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

[美] 艾伦·艾伯斯坦 著

秋风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耶克传 /（美）艾伯斯坦著；秋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

书名原文：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ISBN 978–7–5086–4442–4

I. 哈… II. ①艾… ②秋… III. 哈耶克，F. A.（1899—1992）－传记IV. ①K835.6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7764号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Copyright © 2001 by Alan Ebenste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USA，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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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传

著者：[美] 艾伦·艾伯斯坦

译者：秋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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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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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最终将使人类融为一个整体的、人人互相依赖的状态，只能是市场秩序的产物，而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实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

目录

代译序

导言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年）

第1章 家庭

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3章 维也纳大学

第4章 纽约

第5章 米塞斯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年）

第6章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第7章 罗宾斯

第8章 凯恩斯

第9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

第10章 资本

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第12章 社会主义计算

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年)

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第15章 方法论

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

第17章 成名

第18章 朝圣山学社

第19章 心理学

第20章 波普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年）

第21章 芝加哥大学

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第23章 社会思想委员会

第24章 密尔

第25章 《自由宪章》

第26章 影响

第五部 弗莱堡（1962~1974年）

第27章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28章 自由与法律

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

第30章 政府与伦理规范

第31章 观念史

第32章 萨尔茨堡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年）

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第34章 弗里德曼

第35章 晚年货币思想

第36章 经济事务研究所

第37章 撒切尔夫人

第38章 祖父

第39章 《致命的自负》

第40章 林边公墓

第41章 “普遍的和平秩序”

附论

译后记

代译序

用观念战胜观念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位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更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同寻常的经历。

这些不同的经历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真实性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光彩。这两类的事例都不胜枚举，第一类包括以赛亚·伯林曾讲述过的休谟哲学因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畸变的故事。以休谟的谦和品格按说应该注定了他与民族主义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其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在欧美国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却能够变成激进派救亡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思想被掩埋多年后重现价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伯林发掘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这种思想演化的诡异过程，使我常有一种感触，读思想大师的原著固然必要，但这件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我们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比用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可能更具说服力。比如，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毕竟有过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很能干的，其成就并不亚于今日的中国；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与今天多有相似之处。我们若是弄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分子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我们如果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会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祗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等到问题成堆乃至无法遏制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其实是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戏弄。

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当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详细记录哈耶克的生平传记的情况下，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不但可以从此书中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并且可以从中获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20世纪的遭遇；这个世纪与思想家平淡的个人生活大不相同，充满了复杂而多变的戏剧性情节。

书中内容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一次转折涉及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100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20世纪最后30多年里在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福利国家的兴起”。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事件，包括1917年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以及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长达700年的统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盛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但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广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对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19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可以说，在20世纪的前30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这三件大事的发生，已使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取代，最积极鼓吹这种理论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20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在道德勇气上展示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为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提供了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的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为了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了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然而幸运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会主义吸引的同时，适逢米塞斯发起了针对计划经济之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的关注以及不久后与米塞斯的相识，成为促使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进行反省的第一个契机。在对计划经济的严肃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任何认真看待科学研究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这一思考开启了哈耶克对市场信息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不会有哈耶克后来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体系。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家。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定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我们看到，事实上，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中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这种名声依然只局限于经济领域。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30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哈耶克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被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持有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这本《哈耶克传》指出，哈耶克在1937年编著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之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入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为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述。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耶克与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在这一点上，米塞斯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部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便把他的主要对手定位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间的差异。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初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是错误的。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30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创作《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再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出版，哈耶克的思想在此期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1978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高下——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既然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

莫再为了忘却而纪念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被说服，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是他的一个对手。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年总结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首先，这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相信公认的‘理智’和‘科学’的人们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机。”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他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最后，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是可行的。

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从原则上说都不是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在50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见《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他也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并没有说错，和商品一样，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偏好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比较缓慢。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历史不是一再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形成一种普遍的舆论，让大多数有钱人相信自己的财产是一种“剥削制度”的产物，或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更高利益，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会自愿放弃这些财产的。这从一个侧面再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70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与其说是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

由此说来，尽管哈耶克是当代政治哲学家中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会因为这种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误读或遗忘的危险。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对于俄国经济的“休克疗法”造成的混乱，那些笃信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政策操作者难辞其咎；在中国，许多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或是因为鼓吹加快市场化过程，或是因为容忍新权威主义，也开始被人指责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新权贵阶层的同谋”。在一个自由主义也许只能无奈地通过权威主义这一“路径信赖”来表达自身的环境里，这些指责当然不是全无道理。

遗憾的是，哈耶克对这些事情会做出怎样的评说，我们已经无从猜测。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法治化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有可能发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很简单，借用米塞斯的“遭到蓄意破坏的资本主义”一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遭到蓄意破坏的自由主义”。

对于那些希望这种遗忘发生的人，那些认为哈耶克所捍卫的自由制度所能实现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成就不足挂齿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都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冯克利

学者、翻译家

导言

19世纪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英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不朽之作《论自由》中写道：“比起个人来，时代更难做到不出错——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会在随后的时代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很多看法如今广为流行，以后却会遭到拒斥；同样，有很多看法曾经被广泛接受，如今却被抛弃。”密尔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写的话，今天依然正确。在人们心目中，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经典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间为创造未来社会组织而进行的一场战斗。

就创造和利用生产性资源而言，政府对经济进行集中掌控，与建立在不断波动的价格、利润和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率、更公平的方法。这种观念现在几乎已经无人信奉了。在通常所说的西方，除某些学院学者和教师之外，对经典社会主义控制多数人精神的程度，人们可能还有疑问；然而，对于20世纪苏联等十几个国家以前的经济状况及仅有的几个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国家均奉行经典社会主义，政府占有、经营一切土地和经济生产的资本、资料。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在挑战很多社会科学家所信奉的以下看法：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经济生产形态。

在那时的学术界，人们通常嘲笑哈耶克，因为他竟然认为，从经济角度看，竞争性市场比经典社会主义更有效率，也更有利于自由和民主制度。甚至到了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还在他畅销的教科书《经济学》中说：“与很多怀疑论者以前的想法相反，苏联经济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可以运转，甚至很有活力。”如今，哈耶克的见解已经成为新常识。

哈耶克论证了经典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其他人也曾做过这种论证，尤其是其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但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清晰、有力地阐述抵制社会主义的理由，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富有成效地拓展这些论证，使之从经济秩序领域拓展至更普遍的社会秩序领域。哈耶克是伟大的反社会主义者。

哈耶克的论述并不是从道德出发，而是基于一个根本事实：知识分散在所有人的头脑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依据以上信念建立社会——就像经典社会主义所尝试的那样——只能适得其反：由政府集中控制经济管理和企业决策会比分散的经济秩序更有效率；而这种分散的经济秩序是通过浮动价格、利润、合同、交换商品和服务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建立在提供和利用零碎而分散的信息的基础上。

在哈耶克看来，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秩序概念的核心是浮动价格和利润。价格和利润传递着信息。它们将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供需状况告知生产者和消费者，因而也指导着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浮动价格和利润，经济体就不可能最有效率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市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允许成年人和独立自主的人做他们喜欢的事情的社会，只要不妨碍他人即可。

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写于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于“二战”时搬到那里。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将经典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经济上的无效率论点扩展到政治自由领域。他论证说，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如果个人只是政府实现其计划的工具，就不可能存在个人自由。对于政治自由和经济效率来说，私有财产也是至关重要的。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哈耶克1950~1962年一直住在美国。这段时期，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他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多有往来，但除了某些实际公共政策问题，这些人对哈耶克的影响相当小。尽管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很多政府政策的看法一致，但他们是从不同的哲学前提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哈耶克持德国唯心主义观念，而弗里德曼运用的则是英美经验主义的方法。

哈耶克逐渐成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他试图界定社会性自由。他撰写的两部巨著——《自由宪章》（1960年）和《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1979年，大部分写于20世纪60年代）——将是政治哲学领域的里程碑，它们界定并阐明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及其含义。追随约翰·洛克，哈耶克在法律和政治哲学中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

哈耶克提出了一个艰涩的概念——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在自生自发秩序中，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彼此交换、互动，没有人集中管理个人决策，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要不伤害他人。

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中——他认为该概念明显地存在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卡尔·门格尔的著作中也有体现——法治取代了人治，并且催生了秩序和持续的物质进步。

哈耶克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最早是在父亲的植物学研究中了解到这一观念的，后来在自己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中予以发展。有意思的是，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哈耶克等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其研究全都秉持某种进化过程的基本思路。

哈耶克强调了物质和技术发展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物质发展几乎总是沿着不为人知的方向进行。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地进入迄今尚未探索的领域，就不可能有物质进步。自由必须包括犯错误的可能性。

哈耶克并不反对政府。他强调，规则创造社会，没有强制性法律，就不可能有文明社会。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质或许可以概括为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最为充分地阐释过的一句话：自由就是法律至上。

默默地做了数十年研究后，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到了晚年，他成为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他在英国声誉卓著：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公开信奉他的思想，奉他为自己最重要的哲学导师。

哈耶克的最后一本著作是《致命的自负》（1988年）。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市场是一个以经济效率决定创造性个体及其行为惯例的动态过程。他在这本书中又将这一观点予以扩展，认为整个社会也有经济效率高下之分，在不同的社会规则、法律、习俗和道德体系之间存在某种竞争。经过社会演进，经济效率最高的社会——因而也包括其最有效率的规则和道德——最终会占上风。

19世纪末，马克思——就像今天的哈耶克一样——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但绝没有被归入19世纪涌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在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主编的权威版《政治经济学辞典》（1896年）中，马克思仅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也许，哈耶克在当代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也不过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他对地下反对力量来说是一个精神偶像和动力来源。东欧事变后出任捷克私有化部部长的托马斯·杰泽克曾说，“在全权计划体制下，如果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查禁一些凡传播者一律处以重刑的书籍，《通往奴役之路》绝对逃不了”。

哈耶克是一位乌托邦哲学家。他最终提出了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理想。这是一个把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的乌托邦。他心目中的终极社会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最高生活标准的社会。他拒绝人口零增长的概念，在他所追求的社会中，尽可能多的人会尽可能地走向富裕。他认为，建立一个由固定的法律而不是专断的政府维系的世界性社会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他写道：“只有将正当行为规则扩展至与所有人的关系中，同时消除这些规则不能被普遍适用的强制性，我们才能逼近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将全人类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保障个人自由和群体秩序，也将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在战争中长大成人，而战争也标志着我历史记忆的一次大断裂。

1914年，更准确地说，在两三年后我们真正感受到，

战争冲击后的世界与以前的世界全然不同了。

第1章

家庭

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几乎对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年，它又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耳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在市卫生局工作，但他其实对植物学感兴趣。在这一学科领域，他撰写了大量专著。他还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兼职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冯·尤拉舍克（Felicitas von Juraschek）于1875年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哈耶克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她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开销。哈耶克是3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5岁。

谈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的那种尊重，我可能早就改变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父亲想成为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父亲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比成为大学教授更高贵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清晰的想法。”

除父亲的学术追求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三大鼻祖之一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任职于奥地利政府。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成为了富人。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ustav Edler von Ha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30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A Deep Sea Investigation on Board the British Warship "Porcupine" 1869），此外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Compendium of the Geography of Vienna）和《制药厂动力图解》（Atlas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lant Powers）。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革，他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看到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出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这匹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与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年的日耳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丝毫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一战”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也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天堂，那里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却是一座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Allan Janik）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 Toulmin）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 Musil）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akania），这个称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首字母K. K.或K. u. K.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幼儿语言的人来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mentia）给人的感受”。

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义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其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虽然设有议会，但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所以经常被关闭；不过，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皇帝可以不通过议会来治理国家，但每当所有人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的乐趣时，皇帝又下令必须恢复议会制。”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 Spiel）把1898年到“一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岁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的，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在1866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发生过战乱和流血冲突。维也纳也逐渐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

1900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堪称黄金时代：一个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音乐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一战”前那几十年。

哈耶克——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他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地对知识和学术的爱好。他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提到，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

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地区服务，因此他们曾搬过四次家。在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他回忆起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年龄相差不多，但哈耶克总觉得和他们不是一代人，他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

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心智类型》。他用“私下谈话”的口吻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心智类型使他们能够牢记曾经读过或听过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单词。”这种心智类型属于“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困而学之者”，他们“总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通过获得某种新洞见而解决。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易得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辞思考的过程。他们能凭直觉‘看到’某种关联，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

这种“外显”知识与“默会”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wing that）与“知道如何”（knowing how）之间的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这对他形成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述的知识，而“困而学之者”是在直觉上拥有知识。知识不是，或者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述的。以为所有知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可用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述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表述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而学之者”，这令我们联想起约瑟夫·熊彼特对维塞尔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启发了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氛围之中。他仿佛走进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一个学者能像维塞尔那样不受其他任何一个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门格尔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何价值。在他的‘思想大厦’中，每一个问题都是其智慧财产，即使是别人已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

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做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执行的所有任务，他们都尽心竭力、专心致志；他们具有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一看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些品质包括和蔼、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隐私及信任他人。”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时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成长的那个社会。他回忆说：“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的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穿梭于这些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讲真话，而且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可放纵自己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他们深入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

不仅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哈耶克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德国人的思想传统确实偏爱一种不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认为‘独特’个性的发展完全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且乐此不疲。而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拥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

在哈耶克的成长过程中，最吸引他的是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那些晾干的植物标本及有关植物的书籍和图片。除了自己的小家之外，一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会带着孩子们走访娘家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融洽。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外祖父家的聚会上总是有很多人，好几代人共聚一堂，其乐融融。

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为“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而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意义上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外祖父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家里有好几位仆人。

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共分两级，“冯”是第二级中的第四等（最低一等），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是统治日耳曼地区各公侯国长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

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Hagek”，他是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1]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作Hagetsius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agek”的家族可追溯到16世纪的波希米亚（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因而——尽管就他所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一直说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Hajek”，意思是“碎木头”。

哈耶克祖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州，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来自那里。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他一开始就说，在“一生中，我在课前做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370年前，我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辈当时担任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源自萨尔茨堡州的哈耶克的很多祖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迁居维也纳。

约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他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这不仅使他发家致富，还使其于1789年被册封为贵族。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就是哈耶克的曾祖父，是维也纳的一名政府公务员。用其曾孙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儿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到19世纪60年代，晚年的海因里希家财散尽，古斯塔夫只好去当教师。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是关于他如何于1918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人都是服役于奥地利军队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哈耶克回忆说：“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年前后认识他的。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新瓦尔德克郊区，我外祖父曾在那附近租过一间瑞士风格的村屋，住了一年。他们家人经常从更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是很近。

哈耶克与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奥古斯特收集了7.5万~10万件干燥标本，它们主要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哈耶克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植物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写了一本《外国标本》（Flora Exotica），主要是为了介绍、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哈耶克则帮他处理一些杂务。

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兴趣颇为广泛，除植物学外，还包括摄影、骑自行车、滑雪、驾驶帆船、攀岩、登山、戏剧等。他曾描述过登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我着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而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中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一些被冰雪覆盖和岩石较多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在于，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顶的地方，开辟一条自己的专属路线。这“从技巧角度看未必是最艰险的，但你知道，除非你找到了一条通往山顶的道路，否则你就只能在原地打转。”登山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他的外祖父冯·尤拉舍克在19世纪80年代曾与欧根·冯·庞巴维克一起登山，他们当时都任教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大多数情况下，哈耶克跟弟弟一起登山，偶尔会跟父亲一起。

他谈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说，在上大学之前，他的性格一直是“十分讲究实际的”，他想成为一个“能干的人”。一位采访过他的人引用他的话说，他“真正系统地努力追求过的”第一种兴趣是“戏剧，（他）甚至发奋写作与暴力及色情主题的悲剧——安德洛玛刻、罗莎蒙德等”。哈耶克经常去看戏剧表演，阅读了17~18世纪西班牙、法国戏剧和古希腊戏剧译本。他也阅读德国诗歌，尤其是歌德的作品。他认为，歌德对他早年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时的哈耶克身材瘦高、不修边幅，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文学作品。

尽管父母都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但他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宗教方面的熏陶。父母从来没有带他上过教堂，学校虽有一些宗教教育，但只是最低限度的。每逢春夏季的周末，他们全家会“雷打不动”地去郊游。他和弟弟们因此常常缺席学校里组织的半强制性弥撒，这使他们经常与学校管理者闹别扭。他和父亲有时还会在周末到森林中远游。

不过，哈耶克也记得，年轻时，自己也有过某种“苦闷的感觉，因为他在忏悔和领受圣餐时曾违反教规”。哈耶克回忆说，十三四岁时，他请求他认识的每位牧师向他解释“他们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但“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能让他信服。（大笑）这本来就是我的目的”。“14岁那年，我确信，没有人能给出‘上帝’一词的准确解释。因此，不管是声称信仰上帝还是不信仰上帝，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事。”他家的亲朋好友中没有几个人信奉宗教。

今天，他的家人讲起他在学校的生活，觉得他是个多少有点儿叛逆的学生。这跟他的弟弟们不同。哈耶克很聪明，但不是那种少年老成的孩子。除了生物学，他对别的课程一概提不起兴趣。14岁那年，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都不及格，不得不留级一年。他换了两所高中，因为他总是跟老师闹别扭。他一般是在“年终考试前突击几周，把几门课程一年的内容都大概学一遍”，除此之外，他根本就“不用功学习”。

在学校读书时，他总是把老师们激怒。他很聪明，却没有兴趣学习。尽管他在学校表现不好，但伙伴们都认为他非常聪慧。他声称自己不会画画，于是离开第一所高级中学，进了另一所专门招收穷人家男孩的学校（当时是男女分校）。他大部分必修课的成绩都是班中最差的。他对同龄人学的、老师们教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而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则一头扎进去。

在家里，他却是另一副样子。他成了一位小学者，做父亲植物学研究的小助手，跟父亲一起出席维也纳动植物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对生物学的分类方法越来越不满意，期望获得更多理论知识。“我父亲看出这一点后，把一本讨论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交给我。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儿太艰深，我还没有准备好去梳理这样的理论性论证。如果他一年后给我这本书，我可能就会被生物学吸引。这些东西曾激起我强烈的兴趣。”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他一直对进化现象保持浓厚的兴趣。

在达尔文著作刚发表的前10年，进化论的地位可能比“二战”结束以来更为突出。适者生存的观念与未知的、不是由任何人指挥的演进观念，一直是哈耶克思想的关键所在。

他的父母“彼此琴瑟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宁静而幸福的（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他的家庭生活“可能是人们理想中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全家人共同进餐，在阳光下无所不谈。父母总是让我们自由地闲逛、思考，甚至搞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哈耶克曾回忆说，奥古斯特是一个在德国文学领域“学问极为渊博的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他对父亲做出了非常肯定的评论。哈耶克回忆说，父亲每天早上都冲冷水澡，为的是锻炼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哈耶克年轻时以及“一战”后的很多个晚上都和家人在一起，听奥古斯特朗读德国的伟大戏剧和德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奥古斯特的记忆力极好，可以把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诗《钟之歌》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哈耶克将实现他父亲未能实现的学者梦想，受奥古斯特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长子。

[1]　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人，其观测资料为“开普勒三大定律”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引发“一战”的因素有敌对的同盟关系、帝国的野心、国家间的不信任及日耳曼民族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日耳曼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于英美，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哈耶克成长的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罗马征服了将德国和法国隔开的莱茵河西岸地区，但它一直未能征服居住在今天德国境内的各个部落。查理曼大帝最初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后于公元800年创建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开国皇帝。当年为他加冕的是教皇利奥三世，这位教皇是天主教领袖，他统治的区域包括原古罗马帝国西部和日耳曼地区。在其鼎盛的10世纪和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法国东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共和国、波兰西部的全部或大部分。

几个世纪之后，皇帝的统治更多地流于形式，而不再有实际统治权，日耳曼民族各个小国的公侯才是其疆域内真正的掌权者。惨烈的30年战争结束后，位于今奥地利境内的天主教皇于1648年丧失了对位于今德国境内信奉新教的国王们的统治权。此后，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徒有虚名，但它一直苟延残喘至拿破仑时代，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终于在1806年逊位。后来，希特勒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1 000年称为第一帝国，俾斯麦统治时代为第二帝国（持续了不到50年），希特勒自己的统治是第三帝国，他本来也想统治1 000年。

在17世纪90年代到1815年的法国入侵与拿破仑战争期间，在法国人的统治下，众多日耳曼小国反倒统一起来。在此期间，法国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民主——也传播至德语民族。德国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竟然与外国人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因此西方及其观念在日耳曼民族中声名狼藉。

在法国入侵与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的统治家族哈布斯堡王朝一直最坚定地反对法国。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的协议，在俄罗斯与英国之间，建立了普鲁士和奥地利帝国，作为“防波堤”以制衡法国。此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日耳曼民族的控制权展开内部斗争，最后只能用一场短暂的战争来决定胜负，结果普鲁士获胜。在奥托·冯·俾斯麦首相的领导下，通过1866年的奥普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通过恫吓、吞并和强迫日耳曼地区的小国等方式，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终于正式建立，时为1871年。

奥地利不同于德国的地方在于，它冒称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衣钵传人。哈布斯堡家族以此号令整个帝国，以欧洲最重要的皇室自居，与大多数皇室通婚。他们信仰罗马天主教，也以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自诩。

它后来发展成为奥匈帝国，是一个跨越多个民族、拼凑而成的帝国。其疆域包括原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和东部，并且一直深入到巴尔干地区。到其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人们一直用局势“令人绝望而不仅仅是严重”来形容其政治状况。

“一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假定继承人[2]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弗朗茨·约瑟夫决心一劳永逸地镇压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德国的怂恿下，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罗斯为了保卫其盟国塞尔维亚而参战，德国为了支持奥匈帝国而向俄罗斯宣战，法国则是俄罗斯的盟友。德国当时的计划是在攻占俄罗斯之前，先依靠比利时打败其宿敌法国，然后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然而，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却促使英国也卷入这场混战。

法国入侵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基本维持的权力结构，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尽管发动战争的是奥匈帝国，但战争真的打起来时它却只不过是个二流角色。德国企图在整个世界确立它认为跟本民族之伟大相称的政治地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获得“优势地位”。

“一战”爆发初期，奥地利满怀希望。后来成为哈耶克朋友的卡尔·波普尔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一战”期间他在维也纳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了解哈耶克的境遇。波普尔说：“不管从哪一方面看，战时及战后岁月都对我的思想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当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整个国家都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甚至连那些以前跟战争贩子保持距离的人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有几周，在学校里战争宣传的影响下，我也受到了那些无所不在的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天，我写了一首愚蠢的诗歌《庆祝和平》。在那首诗里，我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已成功打退敌人的进攻（我当时还相信是我们遭到了攻击）……当时，我的所有堂兄、表兄都加入奥地利军队赶往前线去了，我的很多朋友也上了战场。”

哈耶克的家人确实都支持这场战争，哈耶克和父亲都参战了。战争爆发时，哈耶克还是个刚满15岁的孩子。由于不到服役年龄，他有时甚至觉得没穿上军服是件难堪的事。后来他观察到，维也纳的局势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好转，到“一战”的最后一年甚至更糟糕了。

尽管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哈耶克对生物学感兴趣，但他也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对历史和政治事务不感兴趣。由于战争的影响，他的学术兴趣才转向社会科学，有一段时间还突然迷上了心理学。战争激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及后来奥匈帝国的解体，使他的兴趣最终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

他进入人文学科领域的引路标是一门哲学原理课。授课老师谈到了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包括三部分：道德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听到这番话，哈耶克的反应是，“‘这些正是我想研究的。’后来的事很好笑，我回家后就对父亲说：‘我知道我以后要研究什么了。我要研究伦理学。’他非常吃惊。（大笑）当然，我所说的伦理学根本不是我告诉父亲时他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1917年3月，在距离18岁生日还有两个月时，哈耶克参军了。受训7个月后，他成为一名军官，被派往意大利前线。他当时对自己充满信心：“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向自己证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只要我愿意，那么，不用费什么劲，我就能像军官学校里跟我一同受训的人一样出色。尽管我缺乏天资，甚至有点儿笨手笨脚，但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军校学员中，我总能跻身前五六名。”比起他的同学来说，他热衷于学术，也没有一点儿性经验。

他在意大利驻扎了一年多，直到1918年11月战事结束。20世纪60年代跟哈耶克共过事的埃利希·斯特雷斯雷尔回忆说，哈耶克会讲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令人伤心或滑稽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负责运输活鳗鱼，不知怎么搞的，鳗鱼跑了出来，他在湿草地中到处抓鱼”。令人伤心的事是他儿时的好友瓦尔特·马格也参军后，他们刚在军中见过面，马格就战死了。几十年后，哈耶克看到马格的照片仍会哭出来。

哈耶克告诉他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一战”期间，有一些炮弹碎片弹起来，从他的头上削掉一块皮，当时他竟然不知道，“弹片撕开了他紧身军服和衬衫的缝口，灼伤了他的皮肤。官兵们一直拿这件事说笑，说他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受伤了”。几周后，他父亲仔细地检查他的头部，发现他头上还被削掉了一点点骨头。

哈耶克记得他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是1918年6月的无功而返的那次反攻，到了10月，奥匈帝国就崩溃了，随后有两波大撤退。从皮亚韦河撤退时，“我们先是受到意大利军队追击。我是我们团的通信官（这也就意味着我认识每一位说德语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靠得住的人），团长命令我带一支小分队去炮兵团：开始是抵抗意大利军队的后卫部队，后来，当我们通过南斯拉夫地区时又成了先锋部队。这里活动着一些非正规的南斯拉夫军队，他们想阻止我们，夺取我们的武器。在战场上待了一年都没有打过像样的仗，而这一次，我们不得不顶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发动进攻。当天晚上，轮到我去面对机枪的时候，南斯拉夫军队却撤离了。不过，这实在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还有一次，他差点送了命。当时，他从一只侦察气球上跳伞，却忘了摘掉头上的耳机。炮弹爆炸的声音非常大，后来他的听力不好，很有可能与此有关（也许也没关）。在谈及战争经历时他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无所畏惧的，当然，我是指肉体上。这不是指勇气，我只是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恐惧过。”“一战”期间，在一次飞机近距离混战中，他差点被打死。一架意大利飞机从正前向他的飞机开火，“打穿螺旋桨，他们开火的时候，我的驾驶员，一位捷克人，努力控制飞机使其盘旋下降。我解开安全带，爬到机舱横栏上。就在飞机快要坠到地面时，驾驶员成功地控制住了飞机。这可真是惊险的一幕”。

正是在意大利打仗期间，他基本上确定了研究经济学的方向。他在未出版的自传草稿中回忆说，在前线，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先是闲极无聊，然后突然是一段紧张的时刻，感到既危险又刺激。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系统阅读了一位战友送给他的经济学书籍。他后来说，那些书的水平实在不高，“但奇怪的是，这些书竟然没有让我对经济学失去兴致”，相反，这些书将他领进了这一学科的大门。

他仔细地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或不入流的社会主义者写的小册子，从这些作品中，他形成了自己最早的经济学思想。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瓦尔特·拉特瑙的著作，在战时的德国，这位学者是“Rohstoffdiktator”（“原材料”—素材—导演），他当时是“迷恋计划的人士。我觉得，他关于如何组织经济体的设想可能是我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开端。那些观念明显属于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前线服役期间，他也曾休过假。有一次，他又回到原来就读的高中，花了几天时间，拿到了战后上大学的资格证书。由于他一向对学习不怎么感兴趣，所以人们曾怀疑他能否轻松拿到这个资格证书。而在这几天里，他又因为在神学课上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而惹出不少麻烦。

[2]　假定继承人，指其继承权可因血统更接近被继承人之子嗣的诞生而失效。——译者注

第3章

维也纳大学

1918年11月，奥地利战败之后，19岁的哈耶克回到天翻地覆的维也纳——而就在战事快要结束时，他差点成为俘虏，而且还得过一次疟疾，不过，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发作过。战争结束后，中欧、东欧和南欧的旧制度被摧毁。1917年，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退位，1918年家族成员被处决；1918年，随着威廉二世退位，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也成为历史；1918年，哈布斯堡家族也结束了其对奥匈帝国长达700年的统治。整幢社会秩序大厦的根基已动摇。除了内部的社会转型，外部的政治版图也经历重组：出现了8个新国家和苏联，整个东欧、中欧、南欧的国界线都被重画了一遍。

奥匈帝国当时共有1 500万人口，其中有100万人葬身这场战争。整个欧洲约有1 000万人遇难。奥匈帝国崩塌了。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只有其原来人口的1/7，其面积也只相当于古老帝国的一个角落。这个帝国曾经雄心勃勃地投入这场战争，但战争却摧毁了自己。

1918年年底，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一直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犹豫不决。他的专业是法律，因为经济学属于法律系，但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经济学。最后，主要是出于对金钱和就业问题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

他当时计划去从事同时需要法律和经济学的职业，他觉得外交部比较合适。对于自己究竟要干哪一行，他只有一些朦胧的想法。他回忆说：“那三年，我的学习根本没有被我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考虑左右，当然，我们家的传统让我觉得，当一名大学教授才是人生最高成就，才是你能期望的最棒的事。不过，即便是这种想法，对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他的一位朋友曾预言，他将成为政府某部门的高级官员。

跟大多数奥地利境内的日耳曼人一样，他也曾期望战争一直打下去。服役期间，他曾下定决心要进入外交界，“不过这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我们都觉得，战争会无限期地打下去，我不想再待在军队，但我又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个懦夫。于是，我决心自愿加入空军，为的就是证明我不是个懦夫。在空军部队，我可以腾出时间学习，为我希望参加的外交官的录取考试做准备，而如果我在空军部队干上半年，我就有资格离开军队了”。哈耶克后来接到了进入飞行学校学习的命令，但他最后没去：“匈牙利垮了，外交职业已不存在了，我对此也没兴致了。”

战后的维也纳极其贫穷。新成立的奥地利经受着饥荒、能源匮乏、通货膨胀和流行性感冒的侵袭。经济已经崩溃。战争结束后，新兴的奥地利共和国取消了贵族封号，不允许人们的名字中再出现“von”。哈耶克也不再用这个词了。不过，他的出生证上仍有“von”，若干年后，他加入英国国籍，于是在英国，他又“突然成了冯·哈耶克。当时（1938年），我要去欧洲度假，急着续签英国护照”。

在战后的维也纳，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有一种观念和思潮汹涌而来。后来，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说，这些观念也陆续出现在其他国家，他认为这些观念为集体主义统治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革命日益临近——离维也纳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布达佩斯曾建立过一个维持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政府，一些曾活跃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人物后来跑到维也纳避难——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突然敬重有加。我们后来称之为福利国家的东西在迅速扩张，当时还是新兴的‘计划经济’概念，当然，最重要的是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恶性通货膨胀，成为人们当时讨论的主要话题。”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

从17~23岁，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有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他早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又评论说，社会主义“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如此诱人的社会主义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一战”使改革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战争已彻底摧毁了从前的秩序，而这也意味着，经过战争的冲击，有可能建立一种社会新秩序。他想参与未来秩序的建设。他之所以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是否可行。这也是他终生关注的问题，而他最终给出的回答是“不可行”。

他形容他入学时的维也纳大学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地方”。尽管经济条件很贫乏，政治局势很混乱，却“没有影响从战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思想水平”。事实上，旧帝国各个地方的学者涌入维也纳大学，大学从中受益极大。他“沉浸”在学习和“非常活跃的社交生活”中。他白天刻苦学习，晚上就去跳舞，尽管由于煤炭匮乏，政府实行灯火管制。他曾向一位采访者描述过早年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大学的舞会’，他说，‘女孩子都是教授们的亲戚。舞会相当正式。你可以请某位女孩外出，比如去看戏，但总有年长的女伴跟着’。他也曾在没有女伴的情况下跟一个女孩出去散步，这完全是因为这个女孩是他的远房表妹，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曾参与组织过一个日耳曼人的民主党，试图在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外建立一个中间团体。在他上学期间，奥地利货币体系崩溃了。1921年10月到1922年8月，物价上涨了70倍。

※ ※ ※

在维也纳大学，哈耶克进入了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传统的殿堂，此后，他毕生都徜徉于这一传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哈耶克曾讨论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他的影响，他说，他是“维塞尔的嫡传弟子，最初他对我影响最大。我是在拿到学位之后才知道米塞斯的。但我现在认识到（当时并不清楚），对我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是阅读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影响我的不仅仅是《原理》，还有《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他发现，门格尔的《原理》是“如此迷人的著作——如此令人满意”，他完全被经济学迷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门格尔在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即便不是在所有领域，至少也是在相当多的领域，他拥有许多杰出的思想传人，包括欧根·冯·庞巴维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34年，哈耶克在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说，该学派的“基本观念完完全全出自卡尔·门格尔”。1929年，米塞斯赞扬门格尔说，今天的“种种经济学思想都与门格尔及其所论证的学派联系在一起。1871年，即门格尔发表其《原理》那一年，通常被认为开启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新时代”。哈耶克也说：“恐怕没有历史学家怀疑奥地利学派是否在经济科学的发展中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这完全是因为这个人为这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哈耶克认为，门格尔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其个人主义或主观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活动的核心是个人的行动、决策、价值和知识。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概念对哈耶克的技术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门格尔在《原理》中提出了这种思想：

我们这门科学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似乎应当是弄清财货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制作面包的面粉，我们磨面粉的谷物，我们生产谷物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财货。然而，仅仅了解这一点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应当像其他经验科学中一样，致力于按照各种财货内在的性质将其归类，了解每种财货在财货的因果链条中的位置，最后发现其遵守的经济规律。除了直接满足我们需求的财货（为简明起见，此后我们将之称为“第一级财货”）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在我们的经济中还有大量其他东西，它们与我们的需求之满足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却同样具有财货的性质，且这种性质一点儿也不少于第一级财货。在我们的市场中，在面包等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的财货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面粉、燃料、盐等各种东西。这些东西确实不可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但在人类经济生活中，这些东西也被认为是财货，跟第一级财货一样。这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生产第一级财货，因而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满足人的需求。

哈耶克也受到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以下简称《探究》）一书的巨大影响，该书的思想形成于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们与当时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展开的“方法论大论战”。半个世纪后，哈耶克评论说：“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探究》一书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讨论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性质时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力”。他后来又说：“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人在社会中‘常常会实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这句话说明了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在斯密之后的100年，卡尔·门格尔又提出了这一问题：“斯密之后，没有任何学者像他那样试图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想弄清楚‘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对公众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在不存在创造这种制度的公众意志的情况下形成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意义重大，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

自生自发秩序问题是哈耶克探讨的最深刻的问题之一。一种和平而有效率的社会如何能在无人发号施令的条件下形成？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正当的法律创造出——本身也是——人类繁荣昌盛的社会构架。

门格尔在《探究》中说：“有些人把一切制度归功于积极的公共意志活动，这是错误的……制度是在不经意间形成的。”他强调说：“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大自然中的有机体的每个部分，相对于整体来说，几乎都呈现出令人赞叹的功能。然而，这种功能并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变化过程的产物。同样，从大量社会制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制度对于整体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而通过更深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这一目的的某种意图，即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产物，它们也是‘自然’的结果。只需想想语言、市场的起源以及共同体和国家的起源等，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

正当的法律并没有设计人们之间互相交往的细节，而仅仅创造了其边界。政府不应对经济体发号施令，而只应创设和执行有关财产、交换的法律，从而使个体能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动。因此，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

哈耶克只见过门格尔一面，时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门格尔已80高龄，在维也纳大学的唱诵赞美诗行列中大步走过。哈耶克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有一件事很搞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介绍门格尔生平的文章，里面只有一句话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写成的，然而，恰恰是这句话出错了。他是一位令人极为敬畏的人物，所以，我就把他描述成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物。后来所有人都告诉我，其实他也就是中等身材。”门格尔去世后，人们出售他的藏书，哈耶克被邀请担任顾问，于是，他得以看到这位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的全部藏书。而在欧根·冯·庞巴维克去世后，他也全面观参观庞巴维克的书房。

奥地利学派历史上共有三位主要人物，除了门格尔之外，另外两位是庞巴维克（于1914年去世）和维塞尔，他们跟门格尔一起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维塞尔是庞巴维克妻子的弟弟，两人是终生的挚友。庞巴维克强调资本和利息，提出“迂回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是哈耶克和米塞斯提出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重要参考。庞巴维克后来成为奥地利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也是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这种名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政务活动。庞巴维克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活动，即他最早公开驳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徳语世界相当盛行，后来又在英语国家大行其道。

比起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来，维塞尔具有明显的社团主义色彩，他更倾向于政府干预。哈耶克回忆说，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存在两个传统——庞巴维克的传统和维塞尔的传统。维塞尔多少受到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哈耶克在评论他与米塞斯后期的关系时说：“米塞斯代表的就是庞巴维克的传统……我从他的学说中可能受益最大，因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接受的训练，他逐渐把我从这个传统里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也是庞巴维克的弟子，他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张灵敏的试纸，可以检验一个论点到底是本身就具有说服人的力量，还是仍需要大量论证予以支撑。门格尔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他们需要商品。这一简单的事实及其形成的人的需求定律，足以解释有关现代交换经济中一切复杂现象的基本事实。人的需求是经济体的驱动力”。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归根结底，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要求、需求、欲望以及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这需要最科学的知识。

熊彼特还说，门格尔认为：“所有具体的经济事件都可在价格形成的框架中予以透彻理解。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体系只不过是一个价格决定体系而已，其基本目标就是发现价格形成的规律。”门格尔在《原理》前言最后一段说，他试图“在统一的观点下，建立一种囊括一切价格现象的价格理论……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很多其他经济行为的重要洞见”。米塞斯在反驳经典社会主义时，又探讨了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作用。哈耶克又比门格尔的其他思想继承者更深入地探讨了价格在自生自发秩序中的作用，尽管他的思想自成体系。

※ ※ ※

在回忆“一战”刚结束那段时间的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时，哈耶克说：“经济学系一度死气沉沉。系里已经没人了。维塞尔出任最后一届奥地利政府部长；庞巴维克刚刚去世；我进该系时，除了一位名叫卡尔·格龙贝尔格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外，没有任何老师。”后来，维塞尔回来了。哈耶克形容说：“维塞尔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师，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我对他极为敬重。我觉得，我生平第一次迷上了一位老师，这是只有小孩才会有的感情。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重的人物，比我大两代，是祖父型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他经常就像一位神灵，从他的学生头顶上飘过，而当他对某个学生产生兴趣时，他就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典范，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我才得以踏入经济学门槛。”

在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热衷的是心理学。当时他对心理学极为痴迷。他最感兴趣的心理学是哲学心理学，对他来说，主要就是研究人的精神对物理世界性质的理解。在这一领域，他受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影响极大。马赫在1916年去世之前，曾在维也纳大学执教若干年，在哈耶克读书期间，其哲学思想主宰着整个维也纳的学术研究界。

大学二年级时，哈耶克投入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上的时间基本上是平分的。放假期间，他曾到苏黎世一位大脑解剖学家的实验室访问过几周，探究大脑中的神经纤维束。在本科三年级和研究生阶段，他的研究完全转向经济学。

在本科三年级攻读第二学位时，哈耶克开始与维塞尔有密切交往。哈耶克的第一学士学位是法律，1921年11月，他拿到了这个学位。他在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如果你觉得我的正式专业是法律，那么连我自己有时都会惊叹，在这3年里，我本来可以干多少事啊。在法律专业的各科考试中，我的成绩都很优异。然而，我的时间一半花在了经济学上，另一半花在了心理学上。我听的都是法律之外的课程，每晚都跑去跳舞。”名义上，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但学习法律却是他的“副业”。在这方面，对他有重要影响的是三个学期的法律史课程。

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旁听各种各样的课程，其中也包括解剖课。“因为我弟弟就在解剖学系，所以我可以偶尔混进课堂，甚至还进过解剖室。”

1910~1925年，日耳曼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同于当时美国或其他地方：“授课几乎完全只限于正式的讲座。除了三项主要考试，根本没有其他测验，这三项考试也基本上是在学习结束时进行的。因此，教授也就检查一下你是否缺勤，除了这种完全流于形式的要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约束你。我们确实完全自由自在，只要能够应付口头考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整个学习期间我们都没有必须完成的书面作业。法律专业会有一些实践考试，我们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但这也不是强制性的。特别是在法律系，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待在学校，而是去找私人教师，这些私人教师会辅导他们应付毕业考试。”

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真正对学术感兴趣，大部分学生想的只是混过考试。这一小群有学术兴趣的学生“当然不会只专攻一门学科。我宁愿去听生物学讲座、艺术史讲座、哲学讲座……我到处乱转。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那么你就会经常碰到熟人。大家都在一个楼里乱跑”。

在当时的日耳曼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中学的严格要求与大学的自由放任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你不得不“学会自主探索自己的道路，具有学术兴趣的人都学会了自己进行研究，而不指望得到老师的指导和鼓励”。哈耶克最终获得了第一个学位，他的大学生活是充实而短暂的。

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那些拔尖的学生在自己所修的专业领域里，也基本上是应付考试而已。那些自愿跑去参加其他学科讨论课的学生，大部分的兴趣不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有更广泛的兴趣。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细分专业的好处？你和当时最聪明的学生那么认真地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做法，又有什么好处呢？

答：我们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有益。我觉得，我们更有可能提出问题，也时刻准备提出问题，但我们的知识可能确实不如现在的学生扎实。从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某门学科。如果就我们本专业进行能力测试，我们可能确实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训练有素，但我们却拥有开放的心灵，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充满兴趣。我们确实不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但我们知道如何掌握某门学科的知识。我们发现，今天，即使是那些在本专业具有很高声望的人士，如果让他们去学习一门新专业，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而对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本来就在不断地学习新专业。我们相信，如果你想搞一门专业，你就得掌握如何学习相关知识的技巧。

哈耶克晚年评论说，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没有哪个地方能像1920~1935年那样激动人心”。而使维也纳在思想学术方面举足轻重的一股重要力量是犹太人社会，他们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学问的知识群体，共有20万人之多，而“二战”后，却只剩下了8 000人。20世纪初期，维也纳的人口约为200万。

最初，哈耶克与犹太人只能算是泛泛而交。进入大学之前，他连一个犹太朋友都没有。上大学后，在当时的奥地利天主教文化圈中，他属于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队伍，此时才开始与犹太人有往来。他与很多犹太学生、教师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和学术关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学水平非常高。除了正规的大学教员，那里还实行“编外讲师”制度。编外讲师都具有教大学生的资格，只不过其薪水不是由大学支付，而是由学生支付，其报酬非常微薄。很多编外讲师都是犹太人，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哈耶克回忆说：“授课的大部分教师绝对是一流的。差不多每一位讲师都才华出众，或者已做出了学术贡献。他们不得不努力向上，否则就没有学生上他们的课。”

哈耶克回忆说，在维也纳独一无二的学术圈中，活跃着三种社交群体：信奉天主教的学者群体，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的混合群体以及纯粹的犹太人群体。哈耶克与最后一个群体几乎没有来往，也没有结交弗洛伊德，他活跃在纯粹的天主教群体和混合群体中。

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哈耶克是这样说的：“我很快就放弃了做课堂笔记的努力，因为如果只顾着记笔记，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从倾听或阅读别人的思想中得到的收获是，这些思想改变了我自己思想的色彩。我没法完整地复述听到或读到的东西，但它们改变了我的想法。有时候会出现很可笑的局面，我根本无法复述别人的思想，因为我阅读时已将其融入我自己的思想中了。我没法在读完一本书后讲清楚作者的论证。我也许可以说清楚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了些什么，但对有些论证，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甚至完全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

哈耶克是一位具有卓越创造力的学者。他一般不会吸收其他思想家的全部思想，这导致他对这些学者的看法并不是很准确。由于具备非凡的理解力，他能够对各种反事实理论给出有力的证明。和一些伟大的学者一样，哈耶克的书面表述有时要比他灵机一动的想法更准确。

第4章

纽约

哈耶克本来打算学完法律之后，能在德国的某所大学，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任教的慕尼黑大学待上一年。不过，韦伯于1920年去世了，而且，奥地利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哈耶克的父亲掏不起儿子到德国念一年书的费用。1923年，哈耶克从维也纳获得第二学位——政治科学学士学位，这时离他获得第一学位还不到一年半。随后，从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哈耶克一直住在美国。他希望成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因而觉得很有必要熟悉一下美国，并熟练地掌握英语。

和后来的很多研究生不同，哈耶克去美国，并没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的资助。哈耶克回忆说：“后来游学美国的人都很舒服，可以到处旅行参观，而我当时没有这种条件。我完全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冒险。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钱。在整整15个月期间，我每周只有60美元。当然，假如我真的陷入困境，我也可以给父母发封电报说，‘请给我汇来返程路费’。不过，除了这种实际上派不上用场的最后保证之外，我的生活是你们所能想象的最贫穷、最悲惨的了。”

哈耶克是在纽约大学教授杰里迈亚·精琦的两次邀请下，获得到美国学习的机会的，这位教授供职于一个国际性经济学家委员会，担任德国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的顾问，其中还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2年，精琦访问维也纳大学，哈耶克拜访了他，并说自己“渴望到美国去一趟，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学水平。他承诺说，‘我想写一本论述中欧的书，如果你去美国，到时我会让你做我的研究助手’。当时，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刚刚结束，要筹集到一笔够我支付学费的钱，非常困难。为了省钱，我甚至没有发电报告诉对方我快到了。结果，当我到达纽约时，我发现精琦教授正在休假，而且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

哈耶克到达纽约时，“兜里只剩下25美元了。当然，25美元在当时也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就呈上我的第一封推荐信……但除了换来一顿午餐，什么结果也没有。午餐后，不知是谁把5美元偷偷塞进一个香烟盒然后交给我，用这些钱，我挨过了两周。我的雄心越来越小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接受一份在第六大道的一家餐馆刷盘子的工作。当时已谈好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就在这个时候，大救星终于出现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仍对自己没去刷盘子感到遗憾。（大笑）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精琦教授回来了，并且答应雇我”。

替他写信向美国经济学家推荐他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一战”前，熊彼特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且担任维也纳一家银行的行长。熊彼特曾受到哈耶克外祖父冯·尤拉舍克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哈耶克回忆说，维塞尔曾请熊彼特“写信向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推荐我。于是我去拜访熊彼特，进了他那豪华的办公室——你越往东走，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越豪华。熊彼特的办公室不像在维也纳，更像在布加勒斯特；他为我写了好几封言辞恳切的推荐信，所用纸张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专门拿了一个夹子装这些信，免得弄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信确实是‘芝麻开门’的魔咒，我处处受到款待，简直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

可能正是哈耶克的美国之行加速了他与表妹关系的中断，尽管她后来还是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哈耶克在伦敦和芝加哥教过的一个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有一次，哈耶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维也纳，他和他的表妹海伦妮都年轻的时候，“我太不机灵了，没有说‘咱们结婚吧’”。他在美国待了一年多，等他回到维也纳时发现，她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据《哈耶克文集》总编辑斯蒂芬·克莱斯吉说，哈耶克的儿子曾说过，由于“误解了哈耶克的想法”，哈耶克的表妹嫁给了别人。

哈耶克开始在美国准备其论述货币稳定的博士论文，但最后并没有完成。克莱斯吉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纽约）与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的相遇影响了哈耶克后来很多研究的方向。”米歇尔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局长一职长达25年之久。与哈耶克师从的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米歇尔强调用经验、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在米歇尔手下做过研究的经济学家后来成名的很多，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

哈耶克在1926年曾写信给米歇尔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在美国的）那年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的理论偏好并未改变，但我现在认识到，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得益于您的指导，我终于认识到，纯理论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可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缺少的那一环。”哈耶克的思想体系共有两个组成部分——理论部分和经验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经验研究方向受到米歇尔和他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的影响，他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对他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 ※ ※

他在纽约大学最初准备研究的课题是“货币的运行与人为稳定其购买力之间能否相容？”——20世纪30年代，他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一直是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哈耶克从来就不是“稳定论者”（而凯恩斯则属于这类人）。稳定论者试图通过内部的、国内的货币政策来稳定国内物价。哈耶克早年青睐的则是通过某种国际金本位制实现固定的国际汇率制度。他在纽约大学准备撰写的论文则更进了一步，他相信，稳定物价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的生产紊乱。

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经济学理论中，商业周期问题要比后来更受关注。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前10年，经济活动的波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从米塞斯的理论出发，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商业周期，是因为利率没有反映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从而导致生产结构失调。

哈耶克发现，在美国，最有趣的研究是哈佛经济中心对货币政策及控制工业波动的效果的研究，以及新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试验。他发现，在美国，纯经济学理论的讨论根本无人关注。这次留学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将他的兴趣“从纯粹的价值和价格理论转向了市场经济中的操纵过程”。他说：“从那时起，我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要想使市场的引导功能发挥其重要作用，从而使我们的辛勤劳动得到成效，就必须要求货币需求与真实需求吻合。市场所需求和供应的，与其说是总量，不如说是不同商品的相对比例。”他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概念，其基础是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思想和庞巴维克提出的生产迂回性或周期性观念。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设想的第一项重要研究计划是撰写一本论述美联储演变过程的书。这本书最后并没有完成，但相关研究却为他最初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提供了素材，即以德文发表的《1920年危机复苏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1914年改革以来的美国货币发行体系》。早年的美国之行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了，而这一点对他于1931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大有帮助。此行也使他熟悉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美国统计方法，正是这一点，使他后来被任命为1927年成立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所长。

除了纽约大学的研究之外，他还在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偷偷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他听了米歇尔的经济史课程，参加了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主持的讨论课。

哈耶克还写过一封题为“德国的金融”的读者来信，发表在1923年8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上。显然，这封信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论述了德国的“贫困化现象”。日耳曼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哈耶克青壮年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中心经济问题。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所能遭受的最不幸的事情。他一直认为，某种金本位制是维持一种健全而平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好办法。

哈耶克本来希望申请到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在美国再待上一年。维塞尔写信向基金会推荐他，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位奥地利申请者。然而遗憾的是，在获得奖学金的通知书送到他手上之前，他就已经踏上了返回维也纳的旅程。他本来还曾打算再返回美国，用这笔奖学金再留几年学，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结婚了，并担任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这些都使他根本无法长时间离开奥地利。在美国期间，他留起了胡子，几十年后，他开玩笑说：“我现在跟美国学生讲话时，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开场白，我总是说，‘50年前，我为了抗议美国式文明，平生第一次留胡子……’”（大笑）

哈耶克的首次美国之行并不都是那么开心。他曾对比过自己在维也纳和纽约的生活：在维也纳，他可以享受丰富多彩的学术和社交活动，而在纽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当然，在美国，我也非常贫穷，所以什么也干不了。我根本不能去参加纽约的文化生活，因为我根本没有闲钱到处乱跑”。在纽约，他也没有知心朋友。“和普通学生不一样，我常常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有四五个人跟我同坐一张大桌子，于是就相识了，而这就是我对美国人的全部了解了。”他遇到过几个奥地利裔家庭，但“在那一年，我跟美国人的交往实在非常贫乏。我太穷了，我亲爱的妈妈晚年常对我讲，我从美国回来时，穿了两双袜子，两双套着穿的，因为两双都破了很多洞，只能套着遮掩一下”。1924年5月，在25岁生日到来之前，哈耶克终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维也纳。

第5章

米塞斯

200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1881年出生在当时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3]。高中毕业后，米塞斯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维克的讨论课。他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原理》（1912年）。米塞斯十分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增加货币供应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一战”时参军，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1921年为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担任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该职位主要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之间在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这一职务，哈耶克曾解释说：“熟练掌握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工作。”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拜访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这基本上是事实。我曾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套近乎。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在奥地利工作期间的前5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担任副理事长。”

作为领导者，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特别照顾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外，他还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项任务重、责任大，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需要找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商量事情。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他们觉得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

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米塞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精琦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的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待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不论是与米塞斯的交流，还是参加米塞斯的“私人讲习班”，这些都对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与后来成为美联储委员的同学J·赫伯特·冯·菲尔特一起组织了一个研习组——Geistkreis（“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研习组的成员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每月搞一次聚会并进行讨论。

研习组成员中有不少本来就是或后来成为米塞斯私人讲习班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他后来到了美国并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艾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学家、哲学家；沃尔特·弗勒利希，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后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伯勒，他后来成为经济学家以及维也纳大学、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卡·摩根斯坦，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克卢普；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历史学家。哈伯勒和马克卢普后来都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此外，参加研习组的还有艺术史学家奥特·贝尼希和约翰尼斯·怀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伊曼纽尔·温特尼茨，心理分析学家罗伯特·韦尔德尔。

奥地利经济史学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比较过这个研习组与米塞斯的讲习班，她说，尽管“米塞斯的讲习班与哈耶克、菲尔特创建的研习组的成员多有重合，但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菲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研习组十来年讨论过的问题非常广泛。他们曾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比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他认为研习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讨论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菲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讨论课上经常被践踏。与米塞斯的讲习班截然不同，这个研习组特别要求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其自传中谈到过这个研习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菲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所以才组建这个研习组，他们试图使其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研习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小组是在私人家中举行的，“一家一家轮流做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提供茶和三明治。大家围坐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也就不到10位或11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成员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研习组成员也能“了解那里的动向”。而由于排斥女性，一位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就曾用批判的口吻谈到这个研习组。

1923年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第二学位，紧接着在3月就去了美国。他的第二学位是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科学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财货的价值，这让维塞尔大怒。

※ ※ ※

在1924年5月从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的影响，但此后，他开始参加米塞斯的讲习班，受其影响较大。而从1921年10月开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到1923年3月去美国，哈耶克仍旧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自己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其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关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米塞斯影响哈耶克的另一领域，是他强调终极知识源于内心的哲学方法论。在这方面，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的精确观察工具而绝望，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地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应理解他人的行为之外，还需借助自我观察和内省。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的事实，那就更不应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

米塞斯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包括：

研究方法

我的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政治。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且尽可能排除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干扰。

态度与纲领

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步伐，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无法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为“受教育者”的人士的领导。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

哲学

文明的人类将被摧毁还是避免这场大灾难，是在未来几十年将采取行动的几代人应当关注的问题，因为决定命运的正是他们行动背后的观念。

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必要性，那么，全权计划体制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动》（1949年）中列举了他认为错误的经济命题，之后他说：“对这些错误看法，应对之道只有一条：毫不松懈地寻求真理。”

在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中，对哈耶克影响最大的当属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78年，哈耶克在为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写道：

《社会主义》第1版出版时，其影响力可谓深远。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一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理想主义青年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因此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很多人选择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承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此时，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走错了方向……

我看到这本书时非常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他（米塞斯）根本没有空余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遇到米塞斯后，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立刻从费边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这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转变过程，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仍肯定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

对于米塞斯对哈耶克专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人们有所争论。哈耶克自己说过，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时，米塞斯就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如前文所述，哈耶克曾强调指：“我见到米塞斯时，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接受的训练，他逐渐把我从这个传统里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在去纽约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约16个月。在这期间，哈耶克基本上还是在维塞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的。哈耶克也说过，他是在纽约研究货币政策和产业波动期间提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的看法：“正是在研究美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我发展了自己的货币波动理论。”

米塞斯并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发展出完整的商业或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谈及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演变过程时说：“24岁那年从美国回来，当时我写了一篇论述美国货币政策的文章，提出了不断扩张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资本密集产业的过度发展，并最终引发危机的观点。我起初以为自己只是在重述米塞斯的学说，而哈伯勒却对我说，‘这是需要解释解释的’。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最后却成了我解释产业波动的一份大纲。”在为重版早年发表的经济学文章撰写的导言中，哈耶克又说：“我自己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值得一提。在写草稿时，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运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然而，在我写完第一稿后，我们研习组的一位成员却对我说，我运用的理论在米塞斯已出版的著作中，找不到足够清晰的表述。”哈耶克的那条脚注是这样开头的：“过低的利率会给经济体中的私人部门带来某种好处，这种好处越大，其生产离消费阶段就越远。”他认为，人为压低利率的后果是“高级财货”——时间上更靠前的资本品——“将畸形发展”。

※ ※ ※

米塞斯私人讲习班的成员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士。哈耶克回忆说，从美国回奥地利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不够成熟”，还没有资格参加讲习班。这个私人讲习班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研习组。自1924年回到奥地利，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讲习班，直到1931年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材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称其“主要学术成就”就是私人讲习班。“讲习班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这些年轻人每两周聚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20多个人。聚会通常是晚上7点钟开始。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时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为我的朋友。”

戈特弗里德·哈伯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而且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讨论会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要持续到晚上10点。每到这时，大家就漫步到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大家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再聊一些更加轻松的话题。到了11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经常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一般都是在凌晨1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9点，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

据弗里茨·马克卢普的记录：“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的，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讨论方法论问题，下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在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克卢普回忆说，从咖啡馆出来，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凌晨1点，仍然有一些人会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弄清楚的问题”。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说，在米塞斯的讲习班中，除了涌现出米塞斯、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摩根斯坦等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外，还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比如考夫曼、许茨、沃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称讲习班的主题为“理解人的理解活动”，在他看来，这个讲习班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讲习班颇感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其他人也可以驳斥他的矛盾之处”。恩格尔–雅诺西补充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而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尔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即便是讨论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会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展开”。哈耶克说，这个私人讲习班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米塞斯的私人讲习班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联合主持的讨论课，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讨论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对知识感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弗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一些疑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米塞斯非常排斥的”。不过，西尔弗曼接着写到，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新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研究所，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会对奥地利经济生活起到促进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这家研究所于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由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广泛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最初，哈耶克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人手越来越多。几年后，摩根斯坦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哈耶克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如何合理使用资金。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任妻子，出嫁前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是内政部的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两个孩子——1929年出生的克里斯蒂娜·玛丽亚·费利西塔斯，1934年出生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20世纪30年代中期，哈耶克一直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要守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时，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特别的好处。米塞斯第二任妻子玛吉·米塞斯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还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玛吉·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讲习班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饭。长餐桌永远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教授还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不参与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里’。”

