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中国国民党史》总序

- 前言

- 主张“师法”苏俄

- 一度赞成“阶级斗争”(1)

- 一度赞成“阶级斗争”(2)

- 从联俄到“联”共(1)

-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1)

-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2)

- “三二”事件的发生(1)

- “三二”事件的发生(2)

- “三二”事件的发生(3)

-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1)

-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2)

-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3)

-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4)

-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1)

-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2)

-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3)

- 迎汪、拒汪之较量(1)

- 迎汪、拒汪之较量(2)

- “扶助农工”问题上的分歧(1)

- “扶助农工”问题上的分歧(2)

- 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1)

- 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2)

- “四一二”：血腥的开端(1)

- “四一二”：血腥的开端(2)

- “四一二”：血腥的开端(3)

《中国国民党史》总序

杨天石

多年以前，有几位上海学者写信给胡乔木同志，建议编写中国国民党史，乔木同志批示：这种书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来写为好。乔木同志将此事批给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胡绳迅速批转近代史研究所。当时的近代史所副所长兼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李宗一同志和我商量，我们觉得，本室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已经很繁重，实在无力开辟新的写作领域，因此转请本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承担。其后，近代政治史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们，该室的研究范围从未超过“五四”。这样，皮球就又踢了回来。李宗一同志再次和我商量，要我和他共同主持此事。我不能再推托，于是，组织班子，进入角色。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88年11月，李宗一同志不幸故去，其他两位年轻学者，一位去了英国，一位准备去美国，写作因此搁浅。

情况虽然变化，但是，乔木同志交下的任务总得完成，于是，在由我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出版以后，我便重新组织班子，致力于国民党史的研究与写作。这时，国内同行的同名著作已多有问世。其一般写法是，自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起，以时间为经，陆续叙述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以至中国国民党的发展过程。这种写法，近代史著作中一般不能不写的晚清政权、北洋军阀、列强侵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都可以作为背景处理，比较单纯，但是，作为研究国民党的专门史书，这样写又似乎不够。怎样写，颇费踌躇。

中国古代无党，实行“帝治”，靠以皇帝为绝对权威的官僚系统治国。政党的出现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阶段以后的产物。最初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是松散的政治性团体，然后才逐渐出现有明确政纲、党纲和特定组织形式的政党。政党的主要活动是从政。因此，写一个政党的历史，就不仅要写这个党本身的党务和组织发展，而且要写它的政治方针及治国经历。中国国民党主张以党治国，长期一党专政，实行“党治”，因此，写国民党的党史，最重要的是写出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全书的轴心。以此为轴，然后写出它的方方面面。

如果从兴中会算起，中国国民党已经走过113年的历史，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自1894年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是它的革命时期，其对象是腐朽、顽固的清政府；自1912年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是它的继续革命时期，其对象是北洋军阀。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是它统治全国的执政时期。1949年之后则是它的退守台湾时期。在这一百余年中，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主编李新教授曾经将该书比作大观园，14卷书就是14座建筑物，“统一在一个园林里，从全局来看是统一的，就各个建筑物来说又是独立的。好比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等一系列的庭院，每一处都独具匠心，而又互相联结，构成统一的整体——大观园，这样就更加美丽和壮观”。李新教授的意见对我们有启发，经过反复思考、研究，我们决定尝试一种新的写法，即条块结合，经纬相成，分门别类，深入考察国民党史上的若干问题，例如思想理论、党务组织、内外政策、国共关系、执政工具等，每一方面写一本书。分之可为国民党的若干专门史，合之则为国民党的总体史。这种写法，有助于对国民党史的深入和全面开拓，也有助于为读者提供在一般著作中不易获得的知识。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与许多仁人志士为“振兴中华”而建立的革命政党。它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建立过四大功绩。一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终结帝制，开辟共和，实现了中国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一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北伐，在这种合作破裂后，继续北伐，推翻了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对中国的16年统治，试图重建国家统一。一是再次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击日本侵略，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了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亡国危机。一是退守台湾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并且实行经济、政治改革，促进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和两岸关系的改善。当然，在其历史长途中，中国国民党也犯过这样、那样的过错，给中国人民带来过许多灾难。如1927年的“清党”，对苏区的十年围剿，抗战胜利后的三年内战，等等。国民党的功绩和过错都是中国历史，特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都应该科学地加以阐述和总结。

在组织类型和治国模式上，国民党最初效法西方政党。自20世纪20年代起，它接受苏共模式，实行一党制，至40年代，国民党先后召开“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号称“还政于民”，而一党制的实质未变。政治上的高度专制，统治层的普遍腐败，多年战争带来的经济上的不堪重荷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特别是在它执政的20多年间，始终未能解决孙中山视为历史重心的“民生”问题，长?不能满足农民的温饱和土地需求，终于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对象，并且因此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统治。退守台湾后，它痛定思痛，实行在大陆时期早就想实行而未果的对党的改造，推行了部分新政策，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它在2000年的政党竞争中未能保住执政地位。这些，也都应该科学地加以阐述和总结。至于它是否能历劫不磨，浴火重生，则有待于它自己的努力。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过两次合作，但也有过两次分裂。关系不同，彼此对于对方的评价也就因之不同。合作的时候，彼此之间自然会或多或少地称扬对方；双方分裂、厮打的时候，为了要将对手打翻在地，除了使用武器的批判，也还要使用批判的武器。例如，抗战初期，毛泽东曾肯定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有光明的前途”，而后来则指责其统治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又如，对蒋介石，毛泽东在1938年曾经誉之为国民党历史上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的领袖”。《论新阶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595~597页。然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以后，就被指斥为“独夫、民贼”和“人民公敌”了。这种情况，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缘由，可以说是政治斗争中的常见现象。只有在尘埃落定、雨过云收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撇开一时的恩怨和偏见，冷却爱恨情仇，不是局限于某时某事，而是纵观前后，通览全局，对既往的历史作出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今天，摆在海峡两岸人民和政治家面前的课题是结束敌对状态，交流对话，协商谈判，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为最终实现民族和谐、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作科学的、全面的审视，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了。

唯物主义的研究原则是充分占有和研究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按历史事实写作，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本相。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既是历史科学的源泉，又是检验一切历史观念和判断的唯一标准。我们一直勉励自己，努力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研究和写作，也希望读者用这一原则来检验和评判我们的成果。近、现代的历史距今未远，人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对这段历史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允许讨论，允许探索，允许争鸣，在讨论、探索、争鸣中不断接近真相和真理。

退守台湾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大事件，本书以此为界，有不同的编写体例。现在陆续呈奉读者的是反映它的革命时期、继续革命时期和全国执政时期的各卷。此后的各卷难度更大，尚在写作中。

本书是一项大工程，我们已经进行多年。我在这里要向合作的同事和朋友们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和谢意。没有他们长年孜孜兀兀的辛勤劳作，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出版。倘若读者过目之后，能够感到，它不是一部匆促拼凑之作，那就是我们莫大的安慰。

2007年11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前言

在大陆，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至少应当在十几部以上。但是，翻遍已有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同一角度，即站在中共角度所做的研究。与其叫国共关系史研究，不如叫共国关系史研究要准确些。

为什么说已有的研究著作几乎都是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研究国共关系呢？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这些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著作，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中共方面的，很少至少是较少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

主要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有什么不足吗？有。从中共保存下来的大量史料出发，来研究它与国民党关系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共在两党关系问题上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及中共推行贯彻这些政策策略的过程，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便于我们理解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中共的认识、感受和它在处理两党关系问题上所依据的逻辑，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成功或失败。但就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而言，这却是不够的。较少利用和了解国民党方面据以形成其政策策略，包括记述两党关系问题的种种史料，就不大容易理解国民党当时许多政策策略形成的原因，不大容易了解其政策策略推进的过程及其国民党人对其政策策略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认知情况，甚至还可能误把一方当年在不明了对方真实感受和意图情况下所做出的某些政治判断，简单地当成自己立论的基础。

我在1991年就写过一本叫《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的书，因为研究写作时还很少可能利用到台湾方面保存和出版的档案史料，因此也就决定了该书也只能是以中共方面保存和出版的相关史料为分析的依据与线索。尽管书出一年后即告脱销，加印时临时核对或补充了一些当时已经可以找到的台湾方面出版的史料，但整体上也仍旧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就国共两党谈判史而言，即使在过去了十多年，有机会大量查阅了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各种文献史料之后，我也没有发现有更多地依据两方面史料来研究国共谈判历史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与国民党的谈判关系着中共及其武装的生存与发展，是中共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而也就决定了中共中央及其相关部门，不能不集中主要精力和干部以应付和谋划，留下了各种形式的大量历史记录。相反，除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国民党方面几乎从来不重视与中共的谈判问题。大多数的谈判几乎都是蒋介石直接授命个别人员秘密进行的，并不与党内高层协商办法。而蒋介石的个人日记虽多有记载，却又因为台北对外开放的日记多有删节改动，且经过摘编整理的日记片断也仅止于1940年代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国民党保存下来的史料当中找到比较完整的史料，有系统地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研究两党谈判问题，自然也没有可能。

但是，尽管是研究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我在写作《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就已经意识到过多地利用单方面史料的严重不足了。因为，由于中共方面的资料相对丰富，国民党方面资料极度欠缺，我虽然可以很容易地根据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或电报来往的情况，具体了解中共方面谈判意图以及谈判方案形成变化的原因和经过，却无法清楚了解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的策略意图及其导致其态度变化的原因何在。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研究，理解共产党易，理解国民党难，显而易见。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而欲求历史之真，又非尽可能全面把握历史的各个侧面，努力深入到各方当事人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认识变化的情况及原因不可。只注重和相信源自一个方面、一种角度的史料，对历史的把握，难免会如同盲人摸象，使自己永远无法看清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正因为如此，国共谈判一书出版后，我始终感到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厘清，还有许多工作必须要做。这也是我此后一直继续高度关注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并尽一切可能在海内外继续搜集有关国共关系史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史料和回忆口述史料的原因所在。我今天能够完成此书，要特别感谢杨天石研究员对我的大力推动与督促。上个世纪末，杨公主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研究课题，需要有人承担编写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一卷。他坚持要笔者来完成这项工作。当时，我虽然正在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工作，但在杨公的极力推动下，也是由于我有此素愿，故还是答应了下来。几年下来，尽管写作断断续续，但今天毕竟完成了此书，也算是多少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然而，本书写作虽已告竣，我却毫无轻松之感。

第一是因为以我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在个别重要阶段仍旧不能充分解释国民党人政策策略形成的幕后原因，甚至无法清楚描述其对某些重大事件认识和处置的经过情形。在实在无法较充分地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来分析其政策策略动因和形成实施过程的情况下，有时仍旧不能不较多地借助于中共方面或其他相?史料，来做分析立论的参考。这自然无助于完整全面地解读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形成和变化的历史。好在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原始文献史料已经开放，假以时日，相信待本书做进一步修订时，我当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第二是因为本书的体例和相关史料的局限性，使本书叙事的角度与重点前后会有些许差异。即前三分之一部分较多地以国民党内核心人物为中心来展开，而后面的部分则较多地侧重于事件经过的分析与说明。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史料的保存前后侧重不同，前三分之一时期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欠缺较多，因而就使得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价值得以凸显出来。而以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有关事件史的资料保存很多，有关核心人物个人方面的资料虽多，却因大量被加工修改，利用价值大大降低。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个人研究习惯的影响。我实在更乐于着眼于历史事件中的人物研究，而本书的主题和体例却要求我必须注重于事件的说明，结果我只好牺牲掉个人的这种偏好，尽可能服从本书体例的要求。

第三是因为受到我的兴趣点、对事件意义的个人判断，以及受到史料掌握情况等因素的影响，本书章节没有完全依循多数读者可能已经习惯的历史阶段划分或事件重要程度来设计。比如，我就没有用太多笔墨去说明分析国共最后成败的“三大战役”的经过，但却以一整章的篇幅分析叙述了1946年国共两党在争取东北过程中的一次规模不是很大的四平战役。这当然与我驾驭宏大课题的能力不足有关系，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实在不愿意去做那种面面俱到的尝试，而更乐于让读者能够由点到线，由小到大地从一个个个案中去体会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第四是因为本书仍有个别章节会涉及两党谈判的问题，在实在无法回避不谈，又缺少更多新资料的情况下，我只能利用上一本书中利用过的一些基础史料。对此，凡可能重新研究处，笔者均尽量重新做过研究。但是，即便如此，读过笔者前一本《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的读者，在这样的章节里仍旧难免会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五是本书虽然写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笔者也尽可能在一些章节中努力尝试较全面地反映国民党内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情形及其政策策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但实际上，本书目前的写法仍旧较多地停留在上层政治史的层面上，未能充分展现国民党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在国共两党关系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无疑是本书的又一个不足之处。

最后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笔者虽然试图尽量客观地去分析和描述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问题上的复杂心理及其情感变化，但无论是相关概念的使用，还是论说方式，以笔者的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加上现实政治的局限，要想做到绝对客观，也不现实。对此，笔者亦有自知之明。

但无论如何，笔者在这里想要重申的是，对于本书，笔者是努力尝试了用陈寅恪先生关于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的这样一种态度来研究的。如果说这样一种努力在一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到位，绝非是笔者的本意之所在。

杨奎松2005年9月12日

上海虹桥怡景园

主张“师法”苏俄

自从发生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以后，国共关系紧接着所遭遇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剧变，就是1926年3月20日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要了解这一事件的由来，包括要理解此后国共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就必须要了解蒋介石在政治上崛起的经过，以及他何以会从苏联顾问眼里的“红人”，迅速变成共产党的敌人。长期以来，除个别研究者杨天石、余敏玲对于蒋介石早年思想和发动“三二（中山舰）”事件的原因的研究，是笔者所见目前相关研究当中唯一较少预设主观价值判断的论文。杨基本上认为蒋早年思想的主要倾向是“追求进步”的，“三二事件”的发生，亦属偶然，非蒋之蓄谋。余则相信蒋“既不是一个反共的先知先觉，也不是表里不一的反共阴谋家”。分别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见《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三十四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12月。外，人们习惯于依据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把他对苏联及俄国革命的看法，区分为两个阶段，即1923年蒋赴苏访问之前和之后。蒋介石自己说：他对俄国革命，“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蒋介石：《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行，第390页。由此出发，人们多半相信1923年秋天蒋介石访苏的结果，和1924年3月14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已决定了他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基本态度。谈论此后的蒋介石，或者避而不提他当年也曾按照孙中山的意愿贯彻、宣传联俄容共政策的言论与事实，或者稍有触及，即用“伪装革命”，或“阳示进步”一语以概括。对于蒋发动“三二”事变，更被认为是“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表面上与汪（精卫）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的。这里可以提及的较具代表性的中文研究著作有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黄道炫的《蒋家王朝&#8226;民国兴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以及汪荣祖、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这种说法，合乎逻辑，但却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因为这其实是站在政治人物后来的立场和说法上所得出来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国民党的容共政策由联俄政策发展而来，联合苏联又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想密切相关。以往，人们通常会把国民党人的“以俄为师”主要看成是孙中山个人的主张和意志，并以不同方式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内反对苏俄的始作俑者，却很少注意到，其实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还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因而也曾经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支持者。蒋介石态度的改变，恰恰典型地反映出早年相当多数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复杂经过。根据已见史料记载，还在1918年国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公开欢迎俄国革命之际，蒋就已经有了学习俄文，留学俄国的想法。1919年1月1日，蒋在福建军事前线，就曾暗下决心：“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转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当年，蒋因人事纠纷坚持告假离闽后，再萌留学想法，仅因孙中山坚持要其留在国内而未成，但他还是一度尝试习读俄语，并密切注意俄国革命的进展。正是由于对国内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使30岁出头的蒋介石在思想上受到了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影响，明显地流露出同情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倾向。在他的日记中，动辄即可看出此种言论。他不仅经常表现出同情劳动阶级的态度，而且直截了当地把矛头指向资本家，称：“政客、武人、官僚以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利自由之机会。”转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读俄国革命史，他会联系到中国革命的曲折艰难，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叹，“企仰靡已”。注意到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他更会感到振奋，断言：“列宁政府之地位，更加巩固矣！”转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久不得志的他对孙中山单纯依靠地方军阀势力革命的做法愈加难以忍受，以至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倍感厌恶，再三提出要去俄国“考察政治”，寻找出路。当然，自诩为孙中山军事专家的蒋介石，不像这时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动辄强调学习列宁及其党人“意志坚定，精神紧张，久而不懈”的作风，而是每每会强调苏俄军事强大的原因，主张军制上当“参考劳农兵制”，引入其适合于中国军队性质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第48、55页。

