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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1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1)

- 第2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2)

- 第3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3)

- 第4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4)

- 第5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5)

- 第6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6)

- 第7节：?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1)

- 第8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2)

- 第9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3)

- 第10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4)

- 第11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5)

- 第12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6)

- 第13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7)

- 第14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1)

- 第15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2)

- 第16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3)

- 第17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4)

- 第18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5)

- 第19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6)

- 第20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7)

- 第21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8)

- 第22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1)

- 第23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2)

- 第24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3)

- 第25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4)

- 第26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5)

- 第27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6)

- 第28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1)

- 第29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2)

- 第30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3)

- 第31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4)

- 第32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5)

- 第33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6)

- 第34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7)

- 第35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8)

- 第36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9)

- 第37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1)

- 第38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2)

- 第39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3)

- 第40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4)

- 第41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5)

- 第42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6)

- 第43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7)

- 第44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1)

- 第45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2)

- 第46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3)

- 第47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4)

- 第48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5)

- 第49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6)

- 第50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7)

- 第51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1)

- 第52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2)

- 第53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3)

- 第54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4)

- 第55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5)

- 第56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6)

- 第57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7)

- 第58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8)

- 第59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1)

- 第60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2)

- 第61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3)

- 第62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4)

- 第63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5)

- 第64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6)

- 第65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7)

- 第66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8)

- 第67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9)

- 第68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10)

- 第69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1)

- 第70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2)

- 第71节：第一节 权势?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3)

- 第72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4)

- 第73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5)

- 第74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6)

- 第75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7)

- 第76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8)

- 第77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1)

- 第78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2)

- 第79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3)

- 第80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4)

- 第81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5)

- 第82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6)

- 第83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1)

- 第84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2)

- 第85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3)

- 第86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4)

- 第87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5)

- 第88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6)

- 第89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7)

- 第90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1)

- 第91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2)

- 第92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3)

- 第93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4)

- 第94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5)

- 第95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6)

- 第96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7)

- 第97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8)

第1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1)

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

一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距离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越来越近。如果中国能再次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那就不仅是一种"崛起"，还是一种"复兴"。

中国的复兴，意味着中国大国地位的重新被肯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国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增加其内涵，已经从单纯的人口、土地、财富和军事力量扩展到了很多其他领域。在当今世界，大国的含义是与强国密切相连的，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首先必须是发达的强国与富国。虽然发达国家未必是大国，但大国必定是发达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的第四大经济实体，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并且正在大踏步前进，但以目前的现代化标准衡量，仍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只能说是一个具有大国基础的国家、或者说是正在崛起的大国。

由于大国标准与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国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探讨如何成为发达国家，第二是探讨如何成为一个大国。一般而言，能够被世界其他国家公认的现代发达国家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共同标准，即它们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国家，是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0000美元的富裕国家，是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是一个拥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其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都得到有效的维护。要符合这些标准，完成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任务，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

在达到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基本目标后，我们必须面对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由一个发达国家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并非每一个发达国家都能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发展与小国相比，更能够引起世界的关注，乃至引起其他大国的敌意。一个大国要真正发展起来，在处理好内部事务的同时，必须能够用高超的智慧处理好国际关系问题。中国的复兴也势必经历这个过程。因此，研究大国的复兴的历史，也就有了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我们可以从历史得出如下论断：大国地位是一种最稀有的国际价值，竞争这种地位，其最终结果一般非此即彼，落选者将处于比先前更为被动、更受压制的境地。因此，觉察、判断并且抓住有利于自己成长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和战略空间，成为大国复兴的一个关键。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中国在这三次机遇面前的表现是不同的，因而给自己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有条件抓住却没有觉察而错过，结果开始了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第二次是强烈意识到了机遇，并进行相当的努力，但终因没有把握关键重点而再次错失，其结果是中国在"千古变局"之下，不但进一步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被近邻日本甩到后头；第三次机遇期到来时，中国最初的意识并不清晰，最终可谓把握了一半，仍然没有实现中国复兴的梦想。

中国面临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末期，其竞争对手是西欧。世界历史学家普遍将1500年当做分界线，以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世界从此有了相互联系的历史。

15世纪末期时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和西欧，差不多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力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力量更为明显。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第2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2)

转折点发生在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实际上，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可以说，在这次东西方的比赛中，一开始中国具有更好的潜力。

但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西方的大航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这种动力推动大航海运动百折不挠地进行着，同时促发了西方为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必须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军事改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还能以冷兵器加炮船击败荷兰人的火器，但当西欧人卷土重来时，船坚炮利的情况已非昔比。

而中国的航海，则出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富有，所到之处赐予当地人大量的财物，以换取当地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缺乏利益生长的航海，无法触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统治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时机，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在全球历史展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内部，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

历史过去400年，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19世纪末期。当时除了追赶欧美西方国家的任务之外，中国还添了一个竞争对手--日本。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中日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历史向中日两国提供的机遇也相差不多。但在这次机遇面前，日本成为唯一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快车的幸运者，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迅速改变了原来大大落后于中国的状况，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打败了中国，后又击败俄罗斯，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也是唯一的非西方大国。

中国也强烈意识到了这次机会，同时以洋务派为中心力量的改革派在发展军事力量方面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当时北洋水师的总吨位、铁甲的厚度及装备的大炮，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结果甲午海战一败，充分说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方式的低效。

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这段中日历史，就中日两国近代化一败一成的结果作了许多分析。一个共识是，日本的洋务派在振兴对外贸易、推进洋务方面，虽然也不是直接以近代国家为目标，但试图参考西方国家制度来进行本国制度改革的动向已经非常明显。相对于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洋务派在经历了最初的一段试错后迅速确定了"西学为体"的方向，这成为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全面革新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在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下进行试图调和矛盾的逐步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勉强地扩大仿效西方模式的领域。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朝廷覆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领域扩大的过程与线索，先是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扩大到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终于发展到政治领域。

甲午海战的失败对这样一种努力的打击是巨大的，但并不致命，甚至戊戌变法的夭折也不一定注定中国政治领域改革希望的彻底破灭，但历史给予的战略机遇期不会专门为中国而延长，随后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多次的国内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发展自我的战略机遇期一去不返，直到冷战格局形成。

二战后美苏两霸的冷战对峙，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再次为许多国家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对中国来说，这也是第三次战略机遇。与前一次机遇期相似，在战败废墟上需要重建国家的日本，又成为中国的竞争参照。

第3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3)

在被美军占领这一特殊条件下，日本一方面在政治外交上听命于美国，另一方面利用美国与苏联对峙创造的发展空间，借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提供的机会，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再次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快车，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了"日本奇迹"。虽然日本还没能成为世界大国，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而中国只能算是抓住了这次机遇的一半。中国在冷战时期，也较好地利用了美苏对峙这一重大的机会。中国与苏联结盟，进行了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利用美苏对峙的机会，成功发展了自己的核力量并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又与美国改善关系，开始利用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中国的力量。到冷战结束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但之所以说中国只是利用了一半机会，是因为中国对这次机会的利用在前期是不自觉的，选择的方向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却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政冶运动上，在自我封闭中丧失了另外一半时机。

在考察历史上大国再次崛起的过程中，战略空间也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因素。二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力量重新整合，英、法等欧洲主要大国遭受极大冲击，美国和苏联力量急剧增长，世界进入美苏两强争霸的两极格局。为了重树大国地位，欧洲国家走上了联合之路，在美苏掀起的冷战中，利用欧洲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不断扩大在美苏之间的回旋余地，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崛起，并在冷战结束后的多极化世界里成为重要的"一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极大破坏，在战争中遭到重创的法国，迫切需要建设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战后初期的法国有被排挤出世界大国的感觉，尽管法国做出了很大努力，使得美、苏承认其战胜国的地位，争得了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相同的权力，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但经济上的衰弱，使得它与当时大国间的距离拉大，也使得它不得不依赖美国，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鉴于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法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强国梦，重新制定它的外交政策，以重新找回它的伟大过去。

法国意识到战后欧洲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只有借助欧洲国家联合取得的战略空间，它才能完成复兴之梦。单凭法国的实力，恐怕将长期停留于世界二流大国。因此，它需要从西欧联合中寻找重振大国地位的新出路。在尝试与英国联合失败后，法国的目光转向当时的联邦德国。

法国与德国在不到一个世纪里接连发生过三次大战，法国在战争中屡屡被德国击败，因而对德国始终有戒心。二战后初期，法国曾努力谋求建设一个足以遏制、约束德国的国际机构，但遭到了反对。把联邦德国纳入欧洲联合中加以控制，不失为高明之举。联邦德国作为战败国，政治上失去了地位，但经济上在美国的扶持下恢复很快。同时，法国若能与作为法国地缘角度主要威胁国家的联邦德国实现和解，将对法国复兴建设提供保证。联邦德国在经济上需要法国，尤其是法国的市场；在政治上，通过欧洲联合，联邦德国可以获得平等的合作国地位。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以法德煤钢联营为起点，两国走到了一起。

当时，法德联盟并不是平等的联盟。法国建立法德联盟的目标是，法国要在欧洲居统治地位，德国在政治上从属于法国，而在经济上则是其强大的伙伴，即以法国的政治优势和德国的经济实力相结合，结成法德联盟，成为以法国为盟主的西欧联合的基石和动力。这个目标是与法国摆脱美国控制，在美苏间周旋并重新取得大国地位的愿望紧密相连的。但由于联邦德国当时对美国的过于依赖，法德合作发展并不顺利。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再次发生变化，法德两国关系趋于紧密，法德作为欧共体的轴心开始发挥作用。两国共同促进了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理事会的成立，这一切都不断推动两国以及整个欧共体的快速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德国重新统一，德法两国也逐渐重新回到世界主要大国行列。

第4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4)

三

在对历史上大国复兴的外部因素了解之后，我们必须将目光重新转回复兴的大国内部，研究大国地位重新获得的内部因素--制度建设和内部整合。

在制度建设方面，英国的兴衰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1997年5月，英国工党开始执政。在布莱尔首相及布朗财长的任期内，英国经济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稳定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2.7％，通胀率低于2％，同时失业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实现了过去200年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期，成为唯一未陷入衰退的西方大国。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英国经济已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楷模，国民生产总值自1999年超越法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越过了德国。英国取得上述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形成了一套有力的制度保障体系。它是由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灵活的政府政策、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构成的。

首先是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英国产权保护制度系统经过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从重商主义的市场体制到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从贵族化的君主专制体制走向平民化的君主立宪式的民主体制，从臣民身份走向公民契约的公民社会，演化出英国社会和谐的制度系统。英国的产权保护制度，是由受宪法约束的王权，开放、竞争的市场体制，渐进、演化的立宪君主体制，以及宽容的政治文化保证的。

其次是灵活的政策系统。二战后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经历了经济高增长、收入高增长、税收高增长的黄金发展阶段后，纷纷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即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的福利国家体系。随着上世纪70年代西方石油危机的来临，福利国家的体制已不能继续维持，西欧国家迎来了经济滞胀的年代，失业率上升、就业率下降而财政开支增大，原有的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英国政府多年来形成了一套灵活的政策系统，从撒切尔到布莱尔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持续性的政策变革，并率先走出经济滞胀的阴影。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英国福利体制对产权的侵蚀得到初步修正，而政府对产权规则系统的保护功能的恢复则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社会的活力及公民的进取精神、创业精神，使得英国在西方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等国的第四大经济体。

第三是充满活力而自治的公民社会系统。1689年光荣革命是英国由近代封建专制君主制向现代立宪君主制转变的标志，也是英国社会由依附性的臣民社会向契约性公民社会转变的标志。市场经济虽能保证生产效率，但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宪政体制虽然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保证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控。作为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对政府职能的补充，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对社会和谐与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英国独立于政治社会之外的各种行业团体、协会及慈善团体等公民社会组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非政府组织广善布施、大行善事。目前，非政府组织在英国的社会稳定功能越来越强大，其总产值已占全国GDP的6.6％，而人力资源占总就业人口的12.3％。

布莱尔政府还提出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其要点大致是公民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强调个人承担责任；重视社区和自愿组织的作用，承认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要与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其理论核心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取决于人们的相互关心。布莱尔政府的口号是建立一个积极的社区，由内政大臣出面组建积极社区小组。

总结英国兴衰史，我们可以看出，刚性法律制度与内在的柔性道德制度规范了政府的行为界限，也规范了公民的行为界限，国家的崛起与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这样的制度基础。

每个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总会各自遇到阻碍发展的特殊问题。这时，一国能否通过内部整合，跨越这些障碍，也是影响一个国家重新崛起的重要因素。

第5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5)

1991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独立后的俄罗斯由于国内政治制度变迁和国际环境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从苏联时期的顶峰跌落下来，政局混乱、经济滑坡、外交迷茫，除自然条件外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政治领域，独立后的俄罗斯在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思想观念方面进行得十分彻底，但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过程却极为复杂，尤其是在关于建立总统制、实行多党制、总统和议会的权力分配等问题上的斗争尖锐激烈，一直到1993年10月叶利钦"炮轰白宫"后才初步得以解决。建立起总统制后，政府的组成又成了大问题。叶利钦任总统期间走马灯式地更换政府总理，但直到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前，始终没能找到一位既能被各方接受又能替叶利钦"争光"的合适人选。在经济领域，为了尽快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驶上市场经济的快车道，俄罗斯实行了"休克疗法"，结果是只见"休克"不见"疗效"，经济连年出现负增长。实行"休克疗法"的几年，俄罗斯的老百姓尽管尚未落到"民不聊生"的境地，但"今不如昔"却是人们对时局的共同看法。在外交领域，独立后为取得西方国家政治上的认同和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俄罗斯频频向西方示好，推行亲西方的外交路线。然而，俄罗斯"西倾"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却是欧美国家的"彬彬有礼"，口惠而实不至。俄罗斯希望维护苏联时期的战略空间，但北约东扩的步伐已逼近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原以为自己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还可以发挥作用，没想到在科索沃问题上却被晾在一边。俄罗斯旋即调整了外交政策，开始奉行"双头鹰外交"，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俄罗斯在外交上想完完全全独立于西方已力不从心。

在这一情况下，俄罗斯对独立后本国进行的"民主化"进行了反思，重新树立了由铁腕人物掌权的"权威主义"大旗。新世纪伊始，来自强力部门的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第三任总统。普京上台后展现了他铁腕的一面，对俄罗斯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了俄联邦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和监督；调动地方领导人参与国家决策的积极性；清除寡头干政势力；清剿谋求独立的车臣非法武装；另外，普京还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极力倡导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和强国目标。

经过有力的内部整合，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局由乱到治；经济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情绪趋向稳定。普京执政的第一个五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

30%，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50%。2003年，普京提出了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10年内翻番、消灭贫困和军队现代化三大战略任务。他的"新安全构想"、"走自己的强国之路"、"新俄罗斯思想"、"新富国战略"、"双翼外交"等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也正为俄罗斯各阶层所普遍接受。俄罗斯重新迈上复兴之路。

四

大国的复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重新崛起，这不仅将对国家内部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将对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带来新的冲击。

美国国际关系的杰出学者之一米尔斯海默在其力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一个大国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大国对它不怀有敌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大国的复兴，难免不引起周边和世界其他原有大国的关注。那么，较为理想的状态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因为拥有如此多相对权力的国家，其生存几乎可以得到保证。但如果一个大国在复兴后不断以牺牲他国权力为代价获取权力，难免仍然将国际政治秩序带入"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以，一个大国要真正发展起来，它在处理自身内部事务的同时，还必须有一个明智的对外政策，能够用高超的智慧处理好国际关系问题，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

第6节：导论 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6)

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会给既有的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荡，发展与争霸是大国崛起不可回避的话题。由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始终生活在"每个国家反对每个国家"的"霍布斯时代"，所以，原有的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总是充满疑虑。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新兴大国要想顺利成长，就特别需要冷静对待自己的国力，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尽可能地遵守既有的国际行为规则，在捍卫自身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不去主动挑战现有大国的利益，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广交朋友，争取在各种地区合作或多方合作的事务中做到双赢和多赢。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最终总是会给自己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如果滥用国力，一意孤行，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老政治智慧，尤其是"天下观"，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天下观"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在儒家经典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管子·地员、度地、地图》、《淮南子·地形训》和《尔雅·释地》等历史地理名篇中体现出的神话、幻想、政治理想和哲学思想。"天下观"中包含的"天下"概念和"畿服"理论就是中国人利用"空间"构想出来的世界秩序观。在这种世界秩序观中，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最多的就是"天下无外"、"天下大同"的思想。对于世界来说，只有内部，而没有外部，各地方之间的关系只有地理位置上的远近亲疏，这种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对立、不可容忍和需要征服，而应该是共容和互利。

如果更为深层次地剖析中国古代"天下观"，不得不提到顾炎武关于"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用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术语来说，顾炎武的意思是我们对

"天下"负有一种自然义务，对"国"或国家则只负有一种"建制职责"。自然义务是人之所以为人都要履行的，建制职责则是因为加入某个建制（在这里就是国家）而产生的。

如果说传统版本的"天下观"可以用罗尔斯的"自然义务"观念来解释的话，那么，现代版本的"天下观"则可以用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从美国哲学家赫尔伯特·米德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术语来解释，那就是"理想的角色承当"。

"无外"的意思是"无所不包"；"天下"之为一个"制度"、"建制"或规则体系，要求对所有的人们一视同仁，不分内外。这话听起来很不错；从古人所说的

"天下为公"到近人所说的"天下大同"，都包含着这样一个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世界上，"人以群分"是一个常理，而不同的群体常常有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并不是抽象地谈论"天下无外"，而是要承认天地之广，无所不有，然后去认真思考，能否或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妥协或互补，在不同价值之间达成宽容或理解，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团结或友爱。"从每个人的视角出发考察问题"，而不是只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出发，不是只从自己的角度或自己民族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把这种考察方式叫做"理想的角色承当"。"理想的角色承当"是相对于"实际的角色承当"和"虚拟的角色承当"来说的。但仅仅这样的角色承当还不够，仅仅对特定对方采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态度还不够，因为在涉及普遍规则如国家法律、国际行为准则甚至跨越世代界限的行为方式的论证的时候，我们要有足够的诚意和能力对所有有关的人们的立场进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尽可能了解他们的想法，并在论证规则的时候把他们的要求和顾虑考虑在内。

回到我们正在讨论的大国复兴的话题，我们看到，在"天下观"的影响下，中国的复兴就确实将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界性大国的再次崛起。这个大国不是唯利是图的霸权，但也不是自我封闭的隐士。这个大国乐于承担自己的世界责任，但它非但不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坐标来确定自己的世界责任，而且也不把自己的价值作为依据来理解自己的世界责任。对这个大国来说，最重要的世界责任是积极参与每个人（或每个民族的人、每一个立场的人）都能表达和捍卫自己合理主张的全球对话，是与世界人民一起努力，致力于构建和捍卫这种全球范围的合理对话赖以有效展开的世界秩序。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观点与主张。胡主席在中国迅速发展、世界为之聚焦之际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具有接续先贤、延展未来的重大战略意义。中国的实践将为大国复兴踏出一条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之路。

第7节：?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1)

第一章 德国：松绑的巨人

"我们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德国的欧洲，而是建立一个欧洲的德国。"

--托马斯·曼

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民族之一。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经诞生过诸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等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曾孕育了像贝多芬、歌德、海涅等一颗又一颗文学与艺术巨星。这个民族拥有腓特烈大帝、俾斯麦、阿登纳等世界闻名的政治"明星"，但同时也造就了臭名昭著的战争狂人--希特勒。神奇的土地，令人不解的民族！

遨游于漫漫历史长河，不容否认的是，德意志民族拥有令人惊叹的神奇生命力。10世纪初，德意志国家才出现于人类历史的舞台。公元962年，史称"第一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成立。然而，德国却由此开始了灾难和辉煌交替的历史。历史的时针走进13世纪后，德国开始陷入了四分五裂、诸侯混战的时代。当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之时，当大英帝国驰骋全球之时，当拿破仑的铁蹄肆虐欧陆之时，德意志仍然苦陷分裂的泥潭，最多时曾分为400多个大小德意志邦国。德意志需要英雄来拯救！经过腓特烈大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励精图治，普鲁士作为德意志的一个邦国迅速崛起，并很快在另一位政治巨人--"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精心策划下于1871年统一德国，史称"第二帝国"。然而，灾难却很快降临到迅速强大的"第二帝国"头上。德皇威廉二世渐渐摒弃了老臣俾斯麦的思想，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德意志民族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出乎意料的是，德意志民族在短短的20年内竟又奇迹般地崛起，再度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然而，战争的恶魔似乎始终颇为"眷顾"德意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将德意志民族再次拖入战争。在全世界人民的英勇抗争下，战争以德国惨败而告终，德意志民族亲自品味了战后德国山河破碎、任人宰割、骨肉分离的痛楚。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一个民族下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在废墟上再度令人惊诧地走向了繁荣，并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再度统一！"第四帝国"让"松绑"后的德意志再度站在了欧洲和世界舞台的最高层。在那里，德国正克服重重困难，迎风起舞，一展风姿！

三度灾变，三度辉煌！尽管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曾数次面临"德国在哪里？"的困扰① ，但问题却总能迎刃而解。但愿，"松绑"后的德国能顺应世界人民之愿望--吸取历史教训，永走和平之路。

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

德意志民族在其诞生后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相反，在莱茵河以东的茫茫大地上，德意志人建立的邦国却有如繁星般散落其间，久久未能聚合成一体。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德意志的皇权却因此而陷入了教权的掌控之中，最终在德意志引起混乱与分裂。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造就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崛起，同时也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悄悄奠定了基础。其后，在与奥地利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竞争中，普鲁士逐渐强大，而在俾斯麦这阵"东风"的吹拂下，"万事俱备"的普鲁士终于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蛮族"立国 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R.拉克尔曾经说过："无论是谁，只要他说德语并觉得自己是德意志人，永远也不应忘记，为了这一点他应感谢谁。"拉克尔所指的，正是日耳曼舍鲁斯奇人部落首领赫尔曼（Hermann der Cherusker，公元前18或16-公元19或21年）。经过不断迁徙，日耳曼人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已经遍布于多瑙河以北和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地区。随着日耳曼人对罗马边境省份和所属地区的骚扰逐渐加强，罗马人开始了征服日耳曼部落的战争。公元6年，罗马人终于占领所有莱茵河以东至威悉河、部分至易北河的地区（史称"大日耳曼尼亚"，后来成为德国的基本领土）。公元7年，瓦鲁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约公元前50-公元9年)被奥古斯都任命为罗马帝国驻日耳曼尼亚军队总司令。瓦鲁斯的贪婪和暴力将日耳曼人进一步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日耳曼人开始发起反抗异族统治的解放斗争，而舍鲁斯奇人部落的青年贵族赫尔曼正是这一斗争的领导人。公元9年秋，罗马军队准备启程回莱茵河畔的冬季营地休憩，赫尔曼利用这个机会，联合各部落中的贵族人士，设计将罗马军队诱至崎岖难行的条顿堡森林（今德国奥斯纳布吕克附近），予以毁灭性打击。4天激战，三个罗马军团的15000名官兵全部被歼，瓦鲁斯自杀。此役震动了整个罗马，奥古斯都连呼："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Varus! Give me back my legions!）"此后，日耳曼人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将罗马人赶过了莱茵河，而罗马人在莱茵-多瑙河上的"国界墙"① 堡垒和城市也就成了后来德意志最早的城市。

第8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2)

条顿堡森林战役使得日耳曼人避免了和高卢、希腊、迦太基、埃及一样被罗马吞并和同化的命运，而日耳曼这个充满野性而又生机勃勃的民族，终于在历史舞台上开始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因此，条顿堡森林战役可以称为日耳曼人的"立国之战"。

对古代德意志历史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法兰克人的发展。公元768年，查理（法文名查理曼，747-814年）即位法兰克国王，通过不断扩张最终建立查理曼帝国。但查理曼大帝去世不久，帝国即遭到分割。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儿子洛塔尔（意大利国王）、日耳曼人路德维希（巴伐利亚国王，占有东法兰克）和秃头查理（占有西法兰克）在凡尔登签订分割条约，路德维希获得了莱茵河以东的东法兰克。870年，路德维希与秃头查理签订墨尔森条约，瓜分了洛林王国。凡尔登分割和墨尔森分割对德意志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德意志王国的领土基础从此奠定。

然而，统治东法兰克王国的卡罗林王朝不久即陷入了公爵家族之间的斗争。911年，卡罗林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孩儿路德维希去世，一直在卡罗林宫廷中有着极大影响的德意志康拉丁家族的康拉德登上王位，史称康拉德一世（Konrad I，911-918年在位），然而德意志大封建主之间的权力斗争反而愈演愈烈。919年，王权落到了最强大的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手中，亨利一世（Heinrich I，919-936年在位）在920年将东法兰克王国改名为德意志王国，德意志民族终于得以建立自己的王权。

962年2月2日，亨利一世之子奥托一世（Otto I，936-973年在位）加冕"罗马皇帝"，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建立，德意志的皇权逐渐达到鼎盛时期，神圣罗马帝国也开始积极酝酿"争霸欧洲"。然而帝国内部封建主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皇权与教权的斗争耗费了帝国太多的精力，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1152-1190年在位）的意大利政策和德意志政策① 最终使得帝国雪上加霜，德意志皇室权力开始江河日下。

为了补救没有强大中央皇权的缺憾，德意志的一些城市开始联合起来组成城市同盟。比较著名的城市同盟有"莱茵城市同盟"、"交叉同盟"以及最强大最重要的"汉撒同盟"。但由于缺乏皇帝的支持，同时各同盟又太注重自身的商业利益，这些同盟不是失败，就是最终变得软弱无力。

霍亨斯陶芬王朝于1268年垮台后，德意志皇权就完全衰落了。德意志诸侯们不再觉得中央王权有什么好处，德意志从此开始陷入极不幸的小邦分裂状态，神圣罗马帝国就此没落。1254-1273年，德意志开始进入"空位时期"，没有皇帝的德意志开始陷入大封建主们的疯狂争权夺势之中。各分立政权的政治势力急速增长起来，他们甚至能以选举国王、皇帝的办法来代替王位世袭。1257年，科伦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和特利尔大主教三大教会选侯加上萨克森公爵、巴拉丁（普法尔茨）公爵、勃兰登堡马克伯爵和波希米亚国王四大世俗诸侯参加德意志国王选举。这七大诸侯在随后的"金玺诏书"②中被正式册封为选帝侯，这七选帝侯开始成为帝国的"柱石"和"七只烛台"，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绝对的君主权力"。帝国进入了七选帝侯时代。

"金玺诏书"的颁布确认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损害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德皇的权力和威望越来越下降了。尽管14-15世纪的德意志在经济上有过巨大的高涨时代，但由于帝国过于分裂而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中心。因此，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被大大延误了。

普鲁士崛起与"铁血"统一 皇权在德意志的衰落对应着教权在德意志的加强。当法国和英国的主教和教会越来越民族化，成为王权的支柱时，德意志却成为罗马教皇的"乳牛"，而且也成了天主教会充当欧洲精神权威的最后支撑① 。1517年，路德终于领导不堪忍受的德意志人民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德意志出现了"十分之九的德意志人欢呼"路德"，剩下十分之一的少数高呼"罗马教廷该死""的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热潮，并一度引发波澜壮阔的德意志农民战争（1524-1525年）。1555年，诸侯中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代表--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签订著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德意志居民分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帝国政治上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

第9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3)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不过是德意志诸侯之间、诸侯同皇帝之间的暂时妥协。新教徒并不遵守和约，他们继续夺取领土，没收教会财产；而天主教徒则重整旗鼓，扩大势力范围，力争取消新教已取得的地位。1607年，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公爵伙同耶稣会士和皇帝，无端用武力攻击信奉新教的小小帝国自由市多瑙弗特，将之纳入自己的领地。以此事件为标志，德意志诸侯立刻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开始集结军队。1608年，新教诸侯结成"新教同盟"（主要包括普法尔茨、勃兰登堡、黑森以及一些帝国自由市）；次年，天主教诸侯建立"天主教联盟"（主要包括巴伐利亚、马格德堡兼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和特利尔大主教）。德意志的紧张局势恰好为欧洲列强所利用。为了反对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称霸欧洲，英国、法国、丹麦和荷兰支持"新教同盟"，而皇帝、教皇和西班牙支持"天主教联盟"。

1618年5月23日，波希米亚（捷克）发生"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从而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战争分为四个阶段，即波希米亚-普法尔茨阶段（1618-1623年）、丹麦阶段（1625-1629年）、瑞典阶段（1630-1635年）和法国-瑞典阶段（1635-1648年）。1648年10月24日，交战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战争结束。和约确定了德意志诸侯邦的主权，加强了帝国议会的权力，而皇帝的权力则有所削弱。在帝国的300多个邦国中 ，②只有奥地利、勃兰登堡-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和汉诺威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③这次战争主要是在德意志的领土上进行的，对德意志的经济、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勃兰登堡扩大了领地，开始逐渐兴盛，从而为以后作为普鲁士王国掌握德意志命运奠定了基石。奥地利虽已衰落，但保持了完整国家，免于进一步被肢解。由此，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和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在德意志逐渐形成为两股重要势力，在欧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① 说到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原本只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邦国，只是通过联姻才合并为一个邦国，其领土沿波罗的海沿岸自西向东展开。三十年战争给勃兰登堡-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40-1688年在位）留下两大教益：一是必须建立一支听命于自己的独立常备军；二是建立勃兰登堡-普鲁士邦的诸侯专制政体，在自己邦国内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在德意志帝国内部扩展自身实力。在埃伯哈德·冯·唐克尔曼（Eberhard von Danckelmann）的辅佐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次子弗里德里希三世治下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已经成为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的强国。1701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希三世加冕为"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I，1701-1713年在位），标志着普鲁士王国的成立。到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去世时，这位"普鲁士国家的建筑大师"给普鲁士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1000万塔勒（Taler）的钱，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冠绝欧洲的军队。1740年，普鲁士历史上著名的腓特烈大帝（即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普鲁士进入了"开明君主时代"。腓特烈大帝信奉"国家利益至上"，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从而为普鲁士带来了庞大的财源② ，从而也将普鲁士带上了强权之路。法国政治家米拉波（Mirabeau）贴切地归纳道："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腓特烈大帝在国内实施"权大于法"的统治，在国际上则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准则。他认为："假如你喜欢别人的领土，那你就把它拿过来。而替掠夺辩护的法学家总是可以找到的。"于是，腓特烈大帝即位伊始便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以夺取富饶的西里西亚省。

1740年10月，皇帝查理六世去世，无男嗣，长女玛丽·特蕾西娅（Marie Theresien，1717-1780年）即位。法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西班牙对女皇的继承权表示异议，而奥地利则得到了英国和俄国的支持。1740年12月，2.5万普军在腓特烈大帝的率领下突然入侵西里西亚，挑起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年），奥军败于普军，却打败了普军盟友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从而使得普鲁士通过战争取得的西里西亚再次成为普奥争夺的焦点。腓特烈大帝再次先发制人，攻入奥方防御同盟萨克森和捷克，挑起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年），奥军再次失利，普军据此保留了西里西亚。西里西亚战争是普鲁士崛起以来对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哈布斯堡强权的第一次军事挑战。通过这次战争，普鲁士扩大了自己在帝国内部的领地，强化了自己在帝国内部的强权地位，终于形成了帝国内部普奥争霸的局面，普鲁士也和奥地利一样成为欧洲政治多极化中的一极。

第10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4)

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由于奥方加入了普鲁士先前的盟友法国一边，普鲁士愤而选择英国作为自己的盟友。在英国的财政援助下，1756年8月，腓特烈大帝以9.5万大军入侵萨克森，挑起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由于俄军的介入，普军一度面临两线作战的绝境。幸而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于1760年即位为俄国沙皇，普军才得以绝处逢生。1763年2月，普鲁士与奥地利、萨克森签订《胡贝尔图斯堡和约》，普军撤出萨克森，奥地利放弃西里西亚。通过此次战争，普鲁士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大国地位，从而也使得德意志帝国普奥"二元制"统治的局面进一步固定。

18世纪末期，欧洲掀起了一股拿破仑风暴，法军的铁蹄所到之处无不一片溃败。普鲁士和奥地利自然也不例外。第三次反法同盟失败后，奥地利急剧衰落，普鲁士也在第四次反法同盟中惨败，实力锐减① 。普鲁士丧失了独立和强国地位，沦落为受异族占领的无权小国，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

然而，拿破仑战争在带给德意志社会和各族人民以巨大灾难的同时，却也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摧毁了古老德意志的旧社会秩序，产生了新社会的基础和民族主义的活力。② 德意志人民发起了猛烈的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推翻了拿破仑的统治，从而也为民族统一创造了首要条件。尤其是普鲁士，作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者，战争的胜利无疑极大地加强了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中的地位，奠定了它日后在民族统一事业中的领袖地位。

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世纪50、60年代时，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首先，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普鲁士经济在1850年后开始了新的飞跃，资产阶级力量增长迅速，容克阶级加速分化，普鲁士也由一个基本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这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主要前提之一。其次，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扩大成为国内市场，小德意志地区（即不包括奥地利的德意志地区）的经济逐渐实现"一体化"，普鲁士借此达到了控制小德意志地区的目的，德意志民族得以最终形成并得到巩固，经济的统一也为政治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最后，沙俄霸权的丧失以及俄普"同盟"的形成① 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扫除了一大外部障碍。

1859年，奥地利在与意大利的战争中削弱了自身实力，而"威廉一世 俾斯麦"的君臣组合却为普鲁士的强大提供了保障。1861年10月，威廉一世即位后便立即着手对普鲁士进行改革。1862年9月，俾斯麦被任命为内阁临时首脑。俾斯麦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对德意志资产阶级的高度了解使得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路深深地印上了俾斯麦的烙印。

德国②的统一是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1864-1865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发动与丹麦的战争，通过战争获得了石州。更重要的是，俾斯麦巩固了在普鲁士的地位，并为击败普鲁士议会反对派奠定了基础。1866年，俾斯麦再度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挑衅奥地利，经萨尔瓦多一役彻底击败奥军。奥地利从此被排挤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得以确立。为了将南德意志诸邦并入北德，俾斯麦妙用"埃姆斯电文"，成功地迫使法国率先宣战，从而使得南德意志诸邦也加入到了"保卫德意志"的战争中来。色当战役使得10万法军投降，连拿破仑三世自己也当了俘虏，实现了他战前吹嘘的这次战争只是去柏林的一次"军事散步"的"诺言"。普法战争最重要的结果是南德意志诸邦接受了普鲁士鹰的保护，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也最终得以贯彻到底。

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加冕德意志帝国皇帝，几百年来德意志人民所渴望和追求的德意志民族统一终于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结束了500多年德意志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为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和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的几十年里，德国由一个分裂、孱弱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统一、军事强大、经济实力雄厚的欧洲列强之一。但是，德国的统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实现的，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与德国的容克资产阶级霸权主义野心结合在一起，使德国成为了欧洲军国主义的堡垒，③ 也为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种下了隐患的种子。

第11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5)

初尝霸权苦果--从荣耀到战败 德国的统一不仅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铲平了道路，而且德国终于可以以欧洲强国乃至世界一极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去争夺那"阳光下的地盘"。俾斯麦为统一后的德国精心规划了外交蓝图，其高超的外交技巧也为德国构筑了一个纵横交错、复杂异常的外交网络。但威廉二世即位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德国争霸世界的野心大白于天下，并率先挑起大战，不料却最终埋葬了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普鲁士-德国。然而，一战后的德国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迅速获得重生。但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政权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终究还是将战争的恶魔--希特勒推上了历史舞台，从而酿成了人类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

（一） 统一后的德意志工业化道路 德国的统一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为德国完成工业化①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首先，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在德国统一后得以形成；其次，德国的统一标志着普鲁士道路的最终确立，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德国的经济起飞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第三，统一的德国对经济的干预表现得非常突出；最后，统一后的德国注重教育、科技的发展，注重借鉴国外先进的工业化经验，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加上从《法兰克福条约》中获得的50亿金法郎赔款，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德意志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德国大约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英国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一个农业占优势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

在德国经济中，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J.M.凯恩斯曾经说过："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和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钢上。"1875年德国的煤产量（石煤和褐煤）为4783万吨，而到了1890年已增至8929万吨，1914年时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2.77亿吨，远远超越了法国而稳居欧洲第二位。同时，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使得德国的生铁产量扶摇直上，由1875年的203万吨猛增至1900年的850万吨。一战爆发前，德国的生铁产量已超过英国，达到1400万吨，为欧洲第一。德国的钢产量在1900年时达到了740万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产钢国。

同时，一些新兴工业，诸如电气、化工、光学工业等在德国也得到了最早的开发和扶持。西门子、通用电气等在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企业巨头就诞生于19世纪末。德国的统一使德国进入了第二个铁路时代（19世纪30-40年代为德国的第一个铁路时代）。1870年，德国有铁路18560公里，到1890年时增至41818公里，为西欧和中欧之冠。势头迅猛的铁路建设猛烈地刺激了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冶铁业的高速发展，并全面推进了19世纪晚期德国新生产技术的采用和工业化的高潮。德国的工业化道路同样离不开科技的作用。科技化是德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之一，也是德国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在科技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德国的综合国力很快赶上和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化工业强国。

经济的发展为德国又带来了"陆军、海军、钱和权力"。1898年之后，德国开始迅速建设海军。一战前夕，德国皇家海军已经从世界第六位一跃而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军，包括13艘无畏级战列舰、16艘旧式战列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从1912年到1914年，德国的陆军预算由2.04亿美元增至4.24亿美元，而法国只能从1.88亿美元升至1.97亿美元① 。

较之英法等国，德国的工业革命速度快，周期短，内容新，显得更深刻、更彻底、更广泛，直接引起了德国社会结构的大变化，德国的社会"现代化"加快。随着德国"大工业体系"的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广泛而又深刻地扩展到德国的每个角落，一个现代化的工业资产阶级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并开始影响德国的内外政策。

第12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6)

（二）从俾斯麦的"均势外交"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 德国统一后的首要目标便是孤立死敌法国。为此，俾斯麦精心编制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外交网，使得德国在达到孤立法国目的的同时，维持自身在欧洲的优势。俄国和英国对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的强硬态度使得俾斯麦看到了德国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俄法联盟的噩梦也时常萦绕在俾斯麦心头。为此，俾斯麦开始实施他所主导的"均势外交"：建立一个"联盟体系"，通过复杂的联盟组合达到阻止俄法结成同盟，同时扮演英俄在世界各地对抗的"仲裁人"，从中渔利。1873年，俾斯麦促成了俄、奥、德三皇协定的签署；1879年，德奥缔结军事同盟，以俄法为目标，1882年意大利加入后，三国同盟正式形成；1887年，德俄签订《再保险条约》。同时，他公开宣称德国统一后已经"饱和"，不再有侵占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表示德国对巴尔干没有兴趣。至于英国，他极力不在欧陆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忧虑的行动，并且退出殖民地竞争。

由此可见俾斯麦在1890年去职之前一直主导着欧洲外交。他希望德意志帝国能够享有和平，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但即使是俾斯麦这样天才的外交家，也难以永远地维持如此险象环生的平衡；国际体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控制。①但俾斯麦的异乎寻常的谨慎小心使得在他在任的20多年里，欧洲的权力均衡始终不曾遭到破坏，从而为德意志帝国的飞速成长缔造了一个紧张但却稳定的外部环境。

但俾斯麦近乎"独裁"的外交作风使得他与同样意志坚强、独裁成性的德皇威廉二世之间的冲突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1890年3月，俾斯麦被迫辞职。威廉二世即位以后，在外交上一改"俾斯麦模式"的均势外交，转而奉行"世界政策"，妄图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重新划分殖民地。威廉二世宣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在海军大臣冯·递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年）的领导下，德国很快制定出了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准备与英国一决雌雄。这无疑触及了英国最敏感的利益，是英国所不可能容忍的。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加剧，德国民族沙文主义急剧膨胀，德国开始大步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北非、亚洲、巴尔干和土耳其都进入了德国扩张主义者的视野。而"三B铁路"② 的建设更加让英国人体会到了德国咄咄逼人的威胁。

"威廉时代"的"世界政策"方针完全背离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霸权斗争。随着德国扩军备战的加剧，欧洲各国对德国的恐惧也随之递增。1907年，《英俄协定》签署，三国协约正式形成，欧陆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的军事同盟，英、法、俄与德、奥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将德国拖入了战争的无底深渊。1918年11月11日，推翻威廉二世王朝而新成立的德国政府正式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惨败而收场，普鲁士-德国在战火中灰飞烟灭，成为永远的回忆！

两次大战间的奇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留下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德国国内形势极不稳定，到处爆发革命，政治一片混乱，经济面临崩溃。就在这样举步维艰的历史时刻，魏玛共和国于1919年初正式成立了。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重重危机。魏玛共和国建立的政治基础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主、包括天主教以及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同盟，这些政党属于"温和"的没有战斗力的政党。①他们竭力维护旧德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国会内有很大一部分议员是反民主制度的，各种社会反动势力把旧军官控制的国防军当做避风港，使其成为不折不扣的"国中之国"。而共和国统治者的无能、保守派的抵制、反对派和右翼势力的冲击、战争赔款的重压以及法国1923年的入侵更让魏玛共和国显得隐患重重。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一个被群雄彻底击垮的德国，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后，竟然又在短短的5年之内，像一头睡醒的雄狮，再次屹立在欧洲强国之林。内政上，通过工业合理化改革，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德国企业中得到了广泛运用。1923年底，德国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货币改革，德国经济结束了混乱的局面，进入了局部稳定时期。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从1924年到1929年提高了40%，工业生产在1928年超过战前1倍多，重工业也赶上了战前水平。1923-1929年间，德国的硬煤和钢产量分别增加1.6倍，发电量、汽车产量增加6倍，铝产量更是增加了31倍。德国的国民收入在1929年达到759亿马克，比1925年高24%。黄金储备达到22.58亿马克，超过战前1倍多。同时，魏玛共和国继承了德意志民族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传统，大力提倡科技进步，兴办大学。外交上，1923年的鲁尔危机一度使得魏玛共和国笼罩在危机之下。新政府掌门人施特莱斯曼临危受命，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澄清德法关系中所存在的经济和军事问题，致力于消除德法"世仇"，让德军从鲁尔和莱茵兰撤出。同时，施特莱斯曼借助英、美的力量，使得列强、尤其是法国重新考虑赔款问题。通过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和1929年的"杨格?划"，魏玛共和国在成功降低了赔款数额的同时，还获得了英、美大量的援助。不仅如此，通过1925年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德国恢复了与法国平等的政治地位，加入了国联，从而为其恢复政治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第13节：第一节 理性与疯狂--德意志的统一与霸权之路(7)

从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1928年德国出现繁荣。如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看做是现代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么魏玛共和国就是它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德国人在经济上又一次超越英、法而居于世界第二位，政治上德国也重新跨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德意志在短短十年内再度崛起，真是一个奇迹！

第三帝国的迷梦 魏玛共和国1924-1929年的经济奇迹并不能掩盖共和国的顽疾：政局不稳、政党纷争、社会思想意识冲突严重……所有这些都使国内人民渴望一种安全感和新生活，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深了这种渴望，甚至一度将这种渴望演变成绝望。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正是以此为契机，将自己标榜为"人民的集成党"，要为德意志争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让彷徨中的德国人民将其视为"民族的失望和恐慌的救星"。同时，纳粹党鼓吹战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也使其成为垄断资本家在危急时刻赖以借重的理想工具。1933年1月30日，压力之下的兴登堡总统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的上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倾覆，一场灾难正向人类徐徐逼近。

希特勒上台之后立即着手"一体化"专政，先后陷害、解散了多个政党，并通过立法将德国确立为纳粹党一手掌控的一党制国家，同时，希特勒开始迫害德国的犹太人，清除一切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信徒。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乘机颁布《德国国家元首法》，就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拥有武装力量的最高统率权。至此，纳粹法西斯独裁体制在德国初步形成。

