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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前言

- 引言

- 一、怎么阅读黄炎培

- 二、内史第和汉石经室

- 三、黄炎培的“手脑并用”

- 四、黄炎培的试验品

- 五、要“杀人”的黄炎培

- 六、不爱财、不做官的黄炎培

- 七、黄炎培与毛泽东

- 八、写诗的黄炎培

- 九、黄万里与三门峡

- 十、诗人黄万里

- 十一、悲怆的黄万里

- 十二、黄大能：我的父亲母亲

- 十三、黄大能：我的家教

- 十四、右派之家

- 十五、黄大能的水泥

- 十六、题外话

- 引言

- 一、谁是周建人?

- 二、周建人的为官

- 三、周建人的为学

- 四、周建人的为人

- 五、周氏三兄弟之兄弟

- 六、神秘的周氏三姐妹

- 七、透明的周蕖

- 八、顾明远和三好学生

- 九、鲁迅——审慎的距离

前言

我们在探寻家庭的力量。

《大家风范》是继《家风》、《帅府家风》之后，“家风”系列中的第三部。

书中记录的是6位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周建人、许德珩、周谷城、庄希泉、楚图南的家风、家事和奋斗故事。他们都是大家巨擘，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都曾领一时之风骚，都曾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追寻他们的生命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求学、求生、求变的一生，始终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强盛、社会的进步休戚与共，丝丝紧扣。他们在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呐喊、探索、拓展，最终汇聚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完成了自己的伟业。他们身上的那种自强不息、奋力勇为、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为家乐成、为民进步、为国富强的作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早已成为一面旗帜，昭示着后人前行的方向。

时光荏苒，历史已经翻过了一页，但是他们的懿德良行、襟怀情操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弭，而是在他们各自的家庭和后人中延续着、传承着。子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此之谓也！这也正好验证着一个道理：家，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生发、聚集情感的根，是传承和光大文明的树！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好的习惯。而一个有着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人，必将对社会有益，必将是一个成功者。

从这个角度上讲，家风是一种积淀，是一种传承，也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引言

题记：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是新中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

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黄炎培应江南乡试中举;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08年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917年赴美国考察，同年5月6日，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合作）、《中国教育史要》、《黄海环游记》、《断肠集》、《蜀道》、《抗战以来》、《延安归来》等。

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家乡故居建有纪念馆。

黄炎培家庭档案：

先夫人王纠思（1882-1940）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周浦镇人，少读私塾，17岁时和黄炎培缔结姻缘。婚后就读于上海城东女学，习师范、育蚕，课余哺育婴儿，料理家务。她共生育了六子六女，其中一子二女早殇。黄炎培说她“无脂粉习，见度大方”，去世后，黄炎培作长诗《天长七首》以示纪念。

长子：黄方刚（1899-1944）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主修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他是第一位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英文向世界推介的中国人。

二子：黄竞武（1903-1949）革命烈士，民盟会员。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上海盐务稽核所会计、中央银行稽核。1949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其子黄孟复，现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女黄雅言，过继给弟弟黄大能抚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后在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工作。

三子：黄鄱阳（早逝）。

长女：黄路（1907-2001）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后在中华医学会工作。

四子：黄万里：（1911-2001）我国著名水利学家。1933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获得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37年春学成归国。先后在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四川水利局任职，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长。解放后，曾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唐山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二女：黄辽（早逝）。

三女：黄小同(1913-1996)燕京大学肄业，曾在首都图书馆工作，后在北京80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五子：黄大能，1916出生于上海，是我国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1943年至1946年赴英国留学，进修水泥工艺。建国后，历任大连大学工学院副教授，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高级工程师，武汉工业大学、上海建材学院教授，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副总工程师，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1946年10月加入民盟，1950年5月加入民建，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1月后，先后当选为民建第四至六届中央副主席。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副理事长。

六子：黄必信（1925-1966）1949年参加革命，曾任大连工学院讲师、普通电工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间含冤去世。

四女：黄小素（早逝）。

五女：黄学潮，1920年出生，金陵女子大学肄业，中国致公党党员，曾任空军蓝天幼儿园副园长、致公党北京市委妇委会主任。

六女：黄素回，1923年出生，在内蒙古医学院工作。

夫人：姚维钧（1908-1966）上海浦东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文革开始后不久便被迫害致死。

女儿：黄当时，现任国务院参事。

女儿：黄丁年，原科学院信息所高工。

儿子：黄方毅，1946年出生于重庆，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儿子：黄钢，在《教?与职业》杂志社工作。

一、怎么阅读黄炎培

黄炎培，字任之（1878~1965）

黄炎培是本大书，已经被人读了许久，滋味各异。

黄炎培是上海“土著”，却生得圆面大脸，口方鼻正，身材壮硕，典型的南人北相。

生活中的黄炎培也的确是兼具南北之长，有上海人之精细，有北方人之豪迈。智圆而行方，思密而胆炽。因而，他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过往甚密，也与袁世凯、蒋介石、孙科、张群、杜月笙等枭雄周旋裕如；他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蔡元培、陶行知私交甚笃。

这种合纵连横、长袖善舞的为人之道，鲜有比肩者。

黄炎培一生兴学办校，桃李满天下，遍及敌我两派、各种学科阵营。赫赫如：张闻天、徐特立、钱昌照、华罗庚、罗尔纲、范文澜、王淦昌、胡也频、殷夫，谢晋、秦怡、卞之琳、夏坚白、董纯才等，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是旗下门生。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曾以学生之身，在台下听过黄炎培的演讲；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曾受教于黄，见面执师生之礼。

耕耘天下，桃李报之，这样的杏林园丁，几人可当？

黄炎培才智卓越，敢为人先。他是清代的举人，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专家，抗日战争时的义士，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争取民主独立的斗士，在中国现有的8个民主党派中，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解放后，他一任副总理，三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四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般领时代之风骚，居民族之先列，与时俱进，拔萃人间，德高而望重者，问天下几许？

黄炎培手善持笔，口吐华章，长诗词、好文章、工书法，为文铺陈论事、傲岸不群；为诗思力沉厚，随心所欲；为书磅礴大气，气脉酣畅。他以举人之才，博人之智，通人之学，行走于骚人墨客之间，点化山水，俯仰人世，这等心手并用，天人合一的功夫，能为者不多也！

今日上海浦东，大厦栉比，万象更新，而当年开发浦东的第一人就是黄炎培。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他创建的浦东中学则是当时与南开中学齐名的名校。上海滩波诡云谲，风云际会，如此事事争先，屹立上海滩几十年而不倒，谁与争锋？

黄炎培束身健为，律己严格，不愿敛财，不肯做官，他长期把一副自撰对联挂在家中：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切莫奢华过甚，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他从40岁开始吃素，直到去世，一以持之。他从年轻时代开始记日记，也是一以持之，刚刚出版的《黄炎培日记》，浩浩700万字，令人惊叹。他经年办学，还是一以持之，中华职业学校至今不倒，一晃已是90年了。子女们说：他勤奋得不得了。

黄炎培治家有方，教子有术。黄门子女众多，几乎个个才俊。学工学艺，自立为人，都有一技在身，没有一人经商贩卖，也没有一人游戏社会。他要求孩子们在上中学时必须学好三门课程：国文、外文和数学。为了不使孩子沾染上吸烟喝酒的不良习惯，家里待客时，不得侑烟侑觞。他自己记日记，也让孩子从小记日记。他送给孩子们的座右铭：“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个“方圆论”，如今被世人奉为教子宝典，人生圭臬。

黄炎培晚年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是被婉拒。因为他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更大。黄炎培也不负所望，参政议政，多有远见和卓识。抗美援朝时，众人为出兵的名目而犯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黄炎培提出以“志愿军”命名，毛泽东欣然接受，于是，遂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名。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他提出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这个建议再获通过。直到现在，“人民政府”的称呼早已深入人心。1959年，他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成为共识。而最早提出要对江南文化水乡周庄予以保护的，还是黄炎培。想想几十年前，能提这样的意见，难能可贵。不然，今天的人们恐怕无缘目睹周庄那小桥流水人家的美景。

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很有故事。1945年，他和毛泽东在延安见面，两人关于历史周期率有一段对话，即执政者怎么规避“兴勃亡忽”的规律，这段话流传甚广，有人称为“窑洞对”，借寓三国的“隆中对”。这个比方并不恰当，或者说被后人引申发挥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国民政府的参议员和共产党领袖之间的寒暄之语，因为双方交谈的内容都是基本的社会常识和规律，并非国策，好比一人客气地问：一个人渴了咋办？一人答：喝水！

我个人觉得，黄炎培真正的政见和他对新社会的憧憬，是他?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代表“民建”作的书面发言。他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座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这“五门愿景”，可看作是黄氏毕生的理想，他也为之追求奋斗了一生，远胜所谓的“窑洞对”。

黄炎培一生纵横捭阖，身影和足迹掠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领域，是个多面手，伟丈夫。尽管如此，我一直认为，居家生活的面貌，才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其他可能只是某个侧面。如是，要读懂黄炎培，既要看社会的黄炎培，更要看家庭的黄炎培。

二、内史第和汉石经室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在今上海市川沙镇的内史第。内史第是一座宅院，一幢三大进深二层楼的大院，主人是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故称沈家大院。

1995年，黄大能(右三)在浦东川沙故居前与曾做过黄炎培秘书的尚丁同志（右二）合影。

这个大院在川沙声名赫赫，因为它居住过三户名人，一个是黄炎培。另一家是宋家，包括宋庆龄等宋氏三姐妹，宋子文、宋子良都是在这个宅子中出生的。另外一家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他也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过。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是沈树镛的外甥，他是当地庠生，也就是秀才，早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外出到广东总督吴大澄幕府当秘书，所挣薪水不多，加之长年在外，基本无法照顾家，这样只好让妻子儿女借住在舅舅家里。黄炎培的母亲是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名樾清，是一名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贤淑厚道。

沈家世代书香，家人个个博学，人皆可为师。不单如此，大院的主人沈树镛，不仅是高官，还是一位饱学之士和书画鉴赏与收藏名家。他收藏了大量的秘籍、书画、金石，尤以碑帖为最。其中有晋代王羲之的孤本碑帖，有孙承洋研山斋藏本《熹平石经》，所藏珍品，有“富甲东南”之誉。沈树镛对自己的收藏颇为自豪，他将“内史第”的书斋取名为“汉石经室”，供后世子女阅读研习。

黄炎培身处大院，对其中的“汉石经室”很是向往，只是年龄太小，家人不许他随便出入，这样，他便经常会好奇地偷偷跟在大人后面，进去浏览一番，一睹风光。

黄炎培6岁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并正式准许他进入“汉石经室”学习。8岁起，叔叔伯伯们开始引领他阅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临摹碑帖，习字作文。9岁时，他入外祖父孟荫余开办的“东野草堂”读书，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黄炎培读书天赋很高，许多作品他都可以熟读成诵。像《史记》、《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等百家之作，都了然于胸。

黄炎培自得地出入于“汉石经室”，周旋于诸子百家之中。就是这段时间，黄炎培靠着聪慧和勤奋熟读了国学典籍，临摹了金石碑帖，为日后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步黄炎培走得很扎实，很实惠。

1899年，21岁的黄炎培走出内史第和“汉石经室”，参加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重要考试，凭着厚实的家学，他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取中秀才。

3年后的1902年，黄炎培再应江南乡试，一举考中举人。这一年黄炎培24岁。中了举人，就表明他可以当官了。只是此时的满清政府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而且，黄炎培对入仕并不十分感冒，他只是想借此证实一下自己的水平和实力。中举之后，他转身还是搞他的职业教育去了。

25岁那年，黄炎培为了办职教，曾和邵力子、张志鹤为学生编译了7万字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首列历代大事年表，次地理、人种，再按各历史阶段分章叙述，简明扼要，便于省览。在编译过程中，黄炎培对各种史料典故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令众人大为折服。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就是他在“汉石经室”枯坐硬读打磨出来的。

三、黄炎培的“手脑并用”

黄炎培读书用功，勤思善用，但却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酸秀才，傻举人。这也和他的家庭以及他的成长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

1891年，黄炎培母亲孟樾清病故，扔下他和两个年幼的妹妹。1894年，他的父亲黄叔才也撒手人寰。13岁失母，16岁丧父。一时间，黄炎培成了孤儿。《诗小雅》云：“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失去怙恃的黄炎培，开始体会人生的悲苦和艰辛，也萌发了一种责任。身为长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个家庭有所作为。故而，他下定决心，不再躺在亲友的身上，靠他们资助养活，他准备弃学做工，自己挣钱养活两个妹妹。

他把想法向祖母表示了，但是祖母坚决不同意，老太太告诉他说：“你身为黄家长孙，你的任务就是要好好读书，光宗耀祖，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会供你读书。”

祖母的态度不容商议，其他族人也一致反对。黄炎培只好放弃弃学做工的念头。但是，很有主见的黄炎培并没有完全按照家人的意见，一心一意地读书，他背着大人到城里找事做，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勤工俭学。刚过18岁，他就被浦东南汇三灶周氏馆聘为私塾先生，开始挣钱，开始工作，也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没有人知道那段短暂的勤工俭学生活，对年轻的黄炎培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是这可能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看到并且体会到勤工俭学的好处，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同时，也让他萌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想，一旦有机会，他就可能实践之。

这种新的教育理论就是：办职业学校。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子，为社会培养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这个理论今天我们听起来很熟悉。这是当今最前沿的教育理论，也是许多学校确立的办学方针。岂不知，100年前的黄炎培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1916年1月，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是《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他用对比观察的方式提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话很痛快，一针见血。怎么改正呢？他给出的药方是要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关键是要培养出“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劳动者。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1917年5月6日，黄炎培与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等48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8月20日，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这个学校开设的科目与一般学校大不同，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这些专业大都是社会所急需，也是热门专业。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上需要什么人才，他们就开设什么专业，教学与市场接轨，专业与就业相衔，真正是与时俱进。

学校的教学方式也有革新，他们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以突出其实用性和职业性。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

为了办好职业学校，黄炎培想方设法聘请一些贤达人士到校任教，像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著名的记者邹韬奋等都在中华职业学校工作过。邹韬奋在职业学校当的是英语教师，他后来接办了黄炎培创办的《生活》周刊，“生活”两字，就是黄炎培亲笔所书。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回忆说：“邹韬奋结婚的时候，我还吃喜酒去了，是父亲带我去的。”

另外，学校每天还特别安排了体育课，以强健学生体质。

这一点很特别。黄大能回忆说：“父亲认为，中国学生必须改变旧‘文人’瘦弱的形象，他要我们每天锻炼身体，我也常跟着他一早出去跑步。”

最近，网上盛传一组二战时期日本人的征兵照片，让我们看到了60多年前日本年轻人的模样，他们个子虽小，但却肌肉发达，线条分明，皮肤光亮，显得很有力量。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体魄就差远了。满清以来，中国典型文人的形象就是身着黑衫，面留鼠须，头悬长辫，一脸青灰，一步三晃。这样的人，这样的模样，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实事求是地看，这般形象，东亚病夫的帽子不请自到。

因而，体魄锻炼是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一致的看法。教育家张伯苓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德智体中，体育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所受的教育中，不缺育德育才的方法，独缺的是强体健魄的课程。这不仅仅是对于学校而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话更重要。

对此，黄炎培又先行了一步。

100年过去了，在北京市崇文区的安乐林路的一座楼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牌匾还在那里挂着，出出进进的人还在?践着黄炎培当年提出的教育思想，遍布各地的职业学校还在培养着面向未来，面向21世纪的新人。每每走过这里，我都会放慢脚步，思量着一个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个百年老店，知道黄炎培……

四、黄炎培的试验品

黄炎培自己是这样解释职业教育的，他说：“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与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人人有职业，并与个性相结合，“人人得事，事事得人，社会没有不发达的。”

为了实践自己的这一理论，也为了黄家不出纨绔儿，黄炎培干脆把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的儿子黄大能转到了他的中华职业学校，以身作则，看看职业教育到底能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黄大能说：“他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时，我正在一家贵族学校上学，第二年的学费都交了，父亲毫不犹豫地把我转进了中华职业学校内，我在那里上了三年高中。”

放弃正规的高中教育，选择职业学校，连学费都不要了。这在今天的家长来说，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在他们看来，哪怕孩子有一线的希望，他们也会选择普通高中，选择将来参加高考。读职业学校，往往都是被认为高考无望的，是无奈之举。

其实，就算是在80多年前，黄炎培的举动也是惊世骇俗的，也属于是不按常理出牌。他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试验品。

他在自己撰写的《怎样教育我中学时期的儿女》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为这些不知当众演讲过多少次，文章写过多少篇，苦口劝告大众：一、初中三个学年的使命就在于决定别人的，或自己认清自己的个性和天才，来决定一生所学就业的大方针；二、预备进大学，高中就要依照所学方针入分科学习；三、如果中学修了，即使将来就业，不再升学，更宜入分科高中。”

这番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主张高中要分科，二是要选好自己的专业。这番话和当今的教育体制不谋而和，只不过，他早提出了80年，并且身体力行。

黄大能本来在学校时就喜欢工科，到了中华职业学校，工科分为两科，一是土木，一是机械。这让他不知如何选择，看黄大能拿不定主意，黄炎培找来三子黄万里，请他帮助弟弟选个专业。黄万里是个有心人，他看出弟弟对土木建筑很感兴趣，便鼓励他学习包括水工桥梁等业务在内的土木工程，现在看来，这个选择成就了黄大能一生的辉煌。

在中华职业学校，不论是什么专业，课程安排都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实习课。黄大能所学的土木科，除了绘图、测量等实习课外，老师还要带领学生到上海市区的建筑工地实习。

虽然还是个学生，但是，黄大能就有幸参加了上海中百一店施工，参加了当时中国第一个自动扶梯的建造，并到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物——24层的国际饭店工地实习。

职校，讲究的就是动手，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培养的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黄大能在校时，全校师生还为学校建设了唯一的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中华堂。黄大能等土木科学生是主力军，中华堂建成后，还惊动了蔡元培先生，他专门到学校视察了这个建筑物，并为其落成剪彩。可能是沾了蔡元培先生的灵气，也可能是学生众志成城的协力，这座三层楼房虽经受了多次战火的考验，但至今犹屹立无恙，成了黄炎培教育理想和实践的见证。

