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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如此江山》专家推荐

- 《大唐：如此江山》前言（1）

- 《大唐：如此江山》前言（2）

- 《大唐：如此江山》前言（3）

- 《大唐：如此江山》目录（1）

- 《大唐：如此江山》目录（2）

- 《大唐：如此江山》目录（3）

- 一、超级音乐会

-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1）

-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2）

-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1）

-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2）

-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3）

-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4）

-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5）

-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6）

-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7）

- 四、从秦王到唐太宗——天下

-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1）

-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2）

-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3）

-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4）

-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5）

-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6）

-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1）

-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2）

- 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 一、壮士长歌入汉关

- 二、英雄不问出身（1）

- 二、英雄不问出身（2）

- 三、白袍小将（1）

- 三、白袍小将（2）

- 三、白袍小将（3）

- 四、薛仁贵征东（1）

- 四、薛仁贵征东（2）

- 五、名将的诞生（1）

- 五、名将的诞生（2）

- 六、大非川之败（1）

- 六、大非川之败（2）

- 六、大非川之败（3）

- 六、大非川之败（4）

- 七、余威犹在

- 八、薛仁贵之子

- 九、薛仁贵之孙（1）

- 九、薛仁贵之孙（2）

- 十、薛仁贵之曾孙及其他

-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 二、少年老成（1）

- 二、少年老成（2）

- 三、起步坎坷（1）

- 三、起步坎坷（2）

- 四、断案如神（1）

- 四、断案如神（2）

- 五、造福一方（1）

- 五、造福一方（2）

- 五、造福一方（3）

- 六、移风易俗（1）

- 六、移风易俗（2）

- 七、为民请命（1）

- 七、为民请命（2）

- 八、斗智斗勇

- 九、定策国老（1）

- 九、定策国老（2）

- 十、知人善任（1）

- 十、知人善任（2）

- 十一、东方神探

-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 二、名字和家世（1）

- 二、名字和家世（2）

- 二、名字和家世（3）

-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1）

-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2）

- 四、投身军戎（1）

- 四、投身军戎（2）

- 五、大难不死（1）

- 五、大难不死（2）

- 五、大难不死（3）

-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1）

-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2）

-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3）

-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4）

-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1）

-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2）

-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3）

-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1）

-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2）

-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3）

-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1）

-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2）

- 十、最初的一个月（1）

- 十、最初的一个月（2）

- 十、最初的一个月（3）

-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1）

-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2）

-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3）

- 一、万人敌

- 二、出身军人之家（1）

- 二、出身军人之家（2）

- 三、崭露头角（1）

- 三、崭露头角（2）

- 三、崭露头角（3）

- 三、崭露头角（4）

- 四、进入神策军（1）

- 四、进入神策军（2）

- 四、进入神策军（3）

- 五、参与对藩镇战争（1）

- 五、参与对藩镇战争（2）

- 五、参与对藩镇战争（3）

- 六、奉天救难（1）

- 六、奉天救难（2）

- 六、奉天救难（3）

- 六、奉天救难（4）

- 六、奉天救难（5）

- 七、辉煌之后的失落（1）

- 七、辉煌之后的失落（2）

- 八、将相不和（1）

- 八、将相不和（2）

- 九、父子名将（1）

- 九、父子名将（2）

- 九、父子名将（3）

- 十、哀荣后世

《大唐：如此江山》专家推荐

专业之外的历史学存在一个广阔的公共空间，有个名称叫做“公共史学”。中国史学的公共空间，过去多被小说占领，现在电视剧也来分羹，偏偏没有专业学者的身影。近几年确实有学者愿意给这个公共空间来写历史书了，毋庸讳言，在这个领域，更多的作者仍然是历史爱好者。陈志坚作为历史的专业学者，《大唐：如此江山》正是他洒向人间的第一部公共史学大作。专业值得信赖自不必说，单说这文笔之潇洒、幽默，一如其人。唐朝三百年的风度气质，只动用了十三个人物，立刻排山倒海般运动起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公共史学之作，单单文笔良好就足够，看看陈志坚的作品你就会明白，胸中没有大局，怎么可能如此气韵生动？

———唐史专家、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先生郑重推荐

《大唐：如此江山》前言（1）

把酒临风，登高望远，大唐如此江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三百年的大唐天下（618—907），单就个体朝代而言，是中国历时最久的皇朝——不算夏、商、周三代的话。这三百年的历史，之所以吸引人，我想更多的在于它的特异性，就是说，如果走入唐朝，你也许会觉得像是到了外国，因为你的所见所闻，会超出你想象中所谓的“典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事实上，唐以后，中国文化才开始变得“典型”，宋以后的中国人，才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比较接近，宋型文化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比如西方有人总结中国文化说是“小脚文化”，但缠脚这让无数古代妇女痛苦不堪的破事，就是从宋朝开始的。唐朝的妇女，才不会受这等气呢。她们高举的是女权的大旗。她们走上了国家的最前台，如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让男性雌伏的女皇。有趣的是，唐朝还是惧内官员最多的时代，而且这些官员职位越高，越惧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再谈到男女关系，说起白居易的《琵琶行》，讲的是白居易和朋友晚上偶遇琵琶女之事，有一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浩叹，留下一段千古佳话。可宋人看了，却发出另一番感慨：“怎么几个大男人，半夜三更，居然也进了有夫之妇的船？那是相当于入了闺房啊！有伤风化啊！呜呼！”我们今人看了这等议论，也只能呜呼一声了！如果你走在唐朝长安的街头，你会发现十分之一的人是外国人，这比今天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要更加国际化。可以说，长安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美国的纽约。在唐朝的外国人，甚至可以做官，做高官，一点没有遭歧视。因为唐人的心态是开放的，眼光是世界性的，所以唐文化的特点是外向型的，是积极开拓的，是广大恢弘的。就是最应该文质彬彬的诗人，也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雄强之音！

这一切，都让三百年的大唐成为后来中国人心目中最辉煌的一页，几乎可以承载所有的美好词汇：帝国正午，高标跨苍穹，煌煌帝业，风流倜傥，花团锦簇……不过所有的形容词都及不上“大唐”这两个字的分量，因为“大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早已是一个形容词。一提到大唐，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梦，一个荣耀辉煌的梦。

《大唐：如此江山》前言（2）

在这个梦想的天空中，闪烁着无数耀眼的星辰。有一些，从当年一直闪耀到今天，如天纵英武的唐太宗，古今无二的女人武则天，英姿勃发的白袍将军薛仁贵，德才兼具的宰相兼神探狄仁杰……今天看来也是如此炫目，难以企及；也有一些，今天的我们看去，似乎已经黯淡了，但当年却曾如流星划过天空，夺人眼目，像那经济天才、一代财神刘晏，会昌名相、贵族气度的李德裕……

事实上，整个三百年的大唐皇朝，就是被这一个个不平凡的名字所构架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三百年大唐是一条河，那么这些名字，就如同是航标灯，标志着唐朝历史的里程碑。

眼前的这本书所提到的名字有十三个：李世民、房玄龄、李、薛仁贵、狄仁杰、武则天、太平公主、李林甫、安禄山、李辅国、刘晏、李晟、李德裕。概言之，就是“帝王将相”——两个皇帝，五个宰相，四个大将，一个公主，还有一个宦官。由这些名字所串起来的唐代历史，无疑会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唐代政治军事历史。你将跟着这些名字，来一次惊心动魄的唐朝之旅。

但在这本书中，除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你更会读到一个个真实生命的喜怒哀乐，甚至是所谓历史家不屑的琐细小节。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现代人更关心的历史其实依然是人，是人性，是人心。是的，历史就是由人创造的，就是由一个个有思想、有喜怒哀乐的人创造的。所以，读史就是读人，读人心。此外，历史之所以有趣，并不在于它总是必然的，而在于它也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带给人意外，带给人惊诧，更带给人深思。

在这些帝王将相身上，历史尤其演绎得声情并茂，活色生香。这也就是我要给诸位指指点点的所在。

《大唐：如此江山》前言（3）

当我在“指点”这些“星们”的时候，我也希望常常能给读者一个意外。比起那些陈词常说，我更多着眼于他们不太为人所熟悉的一面。比如李世民，他最出名和备受推崇的，是“贞观之治”，他因此也是古代帝王中“文治”第一者。但实际上，李世民同时又“武功”赫赫，是他，真正塑造出了大唐的“武魂”，大唐的彪悍勇武。所以，我愿意为他谱一曲“秦王破阵乐”。又比如，李林甫是古今公认的大奸臣，但作为大唐盛世的缔造者之一，他绝对不可能一无是处。所以，我想给读者指出的是，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奸臣，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真才实干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奉公守法的能臣。除了澄清一些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外，我们还不妨看看作为一个有漂亮女儿的父亲，他又是如何地温柔慈爱。

还值得一提的是刘晏，他是一个真正的神童，更是真正的“大唐财神”。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很难找出另外一个人像他这样具有超凡的理财能力和经济头脑，对国家贡献如此之大，又善揣人情，甚至用行贿来构建人脉，营造改革氛围，降低改革风险。其超前的意识，几乎让人怀疑他是个“时空穿越者”。一般的吏干之才，往往在营建事功的同时，少不了顺手往自家腰包里或多或少塞点金子银子的，明代张居正就是在改革的同时成了贪腐奢侈的典型，而刘晏，作为一手掌控大唐财权近二十年的财神，却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最后被抄家时，人们发现，他家里除了书，只有几石米麦，家徒四壁。这才叫不可思议，让人意外。——又怎能不令人思考叹惋！

虽然书稿出版在即，但在这个时候，最主要的感觉不是轻松，而是遗憾——大唐，煌煌太宗业，有多少风流人物可以细数啊！然而限于篇幅，在选择人物上，过于集中于帝王将相，而几乎没有单纯的文化人物——我不得不承认，很大程度上，在整体上是失衡了。我们所钟爱的人物，玄奘、慧能、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等，他们的意义，完全不比帝王将相们逊色，更何况在今天，他们的意义恐怕只有更大。

如果，还有如果的话，我希望以后再写一本“大唐风流人物”，以弥补这份遗憾。而眼下的这本，既然写的都是豪杰（虽然有两位女性，但也属于女中豪杰呢），我自己暂且叫它“大唐风云人物”吧。

《大唐：如此江山》目录（1）

李世民——秦王破阵乐激扬

一、超级音乐会 001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 002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 003

四、从秦王到唐太宗——天下 010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 011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017

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018

房玄龄——大唐名相数第一

一、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 020

二、见识无双细眼奴 021

三、人生从四十岁开始 021

四、房谋杜断 023

五、贞观首相二十载 025

六、李世民的大管家 027

七、怕老婆的祖宗——吃醋典故： 028

八、子孙后代 029

李勣——纵使白头亦英雄

一、大唐军神 032

二、李何许人 032

三、我本“山东一田夫” 033

四、落草瓦岗寨 034

五、归唐 036

六、统一天下的大功臣 039

七、纵马草原，横绝大漠 040

八、出将入相 042

九、高宗朝的定海神针 045

十、名将双子星座 046

十一、无情未必真豪杰 047

薛仁贵——将军三箭定天山

一、壮士长歌入汉关 048

二、英雄不问出身 049

三、白袍小将 051

四、薛仁贵征东 053

五、名将的诞生 055

六、大非川之败 057

七、余威犹在 060

八、薛仁贵之子 061

九、薛仁贵之孙 062

十、薛仁贵之曾孙及其他 063

武则天——上林花开不须春

一、花须连夜发 064

二、她长什么样 065

三、她和她的亲戚们 066

四、她和她的男人们 067

五、她和她的子女们 070

六、她和她的敌人们 071

七、比女人更女人 074

八、比男人更男人 075

九、无字碑歌 076

《大唐：如此江山》目录（2）

狄仁杰——天下桃李满狄门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079

二、少年老成 080

三、起步坎坷 081

四、断案如神 083

五、造福一方 085

六、移风易俗 087

七、为民请命 088

八、斗智斗勇 090

九、定策国老 091

十、知人善任 093

十一、东方神探 095

太平公主——爱红装，更爱武装

一、一个提着皇帝的女人 097

二、二十年间唯一的公主 098

三、家庭、丈夫、儿子 100

四、骄奢淫逸 102

五、政治女人 105

六、大显身手 107

七、烟消云散 111

李林甫——终日无声立仗马

一、万马齐喑究可哀 114

二、曾经的年少轻狂 116

三、升官图 118

四、从群相走向“独相” 121

五、十七年独相的奇迹 124

六、李林甫与后宫及东宫的关系 127

七、李林甫是安史之乱的罪魁么 130

八、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133

九、接班人就是掘墓者 135

安禄山——渔阳鼙鼓动地来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138

二、名字和家世 139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 141

四、投身军戎 143

五、大难不死 144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 146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 149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 152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 154

十、最初的一个月 157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 159

《大唐：如此江山》目录（3）

李辅国——大家但在宫中坐

一、外事听老奴处分 162

二、出身 163

三、马嵬坡事变中的联络员 165

四、辅佐李亨登基 167

五、加官晋爵 169

六、势倾朝野 171

七、李辅国与朝臣 174

八、上演大逼宫 175

九、拥立太子继位的阴谋？ 179

十、高潮的尾声 181

刘 晏——大唐财神

一、真正的神童 185

二、起大早赶晚集 186

三、才露尖尖角 188

四、刘晏与元载 190

五、大显身手 192

六、盐铁新篇章 195

七、理财当以养民为先——刘晏的经济思想 198

八、如见钱流地上——刘晏的商业头脑 201

九、用人之道 203

十、怨怨相报 205

十一、天下冤之 207

李 晟——力挽狂澜万人敌

一、万人敌 210

二、出身军人之家 211

三、崭露头角 212

四、进入神策军 216

五、参与对藩镇战争 219

六、奉天救难 221

七、辉煌之后的失落 225

八、将相不和 227

九、父子名将 229

十、哀荣后世 232

李德裕——会昌一品真贤相

一、长安秋夜 234

二、名门之后 235

三、崭露头角 238

四、初涉政坛 240

五、三镇浙西 242

六、维州事件 244

七、武宗赏识 248

八、对回鹘的反击 250

九、平定泽潞 253

十、会昌毁佛 256

十一、流放崖州 259

一、超级音乐会

李世民——秦王破阵乐激扬

一、超级音乐会

时间：大唐贞观七年（633）正月。地点：玄武门。

盛大的宴会，高官显贵、地方刺史、蛮夷酋长，济济一堂，觥筹交错。突然间，鼓声雄浑，一支军队风一般冲来，铠甲鲜明，刀枪雪亮。眨眼间，摆开了战斗阵势，拼力格斗冲击。鼓声也激越起来，伴随着武器击打在一起的声音，整齐有力，节奏强劲。接着，“秦王破阵！”“秦王破阵！”高亢的呼喊声一阵高过一阵，各种强力的声音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聋，惊心动魄。

现场所有的人，不由得目眩神摇，扼腕踊跃。大家忍不住一起高呼“万岁！”蛮夷酋长们按捺不住，伴随着音乐节奏，手舞足蹈。武臣列将更是血脉贲张，兴奋得端起酒杯，不停向皇帝献酒，大声喊着：“这就是形容皇帝陛下百战百胜的光荣啊！”狂欢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音乐声震荡山谷，传得很远很远，也持续了很久很久。

与其说这是一次超级音乐会，不如说是战场实景的再现。而这独一无二的乐舞，就是大唐第一曲——《秦王破阵乐》。所谓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乐舞所要表现的，正是李世民出生入死的英勇和他的赫赫战功。

说来挺有趣，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个皇帝，但人们几乎都将他视为“开国之君”。这种印象是有道理的。首先，几乎是李世民一手打下了大唐江山，完全掩盖了高祖李渊的风采。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大唐的强悍性格。

今天的我们，都以大唐为荣，视大唐为盛世。梦回大唐，倾慕的便是它的气势恢弘，风格彪悍。其实每个朝代，就和每个个体的人一样，都有其独特的气质。相形之下，宋代就显得文质彬彬，更像一个文士。而唐代则是一个气吞山河的武将。

一个朝代的气质如何，往往取决于开创者。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虽然也是出身武将，但似乎缺了点气概。宋人的最痛，就是幽云十六州被割占，以至于辽国就像悬在宋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赵匡胤首先想到的解决之道竟是拿钱赎买。他曾说，把每年的财政结余都存起来，叫“封桩库”——等攒得足够多了，就用来向契丹人买回幽云十六州！简直是开玩笑。开国之君如此，难怪整个宋代从头到尾都挨人揍，唉！可以设想，倘是换了李世民，必是第一时间就杀将过去，跃马扬鞭，直捣黄龙！

套用一句话，彪悍的朝代，不需要解释。反过来看，彪悍的唐朝，恰恰来自李世民的彪悍。虽然李世民最为人所知的是“贞观之治”，甚至他的谥号也是“文”。但我总以为，他那被掩盖的赫赫武功，才更可以代表大唐之魂！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1）

李世民这个名字，看起来很普通，其实挺有内涵：据说李世民刚出生三天，就有一个会相面的书生自己找上门来，说这襁褓中的孩子有“龙凤之姿”，以后必是非常之人，二十岁时将“济世安民”。于是李渊就给他取名“世民”。而二十岁，正是晋阳起兵的时候，李世民从此开始了以武力一统天下的征程。

二十岁的李世民，形象已经很威武了，长着一副大胡子——“虬髯”。唐人甚至给他取外号叫“髭圣”，意思是“大胡子皇帝”。虬髯是英豪人物的典型标志。唐代传奇风尘三侠中，就有“虬髯客”，这也是一个意欲争夺天下的豪侠，很可能就是以李世民为原型创造的。

说到虬髯，很让人怀疑唐代皇室的血统有胡人成分。根据“官方”说法，唐皇室出自陇西李氏，是汉人，而且还是高门。但这个说法，谁都不信。其实李家在北周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姓叫“大野氏”，虽然今天听起来像日本姓，其实是个鲜卑姓。那么有可能祖上是胡人吗？这个现在无法查实了。今天虽然有DNA，但也没法去测唐代皇室的血统。不过根据陈寅恪的研究，李氏祖上应该是汉人。因为他们祖上的坟墓在赵郡，而赵郡的李氏，是李氏最出名的郡望。

其实李世民家族，从母系来说，则肯定有鲜卑的血统。比如他母亲姓窦，祖母姓独孤，都是典型的鲜卑姓。说起独孤氏，我们知道隋文帝的皇后也姓独孤。没错，她们是亲姐妹。也就是说，李渊就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哥，而隋炀帝就是李世民的表叔。

二、贵族家世，胡人血统（2）

李家、杨家、独孤家……这些人都是一个“贵族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我们可以称为“关陇军事贵族”（关是关中，现在的陕西；陇是现在的甘肃），先后开创了三个朝代——北周、隋、唐，是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政治俱乐部”。独孤家族中，还有一个是北周的皇后。也就是说，独孤家族三姐妹，分别是三个朝代的皇后——这肯定是空前绝后的。后来虽然也有宋氏三姐妹，但远不及独孤氏三姐妹的辉煌。

这个“俱乐部”的贵族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军事传家的老传统一直保持得不错。比如李渊，虽然史书上对他颇为丑化，但其实他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而且年轻时身手极佳。他的老婆——窦氏，就是他用高超的箭术赢回来的，成就了一段“雀屏中选”的佳话。

说起来，这个窦夫人，也就是李世民的母亲，从小就是不凡人物。她妈是北周公主，也就是说，她的舅舅就是北周的皇帝。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舅舅家被杨坚夺了皇位，她很生气，发狠说：“要是我是个男儿，就一定替舅舅报仇！”而神奇的是，后来她的丈夫和儿子替她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很可惜，她没来得及看到这个辉煌就去世了。后来李世民每当想起这个，总是会难过落泪。因为这样一个奇女子，所以父母就想着给她找个英雄丈夫，于是给那些求婚者出了一道难题——以一个画了孔雀的屏风为靶子射箭，中孔雀眼睛者中选。结果李渊一上来，“嗖嗖”两箭，正中两只眼睛。于是皆大欢喜，英雄抱得美人归。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性格偏于谨慎稳重，而母亲则坚强而激烈。很可能李世民更多的是继承了她的性格。有人曾评价李世民“性刚且烈”。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1）

李世民出身于这样的家族，自然从小就娴习武艺，尤其擅长箭术。他所用的弓箭与众不同，首先尺寸上就要比普通弓箭大一倍，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也有的说是要比普通的箭长一“扶”（扶是箭的长度单位，一扶约是四指），这个说法看来比较可靠。箭的尾端则装有四支白色羽毛（一般的箭尾是两支羽毛）。这样箭能飞行更远。据说李世民一箭之威，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就是能把门给射穿。我们常说“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李世民能射穿百步之外的门户，力道之强，实在令人惊异。据说突厥人曾在战场上得到了李世民的箭，到处传看，叹以为神。

在战场上，李世民曾屡屡展示他的箭术，甚至数次在危急之中凭箭术逼退敌人，挽救了自己。在虎牢关和窦建德对峙的时候，他只带了四五个人就敢去探营。别人劝他别亲身冒险，他却对尉迟敬德说，我的箭，加上你的槊（超过一丈八的枪就是槊，张飞的丈八长矛也就是槊），天下何人能当？不用怕！显然他对此是非常自负的。以至于后来唐王朝在祭天等大礼之中，都要特别陈设李世民所遗留的“大弓一、长矢五”，以彰显武功。

李世民经常亲冒锋镝，深入重围，这一方面是战术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出于爱好。那种疾风卷残云般冲击摧毁敌方阵营的感觉，必是无比痛快。更令人称奇的是，李世民经常冲锋陷阵，却从来没有受伤。当然创造这个奇迹，离不开他身边的那些勇士猛将。每当李世民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时候，他的旁边和身后总是有一支最精锐的队伍，替他挡住了如林的刀枪、如雨的箭镞。如果说他是宝剑的尖，那么其他人就是宝剑两边的剑刃。这整支精骑就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

这种作战方式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西方的一位英雄帝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面对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之时，并没有任何犹豫，直向着大流士冲过去。而他身边的人都紧紧跟着，替他挡住了所有的攻击；大流士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就胆怯了，转身逃跑，于是落败。亚历山大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可以说，李世民屡战屡胜，关键的一点，正在于他有一支非常精锐和非常忠诚的队伍。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能让人死心塌地追随的领袖。一头雄狮率领的一群狼，结果只有一个：所向披靡！

这个领袖气概，在李世民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明显了。史书上说他年轻时“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典型的老大风范。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2）

他忠诚的小弟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本是降将，李世民爱其骁勇，坦诚相待，甚至“出入同卧起”。尉迟敬德大为感动，屡次在生死之间挽救了李世民的性命。后来有人诬告尉迟敬德谋反，尉迟敬德立刻脱了衣服，露出累累伤痕，每一道伤疤，都印记着一次生死之战。李世民当场为之落泪。最后在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又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武将之中，他是李世民第一心腹。

其实，在李世民的权力核心圈子中，如尉迟敬德这样一见倾心、终身相随的文臣武将，比比皆是。善于团结人，可以说是李世民最大的长处。不仅是在打天下的时候，更有后来争夺帝位中，危难之际，李世民的班子中，没有一人背叛。李世民的领袖魅力是无可置疑的。这个优点，在“贞观之治”中，更是彰显得淋漓尽致，为后世津津乐道。

如果仅凭一人之力，就是再天纵奇才，也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团队很重要。正是因为善于团结人，善于用人，李世民在文治武功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李世民不仅是个少年英雄，更是一个极孚众望的少帅。

当上皇帝之后，李世民曾经做过一番自我评价，开头便是：“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

他自称十八岁起兵，后来白居易写诗也说“太宗十八举义兵”。其实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八年岁末，公元599年年初。李渊晋阳起兵则是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世民当时虚岁二十。

不过，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有了一点儿军事经验。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李世民应募从军，当时军情危急，敌众我寡，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虚张声势”，吓退敌人。虽然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作用，但李世民的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初露峥嵘。

史书上说李世民少年时代就“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虽然有吹嘘之嫌，但也能反映出李世民并非有勇无谋之辈。“聪睿”，是聪明，但不是小聪明，而是大聪明。“玄鉴深远”，一般指城府很深，稳重，喜怒不形于色。说明李世民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考虑问题比较周全。“临机果断”，就是敢拍板，敢负责。这是一个领袖必备的素质。“不拘小节”，不会瞻前顾后，受人束缚。这显然也是做大事的气概。“时人莫测”，可以想象，大概是由于李世民的聪睿和成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以看到，李世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人，并且是具备了团队CEO特质的少年英杰。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3）

正如李世民自己所说，他最得意的有几次战役，正是凭着这几次战役，唐朝不仅坐稳了，而且得以再度一统天下，奠定了强大的帝国版图。有趣的是，这几次战役，交战的对象刚好是跟今日中国省份大致吻合的几个区域的割据势力。我们就按照今天的省份区域来看看李世民的王业长征路。

陕西——晋阳起兵，克定关中

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直指长安，拉开了李世民逐鹿天下的序幕。

进军途中，李世民和李建成分领左右军，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充分表现出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特点。他的军事才能也迅速得到成长。但是，这个阶段，李世民还不是统帅，而只是先锋的将领角色。所以这份功劳，李世民最多得三分之一。

在坐稳了关中之后，李世民才真正开始了统率千军、横扫天下的辉煌。

甘肃——先败后胜，西平薛举

隋末群雄并起，远在西北一隅的豪杰也不甘寂寞。在李家占据了长安、克定关中的时候，一个兰州富豪薛举趁机占据西北，而且打出了称帝大旗，自称秦。

薛举如果要争天下，只能是东向争夺关中。因为他往西进军，就进了沙漠，几个绿洲显然不足以支撑他的梦想。薛举争天下，并非痴心妄想，还是有一定的资本的——兵强马壮。所谓“兵强”，这一带有相当多少数民族混杂居住，历来民风彪悍，历史上就是出良将的所在。汉武帝时代的皇帝禁军精锐，都在这一带拣选。所谓“马壮”，因为这一地区是隋朝的马监所在，马匹数量多，质量更佳。单纯从军事角度看，薛举确实有资格说话。不过弱点也是明显的——地盘狭小，经济实力相当弱；地处边缘，缺乏政治号召力。所以，夺取关中地区，是薛举必须要走的一步。

与此同时，抢先一步夺得关中的李氏，则把矛头对准西北。李渊、李世民要争天下，东边与诸强并列，形势尚不明朗，不能轻举妄动，因而坐山观虎斗是上策。但西边的形势相对简单，和薛举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搞定薛举，一则稳定后方，二则可以获得更多的良马——这是当时第一要紧的战争资源，其重要性相当于现代战争的石油。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4）

这也是李世民第一次当军队统帅。然而这个第一次，给了他当头一棒。

唐军和秦军在高（zhí）对垒，唐军人数占优，但比较轻敌，不设防备，战术上落了下风。秦军在对峙时调集了精锐骑兵，绕道后方掩袭，前后夹击，一下就冲垮了唐军，使其死者十之五六，损失大半，数位大将被俘。这是名副其实的大败。

后来史官为了给李世民遮羞，推说当时李世民病了，没有亲自指挥战斗，而把失败归罪于刘文静和殷开山的错误指挥。

其实失败并不可耻，谁能不犯错？关键在于是否能“不贰过”，及时吸取教训。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堪称模范。

这次失败给李世民上了非常好的一课。首先是打消了他的骄傲情绪；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李世民从薛举那里学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骑兵战术——善用奇兵：前方用大军吸引敌军主力；然后运用骑兵的高度机动性能，绕道，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冲击，前后夹击，冲垮敌阵。事实上，这一战术后来几乎成为李世民最拿手的绝招，而且是屡试不爽。之所以后来凯旋之曲叫“秦王破阵”，主要就是指这个战术而言。

可以说，这次失败对李世民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次失败甚至比一次胜利的意义还要大。

天佑唐朝。薛举本来可以乘胜进军，可这当口，他居然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其子薛仁杲继位，智勇人望都远远不如薛举。而唐军正由李世民率领，卷土重来。

这次李世民充分扬长避短，先是坚守壁垒六十多天，和对方比耐性，比后勤，比消耗。终于，秦军粮食吃尽，有将领投降。李世民一看时机成熟，就策划了一次“以子之道还子之身”的决战。

李世民先是派一支军队到外驻扎，引诱秦军。秦军大喜，主力尽出。在秦军主力移动的时候，李世民亲率大军，从浅水原之北出击。而且，李世民亲率数十骑兵，率先冲入敌阵。唐军“表里奋击”，敌军大溃。李世民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硝烟未尽，李世民立刻率精骑两千，马不停蹄，直扑薛仁杲所在的折城，当夜兵临城下。不知所措的薛仁杲第二天就出城投降了。当时力劝李世民不要孤军深入的手下都很惊讶。李世民告诉他们，秦军野战大败，主力军队都逃跑了。如果这时候不及时赶过去，主力就会入城，薛仁杲心里有底，就不容易投降了。而抢先一步，扼住归路，秦军就四散逃亡，薛仁杲既无信心，也无实力守城。怎样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这就是！所有将官都用崇拜的目光看着李世民，这大概也是当年“背水之战”胜利后将官们望着韩信的目光吧。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5）

这一战，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样板。李世民后来几乎每次大战，都是运用这一套路：先是固守，消耗敌军，寻找战机；然后是决战，奇兵突起，前后夹击；最后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胜利。

这一战，我们可以总结李世民的很多优点，不过最突出的一点是：善于学习！

山西——艰苦卓绝，平刘武周

按照既定方针，本来接下来的步骤是要解决河南。可是中间出了意外，严重的意外。

这个意外就是刘武周突然冒出来，占据了山西。刘武周本来是山西北部的地方小官，不过他被突厥看上了，打算将他树立为傀儡政权。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一支来自河北的精兵，有猛将宋金刚、尉迟敬德等。

虽然山西本是唐的根据地，基础相当牢固，不过守将不争气，先是李元吉，有勇无谋，后是裴寂，全无将略。而且两人都贪生怕死，一触即溃，一败千里。几乎一夜之间就把山西送给了刘武周，只剩下西南一角——蒲州。那就且看李世民如何绝地反击吧。

李世民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如果他再失败，那么刘武周将很快渡过黄河，兵锋直指长安。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李渊也认识到这点，几乎将关中精兵全都押上了。对李世民而言，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李世民第一时间渡过黄河，直达最前线的柏壁，与敌军对峙，像一堵大坝，牢牢地扼住洪水般而来的宋金刚军。

接下来还是对峙，漫长的对峙，整整五个月之久的对峙。这种局面是有利于唐军的。因为虽然唐军作战要跨越黄河，但紧邻关中地区，后勤供给线非常安全，而且方便。相反，宋金刚的后勤补给则要从晋阳运过来，中间经过浩州，而浩州一直牢牢被唐军坚守着，还不时出击一下供给线，截断粮道。这样坚持下去，撑不住的是宋金刚。终于，他要撤了。

这一战就像两个高手过招，双方对峙不能有破绽，一旦露出破绽，就会全盘皆输。宋金刚面对的，正是一个绝顶高手。他一转身要跑，李世民就影子一般贴了上去，而且绝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李世民一旦出击，就如离弦之箭，勇猛决绝。他一口气追了一昼夜，急行两百多里，打了数十次，所向披靡。大将刘弘基执辔进谏说：要等大军跟上来，吃饱饭再追击不迟。孤军深入，太过危险啊！这个建议被李世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等李世民追到雀鼠谷，已经是“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只有一羊，他与将士分而食之。接着在介休决战，恼羞成怒的宋金刚将二万之众，布阵七里。唐军虽然疲惫，但气势如虹，怎么可能被打败？宋金刚继续败退。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6）

李世民又一路追击，终于来到了浩州城下。此时的李世民，已是满身硝烟，满脸征尘，人们根本辨认不出他是谁。为了让守城的唐军将士相信自己就是秦王，李世民不得不脱下甲胄，扬起脸来。这一刻，经过了漫长期待和艰苦战斗的唐军，爆发出了最热烈的欢呼，声震云霄，接着又纷纷哭起来。他们一直绷紧的弦终于松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秦王！是希望！是胜利！

