海的两周那样，成了电影院的常客。当然，这不只是因为我对欧美新出品的影片有兴趣，而且也是为了陪杨将军。这种娱乐他在西安是享受不到的，现在自然要尽情地观赏一番了。在西安，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不能和老百姓一起看电影的。而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将军可以说是隐姓埋名，他只不过是许多富翁中的一个，几百头“虎”中的一头而已。再说，每天午后的第一场电影，观众很少，特别是我们买的最贵的票，周围的座位都空着。

将军在离开疗养院前一天，挽留我们继续住下去，至少要在疗养院住到孩子出生。我希望能住在普通的住所，而且我们两人都不想在上海待那么长时间，我便向炳南提出，租一间有家具的房子来住。

我们在法租界的莫里哀路——一条小小的清静的街道上，找到一间挺雅致的房子，房东是被称为“白俄”的俄国人。他们是十月革命爆发后逃到上海来的。在法租界，来自俄国的亡命者有好几千人，这里与其说是法国的殖民地，不如说是俄国的殖民地更恰当。

离我们的住处不多远住着一位不寻常的妇女。在我的中国生活中，这位妇女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就是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

救国会（1）

中国西北的晚宴，没有夫人同席的习惯。杨将军却极力主张葆贞和我同席，大概是因为他顺从西方色彩很浓的现代化沿海城市的风习吧。在这类社交场合里，我认识了好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在他们之中，我最有好感的是创立、组织救国会的抗日运动领导人。救国会的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之中有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律师、教师、报刊的编辑以及实业家。中产阶级，在全中国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低，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却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救国会属下的人，并没有军事力量，他们的优点是：无私的爱国心、诚恳的光明正大的态度。他们并不追求个人的财富，过着简朴的甚至是贫苦的生活。他们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失去自由亦在所不惜。

他们的弱点是：影响力仅限于城市，而且只影响到城市里的部分民众。和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城市才代表进步，农村则是落后的代名词。他们忘记了重要的一点：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落后的农村。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把救国会的几位领导人，介?给英国工党著名的政治家斯达福特·克利普斯?士。斯达福特曾要求我·克利普斯?士。斯达福特曾要求我克利普斯?士。斯达福特曾要求我给他引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从事地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人物。

“?们的纲领对农民的状况是怎么提的?”在一次热烈的讨论？.......??”在一次热烈的讨论中，斯达福特问道。

我的中国朋友们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终于，他们中的一位很直率地回答道：

“我们的工作对象首先是知识分子，也就是中产阶级。至于农民问题，由共产党去搞。”

斯达福特?士对我摇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大概已经了解，中国的未来将属于谁

救国会（2）

我在监狱里待了一整天。监狱里相当舒适，甚至看守和警察也竭力向这些不寻常的犯人表示自己的同情。

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中，唯独沈老先生是属于前清时代的人物。当时，他殿试及第，由皇帝钦点“翰林”。

七人中年纪最轻的沙千里先生，是沈老的学生。他最感兴趣的是推广合作社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沙千里在工业落后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全力以赴地发展以合作社为基础的小规模工业企业。

作家、生活书店的主事人邹韬奋，是救国会成员中的著名人物之一。由于积劳成疾，他的身体极差，而且一年比一年恶化。尽管这样，他仍然非常达观开朗。邹韬奋为了扶植中国的年轻作家，发行了《生活》杂志。他本人也是这个杂志的编辑，热衷于发表年轻作家的作品。

他的出版社还翻译了一系列西欧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邹韬奋忘我地工作，对自己日益衰弱的身体却从不照顾。就这样，在1944年，这位天赋奇才终因脑癌而去世。

七名囚犯之一的李公朴，是一位教育家。他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同时在上海的各区举办夜校。小职员、学徒以及所有因穷困而无力求学或继续升学的人都到那里去上学，因为这种夜校只要交一点学费就可以听讲，接受系统的教育。夜校的校址是借用日间的学校或办公室，由与李公朴志同道合的校长们、店主们提供。任教的老师几乎都是义务的。

1937年，我曾在一所这类的夜校中教过英文。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些求知欲很强的青年男女更注意听讲的学生。他们在工厂或商店经过了长时间的劳动后，在发着霉臭、灯光暗淡的教室里连续学习两三小时，这些年轻人的向学精神是多么可嘉。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我实在感到高兴。而且，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最大的收获是，更进一步认识到他们那个阶层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

李公朴现已作古。在抗日战争中，他被国民党的保守派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这是因为他在内地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中等专业学校，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战后不久，1946年7月，李公朴和他的很有名望的同事闻一多教授在云南遇难，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在大街上的。

同囚之中，还有一位年轻富有的工厂主章乃器。他和那些收入低微、经常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好像不太协调，但他的爱国抗日精神并不比他的好友们逊色。日本是共同的敌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这种共同的认识，把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倾向的中国人连结在一起。但他们并不能公开活动，“七君子”的被捕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当时南京政府还紧紧地抱住对日让步的政策不放，而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间，主张与日本和纳粹德国结成同盟的也为数不少。

鲁迅（1）

当时，不只是反政府的政治家被迫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像中国现代卓越的作家鲁迅这样的人物，也是如此。我访问鲁迅，是在10月上旬，地点是在他居住的简陋的弄堂房子里。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他才55岁，但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已是来日无多了。

尽管他不仅是作家、提倡白话文的改革者，而且是学者和导师，备受人们的敬重，但他的著作几乎全都被国民党禁止发表。鲁迅并不是共产党人，他被统治集团视为仇敌，是因为他的言论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对现存社会的不合理予以抨击，对青年影响很大，进而掀起了文学革命。对同时代的作家来说，鲁迅也是一位导师和模范。

鲁迅开拓了新的道路，这不单是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就语言来说，他的作品也和古典文学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古典文学只能被极少数的学者们理解，而鲁迅则用当时被认为是不文雅的大众化的语言写文章，他把长期以来束缚中国文学的封建枷锁砍断了。

鲁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现存社会的假道德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对国家和封建家庭的统治者的残忍利己固然无情揭露，对被剥削者的无知和奴隶性，也毫不宽容。他俯拾中国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和着涕泪，予他们以生命。

我曾和鲁迅谈过他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苦力。鲁迅把他写得活灵活现，使人相信阿Q真有其人。人们甚至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称为阿Q。例如，针对蒋介石以民主主义的外衣来粉饰他的独裁统治，便说：“阿Q也成了民主主义者了。”又如，说阿Q式的人物现在成了革命家了。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本没有阿Q这个人，但阿Q就像真有其人，从一村到另一村，继续他的漂泊生涯。尽管阿Q是他所属阶层的最后的代表者，是封建制度的愚民，但他却不以为耻，反而对旧社会秩序心悦诚服，实在是个自欺欺人的人物。

鲁迅（2）

我对鲁迅说，我最受感动的小说是《祝福》。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有丈夫，还有一个儿子。她在丈夫死后被迫再嫁，因而严重违反了守节的规条。而且，她的第二个丈夫和孩子都先她而死，因而更受到思想褊狭、迷信很深的村人的歧视。她活着没有目标，终日为死后的遭遇惶恐不安。一次，她见到一位学者，便执拗地问他，来生是否可以和那被狼吃了的儿子见面；她先后嫁了两个丈夫，触犯了禁忌，死后阎?王是否会因此而将她治罪，用锯把她锯成两截，等等。

我告诉鲁迅，我在一位中国女朋友的?助下，正开始把《祝福》和他的其他小说译为德文。他极力鼓励我，并希望我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也介?给西方。他自己曾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著名。

此外，还有一个艺术领域留存着鲁迅作为开拓者的业绩。20年代版画艺术在中国得以大行其道，首先是鲁迅提倡的。他把凯绥·.??支的几幅版画拿给我看，并且谈到准备在这位他极力·.??支的几幅版画拿给我看，并且谈到准备在这位他极力.??支的几幅版画拿给我看，并且谈到准备在这位他极力推崇的艺术家70诞辰时写一篇文章。后来，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里，版画艺术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重视。鲁艺的艺术家们遵从鲁迅的意见，以.??支和格洛斯等现代西方艺术家的作品为范例，使中国的传统版画艺术得到恢复和发展。

鲁迅对我说，希望我务必再来一次，以便给我介?那些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我的翻译对象。可是，这个意愿未能实现。我儿子出生的那天，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的千百万同胞同表哀悼。鲁迅不只是伟大的作家和白话文的提倡者，而且是正直的、有勇气的爱国者，他集同胞的尊敬于一身，溘然长逝。

我们的儿子黎明（1）

10月19日清早，我提着简便的行李，要到离家不远的法国人开办的圣玛丽亚医院去时，炳南把我叫住了，他说：“我叫出租汽车送你去。”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杨将军来的，说是有要事相商。我叫炳南不要送我，“?赶紧到将军那里去吧。估计下午或者晚上?能接到医院的电话，时间还早着呢。”

出门时，我回顾了一下我们的住房。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难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吗?也许，和孩子一起再回来吧。？...........??也许，和孩子一起再回来吧。就这样左思右想着往医院走去。途中，分娩前的阵痛，使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路旁停了下来，幸而没有引起来去匆匆、忙于工作或购物的路人的注意，不久终于走到了医院。

孩子是在晚上不到9点出生的。我听到医生用法语说“男孩子”，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儿子。

炳南喜气洋洋地到医院来。给孩子取什么名好呢?和炳南商？..??和炳南商量后决定，由他给孩子取一个德文名，我给孩子取一个中文名。炳南稍想了一下就说，他想把孩子叫做莱茵哈尔特。这是他喜欢读的斯笃姆的小说《茵梦湖》中一个孩子的名字。这部小说有许多中文译本，很受欢迎。