1924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着手将自己在美国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的任教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精通，这是他在美国学到的，而对当时欧洲大陆的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闲时间，都被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他刚刚写完前四章，从17世纪到18世纪”。

哈耶克的父亲在1928年因肾病去世，年仅57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被感染而患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有一篇讣告是这样形容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审视他一生献身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专著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略显肤浅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仔细或不严谨，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结果。”

从1929年到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编外讲师”。他向往学院生活，而从不领薪的编外讲师做起，或许将来可以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从学生那里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伯勒、摩根斯坦一起开了一门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讨论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最终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的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有敌意，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尔“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中开除，这将是他永生难忘的莫大耻辱”。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的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于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他并不希望这些预言应验，但最后却总是一一应验”。马克卢普回忆说，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将不得不背井离乡”。

在“一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巅峰状态，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约翰斯顿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存记忆”。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他回忆说，1932年9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同人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初都觉得有点儿奇怪，米塞斯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一笑了之”。

[3]　莱姆堡即利沃夫，现在是乌克兰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年）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

战前在伦敦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思想最活跃、

最让我心满意足的一段时光。尤其是讨论课，

我从中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比任何时候都多。

这个讨论课实际上是由罗宾斯主持的，

但我在名义上也参与其中。

第6章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机构之一。《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在复兴于20世纪30年代的“反集体主义”思想运动中，涌现了5位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约瑟夫·熊彼特、威廉·贝弗里奇。其中，哈耶克、波普尔、贝弗里奇都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哈罗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雷厄姆·沃拉斯、克莱门特·艾德礼、休·多尔顿、悉尼·韦布等人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既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也是“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

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撰写了大量论文阐述其商业周期理论，其中，《储蓄“悖论”》引起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此时，罗宾斯刚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简单地说，哈耶克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储蓄“悖论”。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提到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和瓦蒂尔·卡钦斯的《节俭的两难困境》一文，该文提出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减少，经济活动就会减速。

在一年前发表的《利润》一文中，福斯特和卡钦斯悬赏让大家批评他们的理论，最出色的批评将获得5 000美元的奖金。1925年的这场竞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有来自25个国家的50多所大学的竞赛者提交了435篇论文。这些作者中有40位出版过经济学专著，55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有一些金融专家，以及“大英帝国最负盛名的若干经济学家”。

哈耶克虽未参加这场竞赛，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却促使他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基础是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的分析是，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压低利率，会释放出更多购买力，进而加快经济活动、尤其是资本品的生产速度。但到一定时间，这些额外增加的消费将难以为继，因为经济体中并不存在足以支撑它的真实储蓄。于是，中央银行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允许市场通过提高利率重新实现均衡，而这将导致经济收缩；要么继续通过压低利率、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维持经济扩张。后一种办法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到一定时期，通货膨胀将摧毁经济交易赖以进行的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经济。

在米塞斯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哈耶克又强调了庞巴维克的“生产周期”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此时，该经济是不可能走完这一拉长的生产过程的，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这一过程的真实储蓄。当中央银行将利率压到比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的比率还低的水平时，时间上靠前的资本会出现过量现象，经济结构会因此扭曲。这种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必须在周期的后半段被清除。

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还在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时，第一次访问了英国。他回忆说，米塞斯在20年代早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埃德温·坎南身上发现了某种“很亲近的精神”，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由主义群体之间开始往来”。1929年，哈耶克开始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T·E·格雷戈里通信。

也许是因为拉斯基后来太出名了，而他又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关，所以坎南的地位就被人忽视了。然而，在奠定该校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坎南发挥了无人可及的作用，而就像该校的社会主义势力一样，这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办于1895年，是根据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领导人悉尼·韦布的设想创建的。在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刚刚成立的学院影响最深远的最早一批教师包括坎南和格雷厄姆·沃拉斯，他们两位都是从学院创办起就开始执教：坎南在经济学系，沃拉斯在政治学系。

坎南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道德框架内，无私而热情地探求知识和真理。1951年，哈耶克曾撰文高度赞扬坎南：在“‘一战’之后一二十年自由主义思想衰微的那段时期”，坎南与维也纳的米塞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不约而同地“捍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在坎南于1935年去世时，他的朋友兼同事A·L·鲍利撰文指出，“在战（‘一战’）前那段时间”，坎南“就等于经济学院，他好像一直就待在师生公共休息室和委员会，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所系。他是学院的灵魂”。哈耶克也说，坎南“缔造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比任何东西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学院中最重要的系[4]的思想环境”。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正统的剑桥–马歇尔学派正在崛起，该学派强调数学的作用。坎南却更愿意做一个“异端分子”，他强调常识，强调用日常语言而不是方程进行交流。

坎南思想中与哈耶克思想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强调社会是渐进变迁的。这一点在坎南的著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不会预先告诉我们社会将沿着哪条路线前进……所有重要的变革都是渐进的，而社会制度不是由某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物一时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己’成长变化的，其速度常常比橡树长得还慢。”在英国学术界，他坚定地主张金本位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史学家。

坎南对政府正当职能的看法也与哈耶克相同，他说：“任何类型的文明而稳固的社会欲维持下去，都绝对需要一个政府对某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司法权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个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作恶者，没有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规则造就了社会，规则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跟哈耶克在学术生涯中所坚持的一样，坎南也认为，国家的正当职能包括“切实保护人们免遭攻击、抢劫、欺诈，通过维护街道、水上运输线路等向民众提供旅行和交通的自由，提供排水系统等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公园、基础教育，养活那些不能或不愿养活自己而又没有朋友或慈善机构接济的人”。他属于亚当·斯密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过，坎南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曾经自豪地说，大战期间，他曾将卡尔·门格尔的画像挂在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英语经济学界时，哈耶克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与坎南传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我非常喜欢他的著作。也为其写过书评，而罗宾斯又是坎南的弟子。于是，我觉得自己置身于坚持坎南传统的学术圈中比置身于马歇尔的追随者中更自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执教于剑桥大学，是凯恩斯的精神依托。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评论说：“坎南传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能意识到的。”

坎南认为，自己的世界观中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罗宾斯所说的“国际主义”，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如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罗宾斯在谈到坎南时说，他“从来不关心前线的事，他认为文明是一体的。有人认为，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是不同的，他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因此，他坚定地拒绝谈论国际贸易，相反，他所举的例子总是地区间的贸易，而从来不提国家之间的贸易。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坎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认为，这个、那个国家从贸易中得到这样或那样有限的好处是可取的，他会本能地比大多数人表现出更多的厌恶——在种种经济学理论中，他的理论最彻底地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哈耶克也同样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且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会阻碍整个人类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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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1月底到2月初，哈耶克就“物价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广为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这个理论包括了计划和政策建议，论证极为严密，他们简直挑不出毛病来。他们也知道，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随后倒是出现了强烈的批评性反应，但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力罢了。而后来，经济学界干脆置之不理，转向了其他领袖人物，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了。这种社会心理实在有趣，非常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维持时间较长，最终似乎也很伟大，然而，它们却没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雷奇当时撰文指出，1931年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一出版，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新彗星”。1931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哈耶克的演讲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来得“恰到好处——当时，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出来了——在那个时代，人们非常渴望了解有关经济波动的新知识”。

1931年年初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使哈耶克得以进入该学院执教。就在这次演讲之前，他也在凯恩斯主导的剑桥大学马歇尔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理查德·卡恩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后来又成为凯恩斯的遗稿管理人，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有很多学生来听，系里最优秀的教员们也来听。听众们完全迷惑不解，无一例外。在马歇尔学会举行的活动中，一般演讲者讲完后会有一轮热烈而漫长的讨论和提问，而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话。而凯恩斯当时在伦敦，我觉得有必要打破这种静寂与尴尬，于是我站起来问道：‘您是否认为，如果我明天上街买一件新外套，失业率会因此而增加？’哈耶克他指着黑板上画的三角关系示意图说：‘是的，但要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数学论证。’”

我们可以从哈耶克的一次访谈中分清哈耶克与凯恩斯思路的基本区别。哈耶克说：“我从来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总需求与就业之间存在简单的函数关系。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把整个生产活动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的上游部分与河口部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关系。有一次，我几乎让凯恩斯明白了我的这个观点，当时我拼命向他解释，在某种条件下，最终需求的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因为此时快速生产变得更为重要，即使成本较高；而需求降低却会迫使企业追加投资以压缩成本。因而这里的关系也许是，需求减少会刺激投资，而需求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当时，他对我的论证非常感兴趣，他说，‘但这与就业取决于最终需求的公理是矛盾的啊……’由于这条公理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必须得坚持最终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任何与此相反的理论在他看来都是荒唐的，他都视而不见。”

哈耶克的要旨是，在短期内，消费品需求上升会引导生产活动从长期的资本品生产转向当下消费品的生产。这样一来，需要长期投资的生产部门只能得到很少的资本，而这会抑制真实投资。

哈耶克指出，人们对生产过程的错误认识与资本的性质有关。他在纯技术性经济学理论领域的根本观点是，人为压低利率会刺激短期的资本品的生产，进而扭曲生产结构。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庞巴维克的资本概念，根据这一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活动会通过越来越多的“迂回”，即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来开展。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衰退的根源就在于，该经济体维持拉长了的资本生产过程的发展的能力，与其生产当下消费品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失衡。在这样的失衡状态下，每购买一件消费品，都会阻碍长期的资本生产过程，从而导致浪费。他在《储蓄“悖论”》中指出：“一旦生产设施过量扩张的过程被开启，那么，除非通过一场以失业及消费需求下降为特征的危机，从而释放出起码能使已扩大的生产设施完工所需的资源，否则，这些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完工的。”与此相反，凯恩斯则认为，英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因而所有的购买行为都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针对哈耶克在1931年的演讲中提出的观点，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评论说，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凯恩斯认为，‘你每省下5先令，就会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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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乎哈耶意料的是，伦敦演讲使他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罗宾斯在自传中写到，“我一直都记得那天的情景”，哈耶克来到我们学院，“我的门被打开，那位身材高大、健壮、矜持寡言的人物平静而坚定地过来对我说，我是‘哈耶克’”。哈耶克回忆说，他跟罗宾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合作非常愉快”。

在发表伦敦演讲后几个月，罗宾斯让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报《经济学》上出尽风头。哈耶克用德文发表的《储蓄“悖论”》是罗宾斯对哈耶克产生兴趣的第一篇论文。1931年5月，罗宾斯开始接手《经济学》的编辑事务，他便将这篇文章的译文作为《经济学》的头条。哈耶克尖锐批评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则刊登在第2期（即8月刊）第二重要的位置上，仅次于一篇回忆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的短文。在1931年的11月刊上，头条的文章是凯恩斯对哈耶克发表在8月刊上的那篇批评性文章的回应，紧接着又是哈耶克的反驳。再下一期，1932年2月刊，哈耶克对凯恩斯的《通论》所写的书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在第二重要位置上。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经济学》学报。

希特勒掌权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是“日不落”帝国。它的臣民囊括了居住在每个大陆上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5%。如果加上美国，英语世界的人口可能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0%，尽管英国大多数殖民地的居民并不说英语。

在“二战”前，国际政治舞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乎全部非洲、中东、南亚次大陆、东南亚都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控制下。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在这个世纪，独立国家的数量几乎增加了10倍。

在鼓舞人们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人士中，就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比哈耶克大6岁。1920年，拉斯基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6年升任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埃宾斯坦曾是拉斯基的学生，他说，拉斯基“作为一位教师的影响力，要大于任何学者或任何政治事业的积极推动者”。

“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是拉斯基的学生。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曾说过，在亚洲和非洲，该校被视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如此多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讨论课，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他说，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的思想“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是）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1955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待过，他说，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人主宰”。在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到，他到亚洲、非洲旅行时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很多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基本上都从拉斯基那里得到过启发。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于，它具有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性质。与其他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斯基对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伟大的西方传统做出了贡献，而且这一贡献是持久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实体，在20世纪发展壮大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进步。

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但对他深恶痛绝。1984年，哈耶克在为回应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而写的读者来信中这样评价拉斯基：“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故事发生在1939年8月。晚饭后，拉斯基就苏联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停下来，要我们听9点钟的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结果，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苏联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20多分钟前还在不遗余力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从此，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

在另一个地方，哈耶克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来往颇为频繁，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不过，我们的交往也仅限于此。”然而，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的友谊就“完蛋了”。拉斯基“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坚称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他而写的”。拉斯基是1945年12月由埃莉诺·罗斯福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厉声斥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他宣称：“没有什么中间道路，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通向奴役”。这跟哈耶克的意思完全相反。

拉斯基最权威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克拉姆尼克说：“有一段时间，拉斯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1950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词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20~1950年称为‘拉斯基时代’。”尽管去世后他的影响相对下降，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和凯恩斯一道，是当时英语世界研究社会问题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师。

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时，属于左翼政治圈的重要人物还有格雷厄姆·沃拉斯、克莱门特·艾德礼、休·多尔顿、理查德·托尼、悉尼·韦布。跟坎南一样，沃拉斯一开始也是学院讲师。罗宾斯提到过，作为教师，沃拉斯的魅力“超过我见过的所有人”。在1945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学院成立50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哈耶克形容沃拉斯是“费边社早期成员，是1889年发表的著名的《费边社文集》的作者之一，从最开始就帮助设计这所学校。显然，他是最能胜任政治学研究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两个人（韦布和沃拉斯）的努力，政治学才加进了学院名称中，与经济学并列。”沃拉斯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尤其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于1945~1951年担任英国首相，也是第一位担任多数党政府首脑的工党领袖，而在1912~1922年（战争时期除外），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和导师。在学院里，休·多尔顿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艾德礼内阁的财政大臣。和艾德礼一样，他曾进入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罗宾斯回忆说，在他刚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第一年，多尔顿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与拉斯基、牛津大学的G·D·H·科尔被称为英国三位有名的“红色教授”。当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时代，由于大萧条，英国学术思想界有少数人真诚地相信，拥有和管理社会所有生产资料的经典社会主义政权是最公平、最有效率的社会秩序形态。托尼出版过几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贪得无厌的社会》（1920年）、《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等。哈耶克虽然不同意托尼的观点，但很敬重他的为人。哈耶克回忆说：“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种社会主义圣人，或者用美国人多少带点儿嘲讽的话说，是空想的社会改良分子。而他是唯一一位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

悉尼·韦布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特别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布夫妇和费边社其他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实证主义的国家”。悉尼在起草工党1918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1924年和1929~1931年，他曾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派内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他在1919~1937年担任学院院长。30年代，系里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很多教员都跟他结下了宿怨。贝弗里奇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1942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相关服务》，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在战后基本上被采纳。和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全面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就连那些批评贝弗里奇的人也承认，他是一位融资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科系都获得大幅增加，其中，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职教员数量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时：“全院的全职教员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此外还有一位高级讲师、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有19位教授、15位高级讲师、21位讲师，还有21位助教和助理——总共76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4名非全职教员。”他当院长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正是贝弗里奇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才做出这一决定的。

[4]　“最重要的系”指的是经济系。——译者注

第7章

罗宾斯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哈耶克是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巧合。他的前任阿林·扬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29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接替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1927年坎南退休时，大家一致认为“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彻底革新”，而这本来应当是扬的职责。于是，年仅30岁的罗宾斯获得了革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一个世界领先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深地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哈耶克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在《储蓄“悖论”》一文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着迷？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未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比如，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罗宾斯对《储蓄“悖论”》一文的评论是：“这正是我们反击凯恩斯所需要的东西。”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互不信任的状态。这完全没有根据。”不过他也承认，两校间存在“不同的气氛”；“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或许可以证明我们之间存在立场冲突”；“尽管我也许不该说，现在我觉得，我的伦敦同事们的看法也有错误，但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对在剑桥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这也足以证明这两群人之间存在冲突”。1932年10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致信伦敦《泰晤士报》并提出，为了阻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刻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没什么好感。坎南向来跟马歇尔不和，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赫伯特·索默斯福克斯韦尔由于未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也对剑桥极为不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牛津。据经济学史专家杰拉尔德·库特的研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而这套体系当时在剑桥已然根深蒂固”。

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首相麦克唐纳于1930年任命了一个5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负责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当初是凯恩斯提议他出任委员的，但罗宾斯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这件事过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太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糊涂。”

哈耶克率先批评《货币论》的文章，然后由罗宾斯安排，发表在1931年8月的《经济学》学报上。一个月后，哈耶克就得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这篇评论对于哈耶克确立自己未来若干年在英国学院派经济学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在接下来的一期中发表的过激回应更加巩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评论性文章还大。在这篇评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称赞“作者书中的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但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

事实证明，这本书只不过是知识急速发展过程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做出过高评估是不公平的……

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

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

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辞……

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确理解凯恩斯先生的意思……

凯恩斯先生采用的方法确实比较稀奇……

哈耶克在最后一个注释中鼓励凯恩斯做出答复：“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来做进一步阐述，从而为下一步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凯恩斯确实进行了阐释，并且予以还击。在这篇11页的回应文章中，凯恩斯先用2/3的篇幅为自己的立场做了一番辩护，并对哈耶克提出了批评，然后评论说：“读者会以为我偏离了主题，已经在对哈耶克博士的《价格与生产》进行评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必然以进疯人院而终结。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境，醒来时，他给梦境中的东西取了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杂乱不堪。他的“《忽必烈汗》[5]版本”没有任何启示效果，一定不能使读者思考他头脑中那点儿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

尽管不时地抱怨凯恩斯在回应他关于《通论》的书评中是如何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让，不管是在最初的书评中，还是在对凯恩斯的回应进行反驳时：“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凯恩斯先生的答复并没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难点。他并没有努力澄清我仔细而详尽地指出的他在论述中的含混不清之处，他的答复是去挑……另一本书的刺。我无法相信，凯恩斯先生希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想通过辱骂论敌的办法阻止读者关注跟他的论点不同的看法。”

在剑桥，人们觉得，哈耶克是在与剑桥的思想战斗中替罗宾斯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打头阵的人。理查德·卡恩回忆说：“在剑桥，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当然这可能不对，但我们确实觉得，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卡恩接着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的关系最后之所以决裂，“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导致的”。

在划时代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年）中，凯恩斯对罗宾斯冷嘲热讽了一番。凯恩斯首先说，“一战”后的经济学家，在其提出的比较现实的政策建议中，一般都不再自始至终地固守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凯恩斯看来，这是有益的。然后凯恩斯挖苦说，只有“罗宾斯教授与众不同，几乎就是他一个人继续坚持着保持思想的前后一致，他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跟他的理论属于同一个体系”。

※ ※ ※

罗宾斯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而由于哈耶克后来出了名，这一点时常被人忘记。亚瑟·罗森菲尔德曾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办的伦敦与剑桥经济服务所，他回忆说，整个30年代，他“都注意到哈耶克在放射光芒。但他尽管在放射光芒，我当时却觉得，他不过是那时经济学家中最耀眼的星星——罗宾斯旁边一颗做陪衬的星星。第一次读到罗宾斯的《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时，我的感受就仿佛‘观测天象的人看到一颗新行星进入自己的视野’。我当时觉得，哈耶克不是一颗能跟罗宾斯一样明亮的行星”。希克斯在1939年为其《价值与资本》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评论说，这些思想“绝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这些思想是在罗宾斯教授的领导下，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推动的那种社会过程的产物”。几十年后，希克斯为其文集中所收的早期经济学文章撰写导论，标题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罗宾斯的圈子”。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德·科斯当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和年轻教员，他回忆说，罗宾斯是那个时期经济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后来长期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一职的阿瑟·塞尔登，当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他说，罗宾斯是“30年代中期的知识领袖，当时，哈耶克正忙于研究货币和工业结构问题”；“在我上本科那些年，罗宾斯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人物。他的讲座和著述奏响了古典自由主义反击社会主义的号角”；罗宾斯是“经济系教员们的指路明灯”。1951年，哈耶克曾说：罗宾斯成为“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崛起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的核心人物”。

在30年代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纷纷成名的经济学家中，除罗宾斯和哈耶克之外，还有约翰·希克斯、罗纳德·科斯、阿瑟·刘易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诺德·普朗特以及阿瑟·塞尔登。希克斯于1972年与人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跻身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院经济学家之列。1926~1935年，希克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他的名声源于他的理论著作，包括《工资理论》（The Theory of Wages，1932年），尤其是《价值与资本》（1939年）。尽管他不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却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科斯赢得盛名的是“科斯定理”。科斯断言，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法律资格或产权的最初配置并不会影响其最后的效用。也就是说，通过完全竞争性市场来配置资源，最终总会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资源总会流向更好的用途。在科斯的思想中，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确定产权及其形态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它们决定着市场交易的内容。与哈耶克一样，科斯的学术生涯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度过，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直待到1951年，此后则一直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刘易斯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黑人。他于1933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一直待到1948年，当时已成为讲师。他这样描述自己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过程：“命运注定了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为哪一类经济学家也早就铁定了，即应用经济学家。这当然不是说我要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或其他结构性问题上，而是说，我要从制度背景着手研究问题……阿诺德·普朗特爵士教授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候的教诲，我恐怕既无法获得学识，也不会得到助教职位。（这是该校第一次聘任一位黑人，却几乎没有遇到阻力）。我和他在思想上有些分歧，因为他是个信奉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而我却不是，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友谊。”

尼古拉斯·卡尔多是20世纪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英国，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最初深受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影响。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曾将哈耶克早年的著作翻译成英文，但后来，他们的私人和学术关系却恶化了。卡尔多曾这样描述他们剧烈变化的关系，哈耶克逐渐地“极端讨厌我。最开始，他对我很严厉，但后来，我发现他缺乏理智，我就开始戏弄他，让他出洋相，在讨论课上跟他唱对台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哈耶克争论，我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哈耶克的脸越来越红，下课后，我在休息室，哈耶克走进来（说），‘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什么，尼基说什么？他竟然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你应该了解它’，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了解它’。大家都大笑起来”。1927年，卡尔多进校学习，后来又任教直至1947年。这一年他到剑桥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成为皇家学会成员。剑桥是凯恩斯的老地盘，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更合适。

阿巴·勒纳跟卡尔多一样，最初也是哈耶克的学生，但在30年代逐渐转向社会主义。但跟卡尔多不同，他一直怀有对哈耶克的感情和尊重——两人相互尊重。大萧条爆发时，勒纳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夜校学生。还在读本科时，他就希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加强学术交流。据30年代后期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的泰伯·西托夫斯基说，勒纳是个“社会主义者，却鼓吹由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配置效率。他相信私人企业，他认为，这些私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勒纳与奥斯卡·兰格一道创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阿瑟·塞尔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其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更多地来自作为一位编辑的工作。经他之手，数以百计才华出众且具远大抱负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著作得以出版并广为传播。1957~1988年，他一直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撒切尔夫人得以在80年代进行其市场导向的改革。塞尔登在纪念哈耶克的文章中写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其后）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奥地利人，他相当引人注目，是罗宾斯请他来讲课的”。

在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在希克斯于1935年去剑桥大学之后，阿诺德·普朗特成为系里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普朗特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好友。科斯在谈到他的老师时说：“普朗特是坎南的学生，跟罗宾斯是同一代人，但他不像罗宾斯那样对高深理论感兴趣。普朗特是位应用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组织。”科斯又回忆说，1931年，他参加了普朗特的讨论课，对我来说，这“开启了一个新天地。他让我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塞尔登回忆说，普朗特是他的商业学位导师，“他教给我古典经济学的真理，更教给我市场在贸易和工业中的力量，教我明白洛克和休谟洞察到的私有产权的作用”。从很多方面看，普朗特在教学上都比罗宾斯和哈耶克更成功，他的影响力更多来自言传而不是著述。

罗宾斯在自传中说过，普朗特“深刻地影响了两个系（经济系和商业系）的全面发展”，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普朗特在谈到自己与哈耶克的交往时说，他“对于财产和所有权（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的范围和作用具有特殊兴趣。我惊喜地发现，哈耶克对财产法的衍生影响的经济意义的估计，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还记得，当我让他关注休谟在《道德原理探究》第三部分《论正义》中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深入探讨时，他是多么兴奋”。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提到，“很多年前”，普朗特第一个提醒他注意休谟已意识到确定的、不变的规则，尤其是有关财产的规则的重要性。

除了本校这些才俊之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访问学者。罗宾斯回忆说，这些访问学者包括来自维也纳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和弗里茨·马克卢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蒂尔·奥林和朗纳·弗里施（两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新兴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圣城”。哈耶克曾认为，它“可能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芝加哥大学一起，“已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

1931年哈耶克到任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约有3 000名学生，其中1 250名是全日制学生，其中包括200名研究生；1 250名非全日制学生，另有500名跨校学生（在几个学校同时注册）。大约有一半的研究生、200名本科生来自海外。学校的专业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一度还有社会生物学，以及更多实用专业及其他学科领域。

罗宾斯和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课是这一时期学院最吸引人的学术活动。罗宾斯说，讨论课是“我们思想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教员和高年级学生每周搞一次，探究、讨论、交流各种观点。罗宾斯接着说：“至于形式，可以这么说吧，一般都是由我或哈耶克主持，通常是我来主持，但大家一聚到一起，就没有什么等级之分了。教员和学生都成了一帮热情追寻真理的家伙，声望高低全看你表现得是否出色。有时会事先确定研讨内容，更多则是有大量话题，有个大致的次序，然后我们就随着观念的展开而逐个讨论。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会完全改变话题。”

哈耶克则是这样描述讨论课的：“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我想，我这么说没有不公允之处：罗宾斯做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包括选择主题。不过一旦展开讨论，我往往会主宰整个讨论。（大笑）这是规模较大的研讨，我想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参加。不过，坐在前排的人都是些已参加了两三年的成员，他们主宰着整个讨论。这里不仅有学生……（还有）助教和初级讲师。”

普朗特也回忆说：“罗宾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持的经济学讨论课，成了无穷无尽地讨论哈耶克关于货币对生产结构和产业波动及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等方方面面发挥影响之看法的论坛。哈耶克的出现为罗宾斯的讨论课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股力量。”在这里，大家也会讨论参加讨论课的其他成员的著作。

罗宾斯深情地回忆说，讨论课总是非常激动人心。我们普遍感到，在经过一段相对停滞的时期后，经济学又开始发展了，而我们正积投极入这一活动中。

或者这本身就令人欢喜，而年轻就是天堂！

哈耶克在谈到这些讨论课时说，他“当然永远都不可能再次激发出对理论经济学的技术性细节的狂热兴趣，也不可能再找到那样一群具有一流才智而又志趣相投的人士，并从与他们的讨论中受益了”。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那些岁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和收益。

[5]　《忽必烈汗》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尔·柯勒律治于1797年创作的梦幻诗。——编者注

第8章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并称20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信奉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1946年去世，30年后，他的朋友、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发表《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在这里，他对“一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定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

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超乎寻常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1914年8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辛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人们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贵族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产品，想订购多少就订购多少，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可以非常方便使用的贵金属，然后在世界各个地方都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似乎不会对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最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1935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马克思），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儿不落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言乱语而已。”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那些年属于“兴旺的20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黯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低于10%，其余年份都在10%之上，这一年就是1927年，失业率为9.7%。为什么会这样？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头僵硬而行动迟缓的巨兽。“19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这就是他的解释。他坚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了。

哈耶克在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的会议上，认识了凯恩斯。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只有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和平的经济后果》），因为它直言不讳，思想独立”。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收录了此前3年的文章和演讲搞。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供应相对偏离价格，重视制定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全国经济，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

《货币改革论》出版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的“斗争”（“一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么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丘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1926年，凯恩斯撰写《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他所说的“自由放任”指的是，政府不应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创作了《货币论》，作为对自身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该书出版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紧接着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萧条的是30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30年代初，货币政策已变成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将利率压到很低的个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使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用民众，参与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30年代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因为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 ※ ※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三卷本《凯恩斯传》第一卷开头这样写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势集团的成员，他也是他所在的权势集团的精英分子之一。他几乎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看待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其他人。”对于年轻的哈耶克来说，1928年到伦敦参加欧洲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凯恩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其《货币论》所做评论时之所以大动肝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自己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比如，1927年年初，哈耶克曾请凯恩斯给他寄一本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而1929年，哈耶克赠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礼物，凯恩斯还写信道谢，确实够友善的了，因为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写信啊。“非常感谢你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可实在是难以搞懂！”于是，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了哈耶克，比如在最重要的一个段落中提到：“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与储蓄、投资间的均衡有关以及后者对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接近于本书的理论。”而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凯恩斯慷慨地在脚注中写道：“可惜，这些学者的著作到我手里时，我已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在我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到我手里，同时，如果我精通德文，我就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经了解过的东西，因而由于语言障碍，我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唐纳德·莫格里奇曾说，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在1931年9月到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对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他保存下来的看过的期刊中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26页的书评文章中，有34处凯恩斯用铅笔做的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

哈耶克为什么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这可能是受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在凯恩斯和罗宾斯于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仅一个月后，罗宾斯请哈耶克为《经济学》撰写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哈耶克无疑也自视甚高，因为以前发表过非常成功的演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的《价格与生产》，其文章也在《经济学》上频频发表。

1931年11月，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做出回应后，凯恩斯和哈耶克有过私人通信。凯恩斯试图搞清楚哈耶克的说法。从1931年12月10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1932年1月23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做出最后回复，他们各写了5封信。

凯恩斯对这种交流不是很满意，因为每一次都是凯恩斯先写信，哈耶克才写回信。1932年2月11日，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第6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你的（最后）一封信对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你已把我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但我仍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读你的东西时，几乎搞不清楚你经过简化的假设是什么，也不清楚如果去掉这些假设会对你的论证产生什么影响。回到我们这次通信的起点，我都忘了我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对你的说法仍表示怀疑……非常感谢您对我如此完整的回复。”

哈耶克过高估计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经济学水平的评价。1932年2月1日，凯恩斯在写给他在剑桥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耶罗·斯拉法的信中谈到了哈耶克：“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呵欠——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书信来往感到厌烦。1932年3月29日，凯恩斯在给哈耶克的一封回信中说：“我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哈耶克评论《货币论》的第二部分）。”而这篇评论，他应该已经拿到手几周了，而哈耶克也曾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

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到，“依然是胡言乱语的大杂烩”；在写于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待在这儿（剑桥）。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他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按照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1933年3月5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书信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后来继续书信往来，“亲切地交流古董收藏方面的新发现”——哈耶克跟拉斯基、凯恩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即都喜欢收藏书籍。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赞许信，但一上来凯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

凯恩斯看不上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也没能领会他的立场。凯恩斯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在一条注解中。这条脚注附在凯恩斯编辑的剑桥《经济学学报》发表的哈耶克一篇文章后面。哈耶克这篇文章是回击皮耶罗·斯拉法对他的批评，他最后指出，“我大胆地推测，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我反驳斯拉法先生的观点……出乎意料的是，斯拉法先生对凯恩斯先生的理论的理解，甚至不如对我的理论的理解”。凯恩斯对这句话做了一条注解：“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斯拉法先生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

1931年到1932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往来被视为一场“论战”。实际上，诚如经济学史家贝尔特·梯也本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儿都不像是大论战。”双方都猛烈抨击对方，但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立场确实具有很高的价值。

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被学术界关注”。哈耶克的追随者集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几年前曾信奉哈耶克观念的人纷纷投奔凯恩斯门下。路德维希·拉奇曼是个具有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这个时期曾追随哈耶克学习。他回忆说，30年代初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30年代后期，只剩下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希克斯也说，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了”。

在1952年撰写的一篇书评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描写有助于了解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思想：“人们一般都认为凯恩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的经济学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的健全性。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学者，他被一种强烈的直觉引导，因而，他的特点是敏锐，而不是深刻和彻底，这使他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同样一个观点。”

哈耶克也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事情：教授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从事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他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凯恩斯把哈耶克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在“二战”期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儿都不密切。据科斯说，对哈耶克来说，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失去支持，“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

哈耶克在30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坚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他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

第9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

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的学生们的记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哈耶克当时的情形。拉尔夫·阿拉奇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读到一本书，是老哈耶克写的，在这里，人们称他为冯·哈耶克。今年，他将用蹩脚的英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讲20多节课，他竟然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书籍！还有30多本厚书。不过，他确实是个聪明的家伙。”阿拉奇在次年的一封信中又说：“刚刚上完一节非常漫长的课回到家，在这堂课上，哈耶克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人是又高兴又难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开始从牙缝里挤英语，而不是说英语，他也非常激动。我们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拉奇说，1932年，哈耶克到伦敦大学学院的社会主义学会发表演讲，讲了“一番非常精彩也很诚挚的话。不幸的是，听众中有一些小流氓，他们非常无礼”。

西奥多·德雷敏于1932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回忆说：“得知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最开始说的是英语。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奥布雷·琼斯也是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哈耶克“面带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这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用英语说话时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纷繁，为了听懂他的话，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

本·希金斯在1933~1935年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关于该校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希金斯写到，有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合办的讨论课，我曾参加过几次。我们伦敦来的人觉得，跑到剑桥实在没有意义，而且很危险。我们都知道，那个风度翩翩、充满智慧和魅力的人（指凯恩斯）再加上他的才华，完全能够说服部分人相信他的理论。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前景。伦敦与剑桥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激烈的辩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交流可言。我们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灵”。希金斯还说：“哈耶克用一张三角示意图表示他对生产结构的看法，看起来有点儿像工程领域的东西。”

P·T·汤姆斯在1934~1936年上过哈耶克的课。她回忆说：“我觉得他看起来至少有50岁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才30多岁。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部分是因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比如薄花呢外套、马甲、高领夹克。我送给他的外号是‘波动先生’，因为他经常用这个词，而且也是那么发音的。”薇拉·赫维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员，她于1936年入学。她回忆说，哈耶克“是那么宁静、深思，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罗伯特·布莱斯是剑桥大学学生，他不仅是凯恩斯的“铁杆”信徒，也是“改邪归正”的信徒。他改正得非常彻底，他在1935年春天，每周有一两天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传道。“我在那儿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的讨论课。这可是异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这里展示剑桥的理论，我鼓足勇气跑过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讨论课上给我几节课的时间，让我向他的学生宣读我的论文。我得说，这确实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严肃地对待我的那篇论文。”

希克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时说：“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是自由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一个不受政府或垄断集团的‘一切干预’（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工）的竞争性制度，这样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种‘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该均衡的福利特征并不是很感兴趣；就像罗宾斯说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们的行列时，为这个学说加入了一个重要限制——为了使这个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不知怎么做到的）货币必须保持‘中立’。”

※ ※ ※

20世纪上半叶，学院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普遍假设是：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在1860~1940年这80年间，西欧、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活动之周期性收缩和扩张。当经济陷入衰退时，失业大幅增加，产出急剧萎缩。而在兴旺的繁荣期，就业和产出迅速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总是这种周期性的收缩。经济就是这样走走停停。

哈耶克经济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经济生产活动存在不同的阶段。他相信，从本质上说，生产就是利用其生产能力相对固定的各种资本品的活动。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如果这些资本没有达到经济中的真实需求和储蓄间的均衡，就会造成浪费。

他在《价格与生产》中利用的一个比喻，或许能够最清楚地解释其观点。他指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像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一部分，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不去琢磨怎样利用这台机器，而必须投入全部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生产每天所需的食品”。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如果把过多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间上靠前的阶段，那么，就像岛民们未完成的机器一样，这些资本就无法再利用了，除非全部建成这台机器所需的资本品也已被造出来。

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货币体系打破了经济供应与需求间的均衡。因为政府通过人为提高或降低利率对货币供应进行操纵，对利率调整——他认为是资本——敏感的部门的生产活动就不是取决于实际的需求和储蓄，而取决于货币要素。到了某个阶段，生产结构所反映的不是消费者需求和储蓄供给，而是中央银行行长的决策。最终，经济中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形成的缺口导致衰退，那些无利可图的投资会被清除。投资在时间上靠前的部门中的过量资本并不会生产更多的最终产品，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生产过程的真实储蓄。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将被抛弃。

在哈耶克看来，重要的是，即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价格稳定，经济也可能出现失衡，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如果不想出现通货紧缩，货币供应就必然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价格水平，前提就是货币量要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总会导致真实的储蓄量与投资量之间出现缺口……这样，尽管价格水平稳定了，却有可能导致偏离均衡状态。”“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人为压低利率最终是否对货币的一般价值产生反作用，其效应却总是存在的。”换句话说，即使是稳定的价格也会导致周期性衰退。

哈耶克对大萧条的经验解释存在严重错误。他在1932年6月为其《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所写的前言中说：“当然，人们恐怕不会怀疑，目前，通货紧缩过程还在持续，这种通货紧缩如果无限期持续下去，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但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紧缩是困境的根源，或者通过迫使更多货币进入流通、弥补这种通货紧缩趋势，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场危机是由政府刻意收缩银根的行为导致的，相反，通货紧缩本身仅仅是次要现象，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一个过程。”

这个分析很不准确，情况远不是如他所说的，在1929~1932年，有某种“刻意进行信用扩张的政策”。美联储委员会奉行的是收缩银根的政策。哈耶克的说法是，通货紧缩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不是“相关产业无利可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这表明，他没有完整理解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已不再被人普遍接受了。

后来，在1934年4月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又坚持了自己的错误观点，美国货币“当局在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反作用的征兆时，就立刻开始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从而成功地把繁荣期的自然终结拖后了两年。而当危机（于1929）最终爆发时，在两年多时间中，采取了种种可以设想的手段，刻意阻止这种正常的（商业）清算过程”。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1930~193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的是紧缩银根的政策。

第10章

资本

凯恩斯于1936年2月4日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时，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被人遗忘。尽管在1935年后两三年，英国各家经济学学报对他还有一定兴趣，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对他已没有任何兴趣了。在《经济杂志索引》上，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被引用最多的前10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如下表所示（被引用次数见经济学家名字后的数字）。

《经济杂志索引》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

（单位：次）

1931~1935年

1936~1939年

1940~1944年

凯恩斯

66

凯恩斯

125

凯恩斯

59

罗伯逊

44

罗伯逊

48

希克斯

30

哈耶克

33

希克斯

33

哈伯勒

24

费雪

30

庇古

31

罗伯逊

22

霍特里

30

哈罗德

27

霍特里

20

卡塞尔

22

霍特里

25

卡莱斯基

18

庇古

20

哈伯勒

24

熊彼特

18

威克塞尔

17

哈耶克

24

汉森

17

汉森

14

罗伯逊

20

卡尔多

17

马歇尔

13

克拉克

18

库兹涅茨

16

勒纳

16

显然，到40年代初，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已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了。在美国尤其明显，在1944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他一直都不怎么出名。

凯恩斯在《通论》中概括了他的看法：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制度没有充分地利用可利用的生产要素。当然也存在种种预见错误，但这是任何集中决策都无法避免的。如果1 000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中有900万都有工作可做，那就没有理由说这900万劳工配置不对。我们抱怨现有制度，并不是说这900万人应该去干别的工作，而是指剩下的那100万人也该有活可干。现有制度不是在决定实际就业的方向，而是在决定就业的总量上出了问题。

我同意下面的说法，填补古典理论中的空白的结果并不非得丢掉“曼彻斯特制度”[6]，但如果我们要实现生产的全部潜能，就必须指出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所需条件的性质。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集中控制当然要求大幅扩张政府的传统职能。而且，现代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种种条件可能需要约束或者引导，但这里仍会为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承担责任留下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范围内，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依然可得以发挥。

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这些优势到底是什么。部分是效率优势——分权的优势，自利发挥作用的优势。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清除其缺陷，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与其他制度相比，它可以极大地拓宽个人的选择范围。

凯恩斯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由国家管理商业活动，不是经典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由国家管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经济环境，即民主制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诚如他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中所说：“资本主义如果加以明智管理，就能比我们迄今所能想象的任何经济制度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标。”他希望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说：“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欣赏哈耶克，但不是欣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阅读。另外，《通往奴役之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书籍之一。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是伟大的，我只有赞美。我确实觉得，《通往奴役之路》让他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天职——恰合自己的专业。”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哈耶克共发表了四本重要的经济学专业著作。第一本是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的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德文版于1929年面市，英文版于1933出版；《价格与生产》，这是他于1931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合集，第一版于1931年出版，1935年再版；《利润、利息与投资》于1939年出版，这是一本论述工业波动的论文集；关于《纯粹资本理论》，他计划写作两卷，以总结他的资本和货币理论，但1940年他放弃了这个计划，1941年只出版了第一卷。另外，他论述国际金本位制的演讲结集为《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于1937年出版。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哈耶克是来自德语国家而生活在伦敦的流亡者，60年前的马克思跟他一样，主要在大英博物馆从事研究，马克思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就是一本论述资本的书：哈耶克也在《纯粹资本理论》中多次描述他自己的概念。在前言中他说：“资本理论当然是超过一切其他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自我们这门学科出现以来，就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导论中他又说：“一开始，可能有人会惊慌失措地对我们说，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然而，这套理论需要几乎完全推倒重写。”而他就是那个能够重写它的人。

哈耶克一家住在伦敦郊区的汉普斯蒂德花园。经济系不少同事都住得很近，包括罗宾斯一家，“他们成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还有普朗特一家。哈耶克刚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年薪是1 000英镑，5年后涨到1 250英镑。1936年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他享受的一种“奢侈品”，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业余爱好，就是加入位于蓓尔美尔街的改革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他生活中罕有的始终被怀念的地方。几十年后，他称这个俱乐部是他在40年中所住过的唯一的“家”。改革俱乐部是一家典型的伦敦会所，是学者、公务员、编辑记者等人聚会、吃饭的地方。与它的名字相呼应，在历史上，它就是“自由的”而不是“保守的”，当然，其实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凡尔纳的《环游地球80天》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这里，19世纪时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拉斯通也曾是这里的会员。

刚到伦敦那些年，哈耶克的家庭生活很平淡，“除了偶尔有同事来访热闹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们当然一直定期找保姆来打理住宅。这些保姆一般都是奥地利籍的女孩子，其中一位跟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能雇得起的就是这样的保姆了”。

哈耶克高兴地回忆起他与同事们的关系：“经济系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圈子。我们相处得极为融洽，不需要任何礼节性的或正式的组织。我们有密切的私下往来……就是那种不拘礼节的友谊，大家随时都可以互相拜访。比如，我们彼此不用请客吃饭那样的客套，但如果谁有客人，其他人经常就在晚饭后去拜访。这属于那种不拘礼节的持久的友谊，我觉得，罗宾斯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但在具体某个问题上，如果我找不到某本书，我就会到罗宾斯家，从他的书房拿起书就走。”

哈耶克的日常活动是这样安排的：上午一般在家里从事他的“科学研究”，下午和晚上一般去上课。他在家里一般待到上午11点，午饭一般是在学校、“偶尔也在俱乐部”吃。20世纪30年代他教授的课程包括“价值论”、“货币原理”、“工业波动”。到30年代后期，讲授“集体主义经济问题”。

哈耶克有缘结识了几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代教师。他刚到学院那会儿，埃德温·坎南和格雷厄姆·沃拉斯偶尔会在学院露面，悉尼·韦布也是，而比特丽丝·韦布则来得更少。他跟韦布夫妇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整个30年代，他（悉尼）是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而我则可能是该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了。因此，我跟悉尼混得很熟，对悉尼，我非常同情，也比较尊重。但我不得不说，我讨厌比特丽丝。她是个极度自命不凡的人，令人厌恶。我打心眼里不喜欢她，因为她太自高自大了。悉尼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他是个具有高超技巧的政客；他那娴熟的委员会技巧让我觉得愉悦。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管理一个委员会：如果在讨论日程上有一项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你就把它排在最后，然后你就一个劲儿地拖延时间，等到了最后关头你说，‘先生们，马上就到用茶时间了，这儿有个很小的问题……’”

哈耶克的资本理论是从他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他相信，大萧条是由20年代不恰当的资本投资引起的。在工业型经济中，利率被压低到储蓄总量决定的水平之下——因为要实现保持价格稳定的目标——由此导致工业型经济的结构与真实储蓄和需求间失去均衡。

哈耶克在20世纪资本理论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不能被用于多种用途。如果关于资本异质的这一经验假设是错误的，他关于经济活动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崩塌了。而且，哈耶克没有证明他提出的下述命题：在短期内，经济活动的增长主要是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利用更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尤其是在衰退时。他也没有证明利率变化会显著地影响资本投资。

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乔治·沙克尔谈到，写作《纯粹资本理论》是个“持续高强度的思考”过程，它“让作者费尽心血”，曾几易其稿，每次都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哈耶克的这一研究显示了“要构思一种理论，不仅需要智力，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毫不气馁的决心。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坚持不懈，要追寻逻辑所能达到的极限。”沙克尔又说：“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无法用任何统计数字或实际政策运用来证明的。”

哈耶克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她成长的那段时间父亲在家时总是关在书房中搞研究。她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他一点儿都不熟悉，一方面是由于他一头扎到研究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她父母后来离婚了。一家人在家里说德语，30年代一直到战争爆发，他们都会在暑期回奥地利。他们还曾计划搬回奥地利生活。随着英国和德国关系日益紧张，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逐渐暴露，他们才放弃了对自己的日耳曼传统的忠诚，在家里不再说德语，也不再想回奥地利了。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6]　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以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经济。——译者注

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哈耶克除了跟罗宾斯共同主持一个讨论课外，还有自己的讨论课。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在1937年和1938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回忆说，哈耶克的讨论课“可能是经济学史上大家说话最有挑衅性的聚会。讨论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而深入地告诉哈耶克，他为什么不对。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讨论课的那张小桌子前宣布：‘先生们，我上次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讨论利率理论。’这时，尼古拉斯·卡尔多插话，批评利率概念本身就很‘荒唐’，并称‘这是贪婪的资本家的概念’。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哈耶克耐心地听着，强忍着一言未发，直到下课”。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跟其他系的教师多少有点儿隔绝。哈耶克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自成一体。他们一点儿都不喜欢别人插手自己的事。在教授评议会讨论中发生冲突时，罗宾斯一般是我们这边的领导者，有时会得到法律系教授们的支持，我们与学院其他系的人进行斗争……经济系确实跟整个学院不太合拍，甚至可以说相当孤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过，据我所知，学院刚创办的前30年，不是别人，正是埃德温·坎南开创了一种新传统。而大约在1930年，随着罗宾斯被任命为系主任，我也受聘至此，这个传统就发扬光大，成为学院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们与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的关系，是整个30年代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珍妮特·梅尔长期担任贝弗里奇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在贝弗里奇当院长时，她被公认为一股不受欢迎的势力。她已超出了正常退休年龄，贝弗里奇还想延长她的聘用合同。这惹恼了高级教职员工，比特丽丝·韦布在日记中写道：

（1936年）7月12日，乔塞亚·斯坦普和他妻子与我们一起过周末……紧急开会的原因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现危机。斯坦普是董事会主席，据他说，董事会中的教授代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激烈斗争，反对贝弗里奇与梅尔的管理活动，用他们的话说，是独裁。梅尔女士今年60岁了，贝弗里奇却坚持延长她的聘用期，并威胁说，若不聘请她，他就辞职。罗宾斯和他的战友们，包括获得众多朋友支持的拉斯基等人，尽管对政治和经济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这件事上却团结一致，都反对延长聘用合同。他们威胁说，如果留下梅尔女士，他们就全体辞职。这还不是全部。外面掌握大权的人，大学督察员和向学院捐资的美国基金，也都反对继续聘用梅尔女士。我和悉尼尽管与贝弗里奇关系很好，也不想跟他闹翻，但我们也都觉得，这场危机必须尽快解决：梅尔女士必须走人。

梅尔和贝弗里奇最后不得不走人。

贝弗里奇身上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罗宾斯曾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维也纳，计划“晚上去见米塞斯，我们碰上了贝弗里奇。于是，三人一起去找米塞斯。米塞斯带来当天的晚报，上面刊登了纳粹在学术界搞第一次清洗的惊人新闻。米塞斯就问，有没有可能在英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职位。米塞斯肯定地说，这些人的遭遇只是个开端，显然，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是贝弗里奇表现得最伟大的一刻。就在当时，就在那里，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后来，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著名的学术援助委员会”。

在学术机构中，不同观念之间总会发生冲突。阿瑟·刘易斯回忆说，整个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社会上的每种观点在教员中都能找到信徒，而两三个互相争雄的课程在同时介绍各自最热门的话题，那些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场思想盛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聪明伶俐的，但要跟上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也要付出努力。他们也具有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去分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理”。罗纳德·福勒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员，他说，30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是该学院经济学的“鼎盛时期”。

考察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英国经济学家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话说，经济学家当时只是个“小圈子”。整个英国当时可能只有50名全日制的学院经济学家，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有十来名全职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数量相当或稍多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曼彻斯特大学，有四五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英国其他大学当时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助教。牛津和剑桥都离伦敦不到60英里。

30年代的伦敦有几个经济学讨论班。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讨论班就算是“大型讨论班”了，哈耶克经常在晚上举办自己（没有罗宾斯参加）的讨论课。休·盖茨克尔是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样来自维也纳的保尔·罗森斯泰因–罗丹一起，在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学学院主持所谓的“粉红色讨论班”。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也进行学术讨论，来自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的职务较低的经济学教师也举办了一个“联合讨论班”。

埃文·杜尔宾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讲师，后来成为议会工党委员，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尔宾忆及年轻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聚会时说，这些年轻学者讨论理论问题的跨校论坛主要是“伦敦–剑桥–牛津联合讨论班，常来的年轻经济学家有杜尔宾、盖茨克尔、勒纳、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琼·罗宾逊、哈罗德、米德；大人物们偶尔也会露上一面，包括凯恩斯、哈耶克或罗宾斯。罗森斯泰因–罗丹对一次聚会还记忆犹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货币及其不同功能的论文，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都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及其对预期的影响。哈耶克做了一番冗长的答复，然后是凯恩斯，‘他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书中他会讨论这个问题’”。

30年代，哈耶克顽固地鼓吹实行真正纯粹的或同质的金本位制。“我是国际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年）收录了他于30年代在米塞斯供职的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发表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哈耶克着手论证下面三个命题：一是在属于更广阔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一国境内单独管制货币数量，并没有合理根据；二是以为维护本国独立货币就可使一国不受外国发生的金融动荡的冲击，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个幻觉；三是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形成对国际稳定的新的、非常严重的扰乱。

经济学家马克·斯库森描述了这个“纯粹金本位的框架”：

我们首先要弄清我们所说的纯粹金本位制与19世纪、20世纪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形形色色的伪金本位制之间的区别。即使是1815~1914年实行的古典金本位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因素，即黄金是基础货币，但仍然发行纸币。

而真正的金本位制应具备下列特征：

1. 金块是正式的货币计量单位……

2. 黄金作为一般交换媒体流通……

3. 纸币、铸币、活期存款及商业机构普遍接受的种种货币代用品，都必须等价于发行货币的银行所储备的金币或金块的总量。因此，真正的金本位制要实行100%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而不能实行部分准备，也不能开出没有黄金偿付担保的凭证。

4. 一国货币的币值就是由金块的重量决定的。因此，货币间的汇率就由黄金的重量决定。

5. 政府在货币发行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保证金币的重量固定，并铸造金币，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中央银行。

哈耶克提出的国际基础上的金本位制理论认为，这种金本位制能实现国家之间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国的黄金产量小于其消费量，其货币供应就会下降，黄金会流出该国。货币供应下降反过来会导致该国通货紧缩，结果，该国的贸易平衡就会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国产商品价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哈耶克认为，与全球一体的金（或其他商品）本位制相对立的，就是货币国家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各国间供需均衡的，不是黄金在各国间的流动，而是币值的变化。在货币国家主义制度下，波动的是货币的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的货币供应量与价格。

在《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中，哈耶克展示了一个世界完全由思想塑造的理念：

理论思考眼前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对于塑造决定着目前货币政策的这些观念曾发挥过深刻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深深地相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

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进行艰苦的研究，然后我们才有望奠定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基础……

我确实相信，从长远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能产生的影响不大……

他是一个坚定的思想精英论者。上面一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信奉下面的看法：像他这样的人最终必然指导公共舆论和历史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他是位伟大的道学家。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人们可以怀疑他早年技术经济学思想的实际后果，不管是其经验性描述，还是其规范性解释。但是，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兴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身上具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也是无可置疑的。

第12章

社会主义计算

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理论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是收进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书的论文。社会主义计算等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向关注的问题。米塞斯的老师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猛烈批判。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施皮格尔指出，庞巴维克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批评人的状态，批评稀缺这一中心问题，但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跟资本主义一样要面临这些问题”——这一论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里大大地深化了。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重大意义。该论战始于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米塞斯写道：“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却从来没有同样如此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分子描述的光辉图景中，经济学的作用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组织？仅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不够的。

米塞斯论证的要旨是，价格至关重要，必须保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史专家贝蒂娜·比恩·格里维斯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经济活动主体没有价格因而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本质就是米塞斯试图指出的，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出高效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的）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而每种办法都需要（不同的）花费、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由于缺乏货币这一计算单位）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单位进行计算。因此，他根本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经济”。

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承认米塞斯的论证力量。奥斯卡·兰格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感激这位批评他们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的有力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非常尊贵的位置。”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价值问题之解决，不需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而得到解决。

经典社会主义者用以反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点，完全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米塞斯和哈耶克强调的并不是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对资源进行仔细核算，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办法对不同资源实现最优生产的相对价值进行估算。资本主义依靠的是私有财产、价格、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利润。

※ ※ ※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1930年的一篇评论中，哈耶克指出：“20世纪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展开这场论战。30年代我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场论战。于是，我编辑了一本文集。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可能性之批评性研究”，这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数十年后，在被采访者问到为何转向“政治哲学问题”研究时，哈耶克回忆说，这一转向“实际上是从我编辑这本论述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的书开始的。而最初之所以产生编辑这本书的想法，仅仅是由于我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众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见解尚未传进英语世界，我不得不在这本书的导言和结语中解释欧洲大陆的这一新进展。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不仅研究起政治哲学，而且分析起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错误观念。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结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想得更完善’”。他放弃了专业经济学，因为他“对半哲学性的政策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互动问题，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哈耶克之所以从经济学理论转向其他研究领域，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无须每个人统一追求某个集中权威决定的计划，则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1933年就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职的致辞《经济学思想的趋势》中，部分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在这篇致辞中说，大部分人“仍有一种错误印象：既然所有社会现象都是我们自己行为的产物，那么，依赖于他们的一切东西就都是他们可以刻意操纵的对象”；“个人在社会中的努力最后实现了协调，但这并不是刻意计划的产物。”人们也过于乐观地“相信，一个地方，若无人发号施令，必然陷入混乱，因而，如果要改进现有状况，就一定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想法是我们对现有制度没有充分理解的结果”。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批驳了我们有可能从单独一点管理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观念。相反，哈耶克强调了自生自发秩序（尽管他当时尚未使用这一术语）的观念。政府的合理职能应当是保证个人尽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以实现人与人的一致，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规则）应当高于具体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则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他反驳社会主义的论证基本上是确凿的。他认为，“可利用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是一个经济问题，既是个人面临的难题，也是（指令计划中的）社会所面临的大难题”。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缺乏的正是“价值标准”。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指令经济中，如何能做出不确定的投资决策？他指出：“具有风险的甚至纯粹的投机性活动，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重要性。即使进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通常所说的‘浪费’，但如果从总体上看，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损失，是否值得去做？”那么，在指令经济中，根据什么标准做出相当不确定的投资决策？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批评社会主义时都考虑到了激励问题。不过对两人来说，社会主义下的激励问题不是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尽管在米塞斯看来，这个问题更重要一些。米塞斯写到，“在排斥了私人物质利益后，人就失去了动力”。在哈耶克看来：“问题在于，决策权和责任是否可以完全放心地交到既非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与他们所管理的财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人手里？”

哈耶克在《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一书中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在企业之间不断转移，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是有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从效率较低的企业家手中转移到效率较高的企业家手中，是通过前者蒙受亏损而后者获得利润这种机制实现的。谁有资格拿资源去冒险？他能获得多少资源？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等他成功地获得并掌握这些资源后才可揭晓。”在市场经济中，谁是最适合管理资源的人，取决于谁能创造最高利润。创造了利润的人掌握着管理更多资源的财力。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面临着谁是最适合管理资源的人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同样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哈耶克形成的无人掌控的社会演进观的本质。能够创造最多利润的人，未必明白经济进步的原理，他们是用实际行动决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可以支配更多资源。哈耶克认为，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的“市场社会主义”，“不过是件赝品而已”。

哈耶克坚信，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一种形态，完全不可能配置商品。如果社会想达到某种比较体面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而不是不可能让政府控制生产资料：“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是一项在现代生活的复杂环境中根本无法理性解决的任务。”

社会主义既是一个事实性理论，也是一种伦理理论。哈耶克从经济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的反驳，与其说是认为社会主义从规范上说是不可取的，不如说是认为它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