希特勒将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定位为"保证德意志民族在这个地球上获得它应得的土地"，为此，"德国可以实行的最稳妥的扩张领土政策就是在欧洲本土内取得新领土"。然而，此时的德国处于《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之下，其军事实力无法与邻国抗衡。因此，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重整德国军备变成了希特勒短期的政策目标。1933年10月，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5天后，德国宣布退出国联。希特勒开始摆脱一切国际监督，放开手脚重整军备。1935年3月，希特勒以法国修改兵役法为由，公开撕毁《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颁布《普遍义务兵役法》，废除了《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10万国防军官兵的限额，将和平时期的德国陆军总人数扩充到50万。英、法的妥协助长了希特勒的嚣张气焰。不久，希特勒即将无限制扩军的范围扩大到了空军和海军。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全面撕毁《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派遣3万军队进驻禁止设防的莱茵非军事区。西方国家无关痛痒的"指责"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军事贪欲。1936年11月，德、日、意三国同盟形成。1938年3月，奥地利在希特勒的恐吓下签署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地区"。德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奥地利，将之作为了大德意志国的一部分。希特勒首次对外侵略扩张便取得了"开门红"。1939年9月，英、法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酿成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德军又兵不血刃地取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然而，英、法的绥靖政策不但没有带来"我们时代的和平"，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扩张欲望。1939年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如此甜头让希特勒看清了西方国家，甚至是苏联对法西斯的战争本质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西方国家与苏联也并不信任对方。这为希特勒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在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希特勒开始将侵略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东方近邻--波兰。1939年9月1日，德军突袭波兰。英、法此时才如梦方醒，于9月3日急忙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希特勒德国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北欧、西欧大部（包括法国）、巴尔干纷纷落入希特勒的魔掌，隔着一条海峡的英国也被炸成了残垣断壁。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调转矛头突然入侵苏联。苏军猝不及防，一溃千里。但是，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欧洲战局由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和美国的参战而渐渐变得有利于同盟国。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45个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德军开始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1945年4月25日，美苏军队会师易北河畔，法西斯德国的末日终于来临。4月30日，希特勒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5月8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宣告结束。希特勒一手创建的"第三帝国"终于覆灭了！

第14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1)

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

希特勒德国的灭亡并没有催生一个崭新的德意志国家，相反，战败的德国成了战胜国手中"待宰的羔羊"。在东西方两个不同阵营的形成和对抗过程中，德意志民族成了大国"利益分配"的牺牲品。一个经历了"铁"与"血"的考验、统一了不到百年的民族，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分裂的事实。然而德意志民族从未放弃再度统一的梦想，"普鲁士精神"中"人民性、民主性、进步性"的一面①让联邦德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迅速崛起，再度成为欧洲事务的焦点；而民主德国在苏联阵营中也曾一度辉煌灿烂。最终，"柏林墙"在"统一"的洪流面前分崩离析，而德意志民族在40年的离别后再度紧紧拥抱在一起……

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在痛苦中呻吟的德国 "胜者为王败者寇"。希特勒德国的疯狂最终难逃罪责，但德国却沦为了战后东西方阵营对抗的殉葬品，进入了"盟国管制"时代，并最终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德意志民族也陷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冷漠代替了愤怒，听天由命代替了复仇的愿望。人民的精神犹如临风残烛，飘忽欲绝。②

（一）盟国的盘算 二战爆发以来，如何彻底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摆正德国在战后欧洲的地位就一直萦绕在盟国外交家的脑海中。早在1941年11月27日，丘吉尔在同苏联驻英国大使谈话时第一次提出分割德国是战后欧洲安排的最主要因素之一。12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表示要将莱茵兰和巴伐利亚从德国分割出去。1942年，美国国务院更是专设"研究小组"①研究分割德国的可能性。1943年10月的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建议德国战后应接受美英苏三国的军事占领，盟国应对德国实行管制和"政治上分权制"。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在德黑兰召开会议，三方就分割德国问题各抒己见，美英两国竭力支持分割德国，苏联的态度则较为模棱两可，对美英的提议既未明确反对，也未提出分割德国的方案。②

1945年2月4-11日，旨在尽快建立战后和平秩序的雅尔塔会议在苏联克里米亚召开。在会后的《克里米亚议定书》中，三国一致同意分割德国，对德国分区进行军事占领。但是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暴露出来的相互利益和战争目标上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明显。斯大林在德国投降的第二天就宣称苏联无意"分割和摧毁德国"，美英为了平衡苏联在德国和东欧的影响，实现欧洲的均势，开始逐渐放弃"摩根索计划"③， 转而支持保存一个足以生存的德国的政策。

1945年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的占领军总司令经各自政府授权，在柏林签订《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和《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宣布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被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④大柏林也由四国进行分区武力占领。同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在柏林西南波茨坦附近的西席林霍夫举行会议，苏联进一步明确了其反对分割德国的立场，而美英考虑到苏联实力的增强，也放弃了分割德国的打算。从会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来看，文字上，该公告似乎主张维护德国统一，但事实上由于苏、美、英等同盟国的军队，在其所到之处，各自建立自己遵循的制度，东西方都不让对方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再加上《波茨坦公告》规定了德国的行政管理应以政治机构的地方自治为目标，在初期将不设立德国中央政府，所以德国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政治上被分裂的端倪。⑤

（二）第一次柏林危机与两个德国的成立 "德国问题是欧洲问题的核心。"① 出于冷战的需要，为了将德国西占区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全面纳入美国对欧战略的轨道，已上升为西方盟主的美国加速了分裂德国的步伐。1946年12月，美英签订《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建立了若干负责执行双占区共同经济政策的德国行政部门--执行委员会，并在随后将其纳入拥有更充分的行政权力并获得部分立法权力的经济委员会，从而在分裂德国的进程中迈出了新的一步。1948年1月初，美英两国军政府首脑在法兰克福开会，决定让经济委员会起到某种中央政府的作用，使执行委员会成为不称内阁的内阁。② 1948年2月，法国在美英的压力下同意将其占领区与美英双占区合并。至此，在原来的德国版图上，终于形成了苏联的"东占区"与西方三国的"西占区"对峙的局面，德国向分裂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第15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2)

针对美国在东欧和德国占领区发动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自然不会置若罔闻。为抗议西方六国伦敦会议③，1948年2月，苏联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占区出席德国人的政治集会。3月20日，苏联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上要求了解伦敦会议的全部协议，遭到美国拒绝。苏联决定退出会议。3月30日，苏驻柏林代表通知柏林的美国军事长官，从4月1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的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了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从此，苏开始在柏林实行了一系列交通限制。西方国家只有通过小规模空运供应物资给西柏林驻军。

根据伦敦六国会议公布的议定书，美英法三国于6月21日在德国西占区实行单独币制改革，发行新的"B"记马克。针对西方分裂德国的这一实际步骤，苏方针锋相对，决定在苏占区和大柏林区发行"D"记马克。美苏双方更是针尖对麦芒，互相抨击对方。美国立场坚定，不断加大对西柏林的空运力度，并声称苏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迫使美国放弃西柏林。由于西方占领区起草占领法规和基本法已初见眉目，德国分裂在所难免，苏联于1949年初开始逐步解除对柏林的封锁。苏、美、英、法经过谈判，于1949年5月5日达成协议，历时近一年的柏林封锁宣告结束。

西占区进行币制改革后不久，1948年7月1日，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在法兰克福开会，邀请西占区11个州的总理与会，向他们散发了关于宪法决定的声明、宪法生效后军事长官权限的声明和关于改组州议会的声明，为未来西德国家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定下了基本方针。1948年9月1日，负责起草《基本法》的西德议会委员会（即制宪会议）开幕，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当选为主席。1949年5月12日，《基本法》在法兰克福通过。同年8月14日，德国西占区举行联邦议院选举① 。9月7日，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成立。9月12日，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当选总统，15日，康拉德·阿登纳被任命为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定都波恩。

与此同时，苏占区也在积极筹备成立政府。1949年5月15-16日，苏占区举行普选，随后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宣布德国为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责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组织政府。1949年10月10日，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当选为总统。同日，苏联将行政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至此，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造就了德意志民族"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处境。

（三）德国在呻吟 二战摧毁了德国人辉煌的一切，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战争造成了1500万德国人民无家可归，曾经繁华的都市在炮火中被夷为平地。在西占区的杜塞尔多夫，93%的住宅被炸毁，科隆66%的住宅无法居住。据估计，柏林的瓦砾如果每天用10列50节车厢的火车运输，需要花上16年才能运完，法兰克福则需33年。德国的交通在战后也几乎陷于瘫痪。英占区中13000公里铁路只剩下1000公里可以行车。德国的远洋船队被战胜国全部没收，内河航道则没有一条可以通航。战争中，德国的钢铁、造船和电力等工业部门遭到了尤其严重的破坏。1945年9月，英占区的工业生产仅为1936年的15%，在美占区则仅为13%。1945年中期，整个西占区的煤炭产量仅为战前的10%，而美占区钢铁厂的产量更是只有战前的5%。② 由于食品、衣物和其他消费品的极端匮乏，战后的德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货币贬值，黑市猖獗，疾病蔓延，死亡率上升。大多数德国人对战争的失败毫无心理准备，现在骤然身临其境，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和价值观念的丧失。德国出现了短暂的所谓"烟头"时期和"德国姑娘"时期：许多德国人买不起香烟，只有跟在外国军人和外国人的身后捡他们扔掉的烟头；一些德国姑娘与盟国士兵勾搭，换取巧克力和尼龙袜或者美军的干粮包，以贴补家用。① 倒在擂台上的德意志，仍然逃脱不了胜利者的最后一击。战胜国要求从德国获得最大限度的赔偿，它们不仅没收了德国在国外的所有资产，还拆迁了大量的工业设施。以苏占区为例，截至1947年3月，苏占区内733家军事性工业企业有676家被作为赔偿拆迁，价值达120亿美元。美英法三国通过掠取黄金、工业设备、煤及其他工业品获得的赔偿额按193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为5.17亿美元（实际数字可能远远高于这些）。② 战后的德意志，在困境中痛苦地呻吟着…… 联邦德国东山再起 联邦德国政府一经成立，就立即投入到了战后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其目标不仅要恢复德国经济的发展并重新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且要进一步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并对国家作完全民主化的改造。在"马歇尔计划"这针强心剂的作用下，联邦德国在短短20年内就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重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强国。而在阿登纳、勃兰特、施密特以及科尔的领导下，联邦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舞台上一展德国外交灵活、务实的风采，使得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ǹ此多的历史曲折和劫难后，又像不死鸟似的在灰烬中复活，奇迹般地再度崛起！① （一）西式烙印--联邦德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联邦德国是德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西方性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的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② ，其核心内容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化和前沿工业化，而相比较而言，政治民主化也许是当时联邦德国更为紧迫的任务。

第16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3)

德国在短短30年内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除却延续千年的日耳曼军国主义信仰和威廉二世以来一直甚嚣尘上的、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极端民族沙文主义意识的作用，德国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政治经济体制也难辞其咎。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一度让人们看到了民主的希望，但是这一软弱的民主制最终被纳粹的铁蹄所颠覆。因此，联邦德国1949年5月通过的《基本法》规定，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是实行议会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制的联邦制国家，奉行民主制、法治、联邦制和福利国家"四原则"。联邦德国国家机构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西方模式行使权力。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总统在"平衡"总理的独断擅权和对西方的过分依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联邦德国的立法机关采用两院制，由参议院（上院）和联邦议院（下院）组成，议员每四年选举一次。联邦政府由总理和各部长组成。联邦总理由联邦总统根据国会占多数席位政党的意愿提名，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各部长则由总理指定，对总理负责，只有总理单独向联邦议院负责。联邦德国还专设联邦宪法法院，负责监督《基本法》的执行，对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

鉴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失败的教训，联邦德国确立了新型的政党结构体制，旨在消除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逐步建立稳定的两党制，并在两党制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为了限制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数额，防止出现魏玛议会中多党混乱的局面，根据1953年修改的选举法的规定，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这样一来，联邦德国在1961年至1983年一直维持着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党联合组成）、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三党制格局"，直到1983年绿党以5.6%的选票进入议院该格局才得以打破。

联邦德国依据《基本法》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造就了一个西方模式政治体制下的民主化国家，为联邦德国进一步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施展手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统一民主德国埋下了伏笔。

（二）白鹳①凌云--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 与政治现代化相辅相成的、且较政治现代化远为动人的是联邦德国的经济现代化。战后三年里，西占区的经济形势已经宣判了中央统治经济体制②的死刑。在美英法三国对德政策上取得协调一致后，全面整顿西占区经济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联邦德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社会市场经济"③为理论指导而展开的。这一理论以竞争为基本内容、主张自由贸易而又带有福利保障的社会化色彩，不仅为联邦德国企业主们所接受，同时也深得民心。艾哈德就任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后，依据"社会市场经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联邦德国的经济得以初步恢复。1949年的生产达到了1936年的80.6%，而1950年又比1949年提高了60%。

如果说"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联邦德国经济复兴的理论基础，那么西占区德国成功的币制改革则是联邦德国经济复苏的具体标志。货币改革对西占区的经济和社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手术，使濒临死亡的"病体"有了生的希望④。货币改革后的一年，西占区德国就呈现出了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基础设施得以大量重建和修复。西占区的工厂没有被大量拆迁，在引进了新的设备以后，西占区德国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从而为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杜鲁门政府出台了复兴欧洲的计划--"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在三年内（截至1950年3月）向德国提供了总价值达16.2亿美元的各类援助，为德国的经济复苏注入了一针急需的"强心剂"。加上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对德国工业生产的刺激……一切都预示着联邦德国20世纪50年代后的经济腾飞。

从1952年起，联邦德国的经济开始进入振兴和繁荣期。1952年至1959年，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1%，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9.2%，远高于同期的美、英、法，只稍低于日本（这两项数值日本分别为11%和10.4%。）。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增产速度也高达8.9%，高于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绝对额也从1952年的1365亿马克增至1959年的2504亿马克，几乎翻了一番。而到了1973年，这一数值达到了9262亿马克。1980年时，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绝对额达到了10810亿马克。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50年占5.4%，工业生产占6.4%。到197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占的比重为上升为7.5%，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而工业生产在1971年占到了9.8%，与日本并列第二。1950年，联邦德国的商品输出额仅为82.62亿马克，只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6%。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值已增长为1252.76亿马克，增幅达16.3倍。一年以后，这一数值增至1360.11亿马克，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2.6%，仅比美国的14%略低。1960年，联邦德国的资本输出总额为279.19亿马克，1970年时已达1235.52亿马?，超过法国而居世界第三位。而其人均国民收入也由1950年的1602马克、1960年的4252马克增至1970年的8725马克，外汇储备从1952年的9.6亿美元猛增至1965年的74.3亿美元。① 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也居西方国家前列。其中，钢产量从1952年的1581万吨增至1965年的3682万吨，煤产量在1955年超过英国，达24140万吨，居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汽车产量在1967年也居西方国家次席，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更难能可贵的是，联邦德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物价仍然比较稳定，通货膨胀率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业状况迅速好转，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大幅下降。稳定的物价与高速增长的经济相互促进，使得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佳状态。

第17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4)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是联邦德国战后经济第一个复兴时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联邦德国迅速得以重新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战前德国保留下来的生产能力是重要的物质基础。美、英、法三国在西占区进行的设备拆迁远没有东占区严重；二、50年代"经济起飞"后，联邦德国一直保持着较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三、"马歇尔计划"为联邦德国摆脱战后初期的经济困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四、劳动力的增加以及稳定的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五、联邦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得益于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联邦德国在1958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58年占共同体市场的36.2%，出口贸易占39.3%，黄金外汇储备占48.4%，钢产量占45.3%，电力占41.3%，都居共同体第一位，其经济地位此后在共同体中继续得以加强。联邦德国在欧洲共同体中的这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联邦德国积极推动和加快实现欧洲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同时也使得联邦德国实现了补充战后失去的东部经济区、参与当代国际最先进的经济大循环和彻底消除经济依赖的现代化目标。

但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在1966-1967年遭遇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厄运。幸运的是，联邦德国在1967年7月就顺利渡过了此次危机的低谷，重新转入经济复苏。1966-1973年可谓是联邦德国经济的"中速发展式稳定发展时期"。①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36%。1971年，联邦德国的外汇储备猛增至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

197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让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低速期。此时，勃兰特政府临危受命，开始着手进行经济调整。为应付战后首次发生的石油涨价，勃兰特政府首先调整了能源政策和能源消费结构，在财政上采取了扩大财政赤字和减税刺激投资的调整政策，金融上加大抽紧银根，提高信贷利率，同时放宽对国家资金流动的控制，鼓励外资流入。随后的施密特政府基本继承了勃兰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使得联邦德国恢复了对外收支平衡，缓和了消费物价上涨，但未能克服经济危机的加深。直到科尔政府时期，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调整，联邦德国的经济危机才有所缓解。

虽然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在60年代中期之后放慢了前进的脚步，但联邦德国已经不可遏制地成长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两德统一之前，其国民生产总值一直稳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达24477亿马克（1990年）。

（三）欧洲之星--联邦德国重回世界舞台 为了使联邦德国重获完全的主权并自立于西方世界之林，联邦德国走上了靠拢美国，与法国和解，与西方结成经济、军事同盟的道路。在阿登纳的领导下，联邦德国迅速恢复国家主权，并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舞台上重新占据了一席之地。

战后美国极力主张并致力于将西部德国变成西方抵御苏联势力向西和向南扩张的前哨阵地，而联邦德国为了获得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在成立初期只能采取倒向西方怀抱的"一边倒"政策。为了在外交上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阿登纳顶住压力，不惜以支持西方国家对德国工厂设备的拆迁，承认萨尔地区国际化地位和暂时失去对鲁尔的主权为代价，换得了联邦德国对外领事权，联邦德国也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伙伴。同时，阿登纳利用西方国家的"反苏"心理，积极响应西方的号召，把联邦德国纳入西方大国的防务体系，在体系内部实现重新武装。随着1955年5月5日《巴黎条约》的正式生效，联邦德国正式恢复了完全主权，也完成了加入西方联盟体系的过程。而通过德、法两国共同推动成立的"煤钢共同体"，德法关系也出现了和解的征兆，并于1963年签订德法《合作条约》（即《爱丽舍宫条约》），真正实现了德法和解。

然而，由于斯大林的去世以及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计划，东西方关系的松动使得"一边倒"的联邦德国外交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阿登纳认为："宁愿与苏联人平等地坐下来讨论归还苏占区的问题，也不愿其他人越过我们的头顶去举行这种谈判。"①因此，1955年9月，联邦德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联邦德国随后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联邦德国代表整个德国，不承认民主德国）却使得联邦德国错过了更多改善外交地位的机遇。而随着西方大国对苏联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的新判断② ，裁军问题在西方大国眼中开始超越德国统一问题① 。阿登纳开始偏离"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原则，企图通过单独与苏联接触实现德国统一，但随后爆发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和"柏林墙"的修筑加深了东、西德的分裂，使德国统一变成了一个更为遥远的梦想，阿登纳的个人声誉也受到了影响。

第18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5)

随着西方在冷战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利，西方大国开始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放低调子，开始接受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而继任阿登纳的艾哈德政府在外交上的道路也不宽敞，直到勃兰特的上台，彻底摒弃"哈尔斯坦主义"而推行"新东方政策"之后，联邦德国外交才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1969年12月7日，伴随着勃兰特的惊天一跪，联邦德国与波兰签订《华沙条约》，② 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在莫斯科与葛罗米柯签订《莫斯科条约》，③标志着联邦德国与苏联关系在建交之后首次实现较大提升。勃兰特政府最辉煌的外交成果体现在1972年12月21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签订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的基础条约》，即《基础条约》，① 从而大大改善了两德之间的关系。1973年9月，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一道加入了联合国。

勃兰特因"纪尧姆事件"②引咎辞职后，施密特政府继续奉行和平外交，致力于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缓和。70年代中期之后，联邦德国的外交地位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常常能看到联邦德国外交家的身影。③科尔上台后，联邦德国将与西方结盟放在外交政策的首位，大力改善美德关系，对苏逐渐强硬，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密切了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为此后的德国统一创造了条件。

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联邦德国不仅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上逐渐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牢固地占据着欧洲头号大国的地位，并成为通向国际经济政治黎明时代的引路人。④ 联邦德国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而较为成功的外交政策又为国内经济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强大的经济实力反过来又为联邦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坚强后盾。仅仅短短数十年，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在经历了炮火的摧残后，让世界再度见证了其奇迹般的崛起！

蹒跚前行的民主德国 民主德国从1949年建立到1989年最终为联邦德国所统一，经历了41年的风雨。在这41年中，民主德国坚持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取得这一体制下最大的成就，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都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但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民主德国像一颗流星一样，一刹那辉煌之后，便陨落于历史的长河中。

（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 根据1949年的民主德国宪法规定，民主德国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领导的多党议会民主制。①人民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宪法规定行使立法权，监督一切国家机关的活动，由经普遍、平等和秘密选举产生的400名议员组成，任期4年。总统（1960年改称国务委员会主席）为国家元首，由人民议院和州联邦议院共同选举产生，总理为行政首脑，由人民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议会党团提名、选举产生后组织政府。人民议院还负责选举和罢免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根据宪法规定，民主德国的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国家必须为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平及民主的发展服务。

从表面上看，民主德国实行的是多党民主制，但真正的实权却掌握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手中。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反对"三权分立"，1950年起任该党总书记的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认为民主德国"只需要一种权力，即议会"。他主张一切权力归议会，不搞分权，以便统一社会党的绝对领导。

1960年9月12日，民主德国第三届人民议院召开第14次会议，决定取消总统制，设立国务委员会，由人民议院选举产生，对人民议院负责，执行宪法和人民议院所赋予的任务，任期5年。国务委员会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民主德国。部长会议是国家最高权力执行机构，部长会议主席为政府首脑，同时也是民主德国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由国务委员会主席提名、人民议院选举产生。部长会议受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执行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第19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6)

民主德国和统一社会党的核心领导人是乌布利希。作为斯大林的追随者和亲信，乌布利希坚持民主德国的任何改革都不得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乌布利希仿照苏共设置了政治局，自任第一书记，负责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民主德国党内和国内斯大林式的集权趋势日趋加强，即便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反斯大林运动，民主德国也只是很表面化地反了一下个人崇拜和恐怖手段，乌布利希并不以为苏共反斯大林的改革是必要的。②1961年乌布利希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即国家元首，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一种斯大林式的政治统治结构日趋稳定。1971年5月昂纳克(Erich Honecker)接替乌布利希之后，民主德国对苏联的依赖进一步加深。

虽然民主德国的政治体制在开始阶段并不是简单地照抄苏联的政权形式，还注意吸取了本国过去的历史经验，但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苏联的扶植之下逐渐牢牢控制了领导地位，一种所谓的"民主化中的政治集中趋势"得以不断加强。这种斯大林式的统一社会党专权，加上克格勃式的秘密警察，特别是一种"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德意志民族政策"，逐渐导致了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隔阂，并最终导致了民主德国在与联邦德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二）"发达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经济复兴 民主德国属原德国东部地区，土地贫瘠，资源缺乏，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其铁产量仅占原德国总产量的1.3%，煤占2%，钢占7%。民主德国成立时，全国仅有一个设备陈旧的冶炼厂。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民主德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向苏联支付了100多亿马克，这对于民主德国的经济恢复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联邦德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而获得了每人140马克的补助金，而民主德国却由于赔款、工厂设备拆迁而每人负债2500马克。这一切使得民主德国的经济复兴之旅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民主德国在经济领域实行全盘"苏联化"，参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依靠行政机关和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领导和管理所有企业，发布各种指示，规定各项细节。针对建国初期不利的经济处境，新成立的民主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两年经济恢复计划（1949-1950）。到1950年底，民主德国的生产已经基本恢复到了1936年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5）之后，1955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91%，平均增长率达13.7%；农业生产增长了44%。同时，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87.6%，在农业生产中占27.4%，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56.8%上升到69.9%。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民主德国已经具备了较为稳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仍保留着多种经济成分，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与联邦德国相比较而言仍处于缓滞状态。

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七年计划"，①民主德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国民经济已初具规模，国民经济总产值已达到建国初期的3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倍。

1964年1月，民主德国开始在全国推广"新经济体制"，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废除一些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以利用经济杠杆调动民主德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1966年至1970年，民主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6%。1970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突破1000亿马克大关，达到了1174亿马克，人均收入增长22%。民主德国也向世界宣布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经济体制"是民主德国突破旧框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经济道路的一次尝试。它着手改变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和"绝对平均主义"现象，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加上苏联以及民主德国部分老一辈领导人的反对，最后被迫中止。

第20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7)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成为民主德国发展史上最有成效的建设时期的开端。埃利希·昂纳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会确定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必须任务，提出要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统一"，以"集体化"、"合理化"为建设中心。在此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民主德国在70年代逐步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国家。10年中，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投资额从1971-1975年的1830亿马克增至1976-1980年的2500亿马克，生产率增长53.6%，国民收入增长53%。1980年民主德国的工业产值为2689.5亿马克，比1970年的1508亿马克增加了近一倍。机械、能源、化学、冶金等部门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产值达到300亿马克，占工业生产值的11.2%。截至1980年，民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204亿美元，人均达7180美元，居同期世界第28位，在苏联东欧国家中居于首位。

进入80年代以后，民主德国继续贯彻经济改革，建设了大量的联合企业。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国民收入更有大幅度提升，1980-1985年的增长率达到了30.7%，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4.4%，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7.6%。这期间民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10位，国民收入总额居世界第12位。1988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1873美元。1989年，其生产性国民收入达到2735亿马克，比建国初期增长了10倍多，其中工业生产增长18倍，农业生产增长1倍，畜牧业生产增长8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5倍，人均纯收入从1970年的794马克提高至1988年的1620马克，人民生活水平居世界第24位。直至两德统一之前，民主德国的社会发展水平都一直居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先水平。① 从战后的一片瓦砾，到20世纪80年代末跃居世界发达工业国行列，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在向世人昭示着自身的经济复兴。除了"经互会"经济一体化的贡献之外，民主德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革新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大力发展科技也为民主德国的经济现代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民主德国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80年代末期已无潜力可挖，同时，民主德国对"经互会"以及苏联、东欧市场过分依赖，导致其经济与世界经济严重脱节，使得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联邦德国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比，差距仍然是相当明显的。

（三）寄人篱下--苏联影响下的民主德国外交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苏联还未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结束状态。因此，民主德国在外交上还没有获得独立权，活动范围不大，主要是依附于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①60年代之前，民主德国外交的中心一直放在在和平民主基础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反对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集团和重新武装、努力争取盟国早日缔结对德和约的问题上，只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60年代初，美苏"冻结"了德国问题，民主德国不得不改变关于德国统一的立场而将外交活动的方向调整到主要谋求联邦德国以及西方大国从国际法意义上承认民主德国主权的目标上来②。随着勃兰特的上台，联邦德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弃"哈尔斯坦主义"，转而推行"新东方政策"，民主德国在昂纳克上台之后也开始大力发展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1972年12月，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签订《基础条约》，两德关系恢复正常；1973年2月，英国率先承认民主德国，与民主德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9月，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一道加入联合国。1974年9月，民主德国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直至两德统一之前，民主德国共与世界上133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民主德国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进入80年代，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提出以后，作为与苏联关系最为亲密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昂纳克在1986年提出了对外政策的新目标与新方针，即：争取世界和平，限制军备和裁军，避免一切核战争，阻止太空军事化，消除核武器，通过各国间的合作消除对抗，努力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联盟，努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等。

第21节：第二节 重新崛起于废墟之上(8)

不可否认，民主德国外交一直无法摆脱苏联的影响，"昂纳克时代"的民主德国甚至比"乌布利希时代"更为依赖苏联。可以说，民主德国外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受到苏联的指挥和控制。相比于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外交更多的是被动式的反应，而长期对苏依赖也导致民主德国政府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最终导致民主德国在"东欧剧变"的巨浪袭来时"束手就擒"。

民主德国的人民在经历了纳粹专制的统治之后，选择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国家的出路。广大民主德国的劳动者以自己的勤奋创下了东欧集团中最高的工业产值以及最高的生活水准，民主德国在短短41年内也曾崛起于世界，跻身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家的行列。她也曾似一颗耀眼的明星，闪耀世界。但是，民主德国的现代化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依凭"着苏联的兴盛而兴盛，苏联的衰退而衰退① 。41年后的10月，民主德国便似一颗流星，悄然陨落。

柏林墙的倒塌 虽然两个德国在成立后的41年内都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新崛起"，但两德统一却一直是萦绕在德意志人民心中的梦。在这41年里，统一作为两德各自的政策屡屡提及，然而现实中却如神话那样迷离或星星那样遥远。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90年代，统一问题一夜之间似乎魔法呼唤般地被提上日程，并以火箭般的速度向前推进。② 在冷战的氛围下，两德关系固然取决于美苏集团的斗争与妥协，但德意志民族的纽带却从未断裂。从70年代起，两德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双方人员来往的不断扩大③ 。1989年春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急剧变化，这给号称"社会主义样板"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昂纳克的"不改革、不统一"方针在民主德国积聚了不少"对抗性问题"，而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新思维"又在敦促民主德国进行改革。内外压力之下，昂纳克不得不于1989年10月下台。然而新上任的克伦茨(Egon Krenz)政府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游行示威浪潮却显得束手无策。11月9日，克伦茨政府无奈做出了"开放柏林墙"的决定，从而引发了柏林墙的崩溃和民主德国民众的大量"西迁"。柏林墙的倒塌预示着两德重新统一时代的来临。

1989年11月28日，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科尔在议会提出了如何逐步实现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即《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计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统一的"三个步骤"。民主德国政府经过最初的踌躇之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提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四阶段方案"，表明民主德国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由反对统一转为赞成统一。至此，两德都将统一问题列入正式议程。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进行首次"自由选举"，得到民主德国大力支持的"德国联盟"（包括基民盟、德社盟和民族觉醒）获得了48.15%的选票，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Laurent de Mezieres)出面组阁，与"自民盟"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德·梅齐埃任总理。新政府的成立大大加快了两德统一的步伐。1990年5月18日，经过讨价还价，两德就最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一揽子条款达成协议，在波恩签订了两德第一个国家统一条约，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又称《经济统一条约》），成为两德统一进程中的第一个实质性进展。1990年8月31日，两德在东柏林就实现政治统一签订了第二个国家条约，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实现德国统一条约》（又称《政治统一条约》）。自此，两德统一的进程已不可逆转。

然而，德国的统一牵扯到诸多外部问题，尤其是苏、美、英、法四大战胜国对于德国的统一及其未来走向并不确定，而两德内部也逐渐出现了许多原则性的分歧。为此，两德与四大国于1990年2月13日在渥太华共同制定了"2 4"方案，即由两德商讨解决与统一有关的"内部问题"，以此来表示统一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再由两德同四大国一起解决与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在经历了马拉松似的四轮"2 4"外长会议之后① ，1990年9月12日，六方在莫斯科签订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② ，为两德的最终统一铺平了道路。

第22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1)

1990年10月3日零点，一面长10米、宽6米的黑、红、黄三色旗在柏林施普河畔前帝国国会大厦前冉冉升起，两个德国破镜重圆，正式宣告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国名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定都柏林。至此，困扰欧洲40余年的德国问题获得最终解决，以德国分裂为标志的欧洲战后历史从此结束，而以德国统一为起点的欧洲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

统一初期的德国在品味团圆喜庆的同时，也在遭受统一"副作用"的折磨，东西德之间的磨合以及统一后的国际地位让新德国面临诸多难题。然而，这一切并没能阻止德国崛起为世界超级经济巨人，而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加强了德国在外交舞台上的分量。德国不再甘心过去在西方扮演的配角角色，转而要求实现由经济巨人向政治巨人的转变。德国，这个"松绑的巨人"，在统一之后开始寻求全面崛起！

步履艰难的内部整合 统一并没有完全消除东西德人民之间的隔阂。41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之下，东西德人民的思想、思维和生活方式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而对原民主德国地区仓促进行的"西化"改革不仅没有使德国东部稳定下来，反而使其一时间陷入了社会动荡。统一后的德国，深深地被"德国病症"所困扰。

一、科尔的闪电式统一留下了不少"夹生饭"痕迹，为德国带来了负面的社会经济后果。德国统一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与社会的融合，即两个德国的同质化，其实质是改造和消化东部地区：在国家政治制度上，变共产党占领导地位的政治体制为多党竞争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政权体制上，变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统一管理体制为以地方自治为主的联邦制；在经济制度上，变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以私有制、自由竞争为原则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打破原来的国家机器比较容易，经济上的转轨却比较困难。东部企业在统一之前亏损达到了三分之二，债台高筑，技术差距更是达到了10年以上，前民主德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及西部的三分之一，农业生产恶化。而在波兰初尝胜果的"休克疗法"将原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一夜之间突然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使得这些企业一下子"跳入国际竞争的刺骨冰水之中"，根本无法适应。因此，尽管东德地区经济本身素质比其他东欧国家要好，但由于竞争环境太过严酷，东德在转轨过程中陷入的困境反而比其他国家更甚。东德的工业体系几乎陷入瘫痪，工业生产下降了40%-50%，只有30%-40%的企业正常开工，农产品大量积压、腐烂，从而使得东德的农业陷入4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私有化问题上，不少东德地区的人民基于以往形成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难以接受全盘私有化，出现了抵制情绪。

二、就业问题。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矛盾，联邦德国政府从1955年到1968年从南欧、东南欧、北非和土耳其大量招募工人。截至1970年，联邦德国的外籍工人已经达到了300万。80年代末，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大批东德公民、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德裔居民开始大量涌入德国。德国统一后，中东、近东和巴尔干地区战乱不断，大量公民利用德国宪法对移民控制不严之便，以"难民"和"政治避难者"身份进入德国。加上欧共体内的人员自由流动规定带来的外籍人口，德国外籍人口在1990年底已经达到了480万，而且势头有增无减。这些外籍人口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而德国政府对于如何安置这些移民显得能力不足，从而导致德国社会的动荡。同时，东德地区经济中的隐性失业问题很快暴露出来，迅速转化为公开性失业。德国统一后，东西部地区处于同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中，所有企业被置于同一体系。但由于东西部企业的竞争实力很不相同，从而使得德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在东德企业大量裁员，削减工资，东德工人势必大量西迁，这就会加剧本已不容乐观的西德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而若容忍隐性失业，就势必会加大劳动力成本，进一步降低东部企业的生存能力。

第23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2)

三、东西地区居民的社会心理隔阂严重。统一的德国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跃动着两部分居民不和谐的音符。西部德国人认为在经济条件上比东部人优越，因此自视高人一头；而东部德国人则因此而感到某种程度上的"自卑"。随着大批大中型企业的倒闭或停产，东部德国的广大职工面临失业的威胁。同时，物价却在不断上涨。东部人民期盼统一后生活质量提高的愿望很快成了泡影。而当东部德国人拿到坚挺的西德马克并进一步要求增加工资时，西部人认为他们是在不劳而获地分享联邦德国40余年来的建设成果。而科尔政府的税收政策更加刺激了西部德国人的不满情绪。这使得魏茨泽克总统对德国人民提出的"兄弟一心，其利断金"的美好愿望遭到无情的打击，同时也使德国领导人认识到"解决两种生活文明之间的冲突将远比统一困难得多"①。

四、随着统一初期经济的恶化，失业人数的上升，大量难民的涌入及人民不满情绪的增强，德国极右势力开始滋生蔓延，开始成为统一后德国最为显著的社会问题。1990年以来，各种极右组织迅速发展。1990年时，包括新纳粹在内的各种极右组织已达76个，到1993年时增至83个，这些组织的成员也由2万人急剧上升为5万人，其中新纳粹分子达1万名左右。尽管这股势力尚未上升为社会主流，但也给德国社会造成了动荡，影响了德国自二战后在国际上一直反响不错的声誉。

为解决纷繁复杂的"德国病症"，德国政府通过宣传媒介和新设的社会机构，努力克服东西两部分人民阻隔了40多年的心理和精神隔阂，使双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尽快融合，重新塑造一个代表德国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通过原东西两德人民的相互尊重和彼此理解，确保德国社会的稳定及和平。而要进一步解决德国统一后带来的种种难题，通过经济转轨从而消除经济停滞是最基本的出路。

咄咄逼人的经济发展 统一大大增强了德国的经济实力，使其名副其实地坐上了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统一后的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86万亿马克，比统一前增加12.9%，在欧共体占有的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24.8%上升为28.1%。德国的钢产量为5000万吨，超过了英法的总和，化工产品总值更是达到了2400亿马克，仅次于美国。同时，德国的国际贸易额居世界第二位，在科技、通信、航天、生物工程方面也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统一后的德国在综合经济实力上已经把英、法等老牌工业强国抛在身后，成为与美、日鼎立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然而，德国经济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为此，科尔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经济改革，即促进德国经济一体化进程。首先，建立货币联盟。准确来说，这一以原西德马克为核心的货币统一进程早在1990年7月1日就已经完成。在东德马克消失之后，原东德经济失去了货币金融基础，东部地区也被迫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次，完成原东德国营企业私有化。如果说货币统一为德国东部地区建立市场经济提供了货币机制，那么在统一后前四年由联邦托管局完成的原东德企业私有化改造则使东部地区实现了经济制度的转轨①。1994年12月，东部地区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基本完成，共有14000家国营企业实现了私有化，私有化程度达到了95%，另有3600家企业被迫关闭。最后，根据科尔政府1991年3月制定的"振兴东部"战略--《共同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计划》，德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的措施。通过"团结公约"②和财政平衡措施③向德国东部地区提供大量财政援助。从1991年到1995年，针对东部德国的财政援助就高达8480亿马克。截至2000年，联邦政府和企业向东部累计投资1.6万亿马克，其中东部吸收1.2万亿马克。

在西部的巨额财政支持下，德国东部的经济建设在统一后得到了不断发展，其劳动生产率1999年比1991年提高了32%，而其GDP在全德的比例也由1992年的7.6%上升到1998年的9.3%。经过经济一体化，德国东部的经济结构得到了极大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东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普遍提高。1991-1995年，德国东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平均增长8%，远高于西部德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统一后德国的经济规模也由1988年为日本的42.4%、美国的23.03%上升为1994年为日本的80%、美国的60.4%。统一头两年的"统一景气"促使德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从1989年的4.0%猛升至1990年的5.5%、1991年的4.9%，私人消费增长率也从2.8%翻番达5.7%，机器设备等资产投资增长率1990、1991年分别为13.2%和9.1%，成为70年代以来最高的年份。1991年，德国的出口增长率也达到了6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为11.6%。1992年，德国的进出口总额为833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9990亿美元，远远超过排在第3位的日本（5840亿美元）；德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达91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日本为710亿美元，美国为600多亿美元）。

第24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3)

但是，东部地区的高经济增长率完全是依靠"输血"进行的，联邦政府因此加重了财政负担，暂时影响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发展。德国统一后的最初几年经济增长缓慢，1992-1993年甚至出现了大衰退。直到1994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建筑业的一枝独秀以及德国东部地区经济转轨基本完成，德国经济才走出低谷，逐渐找到了昔日的自信。①1994年德国经济增长率达2.9%。1997年，德国出口增长迅猛，仅头10个月出口赢利就达1047亿马克，比1996年增长12.6%。在出口的带动下，1997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2.5%，而通货膨胀率则连续第三年低于2%，仅为1.8%。1998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仍高于2%。

与此同时，德国经济被诸多问题所困扰。首先，东西部经济差距仍然明显。东部经济在1994年以9.6%的增长率达到顶峰之后便一路下跌，1996年进入低迷期，1997-1998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首次低于西部。2000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2.4%，低于西部的2.7%。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只有西部的60%。90年代中期以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剪刀差在扩大，西德二战后出现的经济奇迹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再次出现。据估计，要是东部经济和社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至少还要10年时间以及上万亿马克资金的投入。② 其次，失业问题严重。从1991年到1999年，失业率从6.7%一路飙升至11%。③尽管德国政府近几年一直将解决失业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但由于东部地区失业问题带有结构性失业特点，不可能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因此，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德国政府的一大社会难题。

即便如此，德国仍然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巨人。2000年德国的GDP达到了2.68万亿美元（人均2.8万美元），增长3%，在欧盟中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25%上升到30%，是欧洲头号和继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贸易总额超过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国内净资产达2000亿美元，是继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债权国。同时，德国在工业、科技、金融方面都拥有明显的优势。统一后的德国，俨然已崛起为超级经济巨人！④ 锋芒毕露的政治诉求 如果把统一后的德国比作一只刚挂上新帆的航船，那么随着经济、政治水位的上涨，这只航船在世界的海洋中浮得更高，更引人注目了。⑤ 在德国政治家们看来，90年代后的世界格局和欧洲发展趋势为德意志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随着世界各大国经济实力和政治能量的此消彼长，每个国家将会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世界秩序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从而导致大国顺序的重新排列。德国应当争取结束"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历史时代，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向欧洲和世界显示统一后德国的勃勃雄心。因此，新德国的国家战略总体构思是以欧盟为依托，融合东欧，借助美国，套住独联体。在此基础上逐步跻身于世界政治大国的行列，最终发展为新世界的力量中心之一。① （一）"面向全欧" 西方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100多年来，德意志民族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在群雄如林的欧洲舞台上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有人读了这句话大加赞同，说："对！每当德意志民族一统一，就意味着要爆发一场战争。"② 德意志的辉煌与"罪孽"，似乎始终如影随形，不可分割。

欧洲人在目睹德国统一的同时，眼里也折射出丝丝恐惧。德国是一个理性的国家，它深知，德国的根基在欧洲，要想在欧洲站稳脚跟，首先必须要消除邻居的"恐德心理"。为此，德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不仅从言辞上，更是从行动上向欧洲乃至世界表明德国不会重蹈希特勒覆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决心。德国总理科尔强调，"纳粹统治是欧洲历史上的灾难"。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1993年9月会见日本明仁天皇时也表示："我们不能挽回过去。我们只有正视过去，铭记历史教训，才能胜任未来的要求。"在1995年1月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50周年时，科尔发表声明，提醒所有德国人永志不忘这一"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页"。不仅如此，1992年11月，德国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在全德范围内查封了右翼极端组织"民族主义阵地"的驻地，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德国人敢于面对历史，承担罪责的道德勇气。1994年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发表谈话，郑重要求二战中受伤最深的民族--波兰对德国犯下的罪行予以"原谅"。1995年5月，科尔再次访问波兰，表明德国仍在继续努力，以期化干戈为玉帛，共同面对未来。同时，德国还在努力寻求犹太人的原谅。

第25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4)

在德国的外交考量中，欧洲是德国外交的基点，是德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依托。而德国领导层也十分清楚，在当今的世界政治大舞台上，单靠德国自身的分量，还不足以取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如果它能充分利用它在欧盟中的影响力，对外以"欧盟代言人"的姿态出现，这个庞大的国家集团的"合力"就会产生极大的影响。①这就要求德国必须取得西欧另外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法国和德国一直是推动欧洲建设的主要力量，法德轴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稳定基石。但随着德国统一后力量对比的变化，这对"表面上情意甚笃的新恋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丝裂痕。戴高乐主义的"嫡传门生"希拉克上台以后，由于法德力量的均衡已经不像戴高乐时代那样有利于法国了，因此，"要法国照过去那样维护法德轴心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法德分歧涉及欧洲建设的各个领域：南联盟问题、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问题、欧盟改革、欧洲安全以及欧洲未来问题等等。但德国清楚地明白，要维护和扩展权益，要使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要使德国在国际竞争中能与美、日、俄匹敌，唯有依托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而要发挥自己欧洲首富的优势，一定要维护欧盟的团结，一定要和解法德关系。没有法德合作就不会有欧盟和德国的顺利发展，一旦法德关系恶化对德国的危害可能甚于法国② 。德英关系可以用"不冷不热"加以形容。德国统一后，德英关系没有大的进展，反而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分歧，包括"欧洲联邦"问题、欧盟东扩问题、欧洲单一货币问题以及欧洲防务问题。施罗德上台之后，德英关系才有了明显的发展。1998年11月2日，施罗德访问英国，宣布德英将建立半年一次的外长磋商机制。但双方在利益与矛盾之间的摇摆注定两国间"不冷不热"的关系将成为主导。

德国的统一使得它与东欧的联系更为直接和紧密。东欧国家除了可以为德国提供广阔的市场，还可以对德国的东部边境安全起到缓冲作用。正是因为有如此诱人的条件，德国才抓住一切机会发展与东欧国家的关系。1994年在德国埃森举行的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东扩的战略，可以说是德国发展与中、东欧关系的重要步骤。在东欧诸国中，德国把重点放在改善与波兰的关系上。科尔认为："没有德波友谊，欧洲联合事业无法开始；没有德波伙伴关系，欧洲联合事业无法完成。"1991年6月，德国与波兰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关系进一步提升。在援助东欧国家问题上，德国也比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更为积极。德国在东欧国家的合资企业比重也较大，双方之间的贸易逐年增长。

