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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侠义柔情真英雄—我所认识的吕良伟

- 1我的第一个人生导师

- 2家庭聚会中的大明星

- 3“黑鬼”是怎样炼成的

- 4华人区的孩子王

- 5犹记母亲那顿痛打

- 6最怕揭开的一段记忆

- 7真的要打仗了

- 8举家迁往香港

- 1当西贡粤语遭遇港式粤语

- 2小吃店的洗盘小工

- 3退学，无悔的决定

- 4报考无线

- 5最辛酸的一年

- 6永失母爱

- 7知遇恩师李家鼎

- 8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 1你来演阿力吧

- 2大战前的亢奋

- 3《上海滩》拍摄历程

- 4化妆间里的难兄难弟

- 5这女生真是漂亮

- 6预料之中的轰动

- 7我的人生从此改变

序 侠义柔情真英雄—我所认识的吕良伟

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吕哥的，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因为我总得我们俩就好像那种从小屁孩时期就在一起嬉戏打闹，然后一路走到现在的老朋友，见面不用寒暄客套，只需要拳头一碰，一个男人式的拥抱，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我和吕哥都是习武爱武之人，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少林长拳，而我则是自小就跟随母亲学习太极、咏春等；同样都是看着李小龙的功夫片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然吕哥略长我几岁，但这个共同的爱好让我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们早就想切磋一番，但是因为种种缘故，直到2007年才有了第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这一切都缘于电影《导火线》的拍摄。

这部片子是我的老搭档叶伟信执导的，我担任主演兼动作导演，吕哥在片中扮演一个黑帮大佬。吕哥这个角色非常难于驾驭。一方面他在黑帮里面凶残冷酷，坏事做尽，另一方面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又非常孝顺，对两个兄弟也感情深厚，性格充满层次感，非常复杂。

我们物色了好几个演员，但最终又被自己推翻了。恰好一天晚上去跟朋友见面，吕哥也在场，我眼前一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吕哥不就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吗？我何必舍近求远？而吕哥一听，也相当有兴趣，因为是跟我演对手戏嘛，这也是他一直期待的机会，于是，我们当晚就将此事敲定了。

试戏的时候，其扮相、其神韵让叶导也颇为惊讶，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细微的眼神，吕哥都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将那种微妙的气氛烘托得淋漓尽致，比当年的“跛豪”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自从《上海滩》《跛豪》之后，无论是小荧屏还是大银幕，吕哥多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这次却“回归黑帮”饰演黑帮老大，这对于他的演技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而，尽管时隔多年，他仍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有血有肉，异常出彩。

比如在监狱里边的那段舞蹈——在监狱里，吕哥不但不像大多数犯人那样急躁、那样绝望，反而显得很悠闲地跳起了舞，看似不着边际的一段舞蹈，却将这个人物的高深莫测、老谋深算表现出来了。让人感觉这个人物很自信，对自己的两个兄弟有绝对的信心，相信他们肯定会来相救，因此一点也不烦燥。这段舞蹈还是吕哥自己要求导演加进去的，由此可以看出，吕哥做事是多么的认真！通过这个角色，所有人都看得出，吕哥的演技实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

吕哥作为以武戏见长的艺人，能拥有如此纯熟的演技实属罕见，这大概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经历过家道中落、母亲早逝、事业困顿这一系列磨难，可谓命途多舛，但可贵的是他一直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所以终于修得今日的成就与心胸。这是别人想学也学不来的，这都是岁月的馈赠。每次朋友们聊起吕哥，都会说，吕哥真是一个极品男人。你想想，一个男人如果能拥有30岁的外貌和50岁的人生智慧，那还了得？自然是极品中的极品。如今吕哥的事业相当成功，对朋友很义气很信任，还孝顺父亲、疼爱太太，对儿子的教育也很重视，真是完美得叫人挑不出毛病来。

也有很多粉丝会觉得遗憾，不明白为何吕哥越来越不重视自己的演艺事业，在荧屏上露面越来越少，只有我们这帮朋友才懂得，他是他现在是把慈善当做了自己的主业。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达摩。吕哥共演过两次达摩，之后就开始信奉佛教了。他不像别人是追时髦，他是非常虔诚的，因为佛教“心存善念”“慈悲为怀”的理念与他的人生哲学是暗合的，所以他不需要任何的声明和渲染，我们也能真切地感觉到他身上的佛家气息。

正因为信佛的缘故，吕哥不仅限于“善念长存”，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播撒善之阳光。他去贫苦地区建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大学生，成立“法制阳光基金”，给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人法律援助………他的善举我数都数不清。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就是2008年吕太的生日会。吕太每年都会办生日会，目的一是为了一众好友能有个机会聚一下，平常天各一方，我拍戏，你经商，很难见面；二就是为了为贫困地区儿童募捐，生日会现场设有一个大大的慈善捐助箱。如此一来，我们自然更乐意参加这个以慈善为主题的聚会了。

5月12号那天，我们几个朋友像往年一样约定了时间和地点，那天除了关之琳、范冰冰、甄子丹、巫启贤、吴镇宇这些老朋友，英皇主席杨受成也亲自来道贺，场面很是热闹。没想到，席间突然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吕哥放下酒杯，就即兴开始了募捐演讲：“戏我们可以推迟一些再拍，广告我们可以少接一两个，但是国家我们就一个，这么大的天灾，我希望你们能同我一起加入到帮助这些人的行动中来。”大家都听得热血沸腾，迫不及待地想要为祖国出一份心力。

吕哥夫妇临时将特设的为贫困地区儿童募捐?慈善捐助箱改为救灾捐助箱。那天晚上，大家在吕哥的倡议下都慷慨解囊，募集来的善款很快就送往灾区去了。之后我还听说，吕太和关之琳还拿出自己的礼物义卖，同时吕哥专门跑去东南亚购买了一批灾区急需的帐篷等物资。

跟吕哥相处久了，会不自觉地被感染，像之琳以及我和我太太，不管是在性情上还是生活态度上，都被影响不少，凡事都会不自觉地往积极地那一面去想。这也让更多的朋友不自由自主地想要去靠近他。

所以，我总说，出道二十几年来，吕哥绝不仅仅是凭着健美的身材、英武的外形、扎实的演技和良好的口碑征服了观众，其谦虚、宽容的处世之道和博大仁慈的胸怀更是让人折服。在这个层面上，他是我的偶像。

甄子丹

2010年4月2日

1我的第一个人生导师

湄公河浊黄的水流在高远的苍穹下滚滚而去，河上是载着各色人等的各式渡船。河两岸则鳞次栉比着不高不低、不土不洋的越南式的特有楼房建筑。而在某一只普普通通的游船上，一个中国阔少和一个法国少女正在演绎着他们凄美而伤感的跨国之恋……

这是电影《情人》中多次出现的镜头，讲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越南西贡市（1976年更名为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港口和城市）的一段爱情故事。说实话，《情人》我只看过一遍，我总是刻意地避免和它遭遇。因为那一个个泛黄的旧照片似的镜头多少年来一直都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随时呼之欲出——我的童年就是在西贡度过的，那里无处不闪烁着我童年时期的记忆碎片，承载着我最单纯最真实的喜怒哀乐。

1我的第一个人生导师

我家祖籍广西东兴，对面就是越南的芒街市，中间只隔一条数十米宽的北仑河。我父亲先是自己一个人在越南做生意，后来渐渐稳定下来，索性就把我们全家都带到了堤岸，所以，我生于堤岸，长于堤岸，整个童年时期都是在堤岸度过的，对堤岸的印象比起祖籍东兴反倒更加熟悉，更有感情。

堤岸在今天的胡志明市第十一郡，距真正意义上的西贡市只有短短的5公里路程，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也是上世纪初西贡第一富庶之地，华人在其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情人》中梁家辉扮演的中国阔少就是住在西贡的堤岸区，那时候，能够住在堤岸区，绝对是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象征。不过，繁华过眼，皆成云烟，如今的堤岸早已不复有当年气象了。

我出生的那个时代，应该正是堤岸华人日正中天的时候，可是，我们家并不在那些风头正健的华人之列。父亲当时开着一个中等规模的百货店，有点像今天的超市。辛辛苦苦，日夜操劳，养活着我们一大家子人，日子倒还过得去，算是小康水平吧。因为记忆中我们家还有两部汽车代步，还雇有佣人。

我出生在1956年，那时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长我八岁，一个姐姐，长我两岁。我之后又相继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小我两岁，一个小我五岁。数年之间多出来了几张吃饭的嘴，父亲肩上的担子重了不少，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我常常这么想，父亲也许只给了我一个不算富足的童年，但我的童年生活绝对是多姿多彩的，当然也是幸福的。父亲那种豁达宽容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至深。而且，历事愈多，涉世愈深，我就愈能体会到这种人生态度的万般作用。

勤劳，善良，再加上百折不回的恒心、愈挫愈勇的决心和永不言败的信心，这是每一个漂泊异乡者赖以安身立命的必需素质，我父亲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父亲教会过我很多技能，识字、游泳等等，但最要紧的还是涉足社会后如何应付各种始料未及的挫折和困境的能力，而所有这些能力的核心就是恒心、决心和信心。当然还有豁达宽容、乐天知命。

父亲有一句很厉害的话：“没事，天生天养。”每次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就算是天塌下来，也不会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没来由的心安。

虽然从小到大，父亲并不怎么管孩子，而是放心地交给了母亲，但是我至今记得父亲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挪威人从深海捕捞的沙丁鱼，总是还没到达海岸都已经口吐白沫，渔民们想了无数的办法，想让沙丁鱼活着上岸，但都失败了。然而，有一条渔船却总是能够带着活鱼上岸，他们带来的活鱼自然比死鱼贵出好几倍。

这是为什么呢？这条船又有什么秘密呢？

后来，人们才发现其中的奥秘，原来他们在沙丁鱼槽里放进了鲇鱼。鲇鱼是沙丁鱼的天敌，当鱼槽里同时放有沙丁鱼的鲇鱼时，鲇鱼出于天性会不断地追逐沙丁鱼。在鲇鱼的追逐下，沙丁鱼拼命游动，激发了其内部的活力，从而活了下来。

这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人就要经过竞争才可以活得更有活力，以至于在后来所遭遇的无数次挫折中，我总是用这个故事和父亲的乐观来鼓励自己。

当然，我不完全相信天生天养的说法，因为我总觉得这样太消极，对小孩子来说，后天的栽培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曾经对儿子说过：“儿子，你将来肯定比你老爸厉害，因为你的老爸比你老爸的老爸厉害。”我的意思是，有了你爷爷的乐观，你父亲的拼搏，你肯定更强。

在我印象中，父亲永远是勤劳而随和的，不只是对子女、对朋友，对邻居也是如此。住在我家附近的人都很喜欢他，每天都有人约他打麻将、吃饭，或是一起喝下午茶。

虽然他现在不再工作，但是一天到晚仍然很忙，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除了和朋友在一起消遣，父亲还喜欢看电影，当然是有选择的喜欢。他很喜欢动作片，尤其喜欢激烈的打斗场面，这和很多年轻朋友们很像。大概这也是父亲的心态能够永远保持年轻、健康的原因之一吧。对于生活哲理、?生哲理方面的电影，父亲是没兴趣的。关于这一点，他还有一套振振有词的理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哲理，没有必要去学习别人而改变自己。”

年轻气盛那会儿，我经常会想方设法找茬，想证明他的说法不对。后来闯荡久了，竟然越来越发现，父亲这几句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言谈中，蕴含的道理实在太多了，我根本就无从反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除非那些大奸大恶之徒，我们必须要对他们的活法进行纠正。其余的，只要他自己觉得舒服、快乐，任何人都没有强迫他改正的权利。同样，坚持自己的活法、原则和立场，一个人也才能成为一个成熟、有担当的人。也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都活得唉声叹气的人，又怎么能让身边的人高兴起来。

父亲习惯晚睡，一般要到凌晨两三点吃完夜宵再睡，这是他早年经营百货店时养成的习惯。很多人认为这样不健康，后来日子好过些了，就都劝他早睡，睡前不要吃东西。但是他说：“哎呀，习惯了，不好改了。”

父亲喜欢把他的裤子在裤脚处折上一截，而且态度非常顽固。这种打扮样式我后来见过，南北方都有，尤其是南方人下水田劳作的时候。朋友们看不下去，纷纷告诉他，这个年代的裤子不再是这种样式，这么穿不好看。他想了想，终于把裤折去掉了。可是只那么穿了一天，大家的新鲜劲还没过去，他就又恢复原貌了。问他，答案是：“我觉得那样还不如原先好看。”

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父亲的生活方式。他知道怎么做自己才比较舒服，这是别人无法窥知的。就如同大家常用来和婚姻作比的例子：一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它的人最清楚，别人都是妄加猜测。

父亲从来不会刻意地改变自己去迎合什么，当然一辈子也没有做出过什么大事，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肩负起自己所理解的道义和责任、坚持着一些个人的爱好和习惯。道义和责任。道义和责任使他在社区里成为有口皆碑的好人，同时也靠一间小店养活了一家老小；而那些爱好和习惯又是对别人造不成任何影响的。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圆满而完美的生活态度：以不影响别人为前提，同时保持真我的风采。这话说来容易，真正去身体力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些我在步入社会后都有着深切体会。

所以，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很骄傲地说，伟大而又平凡的父亲，就是我的第一个人生导师。

2家庭聚会中的大明星

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之所以会走上演艺生涯，也是因为父亲。

从小，我就和所有兄弟姐妹的性格都不大一样，他们都很文静，而我则活泼好动、格外开朗。这一点应该是遗传自父亲，他就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事实上，我有很多性格和爱好遗传自父亲，喜欢表演也是其中之一。

父亲在年轻时候曾经做过演员，演过话剧，这是他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自己很少提及这方面的事。小时候好奇心重，觉得父亲心里肯定藏着很多好玩的故事，经常缠着父亲讲，结果父亲总是淡淡一笑，三言两语就把话题岔开了。

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叫陈姨的，逢年过节都会到我们家走动，她经常会在一大群亲友里面叫我出来即兴表演。

“阿伟啊，来给大家学学你爸爸抽烟的样子。”

“阿伟呀，来扮演一下孙悟空，让大家高兴高兴。”

我从来没有怯过场，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就开始煞有介事地表演起来，一举一动，有板有眼。每当这个时候客厅里一定簇拥着所有亲友，大家都哈哈大笑，气氛相当热闹。时间久了，来过家里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吕家老三最喜欢在众人面前逗乐，只要有人逗，就会很卖力地做各种各样的表演，是一个开心果。母亲也曾经说过我“特别有表演欲望”。父亲则往往不置可否，只是站在亲戚中间微笑着看我“卖弄”演技。

我前面提到过，父亲极喜爱看电影，借了这个光，我们兄弟几个也跟着看过不少新上映的片子。那时候功夫片最热门，李小龙的影片父亲每部必看，渐渐地我也迷上了功夫片，常常幻想自己是影片里面武艺高强、惩恶扬善的大侠。大侠的梦想太不现实，只能退而求其次，整个童年里，我的梦想都是做一名制服笔挺、威风凛凛的警察。

“吕良伟版”的警察第一次登场当然是在和小伙伴的游戏中。那时我每次都要求扮警察，其他人虽然也想过过当警察的瘾，但是他们都吃过我从父亲的百货商店偷出来的东西，吃人嘴短，所以也没有什么异议，好在警察并不只有一个，其他人可以轮流来扮，所以大家一直玩得不亦乐乎。警察扮的次数多了，我身上真的渐渐生出了强烈的正义感，看到小伙伴被人欺负，或者有人以大欺小，我就会替他们打抱不平，也不管能不能打得过。

多年以后，我之所以会鼓足勇气报考香港无线训练班，也是因为父亲的鼓励，这件事和面我会详细来说。

父亲爱看戏，更爱看演戏。现在我拍片子，只要机缘凑巧，老爷子还会时不时亲临现场观看，对我耳提面命一番。他还有个很时尚的嗜好——喜欢和明星合影；这么多年下来，家里他和明星的合影照收藏了厚厚一大摞。每一张合影的拍摄日期和当时场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闲来无事就会拿出来欣赏一番，再感慨一番。

正式踏入演艺圈之后，我才开始了解，演员其实是一种多么辛苦的职业。特别是那些不太有名气的演员，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会有多少。也是这个时候，我才渐渐意识到，父亲在年轻时候也一定经历了很多，也看透了很多，所以他才会对子女、对朋友，甚至对素不相识的人那么宽容、随和，而从不去执意要求什么。对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父亲都不想挂在嘴边，也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这无疑是一种彻底超脱之后才能获得的大智慧、达到的高境界。这种超脱是“少年壮志当拿云”后的“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气吞万里如虎”后的“采菊东篱下”，是淡然中的坚执，也是超越后的固守。

此后，我再没有问过父亲有关他以前的种种，但在对他原有的感情上，不自觉地又多了几分敬重。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事业不大顺心的那几年，父亲理所当然成了我奋斗之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柱。烦恼困苦之时，一想到父亲那种随和、鼓励的笑容，我就凭空生出一股舍我其谁的信心，也长了“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豪情和勇气。

可以说，“父亲”这个词语对于我而言，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他不但是生我养我的那个最亲近的人，更是我的人生启蒙老师和事业坚强后盾，是他指引我走上了演员之路而且无怨无悔、一路至今。

3“黑鬼”是怎样炼成的

大约六岁时候，我们搬了一次家，新居是一个和越南人混居的地方，这里的越南人很多，因此说越南话在交流上更为方便些。也许天生有着对语言的敏感，我只用几个礼拜时间就熟练掌握了越南语，并且讲得非常流利、标准。不是我自吹，不少本地人也听不出我来自中国。

那时我们住的地方汽车很少，到外绿荫覆盖，很有几分时下田园风光的味道，正好做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天堂。学会越南话后，我更是如鱼得水，每天跟着当地的小孩们一起疯跑玩耍，有好几次甚至忘了回家吃饭。不过父母也根本不会担心，玩到肚子饿瘪的时候，我自然会乖乖回家。

所幸有那间百货店，即便在家待着我也不愁没有事做，在百货店里打发过去一半天光景没有问题。我们全家住的房子本来只有一层，住了两年后，家里人丁兴旺，住处不敷，于是父亲把它改造成了两层的小楼房。施工的那段时间，房后的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沙堆，我们兄弟喜欢学人猿泰山，抓住一根绳子，一下子从高处荡下来，嘴里哇哇叫着，把自己摔在沙堆里，身上磕破了也浑然不知。

房子改造完工后，感觉比原来大了好多，白墙灰瓦，木门框镶着很粗的边，看上去既高大又威严。奇怪的是，1989年我回越南故地重游，一半依着地址一半循着记忆找过到那所房子，出现在面前的却是一幢很小很不起眼的普通民居。想来，在小孩子的眼里，什么东西都是会放大一点的。

当地气候闷热湿润，小孩子们在外面玩一般都是赤膊，只穿一条裋裤，没过多久，这个“好习惯”也被我养成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两条是：一，玩起来容易出汗，穿上衣不方便也不舒服；二，把衣服弄脏了回家就会挨训。

我特别喜欢越南的阳光，特别喜欢阳光照到肌肤上类似抚摩的那种感觉，无法形容，但是非常舒服，因此我那时可能是附近一带孩子中最能玩的一个，天亮出发，一直在外面待到黄昏，肚子饿了才回家。一方面因为我父亲是有名的好脾气，不怎么责骂孩子，另一方面就是我总想出去晒太阳，想享受日光浴。

