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那些青春的疼痛与忧伤

那些出类拔萃之辈

如此“奇葩”服务让小伙伴们惊呆了

斯巴达”教育也没能让我茁壮成长

“欺辱”是青春前的必修课

东京大学的焦虑时光

第二章 平凡的人生很可怕吗？

成为一个土豪”也算梦想？

当梦想第一次被宣布死刑

我是一个不快乐的高才生

四十二岁的我，开始疯狂学琴

人生漫兮，不怕输在起跑线

第三章 怎样生活，怎样工作

老老实实地工作一定有出头之日吗？

“秀才型”比“天才型”更容易应聘成功

想去朝鲜的我，却“潜伏”到中国

在日本，最成功的中国人是谁？

“上级喜爱”的未必是好员工，但好员工一定深受“上级喜爱”

跳槽后，千万不要当“告密者”

第四章 愤怒的青春，最难将息

致青春，这匹脱缰的野马

日本啊，你的名字叫“嫉妒”

失去了怒火，就失去了青春

一个哲学故事：如何体面地老去

第五章 恋爱是青春前戏

我向“热恋”泼冷水

加藤定理：这样的男人最受欢迎

第一次尝的禁果又苦又涩

谁先动情，谁先输

穷追不舍的爱情一定是悲剧

失恋”要趁早

第六章 婚姻少有走过的路

有请一号男嘉宾”

宅男最爱“白痴美”

心动”也未必真是你的菜

婚姻中抢手的男人都是恋爱中的失败者吗？

我所享受的“中国式管理”

娶一个“逢凶化吉”的妻

第七章 你们的青春，我们都曾走过

前辈们正如“坏掉的奔驰车”

全世界的“富二代”都差不多

青春再也不能“野蛮生长”了

日式“文化大革命”

日本的“90后”们

他们一生下来，就异常老成

你们的青春，我们都曾走过

不像学生，更像士兵，中国“70后”

发展的代价不该由“80后”埋单

虚拟时空里的“90后”

第八章 别把“健康”轻易豁出去

距离“死神”只有一堵墙

有时虚无，有时存在

活着，已值得庆祝

前言

1994年4月，我和一位出生在中国北京、当时居住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女孩喜结连理。那一年，我28岁，她29岁。

我们在大观园的帮助下举办了唐代的婚礼。婚礼结束后，身着大红色唐代贵族衣饰的我们直奔天安门广场。由于那一天正值“五一”劳动节假期，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游客，非常热闹。我和我妻子的“盛装登场”立即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我们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们刚刚举办完婚礼！”在场的所有人用热烈的掌声向我们表达了祝福。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和摄影师也赶到天安门广场对我们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我和妻子的照片以及“我们的结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征”的图片占据了《北京青年报》的一整幅版面。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和中国妻子“波澜起伏”的婚姻生活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婚礼之后，定居东京，我们夫妻二人去了日本最有名的占卜师朋友高山东明老师在东京新宿开的事务所。面对着这位声名远播的“高人”，贪心的我像连珠炮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今后，我的事业会一帆风顺吗？”

“还算不错。”

“将来，我有能力在东京买房吗？”

“这应该不成问题。”

“身体方面，应该没问题吧？”

“三十多岁的时候，一切正常。过了四十的话，你就要多加注意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孩子？”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面带微笑的占卜师朋友的脸上，突然泛起了一丝愁云。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地继续问道：

“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时，他一脸严肃的看着我们说：

“好吧，请你们二位认真地听我说。从今以后，请你们把出生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孩子都当成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无论是日本的孩子，还是中国的孩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你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子女。”

看着怅然若失的我，占卜师朋友继续说道：

“看看我吧。现在的我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仍然孑然一身。我也给我自己占卜过，最终的结果是，我将孤独终老。于是，我把在每天的工作中接触到的女性都看作是我的夫人，然后，带着满心的爱意接待她们。关于孩子这个问题，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虽然一直单身，但我并没有感觉到孤独。作为全人类的一份子，我热爱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女性、所有的老人，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非常幸福美满。希望你们也能拥有和我一样的心境，继续走下去。”

听完了这些话，我和妻子带着些许的郁闷离开了朋友的事务所。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刚结婚的时候，考虑到我们的孩子会是中日混血儿，所以我们把日本“大和民族”的“和”和“中华民族”的“华”结合在了一起，为将来的孩子取名“和华”。后来，我们甚至还商量过，孩子以后是在日本上学，还是在中国上学。

然而，事实正如那位占卜师朋友所预言的那样，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的孩子“和华”。

不过，在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我似乎就已经理解了那位占卜师朋友所说的箴言。“无论是日本的孩子，还是中国的孩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你们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子女。”——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好了。

如果“和华”来到了这个人世间，那么，“他”或是“她”今年应该快二十岁了。所以，我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和“和华”年纪相仿的、同样是“我们的孩子”的中国年轻人。

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一直亲眼见证并且亲身体验着中国和日本“似是而非”的两种文化。如今，中国正在走的这条经济发展的道路，曾几何时也是日本走的道路。现在，中国年轻人心中的烦恼，大部分也都是日本年轻人曾经的烦恼。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

今年5月去北京的时候，我去电影院观看了赵薇导演的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那是一部让人无限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的电影。看过之后，我愈发相信，拥有正如电影里所呈现的青春时代的中国年轻人，必将前途无限！

拙著若能为中国的年轻人带来更多的希望，笔者不胜之至。

近藤大介

2013年底于东京

第一章 那些青春的疼痛与忧伤

如果你对自己目前的学历或者多年来接受的教育非常不满，我想告诉你，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宣泄不满上，还不如“向前看”！

学校的主要作用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技能，所以如果想学会很难的成语，或者想读懂气象图的话，那么我建议你还是花点时间，去学校学习一下比较好。

但是，那些毕业于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后，就一定会比只有中学学历的人生活得更幸福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那些出类拔萃之辈

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认识了两位中国朋友。一位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精英男”A君，一位是仅仅在浙江省的某乡镇学校里读完了六年小学的“乡村女”B君。两人同是1984年生，但是在我看来，B君要比A君幸福千百倍。

B君是浙江温州人，小学毕业之后，她像很多同龄人一样进入了中学继续读书。但是在14岁那年，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学，去北京做生意。如今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三里屯的亚秀服装市场里有她经营的珍珠项链店；多年来一直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家夜校学习英语，口语表达地道流畅；和一位同样经商的男士组成了家庭，然后住进了三里屯附近的高级公寓，并于去年产下一子。换句话说，B君收获了事业与家庭的“双丰收”。

与B君相比，毕业于北京大学的A君似乎就没有那么幸福美满了。目前，A君就职于一家日资企业，月薪人民币6000元左右。但是，在事业上，他无法做到出人头地；性格方面，他又十分阴郁孤僻，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连朋友都没有几个，更不用说女朋友了；而且自大学毕业之后，他已经换了三份工作，可是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工作。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既存在“拥有羡煞旁人的学历却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不幸”的人，又存在“没有学历却十分幸福”的人。而对于A君和B君之间的差距，我觉得可以从是否积极向前地面对人生和是否自立这两方面来寻找原因。

在前进的路上，B君无时无刻不在积极地考虑未来的事情——明天我要做这件事，下个月的营业额要提升到那个高度，明年要把公司发展壮大到那个程度……而A君的大脑里满是对过去的不满——我毕业于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可我为什么得不到大家的肯定呢？

在是否自立这个方面，B君从来不依靠其他人的力量，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判断过自己的生活。反观A君，在公司里，他经常把工作推给其他人，很少负责任地完成某件事，在家里，他对母亲百般依赖。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自立的人。

其实，所谓的“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地磨炼自己、最终实现个人自立的过程。有的人刚刚小学毕业就已经非常自立了，而有的人可能大学毕业之后都无法自立。一个人只有步入了“自立”的阶段，他所接受的教育才算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人自立与否与他的学历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就拿中国的繁体字“習”来说吧（作为一个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谈论汉字，我颇有鲁班门前弄大斧之感，万望诸位海涵），这个字形象地描绘了小鸟挥动翅膀练习飞翔的样子。当小鸟成功地飞上了蓝天，在这一刻，它的振翅练习才算告一段落。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就读于哪所著名的大学、师从于哪位名师，都只不过是“振翅练习”的过程而已。所以，如果有哪位年轻人还在为自己没有大学学历，或者不是名校出身而烦恼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明天将会发生大地震，中国大陆会沉入海底。”你一定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其实你的烦恼也是如此。

曾几何时，日本也是一个“学历至上”的国度，但是现在的日本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我所任职的出版社每年都要面试一万多名求职者，我多次担任面试官，所以对于面试的过程、提问的内容以及求职者的简历都非常熟悉。从大约十年前开始，求职者的简历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学历”一栏了。不仅如此，向求职者提问说“你毕业于哪所学校”也成了禁忌。因此，身为面试官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些经过了四轮考试和面试并最终被录用的求职者究竟毕业于日本783所大学中的哪一所，甚至他们是毕业于日本的大学、美国的大学还是中国的大学，我都不得而知。对于这种“英雄不问出处”的做法，很多人认为体现了“不以大学出身对求职者差别对待”的原则。其实，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大学出身与工作能力的高低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我本人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一所在日本的地位和名气等同于中国的清华、北大的学府。每年，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都会组织同学会。在参加了25次同学会之后我发现，虽然我们毕业于日本的最高学府，但是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我们都过着极为平凡的生活——班上一共有50多名同学，其中只有一个人成为公司的社长。说是社长，其实不过是继承了父亲经营的小工厂罢了。进入政府机构或大企业工作的人数量较多，但没有一个人当上了“高官”，最多管理5到10名下属而已。有几个人当上了律师或法官，但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只有一位成了“金牌大状”，但是在好几年前因积劳成疾，郁郁而终。所以说，即便是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也并不一定都会成为达官显贵。顺便提一句，日本公司的总经理大多毕业于日本大学这所入学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学校。

如此“奇葩”服务让小伙伴们惊呆了

在日本东京有一家名为GLOBAL DINING的著名餐饮公司。该公司拥有56家餐饮店，提供日餐、法式大餐等各式餐食，员工总数多达891人。

经过多年的发展，GLOBAL DINING公司已经成为了日本东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餐饮连锁集团，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3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曾满怀炫耀之情，专程陪同访日的美国总统布什光临GLOBAL DINING。

在一次对GLOBAL DINING公司进行的采访中，我问：“贵公司以什么样的标准录用员工？”该公司社长回答：“我们会尽可能地录用没有什么学历的年轻人。”理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高中毕业生比大学毕业生更加适合服务业，将来的发展前景也将是一片大好”。事实上，这家公司的确采用了完全成果主义的方针，旗下各门店的店长以及晋升董事会的董事全都是以高中毕业生身份进入公司的员工，所以该公司社长解释：“我们并不是对大学毕业生心存成见，目前的状况只是一个偶然。公司董事会的所有成员，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拥有大学文凭，这样的上市公司真是太少见了。”

1991年，GLOBAL DINING公司在东京涩谷代官山开设了一家能容纳100人的美国加州风格的高级餐厅TABLEAUX。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这家餐厅一直是东京都内各国大使馆的官员们在交际应酬时经常光顾之地。于是，人们就给TABLEAUX取了一个别名——“夜の大使馆”。

在这间餐厅里，有一位“传说中的服务员”J君。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号，是因为他能记住所有来店里用过餐的顾客都点过什么。比如，某位顾客上次光临时，点了什么前菜，选择了哪种汤，喜欢什么类型的红酒，正餐是肉类还是鱼类，肉要烤到几分熟，甜点吃了什么，餐后喝的是拉特咖啡还是意大利浓缩咖啡等等。

有一次，我在时隔半年之后，再次来到了TABLEAUX。令我感到万分惊讶的是，J君竟然真的记得半年前我点过的所有东西。“上次您点的前菜是油炸小虾，今天我们同样为您准备了美味的油炸小虾。另外，从这个月起，我们在前菜中新增加了牡蛎，味道也非常不错，向您推荐一下……”面对着仅有一面之缘的我，J君如此说道。

“啊，对啊。上一次我的确点了……”

说实话，要不是有J君的提醒，我真忘了半年前在这家店里点过什么东西。甚至刚开始，我还错误地认为“难道J君是一个对我有爱慕之情的同性恋者？”但是，当我看到他对店内所有的顾客都是如此时，心中的误解才得以消除，同时，对他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所以，虽然这家店距离我家很远，但是从那之后，我还是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记得有一天，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来到了TABLEAUX，正巧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我推测这次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约会，而且男孩子好像非常喜欢女孩子，所以他才会带女孩子来这么高级的餐厅。

当两个人吃完了正餐，开始吃甜点冰激凌的时候，男孩子十分紧张地问女孩子说：“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女孩子表现出了一丝犹豫。正在这时，J君快步走到两人身旁，默默地递给女孩子一张便签纸和一支笔。就这样，女孩子的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欣然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后来，当我把这件事告诉GLOBAL DINING公司的社长时，他说：J君好像没有高中学历，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但是他的记忆力出类拔萃，观察力也非常敏锐，而且能够在一瞬间洞察对方的心理。他的这些能力都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

由于在北京分公司的任期已满，2012年我回到了日本东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一家位于银座的高级法式餐厅。

在那里，我意外地遇到了已经升任店长的J君。屈指算来，我和他已经有十年没见了。虽然店铺的装潢和菜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喜欢哪种红酒。在聊天的过程中，这位在事业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J君告诉我说，现在他所管理的这家店十分重视对员工的教育，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向员工灌输专业的服务理念和准则。

由此可见，教育并不会在我们离开学校后就结束。

斯巴达”教育也没能让我茁壮成长

1965年，也就是第1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京奥运会）后的第二年，我出生在日本东京。之后不久，我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东京北郊的埼玉县。我的父亲是出生于九州大分县的农家孩子，母亲虽然出生在日本殖民时期的中国台湾，但是追根溯源，她也是九州鹿儿岛县的农民之女。换句话说，我的父母都出生在类似中国云南省那样的与首都远隔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而且，要是按照东京地区的标准日语来衡量，他们所说的话带有非常明显的地方口音。

结婚之后，我的父母依然没有一份满意的工作，因为两个人都不是各自家族里的长子或长女，所以他们不需要承担继承家业的重担。于是，两人最终来到了首都东京。在那里，我的父亲在一家小型证券公司找到了工作。之后，我和弟弟妹妹就陆续降生到了这个世界。

父亲对日本象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据说当得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时，他高兴地跳了起来，“终于有可以陪我下象棋的人了！”等我刚刚过完两周岁的生日，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让我用小手抓起了象棋的棋子。

这就是我接受的最初的家庭教育。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当年接受的这种严酷的“斯巴达式”教育，都会不寒而栗。

我的童年记忆就是从下象棋时被父亲责打开始的。在日本象棋中，如果某一方的“王”无法移动，那么另一方就取得胜利。于是，父亲设计了很多棋局，让我学习如何移动自己的棋子才能置对方的“王”于死地（“将死”）。一开始，我只需要移动一个棋子就能完成任务。接下来，父亲又摆出了需要三手才能“将死”的棋局——第一次“将军”之后，父亲把“王”移动到安全的位置，我只有再次“将军”才能获得胜利。就这样，三手棋局逐渐升级为五手、七手、九手……只要我能够获胜，父亲摆出的棋局的难度就不断上升。

如果解开了父亲的棋局，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高兴，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如果我没能解开棋局，那么父亲立即暴力相向——第一次没有解开，他会用他硕大的手掌扇我一耳光。要是我接连几次都没有解开，他会举起棋盘向我砸过来，同时破口大骂“巴嘎雅路”（日语：混蛋）。这时，年幼的我被吓得无所适从，只能躲在房间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就这样，我的象棋课每天都是在父亲的责打声和我的哭泣声中告一段落。

不过，多亏了这种特殊的家庭教育，我在5岁时就拥有了下盲棋的能力。比如，我和父亲可以一边在家附近散步，一边在脑海里勾画棋局，然后通过对话的方式“下棋”。在旁人看来，这两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象棋术语的人有些“不正常”，父亲却乐此不疲。而对于我来说，当有人路过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会心里非常踏实。毕竟在这个时候，即使我下了一步坏棋，父亲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我。不过，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会立即给我一拳。

当我开始读小学之后，这种“象棋教育”戛然而止。原因是，父亲采取的“斯巴达式”教育的成效过于显著，以至于他再也赢不了我了。这样的结果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于是，在几次完败之后，好强的父亲终于绝口不提“象棋”二字了，而我也终于从象棋中得到了解放！

可是，在我的心里，“接近就会挨打”的恐惧感早已根深蒂固，即使“象棋教育”已经结束，我仍然不敢和父亲走得很近。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接受父亲的任何教育了。

另外，时至今日，我都很少再接触日本象棋。但我时常会想，那种严酷的“斯巴达式”教育对我究竟意义何在？经过了一番思索，我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它让我非常轻松地掌握了中国象棋——1995年，我到中国北京大学留学。一位中国朋友建议我：“要想和中国人有深交，你就一定要学会打麻将和下象棋。”于是，我就照他的话学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下象棋方面的进步程度远远高于打麻将。

象棋这种娱乐活动起源于印度，后来依次传播到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就规则而言，中国象棋和朝鲜象棋非常类似，而日本象棋可以随意使用被自己吃掉了的对方的棋子，这和中、朝两国的象棋规则有着显著的差异。

但是，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小时候接受的“斯巴达式”教育让我在很短时间内成了中国象棋高手。后来，我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每当遇到有人在街边下象棋的时候，我都会上前凑凑热闹，甚至还有好几次和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拼杀一盘。在下棋的过程中，我会向周围的人打听他们身边的趣闻，这样我不仅可以体会下象棋的快感，而且还能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个城市。如果用一个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来表达的话，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实地调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许真的要好好谢谢父亲。

与父亲不同，我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妇。由于在我之后她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对我的教育。于是，她把这份工作委托给了当时和我们同住的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对我疼爱有加，欣然地接受了这份“教育委员”的工作。一开始，外祖母教我识字。她先在纸上一个一个地写下“一、二、三……”，再教我这些汉字的读法（日语汉字源自中国汉字，含义大致相同，但读法不尽相同，有的相去甚远）。

与学象棋不同，即使犯了错误，外祖母也不会像父亲那样狠狠地给我一拳，所以我被外祖母教给我的这些“方块字”迷得几乎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以至于每天都会央求她：“多教我一点吧！”一开始，外祖母还会耐着性子多教我一些，但是后来随着我的“求知欲”越来越旺盛，外祖母索性给我买了一本小学生用的词典，“从今以后你就跟着这本词典学吧”。就这样，外祖母终于从对我的启蒙教育中解脱了出来。

从那之后，我无时无刻不把外祖母给我买的词典带在身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在6岁上小学之前就记住了小学六年里要掌握的1096个日语汉字。

现在中国城市里的父母，几乎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孩子进行各种英才教育”。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我遇到过十五六岁就被北大破格录取的中国“天才少年”，似乎这种“英才教育”真的能让孩子的才能有显著的提升。

但是，我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在她的大脑里不可能存在类似“英才教育”这样的词汇。再加上我和弟弟妹妹先后来到这个世界上，母亲光是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哪还有心思考虑什么“精英教育”。所以，我们上的都是家附近的普通公立小学。

“欺辱”是青春前的必修课

在我的印象中，自从上小学之后，就几乎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原本，我是个喜欢一个人空想的孩子，上小学之前，我经常躺在草坪上盯着天空中流动的云朵，或是在商店街的某家味噌（以豆类为原料制成的酱）商店面前，傻傻地望着摆在店头的一个个装满了黄味噌和黑味噌的大桶。而上了小学之后，我就开始陷入对钢琴的幻想之中。

然而，我的小学时代正好是由日本教员组织所倡导的“平等教育”的全盛时代。日本教员组织是日本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宗旨。这条宗旨成为了当时日本各学校教师们的金科玉律。

早上，每当大家在“平等地”打扫教室和洗手间的时候，我就会垂头丧气地出现在教室门口。这时，老师一定会面带怒色地质问我：“为什么只有你会迟到？”而我就会低着头回答：

“是这样的，老师，在来学校的路上，我发现了一块非常漂亮的石头。它真的就像蜻蜓的眼睛一样美丽。我盯着它看入了神，所以就忘记时间了。”

听到这样的解释，估计所有的老师都会怒不可遏。果不其然，老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劈头盖脸地训斥道：

“别跟我说这些根本都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先大声地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十遍，然后向全班同学道歉！”

在道歉的时候，虽然我口里谦卑地说着“对不起”，但是心里着实看不起面前的同学们——他们真是太笨了！如前所述，我在读小学之前，就牢牢地记住了1096个日语汉字，可是我的这帮小学同学记10个汉字就开始叫苦不迭了。数学方面也是如此。说句自夸的话，哪怕他们再多学三年都很难“望我之项背”。

日本的公立小学一个班有40人，其中肯定会有听完了老师的讲解之后，依然不会做加减法的孩子。所以，老师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讲解。这时候，我又进入了空想的状态，对着窗外的花坛发呆。当然，没过多久就遭到了老师一番怒骂：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好就是好了吗？你这种人应该叫做‘利己主义者’。好了，站起来！在大家面前做自我批评！再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十遍，用你的例子教育那些还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的同学！”

由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我轻而易举地成为班上同学欺负的对象。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学之间的欺负都是日本学校里最大的问题，甚至严重到一个班40人中的39人联合起来欺负1人的程度。更有甚者，在我的小学时代，有的班主任竟然支持这种行为。

写到这里，中国著名的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换句话说，被欺负的孩子一定有被欺负的原因。至于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在我看来，这恐怕是因为，和其他孩子相比，这个被欺负的孩子过于感性了。

另外，某个孩子由于学习成绩不好而被欺负的情况在日本的学校里可谓司空见惯。日本学校的可怕之处在于，不仅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被欺负，就连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也会被欺负。就拿我来说吧，在小学的6年里，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全班第一，所以我也经常被欺负。早上去教室，我经常发现自己的座椅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在上课的过程中，总有不知从哪儿飞来的石头砸中我的头。除此之外，教科书被烧、午餐被倒在垃圾桶里、背上被刺入图钉等等悲剧也时有发生。因此，在学校里，我真的连一点疏忽大意的时间都没有。

看过了太多发生在我身上的“欺辱事件”，我的妹妹发明了一个明哲保身之术——在考试时故意答错。当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她得意地告诉我：“如果全都答对了，那么一定会得满分。不过得了满分就会被欺负，所以我故意写错几个。这样做虽然拿不到满分，但是不会有人欺负我。”

由此可见，在日本学校这个小社会里，“欺辱”问题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每年都会听到很多“日本学生因不堪欺辱而自杀”的消息。日本每年大概有3万人自杀，其中约4千人是青少年，平均每天10个青少年自杀。

也许在中国人看来，如此状况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禁止学生之间的这种欺辱呢？原因很简单——日本的国民教育以“全民完全平等”为理想目标，所以“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是很自然的结果。而且这种“欺辱”不仅发生在学校里，在日本的公司里，甚至在国会里，“欺辱事件”都屡见不鲜。因此，只要不彻底摒弃“平等至上主义教育”，日本社会里的“欺辱”就不会消失。

日本原来是“村子社会”，村子里有严格的规矩，每位村民必须努力遵守。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会遭遇全体村民的欺辱，叫“村八分”。在冠、婚、丧、盖房、火灾、疾病、水灾、旅行、生育、忌辰这10项活动中，如果该村民有8项准则不能遵守并难与其他村民合作，村内所有人家都会与该村民绝交。只有在该村民举行葬礼和遭遇火灾的时候其他村民才会提供帮助，因为那种情况下还不帮助该村民的话会对全村子产生不良影响。

1996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时，曾去过位于北京郊外的一所小学参观听课。在课后举行的教师交流会上，我举手提问：

“在中国的小学里，如果发生了‘欺辱事件’，大家会怎么处理？”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在座的中国老师一时间有些茫然。于是，我继续解释：“在日本，所谓的‘欺辱事件’就是指班级里的很多孩子欺负某一个孩子。”这时，一位老师回答我：“如果一个孩子欺负另一个孩子，那么班上的其他孩子就会加以制止。如果谁都制止不了，那么就会有人来请我们老师帮忙。”

由于日本和中国的学校氛围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中国的老师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日本学校里的欺辱问题。不过，这也说明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经历过日本学校里的那种令人恐惧的欺辱。中国学生，真的太幸福了！

小学毕业后，我顺利地升入了家附近的公立初中。与此同时，小学里的欺辱也升级为了校园暴力。所谓“校园暴力”，就是指初中生像黑手党一样对他人暴力相向。比如，在我当年就读的初中，老师和好学生们都集中在教室的前半部分，而教室的后半部分坐的都是踢迷你足球、打扑克、赌博的“不良学生”。如果哪位老师“胆敢”指责他们，这位老师会当场遭到“不良学生”的围攻，然后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有时，这些“不良学生”还会做出一些类似在教员停车场里放火的疯狂举动，这让老师们个个有苦难言。

老师们之所以有苦难言，是因为日本有一部《少年法》。该法明确规定，14岁以下的日本国民，不论触犯何等法律，都不追究其法律责任。在这部《少年法》的“保护”之下，我的同班同学竟然把大石头搬到了铁轨上，酿成了重大事故。但是，案发后他不但没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升入了日本的名校。

记得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每逢学校举行入学典礼、运动会、文化节或者毕业典礼等重大活动，校园里就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警察。这也许是因为校方担心，一旦没有警方的介入，很有可能会发生学生间的或是学生与老师间的伤人事件吧。

这就是日本的初中，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虽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好学生都想远离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只能万般无奈地在这里战战兢兢地度过三年。

初中二、三年级的时候，一部名为《3年B组金八先生》的电视剧风靡了整个日本，人气比在中国热播的《阿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日语中，“先生”这个词可以用来称呼学校里的老师，所以《3年B组金八先生》的主人公是一位在樱花中学初三（B）班担任班主任的名叫“金八”的老师。这位老师的班上有不少“不良学生”，甚至还有十五岁就生下孩子的女生，但是金八老师成功地用自己的精神和力量感化了这些学生，将他们领回了正途。这部剧是一部极具冲击力的校园题材电视剧，它在两年的播放期内，让全日本的年轻人都受益匪浅。所以，有不少人说，得益于这部电视剧，日本才勉强撑过了20世纪的70年代。

在那些年，很多非“不良学生”的普通初中生们，一到下午放学就迅速逃出学校，一头扎进各类补习学校，开始这一天的“第二次校园生活”。在他们看来，正规的学校是生活的地方，而补习学校才是学习的地方。

可惜的是，不管怎么努力，我和这些补习学校都“无法兼容”。补习学校的目的是让那些即将上中考战场和高考战场的学生们顺利通过考试，并进入他们期待的名牌学府。所以，学生在补习学校里的每一天都要为考试而拼命学习。

在我看来，去补习学校上课的学生和即将成为北京烤鸭的鸭子有几分相似——每天都被塞进大量的食物，等到膘肥体壮了，也就要引颈受戮了。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高考还是中考，这些考试的核心要求都是让所有学生给出一个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的“正确答案”（而且也是“唯一答案”）。长久以来，我一直对这个要求充满了疑问。

譬如，某历史老师在课堂上扬扬得意地告诉我们：“因为在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日本顺利成章地成为亚洲的盟主。”听到这句话，我立即举手提问：

“难道不是因为赢得了日清战争，我们日本人才会狂妄自大地和美国交战，最终导致300万人战死，广岛和长崎也惨遭原子弹轰炸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日清战争中失败了，那么在那之后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牺牲，同时日本也不会遭到邻国的仇视了吧？”

“难道你想否定我们日本的辉煌历史？！”

“不，我不想否定任何事情，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的疑问。而且您觉得那些在日清战争中失去父亲或者丈夫的人，他们会有胜利的喜悦吗？难道他们不会在悲伤的同时，痛恨战争吗？”

面对着我连珠炮似的“奇怪问题”，老师似乎也无言以对了。

事实证明，我真的无法适应补习学校里的学习。所以虽然养成了在补习学校门口看花的习惯，但是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踏进补习学校一步了。

初中毕业后，我升入一所距离我家骑自行车15分钟左右的公立高中。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一家电影院。这家电影院每年会播放100多部好莱坞电影以及欧洲艺术电影。于是，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我看了300多部经典大片。由于这家电影院经常在一天内循环放映某一部电影，所以如果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就会在第一场结束之后，迅速躲进厕所，等到下一场开始的时候，再溜回影厅。就这样，我可以从早到晚连看同一部电影3到5遍。

电影高于生活，但源于生活，所以那300多部电影几乎教会了我人生中所有的事，政治、经济、科学、恋爱、友情……也许您觉得我的话有些夸张，其实并不然。请您相信，没有什么比模仿电影里罗伯特·雷德福和戴安·莱恩的英姿更有教育意义，没有什么比看乔治·罗伊·希尔、弗朗索瓦·特吕弗、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名作更能陶冶情操。

一部部的电影让我一点点地失去了去教室上课的想法，最终我时常早上离开家之后，就直接飞奔向电影院。当然，我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其去上由操着一口日语口音的日本老师教的英语课，还不如去电影院看标准美式发音的好莱坞电影。一天看5遍，台词早已滚瓜烂熟，这样学英语岂不是更好？就这样，在高中三年里，我没上过几堂英语课，英语却一直是我的强项。

另外，让我感到万幸的是，我所就读的高中是一所非常人性化的学校——校规上明确写着“出勤天数达总授课天数三分之二以上，则可毕业”。所以，我认真地记录好自己出勤的天数和缺勤的天数，并做到缺勤的天数不超过总授课天数的三分之一，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东京大学的焦虑时光

时光如白驹过隙，高中三年一晃而过。最终我以“出勤天数刚刚达到总授课天数的三分之二”的“骄人战绩”成功毕业。但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电影院里，所以我没能考上大学。换句话说，年仅18岁的我成了流浪汉。不，自16岁搬出家以后，我一直租住在一个木制公寓的单间里。所以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有家可回，但没有工作的流浪汉。

高中毕业之后，我宅在家里长达半年之久。很多人都认为我在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其实我在房间里阅读了大量的翻译成日语的欧美古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和我在高中时看的欧美电影一样，同样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我自幼就对钢琴情有独钟，但18岁的时候被专业人士认定“无法成为钢琴家”。在那一刻，我对未来失去了希望。本想着破罐子破摔，干脆连大学也不考了，可是班上的其他同学都上了大学，要是自己不上大学，面子上过意不去。于是，在比别人晚了一年的情况下，我报名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后来，我又打算将来从事一些尽量少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所以在备考过程中，我选择了理科，并且准备进入大学之后在实验室里把自己打造成一名科学家。

半年后，我竟然奇迹般地考上了全日本最难考取的东京大学理科系。直到现在，我都怀疑是不是校方出现了失误，把考场上坐在我旁边的考生的考号错写成了我的考号。当然，也有人说我在考试时作弊，抄袭了旁边考生的答案。对此，我必须予以澄清：我是一个超级近视眼，如果不把脑袋贴近试卷的话，我连自己写了什么都看不清楚。

在大家“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我踌躇满志地走进了东京大学的校园。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在这所名牌大学里的学习生活比高中时还要空虚无味。煎熬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次放弃了去教室上课的念头，然后转专业到文科，进入了名不见经传的教育学院。

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经常这样问自己：“对我们人类来说，学校教育到底是什么呢？”“人这一辈子，大多只有七八十年。幼儿园二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这样算下来，我们必须要把人生中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学校。那么，去学校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我所就读的教育学院是东京大学里最默默无闻的学院，它却是日本顶级的教育研究机构，对于我来说，我再也找不到在研究教育问题方面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对于教育学院的课程，我偶尔也会“选逃”（选择性逃课）。不过，逃课之后我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去看电影，而是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教育方面的资料。东京大学不愧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名校，图书馆里的文献资料不计其数，而且不少100多年前的资料都是原件。手捧着这些原始资料，我顿时觉得100多年前的古风迎面扑来。这种感觉，我相信在其他大学的图书馆里一定体会不到。

经历了两年的钻研，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归根到底就是自立。在明治时代，日本教育的最大的目的是“为将日本这个贫穷偏僻的亚洲国家的国力提升到欧美列强的水平而培养人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国家的自立”。众所周知，要想实现国家的自立，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国民都必须实现自立。而要想让每一位国民都实现自立，那么就必须要依靠国民教育。

大四时，我以“自立”为主题写了一篇毕业论文，然后从东京大学毕业。回想之前的四年，我逃了不少课，本以为早已失去了毕业的资格。但是就在我提交毕业论文的那段时间，昭和天皇不幸离世，这让教育学院的老教授们伤心不已。所以，我斗胆猜测，各位老教授可能没有心情仔细读我的论文，就草草地给我发了毕业证书。

时至今日我都认为，不管老教授们是否读了我的论文，我在论文中所阐述的对教育问题的个人见解都有一定的独到之处。比如说，现在每个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要花费18年的时间接受教育。纵观动物的进化史，我们会发现，越是高等动物，花费在教育上的时间也就越多。

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以在这段漫长的接受教育的时间里，从容地选择自己将来的职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接受教育的时间就是职业选择的“延期偿付期”。

如此说来，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的人，是不是就无法自立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就像中国象棋里的“车”和“炮”一样，它们也能纵横疆场，成就大业，前提是它们越过了楚河汉界。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益于“小车”“小炮”实现自立的环境和氛围。

自立究竟是什么呢？从字面上看，“自立”就是“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站立起来”。而所谓的“站立起来”指的是用自己的力量耕耘并收获、自己判断事物以及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贡献。至于如何才能“站立起来”，我想13亿中国人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法。

当然，无论是用哪种方法“站立起来”，我们都必须严格遵守各项社会准则，无论这些准则是法律层面上的，还是道德层面上的。

2013年4月，我再次来到中国北京。这一次，我看到了如下景象。

一天，我去北三环附近的某高层公寓拜访一位中国朋友。公寓里有两台电梯，左右相对。左侧的一台只在偶数层之间运行，右侧的一台只在奇数层之间运行。当我走到一楼的电梯口时，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候了。其中，在左侧电梯的门口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手牵着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口中向排在她前面的老年男性抱怨着：

“哎呀，你的行李也太多，会伤着我女儿的。你别坐这一趟电梯了，坐下一趟吧！”说着，这位中年女性拉住了老人的胳膊，把他拽出了等候的队伍。数一数队伍里的人数，我恍然大悟。原来中年女性意识到自己和女儿可能赶不上这一趟电梯，所以才把排在她们前面的那位忠厚老实的老人家赶出了队伍。而在这一过程中，小女孩一直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没过多久，位于右侧的在奇数层之间运行的电梯先到了。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小女孩突然对中年女性说：“妈妈，我们不是要去9层吗？应该坐右边的电梯吧？”

经过小女孩的提醒，中年女性才意识到自己等错了电梯。于是，她拉着小女孩的手，强行插进右侧等待的队伍，跟着人流挤上了电梯。就在她们进入电梯的时候，超重的警铃响了，电梯门无法关上。电梯里所有的乘客似乎都没有要下电梯的打算。这时，小女孩又说话了：“妈妈，我们是最后进来的，所以现在应该下电梯吧。”说着，小女孩拉着中年女性的手走出了电梯。

目睹了事情的整个经过，我再一次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想必那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一定不可能像她女儿那样接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通过中年女性的行为，我们不难看出，小女孩所接受的道德教育应该来自于学校而不是家庭，所以在面对家人的不文明行为时，小女孩非常自然地做出了文明道德的举动。

由此可见，一个人是否从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毕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遵守社会准则，同时用自己的力量耕耘并收获，自己判断事物以及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贡献”。

那么在大学里，我们应该学点什么比较好呢？

现在，我在被誉为“东京六大名校”之一的明治大学教授“东亚论”课程。在课堂上，我经常提醒学生，至少要学一学英语和IT方面的知识。

相信大家都知道，学习英语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和全世界的人进行无障碍交流。虽然现在有13亿人在说中文，但是这13亿人仅仅占到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世界上还有四倍于中国人口的外国人存在。而在这些外国人之中，除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外，还有很多人说英语，欧盟28个成员国的共同语言是英语，就连东盟10个成员国的共同语也是英语。所以说，今后在全球范围内，英语的重要性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另一方面，之所以希望大家多学习IT方面的知识，是因为IT领域是如今的年轻人能够战胜上一代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战场”之一。假设你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企业工作，面对着众多在这家企业里工作了10年甚至20年的老前辈，作为后辈的你只有可能在两个方面超越他们：其一是体力，其二就是计算机能力。

现在的“80后”大概是从高中时代开始、“90后”是从少年时代开始接触电脑，而我这个“60后”是到了35岁时才第一次摸到键盘。所以，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很好地掌握它。每当有新功能或者新软件出现的时候，我都只好向公司里的“80后”和“90后”们请教良久。也许他们心里会想“这个大叔的记性可真差啊”，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非常乐意教我这个“老人家”。毕竟能够证明年轻的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远胜过自己的领导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2013年春，中国IT业界最大的和最成功的案例的主人公、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发表了隐退声明。据他自己说，之所以选择隐退是因为对自己的未来另有规划。其实，IT产业发展速度之快，让人疲于应付应该也是迫使马云隐退的原因之一。因为和他年纪相仿，所以我非常理解他的想法——面对着IT产业如此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老人家们”举白旗投降是迟早的事。倘若马云不是“60后”而是“80后”，我想他绝不会就此退出。

可是你要注意一点，英语和IT知识只不过是工具。它们与厨师用的菜刀一样。为了做好吃的菜，需要磨菜刀。但是菜刀自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菜刀做什么菜。所以你要先好好“磨”英语和IT知识这两种“工具”，再考虑做什么样的美食。

除了学习英语和IT知识以外，如果中国的年轻朋友们还有富余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多学习一下自己国家的历史。

在我的课堂里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中国的“80后”和“90后”似乎对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

孩子们，虽然我不要求你们了解日本的历史，但是你们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历史有最起码的了解吗？

你们是中国的大学生，你们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你们不知道史记》为何物，甚至不知道汉、唐两朝孰前孰后。当被问到“为什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的时候，你们竟然平淡地回答说：“因为中央电视台这么说的！”

孩子们，多学点东西吧！

第二章 平凡的人生很可怕吗？

中国人真爱钱！但是，成为了有钱人，我们会非常幸福吗？当然，一旦成为有钱人，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比如说，我们可以远离早晚高峰时挤公交车或是地铁的痛苦，享受司机开着高级豪华私家车接送上下班的生活；我们可以不用自己打扫房间的卫生；可以不用亲自下厨做饭；可以不用自己带孩子。总而言之，这种让周围的人服侍自己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一个年轻人，如果失去了梦想和希望，就不再是年轻人。说句不好的听的话，这样的年轻人和一棵小树、一只小猴子没有任何的区别。拥有梦想是人类的特权，是年轻人的特权。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处于由“士农工商”（武士、农民、工人、商人的身份地位依次降低）的第一阶层——武士所统治的封建时代。明治维新后，持续了将近七百年的封建时代就此结束，日本进入了“四民平等”的时代。

1876年，美国博士威廉·史密司·克拉克（Prof.William Smith Clark）应聘成为札幌农学院（今北海道大学）的首任副校长。在与学生的接触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日本的学生竟然没有梦想！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封建时代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早已经在日本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将来在自己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定格了。可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士农工商”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了，日本成了“四民平等”的自由世界。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变化，不仅是日本的学生，所有日本人一下子都茫然不知所措了。

于是，克拉克博士不断地鼓励学生们：“Boys，be ambicious！”（孩子们，你们要胸怀雄心壮志！）从此，这句话成为北海道大学的校训，流传一百三十多年，直到今天。

在中国，于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也曾多次提到“中国梦”。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国家梦”而是“个人梦”。

成为一个土豪”也算梦想？

如果问中国的年轻人：“你的梦想是什么？”估计十有八九的人会回答：“我想成为有钱人。”这是我来到中国之后，感觉到非常惊讶的事情之一。其中的原因，我在下文中会做出解释——在日本，把“成为有钱人”当作自己梦想的年轻人已经非常少了。

仔细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自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开始，就已经有了“发财梦”。为了在来世也能成为有钱人，王公贵族们会穿着金缕玉衣”下葬。而没钱买“金缕玉衣”的普通老百姓就抱着用铜钱做成树叶的“摇钱树”，一边入土为安，一边祈祷着自己来世能够成为有钱人。到了清明节或是中秋节的时候，中国人会在扫墓时烧纸钱，祈祷先人们在另一个世界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

从2009年至2012年，我在北京的一家日本文化公司工作。有一次，我应邀参加朋友公司的开业庆典。在路上，我走进一家花店，准备买个花篮以示祝贺，但是眼前的一切让我瞠目结舌——金钱树、发财树、招财树、富贵树、八方招财、金玉满堂……所有赠送用的花草都被冠上了与“赚钱”相关的名字。另外，在送花的时候，我们日本人会直截了当地说，“这是马拉巴栗”，而中国人会说，“这是发财树”。

中国人真爱钱！但是，成为了有钱人，我们会非常幸福吗？当然，一旦成为有钱人，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比如说，我们可以远离早晚高峰时挤公交车或是地铁的痛苦，享受司机开着豪华私家车接送上下班的生活；我们可以不用自己打扫房间的卫生；可以不用亲自下厨做饭；可以不用自己带孩子。总而言之，这种让周围的人服侍自己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不过，有利自然就会有弊。一旦成为了有钱人，那些被称为“富人债”的麻烦事也会随之而来，并且越来越多。比方说，会有很多想骗你钱的坏人像赶不走的苍蝇一样围在你的周围；骨肉至亲可能围绕财产的问题发生争执。十多年前，曾经享誉北京城的湖北菜馆“九头鸟”似乎就是因为钱的问题，最终导致一家人对簿公堂，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

由于长期在日本当记者的原因，我采访过很多日本的有钱人。每当我问他们：“成为富翁后，你觉得幸福吗？”没有一个人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回答：“幸福。”

比如，我曾经采访日本最大的啤酒制造商朝日啤酒株式会社前董事长樋口广太郎先生（1926—2012）。1987年，在樋口先生的领导下，朝日啤酒株式会社推出了被誉为“二十世纪日本最热门食品”之一的啤酒“Super Dry（超爽）”。这种啤酒所引发的“啤酒革命”，不但使正面临倒闭危机的朝日啤酒株式会社转危为安，而且让这家公司一举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啤酒制造商，而樋口先生因此成为了当时的日本首富。

