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作者介绍

- 译者介绍

- 内容简介

- 图书目录

- 评论

- 目录

- 本书主要人物

- 楔子：好奇心(1)

- 楔子：好奇心(2)

- 里加的“宝藏”(1)

- 里加的“宝藏”(2)

- 里加的“宝藏”(3)

- 里加的“宝藏”(4)

- 里加的“宝藏”(5)

- 里加的“宝藏”(6)

- 里加的“宝藏”(7)

- 泪洒高尔基市(1)

- 泪洒高尔基市(2)

- 泪洒高尔基市(3)

- 泪洒高尔基市(4)

- 泪洒高尔基市(5)

- 泪洒高尔基市(6)

- 泪洒高尔基市(7)

- 泪洒高尔基市(8)

- 泪洒高尔基市(9)

- 满洲大草原(1)

- 满洲大草原(2)

- 满洲大草原(3)

- 满洲大草原(4)

- 满洲大草原(5)

- 满洲大草原(6)

- 骨肉离散(1)

- 骨肉离散(2)

- 骨肉离散(3)

- 骨肉离散(4)

- 骨肉离散(5)

- 骨肉离散(6)

- 骨肉离散(7)

- 骨肉离散(8)

- 骨肉离散(9)

- 骨肉离散(10)

- 骨肉离散(11)

- 骨肉离散(12)

- 10月的“黑渡鸦”(1)

- 10月的“黑渡鸦”(2)

- 10月的“黑渡鸦”(3)

- 10月的“黑渡鸦”(4)

- 10月的“黑渡鸦”(5)

-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1)

-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2)

-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3)

-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4)

-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5)

-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6)

-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7)

- 高尔基市的?本间谍(8)

-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9)

- 渡鸦去而复返(1)

- 渡鸦去而复返(2)

- 渡鸦去而复返(3)

- 渡鸦去而复返(4)

- 渡鸦去而复返(5)

- 渡鸦去而复返(6)

- 渡鸦去而复返(7)

作者介绍

玛拉&#8226;莫斯塔芬MaraMoustafine1954年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一个融合了犹太、俄罗斯和鞑靼民族的家庭，1959年随家人移居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曾任外交官、情报分析员、记者及商业机构高级主管。

SecretsandSpies一书由澳大利亚兰登书屋2002年出版。

译者介绍

李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商务部培训中心教授。1946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英语系，1968年起从事文学创作，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微笑》等，1979年起从事文学翻译，迄今为止已翻译出版澳大利亚、英美文学、文化、历史专著四十余部，其中长篇小说《浪子》获澳大利亚政府1996年首次在中国颁发的翻译奖，长篇纪实文学《纳瑞斯金公园最后的散步》获2000年亚太地区翻译银奖。

郇忠内蒙古大学教授，1983年毕业于美国波斯顿学院。与李尧合作翻译长篇小说《红线》，《心中的明天》等多部文学作品。

情报人员与间谍——哈尔滨档案（暂名）

内容简介

《情报人员与间谍——哈尔滨档案》“SecretsandSpies—TheHarbinFiles”是俄裔澳大利亚作家玛拉&#8226;莫斯特芬(MaraMoustafine)的处女作。玛拉&#8226;莫斯特芬1954年出生于中国的哈尔滨；1959年随同外祖父蒙特亚和外祖母吉塔以及父母亲一起移居到澳大利亚的悉尼。但孩提时期在哈尔滨那个俄国人社区里的生活却始终隐隐约约地印在她的脑海里，令她感到恋恋不舍。长大成人以后，有一天在外祖母的相册里发现了一张外祖母的妹妹玛亚&#8226;奥尼库尔的照片。奥尼库尔一家从中国回到苏联后，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受难。玛拉&#8226;莫斯特芬一方面对奥尼库尔加悲惨命运之谜感到好奇；另一方面出于她自己特殊的身份背景而感到，奥尼库尔一家在冲突发源地满洲和斯大林集权主义横行的苏联的经历，必定会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日、苏三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重大课题。因此，她决心揭开奥尼库尔一家悲惨命运的秘密，从1992年起，开始了漫漫的揭秘之旅。

从悉尼到以色列、纽约，从上海、哈尔滨到莫斯科、高尔基城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玛拉&#8226;莫斯特芬的足迹踏遍了她的亲戚生活过的地方以及知情人所在的地方。她在亲戚家里收集照片、信件和谈话录音资料；在哈尔滨、上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地的档案管里查阅有关在中国的犹太人的资料；在高尔基城、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克格勃的档案馆里查阅对犯人的审讯记录，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探秘苏联秘密警察总部的命令、文件等；她还到奥尼库尔家住过的公寓怀念，到埋葬他们的墓地凭吊。十年磨一剑，玛拉&#8226;莫斯特芬终于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翔实的资料，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奥尼库尔一家悲惨命运的谜团。

30年代，在日本占领东北后的动荡局势中，3万多个持有苏联护照的俄国人家庭离开满洲，怀着激动和期待，返回他们向往的“祖国”苏联。1937年6月，以国防部副部长图洽科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八名高级将领因为阴谋与德国人勾结而被捕，消息宣布后，次日即被枪决。对帮助德国人和日本人从事经济破坏和叛国活动的犯罪分子的新一轮大清洗很快从上层领导波及到全国。于是，所有的“哈尔滨人”都成了逮捕的对象。不仅如此，被捕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从满洲甚至从中国返回苏联的人。2002年的统计表明，在那次大清洗中，包括奥尼库尔一家人在内的“哈尔滨人”，被捕的有48133人。被处决的有30992人。全苏联的死难者有几百万人之多。直到50年代中期，奥尼库尔一家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情报人员与间谍——哈尔滨档案》是一部用档案材料、照片、书信文件和回忆记录等材料勾勒出来的家族史。真实、感人、催人泪下。但它不是一部描写家族成员悲欢离合的普通的家族历史，而是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移民在冲突发源地满洲的政治、战争漩涡中苦苦挣扎，以及在斯大林主义恐怖的漩涡中被吞没的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它是发自内心地对集权政治的控诉，是对和平、人权的呼唤。

此书获得4个奖项：

2004年澳大利亚国家传记文学奖

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文学奖

2004年环太平洋地区图书奖提名

2004年塔斯马尼亚太平洋历史图书奖

图书目录

中文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里加的“珍藏品”

第二章高尔基（地名）的眼泪

第三章满洲大草原

第四章离别来临

第五章从满洲国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第六章十月的黑渡鸦

第七章高尔基的“日本奸细”

第八章渡鸦去而复返

第九章所有来自哈尔滨的人都是逮捕的对象

第十章幸存者

第十一章哈巴罗夫斯克的亲人

第十二章远东的奸细

第十三章补偿

第十四章重返哈尔滨

第十五章去开垦处女地还是去悉尼

第十六章延续

后记

评论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旅行故事。其中，生存的挣扎与怀疑的压力令人窒息而又引人入胜。

——ThomasKeneally，《辛德勒名单》的作者

该书既是一本回忆录，也是一个侦探故事和一本依据历史调查的著作。作者在1959年随父母从哈尔滨的俄国人社区移居澳大利亚，但是她的很多亲戚却返回了苏联。穿越时空的对亲属的模糊记忆使Mara开始了对克格勃档案的漫长而艰辛的搜索。得益于作者的坚韧毅力和一次又一次的好运，越来越多的材料被发现，亲属们在斯大林时期的悲惨遭遇越来越清晰。读者将与作者一同进行这次探寻之旅。这是一个饱含激情而引人入胜的移民故事。作者在其中苦苦寻找着塑造她自己和她家庭的所有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来自我们当地，还是世界其他地方。

——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评语

本书是发自内心的哭泣。每一页都带着我更深入地倾听黑暗年代最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Mara以非同寻常的描述能力刻画了她从未谋面的一家人的生活。她将集权主义受害者变成我们可以触摸，可以交流的生动的人物——她对他们生活的描写是如此细腻传神，她对他们悲惨命运的愤怒是如此深沉刻骨。这本书是对上世纪最不人道的事件的抗议和愤慨。我衷心地祝贺Mara和被她以传神之笔化为现在的过去。

——MonicaAttard，ABC记者

我们能不能不在真实与历史面前转过脸去？

——王蒙

目录

中文版前言

楔子　好奇心

里加的“宝藏”

泪洒高尔基市

满洲大草原

骨肉离散

从伪满洲国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10月的“黑渡鸦”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

渡鸦去而复返

“哈尔滨命令”

幸存者

哈巴罗夫斯克的亲人

远东的奸细

平反昭雪

重返哈尔滨

去赫鲁晓夫的“处女地”还是去悉尼？

亲人的足迹

中文版后记

致谢

译后记

谨以此书

献给数十年来以勇气跨越几大洲的我的家族

本书主要人物

基尔什&#8226;莫尔杜鲍维奇&#8226;奥尼库尔：我的曾外祖父。1937年10月7日，大清洗中在高尔基市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8年1月14日被内务部枪决。1956年10月22日获得平反。

切斯娜&#8226;阿勃拉莫芙娜&#8226;奥尼库尔：我的曾外祖母。1938年6月14日，大清洗中在高尔基市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8年10月20日被内务部判处流放哈萨克斯坦5年。1956年4月28日获得平反。

阿勃拉姆&#8226;格里高利耶维奇&#8226;奥尼库尔：我的大舅姥爷。曾任职于苏联内务部。1937年10月17日，大清洗中在哈巴罗夫斯克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9年10月4日被内务部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1941年2月11日，因冻饿死于北极圈附近的劳改营，时年33岁。1957年2月获得平反。

玛亚（玛丽亚&#8226;格里高利耶芙娜&#8226;奥尼库尔）：我的姨姥姥。1937年10月2日，大清洗中在高尔基市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8年1月14日被内务部枪决，时年26岁。1956年10月22日，获得平反。

亚沙（雅可夫&#8226;格里高利耶维奇&#8226;奥尼库尔）：我的舅姥爷。1937年10月2日，大清洗中在高尔基市因日本间谍罪被捕；1937年12月2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41年8月，被提前释放。1956年4月28日获得平反。

加里娅：我的舅姥姥，亚沙的妻子。先仍居住在里加。

基塔：我的外祖母。1999年病逝于澳大利亚。

莫佳&#8226;扎列茨基：我的外祖父。20世纪上半叶，哈尔滨著名的俄裔牲畜商人。

伊娜：我的母亲。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居澳大利亚。

阿莱克&#8226;穆斯塔芬：我的父亲。鞑靼-俄罗斯混血儿，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居澳大利亚。

中文版前言

李尧发来的邮件“主题”一栏赫然写“关于你的《哈尔滨档案》的翻译。”我看了大吃一惊。这封邮件于2007年6月到达。那时候，我正在墨尔本，搞一个关于“人种学”的课题。对于我，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而不得不苦干两个星期。那天，我还看了一部让人心酸的俄罗斯电影，颇有点身心俱疲的感觉。晚上回到住处，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马上躺下睡觉。可我还是先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和明天的工作有关的邮件。我迅速浏览着，目光被这封署名李尧，显然来自中国的邮件所吸引。我立刻打开。

礼节性的问候过后，“现在我正在翻译你的《哈尔滨档案》”这句话映入我的眼帘。

此话怎讲？他在翻译我的书？谁允许他翻译了？我立刻睡意全无。他甚至说，打算年底翻译完此书，争取在中国早日出版。这个人是谁呀？他怎么敢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就擅自做主，“翻译出版”我的著作！几年前我在哈尔滨参加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那以后，我收到过好几封邮件，都表示想“迅速”翻译我的著作。我对这种事情很警惕。我认为，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翻得不好，还不如不翻。

不过，这封邮件不同。这个神秘的李尧，不但信写得礼貌而且十分流畅，还提到他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尼古拉斯&#8226;周思的朋友和译者。我认识周思，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信的最后，李尧说希望在澳大利亚见到我，讨论一下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具体细节，包括版权。我意识到，他已经考虑并且充分尊重了我的“知识产权”。但是，什么时候能和他见面还不得而知。

平静下来之后，我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邮件，注意到刚才忽略了的一句话：“这本书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两年前推荐给我的。可是我的工作非常忙，一直拖到现在才着手翻译。”

我渐渐想起这段往事。整整两年前，我到北京看望艾伦&#8226;托玛斯大使。他是我原来做外交官时的同事。大使夫人萨利&#8226;波斯维克对《哈尔滨档案》的出版表示祝贺之后，再三说，中国读者可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她还告诉我，有个中国教授专门翻译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已经翻译出版了十几位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的文学、文化、历史专著。她提到好多作家的名字，不过我只记得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8226;怀特、《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玛斯&#8226;肯尼里，还有尼古拉斯&#8226;周思。萨利&#8226;波斯维克说，过几天大使和她将在大使官邸宴请托玛斯&#8226;肯尼里，李尧教授也应邀出席，问我愿不愿意把《哈尔滨档案》转交给他？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哈尔滨档案》就是我的在哈尔滨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家族的故事。

离开北京之前，我给萨利&#8226;波斯维克留下一本《哈尔滨档案》，我甚至在扉页上写下送给这位教授的字样?可是回到悉尼之后，一直忙于工作，就把这件事情忘到脑后。

我在这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一封邮件里得到了李尧何时来访的答案。信正是他提到的尼古拉斯&#8226;周思写来的。尼克是作家、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任文化参赞，现在也仍然为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努力工作。李尧给他发邮件，问他认不认识我，有没有我的联系方式，因为他正在翻译我的书，更因为，他将在七、八月间访问澳大利亚的4座城市、6所大学，他想在悉尼访问期间见我一面。

我真的激动了！立刻给李尧回信，告诉他，来信收到，知道他在翻译我的书非常高兴。随后的两个月里，李尧鼓励我再补写一章，把《哈尔滨档案》英文版出版后发生的，我一直想告诉读者的事情写出来。他还建议我在中文版里再增加一些上世纪30年代俄罗斯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的照片。他说中国读者一定很感兴趣。

离李尧访问澳大利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发邮件邀请他见面后到我家吃饭，告诉他，我的父母都能说流利的中文。李尧接受了我的邀请，还说要给我父亲带一瓶东北烈酒。因为他知道我的父亲来自寒冷的中国东北，一定深深地怀念那个遥远的地方。

和李尧的见面令人难忘。他刚过60，目睹了半个世纪间中国的风云变幻，是一位真正的国际型文化人。我们的谈话天马行空，从翻译的艰难到出版的快乐，从风景秀丽的澳大利亚到我们共同的根——中国。我的丈夫安德鲁的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由于获得日本外交官杉原颁发的签证才辗转来到中国上海，逃过法西斯大屠杀。和他们同时逃到上海，幸免遇难的波兰犹太人还有1200名。安德鲁在网上制作了一个节目《芳白路的七分枝圣烛台》，讲述的就是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李尧对这个节目极感兴趣。

我的父母到来之后，谈话变成中文。他们给李尧讲了许多当年在中国生活的故事。没有什么比看到我的父母说中文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他们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研究系读书时学的中文。每逢看到他们说中文，我就特别后悔，自己在有条件学习中文的时候，没有学习。我的父母和李尧有许多共同点。他们3个人都以语言为工具。我的父母是中文和俄文翻译，尤以理工科见长；李尧把英、美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成中文。他也出生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我的许多亲戚曾经在内蒙古海拉尔生活）。他们都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追忆往事的快乐在我们喜欢去的中餐馆继续着。我们一起吃北京烤鸭、饺子和别的可口的菜肴。吃甜食的时候，李尧和我的父母都想起他们喜欢的中国革命歌曲，不由得轻声哼唱起来。谈起著名的歌剧《白毛女》，他们都情不自禁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接下去，我们还合唱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流行的苏联歌曲，包括《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尧用中文，我和我的父母用俄文。

在李尧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有幸又见到他几次。一次是他在西悉尼大学做题为《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另一次是在墨尔本。那天晚上，我和安德鲁在中国城一家不错的中餐馆为他送行。我们频频举杯，为友谊和理想干杯。

读完这本书的后记，你将看到，自从《哈尔滨档案》出版后，我的书和曾经生活在中国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把我和跨越几大洲、几代人的杰出人士联系到一起。李尧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2008年3月写于悉尼

楔子：好奇心(1)

楔子

好奇心

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我从外祖母的抽屉里偷偷拿走玛亚的照片，那时候我对她还知之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对于我十分重要。我悄悄地，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照片放到一个不太大的中式皮革面相册里。这本相册是我从家里珍藏的哈尔滨的物品中找到的。每一页都有为了镶嵌照片挖空的小框。

玛亚是我外祖母基塔的妹妹。把她的照片镶嵌在紧挨基塔照片的那个长方形小框里，十分得体。基塔的那张照片是1927年，她和外祖父结婚前4个月时送给外祖父的，上面还有她的题字。

16岁的基塔是个古典美人儿。她那双水灵灵的黑眼睛，凝视着照片外面的天地，连衣裙领子上镶着白色花边，素净、淡雅——也许是校服——映衬出她的天真烂漫。我非常爱外祖母，但却不想过她那样的生活——对于我，囿于婚姻和家庭，简直无法想象。

玛亚显得与众不同。照片上的她，刚刚二十多岁，看起来精明老练又有现代情趣。她身穿一件开领风衣，黑色的秀发披至肩头，凝眸远眺，好像正在旅途中，具有20世纪30年代那种迷人的美。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玛亚，但我觉得她和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向外祖母要那张照片呢？我明明知道，无论何时，她都不会拒绝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但直觉告诉我，偷偷拿走这张照片，在外祖母心里引起的痛苦可能会小一些。此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一起放到那个小相册里的原因。有些照片是在悉尼拍摄的，但多数照片拍自哈尔滨。那是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也是我的出生之地。那段时间，我对“俄罗斯人的哈尔滨”——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的迷恋渐渐淡漠。我想跨越几大洲、几代人，把一个家族弥合起来的愿望，甚至连自己都不明确。

俄罗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用已故亲戚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我实际上就与玛亚同名。在俄语里，玛亚的全称是玛丽亚。大伙儿管我叫玛丽亚娜，因为玛丽亚娜和玛丽亚起源于同一个希伯来语词根。到我这儿，就简化为俄语中的玛拉。为什么不叫玛亚呢？在20世纪50年代的哈尔滨，我的家人认为，那个名字太容易让人想起白俄罗斯的那些犹太小村庄。20世纪初，为了躲避贫穷和沙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我的曾外祖父背井离乡，远赴中国。

我长大之后，只知道玛亚曾经是位牙科医生，后来，和她的父亲基尔什、哥哥阿勃拉姆一起死于大清洗。那年她才26岁。“她长什么样？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我记得不止一次问过父母这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总是：“她不像你外祖母那样漂亮，但非常聪明。至于她的死，你知道，她死在大清洗中。那时候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从外祖母那里得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迫害，二则为了去苏联开创新生活，玛亚、她的父亲基尔什&#8226;奥尼库尔和母亲切斯娜&#8226;奥尼库尔、哥哥阿勃拉姆、弟弟亚沙离开了哈尔滨西北的草原小镇海拉尔。那时，基塔已经结婚，就和我的外祖父莫佳&#8226;扎列茨基，还有我母亲伊娜一起留在哈尔滨。

就这样，奥尼库尔一家去了高尔基市。我知道，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权活动家安德烈&#8226;萨哈罗夫被放逐的地方。它以前叫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因为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出生在这里，苏联时期就改名为高尔基市。俄语中，“高尔基”是“苦难”的意思，名字起得何等贴切啊！事后想起来，真让人觉得奇怪，奥尼库尔一家在中国东北生活了27年，却偏偏选择在大清洗前夕回到苏联。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俄罗斯人饱受侵扰，尤其像奥尼库尔那样持有苏联身份证的人。

20世纪30年代后期，奥尼库尔一家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之中，接着又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而我外祖父扎列茨基一家则在日本傀儡政权统治的伪满洲国谋生，许多年，两家一直杳无音信。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大林死后，奥尼库尔家的两个成员——基塔的母亲切斯娜和弟弟亚沙——在大清洗中幸免遇难的消息才传到哈尔滨。50年代末期，切斯娜和亚沙奇迹般地从里加来哈尔滨探亲。里加是拉脱维亚的首府，他们那时居住在那里。切斯娜带来丈夫基尔什和另外两个孩子玛亚与阿勃拉姆的死讯。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懂得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

切斯娜和亚沙探亲之后又过了几年，我们全家在1959年离开哈尔滨去了澳大利亚。那时，曾经兴旺发达的哈尔滨俄罗斯人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只有大约一千多人的，时代错误造就的少数民族聚集地。

20世纪60年代在悉尼长大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能逃脱冷战的阴影。1954年，苏联特工人员彼得罗夫夫妇叛逃之后，澳大利亚人对间谍这种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极感兴趣，几年之?，依然记忆犹新。那时候，人们常常问我从哪儿来。每逢这时，我就觉得难堪。

“中国。”我回答道。

“不会吧，你看起来不像中国人呀。”

“是呀，我是俄罗斯人。”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你是‘白俄’，还是‘红俄’？”绝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澳大利亚小孩儿可用不着回答这样的问题。

“不，我是从中国来的俄罗斯人。我从来没去过苏联。”

“哦，你的父母亲呢？”

“他们也没去过。”

楔子：好奇心(2)

我在星期六去一个俄语学校上学有10年之久。学校很看重苏联人与俄罗斯流亡者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为了使孩子们保持民族传统，组织我们学习俄语、文学和历史，还学习唱歌与芭蕾舞。总的来说，这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很高，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俄语作为大学入学考试的附加课程创造了条件。不过，学校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们用的教科书虽然都是在苏联印刷的，但是发下来之前，教材都经过校方的审查和删定。也就是说，凡是涉及苏联、共产党、少年先锋队（大多数苏联儿童参加的少年组织）以及集体农庄和其他与苏联有关的概念，都用纸贴上了。插图上苏联的标志，比如镰刀斧头的图案，甚至克里姆林宫塔上的红星，也用纸糊了起来。

教我们俄罗斯历史的是位女教师。她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做工考究的服装，我们便给她起了个绰号——“叶卡捷琳娜一世”。可以预料，她教的俄罗斯历史到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为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故意问她。事实上，我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上高中时我们就已经学过十月革命了。老师一脸不以为然，好像我问她孩子从哪儿来的似的，还让我回家去问妈妈。

我还知道，在“那边”，在“铁幕”后面，有我也许永远见不到的亲戚。我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和祖母托尼娅，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在苏联去世。基塔的弟弟亚沙和妻子加里娅依然居住在里加。亚沙是位医生，在苏联民航总局的机场工作。他总是很有规律地和我外祖母通信，有时还给我寄来书籍和拉脱维亚的纪念品。

令人不解的是，亚沙寄来的所有邮件的寄信人地址一栏，总是写着他妻子加里娅的名字。我母亲解释说，亚沙担心，和国外人联系对他的前途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我在外祖母写给他的信上，总要写几行字。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在一封信里提及，我访问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几个地中海沿岸国家。母亲看后，划掉了这句话。“苏联和以色列也有外交关系呀。”我争辩道。“这句话可能给他惹麻烦。这种事儿，你永远也不会懂。”母亲回答说。

这种交流常常提醒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靠法律治理的国家，生活在一个重视人道和文明的社会，我把什么都视作理所当然。我们的亲戚伊拉&#8226;科甘从哈萨克斯坦来信，总是说我们家走运，成功地移民到澳大利亚。20世纪60年代初，她们没能得到澳大利亚的入境签证。而这种事儿本来也完全可能落到我们头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正是由于我的家族跨越国界和政治制度而迁徙的历史，才使我在20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选择了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我读过许多关于苏联历史的书籍，但我关注的焦点却是当代苏联政治，以及两极世界的动态。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拿到学位之后，还有可能得到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那时候我就想过，像我们家这样的“哈尔滨人”的经历，应当记录下来，因为它是与俄罗斯和中国许多特别事件有关的一段非常宝贵的历史。但我却忙于重要的政治课题——美苏紧张关系的缓和、中东冲突、欧洲共产主义。我那时一心想当学者，认为以后总会有时间研究哈尔滨的课题，于是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可是，硕士学位读到一半，我便开始怀疑我的职业方向。读了5年书，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或者至少进入外交界。让我懊恼的是，外交部不招聘新成员。有一次，我偶然对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谈到我的失望。他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著名的外交官，当过大使，办公室就设在我们系里。几个月后，我正在校园的湖畔参加年末的户外聚会，他的秘书通知我，说他有急事要见我。

“现在就去?”我有点沮丧地问，看看自己身上的紧身红色牛仔裤和黑色T恤衫——“无政府主义者”的颜色。

“是的，如果可以的话。”

我挺了挺胸，尽量让自己振作起来，立刻向那位声名卓著的前外交官的办公室走去。

“事关你的前途，亲爱的，”他说，这使我想起我们早些时候的谈话，“你考虑过情报工作吗？”

我目瞪口呆。只有一个情报部门出现在脑海之中——ASIO，国内安全局——这可不是一个立场坚定、思想左倾的自由主义者的去处。

“我看起来像那种能为国内安全局工作的人吗？”我问。

“我看起来像为他们招聘工作人员的人吗？”他回答说。

“不像。”我嘴上说，心里却说“像”。

事实上，“大使”指的是国家顾问办事处，一个新建立的情报评估机构，为政府提供国际问题的战略分析。他感觉到我的疑虑，解释说那是一个“类似学术研究的智囊团”，因为有关部门要他留意有潜力的候选?。如果我感兴趣，他就把我的简历送给他们。

我虽然如饥似渴地读过格雷姆&#8226;格林和约翰&#8226;勒&#8226;卡雷的小说，但从来没有打算到情报部门工作，在最狂热的梦想中也没有。那么，倘若到这个部门工作，我会失掉什么呢？这是一个新建的、有声望的机构，直接向总理提交报告，一定很有趣。

几次面试和严格的政审之后，我获得从事绝密工作的资格，成了一名战略分析员。谁能相信，一个背景如此复杂的移民，会得到这样的信任。澳大利亚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我就职的时候，有关人员警告我，必须小心敌方的情报部门，并且让我明白，以后不能到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共产主义集团国家旅行。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已经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了。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澳大利亚政府工作，一干就是12年。搞了4年情报工作以后，由于堪培拉政策上的原因，我进入外交界，以部长顾问的身份到曼谷大使馆，担任一个高级职务。正是在这里，我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为实现柬埔寨和平而开始的努力。柬埔寨及其人民征服了我的心和我的想象。1992年，就在这个被战争毁坏的国家开始重建的时候，我转到商业机构，在金边主持澳大利亚国家电信公司（Telstra）在柬埔寨的工作。

1992年7月，我离开柬埔寨，前往莫斯科，和我的朋友奥尔加、布雷德里&#8226;怀尼一起度过了一个酝酿很久的短假。奥尔加在莫斯科的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任期即将届满。

事实上，1988年以前，在短期担任报道外国事务的新闻记者期间，我曾经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候，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依然试图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改造苏联。他的新口号“改革与开放”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戈尔巴乔夫虽然逃过了共产党强硬派发动的政变，但黯然下台。他的竞争对手叶利钦是激进的改革派，曾经集结力量反对那场政变，现在则成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任民选总统。苏联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被沙皇时代的红、白、蓝三色旗取代，只是少了“双头鹰”。苏联落下最后一幕。

里加的“宝藏”(1)

从莫斯科开出的特别快车驶进里加车站时，我一眼就认出站台上的加里娅。那位身穿漂亮米色外套的妇女就是我外祖母的弟媳。

外祖母基塔说得没错，她长得很漂亮，浅色头发，七十多岁。除此而外，在工作日的早晨，谁能身穿最漂亮的衣服，手捧一束红色康乃馨在这里接站呢？

“哦，玛罗奇卡，玛罗奇卡！我终于见到基塔的外孙女了！你知道，亚沙非常喜欢你！他没能活到今天见你，太遗憾了！”加里娅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说着，还抱怨我只能在里加呆两天。其实，这位加里娅我还算不上真的认识，可是她将我完全淹没在热情之中，让我连气也喘不过来。我只见过亚沙一次，加里娅也从来没见过基塔，难道家族亲情可以这样渗透到血肉之中吗？

其实是外祖母叮嘱我来里加看望加里娅的，我们家族谁也没见过她。外祖母还让我拜谒亚沙和曾外祖母切斯娜的墓地。

加里娅安排她的一个朋友开车，带我们去墓地。事实上，那是亚沙的一辆旧车。路上，加里娅和她的朋友谈论自从苏联解体以后，生活在新建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俄罗斯人的忧虑。他们生怕失去领取养老金的身份，这一点当然可以理解。

我很快就意识到，加里娅和我在政治上永远不会有相同的看法。她深情地怀念着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时，亚沙在里加的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卫生管理部门担任高级职务。他们可以在旅游胜地克里米亚度假，他们什么都不缺。加里娅对苏联政权的消失感到惋惜：“至少，有秩序，而且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谁也无法忽视，不像现在……”这是老一代人的老生常谈。我极力保持沉默，却又忍不住指出，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的停滞和腐败，才导致苏联的垮台。这只能引起更多的争论。

亚沙和切斯娜一起埋葬在里加郊区的犹太公墓。坟墓位于两排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树木中间。按照传统的俄罗斯习俗，大多数墓碑上镶嵌着死者椭圆形的小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站在被一棵高大的山毛榉浓荫覆盖的奥尼库尔母子的墓前，我和加里娅发生冲突的紧张气氛消失了，我渐渐平静下来，打定主意，为了家族亲情，访问期间避开政治以及其他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

回到加里娅的公寓，我被起居室里摆放的中国工艺品吸引住了——一尊胖乎乎的浅绿色玉佛、一套描金茶具、一幅上海码头绘画。还有一个蒙古银茶碗和几幅中国画与我父母亲悉尼家中的东西一模一样，一定是亚沙或者切斯娜从中国带回来的。

那时我想，也许加里娅能给我讲述一些家族的往事。我告诉她，除了幼年时在哈尔滨见过亚沙和切斯娜的模糊记忆之外，我对曾外祖母一家和他们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请求她给我讲一讲她了解的情况。

“战争结束以后，我在1946年才遇到亚沙，后来又认识了他母亲。那时，其他人已经去世很久了……”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我只知道，在大清洗期间，他们被逮捕。当然，他们是无辜的，因此，斯大林死后，他们得到平反。‘平反证’一直由你曾外祖母保存着，那些证书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证书在您手里吗？哦，请，请您找一找……”

“我想，证书和她那些照片也许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过一会儿，我给你找找。我觉得你还是先游览一下旧城为好。”加里娅说。

“照片！”我高兴得大喊起来，“哦，请……请您现在就找一找。我可以明天游览旧城。”

加里娅从卧室的衣橱顶上取下一口箱子，里面放着亚沙和切斯娜的许多旧照片和书信文件。我的注意力顿时被两本中国相册吸引住了。从相册里的照片看，一本显然是亚沙的姐姐玛亚的，另一本是切斯娜的。玛亚的那本比较小，浅棕色的布质精装封面上绘有花卉图案，相册里贴满了玛亚在海拉尔和哈尔滨拍摄的照片。切斯娜那本大一些，浅绿色的封面上印着微微突起的飞鹤图案。相册里是孩子们和亲戚们历年来的照片，其中包括我孩提时的许多照片。照片并没有按照特定的次序排列，还有一些零散的、追溯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莫捷列夫的照片。奥尼库尔家族就来自那里。经过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劫乱，这些照片竟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真是个奇迹。

里加的“宝藏”(2)

翻阅这些旧照片和加里娅自己的一些照片，我们好像把五十多年的历史压缩到两天。我对奥尼库尔家族真正有了某种深入的了解。许多年以前，外祖母就给我讲过她父亲基尔什的故事。她很崇拜父亲，所以，基尔什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我在照片中看见他了。亚沙和切斯娜的形象相对熟悉一些。小时候，他们去哈尔滨看望我们，我见过他们。后来，他们又经常从里加给我们寄信和照片，所以有一定的了解。

加里娅的讲述丰富了照片的内容。她给我讲述了战后亚沙去乌克兰拜访朋友时与她相识的情况、他们的恋爱以及在一起的生活。她让我看他们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照片——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亚沙是卫生部门的官员，她是药剂师。我还翻阅了亚沙的个人信件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作鉴定书。曾外祖母曾经希望，有一天她能来澳大利亚探望我们。遗憾的是，这个愿望还没实现，她便与世长辞了。