我俩还一致决定，叫孩子时只用他的中文名。在中国，有的人除中国名外，还有一个外国名，供人称呼的外国名，多选用一些似乎好听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习惯，我们却觉得没有意思。这种习惯在留美、留英的学生中很普遍，中国的教会学校学生，自然也不例外。这些教会学校学生的外国名，不只是保罗或约翰，还要加上威灵顿、华盛顿之类的姓。在女学生中，最受欢迎的名字是露丝或钟蒂。出乎意外的是，德国的影响几乎没有，简直找不到一个中国人叫兴登堡........??·.......??李或者威廉..??·.??陈的。

不管怎样，当我看到刚生下的儿子时，还是觉得中国名字对他很合适，因为他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后来我领着儿子去散步，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收养一个中国小孩。归根结蒂，我们的儿子要在中国长大，要使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和炳南尽量使孩子忘掉自己是一个混血儿。混血儿在两种人种之间，结局往往像无根之草。

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中国名字，也不是很容易的。中国人的姓并不多，大概不超过一百以上，所以中国人把人民大众叫做“老百姓”。姓王、姓张、姓李的人有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只有名字可以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做父母的人给孩子取名，只要从收有数千字的字典里找出适当的两个字来就行了。取单名的也不少。

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有通用的名字。女孩子的名字喜欢用花卉、宝石之类的词，或者用合乎女性美德的字。与此相对，则用合乎男性美德的字来给男孩子取名。此外，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或以季节、诞生地为名的，也不罕见。现在，还有“和平”、“跃进”——取飞跃前进之意——之类的名字。

我们的儿子黎明（2）

“白玉”、“月梅”和“铁英”、“永智”这类名字一样普遍，这些名字只是用于称呼，词的原意已荡然无存。这正如德国人听到“特奥多”这个名字，并不会想到它的原意是“神的赐物”一样。

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特地让炳南带了一本字典来，专心致志地翻了一上午。我合意的是Li这个发音，Li什么好呢?Li后面接续的字那么多，我选哪一个好呢?从意义上考虑，.Li后面接续的字那么多，我选哪一个好呢?从意义上考虑，Li后面接续的字那么多，我选哪一个好呢?从意义上考虑，？.....??从意义上考虑，我终于选取了“黎明”这个词。“黎”是黑、暗之意，与“明”合在一起，意为快要天亮的时候。

这是我们孩子的合适的名字吧?孩子出生的时代，正是明暗！..........??孩子出生的时代，正是明暗交替之间。“黎明”预示着新时代就要开始，也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我们的孩子黎明，正如明暗相交的意思一样，不也是隐含着两个种族相结合的意义吗?因而，黎明这个名字也可以解释为？.............??因而，黎明这个名字也可以解释为我从少女时代就信奉的所有种族一律平等的象征。

征求了有学问的朋友的意见，他们认为“黎明”与王这个姓也很相配。于是，炳南和我便决定给孩子取名黎明。当时，并没有出生登记的制度，孩子长大了，对父母亲的命名如果不满意，可以自由更改。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名字并无不满，现在也仍然用着。可是，他大概已想不起，父亲曾给他取过一个德国名字莱茵哈尔特。

只身在上海（1）

我们原先打算在上海过冬，新春重返西安。但天不从人愿。这是因为政治危机的加速比预想的还要快，到12月已达到高潮。

11月，杨将军从西安来电报，要炳南速返。

我安慰炳南说：“这次请?一个人安心去吧。我和孩子留在这里，一样心情舒畅。天气稍暖一点，最晚到3月份，我便带孩子回去。”

炳南就要出发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小房子挤得简直水泄不通。从早到晚，来客接连不断。他们中有教授、学生、作家、编辑。我不知道，喜欢无休止地争论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也许他们仅仅是特别有耐心罢了。

说他们在“争论”，似乎不十分精确。因为我们一般说的争论，是指如果有不同意见就立即发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不同，尽管说话的人兜着圈子长篇大论地说，其他人也都耐心地听。即使说话者在大发谬论，听者也不去打断他的话。直到前者说“我的话完了”，后者才发表意见。

炳南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如何促使抗日运动在全中国热烈开展；南京政府里，哪些人持反蒋路线的立场；和日军交手后，政府军中哪些将军是可以信赖的；国民党的政治家中间，哪些人会和红军对话。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从各个方面认真加以检讨。

炳南走后，变得非常清静。这隐居般的生活，给了我再次学习中文的机会。我以火一样的热情，倾尽全力翻译鲁迅建议我翻译的那几部小说。

虽然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但我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大城市。现在，我幸而总算有了较多的时间四处逛逛。

从表面上来看，上海给人的印象和美国的城市几乎一样。但是，只要踏入外国人很少到的中国人地区，比如走进现代化的大街旁边狭窄的里弄，就会使人产生错觉，如同到了中国内地的小城镇。

走到雕刻樟木的工匠所居住的街道，一阵清香的气味扑鼻而来。在散发香味的樟木上，雕着龙、帆船、宝塔、弯弯曲曲的树枝和老寿星等等，这些雕刻着丰富多彩的图案的樟木箱大受外国人欢迎。

走到中国人的药房，便嗅到一股香味。这里卖的是珍贵的药材。除了各种各样普通的药材外，还有售价很高的兽角、草根和奇形怪状的东西，就像在那些恐怖电影里出现的东西一样。它们全是罕见的珍品。

上海寺庙不多。在破烂不堪的贫民区里，突然出现一道壮观的寺门。门内，庙宇的建筑物就像一座妖魔的宫殿。在大雄宝殿里，仿佛使人感到时光停止了流逝。几个年轻的僧人在金色的大佛像前深深俯首，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捻着手里的佛珠。突然，巨大的铜锣轰响，僧人在香炉里插上已经点燃的线香，带来强烈的气味。

佛像两旁，还有塑造得和真人一般大小的镀金神像。军神关羽的眉毛，和炳南的眉毛一模一样，长而整齐，眼稍往上吊。人称这种眼为“关公眼”，是美男子的象征。在中国，长这种眼睛的人也是不多的。

我的一位女朋友听到我说炳南是“关公眼”之后，在一个几百人的会议上，根据眼睛的特征，认出了炳南。后来，她给我来信这样说。

只身在上海（2）

关于关公，有很多传说。他原来是潦倒的商人，后来从军，保护受压迫的民众，终于成为有名的将军。他死后被尊崇为军神，在庙中受参拜。

完完整整的寺庙很少，大部分都是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用黏土塑造的神像已经倒坍，?头马面的鼻子上红漆和青漆都已剥落。只有善良、慈悲的观音，穿着杏色绸子的洁净衣服，头上装饰着珍珠和银片。参拜观音的妇女，都把一个绯红色的小布袋吊在神坛上，为自己的孩子祈求好运。

黎明满月后，一个暖和的日子，我带他到法国公园去。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由阿妈领着的外国孩子。这些外国孩子不知道人种的差别，很自然地用中国话作为共通的语言。他们对阿妈比对自己的母亲远为亲近，那些仪表斯文的外国夫人们是很少领孩子到游乐场所来的。

我常常接到炳南的消息。可是，每一封信都很短，内容也仅限于个人。我的中文程度当时还不能读报。至于外国报纸，极少报道中国的国内问题，即使报道，大部分也是极为片面的。

有时候，中国朋友们来看我，给我讲一些流传着的最新消息。对我得知的西安方面的情况最为关心的是张夫人，这位年轻的夫人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她的丈夫是救国会的一员，不久前去了西安。她丈夫给她的信，比炳南给我的更短。

张先生经常在我们家，以非常高昂的声调大发议论，使我和炳南都觉得这位演说家实在滑稽可笑。张先生出生在山东省，身高肩宽；他的体格、演说，以至姿势，都使人觉得有些过分。因为他说话的姿势异于常人，我和炳南便暗暗地给他取了一个外号：拿破仑。当然，这仅限于我们两人之间。张先生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拿破仑.??·??张。

西北人不善辞令，“拿破仑”在西北得意洋洋之态，是不难想象的。他的演说旁征博引，从古到今，使听者为之动容。听众对他这位演说家来说，比任何东西都要可爱。

他那身材娇小、羞人答答的夫人，曾想和他一道去西安。拿破仑不同意，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留在上海的好。他大概是考虑两人同去的话，要花不少旅费吧。他们夫妇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不随便花钱的，用一个铜板都要算计算计。

白天常有朋友来看我，晚上经常只是我自己一个人。一天晚上，中国朋友约我外出，先到南京路一家大饭店吃饭，然后到有名的仙乐斯舞厅跳舞。

舞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年轻的男子西装革履，仪表非凡，女士们穿着由上海名裁缝精心制作的华贵的绸缎旗袍，非常合适地衬托出她们窈窕的身材。虽然服饰讲究，但舞客们都面无表情，就像是橱窗里的洋娃娃一样，刚张开那惺忪的睡眼。多数人用英语或英、沪语混在一起交谈。英、沪语混合的语言，被认为是最时髦的。

许多双眼睛，都把视线投射到我们这张桌子上来。穿着中国服装的外国妇女出现在中国人的社交场所，这是很少见的。即使在上海，这一点和中国内地也并无不同。

上海虽然是个国际性的大城市，但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接触有限。上海从19世纪中叶起，靠外国人的力量，逐步建设成为实力雄厚的工商业中心。外国人把上海当成是自己的城市，工厂、银行、进出口公司、与世界各地相连的航运事业，全都是外国人所有。自然，中国人也开办了一些工厂和银行，因此，为了和这些中国工商业者接洽业务，做买卖，外国人就必须借助于买办。但外国人和买办之间几乎没有私人关系，更谈不上友好交往。

