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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1)

- 第2节：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2)

- 第3节：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3)

- 第4节：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1)

- 第5节：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2)

- 第6节：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3)

- 第7节：一、从罗马建城到共和时代(1)

- 第8节：一、从罗马建城到共和时代(2)

- 第9节：一、从罗马建城到共和时代(3)

- 第10节：二、向帝制转变：危险的开端(1)

- 第11节：二、向帝制转变：危险的开端(2)

- 第12节：二、向帝制转变：危险的开端(3)

- 第13节：三、三世纪危机(1)

- 第14节：三、三世纪危机(2)

- 第15节：三、三世纪危机(3)

- 第16节：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1)

- 第17节：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2)

- 第18节：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3)

- 第19节：五、早期基督教及其命运(1)

- 第20节：五、早期基督教及其命运(2)

- 第21节：五、早期基督教及其命运(3)

- 第22节：六、西罗马帝国的崩溃(1)

- 第23节：六、西罗马帝国的崩溃(2)

- 第24节：六、西罗马帝国的崩溃(3)

- 第25节：七、罗马衰亡原因论(1)

- 第26节：七、罗马衰亡原因论(2)

- 第27节：七、罗马衰亡原因论(3)

- 第28节：一、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

- 第29节：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

- 第30节：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

- 第31节：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3)

- 第32节：三、与欧洲殖民者的较量

- 第33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1)

- 第34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2)

- 第35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3)

- 第36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4)

- 第37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5)

- 第38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1)

- 第39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2)

- 第40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3)

- 第41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4)

- 第42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5)

- 第43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6)

- 第44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7)

- 第45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8)

- 第46节：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1)

- 第47节：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2)

- 第48节：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3)

- 第49节：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4)

- 第50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1)

- 第51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2)

- 第52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3)

- 第53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4)

- 第54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5)

- 第55节：三、两次大战：走向困境的英国(1)

- 第56节：三、两次大战：走向困境的英国(2)

- 第57节：三、两次大战：走向困境的英国(3)

- 第58节：四、白人自治领的离心倾向(1)

- 第59节：四、白人自治领的离心倾向(2)

- 第60节：五、殖民帝国土崩瓦解(1)

- 第61节：五、殖民帝国土崩瓦解(2)

- 第62节：五、殖民帝国土崩瓦解(3)

- 第63节：六、痛苦的全球收缩战略(1)

- 第64节：六、痛苦的全球收缩战略(2)

- 第65节：七、重振联合王国

- 第66节：八、英国地位下落原因一辨

第1节：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1)

前言

所谓大国，主要就其在国际上或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人类文明历史长河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大国在其中演绎着一部部或辉煌、或悲壮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有多少大国倏忽一闪，昙花短现，成为匆匆而去的历史过客；有多少大国壮志难酬，功败垂成，留下历史的遗憾让人扼腕长叹；更有多少大国叱咤风云，傲视群雄，其丰功伟绩让后人景仰评说；也有一些大国逆潮流而动，反人类良知，令生灵涂炭，为历史所不齿。在一些史学家笔下，过往的世界史似乎就是一部大国纷纷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

进入了21世纪，当代世界七大洲，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千个民族，六十多亿人口，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指点乾坤的，在政治经济舞台制定游戏规则的，在思想舆论领域把持话语权的，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导向作用的，依然是为数不多的大国。于是，那些大国国民也多少有一点大国意识，自然不自然地流露出优越感。在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里，向往大国地位、怀有"大国情结"的人更不在少数。

人们谈论"大国崛起"时很亢奋，很激情，而大国衰落的话题则让人沉重。然而大国衰落却又是世界历史上极为常见的现象。从文明出现直到今天，除了仅有两百余年历史的美国以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大国没有衰落过。考察大国衰落的历史过程，揭示造成其衰落的某些规律，或许更能促使当今人们冷静思考，并从中汲取某种教训。

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

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时突变，有时渐进，有时暴烈，有时温和，但其中必定深含着客观的规律，形成一定的阶段性。人类将近六千年的文明史，大致可分为传统时代和近现代两大时期。大国的出现和消失，大国的成长和衰落，在两个阶段中都引人注目；同样，不同时代的大国其品质本色也大有不同。

16世纪西方兴起之前的文明世界，属于传统时代。从文明的品质判断，传统时代主要是指农业文明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的时代。传统时代的国家基本上为少数人所把控，在性质上是极少数人的国家，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国家内部形成尖锐的社会对立。被统治的多数人事实上并不具有清晰的国家概念和强烈的国家意识，除非国家兴衰直接影响到自身生存，才会激发他们参与国家事务。从世界格局观察，传统时代的亚欧大陆形成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两极对立。一方面是农业文明不断发展，农耕地区不断扩大，文明中心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则是游牧民族不断进入农耕地带，向农耕民族发起一次次冲击，引起农耕地区局势动荡和世界格局变换。在传统时代纷纷登台的大国，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

其一是由农业文明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区域性大国。农业生产主要受自然因素制约，其本质特征是孤立的、闭塞的，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和外向性。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文明中心区域的人口愈来愈多，人口在激增情况下便可能离开中心向四周迁徙，从而伸展农业文明的边界线。农业生产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也吸引着周边原始部族或畜牧部落模仿和学习，从而促使他们归附或依附于农业文明国家。农业的发达使生产出现剩余，一部分人便可脱离农业专事工商业，而工商业在本质上又是需要与外界交往的。因此，农业文明国家诞生后，大都有一个由小而大的自我扩张过程，从城邦到王国到统一王国成为一种趋势，于是便有了强大王朝的普遍出现。在此基础上，有些王国或收服周边民族，或不断外拓边疆，从而形成区域性帝国。由于农业经济固守本地的特征，因而这些区域性帝国的扩张是有地域局限的，一般不远离原有文明中心。这些大国为农业文明传播和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比较突出的有古埃及新王国（公元前16-前11世纪），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前18-前16世纪）、亚述帝国（前10-前7世纪），印度的孔雀帝国（前4-前2世纪）、笈多王朝（公元4-5世纪）、戒日帝国（7世纪），中国的秦汉王朝、隋唐王朝，西欧的查理帝国（8-9世纪）等。作为罗马历史遗产的拜占庭（5-15世纪），也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帝国。

第2节：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2)

其二是由农耕化民族建立的跨区域大帝国。所谓农耕化民族，是指那些正在或刚刚由游牧民族转变而来的农业民族。它们具备双重优势，既吸收着农耕文明的先进因素，又保有游牧民族机动性强、扩张欲强的特质，因而往往能建立地域广袤和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帝国。这些农耕化民族多发源于农耕文明边缘地带，从一个弹丸之地逐步展开对广大地区的征服。它们版图的庞大，它们对当时国际格局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它们对世界历史所打下的印记，往往还超过第一种类型。如小亚赫梯帝国：鼎盛于公元前16至前12世纪，因其最早传播驭马技术和用铁制铁文明而载入史册。波斯帝国：前6世纪兴起于落后的伊朗高原，作为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性帝国，维持了两个多世纪。这个帝国的世界性还表现在，它造成了东西方世界的早期对立和东西方文化的最初差异。亚历山大帝国：前4世纪后期旋起旋仆。处在希腊文明边缘的马其顿王国统一希腊后，其国王亚历山大十年征战，几乎占领当时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所有文明地区。亚历山大帝国建立，有利于东西方文化融合，将古老的中东文明地区带进了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起源于落后的意大利半岛，前3世纪开始扩张事业，最终建立了一个囊括地中海所有地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对后来的欧洲历史和文明有着深远影响。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阿拉伯国家形成后，很快从落后的游牧性质半岛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也是世界历史上东西跨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阿拉伯帝国原有版图上形成的阿拉伯世界，今天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力量。

其三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发起冲击时，虽然双方的社会发展状态优劣分明，但当农耕世界因内部矛盾而出现力量弱化时，游牧民族则因驾驭战车或马，因其生活特征而游动能力强，从而具有较强机动性和战斗力，它们往往成为军事上的胜利者，摧毁或削弱农耕国家，并建立一些大的帝国。如安息帝国：公元前3世纪由伊朗东北部游牧民族所建，长期与罗马帝国对峙。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由中亚游牧民族建立，曾以印度西北部为统治重心，是当时世界上并立的四大帝国之一。蒙古帝国及其后裔：13世纪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最大冲击，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后分解为四大汗国和其正统元朝。帖木儿帝国：最后一个游牧帝国，14、15世纪之交称雄于亚洲中西部。游牧民族破坏性极强，金戈铁马所到之处，遍地残垣断壁，陷被征服地区于深重灾难之中。它们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往往只是刀光剑影下的短暂组合，缺乏统一帝国所需的经济文化根基。帝国如能在新入主地区很快向农耕转化，它就可能维持较长时间，如安息帝国；若不情愿向农耕民族转化，仍以野蛮方式掠夺被征服地区，就会造成与被征服者的尖锐矛盾无法化解，形成激烈冲突，其生命就会很短促，如帖木儿帝国。从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角度看，游牧民族纵横驰骋，远程移徙，有助于传播和融通各地文明，打开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促进世界整体化进程，但对改变传统农耕文明性质的作用不大。进入15世纪后，游牧民族的冲击渐趋平息，其历史使命宣告完结。

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和海道大通，人类居住的地球逐渐通过海洋连成了一片。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变，先是将自身、进而将世界引向了近现代文明。近现代历史迄今不过500余年，大国蜂起并争雄称霸却贯穿于始终。由于视野拓展和交通发达，近现代大国争夺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周围地区，而是整个世界，大国的博弈和较量因之便成为近现代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从本质特征看，16、17世纪的早期西方大国仍有很多传统元素；近代东方大国则完全是传统型的；18世纪后西方大国逐渐具备较为彻底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国家性质而言，是指国家的民族性，即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整个民族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统治层或领导者更多的是国民利益的代表，他们与大多数国民之间虽然也有矛盾冲突，但截然分明的社会对立逐渐退隐；就社会发展的内涵而言，大致包含了经济发展工业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思想精神自由化，国家机器理性化，公民社会平等化，社会协调机制化等。这种现代性大国，能够比较完整地铸就国家精神，比较自由地表达国家意志，比较充分地施展国家力量，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鲜明，在整体上与国家的行动比较协调。

第3节：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时代的大国品质(3)

16、17世纪是早期西方大国展开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占据和瓜分地球上广大"新"发现地区，并开始侵入亚洲、与传统东方大国抗衡的时期。这时的西方大国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为代表。它们虽已具有不少现代元素，但传统因素仍与其并存，因而在同古老东方的对抗中并不居于绝对优势，对亚洲的攻击也仅停留在边远和外围地区。它们自身社会的内部，也是传统的东西过多，现代性因素略少，社会变革节奏缓慢，工业化进程较迟，从而不敌新起大国的竞争。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但内部的封建制度如故，传统因素太多，阻碍了社会进步。荷兰虽然在渔业技术和商业体制方面有重大革新，"海上马车夫"扬帆于世界各个海域，但它建立的是贸易帝国，商人资本把持着经济方向，而"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马克思语），难以促使其向工业化转变的根本性变化。当英国工业革命机器轰隆隆开动之时，它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经济衰退的"假发时代"。到18世纪，这三个半传统性、半现代性的西方大国基本退出了世界舞台。与它们相抗衡的东方大国，即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莫卧儿帝国、中国明清王朝，本质上仍是传统型大国，守旧、闭锁是其本性。它们凭借传统文明的积淀，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那些半传统性半现代性西方国家的攻击，但当18世纪后期面对全面现代性的西方大国进攻时，立刻就显得束手无策了，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运。

英国和法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于15世纪末，作为大国崛起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最初它们也有不少传统的东西，但通过自身内部逐渐生成的社会机制，逐步清除了从旧时代带来的过时成分，转变为现代性大国。在英国，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新兴力量历经半个世纪的暴力与温和两种斗争方式，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法国资产阶级则多次运用革命手段，将封建性王朝赶下历史舞台。无论物质文明中的生产手段，还是政治文明中的制度形态，抑或精神文明中的思想文化，它们都已与传统因素彻底决裂，呈现出崭新的现代面貌，新生的社会力量主宰着国家命运，主导着现代化方向。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工业革命，走向工业社会。率先工业化为英国走向世界第一大国创造了经济和技术前提，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法国也紧随其后，较快完成了向工业化大国的过渡。在19世纪的历程中，英法又通过革命或改革逐步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它们的对外殖民扩张仍然具有传统帝国那种掠夺本性。

19世纪后期崛起的美国、德国、日本和俄国，也主要是现代化和工业化推动的产物。美国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建立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并逐步达到民族内部高度一致的民主化；19世纪后期工业化产品的流水线批量生产，使广大普通民众也能像有产者一样享受现代生活，从而在社会成员中消除了分隔贵贱的鸿沟。德国在18世纪以前步履蹒跚，19世纪后期实现了国家统一。它们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从而跻身于工业化大国行列。世界最东方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西方侵略时做出了出色反应，通过明治维新改变了社会性质，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不久即进入大国之列。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16、17世纪开始对外扩张，19世纪成为版图庞大的帝国，并走上工业化道路。除美国很早就是完全现代性国家外，德、日、俄三国都遗存有不少传统因素。其中德国和日本突出发挥国家机器作用，注意将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体，内部现代性有跨越式进步，但对外却像传统帝国那样具有赤裸裸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在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争夺中表现了特别贪婪和凶残的本质。俄国则在内外两方面都类似于传统帝国，对外致力于扩张和争夺，对内则依然由少数统治者充当国家主宰，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民族并不认同沙俄国家，境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社会阵营对垒分明，最终因冲突激化而导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4节：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1)

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西方具备了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为它们向东方以及非洲展开新一轮扩张提供了条件。在西方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有在瓜分世界中西方各列强间特别是新旧大国之间的矛盾，有西方同非西方的矛盾，这是世界性矛盾，其冲突及其解决足以导致世界性的动荡和变化。还有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非西方社会在面对西方挑战时的内部矛盾，这是普遍性矛盾，即普遍存在的矛盾，其冲突及解决能够引起世界某个局部地区或国家的动荡与变化。因此，以西方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同时，也引发了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西方大国及大国集团之间对世界的争夺战争，是世界性冲突的最高表现，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两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是，除美国外，所有的西方大国都走向衰落。

所谓近代西方大国，其内涵常常有两个层面内容。核心层面是指其西方本土的民族国家，如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不列颠岛上的英国。其外延层面则指它们所建立的殖民帝国。一般地说，西方国家本土虽然也经历了崛起、强盛、衰落和复兴等过程，或者有的国家衰落后没能再度复兴为大国，但它们并没有因衰落而死亡或消失。而它们建立的殖民帝国，则终因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或大势所趋而走向灭亡和解体。即使这些西方大国包括日本在内最近几十年又再度崛起，但它们已没有能力再度恢复其殖民帝国，世界潮流也不可能允许其如此倒行逆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宣告西方所主宰的近代世界体系不复存在，亚洲和非洲的前西方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诞生了一大批新的民族国家。1945年以后的当代世界，虽然大国仍主导着世界历史方向，但小国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其力量的结合有时还能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大国霸权主义日益不得人心，明目张胆的征服狂和战争疯子已为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所不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西方世界的中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群龙之首，因此那时的东西方对抗很大程度上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争夺。冷战骤然结束后，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仍有主宰世界的企图，但也受到正在复兴和崛起的其他大国的掣肘。今后一段时期里，大国将依然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主导者，但小国及其联合体也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

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

本书较多探讨传统时代主要帝国的衰亡史，同时还选取了若干近现代大国作为考察对象，即早期西方殖民帝国西班牙及葡萄牙，近代西方最强大的国家英国，20世纪后期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这种探讨不一定具有全局意义，但多少有一定代表性。大国崛起的过程有较多的相似，而大国衰落的原因则多有不同。导致大国衰落的因素，无非是内在和外部两个方面。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传统大国的衰亡，其内部因素的作用要更大些；而近现代大国的衰落，则更多地与大国之间的博弈与较量相联系。

传统大国衰亡之所以多祸起内部，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内部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鲜明分野与对立。传统大国是少数人统治之下的，国家不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而是少数人的国家，是为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反过来，作为少数人的国家，其命运起落也是被统治的广大民众所不会关心的。它们的兴衰往往取决于统治者自身因素，包括统治目的、统治手段、统治者的素质和才能等。在君主专制下的王国或帝国里，国王或皇帝君临天下，俯视一切，臣民们只能俯首仰止，唯命是从，君王是国家命运的决定者，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他个人的智识或愚昧，贤明或昏庸，胆略或懦弱，豁达或促狭，宽仁或残暴，适当或无度等等，常常是明主在则国兴，昏君临则国衰，暴君出则国祚要告终结。当统治者将国内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国力耗竭、国势衰弱时，这个国家也就走到了尽头。

第5节：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2)

传统帝国所具有的矛盾极其多样。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在对外扩张中，帝国统治者或是依靠征服战争直接掠取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或是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无休止的搜括和盘剥，这样就将被征服民族和人民置于生死线上，从而引起他们的激烈反抗。游牧民族和农耕化民族的扩张侵略战争所具的破坏性和掠夺性是最强的。罗马在扩张中将大量被征服者转变为奴隶，在获得众多的劳动人手之时，也为自己增加了巨大的对立力量，千千万万的奴隶最终成了帝国掘墓人。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运动如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高卢的巴高达运动，也给了晚期罗马帝国极其沉重的打击。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后大肆屠城和抢掠，将游牧帝国的凶残性表现到极致。帖木儿军队铁蹄所至，遍地废墟，同时也是遍地反抗，反过来促使其成为短命帝国。早期西方殖民帝国如西班牙对美洲殖民地的极度掠夺和野蛮统治，导致拉美殖民地发生民族民主革命，直接将帝国送进了坟墓。后期殖民帝国如英法等虽然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较为隐蔽，但同样不能摆脱民族矛盾激化的困境，随着殖民地人民觉醒和时代潮流推动，殖民帝国最终走向解体。

征服者无节制地扩张所形成的帝国过于庞大，囊括了许多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境内各地区难以在文化上认同，也难以形成有利于统一的经济基础，从而造成帝国各部分间的不相容性，最终走向分裂、解体，这是一种与帝国共生的矛盾，注定无法消解。虽然征服者在建立帝国后可能不再以掠夺为事，而是试图努力经略既有版图，甚至对被征服地区上层采取怀柔政策，但都无济于事。波斯大军进攻希腊时号称二百万大军，但军队成分极为复杂，来源于境内各族，说的语言就有几十种，结果难以号令，人心不齐，终被希腊人战败。罗马帝国实行行省罗马化，企图实现境内各征服区对罗马的政治认同；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企图达到文化上的统一，但都没能挽救帝国分裂和衰亡的命运。对被征服地区的怀柔其实也难以达到适度，过于放手则易于造成各地离心倾向，聚集分裂势力。安息帝国在中心区周围让当地上层继续统治，只要认可中央权威并缴纳税赋即可，结果萨珊波斯逐渐羽翼丰满，最后取安息而代之。即使从中央派出代表镇守各地，这些人员也容易据地方而坐大，形成割据势力乃至独立王国。阿拉伯帝国从盛期起就开始分裂，肇事者正是那些中央派出的官员或将军的割据自立。蒙古帝国版图过于广大，由皇家子孙们分领治理，裂分成四大汗国以及元朝，结果它们要么国运短促，要么与当地社会激烈冲突，要么未实现有效统治。

作为国家的享有者，传统大国的统治者只关注自身如何获得利益，而置臣民的生活与生存于不顾，无视人民的基本要求，极力压制民众，形成统治层和被统治者的极端不和谐，对立情绪严重，引发反抗和起义，导致国家衰落和灭亡。中国的秦朝、东汉、隋朝、唐朝、元朝和明朝，就是这样在农民起义运动中寿终正寝的。沙皇俄国的灭亡，也是由于统治者卷入世界大战，战争机器拖垮了经济，统治者加紧对民众压榨，民不聊生，使这个国家如同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为了权力瓜分和利益分割，统治者内部常有无休止的争权夺位斗争。这种政治内讧、宫廷之争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的动乱源，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骚动。权力斗争又造成力量内耗，不少大国就是因此造成国势衰弱从而不敌外来攻击走向衰亡的。西罗马帝国到处是争当皇帝的军人相斗，致使帝国各地防务空虚，日耳曼蛮族乘虚而入。安息人争夺王位的权力斗争几乎伴随帝国之始终，几次内讧高潮都导致了帝国危机的严重后果，最终轻易地就被萨珊波斯所取代。

对外扩张、对内剥削获得了巨大财富，统治者更加贪图享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放肆地浪费社会财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实力。而且，这种奢靡之风往往还毒化了整个社会，好逸恶劳、醉生梦死等，倒成了时尚风气，财富迅速地消耗殆尽，而且还麻木了人的理智，腐蚀了人的斗志，失去进取之心。古代罗马帝国后期，节日达到170多天，玩乐中不仅大量浪费了社会财富，而且也助长了懈怠懒惰之风。近代西班牙社会慕求虚荣成风，全部六七百万人口中，受封贵族竟达50万之多。为了取得封号，他们中多数人耗尽了家产，最后竟出现了小贵族们吃饭讲究排场，但桌上食物却难以果腹的奇特现象。这样一来，西班牙帝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也就大大动摇。19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了所谓"维多利亚盛世"，然而社会风气也向贪图安逸舒适转化，在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取向上，下层模仿中层，中层向上层看齐，社会生活日益贵族化，最终酿成了"英国病"。

第6节：二、大国衰落的原因解读(3)

每个大国在上升的时期，它是生气勃勃的，但它达到了某个高峰点后，通常容易走向反面，造成"盛极而衰"的普遍现象。这当中一个因素就是，固步自封，鼠目寸光，死守旧业，缺乏创新，一种惰性在统治层或社会主体中弥漫。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伍，当然与它死守殖民霸业、不愿更新机器、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有关。当国家已经出现颓象，或是面临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巨大危机时，如果还不思改革，顽固守旧，那就意味着国运将告终结。近代东方的传统大国基本上都是这样。无论中国、印度，还是奥斯曼、伊朗，在西方列强侵入、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统治者仍然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即使感觉到危机也只进行皮毛变动，压制和打击真正的改革和创新力量，最终导致了更大的灾祸临头。

统治者品质顽劣、素质低下，往往也是灾祸的根源。他们常错误估计外部形势，刚愎自用，狂妄自大，从而走向自我毁灭。波斯帝国的大流士、薛西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强行闯入希腊，引起希腊世界同仇敌忾；同时又低估对手，不谙敌情，不讲战术，结果在与希腊的较量中大伤元气，走上衰落之路。现代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更是一个战争疯子，把整个世界树为敌人，招致众怒，并虐杀犹太人和敌国平民，丧失最基本的人类良知，违反战争道德，这种人和事天理难容，受到一切正义者谴责，不可能不得到失败下场。而且，希特勒东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顾此失彼，犯了战争之大忌，最后终于遭受两面夹攻，四面楚歌，他只得以自杀结束生命，第三帝国终成南柯之梦。由此，统治者素质低下，莽撞冒险，统治乏术，终究会将国家拖向深渊。

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玩弄历史者必将被历史所抛弃，这是一种必然。大国能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顺应了历史趋势，大国走向衰落则多是逆潮流而动的结果。当然，有的传统大国衰落或解体看起来很有偶然性。如亚历山大曾为巩固帝国、融合东西方社会采取了不少措施，而且收效显著，但他突然暴病身亡，帝国便顷刻瓦解。如果他没有遭此病魔，稳定的统治能持续几十年，则很难想象后来的历史会怎样发展。又如葡萄牙因为王位继承关系而被西班牙兼并，待其重获独立时，国际局势早已时过境迁，西北欧荷、英、法等国纷纷崛起，葡萄牙要恢复昔日辉煌已成为不可能的梦想。奥斯曼帝国晚期特殊的素丹继承制度和抚育方式，造成了一个个能力低下的最高统治者登台，使得帝国毫无生气。但究其实质，这些偶然中也隐含着某种必然性，这就是传统的制度因素。就是说，只有在传统制度下，一个国家命运才会付诸最高权位者手中；也只有传统制度，才会依家族或血缘关系来决定最高权位的传承。在现代大国，这种偶然因素的作用几乎不再存在了。

近现代西方大国其性质是从少数人利益的代表逐步向民族意志的体现者转变，它们似乎越来越注意运用国家机器，调节和处理国内各种社会关系，尽可能使本民族达成协调一致局面，或者以某种凝聚力来使本国上下服从统一目标，弱化国内矛盾，因此它们的衰落多不是内部因素使然。外部力量的掣肘和撞击，在近现代大国的衰落中显得更重要些。诸雄并起，列强纷争，变革与传统相抗，挑战与回应同在，大国间的冲突与较量不断，造成了近现代世界大国力量此消彼长、此起彼落的态势。至于那些具有较多传统因素而不注重社会改造的近代国家，如西班牙帝国、沙皇俄国，其衰或亡则又是内外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还有一点要指出，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造成国家的颓势甚至招致衰亡，有时往往只需一两个致命因素。

第7节：一、从罗马建城到共和时代(1)

第二章 地中海霸主罗马的衰亡

罗马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世界古典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之一。罗马文明对于欧洲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罗马帝国以其幅员辽阔而享誉后世，在它最盛的时期，其领土东至波斯湾，西至大西洋，南达尼罗河中游，北抵不列颠岛北部，地中海成了帝国的内湖。今天的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南部、希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亚美尼亚、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尼利亚、摩洛哥等国，都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帝国"，从兴起到衰亡历经1200多年历史。公元前后罗马由共和向帝制转变，这是其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公元3世纪帝国开始走向衰亡，公元4世纪末罗马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5世纪后期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罗马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峰，是世界第一代农耕文明的最后一个代表。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其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一、从罗马建城到共和时代

台伯河畔立国 浩瀚的地中海中部，有一个形状像长筒靴子的半岛，这就是古代罗马文明的发祥地--意大利。西西里岛犹似靴尖的装饰瑰宝，位于半岛西南方。在北部，阿尔卑斯山将半岛与欧洲大陆隔开，成为拱卫意大利北部的天然屏障。在半岛上，沿着由北向南蜿蜒起伏的亚平宁山脉两侧，形成了一片片适宜于农耕和畜牧的丘陵和平原。台伯河是半岛的主要河流之一，它由北向南流至半岛中部，注入西侧的第勒尼安海。罗马位于台伯河入海口之上20余公里处。

意大利半岛三面环海。除少数山区外，意大利基本没有闭塞的地区，各地区相互间的联系极为方便，但也很容易遭受外敌侵入。这就导致罗马从立国之日起，就与其邻邦处于不断的战争中。罗马崛起后，利用这种自然条件对外扩张，最终统一意大利半岛，进而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成为古代世界首屈一指的霸国。

早在旧石器时代，意大利半岛就有人类居住。古代意大利居民属于不同的人种来源，既有居住在中部的拉丁人、萨宾人、翁布里亚人等，也有居住在西北部，社会发展比罗马早、文明程度更高的伊达拉里亚人，还有居住在南部沿海地带的希腊移民。罗马就是在这样一个易于接触其他文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关于罗马的起源有许多传说。据古罗马作家瓦罗记载，罗马城建于公元前753年。该城的奠基人是罗慕路斯，相传他是罗马的第一个国王，历史上的王政时代由他而开始。这是古罗马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期。

王政时代共有七王，持续了200多年，此时罗马开始向国家过渡，管理机构由勒克斯（王）、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组成，仍有原始时代民主遗风。王政时代后期，贵族与平民急剧分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第六王塞尔维乌斯进行改革，完成了罗马由氏族向国家过渡的重要一步。第七王塔克文绰号高傲者，是一个骄横残暴的伊达拉里亚人。他利用贵族对改革的不满，谋杀了塞尔维乌斯，违背了由元老院和人民大会选举国王的惯例，在罗马历史上首开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先例。当政期间，塔克文暴虐专横，实行恐怖统治，激起贵族和人民的不满。公元前510年，罗马贵族联合平民将塔克文逐出罗马，建立共和国。

地中海霸主 共和国建立后，罗马人取缔了国王政权形式，设立了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共同执政、一年一任的两名权力相等的执政官，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执政官有权指挥军队、解释和执行法律、主持宗教活动。元老院作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是共和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机构。人民大会拥有立法权、选举权和司法审判法，但由于人民大会通过的决议需经过元老院批准方能生效，而贵族又控制了人民大会的多数票，因此，元老院在共和时期的罗马国家政权中处于中心地位。但不管怎么说，共和代替王政无疑是罗马史上最有意义的变革之一。

共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历经数百年过程，其主要推动因素是共和国内部此起彼伏的平民对贵族的斗争，以及罗马对意大利和海外的征服。

罗马是贵族共和国。与拥有特权和土地的贵族相比，平民既无权力又缺土地，是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然而，共和国的建立和共和体制下的政治生活，培育了他们的参政精神与能力，使他们获得了通过合法途径为自己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主要围绕着争取参政权、土地权和摆脱债务奴役三个方面展开。在罗马早期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军事上，平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罗马国家的生存和对外征服都会面临严重危机。平民们巧妙地利用这一点，借以改善社会地位，争取政治权利，获得经济利。

第8节：一、从罗马建城到共和时代(2)

平民最有效的斗争方式就是在强敌压境、急需兵力之时，携带武器集体退出战争，直到贵族答应他们的要求，双方达成协议为止。从公元前494年平民第一次撤离准备另立山头开始，到公元前287年最后一次撤离为止，在长达两个世纪中，平民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了一系列政治权利，提高了社会地位，如平民保民官和平民会议的设立，《十二铜表法》和《李锡尼-绥克斯图法》的颁布，平民可以担任高级官职并与贵族通婚的权利等，有力地促进了罗马民主政治的发展，扩大了共和国的社会统治基础。平民的权利和公民身份得到保障，不仅缓和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且巩固了罗马的公民兵制度，加强了罗马军事力量。靠着这支坚强的公民兵，罗马进行对外扩张，统一意大利半岛，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

立国之初，罗马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外部形势：北部的伊达拉里亚人和高卢人虎视眈眈，中部的近邻拉丁同盟经常伺机来犯，东南部的萨莫奈人和南部的希腊殖民城邦更是强劲对手。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先于公元前493年与拉丁同盟建立同盟关系，随后通过三次维爱战争，铲除了北方劲敌，导致伊达拉里亚人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也对其它敌手城市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维爱战争的胜利是罗马征服意大利的第一步，极大地鼓舞了罗马人继续向外扩张的野心。

然而，公元前390年后高卢人从波河南下进攻罗马，使罗马军队损失惨重。高卢人长驱直入攻陷罗马城大部，直到付给高卢人重金之后罗马才得以复国。此后，罗马人痛定思痛，采取一系列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振兴国家。他们修筑新城墙，进行军事改革，改进军事装备，同时调整内部关系。这些措施的实施使罗马迅速恢复元气，重振雄风，在随后与高卢人的较量中获得胜利，迫使高卢人签订和约。至此，罗马的北部边界得到稳固，高卢人多年来对罗马的威胁解除了。

向南扩张时，罗马人为争夺坎佩尼亚同萨莫奈人进行了三次战争。战争初期，罗马人缺乏山地作战经验，遭到了惨败。在公元前321年的考狄昂峡谷之战中，罗马军队为求生而全军投降，并遭受了"在轭门下通过"的奇耻大辱。然而，败而不馁的天性使罗马人迅速振作，改变战术，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彻底打败萨莫奈人，控制了大片领土，成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最强大的势力。

罗马人接着向南部意大利扩张，与当时最强大的希腊殖民城市他林敦发生战争。希腊本土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亲自率兵前来增援，并一度取得胜利。但罗马联合迦太基与皮洛士周旋，最终打败皮洛士，征服他林敦，控制意大利南部，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势力，开始引起地中海世界的注意：托勒密埃及与罗马建立了外交关系，迦太基则重新修订了与罗马人的条约。

到公元前265年，罗马征服了除波河流域以外的整个意大利，开始将目光转向地中海区域。为了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罗马与迦太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史称"布匿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主要是围绕西西里岛展开的海战。在公元前241年的最后决战中，罗马海军全歼迦太基舰队，迦太基被迫求和，罗马占领了西西里和附近岛屿。此后，迦太基在西班牙建立军事基地，寻机向罗马复仇。深感不安的罗马人向迦太基发出最后通牒：投降或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年）爆发。

迦太基统帅汉尼拔采用了罗马人完全料想不到的战略，率军翻越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如神兵天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极度恐慌的罗马元老院匆忙派兵迎战。几次大的战役过后，罗马军队损失惨重，几乎家家都有亲人战死疆场，全城一片悲痛。生死存亡之际的罗马人此时再度表现出极大的民族热情和群体精神。他们迅速振作，同仇敌忾，利用本土作战的优势消耗迦太基军队，逐渐扭转了战场上的劣势。公元前204年，罗马在赢得西班牙战争的胜利后直逼迦太基本土，并在公元前202年的札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军队。第二年，双方缔结和约，迦太基向罗马赔款，并放弃海外一切领地，未经罗马允许不得与任何国家进行战争，罗马成为西地中海霸主。从此之后，罗马人统治地中海世界的"帝国意识"更为强烈。

第9节：一、从罗马建城到共和时代(3)

公元前149年，为了彻底摧毁东山再起的迦太基，罗马人又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年），将迦太基夷为平地，在这里建立了阿非利加行省。