也正是拜越南紫外线超强的阳光所赐，我荣膺了一个非常贴切的绰号——“黑鬼”。因为越南的阳光伴随着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同时也把我变成了一个地道的“越南式”小孩——不但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还拥有了一身黝黑的皮肤。和外面的孩子比倒没什么，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回到家就不一样了，“黑鬼”这个绰号一直陪伴我至今，我的家人现在还会这么叫我。

那时我不但每天赤膊，还不爱穿鞋子。因为那时我们的娱乐项目实在少得可怜，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警察抓小偷”，而这个游戏考验的就是脚下的功夫。我生性好玩好动，一旦运动起来，鞋子很碍事。所以我讨厌穿鞋子，而且我不穿鞋子也能奔跑如飞，在游戏中胜出，为此我颇为得意。

打赤脚走在平路上，脚底下直接就是大地，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是隔着鞋底体味不到的。如果是在松软的泥土上行走，感觉会更棒，脚底有点麻，有点痒，让人舒服得想跳起来。而且，脚摆脱了鞋的束缚和羁绊，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人的精神也随之振奋。不过，这种对脚丫子的解放运动会经常遭遇麻烦。堤岸那里的路况非常不好，路上不但有泥土和小沙粒，还有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子，石子的形状又大多不规则，赤脚跑在上面，很容易跌倒或是一不小心把脚划破。小孩子不知道怎么防备，因此刚开始打赤脚时候我的脚经常被擦伤。

我前面不止一次提到过，我父亲是有名的好脾气，可出有名的好脾气并不代表他从不发火，相反，一旦发起火来肯定比常发脾气的人要厉害得多，而且绝对没有丝毫表演性质。我刚刚学会打赤脚时候有幸领教过几次父亲发脾气的排场和威风，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前几次没什么，父亲在旁边看着母亲给我处理伤口，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终于，有一次我又拖着流血的脚，一瘸一拐地回家之后，暴风雨来临了。开始父亲依旧一言不发，等母亲把我的伤口处理好，安顿我在椅子上坐下。突如其来的，父亲发作了。我没法形容当时的场景，因为我当时基本上已经吓蒙了。记忆中父亲还从没有那个样子过。我只记得他眼睛瞪得大大的，还露着凶光，蒲扇似的大手不由分数落在我的屁股上。

我蒙了，等到清醒过来，父亲已经出去了，母亲一个人坐在我身边抹眼泪。她说父亲那是心疼我，害怕我受伤，所以才发那么大火。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奇怪。本来就受了伤，该给点糖果什么的安抚一下才对，结果糖果没有，只有一顿结结实实的胖揍。还美其名曰害怕受伤。要是别的孩子可能怎么着也接受不了，好歹心理上也得别扭一阵子。我倒没有。一是基于对父亲的绝对信任，二是小孩子天性，好了疮疤忘了疼。等到我又能够赤着脚满大街疯跑的时候，所有的伤痛和不快早就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

类似的故事后来又上演过好几次。情节如出一辙，我先在外面受伤，回到家再在父亲的巴掌下受伤。有一次我伤得轻，影响不到奔跑速度。伤口刚被母亲处理完，爬起来就跑，还没有来得及出手的父亲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我的企图。那天很搞笑，父亲追得我四处乱跑，闹得鸡飞狗跳。不过从此以后，父亲倒再没怎么管过我赤脚，只是在我每次出门前都会有意无意地念叨一句：“小心脚下。”

其实，父母虽然不愿意让我打赤脚，但是如果我要不是屡屡因之受伤，他们也绝对不会表现出那么激烈的反对情绪。“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中间蕴含的意味不到自己也为人父母时是很难完全体会明白的。

4华人区的孩子王

堤岸是一个华人聚居区，因为居民大多是华侨，所以中文基本上也算是一种通行语言，用中文在交流上并不存在什么障碍，而越南语我也说得不错。所以那时在堤岸一带，我每天带着一大帮小孩子在大街小巷打打闹闹，简直就是个孩子王。

那个时候，人还小，就知道贪玩。为了树立自己的老大形象，也经常从父亲的百货店里偷偷拿出糖果分给小朋友们吃。虽说父亲那间百货店不大，但那时简直就是我的天堂，因为它使我变成了堤岸一带最最幸福的孩子。

其实从记事起，我就在百货店里钻来钻去，和哥哥姐姐捉迷藏、玩游戏。当然，让我们几个流连忘返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店里那些好吃的零食和好玩的玩具，糖果、饼干、黄菊……虽然现在想来并不见得怎么丰富，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完全可以用应有尽有来形容了。

父亲允许我们待在店里无异于老猫枕咸鱼，趁父亲招呼顾客或是稍不留神，我随手拿起一个糖果塞进嘴里或揣进口袋里是常有的事，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很刺激。而好脾气的父亲并没有刻意约束过孩子的贪嘴，对我们的小偷小摸向来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多只是虚张声势着斥责一句，可我们从那斥责的口气中，听出更多的似乎却是爱抚。那时候我根本不理解父亲打拼养家的艰辛，也无从体谅父亲的苦衷，更不会考虑那间百货店就是我们一家老小的衣食父母，我们的吃穿住用都要从它的收入中索取。那时候真是太单纯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疯玩。如果不是年长以后逐渐产生的负疚感，我感觉自己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小孩子嘛，有得吃，有得玩，不用担心被长辈训斥，也不用像成年人一样出去打拼赚钱，这大概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了。

回忆这件事情很奇怪，有些时候你以为自己记住了所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包括当时发生的一切，可是真要细心拼接起来，你会很灰心地发现，过去的那些似水流年已经支离破碎成了一些模糊的影子，就像湄公河夕阳返照下的点点粼光，除非有一件事，或一个人、一个具体的场景，甚至是路人不经意的一个招呼，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突然冲开你记忆的闸门，和你的心灵激烈碰撞，你才有可能穿越时空隧道，一下子回到过去的青葱岁月。

我现在就很遗憾，那间给我无数甜蜜和快乐回忆的百货店早已不在，那个虽不太富足但却温馨的家也早就面目全非。自六岁时搬家走后，我就几乎再没回过那个地方。四十多年后留给我的唯一记忆，就是家的对面有一个中药铺，药铺的门口长年累月放着一条干蛇，从来没有坏掉过，每次都是那副张牙舞爪的狰狞面目。我怕蛇，所以从来都不敢直接回到家里，总是要远远的兜一个大圈。说来好笑，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我先怕蛇后有那条蛇，还是因为那条蛇我才开始怕蛇。

人总是要长大的，童年再美好，毕竟只是人生旅途中很短暂的一段。渐渐地，我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华人社区的父辈们一般都还秉承着“诗书继世长”的传统儒家理念，盼望着儿女成龙成凤，因而都会抓紧孩子的学习问题。可我父亲仿佛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从来没有对对我提出过严格的学习方面的要求，一直是听之任之。印象中，我因为学习而受到的训斥一次也不曾有过。我开始也很不理解，直到近些年也做了人父，开始和孩子打交道，我才有些明白他的那种当时看似独特的教育方式还是很符合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就是说，起初一切完全任由孩子自己去摸索、去把握，前提当然是孩子不能做坏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孩子漠不关心，一旦发现孩子对某方面表示兴趣，父亲一定要第一个表示鼓励并给予支持，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创造尽可能大的学习空间；因为这种朦朦胧胧的兴趣很可能会预示着孩子以后的择业方向。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的教育方式都是完全自由宽松的，只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才予以必要的启发鼓励。这应该和他的性情有关，他性格开朗，为人正派，在外乡打拼的时间久了，又有点随遇而安的感觉。做生意的人，最讲究的就是“和气生财”，记得父亲不只一次告诉我，在外乡做生意，中国人一定要相互团结，大家都和和气气，才有的得发展，才可以长久。

感谢父亲，正是父亲这种由孩子自主选择的教子方式，使得我的个性和潜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发挥空间，也为我日后走进演艺圈、努力做好一个演员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5犹记母亲那顿痛打

父母平时一直对我约束不多，绝大多数时候都迁就我，也乐于让我在童年时与自然为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对我的教育，尤其是修身做人方面。

我的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父母，父亲是家里的主心骨，是顶梁柱，是一家之主，是负责规划家里的“大政方针”的，平时说得多做得少。而母亲则毫无疑问是父亲那些“大政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和执行者。具体到子女教育方面：父亲主张放任自流，不能抹杀孩子爱玩的天性，母亲便默默承担起孩子疯玩的后果。譬如：三天给孩子缝补一次被扯破的衣服，隔三差五替孩子向不同的邻居道歉赔礼，等等。父亲认为做事其次，做人第一，母亲便身体力行的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就是在父亲的这个光辉思想指导下，我挨了一次母亲的打。只有一次，从小到大唯一的一次。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的一个阿姨想吃河粉，正巧我在家，阿姨就给了我100块钱，叫我帮她去买。买河粉又不是什么难事，我拿着钱就出去了。交钱、拿河粉、找零、走人，本来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回家的路上却碰到几个小伙伴，约我一起到河边去玩。作为这一带的孩子王，任何关于玩的事自然不能少了我。于是急急忙忙回到阿姨那里，把河粉放下就跑去河边了，却忘了把找零给阿姨。阿姨担心我拿钱出去乱花，养成不好的习惯，于是找到我母亲，把事情说了一遍。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晚上我刚到家，玩耍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就被母亲一把揪住，要动家法，还非要我讲清楚为什么没有把找零还给阿姨，到底花到哪儿去了。我想了半天才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意识到自己错了，赶紧低眉顺眼地给母亲解释：“我真的不是有意不还阿姨的钱，我帮她买了河粉，回来时只顾贪玩，给忘了。”这么一说，母亲也大概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问题是清楚归清楚，她好不容易硬起来的心却没有因清楚原委而软下去。我最终还是没能逃掉一顿皮肉之苦。打完后，母亲红着眼圈对我说：“没办法，棍棒底下出孝子，妈妈不希望你以后犯原则性的错误。你调皮、贪玩，你爸爸我们俩都不怪你，就是不能放纵你犯原则性的错误。”

这件事许多年后我还记忆犹新。一开始觉得自己很冤枉，真的很冤枉，日子久了，遇到的磕磕绊绊越来越多，抗压能力也越来越强，出门在外时候想起父母，更多的感觉是牵挂和思念，那股被冤枉的怨气也渐渐消于无形，可是母亲那次红着眼圈对我的教导我却始终牢牢记着，原则性的错误说什么都不能犯。

这是母亲那一顿痛打的正面作用，也有负面的。它使得我打心眼里认准了一个道理：棍棒底下出孝子——那次挨打后我真的服帖了——以至于如今我的儿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也会如法炮制，揍他一顿。当然，打在儿身，痛在爹心。而且，效果好像也没有我挨完揍后那么明显。

我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巨大的升学压力。平时功课不多，课余时间除了偶尔在父亲的百货店里帮帮忙打打杂外，都耗在外面疯玩，做“街童”、“孩子王”。那时玩的花样不但丰富多彩，而且还都紧跟着“流行”的趋势，时尚的游戏是什么我们就玩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成为时尚潮人，引领一下游戏时尚，当然这些都是无意为之的。我现在所记得的游戏就有斗蟋蟀、打连环圈“公仔牌”、弹橡皮筋、掷铜钱、抛米包、捉迷藏、演戏、打篮球、打弹珠，等等；不记得的肯定更多，毕竟数十载的光阴过去，而且，那些游戏都是现在的孩子们都不曾玩过可能也不愿去玩的。

其他好玩的还有很多：有时街上会有人骑着大象、牵着猴子来卖万金油；有些卖蜜饯的叔叔还带着木偶，咿咿呀呀地先唱一段以聚人气；卖豆花的越南姑娘叫卖声娇柔而甜美，像唱歌……

弹指一挥间，数十寒暑，那些花样百出的游戏，那些大象、猴子、木偶，还有越南姑娘的歌声，还有很多很多，都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童年一起离我远去了，可那些在街头巷尾、林间陌上留下的欢笑，却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让我感觉到自己曾经拥有一个多么五彩斑斓、多么快乐满足的童年。

6最怕揭开的一段记忆

搬家之后两个月不到，刚刚学会流利地说越南话，我就和邻居的越南小朋友玩在了一起。最先认识的一个叫阿山，后来又认识了一个阿南。那时候，即使是赤日炎炎的夏天，我们三个也常常跑在西贡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玩我们百玩不厌的“警察抓小偷”。阿山胆子相当大，也是个只要好玩就会忘乎所以的人，阿南是一个皮肤偏白个子不高的小男生。童年认识的小朋友里面，我和他们两个玩得最亲近，包括我的父母家人也都知道我有这么两个好朋友。

我天生好动，平衡能力又好，所以在五六岁时就已能娴熟地骑着家里的自行车四处游走了。再长大些，稍微有些力气以后，就载着和我差不多同龄的孩子们满世界疯跑。到了八岁时候，我又学会了开摩托车。

当时在越南开摩托车不用牌照，对驾车人的年龄也没有明确限制，只要不是偷来的车就行。我们家刚好有一辆摩托车，学会驾驶以后几乎成了我的专车，只要父亲一不留神，我就会约上三五个好友，把摩托车轰隆隆地开到马路上，大家一起飙车玩。那种感觉真的很爽。家里虽然有两部汽车，但那是父亲的座驾，我还没有把汽车大摇大摆开出去遛弯的能力和资格。再说，越南当时的交通状况还算良好，汽车不多，骑一辆摩托就已经很拉风了。而且，在那次事故发生之前，我们连磕磕碰碰的小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平常也没有听说邻近地区出过什么交通事故。父母渐渐对于我们驾车出行疏于防范，我们自己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一天，我又和阿山、阿南在一起骑了摩托车出去兜风，大家都很兴奋，有说有笑的。这次换阿山开车，我坐在中间位置，阿南坐后面。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和鬼哭狼嚎般的狂叫，身边是两张兴奋得有些变形的脸。摩托车开上公路后，路况转好，我们更是加快了速度向前猛冲。就在这个时候，对面转弯处突然出现了一辆军车，军车司机突然间看到了我们这辆疯狂奔驰而至的摩托车，来了个急刹车。但由于司机动作太大，致使军车一下子失去控制，一头扎进了路边的田地里。这时，驾驶摩托车的阿山被眼前这一幕吓呆了，完全失去了自救的意识，两只手反而吓得松开了摩托车的把手。不受控制的摩托车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猛冲一阵后，一下子将我们三个人都抛了出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当我挣扎着爬起来、环顾四周时，才发现阿山和阿南被远远地甩在了一边，一动也不动，身上都在淌血。我自己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满脸鲜血，身上穿的白色衣服已经被完全染成了红色。我疯狂地朝周围那些正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大喊：“有没有棉花？有没有棉花？”这是我当时想到的止血的唯一办法，然而他们都摇头答说没有。

其中有人已经给在附近的军队临时医疗站打了电话。急救车很快就过来了，把我们送进了医院。但是到了医院，却一直没有医生过来察看伤情。我在诊室里足足等了有两个小时，还是没有医生过来。阿山和阿南也不知被他们送去了哪里。

我心急火燎地找到一个护士，问她为什么没有医生来给我治疗，她却告诉我，医院的伤员太多，所有的医生都在工作岗位上做手术，根本抽不出多余的人手，就只能简单包扎以后耐着性子等待。不过有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医生还算有空，如果急着处理伤口，可以叫他来试试。我想了一下，身边又没有能够帮我拿主意的大人，只好咬咬牙同意了，好歹也是个医生啊。

实习医生很快就来了，查看完我的伤口，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怕不怕疼？”我愣了一下，这才觉出来身上的伤口钻心地疼痛起来，一下子就有些支撑不住了。他看我疑惑，接着又说：“医院的麻药用完了，你的伤口需要缝针，但是没有麻药，只能就这样缝合，你怕不怕疼？”

我身上的伤口很长，并且里面还有摩擦进去的沙石，伤口还要清洗，要是不上麻药，那种疼痛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我以前小伤一直不断，很明白如果伤口感染，可能会更麻烦。我略微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而让那个实习医生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洗伤口和缝针过程中，我一直咬牙拼命忍着，一声也没有吭，浑身直打哆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等到伤口缝合以后，我已经近乎虚脱了，满头大汗，身上也像刚从水缸里捞出来一样。我最后还给医生笑着说了句谢谢，虽然那笑容勉强得比哭好看不了多少，但已足够让医生感到非常钦佩。

当时旁边有个女孩，看上去比我还要大些，她身上也有一个伤口，医生刚要清洗创口，那个女孩就歇斯底里地大叫：“救命啊！”医生走过去对她说：“你叫什么？你看看旁边那个男孩，人家缝针连麻药都没有上，一声也没吭，你只是清洗一下伤口而已，忍耐一下吧。”缝完了针以后，我被推出手术室，送到了医院大厅躺着。整个大厅里挤满了人，根本没办法安放病床，大家都睡在地上，闹哄哄地说着话，还?不少人急匆匆的走来走去，把大厅里搞得更显嘈杂。我顾不得这些了，只是想知道阿山和阿南的消息，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

我就这样躺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也不敢动弹，身上的伤口撕心裂肺的疼，稍微牵扯一下就浑身上下冒汗，真想躺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想了想还是忍住了，毕竟刚刚才受到过医生的表扬，而且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父亲打小就教我的。这时，旁边有一个断了手臂的工人主动用越南话跟我搭话，我将撞车的经过慢慢地跟那个工人叙述了一遍，他看我一脸哀伤，安慰我说：“这样子吧，等一下我老婆来了，我先让她到你家里通知你父母，不然的话他们会很担心的，好不好？”我这才想到，到医院这么久了，家里人还不知道我出了车祸，于是急忙向他表示感谢。定了定神，我马上又想到了另一个难题——我的父母虽然在越南待了半辈子，可是谁都不会说越南话。工人听后非常惊讶，愣了半晌，然后试探着用中文问我：“小兄弟，你也是中国人啊？”原来他也是中国人。最后，就是那个在异国他乡萍水相逢的热心同胞仗义援手，让他妻子跑前跑后的张罗，家人才把我接回了家。

我应该是够幸运的。患难之中遇到这么一位同胞相帮。其实，一路走来，不管是生命和事业的高潮还是低谷，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足够幸运，总有贵人相帮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好事在我身上不知重演了多少次。正是这些贵人和朋友的无私关怀和帮助，让我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到了今天，获得了今天的成就。

在圈子里打拼这么多年，如鱼啜水，冷暖、甘苦自知。该忘记的仇怨早被我抛在了脑后，该记住的点滴恩情我始终铭刻心间。这大约也是朋友们觉得我值得结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倾盖如故，肝胆相照；相视一笑，莫逆于心。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回到家后，当天晚上我高烧不止，幸亏有母亲的精心照料，可大脑却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翻来覆去噩梦不断：军车泰山压顶般飞驰而至，摩托翻车，人被抛飞出去，鲜血四处流淌，医院里乱糟糟的一团……那是多么漫长而又难熬的一个夜晚呀。还好，有母亲陪在身边，我最后终于放松下来，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父亲出去打听我那两个朋友的消息。坐卧不安地等到中午，父亲终于回来了，从他阴沉的脸色我就看出来大事不妙。果然，父亲是帮阿南家里简单处理完他的身后事才回来的，阿南没有撑到医院就停止了呼吸。阿山抢救过来了，正留在医院里观察。因为我坐在中间，所以伤势是最轻的，只是右边小腿骨折，右眼下面有一条深深的划伤，满脸的血就是伤口流出来的。医生说我很幸运，万一再偏一点，划到眼睛，我可能就要变成瞎子了。就是这道划伤，治愈后在右边脸颊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从小就很爱漂亮的我，因为这道伤疤，难过了好久。