在哈耶克向其学术生涯后半部分关注的研究主题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这篇文章最初是他就任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主席时的致辞，发表于1936年12月10日。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正确的话——本身就证明了经典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存在一个知识分工问题，其重要性类似于、至少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然而，后者自我们的学科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探讨的主要问题，而前者却完全未被人注意到，尽管在我看来，它才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研究的真正关键的问题……经济学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都接近于找到所有社会科学面临的核心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不同人头脑中的零散知识的结合，如何生成了看似通过深思熟虑而得到的结果？而要进行这样的深思熟虑需要发号施令的人所具备的知识，实际上是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具有的。无数个体在我们所界定的条件下自生自发地行动，形成某种资源分配格局，仿佛是根据某个单一计划搞出来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搞出这样一个计划。

《经济学与知识》标志着哈耶克此前进行的方法论思考的突破。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之前，哈耶克强调的基本上是维塞尔、米塞斯的内省的、理论的和先验的方法。而到了《经济学与知识》，哈耶克则摆脱了严格内省的知识观，进而走向理论成熟。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的讨论产生于经济均衡论战过程中。这场论战涉及的问题是，什么构成均衡以及如何界定均衡。哈耶克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均衡概念：“在我看来，均衡概念与静止状态的区别就在于，它不过是相当长时期中展开的过程的必然结果。”在1948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新版中，他则告诉读者，他在《纯粹资本理论》第二章中对此有“更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在那里，他提出：“当今各种形态的资本理论的主要缺陷都源于这些理论都是在静止状态假设下研究出来的，在这种假设中，大量有趣而重要的资本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论静止状态”一章中，对静止状态概念给予了可能是最好也最著名的表述：“政治经济学家必然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他们所说的进步状态走到终点就是静止状态。”这时就进入了“资本与财富的静止状态”。哈耶克阐述的均衡理论与穆勒的静止状态有两点区别：第一，均衡不是发生在静态经济中，而存在于动态经济中；第二，均衡不是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上，而是存在于时间过程中。

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讨论了他的均衡概念。他指出：“均衡状态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可以设想，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同成员的知识和意图越来越趋于协调，或者用不那么精确但更具体的话说，人们、尤其是企业家们的预期将变得越来越正确。”他强调了预知概念，即在市场中，“所有知识都是让人预测的能力”。他说：“均衡概念仅仅意味着，社会不同成员的预见是正确的。预见正确就是判定是否属于均衡状态的基本特征。”

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伊斯雷尔·柯兹纳这样解释上述哈耶克的最后一句话：“换句话说，均衡状态就是一切行为完美协调的状态，每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都与他人严密契合，他可以（完全精确地）预期其他参与者会做出何种决策。均衡状态定义中所包括的知识完备性假设，能够确保个人计划实现完全协调。”柯兹纳接着说：“从非均衡趋向均衡，乃是从不完备知识趋向完备知识、从不协调趋向协调的结果。从非均衡趋向均衡是沟通信息的过程。”

在哈耶克看来，正是价格体系促成了均衡的形成。价格和利润都是人们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工具。价格和利润克服了知识的割裂状态。哈耶克解释说，通过知识分工和信息交流，个人经验性因素进入经济中。在其晚年完成的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文章中他指出，奥地利学派用以解释个人行为的“纯粹选择逻辑”确实是“纯粹演绎的，然而，一旦我们要解释市场中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活动，至关重要的就是信息在个体间传递的过程，而这则完全是经验性的”。

1978年，哈耶克在与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的一次谈话中，讨论了他与米塞斯方法论的异同：

莱永胡武德：你用了多年时间发展出自己的方法论思想。在方法论问题上，你跟米塞斯有冲突吗？

哈耶克：不，没有冲突，尽管我没能成功地让他理解我的要旨……我相信，在论述经济学与知识的那篇文章中，我就已经提出，对个人计划可采取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人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你不能像米塞斯那样宣称，整个市场理论就是一个先验体系，因为，当一个人要理解另一个人在干什么时，必然会出现经验因素。

哈耶克在1983年致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学史专家特伦斯·哈奇森的一封信中又说，他写《经济学与知识》一文的“主要意图”是“有礼貌地向米塞斯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的先验主义”。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纯粹演绎的、先验的学科，因为它讨论的主题不只是个体行为，而是要研究个体如何传递信息。而这正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不是做出一个先验陈述。

※ ※ ※

《经济与知识》发表若干年后，哈耶克回忆这篇文章时说：“大概就在我重新思考我们在维也纳那十几年一直讨论的问题时，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它让我看到了经济学理论的真正性质，而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哈耶克认识到，价格是市场社会的根本，而价格体系要正常运转，就需要私有产权、契约、利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以及界定和维系这些制度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哈耶克不仅从反面阐述了反驳社会主义的论据，即知识分工使集中控制经济根本不可行；他还从正面对竞争性市场社会进行论证：浮动价格及与其相伴而来的种种制度，是克服知识分工的最好或许是唯一的途径。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创造出市场秩序，让个人可借助浮动的价格和利润，最充分地利用其分工知识，以此促进社会成员间的有效合作。

哈耶克在自传性笔记中提到《经济学与知识》时说，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组相关文章，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一书，“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组文章“是我对经济学理论做出的最有原创性的贡献”。继《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之后，他发表的另一篇著名的文章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最初发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时为1945年，后来也收录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价格“传递着信息。但在哈耶克发表其名作《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之前，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却一直被人们忽视”。哈耶克认为：“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形成的：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从来不会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态存在，我们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个分工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难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个人掌握的知识问题。”正是所有知识都可收集为一体、由一个人掌握的错误假设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至生命终结，哈耶克的所有研究都在强调：“我们说我们所提到的那种计划是非理性的，并不等于说我们所能接受的唯一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从前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区别：稳定的制度框架与……集中指挥体系之间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视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涉及的仅为稳定的制度框架。”

几十年后，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又写道：“自生自发秩序赖以维系的规则确实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但未必总是如此……最后所形成的秩序的自发性……并不等于说它赖以维系的规则也是自发生成的。某个一直被视为自发性的秩序，其规则很有可能完全是刻意设计的结果。”他支持创建新的社会宏观制度，即“稳定的制度框架”。他反对的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哈耶克的目标是使所有人拥有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觉得，这一目标最有可能通过恰当设计的竞争性市场秩序实现。反过来，竞争性市场秩序又依赖浮动价格、私有产权、利润、契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所有这些制度性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即个人知识分工的难题。

他曾经深情地回忆“二战”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岁月。高年级师生共用休息室，构成“非常有意思的群体”，而其规模也正好“使我有可能深入了解大部分人。这里始终是个热烈讨论的场所。30年代后期，我们主要讨论变化多端的世界政治形势”。

哈耶克这样形容他发表《经济学与知识》后，从技术经济学转向社会人文研究其他领域的过程：“我有时觉得，我现在准备从事的研究，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能够胜任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确实希望我在《资本理论》中从事的研究会有其他人继续搞下去，而这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我的《资本理论》其实是继续研究一个我已知答案的结果，不过是要给出证明而已，这是个很乏味的问题。而这也是一个有待搞清的问题：假如你认识到经济学是关于复杂现象的某种新科学的原型，那我们该怎样看待经济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关于《经济学与知识》，他还说过，它“确实是我从一个新角度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前，我只不过是在发展传统观点而已。而1936年的演讲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方式。这是几方面的研究融会贯通的结果。包括我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文，在我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我曾把价格视为生产活动的指南，还有参与当时……关于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讨论。所有这些汇聚到了一起。然后，我突然灵机一动，非常兴奋，就写出了那篇演讲稿。我意识到，我是在以一种全新方式研究众所周知的问题。那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刻，也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激动的一刻”。

对于交流信息而言，价格和利润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研究和描述能使人最充分地利用零散知识的社会秩序。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规则或法律。规则能使人比较高效地生活在一起，它能使人最深入地彼此了解，即对未来做出最准确的预测，从而具有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

尽管《经济学与知识》在哈耶克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在当时，全世界读过这篇文章的也许只有几百位学院经济学家和学生。整个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教学之余，哈耶克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写作那部最终没有完成的研究动态资本和货币理论的专著。

《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极大地激发了哈耶克的创造激情。1964年，他在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学名誉博士头衔时说到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如何实现经济活动的总体秩序。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所利用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被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能是由不同人掌握的分工的知识。然而，由这一点到正确洞察到，个人在其活动所遵循的抽象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抽象的总体秩序间的关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正是由于透过重新审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即源远流长的法律下的自由概念，及由此而涉及的法律哲学问题，我才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在谈论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性质，有了一个大体上还算清晰的认识。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年)

我不打算继续参与20世纪40年代源于剑桥的那场经济学讨论了……

我不能肯定在这段时间，我是否还算是一位经济学家。

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情感上、思想上、精神上——把“二战”前后截然分开，而那些战后出生的人们一般很难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深刻程度。人类文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对战后各代人来说，“二战”就只是一场“战争”而已，尽管“二战”期间还有其他方面的、不那么明显的冲突，而曾经历过这场战争并参加过战斗的那些人几乎都已离开人世了。经过50多年，“二战”前后的国际关系在大众心目中已经固定了。

现在回过头来从某种角度看，“二战”的影响要比当时人们所能感觉到的还要大。尽管纳粹的邪恶时人有所揭露，但直到战争结束，人们才普遍发现（被德国以外和高级军政官员圈子以外的人所知晓）集中营，他们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才被人们充分地掌握。从此，纳粹政权的这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二战”快结束时，原子武器掀起了蘑菇云，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彻底毁灭自己的能力。

如果说“二战”有令人震惊的结局，即发现种族灭绝和使用原子弹，那么，它的开端也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希特勒是在1932年的大选中掌权的，在那次选举中，60%以上的德国人支持纳粹及其盟友。1933年3月议会选举后，纳粹、民族主义政党、罗马天主教中央党获得德国议会2/3以上的席位，时任总理希特勒获得了独裁权力。除纳粹之外的所有政治实体都成了非法组织。其他政党遭到查禁，共产党已被镇压，工会被取缔，工人被迫加入纳粹领导的德国工人阵线，工会领袖被捕。所有的德国工业、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等都被置于纳粹的管辖之下。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1933年夺权后，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和裁军谈判。他制订了一个重新武装和征兵的计划，并于1936年出兵占领莱茵兰地区（毗邻法国），而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个地区属于非军事区。同在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则推动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后来，这个联盟又把日本包括进来。1938年3月“合并”，即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完成，而这也是《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背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允许德国占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纳粹与苏联于1939年8月24日签订条约，9月1日，德国、苏联共同侵入波兰，“二战”终于爆发。

1938年，哈耶克归化为英国公民，其后一直保留这一身份。而由于他出生在奥地利，可能也由于整个30年代他常到欧洲大陆旅行，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到任何政府机构任职。他曾费尽周折，希望能志愿到情报部工作，就像他在一封信中说的，他觉得，他的“独特经历”对于“向德国境内进行宣传的组织会有很大帮助”，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

由于他持有英国护照，即使眼看战争就要爆发，他也仍然可以去旅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到奥地利拜访他未来的妻子。“当时已是1939年七八月份，我也充分意识到了我这是在冒险，因为看起来战争随时会爆发。”不过他觉得，自己非常熟悉那些山脉，所以即使战争爆发、被困在奥地利（当时由德国统治），他也能够“偷跑出来”。

1939年9月德国、苏联入侵波兰后，持续8个月的所谓对峙战偶尔也被人戏称为“假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希特勒于1940年4月闪电般地占领丹麦和挪威。随后，德国侵占荷兰、比利时，并于5月10日攻占法国。罗宾斯回忆说，听到德国入侵的消息，学院的生活就变得“不能忍受了。每天早上都是失败和溃退的新闻；而我们却待在这里，自己的潜能被白白浪费，每天正常的教学活动突然间变得根本无关紧要了”。英国与西方文明的生活危在旦夕。

5月10日，张伯伦辞职，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5月13日，丘吉尔对下议院讲话时说，他“别无所有，只有鲜血、勤苦、泪水和汗水”，这倒是句大实话。哈耶克一度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1940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他们一家不可能再住在伦敦了。1939~1940年那个学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得不迁到剑桥的皮特豪斯学院，直到战争结束。在剑桥找住处很难，整整一年，哈耶克一家和罗宾斯一家住在伦敦郊外一处村舍，而他本人则住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房间里，这是凯恩斯帮他弄到的。

哈耶克最后终于在剑桥找到了一处经过改建的大仓库，他们一家人就在那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他从事研究的房间有两层高，经常被用来当作业余戏剧演出的礼堂。哈耶克的儿子还记得，凯恩斯在剑桥国王学院给父亲搞到的房子“很舒服但太阴冷”。

根据战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学、信奉费边主义的历史学家诺曼·麦肯齐的说法，“变化太大了”。在伦敦时，全院有3 000名学生（其中一半不是全日制的）、90名教员。而到了剑桥，只剩下500名本科生（其中不再有非全日制学生了），教员剩下一半，其中只有9位教授。麦肯齐说，人也变了。在伦敦，男女生学生的比例是3∶1，而在剑桥，刚开始，男女比例还差不多，但到战争中期，女生是男生的两倍。“根本性的变化是，学院从一个大家要乘车上下班的学院，变成了一个大家住在一起的社区。”

重要的是，“二战”及随后的局势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欧美人的世界观。很少有谁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大规模或这么可怕的战争。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在纪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立50周年的回忆文章中，哈耶克指出，1939年9月战事爆发使搬到剑桥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和学生数量减少，但直到1940年春天英国真正参战前，学院各方面的计划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法国沦陷、伦敦遭到轰炸后，政府“全面动员所有可利用的人力，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求，学院剩下的教员大部分被调走了”。罗宾斯、普朗特等人都进了政府机关。

战争期间，哈耶克跟凯恩斯的私人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凯恩斯在伦敦上班，周末回剑桥休息。哈耶克记得，那时，“由于他想摆脱繁重工作而稍事休息，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机密的，他的其他兴趣充分地表现出来。其中有一次的情形非常典型：他刚完成一次远赴华盛顿的官方使命，其间讨论了很重大的问题。我以为他已精疲力竭了，然而，他却宴请我们一群人，畅谈美国伊丽莎白时代书籍的收藏情况，仿佛这就是他到美国的唯一目的”。拉里·哈耶克回忆说，他的父亲和凯恩斯曾在晚上站在国王学院的房顶上，一起观看炮火消磨时间。

哈耶克赞扬凯恩斯在《如何筹款应付战争》中提出的建议，这是凯恩斯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也写进了哈耶克的一条建议：在战后征收资本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作《纯粹资本理论》，在1940年6月为上半部分写了前言后就搁笔了，部分是因为，他本来计划在第二部分中批评凯恩斯。哈耶克解释说：“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局面。当时，战争已爆发。凯恩斯几乎是唯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在战时攻击凯恩斯，实际上等于反对我认为正确的理论。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

※ ※ ※

哈耶克回忆说，在剑桥“教学任务很轻”，上下班距离也很短，这让他有了更充分的时间从事自己的研究。他放弃了没有完成的资本、货币理论研究，而转向对社会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尽管他并不想放弃纯粹经济理论研究，但宽泛的社会理论成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二战”期间，由于同事们都被征召进入政府机关，他成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的代理编辑。1941~1944年，他在《经济学》上发表了6篇文章，后来收入1952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关于这本新书，他曾讲过一点背景：“英国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人们坚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资本主义面对社会主义做出的一种反应。于是，我写了一篇探讨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后来就发表在学报上。当时，想利用战争期间写出一本篇幅巨大的论述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著作，而《通往奴役之路》不过是它的一个比较高级的通俗版本而已。”哈耶克之所以“那么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个如此遥远的问题，为的是克服时不时落下的炸弹导致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当时所写、后来收入《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自由与经济制度》，发表于1938年4月，尽管哈耶克几年前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了。

关于《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研究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发表时的文章分别是《理性的傲慢》（Hubris of Reason）和《有计划的社会的报应》（The Nemesis of the Planned Society），《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高级通俗版本。数十年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第一稿中写到，《理性的滥用和衰落》打算批评整个近代思想，第一部分是对近代思想的历史性描述，而哈耶克并没有完成；第二部分后来变成了《通往奴役之路》，则是要分析他所描述的历史上的那些观念的实际后果。哈耶克打算通过《理性的滥用和衰落》证明，对于理性在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过高估计，如何导致了有计划的社会，理性在现实中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由此带来的却是破坏。对理性的错误认识导致了理性的衰落。

哈耶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正确的个人主义，发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它强调的是，个人的理性是无足轻重的；而错误的个人主义根源在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它强调的则是个人理性的重要性。哈耶克指出，关于正确的个人主义，“我们应当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试图弄清楚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力量，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中形成的政治原则。个人主义的基本论点是：除了通过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分析之外，我们不可能透过别的办法理解社会现象……随后，通过分析无数个体行为的总体效果，我们会发现，人们赖以取得成功的很多制度，是在没有人设计和指挥的情况下形成与运转的。自然人的自发协作所创造的东西，常常是单个人的头脑永远无法充分理解的”。哈耶克的观点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他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者应该走向何方。因此，任何以此为前提建构社会的努力都只会适得其反。

他于1941年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后来扩展为《科学的反革命》。哈耶克之所以撰写这本书，因为他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已让他取得过巨大成功的道路时，是不会深入地探究其错误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做到的理性的精确，在制订社会计划时也可以做到。他发现，大力提倡这些“馊主意”的地方是巴黎，理性显然渗透在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在18世纪的法国，对于人类未来的信念是热情奔放的：人类要实现进步，就不能靠演进式的试错过程，而只能靠革命式的设计和思想建构。

哈耶克举了个例子说明法国的唯理主义与正确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想，笛卡尔在《方法论对话》第二部分的一段著名语句，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正确的个人主义与笛卡尔式的或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笛卡尔说，‘由很多人分工所做出的东西，几乎永远都没有单独一位大师完成的东西完美’。”错误的个人主义过高估计了单个天才人物的才能。正确的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更谦逊的信念。

哈耶克把社会主义的崛起归罪于亨利·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圣西门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他的方案荒诞不经，该组织的具体形态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则属于异想天开。比如，他要搞一个由21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牛顿委员会”，目标是指导整个世界。不管怎样，圣西门为社会主义留下了很多遗产。他组织人类的方式尽管很滑稽，但他的那套管理社会的观念本身却流传了下来。哈耶克提到圣西门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一个观念：“人人都要工作；他们都将被视为附属于某个工厂的劳动者；要有人指挥他们，指引者的聪明才智按照我的神圣的预见发展。至高无上的牛顿委员会将指挥他们劳动。”重要的是，“不遵守命令的人都将被他人视为动物”。

圣西门主义绝不是一场民主主义思想运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赤裸裸的威权主义。那些为现代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的法国学者无一例外都相信，只有通过强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理念才能变成现实。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有意识地重组基于层级原则的社会，强加某种强制性的‘精神权力’，从而‘彻底终结革命’”。圣西门的追随者从来不支持个人权利。这场运动说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却要按照一个天才、一个意志、根据独裁的原则组织整个社会。而且据说，这个方向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不过，哈耶克并没有深入研究欧洲大陆以外，即英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不同的传统。

哈耶克认为，孔德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主要在实证主义哲学领域。孔德还是圣西门主义信徒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一研究，后来他本人抛弃了圣西门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就是用科学来研究历史。历史与其说是由神旨或偶然事件决定的，不如说是按照统一的、恒定的规律在发展，而个人的理性是可以把握这些规律的。孔德的理念是，系统地研究自然时所发现的科学原则也可用以指导社会。

孔德相信，历史要经过三个阶段：宗教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科学阶段就是最后的、最完满的阶段。与圣西门一样，他也认为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哲学理论根本没有用处。孔德认为，“‘关于自由的含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妨碍了大众对个人采取行动’，是‘与文明的发展和秩序井然的组织体系背离的’”。

哈耶克对黑格尔的看法类似于他对孔德的看法。他知道，把黑格尔和孔德相提并论有点儿反常，因为黑格尔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唯心主义，而孔德则被视为（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但这两个人都认为，历史是在个人之上、之外的，是分阶段发展的，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剔除了个人的意志因素。哈耶克所说的“历史决定论”就是错误地相信，存在类似于自然规律那样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根据自身的定义，历史决定论完全不承认任何道德标准，因为它不承认自由意志。孔德和黑格尔的决定论源于他们“用一种独特的反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在根本不存在规律的地方贩卖决定论。而在哈耶克看来，未来要服从于人的意志。

第15章

方法论

战争期间，哈耶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曾说，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他“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生活的过程。而自1931年他迁居英国后就觉得，这里的生活很安逸。“我立刻就发现，这个国家的整体气质和思想气氛对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而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又大大加速了融入的过程，我完全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而在自己可以想象的“生活形态”中，在牛津或剑桥某个学院的某个职位对他“最具吸引力”。他在纪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50周年的那篇文章中说，即使“在剑桥那些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便，但对于那些学生，对于那些有幸在剑桥找到房子或在皮特豪斯等学院弄到房间的教员来说，并不是没有补偿。对很多教师来说，皮特豪斯表现出的热情好客，将是他们对战争岁月最幸福的记忆”。他在英国——尤其是在剑桥——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拉斯基的传记作者、信奉社会主义的金斯利·马丁曾描述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流亡剑桥的情形，也描绘了学院以前的状况：“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后，人事两非。教师和学生突然离开了伦敦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他们都受到了这一局面的影响。他们也发现，自己身处一所寄宿大学。学院规模现在也变小了，学院能够提供更多面对面的（指导），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了。而当大家都挤在休夫顿大街兔子窝般的校园时，这种情形简直难以想象。在伦敦，贴着花砖的走廊、教室的每一台阶和图书室中，总是塞满学生，而大多数人彼此形同陌路，只认识自己最喜欢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维持某种学院式生活。而在剑桥，教员与本科生差不多成了朋友，交往频繁，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

战时一位学生琼·阿布西回忆说，尽管“战争似乎永无尽头，剑桥却是快被毁灭的世界上的一块太平而充实的迷人绿洲。搬到剑桥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举行学院社交活动的好地方。老派的、讲究礼仪的剑桥做派，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懒散的、活跃的、不拘小节的气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地方的迷人景色，而根本不管男女分校的学院生活带来的不便，尽管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不便”。伊安·吉尔伯特曾于1942~1943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他觉得，“在剑桥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我们在非常令人兴奋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我们也拼命地玩，搞体育和社交活动，甚至腾出时间为服兵役做准备”。

安妮·波姆是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行政助理，后来也长期担任学校职员，她回忆说：“在英国本土出生的经济学家去服兵役后，”哈耶克“立刻接手经济系。他待人比较冷淡，我总是有点儿怕他。据我所知，他总是穿着短靴，大步从人群中间走过”。哈耶克在剑桥的学生埃里克·罗斯回忆说：“哈耶克的德语口音很重，我们很难听懂他的英语。他指定的阅读材料也不好对付。他的思想与凯恩斯完全相反……哈耶克反对乘数效应，他称之为消耗效应。哈耶克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左”倾得厉害，在这里，马克思的著作是学生的必读书。”

随着战事不断拖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数量减少了，女生的比例增加了。这极大地影响了课程设置，因为女生一般都喜欢社会学之类的专业。大部分专业课程都是跟剑桥留下来的教员一起讲授。哈耶克讲授高级经济学理论课，而讲授入门课程的却是剑桥的阿瑟·塞西尔·庇古。战争持续着，研究生院的人数也不断萎缩，到战争结束之时，只剩下可怜的几位外国留学生。

方法论（科学或哲学方法）问题是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艰涩的问题之一。哈耶克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源于参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从那时起，他开始深入地思考，在没有发号施令者的情况下，社会秩序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是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提出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辩护的核心论点：它没有政府的具体指挥，但比起政府掌握和管理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来说，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生产效率却更高。

哈耶克在方法论上的基本观点是个人主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解个体行为，才能够理解人的集体行为。在一篇为《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做准备的文章中，哈耶克写到，我们“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100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个重要发展，都是在持续运用主观主义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根据行为效用最大化假设，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可预测的。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又指出，人的集体行为问题实际上是信息传递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信息如何在个人中间传递。仅仅知道个人是自利的还不够，重要的是弄清他们如何传递信息，如何生成新信息。个人只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因此，通过法律确立的竞争性市场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包括私人产权、价格、利润、契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等——传递零散的信息，就成为他研究的中心问题。

哈耶克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思想中强调了复杂性的概念。由于社会生活极为复杂，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只可能进行“模式预测”。他写过一篇《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的文章，本来准备收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这篇文章论述的是他心目中的错误“思想，就是在谈到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时，人们普遍地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或‘共和时期’[7]之类的说法，用以描述明确给定的对象，在这里，独特的个体就被等同于我们描述生物样本或星体时所说的那种自然界的单位”。这一评论的意思是说，社会事件要比物理学复杂得多。

哈耶克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事实是“合成的”。这并不是说“大革命时代的法国”这样的事实，与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界的样本有质的区别，而是说它们之间存在量的区别，不能看成一回事。因为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有诸多因素，只有可能做出模式预测。同样，由于社会领域的复杂性，我们只能预测大致的方向和框架性规则。几十年后，他在《复杂现象理论》（1961年）一文的“社会结构之诸理论”一节中写道：“在这里，每个事件经常依赖那么多具体环境，以至于我们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全弄清它们，因此我们肯定无法预测并控制这些事件。”归根结底，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区别，区别仅在于其构成：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由于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此就不要企图从一点上集中组织社会。

[7]　1649~1660年，克伦威尔父子曾在英国建立共和政体。——译者注

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成为全球知名人物。《通往奴役之路》已经是并且看样子将继续是他流传最广的著作。

哈耶克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写到，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作者差一点两度生活在同样的时期，至少是两度看到了同一观念的演变过程”。年轻时，他生活在“一战”刚结束后的奥地利，那个时期，人们曾非常认真地考虑要对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一战”后，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都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就是受当时此类举措的刺激，米塞斯愤而发起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如今，哈耶克担心的是，英国也可能滑向经典社会主义经济。

某本书的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很多人读过；只要掌握实权的群体读过，就可身价高企。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出版前的希望证明了这一点。哈耶克认为，一本书是否流行，与其重要性相关，他曾坚信这本书会获得公众认可。从根本上讲，哈耶克相信观念的力量。因此，一本书的读者范围与其影响有关。《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所有著作中唯一一本对于塑造当时的公共舆论发挥了影响的著作，这种影响或许无法立刻显现，而是相当深远的，并且非常宽泛。这本书是站在旷野上的大声疾呼：经典社会主义如果实现，就不仅会导致经济上的奴役，也会导致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奴役。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常识而已。但在他提出这种观念之前，根本无人知晓。

然而，《通往奴役之路》的伟大不仅在于其结论，还在于其内在价值。可以说，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的深化。它不仅从经济生产效率的角度考察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更侧重于从政权和社会类型的角度研究这一点。在1941年的一篇评论，即他在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否避免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指挥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乎经济效率，也关系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能保留多少等重大问题。”

《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标读者不仅是一般经济学家，而是更广泛的读者，包括广泛的社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下笔之时，并不知道它的扩散范围，但最后的结果显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和作者有可能在全球知名。他很现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不再仅仅是经济学家，尽管他曾有过很多更高的期望。但期望总是与人们合理期待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标是让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读懂，并影响他们，从而影响公共政策。他看到，“二战”后，英国很有可能实行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而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哈耶克在“二战”期间就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大家不爱听的事实：我们可能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甚至在后来的一代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儿危言耸听。20世纪40代年初的英国怎么会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呢？而他的看法是，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将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其结果就跟德国和苏联一样，而在30年代后期及其后，这种措施获得了学院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

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凯恩斯只被提到了两次，一次在注释中，一次则在正文中。哈耶克提到，凯恩斯本人批评“一战”期间德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攻击的目标不是凯恩斯。他在该书1976年版的前言中专门做了澄清：“这几十年间，术语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本书讨论的东西可能被人误解。当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准确含义是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及使之得以实现、并成为必不可少的中央经济计划。”这本书所驳斥的也不是威廉·贝弗里奇或他于1942年发表的《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报告》。《通往奴役之路》既没有提及贝弗里奇，也没有提及这份报告。

1944年3月10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立刻引发轰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它来得恰到好处。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书中的观点，它都拨动了人们心里的那根弦：经典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不是战后英国的发展方向？

英国自由主义领导人威廉·哈尔科特爵士曾在1884年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哈耶克则写道：“如果说，今天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时髦了，这可能完全是因为，这个事实已然太明显了。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不会有谁质疑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过是出于其特殊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考虑，而努力地引导其发展方向。”人们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这样。

这本书写于1940~1943年，“大部分写于1941年和1942年”。关于书名，哈耶克曾说：“灵感来自托克维尔，他谈过通往奴役（servitude）之路，我本想直接使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servitude’ 换成了现在的‘serfdom’，纯粹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导言和前两三章也特别讲究文字风格，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读，反复进行修改”，“整本书花了他好几年时间”。他觉得，开头那几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

哈耶克多次引用卡尔·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1940年），作为他所反对的哲学的典型，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停顿一下，探讨一下曼海姆这本书，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时代趋势。曼海姆是德国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纳粹崛起、掌权之后被迫流亡到英国。曼海姆相信，“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种形式的计划乃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就是把历史形成的社会，重新构造为人类由某一中心位置越来越完美地调控的整体。社会过程不再仅仅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是，享受收入和利息跟支配资本的权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未来有可能发展到这种局面：通过合理的税收和强制性慈善，可能剥夺有些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本的权利，通过信用控制由中央指挥资本的配置……将取消资本家控制资本的一些职能”。在弗里德曼弄清货币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哈耶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之前，在“二战”后的大繁荣时期，人们尚不知道，大萧条并不是资本家的错误，不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矛盾导致的结果，而当时的人们却相信，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哈耶克也引用了当时很流行的沃丁顿的著作，这位作者向往的是“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经济），也就是说，各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应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深思熟虑的计划”。

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哈耶克的思想论敌们的社会主义情结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儿过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时人思想观念中，它所代表的那一派没有势力。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有点儿过于遥远，但人们应该记住，跟他同时代的论敌们的那些看法，离我们当前的讨论同样遥远，尽管方向正好相反。明白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他的论述没有价值了。哈耶克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做出了误判：他过于悲观，高估了西方国家内部将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一条“中间道路”，既能实现经济效率又能维护相对的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哈耶克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实际上，哈耶克坚持的就是中间道路，尽管他比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右得多，尽管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也不这么自称。

不管怎样，哈耶克的成就在于真正抓住了要害，而当时那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却搞错了：社会中大量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并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而且，通过民主手段建立的经典社会主义，最后往往沦为极权主义。

我们应当强调一下哈耶克写作时的英国背景——思想和历史背景。与美国不同，英国是一个阶级壁垒森严、不平等、地域狭小的社会，对社会进行组织的想法要比在美国听起来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国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战时，大部分经济部门都利用战争获得了长足发展，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于是，有人觉得，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如法炮制。这种想法似乎很有道理。同样，从思想角度看，社会主义似乎也挺不错的。17~19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学者也一直强调物质的欢愉、痛苦和幸福，从而为社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政府手段实现物质上的富裕。

然而，现代社会主义尽管是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却与过去大不相同，尤其是与欧洲过去的社会主义相比。直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前，全面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实施这种控制的技术。工业化之前的通信手段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没有电报和公路的社会很难进行全面的组织管理。工业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尽管也是暴君或独裁者，但他们一般都让民众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把这些事交给地方、教会、行会，他们本人则基本上仅限于向民众征税。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西方社会成百上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的方式，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的最好途径。赫尔曼·芬纳为了反击《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通往反动之路》，最集中地体现了那种流行看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维护民主政府，因此它已经失灵了。芬纳写道：“经济不断下滑导致的绝望感，使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在德国，尽管还保留着一个民主的政府形态，人们却求助于那个正准备用独裁取代大众政府的人；在法国，社会已陷入分裂状态；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虽然有比较稳固的历史和民族性根基，但是，宪政制度已面临最沉重的压力，几乎使其难以承受。”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维护民主制度”，“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放弃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享有人身和政治自由”。他的论证是经验的，而不是道德的。他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他也相信，经典社会主义肯定会束缚人的心灵。

※ ※ ※

哈耶克曾说过，他之所以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是为了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抗战做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自己“绝不能逃避的使命”。由于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他就间接地为抗战做贡献。在这本书中，他传递的最关键的信息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不相容。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它把对社会主义失灵的讨论，从经济上的无效率扩展到会妨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他和其他人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论证），而在于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抵制法国大革命之自由主义的反动运动，尽管在1848年欧洲起义中，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与民主党人结成同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预见到，民主是未来的潮流，而任何企图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运动，都不要指望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与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呼吁平等的普选权的人士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然而，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纽带并不完全属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民主人士。英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传统。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一般既不民主，也不信奉基督教。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民主选举，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专制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英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而在17世纪英国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较温和的主流思想运动之外，涌现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群体——“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们要求实现土地共同所有。虽然这一运动很短暂，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抗议并没有被全然遗忘。

罗伯特·欧文生于1771年，卒于1858年，他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第一个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他支持“渐进地废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对革命性变革。19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信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工厂内部进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继杰里米·边沁之后，穆勒成为英国进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护神。英国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政府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这是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政府成了最终的目标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牛津大学导师托马斯·希尔·格林对英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格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共同体。他相信，如果不把每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具有权利和义务，就既不可能理解个体，也不可能理解社会。对19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诗人推崇的伦理的、美学的唯心主义。

20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1883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布夫妇和萧伯纳。悉尼·韦布在创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此许多20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学者都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沃拉斯、托尼、多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纳和拉斯基。

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经济秩序，而是改变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局势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19世纪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一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吸引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实施控制。19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至少是处于休克状态。

社会主义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经典社会主义的纲领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尽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与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对于理解他下面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当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中性的，他强调，他“从来无意于盲目地崇拜民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得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重要工具。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他对民主的看法不同于某一派思想家，这些人看重多数人的权利，多数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人而多数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过，100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传统，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时，你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控制它自身。”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可取，而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

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相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建成之间没有内在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从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引着独裁者的理想的工具。”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又写到，在一个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一章开头，他引用的一句题记是：“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他自己则论证说：“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人，就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决定着哪个目标可被实现，哪个不能实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上的控制不仅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与其他方面相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对主张实行国家计划的各种论点逐一进行驳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自由，而不是经济生产效率。他的论证不仅仅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比经典社会主义更有经济效率因而是正当的，他的要旨更在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正当的，乃是因为经典社会主义不利于自由。后一种论证如果是正确的，就比前一个更有力，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若被看成关系到自由，那么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辩论就会从单纯技术效率的问题，提升到终极价值和伦理的层面。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要比已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从自由的角度反驳经典社会主义要比后来更加切合时弊。

如果经典社会主义既不利于自由，也不利于物质生产，那么对政府掌握生产资料的形形色色的制度予以反驳，就是至关重要的。经典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强调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他们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而今天人们都知道，这种信念实在是大错特错。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制订计划、掌握社会全部生产资料是没有效率的。如果它没有资本主义那样高的物质生产效率，那么其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论证依据就不复存在了。

※ ※ ※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一章写到，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勾勒出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秩序的细节”。尽管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哈耶克所向往的秩序的大概含义。首先，这个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他曾评论过“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赞扬过“把每个人当人一样尊重”的观念。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本质都在于重视人，对每个人倾注最大的关注。两者也绝不认为，个人只能在集体中实现其最大的善，这个集体总要比构成它的个人的分量更重。边沁在《伦理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一书中的说法依然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好论述：“共同体是个虚构的实体，它是由被认为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个体成员构成的。那么，共同体的利益还能是什么呢，无非是构成它的每个成员的利益的总和而已。”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认为，当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时，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并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和个人效率。

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私有财产，以及把价格、利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融为一体的竞争性市场。哈耶克注意到，“社会从严格按照等级组织起来的体系，逐渐演变为人们至少可以安排自己生活的制度，这一过程与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历史记载也表明，对个人权利的相对尊重和民主制度，最早都是在那些竞争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中形成并成长壮大的。尽管哈耶克并不相信民主制度永远不会出错，但他也认为，民主制度最容易在市场社会中正常运转。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都突出了个人的重要性。只有在个人被认为有自己的价值且值得尊重的地方，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才能找到其活动的空间。如果社会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那么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将面临危险。

哈耶克注意到，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从希伯来人提出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平等观念，到希腊人强调人文主义，到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朽的观点，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人都具有价值、耶稣爱每个人的观点，再到罗马人提出法律之下的平等思想——西方文明异于且优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正在于它突出强调每个个体的重要性。从古典时代的起源一直到文艺复兴，又从文艺复兴到近代，哈耶克追溯了西方尊重个人的观念的演变过程：“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新的生活观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向西、向北传播，在那些没有专制的政治权力窒息的地方扎根。”个人主义在英国和荷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个人主义第一次得以自由地生长发育，并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

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哈耶克认为，对于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再也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了。不实行法治而实行人治的地方，人们不可能自由。在这样的地方，广泛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在“计划与法治”一章开头，哈耶克指出：“将一个自由国家与一个专制国家清楚区别开来的特征莫过于，前者遵循我们称之为法治的伟大原则。撇开种种技术性细节不谈，法治就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活动都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能使人们比较确切地预见，在具体情况下政府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力，也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安排自己的个人事务。”这就是哈耶克所向往的社会制度的本质——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而是一个守法的社会。自由就意味着法律至上。

他心目中的最优社会秩序并不是基于下面的观念：即使没有政府和法律，社会也可以维持。事实上，他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过:“对自由主义事业损害最严重的，可能莫过于顽固地坚持某种僵硬的经验法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自由放任’原则。”他认为，政府并非生来即恶，问题在于需要引导它，使其束缚保持在最低限度。

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像某些鼓吹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错误坚持的那样不需要国家。从哈耶克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自由最大化的社会并不等于“政府无所作为。国家到底是否应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问题，自由放任是非常含糊的概念，也是对自由政体的基础性原则的误导性描述”。“每个国家当然必须采取行动，而国家的每一步行动都涉及这样那样的方面。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如果国家真的无所作为，则根本不可能合理地捍卫任何制度。”有些形态的组织机构是任何社会都必需的，事实上，它是每个社会的基本特征。

更进一步说，他并不反对制定新的政府、社会规则和规范，以建立或巩固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权，而正是这一点，人们一直有所误解。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就清楚地阐释过这一思想：

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该干什么以及如何维持生计都由个人自己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设计一种体系，给予个人尽可能广阔的发挥其主动性的空间，并且最有利于个人实现有效协调。创造法律框架的这项任务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无法完成的。他们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证明了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的正当性，然后就觉得万事大吉，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具体的财产、契约法律。然而，下面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像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更深入的具体分析。

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充分地让竞争力量充当协调人们活动的手段，而并没有主张听之任之。其依据在于，自由主义者坚信，如果能够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引导个人的最好办法。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甚至要强调，为使竞争正常运转，也需对法律框架进行深思熟虑，不管是现存的法律规则还是过去的法律规则，都难免有严重的缺陷。”

哈耶克强调：“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教条。组织事务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尽可能少地诉诸强制。这条原则在具体应用时可有多种表现形式。深思熟虑地创造某种可使竞争发挥有益作用的体系与被动地接受现有制度，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哈耶克的看法是，政府不能被动地接受社会中存在的任意一个规则。在他看来，政府应当改造社会规则，以使之有能力创造更广泛的竞争和自由。1945年，芝加哥大学组织他与两位和他唱反调的专题讨论组成员，就《通往奴役之路》进行了一场全国广播讨论，在这里，哈耶克最恰当地阐述了他对这方面的看法：

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组织社会事务的方法：一个是竞争，另一个是政府指令。我反对政府指令，但我也想让竞争发挥作用……你在这次讨论中使用的“制订计划”一词太含糊了，近乎毫无意义。你似乎把所有的政府活动都称为制订计划，并且认为有人在反对一切政府活动。确实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制订计划，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根本就不需要政府。他们希望把政府限定在某些职能上……这里的讨论跟别的场合一样，一直非常混乱。我想指出的是，组织社会事务有两种基本的、非此即彼的方法。其中一种是依靠竞争的方法，而它如果要有效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从事大量活动以使其正常运转，在其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弥补其缺陷……我要强调的是，在你能够创造出竞争环境的地方，你就应当依靠竞争。我一直都在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收入。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并不认为，竞争制度可以在法律体系没有得到有效的强制执行，并被明智地制定的情况下正常运转。

哈耶克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他认为，人们应当享受尽可能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他开展讨论的两位分别是查尔斯·梅里亚姆和梅纳德·克鲁格，前者是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后者曾是美国社会党副总统竞选人。梅里亚姆的传记作者是这样形容这场讨论的：“听众们一定被讨论者之间这么快就形成敌意弄糊涂了……他们不了解的是，在那天晚上录制节目之前进行的6个小时的准备性讨论就比平常的讨论火爆得多，节目一开始，梅里亚姆和哈耶克都没怎么遵守讲话时间规定。”

在辩论对手向他发出挑战后，哈耶克做出回应：“对你的话，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你知道，你一直都在谈论那个古老的争论话题——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还是应当无所作为。而我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全部努力就是，用一种新的区分替代这种古老而愚蠢的区分。我已经认识到，国家的有些活动是极端危险的，因此我的整本著作就是要区分正当的政府活动和不正当的政府活动。为此，我曾经说过，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反对。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未必就是政府最小的秩序，而是竞争最大化的秩序，且必须具备价格、利润、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契约、法治等。

哈耶克充满激情地说，创造社会的中庸而终极的目标，就是让个人“有机会和平而自由地建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他的目标不是创建比构成它的个人更高级的集体性整体，而是实现“至高无上的自由理想和个人幸福”。

在1976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哈耶克说，写完本书之后，虽然他“费尽周折要回到经济学领域”，却“身不由己”。他觉得，与以前研究的专业经济学理论相比，他“无意中触及的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也更重要”。而且，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的很多话，也需要“澄清和详尽阐述”。于是，他踏上了新的征程。

第17章

成名

1944年3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后广受好评。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但纳粹德国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哈耶克后来描述该书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情形时说：“对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的成功，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心满意足。”尽管英国人的反应跟美国人的反应大相径庭，但“发行量却不比美国少……总的来说，这本书已受到应有的关注，我心目中的那些读者们也确实认真地思考着我提出的观点”。《通往奴役之路》使哈耶克在英国成名，各大报刊、杂志都争相发表书评，首次印刷的2 000本在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研究英国思想史的专家理查德·科克特说，出版这本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决定立刻加印1 000本，在“随后的两年里，公众仍有巨大的需求，而出版社方面却总是无法全部满足”。因为战时纸张限量供应，劳特利奇出版社无法大批量印制。当年（1944年）夏天，哈耶克曾抱怨说，这本书到了“奇货可居”的程度。

有一个小问题，哈耶克出版这本书到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或什么效果呢？1943年5月30日，他写信给劳特利奇出版社，称自己已写完一本“半通俗的”作品；但哈耶克于同年8月9日寄过去的另一封信可能更重要，他说：“我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好让这本书早一点儿面世。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迹象显示，社会风气正在发生变化，这有利于人们接受这类著作。我现在特别着急，希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不过，这可能只是作者用来说服出版社的推销语。在1945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哈耶克提到，他曾估计，如果能有几百人读这本书就很不错了。

1943年11月，他再一次给劳特利奇出版社寄了一封信，里面装有“本书的12条要点”。他在信中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觉得这些要点太偏激了。不过，给这本书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后，我还是有点儿犹豫，‘是去偷一只羊，还是去偷一只小羊羔’。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自己说的是正确的。”这些要点是：“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时，是不是存在一个更大的悲剧，即我们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极权主义是一个新词汇，我们用它来描述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与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限制权力，甚至不惜偶尔妨碍我们利用它去实现可取的目标，那我们就永远不能防范权力的滥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

哈耶克认为，英国社会主义学者芭芭拉·伍顿的反应体现了英国人对这本书的典型态度。伍顿说：“我本来是想指出你已经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但既然你已把这些问题夸大地提出了，我就只能转而反对你了！”哈耶克回忆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一致认为，这本书确实是我出于好心写的，提出了他们自己业已考虑的一些问题。”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正反驳，而不是哗众取宠，尽管大家觉得这有点儿危言耸听。

关于《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给哈耶克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他读这本书之前，一封是读过之后。第一封信写于1944年4月4日，凯恩斯感谢哈耶克送给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说，这本书“看起来很吸引人。对我而言，似乎是苦口良药……有些东西是有用但不好看”。

1944年6月28日，凯恩斯再次就《通往奴役之路》致函哈耶克：

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你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深表赞同……

对这本书，我确实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画在哪里的问题。你也同意必须得画出一条线来，因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这条线到底该画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画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根据我的看法，你过分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画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却画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必然会滑向悬崖。

那些一向对哈耶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人，比如乔治·奥韦尔，也对这本书发表过评论，他说：“哈耶克教授的批评很有道理。对于下面这一点，人们并没有经常说到，至少说得不够多：集体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民主的，并得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那些暴虐的少数派做梦都得不到的权力。”阿瑟·塞西尔·庇古补充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观点，凡是认真读过这本发出热切的、令人赞叹的呼吁的著作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无动于衷，没有谁不被他的论证触动，更不会有谁在读完这本书后，对这位作者竟没有一丝尊重和同情。”理查德·托尼也评论说：“哈耶克教授的著作是用真实的感情和值得尊敬的诚挚写成的。他的诚实和才能是毋庸置疑的。”

哈耶克曾说过：“这本书在美国的命运与在英国时截然不同……”《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出版的历史及哈耶克对这一过程的回忆是很有趣的。在该书1956年版本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我写这本书时，从来没想过它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致。我20多年前曾在美国生活过，当时我是一名研究生。而在这20多年间，我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不是很了解。我无法确定，我的观点跟美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关系。所以，当这本书被美国的三家出版社拒绝后，我并不惊奇。”然后他又在一个脚注中说：“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后来向某家出版社推荐这本书的人承认，该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本书，不仅是怀疑它会在美国取得成功，更是由于政治偏见，这种偏见甚至达到了一定程度：这家出版社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

《通往奴役之路》在进入美国市场的过程中是不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哈耶克得出这一论断的证据出自两段话，一段出自威廉·T·库奇（William T. Couch）的文章，一段出自米勒自己的著作。米勒在1949年出版的《书籍产业》一书中，谈到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性出版活动”，也就是说，其图书不仅面向学术界的消费者，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推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本轰动全国的书籍，但以前有好几家著名的商业出版社却拒绝出版，尽管它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

几年后，库奇写了篇名为“自由主义者的暗中审查”的文章，并写信给米勒查证其在《书籍产业》中令人费解的评论。米勒回应说：“你在问我，我是否暗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我的回答是，那是我说的话，而不仅仅是暗示。当时，凑巧我自己有机会向那家出版社说，我正在读那部手稿；当时，我也有机会跟那家出版社说，我觉得那本书会畅销。尽管我建议出版那本书，但它们拒绝了，并且很得意。我本来就觉得它们会这样，后来果然应验了。”换句话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出版的说法出自米勒之口，而且正是米勒本人向出版社建议出版《通往奴役之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谈到过当时占据主流的思想氛围。有人曾问弗里德曼：“有迹象表明，1956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弗里德曼说：“对此我一点儿都不怀疑。你们不知道1945~1960年甚至20世纪70年代的舆论氛围。我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它，因为说出来实在不会有人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在196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而该书早在17年前就已经创作完成了。这本书现在已经卖到了近百万册，但除了《美国经济学评论》外，美国报刊没有一家对它做过评论。在那个时代，给《资本主义与自由》写书评是不可想象的，而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很有名了。一本和当时的主流观点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都不可能……是的，这一经历就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

当时，米勒只是美国出版界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是一家出版社的特约审稿人。米勒在《书籍产业》中也提到了，为什么出版社有很多理由拒绝出版某些书籍。他特别提到了大学出版社，他说：“商业性题材能有多少盈利，没人知道；大多数这类书跟其他一般商业性书籍一样，都有可能亏损。”

我们无法断定《通往奴役之路》最初是否真的因为政治偏见而在美国遭到出版社拒绝。两家美国出版社——麦克米兰和哈珀在退稿信中说：“哈耶克教授游离于当代美国和英国的思想潮流之外，”而“这本书也过于臃肿，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清楚。而且，本书完全是否定性的，让读者根本无从考虑应该信奉什么样的思想和政策”。

※ ※ ※

1944年4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后，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与美国其他几家出版社的谈判是在几个月前进行的，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在英国出版，因而它在美国能否受欢迎，当时没人能说得清楚，哈耶克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而且和英国一样，美国战时实行的纸张定量供应也限制了出版社的出版决策。

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委托审稿的人士这样评价这本书：

第一，……精湛的论述……书中探讨的问题都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学术水准……这是一本精湛的著作，但视野有一些局限性，有点儿一边倒。我怀疑它在美国是否会有广阔的市场，或者是否能改变很多读者的立场……

第二，迄今为止，自由企业的鼓吹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哈耶克的著作可能会在美国掀起一场具有更高学术水准的大论战……这本书几乎完全是批评性的，缺乏建设性。它的论证思路是非此即彼，没有妥协的余地。作者写作时充满激情，本书具有伟大的教条主义者的极端清晰性。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别人持有某种危险的观念，而这些人却没有察觉。他怀着充满爱意的焦灼心情，对他的同胞发出了警告。

研究自由史的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Jim Powell）曾简单描述过《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的出版过程，他说：“哈耶克授权当时在华盛顿工作的弗里茨·马克卢普去找一家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把一份劳特利奇出版社的校样拿给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阿伦·迪莱克托教授（Aaron Director），他在1943年结识了哈耶克，当时两人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迪莱克托把校样转交给弗兰克·奈特……显然，奈特又把它交给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威廉·库奇，一位同情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他同意出版这本书……当时出版的是小开本，4.875英寸(约合124毫米）乘以6.75英寸（约合171毫米）。”

1944年9月18日，《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国版正式出版，距离英国版出版已有半年。和在英国一样，首印量也是2 000册，而英国的图书市场要比美国小得多，英国人也没有美国人富裕。1945年《哈泼斯》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这“充分说明，出版社最初将它定位为一本面向学者的严肃的学术性著作”。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学术性著作，是针对英国读者写的，讨论的是英国问题，又是出自一位在美国根本无人知晓的奥地利学者之手。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约翰·斯库恩（John Scoon）回忆说，出版社准备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向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采取“特定的办法让它看起来适用于美国，而不能只是一本读者范围局限于英国的书”。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请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写一篇序言，他是美国著名学者，经常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写书评。在美国版第一版上，张伯伦的名字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出版社也曾跟1940年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联系过，希望他为美国版《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序言，但遭到拒绝。

张伯伦在序言中赞扬了这本书。他说：“在迟疑不决的时代，哈耶克这本书是一个警告，是一声呐喊。它是说给英国人听的，但对美国人也有意义：坐下来，看一看，听一听。《通往奴役之路》是冷静的、严肃的，具有逻辑的力量。它不想讨读者的欢心，但它的逻辑是不可抗拒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免于匮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只能是那种鼓励个人自由的制度的必然产物。如果‘社会’和‘整体的利益’成为判断国家活动的唯一标准，那么个人就不可能安排自己的生活。”张伯伦最后说：“我们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唯一期望，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它。”

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1944年9月24日，《通往奴役之路》成了《纽约时报书评版》头条评论的主题。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和经济学者，在《新闻周刊》开设专栏。他不惜重墨赞美《通往奴役之路》，他热情洋溢地写到，《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整篇书评中充斥着这种赞美之词。“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名著《论自由》中，为他那一代人阐述了自由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则以强有力的严密论证，为我们这个时代重申了这个主题。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50年里，整个世界正朝着危险的方向前进，开始尚比较缓慢，现在却日趋加速。对所有出于好心的计划当局和社会主义者来说，它犹如当头棒喝。如果不通读本书，你就不能真正体验到其整体力量和说服力。即使把哈耶克放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间，我们也必须说，他的英语非常出色。他的阐述风格严肃认真、恰当而适度，令人信服。”跟张伯伦一样，黑兹利特也觉得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洛克、密尔顿的传统，亚当·斯密和休谟的传统，麦考利、密尔和莫利的传统，阿克顿和戴西的传统……这些大不列颠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在当代最杰出的捍卫者不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而是一位奥地利流亡人士”。

黑兹利特的书评发表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意识到，这次一定是胜券在握了。出版社立刻加印5 000册，几天后，又第三次加印5 000册，没过几天，增加到10 000册。出版社编辑斯库恩回忆说，1944年10月的第一周，“很多书店都断货了，我们忙得一塌糊涂，印刷、包装、发货、配送，把大批图书送到美国和加拿大读者手中”。

※ ※ ※

英国和美国对《通往奴役之路》的反应分为两个阶段，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这本书和哈耶克的名声非常重要。在这两个国家，第一个阶段的反应出现在本书出版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各大报刊都发表了书评，《通往奴役之路》被当作一本大众关注的学术著作。哈耶克出名了。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本书和哈耶克则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因为1945年4月，《读者文摘》在美国出版了该书的一个缩写本，并称之为“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一本书”，而一个月后，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又提到了哈耶克的看法。哈耶克成了大名人，而《通往奴役之路》则成了一种象征。

哈耶克本人经历并帮助推动了第二阶段的成功。1945年春天，他在美国做了一次巡回演讲。最初是计划到5所重点大学做一系列演讲，而在乘轮船横渡大西洋时，《读者文摘》版《通往奴役之路》面世了，形势完全改变了。当时《读者文摘》的发行量接近1 000万份，在电视出现之前的时代，它可是美国文化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媒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改变了哈耶克的行程安排，取消了他的学术巡回演讲，而与一家商业代理机构合作，为他安排了一系列通俗的巡回演讲活动。

自1924年游学美国之后，哈耶克第一次游遍了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在进行巡回演讲的同时，他也不停地撰写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发表广播谈话。关于他的第一次演讲活动，他讲过一个很滑稽的故事：到达纽约后他才知道，计划已经取消，他将到进行一次面向公众的巡回演讲。

我说：“上帝，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我干不了这种事。我从来没在公众面前演讲过。”

“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你已经迟到了。我们已经安排明天，也就是周日上午在纽约市政厅举行一场演讲。”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我住的旅馆来接我，我问：“今天来的都是什么样的听众？”“大厅能装进3 000人，肯定会装得满满的。”天哪，我还没想清楚我要讲什么呢。“你们定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想好了，就叫作‘国际事务中的法治’。”上帝，我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坐上主席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陌生设备，当时用的还是口述记录机，我知道，如果不能兴奋起来，我就会彻底完蛋。因此，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问主席，我只讲45分钟行不行，那位主席说：“不行，你必须讲满一个小时，因为广播要转播。”

我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站起来，根本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最终，我还是用坚定的口吻开始了演讲，尽管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而事实证明，美国公众是非常大度和随和的，我就那样熬过了一个小时。在美国的那五周，我天天都在搞这种惊险表演。

此后，通过“每月好书俱乐部”又卖出了60万本《读者文摘》版。

当时的时机无疑也有利于《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尽管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但当年的四五月份，美国人就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身亡，8天后，德国投降。当然，对日战争仍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美国还没有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美苏关系也没有破裂。丘吉尔仍是英国首相。在英国、美国，人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1945年5月，劳伦斯·弗兰克（Lawrence Frank）在《周末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他说：“去年秋天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当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书，近几周来，骤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撰写的《通往奴役之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哈耶克就被美国企业和专业人士奉为先知。他成为曾在1929年前盛行但此后不再有那么多人信奉的经济学信念的代言人。形形色色的组织，包括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都在大力推荐哈耶克博士的书。上月（1945年4月），《读者文摘》出版了一版内容更为尖锐的缩写本，而‘每月好书俱乐部’现在正要出版重印本。《财富》杂志已盛赞了哈耶克博士。与此同时，哈耶克博士又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并且相当成功的）巡回演讲。几乎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一本非虚构作品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走红。”

1945年4月和5月，《通往奴役之路》成为美国的一本畅销书。当时美国还没有一个全国级的畅销书排行榜，只是几家大销售商逐个城市报告销量。5月20日那一周，该书在芝加哥的销量名列第二，在克利夫兰和底特律名列第三；6月24日那一周，它在芝加哥和圣路易城名列第一，在底特律名列第二；而进入该排行榜前五名的城市则有华盛顿和巴尔的摩。

《新共和》杂志1945年4月号的社论撰写者的看法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那些利用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来论证20世纪40年代的企业活动的人士中间，激起了强烈反响。他（哈耶克）很快就成了最重要的反动思想家。他受到商会、广告公司和大企业的吹捧”。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批评过的学者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在1945年5月号《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文章，题为“回归老祖父：哈耶克博士指引我们回到战前时代”。

在美国，该书遭到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反动之路》。芬纳在前言中说，他想证明，哈耶克的“学术素养不高，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广泛，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也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反动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地歪曲……无耻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民主人士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式的轻蔑”。

政治学家威廉·艾伯斯坦的观点则体现了当时美国人对这本书的另一种反应，他在《人与国家：现代政治观念》一书中写道：“最著名的反计划主义论著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人们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卓越，《读者文摘》出版了缩写本，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广泛发售……哈耶克相信，在计划经济中，总是‘最坏的人爬到权力顶峰’……而英国等致力于制订社会主义计划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将会告诉人们，‘从集体主义的角度看’，‘绝不宽容和残酷压制持不同看法的人士、欺骗和间谍活动、无视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对于维持计划制度，是不是至关重要的、必然的……只要哈耶克继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他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他就将始终走在通往自由的高速路上。”

※ ※ ※

哈耶克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期间，英国举行了大选，丘吉尔被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击败。哈耶克和《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选中还发挥了作用。丘吉尔在大选初期对工党发起了攻击：“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有违英国的自由理念的。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和国家拜物教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它要规定每个人在哪儿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哪儿，可以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对人们自由呼吸权利的一种攻击。如果没有政治警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必然会沦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按照后来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说法，丘吉尔“在阅读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时受到很多启发”。