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还开始了向地中海东部的扩张。此时，地中海东部的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埃及已然衰落，这就为罗马的东进提供了可乘之机。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灭掉了马其顿王国。前192年，罗马与塞琉古王国爆发战争。前188年，战败的塞琉古被迫签订和约，放弃对欧洲和小亚的领土要求，不再涉足爱琴海世界。至此，在昔日的地中海强国中，西方的迦太基被灭亡了，东方的马其顿被吞并了，塞琉古退居亚洲一隅，柔弱的托勒密埃及虽然保持政治独立，但一切均仰罗马人鼻息，对罗马构不成任何威胁。罗马跃居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地位，它狂妄地将地中海视作"我们的内湖"。

罗马共和国危机 通过长期的对外征服和掠夺战争，罗马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奴隶，为奴隶制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公元前3至前2世纪，由于社会经济和奴隶制的发展，罗马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奴隶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业、高利贷业的兴盛和骑士阶层的形成使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工商业奴隶主与贵族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使自由农民纷纷破产，共和国的兵源日渐枯竭，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奴隶的广泛使用和所受的非人待遇，迫使奴隶不断起来暴动和起义。到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在罗马社会中，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罗马和同盟者、被征服者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元老贵族和骑士阶层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这些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后期爆发激烈的社会斗争。

首先是西西里奴隶起义。西西里土地肥沃，素以粮仓著称，这里的奴隶制大农庄役使着成千上万的奴隶，相反也有利于奴隶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残酷虐待，公元前137年，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爆发，并得到其他地区奴隶的积极响应，起义人数一度达到20万之众。起义在公元前132年被罗马军队镇压。公元前104年，西西里再度爆发奴隶起义，起义军曾两次打败罗马军队。前101年，起义失败。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揭开了共和后期罗马大规模社会斗争的序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同时，意大利本土掀起了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当时，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成为罗马的重要社会问题。为了缓和自由民内部矛盾，巩固共和国的社会基础，从公元前133年起，格拉古兄弟提出了土地改革法案和粮食法、审判法等一系列法案，试图通过限制占有公有地和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来达到保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从而维护罗马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由于遭到大土地所有者和元老贵族的反对，改革最终失败。格拉古兄弟改革在罗马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它标志着建立在小国寡民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共和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罗马社会的发展需要，狭小的城邦共和制已经不能满足统治辽阔地域帝国的要求。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社会内部斗争继续发展，形成所谓的民主派和贵族派之争。双方在朱古达战争期间和战后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罗马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的战争中，罗马贵族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罗马执政官和军队统帅先后被朱古达收买，士兵则军纪涣散，为所欲为，战争则接连败北。公元前107年，民主派马略担任执政官，获得战争指挥权。为增强军事实力，扭转战局，马略实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尤其是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为罗马无产者进入军队迈出了重要一步，成为解决公元前2世纪以来罗马公民兵制衰败与大规模扩张战争的需求之间矛盾的最佳途径。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军队组织的改革与整顿，罗马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马略依靠这支新型军队不仅结束了朱古达战争，而且打退了北部边疆条顿人和森布里人的进攻。

第10节：二、向帝制转变：危险的开端(1)

马略改革使大批无产者加入军队，虽然部分解决了小农破产引起的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稳定，但由于改革导致罗马军队社会成分的变化，使罗马军队由公民兵变成了以无产者为主要来源的职业军队，军队由昔日维护城邦共和国的积极力量蜕变成摧毁城邦制度的破坏力量，成为某些野心勃勃的军人政客扩展势力的工具。因此，马略的改革尽管暂时缓解了共和国的危机，但实质上为日后埋葬共和制度、促使军事独裁制成长提供了土壤。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文化交流，意大利半岛逐步罗马化了。然而，意大利同盟者的政治地位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他们和罗马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开疆拓土，却因为没有公民权而享受不到与罗马人一样的待遇，甚至还要遭受歧视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同盟者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和罗马社会改革运动汇合起来。几任保民官都曾先后提出授予同盟者罗马公民权的法案，却都先后遇害。绝望之余，同盟者拿起武器，于前91年发动了同盟战争。同盟者虽然最后被罗马人打败，但通过武装斗争他们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原定目标。罗马元老院不得不将公民权授予所有的意大利同盟者。此举缓和了意大利与罗马人之间的矛盾，而且对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罗马控制下的意大利各地区和部落，变成了以罗马为核心的意大利统一国家。

同盟战争后，罗马共和国旧的国家体制遭到破坏，统治阶级内部罗马贵族和意大利贵族为了利益和权势纷争不已，派别倾轧成为共和末期的一大政治弊端。这就为那些试图用武力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军事首领提供了可乘之机。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罗马共和国不可避免地要被新的体制所取代。

二、向帝制转变：危险的开端

罗马内战和前后三头同盟 同盟战争酣战之际，东方爆发了反对罗马的叛乱。为争夺出征东方的最高统帅权，民主派支持的马略和贵族派支持的苏拉激烈争斗，双方互不相让，兵戎相见。统兵出征东方的苏拉回师进攻罗马，废除了民主派法律，恢复了元老贵族统治。苏拉的进攻首开罗马军队进攻自己祖国的先例，在罗马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它不仅表明罗马军队的性质已经彻底改变，而且也是对传统共和制和共和政府的公然挑战。公元前87年，苏拉再次前往东方平叛。其间马略重返罗马，再度掀起捕杀苏拉党人的内讧。公元前83年，苏拉得胜回师，打败民主派，实行所谓宪政改变，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苏拉独裁是一种新统治制度的尝试，它实际上敲响了共和制的丧钟。

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在斯巴达克领导下，起义军多次打败罗马军队，罗马统治者一片恐慌。尽管起义于公元前71年被镇压，但这次起义彻底摧毁了罗马传统的共和国经济，给腐朽的罗马共和国以毁灭性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罗马从共和向帝制的转变。此时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种社会矛盾、党派纷争剧烈频仍，共和国束手无策，根本无力解决这些矛盾，罗马共和政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公元前63年，三度竞选罗马执政官失败的喀提林密谋用武力推翻共和国，密谋被誉为"祖国之父"的西塞罗探知，最终被镇压。喀提林阴谋揭开了共和国内部全面危机总爆发的序幕，对共和制的灭亡起到了加速作用。此后，克拉苏、庞培、恺撒活跃在风云动荡的罗马政坛上。他们与罗马共和末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

出身名门的克拉苏在谋取政治资本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聚敛了大量财富，成为罗马有名的富豪，其声望在罗马急剧上升。但由于涉嫌与喀提林阴谋有染，受到元老院的冷落。自幼随父从军的庞培，战功显赫，不仅为罗马清除了地中海海盗，而且还不负众望，彻底平息了困扰罗马长达23年之久的米特里达梯叛乱，成为罗马最有权势者。但由于元老院拒绝批准他在东方实行的各项措施以及分给退伍老兵土地，庞培与元老院的关系开始破裂。自知实力和财力不能与庞培和克拉苏相比的恺撒则善于谋略，抓住时机捞取政治资本，在平民中深孚众望。公元前60年，恺撒积极调解庞培和克拉苏这对昔日政敌之间的矛盾，三人达成互相支持、共同对抗元老院的秘密协定，结成"前三头"秘密同盟。

第11节：二、向帝制转变：危险的开端(2)

三头结盟后，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恺撒先是如愿以偿地当选为执政官，后又出任高卢总督。在高卢的胜利使恺撒声望和权势日升，引起元老院和庞培的嫉恨。恺撒则作出种种努力弥合自己与庞培之间的裂痕。公元前56年，三头在路卡再度聚会，达成新的瓜分政权协议。此时的恺撒已非昔日可比，高卢胜利使他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他赢得了极大声誉，为其在罗马政坛上叱咤风云、独揽大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53年，出征东方的克拉苏战死，三头同盟变成两头对峙，恺撒和庞培的关系急剧恶化。元老院支持庞培，宣布恺撒为公敌。公元前49年1月，恺撒率军迅速攻占罗马和意大利，大败庞培。前45年，罗马内战以恺撒胜利暂告结束。为缓和社会矛盾，扩大和增强政府职能，恺撒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尽管其时共和制机构和各种官职依然存在，但共和制度已经走上了质变的历程。恺撒独揽大权，成为罗马的最高主宰。恺撒的实践给了共和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促进了罗马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

恺撒的独裁和改革，使一部分固守共和传统的元老贵族极为不满。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被共和派刺杀。然而恺撒之死不仅没有挽救行将灭亡的共和国，反而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在"为恺撒复仇"的旗号下，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于公元前43年结盟，"后三头同盟"正式诞生，并且具有公开和合法的性质。不久，后三头同盟进军罗马，搜捕政敌，并彻底打败共和派军队。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屋大维和安东尼产生裂痕。公元前40年，后三头达成新的协议，重新分配统治范围。此后，屋大维经略意大利，并剥夺雷必达的军权，使自己的军事实力迅猛增长。安东尼则不仅在出征安息的战争中失利，而且不合时宜地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婚，并在遗嘱中将罗马征服地赠与女王及其子女，结果导致罗马人不满，为屋大维向东方进军提供了口实。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海战中彻底打败安东尼军队。第二年，屋大维进军埃及，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先后自杀，埃及正式并入罗马版图。至此，长期陷于内战和分裂的罗马重新统一，这一年也成为罗马彻底埋葬共和制的标志。

屋大维建立元首制 长达数百年的对外扩张和绵延数十年的罗马内战使罗马遭到严重破坏，此时，人心思定，人们渴望安定与和平。公元前29年，屋大维从东方回到罗马，向罗马人民表明"和平时代的到来"。此举立即赢得渴望和平安定的罗马人民的拥戴。屋大维成为罗马具有无限权力的唯一统治者。公元前30年，屋大维重新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公元前29年，获"大元帅"称号；前28年，获"元首"称号（意为"首席元老"、"第一公民"）；公元前27年，屋大维以退为进，在元老院发表长篇演说，宣称自己要"放弃一切大权，只做一名普通公民"，这一举动感动和征服了元老院。诚惶诚恐的元老院不接受屋大维放弃权力的建议，将他所交回的权力重新授予他，并授给他"奥古斯都"的称号（意为"神圣"、"庄严"）。他还是执政官、大祭司长等，所获得的权力与荣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鉴于共和制度的影响以及维护共和传统的势力仍然存在，尤其是恺撒急于废除共和制度的莽撞之举而招致的杀身之祸，屋大维审时度势，将自己精心建立起来的帝制笼罩在共和的外壳之下。事实上，奥古斯都总揽国家政治、军事、司法、财政、宗教大权，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俨然一位专制君主。他以国家"首席元老"、"第一公民"的身份操纵国家大权，元首成为罗马的最高主宰。共和时期的各种机构尽管存在，但已名存实亡。无论是元老院还是人民大会，都已成为奥古斯都手中的御用工具。这种元首制的实质事实上就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专制。因此，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制的开创者。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并非一种定型的政体，它实际上是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过渡。

第12节：二、向帝制转变：危险的开端(3)

元首制奠定了罗马帝国500余年的帝业基础。为了强化统治，奥古斯都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使罗马顺利完成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为了使元老院成为毫无实权、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工具，他一方面提高元老院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另一方面则对元老院进行多次清洗与改造，安插了大量亲信。这样，尽管名义上元老院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其职权已大不如前。奥古斯都还设立元首顾问会议，建立元首金库等机构，迈出了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帝国官僚制度的第一步。为了巩固政权，扩大统治基础，奥古斯都还改善行省管理体制，调整对行省的统治政策，同时加强对奴隶的压制和镇压。军队是元首制的支柱，奥古斯都对军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帝国初期的罗马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维护帝国稳定，镇守与扩展罗马疆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强有力工具。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元首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已日臻成熟。

依靠强大的军队，奥古斯都不断对外进行扩张。在东方，他巧妙地运用外交手腕，成功地与安息和解，幼发拉底河被定为罗马和安息的界河。为此罗马举城欢庆，奥古斯都的声望也随之极大提高。在西方，奥古斯都对西班牙和高卢继续用兵，扩展帝国的疆界。然而，对北方日耳曼人的征服战争却进展不利，公元9年，罗马统帅瓦鲁斯率领的三个军团被日耳曼人全歼。此后，莱茵河以东地区重归日耳曼人，罗马向北扩张受到阻遏，帝国北部边界仅限于莱茵河以南。

公元1至2世纪的和平年代 公元14年8月，奥古斯都去世，养子提比略继位。从此罗马开始了帝位继承制和王朝统治。罗马帝国繁荣阶段包括朱理亚·克劳狄王朝（14-68年）、弗拉维王朝（69-96年）和安敦尼王朝（96-192年）。

克劳狄王朝从提比略开始，经卡里古拉、克劳狄到尼禄。提比略继承屋大维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使元首顾问会议取代元老院处理国家事务，并成为较固定的机构。但正是从提比略时代起，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宫廷阴谋和政变的恐怖气氛开始笼罩罗马，近卫军在废立皇帝的过程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提比略和卡里古拉都是被近卫军所杀，克劳狄则是在近卫军的拥戴下登上王位的。为加强统治，克劳狄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官僚体系，为帝国后来的官吏制度奠定了基础。元老院的地位和作用被进一步削弱，成为从属于皇帝的工具。在宫廷政变中，克劳狄被妻子毒杀，罗马史上有名的昏君尼禄继位。尼禄骄奢淫逸，挥霍浪费，导致民怨沸腾，各地人民起义。众叛亲离之中，尼禄被迫自杀。尼禄之死标志着克劳狄王朝的结束，也结束了罗马和意大利奴隶主独占帝国统治地位的局面。此后，军队对罗马政局的影响越来越大。

尼禄死后，行省军团纷纷拥立皇帝。此时军队公开干政，手握重兵的军团将领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公元69年，韦伯芗在东部行省和军团的支持下，建立弗拉维王朝。即位之初，韦伯芗一方面派军队残酷镇压犹太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起义，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皇权，扩大帝国的社会基础。在位期间，他广泛吸收行省奴隶主加入元老院，还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行省居民。从此，帝国政权不再局限于体现意大利奴隶主的利益，而是开始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机构。79年韦伯芗死后，长子提图斯继位，他在位两年就因病去世。其弟图密善继位。图密善统治时期，元首政治的君主制本质暴露无遗。元首以"主人和神"自居，藐视元老院，恢复从提比略时代开始的叛逆审判，迫害元老贵族。结果，图密善在政变中被杀，元老院推举最老的元老涅尔瓦为皇帝。罗马历史进入安敦尼王朝时期。

安敦尼王朝经历了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马可·奥里略和康茂德六个皇帝的统治。前五个皇帝都是行省贵族出身，他们的内外政策比较兼顾行省奴隶主的利益，使皇权大大加强，有"五个好皇帝"之称。此时，罗马帝国达到极盛，被誉为罗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第13节：三、三世纪危机(1)

公元96年涅尔瓦即位后，立即与元老院修复关系，并进行一些改革，但因年长而无力应付复杂多变的政局，只好效仿奥古斯都，将图拉真收为养子，立为继承人。这就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皇位继承制度，开创了以过继为基础的新的皇位继承制度的先河。此后，除奥里略将元首头衔传给儿子康茂德外，其余的继位都是以过继为基础。图拉真继位后，对内尊重元老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中小奴隶主，振兴意大利农业，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对外推行扩张政策，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极致。帝国东起两河流域，西至不列颠，北抵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的达西亚，南达北非，整个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

哈德良时期对外转攻为守，将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政上。皇权继续得到加强，官僚机构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官阶和官俸制度，明显开始了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过渡。哈德良命令法学家将以前行政长官的一切敕令汇编成册，批准其为"永久敕令"，作为帝国法律的基础，皇帝有权对它进行修改或补充，皇帝的意志开始成为法律。安敦尼在位期间，继承哈德良的政策，对外防御，对内调整各方面关系，与元老院保持良好合作，并且大力发展经济，加强对行省的监督和管理，促进了行省经济和帝国的繁荣。但从马可·奥里略开始，罗马帝国盛极而衰，奴隶制危机的迹象到处出现。东方的安息屡屡进犯，北方的日耳曼人乘虚而入，奥里略亲率大军抗击，结果因染瘟疫而死于战乱之中。其子康茂德继位时，罗马帝国已处于政治和经济全面危机的前夕。

三、三世纪危机

经济衰落和社会危机 从康茂德192年被杀到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王位止，罗马帝国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史称"三世纪危机"。危机表现为农业萎缩，商业萧条，城市衰落，财政枯竭，政局混乱，内战频仍。这种全面而又深刻的危机猛烈地冲击和动摇了罗马帝国的社会基础，对罗马帝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奴隶制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腐朽的奴隶制度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不仅缺乏劳动积极性，而且也妨碍他们使用先进生产工具，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奴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加之帝国后期无力继续对外扩张，奴隶来源相对减少，奴隶价格不断提高。使用奴隶劳动已经无利可图，从而导致奴隶制经济日趋衰落。

以农立国的罗马与农业发展的盛衰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帝国繁荣时期，意大利农业就已出现了衰败的征兆。经营葡萄和橄榄业的庄园入不敷出，只好改为牧场或任其荒芜，生产急剧萎缩。为了遏制农业衰落，安敦尼王朝的历任皇帝都曾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如涅尔瓦设立低利贷款基金，并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图拉真则规定元老必须将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一投资于农业。然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到3世纪，农业危机由意大利波及行省，帝国农业呈现全面衰退的趋势。奴隶制经济繁荣时期，意大利各地农业曾有过较高的商品生产率，粮食、葡萄、橄榄等都有较好的市场。3世纪以后，由于奴隶来源紧张，大农庄生产萧条，对市场的供应日益减少，城市衰落更是加快了这种萎缩趋势。此时，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并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大庄园，开始转变为主要剥削隶农的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庄园。这些大庄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不仅加深了帝国内部经济的分裂倾向，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离心势力。缺少劳动力的大农庄放弃大规模耕种，将土地分成许多小块租给隶农。自给自足的经营减少了农产品对城市的供应；商业伴随着城市的衰落又转而使农产品失去市场。二者交互影响加速了这种趋势。

由于长期依靠对各行省进行掠夺，帝国并没有发展自己的重要经济，因此，意大利不像希腊和埃及那样建立起较大的手工业中心。由于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和行省手工业产品竞争的冲击，到3世纪意大利城市手工业难以为继，手工业部门每况愈下，经营困难。农业、手工业的衰退导致城市没落和商业萧条。社会动乱、商路阻塞以及帝国政府横征暴敛的财政政策，更加剧了危机的过程。

第14节：三、三世纪危机(2)

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使衰退的奴隶制经济雪上加霜。一方面从公元前２世纪起，由于海外霸权的确立和大量财富流入罗马，导致罗马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罗马公民原有的传统美德逐渐消失。整个帝国充满着暴力、贪污、贿赂和挥霍无度的堕落景象。奴隶主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且挥霍大量钱财，举办各种庆典娱乐活动。据统计：1世纪时，罗马全年节日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4世纪则增至175天。在节日里，演出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陆战等，所有开支全部由国家支出。另一方面，奴隶制的长期统治给整个罗马社会扎上了一根毒刺，这就是自由人鄙视生产劳动，把劳动看作耻辱。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流氓无产者人数与日俱增。1世纪时，罗马流氓无产者约有20万-30万人，到三四世纪时已达80万人。这些人游手好闲，鄙视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成为寄生在罗马奴隶制社会肌体上的赘瘤，是古代社会典型的"依靠社会过活"的无产者。"面包加竞技场"是他们最为时髦的口号。国家每年都得把大量的岁入用在他们身上。

为了维持膨胀的国家机器，帝国需要浩繁的经费开支。在经济衰退、财政负担加重和税收缩减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将更为沉重的税收加到百姓身上。为此，帝国政府强令各城市议会负责征收税额，此举使城市受害极深。以前，这些城市以拥有自治地位，成为帝国统治支柱而自豪，现在则变为政府榨取的对象。如果一个城市的税收不能征满足额，城市议员就要担负补足的责任。原来担任议员被看作一种权利和荣誉，现在则成为替罪羔羊，为此而倾家荡产的议员为数不少。无奈之下，许多市议员宁愿卖地释奴以逃避重负，有些人甚至还降身为隶农。这样一来，城市没落了，城市议员也不再成为帝国的支柱。

帝国还发行劣质货币来应付紧迫的开支。3世纪初，金币含金量减少了27％，银币成色减少一半，后来只含银5％，甚至2％。劣质货币发行导致通货膨胀，足值货币上市后又被人们收藏保存，严重地影响了货币流通，不仅造成物价上涨，而且还出现了物物交换现象。货币危机破坏了正常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加速了商业萧条和城市衰落过程，加强了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倾向，导致商品货币经济陷于崩溃。更严重的是，财政危机直接导致了政局混乱和军队的堕落与干政。

军人干政与政局混乱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互起作用是奴隶制危机的一种反映。为了争夺皇位，统治阶级内部经常混战不已。军队加强了对政局的控制，元首的废立完全以军人意志为转移，他成了军人手中的傀儡和工具。军队参与帝位更替，致使帝国政权管理、控制、协调等公共职能丧失殆尽。军队不但没起到稳定帝国的作用，反而使帝国乱上加乱。因此可以说，军队是三世纪危机和混乱的主要制造者。

公元192年康茂德被杀，标志着一个繁荣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充满内争和混乱年代的开始。近卫军和行省驻军分别拥立自己的皇帝，从而导致一场长达四年的王位争夺战。最后由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塞维鲁取得胜利，建立塞维鲁王朝（196-235年）。

塞维鲁是罗马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皇帝。他之前备受推崇的"罗马和平"彻底化为乌有，他之后的三世纪危机更为深重。既然是靠军队起家的，因此塞维鲁一方面对军队特别重视，从行省军团中选拔心腹重新组建近卫军，为收买军心还将军饷大幅度提高，每个士兵都有可能晋升军官，服役期间可以成家；另一方面，他改组元老院，削弱元老院作用。塞维鲁还任命骑士出身的官员监督元老出身的总督，推行军队与官僚相结合的政策。211年，塞维鲁死于出征不列颠的战争中，临死前，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卡拉卡拉："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不管！" 卡拉卡拉继位后，谨遵其父的教诲。由于增加军饷而扩大了国库开支，他开征各种额外赋税。他还发布敕令，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其初衷显然是为了扩大税源和兵源，以弥补财政空虚，应对日益紧张的政局。此举使各行省自由民都获得公民权，从而提高了行省地位，使行省和意大利的差别缩小。217年，卡拉卡拉被近卫军所杀，从而拉开了军队杀戮皇帝高潮的序幕，军队再次将帝国推向了混乱与内战的泥潭，罗马政局再度动荡。元老贵族复又得势，重新控制国家政治生活。为挽救帝国危机，元老贵族紧缩宫廷开支，将土地、牲畜和奴隶分给边疆移民。税收比以前加重了，财政匮乏之势却并未缓和。财政拮据使政府选择降低士兵军饷，结果导致士兵哗变，杀死塞维鲁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亚历山大。运行了200多年的元首制走向解体，帝国进入了更加混乱的时期。

第15节：三、三世纪危机(3)

此后50年间，军人皇帝如走马灯般地轮流上台。军队把一个个皇帝推上帝位，然后又把他们推翻、杀死。这种血腥的循环导致整个罗马帝国政治无序、经济萧条，边境危机重重，帝国出现全面危机。光是238年这一年里，各行省和意大利分别推出了四名皇帝，但都被士兵所杀。其后15年间，罗马换了十个皇帝。253年继任的瓦勒良皇帝，还任命自己的儿子伽利埃努斯为共治者。260年，瓦勒良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中惨败，罗马皇帝第一次被敌人俘虏，成为奴隶。据说，他曾被迫俯身当波斯国王的上马脚蹬，最终死在俘虏生涯中。

伽利埃努斯成为帝国唯一统治者后，再一次笼络士兵，并在军事上进行改革。但混乱局面更为严重。各行省贵族策动军队哗变，推出自己的代理人，有的甚至宣布脱离帝国而独立。全国出现了所谓"三十僭主"同时在位，帝国已经四分五裂。有的地方割据势力还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如西部的高卢帝国拥有独立的军队和行政机关，还自铸货币，它完全脱离罗马达15年之久。东部的帕尔米拉帝国，占据了小亚细亚南部、阿拉伯北部和埃及部分地区，政权存在了10年。

268年，伽利埃努斯被杀，克劳狄继位。他和此后的三位继任者都是军人出身的伊利里亚人，通称"伊利里亚诸帝"。为了巩固和加强君主政权，他们联合元老贵族，将注意力放在镇压人民起义和应付蛮族入侵上。"伊利里亚诸帝"还采取以蛮制蛮之法，将大量蛮族部落安置在罗马边境，逐渐制止了蛮族入侵的态势。已经割据的帕尔米拉帝国和高卢帝国也先后重新合并于罗马帝国。这样，罗马的政治危机有所缓和，蛮族的侵犯有所遏制，四分五裂的帝国暂时统一。

人民起义和蛮族进入 长期的军事混战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使广大下层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迫使他们不断举行反抗，起义烽火遍及罗马帝国境内。

206年，一个名叫布拉的"强盗"率领一支六百余人的队伍在意大利半岛纵横驰骋，杀富济贫，颇富传奇色彩。据说布拉曾生擒罗马一个"百人队"队长，并将他剃成"阴阳头"放回。起义军受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273年，罗马造币厂的工人和奴隶发动起义，得到城市贫民响应，他们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致使罗马官兵损失达7000人之多。在西西里，263年爆发了一场由奴隶、隶农和城市贫民参加的大规模起义，罗马统治者惊呼这是昔日奴隶起义的重现。在北非，当本地割据势力反对罗马皇帝时，238年爆发了惩罚罗马收税官的奴隶和隶农起义。"三十僭主"时期，北非又发生了由法拉克森领导的隶农起义。起义者和摩尔人联盟，声势浩大，席卷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许多地区。在小亚细亚，也有被称为"强盗"的人四处反抗罗马统治。在埃及，从公元2世纪后半期起就发生了"布科里"（牧人）起义，奴隶和隶农纷纷投奔，起义者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聚众抗敌，持续数十年之久。

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起义是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巴高达"意为战士。巴高达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奴隶和隶农，也有农民和高卢士兵。巴高达到处夺取庄园，杀死富豪，269年还曾一度攻占高卢重镇奥尔良，引起罗马官方极大震动。这次起义坚持了三年之久，但巴高达并未停止反抗活动。到3世纪80年代，巴高达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仍以高卢中部为斗争中心。起义者组织自己的军队，以农民为步兵，牧人为骑兵，摧毁了不少奴隶主大庄园，攻克了不少城市，还推举了自己的皇帝，自铸货币。尽管运动最终被罗马所镇压，但它为帝国晚期广泛的人民群众斗争揭开了序幕。283年，巴高达运动再起，起义军在塞纳河与罗亚尔河之间攻城略地，神出鬼没达数年之久，罗马军队久战不胜，皇帝只好采用"十一抽杀律"，严惩退却士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中央集权瘫痪、地方割据和人民起义为蛮族入侵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大批日耳曼人突破边境防线进入罗马境内。早在2世纪末期，由北向南迁徙的日耳曼部落就已构成了对罗马的严重威胁。251年，多瑙河外的哥特人在击毙罗马皇帝后，横越巴尔干半岛，袭取拜占庭城，侵扰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在帝国西北部，法兰克人于256年出现在莱茵河下游，随后进入高卢中部和东部，并在西班牙东北获得立足点。另一支蛮族阿勒曼尼人则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北部。此后，日耳曼人继续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已经布满了蛮族的足迹。

第16节：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1)

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尽管暂时被罗马军队挫败，但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主要是因为罗马统治者采取的是以蛮制蛮的政策，致使罗马军队蛮族化的进程进一步加深。军队蛮族化对帝国军队的影响是消极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军队的雇佣性质更加明显和突出。此时罗马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达到40万，大批蛮族部落居民以军事移民方式迁移到边境，甚至深入到意大利本土，这就为帝国晚期蛮族的大规模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

隶农制的出现 罗马帝国初期社会经济繁荣之时，经济衰退和奴隶制危机就已初显端倪。与兴盛的行省经济形成鲜明对比，意大利半岛农业出现了衰退现象。从公元1世纪后期起，由于土地兼并和集中，奴隶制大农庄在意大利农业中占据明显优势。然而，由于农产品滞销和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大地产经济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强制性的奴隶劳动效率低下，加上地价提高，农产品销售竞争激烈，使得集中使用奴隶劳动的庄园不仅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困难，而且经济收益也日益降低，逐渐变得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奴隶主被迫改变对待奴隶的态度，给奴隶一定自由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于是，释放奴隶日益增加，共和后期出现的授予奴隶"特许析产"的制度，即奴隶主分给奴隶经营或管理一部分财产而坐收其利，开始广为流行。在立法方面，也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主杀死奴隶。同时，对待奴隶的思想观念也相应有所变化。这说明奴隶制危机正在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奴隶制补充的隶农制应运而生了。

隶农（音译为科洛尼）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的意大利半岛。最初是指承租别人土地、享有公民权和其他法律权利的自由民。隶农既有拥有资金和奴隶以经营农业获利的大佃户，也有靠自己劳动谋生、无地或少地的小佃户。他们通过契约从土地所有者手中租得土地，地租一般用货币支付。佃户对土地所有者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对土地也没有固定的依附关系，而是以自己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此时的隶农在经济上和法律上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民，但在农村中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阶层。

公元1至2世纪，隶农制逐渐在意大利和各行省流行，这对隶农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帝国初期，隶农的身份是自由民，他们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仍然建立在契约之上，其身份、地位、权利、义务都有一系列法律上的规定。但随着奴隶制大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和独立倾向的增强，商品货币关系的萎缩和隶农负担的加重，隶农的身份和地位也逐渐发生变化。从1世纪末叶起，在意大利的隶农中，以金钱支付地租的日渐减少，以实物支付地租的分成佃农不断增加。尽管隶农的权利和义务有法律和契约规定，但现实之中往往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破坏。官府和权贵通过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对隶农进行压榨和勒索，加重隶农的负担。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隶农的地位和处境更为恶化，出现人身依附增强和世袭化的倾向。隶农由于贫困而不得不依靠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产工具，或由于负债而将财产抵押给土地所有者，因此逐渐固着于土地，出现强制租佃和承袭租佃的现象。隶农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已离开契约，而是靠习惯来调节，因此，他已不是根据租约租种土地的自由民，而是在公民权方面受到许多限制的农民。"三世纪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隶农实际已丧失自由民身份和独立的经济地位，转变为介于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依附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世纪农奴的先驱。

从4世纪起，为了保证税收来源和足够的农业劳动力，罗马帝国用立法手段干预隶农和国家的关系。在戴克里先的新税制里，农民包括隶农缴纳人头和土地合一的赋税，以一个"人头"与一定量的土地结合为计税单位。隶农不再是独立的纳税人，而是被视为土地的附属物。332年，君士坦丁颁布敕令，从法律上确定了隶农被束缚于土地的依附地位。同时颁布的"户籍法"和"出生法"更剥夺了隶农的迁徙自由。此后颁布的法律还逐步剥夺了隶农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357年，君士坦丁规定：土地出卖者在出卖隶农时，应将隶农和土地一起出卖。365年的一条指令，禁止隶农在未得到土地所有者允许的情况下转让财产。371年的法令更是责成土地所有者向隶农收税。396年的一条敕令中规定，隶农的全部财产属于主人。409年的法令则规定，没有主人的允许，隶农不得担任基督教会的任何职务。422年的法令剥夺了隶农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法律权利，使其日渐与奴隶的地位接近。但从法律上看，隶农毕竟不是奴隶。隶农有人身自由，对自己的财产有某种程度的私有权，在得到的主人许可下可以出卖自己的收获物、出庭诉讼或作证、当兵服役等，其所受的剥削在形式上也有章可循而较为固定，与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关系较为稳定。正因如此，隶农的劳动兴趣比奴隶更强，积极性更大。隶农制作为一种新的、进步的经济因素出现，是奴隶制日益衰落的结果，也是奴隶制走向灭亡、帝国进一步衰落的具体表现。它的不断发展，终于成为导致罗马奴隶制社会崩溃?重要因素。

第17节：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2)

但是，罗马统治者不甘心于奴隶制度就这样衰落，帝国就这样走向崩溃，他们力图挽救危机，拯救罗马，从而使得罗马一度又出现中兴局面。

戴克里先中兴 284年，戴克里先由军队拥立为帝。继位后，他对内残酷镇压高卢和阿非利加起义，对外战胜萨珊波斯，打退日耳曼人的进攻，暂时巩固了边疆。他还放弃元首制，建立君主制，罗马国家完成了从元首政治向君主政体转化的过程。在这种制度下，最高统治者不再称元首，而是"君主"，这个称号本身就说明了他同全体居民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君臣关系。戴克里先像东方专制君主一样被认为是神的代表，人们对他必须履行崇拜礼仪：皇帝穿戴有珍珠宝石装饰的冠冕服装，觐见者都要行跪拜吻袍之礼。

