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美国陷入泥潭(1)

- 美国陷入泥潭(2)

- 美国陷入泥潭(3)

- 美国陷入泥潭(4)

- 美国陷入泥潭(5)

- 美国陷入泥潭(6)

- 美国陷入泥潭(7)

- 美国陷入泥潭(8)

- 美国陷入泥潭(9)

- 美国陷入泥潭(10)

- 美国陷入泥潭(11)

- 美国陷入泥潭(12)

- 美国陷入泥潭(13)

- 美国陷入泥潭(14)

- 美国陷入泥潭(15)

- 美国陷入泥潭(16)

-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1)

-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2)

-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3)

-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4)

-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1)

-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2)

-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3)

-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4)

-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5)

-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6)

-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7)

-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8)

- 外交努力(1)

- 外交努力(2)

- 谋求和平(1)

- 谋求和平(2)

- 谋求和平(3)

- 开始撤军(1)

- 开始撤军(2)

- 开始撤军(3)

- 秘密会谈(1)

- 秘密会谈(2)

- 秘密会谈(3)

- 重新评估(1)

- 重新评估(2)

- 无法调解的鸽派(1)

- 无法调解的鸽派(2)

- 无法调解的鸽派(3)

- 策略出台(1)

- 策略出台(2)

- 策略出台(3)

- 策略出台(4)

- 策略出台(5)

- 秘密谈判和扩大战争(1)

- 秘密谈判和扩大战争(2)

-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1)

-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2)

-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3)

-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4)

- 老挝插曲(1)

- 老挝插曲(2)

- 老挝插曲(3)

- 西哈努克的垮台(1)

- 西哈努克的垮台(2)

- 西哈努克的垮台(3)

- 西哈努克的垮台(4)

- 西哈努克的垮台(5)

- 西哈努克的垮台(6)

- 西哈努克的垮台(7)

- 再次大规模撤军(1)

- 再次大规模撤军(2)

- 再次大规模撤军(3)

- 攻打北越庇护所(1)

- 攻打北越庇护所(2)

- 攻打北越庇护所(3)

- 攻打北越庇护所(4)

- 攻打北越庇护所(5)

- 攻打北越庇护所(6)

- 攻打北越庇护所(7)

- 攻打北越庇护所(8)

- 袭击柬埔寨(1)

- 袭击柬埔寨(2)

- 国内忧患(1)

- 国内忧患(2)

- 平衡清单(1)

- 平衡清单(2)

美国陷入泥潭(1)

一切都源自美国的雄心和热望。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为使世界从分崩离析的战争残局中走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对欧洲的复原、日本的重建，它压制了共产主义力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韩国的进一步发展，加入了它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同盟阵营，更发起了在发展中国家里开展技术援助的计划。在美国大伞庇护下乘凉的国家享受着和平、富足和稳定。

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先前所有的国际行为模式都失效了。美国的国际经验第一次面临挑战，美国这个民族享有的价值观和成就感之间一直就存在着几乎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当美国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并反问为何要将这样的价值观强加于越南这样遥远的地方时，这种关系便开始发生动摇。在涉及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问题上，美国人那种独一无二的信念和与生俱来的模棱两可、妥协折中的做派之间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令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问题上，美国的“例外论”经受了考验。美国社会没有去争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是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逐某个国际角色。

这种普遍主义的论调在美国有着很深的根基。20世纪初，一届接一届的总统就曾声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这是美国的主要问题。美国唯一的国际目标就是全球的和平和发展。杜鲁门在他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就曾表示过美国所致力的世界目标，他说“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都能自由地按照他们最适合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美国不是要去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并没有领土之争，我们也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也不会向别国要求什么特权”。美国将“为与我们合作的共同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自由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加强那些热爱自由的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就职演说》，1949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哈里·S.杜鲁门1949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1964年，第112～114页。每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已经成为了美国这个国家的事务，而不必去论证其对美国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

在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图。他在语言措辞上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他说，这是一个颠覆了王权的世界，庞大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新型的国家方兴未艾。在所有的政治骚动中，美国被赋予了捍卫自由不受地缘政治，也不受精于算计的国家利益束缚的责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是在暗示所谓对国家利益的算计太过精明，就与让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能平等对待的美国价值体系背道而驰：“深信保卫自由，就像是自由本身，也应该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主张所有的大洲和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尊重。”《就职演说》，1953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1953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0年，第6页。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他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再次宣扬了这个思想，还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精神，将之作为美国对世界的不可推卸的使命。肯尼迪宣称他们这一代人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直系后裔，他以激扬的文字承诺：“绝不允许人们一向坚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各种演化方式的欺凌－－无论是在曾经委托过我们的国家，还是在国内或是当今我们对其有责任的国家。我们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是好意还是敌意，我们都会不计任何代价。我们将承担任何负担，忍受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确保自由的长存及成功。”《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约翰·F.肯尼迪1961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2年，第1页。肯尼迪那意味深长的结论恰恰准确而巧妙地颠倒了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一句名言，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965年1月20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发表就职演说。当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中滋生的对外承诺达到了最强劲的势头，还消除了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认同上的分歧。对美国而言，约翰逊声称，任何一个陌生的国家都不会陷入绝望：“那些曾被我们称之为‘国外的’导致恐怖的危险和危机，现在经常会突发在我们周遭。在那些陌生的国家里，如果美国的士兵必须付出生命，如果美国的财富不得不耗费，那么这将是美国为换取国家之间持久友谊的代价。”《就职演说》，1965年1月20日，出自《美国历任总统公众文件：林登·B.约翰逊1965年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厂 1966年，第72页。

后来，这些语句变得甚为流行，竟然被认为是美国人傲慢态度的佐证和注脚，或是美国行使霸权的伪善的托词。这些表面的、浅薄的怀疑讥讽实际上是对美国政治信仰的误读，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的，正是这份天真朴实成为了美国十分有效的推动力。大多数国家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对该国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20世纪，美国参与的每次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美国对于抵御侵略行为的道义上的责任，或是代表了美国作为共同安全的托管国或代理国的正义感。

美国陷入泥潭(2)

对于那些在青年时代曾目睹了慕尼黑悲剧的一代美国领袖来说，这些责任更被特别地强调。抵御侵略上的失败教训已经铭记在心－－无论这样的侵略在何地或是怎样发生－－这就确保了今后哪怕在更严峻的情形下我们都能将抵抗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从前任国务卿康德尔·赫尔开始，每一位美国的国务卿都遵循着同一信念。这也是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达尔所认同的杰弗里·P.基姆伯等人：《追溯根源：美国卷入越战各种争论不休的原因》。纽约：麦克格罗-赫尔1990年版，第54页。。我们认为，从地缘政治上分析，共产党占领一个遥远国家所造成的特定危险与理论上抵御侵略、行动上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进一步蔓延的双重目标相比是次要的。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加强了美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在他们的信念中，共产党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那个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言论都表明这个信念大体上并没有引起质疑和争论。1950年2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4号文件上对印度支那有这样的论断：“它是东南亚的核心区并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同上，第73页。这份备忘录标志着所谓“多米诺理论”的登场，预示着如果印度支那陷落，缅甸和泰国也将紧跟其后，“东南亚的和谐将很快被葬送”。杰弗里·P.基姆伯等人：《追溯根源：美国卷入越战各种争论不休的原因》。纽约：麦克格罗-赫尔1990年版，第73页。

1951年1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后来任美国国务卿8年）宣称：“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问题上，忽视我们尽力追求的既定路线，将会给我们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托马斯·J.斯科恩鲍姆：《和平与战争：迪安·腊斯克在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8年版，第234页。就在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曾将印度支那作为全球均衡上的一个地标：“……苏联政府任何进一步的扩张将会加强一种可能，即不会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强大的力量与其抗衡。”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1950年4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规划》，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50年第一卷》。美国政府印刷厂，1977年，第237～238页。

后来，如果不是受到嘲讽，这样一些出于过度紧张的冷战心理的言论已经不被承认了。言论产生的环境很重要，20世纪50年代早期决策者们刚经历过在苏联集团和西欧之间设置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铁幕”，共产党在东欧国家发动的政变以及“封锁柏林”和共产党与南韩的冲突。

即便如此，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是被避免了。事实真的像当时的文件所示，每次共产党扩张就意味着苏联政府的扩张吗？尤其是有了南斯拉夫铁托与莫斯科对抗的经验的情况下。实际上，威胁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对欧洲而言，主要的威胁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而对亚洲来说，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来自第二等大国，其实这样的二等大国最多只能算是苏联的“替身”，甚至还是超越苏联控制的一种力量，这在当时就应该意识到，但却一直受到怀疑。事实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后，就开始和替身（中国）的替身在打仗。每一个“替身”都不曾被认为是彼此间最好的战争搭档。据美国分析，全球的均衡遭受北越攻击，假定北越被北京操纵，而北京又被莫斯科操纵，这样一来局势就不同了。在欧洲，美国保卫的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而在印度支那，美国所面对的是刚刚建立的国家。在对权利均衡的保护上，欧洲各国有着长期的传统，知道彼此如何配合。而在东南亚，国家刚刚成立，权利均衡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合作的先例。

欧洲和亚洲在地缘政治上的基本差异以及美国在欧亚大陆各自的利益问题，都植根于美国普遍主义的外交政策。捷克政变，柏林封锁，苏联的原子弹实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以及共产党对南韩的渗透都被美国领袖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事实上是要平衡控制遍布全球的阴谋。按现实政治的理论，朝鲜战争本应该被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可是美国善恶二元论的观点却另有主张。杜鲁门曾集结美国军队声称，要对法国在印度支那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后来称为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的战争进行军事援助。美国的决策者拿出了二战期间美国在亚洲和欧洲同时开展的抗击日本和德国的例子。到了50年代，美国在对莫斯科和北京的军事战略上也要采取这样的战术，只不过苏联替代了德国，中国替代了日本。1952年，美国资助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1/3的军事费用。

美国陷入泥潭(3)

美国介入印度支那，带出了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捍卫的是民主国家；美国控制日本，也是向其传播民主制度；介入朝鲜战争是为了扭转共产主义对蕞尔小国独立的破坏。然而在印度支那，遏制政策这个几乎纯粹地缘政治性质的名词从一开始就脱颖而出，而它很难被纳入到当时通行的美国意识形态之内。首先，保卫印度支那就直接与美国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相抵触。印度支那诸国是法国的殖民地，那里既非民主国家，更谈不上独立。1950年，法国将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三个殖民地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联邦”，之所以这样命名，是由于法国害怕如果赋予他们完全主权，其结果会导致法国在北非的三个属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也会要求同等对待。

1950年底，杜鲁门政府认定自由世界要保住安全，需要让印度支那这块法国人的殖民地逃脱共产党的掌控－－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违背了反殖民主义政策，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共产党的战争。杜鲁门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美国的武装力量由于要同时延伸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已经超过负荷，再也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投入对印度支那的保卫－－即便它遭到中国的攻击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18页。。

也就是说在1950年，美国为其今后卷入印度支那的行动制定了最初的策略：让美国最大程度上卷入印度支那行动，可又不大到足以决断胜负。陷入泥潭的最初几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实际形势太不了解的结果。在法国殖民政府夹层中采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而且被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地方政权也建立了。

由于害怕背负为殖民主义当帮凶的恶名，也为保护美国的道德名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一再给法国施加压力，以确保这些国家最后的独立同上。。国务院将印度支那的行动称之为“蛋壳行动”，显示出它十分了解任务的复杂性。不幸的是，这个标签虽然传达出了对其难度的了然于心，但对于如何去解决，则没有太多用处。这个基本的军事战略要促使法国承认印度支那的独立，同时还要催促其继续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托马斯·J.斯科恩鲍姆：《和平与战争：迪安·腊斯克在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8年版，第230页。。让法国为结束它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行为，而去冒一场战争的风险，这有点说不过去。

就在杜鲁门准备卸任时，规避行为终于成熟且变为一种官方政策。195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确认了“多米诺理论”，并赋予了它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角色。该理论认为“共产主义中国与生俱来的敌意性和侵略性”《美国对东南亚行动的目标和策略》，1952年美国安全委员会政策表述，内尔·希思、赫德里克·史密斯、W.W.肯沃西、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纽约：四角图书，1971年，第29页。，潜伏着印度支那遭到武力攻击的危险，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陷落都将会使“东南亚其他地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陷落，或与共产主义结盟。而且，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和印度以及中东（至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例外）也将很可能跟随陷入共产主义同盟”。同上第28页。

很明显，如果这种估计成立，那么大规模陷入共产主义将会危及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同时“防止日本陷入共产主义同盟也将变得极为艰难”。同上第29页。对美国在欧洲的盟国来说，却并不认同将承受大范围危险的看法，因此，到后来，他们始终坚持拒绝参加保卫印度支那。

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中的争论，并不像后来表现出的那样肤浅，尽管如此，正如当时西方世界所共知，“多米诺理论”仍可能很有道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见多识广，博学好思，而且他通常的判断都极为准确，他就认同这种见解。战后，共产主义依旧保持着实质的地缘政治学说。共产主义经济管理模式的破产，要等到下一代才能展现出来。在许多民主国家，特别是新近独立的国家，都认为共产主义世界能在不稳定中泰然自若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由于受到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威胁，许多新建独立国家的政府都较脆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草拟期间，马来亚就有一场共产党游击队发动的战争在进行。

美国陷入泥潭(4)

在介入印度支那的问题上，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东欧和中国的陷落使得印度支那也有被共产主义吞并的危机。无论这里是否是共产党扩张的中心，这里都拥有使东南亚脆弱的新生小国变成反西方阵营的足够因素。真实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会不会坍塌，尽管看起来似乎是这样，这个地区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形成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线才是真正的问题－－比如，像马来亚和泰国那样政治和安全比较稳定的国家。

杜鲁门政府移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是开展对印度支那每年两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计划以及一个有待建立的军事政策理论。杜鲁门政府不必去面对其军事政策理论和道德是非之间潜在鸿沟的矛盾，也不必在地缘政治学说和美国实际能力之间做出选择。艾森豪威尔就遭遇了第一种挑战，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遭遇的则是第二种挑战。

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就在印度支那的安全问题上美国该承担怎样的义务提出质疑，他们一直相信这是美国的职责所在。在一步步卷入迫使印度支那变革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在调和军事政策理论和道义信念之间的矛盾。1953年5月，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的第四个月，他敦促美国驻法大使道格拉斯·狄龙赴法国，催促法国任命新的决策者，并授权他在印度支那“赢取胜利”，同时，让他公开发表“明确清晰的公众宣言，必要时要一再声明，一旦反共取得胜利，印度支那诸国立即独立”。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26页。

对法国而言，这个事件已经远远超越了政治改革。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已经陷入了一场挫败不断的游击战泥潭，对此他们毫无经验可循。在具有固定前线的常规战争中，火力占优势者就是赢家。对比而言，游击战通常没有固定的交战阵地，而且还经常隐蔽在民众百姓中。常规战争是为领地控制权而战，游击战还关系到民众百姓的安全。因为游击战不是尽力去捍卫某个特别的领地，它可以决定作战场合，还可以影响到战斗双方的伤亡人数。在常规战争中，有75％的胜算就必然会赢，然而，在游击战中，由于要保护公众安全，失败的几率却占到了75％。参加常规战争的军队非输即赢，而对游击战来说，只要能保证没有什么伤亡就是胜利。

后来的十年对法国军队和美国军队来说，都没能掌握游击战之实质。两国军队的训练方式和装备都使得他们只能打一种自己能够明白的战争－－有明确前线阵地的传统战争。敌我双方靠的是先进的武器装备，拼的是战争消耗。尤其是在敌人领土作战，体力、耐力的消耗以及国内的压力都可以结束战争。伤亡人数一直在攀升，可是界定进展却没有一个标准。

法国比美国之所以更快地遭到溃败，是由于他们的武力在越南全境分布过于稀疏，只占到美国在半个越南武力的1/3。法国遭到的失败十年后也发生在美国身上：无论怎样在人口中心分散武力，共产党仍能在大部分的郊区取得优势；而当我们尝试向郊区转移时，共产党转而又会攻击城市和堡垒，并且各个击破。

越南总是有办法令所有入侵者倍感狼狈。可奇怪的是，在奠边府（越南西北角，靠近老挝边境）的交通枢纽，法越军队却打得不可开交。法军在此部署了精锐部队，冀望迫使越共转入阵地战。如此，善于机动作战的越军将陷入失败的境地。如果越共选择不理会法军的部署，将会在任何远离战略要地的地方被消耗，如果越共落入圈套，他们赖以取胜的机动力量将不得不在这样的决战中化为泡影。法军简化了他们的选择：或事不关己，或击败越军。

法国完全低估了对手的强硬和聪明才智，正如后来美国所犯的错误一样。1954年3月13日，北越在奠边府发动了自首次攻击以来的全面反攻，击垮了曾被认为是战略高地的偏远堡垒。令法军未能料到的是，他们采用的是大炮攻击，这是中国在朝鲜战争后对北越提供的支持。从那时起，法军离全线溃败就为时不远了。战争所带来的消耗以及对未来希望的渺茫，再加上美国施加的压力，法国只能选择撤离印度支那。同年4月，法国接受了苏联的提议，在日内瓦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了和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印度支那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中国、北朝鲜、南韩等国的代表与会。5月7日，就在外交家们还在日内瓦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奠边府沦陷了。

奠边府战役的失败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必须在其军事理论和实际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法国即将把越南的一个地区拱手让给共产党，而若要挽回奠边府，只能再大规模地增兵，但是法国既力不从心，更无心恋战。美国不得不考虑是否回到“多米诺理论”，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陷入泥潭(5)

国内爆发了对奠边府战事在地缘政治分析、军事理论以及道义信念上的争论，而且协调纷争越来越困难。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给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书信中的预测以及4月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论，如果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取得胜利真的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直接对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造成威胁，美国将不得不卷入这场战争，而无论其他国家做出何种反应，尤其是自从美国潜在的联合行动的军事支持已经只具象征意义以来（根据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计划，已经描绘了一幅联合军事行动蓝图，包括美国在内的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支那联盟）。虽然联合行动更为理想，但是如果全球均势受到危害，还能以联合行动作前提才有所动作吗？的确如此，因为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将军事理论转变为“大规模复仇”，首先建议美国针对侵略的源头发动攻击。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印度支那的这场战争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国。不过，美国当时还没有对一个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国家进行空中打击的政治根据。迫于西方公众舆论压力，丘吉尔认为这场战争太过外围和太过危险，所以表示难以承担长期军事行动。

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私下里为促成联合行动做着积极的努力，1954年4月4日，艾森豪威尔给还有一年任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如果他们（指法国）撑不下去，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最终的结果将对我国和贵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全球军事政策格局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知道，这对你我来说都是不愿意接受的。使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逃脱共产党的掌控也将很难实现，对这点我们也不能接受。那将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造成直接的威胁，沿岸岛屿链锁将被攻破。日本失去非共产主义的市场，食物、原材料的市场匮乏会对日本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在一段时期后，共产党如果将日本的工业潜力和亚洲共产党阵营的人力及自然资源结合起来，日本如何防止被共产党的世界同化也将成为大问题。《艾森豪威尔给丘吉尔的信》，1954年4月4日，选自彼得·G.伯伊尔等人的《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通信录，1953年～1955年》。查佩尔·希尔和兰登：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7～140页。

作为被认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一个人，丘吉尔是第一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察觉到危险比利益更大的英国人。他不能接受多米诺骨牌会无情坍塌的理论，也不认为在一个地方殖民的失败会给全球带来大灾难。

丘吉尔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相信东南亚最好的防御阵地是马来亚的边境。因此，丘吉尔做出了不置可否的回应说，艾登会将内阁的决定传达给到访英国的国务卿杜勒斯。丘吉尔回避的态度使我们产生了一些怀疑，即英国正试图为拒绝美国提出的联合行动找寻借口。如果听到令他赞同的消息，丘吉尔无疑会亲自做出答复。甚至在美国国务卿抵英之前，艾登“就认为要求未战败的敌人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这种期待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波士顿：修顿·米弗林，1960年，第124页。

4月26日，丘吉尔向访英的阿德米拉尔·拉德福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根据官方记录，丘吉尔警告：“在边缘地带爆发战争，强大的苏联会激发起民族主义者们和受压迫人们的热情而作战。”马丁·吉尔伯特：《温斯顿·S.丘吉尔，第8卷，“永不绝望”，1945年～1965年》。波士顿：修顿·米弗林，1988年，第973～974页。的确，英国人没有政治理由加入同盟战线，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表述的：

英国人将不会轻易受到遥远的东南亚争端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确知道在东英吉利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基地，也知道那场正在同中国发生的战争，中国将依据中苏签订的条约要求苏联介入，或许这意味着英伦三岛将遭到氢弹的攻击。同上，第973页。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后斯大林主义的领袖在最初掌权的一年，并不情愿由于中国的缘故而花力气与美国对抗。然而，因为美国军事领袖不能具体指出实施对中国的大规模报复行动的可能性（或者就在印度支那范围内大规模报复），加上印度支那国家的独立仍然只是一个计划，因此要干预的确缺乏实质基础，于是艾森豪威尔推迟了摊牌的时机，按兵不动。

美国陷入泥潭(6)

苏联和中国都害怕美国的军事干涉，因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暗示的外交威胁将会有助于日内瓦会议最后的结果，这个会议表面上看起来比采取地面军事行动要理想。1954年7月的《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临时分为南北，以北纬17度为分界线。为了给统一留条后路，这条分界线并没有被表述为“政治界限”，而是作为行政管理的一条分界线。这有助于在国际监督下的选举之前，重组军事力量。两年之内要完成选举，所有三个印度支那国家以外的军事力量都将在300天内撤离；禁止任何国家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三个印度支那国家也不能参加任何军事同盟。

然而，各种条例列出后，却造成了人们对《日内瓦协议》的某种误解，认为该协议很正式很严格。条约的不同位置都有不少签字人，但是条约却没有缔约国，因此也不存在“集体义务”汤森·胡普斯：《魔鬼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波士顿：小布朗，1973年，第239页。。理查德·尼克松后来将此总结为一个大杂烩：“九个与会国家达成了六项单边协议，三项双边停战协议，还有一项没有签署的宣言。”理查德·尼克松：《不再有越战》。纽约：阿伯出版社，1985年，第41页。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结束彼此敌意，临时界分越南，并最终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业余分析家经常借用这些协议的模糊条款，将其作为各谈判国意见不一和表里不一的证明。在多数时候，像《日内瓦协议》这样的模糊文件才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他们试图去解决他们有可能解决的问题，进一步的修订还必须等待事态新的进展。

时下的困难是美国拒绝以官方的身份正式参加日内瓦会议（或是签署多边宣言）。美国要尽力做到“在场”和“不在场”－－以便能充分坚持自己的立场，又必须躲到一边，避免国内谴责它不得不放弃若干原则。美国的模棱两可在一篇闭会陈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这一陈述宣称“注意到了”这些最后的宣言，并且“美国将不以威胁或者不诉诸武力去干扰”。与此同时，美国还警告：“它将监察任何上文所述的暴力侵略重新袭来，那将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印度支那美国宣言》1954年7月21日，《国家公告，第31卷，第788号》，1954年8月2日，第162页。我在外交史上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先例，即对不得不拒绝签字的事宜做出保证，而且是在它已经强烈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后。

艾森豪威尔1954年明智地决定不让美国卷入越南战事，这是一个具体战术决定，而并非代表美国的战略方向。日内瓦会议后，他和杜勒斯仍然深信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为使印度支那问题得到解决，杜勒斯也要对集体安全架构进行最后的努力。1954年9月，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立，除美国之外，还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法国。这个组织所缺乏的是一个共同的政治目的或是相互支持的手段。事实上，那些拒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比成员国更加重要，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缅甸的态度更倾向于在中立中求得安全。由于《日内瓦协议》禁止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参加任何军事联盟，对美国的欧洲盟国法国和英国来说就不可能为这个地区再去冒险。事实上，法国以及英国起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美国有可能实施的轻率的行为行使否决权。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官方目的可以说是相当不明确的，它要求每个签字国都要依照“宪法程序”一起面对“共同危险”。但条约既不能建立在确定共同危险的标准上，也没有建立起共同行动的机制－－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然而，东南亚条约组织却为杜勒斯保卫印度支那的目的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框架。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条约组织会格外奇怪地关注共产党对印度支那三个国家的入侵－－《日内瓦协议》反对其结盟－－而不是去关注共产党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入侵。对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任何一方的威胁都是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实际上条约提供了一个单方面的保证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45页。。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印度支那的新国家，尤其是南越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曾由一个政治实体统治过，法国曾把越南分成了三部分－－东京、安南、交趾支那－－分别以河内、顺化、西贡为首府。西贡附近和湄公河三角洲在19世纪才由越南人垦殖，与此同时，法国人也抵达了。当地的权威人士，包括在法国受训的政府雇员以及许多混乱而秘密的协会（被称为“宗派”，其中一些有宗教关联），都以欺凌百姓的手段来维持组织的发展和自治。

美国陷入泥潭(7)

杜勒斯一直努力召回一位前任法国官员吴庭艳，法国政府曾拒绝过他的改革提议，后来吴庭艳和法国政府关系破裂。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和一个民族主义者，二十年来，吴庭艳在越南长期过着在野政客的生活，后来背井离乡－－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他还曾拒绝日本人、共产党以及亲法的越南统治者要求他出任公职的建议。由于没有民主人士，吴庭艳被杜勒斯选中成为“唯一找得到的良种马”，成为了亲美的南越领袖。

1954年10月，艾森豪威尔给吴庭艳写信表达了美国对他随时援助的承诺，条件是在“从事必要的改革”上合于标准，美国的援助将与一个独立的南越政府联系在一起，而南越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反映人民民族主义渴望的强有力的”并能得到国内和国际尊重的政府《艾森豪威尔给吴庭艳的一封信》，1954年10月23日，马文·E.杰特勒曼等人，《越南：历史、档案、以及世界危机的各种论调》。科恩·格林维奇：法维森特出版社，1965年，第204～205页。。

几年来，所有的迹象看起来都是向和平的迈进。在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任期，美国向南越政府提供了十多亿美元的经济及军事援助，1500名美国军事人员前往南越，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使馆之一；美国军事顾问团高达692人，已经超越了《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数量的上限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56页。。

出乎美国意料的是，在美大规模的援助下，吴庭艳镇压了秘密协会，稳定了经济，并试图建立起中央集权－－这些令人惊奇的成就，深获美国人赞许。但是最后却表明美国只是在庆祝共产党施压的一个空档期的平静表象，稳定并不长久。美国人的算盘打错了，还以为打上独一无二标志的美国民主很易于被人接受。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在联系紧密的西方社会根深叶茂，强大的代表民意的社会可以容忍不对国家造成威胁的反对派存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来说，反对派的存在或许就是对国家实体的直接威胁，特别是当它没有一个市民社会并提供安全网时。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势力在影响力量上就可能势不可挡，而且通常是不可抗拒，为叛国争取平等位置，为多元政治体系的出现设置障碍。

在游击战中，所有这些趋势都在扩大。越南的游击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到1959年就更为激烈。游击战最初的目的是阻挠稳定的、合法的制度得到巩固。他们最喜欢攻击的目标是名声最坏和最好的政府官员，攻击最坏的是为了靠“惩治”腐败专制的官员赢得广泛的同情，攻击最好的是因为这是阻挠政府合法化以及兵役政策的最有效的办法。

到1960年，每年有2500名南越的官员被暗杀同上，第68页。。在多数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正面官员中，只有一小部分还能继续积极工作，越来越多的贪官污吏都有杀身之险。

就在艾森豪威尔卸任之际，老挝成了他的心腹之患。在他的回忆录《为和平而战》里，他认为这个国家才是“多米诺理论”的关键。老挝的独立至关重要，事实上，他已准备“无论有没有我们的盟国的支持都要……开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为和平而战：白宫岁月，1956～1961》。加登城，纽约：双日，1965年，第610页。。1961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卸任和交接期间，保卫老挝就成为了艾森豪威尔对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最特别的建议了。

作为被卷入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三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继承了一套已有的完备的政策措施。卷入越南问题并非像后来批评家们所断言的那样，是肯尼迪政府和他之后的约翰逊政府最好最明智的共谋，也不是两个政党的两位总统十年来所追求的准则的实际应用。和他的前任一样，肯尼迪也认为越南是美国整体地缘政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他和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相信，阻止共产党在越南取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他也看到了共产党已经获得了在河内和北京的统治权，并认为正如苏联政府所设计的一样，河内的共产党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

选择越南作为攻破共产党阵营扩张的阵地，使美国看到了使他们进退维谷的暗淡前景。如果政治策略的改变是打败游击战的良方，那么逐渐增强的游击队武力抵抗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建议没有被正确地采纳，抑或这些建议至少在战争步骤的实践上没有切中要害？就像几乎所有的美国领袖断言的那样，如果越南对全球的平衡来说真的很重要，这是否意味着地缘政治必然使美国一定要参与一场距离本土上万里的战争呢？

虽然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继承，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艾森豪威尔看待越战是基于军人的立场－－这是发生在南越和北越两个明确政治实体之间的战争。对肯尼迪政府来说，共产党对南越的进攻并不是一场传统的战争，倒有几分类似于内战的游击战争。然而，艾森豪威尔却以常规战争的角度看待越南受到的军事威胁，肯尼迪政府以比他的前任们更多的预示灾变似的话语表达了他的地缘政治观点。肯尼迪政府相信，美国和曾进行过常规战争的苏联之间已经陷入了核武器的僵局（其实，评估时机并不成熟），套用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这使得战争将“不堪设想”。肯尼迪政府坚信增加军备将消解共产党开展朝鲜式有限战争的机会。通过逐项排除，美国认为游击战会成为未来的战争浪潮，对抗游击战是对美国牵制共产党能力的最后考验。

美国陷入泥潭(8)

1961年1月6日，距肯尼迪发表就职演说还有两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将“民族解放战争”称之为“圣战”，苏联坚决为其提供支持。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的施政方针将苏联的这番言论看作是对美国希望与发展中世界增进关系的战争宣言。如今，赫鲁晓夫的宣言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他在意识形态上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了北京那些令他十分头疼的人，那些指责他背离了列宁主义的人，因为他刚刚第三次延长了对柏林最后通牒的时限，也因为他再三表明了他对核战争的保留态度。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即1961年1月31日，肯尼迪发表了他就职的首次国情咨文，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表明苏联和中国“有野心称霸世界－－他们的野心不久前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肯尼迪文件》，1961年卷。1962年，第23页。

1965年9月，约翰逊政府对中国在战争中的角色上也产生了同样的误读。那时，中国国防部部长林彪发表了关于《人民战争》的宣言，主张在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包围世界的工业力量。约翰逊政府将其理解为是中国可能干预河内问题的警告，而忽略了林彪的某些潜台词，即强调各国革命党对于可能发生的革命要自力更生。毛泽东的文章中对中国不参加国外战争的观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也强烈暗示，中国不想再次被卷入到共产党的战争中去。很明显，对于朝鲜战争双方都有同样的教训，他们决定不再重蹈覆辙。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评论，第8卷，第36号，1965年9月3日，第9页～30页。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言论的解读，使得印度支那不再被当作冷战中诸多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政策而言，印度支那乃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意味着游击战是否能被终止，冷战是否能够获胜。肯尼迪对于共产党全球阴谋上的认识使他认为东南亚是为他建立可信度的一块阵地。“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著名新闻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题就在于要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戴维·哈伯斯坦姆：《最优秀和最明智》。纽约：兰德姆出版社，1972年，第76页。

和古典悲剧一样，一个英雄在表面上不经意的行为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向宿命之路走去了，肯尼迪政府卷入越南就沿着一条他的前任们得以回避的危机之路－－老挝的宿命之路走去了。没有人比温和的、热爱和平的老挝人民更不幸，他们不得不承受降临在其身上的苦难。老挝东面与越南为邻，但山峦阻隔，西面则有一条宽广的湄公河使泰国与之隔河相望。老挝人民对好斗的邻国别无所求，只希望自身的安全不受干扰，就是这么一个愿望。然而，北越一直未令他们如愿。一旦河内在1959年于南越发动游击战，那将会对老挝造成无法回避的压力。如果河内试图穿越越南领土给南越的游击力量提供补给，它就必须穿过沿着北纬17度线划分越南的、40英里宽的所谓“非军事区”。在美国的支持下，这段距离很可能被南越军队封锁。不这样的话，北越就只能以军事行动发动攻击来穿过北纬17度线，而这几乎肯定要激怒美国，或许还会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干预－－这是河内在1972年之前极力回避的风险，尽管这时越战几近尾声。

在整个战争中，河内共产党一直保持着战略上冷静的逻辑思考，他们认定通过中立的老挝和柬埔寨进入南越，比起贸然挥师穿越17度线，遭遇到的国际阻力要小得多。即使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原则受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所保障，也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重申，河内也不会动摇自己的判断。实际上，它吞并了主权国家老挝的部分狭长领土，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基地，也没有遭到国际社会太大的反对。而且世界舆论却倒向了河内的歪理：美国和南越企图阻止北越为开展持久游击战而在中立国家建立渗透网的行为，却被谴责是企图“扩大”战争。

老挝丛林密布的狭长地带正提供给了北越一条通道，沿着南越与老挝和柬埔寨的绵延650英里的边境线，可以直趋南越。1959年有超过6000人的北越部队进驻老挝，表面上的任务是支援老挝共产党的“爱国战线”（或称为“老挝战线党”）。这是1965年《日内瓦协议》后，河内沿着越南边境，强行建立的一支潜伏在老挝东北省份的游击武力。

作为一名军人，艾森豪威尔认定防卫南越必先始于老挝。他在移交过渡时期曾明确地告诉肯尼迪，他打算干预老挝局势，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肯尼迪有关老挝事态的第一个声明，就表露出了艾森豪威尔的立场。1961年3月23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发出警告：“如果老挝失去中立、独立的立场，整个东南亚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它的安全和我们大家的安全休戚相关－－在于大家看到他真正地中立。”1961年3月23日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公开言论，《肯尼迪文件》，1961年卷。1962年，第214页。

1961年4月，由于受到古巴猪湾事件的震动，肯尼迪决定放弃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不介入老挝局势。他不愿意去冒在老挝开战的风险－－这里有中国的边境，而且这个国家对美国人来说太过陌生。肯尼迪决定在南越组成一个战线，与此同时，肯尼迪选择以谈判来维护老挝的中立。事实上，河内已经两次推销老挝的中立立场，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谈上它就曾表明过要尊重老挝的中立地位。

美国陷入泥潭(9)

河内一方面在开发穿过老挝日后被称为胡志明小道的后勤补给网络，一方面将谈判的时间拖延了整整一年。后来，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离老挝的协议终于被达成。接下来便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局势，河内派驻军队的计划得以流产。

艾森豪威尔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印度支那真的是美国在太平洋安全的基石，就像华盛顿的领袖们十多年来所声称的一样，那么老挝比越南就更适合用来维系印度支那的安全，因为它的确是唯一能保卫印度支那的地方。即便老挝是一个偏远的内陆国家，令老挝人又怕又恨的北越人也无法在老挝领土内开展游击战。美国便可以在老挝打一场美军熟悉的传统战争，泰国部队也几乎肯定会支援美国。面对这样的战争前景，北越或许会撤退，静待另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发动全面战争。

然而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做如此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分析，注定是不合适的。十年来，美国领袖一直主张防守越南，因为它代表亚洲防卫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艾森豪威尔在他离任前对老挝的强调的确是一个新的理念。

基于这些因素，肯尼迪和他的智囊们认定必须力保南越，因为共产党在侵略那里，这对美国而言才有意义。然而此项决定却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军事任务，对此他们并没有在意。一旦胡志明小道被打通，再加上柬埔寨那位机智善辩的统治者西哈努克亲王也加入游戏，并默许共产党沿着柬埔寨和南越的边境建设基地，那就会给美国人造成一个令人左右为难的局面：如果听任柬埔寨境内共产党庇护所及胡志明小道的存在，北越就可以对南越发动进攻，然后撤离到安全地带进行休整，这将使南越保卫战失去控制；如果攻打这些基地，南越及其盟国又会被指责对“中立”国家实施了“侵略”。

肯尼迪关于印度支那局势的公开言论持续了十多年。早在1951年，他就曾表述过他绝不放弃的观点：单凭武力不足以遏制共产主义，美国的反共盟国必须为此建立一个政治基础。1954年4月，就在杜勒斯发动联合行动战役以便挽救奠边府时，肯尼迪就在参议院发言，只要印度支那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就反对美国进行干预《发布言论》：《约翰·F.肯尼迪的讲演、陈述和笔谈，1947年～1963年》，瑟尔多尔·C.索林森选编。纽约：德尔出版社，1988年，第370页。。但是在1956年，法国撤离了印度支那，南越也已获得独立后，肯尼迪做好了加入当时盛行主张的准备：“这是我们的盟友－－我们不能放弃掉。”与此同时，他认为这项冲突不只是军事性质的，还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挑战：“在那个认为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国家里，在那个敌人身在其中，而并非隔着17度线的贫穷和饥饿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发动一场革命－－一场远胜于共产党能发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美国的可信度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它成为威胁其存在的种种危险－－共产主义、政治混乱、贫穷困苦等－－的牺牲品，美国就难辞其咎，我们在亚洲的声誉将会跌入新低点”。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美国在越南：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基石》，1956年6月1日，华盛顿，在《越南的美国朋友》之前发表的演说，选自《至关重要的演说，1956年8月1日》，第617～619页。1961年6月，正如我们都看到的，肯尼迪将越南认定为维护美国可信度的一块阵地。

每一届新政府被迫处理印度支那问题时，都感觉到正在一步步深陷泥潭。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建立了军事援助计划，肯尼迪强调改革，从而使美国卷入了南越的内部政治。问题是在南越的改革和国家建设需数十年才能初见成效。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在支持具有悠久政治传统的欧洲国家重建问题上，采用的是马歇尔援助计划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但是越南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没有既定的建国体制。两难局势的中心问题变成，美国想要向南越引入稳定的民主体制的政治目标未能及时达成，与之相关的是在游击战中获胜，而后者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不得不在其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之间选择一项进行修正。

肯尼迪就职之时，南越游击战的激烈程度已经足以阻碍吴庭艳政府的巩固，当然还没有令人对吴庭艳能否继续执政产生怀疑。游击战似乎稳定下来，使得肯尼迪相信只需再稍稍加把劲，就能获得完全胜利。然而这暂时的平静主要是因为河内正忙着在老挝建立后援基地，显然，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一旦北越把老挝的补给线打通，南越的游击战又将再次加剧，美国的两难境地将越来越危险。1961年秋天，南越的安全局势已经恶化到了只有靠美国军事干预才能缓和的地步。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门的负责人沃尔特·罗斯托被派往越南，研究制定妥当的政策。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决定美国以何种规模和何种方式增加在越南的军事介入，而不是去研究是否要介入。

在此行中，泰勒和罗斯托建议，在越南的各层政府中大规模增派美国顾问。这个结果实际上体现了两派意见的折中，一派力主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仅限于顾问角色，另一派赞同立即向越南派兵。后者对于美国作战部队的任务本身的认识却又莫衷一是，他们也完全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国防部的代理副部长威廉·邦迪估计，如果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投入4万人的作战部队就会有七成把握“控制事态发展”美国国防部的代理副部长威廉·邦迪的言论，选自希思、史密斯、肯沃西、巴特菲尔德等的《五角大楼文件》，第103页。。因为游击战的胜负少有难辨之时，“控制事态发展”当然可能会影响到对美国全球可信度的判定。