毕业前，黄大能等人又赢得了一次难得的实习机会，他们这批学生被分配到了正在建设的粤汉铁路参加实习，也就是今天京广铁路的前身。黄大能分到了位于湖南衡阳的株韶段工程局，铺路架桥，钻隧施工，像个工人一样爬上爬下。一年下来，脸黑了，骨壮了。当时的铁路局局长，铁道工程专家凌鸿勋先生赞誉他们说：“这些职校学生，他们的能力并不亚于一般大学毕业生。”

作为试验品的黄大能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1935年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顺利地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就读于土木工程系。

对于走出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黄炎培还有嘱咐，他说：“学生出校后要热爱自己的国家，酷爱自己的事业，忠于自己的职守，胜任本职工作，要有互助合作的精神，谦虚恳挚的态度，任劳任怨的美德，勤俭淳朴的作风……”

提倡知行合一，学习是为了经世济用，是中国知识界的传统，是读书人的目的。但真正做到把教育和职业打通，贯彻始终，最坚决的一个就是黄炎培。

这让我们想起了著名的毛主席语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五、要“杀人”的黄炎培

黄炎培被人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什么是爱国？黄炎培一生经历了满清、北洋军阀、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连续多年的动乱时期，在他一生的主要阶段，他的任务只有两项，一是办学，二是救国。二者又互为响应，办学是为了救国，救国之路唯有办学。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是要实实在在付出的，有时甚至付出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在这方面，黄炎培从来不含糊。他自己被人“杀过”，也曾要“杀别人”。

1902年，黄炎培依照蔡元培先生的教导，回乡办学，倡导学界革命。他到处演讲，抨击满清政府的无能和腐朽，鼓吹进步的新思想，这样一来，乡绅土豪把他视为革命党人，抓进了县衙，等待处置。

黄炎培的同志恐怕他有不测，到处寻人帮助，想解救他出狱。后有人提醒说，清朝官吏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害怕洋人，找到洋人出面，就有救。于是，他们找到了在上海传教的美国基督教总牧师步惠廉和律师佑尼干，请他二人出面讲情，压迫知县放人。这招果然管用，洋人出马，知县吓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放人。谁知，黄炎培前脚刚刚走出监狱，后脚上面下令斩首的手谕，就送到了知县老爷的手中。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时差，让黄炎培脱身而去。

真是不敢想象，假如洋人再晚一会儿出面，或者手谕早一会儿来了，那又会是怎样一个黄炎培呢？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与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做形势报告，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集中听报告，他的儿子黄大能也站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他突然指着儿子黄大能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黄炎培突然之间的发问，震惊了全场师生，一时间，满场静寂，一片愕然，只有黄大能呆呆地立着。父亲要“杀掉你”的话，像一颗颗子弹，呼啸而来，嵌入了他的身体，永远挥之不去。

这大概算是黄氏教育法吧！

上世纪30年代，儿子黄大能远到云南参加滇缅铁路的施工，一人在外，远离家乡父母，与家人的交流全凭信函。黄大能经常写信回家，告知在外面的情况。父母也会给他回信，有些叮嘱。只不过有短有长，最短的是黄炎培寄给他的一封明信片，上面除了收寄信人的地址，只有四个字：精忠报国。

这是他给儿子的忠告，也是激励。

1935年12月9日上午10时，北平各大中学学生3000余人齐集新华门前请愿。随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游行队伍在西单和东长安街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受伤颇多，被捕者数十人，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开始后，上海各大学学生成立救国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黄大能热情很高，他积极参加学生游行，并准备和同学们一道，乘火车到南京请愿。夜间，大家都在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黄大能的任务是负责烧开水。时值初冬，寒风凛冽，灯光中，正在烧开水的黄大能突然发现父母相互搀扶着出现在站台上。见到儿子，黄炎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像是嘱咐一个上战场的士兵：“蒋介石不可能让你们顺利到达南京，你们的前路十分艰险，望你嘱咐同学们，胆子要大，心要更细，而且，必须运用灵活策略。”说罢，他重重地握了握儿子的手，转身而去。

“城可拔，地可割，匹夫有志不可夺。庶几彊虏凶锋遏，嗟嗟东北好河山。志有义民无义官，不生降即生还。低徊今昔空长叹，咄哉！诸生投袂起，与子同仇雪此耻。”

这首诗，黄炎培写于1934年，用在此处，可能道出他当时的心情。

儿子黄大能回忆说：“他非常爱国，比一般的青年都爱国，我们在上海，他每天打听战争的消息，打胜仗他非常高兴，打败仗他痛哭流涕。他戴着黑纱，一般不拿下来，而且他从不进租界地。”

身处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黄炎培却要求家里生活用品只能购买国货，他认为，爱国必须以行动，不能只是喊喊口号，有次他生病住院，女儿给他买了件棉毛衫送给他，他看了一眼，突然雷霆大怒，问女儿为什么买洋货送给他，结果女儿翻出里面的商标，告诉他说，这是国产的，他才息怒。

黄炎培的四个儿子都曾在国外留学，都在国外取得很优异的成绩，但是，他们不约而同都回到了饱经战乱的祖国，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没有一个留在国外。

黄炎培有着超凡的政治智慧，在每次面临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时候，他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是日薄西山，垂死挣扎。此时的黄炎培已经决意?着共产党走，他的这种决定令蒋介石很恼火，他一直派特务监视着黄炎培的一举一动，一直希望黄炎培能跟着他走，显然他失望了。失望导致愤怒，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说话了：“绝不能放过黄炎培的二儿子。”特务们得令而行，把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抓去了，目的还是想让黄家屈服退让，但黄竞武宁死不屈，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他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黄竞武成为黄家为国牺牲的第一人。这惨无人道的举动，震惊国共两党，消息传开，毛泽东仰天一叹，特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没人敢否认黄炎培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同样也没有人愿承担黄炎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论在什么时代，爱国都是要付出和投入的，有精神、有物质、也会有流血牺牲。翻翻黄炎培的历史，上面的内容都能找到。

鲁迅曾有诗说：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六、不爱财、不做官的黄炎培

黄炎培还有两个清名：一曰不愿敛财，二曰不肯做官。

这是20世纪30年代黄炎培的相片，此时他正忙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黄炎培一生兴学，不遗余力。他口才甚好，善于筹款，获捐甚多，但是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不贪不占，不挪用乱用，他甚至枵腹从公，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出国留学，但都是考得公费留学生，没让他花一文钱。学成后，全都回国效力，无一人滞留海外。

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他。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炎培生日时友人的礼赠。

抗战中，黄炎培曾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也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为此，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依旧是两袖清风。困境时，他还曾卖字为生。黄炎培去世后，没有一份家产，没有一所房子，有的就是不敛财的清名。

黄炎培另一个清名是“不做官”。

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拉拢的手段就是封官许愿，偏偏这套把戏在黄炎培这不灵。他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为此，袁世凯借题发挥，送给他八个字说：“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这是他自明心迹的诗句，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其实不是不做，只是不愿与恶人为伍，不愿为强权服务。

说起来这不做官，也还是有些家传原因。黄炎培少时曾受教于外祖父孟荫余，孟荫余性格狷介，曾发誓不在清廷为官，并以此告诫孟家子孙，最后他以教书为生，终老乡间。外祖父的言行对黄炎培影响蛮大，他在家乡考中举人后，也没有出仕，并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后悔，好像中举有违外祖父的教诲。

当然，不做官，不等于不做事。

1939年11月，他就与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与张澜、罗隆基、冷遹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秋冬之间，他又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筹组了民主建国会，开创了中国政党建设的新局面。他也因此成为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很看重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影响。进城后，再与黄炎培见面，就请他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后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不能用斯大林“赶尽杀绝”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黄炎培心有灵犀，第二天，他就把3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分别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传递信息。

随后，周恩来总理两请黄炎培“出山”。面对共产党的诚意和盛情，这次黄炎培没有再推辞，他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成为4名开国副总理之一，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复出做官，有违自己的清名，为此他对子女们解释说：“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不做。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做官后的黄炎培，曾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代表“民建”作了书面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座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从延安的“窑洞对”，到“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再到这“五门愿景”，黄炎培表述了自己对文明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要知道，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追求，他付出了许多，而且还将付出许多。

七、黄炎培与毛泽东

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其实，这不是他们头一次见面。据毛泽东说，他曾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讲演，只不过黄炎培对此事毫无所知，因为听他讲演的人那么多，又有谁注意到默默无闻的毛泽东呢？再次相见，毛泽东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的领袖，是雄踞一方的大英雄了。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蛮舒心。而且，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深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毛泽东进北京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第一个被邀请到香山别墅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当时，毛泽东还宴请了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他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最近，还有人考证说，当年在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到北京的时候，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人，也是黄炎培。

说到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交往，还真是故事多多。民间传言，黄炎培珍藏着一部据说是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特借来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然而仅仅过了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岂知，又过了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书法小心用木板夹好送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必须送到。毛泽东对黄的提前“索帖”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更正说：“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

我相信黄方毅的解释，这也符合黄炎培的名士风度。“索帖”之举确实“够英雄”，但是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跳出黄炎培的方圆论，怎么看都不逾矩。

解放后，毛泽东和黄炎培交往日多，二人的通信多达100多封，内容也涉及各个方面，可见来往密切。

1953年6月16日，在民建三届四中全会上，黄炎培有惊人之语，他说：“今吾改造旧吾，旧人学习新人。”他显然把自己列为旧人，要变旧为新，唯一的办法还是学习。随后不久，他到北戴河休养，休养期间，他专门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开始读《资本论》。用了20多天，读完《资本论》第一卷，然后开始读《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联共党史》等。说实在的，这些书有些共产党人也未必读过，75岁的黄炎培啃起来，不知滋味如何？

让我们听听黄炎培自己怎么说，他写了一首长诗，题目叫《马克思颂》，借此表达了他读书的心得。他在诗中写道：“让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家，信仰他，纪念他，敬礼他，人人心里头，家家壁上头，一人，黑脸，美髯。”

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毛泽东回信说：“先生读马列著作，可为祝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黄炎培更加高兴。

对此，黄炎培颇有感慨：“毛主席善于听取与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意见与我不同的人合作。”而毛泽东则说：我有几个右派朋友，其中之一就是黄炎培。不过，二人的关系还是很微妙的，反右时，黄家一门七个右派，看似子之过，实则父有因。

除了毛泽东，黄炎培在党内高层还有不少知己，像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等人，他们也很看重黄炎培身上的豪气和圆滑，喜欢他爽直开朗，而又方正有形的为人。改革开放后，几位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敢讲话、会做人的老友。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还亲笔为黄炎培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八、写诗的黄炎培

黄炎培从秀才到举人，在科举考场上，一路走来，轻松而简单。在别人看来很难的事，对他而言，却不费功夫。再看看他历年的诗文书法，其中所透露出的国学根基和举重若轻的风范，你就知道，这般轻松，完全得益于少时的家传和家教。

不过大多数黄诗不太雕琢，只是一抒胸臆，但闻者自然明白。这是黄诗的一大特点。譬如：黄炎培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

再譬如，他在1946年写的一首诗《今年双十节》：“今年双十节，厚黑最高潮。部部牛皮大，官官竹杠敲。民谣千里草，国事一团糟。战火南连北，江淮到吉辽。”

古人云：诗，可以兴、观、群、怨。在黄炎培的诗作里，少时多为“兴与观”，中年多有“怨”，晚年多为“群”，以和为贵。

黄炎培还有两首名诗，曾被有关专家选入大学教材，一首诗为《卖字》，写于1946年秋天。诗曰：

老来卖字是何因?

不为言贫为疗贫。

早许名山题咏遍，

未妨墨海结缘新。

伤廉尚取诚惭愧，

食力佣书亦苦辛。

八法在心先笔正。

临池白首学为人。

另一首是写于1948年春的《五斗歌》：

渊明不为五斗折腰去作官，

我乃肯为五斗折腰来作书。

作书作官何曾殊，

但问意义之有无。

作官不以福民乃殃民，

次等官僚害子孙，

如我作书言言皆己出：

读我诗篇，喜怒哀乐情洋溢；

读我文章，嘻笑怒骂可愈头风疾；

有时写格言，使人资儆惕。

我今定价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

益人身与心，

非徒糊我口。

还有一言，

诸君惊焉，

非我高抬身价趋人前，

无奈法币膨胀不值钱。

这两首诗，最大的好处还是浅显通俗，语意诙谐生趣；最大的益处就是让你读诗识人。

黄炎培不事雕琢的诗作还有许多，有些唱和诗，更显他做事的风格。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一方面加紧军事上的围追堵截，一方面进行舆论上的攻讦詈骂，说红军在途经贵州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著名的茅台酒池里洗脚。

黄炎培闻讯后，对此不以为然，他特意作了一首《茅台》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后来，这首“洗脚诗”流传到了延安。有人专门书写后，挂在延安的会议室中央。

洗脚之说过于夸大，但是红军官兵确实在茅台镇用茅台酒，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这段历史在曾三、耿飚、杨成武、萧劲光将军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洗脚也罢，搓脚也罢，不过，黄炎培的诗的确打动了中共领导人的心，未见其人先识其诗，中共将领们自觉地把黄炎培引为知己。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访问。隔日，毛泽东宴请黄炎培，桌上摆着茅台酒，周恩来、陈毅作陪。席间，陈毅提议饮酒联句，大家赞同。毛泽东率先说首联句：赤水河畔清泉水。周恩来续颔联句曰：琼浆玉液酒之最。黄炎培接颈联句：天涯此时共举杯。陈毅收尾联句曰：惟有茅台喜相随。吟罢，众人不禁相视抚掌大笑。这段故事，少见于史记，多见于传说。难辨真伪。但一番情谊，却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1952年底，刚刚病愈的黄炎培根据医生的建议，到杭州疗养。返回北京途经上海时，他特意拜访了陈毅，陈毅以茅台酒宴欢迎他。席间，陈毅又提到了那首《茅台》诗，并感慨道：“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陈毅即席步原韵和诗二首，以答谢黄炎培。其中一诗是这样的：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笔传韵事，

需在江南饮一杯！

黄炎培听了也很感动，端起茅台酒，紧紧握着陈毅的手，当场亦和诗一首：

万人血泪雨花台，

沧海桑田客去来；

消灭江山龙虎气，

为人服务共一杯！

两首诗都有点打油，但此时重在唱和，在酒、在情、在人，而不在诗。诗作是黄炎培处世交友之方，也是他传情达意之策，在“群”不在“怨”。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编委，讲了许多问题。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

这话也是在人、在情，不在诗。其实，毛泽东对黄家父子黄炎培、黄万里的诗作都有评价。

1957年中华职教社举行建社40周年纪念?动，周恩来应邀参加纪念大会。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职教社40年的经验教训。为了反思职教社所走过的40年的路程，黄炎培写了8首诗，并写成条幅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条幅，称赞：“任老是诗好、字好、思想好!”

如果认为黄炎培的诗作，大都是些打油唱和之作，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代表黄诗水平的还有很多，这些经典虽然也多是为人之作，但却真实地代表了黄炎培的诗文功夫。

锁铜烟尘白日昏，

端阳风雨叩圜门。

长城万里梅千树，

随意挥毫见国魂。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这是当时所作，语义深沉，格调高大，有志士之风。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著”，黄炎培一生经历曲折，阅人无数，深得其中真谛，何时、何事一清二楚，从不糊涂马虎。处世有自己的方圆之策，吟诗书写，为人为情亦自成一家。随时警惕，自我兢慎，如履深渊、如履薄冰之态，堪为众师。

晚唐诗人杜荀鹤的《泾溪》诗，或许有助于我们再认识：

泾溪石险人兢慎，

终岁不闻倾履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

时时闻说有沉沦。

九、黄万里与三门峡

黄万里是黄炎培的三儿子，也是他最著名的一个儿子。他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

黄万里的遭遇和命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符号，他被称为一个敢讲真话的科学家，一个只讲真话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注定要被写入社会发展史、科技史、水利史、党史，总之，历史会把他浓浓地记上一笔，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黄万里的一生可用“五个一”来概括：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著作；一生执拗。

黄万里在黄家活下来的男丁中排行老三，人称三哥，他之所以选择学水利工程，也是缘于父亲黄炎培的一句话。黄炎培说：“我一辈子要为农民服务，所以我不能看到祸及农民而不顾……”

水利与农业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黄万里便在父亲的影响下，选择了水利工程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１９３２年他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就改修水利工程，后来分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黄万里毕业后曾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也在国内各地从事过水利测量和规划工作，还当过甘肃水利局局长。长期行走江河，使得他习惯于跳出书斋看问题，和一般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视野，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而不是在书斋中指手画脚，黄万里这种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他长期工作积累的经验，也是他践行父亲黄炎培倡导的手脑并用教育思想的结果。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让黄万里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充满自信，一种超强的自信。

没想到的是，一座大坝，开始悄悄地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座大坝就是三门峡水库大坝。

黄河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这个峡口因此得名三门峡。

195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全国人民都充满着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这种热情充斥着每个人的胸膛，也影响着决策者的神经。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中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在三门峡建设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实现防洪、灌溉、发电的综合效益，一举改变黄河旧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这一古愿。

之所以选择黄河，这好像也是中国人的宿命。治黄，在历朝历代都是国家大事，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上下意气风发，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从这样的背景看，没有再比治黄工程更显威力的大事了。

1954年，国家计委正式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

就在这个时刻，44岁的黄万里站了出来，在众多的与会专家中，他的声音很特别，很刺耳。他没有对设计方案本身提出什么论证意见，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项工程，他认为：三门峡根本就不适合建坝！

黄万里一鸣惊人，他成了唯一一个站起来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人。

黄万里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他认为：黄河含沙量巨大，一旦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他同时还说，“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可怕的唯一。于是，接下来的7天讨论会，黄万里舌战群儒，与其他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到最后，会议就开成了对他的批判会，人家再开会讨论时，干脆就不再邀请他参加了。

不过，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黄万里的论证是正确的。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渭河泥沙淤积直到距西安仅30多公里的耿镇。