对德国而言，俄罗斯作为远离德国的东部大国，它与西方的关系如何同德国的安全休戚相关。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德国扩大在东欧和独联体影响力的关键步骤。德国追求一种对俄罗斯"良好合作"的状态，积极促成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签署《和平伙伴关系条约》，积极支持俄罗斯加入7国集团。同时，德国向俄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投资，从1991年至1997年，德国对俄经济援助达到了700亿马克，高出西方其他各国援助的总和。但是，德俄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十分激烈的利益冲突。德国在中、东欧影响的扩展与俄罗斯维护传统势力范围的"雄心"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尤其表现在德国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问题上），而德国全力支持的北约东扩更是为俄罗斯所极力反对。

（二）全方位外交 随着华约和苏联的解体，统一后的德国受到的来自西方压力随之减轻，这为德国实施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提供了便利。

德国统一后，德美关系再次受到诸多新因素的影响。首先，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德国东部的安全威胁不复存在，维系德美关系40多年之久的战略基础--北约和美国的核保护伞发生了动摇；其次，德美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变化，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了欧洲头号经济强国、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和债权国，德美经济实力上的差距缩小。政治上，德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蒸蒸日上，美不能再将其视为"小伙伴"。军事上，美对德的军事控制正在减少；再次，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和西欧对美依赖的减小，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已从大西洋转向欧陆。基于以上考虑，德国开始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平等伙伴关系。第一，密切与美同盟关系。早在德国统一之后的第二天，德国总理科尔就表示要维护"与美国结成的同盟"。90年代的欧洲大陆正处于新旧格局的转变之中，为确保稳定，德国必须借重美国的力量。第二，构筑与美国新型关系的基础。1990年4月，德国带头倡议欧共体与美、加联合发布《欧共体-美国关系宣言》。① 德国企图以条约的形式让欧共体成为维系德美、欧美关系的新纽带，借此建立双方广泛的协调关系。同时，德国希望北约、欧安会也能起到帮助德国改进德美关系的作用。双方领导人都十分强调德美关系的重要性。1992年4月29日，科尔在接受美国杂志《商业》采访时表示："德美友谊是我国政治前途的基本条件。"而美国总统布什则表示要将德美关系发展成"领导伙伴关系"。1994年7月，克林顿访德时曾与德国领导人讨论建立"美德特殊关系"问题，要求德国同美国一起对国际事务负起"领导责任"。施罗德政府成立后的短短两年之内，就曾三次访问美国并向克林顿总统表示，德国将忠于美国。但同时，德国在与美关系上也显示出了一定的独立性。比如在1999年的南联盟问题上，德国坚持认为北约没有必要派遣地面部队打击南联盟，德国也不会派遣地面部队；在填补东欧实力真空上，德国利用自己的优势，优先将波、匈、捷发展成欧共体的"联系国"。一时间，要求美国对德采取遏制措施的呼声此起彼伏，甚至出现了美俄联合抗衡德国的论调。但是，德国要想与美国抗衡还为时过早，其在军事上尚且不能与欧洲大国相抗衡，更不用提美国了。

第26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5)

由于亚洲地位的迅速上升，德国不能不加强与亚洲的关系。1993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新"亚洲战略计划"，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和印度列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加强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1993年以来，德国政府首脑和主要官员纷纷带着大批企业家出访亚洲国家，努力寻求与更多亚洲国家扩大合作。同时，由于德国对第三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德国统一后更加重视推进其"南北关系战略"，强调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德国政府认为，一个贫穷落后、债台高筑、生存困难的南方，不但会影响到北方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能在安全上导致南北对立和冲突。因此，德国主张通过经济援助，让广大的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在获得原料的同时，争取第三世界国家对德国成为政治大国的支持。

统一后的德国，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已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展开了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外交"。1995年3月13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庆祝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成立40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德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外交政策全球化，也在向世人昭示，德国终于要将其外交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中走出来，使其与德国现有的实力和地位相称。① （三）进军安理会 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波尔图加洛尔在回答联邦德国《星期日图片报》的提问时提到，统一后的德国应在联合国安理会成为第6个常任理事国。统一后，德国能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变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德国人看来，跻身于联合国安理会是德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的最理想途径。然而，在德国统一的最初两年，由于受到"统一综合征"的牵绊，德国从未明确表示过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甚至表示"德国今后也无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然而，随着德国经济度过最初的困难期，德国朝野对此问题的立场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1992年4月上任的德国新外长金克尔公开表示"德国对这一席位感兴趣"，积极要求安理会进行体制改革。德国官方开始觉得德国对这一问题不能继续持观望和等待的态度，否则会使各国产生德国对此缺乏兴趣的印象。①尽管德国不再掩饰其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迫切心理，但是德国的锋芒毕露还是引起了国内外的疑虑和不安。此外，由于冷战后东欧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经济混乱，难民西涌，国内右翼种族主义抬头，德国外交形象欠佳，使得德国认识到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条件并不成熟。金克尔随后便表示德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只是"先挂个号，报下到"而已。但这只是德国为安抚四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它只是在等待时机的成熟。

德国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非没有有利的一面。第一，统一后德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是其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经济基础。德国利用经济援助的方式博得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从而争取到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筹码。另一方面，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地位的不相称又为德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要求。第二，德国的统一提高了其政治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前德国受制于西方大国和苏联的时代已经过去，反而是美、英、法、俄在许多领域有求于德国。尤其是美国，为了借助德国推行其全球战略和欧洲战略，美国极力谋求与德国建立"美德特殊关系"。为此，美国政府于1993年6月30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正式提出"日本和德国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是有美国做"靠山"的。第三，德国对历史的态度以及谋求邻国谅解的诚意为德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有利于其早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同时，德国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面临着"硬币的另一面"。首先，德国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英、法、俄等国的反对。毕竟，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谁也不愿意坐看一个国家的实力过于强大，就连美国对德国的这一举动也有某种程度的担忧。其次，德国面对历史的态度固然让人敬佩，但作为德国的邻国，尤其是遭受过希特勒德国蹂躏过的国家，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对一个强大德国的恐惧，加上新纳粹主义的出现，更是让人忧心忡忡。再次，德国统一后至今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消化德国东部上，政府为国内问题所累，唯有放慢谋求大国地位的步伐。最后，联合国的改革也绝非易事，涉及问题颇为复杂，需认真听取广大会员国的意见，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和准备。

第27节：第三节 松绑的巨人(6)

德国正在通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进入21世纪，它与日本、巴西和印度再次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无功而返，但无疑德国距离安理会越来越近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名单上真的会出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愿那时，它不要辜负了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殷切期望！

惹人注目的防务措施 为了适应冷战的需要，美苏两大集团于1956年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各建立了一支军队，分别隶属于冷战时期两个高度对抗的军事组织--北约和华约。德国统一后，其军事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任务便是如何消化这两支性质、编制截然不同的军队，将之整合成一支完全意义上的德国国防军。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以下步骤： 第一，德国政府通过对原东德人民军进行改组使其融入原联邦德国军队。德国统一之日，联邦德国国防部接管了民主德国人民军。他们先通过强制和"提前退休"的方式解除了原民主德国117名将军的职务，然后鼓励原人民军军官提前退役，政府将在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偿。对一般军人，国防部通过"甄别委员会"严格审查，合格后经两年试用期正式录用。

第二，对联邦国防军的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强调军队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联邦政府在1994年底将军队总人数压缩至37万，军费维持在500亿马克，为原来的一半，在保存陆军实力的基础上，加强对空军的建设。整编后的德军虽然在规模上有所缩小，但其装备、快速反应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从而使得统一后的这支德国军队完全有能力满足应付本国和境外用兵的需要。

同时，冷战时期驻扎在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境内的外国军队①开始逐步撤离。截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前，苏军除少量军队仍滞留原民主德国地区外，多数已基本撤离。西方国家除美、英两国须晚些撤出之外，其余几国已于1995年前后撤出德国。

对于德国而言，一个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德国能否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进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关键，这同时也是德国制定安全政策的出发点。德国统一之后，其防务政策面临着迫切的任务：第一，与欧洲国家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系，预防冷战结束后欧洲潜在的民族和宗教冲突；第二，消除其他盟国对德国谋求主宰欧洲的恐惧；第三，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更多安全义务。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统一后的德国采取了一系列围绕其外交政策进行的防务措施： 首先，放弃统一后德国中立化的方案，坚决靠拢美国。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苏联倾向于德国在统一后军事上维持中立，而美国则予以坚决反对。事实上，德国欲想在世界上有一番大作为，根本不会将自身的安全托付于他国来保证。但是，面对国内经济重建的艰巨任务，考虑到德国在很多问题上还很需要美国的帮助，德国政府不得不继续拉拢美国。因此，德国积极支持北约改变职能，实行战略调整。

其次，建立德法混合旅，以之为轴心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东欧剧变和华约解体之后，欧洲内部的防务独立思想再次抬头。1991年10月15日，密特朗与科尔共同向欧共体前任主席吕贝尔斯提出了一份关于建立欧洲共同外交和防务的建议，主张欧洲建立独立防务。10月16日，德国和法国宣布组建一支4200人的混合旅，今后将在此混合旅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一个德国机械化师和一个法国装甲师，最终组成一支总数约在40000人左右的联合军团，参谋部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在德、法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德国力图建立全欧范围的安全体系。根舍曾经表示："在"欧安会"范围内建立一个体制化、合作化的欧洲安全体系，就是为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建立欧洲和平新秩序创造重要条件。"①欧共体在海湾战争中的软弱无力更加凸显了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的重要性。自1991年以来，在德国的推动下，欧安会对机构和规章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使其在应付欧洲紧急情况和不测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28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1)

再次，修改宪法，时刻准备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二战结束以来，德国联邦军队被严格限制在北约的范围之内，联邦德国1949年制订的《基本法》第87条第1款明文规定："武装力量除用于防御目的外，只能在基本法明确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但是，随着德国的统一，该规定某种程度上倒成了德国发挥与其实力相符的"大国作用"的障碍。为此，执政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在是否修宪问题上与在野党和绿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94年7月12日，德国宪法法院最终就德国军队参与境外军事行动一事进行裁决，决定在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德国可以派遣武装部队在境外，也就是说，德国联邦国防军可以参加北约之外的国际行动。由此，德国得到了出境参加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而事实上，德国在境外的许多军事行动早已经突破了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如果说海湾战争期间派出18架"阿尔法"式战机和204名空军人员尚属北约范围之内，那么1992年5月德国派遣130名卫生医疗兵赴柬埔寨维和则是德军在北约之外参加的一次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维和行动。1992年7月，德国海军1艘驱逐舰和3架远航侦察机参加北约在亚德里亚海的巡逻，以实施对南斯拉夫武器禁运计划。1993年1月，德国第一个响应美国号召，派遣空军运输机向围困中的萨拉热窝空投物资。同年4月2日，科尔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批准联邦国防军出动预警机协同美、英、法等国执行北约的监督禁飞行动。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德军自二战后第一次在国外进行作战。但战争却暴露了德军在训练、装备、指挥和后勤支援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北约将军甚至讽刺德军为"第三世界的军队"，使德军深受刺激。① 为此，德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目的是要使新德军成为具有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的"一体化部队"。但愿，德国在军事上的一步步强大不会让其重蹈希特勒的覆辙！

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

挺过统一之初的"阵痛期"之后，德国变得越来越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进入21世纪，这位世界经济巨人正以豪迈的脚步迈向政治大国的门槛，世界舞台上德国的角色正越来越往前移。然而，在通往政治大国的道路上，德国仍然面临诸多困扰，甚至是荆棘坎坷。一句话，21世纪德国的走向将紧紧牵动整个欧洲和世界人民的神经。

欧洲的德国，德国的欧洲？ 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1952年曾经说过："我们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德国的欧洲而是建立一个欧洲的德国。"这句话反映了冷战时代德国人要求保持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欧洲的良好愿望，而德国在冷战时期中规中矩（有时甚至是出彩）的表现也一度让欧洲和世界拉近了与德国的距离。

然而，国际政治总是变幻莫测的。1990年10月3日，原民主德国并入了原联邦德国，一个统一的德国诞生了！度过最初的"阵痛期"之后，新德国不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外交上都显示出了不可估量的实力，而且这种实力目前还看不出有大幅度衰落的痕迹。德国统一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的力量对比结构使人们的历史疑虑与恐惧再次泛起①。欧洲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开始争论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的问题。

以英、法为首的西欧国家主张以欧盟套住（1993年之前称欧共体）德国，通过集体的力量防止德国再次凌驾于欧洲之上。法国深知"法兰西没有力量单独对付日耳曼"，因此竭力推动欧盟深化，并通过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把德国的经济与西欧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根本上阻止德国"单干"。同时利用政治联合，壮大以法国为政治领袖的西欧，阻止德国谋取政治大国地位，依靠自己的核大国地位，拉德国与其一道组建法德"欧洲军团"，在削弱美国对西欧霸主地位的同时，防止德国走军事大国的道路。①然而，法国在欧盟扩展的方向上与德国却存在严重的分歧。法国认为，如果这个一体化的欧洲重心向德国偏移，那很可能再次出现一个"德国集团"，因此，法国主张向地中海地区和北非扩展欧盟。2000年5月12日，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在柏林洪堡大学发表了题为"从邦联到联邦--关于欧洲一体化目标的思考"的重要长篇讲演。不料一石激起千重浪，欧洲各国对德国此次演讲的动机表示怀疑。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舍维内芒甚至认为，德国总想把它的联邦制模式强加给欧洲大陆，称德国"始终还在做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迷梦"，还"没有完全从(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清醒过来"② 。英国从来都愿意并且致力于维持欧陆均势，眼见德国崛起的势头咄咄逼人，英国当然主张"应以欧洲共同体的背景同德国建立起牢固的联盟"，以限制德国在不久的将来独霸欧洲。欧盟"三驾马车"，尤其是"法德轴心"双方对于欧洲一体化目标的设想和理解上的差距固然反映了欧洲大国自身利益上的分歧，但同时也折射出了欧洲国家对于德国可能"君临欧陆"的"猜测"。

第29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2)

德国深知，以其目前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还很难在世界上占据一极，德国只有通过与英、法联合才能成为世界一极。因此，德国也极力推动欧洲一体化，通过实现整个欧洲的强大而实现德国的强大。正如科尔所说的："德国历史有一些劣迹。这部历史使人们对我们国家始终有着强烈的恐惧感。只有在德国上空盖着一个共同的欧洲屋顶的情况下，才能消除这种恐惧感。"施罗德政府上台后，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更是不遗余力。同时，在推进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扩大的过程中，德国着力改善了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不仅将德国的势力影响范围向东扩展，愈显德国在欧洲的中心地位，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德国的形象。③ 德国领导人理解德国统一给欧洲造成的"震慑"。对于"德国的欧洲"这一担忧，德国人自己似乎并不认同。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早在1956年1月就指出，欧洲的统一与德国的统一并行不悖。"统一英雄"科尔更是反复阐明德国的统一要在"欧洲大厦"中实现，"德国的统一与欧洲的统一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德国政要们的这些表态固然有尽力减少欧洲邻国的担心和戒心的用意，但他们的表态又并不是违心的或虚伪的，而是真心赞同通过欧洲一体化来约束德国，使德国永远不再成为战争的策源地。①从德国外交的连续性来看，无论是科尔政府，还是施罗德政府，无论是基督教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和"联盟90/绿党"，在德国外交政策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即：继续立足于西方联盟，致力于欧盟一体化建设，维护同美国的传统结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同俄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紧密合作关系。②虽然德国目前仍然在不懈地追求着大国地位，也并没有放弃参与承担领导责任，但不论是科尔政府、施罗德政府还是现在的默克尔政府，德国大国作用的发挥并不是独断专行，而是多边主义的，是在"与伙伴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体化机制框架之内的。况且，在对外关系上继续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已是德国朝野的普遍共识。因此，可以较为肯定地说，21世纪的德国将继续立足于西方联盟而不会重蹈"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覆辙，德国在21世纪的大国作用不会游移不定、不可捉摸，而是有国际制约和可以预测的。③ 而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今天的德国还不是大国，更不是潜在的霸权国。如果欧洲成为"德国的欧洲"，德国必须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大国。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德国经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首屈一指，人口规模也仅次于俄罗斯，但德国没有自己的核武器，在安全上强烈依赖美国。而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还不会从欧洲撤军，从而为欧洲各大国提供扩展自身军事力量的机会，因为"美国一撤离，欧洲就会从温和的两极走向力量结构最危险的不平衡的多极"④。

因此，只要有美国这个欧洲的"平定者"，德国称霸欧洲就不太具备外部许可条件。

事实上，近几年德国发展的方向正在表明：德国正在融入欧洲，并行将成为一支稳定欧洲的政治经济力量。⑤ 目前的情形是，德国离不开欧洲，欧洲也离不开德国。欧洲依然是德国的政治依托，没有欧洲国家的联合，德国将变得势单力薄。德国的大国地位，只有在欧洲的基座上才能得以确立。这也是默克尔一上任就出访法国、欧盟和英国的原因所在。

"新欧洲"与"老欧洲"："9·11"后的美德关系 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同时也对美国的欧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维护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位，贯彻其全球战略，美国在德国统一初期公然冷落"美英特殊关系"，同时有意拉拢抬举德国，突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论是老布什政府，还是克林顿政府，都将争取德国的支持与合作作为美国欧洲政策的重点所在。克林顿甚至一度宣称华盛顿与柏林之间存在着"独一无二的伙伴关系"。1994年7月克林顿访德时，明确声称德国是美国的"决定性盟国"，要与德国结成"领导伙伴关系"，发展共同分担"领导作用"的"美德特殊关系"。至此，德美关系已由过去"主人"与"仆人"关系的阶段发展到共同分享"领导作用"阶段，变成了以相互依赖为主要特征的、被世人称为"德美特殊关系"的新时期①。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施罗德政府一改二战后德国一直奉行的"自我约束"政策，在外交政策"正常化"舆论的推动下，不仅派轰炸机直接参加对南空袭，而且出兵巴尔干。尽管如此，德美在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贸易等事关国家切身利益的领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第30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3)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德国朝野闻之大为震惊。施罗德很快表示德国将坚定地站在美国人民一边，"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2001年11月，施罗德不惜以辞职相要挟，逼迫联邦议院通过派兵参加美国在阿富汗进行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决议，并在随后派遣了约6000名德国士兵支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两国在反恐上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德美关系在这段时间较为亲密，但是双方在阿富汗维和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存在分歧。

然而，德美关系很快就受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2002年，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外交龃龉。施罗德多次表示，德国不会参加美国发动的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冒险行动。他甚至宣称，只要他在台上一天，美国就别指望德国会参加这场战争，也别指望德国会出一分钱支援这场战争，"德国早就不是以支票外交代替政治的国家了"。而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伊战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也与施罗德相近。

施罗德的鲜明反战立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欧洲国家表示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尤其是那些即将加入北约或欧盟的东欧国家，比如捷克、波兰等等。这些国家不喜欢德国和法国主宰欧盟，布什政府则利用了这一点嘲笑德国和法国代表了"旧欧洲"，而支持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的欧洲国家则被布什划归为"新欧洲"。于是乎，冷战结束后西方盟国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爆发了。

在施罗德的领导下，德美关系由于伊拉克问题而降到了在"冷战"时期，即康拉德·阿登纳和赫尔穆特·科尔当政时期不可想象的水平。而更让小布什生气的并不是双方的意见分歧，而是施罗德的玩世不恭，他利用德美之间的分歧来为自己拉选票。在小布什看来，"施罗德简直就是一种罪孽"① 。为此，小布什曾多次拒绝接听施罗德的电话。施罗德连任成功后，布什连一份寻常的外交礼仪贺电都没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也发誓要对反战国进行"秋后算账"。她表示，美国将原谅俄国，但必须惩罚法国，冷落德国。一时间，德美关系似乎已经到了"冰点"。

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以后，德国国内出现了要求反思对美政策的声音。战后民意测验显示，90.4%的受访者认为，施罗德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决裂深深破坏了战后德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成功模式，即与美国和法国保持同样牢固平衡的关系。为此，施罗德不仅不再提所谓的"德国道路"，而且在当选后逐渐发出修复德美关系的信号，开始寻求介于法国"戴高乐主义"和冷战时期传统"大西洋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所谓的"新大西洋主义"，变"硬顶"为"软影响"。②而美国在大选、伊拉克重建等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也迫使小布什政府不得不向"老欧洲"国家伸出橄榄枝。2003年9月25日，施罗德与小布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实现双方16个月来的首次会晤，德美关系开始"解冻"。会谈中，施罗德承诺扩大德国在阿富汗的维和范围以减轻美军负担，并表示愿帮助伊拉克培训安全部队和警察，增加提供人道援助。德国也愿意效仿二战后美国援助德国的"马歇尔计划"，向美国重建伊拉克提供大规模资金支持。即便如此，德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施罗德表示，德对外政策有三个坚持，即不认同先发制人；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武力是万不得已的手段；世界要由多边机制如联合国来治理，主张建立合作性世界秩序。显然，这"三个坚持"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美国的霸权行为而言的。德国所奉行的和平解决国际冲突和"多边主义"的立场与美国的"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似乎已经成为横亘在德美之间的一种"结构性矛盾"。大西洋越来越宽了。

2005年11月22日，德国基民盟主席安格拉·默克尔当选新一届联邦总理，德美关系也迎来了一个修复的契机。此时的小布什政府正被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以及飓风袭击事件闹得焦头烂额。默克尔政府也急需修复施罗德时期"糟糕"的德美关系，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来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以维护德国的现实利益（如"入常"问题）。2005年12月5日，赖斯访问柏林，成为德美两国加强双边关系的"一个良好开端"。2006年1月12-13日，在先后完成对法国、英国、波兰、北约和欧盟的就职访问后，默克尔造访白宫。在不到两天的访问中，布什同默克尔会谈的时间加在一起长达3小时。这不仅是在施罗德执政时期从未有过，甚至在造访美国的外国政府领导人、包括西方盟友中也是罕见的。①连默克尔本人对于美方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也感到"难以置信"。在默克尔这位"欧洲夫人"的带动下，德美关系开始重新转暖。2006年7月12-14日，小布什利用前往俄罗斯出席八国峰会之机，偕夫人劳拉对德国进行了一次"深化私人友谊"的访问。德美关系历经波折，终于实现"正常化"。

第31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4)

德美关系的"解冻"和"升温"缘于双方目前的现实利益需求超过了双方之间的分歧。对于德国来说，施罗德对美国的"背叛"让德国在"入常"问题上自食其果，遭到了美国的报复。德美之间激烈的争吵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虽然德国极力主张扩大欧盟的作用，但是德国在安全上仍然离不开美国的"庇佑"。正如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容在柏林举行的第五届欧洲防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一个紧密和信任的对美关系对于21世纪德国的安全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而德国要继续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真真正正的世界性大国，仍然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允许。对于美国来说，在其传统的欧洲盟友中，英、法即将面临政府换届选举，意大利的普罗迪政府刚刚诞生，立足未稳。相比之下，当前也只有德国政局稳定，默克尔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积极而抢眼，况且德国将在2007年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些条件无疑使德国成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拉拢对象。

然而，德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很多道坎。虽然默克尔在华盛顿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但是默克尔却并未给人"一头扎到山姆大叔怀里"的印象。她在华盛顿不止一次地谈到德美双方在"判断和感受"国际恐怖主义的直接危险方面存在分歧。德国仍然会帮助伊拉克政府训练警察部队，但是德国绝不会向伊拉克派兵。德国强烈要求美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美国却以关塔那摩监狱是美国反恐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由加以搪塞。对于闹得沸沸扬扬的"黑狱"事件，德国声明：反恐必须在遵守各国法律和国际法准则范围内进行，虽然不能公开讨论细节，但必须增加透明度。在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极力反对，但美国却极力加以支持，以此对欧洲施加压力。除此之外，德国民众"潜在的反美主义"一直是德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军事实力为手段，在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模式"，不顾别国利益一味追求霸权地位。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傲慢态度，引起德国朝野和人民的普遍反感。

透过德美关系近几年来的变迁，不难发现，其实不管是施罗德政府，还是默克尔政府，对美关系在亲疏上可能存在差异，但他们奉行的外交政策所追求的仍是"德国利益"，仍然是欧洲第一、美国第二。可以预见，德美今后还将经常吵吵好好，因为它们毕竟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终极战略目标--向全世界推行"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另外，德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需求以及德美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也不允许其矛盾扩大。因此，矛盾--妥协--再矛盾--再妥协，将是德美关系中的一个长时期现象。①同时，德美关系既是双边关系，又是欧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德美关系的好坏还要看将来欧美关系在面临危机时的发展。

变异的历史浊流--新纳粹主义 1990年10月3日，当象征着德国统一的黑、红、黄三色旗在柏林施普河畔前帝国国会大厦前冉冉升起时，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德国的统一象征着一个和平、新兴的新时代的来临。饱受相思之苦的德国人民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相拥而泣，以为新德国再也不用品尝类似希特勒纳粹主义结出的苦涩果实。然而，历史虽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历史有时也惊人地相似：20世纪已经沉淀的纳粹主义渣滓，在21世纪的前后又重新泛起。② 20世纪30、40年代纳粹德国造成的人间惨剧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多达百万的纳粹分子，身着褐色衫，到处宣扬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股"褐色瘟疫"最终给德意志民族、欧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浩劫。二战后，绝大多数德国人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然而，有那么一小撮顽固的老纳粹分子仍然"本性难移"，冥顽不化。1981年联邦德国一家研究所通过调查发现，整个联邦德国大约有150个极右或新法西斯组织集团。它们就像蜘蛛网般连接在一起，包括1964年成立的德意志民族民主党（NPO）、1968年成立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者同盟（BDNS）、1971年成立的德意志人民联盟（DUU）、1972年成立的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战斗集团（NSKG）以及1973年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DUG）等等。这些新纳粹主义势力在80年代中期影响有所扩大，不少新法西斯政党还采取合法策略参加竞选。柏林墙倒塌后，德意志民族一直处于东西部分的不断磨合中。近半个世纪的分离，加上不同社会模式的烙印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在内部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不幸的是，一直埋藏在一部分德国人心中的那股纳粹思潮却将这一时期当成了"适当的气候和适当的土壤"，在德国生根，发芽，壮大。1989年到1999年，德国发生的纳粹暴力排外事件以年均4.25% 的速度增长，从每年173起猛增至746起。2000年上半年，德国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就已经高达760起，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这些新纳粹势力当中，德意志人民联盟和国家民主党实力非同小可。其中国家民主党有党员6000余名，拥有合法的地位和一定的号召力。在1998年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政府选举中，极右的德意志人民联盟首次参加选举竟然立刻获得了近13%的选票，全国为之大哗。以这两个新纳粹政党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门下聚集了约5万新纳粹分子。他们已经从德国东部地区蔓延到了现在的德国西部地区，暴力手段已由原来的殴打升级为爆炸一类的恐怖主义手段，关注的问题已经超越国界，造成的破坏力自然也"节节攀升"。"9·11"事件之后，德国的新纳粹主义势力气焰更为嚣张，又开始蠢蠢欲动。据德国《焦点》杂志披露，2005年德国新纳粹分子与以往相比又有较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的新纳粹势力有向恐怖主义组织演变的危险。他们将本·拉登视为偶像，意欲效法"基地"模式实行"无领袖抵抗"策略。可以说，新纳粹主义势力已经成为危害德国社会稳定、玷污德国国家形象的一颗"毒瘤"。

第32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5)

这股新纳粹主义势力鼓吹"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榜样和神话，将在千年之内鼓励我们的人民"，"希特勒的精神不朽，超越了一切时间和空间界限……希特勒代表未来"。他们寄希望于出现一种奇迹，有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重新诞生，带领他们迈向他们心目中的"第四帝国"。①他们宣扬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强调"犹太人是敌人"，"反对外国人与德国人融合"，"维持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保持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甚至要求德国政府"遣返外国人"。他们极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制，推崇领袖独裁。参加新法西斯组织的青年人确信："当与领袖共存亡"，"命令就是命令"，"领袖命令，我们服从"。新纳粹主义分子还极为推崇暴力，主张扩军备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纳粹主义在德国的猖獗有其滋生的根源。首先，从思想根源上看，德国历史上的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传统在今天仍然阴魂不散，仍然植根于德国政治文化的较深层面。要从体制上革除法西斯政权的框架和烙印比较容易，而要从国民心理层面上消除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及遗毒，并非几代人就能做到的。从经济和文化根源上讲，德国统一后的经济转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而使得德国的年轻一代在价值观上存在着困惑。德国的极右翼势力正是利用了部分德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工具，大肆煽动排外情绪，传播新纳粹主义。这也是为什么德国统一后极右翼势力死灰复燃并且大多数暴力排外事件都发生在东部地区的一个主要原因。① 面对德国新纳粹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德国舆论和民众以史为鉴，要求政府不要再"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他们也利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德国社会反对纳粹暴行的立场和心声。具有不同社会出身、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的人们，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会会员、绿党党员、自由民主党人、宗教团体、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直到基民盟基社盟党员，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团结了起来。德国政府明确表示绝不能容忍极右翼势力为所欲为。2000年8月8日，施罗德宣布，德国将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打击极右翼势力，并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不久，警方逮捕了在汉堡南部的托施泰特市无故同左翼分子发生冲突的300名新纳粹分子；在萨克森州的勒斯尼茨，100名极右分子企图搞非法集会，遭到警方的驱逐；在巴伐利亚州的弗赖拉辛，警方阻止了极右分子的一次示威游行，并逮捕4人，拘留6人，驱逐70人，没收82件物品，其中包括武器、毒品、战旗和纳粹标志……同时，为了防止遭到打击后的极右翼分子转入地下从事破坏活动，施罗德政府专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击极右翼势力的地下活动。默克尔上台之后，对于新纳粹势力也采取了绝不姑息的态度。2007年1月27日，默克尔在纪念"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时表示："我们要对那些想把我们带回纳粹时期的势力采取零容忍。"即便如此，仍然有超过80%的德国民众对于政府打击极右翼势力的决心和力度表示不满。

虽然目前新纳粹主义势力在德国尚未泛滥成灾，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于这股历史的浊流，任何人都不可掉以轻心，而应当采取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对其加以遏止和消除，让法西斯主义永远留在历史的垃圾堆中！

结 语 德意志，数度分裂，却又数度如凤凰涅般再次重生。战争挡不住它实现统一的步伐，废墟打击不了它经济崛起的信心，柏林墙隔不断它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它给世界留下了太多的宝贵历史经验。正如德国国歌中所唱的那样："……德意志兰的妇女，德意志兰的忠诚，德意志兰的美酒，德意志兰的歌曲；遍及世界，却永远保持他们古老而高贵的名声；激励我们从事高尚的事业，即便要用去我们的一生……统一、主权和自由，是我们千秋万代的誓言。

为了实现这使命的荣誉，为了德意志祖国永远的繁荣昌盛！"也许，正是德意志民族不屈不挠、奋斗不息的精神和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才成就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今天的伟业和德意志民族如今的荣耀。21世纪的德国，卸去冷战的枷锁后，犹如"松绑的巨人"，正继续大踏步前行，朝着世界大国的梦想进发！

第33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6)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德］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译：《阿登纳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范益世译：《第四帝国的崛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

吴友法、邢来顺：《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潘琪昌：《走出夹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冯梁、佘建民：《德国--一个正在松绑的巨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顾俊礼、刘立群主编：《迈入21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辛蔷：《融入欧洲--关于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① 关于"德意志在哪里？"的争论，详见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① 公元前16年，罗马统帅奥古斯都在多瑙河上与日耳曼人对峙，企图征服大日耳曼尼亚。他们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安置军营，建立堡垒和城市，并设置了50座堡垒连接成罗马帝国边境防线（Limes）。它以科伦为中心，以美因茨为大本营。

① 弗里德里希一世要把统治意大利作为基本国策，但最终却在1176年被威伦巴第城市同盟击败，弗里德里希一世在意大利的扩张最终以惨败告终。而德意志王国的政治中心也开始东移，德意志也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中心基地。

② 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帝国立法，因其文本用金印戳盖，遂称之为"金玺诏书"。它用立法的方式确认了选帝侯的身份和特权。

①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② 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共分裂为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也就是说，总共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

③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② 腓特烈大帝去世时，国库竟有5100万塔勒的储存，是当时国家年收入的2.5倍。

①《提尔西特和约》让普鲁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国土，人口由1000万减至493万，军队被裁至4万。

②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①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给沙俄称霸欧洲当头一棒，沙俄由此也动摇了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为重执欧洲牛耳，沙俄不得不和普鲁士"结盟"，通过支持普鲁士对付法国，以便自己专心在黑海方向寻找出路。

② 1867年2月，奥地利统治集团为摆脱因战争失败而加深的内部危机而与匈牙利贵族妥协，成立奥匈帝国。它的建立标志着德意志历史的"终结"。

③ 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页。

① 需要注意的是，普鲁士早在19世纪30年代便开始了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①［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①［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② 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重点之一便是建造连接柏林（Berlin）、拜占庭（Byzantine）和巴格达（Baghdad）的铁路。

第34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7)

① 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79页。

①"普鲁士精神"包含有两种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精神"本质"：一种是人民性的、民主性的、进步性的，一种是非人民性的、专制性的、反动性的。它们在德意志民族不同的历史时代或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参见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②［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范益世译：《第四帝国的崛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① 该"研究小组"与罗斯福下令成立的"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后来一起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把德国分成3个、5个或7个完全独立部分的计划。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六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③ 该计划由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摩根索于1944年9月制定，主要内容是分割德国，拆除德国的工业使其变成"农田和牧场之国"。

④ 东区归苏联，西北区归英国，西南区归美国，西区归法国。

⑤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①［德］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译：《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1页。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③ 1948年2月23日至6月1日，美、英、法、荷、比、卢六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在德国问题上协调西方各国的立场。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并于会议结束后的6月7日发表《伦敦议定书》，目标直指成立西德政府。西方国家力图把西柏林同西德连接在一起并成为西德一部分的步伐明显加快，这就成为苏联的心腹大患，加上六国伦敦会议将苏联完全排除在外，苏联遂决定在柏林地区采取措施进行反击。

① 在442个议员席位中，基民盟占139席，社会民主党占131席，自由民主党占52席。

② 参见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① 参见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② 数据来源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9页。

①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② 吴友法、邢来顺：《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① 白鹳，德国国鸟，一种著名的观赏珍禽。在欧洲，自古以来白鹳就被认为是"带来幸福的鸟"，是吉祥的象征，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是专门来拜访交好运的人的。白鹳被选为国鸟后，不少德国家庭特地在烟囱上筑造了平台供它们筑巢。

② 在这一体制指导下，到1948年中期，美英法三国在西占区实施的经济措施如下：1.对重要的食品以及其他消费品凭票供应；2.冻结物价和工资；3.实行进出口和外汇管制，统一规定外贸商品价格；4.所有基本材料和原料以及所有燃料实行配给；5.企业生产的属于配给的商品由占领当局统购统销。

③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由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和路德维希·艾哈德等人在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政策思想上进一步发挥后形成，其模式可表述为：市场经济 国家干预 社会保障。

④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① 数据来源参见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428页；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0页以及吴友法、邢来顺：《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7页。

①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第35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8)

① 潘琪昌：《走出夹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指出，十月革命以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在相当时期内是正确的，但用议会道路的形式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西方幻想认为，苏联的迹象表明其完全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使其向西方靠拢。西方的作用是创造条件，促使和平演变的实现。针对当前苏联掌握的核武器现状，当务之急是遏制苏联在核武器研制和生产上的势头。

① 阿登纳为了阻止西方大国的这一倾向，多次与美英法领导人接触。1957年，四国在柏林签订《柏林宣言》，重申四大国对德国统一的责任。但阿登纳看到，这一宣言在西方大国总体外交中的分量并不重。

② 条约确认奥德-尼斯河为波兰西部边界，双方承诺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努力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③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1.两国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缓和紧张局势"，努力促进"欧洲局势正常化"；2.两国放弃使用武力；3.尊重欧洲现有边界，包括联邦德国与波兰的奥德-尼斯河线以及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现有边界；4.两国宣布对另一方无领土要求。

① 条约规定：两国"在平等基础上"发展相互之间的睦邻关系；双方将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间的争端，不诉诸武力；两国互设常驻代表机构；同时申请加入联合国。

② 勃兰特的亲信中，有一名叫京特·纪尧姆的党务秘书，1974年被发现是民主德国打入联邦德国的间谍。勃兰特因此辞职。

③ 冯梁、佘建民：《德国--一个正在松绑的巨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④［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范益世译：《第四帝国的崛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页。

① 除统一社会党之外，还有基民盟、自由民主党、民主农民党、国家民主党等。

②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页。

① 1959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制定了七年计划，为与其他国家更好地合作，民主德国中断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七年计划。计划提出要在1961年消费水平"赶上"和"越过"联邦德国，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由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受到苏联式的集中式管理的严重束缚，到60年代初，该计划被迫中止，民主德国开始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① 数据来源参见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440页；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157页以及吴友法、邢来顺：《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4页。

① 1950年9月，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1955年5月加入"华约组织"。

②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

①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② 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③ 据统计，从1982年到1987年，联邦德国到民主德国探亲访友的总人数达到了2000万，而民主德国到联邦德国观光旅游的人数也达到了1200万。当时联邦德国的总人口约为6000万，民主德国约为1800万。

① 1990年5月5日波恩外长会议，1990年6月22日柏林外长会议，1990年7月17日巴黎外长会议以及1990年9月11-12日莫斯科外长会议。

② 条约包含五大内容：1.签约的条件、原则、目的和愿望；2.规定了德国统一后的领土和边界；3.规定了统一后德国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上必须承担的义务；4.规定了苏联撤军后的德国东部地区成为一个特别的军事区，一个"无核区"；5.规定了统一后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

① 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第36节：第四节 站在十字路口(9)

①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① 王志强、戴启秀：《德国：由主权统一到内部统一》，《德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19卷，第17页。

② 为消除德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不平衡现象，联邦政府于199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有效期为10年的"团结公约"，除要求各州、经济界关注东部地区的经济建设，还规定德国民众交纳幅度为工资税5.5%的"统一附加税"，转让给德国东部各州。在"团结公约Ⅰ"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联邦政府与各州达成了第二阶段"团结公约Ⅱ"，有效期为15年，规定联邦政府自2005年起15年内向德国东部提供总额为3060亿马克/1565亿欧元的财政转让，自2009年起在幅度上不断减少，直到东部地区能够实现财政上的自力更生。

③ 包括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前者指的是联邦政府对州、地方政府或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后者指富裕州向贫困州的同级财政转让。每年的横向财政平衡款项达82亿欧元，其中86%左右注入东部地区，联邦政府每年转让给东部地区的纵向财政平衡款项也达数十亿欧元。

① 参见丁纯：《统一后德国经济发展的回眸与前瞻》，《欧洲》1996年第3期，第21页。

② 参见孙春玲：《德国统一11年回顾总结》，《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10期，第20页。

③ 转引自顾俊礼、刘立群主编：《迈入21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④ 而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于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德国2006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2005年增长了2.5%，达2.303万亿欧元（1欧元约合1.30美元），是自2000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

⑤ 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① 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

②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① 顾俊礼、刘立群主编：《迈入21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②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① 主要内容：欧共体声明对北大西洋联盟及原则与目标的承诺；美国承认欧共体有权实施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双方举行定期高层协商，美国总统同欧共体理事会执行主席和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半年会晤一次。这是美国与欧共体首次就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的问题达成的正式协议，对保证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美欧之间源于利益不一致而日益增多的矛盾与冲突。

①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249页。

①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① 德国统一前驻扎在德国的共有7支外国军队，包括美国、苏联、法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荷兰。

① 冯梁、佘建民：《德国--一个正在松绑的巨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① 孙晔飞：《德国进行军事改革：不分陆海空三军 取消军种界限》，《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7日。

① 连玉如：《统一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连续性刍议》，《欧洲》1999年第5期，第70页。

①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② 刘立群：《德法对欧洲一体化目标之争评析》，《德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5页。

③ 潘琪昌：《德国统一后大国意识抬头》，《望新闻周刊》2000年第6-7期，第22页。

① 刘立群：《德法对欧洲一体化目标之争评析》，《德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7页。

② 连玉如：《统一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连续性刍议》，《欧洲》1999年第5期，第73页。

第37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1)

③ 参见连玉如：《统一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连续性刍议》，《欧洲》1999年第5期，第69-78页。

④［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537页。

⑤ 辛蔷：《融入欧洲--关于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部分。

① 顾俊礼：《矛盾重重的德美关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s.net.cn/file/200302285512.html。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2/09/content_3897120.htm. ② 冯仲平：《伊战一年来的欧美关系》，中国网，2004年3月22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HIAW/521649.htm。

① 江建国：《默克尔对美外交新风格 靠拢而不一边倒》，《人民日报》2006年1月16日。

① 顾俊礼：《矛盾重重的德美关系》。

② 赵俊杰：《德国极右翼势力猖獗的背后》，《望新闻周刊》2000年第34期，第55页。

① 黄永祥、代天宇主编：《不要忘记德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① 关于德国新纳粹主义势力的详细根源，可参见陈圣宣：《德国新纳粹为何猖獗》，《望新闻周刊》2000年第46期；张晓慧：《西欧极右翼思潮》，《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5期；崔宏伟：《多维视角中的欧洲极右翼现象》，《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吴茜：《冷战后西方右翼政治思潮的新变化》，《国际观察》2003年第4期。

第三章 日本：乡关何处？

"在对过去的历史尚未清算的现在，日本人要对此有所觉悟，并努力对新亚洲有所构想；在道德的纯洁性无法保障的今天，日本人必须对此有所觉悟，并取得加入亚洲未来当中去的资格。"

--大江健三郎

从地图上看，日本身为亚洲国家毋庸置疑。然长期以来，日本在全球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定位却是个难解之题。冷战时期，曾经战败的日本承受了被占领、改革的风雨后，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奇迹般地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然而，特殊的国际环境和过剩的物质利益追求欲望使日本人逃避了对近代侵略战争责任的彻底清算，而秉持务实主义、行"脱亚入美（欧）"路线。在国际关系中，经济上无处不在，政治上奉行微笑、沉默路线。冷战结束后，日本人终于展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亚洲领导者的雄心，大力推行"正常国家化"战略。然而，对侵略历史道义反省的缺失，使日本的政治崛起之路充满了变数，甚至存在滑向军事大国化的危险性。而日本在"脱亚入美（欧）"的历史道路上又走得太远，重美（欧）轻亚战略积习难改--亚洲邻国恐怕很难看到一个全心全意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日本。然而，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大国往往既放眼世界，又扎根"乡土"。当法德立足欧洲联盟、美国稳居北美自由贸易区极目远眺时，当中国忙于睦邻、安邻、富邻，经营周边时，一向害怕孤立的日本人仍不禁自问：乡关何处？

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

在20世纪中期之前，日本是一个从未被外国征服且很少在对外战争中遭遇败绩的民族。而在世界大多数民族的观念中，战败和被占领都是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他们往往会与占领者展开残酷、漫长、难挨的抵抗斗争。正是出于这一常识，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曾在冲绳与日军作地狱般格斗的美军，本已做好了为全面占领日本付出10万人牺牲的心理准备。然而，当第一批美国大兵真正作为战胜者小心翼翼踏上日本本土时，几天前还令他们沮丧的"竹枪"已毫无踪影，看到的尽是恭顺和沉默的面孔。在横滨市的大街上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幅奇特的风景：在通向占领军总部的道路上，旧日本皇军的士兵荷枪实弹站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身后，把枪口对准日本人，为占领军的进驻担任警戒。

"蓝眼大君"开创新日本 1945年8月15日是近代日本大国征程的断崖--席卷亚洲的"大日本帝国"转瞬间在无条件投降的"玉音广播"声中沦为被占领国。8月30日下午，机首绘有吕宋岛地图和写着"巴丹"字样的C-54大型运输机降落在日本厚木机场的跑道上。当舱门打开、舷梯放下后，身穿开领军便服、戴着墨镜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左手抄兜，缓步走下舷梯，从容环视着即将由他统治的土地--就在两个星期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已任命他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并授予他至高无上的特权。而一个星期后，杜鲁门又在《关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权限问题致麦克阿瑟的通知》中强调："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隶属于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贵官"，"贵官的权限是最高的"。

