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周锡瑞／著

史金金　孟繁之　朱琳菲／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10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美）周锡瑞著；史金金，朱琳菲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03-08486-0

Ⅰ．①叶…　Ⅱ．①周…　②史…　③朱…　Ⅲ．①家族－史料－中国　Ⅳ．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0266号

版权登记号04-2014-010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著　　者：（美）周锡瑞

责任编辑：贾　娟

装帧设计：陆红强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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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印 者：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28.25

字　　数：30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486-0

定　　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录

推荐序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第一部分　封建帝国时期

（一）逃避长毛

（二）寻根

（三）家人父子

（四）内乱

（五）晚清的官场生活

（六）转变的时代

第二部分　中华民国

（七）投身津门商界

（八）长于津门

（九）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生活

（十）连天烽火

第三部分　1949年以后

（十一）新中国的家庭生活

（十二）鲜花与毒草

（十三）文化大革命

结语

暴风雨过后

推荐序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文译稿与《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即将出版问世，老友周锡瑞教授来信索序，开门见山说：“我盼望你能做序的原因很多，从1992年在圣地亚哥谈及叶娃父亲的自传，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其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对此，我有同感，写序应属义不容辞。

那些年我正羁旅北美，先后在普林斯顿与耶鲁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并承担若干教学工作。1992年5月承蒙周锡瑞热情邀请，提前辞别我最熟悉的耶鲁大学，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任教，历时一年有余。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沿海城市，也是我与锡瑞以及其他友好学者共事最久的一段美好时光。其间，他与夫人叶娃送来叶笃庄先生回忆录初稿，并且嘱我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建议。叶氏家族是晚清至民国期间的天津著名世家，笃庄兄弟一辈更有我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因此我反复阅读几遍，并提出若干初步建议。回忆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作者是农业科学大家，毕竟与史书撰述有所疏隔，何况又是不够成熟的初稿。我深深感谢周氏夫妇的信任，因为他们不仅如实转告笃庄先生，让他花费很多精力，不断增补并完善回忆录。其后锡瑞又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撰写了涵盖明清以来直至现当代的叶氏家族史《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我一向害怕被称为“第一人”，但是却可以算是本书在叶家圈子以外的第一个中国读者。

时隔20多年，我重新聚精会神温习叶家的漫长历史。首先阅读的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因为此前我已看过初稿，可以作为参照。如果从1993年算起，作者在他剩余的7年岁月中，已经对原稿做过许多必要的补充与修改。总的感觉是，史事脉络更清晰了，涉及人物更鲜活了，对于钩稽史料与叙述往事更为得心应手了。我特别佩服这位前辈的超强记忆力，在他的笔下，叶氏家族几个世代几十个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的个性乃至躯体特点。他的记忆范围已经超过直系亲属，但凡在这个大家庭中工作过的众多中英文老师、奶妈、仆役，乃至厨师、马夫和黄包车夫，大都有名有姓，跃然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训练有素的农业科学家，他对叶氏家族的栖息处所，诸如地理环境、房屋布局、建筑结构、室内陈设，均有极其详尽的记述并有图表说明。当然，还有家人的日常生活，年节习俗，生丧嫁娶等细节的描写，俨然构成一幅晚清民国直至1949年以来的社会生活的绵延画卷。

当然，更值得我们钦佩的是他在这部口述史中体现出的严谨求真。我常说“真实是文史工作的命根子”，背离真实的历史记述，不管是有意无意，都是对读者的误导乃至欺骗。在《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从1993年到2000年，在他一生最后7年，我们不仅看到他日复一日地认真盘点过去，而且还看到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他把全部人生感悟都融化于忆旧述史之中，并且敞开心扉与后世的人们进行心灵交流。

总之，《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已经为《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提供最初的框架构思与实证基础。当然，如果老天假之以年，这些片断的局部回忆可能更为前后连贯，更为条分缕析，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叠与零乱。但是，我们不能苛求于80以上高龄的老人，他能以衰暮之年为我们留下这么丰富的可靠历史回忆，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撰写整个叶家的家族史还得有历史学者的参与，因为这个古老家族包括“安庆叶家”和“天津叶家”两大阶段，前后历时数百年之久，活动范围更覆盖国内外许多地区，其间重大历史事件之多与社会变迁之大，亦属家族史中所罕见，非大手笔不能驾驭自如。应该说，《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没有辜负笃庄老人的遗愿，出色地完成了叶氏家族史的著述。

安庆叶家是天津叶家的源头，但是却非本书的主体，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铺垫。

安庆叶家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这就决定其后代多数走的是“学而优而仕”的传统道路。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此乃安庆叶氏成为显赫世家的起点。早期的文字记载很少，作者主要是借助于后世的追忆与传说，着重介绍了谱牒的纂辑与祠堂的修建，从总体上描述了古老宗法社会的根基。

安庆叶家比较完整的历史，似乎是从1802年县衙以西叶家老宅一个婴儿的诞生开始，他的名字是坤厚。他和他的儿子伯英在道、咸年间的国内战乱中，如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组织地方团练，为扶持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虽然未能擢升为封疆大吏，但毕竟已从道台攀登到省一级政府中的藩臬要职。父子二人都在大清河的水利工程中有所建树，并且顺应同光新政的潮流在政府部门工作中有所革新。他们不仅为安徽叶家奠定了更为辉煌而又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成为以后北迁天津的后世子孙心目中的创业先驱。

伯英的长子元琦亦曾先后追随李鸿章、袁世凯，在直隶地区参与若干新政推进，因而便揭开了天津叶家的帷幕。但是，真正决心定居天津并且促使天津叶家登场的，却是元琦的儿子，即曾于1911年出任直隶巡警道的崇质。崇质是天津安徽会馆理所当然的头面人物，并且在会馆的正后方购置一座三进庭院的大宅，这才是天津叶家真正的发祥地和世代绵延的栖息之所。民国初年北方政局的混乱多变促使崇质决心弃仕从商，起初是辅佐周学熙实业集团的兴起，随即又自立门户，谋求更为长远的稳定发展。传统的科举入仕，特别是就任地方官员或充当封疆大吏，往往需要频繁移居各地，因而习俗称之为“游宦”或“宦游”，其实是地方官风流表面掩饰下的无奈。唯有兴办现代实业，才能保障家族在某个地区长治久安。因此，头脑精明且眼光远大的崇质选择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滨海商埠天津，并且转而全力营建新式实体经济。崇质本人的转型，衍生为家族的转型，不仅是家族中心的地区转移，而且是家族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变——从科举致仕到实业科技。

崇质在作者的笔下，成为坤厚、伯英之后又一位家族的耀眼明星，因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本人的思想业绩，他的父母与后代，他的巨大豪宅，乃至生活起居等等，俨然是一幅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的城市生活的浮世绘。

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感受更为亲切的却是崇质为数众多的子女，因为他们大多出生于1912-1917之间，年龄相当于我自己的小叔与长兄，而其中如笃庄、笃义、笃正等兄弟更是我们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他们距离我们最近，他们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变，特别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我们大多亦曾亲身经历，因而觉得他们与我们之间心灵相通之处更多。他们这一代人是在五四文化乳汁哺育下长大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多在燕京、清华等名校接受过完整教育，有的还在美国、日本留过学，并且取得博士学位。他们虽然仍旧属于天津叶家这个范畴，然而大多都具有自食其力的独立意识。他们多数人的志愿既非做官亦非发财，而是执意走科学救国之路，以自己的专业特长谋求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这一代叶家成员大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促成家族的又一次转型。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笃庄及其兄弟没有一人随国民党迁居台湾，大多热心支持人民政府，连在美国学有大成前途无量的笃正也翩然归来，投身于新中国气象科研机构的筹建。

在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影响较大的世家成员，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身经历，必然要或多或少受到冲击。在叶氏兄弟中，冤屈最大，苦难最深且最久的，当属老五笃庄。他不仅在1957年由于受别人牵连而无端被划右派，而且1958年又以“美国特务”嫌疑被捕入狱。十年牢狱之灾，其实情笃庄在《狱中记》已有翔实忆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境之恶劣，外界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就在这样饥饿与疾病交加的苦难岁月中，他却用多种各样的所谓“笔尖”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全部）与《赫胥黎讲演集》（半部），其坚毅与勤奋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十年刑满以后，他仍然没有自由，在安徽劳改农场、渔场中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他的三个女儿先后多次前来探望，而爱妻则早已病故，父女在破旧且紧靠猪圈的茅屋里团聚并共话世态炎凉，其情其景催人泪下。这不是一个家庭的苦难，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详尽地描述了笃庄这一代兄弟姐妹，在“文革”暴风雨过后的复苏与渐入佳境。但他们毕竟已经耗尽了自己可能大有作为的鼎盛春秋，平反复出虽然焕发出工作激情与才智挥洒，毕竟如同已逾季节的花朵，尽管光彩照人但却迅速凋谢。《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未来瞩望于他们的子女以及正在茁壮成长的第三代。正如作者结尾的几句话，“他们在后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多样化，而且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和全世界的更多地方。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大家庭，现在由电子通信网络连接在一起，这棵大树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共享一个虚拟空间，而他们的未来还有待书写。”

宗族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并且构成其牢固的社会根基。严格说起来，民国以后宗法制度已经趋于衰微，随着三纲之首君权的消失，其它的宗法纲常都随之动摇。由于自然经济的瓦解，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口的流动性与日俱增，而安土重迁的思维定势早已淡薄。尽管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向传统回归，甚至宣扬以家族—宗族—国族这样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模式来整合新兴的中华民族，但也无从阻遏宗族的不断分崩离析。家族与宗族文化的绵延有两大依存：一曰祠堂，一曰宗谱。据我个人的感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祠堂的威权随之日渐低落，而战争与人口的大幅度变迁（包括农业宗法社会自身的解构），到20世纪40年代，连边远乡村的祠堂也逐渐“空洞化”。1938年我就读的国立九中设立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地方士绅为2000多流亡学生提供的主体校舍，就是过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祠，如三共祠、五福祠、云庄祠等。不仅祖宗牌位搬迁一空，而且不再看见任何宗族集体活动（如祭祀、节庆等），只有残存的石碑记录着这些宗族昔日的辉煌。尽管其中不乏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但祠堂附近的墓地很多已经成为荒坟野冢。我过去只知感恩四川乡亲的慷慨大度，却未曾想到自己家乡的宗祠也遭遇同样的命运。1949年以后，祠堂与家谱更被新政权视为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全部列入彻底洗涤扫除范围，而阶级的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连绵不绝，更使家族分崩离析。改革开放以来，祠堂修复有之，宗谱续纂有之，宗亲聚会更扩大到世界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复活，实际上多半仍出于地方官员追求GDP政绩的需要，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祠堂修复无非增加旅游景点，宗亲聚会实乃招商引资罢了。在全球化与商业化大潮猛烈的冲击下，连家族的凝聚力都得靠鼠标点击的共享虚拟世界，何况更为古老也更为疏远的宗族呢？

然而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毕竟应该倡导，因为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观念乃至实体上仍然有大量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单纯抒发怀旧的咏叹，它只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我殷切期望有更多更好的同类著作问世。

谨以此文为序，未知当否，尚祈作者与读者赐教。

章开沅

2014年5月

中文版序

本书最初面向的受众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在美国大学从事中国史教学四十余年的我，特别希望美国学生能够了解人性化的中国现代史，了解从晚清、民国，及至共和国，现代中国革命性的变革如何影响了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命运。柯文（Paul Cohen）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对本书的方法论作了非常贴切的评价，他说：“史学著作的惯常做法是沿不同的时间点追踪历史事态的发展，关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也会以个人在历史事件之下的际遇为例，为他们的历史叙述增添些生动的小插曲。周锡瑞的这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史学写作方法。他向读者提供了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必要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不过与众不同的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由一个中国精英大家庭的成员们坎坷的生活经历组成的。”(1)

现在，经过我的朋友和校译者孟繁之先生的不懈努力，本书的中文版终于得以出版。我要特别感谢孟繁之对中文原文引文的核校、订正，从而使行文精确而流畅易读。初译之后，应叶家年轻一代成员的要求，出版社向他们提供了中译稿，请他们审读。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修改建议和订正。我非常感谢并感激他们对本书的仔细阅读，以及对一些史实的订正。这使本书的中译稿更加完整和准确。同时，对于史实，叶家年轻一代和我本人基于历史材料以及对他们父辈采访的理解有不同之处。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面对这些矛盾，我无法丢弃自己作为史家对历史客观认识和描述的责任。我希望叶家成员能够原谅我对某些细节坚持己见，没有遵改。归根结底，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或局外人对叶家和中国现代史的理解，自然不同于叶家成员对自己家史的认识。我希望同时也相信，如果叶家成员对本书持有批评之处，他们可向我及读者指出，使这些对历史解读的不同展现出来。

最后，因各种原因，英文原版的一些段落在翻译成中文版时做了部分删改，以省略号标示出。作为作者，我力求保持原作的风貌，将删改的内容控制到最少，幅度最小。不过，中文读者应该知道，在某些方面，中文版不及英文版完备。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2014年6月21日

（叶娃译，孟繁之、史金金、冯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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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ul A. Cohen，“Review of Ancestral Leave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 2012），p. 177.

英文版序

叶氏一族，源出长江中下游的咽喉要镇安庆。(1)自晚清以来，这个家族又以先辈宦游所至，前后聚族于开封、保定、天津、北京等地。他们既非中国声光腾焯的门阀世族，也非寻常人家，是属于社会中层的精英门第。叶家在19世纪声名鹊起，源于其先辈在河南抗洪和平乱中的勋绩，他们家族的好几位都曾在赫赫有名的淮军中效力，但在《淮军志》中却鲜有提及。两代人之后，一位叶姓族人曾短期出任直隶巡警道（实际负责天津的警务），也与民国早年的大总统袁世凯关系甚密，袁世凯的一个孙子即为叶家的螟蛉义子，但天津的报纸对这一家族绝少报导。到了20世纪，先前担任过巡警道的叶姓族人的儿子们进入了颇负盛名的南开中学读书，其中的大部分人又在1930年代陆续进入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府深造，中日战争爆发，他们不得不中止学业，投身抗日救亡。抗战胜利，两位叶姓族人在中国民主同盟中超踰伦匹，为世人瞩目，于是，叶笃义的名字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熟知。他的一位弟弟叶笃正，是中国科学院顶级的大气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人大代表。另外两位兄弟，都是新中国的高级干部，分别担任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及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然而没有哪位叶姓族人能跻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领导团体的决策层。在晚清（1644—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以及新中国时期（1949—　），叶家都一直维系着他们的精英地位，从未到达社会权力顶层，但也从未沦落为普通市井大众。

汉语中，作为姓的“叶”字也有“树叶”的意思，而这个含义对于这个家族显得尤为允洽。一方面，叶氏数代人如同一棵大树的不同分支，彼此相连，族谱将他们溯源到同一个根源。另一方面，在家族历史的关键节点，这些“树叶”随着近现代中国的狂风飘零辗转，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归宿。本书即要讲述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叶姓族人的不平凡生活，试图以此分析造就现代中国的内乱、入侵、战争和革命在每个人身上的真实展现，以此勾勒历史演进的人性化层面。

欧洲及美国历史研究中，从来就不乏对家族史的深入探究，其中很多深入分析了与现代变革相关的种种变化，如：父权家长制的逐步削弱，精英世家的日渐消亡，核心家庭的日益兴起，配偶之间对于爱情及相互情感的日益重视，以及对于子女的培养和教育等等问题。欧美的家族史研究也对私人生活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书信和日记就像窗户，展示了传主个人的情感世界，以及相关较私密的人际空间。通过这类历史研究，我们了解了诸多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交汇点——一方面包括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的变迁，另一方面，则包含了家庭个体内部的分化及之间的相互影响。(2)

尽管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已充分证实，尽管上述过程中的一些也影响着中国家庭（如父权制衰落、核心家庭兴起、配偶之间对于爱情及相关情感日益被看重等），但关于中国家族史研究的文献却远不及西方广泛和普遍。(3)20世纪之前个人书信往来资料相对缺乏，加之中国人日记中内省不足，这些都使得写出像西方那样详尽的家庭生活史极其困难。当然，中国也有为望族编修族谱的传统。叶家的族谱就对本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它使我能够将其家族历史追溯到14世纪，得以深入研究其家训中所包含的伦理原则，并为我提供了很多来自19世纪的重要传记材料。但这样的族谱作为史料有其局限性：（一）族谱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宗族之中的男性成员、男性世系；（二）撰写族谱的目的就是为了显扬祖上声光，因此其内容会有选择性的趋利避害，只记荣光的一面；（三）族谱之中对于人际关系、家族动态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则囿于父慈子孝的道德示范。为了超越这类局限，我参考了叶氏族人于19世纪撰写的大量诗文著作，并且对出生于20世纪早期、现仍健在的叶氏族人进行了广泛的访谈。

本书追溯了叶家的历史，从14世纪的始迁祖起一直至现在，但重点在19和20两个世纪，这一时期可以找到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我的目标是为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描绘出一些人性化的色彩，在这段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期，记录一个中国家庭真实的人生遭际。故事始自19世纪，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破坏性内乱，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些叶姓族人的私人和公众生活——他们通过成功镇压内乱和抗击自然灾害，从而使自己在一个帝国晚期的官僚体制下得以擢升。之后的几代人亲历了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肆掠夺、攻击（案指甲午海战），经历了中华帝制的终结，以及新诞生的中华民国的种种艰难。到20世纪早期，叶家的重要分支已经从农业大省安徽和河南迁徙到了天津，一个根据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在那里，他们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家族成员被迫四散，那代年轻人在其后的战争和革命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运动中达到顶点。对于这段动荡时期，历史书中通常将其描述成大规模的客观社会和政治演进的产物，或者是一小部分国家领导人政治权谋的结果。本书旨在使这段历史人性化，探究个人和家庭是如何经历这段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的。

我也试图说明，叶家的经历不仅仅是个人受难、做出牺牲的故事。很多书中（大部分作者是到国外的新移民）已经描述了“文革”期间很多人所承受的苦难。(4)叶家人也不例外，但他们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也是缔造这段历史的积极参与者。本书覆盖了较长的历史时期，这使得它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影响这个家庭和整个国家的那些变革，以及家庭和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辅相成的共构关系。

本书的前五章描写了帝国晚期（明清时期）的叶家。其重点是一对叶坤厚和叶伯英父子。19世纪中叶，他们在对大规模内乱的竭力镇压中得以升迁。他们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德行就是孝和忠——对祖先、父母尽孝，对君主尽忠，二者密切相关。同样的道德原则也适用于公共和私人领域，叶坤厚曾写道：“治民如治家”。(5)他的儿子伯英先是在家由叔伯们教读，之后又由他亲自来课读，同时也帮他处理政务。家庭责任与为官职责紧密连结，在帝国官僚体制中，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升迁都得益于家族成员的治绩和勋业。

虽然晚清时期的叶家人价值观可能相对守旧，但他们的宦迹浮沉反映了帝国末期统治中的重要变革。他们都曾在儒家经典方面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常年耗费青春准备能使自己具备出仕资格的科举考试，却从没有通过较低级别的乡试。他们得以升迁，更多是缘于在地方官任上所展现出的能力。这样的仕途经历，反映出了由来已久的基于科举的任官体系的日渐瓦解，这一体制最终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当时，清王朝统治已摇摇欲坠，叶家也从内陆省份迁徙到了沿海的通商口岸天津，在那里，各种变革的浪潮会完全改变20世纪的家庭和20世纪的中国。

本书中间的几章（7—10章）探讨的是民国时期（1912—1949）。这一庞杂纷乱的历史时期始于十年的军阀混战，继而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表面有序时期，随之是1937—1945年的全民抗日战争，最后是短暂而血腥的内战。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于叶家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面便是年轻一代在离开家族与私塾之后所受到的塑造他们生活的一系列新的影响。在学校寄宿的年少的兄弟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个人独立，这种独立反映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抗拒家庭包办婚姻到参加体育活动、戏剧社团以及信仰激进的爱国主义和接受革命性的政治观点。战乱年代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纽带，当时叶家兄弟不再聚居一处，而是追随了不同的政治、学术和职业道路，他们的生活也更多地受到了他们的同龄人、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不再是他们在家族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新中国时期（11—13章），整个家族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构建：即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配偶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它在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动荡中，受着考验。新的更强有力的党治国家在儿童教育方面扮演了更多的角色，叶家的孩子大都入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不时地挑战着家庭关系，并鼓励孩子们跟他们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的父母“划清界线”。这一时期与清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那时朝廷和家庭遵循的是相似的治理原则，“治民如治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叶家的家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在那个充满仇恨的政治和派系斗争的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家庭纽带是最可靠的。无疑，家庭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它也给家庭成员提供了一种新的情感慰藉和私人生活空间。

本书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姑且斗胆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借用吧），即“个人即政治”。如果我们不能领悟大的历史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些历史进程。相反，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小习性也有助于塑造人们所生活的和决定历史进程的大社会。正因为如此，我努力将重大历史事件和变革拉回到个人生活的层面来描述。我之所以可这样做，是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使我能接触到关于叶家的不同寻常的大量文献资料。大约二十年前，我的岳父叶笃庄先生开始为他的两个外孙女写他的自传，他的回忆引起了他几位兄弟对过去的追忆。1994—1995年间，我和我的妻子开始搜集她几位叔叔伯伯和他们子女的口述历史，并查询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读学校的档案。

岳父过世后，他女儿获准从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复印其个人档案，这份档案包括了195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信息。之外，岳父和他妻子的日记残篇也得以幸存了下来。当我们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发现了叶伯英（我岳父的曾祖）年谱稿本《耕经堂年谱》，并得以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复制到他为官时的奏折和行状时，我们的工作有了相对的历史深度。1995年春天，我们回到了叶家在安庆依然保留下来的的祠堂（祠堂所在的村子就叫“叶祠”），那里的远房亲戚非常慷慨地允予我们复制他们保存完好的十二卷1944年版的《叶氏族谱》。住在北京的叶家兄弟自儿时起就没有再见过这样的族谱。数十年的战争和革命毁掉了他们和家族过去的重要纽带，但在安庆城外的乡间，这份家谱得到了保存。再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居蜜博士（Mi Chu Wiens）帮我找到了叶伯英父亲叶坤厚的二十卷的诗集《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这些充满洞见的诗词，为我深入了解晚清家庭个人生活和他的宦迹沉浮，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帮助。

这些叶家家族成员的回忆录、口述史、学校记录、档案、日记、族谱、年谱、传记（含墓志、行状）、奏折、诗文使得较为详尽地描述这个家族从19世纪早期到现在的生活成为可能。除此之外，相关的地方志、报纸、学生刊物，以及其它的出版物，也提供了了解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背景资料。没有世界各地的相关人士和机构提供的帮助，搜集到这些资料几无可能。同时，我也得到了加州大学人文科学校长奖学金项目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徐氏中国研究基金的慷慨资助。下述机构的工作人员，帮助我寻找到我所需的研究资料，它们是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上智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

我的“中国家族史”课上的学生，我的同事和朋友对文稿提出了很多建议，使我受益匪浅。我要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以及顾琳（Linda Grove），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毕克伟（Paul Pickowicz）以及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在她严格审校之后，前面几个章节几乎每个段落都做了修改。陈永发（Ch'en Yung-fa）仔细审读了原稿，发现了书中几处令人尴尬的错误。叶保民在翻译诗文方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专业帮助。多年来，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生们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对这段中国历史的思考。张勉治（Michael Chang）、冯素珊（Susan Fernsebner）和莫林（Charles Musgrove）对本书几个章节的最初几稿提出了有帮助的、敏锐的评论。郑小威作为研究助手，对我提供了帮助。威尔逊·关（Wilson Kwan）帮助制作了大事年表，史蒂芬·中村（Steven Nakamura）帮忙整理照片，比尔·纳尔逊（Bill Nelson）绘制了地图。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雷德·马尔科姆（Reed Malcolm）在本书修改过程中对书稿提供了专业性的指导，苏珊娜·诺特（Suzanne Knott）和阿德里安娜·哈里斯（Adrienne Harris）提供了高效和准确的编辑。上述诸位同行在多方面为本书提供了无数的宝贵建议，书中若有任何不足之处，均是因我作为一个作者和学者能力有限所致。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多年来对这本书的创作贡献颇多的叶氏家族成员。我的妻子叶娃，是整个研究计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者，她进行了很多访谈工作，寻找资料，协助翻译并更正了很多口述中的细节。我最大的遗憾是书未完成，多位曾大力支持我创作的人已不在人世了。叶笃庄先生写完他最初的回忆录之后，便和他的三个兄弟相继去世。他们的生活跨越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是本书后几章的重心。对于他们子女的生活，我只是稍作提及——他们从事的行业迥然不同，又终日忙碌，对他们的生活进行连贯的叙述近乎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本书写到20世纪末为止。

我将这本书献给激励我进行此次创作的岳父，已逝的敬爱的叶笃庄先生。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史金金译，叶娃、孟繁之、郝莉、冯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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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氏一族，初隶籍于安庆府怀宁县，《叶氏族谱》卷一记：“明洪武二年（1369年），始祖大缘公由鄱迁皖，遂家怀宁。”后在安庆城内近圣街县衙西侧卜宅筑府，叶坤厚即生于斯、长于斯。（译者注）

(2) 在写作此书过程中，对我最有帮助的家族史如下：Robert Forster，Merchants，Landlords，Magistrates：The Depont Famil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and The House of Saulx-Tavanes：Versailles and Burgundy 1700-183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1）；and John Demos，Past，Present，and Personal：The Family and the Life Course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有大量关于欧洲家族史的书籍，它们可以作为参考，提示探究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要点，比如：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1500- 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Beatrice Gottlieb，The Family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Industrial 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Michael Mitterauer and Reinhard Sieder，The European Family：Patriarchy to Partnership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trans. Karla Oosterveen and Manfred Hörzin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3) Frank Ching，Ancestors，9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Chinese Family（New York：Fawcett Columbine，1988）；Johanna Menzel Meskill，A Chinese Pioneer Family：The Lins of Wu-feng，Taiwan，1729-189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and Susan Mann，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都是广为人知的家族史。人类学家的著作也使我受益很大，尤其是Margery Wolf，The House of Lim：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8）；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and essays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eds.，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一些较早时候出版但仍颇有助益的著作中研究了家庭的现代转变：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Marion J. Levy，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and in Susan L. Glosser，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1915-195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此外，就在本书初稿即将完成之时，出版了一套很好的关于中国家庭的书籍（中文版），包含五卷：张国刚等编撰的《中国家庭史》（五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我参考了其中的两卷，分别是余新忠主编的第四卷〈明清时期〉，和郑全红主编的第五卷〈民国时期〉。他们的书中包含了众多的参考文献，使我了解了关于家庭史方面的中文参考资料。我要感谢琳达·格罗夫（Linda Grove）提醒我注意到了这套丛书。

(4) 这种体裁最广为人知的书籍是：Jung Chang，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1）；Nien Cheng，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New York：Grove Press，1987）；and Anchee Min，Red Azalea（New York：Berkley Books，1999）.

(5) 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光绪九年刻于西安）卷一，《古意七首》，11页。

第一部分　封建帝国时期

表一　19世纪中国与叶氏家族大事对照表

（一）逃避长毛

1852年，叶坤厚返乡葬母。这位孝子年届五十，正处于官场得意的黄金时期，他当时在河南任职。通过抗洪和打击强盗、平息寇乱，成为一名杰出的地方官员，曾经前往京师觐见皇帝——这是多么令人敬畏的场合——受到赞誉，皇帝称赞他工作勤勉。[1]但依据封建帝国的礼教习俗和儒家思想的训诫，父母过世，为官的子嗣应当辞官回家，丁忧三年。于是他回到家乡安庆，与兄弟们一起为母亲守孝。

安庆在长江北岸，距上海约六百公里。在19世纪中叶，这里是安徽省的省会。安徽是一个较新的省份，1662年才从江南省分离出来，其名“安徽”来自于省内最大的两个府——安庆和徽州。徽州位于长江南岸，是有名的商贾之乡。[2]像其他的中国省会城市一样，安庆有坚固的砖面城墙围着，但是城内的面积只有约一平方英里（相当于2.5平方公里）。其人口大约有七万，是中国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在这一带，沿江的商业活动集中在下游的芜湖港口，而安庆主要是政治中心，这也是像叶坤厚这样的士绅和他的兄弟们离开先辈们居住的村庄而搬迁到安庆的原因之一。在这里，更接近官府，他们能享受到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书店、茶馆、古董店，风景秀丽的寺庙和凉亭，而且也有同样身份的人可以往来。根据一位20世纪早期的传教士的描述，城内大约四分之一的面积都是各种公共设施：府衙、书院、监狱，还有寺庙。据他的描述，安庆是一个“非常慵懒、保守，生活非常舒适的地方”。[3]

在正常情况下，安庆可能是慵懒的，生活舒适的，但在19世纪中叶，安庆则非常态。事实上，叶坤厚一回到安庆，整个城市就受到沿江而下的大规模武装内乱的兵舰的围困。这就是太平军，以一种类似基督教的狂热的宗教热情（洪秀全将自己想象成了耶稣的弟弟）和对当时满族统治阶层的极度仇恨激励士气。内乱历时十年有余，对中国中部破坏严重，几千万人惨遭杀戮，毁坏程度空前。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分水岭，也是长久以来的积怨所致。

满族建立的王朝名为清朝，自1644年起统治中国。在清朝的前两个世纪，整个国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国家长期太平，从新大陆传入了粮食作物（尤其是玉米和甘薯）和经济作物（棉花、花生、油菜籽、芝麻），丝绸和手工棉纺织品大量生产；谷类作物交易活跃，政府的粮仓为老百姓提供了安全保障，所有这些都为繁荣昌盛提供了基础。收成不好时政府积极赈灾，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不用挨饿，衣服相对便宜而且到处可以买到，年轻男子有能力成婚、养家。这种繁荣的结果使中国人口在这一时期增至原来的三倍，接近四亿五千万人。人口增长在一开始是繁荣的表现，但最终将会成为一种负担。清政府没能跟得上这种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1712年颁布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将至关重要的土地税收固定化，即使增加人口也不再增加税收，所以政府收入受到相应限制。腐败蔓延，官员不能解决问题时便将其掩盖，隐匿不报。堤坝和水利设施未能及时维护，致使水患频发，势态严重。到了19世纪，各地粮仓问题频出：仓库漏雨，粮食腐烂，官员谎报情状，这样，政府应对饥荒的赈济不再可能高效。[4]就在叶坤厚当时任职的河南，洪灾频发，十室九贫，景象悲惨，他在返乡前不久写了一首凄伤的诗来描写当时的情景：“连岁遇水荒，十家九破败。栖止无室庐，性命如草芥。死者多于生，生者皆乞丐。充饥寻树皮，不得有荑稗。谷贵人自贱，儿女成买卖。父母痛生离，血泪盈衣带。道旁往来人，习见不为怪。伤哉天地心，惨毒毋乃太。”[5]

清政府当时还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朝廷公牍奏章中很少提及。满族政权是一个外来民族通过征战而建立的王朝。在17世纪，满族人从他们的家乡，今天中国的东北，攻占了中原地区。在有些地方，攻占是极端残忍的，尤其是当中原男子抗拒强加给他们的“剃发令”时，往往遭到杀戮。这种发式要求他们剃光前额，而在脑后拖一长辫。外来的征战部队以“旗”为组织单位，包括了蒙古人和东北地区的汉人（汉军旗人）。他们在全国各地通衢要塞驻防，住在隔离开来的由围墙高高圈起来的军营（即满城）中。中央政府中，六部都有两个尚书，一个满族尚书，一个汉族尚书。而对于省一级的官位而言，最初八旗的后代，即满族人和汉军旗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失。尽管皇室努力想要界定和保持独特的满族身份，旗人还是逐渐适应了中原文化环境，日渐同化。到19世纪的时候，满族人用汉语读写，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女、填词作曲，也吸纳了中原文人的文化范式。与此同时，他们的骑马射猎技术明显衰退，而这些正是清朝历代皇帝想要进一步显扬，借以保持满族身份的技艺。不过，满族权贵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权阶层，因而社会底层对他们政治统治地位的仇恨是很自然的。[6]

19世纪中期，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这些国内矛盾。自16世纪开始，西方人就与中国通商，从中国购买丝绸、茶叶和瓷器（瓷器在欧洲又名china）。在18世纪晚期，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尤其是当英国人开始喜欢喝茶之后，茶叶成了亚洲出口到英国的最主要的产品。英国曾对茶叶征以重税（导致了广为人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等美洲殖民地的反抗），因而茶叶也为英国王室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收入。但英国人却没能找到一种出口产品来平衡他们对茶叶、丝绸，还有瓷器的进口——直到他们开始在印度种植鸦片。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海军不足以保卫绵延上万公里的国家海岸线，因而无力阻止鸦片贸易。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30年代，鸦片销售量急剧增加，以至于欧洲因进口中国产品而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回流。继而导致中国市场上白银短缺，物价下降，经济明显衰退。不得不说的是，鸦片贸易的利润，足以贿赂中国的武装部队和沿海地区的大小官吏，这在毒品贸易中迄今都是司空见惯。

