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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一回

- 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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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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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引子

公元1894年9月17日中午，中国黄海大东沟，海风北吹。

广阔的海面上，大清帝国北洋水师主力舰10艘，成横队(雁行阵)排开，整齐的铁甲舰，像一条条准备出海的蛟龙，气势逼人。为首的旗舰“定远”号上，高大的桅杆上是两面彩色大旗，迎风飘扬，一面是大清国的鲜黄龙旗，一面是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五色提督旗。海面上，除了不时掠过的海鸟的叫声，军舰机器的轰鸣声，以及海浪拍打着船舷的排击声，一片寂静。

是那种大战前的寂静。

远处，西南方向，簇簇黑烟冉冉而起，海天之际可以看见另一支庞大的舰队。慢慢，越来越近，飘扬在旗舰上的太阳旗已经隐约可见，是日本的联合舰队。

亚洲最强大的两支海军将要展开一场以国运相赌的空前的海战。谁都明白此战的意义。

在大清帝国北洋水师旗舰上的飞桥上，靠前站着两个人，他们两个作为舰队的最高指挥，将决定这场战斗的胜败的关键，其中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北洋水师提督，领尚书衔的丁汝昌，还有一个，是我们不熟悉的，一个高个子的外国人。

30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摆出了战斗队形，呈单纵阵，逼近了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立刻迎敌，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

丁汝昌同时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

“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首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首先发动了攻击，主炮台上的大炮向日本联合舰队开火了。

12时53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开始发炮还击，“定远”号的主桅杆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被抬下了飞桥，同在飞桥上指挥的高个子外国人也受了轻伤，但他临危不惧，继续站在指挥台指挥战斗……

看到这儿，有的读者可能有疑问了，我们都知道甲午海战呀，怎么会有一个外国人在指挥呢？你是在杜撰历史吧？历史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其实，读者在上面看到的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这个高个子的外国人是德国贵族，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甥，德国陆军军官，他24岁时受李鸿章的邀请，来到中国，担任了李鸿章的军事副官。在华期间，他设计和建造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军港旅顺以及附属的炮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自告奋勇充当军事间谍，前望日本刺探情报。在中日战争的导火索——“高升号事件”中，他在“高升”号上与日本军人据理力争，并挽救了100多名中国士兵。大东沟甲午海战中，他与丁汝昌一起在旗舰上并肩指挥战斗，并英勇负伤。

他设计的厦门胡里山炮台，在1937年抗击日本侵略时，大炮打沉过日本的军舰。

他曾蒙慈禧太后的召见，被赏提督衔，太后甚至要给他黄马褂穿。

他最早提出建立新式军队的主张，是中国现代新军的设计人。

他教过大总统黎元洪骑马，是黎元洪的顶头上司。两人在天津是邻居。

他是袁世凯叔父的同事，袁世凯的教官，北洋的龙虎狗三杰是他的学生。

天津的劝业场，是他手下的伙计高星桥开的。他还是天津著名的起士林西菜馆的赞助人，利顺德饭店的大股东。

他开采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井陉煤矿，修建了东北第一条铁路。

在他办的报纸上，他的朋友严复发表了《变法五论》，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崭露头角。

中国近代史上绝大多数重要人物都与他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而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中，也都留着他的痕迹。

像是黄易的小说《寻秦记》的人物，但却是真实发生在100多年前的中国，只是，被我们遗忘了。或者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这位传奇的人物就是德国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康斯坦丁·汉纳根。

第一回

“哇——哇——哇——”

1855年初春的一天夜里，一阵阵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德国城堡小城美因茨夜空的宁静，哭声是从美因茨市长官邸传出来的，第二天，小城的每个人都知道了，美因茨市长汉纳根又添了一个儿子。

年过半百的汉纳根对这个小儿子十分喜爱，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此，给他取名为康斯坦丁·汉纳根，希望他能像古罗马伟大的君主康斯坦丁一样取得伟大的功绩。

在19世纪的德意志，法兰克福、美因茨、科布伦茨这三个地方被人们称为“德国之角”。如果你有机会从美因茨（Mainz）出发，到科布伦茨（Koblenz），你会发现，这是德国大陆莱茵河沿途风景最美的一段，沿河两岸山坡上遍布着葡萄园，其间点缀着无数罗马时代遗留下的古堡，红色砂石的墙面衬着碧蓝的天空，还有许许多多田园风光的城镇，人们好像走进了童话的世界。

而我们的主人公，康斯坦丁·汉纳根（Constantin Hanneken），就生活在美因茨这个美丽如画的地方。

美因茨属于德国的黑森州（Hesse）。黑森是德国中部的一个州，现在它是德国几大经济中心之一，属于欧洲最具活力的地区之列。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比州首府威斯巴登的名气更大。当然，在200多年前的德国，你是不会看到这副样子。在俾斯麦的统一战争前，黑森州的领土划分为4个侯爵和公爵领地、1个伯爵领地和自由城市法兰克福。

汉纳根的祖上是一位容克贵族，所以，他的全名是 Constantin Von Hanneken。中间的Von（冯）代表了他的贵族身份。 据说，他还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这一点无从考证。就算是，恐怕也是七大姑八大姨绕得很远的亲戚，在古代欧洲，出现过许多公国，而这些公国贵族通过联姻，大概每个贵族都能与某位国王沾上亲，汉纳根就属于这类。但毋庸置疑，他出身于一个世代有名望的军人世家，家族几代都有著名的军事将领出现。他的父亲，老汉纳根，就是一位有名的军事家，在军队曾担任要职，退役后担任了美因茨这座著名要塞城市的市长。现在，在美因茨市，你还能发现一些要塞、炮台的遗迹。

老汉纳根在近代德国是很有名气的，他先后参加了毛奇将军指挥的对奥萨多瓦战役以及对法色当战役（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学到的《最后一课》，反映的就是色当战役后，德国占领法国后的情景），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德皇封为将军。他擅长炮台建设，是德国数一数二的炮台要塞专家，他与精通战术战略的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就是写《战争论》的那个）、马蒙、福伊等，都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他们的军事理论影响了几代德国人。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军事世家中长大的小汉纳根，骨子里就渗透着军人的气质，他天生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

而关于容克贵族，我们需要多说几句。在中世纪的普鲁士，贵族的封地上，只有家族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封地和爵位，而其他的兄弟在其兄长继承家业后必须离开家去开创自己的天地，他们往往去寻找一些无主的土地或是有主的非本国的土地，通过战争或决斗等方式取得土地后向普鲁士皇帝申请封号，获得贵族身份，他们必须向皇帝效忠并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一类贵族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贵族阶级，就是容克贵族。他们是所有贵族阶层中最具侵略性的，在后来变成了最早的德国职业军人。当然并不是每个容克贵族都能成功，所以他们为了生存会去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服役，其中法国外籍军团中的普鲁士团最为出名，在那里服役的大多数是容克贵族。

第二回

容克贵族出身的德国人往往在姓之前加一个“冯”（或译“封”）（Von），这是其贵族出身的特殊标志，表示其祖先有国王授予的爵位，类似中国古代的公、侯、伯、子、男等，并非姓名的组成部分，只表明其具有贵族身份。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共产主义事业的创始人，就有普鲁士贵族的血统，他的名字中就有“冯”字（Von）。

知道容克贵族的来龙去脉对我们了解汉纳根有很大的好处，这恐怕也是他能在24岁离开祖国，来到陌生的中华帝国发展自己的一个原因。

但现在，我们幼小的汉纳根还什么都不懂，在父亲的庄园里，他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当然，也受到了严格的普鲁士贵族教育，他学会了游泳、击剑、马术、跳舞。其中，他最擅长游泳和马术（后来这两样技能对他帮助很大）。每到周末或者是节日，汉纳根家族的亲戚朋友们都会在美丽的莱茵河畔的庄园里聚会，女人们翩翩起舞，男人们则在一旁品尝着黑啤酒，闲谈。

在这些亲戚朋友中，德璀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是老汉纳根的朋友，与汉纳根家族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亲戚关系。他作为只比汉纳根大十几岁的叔叔，尽管不是汉纳根家举行聚会的常客，但是，只要他到场，谈论的中心必然是中国。因为，德璀琳对古老的中国有着特殊的热爱和兴趣。

对于这位德璀琳叔叔，在幼小的汉纳根眼中看得出，自己的父亲老汉纳根对他很器重，人们都很喜欢德璀琳谈论中国的话题，神秘的皇帝，奇特的风俗，还有那些爱不释手的瓷器、丝绸。

直到有一次，德璀琳来家中与父亲告别，说自己要到遥远的中国去了。后来，汉纳根从这位德璀琳叔叔的来信中知道，他到了中国的天津，当上了税务官，再后来，他说他已经成为了天津港口的最高税务长官，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官员李鸿章的座上宾。每逢德璀琳来信时，家人们便凑到一起，一边听父亲读着信，一边讨论着德璀琳和神秘中国的种种奇闻轶事。这一切，都在小小的汉纳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光在流逝，经过了初级学校的教育，汉纳根长大了，按照家中的传统，他进入了普鲁士的军队，去继续他祖先的事业。他先是毕业于一所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在军队中的炮兵部队服务，继承他父亲的专长，专心于炮台以及防御工事的研究。他升迁得很快，在1873年就已经是普鲁士陆军的少尉了，并加入了光荣的普鲁士军官团。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他才不到19岁，也许有老汉纳根在军队中的影响，但更多的应该是他自己的努力。辉煌的前程在向他招手，你可以想象，出身贵族，是军人世家，父亲在军界又有深厚的人脉，年轻的汉纳根面前是一条闭着眼都能走过去的青云之路。

汉纳根是整个德国近代史中最生逢其时的一代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在汉纳根出生前的几百年里，德国境内有着大大小小的公国，他们之间互相争斗，德国在那时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强盛。而在汉纳根死后呢，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又处于一种耻辱当中。因此，只有在当时的汉纳根这一代，才是有福气的一代。

第三回

这时的汉纳根，作为一个属于英勇的普鲁士军官团的年轻陆军少尉、要塞工程师，幻想着自己为大德意志帝国开创更大的疆域。他可以说是德国那一代古典军人的样板。

而德国诗人霍夫曼·冯·法伦斯莱本作词的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也让年轻的汉纳根唱得热血沸腾：

后来，希特勒也极力推崇这首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歌词的前两段被删掉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听到的德国国歌只有第三段。

当时，无论是老汉纳根还是小汉纳根，都含着热泪，传唱着这首激昂的国歌。而作为军人，汉纳根家族也参加到了德国统一的战斗中。

1848年，当时德国境内众多的大公国为了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举行了谈判，最后在俾斯麦的主导下，通过了小德意志统一方案。这个方案使得俾斯麦走向了历史舞台，他使得普鲁士大公国成为德国统一的引领者。之后，他带领德国军队，通过对丹麦、对奥地利、对法国的战争，在1871年终于实现了德国统一。那一时代，被德国人自己称为“建国时代”。

统一后的德国，焕发了勃勃生机。在国内，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德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就行销欧洲各地，德国开始取代法国一跃成为欧洲的强国。

称霸欧洲之后，同大多数西方列强一样，德国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向外扩张之路。他们开始把眼光转移到遥远的地方：非洲以及亚洲。在德国，没有了战争，一些喜欢战争的狂热分子开始了海外的创业。这其中就包括德璀琳，后来，汉纳根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而中华帝国近代历史的进程里，也就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德国痕迹。

种种资料显示，汉纳根来中国，应该不是主动的，只是他一种被动的选择。起因是在1878年，他从军队退役了，不情愿地脱下了他钟爱的军官服，成为一介平民。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役，但可以推测出其中的原因：国家的统一已经完成，不再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了。经济建设成为了中心，军队必然要裁员。而且，他的专业：军事工程、修筑炮台，也没有了用武之地，没有了战争，要炮台何用呢?

总之，他退役了。延续家族的军事荣誉已经不可能，他的军事生涯结束了，而由于他不是家庭中的长子，父亲的庄园和产业也没有他继承的份儿，他往何处去？他的人生之路似乎失去了方向，他突然从顶峰滑落到了谷底。

现在，让我们先不理会年轻汉纳根的沮丧，将目光转向古老的中华帝国，此时的中华帝国面临着比汉纳根更大更多的难题。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耻辱，彻底打碎了大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曾骁勇一时的八旗、绿营士兵在西方先进军事力量面前不堪一击的残酷现实，使当时的清政府从上到下，都产生了按照西方标准改革军事、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大清帝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西化的洋务运动。

第四回

而当时，德国经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境内数目众多的大公国，一跃成为欧洲主要强国，其军事力量在欧洲大陆更是无可比拟，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而且，由于刚刚统一的德国羽翼未丰，与中国还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加上中德之间实行的都是君主体制，其强大的军事工业及其凭借军事力量迅速崛起的历程，也和清王朝推动军事现代化以强国的愿望相符合。从德国崛起的身上，清政府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清王朝开始急切地寻求德国的帮助。从此，德国开始进入到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之中，帮助中国培训军事人才，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输送军事将领，成为当时中国军事现代化中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中国方面同德国接触最多的最高官员就是李鸿章。

谈起李鸿章，恐怕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而以后，我们的主人公汉纳根还将与他发生许多联系，我们以后也还会无数次地谈到李鸿章。在李鸿章与德国打交道的过程里，有一个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德璀琳，汉纳根的父辈。

德璀琳，在这里，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他，他1842年出生于德国，也是日耳曼贵族。1864年，只有22岁的他来到中国，先是在中国海关任职，担任低级官员。12年以后，由于工作出色，1876年开始，担任烟台海关的税务司，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国的实权人物李鸿章。于是，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从1877年开始，一直到1904年，他共担任了3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累计长达22年之久。

说到德璀琳与李鸿章的相识，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1876年，中国与英国开始了《烟台条约》的谈判。李鸿章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与英国谈判大使进行谈判，由于英国人太贪婪，想获得更多的权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当时，德璀琳是烟台海关的税务司，由于谈判地在烟台，他就无形中充当了协调人的角色。而且，从国家关系来看，德国与英国关系不好，从德国的国家利益上讲，德国不希望英国在中国一权独大。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虽然德璀琳是西方人，但他在谈判中，在斡旋中，却总是向着中国一方。这让李鸿章很感动。有这么一个对华友好的西方人，李鸿章觉得应该重用他。于是，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就提名德璀琳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这个重要职务。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是英国人赫德，因此，李鸿章推荐一个德国人担任仅次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天津海关税务司，也有平衡制约英国的意味。就是从那以后，德璀琳与李鸿章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二人当时都在天津办公，因此，德璀琳就成了李鸿章座上的常客。

就这样，李鸿章，德璀琳，汉纳根，这三个人被一根无形的纽带联系在了一起，大概是在某一天的宴会上，求才心切的李鸿章问德璀琳，能否推荐一些优秀的德国军事人才来华帮助建设中国的陆军。

德璀琳马上就想起了远在德国的小汉纳根，为什么不让小汉纳根来中国进行他的个人事业呢？

第五回

推荐汉纳根来华，德璀琳应该事先与汉纳根通过书信的，当德璀琳1864年，22岁来中国的时候，汉纳根虽然只有9岁，但德璀琳与汉纳根的父亲的时常通信中，是了解汉纳根的情况的。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当汉纳根在他父亲的庄园里无所事事地闲逛时，一个邮差带着德璀琳的信件走进了庄园，又过了几个小时，吃过晚饭的汉纳根父子已经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这封德璀琳写来的信了。到中国去，到被西方人尊称为“东方的俾斯麦”李鸿章身边做他的军事顾问。小汉纳根从没想到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也许是一个挑战，就这样出现在了自己的身上。去，还是不去？家人们开始了意见不一的争论，当然，最后的大主意还是要汉纳根自己拿。

去，意味着他将去万里之遥的、被人认为是野蛮人的国土，面对的将是一大堆无法预知的挑战，当然，会有德璀琳叔叔做他的坚强后盾。而且，这也将是年轻汉纳根创立自己事业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吗？德璀琳叔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最终，24岁的汉纳根面对着大家期盼的目光，说，父亲，我去。

就这样，在事先征得汉纳根同意后，德璀琳向李鸿章郑重的推荐了汉纳根，他的这位在德国刚刚退役、无所事事的年轻小友。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的推荐中，不乏赞美之词：德国皇帝的外甥，德国将军的儿子，德国优秀的军官等等。李鸿章听了德璀琳的介绍，十分满意，很快就命令当时的大清帝国驻德公使李凤苞正式邀请汉纳根来华，担任他的私人军事顾问。

于是，在1879年，只有24岁的德国退役上尉汉纳根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中国之旅，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书写了他浓重的一笔。

有两点情况需要说明：第一，汉纳根并不是第一个到中华帝国任职的德国军人。早在1870年，当时德国最大的军火企业克虏伯公司就聘请了普鲁士炮队下级军官瑞乃尔赴中国的淮军供职，担任军事教官。这应该是有记载的最早来华任教习的德国军官。1873年，李鸿章又聘请了德国军官李劢协在天津指导淮军炮队操练，李劢协任职长达3年之久，因工作卓有成效，在1876年他回国时，李鸿章特别请旨赏给了他二等宝星的奖赏。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清王朝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积极招募退役军官赴华工作时，德国政府对此采取了放任甚至是鼓励的态度。首相俾斯麦在议会上面对质疑时就说：“我不能阻止退役的德国军官应募中国提供的工作，虽然德国应当站在‘文明的一面’，但是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在远东的重要商业利益。因此对一切足以损害我们德意志和中国的良好关系的事情必须避免。”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汉纳根与中国结下了一生的缘。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当满怀着实现自己理想、开创英雄事业的汉纳根坐上了德国轮船，在大西洋海面上乘风破浪，直驶中国港口天津时，他不禁在想，在中国，我会遇到什么呢？

第一回

畿南重镇此称雄，

都会居然大国风。

百货懋迁通蓟北，

万家粒食仰关东。

市声若沸虾鱼贱，

人影如云巷陌通。

记得销金锅子里，

盛衰事势古今同。

清代学者、诗人崔旭的这首反映近代天津的景物诗，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80年代天津的情景。

1879年11月3日，经过长时间的海上航行，汉纳根乘坐的远洋轮船抵达了天津口岸。年轻的汉纳根站在天津码头上，眼睛立刻就乱了，这个古老的、陌生的中华帝国曾经离他是那么遥远，而现在，又是那么的近，近得可以触摸。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突然地展现在年轻的汉纳根面前。

德璀琳亲自到码头去接他，他没想到德璀琳在天津的地位这么高，有亲兵护卫，还有一大堆随从在旁边照料。简单寒暄几句，他被人拥进了一个宽大的绿颜色的轿子中，他还没缓过神，4个年轻力壮的轿夫立刻抬起轿子，行走在去德璀琳家的路上了。透过轿子的缝隙，他可以看到天津街上的景色，真切地感觉到中国的气息。日后，汉纳根回忆说：“在这个城市宽阔的街道上，拥有数量众多的两三层小洋楼并且带有很大的花园，让人看起来就舒服，这样的景象即使在上海和香港也不多见。”

初次来到中华帝国，汉纳根感到兴奋，他迫切地想与德璀琳说话，他想问的东西太多了。而他的这一表现同其他初来天津的外国人一样。

当时的天津，是中国土地上外国人最多的地方。

自从1860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北京条约》后，天津就成了向外国人开放的通商口岸，这主要是因为天津濒临渤海，有九河通衢的便利，又距首都北京最近，外国人办事很方便。而清王朝为了管理外交等事务，设置了各国事务总理衙门，但掌管这个衙门的官员大都是满清权贵，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而且不愿意与外国人打交道，图省事儿，并减少外国人到北京的机会，就在天津设立了北洋通商大臣的位子，负责管理中国北方的外交事务。因此，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天津的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显赫，成为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二政府”。而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在其任内积极推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先进人才，一时间，天津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

汉纳根到天津的头几天，是在德璀琳宽大的洋房里度过的，如今，他这位阔别十几年的叔叔，已经在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几天里，德璀琳告诉了汉纳根他想知道的一切，满足了他初步的好奇心。

第二回

在德国的时候，汉纳根对李鸿章并不陌生，那时欧洲大陆的人们都将李鸿章喻为“亚洲的俾斯麦”，也流传着他的不少逸事，汉纳根就听说过李鸿章吃饭的故事。

当汉纳根把这个故事讲给德璀琳听时，德璀琳笑坏了，他一边笑一边摆手说：“别听这些，都是胡编乱造的，没有的事儿。李中堂是很随和的人。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了。不过，我刚到中国的时候，也是出了不少的洋相的。”

“是吗?有什么?”年轻的汉纳根好奇地问。

德璀琳笑着说：“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刚与李中堂认识，我听人说，李鸿章喜欢吸烟。有一次，我到他的官邸去，就敬了他一支雪茄，却忘了告诉他怎样吸，李鸿章接过雪茄，就是点不着。原来他不知道，吸雪茄前，必须将烟头切去才能点着。我赶紧告诉李鸿章正确的做法，他听了，没做声，表示不吸了，让随从拿过他常吸的水烟袋来。李鸿章接过水烟袋咕噜咕噜吸起来，吸了一会儿，递给我，让我也吸几口。我不敢推辞，但又不知道怎么吸，也学着用嘴去吸，不想用力过大，吸进一口烟水，苦辣难忍，但拘于礼节，又不好往外吐，只好咽下。李鸿章看了，哈哈大笑，说，我不会吸雪茄，你也不会吸我们的水烟袋呀。”

当然，由于汉纳根刚从德国来，对中国的一切还很陌生，德璀琳充当了汉纳根的教师，教给了他在中国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特别是与李鸿章见面应该注意的礼节。在德璀琳看来，汉纳根准备好了以后，他就开始安排汉纳根与李鸿章见面。

当时李鸿章虽然只是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但在当时不了解中国政治又很少有机会到北京看一看的外国人眼中，李鸿章是中国大陆的实际统治者，因此，事务十分繁忙。

在德璀琳的引见下，汉纳根第一次见到了李鸿章。见面的地点是在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衙门里。在总督衙门，李鸿章询问了汉纳根一些基本情况，家里有什么人，在德国的军队中待遇如何，对中国怎么看。大概事先德璀琳嘱咐了汉纳根，他的回答很得体，李鸿章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很快，双方就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合同，他作为李鸿章聘任的军事顾问和北洋学堂的教官在中国任职，月薪为白银400两，还有其他额外的待遇。

在中国近代人物中，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恐怕是最有争议的了。在一般人眼中，他是一个卖国贼，但是，如果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

李鸿章生前身后，备极荣宠，却也遭受了太多的委屈与毁谤。

但是，挺李派和骂李派都承认的是，李鸿章是晚清历史上最不可忽视的人物之一。这位道光年间的进士，从追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起家，成为曾氏的得意门生，编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甚至青出于蓝，完成了其师未能完成的事业——镇压了东、西捻军，从此青云直上，先后署理两江总督，授湖广总督，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掌管中国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成为清末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对当时的中外形势看得透彻，可以说是中国清醒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在1874年12月10日的一封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在这封奏折中，李鸿章鉴于“外患之乘”的形势，称之为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在当时，能有这种认识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李鸿章希望通过“求富”、“自强”、“变法”与“用人”的洋务运动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先后主持开办了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主张“学习外国利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近代军工企业，实现军队近代化，以缩小中外军事差距，抵御列强的入侵。这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被人们称之为“同光新政”，李鸿章则是当之无愧的洋务运动的领袖。

第一回

好了，打住，在《汉纳根传》里，不容许有太多李鸿章的内容，我们的读者只需知道一点的是，在100多年前的中国，李鸿章思考的是如何富国强兵。而当时的大环境，也给了他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也就是在二次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前这30多年的时间里，除了中法战争外，中国没有再与外国交战，而且，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后，中国也没有什么内乱，赢得了一个宝贵的和平建设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李鸿章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聘请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作为自己的参谋、幕僚，这些幕僚替李鸿章办了许多事。

李鸿章的幕僚很多，中国的就不必多说了，其著名的有：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周馥、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朱其昂、丁汝昌、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郑孝胥、吴汝纶、袁世凯、唐绍仪等。这些幕僚中，其中有许多在以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李鸿章不同于其他封疆大员的是，他还聘请了不少洋幕僚。

李鸿章身边的洋幕僚，是直隶总督衙门里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充当了李鸿章的耳目，通过他们，李鸿章在不断地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走向。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督抚大人的身边，围绕了那么多的大胡子幕僚，这几乎被视为奇观。

当时在李鸿章的洋幕僚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两个都会汉语，李鸿章对他们也十分信任，以至于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有事先同他俩沟通。

外国商人们一般习惯找德璀琳，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则主要找毕德格。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英语国家、美国人以及英国人。

德璀琳的职务是天津海关税务司，所以，严格意义上他不是李鸿章的幕僚，但他起了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他几乎在所有内政、外交上，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

毕德格原来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军官，能熟练地用汉语写作和对话。据说他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才到中国来的。后来他真的成了一个中国通。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在这期间他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他陪同李鸿章接待外宾，担任他的翻译，还为他用中文朗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的外国书籍。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称职的外国人来华工作，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 年，他是陪李鸿章赴马关对日议和的人员之一。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病死，一个月后，毕德格也去世了。

汉纳根的到来，使他成为了排在第三位的总督洋幕僚，当然，汉纳根很识趣，他从来不去抢前两位的风头。也正因此，李鸿章对他越来越器重，作为自己所依赖的军事顾问，起初是在陆军方面，而到了后来，连海军也成了汉纳根顾问的方面，则是谁也没想到的。李鸿章给汉纳根的待遇应该说是很高的，月薪400银两，还不包括吃住以及回国探亲的费用。要知道，当时大约3两银子合1英镑，算起来，汉纳根的年薪为1600英镑以上，而当时他这一级别的军官在德国的年薪最多不过600英镑。