所以，在对樋口先生进行采访的过程中，我也问了上述问题：“成为富翁之后，你觉得幸福吗？”结果他抿嘴一笑，然后拉着我的手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在这间房间里，摆放着阿玛尼、香奈儿等世界知名品牌的高档领带，数量足足有100条以上。

“哇，这真是太壮观了！”我不由得感叹。

谁知樋口先生竟然说：

“如果你想要的话，这些高档领带我统统送给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你的年龄和我交换。”

看到我一脸不解的表情，樋口先生接着说道：

“说句自夸的话，不光是高档领带，高档汽车、大块的钻石，我想买多少都能买得起。但是，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不论我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那就是‘青春’。所以，如果你能把你的‘青春’给我，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其实，当时的我虽然已经算不上年轻了，但是至少比樋口先生小四十岁。在那次采访之后不久，樋口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中国，也有很多拥有成功故事的有钱人，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前任集团主席马云就是其中的代表。2010年9月，马云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做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的精彩程度之高给我这个外国听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演讲的内容大致如下：

20世纪80年代，我连续三年都没有考上大学，最后好不容易考上了杭州师范大学。读大学的时候，我每个月打工挣九十块钱。然后，我把这些钱攒下来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当时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在五年后买自己的房子。其实，在我看来，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非常美好。那时的我的确很穷，但是我觉得每天都过得非常幸福。现在，我变成了一个身家亿万的富人，却要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烦心事。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二十多家公司找过工作，可是他们都拒绝了我。于是，我就开始考虑，要不去美国留学读个MBA吧？结果，我申请的美国高校也都拒绝了我。通过这段悲惨的经历，我领悟到了一点，那就是世界上的“牛人”真的太多了！

三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杭州当地学习英语，而且一学就是九年。后来，我感觉IT时代马上就会到来，所以，在十年前我创建了属于自己的IT公司。当时，我对于网络商务一无所知，所以没有人会听我的话。但是到了现在，全中国的人都愿意听我的，这真是人生最大的讽刺。

在公司成立之初，我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四年前，公司还处于亏损阶段。在那段时间里，虽然我的情绪很低落，但是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对失败的研究。后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不失败就是成功。

除此之外，我还懂得了另外一件在生意场上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一定要满足客户的需求。所谓的做生意，仅此而已。所以，不要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问这样的问题真的是太愚蠢了。

进入IT行业之后，我又体会到了一点，那就是世界需要永无止境的创新。所以，生意人一定要拥有创造力，并且要经常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无限的商机。

至于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之类的事情，还是让国务院总理去操心吧。生意人要是有时间管这些事儿，还不如把这些时间用在提升个人创造力上。

现在，我非常讨厌那些获得了MBA学位的人，当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些羡慕嫉妒恨的。我想告诉所有人，要是有时间去美国读个MBA，还不如去参军锻炼锻炼身体。所以，在我们公司里，那些获得了MBA学位的人不会受到任何的优待。毕竟我们公司想要的是拥有梦想的人。

前段时间，我儿子满17岁了。在他生日的当天，我生平第一次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内容是：“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的父亲，而是你的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到了能够做出这种事的年纪了。所以说，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健健康康地过完下半辈子。最后，我要再次强调一句：“青春时代的穷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非常美好！”

由此看来，无论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富翁樋口广太郎，还是中国的大富豪马云，每个有钱人都无法通过财富来获得幸福。2013年春，马云卸任阿里巴巴集团主席，由此退出商圈。换句话说，他自动放弃了一条能够让他变得更有钱的道路。

樋口广太郎和马云的例子告诉我们，想成为有钱人的梦想是一个特别虚幻的梦想。只有放弃“发财梦”，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梦想”，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当梦想第一次被宣布死刑

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有些长，因为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梦想。

日本的很多习惯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比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每到这一天，日本的小学老师就会做一本小册子，让班上的所有学生都在上面写上自己的梦想。班上的很多男孩子都会在小册子上写“将来我想成为棒球选手”。这是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职业棒球选手都是日本最了不起的英雄。

另一方面，很多女孩子们会写“将来我想成为空姐”。之所以女孩子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当时，空姐这个职业是日趋国际化的日本的象征。如果一个女孩子能够成为国际航班头等舱里的空姐，那么将会有很多坐头等舱的有钱人给她介绍“富二代”。这样，她就会华丽地变身为“灰姑娘”故事里的辛德瑞拉。

可是我非常讨厌每年都不期而至的七月初七。因为我每次都会在小册子上写“将来我想成为钢琴家”，而在此之后，我都会毫无例外地遭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一个不会弹钢琴的人竟然想成为钢琴家？！”听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想狠狠地还击，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的确不会弹钢琴。于是，我陷入了对自己的深深的厌恶之中。

自从6岁上小学时起，我最喜欢上的课就是音乐课。每次看到音乐老师弹钢琴时的优雅身姿，我就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如何都要学习弹钢琴。记得当时我曾经多次恳求音乐老师教我弹钢琴，但是她总是委婉地拒绝我：

“在学校要学习的是唱歌，钢琴要在家里学。如果每位同学都像你这样让我教钢琴的话，我会很为难的。所谓的教育，必须对每个孩子都平等。”

于是，我回到家对母亲说：“我想学弹钢琴。”母亲先是愣了一下，立即开始训斥我：“男孩子应该学习打棒球或者踢足球！”可是，我依然死乞白赖地央求道：“无论如何，我都想学弹钢琴！”接下来，一直用武力说话的父亲终于在忍无可忍之下登场了：“你是个男人，说话别像个女人一样！”父亲大吼了一声，然后一拳把我打倒在地。

虽然倒在了地上，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的梦想，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嘟囔着：“钢琴！钢琴！钢琴……”后来，母亲在家里的冰箱门上贴了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一张以在越南战争中失去家园的难民为拍摄对象的照片。从那以后，每当我提出要学习弹钢琴的时候，母亲就会把我拽到冰箱的前面，指着照片对我说：

“好好看看这些可怜的人吧！世界上有这么多可怜的孩子，他们连饭都吃不饱。虽然我们家这么小，你有父母，弟弟和妹妹，而且大家都身体健康。所以，你就不要再对我说什么‘想学弹钢琴’之类的奢侈的梦想了！”

母亲在家里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基本教育方针，并不是让我们树立远大的目标，然后鼓励我们“一边看着上层世界，一边努力奋斗”，而是让我们看着“下层世界”，教导我们“奢侈是一个人最大的敌人”。这是当时很多日本家长普遍采取的教育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像我父母一样在二战后贫穷的日本农村长大的人的共同特征。可是在我看来，这样的教育真是太狭隘了。

记得在那一年圣诞节，母亲给我买了一身棒球服，并带着最终通牒似的语气对我说：“这是圣诞老人送给你的礼物。”就这样，我在父母的强制之下进入了棒球学习班。虽然，在那之后的3年时间里，我每天都会去打棒球，但是我完全无法融入棒球的世界。

几年后，我的妹妹上小学了。那时，她对钢琴没有任何的兴趣。可是尽管如此，母亲依然对她说：“女孩子必须要学弹钢琴。”然后，母亲为妹妹买了一台价格比钢琴便宜很多的“电子琴”，让妹妹学了起来。

这台电子琴勾起了我对钢琴的无限憧憬，于是我再次恳求父母：“我也想学钢琴。”但是我得到的结果依然是母亲坚定的摇头、父亲严厉的批评和一顿痛打。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买了一本乐谱，然后趁妹妹不在家的时候，独自学起了电子琴。

上高中的时候，我和一直十分宠爱我的外祖母之间有一份“债务协议”——我向外祖母借一笔钱，三年后等我考上了大学，用打工挣来的钱还借款。凭着这一笔借款，我买了一台非常便宜的立式钢琴，然后用剩余的钱报名加入了一间离我家不远的音乐教室。

在一间满是孩子的音乐教室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校服的高中生，这让音乐教室的院长感到无比的惊讶。但是，当我说完了自己的“悲惨经历”，并且恳求“无论如何都请您让我学钢琴”时，院长先生终于接受了我的请求：“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亲自教你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院长先生有着和我类似的经历——在战后贫穷的长野县长大，怀揣着“无论如何都要成为男高音”的梦想离开故乡来到东京，最终进入了日本最著名的东京艺术大学男高音专业学习深造，所以他才能够如此理解我的心情。

在当时的我看来，院长先生点头接纳我的那一刻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瞬间。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描述我的状态，那一定就是“欣喜若狂”。

从那以后，我终日沉浸在钢琴的练习之中。不过，不久之后，那位院长先生对我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的声音条件非常好。所以，别学钢琴了，跟我学声乐吧。”

毕竟他是一位毕业于男高音专业的声乐老师，比起教钢琴，他当然更擅长教声乐。所以，在一个小时的钢琴课上，我会“被迫”练习演唱45分钟。虽然我明确地表达了“还是想学钢琴”的愿望，可是他回答我说：“不，在声乐方面，你一定前途无量！”就这样，我和他做了长达一年之久的“交涉”。没想到，在一年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钢琴要从5岁练起，才有希望达到很高的水平。你已经18岁了，所以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了。”

他的这番话无异于宣布了我的梦想的死刑。在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一个人在失去梦想的时候就会认真地考虑死亡。虽然我最终没有选择死亡，但是在那之后，我哪儿都没去，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了好几天。当然，那间音乐教室我也再没有去过。

经过了那一次的绝望，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梦想，但又没有选择死亡，那么他就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梦想。不！与其说是寻找下一个梦想，还不如说是寻找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更为准确一些。

我十分相信那位音乐教室的院长，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超过了我对父母的信赖。但是从他的口中，我竟然听到了“死刑宣判”。这让我产生了对他人的“极度不信赖感”，我感觉身边的任何人都不能相信。所以，在独自苦恼了几天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从事一项尽量少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而要想避免与人打交道，那么理科的工作一定好过文科，如果能够成为一名科学家，那我就可以整天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专心做自己的研究。

我是一个不快乐的高才生

后来，我考取了东京大学的理科专业。众所周知，东京大学是全日本高校中最难考取的学校，所以我付出了比我的同学多读一年高中的代价。这个代价虽然很大，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考取东京大学更能证明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了。这就像是一位中国的学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他本人一定会受到周围很多人的赞美，他的父母也会觉得无比的骄傲。

可是，那时的我已经有些自暴自弃了，所以我并没有把能否考上大学放在心上。就连东京大学发榜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我都没有去看看自己有没有考上，而是独自一人去电影院看了一场法国电影。直到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部电影名叫《FRIENDS》，是一部讲述生活在法国南部沼泽地带的两位年仅15岁的少年情侣如何孕育并抚养孩子的精彩电影。电影散场后，在早稻田大学入学考试中坐在我旁边的“富二代”又邀请我去了游戏厅。最后，我玩到很晚才意犹未尽地回到了家。

刚一进家门，母亲就满脸笑容地走过来宣布“你考上了！”原来老两口在白天的时候一起去东京大学看了成绩榜。

虽然被告知通过了考试，但我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喜悦，我依然沉浸在钢琴的打击中。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来我走进了全日本的年轻人都无比向往的东京大学的校园，心里都还乌云密布。所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讨厌起大学的生活，不怎么去上课了。

而在众多的课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每周二的化学实验课。这门课的教材上平淡地写着很多诸如“将溶液注入试管后静置5小时”之类的话。虽然我也讨厌其他的课程，但那些课程总能够在90分钟之后结束，只有这门化学实验课会从上午10点半一直延续到深夜。所以我也不得不在实验室里苦守。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闷闷不乐地在实验室里苦等，突然窗外传来了悠扬的《肖邦第一叙事曲》。我先是大吃一惊，然后立即脱掉白大褂，悄悄地溜出了实验室，向着音乐传来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音乐的源头。那是一间教室，里面全都是东京大学钢琴协会的会员，而在教室的入口处赫然写着四个大字：招募会员。

轻轻地敲了两下门之后，我走进了这间教室。

“我是大一新生，因为对钢琴很感兴趣，所以进来看看。”

“哦，原来如此。那你会弹肖邦的哪首曲子？”

“肖邦的曲子？我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

“那巴赫的《创意曲》呢？”

“不，巴赫的曲子我也不会，我只会《小步舞曲》之类的简单曲目。”

“那你加入我们协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和我们的会员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要不你去民谣协会看看吧。”

从那一刻起，我再次陷入了漫长的消沉期。

大学的第二学年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终于迎来了“确定专业”的关键时刻。毫无疑问，那时的我早已放弃了成为科学家的梦想，每天研读欧美文学作品、鉴赏欧美电影——在我看来这样的日子才是最美好的。

一天，我又选择了逃课，一个人走到了原宿的代代木公园。躺在公园里的草地上，我翻开了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响起了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代表作《四季》的最终章《冬》。这首曲子是代代木公园每天傍晚5点时的“报时曲”。一听到这首曲子，公园里的游客们就必须离开了。

当我从草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三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从我的面前走过。她们一直聊着关于钢琴的话题，好像正准备去钢琴培训班上课。

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念头突然跳进了我的大脑：

“对啊！我要成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

我是一个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会马上行动的人，我立即向学校申请由理科转入文科，而且要转入教育学院。

我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因为教育学院是东京大学最冷门的学部。可是对于我这个以成为小学音乐教师为奋斗目标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地方比教育学院更吸引我了。我甚至还想过，今后一直守在钢琴的旁边度过这一生。所以“成为小学音乐教师”成了我崭新的梦想。

可是，我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我所申请转入的教育学院是东京大学这所“全日本最难考取的大学”的教育学院，从那里毕业的学生一般只有两条出路：其一，成为文部科学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的官员；其二，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大学教授。也就是说，东京大学原本就不是音乐类的院校，所以从这里的教育学部毕业的学生没有成为音乐教师的可能。

于是，我的导师建议我：“如果你无论如何都想当音乐老师的话，那你就去东京艺术大学修些课程，拿点学分吧！”天啊！东京艺术大学？！那可是全日本最难考取的艺术院校。

既然导师为我指出了一条“明路”，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位于上野公园另一侧的东京艺术大学碰碰运气。果不其然，对方明确地回答我：我们学校无论是钢琴专业还是声乐专业都只招收全日本实力排名前5的学生。”在那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用尽了各种方法寻找一条能够成为音乐教师的道路，可是一直未能如愿。比如，我曾想过从东京大学退学，转考一所相对比较容易考取的音乐大学，以便拿到音乐教师从业资格证。可是，这样的音乐大学或是限招女学生，或是入学金贵得超乎想象。

事已至此，我不得不放弃了“与钢琴共度一生”的梦想。然后，再次陷入了像被吸进了黑洞一般的漫无天日的绝望期。

后来，到了大四那年的夏天，我非常偶然地读了由当时日本最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吉田秀和撰写的《莫扎特论》。在书的后记中，吉田秀和这样写道：

“因为学钢琴起步较晚，所以我放弃了成为一名钢琴家的道路，转而成为了一名音乐评论家。”

看到这句话时，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地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对啊，“弹奏”的路已经走不通了，但是“书写”这条路不还是一条康庄大道嘛。从今以后，我可以不“演奏音乐”，但我可以“书写音乐”！毕竟那些被誉为古今、东西之名著的书籍我基本上都读过，对于写东西，我还是颇有信心的。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这个念头是我后来选择当杂志记者的最大原因。换句话说，“书写音乐”成为了我的第三个人生梦想。而这个梦想竟然在我大学毕业时轻松地实现了——我成功地进入了日本最大的杂志社。

入职之后，作为新闻杂志的记者，我先后采访了很多古典音乐演奏大师以及音乐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1985年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的俄罗斯人Stanislaw Bunin、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意大利人帕瓦罗蒂等。

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我发现在音乐之外的领域，这些世界顶级的大师也不过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俄罗斯钢琴家Stanislaw Bunin竟然不知道苏美冷战的历史，意大利人帕瓦罗蒂竟然不知道如何搭乘罗马的地铁。

当然，我的新闻采访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典音乐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视线扩展到了政治和国际问题的领域。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国际通讯员大多是欧美问题专家，很少有人涉及中国以及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的问题。所以，血气方刚的我抱着“物以稀为贵”的信念，开始着手研究东亚地区问题，并接连不断地发表了不少稿件。日本有句谚语叫石の上にも3年”（即使再冷的石头，坐上3年也会热起来。类似中文的“滴水穿石”“功到自然成”），在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每天的报道都以东亚地区为核心，所以如今我也被大家谬赞为东亚问题专家。

四十二岁的我，开始疯狂学琴

话题扯得好像有点远了，下面接着说关于钢琴的事情吧。2007年底，已届不惑之年的我采访了一位年长的女性钢琴家。采访结束后，在和我闲聊的过程中，她突然看着我的手指说：“你的手指长得很好，非常适合弹钢琴。”

听到她的这句话，那个在我心底尘封了20多年的“钢琴梦”如同火山爆发一般，一下子喷涌而出。于是，我含着眼泪将我对钢琴的憧憬、从小到大为学钢琴付出的诸多努力等从未向他人透露分毫的事情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听完了我的故事，她再次凝视着我的手指对我说：“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手指，所以即使我们上了年纪，手指的肌肉依然非常柔软。也就是说，只要从现在开始勤加练习，你的‘钢琴梦’一定能够实现！”

那一天是我的人生发生巨大转变的一天，甚至说那一天是我“第二青春”的开始也并不为过。就在那一天，我翻出高中时购买的那台二手钢琴，擦掉表面厚厚的灰尘，开始拼命地练习起来。

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那位女钢琴家非常热情地教我弹钢琴。遗憾的是，2009年夏天，我接到了前往位于中国北京的分公司工作的调令。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一家乐器店，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台雅马哈牌的三角钢琴。与此同时，我立即开始在北京寻找钢琴老师。经人引荐，我先后联系了四位老师。第一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可是登门拜访之后，我发现自己很难尊她为师；第二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在读研究生，短暂接触之后我发现此人的功底有待磨炼；第三位是大连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人品、技艺俱佳，但无奈北京与大连之间路途遥远，只得遗憾作罢。

第四位就是我的授业恩师——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师佟博老师。从拜师之日起直到2012年夏天我返回日本为止，在那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坚持每两周去佟博老师那里上一次课。在我看来，与佟博老师的相识是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而她也是我最为尊重的中国人之一。

在佟博老师的悉心教导之下，我学会了巴赫的《创意曲》、莫扎特的《奏鸣曲》以及肖邦的《圆舞曲》和《前奏曲》，甚至还在北京和天津参加了钢琴表演会。

回到日本之后，我又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找到了一位新的钢琴老师。这位老师原本有77位弟子，全是3岁至17岁的年轻人，而我已经47岁了，比不少“师兄师姐”的父母的年纪还大，可是我对这些丝毫不在意。2013年夏，我和这位老师的其他77位弟子一起在东京世田谷区的民会馆举行了演奏会。演奏会上，我成功地弹奏了肖邦的《夜曲》。然后开始练习更难的舒伯特的《即兴曲》。

我一直认为，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我只是比其他人晚了区区四十年而已。同事们花钱买车，而我用写稿子挣来的稿费买雅马哈牌的三角钢琴；同事们去唱卡拉OK或者打高尔夫，而我就用这些时间练习弹钢琴。所以，没有人会向我抱怨什么，当然也没有人会打扰我的写作和练琴。在我看来，每天练习弹钢琴的一到两个小时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段。

好了，在前文中写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情，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梦想因人而异。梦想并不是类似“想成为有钱人”这么空泛的一句话，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梦想具体化！

而且，越早着手追寻自己的梦想的人，他的梦想就越有可能实现。另外，梦想越大，实现梦想的准备期也就越长。比如，一个人要想成为乒乓球运动员，就必须从小时候开始，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勤加苦练。要是想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还要花5年、10年甚至15的时间刻苦地钻研。

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朋友，我想说的是：

首先，请找到自己真正的梦想。这个梦想并不是明天就能轻易实现的梦想，而是贯穿你们一生的梦想。

那么，大家怎样才能找到这个真正的梦想呢？下面我就传授给大家一个仅限于年轻人使用的好方法。那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三夜，然后不停地问自己“我真正的梦想是什么？”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你不能接触手机或者电脑，即使有朋友来拜访，也必须装作家里没人；不能去学校或者工作的地方，尽量不和家里的人说话；不能看电视，不能看书或者杂志，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复地向自己提问，和自己对话。就这样，三天过后，你一定能够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前进之路。

这是在我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一位高人教我的方法。而且，我真的照做了。结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做出了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决定——我可以不“演奏音乐”，但我可以“书写音乐”。我之所以会有今天，完全是因为当时我像贝类，或者说像蜗牛一样，把自己紧紧地锁在家里整整三天。

人生漫兮，不怕输在起跑线

其实，并不是只有成为某个领域的世界第一才能算是梦想，大家没有必要都成为姚明或者刘翔。

我每天早上都坐公交车去上班。路上，公交车一定会经过一个坡道上的左急转弯。每到这个转弯的时候，驾驶员都会非常巧妙地转动方向盘，不让乘客感受到剧烈的摇晃。作为车上的乘客，每当车辆平稳地转过这个急转弯，我都会在心里对驾驶员说一声“赞”。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特别节目。节目正好记录了那趟公交车的一位年满60岁的驾驶员在退休当天的工作全过程。在始发站，这位驾驶员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坐上了丈夫（父亲）驾驶的最后一班车，而驾驶员则像往常一样驾驶车辆、接送每一个站点的乘客。公交车即将到达终点站的时候，驾驶员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走到了车头驾驶室的旁边。当公交车缓缓停靠在终点站的一瞬间，三个人给驾驶员送上了热烈的掌声和花束，并说：“这么多年，您开车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没有违反交通规则，真是辛苦您了！”驾驶员摘下了工作时的帽子，接过鲜花，先让妻子和两个女儿这三位“最后的乘客”下车，然后自己缓步走下车来。就此，这位驾驶员为自己42年的公交车驾驶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他也在这一刻实现了自己平凡而又伟大的梦想。

再说一个例子吧。在我家附近有一间很小的蛋糕店，那里的女蛋糕师每天都会做很多蛋糕。不过她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都做3个和以往做过的蛋糕都不一样的蛋糕。她说，她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自己能够做出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才会做的原创蛋糕，并给这种蛋糕冠上自己的名字，放在店里销售。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梦想。

中国有13亿人口，那么中国就应该有13亿个梦想，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不管你的梦想是不是“虚幻”或“荒诞”，只要不违法，不危及他人或者给他人带来麻烦，那么这个梦想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珍贵的梦想。所以，当你确信这个梦想就是你的真正的梦想，就请你毫不犹豫地向着梦想实现的方向大步前行吧。

当然，有的人的梦想可能是“做平凡的工作，有一段平凡的婚姻，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其实，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梦想，我衷心地希望这样的梦想也能得以实现。

另外，对拥有这样“平凡”梦想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了孩子，希望你能非常重视孩子的梦想。你的孩子也许会对你根本想象不到的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就像我会对我的父母根本不了解的钢琴感兴趣一样。也许你的孩子拥有你想象之外的特殊才能，而且希望自己的才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可是，如果父母没有发现孩子的梦想，甚至将孩子的梦想残忍地扼杀，这将会是天下最可惜、最可悲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是你的孩子的损失，同时这也是中国未来的巨大损失。

在北京，我结识了一对靠批发服装为生的夫妇。他们的独生女从小就是跳芭蕾舞的好苗子，而且小女孩自己也有当芭蕾舞演员的梦想。可是这对夫妇却说：“跳什么芭蕾舞？将来又挣不到钱！”就这样，小女孩在12岁的那一年，被迫停止了芭蕾舞的学习。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我也曾多次恳请这对夫妇，“让你们的女儿继续学习芭蕾舞吧”，可是他们丝毫不为所动。大家都知道，从艺之人一旦中途放弃，将来想要重拾老本行，将会非常的艰难。可惜这么好的一个芭蕾舞演员的苗子，就这样被浪费了，真是遗憾之至啊。另外，让我感到非常不理解的是，孩子的父母为什么能说出“跳芭蕾舞挣不到钱”这样的话呢？据我所知，日本有不少非常有钱的芭蕾舞演员。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芭蕾舞演员一定会有比日本芭蕾舞演员更多的机会和更优厚的回报。

现在，中国的孩子基本都在家长的要求下培养游泳、钢琴、英语、绘画等各种各样的“特长”。我真心地希望，这样的潮流并不是因为“邻居家的孩子也在学”，而是中国的家长正在帮助孩子找到属于孩子的真正的梦想。

人能不能向前积极地生活下去，这与人的年龄、性别以及居住地没有任何的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就是，一个人是否拥有梦想。

当然，不管一个人有没有梦想，人生的长度只有短短的数十年。百年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回归大地。既然如此，我们难道不应该在有生之年，怀揣着梦想努力地奋斗吗？

拥有梦想，生命才会美丽。

拥有梦想，是只有我们人类才会被赋予的特殊权利。

第三章 怎样生活，怎样工作

选择职业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天职，二是遇到贵人，三是顺应时代潮流。

在大学或是高中、初中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为选择进入哪个行业而迷惘。并且，就算自己下定决心要进入某家公司工作，也基本上都是在几轮面试后就惨遭“婉拒”。找工作无疑是件十分艰辛的事。2013年的夏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699万人，就业形势格外严峻。而日本，虽然是个小国，但也有55万毕业生在为找工作而四处奔走。

如果你不是个“富二代”，又想不劳而获、成为富豪的话，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

首先，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买彩票，并且祈求老天爷保佑，一定要让你中个一等奖。

1948年，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彩票，一等奖是一栋房子。1968年，一等奖由实物奖品变为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的奖金。之后，奖金的数额不断提高，1996年达到1亿日元，2012年增至4亿日元，到了2013年，一等奖的奖金数竟然飙升到了8亿日元！在2013年5月17日举行的开奖大会上，有3位彩民幸运地赢得了奖池中的这笔巨额奖金，引起日本举国热议。据日本的彩票协会称：2012年购买彩票的人数高达5787万人，因为中大奖而一夜暴富的概率，比你当天遭遇交通事故死亡的概率还要低得多。

其次，低着头盯着地面走路。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捡到一个装有巨额现金的皮包。

1980年，有一位名叫大贯久男的42岁卡车司机在东京银座三丁目的一条小巷子里捡到一个皮包，随即上交附近的派出所。通过警察的清点，皮包内装有现金一亿日元！消息传出后，立刻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的《失物法》规定：“在失物招领通告发布半年后，如果仍没有失主前来认领，那么失物就归拾到者所有。”也不知道这一亿日元是不是某黑社会组织见不得光的黑钱，半年过去了，失主仍然没有出现。于是，大贯久男就正大光明地得到了这笔巨款。事后，日本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在报道中称大贯久男为“一亿日元的大贯”。

后来，这从天而降的一亿日元改变了大贯久男的一生。首先，他辞去了卡车司机的工作，然后花了近2000万日元买了一栋高档公寓。另外，考虑到可能会有歹徒惦记着这笔钱，所以他买了防弹背心，还聘请了私人保镖。最后，他头顶着“失物拾得人评论家”的光环，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俨然过上了明星般的生活。

毫无疑问，大贯可谓1.2亿日本人中独一无二的幸运儿了。可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许是因为无法适应生活的巨大变化，大贯竟然患上了重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如果听完了以上两个方法，您还不满意，仍然想不劳而获地成为富豪，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很多方法。比如说：抢银行。

1968年底，东京府中市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由日本信托银行的运钞车运送的3亿日元被劫匪抢劫。这就是日本犯罪史上有名的“三亿日元事件”。案发后，日本警视厅动用了将近17万警员展开拉网式的搜捕，但没有找到嫌疑犯的任何蛛丝马迹。20年后，也就是1988年底，该案件过了诉讼时效，警视厅不得不宣布放弃追查。

但是，在日本，成功抢劫银行而后逍遥法外的案例仅此一个。除此之外，罪犯或是被当场枪杀，或是在被逮捕后判处了无期徒刑。所以，抢劫银行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老老实实地工作一定有出头之日吗？

虽然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方法，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再听下去了吧？好了，如果你不是什么“富二代”，而又想过上富足的生活，那么，你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老老实实地工作。

也许你会问：我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好呢？当然，能够大获成功、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固然最好，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觉得：通过这份工作，即使不能获得多么大的成功，但是稳定的薪资能够让自己过上满意的生活，也就足够了。

选择职业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天职，二是遇到贵人，三是顺应时代潮流。

首先，我来谈谈天职。

所谓“天职”，意如其字，就是“上天赋予的职业”。换句话说，就好像篮球之于姚明，或是跨栏之于刘翔。

姚明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将篮球选作职业。同样，刘翔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将跨栏选作职业。但如果姚明选择了跨栏，而刘翔选择了篮球，那么，他们就不会取得今天的辉煌成绩。

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天职，他就会比选择其他的职业更有可能过上快乐的生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虽然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只要自己喜欢，也就不觉得辛苦了。

既然如此，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天职呢？我在第二章里说过——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倾听内心的声音。这样一来，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在很多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北京有个三十多岁的优秀的摄影师朋友。他曾经是北京市体育队的网球运动员，也曾希望自己能成为李娜那样的世界级球员。可是，在某个阶段，他发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于是，一咬牙退出了“一线”，终结了自己的网球运动员生涯。

听了这个故事，你也许会为他感到惋惜。不过，对于他来说，放弃了成为网球世界冠军的梦想，并不代表着放弃自己喜欢的网球。

除了网球之外，他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摄影。一到周末，他就会带着自己的相机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拍摄人物和风景。至于拍摄的地点，当然不仅仅是北京。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包括风光旖旎的西藏。

就在他不停地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脑海：“虽然不能成为网球运动员，成为网球摄影师也不错。”其实，网球摄影师这个职业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但在中国仍是空白。就这样，他真的成了中国第一个网球摄影师。

如果不是听到他的亲口诉说，我根本不知道拍摄网球比赛是一件对相机和摄影师的要求都特别高的事。比如说，在拍摄网球运动员时，快门速度不能超过1000分之1秒，否则将拍不出清晰的静止画面。而且在比赛中，球员击球时的位置、方向、姿势，甚至是阳光的方向、光量等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每个运动员也有独特的运动个性（就拿李娜来说吧，如果不从下方仰拍，就拍不出能够体现她的跃动感的照片）。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拍出一张好的网球题材的照片比打好网球还要难。

我的这个朋友，原本就是一名专业的网球运动员，所以他可以精确地把握球员们在赛场上的动作和心理。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熟知网球这项运动，因此他拥有比起其他网球摄影师更为明显的优势。

几年前，他去上海参加了“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拍摄活动。回到北京后，他兴高采烈地邀请我吃饭：“新华社终于买我拍的照片了！”

新华社是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旗下拥有众多专门拍摄体育比赛的专业摄影师。为了拍出“上海网球大师赛”参赛球员的英姿，新华社每次都会让这些摄影师“全线上阵”。然而这一次，摄影师们拍出的照片效果差强人意，和朋友的作品相比，更是相形见绌。所以，新华社不得不把他拍摄的照片悉数购买了下来。

后来，他成为中国国内几大职业网球赛事的指定摄影师。不仅是新华社，各大赛事的主办方都争相在公开宣传册及海报上使用他拍摄的照片。

由此可见，我的这位摄影师朋友的天职毫无疑问就是网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要当一名网球运动员。在网球界，除了运动员，还有做球拍的人、设计球鞋的人、修整草坪的人、在比赛中当裁判的人等等，他们都可以被称作“以网球为天职的人”。

对于这些人来说，“网球”是他们寻找天职的关键词。更进一步说，无论是谁，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职的关键词。

在大学或是高中、初中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为选择进入哪个行业而迷惘。并且，就算自己下定决心要进入某家公司工作，也基本上都是在几轮面试后就惨遭“婉拒”。找工作无疑是件十分艰辛的事。2013年的夏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699万人，就业形势格外严峻。而日本，虽然是个小国，但也有55万毕业生在为找工作而四处奔走。

现在，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要参加30到50家公司的面试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每到一年初春的“就业季”，我们就会在麦当劳、星巴克等公共场所看到大量毕业生的身影，他们一般都会拿着厚厚的简历及公司的简介，神情戚戚、不停地叹息。如今，在少子化、老龄化的巨大影响下，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人数比大学计划的录取人数少很多。所以，除了几所特别有名的大学外，考生们几乎不用下什么功夫就能上大学。但是，惬意地读了四年大学之后，这些大学生们将会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尝到人生第一个挫折的滋味。

说起找工作，我想和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本人从事的是与日本书籍和杂志的中文版权相关的工作，因此希望能够广招一些对日本书籍、杂志和漫画感兴趣的人士。也就是说，希望那些对村上春树、《VIVI》（中文名《昕薇》）、《ONE PIECE》（中文名《海贼王》）等日本出版物感兴趣的中国年轻人前来应聘。

虽然入行多年，但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面试中国的年轻人。于是，我向一位关系非常不错的中国企业家朋友讨教经验。在面试中，我会向前来求职的年轻人提问：“最近，你最爱看的书是什么？”结果，很多人都回答说：“《杜拉拉升职记》。”于是，我抱着窥探中国年轻人心理以及中国公司的内部人际关系的动机通读了这本书。随后，我还看了由徐静蕾主演的电影版的《杜拉拉升职记》以及由王珞丹主演的电视剧版的《杜拉拉升职记》。看过之后，我觉得杜拉拉真是太有意思了，而且很有参考价值。后来，在这本书的帮助下，我只要和年轻人一见面，就能判断出对方是否适合某一份工作。

比如，适合做女性杂志的人，一定是一个对自己的妆容和衣着打扮十分在意的人。所以，我会对仔细观察前来面试的女孩子的周身上下，不仅是她们的服饰和手提包，哪怕是手机壳、头发上的发卡等小物件也不会放过。而且，我还会看似不经意地提问说：“今天你为什么会穿一条绿色的连衣裙呢？”

平日里就十分关注自我打扮的女孩子一定是女性杂志的忠实读者，如果她们真的做了这份工作，一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相反，那种今天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衣服或是周末也不喜欢去shopping的女孩子就毫无疑问地和女性杂志“绝缘”。

2012年夏天，有一个刚到北京就来我们公司面试的南方女孩子。虽然我绝对没有从出生地和经历对人加以区别对待的想法，但是从她的穿着打扮和说话的方式来看，我觉得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胜任日本最前沿的女性时尚杂志的相关工作。

由于我在中国的任期已满，无法继续担任面试官，所以我只见过这个女孩子一次。后来，听接替我工作的同事说，他录用了这个女孩子。在惊讶之余，我带着几分确信的口吻预言：“不出半年，她肯定会辞职。”半年后的一天，身在日本的我收到了同事发来的邮件——那个女孩子真的只干了半年就辞职了。

其实，在面试中国年轻人的时候，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如果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不适合我们公司的工作，那他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呢？”

举个例子吧。在一次面试中，一个女孩子拿出她一年前的照片自我介绍：“照片上的胖女孩就是一年前的我。您也看到了，我在一年的时间内减了35公斤。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一旦找到目标就会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的人。”

虽然我对她的减肥经历感到十分惊讶和佩服，但遗憾的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录用她。面试结束后，她走出房间，而我立即开始在心里盘算——她究竟适合什么工作呢？她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可爱姑娘，同时又有想在商务方面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但另一方面，她做起事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是在父亲的百般宠爱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让她每天重复地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这显然不太现实。

犹豫了一会儿之后，我突然一拍手：“对了！日本的拉面馆最近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了。她不是说她父亲在东京开了家拉面馆，而且生意非常好吗？那么，她完全可以女承父业，在北京的三里屯或是其他地方开一家拉面馆，就当是她父亲的拉面馆在中国的分店嘛。”

就这样，尽管我不会一一告诉每个面试者，但对于没被录用的人，我都会想象一下他们的天职是什么。其实，中国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一个只要你从事这份职业就一定能成功的天职。

中国的老庄思想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无为而治。我们的人生正是如此。如果把一个球扔进半球形底的容器里，那么它一开始会在容器里摇摆不定，但最终一定会停在容器的底部。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从事的是自己的天职（球停在了容器底部的位置），那个人就会比从事其他职业干得更长久、更稳定。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冈孝治，是时下日本最炙手可热的装帧艺术家。所谓“装帧艺术家”，就是专门设计书籍封面的人。日本很多著名作家，如东野圭吾、宫部美雪、渡边淳一等日本最著名的畅销书作者的书籍封面都是由他一手包办。据说，他每年能够设计130多本书的封面，所以，他在东京南青山的工作室可谓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大家都知道，书籍的封面就是“书的面子”，它不但不可以和已经出版了的图书封面“撞脸”，而且还要体现作品的内容，同时彰显作家的个性。不仅如此，在设计封面的时候，装帧艺术家们还要考虑图书摆在书店的某个位置时能不能夺人眼球。所以，尽管我的朋友冈孝治有7位助理，但是要在一年之内设计那么多封面，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前几天，他获得了日本最有名的“装帧设计奖”。于是，我去了他的工作室，当面向他表示了祝贺。后来，我们俩闲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其间，他对我说了如下这番话：

“最近，我真的越来越忙。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1点，周六、日也不能休息。但是，我觉得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就是上天赋予我的天职。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压力山大。我本来不是美术大学毕业的科班生。毕业后，先后做过很多工作，最后才成为装帧艺术家。一开始，我想当一名作家或是记者，但我的文笔不是很好。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书，换了很多和书有关的工作。有一次，我听一位非常有名的装帧艺术家说：‘虽然没有读者会完全因为一本书的封面而买下这本书，但如果封面设计出彩，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以后也不会把书扔掉。’我对这句话感触颇深，所以立即向他拜师、跟他学艺。我在他的身边一干就是13年，后来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装帧设计家。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学徒的那个时代，无论工作多么辛苦，我也不会像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那样叫苦叫累，因为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装帧设计就是我的天职。”

由此可见，能够找到自己天职的人是幸福的。孔子也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秀才型”比“天才型”更容易应聘成功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说一个能够帮助大家成功通过求职面试的秘诀吧。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秘诀就是——站在公司的立场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公司为什么要招聘新人。

假设某家广告公司招聘销售人员，而这家公司的老板不太懂互联网以及SNS（全称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即社会性网络服务，专指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因此想要招聘一个擅长网络营销的人才。那么，在面试的时候，你就要表现出自己在网络广告营销方面的特长，哪怕是其中有一定的水分。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只要把两个同行放在一起比较，那么无论是外人还是两个当事人都能立即判断出两人孰优孰劣。比方说，第一次见面的两个中国人用英文对话，交谈的时间不用太长，内容也不用太多，双方就能判断出到底是自己的英语更好还是对方的更好。

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只要让面试官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比自己更有知识和见解就行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其他领域出类拔萃，但如果你想得到面试官的认可，从而获得这份工作，那么即使你对这个领域一窍不通，也一定要在面试前三天拼命地学习，哪怕是通宵达旦。在面试的过程中，只要面试官觉得“这个年轻人比我还懂行，应该能胜任这份工作”，你就成功了。就算你没拿到任何行业资格证书，也一定会被录用。

但是，如果你在面试的过程中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这个面试官”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你应该改变方向。

比如，虽然都在谈网络广告的事情，但你可以把话题引向对方不太熟悉的领域。例如：“我在日本有很多好朋友。通过他们我了解到，日本网络广告业的现状是这样的……”也许你的描述和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但是请不要担心，因为比起陈述事实，你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向面试官表明：我比你更懂网络广告！任何人的知识都有盲点，面试官也不例外。他可能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对日本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面对着你的侃侃而谈，他很有可能会认为：“如果我录用了这个年轻人，将来我们就可以与日本的公司打交道。这样，公司的发展前景会变得更加广阔了。”——如果你真的能够让面试官有这种想法，那么，你就向着成功迈出了一大步。

所谓的“找”工作，自然不是说随便进哪家公司都行，最好锁定自己认为是天职的那个行业里的公司。而且，为了打一场“有准备之仗”，你必须要提高自己对天职的兴趣，同时还要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工作。这样一来，在应聘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浓厚的兴趣加工成这个公司想要的样子就可以了。

如今，互联网空前发达，你完全可以利用它查询到很多有用的信息，诸如你的目标公司主要经营什么业务，总经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公司有什么发展计划等等。到了面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对你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不做这些工作，你的求职就一定会失败。

你要知道，除非你是某家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上下才有可能为了迎合你而改变。这一点请务必牢记。所以，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主动迎合公司。为此，你必须在面试之前就对目标公司展开一番彻底的调查研究，尤其是要弄清楚，这家公司到底在寻求什么样的人才。

到目前为止，我采访过日本社会各界的很多成功人士。通过采访我发现，这些在自己的天职方面大展拳脚的人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人天生就拥有并且只拥有做自己的天职工作的能力。如果不做这份工作，他们就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或者根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换言之，这类人是“天才型”或者“唯一型”的人才。比如，音乐家莫扎特、瓦格纳，画家毕加索、梵高，作家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国诗人屈原和李白。

第二类人虽然不具备什么特别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但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取得一定的成功。因此，他们又被称作“秀才型”或者“万能型”的人才。音乐家巴赫和李斯特就属于这一类，画家委拉斯凯兹、亨利·马蒂斯，作家歌德、托尔斯泰，中国诗人杜甫和白居易，也是如此。

从数量上来看，“天才型”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是“秀才型”。而与“天才型”相比，“秀才型”人才的特长是：一旦知道了自己的天职所在，就会不遗余力地向着天职的方向努力。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哪怕天职是上天注定的，如果不加以努力的话，自己的能力也无法得到提升。

接下来，我想谈谈找工作最关键的第二点：遇到贵人。那些寻找到自己天职的人中，很多是因为遇到贵人而促成事业的起步。比如父母、学校的老师或者是通过什么机缘偶遇的长辈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你事业上的贵人。所谓的贵人，其实指的就是在就业方面给予你影响的人。