第38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2)

然而，就在半个月前日本军国主义还自认为是世界主宰，日本国民还认为他们的天皇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回顾从明治维新到被占领，日本的国运变化可谓其兴也勃、其亡更忽。此间70年，日本以"富国强兵"为国策，利用本国在亚洲率先近代化的优势，不断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竟然屡战屡胜。1895年以甲午战争之胜震惊世界，十年后又大败欧洲强国沙俄，跻身世界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趁火打劫，实力进一步膨胀。到华盛顿会议召开时，日本已然是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拥有西太平洋第一大海军。到1942年，日本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则囊括了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辽阔地区。但是，近代日本国势的伸张是以践踏近邻为前提的，这意味着日本同时走上了一条与众为敌的战略不归路--被侵略地区的人民和国土在规模上远远超出了日本，他们的普遍觉醒之日也必然是日本的大国梦破碎之时。客观而言，在日本走向大陆扩张之时，其国内也确有一些头脑清醒者。如当大多数日本人为获得日俄战争胜利兴高采烈时，近代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德富芦花就已经看到了个中暗藏的危机，感到了"胜利的悲哀"，预言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日本"破局"的开始。可惜的是，侵略的不断成功淹没了国民中微弱的清醒，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即走向了更加畸形、血腥的军国主义之路。

从世界历史的逻辑看，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与覆灭同德意法西斯一样存在其必然性。而真正超乎逻辑的是日本人对占领者的举国顺从。随着占领军的到来，曾经称雄东亚半个世纪的日本人开始战战兢兢被迫适应从世界大国到被占领国的角色转换。他们把麦克阿瑟称为"蓝眼大君"，而大君曾经是日本幕府时期德川家康将军使用的名衔--在那个时代整个日本包括天皇都要接受德川将军的实际统治。得知麦克阿瑟的到来后，作为被占领时期内阁的首脑、身为皇族的东久迩宫，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真是每天都好像走在刀刃上。"不过令他们稍感宽慰的是，盟军并未解散日本现政府，而采取了间接统治的方式。关于美国选择这种方式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此时的日本从天皇到内阁已经选择了顺从，愿意执行占领军的意志；二是美国可以利用天皇及其政府贯彻占领政策，节约占领成本。关于这一点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心理战专家鲍纳·Ｆ.佛拉兹准将曾表示："为了实现不流血占领，我们在军事上利用了天皇。根据天皇的命令，700万士兵在扔掉武器迅速复员。……如果追究天皇的战争犯罪，（日本）的政府机构就会崩溃，大规模暴乱就难以避免。……那样的话，就需要大规模的占领军和数千人的行政官员。占领时间将不得不延长，我们就会失去日本人的信赖。……对我国的未来（利益）最重要的，是不让日本对我怀有怨愤之心。"① 在踏上日本土地之时，踌躇满志的麦克阿瑟曾这样向美国国民描述自己在日本的身份："今天的我一如92年前的同胞、柏利准将站立在东京"--在1853年，美国柏利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曾经抵达江户（东京）迫使日本开国，由此酿成的"黑船事件"成为日本推行明治维新的前因；92年后美军再次敲开日本国门，以更为严厉的手段逼迫日本"第二次开国"。而事实上，麦克阿瑟干预日本的权力要比当年的柏利准将大得多。在间接统治下，日本政府虽可以行使行政、司法等权，但"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权限……从属于最高司令官"，"如在天皇或其他日本国的掌权者执行投降条款上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要求时，最高司令官得要求更换政府机构和人事，或者依据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 ①。因此，代表美国政府的麦克阿瑟实际上成为决定战后日本未来方向的"太上皇"。

盟军的占领与强制改革对大和民族的影响，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也远远超过了"黑船事件"。占领本身打破了日本长期积淀、膨胀的"大和民族优越论"。昭和天皇的投降诏书对日本民族精神冲击更可谓晴天霹雳。因为在此之前，由于日本军部严厉控制新闻报道，除极少数统治者外，大部分日本人仍还沉浸在大日本帝国的迷梦中，对赢得战争充满信心。而被占领则意味着那个能够打败强大"元寇"、近乎攻无不克的"神国日本"已不复存在。一位当年为"大东亚战争"效力的日本国民在回顾战败感受时如是说："十五年战争国民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巨大代价，最终却以无条件投降结束。我们虽然从战时的紧张、压迫、悲壮中得以解脱，但同时也陷入了战败的挫折、绝望和虚脱中。"② 不过，当"八一宇"、"大东亚共荣"、"一亿玉碎"等道义外衣被强行剥去后，人们还是惊讶地看到了日本民族注重"现世"、"现实"的本质特性。正是这种极为独特的"现世"文化逻辑使日本人自觉不自觉地顺从于占领。当日本被迫在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签署投降书时，看到盟军示威飞行的飞机在头顶掠过，德川梦声曾在其《战争日记》中写道："让人家示威吧，我们虽然不觉得开心，但壮观还是壮观"；"在今日傍晚的时候，三游亭圆歌君一边读着今天的《东京新闻》，一边以顽皮的表情对我说："来了这样的客人，倒是顶好的。"""对我家的女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看美国飞机，也应这样来理解。说不定这样的态度对被征服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①当然，日本国民上下的顺从表现也存在一定客观基础，那就是下层民众对军国主义的厌恶。在"明治以后的（日本）政治家们有一个强烈的执政倾向，不关心国民生活，而更关心国际地位的提高"。一边政治家为侵略利益、大国荣誉的获得沾沾自喜，一边却是下层民众水深火热、卖儿卖女，上演"望乡"悲剧。因此，对很多国民而言，军国主义如同枷锁，而占领的直接后果是失去枷锁。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曾撰文表示："我们大多数国民，因为战败反而得到了自由、得到了渴望的生活安宁，得到了作为人的待遇，感到战败了是一件好事。" ② 尽管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有不少右翼分子视战败和被占领为难以启齿的耻辱，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是战败为日本重塑国家、转换国策提供了历史契机。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根本上在于明治维新的进步性，其最终走向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也恰在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战后日本各项改革虽是在占领军的威压下实施的，但本质上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弥补了明治维新的缺憾。改革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使处于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威压下的日本国民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并在政治近现代化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民族发展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此番改革的成功，战后日本就很难取得经济大国战略的成功。因此，上述战后改革虽然被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右翼分子视为"屈辱"，污蔑为"战争犯罪洗脑计划"。但是，大部分日本国民却仍以别样的心情看待它。不过，战后改革的体制性成果又是制约日本重新军事大国化，谋求强势国际地位的限制器。当日本在成功实现经济大国化之后，民族主义者对"战后体制"制约性的不满迅速上升，摆脱的欲望越发强烈。一些右翼分子更是把"战后体制"称为"战败体制"，必欲脱之而后快，以便重走明治时期"富国强兵"的老路。

第39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3)

然而，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看似汹汹，其实已回天乏力。原因在于，由于战败及战后改革，日本的民族风貌和社会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以1945年8月15日为界，前后两个日本的面貌截然不同。此前的日本贴着"富国强兵"的标签，政治家想的是殖民地、势力范围和战争，商人想的是如何在殖民地抢掠市场，报纸整天鼓吹"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普通国民则要送夫送子出征并"祈战死"；任何反战和对天皇不敬的言论都可能被秘密警察侦知，遭到处罚，整个社会笼罩在浓厚的军国氛围下，连牙牙学语的稚子都经常挥舞竹刀做狰狞状。此后的日本则贴着"和平国家"标签，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已成事实，对外战争或战争威胁成为政治禁忌，政治家整天思考如何以利益承诺诱获更多的选票，商人的市场竞争不再伴随着血腥，国民生活在祥和中得到了战前难以想象的满足。自战败至今，日本以和平手段得到了远远比近代用枪炮掠夺多得多的市场和资源，日本国民在和平的社会氛围中得到的物质享受也较军国主义时代多得多。虽然，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奠定，在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推动下，日本社会政治的确出现了某种回归明治时代的倾向。但是，战后改革至今，"第二次开国"已使日本走上了一条同战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成功，并彻底融入了以市场竞争为基调的全球经济体系--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和时代条件。

自1945年至今，日本已经历了两三代人。但战败在日本民族心灵上留下的烙印仍然非常清晰。尽管日本对近代侵略的反省，尤其是道义层面的反省仍不够充分、深刻，但多数国民对近代侵略扩张的最终结果还是记得的。战败意味着近代以侵略为导向的"富国强兵"国策走到了尽头。而日本人文学者川胜平太则进一步指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创建了近代国家体系，以富国强兵为国是，在明治到昭和前期国力集中于军事……经历战败之后，军事立国已不符合时代潮流，经济立国也未必能获得精神的富足。很明显，军事大国化、经济大国化都不能提高国家"品位"，不能成为国家的未来目标"；"今天，（近代）富国强兵的功罪已然明了，日本进入了（取代富国强兵战略）国家重构的战略过渡期。我们应该重新把"和（精神）"作为国是之根本。21世纪国际社会的课题之一是规避"文明冲突"，谋求"文明对话"和"多文明共存"。"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战败和被占领为日本人民再次改革、选择新的发展道路、转换国际角色提供了契机，为日本避免重犯类似错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后曾经成功改造日本的美国人，当把"蓝眼大君"麦克阿瑟的经验搬到伊拉克时却吃了瘪子；甚至有过被占领切身体验的日本人出兵到伊拉克"帮助建设"也难得领情，以至于自卫队派遣部队归国前不顾体面、主动要求人家表示"感谢"。伊拉克战争以来，本期望作为解放者受到被占领者欢迎的美国大兵，每天却不得不仔细检查自己的防弹背心。即使那些一度希望被占领的伊拉克人如今看到祖国处处血肉横飞的烂摊子，恐怕也悔不当初。看来，当年日本从战败、被占领到重新崛起的经验，其他民族是很难学得的。因为大和民族这样的性格和历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昭和天皇走下神坛 2006年，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叫嚣此起彼伏，国民中支持参拜者迅速增加，和平民众为之忧心忡忡。然而，就在此时，日本大报《每日新闻》突然报道天皇当年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在于不满合祭甲级战犯。消息一经披露，鼓吹参拜者顿时失却底气，国民反对参拜者大幅度增加。日本天皇在日本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日本近代明治维新和国家崛起中，天皇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到19世纪前叶，日本幕府权威已相当虚弱，地方军阀势力崛起，其实也存在像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那样，因失去权力中心而四分五裂、内战不休的可能性。但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长期处于日本政治边缘、只能吟诗作画的天皇，却被维新势力打着"王政复古"的旗帜推上权力中枢，扮演起最高领袖的角色，并以神格化的精神权威掌握了国家权力，迅速填补了幕府权力萎缩导致的空白，成为日本面向近代化重构国家的核心。

第40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4)

近代日本天皇在精神上的绝对权威地位主要基于其传统宗教--神道教。神道教起初没有正式的名称。到公元5至8世纪，佛教经韩国传入日本，一些日本人为了与"佛法"一词分庭抗礼，创造了"神道"一词。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神道教存在多种流派，敬仰的神明众多，不存在统一、上下关系明确的神道体系。但是，在天皇亲政的历史时期，神道教也成为佐证天皇正统性的政治工具。分别成书于公元712、721年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都强调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裔。不过，当日本进入幕府统治后，国家的实际主宰者幕府将军多信奉佛教，神道并未能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正统，以至于到德川幕府时期地位还不如佛教。

到幕府末年，面对欧美列强的入侵，支持天皇亲政的日本"尊王攘夷"论者，把复古神道作为政治斗争的精神法宝。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就发布"神佛判然令"，要求去除神社内部的佛教要素，结果日本全国掀起了废佛毁释运动。翌年明治政府设立神宫，使神道教正式成为国家祭祀宗教。明治政府把神道教作为天皇权力的精神源泉，以皇室祭祀的伊势神宫为顶点，把全国神道组织纳入国家体制，使之国教化。原本多样化的日本民间神道教信仰，也因此受到抑制--除皇室倡导的流派外，其他神社和神道信仰均被限制或禁止发展。在国教化的神道体系内，天皇拥有绝对的宗教权威。同时，明治天皇亲政后，顺应维新势力的政治要求，颁布了一系列国家近代化方针。明治政府的国内改革和对外扩张因此取得了一系列成功。这些成功无疑又强化了天皇在国家现实政治中的统治地位。于是，绝对的精神权威又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扩展到现实政治中，使日本天皇作为"现人神"拥有在日本民族精神、物质两个领域的绝对统治权。

天皇的神格化及在近代国家机器中地位的绝对化严重制约了日本的发展和进步。从对外战略的角度看，日本军国主义眼中只有天皇敕谕，没有道义良心，不断犯下侵略战争暴行。"神格化"的天皇向崇信神道教的国民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号召力，使得近代日本社会不断出现"祈战死"、"靖国神社见"等疯狂嗜武的好战图景。在效忠天皇的旗帜下，日本军队变成了无视国际道义和人类良知的战争机器，在对外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演变成意欲鲸吞世界的大东亚战争。从内政角度看，天皇的神格化及在近代国家机器中地位的绝对化，严重制约了日本的民主进步。尤其是在进入昭和时期以后，日本军部利用天皇的无上权威，遏制了大正时代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建立了法西斯统治，形成举国一致的极端国家主义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凯歌高奏，一方面国内下层民众不但生活凄苦，而且要献子献夫支持对外用兵。

日本投降后，苏联、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将裕仁列为日本头号战犯。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统帅斯大林分别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严惩战争罪犯裕仁天皇，建议经公审后绞死。而在1945年夏，战争尚未结束时，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33%的人主张对天皇"处刑"，只有4%的人认为天皇无罪。但是，随着日本的投降和占领工作的展开，美国主导的"占领当局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保存天皇制对于占领管理是现实的需要。……如果废除天皇制，将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①然而，如果对此前的天皇绝对精神权威不加限制，日本就难以摆脱神权政治，难以从根本上推翻近代《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军国主义宪政体制，也难以实现美国希望的改革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占领当局治下的民间情报教育局就提出天皇自动放弃"神格"的要求。而此时日本当局在与占领军的交涉中也以保全"国体（天皇）"为首要目标。两相折冲的结果，昭和天皇于1946年元旦发表了《人间宣言》。

该宣言以回顾肯定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为起点，宣称："朕欲重新逐条盟誓，打开国运。应一切按照誓文的宗旨去除陋习，畅通民意，官民并举彻底行和平主义，丰富教育文化，改善民生，建设新日本"；"漫长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我国国民存在流于焦躁、沉湎于失意的倾向。诡激之风见长，道义之念衰落，国家思想混乱令人担忧"；"然而，朕欲与国民的纽带，始终本于相互的信赖和敬爱，并非单纯源于神话传说，也不是基于天皇是现人神，日本国民比其他民族优越，甚至负有支配世界的使命等架空理念"；"我国国民应团结起来，形成互助、宽容之风气，发挥至高无上的国家传统的真正价值。如此，我国民一定能为提高人类福祉，做出极大贡献"；"一年之际在岁初。朕希望民众同朕信赖如一，自誓自励，成就大业"①。

第41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5)

《人间宣言》的发表对于战后日本民族精神的重构有重大影响。它首先意味着大和民族在经历战败顿挫后，被迫接受现实、适应现实，从明治近代化的原点重新出发，自我遏制尚武之气，谋求国家的和平复兴。在战败投降、军国主义伦理秩序崩溃的情况下，《人间宣言》力图在天皇与国民之间构建新的契约和精神秩序架构。尤其是裕仁自己站出来否定天皇的"现人神"地位，这为日本摆脱神权统治，建立现代政治提供了前提，也限制了后来军国主义残余利用天皇权威、恢复极端国家主义的路径。当然，天皇发表《人间宣言》脱去神权光环，也符合世界范围内国家从神权政治走向政教分离的基本趋势，非但未削弱其在日本国民中的精神地位，反而找到了新的存在价值。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川岛高峰认为："在战前日本国家秩序理念中，天皇同时具有神性和父性。神性通过天皇的《人间宣言》被否定，这是几乎所有国民都欢迎的。天皇制从君臣之分向亲近民众的大众化转变，其中包含着国民把天皇视为民族家长、追求其父性的民族感情。"② 这说明，日本民族的金字塔式精神结构并未因《人间宣言》的发表而改变，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昭和天皇虽然走下了神坛，却仍在日本国民中有很强的精神号召力。

《人间宣言》的发表使日本成功渡过了战败导致的民族精神危机，其基本精神在随后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中被体制化。日本政治在经历了近代天皇独揽精神物质的一元政治之后，似乎又恢复了拥有悠久历史的二元本相--天皇统帅精神，将军（内阁总理大臣）统治民众。战后日本政治也因此恢复了类似幕府时期的微妙平衡，保持了基本稳定，从而为经济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人间宣言》也存在很大缺陷，就是天皇自始至终没有对近代侵略国策表露反省之意，反而暗含肯定明治国策之心。1978年8月23日，昭和天皇在会见记者时曾谈及当初发表《人间宣言》的初衷，表示："加入那个（五条誓文），实际上是诏书的首要目的……实施民主主义乃明治天皇所想，且盟誓于神。明治宪法发端于"五条誓文"，宣示民主主义绝非外部输入之物非常重要。

"① 《人间宣言》这种对近代日本政治道义评判的暧昧和国策原点的肯定，为战后日本右翼继续坚持近代合理主义提供了可能性。而战后对日本战犯追究的不彻底性更加剧了日本在战争反省问题上的摇摆。至今，日本右翼势力仍然企图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干预现实政治，为近代侵略历史翻案、重新推行强势国策服务。回顾近代，日本侵略国策的有力鼓吹者福泽谕吉声称："吾衷心希望大元帅陛下亲自主持祭典、招待全国的阵亡者遗族，赐以亲临现场的殊荣……""给战死者及其遗族以无限荣光，必须使其深感死于战场幸福。

"②一个多世纪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又主张天皇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声称从战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当时高呼的是"天皇万岁"，没有一个人呼喊"首相万岁"；因此，天皇参拜靖国神社会是最好不过的。

上述情况表明，在战后日本民族理念、精神结构的现代化方面，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只是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此后，在保守势力的掌控下，日本民族文化向和平主义的进化历程不断受到牵制。在21世纪的今天，当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大国时，民族精神结构的不协调再度凸显出来，甚至呈现出某种复古、反动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国际政治中迅速崛起的日本是否真的会成为安倍晋三首相所宣称的"美丽国家"，而不是类似近代的军事大国，仍然是一个问号。

关键的"第九条" 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方针确定了战后日本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同年10月4日，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发出了"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要求"释放政治犯、取消思想警察、罢免以山崎内相为首的特高警察官、废除压制自由的法规和对天皇也可以批判"。几天后，"盟总"又命令日本政府实施有关"确保人权的五大改革"，其内容包括：妇女解放和参政、鼓励建立工会组织、教育民主化、废除秘密审讯司法制度、经济机构民主化等。1946年1月4日，"盟总"在逮捕一批批战争罪犯和战争嫌疑犯之后，又发布政治整肃"指令"，宣布取缔一切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政党、社团组织；解除上述政党、社团组织骨干及职业军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通过以上措施，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政治恐怖和神道教对国民精神肉体的束缚被解除，民主进步势力得以迅速发展，新闻舆论环境趋于自由，从而为民主化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第42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6)

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根据波茨坦公告修改宪法"。日本战后新政治制度的缔造开始提上日程。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专门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修改工作。这个委员会由著名政界领袖组成，主席是内阁成员松本静治博士。就在委员会开始运转的同时，各种对宪法的修改意见纷纷以社论、信件等形式提出来。修宪成了人们在街谈巷议中、报纸上甚至在家庭中讨论和辩论的焦点。但是，当时日本政府很多官员和该委员会成员对修改宪法并不积极。1946年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将新宪法草案初稿呈送麦克阿瑟将军。这部宪法修改草案仅在个别词句上对旧宪法进行了修改，如仅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将"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等等，实际上是旧宪法的翻版。

此时，美国在战后对日处理方面正面临苏联、英国等战时盟国的巨大压力。由上述国家构成的、法律上拥有对日占领最高权力的远东委员会，也对美国主导的占领军总部不断施加影响，尤其是亲密盟友英国反复提出要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在此情况下，如果美国不能主导日本拿出令远东委员会满意的宪法草案，美方原本拟定的保留天皇制的方针势必受到牵制。因此，见到这份草案后，麦克阿瑟大为光火，干脆撇开日本，下令由东京盟军总部民政局长惠特尼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并提出了关于新宪法的三项基本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明确主权在民原则，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战争和军备，废除封建制度。

1946年2月13日"盟总"民政局局长惠特尼把麦克阿瑟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和起草的新宪法草案交给日本国务相松本和外相吉田茂，并警告"象征性天皇和放弃战争，是不可变更的两大原则"①，如果日本政府不以该草案为依据制定宪法，便不能保证天皇的地位，并将直接诉诸日本国民讨论。面对来自盟国及国内进步势力的强大压力，日本内阁在请示天皇同意后最终决定接受"盟总"提出的宪法草案，经过细微修改后作为政府的《宪法修改草案纲要》于1946年3月6日公布。1946年4月17日，日本吉田内阁接受国民舆论的建议，将《宪法修改草案纲要》的文体由晦涩难懂的片假名文语体改为一般国民所理解的平假名口语体，并更名为《宪法修改草案》，于6月20日向第90届国会提出并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同年11月3日，新宪法完成法定修改程序正式公布。

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生效。和旧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新宪法充分体现了了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精神和原则。新宪法彻底消除了旧宪法中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因素，体现了主权在民原则，使战后日本政治走上了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道路。如在第一章第一条即否定了旧宪法"主权在天皇"的原则，明确规定天皇的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在第三章又明确列举规定国民应当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在第四、五、六章规定日本实行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议会内阁制。更重要的是，新宪法吸取了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祸国殃民、危害国际和平的历史教训，于第九条明确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日本国宪法》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立了和战前军国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新的宪政体制。这个宪政体制革除了战前国家制度中的封建主义弊端，规定了日本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个宪政体制全面确立了资本主义分权制衡原则，使日本采取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议会内阁制。这个宪政体制虽然保留了天皇制度，但天皇只被作为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其作用仅限于完成国家政治运作中某些程序。此后，新的宪政体制成为战后日本各党派斗争共同遵守的政治规则，为战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证。然而，宪法放弃战争和军备的规定虽然得到广大和平民众和进步力量的拥护，却遭到一些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对。在日本围绕宪法草案与占领军总部沟通时，吉田茂等保守势力关注的焦点只是维护天皇制，并不在日本的民主化。他们对占领当局推行的政治改革有很多不满，希望一俟占领结束就修改和平宪法。

第43节：第一节 大国之路的顿挫与再出发(7)

战后以来，日本民族主义者及保守势力一直在酝酿修宪。他们认为这部宪法是外部强加的，有损日本的独立和尊严，声称"为了恢复民族自信和独立气概，我们必须拥有自己制定的宪法"。他们对宪法第九条耿耿于怀，声称过于理想化，超越国际现实，把一亿人变成了"和平傻瓜"。而历史事实是，它的制定虽然存在外部强制因素，但基本反映了日本国民渴求民主自由的愿望，而且在当时日本执政的保守阵营中也不乏和平宪法的支持者。如宪法放弃战争条款的产生就来自当时内阁大臣币原喜重郎的创意。

关于"第九条"的产生，麦克阿瑟回忆录有如此记述："1947年1月24日中午，已转任吉田茂内阁国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因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在谈话中，我发现男爵（币原）不知为什么有些为难的样子，好像要说什么又不便说出来。我问男爵有什么心事，并说不管有什么要求和什么提议，可以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于是，他提议说，他想在草拟新宪法时加进"放弃战争"的条款，同时在这一条款规定日本不能设有任何军事机构。接着，币原解释说，如果有这一条款，就可以达到双重目的：事先取消旧军部想要有朝一日再掌握权力的手段；叫全世界相信日本绝对没有再挑起战争的意向。他又附带说，日本是一个穷国，本来就没有余力把钱用于军备，所以日本战后剩下来的任何资源首先要用于经济复兴。(我谈出赞同的想法后)这次是币原吃惊了……以致在走出我的办公室时表情极为激动，脸上滴着泪花回头对我说："世界也许嘲笑我们是非现实的梦想家，但一百年后会称我们为预言家！""①这表明，"和平宪法"并不全然是外部强加给日本的产物，至少也反映了当时部分执政者的想法。而且"盟总"之所以敢向日本政府表明，如果拒绝该宪法草案，就直接诉诸日本国民，恰恰反映出草案的核心内容甚得日本国民的拥护。正如一些日本人所认为的，"所谓和平宪法是强加的，是相对于日本当时的权力阶层而言，而不是相对于日本国民而言"②。

虽然日本保守势力和右翼势力指责"和平宪法""过于理想主义"，但这样一部"过于理想主义"的宪法却保障了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并成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彰显和平国家形象的醒目标签。近代日本，由于天皇拥有对军队的统帅大权，结果皇权和军权的结合使得日本在天皇权威下大肆制定推行各种侵略政策。而《日本国宪法》保留了天皇制却祛除了日本作为国家发动对外战争的权力，可以有效防止类似情况出现--"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力"是"阻止日本军国主义依托天皇制复活的安全装置"③。因此，和平宪法对于防止日本重演近代"富国强兵"战略，致力于以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的崛起和复兴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和平宪法的限制，执政的日本保守势力恐怕很难抵制国际权势的诱惑，也可能早在越南战争中就追随美国再试身手，让日本国民再度付出生命代价。所以说，对于那些念念不忘近代列强地位的日本人来说，"和平宪法"的确是过于"理想主义"；而对广大国民来说，宪法的存在遏制了当权者的尚武冲动，从中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和平。近年来，日本和平民众普遍喊出了"和平宪法"是"日本之宝、亚洲之宝、世界之宝"的口号，并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知识界精英的倡导下，建立了影响广大的"九条会"，专以维护宪法"第九条"为己任。这说明，该宪法所宣示的和平主义理念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

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

1946年，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为从黑市淘得一点粮食果腹而奔忙。数年后，访华的日本人还对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艳羡不已。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开始为实现国民所得倍增拼命努力。十年后，日本位列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再过十余年，日本经济实力已是一国之下、万国之上。是什么成就了日本奇迹般的经济复兴，原因可列很多，但最值得关注的因素是日本执政者在执行轻军备、重经济路线时，表现出了战略上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日本民族在民族智力资源的保护、培育和积累方面，保持了难得的坚定性和连续性--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持之以恒的发展战略、连续高效的智力积累是日本打开经济复兴成功之门的核心密码。

第44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1)

吉田茂的智慧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五百旗头真认为，在近代化初期，日本曾经存在五种国家发展战略构想① 。一是大久保利通支持的宪政·议会·殖产兴业路线；二是山县有朋主张的官僚军部主导·大陆扩张路线；三是坂本龙马倡导的贸易产业立国·海洋国家路线；四是福泽谕吉的"民众自立论"；五是西乡隆盛的"道义国家"路线。然而，后来由于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化，日本逐渐向山县有朋提倡的军部专行路线倾斜，从而陷入了战争泥沼和空前的亡国危机。战后日本选择了吉田路线--轻军备重经济的国家发展战略，其实是选择了大久保利通思想和坂本龙马通商国家路线的复活。该路线被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所继承，最终使得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成为世界震惊的经济大国。

战后初期，日本本土被轰炸得满目疮痍，国家财政、生产陷入崩溃，千万民众生计无着。严峻的客观形势使吉田茂把经济的重建作为日本战后初期的核心任务。在1946年时，吉田茂就讲到："局势极为严重，特别是尽速解决粮食问题是我国国民生存之关键，不容瞬间延迟。我相信，解决粮食问题是本内阁的一大使命，为此，内阁的全部施政方针和全部工作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断然采取进步而又合理的对策实属绝对必要。据此信念，对粮食问题的内阁人选给予了特别注意，力图选拔能满足国民要求和愿望的最合适的成员入阁，我满怀诚意、披肝沥胆地进行了工作。粮食紧急对策的实际情况是，不得不伸手谋求盟军当局的善意援助，但我想强调的是，从根本上还需要国民和政府齐心协力，下定决心，拯救我们民族。"①而关于经济恢复的方针，吉田茂认为要借助美国、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为重振大国地位奠定基础，指出："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重建财界，最终进一步发挥帝国的真髓，那么战败不一定坏，雨后的天地更有佳处"，要"于狂澜既倒之后考虑浮上来的方案"②。

简而言之，吉田茂的"轻军备"路线就是安全上依托美国的保护，严格控制再军备规模，把战略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为未来日本政治上重返国际社会、获取大国地位打下基础。尽管后来在贯彻这一路线时，受到了美国、国内保守势力要求重新武装以及革新势力要求解散日美安保的三重压力，吉田茂仍不改初衷。1950年，东西方冷战趋于激烈并在东亚升温成热战，美国国务院特使杜勒斯赶赴日本，要求吉田政府重建军队。但吉田茂却推三阻四，声称对于再军备国民在财政和精神上抗拒很强烈，可用于再军备的财源已全部投入战后复兴；重新武装违反宪法，而且东亚诸国也反对。为摆脱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对轻军备路线的夹击，吉田甚至在明知国内状况不允许修宪的情况下，故意将美国的军，授意谈判代表刻意请美国向日本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

然而，从吉田茂真意来看，"轻军备"路线本只是他重振日本大国地位的阶段性方针。在他的长期战略筹划中，修改宪法、重新武装都属应有之义。当杜勒斯向日本提出重新武装时，他就私下对年轻的追随者宫泽喜一表示，等我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再军备；在此之前，让美国人来处理防务上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天的恩赐，我们可以用它堵住美国人的嘴；那些要求修宪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但后来让吉田茂感到无奈的是，他提出的这个原本时效性很强的阶段性方针实施起来却"尾大不掉"，变成了延续数十年的长期战略--日本在1955年经济完全恢复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走的是"轻军备"的战略路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面临的内政外交情势没有给日本保守势力提供更多的选择。

首先是国内"革新政党"的长期牵制。战后初期，政治氛围的宽松一度使日本政界出现"乱党林立"的局面，但随之而来的冷战大环境又使众多政党迅速以意识形态为界线形成保守、进步两大分野，并各自开始整合。1955年10月13日，本分为两派的日本社会党召开统一大会通过了统一纲领，实现了统一。日本社会党的再度统一一方面壮大了本党的势力和影响，另一方面客观上又给日本各保守政党以很大压力。

第45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2)

"保守阵营内部权威人士认为，如不尽快合作，继续各自为政互相倾轧，政权就有落入社会党之手的危险。"①因此，1955年11月15日，本来吵闹不休的日本政坛两大保守政党民主党和自由党国会议员却举行联席会议，合并为自由民主党。

自由民主党成立后，议席约为社会党的一倍，从而得以长期盘踞内阁，被日本媒体称为"万年在朝党"；而社会党因势力差距长期无法夺取政权，只能在野与自民党对峙，而被媒体戏称为"万年在野党"。日本政界遂形成了自民党在朝、社会党在野，长期对抗的"五五体制"。日本社会党虽然长期在野，但作为国会第二大党，仍对自民党的政策构成强大牵制。社会党及共产党等革新势力发起的反军备、反安保斗争，曾多次抵消自民党放弃吉田路线的努力，使其不能实现大规模扩军、修改宪法等政治目标。比如，"五五体制"建立后，岸信介内阁曾尝试从"经济重点主义"转向"政治重点主义"，修改吉田路线，制定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并不顾在野党及民众的反对强行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结果，日本民众由日共、社会党领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安保运动，甚至导致美国副总统的访日专机无法降落。日本舆论也对自民党的行为予以强烈抨击。为了迫使岸信介内阁辞职，日本"革新政党"还发动了人数达650万、战后最大规模的总罢工。结果，岸信介的声望和政治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被迫辞职走人。新上任的池田内阁吸取岸内阁教训，为缓和与在野党的矛盾、转移国民视线，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保守势力兜了个圈子，只好又回到吉田路线上来。

轻军备路线之所以被长期坚持，和平宪法也功不可没。战后《日本国宪法》不仅专设第九条禁止日本拥有军队和对外战争权，而且建立了严格的文官优位制度。宪法在第六十六条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必须是文职人员。"受此约束，日本后来虽然建立了军事领导机构防卫厅，但厅长比国务大臣低一格，在内阁根本没有建议权和表决权。在日本建立自卫队以后，由于在野党的严格监督，被迫坚持"文民统治"制度，自卫队官兵"制服组"必须接受防卫厅"西装组"的领导，不得发布触及防卫政策的言论。这样一来，战前那种军队肆意干预政治的体制渠道就被堵塞了。1963年6月，日本防卫厅的幕僚长曾秘密策划以中国和朝鲜为假想敌，对内实施戒严令，限制民众合法权利及发动三军，配合美国军事行动的"三矢作战计划"。不料，1965年2月，该计划被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在国会揭露，日本舆论大哗。佐藤荣作内阁极为被动，只好声称"三矢研究"乃"未经大臣定夺的空想文件"。1978年7月，曾任战前海军总务大尉，身为自卫队统合幕僚会议议长的栗栖弘臣也曾公开叫嚷："在紧急情况下，自卫队可以采取超法规行动。"但事件披露后，迅即被当时的防卫厅长官金丸信以"反对文民统制"为由解职走人。有鉴于此，日本保守势力也多次想修宪、把"第九条"搞掉。可是，日本和平宪法是世界有名的"刚性宪法"，立宪容易修改难--不但需要国会全体议员2/3多数同意方可创议立宪，而且要国民多数赞同才算数。在冷战时期，保守势力要跨过这两道高门槛非常困难，更何况保守阵营内部还有不少人在扯后腿。

从社会环境看，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潮长期占据主流位置，扩军舆论一直处于边缘化，为多数国民所反感。这一时期，日本自卫队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比较"严酷"。政治上革新势力一直追究自卫队的"合法性"问题，社会上国民把自卫队视为"税金小偷"、"私生子"，自卫队员招募"极其困难"，以至于"不得不接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低能儿入队"。

面对如此困境，日本保守势力即使为了自己的选票利益，也不敢与老百姓叫板，过于强调军备问题。

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两极格局的制约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轻军备路线。在日本经济快速崛起之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在冷战中造出了能把对手灭掉几十次的原子弹、氢弹，还经常挥舞这些要命的玩意儿冲对方阵营龇牙咧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虽以盟国身份明确站在美国一边，但面对拥有庞大核武库的苏联，如果放手发展军备很容易被对方视为重大威胁而做出战略反应--其结果反更不利于日本的安全。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也开始对日本的战略走向心怀不安。根据美国国立公文馆2003年公开的秘密文件表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曾经对中国总理周恩来明确说道："为了太平洋的和平，相信压制日本对美国有利。"当时在场的总统助理基辛格提议排斥日本，主张"美中应该直接对话，不再间接通过日本"。这说明，对于经济持续急剧增长的日本，不仅中国担忧其成为军事大国，同盟国美国的高层也明确表示了警惕。尽管在冷战时期，日本是否知道美国存在上述认识仍不得而知，但其至少不会忘记近代英日同盟解体的教训。因此，冷战时期，日本在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后，仍然坚持吉田路线，恐怕也存在对日美同盟关系的深层顾忌。

第46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3)

由此可见，吉田的轻军备重经济战略的产生和延续是日本内外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其最初的制定和坚持虽折射出吉田茂的战略睿智，但后任的一以贯之却是诸多客观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战略的实施结果却是简单明了的，从1955年到1978年日本军费开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基本呈下降态势，平均在1%以下；占财政开支的比重也持续呈下降态势，平均在7%左右①。日本经济得以轻装前进，迅速飞跃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书中自有黄金屋 世界各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在于物质资源，而蕴含于民智。近代以来日本的发展虽历经曲折甚至有过倒退、反动，但日本教育及民智的积累却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从未因内政外交剧变出现中断、重挫。而正是这种长期连续积累所得的精神财富，使日本人能够从战败废墟中，创造出世界罕见的经济发展成就。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后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 日本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到江户幕府后期，不仅各藩普遍设立了公办教育机构"藩校"，而且民间提供小学教育的"寺子屋"遍布列岛。1900年日本就开始实施４年免费义务教育，小学儿童入学率从1899年的74％上升到1900年的81％① 。这一时期，日本的读、写普及率已超过处于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许多西欧国家。义务教育打下的普遍性基础为日本科技发展提供了巨大后劲，在进入20世纪后，日本科技水平迅速提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在明治6年（1873年）就实行"全民皆兵制"，并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但却长期坚持对大学生、教员和学者免征或缓征兵役。即使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全面陷入困境的1943年，也仅征召文科大学生，而始终把理工医科学生和在校教员、学者排除在战场之外② 。因此，在战败时，日本虽然丧失了1/4的物质财富，智力财富却基本保持完好--能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和腾飞，"其原因正是战前数十年积累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要素和教育成果"。

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以美国主导的占领当局把教育改革作为改造日本的主要内容之一。该改革以祛除战前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内容为起点，以推进欧美自由主义教育为方向。占领军总部还专门邀请美国教育使节团，于1946年3月赴日调研并提出改革方针。在美国专家的监督指导下，日本教育体系遵循《日本国宪法》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中小学的修身、军事教育科目被废止，教育敕语从教育体系中被排除。由于改革措施如暴雨雷霆，新的教材来不及编写，只好使用"涂墨本"--把原有课本中军国、军事色彩浓的部分用墨涂掉后，供学生应急使用。1947年，在得到占领军总部认可后，日本《教育基本法》颁布。该法规定，日本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使之成为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培养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充满自主精神的健康国民"；在教育方针上，"尊重学术自由、贴近生活、培养主动精神，通过相互尊重与合作，为文化发展和创造做贡献"。另外，该法还强调了教育机会均等，鼓励民间教育，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等。

战后改革及《教育基本法》的颁布为日本战后教育大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空间和体制保障。而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挖掘教育资源、增大教育投入。战后初期，日本国库极度空虚、物资极其匮乏，但政府仍然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国家的希望，并站在面向未来的高度实施教育兴国、技术立国战略，把迅速恢复学校教育秩序视为经济恢复的重要组成部分，千方百计腾出有限的资金，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学校。很多学校在校舍被炸、一时难以修复的情况下，就设立"青空（蓝天）教室"坚持露天授课。当经济有所恢复后，日本政府即不断加大财政投入。从1955年到1999年40年间，日本教育经费投入的绝对值增加了68.8倍，年增长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在财政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方面，教育投入常年保持在5%以上--这意味着日本每在防卫上投一日元，就会把五日元投入学校建设① 。

第47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4)

日本政府在加强国立、公办学校教育的同时，对民间力量办学的态度也经过了从放任到鼓励引导的变化。战前，日本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设置管理甚为严格，动辄取缔。战后随着教育基本法的颁布，转而采取一无计划、二无援助、三无指导的"放羊"政策。私人办学只要事前申报备案即可建校。1975年，日本颁布《私立学校法》，一方面限制了行政机关对私立大学的任意干涉，保证了私立大学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使私立大学的发展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国家的需要，形成各种社会力量全面参与的全民教育体系。近年来，日本政府又采取财政支持、经济奖励等措施积极推动民间力量兴办、发展各种私立学校。

日本的学校体系包括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种主办形式。中小学教育以国立公立公办为主，高等教育却是私立学校占大多数。日本私立大学是在1920年后才发展起来的，当时国家正式认定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八所私立专门学校为私立大学。随后私立大学的发展非常迅速，到1923年私立大学的学校数已占半壁江山。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急需大量技术人才，生产的急剧扩大使熟练劳动力出现短缺，甚至出现了企业纷纷到高中、大学抢聘在校生的"割青苗"现象。同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重视孩子培养、要求接受各种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人才市场需求的拉动使日本私立学校快速发展。从1953年到2004年，日本四年制私立大学从120所扩张到542所；短期大学从184所增加到451所。② 私立大学已经成为日本高等教育普及的主力军。

当前，日本已经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教育先进国。2002年日本的人均教育经费仅次于瑞士和美国，居世界第三。2004年，日本小学、初中入学率保持在99.9%以上，高中入学率达到97.5%，大学生入学率达45.3%。在日本教育统计年鉴中，识字率已经因常年保持100%而失去记载意义，被排除在外。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都有组织、大规模地学习、吸收欧美先进科学技术。而战后日本的教育正如肠胃中的消化酶，使日本能够大量迅速吸收消化英美的科技文化营养，使之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途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事实表明，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能力和其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一个不重视教育文盲众多的民族，面对先进的科技文化要么不识珠玉，盲目排斥；要么只能临渊羡鱼，无法化为己有。而扎实的教育使日本人在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方面，拥有功能非常强大的"胃"，几乎能够吸收当今世界日本人所未掌握的任何科学知识。

战后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学习到吸收创新的过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实行"加工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加以改造，加速本国工业的发展。在1950-1975的25年间，日本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共引进25777项技术，既节约外汇，又促进了本国技术潜力的开发。进入80年代后，日本科技开始超越模仿，提出"科学技术立国"的口号，强调对先进的技术不再仅是"模仿和追随"，而是要"首创和领先"。1981年，政府科学技术厅制定了《推进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制度》的规划、通产省制定了《研究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制度》的规划，提出了重点研究的项目。1982年通产省组织8家电器公司，建立统一机构，研制第五代电子计算机。1983年，日本已拥有商用机器人11万个，被誉为"机器人王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迎接全球化、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加大了科技发展力度，于1995年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赋予中央和地方政府振兴科技的职责。从1996年到2006年，日本政府依据《科学技术基本法》，已制定实施了两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共投入科研支持经费41万亿日元。① 如今，日本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科技大国。2004年日本投入的科研经费达到118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1992年以来，日本科技论文被国际权威刊物引用数稳居世界第二。日本拥有的世界级科学家人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从1949年到2002年日本先后有9人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由此可见，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背后，还存在一个作为世界第二科技大国的日本，而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48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5)

经济巨人的生命周期 1945年8月30日，当麦克阿瑟要下榻横滨的新大地饭店时，日本政府竟然找不到一辆像样的汽车迎接这位即将统治日本的"大君"，费尽力气只能拿几辆破车充数。入住后，空降兵第11师师长乔·斯温将军动用第十一空运部队，想为麦克阿瑟寻找几个鸡蛋充作早餐，结果搜尽横滨市也只找到了一枚。原因很简单--长期对外侵略的日本此时经济已经陷入崩溃状态。

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使本国失去了1/4的国家财富，全国大多数城市成为一片废墟；战败时，日本海外贸易联系基本处于断绝状态，工业生产因此难以为继。煤和生铁的日产量分别只及战前的1/8和1/20， 1946年日本工业生产量萎缩到1941年的1/7；粮食生产降低到明治以来最低水平，已无法维持战时最低配给标准，日本四处流传着要饿死一千万人的说法。而400万兵工厂工人和海外撤回的350万复员军人、289万平民生计无着，失业人数高达1400万。①另外，日本政府在生产严重萎缩、物资奇缺的情况下，为了还清拖欠军工产业的债务、支付公务员工资和退伍军人费用，仍不断增大货币发行量，到1946年2月货币发行突破600亿日元。②货币发行量的迅速增加使日本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其中纺织品、食品等消费物资价格涨幅都在200倍以上--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学老师每月30日元的工资可保全家衣食无忧，如今这点工资却只能买盒火柴，民众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

然而几年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地走向了恢复性增长，到1955年，日本工业生产已回归战前最高水平。1956年日本政府发表白皮书宣称："现在已不再是战后了。我们正面临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为复兴而成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将是为现代化而成长的时代。"此后至60年代末的高速成长期中，日本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经济发展速度。1955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3595亿日元，到1970年达到733449亿日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55年的20.16万日元，上升到1970年的68.31万日元。实际年GDP增长率最高达到13.1%，最低为5.7%，平均在10%以上。③从横向比较看，在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1/14，相当于联邦德国的1/2。但到196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再次给日本经济以重击。从1973年到1974年，先后发生两次"石油冲击"，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3.01美元上涨到34美元。能源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企业生产成本急剧提高，日本经济增长基础被严重削弱，1974年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也面临前堵后追的局面--一方面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香港企业大举侵占日本传统市场，另一方面欧美开始对日本的贸易出超重拳出击。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长詹金斯宣称："日本的贸易出超，黑字增大是导致国际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④这些国家不但增强了对日本产品的进口壁垒，而且为削弱其产品竞争力还发动所谓日元升值攻势。1971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此后又迫使日元升值16.8%，对以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然而，到1975年，日本经济像不死鸟一样，经过1974年的短暂昏迷后迅速重现生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达到3.1%。此后，到1991年的16年间，日本经济年增长率基本稳定在4%左右，个别年份甚至在6%以上，在发达国家中名列魁首。同时，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持续稳步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顺利，国际竞争力还进一步增强了。