当然，从万里之遥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汉纳根肯定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最初，他的中国同事们看不惯他留着的小胡子，因为在中国，很少有人会在40岁之前就开始蓄胡子的，而脸颊边的胡须更应在50岁以后才能留的，而汉纳根的满脸胡须让他看起来不像20多岁年纪，有时比他年纪大的人反而称呼他为前辈，因为他看起来有40多岁了，也因此闹了不少笑话。而汉纳根手里拿着的手杖也是人们取笑他的一个话题，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在青壮年就拎着一个棍子，实在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在中国，只有年纪很老的人才有资格在自己的村镇里靠手杖（中国称为拐棍）来支撑身体的，而另外一个不好的解释是，在中国，只有乞丐才拿着打狗棍在街上闲逛。一段时期后，也许是在和德璀琳交谈过之后，明智的汉纳根放弃了手杖，但他始终留着胡须，一直到老。

第二回

总的来说，他在天津的日子是很惬意的。他有丰厚的收入，有官府给他配备的宽大的住宅，还有专门的翻译、仆人，人们按照他名字的汉语译音称呼他为“韩大人”，他开始有些不自在，但是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甚至为此还洋洋自得。他的工作也很简单，就是作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备他咨询。由于李鸿章的事务繁忙，因此他与李鸿章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是很多。更多的时间，他是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教习，在学堂里教中国学员学习军事技术。

北洋水师学堂，是李鸿章在1880年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北洋自己的海军军官。当时为了延揽优秀人才，吸引学生，学堂在招生时提出了非常优厚的就学条件，规定：来北洋水师学堂读书的学生，不仅可以免交饭费、宿费，而且学校还会根据学生的程度给予一定补贴，每月发放赡养银4两。每月4两白银，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因此，学生一旦入学，不仅可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甚至还可以给家里提供帮助，自己也能安心学习了。这样的条件，确实吸引了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立志求学却苦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贫寒子弟。

北洋水师学堂坐落在天津旧城东八里的贾家沽道东天津机器东局旁（今东局子一带，现已经不存在），校舍很好。史料记载：“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量。”

该校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知名的有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

在这个学堂里，汉纳根与三个中国人结下了友谊。

第一个是严复。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年轻时曾到英国留学，留学期间，他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他毕业回国，先到福州船厂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就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可以说与汉纳根是同事。汉纳根会英语，能够与严复交流，可以想象，在异国他乡见到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汉纳根心里是多么高兴，而且两个人年龄也相近，于是，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严复到汉纳根住处闲聊，发现了书房里一本书，是英文原版的《天演论》，赫胥黎写的。严复十分高兴，对汉纳根说，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世界太不了解，要想振兴中国，必须从启迪民智开始，就像这本书，我相信，中国人知道的没几个。汉纳根听了，便鼓励他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也算是做了一件实在的工作。听了汉纳根这番话，严复觉得很对，便着手翻译，并在1896年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天演论》的出版，对中国人思想启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凭着这本书，严复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先驱者。

第二个人是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是湖北黄陂县夏店人，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元洪漂海遇救，后来到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湖北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后为中华民国总统。

第三回

当时，黎元洪只是学堂里一名普通的学生，很不出众，而且，在各科中，他的骑术最差，很少有骑马机会的黎元洪在练习骑马时，常常从马上摔下来，引得其他学生嘲笑。但担任骑术教习的汉纳根并没有歧视他，而是精心教导，对黎元洪时常开小灶。每天清晨，在北洋水师学堂的操场上，常常可以看到汉纳根和黎元洪一起骑马训练的场景，过了一段时间，黎元洪骑术大有长进，汉纳根还推荐他当了马队班长。知恩图报，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黎元洪对汉纳根帮助很大。

最后一个是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当时也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学习轮船驾驶。

汉纳根与张伯苓相识，还要从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科设置说起。汉纳根担任学堂教习后，感到学堂的科目设置很单调，除了文化、军事科目外，就没有什么了，汉纳根便向当时的校长严复提出，仿照欧洲学堂设置，增加体育课目，以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在英国留过学的严复也很赞同，于是，在征得李鸿章同意后，在学堂开设了体育课程。

《清朝续文献通考》就详细记述了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除规定授以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身体操练方面，“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在《光绪政要》一书中，反映出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

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活动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杠、双杠及爬山等，种类众多。可以说，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第一个开设体育课的学校，自那以后，中国人才知道了体育是怎么一回事儿。

那时，张伯苓对体育课十分喜欢，因此，也认识了担任击剑、游泳等课程教习的汉纳根。张伯苓毕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担任下级军官，汉纳根那时担任北洋舰队总查，对他也是照顾有加。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伯苓退役，开始兴办教育，并大力推广体育运动，因此还被选为了中国第一任奥委会主席，回溯其源头，恐怕他不会忘记年轻时德国教习汉纳根教他击剑的场景吧？

1885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开办了天津武备学堂。起因是这样的，在一年前，也就是1884年，李鸿章曾在德国选雇了一批军官，派往驻防天津的水陆各营帮助训练。这些人中，“或熟精枪炮阵式，或谙习炮台营垒做法，技艺优良，堪充学堂教师之选。”总之，十分优秀。有了这些优秀的人才，只短期地训练士兵，李鸿章觉得很可惜，在一年以后，根据淮军将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二人的建议，就仿照国外设立军事院校的办法，李鸿章设立了天津武备学堂。这些洋教习就充当学堂里的教官，汉纳根也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教习。这期间，汉纳根教过的学生中，以后出名的有：

冯国璋、曹锟，后来都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和执政。

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任苏、赣、鄂长江三督，田中玉当上山东督军，而吴佩孚则成为了直系首脑。

在这两个学校担任教习期间，汉纳根悉心施教，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并与他的弟子们结下一生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和人脉关系在他以后的人生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恐怕是汉纳根当时没有想到的。

在闲暇的时间里，他似乎也不是郁闷无聊。当时的天津，已经是一座十分繁华的开放城市，众多的外国人工作、生活在这里，他们的社交生活也很丰富。更何况，他的推荐人和好朋友德璀琳在天津的外国人社交圈里很有名，汉纳根在空闲的时候经常去德璀琳的家里，聚餐，跳舞。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不到30岁的德国自信的年轻英俊的陆军军官，在中国天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着优厚的待遇、专门的仆人、优雅的社交生活，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年轻人向往的生活吗？

但是，清政府以及李鸿章花高价聘请他来华可不是让他来度假的，李鸿章很希望汉纳根能为中国的军事建设做一些实在的工作，而汉纳根也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他也想赢得荣誉，并不甘心只作为一名军事教官为中国服务，他渴望获得更大的成功，而他辉煌的时刻很快出现了，并没有让他等太久。

第一回

李鸿章这一阵儿心情一直都不好，以前对下属总是和颜悦色的他，现在有时候也发脾气，就连与德璀琳、汉纳根等外国幕僚谈事情，也没有什么笑脸儿。私下里，汉纳根问德璀琳，李中堂是怎么了？

德璀琳叹了口气，说，唉，还不是“琉球事件”闹的，现在，北京的总理事务衙门正与日本谈判呢，李中堂知道谈不出什么结果，正为这事儿烦呢。

“琉球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琉球国，位于我国大陆的东边位置，是太平洋中的一个面积不大的群岛。最早的记载见于我国的史书中，在《隋书》中有一篇《流求传》，说的就是这个群岛。就连琉球国的国名，也是中国人起的。据1650年成书的该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一部国史《中山世鉴》记载：“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延，若虬（龙无角者为虬）浮水中，故因以名流虬也。”后来，就演变成了“琉球”。

从明朝开始，琉球国一直向中国进贡。他们国内每位国王即位时，也都要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君臣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清朝。

1871年12月，琉球国的一艘渔船在海面上打鱼时，突然遇到大风浪，风浪把他们的渔船打沉了，渔民们在海里漂流了几天，最后，漂流到了台湾。

当时清政府虽然对台湾进行了有效的统治，但在台湾的海边与山上，还生活着大量的台湾土著，清政府没有对他们进行管理，只是像在中国边疆省份那样，由他们各自的头人自行管理事务。

琉球国的渔民到了台湾后，由于言语不通，与台湾的土著发生了冲突，双方打了起来，台湾土著死了十几个人，琉球国渔民死了50多人。驻扎在当地的清朝军队听说发生了冲突，赶紧前去制止，使事态没有再扩大。清政府妥善处理好死者和伤员，并派兵护送这些琉球国渔民回国。应该说，处理得是相当好的。当时的琉球国王也很开明，对此并没有提出什么赔偿要求，事件就算平息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在清政府发行的邸报中，刊登了有关的事件经过。而恰巧，被日本的驻华大使看到了。在日本人眼中，琉球国是他们的领土，于是这位大使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北京向总理事务衙门递交抗议书，进行交涉，说：琉球国是我们的领土，你们台湾杀害我们的国民，必须要惩罚等等。

总理各国衙门的官员们看到日本的抗议书，觉得日本是无理取闹，也没太当回事儿，就简单地回复了日本，当时的公文是这样写的：

公文中明确说明了，这两个地方是我们自己的领土，一家人打架，怎么处分，权力在我，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

本来，这么说就足够了，日本完全无话可说，可是在公文后面，偏又画蛇添足添了这么几句话：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杀人的人是野人，不属于我管，我不好再追究他们了。

这下子，日本人可算是抓住把柄了。他们开始拿“化外”这二个字大作文章，说，既然你们认为台湾是化外，无人管，那么我们去管吧。

第二回

日本是说到做到，到了1874年2月，日军派出了数艘军舰和数千名士兵，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进攻台湾的土著。对日本来说，他们是想一举占领台湾，但当时的清政府，在台湾驻扎的军队很多，而且战斗力也比日本强，所以，很快日军就坚持不下去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日本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宣布停战，并在当年的９月，派出一个十几人组成的谈判组，来华商谈撤军事宜。

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日本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日本必须从台湾撤军。日本则说，撤军可以，但是在攻打土著战斗中，日本花费了很多的金钱，希望清政府给予一些补偿。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

在是否补偿日本的问题上，李鸿章不敢擅自做主，就给朝廷写了奏折，请示办法。清政府觉得只要日本撤军，花些钱也是可以的。就这样，在获得最高当权者同意的基础上，李鸿章与日本代表在10月31日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在条约中规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以“抚恤”的名义，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

日本看到，它企图吞并台湾的意图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得逞，就将目光转向了琉球。到了1879年3月，日本出兵琉球，将琉球国王尚泰掳往了东京，４月，日本占领了琉球，并改名冲绳县，这就是日本冲绳县的由来。

李鸿章正是在为琉球而心烦，他不甘心，本来是自己大清的藩属国，就这样被日本小国吞并了。他想，自己手上若有数艘铁甲军舰组成的海上舰队，就可以与日本叫叫板了，小日本何至如此猖狂？

由“琉球事件”的刺激，也更加坚定了李鸿章建立自己舰队的决心。

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就是，中国的历朝历代，执行的都是防御战略。清代更是如此，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上就是，中国基本上没有海防的概念。到了近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时候，我们从电影上可以看到，中国的沿海防御就是修筑几个炮台，建造几门大炮，应付来自海洋方面的进攻。这是中国当时军事防御体系最真实的写照。

在鸦片战争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消极防御思想产生的后果。英国的炮舰优势是如此的明显，他们的印度基地可以提供现成的军队和工需，在中国海岸上，他们拥有吃水浅的铁甲轮船，这种铁甲炮艇能够很容易地把炮口转向河流上游的城镇，他们的野战炮射击准确，火力猛烈，杀伤力强，步兵的滑膛燧发枪本来就比中国的火绳枪有效得多，而中国当时只是守在固定的炮台上，炮口固定在朝向敌人正面进攻的方向，而英军只要简单地以经过训练的、准确的密集队形从侧翼发动对炮台的攻击，就可以轻易夺取炮台或者突破防线。

举个例子，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些什么。

1841年8月10日，英军头领璞鼎查率领远征军（其规模为25艘战舰，14艘汽轮，9艘给养船和载有1万名士兵的运兵船）攻打厦门时，英军仅仅付出了死亡2名、受伤15名士兵的代价就轻易地占领了厦门。

不是不想打，是的确打不过；不是想卖国，是的确弱肉强食。小时候看电影《林则徐》时，还时常愤慨清政府，为什么不重用林则徐，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简单。道光皇帝还算聪明，后来的慈禧就不行了，最后有了八国联军的进京和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赔款。

这是后话了，回来我们再谈李鸿章。从鸦片战争中，李鸿章意识到中国传统的海防战略已经落伍了，而他在担任北洋大臣后，就在筹建一支拥有数十只铁甲军舰的水师。而从修筑炮台的被动防御战略到军舰的海防战略，可以说中国的国防战略的一大重要转变，而李鸿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第三回

当时，李鸿章给朝廷写了一个《筹议海防折》，在该奏折中，李鸿章描绘出了他设想的整顿中国海防的初步蓝图：

在战略位置上看，李鸿章认为，北京作为国家的都城，是最重要的，而从国家的赋税最重要的地区来说，长江中下游、江浙一带，是其次重要的位置，海军的防卫重点，应该在这两个地方。

其次，在各个省的出海口，也要布置一些防御力量，分工把守。

在海军建设方面，李鸿章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建立3支海军舰队，北洋舰队应该以威海、旅顺为基地，重点防御京城。南洋舰队应该以上海为基地，重点防御长江中下游地区。两广舰队以福建为基地，防御南洋。每支舰队应该配备世界上最先进的主力军舰，舰队人员都应该在国外接受培训。

一直到现在，我国的海军舰队差不多还是按照李鸿章的设想成建制的，不能不叹服当时他的远见卓识。

李鸿章的这个奏折一改以前中国只重视陆防而轻视海防的军事方针，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有论有据。因此，受到了清王朝的重视，无论是军机处的大小官员，还是最高的两宫皇太后，都觉得李鸿章的建议很好。

没过多久，朝廷就同意了李鸿章的海防计划，最后决定，每年拨出专款400万两作为海军的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的款项只有每年100万两），以加快建设大清海军（大清海军分为三洋：北洋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两广负责福建、南海）。

1875年5月30日，大清国的海军建军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当日，清王朝颁布了最高指令。李鸿章负责北洋水师的建设，沈葆桢负责南洋水师的建设。

接受任命后，李鸿章坐镇天津，开始了北洋海防的建设。在与幕僚商议后，他制定了北洋水师的建设方针。他认为，北洋水师作为守护京城的重要力量，必须要在京城的四周，北边的旅顺，东边的威海，临近内的天津，层层设防，在一些重点海面，还要铺设鱼雷，这样才能切实保障京城的安全。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购买大批的军火炮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就这样，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开始进入了正轨。从那一时刻起，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军。

在此之前，大清国的军舰有几艘呢？

数量少得可怜。

在江南制造局，仿造外国的有5艘小兵轮，福州船厂有11艘。

购买外国的船，有广东向英、法等国购船12艘，福建向英、美、德购船8艘，江苏向沪商购船5艘。

一共就只有这41只船，在当时却担负着保护大清国漫长的海岸线的任务，真是难为了。

为了建造一支强大的北洋水师，李鸿章在1875年向英国订造了4艘舰炮船。

1879年，又订造了2只巡洋舰，就是我们熟悉的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沉没的“扬威”、“超勇”号。

1880年，又向德国订购了巨型铁甲舰“定远”、“镇远”。在当时，这两艘铁甲军舰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正因为有了这2艘军舰，北洋海军的总吨位超过了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第一舰队。

但是，船多了，另一个难题又来了，就是北洋的船只既然日益增加，那么，无论避风、停泊或修理，都需要一个大型军事船坞。也就是说有了鸟（船），必须要有笼（船坞）。

在当时，偌大的中国只有3个船坞可用，即福州船坞、上海船坞、广州船坞。

中国虽然有这3处船坞，但是这3个船坞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面积太小，根本容纳不了像“定远”军舰这样的庞然大物来回旋。所以，北洋水师必须要在北方建造自己的军事船坞。经过多方比较后，李鸿章最终选择旅顺，作为北洋水师的军事基地。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东临太平洋，西扼渤海湾，由于温度适宜，常年不冻，是一个天然的良港。而从位置上看，旅顺口与山东半岛的威海卫，紧紧地封锁着渤海，拱卫着京师的安全。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是中国北方不可多得的国防门户。

当时，李鸿章选择在旅顺建造北洋的军事基地，也遇到了一些人的阻挠，但是李鸿章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反驳反对派的观点时，说：

就这样，在李鸿章的坚持下，1880年秋，也就是汉纳根来到中国的第二年，在旅顺口修建大型海军基地的计划终于获得清王朝的批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军事工程终于就要上马了，洋务派人士都很高兴。但是，另一个难题摆在了李鸿章面前，就是偌大个中国，竟然找不到一个懂得修建现代化军港的人才，怎么办?

第一回

“韩大人，总督大人请您到衙门，有要事相商。”

这天，汉纳根正在北洋水师学堂给学生们上课，他的管家报告了这一消息。任何时候，李鸿章的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于是汉纳根终止讲课，赶到了总督衙门。

到了衙门，拜见了李鸿章，落座后，他看到除了李鸿章外，还有一个穿着英国将军服的陌生的外国人在座，李鸿章对他介绍说，这是戈登将军。

中国人对戈登是不陌生的。汉纳根见到的就是因为与太平天国作战而闻名中外的洋将戈登。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年生于英国，其父为英国皇家陆军炮兵军官。戈登1852年任英国皇家工兵部队少尉，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联军攻陷北京后，他参与指挥了烧毁圆明园的行动。1861年，戈登随英国侵略军士迪佛立旅调往上海，参加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任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清王朝曾加封戈登为提督，赐穿黄马褂。1864年，戈登离开中国返回英国，被英国政府提升为将军，并被派往英国赤道非洲省任总督和驻毛里求斯的英国皇家工程联队司令。后任苏丹总督。1885年，在苏丹人民发动的反英起义中，他被苏丹人民杀死。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在访问苏丹时，还对苏丹表示感谢，杀死了在中国犯下罪行的刽子手。

李鸿章与戈登是老朋友了，据说，李鸿章最赏识的外国人就是戈登。他们的交情还要追溯到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次，李鸿章特地把时任英国驻苏丹总督的戈登请回中国，来到天津，就是想向他咨询修筑军港的事情。李鸿章说，现在我准备在旅顺修建军港，但是国内没有一个精通修建军港的专家，我聘请了一个德国的军事顾问汉纳根，据说专业就是修造炮台等防御工事，我想请你帮我面试一下，看看他行不行。

戈登欣然接受了要求，于是，就有了开始的场景。

戈登有着英国人独特的真率，开门见山地问：“汉纳根先生，听说你是炮台方面的专家，不知道你修造过几个炮台？”

“从我的祖父起，我们汉纳根家族就从事炮台的研究，德国一半的炮台是在我父亲的设计下修造的，我接触、设计过100多个炮台。现在，它们还在德国发挥着作用。”汉纳根回答得很自信。

“你觉得修造炮台最重要的是什么？”

“炮台，顾名思义，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炮，没有炮，炮台成了摆设；再一个是台，防御工事修造不好，大炮就失去了屏障，起不到进攻的作用。”

从汉纳根的父亲起，就对修造炮台颇有心得，而从小就在家乡美因茨这座要塞城市玩耍的汉纳根，对炮台更是再熟悉不过了，因此，谈到炮台建设，汉纳根侃侃而谈。

而戈登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与汉纳根也是相见恨晚，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在一旁的李鸿章基本插不上什么话，他也想进入到两个外国人的谈话进程中，听到他们正在讨论弹道问题，就问：

“什么是弹道?”

汉纳根费尽口舌，从空气动力学谈到摩擦力、空气阻力直到地心引力，解释了大半天，但是李鸿章还是一知半解，最后汉纳根一急，说：“中堂大人，您撒尿吗？您撒出来的尿就是弹道轨迹。”李鸿章豁然开朗，仰天大笑：“懂了懂了。”

第二回

戈登对汉纳根的印象很好，面试后，他对李鸿章说，汉纳根虽然年轻，但在军港建设和炮台修筑上的造诣比我强，有了他的总体筹划，我相信一定会修造出亚洲最好的军港来。

戈登的这番话，增加了李鸿章重用汉纳根的底气，于是他正式地把修造军港的任务委托给了汉纳根。

1880年底，汉纳根，还有英国海军上校柯克，中国的负责人陆尔发，组建了一个中外联合港口勘察三人小组，一起来到旅顺，开始了建港工作。关于英国海军上校柯克，史料上没有更多的记载，后来，他更是从旅顺消失了。因此，在旅顺港的最初建设中，主要是两个人负责，除了汉纳根外，中方是陆尔发。

到达旅顺后，汉纳根才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有多大，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他要协调跟他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思考问题的中方负责人的关系。

旅顺工程不同于以往中国修造的任何军事建筑，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工程。它包括：要开挖两座巨大的港池，以便疏通航道；还要建立起一个大型造船厂在内的军工体系；要在旅顺的山上、海边修造防御系统，以及一系列补给配套设施。这一切在中方的领导者陆尔发老爷的脑袋中，完全没有什么概念，大概就像让我们普通人去造一艘宇宙飞船一样，他的脑袋一下子就蒙了。对于这位陆老爷，史书上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他只留下一本著作《忏绮阁印存》，据说是考证家谱的，从此我们也可知让这位老夫子修军港的后果了。

事实证明，陆尔发既对建港施工一窍不通，与汉纳根的合作也不好。他昏庸无能，使整个勘察和基建工程一开始就进展缓慢，耽搁一年，工程几乎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到了1881年，逼得李鸿章只好走马换将，选派了营务处道员黄瑞兰来主持旅顺军港建设。

黄瑞兰这个人，也是安徽人，是李鸿章的合肥乡亲，他是举人出身，从同治元年开始就一直追随李鸿章，可以说是他的亲信。但是，就是这个黄道员，到达旅顺后，他马上设立了海防营务处工程局，摆出一副大干的样子，但暗地里，他却大肆搞腐败的一套。什么弄虚作假了，从中牟利了，反正，同现在某些搞工程的差不多，他是狠捞了一笔。后来，他贪污的事情被朝廷一个言官知道了，参了他一本，于是朝廷要求李鸿章对黄瑞兰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李鸿章发现黄瑞兰的确是个贪官，无法再领导旅顺军港的建设了，他只好将黄瑞兰撤了职。

那么，派谁去旅顺呢？经过再三考虑，他选择了袁保龄接手旅顺港建设。而实践证明，这次，李鸿章选对了人。

第三回

提起袁保龄，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我要提一个人，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袁世凯，他是袁保龄的侄子。

袁保龄是河南项城人，同治元年的举人。河南项城袁家，出了不少做官的。袁保龄的父亲袁甲三，曾是毅军统帅，后官至漕运总督。哥哥袁保恒，曾任刑部左侍郎。堂兄弟袁保中，担任过同知。袁保中有6个儿子，而第四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袁保龄是个文官候补道出身，后来被李鸿章任用，在北洋的海防营务处工作。李鸿章很看重同乡情谊，因此他的幕僚、属下，以安徽人居多，其他省人，如果没有大的本事很难在他手下立足。袁保龄就是一个非“皖系”而受到重用的人，因此本事是不小的。李鸿章对他的评价是“谙识戎机，博通经济，才具敏捷”。

就这样，在旅顺军港建设中，汉纳根和袁保龄成为了同事，除了李鸿章外，大概袁保龄是汉纳根那时在中国接触最多的中国官员了。他们共事有近10年之久，一直到袁保龄1889年积劳成疾在任上去世。

当时，袁保龄40岁出头，而汉纳根不到30岁。两人一起，开始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军港的建设。从那一刻起，中国的军事史特别是海军历史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刻下汉纳根的名字。接下来你会发现，汉纳根还会得到很多个第一的称谓。现在，我就要郑重地把首个第一称谓送给汉纳根，那就是：

第一回

长期以来，法国对越南一直虎视眈眈。

1883年12月，法国军队突然进攻应越南国王之邀驻守中越边界的清朝军队。中法战争爆发了。

在陆地上，法军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被老将冯子材打败。为了扭转战局，威胁中国本土，1884年8月29日，法国组成了远东舰队，由海军将军孤拔担任司令，入侵中国沿海。

孤拔生于1826年，毕业于巴黎理工大学，1849年进入法国海军，担任见习士官。1880年官拜海军少将，前往新喀里多尼亚担任总督至1882年。

1883年，孤拔奉命到越南担任法国远征军司令，后来率领舰队前往顺化，逼迫越南国王阮福升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他因功升为海军中将。

孤拔率领的舰队共有5艘铁甲舰、15艘巡洋舰以及其他舰船共35艘，官兵4300人。这支舰队来到中国近海后，开始攻击清朝水师，摧毁福建沿岸海防设施。

法国的舰队总吨位约15000吨，装备火炮77门，而福建船政水师虽有11艘舰船，但总吨位仅9800余吨，装备火炮50余门。且福建船政水师的军舰大都采用立式蒸汽机，机器在水线之上，又无护甲，极易被破坏，装备的火炮又基本都是前膛炮。既没有装甲，威力、射速又都不如法国军舰装备的后膛炮，更为不利的是，法国舰队还装备了当时的新式武器——机关炮、鱼雷，军事力量对比悬殊。

8月23日下午，孤拔在旗舰“伏尔达”号上下达了攻击令，法军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猝应战，顷刻间，战舰11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800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了闽江口。

当时，法国舰队下一步要进攻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北上，进攻旅顺，进而威胁京师的安全；一个是南下，攻打台湾。

孤拔的军事参谋建议，北上攻打旅顺，乘胜追击，进而进攻天津，逼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谁都知道，相比起南下打台湾，北上的攻打计划更有侵略性，要是真能实现，那么法国舰队就将立下不世之功，对中法战争的胜负有决定性的影响。