只身在上海（3）

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外国人统治地区，大部分居民也是中国人。而且，这些地区的税收都来自中国居民，但中国人却不能出入俱乐部和现代化的公寓大厦。在这些建筑物出入的中国人，只限于供人役使的用人。甚至中国人连公园也不能进去，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提起在公园门口竖起的“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至今还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对中国已经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上海的外国人几乎全无觉察。他们满以为，自己的生活、特权地位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而且确信可以永久享有治外法权和经济特权。

维持租界治安的是外国警察。长着大胡子的印度巡捕，都是锡克教徒，用警棍殴打人力车车夫，或没收车上的坐垫予以惩罚。而要赎回坐垫，必须付出一笔很高的罚款，这是车夫们根本负担不起的。

在租界，罢工的工人和其他违法者都要被捕投狱。他们被捕后，就引渡给中国官厅，然后，被关进城门前的龙华监狱，不少人从此就杳无音讯了。

金钱是支撑这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基础。在上海，一夜之间成为巨富的例子，并不罕见。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书名叫《四亿顾客》。难道不正是这个巨大的中国内地市场的四亿顾客，等待着上海生产的或由上海港输入的货物吗?因此，？.??因此，一般人都认为上海的重要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30年代初期，外国在中国的权力机构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在军队和战舰的护卫下，看起来好像是不可动摇的。最初冲击这些特权并使之被取消，并不是中国人的力量所致。那是1932年、1937年，最后一次是1941年，三次受到日本进攻的结果。这些进攻宣告外国人支配上海的权力已经结束，这个外国竞相争夺的复杂的大城市，又恢复了中国城市的旧貌。

西安事变（1）

到12月初，来自西安的消息越来越少了。张夫人为此显得坐立不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好像害怕我们已受到暗中监视似的。她告诉我，蒋介石已到西安和张、杨两位将军会谈；蒋强迫张、杨和红军作战，一定会遭到拒绝。

炳南的朋友们不断来访，他们问我是否听到西安的情况，并互相交换消息和传闻。然后，又匆匆离去，以便把刚刚听到的情况尽快转告其他朋友。这种口口相传的“竹电”的机能得到充分发挥。以此传来的消息虽不能完全相信，但它的可靠性比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消息要大，速度也来得快。此刻，中国民众的眼光都注视着西安。西安，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蒋介石访问西安，是意？........??蒋介石访问西安，是意味着新的内战又要展开，还是意味千百万中国人期待着的转变快要开始了呢?？

谁也没有预料到，局势的变化竟是如此急遽。当我看到12月13日星期日的《字林西报》的大标题《西安叛变?蒋介石总司令！....??蒋介石总司令遭反叛分子逮捕................??！...............??》时，真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

报道说，12月12日，蒋介石在临潼遭到反叛的东北军士兵逮捕并被解送西安。在西安的几名国民党将军也同样落到反叛分子的手中。据说在这次冲突事件中，曾有死伤。这篇报道虽然很短，却使我激动得不能平静地读下去。

我一溜烟地跑回家里，一路上思潮起伏。西安，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全然不知，？.....................??我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全然不知，这是多么可怕啊?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的议论声。原来，我.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的议论声。原来，我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的议论声。原来，我的朋友们也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所惊动，使他们平时星期日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为之一改。我们盯着那则简短的报道看了又看，谈论它的含义及其他，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推测事件的始末。娇小的张夫人深信“拿破仑”一定置身在战乱之中，担忧不已。我只好安慰她说：“如果电信通的话，炳南一定会打电报来的。即使不通，他也会用其他方法把情况告诉我们的。”

可是，好几天过去了，西安好像和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我们听到的，只是那里的情况相当混乱。有消息说，蒋介石现在是否仍然活着，也值得怀疑；又说，他可能已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给枪毙了。

后来，我在西安得知，这些报道全是捏造。双方只是在12月12日凌晨发生过枪击，那是因准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在西安的人员反抗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命令而引起的。

在上海，由于缺乏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无根据的流言就与日俱增。由于旧中国报道的消息和数字大部分极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测和预言，也像真的一样被广泛传播。人们不但不加怀疑，而且把它们当成事实。但这些粗制滥造的消息，只要稍为推敲，伪装就会剥落，毫无可信之处。

过了几天，在各种交错的流言中，有一种却成了事实。那就是，在南京很有影响力的集团，决意对西安的“反叛分子”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他们全不考虑这样做对蒋介石的生命会带来危险。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中央政府的军队在陕西省边界集结。据报道说，黄河流域的古老要?潼关，已成了一座大兵营。陇海铁路也只通到潼关，据说是因为运送军队的缘故。

听到这些消息，我越来越不安。不管怎样，我也要突破难关到西安去。现在，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已盼望的大变化，我如果赖在上海不走，该怎样说?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又该怎样说?？

西安事变（2）

最初，我只是一个人盘算如何往西安去。起程之前，不管怎样也要等候一下炳南的消息。炳南此刻当然了解，我是多么想到西安去啊?数天后，久盼着的炳南的电报终于来了，电报上只是！.....................??数天后，久盼着的炳南的电报终于来了，电报上只是平安无事、请勿挂念等寥寥数语。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朋友们每天都聚集到我家里来分析情况，我对他们表示去西安的决心，竟遭到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妇女孤身一人，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到西安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经过内战的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没有交通工具，吃的和住的都成问题。”

“最危险的是士兵们到处抢劫。”

他们高声地说，无论如何也要我打消这个念头。

当他们理解到不管怎样反对，我的决心也不会改变之后，便对我说：

“只有一个可能性，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宋子文要乘飞机到西安去，就释放蒋总司令的问题进行谈判。宋子文和少帅、杨将军都有密切的关系，凭这一点，?可以和他们同机前往西安亦未可知。”

我发了好些电报给与南京的当权者有关系的朋友，想通过他们，看看有无可能乘飞机往西安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焦虑地等待着他们的答复。刚刚露出一丝成功的征兆，很快就被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一笔勾销。

结果是事与愿违。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别无他法。

我决意到西安去，便着手准备。首先是给黎明种痘，买一些食物，还定做了一个竹篮。竹篮里放着防寒用的棉被和枕头，这是往西安的漫长旅途中给黎明准备的。

只有一个人支持我的西行计划，那就是娇小的张夫人。12月12日局势剧变以来，我请她到我家来与我同住。一天晚上，她战战兢兢地问我：

“如果?真的要到西安去，让我陪?一道去吧??真有勇气，！....??你真有勇气，和?同行，大概我也是可以的。和?一样，不管怎样我也要到西安去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1）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

在上海，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现在铁路究竟可以通到中国西部的哪些地方。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陕西省边界的潼关，中央政府的军队和反叛分子仍然处于相峙的局面。因而，铁路的联系到潼关便中断了。

“首先，我们得去走一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火车究竟通到哪里。”

我对张夫人这样说，勉励她，也以此自勉。

我们的行李并不多。我最贵重的“小行李”，是装着孩子的竹篮。遇到最恶劣的情况，我和张夫人便提着竹篮走。我一直在注意提醒搬行李的人要小心搬运这个竹篮。他们当然不会想到，篮子里面竟然有个活着的小东西。当我把竹篮打开，他们看到安静地熟睡中的孩子时，都惊讶地笑了起来。把孩子放进篮子当货物搬运，在他们看来实在是异乎寻常的事情。

到达稍大的车站，等候换车，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车内的气氛，一列比一列紧张。军警方面对乘客的检查和讯问，也越来越频繁。但我们都一一忍住了。为了谨慎小心，在被问到往何处去时，我不说往西安，而只把途中的某个站说成是目的地。如果说出西安，是会受到怀疑的。

途中，我们两个人不大交谈，而且避免高声谈及我们的计划和希望。我们的话题仅限于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超员的列车里怎样才能找到座位，怎样设法在车站的食堂和车站附近搬运工人的小食堂里弄到食物，等等。我们预先在上海准备的食物，只剩下几罐?奶，很快就一无所有了。因为，从出发到洛阳，已经足足费了三天时间。

黎明倒很能够忍受各种困难。他是吃人奶的，当然不会不合卫生。至于我们吃的食物，那就难说了。在中国，不管是什么妇女，在公众面前都若无其事地给孩子喂奶，因此，我这样做也不会引人注目。我并不是没有西欧人的羞耻感，只是避开众人的眼睛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离开众人行动，只好如此了。幸而，外国妇女虽然罕见，在我身边围着的观众还不太多，真是谢天谢地。

车站和车站附近拥挤不堪，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候车室，人们找到空地，便铺上席子，耐心地候车。火车时刻表对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根本看不懂。再说，？.........??他们根本看不懂。再说，在1936年12月，火车根本就不准点，于是他们就在车站里等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到了洛阳，谁也不知道继续前行的列车何时出发。当受委托前往侦察的乘客回来报告说，一列火车开了进来时，人们就争先恐后地挤到车上去。不管是窗还是门，拼命往里挤，一下子整个车厢便挤得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来晚了的乘客，竟爬到车顶上去。忽然广播传来：“这列火车不开”，“这是军队专用车”。乘客只好又从火车的窗或门挤出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途中，我们多次被查问，为什么要往西去，目的地是哪里。张夫人和我都一致回答：回家，有事。我答道，我的丈夫生病了，尽早回到丈夫身边是妻子应尽的责任；如果不是丈夫生病的话，怎么会领着这么小的孩子作这样艰难的旅行呢?领着黎明，对我？.....??领着黎明，对我的通行有助，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检查乘客的军官和士兵，见到篮子里熟睡的孩子，都笑了起来。他们甚至替我在开往潼关的唯一的列车上，找到了一个好座位。在这些官兵看来，我不辞劳苦，为家庭而尽义务，这是很合乎儒家妇道的，外国的妇女这样做，更加值得称赞。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2）