蒋介石对政治及社会的厌恶态度，和坚持要去俄国寻求革命出路，不愿继续与地方军阀敷衍纠缠的心理，还引起过其在国民党内挚友的强烈担心。邵元冲即曾批评蒋不应过生厌恶社会之心，而仅以赴俄为唯一志向。他说：“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如是则兄无论赴粤、赴俄，实皆为欲完成此目的而起，兄之志在赴俄，既非预备在彼处作隐逸，则当然在彼处准备一部分力量，回国担任改革社会也。如是则兄必非厌恶中国社会之人，乃不满意现在中国社会之现象而已。如是则吾人所以要求学，要作事，要负责任，皆所以达此目的，以打破我等所不满意之社会现象，而造成一吾人所希望所满意之社会而已。”“真厌恶社会者，只厌世派、隐士、自杀者而已。故弟愿兄易厌恶中国社会之心理为爱社会，如慈母对于不肖之子，仍尽心力以谋感化之，此吾人应有之态度也。”《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

蒋介石“素性暴躁”，好猜疑，易激愤，对人对事常常意气用事，事后自己也不能不反复检讨、忏悔。蒋一生中批评自己性格及处事方法的文字甚多，较集中者可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0～56页。但蒋之性格又相当固执，认准的事通常很难改变看法。对于学习俄国革命一事，他就不顾他人非议，始终坚持己见。1920年3月，他甚至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批评孙中山，劝他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的期待。他在历数孙中山借重对日、对美外交屡屡失败的经过之后，明白指出：“列强各国对于俄国之压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兵力压制之不已，继之以封锁，及其封锁之无效，又利用波兰及反劳农军以捣乱俄国。而俄国卒不为其所困者，亦以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他甚至认为，国民党的主张其实与苏俄相去不远，称：“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阻梗者。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按即邓尼金——引者）等反动军凭藉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2页。显然，在蒋介石这时看来，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因此，他坚持认为：“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转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对照三年后孙中山才决心派蒋介石赴苏考察，并明白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这一点上走在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领导人的前面，似显而易见。

一度赞成“阶级斗争”(1)

在蒋介石坚持之下，并经历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1922年8月终于决定正式向苏俄求援。30日，事情刚有眉目，孙中山就马上函告蒋介石称：“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也。”《孙中山复蒋中正函》（1922年8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535～536页。

孙中山历经沧桑，他在联俄问题上自然要比蒋介石冷静许多。11月，蒋因人事问题发生猜忌，再度决心离开福州前线，孙曾有长函对此详加解说。孙函称：

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藉，外交内应，皆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孙中山致蒋介石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617页。

由上函不难看出，孙中山这时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把联俄看作取得外援之一种途径，因而格外强调自身要具有讨价还价之资本，即所谓“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这与蒋介石关心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问题，仍有相当距离。

蒋介石在1923年8月终于有了赴苏考察的机会。当时，孙中山委任蒋为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考察一切并接洽援助。蒋8月5日回到上海，当即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国民党人张继、汪精卫等商组代表团等事宜。他先后起草了军事和宣传意见书及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总计万余言。其中心在说明：中国革命至今不能完成，全由辛亥革命不彻底所造成。结果使反革命势力得以在列强支持下以北京为巢穴，使革命军总难成功。限于中国工农之程度与现实环境，中国革命不能离开军队，必须军事与宣传同时并进。然南方之革命军势力弱小，备受南方军阀之牵制。“中国革命之根本计画，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惟一方略也。”《蒋中正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10/00001/001。

蒋介石此番苏联之行，对其思想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根据蒋回国后于3月14日给廖仲恺的信，以及蒋自己后来的回忆为依据，认为蒋此行“非常失望”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29～131页。。

蒋介石此次访苏有没有失望与不满？有。其突出原因在于苏联政府原本已经答应帮助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训练基地，蒋即因此受命前来提交军事计划书并商讨具体实施步骤。未曾想，当蒋提出以库伦（今乌兰巴托）作为主要军事训练基地的计划之后，苏联方面却转而表示：“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苏方同时借口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强调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外蒙古进行军事行动，声称这会引起严重误解，这就在事实上拒绝了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对此，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蒋介石，自然会敏感地意识到，俄国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其实是害怕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外蒙古，会妨碍他们实现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的企图。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提出及孙逸仙代表团赴苏接洽失败的经过，可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载蒋永敬、杨奎松《中山先生与莫斯科》，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2001，第177～226页。正是出于对苏联出尔反尔和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极度不满，蒋介石在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的信中才会激烈批评“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蒋由此进而声称：“彼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步之分耳。”转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据致廖函，蒋在莫斯科期间，曾被强力动员参加共产党，蒋的回答是：“须请命孙先生”，因此，被讥刺为“个人忠臣”转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8页。。

具有极强自尊心的蒋介石十分敏感地注意到，他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讲国民党革命史，极力推崇孙中山，却被议论为有“崇拜个人之弊”，孙中山身边“忠臣多而同志少”。蒋对这种情况不能理解，认为多数留学青年“不知尊重祖国领袖”，却对苏联革命推崇备至，对其领导人言听计从。蒋因此怀疑莫斯科为何放着革命的国民党不去全力帮助，反而必欲扶植一个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结果，他从逻辑上推演出的结论就是：“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蒋称：中共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他们“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6、142、167～168页。。

但是，即使我们相信目前被广泛征引的致廖函不存在后来加工修改的情况目前所能见到的蒋介石日记、文稿，除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北“国史馆”、党史会原藏，确属当年亲笔者外，多应慎重使用并加考证。因蒋向有整理修订日记习惯，而录有大量重要日记、文稿的《蒋介石年谱初稿》、《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先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以及《事略稿本》、《困勉记》、《省克记》等等，更常有经编纂者改动原文，致使各书引用同一文字，却各不相同的情况。，我们也不能忽略此信产生的特殊背景。即蒋介石写信时，恰在对孙中山的做法极度不满，辞职出走之际，其看法带有某种情绪化的成分。

蒋介石这时的不满，原因甚多。一是与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自认跟随孙多年的蒋未能被孙引入国民党41名中央委员之列有关。这是因为，蒋虽理智上看重名节，时时以人臣自居，强调忠孝，自认不重权位，但依其性格，他对自己在孙中山眼里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一向仍十分敏感1920年3月31日蒋日记曾记述胡汉民、廖仲恺等来电，对他受召前往福建漳州前线事“似有幸贺之意”，“余亦不乐”的情况，称“此皆资格与识力不足，为人另眼重视”，故深恨自己“实不副名”。

一度赞成“阶级斗争”(2)

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蒋对自己地位格外计较的心态。见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件，第2盒。，如今，国民党改组，众多在蒋看来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只因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得以一跃而跻身于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他却连一大代表都当不上，这难免会让蒋心情不很愉快。二是认为孙中山、廖仲恺在广东的用人任事“不讲条理，不定次序”。这既包括廖仲恺任广东省长，用人行政一仍旧习，尤其把财政权力交给并无经验的孙中山儿子孙科办理，致百弊丛生；也包括让他办军校，却迟迟不解决经费和权限问题；而更重要者还在于，蒋属于那种有强烈抱负的人，访俄后志得意满，自认颇有心得，对党事、国事更有发言权，不想报告交孙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孙中山对苏联的认识以及党政工作的设想，全由苏联顾问鲍罗廷设计，这让自尊心极强的蒋深以为辱，“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1、167～168页。。

关于蒋当时的主要不满，我们也不难在蒋3月2日致孙长信中一窥究竟。他在信中直言批评孙不应喜新厌旧，称“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他批评孙、廖“用人任事毫无系统，即能维持现状如今日者，虽成必败，虽得犹失”《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0～164页。。这封信表面批评“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实际暗示孙中山太过信任俄国人，而看不到他的智慧。他因此大胆提出：“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临时纷乱，以陷危境。”问题是“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4～168页。关于蒋介石这时出走之原因，汪荣祖、李敖分析蒋纯粹因为权力欲不得满足，并称其作致廖函乃为纠正其游俄报告书较正面的意见，似嫌简单化。见《蒋介石评传》（上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第93～94页。由此不难看出，蒋3月14日给廖信批评苏联和中共，明显与其在党内的处境及其当时的恶劣心态有关，未必可以视为其思想上转折的表现。因为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时候在思想言论上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蒋介石刚到莫斯科不久，俄国人就得出印象：他“同我们很亲近”，尤其关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其装备情况。9月16日第一次参观军队，他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热诚，“说了许多夸奖和感到惊讶的话”，并一再要求向士兵讲话，以表达他的感受。他的讲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声称“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其秘密就在于“与人民的团结一致”。他说：“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和他们决战。”他并且表示：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情况的札记》（1923年9月10日）；《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88、290～292页。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他更进一步阐述了对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声称：“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作斗争。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不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能指望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由此得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他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有的大工业企业和所有土地都应属于国家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他特别声明，尽管现实条件下在中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的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01页。

蒋介石的这种激进观点，一直到他离开俄国前几天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会晤时，仍旧毫无改变。他用共产国际式的语言明白解释说：我们既不为资产阶级，也不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在目前之所以还不能像苏联那样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因为，第一，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宣传工作异常困难。第二，大多数中国人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但我们一旦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作了。比较其他一些国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当然，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蒋明确认为必须借助于世界革命来对抗帝国主义。他也注意到，苏联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进犯，也需要帮助西面的德国和东方的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因此，他不无豪迈地建议说，俄、德、中三国“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30～338页。

蒋在莫斯科期间，又是读《马克思学说概要》，又是读《共产党宣言》，“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他对苏联整体的印象，虽也时有批评，但更多的还是感慨与触动。称：“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皆比我国人诚笃恳挚，令人歆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苏俄军队）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味，而政党代表与其团长亦无权限之见。”“俄国武器研究及其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窳败也。”“苏俄各地各所，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对于青年，竭意培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厚农工而薄士商之制度，吾亦无间言矣！”他断言：“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相当基础，殊足以破帝国主义之胆，吾于苏俄无敢轻量。”《困勉记》1923年9月9、17、21、22、23日，10月10、13、16、18日，11月4、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蒋在莫斯科如此，回国后又如何呢？我们注意到，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在他向孙中山和廖仲恺表示不满之际，他也不曾改变相信俄国革命理念的心态。最典型如他对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态度，他并非不知孙中山的观点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8226;民生主义》（1924年8月3、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394页。，却公开主张应当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余敏玲断定蒋这时“认为三民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未能举出史实加以证明。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期，第71页。。比如，他在1924年2月17日的讲演当中，就曾提出：“现在世界只有二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为此，他公开主张：“中国与外国的革命党，统统联合起来，解决世界一切不平等的问题。”认为“中国革命，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要联合世界各国的革命党，来促进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并声称“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64年内部刊印稿，第197～200页。

注意到以上的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何以蒋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会一面批评苏联与中共，一面明言：“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我们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在这里，他虽不满于俄国党人的“事实”，但这一时期他对俄党“主义”之认同，却是十分明显的。

从联俄到“联”共(1)

蒋介石赞成联俄容共政策，从他1924年5月3日正式就任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开始，就表现得很清楚。军校办校的形式、制度、人事组织等，都是苏联式的。军事教官的核心实际上是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政治教官的骨干也多选用共产党人。甚至连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一届包括蒋在内5名执、监委中，3人均为共产党员，第二届则除蒋一人以外，另外7名执、监委，全都用的是共产党员。他并且十分重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转见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336页。。显然，只读过日本军事补习学校的蒋介石在军校的建设上，高度重视他在莫斯科所得到的经验，尤其看重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共产党人的帮助。正是由于有了包括军校经费和武器装备在内的苏联援助，以及共产党人的倾力相助，黄埔军校才得以顺利建成和发展起来。仅一年的时间，军校就已经吸收了三期学员，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两千余名学生的重要军事单位，并作为学生军参加了平定商团之战及东征作战。蒋亦在此基础上，得以兼长洲要塞司令、东征军总司令，并由设立军校教导团、组成校军，最终建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兼任军长，从而成功地创立了第一支真正属于国民党的“党军”，也使蒋第一次有了自己属下的并且是嫡出的部队。这种情况自然使蒋对“师法”苏俄的意义会有更深切的体会。蒋介石所以经常讲：“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之所以刚一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就全力推行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并要求共产党员来出任主要的政工人员蒋介石：《俄国党员活动的方法及其成效》（1924年6月2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第311～313页；《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77页。，实在是因为联俄容共政策带给蒋介石、黄埔军校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建设太多实惠。

正因为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受益日多，我们不难注意到蒋介石在言论上也就愈来愈革命。建校之初，他几个月的讲演大都集中在如何做人，如何当兵，尤其是如何守纪律、讲卫生上。虽然经常讲到学习俄国革命，但也主要是讲中国的党员如何不如俄国的党员能奋斗能牺牲。几个月之后，孙中山认为“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组织革命委员会，视蒋介石为国民党内少数学习俄国的坚定派而任命其为“全权委员”，蒋的言论明显更为激进。

蒋这时不仅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而且注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鼓动和教育官兵。他强调：中国的乱源在帝国主义，因为“外国帝国主义来压迫我们中国，夺取我们原料，垄断我们商场，所以使我中国地价与物价昂贵。帝国主义者，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本国人民，保护帝国主义者来垄断市场。所以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亦就是卖国奴，所以我们认他是第二个敌人”。而“这地主与富商，是使得我们生计穷苦的原因，亦就是我们最后的敌人”。因为“地主操纵地价，弄得我们无地可种；富商操纵物价，百货昂贵，弄得我们衣食无着，所以生计穷苦”。“打不倒乡下的地主，你们的敌人仍旧不能够除去，你们仍旧要被人家压迫，没有出头的日子”。他声称：“惟其社会贫富如此不平，所以我们要革命，必定使得人人要劳动，人人可以安乐。”“革命是为全体人类求幸福，尤其是对于劳动阶级，如农人工人的幸福最为注意。”“不许有劳逸不平，贫富悬殊，也不许人民以劳工得来的钱，被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暗中夺了去。”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蒋介石：《中国现状及俄国革命成功之原因》（1924年9月25日）；蒋介石：《新兵精神教育问答》（1924年10月）；蒋介石：《当兵的意义和责任》（1924年11月30日）。以上见《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第368～371、391～401、485～488页。他甚至解释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只是因为民生两个字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决人类生活，谋求社会生存的要义，所以我们叫他做民生主义，而不再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蒋介石：《主义不行，党员之耻》（1925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69～72页。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原本并不十分信任蒋的鲍罗廷，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认定蒋已成为广东国民党最可靠的左派将领，故全力把蒋推上前台，使其充任广州卫戍司令，与汪精卫、许崇智组成三人权力中心。因随后发现胡汉民胞弟卷入刺杀阴谋，许崇智属下的粤军将领中亦发现有谋反迹象，于是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胡汉民被送去莫斯科，蒋亦将许崇智强行解职，递解出境。此一行动，被人称为广州政变。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蒋更进一步跃入国民党的决策中心，成为除汪精卫以外的国民党第二号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蒋联俄容共的言论更趋激进。他不仅公开宣布要“与反共派的人为敌”，相信“国人相惊之赤化，在事实上确无根据，在理论上亦非恶名”。而且声言廖案的根子在帝国主义，激烈主张：“对于帝国主义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直接和他开战。”蒋介石：《追悼廖党代表应努力实现三民主义》（1925年8月31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01～202页；蒋介石：《祭廖党代表文》（1925年8月31日），《革命军》第8期；蒋介石：《真革命党必决心成仁》（1925年），《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10～212页。

蒋介石这时是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呢？他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到达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势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最有力量、最能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指挥’。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指挥，但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情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才好。’……事实上，苏联同志并非居在指挥的地位，不过我们以世界革命党员自居，也很愿意受革命先进国同志的指挥。这并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实在是世界革命、联合被压迫民族的战线，指挥统一是现在对帝国主义者作战最要紧的一个战斗原则。”因为，“我们联俄，意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因为中国问题完全是世界问题，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总理毅然联俄，即在联合世界革命党，因为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蒋介石：《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苏俄革命纪念宴会演讲辞》（1925年12月11日），《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1926，第56～57页；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37～338页。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1)

蒋介石这一时期思想激进，支持并拥护联俄、联共，并不表明他对共产党或俄国人全无戒备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其重要原因是，蒋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的重心，也是他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如他在莫斯科难以容忍留学生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一样，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函中所以强烈批评苏联与中共，其实也同样含有不希望看到由外人来左右国民党的思想情绪。

蒋介石究竟是更重视个人权位，还是更重视国民党的组织生命，这是一个颇难厘清的复杂话题。但毋庸置疑的是，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其政治抱负，在相当程度上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不可须臾分开。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蒋介石对联合共产党与戒备共产党问题的矛盾态度，应当不难发现，蒋的这种态度、心理和国民党组织生命的状况密切相关。当共产党人的言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蒋就站在联共政策的一边；当蒋认为，共产党人的言行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他就戒备以至反对。包括对西山会议派，蒋虽公开严厉批评，内心里却颇念旧情，基于不愿根本破裂和尽可能维护党内团结的角度出发，曾设想不把西山会议问题提交国民党二大做裁决。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1月11日。

