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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1）（图）

- 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2）

- 大娃娃小爸爸（1）（图）

- 大娃娃小爸爸（2）

- 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1）（图）

- 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2）

- 珍藏在父亲心中的爱（1）（图）

- 珍藏在父亲心中的爱（2）

- 幸福的童年回忆（1）（图）

- 幸福的童年回忆（2）

- 第一次和毛主席照相（1）（图）

- 第一次和毛主席照相（2）

- 毛主席给我斟酒（1）（图）

- 毛主席给我斟酒（2）

- 毛主席给我斟酒（3）

- 毛主席安排我们去基层锻炼（1）（图）

- 毛主席安排我们去基层锻炼（2）

- 毛主席的六十大寿（1）（图）

- 毛主席的六十大寿（2）

- 一碗难忘的小米干饭（1）（图）

- 一碗难忘的小米干饭（2）

- 毛主席的图书馆（1）（图）

- 毛主席的图书馆（2）

- 聆听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讲话（1）（图）

- 聆听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讲话（2）

- 主席教我们看书（1）（图）

- 主席教我们看书（2）

- 渡过葭芦河（1）（图）

- 渡过葭芦河（2）

- 我给毛主席打前站（1）（图）

- 我给毛主席打前站（2）

- 难忘小河村（1）（图）

- 难忘小河村（2）

- 跟随毛主席进北平（1）（图）

- 跟随毛主席进北平（2）

- 和主席少有的一次娱乐（1）（图）

- 和主席少有的一次娱乐（2）

- 主席的一次笔误（1）（图）

- 主席的一次笔误（2）

- 大决战中毛主席的指挥艺术（1）（图）

- 大决战中毛主席的指挥艺术（2）

- 第一次给毛主席送电文（1）（图）

- 第一次给毛主席送电文（2）

- 主席的衣服（1）（图）

- 主席的衣服（2）

- 我给毛主席当生活管理员（1）（图）

- 我给毛主席当生活管理员（2）

- 四菜一汤已不错了（1）（图）

- 四菜一汤已不错了（2）

- 你来替我办事呀（1）（图）

- 你来替我办事呀（2）

- 我为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1）（图）

- 我为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2）

- 今天的饭谁做的呀（1）（图）

- 今天的饭谁做的呀（2）

- 我给主席做狗不理包子（1）（图）

- 我给主席做狗不理包子（2）

- 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1）（图）

- 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2）

- 难忘的几件事（1）（图）

- 难忘的几件事（2）

- 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1）（图）

- 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2）

- 我给毛主席拍电影（1）（图）

- 我给毛主席拍电影（2）

- 女同志要站在中间（1）（图）

- 女同志要站在中间（2）

- 在主席身边摄影的日子（1）（图）

- 在主席身边摄影的日子（2）

- 用照相机记录主席的形象（1）（图）

- 用照相机记录主席的形象（2）

- 好久不见了（1）（图）

- 好久不见了（2）

- 奇特的碰杯（1）（图）

- 奇特的碰杯（2）

- 我给主席放电影（1）（图）

- 我给主席放电影（2）

- 我为毛主席设计新发型（1）（图）

- 我为毛主席设计新发型（2）

- 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补吗（1）（图）

- 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补吗（2）

- 只要主席下令我什么仗都敢打（1）（图）

- 只要主席下令我什么仗都敢打（2）

- 毛主席参加军人大会（1）（图）

- 毛主席参加军人大会（2）

- 半碗米糊（1）（图）

- 半碗米糊（2）

- 你就不要去找毛毛了（1）（图）

- 你就不要去找毛毛了（2）

- 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嘛（1）（图）

- 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嘛（2）

- 毛主席给我签字（1）（图）

- 毛主席给我签字（2）

- 主席为我请医生（1）（图）

- 主席为我请医生（2）

- 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1）（图）

- 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2）

- 我在主席身边的二三事（1）（图）

- 我在主席身边的二三事（2）

- 我在主席身边的二三事（3）

- 在延安的岁月（1）（图）

- 在延安的岁月（2）

- 毛主席回韶山（1）（图）

- 毛主席回韶山（2）

- 毛主席为我们夫妻做主婚人（1）（图）

- 毛主席为我们夫妻做主婚人（2）

- 主席让我回中南海过年（1）（图）

- 主席让我回中南海过年（2）

- 毛主席批准我改名字（1）（图）

- 毛主席批准我改名字（2）

- 难忘的行军路上（1）（图）

- 难忘的行军路上（2）

- 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到北平（1）（图）

- 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到北平（2）

- 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到北平（3）

- 陕北风雨夜行军（1）（图）

- 陕北风雨夜行军（2）

- 一封被遗忘的电报（1）（图）

- 一封被遗忘的电报（2）

- 开国大典那天的毛泽东（1）（图）

- 开国大典那天的毛泽东（2）

- 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1）（图）

- 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2）

- 开国大典之夜的毛泽东（1）（图）

- 开国大典之夜的毛泽东（2）

- 永远不当“老子”（1）（图）

- 永远不当“老子”（2）

- 主席在颐年堂前的讲话（1）（图）

- 主席在颐年堂前的讲话（2）

- 大闺女哪有不出嫁的道理（1）（图）

- 大闺女哪有不出嫁的道理（2）

- 我们俩合得来（1）（图）

- 我们俩合得来（2）

- 主席给我们上了一堂哲学课（1）（图）

- 主席给我们上了一堂哲学课（2）

- 主席在武汉视察时的一次经历（1）（图）

- 主席在武汉视察时的一次经历（2）

- 去看毛主席（1）（图）

- 去看毛主席（2）

- 名誉校长毛主席（1）（图）

- 名誉校长毛主席（2）

- 伟人之间的关爱（1）（图）

- 伟人之间的关爱（2）

- 终于来到了主席身边（1）（图）

- 终于来到了主席身边（2）

- 朋友交往要重信义（1）（图）

- 朋友交往要重信义（2）

- 搞几块糖来吃（1）（图）

- 搞几块糖来吃（2）

- 主席也爱吃烤玉米（1）（图）

- 主席也爱吃烤玉米（2）

- 毛主席和我的一次谈话（1）（图）

- 毛主席和我的一次谈话（2）

-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1）（图）

-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2）

- 你能保卫东方吗（1）（图）

- 你能保卫东方吗（2）

- 毛主席让我回家看看（1）（图）

- 你能保卫东方吗（2）

- 一次难忘的国庆警卫工作

- 他们知道我喜欢雪（1）（图）

- 他们知道我喜欢雪（2）

- 你有三只耳朵啦（1）（图）

- 你有三只耳朵啦（2）

- 好大一棵参（1）（图）

- 好大一棵参（2）

- 你们现在都成文人了（1）（图）

- 你们现在都成文人了（2）

- 执教一中队（1）（图）

- 执教一中队（2）

- 主席为警卫战士批改作业（1）（图）

- 主席为警卫战士批改作业（2）

- 为灾民担忧（1）（图）

- 为灾民担忧（2）

- 放歌春藕斋（1）（图）

- 放歌春藕斋（2）

- 主席送我一套《红楼梦》（1）（图）

- 主席送我一套《红楼梦》（2）

- 摔几跤才能长见识（1）（图）

- 摔几跤才能长见识（2）

- 小号声在春藕斋响起（1）（图）

- 小号声在春藕斋响起（2）

- 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1）（图）

- 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2）

- 主席和我聊天（1）（图）

- 主席和我聊天（2）

- 你喜欢梅花吗（1）（图）

- 你喜欢梅花吗（2）

- 在新中国第一专列上（1）（图）

- 在新中国第一专列上（2）

- 主席和我们一起过“三八节”（1）（图）

- 主席和我们一起过“三八节”（2）

- 我给毛主席家当保姆（1）（图）

- 我给毛主席家当保姆（2）

- 我带李讷三年多（1）（图）

- 我带李讷三年多（2）

- 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1）（图）

- 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2）

- 我为主席安电铃（1）（图）

- 我为主席安电铃（2）

-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图）

-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2）

- 我给主席敬献红领巾（1）（图）

- 我给主席敬献红领巾（2）

- 人民大会堂118厅记事（1）（图）

- 人民大会堂118厅记事（2）

- 毛主席在我书上题词（1）（图）

- 毛主席在我书上题词（2）

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1）（图）

&lt;&lt;&lt;李敏

1936年冬，我出生在陕北保安县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妈妈的战友邓颖超、康克清等听说后，都赶来道喜，爸爸还非常风趣地对她们讲，说妈妈生了个大鸡蛋。

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2）

当时陕北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妈妈怀我的时候，也没什么营养可补，我出生后又瘦又小，邓妈妈看见后，心生爱怜，情不自禁地说：“可真是个小娇娇呀！”爸爸听后，立刻想起了《西京杂记》里的一句话“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便给我取名叫姣姣。后来大人们又习惯地把我称为娇娇。这些事都是在我渐渐长大后，妈妈对我讲的。在我出生后不久，爸爸他们就来到了延安。1937年年底，妈妈离开延安到达新疆，准备取道去苏联治病。在长征途中，妈妈为掩护战友，被国民党的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体内的弹片一直未能取出，并经常作痛。妈妈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怀有身孕，到苏联后不久就生下一个小弟弟。1939年就在弟弟开始学说话的时候，一场疾病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妈妈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为了安慰孤独中的妈妈，1941年，在我不满4岁时，爸爸送我前往苏联与妈妈团聚。在莫斯科，我见到了我的两位哥哥岸英和岸青。妈妈视两位哥哥如同己出，我们母子4人，相依为命。妈妈用牛奶、酸面包和温暖的怀抱，让我们度过了莫斯科数个漫长冰冷的寒冬。我们在莫斯科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里上学读书。在一个礼堂里，挂着好多国际伟人的像，里面有中国的朱德和毛泽东。有一天，哥哥指着毛泽东的像，告诉我说：“他是咱们的爸爸。”我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谈起这件事，我不敢相信。1947年妈妈带我回到中国，住在东北的哈尔滨。1949年春末的一天，妈妈的妹妹来看她，说走时要带我回北京，说爸爸很想念我，让我回到他的身边。就是这样，我仍对自己是不是毛泽东的女儿，半信半疑。在妈妈的鼓励下，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您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后来听说爸爸看完信后哈哈大笑，很快发来一封加急电报，电报中说：“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相信是真的，哥哥说的也是对的。1949年，我回到了爸爸身边，爸爸还对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自豪地说，自己家里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后来爸爸还借用《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分别给我和妹妹取名李敏、李讷。以此希望我和妹妹日后能成为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人。

大娃娃小爸爸（1）（图）

&lt;&lt;&lt;李讷

包括我的哥哥、姐姐在内，在我们兄妹4人中，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离开过父亲，并且是在他的呵护中长大的。1940年8月，我出生在延安。在那个战争年代里，生活虽有些艰苦，但有父亲在身边，我的童年依然快乐而充满着童趣。当时我的哥哥、姐姐都在苏联，可能是父亲饱尝骨肉离别相思之苦的缘故吧，父亲舍不得我离开。我没有去过保育院，也没有去过托儿所，即便是在父亲行军打仗时，也把我带在身边。1947年3月，撤离延安的时候，我也就6岁多。过封锁线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困得睡着了，战士们背着我，后来把我捆在马鞍子上，就这样撤出的延安。

大娃娃小爸爸（2）

父亲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有时通宵达旦。如何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常常是身边工作人员最犯愁的事。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地提醒让父亲休息，有时父亲的思绪被他们打断，心中也烦，这时我就成了工作人员动员父亲休息的一个绝妙的法宝。看到父亲实在太累，他们就把我找来，把我推进屋，他们也在旁边劝。父亲喜欢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常放下手中的工作，出来散散步，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晒晒太阳，让他的大脑休息一会儿。我记得我最早学说话就是“爸爸散步去”。父亲进城后，有时还向我提起，说我小的时候就会说爸爸散步去。有时父亲出来散步，扭扭腰，背着手走路，我们一帮小孩就跟在他身后学，父亲装作看不见，扭腰的幅度加大，我们也跟着做。父亲突然一回头，装作要抓我们的样子，我们一哄而散，四下奔跑，父亲看罢，哈哈大笑。父亲有时候对小孩子的事情还很感兴趣，比如我们小伙伴一块盖个房子什么的，他不忙的时候也出来帮忙，帮我们弄个窗户，引个水渠什么的，常常是两手沾满了泥，挺投入的。父亲带我散步的时候，有时也教我念些古诗。在我稍大一些后，也教我读些古诗，比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之类的。在我十岁以前，没上过什么学，都是父亲、母亲还有工作人员教的。在延安最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每天只能以黑豆、山药蛋充饥，但我并没有觉得苦。大家都一样，大家的情绪、革命的热情都非常高。我也和大人们一块，到食堂去打饭、排队，好像自己也长大了，变成了大人。能为前方分担一些困难，觉得很高兴，很自豪，很开心。有一次我听说吃黑豆，牙齿会变黑，就跑去问父亲，还露出牙齿给他看。父亲听后开怀大笑，把我搂在怀里耐心解释，告诉我黑豆营养丰富，不但不会使牙齿变黑，反而对身体有好处。我很小的时候，两三岁吧，只能攥着他的一个手指头，拉他去散步，后来我逐渐长大，能够拉着他的两个手指头，再后来就拉着他的三个手指头，再后来就拉着他的整个手，我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父亲是我的小爸爸，我是父亲的大娃娃。

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1）（图）

&lt;&lt;&lt;刘松林我从父亲口中得知岸英牺牲的噩耗，是在他已经牺牲两年后的事了。我朝也盼，暮也盼，没想到等到的却是他的死讯。我听后如五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悲痛欲绝。我整个人一下就被击垮了。主席见此情景，强压住内心的悲痛，安慰我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在我很小的时候，那还是在延安，主席就看过我的演出，就很喜欢我，并留有深刻的印象。长大后，我和岸英在西柏坡相识相爱，当主席知道我是刘谦初的女儿后，就同意了我俩的婚事，只是当时我尚未满18周岁。1949年10月15日，我和岸英结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父亲让岸英入朝参战。1950年11月25日，也就是志愿军入朝后第二次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岸英不幸牺牲，年仅28岁。父亲失去了他的长子，我也永远失去了刚刚结婚两年的丈夫。

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2）

当主席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后，我要求回到我母亲那里去，父亲表示同意，临走时给了我3粒安眠药，嘱咐我睡前吃上一粒，就能睡个安稳觉。母亲怕我服用后大脑会受到刺激，就拿走了我放在枕头下的药，结果我彻夜难眠。母亲哪里想到，感情的压力比药物对大脑的损害要大十万八千。我难以承受失去岸英的沉重打击，一度神经衰弱。1955年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我去苏联留学。紧张的学习和异国的风情，暂时缓解了我对岸英的思念和忧伤。父亲也常来信，关心我的学习及生活，但我发现自己对数理专业并无多大的兴趣，而且学起来也有些吃力。在父亲的许可下，我回国到北大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但后来我感到自己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更感兴趣，而且父亲还主动地担任了我的中文老师。从1958年起，父亲就做我的工作，劝我早日成个家，但我的心里只有岸英，我总觉得岸英在我和主席之间，他一手抓着主席，一手抓着我，所以通过岸英这条线，通过他的身体，他的心，把我和主席连在了一起。岸英在我的心里走不出来，我自然也就不再去想别的。但父亲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1959年春节过后，我提出去朝鲜给岸英扫墓，我必须要亲眼见到埋他的地方，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踏实下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岸英的墓前，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十年积攒在心中的悲痛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由于极度的悲伤，我病倒了，从朝鲜回来后就住进了医院。父亲得知后，写信给我并嘱咐我要“意志为主，医药为辅”，父亲一下子说到了我的心里。1961年6月13日，父亲又写信来，劝我：“女儿，……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父亲要我重新面对生活。1961年的年底，我把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主席，他听了特别高兴，并把刚刚写好，尚未发表的新诗《咏梅》抄录给我。日后又派人送来三百元钱，让我买些喜爱之物，以示纪念。我从小失去父爱，主席对我的照顾，已远远超过一个公公，一个作为我丈夫的父亲的关爱，而是一个亲生父亲的爱，非常慈祥、细心地对女儿的爱。他的爱，感动我的一生。本文由刘松林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

珍藏在父亲心中的爱（1）（图）

珍藏在父亲心中的爱（2）

幸福的童年回忆（1）（图）

幸福的童年回忆（2）

第一次和毛主席照相（1）（图）

第一次和毛主席照相（2）

毛主席给我斟酒（1）（图）

&lt;&lt;&lt;李智盛毛主席离开陕北的时间是1948年3月23日，离开的前一天，即3月22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情况的通报》文稿，这份文稿的题目并不算很醒目，但有它特殊的历史性意义。就是说，这是毛主席在陕北住了13个年头之后，离开陕北的前夜写的最后一篇文稿。1947年3月22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进到办公室时，他在窑洞里边散步边吸烟，我一眼就看到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一份文稿，没等我说话，毛主席就要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椅凳上。我奉命坐定后，毛主席站在我的右侧，然后翻着稿子，一页一页地告诉我他修改过的那些地方，应该怎样抄写。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毛主席写稿子的习惯、特点，多半是边写边修改，他脱手的稿子，往往是勾勾画画、增增减减，黑压压一片。这说明他在写稿子的时候是多么用心思考。翻完稿子之后，毛主席还告诉我抄清后他还要修改一遍，然后再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阅后当晚用电台发到各个解放区、各个野战军。因此，他要我晚饭后把稿子抄好交给他。我拿着稿子迅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正在铺纸要开始抄写的时候，我的直接领导，即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通知我，明天就要离开陕北杨家沟东渡黄河了，西北局和西北野战军的几位主要领导来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送行，晚上的宴席我也可以参加。

毛主席给我斟酒（2）

我听了晚上参加宴席的消息后，当然十分高兴，我想和毛主席在一个宴席上用餐，是毛主席、党中央胜利告别陕北的特殊时刻，我怎么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呢？当时我问叶子龙，为什么说我“可以参加”？他说我知道你手头有紧急工作，如果你抄完了就参加，抄不完就不参加了。在这之前，我虽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但从来还没和他在一个宴席上用过餐，千载难逢。想今晚我能否参加这次不寻常的宴席就完全看自己的安排了。《关于情况的通报》这篇文稿约4000多字，按我平时抄稿的速度，一个小时也就是1200字左右，抄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太快了字迹潦草，我计算了一下，从我开始抄文稿到宴席开始，不足3个小时。此时我急中生智，想出来一个二者可兼得的方法。我的方法是，首先把门倒插，在门外贴上“今晚值班，正在睡觉，不准敲门”的纸条，然后将自己身上的细胞全部调动起来，全力以赴，一定要争取在宴席开始前把文稿抄好。当我把文稿抄到剩下最后一段的时候，丁农同志（任弼时的秘书）敲我的门了，叫我快些起来，宴席快要开始，只等主席了。我说，马上就去。我把文稿的最后一段抄完后，没有校对，急忙走到餐厅。我推开门一看，在一个两间大的平房里，共摆了三桌，东南角一桌，以任弼时为主，还有西北野战军的张宗逊、王震等几位负责同志以及随中央前委工作的陆定一、胡乔木等几位负责同志，西南角一桌是以江青、叶子龙、刘长明、吕诚华等同志。毫无疑问，我的位子应该是在叶子龙、江青为主的这张桌子上的。我正准备迈步向这一桌走的时候，江青指着我说：“小李，这桌已坐满了，你就坐在你眼前那个位子上吧。”江青这样说了，我才将目光转到眼前的这一桌上，我首先看到的是坐在我对面的满头银发的林老林伯渠。然后从右到左，坐的是周恩来、习仲勋，我的右手边就是毛主席。当时我既激动兴奋，又拘谨不自然。