在本书的前面也提到过，我曾经在钢琴演奏的道路上遭受过挫折。在那以后，对于未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完全是一片茫然。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一个个都拿到了企业的聘书，只有我一个人毫无目标地四处飘荡，每天都悲观地冥想着：“我生在这个世上，究竟有什么意义？”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最受大学毕业生欢迎的工作岗位是银行、证券、经营顾问之类的金融及经营信息类的公司。有一天，我被同年级的同学拽去参加一家实力雄厚的经营顾问公司的面试。我的这位同学在去这家公司面试的几天前，已经拿到一家证券公司的offer，而我却因为整天浑浑噩噩，还没有从一家公司拿到聘书。

按理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本来应该使出全身解数去赢得面试才对，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如此。拉着我一起来面试的同学对我说：“这个经营顾问公司的社长很有名，哪怕面试不成功，也可以当作是了解社会的好机会，我们去见识一下吧，你就当顺便陪我去面试好了！”当时刚好我没什么事做，就点头同意了。

这家咨询公司位于国会议事堂旁边的一座别致的三层办公楼里。该公司的清水社长对我的同学和我进行了一小时左右的面试。清水社长当时50岁左右，由于成功地将美式经营咨询理念引入日本而在行业中闻名，是当时日本国内为数不多的富有国际视野的企业经营者之一。

“贵公司是我就职的首选，我非常希望能够为贵公司效力……”，面试一开始，我的同学就直奔主题，积极地进行自我推销。而我在他之后略显消极地接着说道：“我还没有考虑好要去哪儿工作……”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位清水社长居然跟我更为投缘，所以话题也渐渐偏离了面试的主题，从商业话题变成了哲学方面的话题。我在学生时代就通读了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作品，尤其热衷于存在主义哲学。因此聊起哲学，我得心应手。相反，我的同学则一味关注如何成为有钱人，对哲学问题知之甚少，所以一直绷着脸不说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和同学才起身与社长致谢道别。过了几天，清水社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两个人再见一面聊聊吧。”

我误以为这意味着拿到了公司的offer，所以匆匆忙忙再次跑到了国会议事堂附近。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得到的是一场耳提面命。

“据我观察，你这个孩子好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作为长辈，把你叫过来，是想跟你好好谈谈。人生在世，既有妥协退让的时候，也有决不放弃、拼死一搏的时候。而我发现，你并不懂得这个道理。我想你自己也应该隐约察觉到了，你并不适合在我们这种经营咨询类的公司里工作，但你决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人生。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生而为人就一定有他的意义。”

我原本以为清水社长会对我说：“你来我的公司上班吧！”没想到，却听到了这样一番说教。不过，清水社长的话句句在理，我根本无从反驳。因此我问清水社长说：“那我究竟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清水社长不改严肃的表情答道：“我感觉你与其在商业方面发展，不如从事艺术领域的工作，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才能。这毕竟只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而已，我们只见过两面，所以我也不能对你妄下定论。与其花时间去问别人是怎么想的，你还不如自己回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作为长辈，我只想给你一个建议，今天回去之后三天之内不要出门了，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扪心自问，你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么做一定能够帮你找到自己的天职。”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交谈就结束了。我恭恭敬敬地向清水社长鞠了一躬，便转身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盘算着按照清水社长的建议试试看。但是，一想到连续三天闭门不出肯定非常无聊，于是我顺道去了趟书店，买了几本书。

在闭关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始终非常认真地正视自己，和自己对话，但这只让我徒增郁闷，什么也想不出来。接下来，终于进入了第三天，我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便随手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在上面写起诗来。那首诗是模仿当时日本最具人气的歌手松田圣子的歌——《琉璃色的地球》而作，收录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松田圣子发行的专辑《SUPPEME》中，为整张专辑赢得了不少的好评。歌词跟旋律都非常优美，但我一直想为这首歌改写一下歌词，让它有另一番韵味。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创作、推敲，最终完成了这首诗。

案边的几本书突然映入我的眼帘。“对了，我担心闭关三天太无聊，不是买了几本书吗？”于是我倒在床上，开始一本本地翻看这些书。其中有一本书是当时日本最有名的音乐评论家吉田秀和所著的《莫扎特》。在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正是由于我没有成为钢琴演奏家，我才成为了音乐评论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是呀，我不也是一样的吗？如果我不能成为钢琴演奏家，那就用文章来表达我的所思所想吧！在经历了前两天的苦恼与纠结之后，我不是在第三天写出了一首动人的诗吗？说不定，‘写作’真的会成为我的天职。”

我领悟到这一点后，就结束了三天的“闭关”思考，出门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晚上回家之后，我给清水社长写了一封“闭关报告”和感谢信。清水社长并没有回复我，之后我也再没有见过他，但是时至今日，与清水社长的相遇仍然让我心存感激。

想去朝鲜的我，却“潜伏”到中国

在这之后，我决定做一名记者，于是参加了好几家大型出版社的面试。虽然我也想过进报社或是电视台，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我一开始曾去NHK（日本广播协会）咨询过，对方告诉我：“如果来我们这里做记者，前十年必须先去地方上的电视台积累经验。如果在地方表现突出，就可以回到东京总部工作。不光是我们这里，其他的电视台和报社也大致如此。”

当时，我非常不想离开正处于泡沫经济鼎盛期的东京，因为我觉得东京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如果我去报社或是电视台工作，恐怕我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都要在地方上度过了。

所以我开始思考，有没有什么方法既能让我留在东京，又能圆我的记者梦。几经思考，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当一名新闻杂志的记者就可以留在东京了。于是我相继参加了多家发行新闻杂志的出版社的招聘，最终被日本最大的一家出版社录用。我正式进入公司的时间就在昭和天皇去世后不久的1989年4月。

进入这家公司的经过非常特别。面试我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在面试中，他突然问我：“你看过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新电影《末代皇帝》吗？”当时，这部电影刚刚获得了奥斯卡大奖，备受世人的关注，影片描述的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

我当然看过这部电影。虽然影片全长将近3个小时，但在看完之后，我仍然觉得非常失望。于是，我如实地回答道：“简单地说，我认为这是一部场面宏大却十分拙劣的电影，是一部被不懂东洋文化的西洋人润色改编的作品，电影中所呈现的中国是西洋人眼中的伪中国。”

听完我的话，面试官红着脸反驳道：“怎么能说这是一部拙劣之作呢？如此让人感动的作品，我很久都没看到过了。”其后，我跟面试官围绕《末代皇帝》这部电影展开了一场绵延不绝的争论。

我是个电影狂，高中那会儿哪怕不去上学也一定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在品评欧洲电影这方面，我有着绝对的自信。大约在那次面试的一年前，我曾在巴黎看了当地最火的电影杂志《PARISCOPE》，发现其中刊载的影评跟自己的观点有很多地方不谋而合，于是我的自信心变得更加强大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面试官是漫画杂志《周刊少年MAGAZINE》的知名主编，这本杂志每周的销量高达450万本，而造就如此空前绝后的销售奇迹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面试官。很多出版社的员工听说竟然有一个学生胆敢当面反驳这位大人物，纷纷聚集到面试场地来围观。

面试时间原定只有20分钟，但光是谈论《末代皇帝》，我们就花去了40分钟以上。二人各执一词，侃侃而谈，到了后来，尽管我们都已筋疲力尽，但依旧难分胜负。最后，面试官说：“你可以回去了。”就这样，我甚至连自己究竟是为什么来到这里都没有弄清楚就离开了。

我本以为这次面试铁定又泡汤了，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接到出版社打来的电话：“下一轮是董事面试，一周之后你再过来一趟吧。”听到之后，我倍感意外，甚至不禁重新确认了一遍：“没弄错吧，真的是我吗？”

去参加二面的时候，我发现社长及其以下的所有董事都聚集在面试会场，社长端坐正中，首先提问：“你觉得学生时代自己做过的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如实答道：“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自豪的事。”后来我又猛然想起了些什么，补充道，“应该是跳国际标准舞。”

在钢琴之路受挫后，我曾试图寻找另一项爱好，于是我加入了东京大学的国际标准舞社团。国际标准舞是一项音乐性和艺术性都非常强的体育竞技项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就在面试之前不久，我参加了全日本大学生国际标准舞锦标赛，并成功拿到了铜奖。

我一说国际标准舞，坐在社长旁边的另一位大人物开口说道：“你觉得国标这么简单吗？我学了5年，在我看来，跳好国标绝非易事。如果你有这个自信说出口，那你现在就在这个会议室跳一曲探戈给我们看看吧。”

国际标准舞分欧洲系和拉美系两个派系。欧洲系国标包括华尔兹、探戈、快步、维也纳华尔兹、狐步舞，拉美系国标包括伦巴、桑巴、恰恰、捷舞、斗牛舞，共计10种。其中探戈和桑巴是我最擅长的两种。我站起来，在没有伴奏和女舞伴的情况下，在会议室的空地上，跳起了探戈的基本舞步，跳了大约30秒钟，会议室里除了社长之外，其他人都纷纷鼓掌喝彩——大学生锦标赛的金奖和银奖获得者都在毕业后走上了专业舞者的道路，我虽然没有成为专业的舞者，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半专业人士了。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只听社长对我说道：“你可以回去了！”我的二面就这样结束了。

就这样，我谈了谈电影，跳了跳探戈，然后顺利进入了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要知道，这家出版社的录取率可是1∶150。

事实上，在进了公司之后我才发现，跟我同一批进来的三十几个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有的在后来成为歌手，有的卧轨自杀，有的因为在自己家里种植罂粟而被逮捕，有的移民到印度，有的去了澳门的赌场工作，有的把牧羊犬当作恋人牵着来上班，还有人殴打主编，然后把公司给炒了……这些都是25年前的事了，现在回过头去想想，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年轻人会被公司录用。泡沫经济时代，着实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奇葩时代”。

要说在工作方面“遇到贵人”，接下来对我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就是这家出版社发行的新闻杂志《周刊现代》的前主编元木昌彦。1992年，时任主编的元木先生对《周刊现代》的记者们激情澎湃地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最喜欢的领域，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专家！”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震惊——当时，日本媒体圈里有一个说法，“一流的新闻记者、二流的电视记者、三流的电台记者、四流的杂志记者”。由此可见，杂志记者在那个年代是最被同行看不起的一群人。而实际上，从一大早开始在编辑部喝酒、打麻将的杂志记者比比皆是，那场景就像《水浒传》中梁山聚义厅里的景象一样。

尽管如此，这位元木主编依然要求我们“成为超越一流新闻记者的杂志记者”。记得当时在场的50多位记者同僚大都对此嗤之以鼻，只有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

说起工作环境，如果身边尽是一些有能力的有识之士，自己自然也会受到激励，但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一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相反，如果身边尽是一些无能或者说是无法让人尊敬的人，那么新人会觉得很容易就能将其超越，自然会变得自信起来。因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并没有把眼光放在内部的竞争上，而是致力于与外部的竞争。

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熟知日本以及中国、中国台湾、韩国、朝鲜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东亚问题专家。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所谓的“外国问题专家”基本上指的是美国问题专家或是欧洲问题专家，而对近邻东亚诸国熟知的东亚问题专家却是少之又少。

当时的日本，还延续着100年前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家福泽渝吉所主张的“脱亚入欧”的观念，就连社会的精英们也对亚洲并不看重。因此在当时，所谓的“亚洲问题专家”，例如中国问题专家，无非就是一些能够背诵毛主席语录、对中国共产党感兴趣的人，“韩国问题专家”也大都只是在日本开烤肉店的韩国人的后裔而已。这些国家都是日本的近邻，但相关的专家队伍却如此薄弱，这让我觉得是一个参与其中的绝佳机会。

决定要成为东亚问题专家之后，我开始逆向思考。中国和韩国有大量的日本问题专家，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呢？首先，他应该是具有很高的日语水平的人；其次，他应该是个日本通，对日本无所不知；再次，他应该能够利用日语与自己的知识储备预测日本短、长期的局面及状况。这样一来，我决心成为一个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亚洲各国语言的人，还要具备与亚洲各个国家相关的丰富知识，并且能够准确预知亚洲的未来。因此，我首先从学习离日本最近的邻邦——韩国的语言开始了。

1993年至1994年，适逢朝鲜半岛爆发核危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第二次朝鲜战争”一触即发，整个东亚局势一时间变得异常紧张。加上1994年7月，朝鲜的金日成主席突然离世，更是为朝鲜半岛的局势增加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在这种状况下，我向元木主编恳请道：“请让我去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一年。”我想到亚洲最后一个锁国国家朝鲜的内部去，好好研究学习。

我原以为，曾到朝鲜采访过一个月的元木主编一定会答应我的要求，可没想到元木主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对我说：“今后的亚洲，朝鲜并不是重点，未来将是中国的时代，如果你想去中国留学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你跟社长说说。”闻此，我当场回复道：“那我就去中国。”

就这样，我于1995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的汉语中心学习了一年。如果没有遇到元木主编，我后来也不会从事跟中国如此紧密关联的工作，更不会走上现在的人生道路。每次一想到这里，我都非常感恩。2012年底的时候，元木主编的长子到北京工作，这次换成我照顾他。虽不能说这是命运的轮回，但这着实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

在工作上接着清水社长、元木主编遇到的第三个“贵人”是我的中国妻子。她于1990年访日以来，在日本的一所高中担任中文教师，这所高中是天皇、皇后两位陛下都莅临过的大名鼎鼎的学校。

决心成为东亚问题专家的我在学习了韩语之后，紧接着又想学习中文。在那时，朋友介绍给我的老师就是现如今的妻子。我在其他章节也提到过，我们于1994年春结婚，直到现在，关于中国的工作她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实在是不胜枚举。我现在是唯一在中国全国性时政报纸和时政杂志有专栏的日本人，在《经济观察报》和《看天下》等发表近百篇文章。我希望2014年也继续给中国朋友介绍日本的最新情况。这20年来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妻子的支持，而是我一个人独自走这条路的话，我即便花200年的时间也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妻子也是我非常感谢的“贵人”之一。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东亚问题领域的记者，正是因为跟这三位贵人的相遇。当然，我遇到的贵人远远不止这三位。所以我认为，选择职业的时候，“遇到贵人”是件特别重要的事。

接下来，找工作第三大要素就是“顺应时代潮流”。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认清时代潮流都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潮流就好比水的流向。长江的流向是自西向东，自高向低。舟行江中，如果顺流而下，必然是顺风顺水；如果逆势而上，肯定要辛苦得多。同样的道理，顺应时代潮流的工作相对容易成功，逆势而行，则一定不会那么顺利。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以来的历史便可一目了然。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资本主义就是“恶”，直到邓小平指示“先富带动后富”，才让时代潮流发生大的改变，使追求利益成为正当的事。很多顺势而动的人们先后成了“万元户”和“暴发户”。

具体来看，1979年章华妹成为中国首个“个体户”；1980年初首家民营饭店“悦宾饭店”开张营业，同年年末，陈春先第一个来到有“中国硅谷”之称的北京中关村创业；1984年，王石创立万科集团，柳传志创立联想集团；1995年，潘石屹创建SOHO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奏响了成名曲的“甜蜜事业”时代。

接下来，20世纪90年代前期，邓小平号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0年代后期，朱镕基总理果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以来，待在国有企业里，就等于拥有了“铁饭碗”，不论企业效益如何，在庞大的国企工作都可以过得很自在。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被废除，很多人面临着“下岗”，而且统一分配住房的政策也被取消。

但是同时，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给中国带来巨大机遇的时代，可谓是“乱世出英雄”。我留学北京大学期间，住在大学校园里的“勺园”。附近的中关村正掀起一股创业浪潮，到处都能看到“Windows 95”的巨型广告牌。北京大学的方正集团正是乘着这股东风，发明了汉字的电脑输入法，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

在中关村，价值一万元一部的摩托罗拉手机卖场里人山人海。在北京大学周边，麦当劳、必胜客相继开张，面向300多名日本留学生的日本料理店生意也特别红火。1992年中韩邦交正常化以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西门五道口出现了韩国城。

1999年，马云在杭州创立阿里巴巴；2000年1月，李彦宏在中关村创立百度。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时代的潮流就是利用外资发展商业以及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孙悦的《祝你平安》《心情不错》等歌曲非常流行，这些歌的歌词也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未来充满着乐观和希望。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即“入世”，21世纪的中国真正迎来了“内需的时代”，而支撑这个时代的是股市和房地产。

关于股市，在中国诞生了1.6亿名股民，2000年我去北京吃饭，人们无论是用餐还是如厕，都在关注着股票价格的变动。书店摆在显眼处的都是跟股票相关的书。每周六的报刊亭里股票杂志《红周刊》堆积如山。那时的股市已经是一个梦幻般的数字了，2007年10月，上证指数高达6396点。

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拉动作用，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房地产热。无论去哪儿都能看到正在建设中的高楼大厦，北京市四环内的房价比过去十年暴涨了十几倍。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5年来的每个阶段，都有年轻人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一夜暴富。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也许会反驳道：“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现在上哪儿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中国如今仍保持着7%的经济增长率。13亿人的大国维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哪怕增长率只有5%，也足以令其他国家钦羡。日本到2012年为止，经济发展的目标都是“保0”，就是保证GDP增长率为0%。因为自从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直到2012年，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只有0.9%。

中国未来还有新的发展机遇，其中一个依据就是，虽然同为中国人，比大陆早一步实现经济腾飞的中国台湾，如今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潮。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蔓延全球，然而统计一下台湾的注册企业数量，2008年是86325家，2009年是88531家，2010年是93609家，2011年是99584家，呈逐年增长趋势。新增的企业多为服务业以及与网络相关的产业，今后，随着SNS的发展，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也逐步兴起，中国年轻人的机会只会有增无减。

日本最为成功的SNS关联企业是日本版的微信——LINE。这家黑马企业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迅速获得了约3亿名注册会员。我在2013年春天采访了LINE的森川亮社长，问他：“您如何看待中国SNS行业的未来？”森川社长简单明了地答道：“我认为中国市场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实际上我上周刚刚去了趟北京进行考察，这次考察让我更加确定，SNS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以上事实再次表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对于当今的中国年轻人还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父辈年轻时所处的时代既没有网络也没有服务行业。在当下，顺应时代潮流而动仍有很大可能取得成功。

在日本，最成功的中国人是谁？

下一个问题，如果要创业的话，何时开始、如何创业才能成功呢？这取决于你毕业和就职之后的情况。

我有一位有着20多年交情的朋友——广华物产的杨伟雄社长。他在广州长大，后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一家商社就职。工作六年来，一直在努力学习“创业所必备的东西”。大约20年前，他在日本创办了广华物产。

对他而言，工作只不过是创业的准备阶段。他一边在商社上班，一边学习贸易决算的方法、各种税费及保险的种类、中日两国的会计结算、相关法律、物流的结构、市场调查的方法、与银行的关系、应对诉讼、两国的企业文化差异等相关知识。

杨社长在日本商社工作满六年之后，觉得该学的都学到了，于是辞掉工作，在东京创业。这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事儿。

为了庆祝他出来创业，我前去他创办的企业道贺，只有一个租来的房间，而且是商住两用。所谓的企业其实只有他一个员工，让我觉得很不放心。我问他：“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生意？”他拿起手边的收音机，开始讲述他的想法：“这是日本制造的收音机，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功能趋于复杂化。而今后日本将步入老龄社会，日本老人并不需要这种复杂的产品。我打算在我的家乡广东省制造一款功能非常简单的电子产品，投入日本市场。比起日本制造的产品，价格会降低不止一个档次，这种商业模式一定能取得成功。”

杨社长激动地跟我描述他的想法，但他口中的成功故事我无法想象。因为我觉得电子产品的功能肯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完善的，而他的想法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似乎恰好相反。

但是杨社长十分自信：“这是我六年来不断探究中日两国几乎所有商业案例所得出的结论，绝对不会有错。”我只能鼓励他：“那就好好加油吧！”

此后，我每年会去看他一两次，他的企业每年都有新的发展。先是在东京租借了办公室，雇员数量也增加到五人，然后超过了十人，后来在东京买了自己的房子，又把产品打入了日本的大型量贩店……

由此可见，杨社长的判断是对的。如果要制造高性能的产品，在日本是不可能胜过索尼、松下的，但是通过加强某些基本功能，可以在价格上比索尼、松下的产品占更大的优势，最终达到在市场上与索尼、松下并存的目的。

事实上，现在在日本畅销的手机机型往往只有两种，那就是最高端与最基本的机型。前者适合对流行趋势非常敏感的年轻人，后者则适合于老年人，他们只需要手机能打电话就行了。广华物产的商品，正是为后者量身定制的。想来，少子化、老龄化的浪潮早已蔓延了整个日本社会，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占到日本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老年人市场反而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2011年3月，日本“3·11大地震”之后，灾区群众最想购买的便是收音机。他们想收听关于余震以及海啸、核泄露事故的最新信息，无奈灾区避难所里连一台电视机都看不到。收音机并不需要具有太复杂的功能，只要能收听NHK（日本广播协会）的新闻就可以了。广华物产的产品正可谓是应时代所需。杨社长于同年夏季研发并销售了电风扇与收音机合为一体的新产品，使灾区群众可以舒舒服服地收听广播。这种想法日本人没有，完全是杨社长的独创。

因此，广华物产的Wintech如今在日本已是广为人知的著名品牌。杨社长2013年夏季还登上了日本的知名新闻杂志《FRIDAY》，该文称他是“日本最为成功的中国人”。

回顾杨社长20年的创业史，不难发现创业成功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熟知商业基础知识（商法、会计、税制、贸易决算等）；

2.由衷地喜欢商业，24小时都在思考生意上的事；

3.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商业哲学；

4.对待生意，不只看眼前的利益，而是有长远的眼光；

5.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掘得第一桶金；

6.待人处事非常灵活，具有能够获得生意伙伴信任的人格魅力；

7.具有一定的启动资金。

如果你拥有上述长处，并且认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那么现在就开始为创业做准备吧！

但是，在创业的初始阶段，至少前三年时间内要做好卧薪尝胆的准备。首先要注册企业，你必须到当地的工商局以及税务局等十来个部门提交申请。装修办公室、购置办公家具和办公用品以及安装消防设施等都十分辛苦。即便经历千辛万苦之后开始正式营业，第一年也通常会由于开销大或者经验不足等原因频繁地遭受失败。第二年，随着员工的增加，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非常复杂。第三年，开始有自己的客户，但是维持与客户的关系也需要下足功夫。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可能会出台新的法律法规，或是社会状况发生变动……可以说没有一刻能不操心。每天都被紧张的工作搅得焦头烂额，家庭内部也容易产生矛盾，导致夫妻不睦。

总而言之，创业需要背负太多的风险，绝非易事。遇到难以跨越的障碍，你也许会后悔：早知道创业这么艰辛，不如老老实实做个小白领，领着稳定的薪水就好了。更加可怕的是，日本商业界人士经常说创业成功和失败的比例为1∶10，也就是说失败的可能性要高得多。事实上，我在中国看到过很多失败的例子。哪怕是开一家小餐馆，或是服饰店，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创业如同探宝。你是一艘船的船长，远远的岛里埋着金银珠宝，但是过去寻宝的船十有八九已经沉没在海底……如果你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拼搏一次的话，那么就做好十足的准备，尝试着创业吧！反之，如果你没有勇气承担这些风险，或是觉得太麻烦，那就完全没必要冒着风险去创业。你还有其他的选择，要么在目前的企业里出人头地，要么另谋高就。

在企业这样的环境里，什么样的人可以出人头地，获得成功呢？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有些许不同。在日本企业里，负面形象少的人晋升更快；与此相对，在中国企业里则是正面业绩多的人晋升更快。

这是中日两国间不同的社会习惯造成的差异。由于日本四面环海，社会趋于和平稳定，“不造成负面影响”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美德。虽然日本跟中国一样也是农耕社会，但由于四面环海，日本的农田不会被敌人掠夺，只要天气不是太糟，第二年基本上能与上一年的收获持平，相同的收获足够保证来年所有人的口粮。

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日本企业也同样适用。比如提出的某个商业计划，如果有50%的概率可以获得1亿日元（约合600万元人民币），但也有50%的概率损失1亿日元，那么日本企业百分之百不会采纳这个商业计划。

在日本，最具有挑战精神的企业要数在日朝鲜人孙正义社长经营的软银（softbank）了。可是连孙正义社长都说：“如果我觉得成功的概率达到了70%，我就会采纳这个商业计划。”这是他的经营理念。而一般的日本企业，如果胜算达不到90%以上，肯定是不会出手的。到2012年为止，我在北京待了三年，接触了很多日资企业，日本商人的想法大抵也是如此。

日本人从不幻想：“如果这件事成功了，最好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日本人思考问题总是从“如果失败了，最坏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开始。也就是说，在探讨一个新提案时，日本人总是要先确保产生最坏结果时所需的“紧急出口”，才开始着手下一步的研究。所以在新提案研讨大会上，大部分人都会持悲观论予以抨击，而提出新提案的人则脸色苍白，疲于应付。而且会议的结论一般都是“下次继续探讨”，关键的部分则总是被搁置起来。

如果不推行新的商业计划，其正面或是负面影响就为零，这就是所谓的“不造成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在日本企业里，决定“不采纳新的商业计划”的负责人会得到上级的表扬：“干得不错！”

那么，一旦决定推行新的商业计划，并且获得了1亿日元的利润，这个员工还会受到上级的表扬吗？这就真的很难说了。从上级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部下取得的业绩也就是自己的业绩，所以，表扬应该还是有的。只是在表扬的同时，上司会对这个员工产生戒备心理——他下次还会不会提出同样的商业计划呢？如果提出来的话，高层应该还是会推行的吧？如果推行的话，他两次连续获得1亿日元利润的概率就是50%×50%，也就是25%；假如第二次也侥幸成功了，那他接连三次成功的概率就是50%×50%×50%=12.5%了。

成功的概率下降，自然意味着失败的概率提升。这样一来，部下的失败在所难免。而一旦失败，他的计划就会立即被认定为“对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他的行为也会被看作是对企业造成了损失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对于上司而言，这种“存在风险”的部下就是一个不得不提防的人物。于是，在部下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上司一般都会表扬，但同时也会加强戒备，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为企业赢得1亿日元的员工是不会出人头地的。这就是日本企业的生存法则。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混得开呢？那就是“不造成负面影响的人”，简而言之就是“什么也不做的人”或是“不采取行动的人”。

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情形就和日本大不相同了——虽然同样是农耕社会，但是中国是个大陆国家。假设战争爆发，如果中国按兵不动，那么到了第二年，中国的领土就会被邻国夺去。所以，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中国要么完善防御措施，建筑万里长城，要么先发制人，夺取邻国的土地。这就像孙子说过的，进攻就是最大的防守。总之，如果什么都不做，第二年的情况一定比第一年更糟，而且越来越糟。所以大陆国家一定要采取行动。

真刀真枪的战争如此，暗流涌动的商战亦如此。一般来说，中国企业的样貌一年一个变。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中国工作。每次拜访中国的企业，我都十分吃惊。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就是：获得了1000万元利润的企业会迅速扩大规模，而损失了1000万元的企业则会大幅缩减规模，有的说不定还会就此破产倒闭。

中国，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社会。因此，能够为企业获取1000万元利润的人才一定能出人头地。所以，中国的员工大多拥有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这让众多日资企业无不羡慕不已。

“上级喜爱”的未必是好员工，但好员工一定深受“上级喜爱”

另外，在日本和中国的企业里，能够出人头地的员工还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受上级喜爱。

我在驻北京分公司工作期间，一共面试了150多名中国年轻人。那时，我深切地感觉到，所谓“人事”和“录用”，归根结底就是看上级是否喜欢你。如果上级喜欢，自然就会录用你，当然也会提拔你；相反，如果上级不喜欢你，自然就不会录用你。如果你是他的下属，他甚至可以让你降职，或者开除你。道理，仅此而已。

看过《杜拉拉升职记》的朋友一定知道，杜拉拉之所以能够大展拳脚，就是因为她深受美国上司的喜爱。如果你是一家中小企业的员工，那么你一定要让总经理喜欢你；如果你是一家大企业的员工，那么你一定要让你的部门领导喜欢你。这就是“硬道理”！

相反，如果你的上司讨厌你，那可就惨了。

和大家说说我的“辛酸史”吧。前文提过，23岁时候的我决定撰文为生。于是，在1989年的时候，我成为一名新闻杂志的记者。然而，就在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碰壁”了。原因是，当时的领导也就是总编非常不喜欢我。

其实，他不喜欢我也是情有可原的——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心高气傲。在作为新员工进入公司的第一天早上，我走进了约有一百个座位的新闻杂志编辑部。当时，偌大的部门办公室里已经有一个人先到了，正一边惬意地抽着烟，一边看着早报。他，就是总编。

“早上好，总编。从今天开始，请您多多关照。”我走上前去主动问候。

“你有什么要求吗？”总编抬起头，眯起眼睛看着我说。

于是，我诚恳地答道：“从大学进入这家出版社，我感到最为惊讶的是，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有人在抽烟。卫生间里的每一个小便池上都摆放着烟灰缸，公司走廊里也是每隔10米就摆放一个烟灰缸。社会上早就在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了，而且作为一名记者就应该为社会大众做出表率，可为什么大家还是毫无顾忌地抽烟呢？退一步讲，吸烟的确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我不想被动吸烟，所以请把我的办公地点安排到无烟区。”

听完我的话，总编的眼神一变，随即面露凶光。他立即叫来工作人员，对他说：“从今天开始，把这个人的座位给我摆到走廊上去！”

就这样，我的座位就从编辑部的办公室搬到了昏暗的走廊里，而我也像动物园里的珍奇动物一样，饱受着在走廊里来来往往的前辈记者们的围观和嘲笑。

一周之后，总编终于把我叫到跟前：“从今以后，你可以进编辑部了！”然后，他又问我：“你对哪个领域比较感兴趣？”（新闻杂志刊载的内容可分为政治、经济、国际问题以及事件、事故、体育、娱乐等众多领域）我答道：“我喜欢政治和国际问题领域。国内问题的话，我对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发展趋势有兴趣；国际问题的话，我对美苏冷战的未来感兴趣。”

话音刚落，总编露出了和一周之前一模一样的表情，然后再次叫来工作人员说：“把这个小子的座位放到娱乐组的最后面！”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总编的方针就是“让新人记者去他们最不感兴趣的领域学习”。说句心里话，对于“某某艺人和谁谁谁好上了”之类的娱乐八卦新闻，我真是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明星也是人，他们喜欢和谁谈恋爱都很正常的事，而且这也是他们的私事，八卦记者为什么一定要盯着这些事不放呢？

虽然，我从心里十分鄙视这种八卦记者，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朝一日，我竟然也被分到专门撰写八卦新闻的娱乐组了。

按照惯例，我首先要去娱乐组组长那儿报到。寒暄过后，他问我：“你最感兴趣的艺人是谁？”

“南天群星的桑田佳祐。他是日本歌手界唯一的天才。21世纪硕果仅存的日本歌手，估计就只有他一个了吧。”

“是吗？那好吧，我一会儿就带你去桑田佳祐家。”

听到这句话，我简直高兴地快要昏过去了。我立即赶回家，换上一身新买的西服，然后跟着组长上了一辆由一位摄影师驾驶的采访车，直奔位于东京目黑区的桑田佳祐的家。

到达目的地之后，我发觉情况好像不太对劲。采访车并没有直接驶入豪宅的大门，而是绕着宅子转了一圈，然后停在了距离豪宅一百米左右的一个树荫处。车停稳之后，组长对我说：“如果桑田佳祐真的如你所说，是个天才歌手，那他一定很受女性的欢迎。今天你就守在这儿。如果到天亮了还没有拍到他的照片，你就给我回来。”

桑田佳祐是个有家室的人，但他太受女性的欢迎了，所以他很有可能出轨。组长之所以让我和摄影师蹲守在这儿，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拍到桑田佳祐和他的“小情人”携手并肩出现在豪宅附近的照片。交代完工作之后，组长转身回去了。我和摄影师强打起精神在车里苦苦地守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我们都没有拍到组长希望看到的那些照片。

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被安排蹲守在著名艺人家的附近，一守就是一整天。在我看来，这种工作应该是警察做的。不过，还真别说，我的工作还真和警察发生了关系——长时间地把车停在别人家门口，这原本就是一个很招人怀疑的事情。所以经常会有真正的警察上前盘问，而我只能撒谎：“我在等一个朋友。”

就这样，我每天都会工作到次日清晨，然后一无所获地回家（通常都是一无所获）。小睡一会儿之后，就立即出门，赶在9点半之前到达公司上班。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偌大的编辑部的卫生（在日本的公司里，打扫办公室的工作几乎都是由新入职员工承担）。打扫完卫生，我就开始背诵《艺人图鉴》。这本书厚达500页，收录了大量艺人的照片，还准确地记录了人气艺人的姓名、年龄、家乡、出演作品以及参加过的电视节目等等。如果是歌手的话，还有他们推出的单曲或是专辑的名称以及销量情况。如果是女艺人的话，还包含她的三围，如：松田圣子，1962年3月10日生，血型A型，身高160cm，体重42kg，胸围78cm、腰围58cm、臀围82cm，堀越学园高中毕业……

总之，只要是书里出现的东西，我们都要记住。而且，组长每天都会抽查我们背诵五至十个艺人的基本信息，如果背错了就会遭到一顿臭骂，或是其他体罚。

记得在工作的第一年，我的假期只有两天。无论是周末还是节日，我都要工作到第二天天亮。即使是日本公休日的“正月头三天”（公历1月1、2、3日，日本的新年假期），我也要为了抓拍艺人“初诣”（新年初次参拜）的样子而不眠不休的工作。如今想想，一年365天，工作363天，休息2天。我不得不说，当年我的身体底子可真好。

就这样过了一年。一年后的某一天，组长给我分配了一项工作——去给一个知名的AV女优拍摄全裸照片。于是，我带着一位专业摄影师去东京都内的某摄影工作室忙活了起来。

回到编辑部后，我感觉周围的同事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有的甚至还在背后给我起了一个低俗的外号叫。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想当初，我进入出版社的时候是想做报道政治及国际新闻的记者，可至今为止，我每天都在写“花边新闻”，爆料艺人的私事。这样的工作本身就已经让我身心俱疲了，现在居然还要为AV女优服务——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我把辞职的想法告诉了两个几个月前刚刚辞职的同事。其中一位是早我两年入职的记者前辈，辞职后，他选择了做足球记者。我跟他说：“我不想干了。”他劝告我：“我辞职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当然是我实在忍受不了编辑部里的那种旧日本军部式的体制构造，第二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我从去世的祖母那里继承了两亿日元的遗产。两亿日元，那可是一个工薪阶层工作一辈子才能赚到的钱，而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这笔钱，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再为别人打工了。但是你不同，如果你辞职了，你就得要为下个月的温饱问题而大伤脑筋。”

另一个是和我同一年进入公司的同事，他和我一样也想做新闻记者，却被派做漫画编辑。所以，他不久后就跳槽到《朝日新闻》去做记者了。听完我的想法，他给我的建议是：“我没有一天不想辞职，可是当时我还没有找到下家，所以只好忍着。当我得知被《朝日新闻》录用了之后，立即向公司提出了辞呈。因此，你要是想辞职的话，最好也要先把下家找好。没找着下家就辞职，不但会为社会增添一个失业人员，而且最终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听了两个人的建议，我暂时放弃了辞职的念头——每天都在没日没夜的工作，哪还有什么时间找工作。不久，公司的人事发生了变化，我所属的编辑部来了一位新总编。他，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元木昌彦先生。也正是他把我从跟踪艺人以及拍摄裸照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那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对下属来说，一位好上司有多么重要。

跳槽后，千万不要当“告密者”

以上是我的一些工作经历以及个人拙见。当然，我很清楚，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跳槽社会”——到去年为止，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整整三年。其间，我和近4500位中国人交换过名片。根据我的粗略计算，在这些人中，三年之内没有跳槽的人大概只有10%，而在同时期跟我交换名片的日本人中，三年之内跳槽的人同样只有10%。

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跳槽社会”里，什么时候才是跳槽的最佳时机呢？

其实，跳槽也分“积极的跳槽”和“消极的跳槽”两种类型。“积极的跳槽”是指，你对当前的工作没有太大的不满，只是因为其他公司开出了更为优厚的条件，或者为你提供了一份更能实现梦想的工作而跳槽。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曾经问过办公室里的中国员工：“其他公司出多少工资的时候，你会跳槽？”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如果工资能上涨30%以上的话，我就跳槽。”

这时，我告诫他们：“在你们的一生中，工资一下子上涨30%之类的，都是浮云。比起这些，你们应该找到自己的梦想所在，并从长远的角度规划自己的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青春时代的确如梦如幻，但是青春时代也同样转瞬即逝。”

“消极的跳槽”是指，你对目前的工作有很大的不满，故此选择跳槽。在我面试过的150多名中国年轻人中，有不少人当时一边在日企工作，一边在暗地里参加其他公司的面试。我问他们：“你为什么想换工作？”他们通常都会抱怨公司里的日本领导有多么不好。有的甚至连他们公司的日本经理违规挪用公款等“企业机密”以及包养中国情妇等“个人机密”都告诉了我。由此可见，这些年轻人对日本人领导的痛恨程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也许这些中国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中国境内的日本公司横向联系非常密切。上个月我刚刚参加了一个日本商会的聚餐活动。在和我同桌而坐的日本人中，正好有一位被部下揭底的公司经理。在同情他的同时，我也在心里暗自思量：“我们公司里的员工去参加其他公司的面试时，会不会也在面试官的面前，把我这个曾经的领导批得体无完肤？”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背后一阵冰凉。

所以，我坚决不会录用那些在面试中对原来的上司进行猛烈抨击的年轻人。毕竟，在公司这种社会组织里，上司可以选择部下，部下却无法选择上司。如果不是运气特别好的话，很多人都很难遇到一个理想的上司。所以，如果他们说“现在的公司对我而言，发展空间稍微小了一些”，这样的理由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他们对原来的上司非常不满，甚至大放厥词，那么在下次跳槽的时候，我就会成为下一个被他们猛烈抨击的对象。

我曾在天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遇到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先生。我问他：“阿里巴巴是如何领导上万名员工的？”结果，马云脱口而出：“我们公司的规则非常简单。听我话的就跟着我干，不听我话的就离开！”

大部分的中国企业老板都像皇帝一样，所以一旦和“皇帝”发生了正面冲突，你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即使你没有被立即辞退，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煎熬之后，你还是只能走辞职这一条路。不过，在提交辞呈之前，请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自己将来的梦想是什么，然后再慎重地选择下一份工作。

总而言之，工作就像是“另一纸婚约”，它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休戚相关。所以，我希望中国的各位年轻人朋友都趁年轻的时候努力找到自己的天职，这样你才不会在被动中度过生命的每一天。

只有找到了自己天职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

第四章 愤怒的青春，最难将息

我在日本做了20多年的政治记者，当今的日本政坛也完全可以用“嫉妒就是一切”来解读。日本有多达722名国会议员，要说他们的个人行为受什么原因驱动，反正绝对不会是“民众的声音”，而是出于个人的嫉妒之心。

致青春，这匹脱缰的野马

2013年春季，在中国上映了一部年度大片——赵薇导演的电影《致青春》。这部影片以一群年轻人狂放而不羁的感情生活为题材，讲述了他们大学时代的青春阵痛。电影中有个女孩淋着大雨，在喜欢的人家门前长久地伫立等待；还有个女孩路过一家小店买了些东西，却因为小店老板态度恶劣，冤枉自己偷了东西，于是她把整家店铺的货架都掀翻，被学校勒令退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再也不会这么执着、冲动了。

回顾自己的青春年代，我觉得当年心中主要埋藏了两种感情——嫉妒心理和愤怒之情。对待周围的人或事，我很容易产生嫉妒心理，或是突然怒不可遏，也因此经常在事后陷入一种自我厌恶的低落情绪中。

人到中年，感情的起伏远不似青春时代了。我变得沉稳了许多，而且也世故了。虽然跟年轻的时候一样，我有时也会对他人感到嫉妒或是愤怒，但是不会像从前一样情绪爆发。如果说年轻的时候，感情像一场熊熊大火，那么现在不过是点燃香烟的那点火苗罢了。所以，我既不会大声咆哮，也不会挥舞拳头，哪怕内心愤怒不已，我的脸上也能挂着微笑。

很多时候，日本人明明很生气，却面带微笑，这一点在中国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这是由于大和民族非常擅长说客套话，真心话却很少吐露。当日本人说：“有空随时来我家玩儿啊！”大部分时候的意思是“千万不要来我家”；国会答辩时，如果大臣说“我会积极考虑这个议案”，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等同于“我不会考虑这个议案”。所以，日本人心里虽然嫉妒对方，口中却会一个劲儿地赞赏道：“你真的太棒了！”明明很生气，却仍旧能够微笑示人。这种技艺，对于成年的日本人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如果你很想知道日本人的真心话和真实想法，那么与其听那个人说了些什么，还不如直视那个人的眼睛，更能探究那个人的内心独白。日本人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耿直的，所以如果他们感到嫉妒或是愤怒，一定隐藏不住自己“憎恶的眼神”。

年轻人经常要直面自己内心的两种感情——嫉妒和愤怒。接下来，我想结合自身的经历，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两种感情。

日本啊，你的名字叫“嫉妒”

首先我想谈谈嫉妒。

2004年，日本有一本书非常畅销，叫《嫉妒的人，被嫉妒的人》。作者是文献目录学家、关西大学的名誉教授谷泽永一先生（1929—2011）。

据谷泽教授分析，过去近1500年的日本历史，完全可以用“嫉妒心理”来解释。甚至可以说，日本历史是由嫉妒心理推动的。

谷泽教授说，日本从古代到19世纪为止，一直崇尚中国文化，并以中国为范本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日本人考虑问题的态度也通常是“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尚未达到中国的高度”。换句话说，长久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怀有一种嫉妒之心。正是由于日本人一直嫉妒中国，并且1500年来保持着这种习惯，日本才得以进步。

其次，谷泽教授还解读了日本的天皇制。为什么日本天皇血脉能够延续125代且从未间断？这是由于成功将嫉妒引发成权力争斗，防患于未然。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的象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却没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当今的日本《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也是日本国民的统一象征。”而真正手握权力的人是位于首相官邸的首相。由于天皇没有任何政治实权，所以日本的当权者不会对天皇怀有嫉妒之心；同样，由于当权者没有权威，当权者的部下也不会对实际统治者怀有嫉妒之心。依照谷泽教授的说法，这种避免产生嫉妒心理的体制才是天皇制的本质。