在奥尼库尔一家中，我最缺乏了解的是英年早逝的玛亚和阿勃拉姆。加里娅从来没见过他们，也提供不了什么新的情况，但箱子里有他们在中国和苏联生活的文件和照片。文件中，有玛亚在海拉尔念高中时最后一年的成绩单，还有哈尔滨第二牙科医学院的毕业证。在相册中，我见到玛亚在海拉尔与同学们的照片、在哈尔滨著名的马迭尔旅馆外面抱着我幼小的母亲的照片、在高尔基市她的牙科诊所里的照片、在黑海的旅游胜地与同伴们的合影。

我问加里娅，经常出现在切斯娜照片中的那个黑头发的漂亮年轻人是谁？原来他就是我外祖母的哥哥阿勃拉姆。我隐约记起，基塔在悉尼让我看过他的照片。现在我明白外祖母一再重复她的哥哥多么帅气的意思了。阿勃拉姆许多照片的背面题写着地名——阿勃拉姆与朋友摄于海拉尔、摄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牧场、身穿某个兵种的军装，手捧一本书，摄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显然是个喜欢旅游的年轻人。加里娅记得，亚沙曾经对她说过，阿勃拉姆居住在远东的一个什么地方，不在高尔基市。这些凝冻在岁月长河里的美丽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离开里加前，加里娅建议我把切斯娜的书信、文件一起带走。“他们是你的亲人，”她说，“我甚至都不认识他们。这些东西对我能有什么用处呢？”

在这些书信文件中，我发现了5张尺寸不大的官方证书。每张的上端，都印着Spravka（证书）几个字，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张。这就是加里娅提到的平反证。

证书的上端打印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56年10月22日的字样，还有深蓝色的苏联国徽和“司法部长官”的签字，玛亚的证书这样写着：

证书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于1956年10月6日对玛丽亚&#8226;格里高利耶芙娜&#8226;奥尼库尔的指控予以重审。

撤销苏联内务部1938年1月7日对玛丽亚&#8226;格里高利耶芙娜&#8226;奥尼库尔的判决。鉴于查无实据，决定撤回该案的判决。

现恢复玛丽亚&#8226;格里高利耶芙娜&#8226;奥尼库尔的名誉，予以平反。基尔什的证书内容相同，签发于同一天。阿勃拉姆的证书签发于1957年2月，第二段有所不同：

撤销哈巴罗夫斯克地区苏联内务部陆军军事法庭1939年10月4日对阿勃拉姆&#8226;格里高利耶维奇&#8226;奥尼库尔的判决，并且撤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39年11月17日对上述判决的裁定……鉴于查无实据，决定撤销该案的诉讼。

我只知道，哈巴罗夫斯克是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城市，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这份证书上的信息似乎与加里娅告诉我的一致。但为什么没有提到给阿勃拉姆恢复名誉呢？

亚沙和切斯娜的证书都在1956年4月28日由另外一个司法部门签发，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院。该法院的公章是一颗红星里面的白色斧头和镰刀。两人都是被苏联人民内务部特别委员会判决的——亚沙于1938年1月10日，切斯娜于1938年10月20日。亚沙的证书说他“生于1914年。1937年10月3日被捕前，在高尔基汽车厂担任英语翻译”。切斯娜的证书说她生于1881年。

这些证书中提到的奥尼库尔一家的情况虽然极少，但与我以前知道的相比，还是“充满了信息”。除了他们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的事实以外，我现在知道了奥尼库尔家的每一个成员于何时、被什么部门判决，知道了亚沙在高尔基市的工作单位，还知道了阿勃拉姆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被逮捕的。不过，我对奥尼库尔一家人被指控的罪名或原因依然一无所知。

此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证书将成为我在俄罗斯获取信息的通行证。在一个仍然靠证书——盖着大印、签着大名的一纸文书——运转的社会，我现在有接触俄罗斯官员们的机会了。至少，我?跨进他们的门槛。当我带着里加的“宝藏”返回莫斯科时，我的朋友奥尔加和布雷德里&#8226;怀尼指出了这一点。

里加的“宝藏”(3)

奥尔加和布雷德里已经在莫斯科度过3年。奥尔加在澳大利亚大使馆负责移民方面的工作。他们亲眼目睹了“苏联帝国”戏剧性的结尾和一个新俄罗斯的诞生。奥尔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她也出生在哈尔滨，并在悉尼长大，父母亲都是俄罗斯人。布雷德里是个新闻记者，他在百忙中抽时间学习俄语和写作。

怀尼夫妇是一对引人注目的佳侣。布雷德里一头卷发，蓄着胡须，相貌出众，让人想起俄罗斯伟大的作家普希金。奥尔加是位安详而美丽的灰眼睛斯拉夫人，像普希金童话中的公主。但切莫以貌取人，奥尔加远非梦幻中的仙子。由于俄罗斯政府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想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申请潮水般涌来，奥尔加不得不采取新举措，应对这种局面。由于成绩卓著，她刚刚荣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奖章。

我把从里加带回来的宝贝给他俩看时，奥尔加像我一样，立刻被那些老照片迷住了。布雷德里却全神贯注于那些证书。他对我说，新克格勃正在开放档案，公布有关大清洗的文件。

“你可以和他们接洽，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提供有关你亲戚的情况。”他建议道。

“什么？去卢卞卡？”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那个建筑群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国家安全的所有机关都隐蔽于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中央监狱。最初是契卡（Cheka，肃反委员会），后来是国家政治保卫局（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苏联内务部或称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NKVD），最后是克格勃（KGB，或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年苏联解体后，被称为联邦安全局（FSB）。会有什么变化吗？我深表怀疑。

莫斯科到处都有新建的餐馆，上流人士光顾的Piromani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家餐馆进餐期间，我们谈论着克格勃以及过去3年来怀尼夫妇亲眼目睹的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早在1990年，为了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与开放”相适应，克格勃试图以新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于是，克格勃新闻办公室开张了，一位身穿防弹背心的年轻漂亮的女郎被宣布为“克格勃小姐”。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克格勃小姐”不喝伏特加，而喝桔子汁；她喜欢詹姆斯&#8226;邦德，还会卖弄几下空手道的拳脚——打的旗号都是“改善群众关系”。

1991年8月，当克格勃的头头克留奇科夫在苏联电视台宣布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时，真相大白了。毫不奇怪，当这场政变和苏联一起垮台的时候，欢腾的人群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奠基人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人们从美国大使馆建筑工地借来一台起重机，推倒了屹立在古老的卢卞卡广场前的高大的“铁费利克斯”塑像，标志着苏联时代的结束。

奥尔加对我说，大约一年前，在卢卞卡广场那头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整个过程虽然平静，但意义深远。1990年8月30日，克格勃大楼对面的小公园里聚集了一群人，她也在其中，目睹了“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巨大的砾石都是从遥远的索罗沃基运来的。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年代，在北极圈稍南的一个岛屿上建立的苏联第一个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就在那里。

谁能相信，莫斯科当局竟然同意为惨死在克格勃和他们前辈之手的数百万人竖立一座纪念碑，而且就建在克格勃总部前面！

布雷德里解释说，那是一个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作，一场揭露斯大林统治的真相和纪念受害者的运动。纪念碑的建立是持续了3年之久的群众运动的高潮。“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现在是补写苏联历史的‘空白’的时候了！纪念碑就应声而立了。”

几天以后，布雷德里陪我去卢卞卡，一则满足他的好奇心，二则确保我不至于惹上什么麻烦。我们试着给联邦安全局打电话，想事先询问一下我们应该去哪个部门，但电话一直占线。我开始领教莫斯科典型的，运转不灵的公用电话系统了。“我们直接去卢卞卡，然后敲门打听。”我颇有点虚张声势地说。

我们带着奥尼库尔一家人的证书，乘地铁前往卢卞卡广场。实际上，我们两人都不相信会有什么具体结果。我们对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的推诿搪塞——填写表格、验证身份、被告知“不行，不行，不行”——早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澳大利亚驻俄罗斯大使是我在堪培拉的同事。我已经试探过他，倘若我直接交涉不能奏效，他打算代表我，正式要求俄方提供有关我亲戚的信息。

在联邦安全局接待台，简单的问讯之后，有关人员让我们绕过拐角的一幢楼房，然后沿库兹涅茨基大街去另一幢大楼。接待人员事先打电话通知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一会儿就过去。

里加的“宝藏”(4)

22号楼是一幢优雅而古老的房子，显然是沙俄时期富商的宅第。一个警卫指给我们去接待室的路。楼内，捷尔任斯基的金属半身塑像依然监视着人们的行动。我很想把它拍摄下来，但布雷德里看出了我的心思。“连想也别想，”他警告我，“只记得你为什么而来就行了。”他会意地向墙上安装的双向镜瞥了一眼。

一位身穿蓝色牛仔裤、浅蓝色开襟短袖衬衫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他一头亚麻色短发，显然刚从部队下来。

“下午好。我是弗拉基米尔&#8226;尼古拉耶维奇……”他说一口带俄国口音的美国英语。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让我非常惊讶，以致没听清他的姓。我和布雷德里分别用俄语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来意。

“接待处告诉我，你们是澳大利亚人……”他用英语说，我不明白，他是为了让布雷德里听懂，还是为了卖弄，“可是你的俄语讲得太棒了，简直听不出是你的第二语言。不过正如他们所说，你显然不是‘我们的人’。”他说，扬了扬眉毛表示疑问。

我用俄语对他说，我是澳大利亚人，出生在中国，父母是俄罗斯人；并解释说，我正在访问我的朋友布雷德里和他的妻子，她在澳大利亚使馆任职。

“来自哈尔滨？”弗拉基米尔问，这一次他说的是俄语。

我点了点头。

“有意思。”他狡黠地说，然后挥了挥手，让我们走进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体现了“新克格勃”的新面貌。

我向弗拉基米尔讲述了曾外祖母一家的经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返回苏联，后来，在大清洗中被逮捕。我把那些平反证递给他，然后问，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命运，我需要做什么。我还问，为什么阿勃拉姆的平反证上没有提到“恢复名誉”。不出所料，他对我说，我必须把想要查询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布雷德里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弗拉基米尔去接电话。

“官僚主义的推诿开始了……”布雷德里用英语悄声对我说。

“哦，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也许，最好继续走下去。”我悄声回答，接着向弗拉基米尔笑了笑。

“现在没有人搞镇压了，太太，”弗拉基米尔对着电话说，“我们只是忙着恢复名誉。”同时朝我眨了眨那双迷人的蓝眼睛，“请把你的要求寄到我刚才提供的地址，你的问题将会得到妥善处理。”他放下电话，转过身来。

“请原谅，这个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不过我们这样面对面谈问题，倒省了话务员的麻烦。我刚才说了，你得起草一封信，正式提出查询有关你亲戚信息的要求。然后，我们将设法查找也许还在档案馆里的档案。找到以后，就提供给你。我们现在就可以写这封信。我想，你的俄语写作水平一定像口语那么好？”

我点了点头。

“那么，好吧。我口授，你写。这样会快一些。”他递给我几张纸。

“先写地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及莫斯科地区主管部门，恢复名誉小组。写信人——你的名字。接下来就简明扼要地写上——谨就我的亲戚，大清洗的受害者奥尼库尔一家人的命运提出查询请求，他们的名字如下。好的，下面空下来就可以了，我会按证书上的名字替你填写，还会写下你的具体要求。我将要求有关机构提供所有准确的情况:他们被捕的时间、原因、被指控的罪名、任何其他信息以及遗留下来的照片、信件等。我这就去把这些证书复印下来，然后附在你的信上。”他边说，边打开身后一台小型复印机。我觉得，弗拉基米尔早已熟悉了这套程序。

“关于阿勃拉姆&#8226;奥尼库尔恢复名誉的问题怎么办？”我问。

“那得写信给另外一个部门。”他回答说，“请把你的问题和他的详细情况写下来。其余的事由我来办。”弗拉基米尔把证书还给我，然后扫了一眼证书复印件。

“查找你亲戚们的档案也许得花费一些时间。那些档案肯定不在莫斯科。”

“可是我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两个多星期，我只是来探望一下在澳大利亚大使馆工作的朋友。”我指指布雷德里说。提一提我的熟人也许有助于加快他们办事的速度？

“既然这样，你最好委托你的朋友代表你接收我们提供的材料。”弗拉基米尔说，“那就请写：由于我本人很快就要离开莫斯科，故此委托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写下你朋友的名字——接收所有证书和材料。再写下电话号码。接着写上，我还委托他全面了解有关犯罪案件的案情。”

里加的“宝藏”(5)

从弗拉基米尔的嘴里不动感情地吐出“犯罪”这个词的时候，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签名和日期。就这些了。一有信息，我们就与你们联系。”

布雷德里和我从那幢大楼走进下午的莫斯科，好像患了弹震症。卢卞卡广场几乎空无一人。布雷德里把一个底座指给我看，那上面曾经承载着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捷尔任斯基被移走后，人们天天来敲击底座的砖石、瓦片。他们也许想，如果德国人可以把柏林墙上的砖石卖掉的话，捷尔任斯基雕像底座的瓦片为什么就不能也卖个好价钱呢？”我们穿过小公园，那里有一座用从索罗沃基运来的巨砾建成的纪念碑。碑文很简单：

纪念极权主义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

我拍了一张照片。这也许是玛亚、基尔什和阿勃拉姆唯一的墓碑。

我觉得饿了，于是我们步行穿过莫斯科市中心的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大街两面耸立着一座座在斯大林现实主义指导下创作的丑陋的、灰色独石雕像。然后径直向普希金广场一家麦当劳走去。下午4点，交通高峰尚未到来。但是由于卢布贬值，用不了多久，长队就会绕过街角。布雷德里对我说，一年半以前开张的这个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偶像很受欢迎，这激怒了共产主义者，也激怒了俄罗斯理论家。但是，俄罗斯的确缺乏不管质量如何的快餐食品，就连我这个发誓不吃“麦当劳”的澳大利亚雅皮士也觉得“巨无霸”味道不错。

“哦，这个家伙和旧克格勃显然不同。”我说，回想起1987年我在苏联当记者时受到的对待。布雷德里的评价比我更冷静：“他们的新面貌固然不错，但我们还得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离开莫斯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去探望外祖母的亲戚。临来俄罗斯前，外祖母才把这些亲戚告诉我。廖瓦&#8226;拉亚克是我曾外祖父的姐姐的儿子。基尔什和他的兄弟们去满洲的时候，姐姐留在了白俄罗斯。20年代后期，拉亚克一家迁居到莫斯科。和加里娅一样，我们家在悉尼的人谁也没见过他。“以前你为什么没把这些亲戚告诉我呢？”记得我问过基塔。“没有什么理由。”她回答说，“你不可能去莫斯科，而且对他们来说，和我们这样的外国人联系是有危险的。”

在动身去廖瓦的女儿阿尼亚家赴晚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他们按照俄罗斯热情好客的传统接待了我，我还出乎意料地见到基塔的另外一位亲戚——我的曾外祖母的妹妹费佳的孙子。现在，我的曾外祖父母两系都有了代表。

晚宴期间，我们一次次祝酒，并想方设法理清复杂的亲属关系，弄明白谁和谁是什么关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什么关系无关紧要，亲戚就是亲戚。

廖瓦舅姥爷85岁，是位典型的俄罗斯犹太老爷爷——个子不高，性格倔强，耳朵有点背，但头脑灵活，博闻强记。“无论你想知道什么事，尽管问我好了。”他骄傲地说。

“他会告诉你他应该告诉你的，也会告诉你他不应该告诉你的。”他的女儿阿尼亚笑着说。他的确如此。

廖瓦舅姥爷给我上了一堂奥尼库尔家族在白俄罗斯时期的历史速成课。他知道每一个人在哪一年出生在哪一个犹太小镇。他还记得，我的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也就是他的舅舅基尔什和舅母切斯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什么时间从中国返回高尔基市与他们的孩子玛亚和亚沙团聚。孩子们在规模庞大的、新建的高尔基汽车厂找到了工作。奥尼库尔一家经常来莫斯科探亲。他们有时住在廖瓦家，有时住在切斯娜妹妹费佳家。

到了1937年，由于大清洗，这一切突然中止了。“像所有从中国回到苏联的俄罗斯人一样，奥尼库尔一家人被以间谍罪逮捕。”廖瓦舅姥爷说，“刑法上有一条专门针对间谍罪，但我忘记是哪一条了。”

“什么？”我惊叫起来，“他们不是为了躲避日本人才离开中国的吗？”

“没错。”廖瓦舅姥爷叹息了一声，说道，“可是，不要指望那个政府讲道理。那是个强盗政府，恐怖的时代。不过至少，你曾外祖母切斯娜和舅姥爷亚沙幸运地活下来了。”

从大伙儿的谈话中我得知，除了廖瓦舅姥爷22岁的孙子沙沙之外，出席阿尼亚晚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切斯娜和亚沙母子。阿尼亚回忆起1957年切斯娜去哈尔滨探亲时带回来的礼物——送给她母亲的黑绸睡衣和睡裤、带镜子的粉盒，送给她的是一个小手提包。因为亚沙和加里娅没有孩子，他们就把阿尼亚当成自己的孩子特别疼爱。后来，阿尼亚和丈夫还去里加探望过他们。

里加的“宝藏”(6)

“阿勃拉姆的情况怎样？”我问廖瓦舅姥爷，“你见过他吗？”

“没见过。他没来过高尔基市或莫斯科。他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学习过，后来被招募到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部门。”他眼睛眨也不眨地说，“后来，他们指控他是日本间谍，就把他枪决了。强盗！”

“什么？”我大舅姥爷是苏联间谍？我简直不敢相信。

可是仔细想想，为什么不可能呢？阿勃拉姆一直是苏联公民，为苏联内务部工作不是什么罪过。正如美国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自己也曾为澳大利亚情报评估机构工作并且认识情报部门的人一样，难道为苏联内务部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阿勃拉姆为苏联内务部做什么工作呢？”我天真地问廖瓦舅姥爷。“我怎么知道呢？我从来没见过他。”他回答道，“即使见过，他也不会告诉我。”

我把在里加从加里娅那儿拿到平反证的事和在联邦安全局与弗拉基米尔会面的情况告诉了这些亲戚。“你曾外祖母切斯娜为了证明亲人们无罪到处奔波，”廖瓦对我说，“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她从不放弃。”

“也许联邦安全局会就这些事情给我提供更多的信息。”我满怀希望地说。

“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看一看。”廖瓦舅姥爷引用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他目睹了太多的风云变幻，不会轻易相信什么。“那些同志们也许学了点儿新的工作作风，但我不相信他们骨子里会有多大改变。”

3天以后，我返回正值雨季的金边，注意力迅速转移到把先进的国际通讯设施引进到一个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面前有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各类需要进行的谈判，于是，短暂的莫斯科之行仿佛变成遥远的过去。

不出所料，我们从联邦安全局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几个月之后，想到怀尼夫妇在莫斯科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便打电话给奥尔加，问她有没有从联邦安全局听到关于奥尼库尔一家人的消息。一无所有。我们看法一致，到了催促一下新克格勃同志们的时候了。

奥尔加按照弗拉基米尔留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时，又受到前苏联式的搪塞——没有人愿意主事或负责。“是的，我是弗拉基米尔&#8226;尼古拉耶维奇。不，那天我只是在办公室值班罢了。我没有处理过任何这类的问题。你给9219627打个电话，那儿是值班室。”

“是的，03214号案件于7月21日交给维克多&#8226;阿历克塞耶维奇处理了，但他现在正在医院。也许你可以给叶芙金妮&#8226;尼古拉耶维奇打个电话，号码是9211697。”

奥尔加不停地打电话，终于引起了某种反响。

1992年12月，几封写给我的“代表”布雷德里的信寄到澳大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时值圣诞节和元旦假期，而且怀尼夫妇已经回到悉尼，信件又通过外交邮袋寄送，几个月以后才到达悉尼。奥尔加打电话到金边，告诉我这一消息，并把最重要的几份文件电传给我。但柬埔寨那时政治动荡，正处于选举前极度混乱的状态，我无力分心。几个月以后，我回到悉尼，收集整理文件时，才有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信件上。

第一封信来自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安全部，苏联时代，那座城市叫高尔基市。在打印得密密麻麻的两页纸上，以无与伦比的苏联式夸张乏味的文体，概括了居住在高尔基市的奥尼库尔一家四口：玛亚、她的父母亲和弟弟亚沙的遭遇。关于玛亚，信件这样写道：

玛丽亚&#8226;格里高利耶芙娜&#8226;奥尼库尔，于1911年3月23日出生于海拉尔，在汽车厂担任牙科医生，住在高尔基市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13号19号楼。她于1937年10月2日被高尔基地区内务部逮捕，据称，被指控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

根据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检察官1938年1月7日的判决，依照刑法第58条之第6款……M.G.奥尼库尔被判处死刑，于1938年1月14日在高尔基市监狱执行。

里加的“宝藏”(7)

根据苏联高等法院军事委员会1956年10月6日的决定，撤销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检察官1938年1月7日的判决，并鉴于查无实据，决定撤回该案的诉讼。

随后是关于她父亲的一份同样简单扼要的报告。接下去是这样几行文字：

M.G.奥尼库尔和G.M.奥尼库尔葬在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市布格罗夫斯基公墓。遗憾的是，由于在那个年代没有对这些人进行登记，因此，区分他们的墓穴是不可能的。但是，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政府已经决定，在布格罗夫斯基公墓为被非法镇压的受害者建立一座纪念碑。

按照这份简要的报告，亚沙是以同样的罪名与玛亚一起被捕的。同样，按照刑法第58条第6款，他被判处服10年苦役，地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乌拉尔山下的苏联内务部伊夫德尔劳改营。切斯娜晚些时候被捕，1938年6月14日，也以“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的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判处5年流放，并于1938年12月，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服役。廖瓦舅姥爷说得对，尽管他已经忘记具体条款，但他们都是依据那部臭名昭著的刑法第58条第6款，以日本间谍的罪名被逮捕的。

安全部的信中附有两张发黄的明信片，上面贴着伪满洲国的邮票——这是在奥尼库尔一家的档案中找到的惟一一件个人物品。这两张明信片是我外祖母基塔分别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5月从哈尔滨寄给高尔基市的母亲切斯娜的，但这两封信从来没有交给过收信人。明信片上谈的都是些家务事，也表达了对在高尔基市的亲人们的深切思念。

第二批文件都与阿勃拉姆案有关。第一份文件是一封信的复印件，是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区军事法庭对我请求俄罗斯联邦高等法院军事委员会提供有关阿勃拉姆案件详情的那封信的回函。信函上依然印着前苏联的标志——麦穗环绕的斧头、镰刀。这说明，他们已经在采取行动。有趣的是，信函说阿勃拉姆已被“恢复名誉”。

大约一个月以后，联邦高等法院的证书寄来了，上面也有前苏联的标志。信函是以外交照会的形式，从俄罗斯外交部寄到澳大利亚大使馆的。虽然简短，但提供的信息很多：

1957年2月6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阿勃拉姆&#8226;格里高利耶维奇&#8226;奥尼库尔一案予以重审。阿勃拉姆&#8226;格里高利耶维奇&#8226;奥尼库尔出生于1907年。1937年10月17日被捕，此前担任苏联内务部远东地区国家安全局第七处作战小分队中文翻译，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依照刑法第58条第1款和第58条第11款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57年2月6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予以重审。

决定撤销苏联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军事法庭1939年10月4日对阿勃拉姆&#8226;格里高利耶维奇&#8226;奥尼库尔的判决以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39年12月17日对该案的裁决。鉴于查无实据，决定撤回该案的诉讼。

A.G.奥尼库尔死后予以恢复名誉。

这么说，阿勃拉姆竟然没有被枪决！死后他还恢复了名誉。可是，没有提及他被送到哪里服刑，也没提到他是怎么死的、死于何时。刑法第58条第1款是“叛国罪”，第58条第11款涉及“组织反苏活动”，可是，证书没有提供阿勃拉姆所谓罪行的细节。他为苏联内务部工作的事实是白纸黑字写就的，但只是一名翻译。出身于通晓数国语言的家庭，阿勃拉姆选择这种职业是可以理解的。

感谢新克格勃，使我暂时填补上奥尼库尔家族的空白。现在，我对他们悲惨的命运有了一个来自官方的说法：概括在四张半纸里的五条生命，最后以昭雪而结束。

不过，依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弄清楚吗？

回想起在卢卞卡大楼里与弗拉基米尔的会见，我确信，他提到过档案的事儿。我也记得，曾经委托我的朋友布雷德里去了解一下那些所谓的犯罪事实。我收到的这些文件显然是以什么材料为依据的。因此，肯定会有更多的材料。但什么材料？在哪儿？我怎样才能得到呢？

我想和寄材料给我的那些部门联系——关于曾经居住在高尔基市的奥尼库尔一家，和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安全部联系；关于阿勃拉姆的情况，和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联系。可是我后来又想，有什么用呢？他们不可能寄给我更多的材料。倘若确有档案，我得亲自到俄罗斯看看，而且它们可能分别存放在辽阔疆域的东端和西端。档案中还会有其他材料吗？更多的、通篇都是首字母缩拼词和法律术语的证书吗？苏联人是布迷魂阵的高手。去寻找更多、更有意义的材料需要走过一条漫漫长路。

我尽管疑虑重重，可是，尚未澄清的家族秘密可能就深藏在俄罗斯档案馆尘封的档案之中的想法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泪洒高尔基市(1)

1994年，我在悉尼和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的那位令人“眼花缭乱”

的年轻市长相遇了。这是机缘，还是巧合？回想起来，正是许多异乎寻常的偶遇和一次次不可思议的巧合，才促成了我探索家族秘密的旅行。不过，最初纯粹是因为商业上的原因。

在亚洲工作了5年之后，一回悉尼，我就开始寻找在前苏联各地区拓展电讯业务的机会。一天下午，一位同事邀请我去参加俄罗斯—澳大利亚商会主办的会议。讲演者叫鲍里斯&#8226;涅姆索夫，35岁，是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市的市长。

涅姆索夫口才好，聪明，有吸引力。他用流利的英语，描绘了一幅尼日尼的繁荣景象，以及他的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为了吸引外资企业，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他曾是一位物理学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之后，以反核活动分子的身份，开始了政治生涯。和过去经常来澳大利亚进行商业访问的那些疲惫不堪的前苏联共产党官员相比，这是一个多么别开生面的变化！我渴望与他交谈，但没能找到一个接近他的理由。澳大利亚国家电信公司在前苏联的影响还没有远到俄罗斯中部。

我蓦地想起我在高尔基市的亲戚们。等涅姆索夫周围的人散去以后，我走过去，祝贺他精彩的介绍。

“我的几位亲戚曾经住在你的城市，后来悲惨地死去了。”我说。接着，向他简单地叙述了我从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安全局收到的有关奥尼库尔一家命运的消息，“我怎样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呢？”

“大清洗期间，我们那座城市死了许多人。”涅姆索夫回答道，“如果你来访问，我们可以到档案馆查一查，看看能为你找到什么。”

他把助手的名字告诉我，建议我访问之前，先行联系。

两年以后，1996年11月，我真的付诸行动了。

此时，我又作为澳大利亚国家电信公司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地区的业务主管在亚洲工作。安排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度假的计划时，我想到，这是访问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并且按照涅姆索夫的建议到档案馆查资料的好机会。从莫斯科出发，乘一夜火车就能到达尼日尼。运气不错，涅姆索夫依然在那儿当市长。3个月之后，他就被叶利钦总统任命为俄罗斯的副总理了。

安排旅行时，我发现，对我来说，哈尔滨是连接悉尼和尼日尼的纽带。一个亲戚安排我住在她哈尔滨时的一位中学老同学家里。她的老同学在20世纪50年代移居到苏联，现在居住在尼日尼。

去莫斯科前，我与涅姆索夫的助手取得了联系，并把尼日尼安全局1992年寄给我的信传真给他。信中提供了有关奥尼库尔一家人的信息。我从莫斯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进一步确认，档案现在就保存在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政府档案馆里。他还提供了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你到尼日尼之后，打电话给副馆长，让他安排个时间就可以了。”一切似乎真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让我惊讶不已。

在莫斯科，我与廖瓦舅姥爷一家又一次共进晚餐，还告诉他们，我准备去尼日尼。尽管离上次聚会已经4年了，但气氛依然热烈而亲切。我把收到的那份简明扼要的文件拿给他们看。廖瓦舅姥爷的女儿阿尼娅大声读给父亲听，老人视力下降，看不清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这份文件的大部分内容进一步证实了廖瓦已经知道的信息，不过又补充了一些细节，唤起了遥远的记忆。这一次，廖瓦的弟弟雅可夫也参加了聚会。他是苏联时代的一位高级官员，身穿套服，骄傲地佩戴着战争年代获得的所有奖章。他也认识亚沙和切斯娜，20世纪30年代还见过基尔什和玛亚。

“玛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问兄弟俩。

“她是个牙科医生。”廖瓦回答道。

“没错儿，这我知道，”我颇有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可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很想知道玛亚其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比如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可是这两位说话坦率、严肃认真的老人显然没有理解我渴望知道这些细节的心情。

“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廖瓦回答道，雅可夫随声附和，大伙儿都笑了起来。“没错儿，可是，我想知道她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胖还是瘦？业余时间她都干些什么？她有艺术天赋吗？”我断定，问玛亚有没有心上人也没用。

还是阿尼娅“引导”有方，让两个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他们都说玛亚长得楚楚动人，亭亭玉立，聪明能干。她工作努力，也去度假。我认为，这是我此行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

兄弟俩还告诉我，我的曾外祖父基尔什是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对犹太教法典很有研究。可是，虽然父母笃信宗教，我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却不信，她的孩子们也不信。亚沙和加里娅结婚时，切斯?并不满意，因为加里娅不是犹太人。两个女人一直相处不好，她们在里加一起生活时关系尤其紧张。

泪洒高尔基市(2)

我离开之前，廖瓦叫我写下他舅舅基尔什和表妹玛亚去世的时间，以便为他们吟诵珈底什，就像给切斯娜和亚沙吟诵一样。珈底什是犹太人在死者周年纪念日为悼念死者而吟诵的传统祈祷文。尽管廖瓦家的其他成员都不信教，但自从1929年到莫斯科以来，他自己一直参加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唱诗班的活动。即使在苏联反对宗教仪式的动荡年月里也是如此。他的孙子沙沙是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指挥和音乐家，现在正在为振兴犹太教的唱诗艺术而努力。作为临别礼物，沙沙送给我一盘他的唱诗班的录音带。这盘带在俄罗斯很受欢迎。3年后，在悉尼我的家里纪念外祖母基塔时，我演奏了一首他们的歌曲。

去尼日尼之前，我去里加对加里娅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拜访。我想仔细看一看亚沙的私人信件和照片，还想请加里娅给我从头至尾讲一讲亚沙的工作经历。上一次在里加时，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玛亚和切斯娜的照片上，忽略了亚沙的经历。

我们造访的第一个地方依然是公墓，凭吊亚沙和我曾外祖母切斯娜。回家的路上，我问起亚沙去世的情况。加里娅告诉我，亚沙1985年死于误诊。在里加和莫斯科，医生们都按血液病治疗。事实上，亚沙是因骨髓炎而引起脊椎裂变。不过，这是在尸体解剖时才发现的。倘若医生们诊断正确，治疗及时，亚沙也许现在还活着。

在我和加里娅一起度过的短暂时光里，我详细告诉她我拿到奥尼库尔一家人的平反证之后发生的事情，又让她看了尼日尼安全局寄给我的那份文件。我说，我准备去尼日尼，内务部有关奥尼库尔一家的档案一直保存在那儿的档案馆里。加里娅听了这些消息之后非常激动，但怀疑我的执著，摇了摇头。

“亚沙对您讲过他在劳改营受的折磨吗？”我问。

她的回答令人惊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讲过！我只知道他们家的其他人都被捕过，后来都恢复了名誉。他连自己被捕的事情也没提过，更别说去集中营了。”

我目瞪口呆。她真的对丈夫一生中如此重要的经历一无所知？她是羞于回答，还是怕我提出更多的问题？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她声称的“一无所知”，反正我离开了里加。

夜里，躺在从莫斯科开往尼日尼的火车上，我不知道，在旅程另一端的档案馆里究竟能找到什么。虽然已经是11月份，但车窗紧闭的车厢里热得喘不过气来。尼日尼——高尔基市，尼日尼——高尔基市——我反复念叨着这座城市的新名和旧名，想使自己尽快入睡，但毫无效果。我对去档案馆，既感到困惑紧张，又充满期待。

