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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 编辑推荐

读中国历史品中国文人

挖掘历代文人单个生命的文化向度

揭示历史是由鲜活个人书写的真谛

全书囊括了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历朝历代出现的18位大文人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功绩，再现他们当年生存的真实和局限，评点他们的文化创造带给中华民族的贡献和缺失。

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苏东坡、柳永、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曹雪芹、鲁迅

中国中生代实力派小说家刘小川历时近两年，倾心奉献

《品中国文人》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漫长而丰富。中国很早就有记载自己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

本书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相关联的单个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所有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入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今天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的作者原为小说家，在对这些文人和历史的讲述中也融入了文学的笔法，展现出作家雄厚的笔力、丰富而艺术的再现力和广博睿智的人生阅历。

《品中国文人》 目录

屈原

司马迁

司马相如

嵇康

陶渊明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李煜

苏东坡

欧阳修

王安石

陆游

辛弃疾

李清照

曹雪芹

鲁迅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结束语）

《品中国文人》 屈原(1)(1)

《楚辞》是《诗经》后约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拚上了，拚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度还扩张向西南，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叫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楚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先知式的大臣，一个是楚悼王时代的吴起，这个人既是军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国的商鞅发起变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样，也是抑制贵族，广纳人才，鼓励士卒沙场建功业，以强兵的方式强国，收效很大。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商鞅相同，被贵族杀掉了，死得很惨，乱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变革事业被楚国强大的贵族领主的势力全盘否定。这一点商鞅比他强：商鞅生前制定的变革路线，在秦惠王的时代得以延续。

屈原是吴起的后继者。

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十九岁过后才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蔽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当时楚威王还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几年后的楚怀王，这两位至高无上者充满了诗人的想象空间，伏下日后强烈的离愁别绪。

屈原二十岁赴郢都后，写下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诗人与楚国血肉相连。诗句却轻快。年轻的屈原格外阳光。

屈原为什么能从小城秭归迁入郢都，原因不详。

屈原来到了郢都，没过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

屈原善学多才，外表出众，国王和太子都对他印象不错。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悦目之外，还认为相貌的背后潜伏着命运。

《品中国文人》 屈原(1)(2)

屈原在一个叫兰台的地方侍读，长达五年，他和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朝夕相处。

侍读不单是陪读，也含有帝王师的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来的君王必须读很多书，以应对天下大势。按宫廷的规矩，侍读通常有若干人，轮流陪太子读书，可是有些人几天就走掉了。兰台这地方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互相拆台。一群侍读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国王的宝座。

熊槐的年龄和屈原相近。庄子后来描绘他：“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

未来的国王脾气也大，不知赶走了多少侍读，单留屈原侍读到底。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君臣，师生，朋友，关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读书也结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约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过，他作为雄视天下的楚威王的儿子，压力又特别大。楚国持续的富庶与军事扩张，已经引来秦国的虎视眈眈。谁都想一统天下。战国七雄，尤其是秦、齐、楚三雄，谁也不服输，打一阵又好一阵，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处并不是大势所趋，恰好相反，弱肉强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如果熊槐沉溺于声色犬马，屈原这样的人，能长期呆在他身边么？

不过，庄子对楚怀王的评价，“其于罪也，无赦如虎”，会令人联想到屈原未来的命运……

屈原初入朝廷，可谓一帆风顺。学识好，口才好，仪表堂堂，即将登上王位的熊槐视他如手足。

楚怀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岁的屈原当上左徒，相当于副宰相。《史记.屈平贾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怀王很信任屈原。

令尹为相，左徒为副相，根据也在司马迁。当时的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强于后世的宰相。左徒仅设一人。楚怀王继位五年，年轻的屈原得此显赫之职。

屈原年纪轻轻得高位，也有人不高兴，对他侧目而视。应该说，这些人都不简单，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怀王宠妃郑袖，后来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子兰。

郑袖子兰能量大，各有好戏上演。子兰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怂恿他父亲楚怀王到秦国去送死。而郑袖作为宠妃，美貌出众。南国美女多的是。郭沫若先生写话剧《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强行跟屈原亲嘴。

屈原“与王图议国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对内和对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确的主张。他是联齐抗秦派，敌友分明，目光长远，而且始终如一。在当时的楚国，这些品格远不止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关乎国家存亡。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够始终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辈，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

秦国的崛起，和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有直接关系。屈原要在楚国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减贵族的既得利益；“举贤而授能”，不拘一格降人材，以强化王室集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王室不集权，仗也没法打。楚威王时代，楚国军队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饮马黄河，不过，老子强悍不可一世，儿子却可能是个软蛋。

楚怀王继位不久，和秦国打了一仗，打输了，失掉大片国土，国内很恐慌。军队打不赢是有原因的，贵族不肯削减特权，国家的财力无法集中。军费不足，平时养兵难，战时又不能鼓舞士气。庶民出身的战士，即使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也不能晋升为将军。庶族与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楚威王后期，这些毛病都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可惜，能嗅出危险的人，总是太少。

楚国打仗打输了，也是一件好事：变法的声音大起来了。

屈原变法度，“造为宪令”，并不是孤立的，将军们支持他，比如楚军名将庄乔、昭睢。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风细雨。

朝野上下，试目以待。

《品中国文人》 屈原(1)(3)

上官大夫是个老资格的贵族大臣，自视甚高，脾气火暴。司马迁讲他和屈原争宠，“心害其能”，很不喜欢屈原有才华，有“官运”，何况还是个破落贵族！贵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贵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贵族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上层人物的腐朽由来已久。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国，到战国后期，贵族领主的骄奢淫逸是常态，固步自封成宿命。锐意革新的人，必成众矢之的：当初弄死了一个吴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屈原。

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诸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动手，群小动口，说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根据在司马迁：“屈平见疏乃作《离骚》……”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其志也，可与日月争光也。”

《品中国文人》 屈原(1)(4)

“疾王听之不聪”，疾是痛心疾首。王听不聪，是说君王听言太广，不能能辨是非。

不过，臣僚无数的君王，能轻而易举地辨明是非么？

诗人屈原徘徊大江之北，仰天叹息，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和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正直而有原则，有丰富而高尚的品德，有不同凡响的才能。

名字对人有暗示和指引，古今皆然。

楚怀王在位的前半期，借他父亲楚威王的余威，尚能对抗虎狼之秦。形势急转直下，是在后来的几年间。楚怀王兼听不明，类似三国时代的袁绍。内忧外患之际，若非大智大勇者，怎么能有英明决断？

怀王听谗言，认为是高见。谗言之所以能够流行，说明它有着广泛的基础。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各利益集团跳得很厉害。楚怀王听谁的？好像人人都有道理。抗秦有理，联秦也有理……仔想这位楚怀王也是可怜。战国后期的楚国更需要铁腕人物，他恰好不是。

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形势再度紧张，秦国对楚国抛去的媚眼不予理睬，反而搞边境磨擦，探虚实，为大举进攻楚国作准备。

怀王又怀念屈原了，急召屈原回郢都，让他出使齐国。

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

齐国的强大，源自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和军事家孙膑。它占据着华北大平原，富庶不在楚国之下。秦、齐、楚三国，秦是穷山恶水，民风凶悍，斗志最强。它的地理位置也利于打仗，居高临下，如从汉水顺流而下，很快就可以打到郢都。相反，楚国攻秦国是不利的。楚国亲秦派势力大，除了贵族要自保，也有现实的考虑。联秦派有市场。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看不透秦国的野心。秦国攻伐赵、魏等小国，楚国还有人拍手称快，认为秦军帮了楚军的忙。

秦国之外的六国，曾经有过联盟，楚国还是盟主。六国联军也曾攻秦，却因各打各的小算盘，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被秦军击败。

现在，楚国的战略是：不管那几个小国了，直接与齐国联合，两股力量是加法，六股力量，却可能是减法。而齐楚两国拧成了一股绳，其余诸侯国，自然会靠过来。即使不加盟，也会保持中立。

在今天看，所谓联齐抗秦，确实具有远见。

作为联齐派的中坚人物，屈原此番东山再起，车驾向东千里，又是春风扑面踌躇满志了。

屈原在齐国和齐宣王谈得很融洽。他思路清晰，言辞铿锵，而且他的举止多么有风度啊，齐宣王被他给迷住了，叹齐国之大，未必有这样的人才。两国订交，联手对付秦国。

屈原在齐国受到的礼遇几乎和君主一般，驷马高车，锦衣玉食。他登泰山临渤海，拜谒礼教之乡，伟岸的身影豪放而又潇洒。

楚怀王十六年（前311年），楚军为收复商于之地（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主动出击，先后将秦军围困于今河南郑州、山西曲沃。齐宣王说话算数，派精锐之师袭击，秦军大败。商于之地眼看要收复，楚国将大面积恢复楚惠王时代的版图。怀王乐得手舞足蹈，逢人就说：

“三闾大夫真是了不起啊，胜过大将军……”

秦楚争雄，楚国因处江汉下游，地势不利，总是处于被动。大军远征不易，既然打起来了，就应该打到底，打掉秦军主力。

屈原和齐宣王，已经喝起了庆功酒。

这个紧要关头，秦国继商鞅之后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张仪。

《品中国文人》 屈原(2)(1)

苏秦、张仪，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苏秦曾身佩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相印，张仪则力挺强秦。这两个人，竟然玩战国七雄于掌股之中。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据传鬼谷子也是楚人，埋名隐姓，呆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专门研究纵横捭阖，堪称当时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鬼谷出了个大鬼才。

鬼谷先生的门下弟子无数，他却不像孔夫子，对学生管束甚多。战国后期，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常态。鬼谷子培养的策士，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七国之间。其中，苏秦、张仪最为出色。

这师徒三人的可怕处在于：他们的目光穿透力太强，真能看清天下大势，并不拘于某一国的利益。谁能结束战乱统一中国，谁就是大英雄。所以，不管张仪有多少阴谋诡计，他干的一切事，包括许多缺德事，倒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苏秦致力于对六国联盟的推动，而六国地连南北，称为合纵；张仪要化解联盟，令六国向秦国称臣，因秦地偏西，这一战略就称为连横。简单地说，南北为纵，东西为横，一个要联合，一个要拆解。鬼谷子的纵横捭阖术由此而来，像一只巨人的手，指挥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在华夏大地上做着空前的大动作。

苏秦和张仪，是同窗也是对头：合纵与连横不两立。但我阅读史料有个奇怪的印象，他们两人的宏伟事业似乎是可以对换的。

也许由于长期战乱，策士们不停地穿梭，靠脑袋和嘴巴吃饭，渐渐催生了苏秦、张仪这样的绝顶高手。

这时候的周朝已经延续了八九百年，一直打来打去，从七十一国打到七国，数字是朝着减少，最后将归于一统。

一统天下，好像是上天的旨意，五千年华夏历史，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张仪初出道时，丧家狗似的到处跑。他穷，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他也曾到楚国当策士，摇唇鼓舌，却忍不住下手，偷了令尹家的璧玉，被打变形，逃回家还受老婆讥笑。

老婆说：“你读了半屋子的书，有啥用啊？打得身上没块好肉。”

张仪笑道：“我的舌头还在吧？只要它还能转动，我就能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后世所谓三寸不烂之舌，就来自张仪。这人挺好笑的，他等不及养好伤，就带着他的舌头跑到赵国去了，转投苏秦门下。苏秦知他胸中韬略，闭门不见，抛给他的食物只比狗食略强，意在驱使他去秦国。

这个苏秦，也是叫人弄不懂，他此时身佩六国相印，合纵事业已见成效，为何逼老师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仪去秦国呢？同门师兄弟，是想下一盘大棋吗？

当时有个说法，已经在七国传开：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张仪到了秦国，和秦惠王一拍即合，做上了客卿，主持外交。几年来，他一直紧紧盯着楚国。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洞若观火，屈原出使齐国，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动开脑筋了。在他看来，军事上一时的得失是小事儿，外交才是事关长远的大事儿。

现在，齐楚联手击败秦军，他却大摇大摆到了郢都。

楚怀王以礼相待，亲自接见他，要在秦国的“外交部长”面前摆摆谱。他一向怵秦王，怕秦军，终于打了一次胜仗，不摆谱说得过去吗？泱泱楚国，怎能怕你又小又穷又偏僻的秦国呢？春秋五霸时，你秦国算老几啊？

楚怀王的傲慢劲儿，真是溢于言表。机会难得，他要找感觉。张仪恭维他，他更高兴了。唤来跳舞的美女、唱歌的巫师助酒兴。

酒过三巡，张仪才打着酒嗝提醒他，齐国的军事援助是有限的，打一仗可以，但要帮楚国收复失地，那不太可能。怀王一愣。张仪又说，他在齐国有内线，消息绝对可靠。楚怀王正有这个心病，不觉停下酒杯。齐楚两国，其实也是各怀鬼胎……

《品中国文人》 屈原(2)(2)

怀王坐立不安了，张仪才说，这一次到楚国，是带来了秦惠王的一番美意的：六百里商于之地，全部归还楚国，条件是楚与齐断绝邦交。怀王一听，兴奋得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这事今天看来很可笑，楚怀王和张仪，好像也没有签协议。当时的人，尽管因战争、因外交而智力发达，却还能讲信用，口头承诺也算数的。翌日，楚怀王竟然宣布：商于之地已重新纳入楚国版图，那块土地上的百姓，重新回到了楚国的怀抱！

郑袖、靳尚、子兰、子椒、上官大夫一帮人欢呼雀跃，纷纷向怀王贺喜。满朝大臣，唯独陈轸不贺，还在怀王面前做出吊丧的样子。

更为莫名其妙的，是楚怀王为了向秦国表决心，专门派一个勇士兼辩士、名叫宋遗的人，飞马驰往齐国，骂了齐宣王一通。齐宣王蒙了：这刚刚联手打了胜仗……于是怀疑屈原是带着阴谋诡计来的，下令将其拘禁。

屈原傻了。他此间写的诗取名《抽思》，把内心的愤怒与愁思，一点点的抽出来。

那张仪离开郢都，亲自驾车回秦国，一路上唱着楚国小调。

不久，楚使到秦国，要那六百里商于之地，张仪称：驾车跌成了重伤。他三个月不见客。楚使终于见到他，他一跛一跛地来了，用拐杖指着地图说：我们秦国言出必行，从这儿到那儿，六里地。楚使大惊：不是说好了六百里吗？张仪眼皮子一翻：你们怀王听错了吧？我何曾说过六百里？

张仪的骗局，得自他的超前意识：一般人讲诚信，口头承诺不亚于白纸黑字的协定。可是张仪这种人，好像生下来就不讲什么规矩。他当年在楚国偷玉器，还算小偷，这回却是大偷：偷梁换柱，令齐楚反目，为秦军赢得了喘息之机。

楚怀王勃然大怒，下令攻秦。齐国作壁上观。两次大战役，均以楚军大败而告终，将士阵亡十几万。商于之地未能收，还失去汉中。韩、魏趁机袭击楚国南部。联盟内部打起来了。

楚国想跟秦国好，一脚踢开齐国，落得如此下场。

屈原回国，楚怀王愧对他，不好意思见他。但为了国家利益，希望屈原再去齐国。

屈原二话不说又上路了。

从楚国到齐国路途遥远，官车摇摇晃晃……

屈原的第二次外交努力再获成功，齐宣王着眼于大局，不计前嫌，把宋遗骂他的事儿抛到脑后。齐楚两国再度结盟。

可是张仪也没闲着。

他又对秦惠王进言：为阻止楚怀王因愤怒而再度联齐，退还汉中的一半。秦惠王依计行事。

不久，却传来楚怀王的答复：宁可不要汉中，也要张仪的人头！

此事分别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可信度很高。怀王这个人，往往在紧要关头展示他的愚蠢。他向来是软蛋，却又突然发脾气，咬牙切齿要杀人。

可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张仪居然主动跑来了，带着他那颗朝不保夕的人头，这颗头还冲着怒气冲冲的楚怀王微笑。怀王盯他多时，横竖想不通：这头砍不砍呢？这砍下之后……将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怀王犹豫了，将张仪暂且监禁，观察一阵再说。

善于犹豫的人，总是要观察，看来看去看半天……

张仪有备而来，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出其不意的胆略，二是大量财宝。一切都布置在先了：他命令随从悄悄贿赂靳尚，出手便有效果。靳尚是怀王近臣，是贪官，是老贵族兼投降派。张仪上次到郢都，一眼看中他，联络上感情，发展成内线。这靳尚得了巨款，欢天喜地，当天就跑去对楚怀王说：张仪杀不得呀，杀了张仪秦王必怒，发倾国之兵攻楚！

楚怀王很自信地笑着说：寡人没杀他，已经想到这一层了。

张仪一招得手，紧接着使出第二招：通过靳尚，复见郑袖，用上另一套言辞。他和颜悦色地对郑袖说：我这人死不足惜，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我这脑袋奇形怪状，比你们屈原大夫差远了，可是秦惠王看重它呀，愿拿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一带）这块地方换它，保它平安无事。夫人您知道上庸六县吗？美女遍街都是，又年轻，一个个水蛇腰丹凤眼……

郑袖俏脸嗔怒细眉紧皱。她固然很漂亮，南国女子风情万种，可毕竟三十多岁了，她比得过上庸的那些小妖精么？

这位郑袖，几年前就干过一件事，表明她在王宫中不同凡响的生存智慧：有个大美人儿与她争风吃醋，她急中生智，让大美人儿失掉俏鼻子。事情是这样：郑袖对这美人说：你呀，生得样样出色，就是鼻子稍逊一点，你以后见君王，不妨捂着它。这美人想：不会吧？我的鼻子人人夸呢……不过她初受宠，还是谨慎?妙。郑袖所讲的，万一真是楚怀王的意思呢？她果然在怀王跟前捂鼻子，只尽量捂得好看一些。

怀王很不理解，问郑袖，郑袖笑道：她是嫌你身上有股臭味儿呢。怀王大怒，立即传令，割了那女人的俏鼻子……

张仪一席话，说得郑袖如坐针毡。她一阵风似地跑到章台宫，恳求楚怀王，撤娇，哭诉。怀王原本犹豫，一拍大腿下定决心：放走张仪，讨好秦惠王。

张仪刚走，屈原从齐国回来了。一番进谏，三言两语讲清大势，怀王一顿足，明白了：原来张仪如此阴毒，真为豺狼之患！

他大手一挥：派兵追杀！

张仪快马加鞭已跃过边境。

屈原回官邸，长叹，泪如雨下。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还不相信大势已去，楚国虽走下坡路，但毕竟是个大国，还有足够的军力财力抗衡秦国。

《品中国文人》 屈原(3)(1)

屈原一筹莫展。张仪连出奇招。

时隔不久，秦惠王退还汉中的一半土地，向天下昭示，他是讲信用的。楚怀王乐了，亲秦派奔走相告，抗秦派个个垂头丧气。秦惠王趁热打铁，又提出与楚王室联姻，怀王受宠若惊，凭屈原说破嘴皮子，他也听不进去了。这里有个缘故：春秋战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秦国是主动和楚王室联姻的，怀王即位，秦国中断联姻二十多年。眼下强秦献媚要恢复姻亲，楚怀王怎能不心花怒放？

然而其中有诈。张仪的厉害是两方面的：既能拨大算盘，又能拨小算盘；骗了你一回，再骗你第二回。这样的奇人，古今罕见。

秦与楚修好了，不是一般的好，两三年内好得像情侣，要粘到一块儿去。齐宣王再一次冷眼旁观。

形势非常微妙。暴风雨前一派祥和。

魏、赵、韩等小国暗中磨拳擦掌，忽一日，发动闪电攻击，联手攻伐已呈颓势的楚国，吃掉好些城池。而张仪派出的策士到处煽动：秦国绝不发兵救楚。几个小国都吃过大国的亏，趁机攻楚得手。

楚怀王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亲家”看他挨打，不发一兵一卒……

楚国的小人趁机作乱。小人的眼睛，瞅时机是第一流的。

靳尚、郑袖、子兰，三个小人还领导着大批小人。他们分头行动：郑袖负责在床上施展魅力，吹枕头风，暗示屈原曾引诱她、垂涎她的美色；她的儿子子兰，其时已为楚国令尹，一心要挤掉太子横，痛恨屈原从中作梗，千方百计阻拦屈原入宫面圣；靳尚则于大臣和贵族间散布流言，说屈原和将军们过从甚密，欲图谋不轨。

楚怀王听信了谗言。

做君王也难。一个九品官也会抱怨众口难调。君王所面对的，乃是人山人海。高高在上的楚怀王，其实淹没在深水中。

然而他要决断，流放他的老师、朋友和忠臣。他在位的第二十一年（前308年），将屈原逐于汉北荒蛮地，掌管云梦猎区的林木鸟兽。

楚怀王的用意是：屈原这种人不配呆在朝廷，只配到荒野与鸟兽为伍。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被流放。

这一年，屈原大约四十五岁。

他在汉北呆了九年。祖国危机四伏……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今，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謇謇：口吃貌，言屈原因强谏怀王而语无伦次。成言：既成的约定。灵修之数化：怀王屡次变化。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体解：肢解。惩：后悔。

“朝发韧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曦和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通篇激烈，一唱三叹迭荡起伏，天上地下、人神共吟楚国的挽歌。诗人叩天门访神灵求占卜，忧心忡忡却又通体华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诗中反提到香草，党人。香草是屈原自喻，党人指小人。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夫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品中国文人》 屈原(3)(2)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党人崇尚恶草，指责香草。党人的势力很大，家家户户炫耀萧艾，反指幽兰是恶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殉国之志昭然。一说《离骚》作于屈原第二次流放时。

五十岁知天命，屈子酝酿着问天。若干年后诗稿成形，这就是著名的《天问》。天为尊，天是不能问的，所以形成文字倒过来了。

九年间，楚国厄运不断。

楚怀王骑墙，自以为高明，却落得腹背受敌，两方、三方不讨好。有人说屈原不算杰出的政治家，此言谬矣。政治讲究“势”，屈原不屑为，是他的远见所至。当时的楚国贵在四个字：目标明确。屈原智力超群且忠心耿耿，楚怀王放逐他，意在不受干扰地骑墙，继续他的杂耍“伟业”。

怀王二十六年（前303年），骑墙又惹祸端，齐、韩、魏以楚国破坏“合纵”为由，联军攻楚。太子横到齐国当了人质，联军方退。

怀王吃了大亏，又想起屈原了。却不能力排众议，让屈原当左徒，官复原职。

流放诗人回郢都，仍为失意的三闾大夫。亲秦派又成了朝廷的主流，每当屈原议论朝政、痛骂秦国狼子野心的时候，一度拥戴他、追捧他的大臣都远远地躲开了。他举止怪异，口中念念有词：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萧艾是有怪味儿的杂草。时殊势易，昔日的香草也变成杂草了。香草不是很好吗？为何要变成杂草？这里边有文章，学问再深的屈原也读不懂的。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道理却比较简单：杂草有啥不好呢？杂草能自保，能过安逸的生活，能子孙蝇蝇，能寿终正寝……香草不懂杂草，杂草也懒得去理会香草。

香草，杂草，毒草，长期共存，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自有政治的那一天起，从未出现过屈原的理想局面：铺天盖地全是香草。所谓政通人和，所谓国泰民安，无非是香草活得并不郁闷，正气能压倒邪气罢了。

楚怀王擅长骑墙术，他的臣子就学会了见风使舵。执拗的屈原能不孤单么？他可不懂得什么“大隐隐于朝”……

又过两年，秦国和楚国拉开架式大打了，亲家转眼成冤家，要拼死一搏。垂沙（今河南泌阳县北）血战，楚大败，名将唐昧丧命沙场。这场战争是秦国蓄意挑起来的，借口楚王子斗杀了秦大夫，于是，秦昭王发兵攻楚。

盟国兵戎相见，类似现代战争。

这一仗打下来，楚国上下谈秦色变。秦强楚弱成定局。

楚怀王现在墙也不骑了，一门心思讨好秦国，但求苟安。秦昭王收起大棒，抛出胡萝卜，邀请怀王在秦地武关面谈，并表示，部分归还夺来的城池。这伎俩，纯粹是张仪的风格。其时张仪已去了魏国。他汲取商鞅的教训，秦惠王一死，他立刻走人，让怀恨他的政坛对头无从下手……

楚怀王已经吃过秦国的几次苦头了，这一次，他去还是不去？

《史记》说：“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

三十年骑墙，已成“骑势”，楚怀王下不来了。屈原劝他别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臣子遭贬黜受冷落无所谓的，对君王，仍是一片忠心。

怀王说：好吧，我听你的，不去！

然而令尹子兰跳出来，竭力怂恿他父王去武关。他的原话是：“奈何绝秦欢！”——怎么能失掉秦国的欢心呢？这五个字，摆明了当时的舆论环境。靳尚、子椒等人也帮腔，陈说种种厉害。怀王改主意了，心想：我儿子也劝我到武关，想必不会害我的吧。

这个男人的勇气常常显得莫名其妙，所谓软蛋发狠，要硬给天下人看。他昂然而去，却被秦卒五花大绑，押送秦都咸阳。楚国震惊，愤怒，可是……打又打不赢。子兰大喊大叫：国不可一日无君！父王被人家抓起来了，兄长在齐国做人质，这国王宝座，除了他还有谁能坐？郑袖也跳出来，母子合力，加上一群小人推波助澜，令尹子兰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当了几天国王。

不久，太子横回楚国了，子兰“势”未成，乖乖放弃“代理国王”，退回他的令尹位置。太子横继承王位，他就是后来经历了郢都被秦军摧毁的楚顷襄王。

齐国放太子横归楚，外交家屈原自有一份功：他本人和齐国一向关系不错。

楚怀王却惨了。

秦国仗着军事实力，骄横不可一世。怀王不堪侮辱逃到魏国，魏王不敢接纳，复被秦军抓回去，蓬头垢面狼狈极了。三年后，怀王死于秦，双方交涉，他的遗体得以归还楚国。囚楚时他变得坚强，拒绝割让楚国的城池以换取平安。

楚地皆哭声。屈原哭得不成人样。

他和这位君王，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恩怨纠缠，欲说还休。中国古代文人和君王的一言难尽的关系，这是一个先例。

屈原第三次遭放逐，原因是他讥讽朝政，一而再再而三，楚顷襄王看他很不顺眼。令尹子兰又是他的死对头。郑袖怨恨他。上官、靳尚，一有机会就诋毁他……

墙倒众人推，政坛为甚。何况这堵老墙，早已失掉根基，轻轻一推它就倒了，倒向民间，倒向荒野，倒向草根阶层。

顷襄王十二年秋（前287年），六十多岁的屈原打点行囊再离郢都，流放于南楚洞庭。

《品中国文人》 屈原(4)(1)

屈子徘徊洞庭湖长达十年。

据考证他到过包括江南在内的很多地方，最后抵达长沙汨罗。他在洞庭湖边年复一年徘徊。当时的洞庭湖，湖面比现在大得多，四周山林，常有野兽出没。屈子形单影只，步履沉重。刚开始还有人照管他，苦于随他驾车疯走，后来跑掉了。他回过家乡秭归，父老杀鸡宰羊，他醉了两三次。有一天，趁着天光未明，他又悄悄上路。有迹象表明，他活着的每一天都亲近着死亡，不然他就衣锦还乡了。胸中时有风暴，怎能安度晚年？身心趋于一致，似乎惟有踉踉跄跄。思绪心绪乱如麻，由其内在的动力，渐渐化为诗歌的节奏。楚声、楚语、楚地、楚物、楚俗……他是地道的地域性诗人，天地人神鬼浑然一体。

屈子中年作《离骚》，死亡意念已趋于明朗。他几番提到彭咸，连死亡方式都考虑进去了。彭咸为楚国先贤，同样不得志，投水而亡。“虽九死其犹未悔”，为谁死而无怨呢？既为君王，亦为天下苍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

屈子的《天问》成于洞庭湖畔，一百七十多个发问，连珠炮似的射向天空。思之深问之广，后人不复望其项背。

他的追问，他的因追问而展开的广阔视野，和老子庄子异曲同工。可惜这条路，渐渐的荆棘丛生，难以辨认。高度无人企及，人们就说它虚无缥缈。

文人与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倒是得以保存。

他不停地走，无论走到那儿，脚下都是楚国的土地。有一天，他坐到一块石头上，望着烟波浩淼的洞庭湖。

郢都方向不断传来坏消息，我们的诗人波澜不惊。他此间写的诗，弥漫着植物和湿地的气息。国之灭与人之死，已经是同一件事。他耐心等，跟认出他的渔翁说说话。——那番著名的长篇对答，可能是《史记》所虚构，提炼了民间传说。其中说：“屈原行至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乎？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美貌而忠诚的女媭也曾经劝他、斥责他，要他回头，莫与群小恶斗，自取祸端。女媭可能是屈原的女友。屈原举史为例，向这位心疼他的女子讲了一番道理，讲完长叹说：“曾歔郗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品中国文人》 屈原(4)(2)

该说的都说了。语言的尽头即是生命的尽头……

诗人此时心境，淡如秋天之云，滔滔辩才，已随滔滔江水而去。

他吃得不错，睡得亦香。忧心如焚已成往事。——是啊，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平静过。夜来观星斗，白日看大江。他选择日期。

湘君，湘夫人……他笑了。要说那个郑袖啊，确实长得好看。她比孔夫子曾为之诅咒发誓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如何？她比周幽王肯花千金买一笑的褒姒如何？美女祸国殃民，其实是被夸大了，她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郑袖唱《橘颂》，十分动听呢。当时她才十六七岁……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九歌.湘夫人》中的几句。“帝子”指尧帝的两个女儿、也即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舜帝死于南巡途中，姐妹俩相拥而泣，泪水洒遍湘江边上的竹林，留下几千年斑斑泪痕，今天南方随处可见的斑竹，就是这么来的。娥皇、女英泪尽时，抱在一块儿投江而亡。后人纪念她们，奉为女神。

这又是一个死亡意象。屈原的诗篇中，死神与美神拆解不开。

坐在石头上的屈原想：怀王死去多年了，听说那郑袖倒活得挺好……

他始终望着郢都方向。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8年），秦军大将白起攻入郢都，又杀又烧，掀翻了楚怀王及历代楚王的坟墓。楚国所有的豪华宫殿，包括冠绝天下、耗时二百年才建成的章台宫，皆成焦土。

郢都毁了。他写《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死神凌波而来。

他选择了五月五日，地点是汨罗江。

他写下最后一首诗《怀沙》。“知死不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古代的贤人君子，我明确地告诉你，将以你为同类。

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抱着一块石头，投入万顷波涛。

《品中国文人》 屈原(5)(1)

屈原殉国无争议。

他对美政的执拗追求，使他早有赴死之心。他是唯美的，生活，艺术，政治，容不得半点瑕疵。他一生激烈。却能在激烈中逗留，以激烈为常态，并展开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性。进入他的生命体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谁能拥有一双屈原式的眼睛呢？他是巫，是鬼，是神，是草木鱼虫雨雪雷电，是天庭的漫步者，是江湖的巡视者，是宇宙的追问者……原始宗教的天地浑成之态，显现于屈原的作品中。《楚辞》大致是个整体，进入这个“整体”殊难想象。这倒不是说，字句理解艰难。从东汉王逸、南宋朱熹到现当代的集注集评，使《楚辞》在字面上的把握变得相对容易。《楚辞》中含有宋玉、景差等人的追随屈原之作。

汉初贾宜吊屈原，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马迁为屈原作传赞，其内心冲动和贾宜相似。屈原作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马迁的描述得以凸显。凸显意味着：屈原的“这个”形象易于把握。而易于把握是说：文人与君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是后继者的无穷眺望使屈原成为屈原。

“唯美”这一层，则由于楚地之原始宗教体验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间的身影显得游移和飘缈。游移缥缈本身也是美。

楚辞和楚声、楚乐、楚舞、楚俗密切相关，而能以楚声诵楚辞者，据说唐代就绝迹了。

二千三百多年来，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飘缈。屈原千姿百态。他活在汉语的弹性空间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重指向。

屈原不能被穷尽。读屈原意味着无限的生发。

《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这些篇章所唤起的阅读体验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部祭神的民歌，经屈原提炼成抒情诗，人神相恋曲。《湘君》、《湘夫人》、《山鬼》、《东君》、《云中君》、《少司命》……全是极优美的篇章。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这是日神东君的形象。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司恋爱的处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与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现的屈原眉目传情。

《楚辞》的源头性美感俯拾即是。

本文挂一漏万。

《楚辞》是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则是北方文化的硕果：十五国风，不见“楚风”。换言之，《楚辞》是长江流域的产物，《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产物。二者到了汉代并称“风骚”，宛如长江与黄河共同滋养了华夏儿女，催生绵延百代的华夏文明。

《诗经》是四言体，《楚辞》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体，形式自由奔放，音韵别致优美，开汉唐诗歌之先河。

《诗经》是民歌民谣，清新而单纯。《楚辞》是个人的艺术创造，意象繁复，意境雄浑，诗人内心的巨大冲突横陈纸上。

何其芳说：“《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品中国文人》 屈原(5)(2)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以生命写诗。诗句喷发着生命冲动。

从屈原的作品看，他虽然生死系于南方，却对中原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没有一点“小国寡民”的心态。而当时的楚国则被北方人称为“南蛮”、“荆蛮”。南方文化传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庄子居功甚伟。老子的思想也是从南传到北的。

楚国灭亡了，楚声却响彻了华夏大地。

这个历史现象颇具隐喻性。刀枪能攻占国土，却对文化无可奈何；强国的战车驰骋千里，弱国的文化悄然反攻长驱直入；帝国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对平静的。南方生活的悠久和文化的丰富是同构的，柔性之力大而无形。

北方主阳刚，南方主阴柔。

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华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奥秘。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环绕着鲜花香草。他的缠绵倾诉也透出某种柔媚。荆楚男子也许多如此。楚人亦强悍，而在楚国灭亡之后越发强悍不屈。项羽这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产生于楚国的耻辱记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项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屈原却让南方的生活意蕴审美气象牢牢扎根于北方。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轨迹看，刀枪劣势，文化优势。刀枪要生锈，文化要发光。也许正是文化的发光才使刀枪入库生锈。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着生活的多元，审美的多元。或者说，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来维系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绝刀枪。南唐之灭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汉代“一统天下”，过上了安定日子的汉民族却受到匈奴的威胁。汉族与少数族的争斗与融合延续千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生活与刀枪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政治智慧，则以刀枪护卫着生活。古代政治，这个智慧尚在成形的过程中。皇权既是推动力，又阻碍了它的成形。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本文仅限于几缕猜想。

古代中国的“生活局面”，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

屈原的丰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决定的。天地人神巫集于屈原一身，这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中原战乱频仍，使“治乱”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于价值天空的收缩，为君权的畅行天下腾出空间。屈原则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间。春秋时代中原的神话也是非常发达的，屈原笔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视野是南北交汇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笔之所触，尽染神奇。

人神浑然一体，是朝着人的神性、诗意，朝着生活的丰富、人性的丰富。神性并不压抑人性，神权与君权的结合才压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权是确定的。

由此可见，屈原与孔子有明显的互补空间。

秦汉以降，中国历代文人仰望着屈原。这几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丰富性的开端阐释者。王逸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

《品中国文人》 屈原(5)(3)

《文心雕龙.辨骚》则具体阐释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矣。”

文人易感，文人发牢骚，源头在屈原。易感是说：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发感知。感与知，是连在一块儿的，知性（理性）并未扼杀感性。由于屈原目极天地间，立境奇高，他所画定的感知区域笼罩着后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读书人，进而影响全民族。发牢骚则意味着：有深怨并栖身于这种深怨。深怨从何而来？从理想、操守、才华而来。此三者，使牢牢栖身于怨恨成为可能。人是迎着痛苦上才会有“栖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骚就消失了，原则就变成妥协了。这个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国代代相袭影响深远。优秀文人几乎都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不拿原则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却能扎根于痛苦怨恨，并在书写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经典的个例。深深的怨恨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词语之花，而词语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顺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因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现代人的发明。

历史长河泥沙俱下，易感和发牢骚都有变式，例如朱熹批评扬雄模仿楚辞的作品是“无所疾病，强为呻吟”。无病呻吟，有意拍马，是汉赋的两大通病。屈原的光辉在汉代减弱了。他在汉赋作者们的扭曲的眺望中躺进了汉隶书籍，到唐宋又一跃而起……

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她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汩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品中国文人》 屈原(5)(4)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由屈原而起。这么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留下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就在荆楚大地上渐渐形成，老百姓的动机，单纯而又感人：别让鱼群碰他的躯体。粽子抛给鱼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与汨罗江的波涛共存，汇入长江，滋润两岸辽阔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点般落入江水中。后来，全中国相染成习，人们吃粽子怀念他，划龙船怀念他……

端午节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帝王钦定的。这也表明，千百年来，“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汇集成无人能够阻挡的滚滚洪流。

他忠君，却不是愚忠，他责备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小人结党营私，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吗？不，我是担心国将不国，君王的车驾，因党人引入歧途而倾覆！

屈原在《离骚》中还写道：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当初说得好好的，后来却又反悔。离乡背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我感到伤心的，是君王您反复无常！

屈原的诗中，“灵修”、“美人”，常常指楚怀王。“数化”是屡次变化。

小人才反复无常呢，“伤灵修之数化”，岂不是把楚怀王和小人等量齐观？所以后来有人站在君王的立场批评他，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颜之推更指责屈原“显暴君过”。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说，最高统治者即使有过错，也不应受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

《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好的政治不能与君王共谋，那好吧，我将跟随彭咸而去，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当壮年。换句话说，他早就准备赴死了，包括死亡的方式。荆楚多河流湿地，他和水是亲近的，亲昵的。纪念他的百姓深深懂得他，让水中的鱼虾远离他。

读屈原的诗，不难发现，当时的文化已十分发达。南北文化呈交融趋势，而诗人、哲人、策士，从不同的方向强化这种趋势。七国争雄，一会儿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好起来了。从时间上看，和好总比打仗多。从战国之初到秦灭六国，近两百年。国与国之间，接触是多方位的，这就包括从官方到民间的文化交流。即使为了研究敌人，也要弄清对方的文化，不然的话，那些成千上万的策士辩士们，长年累月奔波穿梭，他们广博的学问、他们知己知彼纵横天下的能力从哪儿来呢？

争霸倒促进文化交流，这个现象蛮有趣。

屈原的诗，得益于《诗经》不少，还有楚国代代相传的民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男女互相思念，却能纯洁无邪。

即使是屈原的牢骚之作，也不乏美女的身影、香草的气味，更不用说《山鬼》、《湘君》、《湘夫人》这些作品了。语调轻快，画面优美，情与貌跃然纸上。句式不拘一格，有长有短，那个著名的“兮”字或于句中，或于句尾，像个小精灵，像一条小蝌蚪，游来游去的，趣味横生。举《九歌.山鬼》开头几句为例：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

《品中国文人》 屈原(5)(5)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山鬼为女性神灵，这是以她的口吻，描绘她美好的、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的意中人。《离骚》中的“兮”字是在句尾，这首诗就放到中间了，形式由内容生出，读起来很舒服。仅四句，男人女人，包括他俩的服饰、表情、身段、环境、情愫，全都出来了。他不用概括，而用渲染和烘托，对应《诗经》的比兴手段。

《九歌》里的九首诗，都是要由男巫或女巫来唱的。楚国的巫文化尤其发达。

诗人常以女子的面貌出现，可能是因为当时楚地的男子，其性别意识，和今天的男人有区别。诗人的性别转移很容易。女巫、女神故事多。

《离骚》的句式是参差不齐的，情绪起伏大，抒情与叙事交汇。《天问》则一变而为四言诗，因他连珠炮似的发问，急促而又连贯。《九歌》对人神相恋的礼赞以七言为主，活泼灵动。《招魂》、《怀沙》、《哀郢》等篇什不拘一格……游国恩先生指出：这是诗歌形体的大解放。

大解放就是大开拓。屈原的精神喷射力使有碍于这种喷射的诗歌形式自动解体。他一生三次流放，加起来可能有二十多年，踉跄足迹踏遍荆楚，与神巫、与草木鱼虫鸟兽对话，诗境、句法都是“走”出来的。流放出诗人。颠沛写华章。开拓者是这么开拓的：精神的自由喷射谋求着自由的表达。形式就是内容。韩愈《送盘谷序》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千年大国之亡，“亡于”屈原之鸣：是屈原以他的大悲之鸣见证了楚国之亡。他以楚声表达了楚国，楚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重生。“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毁灭也是重建，向后人端出毁灭之物的价值。屈原表达了南方，却覆盖了北方，以辽亮的楚声唱响中原，融会中原。这在文化上是开天辟地的。开拓者吸附后来者，但开拓者又是很难模仿的。宋玉对屈原亦步亦趋，已类似东施效颦。汉赋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杯》，刘向的《九叹》，王逸《九思》，模仿的痕迹很明显。众多的模仿，反而证明了天才诗人的不可模仿。屈原像一台矗立天地间的巨型搅拌机，雷鸣电闪皆为能源。汉赋之于楚辞，有如蛙声之于雷鸣，有如萤火虫的光亮之于电闪。辞赋并称，是汉代文人的说法。而汉赋作家的功劳倒是对楚辞的广泛传播：屈原被汉隶无数次地书写。

唐朝又迎来诗歌形体的大解放：李白的古体诗，杜甫的格律诗、五言长诗，异军突起，双峰对峙。这表明：顶级艺术充满了意外，异军方能突起。李白杜甫眺望屈原，得其神韵，却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审美观照中卓然而成大宗师。所谓创造性的继承，这继承的轨迹却是扑朔迷离，至今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李杜之后，追随者模仿者，试图超越者，又排队了长队……文学艺术的“累积效应”显而易见。

屈原的一些不经意的抒情句法，流布到今天的书面语和口语中，比如“目眇眇”、“愁悄悄”、“翩冥冥”，令人联想现在的“静悄悄”、“雨绵绵”、“凉丝丝”。

屈原的作品影响了汉赋，更影响了唐诗宋词，其自由奔放又如出色的现代诗。我想，这和民歌是大有关系的，《诗经》的精髓也在民歌。民歌、民谣、民俗，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缓慢生长出来的好东西，历代文人加以提炼，于是佳作纷呈。而皇帝一旦出面干预，官方受命指手划脚，生机勃勃的艺术就注定要颓败，艺术家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屈原生活中的男欢女爱，史籍里不见踪影。

郭沫若写屈原，把两个女人放到他身旁，塑造婵娟的美丽，刻画郑袖的妖媚，虽出于虚构，却让我们能一窥屈原本相，并由此生发出若干富于浪漫色彩的联想。

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叙》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兼而有之也。”

这种解释，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曾引用。源头性的东西，竟然也在好色与牢骚之间。

屈原那个年代，思想是活跃的，情感是奔放的，艺术是自由的，世界是敞开的，神灵是亲切的，自然是浑成的。

没有记载说，楚怀王、楚顷襄王，在屈原的诗中寻找过“犯上作乱”的罪证。

屈原之后百余年有贾谊；

再百余年，有伟大的司马迁……

2008年3月3日改于眉山之忘言斋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1)(1)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万里长城和《史记》，究竟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五千年文明从哪儿来的？从司马迁来的。是他远在公元前，就挥舞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三千年。在他之前，也在史家的各类记载和民间传说，但不成系统，形不成源流，是他首创了纪传体的通史。他笔下的诸多帝王，从远古到战国，无一例外地追溯到黄帝。轩辕黄帝在今天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没有司马迁是不可想象的。

司马迁的功绩，怎么说也不过分。一大群帝王将相加起来，分量也不如他。今天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探寻长江、黄河的源头，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仅凭他一人之力，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众所周知，他是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的男人，汉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废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剧发生在他四十七岁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他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他是在侮辱和愤怒中完成自己的伟业的。今人可能单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而在司马迁，侮辱是第一位的。他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一等，就是他这种受宫刑的人。受刑之后，他再也不去父母的坟前祭扫，无颜面对父母的在天之灵。读他的《报任安书》，字字都是血。读这样的文章，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一本书比性命还要紧。李陵遭诬陷他挺身而出，而数年后的任安事件，他深知内情却缄口不言了。为《史记》，生命退居次要了。他本来是可以免受宫刑的，可他穷，拿不出朝廷规定的赎金数目，只好任凭行刑者亮出他的尖刀。出狱后他还到武帝身边做事，形同太监。他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进《史记》了，包括以色事君的佞幸男人，惟独不写太监列传，可见他内心的伤口碰不得，一碰就血流如注。

所有这些事，后面再细说。

史称汉武帝雄才大略，打仗，扩大版图。但是这个人多欲而少慈，皇帝能干的坏事，他几乎都干过。本文不想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只因司马迁，不得不涉及他，包括他手下的大将，比如置飞将军李广于死地的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废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不喜欢《史记》，但是这个自以为雄视百代的皇帝，对他眼皮子底下的文弱书生无能为力。他死后二十年，《史记》从民间冒出来，横空出世。阴间的汉武帝会发现，轮到他来受刑了。

司马迁并未侮辱他，只不过摆史实讲道理，单凭这一点，这位“刑余之人”就比那位万乘之君更为高贵。

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时消失的，他消失在民间，带着他的巨著。皇帝的“龙体”腐朽时，史学兼文学巨著的《史记》散发出夺目的、永恒的光辉。

司马迁的死是个谜。可能是为了保全《史记》，他远离宫廷潜入了民间。今天，我们希望他是含笑暝目的，他活过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有人认为他死于刘彻之手。皇帝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废他的下体如阉猪狗，可他手头的书早已藏之名山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1)(2)

司马迁的家乡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县西南，家贫，小时候做过放牛娃。父亲司马谈在京都长安当太史令，俸禄少，被官员们普遍看不起。史官名为天官，记录并评论天子的言行，但实际上没人当回事。皇帝以“倡优蓄之”，养起来好玩的，心血来潮的时候，听他们讲讲故事，说说趣事。大西北的黄土地，秦人因之成霸业，秦灭汉兴，不过六十余年。汉廷对秦人是抱着防范心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陇西人李广，沙场建功无数，始终未能封侯，并于激愤中挥剑自杀。他的儿子李敢则被暗杀，汉武帝还封锁消息。李广的孙子李陵更惨，替皇上卖命，却被灭三族，几百口人哭天号地腰斩于市，而司马迁讲了几句公道话，就失掉了生殖器。

黄土地出硬汉子。自然条件的恶劣，磨砺出粗犷的天性。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貌到性格，而性格又决定行为方式。如果比较一下江南人和西北人，不难发现，他们的皮肤、发音、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差异都很大。

司马迁放牛也读书，牛背上读，躺下来谈，天高云淡，易生遐想。他是独子，也许曾经有过兄弟姐妹，未能存活下来。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还得放牛羊。父亲钱少而书多，类似历代的读书人。一群不识字的放牛娃围绕着识字的放牛娃，听他讲书本，讲他听来的长安。而牛在吃草，风在吹，对面山腰上，有汉子扯着嗓子唱信天游。

他们也去看黄河，惊叹它的雄浑，一泻千里。

大概到了十来岁，司马迁随父母迁往长安茂陵。这是司马谈的一个重大举措：将儿子带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年轻的皇帝在茂陵为自己建坟墓，将天下富豪往那儿赶。这个陵墓规模巨大，财政预算，将花掉全国总财政的三分之一。司马谈是主动去的，但很多有钱人都是被迫去的，比如一个叫郭解的人，江湖上名气大，号称郭大侠。郭解托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讲情，说是家里穷，本不该在迁徙之列，是有人跟他过不去，把他的名字写在迁徙名册上。武帝想了想，对卫青说：这姓郭的什么大侠，他能托你讲情，就表明他不穷。

于是，郭解也到了茂陵。不久，他老家那个跟他过不去的人就被人杀了。司马迁听父亲讲这件事，心里很震动。父亲身为史官，不仅在官办的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注重民间的各种传闻，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经常听故事，童年生活弥漫着神秘感。

司马谈性情豪爽，在京城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交读书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叫孔安国的人，做了司马迁的老师，此人据说是孔子后裔。司马迁还听过大儒董仲殊的课。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而独尊儒术，这姓孔的和姓董的双双走红。司马谈为什么替儿子选择这样的老师？他本人是推崇道家的。他写过《六经要旨》，对道家差不多全是赞美之辞。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取道家学说治国，无为而治，尽量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汉武帝登台，来了个大转折，对外杀敌，对内杀人，制造了无数冤案、血案，他又兴土木，迷神仙，追随秦始皇。史称他雄才大略，又说他好大喜功，我不知道那个词对他更贴切。我所能分辨的是：这两个词没有理由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同时，我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儒术不等于儒家学说，它已经迅速变成了统治术。百家争鸣不好，各种思想自由竞争的局面应当被打破，就连已被证明对管理国家非常有效的黄老学说也靠边站了，儒术一统天下，霸道得很。

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殊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2)(1)