美国陷入泥潭(10)

官僚体系的折中通常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即希望某种因素的发生能使问题自行解决。但是在越南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信服的基础去产生这样的希望。官方估计投入4万兵力能保持对峙状态，投入20.5万的兵力能够取胜（国防部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于是肯尼迪政府不得不把8000兵力（泰勒和罗斯托推荐的增加美国顾问角色的数量）当成杯水车薪，或者是美国大举进军前的第一批先头部队而已。虽然“控制事态发展”有七成把握的看法非常吸引人，但是也必须将之与万一失败所带来的全球灾难性的影响进行评估，就像法国当年曾蒙受的灾难一样。

由于肯尼迪没有改变他的评估看法，整个动向便朝着对越南追加兵力的方向走去。1961年11月14日，他告诉其智囊团，美国对共产党“侵略行为”的反应，将是“对铁幕屏障两侧的检验……继而作为衡量政府意图和决心的尺度”乔治·C.赫尔林：《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纽约：阿尔弗里德·A.克诺普夫，第二版，1986年，第83页。。他拒绝了正在就越南问题进行老挝问题协议谈判的埃夫里尔·哈里曼所提之建议，即通过“谈判”以执行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他认为这只不过是放弃努力保卫南越的托词而已。

然而，如果谈判成了泡影，增派兵力又是箭在弦上，唯有河内撤退才能避免在期限或数量上没有明确限制的美国军事行动－－其结果是，仍然需要一次大举增兵，而不是每次递增一些。肯尼迪政府此时还没有被激怒：最危险的路线就是使战争逐步升级。

根据时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部的负责人罗杰·希尔斯曼的说法，美国的目标是把越共贬低为“一群食不果腹、四处打劫的歹徒，一心只想着得以存活”同上，第86页。。但是历史上有哪场游击战能导致产生这样的结果？在马来亚，英国曾动用8万人的部队和两倍于此的马来亚部队，花了13年的时间才打败了不到1万人的游击队，而且敌人还没有充分的外来支援或者安全的通讯路线，也没有太多增添兵力的机会。在越南，游击队员的数量更是以万为单位计算，北越把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的定位是战争的后方，沿着数百英里的边境地区修建了许多基地，一直保持着主动性，无论何时只要是游击队压力过大，有着丰富经验的北越军队便会立即干预。

美国按照邦迪的估计投入4万兵力（这个数字仍很小），最多也只是一个难分伯仲的僵局。当肯尼迪就任总统之际，越南的美国军事人员数量接近900人。到了1961年底，数量已经增加到3164人；而到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之际，数量已经达到了16263人。此后还不断增加，然而，军事境遇却并未得到更大的改善。

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角色越明显，美国就越是强调政治改革。而且，华盛顿政府越是坚持南越国内变化，战争也就越是美国化。1961年3月28日，首次发表国防评论时，肯尼迪重申了他的中心论点：无论美国的战略武器多么强大，它仍然可能会在外围被逐渐侵蚀，即“遭遇颠覆、渗透、胁迫等间接的武力侵扰，或是非公开的侵略、国内革命、外交勒索、游击战争等”《肯尼迪给国会的在防御政策和原则上的特别评论》，1961年3月28日，《肯尼迪文件》1961年卷。1962年，第229页。－－这种危险最后只能靠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来解决，使潜在的受害者能够自救。

肯尼迪政府的论调后来成为印度支那许多难解的两难僵局之一：那就是坚持同时要政治改革和军事胜利。这样一来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较广泛的范围内，游击队能够决定战事的激烈程度，因此安全程度在短期与改革的步调并不相干。安全越没有保障，西贡政府就有可能会越强硬专制。只要华盛顿政府认为游击队取得成功，部分的责任应归咎于改革的延误，河内就会借机给正想推翻西贡政府的美国施加压力，促使它行动。吴庭艳身陷河内狂热的意识形态纷乱以及华盛顿政府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之间，导致其行为僵化刻板，最后终于覆灭。

每一届美国新政府在对越南增加援助的改革上都有先决条件。1954年艾森豪威尔就如此，1961年到肯尼迪时就更加坚持，对越南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必须以越南各层政府中均有美国顾问为先决条件。可以预料到，吴庭艳会持拒绝态度－－参加过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的领袖很少有能接受指导的优点。1962年底，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访越，改变了他早先的判断，同意吴庭艳政府“离一个对全民负责任的、有效能的政府越来越远”奎恩特·利维：《美国在越南》。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26页。的说法。

美国政府和吴庭艳政府的关系在1963年以后极度恶化。西贡的新闻媒体改变了此前支持美国介入越南局势的立场，而显露出了敌对情绪。记者们暂时还没有质疑美国的目标，尽管他们随后就会这样做。他们只是质疑非共产党的南越政府在吴庭艳的高压领导下，是否能够促成民主。吴庭艳甚至被怪罪为曾考虑过要与河内妥协－－多年后，南越总统阮文绍却由于不和北越妥协而受到指责。

导致美国和吴庭艳最后决裂的是由于南越佛教徒和西贡政府爆发冲突而造成的，冲突焦点主要是吴庭艳政府颁布政令，禁止教派、宗教团体或政党树起任何旗帜。1963年5月8日，为了执行这道政令，军队在顺化朝参与抗议的佛教僧侣开枪，造成若干示威者死亡。抗议者的冤情很快就引起了国际新闻媒体的关注－－但是越南缺乏民主却不在报道之列。佛教僧侣和吴庭艳一样专横，拒绝列出任何条件与吴庭艳谈判。吴庭艳一方面受困于游击战，一方面也由于他个人能力的局限，使他拒绝做出让步。华盛顿政府曾多次力劝吴庭艳退让，并将其控制南越安全力量的兄弟吴庭儒免职。按照吴庭艳的设计，他甚至想让吴庭儒继续与敌人周旋。最后的破裂发生在8月21日，吴庭儒派遣警察和特种部队开进全国佛教寺院，逮捕了1400名和尚。

美国陷入泥潭(11)

8月24日，新到任的美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奉命要求免去吴庭儒的职务，并且警告吴庭艳，如果他拒绝，美国必将“面对吴庭艳不能自保的可能性”国务院发至西贡的电报，1963年8月24日，《五角大楼文件》，第200页。。西贡的军事领导得到官方的通告称，美国未来对西贡政府在军事上或经济上的援助都取决于吴庭儒是否下台。越南有关人士由此了解到吴庭艳政府必然会倒台。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一再重申这一决策，生怕将领们不能领会其中之意。他们还被告知，美国将“在中央政府被推翻后的任何空档时期”给他们提供“直接的支持”同上。。南越将领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在美国坚持不懈的鼓动下集聚其力量。最后，也就是11月1日这天，他们推翻了吴庭艳政府，吴庭艳和吴庭儒在政变中相继被杀。

美国在鼓动推翻吴庭艳政府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由此美国介入越南政局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每一次革命战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政府合法的统治，吴庭艳政府的倒台实际上正中河内的下怀。吴庭艳个人执政风格的后果，直接影响到了下至村一级的每一层政府机构，权威不得不从最基层开始建立。历史昭示出这样一个铁的革命法则：越是要彻底根除权威势力，继任者就越是要依靠绝对权力建立自己的基础。因为最后，合法政府不能通过强制力量获得权威，缺乏合法的地位只能导致每一项竞争都变成力量的考验。在政变发生之前，至少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美国将拒绝靠军事行动卷入越南局势的可能性，就好像当年艾森豪威尔始终不肯出兵参与奠边府战役一样。由于政变被判定为有效进行战争的有效措施，美国撤出就不再是一项政策选择方案了。

而且，吴庭艳政府的倒台并未使华盛顿政府看到南越人民团结在军事将领身后。单在1964年，就有多次政变发生，而其中没有一个穿着民主外衣。吴庭艳的继任者既缺乏他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的声望，也缺乏像他一样的官宦人家家长架势，除了把战争主导权交给美国人之外，他们几乎别无选择－－结果是，“问题不在如何鼓舞一个受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而在于找到一个政府能支持美国继续和得意洋洋的共产党斗争”。奎恩特·利维：《美国在越南》。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28页。

河内的政治力量立刻抓住了时机。1963年12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制定新的军事战略：加强游击力量，加深南面渗透。最重要的是，北越正规部队被引出来了：“北方加强对南方援助的时机已经到来，北方必须进一步扮演好全国革命基地的角色。”同上，第29页。不久后，北越第325师开始向南越挺进。政变之前，南下渗透者大部分是经过了重新整合的南方人；政变之后，北方人人数稳步增加，到1968年越南阴历新年攻击后，几乎所有的渗透者都是清一色的北方人了。随着北越正规军的登场，双方已经是旗鼓相当，到了该破釜沉舟的时候了。

吴庭艳政府垮台不久，肯尼迪遇刺身亡。新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把北越正规军参战视为公然的侵略行径。两方的差别在于，河内义无反顾地执行其军事战略，而华盛顿政府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希望获得非军事胜利和预见军事灾难二者之间，美国新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1963年12月21日，麦克纳马拉向约翰逊总统报告，南越的安全局势已经极不稳定。美国不能再回避做出选择：要么大幅提升军事介入程度，要么看着南越陷落。肯尼迪政府害怕军事干预被认为支持了不民主的盟友阵营，而约翰逊政府更多担忧的是新成立的、不民主的西贡政府会对美国军事干预置之不理，而非美国是否应该参战本身。

回顾起来，美国尚可接受的撤离越南的最后时机－－纵然这种结果仍然十分沉重－－应该是吴庭艳政府垮台前后。从政变之后的事态发展来看，美国听任吴庭艳政府由于无能而垮台，自己也借机退出，或者至少不去妨碍吴庭艳与河内的谈判，这些做法都相对可行一些。肯尼迪分析得十分正确，拒绝谈判，因为谈判将无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控制南越。问题是美国既没有准备好面对僵局，拿出解决方案，也没有准备好接受听之任之的结果。

肯尼迪的遇刺，使美国从越南泥潭中解脱出来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肯尼迪确实意识到了美国走上了一条难以支撑的道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备受争议－－他只需要将自己的决定转变过来即可。而对约翰逊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抛弃一位受到敬重的过世总统的政策，尤其是到他身边来的过去肯尼迪的智囊们没有人力劝他撤军。事实上，他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副国务卿乔治·鲍尔除外，但是他并非是肯尼迪智囊中心圈的人物）。一位当权者必须具备相当的自信，才能在刚刚到任不久做出大规模撤军的决定。一谈到外交政策，约翰逊对自己就格外缺乏自信。

美国陷入泥潭(12)

作为新总统，约翰逊本应该好好分析分析，美国已经做了相当大投资的军事、政治目标是否能够达成，靠什么方法达成，要花多少时间达成。不过，即便做了这些分析，其结果将不会有太大不同。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和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的白宫幕僚，都是勤于分析的能手，他们所欠缺的是去分析与美国经验完全不同的现实挑战的标准。

1964年8月，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斯号据信受到了北越的攻击，这导致美国对北越展开报复行动。参议院几乎没有异议地通过了所谓“东京湾决议案”支持报复行动，这项决议案认定了数月后空袭行动的合法性。1965年2月，越南中央高原城市波莱古的美国顾问营区遭到攻击，引发美国对北越的报复行动，后来很快转变为有系统的空袭行动，代号是“滚雷行动”。1965年7月，美国作战部队已经完全投入，美国军队人数开始猛增，到1969年初，总数已达54.3万人。

接下来，约翰逊政府在麦道克斯号遭受攻击事件上是否对美国公众坦白诚实的争论，变成了逐渐升温的有关越南问题大辩论的一部分，其矛头直指东京湾决议案和美国卷入越战。说实话，即便允许有些战斗的混乱因素存在，东京湾决议案也不是基于充分的事实报告所作的决议。但是这已都不是美国卷入地面战斗的主要因素，鉴于所有美国领袖的判断，它只是美国必由之路上的一小步而已。越南受挫的原因不是美国参战的方式，而在于美国在没有经过对可能的代价和潜在的恶果进行仔细评估的情况下就投入了战争。一个国家不应该派出50万军队到遥远的大陆作战，更不该拿国际地位和国内团结去冒险，除非领袖对胜利的前景有一定把握。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清楚什么是可达到的政治目标以及为达到目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现实的军事战略。

朝鲜战争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旷日持久、难分胜负的战争本身会粉碎美国国内共识。但是，华盛顿政府像是在收集截然相反的教训：朝鲜战争的受挫是麦克阿瑟为了争取全面胜利而挥师挺进鸭绿江造成的。按照他的观点，朝鲜战争被描述成了一次取得了胜利的战争，因为它阻止了共产党的胜利。美国卷入越战也被有意识地限定在同一个目标：在不要激起中国干涉的情况下，向北越展示，决不允许它占领南越，而双方唯一的选择就是谈判。但是，谈判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尤其是当敌人将妥协视为战败的情况下。

理论上，只有两种军事战略在游击战中有机会奏效。其中之一是基本上采取防守，设法不让敌人掌控群众。泰勒将军似乎就持有这种观点，他建议建立由美军保护的一系列村落，南越部队不必日夜守卫每一村落，他们可以出击，有效防止共产党建立基地。第二个可能的策略是攻击游击队不得不防卫的目标，比如他们的庇护所、补给站和本土基地－－由地面部队封锁胡志明小道，并且封锁北越和柬埔寨港口，防止他们为庇护所提供服务。这项策略（至少在观念上）或许会出现美军拼命寻求的相当迅捷的消耗战的局面，从而迫使双方达成谈判的结果。

事实上，美国采纳的却是不会奏效的军事战略：妄想在百分之百的领土上建立百分之百的安全，寻求靠搜寻和破坏军事行动的方式来瓦解游击战。无论远征军力量多雄厚，都不足以对抗有着境外补给线援助的敌人，他们有大量的庇护所以及强烈坚定的意志。1966年底，北越总理范文同告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哈里森·萨利斯伯里，虽然美国在军事上比北越强很多，但是其结果却必输无疑，因为愿意为国捐躯的越南人多过美国人哈里森·萨利斯伯里：《前线后方－－河内》。纽约：哈伯和罗，1967年，第194～197页。。

与此同时，约翰逊坚决拒绝“扩大”战争。美国中坚力量认为，印度支那是四个单独的实体，虽然二十多年来，共产党将之视为一个军事力量的单一阵地。而且，华盛顿政府对整个国际背景的评估，过于集中地判定中国共产党会介入，忽视了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军队不会出国作战的一番话，而且毛泽东的这番话还曾对一位十分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重申过。因此可以说，在相隔15年的这两场战争中，美国由于不把中共的话放在眼里而付出了代价：在朝鲜，美国没有理会中共的警告，向鸭绿江挺进，招惹中国参战；在越南，美国又没有仔细领会中共言论中关于不参战的暗示，使得美国错失了唯一可能取得胜利结果的军事战略（对此我也是后知后觉，我的观点随着我们社会日益增长的正反情绪而逐步形成的，我将在下一章节谈到这个问题）。

美国陷入泥潭(13)

虽然华盛顿政府一直试图证明侵略行为将得不偿失，而且游击战不会成为未来的战争浪潮，但是它却没有认识到敌人如何盘算着得失比例。约翰逊认为解套的办法是表现出温和的立场，向河内再次保证，提供一个妥协方案。但是，所有这些反倒可能是鼓励河内坚持己见。美国各派主张的人士不断呼吁河内接受某种民主结果，并绞尽脑汁设计一套可行的大选方案。但是，美国人对国际事务上的认识对河内没有半点吸引力，除了想以此为工具去混淆对立面视听之外。既然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严厉的独裁政权，河内共产党政治局决不会简单地接受屈居于南越众多政党之中的现实－－这也是他们对用谈判急切结束战争的图谋表示抗拒的原因。没有任何可令河内信服的诱因去使它停止使用武力。毕竟，只要不输，就注定会取得胜利，而且它坚信不会输。

约翰逊想让河内的共产党统治者明白：

……当你们认识到军事胜利并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就会转变使用武力的态度。同时，你会发现我们时刻准备着互惠互利……我们希望越南取得荣耀的和平。你们的手中就掌握着通往和平的钥匙，你们只需稍稍转动一下这把钥匙1966年7月12日，约翰逊的发言，《约翰逊文件》，1966年第二卷，1967年，第720页。。

约翰逊不应该因此而遭到仇恨和奚落，毕竟他是在重申传统的美国理念。但是，约翰逊和美国社会都没有认识到，敌人对此持十分嘲弄的态度。更有甚者，他们将美国人所定义的妥协看作是在战争中招降的呼声。

就河内强悍、固执的领袖而言，安定的观念没有现实意义，他们成年后就一直在为胜利而战，起先是对付法国人，现在是对付超级大国。打着集权主义的旗号，他们已经给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灾难。“不去招惹邻国的事”是他们的天性所不能做到的。

一旦美国公众舆论转向反战，约翰逊的批评者们就会更加责备他在外交上陷入的僵局，这些指责暗示约翰逊不愿意谈判。实际上并非如此，约翰逊渴望谈判的迫切已经到了自我拆台的程度，河内因此认为延缓时日将会得到更优厚的实惠。约翰逊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暂停对北越的空袭，使人毫不怀疑美国会不惜任何代价，只盼谈判早日进行。河内当然盼望着美国付出尽可能高的代价。

几乎是非常偶然，我有机会观察到（我的意思是置身其中）约翰逊总统曾竭尽全力试图使美国摆脱战争。1967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讨论裁减核军备问题的被称为“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的科学家会议。两个与会人士听说我曾访问过印度支那，于是向我提出了一个相当诱人的建议。一位名叫雷蒙德·奥布拉克的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于1946年和胡志明相识，当时胡志明在巴黎参加谈判，就下榻在他家。奥布拉克希望在一位叫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科学家的陪同下，亲自去河内和胡志明见面，商议谈判之事。我立刻向国务卿助理威廉姆·邦迪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汇报此事。他们对此表示赞同，只要两位科学家以个人的身份前往河内，而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即可。

奥布拉克和马尔科维奇前往河内，并在那里见到了胡志明。此人老调重弹美国的“侵略行径”，并暗示，如果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河内愿意谈判。河内驻巴黎的外交代表马文保被指定为官方的联络人。

通过一系列复杂而刻意的非外交程序的沟通，河内一直不肯在空袭停止前和华盛顿政府正面接触，我就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成为了中间人。即便如此，河内还是在为谈判增加着每一个筹码，不愿意委派代表去与一个不具备官方身份的美国人打交道。因此，当消息从华盛顿政府传给我后（通常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告诉我），我再将此消息告诉给那两位法国科学家，他们将向马文保传达，我被授权可以提供任何解释。麦克纳马拉渴望结束战争，所以一再拜托我，设法从我也见不到的谈话者那里得到一些暗示，即便是阴险躲闪的暗示，都能使他推动谈判之路。

美国陷入泥潭(14)

为了促成那场特殊的谈判，我参加了约翰逊总统及其顾问的部分内阁会议。与会者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麦克纳马拉、罗斯托以及约翰逊总统的非官方顾问阿比·福塔斯等。这是一次忧伤的经历，约翰逊的直觉一直反对终止轰炸行动。约翰逊虽然在外交政策上举棋不定，他丰富的经验仍使他怀疑以单方面的退让开始谈判究竟有何好处。他也渴望停止战争，一方面他被国内的批评指责弄得烦恼不堪，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推翻急切想试用外交手段的智囊团的建议。最后，约翰逊还是让步了！就在我退出会议室之后，他们拟定了一个所谓“圣安东尼方案”行动计划，1967年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发表演说时公布。

圣安东尼方案是越战的转折点之一。美国提议停止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这是一项明确的义务，以换取“建设性的”对话，只要河内不借终止轰炸而占便宜。何谓“建设性的”和“占便宜”，却没有制定标准。但是，河内已经显露出操控美国国内莫衷一是的舆论的能力，当然它不容置疑的是，美国终止轰炸，必将引起争议，还会消耗时日。所谓不“占便宜”并不意味着迫使河内不搞游击战，或者放弃它已经开始的行动，这项规定最多只是让河内不得将其占上风的战略升级罢了。1967年河内拒绝了圣安东尼方案，但是由于意识到了战争风险，在1968年越南春节攻势后，他们重又回到了这种方案来。

针对美国越南政策上的批评开始还相当传统，所质疑的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比如战争的输赢以及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等。1968年3月11日，沃尔特·李普曼把他已经成体系的对遏制政策的批评矛头指向了越战。他强调说，美国已经过度扩张它的实力，遏制政策打破了国家目标和借以达到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按照他的观点，从越南撤军只会加强美国全局上的地缘政治地位。

批评战争的人士和置身战争的领袖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反战者把观点摆在明显的实际基础上：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付出远远大于收益，美国正在透支自身。但是，这些批评家们同样是受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的产物，他们迅速以两个阶段将批评延伸到道德层面上：第一，在道德层面上，河内与西贡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不必以意识形态的理由去开战；第二，美国坚持战争的行为，反映的不是其实际判断力上的缺陷，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结果是，一个基本上享有普遍支持的行为，在两年的时间内，就变成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指控，而且不久后，还演变成了对美国社会自身的批判。

1968年，《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提出了一个让许多美国人备受折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目的使得屠杀成为了正当的行为？如果我们在战争中摧毁了越南，我们又将如何拯救它？”詹姆斯·雷斯顿：《华盛顿：捉住了捕蝇纸的苍蝇》。《纽约时报》1968年2月7日，第46页。

电视此时开始流行，每天定时播出的晚间新闻吸引了数千万观众收看，即便是最受欢迎的平面媒体记者一生也无法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电视拥有提供评论时事的视觉形象上的优势。电视新闻反映出人们渴望戏剧和表演的心态，即使是尽力做好，电视也不能保持其公允的观点，因为采访到越共在其辖地所犯下的罪行是技术上不可能实现的。电视新闻主播成了一位政治人物，感觉上就好像总统那样能影响到许多民众－－甚至总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频率也不及他多。

战后，美国一直响应着领袖提出的为了援助偏远国家而牺牲的号召。在越战严酷的煎熬下，美国的“例外主义”（这是一种美国价值放诸四海皆准的信仰）也曾对战后复兴给予了莫大动力－－开始转向审视自身采取的这样一种焦土政策(战争中实行的自我破坏政策)。随着战争伤亡人数的增长，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从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向了质疑政策的必要性－－从攻击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盟友的价值取向，转向了对美国价值取向的攻击。甚至不仅仅在越南问题上，还包括美国在全球的行为。

美国陷入泥潭(15)

对美国执行全球政策得当性的言论攻击之所以如此尖刻辛辣，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大学校园和知识界，持这些言论的人士在此之前曾经是美国国际理想主义的最忠实的维护者诺曼·伯德霍里兹等人精彩的分析：《我们为什么曾在越南》。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2年，第85页。。作为对二十年来两党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挑战，反战激进派嘲讽反对共产主义已经是陈旧的观念了。美国最主张国家利益的哲学家汉斯·摩根索也转而宣称美国的不道德和无道义：“当我们谈到违背了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记住，最基本的违背规则，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其他的违背规则之举。”同上，第105页。

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美国一直很幸运，不用在其道德观念和军事战略分析之间做抉择，它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立即被视为推进民主政治和抵抗侵略行径。然而南越这个国家，再怎么牵强想象，也不能被描述为一个民主国家。吴庭艳的所有继任者都感受到置身包围中。南越的将领在此之前对公众来说都很陌生，他们也不想主动急切地通过选举来检测自身的公众支持率。或许另一种争论也很具说服力，西贡新统治者比河内的统治者在强制独裁上要好得多。事实上这种争论经常被人提出，但一直没有认真严肃地审视它。道德相对主义论对于一个信仰善恶分明的国家，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更多基于此种争论的呼声此起彼伏，如果西贡不符合完全的民主标准－－对此他们心知肚明，西贡不可能符合－－就怨不得把它和北越一道共同抛弃。时间一长，“多米诺骨牌理论”这条将近二十年来基于防卫越南的中心安全前提，先是被抛弃，随后遭遇的就是嘲讽了。

约翰逊对待这些评判的态度是向他的前任们求助，从杜鲁门到肯尼迪。但是他们的论调听起来已经开始不合时宜，甚至是些不相干的主张了。他那无条件谈判的提议被河内的领导断然拒绝－－他们非常狡猾，才不会给美国国内骚乱提供安全阀。为了平息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战呼声，约翰逊逐渐修正了他的谈判立场，从要求北越必先撤军，美国才会中止敌对行为，转变为采取圣安东尼方案，即美国在谈判之前先停止轰炸；从原先拒绝与河内在南越的代理“民族解放阵线”对话，转变为同意与其个人代表会谈，最后，甚至允许“民族解放阵线”以政治实体的身份参与谈判。他还以对整个印度支那提供经济援助，来诱使北越软化立场。这些行动中的每一样都被河内视为不够充分而加以拒绝，也被美国国内的批评言论视为缺乏诚意。

政府中还有一派温和的批评者主张以谈判求妥协，然而，真正的障碍不在华盛顿而是在河内。北越共产党斗争了一辈子，不是为了和别人分享权利，也不是为了减少游击战－－他们最有效的施压手段－－以寻求妥协。约翰逊一再保证，他会灵活处理，不会顽固不化。而河内的态度，除了尖刻挖苦外，还嘲弄其太天真。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为求妥协要付出的代价，与它为了求胜付出的代价并无不同。河内只有在感到自己太过虚弱，无法取胜之际才会接受妥协－－也就是当它被打败之后。美国只能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能表现其温和一面，而不应在战争期间。所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约翰逊政府和温和批评派（我也在其中）所持－－在河内不屈服的决心下，都显得没有切中关键。停火，在美国看来是结束杀戮的理想方式，而在河内看来，却将失去使美国撤退的动机。成立联合政府，在河内的领袖看来，是否会导致走上共产党接管的道路还不得而知，但必然会使西贡政府存留复活。

美国真正能选择的不是胜利和妥协，而是胜利和失败。北越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在于，河内掌握了现实，约翰逊政府和温和批评派都不承认现实。河内那些现实主义的信徒认为越南的命运将靠地面军力的均衡去取得－－而不是在会议桌上。

回顾起来，没有人去质疑美国开启谈判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河内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决定谈判，只不过想让美国两党－－特别是共和党－－都承诺接受谈判结果。但是，河内领袖想先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后再进行谈判，其结果就导致了1968年的春节总攻势。每年的春节，1968年也不例外，交战双方都同意在此期间停火。然而这年1月30日，共产党军队针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攻击。由于完全出人意料，他们占领了西贡的主要目标，甚至对美国大使馆和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总指挥部发动了地面进攻。顺化古都也被攻陷，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25天。

美国陷入泥潭(16)

就军事行动上讲，阴历新年的总攻现在被认为是共产党重大的失败奎恩特·利维：《美国在越南》。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76页；唐·奥伯多芬：《阴历新年》。花园城，纽约：双日，1971年，第329页。。这是共产党游击队第一次现身，从事公开战斗。发动全国范围的攻击战的决策，迫使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选择的战场上去作战。美军的优势火力几乎把整个游击队架构全部击垮，就像是美国军队手册上预计的一样。在此后的战斗中，越共停止了其最有效的攻击，几乎所有的战斗都由北越正规部队承担下来。

然而，阴历新年的总攻对河内来说却取得了一场心理上的胜利。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如果美国的领袖对已经失去游击队掩护的北越主力部队加大攻击力，情势可能会大为改观。如果约翰逊这样做，他真的有可能获得他所极力渴望的无条件谈判，甚至无条件停火。这点很快就能被证明－－在72小时之内，河内接受了约翰逊再次提及的谈判，美国按照圣安东尼方案局部中止轰炸行动。

然而，美国的领袖已经难以承受了，并非是由于公众舆论唾弃他们。民意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认同自己是主战的鹰派（为执行外交政策而倾向于采取军事力量或行动的人），23％的美国人认同自己是主和的鸽派（主张和平调解或谈判而不主张对立或武装冲突的人），70％的人支持继续轰炸北越阿瑟·M.斯契勒辛格：《小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波士顿：修顿·米弗林，1978年，第843页。。放弃战斗立场的是曾极力鼓动美国应该介入越南的拥护者。约翰逊召集了一帮前任政府的核心人物，其中包括意志坚定的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洛伊等曾位居高职的中坚力量，还有麦乔治·邦迪和前任财政部负责人道格拉斯·迪龙等。他们绝大多数建议美国停止将越战升级，并认为已经到了清算越战的时间了。

1968年2月27日，当时影响力如日中天的电视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做出了美国失败的预言，从而在白宫引起了轩然大波：

现在局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美国在越南的鲜血历程将以僵局告终。今年夏天几乎必然出现平局，继而是真正公平交易的谈判，或者是可怕的战事升级。而且，我们所不得不做出的升级行动，敌人都能和我们匹敌《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越战报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别新闻，1968年2月27日，出自唐·奥伯多芬：《阴历新年》。花园城，纽约：双日，1971年，第251页。。

之前一直大力支持政府立场的《华尔街日报》也转向了，质问事态是否“正在扰乱我们原先可以驾驭的目标？……如果政府或国家实际上都不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拯救？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目标呢”？《战场的逻辑》，《华尔街日报》，1968年2月23日，第14页。3月10日，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一个越南特别节目的结尾很快就成为普遍的呼声：“抛开一切争辩，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做出决定的时间了，为了拯救越南就去摧毁越南，这样做是否是明智之举？”《弗兰克·马吉的周日报道》，国家广播公司，1968年3月10日，出自唐·奥伯多芬：《阴历新年》。花园城，纽约：双日，1971年，第273页。3月15日，《时代周刊》也加入了质问的行列：“1968年已经使美国人意识到，在越南获胜－－或者只是取得我们希望的结果－－或许已经不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战争》，《时代周刊》，期刊号91，第11期。1968年3月15日，第14页。

在这些言论攻击的冲击下，约翰逊退让了。1968年3月31日，他宣布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也就是北越人口密集区）单方面局部停止轰炸行动，只要具体谈判开始，紧跟着就将全面停止轰炸。他表明，美国将不再向越南增派兵力，并且重申再三强调的保证：“我们在南越的目标从来不是歼灭敌人。”《约翰逊对美国人民的电视广播讲话》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文件》，1968～1969年卷1。1970年，第469～496页。最后，他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这位向东南亚派驻了50万部队的总统把撤退的任务交给了他的继任者。

约翰逊同时决定战争降级，放弃连任，又提议谈判，可以说他把美国引向了一条变化莫测的以从未遭遇的危险为特征的道路。他的继任竞争者互相都做着和平的保证，但是没有一位对此做出过详细说明。当实际谈判开始的时候，民众已经不再幻想。河内只以程序上的交谈做交换就获得了美国终止轰炸行动，并借机在南越建立起了组织架构。其实，河内根本没有兴趣跟约翰逊谈判，而且，所有的挑战都将再次摆在总统继任者面前，诱惑着他们检验自己的实力和意志。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1)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际，在越南已有超过50万的美国驻军，并且根据上届政府在1968年4月制定的计划，还要持续增加到54.95万人的最高限额（1969年4月部队人员已经达到了54.3万人的最高峰）。1969年越南战争财政年度军费已经达到了300亿美元（在这笔军费中，240亿美元是战争中的“额外支出”－－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战争的话，维持军备建设的费用并未计算在内）。1968年下半年美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周200人，1968年总共阵亡的美国士兵有14592人。截止1月20日，美军从1961年以来在越战中阵亡的人数超过了3.1万，南越伤亡人数接近9万人。

战争已经进入了僵局。阴历新年的总攻虽然被击溃，但是它也削弱了美国国内对越战的支持力度。停止轰炸所造成的撤军压力大大增加。南越正规军的数量是82.6万人，人数上不仅有所增加，装备上也改善了。但是他们的任务是使人畏缩的：要保卫一条600英里长的丛林密布的边境，同时还要保障居民的安全。虽然越共干部在阴历新年攻势的反击中已被消灭，但是北越正规部队却稳住了局势。几乎所有的战斗都由北越正规部队参战－－和“人民战争”的神话正好相反。

由于迫切需要了解美国的境遇，新政府发出了第一项以此为目的的调查研究指令。在标题为“越南局势”的《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中，我要求各部门和各机构回答28个主要问题和50个次要问题，使我们得以准确地掌握有争议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每个机构都被要求分别回答问题，以便显现出不同的意见。

不幸的是，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有时恰好证实了引发我们提问的那些令人窘迫的情况，而不是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2月间，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所提问题的回答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各种回答加以概括和分析，写成了一份44页的文件，并在3月14日分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小组成员对秘密文件感兴趣的人可以在1972年4月25日上的《华盛顿邮报》上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整理的关于各机构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上所提问题的答复的概述。。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份概要表明了官方机构意见的分歧，而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有一派思想比较乐观，其中包括埃尔斯沃思·邦克（驻西贡的美国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艾布拉姆斯将军（越南远征军的指挥官）、海军上将约翰·麦凯恩（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人，他们相信北越人是由于军事上的虚弱而同意在巴黎举行和平谈判的，平定降服的成果是真实的，并且“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形势对我们有利”。持反面观点的一方则来自五角大楼的文职人员和中央情报局，在较小程度上还代表了国务院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南越的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这主要是造成了一种相持不下的僵局”。并强调平定降服的成果“被夸大了，且是不牢靠的”，“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切实的进展”，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地面战场，敌人表现出的都不是软弱的一面，“妥协对越南问题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出路”。而且，对于诸如敌人兵力的大小和部署情况以及对柬埔寨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作为一条补给线的西哈努克港等这一类基本事实，情报部门内部也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巨大分歧。

从政治上看，南越似乎比前四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定。出生于北越的阮文绍1967年当选为总统，他的政府容纳了一些像陈文香总理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据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估计，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在80％的小村落依旧存在。而且据估计，65％的总人口和81％的农村人口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还向共产党缴纳他们所种植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税。

1968年下半年，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接替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担任美国驻越南总司令。艾布拉姆斯曾经是二战中乔治·巴顿将军领导下的一位坦克兵司令，他率领的部队曾在巴尔基战役（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中攻破了德军在比利时巴斯托涅的围攻。艾布拉姆斯改变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战略，他放弃了攻打共产党主力部队的大规模攻势行动，而集中力量保护当地民众，因为他们才是战争中最应当珍视的战利品。美军围绕主要城市部署了纵深防御。为了达到目的，他把两个师的美军从南越北部调出，重新部署在人口稠密的南部。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2)

遗留给尼克松政府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停止轰炸，这个举措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上的考虑。反战派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轰炸上，部分是因为这是一种美国可以单方面停止的行动（不像其他方面的战斗），部分也是因为河内曾巧妙地建议过中止轰炸会促成迅速谈判，而谈判又会产生出一项迅速解决的办法。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总统宣布他退出连任总统竞选，同时宣布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轰炸。于是在巴黎，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北越的官方名称，缩写为DRV或者DRVN。开始了谈判，但仅限于如何针对全面停止轰炸开始实质性对话的问题。11月1日，约翰逊总统同意全面停止轰炸，虽然对北越通过老挝的补给线（所谓的胡志明小道）的轰炸以及侦察飞行仍在继续。达成的一项“谅解”是“不得对大城市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进攻”（比如西贡、岘港、顺化等地），不得从非军事区、越过非军事区和在该区内发射大炮、火箭炮或迫击炮，不得从非军事区、越过非军事区和在该区内调动军队，不得“以威胁另一方的方式”在非军事区附近集结或调动军队。河内从来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这些规定，而是“默认”了美国单方面做出的陈述。再加上苏联总理阿里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1964～1980年）于1968年10月28日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一封保证信，信中也表示“对越南方面的立场所持怀疑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主要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11月4日在巴黎对北越人说，对大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进攻“会造成无法进行严肃对话从而无法保证停止（轰炸）的局面”。

停止轰炸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行动方式。不分青红皂白、不加选择的炮击究竟是什么意思？加以选择的炮击就被允许吗？关于非军事区的行动安排指的又是什么意思，自从非军事区得到尊重以来－－或许指的就是禁止对南越的地面进攻？这一点很让人费解，停止轰炸禁止的是对好战的北越的轰炸，而允许的却是继续轰炸穿越“持中立态度的”老挝的补给线。

由此看来，停止轰炸并不能促进双方迅速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这曾是约翰逊政府所期望的。其原因在于美国一旦同意停止轰炸，河内就会坚持要求我们把它在南越的民族解放战线组织当作一个进行实质性对话的平等方来对待－－使得西贡政府迈出了丧失其在南越合法性的第一步，并因此导致僵局的产生。经每一次革命性的争端证实，接受游击军成为谈判的一方都将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谈判障碍，因为它都要迫使其想要推翻的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这种局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前以及第二次暴动之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谈判上也曾出现。所以跟随停止轰炸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僵局。

随后，一位不计后果的新闻记者四处散播着一个不实的说法，尼克松曾给阮文绍传递过一个承诺，如果他能等尼克松当选上总统，他将得到更有利的条件，并指出正是这个承诺导致了僵局的产生。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尼克松和他的亲信们必然要承担起对1968年以后的越战伤亡士兵所负的个人责任克里斯多夫·希金斯：《亨利·基辛格的考验》。伦敦：文索，2001年。我被说成对此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我曾告诉过尼克松我的观点，我认为很快就要签协议了。文件中记录的事实如下：我并没有和任何越南的党派有过接触，在整个竞选活动中我没有会晤过尼克松，只有一次握手之交，尼克松的一位高参约翰·米切尔曾邀请我参加过两次竞选的会议。我在前一章节已经介绍过我在1967年的经历。我告诉尼克松，我认为在竞选之前河内有可能会针对停止轰炸而寻求谈判。当时正负责谈判事宜的国务卿助理威廉姆·邦迪曾写道，我对谈判的信息一无所知。参见威廉姆·邦迪：《一张纠缠不清的网：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纽约：希尔和王，1998年，第39～40页），我对此并不知情，如果的确知道什么，尼克松会参照我的预言行事。。究竟备忘录上记录了些什么呢？公众记录以及详细迹象表明，在约翰逊10月28日收到苏联总理柯西金所建议的突破性方案后，他便通知尼克松，停止轰炸即将来临。因此，尼克松也许已经通过中间人将此条信息传达给了阮文绍，虽然对此尼克松从未承认过。如果真是这样，那这行为本身就太不恰当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约翰逊政府也不光彩。在他写的备忘录中，前任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与此同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也正催促苏联加速谈判进程，目的是为了支持休伯特·汉弗莱参选总统，他认为此人也许会比他的对手更能解决好问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任之旅：从莫斯科的大使到美国的六位冷战时期的总统》。1962～1986年。纽约：时代书籍，1995年，第178～181页，第190～191页。。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3)

事实证明，申辩不会让局势有什么改变。无论尼克松做了什么，11月1日，停止轰炸都要开始生效。关于实质性对话，阮文绍没有必要搞什么拖延战术，民族解放战线的合法性也达成了谅解，这在实质上无异于美国在政治上的巨大挫败。无论尼克松坚持什么，阮文绍注定都要稳固自己的地位。

对河内来说，接下来就是筹划时间表了，最迟要在春节总攻势之际制定出来。河内方面原本同意在72小时之内针对4月停止轰炸事宜开始谈判，为了尽可能促成最佳条件，他们硬是把谈判拖延了五个月，我们也逐渐熟悉了这种方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最合适的时间是在总统大选之前。大选后，如果一位无能的总统当选，无节制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就有可能被恢复，而无论是哪一位总统当选都不会有太多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西贡和河内越来越迫切要求削弱彼此力量，无论尼克松曾跟阮文绍说过什么，或者迪安·腊斯克曾向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过什么，这都已经导致了一个僵局的产生。