1839年，危机达到严重关头。皇帝决意阻止鸦片流入中国，派了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这是与西方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林则徐关闭了大小烟馆，没收烟枪，惩处瘾君子，继而着手裁惩西方烟商。英国商人力劝本国政府借此争端强行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很快，鸦片战争爆发。因长期和平，清政府的军队疏于训练，根本无力应对这种新挑战。用叶坤厚的话说，“兵籍半虚名，老弱相承袭。抑或市井徒，无赖多窜入。”[7]登记在册的士兵有一半名字都是伪造的（官员只是用他们在花名册上充数，以得到更多军饷“吃空饷”）。年老体弱者承因相接，士兵多选自城镇里的乌合之众，一无是处的流氓无赖也来参军。而另一方面，英国海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战术精湛，装备先进，因而很快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最终于1842年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内容，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几个港口开放通商，包括上海，同时准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清政府在西洋“夷人”那里第一次惨遭失败。[8]

在近现代史上这次对整个世界格局都产生深远影响的悲剧中，中国和西方世界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正面交锋。此时，清政府日益腐败，暮气深沉，已进入衰退时期，而西方由于科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进步，正自信满满，并且对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有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鸦片战争即源于这场有决定意义的对抗，并加速了满族人统治的败落。当时不安定因子早已开始蔓延，如盗贼、白莲教、会党等发起的小规模内乱，以及苗族等发动的起义；无正当职业、无所寄托的无赖混迹于赌场，并参与各种犯罪活动。鸦片走私为秘密团体提供了新的机遇，而英国在南方沿海一带打击海盗，又将这些盗贼驱逐到了内陆江河流域。

不安定因素日益加剧，就在此时，一位来自广东地区的应试举子屡试失利，在读过一本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后，他逐渐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在19世纪40年代，洪秀全和他几位忠诚的追随者在广西省一个治绩弛乱的山区州县，成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的领导者自称有耶稣或圣父的灵魂附体，他们预言国家将有大事发生，谴责不道德行径，治愈病患，救济穷人，并承诺只要遵信教义即可得到救赎。附近镇里的乡绅对于这种异教产生怀疑，将其报告给了当地官府，并不断以自家佃农和邻里组织的团练镇压拜上帝会。但拜上帝会却日益壮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尤其是洪秀全所属的客家人、贫穷的烧炭者、失业的矿工，及其他寻求保护和支持的弱势群体，还有授拳传艺的天地会成员。到1850年，清政府认为不能再任由这支新教任意发展，便组织清剿。而此时拜上帝会已进行了改组，更名为“太平天国”，并公然开始反叛。太平天国在其《浩劫说》中清楚明了地增加了反清的内容。清朝统治者被贬低为外来的“恶魔”、“清妖”，而且太平天国摒弃了清政府规定的发式以显示自己反满的使命，他们不再把前额剃光，而是头发松散，成队前行，因而有了“长毛”的别称。[9]

之后的两年里，攻城掠地中太平军实力不断增强，不过此时他们还主要活动在西南部的山区州县，他们的发源地周围。1852年，他们冲破清廷军队的包围，向北挺进，进入湖南湖北一带，在这里，太平军规模呈指数级地壮大。到农历年底，太平军攻占了武昌与中部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而他们庞大的舰队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沿长江向东行进，直逼安庆和中国经济的中心——江南一带，也就是叶家的祖居所在地了。

而在安庆，此时叶坤厚同家人正在营葬他已辞世的母亲。邻居们纷纷前来弔慰，但过了一段时间，弔客减少，叶坤厚痛感人情冷暖，诗中写道，“时来宾客多，势去亲戚远”。[10]他开始着手处理家务，尤其是制订计划，建造恢宏的叶氏祠堂，修纂新版族谱。作为这个家族中许多年来的第一位朝廷命官，他急切希望编纂书面记录和家训礼仪，以维持整个家族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11]同时也因远离政务他极为享受这难得的清闲。他从河南返家时带回了大量的古董，大约有四百六十件之多。老友不时造访，饮酒赋诗，觥筹交错，这是当时文人的一种重要社交活动。他藏书颇丰，时常沉浸在书海里，阅读历史，尤其是有关历朝历代治乱之迹。[12]叛军的动向总在心头萦绕，令他烦忧，而整个城市疏于防备，更令他不安。他诗中写道，“城上擂大鼓，城下喧歌舞”[13]，城墙外，战鼓声响彻，城内却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骄逸轻敌。所有灾难的来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果报应，真可谓：“江南繁盛极骄奢，安乐由来生死故。特将兵火示灾惩，要使齐民知感悟。”[14]

太平军的舰队沿江而下，直逼安庆，整个城市一片骚乱。[15]种种怪象预示着灾祸即将来临：某天突然乌云密布却无点滴降雨，梨树结出甜瓜，城中各处竹子开花，老鼠四处逃窜，天空中出现流星。[16]这些预兆都暗示着清王朝没能保持天地和谐，因而失去了天命。城内百姓不安起来。秋季赋税收缴完结之后，粮食满仓，当地知府担心这会成为叛军袭击的目标，于是向上请求增援以保卫城池，但当临近的浙江省调来两千士兵之后，叶坤厚的儿子伯英并不感到宽慰，说他们“短小懦弱，殊不足恃”[17]，恐不堪一击。知府于是向地方乡绅求助——像叶坤厚一样曾经为官的地方精英，或通过科举考试但从未入朝为官的举人老爷，以及其他以财富和地位成为各自地方显赫人物的缙绅。叶坤厚受邀将他在河南平叛的经验应用起来，组建起当地团练来予以抵抗。他组织起由地方缙绅领导的民兵局，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出潜入城中的太平军间谍。他对知府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他发现知府软弱无能、无可救药：实权都掌握在藩台李蔼文的手上，而这位知府同知又依赖于一位副官——这位副官傲慢无比，其行为根本无法以道德二字来约束。叶坤厚与当地另一位官员私交甚好，他是坤厚在河南为官时一位同僚的儿子，但他位卑言轻，帮不上什么忙。[18]知府衙门内混乱不堪，众人皆知城池根本守无可守，而城中平民也纷纷准备逃离，真是人心惶惶。一位指挥官担心太平军会利用城墙外沿墙而筑的民居爬上城墙，或者借以掩护挖掘隧道，摧毁城防，于是下令将这些民居全部毁掉，坚壁清野——这一举措虽不乏明智，却也是铤而走险，因为这使百姓既怒且惧。官员和乡绅们撤退到了相对安全的乡下。年轻的叶伯英带着一大家子人，乘船向北行进了约五十公里，到达了邻近桐城县的山区，寄居在其父的一位同僚家中。[19]而在安庆城内，农历新年临近，却无人庆祝，积雪覆盖地面，市面清冷，城中百姓大都已经逃散了。[20]

距安庆沿江而上大约四百公里处，在农历新年的这一天（1853年2月8日），太平军从武昌出发，兵分三路溯江而下。沿江两岸有庞大的地面部队，掩护着这一支由近两万艘强行征募来的平底帆船组成的舰队。舰队中央，是天王洪秀全乘坐着的雄伟的龙舟，表明了现在他的宗教使命中又多了称帝的雄心。太平军几乎是移动着的国度——总共约有五十万人，住在依据性别仔细隔离开来的帐篷里。他们中的许多，是从太平军已经攻占的城镇中征募来的，这也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人都忠于太平军的理想。然而其当时的效果，确实是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沿江而下，所向披靡。[21]

太平军离开武昌后的两周，满载难民的船只出现在安庆城外的江上。谣言四起，称其中藏有乱军。当月24日黎明，几百艘乱军的船只结集在长江南岸，正对着安庆城。清军用189门陈旧的大炮对其进行轰炸，直到炮膛因温度太高，无法填充火药并自行引爆。之后太平军横渡长江，兵临城下。防御的守军缒城而出，四散遁逃。到了下午，乱军登上了城墙，他们的叫声吓退了残留的守军，乱作一团，溃散而逃。知府得知防御被摧毁，忙向朝廷发出急报后便往迎敌，被乱刀砍死。知府同知的职责是保护库银和粮仓，但随着乱军一路前行，他已先行逃遁，弃粮仓和府库于不顾，这些财物，立即成了太平军的囊中之物。[22]

留在城里的叶氏族人和其他缙绅，先是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傍晚时分，叶家一位仆人报告说安庆城的北门还开着，且无乱军把守。叶坤厚和儿子，还有几位兄长，一起就此逃离安庆。出城后，在附近村庄的一位亲戚家里短暂休息，之后他们连夜赶路，踏着新雪，穿过泥泞田地，直到黎明时分，方与其他家人会合。这个叶姓大家庭共有四十人，包括他们的妻妾儿女，还有仆人，光确认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就花了好几天时间。最终的团圆令他们欣喜，但同时，大家又都对未来充满深深的忧虑。乡下到处都是逃散的清兵。最初的时候，村民把这些人当作兵痞赶走。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只祈求怜悯和施舍，于是村民们给了他们一些烙饼和一点钱，打发他们上路。

接下来的两天内，有传言说乱军要出城侵扰乡下地区，乡绅们遂组织起民兵保卫自己的村庄。然而四天后，太平军离开了安庆，继续向下游的南京进发。他们很快攻占了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十年之久。叶伯英和他的叔父回到了安庆，他们发现家还是原样，家里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损失。但集市被毁，附近的几处民居还在冒着焚烧后的青烟，府库和粮仓被洗劫一空，触犯了太平天国所拜神灵的寺庙被彻底查抄，僧侣和道士惨遭屠戮。[23]除此之外，安庆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地方缙绅织人员清理尸体，熄灭余火。太平军离开后，来了一批新的官员和军队，并带来了救济的粮食，期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以尽快恢复秩序。然而这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6月份，乱军又折回安庆。像往常一样，在他们行动之前，流言已经开始传播。战败的士兵成群结队，骚扰沿江的村庄和城镇。之后，有节奏的炮火声越来越近（起初被误以为是打雷声），宣示了太平军的到来。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清军没作什么抵抗，即告撤退，士兵四散。城中百姓惊慌逃窜，但这次，作为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一些城门被堵，逃散的百姓争先恐后拥挤着穿过人群，老弱妇孺跌倒，被踩踏致死。尸体一具具堆积起来，路上到处是人们遗弃的物品，后面的人爬过成堆的尸体和各种散落的杂物艰难前行。返回城中的叶氏族人也加入了这支逃亡大军。叶坤厚脚受了伤，无法行走，只好由儿子背着赶路。他们再次逃往郊区的亲戚家，逃亡路上，暴风雨袭来，他们在雨中挣扎跋涉——妇孺的哭声不绝于耳——希望到更远处乡下的朋友那里避难。回望安庆城，城内火光冲天，已是一片人间地狱。

这一次，太平军又在攻占城池后很快离开。两天后，叶伯英和他的一位叔父，还有一名可靠的仆人，一起返回安庆，查看家里情况。他们到达时，正赶上一伙劫匪趁乱打劫，看到他们回来便惊慌逃窜。这一次，整个城市遭到劫掠：城门和衙门被焚毁，尸横遍野。有的死于战火，有的则被仓皇逃散的人群踩踏致死，尸体横陈街头，已经开始腐烂。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是女人）在被乱军抓捕后选择自杀，人们在井底发现了她们的尸体。由于政府官员和部队已经逃离，土匪和乱军恣意沿江劫掠，但很少有人再去打安庆城的主意——这里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叶坤厚诗中说：“那知繁盛地，忽变战争场。血骨悲狼藉，黄尘望渺茫。愁闻一江水，呜咽下残阳。”[24]叶坤厚决定和家人离开这里，尽管他们家族曾世代居于斯、长于斯。他命儿子整理出家里的贵重物品，包括约一万卷藏书和几百件古董。[25]接下来的几周里，叶伯英在安庆和乡下友人的宅子之间来回穿梭，将衣物、书籍和一些古董都转移到安全地带。对于叶家的这个分支来说，这是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诀别，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些。

整个夏天，安庆城如同空城，清军和乱军交替往来。当地缙绅恳求清政府派遣官员和军队来恢复秩序，巡抚衙门回驻安庆，但无结果。清军驻扎在安徽省中部地区，也即驻扎于北部另一伙乱军捻军和南部的太平军之间。长江基本上为太平军所控制，他们的船只经常停靠在安庆城外。10月份，太平军英勇善战的年轻将领石达开来到安庆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他当时年仅23岁，是中国西南部早年支持太平天国的一户富裕家庭之后。他是太平军中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也善于治乱持危，他在安庆周边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政权。太平军早期的教义中，曾广为传播的一条就是“均田地”，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得以提出，既有中国历代“均田”思想的延续，也有基督教教义中所有人同为上帝之子平等观念的影响。但是这种革命纲领似乎从未得以执行，石达开还特地与当地地主合作，保护他们的财产，以期他们能按时交完赋税。[26]

石达开推行的这些相对现实的政策，影响了叶坤厚及其家人藏身的乡下的形势。在全国的层面上，太平天国的叛乱代表了一种对儒家正统和清朝政权的根本挑战；但对于地方而言，实际上是两个政权对于其政权合法性和所控制资源的争夺，而乡村居民则想方设法在这种争夺中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由于政府军队混乱不堪，清政府越来越有赖于乡绅组织的地方团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27]尽管太平军通常被称为“农民起义”，但他们建立的政权都在城市。当太平军的官员到乡下去征税的时候，他们残暴地抓捕乡绅和一些参与地方团练的民户。因为叶家有人曾经为官，又曾参与组织团练，当地人通常避免与他们接触，以免被牵连到反抗太平军的活动中。但是当地一些投机分子（叶家人把他们叫做“强盗”）抓住机会，领着太平军到处找寻躲藏起来的乡绅，然后抢夺他们的钱财。叶坤厚很惊诧这些“鼠目寸光的人”会“甘愿沦为叛贼”。[28]在此情景之下，叶家人不得不搬迁到更加偏远的山村，最后，他们来到安庆城北约五十公里的卧龙山悬崖下面的峡谷深处，在那里找到一间小屋栖身。小屋十分破旧，几乎不能遮风避雨。乱军控制了主要干道，但是不敢冒险到深山中搜查，于是这间小屋和附近一带暂无寇警。而实际上，山里成了乡绅们的主要据点，以至好几十个亲戚都来投奔，一起避难。对他们，叶坤厚的妻子无不表示欢迎并细致照料。[29]

叶坤厚在山里藏身数月，这段经历给了他很多思考的机会，他作了几百首诗记录自己的随感。起初，他对自己的运途感到沮丧。在他的描述中，自己“破帽残衫兴未孤”，他暗问“岂有功名来落寞”？同时，他希望有机会展示自己：“丈夫断不羞贫贱，奇士常多讬钓屠。”[30]他确信像他这样的读书人，尤其是那些有为宦经历的人，在乱世中都要积极应世，有所作为。

天生祸乱须人定，不应举世无相应。

英雄流落困风尘，抑郁苦为资格病。

奇才何必非书生？平猺昔有王文成。[31]

王文成即王阳明。此处叶坤厚提到王阳明，值得关注。因为王阳明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哲学家，他对理学中一些严苛保守的信条进行的批判，因明王朝的衰败及最终灭亡而饱受诟病。此时，叶坤厚回忆起王阳明曾任南赣巡抚，平定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动乱。[32]

之后不久，叶坤厚逐渐适应，甚至开始贪恋这种山居生活。在一首诗里，他把自己和家人与世隔离的避乱处比作前人诗词里的世外桃源：“遇人致敬恭，贤愚皆一律。酒食共招寻，聊用适所适。”[33]他的诗中不断提到男耕女织的画面：牧童憩于树下，山间小道偶遇即可成为密友。他跟随一位拾柴者来到山中，二人一起在酒馆小酌。邻里到访，共饮一杯酒；人们彼此信任，夜不闭户。[34]在他的友人中，和尚道士地位突出。他曾经写道：“我欲逃禅离尘世，室家无奈苦相牵。”[35]他的思想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种道教式的怀疑政府功用的倾向，流露出一种信念，那就是人们完全有能力自行管理好自己的事务：

解纷宜众族，排难睦诸亲。

奚必为为政，真能事事人。

聪明时货殖，肮脏且风尘。

避乱深交纳，荒山共结邻。[36]

大多时候，当写出描写平静山居生活的田园式诗歌之时，叶坤厚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作为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他享受着这归隐山林的生活：

远离城市入乡村，林密何须更闭门。

山水味如尝蔗境，利名心已断尘根。

贫来欲卖书千卷，兴到时倾酒一樽。

花里过从无外客，只余猿鹤伴黄昏。[37]

虽然他很可能为了养家，卖掉了许多书和古董，但留下的书仍足以供他阅读，他也乐于和兄弟们一起讨论书中内容。[38]一同栖居于此地的文人、乡绅和曾经的同僚、退居林下的士绅不时前来造访，交换时局信息，互诉衷肠忧虑，艰难之中，友谊弥笃。[39]当妻子生日的时候，他从邻家借酒予以庆贺。[40]日子虽清贫，却乐在其中。

然而最后，叶坤厚的儒家责任感又占了上风，他不能再安心贪恋这种道教式的遁世生活，也不能在背井离乡之时还沉浸在山林田园式生活的悠然自得之中。起初，他希望朝廷平定叛乱的决心能使它很快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清军接连失利，他的希望逐渐转化成了愤怒[41]：

战时将在后，兵出谁为主？

奔时将在先，兵溃谁能阻？

非惟不阻导之走，官不守城贼来守。[42]

叶坤厚先前在河南平叛土匪的经验，使他对地方团练的效力深信不疑。这种体制基于一种传统的“寓兵于农”的思想（或策略），即士兵就生活在人民当中。“古者农寓兵，人人能御敌。讲武农隙时，战阵如亲历。为国实为家，所以得死力。后世兵农分，民始畏锋镝。一旦蠢动生，武备民不识。意谓自有兵，与我不相及。各自为身谋，往往预逃匿。兵籍半虚名，老弱相承袭。抑或市井徒，无赖多窜入。贼来兵不前，贼去兵难缉。杀贼既不能，扰民翻所习。兵民两无恃，贻患将何极。”[43]在古代，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去战斗，人们保卫国家，就像保卫自己的家人。而现在，由于士兵和农民的角色分离开来，普通人变得惧怕战争，并且认为保家卫国是士兵的责任，与自己无关。而军队方面，则满是不合格的士兵和一无是处的兵痞，他们没有能力抵御敌人，只会到处残害老百姓。地方团练的吸引力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农民保卫自己家园和家人的自然愿望来达到保卫国家安全的目的。鸦片战争的时候，流传着一些关于广州一带的乡村团练打败英军的故事，虽然有些夸大，但在19世纪40年代，这些故事使各地士绅有了组织地方团练的强烈意愿。而后来，乡绅领导的地方团练在清政府抗击太平军和平定其他内乱的战争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44]同时，叶坤厚觉得有一种社群感将像他这样的文人和安徽山区的农民联系了起来，这更让他决意组建地方团练。他在这处山区避难的经历使他相信，文人可以、而且应该领导民众应对内乱。普通军队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常常比较疏远，而他们则不同。他于是决定组织抵抗力量迎拒乱军。

1853年冬，凛冽的寒风吹过冰雪覆盖的丛林，叶坤厚带着一位仆人辞别家人，向北部的清军阵线进发。他随身只携带了一根木杖，身着短褐衣，而非文人常穿的长袍，翻越重山，穿过冰冻的河流，来到了清军将领袁甲三的营房——袁甲三在那里负责指挥战斗，规复安徽。虽然叶坤厚也曾为官，但他还要在袁甲三的门外恳求三天，才得以获准组织地方团练，收复安庆周边地区。[45]同时，他的弟弟叶莲向西进发，去游说另一位官员，让他相信安庆百姓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依顺太平军。他据理力陈，太平军征收重税，百姓无不痛恨，但他们又惧怕叛军强大的势力。如果能组建军队与叛军抗衡，百姓自会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于是，叶莲也被授命组织地方团练。返回家里后，他和另一位兄弟叶运一起探亲访友，团结抵抗力量以迎拒太平军。

一天，当这兄弟二人从一位乡绅家里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些来自安庆的太平军骑兵。两兄弟前额刮净，梳着辫子，这引起了乱军士兵的怀疑，因为在太平军占领地区，大多数居民已开始蓄留长发，梳着太平军的发式。兄弟俩声称来自外省，只是路过此地，但这些士兵并不相信。他们搜查叶莲的长袍，发现了授命组织团练的信函。幸运的是，乱军士兵并不识字，他们拿走了信函，将叶莲交给了一位当地太平军官员手里，声称一会儿回来就会把他带到安庆进行审讯。

这位太平军官员是当地人，与安庆城内那些对太平军忠心耿耿的乱军主力截然不同。他对自己出任伪职，有着非常明显的矛盾心理。他负责为太平军征收赋税和管理地方事务，但又惧怕他们，因为太平军是一支外来的武装力量，势力强大，礼俗怪异，信仰异教。他心里同情乡绅民兵，但又担心这会给他的街坊带来麻烦。所以他尽量拖延，既不愿放了叶莲，也不愿把他交给乱军，因为那样的话，叶莲几乎毫无疑问会被处死。去探狱的叶莲朋友中，有些人建议他自杀，因为这样好过被交到太平军手里之后的悲惨命运。

同时，年轻的叶伯英加紧组织团练，他在乡绅领导者集会时激昂陈词，着重提到了自己家人所做的英勇牺牲，说他的叔父被捕，他们组织民兵的秘密已经泄漏，“吾叔纠合团练保护乡闾，机事不密，陷在贼中，因援救众人而一身先受其祸，汝等当感激者。”他发誓要继续抵抗叛军，他的父亲已经去向北部的清军求助。“父子、叔侄义当效命，现拟将家眷移徙，只为保存宗祀之计。某身留此间，若贼人追索到此，请献某以说（悦）于贼，汝等可免受累，而某亦死不忘德。”在表明自己英勇的自我牺牲的心迹之后，他又发出严正警告：“倘因畏贼而陷我全家，恐大兵压境，知尔等害人媚贼，比户可诛，悔之晚矣。”[46]

叶运，被捕的叶莲的弟弟，展开了另一场营救行动。他在半夜爬过一片灌木丛，造访了当地一位富裕且有才干的名人，他被逼迫为太平军效力。这位名人告诉叶运自己无能为力，但其实他已设计好计策实施营救。他秘密传话给羁押叶莲的那位犹豫不决的官员，建议他在太平军士兵返回之前将叶莲，还有显示其有罪的文件送至安庆。这位官员照做了。到了安庆之后，抓捕叶莲的人告知太平军官员他们抓到了一个头发刮过、留着辫子的人，看起来像是一个返家的商人。他们保证叶莲很忠实，与清政府没有关系，于是很快叶莲获释。

叶伯英描述他叔父的获释过程更加戏剧化，极富演义色彩，或难采信。据他描述，敌人以死逼迫叶莲，但遭到叱骂，他厉声谓贼自己的家人世代都是乡绅和官员，屡代书香，懂得忠义[47]，“刀锯鼎镬，其甘如荠”。一名太平军士兵欲立即上前杀死叶莲，但负责的官员上前一步道：“此迂腐书生耳，害之何益！”[48]叶莲于是逃过一劫。

叶伯英对自己躲避太平军那段时间中活动情况的描述想必更加可信。1854年，他29岁。他19岁成婚，也就是他通过科举，获得最低秀才功名的那一年。[49]此时他已有一个5岁的儿子，叶伯英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父亲打理庶务。当叶坤厚离开家人开始戎马生涯之后，他吩咐儿子照顾好家人，保护好他的诗集。这些都清楚表明了叶坤厚心中最记挂、优先考虑的事，在之后的几年里，叶伯英把家人从一个山间的藏身处转移到另一处，尤其小心照料的是父亲的诗集和母亲的身体。[50]

叶莲被捕之后，全家人都感到他们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太平军在乡村大肆搜捕组织团练反抗太平军政权的士绅。叶伯英把家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他认为知道他叔父被捕的当地恶棍在密切关注他们家人的一举一动，并密谋把他们交给叛军。为了确保每一位家人能躲过这次劫难，他们不敢再聚族而居，开始分散避难。叶莲获释之后，回到了安徽西部。他的弟弟叶运和自己的直系亲属住在一个村庄。叶伯英独居于另一村庄，而他的母亲则又藏身他处。叶伯英对自己妻儿的藏身之处只字不提，但很可能是与他的母亲在一起。

遵循儒家每日须向父母请安的仪节，叶伯英在每天天黑之后都会去母亲那里请安。夜空晴朗时，借着月光踉跄前行，遇到阴天，则会打只灯笼。仆人跟随着他，拿着一些食物和其他日用品。他们临近时会有狗吠声，这时叶母会焦急地来到窗前招呼他。进门之后，伯英会恭敬地向母亲叩头，之后母子聊到深夜，在母亲入睡之后他才会离开，天亮前回到自己的住处。[51]尽管在描述这请安的仪节时，伯英像是更多地出于表曝自己的考虑，但这也显示了他与母亲联系的紧密。

1854到1855年冬天的一个雪夜，叶伯英听到敲门声前去开门。来人是他父亲的贴身仆人，传信说叶坤厚现在意欲收服桐城一支庞大武装力量的副总指挥。桐城在安庆以北，紧邻安庆。不久，叶家人得知清军已经包围了桐城。从山里的藏身之处，叶伯英和其他家人犹能听到遥远处隆隆的炮声。有传言说清军大胜，但是一个为太平军效力的级别较低的安庆乡绅设法从后方伏击清军，紧随其后，石达开率兵增援，打破了清军的围困，杀死了指挥官，击溃了清军。叶伯英担心父亲的处境，他抄僻径和山间小道赶赴前去，听到父亲无恙的消息始放下心来。他渴望投入战斗，建功立业，于是向父亲传信。两天后收到回信：叶坤厚重新集结起一半的失利队伍，向北开发，重组部队。而伯英应当照顾家人，侍奉母亲，“吾尽吾志，汝行汝孝”。[52]伯英已年近三十，但叶家根据儒家礼教，对家庭成员进行分工，父亲履行公职，儿子则留在家里照顾家人。

1855年春天，叶家人在乱军的辖下藏身已有两年，对清军尽速收复失地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决定逃往陕西，伯英的弟弟在那里做官。虽然他只是一个贫穷省份的知县，但这个职位代表了叶家人在官场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他的父亲竭尽所能与这个儿子保持联系，要知道当时一封信从陕西到安徽的山区需要走一年，但是叶坤厚非常明确地告诉这个儿子，“全家正饥馑，珍重此微官”。[53]不清楚陕西的这个儿子是否给尚在安徽的家人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但他可以提供避难之处，使家人远离内乱，到1855年，叶家人准备动身了。[54]去往陕西，先要穿过乱军控制的区域。他们沿着山野僻径前行，由于没有客栈，仆人先行以准备地方休息。叶家人太多，如果一起行动肯定会引起怀疑，所以分成了三组。伯英的母亲患病咳血，但她坚持要走。[55]十天之后，他们到达了清军控制的区域。叶母告诉儿子，“自出贼境，如释千钧重负，眠食始能如常，病已见愈，必能安抵陕西。”[56]但是当伯英回头向南望去，天空中烽烟四起，他不禁担心仍藏身乱军控制区域一时不能脱险的亲友，不觉潸然泪下。[57]

平安逃出太平军控制地域之后，家人又分头行动。叶运叔父的目的地是北京，他要参加一场恩科乡试，以期能获得一官半职。[58]其他家人则或乘船或坐马车，先是往西，之后向北，穿过河南，在叶坤厚曾经就职的衙门里稍作休整后（也曾在一位做官的姻亲家里歇息），最后，他们沿黄河河谷西行，穿过一个关口进入了渭河河谷，到达西安，这里是中国古代多个朝代的京师大都。伯英的弟弟去迎接他们，全家人得以团聚，但很短暂，不久之后他即被知府委派往陕北安塞任职。[59]

叶家终于从太平天国内乱中逃生，但却遭到重创。他们安庆的家已面目全非，家产也所剩无几。在山里避乱两年之久，给这个精英家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安庆被太平军占据长达八年，并且被当作一处战略要地而戮力死守，以控制清军进入太平军都城南京的通道。在1861年最后的交战中，清军攻城时约一万六千人丧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平民。从安庆开始，清军逐步肃清了太平军在安徽的残余力量。[60]三年后，太平军都城陷落，中国历史上血腥的内战宣告结束。

内乱过后，叶家的一位后人回到安庆，在一片废墟中只见散落着一些茅草屋，井邑萧条，蓬蒿满地。“问其人，则前辈老者百无一存，强壮者不知何往，少者又皆不识姓名，大有‘城郭犹是人民非’光景。”[61]随着家族里最杰出的成员流落他乡，安庆的叶氏家族繁盛不再。留下来的大多是普通的农民，在暴乱后的废墟中挣扎着生存。叶坤厚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回去过。虽然他这一支被迫离开叶氏祖居之地，但其成员在逃亡中成为了朝廷精英阶层的成员。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对叶坤厚和叶伯英来说，内乱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己治乱持危能力的机会。这在封建帝国晚期的中国是通向财富和权力之路。我们稍后会讨论他们的宦迹沉浮，但首先必须探究那些促成他们崛起的根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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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16—17页、20页。

2．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7页。

3．John Shryock，The Temples of Anking and Their Cults：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Religion（Paris：Libra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1931；reprint，New York：AMS Press，1973）：23-24；Sen-dou Chang，“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G. William Skinne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91；G. 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ibid.，238.

4．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 Kuhn，“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1，ed. John K. Fairban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107-162；Pierre-Etienne Will，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rans. Elborg Forste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ierre-Etienne Will and R. Bin Wong，with James Lee，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91）.

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皖江流民图》，35页。

6．Mark C. 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amela Kyle Crossley，The Manchus（Cambridge，Mass.：Blackwell Publishers，1997），and 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Edward J. M. Rhoads，Manchus &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o，1861-1928（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Evelyn Sakakida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William T. Rowe，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有感》，页25。全诗为：“古者农寓兵，人人能御敌。讲武农隙时，战阵如亲历。为国实为家，所以得死力。后世兵农分，民始畏锋镝。一旦蠢动生，武备民不识。意谓自有兵，与我不相及。各自为身谋，往往预逃匿。兵籍半虚名，老弱相承袭。抑或市井徒，无赖多窜入。贼来兵不前，贼去兵难缉。杀贼既不能，扰民翻所习。兵民两无恃，贻患将何极。”

8．Peter Ward Fay，The Opium War，1840-1842：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Hsin-Pao Chang，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Arthur Waley，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James M. 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2）.

9．The best and most recent treatmen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is Jonathan D. Spence，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New York，W. W. Norton，1996）. For an older and sympathetic Chinese account，see Jen Yu-wen，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1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世态》，页7。全诗为：“时来宾客多，势去亲戚远。炎凉变易本常情，毋乃翟公见事晚。君不见，夜行曾止故将军，灞陵醉尉何足嗔。”翟公句，典出《史记·郑当时传》：“先时，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始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泰。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夜行曾止故将军”，典出《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閒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11．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8种），22页。《叶氏族谱》（1944年家刻本）卷一，39页。这里所引用的1944年家刻本《叶氏族谱》，已增加至十二卷，第一卷标为“首”，本书引用时作之为“前言”；之后的十卷，依次序分标为一至十卷，最末一卷标为“末”，本书引用时作为第十一卷。我们标注参考文献时，会标出所引卷数和页码，但如果是同一卷中的不同部分、不同页码，则采用如下格式：卷数、所引篇章标题、页数。

1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53页；卷九，4页、8页、18页、23页、35页、46页；卷十六，48—49页。

1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愤言》，29—30页。全诗云：“城上擂大鼓，城下喧歌舞。杀人为乐，人冤苦谁将，形胜失长江，不驻熊罴驻豹虎，官民不雄将不武。朝提刀，暮背弩，萑苻一到齐失伍。战时将在后，兵出谁为主？奔时将在先，兵溃谁能阻？非惟不阻导之走，官不守城贼来守。皖城竟作逋逃薮，遥听长江似鲸吼。”

1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快晴》，28—29页。

15．除非另作标注，后面的叙述都是基于《耕经堂年谱》30—54页《叶伯英自传》，及《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4—16页。

1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28页；卷十，3页、5页。

1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二年戊子”条。

1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17页、25页。

1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8—9页。

2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3—4页。

21．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08—111；Spence，God's Chinese Son，168—171；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26—29页。

22．谢山居士（夏燮）《粤氛纪事》（1869年；再版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5—7页（123—27）。徐川一《太平天国》，29—31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4页、6页。

2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5页。

2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4—5页，《二十三日探贼退暂入城中》；卷九，29页。

25．参见叶运为《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所作的后记。《叶氏族谱》卷十一，14页。

26．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40—145页、200—203页。徐川一《太平天国》，56—61页、86—121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65—67页。

27．Philip A.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Kathryn Bernhardt，Rents，Taxes，and Peasant Resistance：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ch. 3.