关于那次事故，父亲并没有过多责备我，有一段时间全家甚至还都避免触及这个话题。有一次偶然提起，我向父亲表达深深的自责之情后，他仍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件事我也有错，让你们玩得太野了。”后来，父亲有好几次带我去过去世的阿南家，表示歉疚，捎带着帮忙做一些事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母背着我还去过阿南家不少次，送些钱物什么的。阿南家境不太好，又是独生子，车祸使他们家丧失了未来唯一的顶梁柱。我知道这肯定是父亲的主意，他怕我过早的背负太多人情债，对我以后的成长不利。

那次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骑过摩托车，甚至一看见摩托、或者听见摩托的轰鸣声就心惊胆战，胃里也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面对这个事实。我不敢面对丧生的阿南和受重伤的阿山，同样也不敢面对我的伤疤——那次意外，给我留下了两道深深的伤痕，一道在脸上，早已结了疤；另一道在心里，无论何时触及，都会渗出淋漓的鲜血，是永远也无法平复的。

所幸我的母亲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和引导。她告诉我要战胜那段回忆，就要学会面对现实。面对并不代表着遗忘，相反，是为了更妥善的安置这段回忆。就像那道伤疤永远留在了我的脸上一样，那次惨烈的车祸也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就是在这样的喧嚣与躁动、生离和死别、憧憬与怀念中，童年慢慢地远去。似乎在一夜之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真的要打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美国出于国家利益、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对他国频频进行经济封锁和武装干预。在越南，北纬17度线暂时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北越和吴庭艳控制的南越的分界线，双方预定于1956年进行全国选举。

由于北越共产党人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广泛支持，并且北越游击队在南方的活动直接威胁到吴庭艳政权的统治，美国开始加大对越南的干预力度。最初，只向南越派出了一支为数几百人的军事顾问团。1961年，又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1962年，美军进驻南越人数增加至4000名。不过，直到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被刺，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总人数还只有16500人，而且并没有全面介入越南战事。约翰逊继任总统后，美国政府开始全面升级越南战争，而1964年8月初发生的“东京湾（即北部湾）事件”就是约翰逊借以决定扩大越南战争和获得国会明确支持的标志性事件。

此事件之后，约翰逊立即下令，对北越施以报复性空袭，虽然美国对外信誓旦旦，宣称不准备扩大战争，但是随着越共的攻势逐渐增强，美国也扩大了对北越的轰炸规模和范围。1966年6月29日，美军开始轰炸北越重要城市河内和海防，同时不断增兵。至1967年，越战持续升温，形势愈发不可收拾，美国也持续增兵，在越美军几乎达到50万人。

这是我在后来获知的资料。南、北越划定沿北纬17度线划线而治的1956 年我刚刚出生，形势演变到不可收拾的1967年，我11岁。

从1956年到1967年，我在南越西贡堤岸度过的童年正好被战争的阴云完全笼罩，但一方面因为少不更事，另一方面，截止到1967年的那个秋天，西贡好像并没有怎么受到战火的影响，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也绝口不提战争和政治的事，所以我们就这么尽情放肆地挥洒着“不识愁滋味”的童年时光，从未曾察觉到父母眼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的深重了。

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发生在冬季的某一天，按照中国农历，差不多快到了过年的时候。西贡当时的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我当时难得一见地刚好在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父亲一早就出了门，母亲慢悠悠地织着毛衣，也就是找点事做打发时间罢了。

一切都和往年一样，只是街面上的人少了许多，比以前显得有些冷清。我急切地盼着爸爸快点回来，然后就可以放鞭炮了——这是过年我最喜欢的节目，鞭炮氤氲的烟雾常常让我迷醉。

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父亲仍没有回来，我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一声巨响，很沉闷，感觉好像还很遥远。起初我还以为是大爆竹，心想不知道是哪儿的大人物，才有钱放这么大的爆竹。可是很快，街上四散奔逃的人群就把我的想法改变了。母亲赶紧关上了院门。从门缝里望出去，人群后面还出现了大批荷枪实弹、面目阴森的警察。

是炸弹！要打仗了！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不，应该是亢奋。真的是要打仗了！母亲早已放下了正织的毛衣，嘴里喃喃低语，不知在祷告什么。我就惦着瞅准机会溜出去看看热闹，可惜父亲很快就回来了，闪身挤进大门后第一件事就是闩上门闩。

父亲匆匆忙忙地进了屋，脸上的神情很奇怪，有些紧张，还有些别的什么，反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我很失望，因为他两手空空，显然没有买回我最想要的鞭炮。父亲喘息甫定，就匆忙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压低声音说：“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能离开家门一步。军队过来了，已经到了西贡，离这里只有几条街远。”

一开始，我们大家都不太相信。我想问问父亲那声巨响是发生了什么事，看他坐立不安，就没敢开口。到了晚上，窗外传来了劈劈啪啪的枪声，像炒豆子一样，这时全家人才意识到真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了。大家都很紧张，不时地向窗外张望，可是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见。我非常想打开门出去看看，但是没法从父亲眼皮底下安全离开。

这一夜，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一种焦急和恐惧中的情绪中度过。好不容易到了天亮，黎明的曙光洒满大街小巷时，外面仍然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在外面行走，也没有车辆通过，以往在外面追逐打闹的小孩也没了踪影。每一家的门都紧紧地关着，里边听不到一丝一毫的响动。我们家也一样，都很紧张，却都尽量不发出声音，连走路咳嗽都格外小心。那个早上的堤岸，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了原来的蓬勃生机。

又过了一两天，街上终于有了一些动静，但不是街坊邻居们发出的。先是在街的另一头传来隆隆的马达轰鸣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感觉快到我们家门口时，我再也抑制不住好奇心，慢慢靠近窗边，偷偷看过去。是军队！

远处，在一团团四散风扬的尘土中，一队队军车渐渐靠近，车中坐满了士兵。每个士兵都抱着枪，像是庙里的泥塑木雕，不说话，也没人乱动，所有的声响都是军车马?发出来的。军车一辆辆的走近门口，又整齐有序的经过，车上的士兵距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一眼就看出他们身上的军装与原来见过的完全不同：有些开裂破损，并且满布着各种各样的污渍，似乎还有风干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眼。

那一刻，我突然鬼使神差地意识到，也许，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生活再也回不来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风声越来越紧。一切迹象都表明，这还只是战争和灾难的开始，没有人能预知到它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虽然所有人都对战争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恐惧，然而生活终归要继续过下去。枪炮声和军车的轰鸣依然还是会响起在每个黑夜和白天，成群结队的士兵也会不时以凌乱的脚步声宣布他们的存在，大家却已不像最初那样紧张，大人偶尔会外出置办些生活必需品，兼和亲朋好友通通声气，只是小孩子还是被禁止到街上玩耍。就这样，那声巨响的来龙去脉在离开越南之前，终于被我们搞明白了。

敌人（只能这么称呼了）的特工混入西贡搞破坏，在一栋办公大楼里安装了定时炸弹，想要炸死外国的一个大官，以制造国际影响。可是那栋大楼的墙壁太结实了，敌人的炸弹性能又不太好。最后只炸死了一个碰巧路过的无辜路人，外国大官虽然受了点惊吓，从破壁残垣中爬出来后，竟然毫发无伤。事后西贡的所有警察都出动了，展开全城大搜捕，据说很快就抓住了凶手……

关于以后的故事还有好多版本，我却没有机会再听到了。几天之后，父亲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在大家一起吃饭时突然宣布：全家要尽快搬到香港去，因为西贡已经不安全了。一定要离开。之所以决定去香港，是因为我有个叔叔在那里开工厂，搬到那里之后比较容易安顿，不至于两眼一摸黑。

虽然早就有所准备，也不愿意留在西贡当炮灰，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怅然若失。父辈早年为了讨生活，已经有过一次背井离乡的经历，在他们眼里，如何保证一大家子人平安无事并且吃饱肚子才是第一要务，其他的都在所不计。而我，西贡和堤岸，这片曾经带给我快乐与痛苦的土地，分明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啊。

就要离开了。在大军压境的枪炮声中，在前路未卜的困惑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与故土诀别的无尽哀伤。

8举家迁往香港

那段时间父亲基本不怎么管我，一则搬迁是大事，他要多方张罗、全力操持，虽然我们在香港有接收的关系，还要打通不少关节，二则他一直是通情达理的人，知道不让我临走之前跟朋友们道个别太过不近情理。那时街面上虽然嘈杂纷乱，但还没发生过什么太离谱的事，过往的士兵们也还算守规矩。

不过说他不担心也是不可能的。每次我要出门时，不管多忙，他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追出门对我再三叮嘱：“注意安全，早点回来。”话虽不多，我却能听出里面蕴藏的隐隐担心。母亲则是又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我出门时她会躲在一旁流着泪默默地祷告，而我回到家的时候，她准会第一个冲出去接我，然后仔仔细细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再抚着胸口念叨一句：“谢天谢地。”

没有经历过离乱的人永远都无法真正体会那种患难时表现出来的亲情。可以说，我懂得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确切含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也是从那时起，我给自己定下了第一个人生规划：以后不管走到哪一步，都要和家人们在一起，同甘共苦，不离不弃！

怕也好，盼也好，预定的行期终于还是不可阻止地到了。我们不是去旅游观光，而是去躲避战火，所以再怎么准备都不可能充分和面面俱到。举家搬迁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这时的堤岸正值战乱，人心惶惶，但凡有门路的人都想着尽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所以交通运输方面面临着很大压力。而且，政府为了稳定人心，并不支持人们离开当地，对坚持离开的人们百般刁难。鉴于此，一家人同时离开就成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眼见局势越来越紧张，同时走完全不可能，不得已，最后父母商量决定，一家人分三批到香港：母亲带着我和最小的弟弟三个人先走，姐姐和另外一个弟弟由一家关系相对可靠的人带着走，哥哥当时并不在西贡，所以不用担心他。等我们这些老幼妇孺都顺利到达香港之后，父亲再伺机离开越南；反正有叔叔在那边接应，父亲不用担心我们到达之初的安全和温饱问题。

不过，这么分批走父亲还不能完全放心，他最担心的就是和姐姐一起走的小弟弟，他还不到10岁，父亲怕人家把他带到香港后拐卖掉。父亲的担心并非多余，西贡迁往香港的人很多，类似的事情以前时有发生，直到近几年还有不少泣血寻找失散多年亲人的消息见诸报端。而且乱世之中，人心叵测，所有的事都可能会发生。可是没有任何办法，这是父母所能想到的一家人在香港团聚的最佳同时也是唯一途径。虽然不舍，父亲还是硬起心肠把我们分别送上了开往香港的航班。幸运的是我们又一次遇上了好心人，所有意外都没有发生，父亲托付照看姐姐和小弟弟的朋友很是尽心尽力，所以不久以后，我和母亲、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就在香港的叔叔那里团聚了。美中不足的只有一点，父亲滞留在了越南，迟迟不能脱身。

走的那天，天灰蒙蒙的，到处都是狼奔豕突、呼儿唤女的送行者和被送者，当然还有狼藉一片的各种行李。我和父亲都没有哭，父亲甚至还拍着我的肩膀笑了笑，然后转头看着站在不远处流泪的母亲，低声对我说：“你不是一直想做男子汉吗？机会来了，路上照顾好你妈妈。爸爸很快就和你们在香港会合。”我说不出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时势的离乱、家庭的变故已经让我在短期内很快成熟起来。

这是至今我仍记得和父亲在西贡离别的情景，而当时记得最清晰的却是临别时父亲说的那句话：“爸爸很快就和你们在香港会合。”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相信父亲，和大多数孩子对自己父亲的感觉一样，认为他无所不能，然而，那一次，父亲却让我深深的失望了。我们到香港后足足等了大半年的光景他才实践对我的诺言，其间一直杳无音信。

那一段是我们一家最孤苦无依的时期，家里没了顶梁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因为刚从越南过来，行前变卖家产的钱财大部分由父亲保管着，母亲身上只带了一小部分，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我们没有余钱租房子住，只能在叔叔提供的一个临时的小房间里暂时住着等父亲。那个房间非常小，仅够放下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于是母亲就睡地铺，我和弟弟挤在小床上睡。

日子真的挺无聊的。在越南有房有车有佣人，来香港没房没车没朋友。有一天我对母亲说“我们回去吧，在这里很辛苦也很无聊。”母亲说：“我们来这里很辛苦，如果这样走就白费了，原来我们想离开越南，因为有战争，如果再回去就前功尽弃，还是再坚持一下吧。”

就这样，我们母子日日盼、夜夜念，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迎来了我们在香港的第一个春天。那个春天在我的印象中无疑是美好的，因为父亲终于风尘仆仆地出现了。这对已经苦苦等候大半年近乎绝望的一家子人来说，绝对是件天大的喜事。父亲到了之后，先把借住在别处的姐姐和另一个弟弟也一起接?，并租了一套大点的房子。

度尽劫波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在香港团聚了。那些天我们一家人整天黏在一起，我们几姐弟众星捧月般簇拥在父亲周围，缠着他一遍遍地讲述别后的情形和经历，逼着他一次次地说整日整夜想念我们。母亲紧锁的愁眉也舒展开了，一下子像是年轻了好多岁，而且也精神了许多，每天都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像在堤岸过春节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缺少了堤岸春节时劈啪作响的鞭炮和那些让我迷醉的硝烟。

稍稍安定之后，父亲就到了叔叔的厂里上班了。这也是他的生存逻辑之一。家有万金，不如日进分文。虽然那时我们还薄有积蓄，但绝对架不住一大家人坐吃山空。我叔叔到香港已经很多年了，省吃俭用，日积月累，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些产业。也正因为知道在外创业之难，所以他对我们一家非常照顾。

不久，叔叔就托关系给我联系了一所学校，我因此得以重拾书本，进入香港比较正式的学校读书。重回学校以后，随着对周围环境和香港生活的日渐熟悉，我又慢慢恢复了往昔那种开朗、活泼、好动的性格，也逐渐认识了一些好朋友。刚开始同学们都觉得我的广东话跟他们说的不一样，感觉很怪，过了半年时间，我才把口音改过来。

一切都在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行，可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并不轻松。虽然叔叔愿意鼎力相助，但父亲似乎并不愿白吃白拿。他想要像当初赤手空拳到西贡一样，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给我们后辈做个好榜样。他那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有手有脚，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们就饿不死。”到香港以后，我们辗转搬了好几次家，一度颠沛流离，最后搬到离香港本岛比较远的九龙吴县，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我也是深有体会的。由于父母经常在外面工作，家里一些事就需要我们几个孩子分担着做。

“大哥，去把那边的碗洗了。”母亲走出家门的时候，丢下一句话。她有时在我们面前称呼我们兄弟，好像按着小孩子的叫法一样。

“良华，你是女孩子，你去做家务。”哥哥马上把这些差事推给姐姐。

姐姐也不甘示弱：“阿伟，你去啦，我和哥哥还有功课。”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每次父母安排我们做事，大哥偷懒，肯定把事情交给姐姐，姐姐也不是省油的灯，一转身就把事情扣到我头上。我看着两个弟弟，年纪都太小，良远还拖着鼻涕呢，只好走过去洗碗。于是这样，小时候我们家里的绝大部分家务都成了我应尽的义务，不论是缝补烫洗衣服还是煮做饭煮菜，不论是修理工具还是修葺房屋，只要是能力所及，我什么都干。当然，就算是能力所不及，我学着干也干。天长日久，男人做的粗活重活，女人做的针织女红，甚至有些需要请专业人才的，我居然都做得来。

虽然我贪玩好动，但是并不懒惰。之所以开始学做家务，一来是自己并不讨厌家务活；二来我也想让母亲多休息一点，这是我当时最直接、最朴素的想法。到香港以后，母亲的身体似乎就没怎么好过，干的活却比在堤岸时多得多，也重得多。我一直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疼我们的人，特别是发生车祸后这种感觉更加深刻强烈，所以我也一定要对母亲好，要多多照顾她。而且后来哥哥去了台湾念书，我成了家里男孩子中最大的，照顾母亲的活就更应该多做一点。

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天定，在我站在从童年到少年过渡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上天送给我一件原本被我切齿诅咒过千遍万遍、后来却又无比珍视的礼物——举家搬迁，从越南到香港。在香港这个举世瞩目的大都会，我学会了很多很多，最先学会的就是生活，如何才能把平淡得近于枯燥的生活活出趣味来。这份功夫让我能够在遭遇挫折时坦然面对，并且一直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勃勃的生机，充满信心地等待新机会的到来。

这份功夫我足足学习了近10年时间。

1当西贡粤语遭遇港式粤语

如果说堤岸在我心目中是供我信马由缰、纵横驰骋的大草原，那么1967年的香港就是一片暗无天日、危机四伏的森林；而熟悉之后的香港则更像是一座流光溢彩、琳琅满目的宝山，我坚信我在进入之后决不会空手而归。

香港可谓是我命运的中转站。从堤岸时的懵懂无知，到初到香港的畏惧退缩，再到逐渐融入后的淡定从容，我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飞跃。一场关键时刻的重大变故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轨迹，并进而影响他的人生历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同时我也坚信，我的人生之舟必将在这里顺利起航。

1当西贡粤语遭遇港式粤语

在叔叔的帮助下，我顺利转入了当地一所颇为有名的小学，开始重新读六年级。这是一所很正规的学校，有很高的白墙和整齐划一的课桌椅，学生们统一着装，学校里面秩序井然，大家见面时都会点头微笑或互相问候，到处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的青春气息。老实说，比我在堤岸就读的学校漂亮多了，我几乎是从第一眼看见就喜欢上了这里。

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看那所学校的时候，望着学校高高的大门和出出进进的同龄人，还有和蔼可亲的老师和活泼可爱的小孩子，出门之前的所有担心和顾虑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竟然是久违的憧憬和向往，还有一种莫可名状的踏实感。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更多的是好奇：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我会遇到怎样的集体？又会结交到怎样的新朋友？在这个被父母称为“故乡”的地方，我会开始怎样的生活？

带着对新同学、新集体的期待，我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让我始料未及的困难，竟然是语言差异。

我原来居住的西贡华人社区，虽然粤语也是主要的交流手段，但那里毕竟是移民地，闽南语、越南话都可使用，粤语受到各种语言的浸染、影响，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和香港本土的粤语相差了好多。初到香港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层，还以为天下粤语都是一样的。加上等待父亲那一段整天待在家里，根本没有和外界有过多的交流。等入了学才猛然警醒，自己面临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挑战不是别的，而是语言。

我原本以为自己很有语言天赋，当初很快学会越南语就是明证。可惜那一阵我连这方面的自信都快没了。措手不及就难免手忙脚乱，越着急说话越是吞吞吐吐，辞不达意。有些调皮的同学故意逗我开口讲话，然后他们躲在一边偷着乐。

这种尴尬的情形肯定不是我所期望的，我渴望沟通，渴望交流，因为只有沟通交流才能更好地融入新集体、结交新朋友；天性爱玩的我也忍受不了被大家隔膜、嘲笑甚至孤立的感觉。那一段时间我专心致志地学习粤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可以因为别的问题交不到朋友，但绝对不能因为语言沟通障碍。原先设想的迅速打开新局面等规划此时也不再多想，我只是想着一定要学好粤语！一定要学好粤语！

