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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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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 张爱玲是怎样炼成的(1)

- 张爱玲是怎样炼成的(2)

- 张佩纶的光辉岁月

- 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

-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1)

-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2)

-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3)

- 就这样老去(1)

- 就这样老去(2)

- 就这样老去(3)

- 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1)

- 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2)

- 黄素琼这个湖南人很勇敢(1)

- 黄素琼这个湖南人很勇敢(2)

- 她和他的相互背叛(1)

- 她和他的相互背叛(2)

- 她和他的相互背叛(3)

-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1)

-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2)

-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3)

-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4)

-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5)

- 关于她的爱情故事(1)

- 关于她的爱情故事(2)

- “刀截般的分明”与“刻骨的真实”(1)

- “刀截般的分明”与“刻骨的真实”(2)

- 将清咖人生进行到底

- 他其实有点怕冷(1)

- 他其实有点怕冷(2)

- 他其实有点怕冷(3)

- 他其实有点怕冷(4)

- 他其实有点怕冷(5)

- 人生若只如初见

- 江山，美人，荡子(1)

- 江山，美人，荡子(2)

- 是破绽，也是入口(1)

- 是破绽，也是入口(2)

- 低入尘埃，也是种高傲姿态(1)

- 低入尘埃，也是种高傲姿态(2)

编辑推荐

一本《误读红楼》，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王蒙欣然作序推荐

一本《她们谋生亦谋爱》，博得杨振宁夫妇击节赞赏。

《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

破译张爱玲的情感密码——

在重新发现张爱玲的路途中，发现我们自己。

内容简介

张爱玲所以能成为张爱玲，才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在于她有那样一个沧桑堆积的家族背景。她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曾外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鸿章，父亲是旧式才子，母亲是新潮淑女，还有孤僻的姑姑，软弱的弟弟……她一生爱过两个男人，胡兰成和赖雅，一个是处处留情自命不凡的汉奸文人，一个是江郎才尽寄人篱下的美国共产党员，不管张爱玲本人是否情愿，她的名字已经永远和这些人连在一起，要了解张爱玲，了解张爱玲的作品，这些人就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安徽才女作家闫红，一向以敏锐独到的观察视角和犀利洒脱的文风赢得众多网友的追捧，在这本新作中，她将隐藏在张爱玲背影中的那些人一一请到幕前，还原成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借由对他们的性格、际遇的观察走入他们的人生，通过他们与张爱玲的情感联系探求张爱玲独特的心灵世界，用闫红的话说，是“通过她的亲人，还原一个张爱玲的前世今生”。

作者简介

闫红，1975年人，现为安徽新安晚报社编辑，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作有《误读红楼》《她们谋生亦谋爱》两种。

目录

1，祖父张佩纶：一个夭折的传奇

多少年后，傅雷在有关张爱玲的评论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少奇迹，只是大多没有好下场。张爱玲是否被他说中很难说，但张佩纶，似乎正中这个咒语。

2，父亲张志沂：那些千疮百孔的爱

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创伤多半是因为爱而不是不爱，当张爱玲和张志沂辗转于各自的人生路途上时，想到生命里的那个人，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相似。

3，姑姑张茂渊：做剩女，挺有意思的

张茂渊的一生，有如一杯清咖啡，黑得纯粹，苦得彻底，永远永远，不在里面勾兑进去哪怕一丁点儿庸俗妥协的牛奶和糖。喝一次清咖啡不难，难的是喝一辈子清咖啡，喝一辈子清咖啡也不难，难的是将清咖人生进行到底。

4，弟弟张子静：他其实有点怕冷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问题在于，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掺进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5，胡兰成：传奇背面一地鸡毛

他俩在一起，太像一幅画，屏风上的折枝牡丹，鸟啼风语，摆好了放在那里，看上去很美，而且，用胡兰成最喜欢的那个词，叫端然。可是，再美的姿态，摆得时间太长，也会有些累，还闷……

6，赖雅：爱又如何

张爱玲和赖雅的关系，已经是她感觉到的各种人际关系中，比较完美的一种，他的单纯让她能够不设防地掏出自己的单纯，他的痴爱让她可以放松到放肆，他不可救药的乐天精神让贫穷也不那么难以忍耐，余生似乎可以就这么度过，用彼此的一点暖来慰老温贫。

7，傅雷：时代超人的90度视角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让好人坏人站成两队，对这厢金刚怒目，对那厢慈眉善目。

8，《红玫瑰和白玫瑰》：佟振保这个凤凰男

即使可以回头，他大概还是会放弃红玫瑰，他背负着贫困的阴影，沦落的威胁，母亲的眼泪，社会的期望，一个凤凰男爬虫类朝主流迈进的全部动力，他无法，重新回过头去。尽管心里有那样一种欲望，转化成强大的压力，使他在奔袭的路途上不得安生。

9，《色戒》 王佳芝：人人都爱PS

王佳芝的虚荣在于，妄图将庸常人生，套入传奇的剧情，装作自己是一个有着伟大情怀的人。但是，做革命者，她不是有着坚定信仰的秋瑾，所以会悔恨自己的傻，做痴情女人，她也不是崇拜爱情的小人鱼，所以会“牺牲”于一种错觉。

书摘

书摘

谁不曾爱过个把人渣（节选）

不管怎么说，胡兰成和张爱玲的一段情，使他比别人更多地接触到张爱玲，读到了更多的精彩，她面对经典百无禁忌，她表情达意直指人心，她深刻的身世之感，华丽与苍凉交替的人生体会，都让半瓶子醋的、心虚气短的胡兰成大开眼界，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叫：原来人生和经典都可以这样读。

剔除自抬身价的成分，他对她的赞美里也不无真诚，他说自己是打她这儿开了天眼的，视她为高高在上的九天玄女，学习她的行文风格，自然也想听她一声肯定，若她对他犹有余情，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他大概隐隐以为，虽然她先说拜拜，却未必能将他忘怀，毕竟是他伤了她，伤有多深，正说明她对他的爱有多深。

但是，在香港，当有人问起张爱玲对他的力作《山河岁月》的看法时，她不置一辞，他感到了被轻蔑，恨恨地想，我总也不见得输给她。现在，她又从容地给他寄来这么一张明信片，说明她已然将他放下，就像《茉莉香片》里，丹朱不把聂传庆当男人，才对他有肆无忌惮的亲密。胡兰成虽然不至于像聂传庆那么愤怒，但肯定有点受伤，于是他在回信中说，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看了，所以回信迟了，他这是把张爱玲和自己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想以此打破张爱玲的平衡，他想像张爱玲知道自己的作品被他的灼灼目光照了一下肯定有点心慌，又说，让她慌慌也好，因为她太厉害了。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胡兰成两口子算是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消遣，没事就在那里猜测张爱玲的反应，佘爱珍说，你与张小姐应该在一起，两人都会写文章，多好！胡兰成就说，那你怎么办呢？佘爱珍说，那我就与你“哟霞那拉”，胡兰成说，你心里不难受吗？佘爱珍说，不难受。

两个人说得有来道去的，明明是打情骂俏，拿肉麻当有趣，胡兰成还能装模作样地说：爱珍便是连感情都成为理性的干净。

让我呈45度角仰望他一下下。

张爱玲没有回复，胡兰成仍不肯罢手，又写信去挑逗，这应该就是前文里，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里说到的：“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不管张爱玲回不回信，胡兰成夫妇都从中找到了很多乐子，整天说过来说过去的，借用《还珠格格》里对“乐不思蜀”的成语新解，简直“快乐得像老鼠”一样了。

张爱玲的回信到底来了，全文如下：

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作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十二月廿七

难怪胡兰成说张爱玲厉害，看看这封信写的，整一个骂人不带脏字。从字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它澄清误会，保持距离，有礼有节，客气隐忍，但这隐忍，正说明张爱玲拿对方当小人看待，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我穿鞋的就怕你光脚的，这个“鞋子”，可以理解为尊严，她不想拿苍蝇来练剑。她的隐忍，便是投鼠忌器，有了鄙视、警告、央求、自卫等诸多的意味

看到这样一封信，胡兰成和佘爱珍傻眼了，但他俩都是千锤百炼的人物，很快从短路状态回转过来，佘爱珍先笑话胡兰成活该，又给他出主意，让他装作没收到这封信，再写信给她，请她看樱花。胡兰成都觉得这主意无赖，但又觉得非常好，俩人又嘻嘻哈哈地表扬与自我表扬了一番，消磨了时日，促进了感情，张爱玲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她这封信还能收到这一效果。

不过，即使张爱玲想得到，大概也不会惊奇，她熟悉他们脸上那满是油汗的笑，既瞧不起别人也瞧不起自己，由放任而生的疲惫，她笔下最擅长描画这种小市民，下笔如有神时，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就栽在这种人手里，所谓阴沟里翻船？

张爱玲是怎样炼成的(1)

序

张爱玲是怎样炼成的

今年春天的某个上午，一如往常被“囚禁”在电脑前，突然接到区号是石家庄的电话，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说，你好，我是张爱玲的堂弟。

我首先是惊奇一下，当然也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可以想象，几个月来一直在《燕赵都市报》上开专栏，讲述张爱玲的亲人们的人生，张家祖籍正是河北，那么，招来一个“张爱玲的堂弟”，就不足为奇了。

关键是，张爱玲的堂弟找我干吗呢？虽自认为下笔谨慎且充满善意，但既有的经验告诉我，被写体的感觉，和局外人的感觉，往往差了十万八千里，局外人觉得无伤大雅的轶闻，在当事人心中，没准就是讳莫如深的阴影，难不成，这位也是“寻仇”来了？

我还在细细揣度，便听见那边热情的声音，说，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十一叔说了句公道话，我看过的关于十一叔的文字里，没有谁提到他是爱张爱玲的，谢谢你看出这一点。

“十一叔”这称呼，让我想起《胭脂扣》里的十三少，那年头大约都是按照族中排序来称呼，如今想来，一个交际场合要接触到那么多数目字，一定让人晕头转向。不过，这位“十一叔”倒是指向明确，一定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我曾写到他和张爱玲之间那千疮百孔千转百合的爱，彼此默契的恩怨。

果然，这位来电者，张允傥先生，正是和张爱玲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弟，张志沂是他的堂叔，他幼年也在上海，6岁那年，和家门里另外两位兄弟去张志沂家拜年，每人得了100块银元的压岁钱，在当时，这是一个不菲的数额。

那是1942年，张爱玲早已搬走，他只见到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大家都喊他“tan先生”，他始终没闹清楚那个“tan”应该是哪个字，隐约感到是个诨号，好像是在嘲弄张子静的斯文孱弱。

他的印象中，张志沂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而堂婶孙用蕃也不像张爱玲书中描画得那么刁恶，是一个温柔的知书达理的女人，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角度，这都无所谓，但没有人看出张志沂对女儿的那份情感，让他觉得很遗憾。

他说，张爱玲离去之后，她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摆设，谁也不许进去，连对孙用蕃都是禁区，只有张志沂没事时就会进去坐坐，发上一会儿愣。

张爱玲的文章中曾说，孙用蕃把她的东西都送了人，叫嚣着就当她死了，但对于七十二岁老人张允傥先生提供的这个细节，我还是决定采信，他没有必要对我撒这个谎，而张志沂对女儿的心情确实如此矛盾，他很有可能一方面任由妻子将张爱玲的东西送人，另一方面，又独留一隅，独自品味。

1951年，张先生最后一次来到十一叔家，却在巷口看见十一婶正在卖古董，见到他就说，别去看了，你十一叔现在太惨了！那时，张志沂已经家徒四壁，极度落魄，之后不久，张允傥就搬离了上海。

关于十一叔的往事，张先生就留下这么些柔和而又恍惚的记忆，他似乎有些抱歉，觉得不能为我提供更多，说族中还有一位张辅合先生，现居鞍山，对张家往事特别知情，还曾编过一部家谱，他告诉了我张辅合先生的电话号码。

我迟迟没打那个号码，主动跟陌生人联络，我总有些心理压力，不知道对方性情如何，手边是否忙碌，是否愿意跟我交流，直拖到初秋，某个早晨，对自己说，好吧，今天一定要打这个电话了。

与张允傥先生的热情不同，张辅合先生的声音平稳而从容，说起张家往事，仿佛脑子里就有一部纪年，不，纪年还不够，他对那些细节，细节之后的人情世故，亦能娓娓道来，听他说话，如对这明晃晃的秋天，如观略略泛黄但韧性依旧的书卷，不由得要屏息静气。

张爱玲是怎样炼成的(2)

谈及爱玲父亲与姑姑之间的那段官司，张辅合先生道出些内情。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祖母死后，她姑姑和父亲便跟着异母兄生活，直到张爱玲的弟弟出生，才分了家，各自过活。可是那财产分得颇不公道，核心是一套宋版书的归属。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联手，一道将她伯父告上法庭，原本是个十拿九稳的官司，但最后，张爱玲的伯父赢了。

张爱玲她爸临阵反戈，撇下妹妹，倒向异母兄，继母孙用蕃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说起这桩恩怨又是一堆车轱辘话，不管怎么说吧，张爱玲伯父张志潜昧下弟弟和妹妹的财产，这一丑恶行为是坐实了。

我曾与一位张氏家史研究者谈起这个，他站到张志潜立场上，气咻咻地说：“幸好没给他们，不然也是送进当铺。”他有点意气用事了，倒是张辅合先生说得清楚。

这批宋版书，原是张佩纶用李鞠耦的嫁妆，从前任舅子那里买来的，辛亥革命时，旧日的贵族从京城出逃，这批书辗转落到了于右任手中，看着都没可能再回来，尘埃落定之后，是张志潜写了信去要，这批书等于是失而复得，而张志潜功莫大焉。

张志潜向来作风强势，照顾家人，承担祭祀，编印父亲著作，有典型的家族中老大的做派，他决定留下这些书，既强词夺理，也自说自话，却不见得就那么黑暗肮脏，确实有珍惜父亲遗物的缘故，经济价值倒在其次，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将书一股脑儿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那是个让人放心的去处。

虽然这不足以让我认同张志潜的做法，但对他的形象有所改观，生活总有源源不尽的层次，须得一层层看下去。

那年，张爱玲“考证”出李家跟写《孽海花》的曾朴的交情，感到很得意；如今，跟张家两位老先生谈话，能得到这一鳞片爪的细节，我也很高兴。它使我穿越张爱玲笔下那清楚决绝的亲情世界，看到生活的混沌与丰富，而追问这个，也是张爱玲喜欢干的。

她的口号是要从传奇里看普通人，又从普通人身上看传奇，她习惯于严格地写实，唯恐有脱离了生活的荒腔走板。只是写到自己的家族，尽管力作公允，还是难免带点偏见，我这样热衷于探佚，我想她是会赞同的。

而我对于张爱玲的家事如此热衷，则因为，张爱玲所以能成为张爱玲，才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在于她有那样一个沧桑堆积的家族背景。

她初露峥嵘时，傅雷这么形容广大读者的目瞪口呆，“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后来胡兰成初读她的小说，也有似真非真的魔幻之感——她那一手犀利又华丽的文字，实在不像出自二十出头的女生之手。

不过，天上或许可以掉下一个林妹妹，却掉不下一个张爱玲，她如此早熟，跟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有关，人来人往间，成就多少世故人心，我自己就是通过亲戚间噪噪切切的闲言碎语开始阅读理解人生的。她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曾外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鸿章，随着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故，昔日的辉煌已经变成“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的慨叹，但正是那夕阳余烬，照进张爱玲的字里行间，如飞金走彩，韵味无穷。

《金锁记》里七巧的原型，张爱玲称作“三妈妈”的，是李鸿章的孙媳妇；《创世纪》里紫薇的原型，是张爱玲的姨奶，李鸿章的小女儿；《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很有些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模样儿，《花凋》里的郑先生，那个“酒精里泡着的孩尸”，摆明了就是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据说小说出来后，这位舅舅大发雷霆，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

写小说的张爱玲，就有这种见佛灭佛的狠劲儿，在旖旎的文字间杀伐决断，真得用她自己引用过的诗句：静静的杀机。

不过，若她的家族，只是作为她撷取写作素材的自留地，那么，她跟自己的被写体之间，总归是隔了一层，她的家族对她更深的意义是，起头就影响了她的心灵，她呼吸感知着那种氛围，形成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父亲的温度和遗少习气，母亲的激进与矫情，姑姑的真实和冷清，弟弟的可爱与软弱，随着时代的翻云覆雨，都推到了极致，张爱玲一路走来，遇见这样的亲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她，和这样的一些作品。

托马斯&#8226;沃尔夫说，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是他（她）本人的自传，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她）本人的心灵史。回望张爱玲的家事，对于更深刻地理解张爱玲，是有好处的，我梦想通过她的亲人，还原一个张爱玲的前世今生——别急着嘲笑我，我也知道是痴心妄想，我哪里能够做到还原呢？不过是用我自己的心，照一照罢了。

张佩纶的光辉岁月

祖父张佩纶：

一个夭折的传奇

张佩纶的光辉岁月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发表了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在内的一系列力作，瞬时红遍了上海滩；187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也是23岁，名列进士榜第二十四位，进入国家高级公务员序列。貌似不如张爱玲华丽喧嚣，但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这是一切可能的前提。五十高龄方中了个举人的范进太草根，不提也罢，就说张佩纶的老丈人，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晚年说起自己24岁就做了进士，仍然觉得是个光荣的起点。

“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张爱玲说的是个人感受，但从客观看，早早成名，确实能够事半功倍。即使怀着一点嫉妒也好，人们还是会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当23岁的年轻进士张佩纶，朝着朝堂丹墀缓缓走去，属于他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年，张佩纶进入翰林院，四年后，因表现出色，被擢为侍讲学士，可以单独上书。这份话语权他用得很足，九年言官生涯共上书127件，三分之一说的都是得罪人的话，但也由此扬名立万，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弹劾军机大臣王文韶一事。

说到这位王大人，倒是个挺有趣的人。16岁以前是资深赌徒，年纪虽小，手笔却大，几乎要把家产全败光；16岁那年，突然间幡然醒悟，丢下赌徒这份没有前途的事业，回头奔科考的光明大道。没几年，就考中了进士。这位高智商的仁兄，进入官场后更是一帆风顺，精明圆滑，很得上面“宠爱”，话说那年他被牵扯进一桩要案，御史们连番上书，上面只是置若罔闻。高手总是在最后一刻出手，出手就是杀着，张佩纶一口气上了四道奏折，上面无法再替王文韶遮掩，王大人只好收拾收拾，灰溜溜地离开了军机处。

同说一件事，张佩纶的奏折为啥更有杀伤力？不一定是他比那些御史更有道理，道理就那么多，御史也不是吃素的，不会说不清楚。张佩纶功力强大，在于他更善于“说”道理，同样的几句话，你可以说得很漂亮，也可以说得很索然，听者往往是被修辞而非内容打动，才子张佩纶就有了更多的优越性。