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君主对帝国控制力的加强。由于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帝国各地之间的商业和文化联系削弱，政治统一愈来愈难以维持。各行省不断发生骚乱、起义，边境战事不息，戴克里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他实行"四帝共治制"，即将帝国分为四部分，由四位统治者分别治理。四帝中两正帝称"奥古斯都"，各有一副帝，称"恺撒"。帝国分而不裂，保持统一，戴克里先以君主地位实际握有最高权力。同时规定，奥古斯都在20年任满后交出职权，让位于恺撒；两位奥古斯都须将其属下恺撒收为继子和女婿，以血缘婚姻关系保持世袭统治，防止非法篡位和宫廷政变。耐人寻味的是，四帝都没有选择罗马作为首府，罗马城尽管还是帝国首都，但已失去实际政治意义。戴克里先挑选东方为自己的直辖，说明此时东方各省比西方更加繁荣富庶。然而，多个首府的建立和权力分散，严重破坏了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为了挽救帝国的危机和腐朽没落的奴隶制，维护和加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戴克里先进行了行政、军事、财政等方面的改革。

此前，元老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元首不能忽略它的存在。元首颁发的法令形式上都须经元老院同意，连元首即位也要在形式上经元老院批准。戴克里先即位后，剥夺了元老院的政治权力，政治问题不再交元老院讨论，它作出的决定必须经皇帝批准。所有与共和制有联系的行政官职等都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全部政权集中到皇帝及宫廷手中。

为了削弱行省地方势力，戴克里先对罗马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划分。他还取消意大利的特殊地位，将它分成意大利行省和罗马行政区两部分。行省之上，建立12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由10个左右行省组成，由行政长官治理。行省的军权和行政权分别由不同官吏掌管。此举削弱了有僭位意图的行省总督的权力。

戴克里先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结束了长期的军事混乱局面，确保帝国领土的完整。他将军队边防军和巡防军两种，后者随时听候皇帝调遣；将军团数量扩大到72个，人数达60万左右，比奥古斯都时期几乎增加一倍。从便于调度和控制的角度出发，军团的人数大大减少了。鉴于当时边防形势日紧，国内兵源严重不足，戴克里先除大量征集隶农当兵外，还大量招募蛮族入伍，罗马军队成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维持庞大军队和官僚机构导致费用的巨额增长，宫廷挥霍和城市大兴土木更是耗资巨大，由于税制混乱、经济衰退和民众日益贫困，导致税源缩减，国库空虚，改革税制、增开税源已成燃眉之急。为此，戴克里先实行新税法，以直接税的形式统一帝国的税制。他把帝国分成若干固定税区，在农村征收以实物为主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在城市征收以货币为主的人头税。成年男子纳全税，妇女减半，官吏、老兵、无产者和奴隶等免税。为保证税源，戴克里先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自由民和隶农固定在土地上，不准迁移；将手工业者和商人固定于各自行业，责成同业公会用连环保方式保证缴足税款和实物；城市议员被固定在市议会，必须以自己的财产来担保城市应缴税额。各行各业世袭其业，对逃亡者严加惩处。新税制虽然暂时增加了政府收入，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强化了农民和隶农对大庄园主的依附，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斗争。

第18节：四、奴隶制的困境与救治(3)

为了稳定经济和保证国家货币税收的价值，戴克里先整顿币制，铸造新的金币，发行银币和铜币。他规定每个标准金币的含金量，虽没有恢复奥古斯都时代水平，但比三世纪危机时代的劣质金币含金量要多。由于黄金和物资匮乏，金币发行后很快被居民收藏起来不再流通，劣质货币仍旧充斥市场，物价有增无减。戴克里先对此又颁布"物价敕令"，规定了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因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而有异。由于这些规定没有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因此未能取得实际效果，反而导致投机活动和黑市交易滋生，最后不了了之。在经济改革未能奏效情况下，戴克里先几乎放弃了全部货币税和货币支付手段，转向征收实物和实物供应，结果反过来又加速了向自然经济的倒退过程。

戴克里先企图通过改革加强专制来克服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强化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这对于罗马帝国出现的社会危机能起到某种程度的抑制作用，但终究不能挽救罗马奴隶制社会衰落的命运。

君士坦丁的统治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经过一番激烈的帝位争夺战，分别由李锡尼乌斯和君士坦丁控制了帝国的东部和西部，罗马历史上再次出现了两个皇帝共治的局面。323年，君士坦丁打败李锡尼乌斯，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为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加强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君士坦丁也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加强个人独裁，君士坦丁以"家天下"统治代替了"四帝共治"。他任命自己的子侄管理帝国一些地区，自己直接控制帝国的核心地区，从而将罗马君主专制制度推向了新的阶段。他将帝国划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四个大行政区，由四个已经没有军权的近卫军长官掌控。大行政区下设行政区，行政区下辖行省。帝国官僚机构进一步扩充，行政制度彻底官僚化。君士坦丁不仅增加官僚职位，扩大官僚人数，而且开始实行官阶制，按严格的等级划分官员，按阶品授予尊贵的头衔，并赐予一系列诸如免纳租税、免除服役、进入宫廷之类特权。高级军官直接由皇帝指派，效忠君主成为他们的唯一职责。皇帝的旨意成为唯一的法律，皇权被神化，凡是涉及皇帝本人的一切措施都要冠以"神圣化"之类字样。

君士坦丁继续将军队分为边防军和巡防军，以及在行省中实行军政分权的。他用直接控制的宫廷卫队代替骄横不逊的近卫军，还降低边防军的重要性及实力。近卫军长官丧失了军权，转归"军事长官"及副手"骑兵长官"之手。由于兵源枯竭，君士坦丁大大增加了边防军和巡防军中日耳曼人的比例，甚至将他们吸收入宫廷卫队。此外，由4万哥特人组成的"联盟者"成为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从帝国政府领取饷银，为帝国服务。

鉴于帝国重心已经东移，同时为了表示专制政体的彻底建立，君士坦丁决心永远离开罗马。330年，他将帝国首都迁到东方的拜占庭，取名君士坦丁堡。尽管罗马元老院此时也迁到了新都，似乎共和体制犹存，但此时的元老院无非是专制体制的应声虫而已，在专制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从此，罗马城在帝国的地位日降，君士坦丁堡已取而代之，成为帝国的统治中心和连接东西方的最大都市。

君士坦丁也为获得稳定税收而强制实施财政改革，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了社会各阶层被奴役状态进一步加重。君士坦丁顽固执行维护奴隶制的政策。他多次颁布法令重申奴隶主有权处死奴隶，规定对逃亡奴隶及煽动奴隶逃亡者加重惩罚，并准许自由民出卖子女为奴。被释放的奴隶如有"无礼"行为，奴隶主有权将他重新降为奴。君士坦丁还制定法律严禁隶农逃亡，规定隶农及后代必须固着在主人土地上，力图将隶农重新降到奴隶的地位。作为中等阶层的城市议员也不能随便离开自己所在城市，更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城市的义务。手工业者则被固定在所属的同业公会里，并被强制共同负担国家分摊的赋税和徭役，在皇室作坊工作的手工业者更是被打上烙印，以防止他们逃跑。

在君士坦丁的专制统治下，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甚至中等阶层的自由权利也被剥夺。罗马奴隶制危机变成了对全体劳动人民实行普遍奴役的形式，表明了奴隶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灭亡。

第19节：五、早期基督教及其命运(1)

五、早期基督教及其命运

基督教的产生 在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中，基督教可以说成了罗马人精神上的腐蚀剂。

基督教是一种崇拜、信仰上帝和上帝之子"救世主"的宗教。在古希腊文中"救世主"被称为"基督"。基督教最初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

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犹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先后遭到埃及、亚述、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塞琉古王国的奴役和统治，公元前63年又被罗马征服。罗马统治时期，沉重捐税和民族歧视将犹太人推向了苦难的深渊，导致他们屡次起来反抗，仅在公元66-70年、113-116年、132-135年就爆发了三次大起义，但都遭到血腥镇压。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杀或流落异乡。起义的失败和被镇压，使犹太人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只好从宗教中寻求出路。公元1世纪初，在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统治的斗争中出现了撒都该派和艾赛尼派等秘密教派。早期基督教就是从艾赛尼派分化出来的拿撒勒派。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救世主观念和创世神话等，并接受犹太教的《圣经》，称之为《旧约》。此外，基督教还吸收了从埃及、叙利亚、小亚和波斯等地传播过来的宗教思想。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尤其是斯多噶学派的逻各斯思想对基督教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基督教教义中有关人是神的奴隶，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等都来自斯多噶学派。基督教将东方神秘色彩导入罗马现实生活，以消极地等待末日取代积极的现世进取，使人们忘记了国家的拯救，导致了帝国的衰亡。

基督教产生后，由于其主张与犹太教传统教义相抵触，犹太教不承认耶稣为救世主，并将此派教徒逐出圣殿。基督教和犹太教分离，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小亚一带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其信徒以犹太人居多，也有非犹太人。信徒的社会成分有自由民，也有奴隶和被释奴隶，主要以下层民众为主。

早期基督教的基本特点在于它打破了民族宗教的狭隘性，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性信仰。其教义主要表现在：首先，基督教崇信上帝为宇宙唯一真神，上帝永远惠顾于其选民。它打破了犹太教的传统观念，将选民范围扩大到一切民族，这说明它不仅是罗马帝国条件下的产物，而且也是它最后能战胜其它宗教而成为罗马国教的重要因素。其次，基督教强调只要信仰基督降临，就能得到拯救和上帝的赐福。这在宗教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它打破了原始宗教需靠大量献祭才能赎罪祈福的传统，为穷人的宗教解脱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对于贫困的社会下层特别具有吸引力，适合于在罗马帝国成长。最后，早期基督教废除了犹太教各种献祭与烦琐的仪式，打破了犹太教的排他性、孤立性与保守性，为它在罗马社会下层的流传解除了思想障碍。当然，早期基督教对劳动人民最富有吸引力，最能打动他们心弦的还是它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作为群众运动自发的产物，基督教最初自然带有一些反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反对罗马统治的特色。《圣经·启示录》将罗马比作"大淫妇"；把罗马描写成"七头十角的野兽"。抨击罗马君主的"滔天罪行"和"不仁不义"。另一方面则把耶稣基督比作"羔羊"，预言"羔羊"必将战胜"七头十角兽"，推翻罗马帝国。早期基督教同情穷人、主张救济贫困，实行公共消费和人人平等。《使徒行传》就主张建立一种赈济穷人、信徒之间经济互助的消费公社，这对于生活极端贫困的下层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马可福音》更是反映出早期基督教对富人的憎恨和对穷人的爱护。耶稣公开宣称天国是属于穷人的，有钱的人是不能进入天国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由于仇恨罗马的残酷统治，早期基督教指出了推翻罗马统治、建立理想国的途径和依靠力量。尽管基督教将希望寄托于救世主，但并不排除暴力手段，《马太福音》就借耶稣之口强调："天国是容许暴力的，是由暴力者用武力取得的。" 早期基督教的政治要求虽然是以宗教语言说出来的，但毕竟表明它已不只是一个宗教派别，也是一个政治派别，它是在反抗罗马统治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相统一的产物和表现。其主要目标是宣传与组织民众，推翻罗马统治，渴望在现实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平等的、公共消费的、劳动人民掌权的理想国家与社会。它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的愿望与要求，反映了他们对罗马统治的仇恨和抗议，对奴隶制度的憎恶，以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因此在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作为宗教，早期基督教尽管有麻醉性的一面，但它和日后作为统治阶级御用工具的基督教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第20节：五、早期基督教及其命运(2)

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和演变 基督教产生后，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以及意大利都出现了基督教组织。这固然是由于基督教的教义、礼仪打破了民族界限与隔阂，具有世界宗教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罗马帝国统治的残暴和人民生活的痛苦，旧的民族宗教信仰又发生危机，迫使人们转向新的宗教领域寻求精神安慰，从而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博爱之说，信徒之间衣食互济、患难相恤的淳朴之风，以及对富人权贵的鄙视，对末日审判正义必胜和救世主行将降临世间的信念等，对于受尽现实苦难的广大下层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基督教徒日益增多，声势日振。

2世纪以后，随着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和罗马帝国危机的酝酿，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许多奴隶主和社会上层人士也转而信奉基督教。这就导致教徒成分日趋复杂。当时，参加集会听道的既有贫穷的下层民众，也有尊贵的妇女和男子。《雅各书》描写的集会的信徒中，富有者"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被教会执事让在好的座位上。贫穷的信徒"穿着肮脏的衣服"走进去，却被教会执事吩咐"站在那里或坐在脚凳下边"。这说明一批有产者和奴隶主加入了基督教，并且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富人加入教会不仅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社会成分，而且使基督教的思想和组织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向教会捐献财物，加上又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因此在教会内影响日增，并逐渐获得领导地位。

基督教和犹太教分裂后，最初的组织活动很简单，只有一些云游的使徒在分散的基督教社团中巡回传教，信徒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说教，共同用膳，表示团结一体，并无固定组织。后来，逐渐形成以主教为中心的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和一整套教规礼仪。到2世纪中叶，各地基督教会逐渐由主教领导。主教制的建立标志基督教会已牢固地掌握在富有阶级手中。

基督教流传过程中，其教义也逐渐发生变化。由于信徒人数众多，社会地位不同，早期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人"基督徒和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对原始基督教义的解释存在分歧，进行论争。经过激烈较量，保罗派取得优势，其思想观点在基督教经典中成为正统，并在组织上控制了各地教会。保罗派成员富人居多。他们在改造教义和编纂《新约》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吸收了新斯多噶学派的伦理思想。他们将逻各斯与救世主思想结合起来，演化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接受新斯多噶派的神主宰一切，以及忍耐顺从、精神忏悔、禁欲主义、宿命论等观点，作为基督教义的思想原素，从而给早期基督教的教义加入了新的内容。为了对社会下层保持吸引力，保罗派还对彼得派有所让步。因此，体现在《新约》中的基督教义是两派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产物，但居核心地位的还是保罗派观点。

这时，基督教已不再敌视当时的制度，不再憎恨罗马统治者，相反却教训人民群众忍耐服从，向统治者纳税。"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还向劳动人民灌输逆来顺受、爱仇如己、希冀来世的思想，让教徒放弃反抗罗马帝国的斗争，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仍旧坚持早期基督教教义的信徒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挤。这样，2世纪中叶基督教正式形成后，就开始转变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全面危机，受到震动和打击的奴隶主、大地主、官员，甚至皇亲国戚也加入了基督教。教会势力迅速扩展，3世纪后期罗马境内约有1800多个教堂，遍及帝国全境。罗马、拜占庭、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的教会逐渐发展为所在地区教会的中心，教会的领导权转到了富有者手中。这时，基督教会中出现了一批神学家、著述家和护教学者，其中贡献较大和思想纯正者被尊称为教父。他们竭力宣传帝国和基督教利益的一致性，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白拥戴皇帝，愿为帝国效劳，力图向奴隶主政权靠拢。经过长期的认识和了解，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政策也有了明显的改变，由实行镇压迫害改为采取宽容政策。至此，基督教完全失去被压迫者宗教的性质，成为奴隶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最终实现了基督教与帝国政权的结合。

第21节：五、早期基督教及其命运(3)

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 基督教兴起之初，罗马统治者以为它只是犹太教的一支，并未加以取缔，反而给予法律保护。但由于基督教反对罗马统治，不信奉罗马旧神，不崇拜罗马皇帝，因此遭到罗马政府的镇压。克劳狄统治时期曾将基督徒逐出罗马城，64年，尼禄借口罗马大火案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迫害，杀死许多基督徒。250年，狄修斯发布敕令对基督教进行迫害，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对基督教徒进行普遍而有组织的迫害。大批基督教徒被迫放弃信仰，脱离教会。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由于基督教在军队和政府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甚至连他的皇后和女儿也与基督教会关系密切，结果他连下四道敕令取缔基督教，大批教徒被杀，教堂被拆毁，教产被没收。

然而，戴克里先及其前任对基督教的敌视和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将基督教镇压下去，反而使信仰者更甚。到4世纪初，帝国境内信奉基督教的信徒达到600万。基督教不仅在帝国上层迅速发展，而且深入到军队。面对基督教势力的日益增长，罗马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基督教这一新生力量有克服帝国思想危机的作用，开始由镇压基督教徒转向利用。311年，罗马皇帝发布宽容基督教徒的敕令。313年，君士坦丁与其助手联合发表《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与其它宗教并存，具有合法地位，并归还从前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史上的转折点，是帝国对基督教从实行宽容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依靠、扶植、利用的标志，从此基督教开始与帝国政权合流。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极大地完善了君主制的政治体制，从传统的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变标志着罗马统治者抛弃了传统观念而选择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比君主制代替共和制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观念和精神上的变化比政治变化更困难，也更深刻。

君士坦丁力图通过与基督教合作来谋求罗马帝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又采取许多措施优待教会，由此得到基督教徒的拥护，特别受到东部基督教会的赞赏。323年，君士坦丁颁布法令，在帝国东部扶植基督教。此后，政府官员主要由基督教徒担任。在他的鼓励下，大批民众开始皈依基督教。

在基督教广泛传播的同时，由于教义和组织等方面的不统一，导致教派争端日趋激烈。教会对教义产生严重分歧，主要分为两大派。正统派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同性同体；阿里乌斯派则反对三位一体论，否认基督的神性，主张基督教徒安于清贫，反对教会上层享受特权，聚敛财富，反映了基督教下层教徒的思想。这种教派之争实际上社会斗争的一种反映。

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君士坦丁对教会严加控制。为了使基督教进一步充当帝国的政治思想工具，君士坦丁决定以皇帝的权力来解决基督教内部纷争，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325年，君士坦丁在小亚的尼西亚召集帝国318名主教举行会议。会议说是为"解决教会内各种矛盾"而开，实际上是世俗政权干预和控制教会，并使其成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开始。君士坦丁的宗教顾问何西乌斯主持会议。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会议制定并通过了统一的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同体，因此是永恒的，三位一体派被定为正统。尼西亚会议还制定教会法规二十条，肯定主教制，加强主教权力。会议规定按行省划分教区，并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主教比一般主教更多的权力。会议宣布拒不接受尼西亚信条的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开除其教籍，其负责人被放逐。

尼西亚大会后，基督教受到罗马皇帝庇护和控制，蜕变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因此，这次大会标志着早期基督教质变的最后完成。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支持和利用，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已不可忽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这些措施对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此后，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唯一重要的宗教。然而，基督教内部的教派冲突对帝国起了分裂与破坏的作用；基督教对异教和异端的迫害，也加剧了帝国的分裂。

第22节：六、西罗马帝国的崩溃(1)

尼西亚会议后，各地主教开始对分裂教派进行镇压。他们的集会被禁止，财产被没收，教堂被充公，领导人被处罚；凡参与分裂教派的成员被剥夺担任公职和参加军队的权利，并不得处理或继承遗产。337年君士坦丁死后的历代皇帝，大都继续支持、控制和利用基督教。4世纪中叶后，罗马神庙已无人问津。375年，皇帝正式宣布禁止向基督教以外的神庙献祭，废除皇帝作为罗马神庙"最高祭司"的称号。380年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年在位）连续颁布法令，支持基督教正统地位，禁止各种异端教派活动。392年，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律，关闭所有异教神庙，禁止献祭活动。违令者一旦发现，罚黄金25磅，用于献祭活动的房屋、土地被没收；知情不报者同罪。至此，来自东方的基督教完全征服罗马帝国，颇似罗马以刀剑征服东方的一个历史回报。由皇帝控制的基督教的统一，使专制皇权对臣民的控制深入到信仰和思想领域。

因此，一般都将392年作为基督教正式定为罗马国教之年。

六、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帝国分裂与人民起义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专制统治尽管使帝国得到了暂时稳定，但仍然无法挽救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危机。公元4至5世纪，罗马帝国社会经济日趋崩溃，尤其是西部，很多城市工商业衰败，农村荒芜，人口剧减，一片荒凉破败景象。由于奴隶制危机加剧，析产奴隶增多，隶农的来源和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地位日趋下降，生活日益贫困。与此同时，随着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许多城乡自由民不堪重负，纷纷投身于大土地所有者门下。他们这样做尽管丧失了土地所有权，但却能保证自己终身使用土地，免除失去土地之忧。由此，大地产迅速发展，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与日俱增。这些奴隶制大庄园不仅有手工作坊和市场，而且还建立私人武装和防御设施，设立法庭和监狱，俨然成为帝国境内的"国中之国"。

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更是混乱不堪，东西方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最为危险的是，此时的帝国东部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灾难，即北方的蛮族侵入。375年，匈奴人进攻东哥特人，导致东哥特人西迁，在这一压力下，又迫使西哥特人退向西方，来到多瑙河，与罗马人隔河相望。无奈之下，皇帝瓦伦斯批准了西哥特人的请求，允许他们在解除武装的前提下进入罗马领土。定居在罗马边境的西哥特人，由于不堪忍受罗马官吏的巧取豪夺和残暴统治，被迫起来反抗。他们不仅在巴尔干地区蹂躏，而且向色雷斯进军。惊慌失措的瓦伦斯迅速赶来镇压，但在378年的阿德里亚堡之战中，罗马军队大败，4万官兵阵亡，瓦伦斯也被杀掉。这是蛮族对罗马军队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此后罗马边防即告崩溃，再也无力阻挡蛮族涌入。罗马统治者企图以怀柔安抚、以夷制夷等手段与蛮族周旋，实际上只是苟延残喘，并无实效。由于罗马统治者不能善待进入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入侵中迅速灭亡。

瓦伦斯死后，狄奥多西一世继承帝位。他不仅平定了西哥特人起义，还接收大量的西哥特人定居于边境。394年，狄奥多西再次统一罗马帝国。但第二年他死后，帝国正式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分别由他两个儿子治理。帝国的分裂也是后来西罗马帝国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西罗马帝国名义上首都是在罗马，但实际上皇帝及宫廷常驻米兰和拉文那；此时的西方已经残破不堪，皇帝们只好依靠蛮族将领及其军队支撑门面，这表明蛮族最后推翻罗马只是时间问题了。

与此同时，奴隶、隶农和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起义烽火遍及帝国全境。其中以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和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最有影响。

巴高达运动与以前相比出现了新的高潮。408年，巴高达袭击了经过阿尔卑斯山的罗马军队，缴获了大量战利品。经过这次战斗，巴高达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改善，战斗力大有提高。此时，高卢西北部还发生了阿尔摩利卡人起义，起义军杀富济贫，攻城略地，使当地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435年，巴高达首领在起义军的配合下夺取政权，控制了整个阿尔摩利卡地区。巴高达运动的节节胜利，使罗马统治者胆战心惊。447年，罗马帝国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巴高达起义军最终失败，余众转移到西班牙北部。直到5世纪末，还有巴高达运动在西班牙活动的消息。

第23节：六、西罗马帝国的崩溃(2)

4世纪30年代，北非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阿哥尼斯特运动，"阿哥尼斯特"意为"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运动参加者既有奴隶、隶农和农民，也有深受罗马统治者蹂躏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人。起义军袭击大地主和高利贷者，摧毁奴隶主大农庄，焚烧奴隶的名单和债券。40年代，起义在罗马军队的镇压下暂告失败。372年，阿哥尼斯特运动再掀高潮，起义军占领了毛里塔尼亚大部分地区，许多前往镇压的罗马士兵也加入了起义军行列。次年，罗马派大军前往镇压，经过两年战争后，起义失败。但阿哥尼斯特战士仍不屈服，他们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又曾多次掀起斗争高潮。

帝国境内各地人民的零星斗争更是不计其数，它们更容易与蛮族人入侵形成联络接应，汇成打击罗马的滚滚洪流。很多防守坚固的城市就是在人民起义和蛮族打击里应外合之下被攻克的，如罗马城后来就是在起义奴隶为蛮族打开城门的情况下首次失陷的。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罗马的统治，进一步加速了罗马帝国灭亡的进程，并为日耳曼人入侵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日耳曼人大规模侵入 日耳曼人最初是定居在波罗的海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游牧民族，由很多不同的部落联盟组成，分布广泛。主要有多瑙河和黑海沿岸的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易北河及易北河以南的伦巴底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莱茵河上游的阿兰人，中游的法兰克人和下游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在多瑙河、莱茵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定居下来，成为罗马帝国北方的邻居，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境内。

日耳曼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是从4世纪后期开始的。这是匈奴人西迁引起的连锁反应。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秦朝以后不断与中原的汉族政权发生军事冲突。西汉三次大规模军事反击，最终迫使北匈奴离开蒙古草原，向西移动。正是匈奴人的这次西迁，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格局。西迁的匈奴人持续向中亚和欧洲方向推进，成为3世纪以来日益增强的亚欧"民族大迁徙"运动的直接推动力。375年匈奴向东哥特人的进攻，更成为蛮族部落向西方大迁徙的开端，是日耳曼人征服欧洲罗马帝国的起点。匈奴人入侵不仅加速了东罗马的衰落和西罗马的灭亡，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古典奴隶制的瓦解，而且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近代欧洲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状况就是在这次社会大变动中形成的。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这次民族大迁徙也是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交互作用的大演进，其意义不仅仅限于罗马一国的衰亡兴替。

400年，匈奴人占据了整个多瑙河盆地，迫使日耳曼人进一步迁徙。第二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入意大利，兵临米兰城下。尽管罗马军队挫败了西哥特人的进攻，但由于军队大量东调，削弱了帝国西部边界的防御力量。406年，由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组成的联军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并突入高卢和西班牙内地。而阿拉里克则乘机向帝国金库索要4000磅黄金作为军费。当西哥特人的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在阿拉里克率领下重新侵入意大利，兵临罗马城下，迫使罗马人交出大量赎金，并北上围攻皇帝所在的拉文那。拉文那被东罗马援军解围，阿拉里克再次挥师南下包围罗马。自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陷罗马以来，八百年里罗马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因此有"永恒之城"之誉。410年8月，阿拉里克在罗马的蛮族士兵和奴隶策应下攻陷罗马。尽管此时的罗马已不再是宫廷的所在地，但它的象征意义却是任何其他都城难以比拟的。罗马的陷落表明帝国气数已尽，灭亡的命运已经指日可待。在城内洗劫六天后西哥特人撤兵南下，企图前往北非定居。此时阿拉里克突然病逝，西哥特人遂放弃原有计划，与罗马人言和，成为罗马的同盟者，并于419年建立西哥特王国。从此，西哥特人结束了历时将近半个世纪的大迁徙，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定居下来。

第24节：六、西罗马帝国的崩溃(3)

由于罗马政府抽调大量军队对付阿拉里克的进攻，放松了对北方行省的防御，这就为汪达尔人等日耳曼部落大举涌入高卢提供了时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在高卢劫掠两年之后，于409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到达西班牙，占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415年，罗马唆使西哥特人进攻已在汪达尔人控制的西班牙，汪达尔人频频失利，退守到半岛南端。这时，盖塞利克继任为汪达尔人的军事首领。此人深谋远虑，意志坚强，是当时日耳曼人中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他受任于危难之际，深知要摆脱困境，只有出奇制胜。于是，他决定攻打罗马的北非行省。429年，盖塞利克率部众8万余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并立即和当地的阿哥尼斯特运动汇合起来。仅仅两年征战，盖塞利克就占领了除迦太基城以外的整个罗马北非行省。西罗马皇帝无奈之下只好求和，双方于435年签订协议。439年，盖塞利克撕毁协议，攻占了迦太基城。迦太基是西罗马帝国的第二大都会，它的陷落对西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标志着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殆尽。从此，盖塞利克以迦太基为都城建立了汪达尔王国。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舰队，成为西地中海新霸主。在某种程度上，盖塞利克在促使西罗马帝国崩溃中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

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于420年开始向南推进，进入高卢。当匈奴和西罗马军队相继撤出高卢后，法兰克人乘机向南侵占罗马土地，将疆界从埃斯考河推进到松姆河流域。在法兰克人进犯北高卢的同时，居住在莱茵河上游的勃艮第人进入高卢东南部的罗纳河流域，后以里昂为首都建立勃艮第王国。勃艮第王国虽然不大，但却占据了高卢东部的一块肥沃土地，并且隔断了罗马帝国和北高卢之间的联系。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危机四伏之际，直接引发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匈奴人，也发动了对罗马的进攻，成为瓦解西罗马帝国的重要力量。

早在408年，匈奴人就曾渡过多瑙河攻击东罗马帝国边境。5世纪20年代，匈奴人在新兴阿提拉王朝统治下，日益强大，并于422年和426年两犯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为求边境安宁，被迫向匈奴每年纳贡350磅黄金，并允许边境互市。434年，匈奴人再度进逼，以武力相威胁，东罗马帝国只好将纳贡数增加到黄金700磅。

445年，阿提拉成为匈奴帝国唯一君主。此人爱好战争，善于谋划，智勇双全。即位后，他一方面向北欧、东欧扩张，征服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另一方面进军东罗马帝国。史书记载，匈奴军队曾经深入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和北希腊的温泉关。无力抵抗的狄奥多西二世无奈之下与匈奴签订和约，除立即交付6000磅黄金外，以后岁贡增至2100磅黄金。阿提拉统治期间，匈奴帝国版图极为辽阔，西达莱茵河，南抵阿尔卑斯山，北至波罗的海、北海，东到里海以北。帝国中心在多瑙河中游，首府在今匈牙利布达佩斯一带。

450年，为掠夺更多财富，人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开始向西罗马帝国进攻。他征召了50万大军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为了麻痹西罗马，阿提拉扬言此行出兵只是为了讨伐西哥特人，对西罗马仍然友好。阿提拉在高卢攻城略地，频频告捷，最后围攻高卢重镇奥尔良。西罗马闻讯紧急征调军队联合西哥特人前往奥尔良救援。阿提拉放弃攻城，撤围而去。西罗马和西哥特联军尾随追击。451年6月，在巴黎东南的卡塔洛尼平原上，匈奴人与西罗马和西哥特联军发生激战。战况极为惨烈，据说一天之内，双方战死者就达15万余人。西哥特国王狄奥多利克阵亡，阿提拉也被迫撤离高卢，返回原地。

452年，阿提拉再度聚集大军，向西罗马帝国中心意大利半岛进军。匈奴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长驱直入，迅速攻占意大利东北大批城市，直捣罗马城。西罗马皇帝惊恐万状，急派使者前往议和。此时，匈奴军中突然发生瘟疫，死亡惨重，粮草供应也不充足，东罗马援军即将赶到。在这种情况下，阿提拉只好接受议和。匈奴军队在掳获了大量财宝后满载而归。第二年，阿提拉在新婚之夜狂饮死去，帝国随之瓦解。

第25节：七、罗马衰亡原因论(1)

西罗马帝国虽然摆脱了匈奴人威胁，但却已无法阻止各个蛮族王国的独立和对帝国的瓜分了。455年6月，汪达尔人渡海北上，再度攻陷罗马城。他们在城内洗劫两周，大量文物遭到毁坏，财富被掠。从此，这个古代世界最大都市沦为人烟稀少的破旧废城，"汪达尔主义"也成为毁灭文化的代名词。为了救助西罗马，东罗马帝国曾于468年派10万大军和上千艘战舰抗击汪达尔人，结果在迦太基惨败。到5世纪70年代，汪达尔人控制了北非、撒丁和科西嘉等地；西哥特人统治了西班牙地区；东哥特人活动于潘诺尼亚一带，曾与阿提拉联合，后独立建国，占据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一带；法兰克人则由莱茵河下游进入高卢，建立王国；法国东部则有勃艮第人建立的国家。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从北欧渡海进入不列颠，消灭了那里的罗马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西罗马帝国仅剩下意大利半岛那块仰蛮族将领鼻息生存的弹丸之地。

帝国的末日已经到来。455年至476年的20多年间，西罗马换了9个皇帝。476年，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废黜了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自立为王。西罗马帝国终于在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浪潮中寿终正寝。

七、罗马衰亡原因论

罗马作为一个古代帝国，至西罗马崩溃时维持了1200余年。这样一个庞然帝国轰然坍塌，一般认为有政局混乱极不稳定、大地产发展造成分裂割据、奴隶和隶农起义、匈奴人和日耳曼人打击这几大因素。但不少思想家和学者更有兴趣去揭示罗马帝国衰亡的深层原因，几乎历代都有精彩的评论问世，许多论述令人回味长思。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深刻分析最富启发性。

基督教的腐蚀并造成社会混乱 这是吉本的观点。他所撰写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是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之一。这部巨著叙述了公元180年以后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历史过程，研究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吉本认为，原来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世俗的、但对各种宗教都能表示宽容的大国，人民崇尚务实，富于进取，建立了完备的法制和强有力的政府。然而，由于这个领土过大的帝国开始衰落并遭到蛮族入侵之时，基督教也乘虚而入，使那些不满现实的人希图死后得以进入天堂。这一风气一来，罗马人越来越不注重务实，防务日益空虚，基督教越传越广，帝国也越来越弱而不振，直至灭亡。