语言是一种肯下功夫就见效果的技能。经过大约两个月不到的恶补，我的港式粤语终于说得像模像样了。就算在香港的同学听来，也已经没有什么口音。而我和同学之间的隔阂，也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时光的飞逝而消除了。

那两个月的心情低潮期，是我和香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我满怀信心准备融入香港后碰的第一个钉子，虽然给我留下了很黯淡的记忆，但是也使我很快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两个月后的我，不仅仅抹平了和同学们之间的距离，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我体验到了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别人的认可，体验到了辛勤学习后的满足感；最重要的，我还收获了比语言能力更可宝贵的友谊。

随着对香港的日渐熟悉，还有和新朋友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我完完全全找回了在西贡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虽然在大人眼里可能还是小屁孩一个，我也的确没有混到呼风唤雨、风生水起的地步，但我却可以自信满满的对所有人大声宣告：“我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香港人了，我为自己成为一个香港人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家人面前，我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的。我又成了堤岸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又成了那个开朗自信、豪爽大方、讲义气的我。不过，我的学习成绩着实没什么大的起色，排名一直不高不低。还好我父亲虽然也有望子成龙之心，却并不怎么看重成绩单上显示的东西，相比而言他更注重实际的技能。这样很好，他不看重我自然也不在意，乐得逍遥自在。

现在想来，那一阵的确是我在香港上学期间最逍遥自在、最黄金的时光。因为家庭的变故很快就会逼迫我去思考一些本不该我那个年龄段孩子思考的难题，而且还要想出来应对之策。

2小吃店的洗盘小工

搬迁到香港之后，我们家的境况就已大不如前。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在我们小孩子面前提起。我们又都有各自关心的一堆事，根本就没有觉察出什么异样。

到我13岁那年，突然有一天，我和两个弟弟都发现，家里的饭菜远不如从前丰盛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只要你仔细琢磨，总能发现一些端倪。很快，我就注意到，每次父亲从工厂里回来，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唉声叹气，内心的焦灼隐藏也隐藏不住。而以往，每次他都会和我们开几句玩笑的。那个暑假，我把新学期的学费报告给他时，他甚至掩饰不住大吃了一惊，还脱口说了句：“怎么这么多？以前……”父亲没有说完，就被母亲把话题岔开了。我也由此知道了家里的困窘。

那时我已对香港的诸般门道了如指掌，想想刚好暑假没有什么功课，就决定自己去外面找一份暑期工做做。赚钱多少是小问题，最主要的是锻炼一下自己。找工作的事我事先没有跟家里人说，一是怕父母心疼我加以阻止，二是担心自己不一定找得到被姐姐、弟弟们嘲笑。但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才转了几个街区，我就在一家“烧辣档”里，找到了我的第一份非正式工作——清洗盘子。

“烧辣档”是香港随处可见的一种小吃店，主要满足大众消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找的那家就在尖沙咀，门面更是小得可怜，不过看起来生意还算红火，否则他们一般是不雇用我这种毫无经验的小工的。

终于能够帮家里赚到钱了，无论如何，我都感到非常满足。而且单只专业而言，也正好和我对口。要知道，我打小就是做着家务长大的，洗盘子这类的活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根本就不在话下。

可是第一天，我就很悲哀地发现，我再一次犯了盲目自大、骄傲轻敌的毛病。同样是洗盘子，家里和店里简直是天差地别呀。居家过日子，一天下来，锅碗瓢盆都算上，能有多少？还不限时，干到什么时候随意。店里可不是这样，限时限量，在水池子前一站，工作时间甭想再直起身来，偷眼看去，身边的碗碟永远是那么多，堆起来永远是那么高；千万别指望偷懒，老板的眼睛雪亮着呢。如果正赶上客人多的时候，动作稍慢一点，老板轻则一顿斥骂，重则扣你薪水，让你一天白干；再重点就是一步到位，轻描淡写的一句“明天你不用来了”，直接就炒了你的鱿鱼。

没有合同，没有保障，说白了我就是打的黑工，哪敢反抗？第一天下来，我的手就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而发白脱皮，腰都弯得快要直不起来了，又因为动作不够麻利受了老板的斥责，委屈得直想掉眼泪。可是当我拿到薪水的一刹那，我心里面突然充满了无比的快乐，还鬼使神差地向老板道了声谢。

我第一天的工资，一共是8块钱，下班时已将近5点钟，我从“烧辣档”飞奔出去，赶在泳装店关门之前，先花3块给自己买了一条黑色的游泳裤，那条泳裤我想拥有很久了，但是看到父母一直没有展开过的眉头，我实在不忍心开口。剩下的5块钱工资，我交给了母亲。母亲看到我突然拿钱回家孝敬她，愣了一愣，第一句话就是：“哪里来的？”我知道她是怕我在外面干坏事，故意大咧咧地说：“放心吧，我自己做事赚的。以后我还会赚更多的钱孝敬您。”母亲这次愣了很长时间，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下把我发白脱皮的双手捉了过去。我躲避不及，只好笑了笑说：“没事。”母亲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站起来转身走了。走出好远，我才模模糊糊听见她的最后一句话，似乎还带着哭腔：“你们小孩子，不要跑出去做这些啦。”

在母亲眼里，我们子女永远是小孩子，永远都应当在她的庇护下无忧无虑地生活，从小到大她和父亲就没有逼过我们做任何事，而这一切，无疑都源自于对我们的爱。我理解这些，所以我才想要为父母和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忙了一天累得臭死，但把钱交到母亲手上的那一刻，我心里还是充满了自豪感：母亲，你儿子能赚钱了，你儿子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回报你们了。只希望你们少一点操劳，少一点担心就好。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也睡得很香，虽然胳膊腿都酸疼着难受。那晚父亲回家很晚，朦胧中我似乎听到他和母亲说了很久的话，隐约还听到母亲低低的啜泣声，但是不及细想，就被袭来的困意彻底包围了。

第二天我依然起了个大早，腰腿还没有歇过来，手上脱皮的地方也痒痒的。早饭母亲吃得很少，几乎是一直在看着我吃，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以前都是我洗碗的，这次母亲抢在了前面，临走还冲父亲丢了个眼色。我起身要走，被父亲叫住了：“阿伟，陪爸爸坐一会儿。”

我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可也只好坐下来。果然，父亲狠抽了几口烟，说：“阿伟，最近家里用度是有些窘，爸妈也知道你的心意。你打小就懂事、知道心疼人，可是你这样，不是让你妈心疼你吗？”

?　我知道父亲嘴硬，他就是再心疼我也不会明说，所以每回都打母亲的旗号。我可不想让暑期工的好事泡汤：“爸爸，您早就说过，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只是想体验一下生活，锻炼锻炼自己。”

父亲没有再说话，只是闷着头抽烟。我知道这是他准备妥协的前兆，于是自己偷偷溜了出去。其实，就算父亲再强求我，我也有话反驳他。据陈姨说，父亲像我这个年龄，都已经在外面闯荡好几年了。他能为什么我就不能？

第二天，第三天，我都累得臭死。回家后吃罢饭就想睡觉，可是我还是注意到了，有好几天时间，母亲都对父亲气哼哼的。我故作不知。只要让我出去打工，怎么着都成。

那个暑假我总共赚了300块钱，在别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对我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而且都是靠我自己的双手赚来的。也是那个暑假，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赚钱的不易。但是能够帮父母做一点点事情，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3退学，无悔的决定

香港，九龙，培道中学。

1973年6月的某一天，教务处收到了该校一位同学的退学请求。原来这位同学的母亲不幸患上了绝症，为此他不得不中止学业，出去打工挣钱，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同时还可以照顾母亲。

朋友们肯定没有猜错，这个同学就是我，我。我那时在培道中学已经读了两年书。

那一年，父亲工厂里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哥哥还在台湾上大学，需要不断寄钱去供他读书，我和两个弟弟的学习和生活也都到了不断需要钱的时候，但是对我们家最大的打击，还是母亲的病。

五月份的时候，母亲一直潜伏的结核病突然变得凶猛起来。母亲早年在越南的时候，被那里炎热但是却潮湿的空气侵袭，再加上生育并抚养了我们五个孩子，就落下了肺部的疾病。记忆中她的脸色始终是苍白而柔和的，对我们很和蔼，看上去很柔弱但却总是想庇护我们一家人。

这种病，如果在现在，治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即使砸了再多的钱下去，按当时的医疗水平也没有知足的把握可以治愈。母亲的病并没有随着我们一家人的努力显示出一点点好转的迹象。随着天气渐渐变得炎热，我们一家人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焦灼。就在那一年的九月，我对父亲说：“我要退学，我要去工作。”

我的退学，对当时的家庭来说，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可以省下一大笔学费，除此之外我还设想我可以出去做工赚钱，给家里一点补贴，就像我当年做暑期工一样。我之前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是有好有坏。我学东西很快，一个定理，一个概念，往往老师才讲解到一半我就领悟了，但是我极度缺乏耐性，觉得自己懂了之后就懒得再深入下去。我又是极喜爱和别人交际的人，所以上课的时候和别的同学私下讲话也是免不了的事。我看书的时候也是一样，读书是求快而不求甚解的那种，往往看了几个小时就坐不下去了，不出去走一走就浑身不舒服。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学习的时候虽然领悟很快，但是却很少有特别深入的学习。我的成绩，也就因此有好有坏，因为上课讲话的缘故，我绝对不是老师眼中标准的好学生，但是凭一点小聪明，也偶尔能够在考试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我退学的那个星期，班导找我聊了几次，一些要好的同学也打电话到家里来表示关切。

但是那时的我，坚定地认为世界上不是只有上学这一条路可走的，如果现在家里的情况不适合我继续走这条路，那么我就应当去寻找其他的路。

最后一次和班导谈完话，顺利地办完了退学手续，我就悄悄离开了学校。同学们都正在上课，我没有和他们告别。学校门卫室里有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老师傅，看我上课时间背着书包出来，跟我开玩笑说：“坏小子，又逃课出去混呀？”我不好意思告诉他实情，只说：“家里有点事，我请假了。”老师傅笑了笑，说：“那还不赶快回去。明天见。”

说实话，那天我从到教务处办理手续时就迷迷糊糊的，脑袋里像装着一盆糨糊，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明天见”三个字一下子把我从迷梦中唤醒了。“明天见。”明天肯定是没法见了，明天我已经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陪伴我的也不再是同学、课本和琅琅书声，而是工友、操作台和机器的轰鸣。从接过退学手续那一刻起，我的身份就已经不是学生了，我的学生时代也宣告彻底结束了。

我回头看那座高高的中学大门，告诉自己：我，从现在开始你更要对你自己负责了，你从此后的一切，都要有你自己的计划和决定。17岁的少年，这样想的时候还颇有点豪迈的气概，可是说实在话，心里没有一点惴惴的感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想到母亲的病容，我就马上坚定了许多。我更加肯定我现在的选择，是没有更合适的路可走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是我面对父母时可以给自己的唯一交待。

就这样，我比别人都要早地步入了社会，试图用自己的劳动为家庭做出实际性的帮助。

我不是没有过退缩，工人和学生哪一个更舒服、更被公众认可、更有前途，相信谁都能比较得出来，可我更看重的是责任。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担起的责任是永远无法推卸的。逃避本来应该担起的责任在我是不可想象的，从小我就不会那样，自认为已经长大后更不会。我一直认为，家里如果出了事，除了父母，第三个应该站出来扛事的非我莫属。我有责任也有义务那么做。

我刚提出要退学的时候遭到了全家的一致反对。反应最激烈的毫无疑问是母亲，她知道我的良苦用心，哭得昏天暗地；其次是哥哥姐姐，他们俩一致认为我发烧烧昏了头。父亲坐在床边安慰母亲，对我的意见未置一词，但我明白他如果有别的办法，肯定是第一个反对的，说不定还会胖揍我一顿，为我提出这么荒唐的建议。递交退学申请前父亲曾经背着母亲问过我：“从小到大，爸爸从来没有强迫过你，这次也一样。不管你选择什么，我都尊重你的选择。”我以行动回答了父亲，拿着写好的退学申请出了门。办理退学手续前父亲又一次和我谈话：“现在还不晚，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没有说话，但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既然决定了我就不会后悔。我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退学之后，我找了好几份工作，但是做得都不开心。我虽然学东西很快，很多工作流程只要看一遍基本就学会了，但是在心里面，总认为这样的工作没有意思，只是简单重复一些我很快就烂熟于心的劳作，没有什么创新改变，更不用提发挥我自己的创意了。我想要的工作，是求新求变的，可以让我有所创新的工作。

辗转于几家公司之后，我决定回到父亲的工厂工作。去父亲的工厂，我考虑的理由还是比较多的。以前上学的时候，父亲生意上的活我偶尔也会跑去看一看，帮一下手，所以对父亲的工作领域由一些基本的了解；另外，如果在父亲的工厂里做事，多少和家人的距离要近一些，一旦母亲那边突发情况需要赶去医院，我也能尽快得知消息，工厂里有些老师傅对我们家都很熟悉，在必要的时候肯定也会照顾到我。

我去到叔叔工厂的时候，正是香港制造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在香港计算工资通常以时间为基数，分按时、按日或按月几种。也有以工作量为基数按件计薪的，这种方式有利于鼓励工人增产，进而增加工厂的总产量；通常每10日或15日发薪一次。制造业中日薪制较为普遍，但半技工和普通工人多按年计薪，月薪工人通常受雇于需要熟练技能的行业或担任技术员及管理人员的工作。说来惭愧，由于和叔叔的这层家属关系，工厂给我开出的薪酬是每个月2000港币，需要我做的只是半技工和普通工人做的那种按件计算的工作，而且不论我月末完成多少工作量，2000港币都雷打不动的照拿不误。2000港币现在看来可能不起眼，放在那个时代，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其实什么都不会连学徒工都算不上的毛头小伙子而言，可真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了。要知道，我们的国酒茅台那时在香港也才卖25港币一瓶。

我非常需要工厂给我开的每月2000港币，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工作根本值不到这个价钱，一切都是出于叔叔的照顾，是他在变着法地帮助我家，我也认了。母亲急需要钱治病，不是我由着自己的性子泛滥自尊心和充英雄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技术，努力拉近自己和2000港币月薪之间的距离。这样我心里能舒服一些，叔叔也不至于在工人们中间落下什么口实。

我的工作是用机器给皮包打钉，这是一个繁琐而机械的任务，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做久了却能把人烦死。不过一开始我真是干得激情万丈、热火朝天，一方面是为了报叔叔的恩，另一方面，可能每个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都会有和我类似的想法，就是，我终于可以用我的双手赚钱了，我做的事情终于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了，有价值了。这种成就感是无法言表的。第一个月下来，我手里攥着厚厚的一摞钱，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这么阔，高兴得合不拢嘴，想都没想，直接去超市给哥哥姐姐买了一大堆东西，连送给父母的礼物都是隔天才买的。为什么？我感激他们，感谢他们一直把做家务的事情让给我，极大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才短短一个月时间，我就基本掌握了工作要领，工友们都夸我心灵手巧，换成一般人，给他半年也未必能赶上我的进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每天重复着两点一线的运动，上班时从家到工厂，下班后从工厂到家，从家到医院。不到半年时间，我就从一个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熟练工人。

这样慢慢做了将近一年，我还是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感觉。母亲仍是生病，在医院里住着，姐姐此时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照料着我们一大家人。我终日在父亲的工厂里，一方面觉得工作没有原先设想的那么有意思，一方面又为母亲的病情担心，就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样子。

那时我已经是21岁，一年来的工作生活，我实际了很多，对自身今后的发展也考虑了很多。我问自己：你今后到底要做什么工作？你真的只准备在工厂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做一辈子吗？为了弥补没有念完书的缺憾，我抓紧空闲时间读各种各样的书，我希望通过不断读书提醒自己：你还年轻，你还有很长的路要奋斗，你还在寻找生命的方向。

4报考无线

没有父亲的大力支持，我就不可能去报考无线艺人培训班；没有报考了无线艺人培训班，我就不可能走上演艺道路，我的事业，也就不会经历《上海滩》的辉煌，不会有《跛豪》里的突破，更不会在今天体验《张大千》中对自我的演绎。这所有一切的转折点，都和我的父亲有关，和1977年，我21岁的那个6月有关。

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工厂里工作，父亲手里拿着当天的一张报纸，微笑着对我说：“阿伟啊，电视台在招艺人了，你要不要去试一试啊？”我愣了一下，一是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曾经设想过很多自己可以做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做演员。那些荧幕上光彩夺目的明星，在我的印象中是那么遥不可及。

“好啊，我有空看看。”我随口答应了父亲，却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慢慢地也就忘记了。

想不到大约一个月后，父亲突然拿出一张表格来，对我说：“后天无线的培训班考试，我用车载你去吧。”我突然之间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原来父亲见我没有什么行动，就帮我把表格全部填好，办好了一切的报名手续。我前面说过，从小到大父母对我们的教育都是顺其自然的，但是这一次，父亲却如此积极地让我去考艺人培训班，和往常不大一样。

当时的我，又因为没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在父亲的工厂里做得很不开心，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整天一张闷闷不乐的脸挂在那里”。“去吧，你啊，那么好动，又喜欢表演，为什么不去试试？”父亲鼓励我。“唉呀，不行啦。”“没试你怎么知道呢？”父亲鼓励我。“那好，就去考一下吧，考一下也没什么。”就这样，我决定去应考电视台的艺人培训班了。

当时开办艺人培训班的有两家电视台，丽的和无线。两个我都报了名。丽的先考，但是当时流行古装剧，丽的考的是一个古装片段，考生要演一个士卒，台词是固定的，无非是“报告大王，那里有敌方的三千兵马，现在我们要从边路突出。”之类的，然后配合上自己的动作，表情等。对于这种考试方法，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认为固定的片段表演不能让个人全面发挥。

在这之后就是无线的考试。我那一年是无线艺人培训班第六期，当时周润发已经是我们第三期的师兄了。无线考试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我甚至有点睁不开眼睛。父亲开着车亲自把我送到考场，也就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常被称为“无线”）。那是一幢很大的大楼，在今天看来有点破旧。

父亲等着我登记完了，一刻也没停留，叮嘱一句“你慢慢考吧”，甩甩手，很轻松地走掉了。我看着父亲的背影，心情突然有点低落——倒不是因为怯场，而是感觉父亲居然就这么不负责任地把我丢在这里，当初可是他说服自己来考试的。不过，天性乐观的我很快就将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对我而言，眼前的事情更有意思。我其实并没有想过自己考得上或者考不上的问题。

到现场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人报名来参加了考试。粗略一数，大概有好几千人。天啊，香港有这么多人吗？我在心里嘀咕着。所有的考生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有的人相互认识，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聊天；有的人则比较紧张，不停地走来走去；有的似乎胸有成竹，带着微笑看着天空。

很快就有工作人员出来组织顺序，一看见这么多人，皱了皱眉，转身又进去了。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号码牌，吩咐大家取号后按照顺序进去一个一个地考试。这些老师要进行连续十天的海选，从几千个人里面挑出最合适的人。我不禁对旁边的人说：“这些老师们太有耐心了，这样一个一个地挑选，一般人早就吃不消了。”