就是在这一次战争中，军中首次唱响了一首凯旋之歌，也是一首军民自发唱起来的歌。这就是后来的《秦王破阵乐》。

这一战的结果就是李世民一口气把宋金刚，包括刘武周都给赶到了草原上。整个山西都重新回归了唐的怀抱。这一战对李世民来说，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唐朝军队的军心。

这一战可讲的也很多，不过李世民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坚决！

河南——围攻洛阳，平王世充

解决了山西的意外，唐朝重新回过头来，把目标对准了东部地区。首当其冲的就是洛阳王世充。

王世充才智非凡，口才极佳。但他致命的问题是黄发碧眼——是个胡人。这点导致他的政治资源有限，号召力缺乏，很多猛将都不甘屈居他手下，往往投奔唐朝，如秦叔宝、程咬金等等。好在他还有个固若金汤的洛阳城。

攻克坚城，对李世民来说，是个棘手的难题。因为李世民最擅长的是骑兵，机动灵活，便于野战。但对攻取坚城，没有太多经验。前后围攻洛阳孤城达十月之久，却未进寸步。以至于将士“疲弊思归”，请求班师。攻坚乏术，可能是李世民军事上唯一的缺陷。事实上，这个缺陷后来在攻打高丽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至于屯兵坚城之下，久久不能攻克，终于铩羽而归，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在包围洛阳之前，李世民和王世充军队作战，曾数次陷入危机。都是因为他率轻骑亲自侦察导致的。实际上，几乎每次大战之前，李世民都要亲上前线侦察敌情。这可比阵前冲杀还要危险。因为侦察都是轻车简从，也没有后继援兵，一旦遇到大批敌军，很难逃脱。真可谓是孤胆英雄。但李世民乐此不疲。

一次在洛阳西部的慈涧，李世民寡不敌众，陷入重围，左右都很害怕，李世民让手下先回，自己亲自殿后。只见他左右开弓，敌人“皆应弦而毙”。经过血战，杀出重围，等回到军营，埃尘覆面，军中都不认得他，不让进。李世民只好再次免胄自言，才得入。摸清了敌情，第二天，李世民再率大军紧逼慈涧，王世充不得不撤回洛阳。

三、少年英雄，领袖气度（7）

还有一次是在洛阳北部的邙山。李世民率五百轻骑，在前线遇到王世充万余人。结果双方一场苦战，居然杀敌三千。这看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不过也未必不是真的。因为当时双方作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迹：王世充派两个将领攻掠唐境，唐将王君廓用计将其击却，李渊特别下了一个诏敕慰劳说：“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制众，未之有也。”看来十三人破贼一万，居然也是真的发生过。虽然用了计谋，那也是不可思议。以此看来，李世民率军五百，大败万人，并非不可能。那时唐军的剽悍善战，实在是令人神往。

而对于这支精锐之军的灵魂人物李世民，我们也不得不伸出大拇指，夸一句：剽悍！

河北——虎牢决战，天下归一

李世民在对付王世充的时候，还打草搂兔子——顺手把河北窦建德给灭了。

这一战，是李世民一生战功最辉煌的时刻——著名的虎牢关战役。虎牢关，唐代都叫武牢关，因给他们祖先李虎避讳。所以，有虎字的，都要改，就连老虎也要避讳，改叫大虫。

其实，从战术来说，这次战役并没有太新鲜的东西。从前期的对峙消耗对方耐性，到决战的包抄战术，都是很成熟的操练。

只不过这次的胜利果实来得分外大些，是个意外的惊喜。其实这次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李世民有一股子冒险精神，通俗点说，李世民有赌徒的个性。冒险成功，所以他获得了意外大奖。

当时的境况，本来对唐军是相当不利的：内有久攻不下的洛阳王世充，外有窦建德的新锐之军，特别是窦建德的军队，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输于唐军。搞不好就是一个左右夹击，血本无归。当时唐军内部，基本上都是持撤军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比较稳健的，不能算错。

但李世民坚持到底，不退反进，迎头而上。他要赌一把。他敢铤而走险，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他性格中特出的一面。这也是后来他敢于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原因。

问题还在于，李世民虽然是个赌徒，但决不是一个鲁莽的赌徒，他是智谋在先的赌徒。当时李世民的如意算盘是：洛阳已经是唾手可得了，如果能堵住窦建德一阵子，抓紧时间攻下洛阳，那么，河南尽入唐朝，再回头全力对付窦建德，就有把握了。

这种情形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后来在对峙过程中，窦建德没有能尽早决战，耽误了时机，损失了锐气。李世民抓住时机，勇猛出击。当唐军冲到夏军军营的时候，窦建德刚刚召集的百官会议匆匆散会，一下子阵脚大乱，窦建德意外被俘虏。这一把，李世民又赌对了。

这一战，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冒险，李世民胜在运气，但从博弈的角度看，李世民的赢面是最大的，而李世民最善于把握机会。所以，这一战，李世民胜了，胜得冒险，胜得有道理。

爱拼才会赢。是的，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时候的李世民，那就是：拼搏！

四、从秦王到唐太宗——天下

虎牢关一战奠定了唐朝的天下。然而李世民从虎牢关回到长安的时候，发现自己处境微妙，因为他已经是功高不赏。

在此之前，李世民已经是尚书令，这是品级最高的官位了。另外，他还担任陕东行台大总管，有地方军政大权。于是李渊只能额外为他新造了一个头衔——“天策上将”。天策上将位极一品，还可以开府。所谓开府，就是可以设置一套属于自己的班子，当然都是国家给开工资的。

这已经是超级的赏赐了。但战功如此卓著的李世民会满足于此么？谁都知道，不会！对雄心勃勃的李世民而言，另一个战场刚刚拉开序幕。

赫赫战功给李世民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是有了威望，有了问鼎皇位的资格。魏徵早就说过，“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而且，李世民在军队中声望极高。这点很重要。

其次，这些战功的获得，也不可避免地让李世民有了更大的野心。战场上那种叱咤风云的感觉，绝对会让人欲罢不能。像李世民这样的天生领袖人物，以后只做一个庸庸碌碌、谨守本分的顺臣，那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他已建立起了完全忠于自己的一个班子，一个利益集团——文臣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武将有尉迟敬德等。这些功臣追随李世民，都立下了大大小小的功劳。毫无疑问，主子和追随者已经连成一体，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李渊继续做皇帝，他们都还能混得不错，但假设太子建成继位的话，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这个集体，下场是可以预见的。他们不能期待李渊活到一百岁吧？

天策上将已经是不世的勋荣，但毕竟还是臣，和皇帝相比，这个天策上将就和蚂蚁差不多。君臣如天隔！然而欲跨过这一步之遥，对李世民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却需要巨大的决心，艰苦的努力，还有不错的运气。

本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李渊完全可以让李世民来做太子。但李建成一开始就被立为太子，而且一直没有什么过失，相当称职。所以李渊不忍心。他大概还是用一家人的关系来看待儿子们的争斗吧。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皇帝之家了。他们争斗的，不是一份简单的家业、爵位，而是整个天下！李渊还没有一个皇帝的自觉，没有做皇帝的意识和经验，而且他也还不够狠。所以，他自己也终于成为玄武门之变的牺牲者。这是他“自找的”。政治永远是这么残酷和肮脏，总是让最“坏”的人获胜。

在李世民的孙子、曾孙辈的时候，相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睿宗皇帝继位的过程中，老三李隆基立下大功。但是当时身为大儿子的李宪很主动地让贤，让李隆基当太子；不久之后，睿宗李旦也主动要求退位，当太上皇去了。就这样，最高权力顺利过渡到李隆基手里，从而避免了更多的风波和流血事件。这个结果，未尝不可能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另外结果。

可惜，李渊、李建成没有这么明智，也没这么幸运。随着六月四日那天，李世民手里的大箭再次破空而出，一切都已经注定！这一回合，李世民再次胜出，这回，他获得的是整整一个大唐天下。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1）

李渊从臣子到皇帝的角色转换，很失败，但李世民却非常成功（也许是最成功的）。关键一点，在于李世民能与时俱进。

一开始所提到的那首雄壮的《秦王破阵乐》，其实在唐代官方的名字叫《七德舞》。所谓七德，是指武有七德。这个名字是李世民亲自改的，其含义何在？首先当然是纪念自己的无上武功，同时更深一层含义则是——偃武修文。

李世民曾经在奏《七德舞》时说：“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当时封德彝上前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李世民很清醒：“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结果德彝磕头谢罪。这段故事很清楚地说明，当上皇帝的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时势变化了，工作重点应该转入到文治，不能继续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让李世民开创出一个空前绝后的“贞观之治”。

其实这个转换，早在征战天下的时候，李世民就有意识了。说起来这也是李世民一次失败的教训换来的，那就是和太子建成的一次较量——再平河北。

河北的窦建德虽然战败身亡，政权也垮台了，但起初唐朝对河北的统治比较强硬，导致民心不附。所以，很快，窦建德的余部在悍将刘黑闼的统领下，开始反叛，而且一下子席卷了河北全境，势头很猛，唐军损失严重，连李也吃了大败仗。当然，最后还是李世民出兵，平息了叛乱。在这次平乱中，李世民还是比较信赖自己的强大武力。事实证明，他的武力依然强大。但后来的情况却说明，纯粹以武力解决问题，不仅很吃力，而且效果也不能持久。所以，不久之后，河北再次“沦陷”，估计这很让李世民抓狂，又有点无奈。

而再次搞定河北的却是李建成。李建成在魏徵的策划下，主动要求出征河北。李建成与李世民相反，用“柔道”，他采取安抚民心的做法，发出公告，效果极佳，不仅非常迅速地平息了叛乱，而且让局面彻底稳定了下来。

可以说，这次李建成的举重若轻，几乎把李世民的赫赫功绩都给比下去了。李世民战无不胜固然令人钦佩，可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可是用兵之最高境界。李建成用“柔道”安定河北，显然就比李世民光用蛮力来得高明一筹了。

这次双方的暗中较量，给李世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充分认识到，怀柔策略有时候比武力来得更加有力！前面说过，李世民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明白，要治好天下，一定得用“文”，用“德”。

其实感悟这个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李世民能转变自己。成功往往会让人们迷信自己以往的经验，尤其是建立了李世民这样的不世功勋后。但李世民没有迷失自己，他及时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努力修正，实在是了不起。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2）

当然，李世民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抱负，他的野心，他的胸怀是天下的，因此他的眼光决不是短浅的，行动也决不是愚蠢的。所以，李世民不仅是名将，更是合格的皇帝，合格的政治家。

当然，作为杰出皇帝的李世民，也并没有偏废“武”。实际上，在贞观期间，李世民继续指挥着千军万马，纵横沙场，安定边防，开疆拓土。武功之盛，相当惊人。只不过，李世民将文武两手运用调配得恰到好处，能够相得益彰，将战争的压力几乎都化解于无形。

李世民可谓军事艺术家，总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具体分析，则有三点：一、控制节奏，掌握主动。每隔四五年，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不会过分耗费国力；二、抓住时机，速战速决。几乎每次战争都做到事半功倍；三、统筹全局，各个击破。充分利用外交、结盟等手段来配合战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李世民高超的军事天才。

把握机会，平定突厥

李世民军事上的辉煌总能说明他善于敏锐地捕捉机会，把握机会，平定突厥一战就是最好的范例。

李世民踏着血迹登上了皇位，同时也接过了一副沉重的担子。除了百废待兴的内政之外，他面临最大的敌人是强大的草原之主——突厥。

说起来，李世民的第一次从军经历，就跟突厥有关。

长孙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长孙晟，恰好是个突厥专家。当初隋文帝正是因为用了长孙晟，所以没费多大事，就消除了突厥这个劲敌的威胁。长孙晟可以说是经国之才。长孙晟去突厥本是因为送婚——替北周皇帝送一位“千金公主”给突厥可汗和亲。可能因为射术了得——长孙晟曾一箭射下双雕，令突厥可汗刮目相看，以至留他住了一年之久。哪料想，突厥留了一个致命的间谍——长孙晟乘游猎之机，详细侦察了突厥山川形势及部众强弱。后来长孙晟巧妙运用了各种策略，让突厥内部分裂，实力一落千丈。

不过突厥很快重振雄风，再度成为大漠主人。尤其是隋末的时候，中原群雄逐鹿，各方势力都争先结交突厥，以求得强援，而突厥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上了牵制中原诸雄的招数。比如开始突厥支持李渊起兵，待到李渊免除后顾之忧，顺利攻占长安，建立起唐朝之后，突厥便支持刘武周等人再来攻击唐朝。

只可惜，唐朝有个李世民，突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唐朝迅速削平群雄，一下子就完成了统一局面。于是，唐朝就直接和突厥面对面了。也就在唐朝内部统一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突厥的进攻突然猛烈起来，从武德七年（624）开始，几乎是每个月都有突厥入侵的记载。作为游牧部族的突厥，他们已习惯于劫掠农耕地区，这几乎就和打猎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劫掠的利润更大更丰富。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3）

这两大强手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决战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间会来得这么快。李世民刚上台四年，就一举把超强的东突厥给彻底灭了。

其实这天的到来，对于李世民来说，并不是太意外。因为这是他时刻在期待着、盼望着的结果。他的动力来自——雪耻！

这个耻辱，首先是来自他的父亲李渊。李渊在起兵之初，为了获得突厥支持，曾经称臣。突厥使臣甚至登坐皇帝御榻，嚣张跋扈，令李世民痛恨之极。

耻辱更有李世民自己的。李世民刚刚继位，颉利可汗就想来个下马威，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亲自前往，和颉利可汗会面，最后谈判成功，杀白马盟誓。不过这是“城下之盟”，唐朝要付出大量的金帛财物。简单地说，李世民被狠狠敲了一笔。这放在宋朝，皇帝的反应估计是会松了口气，但对李世民这样的血性男儿来说，实在是口咽不下的恶气。

其实在当时的情形下，唐朝也可与颉利可汗一搏。因为毕竟突厥孤军深入，是个很冒险的军事行为。但考虑到唐朝当时尚不可能一战就消灭突厥，如果双方撕破脸开战，无疑会是一个漫长的对峙。而唐朝“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现状，实在吃不消这种大消耗的战争。李世民认为，应该暂时隐忍，等待时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一招致命，干净利落。总之，不能把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中，也不能陷入冷战中。李世民硬生生把这口气给忍下来了，他已经是个很成熟的政治家了。

不过，等，也是积极的等。国家实力不够，那就把军队这把刀给磨锋利，再锋利些。贞观初年，李世民居然让将士们在宫殿前习射，亲自指导。大臣们一看，这可使不得啊！本来按照法律，任何人带着武器出现在皇帝面前，都是死罪。而且这些人中，万一有谁给皇帝来这么一下，不就麻烦了吗？甚至有个刺史骗了一匹驿马，跑到长安来切谏。可李世民一概不纳。说，这些将士，都是我绝对信任之人。将士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年下来，军队“悉为精锐”，李世民建立了一支特种兵级别战斗力的精锐之师。这种战术思想，在今天恐怕也是先进的。

机会来得很快。本来把握机会就是李世民最拿手的。这和战场上的对峙坚守，是一个道理。所以，当四年之后，强大的突厥出现了裂痕，内部高层矛盾激化，分裂，臣属部族开始反叛，甚至老天也不帮忙，一场大雪冻死牛羊大半之时，李世民迅速反应，果决出兵。当时有个唐朝使臣回来对李世民说，我看三年之内突厥要完蛋。李世民摇摇头，说时机已到：“趁你病，要你命。”他手一挥，唐朝精锐尽出，直捣黄龙，一招制敌。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被俘虏，东突厥就此画上句号。史书上说“漠南皆空”，漠南就是今内蒙古地区。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4）

这次出兵，李世民把唐朝北方边防问题解决了。

太上皇李渊在听到俘虏了可汗后，不由叹道：“当年汉高祖被困白登山，终身不能报仇；现在我儿子能灭突厥，我算是托付对人了啊！”这时候，李渊也不得不承认，二儿子做皇帝，是最合适的。

所以，这次战争，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政治的胜利；是外部的胜利，更是内部的胜利。李世民给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增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

张弛有度，保护国力

灭东突厥五年之后的贞观九年（635），唐朝又大举用兵，平了吐谷浑。

事实上，李世民每次大规模用兵，都是相隔四五年时间。这个时间节奏，把握得很好。让我们看一下贞观年间的战争时间表：

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今内蒙古）；

贞观九年（635），平吐谷浑（今青海）；

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今新疆东部）；

贞观十九年（645），平高丽（今辽宁）。

可以说，贞观时期，除了几次小型战役外，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间，几乎都是五年左右的时间间隔。这个规律很明显。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识控制的一个节奏。其原因有二：

一、间隔五年用兵一次，可以有时间积累物资，不会导致民力的过分损耗。战争，是一种巨量的物资和人力消耗。贞观虽然号称盛世，但毕竟刚刚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剧减，经济总量很低。而贞观时期的战争，基本都在边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劳师远征，这对后勤供给的需求就更大了。成倍增加的后勤供给对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汉朝。虽然汉武帝时代是鼎盛时期，汉初七八十年都休养生息，储备了巨大的财富，但和匈奴打了几次大仗，就导致国库空虚，要额外增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纷纷出现。

所以，贞观时期并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如果必须用兵，那也得有个缓冲时间。积累五年左右，差不多物资可以支持一次大型战役。

二、五年左右打一次，也是练兵的节奏。刀不磨，要生锈。军队也是如此。就以贞观九年平吐谷浑来说，本来吐谷浑是在青海一带的游牧政权，比较安分守己，虽然跟突厥一起打劫过唐朝，不过都是些小摩擦而已。李世民要出兵吐谷浑，从战略上看，是保障河西走廊安全。另外，也是要借此来锻炼军队，特别是艰苦长途的行军能力。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5）

在唐军进攻的时候，吐谷浑可汗把野草都烧掉，坚壁清野，让唐军的马没草可吃；然后轻兵逃入沙碛深处。唐军坚定追击，侯君集、李道宗一路率军行进，这里海拔很高，盛夏降霜，天气恶劣。又有“无人之境二千余里”，没有水源，地理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唐军“人龁冰，马啖雪”，终于追及可汗伏允，大胜而归。

其实这次作战，正是五年之后唐军灭高昌的一次彩排。因为高昌地处西域的东部，在今吐鲁番盆地。从唐朝边境到高昌，要渡过一个千里沙碛——当年玄奘就在这里历尽艰辛，差点丧命。一路上白骨累累。所以，高昌国王鞠文泰曾经很放心地说：“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二千里的沙碛确实是个巨大的障碍。可他忘了，正是五年之前，唐军深入高原，也是跨越“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的沙碛而击溃吐谷浑的。那次行军的主将侯君集，恰好就是此次灭高昌的主帅。

因此可以说，吐谷浑之战，就是高昌之战的预演。实际上，李世民虽然平了吐谷浑，但继续让吐谷浑可汗之子统率本族本地，羁縻服属之而已，并没有纳入到中央的统辖之内。

全面布局

李世民平吐谷浑，并没有吞并的兴趣。但对高昌却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两者的战略价值不同所致。事实上，平高昌，是李世民“开发大西部”大计划的第一步。

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开拓，从汉武帝开始。隋炀帝也很有兴趣，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如裴矩写过一部《西域记》。后来唐太宗也曾让玄奘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本质上，这是一部西域地区各个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报告。李世民开拓西域的野心不言而喻。

开拓西域这种做法，向来被传统儒家文臣所反对。比如魏徵就是坚定的反对派。但李世民却完全不听他的。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6）

魏徵看到的是经济利益账。当时高昌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中西贸易的必经之路。如果能控制高昌，那么贸易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军队远征需要消耗巨额军费，以后驻兵还需更多的长期费用。用魏徵的话说：“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李世民算的则是军事战略账。如果唐朝欲进军西域，高昌是第一站。陈寅恪曾经指出：占据西域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关中地区的绝对安全。关中是唐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西北不远处的西域一带，当时仍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如果要保障关中的安全，就非得先控制住西域地区不可。所以，李世民派侯君集拿下高昌国后，开始是设置“西昌州”，然后立刻改称“西州”。一般来说，两个字的，都是羁縻州的名称；而一个字的，多是正州。正州就是和内地的州一样，由中央政府直辖。李世民设“西州”，显然是要直接指挥西州地区。

从此之后，西州就成了唐朝进军西域的一个桥头堡。从此向西，步步扩展。到贞观二十二年（648）的时候，首次出现“安西四镇”的布局。此后的高宗、玄宗时代，唐朝在西域不断开拓，一直到葱岭以西，达到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唐太宗破高昌、设西州的这个时候。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李世民的眼光超过了魏徵。

不过，现代史学家分析了西州人的户籍，发现了一个事实：在高昌国时代，人们的寿命，特别是男子的寿命，要远高于西州时代。这是因为，作为桥头堡的西州，大量青壮年男子都被国家征发从军，战死疆场无数。我们回头看看当年鞠文泰对唐朝使者说的这番话，恐怕也是别有意味吧：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你们的东西很好，可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我的。

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李世民要做的，就是掌控一切。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1）

作为时代的最强者，李世民一生无往不利，风光无限。但就是他最后的收官之战，却带给他真正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其实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唐朝攻占了高丽的很多地方，跨越了辽河，把高丽的空间压缩了很多，也为后来唐朝进一步进攻高丽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后人基本都以失败来看待这次高丽之战，这主要还是从战略的角度着眼。因为李世民的目标是要彻底征服高丽。无疑，这个目标没有达到，失败了。

自当皇帝之后，李世民再也没有亲征过。贞观年间的所有大战，他都只是制定基本方针，具体战役都交给将领们去完成。而这次亲征高丽，一则说明他重视，二则也因为他有充分信心。总之，他是志在必得。可最后他都没能越过鸭绿江，离征服高丽的目标相去太远了。

后人因为这次战役失败，也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没有吸取隋炀帝的前车之鉴，重蹈覆辙，实在不该。这个意见不无道理。隋炀帝时，国富兵强，但以倾国之力也没有拿下高丽，甚至连像样的进展都没有。当然原因有很多，其中高丽的强悍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地理位置对高丽很有利。首先，高丽地处偏远的东北，而隋唐的中心都在西北之关中地区，相距很远。其次，这个地区，雨季在农历六七月间，从农历八九月至来年二三月之间，又是寒冻天气。所以，有利的攻打时间，只能在冻期已过而雨季未临的短暂时间。这就要求进攻方必须速战速决。但高丽特别擅长固守，而且坚城众多。因此，高丽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

李世民恐怕没有充分意识到，唐军在攻打坚城方面，并没有太好的成绩。当年攻打一个洛阳孤城，都苦战十个月之久不能下。贞观年间的战争，也都是针对草原民族，打的是野战。唐军可以凭着更加强大而灵活机动的骑兵获胜。所以，这次战役，唐朝完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失败是合乎逻辑的。

李世民是个明白人，高丽虽然面积小，但绝对是一块硬骨头。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亲征高丽呢？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2）

替李世民辩护的，大多是认为：李世民是为了“无贻子孙忧”。他在贞观十七年（643）立了李治为太子，担心李治过于仁弱，若是由李治来打高丽，恐怕就会像隋炀帝一样，后患无穷。

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高丽在当时已经有坐大的趋势。中国历史上，从东北崛起的政权，往往会给中原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前有鲜卑的北魏，后有契丹、女真等。也许李世民正是要将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不过，从李世民每隔五年发动一次大战的规律来看，很可能打高丽早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之所以要打高丽，可能也是与隋炀帝的失败有关。

李世民做皇帝，有个很好的反面教材，那就是隋炀帝。几乎在内政的每个方面，他都是与隋炀帝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贞观之治”。但是在对外的野心上，李世民却和隋炀帝颇有相通之处。当然，从效果上看，是有天渊之别，隋炀帝很失败，而李世民超级成功。这些无疑都增长了李世民的自信和骄傲。

大家都知道，征高丽是隋炀帝最大的败笔，他因此而身亡国破。恐怕李世民也非常希望在最后这件事情上，再次能给自己一个证明，证明自己能拿下高丽，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比隋炀帝英明出色！所以，我认为李世民征高丽，是要和隋炀帝一比高下。

最后一点，可能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李世民恐怕也不太能容忍高丽对“天朝上国”的傲慢和挑衅吧？

房玄龄临终给李世民上表，说：“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房玄龄是最理解李世民的人，他就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内为前代雪耻”。所以，总的来看，征高丽此举，其政治军事意义恐怕还在其次，而争强好胜的心理，也许更是主要因素呢！有了私心，就容易判断失误。这可能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李世民是个超级强人，他的性格上面，颇有好胜心态。甚至小事上也是如此。曾经有一次，西域进贡来一个胡人，善弹琵琶，创作了一个曲子，弹起来极为华丽复杂。李世民不想输了场面，于是就搞了一次酒会，在酒会上让这个胡人音乐家当场演奏一遍。其实他早已经安排了宫里的一个音乐高手叫罗黑黑的，隔着帷幕听。一遍之后，李世民对胡人音乐家说：“这个曲子不稀奇，我宫里的人都会啊。”然后叫出罗黑黑来弹，居然一个调子都没遗漏，从头到尾，重奏了一遍。只不知道那个胡人音乐家会不会精神分裂？这样的李世民，其实和一个好胜的男孩并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是超级强人，虽然是贵为皇帝，但李世民一样有常人情感，而且比常人来得更夸张。因为他本来就是性格张扬，喜怒之情充沛。所以，我们常可看到李世民的喜怒哀乐表达，比如他会哭：

他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死后，他很思念，常登楼眺望陵墓。有次他和魏徵一起登楼，魏徵假装看不见，然后故意说，我还以为你给我看高祖的陵呢。李世民为之痛哭一场，不再登楼。

他也为他的女儿哭。李世民有很多子女，其中长孙皇后生的二女儿晋阳公主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公主小名兕子，意思是小母犀牛。这样一个名字用在娇俏可爱的女孩身上，可以想象这个女孩是多么可爱，父亲又是多么疼爱她。而这个小犀牛也特别聪明乖巧，据说能写一手极佳的“飞白”书法，甚至拿去和太宗的亲笔书法混在一起，别人也分辨不出来。而且还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常常能让李世民转怒为喜。可惜的是，晋阳公主年仅十二岁就病逝了。李世民几乎不能接受这个打击，一个多月都没有正常进食，哀伤无法抑制。不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到或看到任何与晋阳公主有关的事物，都要泪水长流，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这么哭上几十回。这个太不正常了。于是大臣们就去劝皇帝节哀。李世民叹道：“你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我都明白。我也知道，人已经没有了，再怎样悲伤都于事无补，也换不回我的女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悲伤啊。”这时候的李世民，不是强人，也不是皇帝，就是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

除了为亲人哭，他也为大唐将士而哭。在征战高丽之后，退军之前，李世民下令收集阵亡将士的尸骨埋葬，用最高级别的太牢礼祭奠，亲自写了祭文，到灵位前哭祭，声泪俱下，非常痛切。这一刻的李世民，一定是非常难过，有这么多的大好男儿，慷慨从军，而今却葬身他乡，这是真正生离死别的悲痛。

李世民不仅对人重情感，就是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骏马，他也深情眷恋，不舍得分开。所以在昭陵前面，他下令刻上了他骑过而战死沙场的六匹骏马，这就是所谓的“昭陵六骏”，并为此亲笔撰写了《六马图赞》。直到千载而下的今天，这些骏马的矫健雄姿还是栩栩如生。而从这些骏马的雄姿中，似乎依然能看到那位如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骑乘在上面，手持长弓大箭，身披黄金盔甲，发出一声巨大的呼喊：“杀！”

一、壮士长歌入汉关

薛仁贵——将军三箭定天山

一、壮士长歌入汉关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天山脚下。

朔风烈烈，大唐铁骑，不动如山。

对面，铁勒九姓的十万大军，旌旗如云，刀枪如林，人喊马嘶，一望无垠。眼看就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

话说此天山，并非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新疆天山，乃是在今蒙古的杭爱山。在唐代，它有很多异名：乌德犍山，郁督军山，等等。它位于漠北，在草原民族的心目中是个神圣的所在。

因为，这里曾经是整个草原的中心，无比强大的东突厥汗国的牙帐，就在这里。虽然东突厥在贞观四年（630）被唐灭亡，但天山仍然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此后很久一段时期，继突厥而起的铁勒各部总是在天山建立牙帐，以领袖草原各族。贞观后期，薛延陀趁突厥衰落而兴起，也在此建立牙帐，甚至在唐太宗出兵高丽之时，侵扰边疆。李只率了一小支精兵就直奔天山，擒贼擒王，一举重新稳定了北方草原。此后的十多年，草原上风云变幻，而漠南一直没有出现强势力量——这是唐朝着意设置的一片隔离地带。

但是广阔肥沃而空虚的漠南草原，对于漠北各族，无疑是块巨大的肥肉。难以遏制其觊觎之心的回纥，终于联合了同罗、仆固，开始犯边。不过强势的大唐，毫不犹豫地要把任何不良苗头，扼杀在摇篮里。于是双方再次在天山脚下对峙。

只见旌旗开处，铁勒军中跑出数十骑，在阵前冲着唐军耀武扬威，这是挑战，也就是所谓“斗将”。

斗将，就是交战双方各选猛将，先进行一次单打独斗，用以激励士气。如《三国演义》里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与马超挑灯夜战，都是小说中所见经典之役。历史上，虽然斗将并非战争胜负之关键，不过斗将之风也有不少，《史记&#8226;项羽本纪》就曾记述，汉王刘邦与项羽交战，项羽要求与刘邦单挑。刘邦不干，于是项羽命勇士出阵挑战，却被汉将楼烦一箭射杀，连杀好几个。

这一幕，在此刻再度上演。只见唐军跃出一员将领，左手弯弓，右手搭箭，弓似霹雳，箭如流星，嗖、嗖、嗖，三声响过，三名刚才还在耀武扬威的军将，刹那间一头栽倒在地气绝而亡。刚才还在嘶吼的铁勒军，就像一下子被扼住了喉咙，死般寂静。呆立半晌之后，数十个悍将跳下马来，打出白旗，要求投降，齐刷刷跪下了一大片。

这时候的唐军，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新的辉煌。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这唐将，就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

事实上，唐朝并不认为薛仁贵是名将，唐代武成庙（即武庙）中祭奉的唐代名将中，就没有他。但在后代的文学创作中，薛仁贵却俨然成了唐代最著名的猛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个“薛家将”，是唐代最著名的名将世家。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一直到《薛雷扫北》，构成了与“杨家将”、“呼家将”同样出名的一个系列故事，被民间口耳相传，成了大唐盛世在人们心中又一个辉煌的象征。

不过，所谓“薛家将”，倒是颇有历史根据的，并非一概胡编。而且，这个薛家将的传奇，和民间演义故事相比，其传奇色彩似乎也一点不差呢。

二、英雄不问出身（1）

英雄不问出身这句话，往往用在出身低微的那些英雄身上。薛仁贵恰恰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是绛州龙门人，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河津市人。这又是一个山西人。唐代初年的山西，可真是人才辈出，武则天、狄仁杰也都是山西人。

薛仁贵的祖上，据说也是一个名将，叫薛安都。不过这个说法，颇可怀疑。大概是因为薛仁贵超凡的武艺，诱使人们替他寻找一个光辉的祖先。这多半是受到当时风气影响，祖宗光辉，那是最有面子的事情。

事实上，薛仁贵只是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之家，生下来的时候也并没有出现“红光满室”之类的异征。新、旧《唐书》的传记上都没有提及其祖上如何，而只有七个字：“少贫贱，以田为业。”

值得一提的是，薛仁贵是和大唐帝国一起成长的。他出生在614年。四年之后，618年，李渊建立了大唐。如果作为一个太平盛世的农民，那是幸福的，可谓生逢其时。不过如果想作为一个武将，薛仁贵未免错过了最佳时机。要是早生二十年，赶上大唐开国之战，他也许会更加辉煌。值得庆幸的是，唐朝注定是个雄赳赳的朝代，它致力于对外开拓，出征的号角和凯旋的锣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因此，传说中战神的“白虎星”，就能不断地找到新的主人附体——民间盛传薛仁贵乃“白虎星附体”。