但是，充满恶意的误传越来越多，认为要不是由于程序上的僵局－－对此不该归咎于尼克松－－和平本该会在约翰逊政府任期的最后三个月到来。其实在1968年秋天官方的两派就曾表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约翰逊政府的官方立场早在民主党召开大会的近三个月前，就曾提议过双方撤退所有外部武力，在北越完成撤退的六个月后，只要暴力行为得到平息，在国际监督下开展自由选举的准备就绪，美军就会开始撤退。1968年11月3日，也就是停止轰炸两天后，民族解放战线就宣布了共产党的程序步骤，美军要无条件地单边撤离，并且在程序开始执行前推翻西贡政府。两方面没有回旋余地；这就是在公开和秘密的谈判中美方提出的任何一项易于理解的提议都没有被执行的原因。谈判是在哈里曼和万斯与北越首席谈判官黎德寿和河内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位代表之间展开的。

在移交的过程中，无论是哈里曼还是万斯都没有给即将上任的尼克松政府提出任何能取得迅速突破的建议。他们只是告诉我们和平解决局势需要让北越撤军，并免去北越所有干部的职位，还有阻止北越游击队组织的发展。为了监督北越采取行动，“部分（美国）军队将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留在越南，直到我们对北越的撤离行动表示满意为止”。按照程序，哈里曼（他的副职是赛勒斯·万斯）更乐于采用两步走的解决方案，即美国和北越之间讨论的军事解决方案以及留给越南党派间的政治解决方案。

尼克松政府后来采用了这些程序上的建议，但是美方越来越有弹性的军事战略却被北越拒绝了四年之久。1968年，其实并没有什么协议马上就能签，因为河内那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四年后，它所面对的就是全面胜利了，包括所有美国部队的无条件撤军以及推翻西贡的政治实体。

事实证明，尼克松在打破程序性的僵局中发挥了作用，使他从由约翰逊政府造成的谈判僵局中解脱出来，得以施行一些补救措施。三个月来，西贡政府一直拒绝河内的提议，即在河内、民族解放战线、西贡和美国之间举行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的四边会谈。河内打算借此提议寻求在谈判伊始，民族解放战线就作为一个政府的备选者。

1月中旬，也就是尼克松就职之前的几天，苏联突然代表北越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于是，一次没有任何标识、旗帜、记号的圆桌会议举行了－－无论是对共产党来说的四方，还是对美国和南越而言的两方（共产党以及对抗共产党的联盟），都是非常模糊的安排。共产党的动机十分明确，如果僵局持续到美国新一届政府，新总统的公众宣言听上去必定会比他的前任更要强硬，或许会废除停止轰炸的协议。如果僵局在新任总统就职演说之后就被打破，那么新一届政府将有可能借用“取得进展”的机会，加强它的公众支持度，因此对河内可能发起的心理战就得有忍耐力。这是即将离任的政府在最后的任期里所面临的两个问题，同样也是北越面临的问题。

在1月20日新任总统就职演说后，共产党认为给和解与妥协设置障碍更要容易些，西贡的问题几乎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但是尼克松指派国务卿威廉姆·罗杰斯，授权给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代表当选的总统，催促西贡接受妥协提议。

尼克松的姿态还是相当慷慨的，因为就在他宣誓就任总统之前，他已经感受到了河内那边拒绝妥协的态度。

1968年12月20日，尼克松给北越写了一封信，向其表达了对严肃的谈判已经准备就绪的态度：

尼克松政府的发现(4)

1.尼克松政府已准备好进行严肃对话。

2.这些对话要建立在党派间的自我尊重和体面上。

3.尼克松政府只准备接受体面的解决方案。

4.如果河内想让尼克松政府首先进行最后目的的讨论，尼克松政府愿意这样做。

5.如果河内希望在1月20日之前交换意见，他们建设性的态度和最严格的信心就要受到考验。

1968年12月31日，北越政府给予了答复，并未表现出体面和自我尊重，反而一开始就粗暴无礼地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美国所有部队的单方面撤军以及对西贡政府的称谓要改成河内的称呼方式，即“绍-其-香私党”，这是对西贡领导层最标准也最轻蔑的表达方式，对此河内也想在巴黎谈判的时候正式提出。

尼克松政府同时还面对着日益增大且更深入的国内舆论争端所造成的僵局。数月来，反战派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态度也更加强硬。这些人主要由以下几个派别组成：和平主义者，他们憎恨战争；实用主义者，他们带着似是而非的眼光去审视结果；孤立主义者，他们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海外介入；理想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第一次在家中从电视上看到由战争带来的恐惧。这些派别集中表达了美国少数人针对60年代令人震惊的政策而产生的极不成熟的愤怒情绪，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的憎恨－－美国被他们称为“德国式亚美利加”(指美国社会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一面)－－其“制度”，就是其“罪恶”。我在本章中会详细探讨他们的影响。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1)

尼克松政府接任后本打算结束美军卷入越南战事的局面，但是，很快我们也陷入了令前任政府倍感焦虑的两难局面。对几乎整整一代人来说，自由人民的安全和发展靠的就是美国的信心。尼克松相信对于让前4届政府、5个同盟国家以及3.1万个死去的生命卷入其中的事业，他不能像转换一下电视频道一样，简单地一走了事。不少人力劝他“效仿戴高乐”，但是，他们并未注意到戴高乐花了五年时间，率领他的国民从阿尔及利亚浩浩荡荡撤退的举措是一项政策行为，而不是一次败绩。

这样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似乎更重要，没有一个严肃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允许自己屈从于盛行的揭开美国“威望”、“体面”、“可信度”的假面具的行为。对一个超级大国而言，为了暂时缓和国内的艰难局势，而放任一个小国的暴政，对其弃之不顾，这种方法让尼克松感到由衷的不道德（我也这样认为），这样做也会消解和破坏我们建设一个新的、更和平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努力。很明显，美国人民都想结束战争，但是每一次民意调查以及在尼克松的选举中（还有13％的投票者赞成支持战争的乔治·华莱士），都同样表明了有人也看到了美国的光荣目标，并且不会赞成美国蒙羞。新一届政府不得不既尊重反战派的意见，也得面对少数支持派的观点以及那些陷入悲痛中的许多家庭，他们的儿子深受战争之痛，有的还为国捐躯，这些家庭不愿意看到－－事后－－他们的牺牲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在政府发布谈判的政令之前，1969年2月22日河内抢先一步发动了全国性的攻势，政府需要积蓄能量以对此行动做出回应－－这时，尼克松就任刚四个星期。

1968年，我们理解北越将我们引向停止轰炸的意图，包括“期望”不再对大城市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进攻，或者越过非军事区等。然而就在尼克松就任之际，敌人的渗透行动就上马了，表明新的攻击计划就在眼前。2月22日战争打响了，这天正是尼克松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欧洲的前一天。一周以来有400人死于战争，相当于过去四个月的死亡人数。尼克松刚任职总统的六个月内越战伤亡人数，几乎就是他任期内全部伤亡人数的一半，第一年的伤亡人数占到了全部的60％，很明显共产党的整个反攻计划比尼克松就任总统提前了。

四个星期中，有1500名美国士兵失去生命－－作为对此的回应，尼克松制定了越南战争中的“秘密轰炸柬埔寨”的仇敌名单计划。这项辅助计划引出了所谓美国对最后放弃柬埔寨的行动负有责任的说法。它大体上是这样表述的：

柬埔寨一直是一个和平幸福的国家，直到美国开始对它发动攻击。武力攻击没有任何理由，这都是美国领袖主观认识的结果，他们决定为自己的不安全感付诸行动，于是就对无辜的人民下手。美国的轰炸把一些进步的革命者－－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变成了疯狂的杀人凶手。按照这个自我憎恨的假说，美国在1969年和1970年的行为，要对后来柬埔寨共产党实施的大屠杀负主要的责任，也就在1975年我们撤军之后－－这是所有的美国军事行动停止了的两年后－－美国还要对在1978年由北越的侵略行径所带来的灾难负责威廉姆·肖克罗斯：《政治杂耍：基辛格，尼克松和对柬埔寨的破坏》。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79年。对此书中的错误和误解的分析文件，请参阅彼得·W·罗德曼的《附带的批评：基辛格、肖克罗斯和对柬埔寨的责任》，出自《美国旁观者》。1981年3月第3期。罗德曼和肖克罗斯之间的意见交流，参见《美国旁观者》。1981年7月第7期。。这种观点值得好好地研究研究，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谨慎的步骤，即决定攻击柬埔寨这块庇护所的行动计划的时机已经到了。

约翰逊政府能采取的对付敌人攻击的唯一方法就是恢复对北方的轰炸。1968年11月24日，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问题与回答》中宣布：“如果他们在某个时候向我们表明，他们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而且不守信用的话，我毫不怀疑总统将不得不重新按照原先的理念行事，给敌人施加压力，包括必要时进行轰炸。”埃夫里尔·哈里曼于1968年12月4日在白宫的一次汇报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在1969年1月25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对尼克松说，在越南，“除了对北越实行轰炸以外”，一切可能做的事情都在进行中。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2)

然而在新政府里，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准备好去重新面对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尼克松还在回味着当上总统后的仿如蜜月的甜头，在此之前，他从未获得过公众媒体对他的赞同，他不愿白白浪费掉这种感受。对一想到恢复轰炸行动又会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他的同僚们没有一个有肚量承受－－即使这是北越方面背弃曾达成的停止轰炸谅解所引起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在新总统就任的第一个月内，尼克松和他的同僚们并未放弃谈判的希望，即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问题，从而使全国团结起来。

1月21日，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只是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越南问题，随后25日进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中才更全面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尼克松的政治团队毕竟刚刚组建，官员们的情绪普遍不高，以至于不能给新总统提出他希望的建议。在整个约翰逊政府时期，五角大楼总在抱怨一直受到文职领导班子的束缚。但是，当尼克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求建议时，他们唯一的提议就是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在会上，尼克松唯一提出的新的指导思想是阻止西贡政府官僚政治的滋扰－－他也不想和河内玩破坏南越政治架构的游戏。

1月30日，我在五角大楼会见了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和惠勒将军，一起研究一旦北越在南越发起进攻我们可以采取的对策。惠勒反复说明，美国在南越的军队已经全部投入了战斗，唯一有效的反击就是在非军事区采取行动，或者恢复对北越的轰炸。莱尔德对后一个建议提出了质疑，他强调说停止轰炸已经促使公众产生了期望，认为战争正趋于结束，再次升级将会再次激发公众的抗议。我也不同意这个建议，因为我当时特别希望给谈判一个机会，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实在靠不住。

概念上的僵局使我们转向对北越的庇护所柬埔寨进行轰炸。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争论是说，尼克松政府攻击了一个“和平”国家的“中立”立场，这种指责忽略了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这个问题所指的领土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已不再是柬埔寨的土地了。四年来，多达4个师的北越军队一直沿着南越边境的一连串基地地区，到柬埔寨的领土上活动，平均纵深为10英里。1978年，据已经胜利的柬埔寨共产党人估计，1969年到1970年间，在柬埔寨东北部不请自来的北越军队已经达到了30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伊丽莎白·贝克尔：《柬埔寨：同越南的边境战争一瞥》，载《华盛顿邮报》，1978年12月27日。亨利·卡姆的《波尔·波特证实了尼克松的断言》，载《纽约时报》，1979年3月18日，第7版。。柬埔寨的官员们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排挤了出去－－即便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的居民都被驱赶离开了这里。在这些非法占领的土地上，北越军队发动了对南越的进攻，制造了伤亡，破坏了政府统治，然后又退到一个在形式上“中立”的柬埔寨的保护之下。美国的批评家们看起来比西哈努克亲王还要更多地维护着这个奇怪的“中立态度”，在柬埔寨的鼓励下我们为了自卫而对共产党的基地进行攻击，事后证明这完全是正义的行为，这一点我会在下文中说明。

对柬埔寨进行轰炸并不是轻率做出的决定，也不是总统个人的提议或是某个安全顾问的个人意见。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一直犹豫不决，对我们某些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过程甚至是相当痛苦的。第一个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惠勒将军。当1月30日莱尔德对恢复对北越的轰炸是否在政治上站得住脚提出质疑时，惠勒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作为一个替代方案，建议袭击北越在柬埔寨边境建立的基地网。2月9日，艾布拉姆斯将军从西贡给惠勒将军发来了电报，指出从一位逃兵那里获得的情报和空中摄影侦察表明，负责南越全境的共产党总部就在紧靠柬埔寨边境的一边这个共产党的逃兵帮助我们指明了北越总部的具体位置，他还说柬埔寨人禁止在总部地区内出入。艾布拉姆斯将军2月份将此报告给了总统，并保证轰炸目标至少距离任何一个已知的柬埔寨村落一公里之远。（金边的共产党领袖八年后也证实，那个逃兵所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艾布拉姆斯将军需要得到授权，使用B-52轰炸机从空中袭击这个总部。邦克大使在一份通过国务院发来的电报中也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3)

这些建议得到了积极的支持。1969年1月8日，就在总统换届之际，新当选的总统给我写了一个便条：“在你对越南问题进行研究时，我需要一份确切的报告，表明敌人在柬埔寨有什么样的布局以及我们正采取什么行动来摧毁集结在那里的力量。我认为对柬埔寨的政策有可能会发生明确的改变，而且那将是我们就任后的第一批事项之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陆空军司令，同时也是尼克松新任总统移交时期的顾问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起草了一份由我来签字的报告，提供了沿柬埔寨边境的北越基地的详细情况。他在报告中说：“我们在南越的司令部确信，进入柬埔寨的绝大部分补给品都是由西哈努克港运送的……我们对此采取的行动十分有限……野战司令部曾多次请求授权进入柬埔寨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追击曾袭击过我们之后又撤离的部队。所有这些请求都遭到了拒绝，或者仍在审议中，尚未采取行动。”

在对《国家安全调查备忘录第一号》的研究中，关于西哈努克港的重要性是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西贡的美国军事指挥部确信，1967年10月到1968年9月间，大约有1万吨武器通过西哈努克港输送进了柬埔寨，但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此提出过异议。他们认为，由穿过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运进的补给品可以满足所有共产党军队的物质需要，而且还绰绰有余。分析家们辩论的焦点自然是，柬埔寨的庇护所是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是否值得我们对它发起攻击－－情报估计往往走在有关机构的政策观点的后面，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那些赞成攻击庇护所的人强调的是西哈努克港的重要性，而那些反对派则贬低它的重要性（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部队进入这些庇护所时，存放在共产党储藏室的文件表明，通过柬埔寨运进的物资数字甚至远远超过了军方的最高估计）。

但是对于是通过西哈努克港，还是胡志明小道运送战争补给品的问题无论怎样争议，大家对于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基地对美国和南越部队存在威胁这一点倒没有什么争论。2月18日，我、莱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以及惠勒将军和莱尔德的军事助理罗伯特·E.伯斯利上校一同听取了来自西贡的一个两人小组的汇报。我向总统做了报告，艾布拉姆斯将军深信在目标区内没有任何柬埔寨平民居住。尽管这样，我仍建议不要赞同基地司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提议，我们应该给谈判一个机会。我为此争论说，要保持公众对我们政策的支持。我们可以在3月底再重新考察一下局势－－这是政府机构的一种典型的官僚政治的拖延方法，以缓和一下意见被否定的人们的苦恼。尼克松在2月22日批准了这个建议，而这正是他动身前往欧洲的前一天。

  

就在尼克松决定推迟对那些庇护所采取行动的那天，北越人使一项模糊的应对计划变成了一项对付危机的必要行为。其实河内在新政府就任之前就已做了几周的准备，准备就绪后，就发动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进攻。在进攻的第一周里，阵亡的美国士兵达453人，第二周有336人，第三周有351人。南越的伤亡人数还要大得多，平均每周达500人。这是一次特别不守信用的行动。在巴黎举行的实质性的谈判会议还未开展，新政府还不可能制定好政策。尼克松曾在过渡时期和北越人有过联系，强调了他决心在保证有关各方的自尊和体面的基础上解决好这场战争。河内甚至不肯考验一下这些表白的意图，它采取的第一项大的行动就是加紧杀戮美国人。无论是偶然还是精心设计，这场攻势是在新总统预定作一次国外旅行的前一天开始的，这样既让我们难以应对，也使新总统蒙羞。我在给总统的一份报告里说明，北越人已经“能够给美国和南越军队造成相对高的伤亡率，而又没有暴露它的主力部队”。

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听取了一次关于敌人这次攻势的军事报告，他的周围摆满了一堆堆他即将访问的欧洲每个国家的活页简报。尼克松正打算阅读这些简报，以便将他们记在脑子里，同时他又大发牢骚，抱怨他不得不花那么大力气。尼克松情绪非常激动。多年以来，他一直指责他的前任们在对共产党的行动做出反应方面太过软弱，但是他也非常希望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国外旅行能获得成功。美国的报复可能会在欧洲激起骚乱，消极忍受又可能给河内壮胆，他并未能立即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攻势开始的那天，白宫的唯一反应就是我给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打了一个电话，表明总统的态度。我说，总统要莫斯科理解，如果北越的攻势持续下去，我们就会采取报复行动。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4)

但是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在由华盛顿飞往布鲁塞尔的途中，尼克松突然下令轰炸柬埔寨的北越庇护所。在我看来，在没有和相关官员商量，或者不制定一项应付各种后果的详细计划的情况下，这样重大的决策不能简单地从“空军一号”直接传达给华盛顿和西贡。所以，我向尼克松建议把最后的“执行”命令推迟48小时，并给我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发了一封急电，要他带上五角大楼的一位专家，赶赴布鲁塞尔和我见面，以便能在尼克松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再仔细检查一下军事行动计划，并制定一个外交上的计划。

2月24日早晨，黑格、罗伯特·霍尔德曼（陆空军司令，代表尼克松，他不来会引人注意）、一位五角大楼的规划官员和我，就在停泊于布鲁塞尔机场上的“空军一号”上会面了。我们就在飞机上制定出了轰炸敌人庇护所的指导计划：轰炸将限于距离前线5英里之内的范围，我们将不会公开宣布这项攻击，但是如果柬埔寨提出抗议，我们会予以承认，我们将会邀请基地的一位联合国的观察员，并愿意赔偿任何平民遭受的损失。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制定出了一个军事和外交的日程表以及向媒体吹风的指导意见。黑格和那位五角大楼的专家立刻动身回华盛顿向莱尔德汇报。不久尼克松在伦敦向威廉姆·罗杰斯秘密交换了他的想法，但没有细节。

当晚，莱尔德就从华盛顿发来电报，提出了他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要对轰炸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媒体很难对付，而且不能保证取得公众支持。他力劝暂缓行动，等敌人挑衅的情况更明朗时再说。回顾这些情形，真是令人吃惊，在整个期间，竟然没有认真考虑过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停止轰炸原本是为了寻求实质性的谈判，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目的，甚至在尚未展开任何谈判，面对北越人发动猛烈攻击之时。

我同意了莱尔德关于延迟行动的观点。我也在考虑如果我们不做出反应的话，那可能会激起他们进一步的军事升级，就像他们曾成功地击败约翰逊一样，他们也想击败尼克松。但是正当总统在欧洲旅行之际，就发动一项新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时机不对，他可能会遇到敌意的示威，而且又不能和他自己的政府官员会面并召集大家一起同仇敌忾。我尽量把这些都告诉了尼克松。第二天，当我们在波恩的时候，尼克松取消了这个计划。

所谓小型春节攻势暴露了我们国内地位的不稳固。敌人实施这次攻击前一定做了几个月的精心策划，而策划是在敌人有可能了解到尼克松政府的意图之前进行的－－因为我们对意图是什么还不太清楚。3月9日的《纽约时报》却责备新政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在这场牵涉50多万远征部队的战争中有什么可选的方法，从而激起河内发动了攻势：“使人黯然神伤的事实是，当洛奇大使等待白宫批准提出新的和平建议，或同意进行有可能真正促进局势进展的秘密会谈时，巴黎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在尼克松政府进行军事和外交研究时，一切都陷入停滞状态了。”不久，同样的看法也被国会一再强调。

尼克松在公众场合采取了克制的态度，私下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在3月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

我们并没有仓促行事，事实上我们表现出了耐心和克制，而这种态度不应该被当作软弱的标志。我们决不能容忍继续违反一项谅解的暴力行为。但是不仅如此，在我们真心实意想在巴黎的会议桌上谋求和平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容忍造成我方人员更大伤亡的军事进攻。如果这种进攻继续进行，我们将会对它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3月4日，我把莱尔德的一份备忘录交给总统，对此我没有做出任何评议，这份备忘录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袭击北越的建议。莱尔德决不是一位“鸽派”，为了谋求胜利，他似乎更倾向于好战一方。但是他又是一位研究公众和国会情绪的有心人，他极为小心地在他的信念和他的政治直觉中游移，他的信念主张采取军事行动，但他的政治直觉却让他采取克制的态度。他过去反对轰炸北越，可他又变成了轰炸柬埔寨的北越庇护所的强烈支持者（他表示不同意的唯一一点在于他考虑到了公众关系政策，他认为对轰炸行动保密是不可能的，这是基于实际的而不是道义上的理由）。总统按照同样的逻辑考量，下令在3月9日轰炸柬埔寨庇护所。3月7日，由于不想丧失对巴黎谈判的希望，罗杰斯对此提出了异议。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5)

尼克松第二次收回成命。但是，每次他都像是刚刚登上山峰，却又不得不下山，他的愤怒和急躁情绪与日俱增。像莱尔德一样，尽管他一直说他并不想打北越，但是他确实想要“有所行动”。3月15日，北越向西贡发射了5枚火箭炮－－这是进一步的战争升级和对已达成谅解的再一次强暴。敌人在3月的头两个星期对南越主要城市发动了32次攻击。就在火箭炮击中西贡的那天，我接到了尼克松的电话，他要即刻下令出动B-52袭击柬埔寨庇护所。总统在经受一个月以来的心理挫折后，义正词严地说：“只有在事情无法挽回之际才通知国务院……这个命令是不可上诉的。”（“不可上诉的”是尼克松爱用的一个词，对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这个词意义相当含糊。当然，这往往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上诉）

我力劝总统让那些高级顾问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做并不会浪费时间，而且如果引起了公众的喧哗，也能够保护到自己。由于无论如何也要制定出详细的方案，而且对总统指示的准备工作至少需要24小时。因此我们预定第二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会议。我找来莱尔德商议，他坚决支持总统的这个决定。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包括从柬埔寨会提出强烈抗议，到苏联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还包括从柬埔寨会强烈反对到北越采取明确的报复行动－－虽然很难设想北越除了正在展开的行动之外，还会采取什么使战争进一步升级的行动。最后，我们还要面对国内高涨的批评的呼声以及新的反战示威活动。我建议让我们驻巴黎的代表在轰炸当天要求举行一次秘密会谈，以强调我们更愿采取谈判解决的方法。我还力劝总统要强调，建议采取轰炸行动并非没有先例。我的备忘清单没有预见到的（我们在考虑时谁也没有预见到）事实上发生的情形是：河内、金边、莫斯科或北京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3月16日（周日）下午，罗杰斯、莱尔德、惠勒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了会议。这是尼克松作为总统以来第一次直面一场国际危机，这也是他第一次必须面对着他的同僚们对一项他决心采取的决策表露出反对意见。他用日后成为标准的尼克松做法应付了这种状况：一方面，他已做出了决定，并且不准备改变；另一方面，他又装作这个决定还有商量的余地。其结果导致了几个小时的令他非常不快的讨论，并使他更加倾向于将那些固执己见的人排除在进一步讨论的人选之外。

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是按照可以预见到的情况进行的。莱尔德和惠勒坚决提倡反击行动，罗杰斯表示反对的理由不是基于外交政策，而是基于国内的反应。他没有提出柬埔寨中立地位的问题，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柬埔寨不愿意或不能够捍卫它的中立地位，我们就有权对抗北越公然破坏柬埔寨中立的行为1907年海牙公约规定，一个中立国有义务不让它的领土为一个交战国所利用。如果这个中立国不愿意或不能够防止这一点，另一个交战国就有权采取适当的对应行动（参见注释6）。参看1970年5月28日国务院法律顾问约翰·史蒂文森对纽约律师协会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解释了美国在法律方面的立场，有关1970年4月30日到6月30日间，美国和南越部队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事宜。载国务院公报第62卷，1970年6月22日，第765～770页。。罗杰斯担心的是，恰恰是当局势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会遭到国会的反复责难。在几个小时的讨论过程中，尼克松允许自己被莱尔德和惠勒说服去做他已经下令去实施的行动。我事先已经在备忘录中表明了自己赞同的观点，就没有再说话。最后，罗杰斯同意让B-52去攻击我们怀疑的共产党总部的基地。在北越无端发动的一个月的攻击战中，有1000多名美国士兵献出了生命，经过数周痛苦的讨论，美国仅仅对柬埔寨边境3英里的范围，也就是被北越人占领了4年的地区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

会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再增加一些袭击行动－－轰炸侵犯非军事区的北越军队集中地区，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

3月18日，B-52轰炸了柬埔寨边境3英里的北越353号基地。本来这次对353号基地的行动只是一次性袭击，但1969年4月尼克松又下令进行再次袭击，部分原因是因为河内和金边对第一次袭击并未做出什么反应，但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在遥远的北朝鲜发生的一个事件，北朝鲜击落了一架非军事装备的侦察机。尼克松本想以轰炸北朝鲜作为回应（尼克松曾严厉批评过约翰逊，因为他未能采取武力措施来回应北朝鲜截获了电子侦察船“普埃布罗号”一事）。但他也没能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在于罗杰斯和莱尔德的强烈反对。尼克松有一个习惯，每当他要采取重大反应的本能受到压抑时，他总需要找一个地方来显示他的勇气。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6)

1969年5月，尼克松同意攻击柬埔寨其他一连串无人居住且位于边境5英里之内的基地。从1969年4月到8月初，袭击一直断断续续，每一次都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并得到总统特别批准。后来，判断是否进行轰炸的权力移交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

袭击报告定期送交给总统。1969年11月，他在一份报告中批示：“继续行动。”在1969年12月和1970年2月，他要求对这些行动进行评估。每一次，莱尔德都报告说，艾布拉姆斯将军和邦克大使深信（正如他在某一次报告中指出的）：“这些行动已经成为整个战争中最有效的行动之一。”艾布拉姆斯将军认为轰炸行动破坏了敌人的后勤，挫败了几次敌人的攻势，减轻了敌人对整个西贡地区的威胁。莱尔德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艾布拉姆斯将军的观点，也认为这些打击“一直有效，并且在能被接受的风险下继续有效”。

我们最初的意图是打算在回应柬埔寨和北越的反应时，承认进行了“先发制人的袭击”，我们坚信他们会做出反应。例如，中央情报局在2月20日和3月6日的备忘录中预言，河内“肯定”或者“几乎肯定”试图从指责美国扩大冲突中捞到宣传上的好处。但国防部怀疑这些袭击能不能被保守秘密，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发表意见。我在3月8日和尼克松的一次会谈中说：“帕卡德和我都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而又缄口不言将于事无补，那样我们将不得不进一步承认我们所做的事。”总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为了应对柬埔寨可能提出的抗议，我们拟定了一份正式承认的声明。其中表示愿意赔偿损失，并要求进行国际监督，以便当北越对柬埔寨非法利用时，有利于美国的立场。

起初我们保持缄默，是为了避免迫使北越人、西哈努克亲王、苏联人和中国人做出公开反应。美国自愿发表的声明势必迫使河内做出公开回应，这样一来，西哈努克亲王将在极力保持中立的态度中，公开采取倾向于河内方面的立场。这也可能会促使苏联和中国在我们新近实行三角外交的同时做出反应。

但是，河内没有提出抗议。事实上，就在我们提出要求的72小时之内，它驻巴黎的代表接受了洛奇关于3月22号进行秘密会谈的提议，也就是在美国第一轮攻击后不到一周之内。而且西哈努克亲王也没有表示反对，他把这些轰炸看作是和他并不相关的事情，因为他们发生在完全被北越人占领着的柬埔寨人已经撤离的地区－－因此，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甚至是他一无所知的事情。

十年来，西哈努克一直采用着狡猾而巧妙的手段平衡着国内外压力。作为一位世袭的亲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使他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并给他的国家制造了一种不能少了他的氛围。他曾经试图让他的国家远离印度支那战争。在1962年老挝问题得到解决后，他断定，他所憎恨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印度支那得势。因此，他调整了现实政策。1965年，他找了一个借口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而他同共产党的合作是很勉强的：河内一直在鼓励红色高棉－－其实早在美国对柬埔寨采取行动之前，红色高棉就开始了游击活动。另外，西哈努克还拒绝出席宣判共产党领袖死刑的场面。由于这些原因，我强烈支持威廉姆·罗杰斯1969年2月向总统提出的一项建议，即为了改善关系而接近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对柬埔寨做出的提议却遭到了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他们担心，这也许会影响到轰炸柬埔寨境内庇护所的可能性。我收到一份国务院的备忘录，他们警告反对那种“意味着约束或妨碍我们扩大目前旨在保护我们在南越部队的行动权利的外交行动”。。西哈努克热切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美国驻金边的大使馆重新开放，由一位临时代办负责。

西哈努克一直很勉强地默认着北越基地的建立。早在1968年1月10日，还是约翰逊政府任职期间，他就曾告诉总统特使切斯特·鲍尔斯让美国攻击这些基地：

我们并不想让任何一个越南人待在柬埔寨……如果你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不反对在无人居住区发动猛烈攻击，你们将会把我们从越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希望你们给越共施加压力，让他们离开柬埔寨。在无人居住区，那里没有任何一位柬埔寨人－－对这类事情我将视而不见。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7)

1969年5月13日，在所谓的秘密轰炸开始了近两个月后，西哈努克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只是证实进行了轰炸，但断然否认有任何平民在轰炸中死亡，实际上等于请我们继续轰炸：

这里是关于B-52进行猛烈轰炸的第一份报告，但是我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任何消息，因为我们没有损失一幢房屋、一个同胞，我们没有损失，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人在弹火中被击中－－没有人，没有一位柬埔寨人。

我没有对轰炸越共兵营一事提出抗议，因为我没有听到过轰炸的消息。我不了解情况，因为在那些地区没有一位柬埔寨人。

先生们，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有一头水牛或是一名柬埔寨人丧命，我就会立刻接到报告。但是这是美国人和越共－－越盟之间的事情，没有柬埔寨的人证。没有柬埔寨人的人证，我如何提出抗议？但是这并不意味－－我要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会允许任何一方的侵略行径。请注意这一点。

1969年7月31日，也就是轰炸北越人在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四个半月后，西哈努克热情地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柬埔寨，以突出表明美柬关系的改善。直到西哈努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以前，这种关系一直都在改善。

所有这些轰炸都不是秘密了，除了西哈努克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表明的B-52轰炸机或其他飞机空袭了柬埔寨境内庇护所的消息出现在《纽约时报》（3月26日，4月27日）上以及《华盛顿邮报》（4月27日）上之外，威廉姆·比奇撰写的一篇详细报道也于5月9日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另一条消息刊登在5月1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一条被广为注意的合众国际社的消息5月18日刊登在了《华盛顿邮报》上，《新闻周刊》在6月2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1969年8月22日（轰炸行动开始后的6个月），西哈努克告诉到访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根据电报汇报）：

轰炸行动仅仅针对的是越共而没有危及柬埔寨的村落或居民区，所以柬埔寨没有对轰炸提出抗议。他指出那些报道美国轰炸柬埔寨无人居住区的新闻，都是由美国的报社和杂志社报道出去的。他强烈要求避免发生柬埔寨的平民伤亡事件。

1969年6月11日，尼克松和我曾在椭圆形办公室向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和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作了简要介绍，他们两人分别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拨款委员会主席。我们也向参议员少数党领袖艾文利特·德克森作了通报。在众议院，我还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门德尔·里弗斯众议员和委员中少数党高级成员莱斯利·阿伦兹众议员以及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作了情况介绍。莱尔德早前还向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关键成员作了情况介绍。没有人提出应该与整个国会磋商此事，但在当时向国会汇报机密军事行动或情报计划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同国会进行磋商的标准自那以后发生了变化，而这无疑是更好的变化。五角大楼保持两种记录方式的动机，远不像传闻所言的邪恶，是为了对第一次袭击保密。最初打算只进行一次，五角大楼的指示没有被列入到通常的程序。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欺骗国会，因为重要的领导已经通报过了，而是为了防止把这次袭击照例向西贡新闻界泄漏。两个月以后轰炸变成经常的行动时，这种做法依然继续保持着。四年后，当国会的一些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时，不了解两套报告程序的五角大楼的新官员，无意中提供了从正规档案里找出的数据资料。这是一种官僚政治的错误，而非有意安排的。

摸索中的策略：进攻北越和轰炸柬埔寨(8)

那种认为轰炸把北越人赶出了庇护所，而又把战争蔓延到柬埔寨腹地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北越部队被迫离开庇护所后，是向更接近于战场的越南境内移动，而不是深入柬埔寨－－直到一年以后，西哈努克被意外地推翻了。那时，北越军队开始蓄意占领柬埔寨的城镇和军事要地，为的是孤立金边和颠覆西哈努克的继任者。而这样做终于激起美国的地面部队介入其中，对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个章节加以叙述。

在数字尚未全面公开前，美国的轰炸行动涉嫌造成的柬埔寨人员伤亡就被肆意夸大了。柬埔寨和北越都没有声称过，在这个所谓秘密轰炸的行动中，有大量的平民伤亡。相反，西哈努克亲王还曾公开地否认过有任何的伤亡，事实上，他说过－－正如我们曾过分相信一样－－在那些庇护所没有任何柬埔寨人居住在那里。1970年5月21日，国防部史料办公室曾引用了尼克松的一个指示：“避免……在人口密集地进行战术空军战斗活动。”

尼克松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明确授权他人继续开展军事行动，他很少在袭击行动中（尤其是在回应1972年北越攻击的行动中）制定特别攻击计划。在结束越南谈判并在巴黎协议上签字的两个星期内，我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解释了柬埔寨协议的内容。后来，从1973年2月到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或当地指挥官在多数情况下，都首先向总统要求授权采取实际的目标攻击行动。指挥军事行动和选择战术目标的方式与二战以来美国参加的每一次战争都相同，无论是朝鲜战争、海湾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

基于这个背景，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可能被分成三个时期。在上文中我曾有过所谓对庇护所进行“秘密轰炸”的表述，时间从1969年3月到1970年5月。这之后，也就是从1970年5月到1973年1月，作为越南行动的一部分，由驻西贡的军队总指挥官直接负责的轰炸柬埔寨的行动是常事。从1973年2月到8月，军事行动规则有所改变，反映着和平协议中变化了的政治局势。实施轰炸先由军队指挥官提出建议，再与柬埔寨政府相协调，并得到驻金边的美国大使确认后，才可以对距离居民聚居区方圆一公里以外的地区展开空中打击，行动前和行动后都要进行空中摄影侦察。1979年，美国驻柬埔寨前任大使艾莫利·斯万克曾提交给国务院文史部一个备忘录，在本书附录部分有对这些作战具体规则的详细记录主张对历史资料进行修正的人所估计的伤亡数字为30万人。因为我无法得出正确的估计，于是我向史学家咨询，他们给我的数字是5万人，基于4年半的轰炸行动总吨数而估计。我无法推断攻击的规模，这些轰炸行动实际上是对越南空袭行动的补充。在1970年秋和尼克松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我估计那个星期大约进行了30次战术空袭。

一份更完整的记录可以在伯纳德·C.纳尔蒂所著《对南越的空袭，1968～1975》中找到。华盛顿特区：空军历史和博物馆计划，美国空军，2000年，特别是第129～133页。*。

外交努力(1)

世界上不太可能再找到两个国家像美国和越南一样无法互相了解。一方面，越南的历史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加在一起，产生了几乎是病态的猜忌心理和强烈的自以为是的思想。这种状况又和法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笛卡尔哲学的逻辑掺杂在一起，生成了一种使人极为不满的教条主义模式。北越的每一条建议都被当成唯一合乎逻辑的真理而提出，每一项要求都用命令的语气来陈述（美国“必须”）。到了1971年，我们对此已经相当适应，以至于当北越用“应当”这个词代替了“必须”时，我们认为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另一方面，美国人相信亲善政策的功效和妥协的重要性－－而这些品质可能是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所蔑视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代言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必然会到来的未来、绝对真理和优秀的道德观念。

但是基本问题比这个还要深刻得多。北越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在进行一场生死战争，他们将谈判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他们而言，谈判是一种武器，它能耗尽我们的精力，使美国同南越盟友分裂；它还能通过暗示表明，由于美国政府的愚蠢或顽固不化而使某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告吹，从而达到离间美国公众舆论的目的。北越唯恐尼克松政府用谈判的事实来取得公众的支持，在表述公开言论时，他们不愿进行哪怕是一点妥协，因为任何“进展”都能激励美国继续下去。他们更愿意进行秘密会谈，因为这使他们有机会来侦察局势并随时进行调节，而无需为出现“进展”而付出代价。当他们解决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动机是要在美国国内激起最大的反响。停止轰炸刚好是在1968年的选举之前实现的，目的是为了两位总统候选人相继对此做出保证。谈判会议的问题刚好是在尼克松就职前解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新政府就职伊始就获得“成功”而赢得更多拥护。在整个战争期间，北越人对美国的到访者，尤其是那些反对尼克松政府的人，都表现出十分通情达理的样子，对待这些人极为彬彬有礼，还对他们讲出一大堆带迷惑性的暗示语句，这些话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其中没有一种解释能像到访者所认为的那样清楚、肯定。这些话语经不起严肃讨论的考验。

巴黎谈判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在会议室内，北越人的表现就像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在训斥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而对这个学生的评分要看他回答问题的情况，试题的拟定学生根本无权参与，评分的标准完全由教授来掌握；在会议室之外，北越人又给我们制造出了一种印象，谈判就像一部侦探小说，他们提出一些模糊不清的线索，而我们不得不去揣测答案，如果我们猜不中这个谜语，战争就要继续下去，政府就要面临“错过了时机”的指责。我们的许多批评者都进入了这个圈套，在我们的公众辩论中，这种方式很少受到质疑，几乎没有人会质疑河内为什么不提出清楚的建议，为什么他们要用如此隐晦而曲折的手法。当然，当河内最终准备解决问题时（1972年10月），他们拟定具体方案的本领就像他们先前有本领把事情搞得扑朔迷离一样，他们那迫不及待的态度也和他们当初拖拖拉拉的态度一样。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是谈判高手。

徘徊在国内反战的铁锤压力和河内的铁砧政策之间，我们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制定出了一项确定的谈判策略。

但是，基于这个谈判策略的争论却很少有。几个月来，国内一直围绕着马尼拉方案中的撤军政策展开争论，尤其是辩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撤军应该在北越完成了他们的撤军以后进行，还是和他们同时进行。这种辩论真是荒唐可笑，原因之一，河内根本不打算撤出他们自己的军队，原因之二，每一位主要的官员都知道尼克松打算在几个月之内开始单方面撤军。由于国内的压力，我们的政策不久就偏离了外交的必要性，任其自身发展了。我们辩论的第二个中心是留守部队的问题。所有政府机构都认为，必须留下实质性的留守部队。不久后，这个争论也因事态的发展和国会的压力而失去了意义。