2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32页。

29．《叶氏族谱》卷九，“行状”，12页；卷十一，《冠卿自叙同治六年丁卯以前节略》，39—40页。徐川一：《太平天国》，94页。

3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独立》，页29。全诗云：“江干拄杖将吟须，破帽残衫兴未孤。岂有功名来落寞，聊因性命忍须臾。丈夫断不羞贫贱，奇士常多讬钓屠。欲向南山驰射猎，一天风雪挽琱弧。”

3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纵言》，30页。

32．关于王阳明，参见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3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自题风雪移居图》，8—9页。全诗云：“予也生江乡，游宦河南北。奔走廿餘年，未曾旋故国。咸丰壬子秋，余时正引疾。岁暮始还家，湖湘纷盗贼。已报失武昌，烽火皖城逼。亲丁数十人，何处堪伏匿。吾友鲁朱家，旧住龙眠侧。邀我避地居，可以逃兵革。全家上扁舟，仓皇似飞鹢。乃知乱离间，出门天地窄。去家百里馀，已是无归客。细弱尽先行，伶仃散魂魄。赖有贤主人，为我安旅宅。我犹在城边，侦仆听消息。癸丑元夕前，江上狼烟急。策蹇遂狂征，恨不插羽翼。彼苍不见怜，患难添迍阨。寒风若利刀，雪片鹅毛掷。艰虞涉險巇，泥途深二尺。遥峰望模糊，欲向无人觅。虽苦行路难，自幸脱锋镝。杳渺辨孤村，短桥入林隙。渐近认茅庐，犬吠闻历历。隐约傍溪湾，大儿倚蓬荜。徘徊携稚孙，待我方拱立。两弟亟趋迎，但讯寇踪迹。慰言且勿忧，此处尚偏僻。绕屋遍梅花，飞泉落削壁。渔樵为四邻，山径甚幽寂。疑是古桃源，别有乾坤辟。遇人致敬恭，贤愚皆一律。酒食共招寻，聊用适所适。未几陷省垣，风鹤又相迫。举室复流离，东西竟分轭。不识税驾乡，转徙嗟何及。翻羡沧洲鸿，高骞远罗弋。回忆太平时，吞声惟暗泣。”

3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36、43、44页；卷十，12、14页。叶坤厚后来在河南山中游历时，回思往事，所作诗中再次提及了这些往事。参见《诗存》卷十一，38页。

3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幽事》，18页。全诗云：“终朝寄兴在云烟，才看青山又听泉。患难亦须行素位，钓游谁不是前缘。心因有养方能静，句每随吟得自然。我欲逃禅离尘世，室家无奈苦相牵。”并见《诗存》卷九，34页、38页。

3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朱雨麓索诗即赠》，16页。

3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题寓居二首》其一，12页。

3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题坐室》，40页。全诗云：“一家四十口，流播寄荒村。忍冻怜娇女，啼饥悯稚孙。闷无杯酒释，閒有箧书温。终日偕兄弟，论文深闭门。”

3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送友人出游》，38、39页。全诗云：“鼙鼓声中又远征，飘蓬何处定行程。一生作客归来少，四海无家去就轻。贫贱交疏兼患难，文章命舛况功名。明朝芳草萋萋路，回首云山望故城。”并见《诗存》卷十，21页；卷十一，1页。

4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寓室偶成》，20—21页。全诗云：“乱离犹剩哭吟身，兴趣萧然一味贫。夜向邻家谋斗酒，老妻明日是生辰。”

4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望官兵复驻安庆十二韵》，31页。全诗云：“八省通津地，宜城古要区。如何遗胜算，竟至弃雄图。远境连燕豫，中江界楚吴。东西二梁险，大小两山孤。辅失车应敝，唇亡齿欲枯。改弦先断柱，易辙不徇途。避寇翻招寇，全躯实丧躯。熊罴今竝集，狐鼠定骈诛。莫忘焚舟策，仍期振旆趋。秦淮接声援，梦泽遏逃俘。形势遥相倚，游魂散即无。皖公台自在，还镇握兵符。”“莫忘焚舟策”句，作者自注云：“贼惟恃船，无船贼技穷矣。”

4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愤言》，29—30页。

4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有感》，25页。

44．James M. Polachek，Inner Opium War，ch.4；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同时参见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步和七绝一首元韵》，5页。全诗云：“卅年声望日隆隆，多故天教补化工。只手狂澜今又挽，一时歌颂徧东南。”第二句作者自注：“公前谢病家居，值夷人扰粤东，奉旨督办团练，夷人甚畏之。”

45．叶伯英：《叶氏族谱》卷十一，《跋长兄湘筠先生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2页。

4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四年甲寅”条。

4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四年甲寅”条。云：“少青叔之被陷也，拥至城中，群贼拔刃环列，少青叔已置生死于度外，厉声谓贼曰：‘我家本系官绅，且屡代书香，颇知忠义，今既被陷，夫复何言！’”

48．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四年甲寅”条。云：“一贼拟刃相向，忽一贼酋至，麾之令退，曰：‘此迂腐书生耳，害之何益！’少青叔乃脱于难。呜呼，岂非天幸欤！”此处叙述，大多基于较为可靠的记录，如《叶氏族谱》卷十一，叶莲《代叙少青六兄同治六年丁卯以前节略》，17—18。

49．据叶坤厚所叙，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十六岁成亲。（参见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30—31页），但此处所采纳，系叶伯英于《耕经堂年谱》中的说法。

50．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四年甲寅”条。云：“光禄公启程赴庐，伯英送至利行桥。光禄公嘱令毋庸前往，谆谆谕令小心保护眷属并所著诗文尚未刊刻，一生辛苦尽在于此，毋令遗失。伯英受命，日夜不敢忘，虽万分危险之时，未尝不以诗文稿自随。因积受暑湿，业已年馀，至是大为触发，卧床数十日，几致不起。六、七、八三月，贼踪时至乡中滋扰，每闻贼警，举家逃难。伯英躬负诗文稿本，扶掖徐太夫人间关避地，濒于殆者数矣，屡荷天幸，逢危获济。”

51．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四年甲寅”条。云：“是时贼踪迹官绅，四出搜索，乡民无赖者甘心从贼者，为之向导。伯英不敢聚族而居，免致全家陷贼，以保宗祀。时伯英寓姥山，徐夫人寓陡塘，伯英见耳目甚众，白昼闭户独居，夜间始至陡塘稍申定省。天日晴明，每趁星光月色，彳亍而行；遇雨则手携一灯，仆人背负米蔬等物迤邐前进。每闻犬吠声，则徐太夫人已倚闾盼望矣。上堂叩拜，母子絮语，依依不舍，漏下四鼓，始回姥山。每行绝壑、丛冢中，有时怪鸟悲啼，飞燐出没，奇形异状，不可殚述。时方壮年气盛，不知畏惧也。”

52．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四年甲寅”条。云：“〔咸丰四年〕十一月，冬至次日，大雪，时已亥子之交，忽闻叩门声，启视，则家丁陈大，自光禄公营中齎来手谕，得悉光禄公与臧京卿督兵前来，七战皆捷，大兵已进扎桐城城下，令伯英与斗枢叔可着一人来营面商事件。斗枢叔即携陈仆前往，三日始回，言及营中兵精饷足，所向克捷，惟劲旅仅止三千，贼众兵单，孤军深入，设有蹉跌，无有后援。伯英闻信之馀，深为忧虑。连日闻炮声甚巨，约六七十里，在蒋家山一带接伏。并闻官军大捷，发逆舆尸而回者络绎不绝，惟逆酋石达开纠集九江、芜湖各贼来援，约数万人，知不日仍有血战。又次日黎明即闻炮声，伯英披衣出户探听消息，无有知者。巳初，炮声忽止，方冀贼已大败，官军尾追前来，乃延至申酉间，光禄公营中随从家丁飞奔而回，咸云：‘臧京卿中伏阵亡，光禄公正在督战。’伊等行至中途，复闻道路传言援贼愈来愈多，众寡不敌，官兵北走，未知主将下落。因全家散处，不及知会，伯英即携带餱粮星夜赴桐。维时贼踪遍地，大路不能行，走偏僻小道，时有贼骑来往，遂绕行深山穷谷中，趋至桐邑之前数十里老鸦岭地方，探听消息，始知光禄公退回舒城中牟河，收集溃兵，整顿队伍，连夜专人齎禀前往。越二日接手谕，云：‘各兵已招集大半，即拔队回至临淮，添募兵丁，再图后举。家中眷属甚多，汝母在堂，妥为侍奉，吾尽吾志，汝行汝孝，着即回家，毋再单身到此。“不等高，不临深”，古有明训，汝其勉之。’伯英回家，家中始得光禄公确信，咸庆更生焉。”并见《叶氏族谱》卷十一，《跋长兄湘筠先生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2—13页。

5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九，《雷生二锡赴陕附寄勋儿》，48页。全诗云：“迢递潼关路，天边过雁难。凭君传语去，衹道暂栖安。故国仍戎马，三年易暑寒。全家正饥馑，珍重此微官。”另见《诗存》卷十，7页、32页。

54．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五年己卯条”。云：“春正月即谋恭送徐太夫人并眷属赴陕西，惟前路茫茫，贼踪出没无定，道途能否行走，无从探听。因专丁间道至临淮，请光禄公示谕。回信云：‘只须前抵六安取道，由汴赴陕，皆无阻碍，惟由桐至六必须节节绕道，间关而行，中途无有旅店，应如何部署，尔等自行斟酌。’”

55．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五年己卯条”。云：“时徐太夫人方患咯血之证（症），家人、亲戚咸谓道途辽远，难以长行。徐太夫人自谓所患之证（症）实由忧患恐惧而起。伯英细心揣度，非离此虎穴断难痊愈，因与斗枢叔定议，家中眷属分起而行。伯英上年赴桐探信，各山内先行专人前往安顿尖宿处所。三月望后，徐太夫人、九叔母率两妹前行，斗枢叔暨黄敬亭、赵让泉两姻丈护送前进。迟三日，伯英与室人，及仲弟妇、堂妹等，陆续启行。行两日，忽有姥山人来，言六安州城已闭，伊遂星夜奔回。闻信之下，魂胆飞越，绕屋竟日，彷徨达旦。此时前行者既无折回之理，后来者亦万难中止，只得冒险前进，迂迟十日，行抵六安，并无贼警，方寸始定。”

5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四年甲寅”条。这里的时间与叶伯英年谱中的叙述相一致，但叶坤厚的诗是依照时间顺序编排的，这些都表明此事可能发生在1854年。叶坤厚诗，参见《诗存》卷十一，4—5页、10页。

5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五年己卯条”。云：“伯英觅小舟，扶侍徐太夫人挈眷属登舟，放櫂西行，始履昇平境界。回望南天，烽烟四起，亲戚、友朋陷入贼中者一时难以自拔，不觉潸然泪下。”

58．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五年己卯条”。云：“斗枢叔赴京，闻恩科乡试，由此分道北上。”

59．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咸丰五年己卯条”。云：“月馀至许州，乃光禄公旧治，权州事者，为高琴舫世伯，闻信遣使招入署中，在桃花潭设席款待，即光禄公前此会友赋诗、课试书院诸生处，抚今追昔，感慨系之。越日，舍舟等陆，至郏县，见大尹姜晓山姻丈，大惊谓伯英：‘何憔悴如此？几不识面。’又西行度潼关，遇亲戚吴少逸，始知建侯仲弟委署安塞县事，尚未赴任，即专函告知暂缓入山。伯英途中眺览，见关势雄峻，控扼三辅二华，临渭土壤膏腴，始知昔人“天府”之言，良不虚也。仲弟得信，至渭南迎迓安车，乱后阖家团聚，悲喜之情笔难罄述。又二日至西安，详述逃难情事，夜以继日，每至鸡鸣时。大府檄催仲弟赴任，在寓盘桓廿日即赴北山。伯英留住省寓，温习旧业，兼览经世有用之书，定省之馀，优游文艺，始愿所不及也，欲赴临淮省视，陕寓无人照料，不克分身。”

60．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403—430页。

61．《叶氏族谱》卷十一，《轩侯自叙同治六年丁卯以前节略》，40页。云：“今年随长兄回皖。甫入境，见井邑萧条，蓬蒿满地。问其人，则前辈老者百无一存，强壮者不知何往，少者又皆不识姓名，大有‘城郭犹是人民非’光景。而吾家昔日所存书籍、字画，尽为兵燹所毁，杳然不可复寻。而祖宗坟墓，乱后颇为人所侵扰，言之曷胜感伤。”

（二）寻根

14世纪，叶家的先祖也是在一场战乱之后迁居到了安庆。这同样是一个外来族裔统治中原的时期，即蒙古人在忽必烈领导下建立的蒙元时代。当时，元朝统治岌岌可危。从14世纪50年代开始，安徽内乱四起，战火频仍，百姓饱受兵燹之苦，地方一片疮痍。这些内乱也最终将蒙古人赶回了中亚大草原，各路内乱势力纵横捭阖，你来我往，安庆城被从蒙古统治者手中夺回后，各内乱势力又在此展开拉锯战。当时安庆周围、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房屋田舍尽毁，地方破坏颇为严重，到了14世纪晚期，安庆周边的村镇大部分都住满了灾民，他们来自邻近的江西省鄱阳湖边遭受重创的地区。[1]其中就有叶家的先祖叶盛二。

叶盛二拥有功名，是元朝统治下浙江杭州府钱塘县的一名教谕。由于浙江饱受内乱之苦，叶盛二便到了江西。而江西很快也成了战争的漩涡，他又与兄弟们一起来到了安徽，在黄泥山躲避战乱。黄泥山四方面水，是长江边的沼泽原隰。当时人口非常稀少，叶盛二占据了黄泥山周围大约四五亩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土地得到了开垦，从而成为了叶家——即叶盛二的男性后裔——殷实的祖产。

14世纪叶家人的崛起，在明清时期中国长江流域一带的世族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他家族的族谱也记载了类似的迁演。从元到明，战事不断，人口锐减，很多肥沃土地为朝廷官员、地方豪绅及随着明朝建立而建有军功的武将所攫取。拥有经济或政治资源的家族为自己开疆拓土，君子之泽，其后裔在地方的影响力将持续数个世纪以上。在封建帝国晚期的中国，地方精英均出自这些家族，这些家族中只要有成员获得功名，则会成为地方缙绅，这些人的地位和在当地的影响，使他们成为了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维系者。[2]

关于叶盛二，我们知之甚少。他生于1302年，卒于1388年。当他的一位玄孙于1488年为第一本《叶氏族谱》编纂其前辈的传记时，对于叶盛二的记忆已很模糊了。传记中的描述昭示了叶盛二的君子盛德：意志坚定，头脑清楚，率直正派，为人热情和蔼。作为教谕，他教授年轻人学习儒家经典，并对他们进行课试。他严格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封建礼仪，并坚持每天、每月按照固定的课表授读。即使在盛夏，他都要穿着厚厚的长衫。他总是教导学生，道德原则是学习的核心，“先器识而后文艺”，真正的学者不会仅仅为了通过科举、获得官位而学习。但他自己处处拘泥于形式的做法，似乎与这些教诲有所背离。[3]

关于这位叶氏祖先的直系后裔我们了解得更少。但很显然，他们都是士绅、教塾先生、文人和拥书南面者。其中一位很是富有，小偷瞄上了他，来到家中行窃时被抓获。不过这位叶家后裔对小偷和他家人的苦难深表同情，给了他五两银子以救家庭贫困之急，还敦促小偷要改邪归正，然后打发他上路。当时，这些银子够买几百斤的粮食，这表明他性格极具侠义。这个故事在族谱中一直保留了下来，并一代代地传了下去，显示了叶家前辈的仁德，但是也间接揭示出叶家在当时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家底。[4]

叶家在1457年获得了通往仕途之路上的突破。当时，叶盛二的第四代后裔叶华，考中了进士，这是封建帝国科举体系中最高的功名。考生要在各级考试中，通过展示自己对儒家经典和朝代典章制度的熟稔，才能获得这个功名，这些考试包括在考生户籍地进行的考试、府县一级的考试、省一级的考试，及最后在京师进行的礼部的考试和在太和殿的殿试（县考、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地方一级的考试（县考、院试）、乡试（也称省试）、会试、殿试（也称廷试）等均三年举行一次，上下尊崇，朝廷和社会各层都颇为重视。叶坤厚主持过几次这样的考试，并写了一些诗来描述当时的情景：“争看破壁点龙睛，鏖战文坛挟短兵。风雨声疑蚕叶食，烟云气傍兔毫生。十年辛苦回头记，五色迷离着眼明。我亦刘蕡曾下第，青衫涕泪尚纵横。”[5]所有考生中只有成绩最好的前1％或2％能成为生员，而这仅是科举考试中的最低级别，通过县考与府的院试才能获得秀才资格；而所有生员中，只有约2.6％的人能通过省一级的举人考试。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限，但数据显示仅有一小部分能通过。在19世纪，叶坤厚的兄弟、子侄和外甥，都多次参加考试，但几乎都是铩羽而归。[6]最高的进士考试只有成绩最好的举人才能获得，他们要通过在京师举行的考试——会试和殿试，殿试即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能通过会试的人不足十分之一。在这个科举考试体系中，考生只要通过其中任何一级就能成为乡绅，不必再去服劳役，也可以免受狱讼中的体罚，与当地的政府官员见面时，可被视作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不必下跪。通过乡试、会试和殿试而获得举人、进士功名的人，即具备做官的资格，而这正是封建帝国时期地位和个人财富的最主要来源。[7]

叶华记录下了他参加各级考试时的考题，它们都是根据传统的儒家德行和儒家经典中的名篇而命题的。乡试时要求他讨论的题目是“父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述古代政治家周公的治国领军韬略。殿试的题目则是论述孔子《论语》中的训谕“克己复礼为仁”，和《孟子》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8]

对这些古老的论题，不可能出现具有原创性的意见，事实上，科举考试的目标也并非发现考生的独创性。由于考试内容是一套程式的经典文献，考生反复研读直至能够背诵，同时还要学习历代儒家学者对于这些文献的注疏、义理阐发。科举考试旨在相对客观地选拔出那些精通考试规则、熟悉儒家义理规范和历代典章，并善于属文，而且能将这些知识运用起来写出典雅文章的人。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考生，即便是连生员考试都没有通过的“老童生”，最终都持有同样的价值观和文化见解，以及对国家典章制度一致认同，因而科举考试在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

叶华所作的八股文使他获得了进士功名，当时他仅30岁，即被授为山东沂州知州，后洊擢升为浙江布政使司右参议。他很能干——改革税制以减轻民众负担，在当地建立学校，充实粮仓——也非常受地方欢迎。在浙江任职时，他实施了一个包含十二项具体内容的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对贪官和行为不轨的职员进行检举、撤职；铲除恶霸，抓捕盗贼；惩处那些利用职务之便在案件审理中获利的人；查禁赌博和掩埋腐烂尸体。“月则率邑大夫及博士讲法令，环门观听者鳞集。”他还积极维护社会秩序——身体力行，取缔非法采矿活动，亲自带领队伍抓捕海盗。一次在执行公务时，他被困在一家驿站，周围全是海盗的党羽，这帮人放火烧了驿站，一位忠诚的仆人从大火中将叶华救出，使他逃过一劫。但这位家仆却因在丛林中穿行躲避追捕时间过长，气穷力竭，劳瘁至死。五年来，这样繁重的为官生涯使叶华疲惫不堪，疾病缠身。他辞官后回到安庆，在家里撰写文章，教育儿孙，与当地其他缙绅时或聚会，哀叹官场日益窳败。[10]

作为一名曾居高位的官员，叶华在家乡颇有地位。每次升迁时，他都会获得朝廷赏赐，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获得封赠。在给她母亲的诰命中，赞扬其教子有方，为天下范式。叶华的妻子也获得了封诰，赞扬她管理女眷有方，并能维持家庭和睦。[11]1497年，叶华去世两年后，当地政府修建了一座华丽壮观的牌楼，横跨他家门前的整条街道，以纪念叶华。这类牌楼都是奉上谕而建，予以旌表，上面刻有所纪念之人生前官职、死后所获封典。在纪念叶华的牌楼上，刻着他的最高封赠：中议大夫。[12]

这些头衔都不能世袭。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等级鲜明，但其中的世家贵族，多不是世袭的特权阶层。通过科举而取得功名和官位是获得财富和地位的最可靠途径，但每一代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猎取功名，地位不能自动传给子嗣。财富则要在男性后裔中平均分配，也要留出一些来作为未嫁女性后裔的嫁妆。上层社会家庭通常会有好多个儿子，所以祖产会在他们中间不断分割，以致每个人获得的祖产越来越少，最终，大家分到的土地就只能聊胜于无，像普通民户一般。而为保持财产，传统的办法，即是依据宗族。已经获得一些社会地位并希望此地位能长久延祚的门阀，累世增饰，从而成为了世家大族。[13]

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宗族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是核心的组织原则是确认一位建立家族的始祖，然后赠予这位先辈以下的所有后裔一定的财产——义庄。叶华就遵循了这样的做法。义庄是全族人的集体财产，通常不允许流落到外人手中（事实上其中一些很显然后来被卖掉了）。义庄的地租用于每年的祭祀活动，借以保持宗族的凝聚力。理想状况下，经营祖产获得的收入还应该能维持一个宗族学塾，以教育宗族中有才华的年轻人通过科举考试，继续为这个大家庭带来荣誉，增光门楣。1475年，叶华的一个远方表亲，同时也是叶盛二的一位后裔，建立了一所这样的学塾。[14]

编写族谱是宗族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各个家庭要确认哪些人是宗族创立者的后裔，以便祭祀先祖，并决定谁能够获得资助接受教育——这是族谱的主要目的，因而捐地建立义庄的叶华也是第一本族谱的编纂者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本族谱是一个简单的手抄本。它首先宣称叶家是古代一位叶姓贵族的后裔——但很含糊，无任何详细说明——然后承认叶盛二之前的记录已经遗失，找不到这个贵族家族的其他后裔。因而叶盛二便被视作叶家的先祖，叶氏族谱所记载的都是叶盛二的后裔。[15]

叶华编写《叶氏族谱》在1700年，之后的1808年、1867年、1906年、1944年和2001年，分别进行过重续、修订和重印。但只有1944年和2001年的本子保存了下来，它们包含了之前每个版本的序言和其他一些资料。族谱充分证明了保持叶盛二后代的统一性并非易事。第三次修订时的序言中提到了五十多年前就说要续谱，但一直无果，而1808年的本子因为族内的争执，花了十年时间才编写出来，至于什么争执，族谱中未详细说明。[16]叶盛二的后人多有分离，这从族谱表格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盛二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离开了家乡，对于这个儿子的后人，族谱中一个也没有提及。叶华编写第一本族谱时，他这一代共有十八位男性，但只有五个人的后代在族谱中列了出来。这五个人都是叶华的亲兄弟，其中一个过继给了叔伯。[17]把初修本和续修本族谱对比来看，其余十三位堂兄弟的后代后来都渐行疏远，到最后，族谱中几乎是叶华父亲以下的一脉。在续修和三修之间，又有一个大的分支消失了，这很可能是因为1808年重修本序言中提到的那次家庭矛盾。

这次矛盾的确切原因不得而知，但这件事之后不久，叶坤厚的一首诗中透露了他的一些反思：

兄弟本同胞，生小常随肩。

嗜欲日以开，友爱情变迁。

各自立门户，争竞生宅田。

久之如路人，痛痒不相联。

一脉分水流，岂再归原泉。[18]

兄弟之间互相争夺家产，且每个人都对妻儿有感情牵挂，这对于家族的团结常常构成威胁。一旦某个兄弟阋墙，这裂痕便不可再修复。族谱中提及了18世纪家族成员的疏离，然后记录了三个分支，每个都是叶华或其兄弟的后裔，直至20世纪。这些分支显示出的长期以来的一种形式上的一致性甚为明显。在叶家二十代人中，大部分时候，同一代的男性后裔名字中都按族谱确定的某一字命名、排行——即使这个族谱的历史非常悠久。[19]

如果一个家族要在保持统一性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声望，就必须确保其家族成员行为得当。三修版（1867年）族谱中记载的家规详细论述了家族领导者力图保持的道德标准，以及这些道德标准背后潜在的文化理念。[20]

“孝父母”，这是儒家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条，无疑也是家规中的第一条，它是建立在一种很显而易见的互惠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家族成员在年幼时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顾，成人后应当反过来照顾父母，应当记得他们每次哭喊时父母的焦虑、生病时父母的寝食难安。族谱中也不隐讳，当儿子们结婚，新媳妇进门，新的冲突就会出现。叶坤厚年轻时写过一首诗来描述这个场景。他诗中首先描述了父母养育子女的苦心，继而写道：

待其长大时，亲已年高候。

娶妇望成家，从此生疑窦。

耰锄有德色，箕帚亦啐诟。

房中乐未央，堂上双眉皱。[21]

为了尽量减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已婚的子嗣常被告诫他们究竟应该对谁忠心：他们对妻子的感情不应该影响到他们向父母尽孝。

族谱中的第二条是“和兄弟”，对于这点的论述，可以明显感觉到对妻子应持的态度。虽然叶坤厚与兄弟们关系异常亲密——这在本书后面章节会有所涉及——但他的诗（尤其是早年的诗）提到了兄弟之间很自然会互相争夺产业，还提到了他们与配偶之间生理上和情感上的紧密联系。但是父系族谱中很确定地认为兄弟不和都是因为“娶妇入门，异姓相聚，争长竞短，嫌隙日生，偏爱私藏，以致背戾，分门割户，患若贼雠”。通常，结婚后新娘要与自己丈夫的家人即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一起生活，所以对于夫家而言，她们本是外人，其自然的同盟，以及发生冲突时唯一的支持者是丈夫和孩子，因而这便也成为她们时刻着意的所在。[22]当兄弟或叔伯间出现不和时，他们的妻子常常会受到指责，被认为是只注重她们自己小家的利益所致。中国社会认为的理想状态（虽然很少能做到）是兄弟成年后仍住在一起。依族谱中的看法，家庭不和，“皆汝妇人所作”。其中还引述了中国古代“郑氏九世同居”的故事，说当时皇帝曾问及这是怎么做到的，回答说秘密只有一个，“惟不听妇人言而已”。[23]

如果一个家庭要避免因为女人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那么给儿子娶妻就要分外注意，因此第三条家规即关乎婚姻，标题“正配偶”。主张应该从好人家中仔细挑选妻子，但是应该避免以财力为标准，“苟慕一时之富贵，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者”。传统上造成离婚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妻子遣回娘家的原因）如下：不孝顺父母者、无子嗣者、淫僻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很少有家庭会诉诸离婚这样极端的做法（打骂或排斥更为常见），但是这些家规力图使女性屈服于夫家的权威。

要确保家庭的正常秩序，女眷们行为是否得体，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肃闺门”的标题下明确写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但族谱编写者同时承认，要彻底把女眷与社会隔离开来是不切实际的。她们须外出去田里帮忙，给蚕摘桑，或从井里挑水。如果教导得当，这些应当不会带来什么麻烦。族谱编写者（均为男性）看到的危险是当时刚兴起的一种“世象”，即时常二三十名妇女结集在一起阅读佛经，或去几百里外的山间或海边朝圣。即使是去附近的庙里烧香或元宵节时外出观灯、参加集会，妇女也会饱受指责。在18世纪，这些活动已经相当普遍，但上层社会家庭对妇女抛头露面还是很为不满。对他们来说，妇女唯一得体的即是“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24]

还有一些家规涉及家族的内部活动。每年祭祀时，家族成员都应当祭祖，建立祠堂以安放逝者灵位，并互相尊敬，应庆祝幸运的族人获得的成功而不应心怀妒嫉。同时，他们应当建立祖产，以帮助贫穷的族人，尤其是资助婚丧活动，因为它们通常花费很大。这些训喻的背后，是出于一种认识：任何大的家族，其成员都有贫富，而要让他们和谐相处并不容易。族谱的编写者多为家族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富贵者须恤宗族，“贫贱人待宗族之富贵，亦宜去其忌刻之心，当念彼之富贵乃彼之德有致之，非祖宗之独厚于彼也”。与家规一起提出来的还有警告，显示出这些高尚情操背后的社会现实：“今人于宗族富者，全无推解之德，贫者恒多忮求之心，贵则以贵陵人，贱则以贱骄人。又或因共财相竞，或意见各殊，或为妇言蛊惑，或为谗慝生衅。”[25]

明清时，常有人抱怨自私和贪婪正危及传统的美德，这也反映出商品经济和商业价值观的发展。[26]儒家道德观批判追求利益的行为，这在地方世家和朝廷官员中尤为常见。叶坤厚的诗中不时流露出这样的观点：“古人轻命更轻财，黄金入手如草莱。一眼然诺既相许，生死百折终难回。今人重财如重命，锥刀之末亦争竞。指天誓日犹食言，但知利害无忠信。”[27]当一位侄孙欲去武汉投奔他的父亲时，坤厚警示他不要受世俗的影响，“莫爱纷华逐市淆”。[28]他哀叹投机钻营和冷酷无情正在取代正直和诚实的传统美德，“古风日以远，渺渺如飞尘”。[29]过去，朋友之间关系密切，大家聚在一起互吐肺腑，现在朋友关系则要凭靠金钱，凭靠奢华的酒宴和狎妓冶游来维持。[30]金钱使社会风气败坏，他对此怨言颇多，但这也显示出儒家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广为信奉，世代相承。

有几条家规显示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像工业革命之前的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族谱中要求家族成员“宜尽力农桑”，其中提到“古者天子亲耕，后亲桑”，每年皆要举行隆重的春耕仪式。但同时族谱中也承认，“服田之人沾体途足，担粪荷锄，衣冠粗鄙”，人们通常都鄙视农民，“宁为衙役、长随而不事耕耘执锸”。族谱中另一处则力劝族人要各安其位，各守本分，各尽本职。“为士者当谨身修行，兀兀穷年，服习诗书，敦崇礼让，退为有本之学，进为有用之才；为农者春耕秋敛，不失其时，撙节爱养，不悠于度，先事以备水旱，如期而输税粮，使地无余利；工则审四时，饬六材，日省而月试，居肆而事成；商则通有无，权子母，懋迁而化，各得其所，务体公平，勿蹈欺诈。”“夫如是，则各安其业，而业无不成。且上可以继祖宗之传，而下可以绵子孙之绪矣。”[31]

族谱中还不时警告族人要避免与衙门有任何牵连。衙门是地方官员的住处和办公地，无论是知县（治理人口约为30万）、知府（管理几个县），或一方疆寄（各地巡抚、总督）。为士者都想得到这样的官位，这也是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但如果他们因私造访衙门，试图为亲友利益而“恃符健讼，出入衙门，武断乡曲”，这种做法便有失妥当，也一定会引起怨恨，失去别人的尊敬。其粗通文墨者，虽可借以凭藉，“或为公门隶卒，或为官府家人，或奔走远方为人仆役”，负责衙门的日常工作，办理案件，收缴赋税，上传下达，抓捕恶霸，但这都是一些地位比较卑微的职务，当有所不为。这些职位对普通人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他们衣着鲜丽，手握权力（更别提用不正当手法谋取钱财了），但由于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常常遭到谩骂，因而这职业理所当然会使家族蒙羞。[32]

表二　叶氏家族功名持有者和担任官职者人数一览表

来源：叶氏族谱（1944刻本）卷三

备注：

1．表中列出的时间有两种情况：一是某一代族人中获得最高科名者的实际生卒日期，有据可查；二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记载，作者自行推算（假定六十年的平均寿命）。很显然，在给定的某一代人中，可能很多成员的生卒时间不在所列年代范围内，但它们提供了这代人生活的大致时间。

2．“最高科名”指的是通过乡试、会试、殿试后获得的功名，即举人和进士；贡生是具有为官资格的最低科名，生员和监生是较低科名，而后者则多是捐纳。“微官”指的是级别极低的官位，通常在地方行政官以下，其中很多仅被称作“从九品”，即整个官僚体制的最低一级。不过，即使这些小官也给家族带来了地位和荣耀（想必还有收入）。

族谱要求家族成员要“睦乡党”、“敬朋友”。其中提到，随着人口增长，不同家族住得更加临近，因而邻里之间常发生小的争执，但这些不和不应当发展为世仇。有句谚语颇有警示作用，“远亲不如近邻”。要做到和谐相处，需要避免“毋恃富，毋侮贫，毋挟贵，毋凌贱，毋饰智欺愚，毋倚强欺弱”。[33]这些训谕显示出叶氏家族生活在一个各种社会矛盾频出的社会里。

族谱中的家规要求家族成员要诚实可信，因为这样的话别人才会借贷给他们。在当时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好的信誉对家庭的兴盛很重要。社会秩序也包括了由各行专业人士组成的复杂网络，要尊敬朋友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人只有尊敬朋友才能为子女找到尽分的老师，家人生病时才能请到尽职的医生，为已故者选择墓地时才能请到尽力的风水先生。[34]潜藏在儒家道德规范下面的，是对生活在帝国晚期行为规范的现实考虑。

族谱的教诲旨在维持叶姓后人在地方上的声望。叶华健在时，整个家族无疑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保持这种地位却决非易事。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叶家经历的盛衰沉浮，叶家最早的十九代人跨越了明清两代，表中列出了每一代人中拥有科名者和出仕的人数。虽然当时家族不大，但自15世纪中叶的第五代后裔叶华开始，其族人在科举考试中成绩卓异，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早期。叶华在科名和仕途上的成就无疑对整个家族的成功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当时叶家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开办了宗族学塾，这使得年轻一代得以着力培养，叶华也有足够的财力来购买书籍，请富有才华的先生给家族中的年轻人课读以备科举。整个家族均得益于以科名带来的荣耀，其叶姓家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文脉相承的世家大族。