说到“白虎星附体”，这是后代民间传说中，薛仁贵所拥有的最著名的属性。薛仁贵被“白虎星附体”的这种说法，类似于人们总是说状元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一样。

虎，从来都是威猛的象征。“虎将”这个名词很常见，可从没有人说“狼将”的。因为虎的威猛强悍，威风凛凛，确实适合拿来比喻猛将。虎皮是有斑纹的，黄黑相间。但为什么传说附在薛仁贵身上的是白虎呢？以今天科学的眼光看，如果真有一只白色的虎，那应当是患上了白化病。而附在薛仁贵身上的老虎之所以白，是因为他来历不凡，他是“战神”。

中国古代有个伟大的“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属性可以涵盖宇宙间所有事物。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分为五种，比如五个方位：东、南、西、北、中，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东方属木，色青，南方属火，色红，西方属金，色白，北方属水，色黑，中央属土，色黄……这其中，西（右）、金、白、秋，都是可以合并的同类项，放到“金”的下面。

二、英雄不问出身（2）

金的特性是什么呢？金属——武器，透着“杀气”，你看，属性为“金”的季节——秋天，就呈现出万物凋零的景象，古人认为那也是因为天地有杀气的表现。虎本来就是威风凛凛，加上了“白”这个属性，那自然就成了“杀神”、“战神”的象征。《水浒传》有个段子，讲到林冲被人设套，误入“白虎堂”而被抓。白虎堂，正是商议军机大事之要地，这个堂名就取白虎为战神之寓意。另外，大家都熟悉“左青龙、右白虎”这句话，这里，龙之所以青，虎之所以白，也都是符合其五行之属性的。

但在现实中，薛仁贵的人生转折，并非因为什么“白虎星”，而是来自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柳氏。有一次，薛仁贵要改葬祖先坟茔，这个非常有眼光的女人适时地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意思是：有本事的人，要善于抓住时机。现在当今皇帝御驾亲征辽东，正是需要猛将的时候，你有这一身的本事，何不从军立个功名？等你富贵还乡，再改葬父母也不晚！核心意思，就是鼓励薛仁贵从军。

薛仁贵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力气特别大。所以民间传说对此加以神化，说他曾经吃下了“天上掉下来的馍馍”（是一头龙、两头老虎、九头牛的形状），因而一下子就有了“九牛二虎”外加一条龙的力气，他一个人可以干几十个人的活。可是，他的胃口也是几十个人的量，有些类似在高老庄时的猪八戒。所以，这把力气，用来种田，没有什么前途。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他这身力气最好的用处，就是在战场上。

薛仁贵的运气不错，这个时候唐太宗正要讨伐高丽，广招猛将。在唐朝前期，军队的组成，除了固定的府兵之外，也经常临时招募。其中有些人是主动投军，被称为“义从”，相当于“志愿军”的意思。当然，这些人投军，并非只是要报效国家，而更多的是求取富贵。投军之所以能求富贵，是因为这一时期，唐朝发动的战争，百战百胜。战争中，将士们一是可以掠夺财宝——名将李靖、李等都是不禁劫掠；二是可以积功升官——总打胜仗，自然升官快。可以说，投军，正是追求富贵的捷径。难怪唐代诗人要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史书上特别记载了柳氏这段话，给了后人很多想象的空间。京剧里面的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显然取材于此。守了十八年寒窑的王宝钏，历尽艰辛，实在没有比这更命苦的人了呀。这个悲剧故事，生生赚了后人无数眼泪。但现实中的柳氏，想必命运应该比王宝钏要好得多吧？这多少让我们心情好过一点。

三、白袍小将（1）

于是薛仁贵就去应募投军，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他的第一个领导是将军张士贵。这个张士贵，在历史上也算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战功显赫。可惜后代说书的，为了塑造一个反面角色，就把他给牺牲了，把他描写成嫉贤妒能、老给薛仁贵穿小鞋的一个小人。古代说书人都很明白故事要好听，光有主角还不行，一定得配上反角，矛盾冲突，戏才好看。只可惜了张士贵、潘仁美、陈世美等等这些历史人物了，很冤枉地遗臭万年。

其实，薛仁贵投军之后，并没有被打压，而是很快脱颖而出。因为此时正赶上李世民大举发兵，亲征高丽的大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薛仁贵随大军来到辽东的安地，刚好遇到刘君邛率领的一支军队被高丽军队围困。薛仁贵二话不说，拍马冲将过去，一个回合就将敌军将领斩于马下，并且割下首级，系在马鞍上。敌军一下子被镇住了，吓得慌忙撤退。古人常说，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若探囊取物，那本来是夸大之词，可薛仁贵却是货真价实地给上演了一回。他这个开场亮相，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不过相比后面的他在安市城下的精彩表演，这只能算是小试牛刀。

薛仁贵在安市城下的那次表演，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可以说，即使他一生只此一战，那也足以青史留名了。当唐太宗亲率大军，攻打到安市城下的时候，这次出征高丽的战役，达到了高潮。安市是高丽重镇，高墙深池，防御措施做到了极致，说它“坚不可摧”，并不夸大。同时，高丽方面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又派遣了名将高延寿率兵二十万来增援。因为如果唐军攻下安市，就可以直指平壤，安市已经是最后的防线了。而在唐军方面，则是时间紧迫，眼看冬季来临，如果不能取胜，必然会因为粮草不济、天寒地冻而铩羽归去。百战百胜的唐太宗丢不起这人啊。所以，唐军也是孤注一掷了。

乌云压城，高丽二十万大军依山扎营。而唐朝大军如潮水般涌上前去，两军撞在一起，就像浪头撞上了岸边礁石，激起了冲天浪花——大战开始了！在唐军的后方高地，黄伞盖之下，唐太宗亲临观战。此时的他肯定会涌起无限感慨——想当年，每次决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在血雨腥风中舍生忘死地驰骋、搏杀，敌人在眼前，如同潮水般不断涌来，又如潮水般不断退去……而现在的他，身份尊贵，自是不能再以身犯险，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看着别人的惊心动魄，听着别人的杀声震天，远远传来！

三、白袍小将（2）

突然间，他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战士，大声呼喊着，一马当先冲入高丽军中，就如同一把斧头砍入敌阵，劈开了一条长长的裂痕。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支罕见的兵器——戟，挥舞起来，人马辟易，宛如天神一般。那一身白袍，此时此刻，在万军之中，是如此地醒目，不仅高丽军都瞩目，唐军也是以他为目标，开始拼命往这个方向冲击，让那条裂痕越来越大。虽然高丽军队拼命拥上来，想堵住唐军，维持住阵形，可是白袍战士实在太威猛了，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正在此时，越积越厚的云层似乎也忍受不了这激烈的气氛，突然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一声霹雳巨响，震彻战场，紧接着唐军趁势大呼，声势相应，更是气势如虹。高丽大军终于开始混乱，只一瞬间，崩溃，瓦解，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结局已定！

唐太宗虽然身经百战，可看到眼前这一幕，也不禁呼吸加重，心潮澎湃。他立刻派身边使者，拍马赶去问：“先锋白衣者谁？”使者回报，就是那个注定要飘扬的名字——薛仁贵！

大战方罢，唐太宗立刻召见了薛仁贵。薛仁贵驰马而来，身上的白袍，早已是血迹斑斑，手持长戟，而腰间还挂着两张弓。唐太宗一见到他，就大声赞叹，赏赐他许多财宝和战马，然后当场升他做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游击将军是唐代的军衔，称为“武散官”，是从五品上——要知道，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个普通战士，而在稍早之前，他还只是个躬耕垄亩、不直一名的农夫而已。而这个“从五品上”，标志着他已经进入中高级武官的阶层。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军衔比拟，相当于少校。用“连升三级”来描述都已经不够了。

更重要的是，薛仁贵得以在唐太宗面前充分地展示了一把英雄形象，得到了皇帝的激赏。甚至唐太宗还说了这样夸张的话：“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阃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皦将。”意思是，我手下原先的猛将都老了，以后要看你的了。这次出征的成果，就是发现了你啊。俗话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份赏识，比做到“少校”那可重要得多了。唐军中“少校”成堆，可能得到皇帝如此称赏的，那绝对是百年难遇啊。就唐太宗这句话，薛仁贵也足够了。

三、白袍小将（3）

回师之后，薛仁贵又升迁为“右领军中郎将”（“正四品下”，相当于“上校”）。而且“北门长上”——驻防北宫门玄武门，这可是保卫皇帝和皇宫安全最重要的禁军部队。一个新的将星，正在冉冉升起。

话说回来，薛仁贵的际遇，恐怕也只有在唐太宗手下才会出现。唐太宗破格提拔人才是很出名的。当然，前提主要是薛仁贵自己勇猛善战。此外，他的那身白袍，恐怕是要占据首功了吧！如果他不穿白袍，战场上就不会引起轰动，达不到震撼人心的效果，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很可能入不了唐太宗的眼。这个创意自然是超级地帅！要知道，战场上穿白袍，那是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的。自古有“临阵不自标异”一说，意思是为将者临阵时装束不得标新立异，要注意伪装，以免成为对方的首要攻击目标。《淮南子》就曾经说过：“将军不敢骑白马，盖惧其易识也。”穿上白袍，那对方肯定拿你当靶子招呼了。当初唐太宗屡次亲自率军冲锋陷阵，也都是掩盖真实身份的，他的盔甲装饰都与众人相同，以至于好几次，他战后回军营，都要脱下头盔来表明身份。否则一上战场，敌人肯定拼死了要消灭李世民先。事实上，薛仁贵自己后来也不再穿白袍了。晚年有一次上战场，敌人不相信是薛仁贵领军，他于是脱下头盔来表明身份。薛仁贵穿白袍，有少年轻狂的味道，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富贵险中求”的心理吧。还好，这招恰好契合了唐太宗的张扬个性。

不过，薛仁贵这个白袍举动，确实超级酷，也非常富有戏剧性，所以后来民间故事中，人们心目中，超一流的将领，都是穿白袍的，比如赵云、罗成等，动不动就是“银盔银甲素罗袍，手使亮银枪”，端的是帅。这个造型的成功，创意专利毫无疑问应该归于薛仁贵。

四、薛仁贵征东（1）

虽然薛仁贵是唐太宗钦点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但他的致命弱点是出身低微，缺乏军中资历。这个弱点，也是后来导致他大非川一役大败的根本原因。所以，他被破格提拔防守玄武门之后，一守就是十多年，失去了再次放入囊中的机会。因为高宗时代，主持军政大局的，正是“旧人”李。四处出征的，也都还是些“旧人”如苏定方等。

薛仁贵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卫着玄武门，兢兢业业。终于，在永徽五年（654），薛仁贵有机会救了唐高宗一次。当时山洪暴发，直冲玄武门，薛仁贵不顾自身安危，登门向皇宫大呼，高宗因此得以避险。于是他不仅被赏赐了一匹御马，而且不久之后再次获得了出征的机会。努力工作，总有回报啊。

这次出征还是打高丽。高宗初年最大的课题就是要征服高丽。高宗想做孝子，要替老子出这口气。但高丽是块硬骨头，不好啃。于是李就采取了消耗战策略。时不时地派人马去骚扰一下，让高丽不得安定，疲于奔命。薛仁贵憋得太久了，这番出征，那真如猛虎下山，一发不可收，战无不胜：

贵端之战：显庆三年（658），薛仁贵在贵端城（位于今辽宁浑河一带）击败高丽军，斩首三千余级。

横山之战：显庆四年（659），薛仁贵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当时，薛仁贵手持弓箭，一马当先，冲入敌阵，被射者无不应弦倒地。薛仁贵的骑射功夫一点没有耽搁下。

石城之战：同年，薛仁贵又与高丽军战于石城。当时高丽军中有个将领非常善射，一连射杀了唐军十余人，无人敢当。薛仁贵见状大怒，单枪匹马，直冲敌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敌将面前，这人几乎惊呆了，手足无措，都没来得及放箭，已经被薛仁贵轻舒猿臂，手到擒来。一般只有在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情节，居然再次上演了。真不愧是“白虎星附体”的猛将啊。

由于薛仁贵的赫赫战绩，战后，他被任命为左武卫将军，这是“从三品”，高级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少将”；封河东县男，这是封爵，可以世袭，标志着他已经是个“贵族”了。搁在汉代，相当于封侯。

四、薛仁贵征东（2）

不过，在这些征讨活动中，薛仁贵都还只是副将，领军者是程名振、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名将。所以，他起到的作用也都是亲上战场的搏杀，并没有展示排兵布阵等军事谋略方面的才能，他还只是给人以“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

但是在七年之后的唐灭高丽的战争中，除了李之外，薛仁贵已然成为最关键的一员战将，居功至伟。他不仅再次展示了勇猛无敌的气概，也非常充分地显示了对战机的把握。如果说李是艾森豪威尔，那薛仁贵就是巴顿将军。这一战，让他完成了从猛将到名将的一次飞跃，他的名望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正因如此，后人编写薛仁贵的故事，直接命名为《薛仁贵征东》，显然，他的无数战绩中，最被后世民间认可的，还就是他灭高丽这一战。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一个很吉利的年份。但对高丽来说，却出现了灭亡征兆——发生内讧。大将泉男生要投诚归附唐朝！这是个重大的好消息，高宗命令两位名将庞同善、高偘去办理接收事宜。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泉男生的弟弟泉男建不服，又率兵拒守。看来，不动点真格的，还真不行。

要打仗？派薛仁贵！于是薛仁贵再率一支部队前去增援。他星夜兼程赶到新城，刚好遇到敌军偷袭庞同善的军队，算他们倒霉，正撞在枪口上。

原来，庞同善进军到金山的时候，遇到了高丽大军，一时不敢前进，结果被高丽大败并追击。在危急时刻，薛仁贵的援军再次拍马赶到。虽然薛仁贵军队并不多（可能只有三千人），但他观察了战场形势，发现高丽大军一心往前追击，队伍拉得过长，侧面防护不够。于是，薛仁贵当机立断，率全军横击，如一把巨大的铡刀从天而降，一下子将敌军截成首尾不能相顾的两部分。正高歌猛进的高丽军转眼之间变成了仓皇溃败的一方。真是世事难以预料。

这一战下来，斩首五千（《资治通鉴》记载是“五万”，似乎太多。古代将领报告战绩，照例会虚报十倍之多。《资治通鉴》可能没有缩水），而且顺带攻克了南苏、木底、苍岩三城，终于和降唐的泉男生部队会合。任务完成得很精彩，为此高宗皇帝亲笔写诏书慰劳薛仁贵。这也是难得的殊荣，相当于特等功嘉奖。

五、名将的诞生（1）

直到此时，薛仁贵还只是个猛将。他要脱胎为名将，还需要更多的表现，尤其是独当一面指挥军队的才能。而这一刻马上到来了，这就是扶余城之战。

金山之战后，全军士气高涨，斗志昂扬。薛仁贵一看将士可用，当即提出要一鼓作气，进军扶余城。对这个“意外”的作战计划，其他将领都纷纷反对。这个反对未尝没有道理：唐军善于野战，而高丽军善于守城，其优势是明显的。当年唐太宗亲征，也是遭遇顿兵坚城，无法攻克呢。更何况，如果薛仁贵去攻打扶余，得不到其他将领支援，仅凭他自己的一支三千人军队（薛仁贵传记说是“二千人”），那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吃力不讨好。

薛仁贵并没有理会，只是简单地说：“在善用，不在众。”毅然率领孤军前往。其实，薛仁贵是真正把握到了唐军作战的精髓。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的作战模式是重装骑兵，但到了隋唐的时候，重装骑兵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因为轻骑兵的机动性被大大发挥出来，其战斗能力之强，是重装骑兵无法比拟的。唐朝从开国打天下，到后来征战四方，几乎战无不胜，其关键就在于军队的机动性特别强。唐太宗、李靖、李等名将的经典战例，很多都是靠轻骑奇袭取胜的，充分体现了兵贵神速、出奇制胜的兵法精神。薛仁贵深知这一点，所以大扬其长，一路上破敌上万，势如破竹，很顺利地攻占了扶余城。

薛仁贵的军队并没有歇息，而是像开弓的箭，一路勇往直前，继续强行军，结果一路上望风投降的城池有四十多座。整个扶余地区都被收服了。薛仁贵这三个字，就像长了翅膀，在整个辽海地区传扬。高丽人用鲜血记住了这个可怕的名字。

另一方面，扶余城的攻占，彻底打乱了高丽的防御部署。泉男建气急败坏，乱了方寸，他又派遣了五万人马，想夺回扶余城。这样，战局就完全进入唐军的掌控之中。李一看，不用强攻坚城了，真好。指挥大军轻轻松松地围点打援吧。于是在薛贺水之地一战，唐军野战，大破高丽军，斩获三万余人。随后，南北两支唐军顺利会合。这次战役的胜利，宣告了灭高丽战争大局已定。

可以说，攻克扶余城，是平定高丽的关键战役。而薛仁贵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让这个胜利提前到来。因而此后不久，“前线慰问团团长”贾言忠汇报工作，高宗问他，你看前线哪个将军最好啊？贾言忠脱口而出：“薛仁贵勇冠三军。”想来这次战役给贾言忠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五、名将的诞生（2）

其实，“勇冠三军”并不足以形容薛仁贵。这次战役，更多地展示出了薛仁贵对战局的阅读水平，对战机的把握能力，还有对军队的指挥能力。因为这一战，薛仁贵是独立指挥，并且力排众议，最后顺利完成战略目标，为整个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关键基石。这一切，难道仅仅是靠勇冠三军就能做到的吗？

薛仁贵能成为名将，并不仅仅靠武艺，还更靠头脑。他在寂寞守宫门的十几年中，并没有荒废时间，而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汲取了很多营养。同时关心周边形势，收集了许多情报。这对他的脱胎换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高宗初年，苏定方前往西域征讨西突厥，薛仁贵并没有机会参战。但他仍给皇帝上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贺鲁，为其所破，虏系妻子。王师有于贺鲁部落转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还，厚加赉遣，使百姓知贺鲁为暴而陛下至德也。”意思就是，当时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有个对头叫泥熟，皇帝可以帮助和扶植泥熟。这样不仅更加师出有名，而且可以获得一大助力。高宗采纳了，果然泥熟积极要求随军效死。这对后来平定贺鲁的西突厥有很大帮助。这说明，薛仁贵一直在关心着“国际战略”，并且所开“药方”也很对症。

天道酬勤，薛仁贵早已非吴下阿蒙，他还写过一本《周易新本注义》。《易经》属于儒家经典，而且非常玄奥深刻。薛仁贵身为武将，居然敢为《易经》做注解，看来是深通其理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薛仁贵的文化理论水平，已经有相当深度了。

平定高丽后，高宗皇帝让薛仁贵率兵长期驻守平壤，巩固胜利果实。留任薛仁贵，首先是因为他威名远扬，镇得住场面；其次，恐怕也是因为薛仁贵足以独当一面了。此时的薛仁贵已变成了“麦克阿瑟”了。

史书上说薛仁贵在高丽旧地做得很出色，“抚孤存老，检制盗贼，随才任职，褒崇节义”，以至于“高丽士众皆欣然忘亡”，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这哪里是个猛将的形象啊，简直就是一员儒将呢。

六、大非川之败（1）

平定高丽是薛仁贵的人生顶点，此后他升官加爵，当上了左武卫大将军，这是正三品的武将，也是武官的最高职位了，相当于今天的“上将”。具体的职位则是“安东都护”，是安东都护府的长官。而这一时期，除了安东都护府外，还有安南、安北、安西都护府。这也正是唐朝疆域的鼎盛时期。（高宗时期的疆域，其实比玄宗时候更广大。）

不过很遗憾，不久之后，薛仁贵和唐军就遭受了立国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大非川之败。十余万大军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唐朝军队从此再未曾涉足乌海（今托索湖）以西地区。而吐蕃一跃成为与唐朝相抗衡的一个劲敌。唐朝独尊的地位一去不返。所以，这次失败，是战略性的失败。从历史上来看，也许是唐朝最惨痛的失败了。

吐蕃的兴起和灭亡，与唐朝都是先后脚。而自唐末之后，吐蕃民族就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往日的辉煌，甚至长期都无法统一。有时候，真的会让人怀疑，吐蕃的出现，就是上天给唐王朝安排的一个对手，以免让它过于强大。

唐太宗时期，双方已经交过手。当时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向唐求婚，太宗不许，于是吐蕃攻打松州，被唐军击败。不久之后，松赞干布再度求婚，太宗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他，这就是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但和亲的温情，并不能阻挡两个政权的政治利益冲突。特别是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吐蕃，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外扩张地盘的欲望。战争的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

大非川之战的背景，是唐蕃双方争夺吐谷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青海）。早在太宗时期，吐谷浑被收服，成为唐的藩属国。而吐蕃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对象，必然就是吐谷浑。吐蕃先发制人，大败吐谷浑，国王遣使告急。与此同时，吐蕃在西域一带步步紧逼，给唐朝带来很大压力，以至于罢了安西四镇。如果不遏制这个势态，西域迟早落入吐蕃手里。

于是咸亨元年（670），新近最辉煌的唐军将领薛仁贵奉命出征，以右威卫大将军的身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这一年，薛仁贵已经五十六岁。

六、大非川之败（2）

行军大总管，相当于本次战争总司令。这对薛仁贵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全权指挥一次独立战争。如果这次战争能获胜，那他就是李的接班人了。

事实上，从战争目标来看，唐高宗和薛仁贵的野心都很大。“逻娑道行军”，逻娑，就是拉萨，是吐蕃的政治中心。显然，这次军事行动是以拉萨为终极目标的。也就是说，如果战争顺利，那就要趁势夺取彻底的胜利。从贞观初年与东突厥的战争，就可以看到这个战略思想。

不过，征发的唐军总数只有十多万人，规模并不大。这个数量级，在唐前期算是大规模了。在那个战无不胜的年代，唐军每次大战的军队都不多，因为当时奉行的军事思想乃是“兵贵精不贵多”，以机动灵活为主。（武后时期开始，唐军打仗出动的军队就越来越庞大，动不动就是二三十万，可是战绩却明显下滑。）薛仁贵显然是服膺“兵贵在精”的军事思想的，十万之众，已经足够了。

再来看副职的配备：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这是最失败的一点。阿史那道真倒也罢了，是突厥后裔，属于客将。而要命的就是郭待封。他是名将郭孝恪的二儿子。郭孝恪则是李从投唐之前就开始追随左右的副手，也是最亲的心腹。后来李亲征高丽，曾把郭待封带在身边，显然是为了给他这个老部下的儿子混点资历。但郭待封基本上没像样的功劳。这也还罢了，关键是这个郭待封自恃名门之后，很瞧不上出身低微的薛仁贵。所以，一路上不听指挥，“颇违节度”。行动不听指挥，这是军中大忌，焉得不败？

唐军的战术部署，依薛仁贵的计划如下：一、把大本营扎在大非川，留两万人固守；薛仁贵自己率轻锐，迅速而出其不意地攻打乌海，吸引敌军主力；二、郭待封率主力大部队随后跟进，与敌军主力决战。这个战术部署，仍然强调“机动作战”。关键是要行动迅速。

从前半程来看，战争朝设想的目标进行。薛仁贵率前锋部队一路奔袭，多所杀掠，中间还俘获牛羊万计——这些牛羊大概是薛仁贵要用来做军粮的。最后薛仁贵顺利攻到乌海城。

但是薛仁贵并没有发现吐蕃的主力部队。原来吐蕃早有计划，避开唐朝精锐的前锋部队，而派主力去包抄唐军的后续大军。

六、大非川之败（3）

郭待封并没有听从薛仁贵的指令，将辎重留在大非川，而是带上所有辎重军粮，一股脑儿全部跟着前锋部队出发了。因为道路险阻，又是高原地带，辎重军粮本来就笨重难行，这下就更加行动迟缓了。此举犯了兵家大忌。

而这次薛仁贵他们遭遇了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吐蕃的主将葛尔&#8226;钦陵，是禄东赞的儿子，号称吐蕃历史上第一名将，被吐蕃人视为战神。这样一员名将，自然不会放过这么明显的漏洞。

所以，还没等唐朝的前锋和中军在乌海会合，二十万吐蕃大军突然出现在郭待封率领的唐军面前。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就算唐军再神勇，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也创造不了奇迹了。

当唐军辎重军粮全部损失的消息被报告给薛仁贵后，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退军，一直退回大非川。但这时候出现在唐军面前的吐蕃大军已经聚集到四十万之众，这几乎是倾巢出动的兵力了——要是不把唐军一口吞下，钦陵就枉称名将了。史书上说“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也就是说，十余万唐军精锐，基本上全军覆没。

军事失败的同时，也带来了政治失败，随后“吐谷浑遂没”。

此战失败所带来的深刻的政治影响，前面已经论及。此外，这次战争在军事方面的影响也非常深远。首先就是唐军不败的神话被打破了。虽然有过唐太宗亲征高丽而不果，可毕竟没有遭到战役的重大失败，只是平定高丽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而已。而且唐军在前不久还刚刚征服了高丽，创造了又一个大唐军队神话，可转眼之间，十多万精锐丧命高原，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失败。

六、大非川之败（4）

其次，对唐军本身的士气打击非常严重。在过了多年之后，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薛仁贵、郭待封覆我师徒，军人丧气，至今不振”。这种对自信心的打击，对士气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唐军在此后的战争中，就再也没有能恢复到之前那种所向无敌的气概和信心。也许是巧合，就在咸亨元年这次大败之前的一年，即总章二年（669），名将李刚刚去世。在此之前，唐军拥有的名将统帅是李世民、李靖、李这样的军神，他们的战无不胜是唐军自信的来源。本来，薛仁贵正是延续这个名单的最佳人选，可是很遗憾，薛仁贵的运气差了点。

其实，这次失败，看似薛仁贵个人的失败，但它所反映的问题是很深刻的。前面我们分析过，大非川之败，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做到“令行禁止”，副手居然敢不听主将的指挥！这样的军队，绝对不可能是一支可以百战百胜的军队。很明显，这次战败说明，正是唐军本身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更确切点说，是唐朝的高层政治有了严重的问题——武则天掌控了朝政，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内部斗争上，而比较忽视军事。实际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武则天掌控的时期内，唐朝没有太多名将，即使偶尔出现的几个，也都被武则天自己给灭了。一直到玄宗朝，方才逐渐涌现出一批新的名将来。这里面的问题，着实很耐人寻味。

高宗比较念旧，也比较心软，虽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可终究没有杀薛仁贵，而是将其免官为平民。有人在评价此事时，认为高宗没有对薛仁贵等用极刑是失策。因为这大大败坏了军规，败军之将可以不死，开了这头，那就导致了以后唐军都不愿拼死，最终战斗力明显下降。

其实唐军军力下降原因有很多，完全归因于不杀薛仁贵，恐怕并不合理。但唐军战斗力下降，这里成为一个转折点，应该是不错的。从某个角度来说，薛仁贵成了大唐军队转折点的推手和见证人。

不管怎么说，大非川之败，让薛仁贵离军神差了一步。这一步之遥，让薛仁贵在唐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也许，薛仁贵注定只能做一个有遗憾的大唐名将。

七、余威犹在

薛仁贵被免为平民了，但只要不死，总有翻身的机会。因为皇帝不杀他，主要还是为了要用他。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不久之后，高丽的反叛力量强大起来，唐军弹压不住。于是重新起用了薛仁贵。但不久之后，他又被流放到象州去了。象州在今天的越南境内。

不久，朝廷大赦，他又回来了。高宗皇帝毕竟还是念旧，召见了薛仁贵，说：“以前在万年宫，没有你，我都变成鱼了。你还曾经为我消灭过九姓突厥、高丽，功劳是很大的。但是，有人在我跟前告你，说你在乌海城下故意放跑了敌人，以至于失利。这件事让我非常恨你，而且疑心你不忠。事情都过去了，我知道那是有人诬告你。现在辽西不安宁，瓜州、沙州的路都不能畅通了，你怎么能安稳地睡在家里，不给我指挥打仗呢？”就这样，薛仁贵被重新起用，官拜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

开耀元年（681），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薛仁贵开始了自己最后的一场人生舞台表演。这年，开始重新崛起的东突厥不断壮大，姓阿史那的一拨人再次聚集在大漠上，蠢蠢欲动。他们开始将触角碰及大漠以南，进犯并州北境，杀了岚州刺史王德茂。

682年冬，六十九岁高龄的薛仁贵带病冒雪率军进击，在云州，即今大同一带，截住了突厥军队。还没开战，突厥人问道：“唐朝的将军是谁？”唐军说：“薛仁贵。”突厥人不信，说：“我们听说薛仁贵将军被发配到象州，已经死了，怎么还能活过来？别骗人了！”薛仁贵于是脱下头盔，让突厥人看。依然是那个威风凛凛的猛将薛仁贵，虽然看起来沧桑了一些。

薛仁贵在大漠的威名实在太大了，三箭定天山，那是一个神话。突厥人看到传说中的人物，都不由得翻身下马跪拜，然后偷偷地要撤退。薛仁贵并没有跟人家客气，立即追击。突厥完全没有斗志，薛仁贵轻松地打了一个大胜仗，斩首一万多，俘虏三万多，还缴获了许多牛马。善战的草原民族，在薛仁贵面前，几乎就是惊弓之鸟。真是让人感慨。

人们都说“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可薛仁贵把自己的神话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确实称得上是英雄人物。

第二年，薛仁贵死了，再神勇的英雄也挡不住死神。在民间传说中，薛仁贵是被儿子薛丁山一箭射死的，因为薛丁山也是白虎星附体，正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交接仪式。回想薛仁贵百步穿杨、三箭定天山的神话故事，真是如在梦中。

八、薛仁贵之子

后代评书中说薛仁贵的儿子叫薛丁山，而且是白虎星的下任主人。他的功绩，最重要的是征伐西方番邦，所以后来就有了《薛丁山征西》。

历史上薛仁贵的儿子虽然有大破吐蕃的事迹，但名字并不叫薛丁山，而是叫薛讷，当是取自《论语》：“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因为他字慎言，正与“讷于言”相合。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既反映了薛仁贵的文化修养，也说明他希望后代“由武转文”的心愿。事实上，薛讷一开始做过县令，看来正是朝文官路子走的。这很可能就是薛仁贵的意思。不过薛讷秉性刚直，在当县令时就敢拒绝酷吏来俊臣的要求。看来颇有家门武将之风。

后来突厥入侵河北地区，武则天到处搜求将才，就把他给提拔起来了，就因为他是名将之后，想来家学不错。在武则天朝，薛讷一直在边境军中任职，也立有些战功，但没什么大功。据史书评价是“其用兵，临大敌益壮”。就是说，遇到大场面的时候，他会更加沉稳。看来确实很有家风。薛讷可能并没有如他父亲那般的武艺和勇猛，但在军队管理方面，还是很出色的。

据说在开元初年，玄宗在新丰进行军事阅兵加演习，薛讷被任命为左军的司令。当时很多队伍都比较混乱，但薛讷的军队很整齐。玄宗又派使者到左军的军门，结果进不去。这一招，明显是模仿当年周亚夫的。所以演习结束，很得玄宗欣赏。——君臣都要制造历史佳话，配合默契。

因为受赏识，所以薛讷也就动了立功的心，于是积极请战。结果在率军攻打东北的契丹和奚的战争中，大败而归。不过后来东山再起，到西部任职，抵御吐蕃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刚好和父亲薛仁贵相反，薛仁贵是胜在东边，败在西边；而薛讷则败在东边，胜在西边。难怪后来人们要编《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那是有道理的，都要拣好的说呗。

总的说来，薛讷是中规中矩，远没有传说中的薛丁山那么多姿多彩，说他是个武官尚可，说名将，那就远不够格了。不过他们家的传奇，还没有结束。

九、薛仁贵之孙（1）

薛仁贵的另一个儿子叫薛楚玉，也是在军中任职，后来还做过范阳节度使，职位不低。不过后来居然“以不职废”，也就是说他因为不能胜任职务，后来给罢了官——真是丢人的不肖子。薛楚玉有个儿子，那就更加“不肖”了，居然参加了安史叛军，要反唐。