我们辩论的第三个中心是单方面使战争降级的问题。国务院和参与巴黎谈判的人员都主张由我们提出讨论减少B-52的空袭，减少美国的攻击行动以及减少使用大炮来进行阻击的问题。我们驻西贡的指挥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坚持认为这样一来会把军事上的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从而使他们可以在人口密集地重新集结力量。这在后来也被证实是一场不切实际的争论，因为河内对于军事行动降级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即便是美国单方面采取这一行动－－通常是由于预算方面的原因。北越人更感兴趣的是赢得战争，而不是如何使战争人性化。

外交努力(2)

无论是哪届政府，也无论争执的是什么问题，美国的谈判代表总是希望取得成功。各种各样试图打破僵局的提议包围着华盛顿，谈判者们不厌其烦地主动想出种种方案。他们很愿意妥协，或者至少看上去是愿意妥协的，所以一旦碰到僵局，他们便会烦躁不安。这时候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给另一个立场施压。华盛顿的决定多半是平衡针锋相对的对立意见后做出的，在被要求做出广泛的让步时，这些谈判者就会感到安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持反对意见的人和他们一样，只代表一方面的意见。总统只能在针锋相对的对立面间谋求妥协，而不是真正去制定一项政策方案。如果他不愿意具体控制整个过程的细节，他就得承担每个官僚政治机构自行其是的风险。

巴黎谈判的情况也是这样。1969年2月和3月初，巴黎代表团经常给我们施加压力，为首的是替代了哈里曼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建议和北越人进行秘密会谈。第一次实质性的秘密会谈在3月22日举行，但是它所带来的并非是一次真正的谈判，而是北越要求美方无条件撤退所有美国军队以及解散阮（阮文绍）-其（阮高其）-香（陈文香）政府第一次秘密会谈中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北越谈判代表春水在巴黎对洛奇作了一次毫无道理的、出人意料的发言，他指出，美国不要指望靠中苏分歧来解决越南战争。我必须说明一点，他这点倒提醒了我们注意到以前不曾充分意识到的一些机会。。

政府各部门一直都在提一些无休无止的妥协建议，以期达到他们所能接受的结果。3月8日，罗杰斯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举行了一次会谈，罗杰斯单方面放弃了把军事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双轨方案。罗杰斯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愿意同时就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谈判。

莱尔德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一个单方步骤。就这个问题举行过几次会议后，4月1日，尼克松发布了一项指示，除了共同撤军之外，禁止任何有关军事行动降级的提议。然而就在这一天，五角大楼公开宣布，基于预算方面的考虑，美国从6月30日起将把B-52的轰炸任务量减少10％。莱尔德私下里给我解释说，在6月30日之后他无法为频繁的出击行动支付费用，而且事实上他保持频繁出击行动的时间比他的前任多出了三个月。总统和我都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一个计划，或者国防部要宣布这么一个计划。

我对B-52出击率是多少才合适并无定论，但即便我们要使行动降级，也应该由谈判来定，最糟糕不过的是由于预算的压力而单方面这样做。

对于尼克松的公众形象，人们形容他是经常向战战兢兢的下属发号施令的帝王般的总统，其实没有比这更歪曲事实的了。尼克松不愿意直接下命令－－尤其是对那些有可能不赞同他的人。他很少按照清规戒律来惩戒某人，当他碰到反对派时，他总能设法达到他的目标，而又让那个冒犯者无法察觉。这种间接的方法可能会使他达到目的，但这对保持纪律性和内部的一致性却没有什么好处。由于总统不愿意和他的国防部摆出针锋相对的架势，我就同莱尔德谈妥了一项更加含糊其辞的对媒体的公开声明：“美国的政策是，外来军队必须分阶段地共同撤退，才有可能使军事行动减少。在定期审查的基础上，使预算计划数字与这一政策相符。”

但是对外交进程的危害已经造成了。一个记者告诉我，他将减少B-52出击次数看作是对河内和西贡发出的信号，因为“你决不会出于预算的原因而这样做”。他说，河内只会将其理解为美国朝着撤离军队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而西贡也只会把它当成一次警告，表明美国承担的义务是有明确限度的。他对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只是他错误地认为这是政府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最后，我们把非做不可的事情当成了主动为之的行为。洛奇大使奉命在巴黎和谈中陈述削减B-52轰炸行动出击次数的事实，作为美方采取的军事降级行动。总统在11月3日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减少出击的问题。不过，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河内的那些不动感情的领袖从没有表示领情，他们不会对已经唾手可得的东西掏腰包。

谋求和平(1)

4月初，尼克松政府在位刚两个月，我们就已经遭遇到了北越的进攻，美军伤亡人数将近2000人。几周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例行的完全陷入僵局的谈判，而且我们也同意举行秘密会谈，就河内提出的美方单边撤军和推翻我们盟友政治实体的问题进行磋商。而其中恰恰忽略了如何使军事行动降级的步骤问题。

到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毫无意义地耗费着美国的谈判资本，我向尼克松建议让事情转到外交决策的步骤上。意思就是，授权给一位高级官员，让他去同河内进行全面的谈判。在确定人选时，尼克松曾暗示过，设法让苏联卷入到结束越南战争的局势中来。现在是我们打出苏联牌的时候了，我们授权一位代表赴莫斯科，和苏联一道与一位北越高级特使进行公开对话，主要就限制双方战略武器问题进行谈判。我推荐赛勒斯·万斯执行这项任务。

我曾在万斯担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见过他，后来他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务卿。此人曾是纽约某大公司的律师，举止从容，语调温和，受人尊敬，他总能谨慎细致地执行他的任务，向他的委托人提供明智的咨询意见。在他稳重克制的行为举止下，还有一种激情在闪光，这种特质不仅影响过他的交际圈中人士，而且也与这些人现在广泛持有的自由进步的观点协调一致。在巴黎代表团中，他和他的主管哈里曼一样，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1969年2月19日，在万斯告别巴黎和平谈判的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职务后，尼克松给他发去了一封热情的感谢电报。

尼克松曾指示我与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会晤时，要强调指出美苏关系的根本改善必须以美苏合作来共同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为条件。多勃雷宁总是避而不答，声称苏联对河内的影响极为有限。我们试图将这个目的与苏联所感兴趣的谈判内容联系起来－－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局势以及扩大经济关系等。但是我们从未对苏联提出过在越南问题上的全面建议。

3月18日，我和万斯见面，想了解一下他是否愿意接受前往莫斯科的使命。在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同时，还要万斯私下会见北越的一位高级代表。他被授权在这两个方面取得迅速进展，同时使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第二天，万斯提出了几个明智的问题：怎样使在莫斯科举行的两项谈判内容联系起来？怎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两项任务？如何使他关于越南的会谈对负责进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人员保密？

4月3日，我向总统正式提议派万斯执行这次任务。巴黎举行的谈判已经出现了僵局，我们不得不说服美国公众，我们是急切希望解决战争问题的，但对河内我们却又不能表现得太过急切，以至于他们会通过拖延时间来击败我们。美国政府必须受严格的纪律约束，以确保我们用同一口径发言，我们的行动要有充分的技巧性，以避免我们祸起萧墙。和西贡的关系要足够密切，使河内不能期望通过谈判来瓦解南越政府的士气。我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同时实现这些条件。预算的压力和单边撤军计划势必会减少我们的军事行动，对敌人采取相应行动我们更不抱太大的希望。内部的纷争使我们在谈判中不大可能提出前后一致的策略，或防止我们在两种极端不同的意见中举棋不定。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尼克松同意了我提出的和多勃雷宁多接触的建议：总统准备在广大范围内改善美苏关系。但是越南战争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为了打开这个僵局，尼克松准备派出一个由赛勒斯·万斯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赴莫斯科，以便在限制战略武器原则上达成协议。在莫斯科期间，万斯也将被授权会见一位北越的谈判者，就军事和政治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在军事方面，我们建议停火以及双方共同撤军；在政治方面，我们提出，如果民族解放战线放弃使用武力，它可以在国际监督下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还要就五年之内南越保持分立和独立地位达成协议，五年之后，再就统一问题另行谈判。总统计划用六周的时间达成所有协议。如果万斯的行动取得积极的成果，总统还将考虑举行“甚至更高层的会谈”（那就是说，可能是首脑会谈）。万斯是此次活动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将小心从事，并努力获得两党的支持。

谋求和平(2)

这些和平条件远远超过了大部分鸽派曾讨论过的任何主张。它包括了停火－－当时五角大楼对此表示反对，它还接受全面撤退（不留任何留守部队），它也认同了民族解放战线在西贡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但是，我们仍未了解到河内领袖感兴趣的是战争的胜利，而不是停战，是实现政治统治，而不是一个能参与自由选举的角色。至少他们希望在莫斯科进行的是一次在苏联的监护下，和中国取得更紧密联系的谈判。

4月5日上午，当我和总统在比斯坎湾谈话时，他对这项他所谓的“万斯计划”能否取得成效产生了怀疑。不过，他在文件边上亲笔作了一些批示，把期限延长到两个月，同时在对苏联提出的经济合作的前景上，表现出比我的草案更直截了当的态度。

我采用了一种后来我经常使用的技巧，我让多勃雷宁自己看这些谈话要点，连同总统的签名和亲笔批示的部分。多勃雷宁作了大量的笔记，并时不时停下来要我给他解释。等他全部看完后，他问我，我们是不是把越南问题的解决当作在中东问题、经济关系问题和战略武器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条件。我回答说，我们是准备就这些问题进行会谈的，但是如果越南问题不成为障碍，有关这些问题的会谈会进展得更迅速。如果找不到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法，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那将会造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局面”。

多勃雷宁滔滔不绝地强调说，无论越南发生什么，莫斯科都愿意和我们展开谈判。他推测中国正企图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制造冲突，他还补充说，越南战争升级将只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说，情况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同我们有共同的义务来避免使事情复杂化。多勃雷宁告别时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

然而我们却没有收到来自莫斯科的任何答复－－没有拒绝，也没有邀请，甚至连一个拖延应付的回复都没有。我后来听到多勃雷宁谈起对万斯任务的建议，已经是八个月后了。那是12月22日，在一次讨论全球局势的过程中，他对我说，莫斯科曾尽力帮助万斯，但是河内拒绝谈判，除非美国事先同意南越成立联合政府。克里姆林宫（苏联政府）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意说不。我冷冷地回答说，至少应该按程序做出某种表示。

万斯行动计划的失败证明莫斯科不愿意在与河内的关系上冒险－－作为全球共产主义的领袖－－去做让战争停止的事情。事实上，其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在苏联的监护下，河内不会约束自己在莫斯科的谈判行动自由，也不会让莫斯科去牺牲掉超级大国之间的利益，这样的风险太大。

1969年5月8日，在巴黎谈判的第16次会议上，河内实际上回应了万斯行动计划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共产党夸大其词地提出了一个包括十个内容的和平方案，用一种惯常采取的最后通牒的方式，列出了美国为结束战争“必须”为之的十件事。他们要求美国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单方面地撤军，取消南越政府，并由美国来赔偿战争损失。他们提议由一个包括“所有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代替南越政府，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听起来并不合理，许多容易轻信的美国人认为它只不过是让共产党人参与西贡政府。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深究其意，我们就会发现共产党给他们自己保留了最终解释“和平、独立和中立”的权利。在四年的谈判中，河内从没有指派过单独的一人愿意接受这个考验，哪怕是从西贡政府中最直接的对手中选择。十点方案能起的作用是推翻南越政府，并同时让我们全面而无条件地撤军，然后再与我们串通起来，迫使剩下的非共产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将包含民族解放战线和共产党单独确立为可接受的任何集团。而且这个联合政府又只是临时性的，南越的政治结构要由非武装的共产党占绝对优势的联合政府同在河内军队保护下的全部由共产党组成的民族解放战线之间谈判来定夺。这就是河内对于“公正”的政治解决所下的定义1971年7月，我和河内共产党政治局的黎德寿一起，查阅了一张西贡政界人士的名单，包括所有反对派领袖，在经过是否支持“和平、独立和中立”的这项提议的考核上，这些人有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结果没有一个人符合这个标准。。当共产党在1975年接管西贡后，并没有成立任何的联合政府，事实上，就连民族解放战线也被排除在外了。

谋求和平(3)

多年以后，这项提议被描述成了“错失的良机”，在做出额外牺牲的四年后，这些最后被接受的条件同样被描述为“没有必要”，再没有对其进行认真的检验了。巴黎的条件非常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一个章节详细描述，在那些条件中，提出了停火和继续保留阮文绍政府的建议，还要越南人从老挝和柬埔寨撤离，允许美国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并保持对西贡的经济援助，禁止北越向南越渗透和增兵。

没有一位负责任的总统能接受全部单方面撤军的军事条件。在北越军队撤离后以及游击战“减退”后，约翰逊政府的官方立场才同意美国撤军。埃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给新总统留下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美国留守部队的人数升至26万人。在几十万北越军队和南越游击队缺席南方任何政治构架的情况下，美国在将近100万的被共产党的背叛所激怒的南越部队的包围下，如何完成54.3万人的撤军行动呢？北越甚至不愿意在十条中加上停火的建议。这实际上是一条把美国的部队变成人质部队的建议，以便能敲诈赔款，并勾结河内达到推翻由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帮助建立的新政府的政治预谋。

这一建议就其内容而言是片面的，语气是傲慢无礼的。但是这起码是一项由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计划，尽管在本质上是极端的，也足以让国会、新闻媒体和公众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个“良机”。如果我们不想招致两面夹攻，显然就需要制定出明确的立场。4月25日，我要求总统注意北越谈判代表春水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尼克松政府有一个更好的和平计划，像它使人相信的那样，为什么不把这个计划公之于众呢？”

5月14日，尼克松在全国电视讲话上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越南政策的依据、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及一项新的具体的谈判建议。他回顾了他就任总统以来四个月的工作：使敌人攻势受挫、改善了和西贡政府的关系、加强了南越的武力部署，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了一个统一明确的谈判立场。

尼克松提出了八点计划，代表了美国谈判立场上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他放弃了马尼拉方案（河内先于我们六个月撤退），并提出了采取同时撤军的办法。然而北越人的撤军可以是事实上的撤军（通过“非正式谅解”实现），而不一定是河内公开承认其撤退我在他讲话前的白宫背景情况介绍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不在乎他们是否承认他们在那里驻有部队，只要他们确定这些部队离开那里，我们就接受那种保证南越不再有任何北越部队的监督措施。”。美国同意让民族解放战线参与南越的政治生活，南越保证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并接受选举的结果。总统提出了一个撤军的时间表，并要求在国际监督下实现停火－－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在民主党会议上被推翻的鸽派政治纲领。简而言之，5月14日的讲话提供了每一种机会来试探体面的政治结局的种种可能性，它唯一没有满足的是共产党人的必要条件：美国军队的无条件撤离和建立一个美国人承认的由共产党统治的政府。

最初，春水做出了相对温和的反应，他微妙地指出民族解放战线的十点和总统5月14日讲话中的八点存在“一致之处”。但是在正式的谈判中，他强硬地拒绝再讨论它们。不久，谈判又回复到北越毫无结果的重复其标准立场的状态－－僵局仍在持续。

开始撤军(1)

在5月14日概括说明美国谈判意见的讲话被拒绝后，政府就转向贯彻有利于盟国安全的单边撤军政策。尼克松继承了一项传统的外交政策，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说，就是使战争“非美国化”。约翰逊政府开始设法加强南越军队，但是没有撤军的计划。正如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在1968年9月29日所说：“战斗的局面是，我们正在增加我们的部队，而不是去减少它。”克拉克·克利福德，1968年9月29日。1968年12月10日，在尼克松当选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利福德再次重申没有任何撤军计划克拉克·克利福德，1968年12月10日记者招待会。。尼克松新一届政府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开始进行撤军的研究：获得公众支持以及通过加强驻守力量就能促使北越和我们严肃地谈判。与此同时，如果南越的力量得到了有效地加强，那么撤军有可能会逐渐使美国结束对越南战事的卷入，而不用和河内达成任何协议。

因此，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列出了美国撤军的三条依据：南越人在没有美国部队保护下的自我保护能力；巴黎会谈的谈判进展；敌人缩小的行动规模。

1969年1月25日，惠勒将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他认为阮文绍总统可能会同意美国小规模削减军力，因为它有助于在国内帮尼克松的忙，并且树立一个具有自信心的南越形象。罗杰斯认为我们撤出5万部队就能够在国内争取到大量的时间，莱尔德和尼克松没有发表意见。2月6日，阮文绍公开表示出他的信心，到1969年相当数量的美国军队就可以离开越南了。3月28日，当时作为艾布拉姆斯将军副手的古德帕斯特将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南越已经有了切实的改进；我们事实上离“非美国化”不远了，他说，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决策关头”。莱尔德终于开口：“我同意，但是不同意你的‘非美国化’这个提法。我们需要的是‘越南化’，这样才能将重点放在正确的问题上。”这句话打动了总统。“这是一个好点子，梅尔。”他说道。这样，“越南化”这个说法就诞生了，莱尔德将之作为长期坚持和灵活贯彻的方针。

4月10日，总统要我代表他给各部门和各机构制定出使战争越南化的时间表。尼克松认定在他发表了5·14讲话后，时机就成熟了。6月8日，为了取得阮文绍的支持，我们安排了一个南越会议，会谈地点定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之所以选定这个地方，是因为担心阮文绍访美有可能会激起更大的示威。

在前往中途岛的途中，尼克松6月7日下午在檀香山安排了一次会议，与会的人员包括罗杰斯、莱尔德、惠勒将军、洛奇大使、邦克大使、艾布拉姆斯将军、海军上将麦凯恩，还有我在内，地点选在了能俯瞰太平洋的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会议室，这次会议要对撤退的战略做出最后的决定。很明显，军方带着沉重的心情来谈论这个话题。他们深切知道西贡在自己的努力下会把防卫做得更好，但胜利将化为泡影。撤退的进程很可能是不可改变的，从此以后，我们将在我们的战斗力下降和南越部队增强之间展开一场竞赛－－这场竞赛前途未卜，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僵局。

中途岛的会谈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更加超越现实的解决办法。在七个小时的会谈中，这个不超过两平方英里的珊瑚岛就遭到了500多名官员、安全保卫人员、通讯联络员、新闻记者和其他自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编外人员的围攻。机场的飞机库新油漆过，总统会见阮文绍的指挥官办公室也换了一套新家具，使这位海军军官成为中途岛会谈的一位毫不含糊的座上宾。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逃过这个岛上的信天翁敏锐的眼睛，它们谙熟岛上的一切，还受到内政部的保护，因而令人感到不可一世。以前还没有人发觉这个沉寂的小岛和这些奇怪鸟儿的神秘联系，它们神气活现地向高空飞去，但在起飞前它们会像笨重的飞机一样，要在跑道上滑行一段。中途岛是它们唯一愿意定居的岛，它们傲然立在道路中间，怡然自得地制造着交通堵塞，它们对自己的安全有相当的把握，因为无论是谁要是出于人的本能而轻轻踢它们一脚，那一定会遭到内政部的严厉惩罚。

开始撤军(2)

比起那些鸟儿来说，阮文绍在中途岛的处境并不值得羡慕。几天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尼克松将宣布美国开始撤军，反过来理解就意味着是对阮文绍提出的警告，要他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鉴于此，批评他的人一般都这样说，要他早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而不是成立联合政府。但如何在一个被几十万敌军和游击队践踏的国家建立民主自由，这些批评者并没有表述清楚。人们期望着阮文绍能在几个月内实现目标，而且是在内战的战火硝烟中实现一个没有任何别的东南亚领袖能在数十年的和平时期内实现的目标。人们既要求他打赢这场战争，同时还要使自己的防御结构适应一支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的撤出，又要他在这个整个一代人都没有享受到和平的国家里，在这个历史上都没有过民主的国家里建立民主的体制。他作为一位民族主义领袖的合法地位能否提高，得看他在一个大国的压力下是否提高了改革的力度，而这个大国曾与人合谋推翻了他的前任，从而使这个国家失去了它的文职政府机构。

当阮文绍得意洋洋地从他包租的泛美公司的专机走出之时，那个场景是非常令人心酸的，因为已经有4万美国人为他的国家丧命，但是此人却不被允许访问他强大的盟国。我为他感到遗憾，成为美国国内压力的众矢之的，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毕竟只是数百万不愿意遭到北越军队统治的南越人的代表。他来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但是所有的越南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他们美丽国家的残酷而充满血腥的历史。越南人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而斗争了数个世纪，敌人是那些外来者，有时甚至就是他们彼此。他们勇敢地拒绝向敌人或是盟友低头，艰难而又坚决地生存下来。

那时召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性的一次是在粉刷一新的指挥官寓所召开的，与会的有尼克松和我以及阮文绍和他的私人助理。阮文绍并不像一个恳求者，他的行为举止显示他很有信心－－他并不要求施恩于他。我们曾经担心，撤军计划会引起尴尬的场面，阮文绍却先于我们表明了态度。我们建议在河内召开一次总统级别的秘密会谈，阮文绍表示同意，只是要让他知道所有讨论的情况。因为与东海岸有五个小时的时差，新闻媒体组稿发稿的时间很紧，两位总统在讨论一个半小时后就离开了指挥官房间，接着尼克松总统宣布了第一次撤出美军的计划。

尼克松认为这个宣布是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他觉得这会给他争取到必要的时间来制定我们的战略方案。他的顾问包括我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从两个方面讲，我们都错了。我们已经跨越了一条注定要倒霉的分界线。撤军使那些仍有孩子在前线冒险的家庭压力更大，而且撤军也没有缓和批评者的激愤，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既然他们的示威已经促使政府停止轰炸，并做出撤军的初步决定，施加更大的压力就有可能加速这个过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在乎撤军是否会导致西贡陷落，一些人认为这也许还是一个余利。结果，尼克松总统的单方面撤军行动计划对国内外，尤其是对越南来说都是无法再收回的了。当国防部开始根据预期的军队裁减计划制定预算之际，灵活性的最后一丝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因为，从此之后，如果中断裁军就会造成财政差额，从而影响新武器的采购，而这恰恰是计划当中的既定利益。

从另一方面讲，北越人对象征性的意义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有地面部队的实力均衡。他们冷静地分析了撤军的问题，权衡了对美国的心理意义，撤军增强了美国坚持下去的能力，但美军数量的锐减就意味着军事力量的下降。河内一直在要求我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大的撤军。和平的行动回应着这些需求，但美军撤离得越是主动，把共同撤军作为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就越小。当单边撤军力度加大时，双方共同撤军的要求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撤军行动越是迅速、广泛，南越陷落的可能性就越大。

开始撤军(3)

这些现实问题在战略决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莱尔德在1969年曾准备了五套可供选择的撤军方案，最低限是撤离5万部队，最高限是撤出10万。从长远的考虑出发，莱尔德又将时间表从18个月拉长到42个月，留守美军的最高限度－－在河内撤离之前仍留守越南的部队－－从26万人增加到30.6万人。在6月2日莱尔德给总统的备忘录中，他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撤军时间表，规定时间为42个月（使撤军持续到1972年底），留守部队为26万人。他警告说，在北越还未采取相应行动的情况下，更为迅速的撤军将会导致严重挫败，直接削弱盟国的军事实力，加大南越陷落的可能性。

在政府内部，两种倾向很快发展起来。既然实现越南化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五角大楼，国务院只能尽力在西贡政府进行的政治改革上做出努力。于是他们潮水般地给阮文绍发电报，都是要他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其实，他在土地使用期限方面进行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我们的敌人有可能已经使阮文绍相当大规模的改革看上去不像是出自他的能力和信心，倒像是来自美国的压力。7月11日，阮文绍表示愿意举行让共产党人参与的自由选举，并接受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越南联合选举委员会以及一批国际观察员的监督。罗杰斯在7月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就透露了一些细节，阮文绍一气之下决定推迟向我们提交他的新计划草案。

在这种氛围下，我们决定让艾布拉姆斯将军对战地命令作一个基本的改变。在东南亚美军中现存的“任务声明”是从约翰逊政府那里沿袭下来的，曾经野心勃勃的意图是“击败”敌人并“强迫”他们从南越撤离。新的任务声明（从8月15日起生效）的重点是，给南越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以加强他们的兵力，支持和解，并减少敌人补给品的运输供应。事实上，总统在最后一刻又改变了主意，撤回了新的指示。但是莱尔德已经将指示发布出去了，我不知道命令的改变（很快就泄漏出去了）究竟有没有对局势产生实际影响。新政府撤军命令的下达不论基于怎样的意图，都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实际能力。

7月30日，尼克松在巡访世界的旅途中，不顾情报局的建议，令人出乎意料地在西贡作了逗留。出于安全考虑，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尼克松乘坐一架直升机从机场直奔总统府，这架直升机直冲云霄，越过任何可能遭到的火力狙击，然后又像一块石头那样栽到阮文绍办公室外的丛林间。我从不知道飞行员是否曾多次进行过这种飞行的实验，也不知道同遭受到炮火狙击相比，这种飞行要冒怎样的风险。尼克松告诉阮文绍，为了取得美国公众的支持，继续撤军是必要的行动。他还争辩说，要使撤军看上去是按照一个系统安排的时间表设置的，而且是我们采取的主动，这点很重要。很显然，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撤离越南，或是在必要时，通过单方面撤军来实现。

秘密会谈(1)

6月24日，我主动提出通过50年代前法国驻河内总代表让·圣特尼，再作一次谈判的尝试，此人对北越人的性格禀性非常熟悉。7月15日，圣特尼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总统。像许多曾在印度支那工作过的法国人一样，他认为我们的事业毫无希望。和他的同胞所不同的是，他明白体面的撤军对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国民而言有多重要。我并不怀疑他将向法国政府报告和我们的接触。这倒是其次，因为了解这一情况能使法国得到的不只是单方面的好处－－这既可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又不影响政策。我相信圣特尼对自己所答应要做的事情是讲信用的，也是可靠的－－他和他的妻子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同样也深得北越人的信任。对于一个中间人来说，不能期待比这更多了。圣特尼表示他愿意访问北越，并带一封信去。他还建议说，在黎德寿下次访问巴黎的时候可以安排我和他举行会谈。

尼克松选择了前一种办法。尼克松给胡志明起草了一封密信，准备让圣特尼在河内亲手交予此人。这封信强调我们致力于谋求和平的决心，还表明我们愿意在讨论我们计划的同时，也讨论河内的计划。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在会议桌上朝着尽早解决这场战争悲剧的时机已经到来。你会发现，我们在把对和平的企盼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是急切而开明的。让历史记录下来：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双方都在积极面向和平，而不是冲突和战争尼克松7月15日给胡志明的信以及胡志明的回复是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就越南问题发表演说时由白宫发布的。。

但是北越人拒绝给圣特尼发放签证，这封信就只好交给了河内驻巴黎的代表马文保。我们下决心在做出任何决定以前要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是我们要求圣特尼给我安排一次会见北越谈判代表的机会。

7月底，我陪同总统踏上了巡访世界的旅途，从“阿波罗11号”在大海中溅落的时候开始，我们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在总统回国时，我同总统一行分开，前往巴黎和布鲁塞尔。我的秘密会谈被安排于8月4日在圣特尼的寓所进行。我后来才得知，黎德寿已经离开了巴黎，和我会谈的人是河内参加和谈的全体会议的全权代表春水。这样一来，会谈的内容准保是过去大量发表过的老一套言论，别无他物。因为春水只是一位执行人，而不是决策者。他代表的是外交部，而不是共产党，河内派他来只是来声明曾在公开会议上宣读过的官方的主张。春水本人思想敏锐，一副菩萨面孔，即使在发表一些最令人激愤的言论时也是面带微笑。他没有谈判的权力，他的职责就是进行心理战。当河内想要认真对待会谈时，它驻巴黎代表团的“特别顾问”黎德寿就会从北越赶到巴黎。这个人也只有在你荒唐的想象中稍稍灵活些。但是他至少是有权威的，而且最后结束谈判的就是此人。

我和我的同事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了圣特尼的公寓，圣特尼把我们带到了起居室，并让我们用点心和饮料。他的公寓中还有一些他收藏的有价值的古董。“我希望如果你们彼此意见不合时，不会互相扔这些坛坛罐罐。”圣特尼不动声色地说着，然后就告辞了。

春水和马文保准时到达。我们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美国人背对着里沃利路，让越南人面对蒂勒里花园。就像我后来的会谈一样，他们表现出的尊严和不声不响的自信，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里坐着的一行人只是偶尔才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而且要由他们从事的许多种斗争的需要来决定。但是，他们毕竟是在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代表进行会谈，却能表现出头脑敏锐、纪律严明，而且有极强的耐心。只有一次－－由于1972年春季攻势最初的胜利而使（他们）态度变得傲慢起来－－除此之外，他们一直都是彬彬有礼的。他们从不显露出过分的热心，他们也不让自己显得慌乱。他们是从事政治斗争的专家，决心只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行动，而不被别人的雄辩所迷惑，或者被急躁的情绪所驱使。他们把美国的让步当成他们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接受，而不承认要有什么适当的回报的义务。他们认为妥协就是承认了自己的虚弱，只有他们对河内的自身利益所作的估计才能打动他们。他们对自己没有一点自我怀疑，他们永远不会让自己因反方的争论而有所摇摆，甚至受到影响。他们的目标是掌握南越所有的权利，或者至少取得这样一个结果：使他们的敌人气急败坏到在下一回合交手中自取灭亡。只是在1972年复活节攻势全线崩溃使他们精疲力竭后，他们才改变了一心谋求胜利的企图。

秘密会谈(2)

在一阵寒暄之后，我就转入会谈正题。我表达了对越南人民的勇气和经受苦难的尊敬，以及美国真诚地希望寻求一项无损于双方自尊心的解决办法。可是事实上，从停止轰炸时开始举行的谈判到11月1日就要将近一年了，在这段时期内，美国已摆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但并未得到回报的姿态：我们已经停止派遣增援部队，我们已经宣布单边撤军2.5万人，我们还做出了进一步撤军的计划。我们已经接受了在国际监督下举行的可以有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的自由选举，可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说，我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在尽可能高的级别上和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提出建议，让我们双方做出巨大努力，争取在谈判历时一年之前－－也就是在11月1日之前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准备讨论民族解放战线的十点方案，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如同雕刻在石头上，没有任何谈判余地的十诫那样的建议。就长远来说，我们不能容忍在每次会议上都受到这样的待遇，就像小学生参加考试一样，考察我们对河内的正式立场了解到怎样的程度。

我提议加紧谈判并努力寻求民族解放战线的十点方案与尼克松总统5月14日的八点计划之间的共同立场。具体来说，作为双边撤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准备毫不保留地撤出它所有的军队。我们准备接受任何自由的政治进程的结果。我们知道，双方都不期望在会议桌上放弃它不曾在战场上让步的东西，我们相信公正的进程必须符合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现有的平衡。成功的谈判需要双方都认识到，不能够乘其不备击败对手。与此同时，如果在11月1日以前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后果严重的举措尼克松在他的环球访问旅途中向许多东道国政府，并向前往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许多国家领导人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期望他们会将这些警告传给河内。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但是当时并没有制定出若是没有进展，怎样把这些威胁付诸行动的计划。。

春水不动声色地聆听着，没有做出丝毫暗示的表情。事实上，我已经提出了美国最全面的和平方案。按照北越人的谈话习惯，春水提出了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特别是加强谈判的程序问题，然后就发表了一个长篇独白。他首先追述了越南几个世纪以来为独立而战的史诗，这是我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又听了许多遍的故事。对他们来说，追忆历史已经成了一种仪式，就像饭前祈祷一样－－只不过要长得多。越南人如何击败所有外来者的这段英雄史诗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很令人感动，虽然在多年不断的重复后，这篇冗长而枯燥的故事已经成为对我自控能力的一种考验。大约45分钟后，他转入实质性的谈话，春水否认了我所指出的十点方案像是十诫的说法，说它们只是“解决战争问题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基础和有现实意义的基础”－－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缺乏洞察力思想的我尚不能领会的。

据春水说，存在军事和政治两个问题。军事解决方案是美国以及北越人所谓的“卫星国家”的部队（盟国部队）全部撤离越南。他指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还说得不够明确－－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提出美军无条件撤军的时间表。政治解决方案是需要阮、其、香（我们盟国的总统、副总统和总理）下台并建立一个由共产党临时革命政府1969年6月以后，“临时革命政府”就成了民族解放战线的正式名称。及西贡政府的其他人员组成的联合政府，只要这些人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春水表示，军事和政治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不解决，另一个问题就解决不了。换句话说，即使美国单边撤军也不会使战争结束或者释放美国战俘。

秘密会谈(3)

河内继续坚持要美国罢黜现存的政治实体，这个由于美国的撤军和罢免其领袖而变得十分虚弱的政府。如果美国没有实现这一政治变动而只是厚颜无耻地撤军，战争就要继续下去，而美国的战俘也会继续留作人质。多年以来，尼克松政府的立场换了一个又一个，从双边撤军到单边撤军，从留守部队到全面撤军，但是河内从未作丝毫让步。在美国实现显然是河内自己无法再相信自己可以实现的目的之前，美国既得不到和平，也不能接回战俘，这个目的就是推翻西贡的政治实体。这个过程越长，国内的反对派指责美国不妥协的呼声就更多。

春水和我重新陈述了双方既定的立场，虽然态度缓和了些，但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同意双方都可以自由与对方接触，并且同意应该举行一次会议。春水表明，河内不喜欢其他国家来做中间人，而且要求我们指定一位美国人，并通过这一渠道来接受或传递信件。我指定韦尔农·沃尔特斯将军，他在巴黎是美国国防大使随员，也是这次会议的翻译。我给驻西贡的邦克大使发出了一份会谈摘要，以便让他通知阮文绍总统，中途岛会谈后阮总统有权了解这些秘密会谈。虽然洛奇大使不在巴黎，但我还是对他的副手菲利普·哈比卜作了简要介绍。

这条新建立的渠道到1969年以后就没有再使用了。两天以后的8月6日，共产党对金兰湾发起攻击，对这场进攻，我们进行勉强的解释认为它很可能是同春水会谈之前就已经策划好的。然而到8月11日，共产党又进攻了一百多座城市、乡村和穿越南越的基地，八周的战争间歇就此打破。

重新评估(1)

8月23日，尼克松对北越新的进攻做出的反应是，在圣克利门蒂白宫宣布他在返回华盛顿之前，不会考虑下一次撤军的问题。这次在巴黎的北越人的反应异乎寻常的迟疑。我们明显推迟单边撤军的举措使河内举棋不定－－这暗示出它对美国军力十分重视的态度，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如果国内局势允许我们继续显示出更为坚定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发生。但是国内局势并非如此，虽然尼克松的决定完全符合他在3月份宣布的随后又经常重申的撤军三原则（缩减敌人的活动，推动巴黎谈判进展，改进南越部队军力）中的两项，这个决定还是在国会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8月25日，胡志明回复了尼克松总统7月15日的信（实际上，这封来信是8月30日收到的，也就是胡志明去世的3天前）。胡志明的信对尼克松开头的称呼“亲爱的主席先生”毫无响应，反而以十分专横的方式重申了北越的公开立场：

我们越南人民热爱和平，那种获得独立和真正自由的真正的和平。为了保卫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神圣的民族权利，他们决定不怕牺牲和艰难困苦，义无反顾地抗争下去。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和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的十点方案中所提出的全面解决办法，是解决越南问题的合乎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基础，它已经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你的来信中，你表达了为谋求公正和平而采取行动的愿望。为此，美国必须停止侵略战争，并从南越撤军，尊重南越人民和越南民族在不受外国影响下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这才是解决越南问题的正确态度。

胡志明的回信再一次表明，只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河内才会满意。它指望使美国疲惫不堪，它不允许谈判显现出任何的“进展”，因为这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笼络公众舆论。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本应该是停止撤军，但是到现在，撤军本身的势头已经非常强劲了。我们总是事先向公众宣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削减兵力的数目，每当这个期限快要到的时候，部分来自公众，部分来自官僚制度内部的压力就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大。8月23日，对河内好战态度的回击是最后一次试图停止撤军。莱尔德已经开始深信只有靠单边撤军才能使战争成效稳定持久的这种似非而是的论点了。

9月12日，在又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下一步裁军的会议上，已经不再有什么争辩了。9月16日，总统宣布了他的决定：在12月15日之前，军队的最高限额再减少4.05万人。已被批准的最高裁军限额总数已达6.55万人，这个数比罗杰斯在年初为使公众相信我们对结束战争的认真态度而认为的必要的裁军人数还要多出1.5万人。在9月16日宣布后，撤军已经变成不可遏制的了，此后总统再也不放过每一阶段撤退结束时，宣布下一次的撤军数字。河内就要在没有采取任何互惠行动的情况下实现它的第二个目标了：铁板钉钉的停止轰炸正在把我们引向单边撤军。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很长的路：我们接受了全部撤军，我们已开始单边撤离越南，我们也已经使军事行动降级－－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得到对方一丝一毫的反应，也没有让他们减轻抵抗的行动。

在9月12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越南问题的会议上，我没有更多地参与讨论，但在会议结束时我发表声明说：“我们需要一个结束战争的计划，而不是仅仅撤离军队。这才是人民所考虑的。”在会议两天前，我曾向总统递交了一份个人的备忘录，对越南化的一些设想提出了疑问。撤军对美国公众而言就像是“咸花生”－－我们撤离得越多，公众就更加盼望我们撤军，最后导致他们要求我们也许在一年之内（事实的确如此）就得撤离所有军队。我辩白说，我们的军事战略无法迅速奏效，以抵挡舆论的侵蚀，我预计（而且不幸被我言中），河内有可能会等到我们完成了大规模撤退之后再发起一次总攻。简而言之，越南战争越南化的政策不能奏效的话，我们就要冒很大的风险。

因此，在策划万斯行动计划的时候，我已经制定了一项实现和平的详细计划，在9月和10月间，我又制定了一个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以探究如果谈判失败我们可以选择的军事行为。

重新评估(2)

这项计划定名为“鸭子上钩”，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一项向北越港口布雷以及为期四天的摧毁29个重要军事和经济目标的计划。如果河内不肯继续严肃谈判的话，这项计划还预先制定了对其进行48小时到72小时的定期空袭方案。预定的行动日期为1969年11月1日，这是达成停止轰炸谅解的一周年的日子，这个谅解曾经向我们保证进行“迅速而有成效的”谈判。

显而易见，我们政府对这项预期计划不会达成一致意见，来推动实施这样一个大胆的方针，而且，总统显然也没有将它放在心上。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大门还都没有什么张弛变化，欧洲盟国肯定也是反对的。强调军事解决的方法还要承受被美国国内孤立的风险。在那些试图强迫我们同河内摊牌的令人不快的反对派和国内的骚动面前，尼克松从不先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方案。10月17日，在这种氛围下，我建议总统，在他能对本年余下的时间中北越的渗透速度做出估计之前，暂时不考虑采取这个计划这实际上是一种拖延的手段。“鸭子上钩”计划中所隐含的策略本来和渗透速度没有什么联系－－事实上，根据我的预测，只有在我们进一步裁减军力时，渗透才会加快。这个计划本来应当主要是同谈判进展情况联系起来。。

我对坚持战争越南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这反映出既要对付北越军队，又要对付国内批评者这样一种无法解决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些批评者中有很大部分都强烈反对采取前后一致的策略。10月30日，我又给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对越南化的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假设再次提出了我的怀疑：

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越南问题的方案在大肆吹嘘之后都相继失败，因此我认为我应该扼要地向你提出我对于构成越南化策略的那些假设所怀有的疑问。如果要相信这一策略是可行的，我们就必须对若干因素做出有利的假设，我们也必须相信河内也愿意接受这些假设。