一个多云而寒冷的早上，从车窗向外看去，已可看到潼关在望。这一天是12月31日，大除夕。我们能否顺利地突破这个最后的难关呢?或是要停留在这个荒凉的中世纪般的城市，在??.或是要停留在这个荒凉的中世纪般的城市，在??或是要停留在这个荒凉的中世纪般的城市，在??的北风中四处求宿，在客满的旅馆外面流落街头呢?？

我在小食堂里喝着热豆浆，张夫人走来走去向人求教有什么办法可以往西安去。据食堂的顾客们说，这几天在“前线”曾多次交火，要找到往西安去的货车，希望极小。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过了一个小时，张夫人回来对我说，上午有六?货车往西去。这些货车是商人所有，他们要把货物运到陕西省西面的甘肃省去。

张夫人很关切地对我说：

“你和孩子在路上是不是忍受得住，我实在没有把握。这些货车全都是没有篷的，外面很冷，风如刀割，车开起来就更够受了。”

可是，我们克服了这么多困难，费尽苦心，终于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如果半途而废，该是多不值得?货车的司机对我们要！.......??货车的司机对我们要求同行起初也不同意，建议我们等候机会再去。我并不为他的拒绝而沮丧，坚持要去。

和我们同乘货车的，有四个年轻的男人。这四个人讲的不是此地方言，看来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旅程受到限制。在那些检查过往行人的国民党士兵的眼中，他们是很受怀疑的，是“宣传危险思想的分子”。士兵们命令他们下车回到潼关去。

我以纯粹的陕西方言，滔滔不绝地诉说丈夫如何生病，需要我的照顾，我是如何的悲痛。那些不是陕西籍的士兵，要理解我说的话实在不容易。同车的商人却哧哧地笑。货车离“前线”越近，查问就越频繁。我们被警告说，对东北军的士兵要注意，他们是只知掠夺的，绝不会让我们平安无事地通行。

六?货车中的四?，不愿冒险，折回原地。幸而我们乘的那辆货车的司机，下定决心碰碰运气，继续前行。最后一次查问时，几个带着大?行李的商人被命令下车。他们高声地对士兵抗议，说明他们的目的地是兰州而不是西安，但毫无用处。这些士兵大概是想利用这个天赐良机，从这些商人身上敲诈一笔买路钱吧。所以，任?怎么抗议，就是不肯放行。刺骨的寒风，继续前行的愿望，使得商人们很快就唯命是从，慨然解囊。

作为无人区的分界线的是一条河，河水很浅，河床却很深。河上有一座桥，不过只剩下了一道道的横梁。剩下的旅客，几个来自甘肃的农民和张夫人，都下了车，小心翼翼地爬过横梁。我又冷又累，了无神气，实在难以下决心下车。

我曾多次乘各种汽车作长途旅行，对中国司机的驾驶技术之高，不能不深深叹服。他们驾驶的样子看起来很鲁莽，但反应极为迅速，因而很少发生事故。大部分司机对机械方面全无知识，对自己驾驶的汽车的内部构造，只知道是一种以奇妙的方式转动的外国机器。但从他们实际驾驶时临急应变和灵活运用的驾驶技术来看，的确是专家。尽管是看来根本不能行驶的道路，他们也能巧妙地通过，实在令人惊叹。

我们的司机，看来并不是第一次驱车通过只剩横梁的破桥吧，他这一次也圆满地成功了。就这样，最后的一道障碍被克服，通往西安之路打开了?！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3）

过桥数分钟后，我们一行人第一次碰到东北军的士兵。他们戴着毛皮的军帽，防寒用的耳盖往上翻起，看上去就像国民党方面所说的那样，令人生畏。出乎意外的是竟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这时，我们才舒了一口气。没有查问，行李也不用检查。

我们乘坐的货车，一边发出震耳的响声，一边向前开去，经过了好几个有名的地方。这时，我感到有如置身在云雾之中。一种奇异的感觉掠过我的脑海：我的儿子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到这个城市的啊?这个城市是他的故乡，他本来应该在这里出生?！...................??这个城市是他的故乡，他本来应该在这里出生?！

黎明的幼年时代究竟是和平、安定的，或是还要和我们一道，经常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呢?大变动的时代，现在是不是正开始呢?？...............??大变动的时代，现在是不是正开始呢?？

我来到西安，一点儿也没有凯旋归来的味道。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因为炳南以为，我早已放弃重返西安的计划。

当我们抵达西安古城的东门时，天色已经入黑。和我们同来的乘客，各自匆匆散去。我和张夫人站在广场上发呆。发生了什么事故呢?？

用医学的专门术语来说，我这时的病状是因过度疲劳而引起的健忘症。我完全丧失了记忆。张夫人雇了两?人力车，敏捷地让我和孩子坐上，赶紧把我们送到一家中国式的小旅馆。在旅馆温暖的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我渐渐恢复了元气。喝了一碗热粥，头脑才清醒过来。这个奇妙的插曲终于结束了，我和张夫人不禁开怀大笑。

几分钟后，我们用电话和炳南联系上了。他很快就赶来和我们见面。他又惊又喜，关心不已地说：“?们两个人究竟是怎么来的?路上受了很多苦吧?孩子怎么样?路上这么难走，准是累.路上受了很多苦吧?孩子怎么样?路上这么难走，准是累路上受了很多苦吧?孩子怎么样?路上这么难走，准是累.孩子怎么样?路上这么难走，准是累孩子怎么样?路上这么难走，准是累？........??路上这么难走，准是累坏了！”

话还没全说完，一?小汽车开来了。炳南让我们两人和躺在篮子里的黎明一起坐上去，送我们到我熟悉的西京招待所。在那里，张夫人也找到了她的“拿破仑”。我就在那里暂住着。我们那个有花园的家，自12月12日那个戏剧性的夜晚炳南离开后，便空在那里。

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简直像梦一样——明亮温暖的房间，柔软的安乐椅，特为我们准备的香气四溢的食物。孩子也用不着我来照料了。艾格妮丝·史?特莱喂东西给孩子吃，替他换?布、洗·史?特莱喂东西给孩子吃，替他换?布、洗史?特莱喂东西给孩子吃，替他换?布、洗澡、换衣服。我和艾格妮丝初次见面，就是在这个大除夕的晚上。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

艾格妮丝·史?特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德国时就曾读过她写的书《大地的女儿》。这部令人惊叹的自传体小说，描述了她的出生地科罗拉多的矿区工人的赤贫生活，非常感人。

她实际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妇女。父亲是工人，母亲是洗衣妇。她在幼年时代对贫困的生活就深有体验。她没有上学，求知欲却非常旺盛，她抓住一切的可能和机会，不断努力充实自己的知识，不知疲倦地学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曾?助过一批在美国从事印度独立运动的印度革命者。美国政府应英国政府之请曾把她监禁起来。艾格妮丝·史?特莱多年来一直无私地援助印度的革命活动，今天·......................??史沫特莱多年来一直无私地援助印度的革命活动，今天在印度仍深受敬重。

1928年，艾格妮丝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被派到中国，不久便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产生强烈的共鸣。她对中国的革命理论不大感兴趣，只是出于工农的革命本能，对地主、奸商非常憎恨，从而同情中国革命。她对世上的贫困和不公正有强烈的切肤之痛。在饥饿中受苦的中国农民，被榨尽血汗的苦力，都有如她的兄弟。为了了解他们，以及只要能稍微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格妮丝作出了种种努力，工作起来连休息也不顾。那些只知对民众说教的所谓革命家，对民众的现实痛苦并不采取积极行动。艾格妮丝和他们完全不同，她宁愿献出自己最后的财产、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也在所不惜。

她终生都是个热烈的个人主义者。人们常在背后议论说，就凭这一点，她是绝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不管在什么名目下，她都不能容忍压制。她憎恶不纯和虚伪。

幼年时代的冷酷生活，形成了她对外界有一种固有的反抗精神。最初，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制度，反对妨碍她自由发展的一切——反对结婚，反对家庭，反对对妇女的剥削。后来，她要用自己的力量写出她目睹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并以此作为毕生的使命。

艾格妮丝关于中国的著作，全都和她本人一样，热情、诚实、专一。她的爱憎非常分明，她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有如她对压迫者的憎恨一样强烈。尽管她对事物的看法有过激的倾向，但她毕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艾格妮丝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有时她认识到，她也常常对她为之而战斗的人们感到失望。

艾格妮丝·史?特莱在中国，为人们所熟知。青年人对她的·...................??史沫特莱在中国，为人们所熟知。青年人对她的著作评价很高。她以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为题材，以当代的人物为描写对象，在这方面，艾格妮丝是外国作家中的第一个。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之中——其中只有少数人曾和艾格妮丝见过面——对她的评价很差，特别是对她的性格大加抨击。在那些传教士眼里，她简直成了魔鬼的化身。

1936年秋，艾格妮丝到西安休养，直到12月还住在临潼的硫黄温泉，因而那些传教士认为她有策动革命之嫌。也许他们甚至认定，整个西安事变是她组织的呢。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2）

其实，12月12日事件发生时，艾格妮丝住在西京招待所，她和那里的其他客人一样，都觉得非常突然。12日早上，西京招待所也成了变乱的一个舞台。那里住着蒋介石参谋总部的高级将领，这些将领曾参加与张学良的谈判。准法西斯组织蓝衣社要艾格妮丝离开西京招待所。12月11日，西京招待所经理接到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史?特莱小姐在24小时以内不离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他自负。即便如此，艾格妮丝仍然拒不受命，吓得那个经理对她哭着说：“你难道想要我的命吗??？?”