这个反唐的薛家子弟，并不叫薛刚，而是叫薛嵩。

薛楚玉因为曾经做过范阳节度使，大概罢官后也就定居在范阳了。所以薛嵩是生在范阳，长在范阳，成了地道的范阳人。是哪里人，这本来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但此时此地，却偏偏有了问题。

因为范阳（又称幽州）此地，在唐朝，逐渐变成了一个“胡化区域”。这个区域，本来是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但唐代，大量的胡人在这里定居，各种种族都有，五花八门，可以说这个地区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区”。现在我们都知道，唐代首都长安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老外”占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相比较而言，除了规模上不够一点，范阳地区“国际化”氛围更加浓厚。因为这个地区的文化风俗方面，都已经“胡化”了，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比较尚武，不喜汉文化。陈寅恪就说过，都已经开始不像一个汉族王朝地区了。

薛嵩生于斯，长于斯，虽然血统上是汉人，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些“胡化”，史书上说他“性豪迈，不肯事产利，以膂力骑射自将”，整天喜欢骑马射箭。本来骑马射箭也是他家学，薛仁贵的骑射功夫那是超一流的。可是薛仁贵已经开始逐渐“由武转文”了，即使从军，那也是要求如薛讷那样，做个管理人才，而不是冲冲杀杀的角色。因此薛嵩之善骑射这点，应该更多的是“胡化”影响，而非家学。

九、薛仁贵之孙（2）

更要紧的是，“胡化”区域对中央王朝缺乏向心力。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使得这一区域的人民，相对缺乏对唐朝廷和皇帝的认同感。所以，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唐朝统治范围内，但实质上却潜伏着反叛的可能。一旦出现了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与冒险家，反叛就成了可能。

有趣的是，薛嵩这样出身将门的人——他的爷爷是大唐名将，伯父、父亲也是朝廷重臣，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起来反叛这个朝廷。这应该归因于他经过“胡化”，因而缺乏对朝廷的认同感。

安史之乱后期，唐朝廷一时消灭不了河北地区的安史群将，只能采取妥协政策，承认了这些将领在当地的统治权力，而他们只在名义上依然臣属朝廷。于是薛嵩摇身一变，成为藩镇节度使，成了一个军阀。他占据的地盘有相、卫、洺、邢诸州，在今天的河北南部一带。

薛嵩成了土皇帝，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原先的同事，现在的邻居，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他的地盘虎视眈眈。薛嵩只能整天忧心忡忡，他没法求助于谁。求其他节度使？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求朝廷出面，那也说不出口啊。这个时候，小说家站了出来，替他写了一篇传奇小说《红线传》，说薛嵩有个侍女叫红线，不仅剑术超强，而且会乘风驾云，居然是半仙之体。她很大方地要替主子解决问题。于是一夜之间便盗来田承嗣的枕边金盒，然后由薛嵩得意洋洋地送回去，以此表明，俺取你首级易如反掌！这下果然把老田吓坏了，不敢动歪脑筋。

这个故事很具有讽刺意味。一个堂堂军阀，居然要靠一个侍女来保护，简直是堕落。

历史事实要更残酷些。后来薛嵩的地盘还是被军阀们瓜分了。田承嗣获得了其中的两个州。

十、薛仁贵之曾孙及其他

大概是厌烦了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勾心斗角和明争暗斗，薛嵩的儿子薛平开始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放弃割据，回归朝廷。这时，他才十二岁。薛平的归顺让朝廷很满意，被任命为宿卫将领。薛平一口气就做了三十年，和他的曾祖薛仁贵一样，站在了皇帝身边。拐了一道弯，薛家子弟回归到了当年的轨迹。

薛平后来又出任藩镇节度使数十年，功绩显赫。退休的时候，已经做到司徒。死时赠太傅（正一品，最高品级），比起薛仁贵死的时候赠官太常卿（正三品），整整高了五级。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至此，我们讲了薛仁贵家族的四代人物故事，起起伏伏，弯弯曲曲，构成了非常传奇的一个家族史。而这个家族史，也几乎是唐朝前半期军事政治史的一个缩影。恐怕除了薛氏家族，没有另外一个家族史能与唐王朝历史如此密切贴近了吧？

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在选取一个家族创作评书系列故事的时候，唐朝部分，首先就选中了薛仁贵家族。从此这个家族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存活在人们心目中。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狄仁杰——天下桃李满狄门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狄仁杰并不是老师。但他在武则天朝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原来是说狄仁杰提拔了很多官员，几乎遍布朝野。这是恭维他呢。狄仁杰则正色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武则天一生好杀，宰相都杀了一箩筐，但她却对狄仁杰另眼相看，称为“国老”，极为信任，几乎言听计从，特别对他推荐的人才，一概加以重用。所以狄仁杰才能够在短短四年的宰相任上就能做到“桃李满天下”的局面。

这，绝对是个奇迹。武则天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宋太祖赵匡胤曾这样评价武则天：“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这个看法倒是很有意思，赵匡胤认为，没有杀狄仁杰，是武则天后来还能被唐代供祭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在《新唐书》里，在《狄仁杰本传》后，宋祁评价：“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就是说，武则天将唐政权给灭了，而狄仁杰通过提拔张柬之等人，最终完成了匡复唐室的丰功伟业。

武则天一生英明，居然信任了一个处心积虑的掘墓者。这难道是真的吗？

要说中国人心目中，最出名的审案子的官员，那是包公。但在老外的眼里，狄仁杰这个名字远比包公来得著名多了，他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就像很多老外通过李小龙知道了中国功夫一样，很多人通过狄仁杰知道了中国式判案。而近年来，通过电视连续剧，狄仁杰作为断案如神的传奇人物也同样为中国百姓所熟悉。

狄仁杰是怎么成为老外和今人心目中的神探的呢？

二、少年老成（1）

贞观四年（630），大唐名相杜如晦去世。也就在这一年，未来的名相狄仁杰，刚刚出生。

狄仁杰，字怀英。因为他后来被封为“梁国公”，所以常见称呼有“狄梁公”。唐朝还有两个著名的梁公，一是房玄龄，称“房梁公”；二是姚崇。三位“梁公”分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朝的重臣，真可谓国之栋梁。

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曾做过贞观朝尚书左丞——这是一个很要害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他和尚书右丞（办公厅副主任）一起掌管尚书都省（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尚书省各个部门颁行天下的文件，都要经过他们两个的检查审核。可以说是整个尚书省的枢纽。不过狄孝绪的事迹可考的极少，可能因为他做尚书左丞时间很短，政绩不显，所以泯然众人矣。

狄仁杰之父狄知逊，官位不如狄孝绪。明经及第，然后做过东宫内直郎，掌管太子东宫的符玺、伞扇、几案、服饰等事。对于刚出道的官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起点。可惜狄知逊此后官运很一般，一辈子都只在地方做官，郑州（今河南郑州）、梁州（今陕西汉中）、越州（今浙江绍兴）、华州（今陕西华县）、夔州（今重庆奉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却一直没能做到刺史。虽然当时全国刺史有三百多，但刺史品级也是相当高的，上州刺史入了三品，算高级官员；普通刺史也有四品。狄知逊最后做过夔州长史。长史，当时称“上佐”，就是一州的高级佐官。虽然品级地位都不错，一州之内，也仅次于刺史，但没有实权，如一定要拿现在的官做个对比，就类似于市人大主任。

不过，狄知逊在大江南北的四处宦游，对青少年时代的狄仁杰而言却是个很好的经历。他因此增长了见识，了解了民间疾苦，这对他以后做官总是关心民情，坚持为民造福，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少年老成（2）

狄仁杰是家中长子，自然会被寄予殷切期望。而狄仁杰也没让父母失望，从小就表现出了不俗气质。据说有一次，他家门人被害，当地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全家老小都出门来接受讯问，只有狄仁杰安然不动，一个人专心读书。官吏就责问他，狄仁杰昂然回答：“我在书中，忙着和古代圣贤交接，哪有空来见你们这些俗人，管这些俗事！”这个事情被两唐书的本传都记载了。大概是想反映狄仁杰从小就有崇高志向，追慕古人吧。此外，从这个故事能看到少年狄仁杰确有很多不凡之处：一般小孩遇到这种难得的“大事”，大概早就跑出去看热闹了，他却不爱搭理，颇为特立独行，有个性；还有，对于官吏的责问，一般孩子估计都汗不敢出，他不仅对答如流，还敢于讽刺对方，可见他有见识，胆子大，嘴巴快。总的来看，狄仁杰比较早熟。

除博览群书之外，狄仁杰还有个特点——对医术很有兴趣。这也是有别于一般官宦子弟的特长。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精通针灸之术了。他去长安赶考的时候，路过华州，看到有人贴出巨幅广告：“能疗此儿，酬绢千匹。”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少年，鼻子下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瘤子，稍微碰一下，就酸痛刺骨，两眼翻白，几乎奄奄一息。狄仁杰很同情，于是上前揭榜。孩子父母亲属激动得立刻叩头下拜，还马上把千匹绢拉了过来。狄仁杰先让少年坐起来，取出针，从后脑刺进去。然后问，是否针气已经达到患处？病人点点头，狄仁杰手一抖，迅速抽针。那个瘤子应声落地，少年一下子痊愈，一点病态都没有了。孩子父母亲属都哭着拜谢，送上绢匹。狄仁杰笑着摇手：“我只是为了帮病人解脱痛苦，并不是要靠这个赚钱的。”转身扬长而去。

未成良相，先成良医。不过，这种医术太过夸张，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从此之后，狄仁杰却真正开始了替天下百姓医治苦难的道路。

三、起步坎坷（1）

显庆元年（656），二十七岁的狄仁杰踌躇满志来到长安赶考，和他父亲一样，顺利地明经科考及第。明经科，和进士科一样，是唐代科举的一个科目，类似于今天的文科、理科的区别，考试内容有别，但及第之后都是一样做官。一般人都知道，唐代有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明经很容易，三十岁考中就算老的；而相对地，进士科很难，五十岁考中，也算年轻的。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一旦做官，以后官途就顺畅了，所以有才之士一般都不屑于明经出身。但这是唐代中后期的情形。事实上，唐朝初年的时候，明经科比进士科更热门，更受重视。因为唐初规定：明经出身的人，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从八品下”的散官；而进士出身，名列前茅的，授予“从九品上”的散官。两者相差了三阶呢。所以，狄仁杰选择考明经科，绝对不是“技不如人”而想剑走偏锋的意思。

就在此前一年，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也刚踏上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说起来，他们俩还是并州老乡呢。不过，权倾天下的武则天并不认识还在底层的狄仁杰，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虽然狄仁杰肯定知道这个帝国最风光的人物，但他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跟这个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

春风得意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但他在之后的十八年里，一直都只在地方为官，没有提升的机会。似乎他也注定要和父亲一样，会终老在一个地方的“闲官”上面。

狄仁杰的第一个职位是“汴州判佐”，就是汴州的州级官员。所谓判佐，就是判官，是具体分工处理政务的官员，分别叫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全称是“司功曹参军事”。这些分类，有点类似中央的六部分工。至于狄仁杰做了哪个曹参军事，不可考。

狄仁杰满腔热情地开始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场“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这里。

三、起步坎坷（2）

阎立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曾官至宰相，因画名太大，以至于人称“丹青宰相”。不过这个时候，他是个“钦差大臣”。唐朝初年，地方制度是州、县两级，全国有三百多个州，都是中央直辖。而这么庞大的规模，中央的管理实在力不从心。为了弥补管理漏洞，于是中央每隔一二年，就要派朝官分道去各地巡查工作，叫“黜陟使”，类似后来的巡按大人。为什么叫黜陟使呢？因为钦差最主要的工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黜，就是黜落；陟，就是升官。这些钦差在巡查之后，要提交报告，根据官员的好坏进行弹劾或推荐，从而使地方官员升官或降职。此次阎立本就是以工部尚书担任河南道的黜陟使，汴州属于河南道，正在巡查范围之内。

阎立本亲自审讯，却惊讶地发现狄仁杰是个很杰出的人才！他接见了狄仁杰，大加赞誉：“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回去之后，就大力举荐。于是狄仁杰被调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职位也还是判佐，但汴州为上州，判佐是从七品下，而并州是都督府，判佐为正七品上。等于是升官二阶。

对狄仁杰来说，更愉快的是，他回到老家了。因为并州下属县阳曲正是他的故乡。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深为震动的事情。并州都督府级别高，事务也繁忙，所以配备有两个司法参军，另外一个司法参军叫郑崇质。郑崇质最近心情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他的老母抱病在身，正需要他悉心奉养；另一方面，刚好上司给了他一个出差的任务，而且是到“绝域”之地。所谓“绝域”，在唐朝规定中，起码是指万里之遥的地方。危险重重且不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光时间就得一年两载的。正在老郑“忠孝不能两全”烦恼之际，狄仁杰主动站出来，找到领导——长史兰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出这趟苦差。兰仁基听了以后，除了意外，一则感动，一则惭愧。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并州司马（也是上佐）正在闹矛盾，关系很紧张。一比照狄仁杰，实在差距太大了。狄仁杰的崇高人格，照出了自己的渺小。后来兰仁基常常将此事挂在嘴上，感慨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能让自己的上司如此推崇备至，狄仁杰不愧叫“人杰”！

此后的狄仁杰具体做过什么官，史无明载。不过肯定还是在地方任职，因为一直到四十七岁他才调到中央。这么长时间的地方官，也不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让他积累了很多具体行政经验，特别是判案的经验。这对他未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也是使他声名大振的基础。

四、断案如神（1）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终于，到了上元二年（675），他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巧的是，此前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刚好是武则天称“天后”，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两人的经历惊人地同步。

大理丞，品级不高，仅从六品上，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百官的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法官兼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狄仁杰这人个性突出，敢想敢做，同时又才能杰出，所谓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的，所以，他任大理丞一年后就声名大振。

话说狄仁杰上任的时候，已经积压的案件非常之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一万七千人之多，而且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工作真是没得说。怎么看也应该评个先进工作者啊。所以，年终考核的时候，他的上司——大理卿（大理寺长官）张文瓘（guàn）给了他一个“中上”——唐代官员每年的考核称“考课”，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当时的考核还是很严格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才能评“中上”，至于“上下”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各个部门的考课结果，还要提交上级审核过。而这一年负责考核的，则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一看狄仁杰不过是个刚工作一年的新手，想必不会有什么突出成绩，说不定是走后门、拍马屁的结果吧。于是就很主观地否定了这个少见的“中上”成绩。张文瓘倒是护犊子，他很不服气地提出了异议，并将狄仁杰的工作成绩详细地做了汇报，刘仁轨一看大惊，果然是个好干部啊。他很为自己的失察而内疚，同时也惊异于狄仁杰工作的出色，当即给了他一个很罕见的“上下”。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高分啊。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让狄仁杰在长安的官场出了名。而这，仅仅是个开端。接下来的狄仁杰，一次又一次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有一次，狄仁杰让高宗皇帝也记住了他。

四、断案如神（2）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狄仁杰不顾高宗大发脾气而坚持己见，犯颜直谏。当时是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这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辞，先是坚持有法必依：“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同时晓之以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杀了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后来高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很对，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编入国史，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佳话，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嘛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从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样，但属于“清望官”——清望官并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清望官几乎就是官员体系中的独立系统，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员体系，构成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某个官员一旦做了低品级的清望官，那么未来的升迁将会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为三品以上的官，都属于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进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员大部队里慢慢熬吧。

高宗虽然将他平级调动，实则将他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有次在狄仁杰奏事之后，高宗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搭上了权善才这条顺风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赏，前程还会不远大吗？那自然是顺风顺水了。

狄仁杰确实没有辜负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马屁没拍成，真够倒霉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据说是“一时朝廷肃然”。小小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绝对仰赖高宗的明白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同时又铁面无私，这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也是狄仁杰后来会成为“神探”的基础之一。

五、造福一方（1）

狄仁杰在当时和后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评如潮。因为他是真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时候，他也不忘对基层百姓的关切。狄仁杰后来做过度支郎中，就是专门负责天下财政支出工作。有一次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在并州），以狄仁杰为“知顿使”——一路先行，为皇帝先行布置好中途食宿的官员。原本安排的路上有个“妒女祠”，这个妒女祠自然祀奉爱妒忌的女神了。据说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经过，肯定会有风雷之灾。这么神奇的民间传说，估计就是唐朝的时代产物——唐代妒忌的妇女最多也最厉害（有好事的唐人还写过《妒神颂》呢）。为了皇帝的安全，并州的地方长官就征发了数万人，准备另外开一条路。狄仁杰立刻制止说：“天子出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还怕一个区区妒女么？”唐高宗听闻后，赞叹说：“真大丈夫！”为民请命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大丈夫。狄仁杰为故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他是官做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无论哪里的老百姓，都是他爱护的子民。

垂拱元年（685）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内，狄仁杰相当繁忙，不断地在中央和地方轮流任职；职位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做宰相，低的时候做县令。

685年，武则天刚好太后称制，积极筹备改朝换代，接着是称帝和巩固皇位。所以，这十多年时间内，政治斗争可谓波谲云诡，异常险恶，完全是一场政治大运动，社会大动荡。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仁杰的起起落落也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以狄仁杰的脾气个性，他本来很难顺利过关，但为什么他终于安然无恙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任职情况吧。从任职的时间上看，狄仁杰在中央的时间很短，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也就是说，狄仁杰其实大多数时间远离了政治旋涡中心。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而是背后有一只手在调控着，那是武则天的手。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保护狄仁杰呢？

五、造福一方（2）

首先，武则天早就赏识狄仁杰。狄仁杰调任中央的时候，武则天已经是大唐的实际管理者，而他的那些精彩成绩，武则天显然都看在眼里。他的步步提升，固然是高宗赏识，但很难说不是武则天的认可。

其次，武则天很清楚，这个时期，她的工作重心是搞政治运动。等政权稳固了，工作重心必然要转移，要稳固武周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狄仁杰这样能治理天下的高手，就可以拿出来重用了。

这个分析，也可以解释一个困惑。那就是既然武则天在最后几年，那么赏识和依赖狄仁杰，那早干吗去了呢？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以武则天的识人之明，她肯定是早就心里有数。这个时期，武则天开始大规模使用白色恐怖。特别是酷吏政治，就集中在这段时间。而狄仁杰是个正人君子，刚直不阿。在这种屠刀横飞的时期，很难不误伤到他。她让狄仁杰在地方任职，一来可以躲开是非，二来也为天下百姓多做好事，稳固地方。武则天针对的只是那些官僚阶层，而民为邦本这点，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用狄仁杰，确实用到了要害之处。

我们来看看狄仁杰造福一方的经历吧。垂拱元年（685），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在今甘肃宁县一带，当时为边疆地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抚和戎夏，人得欢心”。当地人特地为他立碑颂德。唐代有个制度，地方官如果政绩出色，老百姓可以立碑赞颂，这个碑叫“德政碑”。立碑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都需要中央严格考察后才批准。当然后期假冒伪劣的也多了。唐前期的立碑比较少，也都货真价实。狄仁杰一生在地方做官很多，这样的碑也遍布全国，在当时也是个罕见的现象。

五、造福一方（3）

第二年，他再次被巡察的钦差举荐，于是再回朝廷做冬官（工部）侍郎。但很快又被派出巡察地方。接着做过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再贬为彭泽县令。

虽然狄仁杰一落千丈，被贬为七品县官，但他无暇自怨自艾。因为赴任当年，就遇到大旱无雨。狄仁杰立刻上奏疏，要求朝廷救灾，并免除租赋。而且他救的不止彭泽一县，还包括周边的八个县。朝廷很快答允，于是当地百姓得以渡过灾难。等狄仁杰离任后，彭泽百姓自发给他建造了“生祠”。活着的人能被立祠祭祀，那是罕见的荣誉。而且也要经过中央批准。

万岁通天元年（696），河北被契丹入侵，百姓惊扰，朝廷震动。武则天把彭泽令狄仁杰调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驱赶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而是让百姓放归农田，安心生产，同时整顿军备。不久契丹退兵。而这年魏州因为没有错过农时，居然获得了大丰收，使老百姓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当地百姓出于感恩也给他立了生祠。据说魏州百姓每个月初都要去生祠供祭，摆上酒肉。

有一次狄仁杰刚好去朝见武则天，居然面有醉色，武则天知道他是不喝酒的，就很奇怪。狄仁杰就说因为百姓祭祀才这样的。武则天派人去查验了之后，方才相信。这个故事很有趣，虽说是编造的，不过也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对狄仁杰的衷心爱戴。

不久，狄仁杰再次升任幽州（今北京）都督，安抚战后余生的百姓，恢复生产。

在赴任之前，武则天特别赐予他一件龟带紫袍，而且武则天亲手（据说）在上面加了十二个金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她终于要重用狄仁杰了。狄仁杰有了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天下所有百姓造福了。

六、移风易俗（1）

狄仁杰在地方上，除了拯救百姓疾苦之外，也很注重移风易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做“江南巡抚使”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件惊人的大事——大毁淫祠。

什么是“淫祠”？淫是不必要、多余的意思。所谓淫祠，就是官方不正式认可的祠庙。江南吴楚一带，因为风俗传统特别，有大量的祭祀祠庙，用以崇拜五花八门的人神和鬼怪。基本上都属于淫祠。

唐代笔记里记载过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江南有个驿吏，特别能干，把驿站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刺史上任时，他请刺史来检查工作。走到一道门前，挂着一个神像，说是“杜康”，原来这是酒库；又来到茶库前，也有神，说是“陆羽”；还有一个库是放酱肉腌菜的，门前也有个神像，说是“蔡伯喈”，刺史大笑，说这个神就不必了。

实际上这些祠庙的祭祀浪费是相当惊人的。在狄仁杰看来，鬼神并不能救民于水火，百姓徒然耗费钱财，有害无益。况且狄仁杰本人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奉行者。不久前，狄仁杰就完全不理会妒女祠的传说，为人民消除了一次无谓的徭役。所以，狄仁杰到了江南后，不惧各种阻力，下令将各种淫祠毁去，共计一千七百余所，如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等等，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祠，这在崇信鬼神的唐代，实属不易，足见狄仁杰见识超凡。

据说在毁项羽祠的时候，大家都畏惧不敢前，说入内者必死。狄仁杰大怒，当即写了一个通告——《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把项羽批评了一顿，责令：“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然后坚决拆毁。狄仁杰此举，比西门豹治邺还要猛。

六、移风易俗（2）

狄仁杰的这个举动，影响非常大，在有识之士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唐代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比如李德裕后来也在浙西做过一次大规模禁毁淫祠的活动，韩愈、柳宗元也有类似举动。赞赏他的自然更多，其中最热烈的是明末的王夫之，他甚至说此举“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不过这太夸张了点）。当然，这个举动对普通百姓影响更大，这从后来民间盛传狄仁杰不怕鬼的故事可见一斑。有个故事讲狄仁杰去做宁州刺史的时候，刺史的住房是个凶宅，闹鬼，前面已经死了十几个刺史了。小吏让狄仁杰换个别的房子住，被他拒绝。结果好几个晚上都出现诡怪奇异的东西，狄仁杰大怒，破口大骂了一顿，结果很快出来一个人，请狄仁杰帮自己迁葬坟地云云。后来就再也没出现鬼了。这活脱脱是《聊斋志异》的一出场景。不光是狄仁杰不怕鬼，更有甚者，老百姓中还有妖怪怕狄仁杰的故事。说武三思有个家伎叫素娘，色艺双绝。武三思将她隆重推出，大宴群臣。不过狄仁杰有病没来。第二次再宴，狄仁杰来了。结果素娘推三阻四，不敢露脸。后来终于不得不吐露实情，声称自己是花月之妖，因为狄仁杰是“正人”，不敢相见。然后就化为香气消失了。是不是很眼熟？端的是《聊斋》故事。

甚至还有一个雷公向狄仁杰求助的故事：代州曾有一株大槐树，有次被雷劈裂开好几丈长的口子，居然将一个雷公夹在了中间，疼得他吼声如雷（雷公的吼声，自然是雷了）。当时狄仁杰刚好在代州，就带着一群宾客随从去观看。快到达时，众人都纷纷惊退，不敢向前。结果只有狄仁杰敢独自前行，靠近大树后问雷公这是怎么回事，雷公说：“因为我要赶跑树里的一个孽龙，但我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姿势不对，降落位置出错，所以被树夹住了，请你救救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于是狄仁杰找来木匠把树锯开，雷公才得以解脱。此后，凡有吉凶祸福之事，他都预先向狄仁杰报告。

以上这几个故事，从鬼到妖怪，甚至到天神，或是怕狄仁杰，或是要狄仁杰帮忙，虽然流于奇谈怪论，但恰恰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狄仁杰，一身浩然正气，能够克制各种神怪。

因为这样的形象，所以后来狄仁杰居然也成了一方百姓的保护神，不断被人供祭——反对淫祠的狄仁杰自己竟也成了一个“淫祠”的主人！狄仁杰地下有知，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七、为民请命（1）

狄仁杰心中装有老百姓，不是一句空话。他曾数次冒着危险，救下了很多老百姓的性命。

早在狄仁杰做御史的时候，就曾被派遣出使岐州，安抚当时岐州的逃亡兵士。狄仁杰到了当地，先释放了被抓的几十个人，并给他们粮食，遣返回乡。然后贴出告示，允许自首，既往不咎。效果很好。高宗很高兴，将他的这个做法推行天下，结果当时类似的很多逃亡者都纷纷回来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个宽大处理的安抚模式得到推广，实际上是拯救了很多人。

垂拱四年（688），唐朝宗室、豫州刺史李贞起兵反武则天，叛乱很快被平定，之后狄仁杰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处理后事。当时，受株连被捕获的有六七百人关在监狱中，家产被没收的有五千人。司刑使一个劲地逼促行刑。狄仁杰认为李贞及骨干分子都已经战败死亡，而这些人不过是被胁迫无奈参与的，于是冒着危险，上疏武则天，给这些人请命，表章中提到，他反复几次写了后撕毁，撕毁又写，非常矛盾。这说明他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很敏感，这个时期也正是白色恐怖盛行的时候。狄仁杰这么做，实际上是冒了很大危险的。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可他终于还是勇敢上书了。所谓“仁者必有勇”，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为流放。

这个结果，可以再次证明，武则天实际上是很关注狄仁杰的。事实上，几乎每次狄仁杰的奏章，都被许可。这应该可以视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七、为民请命（2）

这六七百人最后被朝廷发配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充军。当这些九死一生的流徒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告诉他们：“是我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呀！”于是双方一起到早先州民所立的“狄公德政碑”下痛哭。押解差役和宁州官吏也十分感动，允许宁州父老的请求，“设斋三日”，招待流徒。因此，后世将“狄公德政碑”又称为“梁公坠泪碑”，并在立碑处建“狄梁公庙”。后来，宋代的范仲淹在这里做官时，曾专门写了狄梁公的碑文，以记述狄仁杰的事迹。而多少年风吹雨打过去后，狄梁公庙至今还在。

流人被送走了，但前来平定叛乱的将士们却不容易被打发。将士们倚仗着有功，横行霸道，大肆勒索。此时率军的是宰相张光辅，他不加制止，反而予以纵容。豫州刚刚经历战争，府库空虚。狄仁杰没有理会，张光辅大怒，小小刺史竟敢藐视自己这个宰相兼元帅？狄仁杰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意思是河南叛乱的不过是一个李贞罢了，而你纵容将士勒索，与李贞一样。还怒斥张光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甚至说出“如我有尚方宝剑，我就一剑砍了你，我虽死如归”这样激愤的话语。要知道张光辅身居宰相，位高权重，眼下又手握重兵，新立大功，而且也心狠手辣，实在是个不可得罪的人物。可狄仁杰深深痛恨张光辅乱杀平民，以冒军功，显示忠诚（拿平民的头冒充敌人首级，在古代一些混蛋将领手里是常见现象）的可耻行为。狄仁杰性格刚烈，不畏权贵，这一番话，真是痛快淋漓，掷地有声。在他的凛然正气面前，张光辅居然也就偃旗息鼓，无言以对。

不过他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武则天暂时将狄仁杰贬到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可笑的是，一年之后，张光辅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狄仁杰则被调任洛州司马，其实是调回中央（因为武则天是以东京洛阳为她的统治中心的）。

但这次回去，狄仁杰遇到了一次生死劫难。

八、斗智斗勇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朝换代，正式称帝。

天授二年（691）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宰相生涯。两人经历，再次契合。

武则天起用狄仁杰，实在是因为朝中无人。就在天授元年、二年的这两年，被杀的宰相有七个，还有一个被流放。虽然还有武承嗣、武攸宁等做宰相，不过他们都是政治可靠，能力平庸。狄仁杰是拉来干活的。

但是这一时期气氛非常紧张，酷吏政治正是高潮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罗织罪名，株连成风，成片打击。以来俊臣为首的一批酷吏无恶不作、不择手段、胆大包天、凶残无比。他们要打击谁，几乎没有逻辑可言，因为他们只要杀人，就是立功。杀的越是高官，功劳就越大。所以，身为宰相却又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在劫难逃。

狄仁杰九月入相，来年三月，来俊臣就告发了一个大案——包括三个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在内的七个高官谋反。眨眼间，这些高官统统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般的监狱，叫“诏狱”，意思是为皇帝特诏办理的案件而设置的监狱。实际上，诏狱纯粹是酷吏用来折磨人的行刑场。当时号称，“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可以说，狄仁杰遭遇到了空前的危险。

被捕之后，来俊臣诱骗他们说，只要老实坦白，可以从宽免死。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鬼话，然而狄仁杰出乎意料干干脆脆地承认自己谋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很高兴，于是放松了警惕，将他关在牢里，就等皇帝复核之后行刑。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智商，聪明如狄仁杰，会那么傻，自寻死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狄仁杰要了纸砚，偷偷拆了被头的帛布，写好了一个诉冤书，然后放到棉衣里头封好。之后对看守人员说，天热了，让家里人来拿回棉衣。看守人员也不仔细查看。结果这份诉冤帛书，就顺利地被狄仁杰儿子狄光远送到了武则天面前。武则天立刻召见了他，问他为什么先前承认谋反？狄仁杰回答，如果不承认，早就死在酷刑之下了！于是武则天下令释放了他，同案的七人也都出狱了。

狄仁杰这次被诬陷，居然能够全身而退，实在是个奇迹，不能不说他的聪明灵活、见机行事，远在普通人之上。武则天时候还有一个宰相魏元忠，也曾受诬陷入狱，他一开始死硬，结果备受折磨，体无完肤，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谋反。当时人都说魏元忠和狄仁杰差距太大了。

当然，狄仁杰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非常坚决的。就在这次关押的过程中，酷吏看狄仁杰这么快就认罪，自以为得计，就想利用狄仁杰来株连陷害别人，于是派了判官王德寿来劝说，希望他能牵连尚书杨执柔，作证他也参与了谋反。狄仁杰问，怎么作证呢？王德寿很高兴，就说：你在春官（礼部）任职的时候，杨执柔也刚好在同部门做员外郎，你就说在这个时候搭上线的。没想到狄仁杰大喊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然后一头撞向柱子，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跑了，不敢再胁迫。

这就是狄仁杰，善于保护自己，也勇于保护他人。

后来，武承嗣曾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都被武则天断然拒绝。事实上，狄仁杰是很受武则天赏识的，即使这次狄仁杰没有自救，相信武则天也不会置他于死地，因为将来她还要大用他呢。

九、定策国老（1）

终于，在神功元年（697）十月，狄仁杰被召回朝中，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第二次成为宰相，成为辅佐武则天治理天下的左右手。此时，他六十七岁。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宠信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的时候，常不让他跪拜。考虑到狄仁杰已年老体衰，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格外伤心，她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这是因为朝堂中再也没有这样的顶梁柱了啊。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还体现在对狄仁杰格外宽容上。狄仁杰的性格是张扬激烈的，他经常会面折廷争，公开直接反对武则天的做法，而武则天则“每屈意从之”。