茂陵这地方，距长安不过几十里，等于在天子脚下。汉武帝将富豪往这儿赶，一个明显的意图是强化皇权，免得这些人在各地生事。因为有钱人多，一座繁华的小城很快就建起来了。而司马迁当初在穷人堆中混，并不觉得自己穷，但现在不同了，满街的华屋美宅，高车大马，贵妇人贵公子成群结队。司马迁完全不受刺激是不可能的，邻居小孩儿吃什么玩什么，他不会没印象。他怀念家乡放牛牧羊的小伙伴，并由此建立他强烈的草根意识。他是要子承父业的，他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脑子里装满了故事，近代的，远古的，种类繁多，这显然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财富，邻居小孩儿只能眼巴巴望着他，希望每天都能听他讲。如果他父亲开个茶馆说书，一定生意兴隆，长安人也会坐车来听。当时还没有这个行当。即使有，司马谈也不会干。祠堂里的祖先们没一个会同意，耕读传家也是好的。战国时有个司马错，曾在秦国做高级幕僚，左右秦王的能力胜过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他是司马家族的荣耀。汉武帝基于大一统的战略招贤纳士，司马谈希望儿子成器，将来比他强。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以，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仙。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

从春秋战国到前汉，大约六百年，中国不缺学贯古今视野广阔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其中之一。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运动，汉武帝又来独尊儒术，思想的大道逐渐就变成小道了，催生思想的沃土日趋贫瘠。具有原创性的天才几近绝迹，倒是引来历代注家蜂起。而在西方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西方人的特点是：当一种东西壮大起来时，反制它的力量会同时生长。换句话说，他们反思的能力很强，懂得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秦皇汉武治天下，从辽阔的版图到丰富的思想，一律要纳入皇权的掌控范围。我想，这远不止是历史学家们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知识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有人说生活是一部大书，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不通过书本打开视野，生活就是一本小书，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单凭经验生活，心智扩张的范围太有限。动物的那点经验不过是本能的延续而已，动物只能存活，没有生活。无论如何，人是不应该向动物看齐的。

对生活的全方位的领悟，古人好像比我们要智慧一些。如果你不相信，那你不妨花几年功夫，仔细看看从春秋到前汉的几百年间，咱们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追溯历史，是为了赢得今天。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2)(2)

而背负历史的沉重，我们要有一种能力来赢得轻松。不是故作轻松，更不是嘻皮笑脸的、无厘头式的轻松。

司马迁长成小伙子了，体形瘦长，穿汉服很受看的。父亲并没有为他张罗婚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穷？还是先考虑事业？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哪一年走的，他也没说。父亲大多数时间呆在长安，他在茂陵跟老师学习，回家吃得简单。邻居大鱼大肉的，他闻闻香气罢了。由于文景之治，武帝时代的前半期是比较富裕的，全国两千多万人，一般人家，吃肉不成问题。跟匈奴打仗，才把国库打空了，皇帝的手伸向民间，初生小儿也要纳税。司马迁也不是特别穷，父亲给他的钱他都攒起来了，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不是讨老婆，而是要踏遍祖国山河。老师发现他面带菜色，留他吃饭，他就趁机解解馋。孔安国是得意的学者，家境比他好得多。他学成出游的那一天，老师除了给他资助，还写信让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帮助他。总之，为了出游，司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二十岁学业有成，他已经有了一双能打量历史和现实的眼睛。他从那些言简意赅的竹简上学到的东西，大大强于今天的若干个博士后。

当然，中国历史几千年，像司马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找不到几个。他是终其一生，和书本厮守在一起，行万里路，也是边走边读。一些同样饱学的文人，却有很多时间在忙着干别的，比如伟大的苏东坡。

万事俱备，行期在即。司马迁的兴奋劲儿，并不下于即将讨老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也如是。”（辛其疾词）青山绿水，就是他如花似玉的好老婆。他买了一把剑，夜里挑灯细看。书生带剑上街，神气得很呢。他登上一家酒楼，大声唤店家：“来一条羊腿打五斤酒！”他吃得满嘴流油，惹得邻桌食客啧啧称奇。他哪里还像书生，分明是个游侠。

司马迁自幼羡慕游侠，听故事很神往。从老家迁到茂陵不久，他还亲眼见过大侠郭解，非常吃惊地发现，那郭解生得短小精干。他原以为堂堂郭大侠，生得像力能扛鼎的项羽呢。殊不知，短小的郭解自有大名堂，他以一介庶民的身份，到茂陵却立刻引起轰动，富豪权贵争相巴结，要想请他吃顿饭，得提前半个月送上请柬。他上街前呼后拥的，高大威猛的汉子分列左右，他本人倒显得平和，一副真人不露相的样子。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再讲。司马迁写游侠，尤其写郭解，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他儿时的想象有关，我个人并不是完全赞同。侠这种东西，依我看，是做秀的成分大，表面通向“义”，暗里勾结豪强，杀人如麻。这种靠经验和直觉行事的人往往很聪明，他壮大势力，一定要扯起义字大旗。而势力越大，他本人越谦虚，不张扬处处指向张扬，叫人不由自主地钦佩他。依此例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现在流行的武侠类的东西，是基于杀性，是和平环境下的心理代偿。而一层又一层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扯起文化这面旗帜，将杀性加以伪装。其实，何必伪装呢？武侠有市场，未必是坏事。

司马迁开始他的长征之前，还见过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这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智勇双全的大汉使者，向司马迁详细讲述了西域诸国的人口、体貌、风俗、物产、地理位置和军力。司马迁如获至宝，后来他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写成《大宛列传》。有专家讲，此后两千年，没有任何学者对西域的研究超出了《大宛列传》的范围。

这一年，也是汉武帝武功卓著的一年，卫青率领的大军重创匈奴，将匈奴人赶到了蒙古草原深处。几十年受威胁的长安城大大松了一口气。

司马迁在一连串的兴奋中踏上征程。他乘坐官府送公文的驿车，每三十里为一站。由于父亲和老师都是朝廷官员，他受到优待，减少了很多麻烦。他带的东西不少，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是用作记录的竹简、绢帛和毛笔。当时汉隶已流行，取代了复杂的篆书。司马迁想必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吧？可惜现在已失传，一块竹片都没有。《史记》书成，共五十二万六千字，而他的草稿和笔记，恐怕十倍于这个数吧？

时隔两千多年，我看见神清气爽的司马迁，坐官车迎着朝阳上路。他也走水路，同样很方便。由于统治及军事上的需要，汉武帝时代的水陆交通异常发达。

司马迁这一走就是七年。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3)(1)

司马迁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

他离开长安后，朝着东南方向，经武关抵达南阳（今属河南），弃车乘船，顺长江而下。他坐的船是不是官船就不得而知了。他此行范围广，包括江淮、齐鲁和中原。一个人徒步考察，大致有个目的地，但更多的目的地是在考察途中发现的。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饥肠辘辘时，他像野人一样爬树摘果。饱一顿饿一顿，他根本不在乎，他心里激荡着大东西。世界向他扑来，夹带强烈的原始气息。他的这种行万里路的方式，和后世一般文人不同。他不只是观风景，发点思古之幽情，他要考察，要寻问老者，要辨别真伪，要顺藤摸瓜，要展开合理的想象。为了一个细节，他会多方求证，不惜跑远路，往返折腾。这种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几乎所有人都无从享有的乐趣。他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年龄，体力好，血气旺，精神抖擞。华夏大地，三千年文明史，也许他每天都有新发现。他是远离家乡的学子，叩问山川历史，做笔记，画草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脑的功能。高兴了他还唱歌，亮开嗓子吼几句，抽出佩剑舞几招，化身为战国时代强悍而飘逸的游侠。这个司马迁，活得叫人羡慕。欧洲人也有徒步漫游的传统，比如《忏悔录》的作者罗梭，《第二性》的作者波伏瓦，以及二十世纪遍布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但在我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国文人游得更厉害。文人不游，好像他就不配文人的称号。孟子说：吾善养吾浩荡之气。而读书与行路，是养气的两大前提。现代人交通方便，游的内涵反而减少。不过，求舒适和快捷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李白写蜀道难，就包括了这层向往。现代大诗人当中，也许唯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那些气势恢宏的诗词，离不开漫漫长征路。

司马迁独行七年多，把孤独的兴奋尝了个够。短暂的停留，然后又上路，他总是在出发。路上的感觉真好。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快乐。郦道元知道，李白知道，苏东坡知道，陆游知道，但我们不会知道了。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概括：那些个理性、感性加野性的融合状态，那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那奇妙的精神触角，那从天而降的喜悦，那郁闷之后的豁然开朗……行文至此，我真想跑到司马迁的快乐里边去，摸摸，看看。

此行的丰富与广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同时磨练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西北汉子更上一层楼。

他在楚国故地盘桓多日，般行潇水抵达泉陵，登岸朝营道（今湖南宁远一带）进发，直至九嶷山。九座黛色山峰矗立于烟波之上。中国远古时期最贤明的舜帝就葬在这儿。尧帝传位给他，考验他二十年，其中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嫁给他，看他是否因沉溺于美色而把政务抛到一边。舜帝经受住了考验。他接受了尧帝的禅让，破了世袭制，几乎孕育着民主制：为了他卑贱的出身，尧帝的大臣们曾吵得不开交。他全家都是坏人，瞎子父亲拿弓箭射他，弟弟踊跃做帮凶，继母亲多次拿刀砍他。可他不声不响地以德报怨，孝敬父母，爱弟弟。他的高尚品德像风一样传播。他具有耶稣般的胸怀，却比耶稣早了三千年。他在位期间，人民过着和尧帝时代一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盗贼也没有贪官。他老了，又将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他死于南巡途中，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泪洒潇湘竹，相拥投入湘江。

司马迁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长时间徘徊不去；他溯流而上，登会稽山（今属浙江绍兴）探禹穴，爬进幽深的山洞；他北上太湖东岸访姑苏台，想象吴越交战的壮观场景；他沿吴淞江而下，到申这个地方（今属上海），拜谒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的遗宫。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3)(2)

司马迁北上渡过长江，经高邮湖到了淮阴。

淮阴有个奇人叫韩信，受市井泼皮的胯下之辱却一声不吭。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爬过去，拍拍尘土走掉了，身后的哄笑声他好像听不见。他穷得讨饭，他衣不遮体，他投奔项羽却整天站岗，持戟肃立，像一根木头。他逃跑了，走剑门栈道投汉中的刘邦，刘邦照样瞧不起他，让他看守军粮。他又逃，萧何月夜去追他，追回了一员战无不胜的盖世名将，轻取霸王性命，横扫千军如卷席。萧何这一追，也追回了汉朝四百年江山。可是这位淮阴侯，玩政治不如刘邦，论智慧稍逊张良。精通道家学说的张子房神仙般飘然而去，得享天年，韩信竟死于妇人（吕后）之手……司马迁叩访韩信故地，真是一步三叹。

而在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东），他听曹翁讲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吃惊不小。刘邦可是开国皇帝呀，早年却像二流子，呼朋引类斗鸡走狗，三十岁还讨不到老婆，专寻村里的寡妇厮混。顺便提一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民工大批死掉，天下寡妇多多。刘邦混够了，居然还能讨富家女吕雉为妻。暴秦无道，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刘邦也拉起队伍干上了。天下大乱，义军之间照样厮杀。刘邦打不嬴项羽，几乎每战皆输，逃命时几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去……然而当上皇帝的，不是项羽是刘邦。为什么会这样？司马迁陷于沉思。他发现刘邦最大的优点是善于用人，一个好汉三个帮，刘邦手下恰好有三个大能人：张良、韩信、萧何。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的这些事儿，能不能写到史书上去呢？韩信钻裤裆，刘邦耍无赖……汉武帝看到这些记载会怎么想？

司马迁解决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不会在一时一地。统治者有足够的理由要撒谎，史官讲真话，要掉脑袋的。

他告别曹翁离开沛郡，风尘仆仆又上路了……

七年收获大。

回到长安，他抑制归家的兴奋，埋头整理记录。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遥遥在望了。当然他也补充营养，尝尝久违的京都美食。但还是不谈婚事。司马迁笔下洋洋五十几万言，既有太史公自序，又有自况身世的《报任安书》，可对这件终身大事，他不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也许受宫刑后再提笔，他把这段经历删除了。他没有兄弟，不可能是独身主义者，再穷也要结婚，生儿育女。我猜测，除了贫穷，另一个原因是：他父亲太忙，作为太史令，必须跟随武帝左右，而武帝为了当神仙又到处跑；他把这件事往后推，反正还年轻嘛。

经孔安国推荐，他参加了博士弟子会考，考中了。他本来没有考试资格，是当官的老师替他张罗。博士通今博古，为皇帝当顾问，有年薪的，约六百石，而一般高官在二千石左右。封侯就不用说了，有封地，食邑几百户到上万户不等。封建统治，等级是头等大事。博士穷，博士弟子等而下之，有点生活费，像现在的研究生。博士弟子应召入宫，大约也要通过关系。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但属于个人行为，如果没有父亲和老师，政府不会理他。历朝历代，人才总会出人头地、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类话，是充满善意的谎言。破铜烂铁发光的机会比金子多得多。

司马迁运气不错，会考下来不久，到宫中做了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而是皇帝的侍从。

他接近“雄主”汉武帝了，却很快变得心情复杂，崇高的使命感和宫廷中的怪事、黑幕纠缠到一起。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4)

飞将军李广是三朝老将了，匈奴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想撒退。可他是关西人，封不了侯，将士为他抱不平，又不敢声张。汉文帝曾抚他的背，安慰说：你呀，生在高皇帝时代就好啦。汉武帝打匈奴，李广碰上机会了，沙场拼老命，胡人闻风丧胆，但拚了几十仗，武帝仍然不提封侯的事儿。大将军卫青还处处防他，给他兵力少，又让他对付匈奴主力。有一年卫青大举进攻，却打得不顺手，匈奴单于跑掉了。他立即嫁祸李广，把贻误战机的罪名扣到李广头上。这六十多岁的关西老将气得挥剑自杀，一腔热血喷向汉军帐篷。将士们全都哭了，消息传到长安，百姓的哭声数日不绝。

而卫青回朝，武帝设宴款这位大舅子。李广的死，哭声在民间。百官都在喝酒，趋附大将军。卫青有个妹妹叫卫子夫，是武帝的宠妃，卫青本人又娶了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难怪他兄妹二人权倾一时。司马迁听到这些事，心里不是滋味。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朝廷这潭水有多深，有多浑。父亲司马谈则提醒他，凡事要往大处看，要有全局意识。汉武帝倚重卫青，也是形势的需要。卫青能打仗，卫青的侄子霍去病同样是有勇有谋的名将。

司马迁夜里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想……

作为父亲事业的继承者，他读书行路还不够，他还得学会思考，包括很多痛苦的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质疑占绝对优势的官方意志，将自己划入异类。这样的思考，不能不痛苦。换成现代口语：他的思想开始抛锚了。

长夜漫漫，年轻的思想者守着孤灯和书卷，徘徊的影子投到墙上。

无论如何，他崇拜李广。后来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他这样写道：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李广终身不言家产事，爱士卒胜过爱自己，如此高风亮节，任何时代都是英雄。而司马迁这样的人，怎能不崇拜他？

思想和感情都有了倾向性，他逐渐在心理上跟统治者拉开距离。

作为众多侍从当中的一员，司马迁跟随着汉武帝的行踪。侍从又分为几种人，太监，武士，伶人，学者。司马迁排在末位，很难和皇帝说上一句话。武帝爱干的一件事是到皇家猎场上林苑打猎，同时干些风流韵事，和民间女子睡上一觉，而她不一定是美女，刺激就行。他在这方面是很出名的，汉代的《武帝故事》记载说：他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妇女。他的后宫佳丽多达八千人，比唐玄宗还多出五千。宫中不够刺激了，他跑到民间猎艳。另外，他还搞同性恋，有名有姓的两个男人，一个叫韩嫣，一个叫李延年。司马迁写入《史记》用了四个字：“与上起卧。”上就是皇上。他冷静而又客观地描写，不作评价，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佞幸之臣的不屑。他熟读孔子修订的《春秋》，用的是春秋笔法。

李广的故事没完，他的小儿子李敢也是一员猛将，几次跟霍去病远征匈奴，立下战功。李敢的脾气比死去的父亲还火爆，他当然知道内情：父亲是被卫青害死的。他可不管什么大将军，什么皇亲国戚，有一天早朝碰上卫青，拳头立刻就出去了，一顿暴打，把卫青打得鼻青脸肿。卫大将军掩面而逃，也不去找武帝告状，大臣们就在背后议论说：看来大将军的确心中有愧，才不敢去告状。

司马迁想了很久，对父亲议论说：卫青心中有愧，表明他还不是坏人。如果他去告状，皇上会听他的，降罪于李敢。可他没去，挨了打一声不响，这恐怕也是一种风度吧？

司马谈捋着胡须对儿子说：你有长进了……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霍去病、李敢陪武帝打猎，霍去病张弓射鹿，箭头一转射向李敢，当场射死这位将门虎子。而武帝随即下令：谁也不许声张，对外要统一口径，只说李敢坠马而死。司马迁是亲眼看见这桩惨剧的，惊悸没完，武帝的命令更是叫他目瞪口呆。

回家他又辗转反侧了。

他有两个好朋友，壶遂和任安，有时在一块儿喝酒，谈学问论国事。涉及朝廷内幕，很多事都不好说的。司马迁心情沉重。他意识到，将来从父亲手中接过的那支笔，份量有多重。血淋淋的史实他能如实写下吗？

史官却有史官的传统。春秋时，齐国有个叫崔杼的人，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史官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柠把他处死，让他弟弟继任史官。弟弟又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杼大怒，把弟弟也杀了。齐国的史官是三兄弟，老大老二惨死，老三又接任了，写下的还是那句话。崔杼终于害怕了，没有再杀史官。

司马迁对李广父子的死愤愤不平，但只能压在心头，写进笔记。他也试着从武帝的角度想问题：统治天下用人第一，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有些真相就不能公开，必要的时候，白的还要说成黑的。

司马迁从正反两方面想问题了，而他读过并尊崇的老子、庄子，都是能看透事物的大智者。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学问？学而问，问老师，更要问严酷的现实。

李广李敢死了，引发司马迁痛苦的思考，但和他本人的命运还没有直接的牵连。后来又来了一个李陵，李广的孙子。闹得满城风雨的李陵事件就牵连到司马迁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放到后面再讲。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5)(1)

汉武帝除了打匈奴，另一件大事就是忙着做神仙。人间至尊不过瘾了，衰老和死亡横竖叫他寝食难安。升天该有多好，升天不成，长生不老也不错。他养了大量方士，也就是道士，有人说亲眼见过神仙，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证自己活了几百岁。最厉害的是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证明他活了八百多岁。武帝听他讲话，眼睛就会发亮，对他言听计从，修了一个大七围、高三十丈的青铜柱子，上有仙人雕像，手托承露盘。武帝每天吃露水，和着玉屑吞下，吃得拉肚子。李少君死了，武帝相信他不是去见鬼，是去见神仙安期生。道士多得很，这时又冒出一个山东人叫公孙卿的，在他的怂恿之下，武帝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去封禅泰山。这原是帝王的一桩古礼，登泰山祭祀天地，为民祈福祉。但汉武帝另有想法，要当神仙。皇帝号称天子，天子不升天是说不过去的。或者退一步：李少君能活八百岁，汉武帝至少该活一千岁吧？他下令文人写诗作赋，司马相如这类文人是很积极的，这个人写过《长林赋》，挖空心思赞美劳民伤财的皇家猎场。司马迁同样接到了歌功颂德的旨令，却收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呈上去，聊以塞责，武帝不高兴，但很忘把这个小郎官儿忘了。

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先去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巡游黄帝曾经巡游过的地方。这也是道士的主意，学黄帝不学别的，专学黄帝成仙。司马迁也去了，趁机走访老年人，打听黄帝的传说，和他研究过的《尚书》相印证。作为远古历史文献的《尚书》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补充很多资料，包括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工作，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这一转眼，司马迁三十四岁了（公元前112年），跟随武帝各处巡游，长了不少见识。可能真是上天的安排，不是让武帝成神仙，而是让司马迁成为历史学家，记录华夏文明的进程。

次年，他奉命出使西南夷，安抚不大听话的西南诸国邦主，沿途做笔记，收集官府保存的各种资料，在李冰治水的都江堰停留了好几天。行期近一年，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打下了基础。这一年里，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正式举行，十八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道士靠前，儒生退后，比如公孙卿就比公孙弘气派多了。司马迁没能去，感到遗憾，职业的冲动使他对这件事十分看重。不过他父亲在队伍中，能目睹这一盛典。

可是封禅大队在陕西中部却发现了黄帝陵，武帝紧张了：不是说黄帝升天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公孙卿解释说：黄帝当然是羽化登仙了，这儿只是衣冠冢。武帝转忧为喜，大手一挥，继续前进。

到洛阳，发件了一件事：太史令司马谈病倒了。儒生和道士共同开会，讨论封禅的细节，一辈子谨慎的司马谈，终于忍不住，谈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说这样搞封禅，并不符合古礼。他很快被告发，兴头上的武帝十分恼火，喝令他离开队伍。这对于一个史官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司马谈病倒洛阳。

司马迁赶来了，赶在父亲的弥留之际。

司马谈撒手西去，但他是闭上眼睛去的，他惟一的儿子司马迁，跪在床前哭着发誓，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古代的史官，子承父业是常事。司马迁小时候就确立了这一志向，二十岁出游，行程数万里，强化了这个意志。司马谈留下遗著《六经要旨》，和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史学笔记。

司马迁匆匆料理了父亲的丧事，快马加鞭追赶武帝。父亲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他必须看清封禅大典的所有细节。他赶到泰山，却被挡在山脚下，不许到泰山顶上去。所谓封禅，山顶祭天叫封，山脚祀地为禅。满山遍野十几万人，车驾旌旗无数，的确壮观。司马迁千方百计打听山顶上的情形，听说那情形并不妙，刚刚举行祭天大典，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就得了怪病，没过几天死掉了。汉武帝非常扫兴，也感到害怕，不敢按预定计划去东海看神仙，而是绕道向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整个行程一万八千里，皇帝威风十足，就是没见神仙。司马迁倒是获益非浅，沿途考察了很多他所需要的东西。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5)(2)

此行的一大收获，是后来写成的《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在《史记》中几乎是篇幅最长的，而今人夏松凉先生的注释多达数万字。这篇文章记录了从虞舜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帝王们的祭祀活动，为后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他的史笔，一向是言之有据，翔实而又生动，视野辽阔，语言极具个性色彩。

《封禅书》那么长，而讲述汉武帝的《孝武本纪》却那样短，涉及武帝平生功业，仅六十来个字，其他几页都选自《封禅书》。不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别有深意。《史记》一百三十篇，这一篇是最奇怪的。也许针对当朝皇帝，很多事都不好讲，包括皇帝的伟业在内。司马迁的风格，是方方面面都要讲，比如讲汉高祖刘邦。对汉武帝，既然不能按他一贯的风格讲，他就干脆不讲。其实，不讲也是一种讲，如同沉默常常是一种表达。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把它比喻为一幅国画，那么它留白的地方是非常多的。所有的省略都是意味深长。这和他长期学习《春秋》有密切关系。所谓春秋笔法，一般人都懂。历代的学者们，对《孝武本记》是否出自太史公之手争论不休。

两三年后，也就是封禅大游行结束后不久，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可以整天呆在皇家图书馆，读各类书籍，接触尘封的档案。武帝不重视史官的工作，反而给他留下了空间。不然的话，那些档案就加密存封了，向不同级别的官员有限开放，还要分出时间段。他伸手拂去那些尘埃，让历史得以清晰呈现，包括不少宫廷秘密，比如汉景帝的登基是靠运气，有些羞于见人的。写史不是揭密，但也会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中，有时会藏着被掩盖起来的历史真相。

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写下真相就难能可贵了，而司马迁道出真相之后还要评价，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立场很鲜明。认真读《史记》，会明白什么人才是大历史学家，知识的后面是勇气。所谓读史明智，只说出了一半，大历史学家是大智大勇。

当上太史令的几年间，他好像仍未娶亲，肉身都交给迷宫重重的精神探险了。人类的杰出人物，像他这样的也不少，康德、尼采都是独身一辈子，虽然后者闹过轰动一时的恋爱风波。精神过于集中，肉体可能被遗忘。司马迁一头扎进图书馆，有时把稀微晨光都当成黄昏了。他又时常一副呆相，衣衫陈旧灰头土脸，相亲相不中也是可能的。总之，精神的触角愈是延伸，肉体的锋芒越发迟钝，不像有些人，比如中国的辜鸿鸣、法国的萨特，两种东西齐头并进。司马迁攒钱也很困难，买书和考察都是自己掏钱。武帝给他一点俸禄，并未拨给他研究经费，为他组建写作班子。浩如烟海的史料，他一个人去对付，要钻进去更要打出来。他治史的方式是史无前例的，既是原创，又是开创。历史在他手上，是活生生的历史，千年宛如昨天的历史。他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谨慎而又大刀阔斧地筛选着，日日夜夜地思考着，他自知责任重大，一管毛笔千钧重。一个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的男人，忽视身体再正常不过了。只有到了身体遭切割、不复完整的那一天，他才转过身来对身体高度关注，可惜为时已晚。

年近不惑的司马迁和女人睡过觉吗？

这问题好像不够严肃，但是，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报任安书》的激烈程度，以及他提到自己的几句话，会令人作这样的猜测。人们想到了却又不能说，为什么？

司马迁的笔下，可没有这类禁忌。当时独尊儒术，还没有尊到他的的头上，他本人无疑是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产物，不是统治术下的乖孩子。

这些学术问题，不应该是板块状的，它们迫切需要“思想的细心”。——这话是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讲的，我读他已有若干年，几乎一直在想：海氏为何把历史性和历史学分开来谈？历史性是一切历史学的前提，文献史要变成问题史，而离开了这个前提的历史学形同故纸堆。海氏的学问纵贯古今，他给学生上课，旨在启发思索，他那无限丰富的知识，无不指向比知识更高的东西。孔子教弟子也是如此，重在传道。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司马迁为太史令刚好十年，真够辛苦的。他大约娶亲晚，四十几岁才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杨姓男人。他本该和夫人再生几个孩子，让其中的某个男孩儿继承他的事业。他没做到，为此痛心疾首，深感侮辱先人。早知汉武帝要剥夺他的生育权，他无论如何要提前结婚，生下一堆男孩儿女孩儿。

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写作，伟大的工程在狭小的寓所内有序展开，并且有点做地下工作的味道。有人曾经偷走了他一些草稿，呈给汉武帝。武帝看了摇头，很不以为然。不过，皇帝对史官的轻视再度起了作用，他没有追问下去，没有派人去烧那些竹简，在他看来，玉女经和长生不老术要重要得多。

司马迁汲取教训，比以前更像?位地下工作者了。夜深人静孤灯之下，他瘦削的身形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一手漂亮的汉隶从容书写。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6)

李陵事件的始末是这样：

李陵打仗勇敢被提升为骑都尉，他身先士卒并且待人谦和，在军中声望很高。这两点，李陵酷似爷爷李广。司马迁和他交情一般，虽然怀念他爷爷，欣赏他的为人，但并未与他深交。司马迁交朋友很少，一是他忙，二是他穷。朝廷很多事，他默默看在眼里，回家写到书上。有个人叫李广利，和卫青一样与汉武帝有裙带关系，他妹妹生得天姿国色，这样的女人汉武帝是不会放过的，让她做妃子，称做李夫人。“南国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首诗就是专门讲李夫人的，后世所谓倾城倾国貌，因她而起，可见她美到何等程度。她还有一个哥哥李延年，在宫中谱曲，弄乐器，称为伶人。李延年谱曲，司马相如这种文人填词，皇帝听了很喜欢。李延年也生得有模样，做伶人很有一套，时常向武帝抛去媚眼。以前和皇上“同起卧”的韩嫣，现在年纪大了，李延年正好补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和皇上睡到一张床上。这样，兄妹二人轮番侍寝，双双受宠。不久，李广利也开始飞黄腾达了。兄妹三人权倾朝野，司马迁不禁联想到卫青、卫子夫和霍去病。史书有个常用词：外戚专权。封建王朝，这种现象不新鲜。卫青、霍去病能打匈奴，可是李广利呢？武帝绕着弯儿要让他立功，只因碍于刘邦定下的铁律：无大功者不得封侯。不会打仗的李延年带着几万军队到大宛国抢良马，被几千大宛人打得丢盔卸甲逃到敦煌，派人回长安报信。武帝一点都不责怪他，再给他六万人，其中三万是精锐骑兵，外加辎重无数，还是去抢马。武帝下令从各地调集十八万军队，到酒泉作李广利的后卫，为舅子立功封侯，这皇帝花血本轻描淡写。他先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因大宛国的良马集中在贰师城。这次李广利抢到马了，好马六十多匹，损兵折将五万人。武帝为他庆功，下令官员和伶人称颂他的丰功伟绩，封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

注视着这一切的司马迁仰天长叹。

而李陵感到羞辱：他爷爷李广身经七十余战也未能封侯。他拒绝做李广利的部下，得罪了这位贰师将军。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帝派李广利带三万人出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派李陵带五千人攻击匈奴大单于，牵制匈奴主力，确保贰师将军打胜。李陵行军三十天到达预定位置，画好地形图派部属陈步乐向武帝报告，武帝一看高兴了，封陈步乐为郎官。可是没过多久，前方传来坏消息：李陵的五千人被匈奴大军击败，李陵投降，剩下四百人逃回边境。武帝大怒，李陵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被投入大牢，刚刚当上郎官的陈步乐畏罪自杀。

这次战役，李广利以强击弱，杀敌一万，自损两万。而李陵的五千人在草原深处和匈奴主力厮杀，迟迟不见援兵。匈奴单于以八万之众围攻五千人，十余天血战三次，抛下两万具尸体才击溃李陵。前方的战况陆续传回长安，百官交头接耳，同声谴责李陵。司马迁听了很不舒服，但他没说什么。武帝召集大臣议论这件事，板着面孔，“龙颜不悦”，大臣们争先恐后斥责李陵变节投降。汉代的文职官员分九等，司马迁就是第九等，秩比六百石，排在末位。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末位也挺好，能在朝议中听到很多他想听的东西。他一般不发言，因为轮不到他说话。他要说就回家说去，拿着毛笔，对着汗青。他叩问历史，把声音传给后世，实在没有必要跟眼前的这些官员面红耳赤争个高低。不过，他又是西北汉子，是性情中人，是飞将军的崇拜者，是李敢被暗杀的目击者，这就麻烦了，矛盾了。而矛盾一旦激化，就要惹出祸端。祸从口出，古今同理，1957年划右派，多少知识分子恨不得撕烂自己的嘴巴。司马迁持笏站在属于他的末位，双唇紧闭。耳边响起的，全是污言秽语，泼向李陵不说，还溅到飞将军李广的身上。司马迁的两只手抖上了，血在烧心在跳。意念集中到双唇：千万不能开口呀。可他忘了双腿——它们自作主张跨前一步走出去了，后来有个专用名词叫“出班”，表示“微臣”有话要讲。

太史令开口讲话，汉武帝冷眼瞅着他。这个司马迁，偷偷写历史，平时对歌功颂德也不感兴趣，他这张嘴要说些啥呢？

武帝皱眉头了，果然没出他所料，司马迁虽然由于亢奋而讲得结结巴巴，他还是听清楚了，司马迁大意是说：李陵以一支偏师血战强敌，连最后一支箭都射完了，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杀敌近两万，他投降有罪，但皇上能不能考虑将功折罪呢？

武帝眼中射出寒光了，而司马迁还在发感慨：当初李陵立下战功人人奉承，现在兵败了，奉承过他的人又惟恐唾之不及，这毁誉是不是来得太快了？

司马迁这么讲话，就不仅犯了龙颜，而且犯了众怒。马上有人反驳他，说他暗示海西侯李广利没去救援李陵，才导至战事失利。李广利，李延年，李夫人，不是武帝的大红人，就是武帝的心上人，三个人红透半边天了，百官趋之若骛，这小小太史令司马迁，是吃了豹子胆还是犯了神?病？

汉武帝手一挥，将司马迁下狱。罪名是“沮贰师”，沮通诅，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意思。罪名不小，攻击武帝的爱将，不等于攻击武帝本人吗？按汉律当斩首。狱中他尝到了酷吏的历害，以前只是听说，现在有了“亲身体验”，——“见狱吏则头抢地”，身心备受折磨。汉武帝手下的酷吏是出了名的，变尽花样罗织罪名，杀人如草芥。酷吏杀人成瘾，判案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判一个杀一个，有个叫义纵的酷吏，竟在一天之内砍下四百多颗头。另一个酷吏抓紧时间在冬天杀犯人，因为按刘邦定下的规矩，入春停止行刑，这酷吏喟叹说：再给我一个月该有多好，我把那些家伙全杀光！司马迁写《酷吏列传》，写到后来用了四个字：“上以为能”——皇上认为这些酷吏很能干。

司马迁落到酷吏手中，被提审，拷打，惊吓。脑袋能否保住，是个大问题。变数也是有的，得看事态如何发展，而武帝本人向来喜怒无常。有一天，他忽然觉得李陵可能的确是奋勇杀敌，弹尽粮绝才做了俘虏，于是派公孙敖带一支人马到匈奴境内了解情况，有机会就抢回李陵。公孙敖却很快回长安，向武帝报告：李陵正忙着给匈奴人训练军队，训练的项目全是针对汉军战法。

“龙颜大怒”，灭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数百口人被诛杀于市，其中大半是妇女儿童。著名酷吏张汤，精心安排步骤，先用小刀在死刑犯脸上刺字，然后逐一割掉鼻子，然后齐崭崭切下脚趾头，然后行刑队高举棍子将鲜血淋漓的犯人活活打死，然后砍头挂在旗杆上，然后将尸身剁成肉酱。

可是事情搞错了，替匈奴人训练军队的人叫李绪，不是李陵。公孙敖是邀功心切，听了半截掉头就走。灭三族的消息传到塞外，李陵哭天抢地，将李绪一刀砍死，从此死心塌地投靠匈奴，娶单于的女儿重新繁育后代。

真相大白了，武帝心里也后悔，但嘴上不置一词。

统治者犯罪有理。该做的事还得做下去——

为李陵讲情的司马迁继续蹲大牢。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7)(1)

司马迁有了一个新罪名叫“诬罔罪”：无中生有地欺君罔上。判死刑，等着砍脑袋。那日子不好过，钢铁男儿以泪洗面。书没写完，有女儿缺男丁，这香火如何传下去？两桩心事未了，死不暝目。然而绝处逢生，武帝不知为什么事情又高兴了，大赦天下。死刑犯个个狂喜，包括我们的司马迁。可是，宣旨的人紧接着宣布附加条件：花钱才能买得完躯出狱，数目是五十万钱。凑不足这个数的，割“势”保性命。这就是所谓宫刑，也叫腐刑，女人闭阴，男人割势。古汉语中，人和动物的睾丸叫势。

五十万钱对司马迁等于天文数字。家人为他奔走，到处敲门借钱，碰钉子看冷脸。他本来朋友就少，有些亲朋还躲开了。这倒不全怪人情如纸，亲朋怕株连，李陵遭灭族的惨剧还历历在目。司马迁因李陵下狱，万一武帝翻脸，他们为司马迁凑钱要受追究的。

司马迁受宫刑，七尺男儿失掉睾丸。为《史记》，他选择了活下去。他把人生分为十个等级，第一有不辱祖先的光荣，第十接受宫刑辱尽列祖列宗，第九才是砍断四肢后死去。行刑的地方叫“蚕室”，取养蚕的暖室之意，因受宫刑者畏风寒。刽子手亮出尖刀和猥亵的笑容了，司马迁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喊出百代伟人的奇耻大辱。

司马迁出狱倒升官了，武帝把这个有才华的人安排在身边，封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羡慕他的人不少，包括他的朋友任安。他有资格出入宫禁，靠近天子，在姹紫嫣红的女人们中间走动。武帝用他的笔墨功夫，毫不担心他作为男人的功夫，因为那已经不存在，去掉了，手术干净利落。历代太监都有手术不够彻底的，他们在宫中和女人厮混，像赵高，还在民间留下了私生子：宫女怀孕跑出去了。武帝对司马迁很放心，呼来唤去的，包括在龙床上唤他，阳具还在妃子体内。司马迁从来就鄙视太监，但他现在连太监都不如。他有男人的自尊，自尊生耻辱，而太监没有耻辱。《报任安书》用了一个词：狂惑。——内心的痛苦与矛盾足以令人疯狂。

我以前读鲁迅有个印象：文字的巨大张力源于高强度的挤压，犹如地下的化石能源。情绪，处境，思想，使杰出的语言在挤压中成形。司马迁的文字滚烫，冷却后再入火，再受压。长时间的狂惑，五内俱焚，使他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和漂亮。

《报任安书》中，他描绘受刑后的处境与心境：“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他上班尽量显得恭敬，对皇帝和他的女人们陪笑脸。“大势已去”的人通常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很正常。下班他闭门写书。拒绝所有的交游和应酬。

司马迁大约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现在他年近半百，写了七八年了。也许他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和，自从受了宫刑，文风为之一变，充满了战斗性。

战斗性来自屈辱感，来自郁积在心中的许多事。

然而《史记》决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司马迁长期的学养和历练使他能够站得更高，既有战斗性，又有公正性；既有鲜明的立场，又有冷静而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些篇章，不乏所谓“零度写作”的要素。但冰点本身就是沸点，像鲁迅所谓“火的冰”，表面不动声色，底下岩浆奔腾。

读《史记》，这是一个要领。

修养不高的作家，会囿于他的个人生活体验。等而下之的人，讲隐私还嫌不够，还要讲他的绝对隐私，还要把裸照发到互联网，还要出版动态的人体光碟……接下来就是交配图？

修养不是别的，修养就是把握分寸。而所谓分寸，是在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得以显现的。不是说追名逐利一概不好，而是说：趁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混乱，磨拳擦掌一味乱来，势必丧失祖先留给我们的生存的高度与广度，打着进步的旗号向动物看齐。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7)(2)

《史记》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史学和文学巨著，又是古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它书写西汉以前的时光，却远远越过了今天，直指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

萨弗兰斯基曾形容海德格尔说：海氏回到古希腊思想，是为了赢得一段助跑，以跃入当下。

这话讲得多好。

我们有能力回到司马迁吗？

读《史记》并不难，今人有详细的注释。我记得几年前，魏心宏先生曾提过，他早在北大念书时，就诧异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其文笔竟如此简练生动。尤且是七十篇“列传”和部分“本纪”，各种各样的传主，也即传记所瞄准的主人公，无不鲜活，读来真是酣畅淋漓。甚至可以这样说：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国人，如果不读司马迁，不读其人其书，那真的是……令人遗憾。

在欧州，普通人都熟悉他们的历史文化。

我们接着拜读司马迁的身世。

大约又是一个十年，他过着太监般平静的日子，胸中波涛汹涌，下笔惊天地泣鬼神。为了说出历史真相，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了。武帝不再过问他在家里干些什么。这皇帝晚年遭遇内乱，一向温和的戾太子兴兵造反，父子交兵，在长安城内血战五天五夜。事情也牵涉到司马迁的好友任安。

戾太子是皇后卫子夫生的，一直受到武帝器重。可是武帝有了新宠钩弋夫人，不仅皇后失宠，戾太子也风雨飘摇。钩弋夫子怀胎长达十四个月，生子取名弗陵，她居住的宫殿被武帝封为“尧母门”，这就有些意味深长：武帝是将弗陵比作尧帝吗？百官开始动脑筋，一些人疏远戾太子，一些人诽谤戾太子，纷纷转向，称颂尧母门。武帝也不作解释，晚年越发莫测高深。极权顶端的人物常常是这样的，他也必须这样。

有个小人叫江充，让历史稍稍偏离了方向。他和戾太子向来不和，现在，机会来了。

武帝信方士，宫中女巫多。众多妃子以皇帝为榜样，动不动就找女巫，保佑自己得宠，诅咒对手倒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武器是埋在地下的木偶。木偶上写着某人的名字，女巫施法诅咒，那人就要生怪病。失宠的女人竟然诅咒皇上了，事发后，武帝一怒之下杀了内宫几百人，但从此疑神疑鬼，觉得天空中布满要追杀他的木头人。他移驾甘泉宫，命令他的心腹江充在京城内外展开调查，一帮酷吏协助。谁家挖出了木头人，满门抄斩，数月之内砍头好几万。可见巫蛊之风从宫中吹到了民间。汉武帝泡温泉养龙体，闻不到血腥味儿的。江充向戾太子下手了，东宫悄悄埋下大批木偶，又挖出来报告皇上。同时，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戾太子前往甘泉宫。

戾太子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假传圣旨，发兵捕杀江充。武帝认为他谋反，下令丞相派兵攻击。戾太子失去退路，不反也要反了，双方在长安城杀得昏天黑地，大街小巷全是血。

司马迁房门紧闭。外面杀了五天五夜，他渐渐在喊杀声中沉静下来，写他的书。而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个波兰科学家也是如此，德国人打到家门口了，他照样做他的研究。

任安手上有一支军队，他老练，按兵不动。戾太子的命令他拒绝服从。他为了保全自己而坚守中立，但世间事往往有变数，有个词叫料事如神，它的基础却是世事难料。血战的结果是太子兵败，和他母后卫子夫一同自杀。而武帝事后得知真相，把捕杀太子的人全都杀了，包括丞相在内，估计那数字也不小。任安不救戾太子，被投入死牢。

狱中他写信，向“身居要职”的中书令司马迁求救。

司马迁过了很长时间才回信。

这不像他做人的一贯风格。当初他为素无交往的李陵挺身而出，现在为好朋友却缄口不言。惹祸惹怕了？有可能。但他考虑更多的是手头的这本书，他半辈子的心血都在里面，而且，他十分清楚它的价值。《太史公自序》中，他把自己同修订《春秋》的孔子相提并论。和它系于大中华的份量相比，个体生命微不足道。何况他是“刑余之人”，不男不女的，还要侍奉下令阉割他的汉武帝。他提笔写下《报任安书》，吐露衷肠。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文章，字里行间全是耻辱和愤怒。身体被阉割的男人，精神异乎寻常地不屈不挠。《史记》的战斗性从何而来？从司马迁的残躯而来。“刑余之人”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朋友的性命，皇权的高压，都不能令他停笔，或写下受权力阉割的文字。按正统标准衡量，《史记》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居然把各色人等都写进历史了，公然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皇权。明君与昏君，贤臣与乱臣，循吏与酷吏，君子与小人……他建立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是非标准，并且注入了后代史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情绪色彩。他也不为尊者讳，帝王将相，好的坏的全写。皇帝不高兴，让他不高兴好了，不管是活着的?帝还是死去的皇帝。

在那个年代，从修养和历练各方面看，除了司马迁，没人能够担当书写历史的重任。天降大任于斯人，苦其志，割其势，肉体的残缺赢得精神的健全。

幸亏有了司马迁。他传给我们的文脉，流淌着鲜血。文脉就是血脉。

由此观之，他拒绝任安的请求，不为好朋友两肋插刀，非不义也。

任安在狱中呆了几个月，侥幸逃脱死罪。几年后，还是因为不救戾太子的老罪，被武帝杀掉了。

第二年，写完《史记》的司马迁，自己却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一年他五十六岁，是公元前90年。五十六岁以后，史籍上不再有他的任何记载。他的死成了一个谜，各种猜测都有。有人说他写的书被人呈送汉武帝，丢了性命。有人说他连人带书消失在名山大川。

为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的人，他自己却隐入迷雾深处。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8)(1)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史记》的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沿用。

这五个部分当中，列传，世家，本纪，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当时史学和文学尚未划出明确的界线，二者融合的典范，就是司马迁这部《史记》。把历史写成传记文学，后来的史家大都不敢这么做，不敢带入个人情感，一味的冷静描述，貌似客观，实则替封建统治者说话。班固继承他的父亲班彪，写断代史《汉书》，其正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还讥讽司马迁不善于明哲保身。而《汉书》中的好东西，包括体例在内，几乎全是学《史记》。战斗性、民间性和个人性，《史记》开了先河，后来却变成小溪细流，渐渐干涸。二十四史，《史记》所显示的姿态是孤傲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后人难以企及。鲁迅对它的评价最为精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怀王放逐屈原，屈原写下这首长诗；汉武帝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写成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身体被阉割，精神反而变得强壮，透出强烈而又罕见的自由气息。自由这种东西，自西汉以后，虽时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变弱，变得面目模糊——封建统治者把它抢走了，偷走了。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强盗和小偷。抢和偷，双管齐下。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统治者所阉割，是我们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司马迁视为历代杰出文人的先驱。

司马迁那个年代，有些文人过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后来的枚皋、杨雄等辈，和司马相如差不多。当然，他们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杨雄为人不错。但是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没有立场，不为老百姓讲话，一门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兴。这类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简单：美感永远源自真情实感。“汉赋”标志着汉代文学，真是汉代的不幸，依我看，汉赋无疑是历代文学中最糟糕的。幸亏有个司马迁写下《史记》，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

读《史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简练与生动。司马迁用字就像拍电报，字字精当。字写在竹简上，罗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汉语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它的风格。汉赋堆砌词藻，毕竟字数有限。《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恐怕有五百万字。司马迁在单字上下功夫，往往一字多义。名词、虚词作动词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能耐在于：他还写得明白晓畅。他在书中经常采用“互见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司马迁居然把同性恋都写进去了。

《品中国文人》 司马迁(8)(2)

司马迁对口语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宫廷，笔下并无一点宫廷气，洋洋几十万言，没有一句像皇帝秘书的口吻。中国人似乎张力有限，容易被他的社会角色所霸占，干部通常是干部脸，秘书往往是秘书腔。司马迁显然是个例外，他能把上班与下班截然分开，他有两张脸，表面的模糊，里边的清晰。作为旷世大学者，他一直心向民间，他的民间立场一点都不勉强，不像眼下的经济学家跟风神速。他曾是黄土高坡的放牛娃，漫山遍野奔跑。所谓文章力透纸背，一定是源自真切感受。司马迁不缺这个，他反而是真情太多，必须加以压缩，有时还要伪装，以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讲出来。他一生都在读书，行路，行了十万里路。他对后世文人的修炼树立了楷模。前面提过，中国文人的一大特色是漫游。李白漫游天下，学的就是司马迁。游历，学历，经历，三者合一。也有不游或游得少的，比如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走的是漫长而又曲折的精神之旅。西方大作家，像卡夫卡、福克纳，他们盯着小块地方写出了大作品。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寥寥数语，人物就活灵活现。大处把握和细节铺陈，他都做得很到位。后世文人，不单写散文的推崇他，连明清小说都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古文观止》选他的文章，数量超过苏东坡和欧阳修。他是模糊文本的先驱，用小说和戏剧手法写项羽，写刘邦，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写“鸿门宴”的紧张气氛，本身就像戏剧，不同的人物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项庄、项伯、范曾、张良……司马迁还专程做过实地考察，将每个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针对这种严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赞叹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有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

中国历代大文豪，几乎无不推崇司马迁，所谓道德文章，人品与文品，司马迁都足以垂范后世。他笔下那些分布在各种行业里的人物，由于其鲜活，所以可亲近，可景仰，可叹息，可鄙视，可憎恨。这些历史人物，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及性格走向。比如春秋战国的层出不穷的豪杰们，被历代所演绎，化为戏剧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撰文说：“我的心在先秦。”这话饶有意味。对先秦的记录与阐述，没人超过司马迁。先秦是个大时代，已成学者共识。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演绎了一部断代史，而《史记》真实描述了三千年的通史，二者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的资源库，但后者显然更珍贵。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他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考察，将历史学提升到历史性的高度。可以说，他以一人之伟力，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

汉武帝阉割他的身体，反而催生了这种伟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历代封建统治者，养肥了多少御用文人，却阉割了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变成锦衣玉食的行尸走肉。本文瞄准司马迁，事实上也同时瞄准了相反类型的文人。如同司马迁写伟人，小人已经活跃于其间了。小人乃是伟人的残缺样式，反之亦然。

关于《史记》，历代集注、阐释和评论如汗牛充栋。我手头的这本，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史记今注》，它借鉴了前人的成果，释文也很清晰。顺便提一句，我个人并不是搞《史记》研究的，读的东西有限，但我景仰司马迁却是由来已久。

《史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所以它才真，不是板着面孔、仅仅代表某些阶层讲历史。文学艺术家，天生与它亲近。人类文化的巨著，无论哲学、史学还是文学，无一例外地是个体劳动的硕果。《史记》是伟大的，却不是封闭的，司马迁自己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犹如伟大的哲学思想，它一定是开放的，可以讨论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司马迁的某些倾向性，比如他对项羽的态度。我倒是觉得，项羽就是匹夫之勇，短见，狭隘，吝啬，残忍，动不动就屠城，泄私愤火烧阿房三百里，不耐烦坑杀降卒二十万。幸亏刘邦打赢了他，逼他自刎乌江，不然的话，他多半是他曾经发誓要取而代之的暴君秦始皇。

而与项羽相比，刘邦的毛病几乎全是小毛病。多谢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记录详细，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掂量历史。