毛主席给我斟酒（3）

事后有人对我说，当时我坐在那里，完全像一尊泥胎、木偶，呆若木鸡，十分可笑。毛主席看出来我很不自然，边拿起酒壶边说：“宴席开始，好，我来给大家斟酒。就先给这个年轻人满上吧。”当酒斟到满杯四分之一位置的时候，毛主席停下来，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看我时没有说话，我看他时他也没有说话，他又看看我，我也又看看他。这时我仍没有说话，而且连个谢谢的动作也没有。就在两个人相对的时刻，毛主席说话了，他说：“看来你们年轻人的酒量很大哟，好，给你斟得满满的。”眼看着酒满得溢出了酒杯，毛主席才依次给习仲勋、周恩来、林伯渠等满上酒，最后再给自己满上。此时，毛主席把酒杯举起，面向三个桌子的人，十分高兴地说：“在这全国军事形势大好的时候，我和恩来同志、弼时同志以及其他部分同志，明天就要胜利离开陕北这块根据地了。今天我们喝的是走向全国胜利的酒。好，我们干杯！”我看到毛主席和大家举起酒杯干杯，我也干杯，接着大家边吃菜，边听毛主席精彩的讲话。他谈话的基本内容，也就是我刚刚抄完的那份文稿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些讽刺、奚落、挖苦蒋介石、胡宗南在陕北战场如何指挥愚蠢，如何吃败仗的话。他说：“我们主动撤离延安，把一座空城让给蒋介石、胡宗南。我以为他们进驻延安后暂时就不会、也不敢向延安以北进军了。哪个想到他们继续北上清河、绥德，如此愚蠢，把乌龟头伸得长长的，那我就把他的乌龟头斩断！”毛主席谈话告一段落时，他又开始第二轮斟酒。他发现其他人的酒杯里还有酒，唯独我的酒杯里空空的，这时他把话题又转到我的身上。他提着酒壶说：“看，别人的酒杯里还有酒，就是你的酒杯里是干的，事实证明，你的酒量真的大哟！再满上。”毛主席依次又把大家的酒杯满上。他坐定后说：“再干杯！”这时我想，原来干杯并不是真的把酒杯里的酒喝光，我本来就不会喝酒，更谈不上酒量大，所以我打定主意，第二杯酒决不喝干，结果因为我的注意力完全被毛主席的幽默和精辟的谈话以及他那潇洒豁达的动作吸引，第二杯酒到嘴边后就又下肚了。更可笑的是第三杯酒我也一饮而尽。三杯酒进到我肚里后，脸红了，头也晕了，我可害怕毛主席再说干杯了。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以关怀而又亲切的口吻，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是陕北神木县人，叫李智盛。毛主席听到我的名字后朗声大笑，说：“啊！原来你是我的弟弟，我是你的哥哥呀。李德胜，李智盛，不是兄弟吗？”毛主席的话，把三个桌子的人都逗笑了。

毛主席安排我们去基层锻炼（1）（图）

&lt;&lt;&lt;沈剑心1960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要叶子龙、林克、高智、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六位同志去河南信阳农村参加整风整社工作。信末还亲切地说：“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他这些话是鼓励去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经主席同意，我们机要室抽调四个人，警卫局抽调三个人也一同去了河南农村。1961年元旦刚过，为去农村后参加当地工作作准备。我们下农村13个人成立了党支部，罗道让为书记，林克为副书记。分四个组：王敬先、高智、封耀松一个组；阎长林、罗道让、王兆光一个组；林克、李银桥、章禹一个组；我和叶子龙、刘栩然、高碧岑一个组。

毛主席安排我们去基层锻炼（2）

1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接见了我们，还同我们一起照了相，并询问了大家准备的情况和学习情况，要我们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他说：“到那边一定吃不好，吃不饱，过好这个生活关很重要；与地方同志在一起工作，要尊重他们，搞好团结，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要多作调查研究。”他最后还交代：“你们以后有事可找汪东兴。”1月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闭幕这天，毛主席让汪东兴来叫我们去河南的13位同志，都去怀仁堂听全会闭幕时主席的讲话。毛主席在会上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6月下旬回北京，在勤政殿那边总结工作，林克整理了个总结报告，交东兴转报主席。休息了一个月多，东兴转达主席指示，下半年要我们去江西劳动锻炼。1962年的春节和元宵节都是在南昌过的。2月下旬经上海回北京，叶子龙等几位同志根据主席指示，都调往各地各部门去基层工作。叶子龙去北京市，王敬先去苏州，罗道让去湛江，阎长林去二机部，李银桥去天津，高智去西安，赵行杰去河北隆尧，封耀松去杭州。走前主席要接见，4月19日在会客厅里主席接见了我们。5月中旬，去各地的同志先后离京去新的工作岗位，遵照主席的指示，一律到基层工作，既不是升调，也不是镀金，都去担任比他们行政级别低的职务。毛主席对他身边工作人员既关怀又严格，主席让这些同志下去工作，不是让他们去谋官，而是为他们更好地深入基层实际，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创造条件。在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的那一年，毛主席一直关怀着我们。我们经受了艰难的工作和生活，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磨炼和考验，也是我成长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毛主席的六十大寿（1）（图）

毛主席的六十大寿（2）

一碗难忘的小米干饭（1）（图）

一碗难忘的小米干饭（2）

毛主席的图书馆（1）（图）

毛主席的图书馆（2）

聆听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讲话（1）（图）

聆听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

&lt;&lt;&lt;陈耀

1937年，我还不满16周岁，人长得又瘦又小，还没有长枪高，就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在新兵连集训3个月后，分到主席的警卫班，成为一名光荣的警卫战士。延安的冬季很冷，破旧单薄的棉衣，抵挡不了多少风寒。黑夜里在主席门口放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空中明亮的北斗星和主席屋里的灯光。北斗星在黑夜里给人以方向，毛主席则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一天深夜，我正在主席门口站岗，主席手里夹着烟，披着棉大衣从窑洞里走出来。我挺胸抬头，注视着主席。主席用手摸了摸我身上的棉衣，问我冷不冷，一个人站岗害不害怕。我响亮地回答：“给主席站岗，不感觉冷，也不害怕。”主席对我的这种精神满意地点了点头，并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父母都是干什么的，念没念过书。我一一回答，并特意告诉主席我父亲是个铁匠，我也会打铁。主席听后，很感兴趣地说：“噢，还是个手工业者，属于工人阶级。”主席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填一些表格，在出身一栏，我填的就是工人。

聆听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讲话（2）

因工作需要，我成为主席的机要通讯员、机要通讯班的班长。张思德的到来，我主动让出班长一职，主动要求当副班长，积极配合他的工作。他是一名经过长征的红军，也曾在主席身边当过警卫战士，我和他很熟。1944年9月5日，他在陕北安塞县的一个炭窑内烧炭时，因炭窑突然崩塌，被埋在里面，不幸牺牲，年仅29岁。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隆重举行追悼会，毛主席亲笔书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亲自参加追悼会。在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我率领我的全班坐在第一排，我坐在第一个，主席离我也就几步远。主席当时的情绪很激动，眼含泪花。主席对张思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作了高度评价，说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件事已过去60多年了，发生在我身边的好多事也都忘记了，想不起来了。但主席发表的著名演讲，我仍能背诵得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3月18日，我们跟随毛主席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我们跟随主席东渡黄河，告别了生活战斗的陕北根据地，来到了西柏坡。1949年我们又跟随主席进北平，“进京赶考”，到达北平后我在中南海机要局机要科任科长。春节时，主席派人找到我，亲自把上海卷烟厂生产的第一代“中华牌”香烟送给我，并对我说，“快过节了，中国解放了，吸一颗我们自己制造的烟。”我不会吸烟，把主席送我的烟全部分给科里的战士们，烟盒我保留至今。本文由陈耀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

主席教我们看书（1）（图）

&lt;&lt;&lt;孟昭哲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中央前委机要科工作。1947年6月，我们转移到了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一天晚饭后，我和宋志学坐在河边看一本旧小说，正看得津津有味，毛主席走过来了，问我看的什么书。我想，这下可糟了，准得挨批。赶紧站起来说：“是《武则天四大奇案》。”毛主席又问我们看过些什么书，我们回答后，毛主席又说：“想了解旧社会，看三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的；一本是《红楼梦》，描写地主封建家庭的；还有一本是《三国演义》，反映官场斗争的。”又说：“看这三本书也要有分析地看，这才算是会看书。”

主席教我们看书（2）

我们细心地听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那时，我们都才是20来岁的青年人，虽然并不完全、深刻地理解这些话的“真谛”，但能够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教诲，就是最幸福的了。在往回走的路上，毛主席又问我们是哪里人，当我们回答说是河北冀中人时，毛主席诙谐地说：“好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啊！”7月中旬，在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很多首长都来了，他们还从前方带来罐头、饼干和糖果等战利品，都是慰劳中央首长的，机要科的人自然也沾了光。一天早晨，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拿了一大包水果糖到机要科来，糖果包装得很精致，五颜六色的，大家很高兴。我们机要科的小高，嘴馋、手快，抓起来就吃。“怎么一点也不甜呀！”小高奇怪地问。叶子龙见小高直皱眉头，打趣地说：“你真是土包子开洋荤，食而不知其味。那是外国洋糖，多嚼一会就有味了。”小高信以为真，又嚼了一会，还是没味，只好吐了。其实，那糖包里包的是红蜡、白蜡，是送给我们夜里工作用的。早饭后，又送来一些水果糖，这回可是真的，大伙吃得真香。前委扩大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首长们在毛主席的院子里照相。当毛主席要同江青合影时，陈赓“顽皮”地跑到主席前面，挥动两臂不让照。闹了一会，童小鹏见陈赓走开了，刚要按动快门，陈赓又突然从毛主席身后伸出头来，做了个鬼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毛主席回头看了看，光笑也不吭声。陈毅笑着说：“把刚才这个镜头照下来才有意思哩！”我看见这场面也直乐。首长们也有幽默，也有欢快，他们的友情是如此真诚、坦率。弹指一挥间，50多年过去了。这些生活轶事仍是那么鲜活，那么富有情趣。我们这些当年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的机要兵是自豪、幸福的。这段生活旅程将永远珍藏在我心里。

渡过葭芦河（1）（图）

渡过葭芦河（2）

我给毛主席打前站（1）（图）

我给毛主席打前站（2）

难忘小河村（1）（图）

难忘小河村（2）

跟随毛主席进北平（1）（图）

跟随毛主席进北平（2）

和主席少有的一次娱乐（1）（图）

和主席少有的一次娱乐（2）

主席的一次笔误（1）（图）

主席的一次笔误（2）

大决战中毛主席的指挥艺术（1）（图）

&lt;&lt;&lt;刘长明在大决战中，几乎每天都到毛主席、周副主席那里汇报战况或呈送作战图表和有关资料，有机会直接观察到毛主席对全军作战的指挥方式和工作习惯，感悟到毛主席在战略战役指挥上非凡的智慧和艺术。毛主席对战略全局有着非凡的洞察力，适时制定和调整我军的战略方针。1948年9月，从济南战役开始，先后举行了辽沈、淮海、平津几个举世闻名的伟大战役，书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灿烂的篇章。毛主席非常重视重大战役的决心和部署。每个战役的作战地域、主要突击方向、兵力部署、开始时间、战役进行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战役协同、有关保障等，都是毛主席在战前要反复思考的问题。

大决战中毛主席的指挥艺术（2）

毛主席对前方战役指挥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对不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毛主席绝不含糊。突出的是辽沈战役，战前林彪对中央军委将东北地区之敌，采取关门打狗，全部消灭在东北的战略意图迟迟不理解，因此主席对林彪进行了多次严厉批评。当林彪一旦接受了批评，纠正了错误，毛主席就立即复电鼓励，表示“甚好”、“甚慰”、“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毛主席在战役指导中，十分注意听取前方指挥员的意见。战役进行中，情况变化急剧，毛主席十分注意让前方指挥员大胆见机行事，特别是淮海战役时，毛主席多次电告总前委“望酌情机断行之”、“临机处置一切”、“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陈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主席善于创造性地组织各作战兵团之间的战略战役协同。每个重要的战役都离不开战略战役协同，毛主席在组织各战役兵团的协同中，体现了高度的创造性。毛主席十分重视总结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正确制定我军的作战指导原则。毛主席发给各军区各野战军的电报中，很多问题是总结了我军在各战场的作战经验而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主席在1947年12月，在米脂县杨家沟村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总结了各野战军一年半的作战经验逐步提炼形成的。毛主席非常重视中央书记处的集体智慧。解放战争中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是一个和谐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具有高水平的统帅部。书记处的每位同志都十分相信毛主席的指挥，十分尊重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也十分尊重书记处每位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很重视发挥统帅部机关的作用。毛主席这位卓越的统帅，不仅有周恩来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个得力助手，还有一个精干高效的中央军委作战部机关，核心部门是位于西柏坡与毛主席一墙之隔的军委作战室。作战室提供的各项资料，毛主席都十分重视，在他起草的电报中和在中央召开的会议讲话中经常予以引用，作为分析战争形势和制定我军作战指导方针的依据。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辉煌的壮举，毛主席卓越的指挥，创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最灿烂的篇章，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第一次给毛主席送电文（1）（图）

第一次给毛主席送电文（2）

主席的衣服（1）（图）

&lt;&lt;&lt;谢静宜主席的衣着、穿戴一直是艰苦朴素的，不仅战争年代如此，建国后同样如此。他穿的内外衣服，除了换洗的没有多余的，每次外出视察工作，装衣服不足半箱，而带的书却很多。有一次，我曾为此惊讶地问他：“带这么多书啊？”他诙谐地说：“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主席穿的灰色外衣是人们所熟悉的，冬夏季各两套，冬季的厚一些，夏季的薄一些。我多次看到他穿旧的那件灰色料子裤，后面补着一块同样颜色的大补丁。

主席的衣服（2）

记得1960年、1961年春，主席在广州郊外鸡脖子坑开会、读书时，就是常常穿着这件灰色的补丁裤。一旦到大场合开会和会见外宾，卫士同志就把比较新的那件替他熨平穿上。他的内衣不多，卫士洗完后怕影响下次换洗，常常放在暖气片烘干。有一次，我拿起他正在晾晒的补丁衣服看，大部分补得都很好，也有补得不那么高明的，多数是用旧白棉布补的。他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他不让换新的，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在外面用针线一个小圈一个小圈地缝起来。有一天，这件线衣在外面晾晒时，我拿起它去见主席，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我问：“主席，衣服烂成这样，为什么不换新的？”主席抬头看看我，笑了，说：“这衣服好啊！软乎，穿着舒服，是我不让换的。”我又问：“这是谁补的？”他俯下头，边看书边用手中的红蓝铅笔指一下值班室的方向说：“是他们。”我感到意外，没想到卫士都是些男同志，会在针线活上这么细心，就“啊”了一声说：“看不出卫士长、小封、小田他们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这时，主席又抬起头从我手里接过那件线衣看了看说：“这件可能是卫士长的夫人韩桂馨同志补的。”然后顺手把线衣递给了我，又说：“这位同志很好啊，曾帮我们做过很多事，衣服破了，很多是她帮助补好的。小韩是一个很老实的同志。”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说：“主席，等您这件衣服实在不能穿了时，别扔掉，送给我吧，做个纪念。只要看到它，我也会艰苦朴素一辈子。”主席认真地听我说完笑了，点点头表示同意。可惜，这件衣服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帮主席补衣服是工作人员的常事，我自己也曾补过两次。主席有一件黄色格子的睡衣，补了很多补丁。因为穿的时间太久，线已经发毛了，几乎洗一次就得缝补一次。有一次，主席穿着这件睡衣同周总理在专列上商议完事情后，两人一起用餐，主席让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也一起吃。主席夹菜时，因睡衣袖口毛了边，一缕线头垂了下来，被周总理看见了，我们几个也看见了，总理认真瞅了一下主席的袖口，然后又环视一眼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虽什么话也没说，但意思是很明白的。事后，卫士张仙朋说：“总理抬头来看我们，意思是说，你们怎么搞的，让主席穿这样的衣服。其实是主席不让换新的，有什么办法！”至于主席穿的鞋，也是相当节约的。除了外出接见外宾时穿皮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穿布鞋，保持中国老年人的传统习惯。建国时做的那双皮鞋，穿了好几年，真是又厚又重又旧。1957年给他做了双新的，他也只是在会见外宾时才穿一下。

我给毛主席当生活管理员（1）（图）

我给毛主席当生活管理员（2）

四菜一汤已不错了（1）（图）

四菜一汤已不错了（2）

你来替我办事呀（1）（图）

&lt;&lt;&lt;王鹤滨一天深夜，焦急而短促的呼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值夜班的外勤卫士王振海立在我的床头左侧，口中连续地叫着：“王医生，醒醒！王医生，醒醒！……”“什么事，老王。”我睁开眼，睡意尚浓地问。“王医生，你快起来吧，去劝劝主席，让他休息一下，他工作快一个对时了，还没有出办公室呢。我们劝了几次都没有用。”他焦急地解释着。我一跃而起，穿好衣服滑下床来。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看着主席聚精会神地、紧张地工作着。他忘记了时间，倾伏着上半身，埋头在文件堆里。他的面部随着文件上文字的位置，不时地左右摆动着指间的铅笔，时而在文件上写着，时而略停在纸面上。他全部精力，整个身心，都被文件吸引住了。我等待机会请他休息，当他手中的铅笔停止写字时，我轻轻地说：“主席，该休息一下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我的劝说打断了他的深思，他向我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知道了。”话音未落，他又把头转了回去，立即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我带着不安稳的心情从办公室里轻轻地迈了出来。门口几位卫士马上围拢了过来，关心地问：“怎么样，主席答应休息了吗？”