如何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与统一？基于中国传统的观念，自然需要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而当时唯一能够统合国民党政治和精神的权威，当然就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以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为最高权威，以国民党为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组织载体，要求所有党员忠诚于三民主义和国民党，这在蒋介石看来天经地义。故蒋介石办校伊始，就准备将黄埔军校办成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和党的意志的学校。为此，他在1924年7月30日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训话时，就明白告诫说：“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党员对于我们的三民主义，绝对不许批评与怀疑！”蒋介石：《军校学生应绝对信仰三民主义》（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40～341页。

黄埔军校开办的最初几个月里，学生中虽然也有不同主义宣传的存在，主要却不是共产党的主义宣传，而是流行于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散布。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和随后的军事行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渐渐不再成气候，国共两党的矛盾却开始由校外渗入到校内。从国民党中监委的弹劾共党案发生之日起，黄埔军校内部学生乃至教员中间，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具有派别斗争性质的分歧与磨擦，更渐次生出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思想上明显区别的学生组织。这种区别与磨擦，因国共分歧而逐渐扩大，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戴季陶主义”出现，乃至廖仲恺遇刺前后，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再难视而不见了。

国共两党之间因性质、目标和具体方针政策之不同，存在相当的隔阂与误解，在所难免，但共产党员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甚至跻身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权力中心，这种情况，却使部分国民党人不安。他们惴惴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暗中发展党员，划分左右派。在他们看来，这种划分的标准简单生硬。例如，凡参加孙文主义学会者一律拒之门外，凡同情工运农运者不论愿意参加与否，反复劝说。结果，黄埔军校军官学生贺衷寒因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虽8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仍被拒之于门外；《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40页。而上海国民党人葛建时只因街头斗争表现激进，虽无意参加，却被反复动员。

“向来以左派自居”的葛建时这时曾公开说明他对共产党人由接近到怀疑的情况。他说：“我确被CP分子拉过了五六次。”在说明经过之后，他进而表示疑问称：“（一）CP在党内秘密宣传和组织，是不是为总理所许可？据恽代英君说：‘这是总理所许可的。’那么，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叫我们放弃了三民主义去信仰共产主义，而悉数加入共产党？（二）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案，要吸收国民党中间的急进分子，证以我们同志被拉之经过，显然是见一种事实。试问，比较努力的分子如果完全拉了去，将来的国民党是不是只剩了一个空壳子？我们的好朋友——共产党呀！你们有什么法子，消释我们亡党的恐怖？（三）国民党的组织松懈，共产党的组织严密，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你们既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提议整顿组织？为什么不设法整顿组织？而只是像东新桥的野鸡似的，死拉活扯的拼命拉客？”他同时批评说：有的CP同志一谈到三民主义，就批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表示不信仰。甚至有CP同志直截了当地表示说：“三民主义的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我们是要一劳永逸的革命。”据此，葛建时问道：“（一）你们对于三民主义已不信仰，而口口声声仍以国民党自居，是什么道理？（二）我们所希望的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而不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化，现在我们既无法感化你们，使你们信仰三民主义，又无法阻止你们宣传共产主义，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化？国民党不致为共产党所吞并？”对此，葛表示困惑，称：“分家一法，当然是我们所不忍言而且不愿言的。但是强信仰不同、主义不同的两派混在一个党里头，因为互相猜疑的缘故，发生钩心斗角互相抵制的结果，以致常常困于内争，无力对外，也决计不是好法子。”葛建时：《忠告我们的好朋友——共产党》，1926年1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几乎就在葛建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蒋介石也发现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2月3日，十余学生因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的一封秘密信，与李拉拉扯扯地闹到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来。次日，又有更多的学生闹到办公室来。原因是这些国民党员学生无意中发现李侠公致共产党上级的密函，据此指责李视国民党人为“非同志”，“暗中”工作，“藉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非同志”》，1925年12月22上海《民国日报》第二版。正当此际，军校中又发生共产党员学生公开批评孙中山的情况，这就激起部分国民党员学生的极大不满，齐声鼓噪，要求蒋“监视”共产党人。蒋对此十分震惊，开始担心：“近日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几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后患正长也。”他并且在日记中严厉批评共产党员学生：“欲继承总理遗产而不认总理为总理，天下宁有是理耶？”但是，由于李公侠身为“政治部人员，带兵官不能干涉”，蒋当场只能口头表示，必予“严办”。《非同志》，1925年12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5年12月4日。几天后，蒋为此召集政治部与党代表讨论，建议并经会议通过：“一、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不准，现在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惟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校党部声明请准也。”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5年12月8日。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2)

在这里，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员的不满显而易见，但在处理上的模棱两可与矛盾犹豫之状也一望即知。十分明显，蒋以其军人式的线性思维特点，不仅重视权威，而且强调服从。由于他自信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最忠实的信徒和代言人，因此难免会把部下对自己的忠实与服从，与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与服从混为一谈。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在忠实于三民主义和服从于蒋的权威这方面，毫无疑问要强过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蒋自然更易于同情孙文主义学会，并听信其言论，但这时蒋得益于联俄联共之处亦多，他也深知国民党就其即将展开的革命运动而言，需要苏联与共产党人帮助之处甚多。因此，他即使常常被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种种不满言论所影响，对校内共产党员的做法不以为然，却也不能不考虑到两党合作的大局，不愿因校内问题而影响与共产党的关系，更不愿将问题引至怀疑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基本政策上去。

蒋介石这时的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对孙文主义学会，了解到该会有同情西山会议之言行，他当即“严电阻止”，并下令如有胆敢公开响应游行者，则立即逮捕。他一面批评广东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王茂如、惠东升、贺衷寒等“操纵学会，藉图个人名利”，“大骂该会卖党并卖本军”；一面明白电示：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已“为反革命窟穴”，在粤之孙文主义学会必须与之断绝关系，“切实驳正，免淆听闻”。《王懋功关于未从孙文主义学会勾结西山会议派反共遭恨和表示忠于蒋中正致张静江函》（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359页；蒋介石：《致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电》（1926年12月2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15页。同时，他也力诫蒋先云等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对该会成员动辄批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情况，表示期期以为不可。蒋这时的目的很明确，即无论如何要在维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绝对权威地位的方针下，尽力维护党内及军校的团结与统一。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说明：“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认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哭。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是革命思想的中心，千百年后也是不能变更的，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绝对要以他的三民主义做基础。无论共产党或是那一党，加入了国民党，就要信奉三民主义，要相信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的革命惟一的中心。”因为“军队之中，绝对不好有两个主张，应当要完全以三民主义来做中心。”“不可以有共产党来非难三民主义，亦不可以有国民党来排斥共产主义的现象发生。”他再三告诫：“各共产党的同志要明白，诸位加入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上是惟一的主义，明白中国的革命就非实行三民主义不可。”“对于总理的人格，尤其要尊重，不可有丝毫侮蔑的心思。……

如果共产党真正能奉我们的总理为共产党的领袖，那末我相信国民党员决不会排斥共产党员的。”反过来，“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蒋介石：《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1925年9月9日）；蒋介石：《团体训练的重要》。见《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26、233～235页。

在蒋介石的反复督导与告诫之下，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对联俄容共政策的态度，自然也不同于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其他孙文主义学会。对上海、北京等地孙文主义学会群起响应西山会议的举动，该会骨干、第三师党代表缪斌和军官学生贺衷寒等甚至不能不公开致函汪精卫予以谴责。缪函称：若辈不明现在反帝国主义时期，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实同在一轨行动，“致歧视共产派份子，必欲分离之而后已，此实可痛心矣。”该函引据蒋介石所云：欲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必要以无产阶级做基础，声称“吾人容纳无产阶级之政党，实天经地义也。今一般同志必欲将共产份子排去，此不特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帝国主义亦永无打倒之日，中国之独立自主，亦永无希望。”贺函亦称，听了蒋校长的演说，益相信“今日之中国只有反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革命党，没有其他纠纷之必要。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日不消灭，甚么主义都是空谈，无补于实际的东西。”他表示：国共两党党员之闹出许多纠纷和误会，“两派都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过失。在争闹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义与组织。其实孙文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把他分析起来，固然有多少差异，但是把他互证起来解释，却是一贯的精神。所以好的孙文主义信徒，应该本孙先生创造主义的精神，去详悉研究马克斯主义；而好的马克斯主义信徒，亦应丢开客气去切实作孙文主义的工作。”转见《关于党内问题之重要函》，1926年1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第十一版。

“三二”事件的发生(1)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的左派姿态表现得更加鲜明。除了继续宣传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一切“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资本家、大地主、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检阅教导师第二团训话》（1926年1月28日），蒋介石：《检阅教导师第一团训话》（1926年1月30日）。

见《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73、377页。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外，他更在宴请与会代表的演说中，明白阐述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联俄，是欲借外国力量，来平内乱，这完全是弄错了”。他指出：中国的问题是要打倒军阀，但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打倒军阀，就是打倒一切的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总理毅然联俄，即在联合世界革命党，因为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他甚至告诉那些担心俄国人会重蹈帝国主义覆辙，到中国来揽权窃柄的人说：只要注意到苏维埃宪法与制度，就可以肯定那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俄国的党员和民众，万不能允许他政府有如此行动的。“所以我们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同样，蒋也公开为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强调：“共产分子是本校本军为最多，可是他们在本党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他强烈批评党内反共产党的思潮和由此而生的种种纠纷，坚持必须“以总理之心为心，以总理之志为志，以总理之政策为政策，以总理之主张为主张”，一方面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一方面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在他看来，“本党反对共产与拥护共产者，皆非主义之争，不过为私人的权利和意气之争。”故希望各位代表回去后，“对于反共产同志，可以问问他们，本党的共产分子现在所做的，有那一件是行共产主义？那一件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来答复。”蒋介石：《再论联俄——在黄埔军校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俄国同志演说》（1926年1月1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册，第337～340页。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蒋介石对于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人地位的加强与上升，并无太多的反应。在国民党二大选举的结果中，中央执行委员36名中8名是中共党员，候补委员24名中6名是中共党员，约为1/4弱。在随后选举的中央常务委员当中，更取得了1/3的席位，即9名委员中3名为中共党员。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八部一秘9个部门中，则更进一步实际取得了3个部长，和8个部秘书（即副部长）、1个书记长的席位，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详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74页。至少，在蒋介石这时的日记当中，我们还看不到蒋对二大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权力明显扩张这一点有什么样不满的反映。在整个二大及二届一中全会召开期间，蒋的主要注意力其实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北伐的问题上。

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却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Galen，即布留赫尔，VKBliukher）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已经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正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也拟定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22～224页。。按照他的设想，1927年8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1926年1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当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相当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1926年1月，支持北伐，对他也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Kisanca，又名古比雪夫，NVKuibyshev）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

蒋介石当然不会了解，鲍罗廷的突然回国，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听信了以季山嘉为首的部分军事顾问的意见。而苏联顾问对北伐行动的坚决反对，也纯粹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这时都有明确指示，要阻止广州进行北伐有关联共（布）中央这个时候反对北伐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拙作《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第74～78页。汪荣祖、李敖书关于“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的说法，以及黄道炫关于季山嘉只是反对蒋北伐武汉，顺长江底定东南的计划不表赞成，主张由武汉挺进西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合的说法，均与史实出入较大。参见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127页；黄道炫：《蒋家王朝&#8226;民国兴衰》，第103页。。因此，不明就里的蒋不会把账算到莫斯科的头上，他只会对季山嘉等人在北伐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和不容商量的武断干涉，产生极大的不满甚至是猜疑。过强的自尊心使蒋难以接受把话放出来又吞回去的窘境，何况自陈炯明叛变以后，北伐早已成为检验国民党军事人员对孙中山忠诚程度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蒋难免会把季山嘉的反对看成是季山嘉与他之间的一种个人恩怨。一向疑心很重的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是冲着自己来的。为此，他先是以脚痛心闷拒不出席国民党二大的闭幕式，忿忿然曰：“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共事也。”继而联系到党内各种问题与困难，慨叹“人才缺乏，精神涣散，同志不明事理，挑拨离间，尽其所能”，深感党内环境“可谓险矣”，心情渐坏以致难以名状。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1月8日。

北伐之结尚未解开，军事委员会忽然又削减了已经定好的黄埔军校经费，平白无故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本来经费已经不少的第二师。该师是在蒋介石指挥下的第一军的主力之一，但师长王懋功自代理广州卫戍司令以来，与季山嘉和汪精卫走得较近，表现左倾，引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忌恨，早有许多流言，让蒋猜疑和不满。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第195～196页。如今军委会的做法更不能不使蒋怀疑季山嘉想要把第二师从第一军中挖走。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几个月前就曾利用蒋时任广州卫戍司令的便利，赶走许崇智，把蒋推上了权力巅峰。对此有过亲身经历的蒋介石自然记忆犹新，而且格外敏感。因此，蒋对季山嘉的疑心不免使其“意颇郁郁”，心里痛责苏联顾问“倾信不专”。再联系到季山嘉在北伐问题上的态度，蒋尤不能不怀疑季山嘉别有企图。以至与季山嘉谈政局与军队组织，也总是感觉季山嘉“语多规讽”，暗忖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蒋的性格一向是，合则聚，不合则离。既然大权在季山嘉等人手里，你看不上我，我也不伺候你。于是，蒋不仅辞去第一军军长一职，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而且鉴于“苏俄友人疑忌侮慢防范欺弄”，“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等原因，更先后要求辞去广州卫戍司令和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甚至向汪精卫提出要“赴俄休养”1926年1月15日蒋上书辞第一军军长。2月1日军委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未就。2月22日，蒋请军委会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2月7日通电辞一切军职。2月9日拟电准备辞军事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分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4，第198～199页；《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62、381～382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三二”事件的发生(2)

蒋介石遭遇逆境时容易发脾气、使性子，甚至离队而去，有史可查。当年，蒋在跟随孙中山的不到8年时间里，动辄因为对人事问题不满，不管不顾，擅离职守，从前线返回上海或老家就曾多达十余次。即使孙中山或党内同仁反复劝诱批评，自己每每也反省脾气太坏，结果遇事还是照旧。参见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59～87页。足以见其暴躁、任性的本性根深蒂固。然而，蒋当年之所以总是旧病复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那时都是作为孙中山委派的军事参谋人员去军阀部队里做参谋或参与指挥工作，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之所以总是难以与前线的军事将领合作，一个基本原因也是因为多数手下有兵的将领或者不听调遣，或者对他的介入心存戒备和抵触。如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蒋手下已有一军一校，并且是国民党最精锐的力量。对于这两支力量，尽管他理智上把它们视为党军、党校，并且想让它们为国民党的事业服务，但受传统和环境的影响，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像其他将军们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把它们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某种重要资本。如今无论遇到怎样的纠纷，他都断不会像过去那样轻易甩掉部队回家去了。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视这支军队和学校一如己出，一旦认为有人阴谋把它们拆散或夺走时，他注定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卫的反应。

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2月24日，国民政府组成两广统一委员会，在原有的6个军的基础上，不知何由，空出第七军的名义，而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九军。季山嘉等人这种奇怪的做法立即惹起蒋的强烈反弹。联系到将近两个月来种种可疑的情况，他断定此举一定是季山嘉等想通过把王懋功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为第七军，进而削弱自己力量，并夺取广州控制权的一个重大阴谋。因此，他一不做，二不休，26日即采取行动，重演驱逐许崇智的故伎，一举将王懋功扣押起来，随即遣送上海，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接替了第二师师长一职。事后，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王懋功“狡悍恶劣，唯利是图”，有人则“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除之”。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王懋功被除去，第一军得以巩固，蒋一度相信季山嘉等再难以向自己挑衅了，因而心情一时明显好转，相信已“稍获安定”。他在27日上午找到汪精卫，力陈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而且牵动中俄邦交”。扬言：“如不准我辞，就应令季山嘉回俄。”汪虽稍加劝慰，也“允即进行”。下午再见汪时，汪称季山嘉已自知其错误，并露辞去之意。蒋更为放心，暗自庆幸，估计季山嘉当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件，第4盒，1926年2月27日。

自然，蒋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因为季山嘉一时的示弱而放松警惕。恰恰相反，注意到季山嘉并没有马上辞职回国的意思，蒋不能不担心季山嘉还会采取其他手段对他进行报复。3月4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来谈国共纠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趋势，断言将来结果：“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到时候惟有靠黄埔军“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而已”。邓演达的说法使蒋重又感到担心，暗中哀叹：“单枪匹马，孤苦零丁，迕逆毁蔑，此吾今日之环境也。”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件，第4盒，1926年3月5日。而随后新任第二师师长刘峙和邓演达送来的油印反蒋传单，更进一步证实了蒋介石的猜疑，即共产党人很可能会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尤为让蒋担心的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活动向不公开，这就更增添了许多危险的因素与变数。不过，他依旧公开演讲称：“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怀疑三民主义，亦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三民主义者，决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共产主义者，亦决无怀疑三民主义之理。”他告诫军校学生一定不要“自家反对自家的主义，自家拆散自家的战线”。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开学典礼训话》（1926年3月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87页。