后来人家跟张爱玲说，张佩纶诗文都好，八股也好，怕她不信，又补了一句：八股也有好的。张爱玲说，这些我都信，口气里很有些敷衍的意思。再好的八股，跟她都是两套语码，她对麻油店门口贴的宣传告示可能还更有兴趣一点。

但是，在官场中人眼中，那套语码并不是那么呆板，高手亦能戴着镣铐舞蹈，玩出精彩的花样。张佩纶显然是这样一个高手，语言在他笔下，可以放大为千军万马，横扫天下，又可以缩小为一把精致的小李飞刀，很优美地旋转着，直抵要害。这样形容，好像有点装那啥，让我转化成大白话吧，那就是：张佩纶，他是一个很“会”骂人的人。

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让我打一个比喻。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说得一口无比好听的普通话，第一次见她，她正在跟人吵架，好一把悦耳的声音啊，我当时就听傻掉了，还不忘文绉绉地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金石声？以这样的声音为载体，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她的对手的声音不算难听，但对比之下，显得干瘪灰暗，因此理屈词穷。

张佩纶的文采，就是我的女同学那一把好声音，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骂人的文章写得漂亮，即使强词夺理，也会显得理直气壮，比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人家登徒子分明是一个忠实体贴的好男人，老婆那么丑，他也没冷落她，跟她生了一堆孩子，可谁让宋玉口齿太伶俐呢，登徒子于是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含冤莫白几千年。

而张佩纶跟宋玉又不同，他没那么不正经，相反，他的语言和道理都正经得要命，因此得到朝廷的鼓励和欣赏。当弹劾有效，建议被采纳，张佩纶的心中，想必充满了光明宏大的浩然之气，他，正在朝着光荣与梦想的路途上一步步迈进。

那几年是张佩纶的光辉岁月，年纪轻轻，声名鹊起，清流领袖李鸿藻，浊流大佬李鸿章，均对他青眼有加，在民间，亦有很好的市场，他穿个竹布长衫，都引起时尚潮人的跟风，整个一闪闪发光的优质偶像，一个传奇。

然而，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政坛上有阴阳两面，现在，让我们把阳的那一面翻过去，看看阴的那一面是怎样的。张佩纶的言官生涯，主要在光绪朝初期，都知道，光绪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执政者，是他身后的慈禧。

慈禧这个女政客，长于御人之术，时不时地打一打，拉一拉，让人家摸不清楚她的底牌，才不能含糊她。拉拢很简单，打击则比较复杂，弄不好就一片哗然，要想让人没话说，就得找个靠得住的抓手，而写得一手好文章，愿意说话敢于说话的张佩纶，正好给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打击借口。符合她心意的，就小题大做，不符合的，可以装聋作哑，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后，慈禧对于张佩纶还是比较满意的。

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

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

多少年后，傅雷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少奇迹，只是大多没有好下场。张爱玲是否被他说中很难说，但张佩纶，似乎正中这个咒语。

就在那黄金时代里，若我们肯负责地替他看一下牌，会发现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天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明清两季有许多人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尽管“热中”得紧，都会慎用这一着，原因很简单，太险，太孤注一掷，不划算。

官场上枝蔓纵横，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王文韶，便很快又卷土重来，兜兜转转多少年，竟成张佩纶的顶头上司，据说王大人见文卷中有张佩纶手笔，羞愧难当，但这只怕是个姿态，从张佩纶很快辞职看，在王大人手下的日子并不太爽。

即使那些与张佩纶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凌厉，也未必就有好感。王跃文的小说《梅次故事》里，朱怀镜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眼瞅着就要扳倒他的上司王莽之，他非但不兴奋，反而吓出一身又一身冷汗：

朱怀镜在官场的口碑就完了。当然官场中人，看上去修养都很好的，不会随意臧否人物。他们要么避而不谈，似乎不屑提起他的名宇；要么提起他就摇摇头，觉得此人是个麻烦；哪怕是那些自称最直率的官员，多半也只会说：这个人，多事！哪怕王莽之真的罪该万死，有的人照样会为之扼腕：王莽之是毁在朱怀镜手里。

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像张佩纶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佩纶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从他日后倒霉时的孤立无援看，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一部分，还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同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被别人引为口实，翁同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以我对翁同有限的了解，无法相信他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那折子写得他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干脆作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过程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能否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老爸都要变成肉酱了他也面不改色，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只要收益是正数，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

目的主义者活在未来，现时眼下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被当成了过去式，“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哪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那么，张佩纶是一个过程主义者吗？有人不这么认为，清代官场小说《孽海花》里，这样描述以张佩纶为原型的庄仑樵：他寒窗苦读，一路披荆斩棘，终于被授了翰林侍讲学士，然而清代的京官，薪水不高，若非身居要津，却也寒酸可怜，这位庄翰林就穷得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他心中郁闷，心想“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又听说“浙闽总督纳贿卖缺”、“贵州巡抚侵占饷项”、“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便夹着—股愤气，写了一封奏折。次日消息见报，轰动京城。

谁知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家愈怕，仑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公卿倒屣；门前车马，早晚填塞。

照这说法，张佩纶的激烈、锋利，不怕把天下人全得罪光的那股狠劲儿，不过是为了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但有目的，而且这目的还不怎么上得了台面。能把宏大光明的表象捅一个窟窿，窥见里面那点子见不得光的东西，向来是我爱干的事，但是，我看了又看，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毫无心理负担地幸灾乐祸，因为，我不能相信，张佩纶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走上这么一条决绝之路的。

他毕竟不是雪窗萤火的穷书生，一头撞进官场中来，他爹做过俺们安徽的按察使，虽然在他七岁那年就已去世，但是有这样一份家底，他对官场上的规矩，不会那么不明白。

问题是，明白之后，又怎样？有的人是顺水推舟，为我所用，你看同样是官宦子弟出身的吴三桂和袁世凯，官场运作那叫一个轻车熟路啊，没办法，人家那是童子功，真不是一头雾水的寒门子弟所能比的，但还有一种人，明白之后，仍执迷不悟，在独木桥上孑然而行，渐行渐远，那就是张佩纶这样的人。

他自幼习学的儒家道德，在某些人眼中，可能只是科场上的题目，或者取悦大众的说辞，张佩纶却奉之为信仰，在这面信仰的大旗下，他只能前进，无法后退。 “非如此不可！” 这是贝多芬某个乐章的主题，也可视为张佩纶的生命进行曲。

当然，也有人认为，张佩纶是一种大狡猾，想把那份“忠直”打造成一面特别结实的金字招牌——靠名声混官混饭，这在明清两朝确实很流行，说到这个，就要带出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那就是清流。

清流是这样一拨人，统一的LOGO，是精神洁癖，个个眼睛里都揉不得沙子，以清扫天下为己任。洁癖成就影响力，不入他们法眼，就说明你不够干净。

张佩纶正是清流中人，而且还是中坚力量。有人把“清流”比喻成一头“青牛”，军机大臣李鸿藻是牛头，张佩纶和张之洞分别是牛角，还有几位在历史上叫得响的人，是牛尾牛肚乃至牛鞭等等，这头青牛，真的很“牛”。

跟着清流，可能没有肉吃，但怎么着都会有口饭吃，“社会良心”的名声出去了嘛，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正义，反之，援助他们，则是表现正义的最佳方式。一个道德人士纵然一时落魄，一旦改朝换代，新主人为显示对于道德的爱好，也会将被贬之人重新启用，眼下受苦便可视为一份收益长久的投资；就是落魄时，也会有民间的道德爱好者给予赞助，比如有位因骂慈禧而扬名的安维峻，这边刚被革职发配，那边资助者就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

因此，做清流，未必就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1)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

李鸿章对这拨人看得特别清楚，尤其讨厌那些年轻的言官，曾说“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这话与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吉尔的说法异曲同工：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不负责的，他们在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时绝不会如此。

把俩人说法汇总一下，可以这样总结，那些激进少年，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公共事务”，既不理性又不负责，归根结底，是为有利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藉此以出露头角”。

不管李鸿章这话，有没有过于主观乃至于诛心的成分，他对那些指手画脚的人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喜欢清流言官张佩纶。

当年张佩纶母亲去世，循例丁忧，就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外快啥的自然没了，还没有带薪休假一说，估计朝廷的意思是，你都悲伤到那个份上了，哪还有心思吃饭穿衣啊，喝着西北风怀念爹娘，那才说明你孝顺呢。

家底厚的人没啥问题，但张佩纶并不像那位“庄仑樵”那么会经营，李鸿章特地写信给他安排差事，后来张为庶母迁葬，李鸿章一出手就赞助纹银千两，《红楼梦》里，二十两银子够一个庄户人家过一年，算算这些银子，够过小半生了。除了经济上，李鸿章还在精神上关心他，两人书信来往不断，实在是热络得紧。

有人认为李鸿章存了利用之心，试图通过他，架立起与清流之间的桥梁；也有人说是李鸿章念旧情，当年在安徽打太平军时，他跟张佩纶老爸张印塘有生死之交；也有的说，他就是爱才，张佩纶的才华打动了他。

利用之心可能稍稍有一点，别说官场，就是普通人的交往，都很难说就那么纯粹；念旧情的成分也有一些，干大事者，少不了靠兄弟们帮衬，反过来，就会对自己的兄弟乃至有过交集的人特别照应一点；才华这点也不必说，后来张佩纶娶了李鸿章的千金，李鸿章高兴地写信跟人说，北学大师做了自己家女婿，实惬素怀。

但在当时，符合以上条件的，未必找不出第二个，可是，还有谁，让李鸿章如此牵挂，如此“疼爱”呢？

他俩的个性差别很大，前面说了，张佩纶是个过程主义者，李鸿章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

张佩纶曾在信中对李鸿章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应该为老江湖李鸿章所欣赏。

李鸿章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国藩问及思路，他得意洋洋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国藩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码，虽然我一时替他想不出来，但在咱们的文化中，能把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说得冠冕堂皇的语码还少吗？不要忘了，人家李鸿章也是“少年科第”！

我想，李鸿章长期以来，坚持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刷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抽出来。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合适的，时人荣禄就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伪君子”翁同要略好一点。

同是实在人，张佩纶的真实是严肃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个缜密思索的结果，李鸿章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二位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是不是张式的真实，加上李式的真实，成就了张爱玲的真实？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张爱玲，当时答不上来，她的思想不能算最深刻，文笔固然好，但我有时也嫌她堆砌累赘，后来才想到，我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她实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一点儿也不装，不跟别人装，也不跟自己装，她是那样孜孜于逼近自己的内心，看她的字句，总像从我心里掏出来似的那么恳切。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2)

扯远了，还回头说李鸿章和张佩纶，有了诚意的前提，对方身上呈现出来的闪光点，就变得真切可感了，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俨然的道理背后，是不可告人的想法，便不去琢磨字面上的意义，所有的交集，都是误解的累积。

相信对方的诚意，才有沟通的可能，他俩分别是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没错，但不是只有男女恋爱，才有互补这一说，张佩纶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是纯粹，那样一种洋溢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鸿章，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鸿章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了，可是，理想主义时代，就像一个擦肩而过的情人，即使最终与它分道扬镳，想起来总有一些惆怅与苦涩。

张佩纶的智商，也让他能看到李鸿章的过人之处，他搏击满朝，唯独对李鸿章手下留情；1880年，他和张之洞煮酒论英雄，推陶澍为道光以来的最优质偶像，大伙都在学习他，但都只能学到局部，李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虽然张佩纶觉得李鸿章办事不够公道，但能学到几十年来最为优秀的人物之“大”，仍可算一高度评价。张佩纶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道德狂，正是对于李鸿章的另眼相看，将他的命运带入此起彼伏的风波之中。

1882年，朝中发生一件大事，李鸿章母亲去世，他自己，也要丁忧了。

这跟张佩纶的丁忧完全不是一回事，小张再牛，也还在边缘晃悠着，丁一下忧，最多影响个人晋升外加经济收入，老李丁忧，会让整个政局变得暧昧难测。他的亲信分两拨，一拨劝他别那么实心眼，去丁那劳什子忧，不是还有“夺情”这一说吗？

所谓“夺情”，就是由皇帝出面，表示，虽然朕能理解你悲伤的心情，但是国家实在离不开你，自古忠孝难两全，对不住了，爱卿还是留下来帮帮我吧。

以李鸿章跟上面的关系，混个“夺情”不成问题，但另外一拨亲信认为不妥，前朝权相张居正，就是这么操作的，照样身陷“丁忧门”，闹了个灰头土脸大狼狈，谁比谁傻多少啊？

李鸿章这人虽然挺强势，毕竟不像张前辈那么嚣张，慎重考虑之后，他决定，还是暂时丁一下忧吧。事情定下来，他的当务之急是要给自己找个替手，他看中的人选是张树声，张树声也是俺们合肥人，为了增加点感性认识，提供个背景，他还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的曾祖父，从镇压太平军时就跟着李鸿章，是老李的自己人。

估计李鸿章起码对张树声做了暗示，张树声很高兴，摩拳擦掌，踌躇满志，准备甩开膀子干一场了，其中一个信号就是，他通过儿子张华奎，向张佩纶递过眼风：来帮我做点什么吧，我看好你哦！

前面说了，官场上的事，和男女之情常有相似之处，你有情，我有意，眉来眼去，投桃报李，一桩联盟就此缔结，自然是皆大欢喜。然而，这样的美妙桥段并不能概括全部，时不时，还有另一种情况，楚王有心，神女无意，一方表错了情，另一方不肯会意，只落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主动的那一方有些沮丧，但想来也能理解。张树声和张佩纶的一段关联，与这两种都不同，既不是“孟光接了梁鸿案”的前者，也不是客气礼貌保持距离的后者，他反应很强烈，倒有点像无端被贾瑞调戏了的王熙凤。

他回信拒绝了张华奎，还写信给李鸿章，说这张树声没有什么本事，本应该萧规曹随，这上任才几天，就想网罗清流，真是吞刀吐火，旁门左道。又说，他“竟不知鄙人身份意趣，可怪之极”。

好像张树声太不知轻重，没弄清楚状况就出手了，但事实上，之前张佩纶跟张华奎关系挺不错，他这一翻脸，估计张家父子也挺震惊。这也是人际交往的玄机了，对方对你和颜悦色，不见得就说明他看得起你，他只是在某个层次上看得起你，内心可能把跟你的交往，当成自己平易近人的美德。当李鸿章丁忧，张树声招摇着招揽各方豪杰时，张佩纶就已经看不惯了——张树声还真当自己能接李鸿章的班？而他居高临下的橄榄枝居然递到自己这里来，张佩纶大大地怒了。

就算是这样，你的拒绝不能稍稍温和一点，客气一点，彬彬有礼一点吗？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张佩纶就是这么一个决绝的人，他激烈，他认为自己有资本这么激烈，牛人一般不考虑迂回之道，再用那个项羽类比一下，巨鹿之战，面对几十万秦军，各路诸侯皆作壁上观，不敢出手，只有项羽破釜沉舟，一股脑儿冲杀过去，跟那些满脑子主意的诸侯一比，好像很“二”似的，但是，项羽的表情里，只有两个字：“我能”！最后，他赢了。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3)

张佩纶这一路太顺了，他也以为“我能”，从当时情形看，他好像确实也“能”这么不客气，随着李鸿章归来，张树声离去，但是，只要张树声还在江湖上一天，张佩纶都不能说是完全安全的，张家父子隐忍地缄默地等待着契机。

他们等了两年，两年后，张华奎以张佩纶保举的云广总督庸碌无能耽误国事为契机，暗中运作，想要把张佩纶拽下来，辗转几道后，张佩纶虽未因此事获罪，却和两位清流老弟一道，被派往各地“会办”海疆事务，张佩纶分到的地盘是福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隐藏已久的军事天才。李鸿章认为，所谓“会办”实系贬谪，清朝水师羸弱，法军虎视眈眈，又有各方面掣肘，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赢不了，但 “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磨练英雄”四字，当然不是指打胜仗，而是“浮湛”之道，即在复杂的环境中，虚与委蛇，自我保全。

张佩纶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打算到那儿先了解一下情况，奏明朝廷，如果能被很快召回，当然很好，如果不召，就“设辞乞病”。他想得很周全，却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日后他的孙女张爱玲的一句名言：人，是做不了自己的主的。

一到福建，张佩纶的想法全变了，非但没有装病开小差，反倒驻进了战争最前沿马尾船政局，殚思竭虑，细细谋划，难道，亲临前线之后，他发现了生机所在，掌握了制胜秘笈，从而变得信心满满？应该不是，因为直到最后，我们也没看他掏出什么秘密武器，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他给侄子张人骏写信，满纸的苍凉喟叹，对打赢这场战争没有一点儿信心。

为什么要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还是因为，“非如此不可”！当张佩纶来到福建海疆，发现他的同僚皆是窝囊软弱靠不住之辈，他就丢掉了预先准备的所有退路，假如他退，谁来顶上？明知道顶上就会身败名裂死得很难看，但是，没有办法，他只能这样选择。

我并不是一定要把张佩纶和张爱玲牵扯在一起，但是，谁让张佩纶这个不曾谋面的小孙女太擅长观察人性呢？不但善于观察别人，还善于观察自己，她去菜市场，看见少年骑着自行车，两手脱把，从人群中急速穿过，看似非常危险，但张爱玲分明地感觉到少年心中刺激的快乐，她感慨，人生的快乐，常常就在那一撒把之间吧！

一撒把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就是不管不顾，随心所欲，任他凶险多多，只要快意江湖，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那场恋情，正是一场“大撒把”，她闭上眼睛，在呼啸的风声中，品味内心尖锐的喜悦。

张佩纶的一撒手，没有那么快乐，却是一种比快乐更为高级的情怀，他背离了好心好意却琐屑庸俗的理性，站在信仰的巅峰，细致入微地，感受那样一种既慷慨又绝望的情怀。

那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张爱玲说，很多年后，中国海军在英语里都是一个笑话，张佩纶本人，则是一个本土的笑话，传说战败的那一刻，他是顶着铜脸盆逃跑的，一边逃一边还不忘大啃手中的猪蹄。还有人编造桥段，说激战时，他却躲到破庙里图安逸去了。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又是李鸿章施以援手。其实在张佩纶跟法国人打仗时，还曾想向李鸿章借兵来着，被李一口拒绝，他看准这是徒劳无益。对于这个迂腐的张公子，那叫一个恨铁不成钢啊，怎么就有这样单纯认真不懂得迂回之道的人？可是，换一个思路，在那样浑浊狡黠的官场众生相里，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张佩纶又是多么可爱，李鸿章在痛责之后，又发出这样的叹息：能毋痛心耶？

我一直觉得，与张佩纶打交道的李鸿章，也很可爱，他何尝看不出这个人和官场水土不服，事到如今，优质股眼睁睁变成了垃圾股，不值得投资下注，可是，李鸿章还是一次次不计得失地帮助他，在张佩纶获罪被贬，发配到张家口戍边期间，李鸿章甚至特别派自己很亲近的幕僚任宣化知府，“为戍客添谈助”。