结果，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到丹江口电站去了。此后多年，三门峡工程不停地改造修建，成为典型的烂尾工程。

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罗隐曾专门写过一首《黄河》诗，不知是否算是对后人的预警：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一千多年以后，黄万里一语成谶。此后他也不停地向各个方面反映，并且，多次向中央领导上书，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然而?适得其反，他不断反映的结果，就是他逐渐成了众人眼中的另类，特别是水利专家中的另类，他被空前地孤立着。他的反映，大都如泥牛入海，没有人再提及此事，也没有人愿意提及此事。对于决策者来说，三门峡已经成为历史了，出现任何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建坝有建坝的理由，修坝有修坝的道理，即使将来把三门峡大坝炸了，也有炸的道理。这些，显然超出了黄万里的理解范围。

此后，黄万里把三门峡大坝结结实实地背在了背上，也被这座大坝结结实实地压着。

十、诗人黄万里

写诗的人和诗人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李白写诗，因为他有着诗人的个性，所以他是个诗人。毛泽东也写诗，但他只有诗人的情怀，没有诗人的个性，所以他并不是纯粹的“诗人”。

把黄万里作为诗人来理解，只是依性情而论，并无他意!他曾对学生说过：“你们是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态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搞水利的。”

可能就是这个诗人感情，让黄万里命途多舛。

三门峡的事还没完，不久，他的命运又被一篇小说，确切地说，是被小说中的一首小词再次改变。

1957年，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这是一篇讽刺小说，里面嘲讽批判的对象主要有四类：一是批评北京的市政建设，有“豆腐渣工程”；二是批评在三门峡方案中，有些专家不讲真话；三是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四是嘲讽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小说中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小词《贺新郎·百花齐放颂》，格外引人注目：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这首小词，本是自嘲自娱的小品，读起来甚至有些拗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当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这期《新清华》之后，事情的发展，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蒋南翔为何给毛泽东送这本书，目的尚不得知。总之，毛泽东看到了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也读了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总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时风剧变，帮党整风迅速转为反右。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黄万里上了《人民日报》，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则更让他目瞪口呆。

随即，《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一夜之间，黄万里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对于个中曲折，黄万里在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如果毛泽东的确讲了上面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他不仅读了那首词，还牢牢地记着其中的几句话，可以脱口而出。

没想到吧，黄万里的小说给毛泽东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

他这里说的“诗”，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首词《贺新郎》。

也许毛泽东确实喜欢黄万里写的东西，他曾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只是不知道下面这首诗，毛泽东读过否？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从此，黄万里“一右”就是23年。在这23年中间，他曾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劳动，也被安排到水利工地干活，打扫厕所。还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该干的，不该干的，他都消受了，也挺住了。

黄万里的妻子丁玉隽也是清华老师，早年曾留学日本学医，她也是名门之后，她的父亲丁惟汾是国民党元老。此时，也和黄万里一道下放农村，她回忆说：“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

即使如此，黄万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治黄，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他的论文《论治理黄河方略》。

1980年2月26日，黄万里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他是清华大学倒数第二个被平反的右派，倒数第一的右派比他的名气还大，是钱伟长。

右派改正后，由于各种原因，黄万里没再给本科生上过课，仅在上世纪80年代招过两个硕士生，也没有带过博士生。以黄万里本人的学术建树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他具备在中国一流大学当博导的资格，为什么清华没有聘他？原因说来很滑稽，按照规定，做博导，先得写个申请，这样的要求，黄万里很不爽，性格倔犟的他不肯屈从，他愤愤然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当然，没有人回答他的为什么，当然，也就没有人聘请他做博导了。

还有更令人伤心的事，按照现在流行的标准，作为学者或教授，必须要有一定的专著，著作等身虽说不可能，但随便也能拿出几本专业书籍。看看教授们的简历，后面往往是一长串书名，这样的才叫学者，才够派。

可怜的黄万里虽然有惊世之才，但他的学术著作却无人问津，只能束之高阁。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万般无奈下，他只好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在亲友中散发。这可算是今古奇观。

2001年，黄万里已经90岁了，他已经不能再讲学著述了，在他寿辰前，经领导默许，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的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为他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16开本、360多页的大书，不过，由于费用原因，只印了不到500本。

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做了一辈子教授的黄万里，一生只出了一本书，一本没有版权，没有公开发行的书，这更是今古奇观。

十一、悲怆的黄万里

2001年8月27日下午３时５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９０岁的黄万里溘然而逝。一生不屈不挠的一个战士、诗人倒下了。

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著作；一生执拗，构成了黄万里一生的关键要素。

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说：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黄万里的悲剧令人扼腕，他去世后，开始有人撰写有关他的文章和书籍，每出现一本，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有更多的人，开始从各个层面剖析黄万里的人生，以及他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有人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有人说：黄万里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科学的带有悲怆色彩的一生。我们用了45年的时间，才印证了一个科学家的论断是正确的。

有人说：他的学问主要是致用之学，但他没能致用，从这一点上说，他可能是个失败者。他真正想做的并没能做，只能发出些声音。科学家黄万里变成了思想家黄万里。

我们必须承认黄万里一生是个悲剧，而更大的悲剧在于他一生挥舞着科学的大旗，手中攥着真理，看似很强大，但最终倒下的却是他？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对手是谁？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曾给黄万里找了一个对立面，同样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张光斗，说张光斗一直在支持建三门峡、建三峡。这种说法，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悖常理。一个张光斗奈何不了黄万里，张光斗支持建三门峡、建三峡都没错，问题是不光他支持，站在张光斗身后和身边的是强大的专家团队，无处不在的行政力量，还有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黄万里，更像是现代版的堂吉诃德，他挥舞着长矛，却看不到敌人。在他看来，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在别人看来，他醉得不省人事。

道理其实很简单，站在科学对立面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封建的专制和愚昧，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的封建意识，正是它窒息了众人的思想，也扼杀了黄万里的正确，让他倒在了一座坝下。

试想一下，难道那么多的水利专家真的不知道三门峡不能建坝吗？

这让我们想起了最近发生的“华南虎假照片”事件，看起来是一个农民造假，但后面的援手，有专家，有官员。故事发生的舞台，虽然是21世纪的今天，但后面的背景还是几千年香火不断的封建阴魂，还是许多朝代都玩过的那套盛世献祥瑞的把戏。就是这种看不见的意识，推动着华南虎一步一步走上前台。想想看，难道那些官员、专家真的看不出那是一只纸老虎吗？真的能被一个农民所蒙蔽吗？真的没作为吗？还是他们宁愿把这只纸老虎献上去，讨得欢心呢？恐怕是后者。

几十年来，黄万里一直上书，从几任总书记，到几任总理，持久不息。希望得到上层的支持，反败为胜。然而他屡败屡战，最终由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诗人。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将军，像张光斗一样，带领更多的人，建更多的坝，或者拆更多的坝。但是他却选择做一名诗人，单枪匹马，赤膊上阵，站在城门外，不停地搦战，最后力竭而亡。

我们还是回到家庭里，再看看黄家其他人的说法。

黄万里的侄子黄孟复说：“在儿时的记忆里，三叔为人谦和。因为三叔待人亲切，孩子们时常在假期云集清华。后来听大人们说黄万里性格倔犟，为人耿直。……三叔从1957年获罪，直到去世，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去世前几年还曾对我谈及治理黄河的问题，他的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对学术执著。这一点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他的女儿黄肖路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还讲真话。”

黄万里的女婿杨乐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的数学家，他评价岳父说：“他在任何情况下从不随大流，只按科学规律实事求是地说话。”

我曾问黄大能，怎么评价哥哥黄万里，他说：“无法评价。”

但此前，他曾在自己的书中和文章中也多次提到黄万里。黄大能如是说：“至于他有没有做到父亲教导的‘和若春风’，或是有没有完全做到，我并不清楚，但‘肃若秋霜’他是做到了的。”

让我们回到过去。

1933年，朝气蓬勃的黄万里准备到美国留学，临行前，黄炎培再三叮嘱道：“专门学者，必须熟悉人情世故，考虑自己的主张必须行得通，否则将一无成就。”

这些话仿佛就是对黄万里敲的警钟，换句话说，发生在黄万里身上的故事，不需要出门，回到家中，听听父训，抖擞一下精神，转身出门，一切自然就解决了，根本就不需要上书各类大人物。

黄万里自己总结人生时曾说过：

“父曾多次戒我骄傲，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骄，虚伪，犹不足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老友背后朗诵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遵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1959年，黄万里和黄大能两兄弟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黄炎培，此时，二人皆为右派。黄炎培担心地说：“今天看来，万里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写了得罪人的文章。大能是因为得罪了民主党派内的某些人，总之，或多或少都是没有掌握好做人之道。”

知子莫若父。黄炎培好像没有提到黄万里的对错，只是说他没有掌握好“做人之道”。这该是最准确的！

十二、黄大能：我的父亲母亲

2008年4月29日，我们来到北京市万寿路翠微西里小区，采访黄大能。92岁的黄大能和水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他是黄炎培的四儿子，也是我国著名的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

黄大能所在的万寿路翠微西里小区，是国管局下面的一个住宅区，这里住着的人，大部分是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家人。黄大能所住的楼，是部长楼，都是曾担任过或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黄大能曾担任过三届民建中央副主席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现在还是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副理事长，享受副部级待遇。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都是黄炎培创办的，他也长期担任领导，黄大能是子承父业，一直在继续着父辈的事业。

颇有戏剧性的是，黄炎培自己参与创建了两个民主党派：民盟和民建，儿子黄大能都跟进，他1946年10月加入民盟，1950年5月加入民建，唯一超越父亲或与父亲不同的是，黄大能于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政治上的“三栖”人物，这在黄家，也是唯一。

此前我们打电话找他，他都能接听，寻常语气，每句话都能听得清楚，而且，并不需要特意的大声。他的回答，细声慢气，讲一口绵软的上海普通话，只是话语中略显老态，可见，他本人生理和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

我们是晚上到的。夫人蒋秀娟说早上已有安排，下午他们一般要睡到很晚才起床，所以只能安排晚上了。黄夫人是续弦，也是上海人，原是杭州市民建的专职副主委，退休后与黄再婚，搬到北京侍奉照顾黄大能的生活。

黄炎培与夫人王纠思

开门迎客的是黄夫人，她中等身材，胖瘦适中，有着中年妇女特有的温柔，不说不知道，她已经71岁了。黄家只有一个保姆，除了我们进来时倒了杯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92岁的黄大能坐在一个好像是轮椅的椅子上，老人都怕冷，已是暮春时节，他还是穿着厚厚的毛衣，脚上是一双棉布鞋，腿上盖着毛巾被。他看上去蛮瘦，手上的皮肤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亮光。脸上没有老年斑，头发梳得整齐干净。夫人说他现在头发甚至慢慢在变黑，说着还用双手整理着黄的头发。

在黄大能的记忆中，黄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家庭，父主外，母主内，父亲整日在外为国事奔波，母亲则在家中照顾生活。父母二人性格很是显明，父亲对外是一个外圆内方，非常和气的人。但在家里，他又很是严厉。母亲则非常慈爱，脾气和善，性情温文。

黄大能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母亲的照片，和一篇写于60多年前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母亲》。看题目，很像是今天中学生的作文，这应该是一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

文章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一副圆圆的脸，流露出慈祥、天真、聪敏、能干、快乐、活泼……我的母亲的一切将永远深刻在我的脑海间、心灵中。”文中记叙了母亲善于理财守家，遇事不慌不乱，关照亲友，乐善好施，睦邻亲贤的好品德，以及对孩子们无私的关爱，他说：即使在寒冬中，只要母亲踏进家门，温暖就会遍及全家。他记得和母亲最后一次相别，母亲告诫他说：“阿能，以后就要少喝酒。”这便是母亲最后的遗言。

文章结尾写道：“大家都说母亲福气好，不对！不对！母亲一生不曾好好地享福，12个子女缩短了她的寿命，剥夺了她应享的洪福，痛心啊！我们该怎样地纪念她？我们将何处去报答她？”

这篇写于67年前的作文，至今读来，还让人眼濡。如同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不管何时去读，何人去读，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惊诧于黄大能的文笔，更惊诧于他的字迹，在发黄的信纸上，一排排整齐的行楷，字体各个匀称，勾画中正，宛如印刷体，几乎是书法大家的手迹。即使不读文章，光看字体，便令人心生钦佩。

黄大能平静地说：“母亲死了，父亲让我们每个人写一篇文章‘我的母亲’，他们公认我写得最好。我们家字是二哥写得好，诗是黄万里写得最好，我随父亲。这篇文章，父亲说我写得最好，文笔也好，字也好。”

“他对子女很严肃，我们都怕他，小时候听到父亲回来了，小孩子一个一个都躲开了，严格得很。”黄大能如是说。

记忆中的父亲是个急脾气：“他性子很急的，晚上敲门，啪啪啪啪，妈妈和保姆都等在那里，敲了几下不开，他着急。他整天在外面，一年四季都是这样，晚上回来是很累的。我妈妈说，这么多孩子，加起来还没有爸爸一个指头。勤劳得不得了。”

一个合格的父亲，抑或说一个严父，在家庭教育中，他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定出孩子们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制定一个标准，哪些能做，哪些不该！尤其是在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时期，譬如说，学前期、青春期、走向社会之前等，定下一个刚性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容置疑和挑战，孩子们只是执行即可，这样的教育，往往会事半功倍。

黄炎培一生奔忙，要说教育子女，不?能事事过问，也没有时间这样做，但他会抓住要害不放，在培养孩子的习惯上下工夫。

黄家的几个女儿，都是黄炎培的掌上明珠，但黄炎培从不娇惯，从小就要求她们自己洗衣服，上中学住校，床单也要自己洗的。尽管家里请有保姆。

黄大能的初中是在上海杨树浦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念的。这是一所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环境优美，教育质量也高，学费也十分昂贵。学生中，很多是富家子弟，不少学生经常坐小汽车上学，穿着讲究，气派十足。黄大能身处其中，自然受到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活难免沾染上富贵气息。这当然和我家的经济条件和我们的家风很不相称。”

黄炎培看到了儿子这些细微的变化，很是恼火。他生气地说：“我们黄家可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子弟来。”立马把黄大能从沪江中学转调到中华职业学校来。

中华职业学校位于上海南市陆家浜贫民区。学生大都是平民子女。不论是教学环境，还是生活设施，和沪江中学都有天壤之别。

黄大能一进校门，便被剃了光头，穿上布鞋和一身蓝色校服。伙食费也削减了一半，零用钱基本上取消了。刚刚沾染上的富家子弟气派，顿时化为乌有。这种180度的转变。对于一个年仅15岁的青年来说，从思想上、心理上都是难以承受的。

现在回想起来，黄大能依旧很有感慨，他从心底感谢父亲当时的决定，在他人生的关键时期，把他从虚荣和浮华中拉了出来。

他深情地说：“中华职业学校勤俭朴实的校风，加上全校老师的表率，经过潜移默化，我自然而然地和许多贫苦然而非常踏实的同学站到了一起，也习惯了艰苦的生活。”

看起来风风火火的黄炎培在家中也讲究有方有圆，他对待孩子严厉有加，对待妻子却是另外一个形象。他写的最长的一首诗，就是写给王纠思的。

黄炎培在美国考察时，曾到一家屠宰场参观，他目睹了杀牛时的惨状，自此，发誓再不食肉，此后便真的成了素食主义者。女儿结婚，他在上海著名的素菜馆功德林请客，婚宴也请客人吃素的，后来夫人觉得不好意思了，只好在家里又补请了一次。

一次妻子王纠思乘他不在家，杀了一只鸡，准备给孩子们解解馋，不料正在宰杀中，黄炎培突然回来了。他见此状况很生气，觉得妻子竟然违背他的意愿，背后偷偷地杀鸡吃肉，怒吼着要赶妻出门。王纠思没有争辩，转身低头走了。妻子一出门，冷静下来的黄炎培感到有些过分，他后悔了，马上吩咐几个孩子们分头四处寻找，要找回妻子。但孩子们回来都说，没有找到。

晚上，一个女儿到父母的房间里拿东西，看到了令她吃惊的一幕：母亲躺在床上哭泣，父亲黄炎培跪在床前正在认错。

十三、黄大能：我的家教

勤俭持家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论贫富。再有钱的中国人，在家里都不会允许奢侈浪费之风。更遑论普通人家。

黄炎培尽管名声显赫，但收入并不高，那时在上海，大学教授可以拿到400块钱，黄炎培在中华职业学校拿200块钱。加之黄家子女众多，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和所有多子女的家庭一样，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轮流穿的，一般都是老大穿过，传给老二，再接着传下去。

黄大能曾穿过一件长过膝盖的蓝长衫，已经洗得四处掉线，模样很是可笑。母亲告诉他说，这件长衫最早是老大黄方刚的，他传给老二黄竞武，再传给老三黄万里，这才传到他的身上。黄大能说他直到上了中学，才穿上第一双皮鞋，还是同学的父母给买的。而第一件新衣服，是他读大学的时候，姐姐黄小同给他做的。姐姐看他已经是大学生了，还破衣烂衫的，就自己动手给他做了一件棉袍。为这，黄大能得意了很久，直到他从英国留学回来，他还念念不忘那件棉袍。

我们说过，家庭是培养习惯的地方，一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二是良好的道德习惯。有了好的习惯，走向社会，自然会取得好的结果，做工会是好工人，行医会是好郎中。相反，养成了不良习惯，整日好吃懒做，偷奸耍滑，堕落则是必然的。

一次，已经上大学的黄大能在街上理发，理发师给他理了一个分头，并抹了一些油在上面，正好被黄炎培看到。他大怒，说：“你怎么弄得油头滑脑的，马上给我重理。”黄大能吓得转身理个平头回来，才算了事。

对儿子如此，对女儿也一样，他反对女儿涂脂抹粉地化妆。一次，一位老朋友的女儿请他帮忙找个工作，来找他时，姑娘特意抹了口红，脸上也涂了胭脂。黄炎培一见她的样子，就很生气，他说道：“看你搽成什么样子了，照你这个模样，我不会给你找工作的。”说罢。毫不留情地把人请出去了。转回身，他对自己的女儿厉声讲：“你们不许学她。”