美国对越南化成功的估计－－以及河内对他们的战略成功的估计－－取决于我们各自做出的判断：

－－对于我们以任何形式继续作战，公众反对的步调（过去的经验表明，越南化将不会使反对的步调放慢下来）。

－－在执行这一政策时，美国政府维持其纪律的能力（由于公众压力的增长，你可能要面对日益增长的混乱局面，向新闻界泄密的事件也会增多等等）。

－－南越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实际能力取代美国撤出的军队的实际能力－－在物质和心理双方面（在这方面缺乏确凿的证据，不过这件事情本身和过去的经验都说明，乐观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的现实情况。

－－河内目前的损失程度对它今后作战能力的影响－－指的是军事干部、政治基础等方面的损失（同样，证据也是不明确的。关于取得进展的报告涉及的大多是美国部队在治安方面的进展－－而不是敌人的政治实力遭到长期的削弱）。

－－越南国民政府（西贡政府）从它当前的绥靖行动中有多大能力获得扎扎实实的好处（有关进展的报告多半也是属于在美国保护下社会治安方面的进展）。

因此，我们越南化的政策是建立在一系列有利的假设上，这些假设也许并不正确－－虽然根据当前的分析，没有人能够肯定这一点。

这份备忘录预见了许多后来发生的复杂的情况，它注定会成为枝节问题。在华盛顿，想法不会出卖它们自己。不愿意和他们对抗的备忘录的作者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文字语句更多地变成了追溯既往的文件，而不是实际的行动指南。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在越南问题上的解决办法只有单边撤军、战争升级以及越南化这几种可以选择，而这些都是没有经验可循的新问题。比我们现有撤军速度更快的单边撤军将会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混乱状态。尼克松拒绝战争升级，原因是这样做有可能要冒损伤美国社会以及其盟国凝聚力的风险。他选择了越南化的方式，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美国的战后角色，或者放弃数百万曾依赖美国的东南亚人民。

无法调解的鸽派(1)

新政府就职一周前的1969年1月12日，《华盛顿邮报》杰出的外交记者查默斯·罗伯茨以其极富洞察力的眼光，概述了尼克松面对的两难处境：

我猜测，国家和国会将给这位新总统六个月的时间，去寻找体面退出越南战争的道路。但是就这六个月怕是不够的，公众的情绪有可能接受的时间上的有限扩散也可能不够……

尼克松总统必然要按照约翰逊总统的方针行事，这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发表的言论，还不如说是基于全国情绪所致……

竞选活动已经很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要求从越南脱身，但是又不能成为对超过3.1万美国牺牲者们的嘲弄。

把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就使尼克松先生在时间和实质问题上都受到了限制。

情况正是这样。随着1969年光阴的流逝，我们遭遇到了公众的抗议和示威以及媒体和国会接二连三提出的要在谈判中做出单方面让步的要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平的障碍不在河内，而是他们本国政府没有充分致力于和平以及西贡政府的顽固不化。

从1970年开始，有关越南问题的批评者们就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宣布一个全部撤军的最后期限。但是这既是越南化做法的一种变异，同样也是一种投降。如果截止日期是随意制定的——也就是说，还来不及让南越完全接管——所有的一切都将分崩离析，这是一种全线崩溃的方案。如果截止日期还能让我们推行越南化政策，唯一不同的是这已经昭然天下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战术判断，看看公开宣布是有助于帮助我们从战争中解脱，还是阻碍我们这样做。无论怎样，我们判断公开宣布最后期限的做法将会破坏我们同河内谈判的最后时机。到那时，河内就只等我们完全垮掉。而且，我们如何向美国家庭解释呢？在全部撤军的日期已经昭然于天下之际，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的儿子去承受失去生命的风险呢？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那些最负责任的批评者们最初只是要求在1970年底撤离作战部队，而留下一大批留守部队。

至于人们经常要求我们接受的一个争论是，我们应当不再让西贡对美国的谈判立场有“否决权”。否认在其领土上驻扎有美国军队的政府对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一定影响，这显然是荒谬的。这个政府的自信心、合法性以及生存能力毕竟是这场战争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我们对它施加的压力超过了它能承受的极限并使其垮台，我们实际上就是按照河内的条件来解决问题。但是美国对西贡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作为对我们施加压力的回应，西贡政府做了显著的努力来扩大它的基础，并同意和共产党进行政治竞争。西贡的政治比美国批评者们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复杂，也更动荡不安——而且从人性上讲，西贡政府比北越那种冷酷无情的集权统治要优越得多，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唯一的与之竞争的候选者。过于攻击阮文绍并非是对具体改革的鼓吹，实际上是逼其让位的托词。

后代的人们很难想象越南战争在国内引起的动乱。1969年7月2日，纽约的反战妇女销毁了档案材料。7月6日，“妇女为和平而斗争”的组织飞到多伦多大学去会见越共的三名女代表。两个城镇的市长向总统请愿，要求停止把他们的青年派去越南。7月15日，示威群众向刘易斯堡发动了一次模拟入侵。五角大楼前每周都有示威游行，示威时还要做出把鲜血洒在道路上的举动。8月14日，檀香山一个基地的12名青年士兵到一家教堂去寻求庇护，以此来表现“对美国军事制度中所具有的所有非正义提出强烈抗议”。一个被叫作“支持越南和平的企业管理者”的团体8月28日来到白宫，通知政府“蜜月已经度完了”。当尼克松1969年8月来到西海岸时，人们在他位于圣克利门蒂的度假寓所前面一再举行示威。9月3日，一批超过225人的心理学家在白宫外举行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指出这场战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疯狂行为”。抗议者在公众集会上宣读阵亡者的名单，并且把名单塞进“国会记录”里。不少前任政府的官员非常热衷于参加这些活动，即便他们宣读的那些已经殉难的将士名单大多来自他们在职时。在整个8月间，抗议运动的领袖宣布，从10月15日起要举行一系列的每月一次的示威活动给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所谓的“暂停正常活动”。新闻媒介明显地而且一般都是以赞许的态度报道了所有这些活动。

无法调解的鸽派(2)

当暑期将尽，学生们回到大学，国会休会完毕之际，抗议的步调就更快了。连胡志明9月3日的去世也被说成是为结束巴黎谈判僵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好机会，尽管我们手中的证据恰恰表明相反的意见。让我们提出停火建议的呼声此起彼伏，以表示对这位曾使我们备受折磨的领袖的敬意，并且希望永久停火，就好像河内会听任它一直以来反对的安排一样。事实上，我们在河内举行胡志明葬礼的那一天实行了停火，当然，我们的对手并没有将停火延长。

9月3日，缅因州的参议员艾德蒙德·马斯基抱怨尼克松总统的结束战争的计划“太过含糊”，他还质问尼克松事实上是在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还是要谋求军事上的胜利（“胜利”已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汇）。9月5日，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和盖洛德·纳尔逊建议总统应利用胡志明去世的这个“好机会”来主动提议结束战争，虽然他们并没有描述这个好机会包含些什么内容。9月6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9月25日，也就是尼克松宣布再撤出4.05万军队的一周后，纽约州众议员阿拉德·洛温斯坦宣布了一些计划，以动员公众的支持来发动另一次“打倒约翰逊”式的运动，这次打倒的目标就是尼克松。在同一天，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古德尔宣称，他将在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在1970年底以前从越南撤出美国所有军队。

在10月15日“停止正常活动”的行动日益临近之际，国会两党的批评者叫嚣的声音越来越响了。10月2日，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要求总统提议就地停火。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同一天也表示赞同古德尔的建议。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在10月3日要求政府停止盟军的攻势行动，只要敌军不乘机利用这个局势－－这是过去开始谈论停止轰炸问题时所提出的同一个方案。在9月24日到10月15日期间，国会提出了11项反战决议案。其中包括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和弗兰克·丘奇要求制定立即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的时间表，参议员雅各·贾维茨和克莱本·佩尔要求在1970年底以前撤离作战部队的决议案，还要求撤销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的1964年东京湾决议案，根据此决议案美国第一次向越南派出作战部队。10月9日，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布鲁斯特要求无条件撤军越南。10月10日，79位私立学院和大学的校长联名写信给尼克松，强烈要求制定一个明确的撤退时间表。10月14日，北越总理范文同给美国反战抗议者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对“暂停正常活动”这一行动的敬意，他赞扬他们的“斗争”，并认为“这一斗争崇高地体现了美国人民……越南人民和美国进步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合理而迫切的要求，这一斗争必将获得彻底胜利”。

10月15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暂停正常活动”的示威活动。有两万人在纽约的金融区举行了集会并聆听前总统约翰逊的助理和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的讲话，他要求尼克松总统对公众的反战情绪做出反应。3万人在纽黑文草地集会，5万人在白宫视线之内的华盛顿纪念碑广场集合。在纪念碑前举行示威之前，数千人手执蜡烛巡游全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对参加庞大集会的群众发表讲话说，尼克松总统由于“人格局限性”而没有能力结束战争。波士顿示威的规模看来是全国最大的，那里有10万人集合在公众广场上。所有这些示威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人民确信美国政府是实现和平的障碍，认为政府需要的不是一种体面和平的方案－－这已经成为人们自鸣得意加以嘲笑奚落的概念－－而需要有人给它指明这是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这种情况下，即便和实质的道德缺失无关，但在美国刻板思想的影响下，这个问题被简单地定义并误导为：谁要是支持战争，就是崇尚轰炸本身，谁要是反对战争，就是反对轰炸。

在这样的氛围下，两方面的沟通就断绝了，一方面来自继承了这场战争的政府，而且这是一个从任何合理的尺度衡量都是在尽力结束战争的政府，另一方面来自那些过去曾认为总统职位和美国的国际角色对他们利益攸关的人们。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曾在战后保持了伟大首创精神的领袖锐气受挫。印度支那的战争以吹响复活的理想主义号角为开端，却以暗杀、种族冲突、社会动乱和激进的政治生活为结局，致使十年中人们的失望情绪升至顶点。越南的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派改良主义干预学说和学院派逐步升级理论的产物。这些崇高的愿望一旦破灭，就会使人们的自信心遭受损害，这样一来各权势集团便没有了根基。那些曾经在其启发下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领袖，就会因学生运动陷入深深的不安。这些来自中产阶级的青年男女－－毕竟是他们的孩子们－－所攻击的不仅是政策，更多针对的是生活方式和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念。现代精神病学和激?的中上层阶级的时髦言论助长了青年们的负罪感，在这些感受的激励下，这些青年成了一个单纯信仰传统美国价值的时代终结的象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长辈的不安全感把逐渐成熟的青年人的不满情绪，转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激愤和全国性的创伤。

无法调解的鸽派(3)

还有另外一些与美国政治结构相关的原因。越南战争使林登·约翰逊和休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倒台，这不是因为整个国家已经转向了反战（反应大多数人观点的支持华莱士的选民和共和党人不是赞成干涉，就是保持沉默），而是因为这场战争使他们的权利基础民主党分崩离析。民主党一旦退出白宫，他们就会发现在越南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和党的总统的做法非常吸引他们。那些虽然反对战争但勉强支持约翰逊和汉弗莱的人们，不再受到对党忠诚的约束力。在约翰逊政府期间，共和党右翼对越南军事战略问题并不表明态度，如今理查德·尼克松却得以同右翼就一项撤退计划和一个难分胜负的结局达成谅解。如果是民主党总统，就很可能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这样，就没有什么保守派的抗衡力量来对抗这些越来越刺耳的抗议声了。在尼克松的要求下，1969年我问过我的朋友威廉姆·巴克莱，看他是否能在坚实的政策后帮助调动保守派的观点。“不，”他回答说，“马匹已经从畜棚逃走了。”尼克松稳定了右翼的情绪，使抗议运动从约束力中得到解脱，美国政治的重心也因此决定性地转到了反战的一边，即便公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观点。

尼克松政府所遭遇的新挑战与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遇到的很相似：在不使国家其他职责瓦解的前提下撤军。这点对美国来说甚至更为重要，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美国的自信和可信度。但是就遭受到的反对势力而言，戴高乐比尼克松要幸运一些，因为反对势力是那些要求取得胜利和认为他让步太多的人。这就使他在对付阿尔及利亚叛乱者时有更多的回旋余地，那些叛乱者必然认为代替戴高乐的力量只会比他更遭。相比而言，尼克松的反对派来自那些要求我们更快地撤离战争的人们（即便不是要我们兵败而归），这就破坏了我们讨价还价的立场。河内将会从尼克松政府国内的分崩离析中渔翁得利。所以－－即便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公众的绝大多数仍是期望体面地解决问题，并且坚决反对俯首投降－－美国政治的势头仍沿着单边让步的方向发展。因为尼克松政府四年以来一直保持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并取得一项妥协解决办法以及在不稳定的时政中找到了让越南存活的真正的时机，实在是了不起的政治壮举。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国内公众的骚动情绪触动了尼克松最深切的痛处。他已经主动扭转了前任的方针，他已经撤出了一些部队，而且已经使战争降级－－所有这些步骤都是由权势集团促使他为之的。对于他们，尼克松既羡慕又不信任。他非但没有得到赞扬，反而受到斥责，责怪他没有沿着这条路更快地前进，而这条路对他的前任来说甚至不敢迈出一步。不需花大力气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他面对的不是政策上的分歧，而是自从阿尔杰·希斯案件以来一直寻机搞垮他的自由派，还有那些再一次联合起来的报界和权势集团的夙敌。尼克松生性不能了解青年人的激烈情绪，尤其是大学生们。他靠自我奋斗读完了高等学院和法学院，因此他认为学生们应该对接受高等教育怀有感谢之情。如果他面对的是一场决定生死的政治决战，而不是一次外交政策辩论，他相信他能靠过去全部的奋斗手段而获得别人公正的评价。在国际事务上，尼克松对微小的意见分歧都是敏感的，他还善于运用和解和妥协的办法。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他是一位有胆量的斗士，他毫不怀疑地使用总统的权力－－的确有许多证据－－他的前任们也同样如此。

尼克松从不能超越他的怨恨及其复杂性，但是他也从未由于其前任留给他的任务之艰巨而从他的批评者那里获得过同情。在双方的互相抱怨之中存在着一种自我满足的愚蠢：尼克松相信自由派合谋反对他，批评者们认为尼克松政府决定继续战争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缺失。

我赞同尼克松的越南政策，但是由于我的背景不同，所以我对抗议者的态度与尼克松不同。他把他们看作是必须战胜的敌人，我却把他们看作以前和我有分歧的学生或同事。我理解抗议运动中并非激进派人们的良苦用心，从人性上讲，我和他们中某些人的意见很一致。但我坚信他们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偏执和自以为公正的想法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国内的安定团结是极其危险的。我试图保持政府和其批评者们之间的对话，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同这些反战组织会谈，尽管遭到尼克松的国内政治顾问们的反对，尤其是霍尔德曼的反对。我的主旨是始终如一的，即战争的结束必须是一种政策行动而不是对示威游行的回应。悲剧在于政府和其批评者们彼此都可能挫伤对方，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能达到双方所渴望达到的目的：早日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在整个期间，河内一直袖手旁观，冷冷地看着美国如何同它自己，而不是同它的对手进行谈判。

策略出台(1)

尼克松想要采取各种行动减少他的对立派。9月19日，尼克松和莱尔德（他本来已经要求国会批准抽签征兵的草案）在白宫宣布，从越南撤军6万人，使尼克松政府能够取消11月和12月的征兵命令。10月份的征兵计划将延长到本年度最后一个季度。国防部开始规定仅限19岁的青年入伍。11月26日，总统签署了准许把抽签征兵草案定为法律的议案。

8月，为扣押在越南的美军战俘发起了一项宣传运动，要求北越人遵守日内瓦公约，并接受红十字会的视察。这之后美国又在巴黎会谈中以及在1969年9月举行的国际红十字会议上发表了强有力的声明。40位参议员于8月13日签署了一项谴责北越虐待美国战俘的声明，200位众议员在9月也签署了同样的声明。最初这些举措得到了国内的支持，但是后来由于战俘问题成了要求单边撤军和解散南越政府新的争论焦点（虽然几乎没有来自战俘家庭的反对），公众却利用它来反对尼克松政府。

但是，尼克松试图把所有的赌注都押上去。在他于1969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外国领袖进行的多次会谈中，尼克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11月1日停止轰炸一周年就是一个最后期限，看实现停止轰炸是否换回了河内所承诺过的实质性谈判。在环球巡访期间，他还曾明显暗示过，他快要失去耐心了，如果11月1日以前在巴黎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就要采取强硬的行动。据我所知，尼克松对下一步的计划还没有明确的概念（“鸭子上钩”计划实际是把早已做出的威胁付诸行动）。我第一次听到最后期限这回事，是在1969年8月尼克松同巴基斯坦领导人叶海亚汗交谈的时候。因为尼克松从不允许国务院的人（国务卿也极少参加）列席他同外国领导人的会谈，政府中没有什么人知道总统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威胁。

9月27日，多勃雷宁来看我，要我想法在外交部长安德雷·葛罗米柯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发出请他和总统会见的邀请。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尼克松按照事先的安排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要我转告多勃雷宁，越南问题是美苏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火车已驶离车站，正沿着轨道驶去”（这是尼克松喜欢讲的一句话，比如，他在1968年俄勒冈预选之后为了激励代表大会中动摇的代表们就曾这样说过）。我重复了尼克松的意见并补充说，下一步就取决于河内了。

10月6日，尼克松会见了罗杰斯，他表明在河内做出反应之前，禁止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新的外交主动，并且，他第一次提到了11月1日这个最后期限。白宫在10月13日宣布，总统将于11月3日发表研究越南政策的重要讲话（之所以要选择这天，是因为11月2日是新泽西州州长选举日，尼克松不希望在那一天引起大批反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抗议投票－－那位候选人那次成为新泽西州16年内的第一位共和党州长）。这样早就宣布总统要发表讲话，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这强化了人们捉摸不定的心理，甚至还促使人们给总统施加压力以动摇他可能宣布的任何决定。

尼克松在发表讲话之前的这段时间，力图取得苏联的支持。10月20日，他会见了多勃雷宁，此人刚刚从莫斯科述职返回。尼克松指出停止轰炸已经一年了，如果不能有很快进展，美国将不得不采取它自己的结束战争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苏联能给予合作使战争体面结束，我们将“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来改善美苏关系。多勃雷宁并未准备好提出任何关于北越的建议，但是他确实提出了苏联的某种让步。经过几个月的争吵之后，我们在6月向苏联人表明，我们准备立即开始战略武器会谈。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虽然苏联好几个月来一直表示出对会谈的热切心情，一旦我们决定开始会谈，他们却避而不答。10月20日，多勃雷宁通知我们，苏联准备好在11月中旬开始会谈。

这是精明的举动。克里姆林宫（苏联政府）意识到了美国政府急切希望开始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于是做出正确判断，认为尼克松不大可能拒绝。在充满希望的氛围中，对越南采取任何军事升级行动，看起来都会影响使紧张局势大大缓和的前景。因此，几天前由“暂停正常活动”产生的国内公众压力之外又增加了这条雪上加霜的限制。事实证明，苏联的算计是正确的。尽管白宫想要在11月3日讲话后再做出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答复，可是罗杰斯坚持我们要在10月25日宣布接受苏联的建议。

尼克松并不情愿以升级对苏联人的威胁为手段来压制他的老朋友，但有时又不得不这样做，为此他总想对老朋友做出点补偿，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他告诉我，我应该向多勃雷宁传达，总统在越南问题上已经“无法控制”怒气了。在尼克松手下工作，应当让他区别对待他发出的命令，再给他一个机会来考虑那些无法实现的或是十分危险的命令。这次的命令属于后者。鉴于他对“鸭子上钩”计划的反应，我认为尼克松不打算在11月1日采取什么行动。发出可怕的威胁，而后又不打算采取行动，这种做法会降低我们的威信。所以，我就等着看看尼克松会不会重提这件事，而他没有这样做。

与此同时，尼克松一直一个人待在戴维营研究他11月3日的讲话。这是尼克松最激烈的公开亮相之一，他拒绝了所有内阁成员的建议，划定了一条界限，对抗议者不做出让步。他把问题交给人民，从而为他所说的“体面的和平”争取到所需要的活动余地。这篇讲话产生了震惊的效果，因为他向抗议者、北越人公然挑战，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宣布我们的谈判立场不作重大改变而且不撤军。讲话呼吁“缄默的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他们的总司令。这项总统声明第一次清楚地表明了总统的意图，使大家明白当总统提到他有“一项结束战争的计划”时，他的意思是采取越南化和谈判的两手策略。而且讲话还指出一点，越南化提供体面脱身的希望，而又不至于被对方拿来做是否合作的文章。

策略出台(2)

尼克松列举了采取撤军、减少空中打击并增加对南越部队训练的各项步骤。他强调指出越南化的设想是：“根据一个有条不紊的有计划的时间表，将美国所有的地面作战部队全部撤离，以南越部队来代替。”尼克松还透露了他在就职以前同北越的秘密信件往来，为推动谈判同苏联一再举行的会谈以及在7月和8月间和胡志明交换的秘密信件，信件的全文由白宫刊发。他没有透露我和春水曾进行的秘密会谈，但是他坦白地解释说：“除了就会议桌子的形状达成一致之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这篇讲话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从讲话结束的那刻起，白宫的电话总机就因祝贺的电话而响个没完。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电报潮水般涌来，很快地压倒了曾一统天下的批评的论调和电视评论。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是由霍尔德曼手下干劲十足的人员激发起来的，他们曾要求全国各地的政治支持者们发来电报。但是，即便是白宫公共关系的天才也没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尼克松无疑触动人们的神经。民意测验表明，支持他的人数大大增加。美国人民可能已经对这场战争厌倦了，他们却不愿意接受失败。

尼克松的情绪被大大调动起来，他装出对公众的喝彩无动于衷的模样，其实他在享受着他难得一遇的这种向他欢呼的时刻。他把这些致贺电报堆到他的办公桌上和地板上，数量之多使椭圆形办公室无法用来办公了。好几天下来他都不让人把电报收走。

公众的情绪一旦清晰，有组织的压力就开始或多或少趋于缓和，因此，这是自1月份来，政府第一次有了活动余地。

然而我们仅靠这一点，是无法拖垮并在谋略上胜过那些难缠的、死心眼的河内领袖的。1969年，即使作最宽容的解释，也不能说这些领袖进行了可称之为谈判的努力。他们拒绝探讨甚至拒绝讨论任何妥协的建议－－不讨论自由选举或是混合选举委员会，也不讨论停火。单方面撤军和减少飞行并没有改善局势，军事降级也没有加速谈判的进程。河内决心攻破美国国内的意志，为达此目的，它就不能允许表现出取得进展的一丝希望。

回顾一下我们在4月派出万斯执行任务的理由，还有“鸭子上钩”计划以及我在9月和10月反对越南化的理由，差不多都是正确的。时间对我们不利，一步一步地做出让步和撤军，反而鼓励对方采取决不妥协的态度。仔细分析起来，还不如提出可以想到的最慷慨的建议－－如果再遭到拒绝，就设法采取军事行动。不这样就不可能让苏联摆出合作的姿态，因为没有危机，就没有促使苏联采取具体行动的动机。如果我们在一个引人关注的时刻，表示我们愿意做出在三年战争期间最终做出的一切让步，如果我们把后来在1970年、1971年和1972年分别在柬埔寨、老挝和北越以不断减少的兵力开展的军事行动（即便没有最后的轰炸），归拢起来在1970年初一并解决，战争的时间可能会明显缩短，最后的解决方式可能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但是现在很难说，西贡是否会准备承担单独应战的负担。国际大环境也不太好：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以来和苏联的关系仍然紧张，和中国也没有什么接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难控制。执行越南化进程的莱尔德坚信战争升级会与尼克松阵营的承诺相抵触，还会破坏现有的公众信任。面对国内的骚乱和政府内部的分歧以及国际形势，我极不情愿地随了大流，考虑到种种情况，越南化是我们在国际、军事和国内局势下势必采取的最好的混合计划。

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了。我知道这将是一条漫长而充满痛苦的路－－我曾多次向总统概说过其中潜藏的危险，不过，我也相信，比起我们国内的批评者们向我们提的建议，越南化还是要略胜一筹的。

策略出台(3)

越南化是一条冒险的方针，但是它对美国人民和南越人民必然要面对的美国撤军来说仍是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在无情地削减美国军力的过程中，成功地加强南越的力量（尼克松政府意图在此），美国的目标就会成功实现。如果计划失败，单边撤军行动就会变成唯一的选择，在美国部队所承担的混乱和羞辱的风险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最后解脱。

结果，那一年以我们做出了两个估计而告终。战争的结果取决于我们所做出的估计是否正确。1970年2月18日，总统向国会作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令人震惊的冷静的语句概述了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直接揭穿了有关尼克松故意欺骗美国公众的谎言。一位总统的声明很少能如此坦诚地承认自己的怀疑，并提出质疑：

在我们卷入越战期间，取得进展的说法时常被提出来－－而且经常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不论我们多么仔细地制定我们的计划，不论我们对这些计划的进展抱着多大的希望，我们都能意识到两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不能试图去欺骗敌人，他们知道实际发生的情况。

－－我们也决不能欺骗我们自己，美国人民必须了解全部的真相。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判断力和对领导能力的信心。

报告承认了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可以衡量未来进展的标准。我们承认，政府还不知道解决所有战争问题的最后答案－－关于敌人的意图，越南化的前景以及越南人民的态度：

－－敌人进行持久战的军事能力如何？他们能够成功地毁灭我们的成果吗？

－－盟军能力实际上提高了多少？特别是，越南人是否建立了他们要继续取得胜利而不可缺少的领导阶层，后勤能力如何，战术的实际知识了解多少，对他们自己人民的需求是否敏感？

－－在面对盟军继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敌人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军事战略？如果他们选择进行旷日持久的、不太激烈的战争，他们是不是只要等到美国完成撤军后，再重新赢取主动并击败南越部队？

－－最重要的是，越南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正是为了保证他们的自由选择而作战。他们同越共是真正疏远了吗？或者他们对双方同样漠然？对于绥靖计划取得的成果将会保持下去的可能性，他们的态度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不是在鼓吹国内对抗或者军事对峙，这是由于十年来的失望情绪而变得谨慎的领袖进行的冷静考虑和分析，严肃认真地使他们的政策建立在现实基础上，而且愿意接受体面的政治解决结果。

策略出台(4)

第二章注释

*以下是国务院文史部一位专家关于柬埔寨平民伤亡人数的备忘录：

柬埔寨和北越在大小上差距不大，但是北越的人口却是柬埔寨的两倍多。在柬埔寨波尔布特大屠杀政体建立之前，北越人口为1800万，柬埔寨为700万。当北越把军队布到南越时，战争就好像发生在柬埔寨的身上，并不仅仅在北越境内进行。另一方面，B-52对柬埔寨的轰炸吨位比对北越投入的少得多－－对北越投放量的1/4相当于对柬埔寨投放量的2/3。

1969年到1973年，对柬埔寨而言，金边的记者很难估计由空袭而带来的伤亡人数。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伤亡人数绝大部分都是在1973年产生的。在越南和柬埔寨签订停火协议之际，波尔布特武力围攻金边，美国被允许集中对柬埔寨进行空袭。金边的记者能够看到许多附近的村庄被炮火所毁。根据美国空军指挥官沃格特将军所言，这些村庄的居民全都撤离到城市了。他的部队采用了很多情报资源（包括红外线感应器），证实这些村庄已经被占领。他们所犯的最糟糕的错误是，B-52机组人员没能计算好偏移度，而误将炸弹投向军事重镇乃良的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一百多平民丧生。

**《致总统的备忘录》，1969年9月10日

送件人：亨利·A.基辛格

主题：我们目前的对越方针

我对我们目前采取的对越方针非常忧虑，这份备忘录就是为了向您说明我忧虑的原因。它并不是探讨其他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行动计划，而是作为背景情况供您参考。您是知道我的建议的。

尽管时间对我方和敌方都不利，但是很快情况就要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这种悲观的看法是基于我对河内战略的看法以及我认为我们国内各种各样的势力有可能取得成功。

一、美国的战略

事实上，我们试图通过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来解决越南问题：1）美国国内；2）越南；3）通过外交手段。而要通过外交手段达到我们的基本目的，我们就必须在其他两个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a.美国

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公众舆论让你解决越南战争的压力将会持续增长－－而且我相信将要大大增长。虽然民意测验可能表明现在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对政府处理这场战争的方式是满意的，但是让这种支持化为乌有的因素还是明显存在的。10月份学生举行示威的计划是众所周知的，而许多美国人虽然反对学生们的这些活动，但他们也会因此而想到自己也是反对战争继续下去的。我在下文中会提到，我不相信“越南化”能大大减少要求结束这场战争的压力，事实上，经过一段时期后，它或许还会增大这种压力。许多“温和派”舆论界的领袖就持明显的反对态度，特别是报界和东部地区的人士，比如《生活》杂志，这是有特别意义的。如果再让公众感到强烈的不满，其结果必然导致舆论的两极分化。那时你将处于某种和约翰逊总统相似的处境，虽然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你将受到鹰派和鸽派的两面夹击。

这些由公众对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所产生的影响，将使国内公众和河内明显看出我国内部言论纷乱的情况更加突出。政府官员试图安抚鹰派或鸽派的陈述将会使河内感到迷惑，但也会使他们坚持其采取的等着把我们拖垮的既定方针。

b.越南

在涉及越南方面必须考虑三个因素－－1）我们为“赢取战争”而通过军事行动和绥靖政策所做出的努力；2）越南战争“越南化”；3）南越政府的政治立场。

1）我不相信按照我们目前的计划，我们能在两年之内赢取战争，虽然我们在给敌人造成损害方面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仍然相当重要。

策略出台(5)

2）“越南化”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它允许我们把战争交给越南人来接手究竟前景如何，另一方面是河内和美国舆论的影响如何。南越部队是否能承担比目前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计划规定的更大的负担，我对此不抱乐观态度。毕竟，计划把战争的负担交给越南政府还要花30个月的时间。我不相信我们能有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当我们沿着“越南化”道路继续走下去时，将会碰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美国撤军对美国公众而言，将会变得像咸花生一样，我们撤离得越多，公众就越盼望我们撤军。最后也许导致他们要求我们在一年之内就撤离所有军队。

－－部队撤出越多，河内就越是受到鼓励－－他们这些人不会上当受骗而认为南越人能够接手这场战争。他们可以选择在整个过程中攻击南越政府的部队来使我们为难，或者等待我们大规模撤离以后再这样做（也许要经过一个更大规模的渗透行动以后）。

－－每一位从越南撤离的士兵对我们在南越所作的努力，相对而言都将越来越重要，因为他在美国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比他以前的战友们更大（当然，我们不需要继续撤离作战部队，但是我们在以后的撤离行动中可以着重撤出增援部队。然而迟早有一天，我们必然要从根本上损害到我们在南越的行动）。

－－要继续保持那些仍然留在越南的士兵们的道义责任感就越来越困难了，更不要说维持士兵母亲们的情绪了。

－－在“越南化”最后阶段到来之前，不一定会减少美国的伤亡人数，因为我们的伤亡率也许与南越美军的总数没有什么关系。敌人每周要杀死150名美国士兵，只需要进攻我们部队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做到。

－－“越南化”要依靠越南政府的扩大，而且阮文绍的新政府不比以前的政府扩大了多少（见下文）。扩大越南政府的最好办法是造成西贡政府正在取胜，或至少能长期存在的印象。战争的结局越是难以捉摸，“越南化”的前景就越是暗淡。

3）我们在越南政府问题上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现在的越南政府不能在政治解决方面走得太远，否则就必然要严重威胁到它本身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它也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使政治解决成为可能。

阮文绍没能“扩大”他的政府基础，这点的确令人不安。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没能笼络住西贡各种各样的茶馆政客。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这些政客显然不相信阮文绍和他的政府对掌握未来的权力而言能代表多大希望，而且也因为新政府对中立主义人士没有做多少牵线搭桥的工作，这些人在未来的政治解决中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我还没有提到他还没能在非天主教的村庄中培植自己的政治实力。此外，由于美国部队正在撤退，阮文绍变得越来越依靠南越军方的政治支持。

c.外交手段

因此，越南局势没有希望能取得足够进展，也无法促使河内在巴黎的谈判中做出实在的让步。他们的不妥协态度也是因为估计到美国国内反对我们越南政策的潮流日益高涨。看来他们好像是准备让我们精疲力竭。

二、河内的战略

毫无疑问，敌人已经遭到我们的盟国在南越进行的军事行动的伤害，他们已不能在一直以来拥有的基地上保持先发制人。有关敌人先发制人的出击行动的统计资料以及河内主要的军事战略家武元甲最近的一些言论都表明，河内已有意识采取“持久战”的策略。这种策略显然包括出动小的行动部队采取“取得高分”的迅捷行动，重点在于造成美国士兵的伤亡（特别是利用火箭炮和迫击炮攻击）。这种行动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低消耗的战略，目的在于给美国造成心理上而不是军事上的挫败。

我对河内战略的看法也基于我对敌方渗透情况的估计。根据情报局的估计，他们本来可以派遣更多的人参与渗透，尽管国内的困难日益增长。对他们并未采取此种行动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不需要通过输送渠道派进更多的人员－－至少在几个月内是如此－－来支持持久战中低消耗的战略。看起来，他们绝不可能要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表示愿意实现事实上的共同撤军，虽然这点也不容忽视。在这方面并没有出现任何外交上的迹象－－除了春水把临时革命政府纲领中的第二点和第三点联系在一起之外－－而且我不相信他们能信任我们到使他们“撤军”的比例大于我们撤军比例的程度。

河内采取这种拖延的战略既符合他们有关如何打一场革命战争的理论，也符合他们期望美国会出现日益增多的重大问题的心态。

三、结论

简而言之，我认为我们无法在越南取得足够明显的进展，使我们能在美国国内（以及美国政府内部）保持原来的立场，而河内则已经采取了一种他们能够保持时间的战略－－除非爆发像中苏反目的冲突。因此我感到越来越不安。

秘密谈判和扩大战争(1)

1969年底和1970年初，尼克松政府极力谋求尝试回答那些在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所显露出的问题，我和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我们称之为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我在1969年9月5日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简要说明了这个小组的目的：

回顾几年来我们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官员们多么频繁地被他们关于越南的偏见引入歧途，尽管对唾手可得的事实做一些仔细而客观的分析，就会使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1969年10月20日是这个小组第一次举行碰头会议。理查森、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情报局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我的一个工作小组对南越44个省当中的12个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便准确估计农村形势，为控制农村人口而斗争。

我读了这份长达100页的研究报告，在上面批注了许多和一年以前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上批注的同样问题。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美国顾问们了解他们所看到的情况吗？我这样写道：“我发现最不称职的人就是那些最容易满足的人……如果你那儿事件较少，这究竟意味着你干得漂亮还是敌人的故意所致？如果是后者，这是否是一个信号？我们如何才知道我们摧毁掉的是什么样的基本设施？……人人都说土地改革很重要。它还没有进行，我们的绥靖政策却有了进展，这怎么可能呢？”重新起草的文件回答了这些问题，1970年1月22日我把文件的总结摘要报告了总统。南越38％的居民生活在城市，在政府的管辖和保护下，他们是相当安全的（尤其是1968年春节攻势的失败使越共损失了大量干部之后）。但是敌人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控制居住在农村的62％的人口，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使城市“像熟透的果实般落地”。这次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1968年9月后，西贡政府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已经从20％升至55％，共产党的控制力从35％减少到了7％。400万南越的农村居民生活在双方争夺的地区，白天由西贡所控制，到了夜晚就被越共所控制。我们不能确定，在我们继续撤军的情况之下这个百分比能否保持下来：

（1）北越人战斗了25年，不可能不再作一次重大的努力就罢休。这种努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比如袭击美军、越南共和国部队以及地方部队等方式。但是，如果他们已经决定不做这种努力，他们大概就应该对谈判更积极些（总统在这里批注：“有道理”）。

（2）我们尚未见到说明越南共和国部队真正有所改善的证据。有可能是敌军受到了重创，而不是南越部队比过去有多大改善。还有可能是，敌人在8月和9月将主力部队后撤，减少了军事行动，主要是因为我们8月初在巴黎提出的威胁，他们低估了这种做法对他们游击部队的影响力。

基于上述的原因，我建议总统派我当时的军事顾问亚历山大·黑格（后来他成为我的副手，再后来成为北越指挥官和国务卿）和一个分析专家小组到越南访问。1970年1月19日到29日间，他们调查了九个关键省份，并证实了我们在华盛顿的研究结论。然而他们也警告说，形势进展的速度在1969年最后几个月已经明显减慢了：“没有迹象表明敌人已经放弃……美国撤军给南越政府造成的压力可能导致……敌方安全部队工作的恶化，使南越政府丧失民众支持。”中央情报局独立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表明南越领袖由于害怕美国仓促的撤军，滋生出了日益悲观的情绪。当我把中央情报局的这份报告交给尼克松时，他在报告上写道：“‘K’（指基辛格）－－心理状态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想要建立信心的话，他们必须负起责任来。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冒点风险。”

能够确定的是，当时还存在相反的观点。英国游击战问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曾因设计了打败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而享有盛名。此人于1969年11月访问了越南，后来他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西贡处于“取胜的地位”，而且这种局势将持续保持，除非美国撤军的速度过快或者减少援助。

但无论进行了多少研究，无论这些研究多么客观或多么仔细，都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基本矛盾。对一个存心要打持久战的敌人来说，只有使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使他们进行政治解决。一旦采用越南化战略，我们就必须加强南越的军力，挫败河内在这个进程内对我们的阻挠。这个战略肯定会遭到美国人中间那些虔诚的、声讨的、日益增多的少数派拼命反对。11月3日的演说为越南化赢得了一些时间，但是时间是靠不住的，我们不得不利用这个喘息的时机来加强我们在当地的力量。同时，我们决心探测一下谈判的前景－－通过谈判，双方可以检测一下自己关于对方的估计，而且我们还要从看起来无法解决的僵局中寻求解决的办法。

秘密谈判和扩大战争(2)

秘密谈判

谈判的乐观时机应该在局势看起来进展顺利的时候。向压力屈服等于鼓励对方给我们施加压力，给自己造成一个缺乏毅力的名声等于给了对手拖延谈判的大好时机。主动让步是促使对方采取互惠行动的时机，也是我们能够坚持到底的最大保证。最好的谈判策略就是设法判断出一个最合理的结局，然后争取分步骤迅速达到目的。

1969年11月似乎是尼克松政府就职以来我们的地位最强有力的时期。我们扛住了河内的一次军事进攻，也顶住了一次国内的反战抗议。总统和我向人民陈述了他的意见，并得到了实际支持。尼克松因谈判的进程缓慢而倍感不快，并拒绝任命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人选，洛奇由于个人原因在11月辞去了出席巴黎谈判的大使职务。河内顽固阻挠巴黎会谈长达一年之久，现在却开始叫嚷要美国任命新的高级谈判代表来。我建议尼克松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再试试进行秘密会谈。北越人不可能利用巴黎的秘密渠道进行宣传，如果他们拒绝进行会谈，他们的拒绝一旦公布出去将对他们不利。如果河内准备解决问题－－对这点我持怀疑态度－－我们也只有通过秘密会谈才能获悉。然而多次记录在案的会谈已经证明河内是谈判的阻力。