丘吉尔的观点，尤其是他对盖世太保的看法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人们认为，他把战时联合内阁的合作伙伴——艾德礼和工党——视为纳粹，而当时刚刚传来关于德国的可怕新闻——集中营的设立及对犹太人大规模屠杀。艾德礼在次日晚上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说，丘吉尔的观点是“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学术观点”。

有关“盖世太保”的讲话无疑伤害了丘吉尔的利益，他引用《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反而为第一次获得多数议席的英国工党政府的诞生做出了贡献，这可真是一大讽刺。有人曾经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盖世太保’的讲话使丘吉尔在大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你觉得自己是否也有点儿责任？”哈耶克回答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当时，在那篇讲话中用‘盖世太保’这个词对丘吉尔非常不利，整篇讲话对他可能只有坏处。”当然，将丘吉尔的失败归因于那篇讲话，进而间接地归罪于哈耶克，未免过于轻率。尽管英国人在战时支持丘吉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战时领袖，但他们想为即将到来的战后时代找到另一条出路。

丘吉尔讲话次日，《曼彻斯特卫报》头版引着大字标题——“来自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观点”。报道引用哈耶克的话说：“我感兴趣的是观念，而不是政党政治。我听了丘吉尔先生的讲话，我唯一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他并没有读过我的书。”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有些文章中还引用了《通往奴役之路》中摘录的段落。两周后《周末画报》又报道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全国谈论的热点话题”。

这个时候，恰巧拉斯基是工党主席，他在1945年英国大选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选战活动期间，丘吉尔邀请艾德礼参加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会议结束时，选举也结束了，但选票还没有点清，因为还需要收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中服役人员的选票。于是拉斯基发表了下面的声明：“艾德礼先生即使参加这次会议，也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工党执委会进行讨论之前，工党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

丘吉尔和保守派报刊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丘吉尔在随后的广播讲话中说：“由于工党执委会主席拉斯基教授的干涉，当前局势已经复杂化，我们也被搞糊涂了。他告诉我们，包括艾德礼先生，关于工党所关注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决定都要由这个主宰一切的工党执委会来决定。”拉斯基传记作者艾萨克·克拉姆尼克说：“丘吉尔决定把一个充满盖世太保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计划，以此来攻击工党，”再加上拉斯基的干涉，“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好像这次大选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位教授的学说在一较高下”。1945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围绕“世界正在走向‘左’倾吗？”这一问题，拉斯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哈耶克则持反对意见。

在1945年英国大选中，保守党中央办公室非常看重《通往奴役之路》，曾承诺为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提供1.5吨当时很珍贵的纸张，用于出版该书的删节版。不过，直到投票，这一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最初，哈耶克对他的观点能在大选中发挥作用非常满意。理查德·库奇特说，哈耶克“在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的次日在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对自己的观点被人如此看重很是得意”。这时，距离《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首次出版已经一年了。

第18章

朝圣山学社

哈耶克一直非常在意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归根结底，他进行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影响公共政策。1944年2月23日，他在剑桥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会发表演讲——“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不应当直接追求当下的轰动效应和对公众的影响”，为了“做好事”而“企图”通过权势“获得影响力”，这正是“思想妥协的根源之一”。从这段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哈耶克对如何最有效地获得影响力的技术性观点，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渴望获得伟大的影响力。他相信，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如果致力于提供知识而不去从政，他们的贡献将会更大。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论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演讲5天后，英国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到两周，哈耶克又为国王学院政治学会宣读了另一篇题为“历史学家与欧洲的前景”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讨论了历史学家在“对德国领导人进行再教育”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历史学家是指“一切认真研究社会的人士”。跟很多人一样，他也担心德国重新走向极权主义，重蹈“二战”的覆辙。他将这篇论文广泛散发给很多学者及其他阶层的人士，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成立朝圣山学社的最初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组织一个学社，让德国学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上来。这与他想成立一个学院用以重新教育德国领导人的想法如出一辙。在拟议中，这个学社的伦理标准是决心“献身于真理”，坚持“普遍的道德标准也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从德国的经验看，这些信条绝不是什么陈词滥调。哈耶克也提出，这个学社应对“最广泛的政治理想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包括“一致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态度，但也不迷信其教条，最后，一致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管是来自右翼的还是左翼的”。他在《历史学家与欧洲的前景》一文的结尾指出，他的目的不是“恳请大家对一项明确的设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建议，供大家评价”。

在随后的三年里，这个设想中的学社的基本架构一直在变，但其基本目标从未改变，哈耶克也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气之后，在各地旅行期间，结识了很多与他有相同观点，但在当地学术环境中相当孤立的人士。所到之处，他几乎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他们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们交流”。这让哈耶克产生了召开一次会议的念头。由于“二战”时旅行受到限制，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动荡，多年来，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见面的机会非常有限；当然，由于技术进步，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

1938年4月，一次讨论“自由主义危机”的会议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被称为“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重点围绕李普曼于1937年出版的《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一书进行讨论，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他23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或许可被看作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一次预演。经过讨论，与会者计划成立“振兴自由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负责组织该机构在英国的分部。不过，1938年8月却不是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的好时机。

战争结束后，学术界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想发起某些国际性聚会，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付诸实践。他最初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国际性学会，使德国学者重返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后来他的目的转变为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尽管如此，哈耶克觉得，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并成为会议的焦点，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成就之一，因为这“或多或少有助于德国学者重返国际舞台”。

当时，另一位学者也在非常积极地提议召开一次自由主义学者的会议，他就是欧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和欧根一样，他也属于经济学中的弗莱堡学派，该学派对联邦德国战后走上自由市场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岁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内瓦国际学院研究生院，20世纪30年代后期，米塞斯曾在那里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里发表过题为“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的演讲。和哈耶克一样，勒普克也在“二战”后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的人士宣读了一篇文章，呼吁召开一次自由主义者的国际性会议。勒普克提议，自由主义学者除应定期参加会议外，还应发行一份自由主义学报，后来，这项提议在朝圣山学社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因为要实现勒普克的计划需要筹措一大笔钱。

据库奇特的记载，与国际学院研究生院有联系的瑞士商人阿尔贝特·胡诺尔德（Albert Hunold）博士邀请哈耶克于“1945年11月为苏黎世大学学生做演讲，并宴请哈耶克与一群瑞士实业家和银行家会面。席间，哈耶克告诉他们，他计划召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讨论和重新界定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让这样一批人聚到一起，在瑞士某个旅馆住上一周以讨论基本理念，就需要大家在经济上帮帮忙’。胡诺尔德和几位商人承诺从经济上支持这个计划，决定把原本准备资助勒普克用来出版期刊的资金拨给哈耶克，因为他们发现，勒普克的计划成本太高了。1946年，哈耶克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试探性召集，在胡诺尔德的经济和精神支持下，他决定于1947年春天在瑞士实现召开一次会议的梦想”。

会议于1947年4月1日至10日在瑞士靠近沃韦的朝圣山（Mont Pelerin）举行。哈耶克深信观念的力量，他在会前备忘录中写到，如果要使欧洲不再陷入“另一种奴役之中，就必须付出思想、知识的巨大力量。我们必须对我们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原则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予以深刻理解。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训练一批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如果面对压倒性的公共舆论，我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地塑造和引导舆论，那我们的事业就绝非毫无成功希望。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强调说，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必然是长期的努力，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当下的实际效果，而是追求一种信念。如果我们想避免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再次降临，这种信念就必须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团结起来以推进其愿景，人类就必然坠入又一个千年黑暗之中：“除非我们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再次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除非我们能完成这一挑战我们中间最聪明的天才的才智和想象力的任务。自由的前景确实非常暗淡，但如果我们能像自由主义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相信观念的力量，我们就不会输掉这场战斗。”

来自10个国家的39人参加了朝圣山会议，其中17人来自美国，8人来自英国，4人来自瑞士，4人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和联邦德国各有1人参加。这份名单其实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与会学者的多元化，因为有几位与会者，比如米塞斯（当时执教于纽约大学）、波普（在伦敦）和哈耶克本人的原籍都在中欧。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学者中有4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占到与会者人数的10%以上，他们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

一篇纪念朝圣山学社成立50周年的文章是这样描绘朝圣山周围景色的：“凡游览过朝圣山的人，都会立刻醉在这美得令人屏息的壮观景色中。从广阔的广场可眺望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米迪山。湖对岸就是法国的矿泉疗养地——依云温泉镇，这里以其瓶装水闻名于世。临近的一个度假胜地就是蒙特勒。有一条从沃韦山腰穿行的铁路能到达朝圣山，这里是一个宁静的城镇与乡村结合区，不仅适合沉思默想，也适合徒步旅行。”

根据会议议程，哈耶克首先针对这次会议的目的做了一个报告。在开幕致辞中，他特别强调：“在我期盼已久的这个时刻终于到来时，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对你们大家的强烈的感激之情被慌恐之心削弱甚至替代，一方面是因为，我竟然冒失地将这一切付诸实践了，对此我觉得非常惊讶；另一方面是因为，让你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你们可能觉得过于荒唐的试验，由此带来的责任，也让我惊恐。引导我实现这一切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我们要重建团结一致的信念，就必须承担起一项艰巨的知识使命，这个信念就是自由主义，尽管这个词已遭到太多歪曲，但仍没有比它更好的词。”跟平常一样，他强调的仍是知识分子。

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有“‘自由’企业还是竞争秩序”、“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政治教育”、“德国的前景”、“欧洲联邦的问题与机遇”及“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据后来担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并为朝圣山学社记录发展历史的马克斯·哈特韦尔（Max Hartwell）说，哈耶克“觉得有必要解决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嫌隙”。

弗里德曼被选入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参加这次会议是他第一次来到欧洲旅行。哈耶克追求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与会者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不过哈耶克后来觉得，朝圣山学社中经济学家太多了）。他坚持，会议一般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他相信向公众开放会妨碍观念的自由交流。这种政策导致《芝加哥论坛报》在会议开幕第三天发表一篇题为“七国秘密会谈筹划自由之战”的文章。文章称：“在开幕式上，与会者曾就是否向外界公开的问题进行过辩论。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会议决定谢绝媒体采访，并指定一个六人委员会起草一份声明，将其发放给对这次会议感兴趣的记者。哈耶克博士谈到会议议题时非常谨慎，根本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至于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原因无人知晓。”这篇文章错误地指出，哈耶克曾担任过“丘吉尔的经济事务顾问”，文中的一节标题是“丘吉尔的顾问做出解释”，这是因为艾德礼曾在大选中提到过哈耶克，人们到现在还记得那件事。

阿伦·迪莱克托回忆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人物”。罗宾斯起草的《宗旨声明》在会议结束时被采纳为该学社的指导方针。弗里德曼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谁能比罗宾斯更好地从政治上调和那些声明起草者之间的分歧了。我们花了几天时间讨论这件事，并试图起草一份声明。罗宾斯接手后，很快就拟出了一份我们大家都认可的声明。”

宗旨声明

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公共事务研究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展开了讨论。我们……就一系列目标达成了共识，特声明如下：

文明之诸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维系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根本条件已荡然无存；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些基本条件也处于当前政策取向的威胁之下。专断权力的扩张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个人和自愿性社群的核心地位，甚至连西方人最为珍视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条扩散的威胁。这些教条在其处于少数地位时声称享有被社会宽容的特权，它们千方百计欲获取权力，以使自己可以压制和扼杀与自己观点不符的所有观点。

本学社成员认为，这些趋势是随着否认一切绝对的道德标准的某种历史观的发展，以及种种质疑法治可取性的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本学社成员还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也是随着人们对私有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信念的式微而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所保障的分散的权力和广泛的创造精神，我们无法设想一个能有效保障自由的社会……

本学社不会进行宣传、不企图创造某种正统、不会结党，也不会与任一或多个政党结盟，其唯一目标是推进那些有志于加强自由社会的原则和实践，并研究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劣的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观念交流。

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者同意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议，于是创建了一个常设学社。应当强调的是，学社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提供思想交流平台，哈耶克曾说过：“我们更应彼此学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不同方向努力推动我们所追求的理想。”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曾反对哈耶克将这个即将成立的学社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忆及此事，哈耶克说：“这件事有一个和奈特有关的有意思的插曲。当我决定召集朝圣山的这次会议时，我已想过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个永久性社团。我提出建议，可用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人物的名字，将其称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弗兰克·奈特强烈反对：‘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而他最终彻底驳倒了我的想法，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行。”库奇特报道说：“只有几个人支持哈耶克最初提出的‘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柏克和斯密的名字来命名。”

1947年11月6日，学社正式成立时简单地叫作朝圣山学社，由哈耶克担任主席，瓦尔特·欧根（联邦德国）、约翰·朱克斯（英国）、弗兰克·奈特（美国）、W·E·拉帕德（瑞士）、雅克·吕夫（法国）任副主席。胡诺尔德出任秘书，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资金筹措、组织管理等工作。他后来与哈耶克及学社中的其他成员，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产生了分歧。学社决定两年后举行第二次会议，后来在瑞士的塞里斯贝格举行。

尤其是在学社成立初期，英国成员大部分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美国成员中的大部分跟芝加哥大学关系密切。在英国，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会员人数也格外多，而在美国，设在纽约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派来4名代表参加第一次会议。除了胡诺尔德的企业协会，美国的威廉·福尔克慈善基金会（它后来资助了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岗位）和英国的国际自由主义交流网络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

哈耶克把朝圣山学社的创立视为一项真正重大的成就。他后来曾以非常少见的自豪口吻说：“我觉得我有资格说，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和第一会议的召开是我的主意，”而第一次会议和学社的创建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复兴。美国人授予了我莫大的荣誉，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则相信，知识分子开始真正严肃地致力于复兴个人自由，尤其是复兴经济领域的个人自由观念的努力，实际上始于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即1947年。

第19章

心理学

哈耶克的心理学论著是其著作中最艰涩的部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早年对心理学的兴趣，他从来都没有淡忘过。《通往奴役之路》写完后，他决定回头再去“履行这项使命”。他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而只想重拾他一度最喜欢的事，即阐述对理论心理学的看法。这时的他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挣了一笔钱。他希望集中精力投入到一段抽象的纯粹理论研究中去。

关于“感觉的秩序”的研究，哈耶克从伦敦到芝加哥，一共持续研究了5年。在此期间，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转折：他离婚了，创建了朝圣山学社。比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期，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对减少了，部分原因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承担了更多的行政管理工作和教学任务。

不管如何艰难，哈耶克认为，他的心理学研究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1978年，他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有过一次谈话：

布坎南：你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

哈耶克：我一直觉得，这是我比较重要的知识贡献。那本书出版距今已有25年，而我是在50多年前就有那些想法的。

布坎南：你能否概括一下这本书的大意。

哈耶克：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形成那些想法时，真正重要而我又不能弄清的问题是，阐述清楚我试图要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去找到答案。什么决定着不同的基本感觉属性之间的差异？我要将其归因于某种因果性联结或关联。在这里，某种具体的感觉，比如蓝色的属性，实为其在某种引导人们行动的联结体系中可能占据的位置。从理论上说，你可以画出某种图谱，描绘出一种刺激如何调动另一种刺激以及其他更多刺激。从原则上说，你可以重现整个精神现象的过程。

在另一个场合，哈耶克这样评价其心理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为解释心理过程如何生成我们的感觉反映的属性提供一个基本纲要。（这本书）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解释大脑运转的原则，但我们不可能对细节做出解释，因为我们的大脑就是多个分类机构的集合。每种分类机构都要比它所要分类的对象更复杂。因此，大脑永远不能对自己进行归类，人脑也可能解释自己的细节”。

在研究哈耶克的心理学著作时，介绍一下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背景是有帮助的。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小组创建于1925年，由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创建，他接替恩斯特·马赫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归纳科学的历史和哲学教授一职。这个小组完全是施利克组织的私人研讨班，其成员都是应他本人邀请加入的。哈耶克听过施利克的课，尽管他从来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也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

不应将逻辑实证主义与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批评的法国19世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混为一谈，但孔德的实证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的实证主义。孔德所说的实证主义一词源于法语的positif，在法语中，这个词比起英语中对应的positive一词，更多地意指物质现实。法语中“实证主义”一词的词源更多地指有形的物质，这可以解释这个术语后来的哲学词源学。孔德试图构建一门以严格的物质，即与形而上学或神学相对立的知识为基础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一点儿都不关心真理或知识本身的性质，而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则比较关心，它关注的是实证主义理论的社会意义。

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最关注的问题包括：证明对于知识的决定性意义，只有数学、逻辑、科学才具有知识的意义，（从知识的角度）拒斥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知识的根据——何以某些东西是真理？或者说，真理是如何与相应的感官印象（感受）对应的？他们从休谟这样的英国早期经验主义者那样获得了很多启发。休谟相信，知识最终必须能够转化为感官印象。他们也吸取了维特根斯坦、罗素等近期的数学、逻辑、科学哲学家的思想。施利克的一句话最集中地体现了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一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证明它的方法。”证明是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纲领的核心所在。只有能在经验上获得证明的命题，才是科学的命题。

哈耶克反对逻辑证实主义，其部分原因可以从《自由宪章》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说，他“不想低估18世纪和19世纪的人们与事实证明为错误的种种信仰进行不懈而顽强的斗争的功绩，但是，把迷信概念扩展并使用到所有不能证明为真实的信仰上，则缺乏同样的正当性，并且通常是有害的。我们不应当相信任何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相信可以被证明为真实的东西”。

哈耶克所理解的知识比逻辑实证主义更模糊，但也更宽泛。哈耶克相信，真理并不仅限于可以获得经验证明的东西。事实上，他跟波普和弗里德曼一样，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明；我们所能获得的那些最好的真理，总要不断地进行修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比较含糊的真理观与他的其他观点是相关联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言辞来表述，社会是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生自发地演进发展的。

※ ※ ※

哈耶克在其自传性笔记中评论说，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主要是由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著作激发出来的。正是在阅读马赫的哲学著作的过程中，哈耶克“形成了一些想法，1920年他曾用一篇简短的论文进行解释，但这篇论文最后没有完成，32年后，他的想法才在《感觉的秩序》中表达出来”。

逻辑实证主义和哈耶克的心理学观点都是从马赫的著作中衍生出来的。哈耶克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马赫的《感觉的分析》：

他（马赫）精辟地分析了具体的感官刺激所引起的、他视为基本的纯粹感觉是如何又被通过经验所获得的局部信号之类的属性进一步加以组织。这种分析让我突然灵光一闪，形成了一个想法，我认为感觉的核心可以追溯到传入的刺激，这是一个很肤浅的认识，感觉经验的所有属性（很快我就又更进一步认为所有的基本感官属性）其实都可以根据它们在联结体系中的位置进行解释。我逐渐明白了，在我们心目中的那同一组事件中，其实存在两种秩序——这两种秩序在某些方面有点儿相似，但准确地说，它们是不同的，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图像与我们对其科学的认识之间是不同的。

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基本感官属性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不完备的分类地图，它自己的每个单位都只能存在于心理获得的系统中，却能指导我们在具体环境中做出比较准确的反应。这一结论使我对物理和感觉领域的关系形成了某种哲学观点，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刚刚复兴了这一观点。其实，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伽利略，1623年他就写道：“我认为，味道、气味、颜色等无非是一些纯粹的名词而已，只存在于具有感受能力的身体中。因此，如果失去了生命，这些基本的感官属性就没有用处了。”

因此，我最初得到的结论就是，心理活动是某种独特的生理活动秩序，其中，生理领域的子系统将我们可称为有机体的更大范围的子系统与整个系统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该有机体存活下去。

他的研究也受到康德的影响。康德认为，感觉经验乃存在于有机体中，而不拥有独立的形而上学地位。

《感觉的秩序》中最有趣的、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最后一章，哈耶克用的标题是“哲学后果”。哈耶克写到，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揭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个体对其所感知的世界的了解存在某种限度，同样，个人对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的了解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局限性。事实上，在哈耶克看来，归根结底，我们对于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根本就一无所知。

不管是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中，还是在他的心理学思想中，知识的有限性都是关键所在。感觉领域与社会领域一样复杂。在哈耶克看来，在感觉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意识到其复杂性都是最重要的。正是复杂性使我们不可能做出详尽的预测，从而不可能进行控制。

哈耶克相信，知觉是由演进的过程决定的。在《感觉的秩序》中，哈耶克指出，“我们借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机构（心理）是某种经验的产物”。在《科学的反革命》中，他又写道：“我们的神经中枢系统对刺激的分类可能是高度‘实用的’，即它突出了外部世界与我们身体间的关系中那些在进化过程中已被证明对物种的生存比较重要的关系。”演进（进化）贯穿于他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秩序理论中。哈耶克强调说，《感觉的秩序》“唤起了我对生物进化领域的兴趣”，随后，他将此观念用于社会秩序研究。

哈耶克一直想重新着手进行其心理学问题研究，完成20多年前他在学生时代就想完成的那篇论文。他在《感觉的秩序》导论中说：“当时我只想把这件事先放下几年，结果却放了这么长时间。”这本书是“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产生的一个想法结出的果实”。

哈耶克觉得，他的心理学著作没有得到正确评价，除极少数学院心理学家外，一直没有人赏识。但在他看来，“我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又在40年代两度获得的对心理学的洞见，可能是我做出的最令人激动的研究，也塑造了我本人的思想”。对他来说，这些洞见“除了在具体几门学科中给了我很大教益外，也给了我科学的方法论。心理学研究者与经济学研究者对我论述复杂现象的理论著作的帮助一样大”。

哈耶克在1977年召开的一次有关他的经济学和心理学思想的学术研讨会上说，在这“两门学科中，我们碰到的都是复杂现象，需要的都是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的方法”。认为每个人在心理中能形成关于物理世界的一般概念，与希望获得指导社会的普遍规则，这两种想法如出一辙。个人不管是欲详尽了解外部世界，还是欲充分控制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在哈耶克看来，我们所能指望获得的，充其量就是了解物理世界的形式，或建构某种个人可借以进行决策的法律框架。

在哈耶克的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还存在另一种联系。海因里希·克吕弗（Heinrich Klüver）在《感觉的秩序》导论中说：“从宽泛的角度看，可以说，他的理论具体论证了歌德的名言‘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感知总是一种阐释。”哈耶克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强调，理论先于经验观察。

知识是分工的、不完整的和复杂的。每个人的知识片断都是微不足道的。随着复杂性的提升，唯一能够做出的预测就是越来越一般性的预测。这种观念与下面的观念一致：在社会系统中，只能确立某种最宽泛的标尺。法律就是为了克服社会的复杂性。在1948年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他的心理学研究“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一年后他又说“至今尚无人理解它”。

※ ※ ※

哈耶克晚年曾多次表达过这种看法：“（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觉得我很有名，我想，我有点儿过于自负了。我是两位打过一场大败仗的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凯恩斯。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1946年4月）了，成了一位圣人；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哈耶克在另一场合又说：“凯恩斯只要还活着，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很有争议，但他去世后，则被吹捧为圣人。大约在20多年时间里，我只有一次很不好意思地对我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我可能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10天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大笑）那个时候，凯恩斯成了大人物，而渐渐地，就没有人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

哈耶克觉得，凯恩斯去世时，他自己是两大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但其他人可不这么看。科斯说，在英国，“其他人都不这么想”。据弗里德曼说：“在美国，也没有人这么想。据我所知，在美国，从来没有人把凯恩斯的名字与哈耶克相提并论，并将他们视为同一层级的人物。事实上，我倒宁愿说，在美国，人们更多地把凯恩斯与罗宾斯相提并论。”哈耶克一生中获得的最广泛的关注，是在1945年春天的美国和英国。他自己无疑认为，《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早期研究的一个自然延续，但不管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这么看。在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1945年大选后，即在美国巡回演讲和英国选战期间遭受批评之后，用一些“比他的思想更‘左’的熟人”的话说，他“已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一位宣传家”。1945年工党在英国获胜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英国，哈耶克不再是思想家了，而被视为某种教条的象征。

哈耶克当时的书信似乎显示，他后来觉得，“二战”后继续留在英国是一个失误。他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们的关系也疏远了。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自1946年2月那期发表那篇论述历史的文章后，他在伦敦的最后4年竟然没在《经济学》上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1947年11月，他写信给政府研究局的L·B·米勒说，他觉得在英国不受重用，无用武之地。他教的课程太多，他的观点被认为太极端，他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听。然后他又说，他当初应当接受美国提供的职位。

1948年，哈耶克考虑给《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后记，谈一下自这本书出版以来他的观点发生的变化。他对战后工党政府的种种做法，尤其是政府对英国经济的很多重要部门实行国有化和严厉管制的深恶痛绝。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来打算用一段阿克顿勋爵的话作为这篇后记的题记，可他最终用《自由宪章》的跋作为题记：“在任何时代，热爱自由的人总是罕见的。自由的胜利靠的是少数人，他们又是靠与盟友们的合作而取得胜利的，尽管他们跟这些盟友的目标存在差异；而这种合作总是危险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灾难。”他晚年著作的结构在这时可能已经初步形成了。

《哈耶克文集》第九卷、第十卷的编者布鲁斯·卡尔德威尔写道：“哈耶克在英国生活的结局令人伤感。在政治上，他曾反对的一切东西都逐个登场了。”随后的变化导致《通往奴役之路》只是在人们回顾历史时才被记起来。工党第一次组成多数政府反映了，也导致了某种新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通往奴役之路》不再那么吸引人，而是有点儿反动了。英国和美国公众发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人们觉得，这本书太极端了。与苏联的战时联盟终结，战后进入经济繁荣期，这些都使它变得没有针对性了。哈耶克逐渐被人看成一位昙花一现的保守分子。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几种欧洲语言，随后被译为全世界20多种语言。哈耶克注意到，“纳粹后那代德国人特别热情地接受”这本书。“二战”后在德国的一次演讲是他“最感动的一次经历”。他“发现人们在传阅《通往奴役之路》的手抄本，当时德国还没有正式出版”。他也曾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讲过课。

1946年，哈耶克“二战”后第一次回到奥地利，看望他未来的夫人和其他亲戚。他一般都是一个人旅行。有一次访问斯坦福大学时，他被安排住在一间很大的公共宿舍的一个铺位，他猜想是因为行政管理人员不喜欢他的政治观点而故意冷落他。

第20章

波普

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一年离婚了，这件事使他跟罗宾斯的友谊令人痛心地破裂了。在战时致卡尔·波普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罗宾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非常珍视他的意见”，但这种愉快的状态没有持续下去。1949年，哈耶克离开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赫拉，1950年在阿肯色州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专门跑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几周后在维也纳，他娶了第二任妻子海伦妮。

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其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两人的嫌隙不断加深，罗宾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罗宾斯写道：“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20多年来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后，两人才开始寻求和解。1961年在哈耶克的儿子拉里的婚礼上，两人才重新建立起友情。

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决裂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物分道扬镳，哈耶克离开了英国。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宾斯逐渐走上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反对的凯恩斯的中间路线，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也因此消退。不过，作为英国权势集团的栋梁，他对现实的影响力则大大提高了。1961~1963年，罗宾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曾提出大幅扩张高等教育体系。他也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实权人物。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耶克则被英国人遗忘了。这一时期，由阿瑟·塞尔登负责编辑事务并担任所长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境内唯一一家继续宣传哈耶克及其著作的机构。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与波普的友谊，这部分是由于，哈耶克与前妻两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没有与罗宾斯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他人那样时间长，也没有那么深厚。波普是在“二战”后才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并在哲学系任教。

波普对哈耶克对其生活上的帮助深表感激。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纪念哈耶克的一次会议上，波普回忆了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

我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毕生友情始于1935年9月或10月，当时，我与他在其研究室门口相识。他只比我大三岁，我在维也纳就听人说起过他，但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他虽然很年轻，但很有名，而我则是个无名的学校教师。当时在维也纳教授政治理论的汉斯·凯尔森教授替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凯尔森告诉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说，他跟哈耶克并没有见过面。

于是，平生第一次来到伦敦后，我立刻去拜访哈耶克，我一点儿信心都没有。但哈耶克对我不仅是友善而已。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曾对他说，一定要读我于一年前（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的那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证会立刻拜读，如果我下周过来，他就会读完。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而且读得非常认真……在第二次会面时，我们主要讨论我的这本书，他请我在他的讨论课上宣读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激励。

在1943年12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写到，哈耶克“对我始终不渝的体贴照顾，毫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我的一生”，几天后他又写到，“没有谁比我更感激哈耶克了”。波普在自传中说，他的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与哈耶克给了我最慷慨的帮助（自我认识他后，我一共只麻烦过他几次）”。哈耶克为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找到了出版社，而这本书成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继续赞美说：“对这本书，他们二人写下了最热情的书评。我觉得，这两个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波普在战后能保住高级讲师职位，哈耶克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1967年）一书题献给波普，波普则把他的《猜测与反驳》（1963年）题献给哈耶克。

哈耶克则表示，他在思想上极大地受益于波普。在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

引领我进入我现在几乎有点儿不大情愿称为哲学领域（我认为科学方法这个说法更贴切）的是马赫的哲学。它曾主宰了维也纳的哲学讨论。它是维也纳小组的开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小组，但跟其成员有密切联系……

让我改变看法的是社会科学家们，遵循奥托·纽拉特思想传统的科学家们，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非常极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才意识到，实证主义可能是误导性的……我曾以为，问题出在他们太过极端了，但我很快就认识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确实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摆脱马赫的实证主义。我在离开维也纳、到达伦敦后，才开始系统地考虑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实证主义绝对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从伦敦回到维也纳跟我的朋友哈伯勒进行讨论，我向他解释说，我已得出结论，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马赫的实证主义可不是好东西。当时他对我说：“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书，是一个叫卡尔·波普的人写的，谈的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我对这本书非常满意，因为它确证了我已形成的那种看法。

英国经济学史学家、经济理论家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W. Hutchison）认识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讨论过哈耶克的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哈奇森把哈耶克的方法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第一期哈耶克”，持续到1936年，遵循的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而第二阶段为“第二期哈耶克”，始于1937年，融合了波普的观点。

在学术生涯早期，哈耶克几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维塞尔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认为，知识对人来说是内在的、既定的。经验发现可用来证实理论，但并不能驳倒理论。经济学理论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基础的。理论先于经验观察。哈奇森引用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说过的话：“为解释社会现象，我们所需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我们共同经验的一部分，是我们思想素材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中，它是不需要争论即可掌握的复杂现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自然科学中，它们最多只能猜测出来。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与其说是确定的，不如说是复杂现象的某种规整性，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真正的经验因素。”

哈奇森说到，在1935年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写导论时，哈耶克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非常接近”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即“第一，‘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不可证伪的、是难以驳倒的；第二，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和基本假设上的根本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几乎同样乖戾地强调这种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认为，由于经济学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因而经济学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学更精确的命题。

“第二期哈耶克”则信奉一种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观点。当然，重要的并不是观点的渊源，而在于观点本身。哈奇森特别强调他“拒绝猜测思想之间互相影响的痕迹”。哈耶克于1937年创作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验主义。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坚持一种更具经验主义色彩的方法，尽管他仍继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哈耶克说，他从来没有信奉过米塞斯的先验方法。

人们对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原因部分在于：波普曾经声称，至少是在他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后声称，他对哈耶克的影响要比大家一般认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象的大得多。在前文提到的波普回忆与哈耶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的那次纪念性讲话中，波普接着说：“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本人，我不想说什么，但对于哈耶克的两部讨论自由社会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我倒可以说上几句。我觉得，我对于他的研究兴趣的转向发挥了那么一点儿影响，因为我在我们的交谈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要反对当时人们所说和批评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评的保护主义或者说国家保护主义，就不能采取米塞斯的路线，因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加上引号，因为它永远都要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说，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主要贡献，即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于他。

“二战”结束后，尽管与苏联的冷战取代了与德国和日本的武力战争，英国社会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二战”末，美国的地位迅速上升：它拥有核武器，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生产力。在“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美国占有整个世界领土的将近一半。

“二战”后，哈耶克到直布罗陀进行了6周的社会考察，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政府。后来，英国政府又请他对塞浦路斯也进行一番同样的研究，但他拒绝了。他积极参与了当时一个政治团体的活动，该团体名叫“争取南蒂罗尔正义”委员会，要求意大利将“一战”时占领的南蒂罗尔地区归还给奥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在向大众媒体投稿，论述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哈耶克的学生玛尔约丽丝·格赖丝·哈钦森回忆说：

（在1947~1948年，她）有幸听了哈耶克一门课——“经济学史导论”。讲课时，他喜欢踱来踱去，用一种闲谈的语调说话，既不刻意强调，也不卖弄学问。他的记忆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知识背景，很多国家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观念，由他讲出来就变得很吸引人。他的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而他也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这门课共分20讲。在第一堂课上，哈耶克给我们开出了一份他觉得对我们有用的阅读书目，列入书目的作者有亚历山大·格雷、埃德温·坎南、詹姆斯·博纳、约瑟夫·熊彼特、奥古斯特·翁肯、雅各布·维纳、查尔斯·吉德和查尔斯·里斯特。他也向我们推荐埃里克·罗尔的《经济学思想史》，尽管罗尔当时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哈耶克至少用8堂课讲授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且总是强调早期学者们的重要性。不用说，我们这些正准备专攻经济学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励，努力研究经济学诞生之初的思想。

哈钦森还回忆说，哈耶克“用一般术语区分了经济学思想的两大来源，哲学的与经验的或实践的。这门课主要追溯这两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希腊哲学讲起，最后以凯恩斯收尾”。关于哈耶克的性格，她说他“谦恭有礼但又超然离群”，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很多学生，包括她本人，使他们的学位论文得以出版。

哈耶克的另一名学生亨利·托克回忆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听了哈耶克开设的“储蓄与投资”课程，当时学院的“气氛是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学生都接受了工党政府的资助，而休·多尔顿后来成了内阁部长。我记得哈耶克教授在课程结束时说：‘如果你们同意我的分析，那在考试时就这么回答，但你们一定要给出自己完整的论证，因为我的看法并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你的论证不充分，就要丢分。’学生们大声叫好，这种事可不多见。”托克也回忆说，1949年，哈耶克出席了罗宾斯的研究生讨论课，他的评论性发言“简短，直击要害，非常精彩”。显然，哈耶克与罗宾斯的关系正在恶化，这时候的讨论课已不如20世纪30年代的精彩了。

※ ※ ※

战争后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间的书信往来频繁，尽管他们彼此还没有深入了解。波普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先是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又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职位。1943年年中到1945年年初，波普差不多每两周给哈耶克写一封信。在“二战”期间的通信中，他们从未直呼过对方的名字。

1943年2月，波普完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写作。同年6月，哈耶克写信给他说：“我对你提到的研究尤感兴趣，因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正在进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944年5月，波普收到哈耶克寄来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他写信给哈耶克说：“你在前言中形容这本书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看到这段话时我觉得，推动你进行研究的力量与推动我的那股力量是完全一样的。”

据曾担任过8年波普研究助手的杰里米·希尔默说，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发现，哈耶克的一些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惊人地相同”，以至于波普特意“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别人以为他借用了哈耶克的观点却不表示谢意”。希尔默又写道：“波普认为，哈耶克的出发点似乎跟他完全不同……波普私下感到有点儿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观点是否比他的观点更保守，因为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保护弱者的关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哈耶克提出要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篇前言，但波普在1945年写给他的朋友贡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说，他谢绝了哈耶克的这一好意，因为“我太珍视这本书了”，而让哈耶克写序，会“给这本书和我本人贴上他的标签”。

马拉奇·哈伊姆·哈科恩对波普思想发展及哈耶克对其影响的看法，可能是最精当的。哈科恩强调了“一战”与“二战”之间维也纳城的思想氛围。他认为，波普是在一种思想上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气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在学校时，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义之路，而波普则是个共产主义者。而且，哈耶克是天主教徒，波普则是犹太裔。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了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问题是这座城市何时被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20世纪30年代，面对德国，奥地利已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38年，左翼和犹太公共知识分子相继离开了维也纳。

波普的观念就是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气氛中形成的，尽管他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他觉得，他一直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哈科恩写到，哈耶克在“二战”期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的一系列论文“打开了他（波普）的视野。他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了解的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些论文尤其对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最后两章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不过，哈科恩也证实，尽管“哈耶克曾试图打消（波普的）社会主义信念”，波普在政治上仍然比哈耶克“左”倾得多。

1944年，波普写信给哈耶克说：“我觉得我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一位在世的思想家都多，也许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是个例外。”40年后在一封写给哈耶克的信中他又说，对他来说，哈耶克已成为“某种父辈人物”，虽然他只比哈耶克小3岁。尽管如此，哈科恩指出，波普“从来不认为哈耶克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热情地感谢和赞扬哈耶克，但他从来不承认哈耶克或任何其他人是他的权威”。哈耶克从来没有与波普发展出他所希望的那种亲密的思想关系。

杰里米·希尔默也提到了波普与哈耶克的思想关系。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两人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他在《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1996年）中评论说：“波普在新西兰期间，确实读过哈耶克的一些著作。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对哈耶克表示过谢意，后来在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时，也确实受到哈耶克思想观点的影响。但是，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波普在写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时，发现哈耶克也得出了与他多少有点儿相近的结论，觉得特别惊讶……哈耶克的思想后来对波普的社会哲学产生过一些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强调政府的制度性程序的重要性，而反对个人的自由裁量。但在我看来，在新西兰期间及在此之后，波普并没有太多地关注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述，而这一点却是哈耶克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的关键。”

政治思想史学家迈克尔·莱斯诺夫（Michael Lessnoff）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论述说：“两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思想。然而，尽管他们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彼此也有影响，但这种相通之处却没有双方说得那样多。他们之间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无疑使他们以为彼此的思想也多有相同之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波普可能是哈耶克最亲密的朋友，因为哈耶克以前在经济学圈内的朋友，例如大家最熟知的罗宾斯，都跟他彻底闹翻了。这不可能让他心情愉快。

1966年哈耶克在《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一书的前言中说，读过他以前著作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他在讨论“唯科学主义”，即错误地运用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时，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归功于波普，是波普让他明白了，“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实际上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也没有强求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模仿他们。这两类学科之间的差别因此被大大缩小了”。波普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哈耶克对自然科学中实际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自然科学中的知识和真理也基本上是推测性的。

波普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都针对左派，针对理性和世俗的启蒙哲学家和思想家。在1944年写给出版自己著作的劳特利奇出版社的一封信中，波普提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说：“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热爱‘开放社会’的人士中间，即在人道主义的阵营中，或者用我的话说，在左翼人士——如果这个词能包容那些正确地认识到社会改良需要自由主义者的话——阵营中，杜绝要命的开小差行为。”哈耶克要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1945年，在一次有关《通往奴役之路》的广播专题讨论中，哈耶克也说，这本书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要说服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我的主要论点是，他们搞错了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的方法”。后来他又说，《通往奴役之路》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说服我在英国费边社的同事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这本书是写给“左翼人士”看的：他大体上同意他们的伦理看法，而反对他们的经验看法。

※ ※ ※

哈耶克的世界观高度宣扬人的精神——个人遵循自由与真理，追求一种适合他们本人和他人生活的生活状态的能力。用他的话说，这是乌托邦的，当然，他用这个词并不是指人们试图或期望得到本来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人们期望获得的是尽可能好的东西，而且这种认识与基督教的认识相通。在基督教中，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保持精神的纯洁，出于错误的理由做好事不能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只有基于正当理由所做的事情才能算是正当的。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唯一一条道路是合乎基督教义的，那就是信仰自由和真理，并通过自愿从事正当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哈耶克可能并不是这样论证自由的，但他的看法大致与此相同。种种试图为了改善人们境遇而剥夺人们自由的努力，正好摧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自由并不仅仅是最好的路，而且是唯一人道的路。

而且，对于作为自由基础的人性，哈耶克所持的观点是非常乐观的。哈耶克的哲学要求并不多，只是希望人们遵循真理，而不管它把人引往何处。他相信，把普通男女放到一个恰当的环境中，他们就能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出适宜的甚至是健全的共同体来。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所有人都能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如果没有个人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而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进步。

哈耶克对个人精神力量的看法，高度宣扬人的个性和意志的自由。他不相信人的行为是由外力决定的。他既拒绝哲学上的决定论，也反对科学中的决定论。从高度形而上学的角度（因而也应当是从实践、政治的角度）说，在相当程度上，个人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个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自由决定着自己的个性，剥夺他人的自由则相当于剥夺他人的人性。

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尾，哈耶克谈到道德和个人行为的正当范围：“这个领域的问题已变得非常混乱了，有必要回归根本。我们这一代人不仅险些忘了道德是个人行为中的必然现象，我们更忘了只有能够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并心甘情愿地为了遵循道德规则而牺牲个人利益，个人才能生存下去。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从各个方面都被塑造得只会为了得到赞扬而做好事，他们是不配得到赞扬的。”他在《自由宪章》中又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做好事的机会。只有当一个人有机会做出选择时，才配得到赞扬或才能遭到谴责。”

哈耶克强调了个体在发展观念的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个体的极端重要性与自由的可欲性相伴，个人的道德和伦理才是可能的。比起经典社会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具有更高尚的道德水平——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条件下更好的生活。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引用阿克顿勋爵的话说，自由“不是实现某个高尚政治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标”。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年）

献给正在美洲成长的不为人知的文明。

——《自由宪章》的献辞

第21章

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很早就知道，哈耶克是自由市场理念的捍卫者。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曾跟弗兰克·奈特就资本理论发生过争吵，但哈耶克依然认为，奈特是美国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领袖人物。哈耶克认为，他与维也纳的米塞斯、伦敦的埃德温·坎南一道，在“一战”后的岁月中奋力维护自由主义思想，并为自由主义理念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1939年，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与哈耶克开始通信。

如果不是考虑到个人及家庭，哈耶克可能不会搬到美国居住。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已“完全融入”英国：他不仅归化为英国公民，而且由于“二战”的爆发，他的感情和态度也本能地偏向英国了。他的孩子们也都在英国出生、成长。

哈耶克和第二任妻子海伦妮的第一次婚姻都不幸福。哈耶克在1948年写给支付其在芝加哥大学工资的福尔克尔基金会主席的信中，还有他写给波普的信中都提及，他和海伦妮年轻时，仅仅由于当时通信条件不具备，才没能成婚。海伦妮嫁给了别人，哈耶克则娶了一位他觉得跟她相像的姑娘。哈耶克和海伦妮是远房表亲，称得上青梅竹马。婚后两人仍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早就20世纪30年代，两人就在考虑分别离婚后再婚的事。

由于“二战”，1939~1946年，哈耶克有7年时间没见过海伦妮。他之所以在芝加哥大学争取薪水相对较高的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职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同时供养在伦敦的家人以及他与海伦妮在美国的生活。

继1945年春天在美国做了那番宣传《通往奴役之路》的巡回演讲后，哈耶克于1946年再次来到北美，在芝加哥大学待了1个月，在斯坦福大学待了1个月，还访问了墨西哥。1946年，他还抽空到维也纳看望家人。1947年，他来到瑞士朝圣山。1948年春天，他待在芝加哥大学，夏天则在维也纳大学度过。

哈耶克决定去美国后，最初打算在爱因斯坦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谋职。然而，该研究所并不接纳薪水由别的机构个别捐助的人员。当时雅各布·维纳就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芝加哥大学是20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几所大学之一。在20世纪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和经济学奖得主中，有60多位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联：要么是教员，要么是毕业生，要么曾在这里做过研究[尽管其中很多获奖者（包括哈耶克）的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1969年才设立该领域的诺贝尔奖项时，芝加哥大学拥有主导地位，占获奖人数的1/3。在物理学领域，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联的获奖人数也多达25位。

1948年11月，哈耶克写信给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约翰·内夫（John Nef），表示接受该委员会的教职，且希望能在1949年秋天到任。不过，哈耶克与第一任妻子无法在英国办理离婚手续，只能来美国办理。

1949年12月27日，哈耶克告别了第一任妻子和孩子。他乘飞机到纽约，参加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2日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在那里，他偷偷递给阿肯色州立大学经济与商业系主任哈罗德·杜兰（Harold Dulan）一张便条（阿肯色州的离婚法比较宽松），询问该系是否有意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杜兰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在冬季学期，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当客座教授，春季学期则在阿肯色大学活动。在阿肯色大学，他不用上课，只需会见当地名流，并与教授和研究生们座谈，做一些公开演讲。当时在该校任经济学副教授的约翰·凯恩回忆说，哈耶克“对我们很有帮助”，他到教员的家中与大家共同用餐、讨论。

1950年7月13日，哈耶克终于在阿肯色州华盛顿县衡平法院办完离婚手续。然后他回到维也纳与海伦妮结婚，随后在秋季学期开学前赶回芝加哥。

离婚的过程是痛苦的。赫拉·哈耶克不同意离婚，而哈耶克则坚决要离婚。这使他在英国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内承受了非常大的舆论压力。1950年2月，哈耶克致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辞去该校教职。他不会再回这个地方了。

由于家人都健在，哈耶克不愿跟人谈论他的离婚和再婚。1978年，他曾这样回答过：

问：我想问你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你或许愿意回答。请你原谅我的冒昧，但我非常尊重道德标准，认为它们对社会很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烦时都会说：“这里有某种道德标准，我打破它算了。”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是否愿意谈谈这些？

答：……我知道我强行离婚是不对的。唉，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爱的姑娘、我的表妹嫁给别人后，我心灰意冷，就随便结婚了。那个表妹是我现在的妻子。但我与我在心灰意冷时娶的那个人生活了25年。对我来说，她是个好妻子，但我觉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离婚，最后我强行离婚了。这肯定是错误的，但我还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吧。

当接下来问及他是否还会再离婚并且再婚时，他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在停顿、思考了一番后，他露出明显的不悦之情，并且修正了他的答复，“也许吧”。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期间，哈耶克很少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跟母亲留在英国。他的女儿记得，50年代，哈耶克曾带她到意大利和法国玩过一两次。他的儿子也记得曾跟父亲旅游过。在离婚那年，哈耶克的儿子和女儿分别是15岁和12岁。

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要搞清哈耶克为何没有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教职，就要搞清楚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回忆说，他跟芝加哥大学之间的联系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罗宾斯“很推崇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机缘巧合的是，后来罗宾斯又对雅各布·维纳的著作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维纳和奈特两人对于哈耶克及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人物”，30年代，他们都曾在那里讲过课。哈耶克既熟悉他们的著作，也跟他们建立了私人关系。哈耶克曾将他与这两个人的关系说成“30年代伦敦与芝加哥之间的关系”。

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詹姆斯·劳克林（James Laughlin），他是成立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任主任。劳克林主张进行货币改革，带头反对自由银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出任印第安纳货币委员会委员，并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克林与共和党关系密切。

弗里德曼写到，劳克林“最重要也最持久的贡献”是在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期间做出的。劳克林“在为该系配备教员并指导该系工作时，显示了对多样化观念的异乎寻常的宽容心态”。弗里德曼强调说：“近年来，跟劳克林时代一样，人们普遍认为该系是自由市场经济鼓吹者的大本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时期，该系知名教员确实秉持这些理念，他们也非常有效地传播着这些理念。然而，他们……其实只是系里的少数。系里教员对政治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

一般都认为，真正创立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人是奈特，他生于1885年，卒于1972年。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亨利·西蒙斯、阿伦·迪莱克托等人都是奈特的学生或受过他的影响。斯蒂格勒讲过奈特年轻时代的一则故事，最好地说明了奈特的性格：“在拥有深厚宗教情怀的父母的劝导下，孩子们在教堂中签署了一份誓约，保证今生都要来教堂做礼拜。回家后，弗兰克（当时十四五岁）生起一堆火，并说，‘烧掉这些东西，因为在胁迫之下做出的誓约和保证是没有约束力的’。”奈特是一位打破传统信仰的人。关于他，芝加哥流传着一个笑话：“没有什么上帝，但弗兰克·奈特却是上帝的代言人。”布坎南说过，在奈特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是宗教教条，还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和制度，不管是通行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宗教或世俗文本的传统阐释。任何东西都需要进行一番批评性审视，审视的标准可能会受到外部影响，但归根结底是独立于外部的。奈特对上帝、人和历史的态度体现了某种勇气和自信，他故意让那些鼓吹正统学说的自鸣得意的人士坐立不安”。

关于维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活跃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写道：“1932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上学的第一个学期选了一门维纳的课。他是位伟大的老师，其课程非常有感染力。维纳的理论课为我展现了一个新世界。他让我认识到，经济理论是一个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整体，而不是把几个互不相干的命题凑在一起。”维纳对成本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施皮格尔说：“在国际经济领域，无人可与他匹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家。”弗里德曼回忆说，他读研究生时，劳埃德·明茨（Lloyd Mints）、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和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都是系里的教员，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但思想各异的杰出经济学家”。1946年，维纳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弗里德曼接替了他的位置。

乔治·斯蒂格勒也这样形容过奈特的追随者亨利·西蒙斯：西蒙斯“在其出名的小册子《自由放任的积极纲领》中宣扬某种形态的自由放任原则，但那是一种什么形态的自由放任！他提出对电话、铁路等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在这些产业中，管制起不了作用。西蒙斯强烈要求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一种极端平等主义的政策，并对广告等商业活动实行严格管制。他的很多纲领与其说合乎资本主义原则，不如说合乎社会主义原则。但在货币政策领域，他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有力地论证了应该按照某种规则执行货币政策，而不是人为地随意操纵货币。他特别提出，这种规则旨在实现某种全面的价格指数的稳定。这一规则显然是后来人们提出的货币供应应当稳速增长，比如每年3%或4%”。

※ ※ ※

哈耶克最初想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一个职位，不过后来还是接受了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聘请。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内夫在自传中，对1950年聘请哈耶克一事，随手写下了一段话，对这段话有些人确信不疑。内夫写道：“访问英国期间，我在伦敦拜访了T·S·艾略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我觉得社会思想委员会一定要聘请这两个人物。哈耶克获得了一个终身教授职位，待了差不多15年。经济系对社会思想委员会聘请他表示欢迎，但这些经济学家们却在4年前反对经济系聘请他，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太通俗了，不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应该写的东西。经济学家们觉得，只要不来经济系，让他到芝加哥大学，他们绝对没有意见。”

出于几个原因，这段话被人误读了：首先，最后一句话，尤其是从上下文来看，或许是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即使内夫的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不想跟哈耶克“掺和”的问题也值得讨论。

其次，对于哈耶克是因为《通往奴役之路》没能得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职的说法，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

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确实不想要他，但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他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应当挑选自己中意的人，而不喜欢别人指定的人。他们对学校管理部门提供的任何人选都会做出负面反应，不管那个人是谁。第二，他们不赞成他的经济学：《价格与生产》中的观点以及他的资本理论。如果让他们从全世界范围内找一位经济学家来充实他们的队伍，他们肯定不会选中《价格与生产》一书的作者。至于《通往奴役之路》，根本就与这件事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系里大多数人都是哈耶克的同道。美国人都知道，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经济学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具有相当明显的自由市场色彩。因此，《通往奴役之路》只能给哈耶克加分，而不会减分。是的，我敢肯定，他们拒绝哈耶克的主要理由是，他们既不想让资助者篡夺自己的决定权，哈耶克又不是他们自己想选择的人，他们也不想让校方决定他们的人事。

批评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t Maynard Hutchins）最激烈的一些人就在经济系中，他们一丝不苟地捍卫着自己的学术自治权利。

弗里德曼也忆及卢诺和他答应资助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做10年教授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校方询问经济系是否愿意为哈耶克提供一个职位，而他们拒绝了。我当时也在那里，但还是个新人，根本没有参与过这件事的决策过程。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是正确的。泰德·舒尔茨当时是系主任，他的基本信念跟哈耶克完全一致。他是个行事极为公正的人，他非常推崇哈耶克。哈耶克拥护自由市场这一点根本不是经济系拒绝他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末，一般人，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学者不认为哈耶克是个大人物，只是在他随后发表了多部重要著作之后，人们回过头来才意识到，他是更广泛的社会思想领域的伟大人物。当时，《通往奴役之路》被普遍认为是一本通俗作品。尤其是在美国，人们认为在专业经济学领域，他脱离常规，完全属于边缘化的人物。哈耶克于1941年出版的《纯粹资本理论》一书几乎无人关注。他确实在从事政治理论、认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但已不再是活跃的专业经济学家了。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专业经济学家。

盖尔·约翰逊从1944年起就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他记得给哈耶克提供职位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进入正式表决阶段。他又说，全系教员好像已经达成了共识，约翰逊还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就使他“不可能被这里接受”。

哈耶克本人关于没能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得职位的回忆，似乎并没有内夫自传中的那段话所强调的含义。比如，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去芝加哥大学的事，哈耶克是这样说的：“很凑巧有个小插曲，有人最早建议我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但他们不要我。”哈耶克并没有为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而投入过多精力。事实上，“二战”后他决定移居美国时，最初想进的是普林斯顿大学。

哈耶克也回忆说，在进芝加哥大学这件事上，“经济系的朋友做了不少努力，但我想，他们受到了计量经济学家们的阻挠。这些计量经济学家不想要我，因此，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求教职的计划就落空了”。他还说：“他从来都对宏观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没有好感，而他们也认为我过时了，不能接受他们那类新观念。”乔治·纳什（George Nash）在其《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一书中，谈及“二战”后的学术界时是这样说的，“这个时代还有一个象征，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也不得不依靠私人资助才能进入美国学术界”——资助他们两人的都是福尔克尔基金会。纳什补充说，约翰·内夫、阿伦·迪莱克托、亨利·西蒙斯“劝这家保守的小基金会支付哈耶克的部分薪水”。

弗里德曼当然是经济系中跟哈耶克最相契的。哈耶克在1978年说到，在芝加哥大学，他“跟弗里德曼来往非常密切，后来跟乔治·斯蒂格勒也变得很熟络。因此，我跟经济系部分教员的关系很好。不过，从数量上看，计量经济学家们占上风……而我只跟奈特和所在的那个圈子中的人来往”。

哈耶克之所以希望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一个职位，部分原因是在教了20多年经济学课程后，他有“一点儿厌倦”了。他“已经对当经济学家打不起精神了，而对于经济学当时的发展方向，他也觉得格格不入”。不用再教经济学，他觉得“松了一口气”。同样，他也不用承担行政管理责任了，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最后一年，他承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

哈耶克高度相信观念的力量。他在生命的最后50年之所以选择了政治和社会哲学而放弃了专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反映了他的成熟信念：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且包容了后者，同时这也反映了他的个人兴趣和优势。他相信，观念统治着世界，他也亲身实践这一信念。

哈耶克承认，在最后几十年里，他已不是经济学家了。在《自由宪章》导言中他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认识到某些专业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原则”。在1962年于弗莱堡大学发表就职演讲时，哈耶克也说，其学术生涯的前半段“完全投入到纯粹理论研究中，后来我则用更多时间研究专业经济学理论之外的问题”。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也是受他自己的一种想法的影响，他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了。

在与赫拉离婚又娶了海伦妮之后，哈耶克的心情很是轻松。多年来，他都对第一次婚姻不满意，而又不能跟自己爱的人一起生活。在芝加哥大学，他觉得很高兴，“从一个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比较狭隘的气氛中又回到了这种综合性大学的氛围里。教员俱乐部、四合院俱乐部很有吸引力。坐在你对面的，今天是历史学家，明天是物理学家，后天又是生物学家。事实上，我不知道还有哪所大学像芝加哥大学那样，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有那么密切的交流”。哈耶克到任时，该校有超过1万名学生。

第23章

社会思想委员会

哈耶克后来回顾自己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任职时期说，这个职位给它提供了“几乎是再理想不过的机会”，让他能够追求自己“逐渐形成的”兴趣。该委员会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提倡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成功示范。它最初叫作文明研究委员会，旨在为超出常规院系组织藩篱的思想提供进行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机会。根据芝加哥大学校史撰写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说法，“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是约翰·内夫，创立资金主要由他的妻子提供。内夫只聘任他自己喜欢、推崇的人。组成委员会的精英群体。的专业背景则非常多样化，他请他们指导精选出来的十几名研究生的研究”。1946~1964年，内夫一直担任委员会主席，他曾这样形容这段时间委员会的状况：“我们一次招收的学生不超过13名，而不算著名的访问学者，本委员会常任教员有8~10人。”由于学生与教员的数量这样接近，学生和老师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这一项目的学生来自各个专业——除了社会科学，还有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及艺术领域。这里有一个近乎理想的学术环境。

1950年秋天，哈耶克到任之时，正是委员会蒸蒸日上之际。尽管它一度获得了“被排挤者的沙龙”的名声，这是委员会一位成员戴维·格伦的话，但其成员都是非常出色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过于超前，所以他们经常不被传统院系接纳，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

撰写哈钦斯传记的玛丽·安·德祖拜克说，委员会的研究在“大学里是独一无二的。最初，内夫拟定了一份由其他院系教员上课的相关课程清单。逐渐地，他自己为在委员会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了跨学科的课程表。内夫请来艺术、哲学、神学等学科的人来校园讲课。‘二战’后，委员会开始聘请自己的教员”。

哈耶克的头衔是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算是追随亚当·斯密，因为斯密曾经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雪利·罗宾·赖特温是哈耶克的学生，他回忆起他的讨论课时说：