我手里拿着0509号，吹了一记口哨，早上从九龙过来，起得太早，正好可以利用等待的时间补个瞌睡。

据我所知，这次只录取三十个人。无线从1971年起就和邵氏兄弟制作公司合办艺员训练班，到今年这一期已经是第六期了。每一年，这里都有成百上千位心里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美丽梦想的俊男、美女们云集于此，在无力改变现实的当年，成为演员无疑是一条捷径。这其中，前五期部分已有成就的人，显然是他们追逐的目标，例如：第1期的甘国亮、第3期的周润发、第4期的林岭东和杜琪峰、第5期的关锦鹏等。事业上给我很大帮助的监制和导演招振强也是无线第1期的学员，我面试的时候他就坐在主考官的位子上。谁也不知道第6期会有谁会被幸运地选中，成为荧幕前的明星。我更不知道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玉莲的美女会成为我的同学。

无线的考题有三部分：走一段路，唱一段歌，演一段戏。无线的一些编导和有的培训班前几届的师兄就坐在那里，看我们的表现。有的考生很紧张，明显看出发挥失常。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没什么，就当是小时候给亲戚们表演，没什么，反正我来是试一下……”

轮到我的时候，已然黄昏。忽然听到叫我的?字“我”，我走上前去，忽然顾不得想任何事情，只知道专心表演我的科目了。

“当我进入房间时，两个老师‘唰’地抬起头盯着我，我记得我没感觉到紧张，反而还觉得挺好玩的。然后，他们要求我表演唱歌、形体等等。可是我就小时候那点儿并不值得炫耀的经历，从来没在正式场合表演过。我就想这可怎么办呢？后来把心一横，表演就表演，谁怕谁。我就凭着感觉，先来了一首刘文正的《我找到我自己》，老师眼睛一亮，我觉得，有戏。然后我就走了一段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看你形体如何，有没有驼背什么的。最后，我给他们打了几招武术动作，因为小时候学过，表演这个我比较拿手。其实，在这三个考试中，表演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我不带一丝心理压力地通过了考试。对我而言，即便是没有考上，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

事后想想，无线的考题还是比较合理的，很全面，让人有比较大的空间来展示自己。单是第一次进到电视台里，第一次看到一些电视上出现的人，我就感到得到了莫大的收获。

考完无线回来，坐在父亲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我感到心里异常轻松，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怎么样？考试的感觉？”父亲问我，我考试的时候父亲并没有走远，一直在门外等我。

“很好啊！很开心。”我说很好，并不是对我自己的表现特别满意，而是认为自己来这一次，见识了很多，不枉此行。我心里对父亲充满了感激，如果不是他的坚持，我是不会有这个见识的机会的。于是，对于考试结果没有太多期待的我，很快又投身工厂开始工作了。

没过一个月，无线的通知出来了，我收到了录取通知。我第一时间就拿着信函奔向医院，开心地对母亲说：“妈，我考上了！”母亲疲倦的病容上这一刻也呈现出了美丽的笑容。我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幸运，要知道当时几乎有近四千人报考啊，正如前TVB人事部经理、前无线艺员训练班台词导师程乃根所说：“是你的始终是你的，不是你的想要也要不来。”

第11期艺员训练班学员吴镇宇，他曾三次投考，前两次都无功而回，但凭着他屡败屡战、不屈不挠的精神，结果在第三次投考时，才顺利地被录取，成为无线演艺班学员，而成为现今受欢迎的实力演技派演员。

第12期艺员训练班学员刘青云的录取也颇具戏剧性：他回忆起那时他刚刚中学毕业，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职业，恰巧当时无线招考演员，就抱着一试的心态去投考。他自嘲说以自己的样貌是不可能被取录的，没想到经过几次的面试后，他被口头录取了，但需要等正式信件通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仍没收到信件的他主动去追问结果——那本来不是他的性格作风——那次却鬼使神差地打了个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录取信件早就寄出了，而那天竟是最后的回复期限！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八月份，无线第六期艺人培训班开课，我正式开始学习表演，也基本确定了今后要走的路。很多年之后有一位记者问我：“吕先生，最初将您引入演艺界的发现人是谁可以说一下吗？”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1岁的这个夏天，父亲在无线门外等候我时流着汗水的脸。机遇有时候就是那么奇妙的事情。

在1977年无线艺员训练班第6期培训班上，无线当年一共招录了30人，但是中途退出了2人。经过一年的培训后，毕业28人。他们是：陈复生、陈玉莲、陈玉麟、刘雅丽、梁鸿华、连炎辉、廖安丽、廖伟雄、卢少慈、我、容惠雯……正如所见，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湮灭无名，消失于茫茫人海中。

5最辛酸的一年

考上艺员训练班了，可是经济来源该怎么办呢？

虽然无线培训不用交学费、培训费，但是也会有一笔交际费用，用于平时和同学们出去见导演、学习才艺、吃饭什么的。家里显然是不可能提供这笔费用的，母亲还在生病，需要花钱，两个弟弟也在读书。我想了想就决定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继续在叔叔的工厂上班，收入一部分补贴家里，一部分作为日常零用。

我在饭桌前宣布了这个决定，父亲点头默许了，母亲半躺在沙发上，半是开心半是心酸地看着我。她知道自从她生病以来，我就为家里牺牲了很多，不仅中止了学业，还包揽了一大半的家务，既要做饭，又要洗衣服，还学会了缝纫，现在还要照顾生病的自己。这些事情本来都是女人做的。她觉得自己太亏欠我。

我看出了母亲的心思，就安慰母亲说：“妈，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的课程都安排在晚上，白天那么长的时间，我不打工干吗？再说了，我现在既然已经成年了，也出来做工了，那就不能要家里的钱啊。而且，你看，你儿子马上就要做演员了，多棒啊！等我挣钱了，给你专门请个佣人，开心吧？”一席话让母亲心里暖暖的。

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的道路要走，上帝关闭了一扇门，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户。

那个时候很多的艺人都经历了这样过程：周润发在成名前做过酒店服务生、梁家辉摆过地摊、周星驰曾经跑过龙套。其实做过什么并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这样的经历反而给了艺人们更多的人生历练和感触，使他们了解世间百态，也能使他们更好地体验角色。

接下来的日子，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繁忙的一段时间。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六点则匆忙赶去无线上课，常常连晚饭也来不及吃。

无线的培训班，在外界看来一定是光彩夺目的吧，但是只有我们这些有幸被选中的学员才体会得到，培训班的课程有多重；我们所接受的训练有多严格。

无线的课是六点半开课，中途不休息，一直到十点半，每天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里面，我们基本上要学习编剧、表演、交谊舞、武术、唱歌、音乐、形体……最重要的就是表演课了。然后，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小品，老师要求艺员自编自导自演，也可以和同学一起做，反正得有一个作品就OK。之后，老师会打评语。”

培训班前半年学的是表演、台词、功架、舞蹈、武功、编剧理论、摄影概论、电视工程、形体模拟、化装、服装及发型等基本理论知识。后半年为实习期，中间经过多次考试，不断淘汰不合格的人，这样一直到毕业，如果签约，才能被吸收为电视台演员。

在我看来，培训班里的功课，比中学时候要苦很多，舞蹈、唱歌、武功等更是要耗体力的课程。那个时候演员不像现在，有经纪人有保姆，自己专心演好戏就可以了。我们什么都要学，连化妆都是亲力亲为的学习。也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处理和媒体的关系，如何包装等等。老师也都很严厉，有的时候一句台词背不出来就要挨骂，一个表情不到位也很容易被批。

在培训班的一年，我瘦到110斤。白天要全心投入课程，晚上要去医院照顾母亲。无论哪一样我都要尽心尽力。母亲生病，不可以有丝毫的照顾不周；而进入无线艺人培训班，更被我视为重新拥有的第二次求学机会，况且学的又是我喜欢并且擅长的东西，我怎么能不珍惜这样的机会呢？

就这样在无线，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辛苦的求学生活。以前在学校，课程没有这么多，老师也不会注意到每一个学生，但是在培训班的日子里，每个学员都是从几千个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的，每个人的外形特点和表演天赋都会老师“个案分析”。而且无线的培训班，还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并不是每个培训班的正式学员都可以顺利地以同样的身份从培训班毕业的。得来不易的机会，和严格的教学管理机制，使我没有办法偷懒，也不想偷懒。

在那里接触到的课程，虽然很繁重，但是深深吸引了我。小时候在亲友面前做得即兴小节目，总是会赢得围观者的赞赏声，但是真正的表演是怎么样的呢？接触到培训班的课程，我才渐渐懂得，也渐渐对表演形成了比较专业的认识。揣摩角色，拿捏表情，进入状态……其实看似简单的表演，背后要下的功夫绝对要超出一般观众的想象。

首先学习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揣摩每个人物的性格，考虑这个人物的每个举动、每句台词背后的心理活动。对一个人物的理解，很多时候真的要看阅历和悟性。无线的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演员，一定要善于观察人生百态。一个角色，我们最初看的时候是一面的，细细体会或许会悟出两面来；但是如果有足够的人生阅历，看一个人物可能就会看出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来。从情感上讲，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对人的性格感情的体会，怎么都不为过。

所有的课程之中，我最喜欢的是武功。教武功的老师李家鼎很喜欢我，一方面我外形比较适合“硬汉”的形象；另一方面我学武功的时候肯吃苦，不怕摔打。他常常夸我动作标准，并且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作示范。

记得有一场考试，考的是武功。老师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他让全班推一个代表去考，考得好，算全班加分；考不好，全班都扣分。结果同学们就推举了我，考题是打一套拳法，关键看动作是否到位准确。我于是去找老师考试，他大笑着说：“你们还真会选人，选了你出来考试。”最后全班加分。

其实武功课老师看好我，一方面是因为我外形很健康，适合走“打星”的路线；另一方面是我的勤奋和干劲。对于这次重新获得的求学机会，我格外珍惜，老师教的每一个动作，我都很认真地对待；每一套拳法，我都练得很熟。我本来有好动的性格，从小便很难静下心来深入地做一件事，但是在培训班里，我强迫自己钻研每一门课程，不仅仅是武功，其他的表演课我也都学得很用心。

一天晚上，我下课后像往常一样去医院看母亲。她那个时候的情况已经很不好，我们全家尽了最大的努力，父亲变卖了一部分资产，姐姐和弟弟们也大大消减了开支，我从学校辍学省下一大笔学费，还是没有办法以当时的医术还母亲一个健康。

医院里，母亲蜡黄瘦削的脸衬着白得刺眼的病号服，看了让人揪心的痛。“阿伟，在班里学习累不累啊，不要太逼自己啊……”母亲知道我被培训班录取，一面为我高兴；一面又担心我太累。她总是这样，舍不得我们子女受一点苦；她极力想给我们最好的庇护，但是自己的身体又不允许。她生了病，又舍不得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为她过度操劳。

我就伸出手臂，逗她说：“妈，你看，你儿子身上没有一丝赘肉了，这下好了，不用刻意减肥，以后要锻炼肌肉也没顾虑了。”

我白天在训练班里的辛苦，都没有跟她说。有一次武功课时砸伤了脚，也都瞒着母亲。想不到那天晚上她突然说：“培训班的课程太累，就不要每天晚上都来看我了吧。”我先是一惊，母亲又接着说：“你看你，都瘦下来这么多……”。我赶忙低下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在母亲，这可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当时的我，却被这句话猛然触动了什么，差点掉下泪来。

还有一次，过度疲劳的我在工厂干活的时候，困意又上来了，我晕晕乎乎地就把本该钉在皮包上的钉子钉到了自己的手指上。痛，剧烈的疼痛使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立刻跑去附近的医院治疗。医生一看，也吓了一跳，那么粗的钉子把指头都穿透了。但是，医生说：“你受伤的部位太小了，打不了麻醉，忍一下，我直接给你消毒吧。”就这样，我又一次在没打麻醉的状态下，直接将手指做了处理。下午，我包着大大的白纱布就回去继续工作了，晚上的课也没耽误。

那段时间我每天奔波于九龙和香港之间，感觉特别累，但也从未有过的充实。每天的课程结束后，坐在巴士上，常常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等醒来时，发现已经坐过站了。赶回家里时，经常是晚上十二点多，家里静悄悄的，所有的人都睡了。第二天八点起床还要赶去工厂上班。但这种生活是我的选择，没有人能够为我的人生负责，所以我宁可去享受每一个过程，而不是抱怨。

我不想向任何人隐瞒地说，在培训班，我勤奋的学习是带有一定的功利心的。多少个夜晚，我被一种情绪缠绕着无法入眠，那就是：成功！事业的成功！当我被家里的窘境困扰，更加为母亲的病烦心的时候，我就幻想我能马上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去回报家庭，只好母亲的病，看着父母在我面前欣慰的笑。我甚至没有细想选择哪一种事业可以使我成功，而当时有用武之地的，就是培训班了，所以我才会在功课上下那么多的功夫。

当时培训班里有些同学开始拍拖，这是很正常的事。大家年纪差不多，又朝夕相处。但是在那一年里，我始终没有拍拖。学习的压力，母亲病情带来的心情的不稳定，这种情况下我哪有时间去想什么风花雪月的事情？只盼望母亲的病好，我自己的事业能带给父母一点慰藉就行了。

半年以后，无线开始让艺员们出去实习，所谓的实习，就是跟在剧组里面做事情，一般就是跑龙套。我也得到了一些做群众演员的机会，比如路人甲、官兵乙等。

第一次有实习机会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班里几十个人一起去给一部古装剧跑龙套。我饰演太监，跟阿姐（汪明荃）演《帝女花》。是一场宫廷戏，我跟其他太监廖伟雄、梁鸿华及宫女陈玉莲一同站在皇上身边，要站足一整天，也没有对白，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第一次上镜嘛。

我第一次有台词，是给郑少秋配戏。不过，那实在是很糟糕的一次经历，因为我居然怯场了。当时我在郑少秋的《大亨》里扮演一个记者，按照情节的安排，我需要去采访郑少秋。我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甚至想到了怎么样去改进台词，怎么样设计自己的动作。然而等到我拿着道具上场时，我感觉紧张得不得了，浑身僵硬。当我张开嘴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地看着我，等着我的发挥。谁知道我“哎”、“咦”、“呀”了老半天，一个字儿也没蹦出来，NG了。我有点泄气，走下场去调整了一下呼吸，觉得有点感觉了，鼓起勇气再次上场，但这次竟然又卡壳了。

我越来越紧张，脑袋里一片空白，在场下想得很美满的表演，上场后死活也憋不出来，急得满头大汗。导演一看，知道我是怯场了，也没有斥责，只是安慰我：“别紧张，别紧张，再来，再来。”当时我尴尬极了，差点儿想扔下道具，干脆放弃。然而，我不能做逃兵，这是我的工作，也可能是我未来一辈子的工作。如果说面对挫折就逃避，那就没有将来可言了。

终于在导演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我调整好了状态，勉强完成了这个镜头，导演看了还行，说：“算了，算了，OK了。”

我这个稚嫩的临时演员仿佛从刑场上逃脱一般，摸摸后背的汗滴，飞快地离开了片场。过后几天我都害怕别人提及这次不成功的表演。然而，当我我敢于再次面对这次经历时，竟然开始津津有味地品味：“学了那么久的表演，怯场，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我怎么就怯场了？为什么我会说不出台词来？”

我跟一些老师、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笑着安慰我：“第一次，总是难免的，以后就好了。”但我不愿拿这个当我的借口，我更加努力地钻研表演，暗暗发誓一定要克服怯场的毛病。的确，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怯场经历，在我以后的表演中，这样的经历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渐渐发现，这个行业非常适合自己。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年学习的过程很开心，从什么都不懂到对表演、对演员有了一些概念，随着对表演认识的加深，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我要当一名演员，为了理想，吃再多的苦我也心甘情愿！

6永失母爱

1978年10月21日，香港九龙仁爱医院。

相信终我一生我也不会忘记这个时间，这家医院。因为世界上最疼爱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时间、在这家医院离我而去的。

至今我还保留着医院当时出具的一份住院文件，文件上的病人名字是“吕XXX”。事由为：该女士在当天下午六时被家人发现昏倒在卧室里，呼吸困难，由家人将其送进医院。

这已经不是母亲第一次昏倒，但却是最后一次。这次她再也没有醒过来，没有再看一眼围在她身边悲痛欲绝的亲人们，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那年我将满二十二岁，还有三个月就要毕业了。最初我是为了母亲的病情而离开学校的，然而，就是这样最终也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人命危浅，那一刻我才真正深深地体会到。任你有通天彻地的能耐也施展不开，就只能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去。在狰狞的死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的卑微。

我这一生，很少有后悔的时候，佛家提倡积极面对人生，我就是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但是唯有一件事，是我心中永远不能释怀的痛，那就是母亲的离去。她走得太早，走在我的奋斗刚刚要迎来曙光的时候，走在我就快要完全靠自己的事业去孝敬她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我是母亲的二儿子，也是她一辈子最大的骄傲，母亲曾不止一次在人前人后这么说过。小时候我很调皮，难免因为做出格的事被大人训斥。有一次在外婆家里，喜欢逗小孩子的陈姨对我说：“你这么皮，都不会有人喜欢你噢。”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你们不喜欢我没关系，我有母亲喜欢就好了。”那时候想法很天真，只要有母亲疼我，我就已经是最幸福的小孩子了。至于别人，我才懒得理会呢。

可是，在医院里，在母亲的病床前，她最大的骄傲对她的病一样束手无策，甚至没有能力替她分担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病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和死神进行最后的无谓的角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生命一点点离她而去。

医生说到了这个地步，病人的心情很关键，一定要让母亲心情好，自己有和病魔作斗争的勇气。经过这几年的折磨，她已经病得瘦骨嶙峋，我们全家也为此弄得心力交瘁。我当时在无线读下半年的课程，已经进入实习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断考试，并淘汰弱者的学习期。

一面随时担心母亲的病情，一面怀着对被淘汰的恐惧努力用功。那段时间里我压力极大，想照顾好各方面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走在路上，都恍恍惚惚的背着台词，不是主动的，而是真的念叨太多了，不知不觉就背出来了。每次班里同学叫我去听家里来的电话，心里就紧张万分，生怕话筒那边传来的是什么不好的消息。有时候早上醒来，会突然一下子陷入思维完全停滞的发呆状态。

就这样苦挨着，最害怕的那一天还是到来了。

10月21日凌晨三点钟，刺耳的电话声叫醒了全家人，在医院守夜的姐姐打来电话：母亲病情突然加重。叫不到出租车，又急着赶到医院去。我们就往医院的方向一路小跑着过去。奔走在香港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这种感觉是有点奇怪的，好像突然一下全世界就剩下我们一家人，在一大片无边的孤独里挣扎着跑着。

从后面看过去，父亲的步伐显得有点踉跄，我突然很担心他摔倒，就到他身边去和他并肩跑。我突然发现这段时间里爸爸其实是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的最沉重的部分，他苍老了许多，只是大家都忙于母亲的病，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注意罢了。我的眼睛疼得厉害，好像有点肿始终睁不开的感觉，但是心里却是出乎意料的清醒和冷静。

这个时候的香港，正处在她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但是我们一家人，却在这一刻经历着最艰难的考验。

到了医院，最先看到的是姐姐微微红肿的眼睛，我的心没来由地往下一沉。母亲已经被转入急救病房，值班医师正在全力抢救。那是一个半开放的独立病房，透过隔音玻璃可以看见里面医生和护士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病房的门紧闭着，我们只有从窗户外面才能模糊地看见抢救的过程。