17世纪中期，随着大明王朝的衰落，满人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战乱不止，粮食奇缺，叶家人也遭受了很多苦难。很多家族成员流落他处，而整个家族的地位也显著下降。[35]祠堂（当时只是叶盛二墓地附近的一处小茅屋）和先辈的墓庐在内乱中被毁，公田也被廉价出售。[36]庆祝叶华取得功名，并向当地人展示叶家荣辉的牌楼，也于1731年倒塌，之后再未重建。[37]1807年的族谱提出要建立家业，但同时指出，条件是族人中必须有人谋得了较高的官位，而当时没有哪位族人有那样高的地位。[38]在19世纪中叶之前，男性后裔中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不足十分之一，获得的科名都是秀才、监生一级，为官也多是未入流的从九品。事实上，随着宗族中家庭数量的增加，在科名上有所成就的人数减少了。即使是在19世纪中期叶坤厚和叶伯英获得功名之后，科名获得者的人数，尤其是为微官的族人的数量，并没有跟得上家族扩大的步伐。

当然，占家族成员绝大多数的是普通农民，但对他们的记录几乎没有。无疑，他们生活的重心便是在田间辛苦劳作，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未受教育，不会读书写字。[39]水稻是他们主要的农作物，但是由于他们生活的村庄靠近安庆，所以其中的一些人可能从事商贩业，将蔬菜卖到城里。当然，佃农更穷，他们耕种富有地主的土地，而主要作物的一半都要作为租金上缴。小地主承担着向衙门缴纳税收的重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致很多经济不宽裕的家庭抗交或试图拖延，而编写族谱的人通常生活优越，他们谴责这种做法，认为是丢了整个家族的脸。[40]族谱中关于平均寿命的记录显示出大部分的家族成员都相对富裕。在18世纪晚期，族谱的记录非常系统化，当时成年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49岁，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已经很长了，当然，婴儿和未成年人夭折会大大减少总体的平均寿命。1807年的族谱试图记录夭折事件，关于此前年代的记录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未成年人夭折，而即使这个数字也肯定低估了真实情况，因为很多女孩没被算进来，而在同样的这些年里，每家平均只有1.1个女孩，而男孩子则平均有2.2个。很难确定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现实：是因为有更多的女婴夭亡，还是因为编写族谱的男性族人忽视了她们？两种解释都合情理。因为儿子能延续香火，族谱编写者很自然地会更详尽地记录他们的生活。同样，女孩长大都会出嫁，因此不被看重，也更不容易活到成年。当为了控制家庭人数而弑婴时，女孩通常都会首当其冲，而当不幸患有可能危及生命的疾患时，女孩得到的救治也更少。[41]

族谱中有一处传记赞扬了嫁入叶家的一位女性，其中就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证实以上分析无谬。传记说她的儿子和女儿都患上了天花，而她坚持要自己照顾他们。这是个致命的决定，因为她自己也不幸被传染，死时年仅33岁。她去世前，7岁的儿子已经病愈，得知儿子的病已无大碍，她大声说道：“儿子大事已过，真吾儿矣。此呱呱女何足重轻，我死后必携去，断不以累我夫子也。”果然，她去世后十天，她的女儿也夭折了。[42]

叶家族谱几百年来不曾间断，也证明了帝国晚期的农村社会相对稳定。先辈墓庐、祠堂，世代相守的田地屋舍，都给人一种持久感，使整个家族根深蒂固。但这种稳定也不是绝对的，偶尔也会有家族成员迁徙他处，而且，尽管族谱中训诫禁止子女遁入空门，做和尚或尼姑，但还是有一些人违反训诫。另外还有朝圣活动，也受到严厉的谴责，尤其是女性的朝圣活动。在叶家的居住地，集市上有戏剧表演和算命先生，因为涉及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和庸俗迷信，也受到了社会名流的谴责，但他们颇能吸引大众，也使乡村生活不那么了然无趣。[43]

通常，在试图连接相距较远的年代历史时，世族的生活比穷人的生活更容易追溯。在我们追溯叶坤厚和叶伯英的祖先时，在这方面就比较容易。他们俩的直系祖先都曾获得科名，都是士绅，这一点很不同寻常，却也并非偶然。表三列出了从叶盛二到叶伯英和他的兄弟们的谱系，这一脉无疑都是文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六代人中——当时整个家族规模尚小，根基未稳——取得功名的都是长子，包括叶华，他的科名最高。但是叶伯英的直系祖先并不是叶华，而是叶华的弟弟，从那时开始（直到坤厚和伯英，他们均为长子），考取功名的都是次子。当时，决定地位的是考试科名，而不是家庭排行，从16世纪开始，考取功名者大多集中在这一脉（次子）。从叶华到叶伯英共有十三代人，927名成年男性，其中有93人考取了功名或曾出仕。在整个家族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成为了读书人或步入仕途。然而，在叶伯英和他兄弟的祖先中，包括他们的直系祖先和每一代人的父亲，共有32名成年男性，其中22人（69％）都获得了科名或曾出仕。

表三　叶伯英支系

这个家族中有不少地方人望，他们的地位可以回溯到几百年前。族谱中的家规规定了他们应该怎样生活。但是对他们的实际生活我们又了解多少呢？族谱中的传记满是赞美之词，这当然很符合文人的典范，但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地方世族家庭活动的线索。尤其是早年生活在安庆的时候，叶家人几乎都在全力开垦耕地，筑坝开渠，使其形成网络，用以防洪和灌溉土地。之后家族成员的传记中显示他们继续在当地兴修水利，依限完粮，以保持粮仓充盈并防歉收。由于在附近一带颇有声望，出现争吵时会请他们调解，——无论官员和普通百姓，都不愿意去负担过重的衙门诉讼以解决彼此纠纷。这个显赫家族中较富裕的族人，通常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他们的穷亲戚和邻居负担一些婚丧嫁娶的费用。[44]作为地方世家，他们是附近一带的地方人望，按照习俗，他们有责任照顾邻居。

从15世纪晚期叶华那代人开始，家族中的精英分子都在安庆城中定居。他们似乎同时在乡村还有一个家，但族谱中不断提到他们的宅子在邻近衙门的大街上（安庆城内近圣街），这说明这些考取了科名的族人居住在更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45]由于与这个行政城市（在清朝早期已是省会）中的众多官员有相同的教育、文化和价值观，他们无疑以多种方式进行交往。遇到饥荒，衙门会请他们帮忙组织赈灾；有诉讼案件，他们很可能也提供建议，帮助书写诉状，虽然族谱中多次警告不要不合时宜地卷入官司诉讼中。明朝时安庆有位知府，曾亲自要求叶姓家族中一位饱学之士去教导他的儿子们读书，但这位族人未予理会。他刻意与当权者保持距离的做法，被保留在了族谱中论述“异行”的章节中。[46]

孩子们一般六岁时开始入塾读书，准备科举应试，他们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基本都花在了这上面。较为成功的族人传记中，常常提到年轻人背诵功课一直到凌晨一两点钟，但这也反映出了为参加这至关重要的考试而死记硬背的真实生活。有个早慧的男孩儿十二岁就掌握且背会了二十一史，却因疲劳过度去世，死时年仅十六岁。[47]另一个年轻人显然是被学业逼疯了：他来到了家族墓地，向父母告别，然后静坐冥想，随后便去世了。[48]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准备考试很可能不会这么极端，但却可能占去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一位试子持之以恒，十二次参加省试都未通过，还有一个人考了十次，由于考试是三年一次，所以他们至少有三十年都在准备考试。[49]

女孩没有资格参加科举，所以对她们的教育关注较少。世族家庭的女孩应当读书识字，熟悉《女箴》，才学更高的可学做诗。她们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刺绣、缝纫、做鞋和持家等这些女人的技艺。针线活儿主要是做被子和衣服，这会是她们结婚时的嫁妆，还有裹脚后穿的小鞋。裹脚年龄与男孩儿入学年龄大致相当，在母亲监督下进行，这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给她们带来了难言的痛楚，其目的是为成年做准备，即嫁入与娘家地位相当的另一户家庭。[50]

通常，父母在子女十几岁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包办婚姻（有的甚至更早），到二十岁出头就会成家。配偶是从上层社会中仔细挑选的。联姻是巩固两个家族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两个世家大族多次联姻并不罕见。联姻通常都发生在社会地位相当的家庭之间。叶氏族谱中多次记载有女儿嫁给当地世族的儿子，或儿子娶了考取某科名者的女儿为妻：她们中很多人的娘家住在城里，这无疑证明安庆的上层社会家庭之间交往频繁。[51]如果妻子不能产子，世族成员通常会纳妾。在士族阶层，一夫多妻很普遍，为了确保家族后继有人——这在传统社会极其重要——这样的做法既有必要，也无不妥，但纳妾也不总是为了延续香火。很多时候，世族中成功的中年男子在妻子已经诞下子嗣的情况下，仍会纳一房或几房妾室。这种情况下，妾取代了妻子，成为他们主要的生理上和情感上的伴侣。[52]族谱中通常不记载儿女私情，但男人们的诗歌中却常会记录下配偶的心声。叶坤厚写了几十首这样的诗，而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妾室担心自己年龄渐长，将会失宠；她的容貌是否像残花般凋零？她的妆扮是否合乎潮流？这些妾室的地位都不怎么牢固，所以不难想象，当叶坤厚的朋友送给他一名歌伎以陪他度过晚年时，他的妾室们有多焦虑。[53]

女子嫁入这样的家庭后，其生活可能并不容易。大部分情况下，在婚礼之前她们并不曾见过自己未来的丈夫，虽然叶家人是从安庆世族中挑选妻子，这些将嫁入叶府的女子有可能借机会偷偷瞥一眼未来的丈夫。新娘子作为一个外人进入夫家生活，渴望取悦夫家人但又不确定他们的行事风格。如果她的娘家以前曾与叶家联姻，她就不会那么孤立。两家已是姻亲，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会对她有所保护，而且很可能她的夫家中会有自己的娘家人，比如姑姑、姨姨，或堂（表）姐妹。然而，新娘子进门时受到的怀疑为日后的争吵埋下了伏笔。新婚妻子需要证明自己是婆家的忠实一员，尤其是需要取悦自己的婆婆。婆婆教她处理家庭杂务和其他分内之事，因为女人的职责是持家，其中主要包括培训和监督仆人，像他们这样的世族家庭会有厨师、杂役、保姆和马夫等来做大部分家务。一位主妇就因行事特别认真谨慎而受到赞扬，比如，她每天都要认真检查房间是否清洁，察看并确保柴火有没有放在炉边，确认储水池是否已蓄满水以备防火，因为城市的木房子很密集，易有火患。[54]

这些嫁入叶家的女人，可能会为迎合夫家人而生活卑屈，但其程度也不容被夸大。族谱中有训喻，不能娶有钱人家的女儿为妻，以防她们认为夫家卑微而变得傲慢无理，这足以证明即使年轻的妻子也试图以自己的意愿影响夫家人。她们与娘家人保持联系，按礼节婚礼三天之后就会“回门”。如果抱怨夫家人对自己不好，那么这家人会大丢面子。因此不用说，族谱中没有这样的记载，而是反过来，描述主妇们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在新家中确立自己的影响和地位。

照顾儿子和公婆无疑是一个妻子最重要的职责。族谱中赞扬主妇时，常常提到的就是照顾年迈的公婆，儿子挑灯夜读时予以陪伴。好的妻子家贫时不应抱怨，而要节约粮食，儿子学习时自己在一旁缝补衣服，这一切都是为了家庭日后能富裕起来。[55]通过这些方式，主妇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即在持家方面有较大的权力，在这方面她们的丈夫通常不予干涉。[56]随着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有了权力和地位，与丈夫的亲密关系很可能大不如前，尤其是当丈夫去外地做官，又纳了更年轻的妾室以后。对于这些中年或更年长的妻子们来说，其他的消遣活动将会更加重要。一处传记中记载了一位主妇喜欢听盲女说书艺人讲故事，这些说书人不时登门造谒，编造一些忠义和孝节的故事奉上解颐。[57]尽管家规有所警示，但还是有很多主妇到名山宝刹进香拜佛，亦不时去参加庙会，那里有非常受欢迎的露天戏剧演出。

对于家族中的成年男性——包括参加科举之后的与那些成年后还在准备科举的——他们的家庭角色围绕着孝道展开。族谱中对这个儒家传统美德颇为强调，但即便不考虑这点，照顾父母无疑是日常生活里一项非常重要的守则。尤其是父母日益年迈，儿子们应该不时请安，照料他们就寝、陪伴他们，或许还可以默默读书，直到他们入睡。如因课读不能到父母处请安，儿子会支使仆人晚上代为请安、照顾父母。而若母亲生病，儿子则会放弃仕途回来照顾。最极端的尽孝方式，是切下自己的一块肉，与药同煮，给病中的父母服用，族人中颇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这些孝道都是尽给母亲的，母子之间的情感纽带要远远强于父子之间，后者多是一种严厉的权力主义的关系。[58]

父亲不太可能密切关注日常的家庭琐事，尤其是如果他们忙于政务时。一次，叶坤厚赞扬了妻子的一封来信，因为其中没有提及烦人的家庭细事。[59]在孩子们面前，父亲应该是严肃、权威的象征，但有很多证据证明父亲与子女之间有很强烈的情感纽带，特别是父女之间。叶坤厚的女儿出嫁后，他写信给女儿提醒她要为人恭顺：公婆不会像他那样溺爱她。感情是投桃报李，这个女儿在自己的父母年迈时多次回娘家照顾他们。[60]而对于儿子，父亲则多要求他们顺从，但坤厚的诗里有时也能感觉到年幼的儿子对父亲的情感依赖。他第一次走马上任的时候，“稚子牵我衣，问我何处去。此后无人怜，饥寒向谁语。”[61]坤厚的孩子想念远出为官的父亲，多次要求前去找他。[62]还有一首诗则是描写儿子离家后家人的悲伤：母亲担心他生病或饥饿的时候无人照顾，兄长担心他需要帮助时无人伸出援手，但父亲的担忧则多是出于自私的考虑：“我有椒水进者谁？我有杖履奉者谁？”[63]我们很快就会谈到，叶坤厚和他的儿子伯英之间的紧密联系发展成了终生的父子相得，既有为官的职责，又有为人的道德原则。

杰出的叶家人都成了饱学之士和一代文人。他们大部分收入来自家里的田产，但是他们迁居到城里之后，远离土地，只能是派人去代收田租。一些人仍活跃于乡村事务中，治水赈灾，遇到比较紧急的公共事务，当地官员也会咨询他们的意见。这些活动很重要，叶家想要保持经济上的富裕也必须如此，但这些在族谱中只是稍微提及。经济事务涉及增加收入，而这并不是族谱要详细论述的问题。叶家展现给公众的，是书香世家的形象。

许多叶家人都是教塾先生，这也是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有几个人读过古代医学典籍，略通医术，在当地行医——这是与文人身份相符的为数不多的几种实用专长之一。[64]所有的叶家文人都会写诗，尤其是在明朝，他们善于借诗歌表曝情感，且在这方面蜚声当代，而这也是当时时代对文人的要求。遒劲而优雅的书法也很重要，许多人因书法精湛而知名当时。像其他地方的学者一样，他们也收藏书籍，或从朋友处借读罕见的抄校本。除了写诗之外，很多人还撰文，雅聚时分发，与友人一起商讨词句。他们生活中主要的乐趣之一似乎就是与友人小聚，共酌一瓮米酒，彼此交换诗作、探讨词章、或经史典籍，抑或是关于时政的策论。这些集会给了他们生活的意义，而像商酌、品读这样的雅好也符合他们文士的身份。叶坤厚和叶伯英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6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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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ilary J. 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26-28．《怀宁县志》（1915刻本，台北1983影印），卷十二，22页。

2．William T. Rowe，“Success Stories：Lineage and Elite Status in Hanyang County，Hubei，c. 1368-1949,”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ed. 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and Mary Backus Rank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56-57.

3．《叶氏族谱》（1944），“前言”，1—2页。

4．《叶氏族谱》“前言”，4页；卷三，28页。

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25—26页。

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14页；卷四，6页；卷七，30页；卷九，20页。

7．关于科举考试的通过率，参见艾尔曼《关于晚期中华帝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143—144页、157—158页、653页、661—665页、680页。关于绅士，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

8．《叶氏族谱》卷四，6—7页。

9．艾尔曼的《科举考试的文化史》可以看作是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所做贡献的进一步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对科考制度批判性评价的回应，这种评价司空见惯，代表性的是张仲礼《中国绅士》165—209页（参见第三部分，“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考生涯”）。

10．《叶氏族谱》“前言”，7—8页；卷十，《忠仆》，1—2页。

11．《叶氏族谱》卷一，“诰封”，1—13页。封赠的翻译，参照贺凯《中国古代官名辞典》（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

12．《叶氏族谱》卷十，《碑记》，2页。

13．Beattie，Land and Lineage；Esherick（周锡瑞）and Rankin，Chinese Local Elites；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eds.，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4．《叶氏族谱》卷八，《契约》，2—3；卷十，《碑记》，2页。

15．《叶氏族谱》“前言”，1—2页、14页。

16．《叶氏族谱》“前言”，32—34页。

17．《叶氏族谱》卷四，4—5页。

1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0—11页。

19．《叶氏族谱》卷三，“世派”。

20．关于家训，参见费侠莉，“The Patriarch's Legacy：Household Instruc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Orthodox Values”，in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Kwang-Ching Liu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iggo)，187-211。

2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0页。

22．卢蕙馨从“母方家庭”的角度细腻深刻地描写了这种模式，母方家庭是女性在父系体制内构筑的模式［《台湾农村妇女与家庭》（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也可参见熊秉真，《纤弱旅程：帝制中国晚期的儿童和童年》（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129—135。

23．《叶氏族谱》卷二，“家范”，12页。关于这种模式的更全面的分析，参见余新忠《中国家庭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四卷《明清时期》，225—332页。

24．《叶氏族谱》卷二，“家范”，40—41页。关于清朝中期的女性，见曼素恩《名媛宝典：十八世纪中国妇女》（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她对于妇女活动的地域差异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论述：桐城位于安庆以北，是这一时期当地儒学研究的中心，因而观点也尤为保守。《叶氏族谱》似乎符合这一特点。

25．《叶氏族谱》卷二，“家范”，19页。

26．Timothy 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2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43页。并参见卷八，46页、47—48页。

2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27—28页。

2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36页。

3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29页。

31．《叶氏族谱》卷二，“家范”，20—21页、23页、25页。关于衙门的书吏与差役，参见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

32．《叶氏族谱》卷二，“家范”，14—15页。

33．《叶氏族谱》卷二，“家范”，14—15页。

34．《叶氏族谱》卷二，“家范”，14—15页。

35．《叶氏族谱》卷十，“合传”，2页、3页、8页。

36．《叶氏族谱》卷二，“家范”，17页；卷四，“传”，4页、7页；卷十，“碑记”，3—4页。

37．《叶氏族谱》卷十，“碑记”，2页。

38．《叶氏族谱》卷二，“家范”，19页。

39．《叶氏族谱》卷五，22页。

40．《叶氏族谱》卷二，“家范”，22—23页。

41．这里计算的依据是乾隆年间（1735—1795）出生的135名男性，这一时期族人的寿命和出生的儿童都记录了下来（同上，卷五至卷六）。关于人口问题的概括，以及寿命，死亡率和溺婴现象的比较研究，参见王国斌和雷伟力《修正马尔萨斯理论：晚期帝制中国人口动态的比较研究》，《亚洲研究》（1998年8月）第57卷、第3期，714—748页。

42．《叶氏族谱》卷九，“行状”，14页。家庭成员的年龄出自卷六，23页、57页。

43．《叶氏族谱》卷二，“家范”，67—68页。

44．《叶氏族谱》卷十，“传”，7—13页；“墓志”，1页。

45．《叶氏族谱》卷十，“碑记”，1—2页；“前言”，19页。

46．《叶氏族谱》卷三，“逸行”，28页。

47．《叶氏族谱》卷十，“墓志”，2—3页。

48．《叶氏族谱》卷四，13页。

49．《叶氏族谱》，“前言”，6页；卷十，“墓志”，4—5页。

50．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Mann，Precious Records；Yu Xinzhong，228-232. On footbinding，see Dorothy Ko，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51．《叶氏族谱》卷四，4页、5页、41页；卷五，12页、14页。

52．这类事情最好的线索是族谱中有关家族杰出成员子女的母亲的记录。通常，最年幼的子女是由小妾所生，而此时他们已年过四十。具体例子可参见同上，卷六，22页、54页、56页、59页。

5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33页。同时参加，卷三，6页、13页、36页；卷十四，20页。

54．《叶氏族谱》卷九，“行状”，3—4页。并参见卷二，4页。

55．《叶氏族谱》卷九，“女赞”。并可参见卷二，“诰封”，7—8页、28页。

56．关于这一时期女性家庭地位，最好的著作是：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and Mann，Precious Records。中文著作，参见余新忠《中国家庭史》第四卷，《明清时期》，尤其是该书194—206页、292—324页。

57．《叶氏族谱》卷九，“行状”，4页。

58．熊秉真：《纤弱旅程》，128—155页。

5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28页。

6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49页；卷十五，25页。

6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别家》，27页。

6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50—51页。

6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23页。

64．《叶氏族谱》卷十，“墓志”，13页；卷二，“新增家规”（1906年），8页。

65．《叶氏族谱》，“前言”，3页、6页；卷四，13页；卷十，“墓志”，1—3页。

（三）家人父子

1802年春，某一天午后的早些时候，安庆城县衙西侧的叶氏老宅里，叶坤厚降生了。他的母亲时年27岁，不时去宅子左近的观音庵里烧香礼拜，极是虔诚，此次诞下长子，当算是有了回报（她先后生育过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女儿和两个儿子在很小时就夭折了）。坤厚出生的前一晚，他的母亲梦见一位白衣女子抱着一个婴儿来看她，和她说叶家人长年积德，将有回报，特送儿子给她，希望能善加珍视。叶母笃信这是菩萨对她的眷爱，终于在儿子身上得到了回报。坤厚小时候，经常梦见至观音大士座前，观音亲自为他梳头、洗沐，——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1]

坤厚的父亲讳玉廷，以孝闻于乡里，性好施与，慷慨侠义，却苦于未能猎取功名。玉廷自幼在严父的督促下苦学不辍，“漏三四下，鸡声嘐嘐，吟诵之声尚未辍也”，但屡试屡败，后来援例，捐了个监生。玉廷与一位兄长玉堂，还有父母一起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与其他兄弟姐妹比起来，玉廷的这位兄长性情异于常人，幼时读书，聪明英敏，资性过人，“每读史必有论断，发前人所未发，文章恣肆不拘绳尺”。他们的一位祖姑丈为此时常告诫说，“子欲博取科名，则作文当守法度。如子之作，非巨眼不足以识之，考试恐非所宜，姑敛才就范以图进取乎？”但他却不予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其结果可想而知。后弃举子业，过着悠闲的生活——时或邀友斗酒赋诗、鼓琴鸣筝、投壶击剑，“喜古名人画，遇辄收藏而珍宝之，爱不释手”。性嗜茶，常日“一饮三百杯”。[2]

玉廷的兄长玉堂于1813年逝世，享年不过47岁，于是玉廷便承担起照拂兄长遗孤的责任来，“视之过于己子，美衣佳食必先”。玉堂有三位儿子，其中一位后来表现出了其他家人所没有（或没被记录下来）的注重实效的气质来，弃学从商，而从商也确实更能给家里带来实际的收益。玉廷自己则疏财尚义，这一点人所共知。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几百英亩良田，几百英亩，依照欧美的标准来看并不多，而在当时中国，这田产可是相当丰厚，水稻只要得以灌溉，收成即很好，而佃农要支付他们收成的50％作为地租，这足以让叶家人生活得非常舒适。但玉廷的尚义渐渐改变了这一切。当佃农以家贫为由请求少交点地租时，玉廷心慈，所求必应，因此通常只能收到应收额数的20-30％。亲戚朋友也常来借贷，他绝少拒绝，也甚少催促他们还贷。大家都知道他好说话，以至于当地的其他世家遇到来告贷的亲戚时，也都打发到他这里，请他担保，而不是自己直接借贷给他们。有的时候别人来告贷，家无余赀，玉廷便变卖或抵押田产，变换现钱借给他们，而这些人又往往拖着不还。当借贷人实在还不上的时候，玉廷就会烧掉借据。临终时，他不想给这些人及他们的后人留下任何负担，便当众将所有欠债账簿都毁掉了。玉廷的后人将这些尚义异行都详细记录在了族谱中，但从这些纪录中却也能感受到一些他们内心的苦楚：他们的童年本可以更舒适一些的，但父亲不顾家庭，一味疏财尚义，无疑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3]

叶玉廷的轻财好义造成了他们这一支家产的严重缩减，却使他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叶家宅院临近河边，偌大的花园里种满花草，一派锦绣，友人不时来此，在园子里一起谈诗论文。[4]邻里出现矛盾时也会请他调解，因为大家相信他的评判会相当公允。他也从不严厉指责别人，如果别人粗鲁无礼，他也只是自己走开。在族谱的记载中，他也是一位孝子。他的父母分别是在七十多岁和八十多岁的高龄去世的，母亲去世时他自己也年届花甲。他有个孝行广为人知，据说他经常在父母面前像个小孩子般嬉闹，如同老莱子般“斑衣戏彩”，逗父母开心，以使他们忘记自己年事已高。[5]

坤厚幼时，他的祖父尚在人世，他们一个大家庭——祖父、父亲、伯父、堂兄弟——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个家庭里大家关系密切，坤厚这一代男孩都是大排行。在坤厚的诗集里和伯英的《耕经堂年谱》中，十一个堂兄弟（有六个活到了成年）全部在一起排行。所以坤厚的两个弟弟通常被称作老六和老九（或六叔和九叔）。他们弟兄三个和活下来的最年幼的堂弟关系尤为密切，这种手足之情延续他们的终生。[6]坤厚四岁的时候开始在家族学塾读书，先生是一位当地的附贡生。按照惯例，上学的第一天，要作一首诗呈给老师，他的诗作给他的一位叔祖（族中宗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坤厚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叔祖赞扬他聪颖早慧。[7]他学业进步飞快，六岁时就读完（也就是背会）了四书——这是新儒家思想的核心——三年后又学完了五经。坤厚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此让老师赞叹不已，在当地赢得了“神童”的美誉。他的祖父有时也会考他背书，一次坤厚一字不差地背出了《易经》泰、离二卦，他的祖父当即奖赏给了他一套笔墨。通常他的祖父都是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赞许，他只是告诉妻子自己很欣赏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也知道妻子会把这些话转述给坤厚。[8]这位祖父一直保持着比较含蓄的行事风格，允许女眷不时勉励坤厚，但如果她们的夸奖让坤厚过分自傲的话则要承担责任。坤厚的伯父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他会带着小坤厚参加文友们的聚会，在文友面前夸赞自己侄子超凡的诗文才艺。[9]

坤厚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母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的儿子们后来对她进行了无上崇敬的描述：她是一位勤劳的主妇，丈夫恣意的尚义行径使家里日渐捉襟见肘，是她的辛苦劳作和自我牺牲才使这个家庭得以正常维系。刚嫁进叶家的时候，她就“荆钗布裙，凛然规矩”，每天起得比下人都早，舂米、挑水。身处贫困益自刻苦，“昼营家事，夜勤女红”，衣着罔不节省，不时“手自缝纴”以减少家里开支，勉力撑持日益窘迫的家境。当然，她最重要的还是坤厚和他两个弟弟的学业。孩子们入书塾读书后，一再教导他们要恭敬师长，给老师的殽馔，必“自主之，务精洁”，“束修之费有不足者，质簪珥补之”。晚上，孩子们回家后，“先大人训饬后，太夫人操针线，一灯莹然，相率环坐，读书暇则涕泣策励。”[10]她最疼爱小儿子，因为坤厚长他九岁，就让坤厚经常教这个年幼的弟弟读书，教他几年前自己学过的文章。[11]孩子们夜读之时，母亲会时常策励他们，“以力学成名为望”。叶家宅院临近县衙，每当童子试时，“太夫人闻县中揭晓鼓乐之声”，就抚摸着孩子们的头鼓励说，“安得吾儿亦与斯选乎？”盼望着自己的儿子们能尽快成人，参加科举考试。

当他们终于到了要进学的年龄的时候，他们母亲难掩心中的兴奋。她亲自为他们准备笔墨，然后早早安排他们去睡觉，以确保他们能休息好，第二天有精神。接着又去厨房准备第二天的早饭，之后她几乎彻夜难眠，听着更夫打更。天亮了，她又犹豫着要不要叫醒孩子们，希望她们能多睡几分钟，但同时又担心他们会迟到。在兄弟三人最终获得秀才之前，这种焦虑状况持续了很多年。[12]当他们去南京参加更高级别的乡试时，母亲则是焦急地等着他们回来。[13]

坤厚十二岁时开始参加童子试，在他的自叙年谱中，其后的二十五年这是最主要的内容。他第一次童子试时的主考官翰林出身，他将坤厚叫到面前问话，可能是惊讶于如此年幼的考生竟能写出这般老成的文章来，但很可惜此次考试他铩羽而归。十六岁的时候，塾师移馆姑父雷春谷家，他仍从往受业。他的这位姑父是邑庠生，这样有比与家人同住更为便利的教育机会。第二年，他祖父去世，然后就分家了，可能他的堂兄弟们（包括那位讲求实效的商人）担心他父亲的侠义会影响到他们的那份家产。

1820年，坤厚十八岁，他的父母给他定了亲。屡次考试失利使他精神紧张，体弱多病，家人唯一能想到的缓解办法就是帮他成家。但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族谱中并没有详述。坤厚诗集中有一首描述女仆的诗，似乎可追溯到这个时候，从中不难看出，他也到了该找伴侣的年纪了：

小小身材窄窄肩，性情温婉态翩跹。

看将作字先调墨，知要吟诗替展笺。

醉后欲眠卿且去，病余相见我犹怜。

布衣称体随时著，一样宜人在洁娟。[14]

从诗中可看出，坤厚与这位年轻女仆关系亲密，常互相嬉戏。她有时候会取笑坤厚为了一句诗要推敲许久，茶食难安，即如坤厚诗所谓：“小婢转身私笑我，隔帘偷学耸双肩。”[15]我们不知道坤厚对这位女仆的心有所属是不是在他父母的决定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很明显，他们觉得“洞房花烛”会有助于他安下心来应付科举。[16]很多年后，坤厚已为人父，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儿子们开始应付科举考试的时候给他们成了亲。[17]

坤厚的妻子是当地一位徐姓生员的女儿，两家世代姻亲，坤厚的母亲也常去赵家串门。两位年轻人年岁相当，坤厚曾以妻子的口吻写过一首诗（这种写法在中国诗歌中非常常见），其中写道“生小两相怜，情好无休歇”[18]，这表明这对小夫妻很小时候就认识了。新娘子不仅貌美，更能读书写字，读过当时女孩子所必读的一些典籍——《孝经》、《列女传》、《女儿经》。对这些书籍有基本的了解，使她成为丈夫进学方面的一个好伴侣。她也是一位尽职的妻子，晚上坤厚研读功课的时候，她会伴着他在一旁做针线活儿，陪着他，直到黎明。[19]从坤厚的诗里也能看出两人的真挚情感。她思念姐妹时他会替她写信，她则取笑他那么费力地作诗。当他去北方上任的时候，她仔细地给他量体以便裁剪冬衣。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以妻子和他自己的口吻写了很多首诗，哀叹聚少离多及彼此的的相思。[20]婚后一年，妻子诞下一个男孩，但不幸夭折了。

之后坤厚在另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又开始准备科举，这位老师进士出身。当得知一位朋友考中举人的时候，他压力陡增，发疯似地课读。终于，1823年，叶坤厚通过童子试，成为了一名生员，受到时任知府陶澍的赞赏与鼓励。陶澍后来任两江总督，为晚清名宦之一。第二年，坤厚参加乡试，考中贡生，但并不算通过（如果通过的话会成为举人），不过已具备作官的资格。安徽新任巡抚邓廷桢看出他前程无量，邀请他与自己的儿子邓尔恒及其他有才学的年轻人一起“设私课于署中”。在那里，巡抚手下一位有名的饱学之士（他同时负责当地书院）和巡抚本人“亲自点定训诲”，“每课或文艺，或诗赋，或词章，或策论，不拘一格”。这些内容在考试时都会涉及。这种形式的学习持续了几年，这表明如果考生家境良好，住在省会，同时又能在府试和省试中崭露头角的话，就能获得优待，得到极难得的学习指点。[21]

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叶坤厚坚持课读，多次去南京参加省试，以期成为举人，但终未能如愿。[22]有好几位主考官夸赞过他的文章，鼓励他坚持下去，但却总是失利。1830年，另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吏部尚书），“覆试后复取各学能文章、诗赋、杂作者数人，课于试院”，坤厚与焉，但这次的结果还是同先前一样。1834年，父亲去世，坤厚在私塾和廪饩的收入成为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大部分田产已经变卖或抵押，他后来写的一首诗里叹羡一位同事退休后有两百亩良田可以依靠，这表明他家当时没有这么多田产。[23]有三个弟弟还在读书，准备考试，他要负担这些开支，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要养，显然叶坤厚的经济状况拮据非常。收成不好，粮价上涨，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几乎日日只吃白米饭，肉基本不敢奢望，鱼和虾只有重要节日的时候才有。只有在招待宾客的时候才舍得吃鸡肉或猪肉以维持体面。[24]由于雇不起佣人，坤厚的妻子亲自料理家务，酷暑时汗流浃背，冬天洗衣冻裂了双手。她出身地方世族，又有文化教养，这样的生活对于她未免艰难，但据记载，她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辛，没有怨言。