哈耶克对胜任这份工作感到愉快。每周三，他都举办一个主题包罗万象的讨论课。周三晚饭后，来自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的一群聪明而稚嫩的人会赶到一间仿哥特式会议室，围坐在一个很大的椭圆形橡木桌前，谈论哈耶克提出的话题。话题包罗万象，涵盖了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及其他方面的知识。而那些年长的参与者更为讨论课增色不少：有两位原子物理学家，一位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意大利人，另一位则是位匈牙利人，他们在工程、物理学、电影、政治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广泛的贡献；有一个研究古典文化艺术、经营农场的爱尔兰人，精通莎士比亚、吉本、托尔斯泰、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作品；有一位极为虔诚而严谨的法国托马斯主义者，他推崇的是帕斯卡、普鲁东和T·S·艾略特；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好斗的无神论者却热衷于探究神学问题；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货币理论家，对树叶追逐阳光的动机和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着迷；一位考古学家，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图像艺术传统中受过教育，却开设了关于尼采的课程，指导学生研究普鲁斯特；有《哥特式教堂》的作者、《孤独的牛仔》的作者；还有提出“平民社会”、研究早期工业革命的人。参加讨论的学生则来自日本、中东、欧洲及美国的偏僻地区，个个都显示了极高的天资，可谓出类拔萃。

这里说到的学者依次是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戴维·格伦（David Grene）、伊夫·西蒙（Yves Simon）、弗兰克·奈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彼得·冯·布莱肯哈根（Peter von Blanckenhagen）、奥托·冯·西姆森（Otto von Simson）、戴维·莱斯曼（David Reisman）、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其中，费米荣获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后来则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39年，爱因斯坦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非常有名的信，开头是这样写的：“费米和西拉特最近的研究让我得出结论，铀元素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全新而重要的能源……这一新发现可以帮助人们造出炸弹。”正是这封信推动了后来的曼哈顿工程的设立，其总部就在芝加哥大学。因此，这个讨论课的参与者们无论如何是个令人敬畏的群体。

赖特温继续写到，哈耶克“以一种平和、正直的风格主持着这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讨论，使他的讨论课成为自由主义美德的一种完美实践。讨论的主题一般是自由主义，没有一个人对哈耶克的信念有丝毫怀疑。但如果有学生希望出人头地，背叛了这里的普遍信条，他也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围剿异端在这里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讨论课是跟在世的、已故的、古代的、现代的人物进行对话，唯一的戒律是要确切地理解他人的思想，要诚恳地对待他人的质疑和不同看法。作为讨论课参与者的同事和老师，哈耶克的行为与这一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研讨会完全融为一体。他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至关重要但在学术生活中已经消失的规范”。

哈耶克也回忆说：“我在那里（芝加哥大学）组织的第一次讨论课是一生中最令我兴奋的时刻。讨论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而我请来参加讨论课的人有费米，有遗传学的伟大创始人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还有几位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全部由教员组成的讨论课，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专业的最出色的人欢聚一堂。组织这样的讨论课还是我平生第一次。我从来没有能够把这样一群出色的人召集到一起，因为我没有讨论过这么好的问题。”参加这个讨论课的大约有25人。其中还包括阿巴·勒纳——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学生，这时他已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罗斯福学院。

弗里德曼回忆说：“主要是由于哈耶克请来的发言者范围很广泛，所以这些讨论课非常精彩。他们的看法各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费米谈论方法论的那一次，这次谈话对我自己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谈到了测量的概念，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的一句话：‘测量就是进行区分，区分得越细致，测量得越精确。’这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看法。”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处于全球权力的巅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最高。抵抗共产主义的战斗使集体主义的支持者基本上销声匿迹了。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与萧条的30年代恰成鲜明对比。失业率非常低，经济增长总是优于人们的预期；苏联被看成是自由、进步的敌人，而不再是令人向往的指路明灯；整个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50年代是美国人富足并主宰世界的大时代。

时代的这种变化或许可以解释哈耶克何以放弃专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经济萧条状况看起来不太可能再出现了。因而，人们对商业周期理论已了无兴趣，而这正是他在专业经济领域的研究重点。30年代初期的经济状况与50年代英美经济状况之间几乎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而且，这一时期，苏联在经济效率方面似乎总是走在资本主义前面。于是，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发展出来的思想也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了。经济学界正在向数学化方向发展，而这不是他的专长。

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戴维·格伦（David Grene）记得，当大家得知哈耶克要来委员会后，有些人“有些许惊讶”。哈耶克被视为一个“守旧的右翼机构”资助的“陈腐的右翼分子”。尽管格伦记得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对哈耶克来到该委员会非常高兴，但他也回忆说，哈钦斯并没有（像对待其他人那样）特别努力地为哈耶克来芝加哥大学而争取。格伦回忆说，哈钦斯坚持，尽管哈耶克是由外部机构资助的，但哈耶克不能成为某一特定立场的代言人，福尔克尔基金会也绝对不能插手大学或委员会的事务。当然，哈钦斯也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任何办法限制哈耶克。格伦说，哈耶克为人随和、老练、正派、拘谨、和善，是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却“从来没有恃才傲物”。他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各项具体工作，比如指导学生，也积极承担大学指派的工作。给格伦印象最深刻的是，哈耶克将两种气质不同寻常地结合起来：他既是位“奥地利贵族，又是个非常纯正的英国人”。

哈耶克的学生尤金·米勒称，他是在进入该委员会攻读研究生学位时第一次见到哈耶克的。在做博士论文之前，他的主要任务是研读西方思想名著，这是芝加哥大学特别强调的。他的阅读书目包括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米勒回忆说，哈耶克痛快地答应辅导他阅读这些著作。“在那些辅导活动中，我逐渐亲身体验到那些已经突出表现在他著述中的精神品质、他那令人惊讶的广泛的知识兴趣、对道德和政治理论中基本问题的关注以及他那无限宽广的胸怀。哈耶克知道，只有思想自由才可能形成观念的多样化。因此，当我的研究发展到对其思想的某些根本原则产生挑战时，他继续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鼓励。他不求培养弟子，而是激励学生像他自己进行思考时那样诚实、果敢地直面艰难的问题。”

詹姆斯·维采也是哈耶克任该委员会导师时的学生，哈耶克曾是他的论文答辩委员。维采回忆说，他对“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司法推理观很感兴趣，哈耶克觉得这是个很合适的题目，他跟弗兰克福特非常投契。一开始，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认为弗兰克福特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干预。我后来逐渐看出，哈耶克和弗兰克福特都同样希望制度能够缓慢地、试探性地完善，都反对教条主义”。维采还记得，哈耶克告诉过他：“他喜欢的学习方式是：首先很快翻阅全书，然后再回头仔细研读。他当然是博览群书，他为我在研究弗兰克福特之前而进行的预备性研究开的那份书目，在我看来有些荒唐，竟然包括瓦泰尔、格劳秀斯等。”“在我看来，哈耶克似乎就是那种纯粹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而进行无私无欲、客观研究的典范。”

斯坦利·海伍德（Stanley Heywood）是哈耶克20世纪50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他曾“有幸参加哈耶克在晚上组织的讨论‘自由主义传统’的讨论课。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哈耶克受过宽广的、深厚的欧洲传统教育，他是理想的讨论课主持者。他也极为讲究礼节，很少过多谈论自己，但会和善地插进几句话，引导别人，使讨论能够富有成果。我们每个人当晚都要做主题发言，比如讲‘法治’问题的人应提出自己的看法”。

1951~1952学年，哈耶克讲授“自由主义传统”的教学大纲把“思想自由”列为有待系统考察的第一个主题。在这里，哈耶克把“相信观念力量”作为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题目，在这份大纲中，讨论思想自由的篇幅超过其他一切问题。从相信观念的力量开始，哈耶克依次讲到个人才智的“多样性和局限性”；“真理只能从不同思想的自由讨论中浮现出来”；理性是社会性过程，一定要“相信说服的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能力专断地相信（他）无所不知”；“即使错误，也应予以尊重”；“观念的传播不可避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还列出了思想自由的如下“先决条件”：宽容、“思考……良心……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不存在一切形式的审查”，教学和研究活动中的“学术自由”。

罗纳德·哈默威说，哈耶克的“举止无可挑剔，气质极为高贵又具有优雅的学者风范。我承认，我觉得他有点儿过于讲究礼仪，尽管我与他慢慢地熟悉起来，但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多次去看望他时，我们之间仍存在那把教授和学生隔开的墙，尽管那面墙已经很薄了。事实上，即使在我40多岁且自己已当上教授若干年后见到他时，我也一直称他为教授”。

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教员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回忆说：

他到芝加哥当教师后，按当时的风气加入了四合院俱乐部。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坐在凸窗的方桌边上，这个位置谁都可以坐，因为是为没有专座的人而设的。那些年，我每个月都有两三次机会同他一起吃饭。我们有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但我发现他很高兴、也很有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我也记不起我是怎样跟他打招呼的，他又是怎样跟我打招呼的。

哈耶克看起来有点儿难以接近，旁若无人。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八字须好像总是让人觉得，他对什么事情都不以为然。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以屈尊俯就的傲慢心态对待我。他会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则特别有趣，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是关于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拉斯基的。他说：“拉斯基有非常敏锐的直觉，是个惯于撒谎的人。这两样结合起来导致了非常有趣但有时也很严重的后果。”我记得他好像说，拉斯基曾猜到了丘吉尔正在计划要做的某件事，丘吉尔听人说拉斯基“知道了”他只向内阁成员们透露过的计划，就召集内阁开会，宣布有人将情报泄露给了拉斯基，“结果费了好大劲儿才弄清真相”。

哈耶克也提到过一个奥地利小村庄，有几年他一直在那里度假，而他一直以为，那个地方的地产是外人不能购买的。

我还记得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早年的爱情被婚姻打断，后来两人又破镜重圆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不少讨论课，大部分话题围绕政治哲学领域，分别是（按第一次开设的日期顺序）“公正与平等”（2次）、“自由主义的传统”（3次）、“科学方法与社会研究”（3次）、“经济计算”、“社会与政治思想”（6次）、“莎士比亚晚年戏剧”、“社会理论入门”、“从洛克到柏克之间的英国社会思想”及“福利国家分析”。在50年代末的几次讨论课上，他宣读了《自由宪章》若干章节的初稿。

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是寻找新方向的时期。他说，内夫聘他到社会思想委员会，在这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讲授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问题，而如果什么时候你不想讲课了，那你就可以不讲”。这样的好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薪水也很丰厚。这使他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

第24章

密尔

哈耶克最常提到的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哲学家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哈耶克对密尔的看法的前后变化，能够说明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关联。在他晚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说：“密尔多年的研究确实动摇了我对自己过去曾视为伟人的某个人物的钦佩，因此，根据我现在的看法，密尔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1942年在为密尔的《时代精神》一书写序时，哈耶克说，出版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19世纪一位伟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有趣的阶段”。

哈耶克在1951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完成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的友谊和婚姻”一文中，多次赞许密尔：

他是个敏锐、老练又善于平衡的天才人物，他总是精心而细致地遣词造句……

他具有超乎寻常的才能，因此完全有资格在自传中自豪地宣称，他“愿意并且也能够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东西”……

密尔，为人诚实，是一位谦谦君子……

他必将再次被视为当时真正伟大的人物，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道德上的伟人。而他之所以能在知识上取得成就，主要也是由于他坚信，道德高尚对于冷静的思想活动具有无上的价值。在成长过程中，密尔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就是要成为“理性主义的圣人”，格拉斯通曾恰如其分地用这个词来形容他。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也提到过密尔的杰作《论自由》。

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尽管多次对“年轻时代”的密尔颇有微词，但提到密尔的次数要多于其他学者。密尔的话大部分是作为权威或志同道合的言论被哈耶克引用的，比如：

今天，我们无须比古人更聪明，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过去一个世纪的经验能教给我们的东西，要比麦迪逊、密尔、托克维尔或洪堡所能想象的更多。

由约翰·弥尔顿和约翰·洛克做出的、并由密尔和沃尔特·巴杰特重述的对宽容的经典论证，其理论基础当然正在于他们认识到了……人的无知。

（哈耶克在讨论“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与纯粹服务性功能”之间的区分时说）这种区分等同于密尔对“专断的”和“非专断的”政府干预之间做出的区分。

如果我们不将政府的“干预”放到这一（法治）背景下考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亚当·斯密和密尔在反对什么样的政府干预。

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也赞扬了密尔的部分观点，密尔在讨论思辨哲学的重要性时说，政府控制经济对于自由而言是致命的，他承认政府可以采取提高民众知识水平的行动，而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具有潜在的危害。哈耶克把这句话作为他全书的结语：“我觉得，用威廉·冯·洪堡的一句话再恰当不过了，百年前的密尔也曾将这句话置于他的《论自由》一书的开篇：‘本书将要阐明的所有论点都指向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最丰富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的发展而言具有绝对的、最根本的重要意义。’”读者完全可以设想，哈耶克创作《自由宪章》的目的就是要补充密尔的《论自由》——事实上，连书名“自由宪章”都可以理解为跟密尔的著作有关联。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哈丽雅特·泰勒的友谊和婚姻》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学术著作，追溯了他们两人在维多利亚时代惊世骇俗的爱情和婚姻。（夏略特尽管嫁给了别人，却一直陪伴着密尔，并跟随他到处旅行。）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偶然”形成的。战争时期，哈耶克得到两人的部分书信，那时他的时间比较充裕，还有一位能干的助手露丝·博查德。于是，他便“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除了这本书，哈耶克还编辑了密尔的《时代精神》，又写了几篇论述密尔思想观点的文章。密尔文集的编辑约翰·罗布森谈到哈耶克关于密尔和夏略特的论著时说，哈耶克把“故事讲得非常精彩”，他还提到“哈耶克教授富有启发性的著述”。博查德写过一本密尔传记，在前言中她“特别向哈耶克教授表示谢意”。

哈耶克的研究对迈克尔·圣·约翰·帕克（Michael St. John Packe）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著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生平》（1954年）一书。哈耶克在该书前言中称这本书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最权威的密尔传记”。帕克则在他的致谢中两次感谢哈耶克，对他的谢意仅次于自己的妻子，他说：“对于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教授，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远多于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些。确实，如果没有他多年的成效卓著的研究，不但我无法创作出这本书，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一本完整的密尔传记。他对我的长期关注和及时忠告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

弗朗西斯·米内卡编辑了密尔文集中的一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早年的书信”，在前言中他写到，“将这一卷编进文集的主意出自哈耶克教授……（他）尽可能完整地搜集1848年之前（密尔的书信）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在给米内卡参与编辑的这本书撰写序言时，哈耶克用优美的文笔写道：“搜寻这些未发表的手稿是一项侦探工作，多数人都喜欢在空闲时间将这种事情作为一种消遣来做。搜寻中收获成果的乐趣主要由我享受了，而为了本书的面市而进行的真正艰苦的工作，则完全由米内卡教授承担着”。

下表列出了哈耶克讨论社会哲学的4本主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及《致命的自负》中引用学者观点的次数。

若干学者被引用的次数

《通往奴役之路》

《自由宪章》

《法律、立法与自由》

《致命的自负》

合计

休谟

1

21

43

16

81

斯密

—

17

22

13

52

密尔

3

28

10

10

51

波普

—

8

25

13

46

米塞斯

—

20

10

5

35

柏克

—

21

10

4

35

阿克顿

8

20

5

1

34

洛克

2

10

15

5

32

亚里士多德

—

8

11

12

31

边沁

—

5

20

6

31

马克思

5

6

4

13

28

康德

1

4

18

2

25

弗里德曼

—

7

3

—

10

门格尔

—

4

8

9

21

凯尔森

—

9

10

0

19

凯恩斯

2

6

4

7

19

拉斯基

3

6

3

—

12

奈特

1

8

—

2

11

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哈耶克与密尔之间的相同之处。罗伯特·坎宁安在为哈耶克的一本文集撰写前言时说：“1859年，密尔在《论自由》中追溯了他所说的公民或社会自由的历史。100年后，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重述、深化了自由宪政主义的传统学说。”诺曼·巴里称，“无疑，哈耶克对自由的捍卫是自密尔的《论自由》之后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其论证也是最严密的”。据约翰·格雷研究，哈耶克创作《自由宪章》就是“纪念密尔《论自由》出版100周年”。亨利·黑兹利特的一句话一直被印在《自由宪章》一书的封底上：“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著作……是20世纪的《论自由》。”

但在后来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哈耶克开始表现出对密尔更强烈的否定态度。密尔不再是他引用最多的学者了（引用更多的是休谟、波普、斯密、边沁、康德和洛克），即使提到密尔，也经常是作为批评对象。哈耶克批评密尔推广了“社会正义”一词。哈耶克有一段文字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称为“自由文明面临的两大威胁”。在这段话的一个脚注中，哈耶克批评密尔说：“这两者却都被密尔特别强调，将其视为现代人保留的仅有的两种‘高尚’情感。”

最典型地体现哈耶克晚年对密尔持有负面看法的地方，是《法律、立法与自由》中的一节“通行的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无限权力”。在这一节开篇，哈耶克就说：“有一种可悲的幻想，以为只要采用了民主程序，我们就没必要对政府权力施加其他限制了。这还让我们进一步相信，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构成的‘对政府的约束’，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限权措施。”然后他在脚注中说：“詹姆斯·密尔似乎是这一思想的始作俑者，尽管我们很难在他的《政府论》中找到明确的说法，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他儿子的影响，密尔在《论自由》中说，‘国家无须防范自己’。”

对密尔这段著名论述进行这样的阐释是相当奇怪的，因为这种阐释太不准确了。（密尔的这句话及这句话前面的句子我们已引用过。）从这句话前后的段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密尔的想法跟哈耶克完全相同——民主投票程序不可能减少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在说完“国家无须防范自己”的观点之后，密尔接着就说：“这种思想方式在欧洲上一代自由主义者中非常普遍。而除面对大家都觉得不应存在的政府外，认为对政府的活动范围应予以限制的人士，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中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在人世中，在政治和哲学理论中，成功恰恰突显了失误和缺陷；而如果失败了，这些失误和缺陷反倒不易被发现。当全民政府还停留在人们的梦想中，或人们只能在遥远的古代历史中读到时，人民无须自己限制自己权力的观念俨然是自明之理。但随着时间推移，今天，当民主共和国已普及很多地方时……我们就需要认识到，‘自我治理’、‘人民自己对自己的权力’之类的说法，并没有表达我们所处的真实状态。因而，当掌握权力的人定期地由人民选举产生时，限制政府对个人的权力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哈耶克把密尔在《论自由》中强调的根本观点正好颠倒了。

哈耶克对密尔的误解更令人惊奇之处在于，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也引用过上述这段话，却放在相反的语境中。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对密尔的话做了准确的解读，而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却做了不正确的解读。这就让我们怀疑，哈耶克晚年对密尔的批评究竟是由于误解，还是真的因为他不同意密尔的观点。进而我们也怀疑，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共同点是不是真的没有哈耶克晚年所认为的那样少。在《自由宪章》正文中，哈耶克写道：“现代民主制度发展到相当晚近的时代后，一些蛊惑人心的家伙就煽动说，既然权力已经归于人民，就不需要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了。”然后他在脚注中补充说：“参见R·B·麦克鲁姆编著的密尔的《论自由》，该书已经对那种看法给予了批驳。”哈耶克提到的麦克鲁姆版本的《论自由》的那个段落，我们前面也已引用过。

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写到，密尔早年“曾受社会主义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倾向，他对‘进步’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从引导知识分子走进社会主义这方面看，他比任何人的影响力都大”。哈耶克过于强调密尔的社会主义倾向了。密尔去世后才出版的自传中，确实写到，“从他们所追求的终极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密尔和夏略特）确实可以划入一般社会主义的行列”，而在1948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之后的多次再版中，他（在泰勒和当年发生的欧洲各国革命的影响下）确实对社会主义节节退让，但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是在竞争性经济中的劳动者合作社，而不是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这才是哈耶克所说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又以肯定的语气引用了密尔的看法：“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公司、大型股份公司、大学、公共慈善机构都变成了政府的下属机构；如果本来由地方自己决定的市政机构和地方公会也都成为政府的下设机构；如果上述所有机构的员工都由政府委任、养活，员工生活的任何改善都得看政府脸色，那么即使有新闻自由、有民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这样的国家也不可能是自由国家，最多只拥有名义上的自由。”在《政治经济学》最后一卷，密尔说过的一段话几乎就是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过的话，他说：“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活动范围，绝对不允许政府介入；每个人到了可斟酌决定事情的年龄后，生活中有一部分只受其个性支配，而不应受外人或公众的控制。”

在密尔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他所信奉的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在《论自由》的结尾，他正确地预见到了他的著作将流传久远，所以他写道：“从长远来说，国家的价值就是构成它的人民的价值；国家如果妨碍其人民的发展，以使其成为更为驯服的、可随意使唤的工具，即使是为了有益于人民的目标，那么，这样的国家也会发现，依靠这些小气的人是干不出一番大事业的；它还将发现，为求得社会大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一切，最后必将一无所获，因为它为了使这台大机器能够平稳运转，一直在拼命消磨人的生命和活力。”

※ ※ ※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四处旅行，参加国际和国内的思想、学术会议。1955年，他到米兰参加了西方民主国家知识分子讨论“自由的前景”的研讨会。经过一周的讨论，左派、右派及中立派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哈耶克却极为不快。与会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回忆说：

哈耶克教授在闭幕词中批评代表们没有准备拯救自由，而是准备埋葬自由。只有他一个人对讨论会中不温不火的气氛表示不满。让他生气的是与会的代表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引起左派和右派对立的传统问题已经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所有人都同意，若干国家中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会导致民主自由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已经不再鼓吹社会主义了；跟保守主义一样，他们关心的也是全权国家的危险。区分左派与右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变为政府所有和经济计划多一点儿还是少一点儿的问题。没有谁会相信，监管每个国家国内政策的各政党之间有多大区别。哈耶克则真诚地相信，国家干预是错误的，其内在是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结果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人数很少的少数派。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还在严肃地思考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分歧。

1957年，在朝圣山学社第十届年度会议的开幕式上，哈耶克致辞时提到了学社在《目标的声明》中提出的目标：“致力于自由社会的维护和改进”。他评论说，目前的事态看起来不再像1947年时那么暗淡，但他依然不乐观。1957年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的这次会议使朝圣山学社获得了新生。1954年的威尼斯会议只有41人到会，比1953年的57人要少得多；1956年的柏林会议只有25人；而在1951年，学社会员曾达到167人。1957年的第十届年会则是历届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参加会议的有73名会员和49名贵宾。在这次会议上，哈耶克发表了“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的主题演讲，后来这篇演讲稿成为《自由宪章》的跋。在1955年的米兰会议上，哈耶克反对现代的自由主义；到了1957年，哈耶克又开始反对传统的保守主义。

50年代历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探讨的主题，除一些长期讨论的话题外，还有一些时效性较强的话题，比如“欧洲的钢铁管理当局”、“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等。《财富》杂志书评作家约翰·达文波特是朝圣山学社的会员，他回忆说，哈耶克在圣莫里茨会议上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之间有一次“著名的交锋”，并说，尽管柯克在学社中有“很多朋友”，但从来没有被选为学社会员。柯克后来在美国保守主义杂志《全国评论》中对学社提出批评，称学社会员早年都宣传“自由主义教条”，对基督教怀有敌意。阿伦·迪莱克托、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在一封读者来信中对柯克的批评做出回应：“最初参加会议的人士并不是简单地宣扬某种立场，更不用说‘僵化地坚持19世纪的自由主义教条、对基督教秉持一种理性主义的敌意’。”几位早期会员，包括瓦尔特·欧根、威廉·勒普克在内，都是基督徒。

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他是在“1957年被邀请加入朝圣山学社的。我不知道是谁提议我加入学社的，但我知道，人们都承认这个学社确实属于哈耶克，任何人要加入学社，都需征得哈耶克本人的同意。1957年，学社会员人数比起刚创办时已经大为增加，但它依然是个俱乐部的模样。而在学社的会议上，中欧会员与美国会员（后来更多地跟芝加哥大学有关）之间的关系也显得紧张。对于我们这些血管里流淌着自由至上主义–平民主义血液的人来说，与哈耶克，尤其是与米塞斯之间的差别，就更加明显了，而他们似乎想让别人顺从他们。哈耶克主宰着这个学社，而他也得到了人们适当的尊重，以至于他有点儿让人敬畏。但哈耶克对于思想讨论本身的贡献总是中肯而深刻的”。来自丹麦的克里斯蒂安·甘迪是朝圣山学社的资深会员，他回忆说，学社早期的会议更多地由欧洲人主宰，后来的会议则更多由美国人主宰。他还说，学社早期会议的气氛要比后来更加亲密融洽。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的个人生活也很圆满。尽管他决定离开第一任妻子和孩子时，经历了道德上的焦虑，但海伦妮是他一生至爱，两人青梅竹马，他们的婚姻使两人长久以来深藏在心中的梦想成为现实。

弗里德曼回忆说，哈耶克的第二任妻子是位“极有学识的女性”。她有时会来参加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组织的讨论课，她把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译为德文后，又把《自由宪章》译为德文。哈耶克说，她“实际上是重写了一遍”《自由宪章》。《感觉的秩序》可能是他最艰涩的著作，在前言中，哈耶克对海伦妮表示感谢，哈耶克说：“如果没有我妻子对手稿提出的尖锐批评，这本书恐怕会包含更多含糊之处，表述可能会更加混乱，尽管现在书中也存在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海伦妮·哈耶克也是位漂亮的女性，尽管她的性格不太随和。哈耶克在1948年的一封信中说，在1939年他们由于战争而不能见面之前，海伦妮就一直是他的伴侣。

哈耶克在20世纪50年代末发起并在60年代上半叶投入相当大精力的一个项目，是试图复兴维也纳大学的思想传统，不过最终并没有成功。从本质上说，他一直是一名欧洲人，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说过，自己“永远都是个外国人，不管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他写下了大量的备忘录，试图说服福特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他的计划。他曾打算说服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回到维也纳大学，帮助这个大学再现其往日的学术盛景。他的“想法是创建一个高级研究院，吸引那些流亡在外却仍活跃在学术界的学者，比如施勒丁格尔、波普回到维也纳，我可以列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名单”。他自己不断搬家的经历使他相信，完全可以说服其他学者搬回维也纳生活。

第25章

《自由宪章》

《自由宪章》的创作初衷源于一次旅行，而哈耶克在这一旅行中所承担的任务则是能给学者带来最大乐趣的那一种。在编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的书信时，哈耶克遗漏了密尔于1854~1855年冬季和春季在意大利和希腊旅行期间写给泰勒的大部分长篇书信。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重走一遍密尔在整整100年前走过的那段旅程，并编辑一本密尔书信全集。这趟旅行得到了基金会的资助，因此，他与海伦妮坐汽车穿越了整个法国、意大利、希腊，度过了“愉快的”7个月的时光。他们又从希腊顺道去了埃及，在那里发表了“法治的政治理想”的主题演讲，后来，这篇演讲稿构成了《自由宪章》中的5章内容。

《自由宪章》的写作花费了哈耶克几年的时间。1950年哈耶克进入芝加哥大学时，已写完两本书的手稿：一本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夏略特·泰勒的友谊和婚姻》，已交给一家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感觉的秩序》，正准备商谈出版事宜。他本希望波普会对《感觉的秩序》一书感兴趣。然而，尽管波普对哈耶克讨论该书内容及其写作思路的来信写过几封回信，哈耶克却没能激起波普对他心理学思想的兴趣。哈耶克曾希望波普跟他一起进入芝加哥大学，他后来又期望波普跟他一道重建维也纳大学的思想传统。然后等他到萨尔茨堡后，他又觉得，波普可以跟他一起来萨尔茨堡大学。

从整理《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开始，哈耶克的思想走上了一个新方向。在此之前，他是个普通的专业经济学家；现在，他则是一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哲学家。在创作这些论著时，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价格和利润对于指导生产活动的作用，它们是生产的信号。

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对价格和利润指导生产活动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提出，社会秩序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存在指挥生产活动的价格和利润，这里的生产所涉及的不仅是物质活动。他指出，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分工的、零散的知识。他进一步论证说，自由主义秩序——私有财产、劳动和交换自由，一句话，法治，所衍生的制度是物质丰富、思想自由的社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哈耶克关于宪政秩序的思想，源于他在经济学、方法论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后来完成的心理学著作中，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人的无知，尤其是个人对于真实的科学世界的了解是多么微不足道。在知识如此零散的世界上，人为设计的制度怎么可能维持下去？除此之外，哈耶克的心理学研究也让他注意到了演进的重要意义。

哈耶克的经济学研究则使他相信，商业波动是由生产结构中资本与其他商品间相对价格的变动造成的。他对经济活动的这种认识，至少就这一看法而言，是不正确的。然而，哈耶克如果不将这一观点放进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中，而是由此认识到价格的指导功能，却对他的理论具有重大价值。

1950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时，哈耶克的研究计划发生过几次变化。他曾花费几年的时间创作《理性的滥用与衰落》中的论文，其中有些成果已收进《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年）一书，另一些则收入《科学的反革命》（1952年）。《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他曾对社会变迁与科学研究的表现形式间的关系产生过兴趣。他的兴趣不以学科为界。对他来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比进入该校经济系更有利。

哈耶克希望深入探讨如何利用分工的、零散的、不完整的、不精确的知识的问题。他试图进一步阐明，即使无人指挥，也能形成社会秩序。他也试图揭示，一群人如何利用那些个体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掌握的知识的问题。他在传播（文化）的制度和惯例中发现了至关重要的智慧和知识。他认为，这些智慧和知识随着时间而演进，并引导社会实现其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

1954年3月7日，他致信古根海姆基金会，希望这一基金会资助他到意大利和希腊旅行。除为他计划进行的关于密尔的研究搜集资料外，他也觉得，到这些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有助于他更准确地理解农业社会中传统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他希望弄清无法用语言清楚表述的规则和习俗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它们不是不理性的（irrational），而是非理性的（nonrational）。他根据这一思路计划撰写一本书，且对此已研究若干年，其书名接近于《自由宪章》一书中第二章的标题——“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

不过，哈耶克最终没有写出这本书。他的《研究》（1967年）和《新论》（1978年）中的“哲学”文章，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最初创作“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时，他本想写一本融合其心理学观点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哈耶克认为，自己的社会秩序思想背后的哲学，突出强调了个人的无知、演进、群体智慧、交流和独具一格的自由主义。他感兴趣的是道德、个人的无知与社会秩序间的关系。

他逐渐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中企图做到物理科学中的那种预测和控制，根本就是妄想。因此，人类社会不应当追求物理科学中可能出现的那种事先可以确定的结果。知识的界限规定着政府的界限，个人的无知是无法克服的。他致力于探讨在无人可以完整把握的情况下知识的利用问题。

他在开罗进行的研究、对“密尔思想的持续关注”终于修成了正果：在哈耶克将要返回美国时，《自由宪章》的写作计划突然“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中。回到美国后，哈耶克最初计划就自由主义秩序问题写两本书，第一本就是《自由宪章》，第二本则是《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随后4年，他致力于《自由宪章》的写作。1959年，在德文版《科学的反革命》（这本来是《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第一部分）的前言的结尾，他写道：“这本书只是计划的一部分，但其余部分不会打算写下去了。现在我希望在另一本书中展示那些思想，这本书不会有太浓的历史味，而会更系统一些。”这本书就是《自由宪章》。1959年5月8日，在60岁生日当天，他写完《自由宪章》前言后，全书也终于大功告成。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哈耶克阐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他说，自由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个人不受他人的专断意志的强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强制是有可能的，或这就是自由的基本特征，他的意思是，法律可以通过确立允许个人合理地安排自己生活的社会框架而创造出自由。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制不能是专断的，个人应当事先知道，在社会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哈耶克写作本书的大时代背景对这本书也产生了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美苏关系极为紧张。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和思想哲学斗争，到底哪种社会制度将获胜，是苏联的制度还是美国的制度？很多人觉得前者将获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认为，《自由宪章》是重申自由资本主义，并对其正当性给予论证。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的期望，高于他的其他作品。他打算将这本书写成自己的一部巨著。在编入本书之前，书中的不少章节都曾以其他形式发表过，并曾分发给朋友、同事、学生，请他们予以批评指正。在致谢和注释中，他列出了26个人的名字，他们曾在本书正式出版前对有关章节提出过批评和建议。他的其他著作都没有提到过这么多人。（在致谢中他也提到，“我从来没有想过请研究助手来帮忙”。）他希望《自由宪章》成为20世纪的《国富论》。

《自由宪章》中有5章的内容是他以前在开罗发表的讨论法治的演讲稿。他强调了法律对自由的重要性。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他将洛克的一段话作为“法治的起源”这一章的题记：“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因为人类所创造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靠法律才能维持；若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免于他人的强制和暴力；如果不存在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如果每个人的意志都可以支配他人，那比人又何来自由呢？）自由就是个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志处置自己的人身、行为、财物及其全部财产的自由，在这种法律之下，他并未也不会处于任何他人的专断意志支配之下，而是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也引用过“若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这句话。

对于那些认为社会中的自由是某种物质生活标准或参与政治治理的人士来说，正当的法律创造出自由的想法这一观点可能有点儿奇怪。哈耶克认为，物质生活水准和参与能力确实是美好的东西，但他也争辩说，这些跟自由的准确含义不是一回事。真正的自由只能是通过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的法律，将个人强制他人活动的能力减至最低限度。

在《自由宪章》第一部分“自由的价值”中，哈耶克致力于描述这样一幅图景：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的生产效率。这是他学术生涯早期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反对经典社会主义的论点的延续，只不过是从积极的方面提出的。在这里，他强调的并不是经典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而是具有法治、私人产权、契约、交换自由的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较高的物质生产率，因而能让人们享受最高的生活水平。

法治之所以对生产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从心理上来说，个人需要某种理性的环境，以实现其效率最大化。哈耶克说：“法律的确定性对于自由社会的平稳和高效运转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使西方实现经济繁荣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莫过于法治居于相对主导地位。”在哈耶克看来，法律所创造的社会是否合乎理性，只能由其法律的正当性来证明。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有关人们应该做什么、一个人的财产是什么的规则不够明确，则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个人就比那些生活在这类规则比较明确的社会中的个人的效率更加低下。如果没有法律和社会规范，个人就不可能知道其行为的后果。

法律和规则是某种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秩序，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同样遵守这些法律和规则。它们造就了社会的秩序，因而也使生产活动得以开展。

法律的存在及其内容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和洛克和密尔一样，哈耶克认为，法律的恰当目标是为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创造一个私人领域，使之能按自己的意愿活动。哈耶克在《自由的价值》中提出，“自由的前提条件在于，个人拥有某些确定的私人领域，在其生活环境中，有一些情势是他人不能干涉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物质性目标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处置某些最起码的物质资料，此人就不能被认为是自由的。因此，私有财产及自由地选择这些财产的用途，对自由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哈耶克突出强调物质进步的重要性，他说：“今天，只有通过快速的物质进步，才能满足世界上广大民众的种种愿望。只有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才刚刚意识到，我们有可能消灭饥荒、杂乱和疾病；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停滞后，人类才开始谈论技术进步；哪怕我们的进步速度有所降低，对我们来说也是致命的。”

※ ※ ※

哈耶克对数百年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提出了挑战，在《自由宪章》中，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可能是他对欠发达国家及对社会内部不平等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必要性的讨论。关于全球不平等，哈耶克写道：“几乎毋庸置疑，如果西方国家不是一直发展超前，那么贫穷的、欠发达的国家今天也不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如果今天有些国家能在几十年里就达到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达到的物质生活水平，那就还不足以证明；正是由于西方国家没有被迫与其他人分享其物质成果，即他们没有被人拖后腿而能够远远地领先于他国，因而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才更为平坦。”

关于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哈耶克相信，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在于，只有通过不断的进步，它才能获得大部分财富。这一事实乃是由进步的本质决定的：新知识及其收益只能逐渐扩散，多数人的欲望通常是由当时只能由少数人所获得的东西决定的。我们之所以不断期望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富的不平等；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哈耶克对平均主义深恶痛绝，这一点有别于主流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在下面几段话中我们会发现，尽管他们的看法存在矛盾，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此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主流看法与哈耶克的观点并不一致：

霍布斯：“自然让人的身、心两方面的天资保持平等。因此，尽管有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比别人的身体更强壮、比别人的思维更敏捷，但统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则并没有大到足以使某个人宣称他应享有某些好处，而他人则不能享有。”

洛克：“我们设想，不论是谁，其心灵都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想法，那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经验。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经验，而经验归根结底来自于其自身。”洛克也赞许并引用理查德·胡克的话说，“人的天赋的平等”“已让人们知道，爱他人更甚于自己乃是他们的义务；因为观察这些平等的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除非我自己仔细地满足跟他人相同的、能获得他人理解的那些欲望，否则我如何能指望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我的欲望也因此会被我的同伴喜欢……”

斯密：“不同的人在天资上的差异实际上要比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小。即使是最无可比性的两个人之间，比如哲学家与街道清洁工之间的差异，也不是源于其天资，而是由于其习惯、风俗和教育程度的不同。”

杰斐逊：“所有人生来平等。”

尽管哈耶克认为个人天赋是非平等的，但他也并不是保守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应该维持社会现状或现存的权力、特权关系。实际上，他强烈要求颠覆社会现状，只要这种现状不能创造真正由精英领导的、非平等主义的、竞争性的市场秩序。“如果有某种自由，即使在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利用，它对社会的重要性和对多数人的好处，也可能要比所有人都能利用的那些自由更多。”最重要的是，“现今，人们已习惯看轻人与人之间先天性差异的重要性，并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重大差异都归因于环境的影响。然而，即使环境确实很重要，我们也绝对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人与人之间先天就有区别。声称‘所有人生来平等’，即使作为一个事实来陈述，也是不正确的”。

哈耶克认为，人的天资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种看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那种以社会内部的平等和均一的想法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来了个釜底抽薪。如果从生理上说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那么，最后的结果出现重大差距就不是最理想的。相反，如果人与人之间天生就各不相同，那么，最理想的或者说合乎自然的社会，就是人的多样性充分体现的社会。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提出，从“人与人之间各不相同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平等对待，则每个人所能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自由必然导致物质上的不平等”。这可能正是哈耶克对于何种社会才是可取的看法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不平等和结果上的差距，就不可能有物质进步。该书出版几十年后，他在接受访谈时说：“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只有我们容忍每个人的报酬存在巨大差异的制度，才能维持当代世界人口的生存。”

哈耶克并不是将这一命题作为一种伦理或定律提出的，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经验事实提出的，这与他反驳社会主义时一样。人们可能不喜欢这一事实，但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使人类社会达到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人们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做出抉择。你可以选择平等或效率，或者两者都不选，但至少在哈耶克看来，你不可能两者兼得。面对社会秩序的物质分配结果，哈耶克自己选择了不平等和效率，而没有选择平等和贫穷。

而且，社会出现物质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的天资的多样性。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儿荒谬，但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结果。恰恰是在人们被平等对待时，人们天资上的多样性才能得到体现。哈耶克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个人通过竞争性市场公平发挥自己的能力并获得地位和物质财产的社会。而在此竞争性市场中，人们享有交换的自由并拥有私有财产，政府并不控制经济活动的细节。

哈耶克遭到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罗纳尔德·哈默威的善意批评，他在《新个人主义评论》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哈耶克教授对国家活动范围中‘强制’一词的用法”，他写道：“哈耶克声称，‘本书所涉及的法律之下的自由概念乃是基于下述论点：只要法律是不针对具体某个人且事先颁布的普世的、抽象的规则，则我们遵守法律时，就没有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因而我们仍是自由的’。由此他当然可以推断，这些抽象的规则是非强制性的，尽管需要对其内容进行限定。”其他人也提出了与哈默威一样的批评，即哈耶克对自由与法律的认识并非无懈可击。

哈耶克回复说：“哈默威先生所不同意的，是将政府的强制性力量限制在危害最低程度的方式。由于政府需要这种权力以防范强制，于是，乍一看，好像应当考察在某些具体情况下防范强制这一目的本身是否必要。但防范有害的强制是否必要，该决策的判断标准不可避免地依赖某人的专断……我们希望只允许政府在必须防范强制时才使用强制性力量，我们不会希望政府在它自己声称必须防范有害强制的所有情况下，使用强制性力量。因而我们需要另一个标准，使动用强制的决策不依赖某人的意志。西方政治传统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为此目的，强制一直被限制在根据事先公知的、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并规定需要使用强制力量的场合。同时还有一个必要条件：授权使用这种强制的普世规则的正当性，只能源于防范具有危害性的强制这一一般性目的；这样，这一原则就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将强制限制在最低程度的、最可行的方法。”换句话说，他的观点是，法律不仅应当具有确定的、普世的形式，也应当具有将强制力量最小化的内容。

哈默威又说，哈耶克的“主要论点是，自由可被界定为不存在强制”。对此，哈耶克回应说：“我在《自由宪章》中的主要论点并不是‘自由可被界定为不存在强制’。相反，本书第一章第一句就说本书想要探究的是‘社会中人对人的强制降至尽可能低的程度的那种状态’。我承认，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取消强制。我们所能期望的只能是将其最小化。我理解人们对我的这种妥协的失望之情。强制只能被减少，或使其危害降至最低程度，而不可能被完全取消。”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防止一个人强制另一个人，就是对他们进行强制”。哈耶克相信，国家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生存下去。

除了强调法律对自由的至关重要性外，哈耶克还强调，进步的方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未知的。不应当强制所有人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因为没有谁能知道未来是什么样，技术变化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社会生活。他坚信，每个人都处于“不可克服的无知状态”。他写到，“心智永远不可能预见自己的发展方向”。他引用奥利佛·克伦威尔的话说：“当人不知自己该去往何方时，绝不可能攀至更高地方。”哈耶克强调：“有人相信，为了达到更高级的文明状态，我们只需将现在指导我们的种种理念付诸实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要想进步，就必须为不断地修正我们目前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从而使之适应未来的实践。”心智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哈耶克相信理性。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理性无疑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论证仅仅在于揭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他的批评并不是针对理性，相反，他提出了一种合理的看法：人的理性了解和实践可能是有限的。最理想的社会应当以这一前提条件为基础，而不能以人的理性无所不能的信念为本。

《自由宪章》第三部分是“福利国家的自由”，米塞斯这样评价这部著作：

哈耶克教授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在呼吁人们关注社会主义福利项目的极权性质。现在，哈耶克教授在《自由宪章》中，扩展并充实了这一思想。在这本书的前两部分，作者对自由的含义和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阐述。

不幸的是，该书的第三部分有些令人失望。在这一部分，作者试图区分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他声称，社会主义正在衰落，而福利国家正在取而代之。他认为，福利国家在某种条件下可与自由相容。哈耶克教授对福利国家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哈耶克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强调理性没有那么重要，他接受对福利国家进行零敲碎打的修补，而拒绝全盘推倒重来。未来时代的思想家或许可以设想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但在哈耶克写作《自由宪章》时，这并不是下一步的可行步骤。在这个时代，福利国家是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的最有效率的组织形态。它确实需要进行调整，却不能在与全球共产主义的对峙中将其全盘推倒重来。

※ ※ ※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的期望高于其其他任何一部著作。1978年他曾跟詹姆斯·布坎南有过下面一番对话：

布坎南：我听你说过，你对《通往奴役之路》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非常惊讶。同时我也听说，你对《自由宪章》没有引起反响非常失望。你的期望最后落空了，有这回事吗？

哈耶克：有这回事。

哈耶克曾希望《自由宪章》能与《通往奴役之路》一样广泛流行。这本书于1960年2月9日正式出版，不过，书评和样书早在1959年就已经陆续寄出了。除报刊外，哈耶克本人或其他人也向全世界，当然主要是美国的学者、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寄出了不少样书。尽管这些推销和宣传费用大部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承担，不过，也有部分费用由哈耶克自掏腰包。

他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他给《时代周刊》写了一封信，希望该杂志能发表书评，他在信中说，表面上看，《自由宪章》是一本学术著作，实际上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不过，该杂志后来并没有发表书评。他也给很多报刊寄过类似的信，并附上一本样书。他在这些信中说，这本书主要是写给商人、公共事务与公共舆论领袖们的。他亲自向前总统胡佛、副总统尼克松、《时代周刊》出版人亨利·露丝、沃尔特·李普曼、向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等人寄了样书。看起来，尼克松至少翻过这本书，并且基本认同他的看法。

哈耶克把一本《自由宪章》寄给《读者文摘》，希望它能刊发一个缩写本，跟当年《通往奴役之路》一样。在一封致《读者文摘》编辑德怀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的信中，他形容这本书是对自由社会原则的正面论述，而且《通往奴役之路》发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但《读者文摘》的答复让哈耶克大为失望，它说不太可能出缩写本。

他还寄了一些样书和信件，期望得到可供以后宣传使用的评语。比如，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回信给哈耶克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引用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本著作出版及时、内容严谨，文字也很优美。”在《自由宪章》出版前，哈耶克出席各类活动时都特意发布正式出版日期是2月9日的消息，他希望更多的人知晓这个日期。

结果，不管是《时代周刊》还是《读者文摘》，都没有发表书评，只有悉尼·胡克（Sidney Hook）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内页书评中做出了负面的评价，而在16年前，该报是在首页、以通栏标题的形式评论《通往奴役之路》的。胡克说：“哈耶克先生的警告是值得听取的。他的观点是一剂思想上的补药《但在我们这个艰难时刻，他的经济哲学指向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

哈耶克因《自由宪章》没有引起反响而大为失望，这其实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能说是哈耶克高估了自己，也对这本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以为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通俗著作，实际上，对于这样一本书，它已经得到了相当热烈、正面的评价。约翰·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写到，这是一本“及时而又永远不会过时的书”；《芝加哥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杂志》上发表评论称，这本书“应当是观念领域的年度最佳图书”；阿瑟·肯普（Arthur Kemp）在《美国医学会学报》上说，《自由宪章》“对于在20世纪重述自由社会的原则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西方文明成长乃至维持生存都依赖于此原则”；亨利·黑兹利特1944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这一次，他也在其开设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赞誉了《自由宪章》。

1960年6月，《自由宪章》出版6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书评家说：“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欢迎；就连通常对反国家统制主义立场抱有敌意的报刊，也对这本书表示尊重。《自由宪章》当然没有《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巨大的影响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令人鼓舞，因为这似乎证明，哈耶克的立场已经重新令人尊重。他不再被视为怪物、自由至上主义者、‘老辉格党人’、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信奉者”。

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学》上发表了一篇标志着他与哈耶克重修旧好的书评：“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像我们在教员讨论课上进行友好讨论时那样说话，我们过去经常这样做。社会秩序不可能从整体上计划，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最精当地揭示18世纪在这方面的伟大发现的开创性意义的，莫过于哈耶克教授富有启发性的阐述，这本书本身也蕴含很多新鲜的洞见。150年间被人类机械地重复的各种命题，终于获得了前人未曾意识到的意义和深刻性。”文章最后说，对于这样一本书，“没有最低限度的宽宏大量和美好感觉的人是读不下去的，而读完之后，我们会对这本书充满感激和赞赏之情，感激它对这场大论战做出的巨大贡献，赞赏赋予它以灵感并使之得以成书的道德热情和思想力量”。随着哈耶克第一任妻子的去世，罗宾斯与哈耶克之间的嫌隙开始弥合了。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结尾对批评了保守主义，他在该书的跋——“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中指出，在抵抗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当代斗争中，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有时会与保守主义力量结成同盟，但他认为，这种战术性同盟关系并不能说明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根本立场；古典自由主义者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事实上，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同之处，也远多于这两者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之间的相同之处。他写道：“保守主义尽管是任何一个稳定社会中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一种社会纲领；它具有家长主义、民族主义和权力崇拜的倾向，因而它通常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由于它具有传统至上、反智主义，并且经常有神秘主义倾向，因而除了在短暂的幻灭时期外，它绝不会寄希望于年轻人，或寄希望于其他相信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得进行某些变革的人。”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由主义。

而保守主义对待知识的态度尤其令哈耶克反感。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对人类获得新知识表示欢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进步乃是通往未知的世界，而如果不沿着各个方向追求真理，就不可能向前发展。而保守主义一般并不这样看，它具有一种“拒绝接受已获得充足证明的新知识的倾向，因为保守主义者不喜欢可能由此而导致的某些后果。由于拒绝面对事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观点的力量”。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则致力于追求理性和真理。

如果哈耶克不得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进行选择，在写作《自由宪章》时，他会选择左派，就好像他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各个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对于完整的自由的信仰，乃是基于一种本质上向前看的心态，而不是基于那种留恋过去的怀旧心态，或对现状的不切实际的赞美。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是把自发增长的动力从人类愚蠢设立的种种障碍和困扰中解放出来……（政治哲学家的）希望必须依赖说服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人士，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们现在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革，但他们至少愿意用批评的眼光审视现状，并在必要时发动变革。”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是向前看的、理性的哲学。它们关注的是可能出现的世界，而不是从来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我怀疑是否存在某种叫作保守主义哲学的东西。保守主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足以影响社会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哈耶克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第26章

影响

影响总是很难评估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引用密尔的话说：“每个时代都给人类一个教训，但这一教训却总是被人类遗忘，即思辨性哲学表面上看起来距离人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与人们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到最后，它却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东西。”哈耶克本人也在《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中写道：“我认为，深入思考一切可能的选项，不仅是学院经济学家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尽管现在看来它们距离实现还很遥远。”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结尾他写道：“我怀疑自己是否高估了观念的长远影响。”他在“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中说：“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共舆论。而只有在他不关心当下政治上可行的政策时，他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他，引用马志尼的话说：“观念统治着世界和历史。革命不过就是一种观念从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哈耶克本人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写道：“经济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操纵公共舆论，使今天看来在政治上不可行的政策，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他最喜欢凯恩斯在其《通论》结尾处说的一段话，谈到自己的这本著作，凯恩斯自问：“这些观念有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的希望？哪怕只是为了大概弄清实践措施如何逐渐体现这些观念，也需要再写一本跟这本完全不同的书。不过，如果这些观念是正确的，笔者正是基于这一假设才动笔写作的，那么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对这些观念的争论就是多余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影响力都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通常相信自己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作耳旁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夸大了，而观念潜移默化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行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长远而言，观念及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内容。”在这里他还提出，“如果只考虑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则其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但当政治哲学家的观念透过历史学家、舆论领袖、教育家、作家及各类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成为人们的共识时，它们实际上就指引着历史的发展方向”。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哈耶克，他就一直希望并努力地指引社会的发展方向。

无论《自由宪章》在当时是否取得成功，或根据哈耶克自己的看法，没有取得成功，书中包含的很多观念都为美国人所接受。1964年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竞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巴瑞·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就受到哈耶克的很大影响。戈德华特的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说：“20年前，在戈德华特还是生活在凤凰城的一位年轻商人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并受其影响。戈德华特提出，他所建立的政府‘将承担几项基本责任，即维护稳定的货币和财政环境，鼓励自由的、竞争性的经济，维持法律和秩序’…… 戈德华特最喜欢的总统是托马斯·杰斐逊，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家是哈耶克。”戈德华特曾在讲话中提到过哈耶克，在1988年的自传中则说，他就任参议员之初，“深受哈耶克教授的思想影响”。

戈德华特的《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背后操刀者是布伦特·鲍泽尔）于1960年4月出版，仅比《自由宪章》的出版时间晚了两个月。该书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哈耶克曾提出的看法：《通往奴役之路》最大的优点是简明扼要，《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的篇幅只有《自由宪章》的1/8。最终这本书卖出了400多万册，使戈德华特一举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

尽管哈耶克与戈德华特使用的术语不同，但两者的哲学观点大体相同。戈德华特写到，“保守主义者”（哈耶克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乃是实现与社会秩序的维系相容的个人自由之最大化的艺术。保守主义者首先要理解，行使自由需要建立秩序；如果他人可以阻碍一个人行使自由，则这个人就不是自由的”。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秩序是社会属性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也别指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由就意味着法律至上。

罗纳德·里根正是通过这次戈德华特的参加选战，才得以进入美国的政治圈。在1964年总统大选前一周，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发表全国广播讲话，里根说：“我们要么只能上升、要么只能下坠：上升即可实现人类的一代梦想，最终实现合乎法律和秩序的个人自由；下坠则成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蚁群。”有记者曾问道：“你在肩负领导职责时对你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家是哪一位？”里根后来回答：“我一向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曾读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跟里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研究过哈耶克。里根执政时期，在六大部门聘任的74位经济学家中，有20位是朝圣山学社会员。美国司法部前部长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回忆说，里根行政政府的高官中，受哈耶克思想影响的人物有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格林·坎贝尔（Gleen Campell）、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还有他本人。他又回忆说，里根引用过哈耶克的著作，对哈耶克的思想比较了解。不过米斯又说，弗里德曼对里根政府的影响更大一些。

杰克·肯普（Jack Kemp）曾当选众议员，率先提出削减跨境贸易税的《肯普–罗斯税法》，1980年被里根政府采纳，1996年，他又曾是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的总统竞选搭档。他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信给哈耶克说：“您的著作，尤其是《自由宪章》，激发了我竞选国会议员的愿望。”里根政府的第一任行政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在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研究中。最后我成了哈耶克的信徒。”还有不少美国人都受到过哈耶克的影响，包括威廉·巴克利、弗兰克·梅耶（Frank Meyer）、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埃米特·泰里尔（R. Emmett Tyrell）、乔治·威尔（George Will）、共和党众议员汤姆·坎贝尔（Tom Campell）、荣·保罗（Ron Paul）、马克·桑福德（Marc Sanford）、达纳·罗拉巴切尔（Dana Rohrabacher）、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理查德·阿尔梅伊（Richard Armey）、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及马萨诸塞州前州长威廉·威尔德（William Weld）。

在美国，对哈耶克的思想感兴趣的一般都是政治谱系中的右翼分子或自由至上主义者；在英国，左派也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兴趣，正是通过德塞勋爵（Lord Desai）、约翰·格雷（John Gray）及雷蒙德·普朗特（Raymond Plant）等学院派学者的讨论，英国学院左派从历史的角度对哈耶克产生了兴趣。不过，在英国，对哈耶克的思想最感兴趣的也是右派，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撒切尔夫人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撰写过凯恩斯传记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也对哈耶克的思想很感兴趣。

里根在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苏联政府官员时是这样说的，他们“公然地、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所承认的唯一道德就是能够推进其事业的道德，也就是说，他们将继续维护他们犯罪、撒谎、欺诈的权利”，这句话其实借用了哈耶克的话。里根曾声称，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哈耶克也说过同样的话。哈耶克的理想是，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能够指引历史发展，而事实上，20世纪英美两国最重要的四位保守派政治领袖——里根、撒切尔夫人、戈德华特和丘吉尔——也确实都受过他的影响，尽管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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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是因为财政原因才离开芝加哥大学的。他非常“担心我和我妻子年老后，这个职位所能提供的生活待遇问题：它要求我早早退休（65岁），退休金也很低”，按这个规定，他到1964年就该退休了。D·盖尔·约翰逊曾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谈起过退休的事。由于办理了离婚手续，他的生活花费比较高，每年都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度假，所以哈耶克没有多少积蓄。他没有从《通往奴役之路》各种缩写本中得到过一分钱的版税，他也没有写过一本教科书，而这通常是学术界最赚钱的渠道。从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 000美元。关于这一问题，一位记者在1975年写道：“如果哪年达到5 000美元，就算很多了。”《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两三年卖出了10万本，哈耶克得到3万美元，到20世纪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重印中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朝圣山学社会员拉尔夫·霍洛维茨（Ralph Horowitz）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讲过，在一起金融诈骗案中，他损失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尽管这有可能是在离开芝加哥之后）。哈耶克不靠写作生活，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教授的工资。他的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说，哈耶克有一次告诉她，他每次换工作都是出于财政原因。哈耶克谈到离开美国时也曾说过，他“非常喜欢美国的思想气氛”，“在美国，他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而在英国，这一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不仅仅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除了1950年曾在阿肯色大学待过一个学期外，1952~1953学年，他曾在哈佛大学教过政治经济学，1961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也讲过课。在1968~1969年，他又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弗林特客座教授。在美国期间，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众媒体的联系，他大大增加了自己在美国学术界的曝光率，从而有机会在美国进而在国际舆论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谈到自己在芝加哥的岁月，哈耶克曾说：“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我跟经济系的同事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我非常快乐地度过了12年时光。维纳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但奈特还在这儿，我也很快就跟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成了非常投机的朋友。在芝加哥的这12年，我觉得非常快乐。”

弗里德曼说，与经济系其他教员不同，“无论是对他带的学生，还是对创办了《新个人主义评论》杂志的学者群体来说，哈耶克对他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的影响力非常大”。《新个人主义评论》在1961~1968年出版发行。弗里德曼又写到，《新个人主义评论》创办时，“它宣布信仰‘自由的私人企业，提出对政府权力最严格的限制’，提出要‘致力于人类的自由’，这些话就印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编辑开卷语中，当时，即使是在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国家，这种信仰也处于低潮。不过在当时，也有很多迹象显示，某种反对集体主义的思想正在形成，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趣又复苏了。尤其是朝圣山学社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这两个组织加强了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了这一复苏……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是在青年人群中活动。它积极推动在高校校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中建立分会。每个分会的成员人数不多，但每个成员都很独立、正直、无私、视野宽广”。哈耶克在美国还参加过其他组织的活动，包括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费城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后来则参加过传统基金会和加图研究院的活动。

