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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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目录（1）

- 目录（2）

- 目录（3）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3）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4）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5）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6）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7）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8）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9）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0）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1）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2）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3）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4）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5）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6）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7）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8）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9）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0）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1）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2）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3）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4）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5）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6）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7）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8）

-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9）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3）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4）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5）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6）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7）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8）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9）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0）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1）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2）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3）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4）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5）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6）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7）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8）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9）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0）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1）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2）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3）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4）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5）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6）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7）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8）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9）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30）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31）

-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32）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4）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5）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6）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7）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8）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9）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0）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1）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2）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3）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4）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5）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6）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7）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8）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9）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0）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1）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2）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3）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4）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5）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6）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7）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8）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9）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0）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1）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2）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3）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4）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5）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6）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7）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8）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9）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40）

-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41）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2）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3）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4）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5）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6）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7）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8）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9）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0）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1）

-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2）

序

秘书一职古已有之。在我国一般认为起源于夏代。其职能很广，包括为领导辅助决策、管理信息、参与协调、协助控制、处理事务等。秘书人员的工作要有超前性，即把工作做在前头；深入性，即深入调查研究、加工等；拓展性，即尽可能地为领导和各职能部门提供更多的服务。秘书的权力除了是领导的助理外，也要向领导提出建议，对领导的决策下面执行情况进行督促与检查。这些就决定了秘书是很有影响力的工作人员。正因如此，要求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要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学识渊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秘书机构大多称为办公厅（室）或秘书处（科），秘书人员主要分为政务秘书、事务秘书、专业秘书等。为培养合格的秘书人员，许多高校的中文系与行政管理系设有文秘专业或秘书专业，开设《秘书学》课程。本书综合性地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政界人物的10位秘书，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由于领导对秘书的拉动作用及秘书本身具有的素质，这些秘书不少亦成为名人。本书介绍了这些秘书的主要传奇经历和趣闻逸事，努力做到将历史与人物熔于一炉。作者除了参考与这些秘书相关的书籍外，还收集了近年来与书中秘书有关的报刊文章，以求写出新的内容。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切望专家、读者斧正。作者2008年9月

目录（1）

目录一、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 001中国交通银行的创办人。以金融成为政客，靠政客发展金融。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七凶”中的主要人物。他创办了短命的公民党；当过短命的总理。是北洋军阀政府中不可或缺的“财神”。当时英国的驻华公使芮施恩称梁士诒为“北京最能干和最有势力的人”。（一）从管铁路、办银行起家 002（二）问梁秘书长去 005（三）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 014（四）金钱与政治的互动 020（五）短命总理的前前后后 025（六）强弩之末 031二、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 035段祺瑞四大金刚之首，段的“灵魂”。绰号小扇子，是秘书、军师、将军再加上诗人、文人的综合体。是敢于威逼总统、控制国会、挑起战事、谋杀上将，在军阀争斗中呼风唤雨的一代枭雄。因收复外蒙被孙中山赞誉“为国家立奇功”。康有为称徐树铮“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段祺瑞秘书兼军师 036（二）被称为“二总理”的秘书长 042（三）为段祺瑞打造天下 047（四）为国家建奇功 052（五）徐靳之争与直皖战争 057（六）谋杀与被谋杀 064三、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 072国民党诗人革命家、理论家，国民政府立法的奠基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首。多次参与、策划、领导反清武装起义，追随孙中山最久、辅佐最力、最为孙所信任、依靠。孙赞誉胡“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在争夺孙中山的继任者中失势。是蒋介石胡萝卜加大棒也奈何不了的政客。晚年坚拒日寇要其组织伪政府。戴季陶称其“立大节而不可摇，定群疑而不可惑”。（一）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秘书 073（二）从策动武装起义到成为广东省都督 078（三）“宰相”秘书长 083（四）为挽救共和而斗争 088（五）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093（六）从代理大元帅到失势 097（七）在廖仲恺被刺前后 100（八）因幻想支持蒋介石 103（九）国民政府立法的奠基人 107（十）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 111四、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 119反共理论家，国民党考试院奠基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忠实的追随者。在辛亥革命中既以文人之躯冒死参与武装起义，又以犀利的文笔令敌胆寒。孙中山高度评价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蒋介石生死与共的铁哥儿们，最终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者。（一）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下反清反袁 120（二）孙中山秘书 123（三）投江自杀原因新说 129（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132（五）国民党的理论家 137（六）蒋纬国身世新说 140（七）考试院院长20年 143（八）蒋介石的铁哥儿们 147

目录（2）

五、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 157陈布雷以其超群的文笔成为名闻遐迩的主笔，有人誉之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陈竟是在中共的有意介绍下成为蒋介石的秘书，深为遗憾的是其未被我党所用。蒋的所有重要文稿几乎都是出自陈布雷之手，蒋曾赞赏说：“畏垒椽笔，逾百万师”。陈既是文胆，也是蒋最信任的首席幕僚长。陈布雷自称是“嫁出去的女人，身不由己”，蒋、陈之间“精诚无间”，蒋介石评价陈是“当代完人”。搞了一生政治的陈布雷说：“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颇令人深思，他自己不就是被“政治”杀死的吗？（一）报界名人 158（二）蒋介石的秘书 163（三）侍从室二处主任 172（四）在矛盾的旋涡中 181（五）抗战胜利以后 189（六）被政治杀死 195六、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 201程思远因协助李宗仁回归而声名鹊起，是李宗仁难得的知音。程思远也是与蒋介石争斗的桂系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以其特殊身份做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两岸和平统一工作。“文革”中不顾个人安危，敢进诤言。其独特的经历与杰出的文笔为后世留下不少宝贵的史料，表现了一位正直爱国人士的高尚情怀，被誉为中国现代政坛上的不老松。（一）少年思远，成为李宗仁秘书 202（二）助李竞选和逼蒋下野 205（三）协助李宗仁和谈 208（四）为李宗仁回归奔走 214（五）归国后至“文革”前 220（六）为两岸的和平统一献计献策 225七、杨虎城的秘书南汉宸 229南汉宸因训练新兵有素而被杨虎城聘为秘书长，把陕西省治理得大见成效。西安事变后的艰险时期杨虎城得到南汉宸的鼎力帮助。南以灵活的策略与善于在中共、蒋、日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巧妙周旋，以一颗赤诚的心为我党的统战工作作出杰出的贡献。是勇挑重担，严于律己的我党优秀的领导干部。南汉宸是新中国金融与民间国际贸易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一）投身革命与杨虎城相识 230（二）大有作为的秘书长 233（三）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 238（四）在西安事变中对杨虎城的工作 243（五）在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248（六）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252（七）对金融与贸易的贡献 256

目录（3）

八、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 263自称没有文化的人却写了不少文章，因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成为毛泽东秘书。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是给中国人民带来这场深重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是唯一的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是只让其工作人员称其为“老师”的“谦谦君子”，但内心的深处都“诡”得过人。毛泽东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一）早期的历史 264（二）建国前的毛泽东秘书 267（三）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毛泽东秘书 274（四）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 276（五）陈伯达制造或参与制造的冤、假、错案 281（六）贼上贼船 293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 304国会议员之后，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亲自为胡家手书楹联“忠孝之门”。给毛泽东当了20年的秘书。毛泽东曾说：“有乔木，有饭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唯一亲自想探望的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中共宣传、新闻战线上的卓越领导者之一。党的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者，曾被邓小平誉为“我们党内第一支笔”。著名的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不平凡的学生岁月 305（二）因杰出的文采被毛泽东所用 308（三）身兼多种要职的秘书 313（四）庐山会议 321（五）严于律己的榜样 324（六）在十年动乱中 327（七）在拨乱反正的年代 333（八）文坛佳话 338十、张学良的秘书高崇民 346是位能诗善文的革命家。因胆识过人被张学良聘为秘书。曾当面将蒋介石质问得哑口无言。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认为：“高崇民发挥了不十分轻微的作用。”终其一生，为收复东北与我党的统战政策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身处逆境能坚持正义，并因此受迫害而冤死狱中。（一）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 347（二）张学良的秘书 352（三）疏通张学良、杨虎城关系 362（四）在西安事变中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工作 368（五）为收复东北而斗争 372（六）情系张学良及东北军旧部 380（七）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384参考文献 390参考杂志 392参考报纸 393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

（一）从管铁路、办银行起家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1869年5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县冈头乡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梁知鉴曾在三水、广州、香港等地方书院讲学；小有名望之后，又先后在廉州、钦州、北海出任商董。梁士诒幼年时随父读书，主要内容自然还是孔孟之道，四书五经，这使他有较深的国文底子。16岁在广州马鞍街青云书院学习时，与著名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是同学。“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梁士诒，他热心科举，1889年20岁时考中举人；又于1890年和1892年两次赴京会试，但都落第了。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用武力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方式也已传入中国，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资本主义的科学、政治思想也逐步传入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渐渐成为时髦的主张，这对青年梁士诒产生了一定影响。会试落第回乡途中，梁士诒经过当时深受近代资本主义影响的上海时，购买了一些从西方先进国家翻译过来的书籍。他对财政、河渠、道路等方面的书特别感兴趣，回乡后常与一些也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共同讨论。1894年，梁士诒终于考中进士，第二年授翰林院编修。这期间他回家乡凤冈书院教了一段时间书，后被任命为国史馆编修，来到北京。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北京城内在战乱中夹杂的是入侵者的焚烧、屠杀、奸淫、抢掠与破坏，梁士诒对这些极为愤慨却又无可奈何。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回到家乡到凤冈书院教书。在国是日非的情况下，他想走教育救国之路，培养一批学以致用的人才，挽救国家的厄运。1903年，梁士诒参加了清朝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因为他对经济方面的兴趣而读了不少相关书籍，这次考试得以名列前茅。但由于他与戊戌变法的首领梁启超同姓，名字的结尾“诒”又与另一首领康有为的原名祖诒的尾字相同，一些坚决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在复试时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是“梁头康尾”，并竟然依此推断他是康梁同党而未被录取，真是可笑之至。此时的梁士诒，在直隶候补，几年过去，还未候补上正式官职。他自认有才，却被闲置，心里很不平衡，便去找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为成其“大业”，正千方百计延揽各方人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京张铁路的修建者詹天佑便是袁世凯起用的；而且，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著名的山东大学。袁世凯虽说很忙，但梁士诒毕竟是进士出身，不能不见。袁世凯见到梁士诒后问：“有何特长啊？”梁士诒实事求是地答：“我楷书写得好，能教书、会写诗。”没想到袁世凯竟轻蔑地说：“书奴伎俩罢了，我属下这种人多得很，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梁士诒虽在经济方面有些知识，但感到还不够，便未提及。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

事后梁士诒问袁世凯的手下人，得知袁世凯此时最需要外交和经济人才，便找来这方面的书籍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昼夜苦读，感到掌握得差不多了，便再次求见袁世凯。袁世凯见面嘲讽道：“还是写诗吧？”梁士诒答：“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正钻研外交与财政方面的知识。”说着便滔滔不绝地结合现实，大谈起外交与经济知识，很有见解。这些正是袁世凯急需的，袁世凯惊喜之余，当即聘请梁士诒为财经顾问。以后的事实证明袁世凯还真没有看错人，梁士诒是个人才，特别是经济人才。1905年2月16日，梁士诒以参赞的职衔随全权大使唐绍仪抵达印度加尔各答。针对中国受鸦片危害深重的现实，梁士诒利用访问机会派人调查印度鸦片情况，并拟订出禁止鸦片的种种方案。1906年9月，由于唐绍仪、梁士诒的努力，英国不得不同意逐年减少运往中国的鸦片，并于10年内禁绝。印度政府也在增加生产税下抵回4000万卢比，中、英、印关于禁烟的协议达成。清朝政府发出谕旨逐步禁止、吸食鸦片，要在10年内将洋烟、土烟之危害一律革除净尽。因梁士诒的杰出表现，1907年被擢升为铁路总文案，即秘书长。这一年，在新思潮的促使下，清朝也像西方那样设立了邮传部，该部的权力很大，不仅管邮政，还管船运、铁路、电力。1907年，梁士诒任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条铁路提调处提调。铁路是经济的命脉，何况当时全国铁路很少，梁士诒的职务可谓肥得流油，收入丰厚为京城之冠，梁士诒因而获得“五路财神”的雅号。任邮传部侍郎的唐绍仪其属下的司员多为广东人，该部渐渐为广东人所垄断。有钱能使鬼推磨，梁士诒充分利用其财大的优势，以铁路收入买通邮传部尚书、侍郎等重要官员，结交部里权贵；再以同乡的关系打点同事。他渐渐形成气候，在邮传部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一些人看着眼红，便上折子参奏梁士诒。虽然参奏的折子不断，但掌权者均已被梁士诒用金钱收买，反倒为他辩护，梁士诒愈发胆大起来，上下其手，终于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派系--交通系，成为梁士诒以后在政治上逐渐发家的基础。那时中国金融业还很不发达，外国银行打入中国后，清政府也仿效它们成立了银行。熟悉经济而又头脑灵活的梁士诒看出这个问题，便依据西方开办银行为标本，向当时邮传部尚书陈璧建议设立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之设，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力。”邮传部此时正为筹款赎回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动脉--京汉铁路发愁，梁士诒的建议是解决这一大难题的新路子，于是很快得到批准，力求用交通银行“以振实业，挽回利权”。交通银行定为官商合办，资本为500万两，官股占4成，由邮传部所管的船运、铁路、电力、邮政的存款往来，划归交行，其余6成由民间筹集。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3）

此时，以晋商为代表的古老钱庄已经退出金融界，全国的银行业刚刚兴起，有通商浚川源、浙江铁路、兴业等几家银行，势力均不够雄厚，而资本雄厚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开办的银行对它们严重挤压。走向危亡的清朝，政治日益腐败，各帝国主义国家乘虚而入，大肆进行经济侵略与掠夺，外商银行显然起到帮凶的作用。梁士诒制定的银行38条得到批准后，交通银行在1907年底正式成立。交通银行的官股虽然来自船运、铁路、电力、邮政，但主要还是由梁士诒主管的5条铁路提供，梁士诒为创立该银行做了不少努力，因而被任命为交行的帮理。实际上，因为他掌握了主要的金融来源，也就控制了该行。不久，五路提调处改为铁路总局，梁士诒任局长。身兼局长与银行帮理二职的梁士诒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银行与路局不断安插自己的人，使交通系的势力不断壮大，梁士诒也因此身价倍增。此时掌握7万北洋军的袁世凯已构成对清朝的威胁，遭到清廷的猜忌。1906年清廷成立陆军部后，将北洋军6镇由陆军部收回4镇，对袁世凯也以“患足疾”为借口令其回老家“养病”。新任的邮传部尚书是徐世昌，在其庇护下梁士诒得以留任。1909年，梁士诒补邮传部左参议，仍管理铁路总局。为使路局的办事效率更高，梁士诒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使该局的官僚习气得以改变。1911年，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想将尾大不掉的梁士诒权力收回，一些对梁士诒不满的人乘机参奏梁士诒骄横跋扈、结党营私、公款使用不清，要求将梁士诒撤职。盛宣怀便下令对梁士诒进行调查。但不久武昌起义爆发，盛宣怀被革职，撤梁士诒的事即罢休。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获释后，暂住北京骡马市大街泰安客栈。梁士诒与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是乡榜同年，便凭此关系去见汪精卫。表面上是对国事交换意见，实际上是奉袁世凯之命前往拉关系，为以后与革命党人合作当说客。（二）问梁秘书长去袁世凯虽被逐回原籍，但他与围绕在自己周围的北洋军事将领形成了一个封建军事集团。清廷实际上没有掌握北洋军，北洋军继续控制在袁世凯的手中。北洋军属于新军主力部队，不同于清朝的八旗兵、绿营兵、练勇等旧军队，这是一支受过西式训练，使用西方新式武器，在当时最有战斗力的清朝军队。武昌起义后，为了镇压风起云涌的革命，清廷不得不起用掌握北洋军的袁世凯，幻想袁世凯能为清廷效力。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4）

梁士诒见袁世凯又重新掌权，不禁窃喜，大展宏图的机会到了。果然，袁世凯不久就派人告诉他：“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的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唐绍仪）预为部署。”“居中策划一切”，足见袁世凯对梁士诒的重视，当然梁士诒也没辜负袁世凯的信任。袁世凯再起后，在1911年11月16日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梁士诒为邮传部大臣。袁世凯一边同南方各省搞关系，加以拉拢，一边加紧镇压滦州、通州起义等北方的革命运动，不少革命首领被杀。袁世凯的凶残激起革命党人的激烈反抗，他们决定刺杀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进宫，想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逼迫清廷赞成共和，早日退位。革命党人获此信息后，由张先培、杨禹昌等11人执行刺杀任务。他们分成三个行动小组，沿袁世凯的必经之路王府井丁字街两旁设下埋伏。上午11点45分，袁世凯下朝回府。他乘坐的马车出东华门经丁字街的三义茶楼时，在茶楼上设伏的张先培等人即从楼上扔下一颗炸弹，但炸弹爆炸时袁世凯的马车已经驶过。埋伏在祥宜坊酒店的黄之荫等人又从酒楼上投下第二颗炸弹，将袁世凯的护卫管带袁金标和一名巡警炸死，将袁世凯马车两匹驾辕的马炸伤，受惊的马狂奔而跑，袁世凯侥幸逃过一死。张先培、黄之荫、杨禹昌当场被捕后牺牲；另外尚有7人被捕，经外国记者以证据不足为由保释出狱。清廷中反对退位的强硬派以皇族亲贵铁良、良弼为首，他们组织起17000人的满族士兵，誓与革命者血战到底。同盟会京津分会军事部长彭家珍因良弼有军事知识，是禁卫军第一协统兼禁卫军训练大臣，为人阴险，就决心除掉他。1月25日晚，他穿上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的军官服，冒充与良弼交往密切的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来到良弼府邸等候。见良弼下朝回来，便取出携带的炸弹扔到他脚下，但这颗炸弹未炸。良弼见状，便跳上门前的台阶，拔出佩剑，还未等他下手，彭家珍紧接着扔出第二颗炸弹，随着一声巨响，良弼的左腿被炸断，24岁的彭家珍亦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良弼的8名卫兵，1名马弁也倒在血泊中。良弼被送到医院后，做了切足手术，终因流血过多，伤势太重于两天后死去。袁世凯自逃过暗杀后，便以此为借口不上朝，他指使梁士诒与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等替他上朝逼宫。三人合奏：“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梁士诒等摇唇鼓舌，说是财源枯竭，无钱维持军费，大局危在旦夕，对清廷施加压力；又说退位可以给予种种优惠，加以引诱。梁士诒为达目的，还指使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节上书逼宫，可谓机关算尽。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5）

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室在内外夹攻下实在无路可走，他们向梁士诒等实力派人物施以恩惠，加以收买，希望他们能忠心耿耿共保大清江山。梁士诒先后得到十多种御赐物品，又被授予紫禁城骑马。然而可悲的是，清廷收买的人正是打算把他们搞下台的人。因宣统年少而掌朝政的隆裕太后绝望无助，她痛哭流涕地对梁士诒等三人说：“梁士诒啊！赵秉均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母子二人性命！”中国历史上，再次出现朝廷孤儿寡母，呼天不灵，叫地不应。为增强袁世凯的势力，梁士诒先后推荐了叶恭绰、施愚、蔡廷干等人辅佐袁世凯夺权。同时，政治是需要金钱支持的，作为交通银行的帮理，梁士诒利用手中的权力挪用了邮传部存在交行准备用来修黄河铁桥的工程款600万元供袁世凯使用，可谓雪中送炭。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见向袁世凯表示在袁迫使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就可让位，以求南北议和的目的不能实现，便发出出师北伐的命令。北伐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打打停停，先后有6次，孙中山让位之言已达到3次，但袁世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仍表示不信，这时他收到了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杨士琦致梁士诒请其转袁世凯的电报：“清必倒，民国必成，宁使人诽谤为王莽、曹操，而西方华盛顿，不能专美于前。孰得孰失，当能决之。”汪精卫也致电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由其转告乃父：“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汪精卫与袁世凯早有勾搭。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载沣未成入狱，获释后不久，袁世凯知道汪精卫于己大有用处，便将汪精卫迎进府邸，待为上宾，并让袁克定与汪精卫结成金兰之好。从此，汪精卫便既是革命头领，又是袁世凯的线人。袁世凯对南方和谈有两条线：明线是梁士诒、唐绍仪，和谈事务主要由梁士诒办；暗线是袁克定、汪精卫，凡属幕后交易均由袁克定主办。袁世凯接到电报后即与梁士诒、袁克定商议，梁与袁克定均认为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应当明确表态。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袁世凯接受了二人的意见，命梁士诒、袁克定给唐绍仪、伍廷芳（南方谈判代表）、汪精卫、杨士琦捎话，表示自己取代孙中山任总统势在必行。但逼清帝退位，自己不能牵头，可让北洋的将领去干。他觉得这样自己还能落个好名声，其实不过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奸险政客的老套而已。清廷中良弼虽死，但还有已在日本学武8年的前军机大臣铁良，及溥伟、善耆、载泽等反袁主战派，这些人非梁士诒等文官能吓住的。于是袁世凯授意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将领发出逼宫电，终于迫使主战派屈服，隆裕接受优待条件同意退位。与此同时，袁世凯也与孙中山达成议和条件。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6）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在其退位的前一天，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2月13日，孙中山根据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辞职的条件之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二是新总统（指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之所以提这些条件，是因为当时南京革命力量相对较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想以此来限制袁世凯，使其遵守《临时约法》（是为辞职的第三项条件）。袁世凯的力量在北方，不愿南下。2月18日，孙中山派出蔡元培等9人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梁士诒在接待蔡元培等人时，强调袁世凯的作用，为袁世凯留在北京辩护说：“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应该切实注意。”好像袁世凯要离开北京，就有可能发生外国侵略，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假戏却真上演了，2月29日晚7时，袁世凯暗中指使曹锟率第三镇发生“兵变”，并冲入蔡元培等所住招待所，蔡元培等仓促逃出。从3月3日起，各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保护侨民、使领馆，往京津一带调兵，两日内即达3000人。这一切把戏，都是袁世凯导演的。但蔡元培却把这一切当成了真的，急电南京政府，将临时政府设在北京，袁世凯也不必南下了。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开始。论功行赏，为袁世凯当上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梁士诒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参与机要，权倾朝野。5月，梁士诒又被任命为交通银行经理。梁士诒凭借其政治地位不断扩充交行的权力和业务，力图把交行办成为维护袁世凯统治，掠夺人民财富的政治、经济工具。交行经过辛亥革命的动荡，再加上经营不善，放款亏蚀达280万两以上，致使库内资金枯竭，几乎不能维持。梁士诒当上经理后，就利用其双重地位千方百计筹措资金，重振业务。袁世凯也很需要有一个自己的银行，便从多方面支持梁士诒扩大权力，使其与中国银行取得同等的国家银行地位。为解决资金短缺情况，梁士诒又利用秘书长之职并通过交通系的老关系由交通部向袁世凯递上一道呈文，提出“缓提官存，新旧账分开”的办法。旧账是指辛亥革命前的船运、铁路、电力、邮政在交行的存款，一律缓提；今后这四政的存款要继续存入交行，可以随时提取。袁世凯当然是批准的。缓提旧账可避免大笔公款提出，使交行缓解了资金紧缺的困难。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7）

1912年9月，袁世凯政府向比利时借款，比利时第一次贷款2500万法郎，由政府规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收一半，使交行的营运资金大大增加，交行从艰难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梁士诒利用政府权力的结果。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到北京，前后与袁世凯会谈了13次。袁世凯方面只有梁士诒参加，足见梁士诒地位的重要。孙中山此时已打算致力于铁路建设，梁士诒即奉袁世凯之命与孙中山讨论铁路的历史，并共同拟订未来的计划。梁士诒担任过铁路总局局长，对铁路事宜熟悉，足可应付孙中山。慑于孙中山的影响，袁世凯极力拉拢孙中山，梁士诒既熟悉铁路又与孙中山是广东同乡，他热情地陪同孙中山游览明陵、居庸关等名胜。在孙中山对他生出好感的同时，梁士诒在言谈中渗透孙中山不当大总统，搞实业的好处，努力使孙中山离开政界，以去掉袁世凯一个心病。民初社会曾流行“外唐内梁，皆袁氏左右手”的说法。“唐”指唐绍仪，是袁世凯亲信，袁世凯未到南方就职，唐绍仪出了很大的力。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即任命唐绍仪为国务院总理，但唐绍仪为人性格耿直，他曾一再要求不把内阁放在眼里的袁世凯尊重《临时约法》，因而与袁世凯发生争执，还插手袁世凯起家的直隶。这样唐绍仪内阁使得袁世凯感到不唯命是从，就违背《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迫使唐绍仪辞职。“梁”即指梁士诒，唐绍仪倒台之后梁士诒更加得宠。袁世凯时常对前来汇报、请示公务的官员们说：“问梁秘书长去！”于是梁士诒被人们戏称之曰“二总统”，“梁士诒氏以近水楼台之故，事实上几为无冠之总理，殆所公认。”高官得做、骏马得骑的梁士诒回乡为父祝寿期间，在广东大肆活动，了解情况，拉拢军人，与胡汉民、陈炯明进行了十几次会谈，内容包括财政问题、盐政问题、维持纸币问题、剿匪问题。宋教仁被刺后，激起革命党人的强烈愤慨，梁士诒积极为袁世凯解脱，多方安慰革命党人：“广东远离京都，闻见每多误会。一是民间误会，一是官场误会，一是外国误会。故此行愿将彼此误会当面解释。”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明明是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的殊死搏斗，却轻描淡写的说成是误会。在暗地里，梁士诒还用金钱收买了粤军第一师师长钟鼎基和大部分高级军官，旨在瓦解革命力量。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首次国会在北京开幕，袁世凯藐视国会，没有出席仪式，派梁士诒以袁世凯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议员十分气愤，拒绝梁士诒宣读袁世凯的致词。刺杀宋教仁一案真相大白，证明凶手就是袁世凯后，袁世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定主意发动内战，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各省的力量。打仗需要钱。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未经国会讨论，不顾各方激烈反对，竟以全部盐税和关税余额为抵押，以帝国主义监督财政为条件，派赵秉均等3人与英、法、德、俄、日5国银行团擅行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8）

这一行动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猛烈抨击，财政总长周学熙成了替罪羊，不得不请假躲避，由梁士诒署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有了钱之后，袁世凯指使北方10省都督联名发出通电，诬蔑黄兴及三位国民党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才说殄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欲借此淆惑视听，演出亡国悲剧”，撤销了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袁世凯接着指使梁士诒等亲信向国民党人传话说：“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取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觉得还是“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比较稳妥时，袁世凯竟气焰嚣张地说：“就说是我说的，我当负责任。”接着袁世凯罢免了国民党三位都督的职务，7月6日派兵南下，国民党无法再忍让，二次革命就此爆发。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远不如袁世凯，再加上内部意见分歧，组织涣散，历时两个月的二次革命在9月1日南京失陷后，以失败告终。袁世凯的势力扩大到整个长江流域，孙中山、黄兴等流亡日本。梁士诒在代理财务部长的职务后，即召开财政会议，提出整理财政的4项治标办法，即“厉行节约、实行减政、增加新税、整理旧税”。至于治本的办法，他提出需要详细调查研究后，方能提出。治本的办法应是推翻腐败政府，而这当然是办不到的。1913年9月，根据梁士诒的提议，袁世凯下令禁止滥发纸币。1914年3月，仅从广东省，梁士诒即收回滥发的纸币达3000余万元。梁士诒认为，要统一铁路的管理权，推动交通事业的发展，这样才能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可见铁路的重要性。由于南北战争，铁路公司的一些商股感到在这种内乱的情况下，收入是不稳定的，愿意将自己持有的路权交给中央。梁士诒借机以全国铁路协会会长的名义，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路政司长叶恭绰商议，用赎买的办法收买愿意上交中央的商股持有的铁路权，双方签订章程、合约。用这种办法陆续将湖南、江苏、河南、山西、安徽、浙江、湖北等省的铁路收归中央，这样能使铁路更便于统一管理，更加通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1913年9月12日，熊希龄得到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国民党议员的支持而组阁。熊希龄认识到钱的重要性，自兼财政总长，梁士诒被从财政部排挤出去。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9）

熊希龄内阁的灵魂是梁启超。梁此时踌躇满志，以为可以实现自变法以来主张的改良主义理想，使中国走上“宪政”的道路。他打错了算盘，他没意识到这与掌握兵权的袁世凯要搞专制独裁是格格不入的。袁世凯千方百计与熊希龄内阁为难，以迫使其下台。熊希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紧张，由于内战，开支庞大，国库空虚，不得不靠借债维持政府运转。军队方面的将军们又纷纷索要军饷，使熊希龄内阁雪上加霜。熊希龄虽兼财政部长，可实际上的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会议袁世凯为召集人，梁士诒为实际上的主持人。梁士诒看出袁世凯倒熊希龄内阁的用意，加上自己被熊希龄挤出财政部，正思报仇，怎肯出钱帮忙？熊希龄内阁勉强维持到1914年的2月份，仅仅5个月，不得不辞职。熊希龄内阁垮台后，财政收支多由总统审批。有一天，袁世凯对梁士诒说：“财政很困难，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梁士诒问：“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袁世凯答：“每月需四五十万。”梁士诒说：“那么就每月给50万。”熊希龄等辞职后，由周自齐任财政总长，朱启钤代理交通总长，他们与梁士诒被称为交通系的“三巨头”。袁世凯又屡次派梁士诒、杨士琦等北洋派人去拉拢梁启超等进步党名人，企图让他们为己所用。袁世凯还任命梁启超为币制局局长，梁启超则仍想实行改良方案，终与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合不到一起而离开了。袁世凯在实行独裁的过程中看到国民党、进步党等政党的力量，于是也想搞一个由自己支配的御用党，他指使梁士诒去完成这个任务。梁士诒本来就有一股交通系的势力，他将这股力量变成公民党，又采取收买等办法拉拢一些人入党。由梁士诒任党魁，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为副。由于该党控制着铁路、关税、银行等一些要害部门，财大气粗，一些官员纷纷加入。梁士诒又通过在京的公民党员去家乡发展党员，将势力扩展到地方。袁世凯早就想把他的“临时大总统”中的“临时”二字去掉，一批趋炎附势的军阀、官僚、政客等领会袁世凯的意图，便提出“先举总统，后定宪法”，梁士诒自然是对此极为卖力的。公民党的宣言说得好听：“本党以国家权力实行统一，增进人民福利。”但下几句就露了馅：达此目的的关键是选举正式大总统，否则各种政策均无法实行，国家将处在危急的状态中。原《临时约法》规定选举总统需国会议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满三分之二方可当选；任期5年，不得连任。梁士诒的公民党认为这种规定“过严”，应加以修改。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该规定改为选举总统须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总统任期5年虽未动，但改为可以连任一次，这意味着袁世凯至少可以干10年总统了。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0）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较正直的议员反对袁世凯为总统。10月6日，国会投票选举总统。袁世凯派出大批军警以“保护”为名对议员进行武装监视，又派出便衣军警多人与公民党收买的乞丐等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包围，声称不将“名望所归”的大总统选出，议员不得离开会场。这一天，袁世凯坐在总统府办公室里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时向守候在身旁的梁士诒打听选举进展情况。下午，袁世凯多次问情况怎样，梁士诒只得含糊其辞，说是“正在进行中”，不敢告诉袁世凯不足法定票数。当袁世凯得知此消息后坐立不安，脸色十分难看。在袁世凯多方威逼利诱下，国会经过整整14小时的3次投票，才总算把袁世凯“选”为正式总统。10月10日，在太和殿举行就职典礼。9时许，参加典礼的文武百官、外国使节均已到齐。10时，宣布大总统将至。这时有戴金线金盔，着蓝色制服，佩带军刀的卫士数名列队走进大殿，分列两旁。之后，有4人抬的彩舆4座，从彩舆中走出的是身着燕尾服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和穿着蓝色军礼服、头戴叠羽帽、佩参谋绶带的侍从武官荫昌，军事处代理处长唐在礼。最后是身着蓝色装饰很多金线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的袁世凯乘着8人抬的彩轿到来。袁世凯下轿后，由梁士诒等4人护卫到主席台向南入座。典礼结束后，袁世凯在梁士诒等的陪同下接见各国前来祝贺的使节及清皇室代表（据优待条件，宣统等一小部分皇室人员及太监、宫女等仍住故宫），然后所有参加典礼人员在武英殿进茶点，后即散去。午睡起来的袁世凯登上天安门，在段祺瑞、王士珍等主要将领陪同下举行有两万军人参加的阅兵仪式。晚间，外交部又举行盛大的舞会招待各国使节与夫人和参加典礼的其他贵宾。袁世凯的大总统府最重要的组织是秘书厅与军事处，被称为总统府的“左右手”。秘书长是梁士诒，军事处长是李书城。忙完了袁世凯当大总统的事，梁士诒下一步的大事是抓钱，他通过袁世凯下达命令：“交通银行迭经整理，信用昭著。在纸币则例未经详定以前，所有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应按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一律办理。”交行根据这个命令，通过财政部、交通部通知各省完粮、纳税、发饷及一切官商交易，交行兑换券一律通用。交行还在船运、铁路、邮政、电力等部门设立兑换机构，在全国铁路各大车站设立兑换处，扩大收付业务，使发行额逐年增加。1913年比1912年的发行额增加4倍以上，达450万两，1914年又增加到596万两。真是不尽金钱滚滚来，袁世凯、梁士诒喜不自胜。梁士诒凭借政治权势，在1913年还争取到“分理金库”的特权。金库可是个要害部门，就是上层人物，能涉足其中也极不容易。财政部委托交行代理金库，这表明交行的势力已经超越了中国银行这个国家银行。代理金库的《暂行章程》第3条规定“以国债收支一部分为主，但租税系统内之出纳亦得酌量各该地情形委托交通银行代收”。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1）