孤拔赶紧命令手下去侦察，了解北洋水师在中国北方的防御情况。

第二回

很快，情报反馈回来了，北洋水师在旅顺修筑了数座炮台，十分坚固，主持人是德国军官汉纳根。

孤拔对于德国的汉纳根家族并不陌生，在1870年法德战争的时候，双方作为敌对的一方曾兵戎相见，那时，他就见识过老汉纳根修筑的炮台的厉害。听说是汉纳根帮助修造的旅顺军港及炮台，孤拔明白，如果他的舰队冒险北上，不会有什么满意结果的，犹豫再三，他终止了北上的命令。正是因为汉纳根修造的炮台，阻止了法国舰队北上、威逼京师安全的企图。

我这可不是在故意夸大汉纳根所修造炮台的作用，随口杜撰事实。有史料为证，当时李鸿章在验收旅顺港炮台的时候，很赞赏，曾亲口说：

后来，孤拔率领舰队，南下攻打台湾。1885年初，法海军的陆战部队从基隆向台北进攻而不果。法舰则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2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但在镇海之战中，法舰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还击，孤拔的座舰被击中，孤拔本人也受了伤，于6月11日死在澎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下面就让我们了解一下汉纳根修造的炮台有什么神奇之处，竟吓得法国舰队不敢北上。

在修筑旅顺军港前，为了军港的修建和防御，李鸿章决定先在旅顺的山上，修筑一些防御的炮台。1880年12月14日，李鸿章在给当时的山东巡抚周恒祺的书信中对此举有明白的交代：

因此，先修筑一座炮台——就是著名的黄金山海岸炮台——以防护海口的重任就落在了汉纳根的身上。

汉纳根在1880年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身边只带着5名护兵和1位翻译，还有一些银两，以备不时之需。那时候，旅顺还是一座荒岛，相当偏僻，与外界隔绝而无援。在物力、人力还有施工基本工具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汉纳根克服了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招募了一批石匠、瓦匠和劳工，开始了黄金山炮台的建设。

首先，他将这些工匠们组织起来，加以严密的分工，并委派工头，监督施工；同时，他还亲自指导这些工人们如何操作现代化的施工工具，如何挖掘隧道，如何开凿石块等各项技术工作。可以想象，当这位受过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德国人与中国近代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的农民交流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他面临的挑战有多大。

而且，工地上的物资与工具严重不足。物资方面如石料、燃料煤等，当地都不出产，都需要向别的地方购买。旅顺本地虽产石料，但是石质太脆，必须运自山东的石岛；煤，旅顺也有出产，但杂质太多，不如日本的煤块大，火力也强，而且价廉物美。至于混凝土，中国连听都没听说过，必须向德国大批地购买。

最开始，工匠们使用的施工工具也相当的原始陈旧。除了锹、镐、凿、镢、锄、锥等外，车水则用中国原始的水车，运泥则用手推车，挖泥则用方形木船，接泥则用木制装泥船……汉纳根第一次见到这么落后的工具时，简直惊呆了，他知道，如果靠这些原始的工具修建旅顺港，100年也完不成。于是他上书李鸿章，要求购买欧式先进的挖掘工具。一开始，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所有中方官员都不以为然，认为汉纳根就知道欧洲先进，大手大脚，不懂节俭，甚至有人还认为汉纳根是想借采买设备一事捞取好处，所以购买先进设备一事一拖再拖。但是，使用这些落后的施工工具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在旅顺港的基础工程建设的头一年里，工程进展缓慢，李鸿章亲自到施工现场督促进度时才发现，的确如汉纳根所说，中国使用的工具无一不笨重吃力，浪费人力、物力与财力。水车与西式的吸水机（抽水马达）相比，“其为用蠢，程功迟速，判若天壤”，在事实面前，李鸿章没有再固执己见，他拨出经费，将水车换成了许多架大大小小的吸水机；中国的木质挖泥船容易损坏，常须修补，用人又多，加以海浪太大，装泥不多（每日1船仅能挖泥7方），深度不够，于是又采纳了汉纳根的意见，在德国订购了挖泥船1艘，并在大沽船厂订造铁质接泥船4只。

第三回

有了这些西方先进的施工设备，情况马上就有了改善，工程进度大为提高。正是因为汉纳根的努力和游说，现代的施工技术和工具才在19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中国，在旅顺工地上大显神威。可以想象，数千年来已经习惯中国传统施工技法的工匠们看到混凝土、挖掘机、抽水机时的震撼，而在此后，中国才开始逐步地接受了这些技术和设备，在工程建筑上与当时的世界接轨，而旅顺军港建设工程，也是中国第一次使用现代挖掘工具的开端。

汉纳根在与中国工匠们打交道的时候也很讲究策略。一开始，几乎所有招募来的工匠们都认为这项他们看不懂的工程是一件苦活儿，根本没法完成，好多人甚至干了一段时间后就想离开。可是，由于工资优厚而且可以按时发薪（即使到了现在，已经21世纪了，我们的许多工程都还做不到按时发薪，可以猜想当时汉纳根为了做到这一点与清朝的主事人做了多大的抗争，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阔少，不懂节约。而恐怕正是汉纳根的阔少秉性，才使得旅顺港最后大功告成），而且汉纳根对工作态度认真，对下属也是公平合理，所以，许多工匠离开后又回来了，最终，他招募到了5000多人进行黄金山炮台基础的土石方工作。在他精心策划和坚忍不拔的领导下，人们夜以继日，艰苦不辍，最终完成了基础的工程。接着，他又着手修筑道路，运载大石头到山顶，不久，一座既美观又实用坚固的多角形炮台终于完成。此外，他还在炮台周围建造沟壕、围墙、兵营、堡垒、火药库等辅助设施，为了战时的需要，他修筑了一道厚达40米的军事掩体，覆盖在炮台前。最后，在宽大的平台上，安装的都是25厘米口径的德国克虏伯大炮。由于缺乏起重机以及运输设备，当这几尊笨重的大炮从港口运到山顶时，只能依靠数百名经过特别训练的工人，利用绳索和滚木等传统的工具与方法，才大功告成。在中法战争时期，为了抵御法军可能的北上袭击，炮台的修筑更是不遗余力。

除了黄金山炮台之外，他还在旅顺口东西两岸，建造了多处炮台。

汉纳根对于旅顺炮台工程的贡献，在当时不但为中国人所欣赏，同时还引起了外文报纸的注意，在1887年11月9日天津英文版的《中国时报》上，便有人对于汉纳根修筑黄金山大炮台做了详细的介绍。

5年内，汉纳根亲自修造和督造了大大小小的炮台10座，其中位于旅顺口岸以东者4座，以西者6座，炮台上安装了大小各炮60余尊，形成了北洋海防上的坚强要塞。

第四回

专门研究北洋海军史的专家王家俭先生在他的《旅顺港建港始末》一文中，曾详细对这些炮台做过研究，下面就是这10座炮台的情况：

细心的读者从上面这个记载中或许可以发现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名字——方伯谦。对，你没猜错，这个方伯谦就是后来在甲午海战中逃跑的方伯谦。当时，他也在旅顺同汉纳根一起工作，也修筑了一座炮台。而旅顺军港工程，也不是汉纳根与方伯谦唯一的一次接触，以后，他们俩带给我们的故事更加精彩。

好了，请回来，再谈旅顺建设。

修筑炮台，只是旅顺军港工程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军港建设工程还有待完成，在旅顺基地的工程建设中，不仅各处的炮台是由汉纳根设计完成的，而且开山、挖河、筑路、导海等工程也常由他策划与监督，他成为了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最得力的助手。

对于工程施工，汉纳根是尽心尽力，什么难活重活，只要交到他手上，他保证能完成任务，因此，李鸿章常常将一些艰巨的工程交给他。

像海门工程，就是在临海的位置上挖开船路一条，要求是长30丈，宽10丈，深1丈4尺，规划清除土石4200方。但由于海口外沙石堆积如山，只有先将口门的浅滩挖除，军舰才能进入。该工程于1882年10月28日正式开工，本来是由洋员勒威及中方千总陶良材负责的，但是，由于挖泥船及接泥船仅有4只，且马力不足，机件陈旧，每日仅能挖泥7方。至次年2月24日，总计才挖出泥沙石块1200余方，照此进度，还须2年才能完工，严重地影响了军港的整体施工进度。后来，李鸿章撤换了主管官员，派汉纳根接手，汉纳根毫无畏难情绪，他增加了施工船只，调派更多的工匠，工地实行24小时不休息作业，人员轮休而机器不休，大大加快了进度，而他是24小时守在工地上夜以继日，以身作则。就这样，只用了5个多月，工程即全部完毕。而后为了更好的方便军舰的进出，又将出口向外拓宽20丈，也于不久竣工。当年9月9日，北洋水师的“超勇”快船正式经由所挖船路依照设置驶入驶出，非常顺利，完全没有阻碍。

旅顺港周围200余里，码头、库房、火药库、营房、炮台等星罗棋布，以前没有一条联络的道路，运输很混乱。建一条交通道路实为必要，本来这不是汉纳根份内的工作，但他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召集工匠，铺修了一条碎石马路以便联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建筑唠蛎嘴炮台运料方便，他还特别地修筑了小铁路一段，全段仅有1英里。而为了修筑这一段铁路，汉纳根还同中方的负责人吵了一架。

当时，他向袁保龄提出，为了加快进度，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应该修一条铁路，以运送石料、人员方便。袁保龄听了，很不以为然，而汉纳根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时，李鸿章也向他打马虎眼，最后为难地说，现在经费实在紧张，缓一缓吧。

汉纳根不甘心，他决心一定想办法修好这条小铁路。这天假日，他回到了天津，照老样子，又来到德璀琳家。寒暄一阵后，德璀琳见他有些闷闷不乐，问他怎么了，汉纳根便说了他的想法，想在旅顺施工现场修一条铁路，以方便运输，但中堂大人却以经费困难推三阻四。最后，他问德璀琳，你能想想办法吗？

德璀琳想了想，紧皱的眉头也松开了，说，我能帮你搞到一些铁轨。

第五回

“在什么地方？”听说有铁轨，汉纳根高兴极了，连忙问。

德璀琳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问道，你知道吴淞铁路吗？

汉纳根点了点头，他知道，吴淞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营业的铁路，从吴淞到上海，由英国人修建的。1876年4月，全长9英里（约14.5公里）的吴淞铁路全线完工，7月3日正式通车营业。这是一条轨距为0.762米的窄轨铁路，采用每米重13公斤的钢轨，列车速度为每小时24~32公里。然而，火车仅运行一个月就轧死了一名过路行人，当地民众本来就不赞同修铁路，不满终于爆发，群起而攻之，阻止火车开行。没办法，英国人于1876年10月与中方议定，由清政府用28．5万两白银买下这条铁路，款项在一年半内分三次付清，未付清前允许照常营业。款项如期付清后，清政府就拆毁了铁路。

德璀琳不紧不慢地告诉汉纳根，现在，这批拆下来的铁轨和辅助材料就存放在天津的仓库里，一直也没有用，你若想使用，很方便。

铁轨有着落了，但是，光有铁轨而没有机车也是没用，回到工地上的汉纳根整天就琢磨怎么搞到机车。这一天，他一边想着一边在工地上闲逛，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库房，在库房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旅顺四号挖泥船内的一号引擎，静静地躺在库房的角落里。他忙询问库房的管事，管事告诉他，这个引擎坏了，已经从洋行买了新引擎，换好了。在中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汉纳根对中国官场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知道，有些官员为了自己捞取好处，有时故意毁坏机器，报损后，在买新机器的时候中饱私囊。他仔细看了看这台旧的引擎，更加验证了自己的判断，这引擎只是一点小毛病，修一修还能使用。想到这儿，他突然有了好主意，把这个引擎修好，并改成机车的引擎，不就有机车了吗？说干就干，凭借着自己娴熟的技术，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这个引擎改造成了机车引擎，并铺好了铁轨。铁路修好了，运送材料可以不用人工抬了，工程进度又提高了一块儿。事后，袁保龄对他也是刮目相看。而这条1公里长的铁路也成了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铁路，尽管只有1公里长。

在旅顺施工期间，汉纳根还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军队医院，名为“旅顺水陆兵弁医院”。

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军队医院的，因此中国军队打起仗来，士兵的死亡率很高，许多受伤的士兵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死亡，而且当时中国军队的医生都是中医，在外科尤其是外科伤科方面很落后。看到这种情况，汉纳根力排众议，在取得李鸿章的支持后，在旅顺军港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军队医院，医院全部采用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并从英国、德国等国聘请医生，购买药品器材、透视机等设备，以及营建房舍等，花费才不到5000两。而旅顺的驻军，无论是陆军还是水兵，包括当地民众，都蒙其惠。

旅顺军港从勘察到施工完毕，耗时10多年，中方负责人更换了三人，而汉纳根一人善始善终，经历了数任领导，他是极少数全程参与旅顺军港建设的人员之一。可见他的尽职尽责，以及李鸿章对他的信任。

1890年9月，经过10年的建设，旅顺军港工程终于完成。李鸿章派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直隶按察使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等会同前往验收。丁汝昌一行于9月23日抵达旅顺，然后由监工洋员吉礼丰开具洋文工程清单，经督办旅顺坞澳工程候补道刘含芳译成华文后，逐项验查，1890年11月底终于验收完毕。至此，这座凝聚着无数中外工匠心血的、中国第一个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军港终于建成了。

第六回

十几年来，李鸿章一直在为北洋水师有船无坞而烦恼，并对旅顺船坞有很大的期待，这是在他与薛福成的书信中可以证明的：

如今船坞告成，李鸿章很高兴，他在验收旅顺工程后，激动地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奏折里说：

欣喜之心，溢于言表。

旅顺建港所用的经费问题，迄今尚无定论。有人估计为一千六百万两，有人估计数千万两，都与实际数字相去很远。

史料记载，在陆尔发任内，花费大约二万五千两；黄瑞兰任内大约七万五千两；袁保龄任内大约六十五万一千五百余两；法国人承包时期计用银一百三十九万三千五百两。另外再加上北洋直接采购机械大炮等物资，至多估计不到一百万两，合计不过三百余万两。

至于其经费之来源，主要是以下几项：

1. 由直隶海防展捐项下拨银六十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二两八钱九分；

2. 由部库及河工捐内拨银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两一钱二分；

3. 由新购快船剩余项下拨银六万九千八百二十五两九钱一分；

其余之数皆由北洋海防经费项下开支。

旅顺海防建设在当时不仅带动了旅顺，也影响了整个大连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大连于1899年建市，而旅顺作为近代城市雏形的出现，要比大连起码早10年。

值得一说的是，在当时的旅顺建设中，不光是汉纳根一个德国人在工地上，还有许多外国的技术人员，这主要是因为旅顺工程局既然购买了如此之多的新式机器，再加上炮台的建筑以及新设的鱼雷营等，自然需要一批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加以协助。这—批洋工匠除了少数几位英、美人员之外，绝大部分均为德国人（英人计有勒威一人，挖泥船洋匠，自大沽船坞调派为汉纳根之助手；美人计有满宜士一人，原大沽水雷营教习，光绪九年调旅，教习水雷；德国的技术人员除了汉纳根外，还有瑞乃尔、额德茂——炮台教练，哲宁——台澳工程专家，施密士——旅顺急雷管教习，刁勒——浮重船工匠，丁治、士本格——导海挖泥船管轮，核粗——导海副管轮，为而得——导海副管轮，司荣巴、格温、瓦尔脱、康喇脱——导海轮洋水手，舒尔次——德璀琳所推荐的德国工程师，善威——德土木工程师、旅顺船澳工程局帮办。）

这些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旅顺军港的建设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洋员们的努力，就没有旅顺军港的顺利建成。

早在1886年，由于汉纳根修造的炮台工程坚固耐久，特别是醇亲王在校阅海军设施后，对炮台极为满意，特别奏请朝廷，赏给汉纳根三品顶戴，并颁给三等一级宝星一枚，以资奖赏。汉纳根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清王朝的三品大员了。

在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清政府的宝星勋章制度。宝星主要是奖励来华洋员的重要贡献者，在光绪七年，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颁布了《奖给洋员宝星章程》，正式将勋章命名为双龙宝星，分五等11级：头等3级，第1级专赏各国之君；第2级赏各国世子、亲王、宗亲国戚等；第3级赏各国世爵、大臣、总理各部大臣、头等公使等。二等3级，第1级赏各国二等公使等；第2级赏各国三等公使、署理公使、总税务司等；第3级赏各国头等参赞、武职大员、总领事、总教习等。三等3级，第1级赏各国二三等参赞、领事官、正使随员、水师头等管驾官、陆路副将、教习等；第2级赏各国副领事官、水师二等管驾官、陆军参将等；第3级赏各国翻译官、游击、都司等。四等不分级 ，赏各国兵弁等。五等亦不分级，专赏各国工商人等 。

宝星正中镶嵌有不同颜色的宝石一颗，发给宝星得主执照（头等第1、第2级除外），由总理衙门盖用关防生效。制造颁给程序规定为：头二等宝星由总理衙门制造颁给，三、四、五等宝星何处奏请赏，即由何处照式样制造颁给，仍由总理衙门盖用关防，发给执照，以备稽查。从汉纳根所作的贡献来讲，也对得起这份奖赏。让我们再回顾一下10年来他在旅顺所作的贡献：

第七回

而他，来到中国时只有24岁，到1890年，他把宝贵的10年光阴留给了旅顺军港的建设，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致敬吗？

建成后的旅顺军港的命运与多难的祖国息息相关，建港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894年，旅顺军港就被日军占领，并在旅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897年，旅顺又被俄国人强迫租借；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后，再度为日本所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又被苏联军队占领，直至1955年才重回中国怀抱。60年之间，旅顺军港数易其手，时而陷于日本，时而租于俄国，总共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脱离祖国。中国以如此巨大的财力与人力所修建的一座近代化军港，居然大部分时间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基地，实在令人痛心。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再说汉纳根吧。到了1890年，汉纳根与李鸿章签订的工作合同到期了，李鸿章对汉纳根的工作十分满意，很想继续留汉纳根在中国为他效力。他一边向汉纳根表示了挽留之意，一边让直隶总督衙门的文案早早地准备好了聘书，送到了汉纳根的住所，聘书中写道，继续聘请汉纳根为总督衙门的军事顾问，为了表示诚意，薪水还增加了20%，只等汉纳根在聘书上签字。但是，当汉纳根拿起笔，正准备在上面签字的时候，他却停住了，是什么原因让他开始踌躇了呢？

第一回

不知不觉中，1890年的春节来到了古老的中华大地。在天津，人们沿袭着数千年来的过节习俗，大人们挂灯笼、贴春联，孩子们穿新衣、放鞭炮，快乐地打闹嬉戏。

到了除夕，古老的天津城满城各处响起了震耳的鞭炮声，人们在告别过去，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在天津汉纳根的中国宅院里，同样也不例外，佣人们在院子的空场处，点燃了爆竹，随后向他们的“韩大人”拜年。在中国已经度过10年的汉纳根也早入乡随俗，将准备好的装有一块银圆的红包塞到这些佣人们的手中，口中也同样说着“同喜同喜”。

一阵喧闹过后，等人们散了，汉纳根回到书房，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又打开了父亲给自己来的信。

父亲说，自己年纪大了，很挂念他，希望他能回国，陪在自己身边。另外，他也到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家里也帮他寻找了几家合适的女孩子，等他回国，争取成家。

汉纳根点燃了烟斗，一种思乡的情绪突然笼罩在他的身上。屋外，鞭炮声此起彼伏，伴随着孩子们的欢笑声，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但汉纳根知道，欢乐是属于中国人的，对于他，没有兴奋，只有怀乡的落寞。

待了一会儿，他始终无法排解这种消极的情绪。没办法，他一个人出来，没有惊动佣人们，去找德璀琳了。

来到德璀琳家，他发现很冷清，昔日众多的佣人们一个都不见了，还是德璀琳亲自给他开的门，并解释说，我给他们都放假了，春节了，对于中国人来说相当于我们的圣诞节，甚至比我们的圣诞节还要重要。

汉纳根给德璀琳看了父亲给自己来的信以及李鸿章给他送来的聘书，他问：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沉思了一会儿，德璀琳说，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回到德国去。

为什么呢？汉纳根问。

德璀琳说，你父亲信中希望你回去的理由我就不再说了，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这一点。还有更重要的是，现在旅顺军港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中国目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事，在和平时期，一个军人的才能是得不到发挥的；而且，在军港建设中，李中堂对我们德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你不续约，也算给他个教训。

第二回

汉纳根明白，德老头还在为旅顺军港建设中与中方产生的矛盾耿耿于怀。

事情还要从头谈起。

旅顺军港的建设集中了中国以及许多国外技术人员的智慧，当然，在建设过程中，中国方面与外国技术人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

首先，在修造的船澳的大小问题上，双方曾经一度发生争议。中方总办袁保龄一开始拟定的工程费为34.8万两，但是北洋当时无法筹集如此多的钱款。经费拮据，李鸿章就让刘含芳和袁保龄等人再商量，如何减少开支。几个人商量后，刘含芳提出了一个“九十丈方池”的建议，主张将船坞的容积缩小，改为九十丈宽、九十丈长，这样就能节省10万两白银，但是这样的船澳只能容纳2只铁甲舰回旋。袁保龄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海军方面坚决不同意，认为面积过小，尤其是当时担任北洋水师海军总查的英国人琅威理反对最厉害。此人我们在以后还会谈到。李鸿章几次派人与他沟通，希望他体谅中国的难处，同意这个设计方案，但是琅威理一直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船坞是给北洋海军使用的，如果海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反对，那么船坞建设很难进行。没办法，李鸿章又让幕僚们想办法，怎么在不增加经费的基础上增加船坞的容积，后来还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船澳的宽度不变，将长度增加三十丈。这样，在经费增加很少的情况下，增加了船坞的容积。这样，琅威理才勉强同意。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袁保龄给天津海关道周馥的信，就可知道原因了：

现在看来，琅威理的意见自然较有远见。国防建设是百年之大计，决不能为节省区区10万白银而做一时着想。但是袁保龄也有他的难处，李鸿章给他的经费有限，而他一直秉承着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量力而行。而且，他觉得只要把旅顺工程建设得坚固就可以了，不必盲目地追求宏大。现在大清国财力紧张，不能像西方人考虑的，完全按照西方的设计和构想，还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袁保龄这样考虑，当然不能说不正确，因为毕竟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但是大清国真的就缺这区区10万两白银吗？这只能从体制上寻找原因了。

同样的事情也时常发生在汉纳根的身上。汉纳根秉承着德国人特有的严谨态度，做事认真，在工程上总求十全十美，要建造最好的炮台，因此在经费上从不考虑节省。而中方负责人袁保龄深知经费紧张，不敢多所请求。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旅顺，袁保龄是省钱的能手，而汉纳根是花钱的能手。而每到汉纳根用钱的时候， 袁保龄都要限制来限制去，汉纳根如果申请用1000两，袁保龄只肯给800两，他有自己的理论，他曾这么解释：

从中可见他的谨慎态度，正因为如此，总计5年之间，经他手中，仅仅花费了工程款20余万两，可以说是节约的能手了。

而汉纳根则不同，他处处讲效率，而要求的水准又高，因此时常因为需要花用大量的经费，让袁保龄吃不消，袁保龄就曾发牢骚说：“旅顺之有汉纳根，譬如破落户人家犹有一阔少，大为司盐米者之累。”

而最让汉纳根受不了的是，因为工程经费短缺问题，他还无端地被人污蔑，名誉受到了损害。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第三回

当时，除了旅顺港工程外，汉纳根还负责设计和修建了大连湾、威海卫等炮台。1887-1890年，汉纳根在威海卫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主持修筑了13座海岸新式炮台，炮台之间都以长墙连接，其交叉火力能有效地防御海上目标，被人誉为“东海屏障”。

竣工后，李鸿章于北洋海军进行军事演习之际，特地视察了这些炮台，并给予高度评价：

但威海卫炮台的建设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由于山的形势所限，只能顾及前方海面，不能兼顾后路。当时在北洋海军任军事顾问的英国人泰莱说：“威海南岸之陆路炮台，其后路并无保障，敌人可由此来攻也。”

作为炮台修筑专家，汉纳根当然明白这一缺陷，他就此问题专门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建议朝廷加强炮台后路的防守，购买枪械，修筑防御工事，增派兵丁把守。

李鸿章也考虑到这一点，准备加强后路防御，但当时朝廷从经费角度考虑，不顾李鸿章的多方陈情，坚持要求北洋裁减兵勇。而李鸿章周围的一些人说，在炮台后面建一些木栅栏就行了，不必大兴土木，并对李鸿章进谗言说，汉纳根是为了购买西方枪械，想拿回扣，才提出加强后路防守的建议的。因而，威海卫的后路防守没有加强，大大影响海岸炮台和整个军港后方的纵深防御。

后来在甲午战争中，日军进攻威海卫时，威海卫海岸炮台在打击日舰、封锁航道、阻击日舰突入港口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日军步兵从后路攻陷南帮和北帮炮台后，日舰从海上发起六次冲击，试图突入港湾，但均被刘公岛、日岛上的炮台和北洋舰队的舰炮击退，且有多艘日本军舰被炮火击伤。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正是威海卫“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这一弱点，使得后来日军正是从威海卫炮台的后路进攻，才攻破了威海卫的，而清政府为了省几个钱，酿成了这一恶果。

而在当时，汉纳根因为一再强调后路防卫，一些中国官吏说他是想中饱私囊。面对这种不着边际的恶意指责，汉纳根心里十分郁闷，感到中国环境的复杂。以后，我们会看到，“中饱私囊”这一罪状还会屡次加到汉纳根的身上。为什么每到与外国人意见不符时，外国人就会被扣上这顶帽子呢？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到现在，我们有些历史读物中，在记载威海卫战役时，谈到威海卫失陷的原因，还说，由于“帝国主义分子汉纳根修筑的炮台没有顾及后路，导致日本军队从后面进攻，威海卫才最终失陷”。从文章中，我们看到汉纳根似乎是故意为之，好让日本军队入侵顺利。好在汉纳根留下了文字材料，才让我们明白当时的真相。