拉美人士对哈耶克的兴趣可能受到了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就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Alvaro Alsogaray）曾于1959~1962年担任阿根廷经济部部长，后任阿根廷驻美国大使，并创建了社会市场经济研究所。他在1968年写道：“我们已进入了斗争白热化阶段，政府目前的经济舞台就是以哈耶克提出的思想为基础的。”最近几十年间，大量拉美思想家和大学学者都受到哈耶克的影响。曾任朝圣山学社会长、来自危地马拉的曼努埃尔·阿亚乌曾称哈耶克是“拉美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火炬”。

哈耶克的儿子拉里本人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说，学社“完全”就是他父亲的“孩子”。20世纪50年代，学社实际上还处于羽翼未丰的阶段，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知道。撰写学社历史并担任过学社主席的马克斯·哈特韦尔写到，早在1948年，“关于学社性质和规模及复兴和充实自由主义的恰当策略问题，会员内部就存在分歧”。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耶克的想法，有些人认为应该仅仅将其定位成一个严格的知识分子社团，不搞宣传，甚至不出版学报，也不发表会议记录。曾筹集资金并担任学社秘书的阿尔贝尔特·胡诺尔德想出版一份刊物，却总被哈耶克拒绝。1958年和1959年的会议分别在普林斯顿和牛津举行。哈特韦尔写道：“在这些会议上，学社内部开始闹分裂了。”

支持哈耶克、反对胡诺尔德的一派普遍认为，胡诺尔德试图阻止会员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朝圣山学社这种不事张扬的社团变得更有效、更和睦是非常关键的。在1958年和1959年的会议上，胡诺尔德很少亲自出马安排讲话和会议议程，对此哈耶克发脾气了。两人的私人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人声称胡诺尔德将学社的部分资金据为己有。弗里德曼坚定地支持哈耶克，他在1959年写的一封论及学社面临问题的信件中说：“胡诺尔德违反规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已构成了对学社的挑衅，包括从事反对理事会的活动，未经学社主席同意擅自行动，事实上是故意违背主席的指示，侮辱和诽谤学社会员和资助召开这些会议的人士。”从学社创建时起，哈耶克和胡诺尔德就组成了一个管理团队，一位担任主席，一位担任秘书。

在1960年的会议上，双方摊牌了。哈特韦尔说，这场“冲突说明了，如果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人发生纠纷，那双方的敌意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方都觉得以前的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就会用高超的口才争论不休，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非常仔细地争辩一些细枝末节。他们的信件既是博学的文章，也是律师的案情摘要。最后，如果纠纷涉及一些不管是权力还是策略的现实问题，那么冲突将进一步激化，大家就会不讲道理、失去理智。最后，双方的态度都越来越强硬，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以一方获胜、一方失败而告终”。哈特韦尔是这样评论双方在筹备1960年会议期间的往来信件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的信件篇幅越来越长，来往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都越来越激动，互不相让，仿佛是在争论什么国家大事，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危在旦夕。”

1960年9月朝圣山学社的会议让哈耶克极为不满。在会前一个月，他向全体会员寄了一封信，宣布辞去主席职务，并称，“我不想再跟胡诺尔德博士担任秘书的学社再有任何关系”。在会上，哈耶克和胡诺尔德的盟友都试图为两人拉选票，乔治·斯蒂格勒是哈耶克的关键性盟友，他拉到了美国会员的支持。直到会议开幕后第三天，哈耶克才来参会。学社在管理问题上妥协了，选举威廉·勒普克（胡诺尔德的盟友）担任主席，胡诺尔德则失去实权，不再担任秘书，而成为副主席。胡诺尔德说，在闭幕会上，有人提议，大家感谢他和哈耶克对学社的贡献，他得到的自发的欢呼要比哈耶克多。

哈耶克根本没有出席朝圣山学社1961年的会议。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学社成员分成三批开会，这意味着胡诺尔德和勒普克争取学社管理权的失败。勒普克本来希望胡诺尔德能在他之后担任主席。来自美国的会员最后共同决定，要么胡诺尔德离开学社，要么他们退出学社。1961年12月，胡诺尔德和勒普克都辞职了。1962年，支持他们的会员也宣布退出学社。1961年下半年，在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之前，哈耶克本已拟写一封致朝圣山学社全体成员的长达1万字的退出学社的声明，但后来并没有发出。哈耶克本来要宣布退出学社，因为它已经被他曾经信任的那两个人摧毁了。1964年，管理权风波尘埃落定后，哈耶克被选举为朝圣山学社名誉主席。终其余生，他都是学社的精神领袖。

※ ※ ※

哈耶克写完《自由宪章》时，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研究什么。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哈耶克“于1961年1月来到夏洛特维尔，做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他刚刚出版了《自由宪章》。他曾表示有意借这次在弗吉尼亚大学讲课的机会，回归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是继续以前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问题的研究……他宣布在一个名为“经济学理论新论”的大题目下，发表4次系列演讲，包括“经济学理论的对象”、“经济计算”、“经济学与技术”、“市场的信息传递功能”……这些演讲没有达到预期设想，至少按哈耶克教授自己的标准是失败了。他对自己早期关于知识与人的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进行了深入评析，听过这些课的人当然受益匪浅，但哈耶克没有能够超越他20多年前的研究水平；在回顾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时，他没有形成新的见解”。

在其学术生涯中，哈耶克思考的知识领域虽不断变化，但基本观点却并没有太大变化。事实上，自年轻时与社会主义决裂之后，他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尽管他的观点不断地发展。在晚年创作的论述凯恩斯思想的文章中，他说：“伟大科学家的思想都是沿着一个方向持续发展”——这大概也是哈耶克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一种总结。

在1961年访问夏洛特维尔前后，哈耶克突患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后来诊断，部分当时没能及时发现的心脏病发作引起的。随后数年，他的抑郁症间歇性发作，大约从1969年起，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年，他遭受了又一次似乎更为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当时又没能及时发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4年，在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

1962年秋天，哈耶克获得了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教职。5月24日，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在四合院俱乐部为他和海伦妮举行了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答谢晚宴。学生骗他说，请他来跟大家一起吃一顿晚饭。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克卢普也从普林斯顿赶来主持这次晚宴。

弗里德曼向哈耶克致辞，他说，哈耶克“成功地横跨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知识领域和公共舆论领域，“而历史上曾经试图影响舆论的人，却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很少有人能像哈耶克那样，对整个西方世界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的观念，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乔治·斯蒂格勒也赞颂哈耶克。他说，哈耶克是“20世纪对其所处时代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四位学院派经济学家之一”，不过，他也抱怨哈耶克从来没有对经济思想史给予更多关注。斯蒂格勒在讲话最后说：“哈耶克夫人，我希望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督促您的丈夫，看看他在我觉得最有趣、也最迷惑人的领域，即关于学者的思想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当时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发来了一封信函，在宴会上由人代为宣读：“我们不会完全失去哈耶克，他此后将到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任教，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还会时不时地回到这个国家（美国）授课或参加会议。我们也可以肯定，在这次访问行程中，他会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带着这种期望，我们可以把他要去的这座城市的名字看作一个好兆头：弗莱堡（Freiburg），‘弗赖’（frei）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自由’（free）。”

在答谢词中，哈耶克说，这12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实际上，从他此前几乎每年都访问芝加哥大学算起，一共是17年。他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顺应自己的志趣，这种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他得以将研究范围从专业经济学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领域。对未来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趋势，他既心怀忧惧，也充满希望。然后他说到《自由宪章》题词中的“不为人知的文明正在美国成长”，他说：“未来100年的道德观将由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来决定。”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第五部 弗莱堡（1962~1974年）

重新陈述自由主义的正义原理和政治经济学。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27章

《法律、立法与自由》

《自由宪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观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经觉得，他的照片完全可以登上《时代周刊》，但该杂志甚至不愿意刊登有关他著作的书评。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他一度被视为一位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但在芝加哥期间，他却从来没有像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有名气。

1962年秋天，哈耶克开始执教于联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他于60年代在弗莱堡的研究收获了丰硕成果。他有两部伟大的著作，一部是《自由宪章》，另一部是《法律、立法与自由》，而后者主要是在弗莱堡写作的。

埃里希·施特赖斯勒是哈耶克在弗莱堡的同事，他讲过哈耶克的许多轶闻，比如，他做了一番努力才得到该大学的职位。弗莱堡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欣赏哈耶克的思想，尽管在欧洲大陆，哈耶克已基本被人遗忘了。施特赖斯勒还说，尽管如此，哈耶克进入弗莱堡，仍然是联邦德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哈耶克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他于20世纪60年代开设的讨论课，学生们趋之若鹜。哈耶克到任时就是教授职位中较为年长的人物，而教员往往是论资排辈的。哈耶克在教学中突出经济政策分析，而不太关注当代理论。他差点成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但因他支持政府取消冬假、提议奥托·冯·哈布斯堡（前王室家族成员）任教政治学，而错失了良机。

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施皮格尔和他的妻子塞西尔在60年代中期曾到弗莱堡拜访过哈耶克。他们回忆说，当哈耶克得知他们只买了三张票而没有买到第四张（也因为他的听力不太好），因而他不能去观赏《魔笛》演出时，十分生气。哈耶克向他们抱怨说，联邦德国的税率太高。

回到欧洲后，哈耶克恢复了跟孩子们的密切往来。他的儿媳妇提到，其丈夫在哈耶克回到欧洲后曾说过：“现在，我总算有父亲了。”哈耶克常到奥地利看望家人，包括他母亲和弟弟，也去探望海伦妮的家人。他的母亲于1967年去世，享年92岁。

哈耶克曾说，他60年代在弗莱堡的日子是“非常充实的”，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他还和妻子频繁地旅游。他们曾去日本4次，并顺道访问了中国台湾、印尼、塔希提、斐济、新喀里多尼亚、悉尼、锡兰（现今斯里兰卡）。哈耶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待过一个学期。说到1962~1969年在弗莱堡的日子，哈耶克说，几乎一直到这段时间的尾声，他都“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研究工作极有效率”。

《法律、立法与自由》，尤其是其第一卷“规则与秩序”，是哈耶克学术生涯中绝对不能忽视的伟大著作。人们一般都不清楚《自由宪章》与《法律、立法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对后者都没有深入了解。人们考察这两部著作时经常忘记一个事实：尽管后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版，但其主要内容是在60年代创作的，就在《自由宪章》出版后那几年。

《法律、立法与自由》应该更多地被视为其上一部著作的延续，而不能说是另起炉灶。它是哈耶克写作《自由宪章》过程中激发出的想法和新信息经过一番研究后动笔写作的，并在70年代他非常高产、也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几年中完成。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导论中，哈耶克谈到过这两部伟大著作间的这种关系。他写到，在“另一本书中，我试图重述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澄清自由主义宪政的传统教条。但在我写完那本著作后我才弄清，为什么这些理想没能得到那些一切伟大的政治运动都需依赖的理想主义者的支持”。《法律、立法与自由》是他这两部巨著中更有原创性的一本。他在其第三卷的前言中说，尽管《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对《自由宪章》的“补充而非替代”，但它更有“原创性”。他还说，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在对“这三卷中试图解决的这些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讨论或更具体的考察之前”，他推荐大家先读《自由宪章》。

《法律、立法与自由》的水平要高于《自由宪章》，因为《自由宪章》最初是打算写给大众读者的。哈耶克后来认识到，他的著作不太可能获得更多大众读者的欢迎，因此，《法律、立法与自由》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说是写给专家的，而不指望其他读者阅读。只有具备相当深厚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背景，并对哈耶克其他著作有所研究的人读过几遍后，才能对这部著作给出正确评价。

哈耶克最初认为，第二部著作只是一本“小册子”，他在1962年明确说过。他最初计划在写完《自由宪章》后，附带研究一下知识分工的问题。1960年，他写信给波普说：“尽管我并未集中精力研究方法论，但我准备讲授“经济学理论新论”的课程，授课内容可能会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开头肯定会重述我对经济学理论性质的看法，而对我当时形成的对更高层次的规则性的认识，也继续吸引着我，看来我有可能在经济学之外的领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提到过德恩特里维斯的《自然法》（1951年），而他在《自由宪章》中也曾说，据他所知，对种种自然法理论做出“最精彩的简明叙述的”，就是德恩特里维斯的著作。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这本著作，从而加深我们对哈耶克法律观念的理解。德恩特里维斯写道：“法律最重要的功能是让人们在社会中能够维持生存。法律要以社会为前提。法律活动是与共同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与他人进行协调的那些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人间的法律并不旨在提升美德，而仅在于确保人们和平共处：法律并不禁止一切恶行，而只禁止那些对社会有害的恶行；法律并不要求人们事事行善，而只在涉及普遍福利的方面有所规范。”

对这段话，哈耶克有同意之处，也有不同意之处。尽管他也相信，法律只涉及公共之善，而不涉及私人之善，但他又认为，习俗和伦理规范具有关键作用，它们是将人们联结为社会的非常重要的黏合剂，但又不像法律那样，它们不需要社会来强制执行。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结合起来造就了社会。法律就是人们可以要求政府强制执行的规范，而习俗和伦理规模则是非强制性规范。

哈耶克对于“系统”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物理学角度看，任何行为都会在某个时候受到同一系统内某个因素的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均衡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就是试图将物理世界的真理运用于社会。

《法律、立法与自由》的渊源是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他逐渐认识到，社会中的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界定着也创造着社会。法律、习俗、伦理规范是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是世界观和范式。它们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形状，而只存在于社会成员的心中。它们是社会共通的价值。它们为社会成员创造了一致性、合理性和稳定性，因而也或多或少能使他们的交往活动更有效率。

※ ※ ※

弗莱堡是座美丽的城市，只有20万人口。该市的阿尔贝特–路德维希大学大约有25 000名学生。它始建于1457年，从创建时间看，排在联邦德国第三位。该城市位于联邦德国西南角，距离法国和瑞士都不到25英里。城市的一边是海拔上千米的山峰，这里是哈耶克远足、爬山的好去处，城市的另一边是平原，种植着葡萄。这座城市在精神上一直是由“大教堂”即“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统治的。“弗莱堡”的意思就是“自由的城堡”。中世纪时代，这里有一个市场。“二战”期间，弗莱堡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战后又恢复了原貌。

在弗莱堡大学获得教职一事为哈耶克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他可以比在芝加哥大学多待三年，还可以得到一笔退休金，而这对他的生活来说很重要。他非常在意收入问题。有一篇报道曾描写过他刚到弗莱堡大学任教，来到伦敦办事时的情形，“他语气平静，带有浓重的口音。周三晚上，在经济事务研究所邀请的客人中，数他和蔼可亲，已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他步履蹒跚，留着一撮发灰的八字须，穿着粗呢灰色外套，浆洗的硬领。他的穿着可实在是太过时了，看起来像个乡下的商人，可一点儿也不像普鲁士的著名学者（他实际上是一位奥地利人）。他不喝德国烈酒，只喝英国的雪利酒”。

哈耶克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演说中说，他不知道他该感谢哪一颗幸运星，因为“在我一生中，这已经是第三次获得教授职位了，而幸运的是，这三所大学都是我如有可能完全自由选择时，肯定会选择的大学”。弗莱堡位于维也纳与伦敦之间，而“在这两个地方……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而这座城市有几百年的时间都属于奥地利帝国，因此来到这个地方就像“回家一样”。

弗莱堡大学的学术气氛跟他30多年前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之前待过的维也纳大学非常相似，经济学专业设立在法律系教学课程中。他“特别珍视又一次在法律系执教的机会”。“而正是在那样的气氛中，我形成了自己的学说。过去30多年中，我都在向那些不具备法律或法律制度史知识的学生讲授经济学。现在我不免要怀疑，让学生分开学习法律与经济学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比起英美经济学家来说，德国和奥地利学者更重视法律体系与经济制度间的关系，而经济学设在法律系中就体现了这种看法。

哈耶克再次回到德语世界居住，他的研究重点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他又开始跟同事和学生们说德语，也更多地用德文写作。他跟第二任妻子之间的交流差不多都用德语，而且他“再次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去，而不用研究经济学理论，但他觉得，他“仍有很多重要想法想要表达”。他又一次比较积极地承担起教学任务：讲课、开设讨论课、辅导学生。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他曾经“花费多年时间研究大千世界，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进行研究而不是教书育人”，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后辈”。他在《致命的自负》手稿中说，他前半生都用来做研究了，后半生都用来教书了。

哈耶克对德恩特里维斯的观点做了延伸，他说，规则涉及公共之善，因而值得重视。一个人不能要求别人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而只能要求他人不伤害自己。公共之善就在于规则，即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而一个人是不能对他人的私人之善提出要求的，不管是通过强制性法律，还是通过非强制性伦理规范。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曾有过密切往来，所以早就熟知弗莱堡大学。不过，欧根在哈耶克到此任教的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哈耶克也早就认识弗莱堡大学的几位教授，但他们也都在他到来前过世了。瓦尔特·欧根研究所就设在弗莱堡大学，它以德文出版了哈耶克的大量著作。

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60年代是个骚动和变革的时代，但哈耶克在弗莱堡的那些年却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那10年的文化骚动要到最后几年才爆发。一直到1967年前后，20世纪50年代那种繁荣而相对平静的社会氛围，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还继续保持着。

第28章

自由与法律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政治哲学中最深奥也最基本的问题。英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政府，是因为人们会对自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偏心：“让人们自己审理自己的案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自爱之情会使人们偏向自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反之，恶意、激情和报复心会使他们过于严厉地惩罚他人；因此，上帝就指定政府来抑制人们的偏心和暴虐。政府乃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正当补救。”

哈耶克完全赞成洛克的思想。真正的自由绝不等同于无视法律，恰恰要依赖法律。而真正的法律乃是自由的具体体现，法律是自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正当的法律就等同于自由。

自由是由法律正当界定，这种观念对于那些认为自由就是完全不需要政府，或自由就等同于某种物质生活水平的人士来说，可能有些奇怪。关于前者，自由至上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哈耶克说，他的看法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阵营的某些朋友们”的看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在我活动的范围内，我可以设想，我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遵守某些最低限度的规则。我确实不可能让自愿结合起来的一群人遵守完全相同的规则，那样就不是一个开放社会了。但我必须能够确信，在我的活动范围内，我碰到的任何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都会遵守我所了解的某些规则。但自由至上主义很容易滑向无政府主义，重要的是要找出这条界线来。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我可以跟我碰到的任何一个人打交道，这就需要人人都遵守某些规则”。

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政府和法律。他们希望生活在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中。而自由至上主义者则相信，法律创造自由，因为法律能使个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实现最高效率。如果缺乏有效而最完备的法律，人们交往的机会就会受到限制。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中，人的生命就像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是“孤独的、贫穷的、龌龊的、粗野的、短命的”。法律与其说是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不如说是集体生活所必需的，而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从物质角度来看，集体生活最有效率。

哈耶克反对将自由与某种物质生活水平混为一谈。尽管自由与较高的生活水平可能都是可取的，但这并不是说，自由跟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回事。哈耶克认为，在社会中，自由就是自由，并且仅仅是自由。自由就是指在一个社会中，透过强制范围最小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公知的法律，将强制降至最低限度。自由便是法律之统治。

※ ※ ※

哈耶克明确支持政府创设法律，也支持社会实施新的非强制性规则。对这一点，他曾表述得非常清楚。他是一名激进人士，只要现有的法律和制度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竞争，他就寻求改变法律和制度。尽管他也确信，在历史传承下来的古老法律和其他规则中蕴含着伟大的智慧，但他最钟情的仍然是变革而不是静止。他的哲学讲究动态和进步，强调社会大变革是可以接受的。他绝对不是保守主义者。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哈耶克提出对立法和货币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建议，他自己形容他的提议是“激进的”、“会为我们的政治制度带来广泛变革”。有人曾指出，他晚年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与他对社会演进发展的观点相矛盾，对此，哈耶克回应说：“有一种说法，说我提出‘建构’全新货币制度的建议与我的基本哲学看法有冲突。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设计出什么新制度来，我所提议的只是消除几个世纪以来妨碍可取的货币制度演进的障碍。”他寻求消除阻止实现竞争最大化的新制度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全盘创造新制度。

哈耶克尽管强烈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但他希望对社会的宏观制度进行重大变革。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他写这本书时曾设想这将是他的收山之作）中宣称：“政府肯定是理智设计的产物。如果我们能够塑造出一种可为社会的自由成长提供有益框架的政府……我们就有望看到文明一如既往地发展。”他认为，指导着政府并被付诸实施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但与经典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企图指挥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哈耶克的目标仅在于创造一种指导未来社会秩序的哲学框架。他希望建立能实现竞争最大化的新制度，他认为，为此就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重大变革。他在谈到晚年提出的激进的货币改革建议时说，假如他能“左右一个他热爱的国家的命运”，他就将“欣然地承担将此处设想的提议付诸实践的风险”。

在人们通常认为属于环境和地方“生活质量”问题的领域，哈耶克也鼓励政府采取行动。哈耶克设想，“某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动的后果，通常不可能仅限于他自己的这块土地，而会产生‘相邻效应’；而如果土地所有者只考虑他的活动对自己的不动产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将这种‘相邻效应’纳入考虑范围。在空气或水污染等案例中也涉及这样的难题”。他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曾授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使用自己的名字募捐。他支持过的其他环保组织还包括美国的奥杜邦协会和英国的自然信托基金。

哈耶克把“武器”列为“危险物品”，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指出，对于“危险物品”应加以“销售限制”，并说：“无可置疑的是，涉及火器的销售问题，只有能够达到某种智力水平和道德素养的人才能获准从事此种买卖。这一点既是可行的，也是无可辩驳的。”哈耶克并不是美国人心目中那种坚定支持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人物。他也支持征兵。

对于同性恋，哈耶克说：“成年人之间的私事，即使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怪异的，也不在致力于实现强制最小化的国家可采取强制行为的范围之内。”对于英国《同性恋行为与男子图利性同性行为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提出将这些行为合法化的问题，哈耶克表示他同意该报告的论证。问题是，“人们普遍持有某种强烈的道德信念，而不管这一信念本身究竟是什么，也不管其是否足以使人们强制推行该信念的行为获得正当性。答案似乎是：在自生自发秩序中，只有在保护个人的私人领域不受他人侵扰时，运用强制手段才是正当的；在无须保障他人的私人领域时，是否应使用强制手段侵扰某个人的私人领域。”自由就是通过法律创造的个人自由活动和结社自由。

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

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有若干相通之处，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尽管两人对实际政策的建议大为不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论及哈耶克早年的经济学思想时说，哈耶克的结论是：“信用货币资本主义是非常不稳定的……对此我们无计可施。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哈耶克的学说会吸引一批社会主义者：从他的学说中，似乎可以得出马克思的结论。”

梅格纳德·德赛勋爵评论说，哈耶克与马克思有“很多相同点”：“他们毕生都在研究模型化的资本主义及其周期性，研究货币与信用的重要性与其长期前景……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与哈耶克的思想之间相同之处更多。他们对资本主义动力的分析是相通的……哈耶克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之间也有很多相同点。如果先将《资本论》第二卷阅读2/3，再读哈耶克的《纯粹资本理论》，然后后进行一番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是一回事。”

初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哈耶克讲授过一节“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课。哈耶克在其讲义中称赞过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在列举的课程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哈耶克几乎将马克思置于与亚当·斯密平起平坐的位置。哈耶克对《资本论》第二卷的赞赏其实是效仿庞巴维克，尽管庞巴维克强烈批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其他内容，但他对《资本论》第二卷却另眼相看，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中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尔·屈内（Karl Kühne）说过：“马克思的思想曾在保守主义思想界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大保守分子哈耶克就曾鼓足勇气承认，透过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和斯皮特霍夫，他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屈内接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部分就是资本过剩理论，而真正继承了这一理论的却是一位铁杆保守主义者——冯·哈耶克，他有点反常地坦承自己受过马克思的影响……重要的不是只注意哈耶克的保守主义结论，而是要看他对繁荣与萧条根源的分析，这种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非常接近。”

在1933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英文版中，哈耶克写到，他自己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与种种不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理论间的分歧，要小于他的理论与其他以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理论间的分歧。在正文中，他对这句话进一步评论说：“在目前（解释商业周期的）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填平将货币性解释理论与非货币性解释理论分隔开的那道鸿沟，”随后，他在脚注中解释说：“自本书德文版出版以来，我已不大相信货币性解释与非货币性解释之间的分歧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分歧最大的了。在我看来，在用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种种理论中，那些认为货币价值变动这一表面现象乃是引发商业波动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家，与重视货币因素导致生产结构真正变化的理论家（比如我自己）之间的分歧，也比后者与斯皮特霍夫教授、卡塞尔教授等所谓的非货币理论家间的分歧大得多。”也就是说，他的立场更接近于斯皮特霍夫、卡塞尔，因而也暗含着接近于马克思等用非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经济学家，而与那些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视为商业周期根源的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分歧。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关于前者，哈耶克曾在《纯粹资本理论》一书中有所论及，他写道：“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商业周期）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繁荣期即将终结之时，由于流通中的资本出现匮乏，利率开始攀升，从而使人们无法获得固定资本投资以完成大型项目，或者即使完成这些项目也无利可图。在这里，讨论不同学者对于这些现象与信用扩张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有点太过离题。这里当然也不可能追溯这方面的观点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影响，并通过马克思对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又通过巴拉诺夫斯基对卡塞尔、斯皮特霍夫等当代学者产生的重大影响了……”

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授课档案中包括20页的教案和马克思、希尔弗丁、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斯皮特霍夫等人的著作在内的参考书目。关于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其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的理论），哈耶克在教案中写到，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是现代商业周期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来源。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与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正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他的研究后来又成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尔教授研究的起点。毋庸讳言，本系列演讲中所提出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后两位学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雷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其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其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概念”，即没有真实储蓄作为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的资本。佩雷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观点。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曾提到过马克思与斯皮特霍夫这一派的思想，他说：“19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一度极为盛行，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难以为继，或使新兴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

哈耶克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扮演过某种革命性的角色。资产阶级第一次展示了人的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埃及人的金字塔、罗马的水道和哥特式教堂；它所进行的远征，让历史上各民族的迁徙和十字军东征黯然失色……资产阶级使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全球性的。资产阶级通过迅速地改进生产工具、广泛地使用通信工具，使所有国家，哪怕是最落后的国家，进入文明状态。”哈耶克的看法与此并无二致。

哈耶克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在于，对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判断。资本并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反而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整个世界的物质状况并没有恶化，反而得到了巨大改善；资本主义并没有在冲突中终结，反而更加繁荣了，为更多的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总是具有某种强烈的返祖习性。马克思曾做出过一个他自己肯定会后悔的评论，他断言，资本主义最终将让位于“田园诗式的关系”。除此之外，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第9条措施是，“将农业与制造业结合起来，通过在全国人口中实行更平等的分配，逐渐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他将这看作是“实现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的革命手段”，这一手段“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

在国家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农业和工业共存的设想（1975~1979年，柬埔寨局部推行这一计划时导致300万人死亡），只有在相对原始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而且，马克思把“自由贸易”斥之为“单方面强加的、昧着良心的自由”，并激烈批判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想让人类进步的时钟倒转。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过去，或许也可能在未来，才能找到理想的社会制度。

从很多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其实应该被视为某种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运动，是从欧洲浪漫主义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对欧洲启蒙思想的继承。哈耶克对马克思最大的不满，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太激进，而在于他极端保守。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手稿中特别指出了经典社会主义极端保守的特性。哈耶克在1976年撰写的一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中说：“要求实现‘社会正义’，要求按照人们的需要或美德来分配物质财富，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而这属于一种返祖现象，”即回到原始状态。哈耶克辩称，有人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由某个天才人物掌握，比如原始部落的首领，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论述斯密的这篇文章中，哈耶克又说：“如果我们迷恋过去，屈从于部落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企图把部落社会的原则，即认为部落首领对社会中各种具体情况都了如指掌，强加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必然返回到部落社会状态。”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指出，“因此，卡尔·马克思正确地宣称：资产阶级创造了无产阶级：过去及现在，都是资产阶级赋予无产阶级生命”。哈耶克相信，马克思错误地理解了推动生产活动的真正力量，这也就难怪，根据他的“药方”进行的革命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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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花费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上的时间比其他著作都要长：从1962年开始动笔到1978年全部完成，前后历时16年，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在1962~1969年进行的。尽管该书最终完成时，他并不完全满意，在前言和随后几年的一些场合中，他都曾责备自己在写这部书的时候精力不断衰竭，但《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贡献还是非常深远的。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强调：“使中央政府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时处于强势地位的想法，已经导致中央政府在其他方面也被授予了过多权力，而这些权力如果由地区或地方政府行使，会更有效率。政府权力一步步集中的主要根源，通常都是战争的威胁。”在这里，他也澄清了他自己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间的立场区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制度或惯例的选择，强调的是天赋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文化传递的技能的选择。”

导致生物进化的三大因素是：个体的差异、环境的选择压力、随机的遗传突变。当然，人们一般强调的都是前两者。个体间如果没有差异，就不能出现进化；只有存在差异，才能出现遗传的或社会的进化。如果一个生物种群或一个社会内部的个体都是静态的、完全相同的，那么该物种或社会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

除了多样性，导致生物或社会进化的还有环境因素。只要某一物种的成员、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或不同共同体的成员间有所不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环境就会造成其不同的属性。环境差异和个体差异塑造的种群属性的差异，会推动生物进化或社会演进。

在整个20世纪，毫无疑问，备战是影响政府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一战”和“二战”都导致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权力大幅增加，冷战也同样如此。在战争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整个社会，这些范式、世界观以及政府的活动，就不再仅限于单纯的军事领域，而扩张到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继续评论说：“现在，当我们相信，至少在西欧和北美，已排除了盟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依靠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进行防御时，我们应该逐渐明白，我们可以减少中央集权的程度，假如我们仅仅是为了使政府抵御外敌时更加强大的话，便无须赋予民族国家政府如此繁多的重任。”

哈耶克相信，进化的观念首先出现在社会领域，然后才被运用于生物学中。他在《致命的自负》中说：“达尔文在构思自己的理论时，正在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他引用皮尔斯（C·S·Pierce）的话说，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不过是将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观扩展运用于动物和植物生命的领域中”。哈耶克自己也说，如果某位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还需要达尔文来给他讲授进化的观念，那他就不够称职”。

社会演进是哈耶克思想中的核心命题。社会演进的观念与自生自发秩序理论紧密相连。没有有形的发号施令者，生物也实现了进化；同样，社会内部的演进或社会的演进也不需要一个发号施令者。但哈耶克认为，在社会演进中，选择主要不是透过个体的生理选择，而是透过文化传递的特性、制度和惯例而进行的。获得成功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会被人普遍效仿，这些惯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哈耶克说：“总是极少数人的新观念在塑造社会发展的过程……那些具有更好观念的人将决定发展的进程，因为人们会效仿他们。”

市场就是一个演进机制。取得经济成功的社会会繁荣，而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社会就会萧条。优胜劣汰的规律若被打乱，物种就无法存活；同样，若市场的筛选功能被扰乱，经济发展就会停滞。

社会作为整体，也存在演进的问题。在晚年的社会演进理论中，哈耶克考察了竞争性市场的演进功能和过程，并将其用于解释共同体及其规则、法律、习俗和伦理规范的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成功的法律和习俗及其带来的比较成功的社会，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那些物质和技术最发达、最先进的社会就是最成功的社会。

哈耶克之所以为自由辩护，主要就是因为自由能使社会内部的某些人或世界上的某个社会实现成功发展。“不幸的是，为了使中央政府在抵御外敌时更加强大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导致了政府集权，从而妨碍了社会在很多方面完全可能实现且更为可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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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是一位乌托邦哲学家。他曾在1949年写道：“我们必须再次将建设自由社会的努力视为一场知识上的冒险，一项需要勇气的事业。我们所缺乏的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一份行动纲领。它既不是单纯地维护现状，也不是某种淡化了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份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激进纲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经典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学到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成为乌托邦分子的勇气；正是这种勇气，使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因此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正是这种舆论，使那些目前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于现实。”

哈耶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创作的《法律、立法与自由》和《致命的自负》中所提出的可能的乌托邦，是有别于自由至上主义的、具有古典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这一角色的作用要比现在小得多。应该尽可能地让竞争成为社会的普遍原则，不仅是经济活动，就连政府服务也应按竞争原则组织管理。法律、习俗、伦理规范将为社会提供一个着重强调私有产权、契约自由、交换自由的框架。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总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0%~60%，哈耶克认为，这一比例应该降低到10%~20%，这是19世纪后半叶和“一战”前的正常水平。福利不应由全国政府提供，而应该由地方和（在美国）州级政府提供，当然还可由慈善机构自愿提供。

强制性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和伤残保障项目确实应该继续保留，尤其是在过渡时期。但是，这些福利项目也应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让那些乐意参与具体项目的人有更多选择。非政府机构之间为提供这些服务项目而进行竞争，这应成为基本制度。比如，个人可能确实需要拥有失业保险，但这种保险可由竞争性私人保险机构提供，而不一定非要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保障计划提供。污染控制也应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在教育领域中，则可采用学券制。所有这些都迥异于经典社会主义，但也不同于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提出了他认为最有利于人类且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将地方甚至地区政府转变为准商业性公司，使它们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开竞争。使它们不得不提供一种实现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从而使其辖区内的生活至少跟其他地方一样吸引人……将政府绝大多数服务活动的管理权重新交还给较小的治理单位，这样做很有可能促使某种社群精神的复兴”。在一次访谈中，哈耶克又说：“我倾向于将更多权力交给地方当局，而不让中央政府拥有这些权力，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愿行事。”

古典自由主义具有某种强烈的社群主义色彩。哈耶克反对一种观点，即只有由中央政府提供福利，才是提供这些服务最高效、最合乎道德的方法。相反，由地方政府提供福利，用自愿代替强制，对于创造民众休戚与共的社会环境具有莫大的帮助。

哈耶克认为，乌托邦与其说是伦理性问题，不如说是经验性问题，而乌托邦正是他在大部分著作中思考的问题。他不仅想搞清哪种乌托邦是可取的，也想搞清哪种乌托邦是可行的。哈耶克认为，“某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即对于人们追求的完善的秩序形成某种指导性观念，不仅是所有理性政策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科学对解决实际政策问题所能做出的主要贡献”。在哈耶克看来，乌托邦之所以值得珍视，主要并不是由于其具有启发意义，而在于它能使人形成观念。他的首要目标是启蒙人的精神，而不是激发人们的热情。乌托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某种伦理理想。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他最集中地表达了自己对乌托邦的看法，他写道：“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看，根据某种模式指导创建完善的秩序一向都是某种乌托邦的看法。现实只能不断地逼近它，很多人会视其不可能完整地付诸实施。然而，只有坚信那经由持续地适用同一原则而形成的、建立在连贯的模式基础上的指导性观念，才可能建立起有助于自生自发秩序正常运转的有效框架。”哈耶克认为，当代政治学、经济学迫切需要探讨的是“思考乌托邦的勇气”。乌托邦能为事态可能如何演变提供蓝图、模式，从而能够引导政府秩序和其他方面的社会秩序的生成。

第30章

政府与伦理规范

尽管哈耶克批评过法学家汉斯·凯尔森，不过，凯尔森却说过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法律本质上是有道德的，法律就是共同体当以伦理的方式活动之道。凯尔森在《纯粹法学》中说：“所谓（法律）规范，就是指事态应当如此，或应当这样发生，尤其是指人应当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活动。”法律涉及的是未来。因此，法律必须是合乎道德的，法律应当指明一种生活方式。

法律是人们赖以共同生活，尤其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强制性社会结构。哈耶克对法律的看法是：法律大体上规范着社会的某种抽象秩序，一个抽象的框架。而且，只有当法律通过为人们进行活动创造条件，而不是直接决定人们活动的具体结果或指挥人们的特定行为，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演进和物质的进步。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说：“由于个体活动之成功依赖于他人采取某种与他匹配的行动，因此要使个人分立的活动能形成某种完善的秩序，就至少要创造使这种匹配得以进行的良好机遇……就此而言，规则所能实现的，也就是使人们能更轻松地合作并形成那种匹配。”

规则的很多目的都是有单纯实用性的，它们能使人们更有效地互动，它们提供了合理的社会框架。不同的规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我们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行为规则能形成社会秩序，特定的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秩序。”

在哈耶克看来，政府的很多活动都不属于“法律”范围。他认为，在规范着社会框架的法律与处理公共福利事务的日常措施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后者，他的基本看法是，政府应当“小”而不应当“大”，那些事务应当尽可能地在地方或州一级的行政机构（而不是政府）中解决。政府的服务应当通过竞争性方式进行管理，尽可能地让私人部门提供社会福利。

“自生自发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虽然自生自发秩序的术语不是他发明的，这一观念也不是他最早提出的，但对于下述观念的传播，他的功劳最大：即使没有一位发号施令者决定具体的社会秩序的细节，也能实现物质进步，社会组织也能得到发展。在《自由宪章》中，他在“没有指令的秩序”一节中对晶体的描述，是对“自生自发秩序”概念最形象的比喻。他写到，尽管“那些比较熟悉由人来安排物体的人士通常会觉得很难理解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但在很多场合，我们必须依靠各个组成部分的自发协调，才能形成某种（哪怕是）物理学的秩序。如果我们必须靠自己将每个分子或原子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并与其他分子或原子相匹配，我们将永远不可能造出一块晶体。我们只能指望，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这些分子或原子会在一个具有某种特性的结构中自己安排自己的位置。同样，我们能够为社会形成秩序创造条件。立法者的任务就是创造得以形成某种安排，甚至使其可以自我更新的条件”。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了社会秩序自发形成的观念。他在该书最关键的第一卷中提出，当“孟德斯鸠和美国立宪者清晰地阐述在英国发育成形的限权政体的概念时，他们就为此后的自由宪政树立了一个榜样”。最根本的一点是：如果要使社会处于自由状态，就必须限制并明确界定政府权力，而个人则应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尤其是要制定有关财产的规则。至关重要的是，尽管政府可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创造合适的社会秩序，但政府不应指挥大多数经济决策活动。不管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由，还是为了实现高效率，政府活动都应划定明确的范围，标出清晰的界线。

哈耶克绝不是保守主义者，即使到了晚年也不是。他一向支持变革，既支持社会内部的变革，也支持不同社会间的互相学习。他确实反对左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右派。引人注目的是，在《自由宪章》中，他到最后却向右派、保守分子开火了。他写作《自由宪章》一书时，原打算将其作为自己的收山之作。他曾提到，正是对“唯理主义哲学”的挑战，引导他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表明，从根本上说，他不乏建构主义观念。他是一位激进的反社会主义者。终其一生，他都在说，他一向认同社会主义的很多价值。假如社会主义者对现实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应该采用社会主义规定的很多做法。他与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价值问题上，而在于对事实的把握上。如果社会主义者能说服他相信，他们对事物的把握是正确的，那他就可能重新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哈耶克把通过设计形成的社会模式和结果、经过进化发展而来的社会模式和结果分别称为“组织”和“秩序”。前者是计划出来的，后者则是自发形成的。他认为，随着社会技术越来越先进，中央计划恐怕越来越难进行。劳动分工，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分工更为细致，从而也就降低了单独一个人指挥整个社会的可能性。在1940年撰写的一篇论述社会主义计划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到他于1937年写作的《经济学与知识》，他说：“真正竞争的好处在于，通过竞争，分散在很多人中间的知识可得以利用，而如果我们要在一个中央指导下的经济中利用这些知识，就必须将其整合为单一的计划。而假定所有的知识都可自动地被计划当局掌握，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想法。”到学术生涯后期，哈耶克又说：“经济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利用高度分散的、个人根本不可能整体掌握的知识的问题”；“经济机制就是一个不断调整以适应高度分散的知识的过程”；“我们的社会建立的基础是：我们都在服务于我们不认识的人”。以交换自由、私有产权、价格、利润和契约为基本特征的竞争性市场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调适个人不完整的、不完备的知识。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哈耶克强调“大社会”或“开放社会”。他用这些词描述这样一种社会：透过恰当的法律、习俗和道德规范，个人自发的、不依靠强制而实现协调的行为，推动着社会的持续发展，使社会不断迈向更高的物质生产水平。他评论说，劳动分工就是大社会或开放社会的历史性发展过程。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说过一段话，尽管此处的着重点放在“知识的分散性”上，这当然也是他的一大贡献，但他也强调：“事实上，每位社会成员都只能拥有整体知识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人对社会赖以运转的事实的绝大部分都一无所知。”因此，依赖某个全知全能的发号施令者规定的秩序，从来都是不可行的。秩序既是一个描述性术语，也是一个伦理性理想。

哈耶克的根本观点是，社会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某个人或某些人具有全知全能的才智，这种观点彻底摧毁了各种试图具体地指挥经济生活、迷恋设计的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从而为沿着哈耶克的思路重新认识何为最理想社会状态的观念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而在于从知识上看它是不可行的。哈耶克曾说过，“即使对于最简单的那类组织，由某个人来具体详尽地控制其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自由社会的鼓吹者与社会主义体制的鼓吹者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场道德上的冲突，而是一场知识上的冲突”。

哈耶克认为习俗和传统应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点与密尔相反。密尔在《论自由》中坚持认为，社会“施行暴政的手段，并不仅限于那些假借政府官员之名而采取的行动。社会自己就能够也确实在执行它自己的命令：而如果它发布的是错误的命令，或者对它根本就不应该参与的事情滥发命令，则它就构成了一种社会暴政；这种暴政比很多类型的政治压迫还要可怕，因为尽管它通常并不靠那些极端的惩罚措施来维护，但它使人更加无法逃避。因此，仅仅保障民众免受官员的暴虐是不够的，还需保障人们不受通行的意见或感情的暴虐”。但哈耶克相信，“私人领域中的行为不在国家强制干预的正当范围内，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这样的行为在自由社会中可免受舆论压力或人们的鄙视。密尔曾对这样的‘道德强制’发起猛烈进攻。密尔以此来捍卫自由，可能言过其实了”。

在讨论哈耶克离婚经历时，斯蒂芬·克雷斯吉（Stephen Kresge）提醒我们注意哈耶克对习俗和道德重要性的强调。克里斯奇引用了《自由宪章》中的一段话：“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就不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只有当人们可以彼此指望对方都会自愿遵守某些原则时，强制才有可能被降低到最小限度。这实在是至理名言。人们若能做到不用强制就遵守这些规则，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好处的，因为通常情况下，个人只需在大多数场合遵守规则；而如果在他看来，逾越常规导致的损失是值得的，他就可以偶尔犯规。正是道德领域中自愿性规则的这种灵活性，使得它可以渐进地演进、自发地生长，而这使得后人可在自己的实践中对其进行修正和改进。”

哈耶克又说：“约束力小于法律的道德规则和习俗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对于社会的促进作用可能与严厉的法律规则不相上下。”习俗和伦理规范还有另外一些作用，比如，它们能够“确保人们的行为保持最低限度的协调性”。

习俗、伦理规范与法律一起构成了建设社会大厦的栋梁。伦理规范与政府法律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用强制手段执行的，前者仅是社会成员共同信奉的信念，个人可以逾越它，尽管此举可能导致这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蒙受损失。自由至上主义既不是法律无政府主义，也不是道德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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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库奇特曾指出，“许多朝圣山学社的创建者，包括全球最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对自己的祖国，尤其是对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曾影响过战后德国经济政策的朝圣山学社著名成员，包括弗莱堡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对联邦德国非常成功地转向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蓝图。在朝圣山学社成立之初，参与其活动的弗莱堡学派成员有瓦尔特·欧根和威廉·勒普克。朝圣山学社中另一位来自联邦德国的重量级人物是路德维希·埃哈德，他于1949~1963年担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然后就任联邦总理，直到1966年。他的顾问团中就有勒普克和欧根，他是战后联邦德国政府中负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人物。

哈耶克文集的编辑皮特·克莱因把埃哈德放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中评价其成就，他写道：“我可以从经济学家们对埃哈德部长决定在刚刚建国的联邦德国放开价格和工资的决策所做出的反应中，看出这个时期的思想氛围……哈耶克回忆说，埃哈德曾亲口对他讲过一件事，‘他笑着跟我讲了那天发生的事，他准备颁布关于放开一切商品价格、发行新德国马克的政令时，美军最高指挥官给他打来电话并告诉他，‘埃哈德教授，我的顾问告诉我说，你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对此，埃哈德的回答是，‘我的顾问也是这样说的’……”

达仁道夫勋爵则写到，埃哈德是个“得到了历史机遇并抓住了这个机遇的人。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前，他就是当局的经济部部长，他做出了进行1948年货币改革的决策，同时也取消了配给制和对生产、分配和资本流动的限制性管制措施。很多人都认为，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要归功于他的这些决策”。曾有人在一次采访中问哈耶克，有没有哪个国家“曾经痴迷于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却“重新建立了法治”？哈耶克回答说：“啊，‘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显然就是这样的典范，尽管这差不多是路德维希·埃哈德孤军奋战的结果。”他又说：“埃哈德如果当时受到官僚制或民主制的约束，就不可能做出那一番成就。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而又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尽管当时他没能说服别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瓦尔特·欧根是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导师。在德语国家，他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德国经济学家。也许是在这些国家，经济学一般都被归在大学的法律系中，因而这些学者更多地强调经济与法律的联系，这一点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和哈耶克一样，欧根强调经济秩序与经济过程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人们做出经济决策的框架，后者则是经济活动本身。哈耶克在1983年指出，欧根“可能是过去100年间德国培养出来的社会哲学领域中最严肃的思想家”。他强调，欧根“在那个致力于理解自由之前提条件的国际性思想组织成立之初发挥了作用。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很多人都有一种幻想，以为自由可自上而下地强加于社会，而不是创造它的前提条件，使人们有可能自行安排自己的命运”。

哈耶克在1962年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说中说，他的听众“比我更了解欧根在联邦德国的成就。因而，我无须进一步解释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我将把恢复和继承欧根及其朋友们在弗莱堡和联邦德国所创造的传统，视为我的重大使命。这种传统既极端强调科学的诚实，又坦率地说出对公共生活的重大事务的看法”。他又说，他“在科学与政治问题上的看法，与令人难以忘怀的瓦尔特·欧根的看法高度一致”。在另一个场合，哈耶克还说过，欧根是“我珍视的朋友。在30年代末战争爆发之前，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汽车，曾驾车从伦敦到奥地利，我通常都要在弗莱堡逗留，就是为了拜访欧根并跟他聊一聊”。

在尚未因朝圣山学社的管理权与威廉·勒普克发生纠葛、两人关系还不错时，哈耶克曾这样评价勒普克：如果说“在（德国狭窄的专家圈子之外，还有很多人知道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存在，那主要归功于勒普克”。勒普克的研究侧重的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纯理论，他的《人的经济学：自由市场的社会框架》（1958年）是一本超级畅销书。亨利·黑兹利特将战后最初几年的勒普克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旨在要求摆脱国家控制、回归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中三大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之一”。埃哈德曾说：“我本人在建立自由社会中做出的那点贡献，尚不足以体现我对他（勒普克）的感激之情，他对我的立场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勒普克与哈耶克最后因朝圣山学社的管理权而出现不和，但哈耶克谈到学社早期发展时仍说，他“在组织该学社的过程中，尤其得到了勒普克的热情支持”。

哈耶克对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评价，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对最理想的、至少是恰当的社会秩序的看法。在回忆埃哈德的一个故事时，哈耶克说：“我们曾在一起单独聊过，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说到社会市场经济时，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我提到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说需要把它塑造成社会性的’。”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这样评价“社会市场经济”：“我不喜欢这个词，尽管我在德国的朋友们（及最近在英国认识的朋友们）显然成功地利用这个词，使我向往的那种社会秩序被更多人接受了。”

1976年，哈耶克在回复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引用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死对头”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话赞赏联邦德国奉行的政策，“卡尔多勋爵曾这样形容这个国家：过去27年间，人们没听说过这个国家搞过国有化、外汇交易控制、投资控制，而这个国家如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公然宣称要搞‘市场经济’，而‘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或是意大利早就在搞“社会主义政策”了’。这些说法显示，卡尔多勋爵对他自己一直建议政府实行的政策都有点儿不认识了，这实在令人惊奇”。同一年，他在为《通往奴役之路》新版撰写前言时写道：“瑞典今天的社会主义色彩比大不列颠还要淡”，因为尽管瑞典的福利比英国更全面，但其国有化的企业却很少。

在获得哈耶克赞赏的那个时期，联邦德国政府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曾达到40%~50%。哈耶克的信念是：政府做什么及如何做，要比税收和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重要得多。

在法国，朝圣山学社会员雅克·卢埃夫是戴高乐将军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主要顾问。朝圣山学社会员莱因哈德·卡米茨在战后的奥地利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后来当选为意大利总统的路易吉·埃诺迪则是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人之一。

第31章

观念史

哈耶克于19世纪60年代在弗莱堡发表的重要文章均收入《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1867年）一书。哈耶克一向能够成功地将他的文章重新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从《价格、利息与投资》（1939年）到《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年），从《科学的反革命》（1952年）到1967年的《研究》，再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观念史新论》（1978年），都是如此。

在1955年写的一份供自己参考的备忘录中，哈耶克大致勾勒了未来可能投入写作的计划。哈耶克提到，他可能写两本论述自由秩序的书，一本就是已出版的《自由宪章》，另一本则是论述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的著作。这第二本著作所讨论的将是社会秩序如何在无人涉及的条件下形成和成长的问题。他也觉得，他的心理学研究《感觉的秩序》与他的哲学研究之间有着非常坚实的联系。

在赠给别人的一本《感觉的秩序》中，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本书“想探讨秩序井然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是如何调整其行为，以适应整体秩序之形成的”。他特别推荐别人阅读该书最后一章“哲学推论”中的第五节“解释的限度”，在此，他提出，“人的大脑通过解释所能承担的任务有一个绝对的限度”，因为“分类机构所具有的结构，必然要比其所要分类的对象更为复杂”。也就是说，精神必然要比精神将要解释的东西更高级。

在心理学研究中，哈耶克展示了一种彻底的康德主义存在观（本体论）；不过，他却把自己的本体论追溯到伽利略那里。哈耶克相信，所有的意义都存在于人的精神中。除了人的精神所感知的东西外，不存在客观世界。哈耶克拒绝“物理主义”观念，反对将绝对的存在归为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世界；坚持这种“物理主义”观念，就意味着“从形而上学意义上相信绝对的‘实在’和现象世界的恒定性，而这是不能得到证明的”。他是哲学上的怀疑论者，遵循的是休谟的传统。休谟也认为，除了个人感知到的东西外，是不存在什么实在的事物。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人们“永远不可能打通精神领域与物理领域之间的鸿沟”。

哈耶克曾打算为他远房表兄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写一本传记，在一篇论述他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到，当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于1921年下半年出版时，他是“最早读到该书”的人之一，而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的研究，维特根斯坦对哈耶克的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感觉的秩序》的风格和论述中……也体现在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其他很多方面”。《感觉的秩序》跟《逻辑哲学论》一样每段都标有数字的格式，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本身也在哈耶克的论述中有所反映。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探讨了语言的本质。他在该书前言中说：“这本书的总体感觉可用下面的话概括：我们能够言说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清楚地言说的东西，我们不能谈论的东西，我们只有悄悄地跳过去。因此，本书的目标就是为思想……为思想的表达，划定一条界线……而只有在语言中，我们才能划出这条界线，处于这条界线的另一侧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哈耶克则曾在《感觉的秩序》中这样写到，“精神活动自己解释自己的观念，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从该词的字面含义看，也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是有界线的，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有思想表达的痕迹。

在197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说（前文已提到过），他的心理学思想的最后结论是，“精神过程是在物理世界子系统内展开的物理过程的某种特殊秩序，它将我们称之为有机体的更大的子系统与整体联结起来，从而使有机体得以存活”。在《感觉的秩序》中，他提到了最初创作该书的计划是要作为“理性的滥用与衰落”这部分中的一个章节，收录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在这些论文中，他强调，“个体的独立活动会形成他们未预料到的某种秩序”。

在哈耶克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思想中，核心的观念是：个人或集体行为的秩序将会在人们的预料之外、在没有人刻意追求的情况下，通过利用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完整掌握的知识，逐渐向有益于该个体或群体的方向演进。1977年，哈耶克在一篇论述其心理学与经济思想间关联的文章中，对一位读者的提问做出答复，他说，在“这两个领域，我们都碰到了复杂现象，在这种现象中，都需要某种利用高度分散的知识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每个领域中，每个成员（大脑中的神经元或市场上的卖家、买家）被诱导，并以有益于整个系统的方式活动。每个成员都被用来实现它自己根本就不知晓的要求”。他的心理学与经济学思想大体上是对应的。

在1955年写下的供自己备忘的一份笔记中，哈耶克勾勒了自己未来将要研究的课题。他说，他的心理学研究实际上要先于他对自由的且物质上进步的社会的性质及其必要条件的哲学研究，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以他对人的心理的研究为基础的，而他的心理学观点则强调知识的限度，强调对生命有利的感知模式（在社会中就是指制度）会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心理学的研究，哈耶克对社会中的制度演进产生了兴趣。

哈耶克写完《感觉的秩序》后，本打算写一本论述“系统内部的系统”的书，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一个系统我们能言说的东西，也涉及在一个系统内我们才能言说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的下列看法：一个进行分类的组织，是不可能对比它自己还要复杂的东西进行分类的。不过他发现，“这项研究实在是太艰难了”。而且，“我尽管努力向别人讲解，但却无人能理解”我的意思，包括波普在内。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名为“解释的程度”的文章，这是他本来打算沿着上述思路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在“解释的程度”中他提出，尽管“在无法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我们也确实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显然，我们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不可能超出我们预测我们活动的结果的能力。因而，预测的限度也就是控制的限度”。克里斯奇指出，“社会主义必然要求之中央计划的支持或反对，取决于你是否相信……预测行为之后果的能力”。知识的局限性就排除了经典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哈耶克晚年创作的与“解释的程度”相关的文章，被收录在1967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文是哈耶克试图概括自由理论哲学基础的计划的延续，其基本概念就是未经设计的制度和社会规范的自发演进。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的筛选过程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样本，也是由社会的规则、法律、习俗、伦理规范和制度所构成的综合体的样本。在不同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者之间存在竞争，同样，各个社会也在就谁能实现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而展开竞争。最终，那个生产效率最高的社会，即形成了最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规则和制度的社会，将会占据上风。在《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第四篇“行为之规则体系演进的笔记”中，哈耶克说：“规则的自然选择过程是以其所导致的群体的秩序之效率的高下为准而展开的，”他还引用了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的一段话，以支持他的这一论点：“那些遵行着对其成员最有益的习俗的群体，必将在与其周围群体的持续的斗争中占据上风。”

※ ※ ※

不少学者都赞扬过哈耶克对观念史的研究。除了乔治·斯蒂格勒之外，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施皮格尔在谈到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时说，它是如此的“博学，在当代，可能只有哈耶克和雅各布·维纳对观念史的研究与其几乎不相上下”。熊彼特本人谈到哈耶克编辑的亨利·桑顿的《英格兰纸币之性质和效果探研》时说：“本书开篇冠以哈耶克教授的一篇论文，其学识恐怕只有该书本身的魅力或可一较高下。如果读者跳过这篇文章，不仅会错失很多宝贵的信息，也会丧失阅读本身带来的赏心悦目的愉悦之感。”经济学史专家本·塞利格曼曾说过，哈耶克是位“顶级”经济思想史专家。

哈耶克对观念史的研究贯穿整个学术生涯。早年在维也纳从事学术活动期间，他就在研究货币理论的同时，研究过货币理论的历史。他在观念史研究领域初显身手的第一批成果是论述1663~1848年间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发展变化的四篇文章，它们：“回应17、18世纪英格兰铸币政策之金本位制的兴起”、“18世纪法国首次发行纸币”、“1797~1821年间的贸易限制期与英国的金银大论战”、“1821~1848年间纸币学派与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

尽管他后来并没有完成最早计划要写的那本论述货币的历史和理论的专著，但他将自己为此而记下的历史笔记留给了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位博士生，薇拉·史密斯。后来她利用这些材料完成了自己的题为“中央银行出现的理据”的学位论文，并于1936年发表。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她论文的章节标题中看出哈耶克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轨迹。这些标题包括：“中央银行在英格兰的发展”、“苏格兰的体系”、“中央银行在法国的发展”、“美国的银行业组织：分散却缺乏自由”、“中央银行在德国的发展”、“论1848年以前英格兰和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论法国和比利时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论德国的理论”、“1848年以后英格兰的理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创建之前的理论”、“重新审视支持设立中央银行的论据”。史密斯在论文最后一章说，创立中央银行的目的就是“建立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可能是部分的垄断，也可能是完全垄断”。哈耶克在学术生涯后期支持的货币制度，可谓自由银行业制度，即货币的去国家化的一个变种，他相信，结束政府对货币供应的垄断，对于维护自由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他早年讨论经济学家的论文，包括1926年悼念他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文章；为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创作的《人际关系规律的发展》（1929年）、为理查德·康替龙创作的《商业性质通论》（1931年）、卡尔·门格尔的文集（1934年）和为亨利·桑顿创作的《英格兰纸币之性质和效果探研》（1939年）所写的前言。他也曾撰文探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晚年又曾写过关于米塞斯的几篇文章。他认为自己在《科学的反革命》中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是他“在这个一直吸引着他的领域中进行的最为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其中涉及圣西门主义和孔德。在这之后，他又写过关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精湛著作。他曾一度打算写一本论述大不列颠经济学家和辉格党人传统的专著。