因为上述做法与原由中国银行代理金库产生激烈的冲突，中国银行毕竟是国家银行，后经财政部调解两行代理比例为中国银行占7成，交通银行占3成。这场饿狗抢食民脂民膏的争斗暂告终结。交通银行通过船运、铁路、邮政、电力收入的国库金，在《交通银行则例》中规定为该行特许业务，设特别会计。这笔钱不仅财政部，连国务总理都不得过问。这是袁世凯的私人金库，掌管这个金库的是梁士诒。袁世凯用这笔钱都干了些什么呢？首先用来收买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如蓝天蔚、梁启超、林长民、汤化龙等都得过袁世凯的大笔款项。再有就是特别费，其中数目在10万元以上的，如禁卫军统领冯国璋，掌握两粤军队的龙济光，在东南为袁世凯大肆活动的杨士琦。5万至10万的，多送给军队或各省的军政大员，如安武军统领、长江巡阅使张勋，27师师长张作霖，袁世凯死党曹锟，云南都督、西南实力派唐继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也得过袁世凯不少钱。因为梁士诒、杨度对汪精卫做过工作，所以在二次革命时，汪精卫呼吁双方停止用兵。刺宋案发生时汪精卫又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汪精卫夫妇在法国没有参加。袁世凯通缉的革命党首领没有汪精卫。5万元以下的，收买的级别相对较低，但也是很有用的。譬如李纯，仅是一名旅长，与冯国璋关系好，被袁世凯收买过来，这样就迫使冯国璋就范。再如孟恩远，吉林将军，袁世凯收买他，是因为吉林天高皇帝远，袁世凯鞭长莫及，在东北可有自己的人，这对东北王张作霖也是个牵制。对自己人，袁世凯当然是给钱的首选，因与自己远近、作用的大小而数目不等。被称为袁世凯十三太保中的七凶：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中的一些人梁、段、杨、袁、朱等均接受过袁世凯给的“特别费”。此外的花费主要是军事开支、宣传费用、复辟帝制的费用等。1915年5月，交通银行股东会选出了第一届董事7人。张勋为董事会主席；梁士诒任交通银行总理，负实际责任；任振采为协理；叶恭绰由交通部派为帮理。袁世凯为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全部承认了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库空虚，再加上战争，开支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向帝国主义借款。仅从1912年至1913年，北洋政府向各帝国主义国家贷款32次，金额近4亿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争战，也无钱借给中国。国内许多省的军阀拥兵自立，以自顾不暇为名任意截留向中央应交的款项，中央财政更加吃紧，便决定靠发行公债救急。1914年8月，北洋政府成立“内国公债局”，梁士诒出任总理。在两年内发行的三次公债达2000万元。近水楼台先得月，梁士诒所控制的交通银行，每次经募债款都居各银行之首。第三次发行时，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全国各地掀起了反袁的斗争，因而只募得原债额的三分之一。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2）

（三）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政治野心并未就此罢休，这个窃国大盗竟丧心病狂地想复辟帝制，也让自己的子子孙孙继承“大统”。人心不足蛇吞象，社会已经进步到共和时代，利令智昏的他却想逆历史潮流而动。早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强加给国民党国会议员以“潜相构煽”的罪名，追缴438名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至此，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名存实亡。从1914年起，自以为地位已经十分巩固的袁世凯开始一步步实行帝制，忠心耿耿的梁士诒自然要全力以赴效劳。3月，他以总统代表身份到孔庙祭孔，宣讲圣人之道。袁世凯命令各省选派二人来京，召开政治会议，组成了以其亲信的官僚政客80人组成的政治会议。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通过政治会议成立由57名“议员”组成的约法会议，梁士诒是其中的一员。5月1日，袁世凯公布了由约法会议炮制出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了《临时约法》，其根本的变化就是由内阁制改为总统制，为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提供法律依据。袁世凯还于5月成立所谓的参政会，梁士诒亦为参政之一。梁士诒因为有自己的交通系（因该系广东人多，所以又称粤系）一伙人，常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与各省军政大员密切往来，这些军政大员因事进京谒见袁世凯之后，照例也要见梁士诒，当时在北京的官场，如果不走梁士诒的门路，官是当不上。时间长了，难免有声高震主的嫌疑，袁世凯因此告诫梁士诒说：“你在中央身居要职，对来京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自恃有一定势力的梁士诒没有听进去，仍然我行我素。当《临时约法》正在交议时，袁世凯对梁士诒表示想扩充总统府以招揽人才。梁士诒却主张不要改变内阁制，与其扩大总统府，不如扩大秘书厅。袁世凯还提出要改总理为国务卿，梁士诒极力反对。深为不满的袁世凯目不转睛地瞪着梁士诒，一向飞扬跋扈的梁士诒知道袁世凯已对自己疑忌了。在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树大招风，高官显位的梁士诒也不可能没有对立面，他与积极搞复辟活动，一心想当太子的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不和，又与袁世凯的死党，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有矛盾。杨士琦也有一股势力，因安徽人多，便被称为皖系，或杨士琦系。反对梁士诒的还有杨度。据说约法会议召开时，袁世凯本想让梁士诒当议长。杨度在一旁泼冷水，说：“燕孙是国民党头领之一，国民党势力遍布全国。”袁世凯最恨国民党，立即说：“他不适合做这事。”当初熊希龄组阁时，拟任杨度为交通总长，梁士诒对袁世凯说，杨度对交通是外行，杨度因此没当成。一报还一报，这回杨度可出了一口气，梁士诒可吃了一回憋。梁士诒的势力大，反梁士诒的势力也大。反对派采取的策略是迎合袁世凯的心理，捧出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任新设的政事堂的国务卿，这便大大地架空了梁士诒这个秘书长的权势，给梁士诒以很大的打击。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3）

所以，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这份剪报是香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士诒的权力，全文如下：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具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才也。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政府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徐世昌任国务卿后，梁士诒的政敌杨士琦得势，梁士诒被迫辞去秘书长一职，离开总统府，任税务处督办。但这没有改变梁士诒对袁世凯的忠心，因为他明白，袁世凯可以决定他的命运。梁士诒为使袁世凯恢复对他的信任，带头向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参政院通过后由约法会议炮制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该法进一步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并可连任。还规定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3人，将其姓名“亲书于嘉禾金筒”，密藏于室，届时交付选举。按此规定，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其职务亦可由其一家沿袭下去，这与封建皇帝没什么区别了，只差个名号而已。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4）

梁士诒这件事干得使袁世凯颇为满意，重新得到了信任。1915年1月1日，梁士诒被封为中卿。2月份，梁士诒提出的金融计划被批准，于是他又参与开设了官商合办的新华储蓄银行、盐业银行。此时的梁士诒已经在金融界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袁世凯认为有各帝国主义做靠山，还得到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以后，便忘乎所以，从1915年8月公开加紧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8月23日，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纠集一些人组织以复辟帝制为目的的“筹安会”，并在国内主要城市设立了分会。他们大肆活动，串联各省的军政要员派“代表”来京讨论所谓“国体问题”。至第6天，“代表”尚未到齐，筹安会就宣布：“昨日投票议决，全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精明的梁士诒看到国内反对的人很多，感到复辟帝制这件事不见得成功，因而在是否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事情上持观望态度，这又使袁世凯大为不满，于是在1915年5月策划“肃政厅”发起“五路大参案”，即揭发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等5条铁路与路局的营私舞弊案件，表面上是将矛头对准交通部次长叶恭绰，由袁世凯下令将叶恭绰“暂行停职”，实际上是冲着梁士诒来的。有人认为叶恭绰是梁士诒的化身，还有说梁士诒是交通系的灵魂，因有叶恭绰不做交通总长却成为交通系领袖。在此案中还有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被撤职，京汉铁路局局长关庚麟、京绥铁路局局长关冕钓离职听审，这些对梁士诒及交通系是个重大的打击。熟知其中奥妙的张一麟说：“梁病疟，有人访之曰：君欲缓五路参案，只须为帝制出力，参案即无形打消。”有一天，袁世凯召见梁士诒说：“参案有君在内，我令去之。”暗示了袁世凯对此案的用意。因为梁士诒也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袁克定将梁士诒找去，开门见山地说：“变更帝制，肯否帮忙？”梁士诒连忙答应帮忙。梁士诒急忙召集朱启钤、周自齐、赵庆华等人商量，大家议论一阵后，梁士诒最后说：“赞成不要脸，不赞成不要头。”并要大家表态，大家一致说：“要头。”第二天，梁士诒将情况汇报给袁氏父子，二人大喜。参案自然也就罢休。8月3日，梁士诒、段芝贵、朱启钤等密电各省军政要人，假造民意，改变国体。“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底稿电闻，请将尊名并贵省绅商列入”。9月19日，又由梁士诒领头，将袁世凯的亲信拉到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沈云沛任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任副会长，积极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的大小官僚政客，后又扩展到各种行业的头头，甚至三教九流、黎民百姓都列入请愿名单。列入名单的就被请去看戏、吃饭，更重要的是对一些头面人物送大份或小份的钱。这样的一大笔开支就由梁士诒负责筹集。于是“请求”袁世凯当皇帝的电报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请愿联合会”的主要头头为了在新朝获得显宦地位，表现得十分卖力，先后发起三次所谓“全国性的请愿”，吁请袁世凯“应天顺人、早正尊位”，“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这些人为了加速帝制的实现可谓竭尽犬马之劳，当时就有人一语破的地评论说：“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真是莫大的嘲讽。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5）

袁世凯希望能召集一次国民会议，作为全民赞成帝制的机构，于是“请愿联合会”便上书参政院，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正式机构。可是法律专家认为国民会议是国民的约法机构，不宜于解决国体，于是“请愿联合会”又决定促成国民代表大会的产生。为此，梁士诒等又起草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在10月6日由参政院“通过”。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又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规定“国民代表大会拥戴电中，须有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值此复辟帝制的关键时刻，袁世凯指定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阮中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组成10人团，为袁世凯主要的参谋班子与袁世凯旨意的组织贯彻者。为达目的“尽可以不按国家法律办事”，“必须严守秘密”。下一个重要的步骤是选举为确定国体而投票的国民代表，这些代表多是袁世凯及其亲信所提的在京任职官员，按他们的籍贯分别作本省的国民代表，缺额再由各省官绅提出补充名单。梁士诒、朱启钤等指示各省官员，为使他们的代表选上“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告之，并将拟定候选人（指国民代表）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时是各省分别举行，袁世凯给了在京回省的每位代表500元作为“川资和公费”。投票用记名的办法在11月20日结束，1993票全部赞成“国体”为君主立宪。由于梁士诒积极支持复辟帝制，历时5个月的铁路大参案结束，叶恭绰复职。在这段紧张而繁忙的日子里，梁士诒等袁世凯亲信日夜集结在一起，进行策划和布置，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多久就移到公府秘书处梁士诒办公的地方。文电多由杨度起草，经梁士诒、朱启钤审阅后，再与袁克定、段芝贵商量，同意后即发出去，重要文件要经袁世凯过目。梁士诒每天很早起来，8时前就开始办公了。中午在公府包饭，很晚才回家，十分忙碌。重大的事情由袁世凯定下后，由袁克定与梁士诒、朱启钤等联系，将袁世凯的意图贯彻下去。袁世凯自以为条件已经成熟，便在1915年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13日9时多，便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袁世凯穿的是大元帅戎装，本来说是三鞠躬就可以了（因为不是登基大典），但仍有许多人跪拜，还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朝贺人下拜时，袁世凯站在座位旁，不断地对行拜人点头，一副挺谦虚、有礼貌的样子，其内心的得意与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值得注意的是重要人物黎元洪，特别是握有重兵的皖系首领段祺瑞没有参加，这显然表明他们是不支持帝制的，袁世凯在高兴之余不能不有几分忧虑。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6）

12月19日，为举行正式登基的大典筹备处成立。朱启钤为处长，成员有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筹备处的工作先是对袁世凯手下的49名北洋军阀集团的重要人物按公、侯、伯、子、男授予爵位，报袁世凯审批。然后是监督各宫殿的修造工程，确定年号（定为“洪宪”）、国旗、朝服、册立皇后、皇储、皇帝临事的一切仪仗。12月31日，筹备处通知各部，自1916年1月1日起，“所有奏咨，一切文牍只署洪宪元年某月某日”。典礼的筹备规格极尽奢侈之能事，精雕细刻的御座，花费达40万元；金质玉宝五颗，60万元；玉质国玺一方，12万元；一双袜子竟也要80元。有些开支是无法报账的，如收买报社、名人为鼓吹帝制而登、写的文章；一些为帝制奔走的人所用的经费与得到的赏赐。梁士诒以禁烟为名，将香港、上海关栈所存大烟6000箱，计144000元，用在帝制费用上。据后来护国军所列帝制费用为6000万元，有账可查的即高达3000万元。饥寒交迫的中国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被统治者挥霍了。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退的，复辟帝制是不得人心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织了反复辟的武装斗争。1915年，孙中山发表了《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氏之心，路人皆见。”12月23日，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致电袁世凯，要求将帝制祸首杨度、朱启钤、梁士诒等13人“名正典刑”，永除帝制，否则武力讨伐。已丧心病狂的袁世凯根本没有把这一切放在眼里。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兵讨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在北洋军内部，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实力人物也是反对帝制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原来支持帝制的帝国主义各国，见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意识到帝制活动要失败，他们通过驻北京使节多次向袁世凯发出警告，不再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国内外强大的反对势力和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3日宣布从缓实行帝制，一个月后又被迫撤销“承认帝制案”，接着又下令取消“洪宪”年号，但革命的风暴是不能平息的。6月6日，处于众叛亲离中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前因患尿毒症，浑身水肿，原有的衣服穿不下去，只好将预备的肥大的龙袍穿上。生前没穿上帝服，死后总算享用了。袁克定因一心想当太子，复辟最积极，办假报在舆论上欺骗袁世凯，使袁世凯误以为民众是支持他复辟的，此时他只能无奈伏棺痛哭：“爹爹呀，是我害死了你！”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7）

（四）金钱与政治的互动袁世凯搞帝制的巨大花费及因此又产生的战乱造成了经济危机。财神梁士诒看到内债借光，外债亦借不到了。增税虽然是个办法，但一则一些割据的省份不会向中央上交，二则不能解燃眉之急，只好通过他所控制的交行借垫，该行至1915年底共为财政部垫款3115万元，占到该行全部存款的80%以上，造成资金枯竭，于是不得不通过发兑换券解决，发多了，没钱兑换，就出现了停兑的风潮。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此时西南诸省已经相继独立，段祺瑞想用武力加以征服，急剧增加的军费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垫款也随之增加，停兑的办法使两行的信用出现危机，广东、浙江、济南、京津等地都发生了挤兑现象。在危机中，安徽督军倪嗣冲，官僚资本家段芝贵依仗权势，又从中、交两行提取现银达130万元以上，给两行造成更大困难。主管交行的梁士诒与中国银行紧急商讨对策，梁士诒提出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上报国务院。国务院于是下了停兑令：“??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银行提取现银之法，以资维护、俾现款可以保存??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所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停兑令等于宣布政府金融政策的破产，其结果是使筹资更加困难，百姓恐慌，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或有投机家兴风作浪，加深了危机。停兑令也损伤了外国在华企业的利益，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向中国进行善后大借款的5国银行团表明：“盐务收入既为外债的抵押品，则收款当用可以流通的货币。至铁路之抵于外债者，倘政府银行能担保凡收入之纸币能每日易成现银，便可以不加干涉。关税定章，则每日收入应入现金项下，其责任由各地银行负。”北洋政府向来对帝国主义国家是卑躬屈膝的，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内部来说，靠军队、警察维持统治的北洋政府，规定可以对军警搭付现银两成，给予格外的优惠。闹独立的南方军阀认为，“北京政府宣布此举，系欲使中交纸币跌价，造成各省经济上的恐慌，北京则可席卷现金，以发军饷。”向国务院提出变通。四分五裂的西北各省均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执行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东三省在日俄势力控制下，是个独立王国，除现银禁止出境外，照常兑现。上海的中国银行则得到外商银行、浙江实业、兴业等银行的支持，也能维持兑现，唯交通银行处境艰难。这样，梁士诒的努力效果是有限的，仅限于北京及段祺瑞势力所控制的一些省市。焦头烂额的梁士诒在1916年7月14日又因积极参与策划帝制而被继任总统黎元洪下令通缉，梁士诒闻风跑到了香港。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8）

在香港闲住了一年的梁士诒，因其在财政金融界的声望，被日本人认为是可以利用的人物。财阀涩泽认为，在中国的要人中，既懂经济，又了解日本情况的，只有梁士诒与张謇。他得知梁士诒正闲居，便与另一财阀大仓共同邀请梁士诒访问日本。梁士诒于是在1917年10月末到了日本。梁士诒在日本活动了三个月，可谓大有收获。他除与经济界人士、财阀会商外，还与著名的政界人物头山满、犬养毅见面，就在华合办银行、企业进行商洽。梁士诒还参观了不少工厂、商行，作了认真的学习与考察，受到了许多启发，可谓不虚此行。梁士诒被通缉后，交通银行推举曹汝霖为总理。此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时，因签订卖国条约被愤怒的游行示威学生将家砸烂，放火烧掉而臭名远扬。他本是交通系人物，担任过交通银行的稽核与外交部次长，是亲日派。曹汝霖上台后的当务之急是弄到钱，以便使交通银行实现兑现，赢回信誉，重振雄风。恰逢日本侍内新内阁正实行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政策，见交行处于危机的状态，觉得是个机会，可以利用曹汝霖亲日这层关系，于是派顾问板西与曹汝霖见面，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在曹汝霖看来，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双方很快就签订了协议。按协议规定，日方先借款500万日元，后来又提供了第二笔借款2000万日元，后又陆续提供了6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与交行的资金紧缺状况。该项借款由段祺瑞政府以国内的一些资源为抵押。张勋复辟时，段祺瑞出兵讨伐，交通银行在资金上予以支持，梁士诒也因而在1918年1月被撤销通缉，在3月返回北京，因其在交行的威望非别人可以代替，便在5月份被董事会选为董事长。在曹汝霖任经理期间，他在交行与交通部门大肆安插私人，培植成一股自己的势力，被称为“新交通系”。梁士诒归国后召集旧部，恢复势力，被称为“旧交通系”。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的安福系在8月份召开的国会选举中，占了大部分席位，由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分别任众议院正副议长。其次是旧交通系获120议席。旧交通系除梁士诒外，其次是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龙建章、沈云沛、梁鸿志也是重要骨干，其中龙建章和叶恭绰被称为旧交通系的龙虎二将。旧交通系凭实力由梁士诒任参议院议长，朱启钤为副议长。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19）

在选举副总统时，主要的候选人曹锟是北洋军人，遭到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的反对。北洋军部分人认为梁士诒是广东人，所以希望南方人当选。实际上梁士诒主张副总统一职留给对和平统一有功的人。梁士诒在致北洋军人的意见书中说：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团结可期。士诒忝侧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团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固结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足令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敌对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此足令国家分裂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已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梁士诒这一主张自此与直系结下了怨仇，这成为他以后组阁遭到吴佩孚反对的重要因素。当选总统徐世昌为对付多数党安福系，秘密指使梁士诒、周自齐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成员，与安福系段祺瑞抗衡。徐世昌是主和的，期望南北和平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指使梁士诒出头主和。梁士诒在此时期与日本住友财阀在大同煤矿开了同宝公司，梁士诒与住友私下订了协议，协议总公司设在北京，大同设分公司。住友银行拨款150万元，梁士诒投入多少钱，别人不知道。按规定开采的矿区是大同的煤峪口和怀仁县马林涧。同宝公司向马林涧矿区垫付了30万元，又拨给煤峪口矿区30万元。梁士诒还曾在1914年创办了通惠实业公司。此时皖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愿望屡屡受挫，他们一方面备战，一方面又不得不走和议的道路，这正符合大总统徐世昌的主张，梁士诒为徐世昌谋划：一、副总统由南方选出；二、内阁由北方组织；三、恢复旧约法所规定的选举法选举新总统。这些点子的主要目的是使北方选出的新国会不因没有南方参加而违法；徐世昌还会当选总统，而且这个总统就不仅仅是由北方选出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很赞同梁士诒的谋略，便授意梁士诒组成一个政党，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梁士诒于是召集了许多社会名流，成立了一个“和平促进会”，非安福系的议员108人，包括研究系的人员都参加了。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0）

为了做大做强和平的势力，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等24位社会名流又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这个组织是多党的大联合，包括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和支持黎元洪、冯国璋的无党派人士；个别的安福系成员如王祖同也参加了。由于梁士诒的“和平促进会”受到主战派和安福系的强烈反对，所以梁士诒在“和平期成会”成立后便结束了“和平促进会”的活动，该系的主要成员旧交通系人都加入了“和平期成会”。南北和议会议召开时，徐世昌决定由梁士诒出任北方的和谈代表。这样徐梁二人联合起来，“成为不可分离之势”，“梁得徐而胆益壮，徐得梁而志益坚”。梁士诒于是南下广州做南方各省的工作，又到香港同南方的总代表唐绍仪会谈，努力促使和谈的实现，但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最终也没取得什么成果。不过，梁士诒为此事积极努力，徐世昌还是深为满意的。10月9日，国会选举副总统时，交通系与安福系又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安福系主张由曹锟任副总统，交通系反对。交通系因安福系议员多，选举的结果于安福系有利，便决定逃避选举。50多位交通系议员跑到万牲园（即动物园）去游玩。众议院议长、安福系的王揖唐亲自坐大汽车到万牲园，生拉硬扯也只将8位议员弄上汽车。选举不得不推迟到16日。在选举前两天，交通系的周自齐又邀请140多名议员到天津游玩，王揖唐又派8名强壮有力的安福系议员分乘4辆大卡车去天津“抓人”，“抓”到议员后便送回北京议会。议会则由警察总监派武警把守，不许议员外出。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到会议员仍不够法定人数，无法选举。无奈的安福系就对梁士诒施加压力，梁士诒表示：如果安福系这样不择手段地选举副总统，他便辞职。段祺瑞看到事情是这样的，副总统选举只好作罢了。曹锟因为交通系的反对而未当上副总统，对交通系的后台梁士诒恨之入骨。在皖系的压力下，梁士诒于1918年12月辞去参议院议长职务。第二年1月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和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这时，中英银公司代表梅尔斯与交通部铁路会计顾问美国人贝克，提出美、日、英、法统一对中国铁路贷款，条件是由这4国与中国共同管理中国铁路，实际上当然是由该4国控制中国铁路，利用中国政府缺钱的机会卡脖子。梁士诒拒绝了4国的要求，利用他的影响募集资金1000万元，建立中华银公司，由梁士诒任董事长，承修铁路。1919年，梁士诒通电全国，反对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梁士诒又组织了铁路救亡团，用社会力量抵制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铁路的企图。为加速铁路建设，梁士诒还提出车路分离的主张。梁士诒的上述举动捍卫了国家主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1920年3月，梁士诒再度出任内国公债局经理。由于直皖战争，军费开支大增，中交二行为政府的财政垫款又在增加，钞票的市价直线下跌，京津地区尤为严重，特别是京钞。梁士诒为了解决京津地区停兑问题，使中交二行摆脱困境，撰写了《国民须知》，并印10万份广为散发。“夫中国、交通两银行，为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之金融机关，非大总统个人之金融机关，亦非独立各省都督个人之金融机关，我四万万人断不能听此两银行受西方之政治影响而牺牲”。梁士诒利用中国人民的反帝心理，将为政府垫款巧妙地说成是“西方影响”，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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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还有一个老办法就是发行公债，这回的新花样是较之以前发行的除了长期的，还有短期的。这些做法其结果无非是这手收回了一些钞票，另一手又为政府垫款，当然与以前一样，这只能是一种恶性循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停止向政府垫款，更何况有的垫款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为缓解金融危机，政府也不得不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向政府垫款。还规定不愿购债票的，可以向中、交两行分别换取定期存单。上述措施还是产生了好的效果，至1921年，长达5年的停兑风潮终于结束。梁士诒与财政部部长周自齐联合上书国务院：“数载困难，一时洗涤，自齐、士诒庶可稍轻罪戾，徐图整理公债之方。”（五）短命总理的前前后后直皖战争后，皖系战败，段祺瑞辞职。由于奉系派兵帮助直系，开到北京，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直系的后台是英美，日本支持的皖系战败后，便转而支持奉系。此时由靳云鹏组成内阁，这是直奉双方势力均衡的结果。为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了一个新银行团，靳云鹏便派人前去借款，但该银行提出只借南北统一的中国政府，这实际上是拒绝了，因为当时的南方护法军政府与靳云鹏政府是对立的。外债借不到，只有内债了。国内银行控制在交通系手中，对靳云鹏也是不支持的。当时的交通系骨干，财政部部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这哼哈二将是拦路虎。靳云鹏在1921年5月14日进行内阁改组，撤掉了周、叶的职务。虽然如此，交通银行还是以各种借口不借钱，自然因背后有位梁士诒。最严重的问题是军费积欠已达八九个月，士兵们长久领不到薪金，兵变的事时有发生，甚至有持枪抢劫者。各地军阀催要军费的电报接踵而至，要不到钱，便强行截留地方税款，有的甚至滥发公债。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且愈演愈烈。北京城内，陆海军等部还专门成立了“索薪团”，其他部则消极怠工，教师罢课。政府各机关、各部门欠薪已达数月，代理财长潘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子十分难过。他经过多方努力，向银行借款480万元，以解无米之炊。交行承担了300万元。交行因有国行的性质，还对财政部向其他商业银行借款开出保证单599万元，但财政部只归还100万元。交行全部发行额为4069万元，现金准备只有515万元。银根吃紧的消息传出后，百姓人心惶惶，很怕手里有限的几个钱变成废纸，于是纷纷到银行兑现，挤兑现象又发生了。这次较以前的几次更为严重。北京交行不得不采用限制兑现的办法，但愈这样做，挤兑的人越多，银行不得不请来军警把守前后大门，但局面仍难以控制，银行只得宣布停兑。天津中交两行亦宣布停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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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则乘人之危捞取好处，他们控制的海关、邮电等部门拒收中交两行的钞票，外国洋行在中交两行越困难时越要提取存款。北洋政府要求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拨出关余存款600万元以应对目前挤兑风潮时，竟遭到无理拒绝。在关键性时刻，帝国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这次的停兑风潮比以前要大得多，上海、汉口、济南、太原等大城市也受到冲击。早在窥测时机的梁士诒看到这种情况，就派叶恭绰去游说张作霖，由梁士诒出任总理。梁士诒提出了三件事作为交换条件：一、多筹军饷；二、联络南方，合作倒直；三、事成后由张作霖独自控制北京政局。张作霖本来对靳云鹏内阁改组后直系力量增强大为不满，便答应了梁士诒的要求。梁士诒知道没有直系的支持也是不行的，就表示上台后为直系筹集300万元军饷，吴佩孚信以为真，也就由原来的反对改变为勉强同意。张作霖于是到北京见徐世昌总统，说明目前挽救危机的办法只有让勒云鹏下台，重新组阁。徐世昌也只好同意。张作霖推荐了梁士诒，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财政吃紧，只有将财神请出来才能解决，徐世昌与此见解相同。1921年12月25日，梁士诒就任总理并组成内阁。新内阁宣布组阁后的三大政策：一是树立有力的外交政策；二是搞活金融经济；三是消弭内战。为解决经济问题，梁士诒向张作霖的奉天官银号及兴业银行借款400万元。梁士诒是张作霖推荐上台的，张不能不予以支持，梁士诒于是靠这笔款子解了燃眉之急。1922年1月7日交行恢复兑现，停兑风潮得以解决。交行经理曹汝霖因停兑风潮受到各方批评，便借任满机会辞去职务。经济问题虽有缓解，梁士诒很快遇到了外交麻烦。早在1921年8月，北京政府内部协商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时，梁士诒表示“应召集沪上知名人士，代表团成员由他们认可”，这使时任外长的颜惠庆很反感。颜惠庆认为，此事应由外交部议定。梁士诒组阁时，颜惠庆就竭力反对，认为梁士诒当初是支持袁世凯复辟的重要人物，有历史污点，“其信用人格，早已完全破产”。梁士诒组阁后，为平衡派系关系（颜惠庆是靠近直系的）聘颜惠庆为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不干，经梁士诒力请勉强任职。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举行，主要内容是解决巴黎和会所遗留的国际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意、中、日、葡、荷、比等九国。中国政府以驻美公使施肇基领衔，代表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包括领土完整、关税、铁路等10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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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上，中日间就山东胶济铁路的分歧很大，分歧的关键是赎回路权的方式。中方先后提出“现款赎路”，或“以国库券形式分期支付”两个方案，其目的是收回路权。日方为了控制该路，坚持要“中日合办”，或“借款赎路”（需向日本借款）。12月2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会见外长颜惠庆，问中国是否愿意为铁路借款，还提出聘用日本人为工程师、会计长、车务长，并威胁说中方的回答是否定的，就停止谈判。因为事关重大，颜惠庆决定此事交由内阁会议讨论后，建议由交通总长叶恭绰回复，还明确向小幡酉吉表明中国不想借款。12月29日，小幡酉吉以祝贺梁士诒任总理的名义见梁士诒，双方的谈话内容，颜惠庆在日记中载：“小幡见梁士诒，表示日本愿意支持他。梁士诒谈起向日本借款；关于借款自办铁路；安福系流亡等问题。”外交部12月31日给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团的106号电称：“小幡于29日访晤梁揆，切询胶济办法，告以拟定借款自办，至一切细目，仍由华府商之。”该电文中的“借款自办”未明确说明是借内债还是借外债，代表团就此问题请示北京政府。外交部107号电解释说：“所谓借款自办，即赎路自办。”问题是“赎路”怎么个“赎”法，是不是包括借外债，没有明确说明。借外债，无疑可能被外国控制。《新闻报》就此评论说：“政府代表对鲁案及廿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政府隐瞒专使直接交涉，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余地。”日本代表故意大造舆论，宣扬小幡在北京取得的“成果”。在内外夹攻下，梁士诒政府被搞得十分被动，激起人民的反对，认为梁士诒的行为无异于卖国。在洛阳的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借此大做文章，发电指责梁士诒“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怯害除奸，义无反顾”。梁士诒发出《通电报告交涉现状并征全国意见》以为回应：“??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外借款，均以在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电文中偏偏没有提人们至为怀疑的与小幡会见的谈话内容，欲盖弥彰，反倒引起人们更大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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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7日，梁士诒不得不针对国内的疑问再次发表声明“小幡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关于筹款问题，声明说：“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于库券与债票之一途，事理灼言，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因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借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从梁士诒的通电及声明看，他认为以库券或借外债都是借债，没什么本质区别。但在实际上，正是库券与外债的区别，可以满足国人努力实现以自己的力量收回胶济路的愿望，而不使路权控制在日本手中。梁士诒作为一国的总理，不但未顺应民意，反倒提出“借款自办”，特别不应当向日方提出这个问题，造成“借日款”自办的误会，既被日方利用，又被反对他的直系当做攻击的口实。梁士诒此时就是浑身是嘴，也无法解除人们的误解，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在梁士诒上台前，吴佩孚原本是坚决反对其任总理的，吴佩孚在致浙江督军卢永祥的电报中表明了他的心迹：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谈，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栗。弟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昨电曹使，梁如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梁士诒也深知自己使命之难，他在给梁启超的信函中说：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持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梁士诒是奉系张作霖支持上台的。组阁后，为抵制直系的力量，梁士诒对直皖战争中被通缉的皖系首领徐树铮等实行大赦；在经费上又向着奉系，克扣直系，这些成为吴佩孚、曹锟等直系反对梁士诒的主要因素。此外，不仅胶济铁路的处理失去人心，梁士诒起用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等，也引起公愤。1922年1月19日，以吴佩孚为首，联合苏、赣、鄂、鲁、豫、陕等省军政长官齐燮元、王瑚、陈光远、萧耀南、刘承恩、田中玉、赵倜、张凤台、刘镇华和冯玉祥等北洋系军阀致电徐世昌大总统，要求“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并表示与梁士诒内阁断绝一切关系，甚至以大兵压境相威胁。曹锟所以没有参与联名，是因他是张作霖亲家，不能不给张作霖一点面子。徐世昌把反对梁士诒的电报给梁士诒看，梁士诒明白这是徐世昌让他辞职。在直奉两系的夹缝中，梁士诒也知道很难再干下去，便提出辞职。但徐世昌既不想得罪吴佩孚，又不想得罪张作霖；既想让梁士诒辞职，又不敢说出让梁士诒辞职，于是就让梁士诒请假离职，躲到天津去，看看政局如何变化再说。仅仅维持了25天的梁士诒内阁成为中国最短命的内阁。颜惠庆曾说：“新政府（指梁内阁）的生命难望长久，早在意料中。”但执政时间如此之短，则恐怕是出乎意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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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此时想让自己的亲信陆军总长鲍贵卿继任内阁总理。鲍贵卿也是张作霖的亲家，徐世昌觉得这样做也会得到张作霖的支持，便让鲍贵卿直接到奉天找张作霖说。张作霖对徐世昌罢免梁士诒的火气正大，便不顾亲家的情面，对鲍贵卿说：“霆九（鲍贵卿字），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跑来问我！”搞得鲍贵卿十分尴尬。梁士诒内阁短命，深究起来，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说到底，北京政权就是一个派系政权。袁世凯死后，他手下的几员主要军事将领分别掌握兵权，形成派系。由于力量相对均衡，没有哪个派系能长时间地、压倒性地控制局势。1917-1928年间，北洋政权在直系、皖系、安福系、交通系等几派大势力的争夺下，前后12年，十易国家元首，45届内阁，5届国会。梁士诒内阁倒台后由外长颜惠庆代理总理，因为是代理，给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带来一定困难。在美英的调停下，最后不得不接受日方提出的修正案，与日方签署了《山东悬案铁路细目规定》，规定胶济铁路由中国用4000万日元的国库券将路权赎回，该债券以铁路财产及营业收入为担保。同时还向日本借款4000万日元，在1926年前本息还清，还清前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雇日本人为车务长。该协定还是按照梁士诒内外债一起借的办法签订的，却成为梁士诒下台的重要因素之一，真是天大的笑话。叶恭绰认为胶济铁路事件是小幡故意虚构成直接谈判，借以哗众取宠，令人为其火中取栗；颜惠庆则乘机将白帽子给梁士诒戴上，嫁祸于梁士诒。可悲的是梁士诒对这些却没有强有力的应对办法，因为小幡代表的是日本，颜惠庆则有直系撑腰。如此看来，梁士诒的倒台是内外夹攻的结果。梁士诒不过是派系斗争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在国内，梁士诒的倒台是奉系不肯罢休的。愤怒的张作霖提出要徐世昌制裁吴佩孚，为梁士诒申冤。但张作霖也知道徐世昌不能对吴佩孚怎么样，便决定出兵讨伐直系，出这口气。1922年2月、3月间，张作霖以“换防”为名，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也在京汉线上调动军队，准备迎战。3月8日，曹锟之弟曹锐到奉天，想调解直奉矛盾，避免战争。张作霖向曹锐提出4个条件：一、梁士诒复职，然后由他自动下台，以保全面子；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三、段芝贵督直；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区由奉军控制。梁士诒的事固然是奉军讨直的一个理由，但关键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直奉为争夺对北京政权的控制，早就积怨已深，此次奉系提出让梁士诒复职，就打算在吴佩孚反对时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为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直系，这样便师出有名了。曹锐回去将张作霖的意思向曹锟、吴佩孚转达，他们于是向张作霖发电称反对梁士诒内阁是反对他的媚外政策，不涉及内政。不能认为吴佩孚反对梁士诒就反对奉系，直奉间不能因此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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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这一切的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京任职。无奈的徐世昌让颜惠庆代理一段，颜惠庆看在夹缝中难以施政，也不干了。徐世昌于是又提出让直奉双方提出一位都能接受的人任总理，但吴佩孚、张作霖根本找不出这样的人，便提出让徐世昌选人。因为实行的是内阁总理制，梁士诒的态度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状况不能长久下去，徐世昌只好在4月8日选择与自己关系好的周自齐任总理。周自齐与梁士诒都是旧交通系的，这样张作霖也就不会有意见，梁士诒的下台又满足了吴佩孚的要求。梁士诒仍不甘心下台，他抗议说：“内阁未辞职前，总理一职只能由原阁员代理，周自齐不是阁员，没有资格代理总理。”梁士诒的说法符合法律规定，徐世昌便用倒填日期的办法，在4月8日任命周自齐为教育总长，4月9日兼任内阁总理。但这点小权术解决不了直奉系为争权夺势而展开的斗争。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结果奉军战败，张作霖被迫退回关外。徐世昌即以战争祸首罪通缉梁士诒。梁士诒先逃到日本，后避居到香港。（六）强弩之末随着梁士诒、曹汝霖的下台，交通银行处于危机之中。直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支持中国银行，想将交通银行吞并，以去掉一块心病。中行欲吃掉交行，由来已久。早在袁世凯时期，中行倚仗是国家银行，见交行旺盛，便想将其吞并，但因梁士诒的门头硬而未能得逞。袁世凯死后，中行又想乘机吞并交行。时任财政部部长周自齐发了一个《整理金融条陈》，其中第5点即提出“将交通银行并入中国银行”。原有商股换给中国银行股票，所有钞票由中行兑收，债权、债务亦由中行承担。交行在天津的股东得知后，一方面致电政府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成立商股股东联合会（陆宗舆为会长）与政府力争。该会提出交行商股占六成，是主体部分，应尊重股东们的利益等要求。国务会议曾讨论这些要求，未获同意，但合并问题也搁置起来。这时，上海的交行经理钱新之及江浙股东在上海成立了股东联合会，由张謇任会长。张謇在给大总统黎元洪（直系掌权后，复任总统）、吴佩孚、曹锟的电报中强调金融应独立于政治之外，言外之意是不应由于梁士诒内阁的倒台而受到影响。此次合并也就不了了之。交行后来选举张謇为总经理，钱新之为协理，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恢复并拓展了业务。1923年5月，津浦路上发生了临城劫车案，国内外旅客三百多人作为人质被孙美瑶匪部劫持，引起美、英等国对直系政府的不满。北京政府说此事与梁士诒的交通系有关，于是向香港政府发出函电，要求将梁士诒逐出香港，港方没有理会。原因是梁士诒发出通电说劫车案与己无关，北京政府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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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黎元洪因与直系产生的矛盾被胁迫离京，曾想在上海重新组织政府，邀请梁士诒协助。梁士诒知道没有兵权是站不住脚的，没有同意。1924年3月，梁士诒到英、法、德、意、美、日等国旅游，同时利用他在政治界和金融界的声望与这些国家的政要和金融界人士接触，求得支持，伺机东山再起。梁士诒在美国受到美国的国民党人的热情接待，因为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与南方政府共同合作组成反对北方直系的联盟，梁士诒是被直系赶下台的，所以他所控制的交通系对反对北方的联盟积极予以支持。9月1日，游历半年的梁士诒返回香港。此行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先进，中国的积弱与落后。西方在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出任有职无权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执政府的实权在张作霖、冯玉祥手中。军阀之间连年混战，财政入不敷出仍然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执政府想到了财神梁士诒，于是在1925年3月电邀梁士诒至京，梁士诒被任命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执政府最高顾问。梁士诒回京后不久，即赴奉天公干。到奉天后，张作霖在奉天省公署楼下大厅，向军警省署人员介绍梁士诒说：“这位是前国务总理，现政府最高顾问燕孙老，你们都能闻名吧？燕孙老此次前来，第一代表执政府对我有所指导，代表政府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省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省督办。另外接受我的邀请，我对他有所领教。你们大家都知道，燕孙老是世界名流，是国家元老，此次到我们奉天，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今天燕孙老要对你们发表训话，传达政府对我们东北的期望，希望大家要精心领教，不要辜负燕孙老的热心。”虽然张作霖如此吹捧，但坐在主席台上的梁士诒明白，流水落花春去也，自己已经不是国务总理了，张作霖的话只不过应应景而已。后来梁士诒又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委员，这恐怕是因为他遍游日本与西方各国，熟悉他们的宪政缘故；同时，他还兼任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用梁士诒，是为了让他解决钱的问题，梁士诒也明白这个用意。他召开了交通银行的股东总会，提前改选总、协理和部分董、监事，凭借他的实力与声望，梁士诒自然当选为总经理。任期尚未届满的张謇、钱新之辞职。张謇在辞职书中愤慨地写道：“不再做诸君牛马。”梁士诒主持股东总会讨论修改了交行则例，根据情况的变化制订了交行章程61条。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逐步减少交行中官股的比例，由原来规定的占40%降到10%，也就是说交行几乎完全变成了民营银行，与政府脱钩，这就大大减少了政府的控制，使其经营更具灵活性。梁士诒搞活了交行，在一定程度上在资金上支援了政府。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8）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的执政府日益不得人心。4月10日，驻北京的国民党鹿钟麟部驱逐段祺瑞，推翻了段祺瑞执政府。梁士诒当初是应段政府的邀请回北京的，随着该政府的倒台他自然也失去了政府中的一切职务。这一年的5月，梁士诒应张作霖的邀请前往奉天商讨拯救金融危机的办法。7月，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前进，梁士诒看到北洋政府行将灭亡，他便将交行总部迁到相对安全的天津。1926年底，北伐军在武汉建立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电邀梁士诒到武汉商讨财政问题，目的是希望交行支持北伐战争。梁士诒看到局势未定，因而没到武汉去，但是给了30万的借款，条件是在湘豫前线使用。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后，聘梁士诒为“政治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曾访问英国驻华公使兰浦生，希望由该公使出面促成蒋介石与张作霖的合作，没有成功。梁士诒后来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委员，1928年2月25日，又被任命为税务督办。1928年5月28日，国民党军攻占北京外围据点，张作霖见大势已去，30日下达总退却命令，他在6月4日乘火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人炸死。梁士诒看到北洋军阀已经灭亡，便回到香港，国民政府以附奉罪下令通缉梁士诒，交通银行又用改选的方式，将梁士诒选掉，这回他是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交行。1932年1月，蒋介石召开“国难会议”，梁士诒亦在被邀请之列。1933年2月，蒋介石邀请段祺瑞南下，段祺瑞给梁士诒去信请其前来协商。3月，梁士诒到上海，曾就日本侵华问题及后方的后勤供应向记者发表谈话。1933年4月9日，梁士诒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64岁。梁士诒死后葬于三水白坭镇冈头乡，墓地方圆九亩，墓地正门的石牌坊上有段祺瑞手书的“将相联辉”四个大字。