吉本生当18世纪，理性主义是这一时代的基本思想特征，因此他对基督教颇有微词。他批判了基督教的教义权威、先知权威和早期神学权威；批判了基督教的迷信和所谓"神迹"显现；批判了基督教对现实生活的蔑视，对人的蔑视，认为基督教禁欲断绝人生之乐是违反人性的，办不到的，教士自身不守清规便是明证。禁欲主义闭塞了人的心智，阻止了人对知识的追求，造成了人的愚昧。吉本对基督教的批判归结到一点，那就是蒙昧主义和基督教是历史的障碍，对历史发展造成了危害。他的结论是："我相信，福音的传播，教义的胜利，是同罗马帝国的衰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的胜利就是野蛮的胜利。" 照吉本看来，基督教的恶劣影响不只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腐蚀，它更引起了罗马社会的极度混乱。吉本认为，罗马本来对宗教采取所谓古老的宽容政策，除了几个专制者（即尼禄、图密善、戴克里先）有过几次大的迫害外，基督徒基本上还是能够分享帝国之下的和平。而基督徒之所以受迫害，也有它自身的原因，如基督徒本身偏狂执拗，斥责罗马原有的多神教，自居与罗马为敌的地位，使罗马统治者不快；社会中流传着对基督徒的误解，如残杀婴儿，男女乱伦等，这类谣言易煽起对基督徒的憎恶；基督教内部教派之间互不相容，互相攻讦，给迫害者留下口实。而基督教在取得官方宗教地位之后，其各地的主教更自恃为精神统治者，到处排挤传统异教，毁掉以往希腊罗马诸神庙宇，其做法比以往罗马皇帝对他们的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引起了罗马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的无序化。

第26节：七、罗马衰亡原因论(2)

过早地对外扩张造成恶果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曾专章论述"罗马灭亡的两个原因"。他的一句至理名言意味深长："罗马失去自己的自由，是因为它把自己的事业完成得太早了。"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罗马过早地热衷于对外扩张，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最终埋葬了它自己。这是罗马走向灭亡的基本原因。孟德斯鸠所说的两个原因，实际就是这个基本原因在两个方面的展开。

孟德斯鸠首先分析了共和国灭亡并被帝国所代替的原因。在他看来，是"帝国的伟大毁掉了共和国"，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庞大国家出现，另一方面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家机器并未成熟，罗马便用帝制来取代共和制，而这种取代本身就成了罗马走向灭亡的第一步。在他看来，当罗马统治局限在意大利的时候，共和国是容易维持下去的。所有的士兵同时又是公民，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元老院的监视和控制使军事将领们不可能野心膨胀。但当罗马向欧洲其他地方扩张，向地中海各地扩张时，士兵们常常就留驻在被征服地区，并且"逐渐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他们只承认自己的将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身上，而与罗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他们不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苏拉、庞培、恺撒这些军事独裁者们的士兵了。于是，掌握着军权的将领们拥兵自重，"不想再听命于别人"。在国内，罗马的人民也被那些保民官--所谓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引向了歧途，他们情绪极易激动，常常从"激昂狂暴的一个极端走向软弱无能的另一个极端"。当人民所拥戴的那些人在外面取得极大的权力时，元老院也就变得不起作用，"共和国也就垮台了"。帝国取代共和国，意味着罗马开始走下坡路。

孟德斯鸠分析的所谓第二个原因，实际上是说，由于过早地对外扩张，罗马又采取了在客观上有损于自身威望和荣誉的做法，使这个庞大帝国逐渐丧失了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从而加速了帝国的分裂和混乱。为了增强对外征服的力量，罗马把自己的公民权给了它的同盟者，后来又逐步把这种权利给了帝国境内所有的人，帝国境内除奴隶以外的几乎所有人都因之成了罗马公民。这样一来，原来环绕着罗马的那圈神圣光环不见了，罗马不再是过去那座拥有同样精神和同样追求的"人民"的城市。当同盟者即意大利各民族成为罗马的公民后，罗马城就再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们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目光看待罗马，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爱自己的祖国，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到了后来，那些"野心家"将别的城市居民甚至整个整个民族引进罗马，使得罗马极度混乱，"人民本身都成了空中楼阁"，成分复杂化，无政府状态达到了顶端。战士们在外征战时傲慢、勇敢，回到国内也就不可能十分温和，而热衷于斗争。因此，引起纠纷，引起灾难并带来内战的，完全是由于共和国的庞大。

这个庞大，当然是对外扩张的结果。帝国越庞大，引起的后果也就更严重。当罗马内部矛盾不能获得解决时，常常企图将视线外移，开始新一轮扩张，最后造成帝国越来越庞大，反过来越来越激化内部矛盾，最终导致罗马丧失统治整个帝国的国家力量。

罗马人的腐化堕落 孟德斯鸠还鞭笞了罗马人的腐化堕落。他认为，伊壁鸠鲁学派的思想①传入罗马，腐蚀了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这个学派起源于希腊，因此希腊人更早受到侵蚀，更早腐化堕落。

在孟德斯鸠看来，到了希腊古典文明晚期，希腊人的社会道德风气已经非常不好，人人都说谎话，因此哪怕是某个人发誓，都是没有人相信的。而罗马也受到了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鲜廉寡耻的人越来越多，单是西塞罗在一封信中就提到了不少这样的无耻人物。罗马出现这样的变化，与它接触希腊的时代有关。就是说，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希腊时，希腊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社会政治混乱，制度腐朽烂熟，思想精神颓败，已无可取之处，但却被罗马人奉为至宝，盲目地崇拜仿效，结果实际上败坏了罗马原本极富进取性的社会风气。

第27节：七、罗马衰亡原因论(3)

扩张带来了巨大财富反过来也腐蚀了罗马人。孟德斯鸠说，罗马人过去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爱，并且掺入了一些宗教情感。但国家的伟大也给个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无限多的财富又引起了一种空前的奢华和浪费。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统治阶层穷奢极欲，铺张挥霍，极大地消耗了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染上了这一风气，纵情于终日玩乐，贪图安逸。这样做的后果，一是无端消耗了社会财富，导致贫困现象日益严重；二是强化了人的惰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到后来，"最初由于自己的财富而堕落下去的人，后来却由于自己的贫穷而堕落了"，因为"念念不忘过去豪富的日子并惋惜浪费掉的巨大财产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破落最易滋生罪恶。于是，在罗马便有了这样一代人，"他们自己不能有财产，却又不能容忍别人有财产"，破坏他人幸福和社会幸福，导致社会摩擦加剧。

罗马的扩张，使得社会把战争奉为高于一切，军事才能才是最高的才能、最高的道德。这种取向自然又导致社会对经济特别是工商行业的轻贱。孟德斯鸠认为，罗马公民鄙视能较快获得财富的工商行业，认为这是奴隶们才干的行当，他们自己决不做这类营生。罗马人只知道战术，只知道谋取军功，这是他们取得高级职位和荣誉的唯一道路。因此，他们身上除了还剩下军事美德，所有其他的美德则全部丧失了。同样，他们也只知道打仗这一职业，而把支撑社会大厦的其他职业全都抛之一旁了。

直接劳动者丧失了生产兴趣 从更深层面分析，罗马社会危机并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中的直接劳动者丧失了生产兴趣，导致社会生产力几乎瓦解，从而摧垮了罗马社会的生存根基。

罗马是古代奴隶制社会之最，它的主要生产者首先是成千上万的奴隶。罗马奴隶制是随着其对外扩张而发达起来的，大量的战俘作为奴隶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如公元前1世纪恺撒征服高卢后，卖为奴隶的高卢人就达100多万。这时，整个意大利有1000万左右的人口，其中奴隶就占了400万。奴隶是可以买卖的。罗马到处有奴隶市场，在市场上买卖的奴隶，插着草签，挂着牌子，上面写明出身、年龄等状况。奴隶主要用于农业、手工业、采矿等生产部门，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奴隶一般只能工作10至15年左右。奴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角斗士，他们须在斗兽场上，或与猛兽拼斗，或与其他角斗士格斗，必以其中一方倒地为止，性命毫无保障，观赏者以他们的生死挣扎为乐。奴隶还被当做工具出租，由奴隶主收取租金。可以说，罗马概括了古代奴隶制度的各种方式。奴隶是罗马社会的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者，以大量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是罗马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经济形式。完全可以说，是千百万的奴隶支撑着罗马的繁荣！ 在罗马上升的时期，虽然奴隶起义造成了罗马社会的危机，但统治者还可利用奴隶劳动所建筑的物质基础，有能力镇压奴隶的反抗，或者对统治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或改革，抑制激起奴隶起义的因素。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帝国初期奴隶地位的某种改善包括奴隶解放，就是统治者的一种主动性调整。他们看到了奴隶对于罗马帝国的重要性，因而还不惜提高奴隶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待遇。如帝国鼎盛时期的安东尼皇帝就曾规定不能无缘无故地杀自己的奴隶，罗马最重要的哲学家辛尼加也忠告人们要把奴隶当做朋友看待。但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已经停止，奴隶来源开始枯竭，奴隶价格日益昂贵，使用奴隶劳动几乎无利可图，甚至还面临着奴隶经常反抗和斗争的危险。这样，奴隶已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动力，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罗马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根基上的动摇。

当然，罗马又出现了新的生产者隶农。隶农的先驱诞生较早，约当罗马共和国后期。当奴隶起义导致大庄园经济发生危机时，一些大庄园主开始改变经营方式，不再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而是将庄园土地分成小块，交给破产农民或奴隶分散耕种，这些耕种者被称为隶农。隶农和土地所有者之间不再是奴隶那样的人身占有关系，而是一种有条件的雇佣关系，他要向主人缴地租，服劳役。可以说，隶农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身。这也说明，罗马奴隶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处于烂熟状态，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来取代它。然而，由于奴隶制度在罗马社会处于主导地位，奴役他人的观念在统治者和奴隶主中已经根深蒂固，因而也给新生的隶农制打下了奴隶制的烙印，隶农地位越来越与奴隶接近，越来越奴隶化，这就使得隶农也越来越丧失劳动兴趣。隶农的境遇极端恶化之时，他们也像奴隶一样发动了反抗和起义。因此，隶农虽然是新的事物，但对罗马社会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刺激和补救作用。

第28节：一、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

那么，自由农民又怎么样呢？自由农民曾是罗马共和国的支柱力量，罗马正是依靠自由农民组成的公民兵军队，才完成了对地中海各地的征服。但扩张所得来的大量土地，只有富人才有财力占有和开发，从而形成大庄园制。大庄园残酷地榨取奴隶的剩余价值，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点，使得大量自由农民在竞争中破产。这些破产者流入城市，变成流氓无产者，过着寄生生活，越来越鄙视劳动，逐渐成为罗马社会的累赘和毒痈。随着共和后期募兵制实行、公民兵制废弃后，没有土地的自由民更多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早已习惯于寄生生活。越到后来，这种不事劳动的流氓无产者越多，3世纪时达到了80多万，他们完全靠社会养活，不但不创造财富，反而还要接受统治者的抚慰和招待。后期罗马设有那么多的节日，就有安慰这些流氓无产者、避免他们寻衅滋事的因素。在这种玩乐中，又消耗和浪费了多少物质财富！总之，无论奴隶，还是隶农、自由民，都已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没有其他的生产者产生。正是罗马的生产劳动者亦即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发生了问题，罗马社会才走向绝境。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 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杨共乐、杨俊明：《璀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91;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91;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① 指所谓享乐主义。这是孟德斯鸠对伊壁鸠鲁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实伊壁鸠鲁更强调精神享乐，在物质生活方面只要求基本的生活条件而已。

第六章 艰难苦斗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Ottman)土耳其帝国是15至20世纪的强大伊斯兰帝国。它兴起于小亚细亚，靠着其草原"加齐"（Gazi，即"圣战勇士"）的传统，在与拜占庭和穆斯林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发展起来。14-15世纪间进入巴尔干半岛， 1453年攻占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并大举向中欧、西亚和埃及扩张，16世纪后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将整个阿拉伯世界与巴尔干半岛及中欧联系在一起。17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伴随着巴尔干和近东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成为欧洲列强角逐近东和黑海地区霸权的牺牲品。

一、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

突厥、西突厥和塞尔柱人 奥斯曼土耳其人属西突厥人，黄色人种。其祖先最早出现于贝加尔湖以南、戈壁沙滩以北的今外蒙古一带，与中国早年史籍所提到的匈奴人共处于一个庞大的联盟中。公元前6世纪，一个叫"突厥"（或"兜鍪"）的部族正式出现于中国史料中。

汉唐以降，突厥人主要活动于中国长城以北。在现西伯利亚一带，曾经出现早于8世纪30年代的突厥语铭文，说明突厥人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由于同中原王朝经常发生边境冲突，这支突厥部族辗转西迁至咸海和锡尔河之北、里海和伏尔加河以东、额尔齐斯河之西南的广漠草原上。552年，突厥人击败中亚柔然人，建立突厥汗国，其首领额尔浑汗领可汗称号，统领汗国东部；其弟室点密统领西部，领叶护称号，此即西突厥。不久，西突厥与波斯人结盟击败白匈奴人（中国古籍称哒人），扩大了领地，利用地处丝绸之路要隘的便利，积极开辟东西方贸易商路，与拜占庭、波斯和中国商人建立了活跃的贸易关系。

伊斯兰教兴起后，一些突厥族人进入伊斯兰教地区，还有一些人进入伊斯兰国家军队中当奴隶，在伊斯兰教商人和苏菲派苦行僧人的影响下，接受正统派伊斯兰教。11世纪中期，西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人部落越过锡尔河南下，在今伊朗境内建立国家，并进入巴格达，迫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授予其首领以素丹称号，称"东西方之王"。塞尔柱人并不满足于这一称号，他们相信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理当拥有被异教徒占据的东地中海地区和埃及，相信伊斯兰教的"圣战"信条，自称"加齐"勇士。他们与"土库曼人"组成乌合之众，骚扰信奉基督教的和平居民，迫使拜占庭皇帝迎战。这样，已经停止扩张的伊斯兰教帝国开始了新的发展，而拜占庭帝国的东面边界再无宁日。

第29节：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

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率领抗突厥大军在两河地区凡湖附近遭到惨败，皇帝本人被俘。这次失败引起了拜占庭的改朝换代，罗曼努斯被赎回国后，被政敌刺瞎双眼，悲惨死去。突厥人却从此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了一片领地。"土耳其人开始在以往曾经辉煌的古罗马的废墟上支起了游牧帐篷。人类文明的摇篮从此落入穆斯林的野蛮而极其残酷的统治之下"。1077年，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罗姆素丹国①。从此，这个素丹国成为拜占庭文明与突厥人草原传统及西亚伊斯兰文明交流融汇的重要平台，小亚细亚逐渐突厥化。1230年左右，罗姆苏丹国达到极盛，其文明达到相当高水平。安纳托利亚地区保留至今的道路、石桥、商栈、清真寺、经院和防御工事等，昭示着这支部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

突厥人在近东的崛起引起了西方社会关注，诱发了以拯救圣地为名的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近东建立了四个国家，小亚出现了多种文化和宗教势力激烈冲突的局面。第四次十字军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这种形势更加严峻。当时近东的所有政治势力，包括突厥人势力、拉丁－十字军人势力和希腊人势力等竞相角逐，突厥人"加齐"势力受到了抑制。蒙古人西征使近东局势更趋复杂。罗姆素丹国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抵制蒙古人进入西亚的桥头堡，并与希腊人的尼西亚帝国结盟。1243年，罗姆素丹国被蒙古人摧毁。1261年，尼西亚帝国的皇帝迈克尔八世"光复"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再度成为突厥人"加齐"战士重新活跃的战场。在数十个加齐人小公国中，奥斯曼国家开始独领风骚。

奥斯曼土耳其人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著名族长奥斯曼的后人。塞尔柱人兴盛时期，它只是处于罗姆素丹国监护下的小邦国。该邦国位于拜占庭帝国边区，在所有酋长国中离君士坦丁堡最近。它以圣战为号召，将周边好武善斗的"加齐"勇士吸引到自己周围，帮它传播伊斯兰教、帮它征战掠夺，不断蚕食拜占庭边境。酋长奥斯曼被称为"加齐的素丹"。一部编年史强调："信仰武士（加齐）是传播真主宗教的工具，是涤净人世间多神论污秽的神的仆人；信仰武士是安拉手中的利剑……" 1337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兼并了小亚细亚的数个突厥人公国，自称"加齐"素丹，正式发行货币。不久后，马尔马拉海周边的伊兹尼克（原名尼西亚）和伊兹密特（尼科米底）以及周边重镇也相继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奥斯曼人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黑海之滨不断扩张，很快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奠定了向巴尔干半岛进军的基础。

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奥斯曼人进入欧洲 1341年，奥斯曼素丹奥尔汗应拜占庭权臣、后来的皇帝约翰六世之约，参与拜占庭内战，乘机进驻巴尔干半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岸边的加利波利（1354年）城和巴尔干重镇亚得里亚堡。1365年，奥斯曼人迁都亚得里亚堡，将此作为向欧洲扩张的基地。往东方向，奥斯曼人势力扩张至安纳托利亚中心。此后，奥斯曼人就在近东和巴尔干两线作战，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当它摆向东方时，目标是另一支穆斯林突厥人部族卡拉曼人；当它摆向西方时，则不断深入巴尔干半岛，向中欧推进。

1389年，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的科索沃平原血战中，以沉重代价镇压了当地被征服各族居民（包括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抵抗，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虽然素丹在此役中战死沙场，但此后君士坦丁堡成为被奥斯曼人四面围困的孤城。

1396年，欧洲各国组成联军试图阻止奥斯曼人的西向扩张，遭到惨败。

1402年，帖木儿受土库曼诸酋长的策动，率大军在安卡拉重创土耳其军队，素丹战败被俘，次年去世。随之，奥斯曼国家内部发生了争夺素丹权位的内乱，引发了长达10年的国内危机。奥斯曼的扩张暂时停止。

144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约翰·洪亚迪领导巴尔干人民和部分西欧十字军在瓦尔纳城下抗击土耳其人，极其惨烈地失败。

第30节：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

1453年5月，奥斯曼人攻下君士坦丁堡，从此得到了一个出色的军港和商港、一个扼守欧亚贸易中枢的重要据点。征服者穆罕默德骄傲地自称为罗马皇帝和"两块陆地"与两片海域的统治者。

1453年至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土耳其军队凭借其先进的火器和大炮，越过陶鲁斯山脉，将穆斯林名城大马士革和开罗，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纳入帝国的版图。奥斯曼素丹从此自命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和穆斯林文化的代表，开始使用"虔诚信徒的首领"这一封号。

苏莱曼二世时期，土耳其人加快向多瑙河上游发展，1526年，在莫哈奇战场战胜了匈牙利骑士精锐部队，3年后，将匈牙利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从此，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奥斯曼人之所以能在巴尔干半岛上迅速扩张，有着多方面因素。首先，巴尔干半岛地势舒缓，少有难以突破的天险，多瑙河及其支流构成有效的联系通道，进军便利；而且，巴尔干半岛上从来没有统一的政治实体，拜占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竞相争斗，使奥斯曼人能够"渔翁得利"。另一方面，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世界正处于民族国家建立前的阵痛之中，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的争夺、罗马教会内部的混乱，都使他们无力关注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展，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进展对未来欧洲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内部看，奥斯曼政府对征服区居民实行比较宽松的宗教和税收政策，鼓励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以减轻税收负担；也鼓励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通婚及融合，使小亚细亚及安纳托利亚地区迅速实现突厥化，成为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进军的稳固后方和人才资源。早期奥斯曼素丹从这里吸纳了许多有经验的行政人才、各类手艺人、行东和穆斯林学者，较好地继承了罗姆素丹国的宗教和行政管理传统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器 奥斯曼的国家结构有利于集权统治。"草原传统"、"加齐"理想及借鉴于波斯和罗姆素丹国的高级伊斯兰传统，是维系奥斯曼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

所谓"草原传统"，就是严格的家族血统世袭制，与早期伊斯兰教由选举产生领袖的体制是不同的。奥斯曼统治者强调，他们是真主挑选出来的统治家族。在这个家族里，只有素丹本人才是帝国的真正主人。他的臣民、家人，甚至妻子和儿女，只是他的奴隶或奴才。著名美国历史学者李比耶在其《苏里曼大帝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一书中揭示了奥斯曼奴隶主集团的性质，他说： 奥斯曼的统治机器包括素丹和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家族中的官吏、政府中的行政官员、常备的步兵和骑兵及一大群正在受教育以便将来参加常备军、法院和政府的青年人。是这些青年人掌握着武器、书写工具和权力。除了"圣法"所涉及的少数有关判决的事务以及由非穆斯林臣民和外国人所管理的有限职责外，他们控制着政府的全部机构。这一部机器的最关键性和最突出的特征是：第一，除了少数例外，它的全部人员都是基督教徒的子孙；第二，这一部机器里的每一个人都以素丹的奴隶身份参加工作，而且终身是素丹的奴隶--不管他取得了多少财富、权力和名声……

"加齐"理想，就是以"圣战"为荣，积极从非穆斯林手中夺取土地和财富。这决定了奥斯曼国家以征服立国、靠战争起家的军事封建主义特点和奉军人为至尊的价值观。在政治体制上，奥斯曼人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习俗及财务管理方式，而所有这些都是当年伊斯兰教征服者从被征服民族包括希腊人、波斯人那里学来的。奥斯曼人将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制。

为保障军人的财产、政治地位以及其卓越战斗力，奥斯曼帝国广泛实行所谓"古兰"（gulam）制，作为其补充步兵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方式。"古兰"，是经过精良训练在军队和国家机构中服役的奴隶。奥斯曼人继承了塞尔柱罗姆素丹的传统，将"古兰"的使用系统化，制度化。他们在基督教徒集中地区定期征集基督教男孩，将其集中起来接受伊斯兰教割礼和严格的军事、政治和宗教教育，结业后补充近卫军、宫廷侍从及政府机构官员。这样训练出来的奴隶近卫军队伍是奥斯曼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重要支柱，后来成了反对土耳其民主革命的顽固力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这种制度曾有精辟的评价： "对于游牧社会的文明来说"，他们所驯养的"辅助性的动物"（狗、骆驼、马）"是它的得意杰作，而且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动物当中训练出来这样一批助手乃是游牧民族的最高成就；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不同于阿瓦尔帝国也就是因为他们把这样一种较高级的游牧艺术应用在定居的环境里，因此才取得了长久得多的寿命。奥斯曼的巴迪沙们维持他们帝国的办法是从他们的奴隶当中训练了一批人类助手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人类畜群"里维持秩序。" 在长期对外征战的同时，奥斯曼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素丹凌驾于整个统治集团之上，其专制程度已达到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极限，并先后有"帝政会议"（素丹本人主持）和"国务会议"（辅政大将军主持）负责管理国家要务。国务会议在素丹宫中的圆顶会议室举行，参与会议的被称为"圆顶官员"，他们是素丹政府的核心人物。地方军人、新兵出身的官吏和书吏以及受过神学和法学训练的乌莱玛成员，构成地方统治机构成员，称"阿斯喀里"即"军事长官"，其中，领有"将军"和"帕夏"头衔的官员居于顶层。非军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帝国的纳税人阶级，他们被称为"雷阿雅"即被统治者。这一时期奥斯曼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执法相对公平，没有太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帝国进入了空前的盛世。

第31节：二、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3)

帝国盛世 这时帝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本国与欧洲各国的商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贸易特权。欧洲各国的大使也相继到任。在苏莱曼指令下，奥斯曼帝国的标准法典《群河总汇》问世，苏莱曼因此以"伟大的立法者"而著称于世。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文化也有了惊人发展，它融合了草原游牧部落传统，波斯人的艺术主题、文学典范及崇拜王权的政治观念，拜占庭人的军事和政治制度，以及阿拉伯人的科学、宗教和文字，成为近东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咖啡的传入成为16世纪奥斯曼国家生气勃勃的象征；来自新大陆的烟草也通过英国人传入了奥斯曼帝国。民间的文化活动更展示了帝国的繁荣和昌盛。

1557年落成的著名苏莱曼清真寺是建筑师锡南的传世之作。这座清真寺，是奥斯曼人征服亚欧非三洲胜利的象征，四座尖塔和十条长廊，象征着奥斯曼人征服的里程碑。"十"象征着苏莱曼是这个家族的第10位素丹；"四"象征着苏莱曼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第4位素丹。它的庄严圆顶，比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高16英尺，以此来炫耀帝国是前无古人的。在当时的欧洲世界，堪与苏莱曼对抗的君主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苏莱曼以征服者的声威傲视着这些同代人，他曾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这样自称： "朕乃素丹之素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真主在地球上的投影；朕系管辖着白海（地中海）、黑海、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曼尼亚、罗姆国……整个阿拉比亚、也门以及崇高祖辈及赫赫先人（愿真主光照吾先人之陵墓）借武力征服以及由朕本人以燃烧之剑、胜利之锋所征服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素丹和君主……" 在地中海上，奥斯曼人与航海强国威尼斯、热那亚及西班牙人进行了长期争夺，维持了地中海制海权。1571年的勒颁多海战，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帆船大战。威尼斯人取得了战胜奥斯曼人的辉煌胜利，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欢欣鼓舞；但随后威尼斯人企图收复塞浦路斯的庞大舰队，则遭到了致命打击（1573年），奥斯曼海军再次展示了强大的实力。随之，奥斯曼人夺取了西北非洲的摩洛哥，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出于同英国人抗衡的战略需要，于1580年放弃了对摩洛哥的主权。从此，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自然分界和两大对抗文化之间的缓冲区。

16世纪中叶，经历了十代素丹征伐和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洗礼的西欧国家也迎来了其科技文化发展的迅速进步。奥斯曼人叱咤风云的时代开始结束。1566年后，土耳其人扩张的步伐终于被迫停止了。它在印度洋海域的扩张中，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向伊朗进军的征途中，遇到了新兴什叶派萨非王朝的抵制。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人的征服之师多次受阻，不得不疲惫地停留在匈牙利平原上。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岸，使地中海真正成为一潭死水，土耳其人失去了地中海贸易的丰厚利润，经济实力也随之下降。

三、与欧洲殖民者的较量

从欧洲撤退 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占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将原属于拜占庭人及其强邻的领土囊括在素丹版图内时，就将自己面对整个欧洲的敌视和对抗。在其庞大的帝国内，民族分离因素也日益增长，巴尔干各基督教民族开始谋求民族解放之路，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全欧洲关注的中心。17世纪以后，中欧强国奥地利和东欧新兴的俄罗斯帝国，开始激烈地争夺巴尔干这片"中间地带"，迫使土耳其人从欧洲撤退。

1606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签订西特瓦托罗克条约，这是奥斯曼扩张史上第一次与交战国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素丹承认奥地利皇帝是"罗马皇帝"，意味着奥斯曼不再以征服者自居。但是，保持着扩张之余威的奥斯曼人还是在17世纪中顶住了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军事压力，将威尼斯人势力排挤出东地中海贸易区，夺取了克里特岛。不久奥斯曼人又卷入俄国与奥地利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的冲突。两败俱伤之后，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人议和(1681年)，俄国占有了基辅及其周围地区。

第32节：三、与欧洲殖民者的较量

1682年，奥斯曼帝国在柯普吕吕家族几代大臣主持下进行改革，暂时恢复了以往的强盛和生气，但这未能阻止奥斯曼大军于1683年败于维也纳城下。随后，奥斯曼人又在1687年第二次莫哈奇战役和1697年的山塔之役中接连败于奥地利人及其盟军，任由其占领匈牙利、希腊和黑海沿岸；俄国沙皇则趁火打劫夺取了亚速海（1696年）。在英国和荷兰的"调停"下，土耳其人接受了屈辱的卡洛维茨条约（1699年），将几乎整个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克罗地亚的大部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王朝；将卡曼尼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割让给波兰；将摩里亚及达尔马提亚一些地区割让给威尼斯。后来又将亚速海割让给俄国，沙皇由此进入了本属奥斯曼内海的黑海地区。这个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而签订的和约，是其退出与欧洲大国的竞争、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1714至1718年，为了门德内格罗的归属问题，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发生了冲突，奥地利趁火打劫，强迫奥斯曼接受帕萨罗瓦茨条约（1718年），将贝尔格莱德和多瑙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割让给奥地利。在此期间，法国人使用外交武器有力地支持了土耳其人，换得了对奥斯曼治下东方基督徒的保护权。这一保护权，使法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土耳其和"东方事务"中，后来成为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

黑海与克里米亚之争 18世纪中期后，为了争夺黑海上的重要战略基地克里米亚，并维持对乌克兰地区的控制，奥斯曼人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争，史称俄土战争。从历史上看，俄土战争的爆发是伊凡四世以来沙皇俄国向黑海和里海出海口发展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土耳其人是阻止这一政策实现的强大障碍。西方海权国家不希望看到俄国继续在东方扩张，积极支持奥斯曼人。1757年后，奥斯曼的东方邻邦萨非波斯瓦解，帝国享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成为欧洲事务的"观望者"：它坐视欧洲列强的七年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又静静地观望叶卡特琳娜女皇削弱波兰①。但波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奥斯曼帝国拖进欧洲政治漩涡中，第一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爆发。

战争先后在多瑙河、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三个战场进行，多瑙河为主战场。最后，土耳其军惨败，签订了屈辱的"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独立，听任俄国人割占亚速、克里米亚、第聂伯河和布格河之间的草原地带等大片地方，从此，黑海不再是土耳其的内海，而为俄土两国所共有，俄国还获得商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自由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并成为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者"。条约使俄国得到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为向巴尔干扩张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学者认为，沙皇发动俄土战争，有利于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建立，恩格斯则认为，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是"沙皇式的解放"。对于土耳其来说，坏事转变成了好事，它开始放弃大帝国梦想，在以后一个世纪中逐步走上民族、民主和近代化之路。

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2年）是俄国沙皇南下政策的继续。克里米亚问题是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爆发以俄国向克里米亚和整个库班地区出兵为前导，随后是欧洲各派势力紧锣密鼓的积极干预，使它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区域战争。其间，瑞典成为土耳其人的盟友，奥地利参加俄方对土耳其人作战；普鲁士和英法持观望态度，只在势力均衡的天平发生不利变化时才伸手干预。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列强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法国，沙皇俄国于是抓住机会迅速结束了这场战争。土耳其在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全线崩溃，在高加索的攻势也被俄军遏止，最后被迫接受屈辱的雅西和约。该和约重新确认了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的条款，迫使土耳其人放弃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沙俄乘机控制了黑海制海权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行权，并获得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会的"保教权"。从此，土耳其成为西方列强与俄国争夺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制海权的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被大国所操纵和利用，主权地位日益丧失，一度狂妄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成为真正的"欧洲病夫"。

第33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1)

此后的土耳其继续被欧洲列强瓜分和宰割：1775年土耳其将布科维纳让给奥地利；1812年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俄国；1878年，又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割让给奥地利，把巴统和卡尔斯割让给俄国等。军事和外交上的连连失利，使奥斯曼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考虑富国强兵之策略。

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独立运动也风起云涌，西欧列强密切关注这场斗争，提出"不让土耳其灭亡，也不让土耳其强大"的口号，纷纷染指奥斯曼事务。法国人侵入非洲，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人获得了苏伊士运河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德国人亦通过在近东修筑铁路而将其触角伸至巴格达，掌握帝国的经济命脉。奥斯曼帝国政府负债累累，连连丧失主权，走向最后崩溃的边缘，改革迫在眉睫。

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

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流入 近代土耳其的改革最先由军事改革入手（1792-1807年），发起改革的是素丹塞里姆三世。向西方学习、从事改革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渗入土耳其社会。然而历史地看，土耳其改革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尽管穆斯林极端蔑视基督教文化和思想，但他们还是从欧洲的发展中看到了可供借鉴的东西。

土耳其民族属于伊斯兰教世界一员，但它却建立于历史悠久的古典帝国--拜占庭的土地上，因而承袭了拜占庭文明的多重因素。晚期拜占庭的封建制对奥斯曼军事采邑制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而拜占庭的这种封建制也由于西欧十字军多次东侵而渗透了法兰克封建制的影响。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摩里亚封建领地长期使用的"罗曼尼亚法"，就是以西方十字军征服东方后制定的耶路撒冷法典为基础的，土耳其人进入摩里亚后，接受了这一法典的大部分原则。此外，土耳其人进入欧洲后通过和平与战争的方式同希腊居民和拉丁居民的交往，也保证了奥斯曼人经常有一个对西方联系的窗口。在西欧宗教改革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逃往奥斯曼的西方亡命徒和难民不断增加，更使这个"窗口"的作用明显增强。西方的印刷术和医药技术就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带到土耳其的。

如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印刷厂就是一位逃亡犹太人开办的。1493年后，由于西班牙的排犹运动，许多犹太人被迫东行，在奥斯曼国家定居并发展印刷业。但在土耳其开设的印刷所，被严格禁止印刷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印刷品，直到18世纪初，该禁令才有所松动，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教长发布了允许印刷宗教以外各科土耳其文书籍的通令，素丹敕令准许在"崇高的、真主庇护下的君士坦丁堡"设立土耳其文印刷所，承印各种土耳其文书籍。

土耳其保守势力一向抵制"来自基督教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的各图书馆里，人们很少能见到17世纪以前穆斯林关于基督教欧洲的记载。奥斯曼人还顽固地抵制诸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对地球和宇宙的新认识和新发现。真正对土耳其保守思想体系产生强大冲击力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发生于欧洲的纯属非宗教性精神表现的第一次社会大动荡，这样，穆斯林世界希望在不损害自身宗教信仰与传统的情况下，从这样一个非基督教的甚至"反基督教"的运动中去"找出那个难以捉摸的西方力量的秘密"。