你来替我办事呀（2）

又过了个把小时，主席仍在工作。好不容易，我再次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想出的办法就是“干扰”。我走近主席时，没能在办公桌旁等候，就径直地轻声劝道：“主席，该休息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听到我催促的声音后，主席头不动，眼不抬，手中的铅笔也未停下，就回答说：“工作完了，就睡！”他好像是在对眼皮底下的文件回答。听到回答，我用眼睛瞟了一下他左右边好一沓子文件，心想：这么多的文件，何时能办完呀。我没有办法让主席休息下来，只好悄悄地退了出来。约莫过了个把钟头，我的责任感又重新鼓起了我的勇气，下定决心，请主席休息。我第三次踏进毛主席的办公室，一直走到他的办公桌旁。可能是因为决心大，加重了脚步声，在那寂静的深夜，只有脚步声才能压过主席翻动文件的声音，才会产生干扰主席工作的效果。果然，我刚要说话，主席把手中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放，随着转椅的扭动，他把身体转了个90度，直着对我一下子就来了个面对面。我意识到主席也下定了决心，要认真地对待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催请，他要坚决地排除“干扰”了。正如所料，主席面带严肃的表情对我说：“你又来了，这工作是放不下的，我去睡觉，谁来替我办事呀！”说罢，他用目光逼视着我。可能看我呆呆地立在桌旁，像只木鸡，有点发窘，又有点儿气恼，主席似乎又有些可怜我，就用缓和的语调无奈地苦笑着问我：“你来替我办事呀！”接着，主席又抬高了声音，用商量的语调发出了一声：“啊！”这一个字，我体会的含义是：“你看怎么办哪？是你来办，我去休息？还是让我继续办公，你不再来打扰我呢？”我没辙了，主席这一招真厉害，有谁能代替他呢？我败下阵来。我们只好焦虑地看着从办公室窗口里射出来的灯光。因为，这灯光是个信号，每当毛主席离开办公室时，他总是先熄灭灯，我们多么希望那灯光很快地熄灭，看到主席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然而，办公室里的灯，毫不领情，不管我们五个人的十只眼睛如何注视着它，它却一直在亮着，亮着，陪伴着毛主席紧张地工作。东方天际已经泛出了鱼肚白，长安大街上传来有轨电车金属撞击的声响，北京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然而，工作了一个昼夜的毛主席仍未离开办公桌。

我为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1）（图）

&lt;&lt;&lt;唐由之1974年，毛主席因为患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看不见东西了。党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治疗主席眼疾的医疗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我们为毛主席做了眼睛的检查后，医疗小组开始研究他的病情，讨论治疗方案。毛主席当时82岁，身患多种老年病，已不能承受当时西医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比较适合做中西医结合的针拨术。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手术，是我在中国古代手术的基础上研究多年的成果。与当时西医手术相比，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对人体创伤小、操作简便、术后恢复得快等优点。经过总结过去病例，观摩当时几个医生所做的手术等，再三研究分析，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最后决定，由我主刀，为毛主席做手术。我立时感到了肩上的沉重。

我为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2）

准备工作开始了。春去秋来，经过7个多月的缜密研讨和周全的技术准备，期间包括对主席解释白内障的起因和各种治疗方法等。医疗小组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手术了，并最后又用了10天的时间，仔细地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准备是准备了，但究竟做不做手术，毛主席本人还没表态。大家委派我去征求主席的意见。我镇定了一下自己，轻轻走进毛主席的房间：“主席，今天是第10天了，您看做手术怎么样？”“你们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没问题了？”“问题？问题还是有的。”我如实地说，“就是冲洗泪道时看到主席头稍微动了一下，是我未做好麻醉。”主席听了我的话，躺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大手向前一推，爽快地说：“做！”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经理、汪东兴等人得知毛主席要做手术，很快都来了。那时已接近午夜，张玉凤和我一起搀着毛主席走向手术室。主席又问：“音乐准备好了吗？”“噢，音乐！我没有准备。”我回答。毛主席即让张玉凤去准备播放弹词《满江红》的录音带，这大概是毛主席最爱听的弹词吧。手术开始了，主刀是我，第一助手是高培质，第二助手是张淑芳，手术室护士是张菊敏。刷手、泡手、穿手术衣，给毛主席眼部消毒，铺上无菌孔巾……一切都有条不紊，别看前期的准备那样漫长、紧张，真正做起来，只用了五六分钟，很顺利地完成了手术。给毛主席包扎好双眼，用手推车送他回卧室躺下，我立即前去向一直守候着的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等汇报经过。周总理说：“我们在窗外看了你给主席手术的全过程，你很沉着，熟练稳健，我们很高兴。”周总理还特别嘱咐：千万要防止术后出血和感染，一定要搞好术后的护理工作，并问今天谁值班，我说是我，周总理很高兴地与我握手告别。在手术的全过程中，心电监护显示，毛主席的心率、血压等没有丝毫波动，表现出了主席遇事的镇静自若。

今天的饭谁做的呀（1）（图）

今天的饭谁做的呀（2）

我给主席做狗不理包子（1）（图）

&lt;&lt;&lt;庞恩元1969年3月，正在北京饭店工作的我听到了一个特大喜讯，中央办公厅领导对我讲，准备调我到毛主席身边当厨师。我激动的几天几夜没睡好觉，心想这不是做梦吧。那时候，正是全国上下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年代，人们对毛主席的敬仰达到空前。对一个普通的工人来说，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那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擅长西餐，另一位已在主席身边工作的韩师傅擅长中餐，我们两个人密切配合，共同为毛主席服务。

我给主席做狗不理包子（2）

我总是在想：怎样把毛主席的饭菜做得更好，让他老人家吃好，让办公厅领导放心呢？强烈的责任感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回顾自己在北京饭店工作的经验，琢磨着怎样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做好西餐，而且要尽快学会做中餐，做毛主席喜欢吃的湖南特色的中餐。我虚心向韩师傅学习，特别是在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毛主席每进完一次餐后，我都要仔细地观察由服务员收回来的碗碟，看哪样菜主席吃得多，哪样菜吃得少，从中分析哪样菜是主席爱吃的，哪样菜主席不爱吃，找出原因，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在从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的提示和自己的观察中，我逐渐了解掌握了毛主席用餐的时间规律，努力适应毛主席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作息习惯，做到24小时全天候服务，随叫随到，让毛主席吃好。由于我工作认真，服务踏实，厨艺又好，中央办公厅领导对我很满意，原本只是让我在毛主席身边试干一段时间，结果却被留了下来，而且一干就是8年，成为毛主席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厨师。有一次，毛主席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天津人。”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还有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合称‘天津三绝’。”毛主席又问：“那你会做狗不理包子吗？”我惭愧地回答道：“我不会。”主席这次问话以后，我心里感到很内疚，埋怨自己没有学会做狗不理包子，要不然，做顿包子给主席调剂伙食那该多好。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学会。我先是在北京一家天津包子铺学习，向有关厨师学做包子。不几天我给主席做了几个包子，主席尝了尝，说：“不像！”我一听，心里“咚咚”地跳得难受。办公厅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派我到天津去专门学习做狗不理包子。来天津之前，中央办公厅给天津有关部门打电话进行联系。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以总参谋部机关食堂的名义来到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学习。店领导和师傅们很重视。师傅们把做包子的几个关键环节，如和面、打馅、捏包子都做了仔细的讲解、示范，并让我和他们一起操作。我在天津学了一天就返回北京，给毛主席做了几个包子，主席吃了后风趣地说：“这回还差不多！”

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1）（图）

&lt;&lt;&lt;朱德魁我是1958年5月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去接替我们的科长周西林。我为主席开了6年车，从1958年到1964年3月，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1964年春天，毛主席又开始了外出视察，而且一走就是半年多。我把主席送走后，就生了病。连着几天，感觉难受、恶心。那时，我们正按着主席临走前的嘱咐，参加大学解放军运动。我硬撑着坚持了几天，参加了局里学习解放军的会议，后又对科里学习问题做了些安排，在岳青、孙鸿启同志的帮助下搞了一个学习计划。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才被同志们送到北大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肝炎病已经很重了。当时，对肝炎病的治疗还没有特效药，这简直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医院没有床位，但又不能让病人等死。最后，通过兼任北大医院副院长的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的联系，硬是加了一个床位，把我安顿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三四个月，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

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2）

9月初，主席从南方回来了。当他老人家得知我的病情后，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保健医生来医院看我，并向我转达了主席的安慰和鼓励。嘱咐我好好休息，不要紧张，要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又将主席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我，让我增加些营养。在当时，我上有老，下有小，月工资不太高，3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手拿着300元钱，耳听着主席的安慰，似乎看见了主席面带慈祥的微笑正向我走来，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眶发酸，泪水便扑簌簌地流下来。此时的我，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清对主席的崇敬与感激。9月初，我从北大医院出来，因为怕给家人传染，一直没有回家，住在单位。不久病情反复恶化，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又转到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那时，我已经到了不能吃、不能睡，只靠吊瓶维持生命的地步，医院只好将我转到急救室进行特护。当时，那个医院急救室和太平间只有一墙之隔。每次医院里死了人，都要从急救室门口经过，停放到太平间。死者亲属的哭泣声，吊唁的喧哗和杂乱的脚步声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总在琢磨自己是否也离死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主席知道这事情后，又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来医院看望我，安慰我，并亲笔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住了一年多，做过3次肝穿刺，效果都不好。主席得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把朱德魁接出来吧，要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否则，他太紧张，不利于治疗。”把我接出来后，主席又建议让我去杭州、山东、上海等地疗养。并指示，如果我拿不出钱的话，组织上也不方便，他老人家愿意提供他的稿费，给我疗养。对主席的关怀，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下来。但由于我心情复杂，自以为死期将至，怕客死他乡，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很不愿意到外地去，就一直待在北京。后来，大家又建议我去看中医，主席也同意不妨改用中医治疗。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中医研究院。谁知，半年后病情竟然开始好转，到1967年底，我的病——在当时还被列为不治之症的肝炎，竟奇迹般地好了。当初，如果没有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党组织的照顾，没有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我也许早就命归黄泉了。我今天还活着，而且健康，应该说，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难忘的几件事（1）（图）

难忘的几件事（2）

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1）（图）

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2）

我给毛主席拍电影（1）（图）

我给毛主席拍电影（2）

女同志要站在中间（1）（图）

&lt;&lt;&lt;侯波到北京后不久，我就与徐肖冰、陈正清一同到香山去。毛主席进城以后住在香山，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共中央的各种会议。还不断召集各民主党派人士到这里畅谈国事。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场面拍下来，自然也就要经常在这里工作。有一天，毛主席接见一个苏联的代表团，谈了很多，兴致勃勃。我与徐肖冰还有新华社的记者陈正清拍了很多照片。会见结束，毛主席送走客人，我们也赶紧收拾行头，准备收工。这时，毛主席回过身来，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每次来我这里都是行色匆匆，我想跟你们说句话都没有机会。来，今天不忙走，大家坐下来认识一下。”毛主席说着就先坐下了。我们三个一看，这可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平时我们想与主席说话都不敢，怕影响主席的工作和休息，今天他主动，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们围着毛主席坐下了。“你，我当然认识。”毛主席指着徐肖冰说，“你是延安培养出来的摄影师，给我们拍过不少照片，这位女同志我是初次见面。”“她叫侯波，是我爱人。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徐肖冰抢先对毛主席说。

女同志要站在中间（2）

“好，延安出来的是喝过延河水，吃过小米饭的。”毛主席笑着问我道：“你家是哪里的？”我连忙回答：“家是山西夏县。”“山西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主席是个精通中国历史的人，平时说话也喜欢引经据典。在毛主席身边做秘书工作的人都说，毛主席读古书是不知疲倦的，他装了一肚子古人的经典。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8226;斯诺对毛主席的引经据典就听得上瘾、入迷。可是为毛主席当翻译的，没有一个不因此头痛而叫苦的。毛主席的话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本来我们还很紧张，不敢与毛主席坐得太近，没想到毛主席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我们一下子胆子大了起来。这时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主席就让我们吃。他自己不爱吃水果，吸起烟来一支接一支，喝茶从来不剩茶叶。有人说，毛主席吃西瓜也离不开辣椒酱，这完全是过于夸张了。“山西那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个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的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这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的八路军摩擦，陈赓火了，一生气把他给彻底收拾了。”毛主席对往事总是记得很清楚。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国家也正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他来决断，可是对于历史，对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场战争，他都记忆犹新。说不清是他有一个惊人的记忆力，还是他想从过去的战争中找到可以避免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这时天已经不早了，我们该走了，可是我总觉得这次见面不应该就这么结束。果然，毛主席站起来说：“来，咱们一起合个影吧。”陈正清拿着照相机，让我和徐肖冰与毛主席照。我们两个一左一右站好，可是毛主席又说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说着，毛主席就站到了我的身边。我一看不容我再争，就站定了，陈正清按下了快门，于是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在主席身边摄影的日子（1）（图）

&lt;&lt;&lt;钱嗣杰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5年在北京饭店，当时只顾看毛主席，由于太兴奋竟忘了按快门，想到按快门时又找不见取景器，我只能端正相机给毛主席拍了一张正面照，底片冲好后，只是画面偏了些，主席的精神很好，这次采访险些没有完成报道任务，回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1964年，我在新华通讯社驻阿尔及利亚分社任新闻摄影记者。这年，我驻阿使馆接到国内电话，要我一周内迅速回国。我急忙交代了工作飞回北京。新华社领导对我说，经研究决定，调你到中南海任毛主席随身记者。对组织的决定我非常激动而又紧张，感到工作重要，必须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不能出任何差错，不能辜负领导和人民的信任，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光荣的使命。

在主席身边摄影的日子（2）

回北京后第六天我进了中南海，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我去见毛主席，当时激动的心情使我头上出汗，心跳加速。我向毛主席问好，主席和我握手，问了我的名字，什么地方人，听说我姓钱，主席微笑着说：“你有钱，我是无产阶级，今后我们一起工作可以经常见面。”听说我刚从非洲回来，主席还简单地问我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知道主席很忙，不便多占时间，汪主任和我向主席告辞回到办公室。在我随毛主席难忘的日子里，多次外出视察，去过很多地方，拍摄了大量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珍贵资料。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上午，主席乘车来到码头，上了快艇随即离岸向江心驶去，毛主席从快艇扶梯下水，游向江中，精神特别好，忽而侧游，忽而仰游。游了1小时零5分，约30华里，然后登上快艇，站在前面甲板上，快艇逆流而上。这时主席问我们，你们都游了吗？我回答说，我游了一段，因为我还要给主席拍照。很巧，当天正遇到武汉市举行“第二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这一天游泳健儿同毛主席共同畅游长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毛主席站在甲板上观看江上红旗招展，游泳健儿的队伍越来越近，忽然一位小学生认出了身披浴巾的毛泽东，立刻惊叫，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愉快地向他们招手，游泳队伍迅速向快艇游来，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岸上的群众也发现了毛主席，欢呼着向毛主席招手致意。为了游泳队伍的安全，快艇逐渐加快速度离开了游泳大军，顺利地回到了住地。这天，毛主席很高兴，毫无倦意。吴冷西经过中南海通知我，要尽快将底片送回北京。总社将我拍摄的照片及时编辑发稿，全国各报刊刊登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和毛主席站在快艇甲板上向群众招手的照片，湖北省还将这些照片印上了海报。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我被派往纽约，任中国驻联合国新闻摄影记者，从此离开了毛主席。

用照相机记录主席的形象（1）（图）

用照相机记录主席的形象（2）

好久不见了（1）（图）

&lt;&lt;&lt;吕厚民在与毛泽东这位伟人的接触中，他的智慧、胆略、幽默风趣、朴素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深深地激励着我，他是领袖又是和蔼可亲的长者。从1950年春至1964年这段时间，我幸运地在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从事摄影工作，拍摄他们的工作、外事、会议、生活以及跟他们到各地视察等活动，作为党和国家的珍贵图片资料。1961年至1964年整整四年作为毛主席的随身摄影记者，这段时间可以说，我直接和主席面对面的接触机会就更多了。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关心、信任，对我的摄影工作极为支持和体贴，他从不说应该这样拍那样拍，也从来没有说哪张照片拍得怎么样，对所拍的照片也不必给他审查，这充分说明主席对我工作上的信任和理解，这样我工作起来胆子就壮了。

好久不见了（2）

一次我想拍主席办公的照片，又怕干扰到主席的工作，就直接向主席讲了想法。过了一段时间随主席到杭州，三天后的一个下午，主席从住地要到杭州宾馆会见金日成，我背着相机和两位工作人员在门厅内等候主席。这时，主席从办公室走来，当主席走到我的面前，笑着和我握手，风趣地说：“好久不见了。”（实际上一起来杭州才三天）说得我们都笑了。接着主席又说：“你不是要照我办公的照片吗？”我马上回答：“等了好久了。”主席又说：“那什么时间拍呀？”我心想主席那么忙还记着我提出的要求，非常高兴，我看了一下手表说：“主席会见客人时间还来得及。”主席马上回应说：“那就依着你。”主席转身走向办公室。我急忙回我的房间取闪光灯的分灯。主席用毛笔在写诗词，我请身边的同志拿好分灯，选好角度拍了几张。主席写完诗词后，他又很自然地拿起当天的《人民日报》阅读，我还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古巴必胜美帝必败”。我顾不了太多了，抓紧时间找好角度连拍了几张。当我在摇转片子的时候，主席意识到我这一卷拍完了，于是转过头来对我说：“好了吧，完成任务了。”我理解这句话一语双关，就是主席和我都完成任务了。我马上说谢谢主席。主席说：“好，去见客人！”出了门，车在等候，护士长陪主席坐在后排，我和一位卫士坐在司机的旁边，向杭州宾馆驶去。这也是我第一次同主席坐在一个汽车里，心里乐滋滋的。1962年秋天，主席在武汉。一个晴朗的上午，阳光照在窗前，我想主席现在会不会有什么活动，就背上相机走进值班室。我问卫士小胖张，主席现在在做什么呢？他说在办公室，我说咱们去看看，当我们走到主席办公室门前时，主席手里拿了报纸抬头看到我们，我连忙向主席问好，边说边迈步走进了主席办公室。按照摄影记者的常规习惯，端起照相机就拍了几张主席看报的照片，随后又拍了主席看《解放军报》的照片。我对主席说：“我们和主席照个相。”主席说：“好。”我俩就轮流站在主席身边留下了美好的瞬间。还有几次单独与主席合影，每次主席都非常高兴，一点架子都没有。从这些生活中的一瞬，看到我们的领袖、我们的主席，一代伟人是多么的可亲、可敬、可爱啊！

奇特的碰杯（1）（图）

奇特的碰杯（2）

我给主席放电影（1）（图）

我给主席放电影（2）

我为毛主席设计新发型（1）（图）

我为毛主席设计新发型（2）

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补吗（1）（图）

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补吗（2）

只要主席下令我什么仗都敢打（1）（图）

&lt;&lt;&lt;汪东兴1947年5月14日的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主席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6月8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面向王家湾扑来。敌军行进速度很快，午后就到达离王家湾只有10公里的平桥地区。支队转移的时间到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说：“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收拾一下，马上出发。”主席笑着对周副主席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周副主席对任弼时说：“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主席看？”任弼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走到主席身边，对主席说：“你看可不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主席听完任弼时同志的话，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我向前大跨一步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来等敌人。”毛主席大笑着说：“好！给你一个连队兵力够不够？”我略加思索后回答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主席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我一看主席同意转移了，心里一阵轻松，就对主席说：“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主席对我说：“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个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下半夜，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王家湾，上山向北走去。我接受命令后连夜抓紧部署。