比如武则天是佞佛之人，狄仁杰就屡次劝谏。久视元年（700）夏天，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是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武则天为此中道而还。秋天，武则天又想造大佛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狄仁杰再次力谏，武则天也接受了，罢其役。

武则天晚年，最宠爱的是二张，甚至太子、公主这些人都靠边了。但狄仁杰居然敢公开羞辱张昌宗。有一次，南海献“集翠裘”——大概是用很多绿色的羽毛织缀而成的，非常华贵而美丽，武则天就赐给了张昌宗。刚好狄仁杰入宫奏事。武则天让他们两个一起玩双陆的游戏。狄仁杰就说，要赌一把，而且提出，所赌之物就是两人身穿的衣服。武则天笑说，“你不知道，此裘价超千金。你的紫袍价格不能比啊。”狄仁杰站起来说：“我这个是大臣朝见奏对时穿的衣服；而张昌宗的那件，不过是嬖幸宠遇之人所穿的衣服，用它来换我的紫袍，我还觉得亏了呢。”张昌宗一下子情绪沮丧，心神不定，连输数局。狄仁杰二话不说，上前就扒下裘服，拜恩而出。出了朝门，狄仁杰立刻把衣服丢给家奴，让他穿上，然后打马，扬长而去。

以当时武则天对张昌宗的宠爱，狄仁杰竟敢如此行为，可真是异事啊。如果此事真实，那么可以说明，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宠信，那是到顶了。

基于这样的特殊地位，狄仁杰在尽心竭力治理天下之外，还倾力做了一件顶要紧的事——促成李显继任太子。

武则天临近晚年了，继承人问题已经无可回避。这可能是武则天面对的最大困境。她的选择只有两个——儿子或侄子。从武周这个朝代的角度来说，她应该让武姓人继位；而从个人角度来说，儿子总是比侄子要亲得多。

九、定策国老（2）

武则天的困境就是，虽然她个人战胜了时代，成为皇帝，但她战胜不了历史和传统，她不可能把父系改为母系。虽然李显、李旦曾经改姓武，但终究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到底是男性世界这个事实。这是武则天的深刻悲哀，她，无力回天，她可以改变女人不能做皇帝的规则，却不可能将整个文化都倒转过来。

狄仁杰是主张立李显的，在推动李显继任的过程中，他不仅跟武则天讲道理，而且常打心理战。狄仁杰曾经给武则天指出：“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让儿子继位，起码以后祭祀中是少不了武则天这份的。而从来没听说过姑姑会被放到宗庙里面祭祀。又据笔记记载，有次武则天说：“我昨夜几次梦见跟人玩双陆，都不能取胜，这是什么意思？”狄仁杰一语双关地答道：“双陆不胜，必定是宫中无子。”他展开了“梦的解析”：“这是上天垂意，暗示陛下，久虚储位必定生变啊。”又有一次，武则天说：我梦到一只羽毛丰丽但两翅俱折的鹦鹉，这又说明什么呢？狄仁杰继续客串解梦大师：“武是陛下的姓，这只鹦鹉就是陛下。摧折的两翼就是陛下的两位爱子。如果陛下起用两位皇子，那就会双翼复振了。”

实际上，当时的很多大臣都或多或少地向武则天建议，重立李显为太子。李显的支持率明显要高，在这种情形下，武则天终于顺从了历史传统，于圣历元年（698）把李显从庐陵接回来，九月，重新立为太子。同时，让太子做河北道大元帅，率军攻打突厥。有意思的是，他的副手、行军元帅，就是狄仁杰。而就在前一年，狄仁杰被重任为宰相。这个事实，说明了在李显重当太子这个事件上，狄仁杰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李显做了皇帝后，特别追封狄仁杰为司空。可见他是很感恩狄仁杰的帮忙。另外，唐人还写过一本《狄梁公传》，又叫《狄梁公立庐陵王传》。可见唐人把李显重立太子的功劳基本算在了狄仁杰头上。

这个事情往往被解读为狄仁杰忠于李氏唐室，忠于李显。但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

李显能胜出，深层因素是民心支持。武家人对天下基本没什么贡献，而李家毕竟淹有天下多年，特别还有唐太宗这样的超级英主，深入民心。可以想见，即使真的让武承嗣继位，一旦武则天去世，他肯定镇不住。往好了说，也难免血溅宫廷，往坏了说，那就是天下大乱。相比较而言，李显继位，名正言顺，不会有什么大矛盾存在。

中国古代，政治的稳定，是最大的稳定。而皇位的顺利继承，又是最大的政治稳定。狄仁杰是正直而又成熟的政治家，正是看到了这个事情的至关重要，所以利用特别被宠信的有利条件，促成了武则天任命李显做太子的最终选择。他选择了支持李显，其实是选择了和平过渡。与其说狄仁杰忠于李唐王朝，不如说狄仁杰忠于天下百姓的安宁。

这是狄仁杰对唐朝，对百姓所做的最大贡献。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定策国老，也称得上是中宗李显的定策国老。

十、知人善任（1）

狄仁杰在任宰相期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荐和提拔了大量人才。

狄仁杰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有一次，武则天让宰相各举荐一个人来做尚书郎。就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官职，相当于今天国务院内各司司长，地位很重要。狄仁杰推荐的，是自己的儿子狄光嗣。后来狄光嗣果然当上了地官员外郎（户部司的副长官），非常称职。武则天很高兴：“你就像古代祁奚一样，能举自己儿子为官。”这件事情说明狄仁杰是个典型的务实主义者，不玩虚的，同时也不畏惧别人的说三道四，襟怀坦荡。其实这也是武则天的重要特点。他俩在这点上是很合拍的，可谓君臣相得。

狄仁杰也能冒着风险举荐人才。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来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狄仁杰却别具慧眼，认为李楷固是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一定能感恩效节。这个提议也被武则天接受了，授以官爵，委派他专征契丹。果然，李楷固大败契丹余众，得胜而归。武则天为此设宴庆功，宴会上，武则天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

因为狄仁杰知人善任，而武则天也充分信任他，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他推荐的人遍布朝野。因为他为国举贤，并无私心，而且所推荐的确实都是人才，所以很多人后来一直任职到玄宗朝，都位登台阁，成为朝廷精英。

狄仁杰推荐人才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他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于是张柬之再被提拔为秋官侍郎（刑部副长官），很快就当上了宰相。

也就是这个张柬之，在后来武则天病重的时候，联合了桓彦范、崔玄、袁恕己、敬晖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将李显推上皇位，完成了所谓的“唐室中兴”。但是，后人一般都将这份“匡复唐室”的功劳算在狄仁杰头上。

根据之一是所谓的狄仁杰“临终遗言”，据说狄仁杰在临死之前，曾召集了这五个人，给他们下达了一个政治遗嘱，让他们先下手为强。

十、知人善任（2）

根据之二，是这五人据说都是被狄仁杰精心挑选提拔起来的。联系到狄仁杰极力推动李显重当太子的事实，这个说法似乎很合理。事实上，狄仁杰在唐代和后代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地位，就是因为这所谓的“匡复唐室”，这是政治功劳，在皇帝和史官眼里，比那种关心百姓的功劳大得多了。

但这是一个误解。如果以这种解释看，那么狄仁杰必定是个政治高手，甚至可以说是个极高明的阴谋家。而且，他显然视武则天为敌人，而对唐室无比忠心，不惜冒险设下一个大局，最终推翻了武则天。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并不能令人信服。

先看那政变的五人，并没有证据表明都是狄仁杰提拔的。事实上，就以崔玄为例，他是武则天亲手提拔的，和狄仁杰没关系。在政变那一刻，这些人跑到武则天的榻前逼宫，武则天曾特别生气，对崔玄说，别人都罢了，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也反叛我？这点就可以说明，狄仁杰精心布局的说法靠不住。至于那个所谓的政治遗言，司马光在《通鉴考异》有辨证，认为完全是编造的。我认为司马光所言是实。

再来看看狄仁杰这人。从能力上说，他一生基本上是做地方官，行政方面很有经验，判案更是高手，但是政治方面未必就精通。事实上，在武则天这样的政治天才面前，他似乎没什么机会玩手腕，更别说是牵涉这么大的一个布局了。

从性格上说，狄仁杰这人虽然聪明，但他刚烈外露，胸怀坦荡。有人就说他“倜傥不羁”。这种性格绝对不适合阴谋诡谲之道。

再从情感上来说，武则天对狄仁杰起码有知遇之恩，待之以国士，狄仁杰也没有理由内心仇视武则天。

总之，狄仁杰虽然推动了李显复位太子，但把最后的政变算在他头上，不仅是个错误，实际上也是个侮辱。

玄宗朝名臣姚崇，其实也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当最后政变成功的时刻，大家都在庆祝，只有姚崇哭了起来，别人很惊讶，他却回答说：“事奉则天皇帝这么久了，突然离开她，内心难过，实在控制不住啊！”

如果狄仁杰还在，他可能也会一样痛哭吧？

十一、东方神探

今天很多人得知狄仁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把他当做“神探”。这有一定的基础。一、他确实断案如神，在地方，在中央各部门长期做法律工作；二、他爱民如子，也得到老百姓极大的爱戴，是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三、他性格刚强，不畏权贵，甚至也不畏鬼神；四、他既有智慧，又善于灵活应变。另外，狄仁杰的民间传说也很多。这些，都是“神探”出现的理由。

当然，“神探”的形象，还是需要经过文学创作的，否则不会这么深入人心。狄仁杰其实并不总是板着脸的，相反，他挺爱开玩笑，喜欢嘲笑人。有次他和同事卢献斗嘴，说：“你配上马，就是驴。”马+卢=驴。卢献反唇相讥：“我一刀把你砍两半，就是两只犬。”狄仁杰笑说：“不对不对，狄字是犬旁一个火。不是两个犬。”卢献回答：“犬边有火，那就是一只煮熟的狗。”这跟小孩嬉闹没啥区别。这么可爱的性格，人们很难不喜欢。喜欢他，就爱把各种故事编在他身上。这大概也是他会成为“神探”的理由之一吧？

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一本《武则天四大奇案》小说风行一时，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虽然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基本内容是编出来的一个个破案故事。后来有所谓四大公案小说，即《狄公案》（狄仁杰）、《包公案》（包拯）、《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纶），都是侦探小说，影响很大。

这里面，包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不过走出国门，名满全球的，还是狄仁杰。这得归功于一个荷兰人，叫高罗佩。

高罗佩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首先是职业外交官。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精通十五种文字，除了母语外，最好的是汉语。中国的棋琴书画，也是样样在行。甚至他的老婆水永芳也是个中国人。足见他对中国文化的衷心爱好。

并且，他还想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外国去，于是着手翻译《狄公案》——因为西方人特别喜欢侦探小说，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切入点。结果翻着翻着，他感觉故事性太差，于是干脆自己来编写，这下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十七部，英文名字是JudgeDee，直译为《狄法官》。小说在西方引起了轰动，狄仁杰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后来，高罗佩曾将其中一部翻译成了中文，全书前加了楔子一首：“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密，报应总无偏；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狄仁杰如果英魂有知，想来也当作哈哈一笑。

有趣的是，高罗佩还为这部小说画了一套有中国绣像风格的线描插图。因为画这套插图，他开始研究中国的民间绘画，从此不断深入，后来又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中国房内考》（有关房中术的研究）和《秘戏图考》（即古代春宫画的研究）。这两部书被称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也代表着高罗佩的最高成就。是佳话，也是传奇啊。

今天，高罗佩的狄仁杰也走上了电视屏幕，为更多中国人所熟悉和喜爱。这段缘分，可谓是古今中外大融合了。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安禄山——渔阳鼙鼓动地来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十月，冬天到了。和往年一样，皇上照例早早地去了骊山华清宫——那是他的东宫。皇帝一向认为泡在温泉里面度过寒冷的冬天，是个非常美好的享受。而这个习惯，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始，已经持续了十九年，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

皇上泡在温泉里，突然觉得要谢谢李林甫，虽然他很早就喜欢上了这种休闲方式，但事情总是太多，而他也总是太忙。李林甫做上宰相后，自己轻松了很多。嗯，李林甫的继位者杨国忠也做得不错，没让自己操太多的心。想到这里，皇上搂紧了身边的杨贵妃。不过，安禄山这厮，似乎有点不对劲。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也上了年纪，犯不着这么操心了，就算他有什么想法，估计也不敢挑战朕的权威吧？现在也应该放心地花足够的时间来泡温泉。

舒适地泡在温泉里面的大唐天子李隆基也许不知道，此时，在帝国东北角，范阳节度使的驻扎地幽州，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幅秘密的军事地图正在紧张的绘制之中，在这张地图上，标明了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很明显，这是一张军事地图。

十一月六日，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们被召集参加宴会。从八月份开始，幽州城内经常举行各种宴会，款待所有的将士，食物好得就和打仗时期一样。酒很美，肉很大块。不过今天这次宴会有所不同，在酒酣耳热的时候，安禄山让人给每个将领发了一张地图，一张从范阳到洛阳的地图。还有，很多的金帛。空气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又过了一天，十一月八日，一匹快马闯进了幽州，奏事官胡逸从长安回来了。安禄山立刻再次召集所有将领，这次他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诏书，他说：“皇帝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立刻从军！”虽然对于诏书的真实性，大家都很怀疑，但谁也没有说什么。于是，十五万的大军，连夜发动起来了。一切都被搅动起来了，躁动不安已经变成了狂热，整个城市灯火如昼，人喊马嘶。

十一月十日的凌晨，城南，大旗猎猎，安禄山站在旗下，“庄严”誓师。随着他一挥手，指向遥远的西南方向，大军如铁流一般，滚滚而去，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安禄山的庞大身躯，站在一辆车上，这是一辆铁车。虽然他的眼睛很坏了，坏得几乎快看不到什么了，但他依然努力地昂首向前。他知道，在遥远的前方，那是一个怎样的花团锦簇的大唐江山啊。他在心里喊着，这是我的，这都是我的！

这是注定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一个凌晨。安禄山造反了！

太阳依然会升起，但照耀的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二、名字和家世（1）

安禄山，这其实不是个汉名，而类似于今天的译名。据说“禄山”是从他的小名“扎荦山”转过来的。

有人说，扎荦山的意思是突厥的战斗神。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因为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神”，后来怀上了安禄山，于是给他取名为“扎荦山”。这个说法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但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挺奇怪的事情——战神还管生孩子么？这似乎不太合理吧。当然，如果硬说突厥人就有这样的信仰，那就说不准了。不过，现代学者对此有更合理的解释：“禄山”是有宗教含义，但并不是战神的意思，而是光明的含义。

首先在敦煌文书里面，人们发现有很多来自西方的粟特商人，他们的名字里面也有“禄山”，如史禄山、米禄山等等。据语源学的考察，这个“禄山”的意思，源出波斯语，是“光”、“明”之意。其次，禄山这个词并非突厥人所有，而是和粟特人信仰波斯的祆教（祆，音xiān，与另外一个字yāo不同）有关。祆教来自波斯，是一个崇拜光明之神的宗教。显然，“禄山”作为“光明”的含义，明显就是一个带有祆教的宗教教义内涵的词汇，确切含义应该是“保护光明”之类。这种取名方式，相当于今日西方人叫“保罗”、“玛丽亚”等名字。

实际上，“安禄山”这个名字，后来在安禄山酝酿造反的时候，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安禄山利用自己的名字，进一步把“禄山”升格成了“光明之神”。他常常坐在高台上召见粟特商人等，还要弄些烟气缭绕，望之俨然，使得这些人生出些神秘崇拜来，于是敬仰膜拜。因此史料将“禄山”理解为“战斗之神”，应该是个误解，但这也反映出安禄山这个名字所带有的“宗教神化”色彩。

二、名字和家世（2）

这个名字，揭示了安禄山的种族和信仰的背景。安禄山是“杂胡”，有学者认为，这个“杂胡”是特别指位于中亚一带的粟特族，或者按中国传统，称“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安禄山的父亲很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一个粟特商人，据说是姓康。实际上，粟特人是专业做国际贸易的商业民族，在东西方之间，万里奔波。而他们最东端的一站，则是靠近海边的辽东营州（今辽宁朝阳）。

安禄山的父亲，一个粟特商人，在万里奔波后，在营州找到了他的国际爱情——一个突厥族的女巫。在长安三年（703）的正月初一日，他们的孩子诞生了。很可能是信奉祆教的父亲给孩子取了“禄山”这个名字。那么当时这个孩子应该叫康禄山。

康禄山怎么变成安禄山的呢？原来，安禄山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嫁给了一个叫安延偃的将军——有趣的是，后来安禄山官做大了，可以给父亲封官加爵的时候，荣耀都加在安延偃身上。这人算捡了个大便宜。

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有改姓安，直到开元初年，当时，安氏部族破散，康禄山才十来岁，他和几个安氏兄弟一起逃出了突厥。患难之中，他们结为兄弟——按汉人的习惯，他们本来就该是名义上的兄弟。这个所谓结为兄弟，反而更像是患难定交。自此之后，康禄山正式变成了安禄山。

这些安氏兄弟里面，除了安禄山外，最出名的是安思顺。因为后来安思顺和安禄山一样，成为大唐的边疆大将，官封节度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坏了——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事情，再次上演。而且安思顺还曾经向玄宗密报说安禄山必反。开始的时候，唐玄宗没有听他的。而到了安禄山真的造反后，唐玄宗还是将安思顺砍了脑袋——因为他已经对蕃将彻底失去了信任感。安思顺这个兄弟，也算当得冤枉。

二、名字和家世（3）

也许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前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同乡里有一个叫史窣（sū）干的孩子也呱呱坠地了。这个孩子后来改名为史思明。史思明这个名字很有点讲究，首先含义深刻，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实，这个名字是大唐皇帝李隆基赐给他的。天宝元年，史窣干被派去向李隆基报告工作，皇帝不仅赐座，还很亲切地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多大了？回答说四十了。皇帝说，还很年轻啊，前程远大啊！大概觉得他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于是赐名史思明。

我颇怀疑“窣干”两字也与“光明”有关，与“禄山”类似。“史思明”既有原来名字的含义，又结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可谓神来之笔。从这点看，李隆基还是很有点才气的。也难怪他敢注解儒家经典《孝经》呢。

虽然有的资料说史思明是突厥人，但从“史”这个姓氏看，他应该也是粟特人的后代，也是“杂胡”。而且估计很可能也是跨种族的爱情结晶。相似的出生背景和相同的乡里，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这样从小一起长大，是发小。后来又成了战友。实际上，史思明几乎是另外一个安禄山，他们的身份背景、人生经历，乃至死亡，都如出一辙。两人唯一不像的地方，是他们的身材。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而史思明则是“姿癯露”，意思是身材极瘦。一胖一瘦都是非常突出，倒是一对天生的丑角搭档，可以讲相声了。

营州这个地方，注定是个风云汇聚之地。营州，今天的辽东朝阳，山海关外。营州的西北是奚，北边是契丹，稍远一点是突厥，东北是渤海，东边是高丽、新罗。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混杂着各色人等，是个实实在在的民族大熔炉。

这里，不仅出了安禄山、史思明，还出了一大堆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当然，大多是安、史部下。但是，他们的敌手中，也有不少是营州人，比如大名鼎鼎的李光弼，还有后来围邺城的九节度之一王思礼。

安史之乱，夸张点说，几乎就是一次营州人的内战。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1）

营州是安禄山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发家的地方。可以说，营州见证了安禄山的前半生。

安禄山的第一个职业，就和营州密切相关。开元初年，安禄山逃出部族，虽然才十多岁，但他不得不从此开始“闯荡江湖”了。那么，“闯荡江湖”的安禄山都干过些什么活儿呢？

在从军之前，我们只知道他做过“互市牙郎”。

所谓的互市，就是设在边境上的外贸市场。唐朝时候做生意都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当然这里是大宗的批发贸易，类似于今天的小商品市场。而“牙郎”，则是中间人的意思。这个中间人很必要，首先是充当语言翻译，既然是“外贸”，那就要和不同民族的人沟通，翻译就变得很要紧。据说安禄山会六蕃语，就是六种民族的语言。甚至有说通九种的。其次，每次贸易都要订合同，需要有个中间人作保，还要到政府部门“公证”，同时还要交税。安禄山就是这个中间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安禄山相当于是国营外贸公司的一个员工。

安禄山很可能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干“牙郎”。因为正是这一年，开元五年（717），他的老家营州，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和机会。

在开元五年的前一年，东北的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唐朝在东北的两个对手——契丹和奚（这两个部族，在唐代合称为“两蕃”），都投降了唐朝。而在此之前长期“沦陷”于契丹之手的营州，自然也就重新回归唐朝。

当初营州的失陷，对武功辉煌的大唐皇朝来说，是颇为难堪的一件事情。从唐太宗开始，大唐就着力进攻东北；高宗时候灭高丽，建立了“安东都护府”，唐朝在东北势力达到了顶点。但是之后唐朝在东北势力就开始不断衰退，不仅鸭绿江以南被新罗占据，就连辽河流域也被新兴的契丹、奚这“两蕃”不断蚕食。武则天在位时，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营州也丢了。契丹骑兵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不由让人想起了明朝末年和清军的对抗情形。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2）

事实上，拿明、清对抗形势来对比当时情形，还真的颇多类似之处。尤其是唐朝的防线上，和明朝很类似。明朝当时的防线分两部分，山海关是前敌总部，大帅坐镇，而宁远则是前线尖刀，两者互相呼应。唐朝的防线中，幽州相当于山海关，是唐朝统管东北方向的总部，而与宁远地位相对应的则是营州。可以说，营州是唐朝控制辽河流域地区的一个枢纽，是辖控契丹、奚等部族的一颗钉子。其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营州在开元五年回到唐朝手里后，唐玄宗排除众议，立刻展开了一系列部署——重新修建了营州城；将以前逃亡的人口都召回来，同时开辟屯田；另外，还大力招商开店，努力发展经济。不久，再次恢复了营州都督的建制，并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这些部署，涉及军事、经济、行政，多管齐下，促进了营州的全面恢复。李隆基这是要把营州这颗钉子永远钉在辽河流域。大唐新皇帝的勃勃进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很快，营州就展示出一个国际边贸城市的繁荣景象——“仓廪充实，市邑浸繁”。这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做“互市牙郎”的大背景。

安禄山做互市牙郎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不过这段经历对他性格的养成，却有着巨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被评价为“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善于揣摩人情，这应该是他“闯荡江湖”历练的结果。这种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上来的经验，可是混迹政坛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啊。

后来安禄山进入高层，面对的那些将相王侯，虽然一个个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毕竟还是“文明人”，和这个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无赖相比，总是差了一点点。就因为这一点点，让安禄山一路顺风顺水地向上爬升，最终成就了他的大阴谋。就像韦小宝从丽春院到了皇宫，一路混得滋润无比。

四、投身军戎（1）

互市牙郎，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得枭雄的。安禄山传奇的真正开端，当然还得从他投身军营开始。

那么，安禄山是怎么从军的呢？有个有趣的传说：安禄山还是个混混的时候，有次去偷羊，结果被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下令乱棒打死。安禄山急了，大喊：“大人你不想灭掉两蕃吗？为何要打杀禄山！”张守珪一听，口出狂言啊；再一看，好家伙，又肥又白的一条大汉，很是壮观啊。安禄山的这番话，着实是“善揣人情”，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于是张守珪就释放了他，并让他跟着自己干。

但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不能当真。首先，这个桥段太古老，被重复过太多了；其次，此事不合情理。偷只羊就被杀？还要节度使亲自监督执行？不可思议。《资治通鉴》就完全没采纳这个段子。另外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张守珪到幽州当节度使乃是开元二十一年（733），而张守珪刚来幽州不久，宰相张九龄就在一份下达给他的圣旨中提到了安禄山的名字，并提到“禄山义勇，武艺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意思是安禄山勇猛过人，作为节帅的张守珪则很有谋略，将帅相得益彰。可见，此时安禄山已经是个将领了，而且有了一定地位。

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想，安禄山从军，当是开元二十一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这个时间当是在开元八年（720）。

不过之所以产生上面这个故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安禄山在造反之后，有个很坚决抵抗他的硬骨头，叫颜杲卿，这人在被捕之后，曾大骂安禄山说：“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的一个牧羊羯奴耳！”安禄山一听，暴跳如雷，将颜杲卿捆在中桥街头从西第二根柱上，用刀将他的身体一节一节地割掉。安禄山如此恼怒，也许正是因为颜杲卿揭了他的老底。可能他小时候真的牧过羊。既然会牧羊，自然也会偷羊。安禄山敢于窃国，偷羊简直就是太小菜了。这样的推理也算合理合情。

四、投身军戎（2）

开元之初，虽然唐玄宗非常希望营州成为唐朝往东北进一步进取的前站，但事情的结果并未能如愿。实际上，辽河流域的契丹、奚，在这块土地上，最大努力地在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就在开元八年，契丹再次造反，进攻唐朝，并再次占取了营州。对此，唐玄宗非常生气，他亲自从长安调派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要将契丹打个粉碎。但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支两万多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在渑池县安营扎寨的时候，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让人无比惊讶。

无奈，唐玄宗只好另找对策。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军队构成方式：下令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这些人称“健儿”，这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这批军队也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央开始脱离了密切联系，因而对于中央的忠诚度也就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唐后期藩镇割据之所以长期顽强存在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开元八年这次幽州招募健儿的时候，安禄山、史思明正式投身军中。这一年，他们都是年方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幽州职业军人的第一批人物，属于元老级别的。他们与广大军人将士的密切关系，恐怕不是一般将领可以企及的。可以想象，这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密切关系，在幽州军人的心目中，肯定是远远超过对于远在天边的皇帝的忠心的。

这，就是安禄山后来能造反的根基所在。

五、大难不死（1）

自开元八年开始，唐朝和契丹、奚两蕃之间，不断冲突，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唐朝甚至还采取过比较委曲的和亲招数，来安抚两蕃。

为什么以唐朝之鼎盛，却难以奈何契丹和奚两个小小部族呢？这是因为大唐西部出现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吐蕃，首都设在长安的唐朝，自然要全力以赴对付这个眼下的对手。相对而言，远在东北的两蕃，玄宗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本土力量，而无法从中央给予全力支持。至少像武则天时候，动不动来个二三十万军队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出现一个杰出将领，比如李靖这样的名将，可以用一支精兵，一举荡平小小的两蕃。于是玄宗一直走马换将，最后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的时候，他把张守珪派去东北。张守珪在此之前一直在西北作战，战功赫赫，富有经验。

唐玄宗寄希望于张守珪，张守珪则寄希望于幽州本地将士。而在幽州本土将士中，安禄山是个佼佼者。

安禄山对这一带山川地理非常熟悉，他充分利用了本地人熟悉地理人情的特长。所以安禄山曾经做过“捉生将”——相当于特种兵队长，经常率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动不动就能抓回几十个契丹人来。

从这个情况来看，安禄山当时以干“特工”为主，这需要胆量，也需要灵活机变的能力。而这正是安禄山的长处。在不大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安禄山这种“特种部队”类型的攻击未尝不是一个可取之道。起码有战绩可以上报。所以，张守珪一到幽州，就大力提拔安禄山。安禄山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圣旨中。

安禄山一方面屡次建功，另一方面，他也善于拍张守珪的马屁，所以很得张守珪的欢心，甚至被张守珪认作养子。据说安禄山当时就挺肥胖的，而张守珪不大喜欢这点。于是安禄山甚至连饭都不敢吃饱。安禄山玩减肥，显然是要讨好张守珪了。不过这也很能说明安禄山此人能“忍”，够狠。

五、大难不死（2）

得到张守珪的欢心，自然官就升得快，到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做到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左骁卫将军可是个从三品的武官呢，地位已经很高了。张守珪也不过是正三品的官位。可见安禄山已经在幽州取得了足够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平卢军就是驻扎在营州的军队。后来，安禄山做的第一个节度使，就是平卢节度使，也正是在自己的老家。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安禄山遇到了人生最大一次劫难。所幸是有惊无险。

安禄山遇到的这次劫难，来自他军事上的失败——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恃勇轻进，结果大败。安禄山可能当“特种兵”有经验，但缺乏真正指挥大军作战的军事素养。实际上，从安禄山后来的指挥能力来看，他确实不算一个真正具备战略天分的军事家。应该说，他在政治上的天赋显然要超过军事天赋。

麻烦的是，这次战败的损失相当严重。从当时宰相张九龄给张守珪的信件中屡次提及此事可看出，当时中央对此很关注。张九龄还特地写信给平卢军的将士进行慰问和鼓励，显然，这次战败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以至于中央朝廷要加强思想工作。

军事的失败，自然要有人承担责任。按照军法，作为直接指挥者的安禄山自然难辞其咎。但是作为安禄山直接上级的张守珪却下不去手。史书上说张守珪玩了一招——将安禄山直接捆缚到长安去，“请斩之”。

一方面，张守珪“铁面无私”，依法要斩安禄山；另一方面，他又不自己动手，直接将安禄山送到皇帝和宰相面前，让他们来拍板——实际上，他是有八成把握，赌李隆基不会下杀手。这样，他既摆脱了责任，又保住了爱将。

不过，这一招也是险中求胜，他可是还有二成的没把握，这主要来自宰相张九龄。张九龄基本上是个标准的儒生——比较爱讲原则，爱公事公办。张九龄一开始给的批示是“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所谓的“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正是古代两个严格执行军法的著名例子。司马穰苴是齐国名将，曾将阅军迟到的监军同时也是国君宠臣的庄贾依法处斩。孙武同样以军法名义斩杀了吴王宠妃，使吴国军威大振。张九龄的意思很明显，要军法从事——斩！

五、大难不死（3）

但是，李隆基不舍得杀。张九龄坚持，并提出了第二个理由：“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造反的相貌，以后肯定会是心腹大患！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并有不同的版本。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张九龄又不是看相的。他要有这先见之明，就不会败在李林甫手里了。

不过，张九龄要严惩安禄山，甚至主张军法从事，则是事实。奈何李隆基不听。后来安禄山造反，李隆基逃到成都后，还特地派使者去祭奠了张九龄，表示后悔当年没有听张九龄的意见，把安禄山一刀解决，以至于现在江山危殆——肠子都悔青了。

且说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安禄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撤职，一撤到底，只能作为一个“白衣”身份。不过他仍可以继续在军中任职。这样的处罚，看似严重，其实是留下了很多空间。

唐代君主，从李渊开始，都喜欢这句话——“使功不如使过”。意思是，用人的时候，用一个有罪的人，比用一个有功的人，要更好。让人戴罪立功，会更大地激发他的潜力。在这样的原则下，受到过戴罪立功待遇的将领就层出不穷，比如李靖，比如刘仁轨，比如薛讷，比如朱可夫……这些人都曾经以“戴罪”之身，立下了赫赫功绩。

只不过，这次轮到了安禄山。看起来是很平常的又一次发挥“使功不如使过”的原则。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安禄山的东山再起，会很快。

果然，三年之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安禄山的机会来了：张守珪部将假传张守珪的命令进攻奚人，大败。张守珪隐瞒真情，谎报胜利，结果被告发遭贬。第二年，740年，安禄山被重新起用，担任平卢兵马使。可能玄宗提拔他上来，就是为了取代张守珪留下的空缺吧。总之，从此之后，安禄山开始时速二百码的一路狂飙。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1）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重新被起用，当上了平卢兵马使。此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从这年开始，安禄山的升官速度和得到的宠幸之大，绝对令人惊讶。

也许可以提一下另外一个事情，这一年，玄宗笑纳了杨玉环。

过了两年，天宝元年（742），玄宗将此前一直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的营州独立出来，并升格为节度使，称平卢节度使，然后让安禄山做了节度使，并兼柳城太守，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安禄山终于做了老家的最高长官。玄宗这显然是为了荣宠安禄山，他一直希望有个名将替他一手解决东北问题，现在他把这个希望选放在了安禄山身上。

这次提拔，也和安禄山自己的努力经营有关。他经营的手法其实很老套，就是贿赂钦差。就在安禄山当上平卢兵马使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相当于中央纪委副书记当了河北的钦差大臣。安禄山不失时机，“百计谀媚”，拼命拍马屁。甚至还拿大量的金钱贿赂张利贞的手下。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结果很有效，张利贞回去后极力美言。玄宗皇帝本来就对安禄山有好感，两下一合，升官就顺理成章了。