最终，我还是向失眠症屈服了。我打开铺位旁边昏暗的灯，又看了一遍那两页关于奥尼库尔一家在高尔基市的命运的简要报告。玛亚、亚沙、基尔什和切斯娜，4个人都被指控“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为什么？我知道后来他们都被宣告无罪。可是，他们一到这个地方便被怀疑犯有间谍罪，难道他们真的做过什么吗？我感到困惑不解。

我想起这天晚上临去火车站前和母亲的谈话。满怀着在尼日尼档案馆已经发现奥尼库尔一家档案的激动，我给悉尼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终于要踏上前往尼日尼的征程了。此刻，火车上的孤独与焦躁不安，加上最后时刻的满腹疑虑，使得母亲的话又回响在耳边：“你已经知道那个家庭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你还想找到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消停下来呢？”

尽管时代变迁，历史发展，但冷战时期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的母亲，她依然心有余悸。但她的警告从来没有吓住我。相反，我现在就想知道在尼日尼我能够找到什么。也许只是一些尘封已久的、通篇都是费解的“苏联式语言”的档案。我想起自己硬着头皮阅读《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情景。那些档案总比报纸更值得期待吧！这样一想，加上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我终于平静下来，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阿廖沙&#8226;卡里宁来车站接我。他是奥尔加&#8226;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儿子。在尼日尼期间，我将住在奥尔加的家里。阿廖沙三十多岁，是位引人注目的年轻人，一位在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大学做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和阿廖沙一起来车站的还有他的朋友瓦季姆，也是一位学者。他有辆汽车，已经答应带着我游览这座城市。清晨，驱车穿过尼日尼的街道前往奥尔加&#8226;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公寓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苏联时代这座城市的阴暗景象。高尔基市：一座充满痛苦的城市，一座封闭的、阴沉沉的军事工业堡垒；安德烈&#8226;萨哈罗夫流放6年期间进行绝食斗争的地方；玛亚和她父亲被杀害的地方。

泪洒高尔基市(3)

但是，今天的尼日尼与昔日完全不同了。它已经变成涅姆索夫夸耀过的一座引人注目、充满活力的城市。排列在宽阔街道两旁的19世纪欧式建筑物经过重新修缮，显得十分优雅，使人想起一百多年来这座城市作为俄罗斯国际贸易商会东道主的辉煌。它现在是新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又一次满腔热情地接受资本主义。这使得它的一些市民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我对接待我的朋友们说，我此行的任务是去档案馆查阅亲戚们的秘密档案，同时游览一下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城市。

“你是怎样筹划从澳大利亚来这儿查阅档案的？”阿廖沙问。

我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连连摇头，似乎觉得难以置信。碰巧，涅姆索夫与阿廖沙是大学同学。阿廖沙继续从事严谨的物理学研究，而涅姆索夫却投身政界。

尽管我急着要去档案馆，但却很快发现，阿廖沙和瓦季姆已经安排这天带我去游览。我很难要求他们改变计划。

我放下行李，向奥尔加&#8226;阿列克谢耶芙娜问候以后，就给档案馆打电话，把去档案馆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天。然后，我在阿廖沙和瓦季姆的陪同下去游览尼日尼的风光。因为尼日尼直到1990年才对外国人开放，所以我的两位向导非常高兴带着一个来自地球对面的参观者游览他们美丽的城市。

“像尼日尼的历史一样，我们的游览也从古代城堡开始。”瓦季姆边说边驾车向河边驶去，“当然，现在只剩下城墙和塔楼还矗立着，不过这座城堡可以追溯到16世纪……”

我心里想的路线却不同。我最想参观的是20世纪30年代奥尼库尔一家在高尔基市住过的地方。但已经上路，而且，拒绝是失礼的。

古老的城堡坐落在一座俯瞰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的小山上。从城堡望下去，那景色的确激动人心。我们在塔楼周围转了一圈，然后下山向河边走去。这时，我不禁想起玛亚。她肯定来过这里。我想象着，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她与相爱的人铺开餐巾野餐，或者手挽手沿着堤岸散步。

玛亚在高尔基市有相爱的人吗？一位亲戚隐隐约约回忆起，切斯娜曾经说过，玛亚和一位与妻子关系不好的医生相爱。那是一个复杂而浪漫的故事。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我觉得好像我知道似的。

在玛亚的相册里，有一张她和一个男子的合影。我确信这就是她的爱人。两人都穿着白大褂——玛亚那件高领束腰，头发梳在脑后，包在一块白色的方头巾下。那位男子没系纽扣，露出里面深色的西装和领带。这是一张拍摄在诊所办公桌旁的普通照片。但是仿佛有一种什么情愫跃然纸上。是玛亚热情的目光中会意的一瞥，还是两个人亲密依偎的姿势？也许是她双臂在胸前交叉，左手无名指上戴的戒指说明了什么？不管怎么样，我确信我明白那照片传达的信息。

有位年轻企业家在城堡的一个塔楼上开了一家小餐馆。在那儿吃快餐的时候，我把玛亚的照片和尼日尼安全局1992年寄给我的那份关于奥尼库尔一家的报告拿给朋友们看。这里有我想参观的、他们生活过的地方：住过的房屋、玛亚和亚沙工作过的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玛亚和她父亲被杀害的监狱还有埋葬他们的布格罗夫斯基公墓。

阿廖沙和瓦季姆耸了耸肩——这可不是传统的旅游路线呀。但就路程和时间而言，这很容易办到。因为担心布格罗夫斯基公墓关闭的时间早，那儿便成了我们要去的第一站。

“安全局给我的信说，我不可能找到他们的坟墓，”我瞥了一眼那封信说。我们向公墓的黑色大门走去，大门上方挂着一个铜钟，“信上说，那时候，坟墓都没有登记。”

“那只不过是压根儿就没有坟墓的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罢了。”瓦季姆说，“人们一被枪决，马上就扔进一个坑里。”

“信上还说，当地政府打算为被镇压的受害者们竖立一座纪念碑，”我继续说，“那封信是1992年写的，纪念碑建好了吗？”

“几年前就竖立起来了。你也许想买个花圈或者一束鲜花吧？”

在大门外边，我买了一个用长青的冷杉和鲜花编成的花圈。走进公墓，一看见散布在白桦林里的墓碑，我的心就怦怦怦地跳了起来。白桦树使俄罗斯的陵园平添了几分温馨和忧伤，而这种氛围是澳大利亚陵园里没有的。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中央，离入口处不远。一块高大的砂岩上刻着碑文：永远纪念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受害者。纪念碑的每一侧都挂着几个花圈，还有不少花圈摆放在碑前。人们还把塑料花缠绕在纪念碑四周低矮的铁栅栏上。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把花圈摆放在碑前。

尽管这是一个令人辛酸的时刻，可是说来也怪，我却有一种感觉，仿佛这一切和我的关系不大。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玛亚与基尔什受尽折磨的灵魂就安息在这里。我想起卢卞卡广场那座纪念碑以及通过请愿运动而将之建起的斗争。这座石碑同属经过多年的恐怖和沉默，而进行的恢复民族记忆的斗争的一部分。

泪洒高尔基市(4)

返回城里，找到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13号的时候，我感到与我去世的亲人们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那是一幢传统的两层楼房，窗户四周木框上的雕刻清晰可见。按照那份文件的说法，1937年10月，玛亚、亚沙和他们的父亲就是在13号楼19号被捕的。如此说来，这幢具有乡村风格的房子必定是奥尼库尔一家住过的地方。我极为兴奋。发现曾经是奥尼库尔一家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东西依然完好无损就心满意足了。尤其是，那幢房子的传统风格和我对古老房屋的爱好产生了共鸣。我从各种角度给房子拍照。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图画：切斯娜打开窗户，基尔什叼着烟斗在屋外散步，而玛亚因为耽误了和什么人的约会，匆匆冲出房门。

我纳闷，19号在哪儿？楼门里面，邮箱的编号是1号到8号。我突然想到，这幢楼房实际上并不很大，不可能容纳19套房子。阿廖沙说，也许战后重建，拆了旁边的房子。我再次向外看去，注意到13号一边的砖墙参差不齐。没错儿！那边一定有过一幢同样大小的房子，只是已经被拆除了，而且拆除的时间并不长。

旁边有个修鞋的小亭，我向里面的一位妇女打听，她摇了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怎么知道这儿有过什么房子呢？就是有过，现在不是也没了吗？别烦我了！”可是旁边散步的一位病人证实，几年前那里的确有过一幢房子。不过他已经记不得房子是什么样子了。“它也是13号的一部分吗？”我问。“谁知道呢？时代变了，门牌号码也变了。”下一站是位于市中心的高尔基市监狱。两幢五层红砖楼房，最近被涂成深黄色。从两楼中间的空隙望过去，能看见另外一幢更大的红砖楼房。它的旁边就是丑陋的灰色牢房。这就是玛亚和她父亲被枪杀的那座监狱。也许，亚沙和切斯娜也曾被关在这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我从街上给这幢建筑物拍了照。然后，阿廖沙和我走进大门旁边的小接待室，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眼那个院子。

“我的这位朋友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客人。”阿廖沙向接待室的门卫解释说，“大清洗期间，她的亲戚们曾经被关押在这里，因此她想看一看。”门卫扬了扬眉毛：“好，看吧，但不要走出这间屋子。”她继续干她的文书工作。

我想碰碰运气，拍张照片，就向旁边那个房间的窗口移动。但门卫看见了我。“瞧，先生，”她对阿廖沙说，理也不理我，“我不管你的客人是从澳大利亚来的，还是从月球来的，这座监狱禁止拍照。现在就请你带她离开这里。”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驱车驶过矗立着高尔基雕像的高尔基广场。阿廖沙朝旁边一幢结实的灰色四层楼房指了指。

“那是沃罗勃夫卡，秘密警察总部。”阿廖沙解释说，这座大楼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位于街角，而这条大街是以当地契卡的首任头头沃罗勃夫的名字命名的。“契卡、内务部、克格勃，现在是联邦安全局的总部，虽然名堂多，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望着这个混凝土堆起来的庞然大物，我不知道，奥尼库尔一家人中谁曾在里面被审讯关押过。

话题回到古老的尼日尼，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对那些宏伟的古建筑修复得那么好备加赞扬。“这是你的朋友涅姆索夫为吸引外资而努力的一部分，”阿廖沙笑着说，“倘若偏僻的街道也像这样就好了。”

和许多俄罗斯人一样，阿廖沙向老同学的改革表示敬意的同时，对迅速实现私有化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感到不安。新俄罗斯人的消费在膨胀，而政府对社会公益项目、教育以及科学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少。大学教授光靠工资维持生计已经不可能，阿廖沙和瓦季姆都要依靠第二职业养家糊口。

下一个目的地是高尔基汽车厂。我们来到城外15公里处的一座卫星城，那里有众多厂房和一幢幢毫无规划的、色彩单调的混凝土建筑物。公路的一侧坐落着一幢大楼，看似某公司的总部，其图标是红色背景下巨大的字母GAZ，字母上方一头驯鹿在奔跑。公路另外一侧的路标上写着“汽车厂”3个大字。这就是亚沙和玛亚曾经工作过的高尔基汽车厂。

我们离开大路，向工厂驶去时，阿廖沙解释说，这些年来，高尔基汽车厂已经发展成俄罗斯的底特律，拥有25万员工。汽车厂现在是这一地区的名字，有自己的地铁站。我立刻意识到，要想找到奥尼库尔姐弟工作过的地方大概不可能了。但瓦季姆停下车，问我想不想进去逛一逛。

“我们可以打听一下医院在哪里。”想起玛亚曾在汽车厂的医院当过牙科医生，我禁不住试探说。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进入医院区的道路。看过几处貌似现代而非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物以后，我对人讲述了我的故事。一位医生把院子对面一幢赭色旧楼指给我们看。墙上的标牌上写着“市立医院，汽车厂区37号”。我猜想，这是一所综合性医院。尽管黄昏很快来临，当天的门诊也?经结束，一位护士和几名清洁工还是允许我们在用氨水擦洗过的走廊里转悠了一会儿。和其他许多建筑物不同，这幢楼房使人感到，它属于20世纪30年代。我想象着，玛亚身穿白大褂，在房门关闭的某个诊室里给病人看病，或者在台灯旁边填写病历。台灯，就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盏。

泪洒高尔基市(5)

我们正打算走回汽车，一位衣着考究、神态威严的中年妇女走出楼门。她回转身，问我们是否在寻找什么特别的东西。

“是的，”我说，“1936年的汽车厂牙科诊所。”

她微微一笑，说：“就在这幢楼里。”啊，终于找到了！这就是玛亚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感到一丝欣慰，没有让阿廖沙跟着我白跑。

离开汽车厂区之前，瓦季姆又驱车前往基洛夫大街，寻访安全局信中提到的第二个地址——23号楼15号。别的亲戚被捕8个月之后，我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在这个公寓被捕。

基洛夫大街上，宏伟的公寓大楼鳞次栉比，其建筑风格显然是斯大林主义的——新古典主义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可是，23号大楼已经无影无踪了。我想起在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上那位老人的话——时代变了。也许，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一幢幢大楼的门牌号码早已被重新编排过了。我突然感到疑惑，其他人被捕之后，切斯娜为什么跑到离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这么远的地方居住？而亚沙和玛亚又是怎样在位于城市两端的汽车厂和家之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的呢？

在高尔基市游览了一天之后，我回到奥尔加&#8226;阿列克谢耶芙娜家。虽然疲倦，但心里感到几分高兴。这座城市毕竟还有我的亲人们在比较幸福的年月居住和生活过的几个地方。面对他们的不幸，把这种意象保留在心里也是一种慰藉。

第二天早晨，我们动身去位于斯图登切斯卡娅大街上的档案馆。对于将会看到什么，或者将经受怎样一个官僚主义推诿过程，我一无所知。但我肯定，会有一个过程。我随身带着作为身份证明的护照、奥尼库尔一家人平反证书的复印件、尼日尼安全局的信函以及我给涅姆索夫市长办公室发的传真。阿廖沙坚持在上班途中送我到档案馆，以防不测。事实证明，幸好这么做了。

档案馆副馆长是位和蔼可亲、办事认真的女士。她有事就办事，不浪费时间闲谈。这很中我的意，我本来就是来办事的嘛。

“我虽然知道你很想查阅档案材料，又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你首先得办理正式手续。如果想让我为你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请毫不犹豫地提出来。”她留下我与办事员办理书面手续。

“早晨好。”我客气地说。办事员没有回应。在俄罗斯，一些行政人员依然保留着苏联制度下那种好摆官架子的陋习。这位办事员便是其中之一。

“你的身份证和证书呢？请出示。”她打起了官腔。

我拿出护照和1992年收到的尼日尼安全局寄给我的信函复印件。

“手续固然齐全，可是你用什么证明你是奥尼库尔家的亲戚呢？何况你和他们也不是同姓呀。”办事员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你有证明吗？”

这个女人当真相信我能拿出一纸文书，证明“穆斯塔芬”是已故的奥尼库尔一家人的亲戚吗？“我怎么证明呢？我出生前，他们中的多数人就去世了。”我回答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连克格勃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对阿廖沙说，故意提高嗓门，让她听见。尽管阿廖沙主要让我去交涉，但对他的在场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等待了那么久的档案近在咫尺，我本来异常激动，现在偏偏栽在这个老派苏联恶棍手里。我好不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我对自己情绪失控感到难堪，但又决定利用这种失控扭转局面。“好吧，看来我只能感谢涅姆索夫办公室让我来试试，不过得告诉他们，因为没有恰当的证明，无法满足档案馆的要求。”我以轻蔑的口吻对阿廖沙说。

“稍等一下。”那个办事员匆匆离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副馆长和一位男子走了进来。这个男人原来是档案馆的馆长。因为他是涅姆索夫办公室叫我联系的人员之一，所以名字很熟悉。“不要激动，小姐，别哭。”他说，“你需要的档案马上就拿来，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其他帮助，请直接提出来。”

阿廖沙上班去了。我被领到阅览室，里面有一排排桌子，好像是学校的教室。有几个人坐着，仔细查阅档案。除了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偶尔有人压低嗓门儿的说话声之外，阅览室里一片寂静。我坐在桌子旁边等待着，仿佛过了好久好久。实际上，档案保管员在几分钟内就返回来了。

5卷早已褪色的红棕色档案摆在我的面前，每一卷都用变了色的布条牢牢地捆扎着。我盯着档案。现在怎么办？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这一时刻会来临。

泪洒高尔基市(6)

打开第一卷——玛亚的档案——一股寒气顺着我的脊柱向下窜去。头一页是张便条，是高尔基地区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局长工整的手迹，日期是1937年10月7日。上面说，依据刑法第58条第6款之规定，玛亚被指控“为某一外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现被拘押在高尔基市监狱。后面是一张搜捕令，日期是10月2日。接下去是一份有关个人详细情况的登记表。然后是一页页手写的审讯记录“问/答”、“问/答”。映入眼帘的名字，有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有的似曾相识。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四十多年来，除了整理档案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翻阅过它们。摊在我面前的是亲人们的生命——他们的秘密。我觉得自己像个喜欢刺探别人隐秘的人。这与偷看别人的信件有什么区别？我闯进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的生活，我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可是，我要去揭露的非正义行为是那么穷凶极恶。我有权利停下来吗？我仔细查阅玛亚的档案，是为了了解里面的内容。

审讯记录第一页问的都是个人一般情况。在第二页，玛亚回答nyet（俄语“不是”）达7次之多。大多数问题与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的活动有关。她生于1911年，对1917年前后的问题当然一无所知。下一页就直奔主题：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被招募为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的？

答：我从来就没有被招募过。

问：你在撒谎。我们的调查已经证实，你在海拉尔居住期间就被招募进日本情报机关了，后来，为了进行间谍活动，你又潜入苏联领土。你承认吗？

答：不，我不承认。

问：抵赖是没有用的。我坚决要求你老实交待这个问题。

答：我重申。我从来就不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

经本人审阅，记录属实。下面是玛亚和审讯者的签名。我目瞪口呆。惊异的不只是我正在阅读的材料的重要性，而且还有被记录的细节。从安全局的函件，我已经知道玛亚是因日本间谍的罪名而被逮捕的。可是，这里是白纸黑字的指控。

其他记录都是关于玛亚在海拉尔的生活情况。在一张字迹不太清楚的纸上，我突然看见“上海”两个字。玛亚对审讯者说，1933年她去过上海。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前，曾经在上海一家“妇女工作室”当过牙科医生。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其引人入胜的东西方文化相融的特色，一直吸引着我。谁也不曾告诉我，玛亚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

几页纸后，我外祖父的名字——扎列茨基——映入眼帘。我吃了一惊，因为这表明，就连苏联内务部也知道他。审讯者问玛亚是否认识他。

答：认识，我和扎列茨基很熟。他是我姐夫。他是个商人——一个贩牛的商人。我动身来苏联时，他住在哈尔滨，而且现在依然住在那里。他的身份是苏联公民。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然而，下一个问题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问：你知道他是法西斯党党员吗？

我外祖父是法西斯党党员？简直不可思议！他是犹太人，在哈尔滨居住期间又持有苏联公民身份证。我听说，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法西斯分子的哈尔滨帮，既反对犹太人，又反对苏联。外祖父怎么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呢？玛亚回答说，她对扎列茨基是法西斯党党员的事一无所知。这些档案中，还有什么捏造的东西呢？

继续翻下去，我看到一页字迹稀疏的纸，其抬头是“摘自1938年1月7日第273号判决书”：

核准：

高尔基地区内务部呈递的指控材料符合1937年9月20日内务部第00593号命令。

判决：

玛丽亚&#8226;格里高利耶芙娜&#8226;奥尼库尔

执行枪决。

1911年出生，海拉尔，中东铁路。

签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最高安全人民委员叶兹霍夫

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

泪洒高尔基市(7)

右边还有一张手写的便条：枪决，1938年1月14日，高尔基市。上面有一个字迹模糊的签字。

我浑身冰冷，凝冻了一般。判决书严厉刻板、毫无人性。只用3句话和一周的时间，便结束了玛亚短暂的生命。

叶兹霍夫和维辛斯基这两个名字我只在书中读过。在俄语里，叶兹霍夫和“大恐怖”是同意词。维辛斯基是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做秀式公审中的阴险恶毒的公诉人。这些人和我们的玛亚——一个从海拉尔来的26岁的牙科医生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想过自己签署的是什么吗？

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我想大喊大叫，打破这可怕的沉默。可是，朝四周瞥了一眼，便恢复了理智。人们静静地坐着，一页接一页地翻阅档案，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自从走进这个房间，我一直没有注意新来的“读者”。前面，坐着一位档案保管员，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埋头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是一个监考的女教师。这里不是儿戏的地方。我低下头，重新翻阅档案，做笔记。

审讯记录一页接着一页：问/答、问/答……我几乎完全被它们淹没。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档案这么详细，或者这么直截了当。我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象过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我只是主观臆断，那些记录可能满篇都是令人费解的“苏式行话”。

我突然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我在尼日尼只有两天的时间，面前却有5卷档案，其中多数材料用俄文手写，字迹常常难以辨认，又是苏联的官样文章，以致我常常无法立刻明白其中的含义。怎样才能看完呢？

在研究俄罗斯档案方面，我当然是个生手，没有从“战略”上仔细考虑过如何做这件事情。允许拍照吗？如果允许，得拍多少？

我仔细查看面前的档案。每卷上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编号。玛亚、基尔什、切斯娜和亚沙，每人一卷。第5卷是谁的呢？档案上的名字写着“伊萨克&#8226;瑙莫维奇&#8226;奥尼库尔”。因为家族成员的姓名常常萦绕在脑海之中，所以我立刻认定，这是玛亚和亚沙的堂弟。我想起姨姥姥罗尼娅在悉尼曾经谈到过她的弟弟萨尼亚，在20世纪30年代，从海拉尔去了苏联，也是杳无音讯。萨尼亚是伊萨克的缩写，因此档案上这个人肯定是他!罗尼娅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萨尼亚去过高尔基市，因此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档案，尼日尼安全局寄来的那份简明扼要的报告中也没提到过他。多么意外的收获！

正在这时，那位值班的档案管理员向我走过来。“一切都顺利吗？”她问。

我应该感谢她额外提供给我的那卷档案吗？转念一想，我改变了主意。她也许会把它拿走呢！“要读的那么多，时间又那么少，”我叹了一口气，“可以复印这些档案吗？”

档案保管员向我解释了有关规定。全部复印是不可能的。也不允许复印除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的证明材料。她建议，如果我想复印，今天下午就把尽可能多的材料交给她。剩下的第二天下午交给她。她解释说，档案馆只有一台复印机，而且，为了使我毫无困难地把材料从俄罗斯带走，不被其他执法部门刁难，还有许多文书工作要完成。

我尽可能多地抄录档案，越发看出在所谓的审讯中编造出来的案件是多么的荒唐。这使我深感悲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毁灭生命。但是手头正在做的工作又要求我聚精会神。我注意到，档案材料被重新整理和编号时，真正丢失的页数不多。所有的名字无一缺失——我的亲戚、审讯人、告发人。这和我在澳大利亚档案馆查阅过的档案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那些档案常常整行整行被涂抹掉。下午晚些时候，我是档案馆中惟一的“来访者”了。这时，馆长走进来了解我的进展。他拿给我几册尼日尼政府出版的过去的秘密文件。这些材料揭露了大清洗时期高尔基市发生的一幕幕悲剧。他说，这也许有助于我把亲戚们的遭遇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他还说，第一本《纪念册》正在编排，上面列着大清洗遇难者的名字。他问我是否有玛亚或者她父亲的照片，如果有，可以附在《纪念册》中。我想，这是当地请愿运动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对受害者的纪念，于是从提包里找到玛亚的几张照片，愉快地交给他们去复印。

我筋疲力尽，返回奥尔加&#8226;阿列克谢耶芙娜舒适的公寓便酣然入睡。第二天，档案馆刚刚开门一分钟，我就匆匆而来。我对照原件检查复印件，填补印得不清楚的字句，把不能复印的部分记在笔记本上，整整忙了一天。那天下午闭馆时，我带着我的战利品——132页档案复印件和写得满满的笔记本走出档案馆。关键时刻，我设法辨认出最难识别的字迹。我利用星期六在悉尼俄语学校学习的10年，真是没有白费。

泪洒高尔基市(8)

虽然我将在晚上离开尼日尼前往莫斯科，但还有时间和阿廖沙最后一次游览高尔基市。沿着鲍尔莎娅&#8226;波克罗夫斯卡娅大街，我们看见两块并立的霓虹灯广告牌。第一块用俄语和希伯来语写着“格鲁津斯卡娅大街5号甲——犹太会堂”。第二块写着“格鲁津斯卡娅大街7号甲——吃角子老虎”。两块牌子上都有一个箭头，指向一道拱门。“我们去看看那座会堂吧，”我对阿廖沙说，“我曾外祖父也许在那儿祈祷过。”

穿过拱门，马路边有一幢19世纪的装饰华丽的楼房，墙体油漆成那个时代特有的黄白相间的图案。一个留着长长的黑胡须、身材魁梧的男人正在院里起劲地打着手机。他竟然就是这里的拉比雷帕&#8226;格鲁兹曼。拉比一边带领我们上楼参观新近开放的犹太会堂，一边给我们讲述它的历史。这座会堂是由当地的犹太人和参加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商品交易会的商人们在1883年修建的，1938年被关闭，变成金属制品与细木工车间。1991年，一小群犹太人在拉比的领导下，成功地使这座犹太会堂重归社区并且重新开放。

“这座会堂会是我曾外祖父1937年到1938年在高尔基市居住期间祈祷过的那座犹太会堂吗？”拉比确信是的。因为除此之外，高尔基市没有别的会堂了。

回到市中心，大街上的行人熙熙攘攘，有的在回家的路上抓紧最后一分钟购物，有的信步从布置精美、颜色柔和的临街店面走过时浏览商店橱窗。夕阳下，尼日尼笼罩着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我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它的人民憧憬着正在建设的美好未来的短暂年月，在忧虑和恐怖摧毁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的前夜，城市里是否有过类似的宁静与温馨。我想起过去的宣传片中那些意志坚定的苏联青年，耳边仿佛响起那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到处是美丽的田野、湖泊和森林的祖国，

养育着牛羊、鱼虾、谷物和树木。

我想象不出任何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挺起胸膛，自由地走来走去……

突然，宛如幻梦中的歌声被打断。

“俄罗斯爱国者的报纸，请订阅。”一个老年妇女把一张传单塞到我手里。

“扔掉它，”阿廖沙说，“她是个疯子。”

这是一份为名为《黑色的世纪》的报纸作宣传的传单。那份报纸是由“全俄罗斯东正教君主主义运动”发行的。上面印着沙皇的徽章和旗帜，“为了信仰、沙皇和祖国”，它声称反对“犹太民族主义的‘半法西斯’现政权”，并且呼吁那些尚未选择百事可乐、旅游鞋的人们参加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东正教的俄罗斯而斗争。难道沙俄时代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阴魂仍未驱散？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基尔什与切斯娜离开俄国前往满洲时，这些人的前辈就曾高呼这样的口号。现在，他们又旧调重弹，把早已扔进历史垃圾堆的陈词滥调当作法宝。有些东西似乎从来也没变过。

“哦，这至少是新俄罗斯享有自由的一种表现吧，就连黑暗势力也学会了市场推销。”我边说边把那张传单塞进手提包，作为纪念品。过了一条马路，自由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次，把传单塞进我手里的是一位身穿又透又露的短裙的年轻女郎。这张传单是为“爱心皇后俱乐部”做广告，邀请人们去观看来自尼罗河畔的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表演的货真价实的脱衣舞。从“黑色世纪”到“黑色的”色情表演——1996年的尼日尼真是应有尽有！我觉得，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里曾经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但肯定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

跟阿廖沙和他的母亲匆匆吃过告别晚餐以后，我把在档案馆找到的奥尼库尔一家人的材料拿给他们看。乘火车返回莫斯科以前，我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我们去过的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上的那幢楼房不是你亲戚们住过的地方。”阿廖沙匆匆翻阅过那些材料后平静地说，“实际上，我们去错了地方。”

“什么？我想他们也许没在那幢楼里住过，可是他们肯定住在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上呀！”

阿廖沙把玛亚第一份审讯记录上的地址指给我看：

泪洒高尔基市(9)

汽车厂，索茨戈罗德，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13号楼19号。

俄语中，索茨戈罗德是“社会主义城”的缩写。这个意思我还懂。

“索茨戈罗德是20世纪30年代为工人们在汽车厂附近建设的居住区。”阿廖沙解释说，“我们开车路过那儿，在基洛夫大街附近。你亲戚住过的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一定在那里。”

我很沮丧。阿廖沙继续飞快地翻阅着档案材料。

“哦，我明白了。”他边说边把亚沙第一份审讯记录上的地址指给我看，“街名改了，那时叫科姆索莫尔斯卡娅大街。瞧，地址在这儿。”上面写着：

汽车厂，索茨戈罗德，科姆索莫尔斯卡娅大街，13号楼19号。

多么犀利的目光啊！阿廖沙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工作者。“我们在寻访之前能看到这些档案材料就好了。”阿廖沙说，“我想，科姆索莫尔斯卡娅大街依然在汽车厂区。一定有一个同名的地铁站。”

可是很遗憾，已经没有时间再返回去寻找了。瓦季姆在半小时内就要开车来接我们去火车站。我的珍贵的档案材料把桌子铺得满满的，而且我还得收拾行装。奥尔加&#8226;阿列克谢耶芙娜建议我多呆一天。她提出给车站工作的朋友打电话，马上给我调换车票。但这是不可能的。一切早已安排就绪，第二天晚上，我要离开莫斯科前往圣彼得堡。阿廖沙答应，他将在随后几周去科姆索莫尔斯卡娅大街，如果找到我想找的那幢大楼，他就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寄给我。

我们开车去火车站时，夜幕已经降临，尼日尼一片寂静。雨下个不停，路面闪闪发光。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那幢乡村风味十足的木屋浮上我的脑际，但又被基洛夫大街那尊独石雕像遮挡。我想，奥尼库尔家在索茨戈罗德住过的房子也许和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那幢房子十分相似。那是“社会主义城”的特征。他们住的地方离工作单位很近是合乎情理的。往返于旧城和工厂区之间会耗费太多的时间。

夜晚，在返回莫斯科的火车上睡觉之前，我匆匆浏览着档案材料复印件，里面的信息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以致一时难以“消化”。我完全沉浸在他们生平细节的叙述之中。现在，我至少掌握了奥尼库尔一家人自述的历史——从白俄罗斯的犹太小镇到满洲以及后来在高尔基市的生活。

可是，床铺上方的小灯泡太昏暗了，我不能继续读下去。除此而外，几天来精力高度集中和心情激动也使我筋疲力尽。我把装着档案材料的手提包，连同照相机、装钱和证件的皮夹子以及其他值钱的东西，统统放在床铺下面的金属箱内，然后躺下睡觉。在尼日尼3天不同寻常的经历在我脑海中一幕幕闪过。

没找到奥尼库尔家在高尔基市住过的房屋故然使我失望，但也没有关系。我在尼日尼看到的东西，足以使我对20世纪30年代高尔基市的面貌形成一个清晰的印象。何况档案材料提供的信息又多得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现在可以开始探索之旅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驱使着他们？

我朦胧睡去，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想起了外祖母基塔。我到达尼日尼的第二天，母亲从悉尼给我打电话，说外祖母因心律不齐住进医院。令人欣慰的是，她的病情现在稳定了。但她毕竟已是85岁高龄，我明白，她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然而，我不能想象没有她的世界。

我把在档案馆发现的材料告诉母亲时，她竟然无动于衷。显然，她认为我应该赶快返回悉尼陪伴外祖母，而不是在世界的另一边查阅过去的什么材料。

我相信，倘若外祖母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她肯定会理解我。她总是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但我没有告诉她，我正在搜寻前克格勃的档案；也没有告诉她，我已经发现她的亲人的命运。我想，经过这么多年风雨的剥蚀，我的发现只能唤起她痛苦的回忆。不过，我曾把1992年从里加带回去的照片给她看，她还认出许多来自白俄罗斯和中国的朋友的面孔。