只要主席下令我什么仗都敢打（2）

我从中央警卫团二连挑了二排的30个同志，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个班分配轻机枪一挺，每人带步枪一支，子弹、手榴弹尽量多带，个人物品尽量少带。然后，我与参谋长古远兴一起勘察地形，部署兵力。上午9时，观察哨来报告：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开始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正向我前沿阵地靠近。我和古远兴密切观察敌人动向，待敌人进入火力射程之内，我一声令下，顿时步枪声、机关枪声大作，一阵猛打，敌人迅速退出沟外。遇到这般较强火力的当头一棒，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不敢冒进。一会儿，一架侦察机飞抵我们阵地上空侦察，未发现什么，飞回去了。不久，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进攻。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达到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三支队多争取一些转移时间的目的，我和古远兴指挥部队将手榴弹集中投向敌人，然后用更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被我们密集的枪弹打得不能前进，丢下一些尸体，又败下阵去。敌机第二次来阵地上空火力扫射侦察，一名战士的眼睛被击中，卫生员迅速给他包扎后，准备继续战斗。忽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敌人绕道从山后面上来了！我命令第二梯队进入阵地，打退敌人进攻并掩护第一梯队撤到第二梯队阵地。我和古远兴同志检查了伤员及武器弹药情况，让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这时候，天下起了暴雨，很快山洪暴发。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暴雨使山洪暴发，敌人的行进时速大大减慢，雨转小后，敌人于晚上9点左右进驻王家湾。”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三支队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夜里12时，进驻王家湾的敌人进入梦乡。我们悄然从山顶上的庙里向王家湾以西方向撤退。我们与支队通讯联系，得知支队现在离小河村一二十公里的靖远县天赐湾。当我们到达小河村时，与支队留下等我们的骑兵相遇。我们与骑兵部队一起迅速向天赐湾前进。一进天赐湾村口，一阵枪声响起，哨兵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前卫士兵立刻示意是我们自己人。我们一到支队驻地，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都迎出门来。毛主席快步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我说：“哨兵把我们当成敌人了。”毛主席说：“就算是欢迎你们回来吧！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我把替主席看敌人的情况向支队领导汇报后，毛主席说：“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你们辛苦了！”

毛主席参加军人大会（1）（图）

&lt;&lt;&lt;张耀祠旧军队，打骂体罚士兵是司空见惯的事。毛主席也参加过旧军队，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为部队制定了种种纪律。但是，部队时有所犯，屡禁不止。中央政府警卫连三排王排长，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思想作风改造不够，存在着严重的军阀残余意识，对新战士说话态度生硬粗暴，有时骂战士、打战士，有的战士受不了这种气开小差回了家，造成了军队减员。王排长同驻地群众关系也不好，老百姓放了几个马桶在营区厕所旁，为积点尿水作肥料，他用脚“砰砰砰”地踢得老远，有的马桶被踢坏了。老百姓的意见很大，非常气愤地说：我们放几个马桶积点尿水，又不影响你们什么嘛，为什么不让我们积呢？白白地流走了呢？还把我们的马桶打坏了。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决定亲自来到这个连队参加军人大会。1933年12月的一天，警卫连正准备开军人大会，这时毛主席来了，全连同志心情非常激动，鼓掌热烈欢迎。毛主席连连挥手向大家致意。王自然连长宣布开会，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主席参加军人大会（2）

毛主席双手撑在桌上，讲道：同志们，警卫连担负中央政府机关的安全保卫任务，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成绩是主要的。今天我主要讲讲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的问题。你们连三排王排长骂战士、打战士、用脚踢战士，被打骂的战士不满意开小差回家了，造成部队减员；他还打坏了老百姓积肥的马桶，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军民关系。这是一种军阀残余作风，很不好，要坚决纠正。军民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军队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失去了依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无法打胜仗。中国工农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因此，红军的一切行动都要爱护人民的利益。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军队代表着两个阶级的不同利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当官的都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子弟或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都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些当官的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压迫剥削士兵，克扣士兵的军饷，喝兵血，用欺骗打骂手段统治士兵，驱使士兵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上前线，打仗卖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从战士中培养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干部和战士只是分工不同，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大家都是为工人、农民，为全中国各族人民求解放来当兵的。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重视军政团结、官兵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干部要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关心爱护战士。遇事一定要冷静，不要急躁，处理问题不要简单粗暴，要学会管理教育部队的方法。要严格禁止打骂战士、侮辱战士的人格。战士要尊重干部，服从领导，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对王排长怎么处理呢？毛主席说，王排长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骂战士破坏了官兵团结，破坏了军民关系，错误是严重的。为了严肃军纪，教育本人，撤销排长职务，调离警卫连。希望王排长改正错误，只要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

半碗米糊（1）（图）

半碗米糊（2）

你就不要去找毛毛了（1）（图）

你就不要去找毛毛了（2）

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嘛（1）（图）

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嘛（2）

毛主席给我签字（1）（图）

毛主席给我签字（2）

主席为我请医生（1）（图）

主席为我请医生（2）

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1）（图）

&lt;&lt;&lt;齐吉树1956年，我因患高血压症组织上送我到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一天，张院长打来电话说：“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送来一封信，是毛主席写给你的，你立刻到院部来取。”我听后，非常激动，立即到院部。张院长见我进来，兴奋地对我说：“老齐，你真不简单，毛主席还亲笔给你写信，说明你和主席的关系不一般啊。”说着，将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我，上面写着“齐吉树同志收”。当时，我只感到浑身沸腾，眼中热泪翻滚。我急忙打开信封，里面装着毛主席给我的亲笔信。齐吉树同志：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健康！毛泽东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看着主席的来信和照片，思绪万千，我在主席身边时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2）

1943年4月，组织上决定从中央党校警卫队中，抽调几名同志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在众多的警卫队员中挑选出我和另外4个同志，使我有幸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叶子龙带我去见毛主席。我们走进毛主席办公的窑洞，这是一间极为普通的窑洞，靠窗户摆着一张办公桌，一把硬圈椅，靠墙处有两把硬木沙发，旁边有一张小桌和两张木凳。毛主席正坐在桌前批阅文件。叶子龙走到毛主席的身旁说：“主席，新来的一位勤务员到您这里工作。”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啊，欢迎，欢迎。”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田，感到朝思暮想的毛主席竟是这样的和蔼可亲。我激动地带着兴奋、拘束的心情，腼腆地说：“毛主席，您好。”毛主席见我这副窘相，热情地招呼我：“来，坐下来。”并亲切地用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我：“你是哪里人啊？”“我是河北省元氏县人。”我说。“你今年多大了？”主席问。“18了。”“你入党了吗？”毛主席关切地问。“1939年9月入的党。”我回答道。“你是老党员了。”主席幽默地说。“不老。”我不好意思地回答。“你在太行山打过仗吗？”主席仍然亲切地问道。“大仗没打过，只是参加过百团大战。”我愣头愣脑地说。“那是很大的仗嘛。”毛主席笑着说，看来毛主席很开心。他接着说：“你愿意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工作？”“很愿意，就是怕干不好。”我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的心迹。“不要紧，有老同志。我这里工作很简单，你不懂就去问老同志，问贺清华。”毛主席说着，用手指了指站在旁边的贺清华。我们怕影响毛主席的工作，随贺清华离开了毛主席的办公室。此后，我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无论是在枣园或去南泥湾视察；无论是去中央大礼堂开会或到群众中去走访，我都跟随在主席的左右。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主席去重庆谈判，我也跟随他赴重庆。直到1946年，我才离开主席到山西参加土地改革。这次我因病住进疗养院，经常回忆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非常思念主席。加之，当时听说北京进口了一批印度降血压的药，对治疗高血压症有特效。于是，我在1955年岁末给主席写了一封信，除叙述我对主席的思念之情外，还告诉主席我得了高血压病，现住在小汤山疗养院疗养，生活挺不错，就是缺少治疗的好药。最近听说从印度进口了一批治疗高血压的药，想请主席帮我搞一点儿，以治疗我的病。同时还向毛主席要了几张他和家人的照片，以解思念之情。信发出不久，想不到主席很快就给我回了信。

我在主席身边的二三事（1）（图）

我在主席身边的二三事（2）

我在主席身边的二三事（3）

1943年5月因前方斗争极为残酷，中央为保护干部，把抗大在各个解放区分校的学员集中到延安，抗大七分校在陇东的合顺县建校。主席为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更好更快地成长，将来为革命作更大的贡献，让我去学习。我离开主席，持有杨尚昆同志亲自写的介绍信，回到抗大七分校一大队二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时我在抗大七分校一大队的八队，在培养部队参谋人才的学员队学习。抗大七分校一大队由陇东回到晋绥，途经延安时，学校派我去接主席来校作报告，我奉命到枣园迎接主席。枣园对我而言是轻车熟路。我和门卫讲了一下，就来到主席办公生活的地方，看望同事们，那时李锦还在，我来到主席跟前，主席正在办公。“主席，我是刘书林，学校派我来接您给我们学校讲话。”主席高兴地站起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小鬼，你回来了。欢迎欢迎啊！”我到主席住地的时候，主席已吃过晚饭。主席又叫来大师傅，给我做了大米饭，又炒了两个菜。主席坐在我的对面，亲自给我夹菜。等候吃饭的时间，主席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我把夏天生产、春冬集训，一人平均种两亩地，边生产边学习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主席听后非常高兴。饭后我取出一个油光纸小本，递给主席，请主席给我作指示。主席在上面题写了“努力向前”四个大字。晚上六七点钟，我随主席坐车来到中央礼堂，听取了主席讲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任务》的报告。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形势已定。由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组成的中央前委由陕甘宁边区到晋察冀，途经晋西北，要在晋绥军区停留一夜。上级决定由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护送，交接给晋察冀来接迎的部队。我当时在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保卫科任保卫干事。主席从兴县出发，当天晚上到达神池县，主席一行住在神池县的一个天主教堂。在主席到达的当天下午，我去见主席并给他们安顿好生活。晚上吃饭的时候，主席、江青把我叫去一块吃饭，并问我们学校的情况。我把学校分成若干个工作队参加土改，自己负责一个乡的土地改革，并把斗地主、分浮财的事等讲给主席听。主席听了很兴奋。主席讲，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经过土改，从经济上消灭了，但作为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不是一个短期能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当天晚上，我用鸡蛋和面粉，利用天主教堂的烤箱给主席家做了些饼干。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护送主席离开神池。本文由刘书林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

在延安的岁月（1）（图）

&lt;&lt;&lt;邬吉成在西柏坡，中共领袖的警卫班子进行了调整整编，成立了警卫处，汪东兴任处长负责中共领袖的警卫工作。他住在西柏坡西边的一户农家小院，和我们一连的驻地紧挨着。警卫处下设警卫科，由李树槐任科长，毛崇横任指导员。中央的五位书记，每人都配了一个警卫班，合称警卫排，排长由阎长林担任。但阎长林并不过问其他警卫班的事情，只管毛主席的警卫班。我就在这时被调到了主席的警卫班，原警卫班里多数老警卫都被主席送出去学习或调到其他部门去了。我到来时，班里有十五六个人。班长是张瑞枝、武象廷，现在还能记得名字的有杨战京、李凤华、金武森、孙勇、王振海、王全喜、张保金、安克兴、张希真……还有一个只记得姓卜。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管毛主席的饮食起居，端茶倒水什么的。

在延安的岁月（2）

毛主席的警卫班最初住在军委作战室的后面，因为西柏坡的后山寸草不生，在夏天烈日曝晒下，毫无遮蔽的房屋如同蒸笼一样。幸好在作战室的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就躲到防空洞里纳凉。后来，我们又搬到董老住所前，与王明隔壁的新房里，情况就好了一些。因为在毛主席身边，我亲历了在西柏坡发生的几件比较大的事：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侦知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石家庄、建屏一带，而且附近没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就集结了10万之众，准备突袭石家庄，包抄西柏坡，端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由于确实无法调集部队，毛主席便亲自拟写了两篇报道，由新华社播发，表明中共已获悉傅作义偷袭预谋，正严阵以待；一面凭几支地方武装，阻击其先头部队。坐镇北平的蒋介石被毛主席的阻吓妙计迷惑，以为我们真有防备，忙令撤军。初到西柏坡，居住条件比较紧张，陕北过来的管后勤的干部，有点教条主义，照搬在西北的老一套，见住房紧张就打窑洞，打了六七眼窑洞。新窑洞挖在土质不太适合建窑洞的地方，一天夜里暴雨滂沱，一下子塌了两眼窑洞，压了5个人。我从睡梦中被人叫起来，紧急抢救被埋人员。有4个人被及时挖了出来，而毛主席的理发员曹庆维，因被压埋的时间过久，挖出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毛主席提出要好好料理他的后事，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会，但由于临时有事脱不开身，就写了挽联，让警卫排长阎长林带到会上。还有一次，陪毛主席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和江青顶了起来。那天下午3点左右，主席偕江青到河边散步，主席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和陈伯达交谈，便让我去接他。我第一次和主席说话，也许是过于紧张，又对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陌生，听了两遍也没听清，就多问了两遍，江青不高兴，对我发了脾气。我和江青顶了起来：“我总得问清楚，才好去接人，要不错了怎么办？你发什么脾气。”当时大家的关系比较平等，所以跟江青辩解也就算不得什么事了。但这件事我记忆很深刻。

毛主席回韶山（1）（图）

毛主席回韶山（2）

毛主席为我们夫妻做主婚人（1）（图）

&lt;&lt;&lt;沈同1960年3月，毛主席视察工作到上海，并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了会议。有一天，主席在锦江饭店俱乐部后花园散步时，问我为什么还没有结婚？我说，响应主席的教导要晚婚。主席问过我的年龄之后说：“你都38岁的人了，应该结婚了嘛，有没有女朋友？”在一旁的小卫士抢着告诉主席说：“人家已经有个女朋友小王了。”主席又问：“人怎么样，做什么工作？”卫士又说：“是北京医院的大夫，现在给董老做保健医生，我们还没有见过，听说挺好的。”主席笑着问我，“怎么样？我也没见过，可以结婚吗？”我说：“将来结婚就请主席吃酒。”主席说：“那好嘛，结婚就是了。”

毛主席为我们夫妻做主婚人（2）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要召开大会。午饭前我正在检查会场，忽然卫士打来电话，说主席找我。我立即到了俱乐部，大家正准备吃午饭。卫士一见我就笑着说，主席叫你是好事。主席见我来了，笑着说：“把小王找来，我们一起吃饭，今天就为你们办婚事，我做主婚人。”这实在是突如其来，主席的想法一向很少事先告诉人，不到执行时不宣布，但是主席考虑问题很周到的，一旦决定了就办，常使人措手不及，以至对他每天的活动，我们事先都要做几手准备，但是没有想到今天的事情竟然落到我的头上，我有些着急，便说：“主席下午要开会，吃过午饭应该休息一下，这件事以后再说吧。”主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终身大事嘛，不会耽误开会的，快去办吧！”我知道，主席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再说也没有用，反而会惹他生气。我赶快报告领导并和同志们商量，一个卫士怕我不了解情况，赶快告诉我说，这都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还请了柯老（柯庆施）、杨主任（杨尚昆）和叶子龙等几位领导同志，都来一起吃饭。我见大家已经知道了情况，领导和同志们又都来向我祝贺，于是我按照主席的意思赶快去办。在餐厅里，工作人员还特意为毛主席摆了一个大圆桌。人员到齐后，我请主席和几位领导同志在大圆桌就座，同志们也在另外几张餐桌就座，我和小王坐在主席的两边。大家就座后，我俩站起来给主席敬酒。主席说：“要敬大家嘛。”我便举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今天主席很高兴，为我们俩主婚，主席很快乐，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就请大家同吃一杯快乐酒，敬祝主席健康长寿！”这时主席端起了酒杯，对我们说：“祝你们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说罢一饮而尽。主席又对我说：“要祝大家健康嘛。”我俩又给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敬了酒，祝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身体健康。主席又同大家一起干杯。杨主任谈笑风生，说得餐厅里尽是欢笑声。主席很快就吃完了饭，站起来笑着说：“很好，今天给沈同完成了一件大事，多吃了一点，还不到开会的时间吧？”我说，还不到开会的时间，便请主席先到屋里休息，随后同志们也都纷纷离席开始了工作。

主席让我回中南海过年（1）（图）

&lt;&lt;&lt;李连成1949年冬，毛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行到苏联访问，途经沈阳，住在文化宾馆。我当时只有16岁，是宾馆的招待员。代表团回国的时候，还是住在文化宾馆。对我们前后两次接待毛主席的工作，代表团很满意。所以有几位领导就对我说：“小鬼呀，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啊？到中南海，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好不好？”当时我就表示：“好，愿意！”这是三月份的事，到了六七月份，宾馆的领导就通知我到北京报到。

主席让我回中南海过年（2）

到了毛主席身边之后，有一天李银桥带我去菊香书屋主席的办公室见毛主席。一进屋，就见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这时，李银桥轻声地对主席说：“这是刚来的小李，连成同志。”主席的视线立刻移到我的身上，就说：“你好！还是个娃娃嘛！”便把手向我伸来。我赶紧向前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你好！”主席指着沙发让我坐下。我还是有点拘谨，仍站在那里。这时，银桥顺手递给我一把椅子，我不好意思地就坐在主席面前了。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多大了？念过几年书啊，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回答主席说：“17岁了，只念过四年小学，在大连出生，父母都不在了……”主席见我眼睛有点湿润了，就不再问了。因为我年纪小，没念过多少书，一年后组织上送我到公安干校学习文化。临走时，就想到，不一定能再回到主席身边，就请毛主席在我的笔记本上题字留念，主席给我提了“努力学习”四个字，鼓励我到学校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今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第二年的5月，组织上又调我回中南海。我被分配到刘少奇身边当卫士，一直工作到1956年，又调到上海工作了一年。1957年主席到上海视察，他游泳时，我站在附近的一个岗位上值勤。卫士长李银桥发现了我，就又起了让我回中南海的念头。这时，我已是一名中共党员了。李银桥立刻带我去见了毛主席。主席亲切和蔼地对我说：“欢迎你，你回来吧。”当时到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不光要组织上批准，还得主席同意，这无疑是对我的极大信任。于是我就跟随毛主席从上海到了杭州，在南方巡视了几个地方后又回到北京。我在毛主席身边继续工作到1960年。1960年冬，主席再次让我离职去人大预科学习，临走时再三叮嘱我说：“你去学校，要安心学习，寒暑假、周末可以回中南海住在你的宿舍里，这里就是你的家。”因为主席知道我从小就没有父母。主席还动情地对我说：“你们走了，不要忘了我，有时间回来看看我，不然，我会想你们的。”1962年我从人大预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调出中南海。这年的除夕，毛主席就让卫士小胖张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说：“主席让你晚上回中南海过年。”主席见到我很高兴，满面笑容，我快步向前和主席握手说：“主席，我给您拜年了！”主席满口说：“好，好！……”并问了我的情况，我一一回答了。他满意地说：“吃饭去吧。休息一下，去春藕斋。”这天，我和主席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除夕夜，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毛主席批准我改名字（1）（图）