此后，几乎所有的钦差、巡查、特使，没有不被安禄山的拉拢贿赂拉下水的。于是，这些本来应该是皇帝耳目的官员，却主动地扮演起了烟幕弹的角色，以致最后玄宗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玄宗甚至只敢悄悄处理掉最后那个被拉下水的宦官钦差。一个帝国被腐蚀到了这个份上，不出问题才怪。

但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还要等到他直接拍玄宗马屁之后。这是在天宝二年（743）。这一年，安禄山亲自前往长安，朝见皇帝。并且，俘获了皇帝的心。

安禄山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甚至编造故事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我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愿使虫散。”结果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玄宗听得津津有味。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2）

安禄山还扮演了一回“正义使者”的角色。就在他入朝期间，这年的科举考试中出现了舞弊情况。有人就通过安禄山的路子来向皇帝告发，安禄山也就很直率地报告给了玄宗，结果一调查，果然有猫腻。不仅吏部侍郎被贬官，作为吏部尚书的李林甫也很失面子。可以说，安禄山是败坏了一次“潜规则”。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是安禄山有正义感。实际上，他不惜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实在是向玄宗表达一个政治姿态：他唯一忠心的是皇帝陛下，自宰相李林甫以下的官员，他都不惮冒犯！

安禄山在长安待了整整一年，也做足了一年的功课。天宝三年（744），他离开长安的时候，玄宗下令让文武百官都去送行。虽然，这时候安禄山已经被任命兼领了范阳（幽州即范阳郡）节度使。但这样的高级荣宠，完全不应该是一个地方将领相配的。

玄宗的这个姿态说明，安禄山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节度使，而是一个社稷重臣了。史书上说“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显然，朝廷百官也都已经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现在对安禄山有足够的充分的信任。

皇帝的恩宠远没有到头，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兼了御史大夫一职；三年之后，赐爵东平郡王，将帅封郡王，这在唐代是头一回；又下令给他修建豪华的住宅和别墅；到天宝十载（751），再兼领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安禄山的宠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安禄山的军功并不是那么显眼。虽有些小斩获，但一直没有突破性的战绩。甚至在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亲自出征契丹，还吃了一个大败仗，他自己都差点当了俘虏。而次年的复仇行动也不了了之。如果我们还要拿西北方向的名将哥舒翰、高仙芝们耀眼的赫赫战功来比较一下的话，安禄山应当会更加羞愧的。

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诡异”的现象：一方面是安禄山星星点点、拿不出手的战绩，一方面则是唐玄宗如火如荼、无人可及的恩宠。这显然不合情理，但这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玄宗已经把他视为一颗重要的政治棋子，一个社稷重臣，而不单单是个普通将领。所以，战功已经不是首要的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唐玄宗用他的首先不是军事才能，而更多的是政治才能和政治资源。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3）

天宝时代的唐玄宗，固然还有些开拓的野心，但已经比较怠政，他更希望能够垂拱而治，而不是事必躬亲。

如果说这时候，玄宗在文的方面有了李林甫，那么武的方面，则想倚重安禄山。李林甫其实是个小心谨慎、忠心有加的人，玄宗虽然比较放心他做宰相，但毕竟还需要有个力量平衡，而安禄山则是他认为的最佳人选——安禄山的作用不在边疆，而在于庙堂。

李林甫在内，安禄山在外；李林甫是文官，安禄山是武将。此外，李隆基以为安禄山有足够的忠心，也有足够的政治才能。这是政治平衡。

很多人对天宝三年到天宝十年安禄山身兼三镇，大唐的东部，甚至北部的一大部分军事势力，都控制在安禄山手里这个异常现象，都从军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当时的军事需要大军团的联合作战，所以兼领不同节度使正是战争发展的需要。这个解释，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则更有说服力。

天宝时期，大唐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出现了一种失衡状态，边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所谓强枝弱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可能不产生警惕。玄宗肯定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潜在威胁。但是要彻底扭转，似乎很困难，可能玄宗也是过分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有彻底改革，而是采取了一个搞平衡的策略来对应。

当时最强的边军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集团——西北系和东北系。西北系以朔方节度使为中心，东北则以幽州节度使为中心。除了安禄山占据了幽州等三镇外，西北系的节度使如王忠嗣、哥舒翰、安思顺、高仙芝等名将，都与安禄山关系不佳，尤其是哥舒翰，两人的矛盾是公开化的。据说有次宴会中，安禄山想和哥舒翰拉近关系，结果反而造成了误解，双方矛盾恶化。当时，高力士是亲见其过程的，而且他有意无意地造就了矛盾的不可化解。高力士的行为，很显然是代表了玄宗的意思。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4）

玄宗用关系恶劣的将领来掌握不同的边军，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政策。万一有一方造反，另外一方肯定会反对。这样一来，造反成功的机会大大减少，那有谁敢去冒险？实际上，这个政策在后来确实起到了作用。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主要就是依靠朔方军等西北系的力量。

但这种政策显然是一种走钢丝的危险行为。一旦失衡，大唐帝国就要堕入深渊。平衡掌握得一时，掌握不了永久。可以想象，钢丝一路走下去，即使在玄宗时代不爆发叛乱，到他的后代手里，也肯定会问题丛生。此举看似高明，实则贻祸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宗实在不是个足够好的政治家。

到了安禄山有些跋扈不臣的苗头之后，玄宗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他甚至已经没有太好的法子控制安禄山了。人君控制臣下的手段，无非是生杀予夺、富贵贫贱。但是此时玄宗发现问题麻烦了，如果他翻脸，杀了安禄山，那么这个巨大的空缺由谁来顶替呢？所以，节约成本的做法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不断宠任安禄山，不断给他好的、更好的待遇。

有一次安禄山入朝觐见，唐玄宗下令给他在昭应（高官别墅区）修建一个别墅时说：“材料啊，设施啊，都给我尽量往好的用。这小子眼孔大，别让他笑话了咱。”这哪像一个皇帝说的话，都有点拍安禄山马屁的意思了。

臣子做到这个份上，就是“不臣”了。你让安禄山不产生点歪心思，恐怕都不容易了。可以说，安禄山的野心，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给培养出来的。

有个有趣的故事，大概可以反映玄宗对安禄山的心态。有一次玄宗在皇宫中夜宴安禄山，安禄山大醉之后，呼呼大睡。左右服侍的人很恐惧地发现安禄山化身为一个巨大的黑猪，但他的头则是龙头。大家跑去报告玄宗，玄宗轻松地说：“这叫猪龙，不是真龙。没什么问题的。”

要说玄宗对安禄山完全不猜疑，那也是不可能的。但玄宗的问题是，他确确实实太小看了安禄山的贼心和贼胆了！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1）

那么，安禄山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贼心的呢？恐怕这个问题，玄宗最想知道。

按照传统士人的看法，安禄山那是杂胡，是异种，野心是天生就有的。这种看法太过简单，不够有说服力，而且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最早提出安禄山要造反的，大概要算张九龄。但他并没有什么根据，按史籍上的说法，他是靠看相看出安禄山会造反，那属于超自然的内容，不能算数。而张九龄的心理，大概就是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所导致的。

较早提出安禄山有造反野心的，还有王忠嗣，他是玄宗朝最著名的汉族名将，曾经一度领四个节度使，控地万里，威震军中。天宝六年（747），安禄山提出要在边防线上建筑一个雄武城，并请王忠嗣出军队来协助筑城。王忠嗣提前跑去当地看了看情况，没等见到安禄山就回来了。然后他先后几次上书，力称安禄山必反。王忠嗣是名将，他又亲自去看过筑城之地，大概是能从中看出些蛛丝马迹来的。

另外，《安禄山事迹》中记载过一段故事，也是披露安禄山的野心萌发问题。故事说安禄山每次上朝的时候，经过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龙尾道是大明宫中含元殿前面的阶梯。因为含元殿高耸在高大的台基之上，所以前面列有两条石阶，供上朝官员拾级而上。远望石阶，宛如龙升而垂其尾，极为壮观。而含元殿则是大明宫的中心所在，相当于明清故宫太和殿的地位。含元殿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象征，其巍峨雄伟，壮丽华美，自不待言。安禄山在这个地方“南北睥睨”，绝对是一种不臣之心的表现。很可能是当时朝臣们发现了安禄山这个特别的举动，在事后回忆起来，自然就成了安禄山野心萌发的表露证据了，所以判断说“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

这段故事记载时间也恰好在天宝六载（747）。而正是在这一年，安禄山第二次入朝，这次他得到了更加特殊的待遇。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2）

玄宗下令让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皆与禄山叙兄弟。而且安禄山得以出入禁中，并请成为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在长安城中，和杨贵妃家族的人日夜一起游玩。杨贵妃家族的人此时都富贵无比，正值杨贵妃最为宠幸的时候，所谓鸡犬升天。这种外戚贵族，最擅长的就是骄奢淫逸。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肆无忌惮地享受，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这是统治阶层中最腐烂的一部分。安禄山跟他们整日厮混在一起，一来让他滋生了对朝廷的轻慢之心，正是在和皇帝、百官、后妃、贵戚这些人的周旋之中，他逐渐地得心应手，占据了上风。所谓知己知彼，在心理上，他已经占据了优势。这就很难不引发他的觊觎之心。二则，此时的大唐帝国正是烈火烹油般的繁华。贵妃家族，乃至公卿官僚们的穷奢极欲，也大大刺激了他的欲望。他的豪奢程度，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连皇帝给他造房子，都生怕被他瞧不上。但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他如果还想进一步，那现在只剩下一个目标了，那就是皇位。也就是说，他如果要满足，只能是自己来做这个花花世界的主人！

所以，如果说安禄山可能在天宝六载产生了邪念，那是可以想象的。

玄宗对安禄山的宠遇是如此异乎寻常。甚至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宴请百官，所有官员都列坐在楼下，而单独为安禄山设了一个座位在御座旁边。作为一个臣子，这种待遇简直是骇人听闻的。玄宗为什么这么做，颇耐人寻味。

针对这个事情，后人编造了一些解释。比如有笔记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太子曾经力谏：“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意思是您这种行为不是对待人臣之礼，这会滋长他的傲慢不臣之心。而玄宗则悄悄地告诉太子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我知道这是个过分的举动，但安禄山的骨骼奇特，有异相啊。其实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厌胜他。所谓“厌胜”，就是通过某种行为或物品，来压制另外一种邪恶而强大的力量，相当于“做法压邪”。

这个故事，倒是很符合普通百姓的口味，有玄异色彩。另外，这个故事也很和谐地替玄宗做了辩护，同时还掩盖了当时玄宗和太子的关系紧张这个事实。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3）

天宝时期，玄宗年事已高，说不定哪天就驾崩归天了。接下来，太子登基很可能就是近期的事。这种时候，非常容易出现太子党集团的潜流。对于玄宗这样的绝对君主，他要的就是绝对君权，他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异心存在的。

安禄山早就摸透了玄宗的心理，于是他在玄宗面前做了一次表演：有次玄宗让安禄山见太子。结果安禄山见了之后，并不下拜。左右就问道：“你大胆，为什么不下拜？”禄山回答说：“我是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回答：“我很愚昧，心里只知道有皇帝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一再催促，安禄山才下拜。

安禄山的举动，无疑是大大得罪了太子。但他不惜得罪太子，也要向玄宗表态——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而玄宗的反应如何呢？“玄宗尤嘉其纯诚”。所谓纯诚，就是彻底忠心。

实际上，安禄山这样的政治表态，等于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试想如果他不造反，而静静等着太子登基，那他这个“东北王”的好日子也算到头了。即使玄宗时候不反，肃宗上台，他也不得不反。所以，这种“政治站队游戏”，其实正使安禄山造反的危机昭告于天下。

安禄山虽然贼心萌发，但他已经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所以不得不先施韬晦之计。其计策有二：一是充分表现他的粗鲁无知，二是努力表达他的忠心耿耿。两下相配，可谓相得益彰。

比如在拜见太子的时候，他就极力表白自己是蕃人，啥都不懂。又有一次，玄宗和贵妃一起坐着，安禄山先拜贵妃。玄宗问这是怎么说的？安禄山回答：“胡人先母而后父。”玄宗很开心。安禄山这招“装天真”玩得挺拿手。

在表忠心方面，他也是屡创新招。他三百多斤，肚子大得差点要垂到地上，有次玄宗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这胡人肚子都装了啥呢，居然会撑得这么大？”安禄山立刻回答说：“别的啥都没有，都是一肚子的赤胆忠心啊！”玄宗又很开心。

总之，安禄山要努力利用自己的异族胡人身份，假装无知、野蛮、一根筋。这确实是很好地配合了唐朝君臣对胡人的一种想象。

不过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伎俩，也遇到了克星，那就是宰相李林甫。安禄山甚至怕到寒冬时候和李林甫讲话，也会满身大汗的程度。所以，天宝六载的时候，安禄山很可能萌发了野心，但恐怕还不敢有所举动。他现在只能做些小动作。真正的大策划，还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1）

有贼心的人，成千上万，有贼心而又有贼胆的，那就是万里挑一了。玄宗大概是真的没料到，那个看似粗鲁的安禄山，居然是属于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那一个。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从一开始，安禄山就有了明确的造反目的。事实上，安禄山最终会起兵造反，自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安禄山绝对不是王忠嗣那样心怀天下的人。他一做上节度使，就充满私心地开始为自己储备各种力量。他就像一只不安的兔子，不停地往窝里拖各种食品，随时准备过冬。

当然，由于安禄山最终还是造反了，所以他这一切私下的行为，都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他阴谋叛乱的准备阶段。这个准备无疑是个相当长的过程。

最早一个引人注意的行为是在天宝四年，这年冬天，安禄山上奏说：“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说自己征讨契丹，到了北平郡的时候，梦见了名将李靖和李，他们向他要东西吃。于是朝廷允许在那里给李靖、李立庙祭祀。

安禄山说是李靖和李求食，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李靖和李很看好自己，愿意托付在安禄山的地盘里面。这一招是很有深意的。因为李靖和李是大唐军神，早就是军中不朽传奇。安禄山通过这种假借托梦的方式，就成功地把将士们对军神的崇拜，部分地转移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将士们可以信赖的领袖。

这种心理战术，他也一样运用在宗教上，比如后来他又利用禄山这个名字，把自己装扮成“光明之神”，使得那些祆教的信徒都匍匐在他的脚下，甘心受他驱使。

事实上，装神弄鬼的方式，几乎是每个反叛者都会利用的。从吴广开始的塞到鱼肚子的布条“陈胜王，大楚兴”，到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简直史不绝书。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以为皇帝是真命天子，有着神性。所以，反叛者只有给自己也加上“天”、“神”的光环，才能让人心理上服从自己，克服对方。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最直接的口号。

当然，这个时候，安禄山还只是利用军神托梦，还远不到挑战皇帝权位的程度。但这无疑是个可怕的起点——安禄山是个心理战高手。

安禄山的情报工作也是一流的。他命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2）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吉温，他曾经是李林甫的一只狗，著名的酷吏。此人还是著名的变色龙，或者说是政治风向标。李林甫风光的时候，他投靠了李林甫；杨国忠得意之后，他又投向了杨国忠；而安禄山冉冉升起的时候，他再次不失时机地向安禄山献媚。此人心狠手辣不说，还是一流的“特工”。他掌握的政治秘密，是安禄山非常急需的内容。因此，两人一拍即合。他替安禄山在长安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政治情报，着实上演了一回精彩的无间道。杨国忠发现后，很恼怒地报复了一把，以贪赃借口，将吉温一贬再贬，流放岭南。不久又派人去审讯，最后吉温死在狱中。后来，安禄山在洛阳做了大燕皇帝，还特地找到吉温的儿子，才六七岁，就给他做了河南府参军，还赏赐了大量财物。安禄山这算是江湖大哥的风范。甚至有人说，安禄山起兵是为了替吉温报仇。

反过来，安禄山的反情报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甚至安禄山起兵造反，一路南下的时候，最初的报告到达玄宗那里，他还在半信半疑呢。直到各地消息不断涌来，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也不是没人向玄宗送情报，但这些情报一概被玄宗无视，后来甚至于干脆把告发安禄山的人直接送到安禄山那里去。这下玄宗的耳根就清净了。说到底，是玄宗自己选择性失明。

吉温固然和安禄山交好，不过他大概没有胆子劝安禄山造反，据说他曾和安禄山密谋说，只要我们能推翻李林甫，那我保证你能当上宰相。看来他们的目标还仅是定在宰相位子上。

倒是安禄山后来招揽的一批失意文人中，不乏胆大包天之辈。比如高尚（字不危），此人颇有才学，却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邪！”颇类似于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虽是文人，却有亡命徒的狠劲。“最怕流氓有文化”，指的就是这种人。

高尚和另一个文人严庄，后来就成了安禄山的“谋主”，他们俩在鼓动安禄山造反这个事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造反一度军事受挫，他非常郁闷地训斥高尚、严庄说：“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他们还用了图谶这种东西来劝说安禄山作乱，颇有煽动性。在建立大燕政权后，高尚当了中书侍郎，而严庄做了御史大夫。可见两人在安禄山集团中具有核心地位。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3）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河北道地区，安禄山提拔了大量行政官员，任为各州刺史。这其中就包括颜杲卿，所以后来颜杲卿拉起反安禄山大旗后，安禄山非常恼怒地训斥他说：我提拔你是对你有恩，你居然反我，恩将仇报！可见，安禄山早就在各州刺史人选上埋下了很多种子，他要等着在这时候收获果实。范阳起兵的开始，势如破竹，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安禄山，大概是很难理解颜杲卿这样的儒家文人的情怀和立场的，但他非常懂得用利益收买人心。

安禄山手下，武将自然是不缺的。比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都先后被提拔。这些武将都是智勇兼备，在后来的战争中都是战功赫赫，堪称名将。看来安禄山还颇有识人之明，会用人也是做领袖的必备条件。

不过，这些武将的身份，大多不是汉人。而且，他们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是自成一体的，和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长安中央，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当然，他们知道皇帝是最高领导，但不也有句话说“天高皇帝远”么？还有句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因此，这批军中骨干力量，他们对安禄山的向心力和拥戴，恐怕要远大于对朝廷、对皇帝的所谓的“忠”。不是说蕃将就没有忠于皇帝的，但毕竟“忠”这种美德，对他们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词汇。也许他们更喜欢“义”，喜欢军队中成长出来的兄弟式的情义。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更像是一批梁山好汉。他们更愿意支持自己的“大哥”。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上奏，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人将领。当时宰相是韦见素和杨国忠。韦见素本是个好好先生，从不拿主意。可这时韦见素都急了，极力劝谏玄宗说，这是安禄山要造反的证据。这确实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证据，安禄山几乎已经是赤裸裸地在做准备工作了。

军事方面的准备，除了将，还有兵。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时候，他的军队中，除了本部军队外，还有大量的蕃兵。这些蕃兵都是安禄山经过很长时间逐渐积聚起来的。这些人在叛乱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核心战斗队的作用。

战备方面，那就更多了。比如他“畜战马数万匹”，武器装备，也是堆积如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充分利用了胡商，他派大量胡商去做生意，每年交纳上来的珍货“数百万”，这里面，既有他做过商人的基础，也有他利用宗教的成分——他扮演的光明之神，唬住了很多胡商。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1）

安禄山有贼心，也有贼胆，但他选择在天宝十四载造反，其实也是被逼的。

为什么说是被逼的呢？这是因为有个叫牛二的人——杨国忠，老是对着他叫嚣，你反啊！你倒是反啊！还把头伸过来。

其实估计以安禄山的本意，大概会选择在玄宗死后造反。提前动手，一是心理上他有愧于玄宗，师出无名。玄宗对他的恩情，足有天大。二是反叛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事实上，安禄山虽然是三镇节帅，但真正跟着他造反的，只有范阳一镇。河东和平卢节度使两镇的大部分将士都站在对立面，坚决反对。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把河东一镇稳稳纳入囊中，那么将来的军事形势会完全不同。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在天宝十四载年末起兵，是受了刺激，要抢个先机。因为杨国忠毕竟不只是“牛二”，他是大唐宰相，是杨贵妃的堂哥，圣眷正荣，更麻烦的是，他也是个无耻之徒，是个狠角色。

其实说起来，他们俩之前还联手，一起成功陷害过李林甫。况且，此前安禄山一直和杨氏家族交往密切，安禄山还是杨贵妃的干儿子呢。

说到这个干儿子话题，在民间传言中，有颇多不雅的说法。八卦的起源来自所谓的杨贵妃给安禄山搞“三日洗儿”的游戏。天宝十载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生日，玄宗和杨贵妃赏赐了无数的礼物。又过了三天，杨贵妃将安禄山召入宫内，要给他洗澡，这是唐朝“三日洗儿”风俗——孩子新生下来三天之后，要郑重地为婴儿洗浴一次。同时还要有所赏赐，所赐金钱就称为“洗儿钱”。此前，安禄山正式认了杨贵妃为干妈，所以杨贵妃趁此机会也来个“三日洗儿”，洗完之后，还用锦绣把安禄山给裹上，如同婴儿一般——那得多大一块锦缎啊！一时间欢呼动地，连玄宗也听到了，于是很高兴地前去观望，并且赏赐了一大笔“洗儿钱”，把这个游戏推向高潮。此后，安禄山就可以自由出入宫内，大家都称呼他叫“禄儿”。

这个事情，后来被八卦成安禄山和杨贵妃有一腿，给玄宗戴了绿帽子。这种说法自然是谣言，完全不可靠。这个举动，对安禄山来说，是通过杨贵妃加深了和玄宗的关系，求之不得。而对杨贵妃来说，可能是给她自己一种安慰，因为她已经没法再做母亲了。虽然是一场游戏，也算是真的洗了一次儿子。至于玄宗为什么这么高兴和凑趣呢？那自然也是一种对杨贵妃的歉疚，他年事已高，无法再给贵妃一个儿子的机会，那就此做点补偿吧。

此外，玄宗可能也有一点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希望给杨贵妃找个强有力的外援——在自己死后，杨贵妃也好有一定的保障。唐代比较流行认干爹干妈——安禄山以前就曾当过张守珪的养子呢。这种关系虽然是虚拟的，但好歹也是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后代江湖兄弟结义，也就是一种虚拟亲缘关系。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2）

总之，玄宗本意是要加强安禄山和杨氏关系的。开始阶段，双方也确实打成了一片。但到了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地位之后，双方不可避免地分裂并矛盾激化。

这几乎是必然结果。因为李林甫凭着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压住了杨国忠和安禄山。而他一死，这两人之间就直接冲突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而且，他们两个都很瞧不上对方。杨国忠看安禄山是野蛮无知的胡人，安禄山则把杨国忠视为靠裙带提拔的纨绔子弟——不服！

杨国忠的做法就是日夜不停地在玄宗面前攻击安禄山是野心家，要造反。天宝十二载，他就替哥舒翰申请了一个郡王封号——西平郡王。而此前的天宝九载，安禄山已经得到了东平郡王的爵位。杨国忠此举明显是要拉哥舒翰对抗安禄山来着。

天宝十三载，双方矛盾激化。正月，杨国忠向玄宗提出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并说他心里有鬼，必然不来。结果出乎意料，安禄山闻命即至。这让玄宗很是高兴。这一次暗斗，安禄山占据了上风，大大稳固了他在玄宗心中的忠诚形象。

有可能是这时候安禄山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谋反行动，加强兵力，储备物资，这些不过是例行公事。所以安禄山并不怕杨国忠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杨国忠政治讹诈这招，不幸落空了。

在天宝十三载这次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唐玄宗送他，并亲自解下御衣披在安禄山身上。在唐玄宗来说，大概是送一个莫大荣宠给他，但在安禄山则非常惊疑。归程中他昼夜兼行，过州县都不下船，一日数百里地赶路。

这一回，可真叫“蛟龙归大海，猛虎出牢笼”。对安禄山来说，这是第二次虎口脱险。这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着手进行惊天大阴谋了。

自归范阳后，他在对朝廷的态度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朝廷使者来范阳的，他一概称疾不迎，见面的时候也都是戒备森严。曾经有钦差大臣、给事中裴士淹到范阳，他拖了很久才召见，而且在宣读圣旨的时候，居然就大模大样坐着听，完全没有人臣之礼，裴士淹吓得结结巴巴读完圣旨就跑了。

不甘心失败的杨国忠拼命收集证据，以至于擅自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把安禄山的亲信多人逮捕，审讯后秘密杀害。又把搞无间道的吉温给拿下。这些举动无不刺激着安禄山。

在杨国忠做这些举动的时候，玄宗并没有禁止，虽然他安慰了一番安禄山，但安禄山还是觉得危险重重。毕竟杨国忠天天在皇帝身边进言，所谓三人成虎，就是谎话说了一千遍也成真理了，何况他自己也真的是有不臣之心，有不臣之举呢。既然逼到眼前，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

可笑的是杨国忠在听到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后，居然异常兴奋地说：“你看，我早说了吧，他要造反！”临死而不悟，真是比牛二还牛二。

十、最初的一个月（1）

杨国忠这么兴奋，自有他的道理：“现在造反的只是安禄山一个人，将士们都是不愿意的。不过十天，他的头就会被砍了传到长安来。”

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毕竟大唐处于鼎盛时期，圣主名相（杨国忠肯定认为自己是名相），自然有最大的号召力。事实上，除了范阳军区之外，河东和平卢都没有跟从安禄山。

就连唐玄宗也点头表示赞同杨国忠的意见，以为叛军可以轻易击溃。他们实在太轻敌了。

事实上，忠于唐朝的军队此时根本打不过叛军。安禄山的军队中，真正核心的战斗力在他的那些非汉族军队——这些人对玄宗、对杨国忠可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包藏祸心的安禄山早就有意识地准备了这一手。

史书上提到安禄山起兵，“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军队组成分为两部分：“所部兵”和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游牧部族。

“所部兵”，就是范阳节度使所管辖的军队。这批军队中的骨干将士，多是追随安禄山多年，其中蕃将还占据多数。就在这年，安禄山还用三十二个蕃将替换了汉将。底层将士即使有所不满，也不至于哗变。

更重要的是还有大批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族军队。这些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同小可，是安禄山叛军中的精锐之师。其中同罗，乃是草原部族铁勒的一支，骁勇善战，本属于阿布思所统领，后来被安禄山设计陷害后诱降，几万同罗骑兵加入，史书上说：“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可见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安禄山还特别从同罗以及奚、契丹降者中选拔精壮八千余人，称为“曳罗河”（壮士之意）。

十、最初的一个月（2）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安禄山手下这批非汉族部族，本来都是他征讨的对象。安禄山有次在奏章中就曾说“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也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唐朝的敌人，也是安禄山的对手。但安禄山很狡猾地一边征讨，一边化敌为己了。以至于等安禄山造反之后，大批的唐朝“敌人”横行内地，涂炭生灵。有学者甚至认为：安史之乱，其本质是一次民族之间的战争，或者说是“在国内进行的外患”。大批外族通过安禄山这个媒介，向唐朝发起了挑战。这个说法有趣，但乃皮相之说。这些人虽是外族，但他们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安禄山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安禄山本人，也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只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帝国反叛者。就整个安史之乱来说，也不是必然的结果。

对于安禄山叛军的这种构成，唐玄宗和杨国忠并没有在意，甚至可能压根都不知道。因为这些所谓外族军人，本来就不在正规军队编制之中。换句话，他们只是安禄山的私兵。唐中央的轻敌，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在安禄山起兵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安禄山就顺利占领了河北、河南，并拿下了东都洛阳。

安禄山的军队十一月九日起兵，一路南下，非常顺利。所到之处，唐军望风瓦解，完全没有抵抗之力。是啊，内地几乎已经上百年未见战争，百姓安居乐业，郡县也完全没有一点战备可言。况且，河北地区还是安禄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身兼河北道采访使。

朝廷得到的反叛消息，竟是从河东先传过来。到十一月十五日，朝廷才确认消息是可靠的。玄宗调兵遣将，做了一些部署。可惜他过于轻敌，草率从事，结果是崩溃性的败退。

第一道防线，放在黄河以南的陈留（开封），主帅是文臣张介然。十二月初二，安禄山跨过黄河，直逼陈留。此时张介然刚到几天，仓皇失措。初五，陈留不战而降。

十、最初的一个月（3）

第二道防线是虎牢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咽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成就不世功勋的。唐玄宗派了封常清把守。封常清也是西北军镇的名将，刚好入朝。他在玄宗面前说得很轻松，只要自己出手，指日可定。封常清大概是觉得安禄山军事才能有限。确实，安禄山的战绩并不佳。就在天宝十一载的时候，安禄山亲率六万军队，袭击契丹，结果大败而归，差点自己送命。而且安禄山获得的胜利，经常是通过阴谋诡计得逞。西北系的这些将领不同，他们都是正规战中获得的大胜，打的是硬战、苦战。他们是有资格嘲笑安禄山的。不过接下来，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盲目自信而痛哭了。

封常清到洛阳之后，临时招募了大量军队。但问题是这些军人完全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太差。就在安禄山攻打虎牢关以东的荥阳时，守城的士兵听到战鼓声，站都站不稳，纷纷从城上坠下。封常清的军队也是差不多。这种军队怎么能抵挡安禄山的虎狼之师呢？结果自然是一触即溃。虎牢关这样一个天险就轻易落入叛军手中。

叛军一路跟踪追击，直至东都洛阳。封常清虽然拼死抵抗，无奈军心涣散，很快又败退。这样，到十二月十二日，洛阳落入了安禄山的手中。此时，离安禄山起兵，才仅仅三十三天时间。

第三道防线陕州，是处于洛阳和潼关之间的要害之地，主帅则是另一位西北系赫赫名将高仙芝。高仙芝手下的军队构成稍好，中央禁军、部分在京边兵、新募兵，共五万人。其中边兵战斗力较强，但数量有限。此时，从前线败退的封常清对高仙芝建议，靠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于是两人一起退入潼关，准备以弱者的姿态，打防守反击战。所以第三道防线等于不战而退。于是安禄山的军队就直逼潼关，叩响了长安的东大门。

从当时的具体形势看，高仙芝、封常清的这个战术是完全正确的。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叛军都没能打开潼关这道大门。这里面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安禄山自己造成的。因为他顾不上别的，而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在东都圆他的皇帝梦了。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1）

至德元年（756年，本来是天宝十五载，不过这年肃宗上台，改元至德）正月初一，安禄山五十五岁生日的这天，在洛阳称帝，建国号大燕，（他来自范阳，也就是古代燕国的地盘，所以称大燕，这显然是汉族文化传统。）改元圣武。（还是改不了他的武夫本色。）然后封儿子安庆绪为晋王，另外文武大臣都加官晋爵，俨然一个朝廷模样。

此时离他攻下洛阳，也才半个多月，离起兵才五十天。在这五十天里，他的军队势如破竹，占据了河北、河南两大块，而且势力范围还在扩张之中。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登基当皇帝。可是他高兴得还是太早了，他的胜利几乎快到头了。

安禄山坐镇洛阳指挥，各路将领四处分兵攻打。在西边，遇到的是哥舒翰把手的潼关，此时唐军西北边兵大量增援，虽然还不足以进攻，但防守应该没有问题。叛军无法突破这最后一道雄关。在南边，则是南阳、睢阳两城，就像两颗钉子，分别堵住了叛军通往长江中游和下游的通道。

在北边则更加糟糕，先是在颜真卿等人的鼓动下，大量臣服的州郡纷纷揭起义旗，然后是郭子仪、李光弼率领朔方军从河东（山西）跨越太行山，进入河北，河北的史思明等将领们则屡战屡败，狼狈不堪。唐军势力甚至隔绝了河南和范阳老巢的联络。往来的通讯员都得偷偷过境，还常常被捕。河南的叛军也人心动摇。

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安禄山的叛乱就会在短期内平定。大唐王朝也将继续延续他的太平盛世。安禄山自己也非常郁闷，五月份的时候，他将谋主高尚、严庄找来痛骂：“你们多年教我造反，说是万全之计。现在潼关被牢牢把守，数月不能进；北边的道路都断绝了，唐军四面包围着，我现在所有的只是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你们今后不要来见我了！”