另外，司马迁对游侠有偏爱。荆柯刺秦王是大义凛然，而郭解这种大侠，义字却是表面文章，骨子里推敲不得。他善于做秀，借一件事情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他姐姐受人欺负，希望他出面为她撑腰、摆平，他却当众批评她，不理她，给人留下公正的印象。然而得罪他的人，大多数要死掉；结交他的人又多是豪强……

还有其他例子，不用讲了。

每个人读《史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恰好证明司马迁的博大雄浑。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

品读司马迁，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生发。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曾写下广播剧《汉武帝与太史公》。魏克德是名作家，活跃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学界。他写司马迁，立意奇特，让史官和皇帝当面争论历史的真相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汉武帝刘彻，不能让他手下的史官按他的意图写历史，恼羞成怒。刘彻不杀司马迁，却变尽法子折磨这倔犟汉子，霸占他美貌的妻子，阉割他传宗接代的下体。但是这个司马迁，头可断血可流，写《史记》的原则决不丢。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拿一个文弱书生没办法……魏克德先生以戏剧冲突的方式，将皇帝与史官的矛盾推向极致。而他从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却是中国人的老生常谈：

讲真话要付出血的代价。

2006．10．30．改定于眉山之忘言斋

《品中国文人》 司马相如(1)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成都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聪明，鬼点子多，二是嘴皮子厉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成都人，二者都具备。他本来穷得丁当响，却以一曲《凤求凰》，让年轻的富家寡妇卓文君心旌摇荡。中国文学史上，他是汉赋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子虚赋》、《长林赋》、《长门赋》，受到皇帝和皇后的高度称赞。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他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取材于这段韵事的小说、戏曲、评书、话剧、电影、广播剧、电视剧绵绵不绝。专家学者熟悉汉赋，普通百姓爱听故事。也有大作家来凑热闹的，比如郭沫若。郭老写过话剧《卓文君》，对这位有才华的美少妇称颂有加。而我记得，2005年有个电视剧，请漂亮而清纯的韩国演员演卓文君。总之，卓文君的美貌、多情是举世公认的。司马相如大名鼎鼎，其实也多少沾了女人的光，沾了卓文君的光。古往今来多少事，除了饮食就是男女，老一套的爱情故事永远新鲜。曲折的、充满悬念的、带了一些情色意味的故事永远打动人。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完全符合这些要素。

鲁迅讲过：文人传播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以文传，二是文以人传。眼下有些作家爱生事儿，奇招频出，吸引大众的眼球，走的就是文以人传的路子。作家先闹事儿，其次才是写东西。司马相如的情形还不同，他写诗作赋在先，谈恋爱在后。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运才出现转机。这桩使他名传千古的风流韵事，还带给他财运、官运。财、色、权、名他样样占齐了，一辈子过得舒坦。换成今天的思维，人们会一拍大腿说：这美女值，太值啦！

既然司马相如属于“文以人传”这种类型，那我们就有理由把重点放在他这个人身上。我们仔细来瞧瞧，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品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司马相如生于成都的哪条街，今天已不可考。他父亲作何营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说。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并不沾亲带故。他们同在汉武帝手下做过官，先后都出使过西南夷。武帝时代，西南这一大块尚被称为“夷”，含有化外之地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皇权染指还有限的地方，老百姓还不大服管教。管是管束，教为教化。成都当时为一郡，郡守叫文翁，显著的政绩是兴办学堂。相如的父亲可能跟他熟，送儿子到官学读书，也学击剑。换句话说，司马相如是文武双修。家里有财产，这是不言而喻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官学？小时候他叫司马犬子，不是小名儿，是正式的名字，可见他父亲对文字这东西还比较隔膜。四川的农村，至今仍有把儿子取名狗儿的，名字愈贱，愈能成活。司马犬子读了一点书，知道一点天下事了，发现这名字老土，擅自改为相如：他崇拜战国时期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就源自这位蔺相如。父亲也不懂，由他改。司马迁记载说，他成人后到长安“入赀为郎”，赀通资，就是花钱买官做，在汉景帝身边做郎官，换个称谓叫侍从，吃官饭但没啥俸禄。皇帝身边这种人一大群，有人会拳脚，有人会唱歌，有人善于扮小丑，有人写辞赋下笔千言……个个亮出看家本事争宠。相如为当这郎官，估计是把家底掏空了。汉代仕途窄，远未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有专家统计过，当时四千多个平头百姓养一个吃公饭的。而眼下大约二十八个养一个。司马相如花大价钱买小郎官，风险很高的。总之，全家人把宝押在他身上了，年复一年，盼长安传来好消息，真是望眼欲穿。

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善于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进身的机会，于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刘武门下。刘武好辞赋，身边已罗列了一些写手，比如写过《七发》的枚乘。汉赋在形式上继承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但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又反制形式，汉赋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诗篇相提并论。汉初的辞赋家贾谊是个例外，贾谊郁郁不得志，不能报效国家，命运和屈原相似。当诗人远离君王走向民间时，往往能写出好东西，而在权贵门下讨饭吃，帮闲就在所难免。所谓帮闲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调更低。

《品中国文人》 司马相如(2)

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俗的成份。通俗和媚俗是两回事儿。

司马相如跳槽跳到刘武门下，很努力，因为他必须和枚乘等人比个高低。他终于写出了《子虚赋》，大大露了一回脸。大伙儿常常跟随梁王左右，哪儿有排场就往哪儿赶，宫殿竣工啦，主子出猎啦，贵客盈门啦，庙堂祭祀啦，都是他们收索枯肠的好时机。他们穿得好，吃得好，出门有车坐，举止有气派。一旦来了灵感，下人急忙笔砚伺候。辞赋讲究铺排，一连串的优美词句，整齐，押韵，吟诵又别有一番功夫。洋洋洒洒的《子虚赋》，来了一堆“于是乎……”怎么样怎么样，的确有气势，听上去回肠荡气。应该承认，司马相如在语言及学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从诗经到楚辞，到诸子著述，都要纳入学习的范围。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相如那个时代，国力空前强盛，辞赋家们歌功颂德，有些肉麻，但还不算十分昧良。我个人以为，特定时期的颂歌也有不少好东西，艺术感染力强，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几十年老歌唱不够。一般说来，辞赋写到结尾时，也要来几句规劝，劝主子享乐之余要节俭，适当关注一下民生。朝廷有个叫东方朔的，也擅长辞赋，平时以滑稽本领逗汉武帝开心，却能找时机进谏，委婉批评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儿。这方面，司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为门客，要靠辞赋吃饭，而吃饭为天下第一桩要紧事。动物为了食物，要使尽浑身解数。人从动物来，为吃饱饭吃好饭花样更多。即使相如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着想，老人盼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呢。他离开成都，恐怕已有十来年。眼下食有鱼出有车，可是没啥积蓄，梁王随手赏赐的金银，他随手花掉了。门客之间有竞争，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后的。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挣大钱，有时也容易。以他出众的才华，能写赋会弹琴，不愁挣不来华屋美女。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遗嘱，令王太子善待这些文人。一帮门客作鸟兽散，一个个愁眉苦脸。辞赋这东西，寻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贵族，市井很少人能够欣赏。街上没市场，只好卷铺盖。不像今天，某酒楼某公司开张，出高价请人作赋，有几百个字卖上几万元的。

梁王死了，门客各奔前程，也许喝了一回伤心酒，挥泪而别。司马相如西风瘦马回成都，家里一片破败，父母是否还活着，司马迁没记载。相如闭门不出整天睡大觉，身体也有毛病，消瘦，口渴，喝不完的水。他也无钱瞧医生，捱着吧。睡够了出门转悠，当时成都小，一个时辰转完了。他穿戴华贵，有一件裘皮的衣物，系梁王所赐，但老穿它也不行。他开始动脑筋想点子。有个故交名叫王吉，在临邛（今成都郊县邛崃）当县令，相如捎信给他，他很快回信，盛情邀请相如到临邛作客。

司马相如毕竟见过大世面，朝廷干过，王府干过，成都有他这等经历的找不出第二个。他几乎穷得揭不开锅了，可经历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他动手搞开发。他的“开发公司”，专门开发自己。他不会去结交穷朋友，除非他犯神经。他都穷成这样了，再去结交穷人，两穷相遇只能更穷。

当时的文人，还没有形成为底层呐喊的传统。司马相如更不可能，他手中的生花妙笔，主要为帝王服务，要用它奔个前程。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关注底层是文学的唯一要务。生活世界是广阔的，审美情趣是多元的，眼中只有穷人或富人，同样是一种遮蔽。海明威很少写穷人，获诺贝尔奖的《老人与海》不是声讨富人的檄文，而是人类命运的缩影。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出自有闲阶层，为此他写了《闲散颂》。品读中国文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到司马相如，先顺便提几句，也算个伏笔，往后再来阐述。

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任何人是鄙视穷人的。杜甫，雨果，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心向底层的伟人。

相如匆匆上路了，带着他象征着身份的裘皮服装，时为初春，川西坝子正碰上倒春寒。他并不知道，此行将带给他命运的转机。当初奔梁王，眼下趋县令，他已经很掉价了，一路上不会很兴奋。大文人朝着小县城，哼着几首宫廷歌曲。到县府打打秋风，混个幕僚之类，日后再作计较。他在成都这些日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想肉吃想酒喝，比想女人还厉害。到王吉的地盘上，酒肉是不成问题的吧？即将碰上一桩千古艳遇的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肚子问题。

《品中国文人》 司马相如(3)

王吉在县衙为相如接风，安排他住在都亭。都亭类似县政府招待所，但规模小，一个普通院落，两棵老槐树。王吉这个人，也是鬼精鬼精的，打量相如，虽然落魄，但举止依然潇洒，谈的全是他这县令闻所未闻的大见识，开口皇帝闭口君王。王吉佩服得五体投地，暗忖此人暂时潦倒，将来的发展却说不准。两人谈得投机，喝空了一坛好酒。临邛这地方工商业发达，铸铁的，酿酒的，大富豪好几个，县财政自然充足。县令与富豪是哥儿们，常来常往。司马相如喝得半醉，王吉问他婚配，他随口说：不好意思，三十出头的男人，身边没个女人伺候。王吉低头寻思，一拍脑袋说：有了！

二人叽叽咕咕到后半夜。

司马相如住在都亭，王吉每天去拜会他，恭恭敬敬的样子。有时相如还不耐烦，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缪是假装的意思，而相如称病，等于说装病。这个看上去大有来头的神秘男子，偶尔出现在临邛街头，竟然坐着县官的车骑，小城轰动了，纷纷猜他的身份。就像今天，某人如果把县长的小牌号轿车据为己用，他同样会引来多方猜测。眨眼已是仲春季节，春暖花开了，川西坝子的油菜花一人多高漫山遍野。相如出门溜达，无数目光投向他。不用说，他是市民眼中不知名姓的大名人。两个大富豪慌了，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郑，他们开铸铁加工场，延续十几代，家资巨万，仆从无数。县令的贵客，他们居然不认识，怎么得了？城里发生什么事都行，但这种让富豪有失颜面的事儿决不行。他们找王吉问个究竟。王吉说：你二位想结识他不是不可以，但要按规矩办嘛。不搞个像样的饭局怎么行？卓王孙忙点头道：我来办我来办，县尊请客我花钱……

于是卓王孙大摆家宴，专等神秘贵客。等了很久，日头都有点偏西了，贵客迟迟不现身，好比时下某些领导。几十桌有头有脸的客人饿得、谗得，那模样笔墨也难形容，但贵客未至，县领导不动筷子，谁敢下箸呀？王吉亲自去请，司马相如才来，一身漂亮的绕襟深衣（深衣即长衫，穷人穿短衣），形体修长，脸色不大情愿。入座，渐渐谈笑风生，“一座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谈吐所倾倒。这很正常，小小临邛县，谁听过景帝、武帝还有梁王的那些事儿啊？酒酣，客退，相如在卓王孙、程郑、王吉等人的陪同下，表演古琴。屏风后隐约有佩环之声，相如心中有数的，谁在偷听？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在偷听。

司马迁写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这话道破机关了。但我想，司马迁把包括心理活动在内的细节都写出来了，其中的想象成份不言而喻。

这儿有两个关键词：新寡，好音。字面上是说，守寡不久的卓文君是个音乐爱好者。字面下则有潜台词：卓文君懂古琴，不仅能欣赏，她自己也会弹奏。小县城她美貌出众，对琴的理解也不是小城的水平，琴者情也，是传达心声的东西。她守寡的时间不长，可能一年可能半载。一般认为，她此时的年龄在十八岁左右，郭沫若的《卓文君》说她二十四岁，恐不可信。郭老笔下的文君，更像一位斗志昂扬的“五四”女青年。她是美貌的，懂琴的，情感丰富又有过夫妻生活体验的，而这些日子，小城盛传风度翩翩、来头甚大的神秘男子，她早已听说过，暗地里想象过。父亲宴请司马相如，她遵循妇道不能出席，但她躲在角落里雕窗下，窥探过多少回了？众宾客为相如所倾倒，她更是耳热心跳。在这样的时刻，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他假装看在县令的面子上弹几曲，实则以琴心挑逗卓文君。司马迁惯用《春秋》笔法，廖廖数语，王吉和相如在都亭内的那些勾当，读者就心领神会了。关于文君的情况，相如已了如指掌，而男女风流这一套，他也堪称老手，指尖抚弄琴弦，以琴心挑之，一挑就成功了。他边弹古琴，边唱今天仍在流行的《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长空展翅共翱翔！

《品中国文人》 司马相如(4)

这歌曲的色情意味一目了然：佳人就在此堂中，却“室迩人遐”，不能够交颈为鸳鸯。司马相如出手可谓稳准狠，卓文君被击中，一时呆住，对她来说，相如的琴声和情歌何尝不是“毒我肠”？

文君身边的丫环目睹了这一奇观。丫环为主子着想，如同文人为帝王服务，她动开脑筋了。

当天晚上，相如命县衙拨给他的随从，潜入卓府，花钱买通文君的丫环，双方一拍即合。闪电式的爱情落到实处，司马迁说：“文君夜亡奔相如。”亡是奔跑、投奔的意思，夜色中的佳人，气喘吁吁两眼放光。三十出头的老光棍与十七、八岁的小寡妇，一见之下就交上颈了。——这并非杜撰，有《史记》为证。但卓王孙鉴于社会舆论，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如何是好？连夜私奔。——估计是卓文君的主张，女人于情事，特别有智慧，哪怕她在亢奋的状态下，也能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走。车骑悄悄离开临邛县城，两三个钟头到成都，文君踏入相如家的门槛，大吃一惊：这男人原来是个穷光蛋！

爱情令人激动，吃饭却成问题。没日没夜地交颈，身子还得分开，考虑肚子和嘴巴的要求。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大发脾气，一分钱不给。靠爱情撑不下去了，两口子卖掉车马裘服作小买卖的资本，回临邛，挑个热闹地段开起酒家来。卓文君穿平民的衣裳，捋衣挽袖，亲自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系围裙，灰头土脸，跟几个打杂跑堂的一般无二。两口子这么做，显然具有广告效应，县城几条街，一传十十传百，卓王孙没脸见人了，闭门不出。包括王吉在内的一帮兄弟上门劝他，索性认了这门亲事，免得他女儿与那浪荡青年当街卖酒丢人现眼。卓王孙无奈，自认倒霉，堂堂大富豪，陪嫁还不能少，拨一百个家僮给女儿，钱百万。这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个，其规模，超过了《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

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的写一篇《上林赋》，赞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国君主懂得艰苦奋斗，后来渐渐变了，铺张浪费搞排场，武帝为甚。口号喊得越凶，铺张越厉害，比如一顿官饭，要吃掉农民多少血汗钱？武帝身边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颂歌，为这上林苑，东方朔就委婉地批评过他。而司马迁无论是作为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绝用他的如椽巨笔舞文弄墨歌功颂德。文人的分流，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史记》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和哲学相似，是今天的主流、当初的暗流。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它们共同的源头在《诗经》，“风”和“小雅”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颂”和“大雅”则开启了宫廷文学，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们不采用阶级划分法，但不能回避阶级这一重大的、贯穿几千年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伟大研究不会过时，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门受到高度推崇的显学。海德格尔曾说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洞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水平。

巨人能看见历史的进程，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预见到几天或几十天。精神境界的差异，要比物质领域大得多，只不过眼下的人类更容易看见有形的东西罢了。

《品中国文人》 司马相如(5)

司马相如憋足了劲，熬夜，喝大量的水，终于写出《长林赋》。后人将它并入《子虚赋》，赋中假设楚人子虚与齐国乌有先生竞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出场，代表相如本人，大肆炫耀汉天子游猎上林苑，压倒齐楚，表明诸侯国的那点排场微不足道。赋中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一波盖一波。而在我的印象中，凡是供朗诵用的现代诗，几乎都爱用排比。我不知道是学了汉赋的文句优点呢，还是出自跟汉赋作者相似的心理机制。总之，成心要唱颂歌的，无论古人今人，形式会趋于一致。举例来说，给某某大酒店献文章，总不至于写一篇杂文吧？《上林赋》还炫耀作者的学问，用了一连串生僻字，孔乙己似的。常人看不懂，越看越讨厌，可是皇帝喜欢呀，司马相如何乐而不为呢？创造性的哲学大师，因其工作的拓荒性质，拓宽人类精神从未抵达过的境域，不得已才生造概念；文人则不同，文人用生字用僻词，是有意的，是虚张声势，是华而不实，是拿语言去沽名钓誉。

而武帝喜欢辞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人好大喜功，讲排场很厉害，后宫佳丽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禅秦山十八万人，浩浩荡荡，行程近两万里，大肆挥霍国库。一些重大仪式，和一些轻松的场合，都有人念辞赋，配上相应的音乐。辞赋的形式，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开篇通常像散文，两三个自然段之后，排比来了，连词来了，四言八句层出不穷，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汉武帝听得“龙颜大悦”，他喜欢，满朝文武都喜欢了，从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会背几句，有些官员还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们干这种事儿一向最讲认真，认僻字辨生词，一个比一个高明。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岂能甘寂寞？文人写辞赋，一时成风尚。司马相如的作品被奉为典范，《子虚赋》传入各地市井，穷酸文人竞相模仿。“文章”这个词，就是汉代出现的，本意是“以文章显”，而章通彰，显为显贵。文章写好了，也能跻身上流社会。司马相如扩大了辞赋的流通领域，为文人进身、献媚于权贵开拓了一条大道，历代文人又借他说事儿，把他抬到祖师爷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谀奉承就理直气壮了。东汉，两晋，从辞赋到骈文，热闹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赋》令洛阳纸贵。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来看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做个切片就行了，不必从头看到尾。

赋中描写云梦泽，是这么写的：“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观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电脑没辙了，中间省略的都是生僻字，而白附的附本该是土旁。后面更复杂，不敢再引了，上下右左他要说遍，还不算接踵而来的一大堆“于是乎……”，真是够呛。拿语言做排场，汉赋是个发明，真能吓唬人的。难怪汉武帝会喜欢它，他一生的风格，就是讲排场和吓唬人。

语言列队而来，像排山倒海的军队，像驰骋草原的战马。

司马相如的笔，画出汉武帝的“世界图像”，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文学史称《子虚赋》为“大赋”，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大法。

司马相如一跃而为成功人士，官大了，钱更多了。卓文君的问题却来了。

她原本是个小女子，不会站在民间的立场去责怪长卿（相如字长卿），夫荣妻贵，她高兴都来不及呢。她只是有点担心：长卿大红大紫了，换车换房换地方，如果他换成瘾了、接下来想换妻，她可怎么办呢？

《品中国文人》 司马相如(6)

司马长卿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下《大人赋》，歌颂武帝不惜血本向往神仙。他煞费苦心地考证，神仙究竟住在什么地方。皇帝夸他写得好，皇后又来找他：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遭冷落，派太监送千两黄金到相如府上，这就是所谓“千金求赋”，相如创下卖文天价，以一篇《长门赋》，写尽废皇后的哀怨之情，开了“宫怨诗”的先河。但武帝太好色，《长门赋》不管用的。司马相如想必是熟悉了卓文君的哀怨，才写出陈阿娇的哀怨，在他所有的辞赋中，这篇倒有些动人处。这表明，好作品的前提条件，永远是真情实感。时过境迁，卓文君年龄大了，生孩子失容颜，丈夫盯上了茂陵的漂亮女孩儿，她愤而写下《白头吟》，载入了中国诗歌史。其中有几句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汉代的钱币，有铸成刀形的，故称钱刀。卓文君是埋怨丈夫一味重钱财，将男儿重意气的本色抛到九霄云外。这首诗的作者历来有争议，有人说是卓文君，有人说是无名氏。诗人语气沉重，态度坚决。雪一般纯净月一般皎洁的爱情，却经不起时光的消磨，她受到伤害，鼓起勇气提出分手。两汉这类站在女子的角度埋怨、指责男人，批判礼教的民间诗歌，数量不少，比如有名的《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后一首是叙事长诗，写媳妇反抗公婆，不惜跳水自杀，情绪如波涛起伏，比之一流文人的诗篇毫不逊色。由此生出的问题是：女子生怨，好像自古而然，无论她身在宫廷，还是呆在民间。富贵也好，贫践也罢，担心老公出问题的心思如出一辙。我想，有两个因素，一是男权社会对她们的压迫，二是女子情爱至上，头发白了还要坚守这两个字。现代社会，女子在经济上相对独立了，但遭遇这个问题的几率并不比古代少，古代妇女孩子多，而母爱是分心的最佳渠道。

卓文君生了几个小孩？不知道，史书，包括各类杂记没有记载。这一点，还是皇后王妃占优势，她们的孩子要写入正史。卓文君一代红颜，从小养尊处优，懂音乐，会写诗，她的名声在正史之外。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对情感的要求会更高，她写下激愤的《白头吟》，应该说是可信的，虽然我们无据可查。两口子文风迥异，一个佶屈聱牙，一个明白易懂。

司马相如终于没做负心汉，读卓文君的诗作，感动了，临邛私奔的情形重新浮现。——这段记忆像一服药，专治他的花心病。情感记忆有它的倾向性，如果换成负心汉，他能从相反的角度阐释那段记忆，有些男人还头头是道。幸好，司马相如不是这种男人，他大卓文君十几岁，他不能忘了，是谁伸出了玉手，拯救他于穷困潦倒之中。再说他身体不好，消渴病缠绵终身，文君照顾他体贴入微，比请来的老妈子强多了。二人总算是琴瑟和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卓文君的寿命更长一些。她流传至今的形象全是正面的、美好的，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君酒，芳香四溢，邛崃县有文君井，两千多年清澈如镜。成都市有抚琴路、琴台路……而司马相如的形象要打折扣，他粉饰太平影响恶劣。

相如后来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夷，写下《难蜀父老》，文笔潇洒恣肆，阐明了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战略步骤，安抚蜀中父老，为大一统的格局立下一功，多少挽回了后世对他的非议。所谓历史自有公论，是说时间卸掉了权力的重压，公道的评价得以抬头。但值得注意的是：公道本身也具有相对性。人类没有一层不变的价值体系，虽然有一些核心价值会给人留下永恒的印象。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近现代几经折腾，今天又悄然浮现。鉴于此，人们又总结说：历史是波浪形前进的。这类说法取的都是近似值。什么叫前进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后退几千年，尽可能看清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朝廷到民间，从书本到市井，那么，我们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单靠科技进步和利益驱动，我们这个星球将走向灾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无从谈起。顺便提一句：西方哲人对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在今天，在越过了原始积累的中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品中国文人》 司马相如(7)

相如衣锦还乡，蜀中为之轰动。当时的成都，好像没出过这么大的官。靠一管毛笔写来锦绣前程，官运亨通，财色俱全。一时写诗作赋行情看涨，四川人跟风快，至今犹如此。模仿相如最出色的，是东汉另一个成都人杨雄，认为自己有很多佳作。但诸葛亮瞧不起他，将他视为卖弄词藻的典型。孔明先生待人很平和的，又是汉家道统的维护者，提到杨雄却不留情面，说明肉麻的歌功颂德，除了当朝权贵，到哪儿都不受欢迎。

相如专程到临邛拜见岳父卓王孙，卓王孙又高兴又惭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钱百万，使女儿在家产中占的份额和他儿子一样多。照例大宴宾朋，王吉、程郑等人都来了，相如谈笑如当年，却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戏，举座大笑。贵人搞阴谋，可以原谅的。文君女士抚琴。郭沫若先生考证过，那把古琴叫绿绮琴。绿代表春天，绮为绮思，情思之意。古琴弹奏出阳春三月的情思，但眼下的卓文君即将走入秋天了，她把含有深意的目光移向清瘦的丈夫，其中有欢乐，有感激，有惆怅，都在琴声中了。

相如立功回长安，按常理，该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显示了两方面的才能：既能写辞赋，又能办实事儿。可不知为什么，他向汉武帝请了长期病假，闭门著书立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出使西南曾“受金”，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职，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让他官复原职，他不想干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员讲话，期期艾艾讲不清，遗人笑柄。我估计是心理问题，他有了表达的心理障碍。他讨厌官场的尔虞我诈，昨天热脸今天冷脸，这种体验，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过了。眼下加剧，他来个大转身背向朝廷。

司马迁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相如娶卓文君发了财，一辈子享用不尽，拚搏仕途的心就淡了。此间他曾上书，劝武帝打猎要适可而止。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读了很多“子曰诗云”，一旦退下来，民间立场就得以显现，虽然他和司马迁仍不能同日而语。御用的角色伴随终身，如同他的消渴病，也即糖尿病。

司马相如晚年幸福，死于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详，所以不知寿数。大概在六十岁以上吧。他临死前，武帝还想读他的辞赋，派太监到他家去取，太监空手而还。他死后，太监又去，卓文君说：他写一篇朝廷就拿走一篇，恐怕没有了。找了半天，找出一篇《封禅书》，文章不长，建议汉天子封禅泰山。后来汉武帝兴师动众封禅泰山，名为效古礼祭天地，实为访神仙，寻长生不老术。而司马相如这篇文章，连同他的《大人赋》，为武帝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作了理论及舆论铺垫。司马迁也写过《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详细记录三千年祭祀活动，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两篇《封禅书》，标示了两种相反的立场。

相如生命垂危时，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辞赋。卓文君接待太监的语气，也有些不耐烦。司马迁这么写，似乎含有深意。读《史记》要格外留心。司马迁是言外之意的高手。在皇帝眼里，御用文字很重要，而御用文人的生命无关紧要。如果相如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悲哀。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绵绵不绝。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品中国文人》 司马相如(8)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殊，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冶，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邓丽君演绎的江南民歌。细读这些乐府之后，再去反观汉赋，感觉更糟糕，几乎就是反面典型。汉代的文学，有司马迁这样的模糊文本的大师，有两汉乐府交相辉映，汉赋应当靠后，辞赋作者的地位应当降低。前面提过，我们并非一味地反对歌功颂德，当统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趋于一致时，颂歌也会感动人。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上下和谐的局面少而又少。

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据我所知，眼下的都市，辞赋又有流行的趋势，文人的生花妙笔转向公司、产品和老板，如同某些影视明星打广告，不问青红皂白，只管瞎吹，一味卖弄。伪劣商品坑害百姓，他（她）是不管不顾的。卖和弄，原属不同的现象域，文人学商人，将二者合而为一。今天的四川人有个顺口溜：卖钱不卖钱，摊子要扯圆！

司马相如赞美皇帝成瘾，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高官厚禄。他是御用文人的老祖宗，和屈原、贾谊、司马迁走的不是一条路。个人化写作，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忍不住要跑到长安去，不可能呆在成都描绘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许他是对的，他不往长安跑，不写肉麻颂辞，不出馊主意，不建功立业，他的名字就不会被列入《史记》。他歪打正着，爱情也流传千古了。

司马相如为官还算正派，不是官场小人，他能厌倦，口吃，关起门来写书，可惜著述已失传。这些都具有文人的特征。古代文人为官者，倒是好官多，贪官污吏少。司马相如作为文人，既成功又失败，成功是暂时的，失败是永久的。当然，这所谓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将断子绝孙——总有人会接过他那枝吹得天花乱坠的笔。

相如风流倜傥的形象，老百姓是喜欢的，从看戏听书到观赏电视剧。没人记得他的辞赋，哪怕是一句。他的人格不如司马迁，谈不上道德的高度，但他为官、?夫、为人，总的说来还是好的。他弥留之际、以及他死后的遭遇是个讽刺：皇帝只关心御用文字。他开了一个伤心的头，后世像他这样的文人，亦复唏嘘，虽然许多眼泪是悄悄抹去的，我们看不见。

司马相如是浪得虚名的平凡人物，文以人传，看情形还会传下去，写进教科书。历史留住他也淘汰他。本文无意从文学史上抹掉他的名字，恰好相反，他这位粉饰现实的老前辈，以他的光芒照亮了这一流派，显现浑浊，映衬清流。

2006．10．26．眉山之忘言斋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

苏东坡何许人也？不说国人对他的评价，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选出十二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那么，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我们错过了陶渊明，岂不等于俄罗斯人错过普希金、英国人错过莎士比亚、德国人错过荷尔德林？

中国大诗人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显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既是面对世界的，又是面向传统的。忙着与世界接轨，将传统一脚踢开，这样的心态该告一段落了吧？大约二十年前，某大报有个醒目的标题：“诗人是商品经济的怪物。”时隔整整一代人，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商品经济是诗意的怪物？两个怪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碰头了，不打不成交，彼此学会包容，和平共处。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所谓开放时代，二者缺一不可。

我个人对陶渊明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其诗，其人，触动我已近三十年。今天手捧陶诗，仍是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我很想写一本传记体的小说，取渊明先生的自传标题：《五柳先生传》。渊明先生说：“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非常感谢魏心宏老师，是他让我有了一个机会：先作尝试。

德国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诗人”，我们能不能套用到陶渊明身上去呢？

对陶渊明的人格的赞美，历朝历代绵绵不绝，概而言之三个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种程度，令数不清的大学者大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而由于评判标准的差异，历代对渊明的评价，反差也很大。和其他杰出人物一样，他也被符号化、变得云遮雾罩，并且逸出文坛，影响政坛，波及商界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本文试图从个体解读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是不自量力，但我毕恭毕敬。

我们还是从生平说起。

陶渊明生平简单。简单蕴涵着丰富。

海德格尔讲尼采，涉及尼采生平，只用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其实尼采生平，足以写成一本厚书，有些章节饶有趣味：他和音乐家瓦格纳争夺美女的故事，让许多人津津乐道。包括尼采为何发疯，也是读者的兴趣所在。但这些事儿，不足以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大师讲大师，严格限于思想进程，《尼采》一书长达一千多页，不重复，不拖沓。译者孙周兴先生感慨说：这就是大师作派！

我们是仰望大师的人，而能够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续的仰望，让我们略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藐视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文人和哲人有不同。哲人如同高居云端，而文人归属大地。文品与人品，联系比较广泛。文人的生平、生活，应当被纳入视域。不过，这里也有分寸。

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的《陶渊明和他的诗赋》，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结果是：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像我这样的读者，读今人写的古代传记，很难兴奋起来。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2)

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比如我们常见的、写在教科书的“文学规律”：文学形象服从于、服务于他的时代。

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我们后面再细说。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如同近现代的欧洲，大家族尚有标志家族荣耀的徽章。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3)

有人说他只活了五十几岁，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细致而客观的考证中，不难看出学者们隐匿着的感情。我写此文也不例外。杰出的人物，越长寿越好。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后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人间词话》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渊明两者都不是。对他来说，诗歌等于天籁。写诗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难受，不写诗同样难受。事实上，酒与诗，伴随他的一生。

法国画家高更，在塔西提岛上画画，和土著打成一片。陶渊明在柴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种，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是地道的农民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下五个儿子。家道艰辛，老婆要下地的。为生计，他“投耒去学仕”——放下农具奔官场。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四次出去“学仕”，学得很别扭，“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次当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他当官太难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官场的铁律：要做老爷，先当孙子。陶渊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时候，只不过忍耐有限度，上级要他做孙子，他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

一再奔官场，正是渊明的可爱处。他的家庭责任感，由此可见。他不指望重现祖先的荣光，却想方设法要让家人维持小康局面。责任与个性，是一对矛盾。有人含辱忍垢，当孙子，熬到做老爷的那一天，又拿别人当孙子。历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现象。而批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写文章，不至于颠覆历史、因小人数量多就把小人写作楷模吧？

陶渊明并非坚守个性，个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树，它的生长习性就是那个样子。有弯着长的树，也有笔直的树；有不惧风刀霜剑的花朵。毋宁说，乱世中的渊明几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适当调整一下个性。高更不结婚，可以由着性子来，陶渊明办不到。

渊明所谓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显现为真的。这一点，须仔细辨认，不可失之简单化。

人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是看透官场，他也看透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学者考证有十几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断酒，饿肚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4)

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有个日本学者，名字我忘了，断言陶渊明隐在乡下而心系名利场，这人是胡说。魏晋隐士，确实不乏借“隐”扬名、从山林跃入官场之辈，但问题是：陶渊明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士。《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取的是官方立场：有才华有名望的人，他不在官府里，他就是隐士。还有一种隐士，官当够了，钱捞足了，搬到乡下去，迈起四方步，摇头晃脑念几句古诗。陶渊明的诗中提到过隐士，可他的“咏贫士”、“咏荆柯”、“咏山海经”不是更多吗？他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官场呆不下去就回家种地，是后人把他捧到“隐逸诗人之宗”的牌位上去。他变成木偶了。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我读他近三十年，从来不觉得他是隐士。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当时有“浔阳三隐”之说：浔阳境内的三个县令相继辞官归田，渊明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不必对这类说法过于当真。那个年代，隐士的帽子满天飞，陶渊明当过县令，辞官归家，隐士的帽子就飞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质量小，他会以此炫耀；如果他想沽名钓誉，他会拿这顶帽子做足文章，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跳回名利场。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从未以隐士自居。帽子发给他，他也接过去，随手一搁，不知放哪儿去了。

品读陶渊明，这也是关键处。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细心。”

渊明的生平，我们先说到这儿。后面展读他的诗篇，再来打量他弥漫在诗中的、激动人心的生存细节。

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青壮年，他有鲁迅所谓“金刚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敢与天帝斗的断头勇士，干为盾，戚为长柄斧。古代汉语，这些都是常用字。鲁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爱这两句。可是生逢乱世，渊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说，“猛志”内化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并“常在”，一辈子改不掉。

渊明二十九岁初入仕，为江州祭酒，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段话表明，他年轻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学仕”，几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担任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写官言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东西，他没去。主簿官职卑微，却离领导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轻人想去但去不了。渊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归”，领导派人来叫他，让他干秘书，他婉言谢绝了。看来，领导把他辞官的举动理解偏了。

这一年，长子陶俨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营养不良。渊明三十一岁，继娶翟氏。这是一个勤劳而健壮的女人，读过书，能持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萧统是《文选》的编著者，对魏晋及魏晋前的文学史贡献很大。《南史》亦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古人用词很讲究的，“志趣”二字，说明翟氏不仅勤劳，而且与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苦中有乐。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捞官敛财，渊明不会写出那么多好诗。通过翟氏，我们不难设想，渊明有十几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加上陶俨五个。古代妇女，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亲”。时过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向她致敬。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5)

渊明第二次学做官，是到荆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岁。做了一年多，没有主动辞职。母亲去世了，他归家居丧，居丧一般是三年，也有两年半的。这规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儿要长到三岁，方能说话行走，所以对父母的亡故，要居丧三年。渊明居丧的两三年，生活是不错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写于此时，我们来看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获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

渊明悠哉游哉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写的是上京里老家，堂前有林子，屋后有菜园。这百年老宅，散发着祖上的荣光，雕梁画栋虽不再，却足以慰藉身心。凯风就是旋风，夏日里的好风，掀起他的衣襟。春天的红高梁，此时已化作美酒，渊明自斟自饮。不过他表示：营造自己的生活是有限度的，过度满足就没必要了，不值得钦佩。我们不妨细看，诗中提到的蔬菜和粮食。渊明早年饿过肚子，印象很深。

简单的事物，唤起美感和心情舒畅，这是渊明写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价值观。生活的快乐，不以消耗物质的多少来衡量。这一点，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尤其重要。

但是，抵达这种心境很困难。叔本华讲：人类有两大不幸，一是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二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话耐人寻味。

中国人常说：知足者常乐。也算是对叔本华的一种回答，将幸福理解为追求幸福的过程。可惜，眼下知足者少了。知不足本非坏事，是生存的大动力，动起来了，却又张牙舞爪穷奢极欲，如果长此以往，前景不妙。

晚年的海德格尔，力倡用艺术来拯救技术世界。我想，他是希望人们沉浸于美感中，留连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艺术和日常生活中获得快乐，对能源的依赖会降低，对自然的伤害会减少。而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眼下，快乐、欢乐被开心取代了，不是一个好兆头。前者发自内心深处，是人的深度生存的产物。我担心有朝一日，欢乐、欣悦这类词会消失，躺到字典里去，如同大量物种的名称。

渊明居丧结束，四十岁又做官了。这一年初，桓玄于建康（今南京市）篡帝位，逼走东晋安帝，打着晋室旗号的刘裕带兵攻他。其实这个刘裕，后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弑帝自立，改国为宋。他和桓玄狗咬狗，涂炭生灵。渊明写四言诗《停云》：“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天下一片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走不通了。他闲居己久，希望出去做事，可是军阀混战，搅得“八表同昏”。忧心时局，在他的诗中不多见。当时，他是谴责桓玄的。

“停云”的意象，颇像陶渊明：停在空中的一朵云。诗人对天空，感受很细腻。

六月，渊明远赴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刘裕军中做参军，一种文职小官。次年三月辞了。八月，为彭泽县令。彭泽县距他家一百多里，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离家近。另外，“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公田种高梁，高梁酿美酒。渊明做县令，有点想头说在明处，可见他不唱高调，不宣称自己大公无私。这次能当上县令，是陶家长辈帮的忙：“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以他的性格，不会去跑官的。

公田数十亩，种高梁好呢，还是种粳稻好，夫妻二人，意见不统一。翟氏随渊明去彭泽县，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种公田有县衙的小伙子，不劳她动手。不过她种田有经验，常在田埂上指点，计划来年春天的农事。她刚满三十岁，面孔红润，像我们在油画中见到的俄罗斯少妇。八月里秋高气爽，秋风吹乱她的鬓发。她现在是县令夫人呢。她远远的看见丈夫来了，官帽好像有点歪。渊明于官道的尽头下巾车（有帘子的马车），沿田坎路疾步走来。

田野一望无际……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6)

常有州官郡官来，检查工作，吃吃喝喝也罢了，还指手划脚，摆不完的谱。渊明下班归家，一般是乐呵呵的，要么走向孩子们，要么走向挂在墙上的大号酒葫芦。如果他闷声不响，翟氏就知道：来了上级领导。

入冬天冷了，渊明的酒量，随气温的下降而上升。这是他的习惯，持续二十年了。冬天曾经缺棉袄，他饮酒御寒。他饮多不乱，就像他的祖父。酒入血液他兴奋，醉眼朦胧看世界。他不是难得糊涂，他是经常糊涂。按上级的标准衡量，他可不够聪明。晋朝的大官皆出自大家族，权力很大，小官很受气。又因战乱，武官气焰高。渊明有个朋友，人称“刘柴桑”的，做柴桑县令，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跑到庐山当隐士，至死不出来。而普通官吏吃一点官俸，有“代耕”的说法，比农夫强不了多少。渊明指望公田酿酒，备下了坛坛罐罐，可他必须干到明年冬天。他有了一些官场经验，庶几能对付。

这一天来了州官，是一名督邮，专门为刺史巡视各地的，架子特别大。督邮通常是刺史的心腹，督促各县刮民脂民膏。他人未到，规矩先来了，命彭泽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出城迎接。按官方条例，这督邮架子摆大了，他所要求的迎宾规格，几乎和刺史大人一样。渊明很生气。翟氏把官帽官带拿出来了，却只望着他，由他拿主意。恰好前一阵子，同父异母的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使他乱了方寸。他和小他三岁的程氏妹，感情很深的。翟氏看丈夫的模样，预感要出事。她还是没说什么。

渊明冒火了。督邮派来打前站的差狗斜眼瞧他，面无表情，催他系官带上路。他上路了，却不是出城迎接什么领导，而是回老家上京里。

这是辞官的举动，连一纸辞呈都免了。有学者指出，渊明对农民有恻隐之心，完不成上级交给他的摊派任务，所以才走人。媚上必欺下，渊明不可能选择欺压百姓。

他没有留连县衙，倒是去那片已播种的公田转了好几圈。

《归去来辞》写于这一年，这是千古名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晨熹微。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人吟诵此篇。胡不归：为什么不归。归向何处呢？归向人的本性，归向天地之间。它所表达的，是全人类诉诸自然的心声。活动变人形，生存难免有扭曲，而陶渊明这样的人，始终标示着人性的高度，血液的纯度，审美的力度。看来，老外都该学汉语，单为读陶诗，也值。

人要谋生，难免“心为形役”，身不由己。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古今皆然。陶渊明奔官场受压迫，他要愁眉苦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也试图舒展眉头装笑脸，行不通。于是走人。他这一走，“走”出旷世佳作，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情境给揭示出来了。古代为官者，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吟诵它。而由于它是如此经典，今人的心态情态，同样在它的波及范围之内。

不能录全篇，我们只能断章摘句：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7)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衡宇”指家门，衙门内的渊明早就思念它了。辞赋写于十一月。渊明辞县令，是凌晨出发的，序言说：“敛裳宵逝。”走水路，他家门前有条河。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脱下官服，如释重负，一路上“载欣载奔”，几乎载歌载舞了。为何如此高兴？因为他打定主意，从此不踏官场一步。十三年憋气，他终于出了一口大气。他可不是来了犟脾气，像个愣头青年。不惑之年，一切都看明白了：“冻饿虽切，违己交病。”吃不饱穿不暖，无非苦了肌体，一味违心向官场，身心交病。渊明不想责怪谁，倒是有自知之明。他笼罩在欢乐的情绪中。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自然向他呈现了，而利欲熏心之辈，整天忙着算计，哪能看见这些。何谓云无心？只因人无心，不屑机关算尽。中国历代辞官者，数以千万计，唯有陶渊明，将朴素的欣悦，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没办法。没人能超过他。如同苏轼写中秋，到顶了。官场内外，朝堂民间，所有尚存良知与美感者，都会感谢他，是他，确立了人性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反观那些计算性思维的鼓吹者，他们虽然得好处，锦衣玉食豪车伺候，却也付出沉重代价：失掉爱的愉悦。爱亲朋，爱自然，爱艺术。美国哲学家弗洛姆写《爱的艺术》，证明爱是需要学习的人生智慧。耍手腕搞阴谋，难免冷酷，铁石心肠，哪怕弄一座金山，搞一个帝国，他的逻辑永远是寻刺激，在动物的欲望圈中打转，人的快乐跟他无关。血管硬化、人变成石头了，快乐、欣悦这些情绪将自动消隐。这类人能欣赏陶渊明或贝多芬吗？事实上，我们称之为人，已经有所保留。

唉，上帝是公平的，现实是残酷的。

次年，四十二岁的陶渊明写下《归园田居五首》，古代读书人视同《诗经》，人人都能背。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从此诗看，园田居蛮好，属中等人家的庭院。只是一家七口人，加僮仆一二，日常开销是个问题。“开荒南野际”，当为写实。由于主妇的勤劳，善持家，方有这般光景。连家禽都活得有滋味，飞到桑树颠上去了。而现在的圈养鸡，只能扑打翅膀、徒作升空之状。渊明自己说，误落尘网三十年，什么意思呢？联系“性本爱丘山”，可能是说他十二三岁以后就迷了本性。他少年读书，受儒家影响不浅。他有“大济苍生”的儒家理想，却碰上军阀打仗。二十岁曾遭遇大荒年，虫灾，旱灾，雨灾，下地累死累活，仍然填不饱肚子。“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渊明老实，是什么就写什么。而当时的时代风气，士人普遍讲清高，追名逐利，却弄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职演说、述职报告，大词套词层出不穷。渊明这种人，出去做官，将做官的缘由及“想头”和盘托出，在别人眼里是很不得体的。在他，却自然得很。

诗乃陶家诗，如同云是天上的云。我们再看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8)

据说莎士比亚写诗写剧本，所用英语单词不超过三千个。渊明的五言诗，几乎找不到生僻字。我的电脑很能配合他，不像此前写司马相如，怪字叫人头疼。渊明诗用田家语，几十年后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他犯病，不够高雅。如同今天的某些评论家，以正统自居，装不完的高雅，实则俗不可耐。

鞅，为驾车时套在马颈上的皮带。轮鞅代指车马。坐车的贵人不会到穷巷来的，渊明与农夫共处，心忧地里的庄稼。“霰”是小雪珠，若铺天盖地袭来，庄稼将被打得七零八落，变成一片荒草。渊明开荒已见成效：“我土日已广。”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不管他是劳心的，还是劳力的。渊明放下农具，走向笔砚，手上有老茧，挥毫写出传世诗篇。识字的农夫能看懂的，读书人能欣赏，互相传阅、吟诵。渊明不写“抽屉诗”，他期待着阅读。

《归园田居五首》太有名了，我们最后看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诗不用解释，它诉诸人的审美直觉。本文所能做的，仅仅是谈点感受。渊明于农事并不精熟，向南开荒种豆，草盛豆苗稀。翟氏在家里，守着五个孩子呢。做饭洗衣，种菜喂鸡，她一天到晚忙碌。丈夫扛着锄头回家啦，她老远就在门首看见，或听到他的声息，赶紧温一壶酒，将菜肴回锅……炊烟又起，却是袅袅向月夜。

两年后，园田居失火，全烧光了。一家老小，连同左邻右舍，眼睁睁望着，那个心疼呀。草屋八九间，小孩儿又多，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几岁。小孩儿玩火烧房子，草房，又逢夏日风高时，一旦火势上来，人就拿它没办法，不敢靠近的。房子没了，器具也没了，只好搬到船上过。一度钱粮无算，日用紧张。渊明辗转乞食，可能就在这一年，五个小男孩儿，全是吃“长饭”的，刚吃过饭，转眼又嚷肚子饿……亲友们来帮忙了，入秋重新盖房，整理庭院，却是银两不继，横竖是大不如前：“果蔬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而浔阳方向硝烟起，军阀追杀起义军，双方恶斗，百姓逃窜。

四十六岁的陶渊明，移居南村。

南村离柴桑城是更近还是更远，学者们争论不休。我未曾考证，姑用后者吧。渊明写《移居二首》，其一云：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民间谚语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古人灼龟，以龟甲的条纹取兆，称为卜。渊明不大信天命，迁南村，只有世俗的理由：火灾后的园田居令人心酸，浔阳闹兵乱。南村吸引他，是因为他听说那儿有不少“素心人”。他离开仕途五年了，仍然对“杂心人”耿耿于怀。讨伐桓玄的刘裕就是杂心人，说一套做一套，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刘裕的部属更以搅扰地方出名，当初渊明还跑到刘裕手下做参军。现在他心明眼亮了，他知道素心人聚集在什么地方。他们除了农夫，也不乏像他这样的、做过小官的读书人。因避战乱、避权贵，素心人寻找素心人，躲进南村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东边打仗，躲到南边去。“今日从兹役”，役是搬家之劳。房子小无所谓，能安下几张床就行。邻居常来往，门第观念、等级意识在这儿没市场，杂心人在别处。

邻曲：邻居。农家连成片，小路弯弯曲曲。古人造词，一词多义。“邻曲”二字非常舒服，好像把弯曲的河流、起伏的山峦、袅袅的炊烟都包含在内了。这和今天的某些“新农村”，将农民迁入成排的水泥房大相径庭。千百年形成的自然村落，改变它须慢慢来，不怕花上几代人的工夫。切不可用城市的模式套乡村。一哄而上的城市够呆板了，生活中的愚蠢也够多了，城市病再去传染乡村，城乡皆病，百年难治。

从此诗看，渊明灾后的生活明显下降了。不过，房子简陋，大伙儿反倒畅所欲言，“抗言”是直言，谈古论今。有好文章拿出来，疑难处一块儿剖析。渊明向往着跟素心人过日子、数晨夕。而素心人的另一大特点是想做就做，不会拖泥带水。我们看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招，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今九江境内尚有柴桑山，也许是渊明登高处。春秋佳日，或惠风和畅，或天高云淡。朋友相召唤，穷巷子充满欢声笑语，哪家有酒就喝它一通。干活各忙各的，闲暇则相思，相思则相聚：披衣出门去。乡村天地广，山上，河边，树下，墙内，太阳照着，月光笼着，真个言笑无厌时。风景，人事，俱欢畅。杂心人相处，花花肠子多，尔虞我诈，充斥假话与奸笑，真他妈的烦。渊明写素心人的日常生活，却处处指向杂心人。所以他笔锋一转，讲道理了：这样的生活意蕴岂不高明？抛弃它毫无理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天道酬勤，力耕的日子不会欺负人的。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9)