就这时的蒋汪关系而言，断言蒋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实际上把汪同样视为“假想敌”，似欠公允。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110页。毕竟，蒋虽然极其暴躁任性，但严格说来，他到底还是那种受到旧式文化和教育影响，熟知纲常礼义，有一定自知之明的人。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可分为伊底（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即满足自我需要的欲望，对现实情境的权衡与道德意识的约束。每个健康人身上，这三者总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对立的，只是何者更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蒋的道德感也未必弱于其自我放纵的部分。在这里，一个最典型不过的例子是，1924年10月孙中山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决心建立革命委员会，并决定吸收蒋加入而意欲排斥长期在孙身边且为孙所重用的胡汉民与汪精卫，蒋得鲍罗廷通知后不仅没有因为自己从此可以位居?、汪二人之上而暗生欢喜并幸灾乐祸，相反倒诚惶诚恐，“期期以为不可”，与鲍罗廷当面争辩。他在随后给孙中山的信中更直言要孙重新考虑此一安排。函称：“中以为必须展堂（即胡汉民——引者）与季新（即汪精卫——引者）之名列入为妥，若列入之后，彼自不来，则为另一问题，而组织名单万不可无胡、汪，否则不如暂缓组织之为上也。”“若恐其主张不一或反对执行，则最后决定仍在先生，任何委员不能违反，何必先拒人于千里之外也？”《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蒋自知自己资历上远浅于这时的国民党政治领袖汪精卫，汪对其迅速崛升又有相当帮助，汪在蒋与季山嘉的矛盾当中最初也并未明显地偏袒后者，故蒋这时亦仍把汪视为可与之交心的上峰与朋友，还在与汪切商各种问题。因心情不好未回答汪的问题，发现后还“甚为歉惶”，批评自己“固执太过，使人难堪而启衅隙”。

得知汪一如既往，毫不介怀，更会心生“感动”。也正因为如此，与季山嘉的过节乃至整个政策的把握问题，如怎样避免大权旁落，既与共产国际一致行动，又不失自动地位等，他都愿向汪精卫提出并讨论。有汪精卫的理解，即有国民党组织为后盾，他虽对共产党人有担心，这时也止于批评：“不能开诚相见，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9日。

让蒋再度意想不到的是，3月14日，当他与汪精卫谈话时，他发现居然连汪也开始对他表现出不耐烦和轻视的态度。这表现在汪明显地相信季山嘉的话而听不进蒋的解释，且“有讽余离粤意”。这一情况显然使神经已经十分脆弱的蒋深受刺激，怀疑汪“受谗已深，无法自解”。蒋思想上由此更陷于极度焦虑之中。想到汪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若汪亦不信任自己，再有季山嘉在旁怂恿策划，加上共产党从旁相助，后果岂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多疑的蒋马上开始怀疑安排王懋功脱离第一军的计划中也有汪精卫的份。想到这一层，蒋自然变得更加神经质，15日一整天坐卧不安，就连他自己也发觉自己“忧患疑惧已极”，难以自制了。

他反复检讨，更后悔自己“缺乏政治知识，又少组织能力”，一向“以为政治组织完全（可以）信任同志，不必研究”，对汪竟“不能察言观色”，结果不但“为人之傀儡”，而且竟落到了坐以待毙的危险境地。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0日、15日。

“三二”事件的发生(3)

分析蒋介石这些天的心理状态，我们不难看出蒋直到这时都还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依旧只是一介军人。其实，蒋更具军人特点这一点，在他刚到俄国时，苏联的陪同人员就敏锐地发现了，他们明确认为：蒋“在军人当中有点直言不讳，也不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他们遵循的习惯和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是军人”前引《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1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职业军人考虑问题及处事直来直去的方式，加上其自身的多疑性格，在政治上和人事上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难免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何况在相信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后，蒋自认已不再有国民党组织可以依靠，自然更会惶惶不可终日。到17日晚，他已痛苦到如“入地狱”一般，以至于在日记中痛陈：“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宦海风波，至于此极，可谓历尽艰难矣！”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7日。

就在这时，又一个看上去多少有些偶然的误会使蒋介石本来就绷得过紧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了。

3月18日傍晚，因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定安号被匪抢劫，有人向黄埔军校求助，军校值班人员当即电请驻省办事处速派船来，以应急需。办事处主任随即向海军局请援，海军局当天夜里即令中山舰出动。次日晨7时，中山舰遂驶往黄埔。中山舰驶出不久，因俄国考察团上午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海军局身为共产党员的代局长李之龙于是又打电话请示正在广州的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一事，询问可否将中山舰调回。这时又恰好汪精卫两三度问他是否或何时回黄埔，蒋正疑心汪的用意，一听说中山舰没有他的命令已开去黄埔，顿时怀疑其中有诈。他当即猜测：“为什么我既没有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这究竟是什么事？”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1926年4月2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47页。联系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本来就处于高度紧张当中的他马上就得出结论，相信多半是有人准备用他对付许崇智和王懋功的办法，把他架去苏联。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考证，可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黄道炫《蒋家王朝&#8226;民国兴衰》第二章（三）及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二章第四节。“欲摆布陷我也”。西山会议派这时散布的种种谣言，自然更加剧了蒋的紧张心理。

既如此，蒋介石像以往遇到此类事情的反应一样，一气之下，不顾一切，撂下工作马上走人。当然，这时的走，不过是“准备回汕（即汕头，东征军司令部所在地——引者）休养”而已。走在路上，他一直处在极度愤怒之中，始终认定“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自容，不胜愤恨”。蒋这里所说的“对方”，显然是指汪精卫与季山嘉。但左思右想之后，蒋终于发现悄悄溜走绝非上策，反而容易给汪、季等打击自己进一步提供口实。结果，如蒋的日记所记，“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思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志气何存？故决回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回到东山寓所后，蒋与部下连夜开会，“四时往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9日。。

蒋介石所以会去而又返，并不惜动武，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已有了武力的凭借，大可不必像过去完全以消极的办法处之。对王懋功的断然处置，已经清楚地显示出这一做法的效力。但更重要的是，既然蒋相信汪、季意在打击自己，他自然会注意到微行出走的害处。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悄然遁迹，蒋介石自认为怀疑得到证实，因而断言：“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件，第4盒，1926年3月25日、26日。此足以证明蒋临机之际也必定会有一样的考虑与担心，害怕消极躲避反而会让汪、季怀疑自己做贼心虚。既如此，蒋不惜一搏以表明自己不愿任人摆布的态度，实属必然。

蒋介石爱使性子，容易走极端的性格自然也是重要原因。半年多来他正处于权力地位急速上升的态势，这使其心态上已远不同于孙中山时代。自负的心理和强烈的抱负心因此已变得更加亢奋，北伐的提出与坚持，就是明证。当年的党是孙中山的，蒋虽自认有许多宏大设计和长处，却苦于没有自己置喙的余地。而今党内蒋自视已没有几位真有资本和威望可以承担孙中山重托的人选，在党面临如此重大的历史选择面前，是拱手把党让给汪精卫和季山嘉去摆布，最后像邓演达所预计的那样，使国民党“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还是不顾一切阻止党权旁落，自己冒险挺身而出，不惜犯错误以证明自己问心无愧呢？联系到蒋介石过去一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历史，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一定会选择后者。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1)

1926年“三二”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但是，“三二”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一年后是否注定要发生“四一二”事变呢？或者，这种和平限共方式是否必定会导向武力“清党”的结果呢？对此，已有研究多半都持肯定态度。其所以肯定，有以为政治分野不可调和者；有强调现实使然者；也有归结为蒋之权力欲者。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等。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合力的逻辑作用，其必然性之存在或许毋庸置疑。然而，多数研究者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的权力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陷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其实并未能善用史料。当后来者细心地读过蒋介石这一时期公开和私下的种种言论之后，难免不会为蒋大量被已有研究忽视或摈弃的矛盾言论所困惑。系统地梳理蒋介石这一阶段的思想言论，深入考察蒋介石从“三二”走向“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了解蒋从限共最终走向反共的必然与偶然，无疑会有相当的助益。蒋介石发动“三二”事件，本意是在阻止汪精卫和季山嘉的所谓倒蒋阴谋。其形式是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占领中山舰，并逮捕海军局局长李之龙。而为配合这一行动，免生变故，他暂时拘押担任卫戍广州任务的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同时一度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有关这次行动的范围，可见《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目前国内有关蒋这次行动范围的说明，似有夸张渲染之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33页。但不过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的下午，在蒋意识到并不存在特别的危险和阴谋之后，他就取消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具体就“三二”事件本身而言，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蒋极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既非针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并非针对共产党，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还在事变发生前夕，尽管蒋对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已恨之入骨，他也还是认为季的擅权与专横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无关，不仅“决非其当局者之意”，且任其发展反“必牵动中俄邦交”，对联俄政策不利。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2月27日。因此，当事变中因戒严需要，“士兵竟将苏俄客卿寓所守卫，形同监视，且缴其械”，蒋事后也“良用歉然”，百般道歉，并暗自提醒自己说：“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苏联使馆参赞来问事件“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他更是急忙说明是“对人问题”，以释其疑。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20、21日。

同样，即是对人问题，蒋介石最初自然也不曾设想过通过事变来对付或打击共产党人。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和暂时拘禁第二师中身为共产党员的党代表，不过是采取此一戒严行动的临时应变措施。因为他开始时毕竟无法了解，中山舰的异动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特别是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又为王懋功所部，王又与汪、季关系密切，该师中的共产党员当然难予信任。至于对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行动，则除了对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担心以外，还涉及对中山舰的占领需要在罢工委员门前一带实行戒严的具体问题。一旦顺利占领了中山舰，不见任何反抗，蒋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可能过当，不能不马上取消戒严，恢复常态。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事变过程中，蒋也不曾禁止第二师以外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当时在广州的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以及广东中共党的领导机关，都没有受到过冲击。周恩来、包惠僧当天甚至还曾亲自到蒋介石及第二师师长刘峙等处询问情况，除周因见蒋，被贴身卫兵暂时解除了武装外，均可自由出入来往。所谓事变当天逮捕第一军50名余共产党员之说，源于上海中共中央事变后未得确切消息时的道听途说。周恩来回忆当天蒋在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自己被软禁一天的说法，亦不准确。因当天戒严仅在广州部分地区，且当时蒋不可能也不曾有令监视分驻各地的各师党代表。另据包惠僧和聂荣臻回忆，第二师共产党员只是被临时软禁，且时间不长就取消了。周当天不仅见过蒋，而且还见过汪精卫，亦不可能被软禁一天。分见《张万和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20页；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第210～211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第47页。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蒋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浮海：《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七），《热风》第74期，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他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105页，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蒋在事变时的心态极为复杂，他既因长期心情压抑而委屈和愤懑，又深恐自己的行动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更何况这一做法又与其内心愿望和思想趋向相当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发动如此严重的事变，却只满足于占领一个中山舰和逮捕一个李之龙，就匆忙取消了戒严。

事实上，直到一个月之后，蒋仍不能解释自己行动的正当理由，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诉人们说：“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人的阴谋”，他们不仅根本推翻他的北伐主张，而且还要他的部下背叛他，甚至推倒他，不许他革命。至于为什么要抓李之龙，夺中山舰，“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蒋介石：《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官长演说》（1926年4月2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64年校定稿，第439～446页。注意到蒋随后不仅释放了李之龙，而且对在事变中起过关键作用的欧阳格、吴铁城、陈肇英、伍朝枢等，或弃用，或免职，或拘捕拿办，我们不难看出其内心里也未必真的确信中山舰当日的调动真有什么劫持自己的图谋。如果蒋相信欧阳格等人并满意其所作所为，如此处置显然不合情理。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2)

蒋不能确定中山舰异动与倒蒋阴谋有关，不等于他不能确定汪精卫和季山嘉有倒蒋的阴谋。对于自己发动事变的主要理由，事变后蒋曾明白告诉过汪精卫，即：（一）“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且极端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因之北伐之议，无形打消，坐失时机”；（二）“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其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当时弟并以彼用意之毒，陈明于兄前，谓此计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兄既知之，而复允之，此亦吾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三）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实为“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乃兄不察，竟顺其意，且赞成之，惟恐不遑。及弟与季山嘉露意反脸，令赴俄休养，而兄恐触其怒，反催弟速行”。（四）“委任李、黄为第八、九军长，而季山嘉特留第七军长一缺，以待来者，此缺非其预备王懋功叛弟后，即以此为报酬乎？凡此诸大端，兄岂未曾察知乎？”总之，“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此明显“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独立之成约”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64年校定稿，第424～427页。。

当然，上述不满到底不能成为自己擅权夺取中山舰行动的充足根据。因此，事变第二天，即21日早上起来，蒋就急于想拟函致汪解释自己发动事变的理由，只是“思虑再三，卒未能成”，因为他虽有种种怀疑，到底无法明言中山舰之异动与汪有关。结果困于我既“不愿以伪待友，（彼）又不能以诚示我”，只好作罢。当他意外得知汪精卫已因肝病卧床不起时，满怀这种矛盾和犹豫的心理匆匆前去探望，以示关切。不料见到汪对他“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原本自尊心极强且怀疑汪的蒋介石，深感受辱，内心里又不免平添了对汪的怨愤。蒋因此愤愤然。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如一些学者所说，理当去想一想自己发动事变给汪造成了怎样的心理伤害，反倒是认为是汪对不起自己却毫无忏悔之意，因而怒不可遏地在内心里痛斥汪“几乎无道义之可言”。既然对汪再无幻想，蒋也就必然更加坚定了自救的决心。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21日。当然，在蒋看来，这并非完全是为了救自己，它也是使国民党恢复自动自主权力的一种必由之路。

“三二”事件性质之严重，蒋一清二楚。其所以严重，是因为苏联人当时在广州国民党人当中的影响，包括在国民党其他将领当中的影响力，远超过蒋介石个人。这也是蒋在事变期间高度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苏联人首先采取了退让的政策。

20日当天，苏联顾问季山嘉派助手面蒋，“稍加责言”，蒋当时不得不“百方道歉”。然而，一日之后，蒋意外地发现苏联顾问团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抗议或反击的意思，而且这时正在广州视察的苏联军政代表团团长、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和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布勃诺夫（ACBobonov）还很痛快地决定答应蒋调走季山嘉等人的要求。这顿时让蒋如释重负，几天来的极度焦虑与压力一扫而光。据蒋日记：22日“上午，俄使馆参赞来见，问余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余答以对人问题，彼言只得此语，此心大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克觉夫各重要顾问离粤回国”。有此表示及承诺，蒋马上就提议在汪精卫病榻前召开政治委员会，并提出三点处置善后的建议：“令俄顾问主动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规军官查办。”由于苏联人已经表明了态度，汪精卫也没了头天晚上的“不可一世”的劲头，因而蒋的建议未受到任何阻力轻松通过。当天下午，几位军长再谈对俄顾问及共产党等各问题时，蒋更进一步发现，第一天对自己发动事变还明显不以为然的军长们，这时也都转而附和起他来。蒋原本对自己的行为并无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压力极大，如今一切如此轻易地得以实现，反而使蒋内心里生出了几分傲慢与轻蔑，不免暗自批评曰：“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而事后将余之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其如此之速也。”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22日。

如果说，“三二”事变对蒋的心理产生了什么重要的影响，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蒋对以强力来解决内部纠纷，实现政治目的之便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汪精卫一夜之间由震怒转为消极，无疑是失去苏联顾问团支持的结果。既然俄国人已向蒋表示屈服，无论共产党还是各军军长自然会紧随其后，汪便成了孤家寡人和空头司令，左右不是人。汪精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一赌气于23日弃职而去，表达了自己消极抵抗的态度。

蒋介石决心自救，并非想过挤走汪。汪为一党之首，他心里可以看不上汪，表面上却必须做出种种姿态以示敬汪。汪不辞而别，并留信给张静江，直指蒋疑汪、厌汪，使其不能再负政治之责，给人印象，汪之出走，纯粹是蒋造次犯上，恶汪、逼汪的结果，这当然让格外看重颜面的蒋极为难堪。蒋本来就认为汪有倒蒋阴谋，汪此举更让蒋看不起汪的为人处世，反而在内心里自找台阶，认定汪一定“有亏心事”，因为如果不是害怕自己的“陷害之计”暴露出来，为何避而不出？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26日。但是，汪既然明言因蒋而去，蒋纵使衔恨在心，也绝不能给人以他在觊觎汪的位置的印象。因此，蒋只好做出姿态，也马上离开广州，并留书给张静江、汪精卫等，声明：“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蒋介石致张静江函》（1926年3月26日），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460页。不过，汪可以坚持不出，蒋却不能真的与汪共同进退。“三二”事件尚未了结，蒋“甚恐夜长梦多”，以致前功尽弃。注意到汪坚持不出，蒋愈加认定汪别有用心，内心里对汪的厌恶与排斥进一步升级，称汪“始以利用王懋功离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杀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杀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杀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28日。