在当时，像袁保龄这些有事业心的中方人员，对此是明白的。袁保龄起初也不满意汉纳根的大手大脚，但后来，与汉纳根等西方工程人员相处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地理解了，他曾专门就这个问题有过书面说明：

但是，像袁保龄这样明事理的人太少了，更多的人是不断地猜疑外国人，他们固有的观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认为，外国人到中国，就是为了利，因此常常与外国工程人员发生冲突。

在整个旅顺建设中，不光是汉纳根曾蒙受指责，到了后来，一些事情甚至把德璀琳以及整个德国技术人员都扯了进来。德璀琳甚至与李鸿章还闹了矛盾。

第四回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本来，在旅顺军港建设中，主要以德国技术人员为主，但到了工程后期，法国人全盘抢过了旅顺军港的承包权，让旅顺军港地原来以德国人为主的格局被破坏了。

当初，中国对于旅顺的船坞工程完全信赖德国帮办善威。袁保龄曾说：“旅顺工巨费繁，一切做法悉由洋人善威拟议。”

但是到了后来，由于购买工料的纠纷，以及用砖用石的问题，一直议论未决，而且善威对于完工的期限又迟迟不愿答复，于是袁保龄便想摆脱德国的控制，另找别国建设，他前往天津求助于周馥。经周、袁二人说服李鸿章后，由周馥出面召集各国洋商举行投标。看谁出的条件优厚，就让谁承建旅顺工程。

在投标会上，英国、法国、德国等承包商都投了标。结果，有的投标一百三十一万，但是没有担保；有的愿意承担此项工程，却不愿提出工程费的总数，以及完工的日期，同时也不愿在完工以后予以担保。只有法国公司不仅开价最低，而且愿意担保，于是最后法国人得标，获得了承建旅顺军港工程的建筑权。

中法旅顺工程合同，其原文今已无法看到。但是根据李鸿章的奏折，我们可以知道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法国的中标引起了德国人的失望与不快，毕竟，最初的勘察、设计等都是由德国工程人员来完成的。所以，当中国与法国承包商的合同签订后，作为德国利益的代表德璀琳的反应可想而知，据说他“怨谤形于词色，寓入时报，欲引起都中浮议而震撼之”。甚至德国的驻华大使巴兰德也以遣撤德员而向李鸿章提出抗议。尽管最后李鸿章说服了德璀琳等人，事情没有闹大，但由于是由法国人承包建设，而德国与法国素来关系不好，因此汉纳根等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就逐步地淡出了旅顺的后期建设。汉纳根本人也基本上只是履行他作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这一角色，一直到1890年，他与李鸿章签订的合同期满。

旅顺军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中外合作、共同努力建造的一个大型的工程，工程的最后建成，表明合作是成功的。但是在旅顺军港的修建过程中，在许多方面，像在港口的设计方案、理念、思维上，中方与外方人员产生了许多冲突。大而广之，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中，中外冲突的缩影。而从洋务运动失败的结果上看，西方的现代科技在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相碰撞过程中，并没有取得成功。1900年，义和团的兴起，彻底昭示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在外国人进入中国大陆几十年后，中国还会出现仇外、排外的思想。我们是否要反思一下，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还需要什么呢？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德璀琳建议，汉纳根回国，在德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当然，有好的机会完全还可以再来中国发展，毕竟，他留给李鸿章的印象很好。

考虑再三，汉纳根接受了德璀琳的建议，给李鸿章写了封回信。信中说，自己父亲年纪大了，需要自己照顾，所以无法接受李鸿章的续聘。

在讲究孝道的中国，李鸿章是无法拒绝汉纳根这个请求的，于是，尽管十分遗憾，但李鸿章做事很漂亮，在汉纳根回国前，特别请旨，要求朝廷奖励汉纳根。在奏折中，他说，汉纳根“悉意讲授，使在工员弁匠役皆知其效，实兼总教习之功，于海防颇有裨助，现在差满回国，著有成劳，自应优加奖励”。

于是，朝廷又授予汉纳根二等三级宝星勋章一枚，并奖励2000两白银。

第五回

就这样，汉纳根带着两枚光闪闪的勋章、几千两白银的薪金，风光地回国了。他与中国的第一个10年之约结束了。

但恐怕汉纳根不知道，仅仅过了4年，他就又回到了中国，并亲身参与并指挥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重要的海战——中日甲午海战，成为了那段历史的亲身参与者和见证人，就像本书开始所描述的那样。

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事件，影响了中国以后的发展进程，怎么评价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只看看清政府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可略知一二了。《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2亿两的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我竟然完全找不到汉纳根的影子，这个在甲午海战前亲自被李鸿章任命的海军总查，这个在“定远”号上与丁汝昌一起指挥战斗的德国军官。

仿佛没有这个人的出现，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导致了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像看的电影《甲午风云》那样，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但却没有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它反映了历史，但没有反映全部的历史，而遗漏的部分，却可能是最重要的。研究我们遗漏这部分历史的原因，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在战争中外国人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要将几乎所有的在华工作的外国人都渲染成殖民分子。

在美国法庭上，证人们在做证前都要宣誓，宣誓的内容主要是两句话，第一句是：我保证我说的内容是真实的。第二句是：我保证我说出全部的事实。

有时候，第二句话的内容更重要。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1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真实的、全部的甲午战争是个什么样子的，而汉纳根又是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他又是怎么样险些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第一回

1894年初的一天夜里，德国美因茨城里，人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汉纳根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又见到了他费尽心血设计建造的旅顺军港，依然是那么壮丽、雄伟。突然，有一大队军队在围攻炮台，守卫炮台的清军士兵在奋勇杀敌，一拨敌人被杀退了，又一拨敌人冲了上来，鲜血染红了阵地，敌人越来越多，寡不敌众，眼看炮台就要失守，汉纳根很着急，想帮忙，双手却使不上力气。挣扎的时候，他醒了，才发觉是一个梦，浑身已经是冷汗淋淋了。他没想到，回到德国已经3年了，中国还是让他魂牵梦绕。

1890年，汉纳根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合同，回到他的故乡美因茨。但是回到德国的他，却发现德国变了，相比起他离开的1879年，德国已经变得让他不认识了。强大的德意志不见了。

1890年的德国，爆发了一场罕见的经济危机。1890年3月，德国股票市场开始暴跌，此后股市连续下降两年多未见起色。而实体经济也深受打击，从1890年到1891年，大大小小的企业破产事件约1.5万起，由于财政紧张，全国铁路建筑的规模缩减了60%。加上农业又歉收，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失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全德国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中。

回到国内的汉纳根发现已经融不到自己的祖国中了，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法找到一份有尊严的工作。要知道，他在中国可是个大人物呀，有自己的住宅，专用的仆人，优厚的待遇。而在德国，除了从中国带回来的丰厚的报酬外，他一无所有，而且什么也不是。他也无法接受亲友们的劝告，找一个姑娘结婚，成家生子。在过了几年坐吃山空的日子后，他发现，自己的价值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他渴望再到中国去。

仿佛是上天安排好的，他的机会来了。几天以后，他收到了清朝驻德国使馆转给他的一封信，信是当时担任闽浙总督的边宝泉写来的。

边宝泉祖籍是东北奉天，祖先随清军入关，后来在霸州城内定居，属镶红旗汉军籍。他自幼聪颖好学，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初任翰林院编修，乡试会试考官，户科给事中等职。后来不断升任，直到闽浙总督。

边宝泉这个人，读者也许很陌生，但是他做的一件事大家都很熟悉。当初，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是由时任给事中的边宝泉给慈禧上书，述说冤情，慈禧才派了钦差大臣查明案件。

边宝泉在给汉纳根的信中讲，他要在厦门修一座炮台，因为中国国内没有杰出的修造炮台的人，希望汉纳根能再来中国，帮助福建完成炮台的设计修造。

第二回

本来就想再到中国去发展的汉纳根，欣然接受了邀请，又回到中国开始了他的老本行，设计胡里山炮台。

胡里山位于厦门，当时，为了抵御日本可能的进犯，粉碎其越来越大的野心，清朝在胡里山建造了8座大炮台，统称为“厦门港炮台”，其中就有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的，由汉纳根设计修造的胡里山炮台。

由于胡里山的地理位置重要，在胡里山建设炮台的设想很早就有了。1888年9月，当时的闽浙总督卞宝第就上奏朝廷，建议在福建建造新式炮台，购买大炮，着重防御闽江口及厦门港。光绪皇帝依准。

卞宝第在考察、比较了各国各厂生产的大炮后，最后决定炮台上的主炮采用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大炮。

克虏伯大炮以秘密方法炼制精钢，所有构件一律用全钢，并为后膛炮炮门另用横闩。价格虽然贵了一点，但不易损坏，经久耐用。

后来，卞宝第病死于任上，继任的闽浙总督是谭钟麟。在他的任上，由于缺乏经费，胡里山炮台的建设陷入了停顿。直到谭钟麟调任，他的继任者就是边宝泉，边宝泉是个了解世界大势的人，很重视海防的建设，因此在任上，他积极想办法，终于凑足经费，购买了克虏伯大炮。

1893年底，2门克虏伯大炮由洋轮运抵厦门，由于这时炮台还没有修造，这2门大炮暂时在闽江口的一个船厂存放。

要修造炮台，找谁来设计呢？要知道，胡里山地形复杂，而且由于是在南方，还要考虑台风以及酸雨与海洋盐雾的侵蚀等问题，因此国内没人敢设计。无奈之下，边宝泉想到了汉纳根，他知道，现在只有汉纳根能帮他了，于是边宝泉通过驻德使馆，联系上了在德国的汉纳根。

汉纳根到了福建后，还没好好休整几天，就主动要求去炮台的修建地去做一番实地考察。

边宝泉很欣赏他的实干精神，就带领着一队亲兵，亲自陪同汉纳根一起考察。来到了厦门的胡里山，汉纳根仔细地考察了这里的地形，才明白为什么边宝泉要费尽周折，找他来设计炮台了，因为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一般人根本设计不了。

首先的难题是，炮台的位置放在哪儿？胡里山炮台的作用是控制进出厦门的入海口，因此位置必须要能居高临下，这样火力才能发挥最大功效，由于胡里山地势突兀，周围没有屏障，如果建造位置过高，就会成为海上军舰的攻击目标。但是，如果为了防御，建造位置过低又无法发挥炮台的作用。

第二个难题是，厦门面临大海，海风的侵袭以及每年的梅雨天气，势必会对炮台上的金属构成侵蚀，必须要设计一个好的通风设施。不然，大炮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因腐蚀而无法使用。

第三个难题是炮台的排水问题。胡里山炮台不是简单地修造一个平台，上面架设2门炮这么简单，而是要建设众多的辅助设施，比如弹药库、士兵休息场所、操练场等等，因此，如何将这些军事以及生活设施里产生的废水排出来，也是一个难题。

第三回

好在汉纳根的家乡美因茨，也是一个海滨城市，因此，在海洋气候条件下如何设计炮台，汉纳根心中有数。回到住的地方，他就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精心地设计起来，一连几天，足不出户。边宝泉为了不打扰他的思路，特意找了个名叫阿福的低级军官，照顾汉纳根的起居。阿福人很勤快，每天三餐，都给汉纳根送进屋子里。

这天晚上，阿福照例给汉纳根送吃的，进到屋子里发现，汉纳根坐在椅子上，两眼直直的，仿佛没有看到他，而中午送来的吃的，汉纳根还没有动。通过这几天的观察，阿福知道，这位洋大人又因为什么问题难住了，所以连平时他爱吃的中国菜都没有动。

等了一会儿，汉纳根还没有动静，阿福就轻声说，韩大人，该吃饭了，您中午的还没吃呢。

听到阿福的话，汉纳根从沉思中醒了过来，他这才发现阿福端着食盒，站在他身旁，憨憨地笑着。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汉纳根早就学会了中国话，他也是一个随和的人，便一边吃饭一边和阿福聊起了天。

阿福问他，韩大人，我看您是又遇到什么难题了吧？

汉纳根笑了笑，说，对呀，是有一个难题，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原来，在处理通风、排水的问题上，汉纳根都有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有一个问题，他还没想好处理的方法。他认为，必须要将炮台建设在高处，这样才能发挥军事作用。当然，建在高处，很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那么就必须要修筑防御碉堡。在碉堡的建筑材料上，汉纳根犯了难。

用普通的石料吧，不坚固，而且如果遇到炮弹袭击，炸开的碎石块容易伤人。

用比较坚固的混凝土吧，虽然坚固了，但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炸起来的水泥块同样会成为敌人的“武器”。考虑了好几天，汉纳根没有想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来，正发愁呢。

看到汉纳根愁眉不展的样子，阿福说，您也别发愁了，好几天待在屋子里，您也该透透气了。明天我们家新屋建成，要搞一个庆祝活动，我已经和边大人请好假，欢迎您来我家做客。您也散散心，好不好？

于是，第二天一早，汉纳根就和阿福一起，赶到阿福的家里，参加隆重的新屋落成仪式。

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了，汉纳根明白，在中国的乡村，很重视盖新屋，新屋落成，亲朋好友都要来祝贺的。

作为一名外国人，在阿福家，汉纳根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并被安排到贵宾席就坐。一阵热闹后，亲朋好友们一边参观新屋，一边啧啧称赞。当汉纳根看到新屋时，心里一动，他发现，这个屋子用的材料既不是石头，也不是黄土，而是一种他说不上来的材料。当他用手敲打着墙壁时，发现很结实坚固，他几乎要叫起来了，这完全可以当做炮台的材料呀。于是，他连忙询问主人，屋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第四回

原来，在福建，好几代人以来，盖房子都用一种特殊的材料，他们称之为“红糖三合土”——即用白灰、沙子、土拌以乌樟树汁、糯米浆、红糖、草纸巾等，这样制出来的土，黏性极好，而且坚固无比。

知道了配方后，汉纳根马上开始自己配制这种土，配制好了以后，他还进行了破坏实验，实验中发现，这种土遭到炮弹轰炸后，根本不会碎，堪称上好的建造炮台的材料。

就这样，汉纳根结合中国民间的先进建造工艺，加以他头脑中严谨的德国炮台技术，在胡里山修造了一座壮观的炮台。

炮台建造在胡里山上，居高临下，完全控制了厦门的入海口。为了防御敌人的攻击，在2门大炮上方，修造了用三合土建成的半地堡式半城垣式的炮台碉堡。这样，既解决了通风问题，又考虑到了防御。

在排水问题的处理上，他将炮台地下水的出口埋设在地下12米深处，然后引入大海。据史料记载，在其后的岁月中，即便有台风和雨季频繁侵袭，海洋盐雾终年不断地侵蚀，但合理的通风和排水设计使得炮台建筑和克虏伯大炮昂然挺立，毫发未损，除了日常的维护外，从未动过一次大手术。

让人惊奇的是，炮台一直到1937年，还发挥着它的作用。当时，日本一支舰队进攻厦门，守卫胡里山炮台的我国官兵在炮台指挥官的指挥下沉着应战，胡里山的克虏伯大炮发射了数颗炮弹，都准确地击中了日本军舰。

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后来担任北洋海军副统帅的汉纳根，心里一直有种遗憾，就是在海军期间，没能在对日本的战斗中做出贡献，而更让他郁闷的是，他亲手修造的旅顺军港和十几座炮台，后来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摧毁，还包括大连湾的炮台，威海卫的炮台。终其一生，都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但他没想到的是，几十年以后，他设计修造的另一座炮台——胡里山炮台，在1937年发挥了作用，痛击了日本军队，实现了他没有完成的心愿。汉纳根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会笑出声吧。

到了21世纪初，德国克虏伯集团的专家们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了考察，发现自18世纪初生产销售世界各国的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现在几乎在原址都找不到了，只有在厦门胡里山炮台现存的这门克虏伯大炮，是唯一留下的最完整的后膛海岸炮。

据报载，在2000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将胡里山的这门大炮列入了《2000大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并在 “2000年大世界吉尼斯纪录颁证晚会”上予以公布，这是我国以文物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获得成功的第一例。

现在，如果你去厦门，在胡里山炮台游览时，还可以看到汉纳根设计修造的炮台和已经古迹斑斑的东炮，默默地述说着中国近代的沧桑。

第八章&#8195;日本的威胁

1894年7月的一天，正在督造炮台的闽浙总督边宝泉接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信。边宝泉有些纳闷，自己与李鸿章关系不算好，他怎么会给自己来信呢？

原来，边宝泉素来耿直，当初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御史的时候，有一年，直隶闹水灾，灾民四出逃难，但此时直隶清苑县地方的麦子长得特别好，一棵麦上有两个穗，这称为“麦秀两歧”，算是祥瑞。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想拿它来抵消永定河的水灾，拍皇帝的马屁，特地拣了“瑞麦”的样品，专折入奏，说是大清国的祥兆。这下子惹恼了边宝泉，就上奏折弹劾李鸿章“上祥瑞”事儿，让李鸿章讨了好大一个没趣。因此，两人关系不算好。现在，李鸿章给自己来信，是什么事呢？

第五回

信的大意是，听说洋员汉纳根在厦门修筑炮台，现在朝鲜战事紧急，如炮台事汉纳根能抽出身来，希望商调他到天津，参谋军事。

看完信，边宝泉心情凝重，他知道，若不是形势危急到了一定程度，李鸿章是不会放下身段，给他写这封信的，边宝泉不禁为国家的形势担心起来。

1894年，就在汉纳根忙着胡里山炮台建设的时候，此时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中日之间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而汉纳根最终也卷入了其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舞台上的主角。

在他离开中国的不到5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旅顺港修造完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号称世界第八强大的大清海军开始令世界刮目相看了。但在这种看似强盛的背后，战争的阴影也已经悄悄笼罩在东亚大陆。

因为中国的邻居，日本，开始崛起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了一条向外扩张的道路。

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立即颁行了一个诏书，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并努力向海外扩张。一山不容二虎，在亚洲，极力扩张的日本已经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特别是在“琉球事件”发生后，敏感的李鸿章就察觉到，国际形势变了，以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外患是英法等国，而现在看来，身边的日本才是心腹之患。为此，李鸿章苦心竭虑地想了很多办法，希望遏制日本，但收效不大。

日本吞并琉球后，又把目光盯向了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全靠清王朝的庇护和支持。

为了达到吞并朝鲜的目的，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实，就是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而且在朝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日本人不可靠，还是依附大清国为好，因此日本的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

看到软办法不行，日本就来硬的。1884年，中国与法国之间因为越南问题，爆发了中法战争。日本觉得机会来了，这是一个吞并朝鲜的机会。当时，在朝鲜有很多政治派别，其中一个被称为“开化党”的团体，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朝鲜不依附于中国与日本，实现真正的独立。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是竹添，他就积极拉拢这些人，向他们进行宣传说，只要他们发动政变，日本一定支持他们。于是，天真的开化党人在12月14日这天夜里，发动了政变，他们冲进朝鲜王宫，囚禁了国王，并强迫国王下诏革新政治，驱除大清的势力，并成立了开化党人组成的政府。其实，他们建立的政府完全是日本扶植的傀儡。

看到开化党人与日本勾结，推翻了国王，建立了一个亲日的政府，朝鲜政坛里大多数人都感到害怕，一些有远见的人连忙请求中国驻扎在朝鲜的军队，希望解救国王还政。

当时，中国驻扎在朝鲜的军队有数千人，他们行使着中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利。而这支军队的领导是吴长庆，以及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在这次“朝鲜事件”当中，袁世凯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才能，为他以后进入中国的政治核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天晚上，就在开化党攻进王宫的时候，袁世凯就接到了报告，一些朝鲜贵族哭着跪在他面前，要求他出兵，解救国王。怎么办？这时请示朝廷是来不及了，需要他作出判断，考虑了片刻，袁世凯马上命令士兵集合，以保护朝鲜国王的名义，亲自率领着2000多名士兵讨伐乱党，并于12月6日攻入王宫。开化党的头领，以及任命的政府首相、大臣及30多个日本人被杀。日本公使竹添一看大势已去，就赶紧一把火将使馆烧了，连夜逃回日本。动乱被平息了。

第六回

在这次“朝鲜事变”中，袁世凯一举扭转了局势，获得了清帝国的肯定。很快，清政府便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带兵驻扎朝鲜，以便控制局势。这也是袁世凯开始进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开端。客观地说，袁世凯的初次亮相，是交了一份亮丽的答卷的。

而日本，这次军事冒险失败后，老实了几年，不敢再动什么军事干涉的念头了，转而开始加强对朝鲜的经济渗透，大量的日本产品销往了朝鲜。在本国岛内，日本则加紧了扩军备战，等待时机，与大清决战。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长崎水兵事件”。

1886年7月，李鸿章为了稳定东亚地区的局势，命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借以展示清政府强大的实力。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查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海域，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岛海面上溜达了好几圈，展示北洋舰队的实力。

客观地说，当时在亚洲，中国的地位是绝对的老大，转了这么几圈，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哼一声、抗议什么的。

在获得极大的满足后，北洋舰队又接到了李鸿章的电报，电报说，要他们前往海参崴，接回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

在海参崴，北洋舰队留下了“超勇”、“扬威”2只军舰待命。其余的铁甲舰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加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4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的长崎岛进行休整、大修。当然，也有向日本炫耀军力的意思，不料竟酿成一场骚乱。

1886年的8月1日，北洋舰队的4艘铁甲军舰气势凌人，直达日本的长崎港，当时日本的长崎港是开放的，任何国家的军舰都可以停泊。长崎港也接待过西方许多舰队的停泊，长崎人早已看惯了欧美的军舰，但对这些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还是首次目睹，一时间，港口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飞舞、威风凛凛的巨型战舰，长崎市民有的惊叹，有的羡慕，还有的愤懑，反正，情绪挺复杂。我们也可以理解，而当时，日本人的这些情绪伴随着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

本来，中国军舰停泊在日本港口，为了怕引起纠纷，提督丁汝昌规定不允许水兵私自上岸。但是，在海上待久了，没有一个水兵不想上岸休息、找乐子的，而长崎港又是有名的花花世界，于是，8月13日这天，中国水兵纷纷上岸购物、玩耍。一些耐不住寂寞的水兵就跑到日本妓院去了，在妓院外，他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却发现有些日本人可以直进直出。顿时，这些大清的水兵就火了，说，老子有钱，凭啥待遇不一样？借着酒劲儿，众水兵就把这个妓院给砸了。妓院老板跑到警察局报了警，当地警察赶来，水兵又和日本警察干了起来，结果，造成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也受了轻伤。

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中国水兵因为嫖妓不成，打了当地的警察，自己也吃了点亏。后来，就连李鸿章也承认，这次的事件起因是因为我们的水兵跑到人家的妓院里闹事，我们疏于管理，是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但是李鸿章认为，水兵们在海上待久了，好容易上岸了，去妓院找妓女，解决一下生理的需要，也是人之常情，即使有什么过错，也是约束不严，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如果当兵的不像一个男人，反倒是不好了，还怎么打仗呀？

在李鸿章看来，这次事件首先是我方的责任，对士兵管理疏忽，但是他又对水兵的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容。他认为，由于嫖妓引起的冲突实在是一件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到了15日，北洋舰队正式放假，数百名中国水兵上街观光，丁汝昌鉴于前日的冲突，就下了命令，要求上岸的水兵不许携带枪械，以防滋事。

第七回

但是，日本警察看到中国的水兵又上岸了，心里出现了杀机，在长崎的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日本警察有预谋地对中国水兵展开了袭击。

当时，数百名日本警察堵住各街道两头，挥刀砍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被煽动的当地居民也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在各处，结果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事后，中国北洋舰队的负责人曾开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件事，要不要对长崎进行报复？当时“定远”舰上的英国顾问说，应该让日本人认识到大清帝国的水师是不容侮辱的，建议炮轰长崎，将长崎炸为瓦砾，进行报复。这一方案上报给李鸿章，被李鸿章否决了，他不愿意因为这点小事与日本交恶，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谈判解决方针。但为了威慑日本，事发后，几艘大清国的军舰停留在长崎港，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中心。 意思很明白，如果谈判没有结果的话，大炮就要说话了。

在中国军舰的炮口下，日本也打消了扩大事端的想法，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的途径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开始，日方态度强硬，中方也不甘示弱，甚至在中方谈判者中有人提出了“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谈判最后延至1887年2月，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彼此让步才算达成了协议。

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谁对谁非，双方各对对方的死伤者给予抚恤：军官、警官的赔偿金是每人6000元，水兵、普通警察的赔偿金是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于中国水兵死伤的人多，由此算下来，日方共赔给中方52500元，中方付给日本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也由日方自己承担。从结果看，至少中国并没有吃亏。

而在日本人看来，“长崎事件”的最终协议是在大清国的炮舰威胁下达成的，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于是，日本当局开始在民众之间煽动民族情绪和反华思想，宣扬这次事件完全是清王朝凭借海上武力欺压日本，日本蒙受了耻辱。日本朝野的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浓厚，当时深受刺激的日本海军由此出现了一句誓言：“一定要打胜‘定远’”。据说，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在见面和道别时都要说这句话。

在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之下，甚至连天真的小学儿童也开始玩起了打击中国军舰的游戏：即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李鸿章把北洋军舰送到日本修理本来想借机威慑一下，不料竟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狭隘的民族心理。日本认为，要想称霸亚洲乃至世界，必须先打败中国。为了取得对中国的海上优势，日本开始拼命地发展海军。日方鉴于清朝军舰“定远”号、“镇远”号外观新颖，威力强大，从此不断增加对海军的投入，一求超过中国。