对孩子们的交友，黄炎培特别看重，严禁和一些不三不四、吆五喝六的人来往。在家中待客，也不上烟酒，以免孩子们沾染不良习气，甚至不许孩子们在外留宿。

女儿黄小同上小学时，有同学要介绍她去参加一个歌舞团，学跳什么“葡萄仙子”、“妹妹我爱你”等舞蹈。黄炎培得知后，告诫女儿说，坚决不能参加这样的团队。一次，黄小同和弟弟一道，参加亲戚的婚礼，看天色晚了，亲戚便安排两个孩子分别和表妹、表兄住到一起。12点后，黄炎培看两人还没有回家，便和妻子找来了，两人已经睡觉了，黄炎培硬是把他们从被窝了叫起来带回家，别人怎么劝也没有用。

这种细节教育，黄炎培抓得很紧，他自己每天写日记，也要求子女们必须写，他经常检查。所以黄家子女都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再顽皮也不能忘记写日记。

黄大能笑着说：“写日记的习惯我一直保持着，现在我的日记本已经整整有六七十本了，最近我出版的20万字的自传，这些日记帮了大忙。”

1939年，黄大能考中官费留学，准备到英国。临行前，黄炎培把自己平生坚守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重新添加了几句话，手书送给黄大能，这就是著名的36字箴言：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我们在黄大能的书房里，看到了这幅长卷，它已经跟随着黄大能走过了将近70年的历史，可谓饱经风霜，如今它静静挂在墙上，无言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92岁的黄大能感慨道：“我的大半生都是在这个座右铭的监督下度过的。”

黄大能解释说：“这整个座右铭是教育我怎样待人接物，其中‘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八个字是指中国旧时的铜钱，中间有方孔，也就是如果认为这是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事，就应像钱中的方孔那样方正，应该坚持，然而对人的态度，就应和若春风，也就是要‘圆’。但是这里所谓的‘圆’，却不是‘圆滑’。在原则上必须要像‘秋霜’一样的严肃，在待人处事上，则应像‘春风’那样和气。日常人际关系的矛盾，多似牛毛。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则相信矛盾解决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

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黄大能对这几句话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提高。他特别补充道：“和若春风、肃若秋霜”这八个字中一个“和”字，一个“肃”字是关键字眼。如果一旦自己确认为自己的意见是符合真理的，那么就该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甚至策略或手段来使他人能接受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和”就不单解释为“和气”两字了。至于“肃”字当然是指严肃。但深一层看，却还包括了“坚持”，乃至“刚正不阿”。

这就是黄炎培著名的方圆论，志圆行方，外圆内方，说白了，就是说做人做事要能屈能伸，善屈善伸，这是做人和处世的一种境界，要做到它，却不是容易的?。

十四、右派之家

这是黄炎培家八兄妹1948年的合影。

黄炎培子嗣众多，他前后结过两次婚，共有十六位子女。

前妻王纠思育有六子六女，其中一子二女早夭。王纠思因患高血压而去世。在活下来的九个孩子中，有四个儿子都曾出国留学，也就是黄大能和他的三个哥哥，其中，老大黄方刚在抗日战争中患心脏病去世，老二黄竞武在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活埋牺牲，老三黄万里虽然饱受挫折，命运坎坷，但却以九十高寿辞世。

黄炎培和后妻姚维钧育有四子，二男二女。黄炎培去世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姚维钧便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四个子女大都是上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出生的，与前妻子女在年龄上差距很大，因而，大家来往并不多。

黄家有长寿基因。如今，黄大能同胞兄妹还有四人在世，都已是耄耋之年。

原本黄家是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子女众多，学业有成，身份显赫。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黄家遭受了灭顶之灾，黄炎培共有六个子女和一个女婿被打成右派，成了名副其实的右派之家，这几人都是黄大能的同胞兄妹。同父异母的四个弟妹，因为年龄还小，基本都在学校读书，因此在反右斗争中没有受到冲击，躲过了一劫。

也许是宿命，黄大能说，自己和父亲一起生活了22年，在他的子女中是最长的。黄大能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那年他41岁，1979年他被平反，那年他63岁，也是22年。两个不同的22年啊！

黄大能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初被划成右派时的情景。

1957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民盟北京市委在北京市西单的长安大戏院召开“反右”动员大会。黄大能和同是民盟会员的前妻倪因敏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吴晗。黄大能当时很平静，压根没有想到反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在单位一直是先进分子，正在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晗站在主席台上开始发言，他宣布了民盟内部“罗隆基反党集团”的名单，上了名单的人就是右派，很快，几位黄大能很熟悉的人被读了出来：“费孝通、曾绍伦、潘光旦、浦熙修……”读完后，吴晗转身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完了吗？还没有。就在这一霎那，吴晗又转回身，对着话筒大声说：“还有一个——黄大能。”

黄大能愣住了，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乎，原本是入党积极分子的黄大能从天上一下子掉到了地狱，他成了右派，这意味着他离共产党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和他几乎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他的同胞兄妹黄万里、黄必信、黄路、黄素回等，黄氏一门总共有七个右派，是典型的右派之家。而在这七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还不是黄大能，也不是黄万里，而是他的小弟弟黄必信。

1949年，黄大能带着弟弟黄必信一道由上海赴东北参加革命，他们一同在大连工作，后来黄大能因公调到北京。而黄必信就留在了大连工学院当老师，主讲电工学，并担任了教研室的主任。

在黄家的几个兄弟中，黄必信性格最为内向，他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并无什么爱好，有时闲来无事，总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他却边弹边唱，乐在其中。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散淡平和的人，同样被打成了“右派”，理由好像就是因为你姓黄。从此，黄必信便郁郁不得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实巴交的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内心脆弱的黄必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最后含冤而去。就在他去世不久，他15岁的女儿黄可清下落不明，失踪了。连遭丧夫失女之痛，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她被关进牛棚毒打致死。转眼间，黄必信家破人亡，一家五口，只剩下一对兄妹孤儿，相依为命。后来，这兄妹二人在大连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变卖家产，到农村插队落户了。

命运蹭蹬，呜呼哀哉！

好在黄必信的这一双儿女非常勤奋，改革开放以后，二人双双考入大学，后又在亲友的帮助下留学美国，并在美国成家立业。算是对英年屈死的黄必信一个安慰。

黄大能每每提到弟弟，都会长吁短叹，感慨命运之不公。

我问黄大能：“您父亲知道这几个孩子突然成了右派，他没有什么想法或提过什么意见？”

黄大能回答说：“他说交朋友要小心一点。”

我问：“他也没问您为什么成右派了？”

黄大能说：“他用不着问我，报纸上都登了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论。”

十五、黄大能的水泥

水泥，英文是cement，由拉丁文caementum发展而来，是碎石及片石的意思。水泥只有加水以后，才会硬化，变得坚硬如石，如果再加上钢筋做成混凝土，更坚不可摧。

黄大能是水泥专家，也是混凝土专家。他的一生，就如同水泥加水、加钢筋一样的过程，不断地经历着困苦，也不断地提升着生命的硬度。

22年的右派生涯，黄大能没有被命运的不公所击垮，他对父亲外圆内方的为人之策，理解得很透，掌握得也很准，因而，他在单位并没有受到苛刻的待遇，尽管也有些宵小对他有所攻击，但是，大多数干部群众，对他还是一如既往，没有什么歧视。几任党委书记对他的工作都给予了支持，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这使得他在平反后，迅速地把握住了国内水泥业发展的前景，并依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了世界的大舞台。他曾代表中国两次参加国际水泥标准的ISO会议，研究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水泥国家标准，也曾多次到国外讲学交流，还帮助在建的三峡工程选择了可用的水泥材料。

说起来，黄大能的专业离我们的生活并不很远。你看，如今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和马路上，人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水泥砼车的影子，这些砼车把在郊区站点搅拌好了的混凝土，拉到各个施工工地，避免了过去现场施工、现场搅拌的工艺过程，也让我们不再感觉到搅拌水泥时扬起的漫天尘埃。

把现场搅拌水泥，改为在工厂搅拌后再拿到工地上使用，这项创造，就是黄大能的成绩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黄大能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他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后又子承父业，先后当选为第四、五、六届民建中央副主席，走上了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他还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开始在各种场合发表意见，阐述自己的主张。

1998年，黄大能作为民主党派的政协常委，和王光美一道，出席了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他所关注的问题，还是他父亲一直倡导的职业教育问题。他认为，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是符合国情的。让他们有一技之长，是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这和80年前黄炎培的观点一样。

职教，是黄大能参政的主要话题。他所提的30多个议案，除了水泥，就是职教。

“右派”平反的那年，黄大能已经63岁了，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人生的尾声了。但是他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他用最大的努力释放出炽烈的光芒，照亮了自己，也光耀了先人，显示了他方正的一面，就像加了水的水泥，加了钢筋的混凝土，越发刚硬，越发坚强。

他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呢？恐怕还得从那36字箴言中寻找。

十六、题外话

黄花心事有谁知，

傲尽风霜两鬓丝。

争羡湖园秋色好，

万千凉叶正辞枝。

2008年10月11日，黄大能夫妇应邀赴上海，参加中华职业学校建校90周年暨纪念黄炎培诞辰130周年庆典。黄大能是坐着轮椅去的。

在庆典大会上，黄大能和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心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世绩4人被授予中华职业学校杰出校友的称号。

2003年，黄大能的回忆录《傲尽风霜两鬓丝——我的八十年》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他对自己80年人生道路的总结。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思想，他选用了父亲黄炎培的诗句做了书名。

这一年，黄大能87岁了。

让我们再朝历史深处回眸看看。

黄炎培之子黄大能接受作者采访。(耿海洋摄)

1958年，黄炎培开始计划写作自传《八十年来》。为什么要写自传，黄炎培说：“我响应党的号召，本我所见所闻和所行动，秉我是是非非的直笔，陆续写成《八十年来》，看看今天，想想昨天，大家知所努力。我个人呢，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分精神全为国，一寸光阴全为民，以‘天天向上’自勉，这样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这本自传一写就是7年，1964年9月最后完稿时，黄炎培已是86岁高龄了，和今天写自传的黄大能的年龄差不多。

两人各写了自己80年的历程，那么，父子两代人的80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呢？

黄大能在他的书中后记里给予了解释，他说：

“父亲写《八十年来》的时代要比我写《我的八十年》早大约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在他执笔之年，环境不允许他写原来想写的一切，所以他计划写八十万字的回忆录，写了仅仅十万字左右就收笔了。今天，我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时代，……我可以在书中仗义执言和畅所欲言。”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这可能是两个80年最大的不同，只不过不同的是背景，相似的是人物。

近几年来，黄大能主要参加的是三方面的活动，一是民建；二是建材；三是有关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如今，他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名誉副理事长。《职业教育》杂志社的名誉社长，这本杂志的稿子，他有时还亲自审看。

我说：“您现在算是子承父业了？”

黄大能说：“可以这么说，职教社主要办中等职业教育，他提倡职业教育，不但要动脑，而且要动手。”

黄大能讲话语速较慢，但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对于个别敏感或是他不愿讲的话题，就闭口不谈，意思坚决。近几年，黄大能的心脏不是太好，又做了前列腺手术，现在随身带着尿管，平时外出，他都是坐轮椅。

采访中间我怕老人太累，提议休息一下。黄夫人说好，她专门拿出一个长条的巧克力，给黄大能吃，说他最喜欢吃这种巧克力。我们交谈中，黄夫人一直坐在旁边，她对黄家家事也比较清楚，常常会作些补充。她讲一口上海话，抑扬顿挫，感染力很强。

黄夫人说：他们经常外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会到杭州去探望在世的两个姊妹，她们也都是80多岁的人了，经常这样走动，有益于健康。她自己也经常要和黄大能讲话，避免他出现老年痴呆。睡觉前，两人在床上还要交谈一个小时，黄夫人笑称，这是总结一天的工作。

黄大能没有亲生的儿女，现在的一儿一女都是抱养的。儿子黄鲁淳是三哥黄万里的，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女儿黄雅言是二哥黄竞武的，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也就是两个侄儿侄女。现在，他们也都是退休之人，各有家庭，儿女平时很少过来，平常打个电话，逢年过节会回来相聚。

我说：“现在您是三代同堂？”

黄大能说：“四代，已经有曾孙女儿，还有一对是双胞胎的曾孙。”

我道：“看来黄家后代又兴旺起来了。”

黄大能说：“黄家后代双胞胎挺多的。”

我问他：“您自己在家里教育孩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黄大能说：“没什么特殊要求，希望他们念好书，自己擅长什么学什么。大家都要念书，家里都是读书人。我们家经商的人不多的，所以有钱人不多，经商才有钱。”

黄大能自己搞了一辈子的水泥，也扶持了许多水泥企业，有的已经做得很大。黄大能说：“他们都是老板了，民营企业家，我还是两袖清风，也是父亲的遗风。”

如今，黄大能有时也会给孙子或外甥写几句话，就写父亲的题字，目的是把父亲的座右铭传下去，让家人不要忘记。

按惯例，我问黄大能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家最重要的传统是什么？”

黄大能没有犹豫：“爱国。”

2008年12月17日（完）

引言

题记：

周建人(1888-1984)，原名松寿，乳名阿松，字乔峰，笔名克士、高山等，绍兴人。鲁迅三弟。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幼年在家塾和会稽县学堂读书。辛亥革命前，任绍兴僧立小学教员兼校长，自修植物学与英语。1915年至1919年，任明道女子师范(后改为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员，并在成章女校等校兼课。

1919年底，随母亲等全家迁往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总论和哲学等课程。1921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写中小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小丛书等。并任《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助理编辑和《自然》杂志编辑，常以高山、克士、松山等笔名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1923年，经沈雁冰介绍结识瞿秋白，同年应瞿秋白之邀在上海大学任生物学教授，此后又先后任神州女学、上海暨南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任编辑，1945年12月30日，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8年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从上海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教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至1967年出任浙江省省长。任职期间，清廉严明，办事公道，仗义执言，不徇私情。1968年，由周恩来公开党员身份，提名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化教育，对保护杭州灵隐寺、绍兴禹陵、新昌大佛寺等作出重要贡献。

在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和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著有《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科学杂谈》、《进化与退化》、《哺乳动物图谱》、《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等。译有《物种起源》(合译)、《吸血节足动物》、《生物进化论》、《原形体》、《生物学与人生问题》、《优生学》、《赫胥黎传》、《新哲学手册》等。1989年，民进中央宣传部选编了周建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93篇，出版了《周建人文选》。

1984年7月29日，因患鼻癌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遵遗嘱遗体由北京医院解剖，火化后骨灰撒在天津新港外大海。

周建人家庭档案：

夫人王蕴如（1900-1990），浙江绍兴人，解放后曾在高教部工作，后辞职。

长女周晔（1924-1984），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194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工人日报》记者；全国总工会妇女部部长、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秘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等，后调入中央统战部，协助父亲整理有关史料，先后整理出版了《鲁迅故家的败落》、《鲁迅在上海》两部专著。

二女儿周瑾（1927-2001），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１９４８年随父亲到解放区。解放后，参军到解放军卫生部工作。1954年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在总后药物研究所工作，曾任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

小女儿周蕖：1932出生于上海，1948年随父母到解放区，曾在贝满女中读书。1951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未读即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回国后曾在幼儿园当教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担任教授。1992年退休。

另：周建人与前妻羽太芳子育有四个儿女。长子周冲（1915年2月生，当年夭亡），长女马理（1917年11月生），次子周丰二（1919年5月生），三子周丰三（1922年2月生）。

生活中的周建人言语不多，饮食随意，毅力坚韧，性情耿介，不善交游，外人看来有点“硬”。他为人低调朴实，做事严谨廉洁。世人喜欢称之为“周建老”。

他一生勤学不已，记忆力惊人，精通英德两种语言，多有译作，长于书法，爱好下棋。他客厅中挂着一副跟随他一生的对联：“士穷节乃见，民主安无倾”，是他自我的精神写照。

周建人一生为学、为官各有建树。他靠自学成才，著述涉及哲学、生物、文艺、科普、翻译等等；他以学者入仕，做过部长、省长、人大副委员长，以清廉著称。

女儿认为周建人不是一个政治家，她眼中的父亲是一个追求真理、追求正义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做学问的学者。

周建人对子女也是无为而教，任其自由发展，绝少干涉。唯一的要求是：做人应当能吃冷饭、喝凉水。三个女儿也都秉承家训，朴实低调，自律自尊，各修业务，各有所长。

一、谁是周建人?