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日本经济先是18年超高速增长，后有持续15年的稳定增长，从而奠定了今天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这种长时期较高速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史所少见。而归结其原因，除了前述轻军备战略、重视教育科技等原因外，还在于战后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日本制定了合适的发展战略并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关系中蕴含的各种战略机遇。

第49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6)

1945年9月22日，美国发表题为"（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文件。该文件一方面宣布要摧毁日本的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又强调"日本国在着手重建物资生产的同时"，必须"彻底改革其经济活动及经济制度"①。

此后，美国占领当局又发布一系列经济改革指令，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上述改革比较彻底地清除了日本战时经济的制度基础，完善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机制上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农地改革则割除了日本半封建生产关系产生的源头，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主动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上述改革不仅为战后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大批劳动力。这些都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复兴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长期的战略蓄势，才能构筑成难以撼动的根基。而很多国家之所以中兴未果，往往缘于战略初见成效之后，就急于调整目标方向。而日本经济复兴战略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吉田政府成功实现由近代"富国强兵"国策向仅以"富国"为国策的战略转型后，后任政府长期保持战略定势不动摇。这种战略定势使日本统治者得以用经济繁荣号召民众，转移、缓和战后初期不断激化的国内政治矛盾；而保守政权的长期化，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使日本执政者得以拒绝右翼政治势力要求扩充军备的压力和诱惑，几十年一以贯之地专注于经济。因此，日本的经济复兴虽说是奇迹，却也符合常理--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保持国内稳定、专注于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都应在意料之中。

当然，日本经济发展也确实存在一定独到之处。尤其是日本经济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的高弹性和赶超先进国家的本领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在经济恢复和高速成长期，日本通产省和大藏省制定了以发展重化工业为"龙头"、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经济战略。并在这些战略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计划，如"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期经济计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等，在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引导下，日本得以形成高效运作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有效动员社会力量专注于经济发展；得以把资源集中配置到高效率产业，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日本又能够及时升级产业结构，很好吸收了石油危机、贸易摩擦带来的震荡。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日本民族高度团结的特性、保守政权执政的稳定性以及日本此前积蓄的科技、经济实力。

在五六十年代，日本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得以迅速掌握先进生产力，以较低代价实现跨越式发展。日本一向具有学习引进外来先进技术的传统，近现代日本曾大力引进欧美先进工业技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工业技术水平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但是，对外侵略战争又拉大了日本和欧美的技术差距。战败后，日本再次掀起学习欧美的热潮，制定了"吸收型"的技术引进战略。1950年到1970年期间，日本只用15年的时间就吸收了全世界用半个世纪开发的全部先进技术。日本还非常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进，往往是"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迅速消化，使日本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产品竞争能力大幅度增强，推动着日本经济迅速发展。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日本经济复兴的原因还在于抓住了战后国际环境蕴含的各种机遇。20世纪50 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世界市场上的石油、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产量激增，供应充足，且价格低廉。比如在1973年之前，每桶原油的价格仅3美元左右，这为资源贫乏的日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原料条件。对此，日本原通产省次官山下英明曾说："日本经济之所以能维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是以60年代进口大量石油为基础的。"①同时，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民族工业也迫切要求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各种机器设备，使日本的工业品国际市场得以不断扩大。日本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利用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暇东顾之机，首先占领东南亚市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

第50节：第二节 经济大国的和平崛起(7)

本来，按照国际法，战败后的日本要向受害国支付巨额赔偿的。1946年6月19日，远东委员会也曾做出《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决议》。该决议规定战争赔偿以"不妨碍日本解除军备计划之实施，并不损及支付占领经费与维持人民最低限度之生活标准"为底线。①1945年11月13日，美国政府派遣以埃德温·鲍莱为团长的代表团，到日本就赔偿问题进行调查。该代表团于同年12月7 日向远东委员会提交题为《日本赔偿的即时实施计划》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日本需要拆除并用作赔偿的产业及军事设施价值达24.66亿日元（1939年价格），几乎囊括了日本全部的军工和重工业家底。日本学者内野达郎在评论这个报告时说：其"内容"之"苛刻"，实际上是把"日本拉回到原始的农业国发展阶段"②。

不难想象，如果上述赔偿计划得到落实，战后日本的经济恢复之路将非常遥远，更不用说腾飞崛起了。然而，此后迅即展开的东西方冷战为日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政策由制裁一变为扶持。日本统治者则抓住机遇投桃报李，甘愿以提供基地，换取美日安保体制的保护。此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原本应向受害国支付的巨额赔款几乎不了了之；在美国的保护下，日本得以采取轻军备战略，把国家资源集中运用于经济发展；在美国援助下，日本不但摆脱战败后的经济困境，而且得到经济高速发展所必需的技术和资本；在美国的力挺下，日本顺利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进入欧美经济体系，并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大笔贷款。在整个冷战期间，日本虽然坚持了"和平国家"路线，没有向海外派一兵一卒，但不止一次利用了美国军事霸权扩张带来的市场机遇。朝鲜战争出现了"朝战特需"，日本工厂为抢修美国武器装备加班加点；越南战争中又出现"越战特需"，日本人在欧美滞销的摩托车都驶向了西贡大街--亚洲民众的战争呻吟声，换来的是日本资本主义实现"高度经济增长"。

然而，冷战结束后，长期被国际社会视为"经济优等生"的日本却滑入了增长低谷而长期不能自拔。从1991年到2005年，日本年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以下徘徊，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从1990年到2000年，日本企业破产数目增加了将近两倍，还有更多企业在负债经营 。③同时，日本金融系统运营危机频发，政府财政收支恶化。金融机构大量倒闭，仅1994年12月到1995年11月，就先后有10多家金融机构宣告破产。日本为刺激经济复苏，连续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截至2003年，政府长期债务累计额达700万亿日元，相当于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倍，约是当年财政预算总额的8.5倍，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问题最为严重、财政危机最为尖锐的国家，以至于媒体惊呼要出现"财政崩溃"。

长期不景气对日本发展构成了严重影响，日国内媒体把20世纪9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一些经济专家甚至一度悲观地预言日本经济可能就此一蹶不振。严峻的形势迫使日本政府推行以自由化为导向的"结构改革"，改变冷战时期形成的政府指导、企业追随的"护送船队"模式，减少国有企业，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改变以往国内生产、全球出口，重贸易出口、轻对外投资的"一国繁荣主义"模式，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吸收他国的经济增长"元气"。日本企业为确保全球竞争态势，也被迫改变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三种神器"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模式，大规模裁减正式员工，削减员工工资，提高企业竞争力。2006年岁末，日本经济终于走过了历史拐点，呈现"自发性景气复苏"。但是，经济自由化改革也带来了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国民不增收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又会影响到日本下一步改革的推进。

尽管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以来历时最长的萧条，但仍然具有强大的内在活力和实力。从经济规模看，2005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仍高达45545亿美元，稳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人均GDP约35650美元，居世界第四 。①从产业水平看，日本仍然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日本经济的强大主要在于其制造业的发达。其主要工业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日本在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机器人、超导应用、光纤通信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都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即使是传统产业，日本在某些方面也具有绝对优势，例如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建造，日本几乎100％地占领着世界市场。从科技实力看，日本的科研开发投入居发达国家前列。如果日本能够将强大的资金力量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结合起来，其发展潜力仍不可估量。从外贸实力看，日本的对外收支顺差仍居世界前茅，日本产品在世界上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近年来日本的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但仍然是世界上贸易盈余最多的国家之一。从金融实力看，日本目前还是发达国家中外汇储备最多的。2005年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达8355亿多美元，超过了其他6个主要发达国家外汇储备的总和。①日本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自1985年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对外纯资产大国后，资产量一直保持迅速增加的局面，2004年末高达17850亿美元，超过了各发达国家对外纯资产的总和。

第51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1)

然而，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全面实现了工业化的日本经济已度过快速成长的"青春期"，步入了稳健、内敛的"中年"。当前，日本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已非常严重，每五个国民中就有一位超过65岁的老人。国民经济心态已经从经济高度成长时期的激情欲望转变为稳定享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已没有当初那样强劲。而且，今天的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科技水平亦和欧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世界上已没有现成的模式，向外部寻求正确答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② 。这对于习惯从国外寻找发展课题答案的日本来说，要找到一个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新模式，恐怕也需要时间。因此，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那个高速向现代化急行军的日本已经成为历史。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的国策目标已经锁定另一个焦点--成为政治大国。

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

近年来，曾自诩为治安模范国家的日本乱象丛生。《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大报的编辑部频频遭到右翼分子的暴力威胁，著名政治家山崎拓的宅第竟被右翼分子付之一炬，长崎市市长光天化日遭到暴力袭击。后冷战时代既是日本各种战略思维回旋激荡、人心思变的时代；也是右翼逆流涌动，国家未来走向变数迭出的时代。国内经济的长期萧条，使国民急于找到隧道出口，政治家顺势纷纷打出"平成维新"、"第三次开国"等旗帜，提出了各种改革国策方略。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乃其中影响最大者。然"正常国家论"本身也包含着让人忧虑的灰色区域。

"十年停滞"的愤懑与激变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国民意识和战略思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大国志向抬头、对美对华观念的转变、近代史观回潮等方面。

日本民族文化中追求"有名誉的地位"观念根深蒂固。国家追求国际尊严和地位虽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却以日本为最甚。近代，《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曾称，促使日本变化的原动力在于日本国民"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这种荣誉感"。冷战时期，日本人把经济成就视为民族最荣耀的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当"广场协议"签署后，坚挺的日元使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腰缠万贯的日本人手里拿着钱到处抢购。他们大量收购美国国债、企业、土地，许多富豪不惜重金到欧洲各地购买著名的艺术收藏品。日本三菱土地公司甚至花13.7亿美元的高价，收购洛克菲勒中心，成为洛克菲勒中心的最大股东--拥有80%股权的控股股东，成为美国具有象征意义的地产主人。美国舆论为之哗然，称之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敲打日本遂成为美国媒体的家常作业。

十几年来，内外环境的转折使得日本国民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主义"和"经济现实主义"在日本社会思潮中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漂移--反对、厌恶、害怕战争的日本人在逐渐减少。尤其是苏联解体之时，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非但没有品味到多少冷战胜利者的喜悦，反而发现自己遇到了新的麻烦。原来欧美各国对日本经济成就的艳羡和夸奖已经变成了贬斥和诋毁。在海湾战争中，日本虽然向多国部队提供的战费金额超过了当年美国援助整个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却仅仅因为没有做"人的贡献"，被美国国会、媒体指责为"只肯掏钱，不肯流血、流汗的家伙"。这种指责和嘲弄，对于长期因经济卓越被国际社会视为"优等生"的日本来说，无疑是对其民族自尊心的严重伤害。一些日本人甚至把此称为"海湾战争之辱"。由此产生的挫折感极大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于十多年后（2002年6月6日），日本杏林大学教授田久保忠卫在国会作证时仍表示："海湾战争是日本战后受到的最大冲击……战争结束后科威特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上，向各援助国致谢，却没有日本的名字。"因此，海湾战争可以说是日本保守主义者谋求转换国策、调整国家战略目标的起点，也是小泽一郎提出"正常国家论"的远因。

第52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2)

就在日本人为海湾战争问题烦心的时候，国内经济也出现了战后未曾遇到的麻烦。此时，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仅1991年前后，负债额在1000万亿日元以上的倒闭企业每年都在1万家左右。一开始，在经济战中不乏反败为胜经验的日本人尚比较镇静，自信能够很快走出低谷。日本政府也为此用尽了各种调控手段，为刺激经济不惜财政成本，甚至把银行利率降低到零。但百般伎俩却百无一用。日本经济如植物人一般昏睡了十余年之久。这场日本战后历时最久的衰退，使国民自信心也从几年前的高峰跌入低谷，面临空前考验。国内原本规模巨大的银行如阳光下融碎的冰山，相继倒闭或停业。一大批卷入地产、金融投机风潮的普通百姓，转眼间身无分文甚至欠下巨额债务，只能搬出宅第，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内靠面包和凉水度日。曾经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为企业立下汗马功劳，指望靠"年功序列"进入管理层的中年人，突然发现不但晋级之路变成了断崖，而且面临裁员威胁。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虽使尽手段推销自己，却仍如幕府末年的"浪人"难以找到"主人"（企业）收留。

持续的经济衰退使长期安享经济增长的日本人先是手足无措，继而颓丧、怨愤。已故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把经济衰退对日本社会的重挫，形容为"第二次战败"，并一度成为流行语 。①此前，祥和安宁的社会突然间破绽迭出，显现出自杀者增加、"学级崩溃"、企业丑闻不断等失序乱象。负责研究制定日本教育政策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在2002年的一份报告中曾对长期不景气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深为忧虑，指出"东西方冷战构造崩溃后，世界范围内以经济为中心的竞争激化。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态面临重大转换。在这个大调整期，国民中出现了既有价值观动摇、自信丧失和道德低下的恶性循环。"经济社会面临的困境使日本国民一方面希望通过改革找到隧道的出口；另一方面也急于找到新的价值目标和信心支撑点。这种焦躁不安的社会心态一直到2006年经济恢复增长之后，才逐渐有所减弱。

日本民族一向有求新求变的文化传统，每当国家出现危机时尤甚。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十年间，大多数民众生活质量下降，贫困率较10年前竟上升近一倍，在发达国家中高居第三，贫困人群中有的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对于这些，民众普遍把其归因于旧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大力改革。但是，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政、官、财关系盘根错节，存在很多政治能量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日本改革屡改屡挫，未见大的起色，导致民怨累积。而据调查，1996年日本大选投票率曾创造战后最低的纪录（59.65%），而2005年国会选举则创造了战后最高的纪录（67.51%）。而之所以有如此巨变，很大原因是日本国民的不满已超出临界点，不愿再消极坐视，而转变为积极推动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已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的主流取向，赞同改革则成为国内判断政治正确性的"大义名分"。但是，围绕改革的方略和内容，日本民众及政治家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近年来，政界保守势力在国内推行自由化改革的同时，企图把政策重点放在政治领域，把修改"和平宪法"作为执政的主要目标。然而，很多民众却对自由化改革造成的国民收入两极化甚为不满，更多的民众则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环境有异、人心思变固然是国政常理，但往何处变，日本国民和政治家却见仁见智。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趁机提出了很多饮鸩之策，糊弄了不少急切求变的国民，这才是最令人忧虑的。

日本国民心理的上述波动，还导致了其国际观的摇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的看法比较乐观，提出了美日欧三极观。此后，美国的实力及战略威势又使单极观一度占据上风。近年来，随着经济自信心的恢复和欧美在中东问题上陷入困境，摆脱欧美中心主义、多极化思想又开始回潮。而就在这十几年间，日本国内追求国际政治大国地位、依靠军事等硬权力谋求"国益"的民族主义上升；右翼势力也利用社会乱象积极扩大影响，利用国民急欲找回自信、自尊的心理，宣扬"皇国史观"。民族主义崛起和右翼势力的抬头又使日本政治日益表现出右倾保守倾向。受以上因素的影响，日本保守政治家虽然提出了"入常"等迈向政治大国的具体目标，但中远期目标构想仍模糊不清--是军事政治大国？还是像英法那样的政治大国？抑或是仍保持军事自我约束的政治大国？但无论如何，在寻求国际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上，荣誉感很强的日本国民已经存在广泛共识了。

第53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3)

"五五体制"的崩溃 政界"五五体制"的崩溃意味着日本冷战时代政治的终结，为日本摆脱此前经济大国的复兴模式，迈向政治大国时代提供了契机。失去了左翼制衡的日本保守势力垄断了朝野政治，乘机崛起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已接过前辈手中的权柄，全力向成为政治大国的政治目标冲刺。

1993年是冷战后日本政治至为关键的一年。是年6月17日，除日本共产党之外的各在野党联合对自民党宫泽内阁提出不信任案，翌日该案以255∶220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宫泽首相被迫解散国会于7月重新大选，但大选结果自民党未能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而失去组阁权。8月6日，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新生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组成联合政权，推出细川内阁。至此，长期在朝执政的日本自民党首次下台，失去了执政党地位。与此同时，作为冷战时期的"万年在野党"，日本社会党在选举中也遭遇惨败，当选国会议员从137人骤降至70人，为38年来最低点，丧失了作为第一大在野党的实力地位。上述政局变化使以自民党执政、社会党在野，保持朝野对立为特征的"五五体制"彻底崩溃瓦解。日本此前长期相对稳定的政坛格局不复存在，政党政治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日本"五五体制"的崩溃是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从外部来看，日本的"五五体制"是在当年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该体制的"保革对立"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及意识形态对抗在日本政治的折射，是"以战后国际冷战为背景，与两极体制相对应的日本国内政党政治体制"。1991年苏联解体，存在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彻底结束，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对抗气氛迅速淡化。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使自民党和社会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野对抗丧失了现实意义。"在共产圈崩坏的今天，自民党再也不能挑拨国民的反共情绪"以聚集选票；"社会党也找不到能够取代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以号召国民 。①另一方面，美国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也减弱了对日本自民党的支持。"五五体制"的建立本身就深受美国冷战政策的干预和影响。而美国积极支持自民党政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日本拥有一个保守、稳定的政府，在东亚建立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90年代初，冷战终结使美国面临的苏联威胁消失，意识形态压力大大减轻，自民党帮助美国推行冷战政策方面的战略功用大幅度降低。因此，当90年代初自民党面临危机时，美国基本上袖手旁观，未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从国内来看，冷战时期日本经济的长期高速成长，为自民党维护执政地位提供了正当性。而担心经济增长红利被"资方"全吞的"劳方"也给予社会党相当的支持。然而，经济的长期增长导致的社会经济生态变化也在逐渐腐蚀着两党的执政根基。"五五体制"下，自民党之所以能长期维持执政党地位，有赖于财团和农民两大社会力量的支撑。但是，由于高度工业化，农业人口从1950年占总人口的44.7%下降到1985年的18.2%。② 由于经济不景气，日本垄断财团支持自民党的财源和意愿严重削弱。从而导致自民党票田萎缩、后援资金不足。"金主"支持的减弱、传统"票仓"的减员使很多自民党政治家因失去生存基础而被挤出政坛。

与自民党相对应，在"五五体制"下，日本社会党主要依赖工会和产业工人的支持维持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但是，到80年代末，日本第一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已不到10%，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白领"阶层人口不断扩大，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而社会党没有针对上述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调整政策，对于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工资下降、就业困难等涉及工人利益的问题应对乏策，"很多工会成员丧失了对社会党的信赖"，社会政治基础被削弱。因此，当自民党丧失国会多数失去执政地位的时候，社会党非但没有因此扩大票田，得票率反而大大降低。总之，自、社两党社会政治基础严重弱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自民党和社会党体制和政策僵化，没有能有效应对经济不景气、社会信息化、社会利益取向多元化等情况，使大量选民把政治期待转向其他政治势力。因此，"五五体制"已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崩溃是必然现象。

第54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4)

另外，"五五体制"下形成的政、官、财相结合的体制已经成为阻碍日本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五五体制"建立后，执政的自民党政治家和公务员官僚阶层、财界，形成政、官、财"铁三角"，编制成复杂庞大的利益-权力关系网络。政治家在财界的支持下走上权力宝座，打着"经济中心主义"的旗帜，和官僚阶层合作，制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交、政治及经济社会政策，并通过官僚结构实施。金权政治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包括选举、组阁、立法、政府决策、行政管理、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等，形成以自民党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管理体制。冷战时期，这套体制对于日本企业在国家指导和扶持下迅速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占取有利地位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经济高速增长也成为自民党政权长期存在的"合理借口"。但是，到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国际经济竞争尤其是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日本经济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停滞。上述体制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日益显得僵化。作为自民党主要支持阶层的传统企业作为既得利益者不愿忍受阵痛，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受其左右，自民党党内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势力也对改革态度消极。在此情况下，自民党形成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的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就不复存在，反而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使日本经济难以走出低谷。自民党在改革方面的无所作为以及政、官、财"铁三角"的存在由此成为国民、舆论抨击的焦点，民心丧失甚巨。

"五五体制"瓦解后，日本政治进入了新政党迭出、多党合纵连横、不断分化组合的"战国时代"。日本本来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内阁更迭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在"五五体制"下，从1955年到1993年9月，38年时间内日本内阁更换15次，每一届内阁的执政时间仅两年半。而"五五体制"崩溃后，内阁更迭的频率进一步加快，出现"十年九相"的动荡局面。从1993年至今，内阁更迭了8次，平均每届内阁的执政时间不到一年半，最短命的羽田内阁仅存在了两个月不到，以至于当小泉首次参加八国首脑会议时曾酸溜溜地表示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自1996年后日本政局逐渐由乱到治。是年，桥本龙太郎担任总理大臣，自民党重新夺回执政地位。此后，自民党又先后联合自由党、公明党、保守党相继建立小渊内阁、森内阁、小泉内阁、安倍内阁，一直保持执政地位。总的来看，自民党重新执政后，政权在逐步趋于稳定，主要原因是自民党本党国会席位已接近国会半数，只要拉住一两个小党即可保住政权，同时经过90年代初的政治震荡后，日本财界、国民也希望保持政权的相对稳定，以利于经济走出困境。

"五五体制"崩溃衍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日本政坛出现总体保守化趋势。其首要原因是日本原"革新政党"势力严重削弱，政治立场开始向右倾斜。此前，社会党长期坚持作为 "阶级群众政党"，维护现行宪法，要求日本实现非武装中立，并以此长期反对自民党等保守政党发展日美安保合作、发展自卫队、修改宪法等政策主张。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党逐渐从上述立场后退。1994年6月，社会党参与执政建立村山内阁后，政策遂发生根本性调整。村山就任首相后，自然要承担起对自卫队的指挥监督权，如果仍坚持自卫队"违宪"无异于自我否定。因此，其上任后就声明自卫队的存在是宪法承认的，并认为"日美安保关系是日美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1996年1月19日社会党召开最后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宣布社会党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更名为社会民主党。至此，日本社会党已"脱胎换骨"，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政策、组织体制都实现了向保守政党的转变。在日本社会党向右转的同时，公明党、民社党也完成了向保守中间政党的转变。这样，日本政坛出现了除共产党外总体保守化现象。

"五五体制"崩溃衍生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日本政党的派系政治被严重削弱。在社会舆论中，日本国民对自民党派阀政治已深恶痛绝，媒体更是对其口诛笔伐，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自民党已难以再堂而皇之地大搞派系活动。从政党运作机制看，自民党丧失政权后，很多派阀领袖失去了筹集政治资金的能力，同时企业由于普遍长期经营不景气，集中向派阀捐助的资金也大大减少，派阀政治的经济基础受到很大削弱。从选举制度看，在当前小选区制度下，每个选区只选1名议员，自民党也只能推荐1名候选人，原来中选区制度下形成的派系已经丧失了本党候选人合伙挤兑其他政党候选人的功能。与此同时，自民党都道府县支部在选举中所起的作用大大增强，党中央派系首领在选举中的领导协调作用严重削弱，无疑也限制了派系的存在和发展。从自民党领导的政策导向来看，前任自民党总裁小泉纯一郎就明确反对派阀政治，为表示与派系决裂，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宣布退出其所属的森派。因此，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在减少，不利条件不断增加，其削弱已呈必然之势。但是，自民党的派系活动并没有就此消失，自民党一些政治家仍不赞成取消派阀。实际上，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活动并没有停止，仍以"政策集团"的名义存在，如原渡边派组成的"新未来政策研究会"、原小渊派组成的"大昭会"和"新政党政治思考会"等。因此，自民党派阀政治仍会长期存在，并对日本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第55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5)

派系政治的削弱加快了日本政坛新生代的崛起速度。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战前出生的老一代政治家要么相继辞世，要么进入了人生暮年，在政界的影响如夕阳西下。而"五五体制"的崩溃沉重打击了以前自民党各派系靠派系头目筹款选举的机制。选举制度的改革又打乱了自民党各派系在原选区形成的"票田"布局。这样一来，自民党各派系头目的领导力被严重削弱。原来，摆资格、论当选次数进入内阁的习惯渐渐变成了老皇历。在这种背景下，原来在政坛苦熬等待时机的战后新生代抓住机遇、纷纷崛起。2006年9月，不到52岁的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并成为日本首位战后出生的总理大臣。这标志着日本政界的新老交替已经完成。战后一代政治家开始主宰日本的内政外交。

2006年10月8日，安倍为打破小泉内阁的对华外交困境，速断速决实现了访华。此次访华决策从酝酿到实施前后不到半个月，可谓战后日本对华外交史上的首例。安倍上台后，外交上还显示出积极主动甚至强硬的一面。这提醒人们，已开始主导国政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执政理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事风格等方面，与前辈有较大不同。他们的普遍特征是对国际、国内权力政治的反应较敏锐灵活，外交视野也较开阔、较容易沟通，但缺乏前辈政治家具有的近代记忆和体验，对当年侵略战争的负罪感和反省精神不足，价值观普遍保守，且偏好权力政治。他们的崛起为日本内政外交带来了新的气象，但也带来了新的变数。

当然，也应该看到，在选举政治下，日本政治家虽以实现自身政策主张为要，却又以保住政治生命为前提。日本政界有句谚语称："猴子从树上掉下来还是猴子，落选的政治家什么都不是。"因此，对政治家来说当选才是最关键的。一旦有机会上台，什么政治立场都可以抛弃、改变，什么政治手腕都可以耍，什么党都可以合作。比如数年前小泽一郎领导的新生党为了上台，不惜采取政治欺骗手法，先诱使其他党派与之合作，上台后却马上把人家一脚踢开。当被别人指责"无（政治）贞操"时，此君公然宣称"跟什么女人睡觉是我的自由"。不料，没过多久社会党放弃原来的政见与自民党合作，联手击败了新生党。小泽为此又反过来骂社会党与自民党是"野合"。据说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市立马回敬："我想跟谁睡觉，关你什么事？" 这表明，日本保守势力虽然权倾朝野，但相互间钩心斗角、相互扯腿是常有的事儿，并不意味着修宪强兵等诸多保守理念就会很快顺利转化为具体的政策。

"正常国家化"正常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坛、社会，如遭遇欧美殖民压力、倡言维新的江户幕府末年，国策纷出、论战不休。而受民族主义和右翼思潮的影响，倾向于强化国家军事权力和国际政治影响的"正常国家论"（也称"普通国家论"）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正常国家论"始作俑者小泽一郎是至今仍活跃于日本政界的重量级政治家。他1942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水泽市，27岁即成为当时日本最年轻的国会议员。此后，小泽很快成为自民党最大派系田中系的干将，在首相田中角荣的庇护下，仕途一路通畅，担任过党内以及内阁的很多重要职务。1993年，倡导改革的小泽一郎与其支持者，脱离自民党另组新党，引发了导致"五五体制"瓦解的政治大地震，把日本政治推入联合政权时代。恰在此时，他出版著作《日本改造计划》，首次系统提出"正常国家论"。该书出版后备受日本社会关注，成为多次再版的畅销书，小泽的"正常国家论"也随之流行于世。此后他又在媒体刊物接连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其有关"正常国家论"的观点。

"正常国家论"流行至今已经被小泽本人及其追随者赋予了很多新内容，但其思想核心仍大体保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冷战时期日本的内政外交、社会思潮进行批判、反思。如声称，在冷战环境下，"日本身在其中受惠，但又无须为世界的和平、自由及民主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国际政治全部由美国来担当"，（而日本）"只是拼命于振兴经济，至于其他事情，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尽可能地不触及，巧妙地回避、绕开"。他批判冷战时期的日本政治，只醉心于财富分配，再分配的权限本来属于政治家，但实际上却由不是经国民选出的官僚来主导 。①"日本国民长期在战后体制下，大多习惯于"和平等于非军事"思维模式，这很容易陷入"一国和平主义""；"从此前的海湾战争来看，一个明白的事实是，和平不是单单靠口头倡导实现的"；"我国不能为了本国利益再度挑起战祸。但是，也不能逃避问题，应从正面接受历史教训，从"和平等于非军事"模式中抽身"② 。小泽还激烈批判国人，"封闭于日本人的社会中"，"还没有确立自我"，结果"身体倒是长大了，而精神结构还处于摇篮期……像虫子一样生活着，什么都临时应付"，"在明治维新以后也有一个时期跳到国际舞台上去，但战败后又像龟儿子一样缩回脑袋，回到老一套去了"。

第56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6)

由此可以看出，"正常国家论"的立论前提是否定日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低姿态对外战略、"轻军备重经济"的经济大国路线以及国民反对军备的和平主义思维。在国内政治方面，"正常国家论"追求的是加强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的新国家主义。如小泽主张应以民主方式将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以便最高领导人能负责决策，因此首先应加强首相官邸的功能，采用美国总统的助理制，设置首相"辅佐官"，有综合协调功能以分担首相的决策。他还强调，"政治家要排除官僚的影响"，"自己思考，自己决断，自己承担责任"。在对外战略领域，小泽一郎认为"正常国家"要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对于国际社会认为正当的事情，日本就理所当然地尽自己的责任去做"；"第二，对于各国为追求富裕稳定的努力，以及保护地球环境等全人类共同课题，日本应尽所能提供合作"。因此，他曾提出要推行"积极的、能动的和平主义"，"参加联合国军"，为维护国际和平做贡献。不过，后来他又认为应首先关注本国安全，"如果国家安全成为负值，国政就等于零"，"日本首先应明确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则"，并取得他国的信任。①同时，他也主张坚持日美同盟，但强调要建立一种自主、对等的对美关系。

"正常国家论"涉及日本国家改革的诸多领域，从其追求的对外目标来看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积极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影响，谋求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常国家论"其实就是政治大国论的应用版--它明确指出了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基本路径。二是通过强化军事安全战略，维护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早在"正常国家论"提出前，日本一些学者就开始主张从维护经济利益出发，调整对国际安全的消极姿态，发挥日本在安全领域的作用。1990年，日本静冈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就发表文章声称："多年来，日本一直奉行全球性的经济政策。""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却可能倾向于抵制相应地扩大其安全范围。日本舆论反映出一种对介入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的厌恶。不过，日本经济政策的全球范围与其安全战略的地区范围之间的这种不相称状态最终还是要变的。在21世纪，一个拥有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不大可能继续是个纯粹的地区大国。""对日本来说，确立一种目的感，以对和平的世界做出在规模上与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相称的贡献，此其时矣。日本需要一个与其人道、民主、和平的国家形象相称的大战略，需要一个能赢得日本人民广泛支持的战略。为此，日本防务政策的地理范围有必要扩大到日本列岛所在地区以外去。"同一时期，另一学者冈崎久彦在《文艺春秋》上连续发文，主张日本经济规模如此之大，在自身缺少资源的情况下，要维持发展，就必须取得世界的各种经济资源；而要取得经济的安全发展，又必须取得广泛的安全资源；为了确保安全资源的取得，它又必须提高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十几年来，"正常国家论"不但流行于日本而且逐渐国策化。而其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首先是因为它符合日本传统的战略文化习惯，引发了很多国民、政治家心理上的共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民族自古以来经常面临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近代以来经济生存又多依赖于海外，危机意识格外强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五五体制"瓦解后的政治乱局、"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萧条，又使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加剧，对现状不满、变革求新的意识也格外强烈。而"正常国家论"往往以对日本国势的忧虑为引子，导出不少针砭时弊、打破常规的慷慨之论。如2006年，小泽在《文艺春秋》发表谈话表示："当今日本处于同近代日本的幕藩体制相似的处境。日本这个房子正在从基座开始腐烂，小泉政权的政策仅仅是糊糊窗户、撑撑门面。" ①这样的"激扬文字"很容易拨动日本民族固有的危机意识，引起比较广泛的社会共鸣。

第57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7)

"正常国家论"在包装上顺应了日本人喜欢寻找标本模仿的思维习惯。日本自有国以来，其社会发展往往不是依靠民族内生的创造性实现的，而是通过不断吸收、模仿外来文化获取动力。自古以来，日本在国策上，追随国际主流成功的经验甚多，而实践自立、原创性战略成功的例子甚少。国民的战略思维往往循于学习-模仿-有所创新这一基本链条。因此，国家战略在实施转换时，往往要先在国际社会寻找一个模板。在古代，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飞跃是通过学习唐帝国实现的。在近代，日本又盯住"山坡上那朵云"，先以西欧为模板紧紧追赶，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行列，后受德国法西斯主义影响而行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又大力吸收美国的经济、教育经验，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国民在理解国策方略时往往抽象能力不足，而更容易接受模板式的战略表述。其实，日本的政治大国目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中曾根康弘以"国际国家"的名义提出来。但是，"国际国家"在表述上过于含糊和概念化，难以为国民所理解。而"正常国家论"抓住了日本国民的这一战略思维特性--所谓的"正常国家"如同近代的"脱亚入欧"一样，起到了指点"山坡上那朵云"的效果，容易为国民所理解。

"正常国家论"得以政策化的主要原因则是它对日本保守势力的各种国策主张兼收并蓄。可以说，它几乎涵盖了各派保守势力历年来想说的和想做的。在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情况下，日本各派保守势力政见的分歧流于细末，而在"正常国家论"提出的基本战略思路上大体相同。虽然出于国内政治斗争原因，一些政治利益同小泽存在冲突的保守政治家表面上不完全赞同小泽的论调，甚至抓住其中一些观点搞政治攻击，但实际上却在按照小泽的主张去做。比如，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方面，小泉提出的首相公选主张同小泽加强首相权力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安倍上台后，干脆"盗用"小泽的"发明"把设置首相"辅佐官"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至于在安全领域，日本小泉内阁已经把自卫队派到了硝烟未散的伊拉克。正如我国学者李建民指出的：""1955年体制"崩溃后日本政界的"总体保守化"趋势是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巨大推动力之一。"虽然战略的提出者小泽一郎至今未能进入权力中枢，但他的这一理念实际上被保守势力所普遍接受，当前日本推进的政治外交调整进程，其实是完全按照"正常国家化"的思路展开的，因而是一条"没有小泽的小泽路线"。

然而，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仍存在很多"不正常"的地方，并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和平民众的质疑。质疑的焦点是"正常国家化"会不会导致日本军事大国化，再度使日本像近代那样成为世界和地区安全的负面因素，最终伤害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根本利益。而产生这种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正常国家化"的参照系很不明确。其中的问题包括："正常国家化"遵循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才算是正常国家？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要做的"国际贡献"有没有上限？ 日本对侵略历史反省的不彻底使"正常国家化"的价值观基准模糊不清。在当今国际道德和国际法体系下，日本如果单纯寻求拥有同其他正常国家一样的国家权利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日本拥有不正常的近现代历史，而且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态度也存在不正常的地方。自战后以来，长期掌握日本政权的保守势力对近现代侵略历史的反省表态，往往是对外关系的反应物，缺乏内在的自觉性。即使有一些历史反思，也往往是从日本的利益得失出发，极少深入到道义层面。如自民党保守政治家三木武夫就把近代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动机归结为："当时日本想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成为大陆国家。"而提出轻军备路线的吉田茂，战后在其著作《十年回忆》中仍为当年日本位列世界五强之一而自得，并为"二十一条"辩护，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无谋"，认为日本如果不是以英美这样无法战胜的国家为对手，扩大战争，日本帝国本应可保持繁荣发展，根本没有反省殖民侵略的意思。

第58节：第三节 "正常国家化"的歧路(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在否定近现代战争的基础上形成了追求民主、反对侵略、和平解决争端等共同价值。但"正常国家论"却避免谈及这些国际共同价值，规避近现代历史的道义判断。而且，"正常国家论"影响的不断扩大及政策化与日本国内右翼史观的抬头几乎是同步的。更成问题的是，一些位居权力中枢，负责国策制定和执行的当政者也在模糊甚至否定日本近代侵略历史的非正义性。这反映出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践行者存在道义基准不明的问题。如此一来，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就存在沦回近代合理主义的危险性--"正常国家"也可能变成日本谋求"不正常"发展的借口和画皮，只要日本的国家利益需要，只要实力所及，只要国际权势结构允许，就可以像近代那样，什么都可以做！我国学者蒋立峰就指出："如果（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已经明显大大超出了国家本土防卫的需要，变成了一支可以充分威慑海外的进攻性力量，就为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必备的环境和条件。"①因此，人们不能不保持戒心。

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国际标准模糊不清。基于历史文化习惯，日本一向善于模仿、学谁像谁。古代学中国，不但连建筑都比葫芦画瓢，甚至把中国的朝贡制度照搬过去，逼着朝鲜和琉球王国进贡。近代学欧洲，把英法老殖民主义的伎俩运用得炉火纯青，甚至想把国土数十倍于己的中国吞为殖民地。战后学美国经济，不但很快成为"优等生"，还差点把老师的"宅第"给收购了。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准备学谁？哪个国家才是日本人心目中标准的"正常国家"？如果是以美国为模板，那可是战后不断打仗的"战争国家"，果真如此，恐怕连美国自己都要小心了。如果是以英国为模板，英国不但近代是战争老手，而且战后总跟在美国的战车后边耍枪，要是这样，亚洲国家首先要注意了。如果是学习同样拥有近代侵略历史的德国，但日本对近代侵略的反省远没有德国那样彻底、真诚。

"正常国家论"所提出的为维护国际安全"做贡献"还缺乏明确的外延。从法律角度看，和平宪法为日本安全政策及行为划定的空间要小于国际法。因此，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断扩大对外军事影响，虽然从国内法角度看，存在违反和平宪法的嫌疑，但毕竟不违反国际法。然而，目前日本保守势力修改宪法的行动已经展开，而且以当前其国内的政治势力格局似乎很可能成功。而保守势力修宪的焦点就在于删改宪法第九条对日本战争权的限制。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和从事对外战争的国内制约将不复存在，对外军事行动的性质和范围触及国际法界限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当然，也应该看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内外因素的种种制约。从道义层面看，当今日本诚心反省近代历史、坚持和平主义者仍大有人在。当代日本社会同近代存在质的不同，经济自由化、社会价值多元化已难以逆转。日本右翼势力所梦想的近代举国一致已落后于时代，难以变成现实。另外，当今国际关系正在进入注重国际形象的软实力竞争时代。自身价值观比小泉更右的安倍，在担任首相后却在历史问题上言行比小泉更低调，并把使日本"成为美丽的国家"作为执政宗旨。这说明日本权力阶层已开始重视软实力建设问题。而如果日本打着"正常国家化"之名执意于军备扩张，那么在冷战时期作为和平国家积累的软实力将被严重削弱甚至归零，国家形象将严重受损。这个代价，也是日本保守势力不能不权衡的。

目前，日本民众中反对修宪者仍多于赞同者，而即使在赞同人群中对修宪的重点也存在相当分歧。日本著名政治家、参议员江田五月曾在参议院宪法调查会报告中指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是自外于国际社会，只沿着本国的历史轨迹前进，应与世界同步。而且世界历史也正在向实现自由、和平、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理想迈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离了这一世界大道，而战败及战后改革则是回归正道的过程。而且现行宪法高举世界共有的价值观，符合世界历史潮流。因此，日本应尊重现行宪法第九条倡导的和平主义价值观 。"①出于政治利益需要，"正常国家论"的倡导者小泽一郎对修改宪法态度也不甚积极。这表明，即使在保守势力内部，关于宪法的修改也不是十分一致的。这意味着在外部安全环境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政界保守势力并没有十足把握能确保修宪的公民投票结果得其所愿。

第59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1)

在国际上，"现在，日美之间的力量关系处于相对性的变动之中，在短期内美国会不得不要求在军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从中长期看，日本向军事大国发展的结果，必将引起美国的警惕。美国政策中正包含着这样一个矛盾。" ②当前，日本决策者想通过加强对同盟的支持和军事一体化消除美国的戒心，但远期效果如何并不全取决于日本的政策和行动。须知一向信奉实力的美国，也经常把军事实力的变化作为考量大国关系的重要依据。而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要义是保持在该地区的绝对军事优势，以日本的国防潜力，如果无节制地军事大国化，最终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优势的丧失。从东亚来看，当前确有一些国家对日本发展军备、参与某些国际安全行动抱以沉默，但基本上都不希望其变成军事大国，中国作为亚洲大国更对其加以警惕。如果日本固执于扩军，势必会引发难以节制的军备竞赛，其结果很难说对其安全有利。因此，在谋求"正常国家化"，强化军备及运用方面，日本保守势力仍必须考虑到现实的国际权势结构。

同20世纪前叶日本以对外扩张优先的"昭和维新"不同，日本"正常国家论"所倡导的是"由内而外"的战略路线。即首先强调内政的改革和梳理，为采取积极的对外战略打下国内政治和体制基础。当今日本已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国内政治思潮虽右倾化严重，社会心态中也存有追求国际社会仰视的浮躁，但仍难以同近现代扩军时的焦渴狂躁相提并论。而眼下日本国内改革难题很多，国债如山、老龄少子化越发严重，多数国民的关注焦点还是内政。再说，日本保守势力虽然对侵略历史"健忘"，但对近现代军备极度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孤立、战败后果基本还是记得的，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目前尚不至于像当年那样丧失理性。国内外牵制其军事大国化的力量也较当年强大得多。因此，战后以来以和平手段实现了经济复兴的日本，同样也存在以和平手段成为政治大国的可能性。就国际社会及日国内和平势力而言，目前还存在很多影响日本"正常国家化"未来走向的机会和条件，而如何利用、抓住这些条件和机会才是最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

2006年可谓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灰色年。当举国上下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冲刺、急需国际支持时，一方面亚洲邻国因其历史反省问题公开"拖腿"，另一方面口口声声要给予支持的美国却暗地使绊子，以反对"四国提案"变相堵死了日本"晋级"安理会的门径--一向善于左右逢源的日本人因受到左右夹击而遭遇顿挫。日本的这一"遭遇"不禁使人想起一条人际哲学--"脚踏两只船"既可能两面讨好，也可能里外不是人、两脚蹬空掉进水里。而这次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中变成"落汤鸡"，其实怨不得别人，根子在于其地缘身份认同的模糊和摇摆。近代以来的外交历史使当今日本拥有不同于其他亚洲国家的特殊地区观，在自我国际定位上如同虽兽似鸟的蝙蝠，具有虽亚亦美（欧）的两重性。冷战结束后，日本在认识处理与欧美、亚洲的关系上，国内舆论的分裂和摇摆加剧，美国观且敬潜怨，亚洲感觉亦亲亦疏，对华认识也亦友亦敌。

"脱亚入美"的得与失 对日本来说，战败投降后对外战略方向的突出变化是从"鬼畜美英"一变为"脱亚入美"。回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举国上下把阻挠其狂吞亚洲的美英咒骂为"鬼畜"，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在当时日本流行的杂志上刊登着"美国金发女郎玩弄日本兵头颅的照片"，连孩子之间打架时都以"美国鬼"相骂。① 日本的军事、外交更是以"排除美英"、打败美英为目标。然而，当全副机械化的美军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日本土地时，本来准备"拿起竹枪抵抗"的日本人很快被美军装备的"奢侈"所震慑，曾为"鬼畜"的美国人一变为崇拜对象。美军占领期间，日本竟然没有发生一次反抗暴动。对于占领军总部发布的命令，日本政府尽管充满腹议，却从未做激烈抗争或坚持。就这样，曾视美国如寇仇的日本在顺从接受美国的战后改造后，即把曾欲吞为己有的亚洲抛在一边，走上了"脱亚入美"之路。

第60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2)

在1951年9月8日，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当天，同美国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翌年2月28日，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第三条规定，在东京签订《日美行政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应向美国提供海、陆、空军基地，向驻日美军提供航空管理、铁路、通信、电话、气象等业务所必要的设施，分担驻日美军的军事费用，驻日美军成员、文职人员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此前被美国占领的日本，在获得国家的法律独立后并未完全站起，而是顺势躺在了美国的怀抱。从此，"战后日本的军事、外交步调，几乎都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甚至在日本政治中，当美国在全球发起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时，保守势力也在美国和国内财界支持下，向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革新势力"，发起了"国内冷战"。日本保守政治家往往要先得到美国的青睐或至少是认可，才能得到或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新任总理大臣在当选后马上到华盛顿"朝圣"，几乎是不成文的规矩。