叶坤厚像

在上层社会，要摆脱贫困，首选的途径就是做官，而要做官首先要通过科举，这是正行出路。叶坤厚写过很多首诗，坦言自己做官只是要摆脱贫困：“饥躯出门走，瓮底无升斗。妇质身上衣，治此饯行酒。”[25]1838年，坤厚去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他之前获得的贡生资历使他有资格参加这两次考试。第一轮考试中，他的文章获得了第四名。但当他进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内参加殿试时，面前有十六位考官，其中六位官居大学士，他们是代皇帝发问。这样威严的殿试使坤厚难以招架，无力应对，没能很好地回答问题。他诗中写道：“天人三策未能陈，小枝雕虫愧此身。导引朱衣趋紫陛，题封黄纸出丹宸。得邀灌输生何幸，敢道文章笔有神。老守一经原末学，空疏自问鲜经纶。”他没能成为进士，不过获得了在河南做地方官的资格。这还不是正式的任命，他犹豫要不要接受，直到被一位祖籍安庆官阶甚高的官员劝服。后来他写信给一位与他处境类似的同事说：“不辞升斗俸，仕只为家贫。邑小初分治，官卑可养亲。断机成苦学，棒檄识贤人。我亦崔舆侍，高堂爱日新。”[26]

觐见皇帝时，皇帝外，同时在场的还有其他文武官员。对于坤厚这样身份相对卑微的人来说，能接近皇帝，一睹圣容，这经历是永远难忘的。威严的宫廷庆典结束，坤厚离开时，看到群臣都站在皇帝座下的两列，殿内点着一种特殊的香，他出来时衣服上也有了这香的味道。这次经历，他的诗中纪道：“旌旗日暖耀斓斑，殿阁层霄缥缈间。多士卷阿吟风翙，九重阊阖识龙颜。云霞五色排仙杖，鹓鹭千官列禁班。常记天威临咫尺，朝衫新惹御烟还。”[27]清朝朝廷举行如此庄严任命仪式，借由这种方式来激发官员对皇帝的忠诚感。叶坤厚列出了清朝胜过历朝历代的诸多方面，首先提到的就是皇帝注重这些仪式。其他方面也与清朝的帝王制度有关，例如：皇帝亲自批阅远方官员呈报的奏章，注重对皇位继承人的培育，制定严厉措施限制皇亲和宦官的影响力。他深信，清王朝时中国国力达到了鼎盛，“皇清圣诏超越古初，而其大者有五焉：时召见、躬阅本、教阿哥、严外戚、抑宦官，悉前代万不能及者”，“谨拜手稽首作颂”。[28]在京城接受任命后，他直接动身去河南，在那里，他要学习为宦之道，第一份工作便是委开封谳局审案。二十四年的学习、考试生涯之后，坤厚在36岁时终于正式成为朝廷官员。[29]

作为一名初入仕途的官员，叶坤厚受河南巡抚委派，去完成一些具体的工作。这是考察已通过考试、获得为官资格的人行政能力如何的一种常见方式，从族谱记载来看，叶坤厚表现不俗。有几次，他被短期任命为代理知县等，在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到来之前临时补署。1839年，他负责河南省的禁烟（即鸦片）工作，当时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如火如荼，也波及到了河南这样的内陆省份，此后不久，便在广东爆发了“鸦片战争”。

为官的最初几年，叶坤厚并不是非常愉快。他的家人还在安庆，他思念妻子、弟弟和孩子。他的一首寄内诗曾写道：“微官需次到中州，家室犹烦借箸谋。千里云山通有梦，一江春水浅于愁。阶前草长应当户，陌上花多莫倚楼。好向萱堂奉颜色，彩舆会即侍亲游。”[30]多年的学习并没有使他做好为官的准备。他的一首《到省》的诗描摹了他初赴任时的一些窘况，诗云：“夷门来听鼓，学步笑邯郸。循例趋公府，随班拜长官。起居由己少，颜色候人难。未问苍生事，委蛇愧素餐。”他感到尽管自己已经非常努力，工作上却还是差强人意。他将为官比作逆流行舟，那些根基稳固的衙役和官位较低的官员时常施展诡计，尤其令他有挫败感。[31]他写信给弟弟说“旁观常觉易，受事始知难。”[32]在河南各处走动时，他发现庄稼连年歉收，百姓生活困苦，不能及时缴纳赋税。他们经常被催租的皂隶抓起来，遭到毒打或各种折磨。他力劝这些乡亲说出皂隶的具体暴行，但他们却不敢。[33]

官如豺虎役如狐，白昼攫人不敢呼。

铁锁锒铛见肌骨，可怜身上无完肤。

肤无完，心更苦。

来时室内柴米空，哪有钱财能赎取。

烦人寄声泪如雨，为嘱家人卖儿女。[34]

坤厚想到自己，回忆起年轻时，他曾耻于与追求利益的商人交往。现在为官了，他不得不征收赋税，包括收成不好的时候，“逼迫猛如虎”，像商人一样，追讨拖欠的债款。[35]

作为执行政府日常工作的地方官员，试用了几年之后，渐渐获得了上司的赏识。1841年，河南省省府开封遭遇了大的洪涝灾害。[36]开封位于黄河南岸，当黄河行进到中国北部广袤的平原时，水流变慢，泥沙开始在河床沉积，千百年来，河床不断变高，只有庞大的堤坝才能防止河水溢出河堤。如果夏季突降暴雨，堤坝不能承受汹涌的河水，黄河就会决堤，淹没平原，引发洪灾，造成众多伤亡，因而这里也被称为“华夏之患”。政府设置了河道总督负责维护黄河堤坝，但坤厚发现很多官员以公肥私，挪用治水款项，只是在情况紧急时才做一些修缮。[37]1841年的水灾之前，河南大旱，官员们为缓解旱情向龙王求雨，岂料雨势过大，堤坝告急。叶坤厚陪同河南巡抚前往视察水情。很快，洪水威胁到了开封。城中一片恐慌，一个信使游到堤坝找到巡抚，催促他紧急返回，巡抚和坤厚方乘船回到了开封。为防水患，城门已关，不得已，他们缒绳入城。对此，坤厚留下了一首诗，描述当时城里的情景：

骡马纷驰鸡犬鸣，大街小市搴裳泝。

官绅士庶千万人，加以最重监仓库。

喧豗声如走雷霆，千里震惊都失措。

小民见水如见兵，口呆目瞪同泥塑。

自分大数不得生，号哭声闻彻朝暮。

地惨天昏白日死，彼此仓皇不能顾。[38]

危难之际，坤厚受命署祥符县事，总办赈厂，总理宣防局，负责保卫开封这座被洪水包围的城池。但是他需要物资来加固城墙。朝廷委派的河道总督，负责治理水患及调拨物资加固堤坝，然却与巡抚起了争执，暗地里命令手下不许援助开封。如果此时朝廷强大，皇帝强悍，像这种官员之间的内斗可能会得到控制，但当时朝廷软弱不堪，四分五裂，且当务之急是鸦片战争，因而政府没能制止官员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叶坤厚只能依靠自己，他在城里四处寻找，并从居民手里购买木头、砖块、瓦片或残破瓦砾等任何可以派上用场的东西，挖出了开封作为北宋（960—1126）都城时留下的古旧石雕，将这些通通扔进了湍急的洪水之中，希望能使水流偏离城墙的方向。最终，开封还是难逃厄运，一些地方洪水高达几米，居民有的躲在城墙上建起的茅屋里，有的躲在房顶或寺庙的屋顶上。粮食短缺，官府雇船从邻县运来救济，把居民储存的粮食全部收购，再以合理的价格卖给大家。洪水围困开封长达二十天，八十天后洪水才彻底退去，善后工作得以开展。

开封周围的乡下地区毁坏严重。年幼和体弱者被洪水冲走，体壮者抱紧树木，但树木最后也被洪水冲倒；有的人爬上屋顶，但连房子最后都坍塌了，融进泥沙里，被水流卷走。侥幸在洪水中逃生的人，大部分死于随之而来的饥荒，许多人年老体弱，都不能挤到政府的粥棚前。[39]两年后，这里又有一场洪水侵袭，叶坤厚描述了洪水过后的凄凉景象：

荒郊无草木，寥落不成春。

赤地经千里，沧波没四邻。

尘沙迷去路，风雨断行人。

轸念须良吏，民生待拊循。[40]

坤厚的另一首诗里写道“百人中活三五个”，说只有3％到5％的人存活了下来，[41]这可能有些夸大，但洪灾造成了成千上万人伤亡则是确凿无疑的。

河南遭遇洪灾和饥荒，坤厚要履行自己赈灾和善后的职责，同时，他还要承担起照顾自己家人的责任。自从父亲过世后，仰事俯畜皆要靠他。他的职位解决了家里很多的经济问题。虽然朝廷给官员的薪俸很低，但任何一位官位都有机会获得“养廉银”，还会有其他官员或有求于他的人“进献”。[42]因而，做官是轻易获得钱财的最可靠途径之一，叶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做官的第一年，叶坤厚把家人留在安庆，他的诗里充满了离别的伤感。他想起年幼的儿子抓着自己的衣服，回忆起妻子给他量体裁衣的情景，思念常常袭上心头。[43]到1839年（他做官的第二年），他就能用轿子把母亲接到开封，一同来的还有坤厚的妻子和儿子，以及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坤厚的妻子意识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已大有好转，她告诉丈夫：“吾不喜君之得官，喜太夫人高年就养，稍偿昔日之苦，为可庆也。”言辞间充满作为子女的孝思。[44]他的母亲担心家庭的财力是否足够他们过这样舒适的生活，警告儿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45]

坤厚的母亲赵氏是家里的女主事，也是一切家庭活动的中心。她到河南时已经64岁，寡居五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们仕途顺利。在她的老年生活中，她虔诚事佛，每晚都要烧香敬拜，每月都要斋戒几日。[46]她的乐趣不多，其中之一就是把盲女说书艺人请到家里讲故事，或者当她们到邻居家说书时赶去旁听。[47]她全身贯注地听故事，听到那些暴徒时，会愤怒地咒骂，并力劝周围的人要效仿英雄的做法。[48]当故事中涉及她不熟悉的历史事件或典故时，她会在晚上让小儿子解释给她听。[49]

通过诵读佛经，聆听通俗说唱，赵氏形成了清晰的同时也是传统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以儒家的忠孝、节义等美德为核心。由于出身安庆世家，她对官员贪污和滥用职权的典故烂熟于心。坤厚在河南做官时，将她接去同住，她很快就警示儿子：“汝以祖宗余荫登仕籍，当为朝廷勤民事，布慈惠，刻（克）己奉公。汝家屡世贫贱，以忠厚，故长子孙守田庐，继先人之余业，慎毋行残薄伤元气，且吾见里中之仕宦者矣，势焰方张，家赀巨万，岂不赫奕一时哉！然而盛满难持，以为鬼神所忌，或及身而败，或数十年而斩祀坠宗，贻乡里笑。盖其朘削民脂，威福自擅，报施所宜然耳，可不惧乎？”[50]这种上天的报应在她喜欢听的故事里经常出现，这在她看来极其自然，甚至不可避免。在她认为，以前的名门大户转瞬“斩祀坠宗”，就是因为他们滥用职权，欺压百姓。她告诫儿子要吸取教训。[51]

叶坤厚是坚定的儒家不可知论者，不相信上天会干预人间之事。曾写诗说：

使我将求佛，佛固非吾徒。

使我将求仙，仙又或虚无。

但持学道心，笃实为真儒。

死生祸福间，优游与化俱。[52]

他公开鄙视那种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到处祈神的人：“祸福由己神无功，不须冥漠叩苍穹。”[53]他像母亲一样，也担心从极端的贫穷而富裕，一下子过上奢华生活会危险频在。但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所用的是现实主义的、纯粹世俗的言辞。他写了一首简洁的诗来表达他的观点，可能是作为教导公众之用，其中提到了先辈创业艰难，但他同时认为，为了后代着想，人们应从自我做起，谨守节俭。

富家一席酒，贫户半年粮。

此语虽俚俗，其味自深长。

富家终岁闲，贫户终岁忙。

富家多赢余，贫户无盖藏。

富家父祖时，创业亦不遑。

留为子孙用，艰难谁细详。

贫户子孙时，未必不丰穰。

所惜为父祖，辛苦乃备尝。

无论贫与富，父祖皆劳伤。

凡为子孙者，谨守毋相忘。[54]

这即是一位儒家官员如何解释人们生活境遇的不公，以及为什么要尊敬父母和祖先。同时，他也让底层的人看到希望，如果他们勤俭持家，会因此泽被后人。

除了赵氏夫人，家里还有一些女性对他处事提出建议，而她们所遵循的依然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妻子提醒他叶家有良好的声誉，他需要维护：“祖宗清白传家，贫不足虑，‘操守’二字乃一生大节，不可稍易。”[55]后来，坤厚官位不断高升，官至知府，负责维持治安，审判案件。他研究案牍，时到深夜，苦于不知如何处理时，妻子看出他的忧虑，必以“宽简长厚为劝”，她的道德观反对残酷严苛的行事。[56]这种为官要施以仁政的忠告自然极为常见，也显示出家中女眷是这种政治道德观的重要信奉者，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对刑讼之事提出她们处理建议——她们的这个重要角色很少被提到。[57]

当然，家里提出意见的不只是女眷。坤厚的弟弟们也都离开了安庆，来到河南陪伴哥哥，这在他的生活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尽管根据传统观念，同一家庭的多代人最好共居一处，但通常，兄弟们在结婚后或是父亲过世后，就会单立门户，分掉家产。[58]但叶家一直没有分家，坤厚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留在安庆照顾家人，打理家产。虽然他们都已各自成家，且年长的弟弟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但都追随坤厚来到了开封，帮着照顾母亲，督导坤厚的儿子读书。同时，他们也就刑讼之事、公牍奏章发表意见，帮着哥哥处理衙门事务，就像当年叶华为官时，也有弟弟陪伴，帮着他处理案件一般。[59]传统官僚体制中为了避免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有所谓“回避制度”，即官员不能在本省任职，而且近亲不能在同一省份内共事，就是为了防止家庭关系干扰官员对皇帝尽职，但没有规定官员不能让家人做自己的辅佐。对叶坤厚（以及其他许多清代官员来说），这种情况极为常见。他的两个弟弟在获得朝廷正式任命之前，都在河南帮他处理衙门事务，后来他们的儿子，坤厚的儿子，还有几个姻亲和侄子，都曾帮着坤厚处理衙门事务（这在传统中国，也是一种事实存在的常态）。[60]

坤厚和两个弟弟的联系极为密切。他们经常交换彼此的诗作，哀叹离别，欣企收到对方的音讯，回忆在一起的美好时光。[61]他们定期回安庆或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不久后，弟弟俩都通过了最低级别的考试，获得正式任命。叶莲在山东做知县，像哥哥一样，他也是先表现卓异，完成了一些临时委予的差使——治理水患，平定内乱——才获得了授实缺。叶运被任命到安徽做教育官员，但是几个月之后他就请了病假，回到了坤厚家中帮着照顾老母。[62]

开封发生洪灾的时候，叶家人都在城中。形势危急时，叶坤厚曾两次催促家人离开开封。第一次，他们无法逃离。后来，坤厚回到府衙处理灾情，他差人向家里发去急报，催促他们赶紧离开。虽然船价极高，他们还是力所能及的。坤厚的母亲坚持要两个儿子分头走，每个人带一个孩子，以防一方不测，另一方好延续后嗣。仆人们坚决反对大家分开（因为他们的地位是与这个地方父母官的大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坤厚母亲最关心的是叶家香火能否延续。[63]当然，最终一家人还是团聚了，逃过了那次河南最严重的灾荒。

临近这一时期结束之时，叶家也到了最兴旺的时候。1848年，叶坤厚被任命为河南省西南部一个富庶府县——南阳府的知府。这是他被正式任命的第一个较高的官阶。新知府履任，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围观的百姓。[64]后来叶坤厚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叶公祠，将其修缮如新。据说该叶公曾在往古治理过这个地区，叶家人于是庆祝找到了自己的祖先。[65]母亲驾到时，坤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鼓乐齐鸣，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欢迎队列最前面是扛着旗子的护卫队，她的儿子——知府大人威风凛凛地骑着高头大马，跟随其后。子嗣终于得好运庇护，赵氏心下欣喜。[66]自坤厚为官以来，叶家历时多年，终于能摆脱贫困，其轨迹也确实是遵循了众所周知的渠道“升官发财”。这之后不久，叶伯英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叶家也算是四世同堂。[67]前任知府扩建了知府衙门，所以空间很大。叶坤厚在衙门附近的空地里为母亲建了个大花园，仆人经常用轿子抬她去花园观赏花鸟。花园占地大约一百多亩，有小溪穿过，形成一方池塘，花园里有一座小山可以看到城墙和周围的高山。之后，坤厚又亲自指导，种了数百棵竹子、李子树，还有一片菜园。花园里有三百多种花，春天牡丹盛开，秋天满眼菊花。除了赵氏喜欢的说书人，还有一些戏班子也被请到花园里来，给老太太助兴。晚上，孙儿们都来到她的房间陪着她。她有晚饭后小睡的习惯，午夜过后才又起来更衣睡觉；她最小的儿子（看起来也是最孝顺的）会睡在她床边的小床上，以备她随时召唤。有儿子、孙子和重孙承欢膝下，尽管赵氏身体大不如前，但这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68]

年轻的叶伯英似乎并不满足。像很多官宦人家的子弟一样，准备科举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业或内容，头等重要大事。在家的时候，叔父们督导他读书，他还与河南省内已取得功名的新朋旧友一起谈诗论文。此时，他已考了几场，但均告失利。1843年，父亲给他捐了个监生的功名，这样他就可以去南京参加省试了。但是（据伯英自己记述），主考官不喜欢那些通过捐班而获得参试资格的人，所以伯英没通过省试。第二年，洪灾堵住了通往南京最直接的路线，他迂回绕行，很可能是坐着马车，由一名家仆陪同，辗转到了南京，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69]他认为捐来的监生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回到安庆参加当地的生员考试，在冰冷的考棚中待了几天后，他考中了秀才。他当时只有二十岁，父亲因此大喜，写诗鼓励说：“立身多大节，珍重待成名。”诗中不乏告诫。[70]

当然，只有这个功名伯英还不能做官，所以他的科举生涯远远没有结束。1847年，伯英将妻子留在河南，和弟弟一起返回安庆去府学问业。在他的自叙年谱中描述了与友人争论诗文问题的愉悦。同样，在关于1849年再次去南京参加科举的记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在南京，他也是与书院的同龄人聚集在一起，斗酒赋诗，讲论文艺。对年轻的伯英来说，去问业或去参加考试是类似于逃离大家庭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个与同龄人共处的机会，以放松自己、愉悦身心，谈论彼此共同关注的个人前途和诗文。在长江下游的许多城市里，茶馆、酒馆，还有妓院，都是年轻人聚集的场所，就像书店和书院一样。当然伯英的愉悦并不都来自《耕经堂年谱》当中记载的诗文相商。他的父亲曾多次到南京，有一次，他记载了去河中“花船”的经历：“偶思邀友赏名花，独载瓜皮趁月华。一路笙歌无处觅，不知今夜在谁家？”[71]伯英没有类似的记载，这些离家远行只能让他暂时逃离常规的生活，因为很快他就回到了河南，照顾他的父亲和祖母。[72]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就在此后不久。叶伯英两次去南京，但他的年谱中没有提及这一事件。鸦片战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将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但对于这个居于内陆省份的年轻秀才来说，他几乎没有也不会关注新的来自西方的威胁。他的父亲写了几首关于“英国夷人”的诗，哀叹清政府因为长久的和平，导致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在中国历史上，长城以北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他总是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这次受到的威胁，而没有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所带给中国的是一种全新的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挑战。坤厚希望能够出现像古代那些英雄一样的一位勇将，并且谴责那些力求以求和方式解决危机的人。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南京条约》签署，战事停止后，他认为是侵略者已疲惫不堪，因而“投降，请求通商”。[73]这是非常典型的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鲁迅讽刺的阿Q精神的体现——骄傲自大，不愿承认失败，不敢面对自己的不足。[74]叶坤厚对于自己的成就可能非常谦恭，律己非常严格，但是他不愿承认中国战败，或者说，不愿承认击退西方的侵略跟以往击退边疆地区那些游牧民族的入侵所需要的应对方式有任何不同。

随着伯英年龄增长，父亲开始培养他处理公务的能力。闲暇时，坤厚会督促儿子的学业，在道德标准方面提出建议。他提醒儿子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只是学习书本知识——不难推断，提出这种较现实建议的人其为官成就应该比考试成绩更突出，是属真正干出来的。[75]他还建议儿子如何能行为得体。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注意礼节，“性情须养厚，衣食漫嫌粗”。[76]最重要的是，坤厚教导儿子要勤勉、谦虚，要有耐心。他似乎觉得儿子缺乏这些品德。伯英急于出人头地，他的父亲警告说，“画虎不成反类犬”。要想补救，就要学习竹子的谦虚，因其空心，且弯而不折，还要学习风中的松树，因其坚贞不屈，不畏严寒。[77]

除了示儿子以勉励性的诗以外，坤厚执行公务时也会带着他。一个知府要管辖的范围很大（南阳府下辖12个县），坤厚很多时间都在路上。他还定期去省会，有一次，路上泥泞，花了一个半月才到。[78]有时候两个人还一起游览山川，坤厚会向儿子介绍历史遗址。另一些时候，坤厚会探究他管辖权限内出现的挑战，仔细观察难以控制的山区居民的强悍性情。[79]这些就像是伯英接受的无薪实习，因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和官僚环境中，他要做父亲忠实的助手。坤厚到达南阳后不久，就要平定匪乱，这些匪乱后来发展成了捻军动乱，席卷了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平定匪乱的过程中，他二人作为“父子搭档”，紧密合作。

南阳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前任知府疏于军事防措，从而致使失控。随着土匪势力日益强大，官府军队则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只是在一定安全距离范围内跟踪土匪，避免直接冲突以致造成人员伤亡。当地大族看到官府阻击土匪不力，又担心报复，只好力求自保，不敢提出正式控讼。从一开始，叶坤厚就采取了积极行动，至少根据他自己和他儿子的记述是这样，当然，他们的记述只是一方面的，另一方面的记述我们看不到了。[80]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辖区内四处观风，倾听人们的控诉，跟他在府衙内待的时间差不多一样多。他随身只带着两匹马，一辆马车，还有五六名士兵组成的小护卫队，他从不去打扰下属县衙，常常自备干粮，住在寺庙里。他亲自倾听百姓陈诉案情，裁断公正，逐渐有了声望，人们有了争执会去找他，接受他的裁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一直怀疑衙门里控制朝堂出入的那些小吏贪污腐败，滥用职权，他一首诗中曾写道：“入受捶楚出索金，钱挥之使去不肯。”所以，“民愿见官，不愿见吏。见官民不惧，见吏民可怜。官能禁吏不为厉，鸡犬无声民晏眠。”[81]在这一地区，人们长久以来都认为有了问题找官员没用，已经习惯了自己了断，坤厚用这种直接的方法重新建立起了百姓对官府的信任，重塑了衙门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做了大约一年的知府之后，叶坤厚于1849年7月去京城觐见皇帝。这次觐见是在圆明园。因为坤厚是直接从任职地来的，皇帝借机询问了他辖区内的情况。先是问坤厚家乡何地，过去官任何职（关于这些问题，皇帝身边的大臣应该已经给了他一份简明的备忘录），又例行询问了南阳府收成情况，然后谈到了当地的土匪问题，并要求坤厚全力制服他们。

皇帝给坤厚的上谕都是些惯常话——政务繁多，必要整躬。率属不可自安逸豫，要勤勉执政，避免下属懒散，严格注意军事训练和巡逻——但皇帝有几个训谕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处提到了叶坤厚“操守更须谨严”。儒家思想认为，品德高尚的官员是管理有效的关键（而不是对法律的严格遵守或创新性的政策）。他还要求坤厚对“幕友、家丁加意约束”。清朝的官僚体制中，官员自己雇佣幕友，他们是州县官私人聘用的参谋，帮助解决刑名、钱谷、征比诸事。此外还须自己花钱雇佣长随、杂佐，他们是官员的私仆，需要这些人来监督和控制衙门里的皂隶，及帮助征收税务的“催头”（一般是里长）。[82]皇帝担心这些家奴会滥用职权，欺压百姓。[83]叶坤厚有赖于他们的帮助，为确保他的亲信们绝对忠诚，处处以他的利益为先，而不尽出于皇朝利益的优先。

叶坤厚在京城待了大约两个月，其中有八天是住在风景秀美的圆明园旁专为大臣准备的住所，然后便折回到南阳。[84]第二年相对平静，但1851年又是个多事之秋。匪乱又有抬头之势，镇压他们当然是首要之急，但由于和邻近的知府发生了矛盾，镇压匪乱的工作就复杂化了。很遗憾，我们只能看到坤厚所叙的一造，但是问题显然是由于坤厚努力想要进入邻县辖区缉捕匪乱而引起的。很显然，他的声望很高，致使邻近辖区的百姓也来找他，而他应所请求。一位有经验的下属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会与同僚产生矛盾。坤厚不仅干预其他辖区的事务，而且由于他的积极主动，使其他辖区的官员相形见绌。几年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坤厚意识到早年为官时的草率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85]但当时他并没有理会下属的提醒。不久，一名钦差大臣来视察这一地区。邻近辖区的知府呈给他一份匪帮头目的名单，声称他们的基地在南阳，以证明自己辖区没有土匪，而叶坤厚则有玩忽职守之失。

这些土匪基本上都是流动作案，一般都不伤害家乡的百姓，所以说南阳的土匪在邻近的辖区作案是可信的。地方官员一般也都否认自己的辖区出现问题，会把它们归咎于辖区之外的其他地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地方官员之间互相配合，平定匪患，不让他们到处流窜。但叶坤厚和邻近辖区的知府很明显没有进行这样的合作，当有人向钦差大臣报告土匪的根据地在南阳时，他立即开始担心起来，当时在南方，太平天国叛乱的声势正在日益壮大，他担心如果河南地方官员镇压土匪的措施不得力，会导致类似的叛乱发生。为了把可能的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他命令立即逮捕土匪的头目，并给了叶坤厚两个月的期限来完成这个任务。限定期限完成任务是当时官僚体制常见的做法。

坤厚的仕途和整个家庭的命运现在都悬而未决，伯英很快成为了父亲最得力的副手。他最初的想法是立即赶到省府，从父亲的角度陈述发生的事情，但坤厚反对这样做，而是悬重赏捉拿土匪头目。他命令辖下的每个县抽调精兵强将，南阳驻军则派出了最得力的将官。他们搜索乡村地区，谁提供线索就给予奖赏，并贴出告示，对捉拿土匪各个级别的人物制定分等级的奖赏制度。结果不难预料：为了得到奖赏，几百人（当然包括一些无辜的人）被交了出来，但审讯了一个月后，发现里面没有一个土匪头目。

最后期限不断逼近，叶坤厚却因心焦病倒了，伯英白天带着人马在山里搜查土匪，晚上则给父亲熬药。钦差催促速将土匪抓获，伯英在南阳和邻近地区继续搜索土匪藏身之处，最后缉捕了除逃亡沿海地区的匪酋以外的所有人。伯英想要继续追捕，但是一位年长的家仆劝他不要这么做，因为路途遥远，危险重重，这位家仆自己带人去了。过了几天，土匪营里的线人传来消息说土匪头目正在南阳以东大约三百公里的一个县城做生意。也许他是在把偷来的东西卖掉，也许是在做合法的生意。但显然是有意躲开那些官兵着力追捕的区域。现在叶坤厚必须在离自己管辖地区很远的地方展开搜捕行动（否则他无法按期限完成任务）。他派人包围了土匪头目，最终将他抓获，坤厚平息叛乱的任务终于圆满完成。

当伯英还在山里搜捕土匪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南阳，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很快，坤厚被传唤到省府，一同商议该如何处置抓获的土匪头目，伯英也一同随行。对于伯英应该优先考虑何事，站在他妻子的角度，其想法我们只能想象不得而知，但真实情况显然很清楚：辅助父亲、衙门事务比妻子的身孕更重要。后来，孩子出生，但伯英还没来得及见到，他就夭折了。而且对于要离开南阳，坤厚万分苦恼，因为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最小的儿子叶运尽心照顾她，甚至不惜“割股和药”以进——这是中国孝行的最高境界。当伯英和坤厚还在省府处理土匪案件的时候，消息传来，赵氏病危。他们急忙折返，路上得信：母亲病逝。叶家人在南阳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母亲过世后，按惯例，坤厚要辞去官职，回家丁忧（他在山东做官的弟弟已经因病辞去官职）。虽然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原因，坤厚不能继续担任官职（同时也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但他剿匪有功，足够为儿子报捐到官位。朝廷的制度似乎也认可这一点：忠心耿耿的一位官员辞去官职，回家守孝，失去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弥补，便安排他的儿子做官。伯英和弟弟都去了京城，最初的安排是把官位给伯英，但伯英却更希望留在京城，与诸先达、同学旧友聚首，于是为弟弟捐升知县，分发陕西，几年后当他的母亲和其他家人躲避太平军时，就是往那里去向弟弟处投奔。

留在京师的伯英，闭户读书，以待秋试，时出浏览风光，这是他另一段离开家人的悠闲时刻。1852年秋，他参加了顺天乡试，榜发，仍榜上无名。不久，消息传来，太平军由广西窜进，兵围长沙，长沙、安庆一水可通，安庆已有风声鹤唳之警。家人处境危险，叶伯英当即由京遄行回籍，十月底抵家，正好赶上了我们第一章中所描述的那些波澜惊心的事件。[8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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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氏族谱》（1944刻本），卷五，59页；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页。

2．《叶氏族谱》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4—5页。

3．《叶氏族谱》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7—8页；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6—7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航诗存》（光绪九年西安刻本），卷七，41页，提到坤厚的堂兄在1849年前后回到安庆，赎回一些过去被抵押的祖田。

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14页。

5．《叶氏族谱》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6页、7页。

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22页。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北京图书馆藏手稿），6页、19页。《叶氏族谱》卷五，58—59页；卷六，20—24页。

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3页。

8．《叶氏族谱》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1页。

9．《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2页；卷十一，《貤封资政大夫先伯父文圃公行述》，5页、10页。

1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有感》，5页；卷十七，《听稚子稚孙夜诵》，28—29页。

1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寄斗枢二首》之二，15页。

12．《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4—5页。

1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4—5页。

1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侍婢》，8页。这些诗都没有标注日期，但是是依照时间顺序来排列，并且很多诗的创作日期可以从诗中找到依据。这里的日期是根据前后诗中的线索推断出来的。

1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苦吟》，9页。

16．《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2—3页。

1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30—31页。

1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子夜歌五首》之三，14页。

19．《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9页。

2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7页、20页、23页；卷二，14页、19页、24页；卷四，19—20页；卷五，12页。

21．《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3—5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28页。

22．乡试通常设在省会城市，但由于安徽是新设立的省份，因而考试还是设在以前的省会南京举行。

2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3页。并可参见《诗存》卷六，30页。

2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13—14页。

2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9—20页。

2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送张县丞延龄赴任》，25—36页。

2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28—29页。

2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45—46页。关于觐见皇帝仪节，参见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203—210。

29．《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5—8页；《行述》，10页；卷九，《徐夫人行述》，9页。

3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9—20页、23页、27页。

3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21页。

3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少青作宰山东诗以勖之四首》之一，22页。

3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28页。

3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书事致感》，49页。

3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感叹》，41页。

3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1—16页，对水灾的记录最为详尽，但发生的时间却标示为1842年。并可参见《叶氏族谱》中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9—10页，他把发生水灾的时间记录为1840年。而《叶氏族谱》卷十一，叶运《跋长兄湘筠先生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后》，11页；以及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15—17页，也记录了发生水灾的时间，为1841年。［参见开封市地方志编委会所编撰的《开封市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一卷，48页。］

3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16—17页。

3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道光二十一年季夏中旬河决祥符直贯省垣城不没者三版人心鼎沸中丞牛镜堂鄂云浦两先生率郡守邹锺泉先生与民收之效死弗去天子命浦城相国王定九先生督办祥工至二十二年二月初旬合龙始撤防守前后凡八阅月黄流所过漂没者十数万人诚数百年来一大变故也作河决行纪其异得五十韵》，16页。

3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3—4页。

4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祥符中牟两次决口见黄流所过处惨然赋诗》，8页。并可参见《诗存》卷二，15—17页、28页。

4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三，47页。

42．Chung-li Chang，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7-34.

4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27页；卷二，14页。

44．《叶氏族谱》卷九，《徐夫人行状》，9—10页。

45．叶伯英：《耕经堂年谱》，9页。

4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9页。《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6页。

4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29页。

48．《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4页。

49．《叶氏族谱》卷十一，《送季弟斗枢入都叙》，20页。

50．《叶氏族谱》卷九，“行状”，《先妣赵太夫人行状》，5—6页。

51．《叶氏族谱》卷九，《先妣赵太夫人行状》，5页。

5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感遇诗十首》之七，1页。

5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过古庙》，43页。

5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贫富谣》，8页。

55．《叶氏族谱》卷九，《徐夫人行状》，10页。

56．《叶氏族谱》卷九，《徐夫人行状》，10页。

57．关于清代女性的伦理影响，也可参见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205-216；and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47，196-200.