在左等右等不见汪精卫踪影，和张静江等人反复警告催促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等不下去了。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他于4月3日正式提议，迅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了结“三二”之案。恰在这天，苏联顾问和周恩来等先后找到蒋，明确提出希望看到汪、蒋合作和党内团结的局面。《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4页。汪精卫这时又正好有信给蒋，解释必须“迁地养疴”的原因，甚至声言想借机“学西文求学问”。这难免又让蒋暗中生疑。苏联顾问、共产党表示愿汪、蒋继续合作在前，汪精卫虚情假意表示在后，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在多疑的蒋看来却很有相互呼应配合的痕迹。他因而断定，汪精卫“有急急出来之意”，实质是“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党国之败坏也”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4月7日。。蒋这时已经下决心自行解决问题，原本就不希望汪出来搅局。因此他毫不客气地于4月9日复信给汪，劝汪三月之内不必想出来的事，称：三月内当“可不扰清神，以期速瘳厥疾”，三月后如汪仍不复出，“则待军事稍定，民心略安，弟必步兄后尘，以明心迹”。为阻止汪复出，蒋更是有意在信中直陈平日对汪怀疑各点，坦言汪助纣为虐，使汪难堪。由此，蒋既表明了决心自己出面收拾局面、贯彻主张的态度，也堵住了汪马上复出，“为某派所利用”的可能性。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3)

蒋复汪函，虽然所列各点几乎都是直指季山嘉越俎攘权，但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蒋在最后第一次把他对汪精卫的怀疑，以及“三二”事件，公开与共产党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当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前引蒋介石《复汪精卫书》。

说“三二”事变是各军官因受汪挑唆而引发的针对共产党人的自卫行动，自属托词。蒋此番言论道出的，其实恰恰是他在事变后的一种必然心态。事变后，蒋曾反复说明：虽然李之龙自称是个共产党员，但“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训话》（1926年3月22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99页。。到这时，他开始频频举出共产党教官高语罕“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的说法，批评共产党人不该公开鼓动反蒋。由此不难发现，蒋介石在心态上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前引《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官长演说》。

细察蒋之各种内外言论可知，对于汪精卫1925年底的这段演说词，纵使军官内部有过议论，蒋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并未产生太多不安的联想。而一旦发生了“三二”事件，本来就多疑的蒋难免要对号入座，开始担心自己会被共产党人视为中国的凯末尔（MKemal）。高语罕的演讲，更刺激了蒋介石这根脆弱的神经。高语罕此番言论发表于何时，未查得出处。据包惠僧回忆，当发表于1926年1月黄埔军校欢迎国民党二大代表的大会上。有学者则断定高仅在4月3日广东各界反段示威大会的讲演中讲过这话。分见前引包惠僧书，第203页；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353页。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他被认定成为土耳其的凯末尔，那么可能的后果一望即知。所谓“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

当时，害怕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壮大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事变前夕，蒋之至友戴季陶曾致蒋一长函，诉说国民党两个中心、两重纪律、两重理论危害之可怕。他坚持：“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然今日中国之需要，则又为一有力之国民党”，事既如此，共产党人也承认这一点，何不牺牲其党籍，“而完全作成一纯粹之国民党，使国民党中，不致同时有两中心”，从而除去一切党内纷纠呢？戴季陶：《致蒋介石先生书》（1925年12月13日），《戴季陶先生文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6，第979～986页。他们认为，即使共产党人一时难以放弃其党籍，两党关系一时又难于改变，也不是完全没有妥协的办法可想。如已置身西山会议派中的邵元冲、叶楚伧和形式上中立的孙科等人，事变前夕在上海就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有过谈判，他们的主张是：“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一向被蒋视为“良师”至友的张静江，在上海也参与了相关的讨论，并愿意赴广州“与（蒋）介石商谈对党务办法”。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22～224页。“三二”事变的发生，张虽未参与事前之策划，却参加了善后办法之讨论。特别是蒋退回虎门后，张随即跟至，蒋前述4月3日的提议，就是与张静江密切磋商的结果。据蒋1926年4月2日日记，当日两人商议至晚11时。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三二”事变前，蒋虽有过夺权的想法，最初也仅止于政府之权力，即所谓“前此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而今“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以迁就也”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30日。。当时他所说的“外人”，不过是苏联顾问罢了。但事变后，特别是4月初之后，蒋的目标已经从消除汪、季阴谋以及政府中苏联顾问权力过大等问题，迅速转移到限制共产党、确保国民党的领导权的方向上来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蒋看来，与苏联顾问的问题相比，来自共产党人的可能的威胁要大得多。换言之，蒋认为，国民党内的跨党分子，很大程度上也是所谓“外人”的代表。如果只把旁落于苏联顾问之手的权力拿回来，而不能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受到全面的约束和抑制，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况且，蒋相信，国民党内部的种种麻烦与冲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跨党引起的，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又几乎掌控了国民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若只限制苏联顾问，并抑制汪精卫，而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仍然大权旁落，其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因此，原本对汪、季发难，必欲收回苏联顾问的权力，到4月3日蒋提出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提案时，其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了次要的内容，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多在说明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了。根据蒋后来披露的这一提案五个部分的内容，谈及对苏俄顾问的要求，不过第四部分中之一点，且实质内容仅为两条，即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而讨论共产党问题者占三部分，所提限制不仅多而且具体，且态度颇为严厉。其中心要求包括：（1）“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2）“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3）“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4）“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5）“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6）“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问题”。与此同时，蒋更针对军队问题提出：因第一军内本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之关系几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考虑到“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故“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惟对照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保存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记录稿中蒋于5月15日会上针对共产党问题正式提出之文字，出入甚大。除后来披露的4月3日提案文字过于严苛，不合于蒋当时心态外，原案明白提出限制共产党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人数，而5月15日案中却没有此项内容，亦颇让人难于理解。故此本文仅将4月3日之提案简介于上，而仍以5月15日案为分析判断之依据。参见《整理党务军备案》（1926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08～412页。

为了挽救广州出现的危局，鲍罗廷在1926年4月底奉命又回到广州来。鲍罗廷回粤之后，很快就发现蒋的周围尽是疑惧共产党之人。张静江、吴铁城、孙科、伍朝枢、邵元冲、叶楚伧等同情西山会议派的党内骨干，几乎天天在与蒋谈论党务问题。《邵元冲日记》，第231～234页。在这种情况下，蒋会日益坚决地想要提出整理党务方案，以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十分自然。鲍认为：蒋介石并没有因此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汪去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统御国民党，且莫斯科也没有倒蒋的意图，要想让国民党继续保持左倾态势，这时在国民党内也非暂时借助于蒋不可。故鲍罗廷仍不得不反复与之磋商，极力劝说蒋，使蒋看到过分限制共产党的不利影响。对鲍罗廷的意见，蒋亦并非毫不理会。他告诉鲍罗廷说：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两党目前的这种合作形式。“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以两党现状，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最好，惟“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只好勉强作出一些限制之规定，实亦无可奈何。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5月14日。由于鲍罗廷相信不能没有蒋介石，而蒋亦深信目前还不能排斥共产党，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相当的妥协。

限共主张提出的背景(4)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连续举行了7次，除汪精卫请假外，国共两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等基本上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许甦魂、江浩等与会的共产党员，对于整理党务案等的讨论，也都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关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问题的提案，就是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出的，该提案明确认为：改善两党关系、纠正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已经刻不容缓。而对蒋所提整理党务案，包括“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之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员未受准许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等各项规定，共产党员也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意见。其建议的修改，多半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即把太过批评跨党党员的条文修改得比较含蓄一点，和要求增加个别有利于保持平衡的条文而已。比如要求把条文中直接点名“共产党员”之处，统统改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要求取消“跨党分子之违背纪律”这样的提法，改为“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同意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长，但要求规定可以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惟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及建议“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等。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2-2/2.2；《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1926年5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1926年5月17～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712～716页。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虽然通过了严重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但它还没有走到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依据当年的会议记录，较为中立的孙科鉴于前此常有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分，并因此引起极大争议，故曾“临时动议，为集中革命力量，免除内部纠纷起见，自此次整理党务案执行后，本党员在言论行动上不得再有左右派之分”，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一致的“否决”。同样，伍朝枢、李宗仁在会上提出扶助农工应有具体政策之规定，否则太过幼稚，容易造成误会的问题，会议也未予支持。会议的决议认为：“全体会议认本党已往之农工运动确有差误与幼稚之弊病，但本党对于党纲上所规定之扶助农工运动之发展，此原则是不能因噎废食的。况此种现象在中国的社会状况内与农工运动发生之初期为不可免，故本党应注意嗣后此种运动之正确，庶不违背总理所提倡之民生主义。至大多数之农工群众的运动，应如何改正方法，着由常务委员会讨论之。”前引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2-2/2.2。包括会议最后所通过的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虽希望能够更加明白地提出党内问题之所在，也不能不肯定：国民党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因此，国民党不能拒绝“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即中国共产党的加入。“惟既加入本党，在取得本党党籍中，其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遗教者，本党皆得一律以纪律裁判之，而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即为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通过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案》（1926年5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17～719页。。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1)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是限制共产党的发展，确保自己的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马上和共产党分手。一直在做军校校长并且带兵打仗的蒋，比较两年前和两年来的经历，比较国共两党军官、教员和学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能力，他的感受同孙中山、戴季陶等人一样，深知共产党青年“最能奋斗”。蒋以往所以在国共两党的争执和冲突中始终坚持对自己部下的共产党员不做公开批评的方针，包括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人中发展自己的党员也无意深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知道两党关系过于脆弱，不愿因为自己的过度反应而造成军队内部的破裂，逼走共产党人，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当他在“三二”事变后开始考虑不得不让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党代表退出去的时候，他最突出的感触就是：“对于退出军队之共产分子甚难为怀也”，以后“军队政治工作无人”了。他为此不止一次地公开解释说：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此退出本军全部之同学，其果人人诬蔑总理人格者乎？其果人人违反三民主义者乎？”相反，在他看来，这些干部一大半在做军校学生的时候，都“是最亲爱、最可宝贵的”，他们做党代表其实也“很努力，对于革命工作很能效力的”，“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不让他们退出第一军，威胁太大；让他们退出第一军，又“损失莫大焉”。“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损失，即我诸同学凡为革命分子者之个人，无形中亦皆受极大之损失。而我团体之损失固不待言矣。”尤其从他个人的角度，其损失尤为巨大，因为“二年心血尽于此矣”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官佐学生训话》（1926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19页；《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4月10日；《蒋介石劝告军校同学书》（1926年4月14日），1926年4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版；前引《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官长演说》。。

基于这样一种心态，蒋介石虽然对视为自己看家本钱的第一军，不得不采取断然处置，却并不愿意看到两党关系的根本破裂，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最能奋斗”的青年可能因为不能参加他的军校而永远无法参加他的军队。他因此还是反复宣传过去的观点，即国共两党应当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力图向共产党员说明，中国今天需要的首先是三民主义，然后才是共产主义。他在为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举行的宴会上明白讲：“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而他的环境的需要，一定是三民主义，所以一定要做三民主义工作才行。”用他的话来说，“现在中国革命情形，有利于三民主义的，亦必有利于共产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前引《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官长演说》。也正因为如此，蒋仍在试图根本消除军队内部两党党员的冲突。他取消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自己出面组织了一个黄埔同学会，既请了孙文主义学会的干部，也请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干部来参加筹备和组织，力图使两派同学慑于自己的权威而不再相互对立。在北伐开始之后，蒋更打破畛域，重新启用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第一军参加军事工作。如原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在被蒋指派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后，更任命他为自己的侍从秘书，补充第五团团长。原第一军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事变后改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政治主任教官，后又被指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原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党代表金佛庄，事变后调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军官第一团军事学主任、军校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北伐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原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郭俊，北伐后又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团长。原第一军第三师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北伐后又被任命为第一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原黄埔军校教导二团辎重队长梁锡古，北伐后又被任命为军校入伍生总队辎重教官。……蒋的心思还是一样：“CP分子退出了军队，如果永远不加入进去，终会使军队减少许多革命力量。”蒋介石：《对军官学校高级训练班讲演词》（1926年5月27日），1926年6月15日《新闻报》。

既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员统统退出军队，又深知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两党关系已呈不进则退之势，再难将共产党员重新收到麾下来，蒋介石开始设想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很明显，他早就怀疑，中国革命是否需要有两个革命党。就思想上而言，他在事变后已经逐渐地回到孙中山的观念上来，开始怀疑阶级斗争的主张在现时是否必要。过去他极力宣传国民革命不仅要反帝反军阀，而且还要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否则不能完成革命。如今他悄悄地改变了说法，再三说明国共两党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事变后的第二天，他就讲：“国民革命是带有国际性的，革命党是整个的，不能分国界省界，尤其是不能分阶级和派别，我们只可分革命不革命。”前引《关于中山舰案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训话》。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会的演说当中，他更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自不必反对，因为阶级的存在是事实，有了阶级便免不了斗争。“不过阶级斗争此时应至如何程度，总以不妨碍国民革命为限。”蒋介石：《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会日演词》（1926年5月22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67～469页。用他的话来说，今天的国民革命之所以不需要共产党，而需要国民党，根本就在于共产党只是代表工农大多数的，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而今天的国民革命，则是各个阶级共同的革命，不是单纯工农两个阶级的革命。前引《对军官学校高级训练班讲演词》。

既如此，蒋介石自然也就很容易接过戴季陶的观点，开始提出“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应退出共产党，以集中革命势力”的主张原文将“应退出共产党”误印为“应退出国民党”。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5月27日。。5月27日，在对被集中起来的共产党员军官讲演时，他就试图想要说出这样的观点，只是话到嘴边多少还有些觉得不大好张口，故转而强调说：以前我们的军队是整个的，学校也是整个的，现在却要把整个的团体分裂开来，对共产党并没有损失，但对国民党，对革命，特别是对黄埔军校，却是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对我校长，那是几百个人的损失啊！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革命需要统一，只需要一个党，不应有两个党；只需要一个主义，而不应有两个主义。如何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又不致引起国民党员的怀疑，这实在是一个极应研究的问题。前引《对军官学校高级训练班讲演词》。10天之后，蒋实在想不出一个既能留住那些能干的共产党员，又不会引起党内纠纷和将来危险的两全之策，终于不得不委婉地，却相当明白地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即要使我们的军队强固，只能一个党来领导。要一个党来领导，就要思想统一，意志一致，就必须由“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他宣称：“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他解释说：“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因为“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而事实上，“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蒋介石：《关于设置革命军总司令之谈话》（1926年6月6日）；蒋介石：《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话》（1926年6月7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76、483页。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2)

要说服共产党员相信，国民革命只要有国民党，暂时不需要共产党，在蒋看来，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而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的。”前引《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会日演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蒋从6月初开始，一直在设想如何使国民党取代共产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6月12日。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共产党，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中国革命两个中心、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相反，如果共产国际接受了国民党，承认了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那么，作为第三国际党员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做纯粹的国民党员，也不会存在任何党德方面的顾虑了，因为他们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况且只有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也才能提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开始公开宣传说：“因为中国革命指挥有统一的必要，更加感觉世界革命的指挥也有统一的必要。要是世界革命没有一个统一的机关，世界革命就不能成功，不能希望打倒帝国主义。”而现在能统一中国革命的指挥的，只有中国国民党；而能够统一世界革命的指挥的，则只有第三国际。《关于置设革命军总司令之谈话》。蒋介石为此一方面专门派邵力子为代表，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正式接洽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确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一方面则不止一次地向鲍罗廷强烈地抱怨说：在同一支军队、同一所军校当中，怎么可以有两个党同时进行工作？“如果还是这样，我就不担任总司令。”有关内容可参见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近代中国》第142期，2001年4月25日，第34～52页。

蒋介石号召跨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广东共产党领导人张太雷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文章，绵里藏针地表示说：不要以为共产党对5月15日整理党务案的让步，是因为共产党要靠国民党来过寄生的生活。“如果国民党要共产分子退出，只要有正式的决议，我个人推想共产分子决没有硬赖着不肯走的道理。”反倒是“假定共产分子都遵令退出了国民党后，是否国民党就不会发生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如果共产分子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有部分革命分子必将首当其冲受人攻击为‘袒护’共产分子或有共产倾向。如果这班革命分子退出后，较有革命认识的党员又不免受其排斥，其结果将重新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前的国民党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党，而只是一个古董店，或者是一个衙门而已。简单说一句，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了”张太雷：《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人民周刊》第14期，1926年6月10日。。

对此，蒋在6月28日的讲演中公开做了答复。他严厉地批评张太雷“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说张“简直看得国民党没有一个党员了”。而作为跨党分子“讲这些话，徒然丧失我们两党的感情，引起两党恶感，是不行的”。但他还是不得不解释说：他要CP同志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并没有压迫CP同志退出CP的意思。不过是“拿我个人的责任，在个人的地位要消除我们将来的自相残杀、冲突的种种恶因”，是我个人“所想出解决纠纷的一个具体办法”。既不是受人包围影响，也不是怀疑共产党参与了“三二”事件。“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的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了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了冲突之后，就要两党诚心诚意的团结起来；第三，是要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完成革命事业，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不患不发展，不患不成功的。”而要做到这三点，一定要党籍分明，或者是脱离CP，或者是脱离国民党，这样才能够消除我们将来关系破裂的祸根。蒋介石：《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511～517页。