毛主席批准我改名字（2）

难忘的行军路上（1）（图）

&lt;&lt;&lt;高富有1947年6月中旬，司令部决定撤离天赐湾重返小河村。为躲避和牵制敌人，连续的急行军，全体人员已很疲劳。好在此次行军路程仅40多里，又是下坡，轻车熟路本应走得很轻松，而我却感到异常的艰难。

难忘的行军路上（2）

行军队列如往常一样，手枪连一排居首，三排垫后，二排居中，分散在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的前后。我是手枪连连长，通常走在一排之后，然后是二排部分同志及毛主席的卫士班，毛主席紧挨着我们行军，时常边走边聊。这天从行军一开始，我就感到不舒服，浑身酸软，头重脚轻，腿抬不起来，步子也拉不开，坚持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渐渐有些跟不上趟，双腿像灌了铅，每挪动一步如挪动千斤。同时眼睛发涩，睁不开，头发昏，耷拉着脑袋勉强跟着部队走。忽然一阵眩晕，“糟糕，我可能生病发烧了！”当脑子里闪现这一“生病”信号的一刹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定要挺住。行军队伍的前面是与我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一旦他们知道我病了，就会背呀抬呀的，战士们的体力已经消耗很大，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而我身后的毛主席，更不能让他知道，否则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司令部整体的行军……我不敢再往下想，心里默默念叨着：“挺住，一定要挺住。”恍惚中听到了战友们议论：看到小河村的山头了，再有二三里路就到了。我不由自主地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怎么了？高富有。”问话间，毛主席已走到我的前头，他高大的身躯挡在窄窄的山路中央。“没啥。”我强忍着抬起头来。“没啥，是生病了吧？”毛主席亲切的话语立时温暖了我的心。“没，没啥。”我坚持紧走了几步，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身不由己，几乎晕倒。“不好，是发烧，你脸色很不好。”毛主席一步跨上前，伸手摸摸我的前额说。“没有！”我倔犟地说，但已深感底气不足。“快，骑上我的马。”毛主席不容争辩地说。“不，我不要紧。”心想我是连长，职责任务是保卫首长们的安全，行军骑毛主席的马，这像什么话。但最让我担心的事还是来了，此刻毛主席有些急了，硬拉扯我往他的马上推，我坚持不肯，一拉一躲中，影响了部队的行军。“什么事？什么事？”周副主席发现前面有情况，急匆匆骑马赶了上来。“没什么事。”我抢先向周副主席报告说。“是高富有病了吗？”周副主席见状下马继续关切地问。“是高烧。”毛主席肯定地说。“来，高富有，骑我的马，骑我的马。”周副主席让马夫牵过马来。为了战胜敌人，首长同我们一样急行军，到宿营地后，还得分析研究各大战场的形势，现在我绝不能因为自己有病而影响部队行军，增加首长负担。“马，我不骑。首长你们看，我这不好好的吗!”我边说边强忍着甩开大步，向前走去。“真是个铁打的硬汉。”身后传来毛主席、周副主席赞许的笑声。每当我回忆起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行军路上这一段往事就恍若昨日。

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到北平（1）（图）

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到北平（2）

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到北平（3）

天黑夜深，道路不平，气温下降，汽车走得更慢了。我们更加惦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车子开得稳不稳？坐在车上累不累？气温降低了冷不冷？毛主席坐的车是敞车，没有挡风设备，车开动时又不能吸烟，所以又安排了第二次休息。这第二次休息的地点就在离唐县县城南边不远的地方。我们的车子停下来后，叶子龙同志走到主席身边，很快他带着阎长林同志回来了。阎长林同志说：“主席说了，坐在车上身体有些累，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再走。”车子到唐县政府大院，这里的人们都睡了，找到院内一位负责同志，说明情况后，他们满口答应说没问题，立即叫起正在睡觉的同志，他们搬着被褥腾房子。叶子龙同志向毛主席汇报说房子找到了可以住了。这时，有人说这里离宿营地不远了，住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准备，要住下也不方便，还是走吧。于是汽车继续向前开去。到达宿营地已经是半夜了。这个村很大，村名叫什么不知道，后来有人说叫闾村。24日上午10时左右，毛主席一行从宿营地出发，午后到达保定，这段路程中间没有休息。看到沿线道路两旁增加了岗哨。在保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的迎接，院内有军官列队夹道欢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保定吃了午饭。招待室的桌子上摆着水果、茶点招待随行人员。下午1点左右，毛主席一行由保定出发直达涿县，途中也没有休息。到达涿县城门的时候已经掌灯。城门紧闭，哨兵不让进城，中央机关派到这里等候的薛三考同志与哨兵几次交涉开城门放行，哨兵认真地说，没有连长的命令，谁说都不行。警卫涿县的部队是四野的部队，哨兵不知与他交涉的同志是中央机关派到这里等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大家都担心等久了，不马上进城会很不安全。因为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的部队被整编了，但有些顽固分子不服从整编，逃出来到处流窜，伤害群众。所以当时急得中央机关保卫科李树槐同志直发火。最后把连长找来，连长命令哨兵打开城门，毛主席才进了城。后来查清，薛三考同志与连长联系了，哨兵开门不开门听连长的命令。当毛主席乘坐的汽车来到时，连长不在岗位，所以让毛主席等人在城门口等了几十分钟。25日凌晨，叶子龙同志随毛主席乘火车进入北平。我乘原来的车与叶子龙的夫人蒋英及孩子也于当天抵达北平香山。

陕北风雨夜行军（1）（图）

&lt;&lt;&lt;石国瑞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中走过了两千多里路，住了几十个村庄，经历了千辛万苦和多次惊险。由于在王家湾住的时间长，敌情又来得急，1947年6月7日忙了一天，到8日起身走时人们已经很困了。队伍一出发就上山，在黄土高原的山坡上真正成为“爬山”了，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有许多地段只好手脚并用，爬着上山。下山比上山还难，大家虽然互相拉扯着，也不敢快下脚，常常出现滑着滚下坡的情景，真像毛主席诗词中说的“走泥丸”一样。不管用什么办法吧，毛主席与警卫员们互相拉着，推着，扶着，滚爬了几个小时，虽然全身是泥，但是谁也没受伤，顺利地走过来了。

陕北风雨夜行军（2）

6月9日下午五六点，大家又起身向西南方向转移。当队伍出发时，太阳已经快进山了，转过了一个山沟，队伍爬上了半山坡。毛主席走到队伍的前头，向山下看，队伍走在盘山道上，像一条蛇一样向上蠕动着。太阳晒在身上感到暖暖的。队伍尚未爬到山顶，太阳已经不见了。左后侧方一大片乌云升起，不时出现些闪电。不一会雷声也更响了，天越来越黑。一个闪电使人们看出十几步远。我们走在山梁上，右边紧靠山沟，风夹着大大的雨点，人们很快全身湿透了。任弼时司令传下话来，“一个人拉着一个人不许掉队，不得打手电筒”。毛主席走在前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闪电也没有了，风雨却更大了。班长李文魁个头小，眼睛也好，他主动地走在主席前边，在背上背一块白布，使主席看到前面有一片白，好迈大步。队伍后面传上话来，乔木掉下去了。好在山谷不深，说话声音很清楚，大家解下绑带结在一起，把乔木拉了上来。不一会儿传上话说：只是掉到一个斜坑里去了，人没受伤，已拉上来了。人们冷得牙齿上下叩击着，大家感到这黄土高原的夜里，风雨交加，确实寒冷。前面又传下话来：“向导迷路了……”队伍不得不停下来，但是，脚步还是不停，上下使劲跺着以驱寒冷。任弼时司令派出几个通信员与向导曹九林一同找路，找附近的村庄，但很长时间还不见回来。警卫班的战士站在主席的周围，时间长了就给主席一个背包，让他坐下来歇口气。这时发现左前方的一个山头上升起一个在燃烧的火堆，这是敌人宿营了。敌人不敢住在村子和山下，怕我军突然袭击，只好这样。毛主席坐下来，战士们围着毛主席蹲下来。这时雨小了，可风一点儿不见小。敌人山头上的火堆渐渐小了，我们的向导和通信员终于找到了一位老乡，名叫白德功，他说路就在这里。雨水把路冲得成了直立坡，我们只要向右边绕过去，就可以走上小路了。队伍来到月牙沟村，进老乡窑洞里取了会儿暖，毛主席他们在窑洞里展开地图，研究下一步向哪儿去。天亮时部队又上路了，不久来到天赐湾，再了解敌人的动向。知道刘戡带几万兵从延安经安塞来到王家湾村，也住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他们的部队也进到了小河村对面山头上，清剿了多天，却打听不到我中央机关任何情况。这时，我西北野战军已进军到陇东地区，敌军怕我军出西兰公路，急调刘戡回军南下，敌军来去跑了几百里，什么也没有得到。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风雨行军两天两夜，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转到了小河村，住了一个多月，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

一封被遗忘的电报（1）（图）

&lt;&lt;&lt;王勇这事发生在1946年12月份，是主席生日前，26日是主席的生日，这一天主席还请我们吃过饭。当时我们警卫战士和主席住在枣园后沟的西山半山坡上的窑洞里。有一天，机要通讯员给主席送来一封紧急电报，要亲自交给主席。可是主席当天去了中央党校，参加一个晚会，演出的京戏曲目叫《逼上梁山》。那天正赶上我在家里值班，我让他直接给主席送去，他不同意。这里离党校有近20华里的路，他说路上一旦出了问题负不起责任。他请示上级领导，可不可以让我签字代收，领导表示同意。通讯员就把电报交给了我，我把电报放在衣袋里，准备在主席回来后马上就送给他。

一封被遗忘的电报（2）

主席回来了，说有些累，要休息。我急忙打水，整理卧具，一来二去就把装在衣袋里的电报给忘了。一直到第二天，机要处没有看到主席的处理意见，就派人来查问此事，发现主席那里没有电报，见是我签收的，就没有说什么，意思是让主席来处理此事。我当时很为难，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找到龙飞虎让他帮我拿个主意。他当时是主席的警卫秘书，龙飞虎说可以找江青帮忙，但我碰了个钉子。没办法，我又找到了龙飞虎，他说：“大着胆子，直接向主席认错，主席批评你，不要吭声。”我只好硬着头皮，向主席报告此事：“主席，我做错了一件事，有封电报要我交给主席，可我忙起来，给忘了。”主席说：“把电报放下吧。”我在放电报时，心慌极了，手也发抖，一不小心把水杯碰洒了，茶水把主席的电报、文件打湿了。主席正坐在椅子上看文件，水流得满桌子都是。主席向后一躲，没言语。我当时急得直想哭，小声地说：“请主席到外面散散步，我把桌子收拾一下。”主席只好同意，我马上换了台布，把水抹干，把文件、电报在木炭火盆上一份份地烤干，然后按着主席摆放的顺序摆好。我出去对主席讲：“主席，我已经收拾好了，请主席回去办公。”主席回到办公桌前，又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处理这件事，前后接近两个小时，战友们认为主席一定批评了我，让我在办公室里检讨。我从主席那回来，战友们都问，主席批评你了吧！“没有。”我回答。“没有？那你在里边那么长时间干什么了，写检讨，罚站了？”“是我不小心把水弄洒了，湿了电报，烤干了。”我不想多说。主席没有批评、处罚我，组织上也不好指责，但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错误严重。一段日子情绪不高，有些压抑，主席也看出来了。此事过后不久，一天清晨，我们正在住地打扫院子里的雪，主席也来扫雪，我说：“请主席休息。”主席说：“扫扫雪，锻炼锻炼身体。”龙飞虎还照了相。主席接着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讲自己当过兵，也当过排长、连长，也被撤过职，犯过错误，也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犯错误没关系，改了就好。主席的意思我明白了。此后，我的压力没有了，放松了，思想也解放了。本文由王勇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8月于武汉

开国大典那天的毛泽东（1）（图）

开国大典那天的毛泽东（2）

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1）（图）

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2）

开国大典之夜的毛泽东（1）（图）

开国大典之夜的毛泽东（2）

永远不当“老子”（1）（图）

永远不当“老子”（2）

主席在颐年堂前的讲话（1）（图）

主席在颐年堂前的讲话（2）

大闺女哪有不出嫁的道理（1）（图）

大闺女哪有不出嫁的道理（2）

我们俩合得来（1）（图）

&lt;&lt;&lt;田云玉1954年初，我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掌握了主席的生活习惯，主管领导对我的工作表现都比较满意，尤其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总是表扬我，说我直爽、诚实、聪明、工作认真。主席还经常对我说：“我们俩合得来。”有一次主席问起我的学习、父母亲及家中情况，我无意中说到在老家，母亲为了我的命运，在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找算命先生为我算卦一事，大意是：你儿远走他乡，奔向四方，顶官束带，非比寻常。还说我的命大，是“五刃九”的命，我是属老鼠的，因此算命先生就说我是属“红老鼠”的。主席听我说完后，很幽默地说：“你还是个红老鼠啊！”又问我说，“那你当官了没有？”我说：“当了，主席是大官，我是小官。”主席听了大笑不止，笑得非常开心。紧接着主席很关切地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学习哟，要提高文化，你总不能老在我这里工作呀。”又说，“你要好好学习文化，以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然后主席又问我，“你现在看什么书？”我说，正在看中国现代史，有几本是民国演义小说。主席说：“那你知道不知道章太炎这个人？”我说我不知道，可以下去翻翻看看，接着主席非常耐心地告诉我：“章太炎是杭州人，名字叫章炳麟，章太炎是他的号。晚清末年宣传革命被捕，后来出狱到了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又被软禁起来。”

我们俩合得来（2）

我认真听毛主席的讲解，然后主席又背诵了章太炎的一首诗给我听。当主席给我讲解这首诗时，问我听懂了吗？我似懂非懂，主席便叫我拿纸笔来，叫我边听边记他边讲：“邹容吾小友，披发下瀛洲……”当我写到“披”字时，我略有停顿，主席一提醒我就写了出来，我继续往下写到“瀛”字时，又写不出来了。其实我也知道这个“瀛”字，因为中南海有个“瀛台”，是清光绪皇帝被囚的地方。1953年我和七个伙伴同时被调到北京中南海时就住在瀛台，可我当时就是写不出来。主席看到我手拿纸笔停在那里就明白了，主席叫我把笔递给他，将我不会写的那个字写出，也把作者的名字写在纸上。众所周知，毛主席是世人公认的伟大诗人和书法家，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可以亲眼见识毛主席的诗词、题词、手稿、书信以及大字小字的手书，等等。毛主席的书法气势、书法风格令我仰慕不已。只可惜我根本看不懂主席的书法，也写不好毛笔字，我仅仅是非常喜欢毛主席的书法而已。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应努力学习毛笔字，认真练习模仿毛主席书法的机会。有一次，毛主席南下视察，专列在平稳的行进中，车厢内很安静，我正好选定此时此刻来练习、模仿主席诗词书法。这时负责毛主席警卫工作的沈同科长走过来，看见我正在写毛笔字，用一种称赞和玩笑的口气大声说：“嘿，你这小子还挺用功呢，让我看看，嘿，写得不错嘛。”当时沈科长非要把我的字拿给毛主席看不可，我只好跟着他走进主席的包厢。此时主席正坐在客厅向车窗外观看铁路两旁生长的庄稼。沈科长拿着我模仿书写的主席诗词送到毛主席面前，问主席：“小田写的字，您看像不像您的字？”主席微笑着连声说：“像，像，好，好。”其实主席的话是在鼓励我，激励我认真练字和学习文化。也许，正是主席看了我写的字，好像也想要写些什么，便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纸笔。我赶紧过去为毛主席打开墨盒，并趁机说：“主席，您先给我写几个字吧。”这时专列刚好驶入湖南岳阳车站，主席没加思考，便顺笔写了“湖南、岳阳、湖北”三个地名。然后我又提出：“主席，您再写写我的名字。”主席便写了“田云玉，田云玉”。我高兴地拿在手中，如获珍宝。

主席给我们上了一堂哲学课（1）（图）

&lt;&lt;&lt;曲琪玉“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20年来，每当吟诵起毛主席这首大气磅礴的诗句，眼前便浮现出他老人家那伟岸的身影和像家长一样慈祥而又严厉的面容。1953年12月26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毛主席刚过60岁生日的第一天来到了杭州，在杭州住了70多天。在这期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宪法。我是临时组成的党支部书记，担负着毛主席的警卫工作。在这有着六朝古都美誉、素称“人间天堂”的杭州，我终于实现了平生的夙愿，我不仅见到了毛主席，而且朝夕相处，亲自为他服务。

主席给我们上了一堂哲学课（2）

1954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大喜日子。就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调我到北京给毛主席做警卫工作。这是直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南海的工作，这一使命对我来说是那么光荣、神圣。我在中南海工作十几年，工作中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有两件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回味无穷。一件是1965年底，我随毛主席在上海视察工作，他形象地取我的姓“曲”字，又取周福明的“明”字，认真地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说的这两句名言出自于1945年10月17日毛主席撰写的《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在谈笑中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哲学课。另一件事是1965年，毛主席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加强文学修养，学习一点诗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就指示身边的警卫部队办学校并亲自讲课，修改作文。我也曾参加毛主席在驻地丰泽园院内的讲课。当时，毛主席号召大家学点中国历史，学点马列主义，学点社会主义经济学。我随毛主席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毛主席还引用南宋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来勉励大家，一个封建王朝的宰相不投降元军，为后人留下了忠诚无畏的英雄气概。毛主席告诫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困难面前，任何生死关头，都不能背叛人民，背叛革命，背叛党。从向往毛主席、走近毛主席到离开毛主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从一个胶东农村的普通青年，成长为一名参加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军人，进而又成为毛主席的警卫战士，我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南海的熏陶，让我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许多知识，特别是毛主席那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的领袖风采，是我一生学习和崇敬的楷模。还有毛主席那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朽著作和诗篇，更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思想宝库。