袁世凯的秘书梁士诒（29）

梁士诒生前曾于1913年在故乡建立一座建筑面积达1130多平方米的豪华无比的官邸，称为“勋爵府”。大堂上挂有袁世凯、徐世昌、陈炯明所赠的大寿幛，陈设金器、玉器，有当时外国人赠送的十分罕见的自鸣钟与留声机等。因梁士诒常年在外，故居未被使用，成为其死后的生祠，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荒废。综观其一生，无论是帮助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成果，还是袁世凯死后在官场上的沉浮，都与他在交通银行的地位有密切关系。交通银行在创办发展中的曲折，他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又与他在官场中的地位相关。他的一生扮演着亦官亦商的角色，而两者是互动的，甚至可以说官商是一体的。梁士诒对交通银行的贡献使其在民族金融事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称梁士诒“是北京最能干和最有势力的人”。贾士毅则评价梁士诒“早年科举高中入第，录进词馆，气度豁达，见识远大，处事刚果，重实践而不空谈，做事有魄力”。芮恩施还认为“梁士诒是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他是“广东人，身材矮胖，脑袋很大，像拿破仑一样；他沉默寡言，但他的插话表明，他总是先提出问题引导读者讨论，在他研究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直接问他的时候，他总能够对任何事情作出清楚的、有条理的说明。中国官员一向都是利用金钱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他并不例外。对某些人来说，他是欺诈和贪污的老手；另一些人把他看做财神，还有一些人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对他很尊敬。梁士诒虽然不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他在那些把他当做一个几乎是超人的狡猾与诡谲、精明强干的人们中间，都充分引起了离奇的兴趣”。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

（一）段祺瑞秘书兼军师徐树铮，又名则林，字又铮，号铁珊，1880年11月11日生于江苏省萧县醴泉村。其曾祖、祖父均为农民，家贫。父亲徐世道考中秀才，以教书为业，家中经济状况方有所好转。徐树铮的母亲岳氏，江苏丰县人，是随父逃荒到萧县的。徐世道夫妇有9个孩子，徐树铮是最小的，因而深得父母喜爱。徐树铮天资聪颖，童年时便受到父亲的启蒙教育。他3岁能读，7岁能诗，12岁便考中了秀才，因而有神童之称。其父认为这个儿子是个人才，就让他随当时的名士林纾、姚永慨等人学习骈体文和时文。徐树铮16岁时补廪生，19岁时赴济南参加乡试，落第。走仕途不成，徐世道、徐树铮父子二人便赴济南经商，满以为商业来钱快，亦未成功。徐树铮认为，读书以致用为宗旨，不应受科举的束缚。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学到的知识为国家服务。他感到目前“朝政日非，丧师割地，为国大辱”。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都使他愤愤不平，他决定投笔从戎，为国献力。由于他年龄还小，父母没有同意。他们希望树铮将来也能教书，有个铁饭碗，但徐树铮却“私究兵谋，留意天下财政大略”，时刻想有所作为。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挟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因为战争急需征兵，徐树铮听到信息，未告诉父母便去参军，但未到江浦，就被母亲驾车追回。为了锁住徐树铮的心，1900年，父母安排他与也是教师之家出身的、长他两岁的夏红筠结婚。夏知书达理，一直支持徐树铮的事业，是位贤内助。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看上了徐树铮的才干，便打算向段祺瑞推荐，但因段祺瑞待人比较严厉，吴光新便拉上北洋军阀高级将领、段祺瑞族叔段芝贵之父段日升一同向段祺瑞举荐。段祺瑞与徐树铮交谈后，认为徐是块材料，便留下他做自己的记室（秘书）。从此，徐树铮开始辅佐段祺瑞。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留学德国学习军事。1896年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先后任江北提督、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临时执政，当总理时（内阁责任制）为政府中实际上的一把手。他与王士珍（曾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冯国璋（曾任副总统、总统）号称袁世凯北洋军的“三杰”。王、冯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一次袁世凯在山东德州举行秋操，见王、段、冯各率本部，行操布阵，表现杰出，在场的德国顾问不禁脱口称赞：“此三人，堪称北洋军中三杰！”于是人们便叫开了。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

袁世凯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在直隶保定设督练公所，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徐树铮仍任其记室。在任五年中，徐虽为文职人员，但对自己要求很严，与士兵同操练，刻苦学习兵书，深受段祺瑞好评。徐的秘书身份使他有机会与段祺瑞的同僚、上司接触，在工作与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大有长进。1905年，在段祺瑞的保荐下，25岁的徐树铮以官费生赴日留学，先到为进正式学校而设的振武学校，后入日本著名的士官学校学习步兵科，两年后毕业于第七期。留学的第二年，徐树铮把家眷接去。因为有3个孩子，仅靠官费维持生活是困难的。就在这时，他收到了袁世凯每月寄来的20两银子，生活从此改观。这么多的留学生，袁世凯怎么会独独给徐树铮寄钱呢？原来在1900年徐树铮为参军时给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上了一道万言书，即《国事条陈》，以求得录用。徐在书中从历史上的用兵之道加以分析，得出“国事之败，在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世，舍经武无急务”的武力强国观点。徐树铮的观点得到袁世凯的赞赏。此时袁正为母亲守丧，不便相见，就命山东道台朱钟棋代为召见。朱钟棋根本没把一个未出茅庐的小小的徐树铮放在眼里，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朱钟棋向袁世凯报告说徐树铮是一个狂妄的青年，但袁世凯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徐树铮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人才，因此在徐困难的时候予以帮助，足见袁世凯善于识人，延揽人才的手段也十分高明。留日时徐树铮的一首诗《九日》，很好地表达了他的心境，诗曰：家国离忧天一方，好凭鼓角遣重阳。楼观沧海能遗世，坐忆黄花罢举觞。落日营门军令急，白云亲舍旅愁长。故园风雨茱萸会，知否维摩独异邦。留日期间，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人十分蔑视中国人，这使徐树铮感触良深。从日本的强大使徐认识到只有走军事强国的道路，才能改变中国积弱、贫穷的现状。1910年夏，徐树铮结束留学回国。他当然要继续在段祺瑞的手下做幕僚，他也要去拜访关键时候帮助过他的袁世凯。因清廷感到袁世凯手握重兵是个威胁，此时他正被清廷“开缺回籍养疴”，住在彰德北门外洹上村。袁世凯表面上赋闲“养病”，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北洋军，注视事态的发展。徐树铮见袁后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袁世凯自然也免不了勉励一番。后来，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徐树铮又背离了袁。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3）

徐树铮死心塌地为北洋军效劳，后来成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之一。另外3人为靳云鹏，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吴光新、傅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们是北洋军皖系的主要支柱。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有新式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北洋军首领袁世凯，指望袁镇压革命。段祺瑞的第二军驻守信阳时，针对当时的混乱情况，徐树铮组织了执法队。一些士兵为争抢物资发生了互相开火的事件。段派徐负责处理。徐树铮调查后下令将参与开火的士兵全部处决，并悬首示众。一些人认为这样处分未免用刑过重，而徐则认为在战争时出现这种严重情况必须使用极刑，否则起不到震慑作用。徐树铮的果断与残忍深得段祺瑞赏识，“无毒不丈夫”，徐树铮是成大事的人。当段祺瑞升为湖广总督时即提拔徐树铮为总参谋，成为段祺瑞的重要幕僚。因为徐的点子多，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小扇子”。在武汉，段祺瑞的军队发生了放火的事件，一位记者为此采访段祺瑞，询问为何放火，段竟答：“此乃打仗之法也！孙子曰，凡火攻有五??敌人散布于街内，藏于暗处，而我军在明处，不用火攻，一定有重大伤亡。”采访结束，记者如获至宝，这要是见报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可是该记者还未走出警戒线就被徐树铮拦住，徐将他带到一间屋，仔细地浏览了他的记录本，把段祺瑞那段关于放火的“高论”扯下来。“这段不准用！”徐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就这样写，现在就用笔记，不得有误！”“火烧汉口一事，不是段军统主张。民众对此反响强烈。段军统已经电奏朝廷，对放火者予以惩处，并详细地调查了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段军统决定予以赔偿。汉口一战，涉及无辜百姓，段军统深表痛心，并表示要努力维持停战的局面，避免战争再起，使民众再次遭难。”说完后徐树铮看到记者吃惊的样子，便装成笑脸，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放到记者面前。记者觉得这是莫大的侮辱，拒不收钱。徐树铮用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立即进来两个手持闪闪寒光大刀片的执法队。记者在此情况下只好收下钱，徐会意地笑了。他用犀利的目光逼视记者：“必须按照我这样说的写；否则，你要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到那时，别怪我不客气！”记者诺诺而退。事后，徐树铮将事情的经过报告段祺瑞，段正觉得自己说话不妥，有失民心而后悔不已之时，徐树铮替他挽回了面子，段祺瑞深为满意，他感到徐树铮这个人处事机敏，颇有头脑，对他更加信任了。徐树铮不仅才气过人，还有惊人的记忆力，往往在会客时一手批公文，一手接电话，这倒不是对客人的不尊重，是军情紧急十分繁忙的缘故。徐树铮对过目的公文一般都能记住，每当段祺瑞向其询问公文的内容，他都能准确无误地答出来，段因此将较重要的公牍文案都交其办理。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4）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为谋得大总统一职，授意段祺瑞逼迫清帝退位，于是由段领衔，徐树铮以总参谋官身份参与的42名将领署名发出逼宫电文，这份电文的起草任务，自然落在徐树铮头上：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惟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专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乃闻为辅国公载泽??等一二亲贵所阻，事遂中殂。政体乃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何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换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这封电报虽措词委婉，但柔中见刚，讲清了利弊。王公亲贵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几百年的大清政权怎肯轻易交出。于是袁世凯、段祺瑞等研究，本着先礼而后兵的原则让徐树铮又起草了一封逼宫电。这份电文措词则较第一封要严厉得多，文中历数王公亲贵破坏共和大局的罪状后指出：“陷九庙二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并威胁说，清帝如不退位，段祺瑞只好“带全队入京，与各亲贵剖陈利害。”这就明确指出要以武力威逼了。王公亲贵们看到这篇电稿，知道不交权是不行了，只好在1912年2月11日由隆裕太后决定退位，第二天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0余年的清王朝覆灭。段祺瑞领衔，徐树铮起草的两份主张共和的通电，被许多人赞赏，有人吹嘘段祺瑞：“段大帅只要歪歪嘴，发几个电报，就把大清给推翻了。”段因此被视为“一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段任最有实权（兵权）的陆军总长，徐树铮先在陆军部任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兼总务厅事，后任次长。徐树铮还创办了陆军部的机关报《平报》。有实力的段祺瑞尽管不能不服从袁世凯，但在一些事情上，对袁的指示也常常爱答不理，拖着不办。徐树铮则只听段一人的，骄横无比。这就引起了袁、段之间的一些矛盾。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想在陆军部安排一位同乡，满以为凭“太子”的身份这只是小菜一碟，没想到段祺瑞对袁世凯总在陆军部安插人有所不满，这次对袁克定的事便满脸的不高兴，无奈之下，便在信函上批了一个“交徐办”。徐树铮是最善于领会段祺瑞意思的，便以“查本部已无空缺，批驳、验过”一推了事。袁克定哪受过这种气，回家后便向袁世凯挑唆道：“陆军部简直是目中无人！有时连您的话也不放在眼里。”由于段祺瑞对徐树铮十分信任，除大事外，部里的一般事情均由徐办理，徐树铮则更加放纵，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一些于徐不利的话也难免传到袁世凯那里，因而袁对徐树铮的印象由好变坏，他曾说过：“徐树铮这个人太狂妄了，芝泉怎么会用这样的人！”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5）

袁克定认为，许多事情尽管是徐树铮出面，但在后面指使徐的是段祺瑞。袁世凯阴沉着脸，好久没说一句话。他知道儿子说的对，但当上大总统不久，南方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其斗争，孙才是大敌。大敌当前，内部应团结一致。北洋军是袁世凯的本钱，段祺瑞又是北洋军举足轻重的人，段是袁的依靠对象，所以对这些小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对儿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有些事你还是不乱说的好。”但内心还是有了芥蒂。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主要任务是积极网罗亲信，筹备段祺瑞集团的班底。他先后推举了日后成为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政府要员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李恩浩、倪嗣冲、王郅隆等人也先后投靠了段祺瑞，成为其骨干。后来段祺瑞以陆军总长身份代理河南都督，目的是在开封会剿白郎军，徐树铮则以次长身份主持部务工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一开始宣布中立，德日双方在中国为争夺德国经营了十多年的青岛而战。德军因步枪不足，就令使馆与徐树铮有私交的武官向徐商洽借枪。徐既未请示总长，也没请示总统，就擅自做主，同意借配有子弹的步枪2000支，并给青岛的德军运去一列车军火。此事是瞒不住时任山东将军的靳云鹏的，他责备徐树铮道：“你是亲日的，为什么干反对日本的事？这么大的事你不向上司请示，上司知道了你岂不是闯下了大祸？”徐树铮答：“日本是中国最邻近的强国，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想办的一些事，如果得不到日本的理解，可能就办不成，所以要搞好中日关系，这就是我表面上亲日的原因。但日本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中国贫穷、落后、软弱，它才好欺负中国，因此日本决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外交上的政策有史以来都是远交近攻，所以遥远的美国与德国才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德国有困难，我们帮助它，就能建立长久的友谊。事情如果办不好，因为没经过总统、总长，属个人行为，可拿我个人治罪，不会对国家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事情成功了，对国家是个贡献，失败了损失是我个人的。为了国家，我徐树铮愿冒这个风险。”一席话说得靳云鹏连连称是，段祺瑞知道此事后，也认为徐树铮这件事办得对。从此事上可以看出徐的远见卓识、胆略过人。1915年5月，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此举不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就是在他创办并控制的北洋军内部也以反对者居多。段祺瑞、徐树铮也看出搞帝制必定失败，因而也持反对态度，但他们不好积极反对，段按照徐的计策，发了一封反对《二十一条》的通电后，便借口有病跑到西山隐居起来，以待事情发展。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6）

徐树铮想到当初自己留学日本时袁世凯在金钱上的支持，又怕袁世凯当上皇帝将来天下就是其长子袁克定的了。只有实行共和段祺瑞才能登上权力的顶峰，自己也才能保住地位。他深感有必要向袁世凯劝谏，便写了一封约三千字的《上袁大元帅书》，言别人所不敢言：“天下初定，誓血未干??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失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段祺瑞反对帝制称病后，袁世凯对其颇为不放心，便暗中派人监视。段祺瑞感到自己的一些言行常常被袁世凯得知，便警觉起来。他派最亲信的徐树铮暗中查访，最后焦点集中到段祺瑞的一位陈姓副官身上。这位副官本是段祺瑞的学生，速成学堂一期毕业。在段的亲信副官罗凤阁不幸落水溺死之后，袁世凯向段推荐了这位陈副官。徐树铮在掌握了证据后，在一天夜里将陈副官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严厉地问道：“我问你，你怕不怕死？你是总长的学生，现在却来监视总长，难道不怕死吗？”“我已经注意你很长时间了，掌握了你的事情。”接着徐威胁道，“我给你一个说实话的机会，这样你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何去何从，你选择吧！”早已吓得浑身哆嗦的副官在徐树铮冰冷的目光下把袁世凯派他监视段祺瑞的事和盘托出，这样也许能保住性命。徐树铮作了笔录后说：“今天的事决不许对外泄露一点，如果你向总统报告，那就意味着你的死亡！”没过多久，陈副官就有病了，向陆军部请假休息。段祺瑞有一天在与袁世凯谈话时装成无意的样子说，陈副官病得不轻，要求回原籍养病。袁世凯好像记不起来似地问，哪位陈副官？我记不起来了，你看着办吧。段当然知道袁是在故意装糊涂，自己自然也不好点破，回去后即准了陈副官的假，在请假报告上装模作样地批道：“一俟康复，即回本任。”这位可以说捡了一条命的副官回原籍后，哪敢再回来。袁世凯得知段祺瑞所持的消极态度主谋是徐树铮后，便决定予以报复。他召见段祺瑞，表示要撤销徐的职务，段因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就不肯听令，强硬地回答：“要撤掉徐树铮的职务，请先将我免职！”十分气恼的袁世凯不顾段祺瑞的反对，还是下令免了徐树铮的陆军部次长。（二）被称为“二总理”的秘书长执迷不悟的袁世凯加紧帝制活动后，段祺瑞在西山召集亲信商议对策。徐树铮主张继续消极抵抗，坚持要段祺瑞不上班。徐说：“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局势正朝不利于袁世凯的方向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虽倒‘河’倾‘海’，也于事无补了。”“河”是指冯河间（国璋）。冯是河北河间人，袁世凯重要部将。先后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直隶总督兼禁卫军都统，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海”是指徐东海（世昌），徐是天津人。曾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先后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等职；袁世凯政府的国务卿、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统。也是袁世凯倚重的重臣。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7）

局势的发展，正如徐树铮预料的那样，越来越对袁世凯不利。自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后，各省纷纷响应。北洋将领在段祺瑞、徐树铮的策动下，连冯国璋都反袁了，北洋都督联名发了一个“五将军通电”，规劝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平息人民的愤怒，这样对自己才是有利的。段祺瑞认为火候已到，准备出山，徐树铮劝段要待价而沽，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走投无路的袁世凯不得不起用拥有实力的段祺瑞，由段任国务院总理，段立即提出由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一职。因这个职务常与总统打交道，袁世凯立即表示反对。为了给袁一点面子，段祺瑞托张国淦代为疏通，袁世凯满脸不高兴地说：“真是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你去对芝泉说：‘徐树铮是军事人才，就让他再任陆军次长吧（总长由段祺瑞兼）。”段听后，十分生气地说：“时至今日，他还是一点不肯放手！”事情最终采取了调和的办法，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帮办秘书，代行秘书长职务。袁世凯不久便死了，大总统一职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段祺瑞因为抵制袁世凯称帝有功，自以为是二造共和的英雄，继续出任执掌实权的总理兼陆军总长，他当即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二人关系愈益密切。段祺瑞官架子大，无论是外省的督军、省长来京见段，还是在京要员有事禀见，都要在外客厅等上好半天。只有徐树铮去段公馆，从不用号房禀报，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径直进内客厅见段。徐树铮与段祺瑞都是古板的脾气，徐一本正经地谈完公事后即离开。段祺瑞也很嚣张跋扈，不容人，却偏偏容得下徐树铮。黎元洪坚决反对徐树铮出任秘书长。黎在此之前与徐树铮的交往中感到徐这个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难以共事。黎甚至说：“我见了他，就好像有芒刺在背”“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只有这件事办不到！”并决绝地表示宁可不当总统，决不能与徐树铮共事。这是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府院之争”上演的序幕。段祺瑞闻讯，当然还是坚持徐树铮任秘书长。段虽然大权在握，也不能不与黎元洪商议，给大总统一点面子，黎的话说到这个地步，自己也不便出面，那样会把事搞僵，于是便让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向黎元洪转达他的意见，留下一个周转的余地。这下可难为了张国淦，他在府院之间跑来跑去，双方都各持己见，没有商量的余地。张国淦实在没招了，便去找北洋元老徐世昌求教。徐说：“总理用人，总统并非不可驳回，惟秘书长不便驳回。此事关系重大，为大局着想，我可到府向总统解释。”徐世昌见黎元洪时，张国淦陪同，徐对黎说：“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他，这件事非依他不可。不要怕又铮（徐树铮字）跋扈，多一个跋扈的也差不了多少。”黎元洪说：“徐树铮事，相国（徐世昌）说的很有道理，我可以答应他为秘书长，但是有个条件，那就是徐树铮每次见我时，与你（指国淦）一起来，我决不单独见他，一切一切须你负责。”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8）

徐世昌、张国淦退出后，徐很悲观地告诉张：“只好忍耐，做一段算一段，尽心而已。”黎元洪还提出国务院重大问题应通报总统，段祺瑞答应了这个要求，并转告黎元洪说：“以后每日文件，都由徐树铮亲自送，凡是徐树铮说是段祺瑞说的话，那就是我说的，我概负全责。”正如黎元洪所预料的那样，徐树铮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天，徐树铮为任命福建三个厅长发文，到总统府盖印。黎问这三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徐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有总理负责，请快点盖印，我的事情很忙。”气得黎元洪说：“过去受辱于袁世凯，今天又受辱于段祺瑞。我本来不要做总统，可他们还是非让我做，真是自找其辱啊！”盖印的事是小事，徐树铮倚仗段祺瑞这个靠山还干出许多独断专行、擅越职权的事。内务部总长孙洪伊在北洋派中是支持直系与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他原来是研究系的，因与研究系头头汤化龙闹翻而退出，汤化龙又是支持段祺瑞的，这就加深了孙洪伊与段的矛盾。段祺瑞组阁时当然是没有孙洪伊入阁，但黎元洪也想在内阁中有几个支持自己的人，便提议政治能量很大的孙洪伊入阁，段考虑到与黎的关系，也就同意了。段原来安排孙洪伊做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教育总长，后因原定交通总长汪大燮不愿管交通，许世英表示愿管交通，孙洪伊才当上有相当权力的内务总长。孙入阁后对段采取抵制态度，对段的主要助手徐树铮更是不买账，两个人都是有才干、有能量且锋芒毕露的人物，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广东问题是矛盾爆发的第一个焦点。李烈钧是老同盟会员，又是国民党骨干，自然是皖系的异己。在护国战争中，李烈钧为蔡锷、唐继尧组织的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奉命率兵进攻江西，要经过广东，李烈钧事先与在广东的龙济光的济军打了招呼，龙济光同意借路。当李烈钧的部队行至广东韶关时，龙济光部却发动了突然袭击，李烈钧部被迫还击，发生了北江之战。陆荣廷的桂军见有机可乘，便染指广东。袁世凯死后，龙济光投靠了段祺瑞，段当然支持龙。此事提到了北京政府议程，黎元洪既不支持李烈钧，也不支持龙济光，而是采取折中态度，提议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接替龙济光。在国务会议进行此项任命的讨论时，徐树铮提出李烈钧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要员，是北洋军的异己，建议应对他进行武力讨伐。孙洪伊认为，当初李烈钧是借道广东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战争是龙济光挑起的，广东之战应由龙济光负责，因而不应讨伐李烈钧。孙洪伊还指出，按国务院职权规定，国务员在国务会议上才有权发言，秘书长不是国务员（国务员主要由各总长组成），只能列席国务会议而无发言权。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9）

徐树铮这个秘书长人称第二总理，自认为倚仗段祺瑞高于其他内阁成员，在国务会议上旁若无人地发言已经习惯了，从不把有关规定放在眼里，因而听了孙洪伊的指责不禁怒从心头起，嘲讽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难道只有孙总长做的一切，别人便不能过问吗？”会后徐树铮便拟就了一份讨伐李烈钧的命令送总统府盖印，黎元洪因国务院对此事的讨论尚无结论而不肯盖印。徐树铮干脆用国务院的名义电令闽赣两省兵分三路讨伐李烈钧。赣省都督李纯给国务院回电说，该省兵力不足，只能驻守赣粤边境。国务院见了这个回电才知徐树铮在没有决议、没人批准的情况下胆大妄为，擅自发电。这种目无总统、内阁，甚至也未告诉段祺瑞的事，只有徐树铮才干得出来。出兵是个天大的事，历史上若有人像徐树铮这样做恐怕脑袋早就搬家了，可他却安然无恙。黎元洪被气蒙了，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制。”段祺瑞也对徐在这样的大事上未与自己打招呼不满，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徐树铮不与段打招呼是怕事后追究起来段负责任，段也是心知肚明，但不能不说两句。孙洪伊见徐树铮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却得不到处理，便愤而辞职，以示抗议。黎、段为了缓和矛盾，不同意孙洪伊辞职。孙于是提出必须制定法规，规定秘书长的权限，这是自己不辞职的条件。正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孙洪伊裁减部里28名高级职员，这些职员多数与北洋派的高级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便联合起来向政治仲裁机关平政院提出诉讼。徐树铮则给他们撑腰。平政院缺席裁判撤销内务部的裁减令，孙洪伊以平政院是袁世凯时设立，袁死后虽未明令撤销，但以该院是一个非法机构，无权裁决为由拒绝执行。徐树铮在段祺瑞同意的情况下，未经国务会议讨论，拟就了平政院裁决执行的命令。按规定该命令是内务部的事，应由主管内务总长副署。徐知道孙当然不会副署，便拿到总统那去盖印，黎元洪在此情况下拒绝盖印，事情又僵住了。按照《国务院官制》规定，国务总理发布的命令，必须由分管部的总长副署才能生效。文官的任免、查办，均是内务总长管，荐任级（指文官各部科长、各省县长、武官营长以上）官员须经内阁会议讨论。这时发生了任命郭宗熙为吉林省长，查办福建省长胡瑞林案，由于此二人均是与研究系关系密切的，徐树铮知道孙洪伊会作梗，便在得到段祺瑞同意后，既未经内阁会议讨论，也未与主管总长孙洪伊商量，直接以国务院名义发文任命与查办。孙洪伊得知怒不可遏，他当面质问段祺瑞：“凡与各省长有关的问题，内务总长是否有权过问？国务院秘书长是否有权擅自处理？”段被问得哑口无言。孙洪伊进一步说，秘书长若越权包揽一切，那就请总理解除所有总长的职务。段只得说：“我会约束树铮的。不过这次的事情，令已发出，无法挽回，下不为例吧。”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0）

孙看段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竟然持如此态度，便摔耙子，递上辞呈不干了。偏偏此时他自己出了事。中国银行为实现兑现，借到500万元美金，此系秘密借款。因为中行的票价，仅四五折左右，此项借款可在中票回收后，借款留作善后之用。没想到孙洪伊将此事秘密泄露出去，引起借款的五国银行团来函抗议，老百姓得知后，中行票价暴涨至八折以上，造成中行的重大损失与外交风波；更糟糕的事是孙洪伊先以贱价收买中票，待涨价后出手，获得暴利。徐树铮侦知此事，不禁大喜，这回总算捉住了报复孙洪伊的把柄，便以此为由向段祺瑞提出免去孙洪伊的职务。段于是签署了罢免孙的命令，但黎元洪却拒绝盖印。因为黎与幕僚们都认为孙的事与徐的事相比，只是芝麻比西瓜；不免徐树铮的职而只免孙洪伊的职是太不公平了。徐树铮先后四次去总统府催促，都没有结果。徐树铮的嚣张搞得人人自危，国民党议员吕复等人感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便联名提出了弹劾徐树铮案。徐见犯了众怒，也不免心虚几分，便退一步，说：“只要伯兰（孙洪伊字）辞职，总理的威望得到维护，可以调任他为全国水利总裁，也可以做省长。”孙洪伊一看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便强硬起来，说：“什么官我都不要，我只要维护我的人格。”并提出“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使徐树铮、段祺瑞处于为难状况。事不可解，只好仍找元老徐世昌出面调和。徐提出来同时解除徐树铮、孙洪伊的职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黎元洪、段祺瑞只好同意了，二人的职务同时被解除。徐树铮虽然不当秘书长了，可仍然是陆军部次长，而段是总理兼陆军部总长，总理一职就够他忙活的了，陆军部的一般事务还是徐树铮说了算，徐还可以利用此职在内阁中操纵、策划，但孙洪伊被罢官后只剩下了一个议员的资格。孙咽不下这口气，便利用议会讲坛继续同段祺瑞、徐树铮争锋。盛怒之下的段祺瑞指使京师警察用武力搜查孙洪伊住宅，孙意识到事情不妙，便连夜逃往江南，脱离了段祺瑞皖系的势力范围。这场争斗就此落下了帷幕。徐树铮在任秘书长期间，黎元洪曾电召阎锡山进京，说有要事相商。原来阎在当山西督军时，曾将与他争权的师长孔庚与旅长黄国梁赶出山西。此二人早就与黎元洪暗中来往，想合力将阎锡山整倒，夺取山西大权。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后，深感自己没有军事实力而成傀儡，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此次让阎锡山到京，企图将其留在北京，然后任命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省长，控制山西。徐树铮知道此事后，立即报告给段祺瑞。阎锡山曾是段的学生，段感觉这正是拉拢阎的大好时机，便将事情透露给阎，阎锡山千恩万谢之后立即离开北京，从此在各方面对段予以大力支持。（三）为段祺瑞打造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1917年，段祺瑞认为，根据战局发展的形势，应当参战，参战可使中国取得战胜国资格，可要求收回德国在华的租界，废除德中条约中某些不利于中国的条款，中国参战可以获得国外大批军援、经援，这可以用来增加一向主张武力统一中国的皖系的力量。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1）