过了八百年，苏轼贬黄州，举家开垦东坡，面对一片麦浪，慨然写道：“力耕不受众人怜！”

我读《移居》第二首，有个奇怪的印象：渊明有几分摩登的。有酒斟酌之…闲暇则相思，呈现一派天真。一群布衣眉飞色舞，今日走这家，明日奔那家，渊明在他们当中。只要有粗茶淡饭、几杯老酒，幸福就会前来照面。南村，一百多户人家呢，更有来访者络绎不绝。老军人老儒生，曾经混迹于官府的邓主簿、戴主簿、庞参军、刘遗民、丁柴桑……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亲旧招饮，他去了必喝醉，喝醉掉头还家，主客皆随意。他“逾多不乱”，从不耍酒疯的，这是一种酒德。他朋友多，朋友几乎都是酒友。春夏秋冬，无日不饮。朋友们喜欢他的诗文，但没人恭维他是大诗人。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

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护者。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五柳先生传》写于这一年，二百来字的小传，字字珠玑。我们不妨摘录：

先生不知何许人矣，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晋人姓甚名谁，不是一桩小事儿，其中能看出家族背景。渊明祖上曾显赫，母亲孟氏亦出自大户人家。他写自传，一概略去不说，他自己还成了“不知何许人”。且不说他小视门第吧，反正文章这么开头，人见人爱，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喜欢。率真这种东西，价值是恒定的，再过一万年，人类也不会崇尚装模做样。渊明不讲姓字，但人人知道了他的姓字：姓陶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他当过彭泽县令，人们又叫他陶彭泽，陶令，以及他去世后的陶靖节，陶征士，不嫌其多。毛泽东不大看得起古人的，却写诗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不同的称呼，相同的亲切，读渊明诗文，很多人都觉得他像家庭成员。闲静少言，静，却是一种语言。法国大诗人里尔克，举止非常安静，朋友们很容易受他的感染。安静与寂静，看似一步之遥，其实相去甚远。我生活的成都周边，司空见惯的牌客们，几天不摸牌，人要生病的。几个小时无所事事，人就呵欠连天百无聊赖。一点小小的“瘾头”，竟然维系全部的业余生活，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未曾有如此之怪现状，精神颓败到极限了。渊明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写渊明，好像不该提这些：我担心倒了读者的胃口。

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也是一种解。这既是读书方法，又是价值取向。比如他常读《史记》，引司马迁为隔代知己。二人性情，何其相似。有些书像老朋友，时常造访的。有些书翻翻就行了，像普通熟人，打个招呼，一年半载见个面。渊明斜倚柳树读书，抬头望望停云，摸摸小儿子阿通的脑袋。读孔子，读老庄，读屈原，读山海经……他有他的文化谱系，却并未想到，他自己又是一代宗师。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但凡能仰慕者，皆可受惠矣。

他家徒四壁，墙还漏风，粗布短衣打补丁，一日三餐成问题。南村未必是这般景象，他自写小传，含激励之意，所谓生存的向度。躬耕导至贫穷，他心里何偿不明白？他也矛盾，“贫富常交战”，几度奔官场，正是矛盾心情的体现。他真，所以他作假难，更别说帮官僚军阀盘剥百姓。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渊明箪瓢屡空，亦能怡然自乐。他并不轻视物质生活，既然不能拿个性、拿良知去换取，他就得甘于贫穷，为贫穷作好心理准备。孔子食不厌精，收学生的干腊肉，却强调“君子固穷”，两者不矛盾的。我读中外传记，发现优秀人物都有忽视物质的倾向。即如一些大富豪，个人生活却朴素，挣钱回报社会，比如香港的田家炳先生，在国内捐赠了几十所颇具规模的中学，把老家的别墅都卖掉了。眉山有两所，他捐赠五百万人民币，带动地方投资，功莫大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财，亦有道。

田家炳先生，也爱渊明的田家语么？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0)

渊明在小传的最后总结说：“不戚戚于贫践，不汲汲于富贵。”汲汲通急急，急于营求的样子。狗急跳墙，人急则不择手段。如果人人都急红眼了，生活将陷入一片混乱。

汲汲于富贵不好，勤劳致富却是好的。可是勤劳者往往难致富，起早贪黑的人，风雨赶路的人，烈日暴晒的人，加班加点的人，几人脱贫几人致富？

不说这些。

渊明在南村住了两三年，总的说来生活不错，诗中有贫穷，但心情是好的。素心人在一起，有酒斟酌之，登高赋新诗。艺术，自然，友情，均属于素心人，杂心人不配。渊明家有酿酒的传统，“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近局：近邻。也有解释说，古人聚饮曰局。有时他用葛巾帽滤酒，将酒糟倒去，再把帽子戴上。他善于杀鸡，动作利落，翟氏在旁要闭眼的。东坡喜欢吃鸡，讲明是模仿他，“一日杀尽西村鸡。”——东坡为惠州人造桥，百姓杀鸡犒劳他。渊明居南村，教农家小孩识字，大都免费，偶尔收点东西，或去小孩家吃顿酒。村里起纠纷了，请陶彭泽去裁断。他穿短衣，打赤脚，判案头头是道。纠纷案了结，这家请那家邀的，省下去官府的诉讼费，拿来买酒喝……村里的聚会，通常有个由头，而邻里和睦，由头总是层出不穷。所谓素心人，不是一句空话。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凭它浔阳打得天翻地覆，南村却是一派祥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渊明却要破破这千年老例，“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渊明快五十的人了，举止如少年，欢饮达旦。这是诗人作派，更是酒仙姿态。后来李白过柴桑，拜谒渊明故里，据说三天酒不醒。可是酒在李白手中，多少有点像道具。诗仙酒仙的背后，其实有个隐匿的巨大身影。

渊明混迹于农民，却和农民有不同。他能写诗，有审美观照，这点很重要。他活在农事与文事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的交游，还是读书人多。而这些读书人，由于仕途不得意，反而拥有纯正的艺术标准。达官贵人成堆的地方，渊明的田家语要被嗤之以鼻的。

魏晋文章，有过短暂的随意通脱，到头来还是接承汉赋，堆砌词藻崇尚华美。渊明写鸡写狗，写桑麻写炊烟，简直煞风景。官方的文学标准，长期排斥渊明。由此可见，渊明的真，也真在他的诗风，他的眼里完全没有官方标准，生活向他呈现什么，他就写什么。他始终与周遭的、切近的东西保持互动状态。切近可不是距离概念，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辨析“近”时说：“去其远而使之近。”由此可见，“近”是动态的东西，白云也近，千年也近……杰出的审美观照，平淡中见神奇。渊明只在不经意间，抵达了汉语诗歌的最高境界。不经意处，恰好显露大手笔。中国农村几千年，没有比这更好的写照了。李白显然写不过他，转而挥笔向名山大川。杜甫再一转，深入苦难的人间……说渊明开了田园诗的先河是不够的，后来一切大诗人，无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惠于他。

也许我们可以说：他俗得多么雅！

宋词兴起时，不也被称为俗气吗？瞧瞧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浑身上下，全是市井气。

渊明写农村，柳永写市井，文气是贯通的。诗用俚语村语寻常语，渊明是无可争议的大宗师。当然他也有继承，比如《诗经.国风》及两汉乐府民歌。

我们来看他的另一名篇，《咏山海经十三首》之第一首，写于四十四岁，孟夏的园田居。仲夏，园田居就烧了。

孟夏草木长，绕屋绿扶疏。众乌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诗中有昂扬之态。和素心人相处，他因畅快而摩登；与自然神交，有情兼有力，与生俱来的昂扬呼之欲出了。他吟诗，想必有手势的：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南宋大儒朱熹格外理解他，称他是豪放派。他咏荆柯，豪气十足。

平淡与豪放，渊明兼而有之。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语出平淡，却见深情。表情达意，越是言简越感人的。不久，园田居毁于大火，不单渊明唏嘘，我们也为他心疼。他的居所是他的美感之源，而他提供的美感，惠及后世中国人。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1)

“诗人中的诗人”荷尔德林写下这名句，看上去却像写陶渊明。生存不避艰辛，艰辛中有欢畅，有美感，多谢陶渊明，田园显现为风光，农家寻常日子提升为诗意。眼下遍及全国的农家乐，该有渊明一份功吧？文化传承，文人是核心。他们的情感、操守、趣味，对日常生活有不易察觉的重大影响。

渊明有一首诗，被无数次地引用、阐释，我们也不该漏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云：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无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还，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先师指孔子。《论语》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这是针对读书人讲话，渊明没忘，却已力不从心。学而优则仕，入仕也难，逢乱世更难。圣人又讲：邦无道则愚。渊明“转欲志长勤”，做好长期务农的准备。农民不满苛政，他还去劝解。他是读书人呢，明白当农民已是生存的底线，无路可退了。与其抱怨、恨声不已，不如来点幽默，来点欢乐。我记忆中的生产队时代，农民在烈日下割麦子收谷子，很能找乐的。作家刘玉堂还说：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

平坦的原野交汇着远来的风，油绿的麦苗欣然迎接万象更新。——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两句，苏东坡玩味再三，连称好、好，写条幅送人，不计其数。换成海氏语言，它表达了植物的“朦胧的欣悦”，这境界，任何科学都难以问津，唯有诗与思，方能捕捉动植物的灵魂。

渊明以真性情感知物的萌动，物的欣悦。他曾指斥当世：“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斯”为语气助词，大伪遍天下，官场尤甚。在他，伪已无痕，真也消隐。而我们恰好在“伪”的背景中读他，将他显现为真。海氏有名言：恶是善的恶。渊明向我们指出：真是假的真。真善美，假恶丑，辩证依存。

渊明的真性情，指向一切虚假之物。

初春的麦苗，还看不出一年的收获，那无边无际的新绿，不也让躬耕之人与良苗共欣悦吗？太阳下山，结伴还家，喝几盅解解乏，芳邻有好酒，有好语，款款入夜。诗人长吟掩柴门：今生就这样吧，做个垄亩间的农民。

渊明的选择，没人能够责怪。他付出了代价：五个儿子没一个成器的。“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看见朋友的小孩面色红润，他才发现自己的儿子营养不良。老大懒惰，老二不好学，老五只知找东西吃……宅边五柳树，堂前五个孩子，树成材，儿子难成器。渊明无话可说。也许当初辞县令，他已想到这一层。他尽力补救。不过，世事也难料，当官招祸的例子很多。晋末乱世，今天朋友明天敌人的，早晨发誓晚上翻脸的，整个一笔糊涂账，孔明再世也弄不清。渊明能保全身家性命，已是一大功。

浔阳那边战事告停，渊明搬回上京里老家，大约不到四十九岁。

上京里距柴桑县城五里，老宅阔别六七年，越发破败了。渊明办私学，收点钱贴补家用。他以前干过的。南村看来不行，素心人多，有钱人少。柴桑毕竟是县城，富人的孩子能交学费。可是渊明为人爽直，有人装穷他也当真。私学规模不大，收入有限的。他好酒，倒是收下不少酒。翟氏把他的酒藏起来，每日限饮二壶。可是来了客人，她经不住丈夫央求，说出藏酒之处。有朋友叫颜延之的，能写诗，会当官，宦游至柴桑小住，每天出城看望他，对饮称快。颜延之要走了，到广西桂林做大守，留下二万钱，却留在酒肆，免得渊明赊酒账。二万钱，够渊明喝两年了，他很高兴。上京里，柴桑城，他都是名人。他常打赤脚，头戴葛巾帽，腰间有个酒葫芦。进城，小孩儿要围观的。他人缘好，行为异常，天命之年名播四方。有和尚名慧远，跟皇帝都有书信往还的，想跟渊明交朋友，渊明却冷淡。慧远派人到上京里邀请他，请不动。刘柴桑受慧远委托又来请，渊明去了，只喝酒，拒绝加入和尚搞的什么协会。双方不愉快，渊明掉头走人。素心人与杂心人，走不到一块儿的。这事众口相传，一帮小隐士学他的模样，也戴葛巾帽，也挂酒葫芦，心里却装着朝廷官府。渊明一笑置之，并不道破。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人间指官场。渊明不会轻生的，他活得很好。

他在酒肆请客，大伙儿七歪八倒，杯盘狼藉。他也在家中独酌。老宅很大的，虽然年久失修，却也春花秋菊。萧统说：

渊明诗篇篇有酒，其意不在酒。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2)

不在酒在何处呢？萧统是梁朝太子，看渊明的眼光，跳不出朝野模式。渊明喝酒便喝酒，哪有许多意思。酒是兴奋剂，艺术也是兴奋剂，“诗酒趁年华。”中国诗人喝酒，渊明是巅峰人物。阮藉早他百余年，酒量比他大，时常烂醉如泥。渊明不是这样，他也醉，但醉了尚能写诗，能观周遭风物。

“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这诗有禅味儿。诗人静观，更能感受生命的律动。苏轼受他启发，写下名句：“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由于静，而对群动了然于心。由于空，而将万物纳入眼底。

公元416年，五十二岁的陶渊明写《饮酒二十首》，序言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

名酒从何而来，他没说。什么牌子他也不讲，不然的话，今人拿去做品牌，不在茅台之下。时令在春夏之交，昼长夜短。名酒数量不少，他无夕不饮，说明他喜欢傍晚饮酒，喝到夜幕四垂，满天星斗。他字迹潦草，老友加以整理，换纸书写。他挥毫运思俱萧洒，以为一时之欢笑耳，并无传世的意思。但老友为他收集，想必有这层考虑。渊明写诗，尽兴而已，他又不拿去发表。英国大诗人济慈，随写随扔，他的传世之作，大半是朋友在地上捡的。包括画家音乐家，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好诗像原野吹来的一阵风，风过了无痕。多谢渊明故人，整理书写二十首，全是佳作。其中第五首，后世诗人视为圣品，焚香沐浴方能展读。这诗明白如口语，体现渊明的一惯风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菊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夏季的诗人写秋天的感受。对他来说，四季无远近，循环在眼底。所谓天人合一，一般人说说而已。渊明到这境界，如白云出岫飞鸟入林。结庐：构屋。人境：尘世。渊明浑身静穆了，无论置身何处，皆能悠然自如。他从来不回避尘世的艰辛，所以他可爱。由于长年躬耕，他的皮肤黑了，肌肉松驰，状如老农，却是不折不扣的精神贵族。古今人类，能到他这境地的，寥寥无几。多少人阅尽人间沧桑，读此诗感慨万千，以至潸然泪下，却又从中获得巨大的心灵慰藉。此诗的能量有如铀矿，对人类精神具有永久性的冲击力。

渊明的静穆，是将“群动”包涵在内了。全诗五十个字，自然与人事，都在其中。如果卖给出版商，一个字十亿美金。渊明如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参孙，从大地获取无穷的神力。“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寻常景象蕴涵着真意，欲作辨析却忘了语言。渊明慧眼看世界，一派祥和与欣悦。传说中的如来佛祖，也许会微笑着说：审美的至高境界，和我的极乐世界相差无几了。

鲁迅念念不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他议论说：“正因为陶潜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是斗士，斗士常常看见金刚怒目。先生的理解可能有缺失。窃以为，静穆与金刚不对立。或者说，有金刚才有静穆。静穆完成自身之时，金刚已在其中。诗人几十年的人世修炼，有如他那浑然一体的自然感受。他不想加以辨析的所谓真意，包涵了自然、社会的矛盾律。

什么是矛盾律呢？简言之，矛盾的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读陶诗，这一点非常重要。毋宁说，静穆来自静穆的对立面，来自人生的动荡与喧嚣。安静，宁静，一般人都有体验的。而静穆发生的概率很低，以浅显的文字加以揭示，不露痕迹地逼近、抵达，就更难了。

伟大的诗篇，永远是人类生活的稀有事件。

渊明写过《闲情赋》，赞美女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赞美，而是热烈、激烈、奔放，别说古人，就是今天的某些人也会受不了。对女性之美直抒胸臆，评论家会皱眉头的。文学瞄准两性，研究饮食男女，将社会抛到社会应有的位置上去，评论家就对评论家说：格调不高……所以他们对《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尽可能的拔高，把曹雪芹描绘成指点历史规律的人。这些人显然有毛病。渊明赞美女人，和曹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如出一辙。渊明惆怅，雪芹哀伤。

《闲情赋》近两千字，我们摘录几句：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3)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有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在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毁于华妆。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

翻成白话诗，大致是这样：我愿做她漂亮服饰的衣领，承受那可爱的脑袋残留的芳香；可悲的是她晚上要脱掉衣服，秋夜漫长，使我惆怅。我愿在她的石榴裙上为衣带，束缚她轻盈纤细的腰身；可叹气温有变化，她随时可能换衣裳。我愿在她的云发中做发膏，让她柔顺的黑发披散香肩；然而佳人常洗发，发膏一去不复回。我愿在她的细眉上为黛色，随她的美目顾盼四方；可她施粉讲究新鲜，纤手抹脸，让我毁于一旦。我愿做她脚上的绢丝鞋，随她雪白的双足走呀走；可叹她走走停停，忽然上床睡觉，把我扔在地上。我愿在阳光下做她的影子，随她的风流体态到处闲逛…我愿在深夜为红烛，在堂屋的两根柱子间，照亮她含羞带笑的容颜。我愿…

写到这儿，我也为之心动。渊明笔下的俏女人，性感，泼辣，和戏台上的佳人很不同。所谓真性情，真到女人身上去了，细腻，而且日常化，好色之情奔来笔端，美感洋溢，连“止乎礼”都不要了，令人向往床上的光景。此前的辞赋，从屈原到曹植，没人如此的日常化，简直是光天化日想入非非，难怪道德专家要惊呼：把它从诗集中剔出去！欣赏渊明的萧统也说它“白玉微瑕”。倒是鲁迅，建议日本的翻译家尊重它。

我记得，莎士比亚写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类似的句子。罗密欧潜入朱的宅院，偷看佳人。而佳人倚窗台望月亮，一只戴白手套的纤手托住美丽的下巴，罗发感慨说：我多么希望做她手上的白手套……

如果莎翁读过渊明，会改了重写。

渊明浑身静穆，也把男欢女爱包涵在内了。

诗人中的诗人，真和美，到极致了。

渊明咏荆柯，就是鲁迅先生推崇的金刚怒目式：“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渊明写荆柯，与史书相印证，表明荆柯有勇气，缺剑术，本不是什么剑术高手。目前的武侠片重杀气，侠气是糊弄人的。导演们对侠的理解，跟司马迁、陶渊明相去甚远。本文闲笔提一句，不想多说。我所担心的，是针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单一的理解，会导至单调的社会生活。而票房与生活相比较，永远是小菜一碟。编导力量大，行事当谨慎。

渊明五十八岁写《桃花源记》，桃花源三个字妇孺皆知，电脑上有连词。它是中国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和谐社会。“晋太元中，武陵（今湖南常德境内）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两年前（公元419年）晋宋易代，刘裕称帝，渊明仍用东晋纪年，表明了他对“新朝”的态度。刘裕逼死晋恭帝，先用毒酒，后以被褥闷杀。渊明愤怒，写《述酒》影射，这是他平生最隐晦的一首诗。刘裕的手下如狼似虎，政治黑暗，苍生遭难。渊明描绘理想社会，有如流浪汉想象广厦千万间。这时他陷入贫困，断酒，甚至挨饿了。

桃花源内，却是一派欣欣向荣。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

俨然：整齐。黄发：褐黄色的头发，指老人。垂髻：垂下来的头发，表示尚未总角——梳成少年的两根小辫子叫总角。垂髻指幼童。

对乱世习以为常的打渔人，忽然走进和谐社会，看见穿戴迥异的、怡然自乐的老人小孩儿，双方都大吃一惊。

桃花源并非虚构，而渊明是听来的，描写有点理想化。他写实，也写出了强烈的向往。古代文人从秦汉起就寻仙成风，李白寻得最厉害。到苏东坡，不寻仙了，只希望能长寿。陶潜是个例外，他反对神仙，甚至反驳彭祖长寿术。他的理想是桃花源式的生活，民风淳朴如上古时代，没有压迫，当然就没有反抗，男女老少各得其所。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说：桃花源有父子无君臣。这表明，陶渊明式的乌托邦，等级是存在的，却没有儒家的等级森严：所谓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4)

自然界的欣欣向荣，渊明是见证者和揭示者。社会的欣欣向荣呢？阳光雨露禾苗壮，军阀打仗尸骨多。

桃花源内别有天地：渔人受到盛情款待，这家请那家邀的。全村的人都跑来了，对渔人充满好奇。而他们的祖先早在几百年前，避秦时战乱，就躲进了桃花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国学大师陈寅恪，对《桃花源记》的取材作过详细考证。渊明写实，当无疑问。

眼下的影视剧常有这类镜头：官军来了，百姓鼠窜。几千年封建史，军队不是人民的军队，政府也不是人民的政府。皇权无处不显赫，百姓无处不可怜，比奴隶社会好不了多少。衙门里偶尔走出一个清官，百姓就感恩戴德叩头不已。社会生活，权力所占的份额太大了，自由精神成长艰难。一代又一代，自由变得踪迹渺然，知识分子也很难辨认。反观西方，权力经过无数次折腾，终于把它的对立面揭示出来了，这相异之物就是自由，二者互为“反运动”，今日大欧州，初步显现了运动轨迹。群体有群体的力量，个体有个体的尊严。而古代中国老百姓，没有多少尊严，要么苟活，偷着乐，要么躲进桃花源，勉强做个自由人。说勉强，是因为这自由平等很脆弱。

中国幅员辽阔，山水阻隔，农耕时代自给自足，桃花源式的幸福村庄是完全可能的。皇帝的大手压下来，指缝中会有遗漏。渊明式的乌托邦，犹如一条漏网大鱼，并且千百年活蹦乱跳，受读书人和改革家高度关注。不难想象，历代皇帝，肯定不喜欢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陶渊明的小村庄，连个村长都没有，这不是想造反吗？

中国封建史，桃花源是个异数。可惜它仅仅是艺术品和学术对象，生活中没有成长壮大的空间。

渊明深情描绘桃花源，自己却陷入困顿，有一年重阳节，断酒了。《宋书》说：“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重阳节登高赋诗怀念亲朋，渊明断酒，说明他平时隔三岔五酒不沾唇。他想酒想得厉害，写诗才篇篇有酒……这次送酒的人，是江州刺史王弘。这人为官不坏，公私分明，渊明喝他的酒，没啥心理障碍。渊明在菊丛里等了很长时间，王弘姗姗来迟，可能因为消息蔽塞。布衣和官员平等交往，有时候来了两个刺史，陪一个老农，谈话很投机。可是有一回，中途又赶来一个太守，对渊明在座不高兴，斜眼瞧他。这太守名叫谢瞻，事后记录这次难得的四人聚会，删去了陶渊明。姓谢的也是文人，《文选》有他的几首歪诗。他以堂堂太守之尊，和陶渊明同桌饮酒，觉得近乎耻辱。

这些事儿，渊明已经见怪不怪了。

官员的接济是有限的：清官钱又少。渊明不哭穷，不敲门，不写李白写给韩荆州的那种求职信。官员调动频繁，也不可能经常照顾他。再说他性子倔，择友严，官员还怕请他不动呢。当初的慧远大和尚，官与僧都趋之若骛的，修书请他，他不去就不去。当官的，首先是朋友才行，比如王弘。

有一次王弘请他到庐山喝酒，他赤脚去的，大脚板上全是泥。王弘要为他做几双鞋，他坐地抬脚，让对方量尺寸。为了尊重刺史大人，他跑到溪水中洗了脚。五十多岁的人，蹿上跳下的，动作蛮利索。他不做官却名气大，在场的人为他喝彩呢。他不坐轿，却经不住众人劝，还是抬腿上去了。竹轿在青山绿水间，轿夫唱山歌呢。他一悠一闪的，怪舒服。他会想：做官好呀，做官能坐轿……可是转眼间，思绪化入蓝天里的几朵停云。王弘的酒宴有排场的，这也是官场老例。座上客皆有身份，衣冠整齐，表情严肃。唯有陶渊明，赤脚，短衣，白头巾，谈吐随意，笑声朗朗，回荡在山谷中。他酒量奇大，王刺史的幕僚们个个傻了眼。北宋写《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对他真是五体投地。菜肴太丰盛，渊明要打包的，带回家让老婆儿子解解馋。王弘酒后吐真言：他在江州任上为时不多了，继任者可能是一个叫檀道济的，渊明未必喜欢。渊明说：管他呢。

渊明月夜下山，后人写诗说：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什么檀道济，他早忘了。

然而王弘和檀道济，我们却要记下。王弘，有些记载称王宏，他对渊明好，我们感谢他。至于檀道济，他也想对渊明好，却是动机不纯。这个稍后再谈。

五十岁以后，渊明的物质生活时好时歹，总的说来是走下坡路。他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种田、收点园田居的租子、接受朋友的一些馈赠。战乱水利不修，完全靠天吃饭，而家里人丁多，入不敷出。五个儿子，可能都做了农民，没有当官或当兵的记载。兵役法三丁抽一，也许有个儿子曾去当兵，但时间不长。渊明通过做官的朋友，替儿子疏通也未可知。总之，一家老小不缺一口。他五十一岁写《告子俨等疏》，写给陶俨、陶俟、陶份、陶佚、陶佟。“疏”是一种文体：讲形势谈道理的?信。穷困中的爸爸给儿子们写信，句句发自肺腑，感动着后世中国人，眼下的中学课本有全文的。其中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5)

当时渊明得了一场大病，觉得大限将至了。他一辈子讲真话，这封家书，更是真得让人掉眼泪。年少饿肚子，中年，敲门乞食拙言辞。暮年卧病，好在亲友不弃，纷纷送来药石。“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八个字，说出多少辛酸。他活得太明白：这是什么世道，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物是物类的意思，代指官场中人。忤是逆反，合不来。又是八个字，说尽渊明一生。

他感伤地说：“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

长子陶俨是早逝的前妻生的，其余四子，为翟氏所出。陶俨二十三岁，幼子陶佟十五岁。

五个从小干活的孩子，一个长年操劳、面带菜色的妻子，渊明的酸楚可想而知。然而这封家书，基调是硬朗的，目光是向上的。所有责备渊明不应该辞掉官职的人，当闭上他的尊口。

渊明的选择，乃是勇士所为。他所坚守的，不是什么狼性虎性，是人性。

他写《咏贫士七首》，其中有几句：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他写古代的七位贫士，有知识有操守方为“士”。咏贫士，表明他的坚决。孔子的孙子子思，到卫国去传播老师孟子的思想，穷困潦倒，一个月吃了九顿饭。渊明的目光投向这些“固穷”之人，其内心昭然若揭。后来苏轼贬到海南，也是饿肚子，饿得头昏眼花了，急中生“智”，发明“阳光止饿法”——希望将太阳的热能直接转化为体能。

《有会而作》又说：“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菽是豆类总称，渊明羡慕吃粗粮，哪敢奢望大鱼大肉的美味？

要命的是，渊明对美味，并不陌生。

渊明晚景，一年不如一年，但也不是过不下去。家里没死人，他还有酒喝，写下不少传世之作。时值皇权更迭，外面打得昏天黑地，刘裕称帝，掉过头来杀功臣，渊明不屑一提。他有政治热情，但不写政治讽刺诗。他写《感士不遇赋》，讲明是追随司马迁和董仲殊。他读《史记》，读了几十年，对敢于傲视汉武帝的司马迁心向往之。他们同为刚烈之士。

渊明过日子，和亲友们在一起，喝酒，串门，待客。谁家有事，不管喜事丧事麻烦事，总有他的身影、他笑呵呵的面容、他幽默的谈吐、他有趣的装束和举止。这人多么平常，又是多么不凡啊。人生多少事，只在谈笑间。中国历史几千年，到渊明这境界的，数人而已。难怪苏东坡这样的旷世伟人，言必称“渊明吾师”。

陶渊明与荷尔德林，同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充满劳绩，诗意栖居。所不同的，是渊明扎根中国的土地，留连于中国的乡村生活。也许他缺了哲学意味，缺了神性维度，却弥漫着自然的气息，世俗的温情。

他是和蔼可亲的，就像我们的亲人。

他说过：落地为兄弟…

人情冷漠的今天，这话让我们眼中含泪。但愿金钱社会对情感的压抑不要太长久！

六十出头的老人，大限在望了。渊明对死亡，同样抱着平常心。他曾经和那位叫慧远的所谓高僧争论过，他不相信“人死魂不灭”。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举行若干仪式，渊明要参加的。他熟悉死亡，如同熟悉花谢草枯水东流。他是“向死存在”的，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渊明略胜一筹，既知生亦知死。他给自己写挽诗呢，其豁达其平淡，千古一人，项羽、稽康不及也。

江州刺史王弘走了，不久，檀道济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杂心人，为官劣迹多，政声很坏。他出于私虑，请渊明出来做官，送去许多粮食和肉类。渊明不受。孩子们想吃肉呢，却将目光挪开，将双唇紧闭。翟氏带他们出去了。檀道济脸上过不去，索性把话挑明：乱世隐盛世出嘛，如今皇恩浩荡天下太平，你陶潜号称贤士，却躲在家里受穷挨饿，还拒绝我的好意，这恐怕不大好吧？

渊明回答：贤士？我的志趣够不上呀。把你的东西拿走吧，我还饿不死。

次年十一月，寒冷的冬天，渊明死于贫病交困。

村里的人死了……我们来吟诵他写给自己的挽诗，三首选其一：

荒草何茫茫，白扬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焦尧（两个字均有山旁）。

马为仰天呜，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6)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焦尧（均含山旁）：高耸貌。不复朝：不再看见太阳升起了。亲戚有悲伤的，他人有唱歌的，同是自然流露。这情景，再人性不过了，豪门大族的丧事有这等场面吗？杂心人能如此纯粹吗？死去的人不能再说话了，他的躯体托付永远沉默的山丘，入土为安。山岳在，人也在……

二十年前，我十九岁的妹妹因病去世，我把最后一句刻在了她的墓碑上。

渊明这首诗，鲁迅先生很偏爱的。先生写过《坟》，还在坟前照过相，发表给人看。研究先生的钱理群教授，写过《压在心上的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对死去的叔叔喋喋不休。罗曼.罗兰对死亡发出巨大的叹息。而海氏《存在与时间》的死亡研究，更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篇章……古今贤达，高度关注死亡，为什么呢？可能因为生命越是高扬，越能感受它的下坠吧？生命越是流光溢彩，越能感受它的油尽灯灭吧？

这话题，还是打住吧。

渊明去世的这一年，王弘做了车骑大将军，颜延之做了中书侍郎，他们在朝廷做高官，不会忘记渊明的妻子和孩子。悼念渊明的“诔”文，是颜延之写的。

渊明遗嘱：葬礼一切从简。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渊明的作品，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受青睐。钟嵘的《诗品》，将诗歌列为上中下三品，渊明居中品。《文心雕龙》根本不提他。中国文学自汉赋起，堆砌词藻、拿语言作排场的风气流行数百年，渊明贴近日常生活的田家语，用当时的标准看是很成问题的。包括后来的很多人质疑：怎么能用如此平淡的语言写诗呢？有个叫陈后山的文人，提的意见具有代表性：“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文就是修饰，讲华丽雕琢，搞语言排场。可见渊明当时，确实是孤掌难鸣，也是孤军深入，更是异军突起。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坛外的大师。他喝他的酒，写他的诗，什么标准不标准，风气不风气的，哪管那些。他写作也不挣钱，不谈版税，不计较千秋万载名，如同栽花种地，一切出自天然。

什么是拿语言做排场呢？我们现在能看清楚了：这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运行模式；或者说，是权力的伴生物。不是有个流行词叫话语权吗？赖有西学东渐，至今百余年了，我们凭着鲁迅讲的拿来主义，看事物的能力有所增强。我们看到——

历代知识分子，必须对权力作出回应，哪怕他转过身去，悠悠然闲庭信步，或拔腿就跑逃之夭夭，都一样的。

一千五百多年，渊明一路向我们走来，并非取直线走大道，他的身影也是由模糊到清晰。有趣的是，清晰又有清晰的问题。

和渊明同朝代的文人，像曹植、阮藉、谢灵运、颜延之，名气比他大。这个问题，到北宋还在激烈争论。文坛领袖欧阳修很生气，他针对散文及辞赋说：“晋无文章，唯陶潜《归去来辞》耳！”他这一杆子，扫掉了两晋多少显赫文人。

唐朝，渊明的名声和谢眺、谢灵运、左思、鲍照等人在伯仲之间。到宋朝，渊明作为一流诗人的地位稳固了，苏东坡明确讲，他在李白杜甫之上。而东坡本人，至少和李杜是同等级别的。近现代，推崇渊明的大师数不清：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章太炎、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以渊明为符号的文化谱系得以确立，传承下去，一万年不算太久。历代评论、阐释，足以堆成一座山。学者们引用最多的，还是苏轼的评价。针对人品他说：

“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联系渊明的生存背景，特别是晋代愈演愈烈的门第观念、面子思想，东坡这段话，真是说到家了。

针对诗歌艺术，苏轼又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表面质朴，其实富丽堂皇；表面清瘦，其实丰腴（如杨玉环似的美女）。历代学者叹服：坡翁的眼光太厉害了！

渊明是中国最纯粹的诗人。而与之相应，他也是最纯粹的人。

《品中国文人》 陶渊明(17)

吊诡的是，由于他名气太大，历史也不会放过他，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向他，纠缠他，试图为其所用。官场，商界，文坛，不管是素心人还是杂心人，君子还是小人，在官还是辞官，一律打他的旗号以示高洁。比如汪精卫就讲过：干一番大事之后“掉臂林泉。”汪精卫要干的大事，却是出卖民族，他掉进坟墓了。贪官、奸商，也纷纷拿渊明做幌子，钱捞足了，跑到乡下盖别墅，摇头晃脑吟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官场风气越糟糕，越是有人高喊陶渊明。明朝，清代，民国，例子太多了。陶渊明被搞得七零八落，面目模糊。不过，这也正常，孔圣人怎么样？不是比渊明颠得更凶吗？尊孔祭孔和打倒孔家店，声浪同样高。

渊明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大于其他文人。

仕和隐，进和退，构成中国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特征。孔子是理论先驱，陶渊明是实践者。

大量才华横溢、品行高洁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和小人庸人共事，走掉了，甚至死掉了。这很可惜的。而现代政治，终于有个名言：政治就是不断妥协的过程。要学会容忍，包括容忍异端。法国作家萨特，以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著称，他写下名剧《肮脏的手》，揭示介入政治难免打脏手的道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介入欧盟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国古代读书人将陶渊明符号化，邦无道就逃跑，酿成巨大的缺失：未能揭示权力的本质。

当然，我们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权力太吓人了，历朝历代文字狱，砍下了多少脑袋？

渊明以退为进。进到何处去呢？进到审美之境。

这一点，今天极为重要。

渊明是我们的头号乡村诗人，而今天的乡村正面临巨变。城市化一日千里，逼向土地、河流、山峦、天空、村落。这里，速度本身成为大问题，一百年陆续发生的事儿，如果在十年内全部出现，其后果，是任何巨型计算机都难以模拟的。逼向自然的同时，也摧毁生活世界，破坏生活的意蕴层，威胁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学者们惊呼：保护自然，保护一切多样性！

胡塞尔首创的现象学，就是针对科技造成的单一模式。对科学技术，西方有强大的反思潮流。海德格尔非常精当地称之为“反运动”，类似量子力学意义上的物质和反物质。

时令已近冬至，我昨天看新闻，莫斯科的气温，竟然和川西坝子温暖如春的气温差不多。我吃了一惊：真要坏事儿啦？人类真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像霍金所预言的、活不过这个新千年？

无节制的城市化，人工化，将自然变成存货，灾难将以难以察觉的方式逼近我们。你的速度快，自然反弹的速度更快。

莎士比亚说：上帝让你灭亡，先让你疯狂！

而城市生活一旦失掉乡村生活的参照，将陷入喧嚣与浮躁的恶性循环，怪模怪样的东西层出不穷。单说自然现象：雨不像雨，风不像风，太阳不像太阳，月亮不像月亮——这是地球村的村民们前进的方向吗？

针对所有这一切，渊明的诗是一服良药，清热解毒醒脑。

就传播来看，渊明不如荷尔德林幸运。经过海德格尔的法眼，荷氏名声大增，甚至盖过荷马、歌德、席勒。眼下德国各大学，荷尔德林的诗是必修课。而前些年，我们忙着驱赶诗人。渊明那些亲切的田家语，能让今天的学子们都来背几首吗？

在当下，陶渊明的意义，可能怎么说也不过分。他应当变成另外一个符号，并且，迅速地清晰起来。

我们拿他的句子作结束吧：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2007．1．5．眉山之忘言斋

《品中国文人》 李白(1)(1)

李白不姓李；李白是外国人；李白的出身扑朔迷离；李白的死有好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关于李白，历史上争论颇多。有些大文人，比如郭沫若和俞平伯，写信写文章，争得很厉害。陈寅恪主张李白不姓李，很多学者又反对他。我手头资料有限，却已经感到很热闹了。其中有生存细节的争议，更有整体评价的争议。像李白和杜甫，谁高谁下，从唐朝就争到今天。于是，问题出来了：大家为什么对李白如此感兴趣、不惜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朋友断交师生反目？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还有几个：

李白是富商的儿子，腰缠万贯了，为何老往官场跑、屈尊写那么多求职信？

李白是剑客，曾经“手刃数人”，可他杀人的原因及过程，后世为何讳莫如深？

李白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吗？没心没肺和艺术创作有何关系？

写李白的书多得要用火车拉。古往今来，以吨位计的汉字压在他身上，我们能否拨开迷雾，追问这几个简单的问题、从而逼近这个杰出生命的核心？

我是李白的读者，不是研究他的专家。抛砖引玉吧。

另外，李白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有些事还很搞笑，我多年写小说，积习难改，忍不住要探头探脑，想看个究竟。

李白是中亚碎叶出生的，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唐代在中国境内。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今陕西静宁县西南），自称飞将军李广的后人。我前面写司马迁，对李广的为人感触很深。李广在历史上享有盛名，说明历史对名人的选择，是正气压倒邪气。司马迁的价值观，影响后世史家。

涉及李白祖上干什么，史料通常是闪烁其辞，常用“据传”两个字。庞大的家族，为何要大迁徙？跟武则天屠杀李姓宗嗣有关吗？据传：李白的曾祖父和皇室沾亲带故。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陇西人。

李白的父亲叫李客，在他五岁那一年（706年）又迁回来，迁到四川绵阳，当时的绵州青莲乡定居。其时武则天退位，把皇权还给李姓帝室。李白的父辈祖辈，几十年内两次大迁徙，令人费猜想。四川有秦岭阻绝，相对偏远，李客的选择，可能真有避祸的因素：他担心武则天施余威。虽然他是商人，离政治很遥远了。我估计，这位李客的心中，藏有许多秘密，包括他自己的姓名。李客的客字，学者们有疑问的。李客避居青莲乡，给人留下埋名隐姓的印象。他不单对外言语谨慎，对家人也是口风甚严。

李白排行十二，后来人称李十二。他少年学剑术，想必有他父亲保卫家族的考虑。后来他仗剑远游，屡向官场，忽而倨傲，忽而卑躬屈膝，呈现自卑自傲相混合的心理模式。临行前父亲嘱咐过什么，他在一封又一封的求职信中很少提及。

也许父亲只希望他闯天下有出息。

但是什么叫有出息呢？有钱是不够的，还得去当官，当官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光耀祖宗并荫及后代。古代商人再有钱，其富裕也是脆弱的，必须投靠官场。所谓专制社会，这是一大特征。

李白在西域出生，却罩上华夏文明的神秘气息：母亲梦见太白金星，于是有了身孕。我读到的古代名人传记，几乎都有类似传说，古人信这个。李白的名与字，和母亲梦中的一道白光联系上了。太白金星，我们现在叫它启明星。

李白十来岁，遍读诸子百家，包括老子庄子的深奥著作。这也是史籍涉及杰出人物常见的记载，我起初相信，后来起了疑心，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单过汉字这一关，就得花上若干年。德国女哲学家阿伦特十五岁读康德，我信。李白十岁读老庄，真不知他能读出些什么。

《品中国文人》 李白(1)(2)

他小时候写过一首好诗，倒比较可信。描写萤火虫的：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这首小诗受众人称赞，教他的先生逢人便吟诵。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让他表演。他把诗用草书写成条幅，搭人梯挂到梁上去。喝彩声四起……他足足兴奋了半年，得到的奖赏数不过来。他对同伴说：写诗真划算！

于是他读书用功，入学堂脑袋就晃个不停。下课一溜烟跑了，每天要玩到黑摸门，母亲四处喊他。四川老话，管这叫夜不收。绵州有山有水，离成都、渝州（重庆）都不太远。

他学文也练武，父亲教他剑术。十二个兄弟姐妹当中，父亲器重他。可他后来的诗文，提及家人甚少。他在朝廷做上供奉翰林了，写诗叫杨国忠（一说杨贵妃）捧砚，却未曾修书一封写给家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父母去世，也没有他奔丧和居丧的记载。

十五岁，李白模仿司马相如写辞赋。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汉武帝的御座前，他是风光人物。从汉魏一直到隋唐，不少文人向往他的作派：有才，有钱，有官，有名气有美女。少年李白一口气写下《明堂赋》、《大猎赋》、《拟恨赋》，洋洋数千字，恨不得自己明天就变成司马相如。蜀地，相如更是家喻户晓，即使看不懂他的文章，也知道他跑到临邛县将富家女卓文君搞到手，财色双丰收。一般百姓，只要提到他在汉景帝、汉武帝、以及梁王的手下都干过，马上就肃然起敬了，李白向往他，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理解李白，不可将他一味拔高，在他的作品中寻章摘句，强化他“济苍生”这一面。文学史，文学传记，动不动就美化贤者，令人很厌倦了。诗人自有高明处，不必老是动用统治标准，将诗人加以束缚，甚至绑起来给我们看。审美的空间，当大于贫和富。

杰出的艺术家，无非是动用好手段，将他对生命的特殊体验推向极致。如果拿是否关注民间疾苦的标准去套西方作家，人们会发现，这是很荒谬的。

少年李白的意志力朝哪个方向喷射，应该说大致清楚：他月下舞宝剑，灯前写华章，念念不忘官场、朝廷。家族的意志，经由父亲的悉心培养，传入他的血脉。包括那些从小就伴随他的、影影绰绰的家族传说。

父亲设计他、铸就他，然后静悄悄死去。

壮士一去不复返。李白二十五岁出川，再也没有回来过。他的官场拼搏，得意和失落，连同他的几个妻子、一堆孩子，绵州青莲乡的亲人们好像全然不晓。

此前他游巴蜀，到过很多地方。家里有的是钱。绵州有座匡山，他在山中和道士们打得火热，研究炼丹术，巴望成神仙。他到眉州（今眉山市）象耳镇，亲眼看见一位老婆婆，要把铁棍磨成绣花针。他登上海拔3099米的峨眉山，观云海看佛光，无缘见神仙，却得了一首好诗：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他坐船下重庆了。

李白二十几岁不成家，看来是不打算在绵州扎根。他成器了，父亲的手推他出去，叫他独自闯天下。开元十二年（公元724）春天他启程，有一名随从，被他命名为丹砂。他不是走出去的，是游出去的，次年春天才出夔门向荆门，视野忽然开阔，巴蜀的崇山峻岭被抛在身后，他写诗说：

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孤舟。

他腰缠万贯离开四川，比司马相如可强多了。大半年在蜀中转来转去，再次登上峨眉山，为他后来的惊世杰出《蜀道难》作了铺垫。

当时的峨眉山很难爬的，须用刀剑开路，还得警惕野兽。

李白的山水诗，得山水之势。这个势字有讲究，既是形状，是场面，又是气韵。山和山不同，水和水有异，诗人能写出什么，要看他能感受什么。李白是侠气、文气与仙气混为一体的人，幼年又经历长途迁徙，陆路水路，横穿半个中国。他对自然的特殊感受，我们是难于切入的。理性分析与诗性体验更是南辕北辙。大诗人感受周遭，而我们感受他们的感受，仅此而已。那审美经验的“第一波冲击”，我们是享受不到的。换个比喻：那个发力的暗物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李白即将开始的仕途体验，一般人却能品头论足。

《品中国文人》 李白(2)(1)

李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市），凭吊古迹。江陵是楚国故都郢都的所在地。秦灭楚，将几百年的繁华都城烧成一片焦土，披头散发的屈原投进了汩罗江。屈原和李白，同为所谓浪漫主义大诗人，但李白对屈原的兴趣似乎有限。他在华章台的遗址盘桓多日。战国时代，这座豪华宫殿号称天下第一，楚人修建它，花了两百年。李白对宫廷景象着迷，希望一步登天，像他崇拜的司马相如。他不屑科举考试，从乡试考到殿试，考中了，还得从小官做起，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唐朝以诗取士，这位十余年后的大诗人却要另择捷径。反正他有钱，走到哪儿花到哪儿。

李白奔官场，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先要游山玩水，交朋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远游的一大目的是寻找神仙。江陵来了大道士，他赶忙去拜见。道士称赞他几句，他心花怒放了，挥笔写下《大鹏遇希有鸟赋》，将道士比作大鹏，他自己则是希有鸟，高空展翅几千里。他从出生的那天起，就被神秘的气氛所笼罩，蜀中多仙山，神仙却一直不露面，他是耿耿于怀的。他为此行设定的终点是天姥山，对那儿的神仙抱有很大的期待。

他在楚地漫游，从一座名城到另一座名城。鄂州的赤壁古战场，汉阳的黄鹤楼，巴陵的岳阳楼……蜀中难得一见的浩瀚水域，着实让他开了眼界。他心里翻波涌浪，暂时忘了朝廷和神仙。他写诗，一挥而就，丹砂加以收藏。登黄鹤楼却碰上了劲敌：有个叫崔颢的人已经题了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气势，把李白给镇住了。想半天想不出更好的句子，只好拜下风。拜下风却又心有不甘，在墙上留下两行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据此不难推测，李白这句话，是写在崔颢七律诗的下边。后来他名声大振，崔颢又沾他的光。黄鹤楼则沾了这两个诗人的光，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名楼之一。

此间他有了一个朋友吴指南，也是四川人。吴指南旅途染重病，死了，李白掏钱安葬他，坟墓在洞庭湖边。过了两三年，他又从安陆专程赶来，挖墓起尸，迁葬吴指南于鄂城（今武昌）之东。这件事传为美谈，表明李白重义气。可我觉得，他有借此扬名之嫌。他以侠士自居，要干一件事情给世人看。出道几年了，名声起不来，于是他不顾炎炎夏日奔鄂城，搬运已经腐烂的尸体。

唐朝行任侠之风，李白不甘落后的。任侠是说，任着性子行侠仗义。任侠的最高境界，是天马行空般的行事风格，李白自负，要体现这种风格。唐朝又尊道教，李姓皇帝都认为老子李聃是他们的先祖。老子成了神仙，就是太上老君。而凡界通往仙界，一要炼丹，二要寻找住在山里的神仙。李白干这两件事，格外起劲的。

任侠之人叫侠客，寻仙之人称羽客：羽化而登仙的意思。要弄懂李白，不妨记住侠客和羽客。文学史也提到了，却往往一笔带过。一笔带过用心良苦。

本文不带过，要停下细看。

李白是个非常时髦的人，开元盛世，城市流行的几大时尚，写诗，醉酒，任侠，炼丹，李白占全了，并且是佼佼者。他还夸耀杀人：“杀人红尘里。”“十步杀一人。”

有人说他复杂，其实他单纯。在我的印象中，他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项羽杀人无数，是单纯的魔鬼。李白是由着性子引领时尚的单纯的大诗人。

我们也称他为伟大诗人。这个人的一生，生命力朝几个方向强劲喷发。

他描绘自己说：“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他的身材大概在一米七以下，比古书上形容的英雄人物矮了一截。他不服气的，反而豪气更旺。他瘦，走路刚劲，佩剑不离身。他的眼睛很厉害，射人的，如同两道电光。陈寅恪先生疑心他是胡人，不是没有道理。他有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

不管他是汉人还是胡人，有一点不用争议：他是在汉语的语境中长大的。强大的汉语氛围笼罩他，他写诗近万首（散佚大半），又倒过来强化这氛围，笼罩后世的中国人。

开元十三年，李白到了庐山，给庐山留下一首诗：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品中国文人》 李白(2)(2)

写完得意诗他飘然而去，飘过大禹会诸侯的会稽山，飘过项羽抹脖子的乌江，沿长江抵六朝古都金陵。金陵古迹多，却留他不住，他很快飘到繁华如长安的扬州去了。

扬州他几乎呆了一年。忽然有了许多朋友，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争先恐后与他称兄道弟。这个是诗人，那个是侠客，还有数不清的落魄公子，他们共同的特征，却是吃喝玩乐请他买单。他按圣人讲的诚信原则交朋友，朋友说啥他都信。再说他自幼不缺钱，挥金如土习惯了，一年内，散金三十万。金是指开元通宝，三十万，大约相当于当时一个五品官员三年的俸禄。斗鸡走马逛妓院，忽而越州忽而杭州的，李白萧洒之至，银子哗哗往外倒，随从丹砂傻了眼。有一阵他厌倦了，跑进了浙江的天姥山，希望神仙来照面。踏遍诸峰，神仙显然是躲起来了，不想见他。他沮丧，劳累，回扬州病倒在客栈里。他朋友一大帮，不愁没人送温暖。丹砂通知了十几个人，这些人却摇身一变成神仙了，一个都不来照面。