既然相信“革命非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关于设置革命军总司令之谈话》。，蒋介石自然也很快地改变了过去关于军人不宜过多干预政治的观念。过去在孙中山时代与地方军阀合作的曲折经历，使蒋对军阀的危害深恶痛绝。故常说：军人“事权增大，具有造成军阀之危险”。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形象，他曾再三表示，身为军校校长，宜专力于军校事业，一心办学，训练党员，养成革命干部人才，而不宜身兼军职。“否则身兼军职，力破军阀，恐以养成其本身蹈军阀之覆辙而不知”蒋介石：《上军事委员会再辞第一军军长职呈》（1926年1月15日）；蒋介石：《辞军职通电》（1926年2月7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62、381～382页。。即使在“三二”事变之初，他也还是在讲：“要我带兵，将来环境一变，或是思想随到〔时〕变更，不期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军阀，亦未可知。所以我自带兵以来，无时不想交卸兵权，免除军阀的恶习。”《关于中山舰案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训话》。但是，至二届二中全会时，蒋已不再以此为虑了。一方面有张静江等人在周围极力鼓吹打气，另一方面，汪离去日久，蒋已没有了僭越的顾虑。因此，他明显地开始满足于会议通过“以后本党完全信托余为革命重心，完成总理未竟之志”的决定。他虽然也自省对党事过去鲜有贡献，承担如此重担“对于党事实于心有愧”，实际上却因其雄心与抱负一朝而有实践之机会，对“事权增大”不仅不再担心，反而觉得正好实现“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之主张。因此，从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开始，蒋毫不推辞地接连接受了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的任命，丝毫不感觉事权增多的危险了。相反，从一党专政和专制的理念出发，他甚至已经渐渐地开始害怕事权分散了。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北伐。二届二中全会过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通过“迅速出师北伐”等提案。北伐既经提出，蒋立即提出党、政、军、民、财政等各项权力的集中统一与在后方实行总司令领导下的独裁体制的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民众组织可能在后方造成麻烦，他明确要求在军政期间，应当规定一切团体的言论、宣传品都必须接受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检查和监督，一切团体的组织言论，“都不准他们自由”。包括“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用来对付敌人是很好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战时随便罢工，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因此，“在军事期间，所有工农团体，都应集中于革命势力之下，决不能随便自由的罢工。”蒋介石：《总司令部政治部战时工作会议训话》（1926年6月2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95页。据此，7月7日，在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名义于1日下达了北伐部队总动员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即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统辖国民政府属下所有海、陆、空军，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军事方面负完全责任；战时状态中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受总司令节制。

继续两党“合作”的尝试(3)

蒋介石力主革命应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甚至劝告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但这并不表明他这时已经决心反共，而是企图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特别是他本人的领导。足以说明蒋此时思想状态的是7月24日他给张继的一封回信。张继是西山会议的重要支持者，并且是1926年3月底在上海举行的，公然与广州分庭抗礼的另一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张即致函蒋，说明仅以整理党务案决议而限共，不足以消除共产党谋代国民党计划之威胁，蒋回函称，共产党乃革命党，与革命党合作，为既定政策，不应变更。通过整理党务案后，亦不复存在共产党篡据取代国民党之可能。他说：“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今日策略，既与其他革命势力合作，而仍欲排除，岂非矛盾。”他告诉张继，在通过“党务整理案”后，今日“无论共产党有否谋代国民党之计划，而弟以为必无可能之事，此弟所敢自信也。故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对于有人指责蒋卖党卖国，蒋亦坦率告之：“汝为（即许崇智——引者）在此时，苏俄同志，有为军事上之政务官者，今目无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党同志有为中央党部部长者，今亦无之矣。是否卖党，弟无庸自辩也。”总之，“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须彻底，不能稍有违总理晚年严整纪律、改造本党之精神。”《蒋介石复张继函》（1926年7月23日），转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第624～625页。

蒋此函系答复西山会议派张继之私函，其意乃希望能够尽可能取得部分国民党老同志的谅解，他显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更用不着故意写下违心之论，来刺激这些反对容共政策的老同志。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蒋这时虽已大权在握，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某些看法，但尚未走到根本改变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一步。他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本党使命为谋全民革命，且必植基于农工也，且与共产党合作。”对于种种“赤化”之说，蒋介石的解释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一样，乃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故中国革命被指为“赤化”毫不足怪，因为“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战线之口号也。赤为何义？苏俄之白党与赤军。以赤帜表示其革命民众人民之利益，以及民众为基础，而推翻其帝制之白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实行废除国际不平等条约，而为世界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人类谋解放者也。帝国主义口中之所谓赤化者，实则革命之民众化耳。政府为民众化之政府，军队为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国民革命军，拥护多数被压迫之人类，即使云赤，何嫌何疑。”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宣言》（1926年8月16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137页。

基于此，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仍旧相当看重。对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政工人员和党代表的退出，也颇为遗憾。北伐开始，他就发现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后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堕”，远非从前可比。蒋因此不仅连电“申斥其主帅”，而且严厉批评各级军官自己不会做政治工作，还看轻政治工作的人员，“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都不能进步”。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蒋介石：《检阅第一军对官长训话》（1926年8月15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131页。正是因为注意到这样许多情况，注意到只靠国民党还无力完成北伐的革命目标，他一方面向中共及苏联顾问表示，希望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回去工作，一方面再三公开强调总理联俄容共两大政策不能动摇，因为“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在他看来，现在排除共产党，与其说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到打击，倒不如说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方面所受到的打击会更大些。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演讲词》（1926年8月1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报告政治党务情形》（1926年8月25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109、163～164页。他为此亦不得不再三解释二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提出限制性措施绝非怀疑和反对国共合作，称：“前次所提整理党务案，及要求我同学各保持纯粹之党籍，皆仅考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方法，并非怀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原则。”他保证：“无论其退出CP，而为纯粹之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分子，本校长皆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各同学亦切勿稍有歧视。”他并且严厉告诫军校中非共产党之国民党员说：尤应?记者，“彼反革命者，不独仇视CP，凡国民党努力之同志，亦概指为CP或加以卖党之罪，此种态度我同学万不宜效之。其秘密之小组织与任何小团体，皆宜悬为厉禁，视为亲爱精诚之大敌。近来部队中有仇视政治工作人员者，即为陷入反革命之渐。”蒋介石：《留别黄埔军校全体官长学生书》（1926年7月26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70页。

但蒋介石不了解的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既不能批评国民党，也不能超越三民主义做自己的宣传和工作，客观上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这无异于要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关于共产党人成了国民党“走狗”之类的评价，见陈延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377页。，就是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上已经宣判了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大权独揽，并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基层党员间原本就存在的对立情绪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迎汪、拒汪之较量(1)

共产党人在“三二”之后对蒋介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事变初起，上海中央马上判断这是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惹起了蒋介石之疑惧”。在得知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的判断和处理意见有关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这时在广州得出的判断及其处理意见，可详见亚&#8226;伊&#8226;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72～376页。之后，陈独秀更公开发表文章肯定“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其言外之意，中共绝无倒蒋想法，且公开宣布：谁要想倒蒋，谁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谁就是反革命。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执中：《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但是，随着“五&#8226;一五”整理党务案通过和蒋大权独揽，并公开提出一党专制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对蒋的疑惧之心也迅速形成。蒋介石自然被列入到“将来之敌人”的行列中去了。

确定蒋为“将来之敌人”，是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说法。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蒋介石估计不足，实际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现在看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这也就是说，现在对蒋，即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联合不行，不反对也不行。“‘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主张是：“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会议据此通过的决议强调：必须采取“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的策略以此来争取国民运动的领导权。《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69、176页；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的情况报告》（1926年7月21日）。然而，既然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展之际，提出“争取领导权”的任务，这是否适宜呢？与会者中有人提出：这“是否会导致将斗争重心从帝国主义和军阀身上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广大群众是否会将这个口号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列入反革命阵营？”而提出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任务，是否意味着要小资产阶级跟我们走？这样做“是否对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这些意见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新形势下国共关系的极端脆弱性了。只是，这样一些意见并未引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的情况报告》。不仅如此，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下，陈独秀这时还专门发表文章，与蒋介石的北伐方针唱对台戏，并大泼冷水，暗中影射批评蒋之独裁做法。他写道：“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对于推倒军阀，也“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还“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在他看来，现时国民政府的责任，不仅不是北伐，反而应当是为巩固广东根据地而进行“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应是响应北伐，而应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在热火朝天地准备北伐和宣传北伐的广东引起大哗。黄埔军校的众多学生强烈地表示反感，黄埔特区党部上书中央党部提出控告，教育长邓演达不得不跑去找鲍罗廷，请他出面帮助平息校内的激愤情绪。北上途中的蒋介石也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转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60～661页。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其实就连广州的鲍罗廷也不以为然。鲍罗廷这时的心态十分复杂。就在“三二”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他刚刚在北京信誓旦旦地向布勃诺夫保证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可靠的“极左派”将领《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116、140页。。而一个月之后，布勃诺夫使团一到广州，就发生了“三二”事件。这不能不让鲍罗廷倍感沮丧。尽管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责难，甚至布勃诺夫在听取蒋介石的抱怨之后，还相信只有鲍回来才能消除误解，修复与蒋的关系。但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清楚地发现他根本无法完成使命，甚至还必须曲意迎合，否则连自己都无法取得蒋之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坚持反对通过整理党务案，也不会赞成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的做法。他告诫说：“3月20日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事件’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演。”明明莫斯科反对马上北伐，他却三缄其口，正是为此。他说得明白：“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因为这会意味着我和所有俄国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不仅如此，为了让蒋不会怀疑他暗中站在汪精卫一边，他还要处处表现出支持蒋、推重蒋的样子，好让蒋放心。他的计划是，与其贸然出击，自成破裂之局，不如等着看国民党自身内部必然的分化，再如此这般地稍加运用，重演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因为他相信，只要蒋进入湖北，他与湖南将领唐生智之间就会爆发矛盾。蒋如果要去占据武汉，他就会遭到其他将军们的嫉妒和反对。蒋如果看出这种危险，转进江西，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理由发起迎汪运动并批评蒋介石退缩。而注意到这后一种可能，鲍罗廷已经与汪精卫取得密切的联系，以便当武汉被占领后好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纲领。那个时候，只要打出汪精卫的名义，就足以把蒋介石所有的对手都联合起来。一旦通过新的纲领，就意味着蒋的失败和必然下台，就可以全面“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见1926年7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二版；《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369～372页。。

迎汪、拒汪之较量(2)

严格说来，鲍罗廷与陈独秀对蒋政治上的定性并无二致，都是坚持只能把蒋视为不久将来的敌人，他们都反对马上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但点明蒋为一年或三年后的敌人，等于向所有共产党员宣示：蒋介石是共产党最危险的对手。何况，当蒋介石取得了个人独裁的地位，同时通过北伐对各地军民财政各机关取得节制之权后，共产党人除非照蒋的旨意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想要不与蒋介石等人发生冲突也没有可能。鲍罗廷这时曾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团有过一次争论，所涉及的正是这样的问题。维经斯基等一方面批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的态度太过激进，说这样很可能会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孤立起来，并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但另一方面，他们却相信完全可以不刺激蒋介石来同反革命展开斗争。鲍罗廷明确地告诉维经斯基等人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这里的任何一个领袖都是和自己的学生、弟子及其各色各样的拥护者相互依存的。任何领袖都要对自己的下属负责，反过来，下属的任何言行都自认是拥护或代表其领袖的。因此，哪怕只是针对个别下属言行的做法，也都难免会被人看成是意在反对其领袖。具体到蒋介石，从“三二”事件开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他指使下进行的。你们除非说些不关痛痒，丝毫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话，否则，只要你们谈论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就注定“将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言论”。而“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难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３），第394～397、406页。。

为了避免嫌疑，在鲍罗廷看来，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而且应当谨言慎行，然而，莫斯科所规定的，也是共产党人自信必须肩负的引导国民革命的责任如何来实行呢？俄国人几乎一致认为，可以借助于国民党左派来贯彻共产党人的意志。远东局的拉菲斯就提议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找一些这样的学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左派，他们还相信蒋介石但开始对他表示失望，让他们给蒋介石写一封大致如下内容的公开信。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并列数蒋介石以往的各种革命功劳，相信他有最好的动机。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爱戴的领袖蒋介石在犯错误，被内部反革命利用。第三部分：我们希望蒋介石纠正所有这些错误，并考虑到前线的胜利，恢复国内的革命秩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３），第396页。鲍罗廷其实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他所从事的是暗中支持少数不满蒋独裁做法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发起迎汪运动。

严格地说，蒋介石这时的地位和权力并不稳固。二届二中全会后共产党人虽然退出了中央党部，蒋依然无法掌握整个党务，因为他手下几乎没有几个可用的党务干部，除了组织部等个别部门以外，中央党部中的其他各部门，包括宣传、劳工和农民等部，都因为没有得力干部好选，所用之人多非可信任者。有的与蒋若即若离，有的干脆就与共产党人打得火热。蒋在二届二中全会后在关键岗位选用干部的标准基本上都是找知根知底的江浙同乡，如张静江、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等。其他如顾孟余、甘乃光、何香凝等非江浙系干部，虽得任用，却多与蒋不和。结果是，“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要比过去更加集权，但实际上各派都自行其事”，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热情和效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３），第454页。党务如此，军事也好不到哪去。蒋介石的总司令头衔其实也是名不符实。除了自己的第一军以外，要想指挥其他各路将领，远不那么容易。大家名义上都是国民革命军，相互关系仍是旧军阀那一套，多半还都要靠加官封地、许愿收买等种种私相授受的办法来维系。稍不如意，便会生出许多猜忌。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和军内自然多不愿意看到蒋一派独大和大权独揽，相反，对汪回国却乐观其成。迎汪运动所以在各地迅速形成滚雪球的效应，直至影响到黄埔军校内部，与此不无关系。一些人甚至力主“说明本党现状及三月二十日事变真相”，根本就是想要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恢复汪精卫时期的路线，“与CP谅解合作”，“恢复党权”。《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21页。

8月21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公开通过了一项迎汪的决议，1926年8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二版。而一直对此不动声色的汪精卫这回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反应，表示愿意解除他过去的一切职务，专任党务。在一段时间里，蒋对偶尔出现的迎汪言论并不十分介意。一来他相信“三二”大局已定，汪精卫不敢贸然回来；二来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自己又取得了党政军大权，汪更是不便回来。这也是为什么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及会后，他明明不想汪回，却仍旧公开声明赞成请汪复职的一个原因。《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91页；《（林祖涵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致汪精卫先生函》（1926年6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汉3036。如今的情况则明显有所不同。一是党内竟然出现如此高涨的迎汪声浪，甚至黄埔学生也卷入其中，这显示汪已有足够的回国资本；二是他已不如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那样充满自信，眼看党内异己力量再度崛起，万一汪真的看准时机，乘势回国，几个月的努力难免会前功尽弃。鉴于此，蒋不得不设法阻止汪精卫回国。而要阻断迎汪运动，他深知非找共产党帮忙不可。8月20日蒋已得知“后方共党有迎汪之谋”。《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55页。刚听说黄埔军校学生联名迎汪时，他就断定“从中必有人操纵”，在日记中对“他党在内捣乱”恨得“切齿”。《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8月25日；参见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中华书局，1996，第126～127页。

但得知汪确有回国可能后，他还是不得不去向共产党进行疏通。他秘密地托胡公冕赴上海去见陈独秀，同时也去电邀请在广州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前来汉口见面，声称请其“指导党务政治”。其意图简单明了：“请CP勿赞成汪回”，因为“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他甚至要胡转告陈独秀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参见《中央给广东的信》（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25页；《蒋中正致鲍尔廷顾问电》（1926年9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0056号。

蒋介石求上门来，中共中央却不能给蒋这个台阶，因为它无法接受蒋以不许妨碍北伐为由压制工农运动的态度。而根据共产党人的报告，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大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取代共产党人和部分左派国民党员的位置，广东许多地方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都得以扬眉吐气。故中共中央明确认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共产党人认为“三二”事件的最突出后果就是：“（1）地主豪绅在地方当局的参预和军队的纵容下向农民组织和农民发起攻势；（2）地方政权机构转到与豪绅相勾结的卖身求荣的官吏手中；（3）企图取消工人组织的自由和反对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更何况蒋握有对地方党政官员的委任大权，如不打破此种局面，把党政权力从蒋手中夺回来，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全国各地的党政权力多半也会落到那些敌视共产党的势力手中，要想顺利开展民众运动，以确立革命的基础，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虽然不赞成分散革命势力，但也不赞成权力集中于蒋一人手中，因为这“更有右倾的危险”。他们提出了一个“汪蒋合作”的方针。其目的在于要使左派在广东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指导”，同时“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便利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革命运动的展开。据此，9月21日晚，经过与维经斯基磋商，双方一致决定，以保证“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为条件，换取蒋同意汪回和交出党权。《中央通告第十七号》（1926年9月16日）；《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20日）；《中央给广东的信》（1926年9月22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15、325～326、339页。