冷战期间，日本在外交安全上，站在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阵营下，安全及外交重大决策，大都是得到美国授意、许可或表示谅解后方出笼实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面对亚洲，日本战略上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量逃避战争赔款和低价挖掘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资源，并在美国的霸权保护下如愿以偿。因此，日本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与亚洲友好相处的问题--其结果，日本"得以向"脱亚入美"的战后迈进，同亚洲既无（政治及战略）交往，又无烦恼"①。面对中国，日本秉承美国的旨意，不但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且挑头制造障碍，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仅如此，当美国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半岛发动侵略战争时，日本还在背后充当战略基地和兵工厂。日本自卫队甚至同美军制定了准备同中朝作战的"三矢计划"。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推行多边自主外交，开始对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所重视。1972年，调整对华外交，同中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后又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还发表了"福田主义"，表示要同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关系，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贡献。②不过，这些调整基本都是在美国容忍或理解的情况下实现的。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冷战升温时，日本又不断重申其"西方之一员"的战略定位，强调日美同盟乃本国"外交基轴"--这表明日本的战略重心仍然在美国领导的西方体系下，所谓重视亚洲仍然是半心半意、言不由衷。

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的太平洋两岸平衡色彩虽然浓了些，但仍未脱离美国亚洲视野的延长线。尤其是小泉执政五年间，日本不仅以参拜靖国神社损害同亚洲邻国的关系，而且把强化日美同盟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日本政府因顾忌对美关系和自身利益，一度态度消极，后来只是出于对华竞争心态，才行动起来。近年来，日本国内虽然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者越来越多，但政府一直看美国的脸色，言行谨慎，当后来顶不住内外压力表示同意时，又提出所谓"开放性"的条件，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拉进来 。③如果说冷战时期的日本是脚在亚洲、身在西方、头在美国的话，那么冷战后的日本虽然大半个身子已经在亚洲了，脑袋却依旧在美国。

作为一种高级政治思维，任何国家的战略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逻辑性。日本的"脱亚入美"固然受到本国部分民众和亚洲国家的非议，但也存在深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从历史角度看，"脱亚入美"可以说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战略文化的"隔代遗传"。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日本对外战略走过了一条"脱亚入欧"、"鬼畜英美"再到"脱亚入美"的U字形路线。近代的"脱亚入欧"曾经有力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并与英国结盟成就了世界列强地位，但此后却在太平洋与英美的较量中惨败。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很多日本人看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力量，为战后选择"脱亚入美"打下了心理基础。2002年5月9日，日本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在众议院作证时指出："20世纪日本外交的关键词可以说是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结盟……其中的75年，日本人同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结成了同盟。在20世纪前20年，日本通过缔结英日同盟，曾获得欧亚大陆外交的成功，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屡战屡胜，像新星升起一样，从远东小国成为世界大国。……而此后25年则是伴随着战争的不幸时期。然后，众所周知，日本又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新手美国结成了同盟。而且，在日美同盟下，日本又获得了经济复兴与增长的成功体验。因此，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心里深处有一个共同认识，即与盎格鲁-撒克逊结盟的时代就是成功的时代。尤其是在20世纪中间夹杂的25年的不幸战争，更使得把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结盟视为稳定轴，成为国民的基本思考。我认为这是亚洲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我国20世纪外交的特色。" 寺岛实郎之说反映了日本人从近代"脱亚入欧"到当代"脱亚入美"的战略心路。如果仅仅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对于仅拥有中等国家资质的日本来说，如果能以世界第一大权贵为依托，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单靠自身实力难以获得的发展利益和安全资源、难以企及的大国地位，无疑是极大的诱惑，而其居然得到了，又无疑是巨大的成功。反之可以假设，如果战后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恐怕很难得到国家重建、发展所需的大规模援助、资金和技术，作为战败国顺利重返国际社会的历程恐怕也不会那样一帆风顺。因此，在很多日本人心里，"脱亚入美"的确获益匪浅。吉田茂也不止一次地讲过："日本的立国基调，应该置于与自由各国特别是与美国亲善协调上"，"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光是历史的必然，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性格上，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过"美国、英国等自由各国才是日本最尊敬的伙伴。如果考虑到日本今后推进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外国资本，在他们当中特别是与美国的亲善关系对我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①然而，世上难有免费的面包，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讲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国家利益原本就具有多重性，往往有所得必有所失。日本在通过"脱亚入美"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无形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第61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3)

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虽给日本以巨大利益，但出发点却是收服日本、改造日本，使日本成为其追逐霸权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进行了精心的战略设计。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尽管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中、美、苏等盟国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作为太平洋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却刻意使日本人产生一种"是被美国打败"的印象。为此，他特意从本国要来100多年前柏利准将以"黑船"叩开日本国门时使用的舰旗，悬挂于"密苏里"号上；还专门邀请日军当年攻陷新加坡时举旗投降的英军将领帕西瓦尔，到场见证签字仪式。尤其是在事后发表的新闻中，美国刻意选择了一张日方外交代表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军官兵重围下签字的照片，使日本国民留下了"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强烈印象"。而美国在冷战拉开帷幕后，一改经济上严厉制裁日本的初衷，强要当年的受害国放弃对日赔偿要求。借口虽然动听，却是慷他人之慨，根本意图在于保存日本实力，为其推行冷战所用--美国的战后对日政策如精明而富有远见的商人，虽出于私心，也往往巧妙包装以道义和恩义，在收买日本民心、控制日本等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

然而，日本在接受"免费面包"的同时，也付出了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巨大代价，而其中最大的代价则是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自主性长期被压抑，国民因之形成了对美敬畏潜怨的心态。这种复杂微妙的对美情感首先表现在日本对麦克阿瑟的态度变化上。在麦克阿瑟君临日本的五年零八个月期间，曾有数十万计的日本人寄信给驻日盟军司令部和麦氏，而几乎所有的书信都使用了本来只能对天皇使用的敬语格式。很多日本人在书信中把麦克阿瑟称为"救世主"，甚至表示："以前，我朝夕膜拜天皇陛下的画像，现在我每天向元帅致敬。" ②连日本首相吉田茂也公开称麦克阿瑟为日本的"恩人"。但是，不久之后被奉为"恩人"、"慈父"的麦克阿瑟却因为几句话招致日本人的愤慨。1952年5月，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如果以人的年龄打比方，从科学艺术文化宗教等方面看，盎格鲁-撒克逊人有45岁，德国人也大致同样成熟。但是，日本人虽然历史很久，却仍处于受教育阶段。如果以近代文明为尺度衡量，日本人也就是12岁的孩子。虽然日本仍处于受教育阶段，但容易接受新规范……日本人如白纸能够接受新观点。" 虽然麦氏证言并无诬蔑之意，甚至是在为当局曲护日本的政策辩解，不料仍在日引起轩然大波。结果，日本政府给予麦氏"终身国宾"的拟议无果而终，国内建立"麦克阿瑟纪念馆"的计划化为泡影。

在签署《旧金山和约》重新获得独立后，驻日美军不过在数量上减少一些，去掉占领军的名号而已，日本也因此"有幸"成为东亚向外国提供基地最多的国家。列岛基地化使日本人长期难以走出被占领心态。日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对称，使得日本的国际存在和影响常常被超级大国的阴影所遮蔽，其外交也难以摆脱对美追随色彩，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因之长期被压抑。虽然碍于权势格局、出于现实利益需要，占据主流地位的日本保守势力及媒体始终保持对美亲善的面孔和温婉语调，但在很多日本民众的内心深处仍顽固地存在着对"入美"路线的质疑。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很多日本人指斥本国为"美国的属国"、"美国的第51个州"，主张要治疗"对美依存症"。曾供职日本外务省三十多年的前驻黎巴嫩大使天木直人在横须贺竞选时，亲眼看到醉醺醺的驻日美军大兵向路过的日本女性吐口水，并深以为耻，表示"日本外交追随美国过了头"，"美国是一个战争国家，同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迥异"，日本应改变对美从属关系，推行自主外交。①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关东学院比较文化学教授富冈幸一郎曾针对近年来日美同盟的强化指出："36年前，三岛由纪夫在自卫队营地自杀时，曾（对眼前的自卫队官兵）说"今后两年内如果不恢复自主性，自卫队就只能永远成为美国的雇佣兵了"。如今，美军的再编，自卫队连当"雇佣兵"都不得，就要被完全编入美军了。……（日美防卫合作）是在同盟名义下，超越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把日本本土作为军事空间无条件提供给美国，是事实上"第二次战败"……日本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完全丧失。……没有主权意识，也就没有"国家"，也就谈不上有"国格" 。"② 在当今日本，这种由于"入美"导致的民族被压抑感不仅存在于对高级政治比较敏感的知识界，在普通民众中也相当浓厚。而这种压抑常常在特定情况下突然爆发出来。比如，1995年，日本冲绳发生美军强奸当地少女事件，结果引发了数万人的大规模反美群众集会。声势之猛烈，几乎令日本政府手足无措。后来，为缓解民众不满，日本政府被迫同意让美军到本岛自卫队训练场从事训练。但结果如驻日美军海军司令部涉外报道官长尾秀美所述：美军每到一处，"当地马上气氛大变"，"自治体通知市民夜里不要外出，在（美海军陆战队）出没的地方要加强巡逻警戒，完全像防狗和畜生一样"，"他们（当地居民）只是视日美同盟为"必要的恶"，并没有把其看成是不可缺?的"①。

第62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4)

日本"脱亚入美"的另一个代价是自我放弃了同亚洲人民实现精神和解的机会。由于"入美"，日本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保护外壳，满足于利用美国霸权追逐物质利益，逃避了来自受害国的道义和物质追究，并利用美国贩卖的"自由民主"获取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精神上的优越感。这使得日本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顾不得也不屑于对侵略亚洲的历史做出深刻反省。近代"脱亚入欧"和当代"脱亚入美"的历史累积，使日本人面对亚洲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战略心理夹缝--一方面为保持近代化和现代化领先对亚洲的优越感，不肯彻底否定侵略历史；另一方面又一相情愿，希望亚洲国家能认同自己的地区存在；一方面希望继续从"入美"中获益，另一方面又希望亚洲国家相信日本的地区合作姿态是真诚的。但是，"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已经从精神上拉开了日本与亚洲国家的距离。而在冷战结束后，日本亲美保守势力为了防止国民的民族压抑感爆发，冲击到对美关系，还不时挑起与邻国的历史问题争端，实施"情绪转移"，在亚洲寻找心理宣泄口。这进一步扩大了亚洲国家与日本的心理距离。日本近年来"入常"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坚持和平主义路线方面，亚洲国家无法信任日本道义上的自律性；在维护地区利益方面，亚洲国家难以信赖一个在国际政治中一味追随地区外强权的国家。

"入亚"难在无诚心 在冷战结束以前，日本"脱亚入美"战略虽然备受争议，但却能长期维系。根本原因在于，在东西方对立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受到国际政治的强力压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迫于冷战利益需求，愿意继续向日本提供安全资源和经济空间--国际环境中存在日本即使疏远亚洲也能过的条件。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亚洲对日本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则逐渐扩大，"入亚"日益成为日本大国战略不容回避的课题。

从经济角度看，冷战结束以来亚洲经济增长率全球首屈一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扩大。而日本与亚洲的经济联系已然到了相互依存的地步。在1970年，日本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额分别占对外进出口总额的29.4%、31.2%，到1990年分别上升到41.8%、34.1%，而到2005年已经双双过半分别达到61.4%、51.2%。2004年，仅对华贸易就使日本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拉抬了一个百分点。1995年以来，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则一直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0%以上。日本岛根县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增田司表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背景下，欧洲世界已经实现了社会经济统一，美国经济也形成了巨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圈。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来说"美国经济固然巨大难以割舍，但亚洲经济、中国经济的存在也不容忽视。（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规模问题，而是必须具备观察世界构图的战略方法。日本如果不能成为亚洲有力的伙伴，恐怕就难以开拓21世纪的未来。" 从政治安全角度看，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趋势更加明显，在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国际发言权上升的同时，地区内中小国家国际政治意愿的表达也更加自由。这意味着，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梦想，仅像以前那样依靠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很难顺利如愿。只有一秉诚意，广泛同亚洲国家建立较深的信赖关系，其"入常"等抬升大国地位的举措才能奏效。在安全领域日本面临的困境是，单独依靠美国的保护也已经难以维护其安全，而作为国土狭小的岛国，如放手发展军事力量来防范"周边"，又势必引发亚太安全关系的恶性互动，其结果必然是更大的不安全。要走出这一困境，日本恐怕只有像中国那样走"以邻为伴、与邻为善"道路，与亚洲邻国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

不可否认，在"入亚"方面，日本其实拥有很多优势且大有可为的空间。比如，作为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日本在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拥有雄厚的实力。多年来，日本也是向亚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日本拥有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对于为工业化负效应苦恼的亚洲邻国来说也非常有吸引力。亚洲国家对于战后日本长期和平发展的事实，也是基本认可的。而且在日本国内，希望"入亚"的力量也在逐渐发展，并拥有越来越强的政治话语权。然而，日本真要迈开"入亚"的战略步伐，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来自美国的警惕和牵制，但更多的还是来自日本自身。

第63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5)

人际关系中交朋友需要一定的道义基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国际关系中国与国的相互信任同样需要有共同的道义基础。然而，日本国内的政治右倾化以及在反省侵略历史问题上摇摆阻碍了其同地区内国家政治互信的构建。东亚合作虽然强调多样性，但仍然存在一个底线--肯定战后形成的国际伦理。如果日本守不住这个底线，恐怕想得到邻国的理解也有难度。关于这一点，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做过透彻分析，表示："在对过去的历史尚未清算的现在，日本人要对此有所觉悟，并努力对新亚洲有所构想；在道德的纯洁性无法保障的今天，日本人必须对此有所觉悟，并取得加入亚洲未来当中去的资格 。"① 近代以来，日本"脱亚入欧"、"脱亚入美"的历史前后百余年，尤其是后者经历了两三代人，形成了很大战略惯性。日本战略文化还存在自主性、包容性和决断性不足等缺陷。深知日本文化精髓的日本文学家司马辽太郎曾断语："大丈夫气派不是日本的政治传统，也不是日本的政治思想。"而多年来，日本在同亚洲国家合作时的瞻前顾后、精打细算，似乎印证了司马辽太郎断语之实。当前，一些日本人为解决"脱亚入美"、"脱美入亚"之间的两难，提出所谓"入美入亚"（日本外务省所谓"亚洲共同体"应包括澳大利亚、美国的主张就反映出这种思路）。但是，这种设想看似两全，其实难行，也是日本战略上缺乏决断力的表现。因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已经生成大量未必同欧美完全一致的地区共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地区内外的利益出现严重不一致，日本的"入美入亚"很可能露出破绽。

在日本围绕"入亚"课题讨论抉择时，中国其实是影响日本思维取向的核心要素之一。从经济及自然要素看，中国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是亚洲乃至世界的超大型国家，经济规模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且仍持续快速增长。从国际政治及安全角度看，中国是亚洲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唯一的核大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位于东亚中心，处于可在地区广泛发挥影响的"四出之地"。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中国是亚洲历史最为久远且保持连续性的国家，中国的儒教文明广播亚洲。因此，中国是除美国之外最能影响日本亚洲政策的国家。在亚洲，中日关系的发展又是影响地区未来走向的核心要素。不过，中日关系中的复杂因素之多又超过了亚洲任何一对双边关系。

在冷战时期尤其是中后期，由于经济上的对华优越感、近代侵华的歉疚、对中国市场机遇的期待、冷战利益的需要、文化上的亲近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日本的中国意识曾呈现出空前的良性。但是，冷战结束后，这种难得的中国观逐渐被削弱，并出现裂变。日本开始尝试重新定位中国和日中关系 。②2002年发表的小泉内阁"对外关系工作组"研究报告表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如何与中国交往，是21世纪初日本外交的最重要课题。今后日中关系"协调共存"和"竞争摩擦"两个相反因素将同步增长……关键在于不要把政治因素过分引入经济领域，按照国际规则冷静处理（摩擦）"，"过去日本约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就已经影响到世界经济，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年数已然超过日本。……中国的发展固然存在积极意义，但其快速变化和能源需求激增，也会影响到日本及亚洲国家，有必要予以充分研究。""日本希望中国这个近邻大国处于何种状态呢？是一个经济停滞、时而发生激烈动荡的中国，还是一个社会稳定，为日本提供丰富商机的中国？这一点无须讨论。""中国的健康发展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好机会。日本应吸收中国的"元气"，各展所长、探寻共荣之道。""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台关系和历史问题在日中关系中屡起风波。关于历史问题，两国更重要的是汲取其中教训，慢慢走出"历史魔咒"，面向未来构筑两国关系，在台湾问题表现出相对超脱的立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急速现代化，是东亚地区不稳定的要因"，"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有可能对日本构成中长期威胁"。

第64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6)

上述报告体现了日本的新中国观，集中反映了日本国民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复杂心态。

正如常年在华的日本资深记者田原真司所言："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影响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因此，日本观察中国的坐标轴尚未稳定。日本国民往往对舆论有关中国的报道产生极端反应，中国观的钟摆大幅摇摆。"当前，在日本的战略视野中，快速崛起的中国既可能是政治上的对手也可能是合作伙伴、经济上的机遇或军事上的威胁。但到底哪一种认识占据主导地位至今尚难认定。这种摇摆又加剧了日本亚洲政策的犹豫。当前，日本国内很多人在"入亚"问题上摇摆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打乱了日本原先以"雁行模式"领导东亚一体化的设想，担心在"入亚"过程中被中国抢去了地区主导权。为了对付中国，日本实际上采取了"入美入亚"战略，即一方面高唱东亚共同体，一方面与美、澳合伙提出地区外国家也可加入东亚共同体，把其变成"扩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同盟"。《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春原刚承认："如果亚洲国家加入了"扩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同盟"，不管东亚共同体变成什么样，都不可能被中国席卷。"① 由此可见，很多日本人的亚洲视角和中国观依然顽固地站在"脱亚入欧（美）"的延长线上。但是，不管是伙伴还是对手，中国在日本战略视野中的存在迅速扩大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人大概没有看到中美经济的互惠程度并不亚于中日，没有想到一旦中国率中华经济圈与美国合作，日本人该怎么办？！ 蝙蝠的困惑与抉择 在西方一直流行着这么一个寓言。一次地球上兽类和鸟类之间发生战争。当蝙蝠看到兽类占据上风时，就企图加盟兽类，理由是它和兽类一样拥有牙齿；但是不久加盟者又看到鸟类似乎要取得胜利，就匆忙转身投靠鸟类，因为它长着和鸟一样的翅膀。"聪明"的蝙蝠就这样朝秦暮楚，最终受到双方的唾弃和敌视，不敢在白天出门，只好每天披星戴月。这个故事与今天日本战略定位的外在困境和害怕同时得罪美亚、陷入"国际孤立"的战略心态颇有可比之处。日本文明到底是属于西方文明，还是东方儒教文明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不仅日本人自己感到困惑，连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也如"雾里看花"，或视为西方文明的分支，或视为儒教文明的一部分，有的学者干脆把它和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世界文明相并列，视为单独的文明。

在19世纪中期以前，日本作为亚洲国家而存在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保持着农耕社会、儒教文明。但是近代以后，日本在西方文明的巨大诱惑下，大举"脱亚入欧"，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并一度对东方文明的代表--儒教给予了否定。然而，经过上千年的长期熏陶，儒教文化已日本化并深深植根于大和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处，成为日本文化的"里"而无法根除。同时大量吸收的西方文明开始充斥于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日本文化的"表"而无处不在。这样，日本文化由于"表""里"相互渗透产生出很强的杂交优势，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是，"表里不一"也造成民族文化的"精神分裂"。直到今天这种文化的两面性仍然在日本社会广泛存在。当小泉纯一郎按照西方化的法律程序完成组阁时，新任内阁大臣们一律像英国阁员那样身着燕尾服拜见明仁天皇请求"认证"，似乎日本政治已完全西方化。但是，如果揭开日本政治的运作内幕，就会发现东方的"权威主义"和日本特有的等级服从观念，仍在政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日本，父子议员、三代为官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被很多国民视为当然。如2000年众议院选举，当选的世袭议员有110人之多。2003年第43届日本众议院选举，参选的173名有世袭政治背景的候选人共有141人当选，当选率高达81%，与无政治家庭背景而角逐国会议员的候选人14%的当选率相比有天壤之别 。①而这种情况虽然在欧美政治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但远不如日本严重，且受到政治文化的有意制约。

第65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7)

一般情况下，善于协调的日本人都能够发挥"蝙蝠"的长处，似乎可以在欧美与东方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比如在政治运作中，一旦出现矛盾各派势力先采用"和式"的解决方法--跑到酒馆饭店或者不为人知的密室私下协调，如果实在不行，大家就按照"西洋"规则，依法律程序到议会大厅里见面。但是，文化冲突的痕迹毕竟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比如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羡慕西方契约社会处理人情关系时的干脆利落，想摆脱日本人情社会的暧昧、烦琐；另一方面又讨厌"契约"下的人情淡漠，留恋传统文化倡导的和谐温情。在政治上，民众一方面崇拜西方民主政治，对政治暗箱操作深恶痛绝，讥讽那些父子议员为"世袭政治家"；另一方面，一旦老议员的儿子来到自己所在选区拉选票，又从民族传统出发，习惯于尊重"主家"，深信"龙王爷的儿子会浮水"，不自觉地去投票支持。

在对外关系中，日本自诩为"西方一员"时洋洋得意，讲自己是"亚洲一员"时也泰然自若。然而，日本战略意识的深层却常蕴含着被欧美和亚洲同时挤兑的恐惧。曾几何时，急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日本人，几乎不顾一切地扑向西方，疏远乃至欺侮亚洲邻居。明治时期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曾公开把亚洲邻国称为"恶友"，称："我国不可有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细亚之犹豫，莫如脱其列，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必因邻国之故，以特别礼顾，惟可遵西洋人待其之风处之。亲恶友者，不免共恶名。于吾之心当拒亚细亚东方恶友。"受这种心态的支配，日本在二战以前陶醉于"脱亚入欧"，自诩为"荣誉白人"，周游于欧美列强之间。但是，被日本人视为"同宗"的欧美却不时以另类的眼光看待日本。近现代美国制定的限制亚洲人移民的歧视性政策同样把日本人算在里面；日俄战争中沙俄一度把对日战争描绘成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战争；一战后，日本作为列强之一参加巴黎和会时，种族和"洲别"总成为被列强挤兑的借口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列强一员之后的日本，开始自视为"世界上无比尊贵的国家"，拥有"万邦无比的国体"。一方面把亚洲各国视为赖以自肥的猎物肆意侵略屠杀，另一方面对欧美由崇拜到仇视和轻蔑，认为日本"臣民与西洋各国的所谓人民其性质完全不同"，冠以"鬼畜英美"的蔑称。此时的"大日本帝国"俨然要超然于"鸟"和"兽"之上，做世界的主宰。结果，逼得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联手抗日，最终给军国主义敲响了丧钟。

按理说，二战的惨败已经给了日本足够的教训。但是对于这个教训日本只吸取了"一半"。他们从中再度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实力，半强制、半自觉地再度"入欧""入美"，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很快实现了国家复兴。但是他们却仍然轻视亚洲文明逐渐上升的活力。尤其是再度"入欧"尝到成功的喜悦后，更加鄙视亚洲邻国，竭力否认自己在亚洲的存在。日本政治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曾在《再见，亚洲》一书中这样讲到："日本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日本人是亚裔黄种人。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当中，日本从亚洲输入了文字与思想，接受了宗教，学习了政治制度。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的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① 正是受上述认识的支配，在冷战时期，日本打着"自由民主"旗帜争取欧美的认同，力争做"西方的一员"，并为能够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而沾沾自喜。对亚洲各国则经济上利用，政治上首鼠两端、若即若离，文化上一肚子瞧不起。但是，西方国家虽然让日本人登堂入室和自己坐在了一起，但骨子里仍然对其心存"异见"。尤其是80年代以后，当日本和美国、西欧的经济矛盾激化时，西方媒体很快掀起一股"排日"浪潮，纷纷提出"日本异质论"、"日本特殊论"，声称日本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威胁要把其"打入另册"。搞得日本专家学者赶忙著书立说，挖空心思辩解表白。

第66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8)

虽然自认为是西方的一员，但是地缘和肤色却永远无法改变，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当"脱亚入欧"的日本面对西方的排斥，回望"故乡"时，却发现亚洲人同样以"异样"的眼光看它。曾几何时，日本蔑视亚洲，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不惜以邻为壑把在"入欧"中学到的强权用在亚洲人身上，虽然也提出过"大东亚共荣圈"，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蒙骗邻居为侵略行为张目的圈套和借口。时至今日，日本虽不时打出"亚洲主义"的旗帜，却仍然习惯以西方一员的身份，拿欧美的"自由民主"教条"教训"亚洲邻国--日本政府最近提出的所谓"自由民主弧"构想，本质上就流露出超越亚洲和俯视亚洲其他国家的心态。日本在自称是"亚洲一员"要和亚洲国家"心心相印"的同时，却不愿为过去的侵略罪过反省谢罪，反而时时不忘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特殊性，以和其他亚洲国家相区别。所以在亚洲国家看来，过去的100多年里，日本已经"远离"亚洲，其对亚洲的态度不过是"野心"、"蔑视"、"超脱"和"投机"的混合物。日本的"亚洲一员"外交也常常被邻国视为其摆脱西方政治文化孤立的权宜之计。虽然，亚洲国家从政治外交的现实出发没有过分流露出疏远日本的意图，但是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居相近，习相远，心有别"的情况却是不争的事实。

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战略，经过了一个从"脱亚"（明治时期）、"夺亚"（大正到昭和时期）再"脱亚"的过程。对当今很多日本人来说，"夺亚"的历史忘掉也罢，但两次"脱亚"带来的好处却记忆犹新，并引为经验。然而，很多强调"脱亚"经验的日本人或许没有看到，日本上述战略的实施其实存在一个时代及全球背景。从时代论，两次"脱亚"都处于国际经济资源流动被国家主权高度阻隔的年代和国家零和竞争的年代；从全球看，两次"脱亚"时，亚洲国家大多在忙于民族解放斗争和主权国家构建，实力和发展水平同欧美差距甚大。而今天，经济全球化在加速进行，亚洲大部分国家的现代化已成绩斐然，令欧美侧目甚至开始丧失信心。今天的亚洲，无论是面貌还是国际地位都完全不同于昨天的亚洲，如果日本抱着老皇历不放，或者搞"入亚入美"耍滑头，算来算去恐怕会算掉自己。

总之，蝙蝠要想白天出来，总共有三个选择，一个是查清 "家谱"认祖归宗，死心塌地回到兽类的行列；一个是消除投机心理，利用自己既像鸟又像兽的优势，当好亲善大使，消弭鸟兽之间的冲突；第三是将自己武装到牙齿，把鸟和兽统统干掉。个中的利弊取舍恐怕只能由蝙蝠自己去权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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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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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第四节 蝙蝠的困惑：日本战略身份认同的摇摆(10)

③［日］东洋经济周刊：『经济统计年鉴』2001年，第230页。

④［日］户川猪佐武著、刘春兰译：《战后日本纪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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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日］东洋经济周刊：『经济统计年鉴』，2001年版，第170-171页。

①［日］总务省统计研修所：『世界の统计2007』，http://www.stat.go.jp/data/seka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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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1)

第五章 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

"每一个国家必须安排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方法来找寻走向自由和充分发展的道路。"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印度素有大国之志。早在独立前，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表达出他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憧憬："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① 所以，独立伊始，印度就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自居。从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大声疾呼，再到20世纪60年代推动不结盟运动并成为不结盟运动领袖；从70年代与苏联结盟，到80年代在美苏间左右逢源；从六七十年代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多次交战，再到90年代末进行核试验，成为实际上的核国家……印度的发展和行为看似矛盾，实则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不论是国大党政府执政，还是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当权，印度都是以追求开国总理尼赫鲁提出的"有声有色的大国"为国家战略目标的。

进入21世纪，作为一个在文化和文明方面颇有影响力、在政治和战略决策方面日趋成熟、在经济和军力发展方面急速上扬的崛起中的新兴国家，印度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可以称得上是最具世界大国潜质的国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②这就是今天的印度，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

在当今世界仍然延续并展现出巨大活力的古老文明中，印度人骄傲自己的文明史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大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种有读写体系的城市文化。尽管今人对刻在泥板和印章上的300多个文字符号仍未得译解，但他们的艺术、尤其是其非凡的城市规划，足以说明其伟大。这里，几乎每座房屋都有水井、供水管道系统、浴室和废物排放管道或排水沟。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就在其所著述的《亚洲史》中惊叹不已，认为如此发达的城市建设实为罕见，甚至西欧和北美要到19世纪晚期才有类似规模的成就。

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末，印度河文明开始衰落。尽管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导致这一灾难的原因可能是印度河无情的洪水，但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这是外部入侵的直接结果。不管怎么说，及至公元前1500年前后，雅利安部落开始进入印度次大陆。这些白种人凭借自己所掌握的金属武器，特别是利用马拉战车，以及对战争的崇拜，在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矮小黝黑但却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的达罗毗荼人之后，接着向东推进，占领恒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小国。到大约公元前1000年，好战的雅利安人已经征服或同化了温迪亚山脉以北的大部分南亚次大陆领土。

尽管作为"蛮族"的雅利安人不可能有达罗毗荼人那样高的文明成就，但在雅利安人统治时期，南亚次大陆开始有了令人称颂的吠陀文化，特别是产生了本土宗教--婆罗门教。这种古老的宗教着力宣扬种姓等级制度，说从原始大神口中、手臂上、大腿上和脚上，分别诞生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种姓。从此，所有的次大陆居民，从降生开始，就有了自己的种姓依归，因而也就有了自己固定的职业和生活模式。这就是"天定命运"，这就是信仰婆罗门教的印度人。

到公元前600年，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为中心，雅利安人在其发祥地--河间之地①正式形成所谓的统一的国家。从此，印度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由印度河流域转移到恒河流域。但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西部印度河流域陷入分裂，强大的波斯帝国趁机征服犍陀罗和其他部分地区，建立起行省。而最具影响的入侵当数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对印度的征伐。公元前326年（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确切的年份），刚刚征服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率兵入侵旁遮普，并随即大举挺进。尽管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止于公元前325年，但由于他的这次征伐削弱了小的王国，间接地帮助了印度北方的统一和孔雀帝国的扩张。

第70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2)

"鱼的法则"--古代帝国的兴衰更替 在印度古代历史上，在英国人直接统治印度之前，没有一个王朝曾经取得过对整个南亚次大陆完完全全的控制和治理，其所谓的统一的帝国，也主要指对北印度的统治，而第一个统一的古代帝国就是旃陀罗笈多创建的著名的孔雀帝国。

约公元前324年，月护王旃陀罗笈多已经成为一个包括整个印度斯坦和西北地区大部的帝国首脑，并定都华氏城。作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帝国，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5年）在它的第三代帝王阿育王时期达到了鼎盛，版图几乎囊括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和中部地区。阿育王于公元前260年以一场牺牲数十万人的战争征服了羯陵伽国（现在的奥里萨）后，放弃了战争，改行和平政策，并根据非暴力原则制定了一整套温和的政策。在一份石刻诏令中，阿育王这样论说了自己观念的转变："当品德仁慈的神所钟爱的国王被奉为神圣已经八个年头的时候，羯陵伽被征服了。15万人被俘，10万人被杀，还有更多人死去。征服羯陵伽后，神所钟爱的立即开始追寻正义、指导维护正义。当一个尚未臣服的国家被征服时，很多人被杀死。……神所钟爱的对此心生怜悯并深感悲痛。……任何人犯了错，只要还能宽恕，就将能得到宽恕。神所钟爱的甚至要劝说帝国的森林部落并谋求改造他们。……神所钟爱的把正义的胜利看成是一切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无疑，阿育王不仅表现出了作为统治者应有的仁爱之心，更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使命感。这位把佛教尊奉为国教的伟大君王，不但四处传布佛教不杀生、苦修来世的基本教义，而且还要在行政方面树立一个能够说服其他地方人仿效的正义的榜样--更人道的帝制形式。阿育王曾这样告诉他的属员和官吏：要像爱护婴儿那样来爱护他的子民。所以，在阿育王统治时期，帝国国内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趋于缓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在稳定中有所提高。

然而，如果说今天人们还能够从印度的国徽中看到古代阿育王关于"法胜"（即真理战胜）思想的影子的话，同样地，希腊人麦加斯梯尼的4卷本《印度志》，让我们在今天仍然能够领略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的繁盛景象。在麦加斯梯尼的记载中，华氏城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在它的晚期也许只有中国汉朝的首都长安可与之匹敌。这位希腊人的记述说它比西方任何城市都大，它甚至可能大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城。据说华氏城的木城墙每边长达22英里，它有一所著名大学和图书馆吸引整个文明世界的学者来访。① 同等重要的可能还有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及其《政事论》一书。在这部堪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和古代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兼学者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媲美的伟大著作中，考底利耶就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即非伦理方式而闻名于世。考底利耶十分明确地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

为此，一位印度国王要想获得成功，唯有明了怎样在针对邻国的各种方法中做出战术上的选择。有哪些根本的选择呢？考底利耶为我们提供了6种方案：第一，和平共处：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第二，战争：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第三，中立：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同时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第四，进攻：拥有进攻所需的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第五，联盟：缺乏防护自己所需的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第六，双重政策：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考底利耶指出，通过对上面所述方法单独或综合的运用，就能够建立一个足以确保自己生存的强大的帝国。

第71节：第一节 权势?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3)

考底利耶的见解尽管过于赤裸裸而饱受批评，但他的政策主张在独立后的印度仍然能够找到其影子。一位曾出任过印度外交部长的高官就这样讲过："那些诋毁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的人，最好是去看看2300年前一本名为《政事论》的印度古书，其作者考底利耶可能是印度最古老的战略思想家，提出了6种形式的国家政策……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国家间关系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考底利耶提出的6种政策为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极不稳定的时代，国家间冲突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变化了的可能只是我们发动战争和寻求和平的方法。" 尽管有考底利耶这样的战略家，尽管有阿育王这样伟大的君主，但孔雀帝国仍无法代代相传下去。当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不久，孔雀王朝便开始走向衰败，并于公元前185年宣告瓦解。于是，印度又回复到了更常见的地区性独立王国分治的局面。孔雀帝国之后，公元前185-前75年的巽伽王朝共有9位统治者；而公元前73-前28年的甘华王朝也有4位统治者在位。甘华王朝后，摩揭陀地区的历史几乎微不足道，权力中心转移到南亚次大陆的德干地区。德干在安度罗的统治下在印度古代历史上起支配作用达3个世纪之久（前271-公元174年），并一度控制印度河-恒河平原。之后，直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在印度北方，再度出现了一个与当时的安度罗并立的新政权，这个政权由外来民族大月氏人所建立，是为贵霜帝国。

大月氏人原居住于中国西部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165年被匈奴所败，随即于公元前140年西迁阿姆河流域。公元前128年，中国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期间张骞访问了大月氏人，以寻求他们与中国汉王朝合作，东西夹击匈奴，但未获成功。而此际大月氏人分为5部，首领叫翎侯。后来，五部之一的贵霜翎侯丘就却（印度称之为库朱拉·伽德·费塞斯或伽德·费塞斯一世）统一五部，于公元前1世纪建立贵霜帝国。之后，南下攻占喀布尔。其子阎膏珍（伽德·费塞斯二世）南侵印度，建立起对恒河流域的统治权。到迦腻色伽（120-162年）统治时，贵霜帝国的版图扩展到整个北印度，包括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定都富楼沙（今白沙瓦）。贵霜王朝一度恢复了孔雀时代很大部分的辉煌，其统治历经300来年，之后便衰落了。到了公元200年，北方像南方一样，又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

到了约公元320年，一个可视为孔雀王朝复活的新的王朝--笈多王朝再度统一了印度北方地区，并一直延续到了公元550年前后。笈多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孔雀王朝灭亡后所带来的500年的战争和分裂局面，使北印度实现了政治统一。尤其从第二代国王三摩答剌·笈多开始，笈多王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公元5世纪初，伟大的中国僧人法显在历经艰辛来到南亚次大陆求取佛教真经，并记载了有关笈多王朝极盛时期的繁华景象。

公元399年（晋安帝隆安三年）3月，中国高僧法显以花甲之年与惠景、道整等一行十多人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经张掖、敦煌到鄯善，北上焉耆，经龟兹到于阗，越过葱岭，于公元402年4月进入北印度，取得数部重要经籍。40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法显到达笈多王朝的都城华氏城，在那里住了3年，学习梵文、经律，并亲临释迦牟尼本生和涅之处顶礼膜拜。408年（晋安帝义熙四年），法显只身一人沿恒河东下，抵达多摩利帝国，在那里停留2年写佛经、画佛像。次年12月，法显抵达狮子国，在那里研究佛法两年，于412年（晋安帝义熙八年）7月14日在山东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登陆，历经14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次伟大的旅行，顺利返回祖国。然而，法显对于古代中印友谊的贡献不仅仅限于这次旅行。在他回国后，法显将其在西行求法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佛国记》（又称《法显传》），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印度的重要史料。

第72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4)

此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起源于古代的数学，到了笈多时代，进一步发展出很高水平的复杂形式，包括基本代数和用九个数字加一个零的计数法。将这一计数法传到西方的阿拉伯人称数学为"印度艺术"。

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指出，没有印度的数学，后来欧洲的科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随着笈多王朝的崩溃，印度再度陷入分裂状态，直到公元7世纪初，本土势力再次实现了北方的统一，这就是戒日王（606-648年在位）建立的王朝。戒日王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帝王、诗人和戏剧家。在位期间统一了北印度，信奉湿婆教，也崇尚佛教，积极赞助文化学术活动。在其当政期间，戒日王强化了封建国家机器，并利用佛教巩固其统治，使印度北部保持了一代人的相对稳定与和平。此际，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就曾造访过戒日王的宫廷。公元629年，中国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十六国，历经艰辛，于4年后到达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师戒贤，潜心学习天竺佛学要义。公元636年，玄奘抵达中印度，得戒日王厚待，专门为玄奘开设无遮大会，让玄奘宣扬其思想。戒日王亲自参加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迦摩缕波国王及其藩属国国王20多人，佛教大小乘教僧侣3000余人，婆罗门及其他教徒3000余人，那烂陀寺僧侣、学者1000余人。大会以玄奘所著《会宗论》、《致恶见论》两论的论点标宗，任人诘难。但过了18天竟无一异议。玄奘战胜了大乘教、小乘教所有论敌，被推为"大乘天"和"解说天"。戒日王请他坐上大象巡游。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玄奘携其在天竺搜集的657部梵文佛典回到长安。回来后，玄奘将其余下的生命奉献给了佛经翻译事业。19年间，他译出75部1335卷佛经，达到经书翻译的最上乘。另外，他还将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汇集成书，即《大唐西域记》。书中关于古代印度和中亚的记载，比法显的《佛国记》更为详细。更难能可贵的是，玄奘的天竺取经还更进一步深化了中印之间的交流。戒日王于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以摩揭陀王名义遣使来唐，唐太宗也遣使厚礼相报。

但戒日王之后，北印度又陷入王公争雄、外国侵略相交替的混乱局面。而印度南部自戒日王之后，群雄割据，小国独立，也处于分裂混乱状态。尽管如此，地区性王国分立的政治模式，却促进了印度地区特色的多样性，以及各地区丰富文化的持续发展。

"伊斯兰教之剑" 戒日王之后，北印度的分裂局面从公元7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11世纪。这期间，北印度绝大部分印度国家都是由自称为拉其普特人的家族或氏族所统治。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伊斯兰的影响开始进入南亚次大陆。拉其普特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政治优势，而且还表现为在穆斯林入侵的年代里，他们是印度教信仰的护卫者，印度教文化的保护人，维护印度教传统的主要角色。"他们变得这样突出，以致从戒日王死后直到穆斯林征服印度斯坦，其间几个世纪，整整包括从七世纪中叶到十二世纪末，可以适当地称为拉其普特时期。"①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随即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死后，其继承人哈里发开始推行"圣战"，在扩大版图的同时，也积极推广伊斯兰教。这方面，倭马亚王朝在控制了伊朗后，于711年派其大将穆罕默德·依本·卡西姆从海上进攻信德，并占领之。但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在曼苏那和木尔坦建立起来的两个小政权被当地印度教政权所摧毁。这样，阿拉伯人的影响不再为继。在南亚次大陆，真正确立起穆斯林统治地位的并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土耳其人，即由阿富汗境内的伽色尼统治者们开始的。

公元963年，一名叫做亚拉提真的冒险家在阿富汗建立起了伽色尼王国；到了977年，其奴隶兼女婿沙巴提真即位，随与印度沙希王朝发生战争。其死后，长子马茂德于公元998年夺取王位，不久就被巴格达的哈里发承认为独立的君主。公元1000年，马茂德第一次远征印度。之后26年中，人称"伊斯兰教之剑"的马茂德17次远征印度。苏丹马茂德是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版图包括了从伊拉克、里海到恒河流域，以及从咸海和特兰士奥到拉其普特沙漠的广大地区。他把征服的印度西北部置为一省，且强行传播伊斯兰教。

第73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5)

伽色尼王朝于1186年为古尔王朝（也称廓尔王朝）（1152-1206年）所灭。古尔王朝兴起于阿富汗，在夺取印度境内的伽色尼王朝的属地后，继续向朱木拿河和恒河流域一带扩张。由于其信奉伊斯兰教，结果使得伊斯兰势力更加深入印度。到13世纪，古尔王朝属地将领坐大，不愿受制于中央王朝。1206年，原王朝总督、奴隶出生的突厥人库特布－乌德－丁·艾巴克自立为苏丹，统治以德里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开始所谓的奴隶王朝（1206-1290年）。此后，一系列伊斯兰教王朝统治北印度大部分地区达320多年之久。由于这些王朝都定都德里，历史上称为德里苏丹时期（1206-1526年），直到莫卧儿军队占领德里。德里苏丹时期共有5个王朝，它们分别是：奴隶王朝、基尔吉王朝、图格拉克王朝、塞伊德王朝和洛提王朝，共33个苏丹执政。在此期间，大多数苏丹都依靠剑与火进行统治，剥夺了印度教徒和普通穆斯林的权利，进行残酷压榨，尤其是印度教徒的生活极其悲苦。从此，次大陆的种族、宗教矛盾日益复杂。

德里苏丹时期，陆上蒙古人开始入侵南亚。1221年，蒙古军队在追歼花剌子模军队时乘势侵入印度西北。之后入侵不断。大规模事态有：1279年入侵旁遮普；1286年帖木儿汗入侵木尔坦；1398年秋，帖木儿汗率12万大军由中亚入侵印度，印度军民牺牲近10万人，德里居民几乎全部被屠杀。蒙古人入侵似乎是为了掠夺而不是建立帝国，1399年撤离印度。同时在海上，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并在印度西海岸定居。

16世纪初，统治费尔干那（大宛）的巴布尔被乌兹别克人驱逐出中亚后，率军南下阿富汗，占领喀布尔和伽色尼等城。以此为基地，巴布尔企图重新恢复对中亚的统治，但没能成功。于是，乘印度分裂，于1525年入侵印度。1526年在帕尼帕特战役中击败洛提王朝，占领德里，此后进一步扩张，建立起了莫卧儿王朝。巴布尔自称为莫卧儿人，即蒙古人一词的变音，理由是巴布尔是帖木儿的6世孙，母系出自成吉思汗。但他和他的军队均非蒙古人。有学者认为其是突厥人，军队由突厥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组成，帝国以波斯语为官方语言。在其孙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年），莫卧儿帝国北起中亚南境，包括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南达温德亚山，东抵阿萨姆，西至信地，形成了除南印度以外的统一帝国。

从1526-1707年的181年间，莫卧儿王朝共6个苏丹在位，均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所以，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是其全盛时期，版图包括当今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在阿克巴和贾汗吉尔时期，实行了宗教宽容政策，颁布了不少开明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此际，最能反映莫卧儿王朝繁华景象的当数红堡这一著名建筑。红堡是莫卧儿君主沙杰罕建造的帝国王宫，始建于1638年，1648年竣工。红堡坐落在旧德里城内，呈不规则的八角形，南北长915米，东西宽548米。四周城墙长2400米，高33.5米。因为它的城墙与内部主要建筑都是用红砂石砌成，故称为"红堡"。