皖系的后台日本此时积极支持段祺瑞对德绝交，宣布参战，这样日本可通过军援、经援控制皖系，进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黎元洪的后台是美国。在黎看来，美国拥有强大的实力，足以抵制日本，可与段祺瑞抗衡。美国也正是这样的想法，美驻华公使芮恩斯曾表示：“为避免日本控制中国，予以相当数量的支持是必要的。”段祺瑞已经站到日本一边，美国也只好支持黎元洪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参战，而是黎、段都想利用此事获得支持与帮助，这就有一个由谁来主持参战的问题，谁主持谁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3月3日，在段祺瑞主持下，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当段让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时，黎却说：“此乃关系国家外交之大事，我的意见还是多加考虑为好。”拒绝盖印。黎元洪还拒绝在段祺瑞内阁给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上签字；这样从法律上讲，段内阁便无法对德宣战。徐树铮便建议段祺瑞一面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成立督军团，通过对德“宣战案”；一面又策动安徽、奉天等省督军先后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给黎元洪与国会施加压力。双方形成对峙局面。驻守在徐州的北洋军阀张勋，武昌起义后曾率兵在南京屠杀数千人，镇压革命。清王朝被推翻后，所部仍保留辫子，以表示对清王朝的“忠诚”。袁世凯死后，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联盟，阴谋为清朝复辟。此时张勋见时机已到，借口“调停”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准备率兵入京，搞复辟活动。张勋率兵入京前，曾在徐州召开会议，策划复辟事宜，徐树铮参加了这次会议。徐知道张勋是一个复辟狂，便假惺惺地对张说：“总理只想将黎元洪打倒，为此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张勋误以为段祺瑞是支持他搞复辟的。徐树铮对皖系的王郅隆说：“张勋是复辟脑壳，先让他去做，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张勋在1917年6月14日带兵进京后，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和辞职，并公然在7月1日将已废黜的前清皇帝溥仪重新扶上皇位。复辟是不得人心的，段祺瑞、徐树铮看出这又是一个夺权的机会，于是他们向日本争取到100万军费的支持，组成讨伐张勋的“讨逆军”。段祺瑞出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赞（参谋长）。徐树铮到安徽蚌埠，协助皖系干将，督军倪嗣冲将徐州、海州的2万张勋部队截住，使张勋在北京的3000辫子军没有后援，很快被皖军打败，张勋慌忙到荷兰大使馆避难。7月12日，溥仪宣告退位，短暂的复辟丑剧结束。1923年9月，张勋病故。徐树铮帮助段祺瑞打败张勋，那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由于徐树铮在徐州得到张勋的多方照应，所以俩人的私交很好。徐在张病故后送去了一副挽联：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事继复为之？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2）

该联既有对挚友离世的感伤，又有对其错误行为的批判，分寸掌握得很好，被公认为民初名联。段祺瑞以“三造共和”之功再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徐树铮得以再任陆军部次长。军政界称徐树铮为“段祺瑞的灵魂”。总统则由冯国璋代理。段祺瑞让冯国璋做代总统，实际上是想让冯做傀儡。冯国璋因对袁世凯忠心耿耿，号称“北洋狗”，能征善战，且是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他赴北京任职前，就安排他的亲信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已是湖北督军的王占元也是他的干将。入京前，又将他的部队第15师移驻北京，师长刘询被任命为总统拱卫军司令。段祺瑞为表示对冯国璋的尊重，特意派徐树铮、傅良佐、曲同丰一起迎接由南京赶到天津的冯国璋到北京任职，段没想到迎来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敌，新一轮的“府院之争”又上演了。袁世凯死后，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洋势力控制北方；南方的云南、四川、贵州由唐继尧控制；广东、广西、湖南则是桂系陆荣廷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上台后准备召集由各省军阀派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废除旧国会与《临时约法》，以实行军事独裁。这种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孙提出“打倒假共和，建立新共和”的口号，率领受革命影响，支持他的海军和旧国会部分议员从上海到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南方6省为基础举起护法的大旗。段祺瑞再次组阁后，徐树铮自认为有功，越发骄横跋扈，以段内阁的后台自居。段内阁的一些重要决定，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徐树铮策划的。徐树铮政府的直系首领曹锟，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徐树铮看到此时曹锟任直隶督军拱卫北京的重要性，便想取而代之。徐采取的办法是对曹锟明升暗降，调虎离山。他将曹锟升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湖北督军为江苏督军，这样既解决了李纯，又打击了直系。曹锟对此十分恼火，他给北京政府打了一个电报，坚辞两湖巡阅使一职，在未获准前请病假一个月，跑到信阳鸡公山“休养”。这次徐树铮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曹锟是北军进攻南军的第一路军总司令，现在抱如此消极的态度，于战事极为不利，段祺瑞便叫徐树铮亲自到曹锟处致歉，以使曹改变态度。进攻南军的第二路军总司令是山东督军张怀芝，张是山东东阿县人，出身微贱。当了大官后，对属员却十分傲慢，处理公务亦十分随意。出兵后，总是担心他手下的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想乘机夺取他的山东督军职位，勉强进军到汉口便不动了。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3）

这些事实教育了段祺瑞，他认识到这些军阀并非真心支持他，事到如今也只能是竭力而为。段祺瑞、徐树铮的南进计划是首先打下湖南，进而平定两广，为此徐树铮特意到湖南衡阳去拜访吴佩孚。吴后来成为北洋直系主要首领，这时任第三师师长，后任两湖巡阅使，徐树铮提出吴佩孚要不听曹锟指挥而另立门户，就可以任命吴为湖南督军，这样吴便会有自己的地盘而成为地方实力派，这是军阀们所追求的。吴佩孚是反对段祺瑞、徐树铮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的。吴佩孚虽然为谋生曾摆过写字摊，当过算命先生，但毕竟是秀才出身，刻苦好学，是一位深谋远虑的人物，完全看破徐树铮的诡计，因而决不会上徐的当。相反，吴为壮大自己的力量，秘密地与桂系建立联盟，还与湘军将领谭延、赵恒惕达成了停战协定。不久，当曹锟、张怀芝得知段祺瑞让徐树铮当攻粤军司令的意图是当曹、张的部队一旦从西路进入广东，徐树铮则从东路抢先进入广州，取得省会城市而任两广巡阅使。已经进军到汉口的曹锟、张怀芝在盛怒之下以“兵士疲惫，不堪再战”为由停止了军事进攻，并撤离了汉口。撤离前他们又与长江三省的督军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以及河南督军赵倜协商，一致决定通电全国停战。至此，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的矛盾已比较尖锐，直系乘进攻南方的机会非但不肯为皖系卖力，反而与南方军阀联合起来反对段祺瑞的战争统一，主张和平解决，并要求段祺瑞下台。段为缓和矛盾，在1917年11月辞去总理职务。1917年11月30日，由王士珍任总理。此时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段为扩军抓权而创设了“参军督办”一职，由自己担任。段祺瑞在与黎元洪、冯国璋斗争时，对方多次通过国会与其作对、刁难，甚至罢免，这使段产生了组建自己的政党以控制国会，通过国会夺回失去的总理职务。他找徐树铮、王揖唐等皖系主要政客商议此事。徐说：“民国以来，政府办事，国会常常捣乱，有些事情因而办不成，有时还造成很大的影响，使政府很被动。我们不妨也搞一个组织来控制国会，这样国会就会支持我们的事了。”王揖唐表示，有钱就可以办成，段当即从对日借款中拨来80万元作办公费。王揖唐与徐树铮商议后，找来曾毓秀等人筹办。他们将活动地点选定在北京宣武门内梁式堂的住宅，此处离段祺瑞住的府学胡同不远，便于及时沟通，因梁式堂所居住的胡同叫“安福胡同”，皖系政客常在此聚会宴饮召妓，人们便称其为“安福俱乐部”，亦称“安福系”。之所以不叫“党”，是因为徐树铮认为“政党二字，为世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4）

1918年1月，徐树铮得知冯国璋从日本购买1800万元的军械，在秦皇岛上岸，用来装备他个人的部队。徐即向段祺瑞献计，让奉系军队出面劫持这批军械，然后与皖系瓜分。这既可以做到不由皖系的人出面，不加剧与总统冯国璋的矛盾，又可达到拉拢奉系的目的，段祺瑞觉得此计甚妙。于是徐树铮与张作霖的军师杨宇霆商议此事，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奉军怎能不要。2月25日，军械陆续抵达秦皇岛，其中有先进的步枪27000多支，此外还有机关枪、大炮等，共三万多件。25日，杨宇霆手持陆军部提供的有关手续，武力接收了这批军械，然后按照事先的协议，奉军得四分之三，段军得四分之一。奉军因此装备了2个师共7个旅，皖系装备了4个混成旅。这么大的举动冯国璋不可能不知道，于是电令张作霖将军械交出。张则狡辩增加的军队归中央调遣，不必归还，还胡说什么袁世凯时期中央向奉天借过大量武器，始终未归还，这些军械就算还债。冯国璋明知张在耍赖，可是也不能因这件事就兵戎相见，虽心急火燎，也只能将苦水咽下。为使段祺瑞官复原职，段与徐树铮研究拉拢奉系张作霖，让其出兵关内支持段祺瑞组阁；作为回报，皖系支持张作霖获得副总统的职位，徐树铮跑到东北与张商谈。张作霖此时武力大增，正想称雄关外，两人想法一拍即合，张作霖即派5个旅的部队进驻天津地区。3月12日，张在天津军粮城设立奉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张作霖以武力为后盾向北京政府提出“组织段祺瑞内阁”，“设立东三省巡阅使”等要求。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冯国璋不得不答应由段祺瑞组阁。1918年3月，下野4个月的段复任总理，接着奉军27、28、29三个师（不是全部）及混成旅总兵力5万左右乘势南下，势力扩大到湖南、湖北、福建、河南、陕西、直隶各省。就在此时，张作霖发现段内阁成立后，徐树铮以奉军名义领取军费515万元，只交给奉军180万元，其余的钱都被徐树铮用在编练皖军和新国会的选举上，盛怒的张作霖立即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一职，但自己的副总统职务也因各方掣肘未能实现，只落得个东三省巡阅使。安福系的领导表面上是王揖唐和曾毓秀，实际的幕后操纵人是段祺瑞和徐树铮。徐就公开说：“安福系以效忠老总（指段祺瑞）为目的。”当时安福系的主要竞争对手一个是梁启超的研究系，一个是梁士诒的交通系；当然还有国民党。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5）

1918年的大选中可忙坏了徐树铮。他在6月7日给陕西督军陈树藩发电：“勿令国民党人赵世钰、李述膺等有一人入选。”29日，又给皖系督军通报“选举”情况：“各省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徐树铮赞扬了上述各省选举中皖系所取得的成果是国家幸事，并表示个人也很高兴。7月17日，为防止研究系人当选，徐树铮致电武昌参谋长何佩瑢：“该堂（指研究系）野心不死，勿为所惑为要。”安福系虽成立时间不长，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信仰，但在选举中却取得大胜，在参、众两院的574个议席中，安福系得341席，占全部议席的59.4%，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有人因而称此届国会为“安福国会”。取得大胜的原因首先在于段祺瑞的势力；其次是金钱的诱惑，安福系此次选举共花了900多万元；第三，徐树铮等皖派人物的大肆活动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在这次选举中出了大力的安福系骨干均被授予“咨议”、“顾问”的头衔，每人每月可领200~1000元的津贴费作为奖赏。新国会成立后，“临时参议院”即宣布解散。安福系控制国会后便开始操纵总统选举。为迫使与总理争权的代总统冯国璋辞职，段祺瑞表示与代总统同时引退，段先通电表示辞去总理职务，识趣的冯国璋接着表示不参加总统的竞选。段祺瑞虽不当总理，却通过安福系控制国会，进而控制政权；段还保留参战督办职务，掌握军队。可冯国璋却在下台后闲居帽儿胡同私宅，并于一年后62岁时寂寞地去世。1918年9月4日，安福国会以425票（到会议员436人）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国务总理一职由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因安福系议员“贪饵入彀，其状如鱼”，王揖唐又用金钱收买议员，人们便将王揖唐称为“鱼老板”。其实真正的“鱼老板”是徐树铮。徐树铮对这个“鱼行”是颇为得意的，他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之肘腋之下，置总理于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足耳。”狂妄气焰可谓达到极点。徐树铮揽权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对有用的人许以高官厚禄加以拉拢，他认为“余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唯余是从耶？”一些希望升官发财的人争先恐后向其献媚，使徐更加忘乎所以。（四）为国家建奇功徐树铮在南北战局混乱形势下，感到难以有所作为，恰在此时，段祺瑞领导的参战督办事务处下，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徐便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西北，这正是忙于在内地争权夺势的军阀们忽略的地方。正在积极主张南北议和的大总统徐世昌怕徐树铮捣乱，便在1918年11月3日授予徐陆军上将衔，以示收买。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6）

1919年4月17日徐树铮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经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西北筹边使官制第二条规定：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恳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北京派往外蒙的负责官员）应商承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西北筹边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外蒙。外蒙自前清以来，即隶属中国，已二百余年。外蒙乘辛亥革命国内战争之际，于1911年12月28日宣布独立。沙俄势力也乘机进入外蒙，并于1913年订立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的自治权。1915年，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订了“恰克图协定”，重申承认中俄联合声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期间，顾不上外蒙，日本则又染指外蒙。他们策划俄匪谢米诺夫、蒙匪富升阿企图组织在日本控制下的大蒙古国。外蒙的制度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双方为了权势与利益不停地争斗。王公们害怕日本的势力侵占蒙古，便想借俄国无暇顾及的时机撤销自治，归属中国，以抵制日本的势力。外蒙的王公们就此问题与北京政府派驻外蒙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的都护使陈毅进行商谈，但这种商谈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原因是当时外蒙的实权掌握在活佛哲布尊丹巴手中，他利用喇嘛的力量对抗王公。王公们想归属北京政府除外部的因素外，从内部来讲，还想借助北京政府的力量推翻哲布尊丹巴。在此情况下，陈毅又不得不去说服哲布尊丹巴；但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王公与喇嘛争权的问题是不可调和的，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撤治。此问题不能口头说服。徐树铮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时，就开始密切注意外蒙的局势；任筹边使后，便亲自插手对外蒙的处理。徐很清楚，解决外蒙乃至整个西北问题，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他为此积极招兵买马，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建成了四个混成旅和一个补充混成旅，将这些部队分驻豫境和塞外。徐树铮还将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部设在北京，以与中央政府保持紧密联系。徐树铮为解决外蒙问题，于1919年10月23日启程赴库伦。他购置了80辆大型卡车开到多伦，作为运兵之用，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然后他命西北军第三旅褚其祥率部开到多伦，改乘80辆大汽车，雄赳赳地开往库伦。10月29日，徐树铮一行抵达距库伦140里的叨林，徐即给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打电话，指出驻库伦的日军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属违法行为，要求驻库伦的120名日本军人将武器交到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否则双方部队发生冲突，一切后果由日方负责。徐树铮还提出限日军在3小时内将武器交出，松井借口须向国内请示而要求给5天时间答复，徐树铮断然说：“此事的根本错误在日方，阁下是日本政府在库伦的负责人，有权力作出决断，无须向政府请示”。松井看到自己这一百来人远不是徐树铮大部队的对手，只好将武器乖乖地交到政府驻库伦办事处，此事在库伦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对以后的谈判有良好的影响。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17）

在进入库伦之时，徐树铮命每辆卡车限载20名官兵，并将所携武器显露外面，然后令开车沿市内繁华的街道绕行。车辆进入西郊袁世凯当年下令修建的军营红城后，士兵们都不下车，俯伏于车厢之内，外面用帆布覆盖，使车外看不见车内的人，然后开到市郊新到来的兵车处混杂一起，重新开入市内。如此循环往复，使库伦人搞不清来了多少军队，大为惊恐。进入营区后，徐树铮令可驻一个团的营房入驻一个连，一个巨大的营房便由一旅官兵全部占驻。营房门口布置许多哨兵，不许一般人接近，这使库伦人更增加了困惑与恐慌。徐树铮炫耀武力的做法给蒙古人施加了强大的心理压力，这将大大有利于谈判的顺利进行。他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表述了他对哲布尊丹巴活佛在谈判中采取的办法：树铮言：边事与兵事通，不外恩威并用四字，而用恩用威，先后彼此，颇费斟酌。以抚蒙而论，蒙性多疑，威则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结之；恐其久而易视也，然后威以折之。蒙无实力，必悚而就范；再待以恩，以结其心，则不思勾结外援，乃永无反侧矣。徐树铮来蒙之前，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就学习了蒙语。抵库伦后，又请来一位翻译，闭门不出，突击补习了半个月；因此在会谈中，已经达到可以不用翻译，直接交流的程度。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灵活的外交手腕，徐树铮在11月14日、15日两天同哲布尊丹巴的代表，蒙古“总理”巴玛特进行的会谈中，徐树铮强调指出外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外蒙搞自治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内部王公与喇嘛的争斗加剧。如果归回中国，则可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有利于蒙古的发展与稳定。经过徐树铮痛陈利害，将巴玛特说动，同意外蒙撤治。巴玛特是哲布尊丹巴活佛最信赖的人，巴玛特于是又去做活佛的工作。徐树铮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明了他在与巴玛特会谈中所采取的态度：现任总理手执权柄，其人又颇谙外事，可谕以利害，故专意结之以信，感之以情。每于大议场中，当众极与谦下，尊以老辈，誉以清操，讽以活佛多病，可接其任。看操之日，示以军规之严，军容之肃，兵士放假观剧，苦乐与供，俱知军心之固，期可入我彀中??树铮许以事定后，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以双俸。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署总务厅厅长王荫泰，是徐树铮十分信赖的人，是位翩翩美青年，徐树铮利用其大施美男计。原来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弟媳妇是库伦政界的活跃人物，因能接近活佛，颇有影响力。她同时也是一位风流美女，王荫泰使出浑身解数将活佛弟媳勾引上，使其向活佛活动撤治，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19年11月15日，经过各方努力，外蒙终于同意撤治，回归中国。这是徐树铮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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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在11月21日自库伦回到北京。26日，他收到孙中山的贺电：“谂知外蒙收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仿古人??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之不已。”为表示外蒙归属中国，北京政府决定对活佛哲布尊丹巴予以册封，并授七狮金印。册封的全文是：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1919年12月1日，北京政府明令徐树铮督办外蒙事宜。12月22日，徐树铮被任命为册封专使，代表中央前往库伦举行册封大典。27日徐树铮到达库伦，受到盛情接待。库伦的大小官员、喇嘛、商绅在郊外10里相迎，库伦城内悬挂国旗，百姓夹道欢迎。从29日起，参与册封的有关人员斋戒3日，以示尊礼尊佛。1920年元旦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大典。北京政府也选择当天授予徐树铮勋二位，以示嘉奖。下一步，徐树铮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治理外蒙。在商业方面，他取消了内地与外蒙的不合理交易。如蒙古人买内地商品，当时是以羊作为交换。若议定价格是100只羊，采用赊欠的办法，到年底内地人则索要140只，原因是羊要下崽的，数量就增加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蒙古人因为买货时不需付款，当时不需交羊，反而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而喜欢赊欠。徐树铮告诉蒙古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并禁止内地人这样做。徐树铮还组织蒙古人整修了库伦城内的道路，在库伦、恰克图等较大的城镇请专业人员开辟了无线电通讯，还从德国请来一位专家对外蒙的矿产进行勘探，让内地到外蒙的驻军引种家乡的蔬菜。徐树铮请示中央政府批准后，在库伦开设了边业银行，该行可以代理国库，发行富有民族特色的印有骆驼图案的钞票。徐树铮还办了一份用蒙文出版的《朔方日报》，由边防军军医处管理一家医院。徐树铮除了在外蒙事务上有所建树之外，在1914年，他还用向美国购买军火得到的佣金回报办了一所正志中学，自任校长。为将该校办成模范中学，他聘任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到校任教，还聘任外教教授外语。徐树铮是一名军人，深知军事强国的重要性，为此在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课。他亲自听课，检查学生的作业。尊师重教，探索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徐树铮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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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好读书，也注意收藏书。他将《古文辞类纂》原有的三种版本进行了校对，并收集了原来没有的各专家评语，后重新出版。该书后来被世界书局再版，直至1986年，中国书店还根据世界书局1935年版加以影印出售，可见该书的价值不菲。徐树铮还校印了桐城派吴汝纶选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留有《视者轩遗稿》、《视者轩文》、诗集《兜香阁集》三百首、词集《碧梦词》六十首。为治国安邦，他提出建立军政合一的政权“建国军政制置府”，并据此写成《建国诠真》一书。徐树铮还喜爱昆曲，并能自编曲谱，亲自上台演出，擅长花脸与贴旦两种角色的曲目，《单刀会》演得尤为拿手。在文化建设上，徐树铮创办了私营的北京都门印书局、都门编书局、经史学社、同凤阁纸铺。徐树铮的老部下孙仲尧认为：“徐树铮才华横溢，文武兼资，而又勇于负责，是中国不可多得之人才。”在民国时曾六任安徽省主席的许汉三也认为：“在当时的军阀、官僚、政客，群以争权夺利、祸国殃民、酒食争逐为能事的时候，徐氏能不脱书生本色，想为社会、为国家做上一点工作，确如孙仲尧的看法，可谓庸中佼佼。”徐树铮经营西北，开拓外蒙，是在群雄割据的时代希望有一块自己的地盘，这必然要受到其他军阀的疑忌，特别是张作霖，因为西北紧挨东北，当徐树铮的兵力逐步增加，已成气候时，张作霖感到这对自己是个严重的威胁。在后来的直皖争端时，他积极支持直系，胁迫徐世昌免去了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一职。对经略外蒙的艰难，徐树铮有《早发叨林》七律一首加以描写：冲寒自党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向鸡鸣。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五）徐靳之争与直皖战争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中，靳云鹏威望最高。他出身贫苦，少年时期因父去世，靠与弟弟沿街卖水，经营染布谋生。进新军后，因右眼外斜，只是一名备补兵，每天干的活是清扫马厩、厕所。因其工作认真，好学不倦，被送入随营武备学堂学习。该学堂监督正是段祺瑞，段看好在艰苦生活中长大的靳云鹏，将其逐步提升，所以靳对段一向忠心耿耿，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参加欧战，建设边防军等均予以大力支持。虽然如此，段对他的信任不如对徐树铮，这是因为靳云鹏社会关系复杂。他与张作霖是亲家，张作霖的第五女张怀曦，与靳云鹏之子订了婚，张被炸死后婚约解除。靳又与曹锟是把兄弟，与冯国璋是同学。段祺瑞在使用靳云鹏时便不能不有所防备。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0）

徐树铮则锋芒毕露，容不得人，伤人较多，在皖系中威望自然远不如靳云鹏，但因其社会关系简单，只忠于段祺瑞，段对他更加信任。靳云鹏是皖系中唯一可以与徐树铮一争高下的人物，二人争权夺势，互不相容。徐树铮多次给靳云鹏难堪，气得靳多次请假，消极抵抗。段祺瑞对这二位主要助手也多方调解过，他曾派吴光新、曲同丰做徐、靳工作，但收效甚微。为减少徐靳矛盾，段祺瑞常派靳云鹏代表他外出工作，但这反倒使靳云鹏感到段在疏远他，因而逐渐对段有所不满。1918年，段祺瑞为对南方作战开始编练参战军。徐树铮与靳云鹏二位主要助手，都不能不用。在参战军的指挥权上二人展开了争夺战，由于段祺瑞的倾向性，徐从靳的手中夺得了参战军办公室主任和督办公署参谋长的职务，靳云鹏对徐树铮的仇恨又增加了，对段祺瑞也愈加离心离德。徐世昌处世圆滑，绰号是“水晶球”，善于调解矛盾重重的北洋政局，先后推出两位总统、数任总理，这回自己总算是当上了总统。他的施政目标就是以他为中心实现北洋统一。他看出徐、靳之间的矛盾，自然极力拉拢靳，以对抗段、徐。徐树铮在外蒙有所建树，孙中山除嘉奖外，还在给他的电报中指出：“内部关系过于边陲，心腹之患犹重于枝叶。”孙中山希望徐树铮能为恢复国会与约法尽力。他劝徐说：“执事能立功于国境，何不能解罪于国民？大局转圜，事后俄顷耳。不然，内忧未宁，外患方亟，卧榻之侧，可为寒心，执事虽劳，能保不为他人作嫁衣者？而谁敢为执事贺？”一心想以武力统一天下的徐树铮对孙中山的劝告哪里听得进去，国会、约法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1919年1月11日钱能训正式就任总理，靳云鹏任陆军总长，此时南北和会已在上海召开，靳此时已倒向徐世昌一边，对徐树铮的主战政策加以抵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徐世昌以“中国无战可参”为由，下令将徐树铮的参战军交由陆军部管辖，从而剥夺了徐的兵权，这也是徐世昌借此事拉拢靳云鹏抵制段祺瑞的手段。徐树铮于是通过段祺瑞出面反对。段以参战督办的职权下令将三师参战军改为边防军，仍由徐树铮统领。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靳云鹏为了替各军索要欠饷与安福系的龚心湛争执起来，争吵中靳无意泄露了参战军的秘密军费来源，段祺瑞大为不满，盛怒之下当面斥责了靳云鹏，使这位总长大失面子。1919年12月3日，在直、奉系与徐世昌的支持下，靳云鹏出任总理，但内阁成员主要由安福系的人组成，他们处处与这位皖系的叛逆为难。安福系议员，也是安福系头头之一的克希克图便公开扬言：“靳云鹏不服从段督办，就是背叛长官！靳云鹏利用军人（指直系、奉系）压制国会，就是目无国会！”段祺瑞、徐树铮甚至策动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秀、财政总长李恩浩、司法总长朱深以不出席内阁会议为手段挟制靳云鹏。而段祺瑞更是经常以老上司的身份，把靳云鹏看成下属，在一些文件上居然写上“交靳核办”。靳又气又恼，又不得不办，以至于不禁哀叹，“一步不能发展，一人不能任用，一事不能顺利办理”。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1）

1920年初，段祺瑞、徐树铮提出以吴光新代替赵倜担任河南督军。二人之所以有此提议，是因为直皖争夺北京政权，段、徐考虑到矛盾的激化可能导致战争，主和的吴佩孚要撤离驻守的衡阳率军北上，将大大增强北方直军的实力，那将对皖系是个灾难。北上一定经过河南，赵倜在直皖之争中是位中间派，不会在吴佩孚北撤时加以阻止。为达到更换赵倜的目的，段祺瑞、徐树铮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赵倜，又借口赵倜纵容他的兄弟赵杰卖官鬻爵，逼迫靳云鹏将赵倜撤职。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内弟，时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段祺瑞密令吴光新将警备军开到信阳，与河南内部的反赵军联合行动。靳云鹏不同意河南易督的做法，气得段祺瑞当面说他“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做总理”。靳云鹏实在受不了这个气，在皖系的压力下递上辞呈。但直系、奉系、徐世昌及支持他的地方八省同盟则坚持不同意靳云鹏辞职，因为他们是靳云鹏的后台，靳若下台等于他们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将使皖系独霸中央。在激化的靳徐矛盾中，段祺瑞也明白徐树铮所起的作用，但徐多年来一心忠于他，在紧要关头帮了大忙，建立了边防军和安福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徐树铮就没有段祺瑞的今天，段祺瑞决不会拿掉徐树铮自毁长城。处在夹缝中的靳云鹏先后四次提出辞职，但曹锟、吴佩孚对靳表示，如果安福系再加逼迫，他们有办法对付。这个办法当然就是战争了。1920年6月吴佩孚的部队从湖南撤回郑州，曹锟的军队驻扎在保定。直皖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似已不可避免。6月19日，张作霖以“调解人”的姿态应徐世昌邀请入京。徐树铮当然知道张地位的重要，特意到廊坊车站去接，曾毓秀也将奉天会馆整修一新，预备给张作霖住，但张住到白石桥奉军司令部去了。第二天，徐树铮与安福系骨干研究，仍准备以副总统的职务交换张作霖的中立。如奉系能中立，剩下一个直系就好对付了。张作霖与直系要人商谈后，向段祺瑞提出解除徐树铮的兵权，撤换安福系三总长等五项要求，被段祺瑞拒绝。直系于是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斥：“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臣貂，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耶？”文中还表示对段祺瑞及皖军并无恶意。段祺瑞则声言：“安福之坏，我已知之；我非安福，君亦知之。偌大政党，难保无不良分子，无可讳言。”“徐树铮得罪人，我亦知之。我对于国家，始终以直道，绝无权利之私，现在惟望徐总统收拾时局。”段与安福系骨干再次开会研究，徐树铮等认为不应过分示弱，段决定采取强硬态度。他对张作霖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威信何在！你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2）

张作霖此时与曹锟、李纯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权、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在此情况下，徐世昌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决议“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裁撤西北边防军司令一职，所部归陆军部接收”。该决议的要害是将徐树铮军权剥夺，归陆军部，这就等于削去了段祺瑞的许多兵权，这是段祺瑞绝对不能同意的。军阀依靠的是“军”，无军何以称“阀”？养兵需要钱，直系等提出的免去安福三总长的要害是将交通总长曾毓秀（该部主管铁路、航运、邮政、电力，是皖系的财源）、财政总长李恩浩的皖系财权争夺过去，段祺瑞对此岂肯放手？徐树铮乘机向段提出，免除他的职务是助直排皖，决非一人之事。当然，最根本的是直皖之争是为了争夺对北京政权的控制，进而控制全国，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决定了直皖战争的不可避免，靳徐之争只不过是个导火索，张作霖的调停当然也不会收效。曹锟、吴佩孚还不断发表通电，主张拒签巴黎和约，反对安福系头目担任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从南方前线撤兵，以唤起舆论的支持。1920年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阁员及军政首脑联席特别会议，发出声讨曹锟、吴佩孚通电，并胁迫徐世昌免去曹、吴的职务。9日，段祺瑞在天津团河成立讨伐直系的“定国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兼总参谋长，下达讨伐直系的动员令。同一天，曹锟在天津举行直系军队的誓师大会，发布《驱除安福系宣言书》、《为讨伐徐树铮告全国各界书》，成立讨伐皖系的“讨贼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13日张作霖也率兵入关，助直打皖。7月14日，双方各投入10万左右的兵力，在京奉铁路沿线的杨村一带和京汉铁路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激战。皖军一开始在一师师长曲同丰与边防军司令徐树铮的指挥下取得一些胜利，但在17日战情发生变化，吴佩孚亲率部队在大雨中袭击皖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俘获曲同丰等全部高级将领，皖军西线战败。东线直军因为奉系的支持也很快击败了拼死抵抗的徐树铮部队。皖军中路段芝贵一边在火车上打麻将一边指挥作战，当然也被击败。徐、段等只好逃回北京。19日段祺瑞辞职，在直奉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通缉以徐树铮为首的10名皖系头领。因为皖系是亲日的，徐树铮便跑到日本大使馆避难，虽然北京政府一再照会日本大使馆要求引渡徐树铮，但遭到拒绝。徐在大使馆躲避了120天后，大使馆将其藏在柳条箱中，由日本军官保护送出大使馆，然后先到天津，后到日本。不久便又溜回上海，在上海的二年主要是著书立说。这期间徐树铮的一首七律表达了他的心态：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闭门大索喧严令，侧帽清游放醉吟。白日歌沉燕筑市，沧波梦到海舟琴，云天不尽缠绵意，敢负生平报国心。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3）

1921年12月4日，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名义，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出师北伐曹锟、吴佩孚。12月25日，梁士诒在张作霖的支持下组成内阁。他是亲日派，为了抵制直系对他的控制，对直皖战争后被通缉的皖系首领实行大赦。徐树铮不甘寂寞的基因复活了，他收到了此时居住在天津的段祺瑞给他发来的密电，让他南下与孙中山商谈发动残余的皖系力量共同联合讨伐直系的事。徐树铮接电后在1922年1月1日赶到广州，时孙中山正在桂林，孙委托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为自己的代表与徐树铮会谈。孙就此事曾写信给蒋介石说：“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1月3日，孙中山又在桂林的大本营会晤了徐树铮，经过商谈，达成了孙中山、段祺瑞联合讨伐直系军阀的意向。孙、徐二人的会谈十分融洽，徐树铮对孙中山十分崇拜，孙也对徐很赏识，表示希望徐能留下来做自己的参谋长。但徐树铮是离不开段祺瑞的，只好婉拒。徐将会谈结果报段祺瑞，段表示同意。徐在给段的电文中兴奋地认为：“再起东山，曙光在前。”8月21日，孙中山与徐树铮在上海的会谈中落实了共同攻取福建的办法。福建督军李厚基原是皖系的，后投向直系。闽北镇守使王永泉是徐树铮原来的部下，任24混成旅旅长，徐树铮利用这层关系，给王带去80万元收买他回到皖系，王永泉同意了。于是两人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起兵联粤讨直。在先后攻下福州、延平后，按徐树铮早有的设想成立了“建国军政制置府”，军政合一，拥戴孙中山与段祺瑞为国家领导人。直系立即调兵进攻福建，福建的民意团体配合直军提出“闽人治闽”的口号，反对“建国军政制置府”。此时粤军的许崇智部队正出兵讨伐叛变的陈炯明，腾不出兵力支援徐树铮。段祺瑞也反对设置“建国军政制置府”，王永泉势单力孤，又心怀异志；徐树铮见大势已去，便离开福州去上海了。1924年9月上旬江浙战争爆发，此战是在江苏直系军阀的齐燮元和浙江皖系军阀的卢永祥之间进行，双方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上海。因齐燮元得到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支持而获胜，卢永祥兵败后北逃。他所遗留下来的残部因属皖系，徐树铮见有机可乘，便出来收拾他的残部。10月15日，徐树铮召集卢残部将领陈乐山、杨化昭等二十余人在上海闸北开完会后回到住所即被拘捕，并被勒令乘坐英轮离开上海。因为直系的后台是英美，英国不愿徐树铮这个皖系的二号人物东山再起，徐树铮不得不避居香港。江浙战争爆发后，北京政府支持齐燮元，下令讨伐卢永祥。孙中山、张作霖因为同卢订有反直同盟而支持卢永祥。孙中山发出讨伐直系的军令后，兵分两路向湘、赣进军。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4）

这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则于9月15日亲率6路大军进关。正当双方在山海关激战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占领北京，将曹锟赶下台，直军战败。在张作霖、冯玉祥等的支持下，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因皖系已无实力，段只是个傀儡而已。徐树铮见国事已无可为，便决定出国考察。1925年春，他被段祺瑞授予“考察欧美各国的政治专使”。徐此时想将欧美等国先进的经验学到手，对考察团的人选十分注重，军事人员来自军内，文职人员则是多方面的，有熟悉各国国情的大使馆人员、留学生等。此行共考察了12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艺等。在各国每考察一处，徐树铮都要求考察团员作记录，当晚徐亲自批阅；还指定专人汇编成当天的总日记，徐树铮再审阅，准备将这些积累的材料带回国后出书，使更多的人学习、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因为这是中国元首派的官方代表团，有机会与一些国家领导人或政治家进行会晤，徐树铮先后会见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苏联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美国总统柯立芝，日皇及首相、外相等。1925年6月30日，徐树铮一行到达柏林。他到德国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商谈向德国政府贷款，用来购买德国弹药，以重新组织、装备皖军。但此事被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侦知，这些学生一贯反对军阀内战，对徐树铮这个皖系主战的二号人物十分反感，他们集合起来，包围了徐树铮下榻的中国驻德使馆，高呼“打倒卖国贼徐树铮”的口号。他们逼迫驻德公使魏宸组当场立下字据，以性命担保徐树铮在德国不借外债、不订购军火，并要求徐树铮立刻离开德国。在学生们的压力下，徐树铮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不甘心的徐树铮，在访问法国时，还是订购了大批军火。在德国、意大利，他应邀演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英国牛津大学演讲了中国音乐的古今沿革。这些给还不熟悉中国的这几个国家的人民以了解的机会。考察的闲暇时间，他还为团员们讲治理国家的个人看法，他认为统治者应有知识、有品德；中国要强大富强应重视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在法国考察时，徐树铮惊闻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徐与随行人员举行了悼念仪式，徐撰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百年之政，孰若民生？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丧；”下联是“大稔以还，使无公在，更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5）