不说李鸿章用心良苦，只说戍边的张佩纶，在日暮途穷之际，又有什么话可以跟别人诉说？曾经，他的调子起得那么高，原来只为这一泻千里？他的小半生，不过是一个编织致密的玩笑，造化弄人，这也不能算残忍，只是，为什么这么晚才揭开谜底？

从这一点说，命运对张爱玲要宽厚得多，当年她也曾如乃祖一般心高气傲，一心占领制高点，在香港读书时，她用心琢磨每个老师的心理，门门成绩名列前茅，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还有机会被送到英国读书，然而，一场战争，就让个人所有的努力灰飞烟灭，当上进心遇到虚无感，就会变成深刻的反省，张爱玲起码提早二十年比张佩纶窥破了生命的玄机，这算是幸抑或不幸呢？

就这样老去(1)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收入她祖母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如花似玉”的十八岁——“如花似玉”这个形容词，是张爱玲说的，她锦心绣口，不吐陈词滥调，实在是这个被人用滥了的词放在她祖母身上，前所未有的合适。照片上，李家小姐亭亭然站在母亲身边，修长飘逸，眉目清婉，恰如一朵开放在晨风里的白莲花，而她眼角唇边的一抹笑意，“也许是在笑钻在黑布下的洋人摄影师”，少女的活泼忍不住地从大家闺秀的矜持下透出来，楚楚动人。

1888年，李鸿章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流放归来的张佩纶，张大她十九岁，此前娶过两任妻室，皆已去世，留下两个男孩。如此条件悬殊的婚姻，引起了好事者的嘘声，有人做了一副对联，说：老女嫁幼樵（张佩纶）无分老幼，西席变东床不是东西。这个对联是俏皮，但细想想不过是语言上的机巧，并没有抓住什么要害，说到底，该是时人嫉恨：你一个“劳改释放分子”，怎么就捡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

《孽海花》里说，李鸿章的老婆也不干，跟老公哭闹，还骂他是老糊涂来着，但是李小姐愿意，说是相信爹爹的眼光。

据张爱玲“寻根”，《孽海花》的作者曾朴跟李家很有些瓜葛，不知这“小说家言”的背后，可有几分事实依据？我只是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觉得，当时的李鞠耦，未必如她女儿张茂渊想象的那样“不愿意”。

李鞠耦订婚时，已经二十三岁——跟张爱玲遇到胡兰成的年纪差不多，旧时女子到这个岁数，如花已开到十分，李鞠耦还待字闺中，一方面是因为她父亲太看重她，想要多留她几年，另一方面的天机，则由张爱玲在以她姨奶为原型的小说《创世纪》中道破：

姊妹两个容貌虽好，外面人都知道他们家出名的疙瘩，戚宝彝（即李鸿章）名高望重，做了亲戚，枉教人说高攀，子弟将来出道，反倒要避嫌疑，耽误了前程。万一说亲不成，那倒又不好了。因此上门做媒的并不甚多。

如果说，张爱玲是以她的旷世才华外加矜持冷清容易紧张的个性使得自己高处不胜寒，李鞠耦则是因豪门背景变成了剩女，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怎么着都会有点焦虑吧，现在，一个男人被指定给她，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就会去想他的好处。

如果是这样，那么，张佩纶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他是一无所有没错——两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还是李鸿章替他付清，但李鞠耦这样的千金大小姐对于权势金钱是见惯了的，不见得如未经过者那么爱好；他的潦倒仕途，与曾经激昂并张扬的生涯参差对照，亦有一种动人之处，仿佛是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淬火，一旦归来，就如王者归来。过命运湍急的河流，他知道，原来，我还可以这样，我并不害怕这样，人生的极限被拓宽，他遥望着那苍茫的边缘，心旷神怡，无忧也无惧。

我承认，这所谓的为李鞠耦“设身处地”，很有可能是我自己的YY，也许是人生相对顺利，也许是视野太过有限，我对于那归来的流放者有着相当的好感，他的戍边生涯，在我的想象中，亦有一种沉潜的寂寞的诗意，犹如郑愁予的边塞诗篇：

百年前英雄系马的地方

百年前壮士磨剑的地方

这儿我黯然地卸了鞍

历史的锁啊没有钥匙

我的行囊也没有剑

……

就这样老去(2)

流放者张佩纶，太适合扮演这样一个沧桑的潇然的身影了。

然而，在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我看到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正是流放过来时所照，非但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清癯——我总有个偏见，清癯的人才能智慧——反倒有点脑满肠肥之相，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

张爱玲说，祭祖时悬挂的是祖父的油画像，画中人英俊魁梧，眼梢略微下垂，一只脚往前伸，像就要站起来，眉宇间也透出三分焦躁……照片上胖些，眼泡略肿，眼睛里有点轻藐的神气。也或者不过是看不起照相这洋玩意。

他的老友陈宝琛也对他容颜尽改而感到吃惊：梦中相见犹疑瘦，别后何时已有髭？他年轻时可能没有这么胖，也没有这两撇小胡子，当然，肥胖和小胡子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可是，除了外表，他的内心，也与往日迥然有异。

当初的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狂歌痛饮，飞扬跋扈，便是对他还算佩服的李鸿章，私下里亦可以肆意针砭，毕竟他俩一清一浊，并非全然的同道。现在，他官场中箭，落魄归来，投到李的门下，承他不弃，依旧对他高看一眼，还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内心张狂如他，如何能扮演一个驯服懂事乖巧周到的女婿？何况李家还有上下人等，不是所有人都有李鸿章的卓越眼光，李家的大少爷李经方就对这位妹夫十分地看不上眼，寄居在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府之中，置身于那样的眉高眼低之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鸿章有时也会咨询他对于时政的看法，开始，张佩纶还愿意说说，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说法丝毫不能影响李鸿章，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截然相反。若是在意气风发的过去，这些分歧也许不算什么，他内心的强势使得他能够做到和而不同，而现在，不一样了，他受李鸿章天高地厚的恩，应该扮演好一个优秀的幕僚，提出的主意不被采用，自然有种挫败感，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感到某种耻辱。

他渐渐地沉默了，在李鸿章的府第里，刻意地将自己隐遁，甚至李鸿章的七十大寿，阖府上下张灯结彩，衮衮诸公络绎不绝，连皇上和太后都送来了匾额贺礼，真个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张佩纶却躲在房间里，和李鞠耦下了一天的棋。谁会喜欢这样刻意反高潮的人，除了对他无比欣赏的李鸿章，李家的人很难喜欢这位“古怪女婿”。

最讨厌他的，还是那位大舅子李经方，甲午年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李经方跃跃欲试想要挂帅，张佩纶以自身经验知道，李经方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一旦上阵，十分凶险。他坚决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事最后是被搅黄了，李经方的恼怒可想而知，以至于有他要“手刃”张佩纶的传言。起码他曾托人到皇上那儿放过水，光绪帝降下旨意，说“革员”张佩纶发遣释放之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要李鸿章立即把他撵回老家去，不许逗留。

张佩纶已经在学着沉默了，但还是没忍住，“非如此不可”的旋律是不是一直在他脑海中回荡，让他忘记自己的尴尬窘迫，艰难但又坚定地，发出声音？

李鸿章上折辩护无效，张佩纶只好离开，不过他没有回原籍，而是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南京，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花遮柳掩的江南，适合栖息疲惫的灵魂，张佩纶自言：从此浪迹江湖。

有很多文人，经历过这样的路途，从“热中”的朝臣，到澹定的隐士，比如诗人王维，亦有过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帅哥，才子，状元，高官，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应有尽有。然而，一场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走势，他决然地从喧嚣中转身，与山水草木耳鬓厮磨。

张佩纶似乎也想走这条路，他和李鞠耦感情之好是公认的，日记里亦常有两人饮酒煮茶赌棋读画的记载，还合著武侠小说《紫绡记》及食谱各一部，虽然在张爱玲眼中，那小说枯燥无味，食谱也乏善可陈，但旧时婚姻，能够如此和谐，已经难得。不过，我总觉得他是在刻意“秀恩爱”，不能够意气风发，那就走风雅闲适路线吧。可是，到底，他也没有因为这美满姻缘而变得快乐强大起来，阴郁的表情，几乎贯穿了整个晚年。

张爱玲说她祖父母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事实上，这宅子原是一座侯府，按现在的话叫二手房。民国时候，刚搭上张爱玲的胡兰成感觉良好，也当自己是个“高干子弟”了，兴头十足地跑去怀旧，却见：

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唯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

就这样老去(3)

这座宅子如今在南京航海职业学校院内，初夏时节我一路寻去，传说中的三座小楼还剩下一座，曰“小姐楼”，挂着“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连废池颓垣都已不见，四周皆是崭新锃亮的现代建筑。我去的时间不对，大门紧锁，从木格的窗子望进去，不过是一个个不算很宽敞的房间，也许是后来隔成的。

草草看罢，转身离去，一回头，隔着翠绿的浓荫，看那朱漆斑驳的云头与阑干，在匝地蝉声中一语不发，忽然有一种恍惚，想很多年前，张佩纶是否就站在那云头与阑干之间，望尽斜阳？而他的命运转折点正因为“海事”，旧居如今为“航海学校”征用，也像是命运的讽刺。

张佩纶到底不是王维，虽然都是从高处跌下，但王维自小喜好佛教，他的生活方式是有哲学思想支持的，经过了那些历练之后，他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他的淡泊是主动的选择。

张佩纶起头就在仕途上奔驰，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爬得高跌得重，他不能像王维那样心如死水，最初的抗拒与低调，未尝不是一种撒娇，只是，当撒娇无人理会，就可以换一个名称叫作自取其辱。

他后来变得那么冷，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害怕再次被内心的热情灼痛。来到南京的张佩纶几乎不与故旧联络，他的恩师李鸿藻就跟李鸿章抱怨，张佩纶一封信都没有。李鸿章笑笑，其实张佩纶对他这个“恩师”岳父，同样有所保留，李鸿章一度邀他出山，协助自己，张佩纶以避嫌推脱，实在躲不过，去了一趟，很快就找个理由溜掉了，我一点不认为他这是淡泊，而是，一个曾经那样恣肆放纵的人，怕是很难心平气和地在别人的帐下听喝吧。他拿得起，却放不下，他勇于抉择，却无法坦然接受抉择的后果。

张爱玲的晚年，同样选择了离群索居，那种心意如铁的坚硬，与乃祖同出一辙。难怪她说，遗传真是神秘飘忽。

1901年，李鸿章去世，对于张佩纶来说，这个世界上最欣赏他的人去了，自己始终没能拿出什么印证他的赏识。张佩纶越发纵酒，当是在月光如水寒蛩细吟的夜晚，那个胖胖的中年人慢慢地浮上一大白，纵横心事，如脚前枝桠的投影，欲说还休，不说也罢，斟酌处，便是一生。

1902年，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驻节南京。二十多年前，他俩分别是清流的两只“牛角”，命运却推动着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如今一个是封疆大吏，声震四方，一个却宦海潦倒，为人笑柄。按照陈宝琛在《张佩纶墓志铭》里的说法，张之洞几次提出要见张佩纶，皆遭拒绝，但也另有一种说法，张之洞为了避嫌，并不愿意在正式场合与张佩纶来往，甚至托人带话，建议张佩纶搬到苏州去，张佩纶断然拒绝，大为不爽。

不管是怎样一种芥蒂，在那个旧历年的年底，得到了消弭的机会，张之洞终于来拜访张佩纶了。

那官声显赫的两江总督，在已过去的大半年里，俗世缠身，心有顾忌，想起那近在咫尺的故人，总有莫衷一是之感。直到岁末，急景凋年，许多旧感情纷至沓来，如歌岁月里的细节，已经漫漶成一片，他突然很想见那个人，他激扬青春的见证，实践着他生命里另外一种可能。于是，他悄然脱下官袍，换上便服，轻装简行，走上那条寻访故人的路。

他们见面了。

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隔着一重又一重的往事，还有彼此心中有数的恩怨芥蒂，四目相对的一刻，是否有泪盈睫？故人别来无恙乎？怎能无恙？时间的锣鼓兜头而下，充塞着四周的缝隙，“就谈身世，君（张佩纶）累郗不已”，张之洞这样回忆。

这是一次残酷的见面，张之洞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张佩纶不如意的一生，仕途蹭蹬是其一，而且，他还是那样的不彻底，从热中，到颓唐，从清流，到淮戚，他说自己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我想，这倚著，指的应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体，而是纵然他心高气傲，有所坚持，却还是在湍急的命运中，随波逐流，逐渐迷失了自己。

不是所有人，经过命运的淬火，都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有的是焚毁，有的是夹生，张佩纶究竟属于哪一种？和张之洞谈话时，张佩纶流露出了生不如死之叹，看来，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皆不能安慰一个负荷太重的灵魂，他黑暗中的挣扎，越发使自己伤痕累累。

和张之洞分别不久，张佩纶去世，死在大年初七，享年五十五岁。

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1)

父亲张志沂：

那千疮百孔的爱

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

张爱玲的小说《心经》，讲一个女孩子和自己的父亲相爱，热烈到惨烈的感情，偏偏用清淡的笔调写来，直叫人毛骨悚然。张爱玲说自己的小说，大多有所本，不知这篇小说的原型来自何处，但因她用独出胸臆的意象，将不寻常的悲喜刻画到骨子里，再联想作者生平，就算我八卦吧，我也得说，这里面似有她本人的感情经验。不是都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吗？虽没到小说里那个地步，但，同样是一种骤冷骤热的，被阻滞了的爱。

从默契融洽，到分道扬镳，几乎是在一瞬间，好像一只曾经精美的瓷瓶，被掼碎在地，光弧划过，碎片飞溅。张爱玲和她父亲，各自掉头走开，却在别人无法注意到的瞬间，拾起残瓷一片，珍藏在心，即便被那棱角划得伤痕累累，但是，仍然无法舍弃，从残片上，体会它旧日的美。

当张爱玲和张志沂辗转于各自的人生路途上时，想到生命里的那个人，是否各有各的委屈与芥蒂，其间的酸楚难言，倒跟爱情有点相似。创伤多半因为爱而不是不爱。求近之心往往弄成疏远之意。

要说清这一场父女恩怨，首先要弄清张志沂这个人。张爱玲笔下的张志沂，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妖魔化的形象，他抽烟、逛妓院，不求上进，没有责任感，行为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当年，张爱玲揭露父亲对自己施暴的文章《私语》以英文发表时，那家报纸就用了“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这一惊一乍的标题，显见得张志沂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但是，张爱玲的文字和眼光，从来就不是平面的，只要读者再多一点耐心，就可以从张志沂的表面，看到他的内里——他是时代断裂造成的一个“多余的人”，他长成这样，不能由他自己负全责。

《孽海花》为李鞠耦编织了一个美丽的传奇，说她在签押房里与张佩纶相遇，豪门小姐怜惜落魄才子，她为他写的诗偏巧被他看见，更加幸运的是，得到了老爹爹支持，才子佳人的戏码，演变成童话的结局：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李鞠耦和张佩纶唯一的儿子张志沂说，这个情节是假的，那首诗是假的，奶奶所有唱和的诗都是爷爷自己做的，而且，奶奶决不可能在签押房里与爷爷相遇。

他干净利落地剔除了所有传奇元素，将“爷爷奶奶”的故事还原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平淡姻缘，两人年龄与身份的差异，则是因为李鸿章择婿太不按牌理出牌，老李后来又将小女儿嫁给小她六岁的任家少年，完全不符合“中国式婚姻”的习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说：（任家少年）一辈子嫌她老。

比较而言，李鞠耦还算是幸福的，浪漫的前传虽是小说家言，她和张佩纶婚后的生活倒也算安逸，风晨雨夕，庭前阶下，他们煮酒烹茶，谈诗论画，简直有点像当年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了。可是，首先，就像李清照的快乐生活终究风侵雨渍千疮百孔一样，有谁能够在时代大格局隐隐的威胁之下，坚守住个人的幸福堡垒？张佩纶不是赵明诚，李鞠耦也做不了李清照，从一开始他们的快乐就不是那么真切，更像浮在荷叶上的露珠，滴溜溜地转动着，看上去很美，但跟荷自身总是隔了一层。

真实的幸福，会让人对于生活更有信心也更有勇气，那是从自身生长出的一种力，是一个人面对艰难人世的武器，而张佩纶晚年自称“生不如死”，李鸿章写给李鞠耦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老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却收效平平，李鞠耦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我仿佛看见他们在风花雪月的背面，侧向无人的一隅，嘘出一口气，露出不快乐的表情。

《对照记》里，有李鞠耦中年时期的照片，她发胖了一些，眼睛定定地排空地看着镜头，就像一个最平凡的母亲，内心所有的稳定，来自身旁膝下的一双儿女。

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2)

这双儿女，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姑张茂渊。

寡妇熬儿，历来都有一种悲情悲壮的色彩，作为母亲的寡妇，含辛茹苦，泪眼汪汪，盯着儿子的背影，指望那小小孩童，早一点长大成人，最终功成名就，给母亲争一口气。

这些年来，李鞠耦配合张佩纶，上演隐士夫妇的风雅风范，但“煊赫旧家声”里的浮华影迹，未必真能在她心中消弭。何况，在当年，她就不是一个只识妇德与女红的千金小姐，也不是杜丽娘或者崔莺莺式的纯情女生，她是能帮助老爹爹看公文的，婚后和父亲的来往书信中，也可看出，她对于官场人物规则，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李鞠耦，不大可能甘心于边缘状态。娘家的兄弟们时不时就有一个“阔了”，她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转化为动力，动力放在培养儿子上。

可惜，正像周杰伦唱的那样，观念不及格，其他全是垃圾，李鞠耦的苦心孤诣，也可以换成另外四个字，叫作“不合时宜”。她老爸和老公都是少年进士，科考高手，靠文章起家的，李鞠耦立意在儿子身上复制他们的成功，打小就盯着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鞠耦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这份童子功是扎实得可以，但又有什么用？1905年，张志沂十岁左右清政府就废了科举，再也不是一篇八股定终身的年代了，张爱玲听她老爸背书总是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志沂这样孜孜于背诵“毫无用处”的东西，是惯性还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抗议？搭进了金色童年不算，硬生生地被灌进一肚子无用的学问，不惆怅是不可能的。

除了学问，李鞠耦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防死守，纨绔子弟在一起，明里暗里比拼鲜衣怒马，那么她就把儿子往土了吧唧上打扮，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服，满帮绣的花鞋，没有一副时尚的行头，他就该羞手羞脚地见不得人了，亲戚家那些时髦子弟也不会愿意带他玩。

不曾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张志沂小同学穿着绣花鞋，走到二门上，四顾无人，取出袖子里藏着的一双时尚新款，换下来，走出去，女仆在骑马楼的窗子里窥到，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一双绣花鞋，哪能挡住时代家族社会各种因素的进犯？何况这颗正在成长的少年心，就想扑通一声跳进那大染缸里去。