例如，主持编撰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的名门贵族藤原不比等（659—720），他是第一个通过修史确立天皇权威的大贵族，并由此名垂千古。据谷泽教授介绍，尽管藤原不比等权倾天下，甚至可以将天皇取而代之，但他仍旧编撰《日本书纪》强调天皇的正统性，并且自始至终推崇天皇。藤原不比等此举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周边的贵族对自己产生嫉妒之心。通过这种方式，藤原一族在之后的数百年间，立于日本朝廷不倒，享尽了荣华富贵。

相反，日本历史中那些手握大权、独裁专断的人，由于遭到身边人的嫉妒，都不得善终。日本战国时代（1467—1573）的一代霸主、旷世英雄织田信长（1534—1582），由于他爱护和偏袒农民出身的部下丰臣秀吉，引起了身居高位的部下明智光秀的嫉妒。明智光秀最终在京都策划了“本能寺之变”，暗杀了织田信长。

其后，丰臣秀吉（1537—1598）夺取了天下，称霸之后，无德无能的丰臣秀吉嫉妒才华横溢的黑田官兵卫，立即将劳苦功高的心腹部下黑田官兵卫贬黜到如今九州福冈县的穷乡僻壤。接下来，以如今的名古屋为据点的德川家康（1543—1616）召集了对丰臣秀吉心怀嫉妒的武士集团，与丰臣秀吉的势力相抗衡。虽然丰臣秀吉1598年去世，但是最终两军对垒，在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关原之战（1600年）中，德川家康大破丰臣秀吉遗臣的军队，一统天下。

德川家康开创的江户时代（1603—1867）是一个延续了264年的太平盛世。德川家族15代统治者都居住在江户城（现在的东京皇居），历任统治者都在形式上接受居住在京都的天皇颁授征夷大将军（国防大臣）的头衔。德川将军虽然是江户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但为了避免周围的大名（约280位日本地方上的首领）对自己怀有嫉妒之心，而保存了天皇的权威。

如今的日本政坛情况又如何呢？我在日本做了20多年的政治记者，当今的日本政坛也完全可以用“嫉妒就是一切”来解读。日本有多达722名国会议员，要说他们的个人行为受什么原因驱动，反正绝对不会是“民众的声音”，而是出于个人的嫉妒之心。

例如，目前安倍晋三首相身边的议员中，有几十个议员是他的亲信。如果有一天，其中某一个亲信被安倍首相叫到首相官邸，仅仅因为这个举动，很可能会点燃其他大多数亲信的熊熊妒火。

其他亲信议员的心中，会控制不住地闪现出许多莫名的猜忌：“为什么只有他被叫去了？安倍首相会不会命令他构陷我下台？”这可不是我信口胡说的，是安倍首相身边的亲信亲口告诉我的“亲信的心理”。

不仅如此，执政党即自民党当中，非安倍首相亲信的其他议员，每天都对首相身边的亲信议员们嫉妒不已。同样的道理，在野党的议员也会对自民党的议员怀有嫉妒之心。

那么，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安倍首相就没有嫉妒之心了吗？其实不然。安倍首相也在想：“比起自己，奥巴马总统对邻国首脑会不会更满意呢？”一想到这个问题，他经常被嫉妒之情折磨得睡不好觉。这也是安倍首相身边的人亲口告诉我的。

嫉妒之心并不是日本人才有的专利产品，漫长的中国历史，同样可以说是由嫉妒心理推动的。

二十四史是中国的正史，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熟读130卷《史记》，你会发现，嫉妒的影子贯穿始末，整部作品完全就是嫉妒的“专场秀”。读第十二卷《孝武本纪》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感觉到司马迁对同时代的皇帝汉武帝也隐隐怀有嫉妒之心。

第六卷《秦始皇本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传记。秦始皇是秦国王子子楚的儿子，子楚很早就被送往邻国赵国做人质，因此秦始皇生于赵都邯郸。秦始皇自幼对秦朝宫廷里的王公贵族们心怀妒忌，正是这种强烈的嫉妒心理，成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雄霸中原的根本动力。

秦始皇的亲信王翦将军，率60万大军攻陷楚国之时，为了避免秦始皇对自己怀有嫉妒之心，多次从战场派遣使者参见始皇帝，诚恳地哀求道：“如果这次立了战功，请陛下赐予我一座庄园。”在秦始皇看来，如此三番五次请求恩赐一座庄园的将军，应该没有侵扰自己卧榻之侧的意思。当然，王翦将军数次遣使正是为了向秦始皇表明这一点。

阅读《史记》的时候，我总觉得，作者司马迁是为了表明当权者的嫉妒心有多么可怕，才特意记录下这些故事的。另一方面，助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最大功臣白起将军，就是由于遭到身边人的嫉妒，最后含冤自裁。

第八卷《高祖本纪》描述了秦之后的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一生。刘邦年轻的时候，不仅对秦始皇心怀妒忌，后来又嫉妒楚霸王项羽。刘邦历经千辛万苦，最终统一天下，他的手下有张良、萧何、韩信三位功臣，即“三杰”。张良惧怕刘邦的嫉妒之心，很早就告老还乡了；相反韩信摆出一副“要不是我，怎么可能完成统一大业”的姿态，遭到了刘邦的嫉妒，最终被剪除了。

接下来第九卷《吕太后本纪》是刘邦的夫人吕太后的传记。吕太后也是个嫉妒心很重的人。刘邦晚年对爱妾戚夫人宠爱得无以复加，吕太后十分嫉妒戚夫人，因此刘邦死后，吕太后下令砍掉了戚夫人的手足，把她做成“人彘”关进厕所里。世上最恐怖的，要数女人的嫉妒之心了吧。

中国历史中的嫉妒可谓说不尽道不完，我暂且在这里搁笔。总而言之，我想对21世纪的中国青年读者们说：“你不是一个人在嫉妒。”

关于嫉妒心理，前面提到过的谷泽教授曾下过这样的定义：“把人性这种东西放进锅里煎煮炒炸，最后会剩下漆黑的一块，这就是‘嫉妒’。也就是说，嫉妒心理是人类感情生活中最主要也最根本的东西，而且是一切产生的根源。我们说的‘知性’‘悟性’‘理性’等等，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嫉妒之心。嫉妒心理是人类生活正常运转的马达和引擎。”换言之，嫉妒之心是人心的本质。

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一天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次感到自己内心燃起嫉妒之火？

首先早上起床一睁眼，你看见自己住的房子又小又挤，会对有钱人感到嫉妒；当你打开衣柜准备穿衣服去上班，又会觉得怎么都是些又土又难看的衣服，有钱该多好？在高峰时段挤地铁时，你会对开私家车上班的人感到嫉妒；在公司里，身边的同事被领导夸奖，你也会嫉妒；收到大学同学发来的微信，得悉老同学的工资待遇比自己高得多，也会产生一丝嫉妒之情。

午饭时间到了，今天你还是吃麦当劳的15元优惠午餐。在麦当劳餐厅，你一边嚼着有些湿软的薯条，隔着窗户看到对面俏江南餐厅里，人们在慢慢品尝美食，你也会不由得感到嫉妒。

到了六点，终于可以下班了，同事们都急忙赶去跟恋人约会，而你到现在还没有交往的对象，这时你会嫉妒同事；回到漆黑的家中，打开灯，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你又会嫉妒那些拥有一个幸福家庭的人；夜里守在电视机前看连续剧，看来看去荧屏上都是些俊男美女，你还是会嫉妒不已；睡前洗完澡，在镜子前看着自己肥胖的身材，你一边叹气一边又开始嫉妒拥有良好体型的人。

看吧，一天之内你不下十次对他人产生嫉妒之情，可以说你就是个嫉妒心很强的人。没有人在被评价为“嫉妒心很强”的时候会开心，说不定当你发现自己在嫉妒别人的时候，内心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觉得自己怎么会想这些不该想的东西，甚至陷入一种自我厌恶的情绪中去。

但其实，你无须为嫉妒心理感到可耻，回想一下谷泽教授对嫉妒心理的定义吧：“嫉妒心理是人类生活正常运转的马达和引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嫉妒之心，人类社会都无法发展进步。嫉妒心理，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和媒介。

我们看奥运会，不能光看选手们成功的瞬间。正是由于对其他一流的奥运选手心存妒忌，刘翔和郭晶晶才能拼命练习，斩获金牌。换言之，嫉妒心越强，越能产生强烈的动力，实现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

与嫉妒心理互为表里的，是一种叫作自卑心理的感情。与他人相比，自己在某些方面显得不足，比不上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自卑感，同时也会对他人产生嫉妒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也不该为自卑心理感到可耻，而应该把它转变为一种积极的心态，以及自身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嫉妒心理呢？目前消除嫉妒心理最好的办法是，努力改变现状，改善自身条件。比方说，如果你在公司里上班，春节前夕你获得提拔，年终奖也大幅增加了。比起身边的同事，你的地位跟薪酬都在上涨。那么从上涨这一天开始，你就不再嫉妒身边的同事了。

然而，嫉妒之心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消除的。因为从升官的这一天起，你又会对同一间办公室里比你地位更高的员工产生新的嫉妒之情。在公司工作，就好比是在登山。登山的过程中，随着海拔升高，你所看到的风景也在发生变化。在公司这个小社会里，只有不断地往上爬，才能看到公司新的“风景”。

在公司，除非你当老板，否则不可能完全不嫉妒别人。在工作方面，老板是不会嫉妒自己的部下的；但是在经营方面，老板也会对其他竞争公司的老总产生强烈的嫉妒之情。

因此，内心深处的嫉妒之情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东西，只要你能正确把握嫉妒这种感情即可。如果利用得好，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还能使嫉妒心理转变为促使自己进步的根本动力。换句话说，就是实现嫉妒心理的升华。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情况下，家中的次子比长子更能实现嫉妒心理的升华。我很喜欢足球，经常观看日本职业足球联盟的比赛。在观看日本代表的比赛时，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被选为日本代表的选手几乎都是家中的次子。

如果家里有兄弟两人，由于生长发育的差异，无论是在学习还是运动方面，弟弟一般都不及哥哥。因此，弟弟是在强烈的嫉妒当中成长起来的，而嫉妒的对象正是自己的哥哥。这份嫉妒的感情化作努力的动力，促使弟弟终有一天能够超越哥哥。在日本足球运动员的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成长经历的烙印。

当下中国的年轻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或许很难理解兄弟之间这种复杂的感情。如果有时间，我推荐大家读一读作家余华的畅销小说《兄弟》。对于弟弟而言，哥哥完全是一个嫉妒的对象，作品细致地刻画出了这种心理。伟大的运动员中次子居多，黑社会头目也是次子居多，道理都是一样的。对于哥哥的嫉妒之情如果不能得到升华，弟弟很容易走上邪路，无法回头。

如果弟弟长大后超越了哥哥，优秀的弟弟同样会遭到哥哥的嫉妒。最有名的一对兄弟就是《旧约·创世纪》里的人物该隐和亚伯。

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生下的一对兄弟。哥哥主要从事农耕，弟弟放羊。到了收获的季节，该隐献上谷物给上帝，而亚伯献上羔羊。上帝表示喜欢羔羊，不喜欢谷物。哥哥该隐非常嫉妒弟弟亚伯，于是将亚伯引诱至荒地里杀害了他。上帝询问亚伯的行踪，该隐答：“不知道。”依照这个故事，该隐大概要数人类撒的第一个谎了。最后谎言败露，该隐被放逐到伊甸园之东一片根本无法耕种的农田上。

最近在日本，也有一对兄弟的故事引发了人们的热议。这件事就发生在日本天皇家族。当今的明仁天皇（平成天皇）有两个儿子，皇太子德仁及秋筱宫文仁。2013年底，明仁天皇年满80岁，因癌症动了手术，身体尚未完全恢复，需要尽快指定下一位天皇即位。

实际上，依照皇室的规矩，下一位天皇理应由长子皇太子即位。然而，社会各界传来一种声音，认为从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来看，弟弟秋筱宫比皇太子更能胜任天皇的位子。

首先，哥哥性格过于温和并且优柔寡断，弟弟则雷厉风行，颇有威严。其次，兄嫂雅子素来性格乖张、任意妄为，且患有精神疾病，恐怕难以履行皇后的职责。与此相对，弟媳纪子可以说是一位完美无瑕、无可挑剔的人，也深得当今皇后陛下的喜爱。除此之外，兄长夫妇只育有一位公主，而弟弟却在2006年喜得一位皇子悠仁。还有谣言称，当今的天皇和皇后陛下与次子夫妇相处非常融洽，与长子夫妇却几乎要断绝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皇太子嫉妒自己的弟弟也并非怪事，日语中有句谚语叫“亲兄弟，明算账”，兄弟之间的关系有时也像陌生人一般。由此可见，哪怕是日本《宪法》第1条中明确规定的日本的象征——天皇家族中，也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兄弟关系。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克服嫉妒心理上。要克服嫉妒之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嫉妒心理的升华是最好的办法，但有时嫉妒之心很难被自己的努力左右。例如，身高、容貌等，依靠后天是很难改变的，如果你非要改变不可，那就去韩国接受整容手术吧！但是风险可就大了，因为手术很有可能失败，如果整过容之后比现在的样子还难看，那就惨了。

那么，如果通过努力仍旧无法改善自身条件以克服嫉妒心理的话，该如何是好？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把嫉妒心理扼杀在摇篮里。

结合我自身的经历，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在迎来不惑之年的时候，我的头发掉光了。以前我听说“谢顶是一种遗传”的时候，心想父亲年近古稀头发依旧浓密，我应该不用担心，可谁知世事难料。我每天在上班路上看到地铁里头发浓密的人，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嫉妒之情。

母亲安慰我：“谢顶又不是犯罪，不用这么在意。”这句话完全没能抚慰我受伤的心。有一天妹妹突然给我寄来两本商品目录，是日本两大假发生产商ADERANS和ARTNATURE的产品。我粗略看了下，发现要买一顶让别人完全察觉不出的精巧的假发，居然要花费100万日元约合6万元人民币）。

老实说，我看过之后非常犹豫。或许当我真的戴上价值100万日元的高级假发，就能顺利消除我由于秃顶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但仅仅为了消除嫉妒心理，花费100万日元，我又觉得代价实在是太高。思前想后，我最终放弃了购买假发的计划，并且决定用这100万日元购买一架雅马哈的三角钢琴。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40岁的时候我的头发掉光了，突如其来的谢顶让我猝不及防。秃顶的我自然不再受女性的欢迎，倒也省去了跟女性吃饭、看电影的时间。这样一来我就有大把的空闲时间，练习我最喜爱的钢琴。因此我决心从40岁开始，用十年时间，努力练好钢琴，于是我买了一架三角钢琴。直到现在已经有六个年头了，我还在拼命练习。

换言之，正是由于我谢顶了，才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弹得一手巴赫、肖邦以及舒伯特的钢琴曲。一想起这份喜悦，由于谢顶而产生的嫉妒心理顿时烟消云散（但是，我对钢琴家的嫉妒之情，这辈子都不可能消除）。

在中国，我有一位80后的朋友，是一个身材非常娇小的女生。她跟我说，每次她在大街上看到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都会投去嫉妒的目光。如果这些高挑的女生身边还站着一个帅哥，两人牵手漫步，那么她的嫉妒之情更是增加不止两、三倍。

我建议她：“你要是这么在意身高，不如干脆来日本吧！”在日本，身材娇小的女生，深受男性的欢迎，他们觉得这样的女生很可爱。大约是10年前，有个身材特别娇小的女孩在我们公司打工，却几乎每天都在更换不同的约会对象，最后还和一个仿佛从偶像剧走出来的男主角一样的超级大帅哥结婚了。

我想说的是，通过改变自己的位置，可以消除嫉妒心理。比如说，跳槽、搬家、留学等等，从广义上讲，结婚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结婚就是中国人说的成家立业。

关于嫉妒心理，还有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尚未提及。那就是不仅是你对他人怀有嫉妒之情，他人也会对你产生嫉妒之情。

比如说吧，如果你是个“富二代”，那么百分之百会遭到身边人的嫉妒；如果你是清华大学或是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那么其他大学的毕业生自然也会嫉妒你；如果你貌美如花或是帅气过人，对不起，你也逃不出被嫉妒的命运。我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让人惊艳的美女，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北京，一百个人当中差不多只有一个，比例为100∶1。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成为这1%，那么肯定会感觉到，周围人都朝你投射来嫉妒的目光。没办法，这就是美女的宿命。

我年轻的时候跟一位大美女交往过，虽然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当我跟她一起坐地铁，或是看电影的时候，总是能感受到周围人的注视。这种感觉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也让我重新意识到：一个美女，无时无刻不受到身边人的关注。

我还发现，无数投向美女的灼热目光，不仅仅来自男性。男人在大街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女看，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同样身为女人，也会盯着美女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于是我询问了当时的女友，她轻轻一笑说道：“这还用得着问吗，当然是嫉妒的眼神啦！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都会关注比自己长得漂亮的！”

后来我接触到一个“高富帅”，发现帅哥们感受到的嫉妒之情绝不亚于美女们。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不仅外表英俊，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是个典型的“富二代”。

在日本有一种观念，认为医生都很有钱，因此医学院的学生基本上都很受欢迎。而且我这位同学还是东京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这里聚集的可是90名全日本最出类拔萃的医学界的明日之星。所以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跟数不清的美女们交往。

就在他拿到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证之后不久，他的父亲突然逝世了。他的父亲是静冈县一家实力雄厚的医院的院长，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子承父业，就任该医院院长。我去静冈县访问他时发现一件特别令我震惊的事：整个医院有将近100名年轻的护士和女性服务人员，她们全都向我这位院长朋友投以炽热的目光。的确，只要抓住这位青年才俊，就能顺理成章地晋升为院长夫人，单单是跟他挽着手走在街上，也会觉得特别自豪吧？因此，晚上和他小酌日本酒的时候，我不禁拿他开涮：“人都说中国‘后宫有佳丽三千’，你这‘后宫’有佳丽近百也让人羡慕得紧啊！”没想到他正色道：“没错，我现在的确还没成家，如果我向医院里工作的任何一位女性求婚，她们都会答应嫁给我，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做。其实，经营一家医院最困难的并不在于如何治愈患者的疾病，而是如何避免这100个女性相互之间争风吃醋、因爱生妒。比如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我对身边的护士说：‘麻烦把笔递给我。’就因为这一句话，这名护士很有可能陷入嫉妒的旋涡之中，周围的人会谣传‘院长果然对她有意思’等，所以在医院里要尤其注意处理好跟女性的关系。”

不久以后，朋友到东京一家婚介所注册了会员，和一名跟医学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白领相亲结婚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医院里女性们的嫉妒之情，他特意不从“后宫”近百佳丽中选择配偶，并且婚后也坚决不让夫人踏入医院半步。正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医院才得以逐步扩大规模，发展得如日中天。

回到之前的话题。说到被嫉妒，比如你升职了，尽管地位没有太大的提高，但你邻座的同事从你升职这一天开始，肯定会开始嫉妒你。就好像有一个人，迄今为止都是徒手的，突然有一天，他在腰间佩带了一把手枪，而且枪口指向你，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情势了。

在一个组织内部，嫉妒的总量很有可能是守恒的，虽然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种定律。简单来说，如果你不再对某人产生嫉妒之情，那么嫉妒的能量一定会转移到组织内其他某个人身上。而且，组织内部的嫉妒，其能量永远不可能为零。

那么，如果周围人嫉妒的“枪口”都对准你的时候，你该如何防备呢？之前我举过一个职场上的例子，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你不断爬上高位。比如说，你喜欢打篮球，经常跟你一起打篮球的同事球技比你好那么一点，对你而言，他就是一个让你嫉妒的对象。但是你绝对不会嫉妒姚明吧？中国有句俗话叫“树大招风”，但是擎天大树就不招风了。

然而实际上，要如此好运的以火箭速度获得提拔，这条路可没这么好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当其冲的一点是，你必须牢记：当你遇到什么好事儿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被身边的人嫉妒。日本有句谚语叫“他人的不幸就像蜜一样甜”，在中国也是这样，“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你必须充分理解这一人类社会的原理，明白“自己的好事就是他人的坏事”。如果你遇到什么好事儿，千万不要张扬，这样才能缓和周围人的嫉妒之情。

在日本，有很多被称作“道”的竞技艺术。比如柔道、空手道、合气道、相扑道以及并不是体育项目的象棋道。这些竞技全部是一对一的较量，败者如何表达不甘是败者的自由，但是胜利的一方不可过分夸大自己的喜悦之情，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为如果胜者在赛场上高呼万岁的话，会遭到赛场上所有参赛选手的强烈嫉妒，对他今后的竞技人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专业的象棋比赛中，观察比赛结束后的情形，你会发现面带苦涩表情的往往是胜者，而微笑的一定是败者。

我曾参加过中国日本商会的聚会。商会的日资企业共有7000多家，通常三家企业中有两家能够盈利。盈利的企业的总经理通常是缩着脖子不怎么发言，相反，越是亏损的企业，越是在聚会上大肆批判中国。由于批判的声音很多，所以驻北京的日本媒体特派员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在中国做生意已经不可能盈利了，并且向日本发回类似的报道。然而，这完全是误导性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3年白皮书》显示，即使是在中日关系最糟糕的2012年，日资企业对中投资总额仍旧同比增长16.3%，上升至73.8亿美元，在全球位列第一。并且，进入中国市场的日资企业增加到22790家。当询问这些日资企业的老总：“对于今后一两年在中国的经营，有何打算？”有52.3%的企业经营者答道：“会继续扩大规模。”

日本是一个狭小的岛国社会，日本人如果遭到身边人的嫉妒，无处可躲。因此在遇到好事儿的时候，日本人会本能地尽量保持低调，以避免引起嫉妒，掀起不必要的风浪。

而在中国，如果你在北京遭人嫉妒、受到排挤，那么你可以去上海，调整状态、东山再起。也就是说，“爬到更高的位置让别人嫉妒去吧”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低调做人吧！

如果这样都不能消除周围的人对你的嫉妒之心，那就想办法向周围的人提出和解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你的行动和态度，向他们明确表示：“我并不是你的敌人。”这种方法也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也能应付得了一时。

比如，你刚刚进入一家10人规模的公司，老板非常赏识你这位新员工。这样一来，比你先进公司的其他10个员工全都将嫉妒的“枪口”对准你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老板对你的“庇护”，与其他10个员工对峙。但这并不是个好办法，因为无论老板有多么赏识你，对于老板来说，公司的利益大于一切，如果你的存在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效益，那么对不起，被炒鱿鱼的一定是你。

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你没有辜负老板对你的赏识，签到了一笔订单。老板一高兴，发了个“总经理奖金”共计500块钱给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拿着这500块钱，请其他10个员工一起去吃饭。如果用500块就能淡化周围的人对你的嫉妒，你应该觉得“很划算”了。春节回家的时候，买点家乡的土特产，回到公司后发给其他人也是个好办法。

总而言之，向周围的人表明“我并不是你的敌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有些麻烦，但这是一场灭火行动，旨在消除周围的人对你的嫉妒之火。职场上一旦起火，最先遭殃的人一定是你自己。

最后，告诉中国的青年读者一个真理：仅仅因为你年轻，你也会成为嫉妒的对象。要说是谁嫉妒你，那就是这个世上的老年人。

人在上了年纪之后，无论是谁都会思考死亡的问题。例如年逾古稀的老人再活十年的概率并不大，然而对于90后的年轻人来说，再活十年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老年人对年轻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嫉妒之情。

你在公共汽车或是地铁上，会给老年人让座吗？如果你从不让座，那么从今天开始养成让座的习惯吧。这不仅可以减少老年人的疲惫感，还可以缓和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嫉妒之火。只有当老年人感觉自己被年轻人尊重的时候，他们对年轻人的嫉妒之情才会消退。

而嫉妒心理，是到老都无法消除的。

失去了怒火，就失去了青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与嫉妒心理并列的年轻人最容易产生的另一种感情——愤怒。

回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为了一点小事生气。早上在公共汽车站台，为了通勤巴士迟迟不来而生气；夜里回家路上，为了路口的交通信号灯迟迟不变绿而生气。一天到晚至少要生气几十回。我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性急的人，我多半是遗传了父亲的这个缺点，情绪经常阴晴不定。

但是最让我生气的要数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在出版社的新闻杂志编辑部工作，有时新闻的主角会拒绝接受我的采访，有时我还要应付读者的投诉电话，没一件事不让我心烦的。而且每周的周二、周三、周四都是截稿日，每次交上去的稿子都会被上司批得狗血淋头，压力大得不得了。

当年还没有电脑，写稿都得用钢笔在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所以一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如果上司说“太无聊了”，把稿子退回来，我就得从头重写。如果第二次仍旧被评为“没意思”，那加起来总共就要写1.5万字了。所以哪怕我从傍晚开始写，也很快就到深夜了。这样一来，上司就会不耐烦地命令：“你给我通宵重写！”然后自己就先回去了，而我只能留在公司接着写。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好不容易熬夜改完，可如果上司说：“还是挺无聊的！”那我仍旧得重写！

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的顶头上司和我的思路完全是南辕北辙。我经常会深度采访，挖掘一些其他报纸或是电视不曾报道过的独家新闻，并且引入美国最新式的报道体裁。当时媒体最发达的国家要数美国，美国记者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为据点，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报道体裁。例如，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记者个人的想象和类推，这是一种介于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写法，有时甚至还会加入悬疑的手法。

但是我的上司认为，报纸和电视上已经报道过的内容，哪怕是重复的东西，人们也想看。他还认为新闻杂志上的报道，惯用一些夸张的形容词，或者大量引用某位名人的评价，这种很早就有的固定写法，读者都已经习惯了，所以不需要创新写作手法，人们自然会去读。

总之，我的上司是个典型的保守派，而我是个典型的改革派，我们俩可谓水火不容。所以每周，一到截稿日，上司虐我千百遍，我待报道如初恋。那时我觉得，这个上司完全是一个农村出生的草根，他甚至连护照都没有申请过。

然而所谓组织就是，上司能选择部下，部下却无法选择上司。并且那个时代日本公司的常态就是上司甚至可以殴打部下，而部下连一句怨言都不能吐露。因此，我的顶头上司可以对我出言不逊，有时甚至揪住我的前襟痛骂，而我无法反抗，这就是组织的规则。2013年夏天播放的电视剧《半泽直树》打破了日本近30年的收视记录，讲述大银行里出人头地的竞争故事，详细描写了日本大公司内部的上下关系。

日本经历了近700年的武士统治后，于1868年通过明治维新，过渡为以军队为中心的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后，转变为了以“企业战士”为中心的社会，并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虽然日本社会历经多次变革，可谓脱胎换骨，但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却岿然不动。而武士道精神最重要的道德元素就是孔子倡导的“忠”。

所以每当上司对我说“写得真无聊”的时候，我都只能低着头说：“非常抱歉。”有一名优秀的同事，跟我同年进公司做记者，由于受不了日复一日的巨大压力，他在痛打了总编一顿后，当天就辞职走人了。这就是武士道精神所谓的“切腹”，而我没有切腹的勇气，只能一直忍耐。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在被上司痛骂一顿之后，我都会离开公司，到附近的护国寺去，在寺院里大声喊：“混蛋！”寺院里的本尊佛祖看到我，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狂躁之徒吧。

除了工作上生气，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有件事让我很不爽。倒不是饭菜的味道不好，而是我实在无法忍受刺鼻的烟味。当时的日本，还没有禁烟的概念，餐馆也没有分区域设座位，以避免不吸烟的人被动吸烟。大多数日本人都在吃饭的时候抽烟，其中不乏年轻女性。

我的呼吸系统一直不好，闻不了烟味儿。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中吃饭，有一种想吐的感觉。特别是烟味儿附着在寿司、意面上的时候，我简直一口都吃不下。但是在20年前的日本，如果你向餐馆的服务员投诉，也不过是徒然罢了。而且往往其他吸烟的顾客会火冒三丈地说：“凭什么不能抽烟！”并且跟我大吵一架。由于店内并没有规定禁止吸烟，往往就演变成了抽烟的顾客加上服务员针对我一个人的骂战，结果当然是我被扫地出门。

所以，当1995年日本首家星巴克在东京银座的松屋商场背后开张的时候，尽管单程就要花费30分钟以上，仅仅为了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我会专程坐地铁前往银座。这不仅是由于当时星巴克的咖啡口感特别醇正，更是因为星巴克是日本最早的一家倡导“店内全面禁烟”的咖啡馆，这一点非常符合我的口味。能够不再忍受烟味儿的困扰，喝上一杯咖啡，在20年前的日本，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居然好意思称自己是“亚洲第一的发达国家”，其实真没什么发达。

不久之后我开始学习中文，这个过程中我经常生自己的气。从小到大，无论是学习语文、数学还是英语等科目，我从来没遇到过跨不过去的坎儿，但是学习中文我却屡遭挫折。

很多日本人觉得中文跟日文一样，都使用汉字，所以很简单。这完全是个错觉。的确，哪怕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开《人民日报》，也能区分出眼前的新闻报道究竟是政治方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因为“政治”和“文化”这两个汉字和日文的写法一模一样。

追溯汉字的历史，你会发现古代日本使用的所有汉字都是从中国引进的。那时没有版权特许权类的概念，是中方给我们免费提供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开始逐步把外来语译成汉语词汇，这时，日本人创造的汉语词汇反倒被中国引进，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譬如，中国人现在普遍使用的“共产党”“革命”“社会主义”等，都是中国古代没有的词汇，这些政治、经济概念上的词汇，大多数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访日的留学生从日本带回中国的。

然而对于日本人而言，中文简单易懂只是因为汉字的“外形”与日文相似而已，一旦想要开口说中文，那发音的差异就好比隔着一座比富士山还要高的山。因为日语的发音只有“五十音”，而中文的发音多达405种。

学习中文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口中就像有一个交响乐团。日语的发音顶多就是小提琴、大提琴跟低音大提琴的合奏，而中文的发音还要在这些弦乐器的基础上加上木管乐器、金属乐器和打击乐器等等，各种各样的乐器必须齐上阵。不仅如此，中文里还有日语中没有的四声，四声就好像交响乐团的总指挥。实际上我在学习四声的时候，就好像指挥家挥舞着指挥棒那样，时而仰起头，时而低下头，才能准确地发出四种声调。

最让我觉得难为情的事是，“我是日本人”这句对于日本人来说非常基本的一句话，总共才5个字，我却用了将近半年时间才能准确地发出这5个音。对于日本人来说致命的一点就是，“日”这个字当中“ri”的发音是最难的。同样，酷暑难耐的夏季，日本人也没法儿开口说“热”字，因为“re”的发音同样很困难。

无论如何我都发不出“r”的音，我的中文老师对我说：“那么，下周再接着过来练习吧。”于是我很不甘心，生气地离开了教室。然而下周，下下周，我依旧发不出这个音。最后我甚至带了把勺子去教室，把勺子含在口中以矫正舌头，进行痛苦的发音练习。

汉字就在眼前，我虽然知道它的意思，却无法读出，没有比这更折磨人的了。苦苦练习却没有成效，我的中文老师责备我道：“中国13亿人都能很平常地发出这个音，为什么你就不能呢？”让我觉得更加无地自容了。因此我对自己感到特别愤怒，气得乱挠头发，或是打自己嘴巴，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经不住这样反复的折腾，大部分日本人都放弃学习中文了。现在，日本的大学生有一半以上正在学习中文，但是恐怕90%以上的学生在没能正确发出“我是日本人”这句话之前，就大学毕业了。几乎可以说是学无所成。

北京大学附近有一所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这所学校的日本留学生每天晚上都在重复着一个“悲剧”——他们一旦出门去玩儿，就没法儿回学校了。

当时北京还没有地铁10号线，留学生们回校几乎都得打出租车。但是“语言学院”这四个字的发音对于日本人而言非常困难，初学者往往涨红了脸也发不出这四个音，出租车司机更是听得一头雾水，觉得“这些个老外讲话完全不知所云”，因此拒载过他们。有的日本留学生怒而回国：“连自己留学的大学叫什么名字都念不出口，这个中文不学也罢！”这一点我倒真该感谢自己的留学地北京大学，这个校名对于日本人而言比较容易发音。

话题扯得有点远了，我来谈谈愤怒的本质吧。

从前我拜访过日本一位著名的精神医学家和田秀树先生，据和田博士研究，愤怒的根源有两种。

一种是来自大脑边缘系统的愤怒。边缘系统又称“古脑”，从动物的进化过程来看，“古脑”在古代就已经发育完成。例如人在被殴打的时候，边缘系统最先反应。这时边缘系统会向交感神经发出指令，要么本能地还手击打对方，要么立刻逃离。狗对着人狂吠也是来自边缘系统的一种反应，是愤怒的本能表现。

另一种愤怒来自只有人类才进化出的大脑皮质。人在被殴打的时候，可以进行冷静的思考：如果我现在还手，对方太过强大，自己根本不是对手，或者很有可能会以故意伤害罪被逮捕。最终得出结论：目前暂时忍耐，等来日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报复。大脑皮质抑制从边缘系统产生的本能的愤怒之情，并在一定时间内作出最合适的反应。怨恨也好，前面提到过的嫉妒心理也好，都是来自大脑皮质的愤怒情绪的一种延续。

人类存在瞬间性的强烈愤怒之感以及持续性的缓和的愤怒之感，这两种愤怒通过复杂的组合，决定我们在实际情况下采取何种举动。

那么，人们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愤怒呢？和田博士说，是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用中国的说法就是“丢面子”的时候。无论是谁，都有自尊心，被他人辱骂，或是被人看轻时，都会感到愤怒，这是因为伤害到了个人的自尊心。

日本六大报纸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每周六都会有一个“盘点常识”的栏目。前几天我在这个专栏上看到了一个关于“愤怒”的特辑。依据报道，人的愤怒情绪产生的根源多是由于“计划被打乱了”。例如，跟男朋友约好晚上6点见面，但6点半了他还没来，于是女孩子很生气。那么她生气的原因就是“计划被打乱了”。

再比如说，员工提交了一份报告，上司看完后勃然大怒，喝道：“写的什么破玩意儿！”这时发怒是由于员工所提交的报告比上司预期的内容要差，上司的愤怒产生的原因也是“计划被打乱了”。父母对孩子生气也是一个道理，父母所设想的计划被孩子莫名其妙的行动完全打乱了。

那么，当发现自己很生气的时候，该注意点什么呢？特辑中指出了两点：

一是不要随意在脑海中自行编故事。例如，刚刚提到过的，跟男朋友约好了晚上6点见面，过了30分钟对方依旧没到。这或许仅仅是因为交通拥堵，公共汽车晚点了，如果女孩子陷入胡思乱想之中，“一定是他不把我放在心上，所以故意迟到的”，“说不定，他在见我之前，去跟别的女孩约会了”等等，这种随意编造的故事只会进一步助长愤怒之情。

二是不要过于计较对错。约好晚上6点见，男朋友却迟到了，这的确是他的错，但是一味地计较对错并且单方面地指责他，只会挑起他的愤怒情绪。不过是迟到了30分钟，犯不着一直生气下去。

和田博士也提出了感到愤怒时需要注意的地方，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争取时间。当你感到愤怒的时候，忍耐4秒钟！愤怒的情绪会从边缘系统转化到皮质，避免发生诸如殴打对方致伤等严重的事件。因为一旦事态无法扭转，很可能会遭到对方起诉。

二、转换心情。当你对上司感到特别气愤的时候，可以拿出手机，看看刚出生的女儿的照片，心里想着“为了女儿，加油！”这样，你的怒气也会慢慢消解。分散自己的精力到其他的地方去，可以达到转换心情的目的。

一个哲学故事：如何体面地老去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夜里买醉，以发泄愤怒之后的压力。一直喝到烂醉如泥，然后沉沉睡去。这样，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虽然由于宿醉身体不舒服，但是前一天的怒气通常都消散了。

后来有一次，我跟日本作家协会会长、《苍穹之昴》的作者浅田次郎先生一起聚餐的时候，他对我说：“一旦发生了什么特别值得生气的事就借酒浇愁，这样的人是最愚蠢的。因为愤怒已经是精神上的一种伤害了，你还要喝酒，对肉体造成新的伤害。喝酒的时间本来就是无用的时间，喝完之后酩酊大醉，更是在荒废时间。在人的有生之年，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举动了。所以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滴酒不沾。”

这番话仿佛就是真神阿拉对我的告诫。中国有个词组叫“吃喝嫖赌”，我这个人既不是什么美食家，也从来不狎妓，对麻将和老虎机也不感兴趣，但是只有一样，那就是爱喝红酒，我23岁到29岁的工资，将近有一半都贡献给世界各地的葡萄酒庄了。结婚后妻子开始管理存款，就“空瓶”少了。

但是要完全戒掉红酒，对我来说太难了。为了少喝酒，我跟自己约法三章。原则一，不在家中饮酒；原则二，减少饮酒次数；原则三，只在开心的时候跟好朋友喝酒。遵照以上三个原则，我饮酒无度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

戒酒的另一个办法，就是迅速逃离感到愤怒的地方，努力转换心情。上面提及过，上司命令我重写稿子的时候，我会跑到附近的寺院里，呼吸新鲜的空气，给自己换个心情。如果有三连休，我会独自一人去海外旅游，玩儿个三天两夜。

2009年我调到北京的分公司工作之后，公司附近的星巴克对于我而言，又成了一个绝佳的“逃离场所”。回想起我在北京工作的3年，包括午餐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想要逃到星巴克去。在星巴克这个“根据地”，端起大杯咖啡，喝上一口，香醇的咖啡直接暖到胃里，再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无论什么愤怒都将慢慢得到升华。

不妨想一想，其实逃避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行为。愤怒的情绪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立足当下，改变困境，人们通过逃避能够避免愤怒带来的无谓的消耗，例如如果双方打起来会造成身体的伤害。从前日本有很多知名的政治家，一到关键时刻就装病住院，待到局势稳定后再出院，也是这个道理。

“逃避”这种行为在夫妻间吵架的时候也特别管用。夫妻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外人看起来两人简直吵得不可开交，但实际上用不着调停。我跟老婆吵架之后，我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既不跟她说话，也不跟她见面。睡觉的时候就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打地铺。换句话说，我采取的是完全蛰居的方法。

这样一来，对妻子的愤怒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淡化。然后我会在脑中思考，到底是跟老婆和好如初继续生活在一起呢，还是干脆就这么分开了比较好。

思考的结论最终还是继续生活在一起，剩下的就是和解的办法了。几天前双方还在相互指责、激烈争吵，如果我这么容易就低头道歉了，会显得特别没面子。

偏偏我老婆也是个非常顽固的人，如果我不开口道歉，事态只会继续恶化。我经常想，这时要是有个“善意的仲裁者”就好了，他能够把我的想法转达给老婆，同时把老婆的想法告诉我，在双方都能维护各自面子的前提下达成和解。

如果我们有个孩子，那他最适合担当这个“善意的仲裁者”。孩子就是父母的纽带，是维系夫妇感情的黏合剂。

但是，这早已是过时的老话了。现在这个时代，就算育有儿女，夫妻双方还是想离婚就离婚。

2012年，日本有235394对夫妻到市政府提出离婚，同年有668788对新人结婚。把两个数字简单计算一下，会发现离婚率已经攀升至35.1%，也就是说平均每3对新人就会有1对离婚。

在中国也是一样，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2013年6月，民政部发布的《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提出结婚的新人共计1323.6万对，而提出离婚的夫妻高达310.4万对，离婚率高达23.4%。中国式离婚》电视连续剧打破了收视纪录，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中国的离婚率已经与日本不相上下了。

我并不反对离婚，但我认为如果真的想离婚，一定不能是出于一时的愤怒，需要经过冷静的思考再下结论。如果真的觉得“跟这个人一起走下去，未来的人生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那还是分开比较好。如果有小孩的话，最好把孩子的未来一起考虑进去，再决定是否离婚。

夫妻吵架是一种典型的消极的愤怒，如果双方的分歧能够在闹翻之前调和是最好不过的。日本有一句俗话，“雨后地面更坚固”，夫妻在大吵一架之后可能感情更加坚固。

总之，愤怒这种感情不仅会对精神带来伤害，对身体也不好。和田博士研究发现，人在生气的时候，淋巴球的数量会减少。淋巴球可以防止细胞癌变，具有免疫功能，经常生气的人更容易罹患癌症。中国有句俗话叫“笑门来福”，如果经常生气，就是“怒门来祸”了。

2010年春，我采访了一位住在济南的102岁的日本医生山崎宏。山崎医生作为护工参加了日本侵华战争，因为无法忍受日本兵的残暴，行军途中出逃了。日本战败之后，他并没有回国，而是受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感召，在济南做了一名儿科医生，直到2010年去世。他虽然是个日本人，但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国最高龄的还在行医的儿科大夫。

我拜访了山崎医生的家，早上我跟他一起喝了碗粥，之后随山崎医生去他工作的七里山诊所。当天，山崎医生为13个中国孩子听诊，看病，开药。结束诊察回家后，山崎医生花了近3个小时，跟我聊他坎坷的半生。我向他询问了在中国生活的长寿秘诀，山崎医生笑着答道：“首先，是不怒，一切都是天意，要对上天心怀感恩；其次，无欲，人们可以有两种欲望，多了的话，烦恼自然也跟来了，要想长寿就很难了；第三，有规律地生活，早睡早起身体好，最好能睡个午觉。”采访完山崎医生8个月之后，他就过世了，但我经常回忆起他反复跟我强调的“不怒”。

但是愤怒这种感情跟嫉妒心理一样，并非总是不好的事，有时愤怒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愤怒的内涵有很多种。翻开中国历史，因卧薪尝胆而闻名的吴越战争，还有毛泽东倡导“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这种对于社会的愤怒，有时可以成为打开一个新时代的导火索。