“长崎事件”过后一个月，1887年3月，日本天皇就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的补助费。全国的贵族和富豪们在天皇资助海军建设行为的鼓动下，也都纷纷为海防捐款，到9月底，日本全国的捐款数就达到了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做扩充海军军备、购买军舰。

第一回

1894年7月的一天，正在督造炮台的闽浙总督边宝泉接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信。边宝泉有些纳闷，自己与李鸿章关系不算好，他怎么会给自己来信呢？

原来，边宝泉素来耿直，当初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御史的时候，有一年，直隶闹水灾，灾民四出逃难，但此时直隶清苑县地方的麦子长得特别好，一棵麦上有两个穗，这称为“麦秀两歧”，算是祥瑞。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想拿它来抵消永定河的水灾，拍皇帝的马屁，特地拣了“瑞麦”的样品，专折入奏，说是大清国的祥兆。这下子惹恼了边宝泉，就上奏折弹劾李鸿章“上祥瑞”事儿，让李鸿章讨了好大一个没趣。因此，两人关系不算好。现在，李鸿章给自己来信，是什么事呢？

信的大意是，听说洋员汉纳根在厦门修筑炮台，现在朝鲜战事紧急，如炮台事汉纳根能抽出身来，希望商调他到天津，参谋军事。

看完信，边宝泉心情凝重，他知道，若不是形势危急到了一定程度，李鸿章是不会放下身段，给他写这封信的，边宝泉不禁为国家的形势担心起来。

1894年，就在汉纳根忙着胡里山炮台建设的时候，此时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中日之间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而汉纳根最终也卷入了其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舞台上的主角。

在他离开中国的不到5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旅顺港修造完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号称世界第八强大的大清海军开始令世界刮目相看了。但在这种看似强盛的背后，战争的阴影也已经悄悄笼罩在东亚大陆。

因为中国的邻居，日本，开始崛起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了一条向外扩张的道路。

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立即颁行了一个诏书，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并努力向海外扩张。一山不容二虎，在亚洲，极力扩张的日本已经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警觉。特别是在“琉球事件”发生后，敏感的李鸿章就察觉到，国际形势变了，以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外患是英法等国，而现在看来，身边的日本才是心腹之患。为此，李鸿章苦心竭虑地想了很多办法，希望遏制日本，但收效不大。

日本吞并琉球后，又把目光盯向了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全靠清王朝的庇护和支持。

为了达到吞并朝鲜的目的，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实，就是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而且在朝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日本人不可靠，还是依附大清国为好，因此日本的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

第二回

看到软办法不行，日本就来硬的。1884年，中国与法国之间因为越南问题，爆发了中法战争。日本觉得机会来了，这是一个吞并朝鲜的机会。当时，在朝鲜有很多政治派别，其中一个被称为“开化党”的团体，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朝鲜不依附于中国与日本，实现真正的独立。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是竹添，他就积极拉拢这些人，向他们进行宣传说，只要他们发动政变，日本一定支持他们。于是，天真的开化党人在12月14日这天夜里，发动了政变，他们冲进朝鲜王宫，囚禁了国王，并强迫国王下诏革新政治，驱除大清的势力，并成立了开化党人组成的政府。其实，他们建立的政府完全是日本扶植的傀儡。

看到开化党人与日本勾结，推翻了国王，建立了一个亲日的政府，朝鲜政坛里大多数人都感到害怕，一些有远见的人连忙请求中国驻扎在朝鲜的军队，希望解救国王还政。

当时，中国驻扎在朝鲜的军队有数千人，他们行使着中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利。而这支军队的领导是吴长庆，以及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在这次“朝鲜事件”当中，袁世凯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才能，为他以后进入中国的政治核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天晚上，就在开化党攻进王宫的时候，袁世凯就接到了报告，一些朝鲜贵族哭着跪在他面前，要求他出兵，解救国王。怎么办？这时请示朝廷是来不及了，需要他作出判断，考虑了片刻，袁世凯马上命令士兵集合，以保护朝鲜国王的名义，亲自率领着2000多名士兵讨伐乱党，并于12月6日攻入王宫。开化党的头领，以及任命的政府首相、大臣及30多个日本人被杀。日本公使竹添一看大势已去，就赶紧一把火将使馆烧了，连夜逃回日本。动乱被平息了。

在这次“朝鲜事变”中，袁世凯一举扭转了局势，获得了清帝国的肯定。很快，清政府便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带兵驻扎朝鲜，以便控制局势。这也是袁世凯开始进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开端。客观地说，袁世凯的初次亮相，是交了一份亮丽的答卷的。

而日本，这次军事冒险失败后，老实了几年，不敢再动什么军事干涉的念头了，转而开始加强对朝鲜的经济渗透，大量的日本产品销往了朝鲜。在本国岛内，日本则加紧了扩军备战，等待时机，与大清决战。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长崎水兵事件”。

1886年7月，李鸿章为了稳定东亚地区的局势，命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借以展示清政府强大的实力。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查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海域，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岛海面上溜达了好几圈，展示北洋舰队的实力。

客观地说，当时在亚洲，中国的地位是绝对的老大，转了这么几圈，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哼一声、抗议什么的。

在获得极大的满足后，北洋舰队又接到了李鸿章的电报，电报说，要他们前往海参崴，接回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

第三回

在海参崴，北洋舰队留下了“超勇”、“扬威”2只军舰待命。其余的铁甲舰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加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4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的长崎岛进行休整、大修。当然，也有向日本炫耀军力的意思，不料竟酿成一场骚乱。

1886年的8月1日，北洋舰队的4艘铁甲军舰气势凌人，直达日本的长崎港，当时日本的长崎港是开放的，任何国家的军舰都可以停泊。长崎港也接待过西方许多舰队的停泊，长崎人早已看惯了欧美的军舰，但对这些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还是首次目睹，一时间，港口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飞舞、威风凛凛的巨型战舰，长崎市民有的惊叹，有的羡慕，还有的愤懑，反正，情绪挺复杂。我们也可以理解，而当时，日本人的这些情绪伴随着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

本来，中国军舰停泊在日本港口，为了怕引起纠纷，提督丁汝昌规定不允许水兵私自上岸。但是，在海上待久了，没有一个水兵不想上岸休息、找乐子的，而长崎港又是有名的花花世界，于是，8月13日这天，中国水兵纷纷上岸购物、玩耍。一些耐不住寂寞的水兵就跑到日本妓院去了，在妓院外，他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却发现有些日本人可以直进直出。顿时，这些大清的水兵就火了，说，老子有钱，凭啥待遇不一样？借着酒劲儿，众水兵就把这个妓院给砸了。妓院老板跑到警察局报了警，当地警察赶来，水兵又和日本警察干了起来，结果，造成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也受了轻伤。

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中国水兵因为嫖妓不成，打了当地的警察，自己也吃了点亏。后来，就连李鸿章也承认，这次的事件起因是因为我们的水兵跑到人家的妓院里闹事，我们疏于管理，是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但是李鸿章认为，水兵们在海上待久了，好容易上岸了，去妓院找妓女，解决一下生理的需要，也是人之常情，即使有什么过错，也是约束不严，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如果当兵的不像一个男人，反倒是不好了，还怎么打仗呀？

在李鸿章看来，这次事件首先是我方的责任，对士兵管理疏忽，但是他又对水兵的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容。他认为，由于嫖妓引起的冲突实在是一件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到了15日，北洋舰队正式放假，数百名中国水兵上街观光，丁汝昌鉴于前日的冲突，就下了命令，要求上岸的水兵不许携带枪械，以防滋事。

但是，日本警察看到中国的水兵又上岸了，心里出现了杀机，在长崎的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日本警察有预谋地对中国水兵展开了袭击。

当时，数百名日本警察堵住各街道两头，挥刀砍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被煽动的当地居民也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在各处，结果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事后，中国北洋舰队的负责人曾开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件事，要不要对长崎进行报复？当时“定远”舰上的英国顾问说，应该让日本人认识到大清帝国的水师是不容侮辱的，建议炮轰长崎，将长崎炸为瓦砾，进行报复。这一方案上报给李鸿章，被李鸿章否决了，他不愿意因为这点小事与日本交恶，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谈判解决方针。但为了威慑日本，事发后，几艘大清国的军舰停留在长崎港，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中心。 意思很明白，如果谈判没有结果的话，大炮就要说话了。

第四回

在中国军舰的炮口下，日本也打消了扩大事端的想法，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的途径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开始，日方态度强硬，中方也不甘示弱，甚至在中方谈判者中有人提出了“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谈判最后延至1887年2月，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彼此让步才算达成了协议。

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谁对谁非，双方各对对方的死伤者给予抚恤：军官、警官的赔偿金是每人6000元，水兵、普通警察的赔偿金是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于中国水兵死伤的人多，由此算下来，日方共赔给中方52500元，中方付给日本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也由日方自己承担。从结果看，至少中国并没有吃亏。

而在日本人看来，“长崎事件”的最终协议是在大清国的炮舰威胁下达成的，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于是，日本当局开始在民众之间煽动民族情绪和反华思想，宣扬这次事件完全是清王朝凭借海上武力欺压日本，日本蒙受了耻辱。日本朝野的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浓厚，当时深受刺激的日本海军由此出现了一句誓言：“一定要打胜‘定远’”。据说，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在见面和道别时都要说这句话。

在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之下，甚至连天真的小学儿童也开始玩起了打击中国军舰的游戏：即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李鸿章把北洋军舰送到日本修理本来想借机威慑一下，不料竟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狭隘的民族心理。日本认为，要想称霸亚洲乃至世界，必须先打败中国。为了取得对中国的海上优势，日本开始拼命地发展海军。日方鉴于清朝军舰“定远”号、“镇远”号外观新颖，威力强大，从此不断增加对海军的投入，一求超过中国。

“长崎事件”过后一个月，1887年3月，日本天皇就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的补助费。全国的贵族和富豪们在天皇资助海军建设行为的鼓动下，也都纷纷为海防捐款，到9月底，日本全国的捐款数就达到了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做扩充海军军备、购买军舰。

1888年和1890年，日本军方提出了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这两次扩张案共购买建造了“千代田”号（2439吨）、“吉野”号（4160吨）、“秋津洲”号（3172吨）、“八重山”号（1584吨）等军舰。日本的海军实力开始超越了中国。

其中我们熟悉的“吉野”号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而最初英国是想把“吉野”号卖给中国的，但由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国库紧张，导致北洋水师没有经费了，最后，这艘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就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中，而“吉野”号也成了中国海军的死敌。由于日本军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后来居上，在许多性能上已经超过北洋舰队的军舰。中国海军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在1890年，北洋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共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共17000多吨。而到了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72000吨的海军，一举超过了北洋海军。

就是在这种清强日弱的形势已经发生逆转的情况下，1894年，中国与日本终于发生了战争，导火索又是朝鲜。

起因是这样的：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军队无力控制局面，于是，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军首批部队于6月8日抵达朝鲜，开始协助朝鲜军队镇压起义军。

而听说朝鲜出现农民起义后，日本觉得机会来了，6月2日，日本内阁做出了入侵朝鲜，进而直接与清军开战的决定。在清军入朝的同时，日本也开始大批调遣日军赴朝，并迅速抢占了从仁川至汉城一带各战略要地。同时设立战时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机构。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根据外相陆奥宗光的命令，强逼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开始驱逐清军出境。23日，日军悍然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以亲日的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

在此情况下，中国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与日本开战了。

第五回

很久以来，中国一直以朝鲜的宗主国自居，而历朝历代的当权者一个基本的国策就是，在朝鲜，必须要有一个亲中的政权，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稍微了解一点东亚历史的都知道，不管朝鲜政权怎么更替，中国一般都不干涉，但是只要有外国势力介入，建立了对中国不友好的政府，那么中国是一定要干涉的。我看，没有哪一个国策像我们对待朝鲜的政策那样，竟然坚持了几千年不变。

所以，当朝鲜保守派要求清政府支援时，清政府上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那时大清国财政紧张，兵力空虚，但光绪皇帝还是命令军机处迅速制订援朝计划，消灭倭寇。

举国上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明白，这一仗胜算不大。因而，李鸿章主张最好能谈判解决，清王朝却下定了决心，要与日本一决高下，并授权李鸿章全面负责这场战役。

而李鸿章对备战工作很消极，他明白，如果真的与日本开战，恐怕凶多吉少。因此，他斡旋于俄国、英国之间，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够出面，促成和平解决中日争端。

当时，李鸿章与俄国大使联系，希望他能劝说日本，希望中日一起从朝鲜撤军。俄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也不希望日本过于强大，也曾与日本政府沟通，希望日本从朝鲜撤军，但是被拒绝了。当时，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因此拿日本也无可奈何。俄国的斡旋失败了。而英国从他们的国家利益考虑，却希望日本能在战争中取胜，打击一下中国，因此根本不接受李鸿章的请求。就这样，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失败了。没办法，李鸿章只好打起精神，考虑怎么与日本人打仗。

当时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是这样的：清政府驻扎在朝鲜的军队是叶志超率领的淮军2500多人，而日本在朝鲜的军队有近万人，而且日本海军有十多艘军舰在朝鲜海域协同陆军作战，而中国的海军没有一艘军舰在朝鲜。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

当时，叶志超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提出了对日作战的三个计策：

上策是派援兵前来，与叶部军队会合，北洋水师在海上进行有利支援，一举驱逐在朝鲜的日军；

中策是派军舰将叶的部队接回国内，同时要求日本撤军，如果日本不撤，明年秋天再集结部队，进攻日本在朝鲜的军队；

下策是不做任何作为，听任日本军队围困中国在朝鲜的军队。

李鸿章认为，上策和下策都不可取，中策应该可行。他上书朝廷，建议撤出中国在朝鲜的军队，同时与日本交涉，让日本同时撤兵。

光绪皇帝接到奏折后，与众大臣商量，大臣们一致认为如果我方先行撤兵，显得太软弱了，有损大清的声威，因此不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坚持让李鸿章派兵增援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并择机与日本开战。

光绪皇帝也认为李鸿章太胆小怕事，就让军机处给他下了一道十分严厉的谕旨：

这道圣旨极为严厉，最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李鸿章再不增兵朝鲜，那么就要问罪了。李鸿章不得不打消撤兵的念头，尽快发兵增援。他没有再迟缓，下了数道命令，调集了淮军的精锐部队共32营、队，13500人增兵朝鲜，准备与日本军队决一死战。

而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的命运发生了不可逆的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对西方列强割地赔款，但经过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后，中国出现了一种中兴的迹象。在亚洲，中国是当仁不让的老大，英国、俄国等列强也都承认中国在亚洲的特殊地位，中国在当时已经是世界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了。但是，随后的中日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日本将大清帝国打得体无完肤，并取代了中国的位置，成为了亚洲的老大，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

在朝鲜局势恶化前，大清国的朝廷曾专门开过一次会议，讨论对日本以及朝鲜的策略。当时，有人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第六回

上策是：日本对朝鲜一直虎视眈眈，如果不彻底断了日本的念头，迟早是后患，因此中国应该立刻宣布与朝鲜合并，将朝鲜纳入大清的版图，朝鲜国内纵有意见，我在朝鲜的军队也可发挥作用，既定事实成立后，日本就是要出兵，也没有理由了。

中策是：中国宣布，不再担任朝鲜的宗主国，尊重朝鲜的独立，并建议各国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一来，等于让朝鲜处于世界各列强的保护中，日本也不敢再有什么吞并朝鲜的念头。

下策是：维持现状。

如果当时真的实行了上中计策，历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读者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大胆地预测一番。

所以，如果当时朝廷遵照了李鸿章的撤兵计划，是不是也能避免战争呢？

可惜，历史朝着对中国最坏的结果出发了。历史，为什么对中国这么不友好？

还是让我们回到1894年吧，那时，朝鲜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在海上，日本的联合舰队在朝鲜海峡日夜游弋巡逻，一方面择机与北洋水师开战，一方面阻止清政府从海上增援朝鲜。而在朝鲜半岛，大清国还驻扎有叶志超率领的数千军队，面临着被日本军队包围的危险。

经过与参谋们日夜筹划，李鸿章命令叶志超部向朝鲜北部运动，与中国的援军会合，以避免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但是，在叶志超军队的北部，布满了日本的军队，他如果从陆路上往北运动，势必与日本军队开战，而由于日本联合舰队在海上实行了封锁，他也不敢冒险乘船北上，所以他致电李鸿章说，陆军上了船，就无用武之地，出了事负不起责。叶志超主张在汉城以南择地驻扎，作为一支牵制日军的力量。接到电报后，李鸿章觉得叶志超的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就同意了他的主张，但又考虑到叶志超的军队只有2500人，力量过于单薄，根本起不到牵制的作用，因此他又决定增兵牙山，援助叶志超。

但是，援兵由水路去还是由陆路去呢？李鸿章拿不定主意，周围也没有几个能帮他参谋的人，用人之际，他想到了汉纳根。他知道汉纳根又来到了中国，在福建修造胡里山炮台，于是李鸿章给闽浙总督边宝泉写信，希望能商调汉纳根来北洋参谋军事。

边宝泉是一个识大体的人，他马上找来了汉纳根，把李鸿章的信给汉纳根看了，征询他的意见。汉纳根没有考虑多久，就表示愿意北上天津，他知道，在李鸿章那里，他可以获得更大的舞台，而这舞台是渴望更大成就的自己需要的。而且，他已经完成了胡里山炮台的设计，工程修造只要有人监督就行，他完全可以抽出身来。于是，边宝泉一边电告李鸿章结果，一边派了亲兵护送汉纳根连夜坐轮船赶到天津。

就这样，阔别4年之后，汉纳根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又见到了李鸿章。与4年前相比，他发现，李鸿章苍老了许多。从李鸿章的言语中，汉纳根了解了清王朝的处境，同日本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他的老长官因为对战事没有把握而心事重重。李鸿章问他，愿不愿意帮助中国对付日本人？

在火与血、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汉纳根心里明白，他必须做出抉择：是回避还是参与？按常理说，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完全不必冒此风险，做出回避的决定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的正直品格不容许他这样做。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谁是侵略者、非正义的一方，谁是自卫、正义的一方，他是了然于胸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入中国的阵营。仅此一点，就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自此，中国近代的甲午战争史上，便不可避免地有了汉纳根的身影，读者也会发现，拨开历史的迷雾后，真实的甲午海战是个什么样子，汉纳根在此又起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当时，汉纳根对李鸿章说，他在日本和朝鲜有一些朋友，他愿意去朝鲜，刺探当地的消息，获取一些对清王朝有用的情报。他的行程也很明确，“自愿赴韩勘度地势，侦探敌情”，“先赴牙口，并同队伍上岸”，然后“自赴仁川、汉城察看倭军实在情形”。

李鸿章听他这么讲，很高兴，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到中午，李鸿章还留汉纳根一起吃了饭。在饭桌上，李鸿章和他谈起目前朝鲜的军事运输问题，说他现在正在为派兵的事儿拿不定注意。

第七回

汉纳根说，牙山是军事重地，不能放弃，应该派兵增援。从陆路去兵缓不济急，应该从海上运兵前往，速度要快一些。李鸿章见汉纳根这么说，就做出了决定，由海路增兵牙山。

战事紧急，李鸿章还马上与汉纳根商量好了具体的行程安排：立刻从天津选派2000多名精壮淮军增援牙山，并雇3艘英国船只从海上运送。

为什么要雇英国船呢？用中国自己的轮船不是更省钱、更方便吗？

李鸿章心头的小九九是这样打的：用中国轮船运兵，说方便也方便，说省钱也省钱，但万一运兵船开出去遇上了日本舰队，遭到攻击，那就糟了。而雇英国船运兵，船是英国的，万一碰到日本舰队，日本人看到是海上霸王英国的船，想打也不敢打。要安全些。

李鸿章的命令一下，下面马上就行动起来。很快，2000多名淮军士兵整装待发，北洋衙门的营务处也雇好了3艘英国运输船“爱仁”号、“飞鲸”号和“高升”号，并制定了赴朝的时刻表：

汉纳根和这1100多名淮军一起随“高升”号前往朝鲜。“高升”号的船长是英国人高惠悌（Galswcrthy）。

第一回

就在汉纳根正匆忙准备行装，作为间谍去朝鲜侦察时，他没想到，自己的行动反被人侦察到了，于是一幕真实的《谍中谍》上演了，后果是：“高升”号被击沉，中日正式宣战，中国战败，东亚格局发生巨变。

中国是用间的老祖宗，几千年前，中国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中最后一章就说：

而日本作为善于学习的国家，早就把《孙子兵法》中那套用间手法学得炉火纯青，并在甲午海战中应用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首先胜利的就是在用间上。

早在中日战争前，日本就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网，更恐怖的是，在天津，他们的间谍网渗透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官邸里。正是隐藏在李鸿章官邸里的间谍，成就了日本在海战中的洞察先机。

就在汉纳根与李鸿章见面的那天，他们的谈话就被日本使馆收买的一名在李鸿章公馆里做杂役的汉奸知晓了，第二天，这名汉奸就给驻天津的日本武官海军少佐，也就是日本在天津的间谍头子井上敏夫送上了一份情报，情报说，有一德国军官汉纳根与李鸿章见了面，期间谈到了去朝鲜侦察和派兵事宜。

井上敏夫收到这份情报，如获至宝。他知道，军情紧急，事关日本国的国运，于是马上找来手下最优秀的谍报人员石川伍一，让他迅速了解细节。

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1894），是日本秋田县人，远祖本姓源，因封于奥州的石川乡，改姓石川。

1879年，石川伍一到东京就学，攻读汉学，后来受到兴亚主义思想的影响，萌发了到中国建功立业的想法。1884年，他来到了上海，后来到烟台，专心研究中国问题。1887年，他到汉口，加入了日本设在中国的间谍机构乐善堂，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间谍生涯。

石川伍一接受的第一个侦察任务是深入中国西南地区调查。他从武汉出发，在成都建立了一个间谍小组，这个小组以他为领导，在四川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绘出了一份详细的四川地图，受到日本军部的嘉奖。据说，这份地图一直到1937年，日本军部还拿它作为重要的情报资料使用。

1891年，他又被调到天津，担任了日本驻华武官关文炳的助手，经常到山东、直隶以及奉天等地开展各方面的调查。后来，关文炳因为意外死在中国，井上敏夫接替了他的位置，石川继续担任井上的助手，从事对中国的谍报工作。

1893年，日本感到与大清势必开战，就命令井上抓紧搜集北洋海军的情报。

第二回

出海后，日本军舰就开始在海面上搜索中国的军舰，24小时都不间断，在夜间航行时，各舰都派出哨兵，分四班轮流警戒。

从那时的情况看来，北洋水师的3艘运兵船似乎有羊入虎口的危险。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

作为战争的对手，中国在日本的谍报人员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在进行着情报的搜集工作。日本军舰的异常调动，被我们的情报人员发现了，就在日本军舰出海后，上海道台就接到了一份从日本长崎发来的密电，电文只有14个字：

这是一份价值连城的情报。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分析出，佐世保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基地，十几艘军舰同时出港，虽然不知去向，但从当时远东的形势看，几乎百分之百地可以肯定是去朝鲜。它们去了朝鲜，肯定会给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带来威胁。

军情紧急，上海道台不敢怠慢，立即将这封电报转发给了李鸿章。

看到这封电报，李鸿章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按照李鸿章原来的运兵护航计划，北洋舰队只派出由2只军舰组成的一个小型分舰队进行护航，而且在这2只军舰当中，“济远”号的装备好一点，“广乙”号是弱舰，没有铁甲，是经不起日本舰炮轰几下的。万一北洋护航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11艘军舰在海上相遇并发生冲突，肯定会全军覆没。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李鸿章果断地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

军令如山，丁汝昌接到电令后，立即命令北洋水师各舰只准备出发。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在威海军港升起了“升火待发”的彩色信号旗。整个威海卫港一下子就忙碌起来，人们似乎已经闻到了战斗的火药味，各军舰都摩拳擦掌，渴望着与日舰的交战。很快，北洋舰队各舰赴朝鲜巡护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于是，按照程序，丁汝昌向李鸿章请令出发。

就在北洋舰队在威海卫为了出海巡航的事忙个不亦乐乎的时候，没想到在天津的李鸿章已经改变了主意，不让他们赴朝护航了。

原因是当天李鸿章又得到了两份情报，使他觉得中国已经在外交上赢得了列强的支持，日本人不会轻举妄动。

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两条情报很难说是准确的，但是在没有核实情报真实性的情况下，李鸿章却由此产生了两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因此，李鸿章断定，在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人决不敢对挂英国旗的运兵船和中国军舰发起袭击。出动北洋舰队主力就没有必要了，也许还会有负面影响。

已经改变了主意的李鸿章给丁汝昌去了电报：前令取消，北洋舰队，熄火！

至此，受错误情报影响的李鸿章做出的错误决定，终于使“高升”号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一回

1894年7月23日的清晨，中国的天津港码头人声鼎沸，按照事前的计划，汉纳根和1000多名淮军士兵将在这里搭乘“高升”号，奔赴朝鲜。这支军队由仁字营帮办高继善、营官骆佩德及吴炳文率领。士兵们的亲属们得到士兵出发的消息后，也都到码头送行，其中有一位已经81岁的老奶奶，格外引人注意，她是来给她的孙子、淮军正兵贾长和送行的。贾长和劝慰着奶奶说，没事，打完仗，我就会平安地回来。贾长和的奶奶含着泪，看着“高升”号起锚，驶离了码头。

7月25日，在海上航行2天的“高升”号在大沽口外遇到了中国的另一艘兵船“操江”号，“操江”号是运送饷银和物资去朝鲜的。为了互相照顾，两船编成一队结伴前往朝鲜牙山。而此时，清王朝护卫海军运输舰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完成了护送“爱仁”号和“飞鲸”号的运兵任务，从朝鲜牙山返回，准备接应“高升”号。