由于多种原因，尼克松对谈判持怀疑态度，他不相信河内在遭受重大军事挫折之前会准备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来解决问题。总的说来，他对谈判的任何过程都感到不安，他非常不喜欢让自己处在一个可能招致失败的境地。基于这个原因，他总是小心谨慎地为失败安排一个借口。在每一次谈判之前，尼克松都会向我下达一些指令，其中还包括他对谈判成功不抱太大希望的表述。但是因为尼克松尽管有着刀子嘴，他仍真诚地希望和平，所以他最后总能和我保持一致的观点，即我们对美国人民负有责任，无论机会多么渺茫，我们都要找到体面而光荣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并将之记录在案，说明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于是，1969年11月底，我们请美国驻巴黎的国防使馆专员韦尔农·沃尔特斯将军提出同春水进行秘密会谈的要求。消息很快传达到了，这是尼克松当政期间白宫第一次没有通过外国中间人直接和北越人接触。沃尔特斯提出再次举行秘密会谈的建议，但是北越人还没有准备好。12月12日，沃尔特斯将军被请到北越人住地，北越驻巴黎总代表马文保声称，河内对11月3日的“好战”演说以及总统拒绝任命一位高级官员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的行为感到不快。他要我们注意河内在8月会议上提出的被他称作“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提议，河内说，进行新的秘密会谈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有什么新的意见要谈。

尽管对于尼克松致力于和平的努力进行了持续性攻击，在遭到河内拒绝的一个月之后，尼克松授权我再进行一次接触。1月14日，沃尔特斯将军建议在2月8日后的任何一个周末举行会谈，“假如双方都愿意超越目前局势的话”。尼克松仍旧保持着怀疑态度，“我不知道这些小丑们想谈些什么，”他问我，“但我们的方针是：除非他们谈，否则我们就沉默到底。我没有感觉到现在是做出让步的时候。”

一连几个星期河内都没有做出反应，但是1月26日，我们看到了谈判很快就要开始的迹象。河内宣布，北越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实际上，他是统治集团的第五号人物）将要出席即将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然后，2月16日，沃尔特斯被召到北越住地，并得到通知，我们傲慢的谈判对手同意于2月20日或21日举行会谈。他们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现在却要求我们在12个小时内答复。后来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这个期限内接受了2月21日作为会谈日期。尊重这种不合情理的要求给人一种迫不及待的印象，它使河内在心理上赢得了它极为珍贵的一分。而这件事使我们一开头就很别扭。

黎德寿和我之间的秘密会谈就是这样开始的。在1970年2月20日（译者：应为21日）到4月4日之间，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会谈。

我们在巴黎市郊舒瓦齐勒洛瓦同北越人会谈的寓所可能属于当地工厂的一位工头：底层有一间小起居室，旁边是一间更小的餐厅，可以通向花园，在起居室中有两排有着红色靠垫的安乐椅。美国代表团－－我、理查德·斯迈泽（我的越南问题专家）、温斯顿·洛德（在第一轮会谈后他代替托尼·莱克成为我的执行助理），还有沃尔特斯将军－－沿着门左边的那面墙坐下来，北越代表团，有六个人，坐在对面，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四五英尺，但观点上的距离使我们相隔甚远。

1970年2月21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春水出来迎接我，并把我领进了起居室，去会见比春水高几级的一位政治局成员，但他的会谈身份却是春水的特别顾问。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1)

黎德寿灰白头发，仪态端正，个子瘦小，总是穿着一套黑色或褐色的毛氏制服，他那大而明亮的眼睛偶尔才会显露出他16岁时就参加共产党抗法游击队的狂热。他总是保持着镇定自若的姿态，除一两次外，他的举止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对他献身投入的事业了如指掌，而且也非常老练巧妙。

他的事业就是要击垮美国的意志，破坏受美国支持的西贡政府，并在我们几届政府力图保卫的一个国家里建立河内的统治。随着会谈的进行，我们私下开玩笑的时候也多了起来，也开始建立有限的个人接触。通过这些我了解到，黎德寿的职业就是革命，他的专业就是游击战争。他可以高谈和平，但就他的个人经历而言，和平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曾在法国殖民时期蹲过十年的监狱。1973年，他领我参观河内的一座历史博物馆，还不好意思地承认以前从未来过。那些越南历史文物－－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部分都是由法国殖民政府收集的－－反倒提醒黎德寿想到了出土这些文物的城镇里的监狱，而不是越南光辉的文化。

对列宁主义清规戒律的狂热信仰以及对越南民族的信心使黎德寿能持之以恒。他的民族使命感使个人对美国的仇恨不足挂齿：美国人不过是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愚昧无知而撞进印度支那的又一批洋鬼子而已，而越南的使命就是把洋鬼子们赶出国门（没那么容易，我常常想，还是要先把他们逼急了再说）。

黎德寿的列宁主义使他坚信他了解我的动机胜过我了解他们的动机，他的越南传统却又表现为一种怀疑他有可能上当受骗的情绪。当谈判在三年后变得严肃起来时，他却要在我们提出的最无伤大雅的建议中找寻陷阱。开始他还大肆发表感言讲帝国主义的诡计不能骗过他，后来这些言论越来越使人感到厌倦。

黎德寿将谈判当作是另一种战斗，任何妨碍河内取得最后胜利的解决方法都被他定义成了诡计。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拖垮，河内提出的建议才是唯一“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情理的”谈判基础。北越人是“受压迫的人民”，尽管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他仍然认为北越人根本不可能压迫别人，美国要对战争负起全部的责任。通过战争降级或停火来减少敌对行为的时髦建议，在黎德寿看来是阴谋诡计或制造混乱的机会。按照他的观点，唯一“合情合理的”结束战争的办法就是美国接受河内的条件，即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撤军以及推翻南越政府。

作为真理的代言人，黎德寿认为拿让步做交易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除非出现比道德更高的需要，否则他都将准备等待我们被完全拖垮。他关心的似乎是使自己在越南斗争伟人的史诗中能取得什么有利地位，他无法平等看待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靠雄辩来扭转历史进程的野蛮人。毫无疑问，黎德寿是用英雄的材料造就的，我们很不情愿地认识到－－而国内许多人永远不会理解－－只有史诗诗歌中的英雄才有吸引人的人性品质。通常在现实生活中，英雄的偏执使他们不近人情，英雄的勇气使他们傲慢不已，他们超乎了道德规范，因此他们对普通的合乎道德的交往并不负责。

我过去在学术界的同事发表过一篇关于信任的文章，我对其中所指的内容仍然将信将疑，河内对我们通过妥协求得和平的意图缺乏信任。在上午开始的会谈中，我准备宣读一个声明，保证我们一定要严肃谈判。我强调说，我们希望达成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不想再重蹈覆辙，过去的协议只是使无休止的战争暂停下来。我指出，自从我8月份同春水会谈以来，河内的立场并未有所好转。尼克松总统已经证明是得到公众支持的，按照当地的武力对比，河内没有理由坚持在政治上占到支配地位。最后，我们的判断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可能使其他国家不再关注越南，现在支持越南的国家也许不会再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这里明显指的是中苏争端。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2)

然后我又强调指出，美国不会在越南保留基地，在安排共同撤军时，我们不再坚持把北越军队置于和美国军队同等的法律基础上，我们寻求的是实际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结束战争。我们不再坚持河内要正式发表有关撤军的宣言，只要事实上他有了撤军的行动。在这个基础上，我提议我们把宣传放在一边，着手制定出一些双方达成一致的原则。然后可以在克莱贝尔大街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补充具体内容。我们准备派出一名新的高级谈判代表到巴黎来达成协议。

从技术上说，由于黎德寿只是河内驻巴黎代表团的特别顾问，春水是代表团的正式团长，所以答复首先来自他那里。春水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在上级面前卖弄口才的机会（内容显然是提前准备好的），他坚持说在进行任何政治谈判之前，美国都必须先把单边撤军的最后期限确定下来。接下来可以谈判我们撤退的方式，他们不会影响我们的撤离时间，撤军必须是无条件的。作为互惠的让步，春水可以在我们撤离的时候停火。但是对南越的战斗还将持续下去，直到西贡政府被推翻为止。释放战俘的问题根本没有提及。春水仍然坚决认为美国的任何表态都没有任何意义，并无视我们宣布撤出10万多名军队，将之看作是“零敲碎打的撤军”。尽管我们把B-52轰炸机出击架次减少了25％，并通过改变军事指令减少了美军的进攻，他却荒谬地断言我们正在使战争升级。

下午轮到黎德寿发言，他一开始就反驳我提出的8月以来形势发展对我们有利的估计。“只有当你正确估计了力量的对比时，”黎德寿用他列宁主义讲师的口吻说道，“你们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他把我国舆论放在突出位置，从而显露出河内对我国公众舆论的重视。他否认尼克松的公众位置得到了改善，并引用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材料，说明赞成立即撤军的美国人已经从21％上升到了35％。然而，这“仅仅”是公众舆论。“此外，我还看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以及克利福德先生等多次发表声明，都要求全部撤离美国部队，并要求撤换绍-其-谦陈善谦已经取代陈文香担任南越总理。私党，并要求指定洛奇大使的继任人选。”我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不愿意再听河内谈美国的公众舆论了，黎德寿是来进行有关越南立场谈判的。

黎德寿接着又开始攻击我们的军事战略，他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们越南化的心腹之痛。他十分精明地指出，美国的战略是撤走足够的军队，使美国人民可以容忍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加强西贡的军力，使他们可以自立。然后，黎德寿又提出了一个当时令我十分苦恼的问题：“过去，你们有100多万美国军队和傀儡军队，尚且失败了。如今你们让傀儡军队单独去打仗，何谈成功呢？现在美国仅仅提供支援，你们如何能有胜算呢？”

基于这种分析，黎德寿很快得出了无情的结论。他坚持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必须同时讨论－－在1972年10月以前这个立场从未偏离过－－根据黎德寿的观点，他准备讨论的唯一的军事主题就是无条件结束美国的军事卷入。即便美国军队撤退，河内也不会停止战斗，除非得到政治解决。这就是说，黎德寿的观点是首先必须撤掉“好战的”阮文绍总统、阮高其副总统和陈善谦总理，建立由能代表“和平、独立和中立”的人士所组成的联合政府。民族解放战线将对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人选进行投票。然而，这个对河内如此有利的联合政府还不算数，尽管它由1/3的共产党组成，其余成员也是由共产党所批准的，所有反共的领袖一律被排除在外，这个联合政府还必须同全副武装的民族解放战线去谈判最后的解决办法。黎德寿安慰我说，这个方案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如果你们表现出善意和严肃认真的意愿，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3)

三个星期后的3月16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向黎德寿建议说，在谈判期间，双方都不要对越南或者“相关的”国家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就是在印度支那地区双方都采取军事降级行动。黎德寿以学究式的说教当即就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表示任何战争都有自己的高潮，这是不可能受到干涉的。在4月4日的会谈中，我以正式停火的形式再一次提出了这个建议，黎德寿不容分说地再次予以拒绝。3月16日，我将一份在16个月内撤走全部美军的时间表摆到了桌面上，这份时间表对每个月的撤军进度都有精确的规定。北越人认为这份变化了的时间表他们不能接受，因为总统在11月3日演说中建议的是12个月（我之所以提出16个月，是因为五角大楼当时只有这样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它反应了我们对撤退剩下的40多万军队及其装备需要多少时间的技术上的估计）。当我解释说，这份时间表只是说明性的，最后期限当然要和总统宣布的时间统一起来，河内仍然表示拒绝接受，因为他们支持民族解放战线所提出的“正确而又合乎逻辑”的六个月的最后期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时间表的缺陷在于要等到达成协议之后才开始运行，而河内坚持要求我们无条件撤军。而且，黎德寿拒绝就保留南越政府任何领袖的任何政治解决的办法进行讨论，他嘲笑我们作为监督自由选举的方式提出来的，包括成立越共成员在内的混合选举委员会的建议。

在4月4日的会谈中，春水再次总结了河内反对的我们的立场－－“最后期限”是错误的，因为这比他们要求的六个月长，并且要以解决其他问题为前提；双边撤军是不能被接受的，只要阮文绍、阮高其和陈善谦和其他“反对和平、独立和中立”的领袖存在，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美国驻巴黎的代表团仍然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来接受洛奇的职务。

最尖锐的意见集中在老挝问题上，北越刚在老挝和柬埔寨发动了一场攻势。当我回答一个好的检验双方的办法是看哪一方在向前推进，看看到底是谁在对对方搞什么名堂时，黎德寿争辩道，北越的攻势是美国“挑起”的，而且无论怎么说，打仗的是老挝部队。提到柬埔寨的时候，黎德寿的情绪更是激昂。我们说西哈努克一直因为那些被允许存在的越南基地而受到攻击，我提议就柬埔寨的中立立场立即进行谈判。黎德寿对于这个提议大肆嘲弄，他坚持说，印度支那的战争已经合而为一，他们将在这个基础上斗争到底。

简而言之，北越拒绝双边撤军的时间表，拒绝使战争降级，拒绝使柬埔寨中立化，拒绝停火或者拒绝在南越建立混合选举委员会。当我问黎德寿他的政治方案表达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条件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这是一个条件。”直到1972年秋天，河内一直坚持着这个条件。

我们和黎德寿进行的第一轮谈判就此结束，他声明除非我们改变立场，否则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我同黎德寿进行第一次会谈的第二天，《费城公报》上登载了一篇足以说明公开辩论如何完全脱离现实的文章，作者是罗杰·希尔斯曼。他曾经是美国刚卷入越南局势时国务院负责情报研究的人，后来在约翰逊执政期间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说总统“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几乎是立即在越南实现和平的建议，虽然建议的条件照许多美国人看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希尔斯曼声称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支持，包括埃夫里尔·哈里曼。根据他们对河内含糊其辞的声明的解释，希尔斯曼和他的同僚们自称发现了以下几点和平建议：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首轮对话(4)

不进行选举，而是通过旧式的政治交易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包括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

虽然他们的宣传仍然要求立即撤出全部美军，但他们在私下里表示撤军可以在两三年内分批进行；

把北越和南越的重新统一再延迟5～10年；

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完整给予国际保证。

当然，河内十分明确地拒绝了以上诸条建议。。

一段时间过后再回头看过去的记录，我对我们主动的执著态度感到惊讶。这些记录无疑表明我们在为最后谈判的成功找寻各种理由，而不是为战争升级寻找借口。实际情况绝非那些喋喋不休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我们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我们总是竭尽所能地把谈判解决的可能性想得多一些。不能把阮文绍说成是一个障碍－－除非是站在河内反对他的特别立场上。

每次会谈后，我都通过秘密渠道发电报给驻西贡的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以便让他向阮文绍总统作简要介绍。阮文绍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对我们的建议表示怀疑，后来我们才了解到阮文绍并不同意我们的主张，他认为对他们来说默认才是让美国继续支持战争的最好的方法。

和黎德寿的第一轮谈判之所以全盘皆输，是因为外交总是某种力量对比的反映，而且黎德寿的估计并非完全错误。他对美国舆论的了解－－尤其是他具体谈到的对几个领导集团的认识都相当准确。越南化进退两难的局面的确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黎德寿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修改他提出的无条件撤军和推翻西贡政府的要求。直到两年半后他才看到这样做的理由，也就是当军事局势使他别无选择的时候。

老挝插曲(1)

在印度支那西北角的崇山峻岭和湄公河平原之间，居住着老挝的各个部落和人民，他们在信仰佛教的国王统治下过了几个世纪的和平生活，基本上没有受到好战的邻国战争的影响。19世纪法国人占领了老挝，根据史料记载，法国人并未遭到抵抗，后来他们就从河内对老挝和剩下的印度支那地区进行统治。

作为对历史的讽刺之一，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们会经常采用前殖民统治者的帝国主张。所以，信仰列宁主义的河内主人将他们自己看成是法国曾经在他们现在占据的总部统治的天然的继承人。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关于过去越南对老挝和柬埔寨的统治，参见伯纳德·弗尔《两个越南》修订版。伦敦：帕尔马尔出版社，1965年，第12～19页，第33页。，越南就试图统治老挝和柬埔寨，现在又增加了一种要和法国殖民统治的领土规模一致的倾向。1954年日内瓦协议终止了法国的统治，爱好和平的老挝人民不幸正处在北越为了绕过协议规定的非军事区侵入南方而需要经过的路线上同上，第386页。。

从一开始巴特寮（受河内控制的老挝共产党人）就控制了万象政府从未染指过的两个东北省份。1961年，正在爆发一场三派战争，即东北的巴特寮、位于老挝中部神话般的查尔平原上的中立部队以及位于湄公河沿岸靠近泰国边界的右派集团三派之间的战争。1961年有6000多名北越军队卷入。这场冲突的严重性让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在当年的3月23日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老挝远离美国，但是世界很小……如果老挝失去中立立场，整个东南亚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1961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了有关老挝前途的谈判，像所有同河内的谈判一样，他们也在拖延时间。河内按照它惯常的策略，一直保持着军力，直到肯尼迪总统1962年5月把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到毗邻的泰国为止。这次显示力量的两个月后，14个国家签署了新的日内瓦协议，包括北越和苏联，规定了老挝的中立立场。撤离所有的外国军事人员，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由中立主义者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包括所有三派代表的联合政府。

北越从签字那天起就无视协议的存在。美国所有在老挝的666位军事人员全都通过国际检查站离开了老挝，而在这个国家的6000名北越人中只有40人（确实是40人）通过国际检查站离开了老挝，剩下的都留下了。

1963年4月，老挝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分崩离析，战争很快重新爆发，北越军队实际上兼并了老挝南部。到1970年，已有50多万北越部队沿着胡志明小道开赴南越。北越在老挝驻军增加到了6.7万人－－10倍于1961～1962年肯尼迪总统任职时期曾经造成的一次重大危机的人数。

肯尼迪和约翰逊统治时期，曾增加了对中立派领袖梭发那·富马的支持，1962年日内瓦协议各方一致承认其领导地位。我们的目的是保持一个中立主义的政府，同时设法使梭发那·富马默许我们切断胡志明小道。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向老挝王国部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还对某些由王宝将军领导的非正规的苗族部队以及在老挝活动的泰国志愿者等提供了财政援助。美国的文官（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军事人员）作为顾问和中央情报局私下接触，为避免河内更大程度地违反日内瓦协议，资助资金来源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央情报局的范围。

尼克松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的办事程序，新闻媒体对这些行动中的绝大多数都作了零星的报道。1970年，由于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曾举行过一些秘密的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获悉全部情况。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正式承认过，目的是为了避免河内以此为借口更大规模地践踏日内瓦协议，接管整个老挝。

1970年初，老挝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了我们在印度支那的焦点，也是我们国内辩论的焦点。北越攻势对老挝北部造成了直接威胁，国内的批评者乘机呼吁，说我们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在印度支那承担起新的“没有尽头的”任务。

河内在老挝打的基本上是两场战争，虽然目的都是为了在印度支那称霸。在老挝南方，胡志明小道是河内通向南越战场的必经之路。在老挝北方，河内支持巴特寮，但是由于害怕美国或泰国的干涉，这种支持是很有限的。河内准备在南越获胜后再来对付老挝，现在仅对巴特寮军队保持必要的压力，为防止它作为行使权利的工具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这方面也不想打破这种不稳定的平衡，把争端扩大到老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除非是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部队，尤其是当我们正在从南越撤军时。1970年1月底，北越打破了这个局面，突然向查尔平原增派了1.3万名军队，并运去了大量额外的装备，当时，中立部队正在阻击巴特寮。北越的增援威胁到了富马亲王以及我们和富马亲王的关系，如果他不再默许我们轰炸胡志明小道，河内后勤方面的问题就会大大得到改善，而我们在南越面临的困难会越来越大。最糟糕的是，如果北越部队到达了湄公河畔，这场战争对泰国就失去了意义。曼谷将在沿河数百英里的地带受到压力，河的两岸都是平原，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将不再被允许使用泰国空军基地，然而这些基地对我们在越南的空中行动来说是必要的。

老挝插曲(2)

对老挝的轰炸通常被说成是专断的尼克松政府又一次对中立国家发动的侵害，而事实是这样的：尼克松从约翰逊政府那里继承了一个系统的轰炸胡志明小道的行动，在那里北越通过老挝狭长的领土将大部分的补给品运往南越。除了有6万名越南部队驻扎之外，这里大部分都是人迹罕至之地。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这些攻击是由太平洋部队的指挥官指挥的。尼克松只是继续行使总统权力，没有做出修改。

在老挝其余地方的受攻击目标都是经由梭发那·富马和我们在泰国和老挝的大使授权的。尼克松一直遵循着同样的行动规则，除了1970年春，他授权对上述地区使用B-52轰炸机执行行动之外。除非不同指挥部之间发生冲突，白宫并不会去选择攻击目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因为官僚机构更愿意自作主张，而不是挑起上级权力机构的介入。

1970年1月23日，为防止敌人再发动攻击，美国驻老挝的大使G·麦克默特里·戈德利要求用B-52轰炸机打击北越一个据信有4000军队的重要集结点－－这将是第一次在老挝北部使用B-52轰炸机。这件事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冠冕堂皇的“官僚主义小步舞会”，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政府的精神状态。一些感到应对美国部队负责的官员要求保护部队，而国会冷酷无情的争吵又让他们倍感不安，政府则是受到两面夹击。

考虑到戈德利的要求，我安排召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这是危机处理小组），开会时间定于1月26日。在开会前两小时，梅尔·莱尔德告诉我，他赞成用B-52攻击那个目标，另一方面，因为害怕走漏风声，他不想在跨部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莱尔德极力主张通过秘密打击柬埔寨的秘密渠道来批准这次行动。开会前一小时，罗杰斯致电给我表示，他反对使用B-52对老挝北部进行轰炸，还说莱尔德也站在他那边。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建议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面见总统。不幸的是，总统刚好挑这个时候去戴维营，为他第一次行使否决权准备文案，目的是为拒绝一项福利拨款法案。等到他有空的时候，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已表态，准备随时明哲保身。我建议推迟直接做出决定，但我答应让总统对使用B-52做出明确的原则决定。

2月12日，令人担心已久的北越攻势终于在查尔平原发动。第二天，梭发那·富马正式要求我们派出B-52进行轰炸－－这是他几次提出要求的第一次。2月16日，北越和巴特寮部队已将政府军队逐出了控制查尔平原的大部分高地。当天下午，总统召集莱尔德、代理国务卿理查森、赫尔姆斯、汤姆·穆勒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和我在内召开了会议。我建议如果敌人越过芒绥，总统就授权B-52进行轰炸行动，这个地方是1969年夏天政府军发动攻势前共产党入侵最深的地点。总统对此表示同意。不到24小时，共产党就越过了芒绥。2月17日～18日晚，三架B-52轰炸机进行了轰炸。北越发动了一次强大攻势，我们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加上老挝前线接近陷落，才使我们发动了B-52轰炸。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莱尔德对这次行动究竟是反对还是支持，他的立场跟双方都合拍。惠勒是一贯赞成的，罗杰斯一开始反对，后来转而漠不关心起来。

但是B-52的一次轰炸行动足以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B-52已经从南越转而攻击老挝北方的北越和巴特寮部队。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弗兰克·丘奇对美国飞机和飞行员卷入老挝局势表示哀叹，却只字不提北越攻势。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也没有提及北越还在继续进攻，却攻击美国在2月21日“使战争升级”。当时还有报道说，“身着平民服装的美国武装人员”正在支援老挝指挥部。参考《纽约时报》，1970年2月25日。2月25日，查尔斯·“马克”·马赛厄斯、曼斯菲尔德、阿尔伯特·戈尔、赛明顿、库珀和珀西等参议员攻击政府对他们所谓“美国越陷越深”的情况“知情不报”。当天，参议员戈尔（下一届副总统和总统候选人的父亲）和曼斯菲尔德要求公布10月份他们在小组委员会上听取的有关美国卷入状况的秘密证词。参议员赛明顿还致函给国务卿罗杰斯，要求把戈德利大使从老挝调回作证。2月27日，《华尔街日报》对使用B-52的行为表现出很不热心的支持，还警告说要反对进一步使战争升级。3月2日《华盛顿邮报》也登出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标题为《老挝，老一套的伪装把戏》。

参议院和新闻媒体为弄清老挝问题的“真相”而展开了数月的运动，此时已经达到了高潮。问题不在于获得事实真相－－事实已是众所周知－－而是诱导政府公开证实这些事实。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调查和秘密听证会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情况，新闻媒体也了解得差不多，他们已经给公众提供了相当正确的报道。对我们而言，问题在于正式承认我们在老挝的行动将会?多大程度上有悖于1962年的日内瓦协议的剩余部分，从而使河内有理由进一步加紧在老挝北部的攻击，并在国内煽起更加激烈的争论。

美国在老挝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在两党统治的三届政府里“讳莫如深”，因为每一位总统都想将此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公开说明这个限度，就像公开说明我们卷入的程度一样，都会危害这个战略决策。当时我们受到压力，要我们把两方面的情况都公之于众。以批评者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提出对责难我们在越南的整个事业来说是有利的。如果老挝陷落导致越南陷落，一些人甚至会认为是一种渔翁得利。他们要求得到的不是事实，而是弹药。

我在递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老挝，真正的问题紧密联系着越南问题：

－－只要北越愿意偿付破坏1962年协议所付出的政治和心理上的代价，他们毫无疑问能在他们乐意的任何时候卷入老挝。

老挝插曲(3)

－－如果北越的战火蔓延到老挝，我们关于越南冲突的整个交易就会受到破坏。事实上，如果北越军队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使梭发那·富马相信他必须屈从于北越的影响才能继续存活，我们可以预料他会拒绝允许我们继续轰炸胡志明小道，这样一来我们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将遭受灾难性打击。

－－这才是基本的考虑，其他一切都是胡言乱语……

北越的攻势很快使我们面对新的决定。共产党部队已挺进龙镇地区，这是通往首都万象的最后一个要塞。他们的行动也威胁到王宝的指挥总部，王宝是领导苗族抗击共产党统治的一名部落男子。共产党向湄公河进军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泰国表示：如果老挝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可以派出志愿者前往龙镇。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的两次会议上，国务院极力反对这个建议，其他部门也只是冷淡地表示支持。当我们收到老挝和泰国两国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总统推翻了各部门的意见。他认定（我也同意）拒绝这个建议会使泰国怀疑我们承担的保卫泰国的义务，还可能使梭发那·富马惊惶失措。

3月27日，老挝政府发起了反攻，这次反攻得到了泰国志愿者的支援。泰国的干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3月31日，老挝政府部队夺回了龙镇附近的桑通，桑通机场也很快恢复使用，美国飞机开始运输补给品。北越部队第二天就从龙镇地区后撤了，因此老挝危机到年底逐渐得到平息，老挝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平衡得以保持。然而这只是为邻国柬埔寨后来爆发的更大程度的危机奏响了序曲。

西哈努克的垮台(1)

将近三十年，柬埔寨的政治生活都是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暴风雨般的生涯和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1年18岁的西哈努克被加冕为国王，1955年退位后便以首相身份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1960年6月，柬埔寨国民议会一致投票推选他担任国家元首；1953年领导柬埔寨王国脱离法国，宣布独立的就是西哈努克，他建立了柬埔寨的政治制度并支配着柬埔寨的政策。

作为柬埔寨的领袖，西哈努克非常善于在全球政治的东西方之间走钢丝，在共产主义分裂初露端倪的苏中之间，在越南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之间，在柬埔寨国内则介于左右两派之间。他口齿伶俐，行为令人难以捉摸，喜爱享乐－－通常用于形容他的词是“反复无常”－－当血腥的战争肆意蹂躏印度支那其他地区时，他却能悄然使自己的国家保持一片和平与宁静。在1970年，这位灵巧的钢丝行走者却突然失足跌落，使柬埔寨人民陷入比其邻国更深重的黑暗地狱。

1970年1月7日，西哈努克亲王偕夫人莫尼克以及随从人员11名离开柬埔寨首都金边，到法国里维埃拉海滨的格拉斯疗养院度假两个月。他习惯每两年到那里去一次“接受治疗”，以减轻他所说的“肥胖病、血液病、蛋白尿”等疾病带来的不适。他出国时把政府交给了他亲自挑选的领袖：国民议会议长郑兴（担任代理国家元首）、首相朗诺朗诺也是1969年10月1日赴北京参加中国国庆的西哈努克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站在一起。（1969年8月西哈努克任命他担任首相，称赞他为“效忠王室和民族的唯一让我信任的人”）以及副首相施里玛达。

按照尼克松政府的观点，在西哈努克非常巧妙的领导下，中立的柬埔寨保持了不稳定的政治平衡，这是可能达到的最好局面了。可以肯定的是，河内无视国际法，利用柬埔寨庇护所来向美国和盟军发动军事行动的危险经常发生，但是这也建立了某种平衡。即便不是鼓励，西哈努克对于我们轰炸庇护所的行为也是默许的，使我们不再从地面上穿越边界作战。河内还继续使用这些庇护所，但代价更高了。我们对柬埔寨内部不稳定的程度有一些警觉。1969年7月30日，尼克松总统在西贡会见了阮文绍总统，阮文绍警惕地预见说，如果柬埔寨的平衡因为西哈努克被推翻而遭到破坏，共产党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同意这种估计。柬埔寨的悲剧在于其内部存在的压力最终破坏了西哈努克极力维持的微妙平衡，使得阮文绍所预见的那些力量脱颖而出。北越共产党庇护所对自由越南世界武装力量的骚扰使这种局面加速出现。这些行为激起了几百年来曾经目睹越南历代统治者使自己祖先的国土殖民地化的柬埔寨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事实上，西贡附近地区是越南人在19世纪初才从柬埔寨人手里抢去的。如果不是后来被法国占领，很可能整个柬埔寨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柬埔寨从骨子里历来是厌恶越南人的。由于西哈努克不能把令人憎恨和恐惧的越南人从柬埔寨的领土上赶走，这就日益削弱了他的地位。

西哈努克在那个时期发表的公众声明毫不使人怀疑他当时将什么人看作是对柬埔寨独立的首要威胁。他曾经一再公开表示抗议北越的“侵略”以及侵犯柬埔寨主权的行径。1969年6月－－即所谓秘密轰炸开始后的三个月－－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抱怨说，柬埔寨的腊塔纳基里省“实际上成了北越的领土”，而且“越盟”（北越人）和越共武装部队已经大量渗透进了柴桢省。1969年10月，西哈努克任主编的《民盟》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越共和北越盘踞我国边境”的文章，以很大篇幅向北越的占领行径表示抗议。有一幅地图标明了3.5万～4万名北越和越共部队占领柬埔寨领土的地点（有助于我们的情报部门）。西哈努克在1969年12期的月刊上登载了一篇署名文章，甚至表露出很推崇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他指出，“十分坦率且客观地说”，美国部队在东南亚的存在建立了区域力量均衡，使柬埔寨这样的小国“能够受到欧洲甚至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尊重，如果不说是受到他们追求的话”。西哈努克写道，如果美国撤军，美国的亚洲盟国不能转向共产党来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无异于飞蛾扑火，“无论飞蛾温顺与否，它最后的结局总是被吞噬”。

西哈努克的垮台(2)

西哈努克明确表明了从根本上说是哪一方在侵略印度支那。举例来说，1969年11月，越共从柬埔寨的领土上向驻扎在越南的一个美国特种部队的营地开火，美国进行的报复性攻击被公开大肆宣扬，说美国的空袭造成了25名柬埔寨人死亡。西哈努克为此向美国提出了抗议，我们表示赔偿损失。尽管如此，在12月15日的一篇讲话中，西哈努克指出这一事件应该由北越负责：

达丹事件是谁挑起的呢？是越共在我们的领土上向美国人开火。美国人挨了打，受了气，就来轰炸我们。而后越共和越盟仓皇逃走，只留下高棉居民充当牺牲品。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真相……

号称我国朋友的红色大国以及联合国的欧洲红色国家禁止我们向联合国提出申诉。

西哈努克告诉听众，他不会像某些人敦促的那样再次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如果他这样做，“我们将不得不对越盟和越共采取同样办法，因为甚至在我们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后，他们仍旧继续进行着侵略活动”。

1970年2月22日，西哈努克在法国的假期行将结束之际宣布，他将在3月份回国途中访问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友好国家”，谋求他们的支持来减少或消除北越在柬埔寨的影响。这些言论－－和先前引用的一样－－与民间说法相抵触，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由于再三的重复而成了历史事实，其结果是，北越越过庇护所深入柬埔寨腹地涉嫌引起的秘密轰炸造成了柬埔寨的悲剧。西哈努克没有再继续发表任何声明。首次轰炸使河内部队向越南移动，临近阵地。只有当他们决定接管柬埔寨时，他们才会扭转政治态度。

在西哈努克的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对局势失去控制。3月8日柬埔寨柴桢省的村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北越人的占领。3月11日，2万名柬埔寨青年洗劫了北越和越共驻金边的大使馆（示威游行显然是柬埔寨政府一手策划组织的）。柬埔寨议会两院举行了特别联席会议，要求政府重申柬埔寨的中立立场，保卫国土。议会要求扩大柬埔寨军队。西哈努克由于害怕军队造反而故意使柬埔寨军队处于虚弱状态。

西哈努克从巴黎给他金边的母后发了一份公开电报，谴责他的政府中“某些人”正试图“把我们的国家推到一个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怀抱”。他宣称他将立即返回金边，“向全国人民和军队发表讲话，要求他们做出抉择”。西哈努克在巴黎接受的一次会谈采访中向北越提出了警告，北越和越共要么尊重柬埔寨的中立立场，要么就得面对亲美派接手柬埔寨政府的局面《西哈努克访问记》，见《纽约时报》1970年3月12日。。因为从未全面解释过原因，所以他在巴黎一直犹豫不决，然而金边的局势已经开始失去控制。3月12日，副首相施里玛达宣布暂停执行和越共签订的贸易协定，并为柬埔寨的军队增兵1万人。金边爆发了新的反越骚动，越南人开办的商店和教堂都受到了袭击。3月13日，柬埔寨外交部宣布它已通知北越和越共大使馆，所有的越共武装部队都必须在1970年3月15日黎明前撤离柬埔寨领土－－时间就是两天后。

3月13日当天，西哈努克做出了对他的命运影响最大的一个决定。他离开了巴黎，但并非像他在两天前声称的那样返回金边，而是按预定计划访问了莫斯科。为了在他的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上重新获得主动权，他在巴黎宣布：“我即将前往莫斯科和北京，要求他们制止越共和越盟在我国的活动。”他通过高棉通讯社转发了他写的一封信，表明他“将与利用军事形势渗入并盘踞在我国领土的越南共产党”作斗争。尽管他先前的意图是迅速返回金边，尽管苏联波德戈尔内主席劝他第二天就飞回国去，西哈努克还是在莫斯科消磨了关键的五天，为军事援助讨价还价－－为抚慰由于得不到任何新装备而感到愤怒的柬埔寨军队做最后的努力。甚至在那以后，他也没有立即返回金边，而是到北京去了。在他个人的叙述中，西哈努克为自己申辩道，他“需要更多的时间观察金边的局势”见西哈努克的回忆录：《我和中央情报局的战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回忆录》，维尔弗里德·伯切特记录。纽约：兰登书屋，万神殿图书公司，1973年版，第24页，并见第21～22页、第24～26页、第42～43页、第50页、第54页、第201～202页。。他还多次声称他企图回国，但受到朗诺和施里玛达阻挠。但是直到3月18日，他自己的议会才抛弃他，机场也是在那时关闭的。西哈努克在乘车前往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途中，才从柯西金总理那里得知这条令他震惊的消息，这条消息使他目瞪口呆。因为他的随从们都不敢告诉他，在当天早些时候，拥有92名议员的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再次举行了特别联席会议，已经投票一致通过解除了他的国家元首职务。

西哈努克的垮台(3)

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拥抱，还参加了中国人为他举行的宴会，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周恩来向他保证说，中国依旧将他看作国家元首。同时，在金边，柬埔寨议会任命西哈努克留下代理其职务的郑兴为临时－－而不是代理－－国家元首。这并非典型意义的军事政变，这仍是西哈努克自己的政府，只是缺了西哈努克自己。

如果要对柬埔寨卷入血腥冲突旋涡的责任做出任何估计，必须从这里开始。就朗诺和施里玛达来说，他们迈出了胆大妄为的一步，竟然敢于承担起公众所要求的战斗－－同令他们憎恨，但实力却远占优势的北越和越共部队作战。就西哈努克来说，关键在于他举棋不定长达一个星期之久，因为西哈努克如果大胆返回金边，亲自出面并压倒他的对手，本来可以扭转局势，这也本是对每一方都有利的。这正是朗诺和施里玛达担心的，是波德戈尔内建议的，也是美国相信和希望的。一旦西哈努克重新掌权，他就可以在他传统的位置上再次起到平衡作用，也就是4月21日我曾向尼克松描述过的，“故意把自己摆在右翼的极左一端”。我们本来可以和这种努力进行合作，但是到3月20日，局势已经完全脱离控制了。

美国在这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观察员。那一年的头三个月，我们在专心处理老挝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情报人员驻在金边，我们的认识远远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对美国而言，这种状况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既没有鼓励某些人去推翻西哈努克，事发之前也毫不知情。甚至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还不理解这个事件的意义，正如我递交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所反映的一样。虽然尼克松每天都要收到要闻简报，但是就反对西哈努克的第一次示威游行（3月11日）的分析报告，直到3月17日才递交上去，一个星期的延误表明柬埔寨很难说是我们当时优先关注的事。更突出的是我在备忘录中的结论，说这一切都有可能是西哈努克精心策划的把戏：

鉴于施里玛达和西哈努克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可能施里玛达是想让西哈努克面对既成事实，或者是迫使他接受在施里玛达受到拥护的问题上进行交锋。另一方面，多年来还没有人对西哈努克直截了当地进行挑战，这完全有可能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把戏。目的是为了允许西哈努克可以呼吁苏联和中国同他合作，一起敦促越共和北越军队撤离，理由是如果越共和北越军队还留在柬埔寨，他就会垮台，并由一位“右派人物”所代替。

我们很难分析金边那些主要演员们的动机，一个不太重要的原因是朗诺和共产党部队之间进行走私贸易而得到了好处，而这些部队是他的政府正予以抵抗的部队。3月19日，在我递交给总统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我仍然认为西哈努克可能会试图返回金边整合分裂势力：

对外交政策和对我们的影响。高棉民族主义者已（被）煽动起来反对越南共产党的占领。对要同越南合作的未来任何政府，我们大概都得更加小心谨慎，更加隐蔽。朗诺选择这个问题做文章，就必须设法公开证明他正在采取行动反对越南人的占领。同样，西哈努克将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对越南人“心慈手软”。

西哈努克的垮台(4)

我递交给总统的任何报告都没有谈到美国情报人员与此事有任何牵连，我也没有对政变表示出任何特别的高兴。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也没有比我向总统报告得更多，部分原因无疑是情报局已经下令不得在金边进行活动。直到3月18日－－也就是西哈努克垮台的那天－－才有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在华盛顿政府中传阅。报告的主要问题是：如果西哈努克拒绝接受反河内政策，由朗诺鼓动的骚乱就会成为反西哈努克政变的前奏曲。这份报告是一周前从一位不明身份的亚洲商人那里取得的。分发这份报告所耽误的时间以及中央情报局没能预见西哈努克垮台的问题，后来都成为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调查的专题。我记得政变前不曾有任何预料到这次政变的文件引起我的注意，我的文件中也找不出一份这样的东西。至于责怪情报部门的失职，应该记住西哈努克比我们有更强的理由了解本国的真相，而他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场阴谋。