“扶助农工”问题上的分歧(1)

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无疑是导致他与共产党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虽然出现回潮的现象，但北伐军北上所过之境，包括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所过之江西、福建等省，工农运动仍旧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其实颇为矛盾。

应当了解的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不是要不要坚持“扶助农工”政策。由于早年所受到的激进思想的影响，蒋一直是“扶助农工”政策的拥护者。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高唱“扶助农工”，并且反复宣传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是先总理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蒋介石1927年以后经常在讲演中谈到“扶助农工”的问题。他始终强调这是绝不能稍有变动的孙总理“三个政策”（反帝、联俄、扶助农工）或“四个政策”（反帝、反军阀、联俄、扶助农工）之一。参见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2月29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29、216页。但问题是，究竟应当扶助什么样的农工，以及应当如何帮助农工取得自身的利益，他却有着不同于共产党人的看法。在蒋介石看来，农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操之在谁，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适宜，即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6年9月）；《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补充报告》（1926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３），第514～515、522～523页。。

基于这样一种看法，蒋最初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比较积极。北伐开始后，蒋仍旧关心过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不仅对留苏的邓文仪搜集的俄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颇为看重，而且与鲍罗廷不止一次深入探讨过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7月23日、24日；《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北伐中，农民为国民革命军运粮食、抬担架、作侦探，第一军的指挥官们“异口同声地肯定农民给广州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相信“没有农民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蒋对农民运动也更加重视。他一面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起草土地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一面公开发布命令，“通令我党军全体将校士卒，今后无论在何地方，对于农民利益，须与保护；农民运动，须与扶持，务使我国民政府治内之农民，能得优裕生活，能成有主义有组织之民众”《饬将士保护农民利益扶持农民运动令》（1926年9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202页。。年底，当国民党在庐山开中央政治会议时，他“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12月7日。据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称，会议强调“农工群众是国民革命的重力军”，说“求国民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农民生活”。为此应“速制定土地总法，减轻农民负担”，“消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无反革命派”。总之，会议主张号召“革命的群众准备与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战”，即使因此可能带来一时的痛苦，也应当敢于承受。《蒋介石日记》（二）原稿复印件。另据1926年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版报道，蒋这时主持的庐山会议还有过北伐期间要着重解决农民问题的内容。进入到1927年初，蒋仍旧公开声称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农民”，革命军前仆后继，“都是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求解放而牺牲”。因此，“很盼望农民同志，有自觉的精神，快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作革命的后盾”蒋介石：《江西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讲演词》（1927年1月），《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08页。。

相对于农民运动来说，蒋介石在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上就表现得复杂多了。北伐开始后，广东以外的共产党人一度感到蒋对工人运动是同情的。湖南区委书记称：蒋“到安源时，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上抄下来的。”因此他甚至认为：“蒋之实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湘区书记报告》（192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97页。但广东地区共产党领导人的感觉明显不同。这是因为，自北伐伊始，蒋就明令在北伐期间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当然，第一，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蒋并非始作俑者。1924年孙中山准备北伐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工人部长的廖仲恺也曾不顾共产党人的抗议，采取了坚决禁止罢工的做法。第二，罢工是双刃剑。在敌占区罢工，是打击敌人；在后方罢工，却可能影响生产、流通和社会稳定，扰乱的是自己。后来中共在苏区，就绝不允许罢工。在这一点上，其实当时连俄国人也有过大致相同的意见。当北伐军逐渐推进到英国势力范围所在的长江流域之际，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就明白建议：国民党应当改变过去革命党的一些习惯，做全面执政的准备，为此，目前应当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好好理顺国际关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布留赫尔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的通报》（1926年10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３），第570页。。言外之意，如果能够结束持续一年多的省港罢工，缓和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将有利于避免在军事上遭遇英国人的干涉。

蒋介石之所以在北伐伊始就特意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实际上，蒋对广州工运确实久有担心与不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担任广州卫戍司令期间，他就已经发现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查禁和捕人，几乎有成为第二政府之可能，对执政者颇具威胁。“三二”事件当天，其士兵先行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的住地，就反映出当时身为广州卫戍司令的蒋对这支治外武装存在着某种戒备的心理。二是广州的工人，一派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影响之下，一派由保守的广州总工会指挥，还有一派则是受到国民党右翼的影响，联合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周围。三派工会常常因为意见相左而剑拔弩张，直至大打出手。每逢重大事件或节日，当局就不得不预为戒备，甚至动用军队震慑。而就在蒋北上前夕，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人与总工会的工人也还是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双方街头械斗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周时间，一些工人被打死打伤。蒋虽亲自出面调停，亦未见成效。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7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

由于蒋这时的统治重心在城市，而城市的经济生产、生活状况及其民众心理对战争结果影响甚大，故蒋对城市工人运动如此敏感与戒备，也可想而知。在提议限制后方工人罢工自由之后，他又进一步从统一治权，稳定人心的角度开始限制工人纠察队“私擅逮捕”蒋介石：《禁止私擅逮捕布告》（1926年11月12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425页。。后来又注意到占领区内工人群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进而产生种种扣货、没收、阻运、封厂，和捉店主、厂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之类的越轨行动，转而劝说劳资双方应急谋妥协，要求商人体谅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资水平，要求工友接受政府调解，不要歧视商人。《蒋总司令忠告武汉工商界》，1926年12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三版；1927年1月18日长沙《大公报》第二版；1927年1月23日长沙《大公报》第二版。

“扶助农工”问题上的分歧(2)

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依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大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如何能够既使工人得利，又使商人、厂主保有财产，不失去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呢？一向对广州工人运动抱有成见的李济深等人，1926年12月在广州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布罢工法，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这个罢工法限制工会的某些自由，如规定未经政府许可不得自行成立工会，工会不得滥捕工人、商人或侵犯他人身体；罢工之际不得自行没收商店、工厂之商品及器物；不得封锁工厂或妨害商人自行作业；不得携带武器、棍棒等示威游行；不得以武力或他种胁迫手段募集会员。但它同时也顾及到工人的一些权益，对店主或厂主加以约束。如规定商人或厂主不得组织自卫工会，以期破坏；不得无故解雇店员、工人；不得禁止其店员或工人参加工会运动；不得收买部分工人及不良分子对抗工人；可加入工会，享有选举权和发言权，但不能有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关闭工厂必须提前一月通知工人，若突然关闭或解雇，须发给薪资两月；遇有店员或工人罢工时，可以自行作业，惟不得临时雇用店员、工人，以破坏罢工；要求加薪罢工解决之际，应照新商妥之赁银率补发罢工期内之工资，如此等等。1926年12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三版。

在这种时候，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只要是意在保护商人、厂主，都难以得到激烈分子的赞同。随着北伐的胜利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1月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开始提出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使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主张为造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应当准备没收外国在华大企业，进而将铁路、交通及土地收归国有等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1月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70～673、676～678页。这一决议使得原先对过多损害社会富裕阶层利益的做法感到担心的共产党人，大大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但是，要想让大批早已习惯于上下尊卑的旧秩序的工人、农民都起来造有钱人的反，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以便深入革命，鲍罗廷等人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转见1927年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工农运动发展迅速，懂得群众运动必须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指导的党员干部人数极其有限，以致各地工农运动兴起之际，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做“革命先锋”的现象。1927年2月22日长沙《大公报》第七版。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战士》第35～36期合刊，1927年4月。不计后果，过分要求，甚至罔顾法纪，随意侵害人身及财产的现象，自然会不断出现。

仅以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为例。其店员工会成立伊始，即通过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计各项收益，店员们要求的收入增长实不止10倍。《赣州洋货绸缎布疋店员工会章程及决议案》（1926年十一月初八），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藏档，汉11361。

之所以会出现这许多过分要求，明显与其会员素质较差和成分复杂有关。据当地妇女解放协会报称，1926年年底，该会会员为宣传民众，在二女师排练新剧，谢绝参观。该县洋货绸缎布匹罢工店员多人得知后，欲强入排练场，被学校职员婉言劝阻后，竟“在校门照墙上涂写打倒二女师、男女不平等、男子睡上女子睡下及污辱妇女等种种龌龊不堪之语，并图画男女生殖器种种龌龊不堪入目之图。被本校职员李同志瞥见，将店员责备。彼等复纠合罢工店员七八十人，将李同志捉去随拖随打，众拳交加，声言捆绑游街。拖至七姑庙门首，将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殴一顿。演剧会员闻讯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险”《赣州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载源清呈中央党部函》（1927年1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藏档，汉11462。。仅此一例，即可看出这个店员工会中确有一些具有痞子流氓风气之人。对于这一事实，?产党方面也不否认，只不过评论说，这是一些“无知店员”所为罢了。赵幼侬：《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的情形》（1927年2月15日），《向导》周报第191期。

一方基于战争、财政等种种需要意图适度保护工商；一方力图改天换地，最大限度地争取工农，拓展自身革命基础。蒋介石等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随着双方各种矛盾的交集，日渐浮出水面了。

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1)

不过，坦率地说，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的冲突，更多的还并不是表现在对工农运动的不同态度上面。至少在蒋介石的各种言辞记录当中，其责难共产党人的原因，主要还是怀疑共产党人暗中挑动民众，制造倒蒋风潮。他显然不了解，中共中央这时其实曾一再叮嘱各地党部，要设法维系与蒋的关系，包括迎汪，也“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如蒋坚不让步，也可以实行“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的策略以为妥协。《中央给粤区信》（1926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71页。问题是，无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怎样向蒋许诺保证，基层组织依旧还是把迎汪同倒蒋混为一谈。甚至还在1926年11月间，就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呼声。

蒋介石注意到的最早的反蒋宣传，是11月上旬末发生在武昌的一次军民集会上的事。当时场内的工人群众竟有意当着蒋任校长的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学生的面，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双方因此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江西九江，让蒋大为恼火。只是由于武汉在唐生智的实际控制之下，唐对蒋原本就不大服气，因此他才没有马上把这件事与共产党人的挑拨联系到一起去。可是就在他电告分校学生，遇有工友幼稚时，“只能以理喻之，切不可与之争斗”《蒋介石告武昌学兵团电》（1926年11月13），《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413页。不过10天之后，他竟再度得到消息说，就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当中也出现类似武昌工友那样的言论。这一消息对蒋刺激之大，使他“不胜愤慨”到“暴躁怨恨形诸口舌”，就连他自己在怒气发泄之后都不能不深觉反应过激。而他之所以如此暴怒，恰恰是因为他强烈地怀疑：“从中CP或有作用”。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11月22日。

如果说对武汉工人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反蒋言论，还只能怀疑是共产党挑唆的话，那么，随着鲍罗廷借迁都之争公开批评斥责，却让蒋砸实了自己的猜测。将党政中心从广州北迁的问题，是随着汉口占领后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蒋9月上旬考虑到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实际控制权却落在湘军领袖唐生智手中，“非有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故建议谭延闿等先行来汉“主持一切”《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77页。。此议虽未能得到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的赞同，11月中旬却因鲍罗廷改变主意，致使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于26日正式同意迁都武汉的方针。很快，鲍罗廷就于12月10日率领部分国民党党政领导人先行抵达武昌。

鲍罗廷一行动身不久，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就于12月5日宣布停止办公，也开始分批北上。鉴于这种情况，鲍罗廷于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即13日马上召集谈话会，提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此一提议当即得到通过，会议并决定以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的主席。见1926年12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二版。注意到蒋介石实际上身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袖，蒋委托战时暂行代理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静江，因此也被排除在“最高职权”之外，蒋再度处于可能任人摆布的地位，不难了解他对此会产生怎样一种感想。

蒋最初对这种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挑战，尚未十分了然。因此，他开始虽有不满，但并没有公开反对。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发现同意联席会议可以代行最高职权，势必等于重新让苏联顾问说了算。即使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形态，一旦它通过决议推翻二届二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军政体制，“三二”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据此，蒋不得不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执行委员路过南昌北上武汉之际，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最高权力机关暂时设置于他直接掌控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1927年1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二版。

蒋介石对联席会议的抵制态度使鲍罗廷进退维谷。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最初都不同意蒋的迁都建议，原因就是担心刚刚可以乘蒋北上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万一把它迁到军事占领区去，又会落入蒋的直接掌控之中。即使是后来鲍罗廷注意到蒋无法在武汉亲政，因而改变了态度，中共中央也一直固执地表示怀疑。如今若向蒋妥协，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鲍罗廷不仅将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等于拱手把中央权力送到蒋介石手上去。鲍罗廷早就设想北伐军到武汉后，可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逼蒋交权。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上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接管“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如今在北伐期间军政权力已经相当分散的情况下，竟因自己一个算计错误而导致蒋轻易地重掌党政大权，鲍罗廷对此难以善罢甘休。鲍罗廷首?致电莫斯科，声称在迁都问题上不能对蒋妥协，否则不仅会大大加强蒋的独裁地位，而且难免会被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看成是广州软弱的表现，进而导致对方转入攻势，自己也将会因此而无法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留任，非辞职不可。莫斯科回电反对鲍罗廷因为任何理由离开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它也赞同鲍罗廷的担心，但同时仍建议鲍罗廷应亲赴南昌劝蒋，争取妥协解决争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8号（特字第59号）记录》（1927年1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66页。

既然莫斯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鲍罗廷遂横下一条心，不惜把自己推上第一线，与蒋介石摊牌，意在利用国民党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并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离开蒋介石，使蒋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据此，他在1月12日欢迎蒋介石一行来武汉的宴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军人摧残党权、欺压CP和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进而指名道姓地对蒋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蒋对鲍罗廷当时这段谈话内容，在不同的演讲词当中，文字均有不同，但大意相差不多。此段文字见于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43～244页。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那里可以放过你！”蒋介石：《黄埔同学会会员大会训词》（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80页。

“三二”事件就是因为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过于忽视了蒋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蒋成功地通过这一事件打击俄国人的威信，并限制了顾问们的权力之后，鲍罗廷却再蹈覆辙，自己出面来向蒋的自尊心挑战，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于理解。鲍罗廷这时的杀手锏，多半有三个，一是在武汉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掌握着蒋所需的大笔军费；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如谭延闿、何香凝等亦不愿随蒋破裂；三是唐生智等相当一批北伐将领已在武汉方面领导之下。而与此同时，鲍罗廷同样相信各地工农运动正在广泛兴起，它势必会对国民党及其北伐军形成强大的牵制作用，各地赞成迎汪的国民党人声势日渐浩大，必然会对蒋介石造成极大的压力。正因为如此，鲍罗廷虽然事后也曾一度忐忑不安，担心自己的做法过于唐突和冒险，会太过损伤蒋的自尊心，暗托宋子文等对蒋表示歉意，甚至声言今后愿与蒋一同随军行动，“不问中央事”《困勉记》卷六，1927年2月6日条。，但他却并没有停止推动剥夺蒋的党政权力的斗争。

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2)

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前后不一，强令暂以南昌为都城的做法，使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极为不满。蒋介石刚一离开武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就大张旗鼓地发起“恢复党权运动”，以打倒“昏庸腐朽分子”为名，明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暗批蒋介石，并挤走了不赞同左派主张的十一军军长、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孙科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公开发表文章，影射、抨击蒋搞个人独裁。孙科指责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1927年2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邓演达的文章认为当前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文章尖锐地提出：“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1927年2月23日《汉口民国日报》。为根本消除蒋对党政的控制权，武汉国民党左派决定利用人数优势，于3月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重定党政军领导体制。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在中国，不仅政权要靠枪杆子来取得和维系，而且社会上的所谓阶级分化也远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不要说中间阶层所占人口比例极大，就是共产党人最为重视的工人群众，政治上也与广州工人的情况不相上下，通常处于分散的甚至是分裂的状态，很多工人不仅不能为共产党人所掌握，甚至可能站到相反的立场上去。换句话来说，蒋介石未必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于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这时不仅可以得到相当部分军人的支持，而且也同样会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共产党人相抗衡。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蒋介石的军队所经过的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社会中上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拥蒋热情。在这些地区，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员通常都影响着相当一批工人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党部，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间造成很大的恐慌。蒋介石到来后，为抗拒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往往会借助于本地倒戈的军事领袖，或选派政治上区别于激进派的亲信，另立党政机关，以控制地方。由于这些人明显地倾向于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因而自然会受到习惯于旧体制、旧秩序，而恐惧激进革命的社会中上阶层的欢迎。对于这些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共产党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会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能够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共产党人的工会组织相对抗。对此，久已习惯于用强力解决问题的蒋介石，其实并不反对。结果，就出现了诸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这时在蒋的总部中所看到的那些让他倍感吃惊的情景：蒋对其亲信支持、指使拥蒋的工人、店员，甚至是青红帮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领导的各地国民党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甚至大打出手，造成流血冲突等，常常是睁一眼闭一眼，时而默许，时而干脆就是变相鼓励。参见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27年4月9日），《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开始不择手段地来与跨党分子争夺地方和群众，是与他所感受到的权力失落的威胁程度密切相关的。直到1927年3月之前，一直跟着蒋工作的郭沫若虽然对蒋在个别地方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处置手法心存疑问，却并未发现蒋有明显异常的表现。但在3月上旬之后，当蒋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紧接着武汉又召开了旨在削弱其权力的二届三中全会，郭沫若才意外地发现蒋介石开始大踏步地转向极端。很明显，蒋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而产生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实在是太大了。困兽犹斗，有过“三二”经验的蒋介石当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还在1927年2月下旬，即在蒋还没有下决心动手之前，他其实就已经不断地公开放话了。当时，他仅仅是受了鲍罗廷言语威胁的刺激，就公开警告说：不要试图让我走开，“总理在生的时候，我无论对那一个同志，或者有一句话与我不对，或者有一点得罪了我，我马上就要跑开。”“现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开的时候”，“中国革命根芽从此就要断绝了！”谁也不要想让我放弃责任，因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２４～１２５页。当时，蒋介石掌握的是军权，武汉国民党左派掌握的是党权和政权。在旧中国，军权大于一切。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企图以后者取消和限制前者，这些决议包括废除主席制和军校校长制，军委实行主席团制，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及军长须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等。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6～317、321～324页。其后果应当是可想而知的。