李鞠耦从娘家带来的先进经验里，似乎只有一点是可取的，那就是培养儿子饭后“走趟子”的习惯。

所谓“走趟子”，就是踱步，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是不是都能活到九十九，缺乏数据支持，但肯定强身健体。好习惯，难坚持，李鞠耦的老爸李鸿章属于能坚持下来的极少数，在军中也照做不误。

李鞠耦将“走趟子”，作为一切经验里的精华，移植到儿子身上，多年后，张爱玲经常看见她爹围着铁槛一遍遍地转圈，在烟榻酒桌之间，秉烛夜游之余，他哪需要像走趟子这种投入时间少而收效巨大的运动？没有了李中堂家国在身的庄严感，张志沂的绕槛而行，就有了一种讽刺意味，一种笼中兽的荒诞感觉。

在其母的精心教育下，张志沂还没长大就过时了，一个天生的遗少，处处都别扭。

三十来岁的时候，他也曾在铁路局和银行做过英文秘书，第一次是因他生活放荡，声名狼藉，影响到引荐他的堂哥的官誉，致使堂哥“下课”，他也丢了工作；第二次则是因为他供职的银行有日方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怕被误认为汉奸，主动辞职。两次原因不同，但给他留下的记忆都是不愉快的，他干脆再不出山，就靠着母亲的那份遗产，过着堕落但也不是很快乐的生活。

黄素琼这个湖南人很勇敢(1)

黄素琼这个湖南人很勇敢

也许李鞠耦预感到，重振家业成了一个邈不可追的梦，她从攻势转向守势，老女仆话说当年，首先想起的就是老太太怎么变着法儿省草纸。

从李鞠耦留下的丰厚家产看，她还没到这个地步，节省草纸，与其说是一种必须，不如说是内心恐慌的外显。既然希望无法抓摸，她只有当心算计手中的所有，延缓坐吃山空的速度，却想不到没等到坐吃山空，她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张爱玲说：“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御又这样微弱可怜。”

李鞠耦去世的第三年，张志沂娶了亲，对方是李鸿章的好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跟张志沂门当户对。对于门当户对这件事，经常看到网络上的讨论，力挺者居多，尤其是一些当年不信这个邪吃了亏的主儿，大谈门当户对的好处，生活习惯相似，有共同语言等等，不过这也是物极必反，难免有失偏颇，若是张志沂先生和黄素琼小姐九泉有知，一定要跳出来掰扯一番，这两位，都是“门当户对”的受害者。

黄素琼的祖父黄翼升戎马一生，官运亨通，却有一憾事，人丁不旺，他本人四十七岁才得了个独子黄宗炎，这个儿子快三十了，还没有孩子。黄宗炎的老婆是个贤惠人，跟《橘子红了》里面那位大太太有一拼，亲自跑到乡下给老公买了个姨太太。等姨太太终于怀了孕，黄宗炎却病逝于广西盐法道任上，姨太太肚子里的孩子，是黄家唯一的血脉，大太太唯一的指望。临盆这天，大太太紧张之极，听接生婆说是个女孩，当即昏倒过去，然而，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里面还有一个，而这个，是个男孩，大太太短时间内经历大悲大喜。

女孩自然就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姨太太生下孩子不久亦死去，黄素琼姐弟是由大太太一手带大的。这位太太亲力亲为给老公买妾，或者是情势所迫，不能说明问题，但是黄素琼跟小姑子张茂渊年龄相仿，却缠了一双小脚，上的还是私塾，私塾结业后，弟弟被送进震旦大学，她则留在家中，大太太保守程度，可想而知。

按那个趋势，黄素琼本该长成张爱玲笔下的白玫瑰，但不同的性格加诸不同的命运之上，会有不同的结果，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用它来梦想光明。

比如说，她没有进过学校，就对学校无比向往，她用幽深庭院里一个寂寞女孩的想象，将“学校”这个新生事物包装得光芒万丈，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可样样都与她无关，她的向往，既甜蜜又酸楚。

二十岁那年，她带着嫁妆，更带着已成型未出口的梦想嫁给了张志沂，他们开始时相处得不错，张志沂读过很多书，中英文都不错，乍一看也像个有新思想的人，而黄素琼漂亮，有上进的愿望，志存高远，又有一些楚楚动人的缺失感，看上去也很可爱。《对照记》里，收有一张照片，张志沂小夫妻和亲戚家的几个年轻人围桌而坐，背景应该是个大花园，草木繁盛，绿意幽然，黄素琼翘着兰花指提起水壶续水，喇叭口袖子垂下来，风姿绰约，这场景好像一帮学生聚会，他们最好的时光。

时尚杂志总是在对女人谆谆教导，不要梦想去改变男人，当然，男人也别想改变女人。其实，别说改变对方，改变自己都不容易。蜜月期里，张志沂也许会稍稍收敛自己的荒唐，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是不愿意好好对她，可是，他更爱自己，更舍不得让自己受委屈，时间一长，尤其在张爱玲和弟弟出生之后，他管不住自己了，又出去鬼混了，抽大烟，逛妓院，跟过去的生活衔接上了。

黄素琼不能接受，从极封建的家庭里走出来，她比别人更向往光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纳妾，抽鸦片，如昏昧陈旧的梦魇，她躲之不及，唯恐沾身，如何与之朝夕共处？

这时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她以监护为由，同去了英国。旧家庭出来的女子，是不太容易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的，比如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但黄素琼不是，她一直那样向往文明社会，现在好了，她完全地在这社会中了，新鲜事物扑面而来：艺术，礼仪，穿衣打扮，生活方式……多么可爱多么浪漫多么华丽的这一切啊，黄素琼倾倒了，在英国的她一定是个很勤勉的学生，很快就从中国的小脚女子，进化成了西洋式的美妇人。

但终究不能彻底，国内有张爱玲和张子静，张志沂也不像《红楼梦》里的贾珍贾蓉乃至贾琏那样全无心肝。他一直催她回来，给她写信，信里有诗：

才听津门（金甲鸣），

又闻塞上鼓鼙声。

黄素琼这个湖南人很勇敢(2)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括号里的字都是年深日久，张爱玲不记得了，瞎猜的。

即使黄素琼努力将自己西化，对于这中国式的感情表达，也不能完全无感，她将这首诗随身携带多年，直到成为遗物交给张爱玲，一块儿交给张爱玲的，还有张志沂的一张照片。

但是，写这首诗的同时，张志沂已荒唐到极限，他纳妾，把一个年龄不小脾气很大的妓女接回家，闹得鸡犬不宁，自己的脑袋也被打破；他吸毒，吸得过了度，“离死不远了”，坐在阳台上，额头搭一块湿毛巾，目光呆滞，喃喃自语……恣肆地荒唐过之后，会有一种酒伤式的空茫倦怠，这时，他想要回头了。

得到浪子回头的允诺，又难舍感情牵绊，离国四年之后，黄素琼归来，张爱玲这年八岁，八岁的小女孩感到母亲带回来了一个无比新奇的世界，又明亮，又轻盈，又柔和。从新式的装修，到“华美蕴藉”的客人，钢琴、绘画、表演，以及被母亲鼓励着，为一朵枯萎的花落泪，这些都是张爱玲未曾经历而又无比热爱的，她是那么喜欢母亲带回来的世界。

但张志沂未必喜欢。他尝到过旧世界的甜头，知道它种种微妙隐晦的可爱，即便它声名狼藉，他对它仍有感情，就算为了妻子，为了家庭稳定愿意洗心革面，可是，改变自己这件事，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中连根拔起，即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一般人如我是做不到的，而张志沂很可能连我都不如。

决心被时间稀释，细微的芥蒂生出，初时的快乐空气很容易地被破坏掉了，张志沂故态复萌，照样抽鸦片逛妓院，连家用都不拿出来，想着把妻子的钱耗光了，她就得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他忘掉了，黄素琼是勇敢的湖南人，宁可壮士断腕，也不愿委曲求全，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黄素琼提出离婚，张志沂不愿意。

绝大多数男人都不肯离婚，老婆再不好，有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就不用费什么心思了，尽管理论上说以旧换新是个合算的买卖，但是，男女不同就在于这一点，除非已经找到特别可心的下家，男人懒得为一个理论上的东西折腾。

何况，黄素琼尽管脾气爆烈，却是一个漂亮的上进的有钱的“高档”的女人，张志沂对她有一点在乎，珍惜她的好，对她又不那么在乎，可以看轻她的心情与脾气，他又是那么懒散的一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这是1930年，“皇帝”溥仪对于“妃子”文秀的离婚申诉都无计可施，张志沂再不情愿，还是到了直面离婚协议书的一刻，他心绪如麻，绕室三匝，律师转头去做黄素琼的工作，黄素琼用一种非常欧化的语气，简洁明了地说：我的心已经是一块木头。

宛如弦断不可续，水泼不可回，她惜字如金，一个字都不想跟他啰唆，张志沂的自尊大受震动，终于，在协议上签了字。

她和他的相互背叛(1)

她和他的相互背叛

回望张爱玲父母的十余年婚史，会发现他俩之间梗着的，是一个新时代。无疑，张志沂和新时代不投缘，和旧时代更能彼此相知，黄素琼作为女子，在旧时代可没占到什么便宜，缠小脚，不识字，嫁给不称心的男人，旧时代是一只可恶的手，把这个心气挺高的女子摁得死死的，危急关头，新时代现身，像一个光明磊落高大英挺的男人，对她露出亲切的甚至是怂恿的笑容，成为她的后盾，她可以信赖的隐秘情人。

当黄素琼丢下一切包袱，一往无前地拥抱新时代，张志沂心中则有一种酸溜溜的悻悻然。这个男人更加不走运之处在于，和他关系最为亲近的两个女人全对这新时代心悦诚服，另一个，就是他的女儿张爱玲。

父母离婚这年，张爱玲九岁，前面说过，她对母亲带回来的新世界一见钟情，现在，越发情深意笃了。父母离异，一度使她微感不安，但是，当她来到母亲家中，看到了煤气炉子和陶瓷脸盆，她立即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假如父母的离异，能使她母亲，还有她自己，离那样一个光明现代的世界更近一点，把父亲抛弃掉也没什么关系。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张爱玲的这种小念头可真有点没良心，她父亲固然荒唐，但对这个早慧的女儿很器重。他是她最初的知音，认真阅读她的所有文字，和她畅谈《红楼梦》，张爱玲对高鹗的续作大加抨击，张志沂颇以为然，同时指出，续作对于官场景况的刻画生动逼真，这跟高鹗本人出身有关系。张爱玲写过一篇很无厘头的《摩登红楼梦》，讲宝玉出国，贾琏当了铁路局长，芳官变身娱乐明星，就像现在的《大话××》。不是所有的老爸都对这种文字有耐心的，但张志沂非但认真看完，还给拟了“很像样”的回目。

张志沂打心眼里没把这个女儿“小”看，他知道她什么都懂，心情好的时候，他愿意和她谈谈亲戚家的笑话，休要轻看这一举动，进行这种沟通，是相信对方对人情世故，达到和自己同样的层次。

很多年之后，张爱玲在美国，著文回忆父亲带她去买点心，她要小蛋糕，他总是买香肠卷，她偶尔也会尝他一只，那年在多伦多，她看见类似的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却不是那个味了。浅淡的文字间，透出当年这对父女的好时光，他们也曾经那样亲密温馨过。

只是，那个时候，张爱玲是个成长中的少女，且有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文艺气质，即使她足够早熟，也难以避免该年龄段普遍具有的矫情：无限夸大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爱好，无限强调自己对某些事物的厌恶，企图在这种夸张的表情里突出自己，建立自己，而黄素琼和张志沂客观存在的差别，正使得这种矫情，有了生根的土壤。

即使跟父亲在一起时，更轻松，更快乐，更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情调，但张爱玲还是告诉或者说暗示自己，父母的世界是光明与黑暗的两段，属于父亲的这一端，是黑暗没落腐朽的。“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而母亲的这一端，是冷冽的新天新地，光明，秩序俨然，即便有点凉，却像是“在新屋子里过年”，兴旺的，有指望的，很提神。

黄素琼离婚后不久，就去了法国，没关系，姑姑还在，姑姑长期和黄素琼同出同入，是一个阵营的，张爱玲在姑姑家里感到了相似的空气。而姑姑给母亲寄信时也会夹上张爱玲的照片，并且告诉张爱玲，她是答应了黄素琼才来照顾她的，不至于间离她们母女感情。

张志沂这边的生活，也在有序进行着，他再娶，仍秉着门当户对的原则，娶了原北洋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孙宝琦鼎盛时期，妻妾成群，共计娶了五房太太，生下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赋闲之后没了进项，家里人又多，日子就不好过了。不过，再怎么着，人家孙宝琦也是做过总理的，前总理的女儿。这名头就像水果上打的那层蜡，固然无补于内在品质，但卖相光鲜了，价钱就上去了。

孙宝琦的女儿，专供权贵之家，其亲家，囊括了冯国璋、盛宣怀，前面提到的王文韶，以及只做了十七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干人等。张爱玲的小说《琉璃瓦》中，讽刺过一个将女儿做诱饵，一门心思钓有钱女婿，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老男人，不知道是不是以这位“外公”为原型。

她和他的相互背叛(2)

尽管孙宝琦在嫁女儿方面很有经验，但是孙用蕃到了35岁才嫁掉，还是做填房，不能算作成功。看过孙用蕃一张中年时的照片，五官饱满，眼睛很大，也算是个美女了，未嫁之前，又有精明能干的名头，怎么着也不该轮到她嫁不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和她庶出的身份有关。

《红楼梦》里，凤姐说起探春的婚事，就感叹过有些轻浮的人，结亲要挑对方是正出庶出，黄素琼也是庶出的，但黄的父亲不过一妻一妾，正室无所出，基本上跟嫡出的一样。除了这个原因，孙用蕃还有阿芙蓉之癖，不过我也怀疑，不是这癖好导致了她嫁不掉，而是她嫁不掉才有了这癖好。

不管怎么着，孙用蕃的婚姻之路很坎坷，她也很珍惜这次机会，愿意和张志沂以及张志沂的儿女们搞好关系，还没有嫁过来之前，她已经郑重地准备了送给张爱玲的见面礼——她自己的一箱子旧衣服。

我相信孙用蕃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准备这份“礼物”的，她的问题在于太过主观，她自己家境“拮据”，姊妹多，竞争激烈，可能跟《琉璃瓦》里描写的一样，一双袜子都是一笔会被他人觊觎的财产，但人家张爱玲不是。李鞠耦留下的那笔嫁妆着实丰厚，还没败坏完呢。

张爱玲还从黄素琼那里继承了“衣服癖”。她5岁时就梦想梳爱司头，穿高跟鞋，小时候的衣服，她一件件记得分明，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褂，飞着蓝蝴蝶的洋纱衫褂，姨太太用整块丝绒做的小斗篷，被老妈否定了的俏皮的小红袄，还有那件还没有上身就小了的葱绿织锦的外国衣服，让她一想起来就觉得伤心，认为是终身遗憾。要想得罪这种“衣服癖”患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她的衣着，孙用蕃自称自己的衣服料子很好，张爱玲却在文中说，袖子都已磨破。

另一方面，张爱玲是个排异性很强的人，对别人的气味，一定很敏感，要是她喜欢的人倒也罢了，对于这位后妈，她从一开始就很抵触，姑姑跟她说她爸即将再婚的时候，她都哭了，发狠想如果这个人站在对面，一定要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这戏剧化的设想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她也一定不愿意穿孙用蕃的旧衣服。

但是，没办法，孙用蕃嫁过来，张爱玲在她治下，只能接受她的安排，穿她的旧棉袍。张爱玲说那颜色像碎牛肉，穿在身上的感觉，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相当难堪。学校里一度酝酿制定校服，张爱玲内心非常渴望，还想象也许像别处那样，是白衬衫，藏青色的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作，又有少女气息。可惜学校当局最终没通过。

多年后她到台湾，还赞赏女学生的草黄制服，听说群情激愤要求废除女生校服，不禁苦笑，也知道这样“忆苦思甜”说出来会让年轻人生厌，没办法，“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 张爱玲晚年写到继母，仍是一股子冷嘲热讽的口气，我想，也许跟孙用蕃自说自话的“赠衣”之举不无关系。

当然，更不可原谅的，还是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孙用蕃嫁过来之后，张志沂对她言听计从，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来看，这俩人从头到尾感情都不错，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有谁的那杯茶。

孙用蕃和黄素琼不同，没那个眼界，也没那个想法，她和张志沂一样，在旧时代里生了根，如果说“遗少”也有女版的话，那么她就是。和张志沂一道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不管将来，在近乎微醺的气氛中，消磨掉这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她和老公志同道合，于是相亲相爱。

对此，张爱玲当然是不愉快的，会有一种被剥夺感，她拼命地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了这会儿，还有自我保护的成分——用轻视将自己与他隔绝开来，装作根本不在乎他的感情，掩饰那一点点小失落。

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言，她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和普通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别人特别有兴趣，甚至能超出个人好恶，把对方凝练为一个观察描写的对象。孙用蕃的到来，使得张爱玲有机会观察“继母”这个群体。这一群体历来公众形象不佳，张爱玲则试图设身处地，初见之时，孙用蕃也无意扮演经典版的后娘，愿意朝好里做，张爱玲的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勉强接应上，她就把这点体会放到作文中，写了一篇很是善解人意的文章叫《继母的心》，讲继母也很不容易。

她和他的相互背叛(3)

孙用蕃读过之后非常感动，又拿给亲戚们看，但我总觉得张爱玲的“写”和孙用蕃的“感动”，都有表演的成分，张爱玲想表现自己别具慧眼，孙用蕃想展示自己初步取得成功。而所有的表演，都有谢幕的时候，身段撑久了，是会感到累的，张爱玲原本对孙用蕃没有好感自不必说，孙用蕃再有向好之心，也消除不了内心那股戾气。

林白曾在小说中自嘲，一个女人，35岁之前无论如何要把自己嫁掉，就算结了再离，也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姑娘心态健康。眼下剩女层出不穷，35岁早不复为警戒线，但是，在孙用蕃的那个年代里，这一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年龄，而她又活在人口众多关系极其复杂的家庭里，可以想象，在无人问津的那些岁月里，她积攒了多少心理垃圾，不管她的内心多么想扮演一个良善的“继母”，最终还是会绷不住地发泄出来。

张爱玲是优秀的受宠的大小姐，孙用蕃不敢动她，就捡张子静这个软柿子捏，张爱玲的用词叫作“虐待”。不过，孙用蕃一定不会认可，人家不过是放弃“慈母”路线而改走“严母”路线而已，不是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吗？为啥大家都不理解张孙氏的良苦用心呢？