他晚年研究过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大卫·休谟、伯纳德·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关于休谟，哈耶克曾说过，休谟“系统地阐述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理论，可能是唯一能被后人称为自由主义的体系。正是在休谟那里，我们能找到对这一学说的最完整的表述”。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评论说，休谟“将是我们永恒的伙伴和睿智的向导”；1963年在弗莱堡的一次演说中，哈耶克称休谟为“自由主义政治与法学理论中杰出的哲学家”；在1980年为一次谈话活动准备的草稿中，哈耶克说，休谟给了他最重要的启示；而在1982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我伟大的精神偶像是大卫·休谟”。

哈耶克在自己的几本主要著作中引用休谟的次数最多，而休谟对他的吸引力来自几个方面。哈耶克曾解释说：“正是他，对决定着最重要的法律制度演进的环境的分析、他对为何复杂的文明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下成长、发育的理由的分析，构成了他对法学的最重要贡献。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他将自己的经济学、法学和政治理论融为一体。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社会理论家清楚地认识到，人们遵守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休谟就是其中之一。”

从伦理的角度看，哈耶克是个规则功利主义者。尽管他强烈地反对行动功利主义（立刻运用某种道德标准来评估行动），但他却支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伦理目标，而他认为，通过将规则普遍地适用于所有人，即可达到这一目标。他同意克里斯蒂安·巴伊说过的一段话，“在伦理学领域中，或许可以说，休谟是达尔文的先驱。事实上，休谟提出了社会习俗中最能体现适者生存的理论，而实现了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就是最能适应的人”。

哈耶克曾这样评说休谟：他“准确地描述了‘职业分化’的好处（亚当·斯密则用曼德维尔最早使用的‘劳动分工’一词使这种观念广为流行）”。哈耶克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论述休谟的演讲稿结尾处这样说：休谟“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可以承担积极的使命。与后来的亚当·斯密一样，休谟知道，多亏了政府被授予了自由支配权，才‘建起了桥梁、开通了港口；在所有地方，政府都是由具有人类全部弱点的人士组成的，但由于我们对政府保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又创造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精心、最细致的机制，正是透过这种机制，政府成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人类所有弱点影响的组织’”。

哈耶克对伯纳德·曼德维尔的研究兴趣也很强烈，他比任何观念史专家都更强调曼德维尔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哈耶克曾这样称赞曼德维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决策所导致的结果，经常迥然不同于我们最初的设想。正是根据这两点，他对唯理主义时代的自负给予了冷嘲热讽，这正是他的初衷。对于曼德维尔，我想说的是，那些妙语推动他做出的那些思考，标志着在近代思想中，关于秩序进化和自发形成的两个观念，终于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说到曼德维尔与休谟的关系，哈耶克说：“我并不想抬举曼德维尔，说正是他，才使休谟得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事实上，根据我的评价，在近代研究精神和社会问题的学者中，休谟或许是最伟大的，而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曼德维尔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1976年《国富论》出版200周年之际，哈耶克写过一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而在10年前，他则写过一篇题为“人的行为之结果而非人刻意设计之产物”的文章。在这篇早期的文章中，哈耶克指出，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即“人被引导达到一个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目标”的认识，是自生自发秩序概念的核心内容。在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场合，哈耶克写到，“亚当·斯密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认识到了，一个人在不受他所感知的需求的驱使，而由抽象的价格信号引导下所做的努力，能造福更多人，也能从总体上满足更多的需求。借助这种方法，我们也能最有效地克服我们对于具体事实的根本意义上的无知，能最充分利用高度分散在成千上万人中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随着学术生涯中学术研究兴趣的转移，哈耶克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也在不断变化，他对斯密的评价则在不断提高。

哈耶克最特别的历史著作，也许是他编辑的朝圣山学社成员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1954年），该书出版时所引起的关注是他所有历史著作中最广泛的。在这本书中，哈耶克与当时很多主流的学术观点唱反调，他争辩说，工业革命时期绝不是群众境遇越来越悲惨的时代，相反，在这个时代，为数超过任何时代的人们的生活获得了最大的改善。

“谁没有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灾难’这个词”，他反问，“并留下一种印象，仿佛这种制度一出现带给人们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新灾难”？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他指出，历史编纂具有重要意义。他写到，“公众舆论与公众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之间，一直是且永远是紧密关联的。归根结底，有些人即使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过那些影响过他们的历史学家的大名，他们也是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眼睛看历史的”。

对于历史的解释有助于塑造未来。哈耶克之所以创作这些观念史著述，也正是为了推动他所期望的未来的塑造。

第32章

萨尔茨堡

1969~1974年，哈耶克健康状况不佳，曾突发过几次严重的抑郁症。20世纪70年代中有几年的时间，他也一直被间歇性抑郁症所折磨。到了1985年，由于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那年突生的一次严重抑郁症终于击倒了他。而在1960年和1961年，抑郁症并没有妨碍他从事研究工作。

《法律、立法与自由》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有几个原因。首先，这部著作分为三卷，并分别于1973年、1976年和1979年出版。由于体弱多病和精力不足，哈耶克决定各部分独立发表。而这就破坏了这部著作的整体性，因为读者不可能推测它下面会说什么。其次，《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内容非常艰涩，是作者在很高的知识水平上写出来的。要理解这本书，需要广泛地掌握哈耶克的其他著作，弄清哈耶克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思想，而且需要将这部著作阅读好几遍后才能理解。最后，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看起来并无可行性，比如，根据有限的普选权分别选举产生彼此独立的立法性议会和行政性议会。

哈耶克觉得，选举权不应像当时的民主政体中那样普遍。他尤其反对将选举权赋予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人。他也觉得，应该设立两个议会——一个是专门制定法律的立法性议会，一个是专门研究日常公共福利功能的行政性议会。只有年满45岁的人士才能参加立法性议会的选举，且只能任职一届，每届任期15年，也只有刚好年满45岁的人才有投票资格。因此，每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竞选和选举立法议会的机会，即在他们45岁那年。每年选举产生立法性议会议员的人数是总人数的1/15。行政性议会的选举和运转则跟当时的议会差不多。

如前文所述，《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写作时间与《自由宪章》的写作时间是相当接近的，尽管两者的出版时间相隔较长，《自由宪章》是1960年出版的，而《法律、立法与自由》则在1973~1979年间才出版。哈耶克曾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前言中说，手稿的大部分“早在1969年底前就快要完成了，但当时我身体状况恶化，迫使我不得不将完稿时间推迟”。当他于1969年离开弗莱堡大学转赴萨尔茨堡时，他还没有写完《法律、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章，而大概就在此时，他的身体状况遇到严重麻烦。

这些麻烦部分归罪于误诊。在1985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有一段时期，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都忍受着医生诊断出的抑郁症。我一直觉得这太荒唐了，我是因为没法工作而很沮丧，而不是因为我很沮丧才没法工作。目前已经出现了现代的心电图仪，可以发现我曾经遭遇的那两次心脏病突发，第二次曾使我有三年时间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在事后才发现了病因。大约从1969年到1971年，我无法进行研究。我写作《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工作也暂停下来。我当时觉得我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了。但后来我突然又恢复了健康。”在另一个场合他也说道，“由于丧失工作能力，我非常绝望、悲观”。

他第一次患上抑郁症和经历健康恶化是在1960年和1961年，事后才发现自己经历了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他将20世纪70年代的健康问题也归罪于错误的诊断——给他看病的萨尔茨堡的医生在治疗他的糖尿病时处置不当，使他血糖过低。哈耶克甚至说，在70年代这次疾病发作期，他简直成了“智力上的残疾人”。

岁月不饶人，他的听力也逐渐衰退了。早在剑桥时，他就有点儿跟不上别人谈话的节奏了：他的左耳已经丧失了听力，而右耳听力也开始下降。他的听力衰退使他“越来越无法享受社交生活的乐趣，几乎完全与剧院绝缘”，而过去他是要“定期光顾剧院的，这是他的主要消遣”。由于性格原因，他也没有培养出别的业余爱好，到了晚年，他对此后悔不已。在晚年创作的一些著作中，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下降深表歉意。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中说：“我会尽最大努力赶在离世之前写完这套书。”在1977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新论》前言中，他又说，曾有好几年的时间他都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完《法律、立法与自由》。

有好几年的时间，哈耶克都在接受抑制抑郁症的治疗。芝加哥大学政治思想史家约瑟夫·克罗普西回忆说，哈耶克曾在一个场合公开谈论过他的健康状况，当时哈耶克回到芝加哥访问，他提到他接受过抑制抑郁症的治疗。克罗普西还说道，有一次，哈耶克来到社会思想委员会，顺便自我介绍一番，并跟克罗普西讨论起哲学问题。克罗普西参与编辑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他说，哈耶克与斯特劳斯没有过任何交往，尽管两人当时都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塞尔登曾在1972年到萨尔茨堡看望过哈耶克，发现哈耶克病得很厉害，一直卧病在床。塞尔登回忆说，哈耶克精神萎靡，觉得他毕生的研究都是白费了，他说过或创作出的东西根本无人感兴趣。大概正是在这一次，他向塞尔登透露说，他年轻时之所以没有娶他的表妹，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担心遗传问题，不过后来，她还是成为他第二任妻子。

拉利·哈耶克回忆起这个时期父亲的情况时说：“我们一般是在电话中交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很绝望。他没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哈耶克谈到病情稍有缓和的1960~1961年时说，他遭受了一次“严重抑郁症”的打击。晚年，他的体重从约200磅减轻到约16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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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哈耶克调到萨尔茨堡就职，这一次照例是出于财政原因，跟他早年去芝加哥大学、后来到弗莱堡大学的原因一样。萨尔茨堡也离维也纳更近一些，而海伦妮的儿子一家就住在维也纳。萨尔茨堡大学想购买哈耶克的藏书，而调到那里，他就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藏书。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一直捉襟见肘。在《自由宪章》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的重要性”，在那里哈耶克说：“我希望，我能具有像凯恩斯勋爵晚年论述的那样，独立的谋生手段对于人生活在任何良好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作用时，表现出的那种辨识。”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哈耶克本人无疑应有更广泛的经济来源，不过，据他最后一任秘书夏洛特·丘比特回忆说，哈耶克不是个善于理财的人。

萨尔茨堡可能比弗莱堡还要优美，它的历史也更悠久。萨尔察赫河从城中穿过，自罗马时代以来，该城就有人居住，因为附近有盐矿（萨尔茨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盐”）。莫扎特就是萨尔茨堡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在这里修建过打猎时节居住的别墅。跟弗莱堡一样，萨尔茨堡在“二战”中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后来又修复了。

萨尔茨堡大学没有弗莱堡大学有名。它的校园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在册学生不到6 000人。哈耶克的研究助手库尔特·洛伊贝说，哈耶克于1969年到1977年间在萨尔茨堡生活的“多少有点儿不如意”。这部分是由于健康原因，也因为当时的时代风气，同时也是因为：萨尔茨堡大学的经济系规模很小——只有十几位教授，四位高级讲师。洛伊贝这样写道：“教员和学生的素质都不能达到他期望的水平。”1974年夏天，就在他被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接受过一次采访，有人问他，学生们是否知道他的著作，是否理解他的理论，哈耶克回答说：“我刚到的时候，学生们并不了解我的思想。即使到了现在，除了少数几个上过我的课的学生外，也没有多少人对我的思想感兴趣。”

在萨尔茨堡，哈耶克也没有几个朋友，他有点儿孤独。在1976年为《法律、立法与自由》撰写的前言时，他说，在萨尔茨堡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他没法再“方便地从图书馆查到”他在写作初稿时参考过的那些书。1977年2月，他在写给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他想离开萨尔茨堡的原因，他说：“人们老爱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奥地利，我必须承认，在来到这儿的仅仅几个月后，我就开始犹豫了。而联想到一份过去颁布的部长令中的规定时，我更为不安，这个规定是，‘大学教授在到外国旅行前必须向联邦部长报告’。不过，除此之外，我也必须提一句，萨尔茨堡大学没有授予博士学位（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格。因此在这里，没有哪个学生认真研究经济学。我调到萨尔茨堡大学实在是犯了一个错误。”

伦敦一位记者曾记述过哈耶克在萨尔茨堡期间的一件事。他生动地描写到，哈耶克住在一个“有点儿年久失修的近郊住宅区，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消防队员，另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铁匠，从家里到市中心和大学都很不方便。哈耶克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部分是由于他妻子的偏好，部分是由于卖给萨尔茨堡大学藏书的那笔钱只够买下这幢房子”。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后，离开了萨尔茨堡大学，重返弗莱堡大学，但萨尔茨堡大学并没有把他的藏书再卖给他。

对哈耶克来说，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最糟糕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当时，通货膨胀肆虐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实行了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包括哈耶克在内的一些人觉得，英国社会已经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反正统文化的运动正甚嚣尘上。苏联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似乎在无可阻挡地上升。发展中国家奋起反抗前殖民地霸主的风尚和制度。

在生命的最后1/3的时间，他重返德语世界，由于天天说德语，他的英文写作风格也受到了影响。在1978年接受采访时，他开玩笑说，回到德语国家后，他已经有所收获了——他的句子“太长了”。这一点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离开英语国家后，也就无法再跟以前的同道们保持密切联系了，以前他经常用英语与他们探讨他的想法（尽管所有德国学者实际上都懂英语），现在则更多地用德文写作。1969年，他用德文出版了一本文集《弗莱堡研究》，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用英文发表过。他跟妻子在家里交流时说德语。阿瑟·塞尔登的妻子回忆说，塞尔登夫妇1972年到萨尔茨堡看望哈耶克时，海伦妮曾说，她的英语说得不够好，所以没跟他们交谈，尽管事实上她英语说得很好。

哈耶克年轻时开玩笑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60年代在弗莱堡大学时，他显然有实现这一愿望的一次机会。“当时执政的奥地利右翼总理曾问过马克卢普，是否愿意出任国家银行行长。遭到婉拒后，他又来找我。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让我请一家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查核国有企业的账目，结果，谈话就此结束！”后来，他回到奥地利生活后，奥地利左翼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曾公开批评过他。

1971年，哈耶克参加了维也纳大学举行的庆祝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100周年研讨会。他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宣称，“尽管已经不再存在一个自成门派的奥地利学派，但我相信，仍然存在一种独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后来在回忆往事时，哈耶克谈到1974年前自己做的其他研究，他说：“几乎有5年时间，我都无法思考任何问题，或者说，不进行任何原创性的研究。于是，我就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为意大利一本百科全书撰写有关自由主义历史的条目。这些工作不过是在重复我以前的研究，而由于记忆衰退，竟犯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错误。如果你了解我以前的著述，那当你看到我所写的自由主义思想史时竟漏掉阿克顿勋爵，一定会觉得太荒唐了，因为阿克顿勋爵一直是我最敬佩的人物之一。但当时我竟然就犯了那样的错误。”

詹姆斯·布坎南曾谈到过在瑞士蒙特勒召开的1972年度朝圣山学社会议，这个地方距离朝圣山非常近，开会的场地也比较宽敞，能够容纳得下已经大大增加的成员人数。会议期间，大家走访了一趟朝圣山，在那里，哈耶克“在下午炎热的阳光下，站在朝圣山学社成立大会召开地点，那家旅馆的门廊前，向与会者致辞。对于学社成立25周年，他既兴奋，又怀旧，他似乎忘记了时间限制，而我们大家可都站在烈日下”。

60年代，哈耶克跟妻子住在弗莱堡时，他们环境惬意的公寓距离市中心不远，就在城区近郊。他们“特别喜欢”德国黑森林“优美的环境”。到了夏季，他们会到位于蒂罗尔、坐落在阿卑斯山区的一个奥地利小村庄奥贝尔古格尔去度假，哈耶克从小到大经常去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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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由苏达·谢诺伊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时，哈耶克又现身在大众思想舞台上了。1969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哈耶克曾说，20年前，他“对货币问题失去了研究兴趣，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让我彻底失望。我曾预言，这一安排会很快失败，但我错了。它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把恢复国际支付平衡的责任强加于债权国。这在通货紧缩的20世纪30年代是合情合理的，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就不合理了。现在，我们享受着通货膨胀所催生的繁荣，这种繁荣要想持续下去，就得制造更多的通货膨胀。如果价格的上涨赶不上人们的预期，就会对经济产生抑制效应。我曾预期，只需要10年时间，我们就会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不过事实是，我们花了25年的时间才达到这一阶段。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导致了经济衰退。现在我们的处境要比预料的更艰难：这次的通货膨胀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通货膨胀）这只‘老虎’被放出来，就会一口吃掉我们；如果在我们抓住它的时候，它跑得越来越快，我们也仍然会被拖死！我很高兴，我不会在现场看到这种结局”。

在《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中，谢诺伊引述凯恩斯对哈耶克1943年发表在《经济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在这篇题为“一种商品准备货币”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出，应当用一篮子商品、而不单纯是黄金，确立某种国际商品本位制，它能具备理想的金本位制所发挥的作用。凯恩斯则对哈耶克这种想法提出反驳，他说，他之所以反对实行金本位制政策，主要的理由并不是其不可行（有人曾说，金本位制可能面临黄金总量增长赶不上货币需求的情况），而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虑。凯恩斯认为，“将国际货币方案要实现的目标予以限定的根本理由是，从外部强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可取的。金本位制的错误在于，本国工资政策将受制于外部力量。更明智的做法是，国内价格的稳定（或不稳定）应被视为本国自行决定的政策问题。试图从外部强加这种限制的商品本位制跟严厉的金本位制一样会垮掉”。

这一答复是凯恩斯对哈耶克经济政策建议的最后一次公开回应，也是凯恩斯自1931年对哈耶克批评其“货币通论”书评做出回应以来，对哈耶克做出的少有的回应，因而，凯恩斯的上述回应值得讨论。凯恩斯反对哈耶克于1943年提出的旨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商品准备本位制。他说，为了避免出现通货紧缩，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能够控制其国内的货币供应，因为在当时的状况下，如果没有经济活动的收缩，就不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哈耶克则争辩说，国际间只有实行某种商品本位制，才能强加一种维持价格稳定的约束机制。哈耶克的这种看法从经验上看似乎是错误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也实现了稳定的价格，或大致稳定的价格。而且，国际贸易也在急剧增加，与他所预测的浮动的国际汇率制度下可能出现的情形正好相反。

在1978年出版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第二版中，谢诺伊在书中收录了哈耶克于1945年为威廉·贝弗里奇的《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一书所写的书评。哈耶克在这里说：“凯恩斯勋爵曾肯定地对我们说，我们都错了，说治病的过程不会有任何痛苦，甚至是愉快的：为将就业永远保持在最高水平所要做的一切，也能把开支总量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哈耶克在这里提到的是凯恩斯所提出的观点，同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对于实行这些政策的效果的预期，哈耶克的判断更为准确。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注意凯恩斯提出这些政策时所处的环境，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经历了经济萧条。在当时，这些政策是最优的政策，而哈耶克提出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肯定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后果。

《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一书对于将哈耶克的思想重新推向英国和欧洲公众眼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弗里茨·马克卢普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那年，他曾提名哈耶克。

1972年，哈耶克在自传性笔记中写到，他“过着那种介乎于纯粹学术研究与公共活动之间的生活。到我生命的后半段，我觉得，这或许是最令我满意的生活方式”。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重量级人物。他的晚年生活极为活跃也很高产，而随着他提出的“有限政府”的观点及更强调竞争性市场的观点成为时尚，出乎他的意料，他终于得以同时活跃在学术和政策领域。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切还没有发生。1974年，在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之前，有人问哈耶克，“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看到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或在未来的前景的”？哈耶克回答说：“我曾经预言，通货膨胀将会导致所有西方国家实行对价格的控制、从而演变为计划经济。没有人胆敢中止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不搞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业。因此，我们以为通货膨胀停止了，可它很快又回来了。人们将发现，价格老是上涨，无法维持生活，于是，他们会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控制通货膨胀，当然，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终结，意味着自由的政治秩序的终结。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企图抑制持续的通货膨胀，自由市场和自由制度就会消亡。这可能会花上10年时间，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希望在这10年中，我会死去。”10年后，在回首1969~1974年这一段沉寂、无趣的岁月时，哈耶克感慨地说：“我有时觉得，这5年是冬眠期。”

FRIEDRIC

HAYEK

A Biography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年）

既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创立，那么，能够荣幸地与人分享这一奖项，

我当然非常高兴。不过，如果当初有人来问我是否应当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会毅然决然地反对。我担心这样一个奖项使人更多地追求科学的时髦。

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哈耶克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今天的名声会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瑞典国家银行于1968年捐资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且诺贝尔奖基金会接受这一厚礼，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不仅仅如哈耶克所说的，创立这一奖项等于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曾颁奖给他本人及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方面也发挥了某种作用，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拒之门外了。事实上，瑞典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与哈耶克分享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纲纳·缪达尔后来就提议取消经济学奖，因为它曾颁给哈耶克、弗里德曼之类的反动派。（有一个玩笑说，对于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很惊讶自己竟然能够获奖，而缪达尔也很惊讶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

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耶克的消息是在1974年10月9日宣布的，这是哈耶克一生中令他扬眉吐气的时刻。他不仅是30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还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瑞典一直被誉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并被一些人视为一种“中间道路”：一开始是介于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后来则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然而，正是瑞典人提议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促使经济学界倒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对于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确实非常惊讶。他以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认为他“太老了，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他“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授予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而应当奖励“近期的某项成果”。他也坦率承认，随着学术兴趣的转移，他已不再研究专业经济学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奖给缪达尔和哈耶克，在哈耶克看来，这显示对他存有争议，他的观点不受欢迎。缪达尔（在正式公布的获奖者名单中他排在第一位）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要求美国立即实行石油配额供应，而哈耶克则说：“所有这些重大危机都是通货膨胀导致的，它迟早会导致经济崩溃。”两个人的观点分歧可见一斑。

左派和右派都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心目中，哈耶克几乎早被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1960年。自那之后，这个世界风云变幻：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国与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几年来，哈耶克一直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他大约有30多年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

曾为《通往奴役之路》美国版第一版写过序言的约翰·张伯伦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发现，我们从哈耶克获奖中得到的，不是心满意足之感，相反，“看到某些大众媒体表现出的那种不理解甚至惊愕，我们就没有那么振奋了，他们认为，像哈耶克这种‘默默无闻’的人，怎么有资格获此殊荣呢”？

弗里德曼在祝贺信中的一句话，也许能够概括哈耶克的朋友们的看法：“亲爱的弗里德里希：当得知瑞典人终于克服了他们的政治偏见而承认你的贡献时，我简直难以形容我的喜悦之情。他们承认你的贡献竟然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也只是半心半意。但是，这已经超出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弗里德曼后来又说：“当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定下了一个规则，5年内不得授予瑞典人。现在是第6年了，他们非常希望将该奖项授予缪达尔，但他太“左”了。他们觉得这样做可能受到批评，于是，他们决定把缪达尔与哈耶克——一个左派、一个右派——捆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免受批评。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无法提供文件来证明。”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了这种想法：“我从来没有奢望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当宣布我获奖时，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声名狼藉。我不敢肯定下面的说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非常希望能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平衡，因而他们就挑选了两个人组成了独一无二的组合，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

理查德·埃贝林在当时的《理性》杂志的社评中说，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普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都使用数学和静态模型。因而，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瑞典人缪达尔一点儿都不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与缪达尔分享今年（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于是，哈耶克教授就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和其他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到1969年才第一次颁奖，而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医学奖、化学奖等都从1901年就开始颁奖了。缪达尔和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八位和第九位得主。自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之后，不少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其中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索尔仁尼琴要来参加12月举行的1974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索尔仁尼琴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由于担心苏联不让他再回国，因此当年没有来领奖。而1974年他之所以能去参加典礼，理由很简单：他已被苏联流放了。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和1956年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仁尼琴，称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由于我跟他同时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以我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版，于是我送了一本给他。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

就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哈耶克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有人曾说，他获奖与身体好转之间有某种关联，哈耶克则愤怒地予以否认。他“不像有的朋友那样不怀好意地散布消息，说是诺贝尔奖治好了我的病。实际上，早在1974年夏天，我还没有得到一点音信时，就已恢复并开始发表著述了”。

度过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健康危机后，他的心态也大为改善。1984年哈耶克曾说，他比以前“更加乐观”了。他的心态之所以变得积极向上，除了因为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外，还因为换了药物。同时，公众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又有了发言的机会，时代风气对他有利了。获得诺贝尔奖与他此后社会活动的增多之间，可能确实没有明显的关系，但诺贝尔奖赋予他的新声望给他带来了乐趣，也让他得到了很多机遇。当时在人文研究所工作的沃尔特·格林德回忆说，获奖前后的哈耶克“几乎判若两人”。

20世纪70年代，时势也发生了巨变。有些人认为，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西方国家不仅会出现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还会出现一场政治革命，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将会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芬兰化”（Finlandized）[8]。但到70年代中期，尽管美国从越南撤军，但出现那些局面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

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也使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经济学比以前更受欢迎。在下面这段话中，哈耶克就公众的承认对一个人生活和工作产生的作用，谈过自己的看法：

问：自己的成就获得外界的承认，对于一个人享受生活的乐趣，真的那么重要吗？

答：是的，尽管我从来不把获得公众的认可作为自己选择研究课题的目标，但得到公众认可总是一件好事。而我现在非常难过，我曾投入毕生精力研究自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但迄今没有获得认可。如果一项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也会觉得不舒服；不过，这并不会妨碍我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只要我确信，有些东西的重要性早晚会被大家认识到。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他变得声名显赫。假如他没有获得这个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而撒切尔夫人对他的认可反过来又让他成了知名人物。

[8]　“芬兰化”是指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的政策。——译者注

第34章

弗里德曼

人们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20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著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研究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的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其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经常引用哈耶克的观点，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少一些，这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较小，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在学券制问题上是个例外。

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中，弗里德曼写到，他“在本书中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托、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到，“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至于专断。”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

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只要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会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其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他的著作起，尤其是在我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那强烈的思想倾向、道德勇气、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与必要条件的理解。”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同一个系，而同处一个系是学者们彼此熟悉的最佳途径。他们更像是关系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地串门”，海伦妮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和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和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46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待到1977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个系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衷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的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会为经济学系的所有研究生开设一个小班，连续讲授两个学期的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这门课是最棒的，他对该理论的阐述清晰、系统、逻辑严密，而且给出了大量图解，举了很多实例，这些都有助于学生吸收弗里德曼的观点。

弗里德曼大胆地与学生交换意见。他欢迎学生提问，并会复述这些问题，当然比那些正在拼命思考的学生清晰得多。然后，他通常会向学生阐明，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会出现混乱。有些学生会觉得，上他的课太紧张了，他提出的要求过高，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的评论太直率，他发的书面材料也太难理解。但大多数学生都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令他们大开眼界，他们愿意聆听他那精彩的见解。

贝克尔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曾请求哈耶克阅读一篇论述经济分析和政治选择的论文手稿，但哈耶克拒绝了，因为他从来不读手写的草稿。

根据贝克尔的记述，哈耶克并没有参与过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货币与银行工作坊”的活动，弗里德曼对该工作坊产生了重要影响。盖尔·约翰逊校长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经济系没有几个学生对哈耶克感兴趣。弗里德曼也说：“谈到哈耶克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除了对我这样参加过他的讨论课并与他有来往的人有所影响外，他对经济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大概由于两人不在同一个系，除了在教学活动之外的社会活动中有工作上的联系之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并没有发展成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几年里，曾应邀去过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欧洲；而弗里德曼曾用一年时间周游世界，还有一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他只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此后一直到1957年，他都没有再参加过该学社的会议。

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强化了一种看法，即不管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在私人交往方面，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在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中，有十几个人跟他的关系密切度都超过哈耶克与他的关系。50年代后期，弗里德曼开始较多地参与朝圣山学社的事务，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建立之后，他们两人都担任该协会刊物《新个人主义评论》的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拉近了他们的私人关系。1960年和1961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对于学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学社的发展方向，而在这两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始终坚定地支持哈耶克。1963年，弗里德曼当选为学社秘书，1970~1972年则担任学社主席。

有人曾问过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待哈耶克这个人？”弗里德曼回答说：

哈耶克的性格非常复杂，他绝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非常直爽，但与此同时，我想说，他非常孤僻。他不喜欢被批评，但他从来不会表现出不喜欢被批评的样子。我发现，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好像是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很忙，但我以后会给你写信详细解释。”当然，他才不会再写信呢。（大笑）

问：你是说他是个傲慢的人？

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

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回忆录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我）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又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在1947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在哈耶克1950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并与我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976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道：“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调节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高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需要的信息。”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60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赖恩·麦考密克则写道：“60年代和70年代，（哈耶克）从不曾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哈耶克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也回忆说，哈耶克在1985年说过一句话，“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的讣告：“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中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获声望。”从40年代到90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生自发秩序、知识分工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根本不着边际。”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顺便研究研究经济学。”

※ ※ ※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也有区别。1985年，哈耶克与人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问：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芝加哥学派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而其他人，从方法论上看，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费里德曼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让朝圣山学社感到棘手，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避免这种结局，我竭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的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数据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经验上的）关联。每一次通货膨胀很有可能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你还可以跟斯蒂格勒讨论，他乐意面对这些问题。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的一员，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就理论而言，他也更加深刻，但弗里德曼在系里说话更有分量。他对大部分问题、对一般的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全面的。我希望他站到我这边。我不希望追随弗里德曼的人离开朝圣山学社。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你知道，我应该补充一句，我一直在公开地讲，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没有回头再去批评凯恩斯的《通论》。其实，我更遗憾的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十分危险。

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曾执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担任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长达25年。他强调用计量和经验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哈耶克在1948年的悼念文章中说，米歇尔“在探讨研究经济学的一般方法问题上做出的贡献，可能比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任何人都大，在过去的30年里，在美国能就此问题进行如此广泛的研究，实属异数”。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人是宏观经济学家，他的意思是，弗里德曼没有认同他所信奉的奥地利学派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具体的资本品处于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经济收缩期，相对于真实的储蓄供应和对资本的真实需求，资本品的结构会出现扭曲。哈耶克写道：“芝加哥学派基本上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他们试图用总量或平均数分析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总就业等”；“你不可能以统计信息为基础创建一个理论，因为使人们互相产生影响的不是总量和平均数，而是个体行为。”哈耶克之所以批评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与他自己坚持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活动和商业周期的独特看法有关。

哈耶克批评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框架中，验证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逻辑实证主义一般都坚持，一个命题除非获得经验证明，否则不应被视为科学的，而弗里德曼等人则认为，如果不能根据经验对某理论做出评价，那么该理论通常没有多大价值。这两种看法之间是有区别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曾说过，逻辑实证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对每一个命题都给予绝对确定的证明”。

其实，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与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在某些方面比较接近。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弗里德曼写过一段话，其含义其实与哈耶克的观点相同：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研究者本人就是他正在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增加了保持客观性的难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出能对现象做出人们尚未注意到的、坚实的、有意义的（即不是自明之理）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

事实证据永远不能“证明”一个假说，它只能使该假说不至于被推翻。当我们不那么精确地说，该假说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一般也就是这个意思……

经验证据在两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阶段都非常重要：建立假说的阶段和验证假说有效性的阶段……

由于我们只能依靠不受控制的试验，而无法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因此我们很难形成让人印象深刻的、明确的证据，难以证明我们接受推测性假说是正当的……

关于我们的经济体系及其运转特征的描述性材料已经积累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确实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利用……这些抽象模型和材料，就必须制定一个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标准，以确定什么样的抽象模型最适合解决具体问题。

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跟哈耶克自己的一部分方法论观念很接近。人们不免怀疑，哈耶克是不是因为弗里德曼使用了“实证”一词而受到误导，从而将弗里德曼的观念与逻辑实证主义混为一谈，而其主要内容不过是指出，在我们准备暂时接受理论的时候，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2000年，弗里德曼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根据我对你的方法论的理解，似乎经验证据对于验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答：这完全是卡尔·波普的看法。

问：是的。问题是……哈耶克也说过，他也受过卡尔·波普的影响。

答：是的，但他不够彻底。哈耶克仍然没有摆脱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他没有米塞斯那么糟糕。但他仍然保留了不少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的先验论，即认为，知识来自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就是值得信赖的资料来源，我们通过内心就可以获得真理……

问：我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是太荒唐了。

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一直都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

1995年，弗里德曼对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做过下述评论：

我从来没弄明白，他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什么会对后来以“价格与生产”为题进行的那一系列讲座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对它没什么感觉。谈到这一点，他（哈耶克）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米塞斯的方法论观点的影响。这些方法论观点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时，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是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人类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位于我们的内心世界，任何检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类行为学。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难以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总是回到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事实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停留在米塞斯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类行为学家，假设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的意见不一致，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外，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出现争执时，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努力寻找经验证据，验证我们的预测是否准确。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意见分歧，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难题与分歧的途径。我告诉你，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由此不断进步。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了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prediction）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foresight）——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见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他在1977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论点是，我们对经济活动的细节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而早些时候，他也曾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A·洛的话说，“我们对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更加丰富”，A·洛还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约翰·内维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源于不同经济学家对特定行为的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有误？

※ ※ ※

哈耶克在著作中似乎从来没有提及艾恩·兰德，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20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而言最具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曾听哈耶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其他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

兰德出版于1957年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极受欢迎，给她带来了巨大声望。她多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1946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创始人伦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宣传我们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他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

兰德在写给《自由的探索》（1943年）一书作者罗丝·怀尔德·莱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那些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危害，是否比彻头彻尾的敌人还要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因为‘大体上’本身就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人站在我这一边，知识不够彻底，他们可能对我们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认同我们，但在其他方面又持有跟我们相反的观念，他们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敌人。比如，米塞斯是我可以容忍的‘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而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这个人是真正危险的人物。”

弗里德曼和罗丝则赞赏兰德。弗里德曼夫妇在多个场合都用“潮流”这个比喻来形容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的变革，他们曾提出一个假说，即“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他们提到过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 （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弗里德曼夫妇考察了近几十年舆论的根本变化并且追问：“公众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艾恩·兰德的《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等著作，都具有改变人们信念的力量。”他们还说：“《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对主流思想的第一次真正冲击。”

《个人自由》杂志在1977年进行了一次读者调查，70%的受访者称，兰德对于推动他们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发挥的“影响最大”。1988年和1998年，《个人自由》杂志先后对其读者和推崇自由至上主义者进行过调查，请他们为那些对自己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打分，分值为1~5分，每位受访者都列出前5位，结果如下表所示：

思想家

1998年

1988年

兰德

3.51

4.02

杰斐逊

3.51

3.10

弗里德曼

3.08

2.95

米塞斯

2.76

3.65

哈耶克

2.74

3.02

罗斯巴德

2.72

3.93

戈德华特

2.39

2.47

弗里德曼在1992年悼念老朋友的文章中热情地赞扬了哈耶克，他称其“无疑……是导致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思想领袖”。

第35章

晚年货币思想

20世纪70年代中期，哈耶克主要完成了拖了太久的《法律、立法与自由》，并对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在诺贝尔奖致辞中，哈耶克谈到他本人和其他经济学家时说，由于当时通货膨胀肆虐，“整个经济学界一团糟”。看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在中断了差不多30年后和哈耶克又重新捡起专业色彩更浓的货币问题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曾促使他集中研究货币问题，这次也一样，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又使他回到当初讨论过的领域。

哈耶克仍然坚信，通货膨胀造成的主要麻烦在于，扭曲经济体中的生产结构。他在1974年发表于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通货膨胀带来的主要危害是……使经济的整个结构陷入混乱、失衡状态，进而使我们陷入大规模失业的困境。”在哈耶克看来，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出现了过剩。

哈耶克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1980年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哈耶克说：“最近风靡全世界的货币主义，不过是给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安上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他更进一步指出，“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简陋”，弗里德曼的理论的问题则在于，它“没有说明，究竟货币供应量到多少才算是恰当的，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各种形态的货币，也包括对这些货币的需求所决定的货币价值”。

1978年，在他晚年撰写的那本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不完整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第2版中，他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提出了批评。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它“强调的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使人们只关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信贷关系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大量通货注入或退出流通对相对价格结构的更重要、危害更大的影响，它因此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尤其是误导投资方向”。

弗里德曼提出应按某个固定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哈耶克则认为，这种做法很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恐慌”。这种做法会导致货币流动性不足。“弗里德曼教授提出建议通过法律限制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机构增加通货供应量的速度，如果真这么做，那么我不敢想象，当人们得知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快要接近上限，而增强流动性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对这句话，他加了个注解：“对于这种局面，沃尔特·白哲特曾有过一个经典阐述：在英国货币市场处于敏感状态时，接近法定准备金水平肯定会引发恐慌。”

哈耶克也相信，这种做法不可能逐步化解通货膨胀。1980年，他对新上任的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他认为过于“软弱”或者说过于温和的政策发表过评论：“英国自我拯救的希望已经消退了那么一点点……我担心撒切尔夫人采纳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他总是从统计数字、总量和平均价格水平的角度思考问题，实际上却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是由于扭曲了相对价格结构才导致失业。如果我们经历了长期通货膨胀，价格结构扭曲必然会使很多努力完全搞错方向，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哈耶克认为，逐渐降低通货膨胀幅度的做法在政治上也是行不通的。相反，他认为，通货膨胀必须彻底消除，因为一旦启动了缓解通货膨胀的进程，那么在被扭曲的生产结构恢复正常状态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清算过程，从而使经济陷入危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使他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英美等国采取的缓解通货膨胀政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和而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里德曼的影响。

哈耶克对英国一鼓作气、彻底消除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认为，要想终结通货膨胀，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他预言：“如果政府没有下定决心，那么索性就不要做。如果试图通过价格控制手段掩盖通货膨胀，英镑最后必然完全崩溃。”他认为，不愿意通过货币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的政府，必然采取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反过来，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只能由国家来接管生产资料，从而彻底摧毁自由市场经济。年轻时在奥地利经历过的那场恶性通货膨胀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哈耶克在专业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在整个70年代初期，都不被一般公众理解。他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一种伤感情绪，即公众不明白货币数量论的结果已经够糟糕的了，而比这还糟糕的是，他们太信赖这个理论了。他一直认为，货币供应不断增加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扭曲生产结构。

他对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的货币问题讨论产生的影响很小——至少与他期望的反响相比是如此。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又成了知名人物，被认为是反凯恩斯、反通货膨胀、反政府的象征，但他的看法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在公众心目中，其观点的具体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点本身。他的货币理论对学术界也没有多大影响。

终其一生，哈耶克对不少问题的看法都比较悲观。在《自由宪章》中，他曾担心，随着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保障项目开支不断增加，最终政府有可能把老年人关进“集中营”。在这里，他还表达过另一种担心：“这一天也许并不遥远，政府有可能通过在饮用水中添加某种药物……从而可以提升或压制、刺激或麻痹全体民众的思想。”作为“一个无以复加的悲观主义者”，在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情景时，他曾请读者参考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伯勒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桃源二村》。

1978年，哈耶克表达过这样一种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像其历史上其他时期那样好：

问：……我想，您大概会同意，如果用某些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过去30年里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转情况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

答：我有点儿怀疑……

哈耶克预言，在他认为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的20世纪50~70年代结束后，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崩溃，其程度可能与大萧条不相上下，甚至更严重。他在197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最终的结局正在临近，或许已经降临。”1983年他又说：“政治家的愚蠢极有可能导致1930~1931年的那种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他多次做出类似的预言。

哈耶克认为，自他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从事货币理论研究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结论。1979年，有人曾问哈耶克：“自你开始从事商业周期理论研究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是坚定还是弱化了你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信念？”哈耶克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坚定了。”哈耶克极少改变他在30年代初期形成的经济学观点。1981年，在谈论自己对当时英国经济状况的基本看法时，哈耶克说：“失业是彻底消除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我已经考虑到了，达到这一目标必然会导致大规模失业，但这是让英国恢复可以自我维系的秩序的唯一途径。只有达到这个目标，英国才能在未来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失业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祸根在于以前的通货膨胀……我经常为过去没有足够的企业破产而感到遗憾；如果有更多企业被清理而不是被人为地维持下来，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会好得多。”在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之后，英国扭曲的生产结构难免导致失业和破产。1981年他还声称，如果撒切尔夫人失败，英国可能会面临食品短缺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支付进口货物。英国需要进口大量原材料，尽管其食品产量比上次大战前多，但似乎仍然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这些问题最初会导致短缺和定量供应，或许10年之内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 ※ ※

1975年，朝圣山学社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庆祝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出于谦逊，哈耶克没有赴会。但当宣读他发来的一封信，告诉大家他已完成《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的写作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1975年，他还曾在美国的新闻访谈节目《会见新闻界》中露面。

一位记者曾描述过那个时候的哈耶克夫妇，当时哈耶克刚刚获得诺贝尔奖：

这些天，他每天上午都用来写作、阅读严肃的东西。他得为创作《法律、立法与自由》的专著做准备。然后，他会起来活动活动身体，一般是到倒映着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脉的田园诗般的湖畔散步。回来后读点轻松的东西，基本上是躺在床上。他喜欢读安东尼·特罗洛普[9]的小说。然后，他会打开唱机，听听音乐，而他夫人比他更喜欢音乐。他喜欢听贝多芬和莫扎特。而对于瓦格纳呢，他“不经常听，太闹了。他的很多曲子也太长了”。

他正准备在屋里拍照，哈耶克夫人刚好散完步回家。哈耶克暂时离开，两人在其他屋子里用德语交谈。然后他过来解释说，哈耶克夫人将跟我们一起去拍他的照片，不过她想出现在照片中。我们同意了。

她是一位比哈耶克小两岁的优雅女士，而且与丈夫的爱好一模一样。我们问她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她说：“我喜欢古典音乐，从莫扎特到勃拉姆斯。”“马勒呢？”“不喜欢，他不在这条线上，他是勃拉姆斯之后的。”“那舒伯特呢？”“当然，他在莫扎特和勃拉姆斯之间，因此我喜欢他，我上面已经说过原因了。”

哈耶克于1977年离开萨尔茨堡又回到弗莱堡时，他和海伦妮又搬到他们60年代在弗莱堡住过的那栋公寓。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这几乎就是他们向该大学提出的唯一条件。

哈耶克晚年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做出的最突出贡献是，他提出了允许货币之间进行竞争的思想。1975年，他在一篇名为“货币选择：终止通货膨胀之道”的讲话稿中首次深入阐述了这一思想。除了实行金本位制的两个世纪之外，他认为：“实际上，每个政府都一直利用其对货币发行的独占权掠夺人民……最危险的、最应当剥夺的不是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而是其发行货币的独占性权利，及其强迫人民使用其发行的货币并按其单方面确定的价格接受这种货币的权力。”

哈耶克提出的让各国货币竞争的思想是非常精彩的。他写道：“我对近期的建议是，关于欧洲共同市场各国，最初可由欧洲的中立国家（然后可以包括北美国家）签署一项正式条约，彼此约束不对货币的跨境自由交易设置任何障碍，也不对在其境内合法创办的任何机构自行发行货币设置任何障碍。”这就需要取消外汇控制，取消对货币在各国间流动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管制，赋予人们可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一货币的自由。

上述短期计划“背后所隐含的普遍原则”可以概括为，如果“我们打算否定在一国境内不应只能使用由该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同时承认他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同样可以在本国流通，那么我们立刻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完全取消政府在供应货币方面的垄断权、允许私人企业向公众供应他们可能更喜欢的交换媒介，这难道不是同样可取的吗？现在大家都普遍地、不假思索地接受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权力，其实这种格局并非是必需的，甚至并无多少好处”。

哈耶克晚年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他共有一个发现和两项“发明”：这个发现是指他发现了知识分工，这两项发明则分别是他关于代议政府的设想和他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他对货币改革的设想超越了他的时代。阿瑟·塞尔登引用“英国银行系统一位大人物”的话说，这些建议可能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哈耶克最初提出的货币改革建议，即允许各国货币形成一个竞争性市场（这是允许私人发行货币的第一步），曾被撒切尔政府用在欧洲货币改革讨论中。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回忆说，1989年，他和撒切尔夫人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欧洲货币问题会谈中“将提出一种替代欧洲货币联盟的方案，即以哈耶克提出的互相竞争的货币思想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仍保留在各国中央银行手中……但允许货币完全自由地兑换，没有任何法律限制。这样，正好跟格雷欣法则（Greshaw’s Law）相反，良币会逐渐驱逐劣币。最后，从理论上说，欧洲会通过自由选择而形成单一货币”。

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得不同意尼格尔在欧洲共同体财政部部长即将就欧洲货币联盟问题举行的会谈上将采取的方针。尼格尔已形成一个巧妙思路，其基础是哈耶克的货币竞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不该由政府而应由市场充当货币联盟发展的发动机。（不幸的是，这一建议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部分原因在于，它绝不是国家统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模式，而这才是我们的欧洲共同体伙伴们偏爱的东西。）”

哈耶克没能继续发展他晚年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思想，没有继续呼吁货币竞争和私人发行货币。不久，他就投入到另一项工作——《致命的自负》的创作中去了。他认为，这是对他的生命和思想的总结。

[9]　安东尼·特罗洛普，英国小说家，以虚构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著称，还写过几本政治小说。——译者注

第36章

经济事务研究所

1978年，哈耶克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持的口述史项目组织的一系列访谈。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他不仅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也可能成为影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这些访谈是由阿门·阿尔奇安组织的，他是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这样形容哈耶克的性格和特点：“文静、沉着、有条不紊、喜欢寻根问底、绝不妥协、明晰、从容。”

其他人也描述过这个时期的哈耶克，其中包括伦敦的亚当·斯密研究所所长艾蒙·巴特勒，哈耶克时任该研究所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巴特勒在1983年写到，“不管是在作品方面还是在为人上，哈耶克都是无可挑剔的”，哈耶克相信，“性格中的细节对于改进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因而对于自由社会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与人为善、幽默感、性格温和、尊重他人的良好愿望，所有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加上守时和守信两条，而哈耶克本人就是这方面的模范：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的著作及为人处世都接近于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学者的形象；当然，人性的脆弱有时也在所难免”。

1981年，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乔治·沙克尔形容他“出身贵族，具有贵族气质，不管是在身体、道德还是思想方面，他都无所畏惧；他的思维清晰而敏捷；他坚持原则，严格地遵守原则本身的逻辑；他正直而诚实；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的一位重要塑造者”。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克卢普评论说：“几乎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哈耶克那些令人难忘的特征：他面对批评和争论时表现出的骑士风度和宽容精神，他在承认自身作为思想先驱的贡献以及在反驳其思想论敌的观点时表现出来的谦虚。”

1976年，哈耶克参加了人文研究所在温莎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1974年到1976年间旨在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供最基本分析框架的三次会议之一，这一系列会议推动了最近几十年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哈耶克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说，米塞斯是“活跃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真正的创始人。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米塞斯学派”。他还跟人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问：最近几年，美国人民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又复苏了？

答：其实是米塞斯学派……人们现在把我跟米塞斯相提并论，但我想，他们主要是米塞斯在美国教过的学生。有些人勉强地承认我是第二代的领袖，但我觉得，罗斯巴德和米塞斯最近培养出来的学生们恐怕不以为然。

1976年，塞尔登在为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说，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和哈耶克“积极推动，使英国的研究者和教师了解了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和米塞斯的思想，但我们一直没有听说奥地利学派有什么发展，直到最近一两年，情况才有所改观”。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在年青一代中普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哈耶克影响下成立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设在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EA）。正是它推动形成了撒切尔夫人在1979~1990年执政11年间所奉行的观念，“如果没有IEA，我非常怀疑是否会发生那场撒切尔主义革命”。

哈耶克曾讲过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创立过程。他回忆说：“在我创建朝圣山学社的同时，跟它坚持同样路线的另一个机构也在筹备。一位颇富有的英国年轻飞行员来找我，他问我，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相信，向大众搞宣传收效甚微，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说服知识分子。我说服他以安东尼·费希尔的名义创办一个研究机构，最后的成果就是经济事务研究所。最开始，它的发展十分缓慢。但今天（1983年），它不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也成了分散在大半个世界的大批同类研究机构的榜样，正是这些机构不断地向全世界传播正确的观念。”

经济事务研究所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阿瑟·塞尔登在1957~1988年一直担任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1934~1941年，他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书，后来又担任助教。他为人热情、讲话慢声细语、乐于助人，上高中期间就读过埃德温·坎南的书。一开始，他是普朗特的学生，但“随着我的兴趣从经济学理论转到政策应用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成了哈耶克”，他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进行了深刻论述”。在这篇纪念《通往奴役之路》发表40周年的文章中，塞尔登接着说：“哈耶克从知识上对集体主义经济的批判，极大地振奋了五位1938~1939年度的研究生，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组，讨论驳倒集体主义经济学邪说的办法，但战争阻碍了这个小组发展成为类似经济事务研究所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的组织。”

英国政治史专家丹尼斯·卡瓦纳曾非常准确地描述过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哲学和发展历程。该所刚成立时，是“作为一家‘研究与教育信托基金’，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和表达人们偏好方面的作用。它是由阿瑟·塞尔登和拉尔夫·哈里斯经营管理的。经济事务研究所最开始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制造舆论气氛，影响政治家们的思想。它没有致力于说服某个政党或政治家，它的理念是，影响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舆论，可以更有效地增进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赖”。截至1997年，经济事务研究所已发表500多篇论文，出版一份月刊，定期举办有政治、企业、舆论领袖参加的午餐会和研讨会。根据卡瓦纳的研究，“到1997年，IEA已稳固地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和货币主义在英国的思想大本营。它刊登了哈耶克的大量文章。通过出版哈耶克的著作，经济事务研究所对于恢复人们对哈耶克的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耶克曾说过，他晚年声望最高之时便是获得诺贝尔奖后的那段兴奋时期。1985年，有人曾问他：“你觉得，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多反应？”他回答说：“诺贝尔奖产生的影响力很小。在1974~1980年，有一些表面效果。不过我不觉得，获得诺贝尔奖激起了年青一代对我的兴趣。而在过去5年中，却出现了一股潮流，我都有点儿赶不上了。我觉得我并没有夸大，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收到一本研究我的新书。而我有自己的事要做，我甚至没时间阅读这些书……现在已经出现了一股哈耶克的追随者撰写书籍的潮流，我自己是无法主宰它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哈耶克受到部分人的推崇。人们认为，他关于凯恩斯、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后来，人们又认为，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由集体、政府控制社会中的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必然导致浪费和专制政权。而在思想界，向来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家，而到了80年代初期，持这种看法的人多了起来。哈耶克开始被当作一位真正的先知，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洞悉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后果。

艾蒙·巴特勒注意到，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哈耶克开始“就更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也到更多地方去讲课”。哈耶克一直在旅行。他的《研究》和《新论》中收录了他在全世界12个地方的演讲：日本东京的立教大学，弗莱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朝圣山学社、英国的剑桥大学、悉尼大学、纽约城市学院、萨尔茨堡大学、伦敦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联邦德国的基尔大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尽管哈耶克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的出行更频繁了。巴特勒引用哈耶克的话说：“回忆起身体闹病那段时间，他经常说，‘几年前，我曾努力适应老年人的生活，但现在我发现，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种样子’。”巴特勒又说，1973年，哈耶克曾被提名为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荣膺这个职位，不过，此提议遭到否决，投票者觉得哈耶克年龄太大，没什么用处。然而9年之后，该校却宣布，哈耶克是该头衔唯一的候任者。听到这一消息，哈耶克放声大笑。

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世界。1944年，哈耶克就由凯恩斯推荐，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964年，他被授予日本立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74年75岁生日之际，他又被授予萨尔茨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71年，维也纳大学聘请他担任荣誉理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在1977年陆续获得危地马拉、阿根廷、智利几所大学的荣誉博士。1978年，他又获得达拉斯大学荣誉博士，长期担任他助手的威廉·哈特（《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当时正在该校任教。危地马拉的一所大学甚至以哈耶克的名字来命名。不过他在1978年曾对一位采访他的人士说，尽管“自从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得到了很多荣誉头衔，但没有一个来自你们所说的名校。这些所谓的名校依旧把我看作反动分子，他们仍然觉得我的思想声誉不那么好”。

新观念的发展几乎必然是缓慢的，而且一开始常会遭到冷嘲热讽。哈耶克曾很精辟地强调说，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认识。尽管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教条”，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意识到，他们自以为客观正确的看法，最后会有很多甚至大多数被证明是错误的，最起码也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是推测性的、假说性的，也是不断变化的，需要不断地接受人们的审查、检验、修正甚至否定。探索真理就是一个不断用新经验评估旧假说、新假说的过程。真理并不是有待于我们去征服的固定不变的山峰，而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的无尽征程。每次发现新知识，都开辟了无知的新范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探索自然和现实，就越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能会举手赞同这些原则，但将其付诸行动却是另外一回事。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转以及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新观念如果想被人们接受，就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因此，理解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只有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掌握；此后，新的理解才有可能被用语言表达出来，供所有人或大多数人认同或领会。

当哈耶克和米塞斯最早提出经典社会主义不具有可行性的新观念时，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观念显得十分怪异，因为这与大家普遍接受的想法太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当然会比资本主义运转得更平稳，效率也更高。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结果，难道还不如变幻莫测的竞争好？怎么能花言巧语，宣称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效率？

对此，哈耶克的回应是：不管这些话语乍一看多么令人信服，但其反映的是对现实的错误认识与理解。他提出了一种他认为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观念：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知识分工，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如何将这些知识聚集到一处，而是如何使社会形成让这些零散、分工的知识和信息得以最有效利用的秩序。

在很多年里，这些思想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很多政治家、公民或思想领袖看不出这些说法有多正确，似乎更像是对现实的一种错误认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体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哈耶克思想的社会条件。比起经典社会主义，哈耶克对世界形态、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认识似乎更加准确。古怪的哈耶克变成了重要的社会哲学家哈耶克。过去，没有人听他在说什么；现在，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阿瑟·塞尔登在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作用，在维持人们对哈耶克的兴趣方面的作用，一直非常关键。塞尔登在谈到经济事务研究所与哈耶克著作的关系时说，《自由宪章》出版后，“我们邀请了10位学者来讨论这部哈耶克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著作。他们的赞赏和批评最后结集为一本专著——《自由社会的议程》（1961年）。哈耶克很早以前就离开英国去了美国。我的印象是，英国人对他的著作了解甚少。而我发现，涉及面极其广泛的《自由宪章》非常权威，哈耶克的学术功底很深厚，其见解极为深刻”。

理查德·库奇特写到，在“阿瑟·塞尔登的指导下，经济事务研究所努力地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运用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中，且非常在意所探讨的问题能否引起社会关注。经济事务研究所实现了它的目标，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这证明了阿瑟·塞尔登作为一名编辑的才华。塞尔登在挑选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物的作者时非常仔细，经济事务研究所也几乎完全依托学院经济学家，这些都为其获得较高声望提供了保障。毫无疑问，经济事务研究所最重要的成就是在英国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创设了讲坛”。库奇特也承认，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也有助于赢得人们从学术上和思想上对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工作的信赖，而长期以来，这也正是经济事务研究所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塞尔登回忆说，他第一次听说哈耶克的大名，是在1932年上中学六年级（中学最后一年）时，当时他听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新来了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名字很好笑——哈克？海克？哈耶科？到1934年，我终于见到了他，“当时我考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直到1987年，我还在弗莱堡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我们这些学生——有些是新生——看到，哈耶克是个瘦高个子、表情严肃的奥地利‘绅士教授’，讲授专业经济学课程，带有德语口音……我记得他是学术诚实的典范。经济事务研究所是他的精神家园。学者们总是在启蒙着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有些还启蒙着更久远的时代。哈耶克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长远影响的学者”。

塞尔登编辑了哈耶克在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的那些著作。哈耶克曾一度怀疑自己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法律、立法与自由》全部出版。他留下遗言，如果他去世，将由塞尔登完成该著作。塞尔登评论说，1972年，由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的哈耶克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使哈耶克“再次成为名人”。如果没有塞尔登和经济事务研究所，哈耶克能否获得诺贝尔奖，还真是个问题。

第37章

撒切尔夫人

哈耶克的名声在英国传播得最广，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公开声称，哈耶克是她在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提升；当她于1979年当选首相后，他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

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评论说，她年轻时读过且“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有力的批判”的著作是《通往奴役之路》。她也受到哈耶克其他著作的很大影响，包括《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她称其为“杰作”。

理查德·库奇特曾这样描述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1975年她当选保守党领袖后不久，经济事务研究所安排撒切尔夫人与哈耶克会面，地点在国王北街（经济事务研究所总部所在地）。撒切尔夫人到达后，与哈耶克在会议室进行私人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撒切尔夫人告辞，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围在陷入沉思的哈耶克旁边，问他对这次会面的看法。哈耶克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深情地说，‘她可真美’。”

保守党研究部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文章，提出‘中间道路’是保守党应该采取的最可行的路线，可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他还没有讲完，新当选的党主席撒切尔夫人就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她打断了我们这些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举着这本书让我们大家看个究竟，并且斩钉截铁地说，‘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接着把书‘啪’地摔到桌子上”。

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在哲学上确实关系密切，但人们可能过分地强调了两人在私人和政治关系上的密切程度。哈耶克在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前的那一年（1978年）评论说：“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有一篇文章甚至有幸刊登在《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作撒切尔夫人的导师，但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但从原则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从来不会问，什么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我只集中思考我觉得正确的事情，你如果能够说服公众这么干，那么自然不错；如果你不能说服公众，那可就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

撒切尔夫人当选为首相后，哈耶克曾想就实际政治问题充当她的顾问，尤其是在她就任首相之初，哈耶克在给她寄自己的访谈录或演讲稿时有时会附上一封信。1979年8月，他写信给她，建议就工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她很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建议。1979年《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出版时，他送了一本给她，还把1984年为纪念《通往奴役之路》问世40周年而出版的羊皮面本编号为1的那本送给了她。在大家关注的政治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受到哈耶克太大的影响。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那些年，他们之间比较重要的交往一般也就是一年一两次。