2008年11月11日，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纪念周建人诞辰120年。这位隐身于历史褶皱中多年的人物，再次走到了公众面前。谁是周建人？这个座谈会给出了一个答案。对外发布的消息称他是：“民进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坚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

民进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称。1945年，57岁的周建人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赵朴初、雷洁琼等人在上海商议创办了民进。看看创办者的名单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以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民进的纲领是要“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身为创始人以及后来的领导者，周建人一生追求的核心价值就是民主。

他的继任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座谈会上，代表民进表达了对周建人的敬意。她说，以周建人同志为代表的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选择并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亲密合作，形成了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以党为师”的优良传统。

这是一个很政治的评价，也是很客观的。只是缺少鲜活的生活色彩。大家都好奇，在这些概念化的语言后面，隐藏着怎样的一幅人生画卷呢？

其实，周建人的一生界限清晰明白，抛开细节，他的一生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期，他主要在家乡绍兴求学、教学；中年时期，主要在上海等地教学、为学；老年时期，他主要是在京、浙两地从政、做官。求学、为学和做官，这几件事基本上是贯穿他一生的主线。

还是让我们回溯历史吧，看看周建人做了哪些创造历史的事情。

一九八二年春节周建人在读书。

周建人最早被人熟知，是在上海滩，他是以一个小品作者的身份登上排名榜的。只不过他创作的小品，不是搞笑的幽默，而是传播科学的文章。

在上世纪30年代，周建人在上海的一些杂志上撰写了许多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这些小文章宣传科学，鞭笞愚昧，启民智，倡文明，广受读者的欢迎，人们把他的文章习惯称之为“科学小品”。这种新的文体是伴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而产生发展的。周建人就是这个文明火种的开创者和主要传播者。时光荏苒，科学小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周建人不仅写科普文章，而且他还创编教材。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他主编的中小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小丛书等，成为当时中小学校的教材，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按照惯例，凡是作品能够进入中小学课本的作家，那都是在社会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凡是能够编写教材的教授，那都是最有学问的权威。周建人位列其中。

接下来还有。

在近代人类史上，有一本书曾对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曾被誉为震撼世界的10本书之一。1985年，被美国《生活》杂志评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1986年英国《读书》杂志推荐它为理想藏书，书中所阐述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这本书就是英国人达尔文所写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

1859年，《物种起源》在英国伦敦首次出版，1250册图书当日全部售罄。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后，这部巨著也传入了国内，最早把《物种起源》翻译成中文的是广西人马君武，1919年正式出版。遗憾的是，它是用文言文翻译的。

1947年，一部用白话文翻译的《物种起源》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本通俗易懂的译作一面世，即引起轰动，被誉为是大家手笔，扛鼎之作。

周建人就是这本书的译者！顺便说一句，他的生物学和英语都是自学的。

解放后，达尔文主义成了生物学、农学必学科目，《物种起源》成为必读之书。为适应大学教育所需，周建人深感原译文不甚完美，便邀请叶笃庄、方宗熙两位专家合作，重译《物种起源》。新译本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一再重版重印，为生物学的经典。

此后，周建人的头衔中又多了一个生物学家和翻译家的名头。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开始从政。他先和叶圣陶搭档，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随后又担任高教部副部长。在当副部长期间，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有人建议把筹建中的中国农业大学直接建在农村，以为这样才姓“农”。周建人坚决反对，他认为教学不是种田，要以方便教学和科研为主，他力主建在北京，并亲自选定了今天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址。既在城市，又在农郊，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农大最终留在了北京，不然的话，农大学生真要赤足走在田埂上了。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水平的提高。马寅初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正是后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雏形。

周建人对新生事物，总是抱着一种支持的态度。这和他长期从事生物学研究密不可分。他是最早站出来响应马寅初人口论的，他非常支持计划生育的政策，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需要科学精神和勇气的。果然，马寅初很快就在反右斗争中被打倒在地，许多支持者也随着他一起訇然倒下。周建人因为身份特殊，没有被划入右派，侥幸躲过一劫。

从1965年至1983年，周建人当了18年的人大副委员长。他端端地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声音。不过心底却并不平静，因为在思想深处，他对民主的追求始终不渝。

不得不说的话是，周建人还有两个著名的哥哥，大哥叫周树人，笔名叫鲁迅。二哥叫周作人，笔名叫知堂。

二、周建人的为官

1888年，周建人生于浙江绍兴。

绍兴是江南名城，也是名人之城。从古代的大禹、王羲之、陆游，到近代的秋瑾、蔡元培、周恩来。据统计，历史上绍兴共有文武进士2238名，文武状元27名。民国以后有两院院士53名，包括地理学家竺可桢，数学家陈建功，历史学家范文澜，经济学家马寅初，物理学家钱三强等等，当然，这些名人中，也包括我们要说的周建人，周氏三兄弟。

周建人出生时，正值满清末期，周家在绍兴已生根发展了700多年，是绍兴的望族大户，也是官绅世家，在当地颇有影响。

历史上，周家官做的最大的人，是周建人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他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后来又到北京当上了内阁中书，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司局级干部。只是后来一件偶然的事，让他身陷囹圄，差点掉了脑袋，从此，周家一蹶不振，陷入了谷底。

事情发生在1894年，此时的周福清按照清廷章程，正居家守丧。当时绍兴府有马、顾、陈、孙、章五姓大家，互为亲友，这几家想在这年的乡试中，为自己的孩子弄个举人名份，考虑到这些孩子学业不佳，他们就动了邪念，商议准备联合起来，行贿主考官，希望走走后门，解决孩子的前程问题。也是该周家出事，那一年，到浙江监考的官员，恰好是周福清的朋友。几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相约找到了周福清，请他出面操办此事。开始周福清不同意，一口回绝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犯法的事，干不得。但他又抹不开面子，经不住这几个人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好答应给主考官写信“通关”，信写好了，他鬼使神差地在照顾的名单后面加上了自己的儿子周伯宜(即周建人的父亲)，也想借此为儿子谋个功名。

不料，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那样。对于此事，周建人的哥哥周作人曾有记录：

“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

本来是双方默契的事，没想到送信的家丁不懂事，大喊大叫要收据，监考官此时正和副主考在聊天，信放在桌上故意没有打开，听家丁这么一喊，只好当众拆开信函，结果藏在里面的银票露出来了，导致事情见光败露。这还了得，竟然敢行贿监考官员，于是，周福清被判了“斩监候”，按照今天的法律就是死缓。这下举家震惊，乱成一团。周建人的父亲周伯宜只好变卖家产，设法通关营救，这才使他免于一死。周福清在监狱坐了七年，生生地把一个充满生机的家庭败坏了。

周伯宜卖光家产，救出了父亲，但是，他也心力交瘁，很快就去世了。

周家的败落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洎至近代，周伯宜的三个儿子陆续登上社会的大舞台，他们靠着天资和努力，渐渐地成为当时的活跃人物，领一时之风骚。周建人的两个哥哥不仅成为新文化的领袖，而且还都曾入仕为官，鲁迅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里当过科长，周作人则在伪政权里做过教育委员会的长官，当然这是不齿的。只有周建人一直在从事编辑、教学工作，离官场远远的，他做的最大的官，就是家乡小学校的校长。

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解放后，远离官场的周建人仕途很顺。他开始被高层看重，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等职。更于1958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卸任。短暂沉寂后，他又连续担任了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国家领导人。

（前左起)周建人与许广平、鲁迅、（后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合影。（1927年摄于上海）

周建人官运亨通，是偶然也是必然。他的好友柯灵对他职务的变化，曾有过精彩的叙写。他说：“到了枫林日晚，忽然因为积年的革命劳绩，平步青云，被送上权位的高层，‘霜叶红于二月花’，……他无意追求权位，而权位送上门来。境况的变化有若天壤，只有一样丝毫未变，就是他的书生本色。”

柯灵认为他本色是书生，如果这个定位准确的话，周建人要从一介书生，过渡到封疆大吏，这是个脱胎换骨的巨变，不啻于重生，因为书生意气和官场厚黑是不相容的。

柯灵不幸而言中，周建人的为官之道的确是踉跄蹒跚。

1958年，已经70岁的周建人被任命为浙江省省长，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在浙江主政10年，这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像省长这样的封疆大吏，大都是从战火和硝烟中走过来的老革命，虽然周建人也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他的公开身份还是民主人士。由一个民主人士出任一个大省的正职，他恐怕是唯一。

据说周建人几次恳辞不就，说：“我不会做”，但最终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自古圣贤多寂寞，“我不会做”，这可能是周建人的心里话，因为为官有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为官之道，一在律己，二在律人。

律己就是要管住自己和家人，为政清廉。这方面周建人堪称表率。他出任省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家，把家搬到杭州。按照规定，他并非一定要这么做，完全可以在北京留一套房子。现在，连许多乡镇干部都是“走读”，即工作在甲地，家在乙地，两地行走。但周建人执意要搬，一定要把北京的房子退掉，否则他心不安，好像占了公家的便宜。同时，他还执意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让夫人王蕴如辞职，随他到杭州。其时，王蕴如在高教部工作，不辞职，随丈夫一起到杭州照顾他的起居，也是符合当时政策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政策不允，稍稍变通，或调转一下夫人的工作也是可行的，完全不必要辞职。但周建人力主辞职。结果，王蕴如从此便失去了公职，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待遇，连退休金也没有。

1984年周建人去世后，按照规定，国家每月给王蕴如100元的补助，聊补生活之需。这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属中恐怕也是特例。

女儿周蕖说：“总共拿了六年，直到她去世。”

就在周建人当省长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为了女儿周晔的工作问题，他专门写信给好友柯灵，请他帮忙给周晔在上海找份工作。柯灵说，我无职无权，怎么能有办法解决周晔的工作，你是省长，怎么还要我帮忙？这问题提得太好了，柯灵疑问恐怕也是许多人不解的地方，显然，不是周建人没有能力解决，而是他不愿意，不愿意权为己用，不愿意假公济私或以权谋私，这正是周建人的磊落之处。

女儿周蕖回忆说：“文革以后，每年国务院事务管理局都派人来问他，周老，你去哪里休息。他说，我不去，每年他都不去。后来，他跟我们说，我那么老了，也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怎么还能去休息呢。”

周建人回到家乡当省长，最高兴的莫过于家乡的亲属。一次，他的一个本家亲戚，兴冲冲从家乡赶来找他，见面后，亲戚提出，不回乡下了，要留在杭州，给他当账房先生，理财管账。他说，你一个堂堂的省长，比过去家乡的知县、知府官大多了，俸禄自不会少，各色人等送上来礼钱也不会少，怎么能没有一个账房先生呢。

周建人听后，先是一怔，接着哈哈大笑，他说：“我们就两个人，平常就是买点菜，没别的事，我有什么账可管啊，你以为我是国民党的官啊。”

好说歹说，总算把亲戚劝回去。其实，做到家乡的父母官，必然会坠入亲友的包围之中，求职的、升迁的、求学的，一个都不会少，一个也不能少，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于为官者则是个严峻的考验，周建人平素自律甚严，从不搞特权，而且，也特别在意家人和亲友在这方面的举动，你想，他连自己女儿的工作都不肯安排，又怎么能随便开绿灯。这样一来，家乡的许多人就难免碰壁，空手而回。不满和非议也就随之而来，好在周建人心底坦荡，能解释就解释，解释不通也就听之任之，不被这些琐事而搅扰，依旧故我。

不过，律己容易律人难！

当一个人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时候，他与周边的差距就会变大，就会对一些不良习气难以接受。周建人正是这样的人，他对一些干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意见尤大，特别看不惯一些官员骄奢跋扈，搞特殊化。

在浙江当省长时，他旁边住着另外一个干部。杭州的夏天很热，那时候又没有空调，为了降温，这家人就让一个工人站在屋顶上用凉水给他浇屋顶，结果工人不小心掉下来了，摔伤了。周建人知道后，特别生气，连连说：“怎么能这样子，怎么能这样子！”

在他看来，人都是平等的，尤其是对劳动者，更不能稍有歧视或不公。

在那个特殊年代，省长的主要任务还是要突出政治，这对周建人而言是最难受的。他更关注的是民生，是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疾苦。

一次，一个村支部书记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奸污妇女多人，却没人来管。后来，他侮辱了一个军人的妻子，被军人告到法院，但是只被关了几天就释放了。此人获释后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无奈，那位军人又上告到省法院，结果这个人只被判了三年徒刑。周建人接到群众举报，派人做了调查，情况属实，他自己亲自跑到法院，过问此事，主张从严判处。但法院的人却搪塞他说，这种生活问题判三年也就差不多了。一听这话，平素沉稳的周建人火了，他把帽子朝桌子上一丢，大声喝道：“此事你们不管，我宁可不当省长，也要管到底！”

他怎么管呢？打电话给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请他过问这个案子。结果，最高法院院长亲讯旧案，要求地方法院重新调查，这才为受害人伸了冤。

这是一桩小事，放在他人身上，也许不会像他这样大动肝火，但周建人做不到，他不能无视百姓的权利受到侵害，恶人继续横行。话说回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让省长周建人窝了一肚子气，其他复杂的人事恐怕更窝火。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熟知，不过有些人可能仅仅是熟知而已，并不会践行，更不会力行。偏偏周建人言?一致，谨记在胸，力行不辍。他常说：“‘认真’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的作风，……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一样认真。”

1960年大饥荒时，浙江临海县的一个女社员饥饿难耐，偷吃了队里几个玉米，被村干部发现后，剥光衣服游街示众。周建人听后大为震惊，这完全出乎他的想象，解放前，他一直致力于解放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维护人权。而现在这丑陋一幕，竟然会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发生？周建人百思不解，他愤而上书，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要求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1978年10月与福山生产队社员毛华生及其夫人合影。

省长上书告状，要为一个普通的农妇讨公道，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恐怕也只有周建人这么做！

表面上看，好像是周建人不太会操作权力，不会运用权力，这么点小事，犯不上惊天动地，稍微纵横一下，自会搞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逢飘尽悲歌气泥絮招来薄幸名

十有九八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难成春鸟秋虫自作声

——清·黄景仁

这首《杂感》诗出自清代诗人黄景仁，书生无用便肇始于此，多用于形容书生从军、从商、从政，不得其法，难成大事。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书生为官，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个人的能力大小，而是道德水平的高低。一个人的道德标准越高，自我约束越严，在现实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就越大。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当省长的周建人没有移步换景，没有按照现实的政治环境和策略办事。他一如既往秉持着自己的道德原则和标准行事，而不是随遇而安。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很另类。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硬道理。他不肯降低自己的标准，也不肯迁就现实，剩下的就是痛苦，难受。所以在省长这个位子上如坐针毡。

周建人早年写过一篇有关鲁迅的文章，记叙的是鲁迅在教育部任科长时的一件事。当时，鲁迅的上司拿给他一个公文，要他签批，鲁迅看了一下公文，说不能批准，当面拒绝了。

周建人评价说：“这种举动由旧日做官的看来，可以说不照做官的规矩，……要这样做，首先是须具备这一些条件，即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及不怕因此而来的压迫。这勇气是和站在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方面是分不开的，因此也就理直气壮。”

看来，这兄弟俩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而显然，对官场规则，周建人不是不知，而是不为！

他的夫人王蕴如曾说：“他是个好党员，但是，当省长对他是极不愉快的经验，他不能适应政坛错综的棋局。”

而地方领导也有言：“原以为请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知名人士主持本籍省政是适宜的，结果却反而造成乔峰老人（周建人）和党（其实不是和党，而是和某些党的干部）的距离。”另一位则讲得更直接：“他太单纯了。”

用“单纯”来形容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学者、一个省长，这反差也太大了。

还是柯灵说得好：“权位是对人性最严酷的考验。权位成为不少革命者生命的巅峰，至此就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滑脚飞堕深渊。许多人坐上权力的黄金交椅，就会膨胀成为可怜可笑而又可怕的霸王。许多人在权位的透视镜前面再也掩盖不住自私、贪婪、卑污的灵魂。……人的价值观，如果用真纯和正直做砝码，乔峰老人（周建人）是完美无疵的。但是这种人可以是忠诚的革命者，却不可能成为城府深严的政治家。”

周建人曾对家人说：“我不想做官，也不善于当官，最好当一个大学校长，或者是当图书馆馆长。”

为了摆脱这种困窘，周建人在任省长期间，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辞职返京，可惜未能如愿。而且，不想做官，却偏偏越做越大，直至当上了国家领导人。

1980年，周建人再次向中央提出，辞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1980年9月1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和蔡畅。

我觉得，不论在任何时代，按照任何的标准，周建人都是个好人，更是个好官。这样的官越多，百姓就越安康。

三、周建人的为学

周建人一生倾力治学，在哲学、生物、社会学、翻译等诸领域均有建树，尤其是哲学和生物学，更是浸润久长，见解卓越。

不过，虽然周建人名望高，著作多，但学历却很低。按照今天的说法，他只是个小学毕业生。他的这些成就，都是靠自学而来的。换句话说，他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辛劳。

周建人的求学、为学之路颇为坎坷，个中曲折令人唏嘘。

周建人生于满清末代，这是新旧交替时期，也是新思想、新文化风起之时。按当时的习俗，小孩子的教育分两步走，略明事理的时候，就要开蒙了，就是要启发蒙昧，这一时期相当于今天送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看图识字。第二步是从幼儿园出来后，就要上小学，这才进入真正的读书时代。

周建人的开蒙和读书都是在家乡完成的。

开蒙在旧式教育中是件大事，周建人开蒙时，他的祖父已经入狱两年了。一般人家孩子的开蒙，有约定俗成的课本，基本上就是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读物。不过，周家的祖父有些特别，他在对孙子的教育上，没有因循旧制，选用的开蒙教材也别具一格，他用的开蒙教材是《鉴略》。这是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读本，可以使小孩子初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过程，没《三字经》实用，但比《三字经》深奥，起点高。这点倒显出周家的特殊来。

周家祖父的特殊教育，帮助周建人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基，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渐进大有裨益。

周建人9岁开始进入小学读书，学校的名字叫“会稽县学堂”，幸运的是这是一所新式学校，所学课程不全是“之乎者也”，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已经有了今天学校的雏形。这种新式教育，对那个时代的孩子影响是巨大的，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的思维。在会稽县学堂几年的学习，是周建人受过的最系统的学历教育。

小学毕业后，他要考的中学是“绍兴府学堂”，这是绍兴的重点中学，也是周建人向往的地方。依照他的水平，考进这所学校是十拿九稳的。然而，此时的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考试是在早上进行的。为了赶考，周建人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因为从他居所到考场，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就在他兴冲冲赶到考场时，他迟到了，“吱扭”一声，他眼睁睁地看着考场关闭了大门，他冲过去，想哀求监考官放他进去应考，可任他怎么求告，考场的大门再也没有打开。周建人欲哭无泪，那“吱扭”一声，也就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因为迟到而进不了考场，这极少发生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又偏偏让周建人赶上了。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不久，没有考上中学的周建人也萌生了外出求学的念头，希望能像两位哥哥一样，离开家乡，求学深造。然而，家庭的现实，让他再次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自己说：“我家弟兄三人，因老大、老二都到外面念书去了，我只好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母亲。”这是一次无奈的选择，也是一次必须的牺牲。

造化弄人。在周氏三兄弟中，周建人学历最低，个子最矮，年少时时运不济，诸事不顺。周建人确实为此苦恼过，他直到晚年一直在抱憾两件事：一是他没有赶上绍兴府学堂的考试，读中学。二是没有能像两位兄长一样外出读书，读大学。

两件事对周建人的影响有多大，他自己有过讲述，他用绍兴话说：“一个人做事，千万不要‘喔格’，‘喔格’一声，就会遗憾一世的。”

“喔格”是绍兴土话，一个叹词，似有无奈或懊悔之意。

一声“喔格”，有几多无奈，又有几多可惜。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喔格”，周建人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