人的一生也是如此。日本最富有挑战性的企业要数优衣库了。优衣库原本只是山口县宇部市的一家小服装店，可如今已经成为亚洲屈指可数的时尚品牌，并于2013年9月在上海开了6600平方米的全球最大的专卖店。据优衣库2013年10月发表的数据显示，优衣库的年销售额为11430亿日元，纯利润为903亿日元，在日本国内有853家店铺，在海外有446家分店。

凭借一己之力把优衣库做大做强的柳井正会长兼社长，在2012年底接受我的采访时说道：“最开始经营的时候，我无论做什么都失败，总共是1胜9败。但每次遭遇失败的时候，我的愤怒之情，会成为我下次迎接挑战的动力。哪怕企业做到现在这么大，我每天还是会特别不满，并且容易生气。不仅是对自己的企业不满，对日本社会，乃至日本政治，我也特别不满。如果没有这种愤怒的感情，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都不会进步。”

就像柳井先生一样，很多成功人士都曾指出愤怒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中国，阿里巴巴的创始者马云曾做过一个演讲，他也说过跟柳井先生一样的话。无论是商界还是娱乐界、体育界，无论哪个领域，大多数成功者在笑容背后都隐藏着强烈的愤怒之情。

在中国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日本演员，他就是矢野浩二。浩二在日本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在做著名艺人森田健作的经纪人，并没有机会进入影视圈。2000年他来到中国，正式作为演员出道了。当年，我采访了他，日本第一次有媒体报道了演员矢野浩二的新闻。由于这份缘分，我跟他是十来年的至交了。

2011年中日电影周在北京举办，温家宝总理跟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出席了欢迎晚宴。当时，矢野浩二担任日方的引导人。在晚宴正式开始前的碰头会上，响起了矢野的怒吼声，让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文化部的外交官们颤抖不已。

一问之后得知，起因是碰头会上日本的外交官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30多分钟，这段时间矢野只能一个人干等着。而外交官们也不为迟到做任何解释，更没有向矢野致歉的意思，矢野顿时大怒，起身就想离开。矢野是这么对我说的：“如果有日本的著名演员来华，日本外交官们绝对不会迟到；同样，如果跟中国的知名演员约好了，他们也一定不会迟到。但是自己是居住在中国的日本演员，所以外交官们傲慢不可一世，不顾礼节迟到了，还不以为然。所以我要是不表达自己的愤怒，那今后在中国居住的所有日本人还会受到轻视。”

听了矢野的话，我深以为然，也有“正确的愤怒”之说。

但是我现在面对的，反倒是不会生气的年轻人们。2012年我从北京分公司调回原来工作的地方，新闻杂志的编辑部里坐着近20名年轻的记者，他们看起来都特别听话老实。

我年轻的时候，同一个办公室的年轻人经常吵起来，讨论事情的时候总是激烈争论，甚至大吼大叫。但是现在房间里静悄悄的，只能听见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这些年轻记者们，几乎不跟人见面，采访的时候也尽量通过邮件或电话完成。

我会在后边其他章节中详述，他们被称为“草食系”或是“超然的一代”。以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时代为界线，日本人正在从我这代性格激进的“肉食系”逐步向性格温顺的“草食系”进化。

他们年纪轻轻，却感觉比老年人还要大彻大悟。如今的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干劲，所以被称作“超然的一代”。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20年”中成长起来的，生活无忧的他们，已经丧失了愤怒这种感情。

我激励周围的年轻人说：“我们做新闻杂志，就该对这个社会的缺失感到愤怒！”结果他们回答道：“生气可是要消耗体能和精力的。”他们的思维模式，完全是节约型的。

然而，丧失掉愤怒的人，还能称为人吗？21世纪的日本人可以作为一种珍贵的实验样品，将来供人类学家们好好研究研究。

第五章 恋爱是青春前戏

在我看来，男人和女人就像汉字“凸”和“凹”。一旦两人成为了情侣，就会出现“凹凸匹配”和“凹凸不匹配”两种情况（当然，这里所谓的“凸”和“凹”是从精神方面对男性和女性做出的比喻，与人类的性特征无关）。如果“凹凸匹配”，那么两人就能够为未来的婚姻和家庭等上层建筑打下坚实稳定的基础；反之，如果“凹凸不匹配”，那么不稳固的基础势必导致上层建筑存在在不确定的某一时刻突然倾塌的风险。

23岁那年，我独自一人环游了意大利，完成了我的大学毕业旅行。在这个欧洲文明古国的众多景点中，水城威尼斯的象征——圣马可广场又称威尼斯中心广场）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站在广场上环顾四周，目光所到之处满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美建筑，以及在意大利爱情电影里一定会出现的位于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府（又称都卡雷宫）东侧的“叹息桥”。为什么一座1602年建的古桥会有如此悲怨的名字呢？原来，这座桥连接着总督府和威尼斯监狱，是古代由法院向监狱押送死囚的必经之路。经过此桥则意味着离行刑不远，所以死囚们总会在桥上发出最后的叹息。这座桥因此得名。

与常见的桥梁不同，“叹息桥”几乎达到了全封闭的状态（左右分别连接总督府和监狱，上部穹隆覆盖，只有向着运河一侧有两个小窗），故此人们只能在桥下仰望这座桥，或是在与它毗邻的paria桥上眺望它的身姿。

说到paria桥，这是一个在每天傍晚时分大量情侣聚集的地方——据说，当夕阳在圣马可运河上缓缓落下时，情侣们只要一边听着圣马可广场的钟鸣声，一边坐Gondola（又译为“贡多拉”或“刚多拉”，是意大利威尼斯的一种特殊的水上交通工具，一种小船）或者站在paria桥上以“叹息桥”为背景深深地一吻，那么两人就能幸福地厮守一生一世。

在欧美电影里，我曾多次看到情侣们坐Gondola或者在paria桥上拥吻的镜头，所以在抵达威尼斯之后，我立即奔向了圣马可广场。黄昏时分，我终于如愿地站在了这座能够将“叹息桥”尽收眼底的paria桥上。

望着远处渐渐消失在圣马可运河尽头的夕阳，我不禁感叹：“真是美轮美奂、美不胜收啊！”

突然，耳边响起了从圣马可广场方向传来的钟鸣声。一瞬间，在我身边的那些早已等候了多时的年轻情侣们不约而同地深吻了起来。

我向“热恋”泼冷水

如今回想起来，我仍觉十分尴尬——当时，桥上的人都是俩俩成伴，只有我是孤身一人；桥上的人都在相拥相吻，只有我在和夕阳遥遥相望。于是，百无聊赖的我索性开始思考爱情。

这些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年轻情侣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相依相恋、至死不渝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虽然“叹息桥”神通广大，但是它的“法力”应该无法保佑所有的情侣。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情侣的爱情，将在不久的将来画上句号。

其实，在情侣们拥吻的过程中，我也刻意地仔细观察了一下。通过观察，我似乎可以断定哪些情侣属于“即将分手型”，哪些情侣属于“非即将分手型”。换句话说就是，有些情侣给人的感觉比较奇怪、不自然，有些情侣给人的感觉则比较和谐自然。毫无疑问，前者的爱情一定如昙花一现，而后者的爱情更容易天长地久。

顺便提一句，我之所以敢如此断言，还要归因于我所从事的这份新闻杂志的记者的工作。在日本，演艺圈或是体育圈里的名人们在结婚之前都有一个习惯——租用某个高级酒店召开发布自己结婚喜讯的记者招待会。记得在刚入行的时候，我经常参加这样的招待会。后来，在不知不觉中我就拥有了一种能力——只要看一眼台上的情侣，直觉就会告诉我，他们的爱情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于是，我经常在报道中直言不讳地表示：“虽然我很想祝他们永远幸福，但是恐怕他们的爱情最多也就能够维持半年。”结果，我的预言几乎达到了百发百中的程度。

面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一些前辈们会略带恐惧地问我：“难道你有超能力？”

我有超能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只不过是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台上的情侣，然后用心感受了一下两人之间是否有不和谐、不自然的感觉罢了。

在我看来，男人和女人就像汉字“凸”和“凹”。一旦两人成为了情侣，就会出现“凹凸匹配”和“凹凸不匹配”两种情况（当然，这里所谓的“凸”和“凹”是从精神方面对男性和女性做出的比喻，与人类的性特征无关）。如果“凹凸匹配”，那么两人就能够为未来的婚姻和家庭等上层建筑打下坚实稳定的基础；反之，如果“凹凸不匹配”，那么不稳固的基础势必导致上层建筑存在在不确定的某一时刻突然倾塌的风险。

我有一位朋友在东京某著名结婚典礼会场工作，他也说过和我类似的话——在结婚典礼现场，我只要看一看两位新人的样子，就知道这段婚姻大概能够持续多久。

站在paria桥上，不远处是闻名遐迩的“叹息桥”，身边是众多深吻中的情侣。面对如此情景，我一边叹息“为什么只有我孤身一个从日本来到了这个位于地球另一边的浓情之处”，一边又在心里暗下决心：“今后我也要带着女朋友来这儿，向她表白真心。”

还没等我畅想完美好的未来，一股酸涩就立即涌上了心头。哎！在过去的大学四年时间里，无论怎么努力，我都交不到女朋友。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我既失落又不甘，这种痛苦感觉就像买彩票一样，没中，再买，继续不中，继续买……

加藤定理：这样的男人最受欢迎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叫加藤的男人。也许是年纪相同的原因，我们很快就成了“死党”。那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时代的鼎盛时期，人们特别喜欢在镭射灯的照耀下，合着摇滚乐的节奏尽情地跳迪斯科。当然，我和加藤也不例外。到了晚上，我们会频繁出没在涩谷或是六本木的各大迪厅。

由于大部分的迪厅都推出“女性免费入场”的特惠活动，所以无论你走进哪一家迪厅，都会看到里面满是年轻女孩。而且，迪厅里还流行一种让男女的身体可以零距离接触的贴面舞，所以每当我和加藤想要和陌生的女性有近距离交流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冲进迪厅。

虽然“加藤”这个姓氏和我的姓氏“近藤”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加藤在受女性欢迎方面却与我有着天壤之别——进入迪厅后，他会主动找“女性二人组”（即结伴而来的两个女孩）搭讪，之后我们四个人另找一张桌子坐下，一边喝着甜美的鸡尾酒一边谈笑风生。不出半个小时，坐在我和加藤对面的“女性二人组”中的美女一定会和坐在我身边的加藤表现出“情投意合”的样子。然后，两人手挽着手走进舞池跳起了贴面舞，把我和“女性二人组”中的“非美女”留在了座位上。

看到加藤在不远处紧紧抱着美女跳舞的样子，一股羡慕之情顿时从我的心底喷涌而出。于是，我向眼前的“非美女”提议说：“我们也去跳舞吧！”谁知，她竟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我：“我可不想和你跳舞！”

过了一会儿，当加藤和美女携手并肩走回座位时，两人俨然已经成了一对热恋中的情侣。还没等我开口，加藤就冷冷地说：“我先走了！我们两个人要去单独喝一杯。”然后头也不回地搂着美女离开了迪厅。可想而知，在他们走后，现场的温度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在一番沉寂之后，我和“非美女”礼节性地互道了一声“再见”，然后连彼此的名字都没问，就分道扬镳了。

很显然，在恋爱方面，加藤是地地道道的“获胜组”，而我则是“失败组”。每次走在从迪厅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反复地琢磨：论身高、体重以及年龄，加藤和我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他也算不上帅哥，可他为什么会那么受女性的欢迎呢？

其实，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要是全方位比较一下我们两个人的条件，我绝对不输给他——教育背景方面，当时的我正就读于日本首屈一指的国立大学东京大学，而加藤则就读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佛学系私立大学驹泽大学；家庭出身方面，我出生于东京近郊，而他出生于名古屋的一个乡下村庄；语言能力方面，我能说一口标准的日语，而他满口都是名古屋方言；知识储备方面，我大到可以分析美苏冷战的国际形势，小到可以描述细胞内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而加藤却是一个以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为豪的“知识贫瘠男”——明明我在大多方面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受女性的青睐。这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我去加藤在外独自租住的房间。在房间里我发现电话机的旁边摆着一本厚厚的电话簿。看到我吃惊的样子，加藤假装抱怨说：“这里面有120多个女孩子的电话号码。哎，女朋友太多了，真累啊！”

正所谓“人比人，气死人”，他的电话簿里有那么多女孩子的电话号码，而我的记事本里连一个女孩子的名字都不曾出现过。

从那以后，加藤就经常为我介绍一些他剩下的“残羹剩饭”。比如，如果他不想再见到某个女孩子，他就会对女孩子说“今天由我的好朋友近藤代替我和你约会”，然后对我说：“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子，你去见见吧。”后来，当他的阴谋诡计被我识破时，他竟然毫不脸红地说：“我是一个喜欢经常换口味的人。今天吃荞麦面，明天吃寿司。但是今天剩下的荞麦面我又不想浪费，所以就免费送给你了。”

说实话，加藤介绍给我的女孩子都是清一色的美女。不过，这些美女似乎对我不感兴趣，“约会”时的主要话题一般都是“加藤为什么不来”“加藤是不是有别的女朋友了”等等。所以，无论我和哪个女孩子约会，我都不过是加藤的“替身”罢了。

有一次，一位加藤的“前女友”对我说，她很想去“读卖乐园”，因为那里新推出了一个号称“东京第一惊声尖叫机”的游乐项目“云霄飞车”，她想亲自体验一下。于是，我二话没说就带着她出发了。

其实，我对“云霄飞车”之类的游乐项目根本不感兴趣，但是一想到如果自己不和她一起坐的话，可能会被她看扁，我只好硬着头皮系上了安全带。那一次，是我生平头一次坐过山车。几番天旋地转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了冥河的船上，正驶向阎罗王居住的地方。事后想想，那次的经历不但让我着实惊声尖叫了一番，甚至还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云霄飞车”驶回地面停下之后，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从座椅上站起来。看到我的窘态，加藤的“前女友”淡淡地说了一句“真没用”，径直离开了“读卖乐园”。后来，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我勉强地走到了旁边的休息区，找了一条长椅，一头栽倒在上面。最后，直到黄昏时分“读卖乐园”快要关门的时候，我才颤巍巍地从长椅上爬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而是在没有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去了加藤的房间。刚走到门口，我就听到了房间里的男欢女爱之声。一阵猛烈的敲门之后，加藤打开了门，让房间里的美女离开，然后把我让进了房间。

进门之后，我没有说话，而是把酒架上的好几瓶美酒一饮而尽。喝罢，我才开口说道：

“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女孩子喜欢我？！”

听到这个问题，原本一脸严肃的加藤终于如释重负般地笑了起来。他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像兄长一样对我说：

“其实，恋爱和结婚完全是两码事。再过五年或者十年，等现在的这些女孩子们开始考虑结婚的时候，你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定会比我更受欢迎。但是，眼下这些和我交往的女孩子们，考虑的只是恋爱，不是结婚。

你要记住，要想和好女孩谈恋爱，男人一定要注意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一，仪表整洁干净。在和女孩子接触的整个过程中，男人一定要穿熨烫得非常平整的高级衬衫或者夹克，头发梳好后要用摩丝定型，皮鞋必须擦得一尘不染而且光亮。要是可能的话，最好还要在身上喷点香水。正所谓‘男人的外观占九成’，男人只有先把自己英俊的外在表现出来，才会有美丽的女孩子走过来。

第二，让女孩子接触一些她们‘不知道，但是又很想了解’的世界。比如，在聊天的时候，男人可以说一些关于高尔夫球、滑雪、网球、台球、爵士乐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女孩子一般是‘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并不十分了解’，男人正好可以通过这些话题吸引她们。当然，男人在说这些事情之前，必须要做好预习工作，储备一定量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否则，要是你只会对女孩子说滑冰有多么多么好，可是在滑冰场上你却连站都站不稳，那么女孩子对你的崇拜之情就会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你们之间的交往也将就此止步。

第三，常做倾听者。在和女孩子说话的时候，男人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可以只说1句，但是要听女孩子说10句。这就像医生询问病情一样，一般只会简单地说一句‘怎么了？肚子疼？’，然后在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医生都只会静静地倾听患者的描述。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动物会比女人更喜欢说话。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人才会把三个‘女’字叠加在一起变成‘姦しい’来表达‘吵闹、嘈杂’的意思吧。”

听完了加藤的这番话（后来，我把它称作“加藤定理”），我不禁为自己感到羞愧——我有什么资格嫉妒别人！

从他的话中我体会到了一点，那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不可能会有漂亮的女孩子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说她已经爱你爱得无法自拔了！所以，要想抱得美人归，男人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惭愧地说，学生时代的我根本不注重“梳妆打扮”。三天不洗澡，或者不换袜子，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甚至家里连一把属于我自己的梳子都没有。不仅如此，像高尔夫、滑冰、网球、桌球之类的女孩子们“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并不十分了解”的运动项目，我也是一种都不会。当然，由于我从小就在父亲的“斯巴达式”教育模式下学习象棋，所以对自己的象棋水平还是有绝对的自信。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孩子会对象棋感兴趣。另外，我还非常不善于倾听女孩子说话，听不了几句，我的上下眼皮就一定开始打架。由此看来，我不受女孩子欢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其实，“加藤定理”不仅适用于当年像我这样的男青年，同样适用于现代的中国年轻人。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年代，男性在追求女性时必备的三要素分别是：整洁干净的仪表、广泛的知识面以及良好的说话技巧。

“恋爱需要付出努力”，这句话不仅是对男性的忠告，同时也是对女性的箴言。对于女人来说，容颜和身高很难改变，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都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比如说，日本的男人坚信女人越瘦越美（据说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是一位肥美的女人，所以中国男性和日本男性的审美眼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日本男人自古以来就对身材苗条的女性情有独钟）。于是，肥胖的女人自然就被他们排除在恋爱候选对象之外。因此，肥胖的女性必然要为了拥有一个让男人倾慕的好身材而不断节食减肥。

2013年7月，日本出现一本可以让男性变得更受欢迎的“圣书”《异性缘提升定律》，打着“对女人了如指掌的作者首次向男性读者解禁异性缘战略”的旗号，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作者名为“Goodwill博士”，使用的是日本男性常用的笔名。由于周围好几个男性朋友都在看这本书，所以我也好奇地买了一本开始看起来。不得不说，这真是一本好书，我甚至觉得为什么二十年前我没有遇到它。此书对中国的男性同样具有参考的作用。书中列举了女性希望从男性身上得到的几个欲求，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①性方面的欲求——外表帅气的男性

②作为朋友的欲求——与自己拥有同样价值观的男性

③作为结婚伙伴的欲求——拥有稳定收入的男性

④不妨碍自由的欲求——对女性有着充分理解的男性

书中写道，对于男性来说，首先要搞清楚自己喜欢的女性重视这四项中的哪一项或哪几项，有针对性的打造自己：

如果想提升①方面的欲求，需要把重点放在两个品味（说话的品味和时尚品味，想要提升时尚品味的话，最好找一个品味好的朋友帮你全身打造一番）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会修电脑，在女方遇到困难时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方面；

如果想提升②方面的欲求，做到以下五点非常关键：对她温柔，让她笑，经常联系她，让她觉得你只在乎她一个人，让自己表现得并不是那么重视肉体关系；

如果想提升③方面的欲求，男性需要了解“女人是抱着把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一个男人”的观念的，所以努力去获得稳定的收入非常关键；

如果想提升④方面的欲求，当今时代的女性的思维模式是“在不失去自我的同时找到一位优秀的伴侣”，所以男性要努力做到“尽量去迎合女方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

书中指出，能做到这几个基本点，并且24小时考虑女性的想法的话，男性就一定能够拥有良好的异性缘。只不过，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分为两个阵营——“对你没有兴趣的98%”以及“对你有兴趣的2%”。从“对你感兴趣的2%”阵营中寻找你也感兴趣的女性，是最能接近成功的途径。如果从“对你没有兴趣的98%”中寻找你感兴趣的女性的话，那可能会比攀登富士山（在中国的话可能应该说是珠穆朗玛峰）还要辛苦吧。

综合起来想想，男性要得到心仪女神的欢心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第一次尝的禁果又苦又涩

好了，接着说说我愚拙的“恋爱史”吧。自从被加藤“教育”了一番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和美女谈恋爱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要把自己升级成符合“加藤定理”的男人真是比登天还难，所以还是趁早离开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吧。

就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张贴在东京大学校舍墙上的“旅馆招聘广告”吸引了我的视线。东京大学的农业学院在位于伊豆半岛南端的下田建有一个附属农场。这个农场和由比滨海水浴场非常近，所以，每年夏天，农业学院都把农场里的房屋改成旅馆，供前往由比滨海水浴场的游客居住，以便募集科研经费。而我所看到的“旅馆招聘广告”正好就是农业学院招聘夏季旅馆兼职工作人员的广告。

看到这个广告，我不禁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尝试做点新的事情呢？于是，我立即递交了申请。一想到马上就能去那所南国的农场旅馆，一边享受着灼热的“艳阳浴”，一边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找不到女朋友的烦恼就立即被吹到了九霄云外。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灼热的由比滨，我竟然第一次品尝到了“禁果”的滋味。也让我记住了一件事，那就是即使和女人无爱，也可以有性。

那么，没有“性”的“爱”能不能成立呢？关于这个问题，10年前的日本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争论——《冬季恋歌》之争。

当时，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在日本热映，剧中主演、韩国影星裴勇俊几乎俘获了所有日本女性的心。只要裴勇俊乘坐飞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机场内外就会被超过5000名的女粉丝牢牢占据，以致其他航班的乘客根本无法顺利进出机场。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女性对裴勇俊的痴狂程度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也正是在那时，日本最著名的恋爱小说作家渡边淳一先生对《冬季恋歌》展开了正面批评。这位曾写出《失乐园》《爱的流放地》等众多畅销小说的“日本情爱大师”如是说道：

“在电视剧《冬季恋歌》中，裴勇俊饰演的男主角和崔志宇饰演的女主角相恋长达两年之久，但是其间他们没有发生过一次性爱。在两年时间里没有发生性爱的情侣，根本称不上是情侣。所以，《冬季恋歌》所展现的仅仅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样的电视剧根本没有任何观看价值！”

后来，我有幸和渡边大师共进晚餐。席间，他仍对《冬季恋歌》展开激烈的批判，同时，他表达了“人必先性而后爱”的观点：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只有到了交合的时刻，男女才能第一次摘下自己的假面具，展现本能的自我。如果看到了对方的真面目还能彼此接受对方，那么男女二人才会进入‘恋人’这个特别的阶段。所以说，恋爱的最终形态就是性爱，没有性爱的恋爱就是虚假的恋爱。”

接下来，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渡边大师还对我说：“恋爱没有年龄的限制。对于我来说，不再恋爱的时候就是人之将死的时候。”

谁先动情，谁先输

那么，在“恋爱”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游戏里，最残酷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很少有男女会彼此相依相恋吧？

男性对某女性一见钟情，可是某女性对该男性没有一丝好感。或者反过来，女性对某男性一见钟情，某男性却对该女性没有一丝好感——在恋爱的世界里，这种单相思式的情况不胜枚举。

曾有作家犀利地指出，“恋爱就是一场谁先动情谁就输的战争”。如今看来，的确如此。比方说：此时，作为大学生的你喜欢上了一个和你同年级的异性。但是尽管你喜欢TA喜欢到了夜夜难以入睡的程度，TA却对你完全没有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如何是好呢？

首先，当然是继续努力。这时的努力有两层含义：

第一，对自己的努力。如果你是一个男人，那么，我要强烈推荐上文所述的“加藤定理”。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正如我们常说的“男人的外观占九成”一样，在恋爱中“女人的外观也占九成”。毕竟，全世界的男人都是先通过外貌来判断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菜。

所以，为了得到广大男性的青睐，你并不一定要去整形，但是可以通过对体型、发型以及着装的改变，让自己变成另外一番模样。然后，你要站在镜子前练习微笑和言谈举止。换句话说就是，你要认真地实践女性版的“加藤定理”。

第二，对TA的努力。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努力改变、提升自己的同时，还要全方位研究TA的兴趣爱好。假设TA喜欢打篮球而你擅长打羽毛球，你经常和TA聊羽毛球，那么这样的聊天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就像一个不喜欢吃海鲜的人，无论有多么高级的海鲜大餐摆在眼前，他都不会动一动筷子。

所以，你必须要全方位地研究你心仪的TA所喜欢的世界，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告诉TA，“我非常了解你喜欢的世界”。比如他喜欢打篮球，你就要研究NBA，买他喜欢的球员的球衣送给他。一旦你努力地让自己走进TA所喜欢的世界，对方一定会非常高兴：“这个人好像很懂我，太好了！”

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爱情，因为爱情就是战争。

但是，让心仪的TA喜欢上自己可比在战争中击溃对手要难上千百倍。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会像一个热病患者一样，无论睡觉也好，醒着也好，无时无刻不在想着TA。但是在TA的眼中，你的存在就像路边随处可见的一块石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就是如此残酷。虽然明知残酷，但是你已经患上了“热病”，这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如果你放任不管、不加治疗，这种“热病”就会一直缠着你，直到你向对方表白。至于表白的方式，你可以选择直接表白，或是间接表白。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可以让你将“爱的讯息”既准确又热情地传递给对方，但如果被拒绝，你将直接遭受巨大的打击；后者虽然可以让你避免直接遭受打击，但是如果失败了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心有不甘地猜测：“是不是负责传话的朋友没有清楚明确地把我的本意传达给TA？”除此之外，你还有可能遭遇一种最差的结果，那就是负责传话的朋友和你心仪的TA走到了一起，然后堂而皇之地走到你的面前。

事实上，随着网络社交工具的普及，通过微信、微博保持联络，然后顺其自然发展，也未尝不是一种好方法。

不管怎么说，最后你还是下定决心向心仪的TA表达心意。如果对方听完你的表白之后，面带微笑地回答：“其实从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你了……”那么，这将是最为完美的结局，而你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读接下来的内容了。

不过，这种两情相悦的爱情故事应该只占到所有爱情故事的一成左右。就是因为有太多人单恋着别人，所以爱情才化身成了一场场的战争。

那么，当对方拒绝了你的告白，你该如何是好呢？痛下决心，断了对TA的念想也许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可是，要是你完全割舍不下，以至于终日闷闷不乐、夜夜无法入睡的话该怎么办呢？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以失败为动力，努力提升自己、获取成功，然后让曾经拒绝你的TA后悔应该是最为正确的选择。几年前，中国先锋派作家余华的长篇畅销小说《兄弟》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主人公李光头从小就喜欢林红，林红却对他不屑一顾。不仅如此，林红还和李光头同父异母的兄弟宋钢结成了夫妻。当然，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没过多久，李光头成了“大款”，这让他在穷困潦倒的林红面前争回了一口气。

也许你会说：“《兄弟》是一篇时间跨度很大的长篇小说，现在正受单相思之苦的我可没有心情考虑20年后成功之后的事情。”

年轻人，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你的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继续坚持不断地向对方表白。虽然我不能肯定地告诉你，这样做会不会让对方渐渐喜欢上你，但是在我的朋友圈里的确有不少对夫妻，刚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一方有情而另一方无意，最终他们都成功地走到了一起。

除了中国的小说《兄弟》之外，“名垂日本电视剧青史”的1991年的日剧《101次求婚》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剧中，由日本著名男星武田铁矢饰演的星野达郎是一位在某建筑公司工作了10年却仅仅官居“组长”的42岁中年男人。在一次相亲中，星野达郎对由浅野温子饰演的漂亮女大提琴手矢吹薰一见钟情。虽然薰对达郎没有感觉，但是达郎依然百折不挠地发动攻势。最终，达郎的第101次求婚终于感动了薰，两人就此走进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在这部电视剧的影响下，很多日本男青年都开始像星野达郎一样，对心仪的女孩子展开追求——早上很早就站在女孩子的家门口，女孩子一出家门立即上前嘘寒问暖，然后送女孩子去公司上班。到了傍晚时分，又站在女孩子公司门口等她下班，女孩子一出公司的大门就再次上前搭讪，然后和女孩子一起坐电车，最后把女孩子送到家门口。

如果是在电视剧里，男性的这种行为一定会为他带来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结局似乎就没有那么幸福了。事实上，日本的警察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前来求助的女性：“有奇怪男人从早到晚一直跟着我，这让我很头疼！”但是，由于这种尾随的行为没有触犯日本的法律，不能将其定义为犯罪行为，所以警察对此也束手无策。不过，自2000年起，日本颁布了最新的《反跟踪骚扰法》。从那之后，日本的警察就可以依据这部法律对跟踪等行为施以刑事处罚。

2013年10月8日傍晚，在东京都三鹰市发生令人震撼的杀人事件。18岁的明星高中生铃木沙彩小姐在家附近被刺死了。犯人是她的21岁的前男友。虽然两人已经分手了，前男朋友一直跟踪铃木小姐。后来铃木小姐去警察局备案，警察也开始留意她家附近，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由此可见，时刻跟随在心仪对象的身边，并不一定能够让你获得对方的好感，反而还有可能增加对方对你的厌恶感。

根据我的经验，对心仪对象穷追不舍的确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由穷追不舍造成的失败案例也是屡见不鲜。即使偶尔能够成功，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很有可能是畸形的关系。就像我在本章开篇所说的那样，这样的关系势必造成感情“时日不多”的悲惨结局。

穷追不舍的爱情一定是悲剧

继续说我自己的经历吧。当电视剧《101次求婚》在日本热播的时候，我真心喜欢上了一位比我小4岁、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女孩子。因此，我也像电视剧中的星野达郎一样，对这个女孩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不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好像并不讨厌我的所作所为。或者说，她似乎在“顺势而为”。

例如，当我问她“这周六你会做什么”时，她会坦率地回答：“我准备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去池袋的西武百货商店买东西。”于是，到了周六的傍晚，我就赶往西武百货商店，从地下的食品卖场到地上的时装卖场拼命地寻找她的身影。那时，手机还没有流行，一旦离开了家里的固定电话，人们就很难再和别人取得联系，所以我只能像一名孤立无援的刑警一样，独自一人在西武百货商店里四处奔走，寻找目标。

找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在三楼书店的角落里发现了她的身影。看到我汗流浃背的狼狈样，她似乎非常满意地苦笑了起来。笑罢，她又会对我说：“晚上，我想吃御好烧！”

就这样，我被她“折腾”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半年后的某一天，她对我说：“好像和你交往一下也不错啊！”听到这句话，我感觉自己好像飘了起来。而在那之后的半年时间也的确称得上是从我出生到25岁时的最为幸福的时光。

我发现和喜欢的人谈恋爱真的能让人浑身充满力量。自从和她交往之后，我甚至都觉得，“活着，真是太有意思了！”无论是在工作上出现了严重失误，还是和朋友大吵了一架，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有女朋友”！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太勉强自己了。比方说，她会在一大清早给我打电话说“我想吃面包，但是家里没有”。于是，我立即冲出家门，冲上地铁。经过两次换乘之后到达她家附近，就近找一家面包房买好面包，然后一路小跑把面包送到她家。由于她的家和我的公司在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所以把面包递到她手上之后，我就要迅速跑回地铁站，冲上地铁，直奔公司。

另外，让我感到最为痛苦的是，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到周日，我都必须和她一起去教会。诵读完厚厚的《圣经》之后，两只手掌交叉握住，虔诚地祷告，最后还要向神父捐出善款——对于没有丝毫信教之心的我来说，每个周日真是一周之内最为煎熬的时段。

有一次，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恰好在周日中午举行婚礼。面对婚礼和祷告，我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但是，当听说我要去参加婚礼时，她激愤地对我吼道：“你觉得上帝和凡人究竟哪一个更重要？！”迫于她的威势，我只好在教会的弥撒结束之后再赶往婚礼现场。可是当我赶到的时候，婚礼现场只剩下负责清洁的工作人员了。在说明了来意之后，好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对新婚夫妇今晚会在我们酒店的总统套房过夜。”于是，我硬着头皮敲开了总统套房的大门。面对两位新人，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歉意，“你知道我是个记者，工作时间很不准……”然后以咖啡代酒表达了我对这对新人的祝福。如今回想起来，那天的我真是颜面尽失。不过那件事也让我充分认识到了一点：对于我来说，朋友比那位我根本不了解的上帝更为重要。

所以说，我对她可谓是“全心全意”，可她对我恐怕只有“一成心意”。换言之，我们之间的爱情天平并不平衡——她俨然就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女王，而我就是一个臣服在女王脚下的奴隶。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只要能和心爱的人朝夕相伴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了。所以，即使成了“奴隶”，我也心甘情愿。

可是好景不长，分手在我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

有一天，她对我说：“我要回老家一周左右，这段时间请不要和我联系。”

“一周见不到你，也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会很想你的。”我实话实说。但是，一想到不用在周日去教会做弥撒，我还是决定忍耐一下。

几天后，她的母亲突然打电话问我：“我和女儿联系不上，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啊？她不是回老家了吗？”我诧异地问。结果她的母亲黯然地回答道：“这孩子已经半年多没有回来了，偶尔打电话的时候也从来没说要回家看看。”

失恋”要趁早

又过了几天，我接到了一位在驻韩国日本大使馆工作的外交官朋友打来的电话：“你的女朋友正和另一个男人携手并肩在明洞逛街呢！我上前和她打招呼，她一看到我就惊慌地逃走了。我不知你们已经分手了。”我曾向这位朋友介绍过我的女朋友，我们还一起吃过饭，所以他对我的女朋友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我找到了她经常光顾的旅行社。“她的母亲怎么也联系不上她，老人家现在很着急。”我如实地说明了情况。这时，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把我女朋友在韩国预订的酒店的地址以及返程的航班号都如实地告诉了我。临走的时候，我还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问题：“她是和谁一起去的？”“她是和一位年纪和她相仿的男士一起申请的。”那位工作人员依然保持着专业的微笑回答道。

离开旅行社之后，我径直回到了住的地方。刚一进门，我就瘫倒在地上。从第二天开始，我向公司请了三天假，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痛哭流涕。最后，我几乎哭干了所有的眼泪，只能用一双红肿的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雪景。

但是，无论我怎么伤心欲绝，她在和我交往的同时还背着我和另一个“男朋友”交往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

三天的时间让我整整瘦了一圈，甚至让我萌生了“就此了断残生”的念头。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因为失恋而自杀是在莎士比亚的名著里才会发生的事情。如今看来，当一个人被自己真心喜欢的人背叛的时候，他真的会有寻短见的想法。

幸好我不是一个胆子大到敢于自杀的人，但是，一肚子的委屈不说出来实在太难受了，于是我打电话给两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听完我的哭诉，他们都建议我，不要再和那个女人见面了。而其中一个朋友更是提议：“你可以写一封信给她，告诉她为什么今后不要再见面了。”在那个年代，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都还没有流行，因此我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照。我们不要再见面了，祝你今后的生活幸福美满。”

三天后，家里的电话铃开始不停地响了起来。可想而知，一定是她打来的电话，所以我装作根本没有听见。又过了几天，之前给我打电话爆料她的行踪的大使馆的朋友打通了我的办公室电话。

“刚才她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近藤已经都知道了’。听完之后，她在电话那头哭了。根据我的直觉判断，她的确脚踩两只船，和你以及另外一个男人同时交往。不过，通过那次的韩国之旅，她才发现其实还是你更好。从韩国回日本之后，她好像就和那个男人划清了界限。可是你这边也提出了分手，所以她现在彻底慌了。”

我非常感谢这个朋友能够坦率地告诉我真相，但是这个真相又一次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再和她见面，并且把她写给我的信以及所有能够让我联想到她的东西统统扔进了垃圾箱。

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没想到的是，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竟然像一个“跟踪狂”一样，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一个寒冬的晚上，我加班到了深夜，刚一走出公司的大门，就看到她瑟瑟地站在那里。认出我之后，她马上凑了过来拉住我的胳膊边哭边说：“求求你原谅我吧！”我用力地甩开她的手，一言不发地坐上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第二天，又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她的恨意渐渐变淡了。再加上她不断地乞求，我终于原谅了她。不过我和她有言在先——背着我和别的男人交往之类的事，不能再发生第二次！就这样，我们又恢复到从前的交往状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已经非常融洽了，就像之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仅如此，我变得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去以前很讨厌的教会了；一大清早去给她送面包的时候，她也会给我冲一杯咖啡了，所以早上的舟车辗转也变得不那么辛苦了。

但是，这些最终都没能抚平她之前的劈腿给我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创伤。所谓的恋爱就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搏斗，一旦受了重伤，伤疤就会留在身上永不消退。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我太年轻了，如果是现在这个年纪，我想我也许还是能够彻底原谅她吧。但是，青春时代的感性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不但不能抚平伤口，反而会让人伤得更重。

复合之后的我们从表面上看仍然是一对关系亲密的情侣，但实际上，我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爱她了。而她也只是在复合之初对我百依百顺，当她察觉到我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变成臣服在她脚下的奴隶的时候，她也变得消极了起来。

最终，在复合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之后，我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渐渐消失在她的视野，而她也没再主动和我联系。就这样，我们甚至连一次争执都没有发生过，就顺其自然地分道扬镳了。

一个月之后，我在东京认识了一个中国女孩。她就是我现在的结发之妻。当时，出于种种原因，我报了一个培训班学习中文，那个培训班的老师就是她。

对于之前的女朋友，我一直抱着和她谈一辈子恋爱的想法，但是对于这位中文老师，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和她结婚。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当时比我大一岁、已经年近三十岁的她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如此的默契让我们电光火石般地订下了婚约。记得我第一次把她带回家“见家长”的时候，我的母亲不停地夸她说，“你比我儿子之前的女朋友好一百倍”。听到母亲这样说，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同时，我也领悟到了一点，那就是只有当下任女友出现的时候，一个男人才能在心里和前任女友做一个彻底的了断。所以，我要对中国的各位年轻朋友们说，治疗失恋的最好方法就是找到下一个恋人。这样，你才能从失恋的挫败中迅速站起来。

结婚之后，按照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带她去了意大利。目的地当然是位于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东侧的那座可以眺望“叹息桥”的paria桥。

站在桥上，我牵着她的手对她说：“这是一座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桥。再过一个小时，夕阳将在这条圣马可运河上缓缓落下，那时……”

当我津津有味地述说的时候，她脸一沉，打断了我的话：

“为什么这座脏兮兮的桥很特别？我们能不能白头到老要看我们今后付出多少努力，和这座桥没有任何的关系。另外，我现在肚子饿了，去吃意大利面吧！”

说完，她转身走下了桥。在那一刻，我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叹息桥”，然后就立即沿着她前进的方向快步跑去。

第六章 婚姻少有走过的路

小孩子在一起时之所以会经常吵架，就是因为小孩子大都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迁就别人。可是，夫妻在很多时候都必须要共同进退。如果双方都任性地不肯迁就对方，那么两人就不可能达成一致，实现共同进退。单身的时候，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但是在结婚之后，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

“有请一号男嘉宾！”

伴随着激动人心的背景音乐和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一位年轻男士在24位女嘉宾的注视下，略显紧张地登上了舞台。

想必大家对这个场景十分熟悉。没错，这就是江苏卫视周末档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非诚勿扰》节目录制现场。在我看来，要想了解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婚姻观念，没有比这个节目更生动的“教材”了。

记得那是在2010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听说《非诚勿扰》这个节目。有一天，我和办公室里的几个80后一起去吃午饭。席间，我发现她们聊的话题都与《非诚勿扰》有关，比如特别欣赏几号女嘉宾或者非常讨厌几号男嘉宾等等。我见她们聊得眉飞色舞，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目。于是，到了周末，我也抱着尝试的心态看了一期节目。

以前，日本的电视台也会在周末的晚上播放一些诸如《Feeling Couple》（五比五）之类的相亲节目。这些节目虽然可谓“花样百出”，但没有一个像《非诚勿扰》那么“犀利痛快”。因此，从那以后，我就尽量推掉周末晚上的应酬，准时守候在电视机旁收看《非诚勿扰》。后来，我发现这个节目在直播之后会立即重播，所以我经常会意犹未尽地把一期节目连看两遍。

这个节目最具魅力的地方在于，参与节目的中国年轻人（偶尔也有外籍人士）会在亿万观众面前坦率地表达自己对爱情、对异性的看法——为什么对眼前的这位男性不满意，希望自己的TA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等等。他（她）们的话语时而幽默，时而煽情，时而犀利，时而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非诚勿扰》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节目，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展现中国现代年轻人爱憎情仇的舞台。

顺便说一句，在收看《非诚勿扰》的过程中，我渐渐变成了节目主持人孟非的忠实粉丝。其实，孟非不同于我所了解的任何一位中国内地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在他身上我感觉不到那种故作高高在上的态度和急于出人头地的浮躁感。

在日本，曾有三位并称“三大艺人”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毒舌北野武”、“模仿之神森田一义”以及“温情萩本钦一”。其中，北野武以损人博眼球，森田一义以惟妙惟肖地模仿收获人气，而萩本钦一则是以温情的话语感动人心。毫无疑问，孟非就是萩本钦一这一类的主持人。在节目中，他从不挑年轻人的毛病，也不会模仿这些年轻人的缺点从而引发争议，而是坦诚地和年轻人展开交流，让年轻人最大限度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同时调动节目现场的气氛。所以，在我眼中，孟非就是一位出色的交响乐团指挥。

有请一号男嘉宾”

2011年秋，我一口气读完了孟非推出的自传《随遇而安》。在这本书里，孟非用非常质朴的文字记述了他在重庆度过的少年时期，以及在南京的“底层生活期”等。

众所周知，很多艺人在出书的时候都会聘请专业的写手代笔——写手先采访艺人，然后将采访稿整理成书，最后书的封面上写着该艺人著。我坚信《随遇而安》这本书绝对出自孟非本人之手。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我这个外国人能够不依靠字典就通读全书（确切地说，除了在第十六章中出现的“酣畅淋漓”一词外，我就没有用字典查过一个生词）。由此可见，这本书的内容是多么通俗易懂、熨帖人心！

在读《随遇而安》的时候，我突然特别想去《非诚勿扰》的节目录制现场看看。于是我开始四处托人、找关系。终于有一次，《非诚勿扰》在北京录制，我如愿地拿到了入场券。

节目录制当天，演播大厅里有200多位年轻人。录制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孟非现身，全场立即响起了欢呼和掌声。