到了1996年，她的记忆已经不总是那么清晰了。有时候，她回忆起熟悉的名字、面貌以及和他们有关的故事，好像那些事情发生在昨天。另外一些时候，她却连亲属也认不出来。值得欣慰的是，1991年，有一次我访问亚洲回来，把和她的长谈录了音。这次谈话涉及到她记忆中的早年生活，并把她历年来对我讲过的许多片断串连在一起。就像我从里加带回来的照片一样，基塔讲述的珍贵往事为档案中的信息提供了背景资料，并且帮助我把奥尼库尔一家人的生活片断拼合在一起。

满洲大草原(1)

问：你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去了哈尔滨？

答：我丈夫的哥哥在1908年移居到哈尔滨。和他取得联系以后，我丈夫也决定去哈尔滨找份工作。这样，我的丈夫基尔什&#8226;奥尼库尔在1909年去了哈尔滨……几个月后，我追随他而去。但去的地方没有哈尔滨那么远，而是去了海拉尔，因为我丈夫在那儿找到一份工作和住的地方。

这是我曾外祖母切斯娜1938年6月在高尔基市内务部审讯记录中和审讯人的第一次对话。根据审讯记录前面的个人生平调查表，切斯娜于1881年出生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省波利索夫附近的米里索夫村。她是一位小商人的女儿，没有上过学，全靠自学。

从苏联返回后，我开始整理获得的档案材料。在埋头研究他们被无端指控的“罪行”之前，我想先弄清楚奥尼库尔一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海拉尔和哈尔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档案材料会对奥尼库尔一家的生活提供那么多有价值的细节。而这些信息和对他们的指控并没有直接联系。

我找出1991年6月录制的我和外祖母基塔长谈的录音带。那时候，我对苏联内务部的档案还一无所知。现在，基塔的讲述使档案材料中的信息鲜活起来，而档案材料又给基塔的讲述补充了事实根据。

我和基塔的谈话是在悉尼蒙特费尔犹太人养老院她的房间里进行的。她是在81岁生日后不久，为了和周围的人有更多的交往，得到更好的照顾，从我父母那儿搬到养老院的。

我请她从头开始，详细讲一讲她的父母亲、他们在白俄罗斯的生活，然后说一说她自己在哈尔滨和海拉尔的生活。起初，她看见录音机就有点儿紧张，可是一开口讲话，就显得头脑清楚、谈吐动人，一点儿也不畏缩了。

基塔为自己不了解在白俄罗斯的生活辩解说，母亲带着她和两岁的哥哥阿勃拉姆去海拉尔的时候，她才是个6个月大的婴儿。

“从什么地方去的？”我问。

“我说不准。大概是某个省的某个偏僻的小村庄吧。我想，是莫捷列夫。很遗憾，我没有向我母亲问过更多的问题。”她叹息着说。

根据曾外祖父基尔什的档案和在莫斯科与廖瓦舅姥爷的谈话，我现在知道，那个地方是莫捷列夫瑟诺区的卢科姆尔村。

我在地图上查看奥尼库尔一家穿过辽阔的俄罗斯进入中国的长途旅行路线。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走出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的28岁的妇女来说，先坐汽车，再乘火车，穿过边界，跨越文化隔阂，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长途跋涉，这是多么勇敢无畏的举动。也许，正是经历过这样的艰难，才使得切斯娜为以后的挑战做好了准备。

切斯娜是个性格坚强而有独立见解的女人。基塔说，切斯娜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了这些品格。切斯娜的母亲在丈夫死后，独自一人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大却能赚钱的小粮店，把11个孩子抚养成人。

“可惜我没有翻印过我外祖母的照片，我母亲有过。”基塔说，“她头戴假发，看起来真像一位贵族夫人，克里巴诺娃夫人。”

我一边听着录音，一边翻看从里加带回来的切斯娜的照片。其中有一张身穿高领女礼服，头戴一顶精巧女帽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年贵夫人的肖像。像片背面印着“明斯克，A.Levinman法国照相馆”的字样。老夫人凝视着这个世界，犀利的黑眼睛充满自信，和切斯娜一模一样。后来，我把这张照片拿给基塔看时，她十分诧异，并且证实，这就是我们那次长谈中她提到过的那张照片。

作为克里巴诺娃最小的女儿，切斯娜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25岁才结婚。按照小村的标准，属于晚婚。切斯娜不是那种传统的美人。我外祖母怀疑，她的父亲基尔什和切斯娜结婚，是为了金钱，而不是爱情。她说，他们是“不相配的一对儿”，暗示切斯娜是屈尊下嫁。

从切斯娜四十多岁拍的照片看，她个子很高，长得挺漂亮，一头过早灰白的直发，楚楚动人，很有性格。虽然她没有上过学，但能熟练地阅读俄文和依地语读物。20世纪50年代后期，她来哈尔滨探亲时，这位曾外祖母给我留下的最难忘怀的印象就是短短的银发和笔直的腰板儿。那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快八十了。

从我保存的基尔什的照片看，他个子矮小，瘦而结实，一双亮闪闪的眼睛，胡子剪得挺短。基塔说，她父亲是个和蔼可亲、过度慷慨的人。即使自个儿拿不出钱，也愿意想办法帮助朋友。他喜欢聊天儿，似乎总是在做买卖。可是由于过分大方，经常做亏本买卖。“有朋友向他借钱，他没有现钱，就给人家开张支票。过后不得不自个儿还银行的贷款。”基塔说，“当然，他试图瞒过我母亲。”

满洲大草原(2)

那时候，切斯娜操持家务。她要保证餐桌上有食物，还要保证孩子们有学上，而且要穿戴得整整齐齐，那间小屋也要收拾得一尘不染。基尔什不但是个循规蹈矩的犹太教徒，他还钻研犹太教法典。切斯娜虽然尊重他的虔诚，但却不赞同。她把家收拾得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标准，所有宗教节日，也都准备丰盛的食品。可是，孩子们的成长却不受教会约束，就像海拉尔许多别的犹太人家庭一样。

外祖母不知道基尔什为什么选择去海拉尔，而不是像她伯伯那样住在哈尔滨。这件事情一直是个谜。1909年，哈尔滨已经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俄罗斯居民几乎有三万多，还有一个五千多人的兴旺的犹太人社区。海拉尔则是蒙古大草原边上的一个贸易口岸，蒙古牧民来这里出售他们的牲畜、皮子和羊毛。也许，基尔什从一个白俄罗斯小村庄出来之后，觉得哈尔滨太大、太繁华，难以适应，所以才到了海拉尔。关于这个问题，他的档案没有给出解释。

基尔什对苏联内务部审讯人员讲的都是1909年到1916年的事。那时候，他是一家美国缝纫机公司在海拉尔的代理商，销售胜家牌缝纫机。基尔什说，几年之后，他买了几头奶牛，转行到乳品行业卖牛奶，同时，继续安装、经销缝纫机。基塔清清楚楚记得，基尔什经销胜家牌缝纫机的那些年，奥尼库尔家那幢小屋外面的栅栏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郎站在缝纫机旁。她说：“那时我很小，还以为胜家是我们家的姓呢。”

“切斯娜挤过牛奶吗？”我问，想象着基尔什安装缝纫机，切斯娜经营乳品店的情景。

“没有。我母亲不会挤奶，也不想去挤奶。他们让女佣人挤奶，或者雇女工来挤奶……要知道，我姥姥家很有钱，她不屑干这种活儿。”

话虽这么说，可我外祖母成长的那幢小房子一点儿也不气派。“房子很小，”基塔说，“简直太小了。只有两间屋子，而且床也不够用。我哥哥阿勃拉姆只得睡在椅子上。”我在切斯娜的相册中找到几张房子的相片：一幢用木材和土坯建造的白色的小房；低矮狭小，窗户几乎要挨着地面了。这是基尔什最初来到海拉尔时，在一马路租的房子。对于一个不断扩大的家庭来说，房子实在太小了，可是奥尼库尔家在这里一住就是27年。实际上，基尔什也一直打算盖一幢新房，甚至还买了木材，但房子没有盖成。基尔什又一次为了成全别人而牺牲了自己。这一次他成全了房东。基塔说，那个房东是“真正的骗子”。

“没有和我母亲商量，父亲突然买下了我们住的那幢房子。为什么？因为房东要回俄罗斯，他需要钱。”

我不知道，切斯娜居住在这个边陲小镇的俄罗斯人社区里，远离亲戚和熟悉的一切，有何感想？海拉尔的气候一点儿也不好——夏天干热；冬天酷寒，气温可能达到零下45度，寒冷彻骨；春天，沙尘暴席卷全城。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她追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满洲？

像其他许多沙皇的臣民一样，奥尼库尔一家是因为始建于1898年的中东铁路才来中国的。

中东铁路是1896年沙皇俄国与清政府之间交易的一部分。此前一年，中国被日本打败。作为签订反日秘密防御协定的回报，俄国得到建设并且经营横贯满洲铁路80年的认可，那条铁路与横贯西伯利亚而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连接。俄国人向东扩张和铁路延伸的梦想合二为一了。作为一个同名公司管理下的独立企业，中东铁路只在名义上属于中国。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享有治外法权，实际上就是俄国在满洲的殖民地。CER——中东铁路，不仅指铁路及其管理机关，还划定了其管辖的地理范围，完全就是“俄国的满洲”的同义词。其总部设在哈尔滨松花江畔一个小村庄附近，那里逐渐成为“俄国殖民地”的首府。

中东铁路把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从沙皇帝国遥远的领地吸引到广袤荒凉、人烟稀少的东北大草原。工程师和工人从事铁路管理工作；企业家、批发商和小贩开发自然资源，还给哈尔滨和铁路沿线的居民点供应食物、提供商业服务。从南方各地来的中国苦力也作为劳工参加铁路建设。

由于相信满洲快速的经济发展需要民间的开拓精神和投资，中东铁路的管理层和他们在俄国财政部的支持者积极鼓励犹太人和沙皇帝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向满洲移民。为此，他们刻意创造出一种宽松的、机会平等的环境。各种文化背景和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纷纷涌向中国东北——满洲。他们当中有犹太人、波兰人、鞑靼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还有立陶宛人。

满洲大草原(3)

对于像奥尼库尔一家这样的犹太人来说，满洲是一块充满机会的土地。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沙俄帝国西部边境地区。而满洲不执行沙皇俄国的歧视政策。犹太人的居住地点不受限制，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读书的人数也没有什么“配额”。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和几乎公开的仇犹情绪，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前如此。

从1898年起，犹太人开始来到满洲，并在中东铁路早期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商业贸易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大多数犹太人住在哈尔滨，也有少数人住在铁路沿线的海拉尔、满洲里、沈阳、长春和齐齐哈尔等地。20世纪20年代初期，哈尔滨的犹太居民大约有一万五千多人。他们还建立起一系列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哈尔滨俄罗斯人的商业、文化以及公共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海拉尔，奥尼库尔家迅速扩大。我从档案中得知，玛亚1911年3月生于海拉尔。她是奥尼库尔家第一个在白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出生的孩子。亚沙3年以后出生。他们写给白俄罗斯老家的信一定描绘过在满洲生活的美好前景。基塔说，亲戚们沿着基尔什和切斯娜的足迹，川流不息地来到海拉尔。基尔什的弟弟诺胡姆和他的妻子弗莱达，于1914年来到海拉尔。根据他们的儿子萨尼亚的档案——就是尼日尼档案馆“赐给”我的那份材料——他们也经营着一个小乳品厂。

切斯娜的侄女多拉&#8226;特西尔林从鲍勃鲁伊斯克来探亲，最终嫁给了基尔什的外甥雅可夫&#8226;科甘。雅可夫跟着基尔什的弟弟从明斯克附近的小村庄来到海拉尔。这夫妻俩以贩牛为生。这些亲戚的名字和详细情况反复出现在奥尼库尔一家人在高尔基市的审讯记录中。每个人都被反复讯问，在海拉尔还有什么亲戚。

由于1917年十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国内战争，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东北，海拉尔骤然发展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那里已经有3所学校、一家药店、一个消防队、几家商店、面包店、药店、饭馆、咖啡馆，还有几座天主教堂、一座鞑靼清真寺和一座犹太会堂。许多外国商行在海拉尔建起代理机构，收购和加工羊毛、兽皮，再转销到国外。此外，城里还有屠宰场、面粉场、木材厂和水泥厂。

海拉尔是个生儿育女的好地方。玛亚和切斯娜相册中的照片描绘出一幅无忧无虑的乡村儿童的幸福生活场景：十几岁的玛亚在做鬼脸；玛亚和基塔在干草垛上打滚；炎热的夏天，她们俩和亚沙一起坐着四轮轻便马车去旅行。基塔说，那张照片可能是一家人去河边时拍摄的。切斯娜大概带着孩子们来到河边，让孩子们玩耍、野餐，而她和保姆洗衣服。还有玛亚和中学同学在一座方尖石碑前的合影。外祖母认出，那座石碑是为了纪念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建立的，就在奥尼库尔家马路对面的小公园里。

“我们念书的学校正好在我们家对面。”基塔说，“起初，是一所小学，后来扩建为中学。那里有许多优秀的教师，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人是苏联的支持者。”

基塔7岁或8岁时，几乎死于伤寒。她记得，自己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基尔什的一个朋友，以前是军队的医护人员，给基塔服用奎宁，但毫无效果。万不得已，曾外祖母带着几乎失去知觉的基塔去哈尔滨就医。“人们都含着眼泪来道别，”基塔说，“他们已经不抱希望能够再次见到我。就连医生后来也对我父亲说，他当时认为我活不了啦。可是我痊愈了！我的身体一定一直很健壮。”

基塔带着许多玩具返回海拉尔以后，就成了别的孩子羡慕的对象。“那可是从哈尔滨带回来的玩具——你能想象到吗？那些玩意儿是多么新奇！”可是，那场大病也留下了后遗症。基塔指着她的助听器说，耳聋就是因为服用过量的奎宁。她在学校留了一级，和玛亚成了同班同学。

基塔回忆起，她哥哥阿勃拉姆在高中时就曾离开海拉尔去苏联学习。她不记得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了，只记得他因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而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后来阿勃拉姆去了哈尔滨，住在亲戚家。

在亚沙的一份审讯记录中，我找到了一些更详细的描述，虽然没有提及阿勃拉姆被开除的事：

我哥哥阿勃拉姆完成了他在海拉尔高中的部分学业以后，1923年去赤塔技术学院学习。假期，他总是回家……1932年日本人占领海拉尔的时候，我哥哥离开了海拉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一直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赤塔是西伯利亚一个较大的城市，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位于海拉尔西边六百多公里的地方。技术学院是一所高等技术学校。

满洲大草原(4)

由于苏联内务部的档案中没有阿勃拉姆的有关情况，切斯娜的照片就成了我最好的信息来源。基塔说，阿勃拉姆是一个豪爽、漂亮的“冒险家”。他的照片充分反映出这些品质。外祖母和外祖父结婚后不久，阿勃拉姆赠给他们一张照片，上面是个20岁左右的漂亮男子，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双明亮的褐色眼睛。阿勃拉姆用花体字在照片上写道：

珍藏这张照片，

不要忘记它的主人。

1927年8月摄于蒙古库伦

蒙古！尽管我去过亚洲很多地方，但这个地方却让我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异国风情。从切斯娜相册中阿勃拉姆其他照片背面的题词可以看出，他去过沈阳、哈尔滨和蒙古。在一张照片上，阿勃拉姆穿着马裤和高统皮靴站在田野里，背面题写着：1927年7月20日，乌兰巴托，集市附近。另一张照片上，他与一位穿着工作服的老人站在一起，背面题写着：与从事皮毛和羊毛贸易的英国联合畜产品公司经理合影，乌兰巴托，1926年11月24日。

这张照片使人觉得，阿勃拉姆是在蒙古工作，而不是旅游。这一点有助于我弄清其他照片传达的信息。

有一张是在照相馆照的照片，上面是阿勃拉姆和他的三个朋友。朋友们都穿着欧式服装——深色大衣，戴着帽子，而阿勃拉姆却穿着浅色蒙古袍。凝望着那张照片，我想到自己的生活和我的那个挂满东方式样服装的衣柜。对阿勃拉姆来说，是中国和蒙古；对我来说，是柬埔寨、泰国和越南。我对他虽然知之不多，但我蓦然觉得，他与我十分相似——我们都是浪迹天涯的人。

和哥哥阿勃拉姆相比，亚沙看起来极其平常。他个子矮小，瘦而结实，虽说不是特别漂亮，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真的很迷人。在海拉尔照的大多数照片，都是他学生时期的留影，通常身穿军装式校服。这种款式是1925年苏联接管中东铁路以后，从苏联引进的。还有一张照片上，他戴了一顶别着红五星帽徽的帽子。

亚沙是奥尼库尔家最小的孩子，出生于1914年。1931年在海拉尔高中毕业时，日本刚刚占领东北。因为进一步升学的希望十分渺茫，他只好去乳品厂给父亲帮忙，同时学习英语。后来，他也离开海拉尔，去了苏联。

在奥尼库尔家族中，玛亚是惟一学有所成的人。她向高尔基市内务部审讯人员提供了如下的情况：

从出生到1928年，我一直住在海拉尔……1920年开始上学……在海拉尔高中毕业后，去了哈尔滨，在哈尔滨第二牙科医学院读书。1930年底毕业以后，我返回海拉尔，住在父亲家里，并且以牙科医生的身份行医，直到1931年……

我在切斯娜的文件中找到玛亚的成绩单，从中得到更多的线索。我越发觉得，我和玛亚有诸多相似之处。玛亚的高中毕业成绩单说明，她像我一样，对文科的偏爱远远超过理科。她的历史、地理、英语、哲学和自然科学，门门5分。那是俄国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分。其他10门功课也学得相当好，因此她领到有资格进入任何高等学府的毕业证书。但她不是个刻苦用功的人。从她的相册看，生活方面的照片远远多于学习方面的。有与女朋友们的合影，也有与同窗好友们的合照，还有一张与一个年轻漂亮的黑发男子依偎在一起的照片。

直到进入哈尔滨第二牙科医学院，玛亚才变得更专注于学习。1930年11月，她以门门功课都是5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证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的，大而精致，用汉语和俄语两种文字书写。证书的一面，上方是国父孙中山的肖像，另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切斯娜的照片中，还有几张玛亚和同学们在实验室的集体照。他们都身穿白大褂，头发拢在脑后，戴着白帽子，看起来十分端庄。不过，那个时期其他照片上的玛亚却显得更加无忧无虑——和朋友聚会、短途旅行、在松花江游泳、沿着风景优美的堤岸散步。

20世纪20年代末期，玛亚在哈尔滨就读期间，哈尔滨是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那里有十二万多俄罗斯居民，二十多座东正教教堂以及让人联想起圣彼得堡的建筑，更像是一座俄罗斯城市。由于十月革命，不少艺术家、音乐家以及知识分子离开俄国，涌入哈尔滨，给这座城市平添了浓厚的俄罗斯文化色彩。而新潮的艺术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更为之营造了一种现代特征和超越民族偏见的氛围。除了主要居住在富家店地区的三十多万中国人，哈尔滨也是波兰人、犹太人、朝鲜人、日本人、鞑靼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家乡。哈尔滨应有尽有——最高档的餐馆、时髦的商店、豪华的旅馆、咖啡馆以及赌场、大烟馆和妓院。

满洲大草原(5)

尽管像玛亚那样的大学生既没时间也没金钱享受哈尔滨的高档生活，但她无法避免潜在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在哈尔滨和满洲其他城市出生并长大的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圣彼得堡的旧王族成员、西伯利亚来的犹太商人以及贫穷的白俄骑兵都有交往。玛亚可能认识理工学院、师范学院和法学院的其他哈尔滨高等院校的学生。她可能听到过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看到过哈尔滨街头身穿黑衣的年轻法西斯分子和君主主义者与敌对的苏联拥护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正在酝酿的冲突。

我越细看玛亚的照片，越琢磨她的生活，就越被她迷住。玛亚不可思议地具有一种现代气质，把她想象成身边的同龄人毫无困难。照片上她的朋友们似乎也是一些能与我和睦相处的人。拍摄的环境我也不陌生，有的在工作，有的在娱乐。他们有时候很严肃，有时候又热情奔放，还有时嬉笑打闹。他们穿的衣服和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流行的款式几乎没有区别。有一张早晨拍摄的快照十分精美。玛亚身穿宽松的睡袍，腼腆地对着照相机。我纳闷，这张照片是谁拍摄的？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有男朋友吗？经常出现在她照片中的那个漂亮的黑发男子是谁呢？她的朋友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的遭遇如何？

我四处寻找可能认识玛亚的人，但他们多数已经作古。我母亲虽然见过玛亚，但当时只有4岁。我的两位在海拉尔住过的亲戚知道得多一些。基尔什的侄女罗尼娅&#8226;奥尼库尔和切斯娜的侄女多拉的女儿伊拉&#8226;科甘都在海拉尔生活过。玛亚二十出头的时候，她们俩十几岁。她们现在七十多岁，都居住在悉尼。

伊拉记得，玛亚的牙科诊室设在她父母亲家中的一间屋子里。两人都说，玛亚爱好交际，脾气好，乐于助人。她们喜欢玛亚，因为她们虽然是孩子，但玛亚总愿抽出时间陪伴她们。看相册的时候，她们帮助我把照片上的一些人与各自的名字对上了号。

玛亚有男朋友吗？我问她们。有，很多。她们记得，有个叫什穆雷维奇的人，经常坐着二轮轻便马车来看望玛亚。不过，与马车主人相比，玛亚显然对坐着马车兜风更感兴趣。在玛亚所有的追求者当中，切斯娜最中意的是伊萨克&#8226;莫尔杜霍维奇。他家境富裕，年轻漂亮，国内战争时期，从西伯利亚来到哈尔滨。他家饲养赛马，那些骏马驰骋在上海和香港赛马场的跑道上。“要是玛亚像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在哈尔滨定居下来就好了，那样的话，她今天也许还活着。”要是……

如果说玛亚是奥尼库尔家族的“头脑”的话，我外祖母基塔就是这个家族的美人。基塔的美远不止于她那令人倾倒的微笑和那双善解人意的黑眼睛。她待人亲切，本性敦厚，总是看到人最好的那一面。认识到基塔的长处在于她的美貌和魅力，而不是学识、技能，切斯娜和基尔什就把她送到哈尔滨奥克萨可夫斯基夫人办的学校去念高中。这是惟一一所以过去圣彼得堡的教育方式管理的学校。它不仅教姑娘们如何鉴赏艺术品，而且还教授普通学校的文化课程，进行道德教育和风度举止的训练。在那所学校学习期间，基塔与正在哈尔滨工作的哥哥阿勃拉姆一起住在哈尔滨的亲戚家里。

在哈尔滨，基塔眼界大开，领略了比她在海拉尔经历过的更文明、更高雅的生活方式。她成长为一位淑女，一位以边陲小镇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淑女。

回到海拉尔，基塔给一家皮毛公司有钱的犹太经理当了几个月的打字员。当她意识到那位经理想娶她为妻时，便毅然辞去工作。伤了几个钟情于她的犹太小伙的心之后，17岁的基塔最终未能抗拒我外祖父莫佳&#8226;扎列茨基的穷追不舍。莫佳是从哈尔滨来的牛商，高高瘦瘦，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和蓬乱的红棕色头发，是一位习惯于都市生活的成功商人，比基塔大12岁。

在1991年录制的那盘录音带里，基塔详细地描述了我的外祖父以及他们相爱的过程。

“你可知道，他建立的公司——Myasotrud——是东北最大的牛贸易公司之一，他经常来海拉尔，向蒙古牧民收购牛——大量地收购。他通过运货列车把牛运往哈尔滨。正是在这种旅行中我们相遇了。”

基塔讲述了1926年年底雅可夫带着莫佳来参加她17岁生日宴会的情况。雅可夫那时已经和基塔的表姐多拉结了婚。

“他们迟到了，因为莫佳说不能空手而来。于是他和雅可夫去已经打烊的商店老板家，请他再打开店门，好让莫佳给我买瓶香水。我记得，那是一瓶非常昂贵的香水。”

满洲大草原(6)

基塔说，那时她看中了别人，对莫佳丝毫没有兴趣。但莫佳却一见钟情，对她穷追不舍，不顾体面地频频送礼物，大献殷勤；甚至专门组织聚会，把基塔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父亲和雅可夫劝我去。于是我去了，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坐在那里。但我还是听见他们说喜欢我。”

除夕之夜，莫佳邀请基塔、多拉、雅可夫一起在时髦的铁路俱乐部庆祝新年。

“我的确不喜欢他，而且很怕他求婚。”基塔说，“交易牛的季节结束了，他也终于返回哈尔滨，我大大松了口气。可是，莫佳并没有走多久。两天以后，他就又出现在我面前，并且提出求婚。”

“他怕别的什么人会把我迷住。”基塔笑了起来。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对他说：‘我虽然不爱你，但也没有觉得你缺乏吸引力。’那时，我是那么愚蠢，那么愚蠢……”基塔若有所思地说。

“那么，后来怎么了？”我不耐烦地问。

“哦，他在海拉尔不可能呆太久。要知道，他对工作一向都很认真负责，但是如果你说‘不’，他也不肯善罢甘休。”

“可是，你既然不爱他，后来为什么又同意嫁给他呢？”我问。基塔说，一来表姐多拉极力劝她，二来莫佳的足智多谋和大胆果断也给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要知道，他可不是个普通人。”基塔说，“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旧金山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作过了。他的生意合伙人都是哈尔滨的大富翁。”她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对于一个从科佩斯来的小伙子来说，他干得相当不错；而且他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奋斗而取得成功的。”

1912年，莫佳十几岁的时候，从白俄罗斯莫捷列夫附近的科佩斯来到哈尔滨，在哥哥的肉类加工厂工作。1915年，他和一个朋友另辟蹊径，躲藏在一艘日本轮船上，去美国淘金。3年以后，他的朋友留在美国，他却返回哈尔滨。他说，在美国，你死我活的竞争太激烈了。

我外祖母说得没错，莫佳也去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就在与基塔谈话几年之后，我在哈尔滨档案馆找到外祖父的档案，证实他确实在那里做过事。1919年国内战争进入高潮的时候，由于外国干涉势力云集西伯利亚，莫佳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关部门当了6个月英语翻译。苏联政权建立以后，他为庞大的苏联贸易合作社收牛，干了一年半的时间。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为他铺平了道路，使他1924年在哈尔滨建立起一个很大的牛贸易公司。

1927年4月，莫佳邀请基塔去哈尔滨和他的家人见面。时值俄罗斯复活节，列车上的乘客很少。

单独旅行使基塔十分紧张。“我锁上车厢的门，穿着衣服睡觉。半夜时分，距哈尔滨还有一半路程，这时，我听见我的门旁有人。光线很暗，我害怕极了。后来我发现原来是莫佳，我看到他那灿烂的微笑……见到他，我是多么高兴啊！原来他是有意安排，在半路搭上我乘坐的火车。你觉得他这一手怎么样？”

“可是，我还以为你不喜欢他呢！”

“那时，我们已经同意了结婚条件，我的确也……”她突然停了一下，“你认为我做得对吗？”这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浪漫厮守，相敬如宾，基塔与莫佳47年的婚姻已经成了我们哈尔滨人圈子里的一段佳话了。

基塔在伯父家住了好几个月，了解了莫佳的家庭情况。莫佳业务繁忙，希望和基塔在哈尔滨结婚。但她坚持结婚典礼要有父母亲的祝福，所以必须在海拉尔举行。最终，他们决定在海拉尔举行结婚典礼。回海拉尔的时候，他们买了满满一车新家具和家庭用品。新房很大，除了住家，还将成为莫佳在海拉尔的办事处。

婚礼在1927年6月5日举行，仪式简朴而喜庆。莫佳不信教，不想在犹太会堂举行婚礼。于是，就在奥尼库尔家的院子里铺上漂亮的地毯，搭起用鲜花装饰的彩棚。基尔什的朋友拉比主持了基塔与莫佳的结婚典礼。奥尼库尔家的亲戚都来祝贺，邻居的孩子们爬到栅栏上看热闹。

真遗憾，谁也没有想到把这喜庆的场面拍摄下来。也许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奥尼库尔家族再也不会有类似的场合了。这是这个家族所有成员最后一次欢聚。

骨肉离散(1)

作为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我知道，奥尼库尔一家在满洲居住

的27年期间，那一地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1917年的十月革命，随之爆发的国内战争，1929年中苏冲突，最后是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所有这一切都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我读过不少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出发撰写的关于列强在这个“冲突策源地”明争暗斗的乏味文章。而我真正想了解的是，这些政治事件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我之所以深入研究奥尼库尔一家人的内务部档案，就是希望对此有更深入的认识。为此，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会捕捉审讯记录的字里行间所隐藏的信息。

曾外祖父基尔什档案中的一份审讯记录使我困惑不解：

问:你在海拉尔居住期间，被逮捕过多少次？

答：1919年年底，我曾经被昂金男爵特遣队的一名官员逮捕过。关押了8天之后，我被释放了。那得感谢警察督察员哈里扎诺夫，我和他的关系比较密切。

问：你为什么被捕？

答：不知道。

我是在彼得&#8226;霍普凯尔克的《点燃东方之火》中，第一次读到昂金&#8226;斯顿伯格男爵的故事。这是一本讲述英国间谍与布尔什维克之间斗争的书。被称为“嗜杀成性的男爵”的昂金&#8226;斯顿伯格是个疯狂的波罗的海人。在俄国国内战争期间，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野蛮行径而臭名昭著。他自封为成吉思汗的转世“灵童”，打算先把中国人从蒙古赶走，然后再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将俄罗斯帝国解放出来。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于1920年攻占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不过，一年以后就被布尔什维克抓获，随后被处决。

在曾外祖父基尔什的档案中，赫然发现昂金&#8226;斯顿伯格的名字，委实令人惊诧！我原以为，那么早来到中国，又从不过问政治，奥尼库尔一家会以某种方式设法逃避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影响。看来，我大错特错了，就连基尔什这样清白无辜的旁观者也被卷入冲突之中。

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战乱期间，千千万万俄罗斯人逃亡到满洲。他们之中有许多白卫军和哥萨克军人。在中东铁路地区的政治地位没有确定之前，这一地区充当了白俄军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供应基地。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这段历史之后，我发现，海拉尔周围的边境地区就是以日本为后台的哥萨克军阀谢苗诺夫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了越过边界进入后贝加尔地区，他在这里招兵买马，成立了“满洲特遣队”。1920年之前，昂金男爵的士兵和谢苗诺夫的部队经常被调到边境地区清剿布尔什维克。

我仔细捉摸了一下基尔什的回答，意识到，他所说的“被逮捕”，事实上是被昂金男爵的手下抓走。为什么？也许因为他是犹太人。像哥萨克和许多白卫军一样，昂金也极端仇视犹太人。在他们眼里，所有俄罗斯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应该被当作参加革命的“罪犯”而受到惩罚。国内战争期间，在白俄控制的西伯利亚地区，犹太人经常被哥萨克匪帮从火车上推下来，残酷杀害。昂金的士兵往往一见犹太人就杀。所以，内务部审讯人员的问题本来应该是：“你是怎样设法活着逃出来的？”

可是，审讯人员有自己的“议事日程”：

问：除了那次，你还被捕过几次？

答：从来没有。

问：你是什么时候被外国情报机关招募为间谍的？

答：从来没有。

问：在警察部队中，你和谁熟悉？

答：我认识……

问：在白卫军中，你认识谁？

答：白俄流亡者中我认识……

问：那些人都是法西斯分子！

骨肉离散(2)

“白卫军”、“白俄流亡者”、“法西斯分子”、“外国间谍”，在基尔什和奥尼库尔家其他人的审讯记录中，这些字眼儿随处可见。我知道，逃到满洲的难民们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偏见。但是像奥尼库尔那样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真的政治化了吗？还是内务部的审讯人员透过20世纪30年代苏联“多疑症”的“三棱镜”将情况扭曲了？

为了使档案材料变得鲜活起来，我需要对动乱年月中海拉尔和哈尔滨人的生活状况有个更清楚的了解。真遗憾，外祖父母和他们的同代人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和他们谈论过这个话题；外祖母的谈话录音主要围绕着家庭生活。于是，我又一次寄希望于亲朋故旧，寄希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大都愿意给我讲述家族往事；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亲戚依然思路清晰，头脑敏捷。