好在周家是书香门第，读书是家传。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轻易放弃读书的理想。过去，我们常说这家是书香门第，那家是读书世家，其实说的不是家庭的藏书有多少，而是说这家人有读书的传统和习惯。这种传统和习惯不是一时养成的，它是代代沿袭培养出来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浸入人的血脉，挥之不去。

被“喔格”了的周建人在无奈中选择了自学，他也只有这条出路了。

看到弟弟的遭遇，明了弟弟的心情，在外读书的鲁迅此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写信给周建人，鼓励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他甚至还帮助弟弟选择了自学的方向——植物学。鲁迅认为学习别的科学，都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自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植物随处都有，可以自己采集标本，进行分类研究，因而这种学科适合自习。他特意从日本购买一些植物学书籍，寄回老家，鼓励周建人自修。

周建人回忆说：“他先后寄给我四本书：一本是德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写的《野花时节》，是一本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还寄?我一架解剖显微镜。从此，我就开始学习起植物学来。后来自己也买了若干本书读起来，越读越感到有兴趣。”

鲁迅的鼓励和帮助带给周建人莫大的力量，此后，周建人一直沿着这条自学之路前行，他在家乡自学了植物学、英语，在北京自学了哲学，在上海期间又自学了德语。不断地阅读学习，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开拓了他的视野，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使他具备了更广阔的胸怀和见识。因而，像妇女解放、民主人权、科学发展等等，那个时代最新的思想和意识，才能在他的心底扎根，并成为他关注的事业。

其实，在我们身边从来不缺自学成才的榜样，华罗庚、梁漱溟、叶圣陶、沈从文，这些人和周建人一样，都是只读过小学或中学，但都有所作为，发光发热。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不畏难，能坚持，敢创新。

唐代杜荀鹤诗云：

窗竹影摇书案上，

野泉声入砚池中。

少年辛苦终事成，

莫向光明惰寸功。

这是自学者的写意，也是一个忠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自学之路是孤独而清苦的，周建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在生物学、文学、翻译、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作为，而且，还都是开创性的贡献。

1934年，由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首先使用了一个新的文体名称“科学小品”，小品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一些科学常识。此后，这类科普文章统称为“科学小品”，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

周建人就是科学小品的创始者。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周建人利用他掌握的生物、植物学知识，开始为一些报刊撰写科普文章，传播科学文化。他的科普文章中，有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如《熊猫是怎样的一种动物》、《遗传和变异》、《谈谈龙和蛟》；更多的是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意识的，如《战争·科学与民主》、《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科学信仰与迷信》等。这些小文章属于那种看起来简单，写起来复杂的东西，它要求作者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精练通俗的文笔。一般来讲，所谓的大家不屑为，而小家又为不了。因而，这些文章一亮相，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人们把它亲切地称为“科学小品”。

当年《自然界》的译作者，老一辈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说：“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自然界》时，就开辟‘趣味科学’栏，专载内容比较生动的生物方面的文章。‘趣味科学’可以说是‘科学小品’或‘科普文章’的原始名称。”

在风花雪夜的上海滩，和一些人的无病呻吟大不同，周建人倡导的“科学中国化，中国科学化，社会民主化”思想，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封建遗毒深重的社会。他创作的这些小品文，不论从传播的内容来看，还是从传播的效果来看，似乎和他哥哥鲁迅的杂文一样，也称得上是投枪和匕首，也是启迪大众，蠲除蒙昧的良药。即使放在今天，读起来还是让人耳目一新，充满科学的魅力。

周蕖说父亲周建人：“他治学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二是哲学。”

哲学是智者的学问，哲学的思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整理周建人的思想路线时，我们发现，从最初的进化论，到后来的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周建人的思想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他在与时俱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反对封建意识，追求民主科学一直占据着他思想的核心，尽管他历尽各种政治风波，沉浮于各种思想旋涡，这一点始终未变。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的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民族堕入蒙昧？

在1978年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元帅大声疾呼：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这个讲话，有意无意间被淹没在纸屑中了，很少提及。其实，仔细瞧瞧叶帅的定性，你会恍然大悟，他在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

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李维汉对邓小平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应相当严重，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化大革命”不再发生。这段话，同样语重心长。

邓小平也不含糊。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的第四部分，着重论述的就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论何时何地，思想的解放、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解放思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周建人早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人类社会在发展进化过程中自身的进化，可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他认为：

人在社会生活中，确于无意之间急进的，好改革的，容易被淘汰；又真勇者难得长寿，道德商人不易致富一类的话，也不是违反事实的。那么，有利于社会的人，有比较不适于生存的倾向是真实存在的。其结果于是成为：因袭的，服从权威的，狡诈的，圆滑的适于生存！……

中国人做了许多年代专制帝王手下的百姓且不说，又几次的被征服，几次被大杀戮，留存到今日的人自然是最精选的无疑。就智识阶级而论，多数是极稳健，多方面适?的。又许多是极善趋奉和有策略的，还有“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的。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这段话套在周建人的身上，颇为合适。此时的周建人已经年过九旬，双眼基本失明，听力也差，手也发抖，几乎写不成什么文章了。

但他还是站了出来。

他努力用颤抖的手给《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写文章，主讲反对封建思想，崇尚科学，鼓励要进行思想革命。在他参与的各项活动中，思想解放是他逢会必讲的话题。他还特意请杭州西泠印社的同志帮他刻了几枚印章，上面刻着“爱真理”、“明辨是非”、“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这几枚小小的印章，直到他去世，一直带在身边，形同座右铭。在周建人看来，思想解放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提振民族精神的关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这一点，他和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惊人的一致。

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所谓的特异功能风行一时，周建人对这套封建的把戏很是反感，从不接受，他曾和叶圣陶一起站出来批判耳朵识字的荒谬。他一再交代家人说：“我死了以后，如果科研需要的话，可以解剖，什么都可以给，剩下的东西烧掉就行。”

有意思的是，晚年的周建人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就是重译《共产党宣言》。他一直觉得原来的翻译不准确，他在《译文琐记》一文中说：“第一版时叫《共产党宣言》，但在1882年恩格斯为俄文版写序言时，马克思、恩格斯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宣言》。……因此译本应该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改过的书名为宜。”

重译《共产党宣言》成了他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没有人督促他，但他却孜孜矻矻，从不懈怠。一有时间，他就拿个放大镜看，看英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反复对照，在书上密密麻麻写上注释和注解，因为眼睛看不清了，写的字常常混在一起，两笔一行，一塌糊涂，别人既看不清，也看不懂。

周建人的女婿顾明远回忆说：“很多地方都是我在帮他整理，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在看，不断地在写，这本书我还留着，是他一个未竟的事业。”

顾明远拿出了周建人的手稿，上面果然写满了各式的语词和标注，这是一位几乎双目失明老人的笔迹，虽然有的字叠床架屋般地摞在一起，有的字迹扭曲变形，但其认真执著之态，仿佛跃然纸上……

于是乎，在我们的眼前，依稀看到了一位老者，俯身爬在桌前，拿着一个放大镜，吃力地看着、写着，这是周建人留给我印象中的影像，有时，他的形象还会和记忆中的人物混淆在一起，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共有的形象。消瘦、戴眼镜、俯身、执著地写着……

四、周建人的为人

我在查阅周建人的材料时，遇到些困难。

周建人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又是名家名人，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他的传记和研究书籍也只有两本，一本是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周建人评传》，另一本是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周建人文选》。这两本书，前一本由周建人家乡绍兴师专的谢德铣先生撰写，后一本是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辑的。至于其他的材料，只是零星散见于一些报刊，翻检出来的，都是周建人讲述别人的故事，没有周建人关于自己经历和事实的陈述，这让人非常可惜。

文字不多，图片也不多，我翻阅了一些周建人的图片，发现他总是很严肃地端坐着，表情冷峻，脸上线条很硬，鲜有笑容。不知是他固有的神情，还是编选者的故意。总之，看上去周建人很是孤傲，一种生而俱来的孤傲。

追索周建人的性格特点，还必须回到他少年时的家庭。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家庭给予的是基础的底色，长大后，虽会有千变万化，但是一旦风浇雨注，洗去铅华，看到的还是原本的底色。

古人讲，人生有三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同样，还有三件不幸的事：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件不幸事，对人的影响都是极大的。

不幸的是，周建人赶上了一件。祖父入狱时，周建人5岁，父亲去世时，他8岁，正是需要长辈教导关心的年龄，然而，“无父何怙”？在传统的家庭，父亲是一家之主和主要的经济来源，一旦失去，这个家庭会立即陷入困顿，失去栋梁的房子，除了倒塌，别无选择。

好在周家是个大家庭，有亲戚襄助，不至于衣食无着，但是精神和心灵上的负担，就不被外人所知了。再说，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变故对孩子的影响，但是烙印肯定会打在他的心上。

接下来的影响很具体，两个哥哥要在外求学，要求他留在家里照顾母亲。接下来，周建人17岁时当了教书先生，开始尝试着自立，要挣钱养活自己，兼顾家庭。一个月后，发了第一笔薪水，周建人把刚领到的8块钱拿回家，交给了母亲。没有人强迫他这样，但是他必须要承担这种责任。

学会自立、养家，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过早地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也是一个孩子早熟的标志。

周建人给人的印象，是忠厚长者、徇徇儒者，为人平和低调，不事张扬，有长者之风。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是立体的，远不是表象那么简单。在60岁前，周建人一直在为生活打拼，做编辑、写文章、当教师，挣钱养家。他要做的是证明自己的能力，独立地生活，独立地面对一切挑战。当年他随母赴京，走得很坚决。在京生活的不如意，因为家庭不和，他抛妇弃子，只身离京赴沪，也没有犹豫。解放前，他携妻带女，冒险离开上海到解放区，走得还是很果断。这一切，都显示了他不凡的个性。

对于周建人的性格，家人的说法，可能更准确。

女儿周蕖评价父亲说：“他的性格很硬。”女婿顾明远说：“他比较倔的，不愿意做的他绝对不做。”

顾明远特意提到：他们老两口说干就干，说要做什么事马上就做，不拖拖拉拉。比如，让我去查个什么资料，跟我说的很客气，不着急、不着急。可第二天就问我了，你查了没有？

有硬的一面，肯定就有软的一面。周建人与人相处，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处处在为别人着想。他常常喜欢和普通的老百姓交往，却很少见到他与官场的人来往。他的记性也特别好，与他交往过的人见面不忘。1957年他曾出访过尼泊尔，这也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出国访问，与他同行的有几位年轻演员，许多年后，他还常常提到他们的名字。晚年他曾到访过湖南韶山，在那里交谈过的老乡，他也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

在北京他住的是四合院，为了安全，有关部门就在墙上架设了铁丝网，他搬进去后，就让人拆了。因为是平房，自己要烧锅炉，烧锅炉的鼓风机声音很大，有些吵。隔壁的邻居有意见，后来他听说了，就把鼓风机搬到靠近自己房间的一边，搬完以后隔壁邻居好了，却吵了自己。后来北京消声器厂的几个年轻人听说了这事情，就琢磨着搞了个小发明，专门要给他做了个消声器安在锅炉上，但被他拒绝了。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小文章，感谢这些年轻人。

1987年6月周建人、王蕴如和章金莱（六小龄童）于北京护国寺家中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往来较多地是叶圣陶、茅盾、杨之华等几位老朋友，他们之间常有走动。他把叶圣陶看作挚友，他说：“这位老同志是我结交的朋友中最好的一位”。周建人怕老友们不便，有事经常是自己主动去看望。友人登门，他也是早早迎候，唯恐失礼。晚年常常有家乡的人来看望他，如扮演孙悟空的六龄童、六小龄童等。在他的朋友圈中，大家没有利益纠葛，都是君子之交。

家人说：他不喜欢交往，可能年纪大了，精力也不行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眼睛不好，耳朵也聋，跟人交往很困难，人家说话他听不太清楚，看人他也看不清楚，所以就不愿跟人来往。大多数时间他都是默默地坐着，听听新闻广播，或让秘书读读报纸，或在院子里走走。家人回忆说：很少听到他谈到个人什么事，谈到对某人怎么评价了，没有，很少很少听到这个。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了。周建人很是伤心，他很尊重陈毅。抗战时期，周建人在上海失业了，他想到解放区去，但是他有肺病，行动不甚方便。陈毅得知后，专门派人送来1000块钱，让他养病，劝他说，解放区条件艰苦，不利于养病，还是在上海为好。对于陈毅的义举，周建人一直心怀感激。然而，举行陈毅追悼会的时候，有关部门以为周建人尚在杭州，便没有通知他参加，使他丧失了与元帅最后告别的机会，这让他很是恼火，他一路追问，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直至办公厅的同志当面道歉才罢。为了弥补遗憾之情，他又专门到医院，看望了陈毅的夫人张茜，这才稍安。

周建人和嫂子许广平、侄子周海婴早年也有来往。他比许广平大几岁，因此他对许广平直呼其名，周海婴则叫他“三爹”。而他的几个女儿则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管许广平叫“妈妈”。

我问顾明远：“在北京，周海婴经常去看他吗？”

顾明远回答说：“过年、过节会来的。”

我再问：“和周作人的家里有来往吗？”

顾明远说：“没有，一直没有来往，子女也不来往。他本来对周作人的一个儿子周丰一挺好的，也有一些来往。周丰一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但是，反右时当了右派，他也不再来找他了，也就断了关系了。”

五、周氏三兄弟之兄弟

谈到周建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就是他的两个哥哥，鲁迅和周作人。

这二人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他们几乎左右着他的命运和生活。特别是鲁迅，这种影响伴随了周建人的一生。直到现在，介绍周建人，必须要加上，他是谁的弟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鲁迅好比是太阳，周作人则是月亮，周建人就是星星了。我一直觉得，周建人并不愿意生活在太阳和月亮的光芒之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照亮，而不是自己发光。他的生活空间被两位哥哥占据着，留给他的地方太小了，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徒劳无益。对于这种种的宣传和送上门的优惠，他无力阻拦，也无法挣脱，只能消受。我想，这种内心的苦楚，应该是有的。何况，他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意识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周氏三兄弟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常与同时代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相提并论，他们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但就文化意义讲，宋氏三姐妹则远远无法与周氏三兄弟相颉颃。

三兄弟各有所长，也各有命运。鲁迅与周作人都博有文名，是文化界的棋手和栋梁，周建人则一直在两位哥哥的盛名之下，夹缝之中，名位略显尴尬。世人对三人的评价也各有千秋。鲁迅身披民族魂，被推上圣坛，被万人景仰；而周作人则因为附逆，身败名裂，遭千夫所指；周建人一生谨慎，先抑后扬，看似无功无咎，终得颐享天年。同为兄弟，身世相同，命途迥异。百年之后，回头再看，套用稼轩词：了却尘世平生事，赢得生死不同名，可怜同胞生。

周氏兄弟同出一门，后兄弟阋墙，家庭分分合合，外人很难厘清，道是治丝益棼，越搞越乱。而且，搞清楚又能怎样？与其再花力气判断他们的家务事，还不如看看他们兄弟之间有哪些相同之处，还有哪些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供今人效法学习。

按照当今成功学的推论，一个人成功的背后，往往会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包括：遗传、家庭、环境、教育、机遇、个人努力等等，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链条，似乎缺一不可。

拿这套理论来分析周氏三兄弟，也大致能对上号。不过一个人的一生远不是几个符号或者是几个概念能够解释的。假如抛开鲁迅的地位，还原他的作家身份；不提周作人那段历史，再现他文化人的原貌；也不说周建人显赫的官职，以学者视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三兄弟同宗同族，家教一致，遗传相同。说到成功，就不能忽视他们的勤奋，这才是他们的成功之基，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一样地努力，不停地工作。求学之间，他们都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硬读出来的，翻翻鲁迅描写少年读书时的作品，再看看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的状况，你就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再想想周建人固守乡村老宅，在青灯古瓦之中，自学植物学、英语，又有多少甘苦辛劳。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这种勤奋的劳作，是持之以恒伴其一生的。

有人说，鲁迅是累死的。他不停地读书、写作，不停地跋涉，没有一刻停闲。他自己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全用在了写作上。著作等身，那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周作人老了还壮心不已，顶着特殊的头衔，硬是翻译了著名的《希腊神话》，为自己的写作生涯，再添收官之作。你再想，90岁的周建人眼睛都快瞎了，还拿个放大镜，要重译《共产党宣言》。

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比勤奋更有力量。

一门三杰，举世罕见。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人都选择了写作为生，而且，都成就了一番大业。

三人都是作文高手。冯雪峰说：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张中行先生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种褒扬，二人当之无愧。

周建人的文章自然无法和两位兄长相比，但是他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天地，科学小品，自称一格。

都善著文，但却内容有异，文风不同。有道是鲁迅行文常带怒气，以批判社会为己任；作人行文常带人气，以宣扬人性为宗旨；建人行文常带真气，以转播科学为目的。

再看看三兄弟的个性。

其实，三兄弟都是好强桀骜之人，不会轻言退却放弃。三兄弟久分不合，谁又能说不是个性使然。换句话说，三人性情中，都有很强硬的东西。鲁迅自不必多言，毛泽东说他骨头最硬。面对各种围攻，他很强势，自不惮言：“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周作人留给社会的印象，是个软弱的人，面对妻子的逼迫，不像个大丈夫，这可能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我倒觉得，他是个非常任性而固执的人，不然也不会酿成大错。周作人自言：“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无过失的人。”这种软中带硬的话，不比金刚怒目的力道差。

周建人一生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独立地表达，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宁肯不说，也不乱说。这就是他最硬的一面。

周建人、叶圣陶等在武侯祠刘备墓前。

我们在生活中不难发现，真正的能者、强者，必有好强之心，有坚持之志，有独立之姿。

最难得的是，三兄弟都是生于封建家庭，受教于传统道德，但是，他们没有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殉道者，而是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走上了一条追求新生活、新思想的时尚之路。在那个兵燹乱世，勇敢地竖起了新文化的大旗，宣传新文化、新道德、新科学，用文明、文学、科学来拯救民族和未来。三兄弟几乎同时站在社会变革的前列，相互砥砺，相互竞争，都成为了战士，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文化先锋，成为唯物主义者。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甚至就连最后的选择，三兄弟也大致一样。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最后的声音。