由于日本联合舰队是23日才出港的，所以这两艘运兵船没有遭遇到日本舰队，顺利完成了运兵的任务。但是“济远”和“广乙”两舰返回时，在海面上，被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3艘军舰发现了。

“济远”号的管带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方伯谦，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一共是“吉野”、“浪速”、“秋津洲”3艘军舰。早上的7 时52分，日本军舰“吉野”首先向中国军舰开火，中国与日本的第一场海战爆发了。

从当时参战的中日双方军舰的力量对比上看，日本明显占了上风。日本3只军舰的总排水量为11000 吨，清军只有3600吨。日本军舰速度分别为22.5、18、19节，清军的2只军舰只有15和14.2节。从军舰的火力配备上，差距就更悬殊了。像军舰上最基本的火力配备是120毫米以上的速射炮，日本的军舰一共有28门。清军呢，只有可怜的6 门，而且，还不是速射炮，只是普通的火炮。

由于速射炮的火力是同口径普通火炮的8倍，因此双方火力比大概是401，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较量。

尽管北洋两舰完全处于劣势，火力相差悬殊，北洋水师官兵仍然全力应战，没有丝毫畏惧。在交火中，“济远”号发炮在“浪速”号的舰首20米处爆炸，弹片将其信号索截断。不久，“济远”指挥台中弹，大副沈寿昌头部被弹片击中身亡，又有一枚炮弹击中前炮台，枪炮二副柯建章被弹片击中胸部，也壮烈牺牲。天津水师学堂刚毕业的正在“济远”号实习的练习生黄承勋跃上炮台，继续指挥战斗，很快也被弹片击中，英勇殉国，年仅21岁。

战斗中，“济远”号的尾炮命中了日本“吉野”号的右弦甲板，一时间，炮弹穿透了甲板进入机器间，却没有爆炸，原因很简单，炮弹没有装药。由于北洋经费紧张，各舰炮弹数量缺少，只能使用没有充填火药的演习弹。之后，“济远”号又发炮命中了日本的“浪速”号，炸毁了海图室。应该客观地说，在战斗中，“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指挥是有功的，不然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战绩，如果弹药充足，有大力的支援，中国的军舰是可以与日本周旋的。

但是，毕竟北洋水师只有两艘军舰，而且“广乙”号舰是福建船政局自己建造的木壳巡洋舰，速度慢不说，又没有装甲，防御只靠一层铁皮。因此在日本军舰的炮火攻击下，仅仅支撑了一个多小时就受损严重，死伤几十人，实际已失去了作战能力。“广乙”军舰的管带林国祥下令撤退，军舰向东进入朝鲜沿海。

第二回

“广乙”号退出战斗后，“济远”号形势更加危急，它是以一船力敌三舰，处在真正的枪林弹雨下，只有挨打的份儿，于是方伯谦下令向西北方向撤退。

在撤退过程中，“济远”号遇到了正在海上航行的准备向平壤增兵的中国兵船“操江”号与英国的“高升”号运兵船。“济远”号军舰发现“高升”号后急忙打信号旗，表达的旗语为“我已开战，尔须速回”，示意前方有敌人，要“高升”号赶快回撤。“高升”号的旗手却误认为旗语的意思是“表示敬意”，没有注意这一警报信号，继续向东前行。

按道理讲，世界上各国船只所使用的旗语都是一样的，如果“济远”号打出的旗语是警报信号的，“高升”号的旗手接收到的信息不应该是致意信号。这一误会是怎么造成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但是，就是由于这个误会，日本军舰抓住了“高升”号，“高升”号被击沉也成为了中日开战的前奏。

当时海面上的情况是这样的：“济远”号由东往西北方向撤退，后面是日本的“吉野”号等3艘军舰追赶，而“高升”号和“操江”号由西北方向往东行进，与“济远”号擦肩而过后，继续向东行驶，离日本军舰越来越近。

到了10点15分，尾随“高升”号的“操江”号在瞭望中，发现海面上有日本军舰追击，船长王永发马上下令转舵往回行驶。而就在同时，日本的3艘军舰也发现了中国的这2只船只。日本的舰队司令官命令“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号，“秋津洲”号追击“操江”号，而“浪速”号则攻击“高升”号。

“浪速”号在迫近“高升”号以后，立刻发了两发空炮，要求“高升”号立刻停驶，否则后果自负。由于自己是英国船只，而且当时中日尚未宣战，因此英国船长高惠悌虽然感到意外，却仍然坚信面前的战争与他无关，因此也没有做什么准备。而且“高升”号是一艘运输船，没有装备武器，因此在日本的炮舰威胁下，高惠悌只好停船。“浪速”号派了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上船检查，高惠悌向其出示了英国的商船执照，表示自己是英国商船。但是日本军官在船上看到有1000多名清朝的士兵和汉纳根后，下令“高升”轮必须尾随“浪速”号前进。面对日本人的大炮，船长高惠悌对日本人说：“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抗议。”

这时，“高升”号上载着的1000多名淮军士兵纷纷表示，誓死不当倭寇的俘虏。

带队官员高继善听说船长要驾船跟着日本军舰走，急忙找到了汉纳根，说，我家两代深受国恩，现在我们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苟且偷生。

见中国士兵这么英勇不屈，汉纳根很感动，他马上找到高惠悌，说，这些士兵，他们宁愿死也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而且现在中日并没有开战，日本军舰没有理由扣押这些士兵。汉纳根建议高惠悌再与日本人交涉。高惠悌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对人见善五郎说，中国人拒绝做俘虏，坚持返回大沽口，并告诉日本人现在尚处和平时期，即便宣战了，中国士兵的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

第三回

人见善五郎回到“浪速”号后，将高惠悌的请求报告给了舰长东乡平八郎。东乡立刻发信号给“高升”号，要求船上的欧洲人立刻离船，但是，在“高升”号上，中国士兵已经控制了全部的小艇。于是，高惠悌发信号说“请派小艇来”，“浪速”号回答“不能派小艇，请立即离船”。高惠悌最后又发信号说“我们无法离船”。

于是，“浪速”号在桅杆上升起了一面表示危险的红色信号旗，接着，就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同时，“浪速”号用5门右舷炮向“高升”号齐射。“高升”号的锅炉被击中，一阵白烟之后，“高升”号就开始沉没了。而“高升”号船上的淮军士兵们视死如归，用步枪向敌人反击，一直到“高升”号沉没。

“高升”号沉没后，“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命令船员只对外国人进行救援，而对落水失去抵抗能力的清军则丧心病狂地进行射击。除了极少数善于游泳又得以避开日本人子弹的士兵第二天被几艘外国军舰救起外，其余均葬身鱼腹。

而在天津码头上向奶奶和母亲保证说要回来的贾长和，也无法实现他自己的诺言了，他同他的伙伴们长眠于深深的海底了。

现在，我们再说在船上的汉纳根，“高升”号被击沉后，他也落水了，凭着一身的好水性，汉纳根在海上漂流了四五个小时，最后游到了夏巴奥尔岛，并在当地弄到了一条渔船划到了塔库香岛，接着到达济物浦岛。当时在该岛已有百多名漂来的逃生清兵。恰巧德国的“科尔维特”型的“伊力达斯”号军舰路过此地，汉纳根连忙与军舰联系，军舰的船长在船舱能容纳的条件下，对他们给予了救助，这艘军舰救回了112名中国士兵。

“高升”号被击沉后，一艘法国军舰“利安门”号正好经过出事海域，从“高升”号的桅杆和救生艇上救起了清朝士兵42名。

此外，一艘英国军舰“播布斯”号在出事海域也救回了中国士兵87人。

事后，李鸿章奉旨对这三国军舰有关人员授予相应的宝星奖章，“以酬劳勤”。

“高升”号一共载有中国官兵1116人，法、英、德三国军舰救起了241人，漂流获救2人，被日军俘虏2人（通永练军左营士兵李裕发、冯玉山），只有这245人从这场海难中获救，而其余的871名官兵都壮烈殉国。“高升”号的74名船员中，有12人得救，其余62人，也都葬身海底。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这次海战中其他中国船只的情况。

“济远”号在撤退过程中，与追击自己的日本军舰“吉野”号又展开了交火。据中方记载，水手王国成（这个名字在《甲午风云》这部电影里出现过，看来是真有其人），用后主炮连发4炮，其中3发炮弹击中了“吉野”号，迫使“吉野”号不敢再追击，“济远”号于26日清晨返回威海卫。

“广乙”号在向朝鲜海域撤退时，在海岸附近触礁搁浅，幸存的70多名官兵将军舰烧毁，以防资敌，管带林国祥率领这些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的部队，但没有找到。后来，他们前往仁川，搭乘英国的军舰回国，在途中被日本军舰拦截，这些人被迫签署了不再参加中日战争的声明后，才被释放回国。

第四回

日本的这份报告，在随后的英国在日本举行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宣读。

应该说，汉纳根和“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证词，以及其他人员的证词，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对此，中日两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对事件的性质定性上，双方的立场却截然不同。

中国认为中日当时没有宣战，日本是卑劣的偷袭行为，而且还是袭击一艘没有武装的中立国船只，所以应该给予惩罚。日本方面则认为，“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实际上“高升”号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而且，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作为当事人的英国的态度就很关键了，可以说，英国人的选择将决定中日战争的胜败。

最后，英国选择了日本。

选择日本的原因也很简单：英国不希望俄国的势力在亚洲过于强大，政府一直执行的是联日制俄的外交方针，对于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是默许甚至是鼓励的。而且在调查期间，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日本胜利在望。站在胜利者一边是不会犯错误的。在现实政治面前，道义放两旁，利字在中央，死几个英国人算什么呢？

11月10日，英国官方最终裁定：由于当时中日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交战任务，日本军队有权扣留或击沉它，因此日本在此事件中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总之，现实的英国人背弃了中国，投向了日本的怀抱。

到现在，一些英国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认为当时英国的政策是多么的愚蠢。事实证明了，从那以后，英国的势力在亚洲被日本完全所取代。当时英国的姑息政策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令日本人看到了偷袭的巨大成效和微小代价，并成为推动日本军事冒险的原始雪球。日本人食髓知味，在此后的对俄战争（偷袭旅顺港）、对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及对美战争（偷袭珍珠港）中，频繁不宣而战。

而英国在道义与实际利益中背弃了道义，在亚洲与日本亲近，甚至结成同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那以后，鸦片战争后好容易建立的英中之间的“传统友谊”受到极大的削弱，此后中国因此而向俄国靠拢。没有了中国的友谊和帮助，英国彻底失去了远东的主导地位。现在看来，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向近代中国扩张的西方国家，付出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支出，而盘点其得到的红利，还只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获得的香港，从那以后就基本上是空白。因为高升号事件而被中国抛弃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英国是后悔不已。历史是不可以重来的，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那时英国站在中国一边，与中国一起打击日本呢？设想可以有一千种，但现实却只有一个。

沉没了的“高升”号，100多年后，再一次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2001年夏天，韩国金船公司宣布，该公司从中日甲午海战中被日舰击沉的中国军舰“高升”号上打捞上来了一批金银器物。“高升”号沉没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距仁川市蔚岛南面2公里的海底20米深处，打捞人员从2001年5月开始打捞作业，曾陆续发现了中国清代的钱币、圆规、枪支、烟枪等物。7月，打捞人员又在“高升”号船内找到6枚银币和银块以及7副金银筷子。据悉，此次发现的银币是直径48毫米、24克重的墨西哥银币，银块的重量为1两。打捞人员同时还发现了遇难中国士兵的7具遗骨以及枪支、瓷器等。公司负责人同时称，根据有关的探测情况和掌握的历史资料，“高升”号可能装载了600吨左右、价值1100亿韩元（约合8800万美元）的银锭。

第五回

至于“高升”号的另一关键人物，日本间谍石川，在战争期间被清军破获正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的暴露也很有戏剧性。

“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士兵们在天津的家属顿时都急了，尤其是贾长和的奶奶和母亲，日夜以泪洗面。她们不相信前几天还活生生的孩子，就这样死了。她们就让贾长和的弟弟贾长瑞到处打听，看看哥哥有没有被其他军舰救起生还。

到了8月1日这一天，也就是中国与日本宣战的日子，天津的淮军衙门正式给贾家发来了文书，说，已经确认贾长和在海战中壮烈殉国。

消息传来，一家人都哭得死去活来。贾长瑞的心里则充满了对日本人的仇恨，他想，一定要替哥哥报仇。

这天下午，贾长瑞来到淮军部队营地，将哥哥的遗物鞋帽腰刀等取回。回家的时候，正好路过塘沽码头，码头上还停着几艘外国船。他见街上人声鼎沸，只听见一个中年人喊，东洋船装了许多东洋人来了，都是奸细；还有的说，抓奸细呀，给“高升”号的弟兄们报仇呀！

贾长瑞报仇心切，就把他取回的哥哥的顶帽戴上，挎上腰刀，对愤怒的人群说，大家跟我来，咱们去抓奸细。于是，大家跟随着他一拥而上，闯到了塘沽的一艘外国轮船上，去抓日本人。

他们闯上的船并不是日本的船，而是隶属英国的中国航运公司轮船“重庆”号，当时，由于中日已经开战，日本驻津领事荒川已次携带家眷乘坐“重庆”号，准备撤退回国。贾长瑞带领着民众搜查舱房，发现了他们，于是，愤怒的人们将日本领事夫人的2名女佣拖出来，用绳子捆住手脚，同时也捆绑了1名叫阿原的日本留学生。据外电报道，清军将捆绑后的人从6英尺高的舷梯上直接抛到码头上。从下甲板他们又抓出8名日本妇女，有的人被扯着头发拖到码头上。他们又痛殴了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

当人们搜查日本人的行李时，意外地搜获了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就这样，获悉了潜伏的日本间谍石川的情况。人们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天津官方。当时，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都在开战后撤离了天津，只有石川伍一受命潜伏，他于是搬到刘棻家隐藏，次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审讯中，石川对自己的间谍行为供认不讳，到了9月20日，石川伍一及汉奸刘棻在天津被处决。此事当时曾轰动全国，各地报纸都有记载。《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叫好声不绝”。

因为“重庆”号是英国轮船，当时还引起了外交纠纷，英国要求中国惩罚肇事者。后来清王朝迫于压力，对带头的贾长瑞重枷枷号一个月，押赴塘沽码头事发现场示众，并在枷满后永远监禁，“以敦中英睦谊”。

我愿意相信，对他的“永远监禁”只是官方走过场，枷号之后贾长瑞便能回家去陪伴那伤心的老祖母和母亲，闲时可以骄傲地述说痛打日本人的事迹了。而导致“高升号事件”被击沉的日本间谍被“高升”号遇难的亲属发现而被正法，冥冥之中，莫非有天意吗？

尽管日本间谍石川被处决，但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在甲午海战期间，更是活动猖獗，而隐藏在李鸿章家中的日本奸细，也一直没查出。由于这名奸细的破坏，使中国的对日作战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一回

1894年8月23日，是汉纳根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正式下达了新的任命：任命洋员汉纳根为北洋水师舰队总查（同提督衔），襄办北洋军务。月薪纹银600两。也就是说，汉纳根被授予了中国最高的军衔，他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品大员。给他的待遇相当于现在军区司令员这一级别。

这项任命一下，很多人都为之震惊，不明白李鸿章为什么要任命一个陆军出身的洋人来担任这么一个高级职位。

其实，任命汉纳根为北洋舰队总查，李鸿章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自己的考虑。

对英外交失败，李鸿章寄予希望的“以夷制夷”的目标没有实现，英国人并没有站在中国这一边，他的外国朋友抛弃了他，怀着愤懑，李鸿章硬着头皮投入了中日战争中。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

战争开始了，在朝鲜，清王朝的军队一触即败，日本将大清的军队赶到了鸭绿江边。日本胜券在握，要想扭转战局，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李鸿章和北洋水师身上。

清王朝也再三给北洋舰队下旨意，希望能在海上早日同日本舰队开战，以振国威。因为与陆军相比，人们对北洋海军更为乐观。的确，北洋水师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舰队——主要军舰总排水量62000 吨（含“广甲”、“广丙”），其中“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更是火力强大、装甲坚固，其7335吨的排水量纪录在中国海军史上保持了100 多年，到1999年才被打破；4 门305毫米的主炮口径更是空前绝后，即便西方列强也决不敢忽视如此的大炮巨舰。虽然相对于日本的联合舰队，北洋水师在速射火力和航速上居下风，但至少在防护能力上并不输于对手。此外北洋水师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经过正规的海军学院教育，而且很多人在西方留过学。人们没有道理怀疑北洋舰队会失败。

只有李鸿章明白，北洋舰队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比，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制定了“保船制敌”的战略方针。但为了迷惑日本舰队，北洋舰队又不能老是畏缩在旅顺军港基地，于是，北洋水师也虚张声势的，几次在黄海海面游弋，一方面，吓唬日本舰队，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平息朝廷方面要求主战的声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多次到朝鲜洋面上巡游，但是又不敢在海面待太久，怕碰上日本舰队。这样躲猫猫下来，根本与日本军舰见不到面。到了8月3日，光绪皇帝终于看不下去了，质问李鸿章，为什么北洋水师的舰队几次出海都无法与日本舰队开战？就算是丁汝昌没有找到日本军舰，为什么要折回威海卫，布置防务呢？威海卫是北洋舰队的老巢，现在根本不是敌人攻击的目标，他老回威海卫这个藏身的地方，是不是不敢与敌作战呢？

要说光绪皇帝算是一个明白人，是呀，朝廷给北洋舰队的任务是到朝鲜海域，主动寻敌作战，但是北洋舰队寻敌不着，三天里有两天在威海卫，怎么不让人怀疑呢？

李鸿章一面为丁汝昌辩解说，北洋舰队并非胆怯，确实是没有找到敌人；一面又电示丁汝昌说，现在朝廷说咱们坏话的人很多，皇上也急了，你赶紧加把劲，不然我也保不了你。

第二回

但是，怎么加劲儿，李鸿章又没有明确指示，是加劲保船呢，还是加劲迎敌呢？结果是丁汝昌继续在海上与日本舰队兜圈子。到了8月26日，光绪皇帝见陆军在朝鲜与日本军队在苦战，海军还没有丝毫动静，很恼怒，连与李鸿章商量都不商量，就下令以“畏敌误机”的罪名，将丁汝昌革职，让李鸿章选派别的军官接替丁的位置。李鸿章知道丁汝昌是替自己顶罪，而且要找人接替丁汝昌的位置，还真没人能接替，因此李鸿章以无人可换为理由，上奏折力保丁汝昌。光绪皇帝见李鸿章这么死顶，也没办法，这时候还靠着李鸿章和他的北洋舰队呢。最后，李鸿章的意见占了主导地位，清政府同意将丁汝昌“暂免处分”，但要求他戴罪立功，否则，数罪并罚。

终于保住了丁汝昌的官位，李鸿章暂时地松了一口气，但这么敷衍是不行的，光绪皇帝和慈禧都不是糊涂人。李鸿章只好将北洋舰队不能开战的实情说了出来，他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里面详细说明了北洋水师不能主动开战的理由。

他说，现在日本的联合舰队一共有新旧军舰21艘，其中有9艘是光绪十五年（1889）后分别购造的，最快的航速每小时能行23海里，次一点的也在20海里上下；我们北洋水师的军舰，订购在前，每小时仅能行15至18海里，已经算是速度快的了，尤其是近几年，朝廷一直停止订购军舰，北洋水师自光绪十四年后没有再增添一艘军舰。所以，实力与日本舰队相比，已经处于下风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寻战，胜算不大。

接着李鸿章阐述了他制定的“保船制敌”的战略，他说，现在中国的海军力量，攻击敌人没有把握，但是自保还是可以的，因为中国的军舰速度不行，假如与日本在海上交战，胜算不大，倘若有损失，短时间内很难再恢复战斗力。 所以，现在我们不应该与日本主动作战，但也不能龟缩在基地里，让日本人看出我们的胆怯，北洋舰队可以时不时地出海巡游一下。日本人看我们这样，他们摸不清我们的虚实，而且我们的定远和镇远也让他们头疼，他们也必不敢与我们交战，这样，不仅北京的安全可以保障，而且威海和朝鲜的仁川隔海相望，日本也不敢在朝鲜孤注一掷，更不敢进攻我各个港口了。

看了李鸿章这个奏折，光绪才明白了，原来北洋的舰队是驴粪蛋，表面光呀。当然，光绪皇帝也清楚，李鸿章是迫不得已，谁让慈禧把军费都修颐和园了呢？于是，两天后，军机处转达了“上谕”，肯定了李鸿章“为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的意见。

皇帝那头算是摆平了，但是朝廷内的主战议论也要平息，毕竟，主战的声音更能迎合民众的心理。怎么办才能堵住这些言官的口呢？

李鸿章的一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高升号事件”以来，朝廷上下都知道汉纳根，也有不少人要求朝廷重用他，为大清服务。那么，我们何不任命汉纳根作为北洋水师的总查，也就是副统帅？一方面，借汉纳根提升北洋水师的士气；另一方面，也能堵一下朝廷内言官的批评，即使北洋以后再出什么问题，汉纳根也能替丁汝昌分担一些责任。

李鸿章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很快他就上奏朝廷，要求任命汉纳根为北洋的总查。这一措施还真管用，当人们听说李鸿章重用了汉纳根时，都认为，这次李鸿章是真的要与小日本开战了。朝廷上下批评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声音立刻就减少了很多。人们都充满了希望，认为有了德国洋大人的协助，北洋水师一定能在海上高奏凯歌还的。

其实，在汉纳根之前，北洋水师就曾聘请过一位洋帅总查，他就是英国的海军军官琅威理。

第三回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地介绍一下琅威理。

琅威理，1843年1月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海军世家，同汉纳根一样，有着家学渊源。他14岁就进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学校，两年后入海军实习，从基层干起，对军舰船只十分熟悉，是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他对海军的了解，与汉纳根对炮台的了解一样深。

1879年，也就是李鸿章委托德璀琳介绍优秀的德国军官来华援助的同一年，他还委托驻英国的公使曾纪泽——就是曾国藩的儿子——找一名海军顾问。李鸿章这么做是有深意的，因为当时世界上的海军，以英国为第一，陆军，以德国为第一，李鸿章分别向这两个最强的军事国家借才，也是想将中国的海陆军建设提高到世界水平的重要步骤。

接到李鸿章的指示后，曾纪泽就多方探访，终于了解到有这么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叫琅威理，很优秀，便推荐给李鸿章说，琅威理为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

但是，李鸿章很谨慎，因为他是想给北洋水师找一个帅才，所以很想考察一下琅威理，看他能否担当这个重任。正好这年11月，中国向英国订购的4艘军舰也要交付中国北洋使用了。于是，在9月英国海军上将古德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他谈到选派兵船熟手来华的事情，向古德请求，让琅威理带队护送这4艘军舰来华，他想见见这个琅威理，古德接受了这个要求。

到了11月，琅威理护送4艘“镇”字号军舰顺利抵达天津，借着这个机会，李鸿章与他见了面。在天津期间，琅威理又组织这4艘军舰在海上进行了操练演习，李鸿章看了他的操练和指挥情况，很满意，便当面聘请琅威理，希望他能担任北洋海军的总查。李鸿章给他开出的月薪很高，为白银600两。这个薪水是琅威理在英国工资的数倍。

出乎李鸿章的意外，琅威理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求。琅威理是一个明白人，尽管他来中国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但他知道，担任这个古老国家的军队的将领，不是一件好的工作，挑战会很大，而且很可能会费力不讨好。所以，工资再高，也没能打动他。

但是，李鸿章是一个不轻易服输的人，他通过英国政府来说服琅威理。英国政府很愿意有一位英国人担任北洋舰队的领导，这样，英国的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英国政府也极力劝说琅威理来华任职。

琅威理可以拒绝李鸿章，但他无法拒绝自己的政府。于是他表示，来华任职可以，但中国与英国要满足他三个条件：

由此看出，琅威理是有真本事的人，所以这么牛，敢开出这么高的条件。

李鸿章呢，看来也真是对琅威理感兴趣，对这三个条件，连眉头都不眨一下，全答应了，并请曾纪泽与英国方面协调，最终英国也答应了。于是，在1882年秋天，琅威理正式来中国任职，头衔是副提督衔的北洋海军总查（他在英国的军衔是中校），全面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从那时起，北洋水师有了一个洋教头，而且是一个好的洋教头。

人们都知道，北洋水师的提督是丁汝昌，但丁汝昌是陆军出身，根本不懂海战，对管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舰队更是门外汉，北洋舰队的训练主要是由琅威理主持的。接触过他的人说：“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

第四回

琅威理治军很严格，办事又勤快，有着英国人特有的严谨。在操练上，他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对北洋官兵进行训练，无论是谁犯了错，他都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北洋水师的官兵们都很敬畏他。 就连丁汝昌，对琅威理也很信服，他曾说：

琅威理日夜进行操演，官兵们连请假离船都很难。在他的严谨作风影响下，无人敢出差错。当时在北洋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

经过数年的教导，北洋水师在琅威理的指导下，训练水平达到了一个顶峰。1886年5月，琅威理与中国签订的合同到期了，为了检查他的工作成果，朝廷派了醇亲王检阅北洋水师，与当时各驻华使节一起观看了北洋水师的海上演习。只见琅威理一声令下，十几艘军舰进退有序，列队整齐，在实弹演习中，各军舰发射的炮弹几乎是弹无虚发。各国使节对北洋水师的训练是啧啧称赞。