3月20日，尼克松和我讨论了他即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建议他除了要求尊重柬埔寨的中立立场外，不要对柬埔寨问题做出任何评论。尼克松表示同意，并且还说西哈努克“可能会卷土重来接管政权”。在3月2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把柬埔寨的局势说成是“难以预测”和“极不稳定”，并希望北越能尊重柬埔寨的中立。他公开重申了私下里对我讲的话，他仍旧希望西哈努克能返回金边。

3月19日召开的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反映了我们更加关注的问题，大部分的讨论涉及的都是老挝。相比于对这场政变长远影响的关注，我的工作人员为我准备的汇报材料反映出对“哥伦比亚之鹰号”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这是由两名水手叛变而改道驶往西哈努克港，并被柬埔寨扣押的美国船只。至于政治形势，报告认为结局还不明朗，对西哈努克回国的可能性也没有定论。这份汇报材料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朗诺更加亲西方的倾向是否能够补偿西哈努克垮台后日益增加的不稳定状况？”

直到4月中旬，我们对于柬埔寨局势的了解和影响能力一直受到严重限制。然而那时，问题已不再是柬埔寨派系之争，任何一派的获胜本来都合乎美国的利益。西哈努克做出了他的第二个重大决定：他决定在北京安顿下来（当时我们同北京毫无接触），西哈努克决定倾向河内，转而激烈攻击美国。他的气急败坏不允许他接受这样一种推翻他统治的革命，由此他得出结论只有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才能重新获得权力。不论他的动机如何，3月20日－－也就是他被罢黜的两天后－－他便向朗诺政府宣战。他发表声明要求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抨击把他撤职是“绝对非法的”。他谴责中央情报局勾结罢黜他的“卖国集团”制造了柬埔寨的“动乱”，他还为北越在柬埔寨的活动辩解，说他们是“抵抗美帝国主义”。第二天，西哈努克发誓要和新政府斗争下去，“直到获得胜利或者直到（他）去世”，并谴责新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从那以后，西哈努克如果重新上台，其结果就不是恢复中立主义，而是为了他新找到的共产党保护人的利益而努力，尽管他毫无能力控制他们。

作为报复，柬埔寨国民议会在3月21日投票决定，如果他回国，就予以逮捕，并按叛国罪论处。金边的报纸和广播连篇累牍地渲染他的私生活以及他多年来的领导。3月22日，在接连三天避免对柬埔寨形势直接发表意见后，北越给柬埔寨的新领袖贴上了“亲美极右集团”的标签。河内具有权威的党报《人民报》宣称西哈努克的垮台是美国一手策划的，还郑重表示，“我国人民完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斗争”，反对新的领导人。3月23日，西哈努克发表了五点声明，承诺组建一支“解放军”和一个“民族统一战线”，并吹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共产党的反美斗争。

4月初，北越和越共部队开始提供他们曾经保证要给予的“支持”，共产党的部队离开根据地，开始深入柬埔寨国土去推翻新政府。4月3日，北越开始攻击柬埔寨位于柴桢省的部队。4月10日，柬埔寨的部队被迫撤出位于鹦鹉嘴地区的边境阵地。共产党还开始扰乱湄公河的运输。4月16日，北越和越共部队袭击了金边以南的茶胶省省会。

西哈努克的垮台(5)

4月2日，西哈努克还谴责美国是挑起“印度支那三国的战争和政治不稳定局面的罪魁祸首”。4月3日，他呼吁他的同胞进入丛林，到“已经在那里建立的抵抗区”去。4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北朝鲜时，正式表示支持西哈努克的抵抗运动。4月14日，北京广播电台报道，西哈努克的“民族统一战线”已于4月6日在柬埔寨的柴桢省正式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的消息。总之，4月中旬，即在我们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之前，西哈努克已经无法挽回地和共产党合作，共产党已经决心推翻金边政府，北越部队已经深入柬埔寨境内发动进攻。

黎德寿在秘密谈判中的态度明确表现出，河内已经把柬埔寨同越南战争正式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河内的意图是推翻金边政府的统治，并用河内可以接受的人取而代之，将柬埔寨作为越南作战行动的基地。在3月16日的秘密会谈中－－即西哈努克被罢黜的两天前，黎德寿曾指责我们五天前组织了金边的一次骚乱，我有力地否认了这个指责。

南越突然出现的军事“高潮”增添了我们对河内总的意图的忧虑，这些变化打破了9月以来的一直存在的沉寂局面。3月31日，和黎德寿的谈判仍在继续当中，而且我们已经提出了军事降级的建议，北越却在南越全境发动了几十次进攻。美国一周阵亡人数达到138人，几乎是上一周总数的两倍。

这些情况为我们4月4日在巴黎举行的秘密谈判进入高潮准备了条件。黎德寿再次谴责我们要对柬埔寨的动乱负责－－他实际上是向柬埔寨的新政府宣战：

你们认为能够利用一伙军事反动派推翻诺罗敦·西哈努克的统治，然后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想法实在太幼稚了。正是你们的行为使整个柬埔寨人民奋起反抗美国的代理人。他们已经对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表示响应。高棉人民已经站起来全力捍卫自由和中立。

我着力但却徒劳地驳斥了他的指责：

我很失望无法让特别顾问相信我们同金边的事态毫无关系，虽然我为你对我国的情报机构做出高度评价表示荣幸。如果情报机构知道我在这里，我会把这种高度评价转告他们。

这次也有一种很简单的检测方法。到底是谁在柬埔寨派有军队？并不是美国。我对印度支那半岛人们的语言天才再次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以前发现巴特寮人是说越南语的，现在我们在整个柬埔寨都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你们在柬埔寨保有基地，并利用这些基地来进攻我们在越南的军队，对此我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

我坚持美国不希望扩大战争。为了这个目标，我建议立即讨论确保柬埔寨中立的具体步骤：

我们准备立即讨论确保柬埔寨中立的具体、明确的措施，使柬埔寨绝对不会在任何国际争端中成为受人利用的士卒。我们愿意同你们在双边范围内讨论，或者在国际框架下讨论……我们应该准备接受各种合理的确保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地位的建议－－尤其是柬埔寨，因为它是一个新问题。

但是，黎德寿否定了任何有关中立或举行国际会议的建议，他断言，印度支那的冲突已经合而为一，他甚至不愿讨论把战争限定在越南的问题。柬埔寨已经成为了一个军事活动的舞台，河内不会容忍再讨论有关保持其中立的问题。在我们对庇护所采取行动的三周前，黎德寿说：

西哈努克的垮台(6)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越南人、老挝人和高棉人－－有团结在一起反对殖民主义战争的传统，这种团结是你们不能破坏的。如今，面对美国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的现状，三国人民将继续为争取胜利而并肩斗争，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牺牲。

按照黎德寿的说法，不可能对柬埔寨的中立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相反，在金边篡权的那个政权必须推翻：“我们不承认朗诺-施里玛达政府，我们支持诺罗敦·西哈努克的五点声明。我们深信，只要朗诺-施里玛达政府还在柬埔寨，柬埔寨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在柬埔寨，同在越南一样，河内坚持推翻现有政权（虽然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这个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发言人4月6日宣布，联合国将“同有效地控制柬埔寨局势的政权打交道”，实际上是承认了朗诺政府。

柬埔寨第一次向美国提出正式军事援助的时候，正是我们逐渐地、极不情愿地认识到柬埔寨的中立地位已不再可能的时候，这都是由于河内坚持让共产党统治柬埔寨全境的结果。4月9日晚，朗诺的兄弟、金边宪兵司令朗农要求和我们的大使官员举行会谈。朗农谈到柬埔寨军队要从3.5万人扩充到6万多人，还急需10万～15万件武器，最后将需要20万～25万件武器，包括弹药在内。

美国驻柬埔寨的代办劳埃德·里夫斯认为这些数量被夸大了，他认为不可能对柬埔寨的需求做出估计，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细目分类，说明他们要求什么类型的武器。里夫斯建议华盛顿“要认真考虑通过第三方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来提供武器（如果能找得到的话）”。朗农的要求最初是通过情报渠道加以考虑的，因为我们仍然希望避免直接干预。秘密供应武器可以避免河内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进攻，这种做法也限制了我们能够提供的武器数量。当时多数人的意见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美国武器不应投入到柬埔寨。我国的主要兴趣是防止越南利用柬埔寨作为补给基地，大家对此表示同意。我们甚至准备接受朗诺和越共之间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解，如果这种和解是柬埔寨政府继续存在所必需的话。为了有限地介入柬埔寨局势，我们试图按照里夫斯的建议，通过第三方安排军事援助。我们与法国交涉，鼓励法国给柬埔寨提供更多援助，我们探索是否可能找到其他的中间人，请国防部明察在南越有什么缴获的共产党武器和弹药可以转让给（一直是用共产党的武器装备的）柬埔寨军队。当时并没有授权美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

共产党人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克制。4月13日，柬埔寨靠近南越贡布省的一个柬埔寨军事哨所遭到袭击。4月13日和14日，柬埔寨在金边以南茶胶省的好几处军事哨所都被占领。4月14日，柬埔寨政府报告，有“数百名”越共军队攻击了金边东北部25英里处波萝勉省的戈罗卡。4月15日，位于蒙多基里省斯雷克顿的一个柬埔寨邮局落入了北越手中，使沿131号公路往东的奥朗镇的联系被切断。同日，位于磅湛省克列的一个军事哨所被共产党占领，使柬埔寨无法同跨越7号公路的该省省会棉末保持联系。4月16日，茶胶省的省会被越南共产党部队攻击，后被击退。但是4月16日那天，他们攻占了贡布省的金船镇。同日，敌人的一支小分队进攻桔井以北的一个哨所和桔井省会南面的川龙。他们的战略显然是要切断金边同各省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朗诺政府垮台。

4月14日，朗诺通过广播宣布“由于局势的紧张，从现在起有必要接受任何无条件的外国援助”，他还谴责共产党“使有系统的侵略行为升级”。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总统时，尼克松说他决定不让柬埔寨新政府在共产党的压制下垮台。14日当天，我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这个小组的组成和早前参与情报讨论的相同，但我也让更多的工作人员出席，文件也通过正式的渠道传阅。这种超越情报渠道的变化说明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做出重大决策。

与会者并未改变不愿看到美国卷入柬埔寨的态度。我要求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就军事援助级别和类型提出建议，既要在心理上为朗诺打消疑虑，又不能给河内发动进一步的攻势提供借口。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从南越库存中拿出最多3000支过去缴获的共产党AK-47型步枪，通过南越的渠道交给朗诺，从而保持我们不介入。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提供美国M-1型步枪“时机还不成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总统现在还不准备同意提供可供1000人使用的美军装备包（中央情报局有时秘密向友好部队提供的整套小型武器装备包）。当时并没有讨论更大的装备问题，国务院甚至连医药用品也不愿意公开提供。最后大家同意让柬埔寨自己选择运送这些物资的方式。总之，在北越已经离开庇护所，力图孤立金边的三周后，美国只拿出了3000支缴获的苏联步枪秘密交运给朗诺。我们没有提供其他?助。

西哈努克的垮台(7)

第二天，柬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将他们的军队扩充到20万人。这个要求显然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政策框架范围，也大大超过了我们判断柬埔寨能够吸收的能力。4月15日，又举行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会议决定通过一个友好政府给柬埔寨提供500万美元资助（然后由我们偿还），而不是正式开辟一条美国军火补给线。这样一来柬埔寨就有资金在公开的市场上购买军火。款额当然是象征性的，同柬埔寨的需要不成比例，也低于柬埔寨的需求。数以千计的北越人正在柬埔寨有系统地破坏其权威，人民遭受涂炭，领土被侵吞，对于这样的政府提出的要求来说，这笔资金很难说是一种英勇的或是紧迫的反应。

到现在河内侵略行径的方式已经非常清楚。北越部队正在柬埔寨全境发动进攻，尤其是攻击省会和连接金边的交通要道。

北越的威胁和尼克松的沮丧情绪都在与日俱增，总统于是亲自插手来处理加速对柬埔寨的援助问题。4月16日，在同赫尔姆斯和罗伯特·库什曼将军（中央情报局副指挥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了建立中央情报局金边站的问题，尼克松下令划拨48小时前我曾按照他的指示予以否定的可供1000人使用的军事装备。几天后，他又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批准的应急资金提高了一倍，达到了1000万美元。事实上，在河内进一步使战事升级之前以及两周后尼克松对庇护所采取行动前，这些指示都还来不及执行。

4月中旬，柬埔寨政变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而美国还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政变本身来得太突然，其后果不仅威胁到柬埔寨的独立，还威胁到我们在越南的整个地位。朗诺政府垮台后，我们面临的将不是靠近越南边境的狭窄而孤立的庇护所，而是整个柬埔寨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地，绵延南越边境600英里，并拥有靠近海岸的补给线。而当我们准备宣布再一次撤离15万美军的时候，越南化和美国撤军到那时都将化为泡影。

所以，面对我们卷入的既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的柬埔寨局势，我们才如此犹豫不决、无可奈何地被迫支持朗诺，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折中措施也总是落后于恶化的局势发展。那个时期有过重大决策的所有各方当中－－河内、朗诺、西哈努克、美国－－美国自由选择的余地是最小的。记录证明，尽管对于3月政变也倍感震惊，北越人仍然应该为柬埔寨的事件承担最重的责任。他们对柬埔寨领土非法的侵占破坏了西哈努克这个中立主义国家存在的脆弱的团结，他们在西哈努克垮台之前就搞了一个红色高棉来反对西哈努克，当西哈努克流亡国外时，他们又利用他来提高那一小撮帮派的声誉。4月4日，黎德寿不仅拒绝讨论在印度支那任何地方实行停火，还拒绝讨论有关柬埔寨中立的任何方案。是北越，而非美国决定在一个只希望不受干扰的小小的中立王国的血迹斑斑的身体上战斗到底。

但是，局势彻底被破坏掉之前，还有过一段短暂的间歇，在这段时间里，为了维持美国在越南的地位，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个单边行动来削弱这个地位。在柬埔寨正在升级的战争中，尼克松感觉已经到做出又一个撤军决定的时候了。

再次大规模撤军(1)

表面上问题很简单。最近一次撤军（1969年12月15日宣布）是到1970年4月15日为止的四个月内撤军5万人。由于已经撤出了11.5万军队了，再加大撤军量显然将开始严重削弱我们的战斗力，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撤军有助于安抚国内公众心灵的创伤，但这样一来河内就没有必要同我们就脱离接触问题讨价还价了。如果越南化不能填补我们撤军造成的防卫缺口，南越的独立和我们做出牺牲的全部基石就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对有关撤军战略的问题，莱尔德部长在内阁成员当中是介入最深的，而且他在总统的高级顾问当中也是政治上最精明的。他了解每一次民意测验反映出来的公众的矛盾心理，公众既反对单边撤军，也希望结束战争，并把减少我方军队实力看作是前进的迹象。莱尔德极力同这种情绪保持协调，他准备使越南化的实施真正有成功的机会，所以他长期主张在越南留守几十万美国军队。但是他要求把人数迅速降到这个水平，为了保持公众的信任，他认为重要的是使我们的撤军尽可能显得坚决一些。他还把越南看作是使他难于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的障碍，他认为如果他支持撤军就可以将国会要他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减轻一些。为了保证实现他选择的方针，莱尔德力图把撤军速度和国防预算结合在一起，撤军的任何拖延都必然会减少武器购置－－因此，他用威胁各军推崇的新计划的方法使他们支持迅速撤军。

我曾是总统高级顾问中最抱怀疑态度的人，在废止旧有政策执行新政策的时候，接受一项强硬的新政策都是很困难的。表面上残酷的撤军正在逐渐减少我们的外交选择余地。如果我们准备接受西贡分崩离析的局面，我们本可以采纳有关美国撤军期限的任何一个建议，这在当时成为了公众和国会辩论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所说的，关于美国失败会给全球造成什么后果当真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给南越时间，使他们可以取代美国而不至引起灾难。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有节制地使用我们谈判的资本，我们的撤军战略不得不让总统拥有某种自由处置权，以便按照敌人的行动加速或放慢撤军的速度。我认为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撤军速度过慢，就不会令我们的批评者们满意，但是撤军速度过激，就不能有效地维持我们的军事和政治策略。尼克松也是这么看，但是总感到在决策上受到国会和公众的双重压力。

这些观点的分歧有的只是细微的差别，有的则是实质性的。由于每一个主要的角色都想在撤军计划上捞取一些功劳，分歧就更加尖锐起来，谁也不愿承担撤军有可能引发的责难。类似拖泥带水的备忘录数量激增，它们的作者大概认为历史会对主张大量撤军者更加仁慈一些－－但是历史更有可能评判事件的结果，而不是去评判一时的权宜之计。总统急切地收集着任何可能对他有利的公众言论，小心谨慎地保持缄默。他害怕如果他话说多了，他手下的人会透露比他准备授权撤军的人数更高的数字，使他在公众面前处于不利地位。

这是一场难以胜过莱尔德的游戏。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一切本能都是要为国家体面地赢得战争。同时他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只要不把他看作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可以完全支持一项强硬的政策。在危机到来时，他是一位令人可怕的人物。在紧张地处理危机时，他会抛出一大堆的备忘录，使大家不可能了解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明确的建议。

3月11日，我征求惠勒将军的意见，请他谈谈究竟是一次宣布四个月撤军数字比较好（当时考虑的最大限度），还是每两个月宣布一次分两次宣布较好。惠勒在3月20日送来一份没有署名的备忘录作为答复，这份备忘录是通过黑格转交给总统的，可以避免国防部渠道的麻烦，也可以避免莱尔德大发雷霆。惠勒建议采取“一鼓作气的方式”，因为时间一长可以把关键部队留到最后撤，这样更为灵活一些。然而，惠勒又补充说，由于“总的局势”难以把握，他更倾向于“不做出新的重新部署”。他强烈要求把下次撤军的决定安排在90天后。

再次大规模撤军(2)

4月4日，莱尔德提交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再次参加到辩论中来，备忘录的意图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越南的努力是“巨大而又昂贵的”。他建议固定每个月的撤军人数，并减少B-52数量和战术空袭行动。莱尔德的军事建议全都假设敌人的威胁会伴随我们的撤军相应减少，而实际上是相反的情况倒是更可能发生。

整个战争期间，政府内外都有许多人奉劝避免军事解决，而寻求外交解决。但是赤裸裸的事实是，河内不仅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任何单纯的外交选择的余地。除非军事和政治努力保持步调一致，否则两方面都会徒劳。在国内，拖延印度支那陷落发生的尝试是不可避免的。

4月8日，艾布拉姆斯将军对形势的估计意见送达白宫（实际上，几乎是三周前就送出了，但是因为他的建议不受欢迎，一直被五角大楼扣下来“进行研究”）。该报告支持惠勒将军使撤军暂停90天的建议，而对莱尔德减少战术空军行动和B-52出击架次的建议提出强烈质疑。艾布拉姆斯强调我们的撤军迫使他只能把南越部队用于消极防御，B-52已经成为他手中唯一的战略后备。4月15日，我给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越南化的成效很“脆弱”，盟国军队已经接近“其能力极限”，因此国防预算要求的那种大量减少空中军事行动的做法引发了某些不安。我建议总统下令对越南化必需的空中行动进行研究。4月17日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以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制止了在当前的危机中减少军事行动的做法。1972年秋天到来，敌人发动攻势时，我们不得不大量增援。

艾布拉姆斯和惠勒要求保持部队水平的建议有许多价值，尤其是考虑到北越已在老挝和柬埔寨发动了攻势。但总统所关注的是，停止撤军90天会引发头一年夏天曾经发生过的那种公众抗议，使最后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撤军行动看上去是失败的表现。我认为主要的毛病出在表面上一成不变的时间表上。人们期待我们每隔几个月就宣布一次撤军，而每次都会在政府执行部门内部和公众中引发争论，并增加河内的信心。这些自我规定的期限正在削弱我们能够支持下去的力量，加深人们对我们意图的怀疑。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我提议尼克松宣布一个巨大的撤军数字，并把撤军的时间延长至一年。同惠勒将军协商后，我建议提出的总数是15万人，按每月平均来算，这比过去略有增加。但是，作为补偿，我建议在头90天只撤出很少的人，大部分部队在1971年撤出。尼克松明白这种策略给了他战略判断力，并且可以在公众中造成有利影响。但是他也确信，如果把他的意图透露给下属，就会激发至少三个方面的争论：他们会寻求把他的计划定为按月固定的数字，他们将要求增加人数，最后几乎肯定会有人把消息透露出去，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其他的人曾经建议过一个甚至比这更大的数字。

结果是一局错综复杂的官僚棋牌比赛，尼克松在其心腹的协助下，已经做出了预先确定的牌局方向。

4月17日，尼克松前往夏威夷欢迎返回地球的“阿波罗13号”的宇航员们。为了密切关注柬埔寨局势和撤军问题，我没有陪同他前往。我们在太平洋的美军司令约翰·麦凯恩海军上将在檀香山做了详细汇报。这位性情固执、脾气暴躁的军官的行为举止、说话方式简直和美国漫画人物水手波拜一模一样。与他同名的儿子（后来成为了美国的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也是我私交甚好的朋友－－在河内被俘已经好几年了，但这个悲剧并没有使这位父亲退缩。他一直为胜利而斗争，这既是他本能和教养的需要，也是政治现实不容许他得到的胜利。麦凯恩使尼克松看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存在的危险，也使尼克松坚信撤军计划必须灵活。

4月19日晚，尼克松和我在圣克利门蒂见面。尼克松在相距其内阁成员3000英里的地方向新闻界宣布，他将在第二天晚上就驻越美军重新部署的问题发表演说，但拒绝透露任何内容。我们被来自华盛顿，尤其是莱尔德的电话搞得应接不暇。尼克松拒绝接他们的电话。

4月20日傍晚在圣克利门蒂－－那时要把消息透露给晚间的新闻节目已经来不及了－－我打电话给莱尔德和罗杰斯，告知他们有关总统的决定：到1971年春季结束以前撤离15万人，其中1970年撤出6万人，剩下的9万人在1971年撤出。在1970年间，大部分要在8月1日以后撤出。4月20日，尼克松宣布了他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这是维持我们在越南的努力的精心杰作之一，使我们在表面上失去了一个象征的军力。它既满足了撤军日程的政治需要，又满足了在未来三个月内在河内军队向柬埔寨发动攻击并向老挝挺进的关键时期，保持尽可能多的军力这种军事上的必需。无论官僚机构施展过什么计谋，也无论每月的撤军数字有多大变化，事实仍旧是我们要在一年的时间内做出削减计划，把从尼克松政府就任以来的最高数字54.95万人整整减少到26.55万人。

再次大规模撤军(3)

罗杰斯支持总统的决定，使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无法更频繁地宣布撤军，总统失去了定期从公众压力下获得喘息的机会。莱尔德希望撤军的步骤更均衡些，他坚持要和尼克松见面。我把这次会面安排在第二天，地点是华盛顿－－尼克松发表声明后立即返回了华盛顿。4月21日他们会面时，尼克松向莱尔德解释说，未来两三个月内，“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激烈的竞赛”，因此不得不推迟撤军。莱尔德表示异议：“我想让你知道你存在一个财政问题，你是知道的，是吗？”（这是莱尔德喜欢用的一个词，无论别人是否明白他刚刚表达的意思－－尤其是在别人不明白的时候）。总统说他确实知道。莱尔德告诉总统他不得不在11月国会选举前撤出6万军队，否则“你也许无暇顾及选举的事情”。尼克松回答道，别人对他做出判断不会依据是否按照一定时期内多少人离开越南这个标准，而是按照我们最后离开越南的方式。尼克松说他会“考虑”莱尔德的警告，这意味着他会通过霍尔德曼或是备忘录的形式确认他原来的决定，第二天他确实这样做了。

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

经过我们昨天下午的讨论，我想再次重申我的决定，今年重新部署的军队不得超过6万人。按此制定的计划要在5月1日之前报告给我。

在我重新审查计划之前，不得安排进一步撤军。

莱尔德表面上欣然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他十分了解自己的上司，所以想在比较有利的时机重新提出争议。8月，他说服总统，要使柬埔寨庇护所军事行动取得极大的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1970年底撤军9万人，1971年撤军6万人－－与总统原来的意图刚好相反。莱尔德达到了目的，尼克松默认了这种做法，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讨厌无休止的争论，部分原因是由于国会选举迫在眉睫。

我如此不惜笔墨讨论撤军问题是因为它可以深入说明两个相关的难题，一个难题是，我们想从遗留下来的战争中解脱出来，又置身在毫不妥协的国内反对派和难以安抚的河内两头夹击的僵局之间，另一个是尼克松政府的领导风范问题。

我们越南政策上的两难状况反映在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的认识以及公众辩论的性质之间存在的鸿沟上，我们的现实是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攻势威胁到了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地位以及体面从越南解脱的可能性。然而在客观威胁逐渐增加时，单边撤军计划却被国内内战般的激烈辩论再次激发。公众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我们是否有在另外两个遥远的国家里不知不觉地承担新的“义务”的危险。我们的现实是只有防止这些国家陷落才能加强南越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由于撤军带来的危机，而不至于溃不成军。公众的辩论否定一切军事设计，认为军事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同我们的外交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毫无关系就是不协调的（这种看法对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来说肯定是新闻）。我们同黎德寿的接触已足以使我们明白，没有一个看似有理的军事战略，我们就没有有效的外交。

而尼克松的领导风范是他愿意面对现实做出具体决定。一旦确立自己的信念，他敢于毫不留情地抓住问题核心，但是每做出一个引起争论的决定都会使他陷入孤独。他的确几乎没有办法面对意见相左的人，也害怕去说服或鼓舞他的下级。他躲在自己编织的茧壳里独自做出决定，而不愿意和意见不一的人交换意见。这是一位在做出决定时坚强有力，而在实践领导方面不能坚持到底的总统的矛盾所在。

攻打北越庇护所(1)

4月前两周，共产党对柬埔寨城镇和交通线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进攻很快就升级了。4月17日，森莫诺隆附近的几个柬埔寨政府哨所被北越人攻占。同日，柬埔寨军方发言人宣布，敌军已在前两周内把控制地区扩大了一倍以上。4月18日，柬埔寨军队一个营在湄公河西岸金边以南25英里处遭受重创。沿湄公河再往南，柬埔寨军队设在兴雷的司令部被敌人围困了一个星期。4月20日，敌军向桔井省的斯努进军失利。在干丹省，共产党部队暂时占领了金边以南约20英里的萨昂镇。4月21日星期二，就是总统宣布撤军的第二天，共产党的部队向茶胶发动攻击，并切断了通往金边的道路。

惠勒将军不在的时候，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他报告说，柬埔寨的武装部队在具有优势兵力的北越和越共面前“作用极其有限”。他写道：“敌人的目标很可能是孤立金边市，从各方面对其施加军事压力，也许最后在适当的时机把西哈努克弄回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控制。”

如果这些步骤通行无阻，迄今一直局限在靠近越南边境的一些狭长而人迹罕至地区的共产党庇护所，就会形成一个大的连成一片的有纵深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将拥有一个使他可以迅速调运部队和补给品的后勤系统。4月21日，我告诉一批共和党的参议员，我们本来宁愿要原来的西哈努克政府。但是西哈努克的多次声明几乎无疑表明，我们已经不再具有这种选择余地了。如果朗诺政府倒台，重新上台的西哈努克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竭力保持中立，不会再在互相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起平衡作用，而将领导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他本身的需求（以及他深受伤害的虚荣心）都会迫使他肃清他曾经借以在对立各派间保持行动自由的温和派。他将被降为一个挂名元首。西哈努克港将重新对共产党补给品开放，在南越的整个南半部，安全状况都将急剧恶化。

4月21日，一个基本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这个问题是，越南化仅仅是对美国失败的一种托词，还是一项用于达成体面和平的严肃战略。如果是前者，撤军速度和邻国局势都无关紧要。事实上，任何加速南越陷落的事态都会使我们因祸得福。某些反对派，像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就持这种观点。虽然我认为这种立场违背国家利益，但它还是合乎情理且真实的。使我犯难的是那些自称存在一条中间道路的人，他们认为既可避免南越陷落，又可无视共产党即将接管柬埔寨的事实。

如果河内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征服了柬埔寨，这将给南越以致命的打击，在战争持续过程中，它的主要盟国却在加速撤军和减少空中支援。正当河内增加援军使战斗力大大超过前一年的水平时，我们却使西贡面临着一项严峻的考验，这在大规模的进攻中已经显露出来。如果柬埔寨此时成为一个单独的武装营地，对南越造成大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西贡需要时间来巩固和加强它的部队，美国不得不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敌人保持可靠的威胁，必须靠降低河内渗透的速度，破坏其补给品，来削弱河内发动攻势的潜力。这是越南化、美国撤军以及河内攻势三方面进行的一场竞赛。

4月21日之前基本上没有考虑过攻击庇护所的问题，最后的决定是4月28日做出的。因此，了解如何做出这项决定的整个过程非常重要。

4月18日麦凯恩海军上将向尼克松所作的汇报无疑已经使尼克松在柬埔寨问题上更加忧虑起来，他关注此事的程度足以使他要求麦凯恩4月20日到圣克利门蒂去给我做一次同样的汇报。在前往圣克利门蒂与他碰头的途中，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不能眼瞧着柬埔寨的陷落而袖手旁观，还要同时去承受让我们在越南的全部事业付诸东流的风险。如果不是麦凯恩先我一步做了汇报，我也会向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

回到华盛顿后，尼克松的第一步就是确定4月21日上午7点同赫尔姆斯和我会谈，赫尔姆斯的汇报表明北越正在柬埔寨全境出击，金边不可能长时间顶住这种进攻。在讨论我们反映的那些不受重视的执行情况时，尼克松发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4月15日批准，不久后又被他追加了一倍的用于为柬埔寨购买武器的500万美元，由于官僚作风仍未拨出。他在4月1日下令，4月16日再次强调的拨给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也没有运出。这些令尼克松暴跳如雷，他下令立即把钱划拨到位，并决定第二天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确定总战略。

在准备过程中，我询问威斯特摩兰将军，让南越军队进攻庇护所是否可行。威斯特摩兰认为能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美军支援就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我还通过秘密渠道给埃尔斯沃思·邦克（驻西贡的美国大使）发去一份电报，要求了解他和艾布拉姆斯对西哈努克重新掌权，或者共产党在柬埔寨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军事、政治和心理上的后果的“真实判断”。我也请他们对可能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

从2月份起，南越就曾想在美国的后勤支援下偶尔开展稍稍越过边境的行动－－大约三英里左右－－打进庇护所，行动规模少于一个连，为的是去搜寻武器储藏所。黑格将军1月份访问越南后报告说，越过柬埔寨边境几英里处就有敌军补给品储藏所，由于这些储藏所离居民区太近，所以B-52不能将其作为安全的轰炸目标。莱尔德在2月份访问越南时已经授权艾布拉姆斯将军为南越部队越过边境进行短途出击提供支援。3月27日，南越部队就实施了一次越界作战，媒体也予以了报道。第二天他们再次进行越界作战，媒体也进行了报道。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在3月28日宣布，在美国部队受到威胁时，美军战地司令官现在已经有权越过柬埔寨边境。

攻打北越庇护所(2)

当我获悉第一次越境作战的消息时，我要求在我们根据新的形势做出周密考虑和协调一致的判断前，暂停这种行动，以避免河内以此为借口扩大战争。我不愿让战地司令官的战术决定左右我们的政策。在发出这些指令后，我就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度假－－这也表明我还以为不会有什么危机发生。因此，黑格是在3月27日给邦克发出这些指令电报的，电文如下：

如果这些行动继续下去，我们就会受到谴责，说南越政府正在把美国拖进更大的战争。

基辛格先生知道你在这方面不能做主，但希望你能鼓励阮文绍不要采取这些行动，除了现行的美军作战条令适用的情况以外。基辛格先生希望你意识到，总统很了解南越的动机，但他担心越境作战会危及我们为保持国内现在对我们总的越南政策的支持所做出的努力，这种风险可能会超过越境作战行动所带来的短期军事利益。

3月30日，邦克根据指令和阮文绍会面，向他解释了应当暂停越境作战的原因，阮文绍接受了这个建议。3月31日，《纽约时报》发出警告，柬埔寨政府愿意让盟军越境行动去袭击共产党庇护所一事，可能会将美国更深地卷入战争。柬埔寨政府随即在3月31日“忠实执行严格的中立政策”，官方正式否认曾授权美国和南越进行这样的袭击行动。

同日，我还在度假中，莱尔德打电话给总统，对反对越境作战提出抗议。我打电话给黑格让他在我回来之前设法拖延答复，无论如何在4月4日按原定计划会见黎德寿之前，不要授权继续越境行动。尼克松否决了我的建议，他命令黑格通过秘密渠道指示邦克恢复越境行动，条件是不要超过反战大示威以前的水平，并且要同柬埔寨武装部队协调一致。就我能确定的情况来讲，4月份的头三周发生了四次短途越境的作战行动－－都在我4月4日会晤黎德寿以后，每次行动不超过一天。

4月的后两周，共产党部队加紧了对柬埔寨城镇的进攻。4月22日，边境城市斯努遭受攻击，柬埔寨政府再次呼吁联合国为它抵抗侵略提供援助。尽管这种侵略已经明目张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柬埔寨政府的呼吁和另外的呼吁一样被忽视了。4月22日在华盛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柬埔寨问题的日子，这一天我还不断收到总统的信件，反映了他与日俱增的关注情绪。

第一封信是尼克松早晨5点口授的，他强调必须在柬埔寨采取“大胆的动作”，并且表示他依然决心“采取某种象征性的行动帮助（朗诺）支撑下去”，尽管他害怕朗诺已经无力支撑。他认为我们由于担心美国的援助会破坏朗诺的中立地位，并给北越以介入的口实，而“放弃了责任”。共产党从不用等待“借口”才行动，正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老挝事件一样，现在又有了柬埔寨事件。总统建议派出一名高级使者去消除朗诺的疑虑。“在这个问题上，我决定采取这个方针。”尼克松想让我向“我们在世界上的所谓朋友派来的某些胆怯的大使们”强调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姿态将向我们表明“谁才是我们的朋友”。

同一天收到的第二封信再次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让我召见日本、法国、英国和其他友邦的大使，向他们强调我们指望着盟友为后盾。第三份备忘录论及了西哈努克近来给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写的一封信。西哈努克拿朗诺政权同希特勒进行比较，并说“最严酷的意识形态－－在基于社会正义的前提下－－也比由极端腐朽堕落的人和欺压人民的反动派组成的政权不知道好多少”。西哈努克说他决定解放自己的国家，甚至“不惜以改变柬埔寨的意识形态为代价”。尼克松认为西哈努克“在方方面面都在效仿共产党的路线”，他要我把这封信交给罗杰斯和赫尔姆斯。第四封信要我面见苏联代办，并警告他总统已经做出了“带有命令性质的决定”，如果共产党向金边进攻，美国就要做出反应。

事态发展的速度使我没有机会执行这些指示。4月22日上午我与总统会晤时，我建议不要派高级使者出访柬埔寨，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大量辩论，还有可能落后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总统说：“不论怎么说，我希望保证柬埔寨不会无所作为就此溃败。”他接着说：“每个到我办公室来的人都建议我如何输掉战争。”总统下令撤换我们驻金边的代办劳埃德·里夫斯，并为短途越境行动提供援助。和尼克松的许多命令一样，这道命令也是为了表示他的不悦－－是不打算执行的。

攻打北越庇护所(3)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接到了一封从秘密渠道递送来的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长篇电报，他们勾画了西哈努克作为共产党傀儡重新掌权后，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河内进行持久战的能力还将提高，南越将出现冲击波，越南化将受到威胁。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两人都建议立即增加短途越境作战次数，同时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对共产党庇护所采取军事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一，无所作为（这是国务院和国防部比较认同的方案）；其二，只联合南越部队对庇护所进行攻击（这是我的建议）；其三，是使用包括美国作战部队在内的所有必要的部队，压制所有根据地，这是邦克、艾布拉姆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

有两个根据地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柬埔寨柴桢省被称为“鹦鹉嘴”的地区，深入越南直至离西贡仅33英里地区。在整个越战期间，这个地区一直是北越军队攻击西贡和盛产大米的三角洲地区的藏身之所。从这里往北是第二个地区，代号为“鱼钩”，我们的情报分析人员相信，共产党在南部指挥所有战斗的总部－－南越中央办事处就设在这里。这也是北越第7师集结休整的地区，该师周期性地威胁西贡，并总是去挑衅临近的南越西宁省。鱼钩地区防御坚固，我们认为南越部队的实力要同时对这两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是不足的。因此建议仅由南越部队采取行动等于是建议只对一个根据地采取行动。

那时，一个问题到达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的时候已经被无数下级委员会分析研究过了，内阁成员就好像是排练成熟的戏剧中的演员，他们基本上是重复其部下在其他场合说过的话。通常还有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迎合性情难以捉摸的首长的意图，又害怕国内的影响，任何可能被说成是升级越南战事的事都会使他们的心情无比沉重。会议桌上没有人质疑共产党接管柬埔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们的不同观点主要在于如何在对抗当前的挑战以及在如何保持公众和国会支持长期战略之间做出最好的平衡。但每个人都知道，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都很可能在国内再次引发新的愤怒、抗议，甚至暴力行为。如果柬埔寨垮台，我们单方面解脱就更加困难；如果我们接受任何其他选择，我们又会被人指责为“扩大战争”。

进攻庇护所的最初的决定是在一次气氛沉闷，甚至有些随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做出的。罗杰斯反对堂而皇之地进行越境行动，即使南越部队进攻也不行，但是他认为金边政府垮台后当然要对柬埔寨实施不受限制的轰炸。莱尔德坚决赞成短途越境作战行动，但是他反对艾布拉姆斯将军提出的要求把庇护所全盘破坏的建议。赫尔姆斯则赞成使庇护所失去作用的任何行动。尼克松通常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完会后宣布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在会议中。他要深思熟虑，然后书面或通过中间人发布指令。他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国家安全委员会只是顾问机构，而非决策机构，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对他的指令提出异议。这次尼克松却一反常态，他表示赞同由南越部队在美国的支援下进攻根据地。由于南越只能发动一次攻势，惠勒建议由他们攻打鹦鹉嘴。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参战的争论，莱尔德和罗杰斯力求把美国的介入限制在最小的程度，甚至连派遣美国顾问或用战术空军支援也表示反对。

这时，斯皮罗·阿格纽副总统发言了，他认为整个争论都没有切入正题。庇护所要么是一种危险，要么就不是。如果值得把他们全部铲除掉的话，他不明白在美国作用的问题上为什么一直谨小慎微，也不明白仅仅攻击一个基地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使越南化获得成功。他赞同对鱼钩和鹦鹉嘴同时发动攻击，而且要让美国部队参与。

如果尼克松有什么比别人提出他未曾考虑的计划更让他感到不悦的事情，那就是当着一群人的面显得他没有其顾问强硬。虽然尼克松对此感到非常愤慨，他依然机敏地把自己放在了副总统和内阁之间的立场。他授权美国空军支援鹦鹉嘴的行动，但仅仅“在显然必要的基础上”才这样做。他避免在鱼钩问题上表态。这些决定后来被以书面的形式发出。

无论怎样，北越是不受限制的。4月23日星期二，北越和越共的部队攻击了柬埔寨的棉末和安塔松城，并在连接斯努和桔井省会的13号公路上占领了一座重要的桥梁。柬埔寨驻干丹省兴雷地区的军事总部已经被围困了数日，尽管有南越的空中出击，仍于4月23日被攻陷。柴桢以西1号公路上的两座桥梁也被敌人攻占。从4月23日开始到24日，共产党的部队仍持续对海滨城市白马进行打了就跑的攻击。