毫无疑问，12月12日凌晨，机枪声、炮弹声大作，艾格妮丝还以为是旅馆受到蓝衣社的袭击。事后，她对我说：

“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

1936年12月12日的事件（1）

12月12日早上，炳南的遭遇也和艾格妮丝·史?特莱一样。·.....??史沫特莱一样。猛烈的敲门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炳南也以为是蓝衣社的人来逮捕他。原来，来人是杨将军的士兵，他们奉命前来通知炳南去开会，以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这天凌晨发生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对其中原委全都知道的人，恐怕没有吧。关于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动机，12月12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以及事件后的影响，有很多书都曾谈及。其中最不可信的，是以《西安半月记》为题的蒋介石总司令的日记。该书的出版者是宋美龄。

当时的报纸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也非常混乱。苏联的报刊更是极尽夸大之能事，他们甚至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与日本共谋的叛乱，说少帅张学良企图以此举来促进日本的侵略计划。

12月12日，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全体师（团）长，向中央政府及有影响的人士联名发出了电报。电报列举了监禁蒋介石的理由。

以八项纲领而知名的救国宣言，陈述了“反叛分子”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结束内战，对日抗战，改组中央政府。

到达西安后不久，我曾和指挥逮捕蒋介石这一行动的高级军官谈过话，他就是孙铭九上校，是他包围蒋介石下榻的临潼离宫的。和蒋的卫队小冲突之后，他踏入总司令的卧室，竟不见蒋的踪影，把他吓了一大跳。

天色未明，在拂晓的晨曦中，孙上校率领士兵在离宫周围搜索，从山麓的小径到山头积雪的岩石，都毫无遗漏地搜过，但都没有结果。孙上校正要结束搜索行动时，他刚好从一个小岩洞的前面走过。这个岩洞在离宫的后面，洞口被一块当地人叫做虎畔石的岩石挡住一半。在山岩的缝隙中，蒋介石这个大人物，竟然只穿着睡衣裤，颤颤抖抖地站在那里。

平时，蒋介石一贯对其尊严和仪表极为重视；如今，在这般情况下被一个下属捕获，真是奇耻大辱。这种屈辱也许比政治上的败北更使他难以忍受。因而，他对张学良元帅和杨虎城将军永远也不能饶恕，一定要把引起这场屈辱的罪魁祸首置于死地，方能平息他心头炽烈的复仇感。

“我可是?们的总司令啊?”蒋介石??地对站在他面前的犹.”蒋介石??地对站在他面前的犹”蒋介石??地对站在他面前的犹豫不决的年轻军官哀求着说。

孙上校告诉我，这时候，他对蒋介石客气地鞠了一躬，回敬一句道：

“可是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

总司令在落荒逃命时，被尖锐的岩石边弄伤了背部和双足，孙上校便背他下山，随即十万火急地把他送往西安。临出发时非常匆忙，结果把这位高贵的俘虏的假牙给忘了带走，后来怎么找也没找着，也许是被士兵们当做有趣的战利品给拿走了，他们是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玩意儿的。为了谈判释放自己的丈夫，蒋夫人12月22日到了西安，她带来了蒋介石多次在电话中请她设法定做的假牙。蒋夫人到达后，蒋在与“反叛分子”的谈判中，采取了比被捕后不久较为积极的态度。在此之前，他一直保持沉默。当然，没有假牙并不是他保持沉默的全部理由。

1936年12月12日的事件（2）

蒋介石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些日子里他这条命是不值几文钱的。他自己就常常巧妙地设置圈套，把政敌引诱入彀，然后，把他们“清算”掉。不过，这一次陷入牢笼之中的却是他自己。

军官们，其中以年轻军官居多，要求把蒋介石提交军事法庭审判，把他处决。

在西安负责监视蒋介石的孙上校对我说，当时因为在“紫禁城”内替蒋准备的房子不大舒适，准备给他搬家，这时蒋非常激烈地反对。

“他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对我嚷道：

‘你们要杀我就在这里杀好了，不要把我带走??！?’

我客气地给他解释了很久，他才逐渐相信我们只不过是想给他换一个住处。”

蒋介石曾经出过重金悬赏一个人的脑?，如今这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蒋的脑?砍掉；当这个人在蒋介石的面前出现时，蒋的惊恐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他就是周恩来?大概是命运的安！.....??大概是命运的安排，蒋和周已经多次碰头。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两人可能会有再见面的机会。

两人都在浙江省出生。共产党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官吏；反之，总司令蒋介石却出身于一个小商人的家庭。1924年，两人为建立孙逸仙博士的国民革命军合作过。1927年以后，周站在蒋的敌对者一边。蒋介石曾多次进行“围剿”，终不能歼灭这些敌对者。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神采奕奕地站在蒋介石的面前。蒋被捕数天后，少帅张学良的一架飞机把周载到西安。内战多年来，共产党方面不知有多少人牺牲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处刑、拷打，使用了中世纪和现代的种种刑罚。中国共产党人，或者是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属，谁没有身受其害呢?全家被惨杀的例子也不少见。从夫人被处死的毛泽东，到红军最年轻的战士，都有充分的理由对此采取报复行动。然而，使蒋介石本人乃至全世界都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却不是为了复仇才到西安来的。

1936年，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发动者面前替蒋介石说情，表明他们的政治视野开阔，目光远大；也证明他们的党和军队纪律严明。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评价。当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如果排除蒋介石，就会招致内战激化，结果只会导致日军的胜利。

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非凡的处理方法不能理解。艾格妮丝·史?特莱给我讲述12月12日发生的事情时，大叫：“这·........................??史沫特莱给我讲述12月12日发生的事情时，大叫：“这是历史性的失策?”这是失策呢，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令人惊！..................??”这是失策呢，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令人惊讶地运用自如的一个政治上高瞻远瞩的杰作呢?？

事变以后的西安（1）

释放蒋介石后，人们原以为南京和西安的关系会向正常发展，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西安的电台仍然被南京的电波干扰，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而南京的电台则对西安的实际情况大加歪曲，并制造流言蜚语。

晚上，南京电台的新闻报道竟说西安已被红军占领，处于恐怖状态，市民几乎不能外出。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吃一惊。当天，我们正好外出，走过熙熙攘攘的热闹街道，街上一切如常，根本没有看到南京电台描述得如此活灵活现的所谓“袭击”、“暗杀”等恐怖情景。

1月初，一个年轻的新西兰人突破包围潜入西安，他就是詹姆斯·?特兰。他?过潼关从北面好不容易才抵达西安。他接受埃·?特兰。他?过潼关从北面好不容易才抵达西安。他接受埃?特兰。他?过潼关从北面好不容易才抵达西安。他接受埃德加·斯诺的建议，放弃了北京宁静的生活，来到西安，以便通·.......................??斯诺的建议，放弃了北京宁静的生活，来到西安，以便通过实地观察来充实他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的研究。

贝特兰是一个严肃、平和的科学工作者，但他并不隐瞒自己是同情中国的救国运动的。因此，当他受托代替艾格妮丝·史?·??史沫特莱搞英语广播时，便毫不踌躇地接受了。不久，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给他打来了一个电报，威胁他停止协助“反叛分子”，不要作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行动”。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亳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唯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我在中国最初数年间，究竟换了多少处住所呢?我把那花园？...??我把那花园里的小房，布置成称心如意的家，曾费了多少心血啊?可是，过！..??可是，过不了多久，1936年9月，我又不得不离家而去，回想起来实在太令人遗憾了。尽管我们忠实的用人夏得胜替我们把家看得很好，但这次杨将军邀请我们搬到他的官邸去住，我却没有拒绝。在寒冷的1月天气里，住在有暖气设备的房子里，总比那花园小房强，况且，家里还多了一个小孩呢。

舒适的大房子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这座房子是“反叛派将军”的家，它成了战略目标，南京政府的轰炸机每天都在房顶上作低空盘旋，以示威胁。詹姆斯·?特兰的住处显然也是战略·?特兰的住处显然也是战略贝特兰的住处显然也是战略目标之一。他在其他所有住客都搬离之后，仍然一个人留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我和他一样，当飞机在房顶上盘旋时，好几次都起了搬家的念头。幸而飞机只是每天上午很短的一段时间飞来，恐怖的感觉不至于延续得太长。这里的居住环境好，生活舒适，虽然有飞机的威胁，我们仍然希望能继续在这里住下去。炳南尽管听到南京电台威胁说要对西安空袭，而且轰炸机就在头顶飞过，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毫无惧色。最后，我对这两方面的威胁也逐渐习惯了。

事变以后的西安（2）

到此为止，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平静的，但2月初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却把这种平静的生活破坏得荡然无存。

早在1月末，人们就私下传播着东北军的青年军官要造反的流言。他们要求蒋介石归还东北军的最高指挥官张学良。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与蒋介石一起乘飞机到南京去的。可是，青年军官们采取的这种姿态，对少帅本身，对解决他的悬案，都没有用处。12月31日，军事法庭以抗命之罪把张学良判了10年徒刑。这个判决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种形式，因为，三天后张学良即蒙恩赦。但实际上，张学良却从此失去了自由。这使他的部下深感不安。

数天后，用人夏得胜对我提出忠告，还是取消计划中的访问为好。他关切地告诉我：“今天快到中午时，还听到枪声哩。”我想到南京电台每天的广播，便不以为然，一笑置之。可是，当我走到街上时，却看到店主们为防万一，全都把他们商店的门板上好了。这是预防不测事件的可靠征兆。市民起初对报纸的报道和电台的广播并不注意，只是看到城门过早地关上，商店纷纷关门闭户，才感到还是在家待着为好。

炳南一早便出去了。所以，?特兰来打听消息时，我什么也回答不上来。?特兰等到晚上10点，炳南还没回来。于是，他对我说，如果炳南带回来什么重要消息的话，请打电话告诉他，说完便告辞了。

过不多久，?特兰又匆匆忙忙地折回来了。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像噩梦一般的事情发生了。平日镇静自若、无所畏惧的贝特兰，到我家时脸色苍白，尽力地克制着不让自己颤抖。他说：

“我能够活着站在?面前，真是一个奇迹。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快，一个活生生的人，盘算着种种计划，走着走着打算回家睡觉；转眼之间，可能一切全完结??！?”