后来我想起了80高龄的季马&#8226;利特文，一位居住在以色列的世交好友。利特文家族是一个来自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犹太大家族。与奥尼库尔家一样，他们也在俄国革命前来到海拉尔，经营家畜和毛皮生意。季马1920年出生在海拉尔，并在那里度过了风云变幻的四十多个年头，遍尝人生的悲剧和折磨而幸存下来。他曾是我外祖父莫佳的生意合伙人，经常带着妻子来哈尔滨看望我们。后来，他到澳大利亚探亲的时候，我见过他；而我去以色列时还在他那儿呆了几天。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思维敏捷、说话风趣的人，并且喜欢他那豪爽的个性。

于是，我给季马打电话。听说我想了解他在海拉尔的生活，季马非常激动，表示乐意谈一谈，并且为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而高兴。我给他开列了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还寄去一台录音机，以便让他把答案录到磁带上。可是老人家用不了那个“机械玩意儿”，干脆给我寄来一封密密麻麻长达10页的信回答问题。后来，我们又交谈过几次。他还数次通过电话，把想起来的要点及时告诉我。季马非凡的记忆和其他亲戚提供的情况，为我勾勒出一幅完整鲜活的历史画卷。

20世纪20年代初期，海拉尔的俄罗斯人社区是一个多民族集团。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有很大的差异。在前白卫军和哥萨克人中，有一部分拒绝接受苏联已经取得完全胜利这一事实。有些哥萨克小股部队继续越过边界发动突然袭击。可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无论是1917年以后到达满洲的新移民，还是像奥尼库尔一家那样的老移民，都承认苏维埃政权将在俄罗斯站稳脚跟。他们很清楚，总有一天，中东铁路地区的政治地位将得到确定，因而只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老移民、白俄、哥萨克、基督教徒、犹太人，还有鞑靼人，比邻而居，互相贸易，一起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尽管他们向往美好平静的生活，但是很快就被置于自己无法左右的力量的夹击之下。各方势力——苏联人、中国人、日本人——为控制东北而进行的角逐最终将使俄罗斯人社区分崩离析。

三方力量的第一次变化，发生在1924年5月。1920年，中国不再承认沙皇政府，结束了俄国人在中东铁路地区的治外法权，并最终承认了苏联政府。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双方达成共识，在中国法律的框架下共同管理该地区。但实际上，苏联控制了中东铁路及其管理权，掌握了铁路、学校、医院以及其他社会公共机构。

苏联任命了新的中东铁路负责人，并派遣一批专家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关键职位，还组建了工会和工人委员会。苏方人员中有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人员。那时，苏联秘密安全部门被称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工人员的任务是确保中东铁路员工政治上的忠诚，保卫苏联的利益，并在他们认为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收集经济、技术和政治情报。

几个月后，中东铁路的负责人宣布，只有登记为苏联公民或者中国公民的人才有资格被雇用。对于在满洲地区俄罗斯机构工作的文职雇员来说，这个要求未必不合理。为了保住饭碗，大约两万多名中东铁路的雇员去苏联领事馆登记为苏联公民。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开玩笑地称为“萝卜”——表皮是红色的，里面却是白色的。还有少数人取得了中国国籍。那些情愿保留无国籍流亡者身份的人，不得不另找工作。

登记为苏联公民的号召不只针对中东铁路的雇员，苏联政府也鼓励那些持有已经做废的沙皇政府护照的俄罗斯移民这样做。1917年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的难民和许多早期的移民，出于对沙皇俄国的忠诚，选择了无国籍流亡者或白俄的身份。也有人因为同情十月革命而领取了苏联护照。但像奥尼库尔一家那样的人，领取苏联护照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他们不想成为无国籍的人，尤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骨肉离散(3)

可是，在苏联领事馆登记为苏联公民的人，并不享有苏联公民权，甚至没有移民到苏联的资格。苏联领事馆签发的褐色布面小本本上虽然用法文写着“护照”二字，但封面上的俄文却是“居住许可证”。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大多数持有这种护照的人都不打算离开中国，他们只想在中国居住期间得到苏联领事馆的保护而已。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东北地区的实权落在以日本为靠山的军阀张作霖手里。当时，日本关东军总部设在濒临黄海的旅顺港，其任务表面上是保护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从俄国夺取的在南满的特权，但军事扩张的野心人所共知。流言盛传，白俄武装分子越过边界袭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挑起冲突，使日本人有借口调兵解决。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像许多别的犹太家庭一样，居住在海拉尔的奥尼库尔一家也申请了苏联国籍，并去附近的满洲里苏联领事馆办理了护照。因为护照的有效期只有一年，他们不得不每年都去续签。奥尼库尔一家人考虑过申请办理中国国籍吗？我问过母亲。绝对没有！首先，奥尼库尔一家是持有当时沙皇政府签发的护照合法地来到中国的俄国人。现在既然俄国政府成了苏维埃政府，正如中东铁路地区的管理机构变成苏联政府的一个部门一样，他们当然要领取苏联政府签发的护照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成为无国籍的人。他们的新女婿莫佳&#8226;扎列茨基从打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居住时起，就持有苏联护照；他们的大儿子阿勃拉姆从在西伯利亚学习时起，也持苏联护照。

由此看来，在奥尼库尔一家人被问到国籍问题时，记录在高尔基市内务部档案中的回答就显得很奇怪了。比如，切斯娜对内务部审讯人员说：

1935年以前，我和家里其他人一样，是中国公民。1936年，我们取得苏联国籍，并且以苏联公民的身份，持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签发的签证来到苏联。

切斯娜明确指出一家人取得苏联公民身份的时间。有了这种身份，他们才可能移居到苏联。可是，她关于中国公民身份的回答却完全与事实不符。她的侄子萨尼亚也做过类似的回答。亚沙越发把事情搞乱了，他的审讯记录上说，1935年以前，自己一直是无国籍流亡者。这真是无稽之谈，而且与他档案中另一处记录相矛盾。他曾经说过，小时候在海拉尔是少先队队员。少先队是苏联的儿童组织。一个无国籍的儿童不大可能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有人没说真话！是谁呢？为什么要说谎？

1929年，东三省的权力平衡再次发生变化。这一次，中国人采取了主动行动。当时，南京蒋介石政府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除苏联以外，世界所有大国都承认了南京政府。年轻的张学良在父亲张作霖被以前的保护人——日本人谋杀后掌握了东北的大权，并马上与蒋介石结成同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为了结束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张学良开始采取行动。

1929年5月，当中东铁路局中、苏方局长因权利分配发生争执时，张学良突然派遣中国警察查抄了苏联在哈尔滨和东北其他城市的领事馆以及齐齐哈尔和满洲里火车站。查抄中，大约有80人被扣留在哈尔滨领事馆，据说，当时，第三国际正在举行策划推翻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秘密会议。接着，是历时数月的外交争吵。7月中旬，中苏中断外交关系，中国人占领了铁路和其他苏联机构，并且逮捕了许多高级职员。持有苏联公民身份的中东铁路雇员被持有中国公民身份或者流亡者身份的人取代。在东北各个城市，对中东铁路职员、工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的逮捕继续进行，被捕人数很快就多达二千多人。

同时，一支白卫军特种部队接管了铁路安全保卫机构。此外，白卫军还利用中苏之间的敌对状态，越过苏联边界，发动破坏性袭击。1929年11月，经过六个多月逐步升级的边界冲突以后，苏联军队采取了行动，并且很快就击溃了纪律涣散的军阀军队，占领满洲西北部达几个星期之久，直到双方达成协议，恢复中东铁路地区以前的秩序。

海拉尔是这次战斗的中心地区。季马&#8226;利特文记得，苏联飞机飞越城市上空，把炸弹投在郊区。居民们人心惶惶，中国军阀部队在城里横冲直撞，抢劫、放火、攻占火车、杀死旅客和铁路员工。于是，城里的俄罗斯男人很快组织起一支城市卫队，而妇女和儿童都躲藏在家里。局面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骨肉离散(4)

当苏联红军在某天早晨开进海拉尔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欢迎。季马说，他也在其中。于是我猜想，奥尼库尔家的男孩子们——阿勃拉姆和亚沙大概也在人群里吧！根据玛亚的档案，她那时正在哈尔滨第二牙科医学院读书，可能没有目睹这次战斗。扎列茨基夫妇也在哈尔滨。为了利用那里良好的医疗设施，他们在1929年初就去了哈尔滨，等待我母亲的出生；一年以后才返回。

苏军士兵的敬业精神、严明的纪律以及敏捷的行动速度，都给俄罗斯移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说起他们时，都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小伙子”。季马说，总的来说，苏军士兵纪律严明，经常高唱嘲笑蒋介石是“资产阶级”的歌曲在大街上行进。但是，他们也没能杜绝把从俄罗斯资产阶级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带回家的行为。季马记得，“同志们”把纳弗塔诺维奇家巨大仓库里所有的干果和羊毛洗涤工具都打包带走的情景。纳弗塔诺维奇是当地的犹太富商，他的女儿拉切尔是玛亚最好的朋友。此外，把白俄赶回苏联以及后来在对满洲西北部哥萨克居民点发动袭击时对平民百姓的残害，都影响了苏联军队的声誉。

差不多两年以后，东北地区权力关系中的第三支，也是决定性的一支力量出现了。日本时代到来了。1931年9月，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铁路上策划了一次爆炸，又把罪责强加到中国士兵头上，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袭击。这就是著名的“九&#8226;一八”事变。从1932年2月哈尔滨被攻陷，到1932年12月5日海拉尔陷落，中东铁路沿线的城市相继落入日本人之手。控制了满洲的日本人声称，他们的目的是帮助满洲人反抗汉族人的暴虐统治。为了掩人耳目，1932年3月，日本人把早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宝座，开始了长达13年的日据满洲时期。

政治格局的变化，标志着满洲俄罗斯人平静安逸的生活即将结束。对于奥尼库尔一家来说，这意味着大家庭即将离散。

1932年12月，海拉尔人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又看见城郊的中国军营冒起滚滚浓烟。这使他们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来了。接着，一颗炸弹击中了海拉尔火车站附近的面粉厂。人们东躲西藏，四散逃命。中国军队很快就被击溃。第二天，日本士兵开进城区，一些白俄支持者跑出来迎接。季马&#8226;利特文记得，栅栏上挂着旗子、灯笼，还有用俄文写的“人民欢欣鼓舞，太阳升起来了！”的标语。

奥尼库尔家里气氛凝重。日本人开始轰炸的那天夜里，阿勃拉姆从海拉尔消失了。季马说，几个星期以前，在一个犹太男孩的成人仪式上见过阿勃拉姆一面，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伊拉&#8226;科甘那时9岁，她记得，面粉厂被炸以后，阿勃拉姆和她叔叔一起把她从学校里接走。她还听说，阿勃拉姆乘坐铁路员工的通勤车越过苏联边界逃走了。过了一些日子，家里得到消息说，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阿勃拉姆为什么仓促离开呢？

在日本针对满洲的军事计划中，海拉尔周边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人打算在这里建设一个可以容纳整个师团的、巨大的地下基地，周围有许多牢固的防御工事，附近还有一个飞机场。在回答我提问的信中，季马&#8226;利特文写道，建设工作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了：

他们首先建造营房和半公里长的钢筋混凝土桥梁。从南方运来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修建堤坝，以便把3条河流引导、汇集到一起。每个劳工用扁担挑运泥土，没日没夜地卖苦力。中国劳工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草席为墙，镀锌铁皮为顶，里面没有任何卫生设备。瘟疫开始流行。白天，病人们在街头流浪；夜晚，他们像狗一样被扔上大卡车，然后拉走……

如果没有特许，居民不能去离城4公里以远的地方。人们被激怒了。此外，日本人对雇员冷酷刻薄。雇员们动辄得咎，不是被搧耳光，就是被大骂“八格牙鲁”——混蛋！从城市一端到另一端修筑了一条条战壕，并且划定了“战争区”。所有墓地——东正教徒的，犹太人的，或者鞑靼人的都在所谓“战争区”，墓地入口都被封死了。

日本军队开进海拉尔之后，军官们征用城里的各处私人住宅，扎列茨基家也在其内。军官们要住两三个月，基塔便带着3岁的伊娜去科甘家暂住。期间，莫佳眼巴巴地看着他的“房客们”在喝清酒比赛中，把自己的精美瓷器砸到墙上。在日本占领期间，其他亲戚家被征用的时间更长，幸运的是，他们觉得，那些房客的行为还比较检点。

像早期在哈尔滨那样，为了控制海拉尔的俄罗斯移民，日本人采取“以俄制俄”的办法。他们在极端反苏的白俄和哥萨克中找到了愿意效劳的合作者，并将之招募到日本军事使团、宪兵司令部和其他警察部门工作。这些部门还招募俄罗斯告密者、特工人员，并利用俄罗斯恶棍以提供保护为名到处敲诈勒索。会说俄语的日本顾问被委派到所有流亡者组织。日本人还控制了白俄军事小分队，训练他们越过苏联边界?收集情报、从事破坏活动。政治气氛越来越恐怖，苏联人和犹太人尤其受到骚扰与袭击。

骨肉离散(5)

作为把苏联赶出中东铁路地区计划的一部分，中东铁路的雇员和其他持有苏联护照的人，成了被侵扰和逮捕的对象。俄罗斯人社区的苏联人和白俄流亡者开始分化。我从玛亚的档案得知，大概在日本占领海拉尔一年之后，她于1933年10月前往上海，后来又去了苏联。她说，在离开中国以前，她一直当牙科医生。

问：你为什么在1933年去上海？

答：因为我害怕。如果呆在海拉尔，我可能被日本人逮捕。

问：你怎么知道自己可能被逮捕？

答：我不知道。但斯库拉托夫告诉我，我呆在海拉尔不再安全了，应该去苏联。

我问过从海拉尔来的人，可是谁也不记得有个叫斯库拉托夫的人。种种迹象表明，此人应该与苏联领事馆或者中东铁路管理机构有关。至于玛亚可能被捕的原因，我想与她的苏联国籍有关。

日本人虽然并不执行反犹太主义，而且还与犹太社团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与哈尔滨的俄罗斯法西斯党关系密切。这就给了某些俄罗斯人潜藏在心里的反犹太主义以合法性。于是，像奥尼库尔一家那样既是犹太人又是苏联人的人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审讯记录中还有亚沙讲述的因与佣人发生争执而被宪兵司令部拘留的事情：

……我们家佣人因家务事和我母亲争吵起来。她用反犹太主义的语言咒骂不停。我知道这事之后，便把她解雇了。结果，先是我母亲，然后是我，被传讯到宪兵司令部，拘留了大约3个小时。

一个日本人审问我……说我打了那个佣人……我否认，他就煽我耳光。获得释放之前，日本人又殴打了我，还责令我向那个佣人赔礼道歉。

后来一位熟人告诉我，那个佣人把我们的家庭情况、到我们家做客的人以及其他事情都报告给了日本人。

1935年3月，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苏联以低于要价1/4的价格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为了逼迫苏联就范，日本曾经采取各种耸人听闻的手段施加压力。中东铁路的雇员们遭到骚扰、逮捕；日本人指使歹徒袭击火车，抢劫、杀害苏联乘客；铁路的器材设施遭到破坏，引起交通中断；运送日本士兵和物资的费用被长期拒付。苏联人意识到中东铁路已经无利可图。而且，随着纳粹军事力量在苏联西部边界日益增长，苏联人急于消除这个可能引起对日战争的隐患，因此，低价出售了中东铁路。这使得在未来10年里，苏联对满洲的影响力基本消失，而放任日本在满洲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中东铁路的出售也使持有苏联护照的俄罗斯移民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这时候，伪满洲国俄罗斯移民事务局（BREM）的分支机构已经在包括海拉尔的满洲各地建立起来了。所谓俄罗斯移民事务局是日本人策划的、控制俄罗斯移民的一个工具，与日本宪兵司令部关系密切。它由若干上了年纪的白卫军和哥萨克唱主角，由俄罗斯法西斯党（REP）成员和他们的同情者跑龙套。著名的哥萨克首领巴克舍夫将军曾经是它的头头。持苏联护照的俄罗斯人中，有少数人通过在伪满洲国俄罗斯移民事务局登记注册，改变成流亡者身份。像奥尼库尔一家那样不选择流亡者身份的人，经常发现自己被监视，并且遭到骚扰、敲诈和逮捕。在基尔什和亚沙的审讯记录中，我发现多处对这种情况的描述。

基尔什讲述了他怎样通过行贿免遭逮捕：

问：在宪兵司令部和警察机关中，你和谁关系密切？

答：我曾经和宪兵司令部的伊万诺夫关系密切。他来过我家好几次。1935年开始逮捕苏联公民的时候，为了避免被逮捕，我贿赂过伊万诺夫好几次。我还在咖啡馆和饭店里宴请他。宪兵司令部的其他两个人也和伊万诺夫一起来过……我也贿赂过他们……

亚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但被逮捕，而且在拘押时被拷打:

问：你为什么被日本当局逮捕？

答：我第一次是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一直被关了七八个小时。关押期间，他们不但拷打我，而且要我承认是共青团员。尽管遭到严刑拷打，而且从1924年起就是少先队员，但我没有招供。

还有一次，他被骚扰、拘留，并被监视：

问：你在什么时候又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拘留过？

答：1935年11月。我坐火车从海拉尔到哈尔滨……在18个小时的旅程中，两个宪兵（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日本人）盘问了我七八次。他们问我去哪儿？干什么？还检查我的苏联护照达7次之多。快要到达哈尔滨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一到哈尔滨就要把我带到车站警察局。我在那里被拘留了四个多小时。调查中，他们问：“你为什么来哈尔滨？你打算住在哪里？干什么来了？你的亲戚是干什么的？你当共团员多长时间了？”第二天，我发现我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警察到扎列茨基家——我就住在他家——问我何时离开哈尔滨。10天以后，我提前结束了探亲。离开哈尔滨的时候，在车站警察局又一次被审查。在列车上，询问一次接着一次……

到了1936年2月，亚沙受够了。他离开海拉尔，到苏联与阿勃拉姆和玛亚会合。季马&#8226;利特文记得，亚沙道别时，眼里满含泪水，因为他并不真的想去。但是由于长期精神紧张，他患上了神经性痉挛病。季马也是苏联公民，他说，他也曾与日本宪兵遭遇过一两次，但没有受到亚沙说的那种骚扰。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1936年，基尔什和切斯娜突然发现，在满洲居住了27年之后，他们的家分崩离析了：由于害怕遭到日本人逮捕，3个孩子逃到苏联；女儿基塔一家和他们自己则生活在伪满洲国政府的淫威之下。做选择的时刻到了。

骨肉离散(6)

从伪满洲国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1936年，离别前夕

这几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全家福的背面。这张照片是我在曾外祖母切斯娜的相册第二页发现的。深褐色的照片，相纸很高级。上面有切斯娜、基尔什、外祖父莫佳&#8226;扎列茨基、外祖母基塔和我母亲伊娜。照片显然是在照相馆照的，气氛严肃。

“这张照片是在哪儿照的？什么时候？”199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坐在厨房里，我好奇地问。

桌子上摊着切斯娜和玛亚的相册，以及我从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带回来的档案。看完奥尼库尔一家的内务部档案，母亲对里面的信息十分诧异。既然我已经从那个“邪恶的帝国”安全回来，她便急于帮助我把这个“故事”的片断缀合起来。照片背后的题字唤起了她的记忆。

“这是我外祖父和外祖母来哈尔滨探望我们时照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去了苏联。我记得，正赶上逾越节（Pesach）。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无论食品还是器具，都要合乎犹太教规定的标准。我们拿出逾越节专用的盘子、刀、叉以及汤匙等餐具，彻底清理了厨房，确保没有逾越节不能吃的东西。”

逾越节一般在北半球的春季，因此，这张照片必定是在1936年春的某一天照的。那时候，扎列茨基一家刚从海拉尔搬到哈尔滨的新居。他们虽然不信教，但我曾外祖父基尔什很虔诚，所以，犹太人逾越节的一切仪式都必须举行。

奥尼库尔夫妇最终决定，跟他们最小的两个孩子玛亚和亚沙去高尔基市。既然大儿子阿勃拉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基塔一家在哈尔滨，他们老两口留在海拉尔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我母亲记得，经常听说玛亚和亚沙给父母亲写信，催促他们去高尔基市。姐弟俩都在那儿找到了令人满意的工作，而且在信中描绘出一幅诱人的、光辉灿烂的美好未来——他们有自己的国家，完全没有日本占领的精神创伤。

照片是在基尔什和切斯娜最后一次来哈尔滨探亲期间照的。母亲说，在返回海拉尔卖掉房子、整理行装之前，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在她家住了好几个星期。那期间，全家人曾去离家不远的中国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利弗施茨照相馆。

外祖父、外祖母还送给她一个套餐巾用的小银环和很小的银钱包，作为临别礼物。那天深夜，母亲从一只中式雕花樟木箱里取出这两件礼物让我看。钱包上雕刻着：

依诺卡留念——外祖父、外祖母

除了母亲的眼泪和堆放在哈尔滨火车站上等待装车的行李之外，依娜几乎不记得其他奥尼库尔夫妇起程的情景了。基塔和切斯娜采购了好几天。做大衣的衣料是在叶斯金兄弟商行购买的，并且直接就送到裁缝铺。鞋和其他物品是在秋林百货商店买的，新瓷器和厨房用具是在什维德公司买的。依娜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手提包和箱子。这些东西倒给离别的忧伤平添了几分兴奋。

基尔什和切斯娜的审讯记录中保存了一些他们离开中国前较为详细的情况。在哈尔滨期间，他们从苏联领事馆领到护照和入境签证。领护照和办签证虽然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毕竟成功了。回到海拉尔以后，他们立即把房子和奶牛卖给一个德国人。为了免遭逮捕，基尔什把簧风琴低价卖给了他曾经贿赂过的那个海拉尔警察伊万诺夫。1936年8月，在中国生活了27年以后，基尔什和切斯娜永远离开了满洲。

20世纪30年代中期，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为了逃避日本占领者的压迫，纷纷离开中国。告别，成了哈尔滨火车站最常见的一幕。由于经济衰退和犯罪上升，哈尔滨已经失去了往昔的魅力。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猖獗的反犹主义加重了人们心中的不安。与法西斯分子有联系并受日本秘密警察操纵的俄罗斯歹徒掀起了绑架、敲诈和谋杀的狂潮，哈尔滨俄罗斯人已经忍无可忍。犹太人社区一半以上的成员，都去了天津或上海的比较安全的国际租界。

1935年3月，苏联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更是激起了大规模的向国外移民的浪潮。3万以上持有苏联护照的俄罗斯人举家离开满洲，前往苏联。其中，多数人是中东铁路的雇员以及学校、医院或者其他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少人出生在满洲，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他们满怀激动和期待，奔向“祖国”。告别变成了节日般的盛会。当超载的列车驶出车站时，站台上的人群挥手道别，有的人还举着红旗和横幅，横幅上写着：“俄罗斯母亲，迎接您的孩子们吧！”

“扎列茨基夫妇考虑过离开满洲吗？”我问母亲。

“从来没有！”

骨肉离散(7)

我外祖父和他哥哥卢维姆是肉类和家畜行业中的老移民，在哈尔滨商界颇受尊重。卢维姆成功地经营着一家名叫“扎列茨基兄弟公司”的零售商店，而莫佳是批发牛的商人。1934年，他在松花江附近的斜纹街（今经纬街）盖了一幢二层楼房。

由于在建造过程中遇到1932年的大洪水，工期不得不耽搁了一段时间。1935年，全家人终于从海拉尔搬来，住进4套房子中的一套。那时，莫佳全神贯注于他的生意，基塔忙于照看孩子。除我母亲以外，她还要照顾从海拉尔来哈尔滨上学的两个十几岁的亲戚——罗尼娅&#8226;奥尼库尔和伊拉&#8226;科甘。莫佳年迈的母亲和他的一个妹妹也住在扎列茨基家。闲暇时，基塔打打麻将，参加茶话会，偶尔也欣赏一下小歌剧。

“日本人占领下的情况怎么样呢？”

伊娜只记得，她就读的那所英国人办的学校被关闭了，只得去一所新建的苏联“玫瑰学校”念书。之所以叫“玫瑰”，是因为那所学校漂亮别致的玫瑰色校舍。我后来才知道，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我外祖父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清理了规模很大的牛行的资产和帐目，并一起在与他哥哥合办的企业中，各自担任了一个不起眼的职位。

“你知道玛亚去苏联以前去过上海吗？”我边问边把玛亚的审讯记录拿给母亲看。对于这件事情，妈妈全然不知。是啊，姨妈离开海拉尔时，伊娜只有4岁，怎么能指望她知道这件事情呢？此外，玛亚在上海呆的时间也不长：

1933年10月，我去了上海，住在我的朋友卢维姆&#8226;亚历山德罗维奇&#8226;波利亚克家。我在妇女工作室当了一段牙科医生。1934年年底，我离开上海，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去苏联以前，只在上海呆了10个月的时间。

此外，玛亚在审讯中还说，波利亚克是位皮毛商人，又解释说，她是在受到可能被逮捕的警告以后才离开海拉尔去上海的。她说，之所以没有直接去苏联，是因为父母亲还没有拿到去苏联的入境签证，她不想和他们失去联系。我仔细阅读玛亚的档案，希望获得她在上海期间更多的情况，可是这一简短的陈述看起来就是档案能够给我提供的全部信息了。

上海，这个以包容各种国籍的人和多种生活方式而著称的城市，曾有“东方巴黎”之称，一直令我心驰神往。19世纪40年代，英国迫使清政府把上海辟为通商口岸，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开放。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变成远东最富活力的商业中心，充斥着种种邪恶凶险、间谍活动和政治阴谋。这是一座世界性的、富有魅力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买到、什么也可以卖掉的地方。截然对立的两极在此泰然共处：可怕的贫穷与十足的富有；希望与绝望。

我在悉尼遇到过许多从上海来的俄罗斯裔朋友。他们似乎都老于世故，又精通英语。有些人是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躲避十月革命而到上海去的；有些人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逃避伪满洲国的压迫而去那里的；还有逃过纳粹大屠杀的欧洲犹太人，他们在上海找到了避难所。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权的国际租借、法租借以及虹口犹太人区的生活，始终色彩斑斓而充满活力。在耸立于外滩的一座座银行和商业大厦的映衬下，豪华的花园洋房、炫目耀眼的夜总会、俗丽的小酒馆、精巧的咖啡馆随处可见。欧洲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似乎比我们在哈尔滨的生活更富有异国情调。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哈尔滨却只有俄罗斯风情，偏狭封闭。“我们为什么不是从上海来的呢？”我问母亲，好像她能扭转乾坤似的，“那有多么浪漫啊！”

“不错，上海有高质量的生活，”母亲回答说，“但哈尔滨有文化。”我明白，她说的“文化”是“大文化”。为这事儿争论，没有什么意义。不管怎么说，通过玛亚我还是找到了与上海的某种联系，这使我十分高兴。

玛亚在上海逗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她此行的神秘性却激起了我的好奇。她去上海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她在那儿干了些什么？为什么离开？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比审讯记录丰富得多。真像她对内务部审讯人员说的那样，是因为害怕被日本人逮捕才离开海拉尔的吗？还是迫于压力，提供的不实之词？

我问过曾经在海拉尔居住的亲戚罗尼娅&#8226;奥尼库尔和伊拉&#8226;科甘，玛亚离开海拉尔以后是否直接去了苏联。她们俩都说，玛亚先去了上海。那时，我们围坐在悉尼我们家厨房的桌子旁，她们俩帮助我辨别玛亚和切斯娜相册中的一些人。

罗尼娅翻到一张照相馆拍摄的小照片，上面是玛亚与一个妩媚的姑娘。罗尼娅认出这个姑娘是玛亚最亲密的朋友拉切尔&#8226;纳弗塔诺娃。“她们是一起去上海的。”罗尼娅说。照片背面的题字是：

玛亚与拉切尔赠

1933年5月于哈尔滨

骨肉离散(8)

罗尼娅说，玛亚也许是去上海途中在哈尔滨呆了几天，期间和好朋友拉切尔拍了这张照片，然后寄给了父母亲。她记得，奥尼库尔夫妇和拉切尔的父母亲是好朋友。拉切尔家在海拉尔从事养牛业，很有钱。两家的姑娘们是一起长大的。当年基塔和玛亚在海拉尔拍摄的好多照片上都有拉切尔。

伊拉突然想起孩提时听到的传闻。那时候，人们都说玛亚是跟男朋友一起去上海的。她猜测，那人叫伊萨克&#8226;莫尔杜霍维奇，家里养马，切斯娜希望玛亚能嫁给他。这也许是伊拉幼年道听途说残留的记忆？谁知道呢！

在我问过的所有人当中，没人知道卢维姆&#8226;亚历山德罗维奇&#8226;波利亚克。玛亚在上海时就住在这个人家里。在中国，许多俄罗斯犹太人都姓波利亚克。玛亚说，曾在妇女工作室工作过，但这究竟是个什么机构不得而知。我只能假设，它是一家综合性医院下属的为妇女服务的设施。

后来，在翻阅抄录的档案馆不准复印的那部分材料时，我发现了玛亚在上海的更多资料，但其内容却使我大惑不解。那是摘录自高尔基市一个名叫卡尔迈林斯基的歌剧演员在内务部的交代材料。据说此人已经供认自己是日本间谍。他一口咬定，玛亚在上海期间：

……与白匪报纸《上海的黎明》有联系，而且是依靠该报为生的所谓“妇女工作室”的成员。各国领事馆大多利用它从事间谍活动。从我自己在国外的经历知道，“上海工作室”是个间谍组织，白卫军利用它与各国领事馆联络。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有一个大约二万五千多人的俄罗斯人社区。居民们信仰不同，有各自的基督教教堂、犹太会堂、商店、咖啡馆、夜总会。《上海的黎明》是当地发行最广的俄罗斯移民日报，和哈尔滨的《黎明报》以及天津的另外一份同类报纸都属于同一个老板。据我所知，这些都是刻意避开可能引起意识形态争论的发行量很大的移民报纸。尽管如此，在斯大林主义辩证法盛行的背景下，《黎明报》依然可能被与白匪归于一类。但是，把某个工作室和某张报纸联系到一起，实在令我困惑不解。

卡尔迈林斯基的供诉让人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香烟缭绕的新闻记者俱乐部里，外交官、商人、艺术家、新闻记者和间谍们一起饮酒，传播流言，进行交易。这和我在香港和华盛顿参观过的新闻俱乐部极其相似。可是，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一个牙科诊所呢？我问过的所有曾在上海住过的俄罗斯人都没听说过有个“上海工作室”，或“妇女工作室”。

1997年夏天，我翻阅《远东经济评论》，偶然看到对一位中国学者的关于上海前俄罗斯移民历史著作的评论，于是设法找到该书。书是用中文写的，但我父亲懂中文！他的翻译给我帮了大忙。这本书对俄罗斯人在上海的生活做了全面的研究，对其主要工商企业、文化机构都有论述，惟独没有提及任何工作室。我只好接受这一事实——妇女工作室仍然是个谜。

尽管如此，上海依然吸引着我。我特别关注有关这个大都市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闻报道，并想亲眼看看这座城市，找找依稀残存的历史遗迹。

1998年，命运又一次把我推上揭示家族历史的征程。事后想来，机缘开始于在越南河内古老的文庙里与一位中国学者的幸运相遇。随后两年里，一系列的巧合、幸运以及友谊帮助我解开了玛亚在上海期间的一些谜团。

当时，我即将结束在越南两年半的任期。5月的一个夜晚，在风景如画的文庙庭院里的官方宴会上，我和几个客人闲谈着。有人问及我的家庭背景。回答时，我自然提到哈尔滨。我的话被旁边一位曾在哈尔滨大学执教的上海教授无意中听见。他热情地和我攀谈起来。谈话中我得知，那本上海俄罗斯人历史著作的作者恰巧是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同事；而他的另一位同事则是研究中国犹太人问题的专家。“来上海做客吧，我可以把他们两位介绍给你。”