攻打北越庇护所(4)

共产党在政治方面也升级了。由西哈努克提议，4月24日，在老挝-越南-中国边境某地召开了一次“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目的在于研究协调三个叛乱集团的战略。参加会议的有西哈努克、巴特寮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共的阮友寿和北越总理范文同。西哈努克4月27日在北京发表的一个长篇联合声明中指出，保证他们要在“反对共同敌人”，即“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西哈努克在会议闭幕词中还欢呼“人民柬埔寨”的诞生。

我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决定感到越来越不安，实际上这个决定是基于我的建议做出的：仅用南越部队来袭击庇护所。阿格纽是正确的，我们要么想方设法使所有的庇护所失去作用，要么就应该放弃整个计划。很难想象只对一个庇护所采取有限的行动，而且南越部队只能得到美国空军极其有限的支持，能够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变化。我们陷入了把每一种行动方针的缺点凑在一起的危险境地，我们将因为干涉柬埔寨而受到谴责，而在达到战略目标方面又没有任何作用。

在我把这些观点向尼克松汇报前，发生了又一桩看上去无关紧要，但却加快了历史进程的事件。《纽约时报》的记者威廉姆·比彻报道了一份高度机密的电报内容，即通知我们驻金边的代办，我们已经决定向柬埔寨政府提供缴获的共产党步枪。尼克松非常生气，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任何泄密的行为都会激怒他。这次泄密看上去似乎是官僚机构为了制造国会和公众反对为柬埔寨提供任何援助的压力的一次明显的尝试。让事件变得更糟糕的是，就在同时，尼克松发现他在4月1日和4月16日两次下令送到金边的通讯设备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代表都没有出发。

国内的争辩促使尼克松改变了决定，无论怎样他总算接受了阿格纽的建议，同时进攻鱼钩和鹦鹉嘴地区，并在鱼钩行动中使用美国部队。4月24日早上，尼克松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穆勒将军、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库什曼。尼克松想讨论的是在进攻鹦鹉嘴的行动中，同时联合美国和南越部队进行鱼钩的共同行动的可行性。尼克松借口只是想听取军事和情报工作的汇报，而不让罗杰斯和莱尔德来参加会议，这表露出尼克松对官僚机构磨磨蹭蹭的态度极为恼火。赫尔姆斯和穆勒都强烈主张攻击鱼钩地区的庇护所，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迫使北越放弃包围和恐吓金边的努力，同时，对补给品的摧毁将为越南化赢得宝贵的时间。但是尼克松并没有准备好宣布什么决定，而是乘直升机到戴维营去做进一步考虑，以便能找出什么办法使内阁同意他的意见。

尼克松一旦开始执行一项方针，他的决心之大同他战术的足智多谋是不相上下的。按照尼克松的建议，我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来与我会晤。斯坦尼斯属于参议院中为国家利益效力多年并积累了多年经验的那一代领袖，他们当中有许多南方人，来自一个自身经历过悲剧的地区。他们明白国内其他多数地区所不懂的道理，即无法弥补的灾难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人无完人，没有权利的美德是没有力量的。斯坦尼斯举止端庄、博学机敏、具有爱国心，和他杰出的同僚理查德·拉塞尔一样，是能够使难以对付的三权分立制度起作用的人。他高尚的品德是当总统的人可以信赖的，内阁成员也可以指望他尊重他们的努力。

4月24日下午，我会见了斯坦尼斯，并向他解释为使越南化继续进行下去，美国支持打进柬埔寨的军事理由。我给他看了一幅标出了根据地的地图，这些根据地都是越南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尼克松照例给我办公室打来电话。我当着斯坦尼斯的面，把我介绍的情况总结了一下，并向他报告说斯坦尼斯的反应总的说来是好的，斯坦尼斯接过电话，亲自向总统表达支持。

攻打北越庇护所(5)

我敦促尼克松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各个方面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我告诉赫尔姆斯的那样：“就我的判断和强烈的建议，任何决定都必须同这两位内阁成员讨论（指的是莱尔德和罗杰斯）－－即使决定早已做出，决定已经在抽屉里准备妥当了。在他们有机会表达意见之前，你不能硬要他们接受。”这次会议被安排在4月26日周日下午举行。

会议目的是要尼克松能够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西哈努克港重新开放，整个柬埔寨都将变成一个连成一片的根据地，我们还能心安理得地继续从越南撤军吗？如果整个柬埔寨的边境都为大规模的渗透敞开了大门，我们还能继续越南化的策略吗？即便不进行什么行动也不能避免我们在国内碰到的僵局。如果我们抵抗，我们就会被指责成使战争升级，但是如果我们默许共产党接管柬埔寨，美国的伤亡人数就会增加。越南开始解体，我们还会被指责成执行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拖延战争的战略。

4月25日周六，尼克松打电话要我到戴维营去审查计划工作状况。他在游泳池里游泳，而我则沿着游泳池边走着，我们讨论了预定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问题。尼克松决定将鱼钩计划付诸实施，实际上，他还开玩笑地说他有准备豁出去的念头。也许我们应该在轰炸柬埔寨庇护所的同时，恢复轰炸北越，并在海防布雷。不过，反对派总会歇斯底里提出异议。

10分钟后，尼克松就不谈这件事了，以后也没有再谈。我不相信他当时是在认真考虑那种选择，但是现在再回头看，我相信我们本应该严肃考虑一下的。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出现问题，其祸根就在于接手的政府总试图计算出最低限度需要多少军队的精确数量，这就鼓励我们的对手能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的怀疑使我们的努力完全无效。

4月26日周日，北越和越共军队袭击了通往金边的湄公河上的商船，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安塔松城，从金边往南的铁路线在茶胶省被分割成了几段。河内和北京的新闻媒体声明都拒绝了印度尼西亚提出的关于召开恢复柬埔寨中立地位的会议的建议－－这是我们所赞同的。

那天晚上，总统在行政办公楼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顾问－－罗杰斯、莱尔德、赫尔姆斯和我，阿格纽不在其中。即便尼克松已经接受了副总统的建议，但他依然对阿格纽那次出其不意的意见表达而耿耿于怀，于是决定在这次会议中充当铁腕角色。会议一开始就有些奇怪，赫尔姆斯给出了一个情报方面的估计，河内正打算扩大根据地，并使他们连接起来，力图给金边造成极为不安全的状况，从而使政府垮台。惠勒讲述了使用美军进攻鱼钩联合基地的建议以及扩大行动并把其他根据地也包括进去的可能性。尼克松极力避免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发生直接冲突，所以假装我们只是在听取汇报，然后他再以书面的形式发出指示。令我倍感惊异的是，罗杰斯和莱尔德－－他们现在毕竟已经对这位难以捉摸的首长的做法见惯不怪了－－居然赞同这种按照既定计划所做的游戏，而没有表态。他们避而不问为什么要在星期天的晚上将高级顾问们全都召集到一块，来听取应付突发事件的汇报。

尼克松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把沉默当作赞同，无论如何，他一直在避免发生争端。会议一结束，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官邸，指示我发出授权美国部队进攻鱼钩地区的指示。我让人起草了一份指示，总统签了字。为了确定无疑，总统第一次在指示上签署了自己姓名的缩写，然后又在缩写的下面签上了他的全名。

总统的双重认可也没能保证指示得到执行。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局势室主持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讨论执行总统指示的时候，就被叫出去接罗杰斯的电话，他想知道他刚刚接到的这个指示是否意味着总统已经命令美国部队向柬埔寨的一个庇护所发动进攻。我承认几乎不存在任何别的解释，罗杰斯说这条指示使他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打交道时被置于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那天下午他正计划证实没有一个美国人卷入了柬埔寨局势。我建议他给总统打电话。

攻打北越庇护所(6)

我刚一回到局势室，就接到了另外那位内阁高级官员打来的电话。莱尔德按照他一贯不变的提问策略，提出了一个最易受到攻击的问题，鹦鹉嘴和鱼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使美军的阵亡人数达到每周800人。他辩解道，艾布拉姆斯和惠勒不会认为双管齐下的军事行动有可行性。当惠勒在周日下午谈到要对两个庇护所采取军事行动时，莱尔德坚持说，他指的是鹦鹉嘴再加上一个叫做704号根据地的庇护所，这个地方距离鹦鹉嘴南面很远（后来经过证实，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那里已经是汪洋一片）。我建议莱尔德也给总统打电话。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刚刚重新开始，我又被叫去接电话，这次打来电话的是霍尔德曼，他告诉我罗杰斯和莱尔德已动身前去与总统会晤。他邀请我共同参加，但是这倒提醒了我“要让总统去承担”。

总统和高级内阁官员的会晤并不缺乏超现实主义特色。罗杰斯首先关心的是他当天下午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事情，他希望能够证明没有任何美国人卷入了柬埔寨局势，因此他要求总统撤回他的指示。莱尔德则想得更复杂，他再次提出他对伤亡人数会急剧增加的忧虑。他暗示我们对艾布拉姆斯的建议存在着极大的误解，这个建议指的是那个浸满水的南方基地。

尼克松没有怎么发言，发言也是模棱两可－－任何熟悉他习惯做法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他要坚持己见。他宣布休会，并告诉那两位内阁官员他们很快会听到他的意见。罗杰斯和莱尔德一走，尼克松就一股脑地向我倾诉那些让他感到挫败的事情。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高级顾问从不给他提出战略论据，而是用他们的个人政治问题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会因此而改变看法。我建议他把执行指令的时间推迟24小时，甚至可以暂时收回成命，如果这样做可以减轻罗杰斯的困难的话。在这期间，我将用他的名义询问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从而证实他们的看法。我们不得不保证对他们的建议和他们预计的伤亡人数都不存在任何误解。尼克松撤回了指示，我则通知他的内阁成员，最后的决定即将在24小时内做出。

同时，尼克松要我通过秘密渠道致电给邦克大使，以最迫切的方式要求他和艾布拉姆斯阐述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美国和南越联合攻击鱼钩地区是否符合我们的愿望？鱼钩行动应该与鹦鹉嘴行动同时进行，还是在其后进行？在南越境内发动类似行动是否比在柬埔寨效果更好？进攻其他的根据地－－比如704号根据地－－是否更有成效？预计伤亡数字会是多少？电报最后说（以总统的名义发出）：

我关心的是，艾布拉姆斯将军是真的想根据其价值而采取行动，还是仅仅因为这是我的愿望才表示赞成。因此，请把你和艾布拉姆斯将军就以上问题的看法坦率地告诉我，这些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指导我的行动。请将此电文转交艾布拉姆斯将军一阅。

傍晚，我们收到了莱尔德的备忘录以及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回复。莱尔德重申了他先前的立场：他反对在柬埔寨动用美国战斗部队，但是他赞成使用南越的部队攻打鹦鹉嘴，必要时作为补充，还可以攻打704号根据地，也由南越部队执行。值得对莱尔德大加赞赏的是，一旦尼克松决定美军将扮演作战部队角色后，他并没有加入到当时流行的推卸责任的做法中去。这位在小问题上泄密的高手也从来没有透露他曾以书面的形式反对过这次在柬埔寨采取的军事行动。

攻打北越庇护所(7)

对于艾布拉姆斯和邦克来说，他们强烈建议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把这看作是“最理想的”办法。同时，认为最好与进攻鹦鹉嘴同时进行，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仅次于鱼钩地区。艾布拉姆斯还证实704号根据地“在重要性上不能和那两个地区相提并论”，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不相信在南越境内发动任何进攻能产生相等的效果。艾布拉姆斯态度很谨慎，他对可能发生的伤亡数字避而不谈，但是他保证将尽全力使伤亡保持在“绝对最小的限度”。

每当要做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决定时，尼克松都要打电话找约翰·米切尔商量。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了备忘录以及各种赞成和反对现有策略的各种意见，一直持续到午夜。最后，尼克松决定维持他最初的决定，在对鱼钩根据地实施军事行动时使用美国部队，并在上午当着米切尔的面告诉莱尔德和罗杰斯。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4月28日星期二，尼克松同米切尔和我从9点30到10点20再次审议了行动方案。尼克松要我在他会见罗杰斯和莱尔德之前从旁门出去，他要尽力避免让我成为各派批评的靶子。在和罗杰斯、莱尔德和米切尔会晤的20分钟里，总统再次肯定了他的决定，即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他指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曾经反对使用美国部队，基辛格博士也“倾向于反对意见”。这种说法已不再符合事实，我至少在一周前已经转变了观点。尼克松向他们保证，他将口授一份决策过程的事件记录，明确表明其高级顾问的反对意见－－他们的反对意见也将记录在案，他将承担全部责任。关于米切尔此次会晤的记录，请参看注释。*

因此，最后做出的决定并非是后来强烈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狂人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人十分痛苦又十分审慎的决定。这个人几乎每天都不得不克服自己神经紧张的毛病去面对他的同僚，克服行政部门有意无意地拖延时间，还有那些来自批评界的持续不断的攻击。这个决定并非是像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背着他的高级顾问们做出的决定。尼克松推翻了一些内阁成员的建议，但并非把他们蒙在鼓里。这就是总统职务的实质，正是这种实质给总统造成无法避免的孤独状态。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后，尼克松就躲进了行政办公大楼的秘密办公室，直到他4月30日发表演说，宣布进攻柬埔寨时才重新露面。我每天都和他一起待上几个小时，让他了解计划方面的最新进展。帕特·布坎南根据我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简单提纲给他起草了演说内容，但主要论点是尼克松的，演说的辞藻和基调也是尼克松提供的，他每天都要工作数小时一次次润色他的演说稿。在他发表他总统任职前期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演说的前几天，理查德·尼克松几乎完全处于孤独状态，立体声音响系统播放着柔和的古典音乐－－他在音乐中沉思，整理思绪，并抑制着自己的愤懑情绪。愤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他知道他所深信正确的决定无疑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在制定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同僚们的支持。

一个内阁部门一旦认识到决定已经无法挽回，并且已经不能通过巧妙的解释或泄密的办法加以改变的时候，这个部门就能变成一个有足够能力且充满效率，而且考虑周到的非常出色的工具。前几周以来那种逃避责任、办事拖沓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现在却开得干脆利落、简明扼要。经验丰富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U.亚历克斯·约翰逊提出了一份他十分擅长制定的极为高明的总体计划（在官僚政治中被称为“电影脚本”），该计划对每个关键部门在战斗打响前后的48小时都按钟点作了任务安排。

4月28日晚发动的攻打鹦鹉嘴的行动代号为“碎石机行动”，南越人称之为“全胜第42号战役”。大约有50位美国顾问随先头部队行动，接下来的四天中又增加了22名。

4月30日晚9点，总统发表了演说，向公众解释道：“敌人在过去十天的行动明显危及到了现在仍在越南的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对再撤离15万人后仍然留在那里的人则将构成无法挽回的威胁。”他在开始演说时用一幅说明北越已经开始威胁金边的地图来解释，北越把过去分散的根据地扩大成了“一个供敌人集结休整的辽阔地带以及一个沿着600英里的边界线向南越发动进攻的跳板”。我们有三种选择：其一是什么也不做；其二是“为柬埔寨本身提供庞大的军事援助”；其三是扫清庇护所。他现在宣布决定：由美国和南越联合进攻“共产党在南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挥总部”。这次行动是有限的、短期的，不直接针对任何其他的国家，是实现越南化并使伤亡人数保持在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动。

总统演说使用的修辞同演说的主题不大相匹配，然而同过去数周来所受的压力却是相称的，总统强调美国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不会屈从于“无政府状态”，我们不会像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那样行动。他也不会选择“轻而易举的政治途径”，把责任都归咎于过去的历届政府。这就是典型的尼克松，他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政治考虑”：

攻打北越庇护所(8)

同正在越南为我们的国家，为和平以及自由事业英勇战斗的40万美国人的生命相比，我的政党是否能在11月获得更多选票是无足轻重的。同美国是否会由于我们在这场危机中的失败而证明不值得在世界历史的这一关键时期充当自由力量的领袖相比，我是否只能担任一届总统是毫不重要的。我宁愿只担任一届总统，并采取我认为正确的行动，而不愿意担任两届总统，代价是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沦为二流强国，看着这个国家遭到它190年光荣历史的第一次失败。

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演说是一次制造分裂的演说，充满了自命不凡的说教和过分的矫揉造作。毕竟两年后尼克松才会面临另一次总统选举，他无疑是把问题个人化了。很显然，这次演说不会令那些只是想以结束战争为唯一目的，并为达到目的可以不计一切后果尽快结束一切战斗行动的人满意。尼克松做的这件事正落在了他的批评者们的手里，因为他把一次时间和空间都受到限制的基本上是防御性的行动当作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使良心受到极大考验的事件，从而使那些声讨更加振振有词地指责尼克松因“扩大战争”而超越了总统的权限。

那些批评者们很少越过演说的修饰用词去探讨这个决定的现实性问题，因为事件本身的曲直无可争辩。尼克松过分的文字游戏并没有改变这件事的现实，我们只有他概括的三种可以选择的办法。如果河内成功地建立起了连成一片的根据地，我们将不得不停止撤军，否则越南化就会成为摧毁一个盟国的托词。什么都不做等于坐视柬埔寨和南越陷落，而且在那里还有40万美军。如果我们确实想减少我们在越南卷入的程度，而又不让曾经依靠我们的人任凭噩运的到来，我们就不得不阻碍河内对柬埔寨的阴谋。

袭击柬埔寨(1)

西贡时间5月1日上午7点半，美国和南越部队向鱼钩地区进攻。同日，尼克松视察了设在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由于一时冲动－－下令实施他长期考虑的进攻其他一切根据地的想法。结果在最初的三周内，就有12个北越根据地遭受攻击。有些行动是由联合部队进行的，有些则是在美国空军和后勤的支援下由南越部队单独进行的。有的行动很迅速（一周到十天），有的行动则持续到整个战役结束。

两艘美国舰艇以及海军巡逻飞机在离西哈努克港（当时已重新命名为磅逊）12海里以外开展监视行动，必要时要封锁港口。这次行动进行到6月13日结束。5月26日秘密轰炸正式结束，B-52轰炸机继续出击，为柬埔寨的美国地面部队提供公开的支援，这些行动是经过授权的，上文中有过描述。另外还对北越进行了两天的空袭，目标是设在非军事区北部的三个敌军补给基地。艾布拉姆斯将军早在4月底就注意到了这些后勤联合基地，认为这里是敌军的补给中心。

尼克松演说的着重点是南越共产党指挥总部－－位于鱼钩地区，并将这里列为我们进攻的目标之一。柬埔寨共产党八年后证实，某些美国人不相信尼克松所言：南越共产党指挥总部确实设在鱼钩地区伊丽莎白·贝克尔：《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战争一瞥》，出自《华盛顿邮报》1978年12月27日。亨利·卡姆的《波尔布特证实了尼克松的断言》，出自《纽约时报》1979年3月18日第7版。。我在尼克松发表演说前，曾向报界吹风，我强调南越共产党指挥总部具有高度机动性，我们并不指望可以把它一网打尽。事实上，对鱼钩庇护所的进攻严重破坏了南越共产党指挥总部的行动，俘获了它的许多人员，摧毁了许多补给品和设备。5月18日，南越共产党指挥总部通知其下属单位，它已受到了盟军进攻的严重威胁。它还指示所属一切电台秘密接听，因为总部仅在必要时才恢复短暂的通讯联络。南越共产党指挥总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空中信息联系，虽然其下属单位曾多次试图重建无线电联系。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透露情报信息，所以只能听之任之地面对新闻媒体的无情嘲弄，说我们对捉摸不定的共产党总部无所适从。

撇开南越共产党指挥总部不谈，这次行动的成功也是无可置疑的。第一个月快要结束时，我们已经缴获了敌人五吨半的文件，其中包括推翻金边政府战役的详细计划，还有通过西哈努克港运送物资的提货单，数量超过了我们对西哈努克港重要性的最高估计。5月22日，国防部估计1.2万名北越军队由于我们的攻击行动而受阻。共产党在电讯中慨叹这些部队把他们预留在雨季的储备物资都消耗掉了。共产党的逃兵人数大大增加。6月底，尼克松在向全国报告结果时列出了缴获的军用物资数量：

单人武器22892件－－足够装备74个满员北越步兵营；多人使用的大型武器2509件，足够装备约25个满员的北越步兵营；

－－弹药1500多万发，约等于过去一年敌人在南越开火的数量；

－－大米1400万磅，估计足够使南越活动的全部敌军战斗营维持4个月左右；

－－火箭炮、迫击炮和无后座步枪弹药14.3万发，等于敌人在南越14个月的发射量；

－－高射炮弹19.9552万发，地雷5482颗，手榴弹6.2022万颗，炸药8.3万磅，其中包括1002个炸药包；

－－至少435辆汽车，摧毁了1.1688万座地堡和其他军事建筑。

如果我们不是断然做出在两个月内撤军的决定的话，军事成效可能会更大，不会只被限制在突破20英里的地区。

4月30日的演说发表不久，尼克松就开始催促从庇护所做象征性的，后来又变成实质性的大撤军。6月30日的期限开始只是尼克松就这次行动能持续多久给国会领导提供的一个粗略估计，但很快这个期限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在另一次给国会介绍情况的会议上，尼克松突然给美国规定了一个30公里的渗透限度（五角大楼含糊其辞地将之换算成了21英里）。总统险些又犯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政策长期存在的错误：采取足以引起强烈抗议风暴的强硬策略，然后又犹豫不决，使这些行动不能产生决定性的效果。给我们部队的行动规定时间和地理上的限制只能稍稍平息一下国会和新闻媒体的情绪，但肯定妨碍我们从这些行动中获得充分的好处。根据地当时已经扩大到几百平方英里，不进行系统的搜索不可能发现敌人的秘密仓库，发现后也需要一定时间把已经找到的东西运离。时间上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进行彻底搜查，而地理上的限制简化了敌人的计划：他们只要把部队和某些仓库撤退到我们宣布不再予以侵犯的地区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按照认真搜查的需要把部队逗留的时间延长两三个月的话，我怀疑我们是否会引起公众更大的敌对情绪。这些限制并未妨碍我们达到重要目标。对庇护所的进攻使河内丧失了储备物资，而不能?行持续多年的连续进攻。南越的某些最易受到庇护所攻击的地区，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发生过重大战斗。湄公河三角洲和人口密集区也得到了有效地保护。而且当河内在1972年春季发动全国攻势时，其主力部队穿越的是补给线最短的非军事区，它从柬埔寨发动的进攻力量是最弱的，也是最容易被遏制的。

袭击柬埔寨(2)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最关键的检验标准是伤亡人数的减少。进攻庇护所期间，伤亡数字曾有短期上升，但从未超过莱尔德曾担心的每周800人的这个数字的1/4。后来，阵亡人数四年来第一次降低到每周100人以下，而且，这个人数后来仍逐月下降。从1970年6月开始，每月平均伤亡人数还不到1969年同期的一半。到1971年5月，也就是一年以后，伤亡人数已经降低到每周35人，1972年5月是每周10人。可以肯定的是，美军的撤退是一个因素，但是在1971年我们还有几十万人在越南，如果河内有能力的话，它本来可以造成比实际伤亡人数更大的数字。它之所以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柬埔寨的行动为我们提供了喘息的时间。

在国际舞台上，被大多数批评者预言的其他国家的纠纷并未出现。苏联曾发表了一些含糊其辞的言论，而不是什么具体的威胁。5月4日，苏联总理柯西金举行了一次态度强硬的记者招待会，说在美国“侵犯”柬埔寨中立的情况下，苏联怎能信任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但是他明确表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仍将继续。他并没有保证苏联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声明，甚至并未表示不承认朗诺政府。5月18日，苏联副外长尼古拉·费留宾对我们的一个欧洲盟国说，苏联计划在金边保留大使馆，因为“别无他法”。费留宾把柬埔寨的局势描述为混乱不堪，把西哈努克说成是北京的囚徒，这些开始成为莫斯科首要的困扰。

中国人的语言尽管更加丰富多彩，也同样保持了谨慎的态度。5月1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的“猖狂挑衅”提出“严正”警告。提醒大家要记住毛主席关于美国是“纸老虎”的名言，中国断言“印度支那人民”如果团结一致，就“一定”会取得胜利。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再次重申了这样的主题，并安抚印度支那的革命者说，“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盾”。换句话说，正如我告诉总统的那样：“中国人已经发表了声明，实际上是说他们什么也不打算做。”5月20日，以毛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用了一个颇具煽动性的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泽东支持西哈努克新成立的流亡政府以及《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并再次指出“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5月23日我在递交给总统的分析报告中说，这份声明除了给河内提供口头鼓励之外什么也没提供。

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到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添了一根互相争夺的骨头，从而改善了我们的位置。由于莫斯科承认朗诺，而北京承认西哈努克，中苏分歧就会被转移到印度支那。6月10日，多勃雷宁和我又开始探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中东问题，甚至还有美苏首脑会谈问题。6月底，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毋庸置疑的信号，表示他们愿意重新开始和我们接触。

危机并非出现在战场上，也不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上，而是在我们的国内。

国内忧患(1)

患　1970年春季爆发的国内争端使一个时期以来的进攻柬埔寨的行动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别的压力。从11月起，反战运动曾处于休眠状态，等待新的时机再度爆发。4月中旬有许多零星的抗议者，4月28日南越部队要对鹦鹉嘴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新闻媒体引起强烈的抨击，被媒体指责为使战争升级，而这正是尼克松发表演说的前两天。北越部队在柬埔寨横行霸道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月了，没有人批评过河内一句。但南越的反应却遭到媒体的谴责，包括《纽约时报》（“实际上是抛弃了总统关于从东南亚脱身的承诺”），《华尔街日报》（“美国要求的是从印度支那脱身的可以接受的出路，而并非更深地陷进去”），《圣路易斯邮报》（“一次令人震惊的升级”）。南越进攻的目的正有助于我们有条不紊地撤军，但是国会几乎立即开始制造障碍，反对援助受到野蛮敌人侵略的柬埔寨，这些敌人事实上就是在越南和我们作战的那些部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J.威廉姆·富布赖特4月27日在那次使罗杰斯痛苦不堪的汇报会之后，就向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外交委员会一致认为支援柬埔寨抗击北越征服的行为“将是进一步扩大战争的行为”。

后来抗议浪潮中提出的一切批评性的论点早在总统演说以前就存在：美国正在使战争升级，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政府所声称的取得胜利是假的。尼克松政府对自己的决定已经无法控制，以至于把我们采取的最微小的步骤都看作要让数十万美军投入战斗。4月30日，媒体对尼克松的演说只有一个简单的回应：他们不相信他。这又是“一个军事幻想”，《纽约时报》这样说：“时间和苦涩的经验已经使美国人民和国会不再轻信了。”《华盛顿邮报》称这是一场“自己会继续进行的战争”，靠“可疑的证据、华而不实的道理和过分夸张的言语”作支撑。《迈阿密先驱报》认为：“柬埔寨演出的剧本和肯尼迪时代以及约翰逊时代的越南故事如出一辙，我们早就听过无数遍了。”

总统发表的摇摆于伤感和尖锐基调间的声明对于暴力抗议的行动来说无济于事，在这些行动中什么事情都能够被曲解。5月1日他在视察五角大楼时随口说“那些在校园里扔炸弹的……是些浪荡子”，这句嘲笑的话偶然被记者听到就成了蓄意挑衅的话语了，虽然尼克松指的是向建筑物投掷炸弹的，并把斯坦福大学教授毕生的研究成果付之一炬的为数极少的学生。5月4日，为了在几天来的暴力活动中维持秩序，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学生被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兹的国民警卫队击毙，这件事情激起了千层浪，把国家和国家领导带到了心力交瘁的边缘。

政府的反应是一篇相当麻木不仁的声明。罗恩·齐格勒奉命发表讲话说这次枪杀事件“应该提醒我们，意见分析转化为暴力，悲剧就会不请自到”。

学生罢课和抗议的势头立刻激烈起来。校园的动乱和暴力活动在公众中引起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柬埔寨军事行动本身，华盛顿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市。5月9日，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达到高潮，估计有7.5万到10万人参加了周六下午聚集在白宫南面的埃利普斯（椭圆）公园举行的示威活动。警察把白宫围了起来，为了保护总统的官邸，还用60辆公交车围成了一个防御圈。

与此同时，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许多人支持总统的行动。当人们被问到“你是否认为美国应该运送武器和物资去帮助柬埔寨”时，48％的人回答是应该，35％的人回答是不应该，11％的人弃权，还有6％的人给出的答复是有保留的。当他们被问到“你是否赞成尼克松总统处理柬埔寨局势的方式”时，50％的人表示赞成，35％的人不赞成，还有15％的人弃权。在被问及是否赞成尼克松总统处理越南局势的方式时，53％的人表示赞成，37％的人表示反对，10％的人弃权。

国内忧患(2)

新闻界和学生的批评引发的轩然大波对国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国会批评总统和它磋商不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今这种批评也在升级，企图通过立法来迫使从柬埔寨撤军，并禁止美军重新进入。5月13日，参议院开始辩论对外军事物资销售法案，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和约翰·谢尔曼·库珀提出修正案，禁止美国在6月30日以后再对柬埔寨进行军事援助以及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也提出修正案，要求授权总统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以保护驻扎在南越的美国军队。这份修正案于6月11日被以52票对47票的微小差额否决了，这可看作是一次激烈的审判。参议院的争辩和国会的斗争持续了七周时间，直到6月30日参议院在一次唱名表决中以58票对37票通过了库珀-丘奇的修正案。这个法案后来送交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不过由于众议院拒绝同意参议院通过的法案，致使这项对外军事物资销售法案在1970年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造成了僵持局面的产生。

库珀-丘奇的修正案关注的焦点是柬埔寨，然而针对国防采购法案提出的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的目标却是想在1970年底（后来延长至1971年12月31日）通过停止一切拨款的办法来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个提案于9月1日以55票对39票没有最终通过，但是他们的行动模式是很清楚的。参议院里的反战派要一个接一个地提交修正案，迫使政府无休止地进行后卫战，以此为谈判保持最低限度的机动余地。河内只会受到鼓励而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我们国内的争端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然后它来坐收渔利。

政府结构正面临瓦解，行政部门一提到炮弹就头疼。国务院约250名雇员中，包括50名外交官在内，签署了一份反对政府政策的声明。内阁成员明显存在的争论表明行政部门几乎和国家一样处于分裂状态，以致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公开提出抗议。5月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国务院禁止任何对其态度进行猜测的行为－－这很难说是对总统表示的明确支持。一群雇员占领了和平队办公楼，并在上面挂上了一面越共旗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罗伯特·芬奇拒绝公开反对总统和他的老朋友们－－但在私下里他的确这样做了－－他属下一大批官员占领了该部礼堂表示抗议《纽约时报》。1970年5月18日。。总统把自己看作是中流砥柱，但是动乱对他也是有影响的。他装作满不在乎，其实他的内心因那些抗议者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如果能够获得那些学生们曾对肯尼迪兄弟表示出的爱戴，哪怕是一点点，他都愿意付出更多。由于这种矛盾心情，尼克松感到筋疲力尽，使得他的顾问们也深深忧虑。5月9日早上5点他去林肯纪念堂和学生们进行的尴尬会晤仅仅是他心理状态的一次小小的外露而已。

筋疲力尽是当时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特征。我不得不从被抗议者包围的寓所搬到白宫的地下室去居住，为的是能得到一点点睡眠。尽管我需要去协调危机，我还得花上自己很多的时间去面对那些心情沉闷到近乎惶恐不安的同事们。

所有这些加速了清醒的过程。战争使保守派感到挫败，现在变得更加退缩，连自由派也因过去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陷入了瘫痪，因为他们不能完全压制一种认识，即曾有两个自由派的政府把50万美国人派驻到了印度支那：他们同样不愿意面对既往的行动，也无法做出任何严肃的努力去保持平静。一位资深教授声称“坐船可以离开越南”，这种说法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大笑话。实际的结果是，没有什么别的严肃选择，政府只能采取自己的政策，或者有条件投降。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痛苦而现实的抉择：动用美国部队在八周的时间内瓦解庇护所，这是否是最好的办法，是否可以保持我们已有步调并保证我们安全撤离越南，还能防止河内接管印度支那呢？通情达理的人也许有不同意见，事实上，理性的讨论已经结束了。总统把他的决定提升到了和二战时期某些关键性抉择同样举足轻重的层面。批评者们攻击他是一个失去理智、毫无理性，并且挑动敌人进攻的总统，即便那些行动取得了成功，也是不道德的。

但是辩论的真正主题还不是对柬埔寨的袭击，而是前一年反战大示威时曾使国家陷入分裂的同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应该为其荣誉、世界地位以及已付出的代价坚持任何条件，或者说美国是否应该立刻无条件地使自己的努力兵败如山倒。参议员富布赖特极力主张的政治解决方式－－除迅速把一个共产党政府强加于西贡之外，没有别的作用－－已经是河内总是拒绝的办法，就像黎德寿不到三周前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向我证实过的一样。

那些温和的批评者中－－曾坦白支持体面解脱的人士－－没有一人愿意承认，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建议拒绝给柬埔寨提供援助，我们很快就只能去接受河内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他们谁也不支持。我们的反对派一直在宣扬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似乎存在某种没有明说的政治选择，某种保持中立的法宝，而我们执意加以摒弃。

平衡清单(1)

美国国内危机的最终受害者是无辜的柬埔寨人民。几十年来美国的内部分歧从未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具体。未来的展望还没有看到，一些奇怪的论点就被生造出来，说什么红色高棉的胜利是美国和柬埔寨努力抵抗他们五年的产物威廉姆·肖克罗斯：《政治杂耍：基辛格，尼克松和对柬埔寨的破坏》，第372～373页。令人吃惊的是，为红色高棉暴行开脱的肖克罗斯受到了另一位作者的抨击，这位作者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暴行。参照理查德·达德曼载于1979年4月22日《纽约时报书评副刊》上的文章。某些批评我们的人看起来随时准备着在他们自己的政府面前，假定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无罪。。患上了集体健忘症的人们的热望压制了一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柬埔寨进行侵略的是河内，在美国对柬埔寨领土进行轰炸之前很久，红色高棉就发动了进攻；在我们进行有限攻击的一个月前，北越部队就一直试图遏制柬埔寨；在1978～1979年，是北越部队最后推翻了红色高棉。如果我们不进攻柬埔寨的庇护所，柬埔寨早在1970年就被鲸吞了，而非1975年。如果说有什么注定了自由的柬埔寨人的悲剧命运，这就是美国的厌战情绪。

柬埔寨逐渐成为我国国内发泄挫败情绪的靶子。国内批评者想通过立法结束越南战争的各种计划都遭到失败，但在迫使我们撤离柬埔寨方面比较成功。尽管使用柬埔寨作为基地的是同一个敌人，尽管河内除已经增加的部队之外再也无法继续增援，而柬埔寨任何力量的增加都必然会削弱河内的力量，或者使河内只能处于防御态势，但美国顾问按照法律规定还是不能进入柬埔寨，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柬埔寨人钳制了河内在南方的大量人力，但美国的援助经费却非常吝啬，1970年大约是2亿美元，而且还有附加限制，不得用于“维持朗诺政府”－－真是一个令人十分震惊的政策，帮助一个国家却不能帮助它的政府。

柬埔寨的困境甚至触动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位工作人员，理查德·M.穆斯和詹姆斯·G.洛温斯坦，他们每年都要访问东南亚，现在他们的访问也成了官员们的心腹之患，因为这两人都反对战争，而且善于揭官僚们的疮疤。他们半年一次的报告为国会攻击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提供了“弹药”。然而，1970年末穆斯和洛温斯坦对柬埔寨进行访问后作出了与我们意见一致的结论，并且大胆地作了陈述。他们报告的要点是，美国为柬埔寨其实没做什么，柬埔寨政府取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美国的所作所为正在拆柬埔寨的台：

和越南局势不同，朗诺政府看起来是得到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而且在文官和参议院的成员以及在国民议会的议员当中……明显有一种不依靠外国部队保卫国家的民族团结的感觉和目的性……

柬埔寨感到很难理解美国今天在东南亚所造成的进退两难局面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追溯20年来美国在亚洲的行为方式，在武装抵抗由中国和苏联装备起来的侵略部队的问题上，他们似乎对美国举棋不定的迹象感到很迷惑。

然而，先前对流行的成见表示支持的穆斯-洛温斯坦的报告都会印成奇特的小册子广为散发，这次的报告却在委员会里积压了好些日子。后来鉴于某些委员的压力，报告还是被发表了－－然而是以一种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发表的。参议员富布赖特于1970年12月16日只是把它连同一些报纸社论一起塞进了《国会记录》里，既不引人注意，也没有公开宣读《国会记录》（日刊）。1970年12月16日，S20283页、20289页及其后各页。。

决定是否进攻庇护所的问题对诚实和严肃的人来说，完全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是一旦北越部队遍及到全国，一旦他们建立起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并用来推翻金边非共产党统治的政府（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做出任何反应之前），生死输赢就已经有了定论。进攻庇护所防止了柬埔寨立即陷落，但是不能铲除掉长久的威胁。那些曾经反对最初决定的人现在力图取消这个决定，办法是阻止对柬埔寨政府进一步援助。但是，这种做法既不能取消这个决定，也不能防止战争的扩大，其后果只能是给河内和红色高棉以喘息的机会，从而使他们展开最后的攻势。它注定使保持一个独立、自由和中立的柬埔寨的希望化为乌有。政府和批评者都能够强有力地阻止对方达到各自的目标，并挫败对方的政策，其结果使我们不能采取任何首尾一致的政治策略。北越的决心、柬埔寨的内讧以及美国国内的冲突，这一切都使事态必然朝希腊式悲剧的方向发展，直到使这个温厚的国度遭受本不应有的灾难，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权力忘记的。

平衡清单(2)

第三章注释

*约翰·米切尔为此次会议作了记录，并写了一份简明的仅有两页的备忘录：

会议备忘录 1970年4月28日

与会者：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

主题：柬埔寨/南越问题

讨论这个主题的会议于1970年4月28日星期二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从上午10点20分开始，持续了大约20分钟。

总统指出，会议的目的是把他对南越和柬埔寨局势的发展做出的决定通知与会者。总统进一步指出，他过去10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考虑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麦凯恩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人员在夏威夷汇报会上提供的所有情报。总统又指出，在决策过程中，他还考虑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反对在柬埔寨使用美国军队的立场以及基辛格博士倾向于反对使用美军的建议。

总统又说，他前一天向邦克大使和艾布拉姆斯将军提出了某些问题。总统宣读了他给邦克大使的电报以及周一晚上收到的大使的回电。

总统还说，基于他对柬埔寨局势的总体研究，他决定不改变美国目前在柬埔寨军事援助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他授权越南共和国军队进攻鹦鹉嘴的决定。总统又指出，为了保护在南越的美军，他决定批准授权美国和越南政府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的南越中央办事处总部。总统表示，进攻南越中央办事处总部的行动是继续执行越南化政策的必需，这个行动可能有助于而非阻碍美国和平谈判的努力。

总统又说，他在决策时考虑到了国会某些人和公众中某些阶层可能产生的负面反应。总统又说，为了把导致这些决定的情况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反对意见都记录在案，他在头一天晚上口授了一个录音记录，其中包括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反对意见。

总统讲完后就离开了椭圆形办公室，到内阁室去参加另一个会议。当总统在场时，其他与会者并没有就会议主题进行讨论。

签字：J.N.米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