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仅用三十多字，便准确、高度、恰当地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作家、报人周游认为：“中山先生之丧??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民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个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1925年12月10日，结束考察的徐树铮回国后先到上海，这期间他试图联络拥有10万军队，自任苏、浙、皖、赣、闽五省司令的孙传芳拥戴段祺瑞，这使冯玉祥深为不安，徐树铮没有成功。他回到北京向段祺瑞执政汇报考察情况，并提出如有可能到各省作报告，让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封闭的状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段祺瑞听完汇报后当然十分满意，授给徐树铮一等大授宝光嘉禾章，以示奖励。有人问徐今后有何打算，他表示到上海去，不再搞政治了。他有此想法是当时的局势决定的：段祺瑞有职无权，而徐的仇敌张作霖、冯玉祥都气势正旺，徐从政不但不会有作为，甚至是危险的。（六）谋杀与被谋杀冯玉祥与徐树铮的仇恨起源于陆建章。陆是安徽蒙城县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协助袁世凯训练新军，后历任帮带、协统、总兵等职。民国初年，任袁世凯总统府警卫军统领，北京政府军政执法处处长，捕杀过不少革命党人和民众，有“陆屠夫”之称。又好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后背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后因镇压白朗义军有功，被封为咸武将军，掌管陕西军务，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分子。在各省反对袁世凯的战争中，陆建章长子陆承武时任第一旅旅长，为袁卖命，被反袁的陈树藩打败并被擒。陈树藩以此要挟，让陆建章将陕西督军的位置让给他，作为释放陆承武的条件。陆建章为救儿子的命，不得不答应这一要求。离开陕西时，他将历年搜刮的财富装车几十辆，想偷运出境，走到半路被陈树藩派人劫去。陈树藩又得到段祺瑞的支持，被正式任命为督军。这些事件陆建章大为恼火，便积极反对段祺瑞、徐树铮，支持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冯也正积极拉拢人对付段，便给了陆建章一个炳威将军的头衔，官居上将，让其大肆活动，反对段祺瑞。陆建章积极活动不让吉林督军孟恩远接受段将其调离吉林，削去实权，到北京任职的命令；接着又策动长江三督联合起来主和；还曾在鄂皖边境和霍山、六安一带组织“安徽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计划与冯玉祥部配合将段祺瑞的皖系督军倪嗣冲赶走，由陆建章接任；这项活动因冯玉祥部队的调离而作罢。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6）

陆建章的所作所为当然引起段祺瑞、徐树铮的极大不满，必欲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1918年6月11日，曹锟、倪嗣冲、张怀芝等各省军阀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13日，陆建章奉冯国璋之命由上海赶到天津，去说服曹锟重新回到冯国璋麾下，并让曹锟与江苏督军李纯合作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此时的徐树铮还担任奉军的副司令，他还怕陆建章游说奉系将领不听他指挥。倪嗣冲觉得这时正是干掉陆建章的好机会，就与徐树铮密谋，并将意图告诉奉系的参谋长杨宇霆，杨于是给陆建章写了一封信，请他到驻津的奉军司令部有事相商。6月14日陆建章接到信后虽多少有些疑惑，但觉得自己是总统府高等顾问，儿子陆承武是徐树铮留日时的同学，陆承武的太太与徐树铮太太也是同学，两家关系较为密切，凭这些似乎不应当出什么大事，就打消了顾虑欣然前往。满面笑容的徐树铮、杨宇霆迎接陆建章后与陆先到客厅里谈话，然后徐请陆到后花园散步。陆刚走到后花园，就有人用枪顶住陆建章的后背，陆建章立即明白了，他说：“徐树铮你想干什么？！”徐树铮说：“你不是东奔西走到处与我们作对吗？这回你和阎王主和去吧！”接着枪声响起，陆建章踉跄两步倒在地上，咽气前说道：“没想到这样死去！”徐树铮从后花园出来，对在场的人，包括陆建章的随从说：“陆建章犯了煽惑罪，已被就地正法，大家不要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段祺瑞得到徐树铮枪杀陆建章的消息后，即命人按照徐给国务院和陆军部的电报内容写了一道命令报给总统府：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惯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当国务院秘书方枢拿这道命令让冯国璋盖印时，冯拒绝盖印。段祺瑞即派人对冯国璋软硬兼施进行疏通。冯考虑陆建章已死，自己要与段硬顶下去，恐怕也没好下场，只得盖印，将令发出。受杀陆建章影响最大的当数冯玉祥。陆建章任第6镇协统时，冯玉祥在其手下当兵，因冯肯吃苦，作风朴实，作战勇敢，得到陆的好感，陆将内侄女嫁给冯玉祥，并逐步将冯提拔起来。冯玉祥发动滦州起义失败被捕，由于陆建章极力奔走营救，方幸免于难。陆建章任陕西督军时，冯玉祥也率部入陕，并由团长提升为旅长。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7）

袁世凯称帝时，曾派冯玉祥入川与护国军作战，冯玉祥因反对袁称帝，不但不肯作战，反而两次派人与蔡锷联系，表示响应护国军，蔡锷让冯劝四川督军陈宦宣布独立，冯玉祥按蔡的意思对陈宦做了不少工作，终于使陈宦与袁世凯决裂。徐树铮虽然也是反袁称帝的，但他只支持段祺瑞，徐认为冯玉祥毕竟属于北洋系统，不应与护国军站到一起，从而觉得冯玉祥不可靠。1916年秋天，冯玉祥所部第16混成旅驻地廊坊，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因对冯有看法，就在军饷等事上加以刁难。他对冯玉祥说：“焕章，现在财政困难，你们旅兵员又多，实在没法发饷，把你们的兵员裁掉一些。你看如何？”冯玉祥当然不能同意。徐树铮又提出要将冯旅的一个团调往甘肃。这种分散的方法当然意在削弱冯玉祥的实力，冯也不同意。这一下，把徐树铮惹火了，干脆下令免去了冯玉祥的旅长职务，以与“安福系”关系密切的，曾任过该旅一个团长的杨桂堂代替。免掉旅长这样大的官，需先征得段祺瑞的同意，徐在气头上说免就免，段也未过多责备，更不用说处分了。段祺瑞为安慰冯玉祥，将其改派为直隶南路巡防统领。该官职管辖的巡防营皆是老弱残兵，武器破旧落后，纪律松弛，无法与北洋军的精兵强将相比，这对名将冯玉祥是一种贬低，冯对徐树铮由此心怀怨恨。张勋复辟时，因用兵的需要，杨桂堂带不动16旅，这才经段芝贵（时任“讨逆军”东路军总司令）努力，让冯玉祥重任16旅旅长，归段芝贵节制。以后冯玉祥曾被段祺瑞、徐树铮派往福建与广东军作战，但冯只将部队带到浦口就驻下了，主张和平混一。后在段、徐的严令下由浦口至湖北，到武穴又停了下来，并通电全国主和。冯玉祥的行动气坏了段祺瑞、徐树铮，便将冯撤销职务。但冯玉祥一向待士兵很好，本身又极为俭朴，因而深受部下拥戴。撤职令下，全旅近万名官兵给中央发电，要求“全部枪毙，以谢天下”，搞得段、徐毫无办法；后经曹锟从中斡旋，决定将冯玉祥褫夺陆军中将，准暂留任旅长，归曹锟节制。段、徐与冯玉祥的裂痕已越来越大。徐树铮杀陆建章，自然会想到冯玉祥的强烈不满，为此特意给冯发了一封电报，为自己辩白：弟与陆君本属旧交，毫无私念，谅为兄所素知。自其近岁以来，行止不正，迭尽忠告之谊，苦口劝诫。去岁亦尝再三托由执事往劝，乃竟执迷不悟，以至于此。明为国法所不许，幽亦为鬼神所难容，非个人有嫌怨也。身后之事，自当悉力筹维，期无艰苦，借全私交，并副诿垂，祈纾远注。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8）

为进一步安抚冯玉祥，徐树铮说服段祺瑞撤销冯玉祥不服从命令，在援湘时于武穴停进而被革职留任的处分，恢复其第16混成旅旅长职务，兼任湘西镇守使，授以勋四位。段祺瑞听说此事后不禁十分惊讶，他说：“又铮闯的祸太大了，郎斋（陆字）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他怎能如此乱开杀戒？”还赠给陆建章家5000元，以示抚慰。但人已被杀，这些银钱能起多大化解作用？一个堂堂的陆军上将，北洋军阀的前辈无辜被杀，使得一些同僚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直系将领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表示强烈不满，认为陆建章未经审判即遭杀害，会使军官们觉得自己在为保卫国家流血，而自家性命却难以得到保障，从而大大地影响军心。由于这些将领是主和派，徐树铮便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天津与其谈话时大骂总统和曹督军，因此死有余辜，并非主和主战两派斗争的结果。张作霖也表示不满，因为杀死陆建章时徐树铮还是奉军的副司令，这样的大事竟然未与他这位奉军的主宰者大帅商量，既未将其放在眼里，胆大妄为，而且损害了奉军的声誉，不能不予惩处。正在充分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的是上海方面想打倒段祺瑞的军阀政客，他们借此大造舆论，蛊惑人心，搞得人人自危。徐树铮在给张敬尧、倪嗣冲的电文中就证实了这种情况。电文说在上海的反段政客孙少侯、李征五、孙洪伊等于6月17日秘密开会，设法煽动陆建章旧部附和独立的西南各省，共同反对北京政府，并已派员赴湖南、安徽等省活动。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徐树铮在杀掉陆建章后，并未息手，在他看来，要除的政敌必须不惜用各种手段除掉。1920年的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张作霖到北京进行调停，张实际上是支持直系的，且手握重兵，他的倾向性对战争的胜负有重大影响，徐树铮认为必须设法剪除张作霖。张如果能被干掉，奉系必群龙无首，内部甚至可能生变，那对皖军是十分有利的，于是他又秘密策划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7月5日，徐树铮去拜访了张作霖，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与张谈了一个多小时，并以段祺瑞的名义，请张作霖于7月8日到段祺瑞的住所团河列席讨伐直系的军事会议，准备到时借机将张作霖杀掉。张不知是计，应邀赴会。徐树铮的计划因考虑到张作霖不一定与会而未和段祺瑞商议，这回张作霖来了，下手之前不能不与段祺瑞商量，于是徐树铮找了一个借口将段祺瑞叫出来，告诉他想杀张作霖的计划。段祺瑞想到张作霖是实力人物，在直皖交战的关键时刻杀张作霖极有可能使奉军为张复仇而参战，那将对皖系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反对徐树铮的计划。段祺瑞归座后，狡猾的张作霖已从段的脸色上看出有些不正常，立即想到陆建章被杀之事，意识到处境危险，便找了一个借口溜走了。张作霖走后，徐树铮连连顿足叹息：大势去矣！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29）

一计不成，徐树铮又生一计。他秘密派人携巨款到东北收买土匪作乱，扰乱奉天治安，借以牵扯住张作霖，但携款的姚步瀛等13人在活动时被张作霖的部下捕获，张大为恼怒，决心出兵支援直系，徐树铮落得个鸡飞蛋打。还不止此，徐树铮谋杀张作霖不成，自己反倒被冯玉祥所谋杀。徐树铮从国外考察归来之时，京津地区正被冯玉祥的部队所控制。张作霖也刚刚打败反叛的郭松龄，气焰正盛。段祺瑞看到目前局势对徐树铮十分不利，便劝徐赶快离京，徐也决定快走。1925年12月29日下午5时，执政府内务总长龚心湛置酒为徐树铮饯行，冯玉祥的亲信鹿钟麟出席作陪。席间，鹿频频与徐树铮碰杯，又说又笑地表现得很热情，这种不正常的态度令徐树铮有些不安，但也没想更多。有人劝告徐树铮，冯玉祥是不会放过你的。如坐火车，廊坊一带由冯玉祥部队张之江驻守，十分危险，最好是借乘英国使馆汽车到天津，这样才会安全一些。但徐树铮不以为然。他回答说，北京被仇敌控制，随时可以将我置于死地。回国后我已经在北京待了7天而安然无恙，这是因为他们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其凶残的面目。我如果躲躲藏藏，反倒是中了他们的奸计。况且我的专车已经准备妥当，我现在还是专使的身份，冯玉祥就是想报复，也不能动手，我想不会发生意外。徐树铮是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军人和政客，他太自信因而也就太轻敌了。这天下午，段祺瑞发现办公桌上有张纸条，写的是“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立刻派人将纸条送给徐树铮，徐看后一笑了之。晚饭后，徐树铮向段祺瑞去告别，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永诀！6点半左右，徐树铮率褚其祥、薛学海等到前门火车站，龚心湛、曾宗鉴等前往送行。宋子扬、褚哲文要派武装人员护送，被徐树铮拒绝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已经布置好了陷阱。冯玉祥决心杀徐树铮，除了陆建章的缘故外，还因为徐树铮这次出国考察同法国、意大利签订的购买军火的协议，是为了重新武装自己的力量。徐树铮还在政治上提出建立奉系、直系、皖系的同盟，共同拥护段祺瑞为总统，这当然是已控制京津的冯玉祥所不能容忍的。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冯玉祥一定要杀徐树铮。为此，冯玉祥做了精心准备。他命令鹿钟麟在徐树铮即将回国之际拘禁了徐的主要助手曾毓隽、姚震；还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再抓捕几位徐树铮的密友，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徐树铮回来活动。冯还派人在上海收集徐树铮的情报。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30）

陆承武也想报杀父之仇，他找到冯玉祥协商，冯派了20名手枪队中的神枪手化装后随陆进京，准备有机会就对徐树铮下手。因徐在京活动时间短，且保持高度警惕，时刻有卫兵保护，陆承武一直没得到机会。鹿钟麟将陆未得手的情况报告给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冯没有立刻表示意见，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冯玉祥打来电话告诉鹿：“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徐树铮在全国毕竟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大人物，虽然现在落魄，然其余威尚在，人们常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鹿钟麟对承担杀徐的罪名不能不有些顾虑，便对冯玉祥说：“那能行吗？那样做问题太大，恐怕??”“怕什么？天塌了有柱子顶着！”冯玉祥厉声回答。鹿钟麟只有执行了，但他还是想找一个于己有利的执行办法，他命令参谋处同丰台车站联系，想请示冯玉祥在丰台下手，但得到的回答是：“车已过丰台，尚未到廊坊。”于是鹿钟麟又向冯玉祥请示：可否用电话命令张之江执行。冯同意了。张之江是冯玉祥部第5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接到鹿钟麟传来的电话后，有些为难地说：“这事关系重大，应慎重考虑！”鹿立即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张之江也只有执行了。他让师部的副官长宋邦荣到所部第7混成旅参谋长彭仲森处，告诉彭说：“你亲自到车站，要站长打电话给万庄车站站长，就说：‘这里的车道已调度好了，可以让徐专使的列车通过。’你守着他打完电话再到总指挥部来。”到总指挥部后，张之江把杀徐树铮的意图告诉他，命他亲自在车站把守，将徐的专车截住。由于京津战事刚结束，兵车拥塞，专车在夜里12点左右才到廊坊。车停下后，张之江派宋邦荣拿着自己的名片，说请专使下车，有要事相商。徐树铮说：“这会儿我头晕，下次再来拜访吧！”宋只好退回。不一会儿，张之江派手枪营的十几个人登上车，说：“扶徐专使下车。”不由分说地将徐树铮押下车。徐被押到离车站不远的一片旷野后，押他的士兵忽然散开，随着几声枪响，徐树铮倒地而死。时年45岁。张之江立即将枪决徐树铮的事报告给鹿钟麟，鹿则立即报告给冯玉祥，冯立即让在天津的陆承武到廊坊。到廊坊后，陆承武得知是让他以为父报仇之名承担杀徐树铮的责任。陆承武向张之江表示了感谢之情，但内心里是不愿承担这个责任的，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明白不承担责任是不行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奉命向褚其祥等徐树铮的十几名随员说：“过去徐树铮杀了我的父亲，今天我杀了徐树铮，我杀徐树铮是为家父报仇。”但这种回答只能是欲盖弥彰而已。试想一列专车上徐树铮有那么多的随员，不是几个刺客所能轻易得手的。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31）

随员们被审问后，强迫他们写保证书，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保证不泄露案情，按上手印，拍完集体照片后方离开。国内媒体《时报》、《晨报》于徐树铮被害的第二三天均报道了徐是被陆建章儿子陆承武为报父仇所杀。但真相是掩盖不住的，人们不久便明白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徐树铮被杀，除亲人外，最感痛心的是段祺瑞，他捶胸顿足，连连说：“断吾肱股！断我肱股！”现在的段祺瑞已经无力为追随自己大半生的最重要、最亲密的助手复仇了，但他对徐树铮的深情是始终如一的。1926年4月，下野后的段祺瑞一次乘车经过廊坊，开窗西望达10分钟之久。“口唇微动，喃喃自语，老泪盈眶，掩面入卧”。段临去世前嘱咐孙子昌义，每年摆供祭祖时，在祖先牌位旁边，必须摆上徐树铮的牌位，并给徐磕头。徐树铮的棺木是段祺瑞送的。徐被杀后，得此凶信的，他的学生段大洪，两次跪在张之江面前，要求寻尸装殓。张之江是位基督徒，也就答应了。段大洪在雪地里寻找两遍，才找到徐树铮遗体。装殓后，由徐树铮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到北京，后被安葬在老家--江苏萧县凤家山之原。时光荏苒。1945年，徐树铮死后20年，其子徐道邻向法院控告冯玉祥、张之江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要求予以惩处。此时的冯玉祥是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始终不承认徐树铮是自己派人杀的，而是陆承武杀的。以冯此时的地位，就是蒋介石也奈何不得，何况小小的徐道邻。张之江此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也算做是党国要员了，难以撼动。鹿钟麟则是某集团军的司令，手握兵权，亦不可小觑。徐道邻是德国柏林大学法学博士，于法律当然是精通的；他还当过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也不是等闲人物，凭这两点，他紧紧咬住杀死父亲的这几个人不放，迫使有关部门不得不应对。有关部门认为，按照民国十四年定的法律，杀人罪的告诉时效是15年，徐道邻的诉状是20年后提出的，已经失去了时效，不予受理。徐道邻提出8年抗战时效中断是外敌入侵造成的特殊情况，不应计算在内，但最终没有下文，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徐树铮生活在“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割据时代。时势造英雄，徐以其智谋、胆略、权术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自己最后也被淹死。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徐树铮也不例外。

段祺瑞的秘书徐树铮（32）

徐树铮的朋友李恩浩认为：“段派之中，徐树铮最为芝老（指段祺瑞）所重用，他也最为跋扈。当时，敌派对他无不侧目，即段派之中，大多也对他不满”。“树铮这个人有才气，在我看来，也不能算是坏人。但喜欢用权术，而又心地褊狭，目空一切；凡是才力和他相差不多的，或妨碍他独揽一切的，他都不能相信。靳（云鹏）是一个，张志潭也是因为受他排挤而投奔直系的”。“段芝泉对树铮最赏识，真可说是言听计从，而且处处加以包庇”。还需要指出的，徐树铮作为北洋军阀的一位重要成员，他也在经济上进行了不少掠夺。在通缉他时曾抄没他的家财，计有财产130万元。1913-1925年他所参与开办的工矿企业有天津裕元纺织厂，该厂的股东还有段祺瑞、倪嗣冲等人。1918年创办时注册资金200万元，1922年11月则猛增至7203万元，增长达35倍。京兆大丰县的裕丰制革厂、北京的化学工业社亦是徐树铮的产业。此外还有在当陆军次长期间购买外国军火的回扣等。这些只是个大概，他的一生究竟聚敛了多少财产，只怕已无法查清。康有为为徐树铮写的挽联可以作为我们对其一生评价的参考：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扬厉乎域外，增学识于四州；其喑呜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无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

（一）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秘书胡汉民，字展堂，原名衍鹤，后改名衍鸿，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主编《民报》时的笔名，因其影响大，以后就成为他的正式名字了。他于1879年12月9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一个书吏家庭。父亲胡文照在县里是主办刑事判牍的刑名师爷。儿童时代，胡汉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7岁住在高州府衙时，一次与老仆经过衙中审讯处，见审判官正给犯人上酷刑，犯人痛苦的呼号声与猪羊被杀时绝望哀鸣毫无二致，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胡汉民8岁时随父至广州读私塾。13岁时父亲得病因庸医所误而死，胡汉民悲愤交加，到厨房拿了一把刀，想将庸医杀死为父报仇。虽被叔父劝止，但小小年纪便表现出勇敢的斗争精神。15岁时，母亲又去世。为维持生计，16岁的胡汉民便去教书，当了蒙童教师；而学生有十七八岁的，比他还大。小小年纪便能“为人师表”，虽为生活所迫，却也显出他得力于家教及自幼聪明、勤奋好学。他一边当先生，一边去广州的一些书院学习，除好古文之外，对诗词尤感兴趣，这为他成为一位诗人革命家打下了基础。胡汉民的少年时代正是“南革北拳”之时，“革”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以“排满革命”为口号；“拳”即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当时的胡汉民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凶残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滋生了他反帝反封、忧国忧民的思想。对戊戌变法，他也基本上予以肯定。在书院学习时，他与史坚如、左斗山等有革命意识的同学来往较多。对康有为、孙中山有自己正确的见解，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的诗句。史坚如为策应广东惠州反清起义，谋炸两广总督，被捕后壮烈牺牲，也给胡汉民很大震动，他决心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知识是革命的本钱。当时日本流行新知识、新思想，吸引了不少中国有志青年前往学习，其中有很多成为革命者。受此影响胡汉民决心到日本去。1902年，胡汉民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一时名声远扬，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无意科举，奇怪他为何参加乡试。胡汉民答，为了解决贫穷问题。实际上他是为了展露才华，以后为别人代笔，挣钱赴日。第二年秋天，胡汉民为他人代考成功，得代考费凑够了留日学习费用。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

1903年夏，胡汉民如愿以偿地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又转入同文学校。这期间，吴稚晖因保送私费陆军学生一事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指使日本警察逮捕并押送出境。胡汉民当时是广东留学生的负责人，对此事不能坐视不管，但无论怎样抗争也不能改变结果，激愤之下，在日本只待了3个月的胡汉民回国以示抗议。胡汉民回国后到广西梧州中学任总教习兼师范讲习所所长，讲授国文与修身课。胡汉民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痛斥朝政腐败，指出只有革命才是国家唯一的出路。他将清政府比喻成一处外表富丽堂皇而内部已经栋柱窳败、墙垣动摇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非拆掉重建不可。胡汉民在讲课中宣传革命，遭到地方政府与守旧士绅的反对。他愤而辞职来到广州，被聘为香山私立隆都中学校长。到任不久，发生学生废弃了校内的文昌帝君塑像事件，这又引起守旧士绅的责难，作为校长的胡汉民“难辞其咎”，于是只能又一次辞职。时两广总督岑春煊决定派学生去日本学习政法，胡汉民乘此机会于1904年冬第二次赴日，在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习，学制两年。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导人物的汪精卫、朱执信。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筹建革命政党，当时日本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孙中山决定将它们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政党，便于更好地开展革命，这个政党便是著名的同盟会。胡汉民认识孙中山以前，孙领导的黄冈、惠州等反清起义对他极为教育与鼓舞。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信仰的，对其百折不挠、勇敢坚定的斗争精神是钦佩的。孙中山的影响是使胡汉民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和领导者的重要因素。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胡汉民、廖仲恺正返国度暑假未归。9月1日，胡汉民偕夫人陈淑子和妹妹宁媛，廖仲恺携女儿梦醒（其夫人何香凝已在日本）到达东京。当晚，胡汉民有机会与孙中山见面，他向孙请教了对孙中山学说中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中的一些疑问。长期的封建社会体制，使人们往往对这个口号不易接受。孙中山认为，这个平均地权是社会上最大的问题之一，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忧虑与痛苦，孙中山还向他讲述了一些其他革命道理。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

胡汉民接受了孙中山的理论，参加了同盟会，并庄严地宣誓：“当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从处罚。”胡汉民任同盟会评议部委员。评议部又称议事部，汪精卫为评议长，共由20人组成，按同盟会章程规定，评议部“有议本会规则之权”。这样，胡汉民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一批骨干之一。在讨论同盟会的会旗时，时任同盟会庶务的黄兴提出“井”字的建议，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二人各不相让，黄兴甚至要“怒而退会”，与孙中山“断绝关系”。胡汉民与黄兴几乎同时赴日留学，又同在弘文学院，二人关系极好。长沙岳麓山黄兴墓庐景烈亭上有副对联“同心齐为国，奋翮共摩天”，写的就是二人在辛亥革命时的战斗友谊。胡汉民利用与黄兴的友谊做他的工作，使黄兴从“党与大局”考虑同意了孙中山的意见。黄兴原来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表面理由是“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且与日本国旗相似”。实际是觉得孙中山借旗帜表现自己，此话黄兴当然不好对孙中山当面说，就通过胡汉民转达。黄兴在致胡汉民的信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著第一次起义之旗？”孙中山在僵局的情况下又是通过胡汉民去疏通黄兴，使这一分歧了结。后来同盟会本部秘书马君武考入京都工科大学学习而辞职，经孙中山提议，胡汉民继任。其工作是掌管起草同盟会的机要文件，处理本部日常事务。因为孙中山是同盟会总理，胡汉民实际上也就是孙中山的秘书，两人关系因接触的机会增多而日益密切起来。由于中国传统的地域观念--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孙中山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广东籍盟员来往较多，也成为支持孙中山这位广东人的中坚力量。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广东亦被尊称“革命策源地”。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开始了武装起义和革命宣传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黄兴曾与宋教仁创办了《二十世纪支那》，作为当初华兴会的机关刊物，此时便交给同盟会，胡汉民提议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于1905年11月正式创刊，汪精卫、胡汉民、章炳麟等先后担任主编。该报的发刊词是由孙中山口授，胡汉民执笔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这一同盟会的奋斗纲领。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4）

1906年，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共同编写了《同盟会革命方略》。该《方略》指明了同盟会的革命性质是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而实行的国民革命。在其四条著名的纲领中指明：“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由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平均地权：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共享??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实现纲领的步骤分为三期，即“军法之期，约法之期，宪法之期”。对外则要求世界各国赞同中国的革命事业，维持世界和平。同盟会的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力图用革命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因此它不但受到资产阶级拥护，也受到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的一切民主派的拥护，在批判保皇派改良主义谬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汉民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除宣传三民主义外，就是批判保皇派，比较重要的有《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排外与国际法》等。同盟会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斗争。当时在东京的保皇党人每年都要举行“追悼戊戌庚子烈士”大会，借此机会大肆宣传保皇党主张，以取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还当场吸收新会员。10月6日，保皇党召开纪念大会时，孙中山派胡汉民参加。胡登台演说，斥责保皇党谬论。他具体分析了康有为的思想为五级退化。由教主退为共和；再由共和退而为君主立宪；然后又退为变法维新；又退为勤王；最后退为保皇，可谓步步倒退，每况愈下。胡汉民还斥责保皇党召开的纪念大会是以死人欺骗活人，最后表明同盟会反对召开这类大会。胡汉民演说时“听众逾千人，拍掌狂呼者再，康、梁之徒，众皆瑟缩，不敢置辩，即席宣布此后不再会于东京，从此留学界渐以容保皇为耻辱矣”。在革命宣传方面当时颇有建树的还有汪精卫。吴稚晖曾说：“学生（指胡、汪）无先生不醒，先生无汪胡不盛。”这恰当地道出了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的关系。胡汉民在自传里写道：“余与精卫以职责所在，日与先生亲。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指导，先生与同志方言一问题，必须就实际上求其原因结果关系，必言其所以然，而不仅言其言。”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怂恿下，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驱逐令。孙中山与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一同离开日本，赴南洋组织西南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5）

此时的胡汉民已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正转入该校专门部继续学习，妻子则刚刚分娩3天，但胡汉民在征得妻子同意后毅然随孙中山回国。他的妻子陈淑子与他一起加入同盟会，除了在机关帮助做些日常工作外，在国内搞武装起义时，也做些送弹药等危险工作。据他们的女儿胡木兰的乳母回忆，在一次有生命危险的起义中，夫妻二人考虑到万一牺牲，只有几岁的女儿长大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于是就写了份证明：父母姓名、孩子姓名、籍贯，缝在胡木兰的衣服上，表示了夫妇双双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孙中山一行离日后到达越南河内，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为掩人耳目，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他们为领导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的起义筹集经费、军火。为实施孙中山的“经营南洋，边陲起事”战略，胡汉民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十分辛苦。胡汉民先后参与和发动了镇南关、河口、广州、黄花岗起义。镇南关今名友谊关，是中越边境我国的关隘。当时广西有一些乡勇在此一带活动，其首领是黄明堂（壮族）。革命党人为发动这股力量，在乡勇中宣传革命思想，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时机成熟后，孙中山于1907年任命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决定起义。12月2日，黄明堂等率乡勇八十余人，以炮台守军为内应，潜袭镇南关炮台，守军溃逃，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为革命党人占领。第二天，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从越南入境，赴镇南关督战。因山路崎岖艰险，一路只能攀登而行，胡汉民体质弱，当天偏偏又闹肠胃病，从下午5时走到10时，他就累得昏倒了，但他没有中途退缩，稍事休息，在第二天清晨赶到山顶上的炮台。孙中山亲自开炮轰击敌军，为伤员包扎伤口，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因炮台此时已无药可用，孙、黄、胡又立即赶回河内筹款购买军火，进一步攻打龙州。孙中山等在4日晚下山，时雨后路滑，又不能举火照明，跌跌撞撞，孙中山摔倒3次，黄兴、胡汉民不下十几次，大家只好向山下滑溜，难免皮肉受苦。6日抵达河内，因此军事行动已引起法国殖民者的注意，加之清廷的活动，使孙中山等无法在军械上对黄明堂加以接济。这场起义持续了一周，打到9日，清兵被打死200多人，由于清廷派来四千多援军，黄明堂寡不敌众，只好退入越南。（二）从策动武装起义到成为广东省都督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前往新加坡，把继续在南方几省发动革命的任务交给了黄兴、胡汉民。1908年3月27日，黄兴组织旅越华侨同盟会员200多人，在广东钦州发动武装起义，在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几十个村镇之间转战40多天，队伍发展到600多人，因缺少后援而失败。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6）

胡汉民按照孙中山的计划，让黄明堂、王和顺率从镇南关撤下来的义军进入云南，发动河口起义。胡汉民认为这二位义军头领难成大事，便电请孙中山：“速令克强（黄兴），出统其军，前往指挥，更使知军事之同志，助之指挥，庶可进战。”战斗中义军收编了清降卒，发展到3000多人，30日攻占河口，5月6日占领南溪、迫蛮耗、蒙自，黄兴以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身份前往督师。关仁甫部革命军因清云贵总督锡良派兵进攻西路而不得不自已攻占的蛮耗退却。黄兴与黄明堂商议后，在5月8日进军昆明，但军队以不堪再战为由要求息兵。黄兴不得不回到河口，约王和顺商议军情，但王提出兵少弹缺，难以进军。黄兴仍想亲率各部队攻打蒙自，但部队不服指挥。黄兴迫不得已在10日从河口来到河内，与胡汉民商议，打算征集原钦州义军再战。11日，黄兴抵老街时被法国警察押送回河内。胡汉民急忙请华侨领袖杨寿彭等与法国总督交涉，法国总督将黄兴递解出境。黄兴走后，黄明堂、王和顺等义军所占之地又被大批增援的清军收回，黄、王二人不得不再退回越南，余部退入广西。河口起义规模较大，清廷震动，通电全国悬赏缉拿“伪总司令官”黄兴5000元；“伪总参谋”胡汉民4000元；汪精卫等四人2000元。胡汉民为逃避法警搜捕，只得藏在挚友黄隆生洋服店的楼上约两个月，并设法帮助安排起义领导人员黎仲实、谭人凤、倪映典至安全处。7月末，胡汉民从河内潜至香港，与赵声商议今后军事方针。后来，胡汉民与黄兴均到新加坡与孙中山会晤。鉴于这次起义及镇南关等以往义举的教训，胡汉民认为会党缺少政治信仰、素质不高，不可依赖。胡汉民向孙建议要动员清军中的新军，他们大部分是汉人组成，与旗兵有民族矛盾，时起冲突。新军应作为以后争取的对象，除团长以上军官外，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不同程度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愿为拯救国家效力。新军又接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组织纪律性强，有战斗力。孙中山接受了胡汉民的建议，在新军中秘密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武昌起义及各省的响应，主要依靠的就是新军，胡汉民的建议是很宝贵的。1908年，清政府为挽救危局被迫宣布预备立宪，保皇党人乘机四处活动，大讲宪政好处，蛊惑人心，影响华侨为革命捐款，而华侨捐款是当时革命经费的重要来源。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同盟会机关报）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争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胡汉民写了二十多篇文章斥责保皇党。著名的有《驳〈总汇报〉惧革命瓜分说》、《斥保皇党借外患防内变之毒计》、《呜呼！满洲所谓“宪法大纲”》等。由于这些文章澄清了是非，使筹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一般工人与小商人收入不多，却踊跃捐款；一些中产阶级的人也多数能够支持革命；有些大资本家就不同了。有一位侨商出售橡胶园得款三十多万，胡汉民、邓泽如与其谈了3个小时，他只捐20元。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7）