目睹孙用蕃挑拨父亲教训弟弟，张爱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张爱玲毕竟不是那种爱撒娇发嗲的小姐，喜怒形之于色，大家族人多口杂，本身就是个江湖，早已历练过的张爱玲，跟这位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互相敷衍得过。

但两个女人之间的芥蒂，像一只不断充气的皮球，暗暗地，沉静地，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黄素琼回国，张爱玲自认为自己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志沂感觉到了。他暗中不快，有点吃醋，此前他对张爱玲一直很不错，养活她，教育她，欣赏她的作文，鼓励她学诗，他以为张爱玲应该和自己父女情深，以为这个出色的女儿，将成为自己感情上的一种慰藉，不成想，黄素琼一回来，张爱玲就变了心。如果只是奔向黄素琼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张爱玲同时还亢奋地奔向那新时代，又一次地抛下他，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意气沉沉的旧世界。

就在此时，张爱玲又提出留学的要求，我想张志沂对于留学这件事，一定是有抵触的，花钱且不说，他的前妻若不是出国留学，怎会那样绝情地与他分道扬镳？而张爱玲留学心切，选择了最糟糕的说服方式——演讲。《围城》中说，演讲的感觉是站在台上，居高临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张爱玲铿锵有力距离感十足地陈述她的理由时，对于张志沂和孙用蕃是怎样一种刺激？张志沂很恼火，说张爱玲是受了人家的挑唆，这个人家，不用说就是黄素琼了。孙用蕃则当场就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沪战爆发，日军日夜在苏州河那边攻打，张爱玲说她家临近苏州河，每天被炮声吵得睡不着，就跟父亲提出，要去母亲那里住几天，后来又说是她母亲安排她出去参加考试，总之，她去黄素琼那儿住了俩礼拜。走的时候，她跟父亲说，是去姑姑那儿，张志沂情知前妻和妹妹同住，但余情未了，在烟榻上柔声应了一声。

等到张爱玲回来，孙用蕃“忍无可忍”地发飙了，问张爱玲去她母亲那儿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张爱玲说告诉父亲了，孙用蕃怒道：“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便一个耳光打过去，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拉住，孙用蕃已经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张志沂对于黄素琼的感情是如此复杂，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爱，爱中生恨，先前张爱玲来请假时，他躺在烟榻上，心情相对平和，她在他心里，模糊是个可爱的女人，于是柔声应下，而其他时刻，比如这个早晨，他有下床气，心情没那么好，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的暴怒的另一面，是被伤害的感觉。

张爱玲被关了起来，姑姑来说情，孙用蕃一见便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姑姑回答，张志沂便从烟榻上跳起来，把姑姑也打伤了。这个细节，透出孙用蕃的心机，她知道怎样把张志沂激怒。“是来捉鸦片的么？”一句话，就把姑姑推到黄素琼张爱玲她们那边，成了张志沂又一个假想敌。

姑姑营救无效，张爱玲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表面上看，张志沂处于绝对强势，但是，当午夜梦回，张爱玲在被羁押的房间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杀机时，张志沂是?也曾辗转难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与女儿握手言欢？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让自己柔软柔和下来，张家人的强硬，也是一个传统。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1)

大半年之后，张爱玲找机会逃了出来，她在文中生动地描写了那个逃脱之夜：

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张爱玲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来到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已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这个调子发展，张爱玲就不可能成其为张爱玲，不可能有这一手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参差对照风情万种的好文章。

好在，生活不可能按照想象或者愿望去发展，张爱玲来到她母亲家不久，就发现，她对于母亲的印象，很可能是一种想象，而她对于母亲的爱，也是一种罗曼蒂克化的爱。

男女之间的爱，有一款叫作“爱上爱情”，我们后面会说到，张爱玲是干这种事的高手，一般感情丰富的女子都擅长此道，因为心气太高，总要求纯粹，加上想象力过于充沛，当她们在生活中找不到那个完美的对象时，她们就会把一个普通人，包装成理想的样子，然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他。

对于父母的爱，是不是也有这种？张爱玲小时候，她母亲就出国了，长达四年的时光里，母亲对于她，都是个影影绰绰的传说，仆人们当然不会说她母亲的坏话，而张爱玲骨子里的文艺因子，又使得她愿意，把母亲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神。她的小说《茉莉香片》，是套着她父亲和弟弟写的，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早逝的母亲，温柔的，隐忍的，静默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母亲最初在张爱玲心中的概念。

她八岁时母亲归来，张爱玲仍然用一个小女孩的目光仰视着她，母亲带回来的气息、声音、色彩、光影，足够让一个八岁小女孩眼花缭乱，和灰扑扑的总是提不起精神的父亲一比，更是光彩照人。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在他们之间来来去去，浮光掠影中，她还可以保持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她在父亲那边的时间要长得多，没有距离所以也就不美。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母亲也有被美化的条件，她的“留学背景”——不要问她有没有学到什么，少女张爱玲在意的，只会是那种洋派头；她一往无前的先驱者形象，她的果断利落不含糊暧昧，都使她有了成为“女神”的可能。

现在，张爱玲来到这女神的世界里，让我猜猜她的心情，我猜一定不完全是劫后余生的欢喜，相见之时，也不会有泪眼相拥的一幕。前面说了，大家庭本身就是江湖，江湖是这么一个世界，快意恩仇的表面下，往往有着清晰的利益权衡。张爱玲出走之前，她母亲就托人给她带过话，说，你要想清楚了，跟了我，是没钱的。张爱玲被羁押之中，居然都没有脱笼鸟似的不管不顾，她冷静地想一下，父亲的钱，不见得会花到她头上，求学的黄金时间，倒被耽误了，思路理顺了，决定也就好做了。

当张爱玲在这厢反复斟酌，她母亲未必就没在那厢细细思度，张爱玲的投奔，是一突发事件导致，她原本规划中没有这一环，是否要接受这个女儿，如何接受？

这些年来，黄素琼过着天马行空的生活，这次还有一位异国男友随行，她很可能没打算在中国待太久，为张爱玲留下来，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而为了儿女牺牲自我这种东西，比较多地体现在东方母亲身上，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全盘西化”的黄素琼，对它很隔膜。

好在，还有一种东西不那么隔膜，那就是母性的本能和责任感，黄素琼不是一个母性泛滥的人，但是那一点点就够了，足够让她不那么情愿更谈不上欢天喜地地，接纳女儿。何况，她的名媛淑女派头是半路出家，差强人意而已，而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可以从根上抓起，可以在这个女儿身上，圆满自己的心结，也不是完全没有乐趣和成就感的，从这一点说，她又很像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了。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2)

黄素琼没正式上过学，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张爱玲送进名校，这也是她和张志沂的争端之一。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张爱玲是要被送到好学校的，黄素琼手头不算很宽裕，但她不惜血本，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

黄素琼还是个艺术迷，不见得真的喜欢音乐和绘画，照我看来，她更爱那种艺术氛围，幼年的张爱玲，曾见母亲在家里开沙龙，和一个胖太太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现在，黄素琼可以在张爱玲身上实施她的“淑女养成计划”了，她教张爱玲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之类，她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我知道9月30号出生的张爱玲是天秤座，我不知道她是什么血型，只是很自恋地猜测，她大概是与我一样的O型血，该血型人士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协调性差，换成通俗的词叫笨拙。我走路总是跌跌撞撞，经常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都不知道在哪儿碰的，每年平均要跌两次跤，常常是毫无理由地倒下。有次是下雨天，我爬起来，抬起头，看看四周无人，暗自窃喜，不想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某人带着特别欠扁的笑容告诉我，她曾在楼上看见我突然跌倒，然后慢慢站起，很白痴相地四处张望。

不容易平衡，还体现在思想上，一个淑女，应该矜持优雅，但又不能凛冽难犯，这就太难为O型血了，张爱玲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

我知道如何看人脸色，但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不是没有幽默感，但一说起笑话，就显得生硬，非常地冷，对于张爱玲的不知所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最要命的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时，她母亲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有时，我感觉到，黄素琼看张爱玲的眼神里，有一点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那么多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问她要零花钱，黄素琼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毫无准备的张爱玲猝然心惊，她还没有力量怀疑母亲，只能回头怀疑自己。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有多少少年，有过这样困窘的时刻？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得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小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她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她将来和世界也是这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失去耐心，一些言语，一些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小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撒娇赌气的成分，甚至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有感情才会这样；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对她如此粗暴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挑唆下，愤懑使她无力分析父亲这一突兀举动背后那千转百回的心结，只顾数自己的伤痕。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3)

但不管怎样，至少她从不觉得他完美，母亲在她心中，却是戴着天使的光环的，现在，天使掉到人间，不，是张爱玲自己掀开了天堂的帷幕，本以为该是仙乐飘飘，鲜花如锦，却发现寒意袭人，彻骨的冰凉，不幻灭是不可能的。

可是，幻灭这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吗？隔着浩渺时空，我看黄素琼，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在成长过程中，是遇见并崇拜过这类女人的，她们衣着入时，妆容讲究，举止优雅，爱好文艺，以前叫作小资，现在又加进了波西米亚元素，高级一点的还有贵族或留洋背景，一招一式都有个范儿。

张爱玲的真性情，与之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现在她很紊乱，这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但紊乱之后的幻灭，未必不是有益的。

幻灭者，虚幻之破灭也，捅破虚幻的肥皂泡，方能触及真相，没有经过幻灭的人生多么虚浮，不敢经历幻灭的灵魂，多么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从此之后，张爱玲再也不会那么激烈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把人世间劈成天堂和地狱这两半，她学会静默地艰涩地审慎地触摸生活，感受它的繁复多变。

如果说前面的幻灭都是针对具体的人，紧接着到来的一场幻灭则关乎理想，张爱玲自小好强，和一切胸怀大志的人一样，她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活在对于未来的期待里，“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这梦想里还有一个孩童的梦想和天真，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超越物质生活的追求：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当初被父亲羁押时，张爱玲是考虑到求学的黄金年龄被耽误，才下定决心离开的，她所有的决定都围绕着这个梦想，一切都要为它让路。

在黄素琼的支持下，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黄素琼则随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

香港之于张爱玲，是一座特别的城，她带着隐秘的宏伟抱负来到这里，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虽然她是求学，但那感觉，跟《倾城之恋》里，到香港“捞世界”的白流苏也有几分相似吧？在小说里，她这样描写白流苏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如此生猛的描述，是否取材于她的个人经验？

来到香港之后，张爱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仔细琢磨老师的想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可能被保送到牛津大学深造，大好前程就摆在眼前，她就等着展翅高飞了。然而，一个大事件发生了，大四这年，港战爆发，战争像一块大披风，遮蔽了个人的一切努力，张爱玲看得大过天的成绩，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荒诞，仿佛眼前的布景被谁陡然转换，前途远景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摆在眼前的，除了死亡，便是千方百计躲避死亡。

除了生命本身，其他皆是身外之物，没有比战火中的人更懂得“活在当下”四个字，人性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吃喝与恋爱，发展了几千年，仍不过是“食色”二字。

回到上海，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说起这次遭遇，仍然愤愤不已：“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啊！”可那又怎么样？战争是没商量的，或者说，命运是没商量的，但我以为这对于女作家，未必是一件坏事，一次次的幻灭，剥除生命之上的附丽，使得张爱玲能和真相劈面相逢，无可躲避地，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

张爱玲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续读，至少拿个文凭，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母亲失去联系，姑姑本来就没多少钱，现在又在失业中，姑姑倒是建议张爱玲去找父亲要钱，当初离婚协议上说好的，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负担，后来她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父亲和继母好一通笑话，说黄素琼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弄上这么一个包袱。如今让张爱玲回头要钱，不免视为畏途。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4)

张子静却一力撺掇，回家之后又跟父亲提起，张志沂沉吟了一下，毫无表情地说，你叫她来吧。张子静认为，父亲这是对姐姐离家出走一事未能释怀，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知所措，许多种感情一道涌来，怨艾，恼怒，怀念，怜爱……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羞涩，张志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儿。

张爱玲那边，又何尝不是，张子静叙述了那次父女相见，张爱玲面色冷漠地走进了父亲家，在客厅里，见到了张志沂。她简略地把求学的事说了一下，张志沂很温和，叫她先去报名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两人相见不过十分钟，张爱玲把话说清楚就走了。

张子静这段回忆，百余字左右，若是让张爱玲来写，一定大大超过这个篇幅，重新走进父亲的家——尽管不是当年她离开的那座房子，她也一定会百感交集的吧，沙发上是否还有散放的小报，窗前是否还有雾一样的阳光？她对气味那样敏感，一定不会忽略掉鸦片的味道，她曾经对那味道那样鄙视，时过境迁，那味道能否成为一条通道，领着她迅速回到从前的时光？

张爱玲的面无表情，不全是冷漠，可能还有百感交集，是面对太深太重的感情时的情怯，作为旁观者的张子静如何能懂得，那短短的十分钟，她和父亲什么都不用说，但什么都说过了，说完之后她匆匆离去，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怎样说，才不会错？

流浪于各自的路途

得到父亲的资助，张爱玲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张子静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圣约翰大学太烂，张爱玲不肯浪费时间；第二点是学费有了着落，生活费也成问题，以张爱玲之敏感，是不愿意给窘境中的姑姑增加负担的。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三点，港战带来的幻灭感，使得她对文凭没有先前那么热衷，按部就班地上学、找工作实在太慢，哪有一个地老天荒放在那里任你慢慢铺陈：“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

急迫的语气，焦灼的心态，有乱世的影响，更源于内心深处对于现世的珍惜。

张爱玲小时候，过春节，除夕晚上跟保姆说好第二天早点喊她，但因她那一晚睡得太晚，保姆舍不得太早唤醒她，她一睁眼，见天光大亮，一切繁华都已错过，她失落到大哭，赶不上啊，穿上新鞋都赶不上了啊，荒凉从这小小的人儿的骨子里透出来，那种深刻的身世之感是与生俱来，还是早早地看了那么多小说、看过如许多的人生使然？

日本茶道里有个理念，叫作“一期一会”，茶道上的花，只用一次，犹如人，只有这一生，所以要拿来好好做成一篇文章。一开始，她想走好学上进之路，做一个风光体面的主流人士，就像咱们现在的金领，“白骨精”、三高人士，当战争使她发现这个梦想战线过长而收益尚不确定，她及时地改变投资方向，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文学事业中去。

我有个朋友曾笑言，我只要做选择，就沿着错误的方向。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有共鸣，人们对自己占到的便宜通常视而不见，对犯的错吃的亏则耿耿于怀，张爱玲是否也会这样自嘲呢？不过，她在人生重大关口上，总能凭着直觉，迅速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是这样，放弃学业选择写作也是这样，张爱玲坚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没多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老作家周瘦鹃还特意为她写了一段文字，称赞其行文有毛姆的风格。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5)

据张子静说，他把这本杂志拿回家，告诉父亲，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张志沂后来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但张子静猜，他一定仔细看过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笔，从容的叙事，亦得益于当年他曾与她“共话文学”，他的观点给她启发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诚地聆听并欣赏过她的见解，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在煌煌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他做捧哏技巧有余，却没有张志沂那份真诚，也没有他的底蕴。

小说处女作让张爱玲一炮走红，她深谙趁热打铁之道，新作有如泉涌，捎带着，又把五六年前，刚从张志沂那儿逃出来时，用英文写的那篇羁押与逃亡经历翻译成中文，扩充后在报纸上重新发表。当年张志沂在《大美晚报》上看到那篇文章时，大发雷霆，事到如今，不知又作何感想。

不过，既是扩充，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像这句明显是后来加上的：

《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8226;Ｃ&#8226;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言语中颇有些感慨。

看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这句，我都替张志沂感到了惆怅。“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这段话则像是十足的贬义，但身处其中的张志沂未必没有同感。也许，没有谁比这个女儿更懂他，只是，懂得是一把双刃剑，慈悲的另一面是残忍，于是爱恨交集，混合成没有名目的强烈感情。

时间的流水哗哗地淌过，这对父女在各种的人生中跌宕起伏，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无论是漂泊，还是暂时的稳定，于她，都像是在无日无夜的荒茫之中，她不像三毛，有父母做自己的守望天使，虽然那对父母平凡衰老，还有点唠叨，但在一个人的长路上，他们仍是可以依稀回望的家园。不过，这也成就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魅力，所谓绝代风华，就要有那种孑然独立的姿态与表情。

张志沂也许关注过女儿的成长，但那种关注，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念想，他的日子，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节奏过下去，和孙用蕃一道躺在母亲的嫁妆上坐吃山空，那笔嫁妆真是不小，他就这么挥金如土的，到1948年，卖掉上海的最后一栋房屋，在青岛还有房租可以收，每年至少八百元左右。

不过，说到他处置上海那套房子的所得，真让人对这位张公子的理财能力叹为观止，他看着物价飞涨，执意不听任何人阻拦，把到手的美钞和黄金换成了金圆券。在中国货币史上，金圆券算一臭名昭彰的笑话，等到它几乎等同于废纸，张志沂后悔晚矣。

1949年，张志沂夫妇搬进了一个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间，他一生有过那么多钱，那么多洋房和别墅，却在这“比我家以前的佣人房还不如”的屋子里度过余生，好在这个时间不是很长，1953年，张志沂去世，享年六十。很多年后，他的儿子张子静借用朋友的话总结，说父亲命好，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想想也是，听过一个笑话，人最大的悲剧是，临终前感叹，我有那么多的钱，还没来得及花呢，张志沂起码不会有这种遗憾了。可是，回头再想，他活过这一生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晕头转向匆匆忙忙地把这些钱都花完吗？

张志沂的所有个性，都与旧时代相宜，他善于背古文时文，放过去可以成为科考高手，小有才情，当能博一个才子的名头，至于他喜欢眠花宿柳，曾几何时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甚至堪称优雅的气质，这些加一起，就是一个颇有派头的浊世佳公子，然而时过境迁，新时代像是一件不合体的衣服，他的人在里面，显得很蹩脚，很颓。

黄素琼与他截然相反，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事业，学习油画，给第一任印度总理的两个姐姐做过秘书，还曾在英国的工厂里做女工制皮包，目的是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张爱玲的姑姑收到她的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悄悄地跟张爱玲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

她这个计划似乎没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生了二三十年”。张爱玲这样总结。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生得太晚，一个生得太早，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光彩依旧。

这，能不能算作歪打正着的收获呢？

关于她的爱情故事(1)

姑姑张茂渊：

做剩女，挺有意思的

关于她的爱情故事

是不是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传统，以张爱玲家族为例，打张佩纶这边下来，是坚硬，打李鞠耦这边下来，则是剩女。李鞠耦二十三岁才订婚，在遥远的19世纪末，这是一个有着失嫁风险的年龄，张爱玲本人二十四岁与胡兰成签订婚约，听上去不算晚，但是她的同学张如瑾，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匆匆嫁了人。

不过，在这个传统里，最彪悍的还是中间那一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直到七十八岁才把自己嫁掉，可谓把剩女做到极致，而她成为这样一个超级剩女的原因，和她最后所嫁的这个人有关。