我只记得隔着模糊的玻璃看过去，几米开外的母亲离我是那么的遥远。三四个医生护士围着她，看上去很忙碌的样子。也不知道这样看了多久，我的眼睛痛得越来越厉害了，眼泪控制不住地往外涌……医生们的忙碌突然停顿下来，母亲去世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我忽然非常痛恨那些穿着白大褂、看起来慈眉善目的所谓白衣天使们，因为那些天使带给我们的不是母亲的生之希望，而是死之讯息。二十二岁，我曾经早就以为自己已经顶天立地，可以叱咤风云了。从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让我一路上照顾好母亲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以男子汉自许，而且，我还在心里发誓，不仅仅是那一次，一生一世的每一天每一次，我都会照顾好母亲。那一次，我和母亲平安到达了香港。可是这一次呢？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了，无力把母亲从死神身边带走，带到生之彼岸。恍惚中，我看到死神挥动着它那乌黑的翅翼，就要整个儿把母亲笼罩。

“不——”我竭尽全力大喝了一声，可那口闷气为什么还硬邦邦的堵在胸口？而且，旁边的父亲他们好像没有听到我大叫似的，全无反应？为什么？

我昏过去了。醒来后，母亲已经变成了客厅里的一张遗像，微笑着，似乎看着每一个人，似乎有什么话要说。父亲说，我在母亲病床前守了三天三夜，一口饭没吃，一眼没眨，太累了。大家一时没注意，我就跪倒在母亲床前，昏过去了。还说，咱们都已经尽力了，各人有各人的命，母亲不会怪你的。

我知道母亲不会怪我，她从来都不曾怪过我，我只是痛恨自己太笨，不能挽救母亲的生命。

母亲离开我们后的几个月里，我都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之中。有时我会突然感觉她并没有真的离开，而是平安无恙的在某处等着和我们重逢，等着体味重逢时的惊喜。我们的分别只是暂时的，是老天给我们开的一个大玩笑。

培训班的最后三个月，我几乎都是在这种恍恍惚惚的感觉中度过的。白天的课程还是一样的繁重，实习和淘汰的压力逼得人没有时间再考虑专业和课程之外的事。班里的同学都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消息，但是他们都没有从我平时的表现上看出来什么异常，我还像往常一样用功学习、认真实习。只是偶尔有几次，放学后我会下意识地往医院的方向走，走出好远才猛然想起母亲已经走了。那时候的一阵心悸，让我明白原来亲人的离去，最难舍的是这不经意的一刻，而真情流露，往往也正发生在不经意间。

后来的时光里，我每迈出一步自以为还算成功的足迹，就忍不住想到母亲。如果她能多留几年，看到她儿子主演的《上海滩》该有多好；或者不用是那么轰动的电视剧，就看看我在电视上出现的任何一个作品也好，哪怕是个不起眼的龙套；或者，我的愿望甚至可以降到最低，让母亲看着我顺利从无线培训班毕业也好，那样只需要她再等三个月！

人世间的许多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子欲养而亲不在”大概是其中最无奈、最伤情的一种。

母亲过早的离开，就是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7知遇恩师李家鼎

1977年年底，我终于如愿拿到了毕业证书，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这份喜悦很快被现实冲淡了。

按照无线原来的规定，只要能够拿到毕业证书即可签约，成为无线电视正式演员。可我很开心地等了一个月以后，终于等来了无线的通知信件，但这封信让我大感意外，信上的大意是：对不起，你毕业了，但是我们不跟你签约。

嗡，我的脑袋好像一下子爆炸了一样，我实在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回到家里，我没精打采地跟父亲打了声招呼，就躲到自己的小屋去了。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来想去：“我在培训班毕业的成绩也算是比较优秀的了，尤其是武功课表现出很明显的优势，为什么无线不愿跟我签约呢？再说，还会有不签的毕业学员吗？既然让我们顺利毕业，就应该和我们签约，怎么会有经过了一轮轮淘汰最后却签不了约的情况出现？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要不你就不要让我毕业啊！既然毕业了，为什么又不跟我签约呢？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现在既然毕业了，那不就是说明我合格了吗？按规定不就是可以做签约艺人了吗？可是……”

我十个月来都很用功地在读书，用心上课，但是一句“对不起”却结束了一切。那个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脑海里剧烈地冲撞、喧嚣，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百货公司，没有一刻宁静。

事后我才得知，我们那一期的学员，招进来的是33个，顺利毕业31个，最后签约的只有16个。

后来无线也跟我联系过，说：“你可以来做我们的特约演员啊。”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因为我很清楚，特约演员跟跑龙套差不多，都是些小角色、小配角，通常只有几句台词，像是群众演员就是临时找的演员，也就是特约演员。做特约演员太浪费我这一年来的学习了。那几天，我的意志无比消沉，成天闷闷不乐。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也许这条路真的不适合我？我也曾满怀疑问。最终，我还是选择继续回到工厂做工。

但是，命运之门一旦打开，就不会这么轻易地关闭。我生命中的贵人及时出现了。他就是我在艺员训练班上课时的一位武功课老师，李家鼎。他平时就很欣赏我，觉得我的武术根基不错，学习也很勤奋。

这源于我从小就迷恋功夫，到了香港以后，我一直跟一个大陆去香港的老师学少林长拳，刚上中学的时候，一套少林拳我就打得有模有样了。我还记得当年他学拳的会所叫做南华体育会，在香港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创建于1900年前，至今仍活跃香港足坛。它是个以足球为主的综合性的民间体育组织。先后组织过游泳、排球、篮球、垒球等队，举办过田径、游泳、国术等项比赛，提高了香港人对体育的兴趣。

当然，少林长拳和拍戏用的武术有一定区别，但是我悟性较高，等到李家鼎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是同学中学得最快的，最得他的偏爱。

李家鼎老师的赞赏，使我对这门课更加用心。不知不觉间，我开始向“武打路线”上发展，其间自然有老师的鼓励，也有同学的认可。一年后的毕业晚会上，每人表演一个节目，我的节目就是红缨枪武功表演，这套枪法正是李家鼎老师私下里地教给我的。

就在我决定回工厂安心干活后的一天，李家鼎老师打来了电话。李家鼎老师是武人性情，非常爽快，说话总是直截了当：“你是不是很想签约无线做演员？”

那一刻，我握着电话的手在颤抖，激动地说：“师傅，我当然希望了。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学习，就想有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你能帮我，那就太好了。”

李家鼎老师呵呵一笑，说：“没问题。我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签你，我就收你做我的武行。武行钱更多，做一天就有150块。”而当时无线新签约的艺人每个月才800块。

我一听，哇，有戏，就问李家鼎老师：“这样可以吗？”

李家鼎老师笑了，说：“怎么不可以？怎么算都是他们吃亏。”

我也知道，如果无线够精明，显然不愿意吃亏，那么我签约无线也就指日可待了。当时在无线，800块的工资是这样安排戏份的：800块分作10天的戏份，每天一个，每个半小时。也是就说，800块就是10个表演，表演完了就ok了。

如果是武行，一天150块，那么一个月做满就能够收入4500块。

我有些激动，因为不论结局如何，我总算看到了一点曙光。当时我郑重地对李家鼎老师保证说：“师傅，其实我也不敢浪费时间。我只给我自己两年时间，如果在这行里做不出来什么成绩，我马上就退了。因为我知道人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不能待在那边一直熬，熬很难的。如果不成功，那我马上转行。”

于是，李家鼎马上就跟无线打电话说：“你们签不签我？如果不要，我就要了。他做武行肯定行，能打、能演。”

无线当然知道这笔账不划算，于是说：“好好，我们签了。”

就这样，兜兜转转，我重新回到了无线。机会也越来越多，不到一年，我就开始接拍一些重要的角色，并很快出演了单元剧的男一号。单元剧是一种电视剧的表达形式。与连续剧和系列剧不同的是，单元剧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单元构成。每个单元的长度可大可小。当时我们这个单元剧很出名，因为每天一个小时，人物有连贯的，也有新登场的，情节上保持独立，即便是前一集没看上的，也不影响观看下一集，观众很喜欢追看这样的电视剧。这就好比电影一样，看完后故事就结束了，不会继续猜测后面的情节发展。

是的，坚持但是不强求，准备但是不放弃，不仅仅是做演员要这样，其他工作也是一样，很多时候需要别人推你一把，你就成功了。而且平时的努力很重要，任何一个你能遇到的人，都可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

8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其实说起来，我签约无线还算是顺利的。据说，为了能够顺利签约，无线至今流传着一则广为人知的趣闻：

当年，周润发为了引起无线高层的注意，经常打扮一新守在人来人往的电梯口，装作等待电梯的样子，每见头面人物上下电梯，他就不失时机地问候一声。这位身高1.8米的英俊小伙子很快就引起了无线高层的注意，也给那些监制人员留下了好印象，于是就有人开始打听他是何许人也。很快地，周润发开始了跑龙套的演艺生活。不过他很幸运，天生就是个演员坯子的他，从龙套演员到剧集主演，这个过程只用了两年。从艺员训练班毕业两年后，他一跃成为了无线的当红小生，香港的“长篇剧王”。

跟这位前辈比起来，我的演艺生涯则要艰难得多。签约之后，我开始了做路人甲、匪兵乙的跑龙套生涯，这一跑就是一年。我什么角色都接，基本是无线给什么我就演什么，丐帮弟子、黑社会、烂仔我都演过。每天工作岂止8个小时？当时的工作，可以用拼命两个字来形容。

没有哪个演员不想做主角的；没有哪个热爱表演的人不想在镜头前充分表现角色的；但是要想做主角，肯定就要从配角熬起。在剧组里跑龙套的经历，几乎每一个当今的大牌明星都经历过。跑龙套不单纯是一个资历的积累，更是对自己演技的磨炼，也是让圈内人了解你的实力的机会。从这个角度去看，每一个角色你都要认真去演，都要精益求精地去表现好。

其实在无线电视这条造星流水线上，所有演员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周星驰有一部叫做《喜剧之王》的电影，里面有个片段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情形。影片中，周星驰扮演的尹天仇是个“死跑龙套的”，而尹天仇的解释是：“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周星驰在没出名前给黄日华跑龙套：1983年在《射雕英雄传》中，梅超风一掌打死了一个出场后一声都没吭的小兵，这个小兵就是周星驰。据说周星驰当年有所“反抗”，向导演要求有一定的动作，但是导演没答应。

尹天仇的举动看起来很搞笑，但是在我们这些演员看来，都是满腹辛酸。龙套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角色，没有名字，没有台词，甚至也没有表情，然而，对于跑龙套的人来说，假若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演员，那么跑龙套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前途。

曾经执导过叶童、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香港导演赖水清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都没有出人头地，我们三个（他和周润发，还有吴孟达），读书的时候就常常一起站岗，见习、工作的时候还要一起给人家跑龙套，扮演家丁、死尸这样的群众演员，没有一句台词，大家都还蛮心安理得！”

按照无线电视台的规矩，一般演员要跑两三年龙套才有望演配角，而要得到演主角的机会，往往得熬上五六年的时间。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人熬不住就转行了，而坚持下来的人大多都会有出头之日。我坚信，只要我肯努力，机会无处不在，我终会是胜出的那一个。

记得有一次，我和吴孟达搭戏，吴孟达扮演一个出租车司机，我扮演一个要去抢劫他的匪徒。那部戏的片名叫做《的士司机》，是个单元剧。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扮演打劫吴孟达的劫匪。那两人做这行已经做了四年左右，平时也做一些武打的动作。我们演的劫匪是脸蒙在黑色头套里的那种，也就是说，电视上看不到正脸的。

当时香港的很多影视剧，其实都是没有固定的剧本的，拍片的时候导演和演员等可以进行很好的沟通去表现角色。按照原计划，绑匪只是冲进去用枪威逼吴孟达下车，而更加细节的部分就需要演员自己去表现了。

开拍的时候，我们冲进车里去，用枪指着吴孟达演的司机，大声叫嚷。原本我只是坐在前排的一个小角色，没有台词的，但是我忽然觉得，绑匪嘛，就应该有一个主谋。于是我便自作主张，一边威胁司机，一边回头很凶狠地对后面两个“绑匪”喊：“还不快把钱找出来，还等他（指司机）自己给啊！”我那时是临时发挥的，事先并没有任何约定，另外两个演员跟吴孟达也特别配合。那一场戏就这样一遍过了。拍过之后，导演何康桥笑着说：“这个同学不错嘛，还有一定的创造能力。”何康桥说我演着演着，竟然演出一种霸气来。

其实拍戏就是“有戏”和“没戏”的区别。演员一站上去，如果有戏，镜头一出来，就知道你是否压得住情节，或者，你的分量就出来了。有的人长得很漂亮，但是不一样适合演戏。

不久后，吴小云导演拍电视电影《第一次之警察》，何康桥就向她推荐了我，这也就是我第一次做主角。这就说明大家开始认可我的演技了，我的机会来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次的单元剧叫做《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做学生、第一次做警察、第一次做律师……我出演的是《第一次之警察》中的警察。

第一次做警察会遇到什?呢？第一天去巡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接到这个案子后，全身心都调动起来了，不停地在想着警察的一天，警察的生活，警察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每个细胞都遇到了挑战，我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虽然我在以后的生涯中，遇到的挑战更大，但是没有哪一次比这一次让我感觉更深刻。

不过，让我高兴的是，导演并没有提出让我马上开拍，而是让我先去警察学堂实习一周，体验一下真实的警察生活后，回来再拍戏。

我马上把头发剪短，就跑去警察学堂报到，跟着受训的警察同吃同住，学开枪、学步操、练习体能……凡是一个新兵需要学习的，我都一个不拉地去学。那个导演特别很有心，将我的整个学习的过程都拍了下来。回来大家一看，哟，形象不错，有“阿sir”的“皇气”，虎虎生威，走在路上还真把路人给蒙住了。

这部戏播出后，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导演欣赏我，觉得我这个新人资质还算不错，有潜质。《网中人》开拍的时候，我被介绍去演一个引诱阿灿去打劫的大贼。我是和阿灿一起偷渡去香港的同伴，最后成为黑社会的“老大”。周润发演阿灿的哥哥。周润发那时候已经是无线的当红小生，一般都会担任主演。我们培训班，有一个传统就是早出道的师兄师姐要提携后面的师弟师妹，周润发就很提携我们，他演技很好，我从艺生涯里和他的每一次合作都很融洽。

那时候我们拍戏，进度都卡得很死，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拍《网中人》的一个下午，我有一出在黑帮混战中的“打戏”。和我对戏的演员出手的时候一下没控制住，实心木棍就打在我的后脑上，当场鲜血直流。因为后面的戏份必须要有我出镜，所以兼制招振强一看，完了，进度要往后拖了。但是没想到我去医院缝了六针，晚上竟又出现在拍片现场，一点也没耽误后面的拍摄。那天晚上的戏是我要在夜色中跳进冰冷的江水里，我带着伤毫不犹豫就往水里跳去，当时只是觉得如果不坚持一下，拖了全剧组的进度就不好了。

后来招振强对我说：“我当时就突然觉得，这个演员身上的那种冲劲，就很适合去演阿力。”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经历，使招振强最后决定由我来扮演阿力这个角色。当时留下的小小的伤疤，到现在还留在我的后脑上，拨开头发清晰可见。

想不到这件小事竟然为我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我的命运大门由此叩开。

1你来演阿力吧

说到《上海滩》那段往事，我心中想说的岂止千言；但是就这样提笔，一时间却又不知从何谈起。刘德华后来翻唱的《上海滩》里面第一句就是“谁能忘得了上海滩？”后来有一个影评家说，《上海滩》是普罗文化里淘出来的经典之作，我看了有些拗口。对电视台来说，《上海滩》是80年代收视的一个奇迹；对观众来说，《上海滩》是心中永恒的经典；对我来说，《上海滩》是一段人生。

1你来演阿力吧

转机从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开始。

我突然发现，我在演艺事业上的好几次重大转机都是从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开始，而且每一个电话都会引出一个我在演艺事业上的贵人，当然他们最后都转化成了我的知己。除了这次，此前李家鼎师傅的一个电话使我得以毕业后和无线签约，留在我钟情的演艺圈；此后麦当雄导演的一个电话把我从事业的低谷唤起，从而走上饰演传记人物的康庄大道。

电话是1979年10月18日打来的，其时距离我从无线毕业将近两年；换言之，我已经默默无闻地跑了两年的龙套。这个时间在无线签约的演员里属于正常，大多数演员都要熬上两三年才有出头之日，还有的甚至能无名无姓的当上五六年的路人甲或路人乙。不过，因灰心失望而转行的艺员也大多会选择在入行两三年这段时间退出。

两三年就是横在所有无线艺员面前的一道坎，似乎也是一个很难破解的魔咒。因此，艺员们的选择便往往被抹上一层传统儒家“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色彩。我那时也正茫然地徘徊在那道坎前，苦苦的思索着如何破解那个让人不知何去何从的魔咒。

我现在只能说，那个电话打来得太及时了。

打电话者是招振强，是我演《网中人》时候的监制，也是我带伤坚持跳水演出的见证人之一。也正是我那次带伤跳水的搏命劲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才在选择《上海滩》中丁力一角时在第一时间想到了我这个毛头小子。

写到这里，我得先介绍一下招振强。我和招振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也很微妙。搞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最合适。

招振强是香港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第一期的学员，从名分上讲算是我的大师兄。1971年，艺员训练班第一期招生，喜欢演戏的招振强报名参加并被录取，顺利毕业后留在了无线，就此进入了演艺圈。可是，那时候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量非常少，艺员的队伍却已颇具规模，作为新人的招振强平时自己几乎没有什么事做，年轻气盛的他本来是准备在镁光灯下大显身手的，可更不愿意坐在家里无所事事专等饭吃，没办法，他便把视线投向了镁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尝试做一些幕后的工作，有时还兼差充当新艺员考试的监考老师。

我参加面试时，招振强就正襟危坐在主考官的座位上，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让我心里好生仰慕，我当时还突发奇想：我要是认识这个主考大人该有多好，最起码面试成绩不用担心了。

他那时当然不会注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考生，数年后拍《网中人》再聚首时，他对我已经毫无印象，而我虽然还依稀记得这位大师兄的风采，可是身份迥异，我是个如假包换的跑龙套的，而他则已经荣升为无线大名鼎鼎的招监制了。他在云端，我在人间，自然也不敢高攀。

说起监制，香港电视剧的监制和美国电影的监制还有很大的差别。

在美国，监制被认为是荧屏后面的核心人物，他们和负责艺术部分的导演有着明确的职权分工，只负责运营部分。具体工作通常是：代表制片人负责摄制组的支出总预算和编制影片的具体拍摄日程计划，代表制片人监督导演的艺术创作和经费支出，同时也协助导演安排具体的日常事务。听起来有点像过去时代大户人家的总管，虽然位置也不低，却很少有站在台前露脸的机会。

香港的监制就不一样，无论在电影界还是电视圈，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至于无线剧集的监制则更是手眼通天，不但负责包括从剧集策划到选择演员等诸般前期工作，还要全程监督拍摄进度；也就是说，整个剧组所有人员的所有问题甚至包括吃喝拉撒睡都是监制包揽的。