繁华靡烂地，薄情为时尚，李白这个外乡来的土佬肥冤大头，初尝人情冷暖，情绪落差极大。他病得不轻，差点死掉。大病初愈想家了，银子花光又没人寄，客栈从高级迁到低级，店主还欺客。

时值隆冬季节，百感交集的李太白给我们留下一首短诗：

床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有个孟少府对他不错，请郎中替他瞧病，又为他张罗婚事。女家在安陆（今属湖北），姓许，祖父许圉师曾做过唐高宗的宰相。不过许氏本人二十好几了，李白还要倒插门。他潦倒了，没办法，无名无钱无地位，江湖上也混不下去，只好应下这门亲事。史料说许氏长得漂亮，可能她选夫婿，选来选去年龄大了。

这一年李白二十七岁，比许氏略大。

李白居家过日子，家里却呆不住，他要跑出去。还是要交朋友，虽然他吃了酒肉朋友的亏。他认识了孟浩然，发现这人的诗有隐士之风。真诗人碰上真诗人了，友谊也不搀假，你来我往，相得甚欢。孟浩然去扬州，李白写诗送他上路：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扬州吞掉他三十万金，还得他一首千古佳作。南宋陆游，对这首诗推崇备至。

此后他与孟浩然，终身相忘于江湖。李白的友情，是此时此地的，他忙于感受新鲜事物，不会长时间惦记一个人，包括后来对杜甫。有些学者挖空心思证明他重友情，找证据很吃力。他们不明白，李白这种类型的诗人，和西方某些大艺术家相似。比如法国画家米罗，由于他画得出色我行我素，三个同行就要用绳子勒死他。毕加索对亲人的冷酷是出了名的。英国作家毛姆写《月亮与六便士》，他以印象派大师高更为原型描绘的画家，有时显得像野兽。

这个话题份量不轻，后面再细谈。

李白娶了宰相的孙女，又有钱了。不过许家的社会关系已是明日黄花，不足以让他踏上仕途。而他娶许氏，可能是冲着这个来的。钱财无所谓，他是要干大事的，寻仙不成，要考虑匡扶社稷。他不屑从小官干起，却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触地方官吏，裴长史李长史之类。长史属州佐，并非地方最高长官，却往往架子大，骄纵凌人。骄傲的李白和这些人迎面相遇了，他还掏钱安排饭局，和官员们花天酒地。他与裴长史，见了九次面，花掉不少冤枉钱，可他不甘心，写信希望再见一次。信中他傲气不减：“何王公大臣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这样的求职信，估计姓裴的看了只会冷笑，骂李白是傻逼。

《品中国文人》 李白(2)(3)

唐朝所谓开元盛世，各级官员是最大的赢家，得意得很。李白那点钱，请吃有余，求官不足。官员给他笑脸，等他提出具体要求，笑脸就变成冷脸。恼人的是，这李白天真不改，裴长史不行，又找李长史。老婆许氏通过关系请出一位过期的领导马都督，马都督出面联系李长史，先呈上李白的诗赋。这回该有门儿了吧？然而李白醉后骑马，偏偏在大街上惊了李长史的驾。当时的地方规矩，长史的大驾所到之处，十丈内都是回避的范围。官员威仪受损，如何得了？轻则鞭笞，重则坐牢。许家人担惊受怕，催李白写悔过书，恳请马都督转呈。《上安州李长史书》就是这么来的，其中说：“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若浮云而无依。”他照例送上一些作品，李长史看没看就不知道了。这件事，在安陆官场成了笑话，李白的悔过书，有人拿到宴席上朗读，佐酒取乐。

宋朝写《容斋笔记》的洪迈感叹说：“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

李白干任何事儿都能上瘾的，换个词叫百折不挠。裴长史、李长史之后，又来了韩荆州。此人更是神通广大，经他推荐、提拔的人，无不官运亨通。李白给他写信，开篇就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荆州离安州不远，他专程到荆州治所襄阳城，拜见鼎鼎大名的韩荆州。他写诗描绘此事：

“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

李白不来事儿，由此可见一斑。写信讨好对方，见面却长揖不拜，还弄一顶烟囱似的高帽，佩一把威武的雄剑。——见官是这么见的吗？装孙子也要装到底，不能装一半留一半。所谓不卑不亢，书上是好词，当官的看了却会不舒服。李白自命不凡，而官场最忌这个。官员十个有九个都不会理他。这姓韩的，跟姓李姓裴的一样，把他真情洋溢、掏心掏肺的求职信扔进了废纸篓。

李白想不通，很郁闷。不过他是李白，李白就是那种想不通的人，如果他想通了，他就变成其他人了。

他每天喝酒。写诗吹嘘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他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平阳。后来许氏又生一男，取名伯禽。他以安陆为中心四处游荡，北上太原，东去洛阳。下扬州是家常便饭，还酝酿到长安。用许家的钱财他心安理得，因为他是李白。离家少则三五月，多则一年。家不家的无所谓，他三十多岁了，出人头地是头等大事。估计许家也相信他，许氏很少埋怨他。这女人希望他有朝一日声誉雀起，让许家重现昔日的荣光。李白为她写过短诗，从未在诗中骂过她。

许氏为家族而活，寿命不长。她的郁闷似乎不值一提。

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绵延几千年，可谓全球之最，男人拼搏，女人吃苦。——为了家族的荣誉、荣华和繁衍，很多人什么都肯干。

有一年夏天李白去了洞庭湖，将好朋友吴指南从坟墓中挖出来，用刀子刮泥土，满手筋肉。一个真正的侠士应该这么干。鄂城为之轰动，大小侠客奔走相告。安陆这边，反应一般。但这事儿的影响要留到未来去观察。李白喝酒写诗，酒后也能想出高招：他隐起来了。安州境内有座小有名气的白兆山，李白举家搬过去，隐给别人看。此间写的诗，具有几分陶渊明的风格：

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

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已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

对此石上月，长醉歌芳菲。

——《春日独酌》

李白能唱歌的，边喝酒，边将诗句唱出来。毛泽东说他自己写词是“哼词”，其义略同。

陶渊明一隐隐到底，李白跟他不同道。隐了半年多，名声照旧，不大不小的。李白心里焦急，于是来了灵感：索性隐到长安去。

《品中国文人》 李白(3)(1)

长安南面有座终南山，又名太乙山，是秦岭诸峰之一。终南山是道教胜地，是皇帝常去的地方，王公大臣、社会名流趋之若骛。山中很热闹，离宫别馆随处可见，美酒脂粉俱飘香。而简陋的小客店里，则住满心怀大志的隐士。当时有个顺口溜：隐士不到终南山，隐上千年无人管。然而隐士见隐士，要吵架，要搏杀，竞争非常激烈。山道上草丛中，如果发现一具或两具尸体，不用问，一定是隐士的尸体。李白的剑术派上了用场，随便舞几招，便吓退半打隐士。他杀过人的，这可不是吹牛。他的两只眼睛有如电光，夜里贼亮贼亮的，狼都要避开他。他学阮藉长啸，从半山腰冲到山脚。春光明媚的日子，他展示自己的作品，顺便露一手漂亮的狂草书法。

果然，他隐出名堂了。他结交了一位姓崔的京官，崔京官带他到长安，将他引荐给当朝宰相张说。李白异常兴奋，可是转眼情绪又低落：张大人正患重病呢，不久死掉了。

老爷子去了，儿子还在，官居三品，并且是娶了皇帝女儿的附马爷。这张附马也写诗，李白就投奔他了。岂知张附马是专爱捉弄人的，介绍李白去终南山玉真公主的别馆。张附马说，玉真公主读过李白不少诗篇。言下之意，公主是李白的崇拜者。李白一听蹦起来了，不顾连日秋雨，直奔终南山。到那别馆一看，竟像一座废园。不过，李白心中有了公主的倩影，枯藤老树兼凄风苦雨，无不呈现诗意。他等了四十多天，每天粗茶淡饭，一个看园子的老农陪着他。张附马捎信叫他等下去，等机会更是等佳人。他写诗作回信：《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单从题目看，他确实等得辛苦。

后来他得知，公主当时在华山。他消息蔽塞，不然他会跑华山去的。而终南山的这座别馆，公主的芳踪数年未至了。他徘徊废园，害着单相思，把秋天认作春天。

李白为人的傻劲儿，这件事堪称典型。

其实他也没有白等。上苍垂怜大诗人，几年后玉真公主和他见面，情动意动。公主读过了他在终南山别馆写的诗，为他的苦等流下了眼泪：早知如此，她也不去华山了。

有一些地方戏曲，安排李白在宫中与公主幽会。大才子俏佳人信誓旦旦。两场重头戏，秋雨废园是其中一场。

而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后面再谈。

李白在长安三年，可能有两年待在终南山。他立志隐给别人看，写诗舞剑表演书法，山顶山腰山脚，都有他称不上伟岸的身影。长安花销大，也是一个因素，李白不断让丹砂回安陆取钱，许氏在那边卖掉田产，抹眼泪却瞒着他。

眼下有“北漂”的文化人，从祖国各地涌向北京，聚集在园明园或是五环路以外；当时应该叫西北漂，诗人、道士、侠客、落魄公子，纷纷隐入终南山，构成宏大而奇怪的文化景观。好像人人都怀揣绝技，明天就能飞黄腾达。

李白结交新朋友，一旦有点希望，立刻奔长安。希望成泡影，又怏怏回到终南山的低级客栈。拖欠房钱久了，老板赶他出去，他就隐在树洞里。他睡觉，醒来就开始唱歌，试图以老树成精招徕围观，增加知名度。从山中到京城八十余里，他往返过多少次了，骑马骑骡坐独轮车，有时步行，仗剑劲走。他的往返路线图，画出他的遗传基因，他的家族潜意识，他置身于其中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时尚。可惜古人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资料太少。而现代学人的阐释，也不太注重这个。

冒昧提一句：我写古代文人，发现问题挺多。首先，供课堂用的文学史就有多重遮蔽。而我们尊重前辈学者，就是要去掉这些遮蔽。我当年写苏轼，发现理性的把握和感性的切入是两回事。理性的东西，尽管缜密、逻辑清晰，却难以瞄准不可分割的生命之流。

李白回安陆，纵酒寻欢。成功男人的标志是夜里归家晚，半夜敲门很寻常。李白徘徊在成功男人的边缘上：他见识过京城的大人物了。他又吹嘘，管这叫“历抵卿相”。他的确敲开了不少门，虽然那些门很快又关上了。许氏喜中有忧，支持他继续从事干谒的伟业。“干”是求取功名。干谒一词，当时流行甚广。诗人们敲权贵的门，并不觉得很丢份。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源于他摧眉折腰的苦涩体验。

《品中国文人》 李白(3)(2)

有朋友叫元演，约他上太原。太原号称北都，权贵云集，不乏干谒的机会。李白喝酒、游览、结交、写赞美妓女的诗，而内心深处郁闷未解。他不同于别人的，是擅长表达这种郁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

太原他待了一年。而老婆带着孩子在安陆艰辛度日，卖掉老屋，住到寒舍中去了。许氏有无怨言，我们不得而知。

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李白总结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的评价只限于他自己，不包括老婆孩子。唐朝的富庶与开放是举世公认的，但妇女的命运并无多大改观。良家妇女默默无闻，倒是妓女们不断涌到诗人们的笔下。

李白的三件大事：求仙，任侠，干谒，没一件是出色的，所以他说“蹉跎十年”。他显然把诗歌艺术放到后边了。

事实上，这十年内，他杰作不断，至少有六七首诗是他毕生的顶峰之作。艺术是压抑和苦闷的产物，压抑意味着蓄积能量。生命越强大，压抑愈甚，喷发愈烈。而在喷发的过程中，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会前来照面。小诗人也会压抑，可他拚命挤压出来的东西，品质总是流于一般。没法子。艺术的严格，不亚于科学的严密。好的艺术永远像深埋地下的钻石，它受力的漫长的过程却是一个谜。

艺术与自然，具有相同的神秘性。科学技术若想消灭这种神秘性，终有一天会证明它的愚蠢。海德格尔说：很可能，在自然背向技术的地方，恰好潜藏着自然的本质。

比如河流的本质，显现在它的原始形态与天然弯曲之中：清澈、混浊、九拐十八弯。河流取直线，伤天害自然。当下，这是令人忧心的问题。

艺术也一样，立足于自身的敞开，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寻求本质性的依据。御用的东西，很难有传世之作。而一味求市场，往往没市场：读者受蛊惑于一时，但要永久蒙他也艰难。

李白针对艺术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他看见了清水，而清水下面是烂泥，烂泥有丰富的营养。

他十年蹉跎，而蹉跎的形形色色的场所，我们不妨解读为烂泥塘。在他的意志集中的旁边，艺术之花悄然盛开。

事实上，他此间写的几首诗，奠定了他名声的基础。有趣的是，他也写歌颂权贵的，数量不少，却没有一篇是杰作。

违心干谒或能成功，勉强写诗断无佳作。

人们熟悉的《行路难》之一，开篇就说：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诗我特别喜欢，尤其后两句。拔剑砍谁去呢？剑客空有宝剑，酒徒不能沉醉于酒乡。李白的形象就是这样。他不甘心，又常常失去方向感。屈原投汩罗，嵇康赴刑场，阮藉看见岐路便大哭，陶渊明转身入丘山……李白多次表示不想和文人为伍，可他比他的前辈们更像队伍中的一员。

他又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品中国文人》 李白(3)(3)

语句高亢。要让李白低沉，那是多么困难。想想他的眼睛吧。

文人投身政治是悖论，但文人首先是读书人。读书人是什么人呢？他传承文化，担当道德。以文明教化百姓，以道德规约社会。道是价值体系，德为伦理规范。而权力有它自身的运行模式，文人进去搅和，不是毫无结果。杰出的文人，无一例外是理想主义者，以他不甘示弱的强光照亮现实。他们是历史的发光体，光芒穿越千百年。生活可能是混沌的，文人的目光相对清晰。而正是这种清晰，才使混沌显现为混沌……

中国文人的历史性的活动区域，是在权力、良知与美感之间。

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冲着名利奔官场。而官场总是一时的官场，它在弹指一挥间。

再看李白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五花马与千金裘，是有钱的朋友送他的。诗中还提到岑夫子、丹丘生，他们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酒友。三人饮美酒，催生此佳作。李白的万古愁，道破知识分子的千年困境。也许他不自觉，不自觉更好。诗中几个关键词：有用，寂寞，留其名。他未能有用于当世，辗转敲门敲不开，人生处处喧嚣，处处有寂寞。转而喷发为诗章，名留千古。

由此观之，李白的所谓浪漫，其实闪耀着灿烂的现实之光。

仕途艰难有如蜀道，蜀道之难，则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蜀道难》，是按照同名曲谱填的歌词，也是在酒桌上写的，一来就是逼人的气势：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蜀中山脉多，峨眉数第一。三十年前空气质量好，透明度高，我在眉山的城墙上，能看见耸入天际的峨眉巅。李白曾两次登峨眉，并在山中盘桓数月之久。他对蜀道的印象，峨眉山占据核心位置。眼下的峨眉山号称天下无双，旅游收入像天文数字，李白当记一大功。

李白一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多少山山水水，被他的诗句所激活。

中国古代文人，激活了中国山水，他们的灵魂至今缭绕于绝壁，浸润于烟波。生存艰辛却朝着审美，这多好。仕途体验之类，被山势化为无形。我们对李白在安陆所遭遇的姓裴姓韩姓张的，应当道一声谢。

李白寻找神仙，神仙躲着他，却让诗神与他会面，将灵感注入他的一场酣梦：《梦游天姥吟留别》。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天姥山在今浙江新昌县东，唐代盛传，此山与相连的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县内），常有神仙出没。南朝的谢灵运，进山不久就成仙了。李白在四川长大，一直相信神仙住在山里，而不是在海上：“海客谈瀛州，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他描写山中的云神与诸仙：“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好多神仙，列队欢迎他。然而梦醒了，摸摸枕席，唤回现实感。神仙一涌而去：“失向来之烟霞。”天知道李白做过多少神仙梦。现实感由枕席延伸至官场，奇句如异峰突起：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有此一句诗，十年不蹉跎。

摧眉折腰不开心，古今皆然。李白说出了无数人的心里话。

《品中国文人》 李白(4)(1)

许氏病故，抛下一儿一女。李白移居山东，投奔远房亲戚。许家人看来是对他失望了，没有依依惜别的场景。倒是许氏的侍女碧桃，嫁给李白的书童丹砂，像戏曲里常见的情形。

鲁境七百余里，北有泰山南有大海，既是膏腴之地，又是礼仪之乡。李白定居任城（今山东济宁），以任城为中心游走四方，和五个文人墨客交上了，加上他，合称“竹溪六隐”，模仿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隐了几个月，不见成效，他跑到杭州去，认识了一个姓刘的绍兴女孩儿，并很快和她成亲。刘姓女孩儿的家庭背景，史书无记载。李白不经商不种地，婚姻是他的财源之一。他不缺吸引女人的本事，像他崇拜的司马相如。所谓闯江湖走天下，一定要弄女人，婚姻就是婚姻，跟爱情没关系。说李白爱上了什么人，等于讲笑话。姓刘的绍兴女子，受到后世学者们的围攻，因为李白不止一次写诗骂她。文人在文章里痛骂老婆，不多见的。我估计刘氏是个烈性女子，不能容忍李白拿家庭作客栈，她和老公之外的男人好上了，李白火冒三丈，骂她，却并未拿剑刺她。

我疑心李白杀人是他自己杜撰的。

这段婚姻未能持久，绍兴女子弃他而去。

此间他为泰山写了六首诗，可能因为情绪欠佳，不及杜甫写泰山的半句诗。

他漫游，常常不知身在何处。他的飘零感是惊人的：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满世界蹿。几股大力推他，令他身不由己。如果罗列他一生走过的地方，定有几百处之多。羽客，侠客，诗人，三种角色外加求官，让他席不暇暖。他没有家乡。“此心安处是吾乡。”老婆温暖的怀抱，多少给他一点家乡的幻觉。可是老婆跑掉了，第三次婚姻尚未惠顾于他。他没家想家，在兰陵，出乎意料地得了一首好诗：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家乡何处觅？醉乡有消息。“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

李白喝醉了，踉跄下酒楼。谁扶他上的马，他忘得一干二净。山东男人都是豪饮，却互相传递消息说：来了一个蜀人李太白，那才叫酒仙！

求仕不成诗名盛，民间流传他的诗歌。唐朝以诗取进士，及第的诗人多，落榜的诗人更多。诗歌的鼎盛期，一个大诗人浮出水面，至少一百个小诗人沉入水底。小诗人的功劳是：为繁荣语言艺术作贡献，为大诗人的出现奠基础。撇开官方标准，但凡有好诗，总能得以流传。数不清的秀才举子吟诵李白诗，无论他得意还是失意。有时李白看见《将进酒》被人书写在酒楼的墙壁上，有时在客栈，又听见陌生人含泪低吟“床前明月光”。诗人们也是那个年代的流浪汉，大城小城，大旅馆小客栈，常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激动的面容或倒霉的样子。李白向来自视甚高，不屑与儒生为伍，认为这些人不懂经济——经邦济世。而儒生通常是诗人。诗人则一定要漫游。另外，官员们没有不懂诗的，商贾、普通市民又向官员看齐……所有这些，为好诗的传播营造了环境。

李白看不起小诗人，小诗人却是传播他的诗歌艺术的主力军。大诗人露面了，名叫王昌龄，写过“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个大诗人在洞庭湖见面，互相钦佩，背诵对方的好句子，呈一时之盛况。儒生们撒开腿奔走相告：王昌龄与李太白……不过，这次见面，李白既高兴又沮丧。诗名满天下的王昌龄高看他，使他兴奋不已。然而对方也是出了名的开元进士，受朝廷重用。李白快满四十岁了，仕途还无从谈起。

此后两三年，他漫游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诗名日盛，却未能弄一顶官帽。有人赠他乌纱帽，他写诗酬谢，玩之再三。平时他穿道士的服装，腰佩宝剑，头戴巾帽。官府没他的位置，官员却乐意和他交往。他自由的举止对习惯于官场作派的人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补充。另外他见多识广，通剑术，会炼丹，知道神仙住在什么地方。和他交往是愉快的，虽然他阅人太多，大多数朋友过目便忘。官员请他吃喝，给他钱用，他早已习惯了，没钱还伸手要，并不以为羞惭。陶渊明乱世乞食，“敲门拙言辞。”李白盛世要钱物，好像名正言顺，好像别人欠他似的。

《品中国文人》 李白(4)(2)

西方的街头艺人，和中国古代的流浪诗人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千百年以来，西方一般人都能理解他们的艺术家。而中国诗人若到街头去朗诵，将被冷漠或嘘声所淹没。民众的日常生活，跟艺术关系不大。当物品过度充盈之后，也许将有出人意料的改观。

商品拜物教，终有一日会反嗜自身，为精神的茁壮成长让出空间。

但愿吧。但愿再过二十年，国人皆知李白的份量，把握他的精神内涵，欣赏他的特立独行。以此类推，十个中国人当中，至少该有两三个，对伟大的中华文明心中有数，而不是仅仅放在嘴上。仅仅放在嘴上，则难免胡乱吹嘘，色厉内荏，经不起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对文化的入侵者缴械投降。

李白像一片叶子飘在江南，他并不知道，长安的皇城内，皇帝和妃子们正在传阅他的诗篇。

皇帝发现李太白了，包括他的美貌绝世的女人杨玉环。皇帝读了李白的作品，惊叹说：好诗，真是好诗。于是王公、百官纷纷附和，学者们挑灯夜战研究李白，指出他堪称当代的司马相如。这样的人材，放在民间可惜了。皇帝下令，召李白到长安。据说诏令连下三次，玉真公主也在父皇的御座前夸李白，她已经读过了几年前李白在终南山玉真别馆写的诗，芳心暗暗摇动。

皇帝是唐玄宗。时为天宝元年的秋天。

李白和一个姓吴的道士，正在江南乱蹿，醉不完的酒。接到诏令他直奔南陵，将吴道士抛在脑后。南陵有他的儿女，大约寄居朋友家。他写诗说：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蒿蓬人！

所谓蒿蓬人，等于现在讲的草根阶层。想想他压抑多年，一夜之间大翻身的模样吧。

他只身奔长安，不带儿女。他在长安得意时，儿女仍在两千里外。换成杜甫，不会这么干。

他骑快马飞奔，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夜宿客栈，有朝廷派来的使者伺候着。他逢人便嚷嚷，动不动就仰天大笑。多少年他渴望着一步登天，他如愿以偿了。登天干什么？登天就变成司马相如了，赞美皇上和他的女人，名播天下。当官，名车宝马，好酒喝不完。当然啦，他不会忘记济苍生，造福百姓。

到京城他入住招贤馆，长安街头高视阔歩。李太白三个字不胫而走，拜访者络绎不绝，全是有头有脸的，包括那位捉弄过他的张附马。写过“二月春风似剪刀”、“少小离家老大还”的贺知章，八十多岁了，官居三品，一见李白就说：好个谪仙人啊。二人携手登酒楼，大人物却忘了带银子，解下佩饰小金龟，随手递给店家。——这派头，李白多年后还写诗赞叹。

没过几天，来了一名内侍，恭请他到皇城第一宫：大明宫。皇帝来了，“降辇步迎”，如此恩宠，高官也羡慕。李白越发扬眉吐气，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其实他不明白，他是“体制”外的人，皇帝才这么礼遇他；还拉他坐到七宝床上，命太监奉御羹，皇帝用他的御手，拿调羹在碗里弄了几下。——这些都是权力符号，屡试不爽的。弄三下还是弄五下，太监们都看在眼里，包括表情严肃的大太监高力士。

皇帝几个随意的小动作，宫门内外传得比风还快。

李白被封为供奉翰林。翰林院设在宫禁内，不止一处，便于皇帝随召随到。按规矩他得了一匹“厩马”，宫中并不稀罕，外面就威风十足了。李白骑厩马，一日在城里走几遭。当年的斗鸡走马之徒，依稀认得他，狂呼他的名字，猛追他的肥马。

长安城南北十七里，东西十五里。人口近百万，相当于眼下一座中等城市的规模。城北宫墙四周，全是豪华府第。李白出这门进那门，再高的门槛，到他的脚下一律变矮了。雪片般的请柬供他挑选，三品之下，几乎就不用考虑。张附马兄弟三人都围着他转，安排他见玉真公主。

大诗人见俏公主，留给后人多少想象：二人盯着对方看，足足看了半分钟，仿佛比赛眼睛的亮度。彼此都是对方的崇拜者，又有共同语言：谈道教说神仙，不觉日色向晚，并肩漫步后花园，是否手牵手就不得而知了。

唐朝的男女之间是比较开放的，比如女人穿露胸装，向男人们亮出乳沟。从现存的绘画资料看，女人们的胸脯大都丰满。这和亮乳沟不无关系：男人们不愿撤离的目光使之饱满而坚挺。而男女一旦情动于衷，就有相应的动作来配合，要牵手，要亲嘴的。道士们研究房中术，地摊上也摆着交配图。

玉真公主后来变成了女道士，也许与李白有些瓜葛。她是皇帝的妹妹，和玄宗年龄悬殊。李白在长安待了三年，没老婆。以他供奉翰林的身份，见公主不难。公主主动约他也是可能的。这件事儿，野史有猜测，戏曲有演绎，而正襟危坐的学者们不屑写下只言片语。

“色”的领域，历来是讳莫如?的。后果是：今天为数众多的专家作家，仍不知色为何物——色在何种意义上，被权力、文化以及日常习俗所规定？

《品中国文人》 李白(5)(1)

李白以为供奉翰林是高官，不得了。他过于兴奋了，心醉酒醉加色醉，哪有心思揣摩这“供奉”二字。梦里他成了辅佐刘邦的张良，醒来他又认为自己是诸葛亮。总之他要干大事，不干小事。他加紧温习翰林院的皇家藏书，有资料说，他把记载名相事迹的《贞观政要》背得烂熟。目光有如电脑扫描。

文人于政治，往往显得天真可爱，也不管这潭水多深多浑。文人之为权力的异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这个群体庞大起来，所谓人文精神，所谓人性意识，所谓底层关怀，会在皇权之外盛开独立之花，会减少权力的覆盖面积，换言之：会增加社会的幸福感。

唐朝读书人以诗人的面目涌入官僚阶层，从总体看，并未增加多少异质性的东西。权力的吸附功能是强大的，皇帝的风格决定一切。唐玄宗在位三十年，已不思进取，耽女色，迷神仙。权力所面临的唯一挑战，还是权力。读书人哪怕他学富五车，激情澎湃，高瞻远瞩，一旦踏入官场，就会发现两难：要么扔官帽，要么扔掉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

李白这样的人，发现上述两难，需要时间。

宫中多舒服。每天有人请赴宴。更有机会叩见天子，一睹天仙般的杨玉环。长安城外四十里，有骊山，皇帝与贵妃常去那儿。白云缭绕山峰，女人环绕男人。玉环二字有意思，看来是天意。玉是她的肌肤，她圆润的长臂与美腿。白居易《长恨歌》说：温泉水滑洗凝脂。杨玉环是悲剧性的绝代佳人，说她误国是扯淡。鲁迅先生曾计划为她写长篇小说呢，可惜计划未能实现。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已是百年经典。我看过李胜素扮演杨贵妃，那扮相那唱腔，直把人看呆。我觉得，戏曲表现生活的韵味儿，尤其女人的韵味儿，也许胜过其他的艺术门类。

李白的长安三年，留下三首好诗，全是献给杨玉环的，其一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群玉山和瑶台是王母娘娘住的地方。王母娘娘是神仙中的美少妇，李白拿她比喻杨贵妃。当时神仙非虚构，不是在山中，就是在海上。云想衣裳花想容，两个“想”字绝妙。宋朝有个蔡襄，想不通，把“云想”改成“叶想”，拘泥到家了。春风拂槛，则歌颂了唐玄宗。杨玉环犹如春风里的牡丹花。其二云：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汉成帝的那位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倚靠新妆，方能与天然姿态的杨玉环相提并论。前面用了云彩和鲜花，这儿以美人比美人。紧接着抛出第三首：

“名花倾城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沉香亭：以沉香木盖的亭子。皇帝专用，如同椒房之类。

这三首《清平调》，有个写作背景：宫中的牡丹花开了，玄宗携玉环同赏，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献颂歌。玄宗听腻了，叫李白来试试。李白宿酒未醒，一挥而就，交给宫廷音乐家谱曲。

汉武帝有李延年，唐玄宗有李龟年，像是两兄弟。延年，龟年，意思也接近。汉武帝又有司马相如，唐玄宗则有李太白，皆能歌颂，“润色鸿业”。好在西汉、盛唐称治世，不然的话，这四个人可能要遗臭万年。

此前李白是见过玉环的，他去过骊山，骑厩马，手执御赐的珊瑚鞭，“幸陪鸾辇”。骊山有专供臣子泡澡的“长汤”，据司马光记载，大小数十处。李白大约享受过，而以他的性格，不眺望贵妃入浴的华清池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有望远镜，多半敢于派上用场。至于夜来做美梦，玉皇大帝也管不了他。

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的梦想也在其中？

《品中国文人》 李白(5)(2)

《唐诗三百首》的注释说：杨玉环“笑领歌辞，意甚厚。”乐师们唱《清平调》，玉环领唱，玄宗伴以丝竹。意甚厚，说明她很高兴，格外理解李白赞美她的诗句。以她地位之尊，容貌之美，舞姿歌喉之曼妙，她得到的赞美，后宫佳丽三千，加起来也不如她。李白即兴写几句，她就亲自出场，笑领歌辞了。玄宗这才吹笛子，伴她的歌声与舞姿。她跳“霓裳羽衣曲”，丰腴体态，却能把人跳得如痴如醉。她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舞蹈艺术家，抵达激情状态，满园牡丹失色。阅美无数的唐玄宗迷她到死。如果杜甫见过她的舞蹈，也许再无激情写公孙大娘的剑舞。李白的诗，玉环的歌舞，堪称绝配。

三首《清平调》，不入当代的名家选本：林庚、冯沅君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真遗憾。照此标准，白居易正面描写杨玉环的、缠绵悱恻的《长恨歌》也应剔除。

而《李白大辞典》断言，这三首诗的基调是讽刺。李白当面讽刺杨玉环？讽刺唐玄宗？真是奇谈怪论。联系李白的生平，他写给地方官员的一封又一封求职信，以及他初入宫廷的心境，赞美贵妃毋庸置疑。他斗酒斗胆，诗中用了暗示男女交欢的“云雨”一词，其他文人不敢用的。现场气氛起来了，绝代佳人翩翩起舞，一双美目顾盼生情。

当时李白的眼睛有多亮？男人和女人的眼睛，亮起来不一样。

《唐诗三百首》的注释又说：“自是上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从这以后，皇上照顾李白胜过对其他的翰林学士。

李白本来就狂，从此越发得意。小诗人在宫中只会谨小慎微，大诗人几乎想干啥就干啥。刚入翰林院他也曾收敛，但很快狂起来了。于是发生了两件大事：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杨国忠是贵妃的堂兄，后来当上丞相。李白奉旨写诏书，杨国忠为他捧砚，也许是尊重人材的意思。后人联系杨国忠做了丞相以后的种种恶迹，将李白推到他的反面。

高力士是宫中的老太监，权力之大，超过丞相。太监都有这能耐，欲望失掉一半，意志反而集中：他一门心思弄权搞钱，不惜把宫廷搞得天昏地暗。历代内侍乱政，不亚于后妃们你死我活的斗争——脂粉斗脂粉。这是封建王朝的权力格局使然，内侍，外戚，嫔妃，将军和诸侯王，任何一个有足够份量的角色失控，势必导至天下大乱。太监这种东西，原是在宫中服务的，并不占据权力的份额，可他侍候最高统治者，各种机会都来了。他在皇权的氛围中生活，眼里没别的。他是皇帝的变了形的影子，是一种寄生数千年的怪物。女人们姹紫嫣红，他能旁观别人的欲望，因而反观自身，唤起不伦不类的意识，并终身在这种意识中打转。于是他发狠，残缺的生命力强劲喷发。——太监之为太监，如果能动用人类学、现象学以及心理学的手段加以描述，想必很有趣的。进而综观权力场，会发现更多的现象。

高力士的形象，只消想想秦始皇手下的赵高就可以了。皇室成员跟他称兄道弟，有些人还巴结他。他在宫中走动，像个幽灵。他干笑或咳嗽，总有人会吓得发抖。没人能摸清他的心思，所以人人都怕他。李白和他照面若干次了，领教过他的厉害，也听过关于他的传说。李白厌恶这样的变态权臣，当在情理之中。

《新唐书》说：“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则沮止。”

这段话是想说，玄宗本来是打算给李白一个实质性的官位，由于贵妃阻拦，未能兑现。学者们普遍表示怀疑，认为玄宗不可能让李白参与治理国家。召李白入宫禁，主要是发挥他歌功颂德的才能，经常写诗，偶尔撰旨。时间长了，他也可能像司马相如，到外面做个什么官。

皇上的心思，和李白的心思不对路的。

李白写《清平调》，杨妃原是满心喜欢，高力士却说：赵飞燕是出了名的坏女人啊，后来自杀身亡，结局很惨的。李白拿娘娘比飞燕，他安的是什么心？

杨妃不高兴了。高力士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大太监名不虚传。漂亮女人用脸蛋不用心的，杨妃转而恼恨李白，君王跟前讲他的坏话。但这事儿有个破绽：杨妃若是恨李白将她比作祸国的、自杀的赵飞燕，岂能说几句坏话就甘休？她要让李白死，李白是活不成的。

赵飞燕这个历史符号，是指向掌上跳舞的，李白写诗，杨妃唱辞，包括伴奏的唐玄宗，显然没去考虑飞燕自杀的问题。

也许真相是这样：杨妃听了谗言不高兴，转念一想，又半信半疑。枕边对玄宗说过几句，事后她就忘了。《清平调》一直是宫中的保留节目，她亲自表演时，会想起已浪迹天涯的李白。

李白在皇帝身边，不改酒徒的形象。而玄宗此时，除了对玉环和神仙，别的事很快会厌倦。他这种人，不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去欣赏?白。皇帝的思维定势，也如同太监。

事实上，李白的长安三年，扮演着弄臣的角色。大诗人萎缩成宫廷诗人。他善于夸张，后人爱戴他，又夸张了他身在宫廷的酒鬼形象。

李白两次到长安，前后六年，没有伟大的诗篇。这使我想起苏轼的“京国十年”，也是未能写下传世佳作。杜甫发现了这个规律，慨然说：“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

李白闲不住，长安城里玩个够。翰林院数他最自由，有时早晨开大门，看见他睡在台阶上。三年千余日，他自称醉倒八百天。宫中普通的厩马，他称为飞龙马。他是大鹏，是稀有鸟，飞龙马才配他。京城吃喝玩乐，斗鸡走马，他没有不在行的，堂堂李翰林，十处打锣九处有他。四十几岁的人了，用四川话形容，他是年轻人眼中的“老操哥”。

伟大的诗人，干任何事都正常。只要他不是无缘无故地杀人放火。性格有毛病，为人有问题，是艺术家显著的特征之一。面面俱到者，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则多半是冒牌货。

《品中国文人》 李白(6)

唐玄宗打发李白走人，“赐金还山”——这山野之人，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开元、天宝隐士多，隐士又纷纷弄神通往京城跑，很多人是被赶走的，李白得此殊荣，钱袋又鼓起来了。可他不以为荣反以为耻。为什么呢？因为理想未能实现。唐玄宗设的翰林院，不少士人飞黄腾达，当上大官。李白企盼，傻等，不去学钻营，根本不知道这翰林院原是学习钻营的好地方。他走人很正常，不走才怪。他能做三年供奉，倒说明玄宗有肚量。

长安一夜之间成了李白的伤心城市，他卷起铺盖，扛着钱袋。这一年他四十五岁。张良或诸葛亮，看来是做不成了。枉自在翰林院挑灯攻读《贞观政要》。

这是天宝三年的春天。牡丹花又开了，杨玉环在宫中，又要唱他的《清平调》了吧？

诗人心灰意懒，打马回山东。情绪的巨大起伏，孕育着不朽的诗篇。

到任城，他干了两件事：用皇帝给他的钱盖了一座酒楼；又在家里弄了一间炼丹房。从此他把自己托付给美酒与仙丹。

他写诗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又说：“吾将营丹砂，永世与人别！”

不难想象他诅咒发誓的样子。他空前地向往神仙，甩开膀子干起来了，把山中的矿石搬回家，生火烧炼。几百年前的葛洪留下炼丹秘方，从“一转丹”到“九转丹”，层次分明。据说吃了九转丹，三天就从凡胎转为神仙了。李白苦炼三伏，七七四十九天，不离丹灶一步，一张脸炼成非洲人了，目露精光，眼巴巴望着红黄的矿石炼成灰白的粉末。他宣称：大功告成了！粉末调成丸子，即便不是九转丹，也是六转七转丹。他坚持服用了三天，每天拉肚子，不停地跑厕所。人也拉变形了，只好转服止泻药。他不死心，又跑到齐州找什么高天师，让天师为他举行受道箓的仪式，身体与精神备受折磨，正式成为一名道士。这仪式，当代诗人安旗的《李白传》有详细记载。

在洛阳，李白与杜甫相遇了。

杜甫小李白十一岁，此时已过了而立之年。他十年前就到洛阳考进士，没考中。他也是各地游学，长见识，写诗，已经写下了描绘泰山的传世之作。他曾以洛阳为中心，游吴越，游齐鲁。两个大诗人都在游，现在游到一块儿了。

洛阳号称东都，富庶而繁华，高官大贾云集，是名闻天下的纸醉金迷之地。杜甫以一介布衣，目睹阔人过日子，感觉很不好。听说李白路过洛阳，杜甫赶忙去拜见。

当时李白已是公认的大诗人，而杜甫尚在走向大诗人的途中，写诗很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白又在宫廷待了三年，全国的大小诗人无不称羡。杜甫显然是李白的崇拜者。而李白刚离开朝廷，郁闷，神思恍惚，满脑子装着神仙。杜甫想跟他游，他同意了。花谁的钱不得而知。这一年李白不缺钱。

闻一多先生描绘李、杜相见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墨水，大书而特书…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劈面走来了，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

这段话，王瑶教授的《李白》一书又加以引用。

我实在不理解，闻一多的激动是怎么回事。李白见杜甫，很寻常的，跟他的许多一般性的交游没啥区别。杜甫显然激动，而李白的反应平淡。激动与平淡皆正常。对李白来说，多一个朋友也不是坏事，并且是合格的崇拜者。——杜甫在他的带动下，写诗歌颂神仙了，不辞辛劳，随他苦寻著名道士华盖君。听说华盖君死了，他们一同悲伤。

两个人游起来了，李白这几年吃得好，面目加丰，杜甫瘦而高。游山东，游河南，在梁园（开封）盘桓。这地方曾是汉武帝时梁王的封地，司马相如在梁王府写下《子虚赋》。李白谈起相如就滔滔不绝，杜甫洗耳恭听。又来了一位诗人高适，河北人，写过“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三个诗人游，比两个更痛快。喝酒，携妓，纵情山水。李白居首，高适次之，杜甫甘于末位。李白的兴奋总是与神仙有关，而杜甫的兴奋只在眼前：李太白几乎就是神仙。杜甫崇拜李白，最大限度地感受李白，恨不得变成李白。如果说李、杜的这次交游具有某种历史性，那么，这种历史性，仅限于它向我们表明——杜甫的真诚。李白也一样。大诗人全都真诚，对自然，对人事，善于学习，不怕被别人的魅力所吸引。而小诗人则忙于摆谱，囿于他的自尊心。

纵观社会各领域，所谓自尊心，害了很多人。

生命力的强劲喷发，有时需要毕恭毕敬。骄傲与谦虚，有时是一回事儿。

杜甫后来赞美李白，?句直逼李白的核心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李白的心思卓尔不群，导至他的诗篇无敌于天下。杜甫还描绘李白：“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没有对李白的生命形态的特殊感受，写不出这种诗句。

杜甫的后半生不停地怀念李白，他形容李白的句子也成了千古绝唱：“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而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则属应酬。他可能写过就忘了。

三个诗人同游，文坛视为佳话。但也不必过于激动，擂鼓焚香什么的。那一阵，三个男人都是仕途失意，游到秋天散了，各奔前程。高适四十岁以后仕途走大运，和他想要追随的陶渊明刚好相反。《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惟适而已。”

高适做的官皆为实职，从地方大员到朝廷重臣，不像李白的供奉翰林，是虚职。这供奉二字，李白现在的体会异于三年前。比之安陆十年体会更深：仕途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天上的神仙又迟迟不下凡。

杜甫回忆李白在开封的情形时说：

“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有个叫金陵子的妓女，频繁出现在李白的诗中。她可能是金陵（南京）人，长得很漂亮。当时的妓女，素质好，诗词歌舞是必修课，她们的流动性也大，有如浪迹天涯的诗人们。

李白的及时行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用为他的品德操心。伟大的诗人，并非一定是道德楷模。屈原、陶潜、杜甫、苏轼是这类楷模，但李白不是。

依我看，才华是第一位的，生命的强度在道德之先。

《品中国文人》 李白(7)(1)

从四十六岁到五十五岁，李白在各地漫游，“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他家在山东，常居河南开封，又以河南为中心，游河北、山西、陕西。“酒隐安陆”十年，客梁园十年，中间则是五年的江南漫游和三年的翰林学士，李白一生的主要轨迹，就在这二十八九年。杜甫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这诗句对李白的形容非常贴切。飘零是李白的常态，他没有多少家园的概念，虽然他也写诗怀念儿女，但比之杜甫的亲情差远了。四川老家，兄弟姐妹一大堆，他几乎只字不提。这是耐人寻味的，学者们往往语焉不详。兄弟姐妹多，冲淡亲情，包括对父母的感情？而家园感与亲情紧密相连。我所看到的写李白的文字，无一例外地美化他的亲情友情，费力却未必讨好。把握李白之为李白，切忌把他弄得面面俱到。这也是供课堂用的文学史描写古代杰出文人的通病。

古今贤者之贤，不会贤到一条路上去。历史的张力源自个体生命的差异。

李白有过两个一同生活的女人，许氏死了，刘氏走了。史料又提到“再合鲁一妇人”，合是男女相合，类似同居。唐代虽然开放，同居却也不多见。这位不要名份的山东妇人，可能一直照顾他的孩子，直到他继娶宗氏后，她便消失了，和刘氏一样。宗氏如同许氏，祖父在武则天时代做过丞相，是名门闺秀，嫁给李翰林，可能双方都有需求。宗氏对李白不错。但她出嫁的具体时间却不大清楚，可能在李白五十岁以后。

李白在客栈度过的时光，远远超过他回家的日子。

他对钱财不在乎，皇帝赐的金银，他拿去盖酒楼，不是想营业，而是方便喝酒。他是堂堂李翰林，酒楼有一定规模的，他走了，酒楼大约交给朋友。也没有朋友替他经营的任何记载。离开长安后，他最大的冲动是成仙，对世间俗物不屑一顾。

有学者认为，名篇《梦留天姥吟留别》写于这一时期。他炼丹，追寻高天师，白日醉酒夜来做梦，醉里梦里，神仙是常客。神仙给他傲视朝廷的精神资本：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听说山里有个活了两三百岁的女道士，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他寻找女道士，可谓辛劳到家了，以年近半百之躯，九天踏遍三十六峰，未见她的身影，于是感慨说：“神仙殊恍惚，莫如醉中真。”他对神仙也是有怀疑的，毕竟寻仙几十年，一个神仙也没见到。问题是：他求仙的冲动为何如此之大？和他的名字、他与生俱来的神秘氛围有关吗？

李白感受夜空的能力无与伦比，他的眼睛比星星还亮。他不厌其烦地形容月亮，造词之多，中外第一。月球上最为醒目的一座环形山，联合国以李白的名字命名。月亮既是神灵，又是他的老朋友：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能歌能舞的，他又酒不离手，剑不离身。

他描写关山月，别是一番意境：

明月出天山，苍茫月海间。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

王昌龄遭朝廷贬黜，李白的月亮和别意联系上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则把女人们思念征夫的情绪融入一片冰冷的月色。

李白有个儿子取名明月奴，却不知是谁生的。

王安石不满意李白写诗，十之八九不离酒和女人。我们看到的现当代选本，则几乎篇篇有月亮。古代诗人咏月，除了中秋的月亮让苏东坡占了去，其余各类“经典情景”之月亮，大都归于李白。

李白迷神仙，他眼中的天空与山脉充满神性。我们今天读他，应该有一种虔诚，对自然，对宇宙，对深不可测的人类的灵魂。

《品中国文人》 李白(7)(2)

李白是那种有极大抱负的人，他的抱负，差不多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领域。文化上他也自视为千秋人物：“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孔子删诗，述而不作，李白要向孔子看齐。有时甚至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即使他并非胡人，也是汉人中的异类，个性特别突出，自幼饱读汉语经典，却没有读成书呆子。强悍的生命冲动，将经典内化于肉身。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七情六欲，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中国古代人物，李白式的自由奔放，实属罕见。单从文学的角度看他，显然是不够的。用浪漫主义概括他，总觉得有缺失：他不能济苍生安社稷，于是他就浪漫。这里有个隐形的套子。说来说去，他还是被权力所规定。这种理解模式，源于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把生命拆解开来。倒不如动用直觉，尽可能瞄准这个鲜活的、呈喷射状的生命形态。

斗胆说一句：关于李白的评论文章，还是少读为妙。

一再重版的名家选本都是好的：它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受惠者对前辈学人心怀感激。

李白的“梁园十年”，物质生活不如“安陆十年”。他也不攒钱。唐玄宗给他多少钱，史料不载，大概不会少。他盖酒楼、找神仙花去大半。漫游也是要花钱的，虽然常有官员馈赠。他现在的身份是李翰林，做过皇帝和贵妃的红人。如此身份，官员们摸不清他的底细，宁可高看他。他的一些赠诗，不妨理解为以诗换钱物。后来渐渐不行了，随着李翰林的光环日益减淡，给他资助的人少了，他埋怨说：“故人不相恤，新交宁见矜。”

他游到新平（陕西邠县），几乎身无分文。勉强能填饱肚子，御寒的衣服却成了问题：“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

他游回东鲁，像一头疲于远征的狮子回到它所熟悉的林地。鲁郡有个刘长史，送他一点丝绸，他感恩戴德：“鲁缟白如烟，五缣不成束。临行赠贫交，一尺重山岳！”

挥金如土的李翰林，已经自称贫交了。区区一尺鲁缟，竟然重于山岳。而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深夜投宿，饱餐了一顿，就把对方比作救济过韩信的漂母：“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

他干大事的理想未能实现，却安慰后辈儒生说：

问我心中事，为君前致词：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

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

李白穷困潦倒了，还以大圣自居，令人联想敢与天帝斗的可爱的孙大圣。孙悟空，李太白，同是千难万阻不言败。

李白式的“君子固穷”，和孔夫子、陶渊明、苏东坡又有不同。古代杰出文人，其精神伟力的喷发，真是五彩缤纷。

有一位崇拜者，几年来一直在寻访他，追赶他。这人叫魏万，是个年轻人，“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魏万到开封，李白去了山东。魏万赶到山东，李白又去了江南。魏万花了两年时间，不停地奔波，终于在广陵（扬州）见到五十多岁的李白了，第一印象是：“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时或束带，风流酝籍。”

这十六个字的形容，时间上当有前后之别。哆如饿虎的李白，一变而为风流酝籍，中间可能有几天的间隔。魏万初见李白，多半吓了一跳：李白双目射人，浑身哆嗦如饿虎。——大诗人正落难哩。而扬州这地方，他曾散金三十万。从魏万的衣著看，他无疑是有钱人家的贵公子。李白酒足饭饱，衣冠整齐，举止风流，才符合魏万对偶像的想象。

李白这回感动了，写诗表扬魏万：“东浮汴河水，访我三千里。”二人泛舟游秦淮，至金陵分手。李白把诗稿都交给魏万了，让他编成集子。魏万是否呈上一些钱财，没记载。几年后魏万中进士，编成《李翰林集》传世，还写了序言。除序言外，这本最早的集子未能流传世。李白诗今存九百多首，据说只是他全部诗作的冰山一角。南宋的陆游，常为此扼腕而叹。

《品中国文人》 李白(7)(3)