简直不可思议，4个月之后，我竟然成行了——因公到上海出差。这是随后两年中，我多次访问中国的开端。汪之成、潘光两位学者成了我的朋友，他们的帮助对于缀合我的家族历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之成是位俄罗斯问题专家，在上海图书馆和旧金山俄罗斯文化博物馆埋头钻研有关俄罗斯的档案、文献达数年之久。他是一位真正的“亲斯拉夫人”，给自己起名叫“萨沙”。我们一起在以前法租界的大街上漫步了很久。那里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和花园洋房依然保留着昔日“东方巴黎”的风格。他还带我参观了俄罗斯人生活过的地方——霞飞路上的俄罗斯人购物区、俄罗斯小孩念书的学校、旅馆以及几座东正教教堂。现在，一座教堂是饭店，另外的变成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

通过查阅过去的工商企业登记簿、公安局档案以及解放前后出版的新、老上海地图，汪之成帮助我追根溯源，找到玛亚人生之旅上的一座座“里程碑”。他确认了卢维姆&#8226;亚历山德罗维奇&#8226;波利亚克的身份——上海犹太人社区的名人，玛亚曾在他家住过。在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汪之成又带我去波利亚克家曾经住过的淮海路公寓区高大的阳光大厦。但玛亚曾经工作过的“妇女工作室”依然是个谜。

骨肉离散(9)

潘光是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他带我参观了犹太居民区，包括犹太会堂、装饰艺术风格浓郁的住宅以及著名的犹太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部分。潘光交游甚广，掌握有一份曾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人名单，并建议我和其中某些人联系。有两位女士在上海长大，后来移居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无意中，她们帮我弄清了玛亚在上海期间的情况。

1999年5月，作家列娜&#8226;克拉斯诺带我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该馆收藏的部分书籍和出版物。这些收藏品属于她父亲——曾经的上海犹太人杂志编辑。我万分惊讶地发现，藏品中有一本关于俄罗斯人的画册——《旅居上海的俄罗斯人》。画册由侨居上海的俄罗斯人季加诺夫船长在1936年出版。翻阅之下，我发现其中一页的标题竟然是：

妇女职业学校

（前身是《上海黎明报》的妇女工作室）

下面是校舍照片。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单单是这个标题就使玛亚档案中的大部分材料变得鲜活起来。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解释说，妇女工作室是1933年由该报管理部门建立的。1935年，迁移到此较大的校址，后来变成市政当局的职业学校。设立工作室的初衷是为俄罗斯妇女提供学习技能的机会，“从长远看，这些技能将帮助她们谋生”。学校开设诸如服装剪裁、女帽缝制、修指甲、理发、烹饪、打字以及法语和英语等课程。

十月革命以后，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妇女离开俄国。她们没有一技之长，除了当职业舞女和妓女以外，几乎没有就业的希望。对她们来说，能在工作室接受培训肯定是极大的幸运。不难想象，这样的工作室里设有一个小诊所；玛亚可能就在这里当牙科医生。这就是卡尔迈林斯基指控的所谓“间谍巢穴”。

一位俄罗斯朋友后来告诉我，卡尔迈林斯基在上海是表演杂耍的艺人。这话让我产生了一种预感，卡尔迈林斯基的照片可能就在我上一次看到的那些舞蹈家、音乐家和扮演天真无邪的少女的演员们之中。不出所料，一年以后，当我再到胡佛档案馆查阅资料的时候，在同一本画册的另一页上，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圆脸的皮耶罗身上，下面的名字是：亚历山大&#8226;扎哈洛维奇&#8226;卡尔迈林斯基。

我和第二位美国妇女联系的原因是因为她和我曾外祖母切斯娜同姓。莉莉&#8226;克列巴诺娃&#8226;勃拉克住在纽约。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我们发现两人的根都在白俄罗斯，亲戚们都在中国生活过，但是没有其他更多交集。不过，当莉莉对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犹太人迁往上海而我们家却留在哈尔滨表示诧异时，我特意提到玛亚——我那去上海的亲人；我提到玛亚住在卢维姆&#8226;阿历山德罗维奇&#8226;波利亚克家，说不定莉莉还认识他们呢！？

2000年6月，我来到纽约，莉莉安排我和波利亚克的孙女——叶利亚&#8226;波利亚克见面。叶利亚是莉莉母亲的好朋友，在上海时认识玛亚。这真是天大的发现！

叶利亚&#8226;波利亚克八十多岁，是位举止文雅、讨人喜欢的纽约人。在曼哈顿一家小咖啡馆喝早茶的时候，我们理清了一个又一个“人物关系”。叶利亚是玛亚的朋友拉切尔的表侄女。拉切尔与玛亚一起去上海，并住在波利亚克家。波利亚克是拉切尔的舅舅，是一位从1915年起就住在上海的西伯利亚犹太人。

“我是通过表姑拉切尔认识玛亚的，”叶利亚说，“在上海的时候，我们经常见面。”她说，玛亚皮肤黝黑，一双大大的黑眼睛，黑头发，个子不太高，留着短发。“她非常讨人喜欢……谦恭有礼，妩媚动人……我常常记不住人，但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她。”

我拿出一张玛亚在照相馆拍的照片给她看。照片上的玛亚穿着优雅的黑色连衣裙，短发向后梳成当时流行的发式，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颧骨略高。

“就是她！”叶利亚说，“我认识她的时候，她长得就是这模样儿。”我总是觉得，这张照片有一种“上海风情”。

我又拿出淮海路的那幢高大的公寓楼的照片给叶利亚看。汪之成说过，那就是波利亚克在上海的旧居。叶利亚立即证实，这正是拉切尔和玛亚初到上海时住的地方。

骨肉离散(10)

“她们初到上海时，除了父母给的那点钱以外，没有多少钱。于是，像波利亚克的许多亲戚一样，来了上海就先暂住在波利亚克家。不过姑娘们很快就找到工作，搬到她们合租的房子里去了。”

叶利亚只知道玛亚找到一个牙科医生的工作，但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我问她玛亚属于哪种类型的人。严肃的？活泼的？有男朋友吗？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男朋友。”叶利亚笑着说，“她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她严肃而内敛，从不装腔作势。”

叶利亚的回答让我惊讶。在我听到的对玛亚的描述中，不论是在海拉尔、哈尔滨，还是在苏联，她给人的印象都是活泼、开朗、大方。照片上的她也让人觉得性格外向。于是，我想从叶利亚嘴里再听到点什么。

“不要忘记，她来上海的时候，非常年轻。我们也有过那么年轻的时候。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而且是第一次到这么一个大都市。即使从哈尔滨来的人，相比之下，也会感到上海非常之大，何况玛亚是从海拉尔来的呢！她也许有点儿不知所措？远离父母、背井离乡，她可能感到孤独。尽管有拉切尔，小时候的朋友……”

我倏然意识到，玛亚给叶利亚留下的这种印象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会做出离开上海、前往苏联的决定。也许玛亚感到孤独无助，也许大都市的喧嚣与繁华甚至让她畏惧？也许她意识到上海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父母亲从海拉尔吸引来的地方？

叶利亚也无法解释玛亚去苏联的原因，但她认识别的从上海去苏联的人。他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或1945年二战结束后去的。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呢？有的是向往俄罗斯文化——语言、文学、芭蕾舞、戏剧、歌剧。有的是渴望祖国。据她所知，去了苏联之后，他们的日子都非常艰难，后来无一例外地和上海的朋友们失去了联系。

听到玛亚在高尔基市的结局，叶利亚既难过又吃惊。

“多么悲惨！多么恐怖——就那样莫名其妙地死了？！”

玛亚的朋友拉切尔怎么样呢？叶利亚说，拉切尔留在上海，后来结了婚，不幸的是她丈夫死于一次飞机失事。二战后，她去了巴西，20世纪90年代在那里去世。

叶利亚对玛亚在上海期间的生活细节虽然了解得不多，但听到她谈论我的亲人还是让我感到十分欣慰。至少，这是在上海认识玛亚的一位尚且在世的人，她的介绍自然比内务部档案更真实可靠。

正是由于玛亚去苏联的决定，才使家里其他人相继来到苏联。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去高尔基市，而不是去有亲戚的莫斯科？也没有去文化艺术中心列宁格勒？更没有去阿勃拉姆生活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正如我母亲所说，原因其实很简单，玛亚在高尔基市找到了工作，其他人也就跟着去了。内务部档案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玛亚对审讯人员说，1934年10月离开上海之后，她先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哥哥那里住了几个月，然后去了莫斯科，住在她母亲的妹妹费佳&#8226;特西尔林家。1935年4月，她去了高尔基市，在高尔基汽车厂综合医院找到一份当牙科医生的工作。亚沙的档案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审讯人员问到他姐姐为什么最终在高尔基市定居时，他说，因为玛亚没拿到居住许可证，所以在莫斯科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由于大量老百姓蜂拥而来，莫斯科处于极度拥挤的状态。起初，他们来莫斯科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后来，是为了逃避在农村迅速蔓延的饥荒。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人口已经猛增到400万。1933年，政府实行国内通行证和城市人口登记制度，以控制城市发展。这就意味着，只有领到某一城市居住许可证的人才能在该市居住。

为了彻底弄清亲人们在高尔基市的情况，我又转而求助于我们这个大家庭——利用档案里的信息，唤起家人的回忆。母亲告诉我，费佳&#8226;特西尔林是伊拉&#8226;科甘的外祖母，玛亚在莫斯科期间住在她家。

不出所料，伊拉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有关特西尔林一家的情况。在20年代后期，伊拉的母亲领着她从海拉尔去莫斯科探望外祖母时，她第一次见到特西尔林家的人。20世纪60年代初，她和家人从哈尔滨移居到苏联以后，又前后几次去看望特西尔林家的后人。

我问伊拉，玛亚为什么去高尔基市。她的回答很简单：“玛亚是因为投奔表兄特西尔林夫妇才去了高尔基市。特西尔林夫妇已经在那儿安顿下来，而且能帮她找到工作。”伊拉解释说，20世纪30年代初，高尔基汽车厂刚开始建设的时候，费佳的儿子马克和妻子法尼娅就在那儿工作了。玛亚来的时候，工厂已经建成并运转了3年。

正像四分之一世纪前，一个家庭成员跟随另一个家庭成员从白俄罗斯的犹?小村庄去满洲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孩子们也相继去了高尔基市。1935年4月，玛亚追随特西尔林夫妇去了高尔基市。同年，玛亚的堂弟萨尼亚&#8226;奥尼库尔，也从海拉尔去了高尔基市。

骨肉离散(11)

1938年，萨尼亚在审讯时说，日本人关闭学校的时候，他被迫中断了在哈尔滨工业技术学校的学业。堂姐玛亚写信给他，说在高尔基汽车厂能找到工作，还可以学习。于是他就来到高尔基市，当了一名电工，住在玛亚家。

内务部档案显示，玛亚的弟弟亚沙随后在1936年2月也来到高尔基市，后来在高尔基汽车厂当了一名技术工作方面的英语翻译。1936年8月，基尔什和切斯娜最后到达高尔基市。老两口生平第一次没有工作，依靠孩子们赡养。

1996年在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访问期间，看到高尔基汽车厂的规模时，我就意识到，这决不是一座普通的工厂。后来我得知，高尔基汽车厂——1956年前也叫莫洛托夫汽车厂，以对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表示敬意——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宏伟的工业化规划中的一个示范项目。

高尔基汽车厂是在美国汽车大亨亨利&#8226;福特的帮助下，以福特的底特律汽车厂为蓝图而建设的。这是苏联第一座真正的汽车厂，其装配线按照美国最新的设计图纸建造而成。在美国遭受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福特抓住时机，把美国的设备和专业知识卖给苏联人，同时帮助他们开发汽车市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高尔基市，这位典型的垄断资本家的肖像一度被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肖像旁边。工厂生产出来的第一辆汽车，GAZ-A型，就是福特牌A型汽车的变种。

高尔基汽车厂把成千上万的工人从苏联各地吸引到高尔基市，也吸引了渴望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和工人。1935年，英国贸易联合会秘书长沃尔特&#8226;西特里恩爵士参观高尔基汽车厂时，工厂已经有二万五千多名技术工人、五百多名医务人员，以及一万二千五百多名建筑工人。

对于年轻的奥尼库尔们来说，投身于这样伟大的事业，为建设“第二个美国”添砖加瓦，是多么令人激动啊！这里与宛如沉睡中的海拉尔有天壤之别。作为高尔基汽车厂建设机械车间的英语翻译，亚沙也许和来帮助高尔基汽车厂建设与管理的美国顾问们一起工作过。我不知道，亚沙和玛亚是否把自己看成“社会主义先锋”的一员，为把落后的俄国变成现代化的苏维埃而努力奋斗。

玛亚的档案告诉我，从1935年起，她就成了一名共青团员。我不知道，她参加共青团的动机是发自内心的信仰还是为了在政治上谋取自己的利益？在苏联时期，共青团员享有一些特权：有机会分到比较好的住宅、到旅游胜地旅行、购买比较好的商品、享受优质服务。但是，我觉得，玛亚可能是位爱国主义者，准备今天做出牺牲以建设更美好的明天——苏联领导人经常说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不管我自己的审美观点如何，就汽车厂“社会主义城”的生活而言，奥尼库尔一家在那里显然很幸福。切斯娜对亲戚们说，她印象最深的是玛亚和亚沙分到的那套两居室的公寓。高高的天花板，阳光充足，视野开阔，和奥尼库尔一家在海拉尔住的那幢狭窄低矮的土坯房简直有天壤之别。就是和切斯娜的妹妹费佳和她女儿一家居住的那套一居室公寓以及莫斯科的任何亲戚家相比，这套公寓也显得奢华而舒适。这个大型企业一切从零开始，它的职工宿舍大楼当然条件会比较优越。

除了住宅外，高尔基汽车厂还有自己的娱乐设施：夜总会以及放映电影和供当地或外地来访的艺术家们表演的大型剧院。使基尔什感到失望的也许是在徒步范围内没有犹太会堂。不过，也许像他的孩子们一样，他明白，他们正在建设的苏维埃乐土是没有宗教的。所幸，他活着的时候，高尔基市旧城区的犹太会堂还可以举行宗教仪式。

基尔什和切斯娜因为离开远在满洲的亲人而伤心，也为他们在日本占领下如何生活而担忧。不过，老夫妇俩在莫斯科都有各自一方的亲戚。这些亲戚是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取消了沙皇俄国对犹太人居住地区的限制以后，从白俄罗斯迁居莫斯科的。坐火车从高尔基市到莫斯科仅需14个小时。廖瓦&#8226;拉亚克舅姥爷记得曾在莫斯科见过玛亚和亚沙许多次。基尔什和切斯娜来到高尔基市以后，廖瓦至少见过他们一次。根据切斯娜的档案，那可能是在1936年11月。

马克和法尼娅&#8226;特西尔林在高尔基市对年轻的奥尼库尔姐弟大有帮助。他们夫妇俩都是工程师，从打高尔基汽车厂开始建设，就在这儿工作，而且现在身居高位。法尼娅被认为是汽车喷漆方面的高级专家，曾经被送到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厂和巴黎、柏林进修过。特西尔林夫妇在如何处理高尔基汽车厂的人事关系方面可以给满洲来的表妹、表弟以忠告。

伊拉&#8226;科甘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初，从哈尔滨移居到阿拉木图以后不久，第一次去高尔基市探望特西尔林夫妇的情况。法尼娅当时已经是有两千多名员工的油漆车间主任了。领导们十分倚重她的专业技术，都希望她能在正在研制的新产品Chaika牌敞篷汽车的喷涂技术方面做点贡献。

骨肉离散(12)

伊拉形容特西尔林夫妇住的那套三居室的公寓时说：“按照苏联的标准，公寓十分豪华。”像斯大林时代为高级管理人员建造的许多老式公寓一样，那套公寓有宽敞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还有面积相当大的厨房和浴室。房子在一条宽阔的大街上一幢高大的公寓大楼里，街角就有食品商店，十分方便。

“那幢大楼在高尔基市的哪个区？”我问伊拉。

“在高尔基汽车厂‘社会主义城’——基洛夫大街。”

毫无疑问，那正是23号大楼15号公寓——我和我的朋友们曾经在尼日尼寻找过的切斯娜的住址。萨尼亚的档案材料说明，他也在这里住过。这么看来，在奥尼库尔一家的其他成员被捕以后，特西尔林夫妇让切斯娜和萨尼亚从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搬到了他们家。在那个偏执狂甚嚣尘上的年月，对特西尔林夫妇来说，收留被捕者的亲属要冒多么大的风险啊！真是血浓于水！

我不知道，奥尼库尔夫妇来苏联以后，是否见过阿勃拉姆。档案或者照片都提供不出他们见过面的证据。从高尔基市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路途遥远。可是不管怎样，他们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了，彼此通信还是可以的。切斯娜的影集里，有一张阿勃拉姆在1937年寄给父母亲的照片。和在中国时拍摄的照片相比，他胖了，头发也明显稀疏了。这张身穿制服的照片上题写着“边防战士，你们的儿子寄”。他一定是念完了大学，并且找到了工作。有一份审讯记录提到，阿勃拉姆与玛亚、亚沙一起在经济上供养父母亲。

为了寻找在高尔基市的全家福，我仔细查看了玛亚和切斯娜保存的所有照片，但一张也没有找到。事实上，那个时期的照片只有玛亚的几张——一张是玛亚和表嫂法尼娅&#8226;特西尔林在莫斯科照的；另一张是玛亚身穿白大褂，在医务室的办公桌旁边，和她的医生情侣一起照的。还有一组照片，是1936年10月，在克里米亚度假的两个星期间拍摄的。

克里米亚的那组照片，看起来好像是集体旅游时摄制的。大部分都编了号，写着地名和拍摄日期。这也许是玛亚和来自高尔基市的其他年轻工人们在享受一年一度的假期。地名是

雅尔塔周围几个深受欢迎的旅游点：尼日基京斯基植物园、阿卢普卡王宫。大部分地方在《孤独的星球——俄罗斯旅游指南上》都有介绍。这些照片使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在亚得里亚海附近旅游时，见到的一个苏联国际旅行团。男人们身穿不合体的西装；女人穿着花布连衣裙，脚穿短袜和凉鞋——那个时代俄罗斯的时尚。

那套照片中，只有两张拍摄出玛亚的风采。第一张照片上，她与其他3位女子都穿着宽松的长袍，坐在沙滩上，背后是波涛拍岸的黑海。她们随时都可能脱掉长袍，跳进海里游泳，为终于摆脱旅游团的其他人而高兴。

第二张是集体照——一幅动人的图画——照片是在阿卢普卡的城墙上拍摄的，背景是白雪皑皑、高耸入云的山峰。玛亚站在中间，身穿薄薄的短袖棉布连衣裙，微风吹拂，轻轻飘动的连衣裙映衬出她优美的曲线。玛亚的脸上洋溢着天使般的微笑，用右手遮挡着头顶上方炫目的阳光，眺望着远方。

玛亚也许在回想在高尔基市度过的18个月时光？她已经设法让大多数家人逃离了日本占领下的满洲。他们安全了，终于团聚了。现在，在自己的祖国，他们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玛亚的目光也许正凝视着“光辉灿烂的未来”。

10月的“黑渡鸦”(1)

我不知道，玛亚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她心目中“光辉灿烂的未来”只不过是幻想、是海市蜃楼。但事实上，她去克里米亚旅游以后还不到一年，奥尼库尔一家便陷入1937年席卷苏联的大清洗的灭顶之灾。一年之间，她的希望和梦想便彻底破灭了。

回顾大清洗的历史，那场可怕的灾难怎样像漩涡一样旋转着，旋转着，月复一月，把越来越多无辜的人吞没的事实一目了然。我之所以能看清楚这一点，是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了。可是生活在恐怖之下的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看清问题的本质呢？玛亚和其他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明白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奥尼库尔一家的审讯记录中，我陆陆续续发现了他们在那灾难的一年里的生活情况。亲戚们的回忆提供了补充信息。不过，要想真正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信息放到我们所了解的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此外，还得利用一点儿想象。

1934年12月，民望极高的苏共领导人谢尔盖&#8226;基洛夫被刺杀，这个事件成为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线。当时，玛亚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哥哥阿勃拉姆在一起。基洛夫遇刺身亡激起苏联民众的强烈愤慨。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人民要求严惩罪犯。那个月晚些时候，玛亚还在莫斯科姨妈家，政治迫害就已经开始。

据说，基洛夫遇刺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其最终目的是要谋杀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其实，这只是逮捕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的斯大林党内政敌的一个借口。随后官方声称，调查发现流亡国外的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也与这一阴谋有关。很快，在波及全国的、彻查所谓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恐怖集团”成员的行动中，数以万计的党员遭到清洗。更大规模的逮捕正在计划之中，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30年代中期，苏联到处悬挂着斯大林的肖像和他的口号：“生活已经变得更美好，生活已经变得更幸福。”也许确实如此。1935年不再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非无产阶级行为”的禁令也被取消。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喜气。政府鼓励市民休闲娱乐，享受消费品——如果能买到的话。苏联正在走向现代化，像美国一样，拥有大规模生产冰淇淋和法兰克福香肠的食品加工业。科隆香水和香槟酒又成为时尚。挤满观众的剧院里上映着配有感伤音乐的电影。“休闲和文化娱乐公园”里搭起台子，表演过去难得一见的舞蹈。圣诞老人也从寒风中走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玛亚在高尔基市找到工作和住处之后，才写信给海拉尔的亲人，劝说他们来高尔基市团聚。

1936年8月，奥尼库尔全家人都到达苏联，正赶上莫斯科举行第一次公审。当时，谁也不会漏掉那条新闻——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同谋被指控犯有刺杀基洛夫以及包括阴谋刺杀斯大林在内的种种罪行。有被告的供述，有公诉人维辛斯基绘声绘色的起诉，宛如演戏一样的公审在报纸上广为宣传；公审的片断还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并被拍成新闻记录片放映。

玛亚和亚沙看穿这种装模作样的表演了吗？他们怎么能看穿呢？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没有理由怀疑斯大林和苏联司法制度，也没有理由怀疑被告的供述是可以通过卑劣的手段编造出来的。听说阴谋就发生在最高领导层身边，他们也许只能目瞪口呆，最多把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归咎于老布尔什维克勾心斗角的最后一场表演。在工作单位，他们参加会议，讨论提高警惕的必要性。听说阴谋集团的成员之一居然是曾经在高尔基汽车厂当过厂长的斯米尔诺夫，大家一定万分惊讶。

10月的“黑渡鸦”(2)

到了这一年年底，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苏联新宪法上了。在1936年11月正式通过以前，为了便于讨论，这部新宪法曾在群众中广泛传阅。宪法的承诺激动人心：人民将享有公民权、政治权以及自由。对许多人来说，包括曾经在俄国犹太人定居点饱受歧视的奥尼库尔一家那样的犹太人，有理由为这部宪法感到由衷的高兴。

人们欢天喜地迎来1937年。报纸报道说，单单在莫斯科，就点亮了25万棵圣诞树，作为这个国家“幸福的青春时代”的象征。而就在仅仅两年前，圣诞树和圣诞老人还被当作旧传统而禁止。像所有大企业一样，除夕之夜，高尔基汽车厂为员工们举办了盛大的迎新年歌舞晚会——也许爵士乐也重新闪亮登场。我想象，年轻的奥尼库尔们也在那里。午夜时分，所有人都为新年的到来举起酒杯——“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干杯！为我们光辉灿烂的未来干杯！”

可是不到一个月，苏联人民就经历了第二次莫斯科公审。在高层领导内，又一次揭发出叛国和阴谋活动。被告又是党的高级领导。这一次，他们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以及在德国和日本授意下破坏经济的罪行。大多数被告被处决了。人们感到吃惊的是，所谓的阴谋分子中，竟然有尤里&#8226;皮亚塔科夫。此人和负责重工业部的人民委员奥兹赫尼凯兹关系密切。奥兹赫尼凯兹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发展苏联工业做出巨大贡献而备受赞扬。高尔基汽车厂就被认为是他的一个杰作。1937年2月，奥兹赫尼凯兹突然去世，据说死于心脏病。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他也许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谋杀的。

我猜测，年轻的奥尼库尔们对这些事件一定很感兴趣。他们的表兄特西尔林夫妇对奥兹赫尼凯兹一直推崇备至。从高尔基汽车厂建设初期起，他们就和奥兹赫尼凯兹有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派遣法尼娅&#8226;特西尔林到国外培训就是他一手促成的。

对于日本暗中策划力图摧毁苏联的新闻，他们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在满洲的时候，玛亚和亚沙就听到传言，说日本人正在训练一些武装的白俄分子去苏联进行破坏活动。可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人能在苏联高层领导中找到代理人。他们或许在揣测，苏联和日本在远东的战争是否即将来临？

从奥尼库尔一家人的审讯记录中，我看到他们在高尔基市遇到的，从哈尔滨和海拉尔来的其他人的名字。这个问题似乎成了审讯人员们的“保留节目”。玛亚和从哈尔滨来的两个姑娘，莉娅和薇拉成了朋友。玛亚说，在哈尔滨学习期间，她和她们俩有一面之交。莉娅当时在哈尔滨一家女帽店工作，薇拉在中东铁路。1935年，莉娅和薇拉与玛亚前后脚来到高尔基市。她们后来在莫斯科到库尔茨克铁路线的高尔基市火车站工作。

“我们互相拜访。”审讯人员记录下玛亚的话。我想，那就是说，她们的关系很密切。根据我自己在国外生活的经验，我非常理解，尽管在“老家”各自的天地可能全然不同，可是一旦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就会由于共同的背景被吸引到一起。在高尔基市，这几位姑娘都是“前哈尔滨俄罗斯人”。

玛亚认识的另外一个从哈尔滨来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此人名叫卡尔迈林斯基，是个歌剧演员。玛亚对审讯人员说，她是在高尔基市认出他的。那时，卡尔迈林斯基在高尔基市歌剧院工作。以前，他在哈尔滨唱过歌剧，还到满洲其他主要城市巡回演出。但她不记得这个歌剧演员的名和姓了。

出现在奥尼库尔一家大多数人档案中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宾季科夫。切斯娜对审讯人员说，宾季科夫是以前在海拉尔的邻居，和她儿子阿勃拉姆是中学同学。按照玛亚和亚沙的“交代”，尽管奥尼库尔一家和宾季科夫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但1936年，他还是来高尔基市他们家小住了几天。

10月的“黑渡鸦”(3)

1937年3月23日，是玛亚的26岁生日。就在这一天，报纸大肆宣扬伏尔加河大坝的建成，说那是苏联战胜自然的又一个辉煌成就。我想，既然政府鼓励人民享受生活，玛亚的生日一定会好好庆祝一番。她大概会邀请朋友们参加妈妈特意准备的生日宴会。

我仿佛看见，亚沙举起斟满香槟酒的酒杯，祝姐姐身体健康。玛亚的那位医生朋友手捧玫瑰花和红莫斯科牌香水赶来道贺。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为了向罗曼诺夫王朝表示敬意而研制的这种香水，1925年被重新取名，变成苏联妇女长期以来特别喜爱的香水。我所以知道它，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亚沙来哈尔滨探亲时，给我外祖母带了几瓶。香水用完以后，外祖母就把空瓶子送给我玩。

生日宴会后，年轻人去高尔基汽车厂俱乐部继续狂欢。我想，由于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玛亚的舞一定跳得很好。

我不知道，玛亚与父母、弟弟和堂弟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如何设法安排自己的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已经结婚的夫妇，想亲热亲热也非易事，更不用说秘密相恋的情侣了。即使玛亚的男友与妻子不和，估计两人也得住在一起。如果他们有孩子，情况就更复杂了。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党对离婚已经持不支持态度了，尤其是对高级官员。1936年中，正式通过的“未婚母亲保护法”宣布堕胎为非法，并提高家庭补助金，这就使离婚更为困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玛亚的男朋友只身前来高尔基汽车厂工作，而把家留在另外一座城市。为了玛亚，我希望如此。她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

1937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报纸上充斥着在苏共领导层里揭露出“人民的敌人”的消息。腐化、任人唯亲和自以为是的行为被连篇累牍地报道。2月，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指出，许多企业和党组织中存在着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这就是对物资短缺——从面包到女式长统袜和雨鞋——所做的解释。高尔基市的奥尼库尔家听说，高尔基汽车厂党组织的高层领导已经被揭露出来，并且被开除出党。但所有这一切距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还很遥远。

1937年下半年，政治舞台变幻的风云离现实越来越近了。6月初，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红军中有人叛国！以国防部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8位高级将领，由于密谋与德国人进行军事勾结而被逮捕。此时，国家正在加强反法西斯侵略的防御能力和准备战争！审判秘密进行，第二天，8个人就被处决了。

大清洗如火如荼。从高层开始，在红军各级领导中展开，后来蔓延到党内。开除、逮捕遍及苏联各地。清洗的浪潮很快波及到党的外围组织——工会和共青团。领导人被逮捕，大家都要提高警惕。每一个工会会员或共青团员都有责任帮助党肃清“破坏者”和“叛徒”，并且揭发“人民的敌人”！

因为是共青团员，玛亚肯定得参加团会议，也许就是揭发“叛徒”或者开除某个同志的会议。我想，她也许对这种株连九族、代人受过十分反感；她也许面临着不得不对那些本来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表态的困境。我不知道，她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也像其他人一样，面对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咕哝着，说几句不得要领的话？

也许，亚沙也品尝过会议和自我批评的滋味。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通过“集体揭发”被揭露出来的。我不知道，作为一名翻译，他是否在工作中感到必须警惕“外国影响”的额外压力，是否注意到几乎所有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专家都走了。

1937年7月，亚沙在政治迫害达到顶点的时候，由于休年假而喘了一口气。亚沙的档案记载，他去了高加索，在皮亚特戈斯克温泉度假。19世纪，那里是上流社会青睐的旅游胜地，著名的浪漫派诗人莱蒙托夫曾经在此地进行了一场决斗，结果英年早逝。

10月的“黑渡鸦”(4)

亚沙返回高尔基市的时候，“黑色渡鸦”正在夜间盘旋。俄罗斯人把渡鸦看作凶兆。“黑色渡鸦”是人们给可怕的黑色囚车起的绰号。内务部就是把捕获的“猎物”装进这种车里带走的。每天夜里11点到凌晨3点之间，人们都毫无睡意地躺着，提心吊胆地听“黑色渡鸦”在谁家门口停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黑色渡鸦”正是高尔基汽车厂制造的，其底盘和运送面包的厢式货车的底盘完全相同。

我猜想，玛亚一定对亚沙说过，她曾度过那么多难眠的夜晚。她注意到不少人在不知不觉中失踪了。病人们不能如约应诊。护士打电话到其工作单位时，被告知，那些人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至少有一次，她被直截了当地告知，因为是“人民的敌人”，那个病人已经被逮捕了。玛亚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不敢说——甚至对她的护士也不敢说。那时候，人人自危，相互猜疑，谁都不知道谁会是个“密探”。

亚沙返回工作岗位之后，一定也发现有人失踪了。我想象，度假前，他把一份译稿交给一位工程师。度假回来再去拜访的时候，却发现那人不见了，只有工程师的手下坐在他原先的座位上。“伏罗洛夫同志上哪儿去了？他休假去了吗？”那人告诉他，伏罗洛夫已经被“调走”了。后来他才知道，正是坐在工程师椅子上的那个人告发伏罗洛夫同志是“外国间谍”。于是，伏罗洛夫同志在街上散步的时候被抓走了。令奥尼库尔们心惊胆颤的是，被告发的人已经不仅限于党内的高级官员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老百姓也随时可能陷入灭顶之灾。

到处都发现“间谍”、“卖国贼”和“人民的敌人”！新闻媒体在民众中掀起一股抓间谍的狂潮。副总检察长列夫&#8226;西宁还写了一部揭露间谍的剧本——《交锋》。这部戏在全国各地的剧院里上演，引起巨大反响。

对奥尼库尔一家来说，形势的变化令他们十分不安。7月底，当地一份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提醒男人们警惕外国间谍的女色诱惑。文章举例说，一名工程师就被一个从哈尔滨来的年轻漂亮的姑娘引诱。这个姑娘原来是个日本间谍！文章在奥尼库尔家引起种种猜测。这个姑娘真是日本间谍吗？她是谁？认识她吗？