传说张茂渊很年轻的时候，去英国留学，邂逅一位名叫李开弟的青年才俊，坊间颇有一些文章，用湿漉漉的文笔（一半热泪一半口水），描述那初见的辰光，该男生怎样对她大献殷勤，风起的时候为她披衣，寂寞的时候为她诵诗，但我总怀疑这些桥段是跟琼瑶老奶奶借来的，在此略过不赘。总之她很自然地爱上了他，可惜没有“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的幸运，李开弟早有婚约在身，如同画展上标注了“已售”的佳作，其他人只有看看的份。

也有说李开弟另有一个原因，作为激进的青年学生，他不能接受张茂渊这个“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代，该理由有损李开弟在我心中的形象，看看梁任公的《李鸿章传》，就知道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于李中堂评价颇高，张茂渊的恋人不至于是这个水准吧。

不过，就像张爱玲说的，有几个女子是因为思想美而被爱呢？这话对于男人同样适用，恋爱中人常常会觉得对方聪明得要命，但真相也许是，我们“愿意”觉得他聪明。当年张爱玲追问祖上那些事，张茂渊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她的声音一低，近于喃喃自语，随即又换回平常的口气：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为什么说“没办法”？什么叫作“受够了”？张茂渊的家族背景除了给她一笔打了折扣的财产（据说被二哥侵吞了一部分），还带给了她什么，而她的“声音一低”和“喃喃自语”，则让我不得不怀疑是跟感情有关，纵是爽利独立的女子，思及感情，常常也会有那样幽微的一顿，不愿被人察觉的一声叹息。

不管怎样，这故事都不出“守望终身”这美丽的俗套，但是，从张爱玲以及张子静的字里行间里读出来的“姑姑”，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她的剩女生涯，也许与这个男人有关，但，我想，那不见得就是全部。

1928年，张茂渊从国外归来，这一年她二十六七岁，名门出身也许反倒是一种连累。《围城》里方老爷子的看法是，女中学生应嫁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应嫁男留学生，至于女留学生该嫁给谁，方老爷子没有提出适宜的方案，大概他觉得这类人属于天生嫁不掉的一类，不说也罢。

用现在的话说，张茂渊是一“三高”人士。高学历：不知道她在欧洲拿了个什么学历，反正是一留过洋镀过金的海归，盖得过普通女学生；高收入：遗产也应该算一种收入吧，打了折仍然不菲，再说她还是职业女性，一度在电台读社论，工作半小时，就能拿几万元的月薪；高门槛：这里还得引用方老爷子的话，他说，嫁女须胜吾家，娶媳须不胜吾家，更加通俗的话叫，抬头嫁女儿，低头接媳妇，对张茂渊这样的名门之后，免不了要给予敬而远之的待遇。

虽如此说，只要愿意俯就，这世上就没有嫁不掉的女子，张茂渊的问题在于第四高：“心气高”。张爱玲说，她找起事来，挑剔得厉害，因为：

关于她的爱情故事(2)

如果是个男的，必须养家活口的……怎么苦也得干……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她所否定的这种生活状态，是包括本人在内的大多数的写照，没来由地做着不快乐的事，除了随波逐流的天性，还有就是不把自己的感觉看得那么重要，就像在公交车上，木着脸隐忍地看窗外风景转换，不大去想为何踏上这段旅程。

张茂渊则敏锐地追问自己的感觉：“却是为什么呢？”同理，当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她一定会选择“一直孤单”，哪怕“就这样孤单一辈子”。按照上面的格式去想：若是父母所逼，或为经济所迫，或是像张爱玲笔下的那些女子，生活在大家庭里，无法忍耐手足间的挤压与倾轧，就算没有爱情，看不上对方，也是会劝自己俯就的，而张茂渊，父母早亡，因为遗产的问题，跟两个哥哥都闹僵，经济上前面说了，虽不算富有，一个人也还过得去，那么，愁眉苦脸地嫁一个人，愁眉苦脸地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她不把惯性考虑在内，不把闲言碎语他人的眼光考虑在内。

不肯俯就的女子，唯一的出路是让自己爱上对方，我知道在张茂渊心灵的城池之外，始终有李开弟的身影徘徊，但这位守城者的功力，真的像传说中那么强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令她不胜惶地等了五十多年吗？

我愿意相信爱情的魔力，像书中说的那样，能让人生死相许，我也愿意相信那些经典的传说，比如王宝钏寒窑苦等十八年，但是，比起岁月揉搓，生死相许并不算一件太难的事，短期内，凭着一腔激情，是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何况，还有文化审美做后盾，自己都觉得这慷慨绝美的姿态，可以使生命重于泰山。

而王宝钏，她亦是抱持这种念想的人，她对薛平贵并不了解，传说中她是抛绣球偶然砸中他，又有一说是之前他们就认识，在郊外游春时她遭遇歹徒，是薛平贵出手英雄救美，前者说的是信守承诺，后者说的是知恩图报，这是咱们民族歌颂的美德，而豪门千金王宝钏，将抽象的歌颂，变成了具象的犒赏，当她将自己视为道德祭坛上的“牺牲”，那平凡的人生，便与文化传统里的光辉衔接上了。她的苦等，是以理想主义而不是深厚感情为基础的，一种自虐式的情怀，条件越是艰苦，路途越是漫长，越能跟自己证明，这种守候的伟大意义。

王宝钏的等待，老让我想起《东邪西毒》里的杨采妮，抱着一篮子鸡蛋，地老天荒地等待着一个愿意为她弟弟报仇的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要为弟弟报仇，还是没事干。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别人来看，是浪费时间。她却觉得很重要——西毒如是说。

死去活来也好，守候终身也罢，都要有对信念的顽强坚持，而这种坚持，和那个对象无关，是事主自带的一种禀赋，她们善于有意无意地自我催眠，将抱持的感情或者信念放进神龛，以此将自己和众人区别开来，纵然外表谦和，那种谦和本身，就是对于非同寻常的自我的强调。

张茂渊不属于这类人，她似乎更喜欢把传奇现实化，把传说中人正常化，比如她老爸张佩纶，仕途上是混得倒了点，但是和李鞠耦人所共知的爱情传奇，却为他失败的下半生增光添彩，他自己也挺喜欢说这个事，动辄在日记里晒晒幸福。少女张爱玲未能免俗，对这段“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很来劲，缠着张茂渊说家史，张茂渊却很煞风景地来了句：“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传奇陡然落到尘世，跌得七零八落，张爱玲简直不愿意听。

海德格尔说了，人，诗意的栖居。人们有着将人生诗化的需求，假如自己实在太没料，那就去拔高父母好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那样一些表扬稿，把父母塑造成勤劳善良勇敢坚定的楷模，高级一点的，就往佳话上靠，将父母打造成神仙眷属，与芸芸众生迥然不同。只有张茂渊，她说，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一句话，将那个勇敢追求传奇恋情的母亲，还原成无数心不甘情不愿地执行父母之命的旧式女子中的一个，她那爱晒幸福的老爸，则更显尴尬。

这就是张茂渊，她太真实，这种真实与勇敢相伴，使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用那些矫饰，来抵挡素朴到灰色的真相。这份特质，一部分来自于张佩纶的遗传，另一部分，则与她走过的路程有关。

“刀截般的分明”与“刻骨的真实”(1)

“刀截般的分明”与“刻骨的真实”

《对照记》里有一张张茂渊和她两个哥哥的照片，异母兄张志潜最大，站在中间，张志沂和张茂渊分立左右，张爱玲都说这张照片像爷儿仨。

李鞠耦去世后，遗产由张志潜代管，直到张志沂娶妻生子后才交割清楚，据说分得颇不公平，张志沂和张茂渊联手跟那位哥哥打起了析产官司，关键时刻，张志沂丢下妹妹倒戈，张爱玲说是她继母趋炎附势从中拉拢，张茂渊吃了个大大的闷亏，从此便不大与哥哥往来，声称不喜欢“张家的人”，只对张爱玲好一点，因为是她自己贴上来的。

张茂渊跟她家族的关系，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惜春，都是被生活的污秽所伤，而心冷意冷，张茂渊受到的伤害，可能比惜春还要大。惜春自小在贾母这边长大，与她那荒唐的哥哥往来不多，感情上没有太多牵扯，张茂渊是在哥哥的照管下长大，很可能存有许多温情的记忆，就像那张父子仨的照片上呈现的那样，当亲情陡然转身，露出狰狞的面目，那种坍塌带来的幻灭感，比惜春以及张爱玲更甚。

如果是曹七巧式的女人，可能会暗中恨得咬牙切齿，仍不妨照常走动，无他，惯性使然，交际欲望使然，为了避免将自己边缘化，她宁可在污垢中跌爬滚打。但张茂渊不然，精神洁癖让她不惜“对自己狠一点”，与虚伪的情意一刀两断，要“刻骨的真实”和“刀截般的分明”。

但水至清则无鱼，真实到极处，可能就会缺乏人情味——人情味常常是由半真半假的寒暄成就的。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别人实打实地付出，我们只是需要对方呼应照顾我们的情绪，那些嘘寒问暖，那些唏嘘感触，即便口不对心，我们还是愿意被它打动，起码会觉得对方比较亲切。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有脆弱怕冷的一面，若真实的关心不可得，我们愿意退而求其次，以那些即使缺乏诚意的语言取暖。

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有表现善心的需要，有时候显得冷酷，是因为成本太高，若是可以低成本高回报，比如说，只要费上些唾沫星，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好人，善心人，大多数人还是会趋之若鹜的，别的不说，就看网络上，有多少人在貌似激愤实则兴奋地表现正义，就知道，有多少人会迷恋这种一本万利的道德消费，以自己为观众主体的道德演出。

但张茂渊明显不属于上面说的这些人，后面会说到，她对张子静的冷淡，她知道那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对他“吧嗒吧嗒”眨动的潮湿的眼睛，有着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要随口关心他几句，或者陪着掉几滴眼泪，就能完成一次圆满的道德消费，但张茂渊就是没这个心思，赶到饭时上，也会翻脸撵他走，张爱玲一走，她就没商量地对他关上了自己的大门，之后的数十年，他们彼此不通音讯，张子静倒是想过问候她，却没有这个勇气。

张茂渊固然显得不近人情，不过也有情可原，对张子静，她也没这个责任，又不是她把他生出来的，凭什么要强迫自己喜欢他？但对于还比较喜欢的张爱玲，她似乎也不怎么流露感情。

张爱玲说起这位姑姑，亲热里又有一点距离感，她认同姑姑的真实，认同中，又带点似笑非笑的不习惯。当年她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和姑姑住在一起，张爱玲跟这两位同住，心里是非常紧张的。

母亲总在挑剔她，姑姑心情也不好，但仍有些许哽咽的温暖记忆。

有一天（姑姑）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做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皱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皱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道有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张爱玲的那种感觉，叫作委屈，她以前跟母亲姑姑走得很近，现在投奔她们，尽管不是慷慨激昂着来的，多少也有点悲情的色彩，她们应该想方设法安慰她受伤的心才对。可是，母亲总在怀疑自己为这女儿所做的牺牲有没有意义，姑姑亦没有想象中的温情表现，现在，吃着她一时心情好捏出来的“芝麻酱”包子，怎能没有因为委屈衍生出来的酸楚？张爱玲的不忍想，为这姑姑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了，仍然有隔膜芥蒂；又愿意想起，则是，面对了它，才算逼近人生的最真实处。

“刀截般的分明”与“刻骨的真实”(2)

当然，更真实的是姑姑，她从不表达内心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张爱玲着急到阳台上收衣服，膝盖磕到玻璃门上，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子上，涂上红药水，更是渲染得可怖，她给姑姑看，姑姑弯下腰，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张爱玲赶紧去配了一块。

张爱玲说，姑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破损，所以她急急地把木匠找来，花了六百大元重新配了一块。

“精致完全的体系”，点明了和姑姑之间的距离感，只有对外人，才会那样深刻地感受到对方的完整性，时时处处留心自律，不要冒犯了那样一种完整，对此，张爱玲也不是不惆怅的，她又说，现在的家（姑姑家）于它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地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这从前的家，就是父亲的家，她已经将它抛弃了，知道它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起码，它让她不那么紧张。

张茂渊经常抱怨张爱玲：“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低能倒也罢了，这是天才的特征，张爱玲似乎也乐于以此自诩；唠叨和嘀咕，不但使人显得琐碎，还因需要倾听者，显得太主动，太需要别人。这对于张爱玲是一种禁忌，她说，若是别人说我听，我会很愉快，若是我说别人听，过后想想就会觉得很不安。她后来爱上胡兰成，和这种禁忌不无关系——她终于遇上了有耐心听她讲话的人。

但张茂渊不在乎，她不把这种“受不了”看得多重，多么值得同情。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彪悍的狠角色，从来都不怕与真相劈面相逢，她自己习惯直面现实，就不大想得起来去照顾别人的情绪。

坚持真实，不但需要勇气，同时还需要能力，有能力判断，哪些是真情实感，哪些是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套进了情感或情绪的公式，否则，很容易将模仿来的身段，当成自己独特的风姿，独自玩赏不已。

张茂渊擅长自嘲，自嘲是自恋的天敌，有一回，她生了病，很久都没有痊愈，换一个唧唧歪歪的人，黯然神伤在所难免，更高级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病西施式的薄命红颜，张茂渊却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恹恹的天气，有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就那点抒情的小气氛，被她这一点自嘲破坏光光，让人想起某些矫情的形象，跟着心领神会地笑起来。

她说她不喜欢文人，不知道是否跟文人身段太足有关，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是多愁多病的身，“哎呀呀我要死了”的忸怩口吻，这些装饰性的东西她全部不喜欢，她手里的珠宝，大多都被她卖掉，就剩一块披霞，因为不够好，实在卖不上价钱。

她经常把这块披霞拿出来，这里比比，那里比比，总想派个用场，可是：

青绿丝线穿着的一块宝石，冻疮肿到一个程度就有那样的淡紫红的半透明。襟上挂着做个装饰品吧，衬着什么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样的颜色上，倒是不错，可是看不见，等于没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显得脏相了。还是放在黑缎子上顶相宜——可是为那黑色衣服本身想，不放，又还要更好些……

她于是感叹：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是啊，这正是人生的真实写照，说起来是很珍贵的，但放在哪里都不合适，没有反而更好，她的悟性使得她能够直击要害，去掉无谓的装饰，将人生看得不那么隆重。

佛教里大乘强调不执着：有言说而不执着言说，有言说而不分别言说，有名相而不执着、不分别名相，有心缘也不执着、不分别心缘，方是无碍智慧。张茂渊为人处事，貌似就有这么一种“不执着”，这么一种无碍智慧。

她的燃点有点高。

这样的女子，不容易爱上什么人，爱情常常是由缺失所致，或者想与另一个生命互相依偎着取暖，或者像小人鱼那样，指望一个男人的爱，让自己圆满，张茂渊却强大到一个人就可以圆满，像她那个家，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这样的女子，燃点太高，年轻时，有少女情怀助燃，还可以对付着燃烧那么一次，一旦时过境迁，让她重新燃烧一次，怕是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张茂渊的不嫁，与其说是为了成就一个爱情神话，不如说是顺其自然，通俗的想象是，一个女人必须要心有所属才能度过浩如烟渺的岁月——或者是事业，又或者还有其他，好像没有就不足以支撑立意下垂的生命，但我的现实经验是，爱情云云，事业云云，也许都是生命树上的装饰品，有，当然更好，但没有，也不是活不下去，活着本身，真的就那么没意思吗？

而我心中的张茂渊，她心中可能有那么点爱情，对于李开弟的记忆与想念，但不足以成为她全部的精神支柱，她应该有着更彪悍的表情，比如，套书话里某位很可爱的MM的口气来一句：做剩女，挺有意思的。

张茂渊的剩女生涯，确实挺有意思，偷个懒，另外，也为了免去“抄袭”之讥，让我大大地引用一段张爱玲的原文吧：

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要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

智慧不见得都能换成钱，不过它本身就可以娱乐自己了，至于张茂渊七十八岁那年嫁给李开弟，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她本来就挺喜欢他的嘛，现在天时地利人和纠集在一块，嫁给他有什么不好呢？普通人也许会觉得那么大岁数结什么婚，但张茂渊就是张茂渊，她只听从内心的指示。

在网上，我看到有人这样抒情地说道：五十年的深情等候，换来十二年的生死相依。这句子看上去很美，仔细想想就不是个滋味，五十年的等候，在等李开弟老婆死掉吗？张茂渊固然冷漠，却不至于这般阴险，猛抒情的人，一般都有相对残忍的另一面，远的是那位琼瑶老奶奶，近的嘛——得罪人的话，不说不说啦。我之所以不认为张茂渊一直在等候李开弟，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和李开弟一直有来往，张爱玲当年到香港大学读书，张茂渊就托李开弟照顾，若张茂渊对李开弟有如此刻骨铭心的热烈爱意，怎可以跟他朋友相称？

以朋友之名，行暧昧之实，这是一些名媛淑女的拿手好戏，张茂渊不会，她也许会坦然做他的情人，决不会做这个虚了吧唧的“朋友”，那种感觉太“雾数”，与张茂渊这样的女子无关。

将清咖人生进行到底

将清咖人生进行到底

和张茂渊这样的人打交道，你要预备着承受真实之伤，张爱玲自始至终跟人打交道都很有距离感，很紧张，她爱过的男人，胡兰成和赖雅，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对方的反义词，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让张爱玲放松，不得不说，张爱玲这一感情取向，某种程度上是拜张茂渊所赐。但张茂渊温度虽然不高，却没有华丽丽的外包装，显得货真价实，而且能探到底，不像面对那些巧言令色之徒，你不知道能在哪里着陆。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从她那里得到了更多，如果说，她读香港大学时，官样文字被历史教授佛朗士先生耍着花腔一读，就露出了滑稽的底色，张茂渊的冷淡和真实，只言片语里的那种穿透力，则如一张网眼细密的筛子，筛去尘世间的拿张作势，安然地放置自己的内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爱玲能板着脸对迟到者说“张爱玲小姐不在”，能飘飘欲仙地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还自以为在保存劫后的艺术品，未必与这位姑姑无关。她教会了张爱玲按照内心的指示行动——“别的就管他娘”（张爱玲晚年有这样“粗嘎”的声音）。

甚至，我猜想，这么一个举重若轻的姑姑的存在，还有助于张爱玲打破内心的束缚，极尽真实地表达自我，常人都有窥破真相的能力，却为惯性为心理情感公式所阻，不敢朝前迈那么一小步，张爱玲却像拨开泉眼上的杂草那样拨开预设的遮蔽，掬起真相之水，她笔下的人物，人人眼中所见，人人笔下皆无。