不过，大众媒体却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幕后的军师。1976年，《每日镜报》刊登了一个大字标题——“哈耶克到底是什么人？”。这篇文章给出的答案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教授，成为托利党内部那些激情四射的人物背后的影子人物。至今没有多少英国人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4年后，《镜报》刊登了另一篇标题是“撒切尔夫人的教父！”的文章。此外，还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教士与首相”，作者写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是这届政府制定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200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斗争将会再次降临。”

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在其《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位托利党人与她的党》（1978年）中讲道：“70年代哈耶克声望再次提升的程度（有若干年他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被人知），以及他是如何获得比战争刚结束那段时间更多的拥趸”。由于滞胀、工会权力膨胀等各种社会问题，及获得诺贝尔奖，特别是由于撒切尔夫人的地位不断上升，哈耶克在英国的名望比以前更大，远远超过他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声望。1978年，时任工党下院领袖的迈克尔·富特攻击哈耶克是个“疯子教授”，并指责撒切尔夫人被他控制了。这种指责跟30多年前艾德礼对丘吉尔的批评如出一辙。

哈耶克通过撒切尔夫人的介绍结识了罗纳德·里根。1982年，她在伦敦将哈耶克引荐给里根。里根提到，他曾从哈耶克的一本书中“受益匪浅”。撒切尔夫人则作为首相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的一些尊贵的议员应该读读他的一些书。”

受过哈耶克影响的英国政治家还有伊诺克·鲍威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成员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约翰·比芬、尼格尔·劳森，还有1970~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斯，他曾在1953年参加过一届朝圣山学社的地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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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尤其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经常向《泰晤士报》投稿，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更长的评论文章等。1978年的一封信引起较大争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撒切尔夫人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残暴的反犹运动，就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势的犹太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涌入……很快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被逐渐同化。”

第二周，这封来信就至少招致5封批评性回应，而哈耶克则两次回信为自己辩护。《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伯纳德·莱文写到，哈耶克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显眼、不那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威利·弗里绍尔教授则写道：“哈耶克教授把奥地利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他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社会史太无知。”乔治·芬克博士则说：“哈耶克教授说，正是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改变了’维也纳社会的‘心态’，这种说法是轻率的，也令人反感。奥地利的反犹主义是一种地方病。”尼古拉斯·卡尔多（当时已是勋爵）抓住机会，再次挑战哈耶克的经济学；鲁思·格拉斯则宣称，哈耶克的来信“开篇就大错特错——正是‘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导致‘希特勒掌权’，而不是其他原因。”

在最后一篇回应文章中，哈耶克为自己辩护称：“（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对我那封来信提出的严正抗议，都坚持将我竭力要揭示的一个涉及同化过程的问题视为一个种族问题。我在第一封来信中曾谈过，捷克人在1914年之前移居维也纳曾导致街头暴乱的例子。在最近的维也纳历史上，这类要求政府实行歧视性政策的暴乱，在加利西亚的难民潮涌进维也纳之前，从来没有一次是针对犹太人的。”

哈耶克可能认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较麻木和墨守成规，但他从来不认为各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哈耶克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于全球来批评中央计划体制的。在这本书中，他说：“人们难道不会怀疑，这或多或少意味着要刻意确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吗？其他所有民族产生这种看法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在《致命的自负》草稿中他也说，西方并没有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产率的资本的义务，这里面隐含着他的一个观点：导致发展滞后的是资本和教育的匮乏，而不是民族间的自然禀赋的差异。

1961年，在南非接受采访并谈到当时的种族隔离法时，哈耶克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甚至有点儿极端的例子，在我看来，不同人之间互相歧视是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我（在《自由宪章》中）论述的要旨事实上就是，政府可以运用的那些强制执行的法律，应同等地适用于社会中一切具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种类的歧视，不管是基于宗教、政治观点、种族或别的什么理由，似乎都与法律之下的自由理念不相容。历史已经证明，隔离从来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的”。但他相信，基于私人的理由，人们是可以对他人区别对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在与人讨论是否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时承认，美国存在种族主义，他说：“我或许应当再加上一句，我的这种看法基于这么一个难以启齿的想法：我的孩子被带到那里之后，应该跟一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个有色人种家庭。”他之所以反对政府直接提供教育机会，部分理由就在于，“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国的黑人被隔离那样的问题”。在南非的那篇访谈中，他还说到了大学录取问题：“假如大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即政府出资的）机构，那么按照我的哲学观，它们就应当对所有人开放，这是它们的本分。而如果它们完全是私立机构，那么我想，私立机构有权区别对待不同的人。”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待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他在英国崭露头角。熊彼特曾这样形容凯恩斯：他的“建议最初都是针对英国而提出的”，从很多方面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国视为自己的家乡，只是由于种种个人原因，他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生活在那里。

1980年3月26日，哈耶克在伦敦“周一俱乐部”（保守党讨论政策的场所）进行了一场题为“中间派的混乱状态”的讲话。在这场讲话的最后，哈耶克谈到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为使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保守党内部进行着，而英国的持续生存有赖于打破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的概念。1984年，哈耶克欣然参加了朝圣山学社在剑桥举行的会议。在为《全国评论》撰写的有关会议的报道中，约翰·张伯伦写道：“这届朝圣山学社会议最鼓舞人心的是，它是在一个左派不再时髦的学术环境中召开的……这跟30年代的剑桥大相径庭，当时的剑桥是为共产党培养党员的基地，甚至培养出了明目张胆的卖国贼。1984年的剑桥已准备承认哈耶克是个受欢迎的人，并且欢迎他回家了。”

在担任首相后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向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您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绝对功不可没。”

1982年，哈耶克在给撒切尔夫人的一封信中显然谈到了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撒切尔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杰出典范，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教训……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英国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宪法。有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得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

1989年，值哈耶克90岁生日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截至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其重要的，您居功至伟。”

第38章

祖父

尽管在孩子们处于青少年尤其是刚刚成年的那段时间，哈耶克没有花太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到他年老之后，他跟孩子们尤其跟儿子又亲密起来。在1978年的访谈中哈耶克谈到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已经结婚了，他是个医生，现在则是个细菌学家。他住在德文郡，过得很好。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妻子是个英国姑娘。我的女儿是伦敦大英自然史博物馆的昆虫学家”。

哈耶克的儿子叫拉利，儿媳叫爱丝卡，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英格兰南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哈耶克定期去探望他们，一般一年有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的手头比较宽裕了。他通常自己一个人赶到英格兰，待上一周左右。他会花几天时间在伦敦，和出版商谈判，访问经济事务研究所，顺便去趟俱乐部，也许还会跟一两位政治家私聊一番。然后，他就到德文郡住上几天，他儿子在紧邻乡村的地方有一座不错的房子。爱丝卡·哈耶克回忆说，他的公公是个“顾家的男人——他爱他的家人，非常喜欢他的孙子、孙女”。孩子们叫他“Opa”，相当于英语中的“祖父”。他给孙子们讲故事，吃晚餐时，会和家人闲聊。爱丝卡回忆说：“他非常喜欢在这里到处闲逛，在商业街漫步。他常说：‘如果我的朋友们只看到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感觉！’我们是他心中的一个秘密。”

哈耶克的孩子们回忆说，哈耶克的“生活就是工作”。家人曾送给他一块自动机械表作为礼物，他却不会用，因为他活动太少，根本带不动这块表。他戴着一枚图章戒指，上面刻着家族纹章，一个海军图样，这个图案现在已经成为《哈耶克文集》扉页和封面上方的饰章。住在儿子家期间，他会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烤火，腿上趴着一只猫。他80岁之后已经无法旅行了，儿子一家人就到德国来看望他。他很喜欢孙子们，孙子们也跟他很亲近。

有一次，莱昂内尔·罗宾斯（现在已经是勋爵了）赶到德文郡跟哈耶克聚会。哈耶克在1978年说过，1931年他第一次到英国时，罗宾斯就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也是，尽管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少”。罗宾斯总是能给哈耶克一家人带来上院的最新动态和出自上院的种种内幕消息。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回忆了他跟老朋友的最后一次交谈，哈耶克刚刚看望过他。当被问及罗宾斯的状况时，哈耶克回答说：“不是很好。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比我在他中风后第一次看望他时还要糟糕。他费了很大劲才说出来的话，确实非常清晰，但显然，他得很努力才能集中精神，才能把话说清楚。给人的印象是，他非常疲惫，最让我震惊的是，他的面部表情变化很大。我非常伤心。”

与罗宾斯的最后一次愉快交谈发生在1981年1月27日（罗宾斯中风之前）。当时，哈耶克最后一次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演讲，题目是“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此时，距离他第一次登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台已有50个年头了。半个世纪前，罗宾斯是经济系的系主任。屋里挤满了听众，哈耶克的家人也来了。他教过的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仅仅再次听到哈耶克讲课，就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还有更多人想挤进来，可惜没有空位了。哈耶克在正式演讲前首先说，1931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是他首次利用价格具有信号功能的观念，这成为他晚年多数研究的主导概念。

晚年，哈耶克也和海伦妮一起探访过海伦妮的儿子一家。一般都是在夏天，一去就是一周左右。在这里，他也很愉快，他被尊称为“弗里茨叔叔”。海伦妮的儿子是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回忆说，哈耶克很有“魅力”，是他见过的“最实在的人”。在他讲述自己正在研究的东西时，哈耶克听得很认真。哈耶克的思想每年都会有所发展，追踪其思想的发展是件很有趣的事。不管是对这家人，还是对哈耶克的儿子一家，他给他们的印象都一样，即他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为追求真理而生的。他自己根本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真理本身。夏洛特·丘比特回忆说，哈耶克和海伦妮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哈耶克到处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座谈会，除了经常去联邦德国、奥地利、英国和美国之外，还去过冰岛、葡萄牙、南美洲（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巴西）、韩国、中国香港等一般人不常去的地方。1978年，他访问了南非。1963年，他曾去过这个国家，那次旅行让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最终促成了这次旅行。在那里，他逗留了28天，发表了11场演讲，参加过两次研讨会，在其他一些场合也发表过比较简短的讲话。在邀请方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该基金会执行董事莱昂·劳说，哈耶克“是21场演讲、晚餐会、宴会或招待会的贵宾，共有480名南非杰出人士参加过这些活动，包括南非最著名的企业领袖、政府官员、学者和财经编辑、记者”。他还接受过两次电视专访，两次广播访谈，参加过两场新闻发布会，还接受过几次报刊专访。访问结束后，莱昂·劳写信给此时已75岁的哈耶克说：“尽管行程安排很紧张，您还是莅临南非，非常非常感谢您……最后我还想说，您二位（哈耶克与妻子）的人品和精力，体力和智力，以及您对于这么多学科的洞见，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概括哈耶克对南非政治局势的看法时，莱昂·劳说：“尽管他本人不赞成南非的很多政策，但他也认为，国际社会的双重标准、敌意和干预‘令人反感’。毫不奇怪，很多南非人因此而支持政府，而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他们本来是不会这么做的。”就在他赴南非之前，他曾在日本与日本首相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大臣沟通过。联邦德国和智利政府也曾经向他咨询过问题。

哈耶克的部分演讲是有偿的。1981年，他在维萨国际组织（信用卡品牌）年会上发表题为“未来的价值单位”的讲话，维萨国际组织在跟他联系时，要求他讲讲与私人机构发行货币有关的问题，因此向他支付了15 000美元的报酬，同时报销他和海伦妮两人的车旅费和游玩费用。

在参加1981年委内瑞拉举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论坛时，他提出了下面的看法：他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在年轻人中间复兴；不是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那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至上主义”。他对于自己信仰的那种社会的前景，确实变得更加乐观了。在1985年为一本书写作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还觉得，不会有谁愿意聆听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观点。但在最近这5甚至10年，我看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委内瑞拉的一位记者曾就拉美“极权主义”政权的问题采访他，哈耶克回答说：“不要把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我不觉得拉美有什么极权主义政府。唯一的极权主义政府是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总统）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现在的智利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整个世界都将把智利的崛起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一。”

1980年，他给《泰晤士报》写了一篇以“解救德黑兰的人质”为题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他的外交政策观点。他写道：“真正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态度。在我看来，假如美国政府立刻就向伊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在48小时之内，使馆每个工作人员都被毫发无损地交还给美国政府的代表，否则炸弹就将降落在伊朗政府的头上，并且会越来越多，那么国际关系的和平前景和人们在国外的安全会更有保障。”

1983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阿根廷饱受批评。他写道：“人们或许应当提醒阿根廷，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则禁止英国对自己已经行使了150年管辖权的岛屿发起战争，以击退另一国家仅仅由于地理上比较接近而发动的一场好战行动。”他本来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但最后几乎没有多大反响，这让他颇感失望。

1983年年初，哈耶克曾评论过里根经济学和里根的国防政策：

问：世界经济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中。我们有克服这种衰退的各种市场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你如何看待里根的市场经济模式？

答：这位美国总统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那么，美国的进展为什么如此缓慢呢？我对那个通过降低税率而增加税收的著名理论深表怀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你无疑能做到这一点，但数量因素是很难把握的。里根曾宣布，他能够通过降低税率而实现预算平衡，我怀疑，你们据此形成的期望可能从一开始就过于乐观了。

问：过高的军费开支难道不是一个影响因素？

答：我确信，里根拒绝削减军费开支的做法是正确的。整个世界的和平有赖于美国保持强大的力量。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处于苏联人可以恐吓我们、令我们完全屈服的境地。西方必须保持在与苏联一样强大的水平。我不相信哪个俄国人会愚蠢到发动核战争的地步，但如果苏联有一天有能力用其军事优势恐吓我们，那么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毫不手软。

哈耶克极为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问题。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哈耶克写道：“先生，如果你用大写字母强调下面的基本事实，那就相当于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美国政府把全球一大半的储蓄借来维持自己目前的开支，那么世界其他地方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就会变得短缺、昂贵。”给报纸写信并建议其用大写字母印刷他的话，这并不是哈耶克第一次这么做。1978年，他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写道：“你们能否在每期报纸的头版用大写字母印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可真是做了一件善事。”事实上，他在剪报资料簿上注明，他的信只发表了一次，而且还是用的小字号。

1983年，《经济学人》杂志邀请哈耶克在凯恩斯百岁冥寿之际对他予以批评。哈耶克关于这位剑桥老友的评论，发表在该杂志6月11日的那一期上。他写道：“尽管凯恩斯也许是我碰到过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思想人物，我也渐渐地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的卓越之处，但让他远近闻名的那些科研成果却是完全错误的。”在早前的一次报纸专访中，他的评价似乎温和一些，当时记者问他：“你的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哈耶克回答说：“没有。我认为凯恩斯基本上也是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但是他附加了很多保留和限定条件，他向来都不够彻底。从私交上说，我们是朋友，但在经济学上，我们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

1980年12月，作为谒见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12位信奉天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哈耶克有机会与教皇谈话，讨论他们的研究课题，探讨天主教教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让教皇也来关注诺贝尔奖得主们依据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发现的当代人应该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哈耶克就这次谒见发表过一个声明，他说，他相信，诺贝尔奖得主们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醒人们警惕“唯科学主义谬误对人的价值的逐渐侵蚀。告诉我们的同胞们，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约束我们欲望的那些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从来不是我们为满足自己已知的享乐欲望而刻意设计出来的。使得人的行为有可能形成秩序的，是行为的扩展，它并不是人的心智能够完全理解的。在我看来，把这一点告诉人类是今日科学家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义务，而人类曾对这些科学家给予特殊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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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掌权期间，哈耶克的境遇比任何时候都好。报纸专栏作家亨利·艾伦在1982年的一篇人物评价文章中说，你希望一位“83岁的维也纳保守派经济学家是什么样，哈耶克就是什么样。高个子，衣服皱皱巴巴。领带上有一枚珍珠别针，马甲上挂着表链，尽管他戴的是一块电子手表。他发音时经常把德语的‘Z’和英语的‘O’搞混”。

米塞斯的继女吉塔·塞雷尼在1985年《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描述过哈耶克庆祝86岁生日时的情景：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住宅位于黑森林中的弗莱堡市景色优美的平原上，书房的墙上挂着50年前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收到的两幅充满深情的漫画。在第一幅画上，他轻松地站着，看起来十分愉快，题词是“为什么比人像个巨人一样横跨在这个世界之上，而我却这么渺小……”在第二幅画上，他摇摇欲坠，肩上扛着整个保守党内阁。他面带笑容地指着这两幅画不过一般都是暗笑，并且立刻就加上一句，“当然，我实际上并不是撒切尔夫人的顾问”……

他个子较高，而且挺有风度，甚至有点儿太瘦了，一只耳朵也聋了。他指指助听器俏皮地说：“这倒有一个好处，我现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听别人的唠叨……”

（谈到诺贝尔奖）“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并不建议给经济学家设立什么诺贝尔奖，当然，直到他们给我们颁奖为止。”他大笑起来。“当然，这非常有助于我成名：人们突然都愿意听你说话了。”他饶有兴趣地说个不停，一个趣闻接着一个趣闻，常常自嘲，但很少拿别人开玩笑。

晚年的哈耶克最爱开的一个玩笑是：马克思是右耳聋了，而他却是左耳聋了。

晚年的他开始吸鼻烟。他曾跟别人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问：我忍不住还是要说到鼻烟的事。听你说到，在伦敦有一家鼻烟商店。

答：是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鼻烟。那是个很古老的店铺——弗莱堡与特里尔——看起来像是英格兰人开的店铺。从18世纪到现在，他们一直都使用这个店名。我找到它，把里面的36种鼻烟试了一个遍。有一种我认为是最棒的，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詹姆斯·罗伯逊法官的混合型。

问：听起来不错。

答：非常不错。

问：你为什么要吸鼻烟呢？

答：是这样，医生建议我戒烟，这对于长期吸烟的人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是个大烟鬼，以前主要抽雪茄。我曾经吸过鼻烟，所以在戒烟之后，立刻想起了鼻烟。于是我就开始吸，然后就迷上了。这其实就是个习惯问题，吸鼻烟也能得到我想要的尼古丁。烟草中对人体最不好的东西是焦油，吸鼻烟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于是，我既可以享受到我的乐趣，又不会有多大危险。

在这场对话中，哈耶克还谈到了生活乐趣问题：

问：你是在哪儿掌握这些葡萄酒知识的？

答：除（法国）勃艮第产的葡萄酒外，我对其他地方的葡萄酒并不怎么了解。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勃艮第葡萄酒，只要有可能，就都喝这种酒。

问：你父母每天吃晚饭都喝葡萄酒吗？

答：不。他们如果喝酒的话，那也是喝啤酒而不是葡萄酒。我不是很喜欢维也纳产的葡萄酒。我之前一直喜欢喝红葡萄酒，只是最近有幸到了弗莱堡，我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很小的葡萄园，酿造的白葡萄酒都是上等的。所以，我现在就喝上了白葡萄酒。

哈耶克也谈到过他晚年的工作习惯。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早到晚一直研究，但现在他晚上没法再进行创造性研究了，而只能读些东西。早上，他的精力能维持两个小时左右。“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打扰，我一般是读完报纸后就坐下来搞研究。”有时喝上一杯咖啡能让他多做一会儿，“但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问：你搞研究的时候，是趴在书桌上写作还是边走边思考？

答：我一般坐在一把休闲椅上，靠着椅背，在膝盖上写作。我有自己的阅读周期和写作周期。如果想读得多一些，我就没法再写作了。有时候，有两三个月时间我只能读书，这可真是个问题。我随时都在做笔记，不过，我并没有刻意地追求思想的系统性。而一旦我决定坐下来写东西，我也会找参考书，但我就不再系统地看书了，起码不看跟写作主题有关的书。晚上，我会读些别的东西。

哈耶克的写作方法通常是，先用卡片记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开始“写呀写呀写呀”。他总是随身带着卡片纸，这样就能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先以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然后，我会根据这些卡片动笔写作，这是耗时最长的阶段。紧接着，我会自己打字，打出我自己认为很清晰的初稿。之后进行修改，再将修改稿交由打字员打出来，最后再改一遍。因此，我写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写了三四遍。”

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哈耶克说自己的身体一直都比较健康。尽管晚年也一度闹毛病，但大部分时间都不错。

在1978年的一次访谈中，记者问哈耶克其观点在一生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哈耶克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思考得更多的依旧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我们恐怕很难知道某一活动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因为几乎所有的演进过程都是偶然事件的产物。我很难评价自己的某一决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总体而言，我对生活的看法是，我们都在玩一种撞大运的游戏，而我的运气整体来说还不错。”

1984年，在撒切尔夫人的举荐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哈耶克荣誉友伴勋位爵位，以表彰他为“经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他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回忆说，哈耶克一度期望自己获得准男爵爵位。曾被授予最低级爵士勋位的人士有丘吉尔、艾德礼和罗宾斯。在获得这一爵位后，他曾给几位朋友写信，请大家用“弗里德里希”对应英文中的“弗里德里克”来称呼他，但没有几个人理睬。

在他获得的荣誉中，他最看重的是荣誉友伴勋位，他因此有幸觐见女王陛下20分钟。他家人回忆说，他在准备觐见时并没有太多期望。他已见过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但爱丝卡·哈耶克说，他回来之后，心态却大不相同了。他完全“被女王迷住”了。他觉得女王是他见过的最仁慈、最博学、最有见识的人。第二年他还在说：“她让我大吃一惊。那么平易近人和娴熟，仿佛她了解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觐见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经济事务研究所举行了一个晚宴。晚宴结束时已是深夜，他的儿媳妇又把他送到改良俱乐部。她回忆说，他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拄着他的雨伞，笑容满面地说：“我度过了平生最幸福的一天。”

第39章

《致命的自负》

在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哈耶克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致命的自负》，副书名为“社会主义的谬误”。哈耶克并没有把晚年都花在旅行或参加各种不重要的活动上，相反，在1978~1985年，他积极地为写作《致命的自负》做准备。在写作期间，他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哈耶克最初的设想是，《致命的自负》将是他毕生研究社会哲学的一个总结。年轻时，他就注意到了价格的信号传递功能对于指导生产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他发展了这一概念，解释了价格如何帮助人们克服知识分工问题。在《理性的滥用与衰落》中，他本想梳理社会主义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但由于它比较费时，他决定写一本比较通俗的著作来揭示社会主义观念的后果，《通往奴役之路》由此问世。而这本书又使他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被人们正确理解，于是他撰写了《自由宪章》以纠正这些误解。然后是《法律、立法与自由》，他试图超越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并阐明自己的某些观点。最后，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他将阐述整个研究工作的要旨——从演进的角度解释人类文明的发展。

哈耶克高度推崇西方文明。他认为，人类透过西方传统观念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希望，要比透过其他传统大得多。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在朝着在未知的、不可预见的方向演进，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为社会创造出能使物质进步持续下去的规则。

尽管如此，哈耶克最看重的还是精神因素。尽管他用物质水平作为衡量社会成功的标准，但实际上他认为，男男女女们所奉行的规则总的来说是内生的。社会秩序是一种抽象的秩序。它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应当是什么样，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应当是什么样，这些人际关系模式导致的物质结果将会什么样等问题所持的愿景。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历史上的道德规范的一种外在表现。

而且，人们根据经验而相信的东西，与他们的规范性、伦理性行为是密切相关的。相信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活动方方面面的个人，与相信这种控制不可能有效率的个人所偏爱的规则和法律，肯定是不一样的。人们根据经验而形成的信念会影响其行为，因而哈耶克的哲学致力于追求真理。人类只能从真理，即尽可能准确地评估事物是什么样的、能够是什么样的中得到好处。

《致命的自负》一书立意源于《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跋文“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这是他于1978年5月7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讲座上发表的演讲，尽管当初的思考并不十分全面。经过几年沉寂之后，哈耶克终于出齐了《法律、立法与自由》，此后他又回头研究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问题，即探讨社会主义的规范性陈述背后的经验性命题。他认为，这些经验性命题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甚嚣尘上，他要竭尽全力透过他的著述击败这些论断。

哈耶克坦率地承认，在这个时代，由法律、产权、交换、契约、传统的家庭和性伦理构成的西方自由传统所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左翼。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些出售不合乎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的人士的厌恶，因为这些传统价值观念是历史演进的产物，而这些家伙却试图用建立在下列经验命题之上的最优社会取而代之：他们声称，由政府随心所欲进行控制而形成的社会，要比通过适用于所有人的、公认的法律所形成的社会更可取。他追求的是由法律形成的秩序。

反过来，只有形成秩序，才有可能实现物质的最大进步。只有当人们能够基本上确认其行为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才能有效地与他人交往，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物质进步。规则是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社会是否繁荣兴旺，关键在于规则是什么样的。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写完《法律、立法与自由》时，哈耶克将其视为自己的收山之作，因此不愿让这本书在没有指出，“最起码是暗示”其思想发展“方向”的情况下就仓促出版。所以，他为这本书加了一个跋，也就是这篇霍布豪斯演讲，它“较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指导我整个研究工作的一般的道德和政治演进观”。哈耶克最初认为，《法律、立法与自由》将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因此他在这本书上投入的时间比以前所有著作都长。

哈耶克从1962年开始研究创作《法律、立法与自由》，到1978年全部写完，前后共花了16年时间。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章，他的自由至上主义色彩更加浓重了。在最后一节“把制定对内政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第三段，他赞成将“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部分服务性功能下放给区域性或地方性当局”。他认为，“这样一来，地方性政府甚至区域性政府将转型为半商业性法人（quasi–commercial corporation）性质，为争取公民而展开竞争”。

哈耶克预言说，如果切实贯彻自由至上主义原则，那么将形成一种社群主义的前景。目前流行的“社群主义”理论强调地方价值和地方制度的优先性，强调各社群之间的多样性。社群主义不强调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奉行统一的价值，实行统一的制度。社群主义强调不同社群间的多样性，但未必肯定社群内部的多样性。社群主义的多样性是诸个社群的多样性。多样性就是差异，而社群自身的特征应该是统一的，而不能是多样的。

相反，真正的社群主义并不会仅仅因为过去的社会规范和组织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一味地维护它们。哈耶克曾雄辩称，允许过去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消逝，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整体而言，都是可取的：“如果我们允许某种生活方式完全消逝，而不是将其作为某种历史标本而保护下来，那么这应当是我们更加尊重人的尊严的体现。”在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中形成的社群，应该是其成年成员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选择的社群。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倒数第二节“取消政府对服务的垄断权”中，哈耶克将其自由至上主义色彩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他说：“当然不需要中央政府来决定谁有资格提供各种服务，政府不应当拥有这种强制权力。这就是说，如果某些人愿意以其他方式获得某种服务，那么曾获准使用其征税权维持这些服务的政府部门，应当退还其为此服务而交纳的税款。”由于他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广泛的政府服务领域，因此这一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原则“适用于政府具有法律赋予之垄断权的所有服务领域，从教育到交通再到通信等所有领域，包括邮政、电报、电话、广播服务，所有的所谓‘公共品’，形形色色的‘社会’保障，还有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唯一的例外是维护和执行法律及为此目的而维持一支武装力量”。在1979年出版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的最后几页，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变成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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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曾在1979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致命的自负》的来龙去脉：

大约一年前，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时机已经到了，有必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辩论，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有12位朝圣山学社会员支持我，并且愿意充当正方，我们的计划是挑选出另一组人作为反方，与我们进行公开辩论。

然而，这却不太行得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像这样的事情，像我所设想的规模，花费太大了。显然，资本家对于从思想上捍卫资本主义并不感兴趣，但这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当我们在香港召开朝圣山学社会议时，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即第二个原因）。当时大家提出，如果由我们挑选反方，则不具备可信性。作为这场辩论的一个开端，大家邀请我用出版书的形式写出我们的看法，然后由我们这边的12位会员予以细化。根据他们的批评意见，精编为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以此作为我们的发言，邀请另一方组织自己的辩论队来与我们公开辩论。

哈耶克产生进行公开辩论这种想法，是在刚写完《法律、立法与自由》及该书的跋文“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之时。他自己觉得，正是“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中一些关键看法，使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表述，这就是补充到跋文最后的那句话：“人因拂逆自己的欲望而变得文明”。哈耶克说：“我想，这就是我的整个观点的基础：创造文明的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驯化我们身上很多与文明相抵触的本能。”资本主义具有违人的天性，开放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不可能与人们从原始时代遗传下来的野蛮本能一致。

哈耶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那场大辩论。按照他的计划，朝圣山学社一方辩论队组成人员包括彼得·鲍尔、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阿尔明·古托夫斯基、拉尔夫·哈里斯、埃米尔·金、加斯东·勒迪克、沃伦·纳特、华金·雷格、本·罗格、阿瑟·申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瓦特林，而他觉得，社会主义一方的辩论队成员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阿瑟·刘易斯、纲纳·缪达尔，迈克尔·哈林顿，让–保罗·萨特则是可能的替补队员。雷蒙德·阿伦则已经同意担任辩论赛的主持人。

1978年，哈耶克详细列出了他的辩论赛计划，并邀请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参与。他曾写信给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当时正录制《自由选择》的电视系列片，因此无法参加。哈耶克又给弗里德曼写了第二封信，说弗里德曼是他最不可缺少的队友，并强烈呼吁他来帮忙。

弗里德曼在写给哈耶克的第二封回信中解释了他无法参加的原因，充分显示了他的谦逊、远见以及对哈耶克的尊敬：

我衷心支持您在巴黎与社会主义者当面辩论的计划，但我这边实在是脱不开身。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完成跟我有关的一个电视系列片。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这个系列片非常费事。更重要的是，从您的计划来看，这场辩论赛要求我全身心投入。问题是，它不能只靠我一个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个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大概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因为我们必须赶在预定时间，即1979年秋天之前，录完这个节目。

我之所以解释这么多，是想说明，我无法参加那个活动绝对不是因为我对您的计划缺乏热情，而纯粹是因为我无法从目前的事情中脱身。这件事可能没有您的计划重要，但没有我，就更加无法继续。

哈耶克设想的辩论赛最终没能举行。“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被作为《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跋文而于1979年正式发表时，哈耶克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话：“在这篇跋文即将完成之际，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应当是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天赐予我更多时日。”但他又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合订本的前言中说：“我在跋文中所说的不应当是个结语，而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篇。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说，事实确实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现在刚刚完成初稿的一本新书的概要。”

哈耶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花费大量时间写作《致命的自负》，但一直没有定稿。它是由一篇相当简单的辩论赛发展成的一本专著，和《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一样，也分为三部分。《致命的自负》曾数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标题是哈耶克从亚当·斯密的书中摘出来，他认为斯密用“过分的自负”来形容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坚信自己设计出来的社会比竞争性市场更优越。

《致命的自负》手稿有两个最基本的版本。关于第一个版本，布坎南是这样说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计划似乎已初步完成。史蒂夫·佩约维奇出面组织，自由基金会资助，在哈耶克30年来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奥地利的奥伯古格尔开了个小会，旨在协助哈耶克完成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会议在1982年8月举行，共有15个人参加，包括彼得·鲍尔、罗纳德·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须说，我们对这个手稿并不怎么满意，而作为批评者，我们也对哈耶克教授保持着最高的敬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推荐它公开出版。”第二个版本是哈耶克在1982年后半年及1983年、1984年及1985年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复修改出来的。

最后付梓的《致命的自负》经由威廉·沃伦·巴特利三世之手编辑定稿，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认可的传记作者，是其文集的总编辑。哈耶克于1985年病倒后，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负》出版方面的作用就远比最初设想得要大。巴特利还没有写完哈耶克的传记，就于1990年2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编辑斯蒂芬·克里斯奇接任文集总编辑。而一位退休商人沃尔特·莫里斯在发起和资助《F·A·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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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自负》于1988年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广泛喝彩。尽管人们会满怀敬意地提到其中的智慧和哈耶克天才的火花，但很多人认为，《致命的自负》并没有达到哈耶克最初期许的那种水平。《致命的自负》正式出版时，哈耶克已丧失了活动能力，他的学术生涯也宣告结束。

从1978年上半年写作演讲稿“人类价值的三大源泉”到1985年上半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上花了约7年时间。从获得诺贝尔奖到最终彻底病倒而失去工作能力，这中间有10年多的时间，这是他生命中“夕阳无限好”的一段时期。而当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努力写作《致命的自负》第二稿时，他的身体又开始出问题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也曾数度遭受疾病困扰。

哈耶克最初对《致命的自负》很投入，但他的秘书丘比特回忆说，慢慢地，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写出整本书甚至大部分，能否跟其他书一样好，这本书是否重复得太厉害。哈耶克也对自己没有亲笔完成本书感到很遗憾。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传递出的最终的道德箴言是：“生命没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生命的目的就是变得繁荣、富足、多样、快乐。《致命的自负》的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导论和第一章中：人类的发展是与知识、技术和物质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凡是这些能得到最顺利发展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贸易的发展与文明的进化根本就密不可分。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哈耶克曾多次提到过这本书的进展。1979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我现在正在写的书讲的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反动性”。我的观点大体上是这样的：我们的本能是在面对面的小社会中形成的，在那样的社会中，我们满足的是他人看得见的需求。而现在，开放社会的基础是，我们得观察那些信号，借此我们才能服务于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利用那些我们从前一无所知的资源。然而，我们的本能却依然如故，我们想亲眼看见被服务的那些人，我们想跟眼前的伙伴们一起追求某个共同目标。而这在开放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只有当我们不再只是满足我们熟悉的人的已知需求，而是受抽象的价格信号的指引，社会才有可能正常运转……

只有在自由状态下，你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如果你的共同体完全听命于一个专制体系，它就不可能演进。只有依靠自由，才可能演进，而在不自由的体制下，你之所以无法演进，是因为比现状更好的东西受到阻碍，无法出现。

……在面对面的小团体中存在的、决定着我们生物遗传本能的道德规范，仍盘踞在我们心中。我觉得，所有的文明都是依靠遏制这些本能而获得成长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人就是拂逆自己的欲望而实现文明的。然而，人类憎恨这样，因为个人虽然从中获益了，但要他抛弃这些本能，而调整自己去遵守那些他不理解的形式化的规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人们现在依旧不喜欢那些规则……

政府更是常常妨碍进步。

哈耶克在1985年夏天谈到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时说：“整个观念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的合作秩序的基础，并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刻意的设计，而是一些传统，遵守这些传统的人能比遵守其他传统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某种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方法，但它跟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区别在于，进化过程不是基于个体层面上的选择……（传统）只能体现在群体的整体成功上。为此，我现在使用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这一概念。扩展是指一种超越我们视野的秩序。我们所有人都是为我们不认识的人而劳作，我们也得靠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才能维持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说明，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种秩序是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

1984年，哈耶克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假定，我们可以利用的全部知识能被一个单一的、集权的当局利用。这种想法忽视了下面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利用广泛分布的知识。一旦你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各种资源，仅仅是因为我们利用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假定中央政府可以支配这些知识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可以最准确地表述这一点：社会主义反对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进行生产，因而它就使扩展秩序根本不可能形成。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些什么。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利润而成为利他主义者，因为我们的服务扩展到了远远超出熟人范围的那些人的身上。”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对于谁应当掌握物质的、有形的资源的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看谁能创造最大利润。哈耶克在其已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利润是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满足他们不认识的人们的需求而需要的唯一东西。利润是他们进行搜索的一种工具，仿佛是士兵或猎人、海员或飞行员手里能扩展视野的望远镜。”将这一思想予以扩展，哈耶克又写到，在“人类行为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收益也是一个信号，能够引导人们做出对人自身最有益的选择。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最有利可图的活动，才能使人繁荣富裕，因为人们从中得到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利润和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

第40章

林边公墓

1985年之后，哈耶克几乎很少搞研究了。丘比特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他要亲自完成《致命的自负》，他是不会购买文字处理机的。他逐渐把市场视为社会的原型，在市场中，效率更高、更管用的做法会保存下来，同样，效率更高的制度和社会会维持下去。

有人曾问过哈耶克：“你如何看待‘爱邻如己’这样的戒律？”哈耶克的回答反映了他对道德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比起从前来，恐怕我们必须对邻人的概念及范围加以限制。事实上，《圣经》所说的“邻”，就是名副其实的邻人，即那些我们养活的人，我们对其具体情况极为了解的人。但到了为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劳作的当下，这种戒律就不太适应了……

这些（宗教）规则是为了指导小群体中的熟人之间的行为而发展出来的。一旦脱离了这种原始群落状态，我们就必须抛弃这些与生俱来的道德规范，除了我们最亲密的几个人，即我们所说的“核心家庭”之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恐怕都应该遵守我所说的“商业性伦理规范”。

只知道应当爱他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怎样去爱。哈耶克的主要观点是，只有遵守那些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规则，人们彼此相爱的可能才可能达到最大化，人们才能达到最幸福的状态，而这种规则有时会排斥我们做一些当下就看得见的好事，有时甚至似乎要我们违反自己的本能而行事。

1987年，他曾出席过弗莱堡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午还比较清醒，思维也很敏捷，下午就打起盹儿来了。随后哈耶克在发给某次朝圣山学社地区会议的贺信中说：“朝圣山学社已有40多年的历史，我已基本接受了下面的事实：没有我，它也能生存下去。尽管我的身体现在实际上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但过去两年的疾病已使我元气大伤。今年夏天，我到蒂罗尔山度假，我又能走出家门了。而到了88岁高龄，我对自己还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所以，我只能向全体与会者送去我最诚挚的祝愿，祝愿会议圆满结束，也祝愿学社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1989年，一篇杂志文章描述过他的情况，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福布斯》杂志在哈耶克位于联邦德国弗莱堡劳赫街的一栋灰泥房屋中采访了哈耶克。他的身体不怎么好。他一直没有从最近一次肺炎发作中恢复过来，这次发作相当严重，他在医院住了6周，但他很高兴接受本刊的采访。他又瘦又高，他的胡子让我回想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军官时的样子。哈耶克站在到处是书、装饰雅致的第三层欢迎本刊记者。他拄着一根拐杖，请客人进了一间小小的日光浴室，通过这间房子的窗户，能够眺望到覆盖着松林的绍因斯兰山。

哈耶克告诉《福布斯》，与10年前相比，他现在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更加乐观了。他相信，公众已逐渐明白了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整个世界，从阿尔及利亚到缅甸，从中国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承诺都落空了。哈耶克还特别强调，年青一代人对市场有了一种更积极的评价。今天，阿尔及尔或仰光城内失业的年轻人发动的抗议，不是要求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要求得到机会：得到按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买卖牛仔裤、汽车等物品的自由。

哈耶克现在相信，西方将有可能赢得与集体主义斗争的胜利，尽管这场战斗远远没有结束。他把一条毯子盖到自己腿上，评论说：“共产主义已经终结了。”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及其发起的反对政府控制经济的战斗呢？哈耶克对此的看法倒有点儿令人惊讶。哈耶克并不是不赞成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做法，但他对现代政治家的总体评价就不高。不过他也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其雄心是比较克制的”。

他的公寓前门的门牌上标明的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博士教授”。按照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标准，这栋公寓算不上特别高档。他的书房收藏了大约4 000册书，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哲学。家具不是新的，墙壁也很久没有粉刷过。天花板很高，厨房已有些破旧。据最后几年照料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安说，哈耶克曾夸口说，“自己从来没有踏足过”厨房。多年来，他书桌上方的墙上都挂着一幅温斯顿·丘吉尔的画像。在书桌上，他摆放了一张第二任妻子年轻时在维也纳拍摄的照片。

哈耶克的生命力很顽强，他看到了1989年秋天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以及1991年在苏联的解体。在1989年10月的莫斯科，美国加图研究院院长埃德·克兰将哈耶克的一尊半身塑像赠送给后来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哈耶克写信给克兰说：“对这一新闻，我当然由衷高兴……不会有比我们这一方完胜更令人激动的事情了……我几乎从未奢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切。”

在晚年本人亲眼看到公开出版的文章之一（可能是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市场的道德准则》中，哈耶克可能最精辟地概括了他对价格的信号传递作用的认识，而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思想贡献：

1936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经济学不同部门进行的研究其实有一个共通点。这些研究背后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无数人协调其行动，以适应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我最初研究产业波动时就涉及这个问题，错误的价格信号会误导人们的活动方向；在经济学的其他部门进行的研究也都涉及这个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于如何组织计划经济这一问题的认识的启发。

很久之后，我才发展出一个比较简明的概念。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述事实的基础之上：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针、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自己根本不相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总体而言，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思想。

而说服“舆论领袖”相信这种观念，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我花费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才能用上面那几句话把这种观念比较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

1991年12月13日，他最后一次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道德问题的看法，当时一位记者对他进行书面采访，他儿子为他读了那些提问。哈耶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的问题，似乎越来越难回答了，因为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非常多。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可被大大降低，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实际政治中致力于实现公平分配的种种做法，所体现的都不过是对于何为公正的多少有些随意的认识而已。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合理化改革，也因其技术上不可行而基本上被人抛弃了。我相信，与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相比，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能够更加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

※ ※ ※

苦苦挣扎了几年后，哈耶克于1992年3月23日逝世，而再有一个半月，就是他93岁生日。唁电、慰问信、悼词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拉里·哈耶克回忆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父亲形容自己的一生“还算可以”（tolerable）或是“惨淡经营”（miserable）。他埋葬在维也纳北郊的林边公墓（Neustift am Walde）。

哈耶克的葬礼于4月4日举行，有100位家庭成员和受邀的客人参加。这一天早上有风，天气阴沉，但太阳后来还是破云而出。墓地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和花圈。林边公墓位于一处山丘，可眺望葡萄园和他儿时嬉戏过的维也纳森林。葬礼因等候当时的捷克财政部部长、后来出任总理的瓦茨拉夫·克劳斯而推迟了一会儿。

约翰内斯·沙申神父主持了宗教仪式，并按照天主教教规举行葬礼。他用德语布道说：

在奥地利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之时，有那么多伟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努力，为人类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多么感人的事情。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天，我们来纪念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他曾努力帮助欧洲从废墟中重建家园，详尽地阐述欧洲重建面对的使命。其中一项就是，欧洲需要某种制度和力量，鼓励人民自由地而不是集体地为公共事务做贡献。

哈耶克也一直探寻宗教问题的答案，他内心深处一直在与我们所说的上帝的概念进行搏斗。他一向拒绝人格化的上帝，他并不希望上帝就是人的模样。

他也曾一度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大问题，他曾努力地寻找答案。他本人确信，他找到的答案仅仅是一块马赛克瓷砖中的一小片而已。

我相信，在经过了一生充满激情的研究和内心的搏斗之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已进入我们称之为永恒和上帝的光明与平和之中。

葬礼结束后，沙申神父画过十字，然后指挥众人将棺材安放到墓旁，随后是默哀。墓穴的黑色泥土已翻了上来，里面还有一些绿色的小树根。沙申神父为坟墓祈福，棺材随后被放下去。沙申神父把一锨泥土填进墓穴，然后是哈耶克的妻子，随后是孩子们，接下来是亲朋好友。万籁俱寂，只有泥土落在棺木上的声音。

刻制墓碑的石头来自蒂罗尔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那是他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在粗糙的碑面上，十字架下刻着这么几个字：F·A·哈耶克（1899—1992）。

第41章

“普遍的和平秩序”

自由至上主义的时代已近在眼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伟大贡献在于，他设想了一个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他所阐发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是他本人构想出来的，尽管他将此概念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卡尔·门格尔那里。他经过努力论证得出，即使没有一个发号施令者，人类社会也仍能实现高度发达的秩序。为了建成某种最佳社会，我们不需要政府必须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限仁慈的；任何时代的政府都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当政府试图成为这个样子时，恰恰发挥了相反的作用，20世纪的现实已突出揭示了这一点。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最准确地描述了其和平共处世界的理想：

隐含在开放社会背后的理想（是）：应使规则适用于所有人。我希望我们不断地趋近于这个理想，因为在我看来，它是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不可或缺的条件……

遵守某些正当行为规则的义务扩展至越来越广阔的范围，最终扩展至所有人，这必将导致人们对小群体内同伴的义务的弱化……

这些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的行为规则，只能缓慢地取代那些允许个人为了追求群体利益而伤害陌生人的特殊规则。而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使开放社会的崛起成为可能，普遍的、和平秩序的希望或可实现。

贯穿于哈耶克普遍和平理想中的是哈耶克对法律的关注。最终出现的不是世界性政府，而是世界性法律。该理念背后的理想是，一切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

从哈耶克的著作中可以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各个社会的法律所体现的，无非是个人之间的法律。归根结底，理应存在的唯一的法律，乃是个人在不存在政府的情况下适用于所有其他人的法律。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尽管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说到的，他说：“只有透过将正当行为规则扩展至与所有人的关系之中，同时消除这些规则不能被普遍适用的强制性，我们才能接近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将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他的著述仍将是照亮未来世纪的灯塔。

附论

哈耶克的认识论（知识论）并不尽如人意。他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事实”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合成的”（即由很多要素构成），而后者则不是，但这种看法并没有准确地揭示真相。社会中的事实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之间并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

在1942年的一篇《社会科学中的事实》的论文中，他似乎探讨了这一点：

当谈及“某类事实”时，我们意指什么？……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对其环境的作为方式……举例来说，诸如工具、食物、机器、武器、词汇……我相信，这些都是社会科学中经常遇到的典型的研究对象。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概念……所涉及的并不是这些事物的某些客观属性，也不是观察者能从它们身上找到的东西，而是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种种看法……它们都是有时被人称为“目的论”的例子，也就是说，只能通过阐述三个条件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它们：某种目的、具有这种目的的人以及某种客体，该人认为它适合于作为追求该目的的手段。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客体不是按照其“真实的”属性，而是根据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来界定的。简而言之，在社会科学领域，事物就是人们心目中设想的那个样子。如果人们认为，而且恰恰是由于人们那么想的……货币才成为货币，单词才成为单词。

社会领域中的事实和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物理学领域中存在物质性实体，而在观念性的社会领域中，事实仅仅是精神上的构造，是个人或群体所持有的他或他们应当如何行事的价值模式。比如，在法国国王与一块石头之间，存在一道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鸿沟。石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国王却并非如此。法国国王（那个人除外）乃是一种共同的精神状态、一种范式、一种世界观。如果人们不相信他，那这个状态也就不复存在，而对于一件物品，我们是不能这样说的。

哈耶克并没有说明这一点。相反，他提出的观点明显地把社会领域中的事实和自然科学中的事实置于同一本体论范畴。在论及“社会事实”时，他写到，这些社会事实“是我们从我们在自己心智中所能发现的元素中构造出来的精神模式，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构造出的这些（自然事实）完全一样；因此从逻辑上看，我们在这些（自然）科学中的活动，与我们谈论国家、共同体、语言或市场时一般所进行的活动完全相同”。

哈耶克在这里所犯的一些错误与他的德国唯心主义认识论有关，按照这种认识论，理论先于知识——歌德曾说过：“唯一正确的是现有理论。”不过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哈耶克倾向于把社会事实和自然科学中的事实置于同一认识论水平上。

毫无疑问，社会领域中的事实经常具有物理学的、物质的属性，这并没有错。有这么一个现实中的人，他是（或曾经是）法国国王，但我们不能无视下面的条件：社会领域中的事实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实体。混淆二者或将其相提并论的方法是不可能贯彻始终的。

进行这种辨析并不等于说，社会领域中的任何事实都是可能出现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有一段话曾遭到马克思的嘲笑，这段话是：“财富生产的法则和状态具有物理学真理的性质……而财富分配的法则并不具有这种性质……财富一旦生产出来，人类可以单个或集体为单位，按自身喜欢的方式分配。”马克思批评这种观点，说它“十分荒谬”，因为“财富生产的‘法则和状态’与‘财富分配’的法则不过是同一法则的不同表现形式”。

马克思本人的德国唯心主义认识论使他认识不到密尔的要旨所在。密尔的意思并不是说，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模式是没有关系的。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密尔紧接着写道：“社会可按其认为最佳的规则分配财富，但必须通过观察和推理弄清这些规则将导致的现实后果，就像其他物理学或精神真理一样。”这并不等于说，任何规则都是可行的或者任何结果都是可取的，它仅仅意味着，这样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选择问题。

从认识论角度区分社会领域中的事实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辨析可以突显自由意志的决定性作用：未来是由我们创造的。

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最后一段，哈耶克写道：“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要避免我们的文明被摧毁，就不能扼杀个体之间的自发互动过程，不能由任何权力机构指挥该过程。”这就是他的要旨所在：个人应拥有广泛的自由。他以下面一句话作为《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个人自由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

译后记

十年之后，再说哈耶克

这是《哈耶克传》的第三个版本。

2003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哈耶克传》。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系统的译作。两年后，2005年5月，台北康德出版社据此出版了繁体字版，一些在大陆变形的词汇恢复了原样，有些译法则迁就了台湾地区用语习惯，比如，“哈耶克”在那里被称为“海耶克”。

这是我十几本译作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不过，几年前，市面上就买不到了。中信出版社约我修订译本时，我相当喜悦。翻译，如同一切写作、创作，都是令人遗憾的艺术。每次拿到新书，总会发现不满意之处，因而对译者来说，有机会修订以前的疏误，向读者呈现一个稍微准确、优美的译本，乃求之不得之事。故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利用学校放假的空闲，系统校订全部译文。当然，仍难免疏漏，希望未来还有机会修订。

出版社乐意修订并再版《哈耶克传》，说明哈耶克的理念在中国仍有市场，说明中国读书人相信，在为自己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哈耶克的教诲仍有助益。据我有限的了解，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是相当特别的。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如这本传记所指出，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来说，哈耶克是比较寂寞的。哈耶克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不为学术时尚潮流所动，而坚守自己的立场，致力于艰难的思想探索与知识构造，从而在寂寞中构建了20世纪最为完整的自由秩序理论。

改变他命运的是1974年，哈耶克与一位政治立场跟自己完全相反的学者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西方经济陷入困境，于是，曾与凯恩斯论战的哈耶克重新引起关注。此后，西方思想与观念世界发生巨变，有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保守主义之兴起。信任市场成为主流观点。

在西方之外的另一世界，苏联、东欧、中国，同样经历着经济困境，促生了社会整体的巨变。而其方向与西方竟完全相同：计划的迷信破灭，人们不得不相信市场。中国甚至是这一轮市场化变革的开风气之先者。当然，市场化也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变化。

这样，20世纪80年代之后，整个世界转向了。寂寞的先知哈耶克受到普遍的尊重，不论在西方、苏联、东欧乃至中国。实际上，在21世纪，哈耶克的思想、学术和观念在东方的影响力要大于在西方的影响力。

本传记同样指出了个中原因：哈耶克对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可能导致政治专断的推测，或许过于悲观了，并未被战后几十年的事实验证。同时，西方学术界已高度固化，哈耶克的理念不足以完全撼动主流学院学术之范式。

反之，哈耶克对经济—政治—经济的三重国家控制所导致之后果的深刻剖析，恰好切合东方体制。综观东西方学术界，《通往奴役之路》对此体制的剖析是最为全面而深刻的。它帮助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清楚地认知了自己的处境。

并且，哈耶克也指出了走出困境的办法。以经济学为知识之本的哈耶克说，市场至关重要。这恰好切合东方世界变革，如中国改革之逻辑：从经济的市场化开始。更进一步，自《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哈耶克致力于构建一个自由秩序的一般性理论。在西方现代学术界，哈耶克具有最为明确、完整的制度构建视野，他比任何学者更为全面地论述了建设自由秩序的规划。

同时，在东方世界，学术体制经历了一次根本性重建。哈耶克的思想得以较为深入地渗透到学术领域。因此，在学院学术体系中，哈耶克在东方的影响力远大于在西方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甚至反弹回西方学术界。

不过到了21世纪，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哈耶克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是颇有道理的，世界的政治经济趋势再度变化，观念结构也随之转换。在俄罗斯、中欧各国，市场化转型已经完成，民主、法治制度已基本建立。大厦建起，设计师就不重要了。在自由秩序之基本架构完成构建后，思想学术界的关注点必然转移，哈耶克逐渐隐退。

唯独中国是个显著的例外。过去10年来，知识界、公共舆论界仍在热烈地谈论哈耶克，研究哈耶克。原因显而易见：中国仍没有完成转型，比如，市场化没有完成，甚至出现严重的逆转。在当下，哈耶克的名字被提及最多处，似乎是在关于经济体制的公共论说场合。

不过，我又不能不说，本译本出版10年以来，虽然哈耶克本人被频繁谈起，但关于哈耶克的严肃、深入研究并不多见。以经济学为例，很多热爱市场的经济学家谈论哈耶克，似乎都未触及哈耶克的核心问题：市场秩序之构建。人们只是谈论市场很重要，应当限制政府权力，但按照哈耶克的理解，具体制度是什么，学术界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这似乎是一个“哈耶克悖论”，本传记已指出了这一点：哈耶克是20世纪罕见的思想人物，却常被当成宣传家。说“罕见”，是因为受大学体制下学术专业化的制约，20世纪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只有学术的批量生产，而几乎没有思想的生产。哈耶克也许正因为长期处于边缘，才有能力突破专业壁垒，而综合地思考重大根本的问题，构建一个自由秩序理论体系。然而，“福兮祸所伏”，也许，恰恰因为哈耶克具有显著的思想性，没有采取学术的价值回避策略，其政治的价值立场始终比较明确而坚定，他就很不幸地被当成这种价值的浅薄的宣传者——热爱他的人、反对他的人似乎都这样看。这个时代的悲剧就是，几乎不能欣赏明白的思想。在中国，哈耶克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就存在高度简化甚至漫画化的倾向。

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哈耶克不是一个浅薄的意识形态分子，而是一个以深厚学理为基础，思想有高度且洞见相当深刻的人物，这一评价值得愿意思考的中国人深思熟虑。

我前面已多次说及“自由秩序”一词。多年研读哈耶克，我以为，哈耶克毕生所思考的就是自由秩序在西方之维护。不是简单的自由也不只是个人自由，而是自由秩序，超越这两者，兼容这两者。

如本传记所指出的，哈耶克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论文是《经济学与知识》，而我以为，哈耶克最重要的政治学论文是《真假个人主义》，两篇同时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两篇论文具有共同的取向，那就是不管在哪个领域，重要的不是个体处于何种状态，而是个体与他人之间如何以最低成本实现预期之协调与行为之合作。也就是说，哈耶克认为，对于人的尊严、个体目标之实现即幸福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秩序，在此基础上，才有自由可言。只谈自由不谈秩序，不是哈耶克；只谈秩序不谈自由，也不是哈耶克。唯有自由秩序一词，可贯通哈耶克的全部理论，经济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社会理论乃至理论心理学。

哈耶克所思考的是“自由秩序在西方之维护”，作为译者，特别愿意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阅读或可分为两种：读书，我读书。所谓读书者，我单方面地接受书；所谓我读书者，我具有主体的自觉，通过读书与作者对话。由此，书启发我、丰富我，而不是支配我、禁锢我。中国人阅读西方译著，主体的自觉尤其重要。西方作者身处异样的文明，置身自己的时代，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独特的论说思路，那么，身处另一种文明、另一个时代的中国读者，自当反思地阅读，与作者对话，从其论述中寻求启发。

这10年来，我注意到，太多阅读哈耶克的人忽视了哈耶克自身的问题意识，而将哈耶克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政策设想为普世的真理。我则一直认为，哈耶克具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在自身所处的具体形势中言说，即在西方文明遭遇冲击时守护自由秩序。那么，当中国人运用哈耶克的思想解决中国问题时，就需要过滤哈耶克所处的具体形势，立足于自身的问题意识，对哈耶克的理论进行转换，抽象一般性自由秩序理论，致力于中国文明脉络中自由秩序之构建与守护。

应当说，我本人的思想成长受哈耶克影响极大，甚至我曾说过，哈耶克是我的精神偶像，但是我向来主张，在中国语境中转换哈耶克的理论，以为中国的自由秩序之构建所用。比如，我始终相信，哈耶克的自由秩序理论有助于中国人解决纠缠百年的自由与传统的对立焦虑。我自己正是经由哈耶克知识上的论证，在众多怀疑、侧目之下，坦然地归向儒家——在百年文化断裂后，儒家是一个很容易引起纷争的话题，就此打住。

唯愿这本通俗易懂的哈耶克传记，有助于大家更完整地了解哈耶克，更全面地理解、思考自由秩序之道，尤其是在大转型渐进收官而古今中西迷离恍惚之际。

秋风

于癸巳夏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代译序

导言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年）

第1章 家庭

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3章 维也纳大学

第4章 纽约

第5章 米塞斯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年）

第6章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第7章 罗宾斯

第8章 凯恩斯

第9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

第10章 资本

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第12章 社会主义计算

第13章 经济学、知识与信息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年)

第14章 《理性的滥用与衰落》

第15章 方法论

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

第17章 成名

第18章 朝圣山学社

第19章 心理学

第20章 波普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年）

第21章 芝加哥大学

第22章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第23章 社会思想委员会

第24章 密尔

第25章 《自由宪章》

第26章 影响

第五部 弗莱堡（1962~1974年）

第27章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28章 自由与法律

第29章 马克思、演进和乌托邦

第30章 政府与伦理规范

第31章 观念史

第32章 萨尔茨堡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年）

第33章 诺贝尔奖得主

第34章 弗里德曼

第35章 晚年货币思想

第36章 经济事务研究所

第37章 撒切尔夫人

第38章 祖父

第39章 《致命的自负》

第40章 林边公墓

第41章 “普遍的和平秩序”

附论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