从年初迫不及待的登基，到五月份的仓皇失措，可以看到安禄山的反叛并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政治目标，他更像一个赌徒。在他看来，从消极的角度说，他可以自保；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过一把皇帝瘾。他其实并没有要开创一个王朝的理想。

在安禄山渡过黄河，攻克第一个河南城市陈留之后，因为得知自己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杀，怒不可遏的他下令将降军万人全部杀死，以泄心头之恨。如果是一个期待建立新王朝的政治家，必然要考虑到民心所向。而杀降，则只能给自己塑造起一个残暴无道的武夫形象。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2）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很满足于能在洛阳称帝，而完全失去了继续进取之心。向西，他没有全力去进攻潼关，向长安进发。如果他率领全军，乘胜追击，攻下潼关未必不可能。但他甚至都不愿亲自带队攻打，而只是派遣了一支数量不大的队伍，去攻击几十万人把守的潼关。

向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南方地区对于中央财政的重要性。如果他全力攻破南方两个据点，切断南方向关中源源不断的物资运输，恐怕唐王朝会很难支撑下去。要知道，当时南方的军力是相当薄弱的，完全不可能抵挡住叛军的全力进攻。

对在洛阳当大燕皇帝的安禄山来说，他派遣手下将领四面出击，只是扩大自己的地盘，掠夺更多的财富，让大燕国看起来更大，让自己更富有。如此而已。

还好，在唐玄宗的再次“帮忙”之下，安禄山幸运地再次捡到了大元宝。虽然哥舒翰死守潼关是上策，但玄宗已经对手握重兵的将领非常缺乏信任感，所以他一再派人去硬逼哥舒翰主动出击，结果可想而知。六月，叛军击败潼关出击的守军，接着攻陷潼关。无险可守的长安一片混乱，六月十三日，唐玄宗仓皇西逃。

奇怪的是，在叛军攻下潼关后，安禄山遣使命令他们留守潼关，而不是立即直取长安。直到十天之后，他才派自己最得宠的将领孙孝哲进入长安。并且，也没有进一步追击唐玄宗君臣，而是让他们得以从容地逃到成都，让肃宗逃到了灵武。真是不可思议，简直让人怀疑他们在打假球。

虽然攻占了长安，但安禄山并没有前去长安耀武扬威。他只是让孙孝哲做了两件事，一是搜捕唐朝官员以及宗室等，大肆屠杀他痛恨和讨厌的人；二是“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原来，唐玄宗在宫中有非常精彩的乐舞表演，特别是其中有舞马（会跳舞的马）百匹，能“衔杯上寿”，还有犀牛、大象，或拜或舞，简单地说，就是歌舞团和马戏团表演。安禄山当年看了之后，非常羡慕，现在终于得志了，当务之急就是要将这些歌舞团、马戏团先送来洛阳。

十一、只有一年的皇帝梦（3）

这段史实，《资治通鉴》有一段评论：“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这里虽然说的是“贼将”，但无疑安禄山是“无远略”最严重的一个“贼首”。

攻破长安，是安禄山达到的最高成就了。他的成功建立在唐玄宗的骄奢昏庸之上，而他自己的目标无非是继承玄宗那些骄奢淫逸的生活。所以，可以断言，安禄山的大燕国必然不能长久。而事实上，他自己的性命也并不太长了。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本来就有眼疾，不到一年就失明了，而且又患了毒疮，使得他很痛苦，政治军事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心情愉悦。他本来就暴躁的性格变成狂暴——他经常性地责骂痛打身边的人，从侍者李猪儿，到大臣严庄，再到儿子安庆绪。这些人自然酝酿起了谋杀案。他们本来都是亡命赌徒，所以也顾不得什么上下尊卑了。可笑的是，严庄在劝安庆绪动手的时候，居然说：“殿下听说过大义灭亲乎？”

于是至德二年，也是圣武二年（757）的正月初五这天，在安禄山生日后的第四天，严庄与安庆绪手持兵器，守住门口，而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冲入帐下，挥刀就朝那个超级大肚子砍过去。安禄山眼睛看不见，伸手去摸床头佩刀，结果摸了个空。安禄山愤恨地用手大力摇撼着帐竿，大喊道：“是我家贼！”一会儿，肚子中流出数斗血。一代枭雄，就这样戏剧性地一命呜呼！

这时，离他登皇帝位，整整一年零四天。

有趣的是，杀了父亲的安庆绪后来被史思明所杀，而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所杀。这样不断的内乱，充分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叛军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他们的聚合，只有利益。只有利益黏合的一条船，注定是走不远的。

但就是这样的一群狼，把整个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彻底伤了元气。就是这样一场几乎没有什么大目标的混乱，无比深刻地改变了大唐帝国，不仅留下了一个伤口，而且也给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留下了一道最醒目的疤痕。在这道伤疤之前之后，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有着深刻的变化。这，也许是安禄山自己并没有想到的。这也许就叫偶然创造历史吧。

一、万人敌

李晟——力挽狂澜万人敌

一、万人敌

看过美国大片《兵临城下》的人，想必都会对德国和苏联的狙击高手对决留下深刻印象。其实，在使用弓箭的唐代，也曾有过这样类似的一幕。这一幕是在唐与吐蕃的对垒中出现的。

玄宗手里的唐朝，兵力鼎盛，拓地万里。不过唐朝始终存在着一个极为强悍的对手，那就是吐蕃。在争霸中，双方一直斗得难分难解。可以说，唐代几乎所有名将，除了初期的开国功臣之外，都与吐蕃交过手。胜负也在对半开。到了玄宗手里算是压了吐蕃一头，但也是血雨腥风，代价昂贵。

王忠嗣是玄宗时期的名将，他在守河西的时候，也曾与吐蕃屡次交手。有一次，唐军攻打吐蕃的一个城堡，其中有个吐蕃猛将率军守城，射术精良，将进攻的唐军射杀无数，唐军伤亡很大。王忠嗣见状大怒，于是在军中发布召集令，让善射的战士来对付他。一个叫李晟（shèng）的战士应声站了出来。只见他弯弓搭箭，一声霹雳，箭已离弦。再看那边，原来还气势汹汹的吐蕃将领，一头栽倒。李晟一箭中的！三军为之沸腾欢呼，士气大增，一鼓作气攻下了城堡。王忠嗣眼见这一幕，也不由感慨，他抚摸着李晟的后背，说：“小伙子，你可真是万人敌啊！”

这是天宝五载（746），727年出生的李晟，这年才十九岁。正是一个刚刚从军的新兵蛋子。

就是这个新兵蛋子，在此后的岁月中为唐代一次次立下战功，最后居然成了唐朝的救难功臣，被视为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旧唐书》就夸他是：“一清宫掖，德比伊、周；再殄凶渠，功超卫、霍。”后代也是将他和“再造唐室、平定安史”的郭子仪相媲美。

事实上，他最关键的功劳只不过是平定了一次由哗变引起的叛乱，这个功劳多少有点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对他评价极高，而在后代名声却不够大的原因。相反地，他有个儿子，比他的名头可大得多，那就是雪夜入蔡州的李愬。算得上是“父亲英雄儿好汉”的典型了。

唐前期，薛仁贵开创了一个“薛家将”；唐后期，可与之媲美的大概就只有“李家将”了。论后代的名气，薛家将要大得多，但如果要说功劳的话，李家将可就比薛家将要大得多了。

二、出身军人之家（1）

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今甘肃临潭）人。洮州又称临洮郡，秦朝长城的西端就在这儿。这是秦的西境尽头。

所谓临洮，就是临着洮河——黄河的一条支流。洮河，就从吐蕃地域流出高原，流入唐朝界内，接入黄河。

沿着洮河上溯一点点，就在唐蕃边境上，是著名的神策军最初的驻地所在。后来，李晟在神策军杀出一片天地，率神策军立下不世功勋。他和神策军的缘分，可真不是一般的深厚。也许早在他出生的时候，这缘分就注定了。

临洮属于陇右。陇右——陇山之西，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省。玄宗的时候，有一个节度使就叫陇右节度使，还有一个河西节度使，都分布在河西走廊这块，共同遏制吐蕃的东北方向。

实际上，陇右从汉代就是出将才的地方。汉武帝时候的禁军大部分出自这里。可见此地民风剽悍，自古尚武。再加上这里是长期争战之地，从军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李晟的祖父李思恭、父亲李钦，都只是陇右的裨将。所谓裨将，就是小将、副将。估计是功劳不大。

但有人根据一块流传至今的《李晟碑》说，李晟的祖上做过不小的官。碑文上记载，李晟的曾祖父、祖父都曾当过刺史、都督之类的官员。如果真是如此，那级别确实不低。但仔细看这些官名，却都是“岷州刺史”、“叠州都督”，岷州、叠州都是洮州邻州，是李晟本乡土。显然，这些官衔，都是因为李晟发达了之后，朝廷给予其祖先的赠官，用以彰显荣耀而已。

而且就在李晟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个孤儿。除了世代习武从军的传统，大概也帮不到他太多。不过正是这个孤儿，却让这个李姓家族从此翻身，一跃而成为唐后期最出名的武将世家。

实际上，李晟家隔壁，就是李唐皇家名义上的老家——陇西成纪。所以，后来皇帝为了表示恩赏，就让李晟家加入皇家属籍，也就是说，承认李晟家和皇家是本家。这可是当时莫大的荣誉啊！这至高荣誉着实让李家风光无限，以至于今天在临潭还有很多姓李的都自称是李晟的后裔呢。李晟确实是他们家族荣誉的源头。

二、出身军人之家（2）

李晟从小习武，练就一身好武艺，善于骑射。而且他长大之后，身高六尺，合算下来，就是今天的一米八还多，端的是威武雄壮。

史书上说他性格“雄烈”，所谓雄烈，就是说性格刚烈，但不是鲁莽的那种，而是很有英雄气概。还说他“有才”。所谓有才，当然不会是有文才，而是指他比较有头脑。

总之，从各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出色的武将坯子。

李晟才十八岁，刚刚成人，就去投军了。不过有点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在陇右当兵，而是到了河西。他刚投军，就遇到了好机会。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大败而归。玄宗很生气，将皇甫惟明贬官至死。

唐朝要对吐蕃进行一次军事报复。于是重新换上了一个靠谱的指挥官，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忠嗣。当时王忠嗣在北方战线上表现出色，被认为是四十多年来最出色的边防将领。王忠嗣被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同时他原来的朔方、河东节度使也没有解除。一时身兼四个节度使，控地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非常风光。

很快，王忠嗣发动了一次战役。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两地，皆大捷。

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李晟一战成名。开头“万人敌”这一幕，就是出现在这个时候。被主帅王忠嗣大大夸奖，似乎预示着李晟将前途无量。

不幸的是，王忠嗣自己很快倒霉了。就在第二年，天宝六载（747），王忠嗣被李林甫暗算，给撤了职。哥舒翰被任命为新的陇右节度使，而安思顺则接任河西节度使。此后的十多年内，李晟似乎失去了踪迹。要知道，这段时间，正是哥舒翰任节度使期间，也是唐朝和吐蕃打仗打得火热的十年。唯一的解释就是，李晟没有被重用。可能是受到了哥舒翰的排挤吧。

但是战乱之中，英雄必然会有用武之地。他的崛起，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三、崭露头角（1）

石破天惊，安禄山叛乱！唐朝西北的大批精兵都东赴前线，参与了平息叛乱的战斗。可是李晟并没有出现在东赴的队伍中。他再次失去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属于留守的部队。

但是，在失去大部主力的情况下，陇右、河西的留守军队根本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所以，不久之后，李晟随河西、陇右的留守军队，撤出了河西走廊。

虽然军队撤回关中了，但编制依然保留。如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等节度使仍然没有取消，不过现在都只能暂时侨寄在西线附近的州县中。其中陇右军队就驻扎在凤翔的地盘上。

凤翔是长安西部最重要的战略城市，包括今宝鸡一带。此时的凤翔已经成为西部面对吐蕃的最前线，而身后就是长安，凤翔地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凤翔节度使一度兼任了三个节度使。因为其他两个节度使的军队都在凤翔的地盘上了。所以，陇右军都归凤翔节度使管辖。

当时的凤翔节度使高升，慧眼识人，看中了李晟的能力，将他放入了囊中，终于让李晟脱颖而出。

最初阶段，唐朝在西线遇到的主要麻烦反倒不是吐蕃——吐蕃此时还在消化刚刚占领的大片地盘呢。唐朝的麻烦来自原来的羌人和党项人，他们本来是夹在唐朝和吐蕃之间的。

羌、党项，集中在唐朝西境的陇右一带，原来都臣服于唐朝，建了很多羁縻府州——自治性很强的一种地方政府，政府首领和官员都世袭，但头衔受唐朝封赐，政治军事上要受中央朝廷指挥。

安史之乱这个时候，天下大乱，唐朝失去统治力，而吐蕃一时也还没来得及杀过来，于是党项、羌就趁机开始四处活动，对唐朝西线的骚扰相当严重，一度甚至攻入凤翔境内。

李晟就是通过镇压党项、羌的战争崭露头角的。

李晟先后击叠州叛羌于高当川，又击宕（dàng）州连狂羌于罕山，破之。叠州、宕州，都是原属于陇右道的州，有一条羌水流经这两个州，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是羌人聚居区。其地理位置正在李晟老家洮州的南面。可以推想，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民族情况，李晟是相当熟悉的。派他领兵攻打这个地区的羌人，算是用得恰到好处。

三、崭露头角（2）

这些战功并不显眼，但作用却相当不小。所以，李晟很快就升到了左羽林大将军。这个官位，在品级上是正三品了。在唐前期的话，那起码得是战功很显赫的资深将领了。不过当时正是非常时期，战功奖励非常之多，所以军人提升到“大将军”这种头衔的，相当普遍。

官至大将军，在武官的序列中，已经基本升到头了。接下来怎么奖赏呢？所以，只能接着到文官序列来升迁。因此到了代宗的广德初年，约763年，李晟又因为击党项有功，授特进，试太常卿。“特进”是文散官，而“试太常卿”则属于试官，所带的“太常卿”则是三品文官。因为是“试官”，所以并不能实际上任，而纯粹属于虚衔。当然，这个虚衔的品级地位都算比较高了，相当于享受部长级别的待遇。

虽然还是不够显赫，但李晟已经算是一个有地位的将领了。当然，他还需要更多的机会来充实自己的战功。

代宗时期，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可还没等唐朝喘口气，吐蕃再次压过来了，再度成为唐王朝最大的劲敌。

之前吐蕃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势，一是内部调整，就在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之年，吐蕃旧的赞普死了，而新任赞普赤松德赞上台；二是要将唐朝河西、陇右乃至安西、北庭等大片地盘都消化掉。当时虽然唐朝从河西走廊撤军，但是在安西、北庭还有一部分唐军继续坚守岗位，对吐蕃的进攻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唐军据点还一直坚持到了德宗的贞元时期。这些完全与唐朝本土隔绝而孤军奋战的唐军实在是一个军事奇迹。

代宗初年，唐蕃分界线已经重新确定。

这条边线，差不多是今天陕西和甘肃的分界线再往西一点。北边基本沿着黄河一线，主要据点是灵州，即朔方节度使的总部所在，在今宁夏银川一带；中间线则是从今固原到今天水一线，有三个节度使的地盘接境，一是庆州、宁州，属于邠宁节度使；二是泾州、原州，属于泾原节度使；三是陇州，属于凤翔节度使，在今天甘肃天水一带；南边线与吐蕃接境的有凤州（今汉中凤县）、文州（今甘肃文县），属于山南西道节度使。再往南就是川西节度使，属于唐蕃的西南分界线。

三、崭露头角（3）

这条分界线上，可以分割成五个节度使辖区。特别是中间三个节度使防区，后面就是长安。如果防线被突破，那就能直接威胁到长安。

在代宗广德元年（763），曾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吐蕃攻入了唐首都长安城！原来，这一年，吐蕃在进攻泾州的时候，意外俘获了刺史高晖，高晖为了活命，投降了吐蕃，更麻烦的是，他当上了吐蕃军的向导。结果吐蕃一路顺利地突破防线，直逼长安。长安城根本就没有可靠的军队。仓皇之中，代宗出逃，一路逃到了陕州。当时在陕州驻扎的就是神策军。之后，代宗就是在神策军的保护下回到长安的，就这样，神策军摇身一变，成了禁军，而且成了禁军的主力。

正是经过这次惊吓，代宗开始大力发展禁军力量，以便自己手里也能掌握一支可靠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种思路一直延续到宋朝。当然，宋朝的禁军比唐朝又有很大发展。

话说惊魂稍定的代宗重新部署了西线的防守，其中凤翔节度使一职，由李抱玉担任。李抱玉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一员名将，战功显赫，忠心耿耿。所以代宗让他坐镇在长安西边这个关键的战略要地上。

李抱玉刚上任，就任命李晟为右将军，使之成为军中的主要将领。在大历三年（768）的时候，吐蕃再次大规模进攻，这次主攻的方向是北面的朔方灵武，有十万之众；另外，还有两万人马进攻邠州，来势汹汹，形势紧张，京师一度戒严。

作为凤翔节度使，李抱玉自然要出兵协防。不过他没有直接向前线派兵，而是玩了一招“围魏救赵”的巧计。他看准的进攻目标乃是吐蕃在洮州的定秦堡。定秦堡是吐蕃吞并了唐朝土地之后新建的一个堡垒，所谓的“秦”就是指唐朝，定秦堡，就是有“志吞秦土”的含义，显示了吐蕃的野心。这个定秦堡，显然是吐蕃军事上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因为这里是洮河流域，吐蕃可以从青藏高原下来，利用洮河，顺河而下。而洮河中游离渭河上游是很近的。这样，就可以把通过洮河运输下来的军粮、物资等先转到陆地上，经过一小段距离的陆路运输，转入渭河，再顺渭河东下，直达前线。实际上，这条路线也就是唐蕃古道。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很可以断定，这个定秦堡就是一个军粮、物资的中转站——是从洮河的水运到渭河水运的一个中转站。

好思路还得有强劲的执行力。

三、崭露头角（4）

李抱玉计策定好，发现需要一员可靠的猛将付诸实行。毫无疑问，最佳人选就是李晟。李晟是洮州本土人，而且此前他领兵打击羌、党项人，转战于叠州、宕州，对这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而这些正是长途奔袭的必备条件。李晟可谓是知己知彼。

李抱玉一开始给李晟五千人，李晟却回答说：“这次任务，如果要靠人数来力取的话，那五千人就不够了；如果用计谋巧夺，那五千人就太多了。”他请求只要一千人。显然，李晟是打算来一次灵活机动的“巧取”。

李晟的偷袭是从过大震关开始的。大震关是唐蕃之间一个战略性的关隘，是唐蕃古道上的必经之路。位置在今陕西、甘肃的交界线上。

出大震关，是清水县，再向西南行一百二十里，便到了天水。然后沿着渭河河谷一路向上。渭河源头离洮河咫尺之遥。这一路上所经路线，都是唐蕃古道，但可能是因为吐蕃大军倾巢出动，留守力量非常有限，而且吐蕃没有料到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唐朝还能派出奇兵突袭，所以李晟得以一路顺利地行军，成功到达了定秦堡。

在激烈而短暂的交战之后，李晟攻克了定秦堡，并俘获了首领慕容谷种。从“慕容”这个姓氏上看，他很可能是吐谷浑人。那么这支镇守定秦堡的后方军队，也很可能不是吐蕃军队，而是吐谷浑的军队。

另外，更重要的是，李晟一把火将定秦堡的积聚都给焚烧得干干净净。前面分析过，定秦堡是吐蕃从后方向前方运输的一个储存点和转运中心，非常重要。一旦这些积聚被焚烧，吐蕃前线的后勤供给就会成问题。因此，当吐蕃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害怕，当即解围，从灵州撤兵。不久，京师也解严。唐朝又渡过一次危机。

这一战，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精彩。孤军深入敌后，打击战略目标，是一次极为成功的突袭之作。这一役之后，李晟完全可以进入名将之列了。

这次战役的成功，不由让人想起李晟的儿子李愬的经典之作——雪夜入蔡州。从重要性而言，自然是李愬的这次更加经典。但李愬的这次经典之作，会不会有他父亲李晟的影子在呢？真是很值得让人做此联想啊。

经过这次战功，李晟又升官了，迁开府仪同三司。这是个从一品的文散官，不过已经是散官最高品级了。正一品的只有三师三公这样的官位。也就是说，李晟至此，在官衔上几乎也升到头了。

四、进入神策军（1）

立下这次战功不久，李晟换防了，从凤翔节度使转到了泾原节度使。因为当时安西四镇、北庭两节度使的编制被安置在泾原，所以，李晟到了泾原，以右金吾卫大将军的身份，担任泾原、四镇、北庭兵马使。

之所以要调李晟到泾原，可能是想调和安西四镇、北庭的这批军队。在大历三年（768）的时候，马璘被任命为泾原节度使，他要求加强泾原的军队实力，于是中央将安西四镇和北庭两支军队从其他方镇调拨过去。这两支军队自安史之乱爆发后，万里远征，来到中原。作为客军，他们本来就无定居之所，已经被来来回回地调拨了好多地方，将士们辛苦疲惫，早已牢骚满腹。等这次再换防到泾州的时候，将士们忍无可忍，于是策划了一次叛乱。幸好当时的都虞候（相当于宪兵头目）段秀实英明果断，将谋乱提前扼杀。

马璘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所以要将李晟等其他镇的将领调来泾原，想要调和化解潜在的矛盾。在泾原镇，这批将士还算稳定。不过这次引而未发的阴谋活动，没能让这些将士积蓄已久的怒火得以发泄出来，终究还是留下了隐患。后来，终于在德宗年间爆发出来，在长安酿成了一次极为严重的“泾原之变”。曾经的泾原兵马使李晟则因为平定泾原之变而成就了自己的不朽名声。此是后话。

在泾原镇期间，李晟曾救过节度使马璘一命。当时是大历八年（773），吐蕃再次以十万之众，入侵泾州。唐军一败再败。马璘和吐蕃在盐仓会战，结果也是大败，陷入了重围。盐仓就在泾州之西不远。当时很多散败的将士都逃入泾州城中，此时又是段秀实站了出来，组织败军去救马璘。李晟也站出来，担任了主要角色，最终将马璘救了出来，而吐蕃军队也撤归了。

不久，马璘就推荐李晟入朝，当上了禁军——神策军的将领。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马璘对李晟的回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对李晟的提拔。事实上，这次调任对李晟意义重大，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是马璘内心又有些复杂的感情，史书上说马璘因此“内忌晟威略”，就是心里有点忌妒李晟在军中的威望和谋略。李晟的声望升腾这倒是事实，后来李晟率领神策军同叛乱的泾原将士作战时，总是穿着锦衣，很显眼。李怀光觉得很奇怪，这种标异的做法，按常理来说，是军中大忌。李晟却回答说：自己当年在泾原待过，而且在军士中威望很高，现在他就是要特别穿这身衣服，以起到震慑敌人军心的作用。

四、进入神策军（2）

话说回来，李晟能进入神策军，也是刚好赶上了皇帝要大力加强神策军的建设。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战争都是靠藩镇的军队在打。与藩镇军力的日渐强大相反，中央禁军力量却一直不见什么起色，这让皇帝很是郁闷。自神策军入主长安后，皇帝一心要将神策军打造成一支精锐之师。而且，这支军队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保卫长安、保卫皇帝，还要担负起对吐蕃、对藩镇的威慑功能。可以说，马璘推荐李晟进神策军，是将他放到了一个更大的袋子中去了。不管是什么理由，马璘这个推荐，对李晟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可以说，如果李晟不是神策军将领，那他未来可见的最好前景，也就是一个藩镇节帅，他很可能就与后面那场救难大功无关了。因为这场功劳的背后，神策军本身起着很微妙而关键的作用。

李晟当神策军将领不久，德宗继位。吐蕃继续进攻唐朝，不过改变了策略，不走北线，改从剑南道入手，而且是和南诏联手进攻，合兵十万，分别从两个方向进攻，一是北边的茂州、扶州、文州，一是南边的黎州、雅州。吐蕃扬言说“吾欲取蜀以为东府”，明显是打算南北夹击，吞并四川。如果这个战略目标真的实现的话，那唐朝就太危险了。四川地区，一直是唐朝的大后方。一有动荡，就可以躲到成都去。唐朝有两次皇帝都逃到成都，还有一次走了一半路。这个皇帝就是德宗。可以说，四川地区对唐朝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这个时候，四川地区一片混乱。之前在西川当节度使的是崔宁，这是个厉害角色，将西川整得服服帖帖，几乎就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一般。他后来入朝，被留在京师。剩下的这批将领，遇到大敌，一个个都慌了手脚。吐蕃军队节节胜利，刺史县令都逃走，老百姓纷纷逃难。德宗很担心，看来只有让崔宁回去收拾局面了。诏书下达，崔宁都已经准备动身了，宰相杨炎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次崔宁回去，恐怕也无法搞定；就算搞定了，那么他的地位牢不可破，四川再也无法臣服中央，贡赋不入，这和失去四川没什么区别。

那怎么解决眼下的困难呢？杨炎提出一个方案，由中央直接派一支劲兵去，这支劲兵，主力可以由朱泚所领范阳兵数千人担任，同时夹杂入神策军。从战斗力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强的了。从战后的局面来说，因为这支中央军队在四川，那么之后由中央直接任命一个西川节度使的话，蜀中军队也不敢反对。这样，既解决了军事问题，也可以顺便解决西川收归中央所辖的问题。可谓“因小害而收大利也”。

四、进入神策军（3）

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在神策军中，李晟大概算是最有战争经验的将领之一，而且他远袭定秦堡的威名，也早为德宗皇帝所知。这次德宗调拨了四千神策军，就由李晟率领；另外调拨的藩镇军队，包括邠州、陇州，加上范阳兵，一共五千人，则由另一个禁军将领曲环率领。曲环也是出身陇右，大历中在陇州当边防将领，屡立战功。

两支军队分头迎击两路敌军。其中南方一路由李晟负责。雅州、黎州，位于今天的川西高原甘孜一带，路途遥远不说，而且地势险要，行军难度极大。李晟率四千神策军精兵，进军神速，很快越过“漏天”，即雅州（今雅安）地区，再越过邛崃山，直逼黎州。黎州有大渡河穿过。就在大渡河边上，有飞越山，山上有三座城堡，分别叫飞越城、三碉城、和孤城，合称“飞越三城”。经过激战，拿下了黎州的飞越三城。随后跨越大渡河，继续往南追击。在唐朝全盛时期，再往南的巂（xī）州，即今西昌地区，也都属于版图之内。可当时这大片地区已被南诏逐渐吞并。后期双方大约以大渡河为界。李晟跨过大渡河的这个追击，虽然没有什么战果，但也足以扬威。至此，李晟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李晟的这个举动，不由得让人想起多年以后的宋太祖。当时宋军进入蜀中，节节胜利，乘胜进军，势如破竹。但是赵匡胤在听到宋军前方战报说“已到大渡河”的时候，拿起手中的玉斧，在地图上的大渡河处重重划了一道，说：就到这里吧，不要渡河了。后来这个故事被称为“玉斧划界”。宋人是把它当做一个不穷兵黩武的光辉事迹来表述。但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唐、宋人之不同。唐朝即使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也保持了一种勃勃野心。而宋人，在势头很好的时候，也不想用兵。当然，这两种行为的好坏另当别论。

虽然在建中元年抗击吐蕃取得胜利，但德宗还是积极谋求和谈。之前在代宗时，吐蕃来的使者，全被代宗扣留，前后八人。另外，俘虏也全都发配到江南、岭南。此时，德宗将他们全集中起来，送回吐蕃，临走前，还给每个人送了一套衣服。德宗正是以此来显示自己求和的诚意。

因为德宗的目标不在于对付外敌，他首要的目标是要削平藩镇——“攘外必先安内”。

五、参与对藩镇战争（1）

唐德宗把第一个年号叫“建中”，显示出强大的政治野心——他要“重建中兴”，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他上台的时候，三十七岁，可谓年富力强。而且他当过天下兵马大元帅，几乎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比较有武人气质。因此，他一上台，就对藩镇采取了强硬的姿态。

德宗的祖父肃宗、父亲代宗，对藩镇的政策都是相当软弱的，当时人就有批评说是“姑息”政策。代宗时期，藩镇的节帅经常是十几年都不换人，这自然会大大助长藩镇的割据倾向。德宗对此早就心怀不满。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本来，有雄心有毅力是件好事，但付诸行动则要审时度势，审慎谋划，尤其在国家大事上，更要懂得量力而行。如果力量差一点点，靠努力也是可能成功的；但如果力量差得太远，光靠毅力硬干，那就是蛮干，结果会适得其反。德宗把削藩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他大概以为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他不懂得恰当的妥协，只知道一条道儿走到黑。

德宗有冲劲，但他相当鲁莽草率，而且还相当固执，不容易听取意见。

作为最高领导者的这些性格缺陷，最终使得建中年间轰轰烈烈的“削藩”战争最后酿成一场又一场的大祸，差点不可收拾。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好的结果，那就是成就了李晟这个大功臣。

事情要从田承嗣的死讲起。田承嗣是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也是后来最重要的藩镇割据核心人物。《新唐书》的《藩镇列传》第一个就是他。建中二年（781），田承嗣终于死了。他的侄儿田悦想继位。割据藩镇中，节帅父死子继的规则，在代宗朝早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皇帝向来不干涉。这也是藩镇势力确立的最重要的标志。

但现在，德宗皇帝不希望继续看到这种局面，于是他很强硬地直接拒绝任命田悦继位为魏博节帅。田悦很不满，联络各方势力，暗中策划叛乱。双方关系紧张，一触即发。

五、参与对藩镇战争（2）

同一年内，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又去世了。德宗照样没有对他的儿子李惟岳的继任给予承认。终于，唐王朝和割据藩镇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战争分好几个战场，但关键战场在魏博镇这里。魏博地处黄河北岸，德宗派就近的山西地区两个藩镇——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对付，另外还派遣了一支神策军的精兵，就由李晟率领，与马燧、李抱真一起联手围攻田悦。这三位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军队也是精锐之师。德宗那是志在必得。

战争初期很顺利。特别是洺水一战，三军用命，将魏博军打得大败，几乎全歼主力。形势一片大好。这时如果乘胜追击，消灭魏博并非难事。可是，李抱真这时偏偏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拖拖拉拉，不愿全力进攻。这种行径，叫“玩寇”，就是要留着敌人，不能全给消灭干净了。否则以后就再没有“立功”的机会了。“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武将们最清楚不过。特别是在唐后期，藩镇军队中出工不出力乃是顽疾。当年安史之乱末期，仆固怀恩没有将田承嗣等人的军队彻底消灭——虽然这有相当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只要皇帝要用到藩镇的军队，那就无法彻底实现自己的目的。除非是所有战役都由神策军来打。但在当时情况下，这并不现实。

总之，李抱真等人的态度微妙，给了田悦一个喘息机会。他回过神后，联合了其他割据强藩的力量，再次反扑。在洹水一战狠狠地回敬了一次，唐军大败。之后双方就陷入僵局，一直对峙。

一下子，大好的形势转变为战争结束的遥遥无期。这对李抱真等人来说，是好事。因为只要在打仗，他的军队就会有补贴，是稳赚一笔外快的机会。

五、参与对藩镇战争（3）

不过李晟可不是味儿。他是中央军，这么干耗粮草可说不过去啊。于是他要求换个战场——北上攻打幽州朱滔和成德王武俊。

其实李晟也很清楚，幽州和成德也都是强藩，不容易对付。于是他就领军围攻了一个小县城——清苑。好歹立点小功。

可没想到，小小的清苑县也是块硬骨头。从正月一直打到五月，也没有能啃下来。随后，朱滔亲自率军救援，一战击溃神策军。

李晟退军到定州后，一点想法都没有了。于是一直从五月待到十月，从夏天待到了冬天。

从清苑一战来看，李晟和神策军战斗力似乎并不强。其实，这和整体形势、士气有关。在当时情形之下，所有人都明白，单靠这一支神策军孤军，在河北战场是绝对没有可能打开局面的。败局已定。唯一有点信心的，大概只有那有点偏执狂的德宗皇帝了。