“感谢大家来到《非诚勿扰》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是录制的时间要五个小时以上。在后期制作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五个多小时的内容剪辑成一个半小时。好了，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玩儿得开心！”

话音刚落，孟非环视了一下现场。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了一个女孩子身上：“坐在那边的美女，你是一个人来的吗？啊，果然是一个人来的啊！我们这个节目是个相亲节目，回去的时候，说不定你也能在现场捡到一位不错的男士，加油啊！”

听到这样略带调侃的鼓励，女孩子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现场的气氛也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据说参加《非诚勿扰》节目录制的观众大多是组团而来的（朋友给了我两张入场券，所以那天我叫上一位下属和我同行），可是在多达200位陌生观众之中，孟非一眼就发现了那位独自前来的女孩子，然后对她加以鼓励。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对孟非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知不觉中，这期节目的录制顺利完成。长达五个多小时，孟非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客观冷静的态度，从容地把控着全场，将“主持人”一词诠释的淋漓极致。记得他在自传《随遇而安》中提到：“我在演播室里打扫过卫生，也送过盒饭，几乎所有底层的工作都干过。”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才能迅速地捕捉到台上台下每一个人的心情，从而完美地奏响一曲动听的“孟非交响乐”吧。另外，从孟非的身上，我们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庄子“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思想。所以通过现场观看这个节目，我发现，乍一看《非诚勿扰》，感觉它是一档充满了男女赤裸裸的欲望的节目，而实际上，在这些欲望的背后支撑着这个节目的，是一种极致的淡泊。

在电视机里看场上的24位女嘉宾，个个高雅端庄、从容不迫。实际上，她们也会在录制间隙脱掉折磨人的高跟鞋，委屈地弯腰揉揉小腿和膝盖。发言时，她们也经常会因为紧张而说错话，甚至说不出话来。只是这些场景只会出现在节目录制现场，不会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至于这个节目的最大看点，当然是男女嘉宾互相选择的过程——一开始是24位女嘉宾行使女生权利，通过视频短片以及现场的交流单方面选择男嘉宾。当男嘉宾坚持到了最后的“男生反选”环节时，他可以行使男生权利，从为他留灯的女嘉宾中选择两位作为候选牵手对象。看了这么多期《非诚勿扰》，我渐渐地发现了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和未能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之间的不同之处。换句话说就是，我发现了中国的80后和90后都在有可能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人身上寻找什么。

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论男女，都在寻找一种安稳感。这里所谓的“安稳感”有物质上的安稳感和精神上的安稳感之分，前者指的是对方的事业、家庭环境以及财富等等给人带来的安稳感，后者指的是对方的性格、容貌、说话等给人带来的安稳感。

如果是谈恋爱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首先都会关注对方外在的养眼程度，毕竟无论哪个女孩子都希望和帅哥牵手漫步，无论哪个男孩子都希望身边有一个羡煞旁人的美女。然而，由于帅哥和美女一直受人追捧，所以在性格上自然会相对任性一些。而且，在和帅哥或者美女交往的过程中，TA也可能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你强劲的情敌抢走。所以，在忍耐TA的任性的同时，你还要时刻提防着周围的人。于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会经常出现磕磕绊绊，然后在分手的边缘挣扎一段时间，最终各自远航，另觅知音。

如果是结婚的话，两个人就要理所当然地每天生活在一起。早上起床时，你的TA就躺在身边；晚上回到家时，你的TA已经在家里等候；如果有了孩子，你和TA每天还要一起陪孩子。工作日如此，节假日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就是在有生之年，你都要和你的另一半一起度过。

所以说，恋爱和结婚完全是两码事儿。如果用体育项目来做比喻的话，恋爱就是需要全力冲刺的百米赛跑，选手们追求的是刹那间的酣畅和短暂的美好，当然有时还会有些残酷；而结婚就像一场全长42.195公里的马拉松长跑，选手们需要不慌不忙但又毫不懈怠地持续奔跑。

百米赛跑和马拉松长跑，虽然都是跑，但其中的讲究大不相同。同理可知，恋爱和结婚也是形似而神不似的两种东西。

那么，我们人类究竟为什么要结婚呢？

难道是为了性吗？如果是单纯为了性而结婚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恋爱的过程中完成性爱。另外，无性的婚姻不也是数不胜数吗？

难道是为了繁衍后代吗？如果说子嗣最重要，那么我们身边的众多“丁克一族”又是怎么想的呢？而且孩子成年后总会自立门户，老两口到晚年的时候，还不是一样要彼此相依为命吗？这也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人类结婚的最终原因是，想找个人安稳地度过一生。也就是说结婚后，夫妻二人依靠双方的收入获得安稳的物质生活，同时通过相互倾诉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之说强调“天地两极生万物”，凹凸、黑白、明暗、正负等两极此消彼长，相生相克，彼此交融以达到和谐统一，此乃人生之至理。

因此，男女两性无论从身体构造方面还是精神构造方面而言，虽然不尽相同，却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由此才能获得安稳的生活状态。中国汉字“人”从象形文字的角度解释就是“两个人相互支撑”的意思，而日语单词“人间”（即人、人类的意思）正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维系。

总而言之，由结婚带来的生活的稳定以及家庭的和谐成就了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遵从社会发展规律，找到心仪的TA，然后携手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

由此可见，结婚的最大前提条件就是“对方能否给自己带来安稳感”。如果对方的实际情况和这个前提条件背道而驰，那么婚姻生活将无法继续。下面我想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例子。

宅男最爱“白痴美”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很久以前。那时，我的一位记者同事和一位炙手可热的顶级模特结婚了。在婚礼上，新娘就像从电视节目里或者杂志封面上直接走出来的美女，让人一见倾心，我甚至觉得再也找不到比她更适合穿纯白婚纱的女人了。而新郎看起来也很高兴，再加上在场的亲朋好友不住地打趣他“抱得佳人归”，他更是有了一种“摘得了世上最甜美的果实”的自豪。

然而，日语中有“白痴美”（徒有美丽容貌的女人）一词，而这位新娘恰恰就是一个典型的“白痴美”——我曾和这对夫妇一起吃过饭，言谈之间，从她口中说出来的都是“我出门之前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化妆”之类的美容话题，除此之外，她好像对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甚至连当时的日本首相是谁都不知道。而且，整顿饭她只喝了橙汁，说是“一流的模特每顿饭摄取的卡路里不能超过200千卡”。尽管如此，我们这群人还是觉得同事的艳福不浅，竟然能和如此貌美如花的女人结为夫妇。

可是，这对夫妇最后怎么样了呢？三年后，这位同事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调到了不需要加班的总务部。又过了两年，妻子发现他出轨，这段婚姻就此彻底破裂。离婚之后，这位同事对我说：

“我真不应该和什么知名模特结婚。在家里，我根本不是丈夫，而是模特的私人助理兼保姆，洗衣服、扫地、做饭、买东西……所有的这些事情几乎都是我一力承担。家里的大半空间都成了她的衣帽间。她还说什么‘如果不能迅速入睡，对皮肤伤害很大’，所以我们连卧室都是分开的。而且，由于模特界新人辈出，她能接到的工作越来越少，所以她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后来，我实在无法面对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家，所以开始向一位认识了多年的女性朋友倾诉。谁知我竟然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感情的泥沼。最后，我的妻子发现了我的不忠，坚决要跟我离婚。于是，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现在虽然离婚了，我反而松了口气。唉，当初决定结婚的时候，我真是太年轻了。”

在那之后，他和公司里一个打零工的女孩子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2012年从北京回日本的时候，我和他见了一面。记得那一次，他对我说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说来也挺巧的，春末的时候我去参加女儿的幼儿园毕业典礼，遇到了前妻的闺蜜，她也是来参加自己女儿的幼儿园毕业典礼的。聊天的时候，她提了几句前妻的近况，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在和我离婚之后，她又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公司老板结了婚，不过这场婚姻也以失败而告终。再次离婚之后，刚刚年过三十的她选择了退出模特界。之后，由于饮食无度，她胖得让人都认不出来了。而且她还患上了酒精依赖症，经常要住院接受治疗。现在，她终于从过去的失败中走了出来，在涩谷的一家酒吧KTV打工度日。”

对于这位“白痴美”，我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日本屈指可数的美女模特”上，要不是同事亲口告诉我，我真的不敢相信她居然沦落到了如此地步。不过，从男性的角度来看，我的确觉得和这种“白痴美”只适合谈恋爱，不适合谈婚论嫁。

说到结婚，我最佩服的还是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大学时代的好友——加藤。之前也说过，加藤在学生时代非常受女孩子的欢迎，在毕业的时候他甚至还自豪地宣称：“在大学四年里，我和不下一百个女生发生过关系。”

毕业后，加藤离开东京回到了老家名古屋。几年后的一天，我收到了加藤的喜帖，于是立即启程去了趟名古屋。在看到加藤的“另一半”时，我真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加藤在学生时代结交的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美女们相比，眼前的这个女孩子真是太朴素了。后来，在和加藤单独聊天的时候，我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不禁笑了起来：“在东京读书的时候，我和那么多美女谈过恋爱，所以我的青春时代没有什么遗憾。但是，我可从来都没想过要和一个美女谈恋爱然后结婚。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这个女孩子能不能对我百依百顺。换句话说就是，我理想中的另一半是个能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女孩子。”

如今，加藤在他老家名古屋的水务局当公务员，和妻子、女儿三个人过着幸福的小日子，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称得上非常稳定。

其实，无论是男找女，还是女找男，其中的关键点都一样，那就是能否找到一个可以和你安稳过日子的人。

在日本年轻男性所从事的职业中，棒球选手最受欢迎。这些小伙子刚过二十岁，年薪就超过了千万人民币，再加上各种广告代言费，年收入超过五千万人民币对他们来说也并不太难。相比之下，日本公司里的男性青年白领的收入可就微乎其微了。明明和那些年轻的职业棒球选手年龄相仿，他们的年收入却只有区区二十几万人民币。两者之间的差距竟然高达250倍！青春年少、声名远播、腰缠万贯，再加上英俊的外貌，这些职业棒球选手想不受欢迎恐怕比登天还难。

另一方面，在日本二十多岁的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中，电视台女主播最受追捧。不过，电视台女主播的筛选率高达五千分之一，所以能够当上女主播的人，一定是有着闭月羞花之貌同时出身名校、英语流利的德才兼备之辈。

进入电视台之后，这些女主播大多会从体育新闻做起。在工作中，她们少不了要经常采访一些被誉为“国民偶像”的年轻职业棒球选手。通过采访，她们和对方相识相知，然后坠入情网。所以职业棒球选手和女主播结为夫妇的例子在日本十分常见。

就这样，在全日本粉丝的祝福声中，两位新人举办了盛大而奢华的婚礼。然而，在婚礼之后，这对“理想的新人”却并不一定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一方面，日本的川柳（日本讽刺诗歌形式之一）中经常有“女主播年过三十也不过是普通人”之类的句子。这句话和刚才提到的那个女模特的故事稍有不同，但两者都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女人的美丽一定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不过话虽如此，女主播们尽管容颜衰老，但富有知性。

与女主播妻子相比，身为职业棒球选手的丈夫可就要惨得多了。首先，他们的体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从而无法在赛场上再现昔日的雄风。其次，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以每年近百人的规模源源不断地加入职业棒球队，这对于“年事已高”的老将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体力的减退”以及“新人的加入”让曾经年轻的职业棒球手们在赛场上变得不再那么活跃，遭到球队俱乐部的解雇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被解雇之后，这些棒球手从“国民偶像”的神坛上一落千丈，顿时成为失业人员。心理反差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这些棒球手从小开始就只知道打棒球，所以除了投球、击球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一技之长。他们在一夜之间从昨天的“棒球英豪”变成了今天的“棒球笨蛋”——一个只会打棒球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

作为前电视台女主播的妻子何曾想到，自己的丈夫如今不但风光不再，而且还屡遭白眼。残酷的现实让她意识到：“他和我不同，是一个连大学都没毕业的人。将来要跟这个失业者过一辈子，想想都觉得害怕。”最终摆在二人面前的只有“离婚”这个唯一的选择——在日本，职业棒球选手和电视台女主播之间的合合分分，就像是四季更迭一样司空见惯。

由此看来，要想在婚后和对方牵手度过漫长的一生，安稳感尤为重要。

在中国，当公务员或是在国企就职是很多人的梦想。这两种工作之所以会如此受欢迎，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工作有稳定感。挑选结婚对象也是一样。所以，在考量结婚对象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看TA的职业、收入、性格等等能不能给自己带来这种稳定感。

然而，在社会变化速度如此之快的中国，公务员或是国企职工也不一定是一份绝对安稳的工作。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任时，大量的中国国企员工下岗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也有不少公务员在下岗后“下海”，从而大获成功。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当事人的远见和眼光。另外，不少中国的夫妻会选择丈夫在民营企业上班，妻子在国有企业上班。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分散风险吧。

60后的我的想法可能比较保守。我认为男人如果想结婚的话，首先一定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以确保每个月都有相对固定的收入。2011年，我在北京收看了热播电视剧《裸婚时代》，对于剧中文章所饰演的男主角的生活方式“深表不赞同”。

“我既没有车，也没有钱。买不起房，也买不起钻戒。但是，我愿意陪你白头到老，相伴一生。嫁给我吧！”这是由文章饰演的男主角“刘易阳”向由姚笛饰演的女主角“童佳倩”求婚时的一段告白。虽然这段话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但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他怎么能讲出这么自私的话？！在这里，我想对所有像“刘易阳”一样的中国男青年说：“如果你真心喜欢童佳倩，那就赶紧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赚钱养家！”

每一个成年男性都有工作的义务。而工作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获得收入，成家立业；其二是为了建功立业，为社会做贡献；其三是为了纳税，为国家做贡献。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义务，第56条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所以，一个身体健康的成年公民如果不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个违反了《宪法》的“伪公民”。

在这一章里，我想讲的主题是结婚，所以关于工作的话题就此打住。总之，我想再次强调：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增加我们成家立业后的人生稳定感，但是，稳定感并不只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稳定感同样重要。

心动”也未必真是你的菜

所谓“精神层面的稳定感”，最重要的就是对方是否有可以给你带来安稳感觉的性格。那么，什么样的性格会让人有安稳的感觉呢？答案就是：成熟稳重的性格。

成熟稳重的性格和任性的孩子气的性格截然相反。两者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更能够体贴他人，更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后者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顾及他人。

小孩子在一起时之所以会经常吵架，就是因为小孩子大都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迁就别人。可是，夫妻在很多时候都必须要共同进退。如果双方都任性地不肯迁就对方，那么两人就不可能达成一致，实现共同进退。单身的时候，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但是在结婚之后，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因此，如果夫妻双方不具有成熟稳重的性格，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控力，那么两人的婚后生活肯定会出大乱子。

大学毕业之后，单身的我进入了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工作。记得当时，坐在我邻座的是一位已经结婚的前辈。有一天，这位前辈一直绷着脸，好像情绪非常不好。一问才知道，原来在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和妻子狠狠地吵了一架。

“早上起床后，我会立即去洗漱间刷牙，这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可是，我妻子却先吃早饭后刷牙。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虽然我们相互看不惯对方的习惯，但这些年来我们都一直默默地忍着。到了今天早上，终于爆发了。我们先是不依不饶地指责对方，然后破口大骂，最后我重重地摔门而出。”

听完他的描述，我心中那些对婚姻的幻想在一瞬间化为乌有——如果为了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架，那夫妻之间可以引发争吵的事情岂不是多到数都数不过来？如果真的频繁地发生争吵，那婚姻岂不是一个雷区？一个不留神，夫妻二人就会被炸得尸骨无存。

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前辈又告诉我，他们夫妻俩就刷牙的问题最终达成了和解，约定谁都不把从小培养起来的习惯强加于对方，相互尊重对方的习惯。

多年以后，我和我的中国妻子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们也会发生争吵，而这些争吵的导火索就是她不满意我对自己的假期等休息时间的活动安排。与中国人不同，我们日本人基本上没有夫妇同行的习惯——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丈夫一般不会回家和妻子一起共进晚餐，而是和同事或者朋友们去居酒屋（即酒馆）喝酒。而且不论在酒足饭饱之后有什么后续活动，丈夫都不会叫上妻子一起参加。哪怕是在参加熟人或者朋友的婚礼的时候，丈夫和妻子也一般不会被邀请共同赴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丈夫一人前往。也就是说，在日本社会里，女人一旦结婚，就会被当作专职家庭主妇对待了。

不过，我的妻子从始至终都无法理解这一点。她认为我下班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家陪她，晚上和朋友出去吃饭也应该夫妇同行。虽然我非常理解她的想法，但是我不得不说，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她的想法根本站不住脚，而且日本男人很难在这一方面做出改变。为了用事实证明这一切，有一次我带着她一起去参加了一个饭局。结果，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不仅如此，从那之后，朋友们再也不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了。因此，我和妻子发生了接二连三的争吵。

现在想来，那时的争吵和不愉快都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谁让我娶了一位思维习惯和日本人不尽相同的外国妻子呢？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和妻子的婚姻也是极其不稳定的。所以，即使有一天她突然提出离婚，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在我们公司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前辈迎娶了外国妻子。与我稍有不同的是，他的妻子是一个美国人。有一天，这位美国妻子突然出现在我们公司，当着很多人的面把她的老公臭骂了一顿，然后径直去了成田机场，坐飞机回美国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夫妻二人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和思维的差异。

好了，我们接着聊“性格”这个话题吧。在一般情况下，性格活泼开朗的人比性格阴暗的人更有安稳感，和性格活泼开朗的人相处比和性格阴暗的人相处更能让人感觉到安稳。然而，我们很难确切地说什么样的性格好或什么样的性格不好，只能看我们是否喜欢对方的性格。

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争论：一部分人说找一个和自己性格以及价值观相似的人比较好，而另一部分人说找一个性格以及价值观可以互补的人比较好。

如果一对吝啬鬼结为夫妻，那么在相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他们应该不会发生太多的争执，甚至还会非常默契地指着破产的邻居评头论足：“看他们平时大手大脚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有今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婚姻是相对稳定的。

然而，吝啬鬼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乱花钱。因此，他们两人的生活一定非常简朴。可是，这种简朴的生活过久了，厌烦的情绪自然会慢慢地滋生出来，他们的生活也就渐渐变得味同嚼蜡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一起去海外旅行、享受一下奢华的浪漫，那么“嚼蜡”的感觉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夫妻二人都是吝啬鬼，谁都不愿意把钱花在海外旅行上，那两人的生活只会变得越来越枯燥无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婚姻并不十分稳定。

相反，如果是一位行事果敢的男性和一位小心谨慎的女性结为夫妇，情况又会怎样呢？

比如在禽流感盛行的时候，两人外出就餐。丈夫想点有鸡肉的菜，可妻子却横眉怒视：“这个时候吃鸡肉，跟自杀有什么分别！”丈夫反驳道：“患上禽流感的概率还不到碰上交通事故概率的百分之一。正好现在带鸡肉的菜打折，不是挺好的吗？”

如果两个人经常这样互不妥协，频繁的争执势必在所难免。由此看来，性格互补似乎也能对夫妻生活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假设，夫妻俩准备买新房，丈夫一眼就看中了一套房：“这套房无论是价格、户型还是周边设施都不错，就买它吧。”但妻子说：“别着急，再看看。”一个星期后，妻子说：“你说的那套房的开发商信誉不太好，我们还是别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许会大吵一架，然后丈夫妥协，放弃购买。结果，在半年后，那家房地产开发商真的因为信誉扫地而倒闭了。

在这个假设的情况中，性格的互补虽然导致了夫妻之间一时的不和，但是从长远来看，互补的性格却保护了双方的共同财产，让两人的生活变得稳定了。

所以说，在家庭是否稳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单纯地根据夫妻性格是相同还是互补来做出判断。

所谓精神层面的稳定感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对方是否有可以给你带来安稳感觉的相貌。简单点说就是，对方的样子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这个问题关乎个人的审美，因此很难下定论。

本章开篇提到了《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在节目中，男嘉宾上场后，会先从二十四位女嘉宾中选出一位“一见钟情”的“心动女生”，然后将该女生的编号输入手中的平板电脑里。我关注过很多男嘉宾以及他们所选的“心动女生”，但是，一直都没有总结出男嘉宾做出选择的标准，只能说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的喜欢长发飘飘的“仙女”，有的喜欢短发精干的“小可爱”，有的喜欢楚楚可怜的“林黛玉”，有的喜欢打扮中性的“李宇春”。

不过，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心动女生”，男嘉宾们的首要关注点应该都是女嘉宾的容貌。女嘉宾亦如此。电视节目中如此，现实生活中亦如此。如果你不喜欢对方的脸，那么TA肯定不合适做你的终身伴侣。毕竟一旦结了婚，一年365天，每天从早到晚你都要面对着这张脸。如果对方有一张你喜欢的脸，那当然再好不过；如果对方有一张你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脸，应该也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如果对方长了一张你讨厌的脸，我劝你还是别结这个婚为妙。

除了容貌，人们在择偶时还会关注对方的身高和体重。据说中国的女性素来喜欢身材高大的男性，那么究竟要多高才算高大呢？当然，这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另外，日本的男性认为女性“瘦则为美”，这就像封建时代的中国男人认为小脚女人最美一样。过去的中国女性被迫缠足，现代的日本女性在日本男性审美观的强迫下努力减肥。因此，几乎所有日本食品的包装上都标有卡路里数。如果没有的话，日本女性一般都不会开口品尝。

既然容貌和外表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姻缘，如果你真心希望结婚的话，就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时刻衣着光鲜的女人和经常衣着邋遢的女人，她们遇到心仪男性的概率肯定不一样；同样，如果男人总是邋里邋遢不换衣服也不梳头，那么即使他性格再好、收入再高，也不会有什么异性缘。虽然我们没必要像明星、模特那么讲究，但对于自己日常的穿着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我想对中国的各位年轻朋友提出建议：最好提前在心里确立一套测评你的未来伴侣的独特标准。换句话说，你要非常清楚你所期望的TA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同时你也要弄清楚自己看重的是TA的收入、容貌、性格、职业、家乡还是其他。总而言之，在遇到你的Mr.Right或者Miss.Right之前，你要做到心里有数。

当然，如果能遇到一位百分之百符合自己期望的人自然最好。但是，即使你遇到了TA，TA未必会对你有好感。更何况TA的条件那么好，找一个比你条件更好的伴侣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无论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也无论男女，都是条件好的人更抢手。就像超市货架上摆着的苹果一样，既甜又香的，自然卖得快。如果在买苹果之前不考虑好自己看重的究竟是甜度、价钱、大小还是形状，而是站在货架前，手里抓着几个苹果犹豫不决的话，好苹果就会被其他顾客买走，最后你买到的就是一些坏了或者蔫了的“次品”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提前确定好标准。一旦遇到了比较符合标准的人，你一定要努力尝试进一步交往。比如，一起吃个饭或者看看电影什么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再决定这个人适不适合做你未来的另一半。

婚姻中抢手的男人都是恋爱中的失败者吗？

说来惭愧，别看我现在说起婚姻、聊起女人头头是道，其实，我到二十出头的时候还完全不了解女人，也不受女人的欢迎。但不知道为什么，从二十六七岁开始，我就像转了运一样，突然变得受异性欢迎起来了。

在前文中我也多次提到过，在我的青年时代，电脑和手机都还没有流行，白纸黑字仍是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那时，每天早上，只要打开办公室的抽屉，我总能发现几张字条，上面满是女孩子手写的爱意浓浓的文字——有些是在我们公司兼职的女孩子发来的邀请，“这个周末有空吗？”“近藤，你喜欢吃什么家常菜啊？”，有些则是在聚会上和我交换过名片的其他公司的女生发来的炽热的情书。

我学生时代的好友加藤曾预言：“毕业于名牌大学，在顶尖企业工作的男性，一旦过了二十五岁达到适婚年龄，就会突然变得非常抢手。”看来，他真的说中了。面对着眼前一张张的字条，我不禁想：“曾几何时，不论我多么主动地约女孩，她们都不为所动，难道那只是我的一场梦吗？”

从那以后，一周七天，我几乎每天都和不同的女孩子吃饭。要是现在也这么做的话，估计我早就破产了。可是，当时正好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我觉得钞票就像温泉水一样，用完了就会立即从地底下冒出来。

虽然当时的我并没有破产，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密集约会之后，我开始有些厌烦了。这就像打麻将的时候，摸了好几次牌都没有摸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张好牌一样，那种焦躁的感觉真是无以言表。后来，我渐渐悟出了其中的原因——之所以没有“好牌”，是因为我从不主动约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而是不停地和一些喜欢我并且主动约我的女孩子“约会”。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我可能是一张“好牌”，可是对我而言，她们却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闲牌”。

另一方面，母亲总对我说：“你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看她是不是个危机意识很强的人。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处于顺境时，你可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处于逆境时，你就一定需要别人尤其是你的妻子的帮助。特别是你啊，好奇心太重，总喜欢四处晃荡。这样太危险了。要是路上有个坑，你立马就掉下去。所以，你的另一半必须具备很强的危机意识。哎！现在说了你也不懂，因为你太年轻了，没有什么人生阅历。所以，如果你觉得遇到了合适的对象，在做出决定之前，一定先把她带到家里来给我看看。”

虽然我没有完全理解母亲的意思，但还是记住了她所说的这番话。二十五岁的时候，我把正处于热恋阶段的女朋友带回了家。结果母亲一见到她立即翻脸，坚决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和那样的女孩子在一起，你就等着和她一起掉进坑里吧！”

当时，我真的不懂母亲为什么会如此反对，但是，就像我在前文写的那样，我最终还是和那个女孩子分手了（尽管分手的原因并不是我母亲的反对）。

后来，我陆续交了几个女朋友，不过我和她们的关系都没有发展到可以带回家给母亲过目的程度。因为我知道这些女孩子对我好并不是因为爱我，而是出于安稳性的考量，对我的各种相对优越的条件有好感罢了。所以，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要找一个女孩子一起吃晚饭并不难，但要找一个女孩子结婚，那可真得好好掂量掂量。”

在那之后，母亲见到的那个和我交往的女孩子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说到那次的见面，真是一场偶然——那是一个周日，我和母亲、妹妹约好了一起外出吃晚饭。那天我还约了一个女孩子（也就是我现在妻子）一起去一家咖啡店喝下午茶。于是，我算好了她离开咖啡店的时间，然后让母亲和妹妹在稍晚一点的时候来咖啡店和我碰头。但是，我可能一不留神说错了时间，所以母亲和妹妹提前来到了咖啡店。就这样，她和我的母亲“不期而遇”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和她只是普通朋友。可是聊着聊着，她就和我的母亲以及妹妹打得火热了。后来，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饭后，我们又聊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依依不舍地说了“再见”。

当时，我一个人在外租房住。回到住处后不久，母亲就打来电话，激动地说：“你一定要和这个女孩子结婚！她真是个好姑娘，配你绰绰有余！你要是娶了她，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都能逢凶化吉。你要是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以后就再也遇不到比她更有危机意识的人了！”

刚刚挂断母亲的电话，妹妹的电话接踵而至，对我的“女朋友”，她同样赞不绝口。那天过后，我的母亲和妹妹竟然比我还积极地和她接触，并且每次都对她赞赏有加。

我见过很多婚后为婆媳关系而苦恼的男人，我觉得，如果真的娶了她，我们家一定不会发生婆媳大战。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也没能在母亲面前尽孝，所以娶一位她老人家满意的媳妇儿也算是儿子尽的一份孝心吧。总而言之，从家族的立场来看，娶她为妻一定能够确保我近藤一家的安定祥和。

我所享受的“中国式管理”

另外，我和她结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是一个中国姑娘。我有很多已婚前辈，婚后数年，必然会经历七年之痒，夫妻关系味同嚼蜡。如果此时家里有一个宝宝，夫妻俩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的完整。孩子是维系夫妇感情的纽带。

为什么夫妻之间会有七年之痒呢？如果从男人身上找原因的话就是丈夫开始厌烦妻子了。丈夫为什么会厌烦妻子呢？——这就像我们频繁地玩同一款手机游戏一样，一旦对游戏中的环节了如指掌，我们就对这款游戏失去了兴趣——面对着朝夕相处的妻子，丈夫渐渐失去了兴趣，不但和妻子的话题少了，甚至还会在外面寻找“新的游戏”。

但是，如果妻子是外国人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同样朝夕相对，但是丈夫在精神层面上不会那么容易产生厌烦的情绪。就拿我来说吧，当时的我完全不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也知之甚少，所以，妻子和我说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事情都让我觉得新鲜不已。

譬如说，为什么在日本筷子都是横着摆放在饭桌上，而在中国筷子都是竖着摆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能讨论一个多钟头。所以，单就中日文化差异这一个主题，我们至少能聊十年。

我的这个说法有点逆向思维的感觉。我从出生算起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润，后来跟一个文化氛围跟日本迥然不同的异国的姑娘结了婚，这样一来婚姻反而更加稳定了。

一般来说，夫妇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会直接导致家庭的不和谐。比如，东京人和大阪人在结婚之后，一定会为一日三餐而争吵——东京人口味重，喜欢在饭菜里添加大量的酱油，而大阪人的口味偏清淡；另外，东京人的自尊心很强，凡事都很重面子，而大阪人非常实际，很重钱财简而言之，东京人和北京人差不多，而大阪人就像上海人一样）。因此，我们日本人常说：“东京人和大阪人组成的家庭，一定鸡犬不宁。”

尽管东京和大阪是同一个国度里的相距仅仅600公里的两个城市，可由这两个城市的人组成的家庭就出现了如此之大的问题。那么，如果出生在东京和北京这两个相距2100公里的城市里的人组成了家庭，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知道我的中国妻子是从小吃着北京菜长大的，所以当她说“我坚决不吃纳豆！”的时候，我并不会像听到大阪女孩说“我就是不吃纳豆！”时那么生气，因为我会觉得“中国菜里的豆类食品没有这种吃法，所以可以理解”。假如她是个大阪姑娘的话，我可能无法允许她不吃纳豆。

妻子是第一个说很喜欢我写的文章的女人——我是个杂志记者，每周都要在各种截稿日期之前拼命码字。但是，当时我写的文章不但得不到主编和领导的认同，而且经常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连公司里的同事也没有夸奖过我的文章。

可是，对于一个母语不是日语的中国人来说，我的日语水平应该是非常高了。所以，我的妻子不是夸我一次两次，而是每周都夸、每篇都夸。我有时会叹一口气说：“只有外国人会表扬我的文章。”那时她生气地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鉴赏文章的能力不低，将来好多日本人也一定会发现你的文章的精彩。”

反正我们都为对方设定了较低的评价标准，都在最大程度上包容对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婚姻反倒是最稳定的婚姻。多年来欧洲的王室成员不也一直都是跨国联姻吗？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德川家广，东京人，和我同岁，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他是日本江户幕府（1603—1807）第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的第19代直系子孙。德川家族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名门，类似于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我们相交多年，关系一直不错。每次跟他一起吃晚饭，我们就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到第二天早晨。

据他说，他曾经被逼着和现在的日本皇太子妃雅子相亲，后来又被迫相亲了不少大家闺秀。有一天，他突然邀请我去他家玩儿，还说：“想给你介绍一个女孩，我想娶她为妻。”到了他家，我看到一个姿态轻盈可爱的长发女孩挨着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问才知道，这个女孩是个越南人，而且完全不懂日语，只能用英语交流！

其实，德川决定和这个越南女孩结婚的原因和我差不多：对方没有受到日本文化的浸染，所以相处起来感觉很轻松。像他这样的名门之后，每天都要在沿袭了数百年的家规之下束手束脚地生活，但是，如果娶了一位外国妻子的话，他就可以以此为由从众多束缚之中解放出来。而且，在他看来，这样的解放反而更能够促进家庭内部的安定团结。后来，当他真的和这个越南女孩结婚的时候，不少日本媒体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报道“日本最名门之一的后代竟然娶了个越南女人”。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德川和他的越南妻子依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说完了别人的婚姻，再来说说我的婚姻吧。我和妻子在1994年4月结婚。求婚时我对她说：“将来，请你和我葬在同一座坟墓里吧！”听到这句话，她非常震惊：“明明是求婚，怎么又扯到了合葬？”

“我的意思是说，将来我们老了，白发苍苍了，也要在一起。不！哪怕是死了，我们也要在一起。”

听到这样的解释，她的脸上流露出了似懂非懂的表情。

为了保障家庭的安定团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约法三章”，约定今后只要是任意一方坚决反对的事情，就一定不能做。比如买房的时候，无论我对某一套房多么满意，只要她坚决反对，我们就绝对不买，反之亦如此。如今，我们的婚姻已经步入第20个年头，但是这个约定依然有效，并曾多次解决我们的家庭危机。所以，我建议那些打算结婚的新人们不妨也立下一个类似的约定。

当我告诉亲朋好友“我要结婚了！而且新娘是个中国人！”的时候，没有人不感到惊讶万分——当时，在黑恶势力“蛇头”的操纵下，数百艘走私船源源不断地在日本九州非法靠岸，船上载满了从福建省上船的中国偷渡客。在那个年代，只要一提起中国人，大多数日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那些偷渡入境的中国人——甚至还有朋友怀疑我是在采访中被非法入境日本的中国女人给骗了。

每当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都会全力申辩：“你们只知道在巴掌大的日本小岛境内寻找另一半，而我却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找到了终身伴侣。”

那时，经过装修后重新开业的东京池袋“东武百货”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商场。然而，这个商场最引人注意的并不是83000平方米的经营面积，而是商场内播放的中文广播——在用日语及英语播放完广播后，该商场还会用中文播放一遍同样的内容。“中国人又没钱逛商场，有必要弄个中文广播吗？”“在商场里播放中文广播，高兴的恐怕是中国的盗窃集团吧？”针对东武百货的这种开天辟地式的创新，来自各界的非议之声几乎不绝于耳。

那时我去采访东武百货的社长山中金贯先生。对于外界的非议，山中社长斩钉截铁地说：“目光短浅、没有见识的日本人懂什么？我看重的是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对于全世界所有的商场而言，中国人将会是出手最大方的顾客。过不了多久，全日本的商场都会学我们东武。现在以为中国人就是穷人的日本人，等再过十年、二十年后悔去吧！”

我觉得山中社长的话非常有道理，而且他的这番话似乎也适用于我的婚姻。所以，我一下子有了自信。事实上，在二十年后，无论走到哪家商场，我们都会听到中文广播，导购们学习中文的热情也一年比一年高。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妻子是中国人而说一些带有歧视性的话了。从这个意义上说，2010年日本的GDP被中国赶超，也着实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山中社长确实很有先见之明。

我和妻子结婚后不久，一位日本官员创建了一个“中国妻子协会”。随后，不少和中国女性结婚的日本男人纷纷入会。他们在这个协会里互相倾诉烦恼，互换心得。每过半年，这些会员就会聚在一起开个晚餐会。有一次，我也受邀参加了晚餐会。到达会场后我发现，在场的二十多位日本男人都是手里端着啤酒，口里大声说着中国妻子的种种“事迹”。

后来，这个协会里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少了。过了大概10年，这个协会竟然不复存在了。经过多方打听我才得知，协会里离婚的成员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协会创始人也离婚了。

至于这些人离婚的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凋敝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开始，很多中国女性可能都是冲着“日本人比中国人有钱多了”才嫁给日本人的。然而，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人的经济实力逐渐下滑，而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很多年轻人走上了成功的道路，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所以，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与其跟着日本老公留在日趋衰落的日本，还不如和日本老公离婚，回中国寻找更为成功的婚姻和更为幸福的生活。

幸好，我的妻子是个“文化人”，不是“经济动物”，她对“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实力谁强谁弱”似乎并不感兴趣。当然，她也许在本质上还是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的，只不过她非常了解日本的长处罢了——除了地震这样的天灾外，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和平、最卫生、服务最周到的国家。因此，我们这一对日中跨国婚姻“例外地”在东京的同一个屋檐下延续着。

娶一个“逢凶化吉”的妻

在我和妻子交往并决定和她结婚之后，我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并尝试着阅读一些中国历史、文学类的书籍。我特别喜欢中国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而且一直希望能在北京举办一场中国传统式的婚礼。而妻子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是个地地道道的“红迷”，所以，她非常开心地答应了。当时，有一家日资婚庆公司刚刚和北京的一家婚庆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于是，我们决定赶在1994年的“五一”劳动节在这家合资公司新建的婚礼会场举办婚礼。

就在婚礼举办的前一周，我们从东京回到北京，那家合资公司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有知情人士告诉我们，在临近开张的时候，中日两家公司发生了分歧，最后一拍两散了。他们的公司散了不要紧，可是几天后，我的父母以及我在日本公司的记者同事们都会应邀来北京参加我的婚礼。这可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妻子提议：“我们去和大观园商量一下吧！大观园是根据《红楼梦》里的描述建成的公园，里面肯定有古代王公贵族们举办婚礼时的用具。”

于是，我们俩径直去了位于天坛公园附近的大观园。在说明了来意之后，大观园的负责人说：“我们这儿的确有唐代举办婚礼时的用具，但是我们没有举办唐代婚礼的先例。”最终，妻子凭借她的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地说服对方，借到了婚礼的用具和衣物，另外还聘请了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就这样，三天后我们如期举行了婚礼。

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市民们大多崇尚身着白色婚纱和黑色燕尾服举行西式婚礼，几乎没有新人会举办古典的唐代婚礼。在我们婚礼当天，酒店里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

妻子化着唐代的妆，坐在轿子里被人抬进了婚礼现场。我射箭迎接新娘，然后同新娘向双方父母行三叩九拜大礼，最后喝了交杯酒。虽然身上的大红色唐代贵族衣饰颇有分量，让我们做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费力，但是伴随着现场演奏的唐代古乐，我们还是在“巧舌如簧”的司仪的指挥下完成了婚礼的所有流程。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婚礼顺利结束，接下来就是午宴了。我们一桌接一桌地向来宾敬酒，不知不觉中，这顿午宴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尽管我们早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我还是意犹未尽地说：“我们难得有这身装扮，不如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吧！”

很显然，我的妻子有些不好意思，但我还是拉着她的手，在酒店门前拦了辆的士，直奔天安门广场。

由于那一天正值“五一”劳动节假期，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游客，非常热闹。我和我妻子的“盛装登场”立即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我们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们刚刚举办完婚礼！”在场的所有人用热烈的掌声向我们表达了祝福。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和摄影师也赶到天安门广场对我们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我们的照片以及“我们的结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征”的图片占据了《北京青年报》的一整幅版面。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和中国妻子“波澜起伏”的婚姻生活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母亲曾对我说：“你呀，就应该找一个危机意识强的姑娘结婚！”婚后不久，我先后两次领悟到了这句话的深意。

第一次是在我们去巴黎度蜜月的时候。当时，巴黎正在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庆典。我们在离圣母大教堂最近的地方迎接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妻子对我说：“早点回酒店吧。”可我却由着自己的记者职业病，拉着她的手，一直走到了围观群众的最前排。

庆典开始后不久，由于现场的群众过于亢奋，很快就发生了暴乱。在逃命的过程中，盛夏的艳阳加上长途跋涉的疲惫最终让我因贫血倒在地上。随后，游行的人群从我身上踩过。那一天，我差一点儿就死在了巴黎的大马路上。

这时，我的妻子大喊救命，然后拼命地冲向不远处的一队警察。眼看就要冲到警察队伍近前的时候，她假装摔倒，吸引了警察的注意。当警察赶来搀扶她的时候，她立即拉着警察的手回到我身边。这个时候，我已经被踩踏得失去了意识。这队警察及时地将我救起，然后把我抬回了酒店。

第二次是1996年2月，我们去云南丽江旅游的时候。那一天，我们乘坐长途客车从大理出发前往丽江。经过了一路的颠簸，终于在中午时分到达了目的地。下车后，我们立即给当地的旅行社打电话，请旅行社帮忙联系宾馆。到了宾馆后，妻子说：“这家宾馆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于是，我们换了一家价格不菲的高级酒店。

另外，旅行社为我们安排了“地陪”——一个就读于云南大学旅游专业的可爱的女大学生。对这个“地陪”，妻子也非常不满意：“不是丽江本地的纳西族男生，绝对不要！”最终，在妻子的坚持下，旅行社同意更换导游。而那位女大学生委屈地哭了起来，让我在心里泛起了一丝怜香惜玉之情。

后来，纳西族的大男孩和宏强（时年22岁）成了我们的“地陪”。在一番寒暄之后，他建议：“来了丽江，就一定要去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登山绝对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妻子再次反对：“绝不出城半步！”所以，我们在参观了几个有着明代木制房屋的村落后，就在一家餐馆的二楼早早地吃起了晚饭。

就在快要吃完晚饭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就感觉天旋地转。几秒钟之后，我们所在的木制房屋迅速燃烧起来，我们也直接从二楼跌到了一楼。勉强爬起来一看，只见地面出现了裂缝，脚下的大地剧烈地摇晃——这时，整个丽江就是一座人间地狱。

没错，这就是丽江大地震。

眼前的房屋一栋接一栋地坍塌，刚才还五光十色的彩灯一大片一大片地熄灭，四处都是断壁残垣，就像战争电影里出现的场景一样。

妻子塞了一些钱给和宏强，对他说：“小和，快去找点水和食物！”小和接过钱飞快地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带着面包和矿泉水跑了回来。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气温骤降到了零度以下，道路也基本堵死了，我们只能借着和宏强这个当地人的直觉艰难地避难。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偶遇几个和小和住在一个村子里的年轻人。他们对小和喊道：“整个村子都毁了，你的父母也很有可能被埋了，你尽快回去！”可是，小和却高声回答说：“这个外国人把命交给我了，不把他们安全地送到避难所，我绝不回去！”听到小和的话，我们非常感动，但还是劝他：“你还是回去吧，回到父母的身边去吧！”但是，小和坚定地说：“这事儿关乎我们国家的体面，我是导游就要履行导游的职责，不完成任务，我绝不回去！”

之后，小和又依靠直觉带着我们向前走了几个小时。其间，又发生好几次震级较高的余震，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途中，我们看到一处很大的砖瓦堆，小和轻声说道：“如果一开始你们住在这个宾馆，估计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死了。”我走上前去看了半天，完全看不出什么宾馆的外观，只有一座毛主席的铜像毫发无伤地立在那里。