细心的朋友以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香港电视剧为什么只有监制没有导演。事实上，导演的工作也是由监制兼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到电影崛起的沉重打击，电视剧的整体收视人口比例减少，促使无线电视不得不进入制度化的年代，开始严格控制成本。而节目制作过程的分工则变得更加细致和具体，编导的自主性也因之大为降低，到最后，其主要工作已经仅仅体现在配合监制的要求去拍摄剧集方面。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监制一旦接了片子，就如同封建时代替皇上巡按四方的官员接了尚方宝剑，地方上谁都奈何他不得。所以招监制的权力是很大的，岂止是手眼通天，在剧组他就是一手遮天。

接到招振强的电话之初，我还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被我这个不要命的小师弟的跳水表演所感动才大力提携我，因为此前我和他的亲密接触也就跳水那么一次。后来我才知道，事实往往比想象要复杂得多。招振强之所以确定让我去演《上海滩》，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我那次跳水，还基于其他诸多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我那时刚刚出道，资历尚浅，情形和阿力初闯上海滩时的情形有颇多相似之处；而且工作都有够努力，敢闯敢打敢拼，不愿意放过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

招振强和几位导演一商量，估计我能把阿力那种初出茅庐有点冒失、又有着理想和冲劲的感觉演出来，所以才力排众议，最后拍板选定了我。

为什么我说力排众议？因为早在无线筹备《上海滩》初期，招振强就拿到了一份有资格出演丁力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一部分是剧组自己挑选，一部分是别人推荐而来，我根本就不在名单之内。虽然招振强心目中早已把我当成了他剧中的丁力，但以我当时的资历而言，他想要说服一群原本不知道吕良伟是何许人物的导演们绝非易事，肯定费了不少口舌，估计最后还是动用了“尚方宝剑”才搞定。

在招振强看来，一切都要为拍好片子服务，只要是合适的人选，他都一定会努力提拔、争取，不管对方是多么普通甚至卑微，也不管面临多么大的阻力和困难。他认为发掘和储备人才是他身为监制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这也是我最佩服和敬重招振强的地方。

无线第一期的大师兄，我入无线面试时的主考官，我跑龙套拍《网中人》时的监制，提携我在《上海滩》中演丁力的监制，这是招振强曾经在我面前展示出来的多种身份，也是我之所以说我们俩关系复杂微妙的主要原因。或者可以说，我们俩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不过对我而言，他作为老师的成分远远大于朋友，虽然我们现在的关系更像是相交多年的朋友。

如果我在《上海滩》中的表演还称得上成功的话，那么，我可以这样说，招振强的洒下的汗水和倾注的心血绝对不比我少多少。确切说，是他手把手地教会了如何在大型电视剧中进行表演。

老师也好，朋友也罢，师兄也行，不管怎么说，招振强无疑都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我现在还在庆幸，如果招振强没有从前台转到幕后，如果我没有在《网中人》中搏命演出，如果我搏命了而他没有看到，如果他看到了而没有向导演们倾力推荐并力排众议最后拍板，如果。。。。。。这许许多多的如果只要有一个不成立，那我的演艺事业现在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

人生有时真的有很多我们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这些事情和因素纠结起来，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外界和自我产生错误判断，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请朋友们务必记住我前面说过的那句话，成功绝非偶然，机会只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而且，它的出现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很有可能就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选择你最不经意的地方悄然降临。要想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办法只有一个，我们必须事先准备好并且时刻准备着和机会不期而遇。

当然，一夜成名或暴富的事不是没有，但那是运气不是机会。好运气只能帮你一时，绝不可能帮你一世。只有付出心血和汗水，通过拼搏和奋斗获得的成功才最实在，最可靠。

最后，我想试着还原一下那天打电话的场景。

由于以前我和招振强有过接触，而他本来就性格直爽，快人快语，所以并没有过多的寒暄，他开门见山就来了一句： “嗨，吕良伟，我是招振强，我们正在筹拍《上海滩》，你来演阿力吧！”

“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一反应是怀疑我听错了，或者时跑龙套跑烦了想当主演想疯了出现了幻觉，就差掐一下自己的胳膊看是不是会疼了。因为早在无线开始筹拍《上海滩》之前，这部当时号称超豪华制作、超强大阵容、超强力推出的电视剧已经刮起了一股龙卷风，无论是在圈里还是圈外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那会儿男女一号都已敲定。男主角自然是无线的当红小生周润发。发哥是我几个上届师兄当中上位比较早、路也走得比较成功的一位，那时已因此前拍摄的几部电视剧而闻名香港，其中就包括《网中人》。女主角赵雅芝也不用说，1978年无线拍摄的金庸古装大戏《倚天屠龙记》里面，她扮演周芷若，将女性的古典美演绎得淋漓尽致，深受观众喜爱，从此名声大噪，和扮演赵敏的汪明荃一起成为香港金庸剧的第一代女星，连原著金庸都对她的美丽赞不绝口。单从这些演员来说，我们已不难看出无线对这部电视剧的重视。能在这部剧中演上一个角色，对每一个徘徊在二线以外的演员都是一个奢求，因为借此东风说不定就能一炮而红，至不济也能提升一下自己在圈里圈外的知名度。我当然也不例外，做梦都想挤进剧组，就算继续跑我的龙套也心甘情愿。可惜我也很有自知之明，晓得不过也就是做做梦而已，香港演艺圈人才济济，又没有强势人物推荐，我的机会近似于零。现在，机会竟然来了。而且还不是跑龙套的，而是许文强的兄弟、男二号丁力，

“我？”我还不敢相信，想要确认一下。觉得自己就像是Lucky dog。

“对，是你，吕良伟，演丁力。我认为你很适合。”招振强说得掷地有声，言简意赅。

我真的晕了，浑身上下没有了半分力气，脑袋完全被“我演丁力”四个字充满，胀得难受，真想一步跨到大街上，冲所有人大吼大嚷一番。中过巨额彩票大奖或者拾到过金元宝的人肯定享受过我这种感觉。

后来的事情我已不记得了，确实高兴得昏了头，连怎么和最最亲爱的招监制说再见都忘记了。

2大战前的亢奋

从获知自己就要出演丁力的狂喜中慢慢冷静下来后，我昏昏沉沉的头脑突然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前前后后想了很多。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现在想来可能还是因为激动过分，反正发生在多年以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我都清清楚楚想起来了。我不否认，我一向不是一个勤于思考和善于思考的人，不少朋友可能也是这么看我的，认为我活得比较洒脱随意，万事都不苛求。可那次我真的想了很多，我想，这就是一道分界线：没有台词的路人甲、匪兵甲已经成为过去，透过《上海滩》向我走来的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未来，是我一直憧憬的、渴望的世界，只要越过了这道门槛，我就能到达梦想的彼端。

我突然又觉得自己很好笑：你吕良伟也太没见过世面了。不就是给了你一个机会吗？你还没演上呢；就算演上，演好演坏还在两可之间呢。这么稀里糊涂的干什么呀。想想也是，毛主席说的还是走完了第一步，我这个算什么？一步都没走呢，确切说，连起跑线都没站上去呢，就开始犯糊涂，这样怎么可能把角色演好，不是白白丢弃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吗？

我这才回过神来，原来我自认为的前所未有的清醒还是在犯糊涂，在最应该清醒的时候犯了大糊涂。

我被自己的幼稚无知吓出了一身冷汗。此时，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该工作了。”

是啊，该工作了，绝对到了该开始工作的时候了。我拿起了《上海滩》的剧本，我这下是真的站在起跑线上了，而且一站上去，立刻觉得自己充满了精神和力量，一开始发力用的就是百米从此的速度。

先看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相关的一些情况，这是无线培训班的老师们教的。了解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有助于把握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好的刻画人物形象。

记得导演陈树楷后来曾经谈过《上海滩》的创作动机和意图：“20世纪八十年代的剧集制作条件不及现在，却是观众对电视剧最狂热的年代，而且首次以民初上海黑帮为主题，给故事创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七十年代《教父》系列的辉煌就证明了黑帮题材所掩藏的巨大潜力。于是我们联想到民国时上海大亨杜月笙的真实经历，再加上当时一部比较老的电影《猛虎生死斗》的剧情启发，虚构出了许文强这个人物，拿出了《上海滩》的基本剧情框架。”

对大背景有了大致了解之后，我开始疯狂地阅读剧本，揣摩丁力的台词，试图从台词中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立体的丁力，好让我作为模特学习模仿。

那一阵所有见过我的人都以为我魔怔了，目光呆滞，嘴里时不时念念有词，时而偷偷傻笑，时而愁眉紧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在想丁力的事，那时翻来覆去想的全是丁力的事。吃饭时想着丁力，做梦时梦到丁力，有时神思恍惚，觉得自己就是丁力。可是，我费尽心思想要接近的丁力却始终不肯和我面对，连背影都是模模糊糊的，或者说是程式化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只会讲台词的死人。

《上海滩》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剧情围绕着许文强、冯程程、丁力三个年轻人展开，既有爱情、兄弟情、父女情，还有妻子儿子被谋杀的灭门仇恨。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还掺杂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大义、黑帮争斗。而这些恩怨情仇都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根本无从体会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再说了，以前我只是个跑龙套的，每部片子最多出场几个片断，只要把握好场面感，人物的心理活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丁力却有一个从社会底层一步步爬上巅峰的具体过程，每一步的心理变化都需要仔细把握，这样才能把他演活。

我一度非常茫然，可是又不能停下脚步，只能也必须像盲人一样在无边的黑暗中不停地摸索，歪打误撞着寻找出路。

不过那一段摸索还是有个意外的收获。以前我并不以记忆力见长，上学时最头疼背书，但那次背台词却纠正了我对自己的偏见，也创了我的背诵纪录，那么多台词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当时一直忙里偷闲陪着我用功的父亲还取笑我说：“以前总说自己记性不好，可见是没有用心，想偷懒。”

在那段最郁闷、最无助的日子里，还是父亲给我点燃了指路明灯。要不怎么都说姜还是老的辣，而且父亲以前还做过演员。他给我找来了各种各样的黑帮片子，譬如《上海滩》的故事雏形《猛虎生死斗》、黑帮片的杰作《教父》等等。他陪着我一起观看，和我一起揣摩人物，还让我模仿别人说话的腔调，走路的神态、动作和表情，然后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如果我不服气，就得跟他辩论，就这样，在挖空心思说服父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我发现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加深了，也不再那么片面了。

形有了，还需要神。我慢慢找到了感觉，慢慢地把握住了丁力这个人物的特色——我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表达了。

能接到这个戏里面的角色，是一个得来不易的?会，一定要好好表现。演员在演一个角色之前，都是要做功课的。要考虑这是一个怎样性格的角色，以及如何去表现这个角色等等。

拿到剧本，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细细体会丁力这个角色。刚开始的丁力，我认为应该带着一些小市民阶层的热情和大意。他原先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他和许文强不一样，许文强来上海前是北大的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一出场就已经很成熟很有城府了；丁力在一开始还是一副莽撞、单纯的样子；但却具有和一般小市民不同的特质。他有理想、有冲劲、有对“上流社会”的向往。招振强那时候看中我，可能和我当时的状态也有关：刚出道、有冲劲、愿意为理想奋斗、很勤奋。

但是再往后，阿力就有变化了。当然每个角色都随着剧情有一定的变化，如果说许文强的变化是被现实逼上一条悲剧的道路，那么阿力的变化就是以在现实中成长为主旋律的。在黑帮斗争中，阿力一步步从许文强身后走出来，在现实中变成了另一个“冯敬尧”。

《上海滩》就快要拍摄的时候，我遇到周润发，聊到剧本。他说：“我看了一些旧上海的老片子，觉得许文强还是穿大衣好一些。”我一下子想到，对啊，我想这个剧本这个角色这么久，怎么就没想到找一些旧上海的资料来了解了解呢？于是我也去借了一些老电影和一些关于旧上海社会情况的书。回家后一遍遍地想：丁力是一个卖梨小贩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他第一次穿上西装的别扭要怎么表现？上海滩上，从贫苦走向荣耀的心路历程意味着什么?

在正式出演丁力的头一天晚上，我失眠了。

其实在确定下来让我演丁力的时候，招振强就对我说过：“你不要紧张，自然一点演就好了。”但我太希望演好丁力这个角色了，这是上天给予我的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抓住它。如果说我一点不紧张，那是假的。

我最难熬的时间就是那时候了，经常深夜里睡不着。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镜头我应该怎么表现，那个镜头我又该怎么表达，是不是这样子去诠释最恰如其分。因为，我的对手都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有早我三届的师兄周润发、有已有名气的赵雅芝、有扮演冯敬尧的老戏骨刘丹，除了我是个出道没多久的新人外，其他人都是前辈了。所以我只有靠勤奋来弥补我的不足，不停地揣摩丁力这个人物角色的内心和外在，让他的表现更符合剧情。

夜里的九龙异常喧嚣。这里龙蛇混杂，有外来的移民，也有本土的居民。城市下水道的建设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扩张的速度，窨井不堪重负，到处污水横流。在这片地区，破旧漏风的小棚屋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顽强地生长着，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幢稍新的楼房突兀地穿插在一圈儿低矮的小房子中。楼房里住着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外来移民。

由于设计者的偷工减料，住户和住户亲密地紧挨着，往往窗户对着窗户。于是，婆姨们絮絮叨叨的声音，男人们打麻将的粗口声，全部清晰可闻。甚至可以知道隔壁邻居今天晚上吃的是卤煮肉还是炖鸡汤。

从这些普通市民的家庭中，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无不在悄悄述说着寻常人家正在上演的，或者，即将上演的故事。

我家住在金开大道9号六楼的一套四五十平米的两居室，我和父亲、哥哥、姐姐、弟弟，一家五口人住在这里。此时已经拉上了厚厚的窗帘，但窗外嘈杂的声音还是溜进了屋内。

我躺在床上，两眼直瞪着头顶上方的天花板，内心起伏不平。我实在太激动了！

明天就是《上海滩》开拍的第一天，重量级的投资、金牌的监制、重磅级的搭档，我的内心正如奔涌的激流，冲撞着，以雷霆万钧之势咆哮着。我甚至没有留意到屋外与往日一样的不平静。

我翻身下床，小心翼翼地避开熟睡的弟弟，打开房门，走进卫生间。我看着镜面里的那个我，试图通过暗示调整心情，平静，再平静，但无济于事。于是，我扯开嘴大笑起来，轻声告诉自己：“吕良伟，你行的，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能行的，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肯定行的。”

我终于满意地回到了床上，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拿起那本早已翻得皱皱巴巴的剧本，将熟记于心的台词在脑海中再一次默读起来。

这样的夜晚对于我而言并不陌生，从拿到《上海滩》的故事大纲起，他已经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紧张、激动、兴奋、期待……各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交织着，像是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紧紧地抓住我的心脏，我无法呼吸，忍不住想要高声欢呼。

我相信，《上海滩》仅仅是一个起点，它所打开的是一扇大门。这扇大门内精彩纷呈，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正在缓慢运行。我渴望以此为媒介，登上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价值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个崭新的未来正次第展开。

虽然紧张、激动、兴奋和期待，但有着种种外人难以体会的快乐。这份快乐足以让我飞上云霄！但是，同时我也很清楚，我只是个刚起步的新人。虽然导演挑中了我，但是观众会不会接受我还是一个未知数。机会只给予有准备的人，机会，我已经拥有了；准备，正在进行中。这个圈子里，新人辈出，稍有不慎，喜新厌旧的观众随时会转移注意力。我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一有空就找有经验的前辈讨教，可能是因为我的态度恭敬而又谦虚，所以那些前?都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他们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感觉，教我如何去提升演技，指点我应该去看哪些片子。我找来大量的电影不眠不休地观摩，看《江湖龙虎斗》、看《教父》……看各种各样黑帮片子。我模仿别人说话的腔调，走路的神态，动作和表情，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应该怎么演。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感觉，慢慢地把握住了丁力这个人物的特色，我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表达了！

正式开拍以后，晚上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对白，然后就翻明天的剧本，看台词，看剧情。有时候就泡在浴缸里想，等我想完差不多天也亮了，匆匆忙忙收拾一下，又赶去片场。

演艺界有着荧光灯下的光鲜，也有着现实的残酷。一个20岁的男人，生命中充满许多诱惑，拥有许多选择。从某种意义来讲，选择演艺这份事业，意味着你要牺牲很多，也许是青春，也许是家庭，也许是自由。它需要你全力以赴，但是付出不一定有同等的回报。可我根本没有资格没有考虑这些，我只能顺着命运的安排一步步走向一个未知的前途。

3《上海滩》拍摄历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香港电视剧黄金时代的初始。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无疑为香港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时间、金钱，从而有余力制造、寻求、满足更多的精神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20世纪末，以香港无线电视台为代表的电视台制作了大量的经典电视剧。

但当时的香港电视剧普遍制作模式都很宽松。导演在每个工作日开拍前，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讲一下今天要拍的什么内容，有点像一个动员会一样，然后大家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在实际拍摄中，演员、副导演等都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共同讨论着来做节目。1981年，《上海滩》在香港开拍，如果要算导演，陈树楷、招振强、谭铭等都是《上海滩》的导演，加起来大概有十多位；编剧更是有20多位，其中就包括如今的大导演王晶。

因为经费预算等问题，拍摄的时候硬件设施很简陋，所有的场景都是在香港拍摄的。外景的简陋更是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出来。许文强和冯程程在公园里散步的几场戏，布景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当时演员、导演等人工作的勤奋，却是一点都不输给现在的大制作。《上海滩》的拍摄，用夜以继日来形容都不为过。

其实在无线拍戏的人，无不是“拼命三郎”，几乎是全年无休。例如，周润发在1976年拍《狂潮》的时候，只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就拍完了这部128集的长篇巨作，平均每天工作18个小时。

《上海滩》的拍摄强度在现在看来有些大，基本是每天早6点到晚12点过后。那时候要赶着上片子，所以我们每天的拍摄进度都是事先确定的，一天也耽误不得，导演、演员都要绷得紧紧的。

为了赶工期，无线将拍摄组分为了两个：一组在摄影棚拍室内戏，一组就去取外景。这样一来，主角通常会比较辛苦，疲于奔命。

大约拍到10多集的时候，无线播出了《上海滩》的第一集。播出的那一天，全剧组的人都激动了。

晚７点，陈树楷把机器一关，说：“休息！大家去看电视！”我们整个剧组的人，都挤到一台小电视前面去，看播出的《上海滩》。我和同事们挤在一起，看到屏幕上出现了挑着卖梨担子的丁力和许文强；看到上海滩三个字出现，“浪奔、浪涌”的主题曲唱起来，心里的激动真是没有办法形容。不光是我，我们整个剧组的人看着《上海滩》，一种大家紧密相连的感觉油然而生。每天从早到晚的辛苦，精益求精只因为凝聚了太多的期望，我在心底不禁有一点小小的慨叹。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7点黄金档播出《上海滩》，就成为了整个剧组中途休息的时间，电视剧看过之后我们继续拍夜景。因为既然播出了，时间限制就更明显了，我们更不能在进度上放慢脚步。拍到凌晨也是常有的事。

其实现在无线的工作密度依然超强。在颁奖礼当夜的“车轮大战”采访中，无数艺员都说如果一天能够睡眠五小时，便是超级幸福的一件事，大部分艺人工作起来都是全年无休，而且是经常性只睡三个小时。

以李司棋为例，她快60岁了，是无线老人，但是，即使像她身患癌症，最幸福时也是一天睡了五个小时。说起来，无线的做法略显残酷，但是很多艺人都很珍惜无线给的机会，在他们看来，拍戏不是第一，重要的是合作和机会。无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永远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人加入进来。