1909年1月14日，汪精卫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大臣。胡汉民得知后极力劝阻。胡比汪大4岁，他们不仅是留日时的同学，也是常年在《民报》工作的同事，在同盟会中二人关系最好，汪精卫将胡汉民当大哥对待。胡汉民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你在同盟会中举足轻重，你的文才与口才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作用别人无法取代。如果你凭着一时的激情与敌酋拼命肯定会做出牺牲，革命将蒙受重大损失，而且这也不是解决革命的根本办法。但汪精卫认为必须以具体行动表明我们的革命决心，以唤醒民众。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在北京甘水桥下与黄复生、喻培伦埋炸弹企图炸死经过此桥的小皇帝宣统之父摄政王载沣，因炸弹无意中被一位车夫发现，报告警察，而未成功，汪精卫、黄复生被捕。按照清朝法律，汪、黄必死无疑，但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认为，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何止汪、黄二人，杀了他们，还有后来人，于宪政不利。他们的行为属于为国家获罪，宜从宽处理，于是判了无期徒刑。胡汉民在汪精卫被捕后，以为必死无疑，于是作诗悼念：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问谁堪作斧，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汪精卫被判刑之后，胡汉民即全力以赴投入营救。营救需要钱打点有关人员，为了筹款，他甚至让汪精卫女友陈璧君去澳门赌场，希望通过赢钱获得营救汪精卫的款项，结果却输得精光。1910年冬，陈璧君不顾严寒，决定冒死与黎仲实去北京营救汪精卫。胡汉民在送行时诵叶清臣《贺圣朝》两句词：“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因为陈璧君也是此次行刺的策划者与参与者，所以此去凶多吉少，几人自然不禁潸然泪下。当然，以陈璧君力量是救不出汪精卫的，但她自己也未遇险。后因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被迫释放了汪精卫。1909年5月，同盟会在香港设立南方支部，负责华南各省党务、军事起义等活动。南方是革命的中心，因此这一职务很重要，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担任支部长这一要职。胡与同盟会员将起义人员放到新军中去，而且以广州的新军为重点。1910年1月末，倪映典向胡汉民报告起义准备成熟，胡即请黄兴、赵声、谭人凤到香港，共商起义大事，胡汉民、黄兴等犹感力量不足；又派姚雨平等联络省城附近巡防营；朱执信等联络广州周围一些县的民军。胡汉民等定于旧历元宵节起义。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8）

孙中山先后从美国汇来8000元，李海云从商号提出2万元作为起义费用，因孙中山继续汇的钱还未到港，胡汉民便提出延期起义，等待汇款。但在此前后已发生军警冲突，且愈演愈烈，听到起义风声的反动军官又将一部分新军士兵的枪机或弹簧缴去。倪映典到港与胡汉民、黄兴等研究，决定提前于2月15日起义。胡汉民与倪映典连夜临时布置一切。此时已侦知清军水师提督李准调大军入粤，义军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便到各营争夺枪械，进攻广州，但久攻不下，只得退守。倪映典在2月12日抵广州，发动新军起义，与李准大部队作战，义军阵亡百余人，倪映典亦战死疆场，时年27岁。起义遂告失败。1910年11月，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广州起义，并在香港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胡汉民为秘书长。统筹制订了起义周密计划，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从香港派“先锋”800人至广州发难，于1911年4月13日正式起义，后因故推迟。孙中山在加拿大利用自己的声望积极进行宣传，为起义筹捐经费。黄兴夫人徐宗汉，胡汉民夫人陈淑子负责秘密配送军火。4月20日，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陆续潜入广州。黄兴在23日抵达广州，进一步进行军事部署。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清廷广州将军孚琦，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广州将有事变而调巡防营入城警戒，黄兴考虑到赵声所部多系外省人，易被发觉，便致电香港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但到26日，已有革命的秘密机关被破坏，一些革命党人被捕，林文、喻培伦认为应马上发动起义，陈炯明、姚雨平也认为调入的巡防营中有不少革命同志，可借机起义，并提出改原十路进兵为四路，于27日起事。26日，黄兴又致电胡汉民“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但胡汉民、谭人凤考虑到在港同志多无发辫，大批人到广州易被发觉，须陆续抵广州，决定派谭人凤、林直勉于27日到广州告知黄兴，延迟一天起义。黄兴根据情况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在27日举事。当天，日本运来的枪械抵达香港。27日上午，广州革命党人170余人齐集小东门机关部，由黄兴主持。赵声、胡汉民计划在晚上到广州。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革命军攻打两广总督府，与防守的清军展开激战。攻入总督府后方知张鸣岐已逃往水师行台李准处。黄兴火烧总督府后即兵分三路，奔向大南门。黄兴所率一路至东辕门时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的卫队接火，冲出大南门后，又与防营遭遇。战斗中，不少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亦伤二指，战至独自一人，不得不在一洋货店躲避。第二路喻培伦部任务是攻击督练公所，与敌兵及警察交战，战至深夜，因寡不敌众，喻被捕牺牲，部分革命党人弹尽撤退。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9）

第三路徐维扬部一队阻击观音山之敌，一队阻击水师行台之敌，与敌对抗一昼夜，人员伤亡较大，子弹亦耗尽，徐维扬等也被捕就义。胡汉民与赵声自港抵广州后分头上岸。胡汉民等在海珠酒店得知起义已失败，仍想进城，经陈璧君前往探视，见城门已闭，只得返回香港。此役牺牲100多人，其中的72名烈士被葬在广州黄花岗，是役亦称黄花岗起义。胡汉民评价黄花岗起义：“然为义所动，有进无退，诸烈士甘死如饴，不复有成败利钝之见，以表示革命党牺牲伟大精神于天下??由是满廷上下震恐失措，民众万万愈有‘曷丧偕亡’之志。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应，则正以4月27日之役为先声。故从革命整体为之衡量，此役虽失败，而其功乃较战胜得地者百倍过之，今日亦可定论矣！”多次起义失败，使一些革命党人如章炳麟、张继、刘师培一时怀疑起义能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散布一些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言论，部分同盟会员成立“共进会”，在他们的纲领中取消了民权和民生主义。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凡革命必当贯彻目的而已”，反对妥协，坚持三民主义。虽然历次起义失败了，但革命者的奋斗震撼了封建朝廷，烈士们的鲜血唤醒了亿万人民群众，他们前赴后继，不推翻封建统治誓不罢休。1911年的武昌起义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孙中山此时正紧张地在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得知武昌起义胜利喜讯的孙中山立即指示由胡汉民主持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担负起光复广东的重任，支部决定由胡汉民、朱执信、胡毅生、陈炯明、徐维相、苏慎初、姚雨平分头负责，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广州附近的顺德、番禺、南海、新会、花县、香山、三水；惠州方面的东莞、新安、博罗、归善；潮海地区、北江流域和南路各县纷纷起义。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见大势已去，多次派人到香港见胡汉民，探求投降条件。两广总督张鸣岐的亲信龙济光也开始动摇，11月9日在民军逼近广州的形势下，张鸣岐只得交出大权，乘英舰“汉德”号逃往香港。广东就这样获得了解放，宣告独立，胡汉民被推举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当时局势下，胡汉民果断地决定组织军政府。政府要害部门的职务全由革命党人担任，不得不留用的技术人员等均归革命党人领导，这比武昌起义后的军政府几乎全为旧军官与立宪派掌握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也是极为正确的、必要的。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0）

军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财政。张鸣岐等清廷官员逃跑时将官库存银全都带走了，军政府一点钱也没有。胡汉民一方面向商人借款40万元应急；另一方面将广州清政府印好未来得及发行的纸币1200万，加盖军政府财政部长专章发行，解决了军队、政府的开支，稳定了市场、人心。其次要解决的是军队问题。受革命党影响较大的新军不足一个团，民军虽多，但成分复杂，除一些手工业者、农民、失业人员好一些以外，还有乡团油子甚至土匪掺杂其中。胡汉民派刘永福与黄世仲任民军督办处总长，对民军彻底整顿，将土匪及乡团油子清除掉。最难处理的是李准的巡防营和龙济光的12营“济军”。胡汉民在全省成立军务处，由胡毅生、李文范负责，由新军对巡防营与济军进行监视，通过民军对巡防营与济军加以控制，使他们服从军政府的调遣，最后采取将龙济光的济军调走剿匪，达到分化与削弱的目的。第三个重大的问题是组织省临时议会。胡汉民与陈炯明、朱执信共同拟订了临时议会的选举法，规定120名议员中，20人由同盟会选举，男女代表各10人，其余100人按各界比例选出，当选议员多为同盟会会员，巩固了政权，提高了女权。广东局势稳定后，11月初汉口革命军撤退，汉阳又接着失守；南京方面革命党人又久攻不下。为支援中部革命党人，胡汉民派姚雨平率军北伐。帝国主义列强对革命事业向来是仇视的，广东军政府成立，英国领事无端发出通牒干涉，接着又以保护商船为名派兵舰进入西江游弋。胡汉民一方面拒绝英领事的无理要求，一方面派军舰尾随英舰，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海关税未能收回，是胡汉民任都督一职的遗憾。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积极在西方各国间奔走，期望取得外交上的支持，因而没有急于回国。但因南北议和革命势力妥协，革命形势出现了危机，才“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于1911年12月25日回国抵达上海。孙中山在20日转道香港时，胡汉民、廖仲恺由广州至香港迎接。孙与胡、廖讨论了国内的局势及革命党的对策。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在广东，不要赴上海。胡汉民认为：“今日推翻清朝，绝无问题。最大的障碍是袁世凯，袁世凯只有四镇之兵，纵然有战斗力，也不过动摇武汉，取湖南已不易，即使能够占领江浙，快也需要半年。在这半年中，我们精选各地民军进而训练之，得五六万精兵不难，与袁世凯战而胜之，乃可有革命之成功。你现在突然到上海，各省必先举你为总统，然而你无一兵一卒，怎能指挥得动？拥一虚名，于事何济？所以，我劝你还是留在广东为好。”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1）

孙中山没有同意，孙认为：“从形势论，上海、南京在前线，不身当其冲，退守广东练兵，这是避难就易。”孙中山还认为，革命同志正寄希望在自己身上，是人心所归。我靠的是人心，敌人依靠的是兵力，不应弃长用短。现在湖北、南京都出现了问题，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如果前方失利，我再用兵恐怕就晚了。袁世凯当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推翻清朝；如果袁世凯作恶，他的基础也是不牢固的，可将其推翻。只有自己到中国的中心上海、南京主持大计，革命方望成功。孙中山还提出要胡汉民随他一起去。胡汉民主张武力推翻清朝，打倒袁世凯，孙中山则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朝。胡汉民、廖仲恺均被孙中山说服，表示愿随同孙一同前往。（三）“宰相”秘书长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每省1票。孙中山得16票当选，黄兴得1票。孙中山组阁时，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胡汉民任秘书长，年仅33岁。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诞生。孙中山先生着呢质军服，戴军帽，由汤尔和、王宠惠、胡汉民等随行人员陪同在上午10时，由上海乘专车赴南京。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上海各界欢送人员达万人之多。沿途苏州、无锡等主要车站均专有人员欢迎，或有代表登车致敬。车抵南京时，各国驻南京领事与迎接人员共同欢迎孙中山。军乐队奏起军乐，长江上的军舰鸣21响礼炮，向中山先生致敬。孙中山接着改乘蓝色绣花彩绸马车，由军乐队骑马奏凯旋曲前导，车后有卫队跟随，前往总统府（即清前两江总督府）。沿途锦旗飘动，市民夹道欢呼，各店铺悬挂灯烛、旗帜，满城欢乐。晚10时，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就位后，参加典礼人员排列两阶，先行三鞠躬礼，又鸣炮21响，奏军乐。然后由代议长景耀月报告选举经过。孙中山宣读誓词就职，后民国官吏亦宣誓就职。宣誓毕，由景耀月致颂词。颂词毕，即交付大总统印鉴。授印后，孙中山在宣言书上盖印，宣言书由秘书长胡汉民代读，其核心内容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实行“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共五大统一。宣言书宣读毕，由海陆军代表致颂词，孙中山致答词。然后发布《告友邦书》等，典礼结束。在总统府里，胡汉民与孙中山同居一室，每天晚上都要研究需要处理的大量事务，有时是通宵达旦。在日常事务上，总统府的文书胡汉民都要亲自过目。每天都有不少人要见总统，胡汉民都要首先接见，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再由孙中山决定是否见面。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2）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胡汉民常常能提出一些正确的意见。如粤军姚雨平率部渡江北伐，孙中山颇不放心，想亲自参加，半夜时，孙对胡说：“子留守，余明日渡江击贼矣！”胡汉民极力劝阻：“雨平军精锐，必能破张勋，无须先生自捋，而他军则难以为继。先生以偏师进，不止乘危，且无异暴吾弱点以示敌。”孙中山接受了胡汉民的意见。政府初建，方方面面的人通过各种关系都想弄个一官半职。胡汉民坚持孙中山的“唯才能是称”的原则，尽量做到任人唯贤，杜绝私情。实业部部长张謇推举一些人任总统府秘书，被胡汉民拒绝，张謇大为不满，讽刺胡汉民为“第二总统”。对那些飞扬跋扈、贪赃枉法的官员，孙中山、胡汉民则严厉惩处，毫不留情。南京政府与以往的封建政府是根本性质不同的革命政府，它必然要在彻底否定封建规章制度、封建传统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革命。胡汉民协助孙中山与相关的总长做了大量的建章立制、颁布数十种法令的工作。如：宣布人民享有选择、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国民政府下令限期在20天内将发辫“一律剪除净尽”，改变了男子汉不男不女的丑态，也为生活、工作带来许多方便。劝禁女子缠足。“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须再缠”。这不仅解除了女子的痛苦，也解放了她们的生产力。禁止刑讯体罚。“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嗣后不论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废除“贱民”。闽粤的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等，“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严禁买卖人口。“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分”。禁止鸦片。“务使百年病根，一旦拔除，强国保种”。此外还有废止跪拜，行鞠躬礼，禁止赌博等等。1912年3月11日，胡汉民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17章56条，它根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三权分立”原则，规定了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阅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制。它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成文法。它虽有不少缺点，但它却反映了革命党人反对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愿望，是辛亥革命的一项重大成就。发展民族工业方面，临时政府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它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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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头痛的还是军饷问题。黄兴作为陆军总长，要给部队发饷，但临时政府没钱。胡汉民与孙中山、黄兴商量，准备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这样便可以从日方手中取得一笔巨款，以解燃眉之急。这个办法被一些人视为出卖主权，实业总长张謇坚决不同意，并以辞职表示抗议。胡汉民给张謇写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总统与黄兴辩解：“自1月以来，见克强兄以空拳支撑多军之饷食??寝食俱废，至于吐血。度其急不择荫亦非不知。今日成事，惟祈先生曲谅??其事非常，其咎或可恕耳。”南京政府面临内外压力。外面帝国主义列强出于侵略、剥削中国的私心，决不希望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愿中国做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永远不要强盛，永远为它们鱼肉，因而不承认南京政府，南京政府自然得不到它们任何支持，譬如借款就不可能。而更大的主要的压力则来自国内。革命党人当时主要控制的是南方，孙中山就是由16省的代表选上临时大总统的，这16省有些军阀也不听孙中山的。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出狱后成为袁世凯的朋友，为拥护袁世凯当大总统而四处活动，因为善于看风向的汪精卫看到了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其他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陈其美甚至也认为袁世凯当大总统也可以，理由是清朝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革命的主要目的达到了，袁世凯只要赞成共和即可，否则会兴起南北之间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灾难。幻想走资产阶级议会道路的宋教仁则醉心于通过议会选举取得多数，实行内阁责任制。这样即可做到“总统政治上之权力甚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宋教仁甚至认为只要达到共和统一的目的，不仅可以牺牲同盟会的权利，还“总统可易，参议院可改选，国务院可解散，临时政府地点可迁移。”胡汉民对黄兴、宋教仁等人的观点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克强先生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以为宋先生（宋教仁）的主张很对，同志们不要再备尝艰苦，冒万险去革命了。他看到中国国民已很苦，如果再革命，怕要受不起，以后要天下太平，只要我们把国会拿到手，无论多少个袁世凯都是有办法的。”但他对黄兴这种观点决不赞成。胡汉民还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地方分权制，他坚决认为：“今革命势力在各省，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状。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终将无及。”还有一些同盟会员走得更远。章炳麟与一部分人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不遵守革命的理想，与旧制度妥协。他反对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提出的土地国有观点，认为这种做法是“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悖乎理”。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4）

而反革命的、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大耍两面派手法，对革命党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又打又拉，想将革命镇压下去，以实现他的专制与独裁。而部分革命党人有的认不清他的真面目，对其抱有幻想；有的经不住他的威胁或利诱而走上妥协的道路，使革命的进程大大受阻。立宪派此时打出拥戴袁世凯的旗号，任总统府枢密顾问的章炳麟亦与立宪派合流，他在由其主办的《大共和日报》上攻击临时政府、孙中山、胡汉民，说什么“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内阁不设总理，总统府秘书官长，乃真宰相矣”，“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孙中山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妥协风气，指出“元凶尚在，中夏未清”，“不去庆父，鲁难未已”。但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性与革命不彻底性，使多数同盟会主要领导在袁世凯的军事实力面前让步了。孙中山在“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悉倾于和议”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孙中山提出了南北议和的条件，即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定都革命力量较强的南京，希望以此约束袁世凯，然后辞去大总统职务。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职务。胡汉民一开始是与孙中山一起与妥协派斗争的，终因妥协派力量大也不得不跟着妥协。他在事后曾对这段事评论说：“至举政权让之专制之余孽，军阀之首领袁世凯其人，则于革命主义为根本矛盾，真所谓‘铸九州之铁，成此大错矣’。”失望之余，胡汉民产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但被孙中山留住了。4月2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胡汉民的秘书长自然跟着结束。虽然胡任职时间不长，但是处在革命的紧要时期，其贡献还是较大的。革命暂时遇到的挫折，并没有动摇胡汉民的革命意志，这有1913年他到广州给汪精卫的诗为证：火尽薪仍在，行危道不移。心魂人留守，风雨恨相离。国土生还日，群黎望治时。当春繁万木，弥重岁寒枝。既定共和局，因之揖让闻。我怀良未已，此日且无纷。回雁知秋气，飞鸟有旧群。徘徊不能去，应为故山云。同盟会本部在南京召开大会，妥协意见占多数，同盟会成为公开的政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马君武、田桐为干事。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5）

（四）为挽救共和而斗争孙中山辞职后偕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回到上海，此时的孙中山想从事一些实业的工作，他同胡汉民等到南京、上海、武汉、福州等地考察，同时一路上继续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受到各地的热烈欢迎。袁世凯曾电唐绍仪，让他拉拢胡汉民和汪精卫，请他们到北京政府去担任高等顾问，胡汉民坚决拒绝了，汪精卫要去法国留学，也不肯接受。孙中山回广东后，考虑这里为革命的主要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便决定由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1912年4月27日，孙中山在省议会上提议此案时，握住胡汉民的手高高举起，说：“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前革命军起时，兄弟约其同到江南，组织临时政府，彼力为多。嗣兄弟蒙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布施，深资臂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胡汉民到职后还兼任民政长和同盟会广东支部长。他遵照孙中山的主张，提出地方自治以与中央抗衡。胡指出，关于立法权，本省在不抵触中央所定的根据法范围内，可以自定各种单行法；在行政方面，除外交、币制、关税等归属中央外，可以自定税法及征收法；在军政、军权方面，除由中央决定各省军队数目，设中央兵工厂及军事教育机关外，对内用兵及换防计划，须得各省都督同意。各省有权征兵，调动省内军队，设置兵工厂。各省都督的任用由国务院保荐，最终由省议会选定。地方司法官由中央定资格，省都督任命。在袁世凯已窃取革命果实的大态势下，他只能这样抗争。为把广东建成模范省，胡汉民还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如在土地方面换地税、平均地权等等。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伤害了一些士绅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同时，胡汉民执政期间与手握兵权的陈炯明关系不好。1912年8月，同盟会与一些小党派联合组成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9人为理事；胡汉民、李烈钧、马君武、于右任、柏文蔚等29人为参议。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因忙于抓铁路实业建设，由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宋是一位议会迷。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期间选举第一届国会。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全力以赴参与竞选，结果在参政两院取得了压倒性多数的胜利。兴奋的宋教仁四处发表演说，力图组织以国民党领袖任总理的内阁责任制。然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岂容国民党掌权。他先对宋教仁采用收买的办法，派人送上一套价值3000元的高级西服和一张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被宋拒绝。软的不行，袁世凯决定下毒手了。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刚下过一阵毛毛雨，宋教仁在北火车站刚至检票口，被刺客枪击打中右腰，宋大呼：“有刺客！”即倒在地上。刺客又连放3枪后从人丛中逃走。送行的于右任等立即将宋教仁送到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半夜12时，动手术取出子弹。次日晨，病情恶化。下午2时，再动手术修补肠部，除去淤血，但已于事无补。22日晨，一代英豪宋教仁去世，年仅32岁。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6）

然而，极其令人悲伤无奈的是宋教仁临死之前还致电袁世凯：“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之言，尚祈鉴纳。”黄兴、陈其美全力以赴缉拿凶犯。查明杀人凶手为武士英（被捕后在狱中中毒死亡，袁世凯指使的可能性大），指使者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被处绞刑）、流氓头子应桂馨（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策划者为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4月13日，国民党为宋教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黄兴的挽词特别令人注目：“前年杀吴禄贞（反袁的燕赵联军大都督），去年杀张振武（武昌起义首义者），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宋案”真相大白后，全国舆论哗然。宋的鲜血虽然唤醒了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人，但国民党内仍然意见分歧。孙中山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武力讨袁，胡汉民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他与李烈钧、柏文蔚国民党员都督决定兴兵。但广东掌握兵权的陈炯明却主张以法律解决宋案，不肯出兵，绅商不肯出钱，使胡汉民这位都督也只能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黄兴等人与孙中山意见不同，他认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有限，对武力讨袁信心不足，因而主张诉诸法律。持有这种观点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国民党人尚在争议之际，袁世凯却已经决定武力解决国民党了，为筹集战争经费，他同英、法、德、日、俄等国银行团谈判，签订了借款2500万英镑的合同。有了钱后，袁世凯即大造战争的舆论，说什么“现在看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他又借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反对其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将三人免职，并派兵进攻江西。南方数省因而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由于陈炯明掣肘，广东没有起兵。袁世凯利用胡、陈的矛盾，宣布任命胡汉民为所谓的“西藏宣抚使”，由陈炯明任广东都督，以进一步离间二人的关系。胡汉民决定离开广东，但不是去担任“西藏宣抚使”。临行前他从省财政拿出200多万元，100多万用来偿还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广东发动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时向海外华侨筹借的经费；另100万，以留学的名义发给高级官员，如发给朱执信1万元，廖仲恺两千元。这些钱的问题后来被报纸捅出来，《申报》称：“胡汉民解任拨还革命费40万，幕僚学费10万，议员、商会、军人反对。”一些港商还通电全国：“粤省民穷财尽，忽闻胡都督离粤偿还革命费竟支出百余万元之多，未交省议会公决，实属私心违法，擅权已极，商民公愤，乞维持以救大局。”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有些不明真相的粤军将领也提出指责。孙中山对此事愤愤不平，他说，胡汉民给华侨的支出只是还本，华侨当初为革命借钱，偿还有什么不对。胡汉民也指出，自己离广东时曾提出过用公款还华侨借款之事，陈炯明也说过南洋与美洲的借款应偿还，港商的借款还加了5%的利息偿还的，为什么现在却提出指责，借款的事黄兴与陈炯明都知道，不是我个人的行为。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7）

二次革命因国民党不能统一行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国民党所控制的地区很快陷落，战斗只打了两个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国民党领导人被扣上“乱党”头目的“罪”名，遭到袁世凯“通缉”，无奈亡命日本。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他在日本聚集了部分同志，解散国民党，放弃妥协的议会活动，并组建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党领导革命，孙中山认为这样才有胜利的希望。新组建的政党叫中华革命党。从以往一些人不服从孙中山的领导的教训出发，孙中山在誓词里加上了“愿牺牲一己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段话，并要求入党的人在誓词上印上指模，又规定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种。黄兴等人对这些要求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忠于个人，不够民主、平等。胡汉民既想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又想团结持不同意见的人，于是采取折中的办法，主张将誓词中的“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的总理”，由于陈其美反对胡的意见，就坚持了原誓词。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黄兴将反对的人组成“欧事研究会”，以到美游历结束了这场纷争。孙中山当选为总理，胡汉民任政治部长，并协助孙中山拟定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作为党的纲领。中华革命党成立的主要任务是军事讨袁。孙中山在袁世凯称帝后组建中华革命军，胡汉民受命组织西南军总司令部，并曾两次去菲律宾筹措军费。胡汉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主编《民国》杂志，这是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他在该刊物上不断载文揭露、抨击袁世凯专制独裁，媚外卖国，阴谋称帝的罪行，鼓吹进行三次革命，指出“袁氏多诈，更有人教猱升木，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时期他发表的主要文章有《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1916年4月，孙中山与胡汉民等革命党人秘密从日本潜回上海，胡汉民受命协助陈其美策划反袁的军事行动。这期间，杨度组织的筹安会正为袁世凯积极鼓吹帝制大造舆论，胡汉民针锋相对，发表《警告杨度书》，指斥他“躐等求荣”、“卖文求禄”。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与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组织护国军兴兵讨袁，护国战争开始，贵州、两广、福建等相继响应，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北洋将领也有许多人不赞成他搞帝制，在内忧外困中，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但还占着总统的位置，直到1916年6月6日病死。非常遗憾的是值此革命关键时刻，黄兴因胃血管破裂，吐血不止，于10月10日溘然逝世，年仅43岁。被视为革命党军事领导人，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领袖就这样于最需要时英年而逝了。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8）

无独有偶，不过一个月，11月8日，反袁英雄蔡锷因患喉癌，在日本福冈医院不幸病逝，年仅35岁，比黄兴还小很多。二人均被隆重地葬于长沙岳麓山之阳，他们的去世是民国的重大损失。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控制着北京政府，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认为“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孙不得不再次对段的毁法横行的专制进行斗争，这就是著名的护法运动。胡汉民有《记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时政的忧虑：形胜居然占上游，将军跋扈死方休。中州多故谁为政，江右无人我始愁。孙中山一方面联合桂系、滇系军阀宣布两广自立；一方面派胡汉民、廖仲恺代表孙中山与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行谈判，同时积极争取国会中原国民党议员的支持，与现在的政府进行斗争。胡汉民还到两广积极活动，会晤当地实力派，陈述西南联合护法的必要，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以达到宣布两广暂时自立的目的。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因到广东的国会议员130人，不足国会开会的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决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军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9月10日，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胡汉民被任命为交通部长，负责联系各方力量。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与孙中山结盟参加护法运动的主要是西南军阀，他们搞护法的目的是为了抵制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他们不真正支持孙中山的主张，而是拉大旗，做虎皮，保存和扩大地方实力。由于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不但不听孙中山的号令，反而在1918年5月4日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唐绍仪、孙中山、任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唐继尧等7人为总裁，以政学系头目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于次日辞职。正当孙中山因护法运动的挫折而处于苦闷之中时，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苏联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了希望。1919年10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加“中国”二字，以示与前国民党之区别），以吸收社会更广泛的各阶层人士参加，壮大革命力量。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19）

孙中山指派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创办了《建设》月刊作为党的刊物。该杂志连载了孙中山的《发展与实业计划》，也发表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胡汉民在他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这个学说中，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胡汉民还翻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卷的一些段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用唯物史观研究道德学识与社会问题，为此写了《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庭制度》等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帝反封的思想比较兴盛。“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以社会主义思潮为主流的，因而《建设》杂志刊登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译著和文章，是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的。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以三民主义为出发点的，并且完全是从学术角度探讨的，没有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将理论付诸实践，因而他决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便于在新形势下更有力地推动革命，孙中山决定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会议开会，决定在广州另组中华民国政府，并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参议兼文官长。他协助孙中山建立一系列保障人民权利、改革吏治的法令和措施，主要的有颁布工会法，承认人民有集会结社权、游行罢工权，支持工人运动，推进民主政治等。胡汉民不是唯唯诺诺、阿谀奉迎之辈，他对孙中山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能提出来，避免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一天，孙中山来到胡汉民的办公室，顺手打开一个公事箱，发现里面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没有发出，孙中山当即满面怒容，大声斥责：“你竟然敢擅自扣发我的手令！”胡汉民始终凝神倾听，待孙中山停下来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孙中山答：“没有了！”胡汉民将公事箱倒扣桌子上，将扣下的孙中山手令逐一解释：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解释完后，胡汉民说：“即使在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因郭公正守道，屡次封驳，以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即开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你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的誓词时也有‘慎施命令’一条吗？”胡汉民把孙中山说服了，孙承认：“还是你对。”此时亦到了下班时间，李宗黄参议过来圆场说：“下班了，一起到太平馆吃肥鸽，由我请客。”孙中山说：“好哇，不过这次是我不对，还是我来请客。”胡汉民说：“太平馆人多杂乱，先生不适宜在那个地方吃饭。如果先生真想吃，我让太平馆送到司令部来吧。”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0）

孙中山曾对人说：“余与汉民论事，有许多时候出现争论。多数情况下都是汉民正确的。”由于胡汉民直言上谏，孙中山虚怀若谷，两人关系反倒愈争论愈加密切。（五）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在平定了广西后，在桂林设立北伐的大本营，准备借道湖南，直取武汉。胡汉民出任大本营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筹划北伐。然而，手握军权的身居粤军总司令、军政部长、广东省长要职的陈炯明反对北伐，以保住他的广东地盘。为此他与北洋军阀勾结，阴谋叛乱，策划了谋杀坚决支持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事件。邓铿，字钟元，广东惠阳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与难得的军事人才。曾任都督府陆军司长、中华革命军广东总司令。因其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为孙策划弹械饷糈的接济而被陈炯明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1922年3月中旬，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与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从北方到了香港，商谈联合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之事，邓铿和谢持由广州专程赴港迎接。邓铿起程时，陈炯明表现得异常热情，亲自送到楼梯。邓根本没有想到陈的微笑中隐含着杀机。3月21日，邓铿由港返粤，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下车，在车站外遭凶手射杀，连中数弹，子弹穿透胃部，流血倒地，随行人员紧急将其送往粤军总司令部，由军医抢救。邓尚清醒，说：“我知道参谋长地位危险，可是我觉得自己人何必杀自己人？”有人便问邓凶手是谁，邓铿答：“我认得，可是真料不到他杀我。”大家追问凶手姓名，邓则摇头不答。因伤势重，邓铿转往韬美医院治疗。邓已感到自己可能不治，对家人说：“身为革命党人，为国家牺牲，是值得的。不过天下容不得好人，只能为此叹息而已。”3月23日，年仅38岁的邓铿去世。邓铿赴港时，除粤军总司令部重要人物知道外，别人都不知道，因此案件很快告破。是陈炯明派其族弟陈远生唆使黄某收买凶手谋杀。邓铿遇难的情况传到桂林，孙中山、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都极为悲痛与愤慨。他们决定回师讨伐陈炯明。当讨伐军进逼广州时，陈炯明逃往惠州；从大局出发，讨伐军决定继续北伐。陈炯明却借机又率部开进广州，并提出“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对象指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为制止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冒生命危险回广州坐镇，试图说服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等人。行前胡汉民认为此行十分危险，极力劝阻孙中山，免受陈炯明的包围，但孙中山为了革命毅然前往，命令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自己率卫士在6月1日回到广州。6月16日，陈炯明悍然发动叛乱，派兵4000人进攻总统府，孙中山在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人护送下步行出总统府，因是在深夜中，孙中山夹杂在叛军中前行，叛军亦认不出。孙中山来到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在总司令温树德的陪同下先到楚豫舰，后登永丰舰，率海军舰队与叛军作战。总统府50余卫士顽强抗击叛军，歼敌300余人，自己也伤亡三分之一以上，在混乱中副官马湘、黄惠龙掩护宋庆龄脱险，亦来到孙中山座舰。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1）

胡汉民得知陈炯明叛变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率部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双方在韶关激战。由于返粤的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投降叛军，7月29日北伐军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东前往上海，他的革命事业又一次遭受巨大挫折。陈炯明叛变使胡汉民颇为感伤，1923年春，他在杭州拜秋瑾墓时写下一首七律，表达内心的困境：见说椎秦愿已酬，那知沧海尚横流。我来风雨亭边过，不是愁时也欲愁。陈炯明的叛变深刻地教育了孙中山，他决心加速国民党的改造。1922年8月，他会见了专程来上海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越飞，月底，又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多次跟着参加会见的胡汉民赞同孙中山的意见。11月中旬，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代表59人开会，审议国民党改进案。汪精卫被推为国民党改进宣言起草委员，这个宣言确立了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即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中心。广州叛变的陈炯明后来在许崇智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队的夹击下退回惠州，孙中山决定重新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1923年1月22日，他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不过，陈炯明走后的广州也未得安宁，桂系军阀沈鸿英与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勾结，在广州兴风作浪。1月26日，他借杨希闵、刘震寰名义，邀请胡汉民、邹鲁及粤军将领魏邦平、陈策等到江防司令部开会，讨论陈炯明撤出后的问题。在开会之前，他与杨希闵商定在会上抓捕魏邦平。杨希闵没参加会。开会时，沈鸿英与魏邦平发生争执，沈的部下开枪，不仅射击魏邦平，也向胡汉民、邹鲁、刘震寰射击，会场大乱。两名卫士保护胡汉民冲到楼下，卫士被流弹打死。杨希闵的部下杨如轩等不愿事态扩大，便令卫队护送胡汉民、邹鲁回省政府。沈鸿英派人在路上截击，却误伤了自己人。后来胡汉民帮助孙中山平定了沈鸿英与陈炯明的叛乱，使广州得以安定。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联俄联共问题上，大会争执得很激烈，国民党元老中廖仲恺是坚定支持孙中山联共政策的。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2）

邓洁如、林直勉、张继、冯自由基本上持反对态度。这些右派人物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要“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他们还认为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将会使国民党“蒙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援助”，在讨论党章时他们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要求“只能有一个党籍”，借以排斥共产党。孙中山断然驳斥了这些错误论调：“我国革命，向为多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他认为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才是中国真正可靠的朋友，并对这些右派人物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李大钊发言指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事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为个人私利与团体的取巧。胡汉民基本上持折中态度，缓和了双方的矛盾。胡汉民说：“至于兄弟的主张，却介于汪廖两先生之间，兄弟以为当时正值欧战以后，中国的社会问题骤然风起云涌。本党从来提倡民生主义，而以前许多同志都不注意。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诚心与我们合作，便容他们加入本党亦未尝不可。”“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活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胡汉民还提出：“现听大家的议论，实际上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的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乎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胡汉民把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用纪律的问题而不是党章的问题加以调和，从而否定了排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企图。由于孙中山的坚定态度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施。正是这一合作使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并最终结束了清朝被推翻后，祸国殃民几近20年的北洋军阀对国家的罪恶统治。胡汉民为实现这一合作，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促成，自然功不可没。大会选举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党员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3）