首先流入穆斯林世界的是对"自由"、"平等"和"民族"的新理解。以往的伊斯兰教语言中，"自由"是一个相对奴隶而言的法律名词。但在19世纪的欧洲，"自由"却有新的政治含义，它是建立在宪法、代议制政府和法治社会基础上的有组织约束的民众权利，并且成为在国内向专制政体、在国外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发动群众的口号。对于"平等"，穆斯林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别理解。因为在奥斯曼，人们的社会等级不完全是以父辈身份为依据，而是依一个人的军功大小、是否有才能为依据的。在近卫军兵团中，很多出身于基督徒的青年是平民后代，他们通过行伍道路，可以走到社会的最顶层，获得高官厚禄。而且，《古兰经》的原则反对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条件，每一个城市或乡村的清真寺，都以济贫为其主要宗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成阶级的事实日益明显，伊斯兰教理论家们也试图对社会进行合理的划分，他们中曾有人设想有四个阶级，分别相当于"水"、"火"、"空气"和"泥土"等四种自然因素。有知识者，包括宗教法学家、律师、法官、秘书、会计师、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医生和诗人等，属于"水"的阶层；武士和将军们属于"火"的因素，他们通过战争促使世界体系形成；其三为商人、工匠和收税人等，是居于各阶层之间的媒体，属于"空气"，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后一层才是农民和各种农业劳动者，他们是"泥土"，满足人们生命的基本需要。这种划分，显然并不看重出身和等级，只注重人们所操持的职业或实际社会作用，反映了基于农业文明之上的城市文明的影响。

第34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2)

但伊斯兰教义中要求穆斯林之间兄弟般友爱并共同忠诚真主和王朝统治者，使他们很难理解和接受"民族"这个包含语言、种族和地区等内容的整体概念。因此，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世俗改革纲领，直到20世纪初才有所成就。

旨在富国强兵的军事改革 在所有涌入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中，土耳其人最为关注的还是军事。他们从来不抵制来自西方的"有用发明"，即先进武器。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穆斯林已经在战争艺术上，特别是在像工兵、航海和炮兵等技术性较高的部门方面，做了基督教国家的学生。早在15世纪初，土耳其就开始将火器用于战争，特别是攻城。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以后，土耳其人开始使用野炮、步枪和手枪，投弹兵和坑道兵也开始在奥斯曼军队中起主干作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就得益于先进的炮兵。为了顺利地从事海战，奥斯曼人特别注意接受西方人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海图制作技术。17世纪时，一部标准的奥斯曼地理学著作《吉汉尼玛》（《世界鉴镜》）问世，标志着奥斯曼人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接受和理解。在一段时间内，奥斯曼帝国一副堂皇的军事外表，掩盖了它自己在技术与创造力上的日益衰落。军队中较好的炮匠和炮手，舰队中较好的船工和航海员，全都是西方亡命徒和雇员，说明了这一事实。但奥斯曼统治者并没有很快醒悟。17世纪以后帝国在军事上日益衰落，屡次败于那些先前为他们所不齿的基督教敌人之手，并在强压之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才使土耳其人痛定思痛，决意寻找救国之路。他们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中兴的主要手段。

国际局势发展也比较有利于奥斯曼国家。本来已经无可挽回的第二次俄土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多的灾难，由于波兰、普鲁士、法国等地陆续出现的突发事件，分散了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干预土耳其事务，这就使土耳其人能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分别与俄、奥订立相关和约，并考虑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问题。

38岁的素丹塞里姆成为改革的主持者。塞里姆知识面广、阅历丰富，自青年时代就通过私人使臣与法国国王保持着通信联系，对于欧洲事务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他知道，土耳其国家能够得到一个喘息机会，只是由于欧洲大国发生了困难。土耳其要在强敌如林的世界上自保，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因此，他把"强兵"作为自己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建立了一些新的军事院校和海军学校，还草拟了一份关于招聘外籍教官和技术人员的名单，把它送往巴黎（1793年）。这一举措，是土耳其开始走向军事改革道路的信号。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初，土耳其人就因对奥地利两度兵败而开始考虑军事改革。沙皇彼得大帝改革成功，也给了土耳其人以启迪。帕萨洛瓦茨和约后，土耳其人开始探讨改革之路。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在战败恢复和平后，开始在维也纳和巴黎建立大使馆，"详细研究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向素丹汇报其中哪些能适用于土耳其。1716年，一个法国军官试图在奥斯曼军队中建立外国工兵军官团，未能成功；其后不久，另一个法国人成功地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个消防队。这成为土耳其城市市政改革中的第一项。海军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三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取代了划桨船而成为奥斯曼海军的主流战舰。

18世纪30年代以后，土耳其陆军改革提上日程。来自西方的移民在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米特费里卡向政府和素丹呈递了建议改革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结合欧洲各国的情况指出：一个井井有条的政府、科学的地理学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国家强大的根本要素。1729年，为逃避国内政治迫害而来到土耳其的法国人邦纳瓦尔伯爵，受大维齐尔委托改组炮兵兵团，建立了一座新的炮兵训练中心"亨代塞汉埃"（几何学校）。虽然这所学校由于近卫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关闭，但给土耳其现代军事的发展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一种供炮兵使用的"二弧象限仪"，一些与几何学、三角学、军事科学和土耳其及欧洲历史有关的论文、专著等。1773年，一个法籍军官帮助奥斯曼人建立一所新的海军数学学校，建立和训练新的工兵兵团，改组了铸炮厂。学员中有不少是"白胡子的队长"和"60岁的学生"。后这所学校得到了扩充和发展，成为后来军事工程学校、军医学校及其他军事学校所遵循的模式。在校学生都是海军长官和土耳其上层人物的子弟。

第35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3)

1783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促使土耳其人进行新的改革，其主要改革方向仍然是依靠法国人的力量改革军事训练方式。但由于土耳其与奥俄战争的爆发，法国人被召回国，这一轮军事改革被迫停止。

"新秩序"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得新素丹塞里姆三世可以乘着全欧列强都在紧张地对付法国这个难得的时机，策划并实施规模宏大的改革奥斯曼武装部队的方案，目的在于将军队的技术装备、训练和技巧都提高到西欧国家军队的水平。由于早期土耳其军校中基本使用法语课本，聘用法国教官，塞里姆投入改革的军界骨干人物，包括他自己，基本上是亲法派。他也经常通过大维齐尔与法国国王交换意见，了解法国发生的骚动和法国建立"新秩序"的情况。后来，法国"新秩序"名词成了土耳其改革方案的总称。塞里姆还派出专使前往欧洲考察，并收集有关欧洲各国的情报。专使回国后，呈递了一份关于欧洲尤其是奥地利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情况的报告。

1791年，当奥斯曼军队正在回师途中时，素丹给军政和宗教界的22位高级人员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就造成帝国衰弱的原因发表意见，并提出改革建议。其中两位基督教徒顺应素丹的命令，以"拉伊哈"（Layiha，一种奏折形式，类似1789年法国的陈情书）形式做了答复，提出了在奥斯曼实行军事改革的主张。但怎样进行军事改革，各派却有不同意见。保守派想通过恢复奥斯曼黄金时代的军事办法来弘扬奥斯曼的军事荣誉。浪漫主义者和妥协派则打算以法国为师，将法兰克式的训练和武器逐步引进现有军队中，他们强调，这实际是在恢复奥斯曼的光辉过去。激进派认为旧的军队已经无法改革，他们呼吁素丹建立一支彻底按照欧洲方式进行训练和装备的新军。

后一种主张虽然在宫廷中遭到辱骂，却正是素丹本人所倾向的。素丹立即将之诉诸行动，下令成立一个由改革派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连续颁布一整套后来被称为"新秩序"的新训令和新条例，包括各省总督官制、地方税收、谷物交易管制的条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按照欧洲方式训练与装备新式正规化步兵军团。为筹措改革经费，还专门成立一个财政局，对已收回的和被没收的采邑封地，以及烟、酒、咖啡等商品等实行征税。耐人寻味的是，"新秩序"最初是指新制度各项条例，后来却几乎变为专指在这个制度下建立的正规军队的名称了。

改革期间，塞里姆建立了若干新的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专门训练有关炮术、防御工事、航海及辅助科学等方面人员。法国军官被聘为这类学校的教师和教练，法文是学生的必修课。法国革命以后，素丹继续与法国新政府保持联系，请求法国派遣军官和技术人员到土耳其授课。塞里姆的改革使青年陆军和海军军官阶层成为社会上的新知识阶层，他们在学习中逐渐熟悉了西方文化，理解了法国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西方文明在奥斯曼国家的代表，以及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塞里姆时期培养的大批外交人员也充当了奥斯曼与外部联系的重要中介。18世纪末以前，奥斯曼的对外联络主要通过基督教译员们进行。国家官员们都以伊斯兰教为至尊，不屑于学习外国语，只愿意让有欧洲背景或受过欧洲教育的流亡者担任外事雇员。为了更及时地得到有关欧洲事务情报，塞里姆决定在欧洲各主要国家设立正式的、常驻的奥斯曼大使馆。大使们还奉命研究驻在国的各项制度，学习"对于帝国官员有用的语言、知识和科学"。首批外交官员多数是奥斯曼宫廷中的旧式人物，不懂西方语言，观念保守，对于派往国情况了解甚少，对了解到的情况也不重视。但他们带去的译员和年轻秘书等，却在研究欧洲语言、了解欧洲思想、学习西方社会生活和管理模式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中一些人回国后在政府机构担任高官，成为主张变革的中坚分子。那些一直在奥斯曼帝国生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们，虽然一直与西方保持着联系，并在多数时候充当了土耳其人与西方人交流的工具，充作译员和语言教师等，但由于民族和宗教的隔阂，他们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只能充当奥斯曼与西方进行直接交流的缓冲而已，不被政府所重视。

第36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4)

然而，塞里姆发动的这场改革，只是致力于富国强兵，并没有触动素丹制度本身。因此，改革扶植的新兴的军人势力和外交力量，加上一些能面对西方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阶层，他们能够理解法国启蒙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也必将承担起最后将奥斯曼素丹政体送往坟墓的历史责任，但却不可能立即实现改天换地的革命。即使如此，奥斯曼的铁血军团近卫军兵团和顽固保守的宗教法律势力（乌莱玛）也不愿意坐以待毙，因为这些改革显然意味着他们那个阶层的末日。塞里姆和其新军的确面对着一股他无法对付的反对势力。

尽管如此，塞里姆还是使自己的新式军队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到1806年，他所建立的这支军队已发展到2.5万人。他们戴着蓝色贝雷帽，穿着红色马裤，背着来福枪，在远离首都的郊外由法国教官和已经欧化的土耳其教官指导着进行现代化的操练。尽管塞里姆小心谨慎地躲避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仍然没能顶住宗教保守势力和近卫军兵团的联合进攻。1805年巴尔干显贵们反对塞里姆在当地征兵，发动了暴乱。塞里姆被迫将新军团撤出该地区，诱发了1807年近卫军兵团大规模骚乱。塞里姆被迫退位（1808年），改革夭折。但他点燃的改革之火，却从此在土耳其燃烧起来。

马茂德时期改革的深化 继塞里姆之后登上素丹宝座的是有"土耳其的彼得大帝"之称的马茂德二世。他是塞里姆三世的堂弟，一方面受过传统的奥斯曼式王室教育，熟知土耳其语和伊斯兰语、宗教和法律、诗文和历史；另一方面，由于一直与退位后的塞里姆软禁在一处，因而受到了塞里姆改革思想的较多影响，但他对西方并不了解。作为王室的唯一幸存者，是近卫军兵团和宗教保守势力将他扶上了素丹宝座，因此马茂德几乎完全处于保守势力的控制下。加上当时土俄矛盾复起，塞尔维亚的民族起义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新动向，他在即位18年后（1826年）方将理念中的改革付诸实施。此前他已不动声色地将政府各重要岗位换上了自己的忠实臣僚，只待适当时机出现。

马茂德改革也是从建立新式军队着手。1826年春天，他在安纳托利亚民兵的保护下，宣布建立新正规军的命令，称其为"毛来姆·爱希金吉"（意为受过训练的卫兵），埃及总督应召派来了所需的教官。为了避免重蹈塞里姆三世覆辙，马茂德下令在近卫兵团中抽调人员补充新军，同时使用已经西化的穆斯林担任新军教官。这样，他巧妙地得到了近卫兵团上层军官和乌莱玛的赞同，并在宗教领袖穆夫提支持下镇压了士兵反对改革的暴乱，趁势正式解散各地的近卫军兵团，与该兵团有密切关系的教派组织贝克塔什托钵僧团亦被取缔。这次土耳其历史上的"吉祥事件"，使近卫兵团作为一支反对西化改革的有组织武装不复存在。马茂德将新军指挥权交给一位被称为"塞拉斯克"的官员，请来欧洲教官训练，使用欧洲人编写的教材。普鲁士在奥斯曼人对新军的训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在海军整顿方面，马茂德主要依靠美国船舶专家和英国海军顾问。马茂德还建立了几所技术学校和军医学院，在这些学校使用法语授课。同时还经常派送毕业生去欧洲深造，军队内新型军官的数量因此不断增加，他们在后来成为土耳其改革的重要力量。

在行政管理方面，马茂德大刀阔斧地废除了一切不适应改革的旧体系，取缔了宫中闲职，选用了新的官员，强化素丹权力。1826年，他发布一道诏书，试图从保障文官财产入手，维持一支文官队伍，同时对文官的办事能力和廉政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他还仿照西方的政府体制，设置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等官职，大臣国务会议也仿照欧洲加以改造，辅政大将军不再是素丹个人意志的代表，而是内阁首席大臣。马茂德还实行高薪俸，试图以此来杜绝官员贪污犯罪。

1831年后，马茂德实行了另外两项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一是进行奥斯曼近代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以利于征兵和抽税。二是废除传统的蒂玛尔制度。蒂玛尔制度曾是奥斯曼帝国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但16世纪以后，由于新的战争方法和战争技术的发展，蒂玛尔骑兵在战争中不再具有优势，领取薪俸的正规队伍成了奥斯曼军队主力。于是，国家将一些蒂玛尔（军事领地）收归皇室，交给包税人经营，国家从包税人手中收缴税款，以充军用。马茂德的改革就是将余下的蒂玛尔都纳入国家管理体制。据统计，当时土耳其境内的蒂玛尔总数大约2000多个，除部分人员被编入骑兵大队外，余下人员每年消耗养老金就达12万帕斯。而维持一支1.2万人的新军，一年仅需3.4万帕斯。虽然包税人对已成为皇室领地的蒂玛尔管理得不好，税收也不理想，但这一举动至少强化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素丹对地方的控制，对进一步消灭封建因素至关重要。

第37节：四、未触动根本的改革(5)

随后取缔"瓦克夫"（寺院领地）的政策，则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瓦克夫作为一种旧的伊斯兰制度，在奥斯曼帝国有着极其牢固的基础。最初它是教徒向清真寺奉献的土地或财产，后演变为创业者为自己的家属和后代而设立的"埃夫卡弗"，即教门基金，这是一种较为安全的财产保护办法。一般地，向寺院奉献的土地只能是米尔克（即自由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得以军事采邑、包租地或封地作为献礼。城市周围和寺院占有的瓦克夫，其实际控制权和处理权，通常掌握在行政人员和税务人员手里。这些人员或是乌莱玛（总法典官）本人，或是由他任命。因此，这种教门基金成了宗教机构拥有经济力量的重要来源。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在近卫兵隐患消除之后，马茂德开始铲除这股最顽固的封建势力。他把现存的瓦克夫都合并到一个新的埃夫卡弗管理局，企图将其全部收支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然后根据各清真寺管理和维修的需要拨款开支。然而，由于素丹任命的管理人员或是专制成性，或是不懂法律滥用职权，对埃夫卡弗起到了破坏作用。但无论如何，马茂德这一措施还是严重削弱了乌莱玛这支敢于和苏丹作对的宗教－政治势力。他以后的各任素丹也继续其做法，使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常常由于经费不足而面临困境，宗教权力更加衰落。

马茂德还实行了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生活习俗及文化方面的改革，改善帝国内部的交通和邮政，开辟新的驿路。为了便利欧洲与土耳其之间的交往，素丹开始采用检疫制度。1855年后，电报和铁路也先后进入土耳其内地，土耳其国内各处的联系更加便利，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加强。在传统习俗方面，他要求官员放弃土耳其式的服装和头巾，一概穿上西式服装，戴无边圆筒毡帽。他还开办了官方报纸，起先用法文发行，后来改出土耳其文版，官员们必须订阅。报上随时发表官员任免决定和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条例。这份报纸即《大事概览》，是土耳其新闻事业的开端。

马茂德之后，其子阿布迪尔梅吉德继续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为了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他做出了积极的改革姿态，1839年颁布了著名的"花厅御诏"（古尔汗御诏），标志着土耳其改革时代即"坦齐马特"（"改组"、"整顿"之意）时代的开始。新素丹宣布了一些相当进步的原则，包括保障臣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废除包税制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弊端，实行正规的、按规章执行的征兵制度，对刑事被告人给予公平的和公开的审判，在国民中实行没有宗教信仰差别的权利平等。这最后一条原则，为土耳其迈向政教分离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改革派政府出台一系列帝国诏书，改革涉及了司法、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一步步摆脱了伊斯兰教在帝国的精神统治地位。在法国法律的影响下，土耳其改革派1840年颁布的新刑法强调了奥斯曼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并专门成立一个法学家团体起草和颁布法规，在奥斯曼国内首开以世俗法取代宗教法的先河。

阿布迪尔梅吉德还深化教育改革，提出建立奥斯曼大学，建立初等及中等教育学校的教育体系，并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教育会议。此后，土耳其公共教育摆脱伊斯兰教控制，日益向世俗化发展，削弱了乌莱玛的权力。

对于财政改革和建立银行的规定没有取得预期成功，原因在于帝国政府继续实行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来补偿财政亏空。早在马茂德二世时期，奥斯曼的货币发行就发生多次变化，改换为金币发行的有35次，改换为银币发行的37次。土耳其皮亚斯特对英镑的比值由1814年的23∶1下降到1839年的104∶1。这种通货膨胀带来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1848年后，帝国企图靠发行高利息国债方式建立一个欧洲式的银行，但这种国债既没有编号又容易伪造，按金价计算贴现极重，终于成为导致国家最后破产的危险物。1875年后，帝国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其财政权也逐渐落入西方人"监管"之下。这种悲剧性的结果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的到来。

第38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1)

由军事改革入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多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青年土耳其党人于1908年才最后取得了立宪制改革的胜利。即便如此，这些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的落后面貌，当然更没有扭转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趋势。究其原因，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所指出，这些改革没有触动封建农本经济体制这个根本，对西方的学习仍只停留在学"技"这个层面上。

五、分崩离析的帝国

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 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问题，很少得到学者的认真重视和研究。当代土耳其历史学家，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描述土耳其人早期的辉煌和近代的复兴；西方一些学者也往往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奥斯曼历史学家的观点，把土耳其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缺点和短处，全都归咎于已经倒台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施行的苛政，甚至把奥斯曼政府末期所犯的各项错误也都一概归咎于整个奥斯曼文明。而且，由于资料欠缺、语言障碍和以往研究积累的不足，大量17、18世纪的奥斯曼档案还几乎原封未动，其历代志略也很少有人注意。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几乎完全没有研究。至于政治史的研究，也很少能在19世纪历史学家哈默和津克森已达到的水平上再有提高。因此，在论及帝国衰亡的问题时，很难有更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根据现有资料和一些学者的论述，大致可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生活、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等方面来探索帝国衰亡的部分原因。

首先，长期作为帝国行政管理体系之重要支柱之一的奴隶制近卫兵传统（古兰制）的瓦解，是促使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古兰"制的精髓是从奴隶中培养忠实于素丹的战士和官吏，避免使突厥人贵族执掌国家行政和军事大权。这些以特殊方式培养出来的基督徒后代，从小被强制接受伊斯兰教伦理和价值观教育以及军事训练，完全成为素丹个人的奴隶，他们虽然享有特权，却不允许出现违背主人意志的行为和思想，甚至没有资格使子女继承财产和地位。后贵族们采用种种手段挤进近卫军，改变了这个阶层的性质，使之成为危及素丹权位的保守势力。

奥斯曼武装部队也因近卫军兵团性质的变化而开始衰落。在基督教青年中征兵的传统被废除；近卫兵不得婚娶的规定也已失效。塞里姆二世时，允许近卫兵子弟继承其父业从军。他们不再是奴隶身份，而是自由人。于是，其他穆斯林自由人也能因此得到从军机会。17世纪中期，近卫兵数量增加到20万人，但其战斗力却明显减弱。相反，在骚扰百姓、鱼肉乡民方面却不逊于任何封建时期的军匪。17世纪初以后，近卫兵团甚至能够随意废立素丹、控制政府部门。但在国外战场上，他们却没有丝毫战斗力，加之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根本对付不了欧洲新式军队，因此，他们接连败给一度为自己看不起的敌人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争夺素丹权位的宫廷斗争使奥斯曼政治混乱。素丹的血统继承原则使得历代素丹的子孙们都以激烈的生死角逐来决定最后的继承者，夺取了权位的素丹也极力限制和迫害自己的兄弟子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凡认真研究过奥斯曼历史的人都能注意到，奥斯曼的前10任苏丹个个聪明有为，是驰骋疆场的英雄。但后来的统治者又大多无能和堕落。据统计，苏莱曼大帝之后的17位素丹，多数是无能之辈，他们在位的平均时间只有13年，还不到早期的10位素丹执政期的一半。这并非出于巧合，而是由土耳其实行的一种抚育和选择制度所决定，这种制度不可能产生有为的统治者。

奥斯曼素丹实行多妻妾制，他的后宫有众多嫔妃。这种制度保证了素丹总能有足够数量的直系继承人，但后果则是后宫纷争激烈。为争夺素丹宝座，素丹的儿子们经常手足相残。穆罕默德三世于1595年一下子杀死了19个兄弟，乃至于后来王室中很难找到正统的继承人。1603年后，为保证王朝的延续，在位素丹采用软禁方法将自己的兄弟关在内宫。这种深宫生活培养不出勤奋有为的统治者，只能养出软弱无能的享受者。而且，他们出"禁闭"之前不得养育子女，于是，新素丹登极时根本不可能有子女，而当他们去世时，子女都还没有成年，这就造成了宠臣和内宫长期当权的局面。因此，10代以后的素丹不再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臣民，国家大权旁落于后宫女眷或权臣"帕夏"（pasa）手中，素丹则成为被操纵的傀儡，国势也越来越弱。

第39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2)

1617年后，素丹王室不再实行父子相传制，而是由同一家族中最年长的男子继承王位，而那些继承者基本上是从"笼子"里出来的，根本没有治国统军的才干，只好将国家大事授予辅政大臣，或大将军管理。于是，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后宫干预朝政、官僚腐化堕落等所有没落帝国曾有过的弊病，在奥斯曼政府中成为风气。17世纪中期后，素丹授予辅政大将军一处正式官邸，兼作办公中心，后来这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心，被称为"帕夏之门"或是"崇高之门"，这一名称后成为奥斯曼政府的雅称。

此外，政府官员的腐败与不思进取，教育科学技术的落后，帝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错综复杂，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欧洲列强对奥斯曼的政治干预及经济控制等，都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在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西欧列强乘机插手土耳其事务，各显其能，为奥斯曼帝国的分裂推波助澜。

在外部，16世纪欧洲出现的三个重大变化对奥斯曼帝国瓦解有着直接影响。其一是欧洲各国一致行动，阻止奥斯曼进入欧洲；其二是地理大发现诱发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价格革命的冲击；其三是欧洲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

进入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生存是极其重要的。奥斯曼国家诞生于伊斯兰教和拜占庭基督教两者之间的边界地带，本是靠着"圣战"的信念发展起来的。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传播文明和真正的信仰。扩疆拓土的战斗为奥斯曼的战士和宗教导师提供了土地和大批的奴隶和农奴。16世纪以后，随着扩张活动的停止（实际上，是它的扩张到了极限），奥斯曼国家已从一个行军战士的公国变成了帝国，但其开疆拓土的传统依然存在于奥斯曼人的军事、社会和宗教生活之中。在边疆完全被封闭以致无法进一步实行扩张和殖民的时期，奥斯曼的军队和政府就开始骚扰百姓，制造社会动乱。奥斯曼扩张期实行的军事组织、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已无法适应一个边疆已经固定且开始后缩的庞大帝国的各种迫切要求了。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利于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发展。一道又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拦在奥斯曼人面前。在东方的海洋上，土耳其人被葡萄牙人的坚船赶出了印度洋水面；在克里米亚及其外围，土耳其人遇到了俄罗斯人的阻挠，被迫停留在黑海一线；在非洲，沙漠、山脉和气候阻止了土耳其人继续南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通道，新兴的西方国家控制了海上航线，土耳其人作为东西方贸易中间商的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欧腹地，奥斯曼的军队多次围攻维也纳，都未成功，最后被迫从维也纳城下撤退。

当奥斯曼过分伸延的庞大战争机器终于吃力地在匈牙利平原上停下来时，欧洲人远洋航海活动的发展，引来了整个欧洲经济贸易活动的巨大变化，更给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价格革命引起的经济危机，以及工农业技术的停滞不前，使奥斯曼帝国远远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16世纪以来由于大批白银流入欧洲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导致帝国白银大量流失，进入购买黄金的国际市场；政府由此而采取的不合乎经济规律的使货币贬值的制度，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危机，那些靠薪俸过日子的将士和官吏由于生活开支的增加而大受其苦，官场风气日益败坏。17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东方的贸易权，土耳其人失去了对东方贸易的丰厚利润，入超现象日益严重。

在欧洲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技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他们曾经的"手下败将"。他们的头脑麻木了，不仅自己没有发明，对别人的发明也无动于衷。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极其落后，而且在农业、工业和运输业方面也仍然停留在中古时代的水平上。这种落后是不应该完全归因于"伊斯兰教的保守"或土耳其种族不开化的。早期伊斯兰教是主张人们追求知识和科学的，据说，"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这种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说的。中世纪穆斯林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辉煌成就也表明，伊斯兰教传统并不是穆斯林世界思想停滞的原因。但是，伊斯兰教将穆罕默德奉为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这阻止了他们接受新的东西，而只是忠诚地履行一系列宗教仪式和熟记天赐教典。这种状况又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为中心，这种研究只是琐细无意义的分析，而没有任何理论和哲学的建树。

第40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3)

特别阻碍奥斯曼帝国发展的，是穆斯林对西方各民族所拥有的优越感，他们狂妄自大，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宗教偏见，部分是源于伊斯兰教此前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在其初创时期，对于来自希腊化的东方、波斯、甚至印度和中国等方面的文化影响，都曾敞开过大门，许多希腊文、波斯文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但是，他们却不屑于接受西方拉丁人的文明。16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一部拉丁文历史或地理著作被译为阿拉伯文或土耳其文。早期穆斯林曾将法兰克欧洲视为一个野蛮的、黑暗的、无宗教信仰的化外地区；到中世纪末期，这种看法尽管已经过时，但却由奥斯曼人继承了下来。

伊斯兰教在1500年左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就示以轻蔑和傲慢。从15世纪到17世纪，奥斯曼人在欧洲战场上几乎无往而不胜，这使他们更为蔑视欧洲人。因此，当1756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成立时，奥斯曼帝国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对"一头猪和另一头猪"的联合不感兴趣。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阻碍了穆斯林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穆斯林学者对西方学者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成就一无所知。他们既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也不打算做任何有助于科学进步的事情。

奥斯曼与西欧交界处，是两个宗教文化区的人民可以自由通行的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有机会在这里互相交流知识，接受新的技术信息。但穆斯林显然缺少学习的愿望。久而久之，连这些可供学习的东西的来源也都枯竭了。伊斯兰各族在仍然貌似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军事威力的掩蔽下，始终认为自己的文明要比所有其它文明都优越无比，并且永远如此。只是在遭受了一系列惨败之后，奥斯曼人才渐渐地从这种危险的幻想中惊醒。

在奥斯曼这个由穆斯林建立起来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兼而有之的军事帝国里，穆斯林只知道四种职业--政治、军事、宗教、农业。工业和贸易是被征服的非穆斯林属民的事。因而在奥斯曼国家中，工商业者与异教徒几乎是同义词。即使有些匠人已改宗伊斯兰教，也仍然摆脱不了异教徒的烙印。西方人以及当地的基督徒、银行家、商人和工匠等，一律受到轻视，这样就使得奥斯曼穆斯林把源出于基督教的各种思想和发明全不放在眼里，也不愿放下架子过问那些属于匠人和下贱的技工们的事。原始的生产技术和运输工具、社会的长期不安定和政府的暴力统治，使帝国经济长期停留在15世纪水平上。

奥斯曼也有一批作家和文学家能够客观地估计到了国势的衰落，担忧国家的前途，但他们无力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18世纪以前，奥斯曼文化史上曾出现过著名的历史编纂学者纳伊马、宫廷诗人内迪姆和宗教诗传统派代表谢·加利布；各种建筑（以宗教建筑为主体）、纤细画及音乐发展方面，也有过杰出的成就。但在旧的传统已经被打破，新的创造力还没有形成的时期，即18、19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开始在精神生活领域初露端倪。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只能悲哀地看着帝国一天天走向衰落而无能为力。

中世纪末叶，奥斯曼是唯一具备领土、内部统一、组织性、人力以及资源等各项条件，从而可以大规模应用新式战争装备的大国。这类新式装备费用庞大，中世纪欧洲的城邦国家和封建诸侯远远无力承担。或许正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处于这样的领先地位，才能够形成对16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挑战，而对这些国家商业和技术的大发展却置若罔闻。

基本说来，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继续保有中世纪精神状态和中世纪经济，仍旧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但它却额外给自己加上了一副官僚制度以及任何中世纪国家所从没有承担过的常备军的担子。在西欧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世界里，它却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了。

第41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4)

大国干涉下的民族独立和地方分立 随着对外战争的接连失利和政府机器的衰弱，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独立活动和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对帝国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

《卡洛维兹条约》、《帕萨洛瓦条约》带来的耻辱，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开始衰退的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权。亚洲和非洲那些受奥斯曼统治的地区开始寻求地方独立，但这些独立活动并不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意义，除了阿拉伯、黎巴嫩、库尔德斯坦等少数遥远沙漠地带和山区外，所有其它地方的首脑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全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奥斯曼或马木路克的军人阶级。他们并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真心支持，其中多数是图谋不轨、铤而走险的帕夏和官员。他们利用素丹权力的鞭长莫及和软弱无能，窃取了本省的大部分税收，把本地变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埃及、叙利亚、巴格达、巴士拉等地都出现了脱离素丹控制，搞地方独立的武装或非武装的活动。这些活动从内部削弱了帝国的统治，而且也为欧洲列强插手近东问题提供了现成的把柄。

最初，在安纳托利亚，独立的代雷贝伊（derebey，人们称之为山谷贵族）自18世纪早期就已建立了具有强烈地方自治色彩的小王朝。他们曾是国家官员或官方代理人，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实现地方自治后，只对素丹政府承担一定的财政和军事义务，是奥斯曼帝国的正规藩臣。

接着，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的伊斯坦布尔周围地区，即鲁梅利亚，18世纪末也成为新兴的"乡绅"阶级（即阿扬，ayan）的掌中之物。他们逐步取得政府的各类职权，开始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私人财政部门和法庭，其势力足可以与安纳托利亚的"山谷贵族"分庭抗礼。

在埃及，由于穆罕默德·阿里的长期经营，使埃及一步步走上真正的独立。阿里的叔父是埃及的"穆塔萨里姆"（副总督），这使他很早就掌握了从事政治经济管理的初步知识。后来他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作为其叔父的特遣队顾问，参与了素丹与拿破仑的战争，从此声名大振。1805年，他在开罗的爱哈尔清真寺①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支持下，自封为全埃及的统治者，素丹被迫授予阿里以埃及总督头衔。在奥斯曼帝国内，埃及本只是一个向素丹提供贡品和赋税的仓库和维持帝国在叙利亚和阿拉伯统治的军事基地。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行动，将埃及引进了世界舞台。阿里利用埃及的这一地位，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军事、行政和经济制度的改革，埃及逐步西化。

阿里取缔了自己从阿尔巴尼亚带来的易叛变的军队，建立了以应征农民为主体的新军。他用欧洲武器装备这支军队，实行法国军队的训练方式，然后将这支军队用于一系列实战中，很快征服了努比亚、塞那尔、顿古拉和达弗。阿里重视埃及的经济发展，在亚历山大建造了海港和运河。他把埃及视为私产，千方百计地扩大这里的农副产品收入，并逐步将其据为己有。1812年，他吞并了所有的宗教基金和全部封地，并进行房地产地契的核查，将大批没有地契者（大多数世代相传的农民自然没有地契）降为帕夏的佃农。按照古代惯例，他征用了所有输入的木材。他实行近乎严苛的保护关税政策，造成了生活费用难以容忍的上涨。阿里羡慕西方的文明，建立了一所传授英国数学方法的算术学校。他最后进行的一些实质性改革，促使保守的奥斯曼素丹不得不思考改革之路。马茂德时期建立的新式军队的教官，就是由阿里派出的。