李白有一首《赠汪伦》，是表达友情的佳作：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是宣州（今属安徽）泾县陈村人，桃花潭是宣州的名胜。李白游到宣城，汪伦赶到城里去迎接他，陪他畅游桃花潭。汪伦虽是乡下人，为人却豪爽，不惜钱财如李白。李白要走了，忽见岸上一群人踏歌而来。踏歌：手拉手边走边唱，踏着节拍，泾县一带颇流行。汪伦的歌声尤为响亮。而李白的眼睛更亮：这么多人送他，还带着许多礼物：八匹良马、十捆好布……李白自知这一去，再见汪伦的机会很少了，不禁大为感动，佳句仿佛从天而降。

古代中国的民间，不乏汪伦式的人物。做事凭性情，不会像我们，一件小事儿也要再三掂量。

李白这些年游得很厉害，名声陡起，不单官场文坛，民间已出现以他的名字为招牌的酒肆。在当涂（今安徽凤阳），一位叫纪叟的老人因得了他一首诗，小酒家开成了大酒楼，而沿江两岸，从此挂出了数不清的“太白酒家”、“太白遗风”的招牌。我没去过凤阳，想来今天也这样吧？李白这首让人发了财的诗是描写长江的：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他在安徽漫游，以宣城为落地点。宣州长史李昭是他的族亲。州府后面有座北楼，是南朝诗人谢眺做宣州太守时修建的，几百年保存尚好。谢眺，谢灵运，是李白心仪的两个诗人。二谢除了诗写得好，仕途也曾得意，并且善于隐居。与李白同时代的诗人王维、高适、孟浩然等人崇拜陶渊明，而以李白的标准，渊明不及二谢：这个陶彭泽隐得太彻底了。

李白登上北楼，立刻给这座古楼重新命名：谢眺楼。不难想象他对州官们讲话的语气，他早年就这样了，如今名播天下，莫非还谦逊不成？官员围着他走左向右的，好像他是领导。北楼改谢眺楼，有秘书一类的小角色会想：叫我们跳楼啊？谢了，谢了……事实上，州官们习以为常的北楼，一旦遭遇李白神奇的眼睛，马上变成千古名楼：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此间心情好，灵感如岩浆喷涌，压抑他多年的不称意，病毒般地发作了。天宝三年离长安，算来刚好十年。

太守、长史皆喝彩，幕僚们更是振臂高呼：谪仙，谪仙，谪仙！据说这首诗，一个月之内就传到金陵、洛阳和长安。天下诗人、官员、识字的商贾与庶民，不知此诗者，自觉气索。

当时，文化艺术的传播方式是恰到好处，歪诗传不开的。而眼下的诗人、作家、艺人们，有挖空心思利用互联网的，歪瓜劣枣也能盛传。

李白这一年五十五岁。宣城改变了他的生存境遇，他不再“生事转飞蓬”。城北有座敬亭山，他去看山，发现这座并不知名的很有意思：看不够。他一生阅人无数，看山无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作名山游。”赖有他一双亮得出奇的慧眼，山水之美得以呈现。这美又是千差万别，对应人的形形色色的生存境域。看山，也是借山岳反观内心。他写出了豪放诗作，又给敬亭山留下安静的五言绝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若将此诗放进陶渊明的集子，足以混淆名篇。

李白已然抵达艺术创作的巅峰状态，磨难够多了，压抑够长久了，此后若干年，他只消释放内心的巨大能量，好诗定会源源不断地奔来笔底。

生活也不错。盛名之下，朋友竞相邀请，各地官员想必也不会怠慢他。他游历的范围还将扩大。他有足够的能力惊奇“世界之为世界”，世界就对他永远新鲜。

然而盛世到了头，乱世猝然降临：权力格局大崩盘，一个将军造反，天下苍生遭难。这将军名叫安禄山。

诗人不得不调整内心的节奏。天下大势改变他的命运走向，他将步入生命的最后苦难。

《品中国文人》 李白(8)(1)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二十万，打朝廷一个措手不及，大军直指长安，一路势如破竹。安禄山是胡人，却是唐玄宗封的唯一的异姓王。他不知足，自恃重兵在手，跟他的骁勇善战的部将史思明联手干起来了，史称“安史之乱”，长达八年。叛乱未及完全平息，李白已去世。

这一年的年底，叛军打过了黄河。待在宣城的李白携家人向南逃难。过洛阳，一片凄凉，诗人愤怒地写道：“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皆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麻。”

天津是洛水上的一座桥。

安禄山在洛阳做起了大燕皇帝。他的军队以少数族为核心，非常能打，虎狼之师杀入百年不遇刀兵的内地，毁城市，淫妇女，抢金银。次年六月长安沦陷，唐玄宗带杨贵妃逃入四川。中途，军队不满杨国忠，玄宗杀掉他，又赐死杨玉环于马嵬坡，“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峨眉马前死”，一代佳丽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李白对杀人者充满了厌恶，他描写战争场面：“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李白大事不糊涂，他的人道主义立场是鲜明的。天宝十三年，朝廷第二次向云南用兵，遭到重创，他指责朝廷穷兵黩武，以教训的口吻对统治者说：“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安史之乱，更蒙受异族侵略的耻辱。他写道：“俯视河洛川，茫茫走胡兵。”

他带着老婆孩子躲进庐山，情绪忽而高亢：“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忽而自嘲：“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

李白不是能救国于危亡的济代人，这真是一个痛苦的发现。几十年长剑负身，眼下才是“拔剑四顾心茫然。”赞美江山的大诗人被抢江山的大盗弄得焦躁不安，庐山虽好，却哪有好诗去配她。他紧张关注局势，盼玄宗御驾亲征。

太子李亨跑到甘肃即位，是为唐肃宗，在场的官吏不足三十人。玄宗躲在四川，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只好承认太子自立。太子手中有兵权。但是玄宗的第十六儿子永王李璘，手里也有兵权，负责长江流域的防务。他沿江东巡，派人到庐山请李白入幕府。这李璘有野心，想趁乱做皇帝。玄宗逃蜀，兵权给太子，李亨相当于全军总司令，而李璘是长江防区司令。

李璘请李白出庐山，说明两点：一是他为日后登基招罗方方面面的人材；二是李白确实名气大。

山里的诗人岂知内幕？永王的使者韦子春三上庐山，终于使李白不顾妻子宗氏的坚决反对，出山了。他很激动，写诗称赞韦子春是张子房一般的人物。

李白入永王幕府，享受很高的待遇，登上了永王东巡的楼船，参加若干军事会议。他亲眼看见，东南一带的百姓，无不拥戴永王，视为救世主。李白诗兴大发：“二帝巡游俱未归，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二帝指玄宗、肃宗，诸侯则语焉不详。李白这么写诗，要授人以柄的。

楼船观妓，他又写诗说：“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为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然而两个月之后，李亨发兵围剿李璘，几场恶战下来，皇帝打赢了同父异母的弟弟。永王逃向大瘐岭，被擒。李白逃向浔阳，在陶渊明做过县令的彭泽县境内被抓。

《品中国文人》 李白(8)(2)

这一年他五十七岁，一把老骨头了。不知士卒绑他时，他是何等模样。

他关进了浔阳监狱，可能关了一年。自知犯了附逆死罪，情绪亢奋，抱怨亲兄弟们不来救他。其实兄弟们在哪儿，他并不清楚。战争时期的监狱，伙食极差，他感觉不到，因为他死到临头了。他每日大呼小叫，狱卒戏弄他，拿这个名人取乐。还有一线生机：向外面传递书信。生死攸关的时刻，名气帮了他的忙，无论军界政界，很多人知道他。御史中丞宋若思，带兵赴河南，路过寻阳，留步见他。宋若思上书肃宗，称李白是军事人材，可用。肃宗不允。李白急得团团转，模仿宋若思的语气又上表说：“臣所管李白，实属无辜…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李白已是死囚，口气还蛮大。这表是递不去的。他高度亢奋，不停的挥笔，仿佛一旦停下，砍头大刀就挥过来了。

所幸他几乎一生亢奋，有能力徘徊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后来击败安禄山的名将郭子仪，又为李白讲情。肃宗让步了。李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春天，五十八岁的李白拖着病躯踏上流放之路。儿子在山东，妻子据说在江西。妻弟宗璟送他上路。五月抵江夏，八月抵汉阳，沿途都有官员招待他，他写诗回报。唐朝官员能接待犯人，不失为官场的一道美景。李白恢复了体力，偕同另一位诗人、巴陵太守贾至游洞庭湖，写诗又昂扬了：

拂拭倚天剑，西登岳阳楼。长啸万里风，扫清胸中忧。

次年初，李白进三峡。过西陵峡口，辽阔的江面变窄了，两边山壁如削。入冬过巴东县，他弃船登上陡峭的巫山顶，年近六旬的老人，泼墨向石壁：“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

李白从浔阳走到奉节，走了一年半。奉节又称白帝城，再向南，夜郎在望了。他忽然接到喜讯：皇帝因册立太子而大赦天下。赦令说：“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李白欣喜若狂，掉转船头，顺水向东，写下名篇《朝发白帝城》：

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可叹的是，如此轻快的诗篇，却已接近他生命的尾声。

还江陵，再游洞庭湖。北方还在打仗，安禄山死了，史思明又称帝。南方相对平静。李白不顾年迈，竟然想去从军，未能如愿，征兵的军官不收他。他很失望，写诗对江夏韦太守说：

“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

他终于承认，手中的诗笔比宝剑更有份量。

有个朋友叫任华，替他作总结，写杂言诗说：

“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

这话说得真好。数十年为客：客居异乡，飘零，辗转，没有家园，未曾一日为主人，永远是人家的客人，有得意，却也不乏冷眼与热嘲。他的傲岸大大刺激了庸人小人，一度导至“世人皆欲杀”的局面。

听说杜甫到处打听他的消息，他流泪了。杜甫在四川写下《梦李白》，和十几年前一样，对他的描述准确而凝练：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载名，寂寞身后事。

他到浔阳盘桓数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坐过浔阳的监狱？老婆孩子没消息……

他又滞留金陵，靠朋友的接济度日。没有寻找家人的记载。为喝酒，他把宝剑卖了，标志着他的游侠身涯的彻底结束。

朋友们的馈赠，他幽默地形容说：“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

这条长鲸游到安徽去了，当涂县令李阳冰是他的族叔。他生病了，“所费广”，也包括他的医药费。病躯一拖几百里，到当涂病转沉重，终于不起。

这是公元762年，李白虚岁六十三，寿同陶渊明。这也是“安史之乱”的最后一年。

民间盛传李白醉酒而死，水中捉月而死，唐人的诗歌，宋人洪迈的《容斋五笔》，都有相关记载。我相信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在，还会醉酒的。

当涂城外三十里，有著名的采石矶，为长江最狭处，江月和山月交相辉映。李白入水捉月，如同上山寻仙。

《品中国文人》 李白(9)(1)

李白距今，一千三百多年。他荣登文学史的宝座，被定评为伟大诗人。他当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永远的名人。但是作为个体生命，他头上的那种对杰出人物都有效的普适性光环，常常无助于我们对他的深入理解。源头性的东西被遮蔽了。对生命的源始惊奇（海德格尔常用词）让位给课堂上的条条框框。我读过的几本传记，都把他搞得面面俱到：既是大艺术家，又是道德君子，又是进步人士。凡有不符合这个既定标准的地方，要么一笔带过，要么斥为消极。

惊奇生命不易，保持惊奇更难。毛姆写《月亮与六便士》，让我们始终感受到这种惊奇。他笔下的画家以高更为原型，高更是法国印象派大师，与梵高齐名。画家的野性冲动，令人难以思议：他落难了，快死了，好朋友救他一命，让他住到家中，他却把人家的老婆拐走了，事后又后悔……毛姆盯着这些事儿，动用良好的思想修养、广阔视野、以及对生命形态的直觉能力，将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揭示给我们看。意识流小说大师伍尔芙赞叹说：读这本书，就像一头撞在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

李白与高更，不无相似处。李白的野性，更多的野在漫游，寻仙，干大事。这个外形并不高大威猛的男人，却留给人活力喷射的印象。他一辈子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没发疯，显示出他掌控极端情绪的非凡能力。人们形容执着的人，常说：嗬，他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李白是几条路走到黑。中华文明几千年，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李白是异类中的异类。想想他晚年让魏万看到的那双眼睛，跟早年一样，“双目炯然”。有些精神病人具有这样的特征。压力太大，一般人承受不起的。李白的生命冲动，也是人生的极限运动。而在儒家文化控制下的老百姓，群体相对平庸，所以才一代又一代对李白津津乐道。

就生命的巨大冲力而言，李白之于中国人，称得上高山仰止。苏轼可能比他更丰富更完美，却未必比他的冲劲更大。

李白经常处于幻觉状态，写诗极尽夸张，但夸张是我们的感觉，他本人则属寻常。他写道：“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黄河之水天上来”……他的许多好诗，和寻仙有关。“不敢高语声，恐惊天上人”，是他实实在在的感受，他写实，和浪漫无关。学者们责备他迷神仙，言重了。

李白单纯。他不复杂。他写那么多求职信，多达十余次强烈要求见同一个官吏，正好表明他的单纯。如果他复杂，他会变着心思去揣摩。事实上，官场那一套，他至死弄不清。他形容自己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可见他大言不惭，秉性不改。

如果李白复杂，那么他在长安做翰林，应该向高力士这样的政治人物学习，必要时，为高力士脱靴洗脚。

即使李白当上有实职的大官，他也多半不会像苏东坡，巴心巴肝为老百姓谋幸福。他还要醉酒、找神仙、别出心裁干他的所谓大事儿。有一点我们能想象：他不会做贪官与庸官。做贪官没理由，做庸官没劲。

唐吉诃德浑身披挂与风车战斗，李白向官场，风格相似。他若生在唐太宗时代可能要好一些。所谓开元盛世，其实危机四伏，各利益集团牢牢把持自己的地盘，异质性的东西很难插足。李白生不逢时，杜甫比他更惨。不过，幸亏他们一生碰壁，才碰出了伟大的艺术。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可惜针对李白，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一本高水平的传记。前辈学人治学严谨，却囿于时代氛围，不得不谨小慎微，妨碍了思想力量的自由凝聚。

眼下讲开放，时机该成熟了吧？谁能学毛姆去掉一切教条、唤起我们对李白的源始惊奇？

传记类作品，在国外，尤且在西方，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一直是受读者青睐的图书品种，催生了不同档次的名家。比如我们熟悉的罗曼.罗兰、茨威格、欧文.斯通、莫里亚克。欧文写梵高、写弗洛伊德是广为人知的。茨威格写的《三大师》，则列入中学生读本，他对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令人信服的、既深刻又生动的描绘，它揭示出：文学的深层意义，就是对生命本质的无穷探索。

《品中国文人》 李白(9)(2)

在社会生活日益趋同、人的模式趋于单一化的今天，文学的意义是寻觅个体差异。

不仅针对李白。古代各类人物，都有待重新探索。传记类作品，有大量需要开垦、需要精耕细作的处女地。

前面提到李白没心没肺，与其说是损他，不如说是逼近他。他二十几岁出蜀，对家乡的亲人置若罔闻。若以孝道衡量他，他显然是不合格的。不必为他隐讳。为尊者讳，妨碍我们逼近尊者。孝与不孝，是个次要问题，李白的意义是自由，是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皇权下的中国人最缺这个。而缺啥想啥，所以普通百姓都喜爱他，品读他，虚构他。他摆脱了世俗的羁绊，为后人留下不朽的诗篇。

毕加索对亲人冷漠，对情人冷酷，却为人类留下五万件艺术品……

根据魏万的记载，李白早年在四川，曾“手刃数人”。他为何杀人？杀的又是什么人？卷佚浩繁的史料，仅寥寥数语。李白杀人，至今是个谜。他少年学剑术，自视为侠客，可能打架斗殴，也可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学专家偏重后者，不知理由何在。联想他的性格，他出剑不会犹豫。他舞剑，如同他的狂草书法。宝剑沾过人血了，此后数十年，他从“拔剑四顾心茫然”，到“乃知兵者为凶器”，他是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者，谴责暴力。他不是那种以各种理由杀人、一生嗜血还要冒充仁慈的所谓侠客。影视剧若把他弄武林高手，将滑天下之大稽。

李白的山水诗，通常给人留浪漫的印象。把他标识为浪漫主义诗人未尝不可，但我自己，宁愿不用。中国人喜欢贴标签，贴完就万事大吉、八方叨唠。这种思维的固化倾向，绵延千年，妨碍对诗人的源头性的领悟。细想李白这个人，他对天地人神的感觉，远不是浪漫二字所能概括的。比如他看一座山，和现代旅游意义上的看山，根本是两回事儿。他“热爱祖国山河”，却是具有极强的个性特征，离开个性谈热爱，爱是空泛的、平均化的，热度仅如温吞水。神灵、鬼魅与山峰云霞飞禽走兽搅和在一块儿，对李白来说，这些都具有实在性，难分虚实。他针对感觉写实，而我们误以为他在浪漫，在想象，在形容，调动文学手段去对付山川。——理解李白，这是关键处。

眼下使用频率最高的现实一词，却需要认真考查，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产生位移，会延展或收缩它的地平线。对古人，神灵是现实的；对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理想是现实的，甚至比现实更为现实。1955年萨特携波伏瓦访问中国，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国最直接的现实就是未来！

但愿中国人的现实感，不要越走越窄，驱逐神性，嘲弄理想。没有神性和理想照耀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生命的丰富、生活的广阔都无从谈起。一味追逐金钱，会追到麻将桌上去，所谓现实，将收缩为两张桌子：饭桌与牌桌。大人打牌小孩儿上网，小小的“瘾头”将生命吸空，这类场景之多、之常态化，无异于瘟疫流行。

品读古代文人，是追忆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丰富性。并且尽可能，把这种丰富性带到当下。

文学史称一些诗人为伟人，而我们应当知道，伟大诗人的伟大究竟源于何处。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的伟大，源于我们的贫乏，贫则思变，贫则向往。

举几个小例子，再来瞧瞧伟大的李太白吧：

他求仕失意，就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他想念长安了，说：“狂风吹我心，直挂咸阳树。”

《品中国文人》 李白(9)(3)

他邂逅神仙，其状亲密：“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他与朋友推心置腹，一诺万斤：“三杯重然诺，五岳倒为轻。”

他描绘儿时对月亮的印象：“小时不识月，呼为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向青云间。”

他炫耀长安三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他夸耀自己的才华：“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

读李白的诗，真有天花乱坠狂风吹沙之感。他的诗集，到中唐贞元年间，已是“家家有之”。这说明唐人离他近，不像晋末之于陶潜，反而相隔遥远。中晚唐诗人，宋朝诗人，大都受益于他。包括宋词之所谓豪放派，亦在他身上吸取营养。例子多如二十年前的满天星，不消细说。对他的整体评价，龚自珍有一段话：“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这话是说，李白有能力让异质性的东西统一起来。

李白律诗少，他“薄声律”，如同苏东坡。诗句长短不一，类似宋词。唐朝律诗大盛，李白在风气之外。自由人用自由体，再说他写诗，远不及杜甫刻意和辛苦。他已经开始填词了，一首《菩萨蛮》，一首《忆秦娥》，见于各类选本。唐宋名家词，开篇就是他。《菩萨蛮》上片云：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句子浅显而意蕴悠远，旅人愁思得以赋形。古人以此作画无数。

李白自由奔放，写诗大刀阔斧，不过大诗人都有例外的，他的名作《长干行》，笔触细腻，婉转生情。长干是地名，在南京秦淮河以南，为山岗间的一片平地，错落着恬静的村庄。诗写商妇情怀：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闲猜。十四为君妇，羞颜尚未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这首不用多说，大概所有的男女都会喜欢。

李白自称秉承《诗经》中的“大雅”，其传世之作，却更亲近“国风”和古乐府。犹如他羡慕司马相如，却一生傲岸，与认真做好御用文人的相如相去甚远。

他的好诗大都明白易懂，虽然学者们指出他有用典过多的毛病。他确实读过大量经典，熟悉千年掌故，他是李白，他要炫耀的。好在各类选本的注释明白晓畅。名家纷纷注李白，而我们读注，也是一种享受。国学中的训诂学历来发达。游国恩教授牵头编撰的四卷本文学史，分析李白的艺术，十分到位。

唐代大诗人，有两位不喜欢李白，一是元稹，二是白居易。北宋的王安石贬李最激烈。南宋的陆游挺身而出，捍卫李白，质问王安石。到现当代，众所周知的，是毛泽东推崇“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文坛巨子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七十年代流传甚广。他用阶级分析法，抑杜扬李，为后人所垢病。但书中的一些重要考证，至今已成定论，比如李白生于中亚碎叶。郭老此作，也促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捧读李太白。在我的记忆中，包括我哥哥在内的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获此书要大费周折。

李白的诗，难以编年的形式编成集子，因为不少名篇的写作时期难下定论。他一生马不停蹄，从城市到乡野，何时写何诗，他自己都弄不清。除非派人跟着他。

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身世之谜，死亡之谜，作品之谜……

而最大的谜，是他的生命本身。犹如一座活火山，六十年持续喷发。肉身化作冲天的火山灰，千年万年不落下。

建议国家设重奖，请出高人，为我们解开李白的生命之谜。

2007.2.14.二稿于眉山之忘言斋

《品中国文人》 杜甫(1)(1)

唐代诗人中，有一个人好像一直是皱着眉头生活的，这个人名叫杜甫。他瘦而高，柱着一根拐杖，走路慢吞吞，活像人们形容的老朽。他的眼睛是向下的，有时还半闭着，看上去昏昏欲睡。这双眼睛却能看见普天下的倒霉事儿，好比观音菩萨能看见人间的苦难。所不同的，是观音菩萨法力无边，她能含着动人的微笑救苦救难，而杜甫，只能眉头紧锁，把无边的苦难写进他浩如烟海的诗作。

他有一首诗，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开篇就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秋日里的天高云淡，杜甫不写诗。阴风刮起来了，灵感却随风而至。人霉水都磕牙，秋风欺负他，卷走屋上的三重茅草。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低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杜甫真是霉到家了。成都这座草堂，全家人靠它遮风挡雨。秋风萧萧，小孩儿抢得茅草嘻嘻哈哈，他干瞪眼，“唇焦口燥呼不得”。茅草多半是化作柴火了。阴风方去，黑雨又来，多日失眠的老人雪上加霜。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娇儿恶卧，老棉絮蹬出大窟窿。杜甫彻夜听漏雨，狼狈相可想而知。时值“安史之乱”，杜甫避乱于成都。长夜沾湿，忧家忧国，憔悴诗人盼天明。胸中的诗句源源流出，应和着、抵挡着欺负人的绵绵秋雨。结句陡起，喊出中国读书人的豪言壮语：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诗，堪称杜甫本人的素描，涵盖一生。

此间他又写《楠树为风雨所拔叹》、《枯棕》、《病橘》等，单看诗名，已知心境。

他是中国的苦难诗人，集个人、国家、民族的苦难于一身。

依我看，苦难二字，比现实主义这类词汇更能抵达他。

他未能活满六十岁，死在洞庭湖里的一条破船上。他饿了几天肚子，据说是猛吃牛肉撑死的。郭沫若先生考证说，那是病牛，牛肉有毒。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杜甫既是撑死的，又是毒死的。

本文只想追问一个问题：杜甫那双眼睛，为何能看见那么多的苦难？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家族荣耀：西晋名将杜预是他的远祖，武则天时的显官兼名诗人杜审言则是他祖父。他在家人的影响下，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名字，一辈子向人夸耀。中国人的家族意识浓厚，杜甫的家族意识又浓于一般人。理解他的内心世界，这是一把钥匙。浓郁的家族氛围，弥漫了他的童年。弗洛伊德讲：童年的经历将影响人的一生。

杜甫之于家族，也许和李白正相反。李白的家族意识是隐形的，或可称做潜意识。

杜甫的母亲崔氏，也出自名门望族，生下杜甫没两年，患病死去。不过，她在天堂会看见，她历经磨难的儿子将是如何的出类拔萃。

杜甫早年丧母，却有不少散居各地的舅舅。他写诗颂扬：“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可见他的舅舅们大都出色。

而在父系这边，有个叔父名叫杜并，是杜审言的次子，十六岁那年干了一桩大事：用短刀猛刺陷害父亲的仇人，当场被人活活打死。那仇人伤重不治，临死哀叹说，早知杜并是孝童，他也不跟杜审言结仇了。杜并的生命停止在十六岁，声名却在杜氏宗亲中代代相传。杜甫到晚年，仍以杜并的侄子为荣。

这件事，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有详细记载。冯至是现代著名诗人，他写杜甫，不乏出色的地方。不过，他认为家族故事对杜甫只有消极影响，“对于杜甫的发展不但没有多少帮助，反倒可能起些限制作用。”是什么成就了杜甫呢？冯至转而说到社会，以社会决定论锁定杜甫。这个关键处，冯至先生的结论显然欠思考，抹掉了杜甫之为杜甫的个体特征，让我们只见林子不见树。

《品中国文人》 杜甫(1)(2)

这类常见的、针对历史人物的宏大叙事，遮蔽了若干年。

我倒是觉得，家族的背景，对杜甫的成长举足轻重。

杜甫年幼多病，母亲去世了，父亲忙着做官，他寄居洛阳的姑母家。病弱的孩子看世界，和健康小孩儿不一样的。洛阳，武则天执政时改称周都，经营它二十余年，繁华仅次于长安，胡人、外国人随处可见。胡人在街头活蹦乱跳，寒冬互相泼冷水，欢度他们的泼寒节；跳得忘形时，裸体狂叫，汉人为之侧目，政府出面干预。

杜甫大约五六岁，牵着姑母的手上街，东张西望，一惊一咋。他是容易受惊的男孩儿，到郾城看了一回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终身不忘。年轻漂亮而又健壮、又充满野性的公孙大娘，是享有盛名的宫廷舞蹈家，她持双剑，着戎装，巡回各地表演，在中原刮起了大漠雄风。她本人，是有鲜卑血统的。汉人看胡人跳舞，犹如欧美白人看黑人狂欢。

有“草圣”之称的张旭，看公孙大娘跳剑器浑脱舞，悟出神韵，草书才大为长进。

杜甫看见了什么呢？

过了五十年，他写诗回忆说：“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可能是因为公孙大娘节奏太快，动作太野，杜甫受了惊吓，小脸蛋失色，以己度人，觉得围观者个个沮丧，天地也为之久久低昂。

这首著名诗篇，带出了杜甫的身心特征。学者们大都一掠而过，不予深究。

杜甫生活在姑母的温情中。可能在三岁时，他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疫病，姑母尽量多的照顾他，儿子却丢了性命。杜甫隐约有点记忆，长大后别人提起，讲述细节，他泪流满面，刻骨铭心。姑母去世，杜甫为她守制居丧，视同亲生母亲。他看待世界的温和的目光，和早年的这些记忆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今天，既要看到社会，更要看见人性。

杜甫七岁写诗，九岁练大字，废掉纸笔无数。他具有乖孩子的那种勤奋，和李白神童般的勤奋有区别。明朝人胡俨，在内阁见过杜甫的书法，形容为“字甚怪伟”。而杜甫在诗中议论书法：“书到硬瘦始通神。”

硬瘦二字，倒像杜甫自己的风格。人们形容杜诗，通常说：沉郁顿挫。不硬不瘦，何来顿挫？

赖有姑母的悉心照料，杜甫的身体一年年好起来，性格也随之开朗。他晚年追忆说：

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对记忆有高超的复制能力，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时间长了，许多人的记忆会走样，感觉会变形。杜甫自幼多病，才有对健康的特殊敏感：健如黄犊走复来。这首诗，写的是从病弱的童年向健康的少年过渡的那种欢欣。

一日上树能千回！我们这代人小时候也这样的，可惜现在……中学生小学生，一日上网能千回。

冯至阐释这首《百忧集行》说：“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这话令人费解。时代挤走了杜甫姑母的身影，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姑母如果稍稍偏点心，杜甫命都不在了，哪里还谈得上健康？至于所谓健康时代，我们到后面不妨睁大眼睛细看，它究竟是怎么个健康法。

杜甫从小衣食无忧。他的家庭，虽然父辈不如祖辈，但在社会上还拥有特权，享有尊严。比如免赋税、免兵役，逢节日遇大事，亲友纷纷上门。家庭朝着破落的方向，却是慢慢显形的，杜甫没啥感觉。父亲去世前，一切都不错。他不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心里没有这种阴影。鲁迅小时候为父亲的病跑当铺，感受到莫大的羞辱，家道中落，从小康走向困顿，一辈子印象深刻。杜甫没有类似的经历。童年，少年，青年，他过着中等人家的生活，至少感觉上是这样。家族传说给予他自豪感和荣誉感，姑母给予他脉脉温情。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他有一份异样的母爱，覆盖在他咿呀学语时母亲施与他的温存之上。他的“身体记忆”有双重母爱。

他长成了温文尔雅的小伙子，在洛阳结交名士，出入豪门。李龟年这样的头号宫廷音乐家，他见过很多次，后来写诗说：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回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公孙大娘的剑舞，李龟年的歌声，当时俱为顶尖级的艺术。杜甫有幸近距离感受，对他日后锤炼诗歌，多有裨益。

二十岁，弱冠之年，他将离开温暖的家，漫游天下。唐代士子漫游成风，“游”出见识，也“游”来前程。据说当时的考官，要看考生名气的，有名人或政要推荐的考生，考官将优先考虑。?子都是诗人，诗人们都在漫游。有钱人家的孩子，通常能远游。穷人的儿子，游的范围小，除非他有边游边结交富贵朋友的本事。帝国交通发达，物质丰盛而价格便宜，也给诗人漫游提供了方便。

杜甫第一次漫游，游到江南去，游了四年，求仕的目的并不明确。他有财力支撑，不管是来自父亲，还是来自姑母或舅父们。这一点与李白相似，虽然他远不及李白阔气。临行前，父亲和姑母可能叮嘱过他，他频频点头，可是一旦上路，游出去了，异地风物扑面而来，他会应接不暇、忘乎所以的。面容清瘦的小伙子，清澈的目光投向江南水乡。只身远游，将故乡远远抛在身后。目的不明确，感觉正好向世界敞开。白天在路上，夜里在床上，各种新鲜事儿纷至沓来。他游到苏州，游到绍兴，游到金陵，对世界充满好奇。他写诗并不多，我们无从捕捉他诉诸文字的丰富的感觉。求官，写诗，尚未形成强烈的主观意志。如果杜甫二十岁就一门心思想做大诗人，那么他多半会成为小诗人。我依稀觉得，他是三十几岁落魄之后，才形成了上述两种意志。其实这正好。大诗人的出现，应该是丰富的感觉在先，强烈的意志在后。

立志太早，势必封杀感觉。

而眼下各艺术门类，意志铺天盖地，感觉一片萧条。人人都在求异，结果却是趋同。

可惜我们无从进入年轻杜甫的感觉世界。我们只知道，他读过了很多书，带着一颗备受母性呵护的温柔的心，漫游在温柔的江南。

这四年，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往往一笔带过。苦难诗人的生命中的欣悦，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

四年后他回巩县，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没考中。他不在意，打点行装又上路。这一次漫游齐赵，现在的山东与河北。他和司马迁、和李白一样不考虑成家，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

这似乎表明：他上次游吴越感觉蛮好。

《品中国文人》 杜甫(2)(1)

杜甫后来写诗回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他行头不错，像个官僚人家的子弟。此间他父亲迁奉天（陕西乾县）县令，继续做他的后盾。齐赵山水雄浑，民风粗犷，杜甫也为之一变，骑马打猎纵酒。据说他的酒量不同寻常，他直接描写喝酒的诗不多，是因为这类好诗被李白占了先。他写《饮中八仙歌》，表明他自己就是出色的酒徒。酒徒观酒徒，方能入木三分。李白是剑客，杜甫是射手。他箭法不一般，有诗为证的。他打猎的地方是在山东益都的青丘一带，茫茫野地，狐兔出没。他和朋友纵马驰骋，豪兴大发的时候，弯弓射月。从冬天到初夏，他盘桓青丘半年之久，狩猎的兴奋连接着野地的神秘与空旷。有时睡在草丛中，半夜醒来，满天繁星大如斗。

所有这些体验，无不构成诗意的元素。陆游总结说：功夫在诗外。伟大的诗人，他的生活是个整体，没什么可遗憾的。

杜甫二十五岁登泰山，写下平生第一首传世佳作：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历代诗人写泰山，此诗公认第一。泰山绵延横跨齐鲁，好个“青未了”，没有比这更贴切、更舒服的文字了。诗名《望岳》，在古代，山之高而尊者称岳，泰山为五岳之一。决眦：裂开眼眶，形容归鸟飞来之势。

诗无达诂，但注释是必要的。我手头这本山东大学选注的《杜甫诗选》，由冯沅君、萧涤非等名家牵头，注释非常精当，品读再三，如饮好茶。

此后数年，杜甫仍在齐赵漫游，年谱上是空白。

两次漫游，七八年的时间，杜甫的生活细节令人费猜想。犹如考古工作，凭借一爪半鳞就要忙一阵的，还得展开想象。杜甫这几年，文学史一般概括为“裘马清狂”，这也挺好。持批评态度却没有必要。大诗人过点好日子，让我们这些伟大艺术的受益者能为他感到欣慰。何况，没有好日子，哪来坏日子？如果杜甫生下来就遭遇兵荒马乱，他会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缺乏生活的幸福感，对苦难的敏感会大打折扣。

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杜甫恣意漫游，年轻人朝气蓬勃，感受着帝国的繁荣：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当时，山东的丝绸天下第一。商贾不绝于道路，诗人们随意远行。豺虎既指野兽，又喻剪径的歹人。全国治安状况良好。男人乐于躬耕，女人栽桑养蚕，家是完整的家，没有突如其来的城市化让大批农民年复一年仓皇出走辗转异乡。

从此诗看，年轻杜甫的心境是非常阳光的。

帝国浓重的阴影，尚未进入他的视野。未入仕途，很多事他也不知情。

这近十年的时间，杜甫身边大约有过女人，他不大可能是处男。唐代妓女多且素质高，琴棋诗画是竞争手段。如果杜甫碰上一位红颜知己，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设想，他不会带回家：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李白娶谁自己作主，杜甫不可能这么干。

《品中国文人》 杜甫(2)(2)

杜甫二十九岁回老家成亲，夫人姓杨，杨什么不清楚。她父亲的名字倒传下来了：杨怡，官居司农少卿，地方政府管钱粮的副职。正卿为正职。由于两个因素，杨怡的名字流传至今：首先他是官员，其次他是男人。

即使在唐代，即使是杜甫的妻子，杨氏也未能向我们亮出她完整的名字。

杜甫自立门户，在洛阳偏北的首阳山下开辟了几间窑洞。杨氏为他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充满了温馨。窑洞冬暖夏凉，布置考究，杜甫参与了开辟“土室”的全过程，包括挥锄挖洞。洞前有个宽敞的坝子，摆酒待客，小孩儿嬉戏，夫人含笑忙碌。杨氏的年龄，当比杜甫小十几岁吧？她也算大家闺秀，我们不妨推测她长得漂亮，皮肤又白又细腻，两条长长的玉臂，一头浓密的乌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温情脉脉的丈夫，漂亮而贤惠的妻子，各自都有官员父亲的支撑，不愁日常用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光景，杜甫的幸福可想而知。晚年在成都，在夔州，他经常写诗回忆。姑母和继母在他婚后不久相继去世，他为她们守制居丧，撰写祭文、墓志铭。杜氏大家族，他无疑是文采最好的。为此他受到长辈的夸奖、平辈的尊敬、晚辈的仰慕。他不无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可见写诗是家学的重要内容。他在山东写下的《望岳》，已经在洛阳流传，也许传到了长安。

远祖杜预、祖父杜审言的坟墓都在首阳山下，杜甫与光荣祖先的英灵同在。温馨的窑洞也是精神家园。

杜甫婚前婚后的生活，我认为是重要的。可是冯至先生认为不重要，用批评的语气说：“他又回到一个礼教家庭的气氛里，生活无从展开。”

怎么才算生活展开呢？是安史之乱提前到来吗？

作为个体生命，幸福总是好事。不能为了凸显杜甫的苦难，而将他的幸福打入冷宫。不仅冯至，当代众多学者也轻视杜甫的幸福生活。这么做，其实费力不讨好。苦难扎根于幸福，犹如冷色来自暖色。

生活的落差，带来感觉的丰富……

天宝二年（743年），三十二岁的杜甫再度漫游了。有家无业，毕竟显不出男儿本色。父亲老了，不可能给他永久支撑。他自己也着急，求官的意志变得明朗。他游到洛阳去，一待就是两年。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了，他和李白相遇，写诗抱怨说：“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这话有点蹊跷。杜甫为什么抱怨洛阳呢？

洛阳达官贵人多。长安的显贵们，大都在洛阳有府第，因为皇帝常到洛阳。碰上灾年，全国粮食欠收，皇帝就带着他庞大的官僚集团住到洛阳来，自称食粮天子。洛阳四通八达，不愁物质供应。天下士子奔前程，首选长安，其次便是洛阳。杜甫第三次出游，目标锁定洛阳，求仕的动机似乎不言而喻。童年、少年时代的美好都市，一下子全变了。人有多重面孔，城市也一样。杜甫奔走官府，怀揣父亲给他的那点钱财。他看见了口是心非，目睹了尔虞我诈。官场的常态，对他却是震撼。失望和厌倦随之而来。恰好李白过洛阳，杜甫慕名拜见，交上朋友之后，针对东都洛阳发牢骚了。

此时的李白刚从朝廷出来，人称李翰林。才高，名气大，怀揣玄宗御赐的金子，走路高视阔步。三十四岁的杜甫跟随四十五岁的李白，难免有些紧张。他竭力弄懂李白，渴望跟李白游。按常理，李白虽然在皇帝身边不甚得意，但是到民间摆谱，却有足够的资本。然而李白不能用常理推断的，这个身材不高的男人永远目光向上，越过了金銮殿，朝着神仙。杜甫年龄小，质量也小，被李白所吸引，不由自主跟他游。唐代读书人，谁跟谁游可不是一桩小事儿。杜甫若是夹带了一点私心，希望跟李白游出名气来，是可以理解的。

《品中国文人》 杜甫(2)(3)

李白仰望着神仙，杜甫仰望着李白。李白到哪儿，杜甫跟到哪儿，无论到开封附近采瑶草，还是渡过黄河，到山西王屋山寻找著名道士华盖君，不闻仙人长啸，却听野兽咆哮。听说华盖君死掉了，两个大诗人，几乎抱头痛哭。不久，高适加入进来，三个诗人一块儿游，骑马佩剑，游到剑侠出没的宋州（河南商丘）去。杜甫很激动，用李白的口气写诗：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所谓通都大邑，就是指宋州这类城市，州县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数字巨大。舟车川流不息，各种口音都有。令人吃惊的，是杜甫笔下的杀气。李白自诩杀过人的，剑术了得。杜甫显然是用李白的眼光打量宋州。

寻仙，杀气，迷李白……此时的杜甫丢失自我了。

这种短暂的丢失，是为了赢得更丰富的自我。个体生命，往往暗藏这类诡计，近乎本能地朝着生命的更高形态。观察一群小孩儿玩耍、年龄小的追随年龄大的，很能见出端倪。一切优秀人物，都会经历丢失自我的过程。所以优秀人物会总结说：三人行必有吾师；谦虚使人进步；学习学习再学习……杜甫迷李白，与眼下追星族的瞎起哄是两码事儿。

秋天，三个男人到山东单县的叫做孟诸的湿地打猎。杜甫后来感慨：“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几年后高适从军，并成为著名的边塞诗人，他打猎的手段，想必不会输给李杜。

李白有一首《秋猎孟诸夜归》，其中说：“鹰豪鲁草白，狐兔多鲜肥。”杜甫替禽兽悲哀，而李白只知秋天的野味鲜美。旷野夜幕四垂，升火烤狐兔，李白大约是享用腿肉，吃得满嘴流油。杜甫、高适尊他为大哥。他也不客气，拿了就吃。月亮升上高天，酒气弥漫开去，三个音容迥异的男人醉醺醺上马，扬鞭驰往宋州城。

这样的日子，我辈是只能追慕了。以人类目前的处境看，再过一万年，此景也难重现。二十年前我尚能背着一杆枪在林子里转悠，现在，不可能了。

就生存的张力、生命的喷发而言，古人似乎拥有更多的可能性。科技进步，全球化，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尚须试目以待。达尔文说：进化本身就意味着退化。活生生的生命，流光溢彩的个体，现在确乎少见。将来可能越来越少见。生活的统一模式抹掉差异……行文至此，我亦唏嘘。我是在水泥房子里，写茫茫大泽中的李白杜甫，黯淡的目光投向那熊熊火光。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尚能对伟大的生命展开想象。再过若干年，当人造物与互联网进一步覆盖这个可怜的星球，连想象都会失去凭据。

次年初，高适先告辞，游江南去了。

李白杜甫游至山东，在齐州（济南）分手。李白继续寻找神仙，而杜甫心忧前程。他转而投奔另一个姓李的男人：李邕。此人时任北海（山东益都）太守，名望在李白之上。开元天宝年间，李邕是全国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年轻时就冒犯过武则天，现在接近七十岁了，白发银须，声如洪钟。他的文章写得好，书法的名气盖过张旭和颜真卿。他认识的达官与名流成百上千，随手题字，润笔丰厚。他挥金如土，帮助过无数的穷朋友，每到一地，据说都能引起轰动。李白也曾拜谒他，写诗发牢骚。而见过皇帝之后，李白对李邕的兴趣减淡了。李白飘然寻仙踪，杜甫步他的后尘拜见李邕。邕读作庸。

杜甫跟随李邕游起来了，从齐州城游到大明湖中的历下亭，同登鹊山湖对面的新亭。李邕大杜甫几十岁，地位名望更不用说，可他仅仅因为杜甫的一两首诗就高看杜甫，与之漫游，谈诗论文。单凭这一点，就表明李邕的心态很年轻，不拿架子。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男人的共同特征。其实，拿架子很不划算，僵化、固化、老得快。——这也是古今中外善于摆谱的男人的共同特征。

李邕把酒论诗，历数当代诗人，从崔融说到苏味道（苏东坡的祖宗），佩服杨炯的雄健，批评李峤的华丽。杜甫紧张地期待着。李邕终于提到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称杜审言不错，风格既雄健又和雅。杜甫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避席，趋前，拜谢。

这段游历，对杜甫强化诗人意识，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天宝初年杜甫从二李游，历时一年多。求仕的意志和诗人的角色意识同步增长。二者又混为一团，难分彼此，受难者与大诗人即将登场。这几乎一目了然，奇怪的是，涉及杜甫的文章，鲜有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思考。

天宝四年（745）的秋天，杜甫与李白再度相逢于山东，一起到衮州寻访道人隐士。杜甫还是小弟弟兼仰慕者，但自信心有所增强了。他写《赠李白》，道出另一种感受：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李白炼丹，杜甫也炼丹。别后重逢，炼丹是重要话题。杜甫自称愧对炼丹老祖葛洪，含有从此洗手不干的意思，也规劝李白。杜甫对李白傲岸的生存姿态，并不赞同。飞扬跋扈，此处指狂放不羁，不含贬意。

二人在山东揖别，从此天各一方。

时间显示出李白的份量。盛唐人物比比皆是，像李邕，更是堪称一流，但杜甫对李白的怀念，远远超过对李邕。李邕毕竟是官场中人，享有盛名，这盛名却是附加成份多。杜甫怀念李白，乃是杰出的个体，本能地受到另一个杰出个体的强烈吸引，是生命对生命的最高礼赞。

李白赠诗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其中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杜甫排行老二，故称杜二甫。李白人称李十二。他的诗集里，有人叫三十六的，估计是庶母所生。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其热闹景象可想而知。李白是远离家族的一只孤雁，杜甫则负有家族的使命。

李白对杜甫，是否有大致相等的怀念，这并不重要。不必把李杜的友谊搞成双向对等。

杜甫下一个人生目标，锁定京城长安。

《品中国文人》 杜甫(3)(1)

唐朝诗人，不到长安非好汉，既为求官，又为长见识。八世纪中叶的长安，乃是超一流的国际大都市，吸引胡人，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全城由110个“坊”组成，坊是方形建筑群，各有名称。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东西两市为繁华商业区，城北是皇宫所在地，高官的府邸如众星拱月。著名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有考古专家说，它宽达一百四十二米，可供数十辆四马高车并驾齐驱。这么宽的大街，古今第一。长安人家，几乎家家户户有院落，富人弄风景，穷人栽蔬菜。街市永远热闹，各色人等川流不息：和尚、道士、游侠、艺人、权贵与草民、良家女和烟花女……诗人们到了长安，才知道什么叫大千世界。

杜甫在长安，一般称为长安十年。梦想与苦难紧紧交织。

初到长安，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城北，出入豪门，气宇轩昂。后来逐年南移，四十多岁移至城郊少陵一带的穷人区，自称少陵野老。他本来有个进身的好机会，因为唐玄宗已经发现了他的才华，可是有人从中作梗，导至他仕途不畅。他生活中的一系列苦难，和这个人有极大关系。

杜甫到长安，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参加朝廷的考试，二是结交达官贵人。汝阳王李琎是唐玄宗的侄子，杜甫能到他府上走动，多半有某种背景。何人举荐却无据可查。杜甫的袖袋里，可能有几封举荐信的。他进京献诗《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前提是要踏进王府的门槛。二十韵，恰到好处，三十韵长了，十韵又短了。这是献诗的技术问题。唐朝风气如此，杜甫没啥难为情的。毋宁说他急于要敲开几道朱门。狂傲如李白，被皇帝召到长安，第一个动作，也是把他的得意之作《将进酒》呈给三品大员贺知章。

唐宋文人，其实很善于做自我宣传。好诗写给人看，求名求利不觉汗颜。文人羞羞答答，是明清以后的事。

杜甫写《饮中八仙歌》，不失为一张精心打造的名片，笔下要么是高官，要么是名人。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麯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此诗一韵到底，奔放，自由。杜甫到长安感觉良好，可见一斑。他写的八个人，各得两句、三句、四句不等，惟有李白得四句。而把贺知章放在汝阳王和左相李适之前面，并不犯官场忌讳。这似乎表明，盛唐的统治，确有某些宽松。麯车：酒车。移封：改换封地。传说甘肃的酒泉，城下有泉味如酒。《旧唐书》记载张旭：“每醉后，号呼狂走，素笔挥洒，变化无穷。”

中国人没有狂欢节。唐人狂放如此，也未能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传统。眼下各类洋节在都市流行，独缺狂欢节，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唐人的狂放，说到底还是特权阶层的事。诗人有文化优势，以诗入仕，优势又变成特权。而庶民草民，衣食无忧就谢天谢地了，狂不起来的。

所谓唐帝国，不能单看人口、物价和城市规模，市井小民的精神状态，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指标。

杜甫在长安的头两年，日子尚能对付。他住客栈，有时进入某个贵族的豪宅，待上十天半月。他献诗，换来吃住，吃得好也住得舒服。他手中有钱的，还跑到赌馆碰运气。赌了好几次，惭愧了，写诗为自己辩解说：“有时英雄亦如此。”可能他还逛青楼，却不似李白写在明处。他是常在城北富豪区走动的人，有些朱门敲不开，门槛高了，他进不去。他也不计较，踅入高墙之间的窄巷抹抹胸口。反正这些事儿没人知道。辗转朱门，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想想谪仙李太白吧，吃过权贵多少苦头？

《品中国文人》 杜甫(3)(2)

高官显贵虽多，却没人从骨子里欣赏杜甫，进而施以援手。欣赏他并帮助他的贵人还没有出现。老天磨砺他，先把他的命运交到小人手里。

天宝六年（747），杜甫参加了科举考试，却陷入一个弥天大谎。科举考试史上最荒唐的一次，让三十七岁的杜甫碰上了。天下学子奔长安，竟然全军覆没。那个身居朝廷要职的小人，倒向玄宗贺喜：“野无遗贤。”——乡野的人材都进了官府，一个不剩。那玄宗年事已高，又与二十多岁的丰腴佳人杨贵妃朝夕厮磨，空前的肉体化，大脑迷糊。盛世君王的角色意识让他听谗言十分顺耳。皇帝迷糊，贤臣奸臣俱清醒，可是这种时刻，贤臣往往不敌奸臣。为什么？

一般说来，贤臣总是希望唤醒皇帝，而奸臣则充分利用皇帝的迷糊，施以催眠术，引导天子干蠢事儿。

封建社会的权力格局，这三种角色，绵延数千年。

杜甫作为普通考生，当然不知内情。他急了，改变策略，精心构思，写歌颂皇帝的大赋投进“廷恩匦”。——这是一种广纳民间贤才的箱子，设于武则天时代。唐玄宗如同汉武帝，一看大赋高兴了，传令下来，让杜甫参加集贤院由丞相亲自主持的考试。杜甫喜出望外，信心十足赴考，笔试面试顺利过关，仕途在望了。考官祝贺他，考生恭维他。回客栈他一面喝美酒一面等消息，街上但凡响起锣鼓声，他就以为是报喜的队伍来了，箭一般射出去。