深夜时分，我们终于走回了那家价格不菲的高级酒店。酒店有一半被震塌了，停车场被当作市民的紧急避难所。小和终于舒了一口气，然后转身离开了。我和妻子把酒店的桌椅当作柴火焚烧取暖，总算熬过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小和又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说他的村子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不过他的父母平安脱险。昨晚找到父母之后，他就为两位老人搭建帐篷，一直忙到天亮，然后又放心不下我们，所以过来看看。他告诉我们：“玉龙雪山上有很多人失踪了。”妻子对小和说：“我们愿意花掉身上所有的钱，请帮我们找辆车去机场。”小和说：“机场刚开始建，还没完工。”尽管如此，妻子还是坚持：“那就把我们带到机场工地去！”

公路已经彻底瘫痪了，我认为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小和竟然奇迹般地找来了一个司机。司机说：“150块钱我送你们去机场。”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和小和互道珍重之后，我和妻子坐上一辆小破车，经过近两个小时颠簸，终于到达了既定的目的地——机场。

虽然名为“机场”，其实就是一个把山铲平了的大工地。车刚一停下，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估计这方圆数十公里都没有人烟。待在这个地方，太阳一落山，我们铁定会被活活冻死。

就这样，我和妻子一声不吭地在工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就在我们万念俱灰的时候，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随后一架飞机出现在云端。没过多久，飞机缓缓地降落在我们所在的机场工地上。定睛一看，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正是我在《新闻联播》里经常看到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妻子就已经跑上前去寻求帮助了。看到一个从荒郊野地里跑出来的女人，吴总理似乎也吓了一跳。当我们详细地说明了情况之后，吴总理和蔼地说：“这架飞机马上就会飞去昆明，你们赶紧上去吧。”

谢天谢地，我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飞机起飞后，我从空中俯瞰了一眼已然成为废墟的古都。这时，母亲的话再一次回响在我的耳边——“你呀，就应该找一个危机意识强的姑娘结婚！”

第七章 你们的青春，我们都曾走过

在当时的东京，几乎全体市民都在泡沫经济时期分得了一杯羹，而现在的北京，只有10%左右的“暴发户”和“富二代”们享受到了经济繁荣的红利。作为日本的“泡沫经济一代”，我在北京的高级会所和“富二代”们一起吃饭、喝波尔多红酒，感觉自己的青春时代再次来临了。然而，在北京还有90%的人，特别是“80后”的年轻人们，他们不得不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他们跟繁华的经济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也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年轻人总是被时代浪潮紧密裹挟的一个群体。中年人已经抢先一步掌握了社会的特权，所以，年轻人的部分利益往往被牺牲掉。尽管如此，年轻人们仍旧凭借其惊世骇俗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楚霸王项羽灭秦时只有二十几岁，毛泽东主席也在二十几岁的年纪踏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日本，发起明治维新，结束长达700年之久的武士时代的正是以坂本龙马为首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们。

中国现在有数以亿计的80后、90后，他们是21世纪的新中国的先驱和开拓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条文是1993年修改《宪法》时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加入的。日本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但是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初期，也就是1697年，就在大阪设立了堂岛米交易所，进行大米的期货交易，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让大米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市场经济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因此，说起市场经济，日本还是略胜一筹的。下面，我将结合日本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回顾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本国“青年史”。这对于思考中国的青年群像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我想谈谈我对中国年轻人的看法。

前辈们正如“坏掉的奔驰车”

日本1945年战败之后的第一代年轻人被称作“60年的安保世代”，我的父母正是这个年代的人。

日本于1951年签署了《圣弗兰西斯科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6年的美军占领时代，同时与美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式进入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在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体制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多年前还在跟美国拼死决战的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军的前线基地。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有效期只有十年，因此1960年需要重新签署。然而，到了1960年，整个日本的大学校园纷纷掀起了激烈的反美游行运动。主导游行的正是当时的年轻一代——“60年的安保世代”。虽然《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最终被强行通过，而当时的首相岸信介，也就是当今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却因此尽失人心，被迫下台。

在1960年“安保”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度过青春岁月的父亲曾经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点就是反战和反美。我们这代人的父辈将侵略的爪牙伸向整个亚洲，还错误地向美国开战，结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日本民众反战的意识非常强烈，坚决不重蹈覆辙。就在不久前，美国还是日本的敌国，然而现在政府却想对其唯命是从。追随美国，就意味着必须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服务，在战争中助美国一臂之力，所以我们坚决反对。现在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只记得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搞学生运动，参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

然而，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还是重新签署了，岸信介首相被迫下台，继任的池田勇首相公布了“所得倍增计划”，日本开始踏上经济飞速增长的道路。1964年，日本开通了新干线高速铁路系统，并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1970年，日本在大阪成功举办了世博会。在这个经济形势一派繁荣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听着美国的摇滚乐，歌颂着自己的青春年代。在日本，他们被称为“团块世代”。

“团块”的意思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从1946年到1949年，日本爆发了空前的婴儿潮。这一代的人口数量高达700多万，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因此被称作“团块世代”。

“团块世代”与“60年的安保世代”被统称为“肉食系世代”。这一代人像虎豹一样凶猛，且充满贪欲，好胜怕输。“安保世代”与“团块世代”这两代人创造了日本经济飞速增长的神话，他们时时刻刻想着优胜劣汰，竞争意识非常强。

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两代人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和式的肉食系一代”，后者则是“洋式的肉食系一代”。“团块世代”是最早在美国文化的强烈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凭借一己之力创建“优衣库王国”的柳井正会长兼社长（生于1949年），可谓“团块世代”的典型代表。在2012年底我对柳井先生的采访中，他对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权表现出极端的愤怒：“民主党政权无论遇到任何状况，都采取平均的政策，这完全是对平等概念的误解。平等，并不是指结果的平等，而是指机会的均等。换句话说，无论是谁，都享有同等的机会。然而，这个世上既会有成功的人，也会有失败的人，结果不可能人人平等。这才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概念。”

正如柳井先生所说，“团块世代”的特征就是把竞争作为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如今这一代人正是65岁上下的年纪，到了退休养老的时候，可他们的实力不可小觑。当前日本迅速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团块世代”正是日本社会的核心消费群体。

紧接着“团块世代”的年轻一代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代年轻人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1970年重新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反对越南战争，因此被称为“70年的安保世代”。1969年，我的母校东京大学的象征性建筑物安田讲堂被示威游行的学生所占领，当年的东京大学入学考试因此被迫取消。最后，警察强行攻入安田讲堂，逮捕了633名学生，才使事件平息，史称“安田讲堂攻防战”。

当时的日本，嬉皮文化从美国传入，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声势日渐高涨。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在街上看到来来往往的年轻人们穿着牛仔裤、续着长发，一眼望去跟流浪汉一般。他们时常背着吉他，哼唱着民谣歌曲。小时候他们教给我的几首民谣，我到现在还会唱。

当今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属于“70年的安保世代”。我曾经的上司，毕业于70年代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早稻田大学，他也是非常典型的“70年的安保世代”。他曾对我说：“当时我们这群年轻人的世界，只有反美和虚无两件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像‘团块世代’那么坚忍不拔，我们不会以强硬的方式进行反抗，而是以软性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比如，同样是反美示威游行，我们不会挥舞着拳头投掷火焰瓶，我们会选择躺在马路上堵塞交通。”

全世界的“富二代”都差不多

“70年的安保世代”是在日本掀起学生运动的最后一代人。他们之后的一代年轻人就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臭名昭著的“泡沫经济一代”。

“60年的安保世代”与“团块世代”作为日本社会的中心，拥有不可企及的实力，他们将日本经济推上巅峰，并于80年代后期催生了泡沫经济。当时，日本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跻身世界第二，但是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才是实际上的世界第一”——纽约的曼哈顿大街、夏威夷的怀基基海滩、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富有的日本将全世界最贵的地皮一一收入囊中。

1987年，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公司花费3992万美元买下了梵高的名作《向日葵》；大昭和制纸公司的名誉会长斋藤了英也于1990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75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一幅梵高的作品——《加歇医生的肖像》，第三天，斋藤了英又以119亿日元中标，拍得了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暴发的日本人疯狂搜购艺术品”——一时间，世界各地舆论沸腾。

那个年代的日本人挥金如土，邀请国际名人前往日本成了家常便饭。举个例子，日本想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但是日本在强手环视的足球界属于微末小国，一直未能遂愿。因此，1980年丰田汽车公司邀请欧洲冠军杯及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队来到东京，进行足球俱乐部之间的冠军争夺赛，并将其命名为“丰田杯”。之后，这一盛会每年年底都会在东京举办。

在体育方面，1988年首尔奥运会上美国选手卡尔·刘易斯夺得百米赛跑及跳远项目的金牌，于是日本的电视台邀请刘易斯来东京的田径赛道上奔跑。同样，勇夺女子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赛三枚金牌的弗罗伦斯·格里菲斯·乔依娜也受邀到东京田径赛道上展现风采，不仅如此，她还在日本的电视连续剧中客串了一把。当年我采访她时，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我可是拿到了一大笔奖金哦！”

在艺术领域，尽管20世纪最负盛名的钢琴家霍洛维茨当时已经80岁高龄，仍旧被日本人专程从伦敦请来。为此，日本最高端的酒店——大仓酒店还特意重新装修了套房。1985年，在被誉为“钢琴界奥运会”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19岁的美籍俄罗斯人斯坦尼斯拉夫·布宁荣获桂冠。数年后，东京某私立音乐学院不惜花费重金请来布宁为音乐学院的学生授课。当时我也采访了布宁，他跟乔依娜一样，都难掩喜悦之情。

同样是1985年，标榜为“亚洲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首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开幕。之后，每年秋季，国际电影明星都会齐聚东京。并且，好莱坞的巨星们在自己主演的电影在日本上映之际造访日本已经成为惯例。对坚称不出席任何海外活动的罗伯特·雷德福，东京电影节的主办方还特意派了一架专机前往美国接他。

当时，国际大腕儿们寒暄时常会说：“下次东京见吧。”——他们几乎每年至少来日本两次。有一次，我在六本木的一家酒吧喝酒，旁边坐着的就是一位国际巨星——美国歌手麦当娜。还有一次在涩谷一家酒吧喝酒时，我跟身边一位外国女性攀谈了起来，得知她就是法国的国宝级演员艾曼纽·贝尔德。

当时的日本人觉得日本就是世界的中心，只要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竹下登首相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得花不完，甚至给全国3300个市町村各发了一亿日元。

“泡沫经济一代”就在日本经济的巅峰时期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1965年出生的我，正好处于“泡沫经济一代”出生的中间阶段。

当时的我只有二十出头，却以为钱就像天上降下的雨一般，花光了自然会再来。每晚我在采访之余，还会开一瓶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50元）的法国红酒；如果地铁太挤，就会坐的士上下班；周末一有时间，我就会去韩国、中国台湾等地旅游。

“泡沫经济一代”的普遍特征是年轻的时候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众所周知，泡沫经济之后的日本经济一落千丈，持续萧条，进入了“失去的20年”。而日本人也沦为了十月革命之后“没落的俄国贵族”。

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是过来人，可谓深有感触，对于“泡沫经济一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节俭。

如果要用1万日元维持10天的生活，当今的日本年轻人一定会把一万日元分成10份，安排每天只花1000日元的生活，并严格按照计划生活。然而“泡沫经济一代”的我们，一拿到1万日元，第一天就会立马花掉5000日元以上，至于剩下的9天该怎么过，“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明天会是崭新的一天）！”。这句台词是好莱坞电影的巅峰之作《飘》的主人公郝思嘉在电影结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正好契合了日本“泡沫经济一代”的想法——万事乐观。

2009年夏季，我作为一家日资企业的副总经理赴北京工作，并担任该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我询问一名刚进公司的新员工，她一天要花多少钱，她答道：“我尽量一天只花30块。”她说主要支出都花在吃上了。我决定跟这名新员工学习，从第二天开始，尝试着过一天花30块钱吃饭的生活。

然而，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想喝星巴克的咖啡，而且不愿意喝便宜的速溶咖啡，一定要喝大杯的焦糖玛琪朵或是白摩卡。

光是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就要花费30多块，之后的早饭、午饭和晚饭就都没得吃了。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去星巴克喝焦糖玛琪朵，要么不喝，直接去公司上班。对于正在练习节俭的我来说，不去星巴克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很遗憾，泡沫经济时代养成的习惯导致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喝大杯的焦糖玛琪朵或者白摩卡。

当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在午饭或晚饭时间之前，一定会有客户打电话来问‘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并且请我吃顿大餐。”真的是想得特别美。

但是，这种幸运的电话怎么可能突然造访呢？如果一早上都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会想：“虽然今天没有，但是说不定明天和后天的中午和晚上都会有人约我吃饭。这样一来，明天的30元和后天的30元就都能节省出来了。”我抱着这种乐观的想法，一到中午，就又揣着明后两天合计60块钱的伙食费去吃午饭了。

一次如此，则次次如此，我们这一代人过日子，基本都是入不敷出。我的高中和大学同学之中，出现了好几个“失踪者”。他们大都借了高利贷，利滚利越滚越大，无法偿还，最终下落不明。

最近日本企业似乎对“泡沫经济一代”非常不满，把这一代人列在裁员名单的榜首。这一代人往往行事出格，野性难收，特立独行惯了，喜欢乐观地看待问题。然而在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日本企业越来越崇尚“以和为贵”，看重守成而非冒进，“泡沫经济一代”自然成为淘汰的首选对象。

最近，有个年轻员工对我说：“前辈们这代人，就好像坏掉的奔驰车。”让我备受打击。奔驰车外观奢华，只要油量充足，便车速惊人。但是耗油量大，不够经济，一旦缺油，就立马抛锚。因此，“泡沫经济一代”在日本“失去的20年”里，只能面临着像恐龙灭绝一样的困境。

就连我也是一样，在日本待得快要窒息了，但是2009年调到北京工作后，我一下子活了过来。当时的北京，就像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一样，富有活力和生机。

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80年代的东京，几乎所有人都享受到了泡沫经济带来的福利，但是90年代的北京，只有10%左右的人真正享受到繁华时代带来的红利。尽管如此，比起经济规模和民众精神持续萎靡的东京来说，北京还是好多了，使我得以纵情讴歌自己的“第二次青春”。

紧接“泡沫经济一代”的是出生于70年代的年轻人们，因为他们是“团块一代”的子女，被称为“团块二代”。20世纪末，日本的泡沫经济已经全面崩溃，然而由于“团块一代”在泡沫经济时期攒下了很多积蓄，“团块二代”从小到大都没吃过什么苦，就好像我在本章后面要说的中国的“富二代”一样。

“团块二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他们明明是寄生于父辈的啃老族，却偏偏非常讨厌父辈们，尤其厌恶“团块一代”“凡事都要竞争”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团块二代”的特征就在于“比起竞争，更注重合作”的价值观，他们并不把周围人看成对手，而是当作伙伴。

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为止（现在可根据个人意愿延迟到65岁退休），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都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终身雇用制度的解体也是从这一代人开始的。这一代人之后的年轻人们，只要不喜欢现在的公司，便可以随时辞职。哪怕辞职了也不用担心生活不下去，因为泡沫经济时代他们的父母积攒了不少财产。

2012年夏天，我从北京返回东京的时候，发现我在中国买的各类书籍塞了整整50箱，根本无法放进我在东京的小房子，因此决定在东京购置一套面积稍微大一点的二手房。我看了大约40套房，期间，遇到不少跟我一样想要买房的“团块二代”的男士。

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意外地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已经过了35岁，却依然没有一份固定工作。在我这代人以及我之前的那代人看来，没有固定工作是绝不可能考虑买房的。没工作的话，先住在父母家里，等找到工作了就搬出去租房子住。如果有了一定的积蓄才会考虑结婚买房，成家立业。这是我们这两代人的思路，做事都会讲究先后顺序。

然而，“团块二代”考虑问题非常单纯：“房子就该用父母的钱买。”在这种思维的背后，存在某种破罐子破摔的依赖感：“经济这么不景气，怎么可能有存款，不花父母的钱花谁的？”

前几代人会觉得成人之后还要依靠父母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我们的父母也认为，小孩只需要供到考上大学为止。

拿我自己来说，父母只帮忙缴付了大学的入学费用，大学四年的学费共计1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5000元）都是我在课余时间打工赚来的。上大学的时候，我一般坐电车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有的时候连坐车的钱都没有，就花费1个半小时骑自行车上学。

为了实现去法国旅行的愿望，我花了三年时间打工攒钱。大学毕业旅行，我向银行贷款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000元），用这笔钱环游了意大利。我每月要还银行1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80元），还25个月才还完这笔贷款。计算一下，可知当时的贷款利率为10%。

1988年韩国首尔奥运会开幕之前曾举办过一次日韩学生会议，我利用参会的机会，第一次赴韩国访问。这是首尔大学和东京大学首次在首尔主办的讨论会，一周的时间里，双方各24名学生代表用英语讨论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文化等问题。

因为没钱缴纳12万日元的会费，我毫不犹豫地做起了当时报酬最为可观的兼职——为新药品做人体试验。当时试验的新药是一种精神镇定剂，参与试验的一行四人在东京驹込的一家医院里住了四天三晚，分别服用不同剂量的新药，然后分别测量血压、体温以及心率等等。距今已经过去25年，在我身上仍没有出现什么后遗症，想来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吧。在当时，做这份兼职一天可以拿到3万日元，最后我一共赚到12万日元，顺利去了韩国。

我的学生时代几乎总是缺钱用。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我当月就离开父母，自己租了个房子，开始一个人生活。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向父母伸手要过一分钱，并且每月都会给家里寄钱。

然而，“团块二代”开始认为“父母的钱就是自己的钱”，这种想法的改变，可以说是1945年以来日本“青年史”的一个分水岭。

青春再也不能“野蛮生长”了

日式“文化大革命”

“团块二代”之后的年轻人，就是日本的“80后”们，他们接受“宽松教育”成长起来，被称作“宽松一代”。“宽松”一词来源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制定的“宽松教育”，是“轻松”“从容”的意思。这一代基本上都是些性格温和的年轻人。

一直以来，日本教育深受中国四书五经以及科举制度的影响，是一种以背诵为重点的填鸭式教育模式。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文明开化，吸收欧美文化，需要背诵的知识更是翻了几番。其结果就是，以背诵为重点，完全没有了思考的时间，因此遭到教育学家的批判。

于是，初等教育开始陆续实施“宽松教育”，小学从1980年开始，初中从1981年开始，高中从1982年开始，大幅削减上课时间。1992年到1994年，日本全面修订了小学、初中及高中的“教学大纲”，大幅简化教学内容。例如，一直以来圆周率都是“3.14”，现在学生们只需记住是“3”；把“理科”和“社会科目”合并为“生活科目”，等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东京大学教育学院学习，当时自由教育的倡导者德国教育家鲁道夫·史代纳（Rudolf Steiner）的“史代纳教育理念”受到学者们的一致推崇。1975年，居住在德国的日本人子安美知子出了一本书《慕尼黑的小学生》，介绍史代纳教育理念。此书一经问世，立刻在日本掀起了“史代纳教育”的热潮。“史代纳教育”理念倡导：“教育最重要的不在于‘记忆’，而在于‘思考’。”这一理念在日本教育界推广开来，其直接产物就是“宽松教育”。

然而，“宽松教育”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它培养了一大批连汉字都不会写，简单的心算也不会算，对日本和世界历史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可以说这一改革完全就是日本版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反宽松教育”的声音逐渐占据社会主流，最终政府决定，小学从2010年、中学从2011年、高中从2014年开始，恢复“教育大纲”的原状。

“宽松一代”成长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日本，很懂得节约之道，并且重视自己的爱好和生活，讨厌加班或是周末调班。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接受的教育有缺陷，所以教养水平普遍都非常低。

职场上，有很多“宽松一代”的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在职场上争执不休的模样，如果训斥他们，声音千万不能太大，因为他们马上就会摆出一副要哭的样子。在我看来，“宽松一代”的身体里缺少一种有关“斗争精神”的DNA。

让我十分吃惊的是，“宽松一代”的话题大多是关于“节约”的。比如，哪家网店开始打折了，或是麦当劳和吉野家马上要推出什么优惠套餐了之类的。某一天，我约他们去吃午饭，被他们果断拒绝了，原因是：“7—11便利店的饭团平时卖120日元，这两天打折，只要100日元，所以今天中午我们要吃7—11的饭团。”

这时，身为“泡沫经济一代”的我终于忍不住插嘴道：“你们有精力思考怎么用100日元买到120日元的东西，不如花时间想想如何赚到1亿日元！”

结果他们满脸无奈地反驳道：“近藤前辈，不是有句话叫‘聚沙成塔’吗？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我们到哪儿去赚1亿日元啊？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不如你买买彩票，做做发财梦吧！”

无论我怎么说服他们，终究是寡不敌众。在“宽松一代”看来，“泡沫经济一代”就是一群“只知道做梦的非现实主义者”。

日本的“90后”们

日本的“90后”也被称作“超然一代”。他们年纪轻轻，只有二十来岁，却像出家人一样大彻大悟，十分老成，因此被称为“超然一代”。

“超然一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倾向于绝对的安稳。一般来说，年轻人对于升职、恋爱、出国游、豪车、奢侈品等都会十分感兴趣，但他们丝毫不在意，只想过上安稳的生活。

2012年秋天，我参加了大学同学的聚会。有个同学现在是某家大型银行的人事课长，他用震惊的口吻说：“今年春季，大批‘超然一代’来我们银行应聘。”

“他们这代人对升职、婚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只希望每天能够平平淡淡地度过就满足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选择来大型银行就职，因为既不用担心银行倒闭，工资待遇也还不错。我们这代人入行的时候，都争着去业绩好的分行，一心想着提高业绩，出人头地。然而，‘超然一代’最青睐的职位却是内部图书馆的地下资料室，或是管理整个公司的空调和电力供应的总务部，因为在这些地方工作轻松，不用加班。这些部门在以往都是遭到冷遇的人被降职后才会去的部门，或是身体状况不佳的快退休的人才会去。现如今，‘超然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像日本人了。”

这位同学还说，他曾经邀请“超然一代”的年轻人晚上一起去喝酒，结果对方这样拒绝道：“晚上我不想去喝酒，我喜欢一个人独处。虽然我回家之后，一个人待着也没什么事，但我可以做做饭，在网上看看视频，也挺开心的。”

当时听到这么奇葩的年轻人我还跟着大家一起笑，今年春天，我的编辑部也来了一个“超然一代”的年轻人。据我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超然一代”其实就是“对他人不感兴趣的一代”。他们在工作时间会戴耳机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对于上级提交的工作虽然也会照章执行，却没有一分一毫的附加价值。归根结底，对于他们而言，工作只是获得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工作内容，他们是毫无兴趣的。

在我遇到“宽松一代”年轻人的时候，已经够震惊的了。“宽松一代”的年轻人从不考虑怎么“把100变成150、200”，他们费尽心思考虑的都是“如何保持100的现状”。也就是说，“宽松一代”的年轻人们从不关注如何“让社会进步”，他们只关注如何“让社会不退步”，他们就是日本“失去的20年”的产物。

与此相对，现如今的日本“90后”即“超然一代”的年轻人，是对社会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毫无兴趣”的一代人，这代人的数量大概是“团块二代”的一半，他们是少子高龄化社会的产物。现在，日本25%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超然一代”的生活哲学看似与老庄唯我独尊、无为自然的思想相吻合，实际上却不可能参透老庄思想那种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如果说团块二代”和“宽松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没有“欲望”的影子，那么“超然一代”连“感情”都让人感觉不到。

2013年5月，东京皇居附近的国立近代美术馆举办了20世纪英国代表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展览，在“超然一代”中反响很好，参观者络绎不绝。

几乎与此同时，在上野公园的国立西洋美术馆正在展出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之称的拉斐尔的作品，这个画展的来客大多是中年妇女。虽然拉斐尔的作品都是基督教主题的作品，他的宗教画却好像意大利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而出生于爱尔兰的培根的画作，要么是全身黑袍的红衣主教，要么是眉头紧锁的教皇，风格十分阴郁。然而，日本的“90后”们，似乎对培根大彻大悟般的阴暗风格十分中意。

培根66岁（1975年）时写的英文诗被大书特书，占据了一整面墙。很多“90后”们在这个展示诗的区域念念有词，宛如念着咒语一般。

诗的内容是这样的：“我17岁的时候顿悟了。这段记忆依旧深藏在我的脑海。我走在大路上，看见了一坨狗屎。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生活有时候真像是一坨狗屎。”

我怀着走进“超然一代”内心世界的初衷去参观了培根展，在那儿我也顿悟了一件事：20年或是30年后，当“超然一代”的年轻人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力军，日本跟周边国家，如中国、韩国等，围绕历史问题应该不会再起任何波澜了。因为他们这代人压根不想从政，对靖国神社以及战争、慰安妇问题没有丝毫兴趣。

不仅如此，因为“超然一代”对政治本身根本不感兴趣，那么政坛竞选的参与者也会后继无人，这样一来日本这个国家也将不复存在了吗？

他们一生下来，就异常老成

如上，我们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年轻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60年的安保一代”“团块一代”“70年的安保一代”以及“泡沫经济一代”这四代人可以归为一类；之后的“团块二代”“宽松一代”以及“超然一代”这三代人则是第二类。前四代人是“肉食系”，后三代人是“草食系”。前四代人喜怒哀乐的情感分明，后三代人则感情含蓄，奉行禁欲主义；前四代人任意妄为、大胆泼辣，后三代人则规矩守礼、温和柔顺。

走在时代最前端的“超然一代”可以说是“草食系”特征最明显的一代人。总而言之，日本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开始朝中性化方向发展。

日本“青年史”的变迁，对于中国很有参考价值，当今的中国与过去的日本一样，同样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上。在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眼中的中国“青年史”。

我最早接触的中国人，是跟我同龄的中国的“60后”们。这一代人的幼年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体验。父辈以及周围的大人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的景象，成为他们幼年时期的初始体验，因此这一代年轻人基本上都非常有骨气、有毅力。

之后，“四人帮”于1976年被逮捕，“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次年，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重新开考。因此，“60后”们在迎来他们的18岁生日之际也同步进入大学深造的轨道。同时，改革开放也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因此，“60后”的青春时代，赶上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的浪潮，可谓是“幸福的时代”。

我的妻子是北京人，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左右，一家咖啡馆在她就读的大学校园内开张营业了，这大概是中国首家在大学校园内营业的咖啡馆。云南的咖啡被运送至此，还会搭配上几样小点心一起出售。据说，当年这家咖啡馆异常火爆，每天人民币就像雪花一般飘进咖啡馆。然而好景不长，学校管理层严厉申斥咖啡馆的经营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咖啡馆被迫关闭了。

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都很穷，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年代算是一个平等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可口可乐以及邓丽君的音乐等新事物开始进入大陆，这代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俄罗斯以外的不同国家的文化，其中也包括由高仓健、中野良子、山口百惠等日本明星所主演的日本电影及电视剧。

从时代背景来看，中国的“60后”跟日本的“团块世代”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最先接触到外国文化、看着电视长大的一代人。“60后”和“团块世代”之前的一代人出生于战争时期，那时的出生率非常低，所以，“60后”和“团块世代”成年后不需要超越上一代人，能更好地抓住社会提供的机会。中国的“60后”的上一代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十年的空白期”也使得“60后”的年轻人幸运地拥有了更好的大展拳脚的机会。

80年代后期，我在东京度过了大学时代，当时中国留学生纷纷来到东京大学留学，他们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男性普遍都很会做饭，他们可以用一把中式炒锅如变魔术一样做出一道道美味的中国菜。

而在当时的日本，除了专业的厨师之外，人们一般认为“做饭是女人的事儿”。日本有一句话叫作“男不入厨房”，喜欢在厨房里转悠的男性，会让人觉得娘娘腔，没什么男子气概。因此，母亲只教会我做一道菜——炒鸡蛋，她对我说：“其他的让你未来的老婆做给你吃吧。”而中国的留学生们跟专业厨师一样，熟练地做着大餐，让我们这些日本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关于中国的女留学生，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她们几乎都很朴素，出门一般都不化妆，穿着平时居家的衣服就出门了。当时，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的女大学生们穿着都非常光鲜，总是烫着时髦的卷发，化着厚厚的妆出门。当时的中国女性还没有化妆的习惯，在那个年代，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留学生不论男女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特别优秀。无论在哪个学院，学习成绩排名第一的大抵都是中国留学生，排名第二的往往是韩国留学生，日本学生顶多挤进第三名。横在留学生们面前的还有一道日语的障碍，能取得如此骄人的学习成绩实属不易。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完全是中日学生之间不同的人生观。对于日本学生而言，大学时代意味着四年的休息时间，他们好不容易通过了中学、高中时代残酷的应试教育考上大学，将来大学毕业后，还要成为残酷的“企业战士”，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只有大学四年的时间可以尽情地运动、兜风、旅行、约会、讴歌青春。特别是我读大学那会儿，正值泡沫经济时代，更是感觉玩乐才是每天上学的主题，上课只是玩乐之外的次要选项罢了。

与此相对，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中国，留学日本的经历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今后的人生，因此他们干劲十足：“这么宝贵的留学时间，哪怕一分钟都不能浪费！”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大部分是公费留学，他们身上背负着振兴中华的使命，就好像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一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做贡献，不拿金牌誓不还乡！”实际上，80年代的日本大学合格率有30%左右，中国仅有2%，而能前往日本首席学府东京大学留学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可谓凤毛麟角，就像当选奥运选手一样稀少。

在当时相识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位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他现在已经是上海一家银行的总裁，拥有数千名员工。当年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们，如今同样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然而这种倾向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减弱。现在，来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之中，一大部分是中国国内高考的落榜生。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十分严重，报考大学的学生人数比大学的招录人数要少得多，因此各个大学相继推出各种留学优惠政策，通过招录留学生来填补生源。在这一背景下，高考落榜的中国年轻人一窝蜂地在次年春季（日本大学在樱花盛开的四月举行开学典礼）来到日本留学。关于中国留学生，稍后我还会详述。

你们的青春，我们都曾走过

不像学生，更像士兵，中国“70后”

1995年到1996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时，住在校内留学生宿舍“勺园”。那时，我接触到了中国“70后”的精英学子们。

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日趋明显，并且对年轻人带来巨大的影响。1996年8月，清华大学发生了一起新闻事件——“李文龙事件”。辽宁省鞍山市的李文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第一学府清华大学。然而由于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放弃入学。中央电视台赶赴李文龙的老家进行采访，那是一个边远地区的农村，李文龙家几口人住在一座危房里。我看到这则新闻惊讶不已，中国居然还有这么贫穷的人。最后，鞍山市政府为李文龙支付了学费和生活费，“李文龙事件”才告一段落。

同样是在清华大学，一场奢华的入学典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95年秋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我现在来到了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进行采访，一进校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奔驰、奥迪、福特……校园里的空地上停满了国外的高档进口轿车，大概有500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这一天开始，新生们即将开始住宿舍的集体生活，家长们不放心，纷纷开车载着孩子来参加开学典礼。”

在日本，学生的大学开学典礼并不被家长重视，我的父母就对此压根儿不感兴趣，没有参加过我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

来到北京留学，我发现除了参加开学典礼之外，家长们对孩子的溺爱随处可见。例如，在西单商场的一楼有销售儿童用品的柜台，家长们会在那里为孩子购买大量的玩具、点心等，而在日本，商场的一楼一般都是女性的化妆品柜台，当我看到西单商场的布局时觉得非常吃惊。

另外，在北京的餐馆里，经常会看到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吃饭，小孩子总是最先抢过菜单大声嚷着：“我要吃红烧肉、炒虾仁！”而在日本的餐馆里，小孩通常都是安安静静地吃着父母点的菜。

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原委。“70后”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和之后的“80后”“90后”一样，都是家里的“小皇帝”。

中国于2009年秋迎来建国60周年庆典，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召开记者招待会自豪地宣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国内减少了4亿人口，并且让世界人口到达60亿的时间推迟了4年。”

从我幼年时代的经验来看，独生子普遍比较任性，这一点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如果母亲在圣诞节那天买来一个蛋糕，会切下三小块分给我们三个，剩下的蛋糕放到冰箱里保存起来。所以我们三个小孩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把剩下的蛋糕据为己有。譬如，第二天早上，会比平日早起30分钟抢先打开冰箱吃蛋糕，或者跟妹妹谈条件，用替她做作业交换她那一份蛋糕。

然而独生子女完全没必要动这些心思，想吃就吃，母亲买来的整个蛋糕都是自己的。所以，独生子女通常会有一个固有的观念，认为“眼前的东西就是自己的”。

在中国，“6位家长养一个小孩”。也就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6人共同抚养一个孩子。于是，每个家庭都诞生了一位“小皇帝”，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6年，上海零点市场调查公司曾针对北京市民做过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北京市养育高中生的家庭，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平均费用为教育费1542元，生活费2532元，合计占家庭总收入的40%。如此这般呵护备至，孩子想不变成“小皇帝”都难。

在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道路充满荆棘，对孩子的溺爱也是“70后”及之后的中国年轻人的悲剧所在。

北京大学的“70后”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

我在北京大学的“勺园”开始宿舍生活后，第一次可以不用把闹钟放在枕头下就能起床了。因为每天早上6点半，校园里的大喇叭都会同步播放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在日本的时候，每天早上我都会伴随着闹钟里设定好的莫扎特的音乐起床，来到北京之后，则变为听着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这两个名字睁开双眼。

就这样，我听着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起床，去校内的食堂买油饼和白粥作为早点。每天，我都会跟蝗虫一般的自行车大军擦身而过。他们是“70”后的中国大学生们，他们都骑往一个方向，那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每天早上6点40分开门，晚上11点关门，一楼和二楼加起来一共有800多个座位。“蝗虫大军”每天都要早起去图书馆抢占座位。

在图书馆上过早自习后，学生们赶去教学楼上早上7点半开始的第一堂课。之后，他们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晚上9点50分第11节课结束后，他们又回到图书馆，再学习1个钟头左右，甚至连课间也待在图书馆一丝不苟地学习。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在回图书馆的路上边走边吃，不肯放过一丝学习的时间。

在我这个日本留学生看来，他们不像是学生，更像是士兵。而大学也不像是学术之地，更像是一个军营。

我的学生时代是一个把大学当作度假胜地的时代，一般大学从早上9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东京大学素来严格，8点半就开始上课，但是几乎没有学生去上早上8点半的那堂课。也有不少大学教授嫌教学太繁琐，简化了课程内容和数量，甚至有些教授也经常不来上课！教授和学生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互惠双赢。学生只需要在期末提交一个非常简单的小论文，哪怕不上课也可以拿到学分，大家心照不宣。我们教育学院就有一位一年只来4次的幽灵教授！

另外，日本的大学每天的课程最迟也会在傍晚4点左右便结束（只有东京大学是5点半结束）。就算晚上安排了课程，学生们也不会去上课，因为他们忙着吃喝玩乐打工赚钱，所以学校索性不安排晚上的课。

对于日本大学生来说，图书馆就是一个喝水和睡午觉的地方。夏季酷暑难耐，当时的大学教室还没有安装空调，只有图书馆一楼的卫生间旁才有直饮水的设备，可以喝到冰镇水，所以学生们口渴了就会前去图书馆。而且，由于几乎没有人在图书馆看书，所以上课的时候如果犯困了，就可以溜到图书馆摆上三四个椅子躺在上面睡午觉。也有学生不睡午觉，而是躺在椅子上看漫画。图书馆夏天下午6点闭馆，冬天下午5点半闭馆，有的学生甚至压根儿不知道图书馆在学校的哪个位置。

从这样的教育环境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的“70后”们勤奋学习的“战斗姿态”让我惊叹不已。

在北大留学期间，“70后”的学生中有几个跟我走得比较近，他们带我去宿舍参观，让我大跌眼镜，我第一次看到了8个人合住的学生宿舍，一个星期只供应两次供学生们洗澡的热水，而且每次只有两个小时。宿舍楼内又脏又臭，说句很不礼貌的话，那看起来就像一个猪圈。一般而言，日本的大学生要么住在父母家里，要么就在校外租一间豪华的单人房。

有一天，我去他们的宿舍拜访，送给他们一本日本的新闻杂志。他们并不关注新闻内容，却对杂志上的丰田的新车广告和松下的新款电视机广告非常着迷。

那时跟我同住勺园的日本留学生当中，有一个“70后”日本女性在与北京大学的一名中国男学生交往。她是我周围第一个和中国学生谈恋爱的日本女性，因此我经常八卦她，跟她打听她的中国男友的事，她非常自豪地跟我说，她的男朋友不仅博学多才，教她中文，而且心灵手巧，替她装修房间，还会做饭给她吃。

然而有一天，她哭红了双眼回到留学生宿舍，向我描述了她的经历：

“今天男友第一次邀请我去校外约会，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出门了，原以为他肯定会开车来接我，没想到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但我还是忍住了，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结果发现我们要去的不是时尚的餐厅，而是北京动物园。所以我抱怨道‘我肚子饿了’，他就把我带到动物园旁边一家脏兮兮的路边摊。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一个人打车回来了。”

当时，中国的“70后”年轻人虽然是中国的第一代“小皇帝”，但是生活水平还是非常有限。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野心是非常之大的。他们在看过丰田和松下的广告之后，都会说“等我什么时候发达了一定买”之类的话。

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只要你有聪明才智，到处都有发达的机会。例如，北京大学周边，多家日本料理店相继开张，他们的主要客源就是住在北京大学勺园的300名日本留学生。

平常，在北京大学周边的小食堂里只要花两块钱的菜，稍微改变一下形式，就可以变成20块钱的“日本料理”卖给日本留学生。比如在生豆腐上浇上酱油和葱末，就变成了日本料理的“冷奴”，再配上米饭，就变成了“和风便当”，立马从2块变成了20块，价钱多了一个“0”。这些简单的菜做上50份，每天送往勺园，一个月就可以赚3万元！完全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过，这些“70后”的大学生们向往的并不是日本，而是美国。当时，windows95的广告在中关村做的铺天盖地，中国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了电脑（当然日本年轻人也一样）。把windows95推广到全世界的比尔·盖茨成为大学生们崇拜的殿堂级偶像。出了北京大学南门，可以看到盗版的《比尔·盖茨自传》堆积如山。

在中国，从1997年开始公民才可以自由申请护照，在此之前，必须等到美国的大学发来入学通知书才能办理护照。要获得美国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必须在“托福”（TOEFL）考试中取得高分，因此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从早到晚都在拼命地学习英语。

有一天，一个给我辅导中文的学生放出豪言：“我刚刚背下了一本600页的美国小说。”闻听此言，我翻开那本小说，随机翻到其中一页，读了几句，他便流利地背诵了那一整页的内容。他也同样充满野心：“我一定要去美国留学，并且获得成功！”

总而言之，“70后”的精英学生们没有“60后”那么贫穷，也没有背负起整个国家的使命感，但是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对于自身取得成功具有非常强烈的野心，并且一心想要回报父母的期望。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大背景无疑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野心勃勃这一点来看，他们跟日本“泡沫经济一代”的年轻人不谋而合。

发展的代价不该由“80后”埋单

十多年之后的2009年夏天，我作为所属出版社中国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实际负责人，到北京赴任。那时，北京分公司大部分员工和我的中国客户多是“80后”的年轻人们。

“80后”和“70后”一样，都是独生子女，因此不免会有“小皇帝”的一面。比如说，习惯于向父母伸手要钱，对于日常的一些简单工作总是牢骚不断，凡事不从公司的立场考虑，反倒优先顾及自己。

“70后”和“80后”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在“80后”身上看不到“70后”那种野心勃勃的姿态。

有一次，我和“80后”的年轻下属们在吃午饭的时候，聊起我曾经在北京大学看到的那些野心勃勃的“70后”们，结果他们长叹一声反驳道：“‘60后’和‘70后’这两代人确实是野心勃勃，因为他们的上一代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从一张白纸的状态突然开始改革开放，60后’和‘70后’正好赶上了好时候。无论什么事都讲究一个‘先发制人’，60后’和‘70后’占尽了先机，尝尽了好处，留给我们‘80后’的只剩下辛劳了。15年前创办一个公司还有可能赚到钱，现如今想要创业可得负债累累，让我们这代人完全没有创业的意识。”

“80”后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买房以及怎样买房。他们也想拥有私家车，但是如果不解决房子的问题，车就没办法买。关于住房问题，“80后”们似乎有很大的意见。

“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房子是单位提供的。大约10年以前，废除了福利分房制度，商品房逐步开工建设，价格也还划算。房地产市场也火爆起来。就在七八年前，用自己的积蓄付首付，再跟银行贷款买一套房子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现如今，想要在北京市内买一间仅有50平米的住房，哪怕我们的工资百分之百都用于还贷，也要花费六十年以上。今早的新闻说，实际上只能用工资的三分之一来支付房屋贷款，这样算起来，完全靠自己的工资拥有一套住房需要花费一百八十年！这几乎是告诉年轻人：放弃买房吧！”

我买了一份下属提到的《新京报》（2010年5月8日刊），找到了他说的那则新闻，当中的确提到：“据新京报调查数据统计，一般的北京市民要在北京四环以内买一套六十平米的商品房，百分之四十四点六的市民需要花费他们六十年以上的收入。”实际上，北京市中心的房价早已超过了东京，但是由于东京和北京的工资待遇相差十倍左右，因此，北京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

与此同时，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大型房地产投资论坛上，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做了主题演讲。任志强董事长在200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经营者收入排行榜上高居榜首，年薪高达707万元，堪称“中国的不动产之王”。“任大炮”在当天的演讲中说道：

“现在中国推行的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把商品的价格交给市场决定，房地产价格上涨也是市场原理作用的结果，不必危言耸听。本来穷人就没必要梦想住进高档的房子。

“这就跟大学刚毕业的普通员工没有资格分到公司的股票是一个道理。现在的住房价格哪怕拦腰砍断，也会有人嫌贵，既然总有人不满，相信政府不久也会放弃降低房地产价格的举措。”