阿里的野心不局限于一个埃及，他还想向叙利亚扩张。他积极参加对希腊民族起义的镇压，素丹曾答应将叙利亚赐予阿里，以为酬谢。但素丹没有实践诺言，阿里便寻找向叙利亚进攻的借口。当时，由于埃及人对阿里的土地政策不满，大量居民向叙利亚迁徙，阿里不承认他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内有迁徙自由，遂向叙利亚发动进攻。他夺取了阿克重镇，迫使素丹将阿克和大马士革两省赐给他作为封地。随后，阿里的军队又征服了巴勒斯坦全部，进而向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发展，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道路已在阿里面前打开。在俄国和法国的调停下，阿里接受了1833年的库塔雅和约，获得叙利亚作为封地。俄国乘机诱使帝国政府签订了洪克雅-伊斯基里西条约，两国保证在受到攻击时互相援助，但是，一项秘密的附加条款规定，帝国答应在必要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这样，奥斯曼事实上降至附属于俄国的地位。

第42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5)

阿拉伯民族复兴主义者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的反抗，有助于阿里控制下的埃及进一步控制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教派兴起于17、18世纪之交，创始人瓦哈比致力于神学和法学的研究，在巴格达接受了正规的伊斯兰教教育，尊奉伊斯兰著名教法学者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的教义，立志改革伊斯兰教中的弊端，在穆斯林中提倡生活的纯洁性。他遭到乡邻们的排斥，被驱逐出境，后在一阿拉伯人酋长支持下建立了一块奉行瓦哈比教义的统治区。瓦哈比及其后代被尊为这一地区的穆夫提（宗教领袖）。瓦哈比派的势力后来发展到阿拉伯半岛北部，占领了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先知之城麦加以及麦地那。在麦地那定居的大批土耳其人被驱逐出境，整个汉志都落入瓦哈比派手中。阿里奉素丹之命同瓦哈比派作战，经过长达8 年的战争，于1818年打败瓦哈比人，将瓦哈比派政权领袖处决，阿拉伯半岛重新被土耳其人（实际上是埃及人）所控制。瓦哈比派的反抗并没有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发展起来，奠定了今日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基础。

素丹马茂德不能容忍阿里势力在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地区的发展，但他多次策划对阿里进行战争都被欧洲列强通过外交干预加以阻止。素丹还想册封阿里为埃及的世袭统治者和叙利亚沿海省终身总督，以换得阿里放弃叙利亚内地，遭到了阿里拒绝。素丹对阿里的强行进攻也遭到惨败。

马茂德去世后，新继位的素丹为了改变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形象，开始进行宪政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只是徒具其表，但毕竟暂时换取了欧洲人的舆论支持。于是，欧洲开始"帮助"土耳其人解决埃及问题。事实上，欧洲列强不希望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土耳其，也不希望在红海地区看到一个强大的埃及-叙利亚联合体，这将成为西方人通向印度之间的障碍。于是，在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的倡议下，英法俄奥四大国举行了伦敦会议，缔结了所谓"四国同盟"（1840年），决定四大国将尽力"保证土耳其的完整"，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迫阿里放弃叙利亚。当素丹政府试图进行又一次谈判失败后，素丹宣布阿里为国家的敌人，取消了他的各项职务和地位。同盟国的地中海舰队，加上帝国政府的巡洋舰和运输船在叙利亚海岸集结，向埃及发动了进攻。在黎巴嫩马龙派①的支持下，盟军围困了贝鲁特。埃及驻贝鲁特的司令官苏莱曼在给养用尽之后突围，埃及军队完全失去了斗志。盟军指挥查理斯·内皮士爵士攻陷了阿克要塞；其后，盟军舰队出现在亚历山大港，强迫阿里接受一项条约。根据条约，阿里答应交还土耳其帝国舰队并从叙利亚撤退。作为交换条件，这位海军上将答应保证阿里在埃及的世袭统治。这样，阿里实际上在各大国控制下取得了在埃及实行统治的合法性，埃及实现了对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分离。

埃及问题基本解决后，整顿叙利亚的困难任务落到了帝国政府肩上。由于历史的原因，黎巴嫩的教派问题成为西方列强"关注"的热点。在欧洲大国的压力下，素丹同意黎巴嫩的伊斯兰德鲁兹派和基督教马龙派分而治之。1842年，黎巴嫩被分成两个行政区，分别由德鲁兹派和马龙派选出其代理人，称为摄政。在两种人杂居的地区，两摄政各任命一个副手。由于各大国仍要德鲁兹人赔偿1842年战乱造成的破坏，1845年内战重新爆发。帝国政府将双方都解除了武装，在两个摄政之外另设一个有行政和司法权、由各阶层居民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但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他们继续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进一步涉足奥斯曼事务。

首先是耶路撒冷问题，这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尊为圣地的古老城市，有众多的宗教派别。六个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派别，即罗马天主教（拉丁教派）、希腊教派（东正教）、亚美尼亚教派（聂斯脱利教）、叙利亚教派、哥普特教派（埃及一性派）和阿比西尼亚教派（一性教派），长期共存于土耳其地方政府的统治下。其中后三个教派因其势力弱而求助于亚美尼亚教派的保护，亚美尼亚教派因其在东方金融界的实力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所不能缺少的臂助。而希腊正教派在奥斯曼帝国内数量上占优势（约1000万人），加之受到俄国保护，其势力大于其他教派。拉丁教派的神父大多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享受着外交豁免权，并受到法国外交部的保护。各基督教派共同占有一所圣墓教堂，经常为使用教堂问题而发生冲突斗殴，而且每每求助于当地穆斯林政府来裁决，复活节期间常须有一个土耳其卫兵在教堂中维持秩序。

第43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6)

1847年夏，发生伯利恒教堂丢失星章事件，负责调查的当局不能做出结论。法国政府借机大做文章，试图以此为契机插足近东。它要求土耳其根据1740年的一项条约扩大拉丁教派各种权力。俄国人则威胁土耳其不得接受法国人要挟，否则将与土耳其断绝外交关系。经过两年的谈判和宗教会议，素丹决定：耶路撒冷一切照旧，但拉丁教徒将有权掌握伯利恒的圣玛丽教堂和圣诞教堂大门的三把钥匙，法国对这个荒谬的让步表示满意。俄国不甘示弱，设法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向耶路撒冷总督传达一项命令：在交出钥匙时应当向拉丁教徒讲清楚，并没有给予他们随时进入大门的权利。同时，帝国政府还须把希腊教派在圣地的一切权利记录于市法院的档案中，宣布拉丁教派的任何进一步要求都是无效的。当法国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挑战时，俄国驻巴勒斯坦总领事要求将素丹的敕令在耶路撒冷予以公布。法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并且威胁帝国政府说，如果它再顺从俄国，法国就要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在帝国答应了俄国的要求后，法国并未敢将它的威胁付诸行动。在这场所谓基督教东西教派的争斗中，土耳其素丹就像一头驯服的羔羊，诚惶诚恐地听从大国吩咐，当年征服亚欧非三洲的雄风已荡然无存。

门的内格罗问题引起了新的冲突。帝国政府认为门的内格罗居民属于它的罗姆教区，但它并没有实行正式的行政管理，而是任由当地教士们管理当地俗务。这些教士的宗教头衔是大主教，但人民只称他们为"伏拉迪卡"，即统治者。1852年，伏拉迪卡彼得二世死后，其侄达尼罗放弃了教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世袭王朝。奥斯曼政府为了维护其"帝国权威"，派了最能干的将军欧麦尔帕夏去镇压达尼罗。此事引起奥地利皇帝的关注，他派出特命全权大使，劝告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素丹，行动要有所节制。俄国特使也奉命来到伊斯坦布尔，要求帝国政府和俄国签订一个特别条约来规定圣地问题，并要求它承认希腊大主教为独立的教会领袖。帝国拒绝了这些要求，沙皇尼古拉立即发表了宣言，声称由于奥斯曼政府干涉了东方各教会的权利，俄国自古就有的保卫希腊正教的使命要求他命令他的军队开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恢复这些受到侵犯的权利。一星期后，俄国军队跨过了普卢特河，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欧洲各大国调停失败后，一支法国舰队和一支英国舰队驶入了马尔马拉海，支持土耳其对俄作战。在欧洲大国干预下，俄被迫让步，1856年同奥斯曼签订巴黎条约。条约规定，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占领的一切地区都归还给对方。各大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并且允许它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享受国际法的一切保障。达达尼尔海峡仍然像以前一样保持封闭，黑海中立化。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独立管理多瑙河的航运。帝国政府答应准许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保证他们有信仰、立法、贸易和航运的自由，塞尔维亚也有同样的权利，但它们仍然附属于帝国政府，政府也保证了在塞尔维亚驻扎军队的权利。与此同时，俄国人放弃对以上三个东正教国家的保护。条约还对俄国人在波罗的海的权利进行了限制。这一条约遏制了俄国人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以及波罗的海的发展，但土耳其却在这场战争中成为西欧列强手中的一张王牌，遏制俄罗斯势力发展，维持黑海地区势力均衡的一枚砝码。

也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西方列强要挟素丹公布了新的改革诏书。在诏书中，素丹承认奥斯曼境内的基督徒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同信仰的民族在帝国内有平等地位，他们都可以同穆斯林一样入学校、从政和服兵役等。但这一诏书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中并没有得到热烈响应，人们对它普遍持怀疑态度。

1860年，黎巴嫩的德鲁兹派和马龙派之间又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德鲁兹派杀害了3万多基督教徒，在欧洲引起了震动。奥斯曼政府授权富阿德帕夏去镇压肇事者，法国乘机派遣出一支6万人的军队，其他国家提出了外交抗议。黎巴嫩和大马士革的法庭做出了残酷判决。英国人为了与法国对抗，反对严厉制裁德鲁兹人。在英国干预下，流放至的黎波里的德鲁兹人在后来回到了家乡。

第44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7)

在巴尔干半岛，各基督教民族也在西欧列强支持下逐渐脱离土耳其人统治。先是罗马尼亚合并了已实现自治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走上独立道路。随后，鲁梅利亚的各斯拉夫行省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政府的暴动，俄国的领事起了煽动作用。黑塞哥维那在1875年发生了骚动，帝国试图用武力镇压和行政改革的手段平息这次骚动，但它所建立的一个包括基督教官员在内的行政委员会却由于伊斯兰教徒的阻挠而无法行使职权。1876年保加利亚也发生了起义，原因是陷于财政困难的帝国政府发出命令在四个星期之间将所有拖欠的税款收齐。帝国政府策动这里的塞加西亚移民对起义者进行野蛮屠杀，引起了英国人的愤怒，反对党领袖甚至提出了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口号。9月，在欧洲各大国的干预下，土耳其政府被迫承认五年内保留并认可保加利亚总督的权利，并建立一个国际管制委员会处理相关问题。5月，萨洛尼卡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为了一个保加利亚少女发生争吵。当时德法两国的领事遭到了暗杀，结果一支欧洲舰队开到了萨洛尼卡港外。这时伊斯坦布尔的神学和法律学校的学生发生了暴动，推翻了首相和宗教首领穆夫提。三个帝国建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实行两个月休战，如果在此期间不能达成和平协议就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1876年6月，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政府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销土耳其卫戍部队和塞尔维亚边境的非正规部队，并任命米兰亲王为波斯尼亚总督，正式对土耳其宣战。

1877年，沙皇俄国借口巴尔干半岛的骚动已妨碍了它的和平发展，向巴尔干半岛派出了大军。在巴黎条约中保证维护土耳其领土完整的各西欧大国这时却宣布中立。俄国人与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获得了使用罗马尼亚全部资源和交通工具的权力，俄国大军肆无忌惮地通过罗马尼亚去攻击塞尔维亚的土耳其人。5月，罗马尼亚宣布独立。1878年，俄国人占领亚得里亚堡，但它试图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在英国舰队的干预下被迫停止。土耳其人在俄罗斯压力下让出了亚美尼亚，承认保加利亚独立。但英国不承认这一条约，从而得到了塞浦路斯。这时，奥地利也开始武装军队，欲在这场混乱中争一杯羹，俄国被迫坐下来谈判。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由于俾斯麦的干预，土耳其人保住了保加利亚南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格罗从此独立，希腊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领土让步。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换得了多希鲁加。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和诺维巴沙旗却处于奥地利的直接威胁之下。

但希腊对这个柏林条约并不满意，又于1896年策动了克里特岛暴动。1897年夏，帖萨利亚也发生了暴动。但希腊人在军事上过于软弱，只是在西欧列强支持下才免于一场灭顶之灾。各大国所规定的和约条款只给大陆希腊人带来了微不足道的边界调整，而克里特岛则成了在基督教徒总督管理下的自治省。

马其顿的情况更使奥斯曼帝国感到棘手，这里是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民族的混居地区。因此，三个与之边境毗连的基督教国家（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都争夺这片土地肥沃、盛产烟草、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省份。1902年，成群的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打击其他的斯拉夫人，甚至连土耳其军队也不能平定他们。在俄国和奥地利的建议下，帝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由欧洲人担任总督和在欧洲军官指挥下的公安部队，平定这一地区的秩序，但没有解决问题。奥地利乘机试图向南发展，将其势力推进到萨洛尼卡。这引起了俄国和其他大国的嫉妒，他们要求任命一个受到他们控制的总督。这种大国主义的计划和土耳其被瓜分的危险，激怒了奥斯曼帝国的新兴军人阶层，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策划下，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出现。

大国操纵下的帝国财政 除了领土的肢解外，列强还以种种方式控制了土耳其国家的财政事务。17世纪以后遇到的重重危机，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往日的经济优势，素丹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年登位时，帝国已经负有1500万英镑的外债，这年亏空已达 4.5亿皮阿斯特。第二年，帝国政府接洽好一笔600万英镑的英国贷款，但必须让一个英国专员监视这笔款项的使用。其他大国的财政代表不久接踵而至，外国对土耳其的经济控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他们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审计委员会和一个国家银行，但由于缺乏称职的官员，它们对管理财政都没起到很大作用。

第45节：五、分崩离析的帝国(8)

19世纪70年代以后，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困难达到了最高点。帝国政府在巴黎进行谈判筹借新贷款，并且欲使奥斯曼银行成为整个帝国的收税人和出纳人，但都没有成功。这时，如果素丹阿齐兹能够下决心将他的巨大私人财产出让一部分，或者削弱他的宫廷消费，仍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但他没有做出这种牺牲，政府被迫宣布国家破产。首相宣布，帝国政府由于财政亏空，只能按照所欠贷款总额度的50%偿付贷款利息，另一半则追加5％的利息。在宣告破产的时候，未能偿清的债务加上当时为购买装甲船、克虏伯大炮和马丁枪所借的债款，据估计达62.25亿法郎。

由于素丹的滥事挥霍和庸碌无为引起了一场宫廷政变，在米哈特帕夏的领导下，又一场深刻的改革揭开了帷幕。这场改革运动经过19世纪末期的几十年动荡，终于在20世纪初期初见成果，一个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建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

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

［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和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

伊兹科维兹：《帝国的解析--奥斯曼的制度和精神》，韦德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

① "罗姆"即"罗马"的谐音。"素丹"即权威者之意，最初是受权于阿拉伯哈里发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后随着土耳其人在伊斯兰世界地位的上升，成为土耳其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呼。

① 叶卡捷琳娜有意在波兰制造事端，诱使它卷入对俄国的战争。她利用波兰国王去世之机，以武力将自己的情夫斯塔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扶上波兰王位。不久，又迫使波兰议会通过非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权利平等的法案，遭到拒绝后向波兰发兵。波兰贵族组织了反俄罗斯同盟与俄国人对抗，得到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支持。武装起义失败后，巴尔达党人逃往土耳其境内，俄国军队随之入境，焚毁了巴尔达城。这一事件成为俄土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土耳其人也称之为波兰战争。

① 爱哈尔清真寺被穆斯林世界尊奉为宗教研究学府，它的支持是阿里获得埃及实际统治权力的重要因素。

① 马龙派是叙利亚地区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民众组织。

第46节：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1)

第八章 从大英帝国到联合王国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位于欧亚大陆西北角，孤悬海外。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联合王国"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已远不能与曾经的辉煌和荣耀相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民族，近代化国家中的"长子"，曾经领先世界达三百年之久。它在世界第一大国的位置上也有将近两个世纪，曾统治着海外59块殖民地，主宰着比它本土大140多倍的版图、比本民族多10倍的人口的命运。

今天的英伦岛上，绿树葱茏，繁花似锦，真正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园，人们安详闲适地生活着。这个岛国也如同一个博物馆，无处不是历史。长条椅上默默静坐的白发老者，溪边湖畔残叶凋零的枯枝朽桠，似乎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密德兰平原曲线般逶迤的耕地牧场，西北区高地漫山遍野的厂舍房宅，如同历史的见证，留下了英格兰曾经发生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痕迹。国会大厦，白金汉宫，鸽子广场，白厅长街，则让人缅想以往大英帝国的尊荣和辉煌。

从这个孤僻小岛走出去，成长为世界霸主，最后又回到岛上经营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不列颠民族好像绕了一个圈。今天的英国似乎还有再造辉煌的愿景。关于它崛起兴盛的话题弥久不衰，而它在20世纪里实力和地位不断下落的历程，"日不落帝国"最终走向解体的原因，也同样值得深思。

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

移民混合而成的民族 今天的英国，地理主体是英伦三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亦即大不列颠岛。构成早期不列颠民族主体的，实际是一批又一批的外来人。欧洲文明从东向西扩展，最西端的不列颠自然是人口移动的终点站之一。大不列颠东南部地势低平，外来者能够很轻易地进入。西北部为山区，当地人可以凭借天然屏障进行有效抵抗，故外来人难以深入。几乎每一次外族入主都遵循了这一规律。这也造成了大不列颠在民族成分上的地理分野。

最先来到不列颠定居的是5000多年前的伊比利亚人，"巨石圈文化"可能是他们创造的。其后，来自莱茵河地区的"阿尔卑斯人种"与伊比利亚人汇合，将海岛带进了青铜时代。公元前500年左右，凯尔特人大规模地进入，不列颠进入铁器时代，缓步迈向文明门槛。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帅恺撒两次渡海进攻不列颠，均以失败告终。将近一百年后，罗马人最终征服了不列颠东南部。在长达400年的罗马不列颠时期，罗马人对这里主要实行军事统治和军事移民。

公元5世纪初罗马人撤走后，凯尔特人立即从山地返回，彼此争夺。大陆的盎格鲁、萨克森等日耳曼人部落，也向不列颠大规模迁徙，逐渐定居于东南部，从此这里被叫做"英格兰"。盎格鲁-萨克森人建立了许多小国，各国称雄争霸，力量此消彼长，直到9世纪初英格兰才实现名义上的统一。其时北欧丹麦人也侵入了，丹麦人的强大曾一度将英格兰大部囊入其"北海大帝国"。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大军渡过海峡，战败了英国贵族推选的国王哈罗德，即位为英国国王。这一被称为"诺曼征服"的事件，是英国历史的里程碑。接下来的金雀花王朝开国君主亨利二世也来自法国，是法国的安茹伯爵。因此，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还是语言词汇，英国都受到了法国相当广泛的影响。

中世纪的落后之邦 就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言，中世纪的英国远比大陆的法、德、意以及低地国家落后。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虽然有进步，但精耕农业基本没有出现，停留在广种薄收上。相当宽阔的土地用于养羊，而所产羊毛又只是作为原料输往国外，附加值低。由于远离国际贸易中心区，英国工商业颇为落后，甚至进出口贸易都掌握在意大利商人、德国汉萨商人等外国人手中。城市发展水平偏低，在当时西欧重要城市中，英国仅有伦敦可挤入行列。大多数城市处在国王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自治权和自由度远不如大陆。显示社会经济水平的人口指数也相对较低：英格兰人口不超过300万，不及法国或意大利的1/3。除出现了《自由大宪章》和议会外，15世纪前的英国历史没有多少可圈点之处。

作为岛国，中世纪英国在大陆事务上很难有发言权。金雀花王朝时期，英王势力似乎从苏格兰边境伸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他因继承权关系而在法国占有七八块领地，但从法理上说，占有这些领地又意味着他是法国国王的封臣。虽然百年战争中英王曾一度占领法国北部，但最终还是被法国人民赶出了大陆。英国国王把很多精力放在对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征服上，但并不顺利。经过反复征战，才基本上控制威尔士。对苏格兰的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但最终还是没有使其屈服。对爱尔兰的征战，英国人常常是无功而返。

英国崛起的进程是从16世纪开始的，直到19世纪，每个世纪都有其突出特征，使近代英国的历史节奏好像是以世纪为单位：16世纪社会和经济的变动首先迈步，推动着17世纪政治和思想的改造，反过来又促进18世纪的经济"起飞"，带来社会的深刻变革，19世纪英国进入最辉煌时?。近代英国崛起的历程，似乎在验证着某种历史规律性。

16世纪：宗教改革和经济变革 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们近代历史的起点。都铎王朝第一位国王亨利七世，在战场草丛中捡了王冠戴在自己头上。在那场持续30年之久的红白玫瑰战争中，旧的封建贵族相互残杀殆尽，新的王朝便能在新贵族的支持下加强王权。15世纪末，英国开始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近代英吉利民族形成。

第47节：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2)

16世纪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时代。强盛的到来与两个国王相关：一是亨利八世，一是女王伊丽莎白。历经这两个国王的治理，16世纪初尚为弱国的岛屿之邦，在世纪末一跃而为西欧霸国。

亨利八世的功绩在于，他进行的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宗教和政治自主权的国家。改革后建立的国教奉国王为最高首领，教会本身也成了国家机构一部分。改革没收了原天主教修道院的大量土地，以低价卖给新贵族阶层，后者成为都铎王朝的有力支柱。

伊丽莎白女王是亨利八世次女，她于1558年继承王位。伊丽莎白治国方针的特点是灵活，尤其是对宗教的态度上，改变了前两任国王的极端做法，既不像爱德华六世那样偏袒新教徒，也不像玛丽女王那样疯狂镇压新教徒，而是在两者之间调和。她虽继续奉行宗教改革，但对天主教徒持宽容态度，让新教教义具有伸缩性和包容性，结果绝大多数国民都感到满意。在经济上鼓励工商业自由发展，最广泛地调动市民们的积极性，又将贸易特许赐给宠臣和近侍，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对外她坚决进行反天主教西班牙的斗争，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从此海上势力崛起，国际声望大增。为了发展海上力量和对外贸易，她不惜重用海盗豪金斯、德雷克等，甚至从殖民贸易中分红。伊丽莎白还改造国家和政府机构，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开始了近代政治方式的第一步。

在英国的勃兴中，社会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是最强劲的驱动力。作为内源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发端于15世纪，到16世纪末已从根本上改变着英国面貌。

这种深刻变化是从纺织业开始的。英国农业虽然相对落后，但其自然条件却十分适宜养羊。17世纪，英格兰产毛绵羊至少有1200万头，平均每人三到四头。中世纪里，由于缺乏先进毛纺技术，英国羊毛大多作为原料出口。14世纪后国王下令禁止羊毛输出，再加上大陆移民带来了先进纺织技术，英国毛纺业跃上新的台阶。15世纪，英国从羊毛输出国转变为呢绒出口国，16世纪中年出口呢绒达十几万匹。毛纺业几乎遍及每个村庄，形成了许多乡村工业区。可以说，英国能迅速成长为国际经济大国，正是因为具有以毛纺业为主要支柱的坚挺的国内经济背景。毛纺业是民族工业，更应从它是振兴民族的工业这个意义上理解。

毛纺业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全面变革。毛纺业兴旺使得养羊有利可图，由此引起了圈地运动。虽然早在15世纪时，农村中富有大农开始采取新的经营方式，但就对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来说，圈地运动形成的影响力更大。圈地运动持续到19世纪，其早期特别引人注目。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圈地，主要发生在英格兰中部肥沃平原。圈占的面积比例不是很大，约在20%左右，但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震荡远非这个比例所能表达。圈地运动有利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业发展；圈地将农民赶出土地，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雇佣劳动力后备大军；随着毛纺业发展和圈地运动进行，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即新贵族和乡绅，这是英国社会结构变化中一支极富生气的力量。

毛纺业发展和乡村变化，加快了整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并不出色的英国城市，在适应新变化中进行调整和转型，逐渐凸现其主导性作用，在功能上愈来愈商业化、专门化和开放化。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通过市场联系得更加紧密，国内统一的市场体系逐渐形成。最重要的是，这个体系有了伦敦这样一个聚核（伦敦人口在16世纪翻了两番，由5万发展为20万），英国在经济上开始整合，这正是它迅速成长为强国，并大规模开展殖民贸易和海外扩张的内力所在。而重商主义作为适应这一趋势的国家政策，用政治力量使英国强行进入国际市场，大大缩短了英国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的进程。

第48节：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3)

17世纪：政治激荡和思想更新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苏格兰詹姆斯一世继英格兰王位，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英国很快由辉煌时代转向混乱和革命时期。

早在伊丽莎白后期，王权与新兴势力的矛盾就已显端倪，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摩擦常年不断。只是伊丽莎白善于化解，才未使矛盾激化；国会则考虑女王年事已高，也只发点口头牢骚。女王给予宠臣近侍过多的贸易特许，损害了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宗教上，一批"不服从国教者"坚决要求清除国教中残留的天主教因素，被称为"清教徒"。他们还反对贵族和教士的奢侈糜烂，反对过度追求生活享受，提倡勤劳节俭。清教很快成为一面旗帜集合了各种反抗因素。当新兴社会力量越来越集中地反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时，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却依然自行其是，不合时宜地抬高国王的地位和权力，终于导致国王与人民的冲突白热化，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革命是从暴力战争开始的，革命者很快就控制了英格兰全国，而且还将旧势力的代表国王推上了断头台。但革命的领导者似乎没有摆脱历史定律的作用，也有走上专制统治的意图，结果招致众怒，国王又被请回复辟登位。然而历史表明，国王的个人统治不再是恰当的方式，因为他们总是利用权位干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人民再次做出了选择，于1688年以和平方式--"光荣革命"结束了专制统治。1689年的《权利法案》，确立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随后的岁月里，国王权力又一步步被削减，最终仅成为国家的象征而已。

英国革命长达半个世纪，以"光荣革命"而宣告其结束。不宜过分夸大这一不流血事件的作用，因为这是以过去几十年的流血斗争为前提的，经过多次打击的王权早已不具备革命前的实力和权威了；同时也是以新兴力量的强大为后盾的，即资产阶级已有能力以不流血方式解决问题。革命使英国率先确立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使其在走向近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制度保证。

伴随革命的进行，先进的思想家竭力为革命摇旗呐喊、为革命深入大造舆论之时，新的政治思想体系也就呼之而出了。经历了革命高潮腥风血雨年代的密尔顿，用笔作武器打击敌人，捍卫革命。他在《为英国人民声辩》中，指出国王如变成暴君，人民就有权处死他。他在《失乐园》诗篇中，含蓄地表达了对复辟王朝的愤慨。洛克的《政府论》，则批判了君权神授论，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缔结的契约，君主如不履行，人民就可推翻他。他还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并最先提出了立法、行政、外交三权分立思想。霍布斯作为政治理论家，论述了自然法与国家起源、国家主权等问题，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体系的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在英国虽然姗姗来迟，但她却诞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科学革命在英国虽然也比意大利晚了半个世纪，但引领近代新科学、新技术潮流的也是英国的伟人和平民。培根因其实验科学思想而被誉为"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他的归纳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近代经典力学的基础。他是一个划时代的科学巨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使科学事业从社会边缘走向了中心，预示科学即将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第一生产力作用。而政府实行保护专利政策，更促进了技术发明热潮的到来。可以说，17世纪是英国人思想最为活跃的世纪！ 18世纪：农业和工业的革命 这种思想活力，很快就转化成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18世纪英国先后出现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别的国家无可比拟的速度，将英国推上了第一个工业强国的位置。

农业革命始于17世纪后期，包括作物轮作和土地轮换制，农具的改进和发明，沼泽地排水与造田，草场漫灌技术，肥料的广泛使用，生产新技术，新作物的种植等，各种农业改革热火朝天。如著名的贵族改革家汤森勋爵提出了四年轮作制：头两年种大小麦等粮食作物，第三年种三叶草，第四年种芜菁。三叶草和芜菁既可增强土壤肥力，又可给羊作饲料，羊吃后排下粪便留在地里，又利于第二年种粮食。这样，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了，牛羊也越长越壮。据资料统计，18世纪中英国的谷物单产量大约是中世纪的三倍，15、16世纪的两倍，英国还成了粮食出口国。后来又培养了牛羊的优良新品种，致使18世纪里牛羊单体重量增长了一倍。有些热心人则致力于农业工具的改良，如播种机的发明大大节省了人力，也节约了种子。由于需要更多的牛肉食用，有人便想到用马作牵引，发明了马耕法。农业革命是紧接而来的工业革命的前奏曲。

第49节：一、英国崛起：世纪性的跨越(4)

工业革命需要一定的生产基础，这一条件在18世纪英国已经形成。除传统的毛纺业外，这时又兴起了棉纺业、麻纺业，兴起了许多新兴大工业，尤其是冶炼和采矿业，在欧洲国家中首屈一指。工业革命的技术前提也逐渐具备。由于17世纪以来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传播，英国成了孕育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最好摇篮。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英国就已掀起生产革新的高潮，1680至1759年的80年间，英国登记的发明专利就达532项。时人评论说："几乎每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新发明，几乎每一天都有在别人发明基础上的新改进"。

工业革命是在棉纺业中取得突破的。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怀亚特发明第一台纺纱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5年"珍妮纺纱机"出现，标志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此后，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克莱普顿发明走锭精纺机（骡机），卡特莱特发明织布机。机器的使用使棉纺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1785年英国棉布产量达到5万匹；1802年，原料棉花的进口量达6000万磅，是一个世纪前的60倍；1780年，棉布出口总值为36万英镑，而1802年则超过780万英镑，是22年前的将近22倍！ 棉纺业革新还不具备全局性意义，它不能带动全部工业部门都发生革命。起到这一全局性作用的，是作为动力装置的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1781年，瓦特制作的第一台大型蒸汽机问世。1800年，英国应用的大型蒸汽机达到了321台，人类社会从此进入蒸汽时代，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工具向机器的转变。蒸汽机开动时的巨大震动和强大动力，只有铁制机器才可能承受，而铁制机器的高精度和高强度要求使手工不可能制造，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这就产生了工作母机--车床等。机器制造需要大量的钢铁，促使炼铁工业迅速发展，加之焦炭炼铁法的发明，生铁产量成倍增长，钢的生产也从18世纪起步。1740年英国生铁产量不足2万吨，到1860年左右便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冶炼钢铁和开动蒸汽机需要大量的煤，而英国恰恰又是煤藏量丰富的国家，采煤业有很好基础。1700年英国煤产量为260万吨，1795年则几乎是它的四倍，突破了千万吨大关。英国还率先将美国人富兰克林发明的汽船广泛应用，使河运和海运进入一个新时代。而1814年史蒂芬森发明蒸汽机车，则将英国带入了铁路时代，完成陆路运输革命。

从棉纺业革新到铁路时代到来，英国工业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在这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英国的钢铁产量，1852年为270万吨，是一百年前的120倍；原煤产量1860年达到1亿吨，是一个世纪前的25倍；出口总值1850年达到1.8亿英镑，是一个世纪前的100倍左右。

历史似乎特别青睐这个岛国，让它在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上遥遥领先。对英国为什么崛起，学术争论似乎永无休止。其实用任何单一原因作出解释都是片面的。应该说，一切有利的因素和优势在英国集合起来了，并很好地发挥了作用。在18世纪英国焕发勃勃生机的年代里，只有一件事令它颇感挫折，那就是海外殖民地北美十三州独立，宣告第一英帝国的终结。这是不是预示着辉煌时代即将来临时，也隐含着某些不协调因素呢？ 19世纪的极度辉煌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英国的强盛总出现在女王时代。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英国崛起为欧洲强国。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虽然国王的统治在英国只是一种象征，但表面传统刻板而骨子里前卫的英国人却乐于用"维多利亚（意为"胜利"）时代"来称呼这一时期。维多利亚在位64年（1837-1901年），是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王之一，其"盛世"景象足以令全世界瞠目。

1851年夏天，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里金碧辉煌的拱形水晶宫举行。博览会开馆近两个月，参观者川流不息，据说每天有10万人光临。馆中陈列了欧洲各国琳琅满目的展品，但更显示了英国在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优势，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伦敦在1862年人口达到280万，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世界的经济心脏。恩格斯曾这样描述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之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1851年至1881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从5.23亿英镑上升到10.51亿英镑，三十年里又翻了一倍！ 质优价廉的英国机器制造品几乎毫无阻挡地向世界市场推进。1870年，英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棉织品、毛织品、机器，这些来自英国的工业产品，以及来自英属各殖民地的工业原材料、粮食，充斥着整个世界市场。英国也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历史悠久的英格兰银行成了"银行的银行"，伦敦的金融老板打个喷嚏，足以让世界金融市场晃动。英国银行在全世界开设的分行，1910年达到5500家以上。英国对外投资也居世界第一位。1913年，英国输出资本40亿英镑，占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每年对外投资的收入都在1亿英镑以上，是全部外贸利润的5倍多。

第50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1)

1887年6月，伦敦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这里，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大庆，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隆重举行。雍容华贵的女王，乘着精心装扮的彩车，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出席盛典，眼前是狂欢如醉的人山人海，左右簇拥着显贵政要，身后紧随着各国来宾，整个伦敦是一片鲜花和欢乐的海洋。