4化妆间里的难兄难弟

由于周润发接拍《上海滩》的时候，还在拍《网中人》和《亲情》两部戏，他还有185集戏需要出演，对他而言，吃住在剧组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

有一天拍到早上3点，又是夏天，我看看外面天都有点蒙蒙亮了。就想，干脆去化妆间睡一下，反正马上6点又要接着开工。到了化妆间，一推门，就看见周润发斜靠在沙发上，早已经睡着了。原来他早开始利用化妆间作为休息的场所了。估计是怕压皱了，他把西服背心脱下来放在一边，身上披着拍戏时穿的大衣。我进来的时候弄出了一点响动，他醒了，看到是我，微微一笑，点下头就又睡去了。我随便找了个椅子，也睡了过去。

我看到师兄这么卖命，自己是新人，虽然戏份少点，但是也不能落后。我家离剧组挺远的，来来回回也不方便，所以干脆少回去，尽量多跟师兄待在一起，这样既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多学点东西。于是，我和师兄就成了剧组的“常住人口”。一个不得已而为之，一个率性而为之。两个难兄难弟凑在了一起。

后来久了，我们两个在化妆间里睡觉的事情全剧组的人都知道了，早上场记就直接去那里叫醒我们。

说来好笑，我在睡眠问题上，一直都暗暗自豪。我的睡眠质量超级好，属于那种睡几个小时，叫醒之后就状态非凡的类型。一般在片场，我眯着眼睛休息，导演一叫：“我！”我能不假思索地 跟在后面叫一声“到！”然后起来，理一下妆，上去就进入角色。在化妆间里休息的时候，我发现周润发也是一个状态非凡的人。前一分钟看他好像还睡得不省人事的样子，只要导演一叫，后一分钟他就能谈笑风生。我那时心里不只一次想：果然是师兄，连状态都把握得这么好，让人不佩服不行。

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拍《上海滩》之前在片场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位师兄很敬业，而且对片场的工作人员都很友善，很有礼貌。

其实，在拍《上海滩》之前，我们就曾经在《网中人》中合作过，但是在那部戏里我们没有对手戏，所以《上海滩》算是我们第一次密切合作。《上海滩》里他是我的大哥，现实中他也是我在无线艺员培训班的师兄，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我特别喜欢这位师兄的表演，常常惊叹于他非凡的演技，觉得他天生就是为演戏而生的。才入行时，我就反复看过师兄的戏，像《江湖小子》《大江南北》《狂潮》等等。每看一部，都收获良多。在我心目中，这位师兄扮演的角色都很棒，生活跨度很大的角色他也总能很好地把握。和他配戏，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让我的演技得到了一次很好的磨炼。

那段时间是我入行以来最快乐的时间：天天吃住在剧组，跟心中的偶像一起演戏。从此，我终于找到了未来的重心。

不过，那时候接丁力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个只拍过几部戏的新人，而且那时还没有去过上海，对上海的认识全凭看书和想象。我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当时剧组的人告诉我，演得好，就给我加戏；演得不好，就要删戏。这让我更加勤奋，也更加努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如果一旦被删戏，那该多丢人啊，也对不起招监制的一番苦心。

为了这部戏，我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在片场不断地找老演员说戏、请教。我的汗水没有白费，编剧不断地给“丁力”加戏，戏份几乎都可以与男一号“许文强”并重了，而且两个人还有很多对手戏，真是非常过瘾。

那时候，我和周润发两个人经常一起吃饭、睡觉。先到为王，周润发一般习惯睡在化妆间的地板上，上面挂着很多衣服，地方够大，足够手长脚长的他睡个“大”字形。我一般后去，就另挑了一个风水宝地，睡在化妆间的长凳子上，地方自然是比较狭小的。不过我自有办法，将两条长凳子拼在一起，倒也马马虎虎凑合着睡了。事实上，困得不行了，站着都能睡着的我，哪儿还在乎睡在什么地方。然而，尽管如此辛苦，我却觉得日子过得太快。

当一个人可以很充实地生活时，一切都感觉那么有意义。我虽然不常回家，但有师兄做伴还是挺开心的。我当时没有接拍太多的戏，因为我深知《上海滩》这部戏，无线是下了大力气的，势必要将它打造成为经典，我一定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战成名。

那时候从早上开拍，中间会不间断地拍到深夜两点钟才收工。收工以后，大家各自散场回家休息，但是主角却是休息不到四个小时，6点钟又得爬起来马不停蹄地出外景。尽管如此，我依然将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牙刷、毛巾放在随身的小包里，拍戏拍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抽空隙去冲凉。我觉得演员这一行很有意思：尽管人后邋遢，人前依然得光鲜。

我从小学拳，一身肌肉练得刚健有力，一丝赘肉也找不着。虽然是文戏出身，但是却相当擅长动作表演。这下周润发可开心了，他不爱动作场面，遇到有打斗的戏，他常常让我上场和对手打斗。他总是开玩笑说：“以后演戏，我谈情，你打斗。”我刚开始心里挺郁闷的，为什么师兄老是谈情说爱，我就这么苦命，老是要上去和别人打架？我也想和美丽的女主角谈谈情啊。时间久了，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师兄是一番好意，他是为了让我多出镜啊，我不禁感动不已。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钱买车，而师兄却已经出道三年，拍了大大小小无数电视剧，已经很有钱了，买了一部日本车。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师兄就会开车送我回家。和师兄混熟了以后，我经常借师兄的车练手。师兄累了的时候，会毫不客气地说：“你来开一下，我眯一会儿。”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天天都累成那样，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人的潜力真是无穷的。

5这女生真是漂亮

在《上海滩》拍摄的日子里，我不仅和师兄周润发关系更密切了，而且还结识了圈内的大美女赵雅芝。当时，我和赵雅芝的对手戏也是比较多的，除了周润发，就是她了。

赵雅芝在1973年的港姐大赛中获得第四名，后来做了两年时间的空姐，之后就成为无线TVB的一员。她刚开始是做幕后，做着做着就做到墓幕前了，成了专职演员。她真的很漂亮，而且有一种很温柔的气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就在心里不禁惊叹：这个女生真是漂亮！

上世纪70年代末无线大戏《倚天屠龙记》里面，她扮演的是周芷若。姣好的面容，似水的温柔，都让我对这位出道早的前辈很有好感。但在我看来，赵雅芝跟其他长得漂亮的女人不一样，她是那种让人一看见就不由自主地想要去亲近、保护的女人。赵雅芝平日里对人总是特别亲切，讲起话来也是温温柔柔的。

当时无线电视台的造星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举办艺员训练班，二是“港姐”选美大赛。我是艺员训练班出身的，而赵雅芝则是1973年首届香港小姐大赛的第四名。

其实，香港小姐（Miss Hong Kong）的选举早在1946年就已开始，只是那时的香港老百姓衣食尚忧，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谁是香港大美人。在1946年到1973年之间，香港小姐陆续评选出了10位港姐。这样的状况直到1973年无线电视台开始承办选举后才有所改变。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市民可说是经历了香港电视剧和港姐选举的黄金时代。

1973年的“香港小姐选美大赛”提出“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正是那个羞涩时代的真实写照。70年代港姐选举，因引入泳装展示被指大胆，但其评选标准仍体现评委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因此早期港姐一个个高贵端庄，堪称女性楷模。

赵雅芝正是那一年的港姐第四名，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赵雅芝之所以未能夺得冠军，她总结说：“穿泳衣回答司仪问题时，我感到好紧张，司仪问了一个我不大熟悉的时装问题，因过度紧张，一时间回答得不大理想，我知道这方面失分不少。”当时，赵雅芝获得的奖品是一个后冠、一只手表和1000港元现金。除了现金外，后冠和手表至今是她珍贵的收藏品。因为那份纪念价值，实在是无可比拟。

两年后，赵雅芝才辞去航空公司的工作，正巧香港无线电视台请她过去做主持人，于是赵雅芝便专心往娱乐圈发展了。后来她出演《大报复》一剧，观众对她的演技大加赞赏。之后，又陆续拍了《倚天屠龙记》、《楚留香》等电视剧，更加稳固了她在香港娱乐圈的名气。她拍《上海滩》时，已然是一位名人了。

所以，对于当时能够和赵雅芝合作的机会，我心里也感到很兴奋。赵雅芝像水一样，那么温柔，那么斯文，而且讲话也很客气。我感觉跟赵雅芝搭戏很舒服，就像一个邻家姐姐一样，跟你聊着天不知不觉就把戏拍完了。

戏拍到中途的时候，我才得知赵雅芝怀有身孕，于是，更加小心地照顾这位“神仙姐姐”。拍戏时，只要我在赵雅芝身边就会很小心地保护她。

而赵雅芝也很照顾我这位新人。前面我已经提过，香港电视剧是没有正规剧本的，只有一个大致的框架。每次开拍前演对手戏的演员会相互在一起讨论一下，应该如何承接上一部的剧情去发展，你该如何演，我该如何演。大家讨论结束后，ok，开始拍戏。任何一部戏，不仅需要演员的演技、外形，还需要演员们密切配合的过程。轮到我和赵雅芝搭戏时，由于我是个新人，难免有怯场的时候，赵雅芝每次都会非常耐心地等我调整好情绪以后再拍，让我感激不已。

后来我听说，她为了爱情和家庭，在影视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毅然退出娱乐圈。我非常支持她的这一选择，当时我暗地里就想，要是自己以后的太太能这么温柔贤惠就好了。 如今她的孩子都长大了，她也渐渐复出了。不过，爱情、家庭和事业样样美满的她现如今拍戏已经完全只是凭着兴趣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照顾家庭和孩子。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6预料之中的轰动

《上海滩》在香港播出，看得热血沸腾的当然不会只有剧组，实际上，全香港都对这部剧着了迷。《上海滩》巨大的反响，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刚开始大家确实看好这部剧，但是也没有想到会红成这样。

《上海滩》后来在哪里播出，哪里就会掀起“上海滩”热。1982年在香港播出的时候，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刚开始还有出租车，后来出租车司机发现这个时间段没有客人，索性也不开了，回家看电视去。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机，电视台放一遍就没有办法再看第二遍了，所以香港人都在家里看《上海滩》。

1984年《上海滩》登陆内地，有个朋友刚好那个时候去了一趟内地，回来对我说：“你不知道啊。北京人坐在胡同口聊天，一传来‘浪奔，浪涌’的音乐，就全部急着往家跑，去看《上海滩》。”

不管是大陆还是香港，一时间长风衣、白围巾迅速流行起来，女生纷纷给男朋友织白围巾。而女生中间则流行起了冯程程那样的学生装。一部电视剧，居然引导了一个时代的时尚！

《上海滩》在泰国等东南亚播出的时候，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让几位主角，特别是周润发，成为亚洲知名的影星。当时有报纸报道说，《上海滩》播出的时段，犯罪率为零，因为所有人都去看电视了。但是说到犯罪，泰国还真的发生过一起因《上海滩》而起的误杀事件。起因是两个青年在看完《上海滩》之后，争着要做电视剧里面的“阿力”，相持不下于是拔刀相向，终于引发流血事件，一死一伤。

最夸张的是，有一年我去泰国旅游，听说当地的警局局长在看完《上海滩》后，开了一间“丁力餐厅”，并且邀请他一定要到他的餐厅吃饭！

这一切，好像都发生在忽然之间。拍戏的辛苦和紧张我是早就习惯了的，但是突然面对拍戏取得的这么大的成功我却极为不习惯。好像还没觉察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在云端了。我那时候天天坐双层巴士到片场，坐在巴士上层的时候，坐在巴士上层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指手画脚的琢磨要演的戏，常坐那趟巴士的人后来似乎都知道，这趟巴士上面有一个人有时候怪怪的；《上海滩》播出之后，他们知道那个人原来叫吕良伟。

那个时候，出门也会有影迷要签名了。有人找我要签名，我都尽量满足，而且很高兴。我心想人家喜欢你才找你要签名的，有人支持是好事，给别人签一个名又能占得了多少时间呢，当然要满足。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出门上街的时候开始会被人认出来。有的时候走过一群人，相隔几米的时候就有人大大的挥手，向我叫：“力哥！”我也就向他们挥一挥手。

有人说阿力这个角色有很多缺点，又没有许文强那么帅得迷死人，我有没有担心这个角色给自己造成限制。说实话，没有。我很喜欢阿力，阿力有理想，后来的变化是他自身的局限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养成的。这个角色是我刚刚出道时候的“本色演出”，我最喜欢的张大千的性格决定了张大千是现在的我的“本色演出”。

签名签多了，也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我拍《把酒问青天》的时候住在苏州木渎的一个酒店里，有一天晚上拍戏回来，路过前台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很小声地叫“吕先生，吕先生”。回头一看，酒店领班和几个服务员在后面叫我，可能因为是在大厅里又不好叫得很大声。我走过去，只见领班拿出厚厚一叠纸来，说：“吕先生，不好意思。我们酒店员工集体希望您能给我们留下签名，老是去打扰您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集中在一次来向您要签名。”我于是低下头签名。欠了几张，忽然发现手底下的白纸并没有变薄多少，心里想这下可真多了。

没关系，反正晚上没有事情，就这样签就是了。倒是那个领班，在一边等我签名的时候显得有点不自在。不停地说：“快完了，是有点多。”其实做演员，在这一刻也能真正感觉到一种事业的满足感。我想把我的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好，让观众记住每一个不同的我。

许文强出现在屏幕上，大家都说周润发演得好，演得好极了！但是后来有记者问周润发本人，他说：“现在看《上海滩》，觉得自己演得好僵硬，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同样的，从《上海滩》播出后开始，人们看到我，都会说：“力哥，演得好！演得好啊！”但是现在的我再去看一遍《上海滩》，就能看出很多地方的破绽，如果在再让我演一遍《上海滩》，我相信会比以前有很大进步。这种感受圈外人可能不是很理解，但是每个合格的演员，都知道个人经历对演员把握角色有多重要。演《上海滩》的时候几个演员都年轻，和现在相比当然是有差距的了。

八十年代的电视剧制作硬件是比不上现在，但是演员和导演的敬业程度，实在是让人难忘。而且八十年代的观众，对电视剧的热情也让人难忘。《上海滩》的成功不仅仅表现在惊人的收视率上，过去的《上海滩》已经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经典，后来无线紧接着推出的《京华春梦》、《千王之王》基本都是《上海滩》套路的。后来也有郑少秋、陈松龄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但是都没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7我的人生从此改变

《上海滩》之于我，意义是非凡的。拍《上海滩》之前和拍之后的我，人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跨度。我从原来在无线毫不为人知的普通演员，到走在街上就会被人认出来的“阿力”。这种巨大的变化仿佛发生在眨眼之间。

有一次，我和朋友结伴去泰国拜四面佛，导致当时爱侣湾酒店（Erawan Hotel）四周的马路人流壅塞，人人要来看“顶你”，泰国人全部把丁力念成“顶你”。“顶你”一亮相有如泰王出巡，水泄不通。当时，“丁力”在东南亚一带相当有名气。

《上海滩》成就了我，一下子将我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而就我本人，拍摄《上海滩》的那段时间是我永远难以忘记的美好的回忆。让人时不时产生想要重温的想法。

香港，一个弹丸之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制作了无数经典剧集，例如黄日华版的《射雕英雄传》、米雪版的《霍元甲》、刘德华版的《神雕侠侣》……对于喜爱港剧的大部分人而言，那个年代令人难以忘怀，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在这些电视剧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上海滩》：帅气的周润发、温柔美丽的赵雅芝、入骨三分的刘丹，都让大家难以忘记。

生活就是这样，落魄的你无人关注，成功的你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我的心里竟隐隐有些失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按理说，我应该很兴奋才是。不过，很庆幸的是，在成功的光环下，我并没有失去自我，依然是那个简单率直的我。

可是，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我的心境已经在不经意间起了变化。不过那时候的我，不过22岁，《上海滩》红了，有人找我签名我也非常高兴；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奢望太多，我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家里的钱也够花了，当时也没有经纪人这个职业，演员怎么发展、怎么面对媒体都是演员自己把握的事。我于是就仍旧老老实实留在无线拍电视剧。

我对自己的认识很清楚：在演艺圈里，我没有太多的经验，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青涩”。我只能拼命去学习，抓住每一次机会，尽全力把每一个角色演好。

而且，那时候的电视剧播放并不是等到所有戏都拍完后才播出，而是边拍边播边看反应。这样一来，我忙得根本没工夫去思考成名与否的问题，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考虑怎么演下一集，要考虑怎么弥补自己的不足，要吃饭、睡觉……唉，简直忙得像只陀螺一样，不停地飞旋。

就在他们拍最后几集的时候，《上海滩》的前几集已经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香港，万人空巷。没有人想到，这部电视剧的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评论。每天晚上八点半到9点，摄制组的全部人员都停工：吃饭的不吃饭了，休息的不休息了。所有人挤在化妆间里，站着的，蹲着的，看到精彩的地方，经历过的和没经历过的一样兴奋，鼓掌。

我也紧张万分，甚至感觉到自己像是被推上了一个空无一人的大舞台，等候宣判。他考虑过闭上眼睛。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紧张到极点了，还是太容易满足了。我的这种紧张和期待，在大家一句“演得不错”后才得以释然。当时我兴奋得想要跳起来，在剧组里打起了拳脚功夫。一句“不错”，让我快乐了很久。

然而，烦恼接踵而来。路人甲时期的我，时常坐着公交车往返于九龙的家和香港的电视台之间，总是很细微地观察着公交上的各色人等，那是芸芸众生相。我很少有过无事可做的时候，可能我的好奇心总是比寻常人来得多一些。我看着上班族们因为没睡醒，在车上打盹儿的样子：眼睛半眯，脖子的分量撑不住脑袋后，脑袋“砰”地碰到了车窗。我喜欢在双层巴士的上层打打拳，伸展一下身体。我还见到了窗外小贩推着小车四处叫卖，每当有顾客点名要烧卖、虾饺时，小贩会很利索地包上东西，接过钱。这些事情简直有意思极了。

可是，我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简单悠闲的日子了。随着《上海滩》一天一天热播，香港观众们都记住了那个热血、单纯，爱着冯程程的丁力。每次出门，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都会说：“嘿，那不是丁力吗？”然后，听见的人一拥而上，围上来和我握手，打招呼。

“天啊，我握到丁力的手了，真令人开心。”

听到这些，我不禁感到有些骄傲，这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心理。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再也不能乘坐公交车了，不然根本就没办法上班了。好在手头上有了些钱，一直都很节俭的我狠了狠心，买了一部车子，也过上了以车代步的生活。

如今，我也会偶尔感叹一下：究竟我是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

《上海滩》持续的光芒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人找不到自己，这里并不是说巨大的成功会使人骄傲什么的；而是说《上海滩》横空出世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可以在之后的几年里盖过任何其他的兴奋点。就好像一个人，平时吃着家常菜过得很幸福，偶尔一点小鱼小肉他就会觉得很快乐；但是有一天这个人突然意外地吃了一餐鲍鱼，并且这餐鲍鱼还是绝顶的鲜美，那么你就可以肯定，这个人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再吃普通的鱼肉就很难感觉到原先的快乐了。《上海滩》之于我，刚好是那样。

《上海滩》红了之后，带动了不少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出现。这个时候无线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拍《上海滩》时设定的结局：许文强死了，这部剧就没法再拍了。所以之后无线拍摄的《上海滩续集》和《上海滩龙虎斗》，是以丁力为主角的，由我主演。但是想要重现《上海滩》的辉煌，显然是不大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