他的这番话在听众中引发了巨大的不满，有一名“80后”的青年站起来大声说：“你去死吧！”并且脱下自己穿的鞋子朝台上的“任大炮”砸去，保安人员连忙出动，控制了这名青年。看到这则新闻时，我再一次认识到，中国的“80后”们对于住房问题内心有多么不满。

据说，任志强今年退休后出版了回忆录《野心优雅》，回忆60年来自己的成长及中国经济发展，言论再次引发争议。

2011年阴历正月初一（2月16日），北京市政府下达了限购令，意图遏制房地产投机的火爆趋势。这是一项果断英明的举措，北京市的房价暂时回落。

但是，这项举措虽然看起来对“80后”比较有利，实际上并非如此。某天傍晚，有一名“80后”的女下属苦恼地坐在办公桌前，我询问原因，结果还是跟住房问题有关。

“限购令一出，房价确实下降了一成左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房价依旧遥不可及，并且受到房价下调的影响，房屋的租金大幅上涨，现在每个月只需交纳2000元的房租，可是从下个月开始，房东要涨到3000元。一个月如果要花费3000元来交房租，那生活恐怕难以维持。”

过去5年间，北京市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00元上涨到1400元，上涨幅度达75%。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我依照这一比例给公司“80后”的员工们涨了工资。日本过去从没有哪个“80后”五年间工资上涨高达75%。所以我跟日本人谈及这个话题时，他们都惊讶不已。然而在中国，物价也在大幅上涨。

说到“80后的烦恼”，由于我经常跟很多“80后”接触，发现“80后”的世界里存在一个阶段性的节点，可以称之为“28岁的岔道口”。这代人22岁或23岁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要么工作，要么读研，要么干脆出国留学。过了2～3年，也就是25岁～26岁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将迎来第一次转机：工作了的人考虑跳槽，研究生和留学归国的人考虑就业，只要工资上涨3成，已经有工作的人会毫不犹豫地立马跳槽。

再过2～3年，当他们28岁的时候，又迎来了第二次转机。这个年龄段如果不跳槽，形势就比较严峻了，除非确实才华过人，以后跳槽就比较困难了。换句话说，这是最后一个“跳槽适龄期”。

我在北京工作的三年时间内，面试了150多名“80后”，由此深切感受到“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同样也是“世界第一的人才大国”。因为人才资源丰富，作为招聘方，尽量会录取哪怕只年轻1岁的应聘者。在日本，如此重视年龄的只有体育界和娱乐圈，但是在中国，我在面试“80后”时也会首先确认对方的年龄。如果履历书显示应聘者已经超过了28岁，那么他很可能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另外，在中国的大城市，28岁正好到了结婚适龄期。因此，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个人生活方面，“80后”到28岁的关头都要做一个抉择，我把它称作“28岁的岔道口”。

如前所述，2009年的北京让我想起了20年前泡沫经济时代的东京，令人无比怀念：国贸三期高达330米，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大型购物中心相继开张，电影院和餐厅人气旺盛，的士特别难拦到，这些景象跟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东京非常相似。

但是，在当时的东京，几乎全体市民都在泡沫经济时期分得了一杯羹，而现在的北京，只有10%左右的“暴发户”和“富二代”们享受到了经济繁荣的红利。作为日本的“泡沫经济一代”，我在北京的高级会所和“富二代”们一起吃饭、喝波尔多红酒，感觉自己的青春时代再次来临了。然而，在北京还有90%的人，特别是“80后”的年轻人们，他们不得不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他们跟繁华的经济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这个现象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是一个健全的市民社会。所谓健全的市民社会是指，中产阶级——既非“富二代”也非贫困人口的这一阶层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一般来说，中产阶级的增加带来消费社会，只要中产阶级增加了，社会便会趋于稳定，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来，“80后”当中也会出不少人大代表，那时中国就有可能迈入发达国家之列。毕竟每年经济以7%的速度高速增长的大国，除了中国，别无他国。

虚拟时空里的“90后”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90后”。

我曾经在东京的明治大学讲授亚洲论，每周一次。来听课的学生超过50人，其中正好有10名中国的“90后”留学生。他们很用功，虽然我上课的时间是在每周六的上午，他们每次都按时上课，认真听讲。

他们这代人有个特点，就是大多数人从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电脑了，最迟也从中学阶段开始。

我在北京任职期间，曾去一位在某大学担任教授的朋友家做客，参观了他家小孩的房间，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独生女儿才刚开始上小学，就已经在电脑上玩画图填色的游戏了。在我的固有观念里，画图填色都是拿着蜡笔在纸上涂。我如实提出自己的疑问，他说：“我从没给女儿买过纸笔。”无论是汉字听写练习，还是算术练习，他的女儿都用电脑操作。

我还去过一位在某银行任职的朋友家做客，他家也有一个刚上小学的男孩，小男孩用爸爸的智能手机开心地玩着游戏。在他们家，“智能手机”几乎就是“儿童游戏机”的代名词。

“90后”操作电脑和智能手机就像是指挥自己的手脚一样随心所欲。

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在广泛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时代，人类正在逐步异化，这究竟能否称作“人类的进化”呢？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说：“20世纪末，人类发生了巨大的异化。”

20世纪末，人们跟他人长时间交谈的机会少了。以往我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声音很大，很爱说话”。但是“90后”的留学生们都很沉默寡言。他们插着智能手机的耳机静静地走进教室，上完课后，又戴着耳机默默地走出教室。从这个意义上说，“90后”已经跟之前的中国人有了明显的差异，完全是不同的“人种”了。

“90后”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虚拟时空度过。大学临近暑假的时候，我问一名“90后”的中国留学生：“你打算怎么过暑假？”他答道：“跟平常一样，在家上上网，看看视频。”我建议他：“机会难得，不如出去旅游吧，环游日本列岛？”

二十多年前我读大一的时候，拿到了驾照，跟同班4个同学一起租了一辆车，环游了日本列岛，包括2011年“3·11大地震”中受灾区福岛、岩手、宫城等地，我们当时走过了日本的每一村、每一寨。这份“初始体验”对于我了解自己的祖国大有裨益。比如，要说福岛县农村地区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可以说这30年来都没怎么改变。

然而，“90后”的中国年轻人是这么回答我的：“环游日本，不过是花钱、费时间、消耗精力的一件事，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到日本各地的观光主页上去看看宣传资料，这样就足够了吧？”

我对这个回答简直哑口无言。对于“90后”来说，虚拟的空间已经转化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了，因此无论什么事，他们都会从虚拟的空间出发考虑问题。

“90后”留学生还有一件让我震惊不已的事。在课堂上，围绕日本和中国存在主权之争的“钓鱼岛问题”，我问这群“90后”的中国留学生：“你们为什么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是这么回答我的：“只要上中央电视台等的网站看看，就会发现到处都在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现实里的中国和日本围绕一个实实在在的岛屿产生了纠纷，而中国“90后”的回答却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就深刻感受到：“90后”浸润在虚拟世界中不要紧，但是他们应该利用虚拟世界来解决现实问题、改善现实状况，而不是一味逃避现实。

在我的课堂上，既有中国的“90后”，也有日本的“90后”。通过观察他们，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到了“90后”的时代，战后的中国人跟日本人终于保持同步了。

前面说过，中国的“60后”跟日本的“团块世代”（“40后”）非常类似；“泡沫经济一代”（日本“60后”）在精神方面跟中国的“70后”相似，在物质上和属于“80后”的“富二代”相似，日本的“团块二代”（“70后”）在某种意义上也和中国的“富二代”类似。

迄今为止，中国总是步日本的后尘，与日本相差了一两个时代。然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最终2010年的GDP总值赶超了日本。IT革命的洗礼，使得国境的障碍得以简单地“跨越”。到了“90后”的时代，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终于同步了！

日本的“90后”学生们也是戴着耳机进教室，下课后戴着耳机离开。当我说：“暑假可以出国去旅游，多见识下外面的世界。”他们会淡淡地答道：“有必要的时候我会上网查看。”中日两国的“90后”，其思维模式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喜欢动漫、手机游戏等，在相似的文化洗礼下长大。

并且，中国和日本的“90后”一般都没有“将来我想要改变世界”的野心，他们只想着“安安稳稳地生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小市民”（petit—bourgeois）的想法。这一代人无论男女都在往中性化发展。在中国，2005年李宇春夺得了“超女”比赛的冠军，让我对中国女性的中性化惊讶不已。

有个新词叫“伪娘”，凸显了男性的中性化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IT开始支配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这种动物，也渐渐地中性化了。

虽然国家不同，但中日“90后”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对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非常乐观。如果数年以后发明了性能优越的自动翻译机，中国的“90后”和日本的“90后”一定能迅速成为朋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谁也无法阻挡时代的发展，今后“00后”会成为年轻一代的主流。“00后”的年轻人较之“90后”一定能更进一步，跨越国境的障碍，实现中日大同。

到那时，年老的我定然一手端着白酒，一手端着清酒，与我的北京老太婆共同举杯，对我们的孩子——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说：“万岁！”

第八章 别把“健康”轻易豁出去

健康，是年轻人最大的特权。一个年轻人，只要拥有健康，就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对生育自己的母亲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曾经采访过日本首富、朝日啤酒董事长口广太郎先生。我当时对他坐拥万贯家财十分羡慕，结果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屑，对我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你愿意拿你年轻的身体跟我交换吗？”采访结束后不久，口董事长就过世了。

说到底，人们只会为自己没有的东西而苦恼，对于已拥有的东西，却很难体会到它的宝贵。因此，我很能理解看到“健康”这个话题就想赶紧跳过去不看的年轻人的心情。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大声地对中国广大年轻读者朋友们说：“健康高于一切！”

健康，是年轻人最大的特权。一个年轻人，只要拥有健康，就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对生育自己的母亲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曾经采访过日本首富、朝日啤酒董事长樋口广太郎先生。我当时对他坐拥万贯家财十分羡慕，结果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屑，对我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你愿意拿你年轻的身体跟我交换吗？”采访结束后不久，樋口董事长就过世了。

就像樋口董事长感叹的那样，年轻而健康的身体，是千金不换、价值连城的宝贝。

距离“死神”只有一堵墙

目前，我在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大楼背后不远处，就是和青山墓地齐名的占地面积高达12万平方米的东京都内高级墓地——杂司谷陵园。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作家代表夏目漱石、永井荷风、泉镜花和著名画家竹久梦二、东乡青儿以及作为二战甲级战犯被处决的政客东条英机等人都长眠于此。他们每个人的墓碑都可谓精雕细刻，气派非凡，让人一眼望去就能联想起这些人生前的奢华生活。

反观陵园周围，人工建筑寥寥无几，众多的植物茂盛坦荡，形成了东京都内弥足珍贵的一大片绿地。于是，这里成为流浪者的绝佳居所。尤其是从春至秋的这段时间，大量流浪者聚集于此，用纸箱、纸板搭建起临时居所，然后穿着一辈子都不换的臭气熏天的衣服“蜗居”其中。

每次看到这些流浪者的时候，我都会想起1000日元纸币上的人物——夏目漱石。他就像中国的鲁迅一样，是一个在日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文豪。但是，这位大文豪终年疾病缠身，因胃溃疡恶化，于1916年12月9日辞世，享年49岁。

相比之下，这些“蜗居”杂司谷陵园周围的流浪者们虽然一没工作、二没钱、三没房产、四没家庭，却健健康康地活着。一边是早在近百年前便已长辞于世并化为白骨的伟大作家，一边是在其墓碑旁蜗居的每日风餐露宿的流浪者，二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才是幸福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二者之中必须选择一个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后者——即便放弃优渥的名人生活，即便经历再多不堪的遭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地呼吸着2013年的空气。

杂司谷陵园开建于明治维新之后不久的1874年，可谓历史久远。从二十几年前我进入现在的公司工作开始，它就一直屹立在那里。不过，年轻时的我对这个陵园的存在视若无睹，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把“死亡”与自己联系在一起。

人，终究要面临死亡。生老病死，极盛则衰，是这个世界不变的法则。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死亡”太过遥远，并不是“眼前急切需要面对的紧要问题”。即便是身边的长辈去世，大家也只会觉得那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那个世界与自己是扯不上一丝关系的。

然而，过了不惑之年，在每天上班的途中必然经过的这个陵园，却突然进入了我的视线。或许是我开始意识到“死亡”已经在慢慢靠近吧。

回想起来，二十几岁的时候，周末我经常会应邀参加朋友的婚礼。特别是在25岁以后，由于同龄的朋友们相继结婚，我平均每个月都要参加2次婚宴。

在日本，男性在参加婚礼的时候，通常要身着全套的黑色西装，搭配白色领带赴宴。婚礼的礼金一般需要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50元）。象征着成双成对的“2”这个数字会给新人们带去好彩头。每次2万日元的礼金累计起来，一年大概有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1250元）的支出。每当我感叹着这笔不小的开销时，总是会被前辈鼓动说：“那你就快点结婚，把损失补回来啊！”

现在，参加婚礼的机会几乎没有了，取而代之，出席葬礼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在日本，参加葬礼时的帛金一般是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10元），与结婚时一定要送崭新的钞票不同，葬礼时，人们习惯奉上旧钞。另外，出席葬礼时的着装与参加婚礼时一样，都是整套的黑色西装。不同的是，领带的颜色不是白色而是黑色。虽然参加葬礼的花费只有婚礼的四分之一，但与华丽而浪漫的婚礼相比，葬礼的气氛无疑是让人忧郁而沉重的。

最近，周围的好几个朋友都相继去世了，参加葬礼的机会越来越多。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午时分，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日本最富盛名的日本现代史（昭和史）作家保阪正康的夫人突然离世。闻此噩耗，实在让人悲伤不已。我与保阪夫妻二人是多年的好友，每个月都会相约一同进餐。就在两周前的周末，我们还一起在一家法国餐厅用餐。就餐时，我选了一瓶勃艮第红酒，66岁的保阪夫人还一边喝一边开心地称赞着“好喝好喝”。想不到，前天晚上她却突然昏厥，并于今天清晨突然去世。

此外，前几天，原本担任《每日新闻》中国总局局长的前辈在五十出头的年纪便匆匆与世长辞。公司一位四十几岁的摄影记者也在编辑部整理照片时突然倒地，从此成了黄泉不归人。

几周前，出版社的另一位前辈记者也突然离开了人世。这位前辈是一位深受业内同行尊敬的知名人士，曾亲自教授我作为一名政治记者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参加了他的葬礼。听到年仅58岁的他离世的消息时，我们无不扼腕叹息。葬礼中，有500多位日本记者到场送他最后一程。大家在无奈地感叹“天妒英才”的同时，也在私下里窃窃私语：“下一个究竟会轮到谁？”

是啊，回想过去，似乎在每一年我们都能听到圈内某位同行猝死的消息。今天神采奕奕、奋笔疾书的记者们，没有人能够保证明年也能如此精神矍铄。所以每次在悲伤过后，我都不禁会想，或许记者这个职业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短命职业”吧。

带着同样的不安和疑虑，某日本新闻周刊杂志做了一个以“短命职业”为主题的特别报道，“日本短命职业排行榜”的结果如下：

第1位：广告公司业务员

第2位：IT公司程序员

第3位：连锁餐饮店店长

第4位：年轻官员

第5位：护士

第6位：出租车司机

第7位：空乘人员

第8位：自卫队队员

第9位：教师

第10位：卡车司机

一位常年调查“职业与寿命关系”的日本医生指出：“从社会医学的角度分析，人的职业和寿命存在明显的密切关系。具体来说，‘没有自主决定权的工作’以及‘强度过大或者需暴饮暴食的工作’都是容易导致早死的工作。在没有自主决定权的工作中，上司或顾客发出的命令会让人感到巨大的压力，从而造成精神上的亚健康；而强度过大或者需暴饮暴食的工作则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伤。”

在“日本短命职业排行榜”中名列榜首的“广告公司业务员”，不仅要在白天的工作中严格按照客户的指令行事，晚上还需要经常加班。即使偶尔不加班，还不得不利用这些时间主动和客户进行各种“应酬”。位列排行榜次席的“IT公司程序员”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工作以确保程序的正常运转。排名第3位的“连锁餐饮店店长”每天都要卑躬屈膝地对老板和顾客唯命是从，不但“压力山大”，而且工作时间之长可谓超乎寻常。排名第4位的“年轻官员”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才能拥有较大的权限，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而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简直连奴隶都不如。在10年前进入某日本政府机构就职的20位大学毕业生中，已经先后有3位自杀身亡。

排名第5位的“护士”每天需要长时间工作，要是遇上值夜班，一整晚都没有睡觉的时间。排名第6位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如此，工作时间长，而且必须保持精神上的高度紧张，以确保安全驾驶。排名第7位的“空乘人员”要长时间在颠簸的环境中工作，还要向飞机上的每一位乘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排名第8位的“自卫队队员”所经受的训练的残酷程度超出想象。排名第9位的“教师”由于受到近期教育费用预算削减的影响，授课时间不断延长，再加上头顶着“从事神圣职业者”的“光环”，他们几乎无法通过打麻将或者唱KTV等娱乐方式排遣压力。排名第10位的“卡车司机”的工作性质和排名第6位的“出租车司机”类似，所以这两类人的状况基本相同。

另外，该特别报道还按照职业类型调查了3511位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的死亡年龄，最终统计出了“日本长寿职业TOP5”：

第1位：宗教家

第2位：实业家

第3位：政治家

第4位：医生

第5位：大学教授

长寿的关键与压力的多少有关，从事压力越小职业的人就越长寿，反之则越短命。要是用中国的俗语来表达，类似——宁为鸡头，不做凤尾。

我所从事的“记者”职业，不但压力大、强度高，而且经常没有时间按时吃饭，被迫暴饮暴食，所以也是典型的“短命职业”。每年都有记者同行猝死的情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为什么“记者”这个职业没有入围“日本短命职业排行榜”的前十名呢？

我就立刻想到了答案。写出这篇“特别报道”的人不正是我的记者同行吗？身为一个记者，如果发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竟然位列“短命职业排行榜”的首位，恐怕无论是谁都会吓出一身冷汗，然后立即删掉这个职业吧。

有时虚无，有时存在

二十几岁的时候，同学聚会上聊的主要是与谁谈恋爱或者是谁要结婚了这样令人开心的话题。到了三十岁，同学聚会的话题重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还有一部分人开始谈论起离婚。而到了四十岁的同学聚会，一大半的话题都是关于疾病和健康的。到了这个年龄，很多同学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起来，大部分的人开始面临诸如肩膀疼痛、腰部僵硬、牙齿疼痛等等的一些健康问题，甚至需要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步入不惑之年，同学会上，大家都开始介绍自己的保健方法。比如，早上喝一杯加了蜂蜜的胡萝卜汁对身体好；每天生吃一头大蒜有好处；洗冷水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等等。眼看快到五十岁的年纪，恐怕今后同学会上的主要话题将会变成父母的看护问题或者如何设计自己墓碑的问题了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关心跟死亡有关的问题。比起“怎样面对生活”，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如何迎接死亡”。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聪明的一休》这部日本动画片在中国家喻户晓。片中“一休”的原型是室町时代后小松天皇的私生子——京都大德寺住持一休宗纯（1394—1481）。据说，大德寺周边的居民们每逢春节便喜逐颜开，欢呼着“又长了一岁！”。见此场景，一休禅师总会叹息道：“愚蠢的人们啊，从呱呱坠地开始就只想着‘生’。其实，他们应该想的是自己距离‘死’还有多久才对。如果这样想的话，每过一年就相当于离死亡更近了一步。其实，春节是一年中最让人难过的一天。”

在西方也存在着同样的生死观。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哲学家的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在代表作《存在与时间》（1927）中就主张人生是一个“朝向死亡”的存在。在学生时代，我曾通读《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对于马丁·海德格尔所倡导的“实存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皆是完全个别的存在者）深有感触。不过，当时的我对于他“朝向死亡”的生死观却持漠然和怀疑的态度。时至今日，经过了人生转弯的我才完全理解了他的这一观点。

这个观点可能比较接近中国的老庄思想。然而，中国广为流传的一般是比这一生死观更为现世化、世俗化的东西。即使是汉代时期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进入中国后也同样被世俗化了许多。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祈求长生不老，为所欲为地得到世上任何一样东西。

比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称秦始皇曾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前往仙人居住的地方——蓬莱寻访长生不老的仙药。徐福率大批人马乘船泛海东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徐福说不定就是日本人的祖先。实际上，日本多地都设有徐福神社，甚至还有传言称“徐福是日本的开国神武天皇”。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我们日本人真应该好好感谢秦始皇对于长生不老的执着追求啊。

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没有一个人不担忧自己的健康，不仅仅是秦始皇，汉武帝也十分痴迷于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但是，秦始皇只活了五十岁，汉武帝也在六十九岁时便撒手人寰。放在中国人平均寿命已经七十五岁的现代来看，他们二人都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吧。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健康长寿是人们亘古不变的追求。

不过，对着充满活力的中国年轻人大肆宣扬健康的重要性，真担心会遭到诸如“与其说什么健康，还不如给我钱来得实在！”这样的反击。健康的宝贵只有在年龄逐渐累积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

现在想来，我从前的身体状况也是让人称羡的。大学的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去母校开办的一家旅馆打工，这家旅馆就在伊豆半岛南部一个海水浴场的背后。那时，每晚我都会站在大浴场里高大的镜子前欣赏自己宛如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一般体格健硕的身体。我当时甚至天真地以为自己黝黑精悍的身形会永远保持下去。

没想到，就在我夸耀着自己健康的身体时，病毒悄悄潜入了我的体内。在学生时代，由于隐形眼镜上附着的病毒，我的左眼失明了。就这样，我眼里的世界在不经意间突然暗去了一半。从此，我再也无法打乒乓球和网球，因为这些运动项目会伴随视物距离的突然改变而产生不适，给别人倒啤酒对我来说也变得很困难。有人说，我的身体可以定为二级残废了，但是我拒绝申请认定。拿着二级残疾人证，可以减免税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费用也可以打折，可是我认为自己可以跟健康的人一样生活，完全没有必要提出申请。

其实在少年时代，我有好几个同学的身体都不算健康。有一个小伙伴天生心脏就比较衰弱，当时，在同学之中只有他的家长给他买很贵的牛奶，而我不论怎么缠着父母，他们都不会买给我喝。而我的这位同学，在升初中之前就早殁了。

还有一位小学同学，右手没有小指，据说是小时候被车床给切掉的。

还有一个小伙伴，小时候遭遇了一场大火，脸上的皮肤都是植上去的，颜色非常不均匀。

在我三岁的时候，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我一头扎进玻璃窗，右耳生生被割掉了。我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紧急施行手术，才勉强把耳朵接上。那时感受到的恐怖，哪怕过去了40多年，依旧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死亡看似遥远，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我有位高中同学，暑假的时候去海边游泳，由于突发急性心脏麻痹症病逝。我家隔壁的一个少年，比我小两岁，在高中的时候骑摩托车出门遭遇交通事故，也不幸离世了。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人们很难把“周围人的死亡”与“自己的死亡”看成同一件事。年轻的时候，人们对于“死亡”的认识实际上是很模糊的。

到了不惑之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可能已经患上了可能导致死亡的疾病。我由于疲劳过度，曾经得过一种胸内神经麻痹的病，经常引发呼吸困难等急症。

这是一种怪病。当我走在大街上，或是坐地铁的时候，会突然呼吸困难，身体不支而倒在地上。那段时间，我经常感觉到死亡的恐怖。

这个病严重的时候，每三天就会发作一次。每当我呼吸困难、倒地不起的时候，都要急忙掏出随身携带的药丸塞进嘴里。这种药有日本制造和中国制造两种，在我意识还算清醒的时候，我会吞服日本制造的效果小但是副作用也小的药，如果我的意识开始变模糊，我就吃中国制造的效果大但是副作用也大的药。有时是在家里，有时在路边，我随时可能倒在地上，昏迷30分钟左右，然后渐渐恢复呼吸，最终才自己慢慢爬起来。

这种病症持续了将近三年，我才慢慢恢复健康。正如中国古话所言：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40多岁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位名医，前后共动了4次手术，才恢复了左眼的感光功能。做眼部手术，只能在眼周做局部麻醉，因此意识是百分之百清醒的，躺在手术台上的感觉就像一只“砧板上的鱼”。尤其可怕的是要往眼球里注射好几针，但是麻醉剂会渐渐失效，所以我在手术的过程中能感觉到阵阵剧痛。这时，耳畔会响起医生的话：“不许动，危险！”我只能尽量做到纹丝不动。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吓得浑身一紧。

我接受眼部手术的医院，是位于东京近郊千叶县的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住院期间，12名患者住在一个大病房内，除了我，其他的病人大都是癌症晚期，已经回天无力了。因此身边的老人们经常羡慕地对我说：“还是你好呀！哪怕手术失败了，也只会失明，还不至于死掉。”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明白，如果一个人的大限之日就在几周之后，他的生活将会上演一幕幕戏剧。躺在我的病床旁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一连好几天，他年轻的妻子都会来病房，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好像是为了阻止他的前妻以及和前妻之间的儿女们继承遗产，要求将他名下所有的财产由年轻的妻子继承。这个老人，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整天被病痛折磨得在床上打滚，可他的年轻妻子却满不在乎，天天向他施压。

老人躺在病床上，显得很激动，大吼着：“我要跟你离婚！”然而，最终还是招架不了年轻妻子连日以来的“剑拔弩张”，在文件上签字了。之后，再也没见过他的年轻妻子来病房探视。

还有一位86岁的老人，他总是望着窗外，朝西边虔诚地叩拜。起初我以为他是伊斯兰教教徒，但转念一想，在日本几乎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探询道：“老人家，您在干什么呀？”老人嘟哝着回答道：“我在向中国谢罪。”临死之前，老人的脑海里回想起了60多年前参加的日本侵华战争的经历。

与这些癌症晚期的患者们相比，我的确是够幸福的了。尽管如此，我也遭了不少罪，满脸缠着绷带，卧床长达两个月。仅仅是看着窗外行人来来往往的身影，我都觉得特别羡慕。也让我再次体会到，一个人哪怕只是眼睛里微小的细胞坏死了，也得吃上无数苦头。

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不禁回想起学生时代上解剖学实习课的经历。我毕业于东京大学教育学院，在“一切为了教育”的理念指导下，教育学院的学生可以选修其他任何一个学院的课。所以我决定跟医学院的学生一起，去教育学院旁的医学院上解剖学实习课。

解剖学实习课每周上两次，每次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学习用手术刀解剖老年男性和女性的尸体。这两具尸体存放在冷冻库里，“今天切5根手指”“下次解剖左肘”，就这样，用半年时间，解剖人体所有的部位，并逐一观察其构造。

上课的学生总共5人，除我1人是选修生外，其余4人都是医学院的学生。每次解剖之前，我们会先把尸体从冷冻库里运出来，用胶管浇水，把尸体洗干净。这时，教授会宣布：“今天我们解剖右膝。”并且拿起手术刀为我们做示范。接下来，我们5个人模仿教授的手法，就像雕刻家创作雕塑作品一样，开始一刀一刀地切割尸体。

虽说如此，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去除尸体表面附着的脂肪。3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切下了某个器官，教授就开始讲授这个器官的功能以及与周边器官之间的关联。最后，我们再用胶管浇水，细致地把尸体洗干净，然后送进冷冻室保存。

我被人体构造的精妙深深打动。

人体凝聚了生物40多亿年的进化史。肌肉和骨骼的生成、脏器的功能构造、血液的循环系统、大脑的记忆装置等等，人体的所有器官和部位，没有一处是多余的，都极其精巧且完美地组合在了一起。人体，可以说是宇宙造物的最高杰作。我们应该深深感谢造物主对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拥有这件“至高无上的艺术品”。

无论是质朴刚健的男儿，还是端庄秀丽的美女，死后都不过是具普通的尸体。通过解剖会发现，人体的绝大部分都是发黄的脂肪块，十分恶心。一个女子再怎么妆容精致、顾盼生辉，她的脸都覆盖着一层丑陋的脂肪成分。正因为我亲眼见过，所以渐渐明白，人类无论外表多么光鲜，这都不是本质。

除此之外，我还了解到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比如，我曾解剖过一位男性的遗体，据说他生前烟瘾很大，在解剖他的肺时，我吓了一跳。整个肺部就像涂了墨水一样，黑乎乎的。而另一位女性，似乎生前并不吸烟，她的肺部几乎是纯白的，还有一部分是透明的。从此以后，我一根烟也不抽了。

活着，已值得庆祝

在我工作的出版社大楼和杂司谷陵园之间，有一所筑波大学附属盲人学校。建校于1876年，是日本历史最久的盲人学校，现在该校仍是日本规模最大的盲人学校，共计202名双目失明的孩子在此就学。

因此，我几乎每天都会跟这些失明的孩子们擦身而过。他们手里拄着盲人专用的白色拐杖，一边探路一边走。有时我看到他们迷路之后踟蹰不前的样子，会主动跟他们打招呼，轻轻推着他们的后背，告诉他们要去的方向。

因为我自己也是“半盲”，所以更加关心全盲的人们的世界，这就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一点交集。

然而，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几年前我做完眼部手术快要出院的时候，一个失明的高中生住进了我们的大病房。听这个男孩说，他在5岁的时候吃了一种药，导致双目失明。现在医学进步了，他的双眼有可能通过手术恢复一丝微弱的视力，所以他决定住院治疗。

我问起他的校园生活，发现跟我度过的高中生活并没有多大差别。想来也的确应该是这样，哪怕双目失明，除了视力以外，其他的身体机能都是正常的。看不见的话，其他的感官如听力、嗅觉等等会变得特别敏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视力的不足。

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个跟他就读同一所盲人高中的女学生来探望男孩。两人之间似乎萌生了爱意。虽然他们看不见彼此，却紧紧地握着对方的双手，聊着一些琐碎的话题，大概半个钟头后，女孩才起身离开。

我完全没有侵犯他人隐私的意思，只是12个住院的患者挤在同一间狭小的病房里，他们两人的谈话被我听得一清二楚。确实就像男孩对我说的那样，他们的谈话内容和普通高中生们热衷的话题没什么区别。比如接下来的期末考试对哪个科目比较没有把握，哪几个歌手新出的单曲很好听等等。

就在男孩接受手术的前一天下午，不知道是不是对第二天的手术感到紧张，他一整天看起来都无精打采的，而女孩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不安，表现得比平常更加开朗和镇静，并且像往常一样，紧紧握着他的双手，鼓励道：“手术的时候，我会一直为你祈祷的！”

最后，女孩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她突然拥抱了坐在病床上的男孩，深深地亲吻了他。大约30秒钟，两个人紧紧贴着对方的唇，几乎是一动不动。在这个大病房里，他们的举动无疑让其他住院的患者看得清清楚楚，但这两个年轻人自己看不见。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对年轻情侣其实从未见过彼此的容貌和外表，然而这深情的一吻却让人如此动容。几年过去后，这一幕美好的情景仍旧深深地停留在我脑海里。

并且，我领悟了一个道理：人生在世，有时失去就是一种获得。在短暂的一周时间内，我和这个失明的年轻人同吃同睡，我深刻感受到这个年轻人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所谓“燃烧”就是指，珍惜宝贵的每一分每一秒，认真而精彩地活着。反观很多健康的正常人，他们白白浪费了许多时光，任生命匆匆流过。

现在，日本最有名的盲人青年要数25岁的钢琴家辻井伸行了。辻井先天失明，幼年时代开始展现出钢琴演奏的才能，他在之筑波大学附属盲人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专业的钢琴演奏家，并于2009年在美国举办的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中，与中国的年轻钢琴家张昊辰同时摘得了冠军。张昊辰堪称中国钢琴家的翘楚，2009年秋他在北京的保利剧院开了一场音乐会，这是我在北京生活的三年期间听到的众多演奏会中最精彩的一场。辻井凯旋而归时，超过百人的媒体团蜂拥赶往成田机场，辻井一跃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关于钢琴，我颇有些个人见地，在此略陈一二。辻井比起顶尖的钢琴家，在演奏技巧上恐怕稍有不及，但是他指尖下流淌的乐章有一种透明感。也许是因为他演奏的速度比普通钢琴家要缓慢，每一个音符都弹得非常饱满。由于视力缺陷而造成速度感下降的劣势，反倒成为他的演奏最能打动人心的长处。

辻井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我不喜欢‘盲人钢琴家’这个称号。只不过有一个钢琴家，他碰巧双目失明罢了。”

既然说到了残疾人的事例，我不妨再给大家介绍另一位在日本非常有名的残疾人——现年37岁的乙武洋匡。

乙武出生时就没有双手和双脚，从记事时候起，他就一直在轮椅上生活。尽管如此，他克服了重重障碍，一路完成学业，并顺利地考入了私立大学中最难考的早稻田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作为乙武的毕业纪念，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自传——《五体不满足》，一时间洛阳纸贵，畅销了500万本！

随着乙武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人们对于残疾人的印象也大为改观。特别是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鼓舞了很多人。他平常会做运动，也会出去旅行。乙武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残疾只是不便，而非不幸。”

乙武大学毕业之后做过体育新闻记者，也当过小学老师，目前担任东京都教育委员。他24岁结婚，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可以说，乙武完全过着和健康的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2013年5月，东京银座一家有名的意大利餐馆，以“禁止坐轮椅的人入内”为由拒绝乙武在此用餐。乙武在自己的微博上批判了店方的傲慢不逊，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拒绝残疾人入内用餐是对残疾人的歧视”还是“乙武预约的时候没有告知店方自己坐轮椅用餐，因此责任自负”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乙武的。日本应当致力于建设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也不会感到任何不便的发达国家。比如，近年来日本的建筑物都会为残疾人设计无障碍通道，比如可以乘坐轮椅上下的电梯或是斜坡；公共汽车和地铁等所有交通工具和公共服务设施都可以供乘坐轮椅的人乘坐。我工作的出版社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也在入口处放置了备用的轮椅，乘坐轮椅的客人来访时，若轮椅发生了故障，可以随时使用。餐馆本来也应该增加方便残疾人用餐的设计，如果在空间结构上改造起来确实困难，餐馆的服务人员则应当贴心为残疾人考虑周全，而不是拒绝了之。

我在北京生活期间，觉得这座城市最大的不足就在于对残疾人的考虑不够周全。三年来，我在北京坐地铁上下班，竟然一次都没有遇到过残疾人。在东京司空见惯的有利于残疾人的设计，在北京却看不到。

这背后的思维恐怕是，既然残疾人坐地铁不方便那就别坐了。北京地铁的楼梯都配备有可供轮椅上下的装置，但使用的频率极低。

在北京，正常人过人行横道都挺危险的，更别说坐轮椅的人自己过马路了，反正我是一次都没见过。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还没有精力充分考虑残疾人的权益。

然而，几十年前就跻身世界发达国家的日本，却不容许找这样的借口。所谓的发达国家，所有的残疾人都应当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应该是一个公民不因个体状况的差异而遭到歧视的社会。

残疾人跟正常人一样，是平等的。因此中国年青一代中的残疾人，也不必气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残疾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会消除。

哪怕你年富力强、身强体壮，这种状态最多只能保持10年或者20年。就像我跟大家聊过的同学会的例子，年轻的肉体会像枯萎的花朵一般，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消残。

有“日本的杨贵妃”之称的小野小町（825～900），才色兼备，是“平安时代的绝代佳人”。小野小町流传至今的短歌当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花色终移易，衰颜代盛颜。此身徒涉世，光景指弹间。”意思是，如花美貌，终抵不过似水流年，我身飘零，难奈何岁月无情催人老。

正因为如此，现代人既然不能像秦始皇一样寻求长生不老之仙药，那该怎么做才好呢？秘诀就在于，趁年轻努力保持健康的体魄，让健康久一点，疾病远一点。

有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曾发生在我身上。那是我40岁生日的早上，那段时期我正被呼吸困难的顽疾所扰。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出门去公司上班，离家最近的地铁站步行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当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往地铁站的方向走，而是去了离地铁站稍远的一个地方。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拽着我的腿往那儿走一样，我第一次经历这种感觉，我也没有多想，盲目地走着。

最后我到了街边的一家小小的书店。书店的自动门打开，我就进去了。书店的入口处摆放着许多新书，我的脚步在这里停下了。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一本书是《不生病的活法》。作者是日本广为人知的医生新谷弘实，当时年届七十，他在医学界首创了内视镜手术。新谷年轻的时候定居美国纽约，是里根总统的家庭医生。

这本书在日本热销150万本，成为当年的一大畅销书。而我看到这本书时，它刚刚在中国出版，并没有多少人关注。我坚信这本书就是上天赐予我的40岁的生日礼物”，买下之后立马开始阅读。

“当医生45年了，我从来没有生过什么病。唯一一次落入医生的手里，还是我19岁的时候患了流感。这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实践某种健康疗法。”

开篇的这段话让我大受震动，书的内容更让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迄今为止，新谷医生看过30多万名患者的肠胃状况，得出了一条真理：“肠胃健康的人绝不会生病。”接下来，他论证了怎样才能使肠胃保持健康，结果惊喜地发现了一种可以清理肠胃的物质，叫做“生物酶”。生物酶”消耗殆尽的时候，就是人的死期了。

新谷医生指出：“老化是指身体开始被氧化，并且渐渐生锈了，生锈的身体就容易生成癌细胞等物质。”所以，“为了防止身体老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生物酶’，让肠胃更健康。”只要肠胃健康，无论是谁都能健康地活到一百岁。

增加生物酶的办法就在于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整。首先，早上起来，喝一杯500毫升的净化过的矿泉水，以清洁肠胃。接下来，吃些新鲜的水果，促进肠胃蠕动。当肠胃具有足够的活性时，就可以吃早餐了。

人们吃早餐时通常离不开白米饭或者面包、牛奶、人造黄油、优酪乳等。实际上，白米饭去掉了大米营养价值最高的胚芽部分，“只是一堆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正确的吃法是食用糙米。

牛奶是“母牛为小牛准备的饮料”，对于人类来说，完全是“有毒的被氧化油”，人造黄油也是如此。优酪乳会在肠胃里形成一道膜，阻碍营养元素的消化，所以绝对不能吃。同样，天妇罗等油炸食品也是“有毒的被氧化油”，千万不能碰。

新谷医生建议，在吃午饭之前一个小时再喝一杯500毫升的水清洗肠胃，在饭前半个小时食用水果促进肠胃蠕动。晚饭前也是一样，要摄取必要的水和水果。晚餐要尽量少吃，睡前3个小时不要进食和饮水，以保证肠胃得到休息。另外，严禁吸烟，香烟是“癌细胞的培养剂”。酒也应该适度控制，因为饮酒会让本来应该去肠胃工作的生物酶优先用于分解酒精，这会大大消耗生物酶。

那么，我们究竟吃什么好呢？新谷告诉我们，糙米加上蔬菜、豆制品与鱼、肉类食品以85∶15的比例食用是最好的。这是因为亚洲人的牙齿构造最适合咀嚼这种比例的食物。另外，蔬菜最好吃它“本来的样子”，趁新鲜的时候洗掉农药就吃是最好的。

我在40岁生日以后接连几个月按照新谷的健康疗法生活，结果，我呼吸困难的顽疾居然开始好转了。并且，在季节交替时也不感冒了。

然而，自从2009年夏天我来北京工作以后，就中断了这一健康疗法。因为中国菜太美味了，我实在是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我来北京之后，很快就胖了五公斤，很害怕照镜子。

我总是自我安慰：据说外派到中国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工作之后，有人体重剧增，有人则体重锐减，可谓两个极端。体重增加的人，都像我一样，喜欢吃中国菜，并且跟中国人性情相投；体重下降的人，认为中国菜太油腻，不合口味，进而跟中国人的性格也不太合得来。

总之，我亲身实践过新谷式健康疗法，效果很好，如果中国的年轻人也关注自己未来的健康状况，不妨尝试一下。

此外，中国的食品现状堪忧，我不得不啰唆几句，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20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天天吃的中国蔬菜还是非常新鲜的，口感也好，然而如今，连日里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有毒食品的报道。中国的药品问题也是如此，空气污染问题也亟须改善。

保障国民的健康和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职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成为领先于国际社会的发达国家。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第一章 那些青春的疼痛与忧伤

那些出类拔萃之辈

如此“奇葩”服务让小伙伴们惊呆了

斯巴达”教育也没能让我茁壮成长

“欺辱”是青春前的必修课

东京大学的焦虑时光

第二章 平凡的人生很可怕吗？

成为一个土豪”也算梦想？

当梦想第一次被宣布死刑

我是一个不快乐的高才生

四十二岁的我，开始疯狂学琴

人生漫兮，不怕输在起跑线

第三章 怎样生活，怎样工作

老老实实地工作一定有出头之日吗？

“秀才型”比“天才型”更容易应聘成功

想去朝鲜的我，却“潜伏”到中国

在日本，最成功的中国人是谁？

“上级喜爱”的未必是好员工，但好员工一定深受“上级喜爱”

跳槽后，千万不要当“告密者”

第四章 愤怒的青春，最难将息

致青春，这匹脱缰的野马

日本啊，你的名字叫“嫉妒”

失去了怒火，就失去了青春

一个哲学故事：如何体面地老去

第五章 恋爱是青春前戏

我向“热恋”泼冷水

加藤定理：这样的男人最受欢迎

第一次尝的禁果又苦又涩

谁先动情，谁先输

穷追不舍的爱情一定是悲剧

失恋”要趁早

第六章 婚姻少有走过的路

有请一号男嘉宾”

宅男最爱“白痴美”

心动”也未必真是你的菜

婚姻中抢手的男人都是恋爱中的失败者吗？

我所享受的“中国式管理”

娶一个“逢凶化吉”的妻

第七章 你们的青春，我们都曾走过

前辈们正如“坏掉的奔驰车”

全世界的“富二代”都差不多

青春再也不能“野蛮生长”了

日式“文化大革命”

日本的“90后”们

他们一生下来，就异常老成

你们的青春，我们都曾走过

不像学生，更像士兵，中国“70后”

发展的代价不该由“80后”埋单

虚拟时空里的“90后”

第八章 别把“健康”轻易豁出去

距离“死神”只有一堵墙

有时虚无，有时存在

活着，已值得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