当时，朝廷以琅威理训练有功，特意授予他二等第三宝星勋章，并赏给提督衔。所以，在以后李鸿章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开头。同年，李鸿章与琅威理又续签了合同，琅威理承诺，在这个合同期内，他保证将北洋水师训练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且，他还私下答应，只要不是与英国开战，今后北洋水师如果与外国开战，他将统帅北洋水师，将敌人碾为碎末。就在北洋水师意气风发地朝着全中国人都希望实现的目标前进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件意外事件竟使得琅威理愤然离开了中国。而北洋水师前进的步伐也就戛然而止，好像是上帝开了一个玩笑一样。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1890年2月，北洋舰队按照惯例到南方休整。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领着“致远”等4艘军舰到南海一带操演，琅威理则带着林泰曾、刘步蟾等将领率“定远”、“镇远”等军舰在香港维修。到了3月6日这天，“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了“定远”号上的提督旗，换上了自己的总兵旗，这表明自己现在是舰上的最高长官。琅威理看到了，就责问他：“丁提督虽然离开了旗舰，但有我在，为什么要撤下提督旗？”

刘步蟾答道：“按北洋的惯例应当如此。”

现在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北洋水师的组织结构。当时明文制订的《北洋水师章程》中规定，北洋水师设提督一人，是丁汝昌，左右总兵两人，分别是林泰曾和刘步蟾。刘步蟾兼任旗舰“定远”号的管带。海军的惯例是，各只军舰升所在军舰上最高长官的旗帜，比如丁汝昌，他一般都在旗舰“定远”号上指挥，因此，“定远”号上要升提督旗而不能升刘步蟾的总兵旗。

刘步蟾和琅威理所以发生争论的也正因此，刘步蟾认为，现在丁汝昌不在舰上，我是最高长官，应该升我的总兵旗；而琅威理认为自己是副提督，所以“定远”号还应挂提督旗。

北洋海军的提督旗图形为黄灰黑蓝红五色旗，角上饰以锚形，而总兵旗为黑绿红三色旗。

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因为北洋水师章程中没有明确说副提督该挂什么旗，而琅威理认为自己是实际的副提督，所以他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

到了6月25日，北洋水师舰队结束休整，返回了威海、丁汝昌与琅威理一起赶赴天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在谈话中，李鸿章表示，他支持中方海军将领的做法，说，刘步蟾做得没错，因为现在北洋没有挂副提督旗的规定。

第五回

听李鸿章这么说，琅威理不干了，当场表示，如果这样对他不尊重，他无法再在北洋任职，立刻提出了辞职要求。而李鸿章觉得他不能接受一个外国人的要挟，就接受了他的请求。

就这样，这么好的一位洋统帅，因为挂什么旗子的问题，离开了中国。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就会发现，“撤旗事件”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背景的。

在北洋水师，主要是以福建人为主，像刘步蟾、林泰曾等高级军官全部是福建人，而中国人最重同乡情谊，所以无形当中就形成了福建帮，连丁汝昌都拿他们没办法。刘步蟾、林泰曾虽然在英国学习多年，但毕竟是中国官场中人，他们看琅威理不过是客卿，并不是上级领导，对自己又没有约束、免职的权力，因此根本就不把琅威理看在眼中，有的也是表面的尊重。上行下效，看到高级官员这么做，各军舰上的闽籍管驾也都随着刘、林的步调走，琅威理很难行使实权。所以琅威理曾上书李鸿章，明确提出在北洋水师不应该形成福建帮。他的建议自然遭到了以刘步蟾为首的福建帮的嫉恨，想赶走他。

正是这些由来已久的矛盾，引发了“撤旗事件”。

实际上，在1890年2月24日，丁汝昌就离开了旗舰“定远”，但是当时刘步蟾并没有换旗，一直到3月5日，“定远”上依然飘扬着的是提督旗。那么，刘步蟾为什么突然在3月6日撤下提督旗，换上自己的总兵旗，就很耐人寻味了，结合之前与琅威理的矛盾，他逃脱不了故意向琅威理寻衅发难的嫌疑。

琅威理肯定也明白刘步蟾换旗的意思，所以他才向李鸿章要求，明确自己的权力。如果简单地把这次事件理解为意气之争，就太单纯了。

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如果你现在在网上寻找一些有关刘步蟾的材料，你会发现，这次的“撤旗事件”被描述为是一次爱国主义行为：他的撤旗是为了反抗琅威理的骄横跋扈，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

我们不否认刘步蟾在后来的中日海战中的勇敢表现，他的自杀殉国也表现了一种不屈精神，但是单纯从“撤旗事件”来看，似乎也暴露了以刘步蟾为代表的一部分北洋水师军官的狭隘。

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就是，自从琅威理离职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海上操练也形同虚设。军官们厌倦在海上的生活，开始带着家眷在陆地上居住，每当北洋封冻，海军照惯例下巡南洋，在停泊香港、上海码头时，官兵大都上岸吃喝嫖赌。北洋舰队的训练水平一泻千里，在甲午海战中被打败也就是情理之中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说： “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

我们时常抱怨上天对中国的不公，但是，如果我们时常拒绝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就不要再抱怨什么了。

而李鸿章在这一事件中反映的其局限性也让我们感叹不已，作为当时中国极少数几个了解时代潮流、渴望变革的人，在涉及用人的问题上他最终还是有所偏向。他似乎忘记了当初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从英国挖来了琅威理。更忘记了让琅威理来中国的原因——振兴大清，让北洋水师扬威海上这一宏伟目标，竟然因为一个小小的旗子，就都被他抛到脑后了。不知道在以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李鸿章是否想到过他手中曾经有琅威理这张王牌，就像周星驰那段著名的台词：曾经有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将领说……

第六回

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相信读者也不知道。

社会学中有个现象叫做“路径依赖”。 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经过数千年文化积淀下的中国官僚，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可以做很好，但是，一旦涉及文化与制度核心的东西，潜意识中的路径依赖必然会出现，如李鸿章这样优秀的人也不例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顽固思想又一次占据了上风，不能不让人反思。

我们能否设想一下，如果甲午海战时琅威理还在船上，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就因为小小的挂什么旗的问题，造成优秀的外籍海军将领流失，实在让人叹息。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了。

现在，让我们忘掉琅威理，将目光再聚焦在1894年中日开战的时期、那时，北洋舰队的几次出海都没找到日本舰队，朝廷许多人认为北洋舰队是胆怯畏战，一时间，议论纷纷。李鸿章急于给北洋舰队树立敢战形象，并借此振奋士气，用盛宣怀的话就是：“多募英、德将弁，以助闽人胆气”。这样，勇敢无畏的汉纳根就被李鸿章相中，以陆军的背景进入了北洋舰队，并被李鸿章委以海军总查这一职务。而接下来，汉纳根将和丁汝昌一起，参加到大东沟海战中去，汉纳根不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海战，是中国人永远也忘不了的战斗，也是中国海军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走出的梦魇。我们现在熟悉那场战斗，与电影《甲午风云》是分不开的，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当时站在旗舰甲板上指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作战的除了丁汝昌外，还有一个大胡子的高个子德国人——汉纳根。

第一回

在中日战争结束后，当时亚洲众多的新闻单位都对战争的情况、中日双方的得失做过详细的报道，记者们也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尽管那时汉纳根已经离开了北洋水师，但由于他曾担任北洋水师的总查，所处位置的重要，加上他又是一个外国人，因此很多媒体都采访他，请他谈当时的情况，而汉纳根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加入北洋水师。他回忆说：

另一位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外国人，当时担任汉纳根秘书的戴乐尔事后也写了一本回忆录，书中除了记载他自己的表现外，也记载了汉纳根的一些情况，并对汉纳根有很高的评价：

由此可见，尽管汉纳根是陆军出身，但他在北洋舰队工作十分称职，而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兢兢业业的精神，若再说他是来华淘金，只是为了金钱，恐怕就十分勉强了，他所表现的比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在这里，我们应该向汉纳根致敬。

汉纳根在1894年8月23日正式加入北洋舰队，登上了定远旗舰。根据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汉纳根被派襄助北洋海军，并与丁汝昌研究北洋舰队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鸿章给清政府的报告是这么写的：

到达北洋舰队后，汉纳根没有要求什么特殊待遇，本来他这一级军官，是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舱房的，但被他拒绝了。上了旗舰定远号，他主动要求与他的秘书戴乐尔住在一起，以便尽快地熟悉情况。尽管他不是海军出身，尽管李鸿章派他到北洋舰队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士气，但汉纳根加入舰队后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上舰的第一天，汉纳根便不顾疲劳，行使自己总查的职责，到各军舰去巡查，他发现，各军舰的炮弹严重不足，根本没有办法面对即将来临的海战。汉纳根于是紧急向北洋水师衙门提出建议，要求增加炮弹数量。对此，戴乐尔记载说：

真正能用的弹药很少，汉纳根体会到中国那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意思了。

在海战中，大家公认最有效的炮弹是开花弹，也就是爆破弹，这种炮弹击中目标后自己会爆炸，产生的破坏力最强。当初，如果济远号击中吉野的炮弹是爆破弹的话，吉野早就沉没了。但是，北洋舰队缺少的就是这种炮弹。

炮弹不像军舰，它是消耗品，平时训练有消耗，存放时间长了，也有消耗，因此必须要有一笔经常的经费来购买炮弹。但是北洋水师在以后的几年，根本没有钱来购买这种爆破弹，而当时中国虽然也有一些造炮弹的机器局，但技术都不过关，造出的开花弹质量不好，无法使用。由于炮弹的缺乏，北洋水师在以后的甲午海战中，甚至使用的是没有装填弹药的实心弹。使用这种炮弹对敌，焉能不败呢？

记得小时候看《甲午风云》时，说炮弹里全是沙子，以此说明外国军火商的卑鄙。其实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仅指弹头），不光外国军火商没错，任何人都没错。当时确确实实有掺沙子的炮弹，而且还很规范，掺多少都有规定。这当然不是为了造假，骗我们中国人的钱，这种炮弹的名字叫做实心弹，北洋水师日常打靶用的。不要说北洋舰队，就是当时日本军舰一样也是用的这种掺沙子的炮弹打靶。但是要想真正摧毁军舰，还得要开花弹。

第二回

就是因为缺乏炮弹，在以后的黄海海战时，北洋舰队各炮配备的炮弹很少，一大半是药量不足的演习弹。重型炮弹包括爆破弹尤为缺乏，这也是北洋舰队黄海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致远”号就是在炮弹用尽后，与敌舰冲撞时被击沉的，“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虽有30公分半重炮8门，但炮弹却只有几发，开战不久，爆破弹就打光了，不得不使用彻甲弹。彻甲弹的穿透力虽强，但爆炸杀伤力远不如爆破弹。

在战斗中，“定远”号曾击中日本的“松岛”号，当时日本兵都吓坏了，以为必死无疑。但没想到的是，炮弹穿过了“松岛”舰的水雷室、粮食库、机油库，最后停在了后部的露炮塔，可见其爆炸力远不如爆破弹。战后，日本方面检查该弹的碎片时，发现弹中洋灰多而炸药极少，因此威力大减。如果该弹是爆破弹而又装足炸药，那么日“松岛”舰中弹后，即使不粉身碎骨，沉没于海，其受创伤的程度也必定更为沉重无疑。

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说：“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以黄海海战的实际情形看，的确如此。

没有足够的炮弹不说，中国军舰的速度与日本军舰比起来，也很逊色。汉纳根在考察了中日两军的舰队配置后，知道要想在海面上占据先机，必须要有快船。

其实，早在汉纳根7月间第一次见到李鸿章时，就建议他马上添置快船。李鸿章也的确想增加快船，军情紧急，订购军舰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买现成的军舰。

1894年7月16日，李鸿章致电驻英国的公使龚照瑗，说，现在北洋水师的船速太慢，与日本如果打仗，肯定要吃亏。英国如果有新造的大型军舰，航速在23节以上的，就赶紧订购，价格多少告诉我，我好赶紧筹款，这件事情很急，最好趁与日本没有决裂前谈定。否则，恐怕就来不及了。

龚照瑗倒也能干，很快就复电李鸿章说，现在日本又在英国看上了3艘速度快的军舰，但是还没付定金，我们要买就先付定金，要赶快。

接到电报后，李鸿章认为无论如何也要筹款买这3艘军舰，有了这3艘快船，不光是能增加北洋水师的实力，而且能破坏日本增购军舰的企图，是强我弱敌的好事。事不宜迟，李鸿章马上给朝廷上书，详细说明了当前的局势，要求拨一笔特殊的款项，购买军舰。

买船的奏折如果是在几个月前递上去，朝廷肯定是不批的，一个是没钱，再一个就是有钱也要先修颐和园，顾不上海军的事。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朝鲜战局的急剧发展使清政府从慈禧、光绪到诸大臣都同意了李鸿章的奏请。

但是，买军舰需要一笔巨款。钱从哪里来呢？光绪皇帝大笔一挥，指示管钱的户部：批给李鸿章和北洋水师200万两银子，买军舰。但是钱怎么出，光绪就不管了，户部自己也没钱，他们给皇帝上奏折，建议由海军衙门和户部各筹l00万两，以济急需。话是这么说，但户部的100万两银子，到了10月下旬，才给了北洋水师63．9万余两；海军衙门呢，更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北洋水师催促了好几次，才给8万多两。

第三回

李鸿章虽然气得直跳脚，但也拿朝廷没办法。他找到了英国的一家银行，用他的北洋大臣的印信做担保，借出了30万英镑，汇给了驻英使臣龚照瑗，准备买船。可是，看到中日双方正在交战，西方各国船商又趁机抬高船价，当初能买2艘的价格，现在还不够1艘船的价格。希望增添新船的努力没能实现。

弹药紧张，军舰数量与速度和日本舰队相比又有差距，这样与日本在海上开战，胜算不大，怎么办？一连几日，汉纳根都陷入了苦思当中。这天，汉纳根在舰上无事，找到了一本《孙子兵法》，翻了几页，忽然看到这段话：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琢磨琢磨，他越来越觉得有道理，现在，与日本的战斗中，在己方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更应该以奇制胜。对，必须要出奇兵。想到这儿，他马上找来自己的海军顾问兼秘书戴乐尔，关起舱门，商量起怎么出奇制胜来了。

仔细筹划了一下午，汉纳根与戴乐尔商量出一个好计策，他觉得如果这个计划能实行，将对战事有很大的帮助。事不宜迟，汉纳根马上赶到天津，求见李鸿章。

军情紧急，见到李鸿章，汉纳根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地把自己想好的计划说了出来：

现在中日两国的主力海军舰队都在黄海海面上，互相搜寻，希望决一死战，而我方力量不如日本舰队强，因此若正面开战，胜算实在不大。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我建议，另派一支奇兵，以速度快的军舰和鱼雷炮艇组成，而后配足军需。利用这批军舰航速高的特点，避开日本舰队主力，趁其国内港口兵力空虚，直开日本，攻打、破坏长崎等港口城市，袭击运输船，作为北洋舰队的一支机动兵力，扰乱日本沿海，牵制日本联合舰队，这样会对日本有很大的震撼作用。

听了汉纳根的建议，李鸿章连日紧锁的眉头放松了，眼前一亮，仔细分析这个建议，虽然有些冒险，但如果成功，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对战局将有重要的影响。

“此计可行，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李鸿章说，“第一个问题，现在我北洋舰队没有速度快的军舰，英法等国又借口中立，不卖给我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汉纳根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想好了，我通过关系，已经了解到现在智利有两艘速度和日本的‘吉野’不相上下的军舰，智利也愿意卖给我们，有了这两艘快船，再加上一些辅助船只，应该可以组成一支快速突袭舰队了。”

“那么人员呢？现在北洋水师人员缺乏，对于快船驾驶，也没有指挥人才。”李鸿章又把第二个问题抛了出来。

汉纳根胸有成竹，说：“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现在我的海军顾问戴乐尔愿意做这支舰队的指挥，他是美国人，有丰富的经验，对智利的情况也很熟悉。至于人员缺乏，我想，购买智利军舰时，军舰上所有人员只要愿意留下的，都重金聘用，这样再有缺手，也好补充。”

见汉纳根考虑得很周全，李鸿章很满意，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他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日本在黄海海面上军舰云集，我们的突袭舰队怎么穿过他们的封锁线呢？”

汉纳根说：“我们设计的突袭路线是这样的：在智利买到军舰后，装备齐人员、物资后，由智利出发，经菲律宾，不经过黄海，直接进攻日本岛屿，打日本一个措手不及。”

第四回

“好计策！”听汉纳根这么说，李鸿章不禁赞叹道。

由于事关重大，李鸿章连夜让幕僚撰写奏折，将汉纳根这一计策密报朝廷，并强烈表示赞同汉纳根的意见。

光绪和慈禧初见这个建议，觉得有些异想天开，再看，却感到有相当大的可行性。日本当时正全神贯注于黄海和中国本土，做梦也不会想到攻击会来自南边。即使日本人发现，在长崎和东京一带也无足够的舰只来阻击。一旦攻击成功，会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恐怕不得不撤兵。

慈禧是个有决断的人，权衡利弊后，果断地给李鸿章下了旨意：汉纳根的计策可行，但要稳妥执行，不能有丝毫纰漏。

袭击日本的计划获得批准的消息传到汉纳根耳中后，汉纳根和戴乐尔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他们一边马上派人与智利商谈购买军舰，一边开始制订袭击计划和后勤准备。袭击计划定在了9月初，汉纳根将亲自率领国际联合舰队突袭东京，给日本一个措手不及。

第一回

事以秘成，语以泄败。

本来，汉纳根精心制订的突袭日本的计划可以扭转中日战争的胜败，但隐藏在李鸿章家中的奸细又一次开始了卖国的勾当，他知道汉纳根的计划后，立刻报告了日本的谍报人员。日本大本营获悉这一计划后，马上在东京紧急布防，并开始在智利活动，花重金贿赂有关人员，力图打消智利的卖船计划。

本来通过汉纳根的关系，智利与中国已经谈好了军舰价格，但由于日本的阻扰，智利又反悔了，他们不好推翻已经订好的协议，就声称，将船卖给中国的价格不包括船上军械装备的价格，他们只将空船卖给中国。而对于中国来说，花钱买来两艘没有战斗装备的空船，等同于废铁。于是，这场交易只好作罢。

汉纳根知道，肯定是日本又在捣鬼。戴乐尔也是失望之极，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奇袭日本的计划搁浅了，此后不久，汉纳根和北洋舰队就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中日黄海大战，也就是我们国人都知道的中日甲午海战。

大东沟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一场战役规模的海战，此役北洋水师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从那以后，日本得以从海、陆两方面对中国本土实施进攻，可以说，黄海海战的失利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结果。下面，就让我们看看那场著名的海战吧。

当时，朝鲜战事紧张，北洋水师奉命运送陆军前往朝鲜增援。

9月16日，北洋水师主力舰12艘，由海军提督丁汝昌，海军总查、副提督汉纳根率领，由大连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

当天下午，北洋舰队和运输船队就到达了鸭绿江大东沟口外。丁汝昌命令“镇南”、“镇中”2炮舰和4艘鱼雷艇护卫运兵船进入江口上溯15海里处卸载，“平远”、“广丙”2只巡洋舰锚泊口外，担任警戒任务。他自己率领“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军舰在口外的大鹿岛东南海域下锚。

运兵船自江口沿江上行到达预定的登陆地点后，援兵立即开始登陆。

9月17日拂晓前，日本联合舰队开始驶抵距大东沟130公里远的海洋岛，并向大鹿岛方向搜索前进。此时，北洋舰队对日本海军的到来还不知道，日本海军也不清楚北洋舰队的确切位置。两支舰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接近，一场激烈遭遇战即将爆发。

9月17日清晨，中国陆军在大东沟登陆完毕，北洋舰队护航任务完成。北洋水师开始在海面上操练。

10时23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发现北洋水师，发出了警报信号：“东北方向发现3艘以上敌舰”。日本联合舰队立刻进入了作战准备。

10时30分左右，北洋舰队“定远”舰上一名实习生发现，在海面西南方向簇簇黑烟冉冉而起，海天之际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几乎与此同时，各舰也发现了日本舰队，丁汝昌急忙与总查汉纳根登上旗舰“定远”飞桥，瞭望敌情。战斗警报也立即响起。

自从“高升号事件”以来，北洋海军将士求战心很强，都想与日本军舰决一死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因此，士气十分高涨。

11时，丁汝昌下令，各军舰起锚，以5节的航速向南迎敌。随后，各军舰起锚后排成5叠小队，“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小队前后错开，远远望去，全队呈梯队状的双纵队。

第二回

由于此时距离日本军舰还远，因此，丁汝昌命令各只军舰抓紧时间吃午餐。

12时05分，日本联合舰队摆开了战斗态势，由第一游击队的“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4艘速度快、机动的巡洋舰在前，舰队主力舰“松岛”、“严岛”、“桥立”、“比睿”、“千代田”等军舰在后，呈单纵阵，接近了北洋水师的舰队。 这种阵形的优点是，正面迎敌的面积小，能迅速与敌接触。

丁汝昌见日本舰队以单纵阵驶来，立刻下令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雁行阵，即旗舰“定远”号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两翼依次展开， 像大雁在天空行进的样子。

据说，以雁行阵对付单纵阵，还是琅威理在北洋舰队时推崇的用法。

但是使用雁行阵对付单纵阵，指挥官必须对阵法相当娴熟，不然不能成此阵，反而会受其害。而相比起琅威理，丁汝昌显然对这一阵法不熟悉，结果在变阵时，队形出现了问题，由于时间紧迫和临战慌乱，应该到达两翼的军舰大多没有达到指定位置，最后北洋水师形成的竟然是一个散漫的楔形战斗阵型。

同时丁汝昌发出了三条作战命令：

12时50分，双方的舰队相距只有5300米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右主塔305毫米口径的巨炮首先发出了第一炮，接着，北洋各军舰也纷纷向日本军舰开火，由此揭开了中日大东沟海战的序幕。

相比起北洋水师的被动应战，日本的联合舰队可以说是有备而来，事先准备得很充分。拿阵形来说，早在出征前，日本舰队就制定了以单纵阵对付中国舰队的计划，一直在进行这个阵形的演练，所以在实行阵形编队时，十分娴熟，从这一点上看，日本军舰就已经占据了主动。

北洋舰队开炮后，日本的联合舰队并没有着急回击，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命令各军舰到适当的距离后再开炮。因此，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4艘军舰一直行进到距离北洋水师军舰3000米处才发起攻击。因为，当时炮弹的射击距离大都在3000米到4000米之间。

北洋舰队抢先开炮后，几乎没有一发炮弹命中目标，虽然当时火炮的瞄准技术还不发达，需要采取三发校正目标，但是射击距离过远也是命中率低的一个原因。北洋水师的指挥官当然应该知道3000米到4000米才是炮弹的最佳射击距离，但为什么在5000米的距离时就开炮呢？据参加海战的英国人，也就是汉纳根的秘书戴乐尔回忆，当时，“定远”号发出的第一发炮弹是刘步蟾下令打的。那么，刘步蟾为什么要在如此远的距离时下令开炮呢？有人说是刘想利用北洋水师大炮射程远的优势，先发制人，争取战场上的主动形势。这话乍一听有道理，其实不然。首先，在海战中，只有舰队的最高指挥官才有权发出攻击的命令，刘步蟾在没有得到丁汝昌的允许下，就擅自下令开炮，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其次，先发制人，要能达到制人的目的才行，而从实际的效果上看，北洋水师的盲目先开炮，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相反，既浪费了本来就珍贵的弹药，更严重的是，北洋水师的第一波炮击产生的烟雾，挡住了观察的视线，使得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快船在烟雾的掩护下，迅速地接近了北洋舰队。

日本舰队则始终贯彻了其司令官的意图，驶近北洋舰队后才发起攻击，而他们的近距离攻击也十分有效。12时53分，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号发炮击中了“定远”号的主桅杆，信号索具也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被炮弹击中，身负重伤，同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汉纳根也受了轻伤。但无论是丁汝昌还是汉纳根，都坚持着没有离开战斗现场。

第三回

由于信号索具被毁，作为北洋水师旗舰的“定远”号已经无法发出任何信号进行指挥了，从那时起，北洋水师各舰除了跟随“定远”号进退之外，已经失去了指挥，各军舰开始了各自为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洋水师备战的松懈，战前没有沙盘推演，没有战斗预案。像“如果旗舰失去指挥能力，谁来代替旗舰指挥”这个最基本的预案都没有制订，就匆忙地投入到战斗中了。由此，我们又不禁想起琅威理，他要在的话该有多好。

从那时起，战斗的主动权就被日本联合舰队掌握了，北洋舰队陷入被动作战的境地。

当时，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军舰重点攻击的是北洋水师舰队的右翼，也就是“超勇”、“扬威”两舰。

而北洋舰队则重点打击日本联合舰队本队航速较慢的“比睿”、“扶桑”、“赤城”军舰，在战斗中，“比睿”、“赤城”两舰受重伤。而遭受日本第一游击队军舰攻击的“超勇”、“扬威”两只军舰也起火。 “超勇”号受伤较重沉没了，而“扬威”号则在驶离战场后，搁浅（有记载被“济远”撞沉于浅海）。

15时20分，日本的指挥官伊东发现，中国的军舰最活跃的是“致远”舰，只要打掉“致远”，中国就会溃不成军，于是他命令日本的第一游击队各军舰开始集中打击北洋水师突前的“致远”舰。“致远”号上的管带就是我们知道的民族英雄邓世昌。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生于广东番禺一富裕人家，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邓世昌小的时候就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英语。1867年，他怀着救国的志愿，以各门课程考核皆优的成绩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成为该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1年邓世昌被派到“建威”号练船，随船巡历南洋各岛。1874年被任命为“琛航”号兵船大副，以后历任“海东云”舰、“振威”舰、“飞霆”舰等兵船管带。1879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他被调到北洋海军，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和“扬威”舰、“致远”舰管带。

在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日本的第一游击队各军舰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其中一发炮弹击中了“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