这篇报道给玛亚敲响了警钟。在苏联长大的俄罗斯朋友们给我讲过哈尔滨来的女士们刚到苏联时给人留下的印象。由于时髦的服装和从中国带来的工艺品，在人们眼里，她们似乎充满异国风情。孩子们经常在她们扔掉的垃圾中寻找“宝物”——瓷器碎片。和苏联人自己单调乏味的生活相比，一些苏联人嘲笑来自哈尔滨的妇女是“娇小姐”就不足为奇了。

玛亚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周围人的这种不屑，尤其是许多妇女的暗中妒忌。这也许能解释玛亚服装款式的明显变化。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中，虽然衣着朴素，但很时髦。在苏联拍摄的为数不多的照片，则显示她入乡随俗，按照苏联人的时尚打扮自己——短袜、凉鞋以及必不可少的贝雷帽，以便看起来和别的女同志没什么两样。在“抓间谍”的热潮中，玛亚知道，她在满洲和上海的经历很容易被打成“日本间谍”。她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显眼。

恐惧和怀疑与日俱增。这种情况下，奥尼库尔一家无疑必须保持低调，而且相互依附得更紧密了。那时候，年轻人都按时回家吃晚饭，每个人都带回更多有关逮捕和揭发的消息。神父们被逮捕了，教堂被关闭了。基尔什担心，下一步就轮到犹太会堂了。他们还注意到自家街上另一幢公寓门上贴着的封条——父母亲都被逮捕了，祖父母被赶出家门，孩子们被送到孤儿院。

原本满怀希望开始的一年，局势怎么会恶化到如此地步呢？

奥尼库尔一家有没有听到曾经在中东铁路工作过的哈尔滨俄罗斯人被打成“日本间谍”而被逮捕的小道消息？玛亚作为共青团员，是否曾经为这种逮捕辩护，指出那些人也许就是间谍？她是否提醒过全家人，苏联正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侵略？

10月的“黑渡鸦”(5)

虽然奥尼库尔一家人谁也不敢公开责问，自己究竟为什么在这个关口回到苏联？但我确信，这种想法肯定曾在他们充满焦虑的心头掠过。

1957年，曾外祖母切斯娜来哈尔滨探亲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她是怎么熬过大清洗以及大清洗以后那段痛苦而难忘的时光。但是，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还是没人敢开口请她讲一讲那段往事。

可是有一天下午，她把我母亲拉到一边，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伊娜记得，她是在外祖母基塔的卧室窗户旁边给我母亲讲述的。当时，基塔出门去了，我在睡觉。

“她为什么不对基塔讲而对你讲呢？”我问母亲。

伊娜猜测说，一定是切斯娜不忍心把这段痛苦不堪的往事告诉基塔——她和玛亚姐妹俩的感情很深。

切斯娜对我母亲讲述了1937年年底以前全家人在恐怖中煎熬的痛苦。一家人彼此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恐惧加诸别人头上，因此，吃饭时大家都沉默无语。夜晚，每个人都睁着眼躺在床上，侧耳倾听外边大街上“黑色渡鸦”的动静。它会停下来，还是会驶过去？

1937年10月2日，“黑色渡鸦”终于停下来了。

午夜刚过，切斯娜听到汽车停下，接着，楼梯上响起脚步声。她以前也听见过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脚步声，但没人敲她家的门。可是这一次敲门声响起了。

接着，家里乱成一锅粥。玛亚跑进父母的卧室穿衣服。切斯娜匆匆穿上晨衣，摇醒睡着了的丈夫。亚沙穿着睡衣打开卧室门，萨尼亚站在他身后。身穿制服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面对他们，亮出紫红色的身份证——契卡，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邻居，看起来既疲倦又紧张——他是居民委员会的代表。

“雅可夫&#8226;格里高利耶维奇&#8226;奥尼库尔、玛丽亚&#8226;格里高利耶芙娜&#8226;奥尼库尔……”契卡工作人员大声说，“你们被捕了！证件呢？请！”

没错，“黑色渡鸦”正是奔着他们来的。

契卡工作人员对公寓进行了彻底搜查，倒空抽屉、把书从书架上扒拉下来。奥尼库尔家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切斯娜动手给孩子们打点暖和一点儿的衣服时，基尔什坐在一旁哭泣。她记得亚沙对基尔什说，这肯定是场误会，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的。

在亚沙和玛亚的档案中，我发现了内务部没收物品的清单——他们的护照、高尔基汽车厂通行证、亚沙在军事部门的证件、玛亚的共青团员证、8本外文书、一包集体照片以及个人信件。

搜查很快结束了。被喧哗声惊醒的邻居们眼巴巴看着亚沙和玛亚被推进黑色囚车。契卡工作人员喜欢有目击者，从而证明逮捕是完全依照苏联法律进行的。切斯娜记得，玛亚头发蓬乱、眼睛又大又黑，看上去是那么年轻，那么柔弱。

被搜查后的屋子一片狼藉。基尔什、切斯娜和萨尼亚站在房间里相拥而泣。过了好长时间，切斯娜才开始收拾屋子。

“这是一场误会，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的。”基尔什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亚沙的话。

4天以后，10月7日，“黑色渡鸦”再次光临。这一次，基尔什、切斯娜和萨尼亚已经准备好装有过冬衣物的小手提箱了。

“奥尼库尔，格里高利&#8226;马特维耶维奇！”基尔什的俄文名字叫格里高利。

契卡工作人员没有再搜查。他们甚至忘记没收基尔什的护照。切斯娜望着他们押着基尔什——一位悲伤的老人——走下楼梯。她不知道，是否能再见到丈夫和孩子们。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1)

高尔基市监狱成了玛亚、亚沙和基尔什的新住址。1937年10月，

他们被捕以后就被关押在那里。这条信息出现在他们档案的最前面。这3个案件都是由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UGB）第三处进行审理的。这是一个负责反间谍的情报机构。

在每份档案中，办案人员填写了各人的详细情况以及对他们的指控：触犯刑法第58条第6款——从事间谍活动。对他们的逮捕是经过内务部两级组织授权，然后由军事检察官批准。按照宪法，苏联的司法机关被置于监督之下，至少在形式上如此；但在当时，实际上受内务部的监督，逮捕什么人他们说了算。

亚沙的档案看起来很完整，是在他10月2日被捕之前建立的。里面有一张被捕前一天签发的搜查及逮捕令。玛亚的档案却乱七八糟：逮捕令是10月2日签发的，可是建档和逮捕授权却晚了5天。后来，我发现了许多这种前后矛盾的问题。

在俄语中，spetskorpus的意思是“特殊的建筑物”，但它使人联想起一些更加险恶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它的前缀spets被附加在许多具有邪恶含义的俄文词汇上：spetsnaz——克格勃的特权、spetsposilenie——政治流亡者居留地。

这里的情况也没有两样。在高尔基市监狱，SpetsKorpus是专门关押内务部政治犯的一幢大楼。就是1996年，我在尼日尼监狱的院子里伸长脖颈看见的那幢建筑物，也是后来我在维克托&#8226;赫尔曼所著的《走出冰窟》一书中读到的那幢建筑物。

赫尔曼是美国人，20世纪30年代在高尔基市被捕，在这幢SpetsKorpus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在书里，他描写了囚犯们如何被推进昏暗的牢房，默默地、日复一日地围坐在一个很大的便桶周围，等待着，等待着。等待那个被提审的夜晚。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夜晚，看守打开铁门上的小窗，大声吆喝囚犯姓名的首字母：“O，出来！”然后打开沉重的铁门。囚犯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沿着SpetsKorpus的走廊向前走去，经过一排排窄小的牢房，来到院子里。囚犯戴着手铐坐在“黑色渡鸦”后面的车厢里，向坐落在沃罗勃夫卡大街的内务部总部驶去——就是1996年我造访尼日尼时，朋友阿廖沙在沃罗勃夫卡大街上指给我看的那幢四层的石灰岩大楼。

在内务部总部，每天晚上，审讯人员都残酷地施展着他们逼取口供的“绝技”——用骇人听闻的手段严刑拷打无辜的受害者。赫尔曼在书中描述了第一次去沃罗勃夫卡总部时听到的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因为巨大的痛苦而发出的凄厉的惨叫……听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但的确是人的声音……惨叫前后……死一样的寂静。

赫尔曼说，高尔基市的市民白天从内务部总部大楼旁边走过时，都把头转过去，不敢朝里面张望，显然当权者不准他们看。

1937年后期，大清洗达到高潮。内务部新任头子叶兹霍夫走马上任一年以后，因为领导大清洗有功而名噪一时。苏联领导人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中央制定计划，确定逮捕人数，然后给各地区、城市分配指标，具体规定要处决多少人、拘押多少人；并且明确指示，严刑拷打可以作为取得口供的手段。

像苏联其他城市一样，高尔基市内务部也加班加点地挖掘“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外国情报部门的间谍以及反苏分子。高尔基市监狱人满为患。20世纪90年代公开的前高尔基市内务部官员们的证词，描绘出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像。在尼日尼档案馆馆长送给我的几卷材料中，有这样几段话。

内务部第三处（反间谍情报机构）副处长普里米尔斯基说：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2)

1937到1938年期间，按照高尔基市内务部负责人拉夫鲁申和他的副手里斯特古尔特的命令，我未经授权就对无辜的苏联公民进行逮捕。在内务部第三处，广泛地使用“非正常的”审讯方法。

拉夫鲁申负责所有和未经授权逮捕“罪犯”有关的工作（逮捕和无证搜查等）。他还发明了一整套击打囚犯头部的办法。

里斯特古尔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逮捕人数的最高目标。他说，我们已经落在别的地区后面了，必须尽快缩小差距，并且以此激发下级的积极性。

在3位奥尼库尔的起诉书中，我一看见普里米尔斯基和拉夫鲁申两人的名字，就不寒而栗。

别的内务部官员也都谈到对案件肆无忌惮的歪曲、篡改以及通过给“肉体加压”的办法让“犯人”招供。所谓“肉体加压”包括各种形式的拷打，也包括stoyka，就是在审讯过程中强迫“犯人”站立几个小时，或者日日夜夜处在看守的监视之下。此外，还有一种刑罚叫“传送带”。上了“传送带”，囚犯就要不间断地被审问好几天，不能吃饭，不能睡觉。目的就是摧垮囚犯——在肉体上、精神上和感情上——直到他们肯在任何审讯记录上签名画押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内务部的调查和事实真相或者起诉犯罪毫不相干。在这种背景之下，真相并不重要。审讯的目的就是让囚犯按照事先拟订的“口供”供述。当然，开庭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用他们获取的所谓“事实”，对付别的受害者，以便增加不断扩大的嫌疑犯名单上的名字。不过，这些目的是第二位的。

我还在进行逻辑推理，仔细研究每一份审讯记录的细节，把它与同一档案中的其他记录做比较，然后再与别的档案中的审讯记录做比较。一定有某种理由能够解释奥尼库尔一家人怎样以及为什么会落入这种疯狂的陷阱。

我一次又一次地仔细研究3位奥尼库尔的档案，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自己不熟悉的苏维埃的用语和法律术语。我把3份档案拿来一起研究比较，于是看清了内务部审讯的“套路”。

在玛亚、亚沙和基尔什的档案中，每个人都有3份审讯记录。有的审讯记录上日期不见了，或者明显是由另一个人手写的。审讯记录每一页的底部，都有囚犯的签名，而最后一页是审讯人员的会签。每一个案件，第一次审问都是从个人生平的细节问起。有时有增补的问题，有时没有。接着，审讯人员就指控他们为日本情报部门工作。对这一指控，3个人都矢口否认。

3位奥尼库尔都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在满洲持什么样的公民身份证？和日本宪兵司令部打过什么交道？与满洲的亲戚、朋友有什么接触？他们也被盘问，是否认识从满洲来的某某？在档案中，那些人后来都被说成是日本间谍。档案中反复出现过同样的名字——潘菲洛夫、巴克舍夫、宾季科夫、格里格尔曼。在最后一份审讯记录里，3人都被要求列举他们在高尔基市认识的其他哈尔滨俄罗斯人。

每份档案中，审讯记录后面都附有起诉书，开列出对每个人已经“证实”的罪行的指控。然后是以“诉讼程序摘录”的形式出现的判决书。多数档案中还有别人审讯记录的摘录。这些摘录或多或少提到或者牵连到奥尼库尔一家人。亚沙的档案里还有他给内务部写的上诉信，抗议对他的逮捕和监禁，并要求重审。所有档案后面，都附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死后复查档案的有关文件。

在他们3人的3份审讯记录中，我注意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那就是审讯人员把哈尔滨和海拉尔完全搞混了。他们显然不知道这两个地方。甚至，审讯记录上明明记录着囚犯说的是海拉尔，可是起诉书读起来好像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哈尔滨。

我猜想，对于内务部那些审讯人员而言，弄明白奥尼库尔们谈到的那些地方一定很困难。我理解，20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审讯人员文化程度本来就不高，又没受过专业训练，审理奥尼库尔案件的那些人未必去过高尔基市以远或者莫斯科以远的地方，他们怎么能懂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受审者在国外的生活呢？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3)

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都是城市，而满洲是地区，还有伪满洲国，但对那些审讯人员来说，它们都是同一个地方：出产“日本间谍”和“人民敌人”的地方。对大多数审讯人员来说，生活不是白，就是黑。这样理解也许比较容易一些。

亚沙第一次受审是在被捕后第二天，由内务部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首席审讯员德里文中尉主审。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看重年仅23岁的亚沙，居然让这么一位级别较高的官员审问。

我注意到，审讯记录是德里文中尉写的，字迹潦草。但日期和一些细节却是别人填写的，字迹工整。事实上，我在亚沙档案中还发现建议大约两周以后进行审讯的通知。

德里文起初的提问没什么“新意”：何时来到苏联？从哪里来的？离开海拉尔以前是干什么的？亚沙的回答也简明扼要。但关于他的公民身份却例外。审讯记录上的“回答”是：1935年6月取得苏联公民身份以前，曾经是无国籍的流亡者。

这种说法显然讲不通。1935年，亚沙也许已经拿到了苏联护照，否则无法移居到苏联。像家里其他人一样，他很早以前就登记为苏联公民。我从母亲和海拉尔的亲戚们那里得知，奥尼库尔家没有一个人是亚沙在审讯记录中说的那种无国籍的流亡者或者白俄。

问完身份问题之后，德里文中尉单刀直入：

问：你属于哪一个外国反革命组织？

答：我不属于任何外国反革命组织。

问：你在撒谎！我们以后再提这个问题。你在海拉尔期间，被日本宪兵机关逮捕过多少次？

亚沙解释说，他从来没有被正式逮捕过，但对他两次被日本宪兵拘押和骚扰的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第一次是在1934年11月，他和母亲因为解雇一个佣人而被宪兵传讯。第二次是在1935年12月，由于他持有苏联护照，在从海拉尔到哈尔滨的火车上被宪兵司令部的宪兵盘问，还在哈尔滨车站被拘留过。

“这就是我与日本宪兵接触的情况。”亚沙结束了回答。“你说的都是假话！”德里文说，然后又开始审问：

问：老实交待，你在何时、何地、什么情况下被招募为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

答：我从来没有被外国情报机关招募为间谍。

问：你在撒谎！有证据表明，你被招募为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并且肩负反革命使命来到苏联，你要老实交待这个问题。

答：我申明，我从来没有被日本情报机关招募为间谍。

审讯记录到此结束。按照审讯记录的格式，亚沙在每一页的底端签上名字。审讯记录的末尾，还有这样一句话：

经本人审阅，所记录内容属实。

Y.奥尼库尔

这一行字下面，是他和审讯人员的签字。

玛亚的第一份审讯记录，也就是我在尼日尼档案馆第一天读过的那份材料，没有注明日期。德里文中尉的名字被里亚勃科夫中士取而代之。这个名字在玛亚的审讯记录中反复出现。里亚勃科夫“例行公事”，记下玛亚的年龄、姓名之类的细节以后，就直截了当地指控她来苏联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玛亚断然否认了对她的指控。审讯就此结束。与德里文中尉对亚沙的审问相比里亚勃科夫对玛亚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温和一些。也许他还在学习审讯的诀窍吧？！

10月8日，对基尔什的第一次审讯也是由德里文中尉主持的。那是他被捕以后的第二天。审讯记录很简单。先是几个开场问题：你在国外居住了多长时间？在那里干什么？持苏联公民身份多长时间了？被逮捕过多少次？之后，德里文便转入“正题”：

问：你是在什么时候被外国情报机关招募为间谍的？

答：我从来没当过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4)

奥尼库尔家3口人都面临着为外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其依据是刑法第58条第6款。但是，3人都断然否认这种指控。审讯人员不得不想方设法逼迫他们招供。

根据档案上记载的日期判断，从1937年10月初对奥尼库尔一家的初审到该案件的下一轮审问，中间经过了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让他们呆在臭气熏天的小牢房里吗？他们被严刑拷打过吗？这一切自然无记录可查。

从档案材料看，当局似乎要求玛亚和亚沙协助德里文中尉，调查另一个从海拉尔来的名叫宾季科夫的人。档案里有3份文件，从中可以看出内务部是怎样收集“证据”，挖出这个“日本间谍”的。3份文件都是德里文中尉写的审讯记录。玛亚的审讯记录上注明的日期是10月14日，亚沙的记录是在第二天。第三份文件是打印的亚沙审讯记录的复印件，没有签字。我是在玛亚的档案里发现的。

“你认识宾季科夫吗？……把你知道的他的所有情况都说出来。”玛亚和亚沙每个人都被这样问过。记录下来的回答极其相似，连修辞造句也没有什么出入。

他们俩都说，在海拉尔从孩提时候起就认识宾季科夫。说他出身于白卫军或者白匪家庭，混迹于白卫军的圈子里，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反苏和反犹太人的。他们说，宾季科夫在哈尔滨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参加了俄罗斯学生联合会。那是一个法西斯或者白卫军组织。玛亚说，早在1929年，宾季科夫的母亲告诉她，她想去苏联居住，但儿子坚决反对。亚沙提到，宾季科夫如何突然开始混到苏联青年的圈子里。宾季科夫在1935年离开哈尔滨去了苏联。这件事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白匪竟然去了苏联。

宾季科夫是日本间谍吗？玛亚和亚沙对此都予以否认。不过他们都指出，宾季科夫家在海拉尔的房子被日本宪兵和他们的俄罗斯同伙占用着。对德里文中尉来说，单凭这一条就足以把宾季科夫定成日本间谍了。玛亚供认，她知道宾季科夫和巴克舍夫有交往。德里文已经把巴克舍夫列为“已知的日本间谍”。她还供认，宾季科夫给她写过信，问她几个人的联络办法，而德里文也已经把那几个人定性为“日本间谍”了。

这些材料中的某些内容听上去就不真实。我知道审讯记录是摘要，而不是一字不差的笔录。可是，即使这样，这份记录与玛亚和亚沙档案里的其他材料也相去甚远。除了并不典型的苏联式“辩论法”时有出现之外，还有显而易见的漏洞。既然宾季科夫的母亲被亚沙说成是反苏和反犹太人的，她怎么可能与持有苏联护照的犹太人玛亚谈论诸如她们一家对待苏联的态度这种敏感问题呢？

进一步查看玛亚的档案，我又注意到，她被问到有关同一个人的某些问题时，答案和上述材料中的回答十分不同。比方说，她只知道宾季科夫和她哥哥阿勃拉姆一起上过学。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玛亚审讯记录最后一页上的签字。在其他所有审讯记录中，玛亚的签字都紧靠正文的结尾。而在这份审讯记录中，玛亚的签字却在纸面中间，离正文还有好几行远。下面不远的地方是德里文的签字。奇怪的是，通常出现在审讯记录最后一页上的他的头衔不见了，只有两个潦草得难以辨认的签字。

玛亚是不是被迫在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我从已经公开的前内务部官员们的叙述中得知，那时候，这种卑鄙的伎俩在高尔基市非常普遍。在苏联其他地方也一样。囚犯们被严刑拷打，直到在和他们的口供毫无相似之处的“审讯记录”上签字为止。也有的囚犯被迫在空白纸上签字，于是，当局便可以在上面随意填上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证词”。作为审问的头目，德里文当然有权篡改审讯记录，也有权捏造“证据”。

我猜测，他一定是用某种手段强迫玛亚在空白纸上签字——因此签字的位置才那么不合常规。后来，他又利用那份打印的亚沙的审讯记录编造出玛亚的审讯记录。那个难以辨认的签字也许是他的某位手下所为。而那些手下是被他邀来“观摩”他的审讯技巧的。

亚沙审讯记录中的一些疑点也让我想到，他的审讯记录也许同样被篡改了。关于宾季科夫的最后一个问题，他做了如下的回答：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5)

1936年，我父亲G.M.奥尼库尔即将离开海拉尔前往苏联的时候，宾季科夫的母亲让他给宾季科夫捎了一块普通的手表，上面刻着“送给我的宝贝儿”。

问：除了这块手表，宾季科夫还有别的手表吗？

答：有，有男表，也有女表。

这段话离题万里，前言不搭后语，实在没有道理。可是紧随其后的关于宾季科夫参加日本情报组织的问答，却满满记了一页。难道是亚沙恰好讲了那么多话？或者是德里文中尉填满了那页纸？也许是亚沙被迫在空白纸上签了名，然后德里文编造了两个人的审讯记录？我在亚沙的档案中还发现，他的审讯日期也有出入。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怀疑。至少，他的审讯记录被改动过。

1956年重审奥尼库尔案的案卷显示，宾季科夫在1936年11月因叛国罪而被逮捕；一年以后，被判犯有日本间谍罪而遭枪决。我在基尔什的档案中发现，宾季科夫在1937年8月20日的审讯中，偶然提到奥尼库尔一家。两个月以后，奥尼库尔家人便被逮捕。德里文中尉从玛亚和亚沙的审讯记录中得到的“证据”实际上是“非决定性的证据”，可是最终却决定了宾季科夫的命运。内务部就是这样定案的：用从一个人嘴里引诱出来的口供，给另外一个人定罪。就这样，相互株连，造成无数冤案。

那么，玛亚、亚沙和基尔什的“罪证”从何而来呢？

看了起诉书，我便断定，他们3个人都是被一个海拉尔同乡潘菲洛夫提供的“证据”揭发出来的。我在他们3个人的档案中发现了此人1937年10月19日的几份审讯记录。这些记录也是德里文中尉写的。

审讯人员问他是否认识从海拉尔来的奥尼库尔一家时，潘菲洛夫回答说，他和亚沙一起念过书，也听说过基尔什和玛亚。他提供的情况很简单，基本上也是准确的。

“我只知道这些。”他说。

“撒谎！”审讯人员说。

问：我们知道，你很清楚奥尼库尔一家与日本情报机构有联系。你承认吗？

答：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间谍，但我知道他们与日本间谍巴克舍夫关系密切。

问：我要你老老实实提供奥尼库尔一家和日本人有联系的证据。

答：我承认，在哈尔滨的时候，我在不同的时间，听巴克舍夫、格里格尔曼和宾季科夫说过，奥尼库尔一家对日本人有用，因为他们和日本宪兵司令部有联系。除此而外，我还知道基尔什&#8226;奥尼库尔的女婿扎列茨基是个有名的牲口贩子、白匪，听说他还是法西斯党的党员，现在居住在海拉尔。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大吃一惊。这次不足为信、未经证实的对话竟然是内务部逮捕、关押奥尼库尔父子3人惟一的证据。现在，我明白对我外祖父的指控从何而来了。法西斯分子，再加上白匪！可是，潘菲洛夫显然根本就不认识他。

从1956年3月重审奥尼库尔案件时写下的档案注解中，我得知，潘菲洛夫是1937年5月22日在高尔基市被捕的。他被指控与反革命组织——“俄罗斯法西斯党”和“俄罗斯学生联合会”有联系。据说，他还是个奉命在1935年潜入苏联进行谍报活动的日本间谍。1937年10月16日，在被问及奥尼库尔家情况的前3天，潘菲洛夫已经承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后来，他被处决。

潘菲洛夫的“供词”，使得这项“证据”成为“铁定的事实”。后来，这些“事实”就为审讯从海拉尔来的人提供了依据。在对奥尼库尔父子的审讯中，这些来自海拉尔的所谓的间谍的名字一再出现——潘菲洛夫、巴克舍夫、格里格尔曼、宾季科夫，再加上凭空捏造出来的扎列茨基。

玛亚一案，在潘菲洛夫“证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另一位同乡的“证词”。这就是歌剧演员卡尔迈林斯基。玛亚的起诉书引用了他的证词，说玛亚是“日本间谍”。在他1937年11月28日的审讯记录摘录中，我发现，他对玛亚的指控十分奇怪。他说玛亚与一个被称为“妇女工作室”的组织有联系，又说那个组织也叫“上海工作室”：

……我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上海工作室就是个间谍组织。白卫军利用它为各外国领事馆收集情报。在高尔基市，（玛亚）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了这一点。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6)

M.G.奥尼库尔是我来高尔基市以后才来的。她在歌剧院认出了我，从那以后，我们见了几次面……在一次谈话中，她问我是否知道上海工作室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我说我知道。接着她就告诉我，她是肩负着这个工作室的使命来苏联的。

M.G.奥尼库尔又多次请我去她家。她想和我联手一起搞情报。由于我对她并不十分了解，生怕因为和她联手而暴露自己，所以不想冒这个危险。我拒绝了她的建议。那次谈话以后，我就去了基洛夫，从此再没有见过M.G.奥尼库尔。

相反，玛亚只提到卡尔迈林斯基一次，而且是作为一个补充说明，出现在1937年12月最后一次审讯记录的结尾。也许是在审讯人员的诱供下，卡尔迈林斯基这个名字才出现的：

……我应该补充说明一下，在从哈尔滨来高尔基市的那些人中，我还知道卡尔迈林斯基——但我不记得这是他的名还是姓。我在高尔基市歌剧院见过他，他在那里工作。他在哈尔滨居住期间，也在歌剧院工作，还经常去满洲各地的各种俱乐部演出。见面的时候，我们谈的都是普通话题。

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所谓的妇女工作室只不过是一所妇女职业学校。所以，把卡尔迈林斯基过分渲染的描绘当作指控玛亚的证据就显得十分荒唐了。

就这样，卡尔迈林斯基的“坦白”又一次成了把谎言变成“事实”的决定性因素。玛亚的档案中有一张便函，是1956年重审时写的。便条写道，卡尔迈林斯基于1937年8月被捕，一周之内便供认是日本间谍。事实上，卡尔迈林斯基也许压根儿就没有用那个“证据”陷害玛亚的意思。这个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的人也许只是在放到他面前的什么东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1937年12月，奥尼库尔一案再度开审。审讯人员从奥尼库尔的同乡们那里收集到的“证据”成为继续审问的依据。但审讯人员的真实意图是想得到他们自己的口供。

对玛亚的第一轮审讯在10月中断，12月4日又重新开始。审问从她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开始。玛亚供述，她在海拉尔长大；在哈尔滨学习牙科，毕业后回海拉尔工作了一段时间；1933年移居上海；后来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被问到为什么要去上海时，玛亚解释说，有个名叫斯库拉托夫的人提醒她，如果她待在海拉尔，有可能被日本人逮捕，并且劝她到苏联。

问：你为什么不是从海拉尔直接去苏联而是先去上海呢？

答：我之所以没有直接去苏联，是因为我父母还没拿到苏联护照，我不想和他们失去联系。所以就去了上海。

问：你在撒谎！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你想去上海的原因是你不想去苏联。你承认吗？

玛亚没有承认。问完关于她在上海居住以及乘坐“华山号”轮船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问题以后，审讯人员开始调查玛亚和巴克舍夫、格里格尔曼、宾季科夫的关系。潘菲洛夫已经交代，这几个人都是海拉尔的日本间谍。

审讯人员尤其逼问有关巴克舍夫的问题。我熟悉巴克舍夫这个姓，是因为哥萨克首领阿列克赛&#8226;巴克舍夫将军。他曾经居住在海拉尔，1937到1938年间是日本人操纵的伪满洲国俄罗斯移民事务局的头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因与日本人勾结在莫斯科被处决。这里说的巴克舍夫很可能是他的亲戚。

玛亚说，她知道安德烈&#8226;巴克舍夫曾经为白俄工作过。在海拉尔也有传言，说他为日本情报机构工作。但玛亚十分谨慎：“巴克舍夫是不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我确实并不知道。”她说曾经见过巴克舍夫一两次，但记不得是在什么地方了——也许是他来家里买牛奶时遇见的。但两人没有说过话。

至于格里格尔曼，玛亚说，是在海拉尔上高中时认识的。宾季科夫是她哥哥阿勃拉姆的中学同学。“关于这几个人，我只知道这些。我去上海时，他们俩还在海拉尔。”这次关于宾季科夫的交代和早些时候在德里文严刑拷打下的供述相去甚远。

这次开庭时，审讯人员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外祖父扎列茨基是不是法西斯党党员的问题。在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时，非常吃惊。玛亚否认了这种指控。

两天以后，在12月6日的审讯中，焦点转向她在苏联的生活经历。玛亚简略地讲述了1935年春天来高尔基市工作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莫斯科的经历。随后，审讯人员话锋一转，提出了也许是最让玛亚为难却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在高尔基市，你认识的来自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都有谁？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7)

她肯定知道，这将给内务部提供一个新的受害者名单——如果这些人还没有被“揭发”出来的话。玛亚说出在哈尔滨时认识的两个姑娘——莉娅和薇拉，还说出在高尔基汽车厂见过的两个男人的名字，其中的一个是牙科诊所的病人。审讯记录上，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一幅简单的铅笔画像。这显然是根据玛亚的回答画的。多少人的名字是玛亚主动提供的，多少人的名字是审讯人员提出来的，不得而知。

关于莉娅，一个关键问题是，玛亚一直不知道她在哈尔滨时和日本宪兵司令部有联系。显然，这是内务部正在追寻的一条线索。实际上，莉娅在玛亚被捕的前一天已经被当作“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逮捕了。这是我从1956年的档案中发现的。莉娅在审讯中说，玛亚是她在高尔基市的朋友，还说她是一位“忠诚的苏联公民”。1938年4月1日，莉娅以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而被判处在劳改营服役10年。

12月6日，亚沙和父亲基尔什也被审问了。他们俩都是由乌特金中士审问的。我注意到，此人在1937年10月德里文中尉审问潘菲洛夫的时候也出现过。显然，乌特金正在频繁地接触来自海拉尔的囚犯。

他接着德里文中尉10月份中断的审问，继续提问：亚沙和日本情报机关有什么联系？他两次指控亚沙是日本间谍，肩负着从事间谍活动的使命潜入苏联。亚沙坚决否认。

后来，乌特金转到大家都熟悉的话题——潘菲洛夫的“证词”中提到的名字：你认识巴克舍夫吗？你认识格里格尔曼兄弟吗？你认识宾季科夫吗？你认识潘菲洛夫吗？亚沙说，他知道他们都是从海拉尔来的。他在大街上见过巴克舍夫几次；格里格尔曼兄弟，在社交场合见过；潘菲洛夫，是在高中读书时认识的。至于宾季科夫，亚沙说，他在海拉尔和苏联都见过。有一次，宾季科夫还来高尔基市看望过他。

乌特金回到另一个话题：

问：调查发现，你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而且和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关系密切，你和他们联手进行间谍活动。

答：我再重复一遍，我既不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也从来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联手进行间谍活动。

问：你还在做伪证，否认你与日本情报机关的联系。法庭要求你停止抵赖，老实交待！

答：我确实没有当过日本人的间谍。

于是，乌特金改变了策略，问亚沙在海拉尔还有什么亲戚？亚沙列出亲戚们的名单。乌特金继续审问：

问：他们之中有谁参加过反革命组织？

答：我的亲戚中，谁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

紧接着，那项熟悉的指控又在亚沙耳边响起——说我外祖父扎列茨基是俄罗斯法西斯党的党员。

答：我不知道扎列茨基是俄罗斯法西斯党的党员。

乌特金对亚沙彻底失望了。

同一天，乌特金审问了基尔什，那个家庭62岁的老父亲。审问从基尔什和满洲宪兵的关系开始。乌特金问他和谁关系密切？基尔什说出伊万诺夫以及另外几个在海拉尔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工作的人。他说，他们去过他家几次。1935年，日本宪兵司令部开始逮捕苏联公民时，为了免遭逮捕，基尔什贿赂过他们。

但乌特金并不满足。他坚持说，和宪兵司令部有关系又和基尔什关系密切的人不只是他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人。他要基尔什继续交待。