过了十余天，箭步改蹒跚，热望化为泡影。

又是那个小人，把杜甫的命运玩于掌股之中。杜甫的试卷呈给他，他看都不看，随手扔掉了。

小人名叫李林甫，时任右丞相。李林甫并不认识杜甫。他也不大识字，以错别字知名于盛唐官场，闹过无数笑话。他视读书人、尤其视文人为天敌。文人满口圣贤书，动不动就说什么苍生为重社稷为重，李林甫最讨厌了，他是凭着野兽的直觉行事的，恨不得把朝堂变成黑社会，架空皇帝，他做黑老大。官场一切小人，都有黑道人物的生存特征。张九龄、严挺之、李适之、李邕、房琯……这些文人兼高官，全都被李林甫搞掉了。李邕是他派杀手杀死在北海任上，做过左相的李适之则被他逼死在宣春。他迫害仕途上的文人，又防止民间的文人进入仕途，双管齐下，收效显著。皇帝正昏睡呢，他杀一批整一批堵一批，皇帝听汇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等到安禄山谋反，起兵二十万杀向朝廷，这皇帝老儿才会从龙椅上弹起来。

凶神恶煞的李林甫，却是逢人三分笑，说话比蜜甜。成语“口蜜腹剑”，来自他在人生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演。有证据表明，唐玄宗也是被他推进杨玉环的怀抱的。杨玉环原是寿王妃，天生丽质，李林甫想办法让玄宗迷上她。他从不读书，二十岁踏上仕途，从一个部门跳到另一个部门，献媚后宫，插足东宫（太子宫）。他培植的党羽，成活率惊人。几十年违非作歹，在玄宗的眠皮子底下混成了大魔头。老天安排另一个奸臣杨国忠收拾李林甫，巨额家产充公，所有子孙流配……本文以几百字打发他，实在不过瘾。这种小人的榜样，败类中的佼佼者，真该用几十万字来瞄准他，辨认他的弹跳空间，摸清他的生存路数，阐释并定位他。

只有“恶”被定位了，“善”的领域方能向人们显现……

杜甫考试考不中，集贤院的兴奋又昙花一现。

他陷入巨大的苦闷。

《品中国文人》 杜甫(3)(3)

这一年的秋天长安多雨，杜甫霉到家了，衣服被子生了霉，下床便是青苔，出门踏水凼，积水中还生出小鱼。他卧病一百天，瘦得皮包骨头。身体坏透了，心情糟透了，如果不是牵挂老婆孩子，真想一蹬腿飘然西去。他快要死了，脑子里却有诗句晃动，发出阵阵哀声：“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饥卧动即向一旬…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而长安的富人们，正忙着欣赏雨中秋色。曲江，渭水，画船争艳。有车族有马族，很多人预料到来年的通货膨胀，跑到洛阳去了，成千上万的穷人哭饥号寒。所谓健康时代，百姓的生活原来不堪一击。

杜甫的富朋友，和李白有钱有势的朋友一样，患难时踪影全无。倒是一位叫王倚的普通朋友，把大病初愈的杜甫接到他家去，花钱请医生买补品，使他慢慢康复。

病榻上的杜甫，终于看见这几年自己在长安的真实身影：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酸辛！

大病一场，跟死神照过面了，寻视周遭的目光会产生变化。这几句诗，道出多少文人的辛酸。

杜甫的“沉郁”，大约起于此时。下沉，沉积，过渡到沉静，携同忧郁、忧思、忧愤。仕途险恶人情冷暖，心凉了，转化为灵感的热能，诗语顿挫。

弗洛伊德把艺术定义为欲望的升华，殊不知，苦难也会升华。

杜甫的父亲可能死于这一时期。无人传消息。囊空如洗。他到山中采药，弄到街头叫卖，也卖给一些富朋友，避开他们嘲弄的眼神，坦然接过几个小钱儿。献诗，卖药，劳心又劳力，却是为了活下去。他从富人区走到贫民窟，眺望巍峨的大明宫兴庆宫，看看身边衣不蔽体苍蝇乱飞的流浪汉。他已经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他熟悉贫穷的所有细节。他自嘲饿不死，十天一顿饭，也捱过来了。长安城里他四处转悠，挎着宝贵的药篮子。是否摆过地摊，我们不得而知。

渭水上有座桥，称咸阳桥。士兵们为皇帝开拓边疆，一拨又一拨从桥上走过，刀枪指向远方的西域。杜甫几番站在桥旁，目睹军队走过。他想看什么呢？他可不是壮军威，为唐军出征叫好。他看见的，是撕心裂肺的送别场面：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王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耶通爷。武皇：汉武帝，代指唐玄宗，唐人诗中常用。山东：华山以东，代指全国。唐置州郡近二百。犬与鸡：秦兵自古耐战，所以被朝廷调来调去，无异犬与鸡。

天宝年间，唐军疯狂开边：鲜于通攻南诏（云南西北部），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远征大食（阿拉伯），带去的数万人全军覆没；安祿山强攻契丹，又死六万人。朝廷不甘心失败，大募新兵，连抓带骗送往军营。《资治通鉴》说：“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盛唐离乱唐只一步之遥。这一歩，却留给历史学家一连串的大问号。

杜甫写《前出塞九首》，直接追问统治者了：“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杜甫一眼看透皇权的要害处，追问它的逻辑，它的运行模式。

第六首铿锵有力，传为名篇：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彊。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品中国文人》 杜甫(3)(4)

杜甫和托尔斯泰不同，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他与李白同：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土够大了，为何年复一年搞扩张？以御敌为由，搞先发制人，这是强盗的逻辑。

《资治通鉴》载：“天宝八载，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军卒死者数万。”

此间杜甫激愤，诗语高亢，却不像喊口号。大诗人能掌控情绪的节奏。他在咸阳桥徘徊，回到简陋客栈写诗。

他盯上人间的苦难。

天宝十年以后，过了四十岁的杜甫，在长安的日子小有起色。郑虔、岑参、高适等人相继来到长安。郑虔有诗书画三绝的美誉，又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却有人告他私撰国史，终身仕途不畅。二人常对饮，各发各的牢骚。郑虔的书画，曾受到玄宗的高度赞赏，可他官职卑微，有时饭都吃不饱。当初李邕一幅画能卖天价，郑虔为何卖不出去？只因他官小，又受过严重处分，能买画的达官贵人他攀不上。他画马送给杜甫，杜甫卖药请他喝酒。

长安的小酒馆，两个才华横溢的男人借酒浇愁。

岑参加入进来，方移至酒楼畅饮。岑参是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在军中任职，境遇比杜甫、郑虔好。年近半百的高适官运更好。朋友们给杜甫资助，帮他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上盖起房子，结束了京城流浪的日子。这位饱受权贵和客栈老板白眼的诗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欣喜之情藏不住，动不动就自称“少陵野老”、“少陵布衣”。他与岑参、高适等人同登大雁塔，后世文人传为佳话。大雁塔当时叫慈恩寺塔，共七层，高达六十四米，是长安的标志性建筑。

杜甫把家人接到长安，可见他对未来信心大增。妻子杨氏，此时不到三十岁，大儿子宗文五岁，小儿子宗武未满周岁。杜甫曾回过洛阳，时间很短，却让妻子有了身孕。杨氏到长安，面呈喜色，宗文宗武蹦蹦跳跳。

杜甫对自己这些年的辛酸遭遇只字不提。

好男人都这样。

然而家里用度紧张，杨氏心中有数的。有钱买米无钱买盐，赊借是常事。偏偏这一年，绵绵秋雨又来了，一连下了六十多天，米价暴涨，很多人家顾不得御冬，抱着棉被换米吃。杜甫不得不筹划，将妻儿送往奉先（陕西蒲城）投靠亲戚。

老婆孩子走了，家里变得空荡荡。杜甫深夜守着孤灯，写下一封又一封求职信。杨氏临走时，几番欲言又止，他心里何尝不清楚？“贫贱夫妻百事哀”，杨氏自从跟了他，七年了，没享几天福，却少有怨言。为前程，为家人，杜甫什么不能干呢？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朝廷一纸任命，派杜甫到河西县担任县尉。到长安这么多年了，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县尉系实职，专管衙役、捕快，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兼刑警队长。唐代县尉多由进士担任，京畿县尉职位尤重。县尉有油水的，灰色收入数不清，捉人放人都能搞钱。

杜甫获此殊荣，却断然拒绝，为什么？

因为高适当过县尉，感触多，辞职了。高适写诗说：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长官面前，县尉是趴在地上的孙子，可他挥鞭猛抽老百姓，顷刻间又变成豺狼虎豹。

杜甫宁肯要饭，也不向黎庶挥鞭。

高适也一样。

中国古代文人，慈悲心肠是共同特征。所谓人文关怀，底层关怀，不是一句空话。文人读书多，有修养，目光能穿越各阶层，越过集团利益，投到百姓身上。虽受穷受苦，不改其志。历代文人做官，多有建树，多为良吏，这个现象不思已久，所以值得深思。在今天看，人文领域向各级政府输送人材，其宝藏之丰，只会超过自然科学，而不是相反。欧美诸国，先例甚多。法国现任总理是诗人，德国前任总理是哲学教授，而美国的总统、要员多出自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耶鲁大学……

《品中国文人》 杜甫(3)(5)

杜甫不做县尉，是他漫长的求仕生涯中的小插曲，却足以令我辈对他的大品行肃然起敬。

杜甫采药度日。朝廷的任命，像吹过去的一阵风。

穷就穷吧……

天宝十二年（753）的春天，杜甫在长安享受了一次视觉盛筵：他亲眼目睹一大群宫中丽人游曲江，踏青芙蓉苑。不知是偶遇，还是专程赶去看热闹。三月三为上巳节，宫中佳丽鱼贯而出，曲江边上姹紫嫣红。杜甫写下七言排律《丽人行》：

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杜甫离佳丽近，皮肤都看清了。杨玉环和她的三个姐姐走在丽人队伍前边，佩环摇动，酥胸半裸。不难想象，一辈子忠君、又只身待在长安的杜甫，眼睛会睁得很大。杨玉环天姿国色，杜甫“惊艳”，是说得过去的。诗人钟情山水，而女人之美又在山水之上。可是我手上的几本书，都说《丽人行》是讽刺诗，揭露贵妇们的奢华。“态浓意远淑且真”这一句，注释俱云：这是说反话。

类似的导读，实属多余，好像我们看不懂似的。

杜甫接着描绘丽人们的服饰、她们吃腻的驼峰、迟迟伸不下去的犀牛角镶饰的筷子。笔峰一转，写杨国忠：“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右丞相。丽人踏青先走一步，他骑马随后赶来，大模大样的，下马直趋众佳丽。锦茵：锦绣的地毯，指贵妇小憩之地，有帐篷，供丽人们补妆换衣。炙手可热：唐代长安人的市井语，属中性词，流传至今，含贬义。

杨国忠是玉环堂兄，他和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有暧昧关系。《旧唐书.杨玉环传》有载。

杜甫这首诗，感觉是复杂的，有讽刺的成分，但够不上讽刺诗。杜甫善于写实，也包括感觉的真实。他写诗未必主题先行，他会忠实于自己的第一印象。换句话说，他有良好的艺术直觉。

次年杜甫得了一个小官职：兵曹参军，从八品，保管军用仓库的钥匙，被军官们呼来呼去，开门锁门。好处是有点俸禄，他不用去卖药了。门前喝酒，仓库里读书，倒也自在。余下一些银两，准备带给老婆孩子。

天宝十四年的秋末，杜甫赴奉先探亲，半夜从城里出发，天寒地冻，百树凋零。凌晨路过骊山，遥望华清宫，想象玄宗与杨氏兄妹正在宫中。《旧唐书》说：“玄宗每年十月幸清华宫，国中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

皇家哪有萧瑟秋天，皇家的冬天也是春天。

杜甫赴奉先，心情想必是愉快的，长安十年流浪，毕竟跻身仕途，少陵原上有个家。他骑马，昼夜兼程，耳边回响着华清宫的音乐。

漫天飞雪夜归人，多么兴奋！进柴门却听见哀嚎声：他最小的儿子刚刚饿死。

杨氏痛哭，四邻抹泪，他这做父亲的，老泪纵横心如刀割。

草草安葬了幼子，杜甫在奉先写诗，五百字一气呵成。《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丰碑。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稷与契：尧舜时代的两个贤臣，后稷教农民稼穑之术，契协助大禹治水。濩落：大而无用。契阔：勤苦。

诗从志向入手，忧国忧民。四百字以后，才写到幼子饿死：“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与杜甫乃是一脉相承。这在儒家精神中，堪称光辉夺目的核心价值。

中年丧幼子，杜甫却能看到自己是特权阶层的人，比失去田地的农民、到远方打仗的士兵强多了。他都这么悲惨，平民百姓又将如何？“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透过杜甫的身影，我们看见了托翁，把自己世袭的土地分给穷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就是托翁化身。

杜甫对皇帝的忠诚，沉痛而坚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可是同样坚定的是他伟大的民间立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

彤庭：朱红色的朝廷。城阙：指京城。

意象改变印象，城里的大明宫、城外的华清宫都变味儿了。

纵观中国封建史，聚敛这类词，真令人感慨万端。巧取豪夺招数之多，之富于想象力，诗人们只能瞠目结舌。庶民小民在温饱线上挣扎，因其数字庞大，每次都是聚敛的主要对象。

由此可见，眼下传播最广、最能激动人心的和谐二字，份量有多重。

杜甫针对长安骄奢淫逸的权贵们，发出怒吼：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首咏怀长诗，像是打开了一道巨大的闸门，杜甫瞄准苦难的声音一发而不可收，惊天动地。

长诗末尾他写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忧端指愁绪，它和终南山一样高。澒洞：广大弥漫貌。

李白被称为谪仙人，而杜甫则像上帝派到人间的苦难使者。他的忧思当即被验证：天下大乱已在北中国拉开了序幕。安禄山想当皇帝，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二十万，铁骑杀向洛阳和长安。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多，战乱结束，唐帝国的人口从五千多万降至一千多万，近三千万人命丧黄泉。

《品中国文人》 杜甫(4)(1)

安禄山是胡人，生得高大肥硕，体重三百三十斤，“腹垂过膝”，时常显得笨手笨脚，对人憨笑。他是唐玄宗封的惟一的异姓王，身居三镇节度使，手下兵力是唐军的三分之一，并且胡兵胡将多，骁勇善战。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对皇帝绝对忠诚。他拜杨玉环为干娘，出入后宫，跪献奇珍异宝。玄宗亲切地叫他“禄儿”，以拍打他的超级大肚子为乐。

唐朝数州为一镇，节度使总揽军政大权。

右相杨国忠，却不喜欢安禄山，两人常在皇帝面前闹别扭。杨国忠看出安禄山想谋反，屡次提醒玄宗，玄宗不听。杨国忠动员太子李亨和左相韦见素进谏，玄宗还是不听，认为杨国忠和安禄山搞不团结。杨国忠固然是奸臣，却不似他的前任李林甫是百分之百的奸臣。安禄山谋反，这件唐代最大的祸事，他始终清醒，令人诧异。《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很详细，笔者读罢掩卷而叹：如果杨国忠和安禄山并非政敌就好了，玄宗听了他的话，三千万条性命可保平安。

问题出在玄宗。这老皇帝，迷糊得非常厉害了。迷神仙，迷谗言，迷杨玉环的玉体。他在位数十年，统治天下麻木了，甚至厌倦了。如同一个长期不患病的人，对疾病似乎并不反感。或如一位安全行驶超过十万公里的司机，可能由于“死亡本能”，潜意识趋向一场交通事故。总之，唐玄宗的麻痹思想值得研究：动用包括存在论、心理学、精神分析在内的诸手段瞄准他，而不是仅仅依赖教条甚多的历史学。

安禄山反，也是事起仓促。他本打算等到皇帝驾崩再起兵，有两个高级幕僚怂恿他，刺激他的野心。此二人，名字怪怪的，一个叫高尚，一个叫严庄。二人合力，为安禄山制造当皇帝的幻觉，于是，安禄山也迷糊了，提前造反，不顾他的儿女还留在长安。他率军杀奔洛阳，得知儿子被腰斩，女儿被赐死，竟大恸：“我何罪？而杀我子！”为报仇，他当即杀了一万唐军降卒。铁骑所过之处，见城屠城，烧房子，淫妇女，抢珠宝，侵略者欢天喜地。城市与乡村，大路小路，“茫茫走胡兵。”

史思明也是胡人，干瘦，精明，擅长军事。一胖一瘦两个大魔头，横扫半个中国。仅三十三天，洛阳沦陷。

初，河北二十四郡纷纷亮白旗。首先奋起反击的，倒是以书法知名的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太守颜真卿，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全然不惧，七千勇士殊死抗敌，并传檄诸郡，共筑长城。《资治通鉴》称他“首唱大义”。唐玄宗闻讯，狂喜，在宫中跌跌撞撞，大呼颜真卿的名字。

然而六月八日潼关一破，二十万唐军全线溃败，皇帝在长安待不住了，逃往四川。出京城狼狈之极，杨国忠跑到街上买来一块粗面烧饼，他一阵狼吞虎咽。嫔妃子孙抓饭吃，抢饭吃，老玄宗坐地长叹，涕泪交流。走到马嵬坡（陕西兴平县境内），禁卫军哗变，杀杨国忠，支解其体；以钝器猛击左相韦见素头部，脑血迸流，侥幸逃脱性命。“六军不发无奈何”，玄宗赐死杨玉环，一代佳丽吊死在佛堂内，红颜苦挣扎，裙裾随风起，宛如变调的“霓裳羽衣曲”。

杜甫一家人，于天宝十五年的暮春加入逃难的滚滚人流。西北黄土地，百万难民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望风而逃，今日向北明日向南。杜甫跌入荆棘丛，摔伤了腿，爬行艰难，老婆拉儿子推，半天前进一百米。眼看落入胡兵手，幸亏一个侄子，骑马奔出老远了，又返身寻他救他。如果侄子只顾逃命，杜甫凶多吉少。

一家人在陕西境内乱蹿，小女儿饿得大哭，惹来猛兽长啸，所幸难民人数多，猛兽也踌躇。夏季雷雨大作，山洪又来了，很多人往树上爬，有胆小的，数日不下树，担心洪水突然袭来。杜甫与杨氏拖着二男一女，泥泞中连滚带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群山环抱，惊魂稍定。鄜读作夫。

玄宗“幸蜀”，跑到成都去了。皇权悬空，太子李亨急于上台，在宁夏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杜甫既已安顿家小，闻讯后立刻启程向北，只身走延安，欲出芦子关（陕西横山附近），投奔灵武。

战乱显忠诚，“葵藿倾太阳”，杜甫走荒山过野岭，挥剑开路，躲避豺狼，跟猴子争野果。奔向君王的力量如此之大，为国，为家，也为一己之前程。

《品中国文人》 杜甫(4)(2)

杜甫千辛万苦，白天走小路，半夜潜入官道急行军，还是被胡兵捉去，押送长安。他又老又瘦又脏，头发胡子白且乱，叛军审问他，审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官小，名气小，没人认识他。而王维、郑虔等人反因知名度高，羁押在洛阳吃尽苦头。

叛军关他一段时间后，把他放了。

杜甫困在长安，不敢出城。时在九月，长安沦陷近百日，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劫后的京城惨不忍睹，到处都能闻到尸体的气味儿。断垣残壁下，曲江渭水中，头颅、断肢横陈，肿胀尸身飘浮。大屠杀发生在炎夏，艳阳照着成千上万的尸体，街巷堵塞，渭水不流。胡兵杀汉人，连婴儿都不放过。腐烂的尸身臭气熏天，胡兵又驱使汉人清扫战场。城北的皇宫禁苑、富人区，死者堆成山，从妩媚的小姐、娇生惯养的后生到仪表堂堂的老贵族。

胡人杀富人更过瘾，用大批骆驼运送珠宝，送往范阳老巢。

唐玄宗出逃时，只带了少许亲信：皇帝的行踪要保密。王公贵族，消息欠灵通的，未及逃走，落入叛军魔掌。长安这一劫，杀掉多少皇室宗亲高官大贾，史料没有确切数字。胡人以此威慑长安百姓。但事实上，几十万长安人没有被吓倒，抵抗运动迅速展开，袭击侵略者，骚扰占领军，下毒，放火，散布官军的胜利消息……为唐军名将郭子仪的大规模反攻作呼应。

杜甫大半个冬天躲在没人住的房子里，春日入夜溜出去，沿曲江潜行。忆及京都繁华，哭声陡起，又急忙捂紧嘴巴。

杜甫写下著名的《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随君侧…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此诗哀悼杨贵妃，不是讽刺、更不是揭露杨贵妃。注家偏要曲解，委实莫名其妙。杨玉环葬于渭水之滨，而玄宗远在剑门关内，彼此永无消息。后来白居易写《长恨歌》，哀怜相仿佛，显然受到《哀江头》的影响。清朝学者喻守真说，两首诗可以互读。

杜甫又写《哀王孙》，对落难的皇家子孙满怀同情，但诸多杜诗选本不取。把杜甫眼中的苦难加以分类，有失公允。国家民族遭劫难，富人的死，一样值得哀怜、哀悼。

杜甫忧思广大，能看见普天下的苦难。品读他，这是一个要点。

唐军与叛军激战于陈陶，丞相房琯指挥的四万人几乎全部战死，杜甫悲愤之极，写下《悲陈陶》：“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四万良家子，从早晨拼杀到黄昏，鲜血染红了河流。而群胡得胜回城，唱胡歌饮美酒，腰间利箭，像血洗过一样。

妻子儿女在鄜州，生死未卜，杜甫写《月夜》，铁石心肠的男人，读了也会辛酸：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女儿，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

虚幌：薄窗帘。杜甫这首名作，写妻子杨氏在羌村的感受，闺中一词，却透出他的无限爱怜。贫践夫妻共患难，彼此的思念皓如明月。

《春望》，则是忧家忧国的经典之作：

《品中国文人》 杜甫(4)(3)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困长安近一年，情绪起伏，血脉贲张，写诗十余首，一半是名篇。他写苦难，发哀声，却并不令读者颓唐沮丧，表明他内心的强大。妻离子散，身陷叛军，东躲西藏，饱一顿饿一顿，非但没有击倒他，反而激发他滚烫的灵感。诗写得那么好，表达如此深沉，技巧一派天然。这个病歪歪两鬓斑白的瘦弱老男人，能量之大，谁能测量？

再说安禄山。这千刀万剐的狗东西，谋反之初就遭报应：儿子安庆宗，女儿荣义公主，两家人在长安被处死，几十口剁成肉酱。狗头军师严庄，灭三族，两百颗脑袋满地滚。安禄山起兵不久腹背就长恶疮，奇痒难忍，抓破了，臭不可闻，巨大的躯体像个垃圾桶。视力又急剧下降，不辨人与树。他在洛阳称帝，接受百官的朝拜，恶疮发作，双目突然失明，宦官李猪儿只得匆匆宣布退朝。百官大惊失色：这可是古今未闻的凶兆。安禄山朝思暮想的那张龙床，却根本躺不下去。于是每日狂怒、咆哮，挥舞斧钺追赶部下，将部下砍成两段，然后仰面大笑。高尚、严庄、李猪儿都遭他毒打。他儿子安庆绪认为有机可乘，指使李猪儿，将一柄利刃捅入安禄山肥猪般的身体。

安禄山发兵进攻他的义父唐玄宗，没想到死在自己儿子手上。他想当皇帝，儿子比他更想。那李猪儿，十岁就跟着他，伺候他，据说弄得一手好菜，把他养到一百七十公斤……

后来，史思明也是被他儿子杀死的。

恶有恶报。

而所有这一切，只为一把龙椅。安史之乱导至三千万人丧生，尸体堆起来，超过珠穆朗玛峰。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只因私欲无限膨胀，带给全国血光之灾。

罗素曾形容拿破仑说：这个人，不过是拥有让人死掉的聪明……在今天的法国，维克多.雨果的声誉，远远胜过拿破仑。

杜甫享有的声誉，应当在秦皇汉武之上吧？

这话题后面再谈。

唐军在郭子仪的带领下，接连打胜仗。肃宗李亨从灵武迁到凤翔，离长安很近了。杜甫心情激动，初夏溜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皇帝。他步行数日，昼夜疾走，穿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地带，从一座山偷偷爬到另一座山，耳听豺狼叫，眼见鬼火明。时隔多年，杜甫想起这一幕还心惊胆战。

他麻鞋破衣拜见天子，很快被封为左拾遗，是为谏官，又称言官，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言、讲真话。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朝廷人材奇缺，像个草台班子。杜甫机会来了，只要认真干，揣摩皇帝的心思，几乎不愁升迁。

丞相房琯打了败仗，他的政敌趁机诬陷他，告他贪污。战争时期，丞相是不能贪污的，肃宗下令查办。杜甫刚上任就碰上这档事儿，经过缜密调查，认定房琯冤枉，于是上书给皇帝，言词铿锵如他的诗作。皇帝大怒，转而查办他，幸亏有人讲情，才勉强保住官职。

官场恩怨纠缠，杜甫不知深浅，挺身而出，将好好的前程毁于一旦。皇帝从此对他印象不好。这位一生忠君的臣子，却于政治隔膜，不懂官场的所谓游戏规则，壮怀激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失败，和李白大同小异。

任左拾遗百余日，忽然无事可干。他被冷处理，没资格进言了。于是想到亲人——

八月，杜甫告假探亲，皇帝恩准。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东胡反未已，臣甫忧愤切。挥涕恋行在，道途殊恍惚…

《品中国文人》 杜甫(4)(4)

从凤翔到鄜州羌村，六、七百里山路，杜甫写诗，题为北征。全诗七百言，仅次于晚年写的《壮游》。苍茫问家室，意境浑阔，映照“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杜甫一生写了三首长诗，有如三条波澜壮阔的大河。

杜甫仍是步行，无马可骑，只是麻鞋换成了布鞋，一袭青袍权作官袍。日行数十里，他可能走了二十多天。与亲人阔别近一年半，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有个仆人跟着，年龄小他一半，却苦于追赶他，上气不接下气，还追不上。走过的村庄人烟稀少，野狗争尸，乌鸦乱飞。“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可是官军毕竟打回来了，收复两京指日可待。

杜甫逃出长安时，不是急于回家，而是奔向皇帝，可见他求仕的意志是何等坚决。眼下官职在身，回家也让妻子高兴。杨氏带着三个孩子待在山沟里，她太苦了。

差点在凤翔获罪那一层，他将瞒下。

杜甫走累了，柱杖小憩，迎着初秋的山风掉下几滴眼泪，却又展露笑容，掉头追赶落日。

群山绵延，杜甫瘦而高的身影渐行渐远……

《羌村三首》，记录这次赴羌村与家人团聚。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峥嵘：形容云海如山峰。歔欷：嘘唏。

描绘乱世的亲人重逢，杜甫这首诗，平实而感人。一句“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包含了千言万语。“相对如梦寐”，传达出隐而不露、欲诉还休的酸楚。

《羌村三首》都是上乘佳作，其二云：“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榼：酒器。杜甫在羌村待了两三个月，写诗有渊明之风。我是这么感觉的，不知杜诗的读者们是否认同。

长安收复，老皇帝新皇帝相继返京，外逃的官员也纷纷回来，七零八落的统治阶层又抱团了，又开始新一轮的倾轧。邀功，挤兑，陷害，百态纷呈。

杜甫举家迁长安，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他官小，没人来挤兑他。王维、岑参、郑虔等人与他同在两省（门下省、中书省）任职，诗酒酬唱，不亦乐乎。战争还在继续，安庆绪把帝位让给史思明，史思明斗志高涨，几次和郭子仪战成平手。而杜甫在京城痛饮美酒，有当代学者就批评他不关心人民。这位学者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换成他，每一分钟都会想着苦难中的人民，不喝酒，不娱乐。然而情绪有起伏，有其自身的规律，杜甫若是按照他的公式生活，早都痛苦死了。我们最后读到的，只有羌村三首，没有三吏三别……

杜甫的好日子一晃而过。李林甫、杨国忠死了，朝廷又冒出一个宦官李辅国，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杜甫被视为房琯一党，贬到华州（陕西华县）任司功参军，管礼仪庆典，医疗教育。似乎权力大，其实不然，那华州原来是没人去的穷山沟，办公桌上蝎子爬，苍蝇蚊子满天飞。积压了几个月的公文堆到杜甫手上，使他冲到山崖边发狂大叫。

叫完了，清扫办公室，赶走蝎子和苍蝇，埋头工作。

史料记载，杜甫在华州的工作卓有成效。

洛阳也收复了，杨氏带着孩子回洛阳老家：首阳山下那几间窑洞。次年初，杜甫把华州的事务大致理顺，向州官请了假，千里迢迢赴洛阳，住了不到一个月，又匆匆返回。

可是战局多变，三月，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城。相州（河南安阳）大会战，六十万唐军全线溃退，每过一地，抢掠民宅，州官县官止不住。杜甫正在返回华州的途中，目睹了大混乱。唐军为补充兵员，又到处抓人，六十岁的老妇不能免。河南陕西，抓得鸡飞狗跳，十室九空。

杜甫身为政府官员，自以国家大局为重，可是他的眼睛，无法忽略民间的苦难。相反，他看得很细，完全是设身处地，感受百姓所感受到的一切。毋宁说，苦难对他的吸引，大于山川美女。这个悲天悯人的伟大的男人，他的眼睛所承受的苦难，古今中外，罕有其匹。

《品中国文人》 杜甫(5)(1)

杜甫过新安县，发现小孩儿也被官府拉去当兵。他发出疑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中男指十六岁以下的男孩儿，王城指洛阳。全县的男孩儿被集中起来，连夜送上前线，其中不乏十二、三岁的肥男或瘦男。“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一片哭声中，杜甫安慰几个瘦男说：“莫使眼底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抚养分明之类，即使明知是谎话，杜甫也只能这么说。儿童上前线，哭死也没用，除了安慰，他还能说啥呢？

从新安到潼关的路上，杜甫碰上一幕，更是触目惊心，于是写下《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戌，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邺城即是相州。河阳，今河南安阳市。唐军败于相州战役，退至河阳拒敌。

杜甫写实，一向洗炼，画面逼真。老翁急切跳墙，老妇慌张出门。官吏捉人，老翁逃走了，以为躲过一劫，殊不知老妇也被带走。“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十个字，写尽情态。这老婆婆，勇气令人生敬意，这敬意却饱含苦悲。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刚刚战死，为老伴她挺身而出，到军中去做饭，庶几可免一死。中国传统女性，真足以用伟大来形容。老杜只是写实，甚至有点不动声色。老妇跟官吏走了，干瘪的身影没入茫茫夜色。这情景，凸显官吏狰狞、老婆婆昂首挺胸的无尽辛酸。跳墙老翁回家的情形，杜甫不著一字，却尽在字里行间。

诗人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太阳出来，太阳落下，杜甫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村落凋零，诗人憔悴。

按唐代颁布的律令：“六十为老。”杜甫后来未能活到六十岁，是因为他心中苦难太多。——为抵御苦难，调动了太多的生命能量。

他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头上前线了：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独身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所幸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诗名《垂老别》。身完：身躯完整，意为活着。介胄：战衣，此处用作动词。

子孙都死光了，老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为老妻活，躲不过兵役才出此豪言壮语。投杖出门去，拐杖没用了，他将拿起刀枪。他穿上了厚厚的甲胄，拱手别上官，却突然意识到，天冷了，寒风刺骨，哭倒在路旁的老妻衣裳单薄。官在上妻在下，老头在中间慷慨激昂。

他越激昂，我们越是辛酸。

笔者行文至此，心里翻波涌浪。

《新婚别》，又是别样一番凄凉：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父母养我时，日夜将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戍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品中国文人》 杜甫(5)(2)

兔丝：蔓生植物，依附别的植物生长，喻妇女出嫁依附丈夫。蓬与麻俱为低矮的草本植物，兔丝附生其上，自然长不高。久致罗襦裳：很长时间才置办成丝绸的嫁衣。

新婚的丈夫赴死地，新娘脱下嫁衣，洗去红妆，其坚决，透出天地为之低昂的悲怆。

读这样的诗，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荡气回肠。

杜甫写苦难，笔底往往有豪气。豪气贯穿苦难，方有沉郁顿挫。豪气来自他的性格，他的遭遇，来自文化赋予他的非凡力量。读杜诗，不宜囿于形式，如格律之类。不懂他的内心，他的生命特质，一切都无从谈起。

白居易读懂了他，苏东坡读懂了他，所以才千方百计为庶民小民细民谋幸福。他们承先启后一路走来，竭尽全力，拓展良知与美感的空间，构建堂堂正正的中华文明。

何谓精神家园？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但愿今日，不要让它荒芜才好。

杜甫不唱高调，不避苦难，不走过场。他手中，既有望远镜，又有显微镜，更有透视镜。他没有观音菩萨救民于水火的无边法力，其大慈大悲，却如出一辙。

杜甫从河南走到陕西，悲悯人世间，他自己，也即将开始一生中最为遥远的大迁徙。

乾元二年（759），关中大旱，杜甫辞去了华州的职务，拖着一家人远走秦州（甘肃天水）。灾年物价高，他在华州那点俸禄，不足以养活六、七口人。尽管他工作出色，但华州姓郭的刺史总是挑他的毛病，不涨工资还扣钱。朝廷又是那样，小人嚣张，新皇帝斗老皇帝……杜甫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这一年他四十八岁。辞官意味着，他不复留恋仕途。他有个从弟在秦州，听说那边雨水丰沛，庄稼长势不错，他就举家迁徙。此举带有逃难的性质，他可能打算从此务农。秦州是边陲重镇，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侧，汉族与少数族杂居，人口众多，听上去像个世外桃源。杜甫是这么盘算的：他能采药，宗文、宗武能下地，丰收了，不用上皇粮。杨氏善持家，一家人抱团，乱世活下去。杜甫想到了诸葛亮和陶渊明，写诗赞美这两位乱世高人。

在秦州住了三个月，筑居却不成，温饱难测。杜甫又听说同谷（甘肃成县）的土地更肥沃，盛产薯芋，填满全家人的肚子没问题，还有拔不完的鲜竹笋，采不尽的野蜂蜜……于是再迁二百里之外的同谷。岂知到了同谷，才发现不是那回事儿。天寒地冻，山里没吃的，全家拾橡子充饥，拚命挖一种叫黄独的野生芋。写信邀请杜甫到同谷的什么县令，见过一面就躲起来了，和秦州那个从弟一样。

杜甫贸然走他乡，过于相信亲朋，全家陷入困境。零下十几度，他穿不暖睡不暖，每天凌晨出发，带着二十岁的大儿子，进山挖黄独。苦苦捱了一个月，眼看有人要饿死，杜甫和妻子紧张商议，决定长途跋涉，到天府之国成都。

他写诗感叹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

一家老小又上路了。时在十二月，最寒冷的日子。

他沿途写诗，一直写到剑阁。

这一年里，杜甫从洛阳返华州，从华州到秦州，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向遥远的成都进发，几千里折腾，受冻挨饿，却是写诗最多的年份。秦州三个月，他写了八十多首诗。他辗转飘泊，遣兴抒怀，详细记录边塞风物、羌胡习俗，每到一地必写诗。我们不禁想问：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换成其他人，愁都愁死了。也许是因为他见识过了天南地北的各种苦难，所以对自己的遭遇并不在乎。他的精神承受力异乎寻常。他是皱着眉头的乐天派，对后世读书人影响不小。自己居无定所，还牵挂散落各地的兄弟们：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月夜忆舍弟》

杜甫一连三夜梦见李白，于是怀疑李白死了，写《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品中国文人》 杜甫(5)(3)

杜甫想念李白，一如念叨亲人。此人是个利他主义者，并且毫不勉强。为什么这样？研究他，应当刨根问底。

杜甫一家人，走了整整一年才走到成都。当时的成都，号称十万户，实际人口在二十万左右。繁华仅次于扬州，民间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成都又称益州。安史之乱，扬州也遭到破坏，而成都远离战火。唐玄宗曾经往那儿跑，现在杜甫对它寄予莫大希望。

次年春，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落成，这就是著名的杜甫草堂，眼下在成都，与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齐名。

有个表弟叫王十五的，在蜀中做官，他资助杜甫。高适在离成都不远的彭州做刺史，也常来草堂走动。杜甫有了一些朋友，朋友们赠树送花，草堂收拾得很舒服，一派勃勃生机。杜甫这个人，一旦有了喘息之机，快乐就来照面，诗心随之萌动。且看他描绘春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陶渊明懂得植物的“朦胧的欣悦”，杜甫也懂。诗人总像是自然的情人，细腻地欣赏她体会她，不会去算计她掠夺她蹂躏她。汉语的自然二字，深藏祖先智慧，它的源头性的含义为：是它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这在当下的重要性、紧迫性不言而喻。

草堂邻近乡村，杜甫写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堂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碁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驱此外更何求。

碁局：棋局。敲针：用石头或小锤子把针弄弯曲，制作渔竿在锦江钓鱼。

杜甫在成都，靠朋友资助度日。老妻幼子皆自在，不复为柴米操心、因饥饿啼哭。何谓好日子？眼下就是好日子，一家子，一个都不少，还有吃有穿，有庭院，有“锦江春色来天地”，有“无赖春色到江亭”，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一位崔县令前来草堂拜访，杜甫喜出望外，写《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飱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细读杜甫这些在成都写的诗，真为他感到高兴。大难不死有后福，幸福只在粗茶淡饭间。谢谢他的朋友们，左邻右舍，王县令、朱山人、不期而至的崔县令、高刺史，多亏他们的馈赠，诗人得以安居，为后人留下不朽的诗作。“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想想他洒扫庭院、竖着耳朵听敲门的模样吧。诗人如此幸福，我们几乎眼含热泪。

请看他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莺恰恰啼。

这位黄四娘，身份不详。唐代尊称女人，通常用娘字，有些还用大娘，比如善舞的公孙大娘。称呼排行，则为男女皆用的尊称。后世沿用，比如怒沉百宝箱的江南名妓杜十娘。

杜甫一生崇拜诸葛亮，在成都，自然要拜访武侯祠。他写《蜀相》，令其他赞美诸葛亮的诗人望尘莫及。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老杜闲居草堂两年多，佳作有如锦江春水。他加以总结，自己做自己的评论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浑漫与：非常随意。莫深愁：写诗有如花自开鸟自啼，不用发愁。陶谢手：陶渊明谢灵运的运思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战乱未停，杜甫避居西南，心情格外闲适。他是个老实人，感觉到什么就写什么，他是写实派，更是感觉派。诗人忠于自己的艺术直觉，而不是后人套给他的某些公式。不直接写战乱，不等于他没有牵挂，有《恨别》为证：“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杜甫自视为洛阳人，他怀念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白天在床上看云，天空中布满亲人们的身影。

成都府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也到草堂来看他。这可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官了，杜甫率领全家恭迎。严武小杜甫十四岁，很喜欢杜甫的诗。而当初杜甫在凤翔挺身营救房琯，严武是看在眼里的。以他地位之高，却待杜甫如兄长。二人对饮，言语投机。严武三十六岁，杜甫五十岁，一个踌躇满志正当年，一个白发萧然历尽沧桑，却显得神态安详?严武赠金，杜甫笑纳，连客套都免了。严武也写诗，常派人接杜甫到府中喝茶，尊杜甫为老师。杜甫坐在马车上，架着腿，悠悠穿过成都的街区。这腿，走过千山万水的。

成都草堂这两三年，是杜甫生命中最后的好时光。

严武不调走就好了，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

《品中国文人》 杜甫(6)(1)

朝廷又乱起来了，朝廷不乱，好像它就不是朝廷。宝应元年（762）二月，唐肃宗患病，四月，唐玄宗病死。肃宗因父皇的死病情加重，他宠爱的张皇后、宠信的李辅国趁机作乱。这两个人原系死党，眼看皇权悬空，私欲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急剧膨胀，必欲除掉死党而后快，大权独揽。皇后与太监斗，各下狠招。张皇后联络越王李系，准备对李辅国下手，岂料消息走漏，太监动作更快，带兵冲进肃宗寝宫，当着皇帝的面，拖出皇后及越王，将其处死。宫中的嫌疑犯，一口气全杀光，肃宗被吓死在龙床上，追玄宗去了。太子李豫战战兢兢走向那龙椅，是为唐代宗。

宫廷大地震，瞬间波及全国，影响无数人的命运。六月，严武调任京兆尹，兼管修建两个皇帝的陵寝。为皇帝建坟墓，可谓荣耀之至了，朝廷盛传，严武把这件大事干下来，就会当丞相。然而给皇帝修墓，也潜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严武年轻，欣然赴任。七月启程，杜甫送他，一直送到绵州，写诗说：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杜甫送走严武，自己却不能回成都了。成都府少尹徐知道发动兵变，把严武留下的官印抢走，自封府尹兼剑南节度使。少尹系副职，徐知道想正职想得发慌了，如同藩王想做皇帝，皇后想做皇太后。朝廷任命高适为成都新府尹，徐知道像个病毒似的发作了，他却不知道，念头一动死期到：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又被部将李忠厚杀死。这个取名忠厚的家伙，比徐知道更疯狂，杀戮成都百姓，血染长街。据杜甫描述，李忠厚有个嗜好，边看杀人边饮酒，谈笑风生。

八月下旬，高适平乱得胜，进入成都。

杜甫七月底住到梓州（四川三台县）去了。梓州李刺史请他去避乱，估计跟严武有关系。严武的好朋友，官员们都乐于接待。

李刺史调走了，章刺史继任，对杜甫也不错。杜甫一家人客居梓州。

十月，唐军与叛军在洛阳北郊决战，双方二十万人投入战斗，杀得天昏地暗。唐军胜，追杀穷寇，叛军败走范阳老巢，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吊死在河北滦县的树林中。安史之乱告结束，历时七年多。安禄山史思明，分别被安庆绪史朝义杀死，这四个人，都想做帝王，顾不得什么父子不父子，终于携手去见阎王。

大乱像飓风般刮过去了，留下了统计数字：唐帝国每十个人当中有七个消失了。

龙椅害人。

而拖着老婆孩子东奔西走躲避战火的杜甫，为我们留下伟大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后世学者对此诗赞不绝口。它能打动每一颗流浪的心。

可惜封建时代的学者们，几乎从不追问权力。杰出如司马光，写下洋洋数万字的“安禄山之乱”，却不能越过皇权展开强有力的思考。权力的本质未能得到揭示，悲剧就要重演。

读书人的话语空间萎缩到注六经、摇头晃脑念古文吟诗作赋。唐宋以后，诗歌的博大雄浑几近绝迹。诗与思不接轨，末路自会呈现。

杜甫为何喜若狂？因为他压抑得太久了。年过半百不算太老，青春作伴好还乡，想到还乡，他把十年前就挂在嘴边的老字扔掉了。一般认为青春作春光解，白日对春光更工稳。

学者指出，诗中连用六个地名，不觉得堆砌。此无他，盖因气韵贯穿所至。

杜甫还乡心切，可是严武又回到成都做府尹了，写信邀请他，令他左右为难。和妻子商量，决定还是去成都。

浣花溪畔的草堂，经战乱面目全非，杜甫回家动手收拾，全家忙了几天，严武派人相助。杜甫写“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情绪蛮好。他收拾庭院的时候还说：“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也许随口吟出，却被后人广泛引用。

《品中国文人》 杜甫(6)(2)

不过，老吃闲饭心里也不踏实，杜甫到严武手下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挣钱养家。“杜工部”的称号由此而来。由于严武向皇帝上表举荐，杜甫身佩御赐的绯鱼袋。按规矩，上班要佩带这东西，于是很多急于进身的年轻人看他不顺眼：这糟老头子神气个啥呀？

吐蕃军又作乱，一度攻陷长安，兵犯四川，严武忙于军事，杜甫却在他的政府里受尽窝囊气。仗打完了，严武回成都，杜甫提出辞职。严武同意了，让杜甫回草堂歇着。反正有他在，杜甫一家人的生活能维持下去。

没过多久，严武竟然暴病身亡。

三个月前，高适也病死了。包括房琯在内，三个能帮助杜甫的高官，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死去，对杜甫是个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一家人怎么活下去？国难到了头，家难无时休。草堂前一棵两百年的老楠树，居然被川西坝子上的风刮倒。秋风它得寸进尺，欺到房顶上，“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此间杜甫写诗，哀声不绝。他考虑迁徙，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老候鸟。

765年的五月，正是蓉城群芳吐艳的时节，杜甫一家人又出发了。

他打算坐船先到夔州（奉节附近），再向荆州。

船过眉州（今眉山市）、嘉州（今乐山市）、渝州（今重庆），孤舟千里，顺江而下，走了四个月。眉山乐山风光好，他多半滞留过，却没有留下一首诗，可见心情郁闷。他瞄准郁闷写诗，留给我们的是千古名篇《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首诗是杜甫的自画像。叹息的声音是巨大的，如明月掷入大江。古人针对这类大情绪发明了一个词，叫浩叹。

杜甫在夔州待了两年，没钱，走不动。他种地卖药糊口，全家总动员，能填饱肚子，只是不停地换地方，两年搬了五次家。大儿子宗文非常能干，养了六十多只乌鸡。杨氏种莴苣，却长出一地野苋菜。杜甫醉后骑马逞能，从白帝城驰下三峡之一的瞿塘峡，坠下马来，很多人上门探望，令他感动不已。

他写《负薪行》，描绘当地风俗：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杜甫缓得一口气，投入生活的热情立见高涨。

他在夔州写了四百多首诗，各种体裁都有。也许他自知年老体衰，下决心和死神赛跑。七言，五言，律诗，古体诗……他空前地锤炼诗歌形式，用不同的形式瞄准内心的节奏。他说：“老去渐于诗律细”，内心波涛汹涌，形式就是内容，呈现为大器浑成的状态。后世学杜诗者易得皮毛，是因为刻意将形式剥离开。没有足够的人生体验，单靠格律走诗途，如何走得畅通？

《品中国文人》 杜甫(6)(3)

杜甫的博大精深，是一生磨难所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此间佳作如云：《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壮游》……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古今独步，七言律诗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青沙白鸟飞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此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写于重阳节。渚：水泊中的小洲。落木：落叶。多病：杜甫此时患多种疾病，所以停酒了。他患糖尿病、肺病、风痹，牙齿半落，耳背眼花。据说写完此诗后，左耳完全失聪。他完成了自己的“命运交响曲”。

受苦受难如杜甫，古今中外艺术家，找不出第二个。荷尔德林疯掉了，兰波、策兰自杀了。杜甫活着。

真不忍心提他的疾病。

768年初，杜甫下决心说：“正月中旬，定出三峡！”

他把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四十亩果园送人了。

一家老小上船，顺江东下。送行的夔州朋友多达数十，有人还是刚认识的。杜甫默念：永别了，朋友们。

两行浊泪是悄悄抹去的。

千里江陵一日还……

杜甫投奔江陵的一个从弟，安顿家小。为生计跑官府，求个一官半职，可他太老了，没人理他。门都不让进。

宗文给他叔父杜观写信说，连糠菜粥都吃不上了。杜观不露面。本来说好在江陵汇合的。

英雄末路。杜甫写诗，念叨阮藉的名字。阮藉名言：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英雄不停地逃难。移居公安县，也是投奔朋友，但是公安治安太差，大白天抢人。杜甫再移衡州，即今之衡阳。

这匹老马识得路途。有趣的是，杜甫一生爱马。李白自比鲲鹏。鲲鹏扶摇上高天，瘦马艰难行大地。

登岳阳楼，颤抖的手写下中国人永远传诵的诗篇：

昔闻洞庭水，今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戒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浮：极言五百里洞庭湖气势宏伟，仿佛整个宇宙浮于其上。戎马关山北：唐军仍与吐蕃军激战于陇右、关山一带。

洞庭气势，尽在此诗。哗哗流淌的忧国泪，使“祖国”一词，矗立在后世中国人的心中。

衡州的故人韦之晋到潭州做刺史，杜甫又奔潭州（长沙），希望在他手下谋一份差事。两个儿子没工作呢。杨氏带着七八岁的小女儿到佛堂祈祷。

然而韦之晋忽然病死了。

杜甫仍未绝望：潭州有他的舅舅，有崇拜他的诗剑双绝的年轻人苏涣。诗人住下来了，忙着开荒种菜、种粮食、打听何处能采药。十几年颠沛流离，他很有经验了。战乱死了那么多人，他全家平安。清明节，偕同苏涣、宗文泛舟湖上，杜甫幽默地说：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他已经看不清花色了，五颜六色连成片，这也挺好。船在波中摇晃，仿佛置身云端。