主席在武汉视察时的一次经历（1）（图）

&lt;&lt;&lt;张仙朋1951年春天，正当庄稼生长需要大量水分的时候，北京地区遇上了少见的干旱，每天天空连片云彩也没有，几个月都没有下雨。毛主席心里很不安，常和我们说起：“为什么老不下雨呢？”5月24日，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我们都异常兴奋。主席刚睡醒，我就向他老人家报告。主席听了很高兴，对我说：“今天可下雨了，这场雨不知对庄稼有多大好处。”说完，便穿好衣服，把警卫员找来，让他赶快到郊区去看看，向农民了解一下情况，听听农民对这场雨的看法。下去的同志回来向主席详细报告了这场雨对庄稼的好处以及农民们高兴的情形。主席听后点点头，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主席在武汉视察时的一次经历（2）

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1953年春，毛主席到武汉视察工作。一天下午，毛主席上蛇山。路上，有几个小朋友认出了毛主席，兴高采烈地跳着、笑着跟在后边。我们问这些小朋友：“认识这是谁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毛主席！”我们怕引来更多群众，便动员说：“你们已经看到毛主席了，就别跟着了，回家去吧。”小朋友们哪里肯听，其中一个不高兴地说：“我们看毛主席，你们还不让。”主席听见我们说话，一边走一边回头微笑地看着他们。小朋友们看见毛主席向他们微笑，就越加一步不离地跟在主席身后。于是，一路上吸引了不少行人。我们看到走近的群众越来越多，便对主席说：“主席，看样子今天是庙会，人特别多，就别往前去了吧。”主席笑笑说：“怕什么，是好人就不要怕。若有坏人，我们就给他个突然袭击。”说罢，又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主席就被挤在人群中间了。人们看到是毛主席来了，个个欣喜若狂，纷纷挤向前来，争先恐后地和毛主席握手，向他问候。远处的许多游人也闻讯赶来。霎时间，群情沸腾，山路拥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几个保卫人员被挤得前仆后仰，不能靠近主席身边，担心主席被挤伤，急得浑身出汗。这时，随同毛主席的罗瑞卿组织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和群众手拉手，臂挽臂，圈成了几道人墙，保护着毛主席向前走。主席一面走一面仍向群众招手致意，还时常把手伸向人群，同他们握手。过了好一阵，主席被群众簇拥着下了蛇山，向江岸走去，好不容易才上了船。当我们在船上回头望时，只见山上山下，江岸路口，已经是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江畔。毛主席站在船头，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招手。1958年，毛主席不辞劳苦，走遍了大江南北。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都留下了毛主席的足迹。毛主席走到哪里，就同哪里的群众亲切交谈，了解情况。有一次，毛主席到一个生产队去视察，不仅参观了队里的各项生产事业，而且还和干部群众一起谈话。毛主席对这个生产队的生产情况很满意，非常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这里很好呀，能生产粮食、棉花，北京城可不出这些东西呀。”一个社员立即说：“毛主席呀，北京虽然不出粮食、棉花，但是，北京出党的政策，出总路线啊！”毛主席听了这个社员的回答，高兴得笑出了声，大家也都笑得合不上嘴。

去看毛主席（1）（图）

&lt;&lt;&lt;耿福东我是1951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入伍的。当时父母都不同意我当兵，因我是家里的老大，怕到朝鲜战场被打死。他们在劝阻无效时，就到10多里地外将我外祖父找来。真出乎我的意料，外祖父不但没有阻拦，反而对我说：“去，怕什么，你舅当了那么多年兵，也没有被打死。到了战场上要向前冲，要当英雄，可不能当狗熊。”就这样，我怀着老人的嘱托，报了名，穿上了军装，踏上了军旅。到北京城后，先住在城外。训练完成后，部队派人开大卡车来接我们。汽车开进一个大院后，让我们下了车。领导讲：这里就是中南海，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住的地方。我还在嘀咕：这是真的吗？不会是在骗我们吧！直到分到班里，我的心才安定下来。我越想越高兴，越想越激动。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能到毛主席身边，夜里久久不能入眠。

去看毛主席（2）

有一天，我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放哨，发现西边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位高个的很像是毛主席。这时正赶上领班的过来了，我就喊：班长，快过来！班长到我跟前，没等他问话，我撒腿就要跑，班长一把将我拉住问，你要去干什么？我说，去看毛主席。他说，不行，不能随便脱离哨位。我像被霜打了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毛主席离去。下哨回来，我情绪很不正常。心想，毛主席离我这么近，班长都不让到跟前看看，怎么也想不通。班长知道了我的心思，就找我个别谈话，耐心地说：“小耿，别着急，咱们住在中南海，以后见主席的机会多着呢。咱们部队有条纪律，警卫战士不能随便跑到首长跟前，打扰首长的思考和休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确实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几次集体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合影留念，我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使我感受最深和教育最大的是毛主席勤奋的工作精神。他教育别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经常昼夜不停地工作。主席的起居时间，我们警卫战士都知道。因为我们哨位有个交通指示牌，主席休息时，就将牌子放在路口，除几位主要中央领导同志的汽车可以通行外，一般车辆禁止通行，以免打扰主席的休息。每当看到牌子老是不放下，就知道主席又要连轴转地工作了。1976年，部队决定让我转业。转业后，仍留在中央办公厅做安全保卫工作。这一年，敬爱的周总理、朱总司令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后与世长辞。鉴于当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和全国人民的感情，党中央决定将毛主席的遗体保留下来，稳定了全国人民的心情。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我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向领导申请，要求到纪念堂保卫毛主席的遗体。当时毛主席纪念堂是由国务院办公厅管辖，因而未被批准。1982年，中央决定纪念堂归中央办公厅管辖，我再次向领导请求，考虑到我的具体情况，领导批准了我的要求，1983年我调到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保卫处。到毛主席纪念堂后的10多年，我一直守卫在毛主席遗体旁，目睹和耳闻了千百万瞻仰群众对毛主席的无比怀念。一桩桩、一件件感人的事例和激动人心的言语，更深深地教育了我。我默默地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虽然与世长辞，但您的恩情人民群众不会忘记，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主席，您安息吧！”

名誉校长毛主席（1）（图）

名誉校长毛主席（2）

伟人之间的关爱（1）（图）

伟人之间的关爱（2）

终于来到了主席身边（1）（图）

&lt;&lt;&lt;张英瑞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长大后，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就是抱着这个想法，1955年从河北老家报名参军的。当时我是村里的民兵连长，响应上级的号召，带头报名，自愿入伍。经过严格的体检、政审，村里有8个人合格，我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那个时候有种说法，叫“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一得到通知，我的父母一下子就变成了军属。村里的人也都高看一眼。走的那天，村里的人都来送，敲锣打鼓。戴着大红花，骑着马，光荣、威风！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没当兵的时候想当兵，当上兵心里又有一个想法：要是能进北京就好了。我们当时是坐的闷罐车，上了车，去哪，也不敢问。下车后，拉到驻地，才知道这是北京。真的是北京！我都不敢相信。这也叫心想事成吧。当时我又心生一念：要是能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就更好了。在驻地，团长告诉我们：“咱们这个兵种是首都警卫师，是保卫中央首长及首都安全的。”我们听后，心里这个乐啊，好几天都美滋滋的。太光彩了，这不单是自己的光彩，也是全家、全村人的光彩。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和同村来的战友议论个没完。

终于来到了主席身边（2）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警卫师一团三营十连当通信员。在以后的日子，还当过通讯班长、副排长，但这些都是外围工作。总觉得离毛主席太远。这时我又想：如果能进中南海，直接保卫毛主席，那多荣耀，多幸福啊！1959年9月，中央警卫团有部分老同志因工作需要被调离，要从中央警卫师4个团里抽调60名部队骨干充实力量，我有幸被选中。国庆节前我被正式调到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三中队，负责门站的警卫工作，具体的岗位就是宝光门检查站。宝光门在主席住地的北面，主席走西门，包括到怀仁堂都要经过这里。在宝光门站岗执勤，能经常见到主席及政治局常委的车辆出入，也能看到主席的身影，有时主席出来散步，主席也会和我们握手、谈话，但总还是感到有一些距离，不如在一中队，距离近些。虽然任务更艰巨，但也更光荣。1961年，警卫团整编，合并一中队，宝光门检查站被编入一中队，我自然也就成为一中队的一员。一中队负责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我终于来到了主席身边，我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我的战友们跟随毛主席到钓鱼台、大会堂、游泳池，到怀仁堂看戏，都留下了我们保卫毛主席的身影。外出分队成立后，主席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我和我的战友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兢兢业业搞好安全保卫工作。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当时去了两个分队。我是二区队的区队长，我带了一个分队，跟随主席走遍了他当时战斗过的地方。主席在离开井冈山前，还和我们警卫战士在茅坪宾馆前的小广场上合影留念。1966年，因工作需要，我调离了一中队。1976年初，我担任中央警卫团保卫科的科长。作为负责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的主管，我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主席活动安排的安全保卫工作，包括接见外宾、记者采访等，都由保卫科先行审查，然后上报汪东兴批准方可进行。1976年9月9日，主席与世长辞。我们整天以泪洗面，但我们化悲痛为力量，为确保追悼会的顺利进行，为主席站好最后一班岗。主席远去了，但他对我一生的影响却是持久的。毛主席是高悬在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让我永远怀念！本文由张英瑞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

朋友交往要重信义（1）（图）

朋友交往要重信义（2）

搞几块糖来吃（1）（图）

&lt;&lt;&lt;张景芳在整个三年困难时期，直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我都跟随在毛主席身边。那段时期，毛主席每天晚上睡觉前，为了放松一下，不再看文件，有时看看《二十四史》，大部分时间是和我聊天。在这段时间，毛主席教育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要向前看，困难是暂时的。并说：“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还问我有没有信心，又说，“我是有信心的。”他接着说，“天灾是有的，工作中我们也有失误，有错误不要紧，有错误就改，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像赫鲁晓夫，文过饰非，把错误全推给别人。我们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功绩是主要的。谁能没有错误呢？我也有错误。”并问我，“我的错误三七开行不行？”接着又问，“四六开行不行？”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搞几块糖来吃（2）

在困难时期，毛主席多次提出不吃肉，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我都陪主席一起吃饭。毛主席一天两顿饭，夜里12点前后一顿饭，晚上7点半一顿饭。如果和江青生活在一起，晚上那顿固定和江青一起吃。如果江青不在，两顿饭我都和主席一起吃。毛主席平常生活特别俭朴，也特别注意节约。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吃饭掉个饭粒都捡起来吃了。有一次吃红烧海参，主席看我不吃，就说：“吃呀，好吃。”并往我碗里夹，由于海参太滑没夹好掉在桌上，主席又把它捡起来吃了。有一天，上一盘回锅肉，主席看到以后说：“我讲过多少次，不吃肉了，你们就是不听，从明天起不要再吃肉了。”第二天，我把主席的话向汪东兴同志作了汇报。汪东兴同志说：“那怎么行呢？主席工作那么累，哪里在乎这么一点呢？等主席醒了，我和他谈去。”主席起床后，汪东兴同志和主席谈了，结果还是双方作了妥协，改成半荤半素。两个纯素菜，两个青菜里适当放些肉。主席又和我说：“我个人节省这点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国家是个大国，所谓大国，也只不过是人口大国而已。如果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一两肉，全国每天就能节省将近一亿斤粮食，一亿斤肉吧？现在很多人是吃不到肉的。若是每人每天浪费一两呢？恐怕就不止是这个数了。”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才逐渐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主席每天两顿饭间距较长，包括睡觉时间，有十几个小时不吃东西，原来每天用西红柿或广柑挤一杯果汁喝，有时喝一杯可可牛奶。困难时期，主席都不要了，后来也没有再恢复。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怀仁堂后大厅召开，当天主席睡得很少，我怕会议开得太长，中间我给主席送去一杯可可牛奶到主席台上。回来以后，主席和我说：“以后不要再送了。”这恐怕是主席喝的最后一杯可可牛奶了。主席平时吃菜油比较大，也能吃肥肉，油和肉量一下减了，果汁牛奶也不喝了，工作量又大，两顿饭间距又太长，主席恐怕也不太适应。虽然主席没有和我明说，但我也能感觉出，有时主席也会感到肚子饿。有一次主席和我说：“你给我搞几块糖来吃。”我和当时的管理员安科兴同志说了，他马上到供应站取来一包一斤装的山东产的软胎高粱饴和一铁盒上海泰康食品厂产的饼干。我取回放到主席卧室茶几上，主席有时饿了就吃几块，看样子主席也舍不得多吃，每次只吃几块，有时让我吃几块，我不好意思吃。这两样东西吃完之后再也没有要过。主席离开我们已30多年了，主席的音容笑貌，对我的言传身教，终我一生也是不能磨灭的。

主席也爱吃烤玉米（1）（图）

主席也爱吃烤玉米（2）

毛主席和我的一次谈话（1）（图）

毛主席和我的一次谈话（2）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1）（图）

&lt;&lt;&lt;徐德金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从长沙的蓉园乘专列到株洲，下车后改乘汽车，经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线重上井冈山，我作为此次担任主席安全保卫的警卫战士，有幸一同前往。从株洲到茶陵，不到200公里，由于路不好走，路面坑坑洼洼，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又是盘山路，车到茶陵县城已经是傍晚，主席当晚就住在茶陵县委的办公大楼里。晚饭后，主席的兴致很高，在县委大院内散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跟随其后。第二天早饭后，主席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并和他们合影。然后驱车前往江西，中午到达永新县城，午饭后接见了县里党政领导，随后汽车继续开往井冈山。路过宁冈砻市，车没停而是直奔茅坪，在此作短暂停留，从茅坪出来，便直奔黄洋界。主席一路沉默寡言，也许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但一到井冈山，主席立即恢复了兴奋。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2）

黄洋界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地势险要。主席来到一座用木头做成的纪念碑前驻足观望。碑的一面是朱德总司令手书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另一面是主席在1928年写的《西江月&#8226;井冈山》。张平化书记充满激情地读着：“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主席在张书记读完后，兴致勃勃地让钱嗣杰给他和张平化夫妇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在茨坪居住期间，主席让汪东兴特意安排我们警卫战士、机要员和秘书等工作人员，以及专列上的工作人员分批参观了井冈山革命纪念地。5月29日下午，也就是主席离开井冈山的这一天，接到广播通知的井冈山干部群众，结伴来到茅坪宾馆餐厅前的小广场上。这些人里有当年的老赤卫队员、暴动队员、烈士的遗孀。主席的出现使所有到场的人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是毛主席回来了，主席来看望大家了，一个个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主席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当主席来到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的跟前，有关人员正要介绍时，主席认了出来：“袁嫂子。”老人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38年过去了，千言万语难以诉说，主席握着她颤抖的手，神情显得格外凝重。之后主席与井冈山的干部群众合影留念，这时群众沸腾了，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主席向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在欢呼声中走向汽车，离开了井冈山。十几年后，我读到了主席的词作《水调歌头&#8226;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本文由徐德金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8月于长沙

你能保卫东方吗（1）（图）

&lt;&lt;&lt;王保东1961年的7月，我来到了丰泽园，当时主席在外地。中队长带领我们新来的战士熟悉主席的生活环境，给主席家搞卫生。当我们进入主席住的院落时，我们不相信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住的地方。毛主席住的是一处旧房子，院子里的地面还是用破旧的青砖铺成的，有的年久风化，已破碎不堪，门前柱子上的漆已褪色，有的地方已经剥落了。主席的居室内堆满了书，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大木板床，一侧堆满了书，只有一个衣架，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以前我在给师长、军长做警卫员时，他们家里的沙发、大衣柜、床，样样都比这里强。全国人民的领袖竟然住在如此破旧的地方，让我们难以置信。为了节省能源，新华门里的灯，一般情况下只亮一盏，主席回来的那天晚上，路两边的灯全亮了，我初次见到这里灯火辉煌的情景。那天，我晚8点到10点值班，听说主席回来了，下班也不回去，非要等着见上主席一面。和我有同样心情的新兵，还有好几个。当时我们的值班领导是丁钧，他说这样可不行，不能在门口等着看。人这么多，主席回来以为出了什么事了，要看也可以，但必须躲到树后面去看。

你能保卫东方吗（2）

丰泽园门口东侧有一个大槐树，灯光一照，树后一片漆黑。我们按着丁队长的命令，站在树后等候主席的归来。过了一会儿，小车驶来，汪东兴先下车，给主席开门。主席下了车，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四下里看了看，才走进院子里去。直到这时我才相信，毛主席真的住在这里。1962年4月，我们外出分队跟随主席到杭州。吃完午饭，主席出来散步，我就在主席门口站岗。主席不认识我，问我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的人，上没上过学，会不会写信，我一一作了回答。主席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多掌握一些科学知识，主席指着身边的一棵大树问我：“这是什么树？”我说：“不知道，俺们那儿没有这种树。”主席告诉我说：“这是樟树，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我回答：“不知道。”主席对我讲，用樟木做的箱子，装衣服不生虫子。此后我们外出分队的刘金元经常教我学文化，外出带着书本。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武汉游完长江后，上了快艇，主席对我们身边的警卫战士一一询问叫什么名字，当轮到我，我告诉主席我叫王德修时，主席问是哪个德，我回答是道德的德；问我是哪个修，我回答是修养的修。主席问：“是不是修正主义的修？”大家回答是的。“好啊，德国的修正主义，还是个老牌的呢！”主席笑着说。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批四旧、立四新的时候，我决定改名，报总参批准后，正式更名为王保东。1967年5月，主席住在游泳池，我们也守卫在主席身边。有一天，我们正在搞卫生，主席来了，叫我“老朋友”，我一下被叫愣了。主席笑着说：“老牌的修正主义。”吴旭君说：“他改名了。”主席问我改的是什么，我回答，改了，叫王保东。主席握着我的手问：“你能保卫东方吗？”我立刻挺胸抬头，大声回答说：“能！”主席满意地点点头。之后主席又看了看内务，问我们招不招虱子，多长时间洗一次澡，我回答：“一个礼拜。”“主席对我们说：“我当兵那会儿，礼拜天要捉虱子。那时候苦，你们这会儿好了。”主席又看了武器、服装，又问了一些其他情况。临走时，主席对我讲：“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忘本，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要记住是人民中的一员。”1969年，我离开了工作8年的中央警卫团，重新回到了我过去生活过的六十八军。但我始终牢记主席的教导，低调做人，认真做事，不谋私利，光明磊落。无论到哪里都未曾忘记自己曾是主席的一名警卫员，来自人民中的一员，是人民的子弟兵。本文由王保东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山东德州

毛主席让我回家看看（1）（图）

&lt;&lt;&lt;刘金元毛主席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日理万机，操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政治上关心备至，生活上体贴入微。在我们心中，他老人家更像一位慈祥和蔼又亲近的长辈。1965年11月至1966年8月，我们随主席巡视南方，由于时间较长，主席怕身边的同志家里有事，特别关照说：我出来几个月了，有的同志家里可能有事，可以让他们回家看看。当随行的中队长丁均同志向我们传达后，我们都表示家里没有困难，谁也不愿意回去。但为落实主席指示，我们党小组专门开了个会，并决定让一个拟推迟婚期的老同志回家按时完婚。该同志虽一再表示不愿回去，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党小组的决定。主席身居最高领导之位，但平易近人，而且记忆力非常强。老人家很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说话很随便、风趣、幽默。1965年随主席南巡时，在武昌梅岭宾馆大门前，主席和我就有一次难得的聊天。