58．David Wakefield，Fenjia：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

59．《叶氏族谱》卷十，《运公豫作亡儿叔黻墓志铭》，2页。

6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14—15页；卷十三，35页；卷十七，20—21页；卷十八，17—18页。叶莲的儿子也曾在山东辅佐自己的父亲（同上，卷八，34页）。

6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9页；卷二，14—15页、22页；卷三，14页；卷四，48页；卷六，15页。

62．《叶氏族谱》卷十一，《行述》，15—21页。叶运担任的职务很低，得免于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这一规定的限制。

63．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2页、16页。

6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2页。

65．《叶氏族谱》卷一，39页。

66．《叶氏族谱》卷十一，《行述》，12页。

6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0页。

68．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0页。《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2页；《行述》，12页、20页、37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41—42页。

6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43页，描写了一位侄孙参加科考的经历。

7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喜大儿伯英入泮诗以勖之二首》，18页。

7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秦淮杂咏六首》之五，24页。

72．叶伯英：《耕经堂年谱》，7页、10页、16—21页。

7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42页。并可参见卷一，18页；卷二，24页；卷三，33页。

74．鲁迅：《阿Q正传》（1921年），收入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文选》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年），102—154页。

7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二，18页。

7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示伯英、伯勋》，4页。

7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29页。“松”和“竹”经常被用来比喻一个人品德高尚。“竹”还包含一个双关意，因为虚心的字面意思是“空心”。

7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0—11页、44页。

7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27—28页。

80．以下叙述基于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3—31页；《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3—14页。

8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惩隶役》，46页。

82．T'ung-tsu Ch'ü（瞿同祖），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83．《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2—13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16—17页。

8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20页。

8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22页。

8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3—31页。《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3—14页。

（四）内乱

中国近现代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中国抵御西方侵略的历史。从长远来看，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威胁着清王朝的稳定，甚至生存。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史书都着重讲述了几位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他们倡导要学习西方的科技，主张借鉴现代工业技术来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以增强军队和海军的实力。[1]然而这种“自强”却没能解决大多数官员——包括叶坤厚和他的家人在内——眼里对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即肆虐于内陆地区的大规模的内乱，而不是沿海的欧洲人。如前文提到的，叶坤厚和儿子伯英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并不怎么关注。相比之下，内乱却让他们流落他乡，使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同时，内乱也给了叶家出仕者一个向朝廷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并因平乱有功而得以加官晋爵。内乱也使统治阶级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利用儒家的经世思想来治理国家。

在19世纪中期，国内多处发生内乱，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从1853年到1864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控制着周围的江南地区，清政府的很大一部分税收即来自那里。在其北部安徽和河南，差不多同时有捻军的动乱，他们在最初就是叶坤厚和叶伯英1851年镇压过的匪帮。捻军四处作乱，各个队伍人数最多时达数千人，他们的根据地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十分贫穷的地区，从这里，他们横扫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直到1868年才最终被剿灭。西部地区，发生了回民暴动，一些回民试图推翻清王朝统治。西南部云南发生的暴动从1855年起一直持续到了1873年，致使该省人口锐减了大约一半。1862年，西北部地区回民和汉民之间的冲突，导致地区局势动荡，而且愈演愈烈，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877年。[2]在中国辽阔疆土上，没有哪个地区能免于这些动乱的破坏，因此，对于清王朝来说，它们构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那些寻求通商的欧美“夷人”。

最终，清政府战胜了这些挑战，同时自身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各个层级的政府当中，出现了一批新型官员：讲求实效，他们要通过科举考试，但战场上的战绩同样重要。叶坤厚，他的两个弟弟，还有儿子伯英就是这样的地方官员。另外一些人也得以重用，并且影响力更大，他们曾效力于曾国藩（1811—1872）领导的湘军，或李鸿章（1823—1901）领导的淮军。虽然曾国藩和李鸿章都均系进士出身，但他们部队中的军官多是因平定内乱有功而得以擢升的，其中有不少人没有任何科名。[3]刘铭传（1836—1896）原是地方团练的指挥官，出身平民，没有任何功名，他参加淮军抗击捻军，靠带兵打仗不断得到升迁，在1885年台湾建省时任第一任巡抚。还有一些人像叶伯英一样，只是通过了最低级别的考试（生员）但却获得了疆寄一方之任（官至巡抚、总督）。刘坤一（1830—1902）是湘军将领，带兵镇压太平军，在世纪之交时成为手握重权的两江总督（先后两任两江总督）；丁日昌（1823—1882）的仕途也遵循了同样的轨迹，最后官至江苏巡抚；岑毓英（1829—1889）率军镇压云南的动乱，成为西南地区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4]

在19世纪后半叶，决定中国地方一级如何治理的就是这一类型的官员。他们关心的不是现代化，甚至也不理解现代化的概念。他们的治事中心是恢复和维持秩序。他们反思内乱的根源，以及平定内乱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件事情曾经耗费了他们很多精力，也是他们为官生涯的最主要内容。从叶坤厚的诗和叶伯英个人的一些记录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些19世纪中叶官员的思想，这在官方文献中有时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接着第一章来讲述内乱时期叶家的故事，当时说到，叶坤厚把家人送到了陕西，然后自己去参加淮军，抗击太平军和捻军。

叶坤厚和当地官员一道，组织地方团练抗击淮北的暴乱，很快，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筹集款项上。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主要工作是从有钱的士绅那里募集钱粮款项，而作为支持官军的回报，这些大族会获得相应封赠。一次，清军大胜，他说服当地士绅捐了十万两白银。1855年底，他调任河南（他曾在这里任职），巡抚英桂安排他去位于归德的军营赴任，这里靠近河南与安徽、江苏、山东三省的交界，治理尤其困难，猖獗的土匪可以很轻易地逃到彼此邻近的不同辖区。在这里，坤厚亲自带领部队辗转各处，风餐露宿，官兵信心大增。这些经历与他在南阳担任知府的舒适生活截然不同，当时他有家人在身边，还有华丽的园子可以散步休息。虽然现在的很多工作是管理性质的，比如写报告、保证后勤供应、筹集款项、任命官兵以充实部队，但他常要在路途颠沛，住在野外，远离家人。一次他正在帐中处理公务，乱军偷袭，差点没能逃脱；还有一次他带领部队在河南南部被困，半个月后方被解救。这次的官职对体力是个考验，他瘦了，但多年以后，回首这些经历时，他想起了幼年时激励过他的那些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在诗中写道：“男儿入世须磨砺，磨砺不深非大器。兵戎水火得亲尝，方成铁汉撑天地。”[5]

他成功地清剿了归德地区的捻军，1856年秋天，经巡抚举荐，他动身去京城觐见皇帝。从前文看到，觐见皇上在为官生涯中是一件荣耀的事，叶坤厚详细记录了与皇帝的谈话。面见天子不仅会身价陡增，还是一个难得的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性格、学识，以及才能的机会。1856年10月23日，叶坤厚被领进大殿。像以前一样，大殿的宏伟，朝臣的精致朝服，以及弥漫各处的香气使他触动。他拜叩在咸丰皇帝面前，等着皇帝发问。皇帝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还不及他年岁的一半，可能是操劳国事的原因，咸丰有些瘦削，却很和善慈悲。他在位的整个时期几乎都充满着内忧外患。他治理国家并不有力，给坤厚的印象总是非常忙碌，但对情况却不很了解。不过，坤厚仍然深情地记得他。[6]

皇帝看过关于叶坤厚背景的简要记录，先是按惯例询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前曾担任过的官职，他来京城时的路线及沿途的收成等情况，并特别提到了坤厚在南阳做知府时成功平捻之事，还有在安徽时有力地组织团练，然后问到为什么没有被保举。坤厚谦虚地回答说：“绅士在营当差，为家乡出力，分所当然，不敢仰邀议叙。”皇帝又问他是否会骑马——满族人以此判断官兵战场上是否英勇——坤厚坦诚说：“勉强能骑，不甚熟悉。”最后，皇帝又问了一些关于坤厚曾经在其麾下效力过的几个指挥官的情况，然后便让他退下了，并告诉他第二天再来。[7]

第二天，皇帝主要谈的是安徽—河南前线的战略问题。他询问了安庆以北桐城的情况，两年前，坤厚率领的部队没能攻克桐城。坤厚回答说如果不先夺回安庆，就不可能攻克并守住桐城，他还说安庆一旦夺回，还应该成为省府。坤厚的回答毫不奇怪——那里是他的生长地，他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如果说这个问题暴露了皇帝对长江流域战事中的战略问题有些含糊不清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更令人不安了。他问道，周家口是何地方？当时河南巡抚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坤厚不得不解释说这个城镇是豫南一个主要水路码头，商贾云集，在这里货物被卸下来，往北运往省府。皇帝竟对地理如此无知（难道他没有地图吗？），确实会令大臣有些不安。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皇帝沉默了，良久无言，于是坤厚叩头谢恩而退。[8]

像以前一样，坤厚不是独自来到京城，而是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和长子同行。在坤厚觐见过皇帝之后，他想获得较高任用的希望落空了。皇帝只是命他返回河南，“以知府补用”，由巡抚酌情安排职位。然而，这次北京之行并不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也有出于整个家族利益的考虑——希望为别的成员谋得一些进身的可能，以充分利用坤厚在河南的勋绩和觐见皇帝这一无上荣耀的机会。坤厚的长子伯英在1855年到了陕西省，为躲避太平军，他与母亲流落于此。在那里，他阅读各种典章和治国方策，从躲避太平军的磨难中恢复了过来，但更渴望能有进身的机会，也渴望在朝廷危难时能尽自己的一份绵力。1856年，他先于父亲两个月抵达京师，也是为了见见旧友，看有无可能谋到什么职位。父亲见过皇帝之后，他成了户部广东司的一名主事。[9]

他的叔父叶运一年前想到京城参加考试，但黄河泛滥，路途受阻，到京城时已错过考期，只好作罢。叶运总共参加秋试六次，均以失利告终，这次到京城是第七次参加考试，此时南京已落入太平军之手，无法举行考试，只能参加北闱。有四位主考官都荐举了他的文章，但排名都不够靠前，没能通过。现在他认为命运已经注定他不能通过这条道路获取成功，所以放弃了考试，从第二年起便跟随坤厚左右。当坤厚奉旨返回河南，就地任命时，叶运缴纳了规定的款额，从而可以不受“回避制度”的限制，前文提到过，该法令旨在阻止同族人在同一省份担任官职。于是他们一同回到了河南，巡抚也给叶运分配工作。不久以后，朝廷认为花钱就可以不受回避法令的限制会产生不良后果，于是，叶运又不得不放弃官位。接下来的六年里他都在组织团练。[10]坤厚二弟叶莲的仕途则更遵循常规，他又回到山东做了县令，后来一直在那里任职，直到1871年去世。[11]

总的来看，叶家人谋求前程的努力卓见成效：三个兄弟都获得了地方职位（尽管有两个人只是候补官员），叶伯英则为京官。伯英的弟弟又在陕西做地方官，这样的话，叶家两代人中有五位在朝为官。他们的官位都不是因为通过乡试或殿试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平定内乱的勋绩。这种获得官位的渠道使为官者具有了实际的治理经验，但是也显示出旧的体制，即通过相较公允的考核来评估、提升知识能力的科举考试制度，趋于瓦解。叶家所出上一位声望赫奕的官员是四百年前的事了，突然间五个近亲高升，不大可能是对每个人才干客观衡量的结果。家族的勋力成为了获得权势的新途径。

叶坤厚回到河南后，奉委总理捐输局文案银钱事务。当时朝廷急需银两，便通过捐纳来筹措，叶坤厚负责经办此事。1859年，卖官收入竟达三百万两白银之巨，叶坤厚出力劝捐成绩突出，被“奏奖以道员归河南候补班补用，俟补缺后再行送部引见”。此年12月，他又被调派总办营务处，负责督查河南军务开支中的欺诈和浪费行为。他最大的挑战就是惩戒那些在府库中任职时间较长的衙吏，因为他们特别擅长篡改账目。实际上，叶坤厚说随着新税种带来的可观财政收入、捐纳买官的收入和大量的平乱军事开支，在内乱开始后的十年里，有差不多上千万两白银被挪用了。

叶坤厚在开封任职十余年，负责督办与平定捻军相关的财政、军事事务，有时也率军实地参战。这样的经历使他经常思考造成如此灾难性内乱的根源。在大部分关于这个问题的诗作中，他都指出并分析了之前提到过的那些因素：常年和平导致军队软弱无力；士族阶层生活奢靡，与社会底层渐渐疏远；仁爱、谦慎和至诚等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精于算计，自私自利，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不过在很多首诗里，他也指责了官员。他写道，人性本善，只是被环境逼迫才变得狂暴；内乱发生的根源在百姓的疾苦，而更深的原因在于官员的贪腐、治理不善，是典型的“官逼民反”。有一首诗，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同僚：

饥寒迫处起奸人，走险无方遂挺身。

犯顺情危非得已，乘机祸发每相因。

清流要澈源头水，息火先抽釜底薪。

休养不须寻异术，安民只戒吏贪嗔。[12]

官员除了贪腐，有时还会在处理纠纷时徇私枉法，这样也会导致问题滋生。[13]在庭审中他们应当避免严厉的惩处：“县官抚驭失其理，遂致奸民乘衅起。”[14]叶坤厚尤其谴责了那些向百姓课以重税的残暴官吏，他们只想着高升，不管百姓死活。一位官员因减免百姓税款总完不成赋税征比工作而被降职，叶坤厚写诗赞扬了他。他尊敬这样的官员，他们宁愿冒着被贬职的风险，也不愿逼迫灾民多交赋税。[15]

当然，这些诗里提到的是治理百姓的一个层面，对于内乱的起因也只是泛泛而谈。坤厚和伯英根据自己在河南的经历，更加具体地分析了捻军动乱的起因，并认为是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才导致内乱愈演愈烈。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是其颇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狂热的宗教信仰；捻军则不同，他们没有明确的思想体系，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最初只是一些在淮北、豫南四处流窜作案的匪徒。这里是中国北方大平原的一个落后地区，时有旱涝灾害，而这一地区的贫民长久以来不得不设法谋生，包括贩卖私盐、四处乞讨（通常成帮成群，人数众多，难以控制）、敲诈勒索，和武装起来进行拦路抢劫。捻军就是由这些土匪和走私团伙发展而来的。尤其是1851年开始，黄河流域发生大面积洪灾，并持续了好几年，从而彻底改变了黄河河道，形成了今天的流向，即流经山东半岛北部。随着河道的改变，发生了生态危机，使动乱加剧，逐渐地，匪帮结成了庞大而松散的联盟，即动乱的捻军，一直持续到了1868年。[16]

1851年，叶坤厚任南阳知府的时候，捻军动乱刚刚开始。叶伯英以他所见，详细描述了这场动乱是如何开始的。在豫南各县，每到冬天农闲时，青年男子都会聚集起来喝酒、赌博，成群偷盗，人数从十几人到上百人不等。当其他民户去参加庙会、看戏、赶集、赌博、看杂耍等等，以欢庆秋收的时候，他们便四处挑衅生事，直到当地世家大族以酒肉招待方才作罢。当他们需要更多粮食或钱财的时候，便去官道上强取豪夺，对象通常是商人或其他路过的有钱人。留下买路财就可以放人，拒不交纳则会被绑架，并向家人索要赎金。这些年轻的暴徒和罪犯团伙仗着人多势众，又有战斗能力，索取保护费，并收买当地世族大户。

对付这些乱军，官家常用的办法是冬天和初春时在当地征募联防，至农历二月再将他们解散，因为这时暴徒和团兵都要回到乡下种植庄稼。夏季通常是农忙季节，暴徒往往不会滋事，而冬小麦会在春天收割，正是“青黄不接”时，于是会被他们盯上，毕竟，他们大多也是迫于生计才成为匪徒的。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政府对地方联防重视不够，再加上长期的干旱或水灾，农民缺少粮食，也不必再忙于农活，于是河南境内便出现了“职业”匪帮。随着其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较高职位的官员惊恐起来，紧急下令逮捕这些不法分子。普通农民则被夹在中间。当地士绅向坤厚反映说，土匪武装起来对农民下手，他们偷盗粮食和牲畜，欺辱妇女。地方官府军队在抓捕过程中需要帮助的时候，农民们皆三缄其口，因为担心如果告密，将会受到这些犯罪团伙的报复。其结果就是，当官兵去抓捕的时候，十有九次是空手而归。好不容易找到土匪，则会遭遇顽强抵抗，土匪明白，一旦被抓，肯定要被处死。冲突有时会造成官兵伤亡惨重，这尤其使官府更加坚定决心要清剿他们，于是派出更多官兵在乡下彻底搜查土匪行踪。反过来，这种镇压又迫使土匪组成更加强大的团伙来进行抵抗，最终，他们便从偶然犯罪的不法分子变成了彻底的乱匪。[17]

叶坤厚在南阳做知府时，目睹过这一早期阶段的匪乱情形。现在，他再回到河南，领导官兵要镇压的则是一场彻底的叛乱。中间那些年，坤厚是在安徽的山区度过的，与那里的农民一起生活，感受到了一种社群感。他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必须消除，“但愿官同民一心，莫教如火益热水益深。”[18]面对叛乱，他的解决办法基于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各乡村要靠团练进行自我防御，其他地区的官员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对付叛乱，因为中央政府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军事援助。[19]在这个过程中，士绅的协助尤其重要。有一次，叶坤厚恳请当地士绅出手相援：他们了解当地风俗和地势，知道土匪可能藏身之处。[20]对此，叶坤厚的另一些诗则是写给普通百姓的，提醒他们官军不可能保护到每个村镇，因此必须依靠自己。他告诫人们，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与叛匪勾结，因为叛匪可能随时会对他们下手。如其中一首，很明显是写给广大民户的，在诗里，他强烈要求民众利用自己人数众多的优势，手握农具将叛匪包围起来：“尔民护良田，咸知去良莠。曷弗推此情，协力除奸丑。既保尔子孙，还安尔父母。尔祸尔自贻，尔福亦自受。尔试闭目思，余言堪听否？”[21]又一次，当一帮民户恳求官府出手相助，并抱怨官兵总是到的太晚，不能保护他们时，叶坤厚表示愿意伸出援手，承诺会肃清这一带的土匪，但要求农民也要拿起手中的武器，与他一道战斗。[22]

面对全副武装起来的乱匪，农民不可能觉得这样的提议有什么帮助。一次，捻军组织大规模部队，草靶和锄头当然不是对手。到1860年代，各路捻军已结集起强大联盟，攻占了淮北和豫南很多筑有防御工事的村镇。太平军依靠的是驻扎在所攻占城池的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而捻军则不同，他们很少攻占大城市，更倾向于活跃在华北平原的广大村镇，其规模越来越大，袭击和洗劫了诸如关卡、渡口，或人口稠密的市镇，因为在这里他们容易有所斩获。劫掠多发生在冬季农闲时，或者是夏末，因为这时地里的高粱可以为他们在官道“劫径”提供掩护。这种劫掠活动在当地司空见惯，以致在捻军中，把出去打劫叫“下乡”，而当他们抢够了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其他战利品后，便会“回巢”。[23]到咸丰末年，劫掠活动的规模较最初大了很多，但其基本模式则是延续了多年的一贯行事。

应对这样大规模的乱匪武装力量，需要更有组织的统筹和更好的部队装备。在河南，负责协调统筹的是毛昶熙（1817—1882），他于1860年被任命为钦差督办河南团练，时年43岁。毛昶熙的父亲在京做官，而他自己三十岁前已考中进士（他的父亲和兄弟也同为进士）。作为左副都御史和顺天府丞，他因为巧妙地处理了几起复杂的刑事和腐败案件而受到瞩目。在提交的请愿书里，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危机，然后受命回到家乡督办团练。[24]很有可能叶坤厚刚开始在河南候补知府的时候，毛昶熙就已经和叶坤厚相识，因为毛昶熙是1839年在开封通过的省试，而当时叶坤厚和家人也都在开封（之后毛昶熙还为叶坤厚的诗集写过序）。叶伯英在户部广东司任职时，经常与毛昶熙见面，毛还邀请他和他的叔父叶运做自己的幕僚。两人都欣然承应。对伯英来说，这样的机会，还有毛昶熙的照顾，比在京城官僚体制中担任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更有利于他的前途。[25]

遗憾的是，淮北和豫南的两万官军，并不足以控制活动于该地区的捻军，捻军成千上万，组成了几百个帮群，而且当官军出击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分散开来，混入当地老百姓中。毛昶熙的策略是“坚壁清野”，这策略自古即有，到清朝时已经成为镇压大规模内乱的常用方法。人口都集中于筑有防御工事的栅栏里，庄稼一收割，便把所有的粮食、饲料和牲畜都存放在那里。农民挖出沟壕，以减慢捻军的突击部队——骑兵的行进速度。他们还有一套信号：一声枪响，意思是附近有叛军，大家要停止田间劳作；两声枪响，意思是要赶紧回到栅栏里；三声枪响，则表示要关紧大门，防御部队要在土墙上排好队列。这一策略类似1960年代越南反叛乱专家提出的“战略村镇”。此策略推行后，河南建起了上万个“寨子”，还有几百个瞭望塔和用石头围起的哨岗，练成了几十万民军。[26]

叶坤厚对这一策略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很不满意，写了一首长诗来批判。诗的开头还是对官员的治理方法提出异议和批评：“朝廷设官吏，本以民为基。官吏失抚字，朘削歼膏脂。公堂有豺狼，四野生枭鸱。民穷盗贼起，揭竿走险。”叛匪势力越来越大，官家便撤退到有城墙围筑的州府里，“官不及顾民，官民遂两歧”。所以百姓还是要依靠自己，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建起“寨子”，并以高墙和深壕围起。这当然正是毛昶熙所提倡的策略，而不是由农民提出的。这些栅栏的武装不仅仅是农具，还有枪炮。其初衷是要抵御叛匪，但结果却是村里和路上空无一人，游客和商人成了官道被劫的受害者，而当官府进行调查时又找不到人证。作为官员，叶坤厚无疑对这种强大“寨子”的社群感到怀疑：“始为御贼计，积渐弊益滋”，“防鼠而养虎，终当悔噬脐”。[27]

这种筑有防御工事的乡村社群可能会造成危险，尤其是当其落入那些教徒手中的时候。官府腐化，以致民间出现了很多异教团体，包括各种宗教派别。比如，当时就有一个松散的民间宗教——白莲教，有许多信徒，其教义宣称信奉该教者可在乱世浩劫中获得救赎。除了这些核心的信仰以外，白莲教教徒还有练拳的传统，以及有很多圣歌、符咒，偶尔还有一些仪式，宣扬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在动乱年代，习武是必要的，而武艺精湛的人也通常会成为各宗教派别的领袖人物。[28]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对各自的信仰极其虔诚，近乎狂热，在抵抗外来侵袭时，充满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与太平天国运动极其相像。叶伯英曾参与清剿这样的一个组织，当时他们占领了一个村庄，叶伯英称之为金楼寨。[29]这里防守严密，四周都是极深的沟壕，伏有竹钉，官军的骑兵和炮兵多次攻击都无果而终。于是官军将其层层围住，切断了粮食供应，官军还怂恿其中态度游移的匪徒投诚，让他们酒足饭饱后带到两军阵前，敦促别的匪徒也仿效他们，以图瓦解士气。官军的围困长达一百天，又经过最后的猛攻，堡垒终于被攻克。寨子里无一人生还，据说最后唯一的食物是干人肉。[30]

叶坤厚熟读儒家经典，相信人性本善，认为只有贫穷和不幸的逼迫才会使他们走上歧途，即使是叛乱的捻军，也依然是天子的臣民，他们应当与妻儿团聚，继续在田间劳作，以免于惩罚。[31]他深信大部分的叛军都是被迫卷入叛乱的，也赞同朝廷布告中提到的“协从罔治”：如果是被迫加入叛军，且愿意投降的，可宽大处理，予以特赦。他的诗里也说：“被胁或可原，解散赦不问。倘能缚渠魁，赏岂千金吝。”[32]同时，多年的平叛经验使他确信，有些人在歧途上已经走得太远，邪念根深蒂固，对于他们来说，不应该有丝毫怜悯或宽厚之心。早年他任南阳知府的时候，就经历过这样一次刻骨事件。一次在肃清乡村地区土匪的行动中，匪帮中几百人被抓。其头目被判以极刑：剥皮，断骨，开膛破肚，烙铁灼烧腹部。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们从没有喊叫。他们的顽固使坤厚深信，这些人已经太过邪恶，应该受到最严酷的刑罚。他毫不犹豫将他们砍成肉酱。[33]同样的道理，他认为官府对叛军采取的“坚壁清野”政策有其效果，尽管它的危害性同样极大。[34]

率官兵作战，四处辗转时，叶坤厚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破坏，兵连祸结，满目疮痍，这一经历使他变得极其冷酷。他将叛乱比作患，认为病已太深，靠对几个头目处以极刑远不能治愈。[35]一场战役之后，他看到田地里满是叛军的尸体，对那些置家人于不顾参与叛乱的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暴亡他乡，成为无名野鬼是罪有应得。他有诗云：“生不养父与母，死不顾妻与子。生作亡命徒，死是无名鬼。断骨零骸满道周，鸟鸢乱啄无人收。”[36]成功剿灭叛军后，他们的尸体被焚毁，叶坤厚面对这场景，对远处受伤和将亡的叛军发出的抽噎声无丝毫怜悯，他有诗云：“哭声闻啾啾，谁悯凶顽殁。鬼火闪深青，燐燐照白骨。”[37]还有一次官军取得胜利后，叛军丢下武器，逃跑了四十多公里，官军则不断追击，抓到即格杀勿论，以致整条路上满是尸体。[38]后来，叶坤厚回忆起对叛军的这些屠杀时，用“杀人如麻”形容。[39]坤厚的诗集中有几十首描写战争的诗，虽然战争的破坏也使他痛苦，有时会想，“何况盗贼亦人类，祸福岂曰无津涯”，最终，他还是坚定信念，认为只有彻底消灭叛军，才能安定太平。[40]

他最同情的还是普通百姓。他曾写过一位老人的故事，极是感人，老人驼背，耳聋，且已负伤。赶去战斗的官兵将他捉来以作民夫，并咒骂他行动迟缓，“驼背龙钟行且顿”。部队回来的路上，坤厚在路边看到了这位老人僵硬的尸体。[41]当时平原地区战火肆虐，路上满是难民，跣足褴褛，踉跄而行，沿途乞讨，饿殍遍野。[42]留在村里的百姓，食物和衣物被叛匪劫掠一空，官军来后，又遭不断骚扰，要他们交纳钱粮，支持官军。[43]官军在行进过程中，到处搜刮粮食和饲料，征募民夫。农民已不堪重负，真是：“事急若星火，财征若水流。十年撄巨寇，五道出诸侯。彫瘵残黎尽，诛求敝赋搜。贼氛临四面，筹备竭中州。”[44]

当然，叶坤厚也承认，士兵们也饱受摧残。他们大多都是征募而来的农民，他曾亲眼目睹他们在血腥的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以他们的视角，写了三首《军士怨歌》，问苍天、明君和元戎为什么不关心民间的疾苦，使百姓远离家人，忍受长达五年的苦难战争。[45]坤厚意识到士兵们经常缺乏物资，伙食粗粝，有时候，他们在战场上的欠佳表现是由于给养不足。[46]因为曾与他们共患难，所以当士兵打了胜仗一路高歌回营时，他也默许他们抢夺战利品的行为，他有诗云：“天凄白日冷，战血衣裾盈。金银共财帛，囊橐腰间横。犒赏牛羊豕，夹路壶浆迎。”[47]19世纪的战争就是这样，常用战利品或放纵士兵掠夺来犒劳士兵。

战斗结束后立即写的诗里，叶坤厚似乎接受了士兵的这种行为。后来，在更具有反思性质的诗里，他又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批判。他写过两首特别辛辣的诗，《逃兵行》和《逃勇行》，对比了部队在叛军面前的懦弱和在百姓面前的强悍，要知道，这可是他们要保护的人啊！地方招募的民勇缺乏纪律，实在可耻。

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胡然而前，胡然而后，胡然而散若鸟兽。

自以勇为名，不勇公雠勇私斗。

平时杀人以为功，即至寇来翻畏寇。

装束新奇言诞夸，饮食肥甘粮饷厚。

嬉笑欢哗唾骂怒，稍不加意辄诅咒。

无贼扰乡村，有贼离烽堠。

豕奔兔脱狂且骤，鱼肉良民谁敢究？[48]

谈到士兵，叶坤厚言辞间少了份生动，多了些分析：

盗贼如梳，土匪如篦，官兵如剃。

兵不杀贼翻以贼为利。

始而视贼轻，继而中贼计，终而见贼避。

……

贼所已到兵不来，贼所未到兵反至。

兵不仇贼乃仇民，搜刮民财及衣被。

白昼攫人人叫呼，妇女走藏羸弱系。

朝廷养兵数百年，误国殃民半无济。[49]

这里，叶坤厚的诗句中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清朝官军经常欺凌普通百姓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叶坤厚在河南平乱前后约有十三年，从1853年到1866年。有时他率军作战，但后面的大部分时间则是在省府，任职于负责军务和捐输等政府部门。考虑到他对负担过重的农民心怀同情，所以他经常觉得征比赋税令人生厌就毫不奇怪了，为此，有一次他甚至请求辞职，并说在灾后的河南筹款就像“缘木求鱼”。[50]但很快他又接受了新的任命。[51]当内乱终于要结束的时候，贫瘠、荒凉触目可见。有一次，两个同僚从阵前回来，讲到了被遗弃的田地、干涸的水井还有废弃的道路，青壮年人被俘，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年老体弱者挣扎求生。[52]返回旧守南阳府时，坤厚所见全是毁弃、贫穷和饥饿。[53]经过叛军刚刚到过的一个地方时，家园尽毁，几乎找不到落脚之地。[54]

在家乡安徽，太平军和捻军动乱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官方的人口数据显示，该省人口从1852年的3760多万减少到了1873年的1450万。3760多万可能高估了战前的人口，但专家都认可安徽省人口减少了50—60％。在安庆地区，人口减少可能超过了60％（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严重程度：美国内战中，谢尔曼远征军穿过佐治亚时虽然造成了很大破坏，但187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佐治亚州人口较1860年反而增长了12％）。[55]有报道提到荒废的村庄，闲置的耕地，狼群在夜间四处觅食，这是文明退步的典型迹象。家园遭到焚毁、洗劫，家畜被偷盗和屠杀以供食用，书院和寺庙被毁，桥梁被焚烧，水利灌溉系统被破坏，田地被遗弃。这一地区要从这种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大概需要几十年的时间。[56]

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清政府还是挺过来了。无论是借鉴了基督教教义的异教徒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西部地区同样危险的叛乱，抑或是肆虐于北方的捻军，在遭遇到这些危机时，信奉儒学的士绅阶层都能团结起来，支持满族最高统治者，消弭内乱。八旗军17世纪时曾为满族人夺得天下，但到了19世纪，已经严重衰退，不堪一击，而汉人的绿营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一种新型的军队形式拯救了大清朝，即湘军和淮军。这些军队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常规军，武装有步枪和大炮。它们从地方团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地方上负责招募的士绅领导，这些领导人都曾指挥过保卫家乡的战斗，并显示出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内乱之后，这些指挥官被授予封号，获得爵位，封以相应官位，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将在清朝官僚体制中占据主要地位。[57]

1869年初，肃清捻军以后，皇帝颁发圣旨，叶坤厚、他的弟弟叶运以及儿子叶伯英，均因平定捻军有功而获得升擢。坤厚已在河南任职多年，担任过不同官职，现在他获封漳怀兵备道兼河南按察使、布政使，不过实际官阶最高也不过道台，河南省共有四位道台，每人分管三四个府，他是其中之一。坤厚与河南民兵总兵毛昶熙有些私交，毛于是给他的弟弟和儿子在自己手下安排了职位。叶运也被提升为道台，不久即被任命到离家乡安庆不远的一个长江口岸督办盐运，这可是个肥缺。叶伯英升职最快，被提拔为按察使，还受命在直隶任职，在那里，他的顶级上司是曾国藩，这也是最能对他仕途有所帮助的人。曾国藩曾任湘军总办，是当时朝中最有权力，也最受尊敬的官员。所有这些提拔和任命都彰显了叶家家族的成功，而它们在同一道圣旨中颁布，更是非同寻常。叶坤厚认为这种荣誉是祖先积德应得的回报，也给后人树立了榜样。[58]

叶家人获得这些官阶的途径在19世纪中叶很具典型，但在中华帝国晚期，却并不常见。尽管他们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一个人能获得举人或进士功名，而通常情况下，获取这两个功名方有资格做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谓不高，精通历代典章制度，如叶坤厚本人即在诗歌方面成绩卓异，写过无数首诗。但他们获得官阶的方式不是依靠科举，而是依靠在平定动乱中的勋绩。他们率军征战多年，克服诸种艰难，或是担任为军事战斗提供各种服务的职务，从而得以升迁。而他们在平乱期间的种种经历，和亲眼目睹的百姓疾苦，无疑决定了他们之后的治事方略。

叶坤厚的诗中多次提到一个教训，即叛乱是由官员腐败和专制统治引起的。曾在安徽山区避难数月的经历使他坚信：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如果给百姓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会组成一个和谐的社群；如果出现争端，应该通过合理的调解解决，而不是严厉的处罚。最重要的是，赋税要低，因为农民已经一贫如洗，再逼迫他们交纳，无疑会让他们铤而走险，甚至暴乱。叶坤厚认为减轻百姓负担，反映了儒家治国思想中一个重要责任，即为皇帝的臣民服务，并要保护他们，这就是常说的“养民”。这种责任体现在了一系列国策当中（其中很多我们会在下一章节论述到），如防治洪灾、发展农业，发生自然灾害时救济灾民等。问题是参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的土地税已经很轻了，只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59]而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任何现代化建设都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促进工业发展和加强军事力量。像叶坤厚和叶伯英一样，很多官员和学者信奉儒家治国思想中“养民为先”的原则，这使得后来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愈加困难。[60]

这一时期的经历还使这些儒家官员确信，无论百姓受赋税和官员腐败之苦有多深，如果国家动荡不安，混乱分裂，那么百姓的灾难就更加深重。官员的第一职责就是不要压迫百姓，以防止发生内乱。倘若一旦内乱发生，则必须坚决镇压。之后叶坤厚再读史书的时候，就更加注意其中有关内乱的记载，独夫、协从死党、乱人，他的结论是这些人积习难改，因此必须予以铲除。[61]19世纪的叛乱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萧条——死亡人数可能多达5000万——给后来的历史留下了一个炽热的印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内乱。[62]后世的中国官员仍铭记这个教训，政府的目标是保持社会和谐。

叶坤厚和叶伯英现在终于可以在和平年代做官了。下面要讲的是，他们如何将所思用以治民，及中华帝制末期官员的日常生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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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对费正清的反应模式的批判，参见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Jonathan D.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2nd ed.（New York：W. W. Norton，1999），141-263，则对此进行了详尽如标准教科书般的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同时书中还就进一步阅读提出了建议。

2．关于西南地区的内乱，参见David G. Atwill，The Chinese Sultanate：Islam，Ethnicity，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关于西北地区的内乱，参见Hodong Kim，Holy War in China：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1864-187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and Chu Wen-djang，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1862-1878：A Study of Government Minority Policy（The Hague：Mouton，1966）。

3．Ping-ti Ho（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Science Editions，1964），218.