过了一个月，潭州骤起兵乱，兵马使和刺史打起来了，全城百姓仓皇逃走，杜甫一家人卷入其中。

到衡州找到那条船，可能就是出三峡时坐的。船体还算坚固，几个月前托付衡州的朋友照看。老夫牵老妻，儿子扶小妹，上船等于回家，飘向耒阳县。偏遇七月大洪水，船停在小岛旁，离耒阳城四十里。县令曾得他一封书信，派人寻找他，送来几十斤牛肉和几坛美酒。杜甫已饿了五天，仅存的一点食物都分给儿女了。牛肉味道不正，管它呢，全家人欢天喜地，还围着酒坛子肉盘子跳舞。过了几天，耒阳县令又派人找他，却只见洪水不见船。县令闻讯大哭，在城北二里处垒起一座坟，纪念他爱戴的苦命诗人。

其实杜甫还没死。他的老船飘在湘江上。他还想回洛阳，走长安。但是腹中疼痛，吃什么拉什么，服药就像吃毒药，大汗不止，忽热忽冷。风痹严重，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咳嗽不止。江风怒号，船身剧烈摇晃，他伏枕写下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这个人，至死还牵挂亲友。更牵挂他的国家：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品中国文人》 杜甫(7)(1)

杜甫活了五九岁，却好像活了两百岁。他一生经历，几乎浓缩了个体生命所能经受的全部苦难。所幸他三十三岁前生活幸福，加上后来断断续续的好时光，总有两三年吧。他受苦受难二十余年。他是苦难的象征，令人联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享有诗圣的称号，他又是迎着苦难不低头的圣人。

没人懂得他的内心世界。所有的努力，只是靠近他而已。

唐朝那么多帝王，和他一比，份量都会减轻。他广大的慈悲，他永远的坚韧，他日月般闪耀的才华，使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1962年，他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隆重纪念。这使我想起近两年，雨果的生日，塞万提斯的生日，欧洲几百个城市纷纷举行各种活动缅怀伟人。而我们好像把杜甫忘了。希望在他一千三百年（2012）的诞辰日，全国都来纪念。

纪念杜甫，记住苦难。

冯至先生说得好，杜甫半生流离，却从未停止歌唱。我读杜诗的印象是：每到沉郁之处，就有一股力量令人昂起头来。这力量来自己孔子、屈原、司马迁……也来自广衺的大地，来自生机勃勃的山水、不屈不挠的民间。——毅然从军的老头，半夜离家的老妇，新婚送丈夫上前线的烈女子，都给了他力量。

伟大的诗人在大地之上……

想想他的那双脚吧，徒步不下十万里。

想想他的眼睛，投向多少村落，多少带血的城郭。

法国人爱戴雨果，是因为法国人懂得雨果。雨果写《悲惨世界》，写《巴黎圣母院》，写《海上劳工》，为劳苦大众呕心沥血。雨果八十岁生日，几百万巴黎市民从他窗下走过，向他致敬，为他祝福。法国人素质高，能充分理解他们的文化伟人，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遥不可及。单看影视剧，皇帝像走马灯似的，龙袍龙椅龙床，太监与后妃，圣旨和下跪……为商业利益而刺激某些本已淡化的民族心理。李白杜甫，我们看不到。

文学传记，同样令人忧虑：某知名出版社面向青少年推出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中外各十余本，洋洋大观。我有个爱看书的青年朋友却抱怨说，实在读不下去，宁愿无聊，宁愿睡觉！这事令我震惊。名人，伟人，被那些四平八稳的作家们处理成温吞水，鲜活的生命被装进条条框框，年复一年败坏读者胃口。传统文化名人，除了一张标签，就是一堆乏味的文字。我找来几本翻了翻，作者各有姓名，语言风格惊人相似，不可逆转地朝着平均化。

把传统带到当下，是个巨大课题。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杜甫的诗散佚大半，今存一千四多首。名篇近百，大都质朴无华。他生前名气不是很大，不如李白。他自己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他写诗苦，推敲字句、安顿典故、讲究格律。晚唐诗人贾岛孟郊学他的模样，为一个字斟酌半天，勤苦可嘉，佳句有限。杜甫的好诗有如喷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李杜诗篇，当时有争论的，持反对意见的还占了上风。诗人尚在世，人们宁贬不褒，倒是杜甫，对李白尽极赞美。杜甫这种赞美，也隐含了一个前提：李白的作品同样不为时人看好，李白名气大，主要来自他的三年供奉翰林生涯，以及举止、行动异常。稍后的韩愈针对这个才说：“李白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愚儿，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过了四十年，白居易动情地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杜甫领会了天意，为人间留下好诗。

白居易一生关注底层，显然受益于杜甫。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可能具有代表性：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一二也。”

《品中国文人》 杜甫(7)(2)

这话是说，意蕴贯穿方为好诗，贯不穿，便是乌合之众。

凡艺术创作，均在此列。

杜诗意境浑阔，他本人，像一台停在半空的巨型搅拌机，国难家难，连同他的天赐伟才都搅进去了。我读《北征》及《咏怀五百字》，这种感觉尤其突出。而形容这种感觉，还得用他的诗句：荡胸生层云；气蒸云梦泽……所谓大境界，今人当知晓，下点工夫是值得的。

《赠卫八处士》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写人世沧桑、朋友离合，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诗了。处士：未曾出仕的读书人。卫八是谁不详。参与商：二星名，此起彼入，永不相见。

人生许多经典情态，杜诗都有经典描绘。

所谓喜怒哀乐，杜甫胜人一筹，感受更为深切。所以他的生命的长度，堪比二百年。

单凭喜怒哀乐，尚不足以步入艺术的炽热地带。靠什么激活感受？靠读书。杜甫意识到这个，说：“群书万卷常暗涌。”

读书，越过了知识层面，方能“常暗涌”。求知只是第一步。读书的深层诉求是修炼，是丰富生命。今日之中国，阅读每况愈下，我们真是愧对杜甫，愧对一切先贤。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如果他的知识仅限于专业领域，拒绝人文修养，那他等于没文化。

生存的技能，思考生活的能力，二者不可偏废。

而一旦偏废，必将导至欲望、意志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全社会的健康成长。

杜甫“以事入诗”，诗中常带叙事，古代一些学者很不以为然，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杜诗切于事情，但不文尔。”文即文饰、文采。这话令人想到司马相如，相如就很有文采，他写辞赋，是写给帝王看的。学者呆在书斋里，却喜欢操官腔，以隐形的权力向艺术施压，模仿权贵指手划脚。这类人衍生千年，改头换面，花样百端，释放变异病毒的能量，比如眼下的“红包批评家”。好在群愚儿搅扰一时，搅不动长远。陶渊明、杜子美，一个冷落几百年，一个冷落几十年，可他们还是传下来了，剔尽权力、时尚等附加成分，好诗得以凸现自身。这是中国人的幸运：拥有一长串光辉的名字。

杜甫写羌村，写三吏三别，显然不考虑皇帝的趣味。忠君和艺术，有个分界线。所谓艺术家的良知，是说他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包括变形的感受。生活怎么来，他就怎么迎上去。在这个层面上思考，会发现“现实主义”显得有些空泛。杜甫是此时此地的，他是印象、感觉、追忆。称他写实派，不如称他印象派感觉派。他笔下的真实画面，逼真到了梦幻的地步：写出来的场景，总是通向更多的场景。所谓凝练，对生活高度概括，已然跨入抽象艺术的领域，杜甫的诗，是具象中见抽象。我读卡夫卡，读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有类似体验。举《石壕吏》为例，它通篇用白描，简单明白，却叫人读不够，原因何在？窃以为，它是浓缩了一场做不到尽头的大恶梦。

杜甫的诗又被称为诗史，晚唐孟棨说：“杜逢安禄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但杜诗首先是诗，其次方为史。诗是自足的，不必到别处寻找根据。如同思想是自足的，不必跑到思想之外去寻求根据。“思想就像一条鱼，人们却以它在岸上存活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它的价值”（海德格尔语）。何谓思想？不妨读读海氏——这位举世公认的、从德语来到汉语中的哲学大师。

伟大的诗篇，乃是思想的近邻。在杜诗中，我们闻到了思的气息，追问的气息。他活得执拗而坚决，诗与思天然接轨。

中国封建社会，缺的不是历史记录，而是照耀生活的思想之光。把杜诗当史书读，是扔了西瓜捡芝麻。

本文将要结束，但还想对当下的中国作家饶舌几句。社会处于转型期，贫富悬殊，下岗，失业，农民工苦，矿难频繁，村落破败家不像家……作家们的关注却远远不够，以至上海有两位学者感慨说：他们煞费苦心研究关注底层的作品，在文学界反响甚微。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心里不好受。写底层，写苦难，从来不是文学的惟一要务，但逼到眼皮子底下的事，扭头不看，真是于心何忍。温家宝总理为矿难死者掉眼泪，多少老百姓为之动容。

瞄准底层深入民间的作家如韩少功、张炜，文坛屈指可数。

张炜的《丑行或浪漫》，描写胶东农村苦命的流浪女刘蜜腊，激情一泻千里，叙事节奏跌宕起伏，感染力极强，是我三十年来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却无缘问津国内的文学大奖……

艺术不是别的，艺术就是深入，盯着看。杜甫一生盯着民间，从个体到民族，从眼前到天边。“盯”有两层意思，一是看得细，二是弄清对象的来龙去脉。

人的眼睛，不看这个，就会去看那个。有些人的眼睛专看名车豪宅，对贫穷的爹娘都看不见。看穷人影响生活情趣——有人这么坦言。我生活的城市，曾有个机关干部要求公交车司机把农民赶下车去。农民脏，身上有异味儿。

伟大的杜甫，您的在天之灵作何感想？

2007．2．17．眉山之忘言斋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1)

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

古代多战乱，不是汉人跟汉人打，就是汉族与游牧少数族打，百年兴旺的家族不多。几位贵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为厄运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场或背向官场，其“生存路数”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像孔子这样的人连年穿梭于列国，形如丧家之犬而大脑高速运行，想透了很多大问题。秦汉结束了诸子争鸣的局面，几百年间虽时有反弹，却朝着大一统：儒学一统天下。唐宋更以科举的形式将学问与俸禄直接挂钩。读书人，不能金榜题名就得回家种地。“耕读传家”，传了一千多年。这是中国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经入官场，往往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亶、李定，一个状元，一个才子，干缺德事却格外起劲；已经是小人之尤了，他还满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安插自家人。

不过，文学大师们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谁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气与浩然正气是连通的。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阿谀奉承只能写出令权贵开颜的文章，譬如汉赋。战国时期，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作派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

司马迁抵抗皇权，司马相如依附皇权，这两条线由两位司马作了开端，长长地延续下来。论数量相如式的人物为多。然而文豪们都排在了屈原司马迁的身后，为什么？因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虚情假意浮夸拍马只能得意于一时。谁想去读那些个扭曲人性的拍马文字呢？除非他想学拍马。皇帝和歌颂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这类拍马文字多得数不清呢，却被历史轻轻的一巴掌拍进永远的黑暗深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这一声喊，喊出了无数心声。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来是有毛病的，杜甫对此感慨说：“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马行空，却又生活在地上，于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张力。李白的诗歌艺术受益于这个张力区。犹如冷暖气流相遇，生风生雨生雷电。

李白为人有毛病，称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鲁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国。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杨国忠这一类弄权高手，马上就斜视、就对立了。他在翰林院这种地方狂饮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刘伶阮藉，虽烂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苏轼称赞他：“戏万乘如僚友，视同侪如草芥。”魏万颂扬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尝低颜色。”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2)

盛唐中唐的翰林学士，多少人学会了进身术钻营术晋升为宰辅之臣。李白在这个位置上一待三年，却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终于被玄宗打发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经很强大了，奔向皇权又越过皇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随身携带了两件宝贝：一是儒家的为政理想，二是鲜明的个性。

在深谙儒学的文人眼中，皇权至尊，但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有两样东西制约着皇帝：天意和尧舜时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对皇帝念叨天意、尧舜，像念紧箍咒似的，皇帝很头疼，却还不敢反驳：反天意反尧舜那还得了，还要不要国运、还坐不坐龙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个左拾遗，区区八品官，却不按唐肃宗的意图行事，论救房琯，从此失意。失意的杜甫还写诗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文人坚持原则，文人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国为美政，于是披头散发行走在荆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沦陷之后他纵身跳进了汩罗河。两千余年古代史，这是最伟大的自杀，将生命与美政、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来。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洁精神，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杰出的文人，脑子里除了装着尧舜、孔孟、老庄，还装着屈子。而自从孟子被奉为“亚圣”之后，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宝，一有机会就要亮给君王看。

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谋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九死蛮荒吾不恨”，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须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苏东坡师从欧阳修，欧阳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紧紧地盯着杜甫……长江后浪追逐着前浪。这就是所谓文化传承、价值观传承、生活意义的传承。

“品中国文人”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自动涌到我的笔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链，文化基因图谱；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蕴层，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写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读者的默认。

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大致稳定的“价值的天空”，覆盖着巍巍朝堂和穷乡僻壤。孔庙无处不在。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唤起深思。解构这块价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毁这片天空却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人是离开了“意义”就会活得很艰难的一种生物。“意义”如同虫子的触须，一旦拔掉就会四处乱转，“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价值观的固化和虚无化都会导致灾难。西哲如狄尔泰、卡西尔、马科思.韦伯等早已证明，生活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维系的。自然科学追求实证，而文化谋求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意义。文化高于个体生存。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块价值的天空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但是对苏轼或欧阳修这样的文化精英来说，这块天空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文化精英们有良好的文化直觉。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3)

归根结底，所谓文化，就是让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让有效的价值普适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于语言的抽象。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大师往往是生活意义的大师。

孔子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这里的“文”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

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与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诗圣”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的，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不变”？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论”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骤行新法”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性不忍事”，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

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测量的影响。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人治”有关。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4)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利”与小人相连，将“义”和君子相连。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窃以为，《论语》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至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孔子轻视女人，设男女之大防，影响恶劣而深远。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显贵的老婆也很难留下她们的姓名。直到曹雪芹，才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的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老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凭老先生怎么强为之辨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的。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苏东坡则发出感慨：“处贫贱易，安富贵难。”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缩手缩脚，一抬脚他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看来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

中国的国粹鱼龙混杂……

古代社会，对功利的严加防范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这使中国人步入现代社会举步维艰。对欲望的持续高压使欲望扭曲变形，病态的人，病态的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过历史有惯性的。曾几何时，我们经历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狠批私字一闪念，农民卖几根葱子蒜苗都要东张西望、担心市管会。及至国门洞开，经济高速运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良莠不分的洋观念也蜂拥而来，令人一时难辨好坏。受到压抑的欲望在短期内强势反弹，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胀开来，又形成新的遮蔽：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胁。更有甚者：连工具理性都避退三舍，让位给非理性的欲望之舞。

欲望的收缩与膨胀，看来都不是好事。

我怀疑“现代”这样的字眼，在其他国家的使用频率不是这么高的。“现代”的呼声分贝太高，“传统”会郁闷的。老嚷现代者，给人的印象是生怕传统拖了他的后腿，必欲弃之而不顾。走极端的家伙，则把数典忘祖当时髦……

现代与传统不应该呈现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撑着这种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性的高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欢呼。

综合上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谓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识形态和普适价值。从屈原到梁启操，文人侍读、做太傅、修国史、变法度，形成蔚为大观的传统。历代高士、谋士、名相、名臣，都具备很好的人文素养。像张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端融合；像诸葛亮，贯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诸子智慧，游刃于异质性的境域，诸学皆明亮：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余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学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趋利，要么摆出大拒绝的姿态固守着象牙之塔。这趋利与拒绝，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当下的变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乱来怪叫，后者则可能趋于自说自话，让骄傲变成骄傲本身，失去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宝贵的张力区。丰富的内心总是指向世界的。所谓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流于孤芳自赏孤掌难鸣。

三是古代文人的奔官场情形比较复杂，文人有趋炎附势；有清高，有脆弱：碰上小人庸人他就生气了?闷了，转身走掉，置事业于不顾。文人敏感，浪漫，情趣多，反正他有的是去处。官场污浊他就奔田园，人事混乱他就做隐士。所谓至情至性者，也常常是脆弱者，像欧阳修的易受伤，王安石的狷介不容人。文人活向真善美，活向政治理想主义，既创丰功伟绩，又构筑了“清高”这一道有着自保意味的心理防线，这两方面的遗产都有待清理。清高，脆弱，发牢骚，撂挑子，耍嘴皮子……都有历史惯性。

而历代文人感天动地的，是他那担当天下的超越性：超越他所属的强势阶层，把深度关切的目光投向苦难苍生。例子很多，值得专题研究。杰出文人都是百折不挠的血性汉子，不拿信念、原则与个性去做交易，他们是照出政客、小人、市侩嘴脸的明镜。文人失意有前提。“失意文人”这个流传甚广的词组须重新考察。杰出文人的失意，倒是直接导至了生存境域的敞开、生命的强化、美感的横呈。古代许多文人，如果他稍稍向君王或权贵让步他就会得意的。然而他倔，流放、受刑、连累家族乃至身首异处血溅七尺，他不改其志。失意文人不失信念。历史的长河中这是非常宝贵的品格。而古今官场，人文修养的缺席是不可想象的：龌龊之风将畅行无阻。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2)(1)

在审美的领域，古代文人的贡献怎么说都不过分。而这个“怎么说”尚待深入和细化。在文化、文明大碰撞的世界性的格局中，我们的审美传统需要再回首、再掂量。本文仅限于谈一点感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思，是民间的男女之思。孔子这个著名短语，为民间的东西定了调。后世文人几乎都向民间借力，汲取民间的各类精华。屈原未必尊孔，可他的作品与荆楚大地息息相通，同样对文人有多重指引。孔子，老子，庄子，屈子，以“文”的方式化育着后世文人，滔滔源头流向南北东西，绘出华夏的人文地理。

这个人文地理，具有特殊性、唯一性。

汉字汉语多歧义，有弹性，“内存”难以测量，更能诉诸审美直觉。逻辑性思维的不够发达，倒给审美直觉腾出了空间。

不过到了近现代，尤其到当代，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也比较发达了。这表明：在汉语中长大的人也能学好数理化，能搞科研经济。汉语一度自卑、受指责，为时仅有几十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现在汉语的抬头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的汉语热不消细说。

汉语中所蕴涵的价值观正以各种方式输出国门去，价值观的“贸易逆差”可望扭转。

汉语艺术，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

屈原不能为楚国效力，生命力就转向语言艺术，行吟诗人，苦吟诗人，至死和语言艺术同在。杜甫半生苦难，颠沛流离，却几乎每天写诗，牢牢栖身于汉语艺术。苏轼出川，陆游入川，舟车长驱几千里，也几乎每天写诗。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为了减压、放下生命的重荷吗？

写作的源始冲动中有减压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却显然是为生命增光添色。

艺术使人洞察人生。艺术把生存诸环节、人生各情态展示出来，为一切情绪赋形，为生存之境域、生活之境界赋形。

古今中外艺术家的本源性冲动高度一致。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杜甫的长诗《北征》中这开头几句，一来就摄人心魄。苍茫问家室，它带出的境界雄浑壮阔，不让陕地之黄土高原，什么画笔能描绘、什么仪器能精确测量呢？画笔或镜头庶几能表现出几分神韵，仪器却派不上任何用场。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这是自况。他又描绘李白：“落笔惊风雨，下笔泣鬼神。”

宋人形容东坡的诗词：“如天风海雨逼人。”形容柳永则是：“二八娇娘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李煜的爱、恨、哀、愁，柳永的羁旅情愁，李清照的轻愁浓愁……相同的愁字，不同的微妙赋形，带出各自的命运特征。而这些都是人类的的基础情绪，汉语诗人们为它们永久赋形，散发着强烈的华夏文明的气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二月春风似剪刀。”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2)(2)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欲將西湖比西子，淡汝浓抹总相宜。”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剗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林冲雪夜上梁山。”

“意绵绵整日玉生香。”

“飒爽英姿五尺枪，暑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嗬，真是美得！

我不过是随手举例。苍海一粟而已。

老外们咋能不学汉语？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这些妙语妙境。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美是精雕细琢。美是展示最微妙的人生情态的差异。差异的持存带动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审美的强度，就是生命的、生存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文人越是到了穷途末路，越能“诗穷而后工。”生存的落差，往往导至生命力的强劲反弹。读鲁迅我们悟出：漂亮而坚硬的钻石般的文字乃是长期受力的结晶。

古代大文人，几乎全是生存落差的产物。“落差”是在文人返身打量落差的时候显现为落差的。而打量意味着：持久而深入地看，看人事，看自然，看鬼神。“落差”是看出来的。

深入地看，于是有了超越性，有了向上的生命形态。而深入的前提是能够深入，这里修身是关键：修道德之身，修审美之身，修悲悯之身。以白居易为例：他在京城做着高官，却能学杜甫细看普天下的受苦人，不惜得罪那么多的权贵，写出直接干政的《新乐府》、《秦中吟》。他投向那风雪中又冷又脏的卖炭翁的目光是多么深入。

当古代文人写出他们的生命体验的时候，这体验就通向了任何人，将生命的强度带给任何人。而杰出艺术的获得有个前提：活得投入。活得投入的人才“有”生存之落差。陆游对唐琬长达六十年的怀念堪称范例。深切的怀念源自深度生存。

古今人杰，没有一个是浅表性生存、活得嘻皮笑脸的。

顺便提一句：眼下具有病毒特征的、嚷着要“娱乐天下”的浅表性生存快餐式生存，正迅速消耗着自身。我们日后要做的，只是跟踪残余病毒的转移。这情形如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趋于式微，“新历史主义”登场。

康德说：“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看见一朵花一片云，人就会高兴。这高兴与生计无关，与功利无关。“清风明月不用买。”

传向千万年的艺术精品，均与功利无关。

唐诗之盛和唐朝的以诗取士是有关系的，宋词之盛与宋朝的文人主政也有关系。但不能说李杜苏辛写诗词是为了取悦君王。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至少从《诗经》就开始了，经由楚辞、司马迁、两汉乐府、魏晋风骨而自成浩浩江河，“流”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惊涛拍岸三千年。虽有拍马文字扰乱视听，却不足以撼动江河。即使是李杜写给权贵的那些“干谒诗”，谁在欣赏或模仿呢？

文学艺术的自主，就是审美的自主。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2)(3)

杰出的艺术，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时尚寻求本质性的依据。中国古代文人，当他失意的时候他就得意了：得人性之意，得审美之意，得天地造化之意。

“文章憎命达。”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曹氏家族不败，我们是读不到《红楼梦》的。

为什么生存的落差会产生经典的作品呢？简单说来，可能是落差导至无穷的思索与激烈的感慨，强者在逆境中变得更为强大，理性感性野性，强力推进瞬间喷发，有如原子的裂变。曹雪芹那不可思议的感受力、感知力是在十几年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的。曹雪芹在书写中成为曹雪芹，重现了时光，重构了时光。红楼残稿吸引了多少续作者，而续作均以失败告终。这大约是上帝抛给人世的一个隐喻吧？

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曹雪芹是强悍者，惠及弱小者：《红楼梦》中的吃和用，也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精神记忆。而他究竟是如何重返、重现、重构时光的？至今无人能“解味”。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形式的规律就是毫无规律，她像自然界一样拒绝向人类知性给出她的本质。

“在自然背向技术之处，恰好隐藏着自然的本质。”

也许，在艺术背向意志之处，恰好隐藏着艺术的本质。

而艺术和自然的本质就好比宇宙中的黑洞，只能靠环绕着黑洞的物质加以推测。黑洞本身不能观察。

对人类的顶级艺术，我们只能抱着虔诚。当我们向杜甫、雨果、海明威或曹雪芹致敬的时候，会发现：这敬意无边无际，怎么“致”都不为过。于是我们说：哦，这便是虔诚了。

中国古代文人，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三皇五帝早就没了，唐宋帝国也灰飞烟灭，而传统文化的甘露始终是甘露。今日谁能说：他比天仙李白、比地仙苏轼活得更精彩更丰富呢？

文豪们屹立天地间……

审美艺术强化着感受力，提升着感知力。二者汇成思之力，使生命冲动朝着更高更强。前后《赤壁赋》是很典型的：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问宇宙，问山水，问历史，问生死，问有限与无限……无穷的追问，问出千古名篇。这也是英国大诗人艾略特所讲的“思想知觉化”。

艺术是生命冲动的表达，这表达又强化生命冲动。冲动无休止，艺术无止境。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

这话是说：艺术激发人感受生命的能力。不过兴奋剂也可能变成麻醉剂，所以海德格尔决定性地往前跨了一步，在惊动全球几十年的《艺术品的本源》中说：艺术是将真理设入自身。

思与诗天然接轨。艺术是对生命、生存的终极追问。

所有的艺术形式，本质上都是诗。

“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审美不是生命的点缀，审美是生命本身。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才得以理解：为什么人是穷到极点也要美的。安徒生笔下那个划火柴的忧伤的小女孩儿，用一根火柴照亮了全人类的童话世界。而喜儿手上的那根红头绳，其审美价值、带给穷家女儿的愉悦感，显然大于豪车带给某些靓女的“短暂开心”，靓女她得了豪车转眼就索要豪宅，她被“贪得无厌”这类生存情态锁定，锁死，因物化而固化，因算计型思维的滥用而反被这种思维所算计，她等于自寻晦气，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可逆转地降到动物的水平上，生活质量也就无从谈起。“豪车靓女”的生存论阐释，大约是这样吧。

我们重温康德名言：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2)(4)

顺便提一句，上海茅惠芳女士演绎的舞剧《白毛女》，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音乐般的雪花，那雪花般的音乐，那纯美的注视，那忧伤，那愤怒，那深山的孤苦，那浸透了人类的“基础情绪”——爱恨情仇——的激情舞蹈……美得叫人欲说还休。

如果美是精雕细琢的话，那么美就是“慢”的产物。慢工出细活。量化无佳作。佳作有如佳人，可遇而不可求。艺术创作的领域，强化意志是要扼杀感觉的。

我估计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也不敢说：明天写它两首好诗……

速度原本是个中性词，眼下在时间的层面上趋于贬义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呼：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三五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约而同的“心理时间”呢？我想了很久才悟出：是因为生活的快速运行丢失了细节，丢失了过程。算计型思维将生活分割成几大块，一刀切下，一眼看穿，粗暴抹去生活中极珍贵的模糊边界，令时间加速，使生命缩短。人陷入刺激与无聊的恶性循环，却看不见这个循环；单凭一己之力他也无法改变这个循环。生活的缓慢感是由生活的丰富性来决定的，反之亦然。韵味儿这种东西，严格排斥心浮气躁。

活向刺激就是活向空虚，这是铁律。

缓慢才“生长”丰富性；无欲方呈现多姿多彩的“欲之舞”。

举童年为例，我们这代人的小时候是很丰富的，戏耍的花样无穷无尽，事物都具有“上手性”，细节无限多。童年少年因之而缓慢，好像过不完。不希望长大的孩子才是孩子，他有自足的孩子们的感觉世界、游戏世界。哪有什么提前敏感的钱、权、欲！哪有山一般沉重的书包，哪有章鱼（乌贼）似的吸空灵魂的网瘾：一颗颗小圆头被钉在了方形的显示屏前。

生活的虚拟化乃是生命的虚无化。

电子游戏的画面会互相抵消，会导致失忆：不复有鲜活的童年呈现于中年暮年。它的平均化又抹掉个性差异，催生千人一面。电子游戏最终所抵消的，是生活中千差万别的敏感性。它的根据维系在小小的“瘾头”上。瘾头是吸走生命的瘾头，它的扩张就是生命的收缩。

仔细回想一下，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正常的小孩儿能同时敏感多少活生生的东西啊，意绪、印象、感觉，几千种是保守数字。当时也没人去数，去愚蠢，去消灭事物的“上手性”，去粗暴拆除日常生活的模糊边界。

物种的多样化，人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决定性的字眼是“慢”，而不是快。

民间艺术，精英文化，生活意蕴，都是缓慢成形的，犹如自然界的所有奇观。我们不能只见光速之快而忽视宇宙演变之慢。人类蹦蹦跳跳，也许上帝常发笑呢。

快与慢的辩证法，我们应当学着思考。

中国的审美传统乃是几千年点点滴滴积聚而成，她的价值是恒定的，永载教科书。现当代社会的一大功绩，是让这些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东西集中亮相。下一步，则是让珍贵本身“显现”出她的珍贵，她的骄傲与荣光；显现出她对中国人的当下与未来的审美指引。

这个指引，是朝着传统与现代的缓冲地带，并最终消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割。传统在当下，赢得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成为传统的契机。

上述种种，或可归纳几条。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2)(5)

一是：审美的高度即生命的高度。审美观照就是生存观照。古代文人，与其说他们是先有生命体验然后才去谋求表达，不如说他们是在表达中抵达了生命体验。比如李煜，如果他不写那些词，他是没有相应的生命体验的。体验之为体验，有两个运动方向：强化和细化生命的感觉。类似李煜的遭遇的君王，像陈叔宝、孟昶、宋徽宗，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李煜，就因为他们不能抵达李煜的生命体验。而李煜的“抵达”的唯一途径，乃是杰出的汉语艺术。相似的遭遇，迥异的体验。没有汉语艺术对生命-生存运动的高度提纯，就没有李煜的具有唯一性的生命体验。“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没人来，但是词句向李煜蜂拥时，生命之体验来了。体验具有“上手性”，遭遇则是“现成在手”。狗之将屠也哀嚎，却嚎不出“亡国之君哀以思”。杜甫李白李清照曹雪芹，谁不是这样呢？海德格尔让欧美思想界为之折服的短语：“生存达乎语言”，也许包涵了这层意思。中国古代文人，在生存中达乎汉语。语言高于生存。或者说，生存是在语言的弹性框架内展开着的生存。这个现象学式的颠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回到事物本身”成为可能，使语言艺术与生命体验的二元分割有望消弥。

曹雪芹的生命体验，是经由《红楼梦》来抵达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辛苦的人多的是，为何曹雪芹的辛苦不寻常？因为他把他笔下的每个汉字都变成了血滴。不写《红楼梦》，哪有相应的生命体验？没有曹公持续而深入的回望，哪有那些多层次的、质感如此之强的红楼生活场景？而回望是在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才得以展开。

中国人是汉语思维者的同义语。

窃以为，世界性的“现象学运动”将在汉语中觅得一块理想的基地。

二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审美传统，对应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态，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生活方式的形成，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类似自然界的连续性。切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可能的，人类自断根系等于自掘坟墓。欲摧毁传统者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或不无价值，或纯属胡闹。社会形态变了，价值体系却会传承，审美传统会穿越所有的社会形态。古代文人将生存各环节、各情态淋漓尽致展示出来，深入我们的民族集体潜意识，影响知性与感性。而清理这个潜意识的巨大工程尚未全面开工。为什么孔子庄子屈子唐宋诗词让我们感到如此亲切？这样的课题有待展开。苏东坡若能沿时光隧道出现在杭州或北京的街头，肯定会受到万民鼓掌欢呼的，他就像所有人的亲人。这究竟是咋回事儿呢？李白李煜在互联网上的相关词条有几百万……

三是：中国历代文人提升了民族的感知能力，为各种微妙的场景、情绪、情感赋形，为“看不见”的人生气象、精神境界赋形。其抵达的广度与深度，肯定是世界第一。哪个小山村没有几个读书人呢？东坡贬海南办起了学校，海南就破天荒出了进士姜唐佐……如今，凡是在汉语中长大的人，无论他走到南极北极，辨认另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容易的：一说水浒红楼三国西游，很快就心意相通笑逐颜开了。汉语艺术拢集着炎黄子孙。由此可见，从屈原到鲁迅的数以百计的杰出文人，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丰功伟绩，给我们留下了不可测量的阐释空间。

末一层，是审美艺术的非功利性。古人写诗文，主要是表达、提纯体验，使生存朝着更高，使生命朝着更强更丰富。如果艺术有一点规律的话，这可能就是规律。写诗不是冲着官场的，毋宁说，诗人写好诗反而有碍他的仕进。诗意自足，文学自律。自足与自律是慢慢形成的，根深导至叶茂，两千年强劲伸展。司马迁写《史记》，是背着汉武帝干的。陶渊明写给谁看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江西乡下的一群素心人，年复一年乐此不疲。非功利才有艺术精品，再如曹雪芹，写作使他全家受穷。支撑着曹公的，是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审美冲动。词语的运行就是生命冲动。

审美也包括审丑。既然是“审美观照”，就得观照世间万物。

生存的巨大落差，反而使文豪们赢得审美之境。

近现代西方的科技进步，也是非功利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只对他的研究对象感兴趣，他要穷尽这对象，仅此而已。他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实验室跑出去乱转、脑子里塞满功利。这个有利于基础研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生活，感觉层面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陈嘉映先生近年的随笔集，书名叫《从感觉开始》。这里边饶有深意。现代人逻辑思维发达了，一个明显的结果却是：生活趋于概念化，世界趋于图像化（图像不是指影像），“可感”成了问题。从概念返回感觉的原发地带是艰难的。这里有双重遗忘：对感觉丰富性的遗忘，和对这种遗忘本身的遗忘。

老实说，局面不容乐观。

功利是意志层面的东西，而意志又有封杀感觉的功能。意志再变成强力意志、求意志的意志，感觉就会呈现一片萧条。为什么这些年重拍的几十种影视经典全都比原作差了一大截呢？凭借这个极端例子恰好可以展开我们的追问：对文化产业化的追问。

而古今的优秀作品都是能够激活感觉的。古人的作品，由于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倒比当下的许多作品更能抵达今天，直指明天。唐诗宋词能传一万年吗？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能传一万年？能传一万年的“这种感觉”究竟有哪些原发之物？

从感觉开始的一个有效渠道是：从好作品开始，慢慢找回感觉的丰富性。仅凭一位李太白，那里有多少不可测量的伟大感觉啊。

感觉的丰富性永远是生活的丰富性的前提。

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该是找回感觉的世纪吧。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1)

文人与自然的话题，不可能是个轻松的话题。

包括老庄在内的古代文人，无一例外是要赞美自然的。古人画山，山大人小，往往小到看不见；画鸟兽鱼虫，不见人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初度月黄昏。”诗中只有情绪，人是不露面的。人在不露中“露”着，露出他的谦逊，他的虔诚。诗人从来就不是“面对自然”，他在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一个谦卑的成员。他赞美鲜花，赞美一条鱼的游动、一湾水的流走，并由此生发出许许多多。“花退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东坡这个名篇，眼下有些人偏往性的方向读，一味猜想青杏小与王朝云的性瓜葛，是颇能代表一部分人的阅读心态的。

欲望太盛时，诗意要溜走。

花退残红、燕子飞、绿水人家绕，是“落实”到王朝云青杏般的小乳房么？如此解读东坡，哪里还有东坡。那些个扫来扫去的欲望之眼，看见的男人全是西门庆。

我写曹雪芹的时候有个担心：担心大学校园里的一些读者，可能难以分辨贾宝玉和西门庆的巨大差异。金钱观念入侵校园，欲望逻辑劫杀美感。贾宝玉的眼睛是丰富的，是审美之眼悲悯之眼愤怒之眼追问之眼，西门庆的眼睛则是标准的动物眼。动物是没有“环境”和境界的，它的环境只不过是身体的延伸。审美的广阔境域，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一条狗它能欣赏大观园里的群芳诸艳吗？

审美之眼是说：放出去的目光呈辐射状，多层次，多角度，深入而又细腻，有如春风吹拂，有如夏云峥嵘，有如秋高气爽，有如冬阳普照……

这样的眼睛当然是修炼而成。

曹雪芹对“鲜花之为鲜花”是十分敏感的，梅花、菊花、梨花、荷花、牡丹花、芙蓉花、海棠花……“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海棠诗社，菊花诗社，曹公笔下好诗如潮。“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以清爽女儿的口吻写诗，曹雪芹是能够独步古今的。以美好女性的纷呈对应百花争艳，曹公做到了极致。于是才有花的凋零，才有女孩子的辛酸泪，才有命运的悲凉悲怆的曲线……

自然与人事，在曹雪芹的眼中是高度融合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不清这是鲜花的感受还是林黛玉的感受，能说的是：二者俱贴切。

将人事化入自然的无限律动，中国古代的文人独步全球。

中国文人激活了中国山水，例子俯拾即是。李白的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甚至激活了月球上的环形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李白的名字为环形山命名。西方大诗人无此殊荣。关于月亮，李白造词之多也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地球是个生命体的话，那么月亮也是有生命的。只是地球月亮的“生命形态”，无限高于人类的理解力。人类是进化过程中的人类，不可能具备“终极理解力”。茫茫宇宙之中，连地球、连太阳系都是沧海一粟，何况是人类。人类既伟大又渺小。人类的伟大除了一系列的创造之外，还在于：他是既知伟大又懂得渺小，懂得人类在宇宙中永远的微不足道。

对人类文明来说，月亮首先是月亮，然后才是月球。而后者的亘古荒凉的月貌倒指向宇宙的无穷神秘。美国有个宇航员，回到地球上就做了传教士。众所周知，霍金先生对宇宙大爆炸之后的匀称布局感到无比惊讶，他是倾向于相信上帝的。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2)

人类已经为“宇宙式的傲慢”付出了沉重代价：灾难性气候频发，地球对栖息在她身上的这个物种越来越“不耐烦”了。

而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的审美姿态，则越来越成为普适性价值。审美姿态是说：人并未将自然处理成可支配的对象，不将自然视为“存货”。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意味着：人不欺天，天不狂怒。天是几十亿年的那个天，人是几千年走过来的这个人，天人合一，天在上人在下，天为尊人为卑。人干蠢事儿，老天爷要惩罚的。

“自然”一词深藏着祖先智慧：是她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是河流的天然弯曲使河流成为河流……自然有生命，这生命的法则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她不能被支配，被掌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诗人的惊奇，诗人的意之所向，是永恒的自然之谜和时间之谜。并且，通过这一决定性的惊奇和意之所向，使人融入到自然与时间之中。惊奇的抛出与反弹是永恒的，如若不然，我们今天是领悟不到李白的惊奇的。

现象学的研究表明：对象之所是，取决于投向对象的目光。

古代文人投向自然的目光乃是谦卑的目光。他被神性与诗意所包裹，他对宇宙万物及其美妙循环保持着他的“源始惊奇”。他倾听，他环绕，他漫步，他打量，他欣赏，他惊叹。

然后他书写，为自然的千姿百态命名。如同他为人事心境之万千曲折命名。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诗意不消耗能源。诗意是用之不竭的精神能源。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在汉语中抵达了他和湘夫人的邂逅。他与荆楚大地之神灵同在。我们阅读屈原，亦与神灵同在。

诗人是自然的温柔情人，不会去算计她、粗暴地掠夺她。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细腻的描绘，雄浑的气象，诗心乃是自然律动的同义语。这里没有主观的感受，细腻或雄浑也不是客观的东西。书写者与他的书写之物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对象化思维，没有主客观对立。

“意识总是某物的意识…”

胡塞尔晚年致力于“生活世界”的研究，海德格尔力倡“诗意栖居”，旨在扭转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对人类的严重伤害。西哲们的强劲之思，与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照是相通的。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改变自然是愚蠢的、危险的。

希望经济的全球化不要惹发灾难的全球化……

近日看央视国际新闻，美国某地的气温竟然在几个小时内狂降二十八摄氏度。气候要杀人。英国的科学家们向来是很关注气候变化的，他们都晕头转向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可以确定的是自然的报复，难以确定是自然报复的方式、规模和速度。

今年中国南方的大雪灾令人费思量。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3)

我熟悉的川西坝子，曾经是河流清澈繁星满天四季分明，眼下河也枯了水也脏了，星星也不大看得见了，隆冬就像阳春，苍蝇蚊子乱飞……有时候想念一条儿时的“丁冬”小溪，想得心疼。而城里的许多人年复一年变着花样打牌吃饭，谁在仰望天空、俯察大地？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一千年前的苏轼是这么描绘的。

我们崇拜着苏轼，苏轼崇拜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是中国的头号乡村诗人，他带头激活了中国的乡村之美，杜甫、王维、苏轼、陆游、杨万里、江白石、辛弃疾…都是追随他的。千百年来的中国田园之美，五柳先生居头功。

是他向我们随意指点：房前屋后皆风景，一草一木也关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心有多远？

心之远在切近，在周遭：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是将人事的曲折化入自然的典范。真，善，美，三位一体，纵情扑向自然的怀抱。

什么“隐逸诗人之宗”，真是奇谈！

唐宋诗人这么追随他：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问君为何居此山，笑而不答身自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的乡村布局就是审美布局。

而乡村之为乡村，乃是城市的参照。

乡野，乡土，乡村，这些简单的汉语词汇向我们诉说着多少美妙。我们多姿多彩的审美传统，穿越时光抵达今天，紧紧环绕着、包裹着这个“慧核”。城市有许多美好，创造着财富和荣耀，却也制造欲望与无聊的大面积循环。城市制造欲望，乡野消解欲望。英国的乡村、法国的乡村、德国的乡村、俄罗斯的乡村……欧洲的城乡格局真令人心动。

这心动源于我们固有的审美内核：乡野。

伟大的五柳先生，深深懂得动植物的“朦胧的欣悦”：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辛弃疾则感叹：“一丘一壑亦风流。”

小路、田埂、拱桥、竹篱、野花、飞鸟、黄昏、夕阳、云彩、月亮、星星、炊烟、麦苗、稻浪、山峦、平原、草场、溪流、湖光、雨滴、雾霭、瑞雪、蛙声、鸡鸣、犬吠、人喧……

哦，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嗡嗡嗡”的油菜花……

所幸这些汉语中的美词，尚未退出我们的视野。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4)

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显然不是为了消灭这些美词。

早在若干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强烈呼吁：乡土中国应当成为城市中国的参照！

中国的乡村不仅意味着十八亿亩耕地，她更是一个巨大的审美符号，民风民俗的符号。她以其自然辉映城市，以其朴拙挑剔城市，以其广阔的酥胸包容城市。

城市与乡野，相异而相融。

曾几何时相异凸显，城市对乡野翻着白眼斜眼。现在是到了再度融合的时候了，彼此青睐，城乡共荣：指向高空的钢筋水泥向辽阔而松软的、生机勃勃的大地致敬。

每一个长居都市的中国人都有类似体验：城里楼里待烦了，乡下走一遭，瞧瞧风是怎么吹的，草是怎么绿的，山峦是怎么起伏的，麦浪是如何翻滚的，乡亲是如何串门的……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乡野之朴拙收缩欲望之膨胀。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一节就不用归纳了吧。

下面是本文的结束语。

古代文人有品读前辈的传统，历朝历代，闪烁着真知灼见。有三言两语的，有长篇大论的。从孔子删诗、王逸注《楚辞》，到《汉书.艺文志》，到《文选》、《诗品》、《文心雕龙》、《避暑录话》、《苕溪渔隐丛话》、《香山诗话》、《六一诗话》、《东坡志林》、《容斋随笔》、《人间词话》……曹雪芹有《废艺斋存稿》，可惜已不存，而《红楼梦》中有黛玉湘云宝钗的精彩诗论。现当代的诗论、文论则更多更广泛更系统。可见品读文化先贤是延续华夏文脉的方式之一。

笔者品读起于屈原迄于鲁迅的十八位文豪级的先贤，内心始终惴惴不安。

我能直接瞄准中国文人的生命冲动么？能提取他们的生命精华么？能把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带到当下么？

而带到当下的前提是要辨认当下。

不知今焉知古？

文化先贤们挺有意思，一个个活得十分带劲。他们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生存向度值得研究。而用理性思维去把握生命冲动往往不得要领。也许非得动用直觉不可。直觉是理性感性未曾分割的混成态，具有原初性。直觉这东西难以捉摸，似乎只在它的投射之物中才显现出来。犹如运动员的敏捷身手，离开运动场则不能展示。静态的指标只能作参考。

人文领域，不宜作静态分析。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数学认识具有精确性之特征，而这种精确性并不就是严格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之观念相抵牾。”

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尚待我们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决不能向精神科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提这样的粗暴要求将导致精神科学的萎缩。

我有一些朋友常发疑问：为何活得那么精彩的那么多古人，到了课堂上就干瘪乏味了呢？历史课，语文课，乏味太多。

课堂上的模式化标准化，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条条框框。

写古代人物，如果没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或生命冲动，是要碰上故纸堆的。故纸堆它就像迷魂阵……

欧美的传记类作品是非常迷人的，几百年兴盛，为文化的传播、为文明的连续性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

我们尚须努力。汉语艺术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家园，这家园中的宝物尚须清点。

冷静思考。热烈洞见。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1)(5)

华夏文明的进程中，也许“哲学”这棵万树之树长得不够根深叶茂，未能繁衍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可能是由汉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许汉语更能诉诸直觉。也许汉语更能诉诸审美直觉。

孔孟之道统摄古代社会近两千年，而道统的阐释者传播者实践者都是广义上的文人。儒学史学文学老庄之学，以及稍后的佛学，常常在一个文人的身上融为一体。文人之所谓修身，是集合了诸多元素的向上运动。儒道释构成了文人-文官的完整的进退体系。用辩证的眼光看，退是进的退，包含诸多变式，比如以退为进（隐于江湖）或以进为退（吏隐）；比如渊明式的干净利落的“退”，会在历史的张力中亮出潇洒。

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大都是文人。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见。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

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是由文人来提供的。这个体系的运行总的说来也是成功的，不然不会维系两千年之久。“五四运动”以来，对这一体系的质疑与解构，在今天看，可能是以“反运动”的方式归属于这一运动。孔子与鲁迅的对峙局面有望在更高的层面中得以融合。

差异构成历史的张力。差异却不是断裂。

今日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战略指向乃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我们为此甚感欣慰。虽然前行之路从来就是坎坷不平。

我们的文化谱系是清晰的，清晰利于发力。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优秀的，能反观自身、能眺望并吸收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今天”赢得了历史性的高度。

走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这个历史性的高度上回归了。这多么值得欢庆。

回归将是全方位的，到处能听到传统文化价值重估的声音。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正以各种形式输出国门去，不卑不亢，“来而不往非礼也”。而这种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态，真是来之不易。

现在我回想童年时代对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向往，感到蛮有趣：“向往”犹如种子，开出了几朵小花。我读着“咱们的古代”并且想入非非，觉得张飞或宋江远比眉山街头的行人来得更实在。上高中我开始偏科，数理化常常很难及格。这使我的逻辑思维成了问题。当哲思以胡思乱想的开端黑洞般吸引我，我宿命般转向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但是，读得艰难。通常花几年时间才靠近一本书。我领略了思想的密度、语言的密度。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间断地爬着“西山”，老实说，这座“西哲之山”究竟有多高，我至今是不清楚的。更要命的是：我永远也不会清楚。不过爬山爬了多年，总算对高度有一点感觉。点点滴滴的靠近与快步走近，究竟是不同的。而在“西山”之上，我蓦然回首去打量“东山”，可能获得了异质性的瞬间印象。由这印象生发开去，火花般的瞬间喷射得以在书写中持存，显现出“东山”上的诸多景观。也许不乏新景观。

时代也不同了。历史形成的诸多遮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云开雾散。这一层，是可作专题研究的。

对古代人物“原初地看”，在今天成为可能。

历时一年半，我在编辑先生的高端催逼之下保持了强行军的态势。强行军拢集了三十余年的读、写、思。其实不用查太多资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似乎更能扑向思索。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奔跑、迂回、盘带都是朝着临门一脚。冷思考获得了它的热效应。而由于现象学-生存论的环环相扣的指引，我对事物的固化倾向尽可能地保持警觉。

思想与时间同构。时间与生活同构。

滞留于思想的原发地带意味着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这很难，这需要辨认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识之流，固化乃是常态，连不识字的农夫农妇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发思想的一种能力；思想的常态是“活蹦乱跳”……

玄思就到此为止吧。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又始终是那个太阳。古代人物能鲜活于当下，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历史的生命力。他们与汉语同在，就等于和祖国山河同在，和历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关乎所有职业的职业。“关乎……”为“超乎……”奠定基础。这个涵盖了哲、史、文的课题尚有待深入。

从孔子老子庄子屈子到鲁迅先生，中国历代文人实实在在是个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主力军，是承受着家国苦难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国文人的生存姿态、生存向度，对当下的中国人明明白白是个精神指引。

而他们的历史局限，则应当被同时纳入视?。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现实，直奔眼皮子底下，现实会产生位移，会收缩它的地平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虚能致实，无为而为。虚能致实是说：无形的东西规定着有形之物。语言的抽象规定着一切具象。语言是存在的家，“犹如云是天上的云。”

我们不可失掉我们的智慧祖先曾经有过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这目光所抵达的广阔的地平线。

价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样需要珍视。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哪怕是修补一小块价值的天空有多难。

“生活意义之网”若是拆成了碎片，每个人都会受伤。

小康社会，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健全同样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够前瞻。回行几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将以何种形式踏响未来呢？

历史有惯性的，对文化先贤们的种种遮蔽今犹存焉。让历史之星空中闪耀着的恒星，去尘埃，明亮于当下，照耀着未来，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工作是严谨的，工程是浩大的，众多劳动者的手共同联接着千古文脉与血脉。

“品中国文人”这个系列，仅仅是一己之粗浅开端。

2008年2月21日元宵佳节，改定于四川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