女王在位60周年的庆典更为狂热。当威仪万端的女王驾临圣保罗大教堂时，万民欢呼，山摇地动，似乎在向世界展示着大英帝国的威严和力量。在此前后的大英帝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拥有的殖民地达335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其本土面积的近140倍；殖民地总人口将近4亿，相当于本土人口的10倍。大英帝国的领土遍及东西两个半球，分布于除南极以外的世界六大洲，自称"日不落帝国"。

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

殖民帝国的体制性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分得许多战果，帝国版图又有扩大。至1931年英联邦成立前夕，英国共有各类殖民地59块，348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3.2%；殖民地人口4.6亿，加上母邦居民，超过了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占西欧列强侵占的殖民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

英国的殖民地大致包括三类。第一类是若干白人自治领，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爱尔兰和纽芬兰。这些自治领要么国民主要是欧裔白人，要么白人居于统治地位。英国国王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命总督来行使象征性权力，其立法和行政机构从当地白人中产生。它们有独立的内政，建立责任制政府，只在外交上听从英王号令。毫无疑问，这些白人自治领最有离心倾向，正是它们迫使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第二类是直辖殖民地，包括一些殖民据点，以及被英国完全征服的国家，如印度、直布罗陀、香港等。性质相近的还有所谓保护领，如非洲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第三类是保护国，这些地方仍由当地人执掌国家内政，但在军事上接受英国的"保护"即控制，外交权也属于英国，如亚洲的马来联邦和文莱等国。

在帝国之外，英国也施展着自己的影响。如在亚洲的中国，英国到处建立租界，圈划势力范围。全世界的海面上也无处不游弋着悬挂"米"字旗的英国海军舰艇。列宁说："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处在这个资本的魔掌之中，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英国资本用千百条绳索缠住。" 拥有这么宽的版图，英国人自然志得意满。在他们眼中，好像整个世界都是英国人的天下。当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话，表露了这一傲然心态："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粮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木板生产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牧着我们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放牧着我们的牛群；秘鲁运输给我们白银；黄金则从南美和澳大利亚运至伦敦；印度和中国替我们种植茶叶；在东西印度扩大了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园；而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各国是我们的菜园地；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分布在美国的南方，而现在则差不多扩展到地球上各个热带地区了。" 英国能把这么宽广的土地牢牢地置于股掌之中，肯定有其经营之道，它所倡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当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19世纪执政的英国两党，自由党自然以自由主义为己任，保守党也在向自由政策转变。针对殖民地，自由政策的核心是自由贸易，其实质就是取消任何商业限制和垄断，将英国的廉价工业品推向殖民地的广大市场。这一政策的要害在于表面上的公平交易取代了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使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经济剥削变得十分隐蔽，从而钝化了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感情绪，并且还有助于激发他们模仿和移植欧洲文明的兴趣。英国热衷于在一些重要殖民地如印度大搞"建设"，也在客观上加快了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又有利于安抚殖民地人心。

第51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2)

但这一庞大殖民帝国也包含着多种隐性和公开的体制性矛盾，无法消解。英国与各白人自治领之间的矛盾，隐蔽性较强。虽然两者在政治上有一种宗主与附属的关系，但自治领中的白人民众，均来自自由和民主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母国，他们不认为自己比母邦人低下，而要求享受同样平等的权利。而且他们作为移民，原本就是不满足于母国的种种束缚，为追求自由平等和发展而离开故乡，因此更富于挑战性和斗争性。他们初入殖民地时，势力弱小，立足未稳，还需要母国的保护和支持；但当根基扎牢、羽翼丰满时，他们就不会满足于这种附属地位，就会要求自治甚至独立。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要求就会迅速上升为行动，隐性的矛盾就会转化为公开的冲突。这是殖民体系的最大隐患之一。事实上，后来英国殖民帝国的瓦解，首先就是从这些自治领获取独立的国际地位开始的。

英国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是尖锐的。一方面，殖民统治者对殖民地的搜刮，造成了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灾难，因而反抗殖民统治的情绪和运动始终存在。虽然英国当局在各殖民地注重开发，并非一味地掠夺资源，但其剥削实质并不能因此而被掩盖。另一方面，殖民统治还表现为一种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几乎没有哪个民族愿意接受和容忍外来种族的统治，因此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当殖民地人民力量弱小时，他们的反抗尚难以动摇殖民统治；但一旦时机成熟，即双方力量对比发生转化，或形成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舆论时，殖民地挣脱宗主国的控制便只是时日问题了。因此，殖民帝国建立的那一天，就注定了它必将死亡的命运。不单是英帝国，其他西方殖民帝国也都是这样。

庞大殖民帝国的建立，还隐藏着一种经济隐患。那就是，当广大殖民地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母国时，人们的目光更会盯住这一既快捷又顺当的途径，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受到冲击。前述西班牙帝国是这样，19世纪后期的英国也是这样。当来自殖民地的收益无限扩大时，导致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内生产不再像以往那样受重视，于是出现停滞甚至衰退。这样，昔日郁郁葱葱的英格兰田园，现在任其荒芜；昔日机器轰鸣、浓烟蔽日的工业城镇，如今残败破落。当一个国家的发展失去了本国生产基础时，它的繁荣还能维持多久呢？ 创新和进取精神逐渐消退 19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西方。然而，曾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急先锋的英国人却几乎无动于衷，他们的眼光仍在盯着不断扩大的殖民地版图。美德法等国采用新技术而出现的日新月异现象，英国人似乎不屑一顾。他们太满足于"世界工厂"的昔日荣耀了，太满足于殖民地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了，以至于面对新工业浪潮的冲击麻木不仁。在他们看来，有那么广阔的销售市场，有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何愁旧机器生产的产品没有出路，不更新设备照样能获取丰厚利润。因此，此时的英国，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都不再对工业化进程继续保持兴趣和热情，结果，造成英国经济结构陈旧，机器老化，生产方法落后。在那些资产阶层眼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既要投入大量资金，又要呕心沥血，冒着风险，哪有投资殖民地获得现存财富那样轻松快捷！为了满足资产者这一需要，英国政府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和财力放到海外扩张和殖民地经营上。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英国经济发展速度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里明显放慢，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工业产量从世界第一降为欧洲第二。

这时候，德美等国新开发的技术产品到处排挤和替代英国货。19世纪后半期，德国的科技成果比英国多了一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业技术即汽车、电力、化学等工业部门中，很难觅见英国产品踪影。17、18世纪英国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到这时差不多荡然无存，出现了所谓"企业家精神丧失"。许多企业家族在历经三代以后，不再愿意冒险，而是转向贵族生活，颇有16、17世纪城市商人家族之遗风，那时的商人在城市发迹三代后，又常常购买地产回到农村居住。丧失创新精神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1880年，当英国殖民扩张处于高潮，大片市场落入英国人之手时，英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率反而被美法德俄等国超过！英国人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有相当大部分是由外国人制造的。

第52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3)

纵向比较，英国的工业生产也呈下落趋势，工业增长率不断降低。1820年后，英国工业年增长率长期维持在3%以上，但在1880年却下降为2%，1890年更下降为1%；对工业的投资率也由1850年的将近8%，下降为1914年的不到5%。在对外贸易中，出口增长缓慢，进口却急剧增加。1880年后的十余年里，进口额的增长竟比出口额增长大了7倍，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反倒成了外国工业品的销售大市场。

更严重的是英国人还没有从这种严峻的现实中惊醒过来，他们总是为日不落帝国大厦耀眼的光彩所炫目。因此，与美利坚和德意志等民族所勃发的创新精神相反，19世纪后期的英国逐渐沉积了一种讳言进取的病症，这是导致它日后变化迟滞、积重难返的深层原因之一。

自由主义的双面刃作用 英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老家。1215年，贵族、教士、市民等社会阶层联合，迫使国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从此"自由"精神便成为民众追求的目标。虽然从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到17世纪重商主义盛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但18世纪后期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最终竖起了"自由"大旗。生产上的"自由放任"，商业上的"自由贸易"，行为自由的"经济人"，是自由经济精神的具体化。而实现经济自由的前提，首先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自由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人人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

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在英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两大执政党都以自由主义作为旗帜。这时，辉格党已实现了向自由党的转变，自由主义学说及政策被运用于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它比较关心工人的政治权利，进行以普选权改革为核心的议会改革，以及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等。保守党本来是坚决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这时它反倒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旗手。它对社会改革颇为热心，通过《公共卫生法》、《工人住宅法》、《工厂与工作场所法》等直接与工人福利相关的法案。19世纪后期出现的改革还有文官制度改革、军队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这些在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改革，表明英国正在由贵族政治社会向现代民主政治社会转变，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自由主义运动虽然有利于社会进步，但并非医治政治经济顽症的良方。当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提出时，必定引起统治层的混乱与反对，从而导致更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譬如，当时反对普选权改革的主要力量就在自由党内，即旧辉格党人不愿让工人阶级取得选举权，说工人是"贪婪、无知、醉酒"的人，是"冲动而不计后果的狂暴之徒"，结果促使工人运动风暴再次出现。同时，工人阶级也可以通过自由主义运动来壮大自身力量，组织工会，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改变资产阶级对政治的垄断。后来作为主要执政党之一的工党，就是在19世纪末工人运动的高潮中，于1900年正式产生的。此外，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资产者对在国内投资颇有顾虑，因而把目光转向海外，从而影响对国内生产和经济的投入。而奉行自由经济政策，政府也就无权干涉私人企业的生产运行规模和经营方向。哪怕是工厂主仍用陈旧机器生产老式产品"自由地"占领殖民地市场，国家也只能听之任之。

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时也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竞争。19世纪后期，德国、日本等运用国家力量组织生产要素，使经济成倍地增长；而奉行"自由"经济制度的英国则只能听任企业自生自灭，生产"自由"地调整。德国等国还推行国家保护主义，实施关税壁垒政策，抵制外国商品，使英国等老牌国家的产品无法"自由地"进入；而它们的产品在理论上却可"自由"地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又为英国自身制造了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绅士风度"的扭曲性张扬 英国社会中流行的"绅士病"，常为人们所诟病。它其实也是19世纪后期逐渐成形的。绅士文化的源头，可溯之于17世纪。此前的英国人还在为稻粱谋，饥肠辘辘之下谈不上刻意修养和做派。但随着英国的崛起，如何打造人生便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思想巨子洛克曾作《教育漫话》，专门讨论如何将人培养成谦谦君子，自此之后，绅士教育就成了英国特色的教育目标，人们在实施或接受教育时，逐渐以"绅士风度"来作为言行规范。

第53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4)

但到19世纪后期，社会生活中的"绅士"风度开始扭曲，出现了颇为变味的一些特征：一是奢靡娱戏，玩物丧志；二曰专注自身，无视他人；三为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很显然，这几个特征更多的是体现负面印象。因此，所谓"绅士风度"的铸就，其实就是保守自大痼疾的形成。这是导致英国锐气日减、暮气日重的基本原因。

由于殖民地利润的不断输入，越来越多的人员离开了生产部门，成为靠"剪息票"分红的食利者阶层。到20世纪初，英国无所事事的食利者达到100万人。他们终日寻欢作乐，骄奢淫逸，而且还要大批人员为他们服务，其时，光在私人家庭当婢仆的就达120万人，占具有劳动能力人数的八分之一。

这时的英国社会，弥漫着种种极为糜烂的生活风气，最典型的就是猎狐、赛马、打高尔夫球。为了猎狐，常常毁坏许多作物，良田变成了猎场。为了猎狐，又需要很好的良种马，于是酷爱赛马又成为时尚。是否拥有名贵的马，反过来又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当时有画家说，有的绅士宁愿用50个钱币来画自己的马，也不愿出十几个钱币来描画自己的夫人。有的议员开会时还念念不忘参加狩猎。一个勋爵在议会开完会后，居然连夜骑马赶回庄园，以免影响第二天的狩猎。此人养有猎犬达30只之多，每年花费不下5000英镑。

英国人玩乐的兴趣，还不局限于本岛，玩乐的花样也无所不有。当时有美国人这么写："英国人似乎具有比其他任何国家人更充沛的精力。他们击拳、跑步、打枪、骑马、划船、航海从北极到南极。他们吃、喝，在露天下欢快地生活，用一阵酣睡隔开一天和另一天。他们以尽快的速度走路和骑马，头向前倾，似乎有什么急事在催赶。每个有身份的英国人，只要一学会开枪，就以打猎为能事。他们是世界上最贪得无厌的猎手。一到季节，英国贵族就出外到乡间，去打猎，去捉鱼。身强力壮的就跑出海岛，去欧洲，去美洲，去亚洲，去非洲和澳洲，去发疯地狩猎，用枪，用陷阱，用渔叉，用套索，放狗，骑马，骑象，骑骆驼，去猎取自然界的一切野生动物。" 那些贵族们，不仅没能对国家的事业做出贡献，反而带来了对社会有害的种种不良时尚。他们追逐声色犬马，追求悠闲舒逸，自恃血统和门第，自以为高贵优雅，气度不俗，待人傲慢矜持。他们嘲弄繁杂吵闹烟雾弥漫的城镇工业区，鄙夷为生计或金钱奔忙的实业阶层。由他们造成的这种浮华不实的风气，反倒成了19世纪英国大众的价值取向。那些暴富发家的工商巨子，也纷纷以这种生活方式为模仿样板，常常在事业腾达之时急流勇退，将在工商实业赚来的大笔财富投到猎场和田庄，而进取心和创造力则被磨蚀，节俭廉朴的美德日见削减。

英国人的优越感倒不是看不起别人，而是不在乎别人。他们自以为守住了一方天下，因而不再愿意和其他国家竞争。"光荣孤立"政策实行后，更强化了英国绅士"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别人所做的事，哪怕就在眼底下，他也认为与己无关，无暇顾盼，一心一意专注于自己。曾有美国人评价说：在英国人那里，"每个人都不计及旁边的人，而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走路、吃喝、穿衣、打手势。他确是在忙于自己的事而没有去想到旁人。在这个有教养的国家里，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方便。这个岛国的居民每个人自己也成了一个岛，安全、宁静、不通声气"。由于只是自顾自盼，当然也就难以看见别人的进步了。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尺子去度量别人的步伐，甚至还用别人过去的尺子去度量别人现在的步伐。

19世纪后期的英吉利民族就是这样，他们津津乐道于绅士做派，向往着贵族式生活，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种向上看的风气，所谓下层模仿中层，中层则追随上层。传统成了评判新生事物的标准。四平八稳，老成持重，循规蹈矩，温文尔雅，成为评判人的标准，也成了民族特有性格。附庸风雅、矫揉造作，成了所谓"上流社会"人物的通病。据说有个英国制造商，收到美国友人关于科学经营的书，不屑一顾，回赠对方一本拉丁文诗集，以显示自己"高雅"不俗的气度。但是，就是在英国贵族的这种所谓自得和矜持之中，国际局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英国人贵族式的生活面临着外部力量的强烈挑战。

第54节：二、鼎盛期潜伏的危险因素(5)

国际格局变动和德国挑战 拥有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当然会以守成作为自己的本业；谦谦风度的绅士希望永远能过平静生活，希望能在慵懒安逸的状态中度日，这看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但世界是变化的。当英国人沉浸于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时，美国和德国等国急起直追，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

这种变化从以下数据中可见一斑：1880至1890年，英国经济年增长率是2.9%，德国为2.9%，美国则有4.1%；1890至1900年，英国3.4%，德国3.4%，美国为3.8%；1900至1913年，英国1.5%，德国3.0%，美国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额中40%以上是英国的，1899年只有32%；同期德国则从19.3%上升为22.2%，美国从2.8%上升为11.2%；1913年，三国所占份额分别是：英国29.9%，德国26.4%，美国12.6%。英国在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32%，降为1913年的14%；同期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降为15%。国际经济格局变动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重要性日减，而德国、美国的经济地位上升极快。

随着经济变化，国际政治格局也在变动。老牌的西方强国有英国和法国，新起的大国则有德国、美国、俄国、奥匈、意大利、日本等。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也因利益关系变化而不断分化组合，在欧洲先后出现了"三皇同盟"、"三国同盟"等国际性结盟。这也意味着英国在世界的绝对优势地位正在下落。

觊觎英帝国地位的大有人在。向大英帝国发起最猛烈挑战的是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从公元919年萨克森王朝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绝大部分时候德国都处在分裂状态。18世纪，德意志境内出现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为首的两大集团，且都有统一全德的雄心。1870年，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战争实现了全德统一，建立了真正的德意志帝国。

统一后的德国仅用了20年时间，就一跃而为欧洲经济强国。它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并且在化学、电气工业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最后30年，德国工业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化学工业跃居世界第一。是德国人发明了发电机，发明了平炉炼钢法，发明了煤气内燃机、汽油内燃机、柴油内燃机。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德国运用了政府的力量，并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新技术，从而少走了许多弯路，经济很快就实现了跨越和腾飞。同时，德国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性和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特别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尤其垂涎英国等老牌国家手中的广阔殖民地。

德国大诗人海涅曾经戏说，英国有海上优势，法俄有陆地力量，德国人只能在梦的天空中漫游。德国在经济上强大以后，宣称自己"缺乏空间"，"领土太小"，要求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德国人的挑战对象是世界头号强国英国，要求能与英国分享世界霸权。德国首相标洛夫曾毫无顾忌地挑衅说："如果英国想吃一个弱国盘子里的东西，那就应该让我们德国同他一起吃"。而英国外交大臣也公开表示："倘若德国主宰了大陆，那我们就会和别的国家一样不舒服"。因此，到19、20世纪之交，英德之间的矛盾成了欧洲列强间的主要矛盾。

对大陆政策的潜在危险 英国地处海岛，但与欧洲大陆仅相隔33公里海峡。它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对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一为"光荣孤立"，一为"均势外交"，常被人们所称道。但在实际上，这两项政策往往过于考虑短期利益，最终却造成了不利后果。

英国与最近的法国是宿敌，几百年来恩怨不断，在欧洲多次展开厮杀，在海外也进行多次争夺。在干涉法国大革命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国是欧洲反法同盟的核心。拿破仑被推翻后，英法逐渐成为盟友。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中，以英法为一方，以俄国为另一方，最后的结局是俄国求和。但在和谈桌上，法国却和俄国串通一气，与英国讨价还价，致使英国在战争中损失的人力财力得不到补偿。此后英国决定放弃与他国的结盟，转而采取"光荣孤立"政策，避免卷入国际纠纷，借以保持行动自由。但当原本与英国关系亲密的德国宣称要与英国分享霸权时，英国为了寻求盟友，又不得不放弃孤立政策，结果与以往的宿敌法国、近时的仇人俄国走到了一起，结成与德国集团相对抗的协约国集团。可以想见这一集团内部隙缝所潜在的不利因素。

第55节：三、两次大战：走向困境的英国(1)

英国对大陆采取"均势外交"，意在维持大陆各方力量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平衡，以便自己从中渔利。这一方针看似颇有心计，实际上却意味着危险：一方面是两边都不讨好，另一方面是难以把握均势之"度"，往往是扶法抑德则法强，扶德抑法则德强，而无论谁强都会对英国构成威胁。均势政策造成的最严重恶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出于抑法目的而扶持与纵容德国，最终无异于养虎为患，酿成大祸。

三、两次大战：走向困境的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元气大伤 从根本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主要国家之间各种矛盾的产物，是它们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的必然结果。英德矛盾是导致大战爆发的最主要矛盾。德国作为最强大的后起国家，当它崛起的时候，世界已被分割完毕，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求按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德国首相标洛夫宣称："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作为最发达老牌国家、占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国，自然是德国攻击的主要目标。因此，这次战争就是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与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的对抗。

英国人最初盲目乐观。天真的英国参谋总部曾错误地预测，世界大战将有四次战役即可了结，每次只需三天。英国政界也预料，至迟一年后，和平就可恢复。但战争进程远非英国人的如意算盘，四年的战争中英国及盟友打得相当艰苦。如果不是坐山观虎斗的美国中途对德宣战，加强了协约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很难说英法集团能具备战胜德奥集团的优势；如果不是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狂热好战的德皇政权，很难说战争还要推延多久。

大战以英国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从表面看，英国打败了德国，夺取了很大一笔财富，得到了一些新的殖民地。但战争给它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它所得。这种损失，既有直接的、显性的，也有间接的、隐性的。

首先是人员的大量伤亡。在战争中死亡的英国本籍军人达75万人，这在4000万总人口中决不是一个小比例。整个英帝国损失的人员不下300万。在一些重大战役中，英军伤亡之大令其国人不敢接受无情现实。如1916年松姆河战役第一天，英军在进攻中就死伤了6万多人。1917年伊普尔之战，英军浴血奋战半年最终夺得几平方英里土地，但却付出了牺牲30万人的代价。时人评论说，这种重大伤亡程度，"对于一个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在享受和平的民族来说，简直是难以理解的"；对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众多家庭来说，精神创伤是很难抹平的。

其次，英国是"赢得战争，输掉优势"。以海上力量为例，大战使英国失去了海上霸主地位。战争中，英国损失海事人员将近5万，商船损失800万吨，占总吨位三分之二。1920年，英国被迫放弃"双强标准"，即海军舰艇总吨位是任何两个次等大国之和，它长达二百多年的海上霸权从此丧失。

再次，英国在物质财富上也损失巨大。战争四年，英国军费开支达100多亿英镑，出口贸易锐减一半，出口额少于美国而退居世界第二位。进口额却大幅度增加，造成外贸巨额逆差，1918年达到8亿英镑。为应付战争开支和弥补贸易逆差，英国不得不变卖在海外的有价证券，并向美国举债。结果，战后的英国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到纽约。

更重要的是，战争还冲击了英国既有的社会秩序，也使不列颠民族的荣耀感几近崩溃，这种严重的心理后果意味着一种重大转折：战争从神圣和荣誉而变成残酷、野蛮和死亡的象征。英国人长期以来的豪迈感和自信心，被轰隆的枪炮声冲刷得一干二净。此后几十年里，英国国内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以及苟且偷安的心理日渐风行，并且再一次酿出苦果。

20年代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大战是英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争结束了，英国终于从喊杀声中喘过气来。但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战争带来的严重后遗症，却使英国长期在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中惶恐度日。虽然没有明显的外来威胁，但20年代的英国仿佛是一只风雨飘摇中的破船，混乱状况在从1688年以来的两百多年里还是第一次。

第56节：三、两次大战：走向困境的英国(2)

大战导致经济破败是引起社会动荡的最根本原因。战争中英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战后的英国通货膨胀，物价飞扬，英镑的购买力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政府被迫放弃英镑的金本位制。企业生产设备闲置，开工不足，传统工业生产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出口萎缩，失业人数剧增，1921年达到200万之多。战后初期的经济繁荣持续不到一年，英国便陷入经济危机，整个工业产量下降一半，受打击的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

最初的社会骚动是士兵复员问题。军人饱经战火磨难，战争结束了，他们理所当然地希望解甲归田。但政府依然沿袭战时思维，维持大量军队，延缓士兵复员进程。他们力图在手中掌握足够的兵力，用于镇压殖民地民族运动，并与苏俄作战，以解苏俄退出协约国阵营的心头之恨。政府还担心，久经战火熏陶的士兵回到民间，有可能成为反抗政府的重要力量。同时，大批士兵复员还会加重失业问题。军人们对政府的做法极为不满，驻扎在国内外的军队里，兵变、骚动、请愿，频频发生，最终迫使政府加快了军队复员工作。

由此，战争时期那种上下一心的局面已经过去，英国长期以来自诩的不列颠民族体出现了明显裂痕。这种裂痕还因战后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工作条件的恶化而日益扩大，结果战后十年便以工人大罢工为特征而载入史册。1919年，全英共爆发了1400多次罢工，总人数达260万。1926年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参加人数达400万，运输、铁路、矿山、建筑、印刷等部门都陷入瘫痪，英国的工业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随着社会骚动频发，内外矛盾激化，英国政局也动荡不定，政党纷争加剧，政府更迭频繁。在大战中维持的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联合政府，一俟大战结束便告破裂。保守党选择与自由党继续联合执政，但实则同床异梦。当保守党组织单一政府、力图实施保护关税政策以对付国内失业问题时，遭到自由党和工党的反对而威信大降。保守党又不想让自由党组阁，自由党便全力支持工党上台。1924年，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成立。这一事件看似平常，但它却成为英国政治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延续了250年之久的保守党（托利党）和自由党（辉格党）两党格局被打破，自由党的执政地位从此被工党所取代。不过，此时的工党早已不是工人利益的代表，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它与保守党或自由党的政府并无多大不同。由于找不到治国良方，工党政府也在短短几年间数度下台。

自酿苦酒：对德国的扶持与妥协 被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为何短短20年后又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为何能那么快恢复强国地位，并且搅动了欧洲现有秩序，最后铤而走险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战争的罪魁无疑是法西斯，但英国的纵容、妥协甚至扶持，是助长了德国气焰的，终至是自取其祸。

一战打破了欧洲大陆均势。德国打倒了，奥匈解体了，沙俄帝国消失了，法国俨然成了大陆强国。至于英国自身，虽然在大战中遭到了削弱，但在别的强国尚未兴起之时，仍旧具有谋求世界霸权的实力，并将重点放在欧洲。欧洲均势的破坏，不利于英国操纵大陆的局势，于是它继续执行以往的均势政策，只是内容从过去的扶法抑德，改变为扶德抑法。

结果，德国人却被扶植得过了头。英国炮制的道威斯计划，实际上成了德国恢复军事工业的起点。1925年的洛加诺会议，使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务理事，恢复了大国地位。当德国冒出狂人希特勒之后，条顿民族又变得桀骜不羁了。德国的再度雄起，使英国苦心经营的欧洲均势失去平衡；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使英国无力再造欧洲均势。在均势政策失效的情况下，英国又转而对德国采取妥协退让，企图以绥靖求和平，以安抚避战争。1935年，英国和希特勒德国单独秘密谈判，允许德国海军吨位可以达到英国的三分之一。1936年，英国听任西班牙民主政府被德意军队颠覆，听任希特勒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甚至还想把祸水东移苏联。然而德国人并不遵循英国人思维逻辑，它悍然发动了新的世界大战，并迅速将枪口对准英国。

第57节：三、两次大战：走向困境的英国(3)

从另一个角度说，英国扶德抑法作为均势政策的一种运用，对德妥协绥靖企图将祸水他引，虽然也可解释成一种策略，但实质上却是英国实力下落的一种反映，是自信心不足的一种表现，一种无奈的选择，并不像战前那种主动性的均势方略。由于国运中落，以及害怕战争灾难，英国国内的和平主义日渐抬头，对德绥靖妥协的政策符合其国内相当一批人的心态。君不见，1939年，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国时，机场居然聚集起了规模相当可观的欢迎人群。

张伯伦的慕尼黑绥靖实际上是英国对德长期错误政策的最高体现，导致了德国法西斯的胃口越来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军队在西欧大陆上风扫残云之后，英国也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威胁，吞食着自己种下的苦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苦斗 对于英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啻又是一场噩梦! 在反法西斯战线的主要参战国中，英国本土虽然不是主要战场，但它对法西斯作战的时间长度仅次于中国，它同美国一样，同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都正面交过手，直接打过几场恶战苦战。战争几乎耗竭了英国的全部实力和财富。

战争初期，德国忙于东线作战，无暇西顾，英法军队也几乎是按兵不动。这一"西线无战事"的现象，史家嘲弄为"奇怪的战争"。德国攻占波兰后，迅速将矛头西调。它采用闪电突袭战术，于1940年4、5月间迅速攻占或迫降了北欧西欧诸国。英法联军猝不及防，节节告退，演绎了在战争史上堪称奇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几日之内，33万英法军队渡过海峡，退回英国。虽然这次大撤退从道义上是无可厚非的，从战略上说也是成功的，但给英国军队及人民的心理打击是沉重的，并且预示着英国本土将要面临战争恶魔的降临。

半月之后，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向德国投降。至此，北起挪威南至西班牙的全部西欧海岸都已被德军控制，英伦陷入三面被围的困境。再放眼整个欧战形势，英国的处境就更危险了。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波兰以西的欧洲大陆，几乎全部控制在法西斯手中，只有瑞士等几个小国保持"中立"。整个欧洲战场，似乎整个欧洲大陆为一方，小小的英伦岛屿为另一方。什么叫做孤立无援，这时的英国政府和人民才有最深切的感受。那时苏联的态度相当暧昧，美国还在中立状态，罗斯福正在努力地说服国内的孤立主义者援助英国。

这整整一年的时间，曾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这个顽强坚韧的民族，危急时刻凸现了最伟大的品格。德意法西斯横行欧洲时，只有英国敢于与它们正面交锋；伦敦还成了各沦陷国流亡政府汇集的场所，成了支持各国人民抵抗法西斯运动的堡垒。当希特勒一次次抛来"和平建议"，希望和英国结好的时候，每次都遭到了丘吉尔政府的坚决拒绝。

为坚持正义，英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940年8月，德国空军发动大规模空袭，著名的"不列颠之战"开始。空战持续了9个月，德军飞机向英国投下6万吨炸弹，炸死居民8万多人，炸毁建筑物100多万栋。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考文垂、伯明翰等重要城市，是德军轰炸的主要目标。空战中，英军损失飞机915架，德军损失1700多架。不列颠军民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劳苦、眼泪和血汗"保卫着祖国。与此同时，英国军队还在非洲与意大利军队展开激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后，苏联成为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对手。苏德战争爆发的当晚，英国首相丘吉尔立即发表演说，明确表示要支持苏联。这个自称"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宣布"俄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苏德战争的爆发，也改变了英国长期孤军作战的局面，缓解了英国的困境。不久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很快形成。英军乘着这一时机，在东非消灭了30万意军，并在阿拉曼战役中将德军"沙漠之狐"隆美尔赶出利比亚，扭转了北非战局。随后又会同美军发起攻势，迫使德意联军投降，结束了北非战事。

第58节：四、白人自治领的离心倾向(1)

东方战场上，英军却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连连失利。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又攻击香港，开始抢夺英属东南亚殖民地。不到两周，港英军队全部投降。一个月后，日军占领马来半岛全境。再过半个月，新加坡10万英军向日军投降。新加坡失陷，震动了英国上下，丘吉尔惊呼这是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灾祸。1942年5月，英军又丢了缅甸，退入印度。在海上较量中，英国海军也屡遭重创，损失了航空母舰、大型主力舰等众多舰只，还丢失了大部分海岛。东南亚大败退，丢尽了英国政府和军队的脸面。

在西线，北非战事结束后，英国参与的大规模战役还有两次。一是与美军联合，发起西西里登陆战和意大利南部登陆战，迫使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下台。另一次是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战，美英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在第二战场开辟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是拖延了时间的。这当然归结于战争的前几阶段中，英国的伤亡和损失极大，有种想喘口气的考虑。第二战场开辟后，盟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从东西两个方向迅速推进到柏林城下，消灭了德国法西斯政权。其后，在东方战场日军必败的局势下，英军也在东南亚向日军发起地区性的反攻。

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而作为同盟主要大国之一的英国，其实力又一次遭到严重削弱，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英国的人力财力损失特别巨大。战争使英国丧失了将近100万人，近30万英军战死，耗费了200多亿英镑，花光了大部分的黄金和美元储备，1945年，英国的外债达到35亿美元，国内公债1946年猛增到200多亿英镑。过去一向号称海上霸主的英国，已从曾经的"双强标准"，降为现在只能勉为其难地维持"半强标准"，它统治海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四、白人自治领的离心倾向

在与外部强敌苦苦相斗之时，大英帝国内部也危机频生。这种危机根源于殖民体系的体制性矛盾。最先发难的是各白人自治领，即爱尔兰、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战之后，各白人自治领相继获得主权地位，英帝国演变成英联邦，帝国大厦发生了动摇。

爱尔兰问题 爱尔兰问题溯源于中世纪。1171年，爱尔兰各路诸侯正式承认英格兰国王为名义上的君主。在以后很长时期里，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基本是：虽归属英国，但反抗不断。17世纪中叶，克伦威尔镇压了爱尔兰反英大起义，将整个爱尔兰完全置于英国统治之下。1801年，英国正式吞并爱尔兰，其全称也变成"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爱尔兰经济凋敝，刚刚起步的工业也走向衰落，百姓生活极为痛苦。1845年后连年发生的马铃薯病害，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夺去了150万人的性命，更多的人背井离乡，远走北美。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是19世纪欧洲著名事件之一，当时爱尔兰流行一句话说，"上帝降下了马铃薯枯萎病，而英国却造成饥荒"。就是说，大饥荒也是英国造成的"人祸"。

19世纪60年代后，爱尔兰人争取独立、争取自治和收回土地的斗争此起彼伏。最初，英国当局还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几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方案。一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将爱尔兰自治问题搁置起来。而爱尔兰人民并不以自治为满足。1905年建立的新芬党，主张爱尔兰脱离英国而独立。一战期间，爱尔兰民族运动进一步高涨。1916年爆发复活节大起义后，爱尔兰反英斗争进入新阶段。1920年，英国实行恐怖政策，向爱尔兰派出特种部队"黑斑队"。1921年，英国政府被迫签订《英爱条约》，允许爱尔兰南部26个郡成为"自由邦"。1937年，爱尔兰成为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二战期间，作为英联邦成员的爱尔兰，没有参加英国方面作战，而是始终保持中立。二战结束后，爱尔兰脱离英联邦的愿望更加强烈。1948年，爱尔兰共和国正式独立，并脱离英联邦。