“贝特兰，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再讲这种奥妙的哲学道理了，”我打断他的话，“好好坐下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特兰在回旅馆的途中，街上连人影也没有，他也不觉得很奇怪，入夜，往旅馆去的路漆黑一团，本来就是行人稀少的。突然之间，黑暗中三名东北军士兵在身旁出现，把上膛的枪口对着他，三人同时高声喝道：“口令?”这一天下午市内戒严令！.........??”这一天下午市内戒严令已发布，?特兰却全然不知，怎么会知道口令呢。幸而，他会说一点儿中国话。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命运也就可能和一个德国牙医一样——他在12月12日被士兵们闹着玩似地枪杀了。三名士兵听了贝特兰的解释后，便准许他回到杨将军的家去。

半夜12点过一点儿，炳南终于回来了。据他说，戒严令是发布了的，原因是两名东北军的将军，因有与南京政府秘密交涉之嫌，被部下枪杀了。局面极为混乱。更其恶劣的是，不少人企图利用这个混乱时机，恶意中伤自己的冤家对头，并将其除掉。

炳南用小汽车把?特兰送回旅馆，回来时已近半夜两点。我们的卧室和会客室之间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所以我听出除炳南外还有什么人来了。炳南和那人低声在谈着什么，谈了一个小时才停止。炳南走进卧室，满脸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他叹着气埋怨道：“真可怕，今天晚上简直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人命也不当一回事了。”

和炳南一起回家的那个男人——炳南坐小汽车回家途中遇到他——是炳南多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他告诉炳南，他刚刚把一个老对头杀掉了，感到惊恐不安，不知所措，只得彷徨街头。他问炳南：“怎么办好呢................??？...............??”炳南除了劝他逃避之外，别无他法。

事变以后的西安（3）

混乱的状态来得突然，收拾得也快。与叛乱有关的军队只是极小一部分，比较稳重的军官们很快就使秩序恢复。对这天晚上遇害者的情况，我毫无所知。

居住在战略目标似的地方是否合适，我们已经没有考虑的必要。南京政府的轰炸机已停止在西安上空飞行。因为中央政府的军队已准备接收西安，接收工作就要开始。东北军和杨将军的西北军撤出西安，是南京方面强烈主张的结果，这样做是为保存政府的面子云云。

这样的结局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严重的。南京政府的军队和官员进入西安，局面会变成怎样呢?他们对这几周以来所发生的事？...........??他们对这几周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会采取报复行动吗?救国热情高涨，像暴风一样迅猛的国民？...............??救国热情高涨，像暴风一样迅猛的国民运动，会不会因此而再次消失、瓦解呢?？

我忽然觉得，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罢了。最后，我又一次看到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这次示威，充满了愤怒和激动。我在市中心古老的鼓楼上看到士兵、学生和工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他们拿着用彩纸和彩绸做成的旗帜，蜿蜒前进。无数农民握着旧式步枪和传统的红缨枪，组成了威武雄壮的队伍，正在通过城门向前行进。少数学生在对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的农民，宣传救国运动的意义；星星之火一经点起，顿时燃成熊熊烈焰，这是值得惊叹的。

游行队伍的前头，是跨在马上的东北军骑兵队。骑兵头戴灰色毛皮军帽，给人以强悍的印象，与历史画卷里描绘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远征的情景一模一样。他们骑着的蒙古种长毛小马，是和成吉思汗及其军队一起远征欧洲的战马的后代。

骑兵后面是体格魁梧的步兵。他们在带队的军官引领下高呼口号：“打倒日本鬼子?”“为收复故乡而战?”“抗日万岁?”.”“为收复故乡而战?”“抗日万岁?””“为收复故乡而战?”“抗日万岁?”！......??”“抗日万岁！”“张元帅万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现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现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成一片。学生、工人、农民、店员、妇女、孩子，同声高唱这首深深引起人们共鸣的歌。这首歌出自一位英年早逝的中国作曲家之手，很快就传遍全中国。从黄海之滨到西藏高原，从与印度支那交界的国境到日军占领下的东北，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这首歌。

人数众多的大合唱，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从30年代开始，合唱这种形式才被用做政治武器。许多合唱歌曲产生了，其中有战斗歌曲和深沉的思乡曲。后者主要是表现来自东北的难民的思乡之作，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是：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

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初会红军

南京的电台广播说，红军已占领了西安。实际上，在西安的全部红军，只有共产党的正式代表数人，以及12月12日被释放的大约300名红军俘虏。我曾和艾格妮丝·史?特莱一起访问过·.......??史沫特莱一起访问过这些释俘，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释俘中竟有约50名妇女和30名孩子。他们多数人都有病。在寒冷的12月，他们躺在冷冰冰的茅草棚里，地上只铺着一些稻草。直到杨将军应艾格妮丝的请求，才允许给他们送去一些被子和食品。

这些红军战士，几乎全都是四川的农民，年龄有老有少，看上去就像是描写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大都没有穿鞋子，把农民特有的长满茧子的大脚板盘在下面，端坐不动。他们一声不响，用红肿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两个来访的外国人。我们对几个年轻的女战士说，希望?们好好保重，尽早回到延安去。这时候，她们那充满目光的疑惑才消失，浮现出含羞的微笑。

从1月以来，西安北面的一个小城云阳，驻有红军的一支小部队。艾格妮丝访问了这支部队，她抵达后不久便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邀我尽早到云阳去，哪怕只待一天也行。

我兴致勃勃地等待这次短途旅行。我要在云阳见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被一方骂为土匪，却被另一方赞为为新中国战斗的战士。在中国人之中，关于红军有无数的传说，实际上和红军见过面的人却屈指可数。要判断这些传说的真伪实在困难。

云阳是一个古老的、半废弃的城市。大片的废墟，表明这个城市具有绚烂的过去。通往宫殿的路上有一道道门，门前是石狮子及其他动物的大型石雕像。走进宫殿，却只见处处垂着蜘蛛网，屋梁满是蛀孔，雕刻得很美的窗框，也只剩下一些残片了。

一间破旧的大房子，??的寒风不住地往里刮，石板地上铺着稻草——这就是红军战士的宿营地。由于好奇，我怔怔地看着这些戴着缀有红星的军帽的战士。他们的制服，和中国西北部农民穿的一样，是用硬梆梆的黑棉布做的。由于长期行军，多数战士的脸上仍然流露出疲乏的神色。营养不良，使他们的眼睛溃烂红肿，肺结核也在蔓延，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领到冬季制服，到处可以听到重浊而厉害的咳嗽声。

可是，在红军战士的脸上，却看不到中国军队里常见的那种空虚、绝望的表情。他们满脸笑容地欢迎艾格妮丝和我，向我和艾格妮丝提出一连串问题。他们说的是很难懂的江西方言，我几乎全都不懂。据翻译说，他们大多数是四五年前参加红军的，年龄超过20岁的不太多。有八年或更长军龄的人，也不过在25岁到30岁之间。这些人被叫做“老战士”，被看成是身经百战的勇士。

究竟他们经历过多少次激烈的战斗，负过多少次伤，只有极少数还活着的勇士才能准确地说出来。这是他们第一次休整。对他们来说，现在在城墙外的空地上进行的军事训练，比起真正的战斗来，真如同游戏一般。他们的食物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他们已习惯了忍饥挨饿，一碗玉米饭加上一些卷心菜，对他们来说就是珍馐美肴了。

不论是在队伍行进中，还是在站队的时候，红军战士都唱着雄壮的进行曲、深沉的思乡曲和他们遥远故乡的民歌。指挥的人举起双手喊：“一、二、三..........??！.........??”大家便一齐唱了起来。

他们和当地居民相处得很好。有钱的地主和商人，听到红军南进的消息，便赶紧逃得精光。贫苦农民和小商人，则和往常一样继续干自己的活或做买卖，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即使想逃，也无处可去。当他们知道红军即使买一些花生也要付钱，恐怕会感到惊奇吧。

云阳驻军的一名红军指挥员对我这样说：“我们待在这个地方时间还不长，不过，我相信?不会听到本地居民对我们部队有什么抱怨。相反，有许多年轻人来要求参加红军。我们对他们说，现在军服和枪都不够，这些年轻人还是要求参军。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他们也是知道的。我军战士每月只发一元零用钱，部队经济困难的时候甚至连零用钱也不发。我国的农民是不怕艰苦生活的。他们确信，参加红军，就是走上幸福生活之途。”