“四一二”：血腥的开端(1)

蒋介石决心与共产党人翻脸，当始于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3月3日，即蒋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意外发现谭延闿、何香凝、陈公博等均已动摇，决心去武汉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即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际，蒋内心就已经充满了恐惧与恼怒。表面上，他只能表示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背后却忿忿然曰：“见人面目，受人气焰，羞辱情况，令人难堪！”《困勉记》卷六，1927年3月3日条。一连数日，蒋心境恶劣异常，因而曾连电前敌总指挥何应钦：“谓共产派在武汉破坏军事更烈，非克复南京自立基础，决难立足。”转见《邵元冲日记》，第310～311页。此电表明，蒋确是在过去所据以号令全党的二届广州中央及政府脱离其掌控之后，开始暗中考虑与武汉分庭抗礼，另立中央的可能性的。恰在此时，江西赣州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被亲蒋的国民党军队所捕杀，所有蒋介石率领的军队所在之地，均很快发生了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的流血事件。这无疑成为蒋介石一派人决心与共产党翻脸的一个重要信号。

当然，另立中央，蒋必须握有足以号召全国的政治资本。在他看来，能否顺利拿下上海和南京这两大中心城市至为关键。因此，在上海、南京未夺取之前，蒋的态度仍旧犹豫不决，即使是对武汉中央的二届三中全会也不敢公开指责和否认。何应钦、蒋伯诚、顾祝同、潘宜之、杨虎等蒋之重要部属早就对共产党强烈不满，“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谈起来“多激昂唏嘘”。但这时将领们多次对蒋提起此一不满，蒋却时而愤而应和，时而痛加训斥，让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何应钦就明确讲：对党务问题，非蒋自己拿定主张始有办法，他人都不敢十分表示自己的主张。因为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邵元冲日记》，第310页。。但夺取南京刚有眉目，张静江就明白告诉邵元冲、蔡元培等人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邵元冲日记》，第312页。

1927年3月24日，张静江、邵元冲、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等同车去上海，随即赴龙华前敌总指挥部与白崇禧、潘宜之、黄郛、吴稚晖、李石曾等见面，“共商应付党务事宜”。而就在张静江等从杭州动身前往上海的当天，刚刚被占领的南京城就发生了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领下的国民革命军官兵，从上午8时开始，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直至午后5时才逐渐停止。因各国驻在南京的海军官兵人数甚少，无法与抢劫者正面冲突，因此停在长江上的美、英军舰遂从下午3时左右开始炮击南京，直至抢劫行动被制止才罢休。蒋得到消息后，虽然在公开场合蒋并没有把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人的阴谋，但其内心明显地怀疑有“奸党”在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蒋3月26、27、29日对各报记者谈话称，抢劫及射击外人者，实“为着国民军制服、制帽之北兵所为”，与国民革命军无关。蒋介石：《对〈申报〉记者谈话》（1927年3月26日）；《对上海中外各报记者谈话》（1927年3月27日）；《对日本〈日日新闻〉记者谈话》（1927年3月29日）。以上见《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93、195、197页。《困勉记》卷六，1927年3月25、27日条。因此，蒋于27日急忙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蒋梦麟、邵元冲、马叙伦等一并邀入总部行营，秘密“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并显然倾向于吴稚晖的主张。吴的主张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其证据则根据数星期前陈独秀对稚晖之谈话，谓共产党二十年内必可实行共产，又去年双十节共产党在湖北秘发之传单阴谋破坏国民党者以为证，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邵元冲日记》，第313～314页。另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2-6.1/6号，有所谓“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一号会议录”，日期为1927年3月28日。到会委员为“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古应芬、李煜瀛”。查邵元冲当日之日记可知，本日古应芬并未出席，据记“介石谓湘芹（即古应芬）处已去电促其即来”。29日并记：“程颂云、古湘芹、何敬之等皆来共商”。且据邵元冲27、28、29三天日记内容亦可了解，这次会议参加者身份复杂，有监察委员身份者初仅4人，最后一天才加入古应芬。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第一号会议录”，显系日后所编。

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与共产党确已形同水火，再难相容。这里面除了他认为武汉中央种种做法的背后其实都是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在起作用以外，他还担心共产党人随时可能采取行动冲击租界，引发外国干涉。北伐公开宣示的政治目标是反帝，而反帝的最直观的效果就是取消列强各国在中国的特权并收回租界。1927年1月北伐军胜利夺取湖北和江西后，直接导致的?众性自发反帝的行动，就是夺取并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蒋介石本人在1926年双十节时也曾发表过一个《敬告全国民众书》，雄心勃勃地宣告：北伐之使命，就是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内扫荡反革命之恶势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谋自治，对外代表国家利益，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并取消租界，进而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蒋介石：《敬告全国民众》，1926年10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他到上海后，曾多次对中外记者表示：“现在租界情况，实予人以难堪。”“外舰外兵一日不撤，中国人民的愤激就一日不能消灭。”蒋介石：《对上海外报记者谈话》（1927年3月），《对上海中外各报记者谈话》，《招待上海外报记者演词》（1927年3月31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92、195、205页。但是，蒋并不赞成武汉、九江夺取租界的做法。注意到汉浔事件后英、美、日、法各国政府全力保护其在上海利益的态度，把军事胜利视为一切之首的蒋介石，在对列强问题上不得不表现得格外小心谨慎，极力与列强各国政府的代表周旋应付，避免造成外力干涉的严重局面。而当他考虑到与武汉分庭抗礼和清除党内之共产党人之后，他就更不能不关心失去苏援后，能否取得列强的同情与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蒋自然不会提出租界问题，甚至还要公开声明确保各国租界的安全，以取信于各国政府。有关列强与蒋这时接触及交涉之经过，可参见杨天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5卷，第347～355页。

这时的上海，谣言蜂起。特别是各个外国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九江以及其他国民革命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他们对于两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生怕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会重现汉口、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鉴于自己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这时也显得相当振奋，反复强调：我们党“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因此力主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说“要在群众中宣传CP，或用公开代表形式，或指定同志在群众会议时故意问CP是什么，藉此宣传CP”《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晨九时）；《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1927年3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产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23日）。以上见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38、348、369、374页。。既然要夺取领导权，上海共产党人自然要指挥总工会四处冲击国民党右派组织，并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3月22日，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初到上海时，对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态度还好，还同意各工会的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对共产党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但第二天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八十度，扬言“将设法根本消灭武汉风潮之再现于上海”。次日白“请市党部等吃饭，独不请CP”，且马上就有种种传说，称市政府为CP所组织，蒋介石亦坚决反对。《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产总联席会议记录》；《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晨七时）。以上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68～269、372、375、385页。

“四一二”：血腥的开端(2)

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在准备夺取上海之初，中共上海区委确实没有马上收回租界的打算。它曾明令“罢工工人不准打外国人，不准捣毁机器”；并要求工人纠察队切实“维持一切治安，禁止流氓、土匪乘机骚扰与抢劫”。包括对店员问题，也曾再三强调“现在广州、汉口已经闹坏了，这个问题很复杂”，一定要与商人接洽，“注意条件不要太高”，避免闹出乱子。上海总工会甚至有声明给英国巡捕房总巡先生，以安其心。《上海总工会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给英捕房的声明信》（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4页。但3月24日以后，共产党方面的态度却有了明显的改变。当天，总工会下达了复工令，外资厂主却拒绝工人复工，租界巡捕因此武装阻止工人进入租界，致使一些想要复工的工人与巡捕房发生了对峙和冲突。一时间总工会将要攻击巡捕房，或工人纠察队将要猛扑租界的谣传四起。面对这种情况，基于武汉、九江的经验，上海中共领导人内部已经开始提出了尽快收回租界的设想。除少数人强调还要避免发生冲突以外，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是主张对外国资本家下最后通牒，对租界亦不能示弱，对方越界筑路，我可自由拆除铁丝网，准备收回租界的总罢工。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根据中共区委指示，甚至公开在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工会今后在政治上的责任，第一条即为收回租界。《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6页；并见《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记》，1927年3月28日《申报》。

工人方面的反应马上就引起蒋介石一方的高度警觉。25日，当外国记者据此询问东路军前线总指挥白崇禧时，白公开强硬地表示，工人一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他并且当即下令，将与闸北上海总工会关系密切的闸北驻军薛岳部调开，另调刘峙部接防，以便对设在那里的上海总工会严加防备。这种情况引起上海共产党人的反弹，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反对，并派人质问白崇禧，坚决反对调离薛岳。同时还通过市政府致函租界工部局，限三日内“正式表示不复阻止复工”，否则将再行总同盟罢工，此后发生一切问题概由工部局负责。《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为复工问题给法租界公董局的函》（1927年3月2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5页。不仅如此，中共上海区委还要求所有党员必须公开宣传这次革命是在CP领导下，大开门户，吸收党员，三个月要发展5万党员，不仅要“造成工商政府，由CP操纵”，而且要准备“公开取政”，“包办革命”。《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8、400页。

中共中央显然支持态度强硬的对抗态度。陈独秀在上海特委会上直截了当地鼓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服从革命的力量。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已经与党军勾结在一起了，“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即“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晚），《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9页。

这时上海总工会属下的工人纠察队其实只有两三千人，“党群众化五万”，受其影响组织的工人约25万，占上海工人总数之比并不大。但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更高度重视这支武装。因为它是共产党人控制工人运动，进而控制上海的关键所在。上海区委明确讲：“上海工人［有］有力武装，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与一切行动都有保障，同时CP也跟随有力。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下午六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7、399、401、406页。26日，上海共产党人得到消息，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军队所杀，南昌、九江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市党部均被捣毁和解散，因而情绪更加激愤。上海区委正式决定：目前最主要策略就是：“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他们确信：“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伟大。”《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下午六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6～409页。

这边蒋介石磨刀霍霍，那边共产党血脉贲张，双方流血冲突已不可避免。然而，正在这时，中共上海区委收到了莫斯科3月27日的来电。来电提出：“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中共中央复电申诉，联共（布）政治局28日又再度来电，强硬表示：“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转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168～169页。据此，陈独秀不得不稍加变通。在收到电报当天，他函告中共上海区委，要求他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对总同盟罢工，也“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2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8页。。有陈独秀的指示，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于第二天，即29日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举行临时市政府就职典礼时邀请蒋介石出席，以示缓和，并观察蒋之态度。

29日，蒋介石没有出席这场典礼。他不仅不出席，而且致函临时市政府，要求其“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蒋介石：《致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函》（1927年3月2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96页。。蒋公开否认已经得到武汉中央明令认可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不仅表明了决心与武汉中央抗衡的态度，而且预示着双方冲突已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因此再电莫斯科，强调准备抵抗的必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仍旧坚决不同意。它一方面致电在武汉的鲍罗廷，要求他考虑“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的可能性；一方面电示上海中共中央称：“（1）在群众中展开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

“四一二”：血腥的开端(3)

恰在这时，汪精卫意外地从国外回到上海，从而使得尚未下定最后决心的蒋介石一度放慢了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据邵元冲日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因“精卫以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故仍拟约彼等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之云”《邵元冲日记》，第315页。。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蒋为表示不偏不倚，并为自己留有余地，于4月3日公开发表了一则通电，声称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蒋介石：《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09页。但就在第二天，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第一、二师的黄埔同学们说：有人要我承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我们身为党员，对于本党中央的决议案当然要承认，但也不能盲目。因为本党是有监察委员的，若监察出会议手续不合，或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无效。“监察委员的特权，我们不能抹杀的。”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11页。蒋的这番讲话当然是有备而发的。因为就在蒋介石发表通电的头一天晚上，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已经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之共产党人“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号会议录》（1927年4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2-6.1/6。注：此件档案与党史会所藏历次监委会，包括二届三次会议第一、三号等之形式明显不同。历次监委会会议录均为内容简单之“议事录”，并无速记录，独此件吴敬恒一人之发言为速记，并另附各项文件。故其真实性令人怀疑。此件是否为事后补录补编，尚待查考。。

对于吴稚晖等人2日晚的秘密会议及议案，汪精卫并不知情。3日上午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一同往孙中山故居与汪会晤。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断然之处置，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汪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提出解决良策。“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并闻在会议中提及所有汉口发表之决议案及命令，由中央监委审查，在未审定以前，不能有效。”对此，蒋介石等人均认为可以接受，故“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1927年4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另可参见1927年4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二版；并见《邵元冲日记》，第315～316页。

基于上项应急办法，汪精卫于会后马上找到了陈独秀，转达了蒋介石等人要求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提议。陈独秀在百般解释之后，为澄清事实，力辟谣言，当即起草了一份声明书，并力劝汪精卫联名发表。这份由汪、陈合署的宣言4月5日即公开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宣言声称，无论是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冲入租界、打倒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这类说法，都纯属谣传。国共两党将仍本孙总理的联共政策，亲密合作。《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1927年4月5日），《申报》第三版。

汪精卫与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并未达到劝说共产党人暂停一切活动的初衷，反而让蒋“不胜惊异”，因为汪陈宣言中不仅丝毫没有提到要共产党员暂停一切活动的问题，而且汪居然代表国民党保证没有制裁共产党的任何意图。这些无疑与蒋汪等3日商定的暂时应急办法大相径庭。《困勉记》卷六，1927年4月5日条。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又有训令要蒋“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并威胁蒋若一意孤行，定将免职除名，决不姑息云云。注意到武汉中央公开宣布决定迁都南京，《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8～910、925页。蒋再也沉不住气了。因为，武汉中央如果真的迅速动身迁来南京，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蒋都将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甚至今天听命于蒋的各路将领，到时候也难免会首鼠两端。何况汪陈宣言已经证明汪对蒋的承诺绝不可靠。考虑到这一危险的后果，?自然不能照3日所定方针，等汪劝说武汉诸位来宁开会了。在发现汪不打招呼悄悄遁迹之后，蒋更是马上公开发表了与汪精卫的谈话要点，以防汪“巧言惑众”。之后，蒋于9日一早转赴南京，表面上是遵从武汉训令，实则双管齐下，准备照江西等地的办法用强力来夺取南京和上海的党政权力。

9日中午，拥护武汉中央的江苏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相继被蒋派组织所捣毁，其工作人员非打即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00-2/3。与此同时，蒋下令查封了直接受武汉邓演达领导的上海总政治部机关，指责其“假借名义，潜植反动势力，妨碍北伐进行，甚至嗾令党羽，引起暴乱，丧失本军之信用，阻碍北伐之大计”蒋介石：《查封上海总政治部布告》（1927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23页。。三天后，即4月12日，新成立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凤岐，在蒋密令下，以制止械斗为名，再度成功利用青红帮做前锋，在一天之内顺利地缴了纠察队在各处的武装。等到次日总工会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时，白崇禧等干脆下令军队开枪。失去了武装工人凭借的上海共产党人，已然成为蒋的俎上肉了。

时至于此，蒋介石不能不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了。4月15日，他正式发布《清党布告》，宣布了与共产党决裂的决定。布告称：“照得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证据，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在所在各地将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以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大会处分等因。”《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25页。蒋随即电令各军师长，立即拘捕“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及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五等以及在师团连各党代表及政治部指导员之跨党分子”。此后，被公开指名通缉的共产党人更达到近200人之多，鲍罗廷、陈独秀等首当其冲。《总司令蒋致南京何总指挥、贺军长、鲁代军长、广州李总参谋长、上海白总指挥、周军长等电》（1927年4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6010245；并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115～116页。

当然，这里所说的“和平待遇”，不过是对外的一种说辞而已。对强力政治之运用已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蒋介石，既然将共产党人目为“叛乱”分子，自然也就不会在意下面的人用什么方法去“待遇”了。当有部属来电说明“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时，蒋一纸“叛徒严惩”的批复，便轻易地开启了对政治对手的血腥杀伐之门。《陈群致蒋总司令电》（1927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160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