此后还有北爱尔兰问题困扰英国。北爱尔兰问题是宗教纷争所引起，最后上升为民族问题。在北爱尔兰人口中，天主教徒占了三分之一，而在英国法律中，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明显低于新教徒，这就人为地制造了隔阂和矛盾。60年代后，北爱尔兰人一次次掀起斗争高潮。1972年伦敦德里惨案之后，英国曾一度对北爱尔兰实行直接统治，但仍无助于事态平息。在各种固有矛盾不断激化情况下，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也日益频繁，恶化了紧张局势。虽然北爱尔兰局势现已有所缓和，但它仍是英国肌体上一块不愿割去但又难以治愈的疤痕。

第59节：四、白人自治领的离心倾向(2)

与南非的恩怨 在南非最早建立殖民地的西方人是荷兰人。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些雇员占领好望角一带，随后荷兰布尔农民接踵而至。1785年，英国人在南非建立第一个基地。1795年和1806年，英军曾两次攻占开普敦。1814年，英国扶持的荷兰国王奥兰治，以获得600万英镑出让费为代价，将南非统治权永远给了英国。而南非的布尔人不愿接受英国人统治，从1836年开始向北和向东大迁徙，先后建立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小国。英国势力也紧随其后向北发展，两者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不能相互容忍的地步。

1870年后，在奥兰治和德兰士瓦相继发现了大型金矿和金刚石矿。开采金和金刚石使英国人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正是南非黄金的大量涌入，才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金融家在南非建立了一批大公司，垄断开采活动。但这些金矿和金刚石矿都位于布尔人统治区，英国资本家总感到利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占领两个布尔国家的呼声日高。这样，在19、20世纪之交爆发了两次英布战争。这场战争曾被列宁称为最早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一，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以布尔人失败而告终。但英国人主动放下胜利者姿态，转而笼络布尔人，在布尔人中培植铁杆亲英分子。1902年成立南非联邦，其地位是英帝国的海外白人自治领，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类似。

南非联邦成立后，布尔人中的亲英派长期执掌政权。他们与英国资本有密切的联系，声称为了布尔人利益，必须与英国人和解友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南非对英国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军队参加非洲作战，每年除了50万英镑军费外，还向英国海军捐献8万英镑。战后，南非社会矛盾激化，布尔人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于1924年在选举中获胜，第一次执掌南非政权。但由于英国的势力仍很强大，布尔人政权最终被英国政府和亲英派所取代。二战期间，南非和英国的关系发展到最热点。亲英派的南非政权向英国提供了大量战争物资，并成为英国海军基地。南非还直接派军队加入同盟国方面作战。

但战争结果却使两国关系发生了逆转。一方面，南非在战时加快了加工工业、军事工业和农业等部门的发展，其丰富的矿藏也得到了广泛开发，尤其是新发现和开采了奥兰治金矿，南非开始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另一方面，英国则因战争而财尽民疲，经济停滞，国内焦头烂额，哪里还顾得上南非？这就为布尔民族主义者战胜亲英派提供了机会。1948年，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成立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府。从此南非开始脱离英国，事实上取得"独立"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反英措施，如禁止英国移民入境，取消英国国旗国歌，不准用英语唱南非国歌，取消公文上端"为女王陛下效劳"字样等。1961年，退出英联邦，割断同英国的最后一丝政治联系，正式成立南非共和国。

后来的南非长期奉行种族主义政策，为国际社会所不齿。而英国不愿放弃在南非的巨大利益，因而对南非的态度极为暧昧，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英国势力衰弱的一种体现。90年代，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宣告结束，作为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成为新国家的主人，和平、平等、民主的新南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赞赏。在南非具有传统利益的英国，也进一步加强了同新南非的广泛合作。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立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于1768年、1820年和184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由于版图辽阔，资源丰富，它们都是英帝国重点控制的对象。其主要做法是，鼓励并组织向这些地方移民，使白人移民超过原住民人口。这种移民拓殖政策，将这些殖民地逐渐变成了英国工业的附庸。然而，随着白人移民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社会势力也不断加强，因而不愿意屈就附从地位。通过长期斗争，这些殖民地相继摆脱英国人直接统治，走上民族自立道路。这条道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从殖民地演变成自治领；第二步则是取得与英国母邦"平等"的地位。

第60节：五、殖民帝国土崩瓦解(1)

最先成为自治领的是加拿大。1867年，加拿大几块英属殖民地担心美国北扩，正式成立联邦性质的加拿大自治领。自治领行政权属内阁，立法权在议会和英王手中。总督代表女王，能同意或否决加拿大议会的法案，还可以上奏女王，由她决定。因此加拿大名为自治，但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英国控制之下。加拿大自治领制度的确立，对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澳大利亚是18世纪后期由英国航海家库克发现的。最初为英国罪犯的流放地，1820年后转变为英国殖民地。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民族主义逐渐形成，"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口号越来越深入人心。摆脱英国的直接统治，几乎是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共识："这块南方的广大土地，居然仍旧由世界那一边的一个国家统治着，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独立之风吹遍了整个澳洲。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同意澳大利亚自治。1901年，澳大利亚自治领正式成立。作为自治领，澳大利亚接受英王派出的总督的统治，但在宪法上享有独立国家的权利，甚至还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和托管地。

新西兰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人镇压了土著毛利人的多次起义。随着移民不断涌入，白人逐渐构成了新西兰人口的大多数。1907年，新西兰由殖民地上升为自治领。

在较长时期里，这些白人自治领与英国保持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外交上也追随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们都跟随英国参加了战争，派出了相当数量的军队，也提供了大量战争物资。但也是由于战争，它们在帝国的发言权增大了。巴黎和会上，这几个自治领都以双重身份参加会议，既是独立的谈判者，是"具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即较小国家）的直接代表，同时也是英国的代表，是英帝国小组委员会成员，它们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并都是国际联盟成员国。

一战之后，自治领与英国的矛盾激化。在1923年帝国会议上，它们要求在帝国范围内享有与英国本土同等的权利，如贸易优惠权等。1926年的帝国会议，承认自治领在内政外交上拥有完全独立地位，有权同外国谈判并签约；自治领同宗主国的关系，只是靠"共同忠诚英王陛下"这一信条而连接在英帝国内。1931年英国议会"威斯敏斯特法案"，批准了帝国会议上述决议。从此各白人自治领取得了在法律上与英国平等的地位。此后，联合王国与自治领组成英联邦。

当然，自治领与母国还是有割不断的天然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自治领都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它们的参战为英国减轻了战争压力，但也为自己争得了与英国博弈的资本。特别是随着英国势力的衰弱，自治领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强。而英国防务能力的减弱，又促使自治领改变防务合作对象。从二战期间开始，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把自己的防务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甚至还同美国签订《安全条约》，英国对此鞭长莫及。

五、殖民帝国土崩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时代潮流，空前高涨，英属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迅速土崩瓦解，殖民大厦轰然坍塌。当代研究者认为，促使殖民地产生对英离心倾向的因素还包括：二战初期英军的溃退，表明英帝国已相当脆弱，难以为殖民地带来安全保护，削弱了帝国的凝聚力。英国为争取殖民地人民参战，曾许下种种诺言，战后需要兑现。而战争中盟国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有利于殖民地人民觉醒。战争还使殖民地不少人士成长为民族主义领袖，他们领导了战后的独立运动。此外，战后美苏等大国对殖民主义没有好感，也造成了不利于殖民帝国延续的国际环境。

谁宰了英帝国？ 曾有西方学者在《谁宰了英帝国》一书中，称以人而论，印度的甘地是第一人。那么以国家而论，印度独立是对英帝国的第一致命打击，印度是第一个瓦解英帝国的国家了。

印度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早在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主要从事以印度为重点的东方贸易活动。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扩张异常活跃，18世纪中期，在长期较量之后，英国人将法国人彻底赶出印度。经过近一个世纪侵略，英国人完成了对印度全境的征服。1857年印度爆发全民族大起义，至1859年被镇压。起义迫使英国人开始改变统治手法。以英国在印度的区区十几万人，去控制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用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和掠夺政治肯定是行不通的，起义爆发加快了英国统治集团在这一问题上的转变。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由女王实行直接统治，印度总督代表女王进行管理。同时，女王声称要尊重印度各土邦王公的权力与荣誉，这就促使王公贵族们心甘情愿地窝在英国人卵翼之下。后来英国又允许一部分印度人参与立法，笼络那些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1877年，英国女王称印度女皇，正式成为这个直属殖民地的国家元首。印度被称为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英国对印度的掠夺，有人曾这样形容："像海绵一样，从恒河边上吸取财富，又挤出来倒在泰晤士河里"。

第61节：五、殖民帝国土崩瓦解(2)

印度人民的反抗一天也没停止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推向了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将印度带入战争，引起了印度人民不满；而英国又拒绝印度人民的独立要求，更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愤怒。战争中印度反英情绪浓厚，许多人不愿为英帝国打仗，甚至站在日本侵略者一边反对英国统治。1942年，甘地提出了英国立即"退出印度"的口号，并要求英国交出政权。

二战结束后，印度经济困难，物价飞涨，饥荒蔓延，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反英情绪更为强烈。而殖民当局又驱使印度军队参与镇压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感。全国到处是罢工、游行示威，士兵们甚至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时候英国政府感觉到，印度的独立运动已经具有全民性，英国"不能把过去的公式应用于目前的形势"。但英国当局又蓄意制造混乱，挑起矛盾，致使1946至1947年间印度的局势极为动荡，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纷争残杀，使英国殖民当局已无法控制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新任英国印度总督蒙巴顿不得已抛出了"印巴分治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印度按居民宗教信仰，分成印度教的印度斯坦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国家。1947年8月14日和15日两国分别独立，英国从此结束了对印度的直接统治。印度仍留在英联邦内，巴基斯坦则于1972年退出英联邦，割断了与英国的任何联系。

印巴分获独立，对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斗争是一大鼓舞，从而加速了英帝国的衰落和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如果把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比作多米诺骨牌倒下的话，那么印度就是那第一块倒下的"骨牌"。

东南亚和西亚独立 紧随印度，是东南亚英属殖民地掀起的民族独立浪潮。英国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不得不放弃对缅甸和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缅甸全境于1886年被英国人征服，沦为英国完全的殖民地，由其直接统治。二战期间，缅甸被日军占领。1945年5月，缅甸人民武装配合盟军，将日军赶出了国土。而英国则企图重新恢复对缅甸的统治，诱使缅甸抗日军队交出武装，其殖民统治反而得到加强。缅甸人民当然不甘心重新沦为殖民地，各地爆发了空前的反英运动，缅甸上空到处回荡着"撤出英国占领军"的口号。在这种局势之下，英国统治集团开始反思对缅甸的统治政策，感到可能要对缅甸做出比对印度更大的让步。但在与缅甸民族力量谈判的过程中，英国当局又出尔反尔，甚至使出了卑劣手段，策划暗杀了缅甸临时政府的官员，并增调军队开赴缅甸。这种行径更激化了缅甸人民的反抗情绪。在巨大压力下，英国政府与缅甸新政府签订英缅条约，同意缅甸独立。当时《泰晤士报》的记者披露了英国官员当时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哀叹允许缅甸独立是英国的唯一选择。1948年初，缅甸宣告成立，并退出英联邦。

马来亚在1824年后逐渐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在马来亚全面溃退。1945年马来亚人民武装力量赶走了日本人，在各地建立了人民政权。9月，英军25万人重返马来半岛。马来亚生产锡和橡胶，英国自然不愿意放弃这样一块宝地。英军登陆后，诱使马来亚共产党交出武装，解散政权和军队。1946年1月，英国宣布将新加坡分出作为直辖殖民地。新、马分治，目的显然是要切断马来亚各地区间反英斗争的联系。1948年2月，英国宣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此后，英军与马共游击队的战争进行了10年之久。1957年，英国同意"马来亚联合邦"在英联邦内独立。1963年，马来亚与新加坡、沙捞越、沙巴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共和国。

西亚以及印度洋上的英属殖民地，也在战后纷纷独立，但延续的时间比较长，较早的如约旦，独立于战后初期，较晚的则有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等，直到70年代初才涌现为民族国家。

英属黑非洲觉醒 在19世纪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狂潮中，英国实现了"二C计划"，将其控制的殖民地从非洲北部的开罗（Cairo）一直延伸到非洲最南端的开普敦（Cape Town）。与其他列强相比，英国占领的非洲殖民地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二战结束后，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很快丧失，因而决心维持其非洲殖民帝国。英国报纸称"非洲是一个无尽的宝藏"，"广泛开发非洲的资源提供了英国克服经济困难的可能性"。在英国人看来，非洲人的开化程度比亚洲人低，不大容易掀起对殖民主义统治的强烈反抗。这是英国又一次错误的估计，因为非洲人民经历了二战战火洗礼，民族主义意识已大为增强，并涌现了一批民族领导人和政治领袖。在他们领导下，黑非洲的民族独立浪潮，最终摧毁了大英殖民帝国。

第62节：五、殖民帝国土崩瓦解(3)

最先开展独立斗争的是黄金海岸，即今天的加纳。1947年底，黄金海岸民族主义政党统一大会党成立，要求黄金海岸"自治"。1949年，著名黑人领袖恩克鲁玛建立人民大会党。1951年人民大会党在选举中获胜，由恩克鲁玛负责组织责任政府。1957年，黄金海岸宣布在英联邦内独立，并以加纳为新国名。加纳成为战后第一个独立的黑非洲国家。

尼日利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战略地位重要，也是英国重要的殖民地，二战结束也促使尼日利亚的反英斗争进入新阶段。1947年，英国将尼日利亚划为三个区，分而治之；并在各区间挑拨离间，阻挠独立。1949年后，尼日利亚工人多次大罢工。1953年举行全国性示威游行，要求自治。1957年，三个区联合起来争取民族独立。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在英联邦内独立。

肯尼亚的反英斗争相当激烈。肯尼亚1895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20年成为英属殖民地。几十年里，肯尼亚人民一直坚持争取独立的斗争。1952年，肯尼亚开始了武装反抗的"茅茅"运动，与英国殖民者顽强斗争，终于迫使殖民当局宣布加速非殖民化进程。1962年，以"茅茅"领袖肯雅塔为首组成非洲人联合政府。1963年6月，肯尼亚实行"内部自治"，12月宣告独立。

非洲中南部英属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则因英政府统治手腕的施展而颇为曲折。1953年，英国丘吉尔内阁强行将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拼凑为"中非联邦"，企图利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来控制，并使罗得西亚的丰富矿藏与尼亚萨兰"过剩"劳动力相结合，加强经济掠夺。这种做法，遭到了三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58年后，这种反对发展为暴力抵抗。英国殖民当局在进行血腥镇压后，又施放"民选"烟幕，提出"新宪法"并举行公民投票，非洲人进行抵制。1963年，"中非联邦"解散。1964年7月，尼亚萨兰独立，取新国名马拉维。10月，北罗得西亚独立，取名赞比亚。

赞比亚宣告独立的当天，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也宣布将国名改为"罗得西亚"。他们担心英国会同意占人口多数的罗得西亚黑人独立，因而又于1965年宣布独立，并强行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津巴布韦人民为反对白人种族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国政府也审时度势，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对罗得西亚白人种族政权实行经济制裁。1979年，英国在伦敦主持召开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会议。1980年，罗得西亚进行议会选举，代表非洲人多数的新政府成立。4月，正式成立津巴布韦共和国。

从50年代后期起，先后获得独立的英属非洲殖民地还有苏丹、英属索马里、塞拉利昂、英属喀麦隆、乌干达、坦桑尼亚、冈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毛里求斯、斯威士兰和塞舌尔等，英国的非洲殖民体系彻底瓦解。

香港回归中国 19世纪以来英国的对外侵略扩张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直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中英之间的历史旧账才得以最后了结。

英国是西方列强中入侵中国的罪魁和元凶。1793年，当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到中国晋见乾隆皇帝时，怀揣着与中国通商的希望，夹杂着割取中国土地的野心，而乾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答复，正式将通商的大门关了起来。英国人靠商品进不了中国市场，转而搬来了鸦片。鸦片给中国带来了两大危害：一是使中国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人的荷包；二是极大地毒害了中国人身体。魏源曾称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奉命禁烟，英国人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刀下之鱼肉。英国是第一个闯进中国大门的西方强盗，也是获得利益最多的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割去了中国香港、九龙、新界等大块土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英国抢劫了中国无数的财富珍宝。英国还在中国广建租界，侵害中国主权。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倾销，损害了中国的传统产业和民族工业。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所控制的势力范围最大、最富裕。一战结束后，由于英国势力下落等原因，它在中国的头号地位逐渐被美国取代。

第63节：六、痛苦的全球收缩战略(1)

二战结束后，英国的影响基本淡出了中国。只有香港在日军投降后，英国再度恢复了殖民统治，并且拒绝了蒋介石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收回香港。出于某种战略考虑，中国政府并未把香港回归问题提上具体日程，但中国始终处在主动方，英国人心中却没有底。

30年过去了，英国人有点发急。1979年后，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相继派出几位特使来到北京，试探中国方面对香港问题的政府意向。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1982年，撒切尔首相第一次访问中国，香港问题是主要议题。中国领导人明确地表达了将在1997年全面收回香港的决心，指出主权问题不是可以讨论的，中国政府没有回旋余地。撒切尔夫人心有不甘，在会谈中针锋相对，但已不能改变中国的决心。尽管日后英国政府以及港督当局为香港回归中国设置了许多障碍，尽管它们为未来的香港发展留下了不少难题，但1997年7月1日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是不得不接受的。

在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上，米字旗缓缓降落。从电视画面不难看出，作为新生派的工党新首相布莱尔心情尚属平静，而那位旧殖民时代的代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始终垂头不语，这正是大英帝国大势去矣的绝妙表现！

六、痛苦的全球收缩战略

大英殖民帝国解体的同时，英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大为减弱。在这种局势下，一方面它被迫不得不采取全球收缩战略，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退却，总想借助时机试图伸展自己的力量，显示自身存在。

"地中海情结"终结 在西方大国的国际战略中，地中海特别重要。特别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这里就是列强争相控制的对象。对于英帝国来说，地中海航线是它与东方殖民地的最短通道，也是中东石油运往英国的最快航线。因此，地中海作为英帝国的生命线，战略重要性仅次于英国本土。二战以前，英国在地中海地区拥有很强的势力，地中海的东西两个出口即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都控制在英国人手里。地中海岛屿塞浦路斯、马耳他是英国的殖民地。地中海以东的中东地区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

战后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遭遇严重挑战。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地中海危机的高潮。1956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使控制运河公司的英法两国无法忍受。英国首相认为这是1940年以来英国"所遇到的最危险局势"。英法两国联合行动，经济制裁与军事威胁相结合，但未能使埃及屈服。英法决定铤而走险，企图诉诸战争。10月末，英法先是用空军掩护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发动全线进攻，后又借口"保护"运河，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火，由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埃及断然拒绝英法要求后，英法飞机对埃及城市实施狂轰滥炸，并出动10万军队入侵埃及。

战争爆发时，联合国安理会紧急讨论苏伊士局势，美苏等国都表明了积极的态度。苏联发表声明谴责英法侵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敦促英国停止军事行动，阿拉伯国家和许多亚非国家坚决支持埃及，各国舆论纷纷谴责英法。英法在外交上陷入了极端孤立，同时又激化了国内矛盾。工党弹劾保守党内阁，议会里两党议员冲突激烈，保守党内一些官员提出辞职。伦敦一万多群众涌向唐宁街，同警察发生了"20年来最大最猛烈的一次冲突"。内外交困之下，英法被迫接受联合国决议。12月下旬，英军从埃及全部撤走，苏伊士运河战争以英法失败而告终。

对英国来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场突发性的内政与外交、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危机。西方学者评论道，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挫折。"伦敦之不能够抗拒美国，以及它在对埃及这样一个并不强大的国家所采取的一场迅速的军事行动中所遇到的明显的困难，表明英国再也不能算作世界上的头等国家了"。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意在填补英法在中东地区留下的"真空"。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现，表明英国在中东的影响丧失殆尽，"失去了阿拉伯世界"。因此可以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大国地位下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64节：六、痛苦的全球收缩战略(2)

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的相继独立，再次恶化了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

塞浦路斯是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1878年后一直处在英国统治之下。二战后，当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高。然而，1955年英军中东司令部迁往塞浦路斯，使其成了英帝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基地。英国政府还反对塞浦路斯实行自决，规定其殖民地地位七年内不变，岛上希腊血统居民和土耳其血统居民可以分治，但外交、防务等大权仍由英国总督掌握，计划遭到塞岛全体居民激烈反对，暴乱和骚动不断发生。最后，塞浦路斯于1960年在英联邦内独立。

马耳他扼东西地中海之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8世纪末，英军成为该岛统治者。拿破仑曾说宁可让英国人占去巴黎一片郊区，也不愿让他们占据马耳他。英国人也深知这个地中海小岛的重要性，名将纳尔逊提出英国人"永远也不要放弃此岛！"苏伊士运河通航后，马耳他成为英国通往东方的中途站，岛上还有它巨大的海空军基地。二战中，马耳他为盟军做出了重大贡献。战后，英国允许马耳他一定程度的内部自治，却仍控制其国防和外交大权。面对其日益汹涌的反英浪潮，英国企图采取高压政策，废除其宪法，取消其自治，宣布全岛处于紧急状态，但最后还是得做出让步，1964年马耳他独立。

至此，英帝国的地中海霸业几乎化为乌有，整个地中海地区仅剩下不到7平方公里的直布罗陀，而且还面对着西班牙的讨还。

"告别"苏伊士以东 战后一段时期里，独立后的前英属殖民地多数仍留在英联邦内，与英国保持经济和防务方面的一定联系。英国在放弃这些殖民地的同时，也力图维持在前殖民地的军事存在。它在许多地区驻扎有军队，并不断干涉各地冲突。如1961年在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对抗中支持科威特；在1962年的中印冲突中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在60年代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争执中偏袒马来西亚；在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中出动航空母舰示威等。

这种干预是需要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而衰落中的英国恰恰又在这两个方面每况愈下。如1964年，英国在国际收支上有6亿多英镑的逆差。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以及尼日利亚内乱，使英国石油供应的两条主要渠道都被堵塞。为摆脱经济困境，英国一再削减防务开支，取消新式飞机研制计划，放弃航空母舰的建造，裁减本土防卫部队。1965年，自由党提出要重新考虑英国的苏伊士以东政策。1968年英国正式宣布将定期完成从亚洲和波斯湾的撤退，不再在欧洲和地中海以外地区保有军事基地。1975年再次宣布削减防务开支，撤回亚洲驻军，关闭印度洋的军事基地。至此，英国基本完成了从苏伊士以东的军事撤退，其防务收缩和集中到了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

"告别"苏伊士以东，是大英帝国走向衰落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它表明英国充当全球警察、发挥全球性大国作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面向现实，重新审视和估价自己的国际角色。

马岛之战：英帝国的最后炫威 1982年发生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是英帝国的最后一次炫威，给没落的英国挽回了些许脸面。

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与阿根廷相距仅450公里，面积不大，岛上几千居民大多是英国移民后裔。长期以来，英阿两国对群岛主权争执不休，多次谈判均告失败，终于在1982年4至6月间爆发了所谓"马岛之战"，英国又重新控制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为此英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500余人，损失飞机20架，舰船30艘，经济损失达27亿美元。更重要的是，马岛之战加深了英国同拉美国家的矛盾，双方关系降到了最低点。这次看起来得不偿失的战争，英国人自己觉得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英国国内那股与旧殖民利益关系密切的势力还眷恋着昔日大英帝国的盛势；公众对战后国势的衰微也有一种压抑感，他们认为战争有助于恢复"民族自豪感"；撒切尔首相更是这种情绪的代表。她谈到马岛之战时说："当我们开始动手的时候，有些迟疑不决和性格懦弱的人认为，我们真的干了，也干不成什么大事；他们以为我们的衰落无可挽回了，我们再也不是从前的那样，英国不再是建立起一个帝国、并且统治四分之一的世界的民族了。他们错了！" 大英帝国的荣耀是不可能再回来的，英国人还是明白这一点，只不过是他们想寻求一点心理平衡罢了。令他们心里得到一点慰藉的还有，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战争中站到了他们一边。抛开共同的利益关系不说，这或许是出于西方大国的一种共同心理感受吧。

第65节：七、重振联合王国

七、重振联合王国

叱咤风云的大英帝国，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上了最后帷幕。英国人还得寻找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合适位置。

寻找"三环"的交点 二战中英国是战时大国，又是战胜国，而战争的最后结局却将英国从世界大国降为欧洲大国。随着战后大英殖民帝国的瓦解，英国的国际地位更是大为下落。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执政者，企图借助美国这一新的世界霸主，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达到维持欧洲领导者的目的。衰落中的英国认为苏联是它恢复霸主地位的最大阻力，因此欲借美国之手来"遏制"苏联。于是便有了丘吉尔那篇著名的富尔敦"铁幕"演说，这是一篇鼓动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冷战宣言"。"铁幕"一词，后来长期被西方世界用来指责苏联及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丘吉尔还危言耸听，称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遍布世界，构成了"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他呼吁美国人联合英国来对抗苏联。1947年初，当希腊共产党和民主军解放了希腊将近一半土地的时候，英国人自感无力镇压，便希望美国介入，美国政府官员敏感地认为，这是英国在将"世界领导权"拱手交给美国了。英国人当然不想这样，丘吉尔曾在演说中希望美国和国际社会不要忘了英国，不要忽视英国的存在，特别提醒美国不要忘了拉英国一把："请不要把不列颠帝国联邦的坚持的能力低估，……倘若英国所有道义、物质上的力量和信念，都同你们的力量和信念兄弟般地联合在一起，那么，就将不仅为我们、为我们的时代，而且将为所有的人，为未来的实际，带来一个广阔的前程。"完全是一副落魄者急切求助他人却又强作姿态的形象。

丘吉尔还具体谋划了如何能使英国恢复昔日辉煌的所谓"三环外交"，三环是：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维护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传统关系，维持英国与西欧大陆国家的特殊地位。英国处于三环的交点上，其基础和关键是借美国的力量继续巩固其大国地位。

美国人也有自己的算盘。尽管丘吉尔用心良苦，美国人却借机占领了英国的传统市场。追随美国，反倒使英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日衰，尤其是在西欧更觉孤立。英国经济利益受损，政治上又背上美国援助所附加的压力，使得英国的处境甚为尴尬，丘吉尔就无奈地喊道："要贸易，不要援助。" 回归欧罗巴 二战以后，英国不断地重新审视英美关系、英欧关系，审时度势，决定回归欧罗巴，很早就向欧共体正式提出了加入申请。虽然欧共体各国早先对英国的诚意有所疑虑，对其申请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但英国的意志未曾动摇，并且还在1971年正式宣布解除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1973年，欧共体接受了英国，英国人实现了多年夙愿，终于返回了它所在的欧洲大家庭。

其实，英国回归欧罗巴的意图是复杂的，历程也是曲折的。最早的时候，尽管丘吉尔为建立欧洲联盟曾奔走呼号，但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似乎认为自己只作为一个成员国参加欧洲联盟，与英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他们的理想是能成为类似美国那样的欧洲保护者。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使英国与欧洲的联合进程大受局限。当法德等六国筹组共同市场时，英国先是"不介入"，后又组织七国"小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抗衡。1973年加入共同市场，既是英国实力衰落和力量收缩的现实使然，也是它为生存和发展所作出的必然抉择。为加入共同市场，英国放弃了英美特殊关系，放弃了英联邦的"帝国特惠制"，放弃了英镑在世界上的储备货币地位，可谓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目标。

由于角色转换，英国民族的心态尚需不断调整。加入共同体的第二年，就因农业政策和预算摊款等问题与共同体小有摩擦，并导致一次英国是否还留在共同体内的公民投票。1996年的"疯牛之战"，使英国和大陆伙伴国家的摩擦突然升温。即使在今天，虽然英国已是欧盟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它仍未能接受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而继续维持着英镑的地位。

第66节：八、英国地位下落原因一辨

经济的曲折复兴 二战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可谓千疮百孔，困难重重，为了摆脱困境，英国历届政府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战后初期的工党政府，将医治战争创伤、稳定和恢复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其所实行的两大改革，即国有化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成效显著。1951年后保守党连续执政13年，经济仍以调整和改革为主，由此还出现了短暂繁荣局面。凯恩斯主义"紧缩和扩张"的经济理论模式，得到了娴熟的运用，但其发展速度相对落后。结果，在二战结束时国民生产总值尚居西方第二位的英国，在1955年被西德超过，1964年被法国超过。60、70年代里，经济恶化，英镑贬值，物价上涨，金融危机，这些顽症始终缠绕着英国，被称之为"英国病"。当然，历任政府也不遗余力，苦心经营，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

80年代的撒切尔首相，摒弃了凯恩斯主义，推行现代货币主义新经济政策，紧缩银根，压缩公共开支，抑制通货膨胀，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税制，鼓励自由竞争，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英国经济出现了活力。她在任的头七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但撒切尔政策的弊端也逐渐凸显，那就是加速了社会两极分化，执政12年的她被迫辞职下台。接任首相的梅杰反其道而行之，加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失业，英国经济再度出现稳定增长。

1997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工党年轻领袖布莱尔出任首相。布莱尔连任三届未满，近日已辞职下台。布莱尔谋求在保守党和工党的传统政策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推行"混合经济模式"，既主张自由竞争，激发企业活力，又提倡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因而经常得到在野党和工党内部两面来的抨击。但布莱尔的政策却行之有效，近年中，英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一定增长率，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与欧洲的经济联合中，英国还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美国小伙伴 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英美特殊关系又有一定修复，在大多数国际场合，英国还是比较配合美国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好像是一对绝妙的搭档。英国进行的马岛之战，得到了美国的巨大支持。英国也给了不少回报。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英国是最先响应美国号召的盟友。1996年对伊拉克实行制裁、进行轰炸时，英国的空军也是急先锋。1999年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中，英国始终坚定地支持美国。它作为北约主要成员国之一，不但是滥施轰炸的美国飞机的基地，自身也派出了大量军队投入了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使馆，造成人员伤亡和馆舍被毁，中国主权受到严重侵犯。在中国人民和政府强烈抗议下，在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人们谴责下，美国政府和克林顿总统尚且向中国人民和死难者家属道歉，而英国政府却不以为然，称"战争中悲剧难以避免"。

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英国又是第一个支持和参与美国的对伊"斩首行动"。布莱尔和布什又一次组合了一对英美搭档，当然布莱尔只是个小伙伴而已。虽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见踪影，证明美英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场错误，但布莱尔和布什一样嘴硬，不肯承认这场战争的不合法性。这种态度在英国国内都不得人心，成为促使布莱尔辞职的因素之一。当然，英国之所以这样忠心不贰地甘当小伙伴，其实也是利用傍美国这棵大树的手段来引起国际社会瞩目，重塑其大国的地位和威望而已。

八、英国地位下落原因一辨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英帝国的辉煌也达两个世纪之久，即使在当代，它还是世界上的一流大国，其影响力远非限于英伦和欧洲，说其衰落似乎有所不当。但相对其辉煌的过去而言，不能不承认英国的地位已大为下落。人们探讨近代英国兴起的原因时，观点和看法多种多样，莫衷一是。分析英国地位下落的根源时，研究者似乎更趋于一致，即认为是"英国病"造成的后果。

随着英国的崛起，其民族精神中慢慢孕育出温和、渐进、保守这样一些特质，以至于英国文化常被人们视为"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温和与渐进之类特征，其实是英国人对腥风血雨式革命易于造成社会动荡的一种反思和矫正，从17世纪中期以后逐步成为英国社会运动的主流品质。但在后来过多地渲染和张扬，其负面效应也就慢慢凸显，最终酿成了"英国病"。英国社会变革的同时又有那么多对传统的维护者，反过来，公然标榜"保守"的执政党并不保守，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事物能和谐地共存于一体，这在世界历史上确是少见的。

然而，英国地位下落的真正原因不能仅以"英国病"作为答案，从历史事实看，"英国病"虽然使英国过早地显出了老态，但并未对其国内社会发展造成极大不利，更没有造成生死存亡般的实质性威胁，也没有减小英国对其海外殖民地的支配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或者说，由于英国社会有较强的调节和调整机制，以及英国占有极为丰富的各种资源，"英国病"还不足以将它拖上衰落之路。英国地位的下落主要表现为其殖民帝国的崩溃，以及它对世界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减弱。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后起国家（德国）逐步强大，向它挑战，企图分享其口中之食，结果在双方的剧烈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中极大地削弱了英国的实力和权威，它已没有能力控制那么宽广的土地。大战还使殖民统治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日益高涨，作为一种过时事物的殖民帝国终于走向最后瓦解。在战后国际新格局下，美国和苏联成为新的世界性超级大国，英国只能居于二等国家地位。即便后来英国的复兴大见成效，但也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各种新的国际力量兴起，国际格局多极化，作为欧洲大国的英国已无法恢复以往那种对世界的支配能力。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 ［英］肯尼思·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刘景华：《"日不落"的落日--大英帝国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

A.J.Christopher， The British Empire at its Zenith， London，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