红堡有两座大门，三座小门。两座大门是西面的拉合尔门和南面的德里门。拉合尔门有拱门、护门楼，城楼上还有凉亭、塔柱，气势宏伟。门前面对繁华的月光市场。1947年8月15日，尼赫鲁总理在这儿宣布印度独立，并在拉合尔门上升起第一面三色国旗。

红堡分内、外宫两部分。外宫的主要建筑为觐见宫，这是莫卧儿帝王召见土邦王公与大臣、接受奏章、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内宫的主要建筑有娱乐宫，是帝王与后妃、公主避暑观景、娱乐休息之处；有枢密宫，是国王与大臣商议国家大事之处。此外，还有帝王的寝宫、祈祷宫、谈话室、浴室、清真寺、花园等。红堡豪华富丽，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毡，廊柱上悬挂着色彩缤纷的中国丝绸、土耳其锦缎，墙上镶嵌着各种宝石、翡翠、钻石、珍珠，天花板用银子制成，上面雕花镶金。枢密宫中皇帝的孔雀宝座，长2米，宽1米多，用10万多克拉（约合1166公斤）黄金制成，上部镶有钻石、翡翠、青玉及其他宝石；下部镶嵌黄玉，背部是一颗用珐琅镶成的大树，树上站着一只美丽的彩色宝石孔雀。宝座的天棚上镶嵌着用钻石、珍珠及绿珐琅缀成的诗句，而台阶则用银子铸成。

第74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6)

然而，1658年登上孔雀宝座的奥朗则布则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信徒。在其50年的统治期间，强行把印度变为伊斯兰国家，且肆意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可以说莫卧儿帝国由盛而衰，是奥朗则布施行暴政的结果。一位研究者对此作了这样的总结："莫卧儿人在经历了阿克巴振奋人心的远见到奥朗则布噩梦的整个过程，莫卧儿的有效统治在1707年奥朗则布死时结束，印度慢慢陷入内战、盗匪活动、集团纷争和加剧的混乱之中，这种局面给在外围地区盘桓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商人打开了一条走向终极权力的通道。"① 1707-1857年的150年间，莫卧儿王朝共有11个君主在位，但此时他们无不有名无实。可以说，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各省督抚称雄一方，各自立国，莫卧儿王朝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最高统治者最初是封建贵族手中的傀儡，然后处于马拉塔人的控制之下，最后是英国人手中的玩物。最后两个统治者阿克巴二世和巴哈杜尔·沙二世（1837-1857年）实际上是英国的被保护人。

英国王冠上的"明珠" 1490年随着达·伽马航行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在之后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葡萄牙人控制着西方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也宣告了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进入16世纪，荷兰、英国的商人也加入到了竞争之中。尽管西方人为了控制海上航线而相互争斗不休，但此时他们在印度的目的主要还是商业性质的，只是相互间为争夺香料等奢侈品和其他商业利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罢了。1600年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垄断东方贸易的皇家特许状。接着荷兰于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并获得了国家授予的全部东方贸易垄断权，它被授予的权力，使它能够发动战争、签署条约、扣押外国船只、修建要塞、建立殖民地和铸造货币。法国虽然晚至1664年才成立东印度公司，但它也成了印度贸易中的活跃竞争者。结果，西方殖民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经过同法国在1746-1761年间的三次卡纳蒂克战争后，英国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印度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但在18世纪后半叶之前，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在内，未曾在真正意义上角逐印度的政治权力。在商业竞争中，他们主要是通过寻求与地方统治者达成协议，通过提供枪炮和海军来支援他们与其他印度地方政权之间的竞争，以及用分享贸易利润等办法，换取贸易优惠和港口使用权。

就英国来说，自1616年获得莫卧儿王朝贸易特许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过各种努力，分别于1639年、1687年和1690年先后在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建立起贸易基地。1707年莫卧儿王朝对印度的有效统治崩溃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扩大它的阵地，首先是保护它的商人、印度贸易伙伴和货物免遭盗匪活动和内战的危害，然后越来越多地承担政府的职能。到1800年前后，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已经占据优势，成为印度大部分领土的实际主宰。

随着19世纪的到来，国内的工业化及科学和技术的进展，首先给英国然后给其他欧洲国家以新的力量、自信和财富。他们越来越坚信，他们才是一切方面当然的世界领导者，他们开始改变过去对印度文化和印度模式的兴趣，代之以一种新种族优越感的傲慢。

此后半个世纪中，东印度公司运用军事战役、较和平的接管和与地区性印度统治者签署条约等多种手段，成了次大陆大约一半地域的直接行政首脑，并通过印度土邦王公间接掌管了这一广大地区的其余部分的统治权。正是这种权力的傲慢和种族优越感，以及实际治理过程中对印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最终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抗，其中又以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为顶点。

戴贺胥就任印度总督（1848-1856年）后，英国人不仅吞并了富庶的旁遮普，而且大肆推行"权利丧失原则"，大大加速了兼并王公领地、剥夺王公权力的步伐。更有甚者，就连莫卧儿皇帝也不能幸免于戴贺胥总督的轻侮。实际上，莫卧儿帝国皇帝早在1806年就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仅保留皇帝的虚名在德里皇宫--红堡靠年金度日，他甚至无权决定自己的继承人。1854年太子死后，巴哈杜尔·沙二世给总督的代表写信，请求立姬娜德·玛哈尔生的米尔扎·贾汪巴达为太子，皇帝的其余八位皇子共同署名写了另一封信，表示同意立贾汪巴达为太子。但是戴贺胥决定，让米尔扎·哥西亚为太子，巴哈杜尔·沙二世死后，其继承人只能称皇子，不能称皇帝；皇室成员从红堡迁居郊区城镇梅赫劳利；皇室赡养金从每月10万卢比减至1.5万卢比。1856年2月，戴贺胥以"治理不善"为由，将奥德纳瓦布瓦吉·阿里·沙流放到加尔各答，派军队强占勒克瑙，洗劫王宫，并对王妃百般凌辱，就这样兼并了印度最大、最富庶的奥德邦。

第75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7)

一些封建王公为了夺回自己失去的权力，便开始策动反英起义。最早策划起义的是纳那·萨希布和最亲密的助手阿吉穆拉·汗。纳那·萨希布是马拉特前佩什瓦(首相)巴吉·劳二世的养子。1818年巴吉·劳二世向英国殖民者投降，以交出政权为条件，换得每年80万卢比的赡养金。巴吉·劳二世逝世后，东印度公司于1853年剥夺了纳那·萨希布对赡养金的继承权。纳那·萨希布向戴贺胥写信，历数其父对英国的"功勋"以及他自己对英国人的恭顺，并派穆斯林阿吉穆拉·汗到英国游说，以求恢复他对赡养金的继承权。阿吉穆拉·汗未能打动英国决策人的铁石心肠，便萌生了武装反抗的念头，在伦敦与马拉特政治家伦哥·巴吉布研究了策划起义的具体事宜，决定巴吉布回色达拉策动印度南部一些王公参加起义，阿吉穆拉·汗到欧洲访问，争取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埃及对未来的独立起义给予支持。回国后他对纳那·萨希布说："英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并不像印度人想得那样厉害。"这坚定了纳那·萨希布通过武装起义、夺回丧失的权力的信念。奥德邦首相阿里纳吉·汗、王妃哈兹拉德·玛哈尔等，也是起义最积极的策动者。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皇后姬娜德·玛哈尔及一些朝臣，也是起义的策动者。他们在红堡多次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发动和领导起义的具体办法。

他们策动起义的主要方式是派遣密使到各地去宣传鼓动。这些密使由伊斯兰教游方学者和婆罗门及其装扮者们组成。他们利用演讲、张贴告示、说书、卖唱、变戏法、玩木偶等一切方式，揭示印度百年来的亡国受辱的悲惨历史，激励人们为赶走英国殖民者、恢复祖国的独立而斗争。一时间，从巴拉克浦尔到白沙瓦，自勒克瑙到色达拉，上千名伊斯兰教游方学者和婆罗门游方僧往来奔走，到每个村寨和军营去鼓动农民和印籍官兵起义，为起义的爆发和胜利而祈祷。在瓦哈比派的圣城巴特那，该派领袖沙·穆罕默德·侯赛因、阿赫麦德·乌拉和瓦扎尔·哈克等积极发动起义，使"圣战"的呼声更加响了起来。在海得拉巴德，穆斯林在秘密集会，准备发动起义。

在这些起义发动者中最突出、起作用最大的是毛拉·艾哈迈德·沙。他在宣传鼓动起义中发明并倡导了通过传送"恰帕提"联络起义的方法。恰帕提是北印度人经常食用的烤薄饼。薄饼从一个村的村长传到另一个村的村长手中，他先将六个薄饼中的一个吃一小块，然后将余下的薄饼给村里的其他人吃，最后再制作六个同样的薄饼，以表明自己村里的人决定参加起义了。这些普通而又神秘的薄饼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传遍印度的几十万个村寨，将起义的火种撒遍整个印度大地。他于1957年4月回到奥德，又往各地散发号召起义的传单。其中一份传单内写道："大家一条心，赶走外国侵略者！他们践踏了正义的最低要求，攫夺了我们的主权，决心要毁灭我们的国家。现在唯一的道路是挣脱异族的暴政，进行流血的圣战!"英国殖民当局发觉后，将他逮捕并判死刑。但在行刑前起义爆发了，他被起义者从狱中救出，并拥戴为起义领袖。

印度反英大起义的导火线是子弹涂油事件。驻密拉特的一个骑兵连90人中的85人，拒绝使用违反他们宗教信仰大忌的涂有牛油猪油混合油脂包皮纸的子弹。于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军事法庭以违抗军令罪将这85名印籍官兵判8-10年徒刑，这使驻密拉特的印籍官兵忍无可忍，于1857年5月10日提前举行起义，并连夜向德里进军，驻德里的印籍官兵与他们里应外合，5月19日整个德里获得解放，起义烈火很快燃遍印度北部中部地区。

德里起义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穆斯林手中。起义军进入德里后，就按原定计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同拥戴巴哈杜尔·沙二世为印度斯坦皇帝、起义军的最高领袖。皇子米尔扎·莫卧儿自5月11日至7月1日担任起义军的总司令。从7月1日至9月21日德里陷落，德里起义军的总司令一直由穆罕默德·巴赫德·汗担任。

第76节：第一节 权势的转移： 从古代帝国到英国王冠上的"明珠"(8)

奥德的起义从1857年5月30日晚开始，奥德6个专区旋即全部解放。起义者共同拥戴前纳瓦布的幼子比尔吉斯为纳瓦布，哈兹拉德·玛哈尔王妃为摄政，大起义的主要发动者毛拉·艾哈迈德·沙为司令。为了团结印度教徒一道反英，摄政任命印度教徒土王巴古克瑞西纳·辛哈为奥德首相。

印度教徒拉克什米·巴伊是詹西起义的领袖。起义军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组成。詹西女王发布的起义文告说："人类属于真主，印度属于德里皇帝，詹西属于拉克西来·巴伊女王。" 为团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巴哈杜尔·沙二世和行政会议三令五申禁止宰杀母牛，违者绑缚炮口射杀。发布的起义文告也说："穆斯林们，如果你们崇敬可兰(即《古兰经》)，印度教徒们，如果你们崇敬母牛，那么就忘掉你们之间的分歧，参加到这个神圣的战斗中来吧!"巴哈杜尔·沙二世在文告中也说:"我再一次号召我们全体印度同胞们，起来!为完成真主给我们指出的这崇高事业而奋起战斗!" 所以，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协同作战。

尽管反英大起义轰轰烈烈，但最终还是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而告失败。1858年3月，勒克瑙失陷后，一名英国看守对被监禁的宫女们炫耀说："难道你们不认为现在战争已结束了吗?"宫女们却响亮地回答道:"不，正相反，我们完全相信最后是你们失败。" 在镇压1857年民族大起义后一个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统治、代之以君主统治的"印度法令"。"从此以后，统治印度的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顶点即印度国务大臣在伦敦。印度国务大臣是内阁的一个成员，通常，其同僚们允许他有放手处理的权力。印度的最高级官员是总督，充当君主的直接代表，一般任期为5年。总督得到一个5人行政会议的帮助；1909年以前，这5个人没有一个是印度人。在这些高级官员之下，是征集税收、维持法律和秩序、监督司法系统的著名的印度文官。1919年以前，这一小而高贵的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牛津和剑桥的英国毕业生。"① 英国的直接统治并不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殖民化政策仁慈，其直接后果就是印度不仅日益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入市场，而且还成为大英帝国重要的财税、资金和战争动员基地。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这样说过："将各种负担随便地摊派给印度看来是荒谬的。平定兵变的费用，公司权力移交给国王的代价，对中国和阿比西尼亚同时作战的花费，与印度很少关系的伦敦各种政府开支，小至印度事务部打杂女工的工资，那些开航而不参与作战的船只的经费，以及启程前在国内训练六个月的印度部队的费用--一切都记在毫无代表权的印度农民的账上。"②印度虽然成了英王王冠上闪亮的明珠，但印度大地却因此暗淡无光，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

由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权的取得靠的是征服，它自然招致当地人民的厌恶和反抗，因而其统治只能靠武力来维持。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方面，决定了"英国和印度这两个相距如此遥远的国家间的现存关系本质上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政策的效力无法阻止本地人最后重获独立，但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两条。……一条途径的结果将是我们与本地人之间精神彻底疏远和利益永远分离；另一条途径的结果则是建立在友好互利基础上的永久联盟。" 所以，"尽管英国人的统治看来相当圆满，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很多方面遵循英国方式，真诚确信这是印度自身发展的最佳途径。对英国统治提出质疑，并最终向英国统治者要求自由的，并不是那类抱着传统观念的人和1857年起义所代表的势力，而是受过英国式教育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新群体。近代印度的这一主要群体正在殖民统治本身的组织和机构中，至少部分地按照英国人的意图，特别是在英国人推行的教育制度下产生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殖民主义的成功及其傲慢态度这把利刃，为它自己的最后瓦解播下了种子。"①

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

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印度尽管不断地遭受外敌入侵和统治，但却始终不失大国之志。进入现代以来，在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印度走出了一条自己特有的成功之路。无疑，这条道路充满了曲折坎坷，也饱受争议和非难，其最终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但却揭开了印度历史新的一页。正是在获得民族新生之后，印度才能够重新找回真正的自己，才能够去发现一个崭新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印度。

第77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1)

独立自主--不可转让的权利 印度，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物产，自远古时代起就吸引了大量的人群来此居住和谋生，从而形成了它种族众多而又复杂的这一特点。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印度共100多个民族，主要有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泰卢固族、泰米尔族等。正是因为人种和民族的众多，印度的语言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总体可分为印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澳亚语系和汉藏语系四种。前两种语系是印度的主要语言，在印度18种主要语言中有13种属于印欧语系。

与历史上政权的频繁更替相伴随的是，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印度国家概念也难以捉摸。于是，有人试图用语言来把握印度：这个国家之所以被称做印度，是因为它位于信德河（Sindu）的东面，印度（Hindu）就是从"信德"一词演化而来的；也有人从历史来把握印度，称之为"婆罗多"（Bharat），因为这片土地上居住着婆罗多的子民；还有人声称印度就是印度教，因为在印度，信仰不仅塑造着印度的文化模式、社会准则和社会结构，而且还塑造着印度的国体。

无疑，从文明的角度看，印度这个国家是一个统一体，尽管其社会形形色色，语言多样，肤色不同，宗派众多，文化纷呈，信仰各异，衣食不一，但其中总是存在着一种难以解释的文明的统一性，这即是印度性。因此，从文明的角度而言，只能有一个印度。然而，印度在政治上却是个多样性的国家，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记述印度社会多重性及政治形态多变性的史籍汗牛充栋，整个印度大地却从未出现过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即使在征服一切的伟大国王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国王统治时期也莫不如此。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现代印度才得以经历国家概念的形成以及现代国家众多特征的显现：统一的领土边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收制度，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的法律制度。但即便是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国家呈现出了一种大一统的局面，它仍然是一个奇特的政体：在强大的帝国统治机器下，是600多个土邦。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渴望永远统治印度的英帝国教会了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而且运用西方的政治技术--报纸、演说、宣传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巨大的请愿、罢工等等，来反对英国。"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义已由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强。……新印度所信奉的民族主义伟大人物的一览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尔达布、罗姆达斯、古鲁·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苏丹和瞻西的拉尼；在这些名字的旁边，是华盛顿、加富尔、马志尼、俾斯麦、科苏特、埃米特和巴涅尔。"① 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磨合过程中，印度人民找回了自己的神谕，那就是永恒的轮回法则所揭示的道理：权力将从英国人手中再度转移到印度人手中。因为"进步是神的法则，不可能被人类渺小的意图阻止。知识既已获得，事实就会积累，由此必然得出一般结论；怀疑产生了，激起探索的精神，导致真理的胜利。英国人来到印度的终极事业是将人类的进步推向完美，他们注定是神手中完成这一功绩的工具……" 一些民族主义者这样大声疾呼："我们反反复复讲过，我们不是迄今只关心盐和糖的但求自给自足的斯瓦德希（指印度的自给自足），我们的志愿高过喜马拉雅山。我们的痛苦之强烈犹如体内有一座火山。我们要的是印度的解放，我们的目的是印度得到自由，是把外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热望之火在我们胸中燃烧。我们不要天国，我们不求救助。让我们在印度获得新生，直至我们身上的枷锁脱落。首先要让母亲（印度）获得自由，然后我们自己将从奴役中解脱。……我们害怕你们的枪炮吗？拿起武器，同胞们，准备战斗！获救之日已经不远，我们已经听到了它的呼声，我们定能亲眼看到摘除那捆绑着印度的锁链。" 然而，尽管英国人展现出了明显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帝国的傲慢，尽管英国人展现出了明显的、令人无比憎恨的资本的贪婪，尽管英国人展现出了明显的、令人心生厌恶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尽管已经发出了怒吼，但印度人却不想再次以起义来回答暴力。例如，国大党成员就曾发表过类似美国《独立宣言》的誓言："我们认为，拥有自由、享有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占有生活必需品，以致可以有充分机会发展--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府使一个民族丧失这些权利，并压迫他们，那么，这个民族就有改变它或废除它的进一步的权利。" 但是，印度显然不愿像美国那样，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对付英帝国。曾三次担任国大党主席的挪罗齐的下述言论就是最好的证明："让我们像男子汉一样直言不讳，宣布我们忠于脊骨，宣布我们了解英国的统治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宣布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英国所给予我们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使我们从黑暗转向光明，并教给我们新的一课：国王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促进了对这场战争有所了解的所有印度人观念的转变，那就是承认自己是印度人而不仅仅是英国臣民。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变化，它促使一切有政治意识的印度人去思考如何利用印度传统信条来培育爱国的共同基础。于是，在强权面前，"圣雄"甘地高举起阿育王的"法胜"宝杖，教会印度人民对非正义进行消极反抗和非暴力抗议。他指出，1914年，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69000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取消这种合作，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为此，甘地号召人民进行抵制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的运动，以及实行不合作主义。

第78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2)

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甘地来了，"他像一股强劲清新的空气，让我们全身舒展，深深呼吸；像一束刺穿黑暗的强光清除了蒙住我们眼睛的阴霾；像一阵旋风掀翻坛坛罐罐却留下全人类思想成果的精华。他不是从上屈尊以降，他似乎是从印度千百万普通人中浮现。……政治自由从此采取新的形式，从此获得新的内容。……他的教导的精髓是无畏和真理，加上相关的行动，以及始终把群众福利放在心头。" 在甘地的感召下，广大印度人对其民族身份有了自豪感，并加入到甘地的事业之中--印度独立。

分治--"活体解剖"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印度对东方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到雅利安人创造的吠陀文化，印度次大陆逐步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态，同时加强了商业往来，开辟了海上贸易。在国家缔造和发展过程中，印度次大陆逐渐形成了地域性的政权，稳固了君主世袭地位，印度所固有的种姓制度也逐渐定型。随后，阿育王统治下的佛教也从一个地方教派迅速成长为影响远播的大教，奠定了日后成为世界宗教的基础。同时，古代的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糅合了民间信仰，经过改革走上复兴之路，成为延续至今的印度教。中古时期穆斯林王朝的先后统治，引进了伊斯兰教，产生了伊斯兰文学，引发了乌尔都语的发展，同时也把伊斯兰习俗和社会生活模式引入到印度。

所以，印度社会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其人口归属于各种宗教团体，通常称为教派，每个教派都将其他的教派成员视为外来人。最主要的宗教教派是印度教，成员占人口的75%，穆斯林教派占10%。虽然相互敌对的宗教观念和实践周期性地引起了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冲突，但在过去，这些冲突通常是由一些特别的事件引起的，并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然而，1858年开始的英国直接殖民统治，使南亚次大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开始认识到，英国人对他们祖国的统治是对他们爱国心的公开挑战，也是对他们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维持自己生存的公然否定。但是在一个宗教既是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民族标志的社会里，民族意识的觉醒必然同强调宗教团结相互一致。特别是自20世纪初以来，政治权力的竞争和影响使许多政治家在民众中宣扬宗教激情。这样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次大陆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开始滋生并一步步恶化，最终尖锐地表现在两大政治力量（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建国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上。

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典型代表的国大党领袖们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梦想以大印度"联邦"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遗产"，认为穆斯林联盟所主张的"伊斯兰国家"根本就不是国家而是"一种宗教上的联系"，在大印度国家内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在经济上是不可思议的"，它意味着"现有意义下的国家不得发展"。① 与之相反，曾经一度担任过国大党主席一职的阿里·真纳则开始强化自己的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并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大体上是建立在相互冲突的思想观念上"② ，为此下决心同印度教徒决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因此，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即印度教徒组成印度民族、印度的穆斯林组成穆斯林民族，据此把英属印度分成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早在独立之前，作为"两个民族"理论最坚定的倡导者的乔里拉·拉赫马特·阿里在谈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思想冲突时就深刻地指出："这个冲突既不是宗教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经济上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民族愿望之间的国际冲突--穆斯林为了生存，而印度教徒为了超人一等。" 1943年，在一次演讲中，真纳号召穆斯林团结一致。他说："过去从来没有一个被人误称为少数民族的民族如此迅速而又如此有效地坚持过自己的权利……我们已经实现了意见的一致及见解和思想的统一。……让我们与我们的领导人合作，全力支持他们为我们的集体利益而奋斗。让我们把我们的组织建设得更强大。……我们，穆斯林，必须主要依靠我们自己固有的品质、我们自己天生的潜在能力、我们自己内部的团结一致和我们自己统一的意志，来面对我们的未来。……锻炼你们自己吧，准备好去完成我们面前的任务吧。最后胜利有赖于你们，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1944年3月23日，真纳在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文告中说："印度穆斯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穆斯林联盟领袖们要求在英国人离开之前，按照"两个民族"的理论将英属印度分治，建立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

第79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3)

1946年，国大党组建了临时政府。很快，教派流血冲突剧增。其中，在农村的仇杀特别残酷。例如，在拉瓦尔品第区的一个乡，就杀死了800人。尔该区被杀死的人数多达4000人。

到1947年前后，次大陆因民族教派矛盾而濒于内战的边缘，而且发展到唯一能和平解决的方式便是建立两个民族国家。对此，尼赫鲁曾痛苦地说："我们不得不砍掉脑袋来摆脱头痛。"而此时英印政府已难以维持法律和秩序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英国首相艾德礼于1947年2月20日宣布，英国最迟将在1948年6月以前从次大陆撤退。

1947年3月22日，英国新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一到任就下定决心提前结束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6月3日，蒙巴顿勋爵抛出了"印度独立方案"，即通称的"蒙巴顿方案"。其主要内容是：（１）英属印度根据居民及其宗教信仰，分成两部分，即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国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国。两国分别建立自治政府，并都将获得自治领地位。（２）巴基斯坦由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两部分组成；在分治前，先解决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划界问题。（３）各土邦在"政权移交"后享有独立地位，并可自行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如果某个土邦不愿加入两个自治领中的任何一个，它可以保持同英国的旧关系，但不能获得自治领地位。1947年8月14和15日，根据分治方案，巴基斯坦和印度先后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内的自治领。

表面上，1947年分治实现了印巴和平建国的目标，但这是一个带来很大动荡的分治。

实际上，被英国工党政府赞美为"不流血革命"的印巴分治，却造成了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和血腥。事件的目击者M.S.法尔阿纳皮教授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旁遮普、西北边境省和信德经历了人类文明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恐怖。人们有时候被迫真正名副其实地吃自己亲人的肉，喝自己亲人的血。……1947年8月开始了恐怖世界。拉合尔变成了一座死城，这座住着和平的居民，拥有二十所高等学校和几十所中、小学，拥有许多宫殿和公园，拥有工业企业和手工业者街区的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墓地和恐怖与死亡的世界。" 首先，蒙巴顿方案的核心是按照宗教信仰而不是按照民族或地理的原则来划分领土的，它进一步激化和加剧了民族教派矛盾。按宗教信仰划分的结果也未能使印度或巴基斯坦成为清一色的单一宗教国家，从而又导致印巴之间跨国家宗教和民族矛盾。当汹涌的难民潮平息下来后，仍然有5000万穆斯林同过去一样继续生活在印度，当时印度的穆斯林依然比巴基斯坦的多。其次，由于印巴分治是在血腥的教派仇杀中由英国当局完成的，它并没有完全反映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的意愿，更不用说印巴两国领袖人物在分治建国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了。结果，早期有关"统"、"分"之争最终发展定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

实际上，长期以来，印度领导人就极力否认"伊斯兰国家"的建国理论，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应合而为一；在分治之前，印度国大党领袖就力图谋求印度教徒在南亚地区发挥领导和霸主作用，谋求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体制。尼赫鲁就曾宣称："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① 自分治伊始甚至更早，巴基斯坦就认为印度不甘心巴基斯坦建国。在巴基斯坦领导人看来，"两个民族"理论虽然强化了巴基斯坦的独立和特性，但它毕竟与印度领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巴基斯坦毫不怀疑印度之所以坚决反对巴基斯坦的建国理念，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巴基斯坦立国的合法性，为其武力兼并巴基斯坦奠定思想理论基础。而独立以来印巴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1971年印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肢解巴基斯坦，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总之，1947年的分治不仅没有解决两大民族间的民族教派矛盾，相反它所造成的民族心理创伤成为今后两国关系中难以逾越的障碍。用"圣雄"甘地的话说，这是一次"活体解剖"，且其伤痛永远也无法治愈。

第80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4)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46年，在独立的前夜，尼赫鲁以其雄辩的口才向制宪会议发表演讲称："我们正逢一个时期的终结，我们可能很快就将开始一个新时代。我的思绪回到了印度的伟大过去，回到了从印度历史的第一缕曙光--它几乎就是全人类历史的曙光--直到今天的5000年印度历史中。全部过去向我蜂拥而来，它使我兴奋，同时又使我有些气馁。我配得上这光荣的过去吗？我也想到了未来，我希望那将是伟大的未来……我们在印度历史上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来到了这里，我不知道但确实感觉到在这一从旧到新的过渡时刻存在某种魔力；当黑夜转为白昼，哪怕是阴云密布的白昼，我们就能看到那种魔力的某种表现，因为那终究是白昼，因为阴云一旦散开我们就能重见阳光。由于所有这些，我在向这个议会讲话和向它表露我的全部思想时有点困难，我也觉得我看到了在这几千年的漫长演替中那些来来去去的伟大人物，也看到了我们一代接一代为争取印度的自由而出力的大批同志;如今我们正值当前时代行将结束，我们要努力奋斗来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是的，1947年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度就处于伟大的过去和伟大的未来之间。像中国一样，印度从建国和独立之初就确立了以后的发展道路。

首先，也最紧迫的是处理好国大党（特别是党主席）与政府（特别是总理）的关系。实际上，1947年的独立意味着权力转移的开始，这就要求在实行内阁制的政府里，总理在对政府的活动发出指示和进行协调方面要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简言之，党的作用必须加以限制。尽管在这方面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实质性的分歧，但最终就像党主席帕塔布希所指出的那样："政府要统治，所以它必须关心当代的问题和当时的情感。它的工作是具体的，它对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迅速的。国大党有较大的管辖权并有更长远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通过不带偏见的评论把过去的成就，现在的努力，和将来的期望协调起来。国大党确实是一个哲学家，而政府就是一个政治家。后者有权力，前者有影响。有时候，道义上的影响能胜过实在的权力。或者换句话说，国大党像一个仁慈年老的婆婆，政府像是个机智的年轻媳妇。而实际上，所有的权力都是通过丈夫授予后者的。不过她要设法在服从她的翁姑（不只是装装样子的）的同时终于还是要贯彻她自己的意志。"① 在创立现代印度时，尼赫鲁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尼赫鲁在印度不仅有着显赫的声名，而且也有一个显赫的家族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钱人家的独子"。从家族历史来看，在法鲁克西尔做莫卧儿皇帝时，尼赫鲁的祖宗拉·考尔是克什米尔地区有名的梵文和波斯文学者。在法鲁克西尔皇帝巡视克什米尔时，拉·考尔曾受到这位皇帝的垂青。大概由于皇帝的示意，他全家在1716年迁居京城德里，皇帝赐给他一块采地和一栋房子。这块地和房子坐落在运河岸边，所以他的姓添上了"尼赫鲁"(从Nahar"运河"这个词转来)，就变成了考尔-尼赫鲁。到后来考尔被省略了，只单称"尼赫鲁"。② 就像其祖先受到皇帝的垂青一样，尼赫鲁本人也受到了历史的垂青。他不仅是国大党主席和杰出的领袖，而且还是独立的印度的开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开始执政直到逝世的17年间，尼赫鲁采取了英国模式，让公众实践了民主，同时保持了政局稳定。

作为驰骋印度政治舞台25年的重要人物，尼赫鲁认为影响印度发展的因素仅有两个：国际压力和国内团结。在他看来，"分裂行为"是更严重的危险。很多印度人把分裂归咎为相互争斗并把外来侵略者引入印度次大陆的统治者身上。一篇流传甚广的短篇小说《弈棋者》就这样概括了现代印度人的经历：两个纨绔穆斯林亲王成天下棋打发时光，而英国人却趁势占领了他们的土地。而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让普通印度人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印度人成为外来侵略者的奴隶，那只能怪罪自己。

第81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5)

显然，尼赫鲁不同于英国人，也不同于甘地。他认为，民族性的国家正在向多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所以，尽管他接受了英属印度的分治，但却认为统一印度和巴基斯坦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他跟很多印度领导人一样，认为印度必须团结起来完成历史使命，统一印度。

那么，在一个刚刚经历了血腥的教派屠杀的独立国家，应该以什么样的政策来实现国内的团结进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呢？ 那就是世俗主义道路和英国人教会的宪政治理模式。

1950年印度颁行了《宪法》，宣布印度是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的和世俗的民主共和国"，摆脱了英帝国内自治领的身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同时根据宪法，印度实行议会内阁制，即内阁由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总理则由负责组阁政党的议会党团领袖担任。总统的职权非常有限，总理和内阁直接对人民院负责，由非直接选举产生的联邦院权力微弱。

鉴于印巴分治的痛苦经历和导致的巨大灾难，印度国大党领袖、开国总理尼赫鲁决心摈弃中央集权和联邦两种建国模式，选择了共和国国体，同时将他的国家以语言为基础划分成16个邦，各邦拥有较多的权力，但低于美国各州所拥有的自主权。1952年，印度按照联合王国的选举方式举行了第一次大选。这种选举在此后的人民院（即下院）和联邦院（即上院）议会选举中定期举行。

此外，《宪法》还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为"贱民"和土著居民提供优惠待遇：在立法委员会和议会中为他们保留席位、简化升大学的程序、在行政部门保留一定的名额等。在农业方面，废除了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特别是"柴明达尔"制，允许小农佃农购买土地，拥有土地权。

从独立至今，印度共举行了14届人民院选举，选举保证了执政者的合法性，更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连续性。这一切都得益于有着较大弹性和调和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正如美国的印度问题专家斯蒂芬·科亨所说，"印度的政治体制如同一台复杂而且需要进行大修但仍在运行的机器，在大部分时间里尚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印度如同一艘有多个隔水舱的巨轮，同其他单一性社会比起来，更能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极端和极权的变化。" 如今，民主政治已深深根植于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民主议事、民众普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仅扩大了社会各个层面民主体制的建立，使各级选举形成制度化，而且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在历届的大选中，印度民众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热情，大选一般而言是自由公平的，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在2004年大选中，全国参与投票的总人数达到6.75亿人，表现了印度普通民众对选举的热情和关注。

作为议会民主制国家，印度被西方赞誉为"亚洲民主的窗口"。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但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成为印度稳固的政治体制。独立以来，印度领导集团和领导人的交替都是在宪法和法制范围内，遵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有序进行的。今天，国际上普遍把印度当做是"稳定政体"的榜样。这一点，是印度一个重要的国际"比较优势"。

翻腾中的印度 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就做了大量的努力以遏制政治中的宗教教派主义。这一努力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领域却遭到失败。

实际上，在印度社会，宗教实践和认同早已深深根植于普通民众的心里，世俗国家的实践绝非易事。在一个理想的世俗国家里，宗教信仰及其实践被视做个人私自行为，国家作为公共制度，既不赞同也不干预个人或教派的宗教事务。一位研究者曾略显悲观地指出，在南亚国家中，"（世俗主义）作为生活信仰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南亚绝大多数民众积极尊奉某种宗教信仰。世俗主义作为国家的行动基础也是不现实的，这既是因为佛教和伊斯兰教已经被宣布为国教或国家保护的宗教，还因为国家的宗教中立或平等立场难以为继，因为少数派不赞同多数派关于国家必须维持中立和平等的观点。"实际上，在某些人看来，印度国家似乎代表的就是印度教国家，尽管它没有公开言明，但其行为似乎表明它懂得什么是印度教徒的最大利益。

第82节：第二节 重新发现印度(6)

特别是在后尼赫鲁时代的印度政治生活中，印度主要政党及其政治领袖们开始将民主当做一种市场机制，视选民为有着各种各样要求的消费者，而作为企业家的政治家们力图赚取他们的选票。结果，政治家和政党领袖们在角逐权力时公开呼应宗教忠诚和基于种姓的认同。为了巩固票库，无论是印度民族主义的国大党还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Janata Dal），①在将党票分配给其候选人时，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宗教和种姓关系。1989年选举期间，国大党（英）总书记V.N.加迪勒（V.N.Gadyil）指出，需要根据政治现实重新定位党的世俗主义政策。他承认："这一路线使印度教徒的心灵受到了创伤。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取信于印度教徒。"结果，由于印度政党政治的这一发展趋势，尼赫鲁民族主义的世俗主义特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挑战。

印度历史表明：当世俗和民主力量不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克服社会危机时，教派力量就会上涨。所以，印度人民党坚持"印度教特质"这一教派纲领，并以此增强其选战能力，主要是因为世俗民主政党，如国大党和其他的中间派及左派力量，对各种国家和地区问题无法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国民的情绪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绪，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所有印度教徒思想观念深处对实际存在着的伊斯兰教的反感，要比他们对印度人民党--世界印度教大会--国民志愿团这一阵线的尖刻言辞的厌恶更大。"所以，在选战游戏中，印度教的印度人民党打出了各不相同的、受到普遍关注的那些全国性或地方性社会宗教问题或政治经济问题，来吸纳选票，其中又最典型地表现在"阿逾陀问题"上，即通常所说的"罗摩庙址之争"。

罗摩庙址位于印度教圣城阿逾陀的巴布尔清真寺，一直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争论不休的问题。1528年，莫卧儿皇帝巴布尔下令在阿逾陀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是为巴布尔清真寺。印度教徒声称，巴布尔清真寺是建在罗摩庙的位置上，这个地点是罗摩的出生地。巴布尔入侵时，把罗摩庙拆毁，建为清真寺。穆斯林认为，所谓罗摩庙址的说法是无稽之谈，罗摩只是传说中的人物，其出生地无从考证。为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经常发生冲突。特别是1990年，在印度人民党领袖阿德瓦尼所谓的"战车游行"的鼓动下，有关罗摩庙址之争最终发展为一场大规模教派冲突和流血事件。

实际上，以1984年大选--在英·甘地夫人被刺的情形下举行的一次大选--为转折点，国大党开始在全国政治舞台中缓慢地自动下滑。尽管它仍然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全国各地获得某种支持的政党，但其获得的选票不断地滑落到仅仅能确保其作为议会多数派所需的最低线上。随着国大党绝对优势地位的丧失和地方政党影响力的上升，政党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于是出现了"印度政治沿着地方、种姓和宗教的路线发展"这一态势。瓦杰帕伊也称："今天，印度政治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地区政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地区政党的涌现象征着我们国家的多元特性，它也暗示了全国性政党还不曾满足不同地区的强烈愿望。我很愿意追述国大党1998年竞选宣言中有关地区政党的言论。它谴责说，地区政党没有一个健全的心态。由于其本质，地区政党缺乏一种全国眼界，从不曾超脱地区和种族考量。" 更令人担忧的是，民主的扩张点燃了印度地方领导人的政治野心，看到了更大的地方自治和更少的联邦控制为其铺平了权力之路。地方和种族领导人日益增长的自治要求引起了旧的担心：来自这些群体的选票和压力将分裂印度。

结果，冷战后，印度政坛风云变幻，政权更迭不断，被形容为"一个剧烈搅动翻腾中的印度"。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进入了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在1989-2004年的16年中，印度共举行了六届大选，换了九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政府只执政了1年左右，最短的只执政了13天就倒台了，这在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2004年，即便是沉寂多年的国大党重掌朝纲，也难以再现昔日雄风，得票率仅有26.7％，只能以联合政府的形式上台执政。可见，在目前的印度政坛上，政治力量比较分散，呈现着群雄争权的不稳定状态，很难再出现一党专政的局面，各种政治力量需要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两党制或三党制。

第83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1)

与政治社会变革相伴随的还有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

独立后，国大党政府宣称，印度的经济总体规划应该旨在建立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使印度成为一个不必采用"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福利社会。为此，印度政府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公营和私营经济并存，其中公营经济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起着统治和支配作用。尽管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但过分强化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末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91年的外汇危机使印度经济形势严峻恶化，也由此拉开了一场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浪潮。也就是实行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缩小公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减少对公营经济发展的干预，取消对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减少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控制。

作为印度经济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国家的作用变化在物质方面伤害了穷人。在改革过程中，落后阶级批评国家的政策偏向有钱人，使两极分化更为严重。正是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下层人民的不满，削弱了国大党的社会基础，成为1996年国大党下台的重要原因。同样，在2004年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也是因为推行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倾向精英阶层，未能照顾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及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败给了提出"面向穷人"竞选口号的国大党。目前，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基础仍未拓宽。对于改革而言，下一阶段的进程比第一阶段要求一个更为广阔的群众基础。富人更多地控制着国家的经济，而穷人在政治中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为了保持政治稳定，穷人不断增强的参政意识和日益强烈的经济期待必须得到满足。① 而印度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受到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制约，这种制约使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张，这必然对印度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2004年5月，国大党联盟上台组阁，素有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称呼的曼莫汉·辛格担任新一届总理。他的出任普遍被世人看好，对印度经济又有了新的期待。在曼·辛格的领导下，联盟政府确立了以"经济发展立国"的强国之路，继续推动以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代经济改革"。

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

印度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除了这四大国①之外，其他国家，就个别来讲，没有一个具有这样实际或富有潜在力的地位。"② 尼赫鲁的这一番评论道出了印度的真实意图，即印度理应成为世界性大国，因为它具备这样的条件。

"印度将以亚洲超强加冕" 印度地处于亚洲南部，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北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同迤西的喀喇昆仑山一起把印度同亚洲大陆隔离开来。1947年分治后，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国境线长约1.5万公里，其中海岸线长约0.75万公里。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然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使印度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一半以上的陆地面积都可用于耕地，使得印度能以世界2.4%的土地养活世界17%的人口；印度还拥有着几乎次大陆的全部矿产资源。如铁矿资源居世界第三位，年产量居世界第六位；云母储量6万吨，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云母出口的60％；铝土矿占世界储量的8%，居世界第五位。此外，铀矿、锰矿、铅矿、钨矿等都有丰富的储量；在能源资源中，煤的储量相当丰富，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是世界上重要的产煤国之一；水电资源相当充沛，是世界上降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核燃料资源也相对比较丰富。此外，森林覆盖率高，森林面积占地理总面积的约23％；植物品种丰富多样，约有4.9万多种，居世界前列。这无疑增加了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头号大国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印度在自然资源上也有很大的弱点，最为突出的是石油资源严重不足，储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1%，大部分从中东国家进口，印度也曾在国内建立自己的公司，但却无法满足基本需要，严重的对外依赖使得印度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严重的脆弱性，天然气的储量也只能维持20年左右，电力的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的发展。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84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2)

与自然资源相比，印度的人力资源尤为突出。根据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披露的数据，截至2001年3月1日零时，印度人口总量已经突破10亿大关，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约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6.7%。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就指出："虽然认为一个国家由于它的人口多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就非常强大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确实没有任何国家因不在世界人口较多的国家之列而能继续保持为或成为一等强国。"人口数量确实是一国潜在实力的基础，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印度成为新兴大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英国工程师戈登·斯泰尔斯说，这个国家代表着"21世纪最大的商机"。

为了使自己更好地适应新的现实世界，印度放弃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政策。1991年，印度政府果断地推行市场经济改革。自此，印度的产业结构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混合经济型国家。与1950-1951年度独立之初时相比，到2002-2003年度，印度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由57.4％下降至22％，工业由14.7％上升至22％，服务业则由原来的27.9％迅速大幅上升至56％。印度的产业结构已经从原来较低水平的农业主导阶段直接进入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类似的服务业主导阶段。由于印度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因此，这种农业对GDP贡献率相对较低的产业结构更适合印度，使其经济的稳定性有所增强。其中，印度所擅长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不仅附加值、利润率都更高，而且前景广阔。这些"新经济"产业都已经成为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经济增长率也稳定地保持在6%以上的水平，而2005年度和2006年度则分别高达8.1％和8.3％，普遍预测2007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也不会低于7％。如果按购买力平价估计，今天印度的经济为美国的30%。根据美国高盛公司的一项大胆预测，在21世纪上半叶，印度经济将一直保持5%-6%的增长率。到205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印度将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尤其是印度人民党执政后，不断壮大经济与国防实力，实行"两手抓，两手硬"的强国思路，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印度企业也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浪潮中不断学习，增强了全球竞争力。今天，"印度制造"或者"印度采购"正成为民族骄傲的象征。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甚至提出力争使21世纪头10年成为"印度的10年"的响亮口号。

尽管经历了2004年末印度洋海啸的打击，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有人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印度股市经历了"大牛市"，孟买股市Sensex指数全年上升了42％，进入2006年后基本上继续保持强势。2005年流入印度股市的外国机构投资者资金为107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印度的GDP总量为7198.19亿美元，同比增长7.1％，居世界第十位。2006年4月，亚洲开发银行在发布的年度经济出版物《2006年亚洲发展展望》中提出，印度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006和2007财政年度将分别达到7.6％和7.8％，印度有望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如今的印度正在快速地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它和中国一样，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台主要发动机"。

2007年1月25日，印度总统在共和日前夕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对2020年的印度做出如下憧憬：到那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接近0（据同一讲话披露的数字，现在为22％），识字率达到100％（目前为75％）。印度人类发展指数将由现在的第127位上升至第50位以上。每一个印度人要么获得大学毕业文凭，要么接受过专业技能训练，从而可以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就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电子政务在政府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百姓之间普及，行政体制更加透明。电视的普及率超过75％（目前为18％），每个村庄都有可靠的不间断的电力供应。那时，印度将实现能源安全并迈向能源独立自给。无污染的新型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各种规模的水电、以钍为燃料的核能等将更加广泛地利用。由于江河水库相互连通，并且在蓄水、水的管理和循环利用等方面使用先进技术，那时，饮用水、灌溉用水、工业用水、河道运输以及美化环境用水将实现均衡分配。全国各地不再存在缺水现象，也不会遭受水患之苦。所有的家庭和来印度的旅游者都能享受到良好的卫生设施。通过改革建立起能动的保健体系，向全体国民，包括边远地区的居民提供经济上可以承受的高质量的健康通道。