国民党“一大”决定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设立执行部，由中央各执委分头负责。胡汉民任上海执行部常委兼组织部长，汪精卫与叶楚伧是另二位常委。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任组织部、宣传部秘书。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中央派出的最重要的机关，主管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四省一市的党务。在胡汉民领导下发展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改组，筹建各省、市、县党部，党务工作较出色，革命形势也有了新局面，但胡汉民看到共产党员越来越得民心，渐渐开始担心共产党对国民党构成威胁；当然，尽管有这种认识，但他还是基本上执行了孙中山的政策。（六）从代理大元帅到失势长期的革命斗争所受到的挫折使孙中山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可靠的武装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率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出席。已崭露头角的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胡汉民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7月，国民党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为主席，委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鲍罗廷为高等顾问。这时孙中山正患肝病，命胡汉民代理大本营事务，即为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主政期间，国民党右派势力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中央监察委员邓译如等联名提出反共议案。根据国民党一大精神，胡汉民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否决了他们的提案，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9月11日，孙中山乘江浙战争爆发，去韶关督师再次北伐。广东商团军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购进枪支1万支，子弹300万发，乘主力部队在韶关之机阴谋发动叛乱。广州政府当即将这批军火扣留。商团便煽动全市罢市，并派2000商团军到大元帅府，要求发还军火。时任广东省长的廖仲恺因主张严办商团却不能实行，愤而辞去广东省长职务，由胡汉民接任。胡采取了妥协的策略，发还商团枪支4000支。这助长了商团的嚣张气焰，他们在双十节开枪打死游行群众20多人，打伤与抓捕数十人。10月9日，孙中山手令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应对商团叛乱这样突发的事件。委员会成立时，孙中山任会长，委员有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这个十分重要的组织包括国民党党政军的主要人物，却没有胡汉民。10月13日，在韶关督师的孙中山令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军镇压商团叛乱时，胡汉民才于次日参加革命委员会，并任代理会长。因为人们很清楚，形势需要胡汉民来协调军政关系。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4）

胡汉民当时没有进革命委员会是因为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反对，他亲见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胡汉民加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信认为应该让胡汉民加入，孙中山复信说胡汉民反对以俄为师的党的政策，加入反多妨碍。孙中山电告胡汉民，不让他参加是为了“留有余地”。胡汉民反对以俄为师的党的政策主要是指胡汉民认为鲍罗廷身为顾问操纵国民党事务是不对的，鲍罗廷因而不信任胡汉民，两人关系不好。孙中山当时希望学习苏联的经验，并获得苏联的军事物质援助，对鲍罗廷的意见不能不尊重，而胡汉民又是他的主要助手，孙中山只有在鲍罗廷和胡汉民的关系中起调和作用。鲍罗廷与胡汉民关系不好也成为后来胡汉民失势的一个因素。孙中山严令胡汉民收缴商团枪支，“万勿再事姑息”，商团叛乱在黄埔学生军的镇压下平息。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大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联合控制北京政府，他们各怀不同的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身患肝病，毅然北上，由胡汉民留守广州。此时的胡汉民除代行大元帅之职外，还兼政治、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胡汉民一生事业与权力的顶峰。龟缩在惠州的陈炯明乘孙中山病重之机与江西军阀方本仁联合进攻广州。胡汉民发表东征宣言，组织蒋介石率领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东征军，将陈炯明击溃。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因患肝癌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而且，正当胡汉民和许多革命者处在巨大悲痛之际，广州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此时期阴谋叛乱。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实行军事统一、民政统一、财政统一，军需独立，各军接受党的政治训练。6月5日免去杨希闵、刘震寰的职务，随即开始讨伐杨、刘的军事行动，将他们击败，二人仓皇逃到香港。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在他逝世后，有三个人可能成为继承人。一个是胡汉民，他身居代理大元帅、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但他是反对联俄的。在联共上，孙中山在世时他持调和态度，但反俄必然反共。孙逝世后，胡汉民渐渐转为坚决反共。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谁要想成为最高领导人，必须得到苏俄与中共的支持，也要得到军队的支持。胡汉民与革命军的主要领导许崇智关系也不好。从为人来讲，胡善于调和，缺少果断与魄力，又加说话常常伤人，党内的支持率不高。他的长处是擅长理论。另一位廖仲恺，是国民党内的“左”派，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国民党内“左”派的力量并不是强大的，因而廖也不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5）

第三人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而名扬天下，是总理遗嘱的起草人与亲承人，此时他在国民党内基本上持中间偏左态度。因为在国民党一大后伪装成三大政策的支持者，而获得苏俄与中共的好感，他又极力拉拢有军事实力的许崇智与蒋介石，使他们站在自己这边。汪精卫能说擅讲，处事圆滑，有纵横捭阖的权术智谋，这一切使他处于优势。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决议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发出11张选票，收回的选票也是11张，汪精卫以全票当选，这说明他投了自己一票。汪后来又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除主席外只设三个部，军事部长许崇智、财政部长廖仲恺、外交部长胡汉民。这一形势的出现使胡汉民及其追随者颇感意外，后来得知汪精卫的上台是廖仲恺与共产党大力支持的结果，因而对廖极为不满。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前，胡汉民同汪精卫、廖仲恺商定了国民政府委员人选名单，后来汪精卫与廖仲恺背着胡汉民改动了名单，并在报纸上发布，造成既成事实。当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名单时，胡汉民才知道有了变动，非常生气地对汪精卫、廖仲恺、鲍罗廷说：“已经研究定下的政府组织名单，没有经过与我研究就偷偷修改并擅自发布，这是搞的什么动作！先生去世了，我别的可以不问，但不能不问党。我们之间，仅就历史渊源而言，也决不能这样搞欺骗。”国民政府只定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胡生气地说：“我不懂英语，当什么外交部长？”盛怒之下想出国，经别人劝解方才留下。（七）在廖仲恺被刺前后由于廖仲恺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国共合作中起主要作用。他本人身兼国民党中常委、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国府委员、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并任命一些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担任一些负责的职务，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秘书彭湃、工人秘书冯菊坡。这些当然引起国民党右派人物的不满，再加上他在选举中支持汪精卫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更是旧恨添新仇，右派决定杀掉廖仲恺以打击左派势力。一些重要的右派人物胡汉民、邹鲁、吴铁城、孙科、林直勉、胡毅生在胡汉民家集会，密谋策划对付廖仲恺的问题。会上有的主张杀廖，有的主张打倒廖，因意见不统一，开了11次会亦无结果。后来胡汉民堂弟胡毅生及其密友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又在“文华堂”和魏邦平家多次密谋，策划了对廖仲恺的暗杀行动。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6）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与妻子何香凝从家乘车去越秀南路89号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中执委第106次会议，路上遇到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陈秋霖，陈正要找廖仲恺商量事情，廖便让他一同上了汽车。至中央党部，廖、陈二人登上门前第三级石阶，从中央党部的骑楼下突然冲出二人，举枪便朝廖、陈二人猛射，大门铁栅内也同时有人开枪。廖仲恺身中4弹，有2弹击中头部，立即倒在血泊中！陈秋霖也中一弹，鲜血外流，他向前挣扎几步倒下。廖仲恺卫士立即开枪，与凶手对射，一凶手被打伤在地，卫士亦中弹受伤倒下。何香凝一面大喊：“有人行刺，快捉人呀！”一面弯腰去扶廖仲恺，随着几声枪响，几颗子弹从其头顶飞过。何若不弯腰，也会被击中。凶手们见目的达到便立即逃走了。平时中央党部门前都有警察站岗，唯独廖仲恺被刺这天却没人站岗，所以何香凝喊了一阵，并无警察出来抓人。何香凝与中央党部妇女部一女干部刘家桐两人将廖仲恺、陈秋霖扶上汽车紧急送往医院。路上廖仲恺即去世，年仅48岁！陈秋霖在两天后亦不治身死。廖仲恺被刺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即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缉捕凶犯。还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周恩来、杨匏安等在内的检查委员会。朱培德为检查委员会委员长。案件以被廖仲恺的卫士打倒的凶手陈顺（被捕后因伤势重，两天后即死）的手枪是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的为突破口，发现朱卓文、郭敏卿（被捕后伏法）为最大嫌疑人。此外林直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亦参加了这次精心密谋的暗杀活动。汪精卫下令逮捕这些嫌疑犯。朱卓文、胡毅生等已逃走，只抓到了林直勉、梁鸿楷。8月25日晚上，由汪精卫、蒋介石派遣的50多个黄埔军校学生直扑胡汉民家，并指示若“逃捕”即可就地处决。时胡汉民住在大哥胡青瑞家中，他刚刚就寝，就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意识到是来抓捕，急忙穿上衣服从后门逃出。胡汉民推测此事与汪精卫有关，一时性起，就直奔西华二巷汪精卫的家，要说个明白。汪精卫不在家，他的妻子陈璧君听了胡汉民的陈述后，还记得胡当初救汪精卫的事，对汪的做法非常生气，立即给汪精卫打电话，问：“胡先生到底儿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去缉捕？”汪精卫此时正等待有关胡汉民的消息。在汪看来，过去的情谊早已荡然无存，现在正好是借机除去这个政敌，以便夺取大权的时候，便振振有词地说：“反动派就是要抓，抓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陈璧君说：“胡先生现在我们家里。”汪精卫一听，气得摔下话筒。陈璧君怕出意外，当夜便让胡汉民住在家中。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7）

抓捕胡汉民的信息传扬出去后，汪精卫、蒋介石顾虑到右派势力，暂时将胡汉民的事搁置起来。以后胡汉民在古应芬等人的保护下住到黄埔军校。不久，蒋介石告诉胡汉民，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希望他去俄国休息一个时期。胡汉民在黄埔实际上是处于软禁状态；胡觉得出去总比软禁好，就同意了这一要求。9月22日，胡汉民偕朱和中、李文范、杜松及女儿木兰等5人乘船赴苏。在胡走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了关于处置廖仲恺案的布告：自8月20日廖、陈两委员被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查悉主谋唆使嫌疑犯人，并同时发觉不萧军队阴谋勾结，危害政府一切情况，并于25日将嫌疑犯人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通缉归案讯办，并将谋危政府叛迹已露之军官梁鸿楷等逮捕，及将所属部队分别解散，收编各在案。郑润琦等包藏祸心，与梁鸿楷等串通一致，政府令其驻屯东莞、增城、宝安等处，责任重大，乃甘为反革命之鹰犬，以谋危国民政府，实属军队之败类，民国之罪人，故于本月19日令广州卫戍司令部相机处置，以破凶谋，而息乱源。这个官方公告所说的嫌疑犯没有提到胡汉民，不久发表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96号通告说：“胡汉民同志（因）乃弟毅生为廖案要犯，颇感不安，曾赴黄埔回避数日，政府以汉民同志毫无关系，仍根据7月初之决议派赴欧美。”胡汉民认为廖仲恺被刺原因一是军阀的作用，被打倒的军阀如滇桂军不平，未被打倒的不安，这种不平与不安使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二是廖仲恺亲共，孙中山一死，反共势力猖獗，控制了国民党，廖仲恺自然成为被清除的对象，对廖这种地位很高的党国元老，只有采取暗杀的办法除掉。在赴苏的船上，胡汉民写了一首七律：稚子牵衣上远航，送行无赖是秋光。有云遮处山仍好，待月来时夜渐凉。去国屈原未，人叔子太荒唐。浮屠三宿吾知戒，不爱他乡爱故乡。诗中以屈原、羊祜（晋初名臣，以正直、不搞阴谋而著名）自况，认为说自己害人是荒唐的，将来要东山再起。访苏期间，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国民党加入问题，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婉拒，认为国民党的加入会使帝国主义势力将国民党看成是自己的敌人，这将对国民党不利。因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斯大林与胡进行了晤谈，斯大林强调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会弄巧成拙；胡汉民则对苏共、苏联进行了言不由衷的赞扬。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8）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廖仲恺被刺案逐渐淡漠，更重要的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元老地位及其影响，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不在国内的胡汉民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在苏联访问了半年的胡汉民回国时却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右派邹鲁等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召开了反共反国民党“左”派的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反动决议。参加会议的史称“西山会议派”，还装成革命样子的蒋介石、汪精卫不希望被视为右派总头目的胡汉民回来增强右派的势力。胡则采取灵活策略，表示要同国民党中央保持一致，才将这个障碍扫除。第二个原因是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借口中山舰有“无故移动”的“不法行动”，“有变乱政局之举”，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押了黄埔军校与第一军中的多名共产党员。蒋介石的这些重大举动都未与汪精卫研究，事后以共产党要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为借口，给汪精卫送来一封信为自己辩护。汪气得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不与我商议，这不是造反吗？”但对握有军队的蒋介石他也无计可施。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将蒋介石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才假惺惺地发表声明，要汪精卫、胡汉民回来主持党政。（八）因幻想支持蒋介石胡汉民回国后在上海从事一段时间翻译工作，并密切关注局势，与西山会议派保持联系。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而此时汪精卫当时反共的面目没有暴露，作为国民党右派领导人物的胡汉民自然就站到了蒋介石一边，一心夺权的蒋介石也十分需要这位“党国元老”助自己一臂之力。胡汉民决定到南京助蒋时说：“我当时从苏俄回国，在上海从事著述。十六年（1927年）春，共产党在武汉益形猖獗，一批莫名其妙的同志，还曲解总理的所谓三大政策，高唱着联俄和容共，党亡国危，很多同志来找我商量大计。我在苏俄六月，深知苏俄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便坚决说，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反共清党不可，询谋佥同，我才入了南京，帮各同志的忙，彻底反共。”对自己的反苏反共言行，胡曾辩解说：“兄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许有几分赞成，但决不赞成苏联共产党。”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29）

蒋介石原打算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全会的名义建都南京，因全会不足法定人数作罢。胡汉民提议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开会定都南京，得到赞同。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任常委，胡汉民主持政府工作。他在发表演说时要大家：“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他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就是要蒋介石“通缉共产党首要鲍罗廷、陈独秀等197人”。胡汉民还为国民党制订了具有指导性的“清共原则”6条，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甘为苏联工具”。胡汉民在《清党的意义》一文中甚至说：“我们过去的清党只是把不良分子清出党外就完了，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要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它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公开反共后，汪精卫还以革命面目出现，在武汉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争权。但共同的反共反人民的利益驱使他们终于“宁汉合流”，南京、武汉的国民党政府开始走到一起。汪精卫表示愿意“和平统一”、“迁都南京”。南京的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通电表示欢迎。汪精卫虽然愿意到南京去，但坚持一个条件，那就是蒋介石下台。这对刚刚登上宝座的蒋介石真可谓“房漏偏逢连夜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本来与蒋就是貌合神离，此时也落井下石，开始倒蒋。又逢孙传芳的军队直逼长江，威胁南京，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战斗也在津浦路上失利。在上述种种不利因素的作用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胡汉民同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到沪挽留，此时蒋已回到奉化老家。胡汉民等在关键时刻，立即宣布与蒋介石同时引退，这使蒋介石十分感动。这时的南京政府由于蒋、胡的引退，一时出现权力真空，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实力派都想乘机掌权，也都想利用胡汉民这块有影响的党国元老牌子。汪精卫到南京后，试图组成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为壮大势力，也想请胡汉民协助。胡汉民一时成了各方争夺的香饽饽，但这些都遭到了胡汉民的拒绝。胡汉民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斗争形势还不明朗，或者是他不满意某个派别的人物或观点，或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汪精卫为了名正言顺地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但遭到胡汉民的坚决抵制。当时胡汉民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因蒋介石的下野而离开南京，住在上海。汪精卫放下架子，偕谭延、孙科、宋子文亲赴上海请胡汉民等与会，结果是热脸贴上个冷屁股，胡汉民居然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汪精卫只好在9月10日邀请在沪的国民党要员召开非正式会议，交换全党团结的意见，20多名国民党名士与会，唯胡汉民、蒋介石这样权倾一方的大人物因与汪不和而未出席。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0）

经过三天的争争吵吵，各方力量组成了32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9月20日改组南京政府，组成政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蔡元培、李烈钧等人任常委；同时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14人组成。很显然，这种组织不过是各派暂时妥协的松散联盟，势不能长久，很快，汪精卫即在桂系军阀和西山会议派的攻击下到欧洲去了。胡汉民独木难支，也同孙科、伍朝枢到南洋、欧美各国考察去了。这一切为蒋介石东山再起提供了机会。1928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建立起独裁专制的政权，成为无人再可与其平起平坐的“领袖”。胡汉民在赴欧美等国考察的7个多月时间里，按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协议负有宣传国策，敦睦邦交和致力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等使命，胡汉民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此期间，给蒋介石寄来了《训政大纲草案》，提出根据孙中山设想的中国民主政治三部曲，现在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开始训政时期，为将来进入宪政时期作准备。胡汉民还幻想通过“训政”可用“以党治国”来制衡蒋介石的“以军治国”，殊不知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国民党，利用他胡汉民来为自己的独裁服务。1928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到香港。受到掌握西南的地方实力派陈济棠、陈铭枢的热情欢迎。他们希望胡汉民这位元老加入西南势力，可以大大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能力；如果胡汉民不肯加入，也希望胡成为反蒋派领导人；就是不希望胡去帮助蒋介石。胡汉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政客认为，现在全国统一，大局方定，国民党内不应再闹不团结了，应集中力量搞革命，搞建设，国家与国民党才有希望。他只在香港待了三天，便到上海。蒋介石也正想用胡汉民这位党国元老为“统一”、“团结”装饰门面，便派张群等到上海迎接胡，向胡汉民表示合作的愿望。胡先后与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举行了会谈，蒋介石也特意到上海与胡汉民长谈。胡汉民还认为：“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汉高祖还有一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受他利用。”这个“人”指的是汪精卫，胡汉民当然不希望汪代替自己与蒋介石合作。“我到南京，不是帮助个人，而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国民党的使命”。“应该把对人的观念改变为对事的观念”。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1）

胡汉民幻想由蒋主军，他主政。胡汉民很赞赏土耳其总统基马尔的作风，基马尔在打败了希腊以后就功成身退，到处游山玩水，沉醉在美酒女色之中，把国家交给一只眼的内阁总理伊斯默去管。胡汉民也很希望蒋介石当基马尔，自己当伊斯默。这说明胡汉民这个学究式的政客根本没有看清蒋介石的野心。胡汉民的老朋友邓泽如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性，认为胡汉民加入南京政府必受蒋左右。有一次他在竹笼内装一只小黄雀赠给胡汉民，暗示胡就是那只小黄雀，日后果然应验。胡汉民到南京后，国民党中常会将其与孙科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通过了胡汉民所提议的《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的组织法，以党治国的统治体制和中央政治会议的性质、权限等。有人评论说：“中央组织之初具规模，训政纲领之明确厘定，以及各种规章之树立，（胡）先生擘画之功亦甚显著。”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批准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这个职务对理论家胡汉民很适宜，从此开始蒋这个军阀与胡这个政客的合作。蒋介石虽然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他所控制的范围只是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占全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地区均为地方实力派控制。形成新的军阀割据局面。这些军阀都想增加军队，扩大势力。当时全国除东北、云南、四川外，共有军队220万人，每年需军费4亿多元，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5亿元。蒋介石以北伐成功为名与主要的军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开会，提出裁军，并建立编遣委员会。蒋介石想借机削减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自然引起这些实力派的不满。冯玉祥先发难：“总司令提出裁兵，无可非议，但是裁遣的对象，首先该是总司令收编的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20万部队，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况且奉系还控制着东北，应将东北问题解决后再裁军。”阎锡山立即附和说：“焕章（冯玉祥字）说得对，东北问题未解决，还要打仗，怎能裁兵。”李宗仁也赶紧帮腔：“虽然裁军有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兄说得很有道理。”冯玉祥见有人支持，便嘲讽地说：“总司令老弟（冯与蒋是换帖兄弟），你的兵天天大鱼大肉大米饭吃着，身体有多棒，裁弱留强，当然得留你的兵了。希望也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块老咸菜啃啃，不然，就要把我们饿坏了。”蒋介石嘴上说：“焕章大哥真会说笑话。”内心里却气急败坏，恨不得一刀宰了几人。蒋介石只好请胡汉民、戴季陶、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党国元老参加编遣会为其助威。胡汉民给他的学生，控制广东的李济深写信，动员他出席编遣会，胡汉民还在中央无线电播音台向全国宣讲《整编军队的十大意义》。在政治上可以消除军阀，防止共产党，促成国家的统一；在军事上，可以使军队精干，增强战斗力；在经济上，大大减少军费开支，提高人民生活。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2）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召开；胡汉民这位非军事人物以党国元老身份列席助蒋，由于各军阀的抵制，会议连编遣实施办法这个实质性的问题都未讨论，胡汉民大为不满，他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有针对性地发表《贯彻始终以求实现》的讲话，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桂系李宗仁非但不缩编，反而发展成为拥有十万余人的庞大军事集团，并占有两湖地区，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桂。新的军阀战争开始了，胡汉民立即摇唇鼓舌地配合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大上，胡汉民说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来说，是以革命的势力消灭反革命势力；就政府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兴兵作乱的叛将。胡汉民还以大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开除桂系首领李宗仁、李济深的党籍。蒋介石在6月下旬将桂系打败。蒋介石对桂系作战时，已经把冯玉祥列为下一个讨伐对象。讨桂战事一结束，蒋便宣布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并用策动冯部下主要将领叛变等策略很快将冯玉祥打败。胡汉民对此又在中央党部、立法院纪念周发言，说冯玉祥“背叛中央，破坏统一，割据地盘，勾结异族”，强调“我们目前的重要革命工作，是迅速铲除军阀”。李宗仁、冯玉祥的失败使阎锡山坐不住了，他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下一个被打击的目标，于是他积极联系桂系、冯玉祥还有的力量以及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组成以他为中心的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开战。胡汉民为配合蒋的军事行动，呼吁党内“赶快团结！集中！联合！统一！赶快打倒一切含有封建思想与分化作用的东西。”胡汉民还说，凡是国民党员，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全民族，而是为了局部的狭小利益，那就是反革命。不服从编遣的，就是新军阀，也是反革命。并指出这些人只能走向坟墓。蒋、李、冯、阎进行的这场中原大战，由于张学良出兵助蒋，使蒋介石取得胜利。应该说，胡汉民帮了蒋介石不少忙。（九）国民政府立法的奠基人作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认为：三民主义是要开创一个立法的新趋势，这个新趋势，将使今后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与过去中西立法制度完全两样。胡汉民认为中国有史以来的封建立法是为家庭服务的，西方的立法是为个人的，苏俄的立法是阶级的，三民主义的立法是社会的，寻求的是“社会力量平衡”。胡汉民说孙中山把政治的自由与秩序比作力学中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只有两者平衡，社会才能稳定。胡汉民还认为“人在法律上有无人的资格和地位，完全以他是否有益于社会或有损于社会为判断，可见社会生活和社会生存是法律所产生的源泉”。这便是社会与人的关系。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富者须因社会共同利益而利用其财产，社会始承认其权利之存在。恰如劳动者之不能懒惰，须为社会利用其劳动，社会始承认其权利之主张。这个观点是主张劳资调和，消除阶级矛盾。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3）

虽然胡汉民指出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立法原则，但事实上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他又不能不主张在训政时期要“以党治国”，不是权能分开，人民无治权与政权。因此胡汉民告诫人民不可不真实守法，不可不诚心受训，不可任意捣乱现政府。胡汉民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抓紧时间，尽其所能，主持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从现实出发，他的立法方针第一是求社会安定，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各派军阀不断战争的；第二是保障经济发展，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第三是平衡各种现实利益。那时的社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他州”的贫富悬殊的时代。而这是他以及他制定的法律无法解决的。在他任院长的两年左右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制定了《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公司法》、《保险法》、《工商法》、《劳动法》、《地方自治法》、《海商法》等15种法律，基本上构建了国民党政权的法律体系。胡汉民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又是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的，他所制定的这些法律是深受资产阶级法律所影响的，有不少是照抄照搬西方法律，经胡汉民修改，是为国民党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其出发点不会是为了人民大众。虽然他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秘书与追随者，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但随着社会局势的发展变化，他也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孙中山学说，这也表现在他制定的法律上。如土地法。孙中山是提倡“平均地权”的，他在《民生主义》中说：“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产品，大半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孙中山对此提出的办法是：“一、私人所有土地，由政府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二、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力。”而胡汉民主持制定的土地法则没有触及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只是强调了“照地价收税，照地价收买和溢收归公”。当然，不应否认胡汉民所主持制定的法律中也有许多进步的内容。如在男女平等方面，离婚的规定不再是男宽女严，父母可以共同行使亲权；女子不论出嫁与否，对于父母遗产均有继承权。总的来看，在军阀混战年代，国家呈现出基本上没有法律，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人民基本上处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状态下，胡汉民主持制定的各项法律基本上做到国家有法可依，使政府可以依法治国，这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但在专制独裁的时代，这些法律在执行时会遇到许多困难而行不通，胡汉民后来对其制定的多部刑法、民法自我嘲讽道：“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哪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者有所慑服的，可断言其绝无。”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4）

胡汉民为制定这些法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两年内他主持院会121次，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可谓殚精竭虑。有一次他谈起主持立法工作的情况：“过去一星期中，兄弟除出席旁的会议外，自星期三起，连日下午主持本院民法债篇审查会议，平均自三时起至晚上十时止，足足有六小时以上的审查会议，搅到晚上睡觉，便夜夜做修正条文的梦。”自称为“开会机器”，只可惜--姑且不论正确与否--这个“机器”的产品大部分都付诸东流了。在外交方面胡汉民提出要废除各帝国主义国家历年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弱国无外交，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局势下，他的愿望也只能化作泡影。于是他又提出：用“提倡国货”的口号，以抵制洋货。但在经济落后、许多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的旧中国，要做到这一点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1929年3月1日，张学良命令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向苏方提出收回中方在中东路应得权益的一系列要求，其主要部分被苏方拒绝。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张学良决定采取强硬态度。1929年5月27日，中国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总领事以下人员39人。接着就是接收中东铁路，逮捕放逐苏方高级职员，这些成为7月份中苏发生边境军事冲突的导火线。12月，东北军战败，提出和谈。中国外交交涉员蔡运升就上述事件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规定双方恢复冲突以前的状态。该《协定》承认中方不懂或不愿遵守国际公法惯例，才发生冲突。胡汉民认为这等于是我们自己承认了罪状，这份《协定》等于是苏方强加给我们的定罪书，是对我国尊严的侮辱。为挽回这件事造成的对我国的伤害，胡汉民提出该《协定》从法律上讲需经立法院批准后方能生效，于是他主持立法院会议否定了这个《协定》。胡汉民坚持中华民族应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不容忍外国欺辱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是应予肯定的，但他曾希望中东铁路事件能引起列强的干预，则是不现实的。这一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外交部在1930年2月发表声明，宣布《伯力协定》事先未经立法院批准，是越权行为，无效。同时，国民政府下令查办蔡运升等有关外交人员，总算是争回了一点面子。胡汉民不仅工作勤奋认真，且生活廉洁、俭朴，不像一些国民党高官大肆购置房地产，频频出入豪华娱乐场所，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不近女色，不讨小老婆，其洁身自好的精神在国民党高官中不多见。胡汉民的夫人陈淑子只生了一个女儿，这就断了胡家的“香火”。中国传统观念上有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陈淑子觉得对不起胡汉民，劝胡汉民纳妾，被其拒绝。他说：“如果我能对国家民族尽忠，就是没有儿子，国人也一样的尊敬我；如果我不能为国家民族尽忠，就算有了儿子又有什么用处呢？”立法院有一职员，娶一卖唱的女人为妾，胡汉民对此事很生气，派人调查属实后即将该职员撤职。胡汉民认为这类事政府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他却非禁止不可，绝不考虑什么个人感情关系。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5）

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反对桂系，给了冯的部下几个委员、部长当当；冯玉祥反蒋后，蒋介石又用同样的手法拉拢阎锡山反冯。阎反蒋后，为拉拢张学良支持自己，蒋介石又给张学良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官衔（蒋为总司令）。上述政治手段是一些政治家惯用的，不必看得太认真。胡汉民则过于书生气，不是那么善变的，他对蒋的这些做法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阎、冯，我已经反对；现在施之于汉卿（张学良字），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名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蒋介石当然不会把胡汉民的观点当成一回事，胡也因此对蒋不满，二人的矛盾形成了。过去两人闹矛盾时，常由行政院长谭延进行调解，谭延处世圆滑，八面见光，被称为“水晶球”，他与蒋、胡的关系都不错。在蒋、胡矛盾尖锐的关键时刻，谭延在1930年9月21日检阅军队时突患中风去世。死后民间有副对联对其作了恰当的评价：混之为用大矣哉，大摇大摆，大吃大喝，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之本领滚而已，滚来滚去，滚进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谭延死后，其行政院长由蒋介石兼任，加大了蒋的分量，蒋、胡之间又少了调和剂，蒋、胡矛盾愈演愈烈。胡汉民曾不无遗憾地写诗道：风景不殊公逝后，江山无恙我忧时；去年今日经风雨，正是回章索和期。谭延死后，胡汉民曾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但蒋未同意。因为胡汉民辞职，将要影响一批人。（十）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中原大战蒋介石取得胜利后，便想建立他个人的独裁专制统治，其途径便是通过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以合法手续当选总统，他授意亲信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请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胡汉民当然看出了蒋介石的意图，胡认为，蒋介石的愿望如果实现，自己掌握的党务、立法机构的权力，将会被蒋介石的独裁所取代，且选举总统是宪政时期的事，不是训政时期应办的。胡汉民除了身为元老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还有元老派、广东实力派、孙科太子派、西山会议派的支持，所以有分割一部分权力，限制蒋介石的愿望。胡汉民试图用孙中山的遗嘱压蒋：“‘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约法出来吗？”胡汉民经常利用立法院质询、审计大政方针的机会，阻止蒋介石一些计划的实施。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6）

蒋介石指责胡汉民说：“召集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是中华民国能否确保和平统一，永免战祸之唯一关键，胡身负党国重任，对制定约法独持异议。”随着国民会议日期迫近，蒋介石让心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的中央组织部派遣20多人到各省去，名为视察党务，实则摸情况为蒋介石拉选票。这些人回来后一汇报，结果令蒋介石大吃一惊。将来国民会议选举总统，蒋介石只能获得选票的32%，剩下的则倾向于胡汉民。蒋是凭枪杆子起家的，加上比较专横跋扈，善用权术，许多人吃过他的亏，对他心存戒惧；胡汉民则是文人出身，一向主张法治，易于被人们接受。蒋介石当然不会容许选举时出现上述情况，因为那将造成事实很难收拾，他召集亲信们研究来研究去，决定由吴稚晖出面劝胡汉民辞职休养，这遭到了胡的拒绝。戴季陶提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胡汉民抓起来软禁，逼其辞职。蒋虽然意识到这是一步险棋，然而也只有这样做了。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给胡汉民送去一张请柬，约胡到总司令部晚餐，胡汉民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然而到司令部，宴席并未摆出，而是让胡进入一个里间，由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递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信，信中列举了胡汉民的5条罪状：1.勾结汝为（许崇智）；2.运动军队；3.包庇陈（陈群）、温（温建刚）；4.反对约法；5.破坏行政。信的结尾署的是蒋介石的名字。胡汉民看了后十分气愤，连声说：“找介石来，找介石来，我有话说。”蒋介石一开始避而不见，经胡汉民强烈要求，蒋只好见面。胡汉民一边替自己辩解，一边严厉斥责蒋介石：“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之外，怕没人再能教训你了。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教训你。”蒋介石理亏，也只好强辩。胡汉民后被送往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软禁，因身体情况较差，于3月8日回到南京双龙巷住宅监视居住。首都警察厅派20个人持枪看守，不许外人接近。胡汉民被软禁的当天夜里，即以身体衰弱为名辞去党部与政府职务。另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平生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你自有明白的时候??”第二天，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同意胡汉民辞去各项职务，立法院院长由林森取代。蒋介石胆大包天，竟敢软禁胡汉民这样的党国要员，立即引起公愤，胡汉民的亲信及反蒋势力立即以广州为基地反蒋。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探望胡汉民时，卫兵阻拦，气得王抡起拐杖就打，事后提出辞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称病，都撂挑子不干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胡汉民因高血压，要孙科的亲信，与自己亦有深交的医官邓真德给自己看病，并借机会传话给孙科，要以两广为后盾，联系汪精卫，形成反蒋的势力，这样自己才可获救。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7）

孙科此时是国民党中常委、铁道部长兼考试院副院长，自有一帮党羽，被称为太子派，也是国民党内不可小看的一股势力。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蒋介石亲戚，多次身居国民党要职。但蒋介石对他不像对自己儿子蒋经国那样着力培养与重用，没有进入国民党决策的核心圈子。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硕士，才高气盛，对蒋不满。此次也起而反蒋。蒋介石利用亲戚关系请孙科吃饭。席间，宋美龄不断给孙科夹菜，十分亲热地说：“哲生（孙科），我们可是自己人，他（蒋介石）老了，以后的事哲生要多帮忙。”汪精卫得知胡汉民被扣一事即兴奋起来，他立即发表了一篇《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干出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表示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合作反蒋。桂系的李宗仁、西山会议派等也加入反蒋的联合阵营中，至此两广反蒋局面形成。在上述各方势力压迫下，蒋介石采用软招子，请胡汉民出席5月5日的国民会议，但遭胡拒绝：“我身体不太好，不能出门；况且有卫兵监视，也无法出门。即使出席，怕也不好看吧！”蒋介石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召开了国民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但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没敢当总统，而只能继续当国民政府的主席。5月28日，按照胡汉民的意见，广州的反蒋势力宣布成立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蒋介石没有采取以往以武力讨伐异己的做法，主要是来自党内的压力。他曾说过：“切勿为无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这话恰好从反面说明了汪精卫、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势力。林焕庭是胡汉民的亲家，他听到传闻蒋介石此时要杀胡汉民以示报复广州政府。林获此凶信异常焦虑，他昼思夜想挽救亲家性命的办法。林焕庭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先下手杀掉蒋介石。但是想杀蒋谈何容易，林焕庭思来想去只有号称中国暗杀大王“斧头党”的头目王亚樵才有这个胆量与本领，于是便密邀王亚樵的密友李少川商量此事，并将情况汇报给了孙科。孙科当然赞同，这样南京政府没了领袖，便“断梁”了，广州政府便可乘机取而代之，那他孙科就起码可以当上“副总统”。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8）

广东的反蒋派兴奋而焦急地等着蒋介石被刺的好消息，以便到南京执掌大权，但过了许久也未见有什么动静，他们认为是不是没有将钱花到？自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像王亚樵这样专干此事的“江淮大侠”，于是便派与王亚樵关系密切的国民党粤系监察委员肖佛成和马俊超携巨款4万元找到王亚樵。王表示，不是因为钱的缘故，而是蒋介石一向戒备森严，刺杀他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恐怕辜负众位的期望。马俊超即提出刺蒋不成可刺财政部长宋子文。宋是蒋的军费来源，杀宋可以断绝蒋的财政顶梁柱，逼蒋下野，另外宋子文若被杀也可起到震慑蒋的作用。宋子文经常在南京、上海之间来往，且保卫亦不是那样严密，容易下手。王亚樵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便答应下来。他在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研究布置，决定由郑炮真去南京摸宋子文的行动规律，再定行动方案。结果后来在上海火车站刺宋子文未成，只是将宋的秘书唐腴胪击毙。广州政府是反蒋的大杂烩。掌握兵权的陈济棠是实力派，但他毕竟是军人。策应谋划的是胡汉民，但胡对汪精卫的联合采取了“去皮存骨”的办法，只许汪精卫加入政府，汪派骨干陈公博，顾孟余则排除在外，气得汪精卫几次想走。桂系的实力不在陈济棠之下，控制着广西。而孙科又自成势力。各派争权夺势，绝无一致对蒋可能。蒋介石对广州政府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闹得宁粤兵戎相见。正当双方不可开交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得不释放了囚禁近8个月的胡汉民，以求和解。胡于10月31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此时的胡汉民对国事甚为忧虑，这可以从他的《和大厂中秋感赋十用侧韵》中看出：新朔虽已更，旧节能勿忆？一日有圆蚀，万人共兴息。吾道岂其南，大患真在北。蛟龙失常驭，蛇豕食上国。沈茭糜有功，煎豆日惟迫。我亡唇及齿，天破日可塞。当时养兔蟾，荆文太仁恻。胡汉民致电广州汪精卫、孙科、唐绍仪，请他们来沪参加和平会议，他在电文中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之心最切。”10月18日，汪精卫首先率百人代表团到沪与胡汉民会晤。22日，蒋介石亦乘机抵沪，在孙科宅与汪精卫、胡汉民会见，三巨头虽各怀心腹事，此事却也只能握手言欢，以示团结御敌的局面。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39）