胜利眼看就要到手却活活开溜，德宗不甘心啊，他已经抓狂了：他差不多把老底都掏出来了。自从战争打响，他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神策军派往全国各地的战场，前后率军的有阳惠元、莫仁擢、曲环、哥舒曜、尚可孤、刘德信等人。到最后，中央神策军已经无兵可派，以至于当时的“神策军使”白志贞甚至提出，让曾经当过节度使、都团练使的人，出人马组织成军队，让神策军将领刘德信带队，再赴前线。这真正叫做“穷兵黩武”，仗打到这个份上，危险可是随时会爆发的啊。

《资治通鉴》里说，此时“人心浮动”。当时的大臣陆贽和段秀实都直接向皇帝提出过警告。德宗完全听不进去。其实危险真的临近了。

前线的胶着让德宗很是上火，但真正起火的地方就在他的后院——长安。

一支本来派往前线的泾原军队，在路过长安的时候，突然爆发了叛乱。仓猝之中，德宗逃往西北不远的一个县城——奉天。而长安很快出现了一个叛乱的政权，并随后围攻奉天。对唐朝来说，这次危机甚至比安史之乱更加凶险，因为这次皇帝都已经危在旦夕。

还在定州百无聊赖的李晟，突然收到了一份十万火急的圣旨——泾原兵变，皇帝出逃奉天，放下一切，赶回去救驾！

大场面！大场面终于到来了。李晟就是为真正的大场面而生的，他注定要在大场面中写就自己的辉煌。

六、奉天救难（1）

其实，严格来说，奉天救难功臣之中，就重要性而言，李晟并不是第一号人物。第一当属浑瑊，第二肯定要算李怀光，第三才轮得上李晟。不过李晟是最后的，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功臣。李晟就是让德宗皇帝吃饱的最后那一碗饭，所以他的光辉掩盖了所有人，几乎成了救世主。

其实对李晟来说，这几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泾原兵变，纯属意外。这桩意外的起因，居然是因为招待不周引发的。

德宗在几乎派遣了所有神策军去前线后，开始动用西部藩镇的军队，其中包括泾原镇，征兵五千。泾原军队是防守吐蕃的重兵，居然也被调到东边去，足见德宗已经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

十月三日，泾原军来到了长安城外，统率军队的节度使姚令言离开军队，单独进长安城内，他要面辞皇帝而去。而招待军队的工作，则是由当时的京兆尹（长安市长）负责。可能是因为当时战争不断，财政困难，也没有太多余粮了；也可能是因为过于马虎，对泾原军队的招待相当不周，说是犒赏军队，结果端上来的都是些粗茶淡饭。

这与泾原镇将士的期待差得太远了。他们本来期待有很多的赏赐，所以这次出征，军队中还有很多“子弟军”，都是准备吃“奖金”的。所谓子弟军，就是志愿军。唐朝军队有很多义从军，是一个传统。唐后期，军队的编制都是定额的，称为“官健”，相当于“正式工”。不过在作战的时候，军队数往往会超过正式编制，那些新增人员相当于“临时工”。虽然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福利，但国家会发给他们很多补贴，相当于奖金。当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正式工”的子弟们，所以称为“子弟军”。在有些情况下，子弟军人数甚至超过正式官健。比如后来李怀光的军中，正式编制的军人只有五万，而子弟军就有十万，居然超过一倍。所以，唐后期藩镇军队都希望打仗，喜欢打仗。只要打仗，就有利可图。而国家则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回过头来看这支泾原军队，他们本来就很有“骄兵”的风气。面对这些粗茶淡饭，自然很是失望，并迅速变成了怒火。一干将士当场就踢翻了案桌，嚷道：“我们就要上前线去送死，居然还吃这等猪食！”越说越恼火，一点愤怒的情绪来回激荡，很快就成了熊熊烈火，整个军队一下变成了红眼的公牛。恶从胆边生，干脆，打到长安城去，打到皇宫去，亲自去要钱！于是乎，一大彪人马，转换方向，朝长安城奔去。

六、奉天救难（2）

城里的姚令言听说后，急忙跑出来制止，但已经完全指挥不了愤怒的军队了，反而被裹挟着去攻城。德宗皇帝急忙又派中使（宦官使者）来赏赐他们，每人两匹绢！打发叫花子呢吧？将士们被气得发笑，纷纷拿箭射中使。

其实德宗皇帝此时除了金钱，已经没有军队可用了。禁军主力早就派往前线，剩下的都是些无赖市井之徒。因为当时禁军收入特别高，所以有大量长安人贿赂取得禁军“正式工”名额，领一份工资，却完全没有军人素质。所以一旦事情危急，皇帝急召禁军，居然无人听命，整个地人间蒸发了！腐败真是害死人啊。

就这样，德宗皇帝仓皇逃往奉天，而叛军异常轻松地进入皇宫，然后开始大肆劫掠宫中库藏。当他们抢饱了之后，才回过神来。这下闹大了，怎么收场呢？

姚令言自己就是被胁迫者，他也没有主张。不过他知道该找谁——朱泚，朱泚原来做过泾原节度使，但更重要的是，朱泚的弟弟朱滔，现在正是河北的叛军首领。显然，朱泚的叛乱资格和资源都是首屈一指的。

姚令言劝朱泚说一道反了吧。朱泚一开始也颇为犹豫，但很快，他手下那些幽州兵纷纷叛乱，从各处投奔于他，给他吃了定心丸。八日，朱泚开始称帝，而且就在第三天，也就是十日，朱泚亲自率军猛攻奉天。要干就干个彻底，拿下唐朝皇帝，那就好办了。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此时唐德宗及其朝廷，可谓是内外交困，岌岌可危。近的朱泚，他已经打出了称帝的旗号，这显然是要取唐而代之；远的还有朱滔和李希烈，幽州镇的朱滔已经与河北诸藩镇联结，眼看就要南下河南，目标是东都洛阳，而淮西李希烈的军队连打胜仗，非常嚣张，一方面是阻挡了东南漕运，另一方面也导致东南一带的藩镇们都各自固守本镇，按兵观望。

而关中的诸藩镇，虽然也有部分勤王，但大多出工不出力，徘徊观望为主，几乎没有全力以赴的。甚至就连神策军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神策军中最早赶回来的一支，就是刘德信军，他在十月十九日就从汝州赶回来，一直就驻扎在东渭桥，当时的物资转输都集中在这里，算是守住了军资。但对十万火急的奉天之围，显然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当然，以刘德信的军队数量直接对抗朱泚军队是必败无疑。甚至就是神策军主力军的李晟，也是不敢。实际上，李晟的军队是最迟到达战场的。他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赶到”。这离收到救驾的命令，已经足足过去了四十多天，也比李怀光的军队到达时间晚了九天之多。

六、奉天救难（3）

朱泚的军队从十月十日开始，猛攻奉天小县城，一直打到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有四十天之久。在这一最困难的阶段，奉天城内军队的全权指挥是浑瑊，他的英勇顽强和智慧，为坚守住奉天立下了第一战功。

但朱泚军队的进攻无疑也是凶猛无比，最后的一次进攻，甚至箭都射到了德宗皇帝身前三步之地，让皇帝大惊失色。

在这最紧要的关头，李怀光拍马赶到。虽然用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但他的军队一路上招兵买马，等出现在战场上时，已经达五万之众，实际上，加上子弟军，居然达十五万之多，可谓声势浩大。据说朱泚听到李怀光军的战鼓声，不觉从榻上滚落。他意识到大势已去，立刻收军，退回长安。

当时人都认定，如果李怀光再迟到三天，奉天必然失陷。李怀光这次立下的功劳，可谓高比泰山。李怀光的到来，不仅改变了长安地区战场的态势，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全国的政治态势。之前一直在观望的很多藩镇，一下子都改变了嘴脸，特别是东南藩镇，纷纷运输物资，“贡赋山积，争功效死，如百川之赴沧海”，唯恐落后。岌岌可危的唐朝，显然已经渡过了最大的危机。

就在第二年的元旦，德宗皇帝改了年号为“兴元”，并对全国下了一个罪己诏，承认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并宣布免除了朱泚之外的所有敌手的罪过。这个罪己诏的政治作用非常之大，一下子就把全国局势给扭转了，同时也把朱泚给孤立起来了。据后来的李抱真入朝说：“此诏一下，我就知道山东不足平也。”从此，战事转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战争，才真正进入高潮。李晟也才算真正登台，开始焕发光彩。

这一阶段最让人意外和不可理解的是，已经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李怀光，居然也开始叛乱。他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同时奉送给了李晟一份超级大功勋。

李怀光的“叛乱”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李怀光和朝廷对立的开始，来自他和宰相卢杞等人的对立。李怀光在救驾途中，就表示了对卢杞等人腐败无能误国的不满。尽管他立下大功，但德宗在卢杞等人的谗言之下，居然没有接见李怀光，而是让他立即投入收复长安城的战斗，这让李怀光非常之失望不满。他屯兵咸阳，根本不打算进攻，并且连章上书，痛斥卢杞等人。最后德宗不得已为他贬逐了好多位大臣，包括德宗一直信任的宰相卢杞。李怀光暂时得到满足，但双方的矛盾和猜忌已经无可挽回。这是第一阶段。

六、奉天救难（4）

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则是来自军队之间的对立。这就是李怀光的朔方军和李晟的神策军的对立。当时唐军开始围攻长安的朱泚，李怀光算是总指挥，但实际上各支军队各自驻扎，各自为政。其中李怀光军在咸阳，而李晟军在东渭桥。后来李怀光要求双方联营，于是李晟军从东渭桥转移到陈涛斜，与李怀光军相连。就在这个过程中，两军矛盾加深。主要原因在于“同工不同酬”。李晟军是神策军，属于中央禁军，所以历来待遇优厚，将士工资比地方藩镇的高很多，这本来也不难理解。但问题是，现在双方都同样在攻打长安，干的是同一件事情。况且，作为藩镇军队的朔方军，战功赫赫，不久之前还解了奉天之围呢。可待遇还是远不如李晟军，这就比较让人难以接受。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双方出军的时候，李怀光军总是军纪很差，掳掠抢劫不止；而李晟军总是纪律严明，不干这种事情。而且，李怀光军常常要将劫掠的物品分给李晟军——分赃！但李晟军从不接受。史书中记载了这个细节，自然是想说明李晟比李怀光来得纪律严明。这大概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两军之所以有这样的差距，是和他们待遇不同有密切关系的。李怀光军的这种表现，尤其反映了他们微妙的心理状态：他们希望两军互惠互利，平起平坐。甚至希望拉神策军下水，大家同流合污。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德宗也是看在眼里。他曾经让大臣来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希望各军都得到与神策军同样的待遇，可这完全无法做到，因为财政根本不能支持如此巨大的支出！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神策军的待遇是非常之优厚，实在超过藩镇诸军太多。

李怀光则提出另一个方案：削减神策军的待遇。可见，李怀光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平等——这样大家也可以达到心理平衡，他也可以给朔方将士一个交代。但这个想法也不可能实现。

在这种情形下，李怀光及其军队消极怠工，一连几个月下来，攻打长安几乎没有进展。李怀光与朝廷的矛盾再次加深。同时李晟不停向朝廷进奏，认为李怀光要反。

六、奉天救难（5）

果然，不久之后，李怀光公开声称，说自己已经和朱泚联兵，让德宗圣驾远避。虽说如此，可哪有这样的叛乱呢？既然造反，那就干到底，居然一边造反，还一边让“圣驾远避”？也算是搞笑。

不管李怀光怎么想的，他造反的事实已经被认定。德宗在仓皇之中，从奉天向南出逃，一路顺利，一直来到梁州。

此时，处境最危险的要数李晟的军队。当时李晟军驻扎在东渭桥，正好处于李怀光的咸阳和朱泚的长安中间，所以，如果双方真的联手合击李晟，那么神策军必将全军覆没。

后来史书对于此时此境下的李晟，都过多地夸大了其英雄气概，认为他孤军在两强之间，坚强不屈，力挽狂澜。李晟的忠心孤胆，固然有可夸之处，但真实情形，恐怕并非如此。有记载表明，当时李晟卑词厚币，向李怀光示好。显然李晟是采取了低声下气的讨好姿态。当然，也可以把这个解读为李晟采取的示弱策略。但不管怎么说，和“坚强不屈”的描写还是有差距的。

其实，最大的可能是李怀光摇摆不定，他其实并没有彻底和朝廷撕破脸，而是存心“坐山观虎斗”的。所以，李怀光一直没有采取什么举动，没有真的和朱泚联兵。一个月之后，他主动退出关中，撤到了山西。李晟算是躲过一劫。

李怀光退出之后，关中地区就成了李晟和朱泚两军的决战战场。此时，对李晟来说，是大大地占优：关中地区各支军队，已经全面包围了长安，现在都受李晟节制，统一指挥。而朱泚军队基本龟缩在长安一城。其败亡只是时间问题。

即便如此，唐军的进攻还是很困难，于是德宗拍板引进了“强援”——吐蕃军队。五月，在河北战场上，朱滔也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与此同时，李晟发起了最后总攻，一举攻破长安城。

战争过程非常顺利，以至于攻下长安之后，整个长安城都相当平静，较远的坊人过了一天才知道官军已经入城了。史书描写说：“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胜利的消息传到梁州，群臣都表示祝贺，奏称：“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三代以来未之有也。”德宗也感动地说：“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这真是一场非常漂亮的胜利。

至此，泾原之变的一场大戏算是基本收场了。李晟虽然登台晚了点，却是收网的人，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七、辉煌之后的失落（1）

李晟的成功，是建立在李怀光的失败之上的。李怀光的军事功劳非常大，但政治上比较幼稚，犯了错误。这点无可推诿。但李怀光“叛乱”这个“事实”，是值得推敲的。

李怀光及其军队的不满是真实的，但说到要造反叛乱，实在有点言过其实。事实上，李怀光在反与不反之间，称之为“跋扈”更确当。首先他没有对德宗怎么样，他只是公开宣称“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且当远避”，但是一个真心要叛乱的人，怎么会如此宣称呢？也有资料说他曾经派了一支军队追击德宗但中途居然自己就逃走了。这也有点不可思议。其次，与朱泚联兵之举，应该不是事实。可能李怀光曾经和朱泚沟通过，但很明显双方并没有合作。

李怀光的行为颇有奇怪和矛盾之处。大概一方面他对朝廷很不满，这个不满，有他自己的不满，也有他部下军队的不满。实际上，他的属下有很多胡人，他们对唐皇帝的忠诚度是相当可疑的。李怀光自己也不是汉人，而是靺鞨渤海人。显然，李怀光有这方面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他个人又不想真的造反——造反名声不好，下场也很可担忧。总之，李怀光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最后，李怀光往东退却的路线，是走向并占据山西的河中地区——之前，德宗授予了他河中节度使的头衔。他这也算是“回归本镇”。大概李怀光的目的是想效法河北藩镇，占据一块地盘后，自立为王，成为可以自己做主的一方军阀。这倒不失为一条退路。

李怀光之功与过相较，功大于过。其实德宗也颇知李怀光的苦衷和无奈，因此，在后来也一直对李怀光抱有期待，期待李怀光能重新投向朝廷。后来德宗曾经悄悄地派宦官去河中和李怀光联系，想赦免他。

结果事情暴露后，李晟公开弹劾宦官尹元贞“矫使”，将德宗的这个企图给阻住了。李晟的功劳都是在与李怀光对比之下才显得光辉。如果李怀光被赦免了，那人家的奉天救驾之功，恐怕还在李晟收复长安之上呢。这一步，那是非争不可的。

李晟立刻上奏，宣称“赦怀光有五不可”，这些道理都没什么错。这个时候，李怀光是不能赦免了，否则中央权威更是丧失殆尽。但从李晟的角度来说，总是有点落井下石的意味。

事实上，李怀光的“叛乱”，一半是由李晟促成的。在李怀光军和李晟军联营期间，双方矛盾的加深，就李晟来说，固然属于无可奈何，但他并没有积极弥合双方矛盾，没有促进朝廷和李怀光的和解，反而是拼命向朝廷揭发说李怀光要反。李晟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自己推断，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诬告。

七、辉煌之后的失落（2）

说到吞并军队，反而是李晟自己开了这个先例。当他进军东渭桥的时候，这里本来驻扎着刘德信军，率领的就是那支神策子弟军。李晟到来之后，找了一个借口杀了刘德信，合并了这支军队。当时，李晟身为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是所有神策军的上司，指挥刘德信军本来也是合情合理，但他为什么要杀了刘德信呢？恐怕还是有抢夺功劳之嫌。正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实刘德信也算是神策军大将，李晟随便就杀了，实在可算得上是跋扈的行为。

如果我们可以认为李怀光并没有反叛中央的决心，那么李晟力抗李怀光军这项功劳，其实也就一笔勾销了。这样，属于李晟的军功，其实就是收复长安一项。收复长安固然重要，但这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换个将领，肯定也能拿下。而且就这种情形下，李晟还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搞定。当时李怀光屯兵八旬，也不到三个月。后来李晟在接驾的时候，就表示自己收复长安时间太迟了，有罪。当然，从为人处世角度讲，他这个态度，就是李怀光远远赶不上的地方。

李晟军收复长安的时候，其实也干了很多坏事。当时朱泚的伪朝官员的所有家产，都被将士们吞并了。这明显属于擅自做主的行为。与李怀光军的公开劫掠，其实也相差不远。

总的来说，李晟和李怀光相比，功劳不及李怀光，就罪过而言，除了没有公开不服朝廷之外，其他诸如杀将并军等行为，也是差不多的。李晟的最大“优点”，就是对朝廷一直表现出顺服姿态。从结果来看，李晟是一步登天，而李怀光则一失足成千古恨，何止天壤之别啊。说起来，还真是有点不公平。

但政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关键之处，不能犯错。李怀光是不懂政治啊。李晟更懂政治，所以他成功了。

在此后每次宴会及赏赐时，排第一的总是李晟，而第二的总是浑瑊，其他的将相都要次之。这个座次，显然是奉天定难功臣的座次了。而此时，李怀光则还在河中，苦苦死守着他的一亩三分地，这等座次，他是半个也没有了。

尽管李晟非常成功，非常风光，但有趣的是，德宗很快就剥夺了他的大权，将他派往节镇去镇守边疆。很显然，德宗这是变相地贬了他。德宗的心态，是颇可玩味的。

八、将相不和（1）

基本上，德宗后期，李晟在政治上比较失势。除了德宗本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将相不和——李晟与宰相张延赏发生了深刻的矛盾。说起来，张延赏和李晟还是同年生的，可以互称一声同年兄了，无奈八字不合。

张延赏也是个人物，书香门第，开元名相张嘉贞之子，博涉经史。而且也很有真才实干。就在建中四年（783），全国一片混乱之际，张延赏正做西川节度使。部将趁机造反，将他赶出了成都。他不动声色，杀了个回马枪，将叛乱一举平定，稳定了唐朝的西南一隅。功劳不细。

张延赏确有宰相之才，德宗也颇为欣赏，在贞元元年（785）的时候，准备起用他为宰相。可就在任命下达的时候，被半路杀出的李晟给坚决阻挡了。

李晟对张延赏意见这么大，原因却很小——因为一个营妓。唐代有很多官妓，地方政府、军队都有。军队的官妓称为营妓。大历十四年（779）的时候，李晟率神策军入蜀击退了吐蕃和南诏的进攻，大获全胜。当他凯旋的时候，偷偷带了一个叫高洪的西川营妓（插一句，著名女诗人薛涛，也当过西川官妓）。结果节度使张延赏听说后，大怒，立刻派人将营妓追回。

这事看来是很有八卦内幕的。本来营妓脱籍送人的佳话，也是常见。李晟为什么要不告而取呢？想来是张延赏不愿意，所以甚至不惜和李晟翻脸，也要追回高洪，多半是因为张延赏也很喜欢她。李晟武将出身，内宠也不少，但他自诩家风严谨，想来也不是太随便之人。何以对此事如此难以忘怀呢？自然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这个高洪旧情难忘吧？

这样说来，两人就是为了一个营妓而争风了。想必这个高洪有过人之处，以至于迷倒了这样两位大人物。可惜史载不明，这虽属臆测，但也合情合理。

八、将相不和（2）

事实上，多年之后的李晟，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甚至不惜力阻张延赏当宰相。要知道，这可是大大得罪人的事情，不啻与人结仇。这份恨意，那可真是不简单。对于此事，古人就颇有批评，认为李晟太不该小题大做了。不过如果考虑到感情因素的话，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德宗为了照顾李晟面子，硬是将任命收回。不过他又特地将韩滉找来，让他来调和两人之间的矛盾，因为韩滉和李晟关系不错。一番说和之后，终于还是任命了张延赏为宰相。

不久之后，在一次宴席上，皇帝亲自做调和工作：拿出一段“瑞锦”，让两人分别系上，表示和解之意。皇帝出马，那是天大的面子。两人似乎已经握手言和。

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是大出意外。李晟当场表示，为了表示和解的诚意，他愿意和张延赏结为儿女亲家。没想到张延赏断然拒绝。李晟很生气地说：“我是武夫，有什么旧恶，一杯酒之间也就烟消云散了。你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脾气倒是大得很，冒犯不得呢。虽然表面笑眯眯的，其实心里还是含恨。你不许婚，肯定是因为你心里愤怒未解！”这真是戏剧化的一幕，俨然是新版结局的《将相和》了。

这样，两人矛盾不仅没有化解，反而越发严重。

此后张延赏一直身居宰相，主持大政。而李晟显然遭到了抑制。虽然表面上，李晟仍然不停地得以加官晋爵，宠荣不断，但在重大决策上，基本上都没有参与的权力了。甚至在一些军政大事上，张延赏专门与李晟反其道而行。

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和吐蕃和谈之上。李晟一直是强硬派，对吐蕃也颇有胜绩。但德宗皇帝一直对吐蕃抱有好感，几次三番打算和谈。贞元三年（787）的时候，张延赏力驳李晟的反对意见，积极促成了和谈。结果就在双方会盟的时候，吐蕃突然翻脸，把唐朝将官们杀的杀，抓的抓，唐军几乎全部覆没。一场“结盟”变成了“劫盟”。

经此事件后，张延赏惭惧交加，不久就去世了。把互相不合的意气之争带到国家大事上，就很不合适了。

从两人交恶的过程来看，李晟发难在先，张延赏报复在后，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九、父子名将（1）

唐前期最著名的将门世家是薛仁贵开创的薛家将，而唐后期最出名的则是李晟开创的李家将。

李晟军事方面算不上非常出色，但地位崇高，有“再造唐室”之誉。不过李晟有个儿子，却指挥了可能是唐朝最出名的一次战役，这就是“李愬雪夜入蔡州”。李愬是李晟的第八个儿子。

李晟儿子挺多，有十几个，很多都做到了高官，基本上都在各个藩镇做节帅。史书上说李家嫉恶好善，治家也很有礼法。愿、宪、愬、听四子皆任节度使。并评价说，这是“大忠所庇，斯圣神之报应也”。

其实都应该托赖他们父亲李晟。因为这些儿子基本上都属于“骄奢淫逸”之徒，都有点二世祖。其中第十个儿子李听做过十个藩镇的节帅，收受贿赂，赋敛百姓，穷奢极欲，无所不为，最后居然还能官居一品，得以善死。史书上也不禁感叹：“非西平（李晟封爵西平郡王）之遗德，焉能及此乎！”

其他儿子也大多类此。老大李愿做高官，一事无成，“务在声色，不计其余”。第十一子李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实这种状态很正常，高官显贵之家，往往无德无才，多败家子。

这里面，李愬算是一个另类。李晟内宠很多，李愬的母亲大概出身不高，估计是个八姨太之类的，而且很早就死了。在李晟这么多儿子中，李愬基本上属于没什么地位的一个。这点在后来做官的时候，很明显看得出来。他在做刺史的时候，因为管理工作特别出色而受到过嘉奖，应该说是很有能力，但他一直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徘徊，大多是卿监和东宫官。

可正是因为他在李晟众多儿子中没有什么地位，所以反倒成就了他。他从小发愤图强，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与其他兄弟们骄奢淫逸完全不同。他一方面洁身自好，另一方面又“有筹略，善骑射”，可谓有德有才，有勇有谋，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

虽然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但元和年间在朝廷攻打淮西镇的时候，他终于脱颖而出，成就了一个传奇，维系了家族的将门威风。

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宪宗是德宗的孙子（中间的顺宗做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他一上台，就完全改变了德宗的作风，积极谋求平定跋扈割据的藩镇们。到了元和十一年（816），这个计划到了最关键的一步——平定淮西。

九、父子名将（2）

淮西是淮南西道的简称，治所在蔡州（今汝南），常领申、光、蔡三州，位于今河南南部一带。淮西地处中原腹地，位置很重要，一直是个老牌的强藩。早在德宗建中年间，李希烈就曾在淮西叛乱称帝，后被手下将领吴少诚干掉，算是平定了叛乱。但淮西镇的这些将士，这些割据的基础，根本就没有动过，只不过换了一个头子而已。到元和十一年的时候，吴少诚死，儿子吴元济很想继续世袭下去。淮西的割据状态几乎已经保持了六十年之久，整整有两代人的时间了，老百姓只知道有节帅，而不知道有皇帝，“虽在中原，心如貊异”，割据的基础与河北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对唐朝廷和唐宪宗来说，这块骨头是异常的坚硬，但不啃不行。

可这一啃就是四年时间。双方就这么僵持，实在是耗神费劲。以至于后来宰相裴度也忍不住亲自上前线督战，出发前辞行，裴度对宪宗说:“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如果不搞定淮西，那俺死了也不回来！这简直就是生死状。

就在这样看似遥遥无期的对峙中，一直不声不响的李愬突然带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突破：奇袭蔡州成功，俘虏吴元济！而且是一场几乎兵不血刃的成功。淮西就这样给非常戏剧性地消灭了，唐王朝取得了元和时代最为关键的一次胜利。

可以说，“雪夜入蔡州”这一役，无论从重要性，还是从精彩程度来说，都是唐后期战役中首屈一指的。单凭这一战，也足以让李愬名垂青史。事实上，李愬基本上也就干了这一件漂亮的事情，此后的他并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成就。

当然，雪夜入蔡州的成功，并非幸致。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从一开始，他就打定主意，准备搞奇袭。其实这招也是他父亲李晟的拿手活，当年奇袭定秦堡，着实是一桩奇功，非常精彩，只是重要程度不高而被人忽视。作为儿子的李愬对这个战役一定是烂熟于心，他就是要照样来一次奇袭。

所以，李愬主动请缨，要求去当唐邓节度使。唐邓位于淮西的西边，一直战斗力不强，而且曾大败于淮西，所以素来被淮西军所蔑视。与此相反的是淮西的东部，陈许节度使是个强藩，战斗力特别强，而且节度使李光颜一直积极进取，是淮西最大的劲敌。

李愬要的就是低调，所以唐邓节度使是最佳选择。他一到任，根本不整顿军队，而且放出话来，我来就是混混日子的，打仗不是我干的事情。虽然李愬是名将之子，但他此前从来没有任过军职，可算是个无名之辈。

九、父子名将（3）

但李愬在暗中悄悄地布置，完辑器械，调遣精兵。最关键的工作则是收集情报。因为要奇袭，必须对奇袭沿线的情况非常清楚才可以，否则孤军深入等于送死。但问题是关于淮西的地理及其军事布置，唐军一无所知。所以，要想奇袭成功，非得有一个淮西将领做向导才可以。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这样一个合适人选。

这个过程可真是曲折得很。先是抓了一个淮西将领丁士良，李愬释放了他，而且重用他做“捉生将”。丁士良很感激，于是献计并抓了一员猛将陈光洽，还通过陈光洽劝降了一个重要将领吴秀琳。吴秀琳是深通内情的人物。李愬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并提拔他为衙将。吴秀琳给李愬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如果要取得突破，必须要靠李祐这个人。李祐是一员骑将，大概属于淮西的特种机动部队，经常来回防御，哪里危急就冲向哪里，对淮西情况最熟悉不过。

于是李愬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抓住了李祐。李祐是个猛将，常把唐军杀得落花流水，这下落到唐军手里，大家都群情激昂，要求立刻杀掉他。李愬不仅不听，反而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有空就把他叫来密谈。甚至让他带刀宿卫，经常和自己同住，通宵达旦地密谈。于是李祐也对李愬感激涕零，死心塌地。

当时与李愬经常密谈商量的，还有一个李忠义，情况与李祐类似，也是个降将。不光是降将，当时只要抓住了淮西的俘虏，李愬都要亲自面对面细问。所谓要知己知彼，这是兵家第一原则。

除此之外，李愬还废除了一条旧军令——如果帮助敌军间谍人员的，都要屠灭全家！李愬这招让那些间谍都很感动，于是他们也纷纷反过来，主动为李愬提供了很多内部情报。李愬可真算是把情报工作做到家了。长期的攻心战下来，他已经对淮西的“险易远近虚实”都了然于心。

除了情报工作，李愬还早就准备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取名叫“突将”，大概是特种突击队的意思。李愬亲自训练这支精兵，使其保持良好的战斗素质。

就这样，李愬从元和十一年正月上任，一直在做准备工作。表面上也打了一些仗，但都是小规模，几乎不值一提。淮西西线几乎没什么硝烟。

十、哀荣后世

公元793年（贞元九年），李晟病逝，享年六十七岁，谥号忠武，赠太师。唐德宗用诏书的形式立下誓言，要为李晟“存保世嗣”，意思是，我李唐皇帝保证你李晟家世代富贵，并申告柩前。

此后，李晟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抬升。唐僖宗避难四川的时候，朝廷编辑《兴元圣功录》，记载李晟匡扶大唐的丰功伟绩，“遍赐诸将”，希望他们都以李晟为榜样，无私无畏，效忠大唐。李晟的忠义地位，算是钉牢在正统上了。

到了宋代，他的地位继续提高。

1123年，这一年是北宋徽宗的宣和五年，虽然再过两年，就是靖康之难的1125年，可在这一年，一切都还是歌舞升平，太平盛世。不知道为什么，礼部的官员提出来要调整一下武庙的陪祀人员。大概是为了鼓励一下将领们奋勇杀敌，希望本朝将领以这些前辈武将为榜样，建立功勋，以便能留名千古吧。

这次主要是增加了很多陪祀人员，模仿文庙，除了十哲之外，还有七十二贤——都是唐以前的人物。在十哲中，唐朝的有三人：李靖、李、郭子仪。而在七十二贤中，最后一个是李晟。看来李晟算是勉强够格的人物。

不过这个排名，到了南宋时有了很大变化。乾道六年（1170），皇帝下诏，武庙中陪祀人员，李晟升格入十哲，立于堂上，同时原来十哲中的李则降为七十二贤原来李晟的位置。两人等于换了个位置。

李在唐朝一直被视为军神，其军事才能、功绩、地位，都是极为显赫的。李晟为什么能够取而代之呢？这次换位的建议，是由一个叫都民望的小官提出来的，他的理由是：“李邪说误国，唐祀几灭，李晟有再造王室之勋，宜升李晟于堂上。”说白了，纯粹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李晟拍马也赶不上李，但是李晟因为政治立场正确，他的关键词是“忠”，所以他得以取代政治上不正确的李——李因为支持了武则天做皇后，被指斥为“邪说误国”。

这个美誉坐定以后，李晟的地位继续上升。到明代之后，武庙祭祀的标准趋向严格，唐朝有资格陪祀的人只有五个：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而李干脆被排除在外了。房、杜两人，其实并不能算军事家。明代的这个名单，干脆直接叫忠臣榜更合适些。从这个榜单的变化，其实也不难看出思想观念的一个转移。那就是“忠”字越来越要紧。李晟很幸运地被打造成一位忠心无比的将领，那也就难怪他一路吃香下去了。时至今日，“忠”字已经被视为“封建旧道德”，无人理会，李晟难怪要泯然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