你能保卫东方吗（2）

一天下午，我去宾馆大门执勤，主席身穿睡衣从里厅走出来，见到我就说：“同志，辛苦了！”我回答说：“不辛苦。”陪同的张玉凤同志看到主席站着同我说话，急忙从厅里搬来一张椅子让主席坐下。主席边谈边对小张说：“再搬个椅子给他坐吧，站着很累。”我急忙说：“我不累。”小张也忙解释说：“他们有规定，执勤不让坐。”主席会意地笑了笑，看着我说：“那就辛苦你了。”主席对小张说：“他们跟着我出来时间长了，很辛苦。”小张附和着说：“他们昼夜执勤休息不好。”主席坐下和我拉起了家常。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回答：“叫刘金元。”主席笑了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大呀！金和元跨着两个朝代。你还很有钱，金子、元宝都有了。”主席又说，“这个名字好，好记。”主席又问，“今年多大了？”我回答：“24。”主席接着问：“上过什么学呀？”我回答：“高中上了一年就入伍了。”主席笑着说：“高中去当兵吃亏了吧？”主席还问我是哪里人。我说：“老家在武昌，离大桥不远。”主席说：“到你老家了，回家看看吧。”主席在大门前坐了很长时间，问了我好多问题，连我穿的什么鞋都问到了。这次聊天后主席不仅记住了我的名字，还记住了我在武汉的家，并时时挂在心上。有一天，主席在外散步见到我就问：“小刘，回家了没有呀？”我回答：“还没有。”主席说：“是他们不让你回去吧？他们真刻薄，回家看看再回来嘛。”主席的口气，有点责备的意思。可主席哪里知道我们做警卫工作，执行任务是绝对保密的，无特殊情况，决不可能在工作途中回家。后来我们随主席到长沙、杭州、南京、韶山等地。主席一直把我回家的事放在心上，每次见到我都会问及此事。8月中旬，主席游完长江在轮船上见到我还问我回家了没有，主席还问我：“这里有个长江矶，在哪里呀？”我回答说：“不知道。”主席听了，没再说什么就进了船舱。游完长江的第二天，主席即起程回北京。到北京后，主席下火车时在车厢见到我，风趣地对我说：“小刘，你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啊！现在回京了，可以回家看看嘛。”回京后的第二天，中队领导通知我说：“这次外出，任务圆满完成了，很辛苦，给你半个月假，回家看看吧。”领导虽然没有告诉我这是主席的意思，但从这超出寻常的安排和这么快速的决定，不难想到他们是在落实主席的指示。于是，我隔天又登上了回武汉的火车，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探亲。50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唯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在主席身边工作虽然只有几年，很短暂，但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影响着我的一生。

一次难忘的国庆警卫工作

他们知道我喜欢雪（1）（图）

&lt;&lt;&lt;王百喜我是1962年从中央警卫团二中队调到一中队外出分队的。1972年组织上把我调到警卫局供应处，虽离开了警卫主席的岗位，但却担负起主席及中央首长的食品安全供应工作。屈指算来，直接担负主席在京及外出的安全保卫任务长达10个年头。在数以千计日日夜夜的警卫工作，近距离接触主席的日子里，我感到主席既是一个忧国忧民，为党、为民族、为国家操碎心思的伟人，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平凡人。主席有政治家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有时还有几分纯真的童趣。1966年6月18日，主席第二次回到韶山，住在滴水洞。有一天我值班，我就站在主席的门口。天热，主席晚上大约10点出来散步，护士长陪伴，主席问：“谁在那站岗？”护士长回答：“是王百喜。”主席没说什么，继续散步。第二次，大约是凌晨4点钟，主席又出来散步，主席又问站岗的人，回答是王百喜。主席问：“怎么又是他呀？”当时我们是3个人倒一班站岗，6个小时一换，主席出来两次，正是我值班的时间。主席不知这些事，只是感到我们很辛苦。

他们知道我喜欢雪（2）

主席酷爱游泳，祖国的大江大海，都留下了他搏击风浪的矫健身影。主席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十分专注。游起泳来，也是十分的投入，也可以说是忘我。也是主席第二次回韶山住在滴水洞期间，天气闷热，主席又去游泳。在韶山水库，主席游泳十分惬意、放松。我和战友王保东等人护卫在主席身边。水库的一侧是山石，岸边长满了酸枣树，树枝上长满了酸枣刺。主席此刻正在仰泳，而且已来到了岸边，头马上就要碰到枣树枝，但他仍未发现“危险”。见此情景，我和王保东几乎同时游到了主席的前方，用身体护住主席的头部，我迅速伸出双手推开枣树枝，王保东则用手把主席推开。主席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到了岸边，自言自语：“噢，到边上了！”又向另一个方向继续游去。我的左手掌扎了几个枣刺，王保东的膝盖则被水中的山石蹭得快要流血。我们虽有轻微的“挂彩”，但却用自己的身体保卫了主席的安全。尽管疼在身上，却自豪在心里。主席酷爱游泳，这也使我们必须能成为水中的高手，才能更好地保卫主席的安全。有一次在游泳池游泳，主席趁我不注意，猛地把我的头按在水里，不放手，我没有主席在水下憋气的时间长，等主席放开手，我已被憋得满脸涨红，大口地喘着粗气，显得十分狼狈。主席却在一边看了开怀大笑，十分开心的样子。主席反对个人崇拜，不喜欢张贴照片、语录，立像。主席在游泳池我们的宿舍里、一些地方的广场、火车站，见到立有自己的雕像，总对我们说：“看我，24小时站在那儿，多辛苦！”或者说：“我工作了一天，你们都休息了，我还得给你们站岗。”虽然很幽默，但也可以看出主席对此事的态度。主席爱雪，也喜欢看雪、踏雪。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薄雪，我们在中南海，把冰上的雪扫到一块儿，抬到主席在游泳池前的花园里。主席说：“他们知道我喜欢雪。”他在上面踩来踩去，听着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显得非常高兴、开心，那情景就像是几岁的孩子。本文由王百喜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

你有三只耳朵啦（1）（图）

你有三只耳朵啦（2）

好大一棵参（1）（图）

好大一棵参（2）

你们现在都成文人了（1）（图）

&lt;&lt;&lt;陈守信我是1956年调进中南海的。记得那年9月的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说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一中队遵照毛主席指示，要开办业余中学，经校党委研究决定，调你到那里工作。就这样，几天之后，军委公安军政治部一个命令，把我从军委公安速成中学学科助理员的岗位上调走了。也正是这一机会，才使我得以荣幸地到主席身边工作。到一中队后才知道，办学校是主席1955年5月14日接见一中队全体同志时提出来的。担负毛主席内卫任务的一中队共有156人，他们是从全国（除西藏、新疆外）各省军分区选调来的基层军官。这样便于主席通过他们及时了解全国各地农村情况。这些同志由于大多出生于旧社会贫困家庭，没有读书机会，多数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主席多次对这些年轻干部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就是文化低一些。”大家也深感在主席身边工作，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知识。知识面越宽，越便于同他交谈，为他多做一些事情。主席也几次给部队领导说：“总不能让他们站一辈子岗，出去还可以干一点事。”还说，“你们又不是战斗部队，少搞一点制式教练，腾出时间，多学一些文化知识。”又说，“你们在职学习七八年，达到高中毕业或大学程度，我看是可以的。”最后向部队领导建议，办一中队业余学校，按正规学校那样，学习中学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化学、物理、生物等七门学科。文化教育时间占到总时间的70%。最鼓舞人心的是，主席表示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学校于1957年1月21日正式开学。

你们现在都成文人了（2）

军营变成了学堂，到处可听到朗朗读书声，看到三五成群一起讨论功课的场面。即便是节假日，也很少有人外出，抓紧时间看书，做作业。在食堂排队买饭，还利用分秒时间背数学公式，念化学符号，或你问我答地复习功课。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随卫人员要带文化课任务，各科教员按照教学进度安排自学和作业，回京后由教员验收、补课。随卫人员多时，要派教员随行辅导。有时，主席还亲自检查，问大家课本带了没有，提醒大家可不要因为出来执勤使学习掉了队。教学方法上，主席多次指示我们，教成年人不能同教孩子那样，老是教员讲，学生听。要采取启发式、讨论式。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增强了教、学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主席对学校的领导十分具体，每学年的教学计划和总结，他都要看，并加批示。他对学校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有个学员感觉代数不好学，缺乏信心，他也知道。当面对这个学员说：“代数一定要学好，物理好多计算都是以代数计算的，要是代数学不好，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难嘛。”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8年，学校开展了群众性的写作活动。据统计，平均每人写文章204篇，作诗30首。我们从中节选了《散文集》4本。其中22篇（首）作品，曾在几家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流传较广的是高碧岑写的《哨兵的心愿》和他同王明富等同志合作的朗诵诗《中南海颂》，后者被四家报刊登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这首诗配乐朗诵，中央音乐学院谱成大合唱，后又排成诗剧演出。《文汇报》还发了个消息，给予较高评价。毛主席听说后饶有风趣地说：“你们现在都成文人了。”1960年9月2日，我们按计划完成了中等教育计划，举行了中学七门课程毕业考试。无论是我们组织的考试，还是由总政治部出题，同北京卫戍区联合抽考的四门功课，平均分数均在92分以上。考试完毕，全体学员给主席写了一封报喜信，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以毛主席为名誉校长的一中队文化学校，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干部。这些同志先后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他们感慨地说：“没有那几年的学习，要完成上级赋予的重任，将是不可能的。”

执教一中队（1）（图）

&lt;&lt;&lt;曹伯寮1956年9月初，北京清河公安军高级步校刚开学，我正在作上课前的准备工作，中央警卫团组织科、保卫科派人到步校的文化系挑选文化教员。国庆节过后，我接到通知，调我到中央警卫团工作，具体做什么不清楚，只是当时比较高兴。进入中南海这一天，我记得相当清楚，是1956年的11月15日。当时我有一点特殊，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是带着家属一起进中南海的，就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带家属是头一个。部队在1955年实行薪金制，只有享受薪金制的干部，才可带家属，而我的家属是1956年随军的，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机遇。知道我有家属，警卫团人员开着吉普车接的我。一般人是自己去报到的，我在这一点上又有些特殊。车子开进东便门，停留在团部所在地。当时有两个区，东楼是办公区，西楼是家属区。我先住在集体宿舍，我爱人住进了家属楼里。半个月后，团首长特批，在警卫团招待所住房特别紧张的情况下，专门空出一间房，让我们夫妻住下。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关怀和礼遇。从中可以看出，团领导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我自己也暗下决心，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和重托，把工作干好。

执教一中队（2）

我的文化水平不高，真实的底子也就是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再教初中数学，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感到吃力，也很有压力。自己不会，就没办法教别人。为了干好工作，我在教一中队学员的同时，也把课后的练习，整整做了三大本，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做一遍，解题画横线，甚至等号，都用尺子比着。很整洁，很规范，装订成册，一直保留了好多年，最后搬了几次家，弄丢了。现在想起来，仍感到很遗憾。我到了中央警卫团后，才知道一中队的学员班，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成立的文化补习班，并且主席亲自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一中队的大多数同学，参加革命较早，没念过书或读不起书的人很多。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天天行军打仗，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主席的安全。如何提高警卫战士的文化，将来更好地建设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主席一直思考的问题，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文化补习学校，完全按着学校的设置来办班。课程设置、教学进度，与一所正规学校完全一样，我和我的同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选中，走进中南海的。根据学员本身的情况，分甲乙两个班。我在乙班教数学，许多学员连汉字也认识不了几个，基本的加减乘除、计算和应用题做起来也相当吃力。几何、代数，加上那么多的洋字码，更是如听天书，一头雾水。但是这些可爱的战士们，有一种拼搏向上的学习精神，啃硬骨头的干劲儿。把解决每一道难题当做战场上要攻克的一个个堡垒。我们十遍八遍地教，学员们也不厌其烦地学。苦战能过关，经过几年持久不懈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教学任务，达到了办学的目的。当时的教室设在春藕斋，是建在水面上的清代戏台，也称水座。夏天在此上课，凉风习习，景色如画，备感清爽。可是到了冬天，尽管安了几个火炉子取暖，仍难以抵御风寒。我在黑板上写字，有时手指冻得不听使唤。学员们的手背，冻得像小馒头。有的戴着手套，也被冻坏了。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他们的那种刻苦精神，使我感动。学员们除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还肩负着回家乡搞社会调查的任务。他们写的调查报告，据学员自己讲，主席极为重视，一个字，一个标点，一句话，主席都认真地批改，绝不放松。主席讲过，不要成为一个愚蠢的军队，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军队。我的一生有两件非常幸运的事，第一就是我有一位开明、思想解放的父亲。尽管我是家中的独子，但解放后仍送我出来当兵。第二件是今生有幸能进入中南海，在主席倡导下的学校里执教。最大的遗憾是，虽多次看到过毛主席，却没有一张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本文由曹伯寮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

主席为警卫战士批改作业（1）（图）

&lt;&lt;&lt;陈国民毛主席离开我们32年了，但是在我的意识里，他一直在我身边，在我行进的路上，指引着我。午夜梦回，我仿佛听到他老人家熟悉的呼吸声；睡眼惺忪间，我似乎看到他窗前那盏通宵不熄的灯光。毛主席一生钟情于人民，和人民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他不是神，一些人“走上神坛、走下神坛”的说法，是未能深入了解他，是对他的误解。他是人，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也是人民的领袖。像历史歌曲唱的那样：“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咱毛主席”、“毛主席是咱社里的人”。他老人家一生都在努力，他敬重人民、依靠人民、关注人民、服务人民，并为之努力一生。他忧人民之忧，乐人民之所乐，终生与人民为伍。他的喜怒哀乐与人民是共同的、共有的。他来到你身边，即便是第一次见面，你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感到，他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和颜悦色，像冬天里的火。言谈话语，举手投足，莫不散发着温馨、融洽的情感。他对警卫战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关爱、理解和要求，犹如宽厚的父亲、平易的师长、忘年的朋友。

主席为警卫战士批改作业（2）

毛主席考虑到新中国建设需要人才，警卫战士很年轻，都是好同志，就是缺少文化知识的情况，就在警卫部队倡议创办一所由他担任校长的文化学校。明确为警卫战士规定三项任务：一是保卫工作；二是学习任务；三是调查工作。一方面回家探亲，一方面做社会调查。并亲自制定了《出差守则》。他自己花钱让人买来笔记本和文具，发给警卫战士使用。他老人家还专门抽出时间来批改警卫战士的作业，检查他们的学习成果。他老人家了解到教员在教学活动中注意结合警卫工作，结合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进行教学的情况，及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文化学校办学方向对头，这些教员好，很有远见。文化学校的学员是全团警卫人员。在他老人家的直接关怀下，课堂从中南海延伸到天南地北的边远村寨，红红火火。回乡探亲的战士不断把家乡的各种信息，从全国各地带回来，每份调查报告都是一篇课堂作业。在可能的情况下，毛主席总是挤出时间来听汇报。一面听战士口头讲，一面耐心地看这些杂乱又有错别字的书面材料，还不时用铅笔把一些不通的文句、错别字、标点符号，一一改正。如有的战士把“狭小”写成“陕小”，把“总是”写成“怎是”，他老人家认真地一边批改，一边给战士讲错在哪里，为什么错。有的战士不会组织材料或嫌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看，请别人代写。毛主席知道了就说：不用，这样就很好，以后你们都要自己写，我要看你们自己写的。还说，一次写不好，两次，写多了就会看到进步了。毛主席通过战士的调查报告，既了解到战士的文化学习情况，又了解到各地的社情、民情。他在战士的一份调查报告上批示：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在另一份调查报告上批示：写得还好。文字应通俗些。要研究社会情况，学习经验。他老人家把战士反映的重要情况，对工作有参考价值的，批给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领导同志研究酌处，有的则直接批给省、区、市负责人，提请注意研究解决战士反映的情况。

为灾民担忧（1）（图）

为灾民担忧（2）

放歌春藕斋（1）（图）

&lt;&lt;&lt;郭芙美9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我已是晋绥军区七月剧社里的一名小演员、小战士了。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八路军，因此我从小是在革命大家庭中长大的。那时在革命的队伍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毛泽东”这三个字。在我们剧社里，也挂着他的照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在童年的歌声里也常常唱到，并用歌声来赞美他。但我并没有想到，日后能来到中南海，来到毛主席身边，为他歌唱。

放歌春藕斋（2）

1953年，我从西北军政歌舞团被选调入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在我之前曾选调过两批，均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退回。我之所以能顺利调入，就因为我的父母是八路军，政治上绝对可靠。9月初的一个周六的晚上，在春藕斋举办舞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比照片上的形象更加高大、魁梧，脸红扑扑的，在灯光的映照下，神采奕奕，头上被光环笼罩，如神一般，光芒四射，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大家让我和主席跳舞，我不敢去，最后硬是被吴凤君推上去。我握着主席温暖、宽大而柔软的手，却迈不开步，怕踩到主席的脚。主席看出我紧张的心情，问我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父母是干什么的等。渐渐地我放松了许多，和主席跳了起来。我激动的一夜没有睡着，主席慈祥和蔼的笑容，一直在我脑海中闪现。日子久了，我们和主席成了朋友，他不仅是我们的领袖，更像是我们的长者、爷爷。我们也经常在主席跟前撒娇，把自己当成了孙女辈的，主席也很喜爱我们。1955年的春节，我们在春藕斋演出，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都在场观看。我唱的是《绣金匾》，这是郭兰英在四十年代唱的一首陕北民歌。主席、老总他们拍着手，当我唱到“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领袖，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时，主席面带微笑，点头致谢；当唱到“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时，朱老总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当时被主席、朱老总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人民爱领袖，领袖爱人民的情感，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战士，一名歌唱演员，在我的生命中能有一段与伟大领袖零距离的接触，是我一生中最荣幸、最不能忘记的事情。主席对年轻人的关爱，他的音容笑貌，如在昨天，想起来就特别温暖。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多的英雄，都无法接触，而我们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委托，来到毛主席身边，能让他老人家在百忙中走出来，休息一下，身心放松，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别人无法体会的荣誉。本文由郭芙美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

主席送我一套《红楼梦》（1）（图）

&lt;&lt;&lt;董若英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我到中南海文工队的第4天，我第一次参加为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春藕斋里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首长们的到来。在焦急的等待中，只见一个卫士走进来，用手挑起门帘。坐在我身边的战友用手戳了我一下：“快看，主席来了！”我抬头望去，只见主席神采奕奕，微笑着走进来。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儿，站起来后，感到腿肚子都转了筋。整个人都快哆嗦成一团了，主席走到我们跟前，笑容满面地向我们挥着手。他来到我面前，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你是新来的小伢子吧？”我点点头。“你是从哪个部队来，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做过回答，此时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说心里话，主席当时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领袖，反倒是一个和蔼可亲、慈祥敦厚的长者。