第85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3)

结果，在全球化的今天，就像印度正在适应全球化一样，世界也正在适应一个静悄悄的"印度化"。印度人及印度裔移民在海外已经得到认可，他们的职业包括政治领袖、跨国公司的高管、电影导演、体育教练、编辑和作家。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都有印度人担任最高级别的教员。

而最能反映静悄悄的"印度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旅游业。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印度已成为新兴的旅游客源市场。据法国《解放报》报道，2005年，印度约有700多万人赴国外旅游，而10年前，赴国外旅行的人数仅为300万，这一数字每年的增长率超过10%。受印度经济强劲增长势头的影响，在2001年至2004年间，印度3亿中产阶级的收益增长了21％。如一对信息专家夫妇的月收入可达2000欧元。许多旅游地国家对印度的经济潜力感到震惊，为了吸引更多的印度游客，约20个国家政府在印开设了旅游办事处，它们的促销网络甚至延伸到了二级城市。印度游客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据国际万事达信用卡公司的调查，印度人的一趟国外之旅一般要花费5000美元，其中10%的人甚至要花费此数额的两倍。他们平均在购物方面的花费是900美元，而且在当地逗留的时间也比其他国家的旅游者要长。

于是，世界上开始出现这样的声音：印度和中国，谁将是未来的领跑人？ 2005年6月9日，《印度时代报》刊载了密歇根大学印裔教授瓦尔摄的文章，该文与《华盛顿邮报》同日文章《亚洲世纪属于谁？》都持同一论点，即由于中国有许多体制上的制约，印度将来有可能超过中国。

《华盛顿邮报》文章则引述了印度现任工商业部长卡马尔·纳斯所说"短跑中国会赢，马拉松印度会赢"的话。

《印度快报》2005年6月10日刊载一篇以《印度将以亚洲超强加冕》为题的文章来回应《华盛顿邮报》文章，认为"印度和中国正在为赢得亚洲盟主而竞跑"，究竟谁先到终点取决于"西方国家的需求"与印中两国各自对此需求的"供应能力"。

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高唱中国和印度"争雄"的论调。对此，印度统治精英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并想方设法鼓励这种"对着干"的恶毒意图;另一种是看透了西方总把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看成"相互对着干"的竞争对手，并认为把中国当做印度发展的障碍是不明智的。

摩根-斯坦利公司常驻纽约的全球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最近的一篇题为《印度觉醒》的文章中写道："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的亚洲旅行变得日益以中国为中心。对我来说迅速的、变得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最近一次对印度的访问，……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一种可能是，实际答案也许是中印两国不可或缺。" 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 早在1985年，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提出了"要以电子革命把印度带进21世纪"的口号。比尔·盖茨在1997年访问印度时也这样说道，"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日本、欧洲，而是印度"。而印度也一向以自己的软件业自豪，并提出了要使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的响亮口号。

可见，进入21世纪，"让印度大放光芒"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更主要的是印度计算机业的腾飞。印度的信息产业现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新亮点。印度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出口大国，近几年来的软件出口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远远超过同期世界软件业20％的平均水平。软件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印度打开了一条黄金通道。世界银行对计算机软件出口国家能力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标均名列世界第一位。印度还成就了软件外包业的神话，成为全球软件外包出口的最大赢家。世界银行的调查称，80％的美国公司把印度作为国外软件来源的首选市场。预计到2008年，印度软件外包出口可达到500亿美元，印度政府更是计划在2010年前后进一步成为世界软件超级大国，依靠信息技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印度在高技术领域实实在在地"大放光芒"。

第86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4)

如今，印度已经是世界上软件技术最好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企业也具备与世界其他强手相抗衡的实力。大软件企业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长期得到海外的专业技术，擅长大项目的管理。金融、保险、银行、零售、制造、运输、嵌入软件是印度的专长。印度也拥有巨大的软件人才库，现有专业人才77万人，国内有一流的大学级理工学院和管理学院，软件人才在世界上一直十分抢手。这些优势保证了印度软件和服务企业能向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据印度软件和服务企业全国协会与世界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印度软件产业仍将以50%以上的增长率继续发展，到2008年，其产值将达到850亿美元，出口逾500亿美元。

正因为如此，目前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和软件业巨头都看好印度。全球最大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已将其部分设计工作转移到印度。在过去10年中，该公司向印度投入资金超过7亿美元。2005年年底其表示将在未来5年内向印度投资10多亿美元，扩大其在印度技术公司的业务规模；将投资8亿美元，扩大班加罗尔研发中心，把该中心员工人数增加到3000人；还向一只风险资本基金投资2.5亿美元，对印度软件和硬件公司投资。

AMD公司也积极进入印度市场，2003年在班加罗尔设立工程中心，设计CPU并开发芯片软件。2004年其与印度新兴科技公司Sendndia签署备忘录，为该公司计划投资30亿美元建立的芯片生产厂提供相关技术；并计划在班加罗尔建立一座设计中心。

世界著名家电大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班加罗尔建立研发中心，为其在全球建立的最大研发基地，拥有2300个雇员。2006年6月该公司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向印投资60亿美元，建立其海外基地。这笔投资将用于加强其全球技术和商业服务及在印技术和服务的拓展，并建立电讯研发基地。该投资为其过去投资总额的3倍，超过微软、英特尔、希斯克等公司总额39亿美元的对印联合投资。目前，该公司在印度几十个城市雇佣了4.2万名员工。

过去3年间，IBM已向印度投资20亿美元。2006年年初其董事长兼CEO彭明盛表示，其将在未来3年内向印度投资60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国公司对印最大投资，并计划将其商业服务机构全部转到班加罗尔，并在那里建设一个研发中心。

此外，其他很多美国公司也把软件研发、后台及工程设计等工种转移到印度，以利用该国低廉劳动力和大量高技术工人。2005年10月思科公司宣布，在未来3年内向印投资11亿美元，主要用于研究开发与培训；2005年年底微软公司宣布，在未来4年内向印投资17亿美元，主要用于研发；2006年年初爱立信公司宣布，每年向印投资1亿美元，用于研发及建设配送中心；2006年年初诺基亚公司宣布，向印投资1.5亿美元，建立手机制造厂。目前，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巨头对印度市场的争夺，正愈演愈烈。

问鼎科技大国的宝座 印度独立以前，是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但印度独立以来，在发展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印度实行12年一贯制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共8年，包括3年学士课程、2年硕士课程和3年博士课程。此外还有各类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非正规教育。2001/2002年度，印政府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99%。2000/2001年度中小学入学率为81.6%，但小学辍学率为40.7%，初中辍学率为53.7%。目前，印度7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是65.38%，现有文盲3.56亿，并计划在2030年前基本扫除文盲，使目前的识字率提高到95%以上。

虽然印度初等和中等教育存在弊端，但却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印度青年的大学入学率高于6%，在校大学生总人数超过中国。全国现有254所综合性大学，著名的有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等。至2000/2001年度，各级学校、在校人数情况如下：小学63.87万所，在校人数11380万人；初级中学20.6万所，在校人数4280万人；高级中学12.6万所，在校人数2880万人；高等院校1.04万所，在校人数786万人。目前拥有高级科技人员350万，在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这些高素质的人才不仅在印度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印度问鼎世界科技大国的坚强后盾。

第87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5)

实际上，印度是一个具有悠久科学技术传统的国家，历届领导者都十分重视科学的发展，制定并完善了一套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尼赫鲁不仅是一个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印度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还是一个学识渊博、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坚信，实现自治的关键是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自力更生。为此，他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于1958年颁布了《科学政策决议》，制定了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政策；在随后的英·甘地政府期间，印度又颁布了《技术政策声明》，着重强调发展本土技术； 之后的拉·甘地政府又于1986年颁布了《计算机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揭开了电子业的迅猛发展。90年代后，印度政府在开始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强调科技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并把高科技的发展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1991年在班加罗尔建立了印度第一家软件技术园，2000年10月17日又正式实施了《2000年信息技术法案》。正因为如此，印度在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原子能研究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目前，印度科学技术在第三世界中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基础科学方面有较强的优势。印度拥有近400万科技人员，仅次于美、俄，居世界第三位。

国防科技作为国家科技的重要组部分，是为国防现代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的科技领域。国防科技的发展不仅与投资战略、关键技术发展、科技人才战略、武器装备发展及国防科技体制相联系，还受国际战略环境、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国家经济实力及科技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印度把科研重点转向国防、原子能和空间技术，并在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科技大国。

显然，印度在国防科研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与正确的科学技术政策有关，也与它完善的国防科研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建国初期，为了提高本国的国防科研水平，印度于1948年成立了国防科学组织，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开始对进口装备进行研究，以期从较高起点发展本国的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1958年，国防科学组织与其他科研机构合并，成立了科研与发展组织，由国防部的国防生产局所属的科研处领导。为了加强科研工作的领导和协调，1980年，国防科研处独立出来，升格为国防研究与发展局。迄今为止，该局已完成武器装备研制项目1100余项，产值达600多亿卢比。

在印度，国防科研机构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主要有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航空发展局、国家电子技术开发公司和航天部等；另一部分是军队和地方院校、国防生产公司和私营公司中的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地方科研机构。它们共同形成了门类齐全、学科完整的现代化国防科研体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其前身为国防科学组织及其下属的国防科研机构和30余个国防研究所。该组织行政上受国防部国防科研与发展局领导，业务上领导全国50个国防实验室，并与全国40个学术研究机构、200个私营企业有合作研究关系。原子能部是印度核工业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其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1954年改为现名，主要负责制定国家的核发展规划以及进行核能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1985年，印度国防部将生产局与国防供应局合并，成立国防生产与供应局，统一领导军工生产体系。实际上，印度的军事工业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独立后，印度只有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收过来的16家军工厂。60年代，在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帮助下，印度建立了一批新的兵工厂，不仅数量达到30家，还能够生产"常胜者"中型坦克、第一代法式反坦克导弹、轻武器及轻型火炮，利用英国设备和图纸生产轻型护卫舰。70年代，印度的国防公营公司采取股份经营、军民兼顾的方式后，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军工企业通过对武器装备的特许仿制，已具备对部分装备和零部件改进设计的能力。80年代后，在技术的支持下，印度不断提高武器的现代化水平。至今，印度拥有39家国营军工厂，15个与生产军用物资有关的企业和8个国营军工企业，研制的武器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核武器、弹道导弹、战斗机、直升机、重炮和电子设备等。其中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和纳西克兵工厂是全球100家最大的军火制造公司之一。这些军工产业不仅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还满足本国军队所需求的大部分军需品，并在军舰制造等领域发挥了长处。

第88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6)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武器装备依赖于国外的局面，实现三军装备国产化，印度大力加强技术研究。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仿制出了"林德"级护卫舰、"常胜者"中型坦克和"猎豹"直升机等。70年代通过引进产品和技术，印度已能够生产大口径火炮、坦克、飞机等较先进的装备；80年代在国防工业与科研发展的新战略下，以自力更生为基点，推动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和国产化进程，不仅能够仿制米格－27战斗机、T－72主战坦克和BMP步兵战斗车。还全面自行设计各类导弹、作战飞机，加强微电子技术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1983年成立了航空发展局，实施"综合导弹发展计划"，并同时从英、法、荷、德、苏等国引进部分关键零部件。90年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印度保证军队现代化的重点，在某些项目上求突破，力争在火箭发射技术、导弹技术、超级计算机技术等尖端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同等位置。

1994年，印度国防部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科研方向，目前以研究与发展组织为首展开的国防科研领域主要有：航空、武器弹药、战斗车辆、火箭和导弹、计算机科学、雷达和电子战装备、生命科学、系统分析和信息系统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导弹研发方面的巨大进展。

印度三军的武器装备中，唯独导弹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研制经费和科研力量的不足，印度被迫把导弹研制计划推迟。1983年，在英·甘地的主持下，印度制定了一项发展国产导弹的庞大计划，主要包括：（1）Ⅰ、Ⅱ、Ⅲ型三种型号的"烈火"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分别为1500公里、2000公里、2500公里。（2）"大地"近程弹道导弹也分为三种型号，采取轻型铝合金弹体、惯性制导技术，最大射程为350公里，有效载荷为500公斤，现已定型并继续装备部队。(3)"天空"中程弹道导弹于1990年首次试射，重650公斤，射程为25公里，可同时跟踪和处理多个中、高空入侵的目标，发射4枚导弹，并具有抗电子干扰和攻击多个目标的能力。(4)"三叉戟"近程防空导弹是一种近程快速多用途地对空导弹。(5)"毒蛇"反坦克导弹是一种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可机载发射也可车载发射，具有多目标攻击能力。此外，印度还积极研制"太阳神"洲际弹道导弹，据称将成为印度最为先进的导弹。

在空间力量发展方面，印度也组建了完备的航天组织机构，建成了两个航天器发射场，掌握了制造和发射运载火箭、人造卫星、地面控制与回收等技术，建成了由天基综合信息系统、载人航天器系统和反导反卫星系统三大部分组成的空间武器系统。2007年1月10日，印度首次成功地进行了"一箭四星"发射，将一颗返回式太空试验舱、"制图卫星－2"号卫星、一颗阿根廷卫星和一颗印度尼西亚卫星送入太空，并于1月23日成功回收了返回式太空试验舱，标志着印度航天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如今，印度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结构较完善、门类较齐全、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国防科研体系，在深化基础学科研究的同时，加快重大项目的研制进程，把印度在国防领域方面不论从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对原子弹的回答就是原子弹" 1998年5月11日，在印度拉贾斯坦邦萨尔沙漠的地下突然响起巨响。随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说"佛陀"又"笑"了。他听后十分高兴，他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24年前，即1974年5月，几乎是同一天，当时的英迪拉·甘地总理也接到了一个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只是说："佛陀笑了！"其实，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这句暗语是在通知总理：那天早晨8时5分，印度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时隔24年，"佛陀"又"笑"了。

5月11日下午，印度首都新德里。在突然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向各国记者宣布了一个"简短的消息"： "今天下午3时45分，印度在博克兰地区进行了3次地下核试验。今天的核试验属于原子能、低热当量核弹和氢弹试爆，其热核当量强度符合所预计的数值，测得的数据亦证实没有辐射漏入大气层。3次地下核试验全属封闭式试爆，正如1974年5月所进行的试爆一样。就此热烈祝贺参与成功试爆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它不仅强烈地震动了印度的邻国，就连美国也感到不安，并表示强烈反对。作为中国的主要邻国，印度核试验无疑给中印关系附上了一层更为复杂的阴霾，因为印度政府宣称其之所以进行核试验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一时间，中印关系跌至了低谷。

第89节：第三节 以实力对抗实力(7)

尽管世界在惊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开始奉行"以实力对实力"的现实主义政策了。

说起印度的核政策，人们自然想到了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的和平核政策开始动摇。1964年，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对印度来说无疑是继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印度战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冲击。在当时议会的激烈辩论中，还是印度人民院议员的瓦杰帕伊就断言："对原子弹的回答就是原子弹，别无其他。"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k.苏布拉马尼亚姆回忆道："1964年10月16日是印度核政策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此前，印度只是考虑发展可以在必要时刻将其转变成核武器的能力。但是在这一天，当中国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时，印度的决策者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作为国防部助理秘书，我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催促政府建立一个由巴巴博士领导的委员会，分析中国核爆炸对印度安全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回应。印度现任总统纳拉亚南先生当时是外交部中国室主任，据说他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印度要实施核选择。在这些建议之下……成立了一个秘书委员会。因此可以说，印度的核安全考虑可以追溯到1964年。" 1965年，继尼赫鲁之后出任总理的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批准了进行地下核爆炸的计划。这就是1974年印度在博克兰地区第一次核试验的开端。

自1964年开始，印度每年在评估其安全环境时，都将中国的核发展视为对印度安全的重大威胁。

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印度终于在1974年进行了首次核装置爆炸。核试验之后，印度声称那是一颗"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装置。印度当时之所以这样宣布，有其处心积虑的目的：一是可以避免招致西方国家的制裁;二是避免改变自己的和平核形象而影响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声望;三是避免给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制造借口;四是在国内对发展核武器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减少所冒的风险。另外还可以不违背对加拿大援建反应堆时所作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承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国内舆论对是否发展核武器的问题虽然仍有争论，但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呼声显然已经占了上风。1983年出版的《印度的安全》一书就集中反映了当时印度人的思想。印度的安全专家们在分析了印度的核战略环境后指出："印度位于(美、中、苏)三个核大国相互作用的交叉路口，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正在竭力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印度需要认真地重新审查其不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此外，该书还以中国为例，认为印度只有发展核武器才能像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大国的重视和尊重。书中写道："当今国际政治的格言是实力……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他们去北京忏悔朝觐之行辩护时，提醒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拥有8亿人口和武装了核武器的国家是不能被忽视的。当中国弱小时，它的领空被经常侵犯，领海被故意超越，合法权益也被否认。一旦它显示了核能力，承认便随之而至。中国的经验对所有的发展中大国都是历史经验，也是印度该好好考虑的时候了。" 如果说80年代印度国内主张公开发展核武器的声音还比较温和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声音则越来越强烈，对政府保留核选择政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有些防务专家指出，印度的核政策"已经成了缺陷和失败的混合物"。"现在是印度做出抉择而不能再是骑墙观望的时候了，要么公开实行核计划，接受西方社会很可能实行的经济制裁，要么向前进，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传统的保留核选择政策既不能威慑中国，也不能威慑暗中进行核武器计划的巴基斯坦。追求核武器可能是为了取得大国地位。如果印度因为缺乏经济影响而不能获得西方尊重的话，它可能会通过展示核武器获得这样的尊重。" 1998年3月，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执政。在国大党英·甘地政府首次走向博克兰进行所谓的"和平核爆炸"之后的第24年，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政府接着跟进，第二次走向博克兰。

第90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1)

就在印度人民党政府于1998年进行核试验的几个月前，印度著名的安全战略专家、一直鼓吹印度应当发展核武器的k.苏布拉马尼亚姆就直截了当地向政府建议："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个全球的角色和避免战争，那么它就应当发展最低的威慑力量，拥有适当数量的核弹头和2500-3000公里射程的导弹。"苏布拉马尼亚姆还认为，21世纪，全球将出现以美国、中国、日本、欧盟和印度形成的多极力量中心。印度只要"保持最低的核威慑，防止核威胁，就必定成为全球性的角色，必定成为多极中的一极。然后印度才能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发展上。最低的核威慑为这样做提供了保护，邓小平的中国即是如此。" 上述舆论得到了印度主要政党的支持，并对印度公开进行核武器试验起了重要的影响。在印度，除了左派政党之外，其他主要政党都赞成核试验，区别是只有印度人民党将其公开写进了竞选宣言。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届政府都做了核试验的准备。拉奥政府曾于1995年和1996年两次决定试验，但最终都因国际压力而被迫取消。

1998年5月11日，是印度的佛教节日--佛陀满月节。像往常一样，人们都在愉快地、轻松地享受节日的祥和气氛。然而，身为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却难得轻松。傍晚5时55分，总理瓦杰帕伊突然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宣布："今天15时45分，我国成功地进行了3次地下核试验……"这一宣示时间令全世界都惊讶不已。5月13日，又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印度在拉贾斯坦邦萨尔沙漠距印巴边境约100公里的博克兰地区进行的代号为"实力－98"的地下核试验，包括爆炸了1 枚4. 5万吨的热核装置、1枚11万吨的裂变装置和3个分别为200、300、500吨级的低产额装置。

试验之后，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宣布，"印度现在是一个核国家，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值得提到的是，印度1974年核试验的代号是"佛陀的微笑"，而这次核试验则意味深长地取名为"实力"。核试验后，印度国内有关其核力量的各种建议或评估报告纷纷出笼。

这方面，最有典型代表性的方案当数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局高级研究员吉米特·坎瓦尔上校对印度核力量建设的思考与建议。吉米特·坎瓦尔上校提出，印度面临导弹数量与核弹头质量之间的难题。如果使用20-30千吨当量的核弹头来对付大面积的高价值目标，就需要大量的精确度较高的导弹，而印度还没有能力制造出圆概率误差低于200米的导弹。同时，印度所存储的裂变材料也不足以制造大量的核弹头。另一方面，若拥有经过试验的百万吨当量的弹头，那么只需少量的导弹（圆概率误差可达1000米）将能够满足威慑的需要。考虑到需要和能够得到的核弹头和运载系统，他建议印度的核力量应在30年内分阶段建设，并随着新技术的运用和外交方面的发展态势进行适度的调整。其具体建议方案如下： 2002年5月，瓦杰帕伊内阁批准组建战略部队司令部，掌管航天、战略导弹以及太空通讯和侦察系统。2003年1月4日，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颁布公告，宣布统筹掌管印度核武器的战略指挥机构--"核指挥局"正式成立，负责直接指挥战略部队司令部。公告同时宣称，"一旦印度领土或驻扎在任何地方的印度军队遭到大规模生化武器袭击，印度将保留动用核武器进行报复的权利"。至此，印度的核战略已经远远超过了"最低限度核威慑"的需要。正如印度陆军总参谋长孙达尔拉拉詹·帕德马纳班所指出的："印度必须具备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必须是摧毁性的……从而使对手在实施打击前三思而行。"

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大国追求是印度为之奋斗的不竭动力，同样也是印度各届政府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早在印度取得独立之前，其国家创始人之一、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已经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为印度的未来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他写道："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西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他还指出："在过去25年中为了争取印度的独立以及所有我们对英国当局冲突的背后，在我和许多人的心中存有一个复兴印度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进入21世纪，印度的大国梦想更加强烈。2001年3月5日，印度前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视察时，就自信满满地说："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 印度版"门罗主义"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辐射力。正是悠久的历史文明，使印度人形成一套独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当论说他们国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时，他们都有同样的、关于他们国家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一概念，"从这种中心观出发来评估世界和全人类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某种优越感"。此外，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使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这是一种"婆罗门世界观"。

第91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2)

从地理位置来看，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北部与中国、不丹、尼泊尔相邻，东北部与孟加拉和缅甸交界，西北部与巴基斯坦相连，东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分布在印度周围的这些国家不仅国土面积比印度小，而且它们本身又不相连，从而对印度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印度一直以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中心自居，将该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次大陆的安全被认为有赖于沿袭至今的"势力范围"政策以及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大天然屏障。英国政治家寇松（Curzon）曾有过这样的战略论述："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壕沟。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而且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阔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待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往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①为使这一政策能有效地实施，英国当局分别在波斯（伊朗）、阿富汗、尼泊尔、中国西藏、锡金和缅甸建立起了"缓冲国体系"（system of buffer states），确保了印度次大陆战略一体性。

独立后，边界问题与印度国内政治问题的交相作用，使印度坚定决心强化英国的殖民战略思想，即唯一可行的防御是将次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和排除外部强国对南亚事务的干预。尼赫鲁曾这样说过："我们越是维护尼泊尔的独立，我们就越不能容许在尼泊尔犯任何错误或者允许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受到削弱，因为那将意味着拿我们自己的安全冒险。" 所以，印度认为自己的这种地缘优势决定了它理应成为这个地区的"天然霸主"，其他国家都应居于从属地位。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独立后的印度首先想到的是建立所谓的"喜马拉雅防御体系"。为此，印度于1949年6月派兵进驻锡金，次年12月迫使锡金签订"和平条约"，对其国防、外交、经济等进行控制。1949年8月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对其外交关系美其名曰进行"指导"，实则实行控制。1950年7月30日，印度利用尼泊尔拉纳家族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严重担忧和恐惧心理，迫其签订了《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双方政府约定，如与任何邻国发生任何严重摩擦或误会而可能损害双方政府间现有的友好关系时，应相互通知"。通过这一条约，尼泊尔与印度建立了特殊的军事与防务关系，印度以提供军援和帮助训练为名，对尼军进行渗透和控制。1952年，印度派"军事顾问团"进驻尼泊尔，1954年又在尼泊尔设立了"援助团"。印度军事顾问一度曾派至尼泊尔军队的营级、连级单位。当时尼泊尔绝大部分军官在印度受过训练，武器装备也主要依靠印度。

这样，印度利用北部三个弱小邻国在外交和贸易上对印度的依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成了对付中国的缓冲地带。甚至冷战结束后，印度在这方面也没有丝毫的隐讳和收敛。1997年，印度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泰米兹·艾哈迈德就赤裸裸地说："我们有两个圈，第一圈是由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七个成员国组成；第二圈则囊括了其他的国家。"而第一圈"是我们的特殊利益区"，不容有任何区外大国插足。

历史就是这样的奇特，被印度引以为傲的地区中心地位，反而决定了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可能首先来自地区内相对弱小的国家，而不是区外国家。而最为严重的威胁则是：如果南亚邻国不稳定，可能导致外部势力对南亚这个地缘政治堡垒施加干涉，或者是小国愿意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所以，毫不奇怪，印度作为印度次大陆的优势强权，它把自己的安全视为南亚整个地区的安全，而地区安全要求印度发挥领导者作用。所以，印度也有一种作为区域性大国特有的"门罗主义"思想。尼赫鲁在1947年独立前夕就指出："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确保了美洲免受外来侵略近百年之久，现在到了将同样的门罗主义运用于亚洲国家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印度也充分认识到睦邻外交的重大意义。例如，1977年出任外交部长的瓦杰帕伊曾经说过："我们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明，但我们也承认他们自己有权决定他们各自国家的命运。我们将警惕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但也决不威胁他们的国家身份。忘却过去的任何猜疑吧，但同时也不要否认会与邻国经常产生一些问题。但我相信，以地理为基础，在次大陆内培植经济合作这一支柱符合我们各自和共同的利益。"瓦杰帕伊还表示，尽管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发挥特殊作用这一诱人的想法正在我们面前摇晃，但我们拒绝接受基于权力概念之上的这种作用。权势理论充其量也是过时的，这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它导致不信任和紧张。权势，当它出自枪杆子时，它滋生出来的将是傲慢和暴力；权势，当它源自人民间友爱和信任时，它代表的是生的机会。瓦杰帕伊表示，印度将首先以爱的力量在南亚培植和平与稳定。

第92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3)

冷战后，I.K.古杰拉尔总理提出了发展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古杰拉尔主义"。古杰拉尔觉得，印度的南亚政策不能只以巴基斯坦为中心，应努力寻求与其他邻国之间的协同。1997年1月3日，在孟买的一次讲话中，古杰拉尔宣称："我们早已着手这项工作……我们将一条长长的友谊之手伸向世界各国。我认为，这一设想最好是从我们自己邻国这里开始实施，这也符合我的观点：印度的外交关系在一系列的圆环中向外扩展。我们的直接邻国构成了第一环，我们将从这里重塑与它们每个国家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政策都是由五项原则来推动：第一，对邻国，像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印度不要求互惠，而是真诚和值得信任地提供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第二，任何南亚国家都不允许其领土用来反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第四，所有南亚国家都必须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和主权。最后，我们将通过和平的双边谈判解决彼此间的争端。这五项原则的目的是营造一种紧密的、特殊的合作氛围。" 尽管印度反复重申它不接受外部势力对地区事务的干预，这在某种意义上复活了"印度主义"，但印度历届政府内的温和势力并不反对像"古杰拉尔主义"这样的单边行动。实际上，印度国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认为一定剂量的单边主义有助于促使印度的邻国保持与印度的稳定的有机联系。基于睦邻外交精神，1998年12月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1999年6月与孟加拉国达成了民间公交服务协定；1999年1月与尼泊尔重新修订了运输条约；另外，与尼泊尔、不丹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有声有色的大国" 长期以来，印度的政治领袖和战略精英们深信，印度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其独特而悠久的文明远播于亚洲许多国家，因此，印度命中注定将成为世界上第三或第四位的大国。而在东半球的地图上，印度恰好位于从南非到俄罗斯远东和从澳大利亚到英国这两条线路的交汇处。或许正是这种地理位置，使印度人一直铭记自己处于这一伟大地理区域的中央，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在1947年12月的制宪会议上，尼赫鲁就发表讲话称，无论你是思考中国还是中东或东南亚，印度都会立即跃入眼帘。这部分是因为历史传统因素。任何亚洲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思考任何重大问题时，都必须考虑到印度，无论是防务问题、贸易问题还是工业或经济政策问题。总之，印度是不能忽视的。"我说它不能忽视，是因为其地理位置这一必然原因；它不能忽视，还因为它实有或潜在的实力与资源。"所以，在尼赫鲁看来，"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领导角色"。

印度的地缘战略地位在印度洋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既是贯通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的海上通道，又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道和石油输送纽带。环印度洋地区有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拥有全球重要的战略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好望角的南部水道。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洋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而作为环印度洋地区最重要和最具潜力的大国，印度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印度外交家潘尼迦就认为，地理上，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两个要害区域都在印度掌握之中，这种理想的地理位置使印度堪为海权国。印度的军事实力和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将来很有可能使印度成为印度洋上最具战略抵达能力的国家。在该地区，印度将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

所以，在印度领导人看来，印度未来的国际地位将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所以，印度的这种大国思想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它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的外交姿态上，而且还反映在对美、对苏（俄）和对华关系上。

第93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4)

美苏冷战初起，美国曾试图拉拢印度加入西方国家的反苏阵营。但是印度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而坚决地选择了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的不结盟政策。1955年2月25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满意地说："正如议会所知道的，在最近几年里印度采取和坚持的政策正为许多国家所欣赏。一些亚洲其他国家，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执行与我们类似的政策。那些没有执行这一政策的国家也开始重视我们的政策。我们执行这一政策是因为我们确信它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即使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执行，我们也将继续坚持这一政策……议会知道，我们亚洲的好朋友，如缅甸、印尼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了与我们类似的政策。" 在尼赫鲁执政时期，主要基于不结盟战略思想以及发展优先的国策，印度认为其娴熟的外交很好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抬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所以，尼赫鲁政府把军事力量的发展置于次要的地位，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左右的低水平。当印度的第一任陆军总司令向尼赫鲁提交陆军的发展计划时，尼赫鲁表示，印度"不需要国防计划，我们的政策是非暴力。我们看不到任何军事威胁，……警察就足以满足我们的安全需要了"。

印度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遭到"耻辱的失败"之后，"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迅速低落。印度国内舆论开始谴责尼赫鲁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政策太软弱，把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尼赫鲁低估了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甚至在今天，印度的政治精英们对尼赫鲁对外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的批评仍是随处可见。有的批评尼赫鲁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过于理想主义化和不切实际；有的则谴责尼赫鲁以其个人的道义和伦理牺牲了现实的国家利益。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印度又与巴基斯坦发生了两次战争。频繁的战争和国内暴力事件的增多，使印度走上了发展军事力量的道路。1962年之后，印度进入紧急备战时期，5年中迅速组建了旨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作战的11个山地师，空军由25个中队增加到46个中队，军队人数从1962年的51万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90万，国防开支则由29亿卢比猛增至100多亿卢比。虽然印度自1971年以后没有出现过战事，但其军事实力却在不断扩张。美国著名的南亚学者斯蒂芬·科恩教授认为，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的失败"，"教训了整个一代的印度人，……从那时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经成了军事化的国家"。所以，尼赫鲁去世后的几届国大党政府总理，如英·甘地、拉·甘地和纳拉辛哈·拉奥等，尽管口头上是理想主义的语言，但实行的都是现实主义主导的对外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在次大陆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和巩固，印度的战略重心开始转向三面环绕国土的印度洋。特别是90年代后，印度把印度洋摆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经济上，印度贸易的约97％需经由海路进行，石油运输的44％要依赖于波斯湾，而且这一比率还将增长；地理上，印度有7500公里的海岸线需要守卫；安全上，印度认为今后的长期威胁将来自海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那就是近代欧洲列强就是通过印度洋征服印度的。因此，冷战结束后，印度的海洋战略又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在印度洋推行以威慑求扩张的所谓"国家安全战略"。

为了使印度海军具有其所谓的海洋威慑能力，印度海军正在制定一项以控制印度洋为目标的持久现代化计划。自80年代以来，印度重点地加强远洋海军的实力，其中包括增加航母、核潜艇、新式常规潜艇、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远洋反潜侦察机等远程攻击型武器装备。在确保国土、海岸线和领海的安全及绝对有效地控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同时，印度海军正积极向远洋实施"软控制"，以求对印度洋的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实施不间断控制。目前，印度海军正逐步由保持一支主要对付巴基斯坦的海上威胁和保卫其海防不受侵犯的沿海防卫型海军，变为建设一支由多兵种组成，具有水面、水下和空中实战能力及强大威慑力的大型远洋海军。

第94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5)

在强化国防力量和防卫战略的同时，为了凸显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和形象，印度十分重视大国外交，特别是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因为印度一直梦想与美中俄平起平坐。

冷战时期，尽管印度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却彼此对立，外交上渐行渐远。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美国对印度的立场总是模糊不清。美国的外交家和精英们从不曾全面评估印度对美国全球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性，美国的南亚安全政策充满着矛盾，且缺乏一贯性和应有的清晰；美国人也从未全面理解印巴或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可能他们过于高估了自己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在推行其外交政策时，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思想和"美国例外论"也从不曾放弃过，这使得印度怀疑美国的意图，甚至认为美国是导致南亚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更有人指出："传统的陋见仍支配着美国的印度观。对他们来说，甚至在今天，印度仍然是一个满是乞丐和禁猎圣牛的国家，一个令人失望的国家。" 冷战后，印度高举"民主"牌，宣扬印美两国是"天然盟友"。1994年，印度总理一改冷战年代先访苏后访美的惯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提出与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5年1月，美国防部长佩里在访问印度时也强调指出："冷战的结束开启了美印安全关系的新时代。妨碍两国合作的旧障碍为新的机遇所取代。美国很高兴有这些机会，并希望增加我们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联系。" 然而，1998年5月印度的核试验却招致美国的制裁，两国关系也因为核问题陷入紧张之中。1998年5月13日，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国会作证时也认为："印度（核试验）的决定和行动的直接后果是，我们现在被迫重新审视我们与印度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把我们多项合作议程束之高阁，来处理印度核试验造成的诸多后果。我们必须重新集中精力使印度做出有意义的承诺：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立即和无条件地加入全面核禁试条约，以及遵守其他的核不扩散国际规范……为面向未来，我们也必须努力与印度就除眼下危机之外的其他诸多问题进行接触。"对此，印度陆军上将森德吉将军在一次军控会议上就指责美国人道："你们美国人的麻烦在于你们认为，仅仅因为我有一副棕色面孔，所以我就不能拥有核武器。" 尽管如此，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于1999年7月在新德里表示："基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考虑，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乐见一个安全的印度，一个经济更富活力的印度，当然还包括与美国发展更加友好关系的印度。核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但却并不一定是一个冲突的因素。"为此，自1998年至2000年，美印双方开始了所谓的战略对话。

很快，克林顿总统便于2000年3月访问印度。这是自1978年卡特总统访印之后22年来美国总统对印度的首次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的框架性文件，双方同意建立"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瓦杰帕伊同年9月对美国的回访则更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天然盟友关系"。"9·11"事件后，出于对反恐的现实需要，美国取消了对印度核试验后的所有制裁，与印度建立了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而印度则无条件全力支持美国的反恐战略，加强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在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印度加快对美外交的力度，争取美国的支持，以便取得世界大国的正式头衔，跻身国际社会的"贵宾席"，加入国际体系的"管理层"。2005年是印美双边关系的分水岭。美国政府高官拉姆斯菲尔德、赖斯相继访问印度，声称美国支持印度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7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的核心是印度决心成为全球大国，美国决定将帮助印度成为全球大国。美方在印度拒签《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宣布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得到同样的利益和优势"。

第95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6)

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问印度，双方签署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美国将向印度输出核技术以及核燃料，并积极推动和鼓励印度成为世界强国。

冷战时期，印苏两国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双边关系，印度长期把与苏联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苏联解体后，印度开始大力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以便牢牢地稳定北部安全大局。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印度，双方签署《印俄友好合作条约》，以取代冷战时期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新条约取消了旧条约中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款，确立了两国新型的友好合作关系。1994年，拉奥总理回访俄国，开启了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范围内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之后，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双方在外交、军事、经济、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日益加深。2000年，俄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双方明确提出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宣布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方面要加强合作。普京还表示支持印度成为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充分发挥印度的大国作用。2002年，由于得到俄罗斯的理解，印度在塔吉克斯坦的阿尔霍尔建立了印度在海外的第一个空军基地。2004年年底，普京再次访问新德里，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了两国在核能和油田开发等方面的合作。2005年末，曼莫汉·辛格总理访问俄罗斯。俄决定帮助印度发展核能项目，为印度建立核反应堆，双方还决定今后将加强俄印联合开发和生产武器装备的力度，推动印俄两国走向"持久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将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成为两国"公认的优先考虑事项"。

作为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印俄的军事合作关系发展迅速。印度要实现大国战略，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而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印武器装备的70％来自俄罗斯。目前印俄双方已从简单的武器买卖关系向合作研发和制造高科技武器装备方向发展。正如美国学者分析的那样，"印度的精英们坚信，俄国保持强大，以抗衡美国和中国，符合印度地缘政治利益。俄国则认为出现一个强大的印度同样对它有利，可形成多中心的均势，而不是由美国来主宰世界，完全符合莫斯科和新德里双方的利益。" 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印度曾与中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高唱"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友谊之歌，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友好合作的典范。但1962年因边界问题而引发的冲突使双边关系急剧恶化，降至"冰点"。直到1988年年底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才打破了两国长期僵持的坚冰。正是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同志为发展两国关系指明了方向，即在"亚洲世纪"中求得互利发展。1988年12月21日，在与来访的印度总理拉·甘地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他还强调指出："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① 之后，中印两国关系开始稳步发展。首先，两国成功地超越了冷战。1993年，两国签署了意义深远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中印双方除了重申"两国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解决"和"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外，最关键的是，双方承诺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

1996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应印度总统夏尔马的邀请，江泽民主席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年6月22日，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期间，两国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

第96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7)

这份纲领性文件在肯定中印之前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宣言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中印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原则，全面规划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两国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定，这是自1981年中印边界谈判以来的第一个政治性文件。2006年11月20日至23日，胡锦涛主席对印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揭开了龙象共舞的新篇章。

今天，在中印关系问题上，在印度看来，1998年的核试验至少是改变了与中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恢复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因苏联从亚洲抽身而导致的有利于中国的亚洲力量对比局面得到了修正。所以，印度相信，在21世纪的亚太新安全秩序中，印度将能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的尊重，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尼赫鲁大学的一位学者就指出："如果说1962年的战争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分水岭，意味着两国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及改变了次大陆的权势结构，那么，1998年印度的核爆炸则是第二个巨大的转折点，产生了几乎同样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曾出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亚西万特·辛哈才会有下述自信。他说："有些分析家认为，印中至今将有一场争夺亚洲霸权的战斗。他们谈论印中之间由于势力范围的重叠和两国决心要成为世界大国而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彻底揭穿这些理论，并且充满信心地说，印度不会追求也不会制定基于两国冲突不可避免的政策。"他又说："我向在座的各位保证，印度对待与中国的关系的态度是向前看的，并且持乐观态度。印度的政策不是基于畏惧中国的强大，也不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嫉妒。而是基于印度必然走向繁荣和中国必然走向繁荣和强大的信念。因此，为了双方的利益，两国不仅要学习共存，而且要学习解决分歧并建立共同点，这才是合乎逻辑和合理的。" 正是在处理和发展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上，印度找回了大国的自信，也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形象。

结 语 显然，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不仅始终不失大国抱负，而且时刻表现出一种大国欲求。无论是独立前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发出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豪言壮语，还是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印度人民党领袖鼓吹要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抑或现政府大力宣扬的"印度世纪"，无不揭示了印度的世纪梦想：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国。对此，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 所以，冷战结束后，印度公开反对所谓的单极世界，主张世界多极化，坚持国际事务中的多边主义。印度国防部长公开表明，"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多么强大，它都不可能单独担负起保证世界和平和秩序的责任"，"单极世界不是一个可以忍受的主张"，"印度心目中的多极世界是各国间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①。当然，在多极世界中，印度是不可或缺的一极。

印度人民党领袖阿德瓦尼就这样描绘21世纪的根本战略："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超级大国的思想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思想，它能够激发每一位印度人--不分种姓、信仰、宗教、性别和阶层--的爱国情怀，它将释放出10亿人民建设国家的巨大能量，以实现这一伟大思想。"而届时作为"超级大国"的印度不仅会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且标志着人类发展进入崭新的时代。他进而说："不可估价的印度文明、文化和精神财产，令人骄傲的历史成就，以及占世界人口1/6的巨大人力资源，所有这些注定她要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但是，仅当印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各方面都强大且全面发达的国家，印度才能战胜她所面临着的国内挑战，并且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印度的政治家们更是执迷于印度的大国梦想。2004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参加《今日印度》论坛时，发表了题为《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的开幕词，他说，"每一个印度人，不管他是在国内还是在异国他乡，始终相信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开始加快步伐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繁荣的国家，一个能面对未来任何挑战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为印度在世界事务中赢得一席之地"①。而现任的曼·辛格政府更是将把印度领导成为"令人瞩目的"、"有竞争力的"世界大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第97节：第四节 "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 (8)

在印度政治精英们看来，在追求大国目标问题上，就像印度前国防部长K.C.潘特所指出，"印度需要的仅仅是等待其他国家对印度大国地位的理解和认同。我们意识到，这种态度上的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然而，我们乐观地认为（它们）注定要发生"。所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上，"印度认为，考虑到我们的面积、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印度应当获得安理会的一个席位，一个永久的席位。" 但是，印度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实际上未获得任何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地位和标志，甚至连加入APEC这类地区性组织都困难重重。面对世界并不太热情和不太积极的反应，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只能抱怨说:"每一个印度人，不管他是在国内还是在他乡，始终相信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② 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没有人会否认印度是一个大国，但在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问题上则意见不一。仅仅人口多或者有几件核武器恐怕还不足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印度的政治抱负虽然早为国际社会所熟知，但在国际政治中并无多大话语权的事实表明，国际体系对印度政治大国地位的认可仍然是有保留的。

21世纪，不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印度的战略地位处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之中，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就连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把印度列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和活跃的地缘战略旗手"。正是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印度从尼赫鲁时代起就决心要成为世界上有声有色的大国。尽管印度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经济、科技、军力总量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在人均水平、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却处于较低水平。纵然它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经济大国，一个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个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令人瞩目的作用，但要想实现独立初期就确定了的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梦想，印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想见，在21世纪，印度将成为公认的全球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技术在为印度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巩固它的价值体系。精神和物质的独特结合，将使印度的发展充满活力和可持续性，并有助于最终建成一个和平、安全和富足的社会，从而实现尼赫鲁的梦想，即不仅复兴古代印度的强盛，而且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美］弗兰克尔著：《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美］斯蒂芬·科亨著、刘满贵等译：《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孙士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赵蔚文著：《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王宏纬著：《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孙培钧主编：《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孙培钧、华碧云主编：《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

姜兆鸿、杨学平著：《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吴华等著：《南亚之狮--印度》，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曾向东著：《印度的科学技术》，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忠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曹永胜：《南亚大象--印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林承杰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①［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②［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① 指恒河和恒河以南的朱木拿河之间的地域。

①［美］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第四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0页。

①［印）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张若达等译：《印度通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73页。

①［美］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41页。

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页。

② 转引自［印］萨拉夫著：《印度社会：印度历代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程》，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8-249页。

①［美］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9页。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455页。

①［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版，第57页。

② G.阿拉纳：《伟大的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4页。

① 引自姜兆鸿、杨平学主编：《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①［美］斯坦利·A.科登内克著：《国大党：一党民主制的动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24页。

②［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张宝芳译：《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① 印度有两个"人民党"，其一是1977年成立并随即执政的"人民党"（Janata Party）；1988-1989年建立并在第9届大选后执政的"人民党"称"Janata Da"，"党"字用印地文"Dal"。

①［美］马歇尔·鲍顿著、尹锡南、邱永辉编译：《印度的关键问题不是政治》，《南亚研究季刊》2000年第3期。

① 尼赫鲁所指的四大国分别为：美国、中国、印度和苏联。

②［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11页。

① 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1-12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① 转引自马加力：《印美关系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8期。

①［印］瓦杰帕伊：《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载印度驻华大使馆：《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②［印］瓦杰帕伊：《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载印度驻华大使馆：《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