10月27日，宁、粤双方代表正式会谈，根据会谈协议，蒋介石在南京、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分别主持国民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分别选出各自的中央执、监委，然后到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在会谈时，胡汉民反对对日妥协的态度，反对他们要求国际联盟解决日本侵略问题。胡认为，“国联只是一些帝国主义者的剧院，只是世界一些弱小民族的屠场，国联不会有正义，不会有公道，本身更不会有能力。”这个见解还是很深刻的，国联派了所谓调查团到东北走了一番不是于日本帝国主义丝毫无损吗？胡还尖锐地批评政府：“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国亡种灭而后已。”对于国民党，胡汉民也提出严厉的批评：“吾国民党执政四年，毫无建设，平日钩心斗角于对人问题，以至弄到如此，太对不起国民。若是这种甲起乙仆，对人不对事的观念不矫正，就是做到和平统一，依然不能免于亡国。”胡汉民、汪精卫都意识到，蒋介石必须下野，国民党内才可以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否则，目前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蒋介石也认识到，党内反蒋势力的大联合，不是枪杆子可以解决的，这是政治倒蒋，而不是军事倒蒋；蒋介石在前者处于弱势，蒋不得不决定辞职。辞职前，蒋介石对财政、人事都作了安排，为东山再起打下基础。通过这次斗争，蒋介石决定成立复兴社这一特务组织，用以对付党内外的挑战。对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样的党内有地位、有实力的大人物蒋只能施以权术，分化瓦解，但对其他反对者，蒋介石决定用杀鸡吓猴的方法予以震慑。邓演达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该组织的斗争矛头是指向蒋介石政权的。邓演达先后在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内任职，利用这些关系他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并联络地方实力派，策动武装反蒋，这对蒋介石是个极大的威胁，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命根子。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因叛徒出卖被捕，黄埔革命同学会的成员想依靠军队中的关系对邓进行营救，邓演达还以为蒋介石不会对他下毒手拒绝了。当蒋介石以中央党部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位诱降邓演达不成后，立即恼羞成怒，动了杀机。他让吴稚晖与戴季陶组成秘密军事法庭，未经审判，就宣布邓演达死刑。11月29日，就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召开党代会之时，由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亲自动手，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蒋介石如此匆忙地杀害邓演达，是顾虑到宋庆龄的营救。宋庆龄也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她得知邓演达被捕后就去找蒋介石要人，蒋介石厚着脸皮说：“二姐，这个人你是看不到了。”盛怒之下的宋庆龄将蒋介石怒斥一顿。一切安排妥当，蒋介石在12月15日辞去“本兼各职”。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40）

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按照会议通过的《中央政制改革案》，行政院长相当于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9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胡、汪、蒋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胡汉民虽然取消了广州的中央党部与政府，但另设了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保留地方实权。孙科任职时间不长，因财政危机改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紧接着淞沪战事爆发，蒋介石得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胡汉民虽是中执委常委、中政会常委，但寓居香港，不到南京就职。由此形成了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的局面。蒋介石在日记里曾骂胡汉民是：“无人心至此”及“小人难养”，“与鸟兽不可同群”，据说这是蒋介石骂最痛恨的人才使用的语言。而胡汉民也公开说，蒋介石祸国殃民，应“自杀以谢天下”。因胡汉民未参加南京政府，日本企图利用他的声望拉拢他建立伪政府，以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侵华特务大头目土肥原贤二亲自到香港造访胡汉民，表示胡汉民肯出来做事，替日本效劳，日本将给予实际的援助，遭胡汉民断然拒绝：“本人与蒋先生之意见不同，实系本国之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如谓本人欲组织政府，尤无此意。”日本不死心，又派侵略军大将松井石根去见胡汉民，再次诱使胡汉民组织伪政府，结果是又碰了钉子。国民党的四届五中全会针对胡汉民及其影响下的西南势力提出：“中央与地方彻底树立互信之基础，推诚互掖，同循政治正规，实为达到和平统一之唯一途径。”此时的孙科已经站在蒋介石方面，他与王宠惠带了蒋、汪等国民党中常委致胡汉民的信到香港，转达南京方面的盛情，希望胡汉民去南京帮忙，但胡认为，双方的争论涉及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与三民主义政策的实行，这些是原则问题，而非个人之间的情感问题，因而拒绝到南京去。胡汉民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安稳，在经济上他受陈济棠的接济，但陈只是利用胡汉民这块牌子，更好地保住自己在广东的统治和“南天王”的地位，对胡汉民的各项政治主张并不感兴趣，有时还设障碍。1935年，他们之间的矛盾加深，蒋介石乘机向胡汉民表示友好，再次希望胡到南京参加政府。蒋介石之所以一再有此表示，因为蒋、汪、胡是国民政府的三驾马车，少了一驾终究少一份力量，在舆论上也讲不过去。在此情况下，胡汉民的好友邹鲁认为，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与蒋介石合作也有可能，建议胡汉民以养病为由暂时出国，以观形势发展，胡同意了。7月份，他离开香港到欧洲去。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41）

1935年12月，胡汉民回国时，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大唱“团结统一”的调子之时，这句话就包含胡汉民影响下的两广，为此在这次大会上还增设了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主席，由胡汉民担任，蒋介石为副，蒋还以他个人名义写了封亲笔信派魏道明到新加坡迎接时交给胡汉民，接着又派叶楚伧去香港迎接。胡汉民在香港的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政府应改造为有能力的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国难建设国家之重任。”接着，他又去了广州。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半年后，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在广州病逝，临终遗嘱如下：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胡汉民去世后，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将胡汉民安葬于广州市郊龙眼洞师山山腰。198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曾拨款73000元修葺。胡汉民去世，为蒋介石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提供了契机，蒋借胡去世要挟两广服从中央。陈济棠不服，起兵反蒋。蒋收买了陈的主力，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并使广东空军40架飞机投奔南京，将两广事变平息，解除了其多年的心腹之患。作为孙中山的长期追随者与秘书，胡汉民从1927年起着手搜集资料，编纂了《总理全集》，1930年完成后由民智书局出版。胡汉民除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之外，还著有《不匮室诗抄》八卷，《游欧诗草》一卷，被誉为诗人革命家。戴季陶在胡汉民去世时写的一副挽联或许可作为对其一生的总结：立大节而不可摇，定群疑而不可惑，操危虑深，共仰良工心独苦；尊德性则为明师，道向学则为益友，生离死别，怆怀今我泪偏多。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居正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他们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在国民党内资深望重。张静江，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戴季陶，四川广汉人，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考试院院长。居正，湖北广济人，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办公室咨询，为“西山会议派”领袖之一，后任立法院副院长、院长。对这四位元老，有人评论说，胡汉民是“追随总理最久，辅助总理最力，而为总理所最信任、最倚重的革命先进。自同盟会以来，历次革命运动，无论军事、政治、党务都助总理运筹策划，或指挥进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汉民堪称国民党四大元老之首。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

（一）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下反清反袁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季陶，谱名传贤，号天仇。1891年1月6日生于四川广汉一个衰败小商人兼儒医的家庭。其母黄氏信佛，对戴季陶以后笃信佛教有一定影响。戴季陶童年时上过私塾，11岁时曾参加童子试落第。12岁随长兄戴传薪在成都以学日语为主的东游预备学校学习。学校创办人徐炯为新学领袖，对戴季陶影响较大，使其萌发了反清的民主思想。13岁戴季陶考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因抨击反动校长而被开除。日本教师小西三七因戴季陶在东游学校有日语基础，就聘其为自己教学时的翻译，使戴季陶生活总算有了着落。1905年，戴季陶15岁。他大哥卖掉家中的30亩沙田，资助他到梦寐以求的“先进国家”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法科学习。东京当时是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这使戴季陶有机会与他们往来。早期的同盟会员王用宾是戴季陶的好友，他向戴季陶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使戴季陶认识到只有跟着孙中山“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联合世界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与革命力量，全力以赴推翻腐败透顶的清王朝，建立民生、民权、民主的共和政府，中国才有希望。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黑夜的火炬。戴季陶从此决定了要跟随孙中山革命。留日学习期间，戴季陶与后来成为《大公报》主编、政学系的胡政之、杨子鸿等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戴季陶因勤奋学习、思想较激进、日语精通而被选为会长，这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也是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09年戴季陶在日学习4年后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这是一所官办的教育兼学术机关，他因看不惯这里的守旧人物而一度流连于花楼酒肆寻求慰藉。这时很欣赏他的江苏巡抚瑞澂调走，戴季陶亦离任前往上海。时《天铎报》社长陈屺怀（即后来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之兄）招考各省新闻编辑员，月薪30元。戴季陶前往应试，一小时写一篇政论文，戴季陶一挥而就。又经口试，被选中作编辑。戴季陶从此以“天仇”为笔名发表文章，取其与清王朝不共戴天之意。他的文章能针砭时弊，笔锋犀利，很受读者欢迎，报刊发行量也因而不断攀升，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3种大报之一。戴季陶的思想与同盟会员的陈屺怀自然一致，因而备受陈的赞赏，仅两个月后便被提拔为总编辑，这时戴季陶才19岁。戴曾评论此事说：“屺怀先生识人得人，余得所得业，相得益彰。”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2）

出了名的戴季陶还为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在上海办的《民呼报》撰稿。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创办的南社。这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宗旨是宣扬民族主义。戴季陶还与先后加入该社的邵元冲、叶楚伧、陈布雷、于右任、吴稚晖、邵力子、钮永健等革命党人常有往来。1911年，他与浙江吴兴人，长他4岁的钮有恒结婚。钮氏的祖父钮福保是道光十八年进士，殿试甲科第一名。父钮承聪亦为湖州名士。钮有恒曾在著名的辛亥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的结拜姐妹徐自华办的浔溪女校读书。秋瑾从日本留学归来在该校教书时，钮有恒与其时有往来，因而深受其革命影响，以后还加入了同盟会。自然，钮有恒对戴季陶的革命活动十分支持，曾担负许多革命党人的联络庶务工作，还担任过孙中山在上海和东京间的联络员，亦曾为孙中山做过一些杂务。由于戴季陶不断发表抨击清王朝的文章而遭通缉。此信息被戴季陶的好友，时任上海会审公堂的法官关炯之获悉，密报给戴季陶。戴不得不告别新婚的妻子，在南社社员雷铁崖的邀请下来到马来西亚槟榔屿这个著名的革命圣地，担任《光华日报》编辑。因其在报上发表了一些宣传革命的文章，加之过去的影响，在同盟会员雷铁崖、陈新政（《光华日报》主办）、黄金庆介绍下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麾下的一员干将。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主要军事领导人黄兴亲临武汉，组织对反扑清军的抵抗。戴季陶闻讯十分兴奋，遂决定回国参加革命，10月20日到达武昌。在指挥部外的广场上，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湖州同乡陈果夫。戴季陶以革命军普通一兵的身份，持枪参与攻打招商局的战斗。队伍攻打到二楼前遇到清军依靠工事负隅顽抗，两名革命军战士手持炸药包冲了上去，但在工事前三十多米的地方被密集的子弹打倒。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又抱起了炸药包，他借着敌工事外的一只石狮子隐蔽，让机关枪手掩护自己，沿着S形路线冲了上去，终于成功地将炸药包放在敌工事下。随着一声巨响，敌工事及士兵被炸飞了天，在弥漫的硝烟掩护下，革命军冲了上去，攻占了招商局。戴季陶提出将招商局中清朝官吏及洋人买办所得不义之财川土货栈火焚，战友们纷纷赞同，面对洋溢着强烈革命气氛的烈火浓烟，戴季陶的内心充满了激情和喜悦。清军疯狂地进行反扑，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统领清军的正是当初很欣赏戴季陶的瑞徵，戴一度萌生利用这种关系前往晓以大义劝降，但听瑞徵狂妄地说过：“不灭起义‘匪徒’，湖广便无宁日！”再看到清兵疯狂地烧杀抢掠，便知道谈也无益。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3）

武昌起义在清军的反扑下失利，汉口被清兵烧成一片火海，这使戴季陶认识到革命的残酷与艰难。他没有退缩，他决定到当时革命的中心上海去。在上海，他积极协助革命党人陈其美、李平书、李燮和多方奔走，联络同盟会、光复会、商团、学生军等革命力量，积极筹备起义。戴季陶同陈其美冒死到上海警察厅与厅长谈判，向他宣讲了革命形势，劝其对起义予以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使得厅长考虑到形势的严峻及个人的利害，答应保持中立，并通知各分局维持治安。11月3日，起义爆发，陈其美、戴季陶等亲率起义部队进攻上海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戴季陶试图说服守军投降，便与王一亭带领几名革命军战士到制造局的大门前，劝说守门的士兵将门打开，但守门士兵不同意，并示意楼上有大批清兵防守。戴季陶一看敌兵设置了排炮、水压机关枪、小钢炮等重武器，这说明只有武力解决了。陈、戴二人亲率200多人的敢死队发起猛攻，清兵倚仗厚重的铁门和高高的围墙固守，双方僵持不下。陈其美想到李平书是制造局会办，便同他去与总办张士珩交涉，但谈判破裂，陈其美被扣。午夜，李燮和、戴季陶、钮永健带领3000多革命军向江南制造局再次发起猛攻，戴季陶带领敢死队和南京陆军学校前来参战的学生，悄悄来到西边围墙下，将墙角挖开一个洞，爆破人员将四个炸药包捆绑在一起，将围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大家呼喊着顺缺口冲了进去，在堆放枪炮材料的地方放起火来。此时革命军的大炮也将大楼轰塌一角，战士们潮水般地冲进去。制造局总办见大事不好急忙逃走，大家将陈其美救了出来。第二天9时，起义队伍占领制造局，这标志着光复上海的胜利。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戴季陶认为江南的革命已经成功，应将革命重点放在北方。恰在此时，东北的起义被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军阀张作霖镇压下去。革命军首领蓝天蔚逃到上海，寻求支持。上海军政府让戴季陶负责接待。戴季陶了解情况后电请南京政府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蓝接命后任命戴季陶为交通部长，负责联络各方面的革命力量举事。1912年1月中旬，蓝天蔚、戴季陶、商震乘海容、海珍、南珍三艘军舰，另备商船三艘，载北伐军进军东北。上海陈其美支援的一大批军火由沪军将领刘基炎由海上押运，刘妄图将军火据为己有，以扩充个人势力。戴季陶闻讯，将刘基炎诱骗到海容舰上，戴季陶与彭汉怀用手枪逼住刘基炎，令其交出军火，刘被迫答应。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4）

北伐军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后，相继攻克了瓦房店、庄河、铁岭、开原。正节节胜利之时，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协议，由袁任总统，清帝退位。袁世凯取消了关外都督府，迫使蓝天蔚出洋，派亲信曲同丰将革命军改编，戴季陶自然也是无事可做，于是来到上海与周洁共同创办《民权报》，他出任主笔。针对袁世凯的窃国大盗行径，戴季陶发文予以揭露。他在《今日之政治观》、《国家与社会》等文章中写道：“今日之政争亦急矣，所以造成此现象者，袁氏实不能谢责??袁世凯之行为，假共和之名，而拥兵以行专制者也。”按照南北协议，首都定在革命势力较强的南京，但袁世凯导演曹锟北京兵变，不肯南下。戴季陶尖锐指出这是“袁氏之欺国民者，欺中国人耳”。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戴季陶抨击道：“袁氏欲帝制自为也久矣！”戴季陶的文章揭露了袁世凯的本质，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周恩来1946年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时曾说：“戴季陶出了《民权报》，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恼羞成怒的袁世凯勾结巡捕房在5月22日将戴季陶抓起来，戴这时才明白“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在庭审时，留学日本学法律的戴季陶将法官驳得哑口无言，常引起旁听席上阵阵的嘲笑声，搞得法官狼狈不堪。后戴季陶由张静江出面保释出狱。（二）孙中山秘书戴季陶因《天铎报》文字狱风波流亡到槟榔屿时，孙中山先生虽不在该岛，但他妻子卢慕贞与孩子们还住在该岛。孩子们需要一位国文教师，经雷铁崖介绍，戴季陶受聘成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孙琰与14岁的孙琬的国文教师。他们每天跟戴学习两小时，全家人对这位博学的老师印象都很好。孙中山当然了解到这个情况，这成为孙信任戴季陶的缘由之一。武昌起义后，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沪。12月29日，上海同盟会总部开会欢迎中山先生，戴季陶作为同盟会员与新闻记者参加了这项活动。戴在会前与孙中山作了短暂的交谈。孙中山在问询中知道他就是名闻遐迩的戴季陶，并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时很高兴。这是二人第一次直接接触。后来卢慕贞领着女儿从南洋到南京与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团聚，戴季陶因这层关系便常去孙中山寓所，向中山先生请教，孙中山也进一步了解了戴季陶其人，两人关系日益密切。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5）

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于1912年10月14日在上海设立铁路督办办事处，戴季陶因为是同盟会会员，且又受到江浙同乡陈其美、张静江举荐，孙中山对其文采又很赞赏，便被聘为孙中山的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戴季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年孙中山46岁，戴季陶22岁。戴季陶说：“在当时追随孙中山的人中，本人算是最年轻的一个。”“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总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没有离开总理过。”戴季陶因此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这期间，孙中山的夫人与孩子已回广东老家去了，戴季陶夫人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孙中山饮食起居的事情，孙与戴也因而进一步加深了感情。戴季陶形容孙中山对他：“爱护之殷，关垂之切，实已超出师之于弟，直与父子无异。”戴季陶每天上午8时便去孙中山寓所听他讲建国的纲领，并奉命将这些讲话记录下来。孙中山共讲了一百多天，戴季陶将这些讲话记录整理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两本书，孙中山思想得以流传，戴季陶功不可没。孙中山许多重要的文件、宣言、关于三民主义的全部演讲录都是戴季陶审订出版的。因为孙中山眼睛不好，戴季陶还要为孙读书报，以便他及时掌握时局动态。1913年2月10日，为实现社会改革与经济建设的理想，孙中山偕夫人卢慕贞、秘书兼翻译戴季陶、英文秘书宋霭龄，随员马君武、宋耀如等一行乘“山城丸”轮船访日考察。在日期间，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桂太郎两次会见了孙中山等人，谈话内容包括他对袁世凯这个奸臣的认识。密谈时间前后长达15个小时，戴季陶对桂太郎的见识极为钦佩，详细地记下了谈话内容。为取得日本朝野人士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支持，戴季陶还协助孙中山会见了日本民党首领犬养毅、著名政客头山满、自由党及立宪政友会创始人坂垣退助。戴季陶自己还与日后成为侵华的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有所往来。孙中山、戴季陶等还会见了日本铁道协会会长古氏公威，商谈了中国铁路修建和筹款事宜。之后，孙中山一行人到日本各处参观访问。根据访日见闻，戴季陶后来写了颇有影响的一本书--《日本论》。在犬养毅招待孙中山的宴会上，犬养毅与孙中山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是由戴季陶翻译并记录下来的。犬养毅问孙中山：“您很喜欢看书吗？”孙中山答：“是的，我很喜欢看书。”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6）

犬养毅又问：“除书之外，或者说，比书更使您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孙中山稍微考虑一下微笑着答：“当然是女人喽！”中外景仰的伟大革命家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使戴季陶是否翻译颇为犹豫了，但孙中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用英语强调：“Woman（女人）！”另一位在座的日本人问：“那么，最使您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革命！”又一位在座的日本人说：“您是著名的革命家，您最喜欢革命，这我毫不怀疑，但您把喜欢女人放在书之前，这说的是否是实话？”孙中山正襟危坐，严肃地说：“我们革命者的语言中，‘女人’与‘母亲’应该是同义词。当妈妈把她身上最富有营养的乳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丈夫，她们的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是，我们很多男人不懂得这种爱，不怜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以至千百年来，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这世道太不公平，太可惜了！”孙中山先生的肺腑之言、深邃思想令在座的日本人深受感动。宋教仁被刺杀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得此凶信，即中断访日，率一行人赶回上海。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居正等一起到黄兴住宅参加党的领导会议，讨论应对宋被刺后的措施。会上孙中山积极主张武力讨袁，但黄兴等人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用法制办法加以解决。戴季陶发言支持孙中山意见，认为对袁世凯无法施之于法，结果引起黄兴不满，并斥责戴为何许人，不应在此多嘴。还在革命党人争论不休时，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向帝国主义善后大借款，出兵进攻革命党军。在这种形势下，黄兴等人也改变了态度。“二次革命”爆发。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以秘书身份作为他的代表到各地去做起义的发动、准备工作。戴季陶到南京时，正赶上南京讨袁军发生内变，黄兴的卫队长程德全被收买后，接受了“捉拿黄兴”的密令，黄兴被迫离开南京。戴季陶即与讨袁军总司令何海鸣与一、八师中的中下级军官再次兴兵讨伐袁世凯。当时军费没有着落，戴季陶在南京恰遇其留学日本的同学金锐新，金此时任交通银行协理。戴季陶通过他担保，从南京银元局借了6万元作为军饷，解了燃眉之急。接着，戴季陶在都督府召开了军事会议，宣布人事安排。由钮永健任总司令，徐涛为一师师长，王兆鸾为二师师长。这些措施虽迅速扭转了危局，但无法扭转整个战局。随着全国讨袁军的失败，南京局势再度告危。9月1日，张勋部队以炸药轰开南京城墙，守军不支，南京陷落。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7）

城陷后，戴季陶没有逃走，他打算在城里联络散落的革命军人以图再举。戴季陶在南京秘密下榻于日本人开的旅社宾来馆，化名金子光。此事被张勋部属侦悉，他们派一连军队包围了旅馆。戴季陶坐着人力车回旅馆时看到情况异常，但车已拉到旅馆门前，逃不了了，戴季陶急中生智，故意少给车夫车费，车夫大吵，戴便用流利的日语在围馆的士兵前说了车夫一顿，然后交足车费。士兵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进去后，他回到房舍赶紧化装，出来时挽着一位熟悉的在旅馆当服务员的日本女子，一边用日语谈话一边走。士兵再次将他当成日本人，他才极侥幸地脱离危险。当时的大连属于日本控制，革命者在那里活动容易一些，当时聚集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已有200多人，孙中山很重视这支革命力量，他派陈其美、戴季陶、蒋介石前往大连。大连的宁武、刘纯一、石磊、傅之鱼、王明山等革命党人已利用东北统治相对薄弱的机会成立了反袁斗争的领导机构“实业研究会”。陈、戴、蒋等到大连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戴季陶等还实地考察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的革命形势。他们在东三省各地组建了一些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受到张作霖的通缉，活动受到限制。陈其美、戴季陶、蒋介石看到当时的国内形势，许多人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东北的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是在近50天的时间里，他们毕竟了解了东北的局势，壮大了革命力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他们将东北的党务交给方剑飞主持后就离开了。“二次革命”失败，戴季陶也受到通缉，随孙中山一行三十几人来到日本。戴季陶仍然做孙中山的秘书，负责保管党内的文件，作会议记录，常伴随孙中山外出，兼做翻译与保镖。在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因孙中山吸取以往的教训要求忠于其个人而产生了分歧，戴季陶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戴认为：“中国革命有世界眼光，有一贯的理想，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没有第二人。”戴季陶同胡汉民一样，也是党的纲领《革命方略》的起草人之一。建党后，孙中山派陈其美、居正、许崇智、邓铿、蒋介石等军事人员回国组织讨袁军。戴季陶是中华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国》的编辑。这时期他发表的主要文章有《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中国革命论》、《欧美时局观》等。这些文章主要内容是总结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联邦制的民国制度的新设想，探讨世界问题。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8）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困窘，戴季陶跟随孙中山等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许多人的衣食都有困难，在大雪天时，因无钱购柴生火致使有的革命同志生病。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各省纷纷独立，孙中山在此形势下偕廖仲恺、戴季陶等于1916年4月27日秘密回国，参加国内的斗争。戴季陶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袁世凯在孙中山回国后不久即病死，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执掌实权。段与大总统黎元洪发生了争权斗争，张勋以“调停”为名借机上演复辟丑剧，他派人到日本寻求支持。孙中山闻讯后即派戴季陶以党代表身份赴日了解情况。戴季陶凭借孙中山和自己的老关系拜访了日海军军令部部长海军中将秋山贞之、参谋部次长陆军中将田中义一，此二人都熟知中国的情况。戴季陶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张勋复辟的信息，写了一封详细的报告寄给孙中山，使革命党人据以掌握应变策略。由于段祺瑞不要约法，迫使孙中山再次组织护法运动，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即兼任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外交部次长。军政府刚刚成立，事务十分繁忙，戴季陶以超人的勤奋和精神，将千头万绪的事情办得有条不紊。孙中山南下护法借助的是西南军阀陆荣廷等人的兵力，但这些军阀实际上不听孙中山的号令，而是借助孙中山的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面对这一情况，戴季陶对孙中山说，没有兵权，总是受制于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十分赞同。戴季陶想到广东的陈炳焜虽然归属陆荣廷，但对孙中山很尊敬，便向孙中山建议向陈炳焜要兵，孙中山同意，但遭到陈的婉拒。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看清了军阀的嘴脸，认识到只有孙中山才是真心护法的。看到孙中山的处境决定予以支持。他当时有40个营的省长警卫部队，便对胡汉民、戴季陶提出交给孙中山20个营作为孙的基本部队，然后再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孙中山很高兴，他令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汪精卫做好有关工作，克服陆荣廷等的阻挠。孙中山向陆等表明，这8000官兵将组成“援闽粤军”，去进攻福建的北洋军阀李厚基，不会留在广东与地方实力派争地盘，使陆荣廷等人放心。孙中山以陈炯明为这支部队的总司令，蒋介石、戴季陶协助整编。1918年5月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辞职偕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朱执信等到上海。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9）

回沪后，戴季陶过了一段清闲生活，便奉孙中山之命与沈定一、孙棣三创办了革命报纸《民国日报》的副刊《星期评论》。不久，又协助孙中山编辑《建设》月刊。这两种报纸杂志以孙中山的“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孽，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社会之雏形”为宗旨，发表了不少有关劳工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后，戴季陶参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该党最高革命原则。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借此契机令陈炯明部队进兵广东驱逐陆荣廷，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了在经济上支持这一军事行动，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参与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筹建了“恒泰号”，以张静江所占股份最多，以陈果夫为经纪人。1921年，股市看好，获利不少，既支持了粤军，个人也发了财。但到了年末和第二年初，股市猛跌，“恒泰号”也深受其害，这些人的投机以失败告终。但这项活动使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的代表，也成为以后政治上的挚友。孙中山因革命、建设等方面很需要人才，因而对教育十分重视。他看到民国成立以来中小学的教科书没有反映辛亥革命的成果和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便委托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研究中小学的教育，负责重新编辑了中小学、师范等教科书，加进了新的进步思想内容。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后，戴季陶仍是重要的助手。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时，第二军长许崇智因病不在军中，由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蒋介石统领。由于旧军队人事关系，第二军一些军官不听从蒋介石指挥，蒋气得回奉化老家了。蒋介石是保定、日本士官学校名牌军校毕业生，在陈炯明的部队中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国民党军事人才极缺的情况下，孙中山对蒋介石很看重，几次亲自给蒋介石发函去电要蒋出来担任军职，但蒋介石不肯出来。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也去电邀请，还是请不动。戴季陶见状，凭借他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亲往劝驾，他们同是蒋纬国的父亲（当然戴是义父），又是留日时同寝室的把兄弟，证券投机的铁哥们儿。戴季陶利用这些关系亲赴奉化，对蒋介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原来蒋介石不知孙中山给他什么官职，便以老母有病为由在家待价而沽，现在得知会委以重任，加上上述人情，不能不出山了。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0）

孙中山在研究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宪法、法律、法规、施政情况后认为：“各国宪法??只分三权，不完备地方很多，而且流弊不少。”为把革命政府建成一个理想的政府，他向国会提出制定“五权宪法”，即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再加上“考试”、“监察”二权。他让戴季陶起草一个宪法草案和相关的法律文件，按照孙中山的意图，戴季陶研究了许多国家的宪法、法律，努力写成了一部反映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成果，对今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有利的数万言的法律草案，推动了法制建设的发展。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脱险来到上海，戴季陶随之住到孙中山寓所，为孙分担孤独与苦闷。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自己这位忠实的追随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三）投江自杀原因新说1922年，四川省督军刘成勋派戴季陶的朋友向育红、吕超带了四川将领的信慰问孙中山并邀请戴季陶到四川帮助制定省宪，其目的是为了抵制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以保住自己的地盘。孙中山虽然不赞成湘、滇等省的省宪自治或联省自治办法，但主张军阀息兵停战，发展实业，便决定戴季陶作为他的代表，赴川宣传贯彻自己的主张。孙中山对戴季陶此行很重视，除写了亲笔信外，还邀请了上海的一些四川籍人士，各党派的在革命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到自己的公馆里吃饭，并向中外记者发布戴季陶入川的消息，以扩大影响。戴季陶离开四川，离开老母已经18年了，也想顺便回家看看，便带着秘书赵文田、随员陈鸣谦等，随向育红、吕超在旧历九月初四乘船返川。但谁也没有想到戴季陶会投江自杀。戴季陶一路上很少说话，常常独自一人在船舷来回踱步，或凭栏沉思，神色呆滞。到了晚上11点多钟，航船沿长江行至宜昌附近，其他人都已睡熟，戴季陶走出舱房，来到船尾，举身投入江中。当时他穿的是花缎薄长棉袍，落水后，长袍像汽球一样托着他顺流漂浮。据戴季陶事后回忆，“当时万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沉越不得沉，自己钻下去，又从对面浮起来，向左左浮，向右右浮，把头埋入水中，拼命地饮水，但肚皮已饱不能再喝，只有听天由命，站在水里，很清楚地觉得我站在水里成二三十度的倾斜，两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天气很冷??”戴季陶漂到枝城南岸的沙州搁浅。他爬起来没走多远，便冻得倒地呻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渔民齐顺发闻声发现了戴季陶，将他救回家中，给他身下垫上稻草，身上围以棉絮，并喂酒取暖。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1）

第二天将戴季陶送到枝江县城亲戚杨开锃家，杨给戴季陶买了由枝江前往沙市的船票。戴季陶往码头去时发现赵文田与毛副官正在码头小轮船上，双方不期而遇，惊喜交加。原来在天明时赵文田不见了戴季陶，估计是落水了，大家只好在宜昌登岸。赵文田与一名工役雇了一叶小舟，沿江顺流寻找；向育红则托宜昌政府通知沿江团防、军警协查，自己在宜昌掌握情况。戴季陶与齐顺发、杨开锃分别时，给了他们20块银元。在戴季陶获救后大家为其举行的压惊席上，戴谈自杀的原因时说：“军阀横行，各自为政，频年内战，民不聊生。列强虎视眈眈，伺机吞食，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又被陈炯明窃据，国是如斯，我等皆将为亡国之俘矣。中夜不寐，忧心如焚，独步船头，凭栏远瞩，忧时有泪，救国无方，猛见江心月圆如镜，明彻天空，四际无涯，觉浮生之渺小，念此行仆仆风尘，亦属劳而无益，一时愤悔，奋起投江。”后来戴季陶又在其《八觉》一文中说到投江时的心情：“这时我的心里，二十四分的痛苦，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直很错误的恋爱，这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以假作真，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断。再加上看见四川的战祸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事业，什么政治、实业、教育这些问题，决不能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交迫，我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于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来招我了。”“公”说得很清楚了；“私”是指错误的恋爱，但文中没有具体说明。戴季陶的秘书，亦即他的外甥赵文田揭开了这个秘密，在赵写的《戴季陶自杀真相》一文中说，因戴的妻子钮有恒需在家经营家里的500亩水田，照料家务与儿子安国，不能随戴季陶因革命需要而在外奔走。钮有恒考虑到戴季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身边需要有人照料，便将外甥女，亦即赵文田的姐姐赵文淑送到上海渔阳里戴季陶住处服侍他，戴将赵奸污了。赵文淑已经订好了婆家是准备出嫁的，戴季陶赴四川前得此信息十分恐慌，怕因此暴露他的乱伦丑行，使这位当时已颇有影响的人物没脸见人，才投江自杀的。以后戴季陶利用他的职权和钱财，解除了赵文淑与未婚夫的关系。1926年春天，赵文淑生下一女，取名家祥。钮有恒1942年去世后，戴季陶才与赵文淑正式结合为夫妻。在戴季陶于1949年自尽后的第二年，赵文淑去世。

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2）

1922年11月，戴季陶回到成都家中，见到了老母、大哥戴传薪与两位姐姐，18年后团聚自是悲喜交加，一言难尽。由于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再加上地势险要，历来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要地，战争连绵不断，“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戴季陶虽知孙中山的意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还是殚精竭虑，在各路军阀之间奔走，解释孙中山对时局的主张，介绍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但收效甚微。1922年终戴季陶被四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赴重庆就职，受到各界欢迎，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制定了省宪草案。戴季陶的母亲黄夫人笃信佛教，幼年的戴季陶也经常跟母亲烧香拜佛，那时不过是出于好奇罢了。这次自杀遇救后，冥冥之中，认为是佛祖所救，命不该死，从此对佛教深信不疑，每天与钮有恒烧香拜佛，还给自己取了个法号--潜园居士。后来他任考试院院长时，还研读佛教经典，在南京的住宅专辟一室，供奉如来佛、观世音的瓷像。布置有香炉蒲团，四壁挂有他亲笔写的金刚经条幅。手上常戴一串佛珠，还常常大谈什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为了取得戴季陶的支持，还送给他一个金佛像。戴季陶在四川期间，建立了国民党四川支部。由于四川局势多变，他的许多工作实在难以开展，又加上这时国民党将要进行改组，孙中山嘱在四川待了8个月的戴季陶回沪。1930年春，不忘救命之恩的戴季陶托人带给齐顺发、杨开锃1000银元，一封感谢信，各一块匾额。赠齐顺发匾额的题字是“佛心侠骨，古道照人”；赠杨开锃匾额的题字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1931年春，齐顺发、杨开锃应戴季陶邀请，各偕全家共十几口人，到南京戴家做客。一向不以官职送人的戴季陶这次却表示要将齐、杨给予安排，但齐、杨二人觉得没什么文化，难以胜任，便谢绝了。戴季陶派副官陪同两家人在南京游览观光后，又在他们走时送给每人一匹绸缎。以后，他每年均给齐、杨二家寄钱，直到抗战爆发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