鲁迅殁时55岁，周作人去世时82岁，周建人寿长，96岁离世。三人都有遗嘱。

鲁迅是1936年10月16日在上海逝世的。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受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65年4月26日，时已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逾二年，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红卫兵的折磨下身故。

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他的遗嘱是：

“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仔细看看，不难发现，周氏兄弟殊途同归，死后速朽，不求纪念，不拖累他人的想法是惊人地一致。

时人有这么评价三兄弟的，说是：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

可是，当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屋檐下，退回到家庭的层面，再看三人，你会发现，他们嘴上留着一样的黑硬的短髭，一样的黑眉，一样的浙江面孔，讲一样的绍兴官话，这惊人的相像后面，是他们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著作等身，一样的个性独立，一样的勤勉奋发，一样的自信好强，一样的自我，一样的自尊。

王安石有诗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

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

故有斯人慰寂寥。

把酒问天：一家人乎？异家人兮？

六、神秘的周氏三姐妹

周建人和夫人王蕴如育有三个女儿。如今，大女儿周晔、二女儿周瑾都已去世，周家三个女儿只剩下三女儿周蕖了。

以周建人的显赫身世，再加上周家特殊的地位，按理说，周氏三姐妹应该有很多的亮相机会，外界对她们也会有不少的关注和报道。采访之前，我在网上搜索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很失望。几乎没有任何消息，没有见到一篇有关周建人子女的报道。唯一一个相关的消息，是说周建人的女儿周晔曾出版过两本书，即由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出版的《鲁迅故家的败落》和《鲁迅在上海》，而对周晔的具体情况，网民们则张冠李戴，安在了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身上，说这位年仅40多岁、同名同姓的老师就是周建人的女儿周晔。

不仅如此，网上盛传的高干子女名录，几年来不断地有人更新，但你还是看不到周建人家庭的情况。面对如此强大的搜索引擎和社会关注的目光，这么多年来，周氏三姐妹一直埋头工作，低调生活，隐身于大众目光之外，是有意而为，还是随意而安呢？

新中国成立后，周建人先后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高教部、全国人大工作，这期间他在北京东城、西城数次搬家，“文化大革命”后才搬到护国寺，直到去世。周家的三个女儿则都出生在上海，并在上海读的中小学，讲一口上海话。1948年，周建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带一家人离开上海，前往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二女儿周瑾、小女儿周蕖中断学业随他在一起。而大女儿周晔已经参军在江南的部队里了。

这一年，大女儿周晔已经24岁，二女儿周瑾21岁，小女儿周蕖16岁。更为有趣的是，在周建人正式入党之前，他的两个女儿，周晔、周瑾已先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姐俩不仅在上海就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周晔还过江参加了新四军。按党内的标准，两个女儿参加革命的时间，还在周建人之前，是比他还老的老干部。她们都能享受到离休待遇。

大女儿周晔起初就读杭州之江大学英文系，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的是做教徒的工作。解放前她又过江参加了新四军，此后便和家里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到上海搬家。结果，母女俩在火车上偶然碰上了，此时，站在母亲面前的女儿，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乖乖女，而是一名飒爽英姿的解放军战士，这让王蕴如又惊又喜，总算是一家人又团聚了。

周晔随父母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任总工会妇女部部长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她和周家两兄弟在上海时就是好朋友，和周建人更为熟悉，这样，周晔顺理成章地就跟着杨之华，当上了她的秘书。直到1958年，爱好写作的周晔主动申请调到《工人日报》当记者。此后，周建人被安排到浙江省当省长，为了照护年逾7旬的老父亲，周晔又调到浙江一个杂志当了编辑。

周晔的丈夫叫张攸民，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也是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在铁道部铁道科学院工作。1958年曾到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到上海涡轮机研究所工作，后任研究所副所长。

周建人返京后，周晔不愿意到北京工作，便随丈夫到了上海，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后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

1981年，一心想写作的周晔以照顾父亲为名，借调到中央统战部，她原本就不想做行政工作，正好找个理由，辞了译文出版社社长一职，专事写作。也就在这期间，她整理完成了《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1984年，这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因为作者特殊的身份，这本书反响很大，被誉为是一部研究鲁迅故家以及鲁迅著作中的人物、背景、思想最有权威性的书。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曾再版。

随后，她又根据母亲王蕴如的回忆，整理完成了《鲁迅在上海》一书。也就是因为这两本书的缘故，外界对周晔才略有所知，但也仅仅是知道个名字。

说起来，周晔身为长女，算是继承了父亲的外语才能，也继承了他的写作才干，这两本书也替父亲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她的写作计划中，她还要完成的一部作品是《瞿秋白传》，这是她最想干的事，遗憾的是，1984年周晔因肺癌先于父亲去世了。为了不让周建人感受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难过，家人一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住在医院的周建人当时还常常问起周晔，问女儿为什么不来看他。几个月后，周建人也撒手人寰。这一年，周家除了他们父女之外，还去世了一位和她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亲人，就是周建人的亲家、顾明远的母亲。一年之内，三位亲人接踵离去，这让周家伤痛不已。

周晔育有3个儿子，大儿子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做校对。二儿子在北京，原来在铁路上工作，后因病在家休息。三儿子则过继给了妹妹周蕖、顾明远夫妇。

说来也怪，周建人对子女的教育很是放得开，他基本上采取的是无为而教，从不干涉女儿学习和择业。

三个女儿中，二女儿周瑾选择的是学医，她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1948年，她中断学业随父亲一起离开上海。到北京后，和姐姐一样，她选择了参军，分到了解放军卫生部。1954年，也被选送到苏联留学，主攻化学制药专业，归国后分配到了药物研究所，后担任了药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因为工作在部队，又从事的化学制药工作，周瑾很少抛头露面。她的丈夫金经得，也是军人。他们两人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同学。金经得毕业后即参军，曾在空军司令刘亚楼身边担任过一段时间保健医生，后任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空军司令部门诊主任等。

周建人家人合影。

可能是受药物和放射性的影响，周瑾离休后身体一直不好，后因患上红斑狼疮，于2001年去世。她有一儿一女，如今都在美国，一个在大学里教书，一个是眼科医生。

小女儿周蕖也是随父亲一道去的西柏坡，当时她正读高中一年级，在西柏坡她本应接着读书，但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说，马上就解放了，你就别在这里上了，等到了北平再去上学吧。这样，周蕖就没有在西柏坡读上书，而这一阴差阳错的安排，直接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不同。按照中央规定，在解放区读书，就算参加了革命，就开始计算工作年限。于是乎，她参加革命的时间就被延后了，这样，她就只能算是退休，而不是离休老干部。

阴差阳错的事后面还有，高中毕业后，周蕖报考了清华大学，当时可填报三个专业，她首选了经济和气象专业，第三个专业她有些犹豫，看到女儿拿不定主意，周建人提出：还是学生物吧。

然而，就在周蕖拿到清华大学经济专业的录取书不久，国内开始大规模选派到苏联的留学生，每个部门都分有名额，出版总署派不出人去，就把周蕖选上了。这样，她只有放弃清华的学业，转赴苏联。

到苏联后，阴差阳错的事又落在了周蕖的头上，因为是出版总署派出来的，苏联方面就安排她去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印刷专业。学了半年后才发现，苏联的印刷专业跟中国的不对口，于是，她就想到了换专业，征求周建人的意见，他还是说：“你去当教师吧，女孩子当教师最好了。”一句话，周蕖又转到了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开始学习幼儿学前教育专业，同在这所学校教育系的共有四个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个叫顾明远，后来成了她的丈夫，还有一个叫朱敏，是朱德元帅的女儿。

回国后，周蕖继承了父亲的教师职业，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幼儿教育教学和研究，后来又转为研究比较教育，从普通教师到教授，她一干就是41年。

七、透明的周蕖

第一眼印象，周蕖酷似父亲周建人。

2008年4月23日下午，我们如约来到崇文门附近的一个楼房，采访周蕖。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采访。

此前，我们一直在和他的丈夫顾明远先生联系，这些年来，他一直是这个家庭的新闻发言人。他告诉了我们一些周蕖的事，他说，周蕖从未接受过任何的采访，她性格很倔，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而且，她衣着简单，不修边幅。对于我们提出的采访要求，他表示先回去和她商量商量，看看有无可能。

再联系，顾先生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说周蕖同意简单聊聊，如是，才有了我们这次行动。

说实话，踏进房门前，我一直心存忐忑，因为，我们不是简单的聊聊，我带着录像设备，希望留存影像资料。万一周蕖拒绝，事情就不好办了。

果然，见面后，对于我们额外提出的录像要求，周蕖明显有些为难，她一再讲还是不录为好，也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们一再坚持，她思忖片刻，还是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这让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大家心里很高兴。由此可见，周蕖并不是很难讲话的人。

周蕖现所居住的房子是国管局分给她母亲王蕴如的，是上世纪80年代盖的老楼，结构不太讲究，房子布置得简单干净，房间里还是水泥地面，只有客厅重新粉刷了，铺了复合木地板。周蕖解释道：“那时墙皮都掉了，没办法，只好专门粉刷一间待客。我们的住房都没弄。”她特别提到了她对装修的理解：“越装修越脏，水泥地有一点脏你看不出来，可是你一装修，在这个地板上就看出来了。”

周建人去世后，他们一家人就和母亲搬到了这里。母亲去世后，女儿远嫁荷兰，定居在那里。偌大个房子就剩下他们老两口和儿子一家人。退休后的周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操持家务，她没有请保姆，大事小事都亲自动手。周蕖说：“生活上越简单越好，力所能及的事一定自己干，我们一贯是这样，绝对不搞什么特殊的东西。”

周蕖确像顾明远所言，衣着简单，她穿着一件旧毛衣，里面的衬衣随意地藏在里面，不甚整齐。假如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身份，确实很容易把她当成这家的保姆一类的。

76岁的周蕖头发花白，留着男人一样的短发，发际很低，额头只剩下一点，中等身材，面容清瘦，脸形与父亲很是相似。尤其是脸的下半部和嘴形，是那种向前突出的嘴形，一看就是周家人。

几年前，她装修房子，巧的是装修队的领班，前些时间刚刚给她堂哥周海婴装修过，一见她就愣住了，好奇地问：你和周海婴是不是一家人，你们长得太像了。周蕖笑着说：“他在木樨地，我们在这里，硬是被那工人看出来，说我们长得真像。当时我就很惊奇，他怎么会知道他是我哥哥呢。”

我们的谈话是从绍兴开始的。

周蕖说：“我出生在上海，对浙江的情况我一点不了解，解放前夕，我回到老家去看过，这个期间我都不知道我父亲和绍兴老家有什么联系，实际上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家，没什么联系。回去是因为那时候要离开上海了，就去看看老家。我们住在亲戚家，不是住在老家屋。看了看老宅，见到一些老人，都是周家的老辈，还去祖坟看了看。我就回这一次家，花了几天时间转了一圈。那时候我十几岁，有些印象，但不是很深。”

周蕖说的这次回家是1948年，和他们同行的还有鲁迅一家人：许广平和周海婴。周蕖按上海人的习惯，称许广平为“妈妈”，管周海婴叫“哥哥”。在采访中，谈到周海婴，周蕖都是以“我哥哥”相称。

回来后不久，他们就一起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了。这次回绍兴老家，倒好像是对旧生活的告别。

周蕖第二次回绍兴老家，是在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中大串联，她和同事一起去的。这次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1986年，周蕖第三次回到绍兴。这次她是带学生到杭州访学的，利用空闲时间，她独自一个人又回了一次绍兴。

周蕖这样讲：“从杭州我偷偷去看了一下，在鲁迅纪念馆住了2天。”

我问道：“纪念馆的同志知道你是谁吗？”

周蕖说：“那当然了。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纪念馆的人经常到北京来，我们在北京也见过面。那时纪念馆的副馆长还是张贵，就是鲁迅小说里闰土的孙子。现在鲁迅纪念馆是谁在我们都不知道，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问：“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周蕖：“我们去也不是回老家的，就是去看看吧。解放以后没怎么去过，对鲁迅纪念馆印象不深，这次顺便就去看看。我大姐去过几次，其他的就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听得出，绍兴的人事在她的心中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

周蕖对父亲一生自学的精神非常佩服，不过，在周蕖的印象里，父亲很少和她们聊天，也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去。对于几个女儿的学习，也没有任何要求。

周蕖说：“我就记得小时候，他教我写毛笔字，但是我不爱学，他也就算了。你什么做得不对啦，或给我们提怎么怎么的，没有。”

周蕖自己总结说：“总体上说，他反对那种父母家长式的统治，他一贯追求平等、自由、民主，所以他认为家里也应当显示民主的作风，你的行为不是太出格的话，他就不给你提什么意见。家里头显得很平等，我们也都能够瞎说八道，没有父道尊严的要求在里头。”

对学习没有要求，但对做人却有明确的标准。周建人对孩子们的唯一要求是生活上要刻苦，能吃苦。他说：“做人应当能吃冷饭、喝凉水。”

在中国有句老话，穷养儿子富养女。说的是养儿不能太娇惯，要让其能吃得苦。养女则要多照顾，不要使其早受生活之累。这个规矩，在周建人那里好像行不通。

周蕖说：“我要是回家晚了，饭菜都凉了，他就不允许给我们热饭菜，这种他都不让。所以我就很随便，吃冷的，喝凉的，都不怕。”

对于父亲这种教育方式，周蕖没有什么别扭，她特别提到：“我很独立。”

在周蕖眼中，父亲律己严格，不贪不占，两袖清风，从来不搞特殊化，有着高尚的人格。而且，特别嫉恶那种虚浮的作风和贪腐行为，他是一个追求理想、真理和正义的人。

周蕖说：“我们家里不能打牌，不能抽烟，过去我们家里连扑克牌也没有，他鼓励孩子下棋，象棋、围棋是他鼓励的。”

周蕖认为，父亲一生最喜欢的工作是搞生物研究和教学，做个老师或学者，因而她说：“他对共产党确实是死心塌地，但不是职业搞政治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周蕖认为父亲的个性和鲁迅很像，强硬而不屈服，看不惯的东西就不行。

我们的话题再次转到了周氏三兄弟。

我问说：“晚年父亲有没有聊过怎么评价他自己的一生？”

周蕖答曰：“没有。他也不评价。可能也不觉得有什么要评价的东西。”

又问：“跟你交流过没有，他对两个兄长的看法？”

周蕖：“就说鲁迅没有让他出去学习，鲁迅其实对他也挺好。对周作人，他觉得他太软弱，家里除了他以外全是日本人了。”

再问：“他有没有告诉你要看看两个伯伯的文章？”

周蕖说：“没有。他对周作人就觉得非常的可惜，有点恨铁不成钢，学问这方面是非常肯定他的。他说懂希腊语的人很少，像周作人能翻译《希腊神话》，在这方面非常有才能。”

我接着又问了一句：“解放后，兄弟俩也没有见过面？”

周蕖回忆说：“听说是见过一次，但是我们不在，不太知道。有种说法是总理让他去的，有的人说是碰上了。但是我记得说是康生让他去见过一次，在解放初期。”

我说：“挺遗憾的。其实兄弟俩还是应该交流交流。”

周蕖说：“他就是这样，这也显出我父亲的个性。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以原谅，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也不是说周作人一心要投敌，而是说他太软弱，归结于周作人的个人性格上。”

周蕖表情沉静，讲话时，目光直视对方，话语直接，不会模棱两可，一看就是心底坦荡之人。讲到高兴处，开心一笑，蛮有童趣。

周蕖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得很有成就，她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和中外比较教育的研究，曾与同事合作完成过许多课题，出版过《中外职业教育比较》等专著，做过研究生导师，是国内教育方面的专家。但她很低调，她很沉静地生活在自己营造的空间里，回避着现实中恼人的喧嚣。我注意她在学校的一些工作照片，特别是和同事们在一起的合影，周蕖大都是站在边角，很不起眼的地方。其实，她在北师大的身份还是很特殊的。不单单是高干子女，她还是校长夫人，她的丈夫顾明远从1984年开始就担任北师大的副校长。

周蕖认为，她在北师大工作的环境很宽松，同事们之间相处得自由而温馨，没有什么钩心斗角的挤对。学生们更不管你是谁的女儿和夫人，他们照样在背后给你起绰号。当然，她对自己的身份一直也不很在意，甚至觉得高干子女这个标签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难免会有些人对你指指点点。

“我们家的孩子绝对没有什么优越感，因为家里没有给你灌输这些东西。就觉得自己很平常，当然可能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一些，但是这个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周蕖认真地说。

她讲道：“谁要说我是谁谁的，我就不高兴，和他翻脸。挺没意思的。说老实的，我自己还不行吗？一定要说是谁的子女。感觉就是我自己不行，要靠谁来撑起来。我完全靠自己的工作，不靠家里来吃饭。我觉得你这样说我，是不是觉得我一无是处，还要拿什么给我贴金。我自己觉得很不好受，但愿这一切都没有。拿别人的成绩罩在自己头上，我觉得是很可耻的。我的个性像我父亲，也很强硬的，你拿硬的东西压我，我是绝对不屈服的。”

周蕖讲这番话时，语气略为有些激动，想必她很看重这个主题。

顾明远和周蕖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是大姐周晔的孩子，当年因为他们刚结婚时，周蕖身体不好，没敢要孩子，就过继给他们。女儿是亲生的，但远嫁荷兰。

对于自己的两个孩子，周蕖遵循父训，也是无为而教，不刻意地去要求什么。

周蕖说：“我们对孩子也没什么要求，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生活上的事不干涉。就是别走歪门邪道，别干出格的事。”

我对周蕖说：“我看顾老师写的书里，最后一章谈到几个对他一生有影响的人，其中最重要的谈到了你，说从你身上学到重实际，不求虚荣等等。”

周蕖看了坐在旁边的顾明远一眼，笑道：“我不知道，我没看过，他写的东西我不看。”