在沈夫人家寄居（1）

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仍然鲜明地涂在各处的墙壁上；写着八大纲领的绸旗，在寒风中轻轻地飘拂。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入西安后，谁也不能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南京政府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救国会的主要成员认为离开西安是明智之举。

杨将军也在西安西北面的小城三原暂住，观察今后数周事态的进展。杨将军坚决主张炳南也到三原暂避，因为炳南和共产党有联系，处境加倍危险。

我住在什么地方好呢?住在“反叛派将军”家中，自然有危？..............??住在“反叛派将军”家中，自然有危险；搬到中国朋友家中暂住，也不行。因为如果让“可疑人物”的妻子住在家中，自己也成了可疑对象了。

危险日益临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切朋友抛弃了。原先很亲密的朋友也疏远我，即使向他们提出请求，也没有人应允。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柏林时代的好朋友、教育学家江隆基，毫无避讳来探访我，要?我一把。但谈到我和孩子的居住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在这种情况下，一天，我遇到了沈钧儒老先生的德国儿媳。几个月前我就是冒她的名到苏州监狱去的，后来在西安和她交上了朋友。

沈夫人是一位果断的妇女。和她见面时，我照例谈到住处的问题，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回答道，请你到我家来吧。

她对我说：“我的丈夫去旅行了，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小用人。”平心而论，如果我接受这个邀请，她的中国丈夫不见得会感到高兴；可是，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这些了。我和沈夫人谈好，尽可能不要妨碍她，就住在她家的偏屋。

这屋子比我们在大莲花池街的住房还要简朴。事实上，屋里只有一个炕。沈夫人让人给我搬来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屋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炭炉，不怎么暖和，幸而我穿的那件中国式厚棉袄倒是挺管用。

现在，我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了。洗?布和衣服的时候，给我们母子俩弄吃的的时候，把木炭炉扇旺的时候，修补一再被猛烈的寒风刮破的窗纸的时候，我都在想着自己奇突的命运，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头脑里盘旋。命运使我从富裕、安乐的家庭里，一下子来到这间破屋子过悲苦的生活——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沈夫人几乎是足不出户的。她以家事为乐，很有耐心地、似骂非骂地教她的小用人麦八做家务，从早到晚都听到她叫“麦八..........................??！.........................??”的声音。麦八是个15岁左右的孩子，无可奈何地按照女主人的吩咐，匆匆忙忙地在屋里做个不停。沈夫人用的是她学会的上海方言，麦八要听懂她的命令可不容易。

麦八告诉我，市内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军队。一天晚上趁着黑夜来看望我的江隆基也说，南京的军队和中央政府的官员已占据西安了。据江隆基说，由于有力量的“反叛派”已离开西安，所以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可是，他仍然忠告我，尽可能不要在人前露面。

话虽如此，要做到绝对不在人前露面是不大可能的。有好几次，一些男人到沈夫人家来访，他们表面上装出很客气的样子，实际上却露出怀疑的神态，东张西望，他们也打听我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却使他们失望。沈夫人总是说：“我家里的事，?们管不着。”

在沈夫人家寄居（2）

有一天，我们几乎不得不为保卫家园而采取直接的反击行动。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大门忘了关上，一队十二人左右的士兵突然闯入庭院，正要把绳子上晾着的衣物拿走时，被沈夫人看到了。沈夫人用尽力气高喊麦八，却不见麦八出来。对手是手执武器的军队，即使是在抢掠现场的人，聪明的话也应该躲避。但这是中国人的想法，对沈夫人是不合用的。沈夫人把我叫来，我们两人向士兵们猛扑过去，把他们抢去的衣物夺回来。我们这两个鼻子高高的外国人，一个红发，一个金发，用他们全然不懂的外国话高声叫骂，在那些士兵看来，简直是恶魔或疯子。即使是手握刀枪的士兵，也害怕疯子。他们大吃一惊，赶紧把“战利品”扔在地上了。我们乘势追出，把他们赶到门外。沈夫人立即把大门关上，插上门栓。

搬到沈夫人家后，我和用人夏得胜也分手了。夏得胜再三对我说，很希望陪我过深居的生活，我谢绝了，劝他找新的工作。不过，我并没有忘记对他说，如果他的境况不好，什么时候到我家来住都可以。他表示感谢，并说：“我替?找一个信得过的好保姆吧。现在，保姆照料孩子比我合适。”

不久，夏得胜便领着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来见我，她穿着中国北方农民常穿的黑棉袄。我们叫她杨妈。杨妈的丈夫是个贫苦的农民。她的几个孩子，都因传染病或其他病症死去。因为人多地少，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活，杨妈也走上了许多贫家妇女所选择的道路，到城市做活，当保姆。她们把赚来的钱寄给家里人。事实也是这样，杨妈在自己身上几乎连一个钱也不花的。

杨妈到我家来的时候，只拎着一个小包袱，连棉被也没有。像蹄子一样畸形的脚，走起路来却出奇地轻巧快捷。她的小脚和她那农民的壮健体格实在不相称。

缠足，与其说是风俗，不如说是一种恶习。在法律上，缠足是被禁止的，但具体的法令执行起来却并不严格，对违犯者也没有加以制裁。在西北部的许多村子，我好几次亲眼看到给小女孩缠足的情形，方法是把脚趾向里屈，用绷带缠紧，一直缠到脚板保持屈曲的状态。这种蹄子似的畸形的脚，却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金莲”。

关于缠足，有一次，一个农妇回答我的问题时这样说：“我们中国农村，保守的男人结婚时一定要女方是‘金莲?的。最近，有的开通的青年愿意娶不缠足的妇女，但他们希望对方受过教育。我们穷人家不能送女儿上学，她们只能和保守的男人结婚，所以只好缠足了。”

忠实的杨妈，常年在我家?忙，已经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之一。不管境遇好坏，她都和我们同命运、共呼吸；有待遇更好的工作，她也从来没想过要离开我们。我们的生活受政治变动的影响很大，经常动荡不安，但杨妈以中国农民特有的耐性，一一忍受了。

从到我们家工作的第一天起，杨妈就把黎明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钟爱。不管什么事情，从来没有见她脸上露出过厌烦的神色。睡眠、休息以及种种久已养成的习惯，她都为黎明而一一牺牲了。

如是过了13年，到黎明进北京的寄宿学校时，我们不得不和杨妈分离了。我们长时间安慰她，约定和她通信。离别后我们也尽可能地和她保持通信。黎明端端正正地写信给她，节日寄东西送给她。只是有一点，黎明还未能满足杨妈最大的心愿：到杨妈的家乡去看望她。

去三原郊游（1）

政治形势只有徐徐的改善。西安事变的当事者，为了保全“面子”，作出一番剑拔弩张的姿态。但这正如在中国的剧场里看到的武打场面那样，双方都故作惊人之状，其实并不伤害对方的一根毫毛。

炳南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让我在中国的春节（旧历正月）到三原去小住几天。这对住在小房子里，有如过着监禁生活的我来说，实在是很有吸引力的。孩子托付给杨妈我是放心的，她很快就掌握了现代保育法的基本知识，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我搭乘一?破旧的载重卡车，车上寒气逼人，挤满了放年假回乡探亲的学生。一路上，好几次看到用骡马拉的大木轮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猛烈地摇晃着行进。这些大木轮车几乎就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交通工具了。我们互相紧靠着坐在用油布裹着的铺盖卷上。在中国，外出旅行时棉被是不可少的。在那些只有一间房的“旅店”里，在炕上或者在几块木板搭成的床上睡觉时，旅客们各自用自己带来的棉被裹着身子睡。把被子叠得平平服服，中国人不愧是能手。我在家里叠被子的时候，总是叠得怪模怪样，杨妈马上替我重叠，她弄得小而整齐，漂亮地恢复被子的原状。

快到咸阳时，司机指着远处的丘陵对我说，那是周朝和汉朝皇帝的陵墓。这些陵墓的高度和规模，都可与金字塔比美。两千年前，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曾产生过绚丽多姿的文化，现在却只有遗迹可寻了。

三原并不像陕西省的其他县城那么破旧。这是由于三原出了一个有财有势的大人物，他就是南京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中国，依照历来的传统，做了官的人不仅是福泽家园，也要为本乡本土出一把力的。三原的学校、研究所以及其他一些现代化的建筑物，都在向人们显示：身居高位的资助者是多么大方慷慨。

可是，再往城里走，东倒西歪的房子和破旧的商店触目皆是。这一点，三原和其他小城镇并无不同。那些曾是豪门望族的宅第的大房子，已和它们的主人一样，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房子里非常考究的石雕、木刻，光耀夺目的琉璃瓦，线条优美的房顶，都显示出它们曾经是富丽堂皇的。而且，连这些昔日荣华的残迹，用不了多少时间，也将成为挥霍无度的牺牲品。

为什么三原如此荒废，却无人理会呢?对我的这个问题，人？.......??对我的这个问题，人们千篇一律地回答是：鸦片之罪。鸦片完全破坏了西北富裕的家庭，使吸食者倾家荡产。为此，那些出身富裕之家的人，现在衣衫褴褛，拖着衰弱不堪的躯体，像乞丐一样到处游荡，简直令人不能想象。他们只要有一张床和一支烟枪就满足了，为了买鸦片，即使用尽最后一块钱也在所不惜，对祖传家业的荒废，更是漠不关心。

去三原郊游（2）

尽管南京政府在法律上是禁止种植鸦片的，但在西北，却到处都种。这条法律也像其他许多法律一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人去遵守它，更不用说那些高官显贵们。众所周知，禁烟局的老爷们恰恰就是最大的鸦片商，他们从中捞取巨额利润。