4．Arthur W. 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reprint，Taipei：Literature House，1964），515-516，526-528，721-722，742-746.

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自题解剑观书图》，16页；也可参见卷十一，12页、19页、22页。《叶氏族谱》（1944年刻本），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6—17页。

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引见恭纪》、《二十五日引见恭纪》，36—37页；卷十三，《文宗显皇帝挽词四章》，35—36页；卷十四，《感遇二首》，35页。

7．《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7—18页。

8．《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7—18页。

9．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北京图书馆藏），53—55页。

10．《斗枢自叙同治六年丁卯以前节略》，《叶氏族谱》卷十一，25—26页。《榆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载叶叔亮：《退庵诗稿》（1918年刻本），1—3页。（叔亮为叶运之子。）

11．叶伯英：《耕经堂年谱》，55页。《叶氏族谱》卷十一，《代叙少青六兄同治六年丁卯以前节略》，18页；卷六，22—23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七，11—12页。叶伯英帮助编纂了1867年版本的族谱，在这之后，族谱中有关这一支脉的记载就不尽准确了，例如，有关叶莲去世日期的记载后来证实就是错误的。根据叶坤厚同时期的第一手记录资料，叶莲卒于1871年。

1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乱后示诸同寮》，26页。

1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有慨》，12页。

1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3页。同时参阅卷十三，《按狱陈州感赋》，7页、12页。

1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送瑛中丞》，10页。同时参阅卷十二，《愁饷》，10页；卷十一，《促织》，34页。

16．Elizabeth J. 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96-151，是对捻军起义最全面的记述分析。也可参见Siang-tseh Chiang，The Nien Rebell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4）；and Ssu-yu Teng，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1851-1868（Paris：Mouton，1961）。

1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23—24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4—5页。

1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有慨》，12页。

19．Philip A. Kuhn（孔飞力），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2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5页。

2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示百姓》，9—10页。

2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7页。

23．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卷一，65页。

24．缪荃孙：《续碑传集》（1910年；再版，台北：文海，1973年），卷十三，1—2页。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再版，台北：文海，1971年），411—412页。

25．叶伯英：《耕经堂年谱》，62页。《叶氏族谱》卷十一，25—26页。

2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66—71页。也可参见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41—50；and 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122—27，以了解坚壁清野政策。这一政策最早采用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

2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阅开陈各属庄堡感赋》，卷十三，2—3页。

28．关于华北地区的宗教派别及其与大规模内乱的关系，参见Susan Naq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and 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Daniel Overmyer，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Joseph W. 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38-67，333-40；and（for a work that questions the label “White Lotus”）B. J. ter Haar，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Leiden：E. J. Brill，1992）。

29．大部分其他的资料称其为金寨（或堡垒、要塞），汉字“塔”和“炭（盆）”发音很相似。关于金寨，参见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150n；及《毛昶熙传》，载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414页。

30．叶伯英：《耕经堂年谱》，74—78页。《叶氏族谱》卷十，“墓志”，2页。

3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1页。

3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军次泌阳再谕诸逆》，4页。同时参阅卷十二，《谕示诸匪》，1页。

3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八，4—5页。

34．William T. Rowe，Crimson Rain：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05-209. Rowe describes jianbi qingye as a "scorched earth" policy．他将“坚壁清野”称作“焦土”（scorched earth）政策。

3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1页。

3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战后慨群匪被诛者》，10页。

3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官军破张圩》，22—23页；卷十二，19—20页。

3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4—5页。

3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自题风雨对床图》，4—5页。

4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喜雪步意琴韵》，43—44页。

4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捉夫行》，12页。

4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48页。

4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哀捐输》，9页。

4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军需局杂感四首》之一，41页。

4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6页。

4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3—4页。

4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劳军士》，31页。同时参阅卷十二，19—20页。

4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逃勇行》，2页。此处提及这些勇士衣着奇特，可能指的是他们穿着抢来的衣物。有关20世纪掠夺成性的强盗的奇特衣着，参见Phil Billingsley，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29-132。

4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逃兵行》，2页。

5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15页。

51．关于叶坤厚这一时期的官场生涯，参见《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4—22页。

5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1页。

5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44页。

5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3页、11页、12页。

55．Susan B. Carter，Scott Sigmund Gartner，Michael R. Haines，and Alan L. Olmstead，ed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 1，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Millennial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art A：“Population,” 217.

56．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471—75页、705页；安徽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8—21页、37页。

57．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Samuel C. Chu and Kwang-Chin Liu，eds.，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Armonk，N.Y.：M. E. Sharpe，1994）。

5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3页、14—15页。叶伯英：《耕经堂年谱》，89—90页。

59．Yeh-chien Wang，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60．See Mary C.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J874（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6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43—44页。

62．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236-248．他写道，“对安徽省的争夺异常激烈，因而它受的创伤也最深。”（239页）

（五）晚清的官场生活

19世纪晚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在欧洲和美洲，科技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轮船、铁路交通，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品生产及产品运输的速度，对于前人而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电报通讯遍布世界各地，几分钟即可将信息传达，而之前几十年，到同样地方，陆路邮寄，或是海上航运，则需要几周甚至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大的工业城市生产纺织品、钢铁、机器及各种化学制品，也开始出现许多新的消费品——从肥皂到缝纫机，靴子到自行车，等等，物用极为阜盛。而在西欧和南北美洲，政治改革催生出了民主宪政，出现了议会选举和政党政治，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同时出现了各种公民协会和职业行会，还有一些非常活跃、拥有极多数读者的大众纸媒——报纸。西方列强对基督教文化、文明充满信心，加上科技发达，生产出了很多新式武器，而国与国之间竞争激烈，报纸上又大肆宣扬铁血外交政策，促使列强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大肆掠夺，攫取殖民地，开发新市场。

西方列强试图“开放”中国，从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随后，英国割占了香港为殖民地，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的“通商口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但开放这些口岸并没有给列强带来显著增长的贸易额——中国的手工织品和兰卡斯特（Lancaster）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便宜，且更经久耐用，于是英、法两国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1860年攻占了北京城，烧毁了圆明园（几年前叶坤厚曾在这里觐见皇帝，并对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政府又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传教士在内陆地区传教，并准许西方外交官在京师建立永久性公使馆。所有这些事件都将彻底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但是，叶家吃朝廷俸禄的人更关心的是国内的叛乱，而不是外敌的入侵。

叶坤厚和叶伯英这对父子，还有叶坤厚的两个弟弟及他们的儿子，宦迹都是从平定粤匪及捻军内乱开始的，之后又着手善后事宜，恢复社会秩序。虽然他们始终没能爬到帝国晚期官僚体制的最高层——关于这一时期的众多史书中，甚至很少提到他们的名字——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宦绩不那么显扬昭著，所以才更为重要。他们关心的事物和为官的治绩也就更合乎常规，因此更可以代表晚清“同光中兴”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官员。这一时期，社会内乱终于得以肃清，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也达成了妥协。[1]叶坤厚的许多首诗，以及叶伯英的年谱里，均从个人的角度，描述了他们作为地方官员的生活状貌，而这在大多数基于官方文献的史书中是看不到的。下面要讲的是他们的宦海浮沉，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19世纪晚期中国朝廷统治的实质。

同治后期，内乱终于肃清，叶坤厚、叶伯英，还有叶运、叶莲，都因在平乱中的表现，获得任命，担任要津。坤厚留在河南，伯英则往直隶履新。虽然叶坤厚曾任河南布政使，却一直都是个地方官。他的一位朋友后来写道，同光之际的官场是非常黑暗的：“自戎事之兴，仕途品类混淆，杂以劳举，以赀进者，或取捷径致高位。”[2]随着时间推移，叶坤厚没有了年轻时要做一代宰辅的抱负，他说自己曾经渴望成为参天雪松，但现在却满足于做棵卑微的黄杨。[3]总的说来，他责怪自己：“入世几何时，万有六千日。百事无一成，惟将少年时。”[4]然而有时候，他感觉到因为自己出身卑微，故而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是受到了歧视。以前，他相信古人常说的“车笠之盟”，还引用了明代理学家和政治家王阳明的例子，说王阳明在做地方官时，即因治绩卓著而得到擢用。但现在时代变了，像他这样没有显赫背景的人，出身乡野田泽，是仕进的一个亏点，他的诗中写道：“我辈须除蔬笋气，古人最重笠车盟。”[5]

叶坤厚在河南做地方官长达三十余年，这期间他形成了一套相对一贯的管理哲学。其核心格言是官员对待百姓应该像对待自家人一样[6]，出现争端时应鼓励和解，遇到冲突，则应通过发扬博爱之心来解决。为了确保百姓不会忍饥挨饿，官员应当发展农业和蚕桑业，同时还要提倡节俭，以防一旦收成不好时有存粮应对，而国家则应当注重粮仓建设，以备粮食匮乏时赈济。[7]为了获得百姓的爱戴和支持，官员应当公正克制，做到喜怒不形于色。[8]像所有清朝官员一样，叶坤厚尤其警示为官者不要过分贪腐、自私自利，要警惕精于阴谋诡计的衙吏。说这些小吏惯于贪贿，压榨百姓，巧立名目，收取各种浮费。对于这些人，坤厚一向深恶痛绝，曾在不同场合把他们比作虎、狼和吸血的蚊蚋。[9]他还意识到为官者必须严防和杜绝家仆、下人的不当行为，他的应对策略值得一提：“奴无取其多才，亦无取其用佞。与其智也不如愚，与其巧也不如钝，钝而且愚方听命。”[10]在他意识里，聪明伶俐绝不是一个优点，头脑聪明反会引发怀疑。忠诚、正直、简单，是官员自己和下属应当具有的美德。

坤厚做官愈久，愈发谨慎和保守。回忆起自己早年为官的经历，特别是在南阳做知府时，满怀热诚，甚至在辖区之外缉捕土匪。此时，他却责怪起自己早年太过急躁，没有理会别人的劝告。[11]还有一次，他想起了古代先哲劝人克制的箴言：“欲行勿遽行，当止即须止。明哲以保躬，逊抑以明理。退身不为羞，进步或多耻。进退倘失据，蹉跌从此始。”[12]他喜欢将有远见、筹略周详的地方治理比作下棋，棋艺高超的人会关注整个棋局，权衡每一个棋子的走法。[13]在这些诗意的零散忠告中，他刻意把做人和为官的德行合并起来，对二者来说，他反对过激的治理方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相反，他推崇的是耐心和毅力。一次，他引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愚公每天挖凿一小块儿，最终移走了整座山，显示出做一件事要有的顽强毅力，这是一个优点（多年以后，毛泽东也引用了这一寓言，非常有名，不过他指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目标）。[14]虽然坤厚承认时代发生了变化，但当他视察当地书院时，却赞扬他们还在沿用宋代就已建立起的书院体系，指出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15]他写了一首长诗来庆贺政府最后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赞扬朝廷和地方官使天下恢复太平，欣喜于一切又可以恢复到从前。同一时期的另一首诗则称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清廷现在安全了，“铜鼎不须新铸象”。鼎是古代朝廷祭祀时所用的重要礼器，是封建朝廷权力和帝位的象征。此句的涵义是，既然已经平定了内乱，就没有理由再去改变旧有的治理方式。[16]

随着他的儿子、侄子，以及再后来孙子和侄孙相继进入官场，坤厚很乐于提出建议，指点和引导他们如何为官。他的建议主要是围绕道德层面展开的，反映出他坚信在太平时期，官员主要是通过自己操守来实施治理。正直、廉洁、进退得体是仕途成功的关键，他要求后代“祖宗功德须持护，莫使盈亏得互乘”。[17]坤厚还强调需要维持叶家“诗礼传家”的声望。然而，后人不应指望或吹嘘先辈取得的成就，“漫羡他人夸富厚，不移寒素始堪尊”。[18]仕途如果从卑微的县令开始，也不要轻视这个官位，而是要力争获得百姓的认可，以作为自己努力的回报。[19]他有一首诗是写给孙子和侄孙的，文字渊雅，语意谆谆，概括了他希望年轻一代应具有的行为标准：

品学由来在立诚，人前切勿逞聪明。

心经刻励方能用，事涉嫌疑莫便行。

须信老成多远虑，可知轻诺定寒盟。

恩当重报仇休记，忠厚何妨有过情。[20]

这种道德层面的建议，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对叶坤厚而言，它们比制定具体的禁令重要得多。伯英在直隶初任清河道时，父亲作了一组诗来教导他：“事能普济方真惠，政勿多言在力行。须臾儿孙留地步，莫贪势位负生平。慎勤两字胥堪佩，第一官箴是洁清。”[21]指出任何压榨百姓而企图肥私的做法都是不道德的。这些建议虽然司空见惯，却值得赞赏。除此以外，他还提到伯英位处津要，而且靠近京城，会有人密切注意他的言行举止，所以他需要一个明确的行事计划。然而，叶坤厚只是提供建议，并明确地说：“尔有嘉猷当自献，我无治谱足相贻。”[22]他认为，要想获得仕途成功，不是靠精明或者开明的提擢政策，而是要忠实地、坚定地、清简地遵循既定的儒家道德和为官原则。

这就是这一时期地方官员应当遵行的德行，但此时期地方官员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知道，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且复杂。他们全权处理所有辖区内的大小事务，集多种职能于一身，兼管地方刑狱、钱粮、征比、教谕，并负责公共设施建设、一方治安，遇警调度官兵，以及在每月祭祀和发生灾异时领导境内士绅求神礼佛。[23]官员是如何平衡这诸多角色的呢？

叶坤厚的经历让我们大致了解了官员的生活状态。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他很多时间都是在路上。这种流动性是帝制时期官员任命的特点。年轻人参加考试通常要去外地，通过科举获得任命后，要离开故乡前往外省赴任。叶坤厚最喜欢把地方官比作燕子，每年都要从家乡迁徙他处。[24]最让人愉悦的行程莫过于赴京觐见皇上，每次授任新职，当地士绅和士子都要站在路边迎候，准备马车、锦旗欢迎新知府上任，这些都让他们感到无限满足。[25]这种频繁的“在路上”生涯开拓了官员的眼界，有助于他们了解国家多样的地理风貌，也让他们时刻不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在有关自己到处游历的诗中，叶坤厚最常提到的就是各地的历史遗迹和名山宝刹。有时候，比如他曾在龙门石窟驻足，欣赏佛教石窟和恢弘的石刻艺术，这个时候，他只是在游玩风光。[26]而更多时候，他是往返于省府与任职地之间，在自己的辖区内四处巡视、观化听风，或者是调查某起自然灾害的灾后情形，筹措防范措施。正如前文提到的，在南阳任知府期间，他有时也利用这些在外巡视的机会，处理法律案件或解决地方争端。有时在寺庙或酒馆，他会遇到当地人，向他们了解情况，有时还会在路上遇到其他官员，甚至是以前的同僚或旧友，然后他们会彼此讲讲自己的经历闻见。[27]叶坤厚经常至寺庙，尽管他信奉儒学，对宗教持怀疑态度。偶尔，也会对这些感到厌恶，比如在参观一组由明末的太监建成的寺庙时，就说这些太监“昧心信虚无”，搜刮民脂民膏来建这些寺庙，很明显是要提高自己的威望。[28]然而，作为一个地方官，遇到天旱时，他很尽责地设坛祈雨，在雨后再去告祭。[29]尽管他自己不迷信，但他看到了宗教活动的社会效应。人们想看到这样的仪式，而这如果能让百姓满意，能安抚百姓，就应当认真地举行。

地方官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苦差事。繁忙的时候，坤厚可能需要熬夜写公牍，没什么时间与家人、朋友团聚。[30]当公务让他实在厌烦的时候，他渴望能辞官，但又遗憾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以放弃官僚。[31]尤其是为官生涯的最后几年，他感到公务实在单调无聊，已不胜其烦，将自己的生活比作驴子拉磨。[32]然而，到这个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封，过的是退居二线的半退休生活，地方临时有事务需要处理，还是会找他，但通常他都已是在省府办公。[33]

从叶坤厚的诗里可以看出，一位地方高级官员在省府的生活涉及很多社交活动，大多是在宴会、生日庆典和其他文雅但又令人心情愉悦的场合进行的。如一首诗里描写了一些年迈官员的聚会，他们都已年过七旬，其中还有一位是巡抚。[34]远离家乡来河南做官的这些人时常会聚集一堂，互通有无。[35]来自尼泊尔廓尔喀族的一个朝贡使团，响应皇帝怀柔远人之请途经开封，能接待这个藩篱以外的使团，叶坤厚感到无上荣耀。[36]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俗称同年），实际上就是同学，彼此之间的联系尤其重要，叶坤厚就与自己这些同年时常饮宴，斗酒赋诗。[37]

有时，这种社交活动也让人充满厌倦。有一次，他抱怨不得不与那些不速之客寒暄，以及出于礼仪考虑而进行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他完全心不在焉，而且厌倦了不断打躬作揖。[38]后来他逐渐适应了这类例行公事般的活动，甚至愿意利用它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如他的一首诗写道：“周旋岂肯入时趋，随分优游且暂娱。自顾粗才怜拙宦，闲将好语赚痴奴。尊多白酒人无恙，佩有青萍客不孤。正是春来数花信，未妨走马遍城隅。”[39]内乱平息后，社会渐渐繁荣起来，这些宴会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奢侈。叶坤厚想起了自己还在安庆时的苦难生活，当时连肉都吃不上，现在饮食变化太大了：

自从入宦场，阅历乃大变。

一饭费万钱，犹曰难下咽。

会饮集同僚，罗列珍馐遍。

夸多复斗靡，各各矜所尚。

百金中人产，筵席供歌唱。[40]

叶坤厚特地把这种奢侈的宴会与官员生活联系起来。社交工作对于仕途进取很重要，朝廷和官场的内幕通常都比较隐秘，社交活动能够打探到至关重要的内幕消息，而且还能结识对自己仕途有利的人。同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标志着一个人在上层社会地位：“世俗所惊惟富贵，高官厚禄心咸醉，骇汗奔趋拜下风，车尘马足群攀企。”[41]但是这种铺张浪费也让他不安。有次新年晚会的时候，他家里宾客满堂，花园的亭子上挂着灯笼，四处回响着音乐和庆祝活动的喧闹声，他不禁忧虑：“谁知歌舞一宵费，能救饥寒万户贫。”[42]而一位高官在叛乱期间举行的奢华生日宴会更令他不安。高墙内乐声迭起，宾客的马车在外面马路上排列成行，但城墙外，乱匪在乡村地区横行，民户苦不堪言。[43]

笙箫、佳肴、美酒在各种社交活动中最是常见，但是艺术、诗歌等相对安静的乐趣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对叶坤厚的生活了解甚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保存了自己乘兴或与友人斗酒赋诗时写下的几千首诗。其诗歌行文渊雅，多处提及历史人物和经史典实，这喻示着一个人深厚的文史修养，此也是参加科举体系所必须的能力。在各种礼仪场合交换诗作是很重要的一种表达尊敬的方式。叶坤厚也热衷于收集古董，在他开封的家里就摆满了字画和古代瓷器。官员们买下这些古董，作为礼物互相赠馈，或带至同僚处进行品题，叶坤厚晚年时就常有这样的雅兴。[44]

叶坤厚的半退休状态最终变成了完全退休。在开封的最后几年，他过着地方大员的生活，还有随之而来的很多外部点饰。在1868年（同治七年）前后，他搬到了城南的一所新宅子，之所以被这里吸引，是因为它有个大花园。[45]像以前一样，他在这里花了很多心思。他把宅院扩建成一个大的住宅群，横跨了整整一条街区，最终这里成为了开封最负盛名的一处宅子。这个大家庭有五十名仆人。扩建后的宅子包括池塘和花园，有年节祭拜祖先的中堂，后面还有两层的小楼作为住所。书房内藏有几千册书籍，八百多件拓本和书画，还有很多古代青铜器。尽管他提倡节俭和为官清廉，多年的地方和财政管理还是让他积累了一大笔财富。[46]

他在这里写诗、作文、编纂典籍。花园取名“亦园”，这里常有各种乐趣，一年四季，群卉争艳，风景各异。[47]他在这里宴席宾朋，与他们一同赋诗、对弈、品茗，或一起鉴赏字画、古董。[48]1863年（同治二年），一位官员来访，不禁赞叹坤厚：“言论丰采，文章经济，卓然有古人风，为心折者久之。”[49]1882年（光绪八年）新年时，伯英来看望父亲，他在花园漫步，读古人诗论、前朝正史，或诸子，欣赏历代或当朝名人书法。前院很大，足以供戏剧表演，不过到了光绪年间大都以更生动的武戏为主，因为坤厚的听觉不及以前，欣赏不了那些文雅的唱段了。[50]不过这有时也为他提供便利：当他想一个人清静的时候，就锁上大门，假装听不到那些不速之客的声音。[51]

虽然身边有弟弟叶运和儿子伯英的帮忙，在平定动乱期间，他不得不离开家人。他的妻子、儿子和孙儿都在陕西，与他的二儿子在一起，这个儿子担任县令，是当时整个家庭唯一安全的避难处，也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妻子曾于1857年（咸丰七年）来到开封，与他短暂相聚，之后便回到陕西，操办女儿的婚事，将她嫁于一个颇有前途的年轻秀才。1861年（咸丰十一年）她才又回到开封，然后便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1865年（同治四年）因病去世。她出身世家，识文断字，一生德行高尚，坤厚曾特意撰文表达他对妻子的赞美之情。他赞扬妻子勤劳，自己年轻时在外努力拼搏，妻子在家无怨无悔，做出了很多牺牲，文中还提到妻子在自己为官初期曾提出了很多仁政方面的建议。为了坤厚的仕途发展，她尽了一个妻子的职责。她的一生不禁让人想起后来嫁入叶家的一位女性在诗歌中所写到的：“青年喜遂凌云志，白发愁添别泪痕。”[52]坤厚与妻子经常有书信往还，虽然他哀叹夫妻分别的诗可被看作是一种传统形式的闺情诗，但在妻子过世多年后，他还在写纪念她的诗，让人不无感动。多年的分离，甚至是叶坤厚事业有成后另纳妾室，都不能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真挚的情感牵挂及互相尊敬。[53]

在与妻子分隔两地的较长一段时期里，叶坤厚先后纳了两房妾室，一房妾室在他妻子去世的同年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些妾室中至少有一个（很可能是1861年前后一位同僚送给他的那位歌伎）当时可能只有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她过世时已经是坤厚殁后差不多四十年的20世纪20年代了。[54]然而，这些细节在族谱里面被隐秘藏匿起来了，族谱里只记载了妻子的生卒年日，却找不到关于妾室的类似记载。妻子亡故后，坤厚与妾室育有子女多名，在1866、1872和1874年，各有一个儿子降生，后面两个儿子降生时他已年过七旬。除了要照顾这些妾室和子女，叶坤厚还继续抚养与自己一同生活的孙子和侄孙，他乐于有晚辈的陪伴，并指导对他们的抚养和早期教育。[55]他的大女儿从陕西的夫家回来，照顾生病的母亲，母亲过世后又照顾了父亲很多年。[56]二女儿命运不济，她的公婆欠债潜逃，因此她不得不负担夫家的债务，最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娘家。[57]这些女儿出嫁后仍与娘家感情深厚，这当然也是基于持久的感情纽带。很明显，二女儿与夫家的关系（至少在经济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她姐姐的情况是否如此，还是说由于娘家富裕，能够给她提供更舒适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最后，还有几十个仆人照顾这一大家人的生活，包括一些年迈的家仆，他们自叶家还在安庆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他们，所以尽管已经年老体弱，还得留着他们。有一个仆人听力已经很差了，即使简单的吩咐也常常听错，但还一直留着他。[58]

叶坤厚的宦海沉浮渐渐要结束了，为大清效力的任务就落到他两个年长一些的儿子身上了，尤其是叶伯英。[59]叶坤厚1856年觐见过皇帝之后，叶伯英获准在户部捐了一个主事，分发到户部广东司。由于官位太小，几乎没有什么捞到外块或是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有半年的时间，他很少去衙门，而是待在家里，继续准备科举。逐渐地，上司们的建议使他相信，这个职位提供了一个学习机会，即可以学习行政职位所涉及的琐碎工作，所以他后半年开始阅读公牍，辅佐上司。（《耕经堂年谱》“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条”记：“是年在户部广东司当差。上年留京本为专习举业，故不常至司中。广东司正、主稿吴燮堂、熊秋白皆丁酉年丈，谓既已分部行走，即宜学习公事，以符仕学兼优之义。因时至司中观阅案牍，略知津逮。越六月，堂派帮主稿上行走。十月，派帮办正主稿，分股办事，亦异数矣。”）1858年，顺天府乡试，他在部请假三月，闭户读书，准备考试，希望通过获得功名来取得正式授职，以使自己更有威信。他的一位亲戚雷咏轩来京乡试，下榻宅中，两人“朝夕讲论举业，作诗文会，以勤私课”。榜发，仍名落孙山。销假后，“吴、熊两年丈嘱伯英常到司中”。[60]

任职之暇，伯英抓住一切机会与认识的高官请教。有些与他父亲是一代人，有些则与自己年龄相仿。他的年谱中没有确切记录他是如何与这些人建立起联系的，但叶家在官场颇有些人脉和地位，可以去重要级人物的家里拜访。在那里，伯英可与官员们讨论时事，比如南方动乱的进展（大部分都是坏消息）、朝廷平定动乱的策略，以及治国与治民的方略。[61]这些交谈使伯英能及时了解国家大事，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社会关系。

1859年秋天，叶伯英有了新任务，与一些同僚一起，被派往清查核对处。“清查核对处者，因核对处书吏藉端舞弊，各堂官奏派司官十六员彻底清理，限两月告竣。”[62]有几百个盒子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官号缴回的银钱钞票，大小形状长短方圆不一，数额则从几两到几千两银子。这些银钱钞票名目琐屑，为经手的书吏提供了舞弊的机会。而伯英和同僚的任务就是专心致志，逐件稽核，得其条理，找到盗用公帑的证据。两位年长的官员负责监督他们，但是他们都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而没有更多精力关注稽查的事情。这些年轻人中大部分都出身名门世家，比起筛查一堆堆枯燥的数据，他们更愿意应酬征逐。叶伯英发现一位同僚办事勤奋，不惮劳苦，遂与相商。不久两人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开展审核工作，于是各带本司的书吏二人，“自行捐给饭食，取长几二，令书吏对坐，并伯英与刘君共官吏六人，尽日查对”。他们一日可清两箱案牍。看到他们进展很快，事情渐有眉目，将来可得奖励，其他人也想加入进来，但他们以核查的人太多容易造成混乱为由断然拒绝了想加入者。很有可能伯英和他的同僚看到自己的努力马上就会有所回报，不愿与更多的人分享。不管怎样，命令他们两个月完成的任务九个月后才告蒇事，不过户部堂官还是比较满意，赞扬伯英工作高效，面加奖励，并允保荐。是年四月，伯英“因在部学习期满，本衙门奏留引见，奉旨作为候补主事，挨次叙补”。[63]

不过就在担任新职位之前，他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那就是做毛昶熙的随带司员，此时毛昶熙刚奉命担任河南的团练大臣。前文提到，叶坤厚在河南任职期间，毛家和叶家就已结识，而在京城，伯英也时常造府闻其绪论，和毛昶熙一起讨论时局。毛不仅让伯英做自己的随带，还安排伯英的叔父叶运做自己的下属，此对他们叔侄二人以后在河南的仕途起了重要作用。[64]

1860年春天，叶伯英去陕西探望老母（还有妻子——不过他的年谱中并没有提及这点）。除尽些孝道，他还各处观光，包括攀爬风景秀丽、山势险峻的华山。1860年晚些时候，英法联军进攻并最终占领了北京，由于不在京城，伯英躲过了这一劫。北京被占领后，皇帝被迫迁居到长城外的承德避暑山庄，并于次年驾崩于斯。同时，英法联军还洗劫、焚毁了圆明园，以报复清政府袭击英国舰队，还有羁留他们派出和谈第二次鸦片战争余留问题（认可第二次鸦片战争余留款项）的外交使节。[65]这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非常屈辱的大事件，虽然叶伯英恰好躲过此劫，但在其年谱中却只字未曾谈及此事，可见他不关心国家外交事务。他关注的焦点是平定朝廷的叛乱。后面的几年，他都在毛昶熙麾下任职，从事平定内乱的相关庶务。

从1860到1865年，叶伯英都在军中佐理。他和叔父一道，在毛昶熙的总部任职，写公文奏牍，处理军需物资，偶尔也随军参战。取得重大胜利后，他都会获得举荐，但所获候补机会，要么是在京城，要么是偏远的省份。根据回避制度，他不能与父亲在同一省份任职，但因为河南是他最为了解的地方，朝廷恩准他继续在毛昶熙麾下效力。晚清时期，当情势变得不合时局时，经常有这样的权宜变通，但法规仍然存在，而此种权益对于国家治理，便益多多。此法外非正式性的安排，在非常之时，比大清律令要更为重要。非常之举，使清朝度过了危机，但是也危及到了一些王朝帝制得以维系的制度规则。

同治年间，与乱军的较量中，朝廷终于占了上风。全国转而进入了善后工作。叶伯英的宦迹有短暂的中断，因为母亲于1865年过世，他要守制。他在开封待了一年，“谢绝人事，闭门读书，因得遍览先儒诸书，颇有心得，而于程子《易传》、朱子《周易本义》二书，玩味尤勤”。这两部书使他“明吉凶、悔吝之机”，认为将来“持身涉世，可为寡过之一助焉”。1867年，他父亲得到消息，有邻居侵占了他们家的坟地，父亲命他回安徽处理此事。他扶母亲灵柩返乡。伯英时年42岁，并已成家育有子女，官势正隆，但有家事需要料理，还是会听从父亲的安排，启程返回安庆。[66]

安庆城给他的印象是一派萧条。城墙外，人们仍住在茅草屋里。官军从乱军手中夺回安庆已有六年，但城里也只有临主要街道的大门和房屋得到了修缮。主要街道之外，几乎全是一片瓦砾。“惟西城八卦门为舟楫往来津要，埠头一律齐整”。近圣街上的老宅虽未焚毁，“而木石窗棂半为土匪盗窃”，尽被洗劫破坏，伯英将其重新修补。但坟地的事却不好处理。有人说坟地是他们的，叶家人官位虽高，却派不上什么用场，赶不走这些人，也找不到另一块合适的坟地。一直留在安庆的人如果有什么要求，自家地方在当地更容易获得支持。不过问题最后终于得到了解决，重新选了一块风水宝地，附近种有各种树木，按习俗举行仪式，选用上好的棺木将伯英祖先中的三代人——他的母亲、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下葬（和重新迁葬）。[67]葬礼花费不菲，“穷人之讹索，山邻之估借，宾客之筵席，大费经营，始能蒇事”。所有人都要照顾到，因为叶坤厚这一支势业隆盛，这也是他们的义务。