张茂渊还点出了乱世情怀，点出了茫茫人世间枯荣自守的残酷与美丽，张爱玲笔下亦常有这样一种气氛，不可谓没有受她影响。虽然我不喜欢胡兰成文字中的气味，但他写张爱玲的那篇《民国女子》可谓解人，张爱玲在致友人的信里说：“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胡兰成的“quote”并没有注明，不知道哪些话是张茂渊说的，但漂亮句子多多，张茂渊的机智风雅也就此可见一斑。

1937年，张爱玲从父亲那里逃出来，1952年，离开上海去了香港，这期间都是和姑姑生活在一起，离开上海的时候，她们就约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此不通音讯。

二十多年后，她们才开始恢复联系，1985年，张爱玲屡屡搬家，和姑姑再次失去联系，1987年元月，张茂渊从柯灵那里得到宋淇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字句：可否请先生把爱玲最近的通信址见示？并转告她急速来函，以慰老怀，我已经85岁，张姓方面的亲人，唯有爱玲一人。

看到过这封手书的信，正如张爱玲所言，是淑女化的字体，却不再是那种平淡的语气，“无聊的情趣，像是春夏的晴天”，也许，衰老会让人变得柔软一点，透过这封信看到的张茂渊，终于让我们熟悉一点了。

张茂渊的一生，有如一杯清咖啡，黑得纯粹，苦得彻底，永远永远，不在里面勾兑进去哪怕一丁点儿庸俗妥协的牛奶和糖。虽然许多人标榜自己偏爱这独特的口味——就像朋友是用来出卖的一样，口味是用来标榜的——但我无法不怀疑这写进字里行间的爱好，不过是模仿来的一种范儿，而且喝一次清咖啡不难，难的是喝一辈子清咖啡，喝一辈子清咖啡也不难，难的是将清咖人生进行到底。

张茂渊是做到了，她的亲情可能不那么温暖，她的爱情可能不那么浪漫，但我是如此喜欢她的俯首扬眉之间的那种彪悍，“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句经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放在米兰&#8226;昆德拉的辞典里，她的这种风范叫作“不媚俗”，萨宾娜对托马斯说：“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张茂渊和这两位同调，但是她未尝刻意，她随心所欲，自管前行，总结的事，交给后人。

吊诡的是，偏偏是这样不俗的人生，可以做最为通俗的解释，假如张茂渊九泉有知，她竟被人用那样一种哼哼唧唧的语言，刻画成了一个死去活来的琼瑶女主角，不知道是何感觉，真得借用张爱玲那句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

他其实有点怕冷(1)

弟弟张子静：

他其实有点怕冷

张爱玲小时候，家里使的女仆，有很多是安徽人，唤作“张干”“何干”等等，《合肥四姐妹》里关于女仆也是这样称呼，看来是俺们家乡当时对于女仆人的流行叫法。

带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叫作张干，是一个刻薄厉害人，觉得自己带的是个男孩，处处要抓尖占巧，带张爱玲的何干亦因自己带的是女孩而心虚，总是让着她，张爱玲受不了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与她争执起来，张干便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独”这个词，也是俺们家乡方言，小时候家里常有亲戚走动，有的还要小住几日，挤到我的小床上来，我辄有烦言，老妈就骂我“独”，我的理解，“独”的意思就是孤僻、个性强，对自我与他人的领地界限分明。

所谓三岁看到老，张干的眼光也算刻毒了，不过她落笔那句“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则让人大不以为然，俨然将弟弟当成未来的户主，张爱玲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户主尚未得道，鸡犬已经升天，这是张干强悍的基础。

也休怪张干张狂，就是现在，男尊女卑的论调也大有市场，但是，具体到张爱玲家中，张干还是看错了风头，这个家庭许多方面延续旧有的风气，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自己就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母，就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地愣是把张爱玲送去了。对于张子静，她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曾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延师教儿子读书。

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有着女性化的大眼睛、长睫毛和小嘴，但是，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在无人问津的缝隙中长大，生成窝囊憋屈的性格，远不像他姐姐发展得那样充沛，在父母亲戚的心中有分量。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做游戏，扮演《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每次看到这段描写我都能听到那亢奋的稚嫩的呐喊，橙色的夕阳在身后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这会儿早该凉了吧？那是太久远的童年。

童年时候，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他的秀美，他的笨拙，使他像一个很有趣的小玩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张爱玲别无选择，随着她长大成人，世界日渐宽广，她对这个弟弟越来越生疏了。

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住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

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也不过是没话找话罢了。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了，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

他其实有点怕冷(2)

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前面说了，张志沂没有儿女心，张爱玲得父亲那点宠爱，是因为她聪明过人才华出众，和文学功底极深的父亲能够契合，又能满足他一点儿虚荣心，张子静没有这个优势，各方面表现平庸的他，备受父亲冷落。

张爱玲说孙用蕃虐待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大一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那之后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弟弟也来了，带着一双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黄素琼是冷静的，她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了。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吧。

而我的感觉是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也许如张爱玲所说，他是惯了的，“阴郁”“变态”不过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按照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变得渺小，变得对自己也不在意。这种“自轻”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儿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

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他那“吧嗒吧嗒”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喜欢他，也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她的冷淡是摆在脸上的。

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比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

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

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机巧……她说想要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的，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为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

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我觉得这静听的姿态就是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的。

他其实有点怕冷(3)

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见不到她，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但是，偶尔见到一次，张爱玲还是会在这个弟弟面前露出她最放松的一面，比如，告诉他，有外国男人邀请自己去跳舞她不会跳等等。

在张子静的眼中，这个姐姐很特别，也很优秀，没有了童年时小小的妒意，他接受了老天的安排，愿意在她的光芒里来来去去，而张爱玲的心路历程要复杂得多，她的少女时代，被表姐评价为一个又热情又孤独的人，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

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烦躁起来。

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母亲的光环所以消失，第一是这世上本无仙女，第二是她把母亲当成仙女的距离取消了，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除了这两点影响，我觉得张爱玲也另有一些想法，那就是，她对这尘世的情意太珍重，她试图用距离延长保鲜期，不幸的是，就这么一路“距离”下去，量变到质变，距离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了生活态度，用张爱玲的话，是与生活本身都有了距离，也算一种悲哀。

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去学校，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张子静安安生生地读到毕业。

1946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

貌似张子静和乃父颇为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性情和善，不愿意与别人有异，现在好容易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很有个性地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

解放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从国外回来了，住在姑姑家中，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家里安安静静的，原该有一个柔情涌动的气氛。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的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

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不是漠不关心，却只关注些皮毛，为什么不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

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着吗？

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他其实有点怕冷(4)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1948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1957年，病逝在英国。

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掺进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在张爱玲的描述中，这位继母仿佛非常残苛，但是，那几个片断代替不了全部，我们用平常心看过去，她对张子静，最多不太好，但也算不上虐待。再说许多年处下来，怎么着都会有点感情，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

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之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

相形之下，孙用蕃还有人情味一点，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太过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

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很寒薄的遗产。

解放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小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年老无人照顾，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回到上海市区了。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孙用蕃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她没有像黄素琼那样我行我素，就此作罢，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

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千疮百孔的爱也是爱，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

他其实有点怕冷(5)

1986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音讯，1988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有关部门打听，这才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张爱玲的回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用”，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张子静不是个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人，一生都无甚积蓄，在农村中学教书时，想在当地娶个老婆都没有实力，退休工资也只够一个人生活，对于这位身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姐姐，也许是抱了一点幻想的吧。

张爱玲说“没有能力帮你的忙”，也许是实情，不过张爱玲去世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妇，也许她没有想到她的遗产——主要是文稿版税那么值钱，但连给弟弟一点纪念的想法都没有，张爱玲这个人真够绝的。

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米的小屋里度过的，不管两人感情真相到底如何，起码如果没有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张子静在上海市区恐怕很难有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不过，张爱玲也不能说对这个弟弟无所馈赠，在那些寂寞时日里，想到这个姐姐，仍觉得是家族与本人的一份荣耀，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作为张爱玲最为亲近的人，把别人永远无从知道的，跟张爱玲有关的情节说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我的姊姊张爱玲》，大部分内容由他口述，他说起姐姐，固然是有一说一，言及自己，也是这样诚实，一个沧桑者的诚实，总会让人有一些些感触，本文的许多唏嘘，皆由此书而来。

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及时相助？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1995年9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袋，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

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后来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虽然姐姐并无太多关照，几乎如同陌路，张子静亦做厚道的理解，说：

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段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为这样一个弟弟这最后的心迹，他的一生平庸而温厚，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

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要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怕冷的人。

人生若只如初见

胡兰成：

传奇背后，一地鸡毛

人生若只如初见

1943年，10月，南京。敲下这些词，眼前的屏幕也有些恍惚，隔了时间的纱，天地忽然黑白，旧电影的清灰，记忆里的物是人非，一漾一漾地闪动着，绰约得看不分明。

这部怀旧的电影的第一场，是一个男人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落叶缓缓下坠，带得时光也优柔起来，其中一片金色的叶子，落在旁边茶几上搁着的一摞杂志上。他随手抽出一本，封面上题了大大的两个字《天地》，是一位名叫冯和仪的女士寄来的样刊，发刊词也是这位冯女士写的，他无可无不可地看了，继续朝下翻，这一篇叫《封锁》。

他看了一两段，身子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这个姿势一直维持到把整篇小说看完，然后又翻回来，重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向朋友推荐，朋友也说很好，他仍然觉得不足，因那一声“好”太平淡，可以给所有的事物，而这个小说的“好”，则在一切事物之外。

这个名叫胡兰成的男子于是写信跟冯和仪——笔名叫苏青的编辑打听，苏青说，作者是个女子。那句大抒情的感叹就是这会儿冒出来的，胡兰成说：我只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皆成为好。

到底是怎样一篇小说，让这个人到中年的男子如此激动？以下是它的内容梗概：

银行里的会计师吕宗桢，和大学女教员吴翠远，都是普通意义上的好人，你把这个好人翻译成凡人也可以。他们之于对方，原本不过是路人甲乙丙，擦肩而过之际绝不会回头看上一眼，然而在那个毫无预兆的下午，他们凑巧上了同一辆公交车，然后遇上了封锁。

“封锁”，是张爱玲所处的乱世经常发生的形象，电影《色&#8226;戒》中，王佳芝暴露之后，坐了黄包车想逃走，但是晚了一步，封锁开始了，有人扯着根绳子拦断了街，所有的行人与车辆都得在此之前止步。不知道吕宗桢和吴翠远遇上的这场封锁背后，又有怎样惊天动地的情节，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这场封锁，给了他们相识的契机。

吕宗桢本来是坐在车厢另一端的，却一眼瞅见一个不想看到的人，他飞快地挪到后面去，正好就坐在吴翠远的旁边。为了让那个讨厌的人知难而退，他干脆把一只胳膊搭在吴翠远身后的靠背上，装作想寻找一场临时艳遇。

吴翠远有足够的理由反感这突然冒出的轻浮男子，然而她没有，她的脸上甚至有着忍不住的笑意，这男子的冒犯，让她觉得自己是可爱的。他开始跟她搭话，献殷勤，眼角的余光，却在瞥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果然识趣地走了，从小说中抽身而退，剩下的，就全是吕宗桢和吴翠远的故事了。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吕宗桢只是想用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做幌子，他甚至是不喜欢她的，她太白，太规整，跟他太相似，一个“好人”是不喜欢另一个“好人”的，能让吕宗桢这种“规矩人”激情燃烧的，应该是那种惹火撩人的“坏女人”，可是，既然把戏演开了，就得演下去，就算打发封锁的时间也好，何况还有另一种刺激——他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这样的，即使是对一个兴趣缺缺的女人“这样”。

他跟她说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如何不同情他，半真半假的——这种情形下的男人都会这么说吧，但还是带出心底的一点诚意来了，又说他们银行里，谁跟他最好，谁跟他面和心不和，家里怎样闹口舌，他的秘密的悲哀，他读书时代的志愿……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他发现了她的善解人意，她温柔的美，他看着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吴翠远的脸红了，他们恋爱了。

吴翠远的爱，来自于寂寞，吴翠远的寂寞，缘于她是一个好女人，她的世界，被一个“好”字包围着，像那城堡里的睡美人，必须等待着一个王子冲进来，把洁净的、无辜的她吻醒。但是王子不来，她也看透这只是个童话，周围的人还要让她自欺欺人地把公主扮演下去，她早就不耐烦了。

在公交车上，与一个来路不明的男子邂逅并恋爱，这当然是不好的，但不好的东西更真实、更生动、更有诱惑力，她想听从心灵的指引，放肆地铤而走险一回，就像张爱玲曾经写过的，单车上的少年，冲向人群的一瞬间，突然间松开把，人生的可爱，常常就在那一撒手之间，吴翠远立定心意，要挑衅她烂熟的那个规整的社会。

他跟她要电话号码，她说得飞快，以此考验他的爱情，就在他手忙脚乱地掏自来水笔准备记下的时候，封锁解除了，电车当当地朝前开去了。而吕宗桢一弹而起，就像他最初突兀地出现在吴翠远眼前一样，又突兀地消失了。

吴翠远以为他下车了，自顾自地想象下一步的情节，假如他打来电话——就在这时，她看见吕宗桢遥遥地坐在原先的位子上，原来他没下车，和吴翠远的一场恋爱，只是封锁中的一个插曲，只是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梦已经结束，他也该走了。

吴翠远和吕宗桢，都是凡俗男女，却不能完全收起渴望传奇的心，一点点不甘，朝着轰轰烈烈的人生的些微试探，成就了这场电车上的艳遇，然而，当时间的封锁取消，不再是那样绝对的暂时，而重新进入无尽的过去与将来时，他们也任凭红尘淹没，不做挣扎。

胡兰成跟吕宗桢相似之处是，人到中年，渴望传奇，愿意在平凡时日里搅上一些浪漫，但骨子里是现实的。张爱玲准确地刻画出了这类男子的情态，胡兰成激赏的背后，是因他的潜意识，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江山，美人，荡子(1)

江山，美人，荡子

胡兰成，浙江嵊县胡村人，父亲是茶叶店里的帮工，母亲是寻常村妇，在他的笔下，父亲豁达慷慨而母亲平静和悦，俩人闲时对坐小饮，举案齐眉的，恰如一对不老的金童玉女。

他这话说得漂亮，但无奈我看多了胡大才子的文字，也形成了一个习惯，拨开华丽字眼，从字缝里看真相，于是，我看到，他祖上也曾“阔”过，到他父亲这里开始潦倒，家中常年累月地欠债，直到胡兰成后来做了“高官”（胡兰成自言）才还清。

艰难生计里，金童玉女也是要打架的，两人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胡兰成说，他的母亲恼父亲，为着父亲家里的事情不管，到外面去管闲事。说起父亲管闲事这一桩，胡兰成也有点啼笑皆非，说是叫人真不知道怎样说他才好，因为经常吃力不讨好。

比如说吧，一个邻居打官司，胡老爹跑前跑后，倒贴旅费诉讼费陪人家告状，好容易打完了官司，那位邻居的老婆却不领情，因为一场官司打下来，开销倒大于所得，那女人就很怨怼，嘀嘀咕咕抱怨个不休，胡老爹听了也无话，只有默然惭愧而已。

怪哉，胡老爹又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分明就是一不计得失的活雷锋啊，就算愚妇人只顾眼前利益瞎嚷嚷几句，他也大可以不放在心上，先贤早准备了现成的两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胡老爹惭愧个什么劲呢？

如果我们只是把胡老爹看成一热心肠，那就是把他想简单了，他的惭愧，是因为想过一把当“人物”的瘾。

胡兰成说，别的为人家讲事的人是由乡绅充任的，一般轿进轿出，鲁迅先生的小说《离婚》中，那位调和爱姑离婚事件的七大人，就是个实例，缎子马褂闪闪发光，脑门上也像抹了猪油似的发亮，更不用说手里把玩的那件珍贵无比的“屁塞”，成功地隔开了他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所以，他一个喷嚏就能吓得泼悍的爱姑心脏一停，仿佛失足掉进了水里一般，熄灭了所有的气焰。

这种“管闲事”的调和人，实际上是中国乡村社会民间自治中的一环，由有身份地位压得住阵势的人充当，胡老爹对这一形象充满向往之心，虽然没有金刚钻，也想揽那瓷器活，于是，这勉为其难的充任总带了几分尴尬，但他老人家却乐此不疲，难怪胡兰成他娘要跟他从楼上打到楼下来。

这样的一幕，其实可以入周星驰的电影，一个小人物荒诞的野心与辛酸。

我少年时候喜欢去乡下，每每见到胡老爹这样的人物，虽然不无猥琐狼狈，且有时庸俗得可厌，但他们确实较普通农民更有见识与胆气，也许外表谦逊，内心却拿自己吃重，他们的尴尬有心气和环境不能相容，换一个出身，也许还真能干出一番事业。

父亲骨子里的这种不安分，用胡兰成的话叫“荡子精神”，往往会影响到儿女，读了几年书出来，胡兰成也不像一般的小知识分子，找个糊口的工作，谨小慎微地守着，有一点点辛苦，有一点点委屈，但辛苦着委屈着，一辈子也过完了。

一个“荡子”的志向要远大得多，他在杭州邮电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薪水也尚可，却凭着年轻气盛，随随便便就闹翻了，天下如此广大，世界有无限可能，他一路借钱做路费，由杭州，经上海，还到首都北京做了一阵子北漂，在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室弄了份抄写员的差使，后来又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各地，做中学教员。

凭着一股劲，他从浙江乡下来到外面的大世界，野心时时蠢动，自卑忽而泛起，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传说中三头六臂的“人物”，化作风云万千，忽然间劈面而来，径直迎上去的他，是一无所有的。

在燕京大学，他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名叫卿汝楫的人，此人虽不过是个大四学生，但是追随李大钊，早早成了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此君的处境甚是危险，有事必须出校门时，胡兰成总是守在身边，想着万一遇上什么事，自己可以挺身相代。

江山，美人，荡子(2)

听上去，胡兰成有热忱，大无畏，但我对于其真实性却很有些怀疑，多年后，他的红颜知己周训德受他连累入狱，他也说要挺身而出的，但思虑千百转，还是以一个无奈的姿势作罢。起初的激烈，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他爱这种戏剧化的姿态，两条长袖一甩，可以让自己的激情来得虎虎生风。

在意念中对这卿汝楫的“以身相许”，也有这种表演成分，牺牲小我，成就大业，历来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少类似的戏码，而胡兰成生平酷爱各种各样的舞台腔，弄个什么，都要拿诗词歌赋里的人与事做比，自然愿意饰演一把这样的角色。

另一方面，也有自卑的缘故，浩荡的江湖里，他是渺小的，渺小到只有牺牲，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他后来还跟卿汝楫说要刺杀张作霖，简直近乎大话欺人了，就凭他这手无寸铁未经训练的文弱书生，即使张作霖就在眼前，估计也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卿汝楫只淡然道，那可用不着。胡兰成又说，我因佩服他，才没有舍身。