鸦片不像其他毒品可以偷着抽。只要屋里有人抽鸦片，人们在老远的街上都能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甜滋滋的烟味。法律上禁烟所造成的唯一后果，就是烟价提高，质量恶劣的鸦片的买卖大为兴旺。西北的军阀们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他们以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手段，攫取巨额利润，以此来豢养他们的军队。许多肥沃的土地都被指定用来种植罂粟，这种情况导致耕地严重不足，遇上旱年，谷物失收，就会造成饿殍遍地。1936年陕西省曾饿死300万人，这种可怕的后果，就是种植鸦片招来的。

只有共产党人才把鸦片造成的毒害彻底根除了。鸦片和酒一样，与共产党的军队是无缘的。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禁止吸食鸦片并不是只记在纸上的条文。在人迹罕至的热河省的山岳地带，那里的居民不仅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曾是鸦片中毒的患者，就连婴孩哭闹的时候，也要用鸦片来?他们。在这么严重的地区，共产党为根绝烟害的斗争也取得了成功。

在三原的街道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成群的乞丐纠缠不休。“给几个钱吧，财神菩萨保佑??”他们一边发出哀声，一边！..........??”他们一边发出哀声，一边跪在我的前面，在冰硬的路上磕头。只要?稍微施舍点钱给他们，就又会突然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一群高声哀求的乞丐。这种情景，在当时的中国被视为很自然的事情。人们认为，过去一直是乞丐满途，将来也不会改变的。

一般人对穷人的那种冷淡神色，以及赶走乞丐时那种横暴的态度，最初我是难以忍受的。即使我回到自己安静的房间里，耳边还是回响着乞食者的抽泣的哀求声和路人喝退跪在面前挡住去路的乞食者的叫骂声。

“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状况呢.....??？....??”我问炳南。

他耸耸肩。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从孩提时代就看惯这种现象了。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只有根本的社会变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等到革命胜利了，中国就再也不会有乞丐了。”

金先生（1）

南京政府与共产党之间达成的政治和军事休战，虽然遭到南京亲日派方面的许多干扰，但紧张的政治形势在各方面都渐趋和缓。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也随之恢复平静。因为炳南也回到西安来，我们便另觅住处，从一个北京籍的人那里找到了一所很合适的房子，总算有了着落。

这时，已到达延安的艾格妮丝·史?特莱托人?信儿给我，·史?特莱托人?信儿给我，史?特莱托人?信儿给我，她说，进入陕北红军的控制地区，并不太难。她劝说在上海的所有美国记者、朋友，务必到延安去，希望他们亲自和“红色分子”交朋友。

她的这一呼吁对三名美国记者产生了预期的作用。可是，不论是她的信，还是三名记者的旅行愿望，都使国民党特务机关感到不快。那三名记者在上海机场要乘飞机往西安去时，特务出现了。特务说，很遗憾，如果没有进入陕西省的签证，是不能乘飞机到那里去的。话虽然客气，但警告的态度是很明显的。那时，有好些省份没有签证是不能去的，这固然是事实，但这也无非是形式，实际上并非一定要有签证不可。

三名记者中的两人，得悉国民党方面对他们这次旅行是讨厌的，既愤慨又失望，只得取消了延安之行的计划。还有一人并未死心。他心里这样盘算：警察正对他们在机场上取得的胜利心满意足，为何不趁此时机试着乘火车到西安去呢?事实果然如此。？.....??事实果然如此。两天以后，这第三名记者即《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金先生，终于到达西安了。他虽然风尘仆仆，稍有倦意，但却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他到西安后，按照艾格妮丝的指示，马上与红军的代表接触，商议继续平安无事地完成往延安去的旅程。

我和维克多·金认识，是在他往延安去的前夕，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到我们会面为止，还没有人查问过他有无到陕西来的签证，可是，我没有看错，在餐厅的四周有几名特务喽罗正在暗中监视着我们。

事实上，当天晚上，那些特务便要检查金的护照。他们大概是想用金的护照没有签证作为口实，阻止他往延安去。金保持极为冷静的态度回答道，真不巧，护照因为放在传教士那里，明天早上才能拿出来。这本来是不成理由的，但竟然得到特务的认可。他们大概是觉得对彬彬有礼的外国人，不能过于吹毛求疵吧。

听金先生说，他明天早上五点便要从西安出发往北去，我担心地问道：

“你从延安回来后，打算怎么办??？?”

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那一点儿也用不着担心。我在延安的见闻都装在脑?里。即使是那些特务，总不能从我的脑?里取出记事簿吧?我只是担心！...??我只是担心在延安拍的胶卷，一定要想个好办法，不让他们发现，安全地带到上海去。”

10天后，金先生从旅馆给我们来电话：

“今天晚上?们可以和我一起吃一顿便饭吗?见面时，我把全？.....??见面时，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们。?们看着吧，今晚我多半会被捕的，”他兴致盎然地补充说，“那些先生们正等着我哩，不过，现在还没有对我采取行动。”

在旅馆的大餐厅里，只有几桌客人。入口处旁边的桌子，坐着两名特务，不时斜着眼向我们这边望过来。看起来，被跟踪的金先生，倒比跟踪他的特务坦然自在得多。

金先生（2）

金先生告诉我们，他曾请旅馆经理代向警察署申报他已回来，但这显然是要经过那些在餐厅监视我们的特务的审查的。饭后，我们和他一起回房间去。他在房间里当着我们的面把从延安带回来的胶卷藏到一个咖啡罐里。这时候，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响起，门开处，进来的就是刚才那两名特务。他们要查看护照，金先生大模大样地把护照交出。那两名特务煞有介事地翻开细看，终于发现金先生是没有进入陕西省的签证的。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其中一名特务郑重其事地说道：“?的护照既然没有签证，我们就不能不把它拿走。”

“啊，要拿走吗?要拿走我的美国护照吗?”金先生故意装出.要拿走我的美国护照吗?”金先生故意装出要拿走我的美国护照吗?”金先生故意装出？......??”金先生故意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嚷道。

“诸位，这个护照是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的财产。我作为美国公民，是不能容许?们从我手里拿走国务院的财产的。?们如果要拿走护照，不如把我逮捕好了。不过，我要警告?们，考虑一下由此引起的后果。”

金先生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说，如果?们这样做，甚至可能会引致中美战争。

这两个可怜巴巴的特务真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是奉命行事的，但命令中根本没有提及逮捕的问题。而且，这个外国人说的“合众国的财产”、“考虑由此引起的后果”等等，看来并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已至此，他们除了回答要去请示上司，看看如何处理之外，别无他法。

警察署长对这两名特务另发指示之时，大概已接到报告，知道那个美国人和炳南曾在一起。最妙的是，这个警察署长竟是炳南的父亲的老朋友，炳南称他做叔父。在警察署长看来，这件事自始至终全都是南京政府官厅一手造成的，实在令他大为困惑。他只希望一点，尽快解决问题，而且，还得让南京方面得到一份满意的报告。

警察署长从警察署给炳南来电话，向他的“侄儿”诉说这个美国人给他带来的麻烦，并且问炳南有无妥善的解决办法。

“这样吗?”炳南像是深思熟虑地说。“那个美国人既然没有？....................??”炳南像是深思熟虑地说。“那个美国人既然没有得到进入陕西的签证，如果是我的话，就让他马上离开这里??！?”

警察署长用颇为赞赏的口吻附和道：“?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我把这件事委托给?吧，请?明天早上替我监视金先生离开.我把这件事委托给?吧，请?明天早上替我监视金先生离开我把这件事委托给?吧，请?明天早上替我监视金先生离开陕西省的省境。”

“离境”无非是一番做作，炳南和金先生都各依身份行事。至于成问题的胶卷，金先生已用不着掩掩藏藏了，因为在炳南的“监视”之下，行李自然是不必检查的。在陕西省边界的潼关，两人分手，金先生安心地往上海去了。

读了金所发表的一系列访问记后，使我去延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艾格妮丝给我来信说：

“请你尽快来..............??！.............??我的房间的炕很宽，够你睡的。”

她的信中还附有一张物品清单，这些都是她所发起的“运动”急需的。原来，艾格妮丝一到达延安就发挥出她一如既往的干劲，开始对各种各样的祸害挑战。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是捕鼠器。

在中国，鼠之为害是甚为猖獗的。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市，鼠的繁殖极快，人们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至于灭鼠之举，被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吗?这个词对艾格妮丝是不适用的。？............??这个词对艾格妮丝是不适用的。在陕北及其相邻的内蒙古，老鼠不仅是一种祸害，而且是一种危险，因为它还传播鼠疫，致使鼠疫成为那里的一种地方病。因此，艾格妮丝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借用她的一位美国朋友的话来说，这不是蒋介石式的Anti-RedCampaign（反赤化运动），而是Anti-RatCampaign（灭鼠运动）。

于是，我便在西安到处找捕鼠器。在北京的埃德加·斯诺·??斯诺也和我一样。可以肯定，艾格妮丝还在上海动员了什么人。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她这种像传教士一样的热心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连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共产党的其他有名望的党员便都学毛泽东的样。

“要是到延安去的话，最好快一点儿走，”炳南对我说。“3月初路还好走，过了月初，下起雨来路便变得泥泞不堪了。黎明交给杨妈照顾，而且我又在西安，你就放心去好了。”

我的去意已决。我也一定要去看看“中国的红星”。

周恩来（1946年）

杨妈、王安娜和王黎明（1937年）

王安娜、王黎明与杨妈在西安重聚（1979年）

王安娜和王黎明（1937年）

王安娜和王黎明（1937年）

王安娜和王黎明（1937年）

王炳南和王黎明（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