主席送我一套《红楼梦》（2）

在文工队所有的姐妹中，我的身体是最弱的，时常闹病。我第一次感冒后，主席在舞会上没有看到我，听说我病了后，就让李银桥拎着水果来看我。“主席听说你病了，就让我来看看你，这是主席花钱买的。”说完，李银桥提起手中的水果给我看，当时我正卧床不起，正发高烧，同屋的战友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也感到很自豪，自己的病好像一下子也好了许多。第二次我得了腮腺炎，被隔离到中央警卫团卫生所，并规定不准探视。整个屋就我一个人住，还不准外出，吃喝有人送，一隔离就是40多天，太寂寞。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在我康复后的第二天，李银桥又拎着水果来看我。“主席听说你出院了，让我代表他来看看你。”李银桥说。当时我的心情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两次生病，两次受到主席的特别关爱，听李银桥这么一说，我就好像看到主席来了一样，就像看到自己的爸爸一样。我小时候特别爱哭，人送绰号：“林黛玉。”这时没哭，心里特高兴，真想欢呼：“老爸来了，老爸来了！”主席在我的心中，感觉就像父亲，我从小离开父母，在奶奶身边长大，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此时受到主席的体贴、爱护，能不激动吗？也是在舞会上，主席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名倒没听说过，只知道林黛玉。”我回答。“报纸上有评‘红’的文章，看了没有？”主席又问。“看了，看不懂。”“文章要好好看，《红楼梦》也要读，这本书就是一个小社会。”主席耐心地说。“没有书哇！”我说。“没书好办，我送你一套。”第二天，主席就让李银桥送来了一套三卷本的《红楼梦》。“这书上写着我的名字，可这是主席送给你的。主席答应要送你一套书，可是主席没有多余的，就向我借，说以后还给我。主席让你好好读，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李银桥说。我接过来急不可待地翻阅了一下，但有好多字不认识。这套书我一直珍藏着，无论是下连队，还是后来到北大荒，从不离身。主席和我们一见面，就谈学习的事。一直说了好几个月：“老师教的课，能不能听得懂，如果听不来，可以再组织一个班。”从小参军，始终没有一个学习的机会，进入中南海文工队后，参加了文化学习班，学完初中，又学了高中的语文。我现在的文化基础，都是那时打下的底子，所以我特别感谢主席。1957年7月12日，中央警卫团决定文工队撤销，毛主席特意为我们照了一张相，赠给我们队员每人一张，以作留念。我又请主席签了名。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主席的这张相片又救了我和我爱人的命。“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主席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永久的珍贵遗产。本文由董若英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7月于哈尔滨

摔几跤才能长见识（1）（图）

摔几跤才能长见识（2）

小号声在春藕斋响起（1）（图）

&lt;&lt;&lt;惠金发这么说吧，在我演奏过的所有曲子中，熟得不能再熟的，要算是前苏联的《红军舞》。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完整地演奏整个曲子，哼出它的旋律。但当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竟然吹跑了调。1954年8月，当时文工队的队长司远手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笔批示的调令来到南京军区，找到当时的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将军在上面签下“当然执行”四个字。司远便手持“尚方宝剑”来到我跟前。我和他早就熟悉，他曾是华东军区文工团训练队队长，那时候我正在华东军区文工团吹小号。他在见到我之前曾来过一次，算是摸底，也是物色目标，见到一个吹小号的，不太满意，后来团里的人说：“还有一个，军乐队里有个好的。”他就第二次到团里的军乐队，老拿眼睛盯着我，当时我还很纳闷。我当时正在排练，休息的时候，他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我表示不太感兴趣。因为当时上海管乐训练班正在招考，教小号的是从美国回来的小号博士叫朱启东，而我已经报考，并且已经考上了。朱博士对我也很感兴趣，认为我的基础较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准备从十几个人中间挑选出2到3个人，重点培养，其中就有我。我那时身体好，不知道累，上午吹3小时，下午吹3小时，晚上1个小时，练得非常勤奋刻苦。

小号声在春藕斋响起（2）

这次是中办调人，还有军区首长的批示，我无选择的余地。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司远还是卖了关子，问我是否愿意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当然愿意。”我回答。谁不想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身边工作，那是我一生的愿望。我问他什么时候去，他说马上动身，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回答：“没有。”我回到宿舍，打起背包，跟着司远来到北京，来到了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文工队，放弃了原本想到上海继续深造的机会。那时到领袖身边工作，审查极为严格。我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7月11日就被孤儿院推荐参了军。因为在孤儿院时我就吹小号，所以一参军就来到华东军区文工团，还是吹小号。正是由于我出身简单，所以别人要观察半个月到一个月，我来到文工团一个礼拜后就可以参加演出。这是我来文工团的第一次演出，也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舞会开始，我们是合奏、伴舞，曲子是前苏联的《红军舞》，这是我最熟悉的一首曲子。以前看到主席都是在报纸上，或是照片。这次主席就离我几步之遥，不过5米远。主席跳着舞，转着圈，我被主席的风采深深地吸引，整个人都愣在那儿，眼盯着主席转，大脑一片空白。由于过分激动，曲调全忘了，吹得不理想，有的地方还跑了调。因为是伴舞，乐队是合奏，小的毛病听不出来，不明显，但我自己不满意。舞会结束，自己感到十分内疚，总觉得没圆满地完成任务。领导和同志们一直安慰我，说他们在第一次见到主席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以后会慢慢地好起来。主席住在甲区，我们住在主席的对面，在乙区。主席晚上办公，白天休息。我们白天吹小号，晚上睡觉，正好与主席的作息时间相反。一开始不知道，也就是主席刚睡，我们起床后就吹，这时卫士就急匆匆地骑车赶来：“主席刚睡下，太吵了，到屋里吹去。”我们就到花园里边去吹，刻苦练习，决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为首长服务。在中南海春藕斋近4年的时间里，小号一次次地吹起，为中央首长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周末。小号声声，催人奋进，亦催人老。主席和首长们一个个故去，我也在小号声中由一个年轻小伙，变成满头白发的老人。但主席的身影，仍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小号声仍在春藕斋的上空，在我的耳边回响。难忘的小号声，难忘的春藕斋。

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1）（图）

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2）

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

主席和我聊天（1）（图）

主席和我聊天（2）

你喜欢梅花吗（1）（图）

你喜欢梅花吗（2）

在新中国第一专列上（1）（图）

在新中国第一专列上（2）

主席和我们一起过“三八节”（1）（图）

主席和我们一起过“三八节”（2）

我给毛主席家当保姆（1）（图）

&lt;&lt;&lt;李锦我是山西柳林人，1981年从首汽离休。人虽然离休了，但往事悠悠，我在延安给毛主席家当保姆的事，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1942年8月到1946年冬天，我在延安给毛主席家当了4年的保姆。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中国革命日夜操劳的情景，亲身感受了主席的关怀和爱护……那时，毛主席住在杨家岭，工作非常繁重和紧张，大量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天一落黑，主席就开始听取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分析研究形势，起草给全国各个战场的指示。主席就住在我隔壁的屋里，孩子的吵声，主席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白天为了不打扰主席的休息，我就领着孩子到外面玩。晚上是毛主席最忙的时候，我就早些哄孩子睡觉，一夜要起来几次看看孩子睡觉是否踏实，唯恐孩子哭闹，影响主席的工作。有时候孩子在梦中惊醒，我就轻轻拍打着，小声哄着：“小宝宝，别哭，别哭，你爸爸在工作。”孩子也真不哭了。每逢这个时候，我向隔壁窑洞望去，那盏油灯仍旧亮着。

我给毛主席家当保姆（2）

毛主席是全党全军的领袖，但他的吃穿，跟普通战士一样。衬衣、袜子已经打了很多补丁，还舍不得换新的；一件棉衣，穿了四年，灰布变成了白布，还缝过好几回。主席当时的警卫员贺清华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把这件事反映给了组织，很快就给主席做了一件厚厚的机织布新棉衣。清华趁主席睡觉时，悄悄地来了个以旧换新。主席醒来发现后，就问：“贺清华，这是怎么回事？”清华答道：“您那件旧棉衣实在不能穿了，大家就商量着给您做了这件新的，您就穿上吧。”主席说：“现在边区经济还很困难，大家生活都很艰苦，我们应当省吃俭用才对。同志们既然一定要让我穿新的，就请你把这件机制布的送回去，给我换一件和你们一样的粗布棉衣吧。”清华只好又给主席换来一件蓝粗布棉衣。毛主席尽管工作很忙，但他仍经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一开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蹲在院子里吃饭，毛主席看到后，就亲自交代有关部门给我们建起了食堂，准备了饭桌，还为我们办起了业余学校。1945年底，主席还亲自选送我到助产训练班学习，使我既掌握了医务专业知识，又学到了文化知识，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943年冬天，我得了急病，发烧得很厉害。毛主席立即派人送我到医院。临走时，主席又来到担架旁，关切地嘱咐我要好好养病。我望着领袖慈祥的面容，激动得真想哭。入院后，主席又几次派人询问我的病情。主席像亲生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在国民党进攻延安时，我来到中央医院当护士，以后随党中央到了西柏坡，进了北京城。1953年分配到首都汽车厂工作。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大典期间，李银桥、叶子龙同志告诉我和我爱人贺清华说：“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要请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去吃饭。”一天晚上，我和贺清华及我们的三个孩子全去了。毛主席见到我们，可亲热了，拉着我们坐在他老人家身边说话、吃饭。他详细地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还唠起在延安的往事。老人家告诉我们，进了京城不能忘了本，应当利用现在的好条件，为人民多作贡献。

我带李讷三年多（1）（图）

我带李讷三年多（2）

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1）（图）

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2）

我为主席安电铃（1）（图）

&lt;&lt;&lt;彭润田1947年6月，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从王家湾转移到天赐湾，胡宗南的侦察机一天几次来天赐湾盘旋侦查，刘戡也不断四处寻找我军主力和指挥部。情况十分紧急，我电话班接到命令，撤掉电话总机和直属队的线路，只留下毛主席和指挥部的一条线路通达警卫团。等待最后撤离的命令一下达，即立刻拆除这一线路，立即转移，于是我在指挥部外面待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仍不见有什么动静，据侦查报告，敌人距离我们只有5里路了，而且有9个旅十多万人向我们扑来，情况万分紧急。我坐立不安，心急如焚，盼望毛主席早一点撤离。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情况却发生变化了，原来敌人已经从侧面走过去了，并未发现我们，我们转危为安，我的心“咯噔”一下落了下来。这时毛主席从办公室走出来，对大家胜利一笑，大手一挥，幽默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主席说完，大家都笑了。我望着毛主席，更加敬佩他非凡的指挥才能。毛主席英明果断，从容不迫，料敌如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为主席安电铃（2）

党中央机关在杨家沟时，电话班就住在离毛主席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我们时常看到毛主席不分昼夜地工作。一天下午，毛主席的警卫李银桥突然走进来，对我说：“彭班长，主席在窑洞里办公，有事需要我们时总是要到院子里来喊，既不方便，又浪费时间，遇到刮风下雨，还影响主席的健康，你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主席不出门就能叫到我们。”的确，我也发现主席每次要找人谈话或要找工作人员都不得不到院子里来喊，很不方便。这一下我和李银桥想到一块了。于是我把想好的办法跟他说：“可以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安个传呼电铃。”李银桥高兴地说：“好呀，我去请示主席。”说着便跑出门去。一会，银桥兴冲冲地跑进来说：“主席同意了，就这么干吧。”我和电话班的同志们很快行动起来，跑了许多地方，翻遍了所有的废旧电话机材料，终于找到了一个废电键和一个旧电铃，又取了一对电池和几十米电线，材料齐全了，我去给主席安装电铃。室外线路很快安装好了，我走向主席的办公室。自转战陕北以来，我翻山越岭，顶风冒雪，不知道为毛主席架过多少次电话线，但哪一次也没有这次使我兴奋和激动。我站在毛主席的窑洞门口，平静了一下心情，轻轻推开窑洞门走了进去。毛主席正在办公，一见我拿着工具进来，知道是来安装电铃，便微笑着点了点头，向我打了招呼，并腾出地方来让我安装。电铃安装在哪里好呢？我考虑，毛主席整天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办公桌旁工作，把电键安在桌子上最好。但桌子很小，又堆满了文件和书籍，哪有地方安装呢？我四下环顾，决定安在桌子右边墙壁的拐角处，这样不占地方，主席伸手就可按铃很方便。征得主席同意后，我以最快的速度，一会儿就安装好了，并请毛主席试一试。毛主席马上站起来，高兴地伸过手在电键上轻轻地按了一下。一眨眼工夫，李银桥笑嘻嘻地跑进来。毛主席看着我们俩，爽朗地笑着连声说：“这好，这好！”听着这亲切的话语，看着毛主席满意的笑脸，我和李银桥都笑了，我们为替主席减轻一点儿负担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图）

&lt;&lt;&lt;陈文新我的父亲名昌，字章甫，湖南浏阳人。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幸结识毛主席，因志趣相投，成为好友。那时毛主席是学生会的主席，我父亲则是“雄辩部”的部长。我母亲姓毛，叫毛秉琴，主席亲切地称她为大姐。1920年主席与杨开慧结婚，就是我的父母帮着操办的。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政治上极为活跃，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直到1951年4月我才利用春假回了一趟老家。我母亲让我代她给毛主席写信，我十分高兴，回到武汉大学后就代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同时自己也写了一封信，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在武汉大学农学院学习的情况。两封信放在一起，一同寄给毛主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很快就回了信。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2）

1951年7月，也就是我收到主席回信后的2个月，我从武汉来到北京，写信告诉主席自己在华北农科所实习的情况。令我惊喜的是，一个周六的下午，主席派他的秘书田家英来校找我到主席家做客。我在会议室里刚等了一会儿，主席就来了。主席身材伟岸，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我走来。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准备想说的也一下子全忘了。主席用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来，并和我亲切交谈。主席告诉我，他曾到过我家两次，1930年攻打长沙城时，途中还见到我的母亲，从我母亲那里得知我父亲牺牲的消息。主席对我讲，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是为了人民而牺牲了自己，要我们姐妹们学习父亲的那种精神。1954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结业后，写信告诉主席，在暑假结束后我将去苏联学习。有一天，忽然有个人来找我，手里还拿着我写给毛主席的信，说主席要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后来我才知道来人叫王鹤滨，是主席的保健医生，他把我带到了主席在中南海的家里。不一会儿我就和主席一家外出度周末，并在一处有桃林的地方，和主席及王大夫合影留念。可能是主席认为我是学农的，又要去苏联留学，应该懂得一些农业的知识，就着重和我谈了农业。他说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应该从提高土壤肥力，提高单产方面着手，还重点谈了豆科植物根瘤菌。1957年11月17日，在主席出访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并发表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话。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主席。记得那天礼堂里挤满了人，每个人的手掌都拍得红红的，胀胀的，辣辣的，也不觉得痛，大家的心情万分激动。我们的双眼都含着眼泪，使劲地鼓掌。毛主席来到我们中间，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立刻变成欢腾的海洋。主席也被我们的情绪所感染，大声地对我们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主席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刻响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我对主席的这段话一开始体会不深，现在变成了老太婆，体会深了。青年时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所以主席寄希望于我们，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这段话虽然已过去50多年了，但是每当想起它仍让我激情澎湃，豪情万丈。主席的话语鼓舞了一代人，激励了一代人，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投身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中去。我今天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事情，也得益于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和热切的希望。本文由陈文新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9月于北京

我给主席敬献红领巾（1）（图）

我给主席敬献红领巾（2）

人民大会堂118厅记事（1）（图）

人民大会堂118厅记事（2）

毛主席在我书上题词（1）（图）

&lt;&lt;&lt;邱桂荣那是1960年春节，也就是我从吉林市调到人民大会堂工作后过的第一个春节。人民大会堂派代表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拜年，我很荣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毛主席走进怀仁堂大厅时，各单位派去的代表都一起涌上前向毛主席问好。我也走过去，到毛主席身边，问了一声：“毛主席好。”毛主席让我坐在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个省来的。我回答说：“我叫邱桂荣，从吉林市来的。”毛主席说：“你姓那个邱字带不带耳朵。”我说：“是带耳朵的邱。”毛主席说：“吉林姑娘，带耳朵的小邱。”从那时起，毛主席就认识我了，我就和其他同志一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受到毛主席的关怀。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都叫我“带耳朵的小邱”，我总是高兴地上前去向主席问好，并说几句话。

毛主席在我书上题词（2）

1962年初的一天，毛主席问我：“你来了这么长时间，学习怎么样，学点什么。”我说：“经常看主席的书。”毛主席说：“你很聪明，不要贪玩，趁年轻要抓紧学知识。”当时我手里正拿着书，毛主席就在我拿着的书上写了：“邱桂荣，理论联系实际，好好学习”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我非常激动。毛主席那么忙，还关心我的成长。毛主席对我的进步很关心，对我的婚事也是经常过问。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我和主席身边的警卫干部石振荣结了婚，成立了家庭，女儿出生后，我见到了毛主席。主席问我：“你娃娃好吗？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主席叫石红，主席笑笑说：“这个名字很好听，石头还是红的。”1976年初的一天，我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当我走进毛主席接待外宾的大厅，看到大厅周围都是书，主席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看书。我走近跟前说：“主席好！我来看您了。”主席说：“你来看我，我不看书了，咱们聊聊天吧。”主席问我：“你来这工作多长时间了。”我回答说：“18年了。我女儿石红都9岁了。”主席说：“时间过去得真快呀，你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你的女儿都那么大了，我还能不老吗？”我说：“主席精力充沛，一点都看不出老。主席，我还记得1962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在钓鱼台12楼，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和主席在一起热热闹闹过个生日，请厨师做了一些清淡的菜和面条。主席您说，‘过什么生日，过生日又老一岁。但饭菜已经做好，也快过年了，大家工作一年很辛苦，来一起吃过年饭吧。’这时，大家都举杯祝主席您健康、长寿。主席祝大家新年好，还和我们大家说说笑笑，一点儿不显老。”听完我说的话，主席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么清楚。”我说：“这些都是难忘的事，我永远记住的。”主席说：“你跟我聊聊，我很高兴。”我与主席在大厅坐了一会儿，怕主席坐久了会累着，就跟主席握手再见。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我见主席的最后一面。1976年9月9日，听到全国人民拥戴的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毛主席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大会堂组织一些同志为毛主席守灵，我看到前来向毛主席遗体告别的群众，很多都悲痛得晕倒了。我非常地难过，挥泪鞠躬致敬，祝伟大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一路走好，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