他到底是否因此没有舍身且不论，一个初涉江湖的小青年的自卑与野心，在这样一番心理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些年，他如片羽飞蓬，在世间辗转，看人眉高眼低，贫困如影随形。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妻子玉凤死去，留下一岁半的小女儿棣云，因付不起保姆费，小女婴患上了奶痨，终葬在了母亲身边。

就是在他出道之后——两篇社论被《中华日报》赏识，邀他出任主笔之初，口袋里也没几个大钱，续娶的妻子待产，他得充任家庭妇男，洗衣做饭加带孩子，蹲在后门口的风地里生炉子，好容易小儿出世，却患上了肺炎，他到处借贷，一无所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婴孩来这世上二十天，便殓入小棺木中。

胡兰成写到这些，仍然喜欢天上地下七拉八扯，他习惯于粉饰苦难，把自己打扮成苦界中拈花而笑的君子，但真的不痛吗？我不相信。胡兰成曾自言年轻的时候，常习惯地默念一个“杀”字，潜意识里的戾气。

一开始，他并不是汪精卫的宠臣，艳电发表之后，胡兰成想了一想，还是决定跟着他。难得“汪先生”对他如此赏识，月薪六十元虽然不多，可那兵荒马乱的，另谋个生计也不易，胡兰成并没有太多选择。

胡兰成跟周佛海不同，周当时已有江湖地位，换个地方也有饭吃，吃得好坏而已，做汉奸那是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胡兰成则从小地方出来跑江湖，残羹冷炙，磕磕绊绊，好在脸皮足够厚，寄人篱下也能“端然”（这是胡兰成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出处在后面有介绍），但总归是无奈，好容易弄到这么个位置，老大看上去还很赏识自己，怎么舍得离开呢？

胡兰成的跟随，终于换回老大的恩典，汪精卫给他加薪了，月薪从六十加到了三百六，隔三差五的，还给个一千两千的“机密费”。汪老大给钱很有特点，喜欢从内室里面掏出一摞大钞，甩在小弟跟前，这场景，可以参看《龙城岁月》《旺角黑夜》之类的黑帮片。胡兰成却也有他一种解释，说汪先生这样给钱方式，透出民间人家对朋友的一种亲切，拜托，别在那儿YY了，还真以为“汪先生”拿你当朋友了？汪太太倒是个会说话的，对胡兰成说，你就当汪先生是你兄长，我是你姐姐，按年龄我也做得你姐姐。胡兰成当时没接腔，很有成色的样子，只是在多年后写进了回忆录。

经常看见有人一说起胡兰成，就说汉奸高官云云，言下之意，倒是张爱玲傍了他，殊不知他听说张爱玲是1943年，两人相识于1944年，这时胡兰成跟了汪精卫不过四五年，每月三百六，也就是一个金领的水准，加上那一千两千的，去掉开销，估计也就刚刚完成原始积累，处于开始脱贫致富奔小康阶段。

而这貌似平淡的世间，隐藏着无尽的繁华富贵，文明与智慧的积累，深不可测，又拒人千里，任你已然人模狗样，它冷冷一瞥，就能把你打回十万八千里之外，新发迹的人，心里是没底的，胡兰成的所谓高官，在那样一种不动声色的高贵面前，马上还原成一个“死跑龙套的”。而他遇到张爱玲之前，连艳羡都不敢有，因为找不到大门，甚至找不到踪迹。

遇到张爱玲之后，才开始一切皆有可能。

还没等他跟张爱玲接上头，就因为“政见”与汪精卫不和，干脆“越级”直接勾搭日本人，弄得汪精卫大不满，把他投进了监狱，后来张爱玲告诉他，那期间，她曾和苏青去周佛海家去为他说情，胡兰成后来听张爱玲说起，连连叹她幼稚，他跟周佛海就不是一派的。

咱就别管汉奸们都有哪些派系了，更重要的是，矜持到以热心肠为耻的张爱玲，为什么去周佛海家为胡兰成说情？按常理推想一下，应该是被苏青拉去的，但若张爱玲没兴趣，她也不是一个可以为朋友勉为其难的人。

大概是胡兰成的欢喜颠倒得动静太大，传入张爱玲耳中，张?玲从不隐晦自己的超级自恋，炎樱讽刺她可以搂着自己的照片睡觉了。胡兰成也说，别人说她好，无论说中说不中，她总是高兴的，现在，一个陌生男人，那样热情洋溢地激赏她，想起来就觉得绮丽，外表油盐不进，内心却敏感得如丝绵蘸着胭脂，轻易就洇得一塌糊涂的张爱玲，自然更不会无动于衷。

有感谢，也有感怀，她揣着这样的情绪走入周佛海的家，她不是一个轻易行动的人，所以，那个于史无载的时刻，可以看作这段情事的序幕。

是破绽，也是入口(1)

是破绽，也是入口

不久，胡兰成获释——跟张爱玲苏青她们没头苍蝇似的救援行为无关，日方向汪精卫施了压，他回到上海，尽管尚不知美人出手这段公案，可是，张爱玲，这个名字搁在那儿，像一个传说已久却未曾探望的景致，总觉得一件事没了。他跟苏青讨来张爱玲的地址，第二天便施施然来到张爱玲居住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门口。

张爱玲在家，但她不愿意接待这位不速之客，并非对他有什么成见，她的性格一向如此，和张爱玲曾有交往，后来闹翻了的潘柳黛，生动地刻画过张爱玲的孤介脾气：

如果她和你约定三点钟到她家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她即使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嘭的一声关上了……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那她更会振振有辞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胡兰成碰了个软钉子，想来不无悻悻然，只好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名片，转身离开。若是在小说中，俩人的交往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第二天中午，张爱玲打来电话，说要亲自登门拜访。

《西厢记》里，崔莺莺一开始在张生面前，也是冷面铁心，然而，抱枕前来的夜晚，却有那般温顺辗转的柔情，但张爱玲的拒绝与主动，却与之不同，胡兰成说，她是做什么，都要用大力的人，哪怕开一个罐头，脸上都有全力以赴的郑重。我因此又怀疑张爱玲是奉行完美主义的A型血，她的刻板，是因她对许多事物看得珍重，要准备好了才可以开始，在家中接待女友，也要换上一袭夸张的华服，第一天对于胡兰成的拒绝，大约也有未做准备的心慌。

但是，即使做好了准备，她一个人，坐在那个陌生男子的客厅里，仍然是不能从容的。我知道张爱玲是和我一样的女子，只有在确信自己安全之后，才能够把自己打开，表现自己生动机智具有弹性的一面，这种“安全”，不只是不受侵犯，还有确定对方足够聪明，对自己足够喜欢，每一句话都会被认真倾听，而不会被对方用第三只眼睛居高临下地斜睨。

在这一切得到验证之前，我们抱紧双臂，姿态僵硬，小心翼翼地遵从常规的言行方式，尽量删繁就简，不做任何个性化发挥。那个时候的自己，看上去是灰暗而无趣的，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宁可保守地乏味，不可飞扬着出丑，这个阵营中永远不可能出现芙蓉姐姐二月丫头这样的网络精英。

这一切落到胡兰成眼中，又是一番感觉。他首先是不喜欢，他在关于前妻的文字里表示，他喜欢那种下巴尖尖的、烟视媚行的俏丽女子，而张爱玲是身材高大面孔则如平原缅邈的。其次，胡兰成是个跑江湖的人，最擅长掂量对方的分量，这分量不只由身份背景决定，还和姿态有关，一般说来，谁主动，谁就落了下风。

昨天他吃了个闭门羹，很狼狈，今天张爱玲自个巴巴地上门了，还这么拘谨，还这么愿意听他说话，加在一起，就成了一种可怜相，他怀疑她是一个穷女人，心里想战时的文化人原来苦，问她每月的收入，明知道这样是失礼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一个“高官”面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穷女孩”，冒失一下也是无所谓的，他是曾佩服过她的才华，可是眼前的张爱玲使他不能当她是个作家。

尽管胡兰成声称，他刚见到张爱玲时，不觉得她美，也不喜欢她，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在她面前大秀口才。他是那种话多的男人，前生后世，见解多多，正如张爱玲引用过的那句俏皮话：“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有趣的是，张爱玲引用这句话时，正在和胡兰成恋爱，她大概没想到会应到自己身上，真是活该，呵呵。

胡兰成一口气说上了五六个小时，向张爱玲批评时下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哪里，还讲自己在南京的事情，张爱玲这时倒是一点不尖锐，只管孜孜然地听着。

是破绽，也是入口(2)

张爱玲曾说，她小时候，感受到过自说自话的悲哀，从此有了一种禁忌。长大成人之后，和人谈话，如果是人说我听，她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听，她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但就算她是一个乐于倾听的人，坐在陌生男人家里，听他唾沫星子乱飞地讲上五六个小时，也是不正常的，除非，她特别愿意听这个人讲话。

让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五个小时，从中午到傍晚，这个半老男人，在安静的小女生面前，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用第三者的眼睛看过去，不但可笑，简直可耻了！而他说了那么多，表达了那么多的观点见解，一定会说错一些吧？后来他跟张爱玲熟了之后，简直没法在她面前说话，相对于她的聪敏灵性，他说什么都不到点子上，不准确的地方夸张，准确的地方贫薄不足，那么，在那之前的这场演说，又该有多少破绽？

然而，正是这些破绽，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完美的，是让人紧张的，让对方照出自己的不足，张爱玲多年来，正是生活在完美的紧张中，包括她母亲，包括她姑姑，都是那种不肯有破绽的人。张爱玲曾说，她姑姑的家，对于她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有丝毫毁损，哪怕打破门上的一块玻璃，又碰上自己的“破产期”，她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

破绽则让人松弛，张爱玲回忆，在雾一样的阳光里，和父亲坐在堆满了小报的房间里，谈谈亲戚间的笑话的情景，那里的光阴永远是下午，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两个词叠用，带出恋恋的惆怅。

我不知道，在那个下午，在胡兰成的房间里，她是否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仿佛回到从前，但起码，这个男人无休无止的话语，应该让她感到安全，感到埋在松弛里的安稳。

送张爱玲出来时，两人并肩走，胡兰成忽然说，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言下之意，是和我怎么可以？这是在调情。他说了并不喜欢她。只是作为一个调情爱好者，见到个女的就想练练手热热身，贼不走空。

说起调情这件事，张爱玲的段位肯定更高一些，看看她写的《倾城之恋》吧，范柳原说白流苏穿着雨衣就像一只药瓶，凑近了——你是医我的药；《沉香屑——第二炉香》里乔其乔说薇龙是他的眼中钉——这颗钉再没希望拔出来了，留着做个纪念吧。相形之下，胡兰成的这句撩拨实在粗蠢得露了痕迹，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终究没怎么样，“没怎么样”之后，俩人就很近了，张爱玲的心动了。

即使你有一颗七窍玲珑心，照得见世间一切的可笑与猥琐，即使你有着钻石般锐利的眼神，能够穿越万事万物的外壳，但你仍然逃不出自己的宿命，你想要爱，想要在一个男人面前展现作为女人的千娇百媚，你就必须忽略掉那些小小的BUG，装作视而不见，径直走向自己的目的地。

张爱玲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看多了爱情小说才懂得爱情。以她有限的经验，写出那么精彩的爱情小说，目挑神迷，情话依依，乃至且斗且舞步步设局，很大程度上来自间接的经验，她本人也许曾经暗恋过，但未曾真枪真刀地演练过。认识胡兰成这年，她已二十三岁，知道爱情的美，却没有可以爱的人，积攒下那么多经验得不到实践——是生活圈子太小，还是她小女孩式的生涩看上去很像一种傲慢，有自尊的普通男人不敢亦不肯靠近？这高处不胜寒的落寞，是让人难耐的。

胡兰成没那么讲究，他不在乎在女人面前受挫，在他眼中，女人分为两种，搭理他的和不搭理他的。他能把前者夸上天，恨不得拿观音菩萨去比喻，对于后者，比如他在广西教书时，那些不怎么待见他的女教员，他就称人家为娘儿们，用鼻子哼一声想，你，就省省吧。他才不会因为被拒绝而受伤，所以见个女的就要一试身手。他的冒犯，正好击破了张爱玲的水晶外壳，外面的光线与温度涌进来，让她心里的那朵花，可以热烈地招展地，就此开放。

胡兰成曾说，江山与美人，注定要落入荡子的怀中。忽略掉他的自鸣得意，心平气和地想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君子矜持，习惯于停在原地，荡子无所谓，不吝于大胆出击，就算出击的过程中留下破绽多多，可这破绽，未尝不是一个入口。

低入尘埃，也是种高傲姿态(1)

低入尘埃，也是种高傲姿态

闲着也是闲着，胡兰成第二天就跑去看她，他也许做好了体恤一个贫穷女作家的心理准备，但是，当张爱玲的房门终于向他打开，他大大地吃惊了。

他用“华贵”这个词来形容，并不是里面的陈设家具很值钱，红木古董满坑满谷，那是暴发户的热闹心劲，张爱玲已经进入“后贵族”时代，超越了那种炫耀性消费的肤浅粗鄙，她的房间里，是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的色调，如果说这几个字比较难以想象，我们可以增加一个细节，N年前，张爱玲十来岁时，就在她母亲的公寓里看见了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而张爱玲住的这间公寓，正是她母亲布置的。

想当年，胡兰成在浙江乡下，看见邻村的大小姐打他们那儿下轿歇息，那种大家女子新打扮，以及背后透露出的富贵荣华，尚且让他心生爱意，眼前的张爱玲，富贵在骨子里，在他的想象力之外，这间装饰得出乎意料的香闺，就像童话里压在多少床羽绒被之下的那颗豌豆，证明她是一个真正的千金大小姐，胡兰成深深地折服了，他说，很刺激。

回去之后，胡兰成就给人家写信，写得很吃力，像五四时候的新诗，张爱玲看了都觉得骇然可笑，后来胡兰成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惭愧，怎么可以那么矫揉造作的？

不过，没关系，张爱玲一点也不介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对爱情的向往，她的一颗慧心，能从不伦不类的东西里，看出庄重的好来，胡兰成信上用“谦逊”二字来形容她，张爱玲认为道着了自己，她对于世间万事万物，即便已看破，还有一种俯首低眉的虔敬，于是她给胡兰成回信，说他“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我总觉得，胡兰成的这个“谦逊”，怕是没有这番深意，倒可以按照常理去推，她的家世这么显赫，她的才华这么横溢，她的世界这么富贵，她却羞涩安静得像个女学生，这不是谦逊是什么？

误解碰撞上误解，却溅出爱情的火花，张爱玲和胡兰成的这段情缘，老是让我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萨宾娜与弗兰茨的爱。

弗兰茨崇拜忠诚，热衷于向萨宾娜描述他对母亲的忠诚，他希望她被自己的这种品行打动，那么，他就赢得了她。萨宾娜更着迷于背叛，她在背叛中寻找自己，她不停地背叛上一次的背叛，直到抵达自己真实的内心。

弗兰茨喜欢音乐，他认为音乐能使人迷醉，是一种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倪索斯之类的艺术，“谁能克制住不沉醉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巴脱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打击乐以及‘硬壳虫’乐队的白色唱片集呢？”萨宾娜恰好相反，她说，音乐越放越响，人反会变成聋子。因为他们变聋，音乐声才不得不更响。

还有光明与黑暗，墓地与纽约之美，他们的看法从来都没有合拍过，他们对每一个词的理解都不同，“如果把萨宾娜与弗兰茨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编一部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了”。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最初的相爱，我想原因在于，当人们想要爱的时候，他们总是可以用误解来诠释误解，从而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和谐统一。

那些日子，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去看张爱玲，去了三四次以后，张爱玲突然变得很烦恼，而且凄凉，某日送来一张字条，让胡兰成再不要去看她。

换成一个没经验的男子，一定会手足无措，换成一个真心爱她的男子，一定会很严重地自我反省，而胡兰成只是一笑了之，可能还有没说出来的得意，凭着经验，凭着居高临下得以隔岸观火的洞察力，他知道，这女子这般言行，是因她爱上了自己。

不错，张爱玲烦恼，是因她感受到了自己的爱；她凄凉，是因为她不确定对方是否也在爱着；再有，他是有妇之夫，尽管她后来跟他说，我想好了，你在我这儿来来去去亦可，但最初，总是不甘心沦落到“小三”的尴尬境地，如此种种，在心中无尽辗转，不得一个结果。她让他不要来了，又何尝是真心话，不过是把决定权交给他，由他引导日后的走向。

胡兰成不以为意，照来不误，张爱玲很高兴，女人都是这样的吧，爱了就爱了，并不在乎沦陷，只希望有人与自己一道沦陷。王菲的歌里唱道，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但是，她还有一个条件，只要你愿意，拿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为你！

低入尘埃，也是种高傲姿态(2)

王菲还有一首歌，可以作为张胡之恋的背景音乐——

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

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

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

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怀里

我是爱你的

我爱你到底

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

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

……

胡兰成在叙述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透露，都是她主动，是她先动了心，比如，他说道，他曾跟她提起她登在杂志上的那张照片，并没有跟她要的意思，但她取出来送给他，还在照片背后题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段话经胡兰成卖弄之后，流传得非常久远，以至于我用搜狐拼音敲字，刚打出前面的几个字，后面就出来一大串，成了词组了这都。

这些话，给了胡粉们说事的由头，看看，张大才女，当年也是如此卑微地爱着我们胡才子的，低到尘埃里，得倾倒成什么样了才会这么说。

我以前看这段话，也有点替张爱玲难堪，不是说女生要矜持一点点吗？用不着这么夸张吧？要是我，就不会说。数年之后，再看，发现，这貌似卑微的言语背后，正体现出张爱玲的彪悍和飞扬，真正自感卑微的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因为太看重对方，不敢逾矩一点点，生怕对方觉得自己“贱”，敢于这样恣肆地传情达意，潜意识里是把对方吃定了，知道自己怎么样都是好的，才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

再来回看两人这段情事，虽是胡兰成先跑来拜访，但后来的步骤，全是张爱玲处于主导地位，那时节，张爱玲太需要一个爱人，久郁的情怀需要释放，她要把一个有可能的人，包装成她需要的模样。胡兰成可能从来没意识到，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入张爱玲的局，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本来是我勾引你，却不料中了你的美人计。

敢于倒追的女孩，其实都是强悍的，不对自己的形象患得患失，亦不缩手缩脚，用距离封存完美。我以前写董小宛倒追冒辟疆，那叫一个死缠烂打啊，简直到了耸人听闻丢人现眼的地步，她只在乎自己的目的，并不在乎实现目的的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冒辟疆。

与董小宛急于找个落脚处不同，张爱玲的低眉，更大程度上是对于“爱情”本身的尊重，眼前的男人，也许没那么聪明，没那么伟大，但他是“爱情”的使者，“爱情”的形象代言人，她不由得恭顺起来，在“爱情”面前，再怎么谦卑也不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