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递给他一个救生圈，被他拒绝，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所养的爱犬“太阳”也游到了他身旁，咬着他的胳臂要救他，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着犬一起入水，沉没于黄海的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按照夏历，邓世昌殉国的这一天正好是他45岁的生日。

北洋水师的“济远”（舰上的管带是方伯谦）、“广甲”两舰在“致远”号沉没后，径直驶回旅顺军港（“广甲”在途中触礁搁浅，两天后被日舰击毁）。北洋水师已无法保持战斗队形。

到了15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的“松岛”号被击中，并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爆炸，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16时10分，北洋水师的“靖远”、“来远”号也受了伤，无法再继续作战，开始退向大鹿岛。

第四回

此时，距离开战已经4个多小时了，双方损失都很严重，已经无力再继续作战，日本联合舰队的“松岛”号首先发出了“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 开始了撤退的准备。

17时左右，北洋水师的“靖远”、“来远”号经过抢修恢复了战斗力。“靖远”号代替旗舰“定远”号升起指挥旗，并发出了收拢各舰的信号。

17时30分，北洋水师的“经远”号沉没了，船上的管带林永升与船上大副、二副一起壮烈殉国。日本的联合舰队也发出了“停止战斗”的信号，双方军舰脱离战斗。海战结束。

在黄海海战中，日本倾全力攻击，北洋舰队全力相搏，中日双方均受到重大损失。北洋舰队伤亡800余人，损失了“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广甲”5舰，其余各舰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损伤。日本联合舰队则伤亡300余人，参战各舰均受损伤，其中旗舰“松岛”号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西京丸”也几乎被击沉，“吉野”、“比睿”、“赤城”也遭到重创。

双方参战的军舰如下：

对于黄海大战，汉纳根在战后的记述很简略：

后来，汉纳根回国后，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于中日战争有更加详细客观的描述：

对于汉纳根在黄海大战的表现和作用，一直对中国海军很关注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有过这样的评价：“方事之殷也，京师召一西将，盖素在德国陆军中熟谙陆战之学，其才又足以副之者也。其人既登定远，海战之役，亦颇不弱。”

平心而论，在船上的汉纳根应该没有具体指挥这场战斗，毕竟他不是海军出身，在舰队上时间也不长，不可能短时间就熟悉海军的业务。因此，在军舰上，他也只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提升士气的作用，加上旗舰定远号指挥系统受损，不能指挥各军舰行动，北洋水师的各个军舰实际上是各打各的，汉纳根没有、也不可能起什么决定性作用。由此，我们更加怀念以前的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相比起汉纳根，他的海战经验、指挥能力都要高出一截，如果当时他在军舰上的话，北洋水师肯定不会这么被动，海战的结果也许会不一样。亚洲的历史也许要重写？但是，历史永远不会给我们选择的机会了。

黄海大战的第二天，北洋舰队在旅顺开始休整，汉纳根则开始总结这场海战，并给在天津的李鸿章提交了一个战斗报告，详细报告了战斗经过。报告是这样写的：

按照汉纳根的请求，接到报告后，李鸿章就派了小轮船接丁汝昌、汉纳根到天津，在天津、汉纳根等人又详细地汇报了战斗经过，其中建议对邓世昌、林永升等将领奖励，对方伯谦的逃跑行为予以惩罚。

当时，由于战场形势混乱，汉纳根的观察有误，日本的3艘军舰并没有沉没，只是受伤而已，经过修理后又回到了战斗序列。所以，实际上他提交的报告有错误的地方。在黄海海战中，中国是失败的。当时，李鸿章根据汉纳根这个报告，觉得在海战中中国至少没有吃亏，就向朝廷建议，奖赏有关立功人员。

打了胜仗当然要论功行赏，朝廷将汉纳根等洋将领与本国将士区别对待，对洋将领，首先给予奖励。在10月9日，光绪皇帝下了特旨：

这已经是汉纳根第三次获得宝星奖励了。而这次获得的是二等第一宝星，是破格得很高的奖赏了。其他的外国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的奖赏。

第五回

在这场黄海战斗中，除了汉纳根和他的海军顾问兼秘书戴乐尔在军舰上外，还有外国人5名，他们是：旗舰“定远”号上的尼古尔士，为英国退伍水兵；亚伯烈希脱，为德国工程师；在“镇远”号上的有赫克曼，德国炮术专家；有马吉芬，美国航海术教师；在“致远”舰上的普菲士，英国工程师。

其中尼古尔士在海战中，因为中炮而壮烈牺牲。戴乐尔事后追忆当时的情景：

在“致远”舰上的英国工程师普菲士，也和邓世昌一起，在撞击吉野的过程中，因军舰被鱼雷击沉而溺海牺牲。

在参加黄海海战的7位北洋水师的洋军官中，共有2人阵亡，3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伤亡率高得令人咋舌，由此也可以想见这些在中国海军作战的外国人的英勇。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在100多年前的那场战斗中，他们曾与中国人一起并肩战斗，直到最后一刻。

黄海海战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战争，也是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因此，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军事史上，黄海海战都占有着重要地位。事后，众多军事专家都对这场海战作了专业的研究和探讨。

可以说，这场海战为世界海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以后的各国海军建设起了很好的参考作用。

但对当时的大清王朝而言，黄海海战造成的后果更直接。黄海海战，中国对日本海军的打击不是致命的，3个月后，联合舰队就又开始在海面上游弋了，而北洋水师呢，虽然击退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进攻，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5艘战舰沉没，其中致远、经远的沉没大大削弱了北洋舰队的实力。而且，北洋水师失去了优秀的指挥官邓世昌、林永升等，整体实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战后已“不复能军”，在海上已经不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对手了。北洋舰队的衰败正是始于此役。

第一回

1894年8月，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而紫禁城中，在光绪皇帝的上书房里，却凉爽异常，十几个小太监拉着两个硕大的鹅毛扇，呼扇呼扇，使得屋子里的人感觉不到屋外的温度。

书房里，光绪皇帝坐在床榻上，听着军机处的官员向他汇报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在大东沟进行的海战的情况。当他听到邓世昌在海战中的表现时，尤其是叙述他与爱犬一起壮烈殉国的时候，光绪皇帝激动得热泪盈眶。

红着眼圈，光绪说，有这么好的官兵，大清国不会亡的，决不会亡。很久，他的情绪都难以平复，他走到书案前，挥笔给邓世昌写下了挽联：

第二天，朝廷的旨意下来了，对邓世昌的英勇事迹予以大力表彰，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

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

林永升也因为在战事中作战英勇，破格照提督例抚恤，追赠“太子少保”。

有奖励也必然要有惩罚，率先逃跑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成了众矢之的。

8月24日，朝廷下旨：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临阵退缩，致将船伍牵乱”的罪名应被斩首。

对于方伯谦，我们从电影《甲午风云》中对他是太熟悉不过了，而我们的主人公汉纳根与他的渊源也不浅。我很奇怪，汉纳根似乎和中国近代史中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过联系，用他做一条线，能够穿起大部分的中国近代历史。

方伯谦是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生，与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都是同学，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一起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1877年，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1879年秋毕业，先上英国海军“恩延甫”舰实习，后又调“士班登”舰。1880年4月，留学三年期满回国。1884年，方伯谦任“威远”舰管带。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以方伯谦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鲁图勇号。

在“高升号事件”中，方伯谦率领“济远”等两舰护送运兵船，在丰岛海面，遇到日本“吉野”等三舰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济远”还击，奋力抵御。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不幸中炮，壮烈殉国。双方炮战1小时20分钟，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撤退，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吉野”依然紧追不舍，“济远”水手王国成等自行使用150毫米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受伤，不敢前进，“济远”得以安全离开战场。回到威海后，方伯谦捏报“鏖战四点钟之久”，并“击死倭提督”的战绩而被奖赏。

第二回

9月17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北洋水师共10艘军舰参加作战，到了下午3点多，“济远”号逃出阵外，僚舰“广甲”也跟着他逃跑。“济远”号于18日凌晨回到了旅顺，而整个北洋舰队于清晨6时才一起返回旅顺。

黄海海战后，丁汝昌、汉纳根联合具名向李鸿章报告了与日本的开仗情形，其中写道：

正是根据这份报告，李鸿章向朝廷奏请：

22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

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

24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被斩首。从那时起，邓世昌与方伯谦作为一正一反的典型深入人心。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方伯谦的家乡出现了为方伯谦翻案的热潮。个别人认为他是被冤杀的，方伯谦其实是一个民族英雄，并举出了好多证据，其中有一条就是：海战后，是由丁汝昌、汉纳根一起对方伯谦做的调查，而汉纳根对方伯谦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故意陷害方伯谦，造成了这一千古冤案。而他们根据的材料就是刊行于1895年的《冤海述闻》一书（据戚其章先生考证，该书作者“冤海述闻客”是北洋海军“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

细心的读者还会记得，在旅顺军港建设中，我们就看到过方伯谦的名字。那时，他修筑了一座炮台，应该算是汉纳根的同事。而如果《冤海述闻》一书说的是真的，汉纳根修建炮台，花费极大（肯定是自己捞好处了），而方伯谦廉洁不贪，花得少，挡了汉纳根的财路，导致汉纳根怀恨在心，进而在海战的调查中做出不利于方伯谦的结论，打击报复。那么，汉纳根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先看一看方伯谦修筑的炮台。

方伯谦修造的炮台位于旅顺口西岸老虎尾西南小山上。该炮台修筑于1884年，建成以后由方伯谦把守，炮台原来没有名字，仅被称为土炮台，后来方伯谦以所带军舰的名字命名为威远炮台，其所耗经费为3425余两。而汉纳根亲自修建的老虎尾炮台，则花费了白银5300多两。这么看，方伯谦修建的炮台的确便宜。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罢了。真实的情况是，方伯谦修建的炮台，无论从规模还是炮台上的火力装备上讲，都很简陋，只是一座十分简陋的小土炮台而已。连土石围墙都没有，其最初的火力装备，也是从“威远”军舰上拆卸下来的3门小炮，后来又换成了“操江”舰上的旧炮。正因为这样，所以花费就低。到了1887年，由于这个炮台太简陋，根本起不到防御的作用，又对它进行了一次改建，包括添筑石墙并添建子药零件库、改筑炮盘、添改兵房等工程，这次修建又花费了白银3108两，两次加起来，就花费了6000多两白银。从那以后，威远炮台才成为了一座有相当价值的炮台。

而汉纳根修建的老虎尾炮台，则是各种防御设施建筑齐全，火力配备整齐的，花费多也就顺乎情理了。

第三回

因此，说方伯谦因修筑炮台而与汉纳根结怨，根本是无中生有。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方伯谦所建的威远炮台虽然耗资不多，但仅仅是一座小土炮台，根本没法与汉纳根亲自规划的黄金山、蛮子营、馒头山诸炮台相提并论。作为一个修筑炮台的专家，汉纳根绝不会因为花费白银的多少而对方伯谦产生怨恨。而且，事实也绝非《冤海述闻》所记载的那样——以后汉纳根在建造炮台时费用就降低了。

举个例子，母猪礁炮台建于1885年，是在方伯谦修建威远炮台之后修建的。而该炮台花费多少银子呢？说出来吓你一跳，花费了白银19039余两，大大超出了威远炮台的用款。可见，汉纳根根本没有因为感到竞争的压力而在炮台建设费用上刻意削减费用。

而在丁汝昌、汉纳根所写的报告中，关于方伯谦临阵逃跑是否属实呢，让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

我们先讨论一下他是否擅自逃跑。

在大东沟海战中，“济远”号是在没有得到任何指挥官的同意下，在海战结束前近两小时离开战场的，直接逃回了旅顺，这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他就是擅自逃跑，无法抵赖的。

针对他擅自回归旅顺，当时，方伯谦自己作过辩解，他说，“济远”号之所以离队是因为在战斗中，船上的炮械全毁，已丧失了作战能力，所以先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先行退避是否属于逃跑呢？替方伯谦翻案的一些人就说，方伯谦的这种做法属于一种战略退却，不能说是逃跑。

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正常的撤退呢？正常的撤退应该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而且经战场的最高指挥员允许后而退出战斗，逃跑呢，则是指未经许可也未经报告就擅自离开战场。至于是否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只不过是逃跑的情节轻重问题，而并非是否逃跑的性质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在陆上作战，我方一个连长带领着三个排在守卫着阵地，这时，一个排长自行带着自己的排突然退出了战斗，导致阵地失守。战后，他解释说，自己这个排已经没有弹药了，人员伤亡也很严重，我是自行撤退。这样可以说得通吗？

当然，相对于陆地作战，海战有它的特殊性，在海战中，一艘战舰因为受重伤暂时退至阵外紧急施救，恢复战斗力后再返回战场是正常的，也是各国军律允许的。但是像“济远”号那样不请示上级，就擅自离开，直接开回旅顺基地的做法却是为哪一国的军律都不允许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每个军舰都有权自行决定进退，整个战斗编队就根本无法有效地执行整体作战任务，更不可能凝成一股强大的作战士气，还会动摇军心。

在黄海海战中，日本的军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号也都因重伤而中途退离战场，但他们都是在向旗舰报告并获得批准后撤退的，因此是无罪的。而“济远”号擅自退出阵外后，并未做出任何抢修军舰的努力，就径直逃回了旅顺，这恐怕是任何一国的军律都不允许的。

第四回

《冤海述闻》一书刊于1895年，从图书一刊行，就不断有人质疑它的真实性，因为该书的作者是当时担任“济远”号的大副何广成。他与方伯谦的关系密切，所以由他写书，替方伯谦辩护就缺乏信服力了。而且严格地说，何广成是“济远”舰上的大副，也就是军舰上的副指挥官，虽然当时北洋水师对他没有什么处分，但是对黄海海战中擅自逃跑的行为，他作为一级指挥官，也是要负有相当责任的。他在书中为方伯谦叫屈，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解。在当时，许多北洋水师的当事人都对这本书持否定的态度。

曾任“定远”舰总管轮的陈兆锵就说：“我照良心而言，《冤海述闻》中战状甚详，最大毛病者是有偏袒方氏之处。”

所以，汉纳根与方伯谦虽然在旅顺修建炮台时就认识，但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因此在对方伯谦调查过程中，谈不到因此而陷害报复方伯谦。更重要的是，方伯谦所犯的罪名事实清楚，因此对他的处分也是适当的。说汉纳根害死了方伯谦，根本是无稽之谈。

而为了替方伯谦翻案，选择让外国人汉纳根背黑锅，又有着怎么样的心理呢？

第一回

黄海大东沟海战后，北洋舰队开进了旅顺船坞休整。丁汝昌因为伤势严重，不得不离开旗舰，住进了旅顺水兵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握着汉纳根的手说，现在，北洋水师全靠你了，说完，眼泪长流。

告别了丁汝昌，出了医院，汉纳根走在亲自修建的军港道路上，看着旅顺军港。远处，停泊在船坞里的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上，五色的提督旗还在迎风飘扬，汉纳根心情沉重，他知道，现在自己是北洋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了。他的血管里满是复仇的血液，他渴望复仇，他希望马上出海与日本舰队再战，为在海战中牺牲的北洋官兵报仇，以雪前耻。

他没有耽误，连夜制订了一个重整北洋的计划，希望实施。

第一步就是修复在海战中被毁伤的军舰。他马上开始了毁坏军舰的修复工程，但是，事情却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巡洋舰，大型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来远”、“济远”、“平远”均受重伤，其余各舰也不同程度受伤，力量较海战前大大削弱。损失的5艘巡洋舰就不用提了，受伤的“镇远、定远凡受三百余弹”，“来远毁及半，余诸舰亦各创甚”，“须添工匠二百名”才能修复好。

经过与李鸿章商定，负责修复军舰的任务落在了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龚照屿的身上。

龚照屿与担任驻英公使的龚照瑗是亲兄弟，都是合肥人，与李鸿章是老乡，所以深受李鸿章的信赖。龚照瑗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收集情报、引进人才、购买军舰等，也算一个肯做事的人。但是，与他的哥哥相比，龚照屿却是胆小如鼠，为人卑劣。后来，李鸿章任命他担任旅顺守卫的最高统帅，但不等日军来到，他就先化装乘小船逃跑了。旅顺港的失陷，与他的临阵脱逃有很大关系。

龚照屿虽然受命负责修复军舰，但他对能否坚守旅顺缺乏信心，主要精力根本没有放在赶修船只上，竟以“工贵”为由，将部分从唐山矿修、铁路等局选派来的虎钳匠、锅匠、铜匠等，在很短时间内撤回，致使本来就缺乏工匠的旅顺“船坞修工均不上紧，非得李鸿章派人督催，海军不能计日出海”。直到11月9日，大连湾都失守了，“定远起碇机尚未配妥，来远工程只修一半”。

在旅顺，汉纳根虽然屡次督促龚照屿加快军舰的修复进度，龚照屿却阳奉阴违，他知道，汉纳根虽然名义上是北洋水师总查，领提督衔，但实际上只是一个顾问，没有处分北洋水师军官的权力。修复工程的拖延使得汉纳根的出海计划完全受阻。

靠现在的军舰是缓不济急，情急之下，汉纳根想到，中国的南洋水师，还有十几艘军舰能够作战。因此他请求李鸿章，调南洋水师的舰只北上增援，仿照日本，组成联合舰队，与日作战。

南洋水师，是在1875年建立的，有巡洋舰、炮舰等17艘约2万吨。1884年中法战争中，南洋舰队失去2艘军舰，又因意外沉没了1艘。因此，到1894年，还有14艘大小军舰可用。南洋水师的军舰多数为江南制造局及福州船政局所制造，只有少量购自英、德国。由于清王朝的政策是先集中力量发展北洋水师，因此南洋水师无论是吨位、装备、人员及实力皆与北洋相差甚远。南洋水师负责海域为江浙一带，停泊地则主要为上海、南京。

其实，早在6月朝鲜战事吃紧的时候，驻英公使龚照瑗就曾致电李鸿章，建议将南洋水师的军舰借调过来，与北洋水师组成一支联合舰队，这样，力量增加了，对日本的胜算会大些。但当时，李鸿章不想对日作战扩大化，而且要调南洋的军舰，必须由朝廷的军机处协调，很费周折，因此李鸿章没有同意。但现在看来，靠北洋水师自己的军舰是不行了，战况紧急，李鸿章采纳了汉纳根的建议，决定商调南洋舰队北上。由于他与负责南洋水师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职位相同，李鸿章没有权力直接调动南洋的军舰，于是通过当时担任直隶海关道的盛宣怀，向朝廷的军机大臣翁同龢打招呼，请旨电饬南洋“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

第二回

翁同龢，这个历史人物出现了。他是1856年的一甲一名进士，也就是人人羡慕的状元。1858年任陕西学政，1875年任刑部右侍郎，后来担任了光绪的师傅，教授光绪皇帝读书，因此深受光绪皇帝的信任，先后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军机大臣等要职。1896年开始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全面负责清政府的外交事务。

在中央，翁同龢一直以主战闻名，因此，虽然他与李鸿章屡次意见不合，但这次对于李鸿章的建议，他却十分赞同。在翁同龢的支持下，朝廷于9月29日批准了李鸿章的请求，发布了上谕“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

当时担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同李鸿章一样，刘也是湘军出身，资格甚至比李鸿章还老，他在1855年就参加湘军楚勇，开始与太平军作战。因为战功卓著，升任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1862年，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

对于调南洋的军舰去北洋，兼任南洋大臣的刘坤一却有自己的算盘，看到北洋水师对日海战大败，他怕自己如果调军舰去北洋，会有去无回。为了保存实力，刘总督便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饷源所在，必须格外严防”，“前敌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为由，要求免派。清政府左右为难，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起来。

但是，中日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对中国不利了。到了后来，日军在中国东北登陆后，攻陷了大连湾，直接威胁到旅顺军港，军情危急，李鸿章又曾再次致电朝廷要求增援：“海船现仅修好六只，小雷艇仅二只可出海，力量夙单，未便轻进，致有损失。”希望南洋援手。

清政府见局势危急，再次电谕南洋，调4艘战舰北上。这时，由于东北战事紧张，刘坤一已经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调到东北全面指挥对日作战，“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已经不再担任南洋大臣了，接替他职位的是张之洞。

张之洞，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个著名的人物。当时，全国洋务运动的领头人，北方是李鸿章，南方就是张之洞了，我们熟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他首先提出的。

此时的张之洞，想法同他的前任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不想让自己的军舰去北洋。但是他很滑头，知道战事紧急，他如果直接拒绝，肯定不行，他便提出要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

为什么要换人呢？他说因为他手下这些人“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并故做激昂慷慨表示：“统之率以北行，无论胜负如何，必能拼命一战，为北洋助一臂之力。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

李鸿章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汉纳根和还躺在病床上的丁汝昌，丁汝昌一听，便明白张之洞的鬼把戏，非常气愤，复电称：“查南洋船所缺何项人才；未能悬揣，且往返亦需时日。该船历年操练已久，亦非不能驾驶出洋。应请电致香帅，速饬行速炮、快四船迅将领配一切赶紧备齐，并子药军火多储速配，迳驶来威。昌即酌添得力员弁，再筹会剿。”

就这样，双方往返，电报商量了多日，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中国本土，东北形势危在旦夕，张之洞却食言了，害怕军舰损失，拒绝派舰北上，理由和刘坤一一样，怕南方江浙有失。

当初，清政府筹办三洋海军之初，一代名将左宗棠曾经有过担心：“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

事实证明，不幸被他言中了。但是，张之洞保存实力的企图最终也没有实现，南洋水师最后的结局还是归到了北洋。

第三回

1895年，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朝廷调南洋水师的部分舰艇防御北洋。到了1909年，南北两洋水师正式合并，成立了巡洋舰队及长江舰队。南洋舰队正式消失了。

当时，汉纳根希望借调南洋舰只以加强北洋舰队的计划终告失败，而单单依靠北洋的残损军舰是无法出战的，北洋海军上下也开始弥漫着畏战的情绪。这些，都让汉纳根感到失望，而他连惩处失职军官以提升士气的权力都没有，在这种情势下，他知道，他重整北洋的愿望根本得不到实现。

但远在北京的清政府，在战事不利的形势下，对汉纳根还寄予厚望，他们希望汉纳根这个远来的和尚，能率领北洋舰队，马上出海与日本作战。当李鸿章把这一命令传达给汉纳根时，汉纳根却拒绝出海与日本作战。

李鸿章很惊讶，他问汉纳根：为什么不出海呢 ？

面对李鸿章的疑问，汉纳根很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他说：“经过大东沟一战后，北洋水师的官兵都不愿再打仗，怕遭到危险，而且受伤的军舰都需要修理，又没有增加其他的军舰，弹药又缺乏。我在旅顺，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汉纳根开始吸取他前任的教训，没有实权，他知道很难办事。他对李鸿章说，自己带队出海可以，但必须给自己实权，让自己能任命、裁撤北洋官员，自己才能出海。

对于这一点，李鸿章却办不到，10月13日，李鸿章给丁汝昌打了一封电报，详细地说明了原因：

李鸿章不想给汉纳根实权，就像他对于以前的洋总查琅威理一样，不管他是多么地希望变革，但他还是无法给予一个外国人实际的权力，在这里，路径依赖法则又一次起作用了。双方都不愿让步，情况僵持住了。但是，战事不容拖延，危急之下，必须要有人站出来。

而汉纳根来华后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修军港、建炮台、参加海战，他的英勇表现，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很欣赏他，特别是主持军机处工作的力主对日作战的翁同龢，很希望见一见这个英勇的德国军官。

10月9日，朝廷开始询问李鸿章，洋员汉纳根在北洋当差有很多年了，倘若让他取代丁汝昌率领北洋水师出海与日本交战，怎么样？如果可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比较好呢，是不是应该授予他提督的实在官职呢？

看到朝廷这么看重汉纳根，李鸿章很为难，但他既想让汉纳根有所作为，又不想给他实权，怎么回复朝廷呢？就在李鸿章还没有作出答复的时候，10月23日，大概是翁同龢求贤若渴，又通过总理衙门发布了一道谕旨：

朝廷要让汉纳根进京，表明了朝廷的重视态度，李鸿章不能再敷衍了，于是在24日，李鸿章对汉纳根的任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在这个奏折里，李鸿章没有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只是说现在没有能战的军舰可用，所以让汉纳根出海没什么大用，等有了船，再考虑汉纳根的职务。

但是战事如此紧急，这么一个可用的人才不用，实在是一个浪费。翁同龢决心要重用汉纳根，10月24日，再次下旨召见，他电告李鸿章，让汉纳根到北京来，他想见见这个德国人。

当李鸿章告诉汉纳根，军机处的大臣们要见一见他，想听取一下他的军事意见的时候，汉纳根心里十分激动，他愿意向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提供自己的建议，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强国富民，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讲。他不顾自己的身体还没恢复好，就立刻动身前往北京。

29日，到达北京的汉纳根，在总理事务衙门见到了翁同龢以及其他军机处官员。

汉纳根在与翁同龢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战守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看法。翁同龢最关心的还是北洋舰队能否再战的问题，对此，汉纳根说：

翁同龢对于汉纳根的印象很好，认为汉纳根所说的都很切中要害，并要求他提供书面的详细建议，汉纳根表示回去后马上写好，随时送上。

第四回

就因为这次会面，翁同龢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汉纳根留在北京，替自己做事。因为通过这次对日本的作战，他明白了，现在中国要想强盛不受外国欺负，必须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强大军队。他很希望汉纳根能在这个方面出力。

于是，翁同龢给李鸿章写了封信，信里讲，现在既然北洋无法出海迎敌，汉纳根无事可做，能否借调汉纳根到北京，在军机处襄办军务呢？

就这样，一道通往北京最高军事机构的大门向汉纳根敞开了，一步步地，汉纳根接近了中华帝国的军事权力中心，也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最辉煌处，然而，他能如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