答：我坦白，我没有交待以前警察局的督察员哈里扎诺夫……

这是曾经出现在基尔什最早的审讯记录中的一个名字。哈里扎诺夫是个警察。1919年，也就是日本人接管满洲宪兵队前13年，他设法使基尔什免遭昂金男爵手下的逮捕——或者确切地说，是绑架。他忘记说出这个名字，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但基尔什却使用了“我坦白”这样的措词，似乎说明他胆子很小。

另外一次“坦白”出现在对下一个问题的回答中。乌特金逼迫他说出白俄军队中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的时候，基尔什列举了5个人，其中有安德烈&#8226;巴克舍夫。按照玛亚的证言，此人可能是来他们家买牛奶的。

“这些人都是法西斯分子！”乌特金说。

高尔基市的?本间谍(8)

“我必须坦白，这些人都是法西斯分子。”基尔什重复说。

乌特金兜了一个小圈子，问基尔什在海拉尔居住期间做什么工作、还有什么亲戚留在那里，然后又把话题转到日本宪兵司令部。他问基尔什来苏联前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过吗？一个离奇的故事就此出笼。

基尔什说，他曾在靠近中苏边界的满洲里火车站被日本宪兵逮捕过，被拘禁了8个或10个小时，护照也被扣留了两天。拘留期间，日本人问了他一些个人生活问题，并对他要去哪儿，为什么去那儿特别感兴趣。还问他，有哪些亲戚留在哈尔滨和海拉尔？提供了“详尽无遗的回答”之后，基尔什就被释放了。

问：你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了吗？

答：是的，我签了。

问：审问你的是什么人？

答：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一个日本人。

问：审讯记录是用哪种语言写的？

答：用日语写的。

问：你能看懂日语吗？

答：不，我不懂日语。

问：这么说，你连看也没看就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根本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答：是的，我连看也没看就签了字。

基尔什潦草的名字签在这一行的末尾。下面是乌特金中士的粗体签字。乌特金的用心已经昭然若揭。

第二天，对基尔什继续审讯。乌特金完成了他的“杰作”。

问：调查已经证实，你在满洲里火车站被拘留期间，日本情报机关招募你为他们的间谍，还命令你进行谍报活动。法庭要求你老实交待被招募为日本间谍并接受命令的详细情况。

答：我坦白，我被拘留在满洲里火车站期间，日本警察要我为他们在苏联搜集情报。我拒绝之后，他威胁我说，不准我离开满洲里。在他的威胁之下，我同意充当他们的间谍，并执行他们给我下达的一切命令。

这个回答决定了基尔什的命运！这几行字下面划着红线，旁边也划了线。

接下来的情节读起来颇像20世纪30年代蹩脚的反间谍电影的脚本。基尔什说，他对那个日本警察说，自己要去高尔基市居住，他的儿子和女儿在那儿一家很大的汽车厂工作。于是日本人指示他到高尔基市之后，为他们搜集情报，比如小汽车以外还生产什么产品等等。基尔什的主要任务是接待潜入苏联的日本间谍。日本人指示他要通过暗语和来人接头。暗语是：“给你带来了我女儿的问候。”然后他就把搜集到的情报交给对方。

基尔什供认，他曾经在一份文件上签过字，但说不出具体内容，因为文件是用日文写的。哪一个日本间谍来高尔基市和他接过头？除宾季科夫以外没有别人！基尔什给他提供过什么情报？什么情报也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搜集情报的机会！

这也许是真的。也许基尔什在满洲里火车站真的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过。也许为了逃离满洲里，他真的接受了日本人的什么建议。因为他十分清楚，一旦跨过边界，就能摆脱日本人的控制。但是，这看起来又不大可能。

基尔什是带着所有财物和妻子切斯娜一起旅行的。如果他们被逮捕，而且还被拘留了3天，奥尼库尔夫妇必定会把行李从火车上卸下来，然后再去找住处。满洲里有他们的朋友，还有一个苏联领事馆。他们被捕的消息一定会不胫而走，很快沿着去往哈尔滨的铁路线传开，并且最终传到哈尔滨。

可是谁也没有听到过这个消息。1938年7月，切斯娜受审期间，当被问到被日本人逮捕的问题时，她没有提到什么间谍的事儿。更蹊跷的是，审问她的人压根儿就没有问这个问题。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9)

那么，乌特金中士究竟是如何得到基尔什的口供的呢？难道是屈打成招？难道他被施以酷刑？难道乌特金把事先编造好的审讯记录放在他面前，然后答应老人，如果他招认，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就可以被赦免？难道当着他的面拷打玛亚？或者让他一边听从隔壁牢房里传来的声声惨叫，一边威胁说，如果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玛亚？

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亲戚关系也被审讯人员当作武器使用：

问：你的儿子和女儿知道你是日本间谍吗？

答：我不知道家里有谁知道我是日本间谍，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不过，也许有人怀疑我是。

我试图想象乌特金中士的模样。他年轻气盛，笨手笨脚，身穿土黄色军装，裤腿塞在锃亮的皮靴里，大喊大叫，虚张声势，借以掩盖他的愚昧和恐惧。或许，他已经人到中年，衣冠不整，身上散发着浓烈的伏特加味儿，麻醉他那已经麻痹了的感官。基尔什的样子在我脑海中更加清晰。这是一位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的老人，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流。他伸出颤抖的手在荒谬绝伦的审讯记录上写下：

经本人审阅，记录属实。

奥尼库尔

从那以后，对奥尼库尔一家三口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再审问。内务部已经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供词”。

基尔什招供以后不到3天，高尔基市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就完成了对奥尼库尔一家三口的起诉工作。每个人都由高尔基市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德里文和普里米尔斯基签字结案，并由高尔基市内务部的首脑拉夫鲁申和地区检察官批准。所有人的罪名都一样：

……在海拉尔居住期间（基尔什一案在哈尔滨），（他/她）被招募为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并以进行谍报活动为目的，被派遣到苏联——其罪名符合刑法第58条第6款之规定。

在每个案件中，内务部的调查都是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之上的。3个人共同的“犯罪事实”是，在海拉尔居住期间，他们都和白俄流亡者、法西斯分子和日本情报部门的雇员——巴克舍夫、宾季科夫、格里格尔曼关系密切。3个奥尼库尔都是通过“已经被处决的间谍潘菲洛夫”的“证词”被揭露出来的。在玛亚一案中，还有“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卡尔迈林斯基”提供的“证词”。基尔什的起诉书说，他“承认全部罪行”。亚沙和玛亚没有承认对他们的指控。

在每份起诉书中，“已被确认的”事实都是伪造的。玛亚最主要的罪状有4条：她和海拉尔著名的日本间谍招募人员巴克舍夫关系密切；她是法西斯党《上海黎明报》妇女工作室的成员；她和法西斯分子、哈尔滨著名的牲畜商人扎列茨基有通信联系；她和日本间谍宾季科夫、卡尔迈林斯基有联系。

在亚沙的案件中，起诉书最突出的部分是，1935年以前他是无国籍流亡者，据说他的姐夫扎列茨基是俄罗斯法西斯党党员。他还和苏联境内的可疑的日本间谍有联系，包括宾季科夫和其他人——这些人的名字甚至在审讯记录中都没有出现过。奇怪的是，起诉书中亚沙的简历部分，说他曾经是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人员——一个双料间谍！

基尔什的起诉书显示出他的“坦白”是多么荒谬。

鉴于指控已经得到“证实”，高尔基市国家安全局便将3个案件都送到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复审。一个月以后，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的裁决返回。1月7日，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法庭的命令，玛亚和她的父亲基尔什被判“执行枪决”。3天以后，亚沙被判处在劳改营监禁10年。判决由最高内务人民委员叶兹霍夫和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批准。

1938年1月14日，玛亚和父亲被处决。

我在维克托&#8226;赫尔曼的书中，找到一段对执行死刑场面的描述：4个刽子手，身穿黑色皮夹克，两条皮带在胸前十字交叉。他们在深夜来到监狱，让死刑犯从小牢房走到监狱的院子里。3个人手持带刺刀的步枪，刺刀朝天。一个人手持左轮手枪，枪口指向地面。把橡胶塞口物塞在死刑犯的嘴里，让犯人跪在地上，接着，在宛如汽车内燃机回火一般的爆炸声中，刽子手左轮手枪的子弹射入死刑犯的脑袋。

渡鸦去而复返(1)

最亲爱的妈妈：

4个月杳无音信，今天终于收到了您的明信片，我是多么高兴啊！您想象不到，收不到您的来信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尽管只是只言片语，却使我欣喜万分……我们一切都好。莫佳像以前那样工作。我忙于家务，照看伊娜。她学习努力，还是一个优秀的滑冰运动员……总而言之，我们一切尚好，但我又感到不安，您的信难得一见，请爸爸也写上几句……

1937年12月，我外祖母基塔从哈尔滨给在高尔基市的母亲切斯娜寄明信片时，对自从切斯娜上次来信以来4个月中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她有一种预感，父亲出事了！她注意到，母亲明信片上发信人地址是基洛夫大街，而不是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于是，按照新地址给妈妈回信。然而，这张明信片永远到不了切斯娜手里。

1937年12月20日，基塔寄来的明信片被高尔基汽车厂邮局拦截下来，贴着伪满洲国邮票的黄色明信片被淹没在内务部档案里。直到1992年，尼日尼&#8226;诺夫戈罗德安全局才向我公开了那张明信片。此外，还有一张是基塔在1938年5月26日寄给切斯娜的。明信片提到，哈尔滨的许多亲戚已经收到切斯娜在那个月寄来的信。显然，有些信件还是可以到达目的地的。明信片的末尾还是那行伤心的话：“请爸爸和弟弟、妹妹们写上几行吧！我在担心！”

1938年6月10日，基塔的第二张明信片又被扣押。此前3天，在高尔基市内务部，还是那个德里文打开了调查切斯娜的档案。此人在切斯娜丈夫和孩子们的审讯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于是，像家里其他人一样，切斯娜也将依据刑法第58条第6款的间谍罪而被逮捕。

1938年6月14日，“黑色渡鸦”停在基洛夫大街特西尔林的公寓前。自从基尔什父子3人被捕，切斯娜和萨尼亚被赶出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上的公寓之后，一直住在这里。后来，切斯娜对我母亲说，她知道“黑色渡鸦”是冲她来的。让她感到意外的只是，它来得那么快！切斯娜被拉到高尔基市监狱，拉到曾经关押过她深爱着的家人们的那座SpetsKorpus。自从家人被捕之后，八个多月来，那里并没有多大变化。

但还是有些事情不一样。其他人都经过几次审讯，而在切斯娜的档案中，我只找到一份简短的审讯记录。上面标明的日期是1938年6月20日，也就是她被捕后的第6天。讯问的问题都很简单：什么时候、为什么去哈尔滨？在哈尔滨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取得苏联国籍？

切斯娜解释说，1909年，她丈夫本来想跟他的哥哥去哈尔滨，但最终却在海拉尔落了脚。她嫁给基尔什，所以就跟他去了海拉尔。他们在那儿定居下来，一直到1936年。她没有工作，靠丈夫养活。关于国籍，切斯娜回答说：“1935年以前，我像家里人一样，持有中国公民身份。1936年，我们取得苏联国籍……”亚沙的审讯记录上记载他是个“无国籍流亡者”。其实，切斯娜和亚沙说得都不对。最初，一家人是持沙皇俄国的护照来满洲的。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取得了苏联国籍。

审讯人员要她说出在海拉尔和她关系密切的朋友时，切斯娜回答，她没有什么朋友，和人们的交往也不多。审讯人员却说出他们声称在俄罗斯人当中很有名气的几个人——她的邻居斯皮尔舍夫妇，还有他们离开海拉尔前买了基尔什簧风琴的那个警察伊万诺夫。也许是在审讯人员的逼迫之下，切斯娜后来勉强补充说：

除了他们之外，我还认识一个名叫宾季科夫的人，他是我儿子阿勃拉姆的中学同学。不过，宾季科夫在1935年就去了苏联。我们来到高尔基市以后，1937年年初，宾季科夫来我们家串门儿。那时我不在家，去了莫斯科。以后他再也没来过我们家。

渡鸦去而复返(2)

事实上，宾季科夫早在1936年11月就已经被逮捕了。可是，不管怎样歪曲事实，对于审讯人员来说，只要把切斯娜和宾季科夫扯到一起就是胜利。

最后是和日本人有关的两个问题：

问：你在海拉尔居住期间，日本人压迫你吗？

答：不。

问：你来苏联的时候，日本情报机关招募你为他们在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吗？

答：谁也没有招募我进行间谍活动。对于这个问题我再也无话可说了。

审讯就这样结束了。20年以后，在哈尔滨，切斯娜告诉我母亲，两个契卡工作人员把她夹在中间，来回猛推了整整一夜，逼迫这位身体虚弱、56岁的妇女招供。她宁死也不肯承认在离开海拉尔时被日本人招募为间谍。这与基尔什的屈打成招形成鲜明的对比。审讯人员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这实际上否认了他们指控的真实性。

切斯娜的起诉书，在形式上和奥尼库尔家其他人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内容极其草率，通篇都是不实之词，日期和地名完全搞错，甚至连起诉日期都没有注明。整个起诉书没有一处提到海拉尔——而是把它变成了哈尔滨。起诉书这样指控切斯娜：

……1935年以前在哈尔滨居住期间，混迹于白俄无国籍流亡者的圈子里；中国国籍。1935年来到苏联，与那些被定为日本情报机关间谍的人关系密切。其罪行符合刑法第58条第6款……

她拒绝承认对她的指控，但承认了她和哈尔滨警察伊万诺夫的关系。

作为“确凿”的证据，起诉书提到，切斯娜与白俄无国籍流亡者和日本间谍宾季科夫、伊万诺夫关系密切。她的女儿和女婿扎列茨基依然住在哈尔滨，扎列茨基是“反革命的俄罗斯法西斯党党员”。另外还着重指出，她的丈夫基尔什是个“哈尔滨商人”，已经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和她的女儿一起被判处极刑，她的儿子也被判处10年监禁。

像早先奥尼库尔们的起诉书一样，切斯娜的起诉书也是由高尔基市内务部的头目拉夫鲁申少校批准，检察官会签。在拉夫鲁申的名字下面，是用粗铅笔手写的处理意见：

哈萨克斯坦流放5年

在那难以形容的半张纸上，写着对切斯娜的判决。抬头是：

No.36判决书

摘自高尔基市内务部三人领导小组1938年10月20日特别会议。

纸的右半边是对切斯娜案件的陈述，还着重提到，她的丈夫已经被宣判为日本间谍。左半边写道：

判决：

切斯娜&#8226;阿勃拉莫芙娜&#8226;奥尼库尔，流放哈萨克斯坦，刑期5年，自1938年6月14日开始，由护送车押送到流放地阿拉木图。

“三人小组”就是“三人法庭”。他们有权绕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在地区一级执行判决。苏联政权在许多危机时期都推行过“三人小组”制度，例如：国内战争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运动时期。为了加速对各地大量被捕者的判决，当局在1937年重新启动“三人小组”设制。每个“三人小组”由当地的内务部首脑领导，并有党委和检察机关的代表参加。这就意味着，拉夫鲁申少校就是高尔基地区三人小组的组长，正是他批准了对切斯娜的起诉。最后，判决成这个样子就不足为奇了。

渡鸦去而复返(3)

1938年6月14日，就在切斯娜被捕的那天，在高尔基汽车厂机械车间当电工的侄儿萨尼亚被单位开除了。那时他才22岁。我在他的审讯记录中看到，工休假日后，他一回到工作岗位，就发现被单位开除了。休假期间，他的责任区内有一台机器发生了故障。人家说，那是由于他玩忽职守造成的。

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生产指标不断增加的压力下，苏联企业的生产事故不断增加。可是事故的增加又不能归因于社会制度的缺陷、物质的匮乏，或者不完善的生产工艺。1937年，备受斯大林赏识的交通运输部部长拉扎尔&#8226;卡罔诺维奇说：“企业中，每一起事故都有自己的姓名。”这次事故的姓名就是伊萨克&#8226;瑙莫维奇&#8226;奥尼库尔。

两个星期后，6月27日，萨尼亚被逮捕，接着被送往高尔基市监狱——曾经关押过奥尼库尔一家人的同一座SpetsKorpus。对他的指控是：他从哈尔滨来到苏联，就是为了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这符合刑法第58条第6款所列的罪行。

从萨尼亚的起诉书可以看出，他的命运是由一个来自哈尔滨的人的“证词”决定的。此人名叫丘德奈尔，以“日本间谍”的罪名被捕。在萨尼亚的档案中，有很长一段1938年6月8日审讯丘德奈尔的记录摘要。那种质问的语言和粗暴的语气，使我想起在玛亚档案中看过的一份记录。尽管丘德奈尔说，他是在高尔基市才认识萨尼亚的，但他对萨尼亚的揭发无所不包。

丘德奈尔的揭发从萨尼亚在海拉尔的生活经历开始，细节生动、逼真，充满反苏色彩，几乎完全是脱离事实的胡编乱造。他把萨尼亚的父母说成是混在白匪中的著名无国籍流亡者牲畜商人。还说，萨尼亚在哈尔滨上过高等商业学校，在犹太复国分子和无国籍流亡者圈子里有许多反苏的朋友，还把大部分业余时间消磨在犹太会堂或者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俱乐部里。在海拉尔也一样，萨尼亚的大多数朋友都属于白匪组织。丘德奈尔甚至还提到我外祖父扎列茨基，说萨尼亚崇拜扎列茨基。不过这一次，外祖父没被戴上法西斯分子的帽子，而变成了著名的白匪。

尽管丘德奈尔声称，自从他们俩的亲戚被内务部逮捕之后，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但他对萨尼亚的揭发却没有丝毫内疚。他揭发，萨尼亚曾经说过，他过去在哈尔滨的生活比在苏联舒适得多；还说他那些被安上“人民的敌人”的罪名而被捕的亲戚是无辜的，逮捕他们的人才是有罪的——在斯大林时期，说这样的话等于叛国罪。

尽管丘德奈尔没有与萨尼亚一起工作过，但他却揭发，听一个徒弟说过，萨尼亚对工作一向消极；还说，由于他粗心大意，不注意保养仪器，已经引起许多次事故和爆炸。但是，他知道萨尼亚在技术方面是一个“称职的电工”，所以认为这些事故必定是蓄意破坏，反映了萨尼亚对苏联“刻骨铭心的仇恨”。丘德奈尔的结论是，萨尼亚是“白俄在满洲培养的来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破坏分子，或者，最低限度，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变成日本间谍”。

在萨尼亚的档案中，还有两份材料，都是内务部从萨尼亚的单位领导那里得到的，用以证实他在高尔基汽车厂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其中，有一位领导说，萨尼亚是个“可疑分子”，提到两年里有3次事故都是他值班时发生的。另一位领导说，导致萨尼亚被开除的事故“本身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可能引起爆炸”。

对于上述问题，萨尼亚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像切斯娜的案件一样，萨尼亚的档案里也只有一份审讯记录。这份由同一个审讯人员编造的审讯记录注明的时间是1938年6月，但没有具体日期。在个人生平部分，萨尼亚说，在海拉尔读完中学以后，他去了哈尔滨，在哈尔滨技术专科学校学习。日本人关闭那所学校以后，堂姐玛亚给他写信说，在高尔基市不但可以找到工作，还可以学习。于是，在玛亚的建议下，他于1935年8月来到高尔基市。

渡鸦去而复返(4)

问及他父母的时候，萨尼亚解释说，他父亲是个小本生意人，给人家销售牲畜。母亲在他家租赁的房屋里出售乳制品。令人奇怪的是，关于国籍问题，他说，1935年取得苏联国籍以前，他和他的亲戚们都是中国国籍。我在切斯娜的审讯记录中也看到审讯人员编造的同样的假话。

内务部的审讯人员给萨尼亚罗织罪名时，丘德奈尔揭发萨尼亚的“证词”提供了大量“素材”。审问从所谓萨尼亚和白俄无国籍流亡者以及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的联系开始，萨尼亚予以否认。审讯人员紧接着又罗列了其他罪名：

问：在哈尔滨，你就和一些年轻的白俄无国籍流亡者混迹在一起，并具有反革命倾向。你来苏联，就是为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你要向法庭老实交待你在这方面的罪行。

答：我说过，我和那些白俄无国籍流亡者没有任何联系，也从来没有牵扯到任何反革命破坏活动之中。我来苏联，就是为了工作，同时继续完成学业。

问：你在撒谎！你来苏联，就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反革命谍报工作。你在高尔基汽车厂就是这么干的。你要老实交待这个问题！

答：我重复一遍，在高尔基汽车厂，我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破坏活动。

问：你被日本情报机关招募为间谍，并且被派遣到苏联进行破坏性的谍报活动。为此，你来高尔基市和一名日本间谍M.奥尼库尔（玛亚）联系，并且在高尔基汽车厂实施了敌对活动。老实交待你的罪行吧！

答：我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招募进行破坏性谍报活动。我来高尔基市，住在玛丽亚&#8226;格里高利耶芙娜&#8226;奥尼库尔家仅仅因为她是我的亲戚。

审讯人员停止了审讯。显然，不可能得到他所需要的口供。

被问到在高尔基市的哈尔滨俄罗斯人中认识谁时，萨尼亚说出丘德奈尔和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他和这两个人都是1936年在高尔基汽车厂工程师与技师俱乐部里遇见的。他说，在哈尔滨时不认识这两个人，在高尔基市也只见过3次。他们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工作和学习方面的事，从来没有涉及任何政治话题，显然不是丘德奈尔所说的那种“莫逆之交”。

萨尼亚的起诉书没有注明日期，指控说：

……在哈尔滨居住期间，被招募从事谍报活动，后来，被派遣到苏联为日本进行破坏活动和谍报活动。

起诉书强调萨尼亚没有认罪。诉讼方提出，他的犯罪事实是由“日本间谍”丘德奈尔的“证词”和他所在的高尔基汽车厂的领导的报告材料证实的。

起诉书的其余部分完全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拙劣的谎言。它指控，萨尼亚在海拉尔的父母亲依然是中国国籍，并通过我的外祖父扎列茨基与日本间谍小组保持联系。还说我外祖父是“哈尔滨俄罗斯法西斯党”的一名积极分子，又说我外祖父是萨尼亚父母的女婿。起诉书甚至说，萨尼亚和被判犯有日本间谍罪的亚沙、基尔什和玛亚“一起”抵达苏联，而且和其他许多日本间谍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宾季科夫。但是，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在萨尼亚的审讯记录中出现过。显然，先前在奥尼库尔一家案件中揭发出来的“证据”又被移植到这里了。

1938年10月20日，高尔基地区“三人特别小组”宣布了对萨尼亚的判决：

伊萨克&#8226;瑙莫维奇&#8226;奥尼库尔——执行枪决，没收个人财产。

下面是手写的注释：

渡鸦去而复返(5)

1938年10月5日在高尔基市被枪决。

也许这是个笔误，本来打算写成11月5日的。不过，在判决宣布以前，萨尼亚就已经被枪决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说明内务部的工作极度混乱，也足以说明内务部如何草菅人命。到了1938年年中，被捕人数远远超过审讯系统能够应付的数量。劳改营和监狱里人满为患。恐怖行动失去了控制。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层采取了恢复秩序的行动。1938年11月1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联席会议发布了关于“逮捕、检察监督与审讯管理”的联合决议。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决议得以解密公开。

当时，这一联合决议在全苏联的内务部、检察机关和党员中广为散发，使一些人身败名裂。决议承认，1937到1938年期间，内务部使“人民的敌人”和“大批从国外渗透到苏联的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从国外渗透到苏联的外国间谍中，特别提到哈尔滨俄罗斯人。不过决议接着指出，由于内务部在工作中大规模采用“简单化的调查和审判程序”，使人民的敌人和外国间谍打入内务部，他们“蓄意滥用苏联的法律，进行大规模的错误的逮捕”。

内务部被指责的错误包括：不经过适当的调查就大规模地逮捕；没有取得确凿可靠的证据就逼供信；调查结束以后，马马虎虎写成像摘要一样的审讯记录；忽视可能驳倒起诉书中任何细节的证词；不注明日期以及没有审讯方或被审讯方签字的审讯记录。在奥尼库尔一家的审讯记录中，这样的“错误”太多了。至于检察机关，决议批评了苏联检察机关不仅没有采取行动制止这些“违反革命法规的行为”，而且对内务部的决定一味地迁就附和。

决议命令，立即停止大规模的逮捕，并且撤消“三人特别小组”。从那以后，内务部的一切逮捕活动不但必须得到检察机关的批准，而且，检察机关要监督一切案件的调查，使调查活动严格按照刑事审判法进行。至于那些不遵守决议的人，一定要严加惩处。

这一决议击中了内务部的要害。如果不是苏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下令，1937到1938年的恐怖行动无论怎样都会被政府认可。他们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不过有一些过火行为嘛！现在，政治局出面控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恐怖将会停止，只不过会有所缓和吧。

内务部头子叶兹霍夫——镇压行动的“总设计师”，受到各方的指责。决议公布一周之内，叶兹霍夫辞职，由来自格鲁吉亚的斯大林的亲信贝利亚接任。1939年4月，叶兹霍夫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遭到逮捕，一年以后被处决。期间，1939年3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否定了大清洗的“过火行为”。

随着叶兹霍夫的垮台，他的所有副手，不论是部里的领导，还是关系密切的朋友，都纷纷被免职。我在奥尼库尔一家档案中看到的20世纪50年代的材料表明，曾经主持过大多数调查的主要人物——拉夫鲁申、普里米尔斯基以及德里文，统统由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而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根据我在尼日尼档案馆看到的关于大清洗的文件合订本中的一份文件，高尔基市内务部的头子拉夫鲁申在1940年被处决。第三处副处长普里米尔斯基被判处10年监禁。德里文的职位不高，官方出版物还没有关于他命运的记录。

人们可能认为，在内务部极端严重的错误被揭露以后，就应该采取措施，以某种方式向广大被错判的受害者赔礼道歉。最低限度，应该立即释放那些因错判而被监禁在内务部劳改局监狱或劳改营中的受害者，并且给予赔偿；对那些死去的人应予昭雪。

渡鸦去而复返(6)

但是，这样的事情却没有发生。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枪决，而且，不承认斯大林骇人听闻的暴行就释放那么多受害者，也非常困难。不过，在叶兹霍夫垮台以后，一些案件被重新审理。我从曾外祖母切斯娜的档案中发现，她的案件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4月，正是叶兹霍夫被逮捕的那一年，两个机构重审了切斯娜的案件，一个是高尔基市内务部新成立的调查部，一个是高尔基地区检察处。两个部门都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理由把切斯娜与刑法第58条第6款规定的间谍罪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部门都裁定，“依据刑法第204条，撤消切斯娜一案，并且立即解除对切斯娜的监禁”。高尔基市内务部的首脑批准了这一决定，然后把决定传达给高尔基市监狱。

但切斯娜很不走运，未能把握住这一时机。她已经离开高尔基市监狱很久了。1938年12月，她被遣送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服刑5年。多年以后，她向我母亲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有一天，在既没有明说，也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她就被押出高尔基市监狱，身上穿的还是6个月前被捕时穿的那套衣服。她和别的囚犯一起，被塞进一列运牲口的货车。车里臭气冲天。路上，几乎没有一点食物，也没有一滴水。她忍受着，从高尔基市一路艰辛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首府阿拉木图。

从切斯娜档案中一页接一页的内务部内部通信看，因为违反了1938年11月17日“联合决议”制定的某些规定，高尔基市内务部显然面临着一个难题。通信中反映的一连串事件，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苏联镇压机器的“变速装置”，他们怎样互相推诿，怎样奉行严重的官僚主义。

1938年10月，“三人特别小组”判处切斯娜5年流放。判决宣布两个月以后，“三人小组”就被“联合决议”撤消了。1939年4月，高尔基市内务部以备忘录的形式向内务部总部说明了切斯娜一案的案情。他们显然已经通知了高尔基市监狱，在相关部门考虑怎样以新的内务部程序处理切斯娜一案期间，对她的判决不应该付诸执行。

遗憾的是，高尔基市监狱接到通知时，切斯娜已经被押送到阿拉木图的内务部辖区了。高尔基市内务部请示莫斯科总部，批准调查处的裁决，撤消切斯娜一案，并且立即释放切斯娜。他们还请求莫斯科总部给阿拉木图内务部下达命令，释放切斯娜。

莫斯科内务部总部完全批准了高尔基市内务部的裁决，并补充说，倘若切斯娜已经被转移到别的地方，请阿拉木图内务部把这项命令传达到相应的地区。8月13日，阿拉木图内务部向哈萨克斯坦南部小镇克齐尔—奥尔达的内务部发去了一份标明“紧急—释放”字样的备忘录。上面写道：

为了执行莫斯科内务部总部的命令，我们特此转达高尔基市内务部关于从监禁地释放C.A.奥尼库尔的命令。

但克齐尔—奥尔达内务部对这条命令却十分不以为然。他们给高尔基市内务部的首脑发去了份备忘录，坚持说，切斯娜正在一个名叫卓萨利的地方按照原判服刑。他们拒绝接受把高尔基市内务部1939年4月的改判，作为释放切斯娜的依据，因为他们没有接到“撤消原判”的通知。

渡鸦去而复返(7)

从那以后，切斯娜的境况恶化了。1939年9月，高尔基市内务部的首脑又下令说，第二次重审切斯娜一案以后，裁定“三人特别小组”的判决有效，切斯娜应该继续在哈萨克斯坦服刑。1939年4月释放她的裁决被认定为无效。

通过某种关系，切斯娜后来打听到有关1939年4月下令释放她的决定。在她的档案中，我发现了她在1940年4月手写的两封申诉信。信写在从练习本上撕下的纸上。一封信写给高尔基市内务部的负责人，另一封写给莫斯科内务部总部首脑。切斯娜在给莫斯科内务部总部首脑的申诉信中写道：

因为我自认无罪，所以向最高苏维埃和您提出申诉。我从两个部门得到的回答是，我只需向高尔基市检察官提出申诉即可，我也正是那么做的。可是由于我没有收到书面答复，我的亲戚（也许是法尼娅&#8226;科里巴诺娃），便亲自去找检察官。检察官对我的亲戚说，我在1939年4月9日已经被释放了。因为我至今没有得到这样的通知，所以才向您提出申诉。请您考虑我的具体情况——晚年独自一人，疾病缠身，无依无靠，又在偏僻地区——下达一道由您决定的释放我的指示。

切斯娜写给高尔基市内务部负责人的信更加简练：

根据我从您的调查员尼古拉耶夫同志那里得到的消息，1939年4月9日的裁决决定释放我。不管这一消息是否属实，我至今没有得到有关这一裁决的通知，而且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的卓萨利服刑。我请求您颁发一道释放我的命令。

切斯娜的申诉信使莫斯科内务部总部摸不着头脑。显然，释放令已经被推翻的消息并没有通知到各相关人士。有一份备忘录在质问，他们通知阿拉木图一年以后，切斯娜为什么还在流放地服刑？另一份备忘录坚持说，切斯娜的案件经过第二次复审以后，1939年4月释放她的裁决已经失效，因此，维持“三人特别小组”的判决。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案件翻来覆去呢？一个克齐尔—奥尔达内务部的地方官员为什么胆敢向莫斯科发出的命令挑战呢？那个命令是释放一位疲惫不堪的老年妇女。为什么高尔基市内务部的负责人想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地方检察官撤销他早些时候批准的决定呢？也许这就是个实例，说明这台仍然按照旧的生产计划表运转的处理政治犯的“机器”，因为过于笨重而一时难以停下。也许时间已经过去太久，把切斯娜留在流放地更容易一些？或者，这是她丈夫的“坦白”和孩子们被打成“日本间谍”带来的后果？

不管什么原因，切斯娜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孤身一人，在炎热干燥、风沙弥漫的哈萨克草原小镇卓萨利服完5年徒刑。从黎明到黄昏，挖土豆直挖得双手麻木。到1943年6月，刑期终于满了。

但厄运再次与切斯娜纠缠不休。由于正值二战时期，政治犯即使刑期已满，也继续被强迫监禁。这样一来，切斯娜在流放地又度过了两年。

多年以后，亲戚们问她，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她是怎么活下来的？

“人比石头更坚硬。”她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