顾明远在自己的新著《顾明远教育口述史》一书中，他深情地谈到妻子周蕖在生活工作中给予自己的影响和帮助，知妻莫若夫，我们节录部分，大意如下：

她默默工作，不爱交际，但与同事相处都很好。……她性格特别倔强，“文革”时造反派拉她出来陪斗，她就是不低头。

她是勤俭持家的典范，讲求实际，不求虚荣。我们结婚５０年，除了１９７５年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出访时，定做了一身西服，买了几件衬衣，至今没有见过她为自己买一件衣服。当时买的衣服至今还在穿。

我们家的家务劳动都是她一人承担，做饭洗衣，打扫卫生，都是她动手。她不仅勤劳，而且节俭。家里有洗衣机，但是除了大件用洗衣机，平时，她都是用手洗衣服。洗衣的水，再用来拖地板或冲厕所。她的节俭已经几乎吝啬。说她吝啬，她又极慷慨。我们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资助学校的贫困生，每年拿出一万元，资助十名学生。她十分赞同，要求我不要声张，不要告诉学生，不求回报。我按她的要求，告诉了学校，不料学校却把这件事泄露了出去，为此她很不高兴。２００２年，她又提出，每年一万元太少了，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我们把资助金增加到每年二万元。当然，这还是太少，但我们也只有这样一点力量了。

她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又是高级干部，但她从不张扬，不求虚荣，不愿抛头露面。包括她的克勤克俭的精神，不断地感化着我，这种人格上对我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是难以言状的。”

交谈中，我一直有种感觉，周蕖完全是个透明的人，她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空间，坚决地维护着自己的生活原则和精神追求，按自己的操守行事，简单而快乐。

八、顾明远和三好学生

顾明远说，我是周家的上门女婿。

在我们和周蕖交谈时，顾明远一直坐在周蕖的旁边，偶尔会插几句话，略作补充。这是我们和他第二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一个星期前，在他的办公室。

2008年4月15日，在北师大英东楼，我们头一次见到了顾明远教授。顾明远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教育学科组长等职，并曾在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任两主席之一。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虽然已经从北师大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还在学校有不少的兼职，实际上是退而不休，因此，这里还有他一间办公室。

79岁的顾明远头发花白，但是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焗油、染发，而是任其自然。因而看上去朴实、自然，有长者之风。

出生在江苏江阴县的顾明远讲一口江苏普通话，慢但不啰唆，坦诚而随意。

很多人认识顾明远，因为他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是国内著名的教育专家。还因为他一直呼吁在中小学校，停止评选“三好学生”活动。

最近，顾明远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缘由很简单。身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顾明远，在重庆青羊区基础教育座谈会上再次呼吁：停止评选“三好学生”，停止办奥数班。他认为，目前三好学生的评选，实际上已经走偏了方向，“三好”变成了“一好”（成绩好或听老师话）。这样评选出的三好学生，往往只是学习好或是听话的“乖”学生，偏离了评选的初衷，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同时，从心理学上讲，评选三好，把学生从小分成三六九等，给学生造成了分等级的压力，这是最伤害学生的，可能影响到他们今后的人生之路，与我国的教育方针不合，与教育的民主性不合。

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这一观点，早在10年前，他就曾经提出来，并且在各种场合，都有表达。

此话一出，各种声音吵成一团，有支持的，有反对的，过去只有传统媒体参加的论战，如今由于网络媒体的参与，更加热闹。一个观点激起这么大的风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命题可能击中了什么要害！

顾明远讲这话恐怕是有感而发。

1951年，年轻的北师大学生顾明远被教育部选派到苏联留学，选派的理由不外乎根正苗红，学习优秀。在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顾明远是个活跃分子，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引人注目。就是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国度，他和周蕖由同学发展为恋人。刚恋爱时，他既不知道周蕖的父亲是高干，也不知道她还有两个著名的伯伯。

顾明远笑道：“后来慢慢知道的。我的照片也寄回国了，她爸爸妈妈也看到照片了。”

看到照片的周建人夫妇，对女儿的选择很满意，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说起来，顾明远的身世和岳父还真是有相同之处，周建人是8岁丧父，顾明远也是在8岁失去了父亲。那年他当教师的父亲离家，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剩下母亲一人带着他艰难度日，是母亲含辛茹苦送顾明远一路读书，一直到顾明远学成回国，他们家借的钱还没有还清。

周建人夫妇知道顾明远的家况后，周夫人王蕴如就开始每个月给顾母寄钱，资助她的生活。也就是说，虽然女儿他们远在苏联，还没结婚，可在国内，周家已经把亲家给认了，而且是认了一门穷亲戚。

亲家早就认了，结婚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回国后，顾明远没有直接回江苏老家，而是回到了北京，直接进入了周家，和周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大典，周建人只邀请了杨之华以及民进中央的几位领导徐伯昕等人，还有嫂子许广平和侄子周海婴夫妇，其他人都没有通知。再就是顾明远他们十几个刚从苏联回来的同学，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大家在中山公园吃了顿饭。周建人送给新人的礼物是一对水晶图章，分别刻着女儿、女婿的名字。

结婚后，顾明远和周蕖就住进了周家，其间虽然也有一些分合，但他们两人大多数时间，还是和周建人住在一起，尤其是周建人从浙江回到北京安居后，他们就侍奉左右，直到去世，累计在一起生活了28年。

婚后不久，孝顺的顾明远回到江苏老家，要把母亲接到北京居住。但老母亲死活不肯走，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为支持儿子上学曾四处借钱，如今这些钱还没有还完，所以她坚持要把借人家的钱全部还清之后，才到北京和儿子团聚。这一坚持，又是好几年。到北京后，顾母也住进周家，帮助操持家务，周氏三姐妹的几个孩子，都曾得到老人的照顾。

顾明远的母亲也姓周，娘家在江阴也是大户，上过几年小学，能读书看报，在乡里算是新式女性了。在家乡，她要侍奉公婆，整日劳作。即使自己的丈夫弃己而去，她也没有丢下公婆不管，依然照顾着年迈的老人。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是她宁肯自己再苦再累，也不退却，坚持要?顾明远读书，支持她这个理想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家的儿子长大后，能比那个抛弃自己的人强。她告诉顾明远：“一定要争气，将来要超过你的父亲。”虽然，他的丈夫只是个中学教师。

顾明远深情地说：“母亲从小教育我这种不卑不亢的精神，对富贵的人不低声下气，对贫穷的人富于同情。”

顾明远和周建人两人业余爱好都不多，共同的爱好就是看书。但二人在生活中交流的话题还是蛮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周建人一讲就是国家大事和历史上他熟悉的那些人物。

顾明远回忆说：“他住在医院里，最后还给我讲，秋瑾是怎么搞革命的，当时是个什么样子的，谁出卖了秋瑾，好像最后一次给我讲的这个事。”

顾明远认为，岳父周建人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人格上的，他曾在文章里写道：“我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但又生活在周围都是望族的环境中，因此，滋生了虚荣心和庸俗性。但与周老一起生活以后，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渐渐克服着我思想上的缺点和弱点，注意到人格的修养。”

顾明远多次提到，岳父和妻子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帮助他摆脱了虚荣心的束缚，进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他讲得很由衷，话也蛮重。每每听到此，我都心生敬意，敬佩他的勇锐和坦诚。我觉得他的这种坦陈和解剖太犀利了，犀利得让一般人难以承受。

虚荣心人皆有之，有大有小，平时可能并不显现，偶尔也很可爱。有时甚至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没有虚荣心，也就丧失了发展的愿望。只有虚荣到了极致的时候，这颗心才会伤害到自己和别人。而真正的强者，则会把虚荣心调控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习惯用人生的定力，战胜虚荣，就是常说的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随心所欲，做到此，站起来是大家，坐下去是大师。看看周围，好像都是这样的。

顾明远讲话语调平缓，条理分明，逻辑性很强。我们在交谈中，不时有人进来给他送请柬，邀他参加各式活动，看得出他的时间安排确实很紧凑。

顾明远呼吁在中小学校取消“三好学生”的评比，但在家里却是名副其实的“三好生”：好女婿、好丈夫、好传人。

周建人自己有个愿望，他不愿做委员长、主席，他的理想最好当一个大学校长或者是图书馆的馆长。这个愿望，顾明远代他实现了。当然顾明远实现的远远不止于这个愿望，重要的是，他让这个家族的教育思想传播光大了。

几十年来，顾明远“其仪一兮，心如结兮”。他一直在教育战线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我们先用事实说话，罗列一部分他的成就。

1991年，顾明远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7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共产党员标兵”称号。1998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一等奖。1999年，获北京市“人民教师”的最高荣誉称号。

他与其学生合作编写出版的《比较教育导论》于1998年获北京市第五届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2001年9月获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教育教学（教材）优秀成果一等奖；2001年12月获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他主编的《战后苏联教育研究》，客观、公正地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苏联剧变之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成为战后苏联教育研究的“封顶”之作，并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主编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一书，于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获第四届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他主编的《教育大辞典》1995年荣获国家图书提名奖，1999年荣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荣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这些成就足以看得人头晕，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不论是立德、立言、立功，还是为人、为师、为官，顾明远都能光前裕后，笑看人生了。

不过，我觉得，顾明远真正的大家之言，反倒不在上面那些奖项里。

顾明远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顾明远说：“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

顾明远说：“教育立法刻不容缓。”

顾明远说：“师范生应免费上学，要吸收优秀青年当教师。”

顾明远说：“应该取消三好学生的评比。”

顾明远说：“取消奥数班，奥数班摧残人才。”

这些话都是有的放矢，有的很尖锐，比如“取消三好学生的评比”，有的很具体，比如“师范生应免费上学”。前面的话是对大众媒体讲的，后面一句则是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讲的。

之所以说尖锐，是因为这些问题不纯粹是简单的教育问题，也不是一些学者关在教室里研究出来的。开门办教育，用社会发展的眼光谈教育，用人性的思索考量教育，站在世界的高度认识教育，才会有上面的言语。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应该讲的话。

就拿“三好学生”评比来说，很显然，这是个教育问题，但更是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因为我们的信仰阶梯，是由少先队、共青团到共产主义延伸构成的，而与之相对应的代表我们进步和荣誉的阶梯，便是幼儿园的“小红花”、学校的“三好学生”、单位的“先进个人”，最后再到各种各样的全国“劳动模范”。这是依附在我们现有体制上的成长之路和荣誉链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矩。假如突然抽掉其中的一项，大多数人都会迷茫：怎么衡量我在学校的表现啊？怎么证明我的优秀啊？当然，如果你步出国门，你就会发现，美国的学校没有三好生，挪威的学校也不搞这类的评比，但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学生的进步和成才。

至于说“三好学生”评比该不该取消，恐怕只有等历史来做决定了！

2008年是教育改革开放30年，顾明远为此特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单就题目看，和他岳父30年前提倡解放思想的想法是一致的，很难说，他们之间有传承，或谁影响谁，或者说，二者根本就是风马牛。但是，他们观察社会的角度是一致的，倡导的改革思路是相同的。有这一点切合，就足矣！

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没有看顾明远喝一口水。只是不停地调整他靠在腰后面的坐垫。那是因为他长期久坐，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换个姿势，可能舒服一些。

去年，顾明远对自己的教育生涯做了一个小结，出了一本书，名叫《顾明远教育口述史》，以口述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教育生涯，里面收录了他多年的教育研究文章，以及对国外教育的认知，视野开阔，内容翔实。他特意送一本给我。在这本书中，顾明远特别提到了对他一生有过重大影响的四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周淑贞，一个是远表舅章臣标，一个是岳父周建人，一个是妻子周蕖。

家庭生活带给人的滋养是平和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亲友之间，影响是相互的。一个好的家庭，就好比是一个修理厂和加油站，年少时，父母就是这里的工人，我们的车子剐蹭了，轮胎没气，油箱没油了，车灯不亮了，只要回家，父母自会调理好，不会影响明天的狂奔。人到中年，妻子或丈夫就是这里的工人，一样会保证你的正常。晚年了，儿女则成了这里的工人，他们的任务同样是修补好这辆老爷车，让他多跑几年。这样的家庭，人人奉献，大家受益，社会进步。

在书中，他总结了四句人生格言作为座右铭：

像松树一样做人——坚挺不拔

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

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

像细雨一样做事——润物无声

采访结束后，他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

九、鲁迅——审慎的距离

再回到周家。

在周氏三兄弟的孩子中间，如今直系亲属只剩下周海婴和周蕖两人了。

时过境迁，周氏三兄弟都已成为历史人物，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大众的视线，依然还是众多媒体和研究者追逐的对象。周氏后人稍微一个发现或举动，都会引起一阵阵喧嚣和躁动。尤其是关于鲁迅的，更是风起云涌。但是，身处旋涡中心的周蕖，一直很平静地生活着，仿佛对窗外的呼啸之声充耳不闻。

周蕖说，在家里，父亲很少谈到他的两位哥哥，因为他不太愿意谈家庭里头的事情，觉得这种事情太伤心，不愉快。也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读两人的书。她自己没有读过周作人的作品，家里也没有这方面的书。对鲁迅的东西，也是随便看看，仅仅局限于自己感兴趣的小说，因为有故事情节，所以能看得下去。譬如：《狂人日记》、《祝福》。而对大量的鲁迅杂文和讲政治的文章，她都没有看过。她本人也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读。

周蕖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没有什么别的活动了，只能讲鲁迅。有一次，通过周蕖同事牵线，有个小学校找到她，请她去学校讲讲鲁迅的故事。周蕖拨不开情面，硬着头皮到小学讲了一次。她说：“我就瞎讲了一气，讲什么也记不得了，觉得很没意思。心想你干吗只开展学习鲁迅的活动，可以搞其他的嘛？”

这次讲课没有给周蕖留下什么印象，但却给别人印象深刻。不久，团中央慕名而来，想请她再讲一次，这次周蕖不愿意了，她回应说：“他儿子还在，你们干吗不去找他。”

这里，她指的是她的堂哥周海婴。意思是说，你们应该去找更熟悉鲁迅的周海婴去讲课，而不是来找自己。

团中央派来的人一下愣住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怎么周蕖是这个态度。这让他们很生气，于是生硬地说：“我们就要你去讲，你为什么不去？”

这下更惹恼了周蕖，她一扭脸：“我有自己的工作，我不想以此为生。”

话不投机，那人气得站起来转身就走了。

“太没意思了，当时工宣队也没拿我怎么样。我们家基本上是这个性格，这是天生的，几个姐姐也是这样的，不这样不行。”周蕖这样解释。

我问：“这两个伯伯对你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周蕖答得很干脆：“没有。”

我问：“你对他们的作品有什么评价吗？”

周蕖答说：“没有！我对鲁迅没有研究，没有评价。当然我还是很佩服他的，他在那种环境下很坚强的。”

周蕖指着顾明远说：“他研究鲁迅比我多，我不研究。可能当时研究鲁迅问题不大，研究别的都有问题。”

周蕖说顾明远对鲁迅有研究，指的是顾明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读了《鲁迅全集》后，与人合作写了一本《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这本书写作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198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这本书再版，并出了日文版。这是顾明远唯一一部与鲁迅有关的专著。

我说：“你是鲁迅的侄女，完全可以谈谈鲁迅的作品啊？”

周蕖认真地回答：“不行。不能从家属的观点来看问题。鲁迅死的时候我才四岁，所以没有什么印象。我大姐当时也不是年纪很大，但是她对文学方面有兴趣，所以她写过几本鲁迅的书。我没有这方面的基因，我也不搞文学，也没看过他的什么书。对他也没什么研究。”

“不能从家属的观点来看问题”，这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解释语言，也是对鲁迅研究最大的尊重。

无独有偶，就在前不久，周海婴和儿子周令飞父子俩，曾联袂著文，他们提出的观点，很是骇人：鲁迅是谁？而周令飞的女儿周璟馨则说：因为在台湾长大，对曾祖父的文章读得并不多，只有在网络上才能读到。她表示曾祖父写的文章有点深奥，不容易理解，印象最深的是《阿Q正传》。即便在家里，父母也从来没有主动向她提起过鲁迅。他们不要求女儿阅读鲁迅的文章，更不要求她作为鲁迅的后人应该怎样。

“爸爸虽然有一套《鲁迅全集》，但早就收起来了。”周璟馨说。

“为什么一定要读鲁迅？”谈到对女儿的教育方式，周令飞毫不含糊，“小孩子就应该无忧无虑，为什么非要去背负那些沉重的东西？”

顾明远、周蕖夫妇接受作者采访。(耿海洋摄)

这代表了周家人的一种声音。

周建人在世的时候，周海婴节假日会去看望。而随着长辈们的离去，堂兄妹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少。

周蕖说：“现在来往很少，一年打两次电话什么的，我父亲在的时候稍微多一点，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很注意。”

周蕖表示，他们和周作人家的子女没有来往。但她知道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已经去世了。

周蕖说：“周作人家我们一无所知，丰一可能有妹妹，不知道，和周作人家里没见过面。”

一旁的顾明远也补充说：“没来往。说实在的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他还特意讲了一件往事。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周建人还在世。有一次，周丰一以校友的身份到北师大参加活动，学校的副书记跑来告诉顾明远说：“周丰一来了，你是不是要去看看他。”这位副书记和周丰一是同学，当然知道顾明远和他的关系。

顾明远找到周丰一，因为是头一次见面，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顾明远，周建人是我的岳父。”

然而，结果却不是他想象得那样。顾明远回忆说：“他一声都没吭，也没问三爹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他问都没问。所以我们后来也就再不来往了。”

呜呼，有道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周家后人们的距离因为时光的流逝在加大，这是必然。他们对高居在家族神圣上方的鲁迅，保持着审慎的距离，这是为了自尊，同时也是自信！

周建人去世以后，家人把他大部分的藏书送给了当时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之所以没送到鲁迅纪念馆，顾明远是这样解释的：“我的岳母王蕴如几次提出，鲁迅纪念馆是鲁迅的东西，不是他家属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东西送到那里。”

周蕖再一次强调说：“我们也不是刻意想隐瞒什么东西，我们家庭生活非常简单，各人玩各人的，私人之间的交往很少。”

依惯例，我问周蕖和顾明远：“你们家庭最看重的传统是什么？”

周蕖沉吟思考，没有答话，顾明远说：“就是俭朴。”

2008年12月8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