在安庆的时候，大家要求伯英编写新版族谱。当时的族谱是六十年前的版本，在这期间，许多家族成员身故，或在内乱期间逃亡他乡。几位年轻族人帮伯英检查确认1807年版族谱中所列族人的后代，伯英编写了新的族谱，其中包括了叶坤厚和他弟弟们的自叙年谱，还有他们母亲和妻子的诰封。他请一些熟识的高官为族谱写序，包括蒙古族大学士倭仁，他是当时主要的保守派官员之一，很明显，叶坤厚与他也有些关系，但未具体说明。倭仁称赞叶家编撰族谱的行动，说这是重现了家族体制的基本原则，而他认为正是家族体制的瓦解导致了蔓延各地的内乱。倭仁的序言中颂扬了家族体制的优点，即它能使人们固守家园，从而不会出现导致内乱发生的人员流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英一编完族谱就离开安庆回到河南，来到父亲和其他家人的身边了，之后终身再未回过安庆。[68]

编写完族谱，叶家人开始讨论重建宗族祠堂的事，叶伯英承诺如果自己官位升迁（也积累了足够的钱款），他会重建家族祠堂。过了十年，祠堂还是没有建起来。但1875年，叶伯英寄回3800两银子，在安庆郊外购置合适的地域，用以修建祠堂。要从地主和佃户手里买下这些地的所有权需要更多的时间，但这些工作在1880年以前已经完成。最终，祠堂得以修建，一个宏阔的建筑，有三个主厅，旁边还有几个附厅，可供祭祖、宴席及聚集族人商议家族事务。叶家义庄的收入用以维修祠堂和每年进行的祭祖活动。正如同叶华任职期间，编写了第一本族谱，在16世纪修建了家族祠堂，现在，叶家以叶坤厚和叶伯英为代表的又一代显宦，再次新建了更大的祠堂，彰显了安庆叶家的社会地位和获得的认可。[69]

1867年年底，叶伯英丁忧期满，经他请求，安徽巡抚上报部院，得以赴京听候任命。虽然毛昶熙团练大营在河南，但伯英在他手下任职时，获得的正式任命总是在其他地方，先是京城官僚体系，然后是做西北地区甘肃省的候补知府。在1864年，随着太平军的剿灭，朝廷对这些做法的控制愈来愈严格起来。这次，伯英没有去边远的甘肃任职，而是捐了一个官位（选择在直隶）任职。[70]因为这里贫穷落后，常年干旱，而且暴动使地方毁坏严重。1868年，他开缺后，即去开封看望家人，住了几个月，直到父亲催促他返京赴任。在那里，他面见了毛昶熙（毛当时是工部尚书）和其他一些以前结识的在京任职的官员。他被任命为候补道员，次年，由于叶家人在平定捻军动乱中的功绩而被提升为按察使。实际上，在平乱中建功立业是几年前的事，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很可能是1868年捻军彻底肃清加上伯英求助于京城的朋友，使朝廷产生了压力，进而承认了叶家在保卫大清江山中的突出贡献。同时，他的叔父叶运先是被提拔为道台，然后又获命负责盐运管理，最后担任江苏北部徐州知府。徐州动乱不安，常有土匪侵扰，1880年他负责监考府试，染了风寒，不久病重身故，这里成为了他最后的任职地。[71]

伯英在直隶的上司是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无疑是当朝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为人正直，学问深厚，受人敬重，是他把家乡湖南的团练发展成了湘军，这是支新型的地方部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是同治“中兴”的名臣之一。曾国藩制定了内乱后在各省恢复秩序的一个维稳策略。虽然他承认西方的武器先进，并在上海建立了兵工厂来生产步枪和大炮，但不想再借鉴西方别的东西。他政策的其余部分还包括复兴儒学（重印经典文献和历代先贤注疏、重修书院、在乱军占领过的地区重开科举等）；维护传统诚实、正直和尊敬古人等美德，发展农业；重建基础设施，恢复乡村地区的秩序。[72]对这些政策，叶家人也极为赞同。[73]

叶氏宗祠

当曾国藩从直隶卸任时，据说他告诉自己的继任者李鸿章，“某在此两年，仅得一叶某，脚踏实地，办事精密”。[74]曾国藩喜欢像伯英这样办事有条理、注重实际的官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叶伯英在直隶任职十三年——期间从保定的一名候补道员再到按察使——清楚地展示了同治中兴在地方层面上的进展。

像往常一样，伯英的父亲继续督导儿子如何为官。几年前，叶坤厚以十分轻松的语气写了一首诗，告诉儿子和侄子凡事要看开些：

莫逐邯郸步后尘，一觞一咏自怡神。

人前语默多成过，世上升沉各有因。

以醉消弭心里事，将闲调摄病余身。

功名富贵如风马，当境何须苦认真。[75]

眼看儿子官位越来越高，叶坤厚写了一组共八首诗提出了更加有特点更加严肃的建议：初入仕途必须谨慎，作官朋友很少所以凡事必须依靠自己，要讲求实效“脚踏实地”，但是也要阅读史书以作借鉴——并特意提到了《汉书》名臣传。学识渊博不及基本的道德原则重要，为了避免同僚嫉妒，他建议伯英“收敛聪明贵浑厚”，鹤立鸡群通常比较危险：树大招风，盛开的花朵容易枯萎或被折断。另外，他还建议要准备好忍受各种谩骂和侮辱，“唾面无惊德量恢”。指出年轻人不要考虑生活舒适：一只鹤、一把琴（自然和音乐带来的简单乐趣）足矣；在公务中，应该走严苛政策和宽容决议之间的中间路线。最后，叶坤厚说自己的仕途即将结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现在叶家的希望就落在伯英身上了。[76]

伯英来到省府保定赴任，当务之急就是使地方从动乱中恢复过来，实现从内乱到和平年代的过渡，这需要控制军费开支，遣散部队，留下来的士兵则应加强训练，消除腐败迹象。战乱年代，很多军官靠贪污军费大发横财，而文官只能勉强过活。[77]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都年久失修，比如从省府通往直隶各地的驿路，于是伯英命令各县在路边挖凿沟渠，然后用挖出的土抬高路基，以免道路被冲蚀。[78]叶伯英的职责还包括举行仪式，纪念叛乱中牺牲的烈士，他得到的统计是直隶有39,307名官员、军官、士绅和普通百姓在战乱中丧生（这个数字当然没有把平民伤亡都算进来），此外还有8,384名“忠孝”的女子（她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不想屈服于乱军而选择了自杀），把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了石碑上，分置于省府不同的纪念厅。如果这些遇难者的家乡有合适的纪念厅，也会在那里对他们进行纪念。这样，就能确保大清的体制被其忠实的守卫者牢记。[79]

教育当然也是优先要恢复的，全国各地的官员都在兴建社学和书院来培养下一代参加科考。从前文不难看出，学习和参加科举是儒家价值观得以传承的重要方式，因而叶坤厚对这些颇为重视，叶伯英帮忙筹资，自己也给当地书院捐赠了2,000两银子，这些钱借出去的话，其利息便可以维持学校的运转。[80]

发扬儒家的仁慈是复兴时期清朝官员的长期责任。为孤儿寡母设立的慈善机构最为常见，这两类弱势群体因为内乱的原因而人数大增。为寡妇设立收容所很有必要，因为这样的话她们才不会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而再嫁。[81]再嫁虽然很普遍，但这违反了儒家思想中女性应该守节的道德准则。叶伯英资助成立了几家孤儿院和寡妇收容所，他或是直接捐资并号召其他官员捐款，或是找到必要的场所，制定规章，然后将它们交给当地的士绅来运作和维持。设立这些慈善机构需要官员发挥主动作用，但是官员在一个地方的任期都不长，因而只有让乡绅负起责任来，才能将它们维持下去。[82]

施行仁政是中国封建帝国时期官员的基本责任。叶坤厚在很多首诗里都表达了这一点，把官员的角色比作父母，而地方官员常被称作“父母官”，叶坤厚的比喻正好应了这样的称呼。

治民如治家，作官如作母。

可怜亿万人，望此为霖手。

民最有天良，惟在官好丑。

但能不爱钱，已得其八九。

稍稍勤民事，感激不绝口。

何况真爱慈，谁不献羔羊。

俗吏哪得知，营营专利薮。

疾苦漠不关，闻之掩耳走。

遂觉教养事，只有古来有。[83]

叶伯英还支持为流浪汉设立避难所，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他还在保定南门外成立医务处，为他们诊治疾病。每年冬天农闲季节，穷苦农民成群来到城里乞讨，或是靠行骗生存。为了照顾这些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每年冬天政府都会在保定南门外开设十个客栈，但伯英抱怨说，实际上，这些避难所变成了赌徒的齐聚地和恶棍借以藏身，躲避官兵抓捕的落脚点。另外，这些客栈卫生条件比较差，所以疾病容易蔓延，但客栈老板对这些疾苦并不关心，他只是担心一旦官方调查住户的死因，会花费钱财，还会惹出很多麻烦，所以甚至在他们生病但还没有身亡之前就把人扔到野地里，最终的结果是人可能活生生地就被野狗吃了。为了改善这种境况，叶伯英建立了一个可容纳700到800人的收容所（每个房间挤二十来个人）以助他们过冬。设有粥棚提供最基本的伙食，还有医务处可同时容纳一百个病患。医疗保健的效果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流浪汉身体尚健康的时候给他们提供饮食，生病后又给予照顾，这种做法的基本意图就是仁政的具体体现。[84]

在农村地区，自然灾害不可避免。这给政府提出了挑战。1877年和1878年，中国北方很多地区发生了旱灾和饥荒。伯英负责保定周围地区的赈灾工作，各个方面他都遵循已经制定的程序。给当地百姓分发粮食，在每个城门外搭起帐篷，以收留那些来城里寻求救济的难民。他们一早一晚都能喝到稀粥。男女分开居住，年老体弱者则住在另一个用泥墙围起来的帐篷里，以免年轻人跟他们抢饭吃。为了避免太多农民涌向城市，当地政府在城门搭起四个帐篷，并且环城搭建起八个帐篷，每隔大约五公里设有一个。如果第二年持续干旱，周围各县都会建起粥棚，政府还派出流动赈灾车马，以很便宜的价格将稀粥卖给灾民，这样手里有一点钱的人就可以留在家里，赈灾帐篷就不会负担过重。当最终出现降雨缓解了旱情时，帐篷就会撤掉，之后给灾民一点补贴让他们得以返家。这种施舍反映了所有赈灾活动的一个指导性原则：它们不能成为永久的救济机构，这样会把穷人都吸引到城市里来。要尽一切努力让农民回到村里，继续耕地。[85]

叶伯英

饥荒发生后，疾病会不可避免地蔓延，所以政府还专门设立机构给病人分发药物。妇女儿童与其他人分开居住，儿童得了天花会严格隔离开来。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治好，很多人死在路边，发现后会被掩埋，由于埋得很浅，周围的野兽有时会把尸体扒出来撕咬，撕咬后的尸体就那样暴露在野外。政府派人重新掩埋了几千具这样的尸体。叶伯英说总共八万名灾民得到了照顾——当然这只是旱灾灾民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在保定周围地区，这样的赈灾规模是比较大的。[86]他还试图解决自然灾害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发布命令禁止买卖妻子，抓捕那些企图贩卖妇女并从中牟利的无耻之徒。[87]

治水也是很多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由于农业是当时的经济命脉，治水好坏会决定国家繁荣还是贫穷。水太多会引发水灾，导致田地被淹；水太少则会出现旱情，河流水道干涸。几百年来，中国人发展了水利技术——给河流筑堤防护，挖凿水道，掘井取水，灌溉农田——以应对气候挑战，防御天气异变。在北方的大平原上，最大的挑战是应对夏季雨季来临时出现的洪灾，雨水顺山势而下，要流经几百公里的冲击平原。除非河流已经疏浚，筑有堤坝防护，否则就会形成大片的沼泽地，田地被水淹没，河运也无法进行。[88]在叶伯英任清河道的时候，落实这些治水的措施是他的主要职责。当时他负责的辖区包含了直隶以西的四十七个县，这里是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最终，他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在治水方面，曾任清河道，在晚清以善于治水著称。

然而谁也不能保证治水永无遗患。实际上，当伯英被任命为清河道的时候，他的父亲提醒了他面临的处境：几条大河，几百公里的水道。他需要几十位得力的助手，还有几十万两白银的拨款。失败的风险很大，如果发生大的灾难就会毁掉他的仕途。治水的职责还带有政治风险——伯英很快就会认识到。清河道这个职位人人都想得到，是一个肥缺，掌握着政府大量的水利拨款。伯英父亲的一位同僚，也是同年，举荐了他，同时还就如何开展治水工作向伯英提出了重要建议。[89]伯英刚上任不久，一位同僚检举伯英，说他密谋设计获得这一职位。具体的指控不清楚，但好像是暗示叶伯英靠了不正当关系才得到这一肥差。不过，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很快证明了叶伯英的清白。李鸿章在晚清政坛势力很大，而且还和叶伯英同是安徽人。[90]后来李鸿章和左宗棠提出了不同的解决直隶水患的计划，而叶伯英则被卡在中间。左宗棠不时傲慢地批评他，伯英不得不仔细勘查河流工事，左宗棠才罢休，伯英也才能开展工作。很显然，李鸿章和叶伯英在工作上相处融洽，就像是恩庇侍从关系，互相保护，以免于受到责备。[91]

我们不需要关注各种水利工程的细节，但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70年代，叶伯英几乎每年都要实地待几个月，监督工程的进展情况：疏浚河流，凿直河道，从而使从省府保定到港口天津，即省内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水路交通更为便利。其他地方，叶伯英排掉沼泽地的水，恢复农耕。在一次这样的工事中，他让南方来的士兵用脚蹬水车来排水，而在南方，常用这种方式来灌溉稻田。有时候当地农民会修筑水堤来保护自己的耕地或是对耕地进行灌溉，不过却会在别处造成水患或是会堵塞交通，因而必须移除。伯英命人种了柳树，防止堤坝被侵蚀，遇到旱情会提倡凿井，部分原因是井水可用来灌溉，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有人告诉他连接起天上和地下的水神有利于降雨。

年复一年，在任清河道的很长时间里，叶伯英不辞劳苦，努力改善辖区内的水利状况。当然他没能解决旱涝灾难，但确实稳定了这一地区的水文地理状况。他也宦囊丰厚。治水工程耗费很大，清河道可以依靠省政府的拨款，还有当地的税收。因为负责水务工程的官员要自己雇佣下属，他对预算有很大的支配权。叶伯英在任时为自己谋得了不少福利，这从他个人每年为治水工程和其他项目捐出大量款项便可以看出。道台一年的薪俸只有大约两千两银子，他不仅要用这笔钱养活家人，还要负担贴身随从和幕僚的薪俸。然而1873到1879年间，仅河工一项叶伯英就捐出了一万五千两银子（这比他所有这些年的薪俸加起来还要多），还向慈善机构捐出了一大笔银子，安徽老家的祠堂也是他出资修建的。他把大笔的钱投向慈善机构，造福百姓，可想而知，他也从自己有权支配的政府款项中获利不少。[92]

从前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非常宽泛。公共安全、社会福利、教育、税收、赈灾，以及水利、都是县官、知府、道台以及监督他们工作情况的省级官员的职责。但是最耗时间的职责之一是对民事争议和犯罪案件进行判决。除了所有其他职责之外，地方官也是当地的法官。因为很多案件都需要更高级别的官员复审，所以这个体制很容易让官员负担过重。1878年叶伯英担任按察使的时候，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就是为司法审查建立严格的时间表，其结果就是，九个月内他处理了12,300件积压案件——几乎是一天处理五十个案件。他还下令逮捕那些坑蒙拐骗的恶讼师，即帮助别人准备诉讼的法律专家，以减少诉讼数量。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讼师还是有一些帮助的，他们使弱势群体能够走上法庭，但在清朝官员看来，他们是谋利的骗子，正因为他们的诬告才产生了法律体系无法负荷的大量诉讼案件。[93]

像整顿骗子讼师的行动一样，叶伯英提出的大部分法律改革都涉及清朝治国方略中常见的议题。比如，他提倡重新启用保甲制度进行户籍登记。如果现在还在沿用这样的人口登记方法，那不法之徒就很容易找到（因为保甲是一个公共安全制度，要求人们要对自己邻居的行为负责），发生自然灾害时官员可以立即知道受灾人数。当然，这种制度的问题是，即使是像叶伯英提议的那样，由当地衙门的差役来统计人口，那也是非常耗费时间和财力的。叶伯英明确提出了不需中央政府拨款就能以这种方式登记人口：地方官员要自己出资清点户籍数量，以免下属又利用这一机会向百姓收取费用，增加百姓的负担。伯英还具体提出，应该为贱民（优伶、鸦片窟经营者、被定罪的小偷等）单独造册，这些人道德可疑，将他们列在一起对官员很有意义。[94]

叶伯英任按察使时强行推进的最值得关注的改革涉及监狱和拘留制度。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那些作为案件的目击证人被传唤到省府参与案件重审的人。当然目击证人是无罪的，但很多人却需要赶几百公里的路才能来到保定，路上衣食不继，生病时也无人照料。在等待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有些人生病去世。于是，叶伯英成立了一个等候讯问处，向目击证人和值得同情的被告提供饮食、住宿及医疗服务。[95]地方官送来一份报告，称直隶的县级监狱总共关押了一千四百名罪犯，这年的前五个月里，三百多人在关押期间死于疾病，短短的一段时间死亡率达到了20％左右。他看到报告后为之一震，开始关注县一级的问题。他推行了几项改革来消除这种残忍的监禁。县官要保持牢房清洁，冬天要有取暖措施，要确保腐败的官吏和衙役不故意关押百姓来索贿。应该向囚犯提供足够的衣物和医疗。应该安排无辜的目击证人住在类似省府设置的专门住处，与罪犯分开。为避免罪犯屡犯，应该对小偷进行技能训练，如纺织，编织腰带或绳索。最后，他提出如果监狱条件恶劣，死亡人数偏多，则会给县官记过，这种处罚足以断送他们的仕途。[96]

在直隶任期将满的时候，叶伯英再次把注意力投向囚犯的权利，下令给在押人员提供棉被。当时的直隶总督是李鸿章，后来他大力倡导修建铁路、轮船，以及建立中国第一批官督商办的大型工业企业。他被公认为是推动中国技术现代化的洋务派人物。但叶伯英对囚犯的关心让他不禁开玩笑：首先给他们吃的，现在又给他们足够的衣物和饮食，恐怕监狱里的囚犯都不想出去了。李鸿章推行现代化的进程，没有时间善待囚犯。实际上，叶伯英的改革与现代化也没有关系。叶伯英看来，除了施行仁政这个笼统的为官要求以外，为官者还应该从《说文》等古籍中寻找依据，如“缧”，或是“昷”，其意为“皿以食囚”。他认为，这些词语表明，就连古人都认为要充满人情味地对待囚犯，何况当今呢？[97]

1879年，做了六年的清河道后，叶伯英被召到京城觐见皇上。这时在位的是年仅八岁的光绪皇帝，但实权落在他的姨妈和摄政者，诡计多端、势力强大的慈禧太后手里。正式召见官员时，慈禧太后坐于帘后讯问，因为女人直接与官员见面不成体统。叶伯英觐见慈禧是在1879年11月20日黎明前。他逐字记录了这次的觐见（很明显是觐见刚刚结束后根据记忆写的），值得一读：

召对恭纪

十月初七日至养心殿叩谢天恩，蒙召见。

上问：“你何时到京？”臣对：“于九月二十一日到京。”

上问：“几时补缺？”臣：“于同治十二年补清河道缺。”

上问：“清河道管多少地方？”对：“管四十七州县。”

上问：“地方可皆平静？”对：“极其平静。”

上问：“清河道管理河道甚多，你将河工情形细细奏明我听。”对：“清河道管大清河、潴龙河、北拒马河、西淀滹沱河，上游其余各支河尚多。臣十一年先署清河道时，河务废弛已久，各河混而为一，汪洋数百里，奉督臣李鸿章饬令履勘修治，首先规复各河，使归故道，犹恐消泄不及，复开挖芦僧河、赵王河以资宣泄。同治十二、三，光绪元、二、三等年，地方皆可种植，收成颇好。”

上问：“今年又有水灾？”对：“今年雨水过多，间有被灾之处。”

上问：“可有方办理？”对：“督臣李鸿章连年督饬，各地方官开挖减河多道，平水之年已可顺轨，惟遇异常之水，皆由晋、豫、口外建瓴而下，夏、秋不免有灾，能种秋麦，尚可补救。”

上问：“明春可有工程？”对：“已奉督臣饬，上游清河拟在雄县添建减水坝，补修千里堤，挑挖潴龙河下口；下游新农镇开挖减河七十里，上接南运河。”

上问：“今年被水灾区如何抚恤？”对：“共成灾二十三州县，蒙皇太后、皇上天恩拨漕六万石，李鸿章又在本省筹添三万石，其漕粮难以运送之处，又折价发银二万数千两，今冬可以敷衍，恐来年青黄不接，要求皇太后、皇上天恩接济。”上云：“百姓甚苦，自然接济。”

上问：“你曾署过臬司？”对：“臣署理臬司两次。”

上问：“案件有无积压？”对：“直隶自清讼以来，案件本无积压，惟一百数十州县，词讼较多，臣两次臬司任内，共清结各案二万四千余起。”

上问：“清河道属下可有洋务？”对：“正定、安肃等处均有教堂，臣到任以来，凡遇民教交涉事件，饬令各该州县秉公剖断，数年来极其安帖。”

上问：“李鸿章在津办理洋务甚为辛苦，现经回省？”对：“臣前在天津，督臣候封河，始行旋省。现得津信，知于初三日旋省。”

上曰：“直隶水旱频仍，民情苦累，你回任后务当好好抚恤百姓，谆嘱各州县皆要尽心民事，不可大意。”对：“臣谨遵圣谕。”[98]

1881年中秋节，叶伯英从《邸报》上得知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按察使。大约三周后，李鸿章将圣旨递送到他手上（很明显，官僚机构的办事速度比私下发行的公报要慢得多）。在赴任新职位之前，伯英又奉命去京城觐见皇帝。这次他分别觐见了慈禧太后和年幼的光绪皇帝。关于这次觐见的记录比1879年的要短，不过还是值得注意的。

1882年1月3日他觐见了慈禧太后，还是在养心殿。像以前一样，太后还是先询问了他曾任何职，上次觐见是什么时候，还有河流治理的情况。慈禧问道：“直隶挖河是否用机器？”答：“机器船只有二只，仍用人力居多。或雇募夫工，或劝谕民修，或派拨勇队挑浚。”慈禧接着问了一些他组织团练工作和任按察使时的情况，然后问了两个有关外交事务的问题：“你可知洋药（案指鸦片——译者注）加厘如何办理？”叶伯英回答道：“臣闻督臣言，洋药加厘现在每箱议加百两，督臣尚未允行。”太后又问英国公使威妥码（Thomas Wade）是否在天津，叶伯英回答说：“闻已由津来京。”[99]

在自己的任何作品和官方文件中，叶伯英都没有表露出对外交事务和技术现代化的丝毫兴趣。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之后，伯英的父亲就断定与西方通商只能导致“邪恶和煽动性的教义”传入中国（较早时候的天平天国运动正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例子）。叶坤厚认为，合适的对策就是“禁止对外贸易”。[100]他眼中与外国关系的理想模式是旧时的进贡制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朋友带来一个地球仪供大家写诗咏诵时，现代世界给叶坤厚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认知失调。他绞尽脑汁，用晦涩的典故来把地球仪上的国家安放到他所认为合适的九州世界观。[101]伯英似乎比父亲开明一些，他至少明白，为了避免外国干涉中国事务，应该避免基督教徒和普通百姓之间发生冲突。然而，对洋务他还远远不及慈禧太后。她想了解机械化的疏浚工作。外国人反对在内地收鸦片厘金税，她也在想办法处理此事。她还想知道英国公使在哪里。伯英能够答出问题，但觉得这些事情都不值一提，所以在年谱中记载的仕途没有提及。相比之下，慈禧除了在叶伯英第一次觐见时想要详细了解治水的情况（并对此持怀疑态度）之外，还关注外交事务，并对机械化问题感兴趣。

觐见皇上的记载读来则让人饶有兴致。虽然皇上的问题都符合惯例，只是敷衍了事，但读者还得注意，这个年仅10岁的皇帝正在学习如何召见臣子。以下是叶伯英的记述：

〔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训，蒙皇上于养心殿召见。

上问：“你从何衙门出去？”对：“臣由户部主事，经前吏部尚书臣毛昶熙奏调办理团练，嗣后调往河南军营，洊保道员，分发直隶候补。”

上问：“你在清河道任几年？”对：“臣同治十二年（1873年）蒙天恩补授清河道，在任共计九年。”

上问：“清河道事可甚殷繁？”对：“管四十七州县。近年督办河工，二月开河出省，十月安澜后方回保定省城。”

上问：“你到陕西，由何路行走？”对：“臣拟由河南行走。”

上问：“几时可到陕省？”对：“现值冬令，途中若无甚雨雪，开正即可到省。”

圣训：“你到任后要破除情面，任劳任怨，督率属员尽心办理民事。”

俄顷，上谕：“你跪安罢。”臣伯英遵旨跪叩圣安。[102]

皇上的谈话中没有什么深刻见解，但从中可以看出，虽然皇帝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他已经基本学会了对一个省级高官的讯问。

虽然叶伯英答应皇帝他会在农历新年后抵达陕西任职，但他并没有急着赶赴西安。而是首先回到开封，中途还在保定停留了几天，与李鸿章商谈诸务。李鸿章举荐提升叶伯英，每三年一次的任职情况审查中，也都给了他积极的评价，尤其提到他为官谨慎、诚实、廉洁。[103]前文也提到过他们俩在官场的派别斗争中是如何互相保护以免于外界非议的。现在李鸿章是叶伯英的伯乐，而他们同是安徽人这一事实无疑也起了作用。在开封，很多朋友、同僚来恭贺他喜获升迁，叶家大宴宾客三天，伯英假借生病，闭门肃客与家人一起欢度新年。叶家这个大家庭，此时儿子、侄子、侄女和孙子，一齐聚集在叶坤厚的住处。作为按察使，叶伯英的官位比父亲高，但他还是向父亲鞠躬——孝敬要重于官职。他在这里放松身心，阅读父亲的大量藏书，与家人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月之后，就动身西行，前往陕西，但一路变故颇多，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四月底才抵达目的地。[104]

叶伯英对陕西并不陌生。他的弟弟二十五年前曾在这里担任知县，而且，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家人曾在这里躲避战乱。伯英的妻子后来留在了陕西，生了儿子取名秦生，但尚在襁褓之中便已夭折。她的妹妹嫁给了陕西当地的一名秀才。伯英在1860年还去陕西探望母亲，并逗留了一段时间，饱览山川名胜。在同治年间，他的弟弟仕途顺利，在抵御太平军侵犯和镇压回民暴动的功绩中赢得赞誉。但在叶伯英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后，由于清政府的回避制度，他的弟弟（同时官位也较低）不得不去别处任职，移官河南，在那里继续他的宦海沉浮。[105]

叶伯英到陕西赴任是在19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连年战乱和严酷干旱之后，这里当时正百废待兴。1862至1877年西北的回民起义使该省经历了血腥的清洗。关中与陕北地区的回汉冲突使得一些州县的人口骤减，所剩人口仅为原来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在内乱终于得以平定后，1878至1879年的大旱又给陕西带来了更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数百万的伤亡。在一些州县，半数农田无人耕种，全省荒废的农田多达六十万亩。[106]

负责陕西善后事宜的官员并不总是合适的人选。叶伯英受命按察使时，担任巡抚的是来自广东的冯誉骥。不到一年之后，有人控告他偏袒和腐败：他的儿子收受了不正当的礼物，副手们以权谋利，朋友和侍从也滥用与他的关系获取利益。冯被解职，叶伯英受命署理巡抚，直到新巡抚上任。[107]

在陕西任职的六年时间里，叶伯英担任过所有的省一级的高级职务：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尤其是在他担任巡抚期间，他向朝廷提交了很多奏折，其中很多都在各种档案和已出版的文集中得以保存。通过它们和他的年谱，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一个省级官员的职责，以及叶伯英关注的问题和他所认为的重要事务。担任按察使一职时，他推行了与之前同样的监狱改革和向目击证人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制度，以及在直隶任职时就创立的简化了的保甲制度。[108]在署理巡抚和实授巡抚时，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整顿省级预算：清查账目，收缴税款，以及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减免赋税。[109]陕西并不富裕，但当京城一带遭遇洪涝灾害，他仕途上的贵人李鸿章恳请他给予赈灾援助时，伯英立即从省库中拨出两万两白银，又和同僚捐助了一万两。[110]成功的仕途离不开与位高权重的贵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叶伯英在陕西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该省正从内战和自然灾害中恢复有关。在人烟稀少的陕西中北部，他像他的前任们一样，竭力敦促地方官员实行由来已久的政策，吸引外省移民来开垦荒废的农田。这些移民此后便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并免税几年（通常是三年），直到农田耕作能有所盈余，并再次缴纳赋税。伯英甚至提议为每个小农户提供一头牛。然而，想要对曾经免税的农田再次开征税收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北部山区人口稀少的县里，在这些地方，农田的边界不易界定，而这些移民贫穷又胆大，熟知怎样逃避赋税。[111]

通过一些关于杀人案件的奏折（按照常规，命案需要报送京城以核准判决）可以看出，这里地处边疆环境，暴力事件频发，因为地域广袤，移民众多，但其居住地规模相对较小，并散落各处。19世纪80年代的陕西并不像我们头脑中中国农村地区的常见景象，也不同于叶家故乡的安徽省，那里的村庄历史悠久，住着很多数代同堂的大家族，他们深深植根于农田，并建立了处理邻里之间矛盾冲突的惯常做法。的确，有关命案的报告可能会强调暴力的程度，但是发生这些案件的前因后果却异乎寻常。在很多案件中，杀人犯是之前发生的某件恶行的受害者，但很显然，对于自己受到的冤屈会通过邻里调解或诉诸公堂来申雪，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自己下手。以下两个案例就能说明当地司法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案例。一位贫穷的刘姓移民以每月3％的利率借了十一串铜钱，并请一位方姓有钱人担任中间保人。后来，刘未能偿还贷款，方于是便替他还了，七年后刘去世，当时欠方的钱尚未还清。于是，方便催逼刘的兄弟偿还借款，并派自己的几个儿子前去讨债，因为利滚利当时的十一串铜钱已经变成了九十五串，当对方拒绝偿还时，讨债人便拳脚相加。虽然这位刘氏兄弟也是移民，但显然他的境遇比自己的兄弟要好一些，他卖了一些田产，还清了所有借款。方由是觉得这位刘氏兄弟容易被蒙骗，便谎称刘的父亲还欠他六十串铜钱，经过中间人调解，最终刘需要还他三十串。至此，这位刘氏兄弟受够了放高利贷人方氏的欺压。他邀请方氏和他的几个儿子来进行最后的正式了结，然后（与也曾受到方欺压的同伙一起）在路上对其进行了伏击，杀害了他们。[112]

当时，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纽带不够紧密，即使依靠地方团练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常规做法也经常出现问题，下面的案例便可证明。在陕南的山里，一个镇子里有条行人时常来往的马路，当地团练在参加了同治年间的平乱和剿匪战斗后一直比较活跃，有五个来自四川的贫苦移民在这一带寻找生计，由于所带钱粮不多，他们便威胁路人索要粮食、衣物和鸦片。几个受害路人碰巧在同一家旅店休息，讲起了自己的遭遇，恰好被当地团练的头目听到，于是团练便集合出发，将这五人逮捕，查获赃物，将他们羁押并暴打。由于县衙比较远，这五人就被关在团首的家中过夜。然后就出了问题。受害路人中有两人认为既然自己被劫的物品已经找到，他们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上堂作证了，于是便起身离开了。之后有一名被羁押的劫犯因暴打而身亡。事情到了这一步，团练头目觉得上堂审讯会惹来麻烦，不如就地把剩下的劫犯干掉。于是便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予以处决，但有一人侥幸逃脱，他沿途找了些临时的活计维持生存，最终回到了四川老家，并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一位已遭遇不测的同伙的兄弟，这位兄弟又返回陕西将这起案件报告给了官府。[113]

对于这些目无法纪的行为，叶伯英的应对方法无疑是走强硬路线。他相信唯有快速、严酷的惩罚才能使潜在的罪犯心生恐惧或羞耻。19世纪中叶发生的多次内乱使社会混乱不堪，而如果暴力事件频发，可能会引发这种混乱的再次出现，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制止。当时，南部山区到处都有劫匪恶霸结拜兄弟，秘密结社，世仇积怨，以及复仇杀戮，在一封很长的奏折中，叶伯英哀叹这种种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以及人烟稀少的陕北移民和遣散士兵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他警告说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可能会引发类似于咸同年间太平天国叛乱的那种社会冲突，并抱怨说以前刑部的法律在惩罚罪犯方面太过宽松，不仅关押时间短，且刑罚太轻。根据当时的一种体制，会把罪犯流放到离家有一段距离的另一地方，并由该地方官府进行管制，很多罪犯便从这里逃脱了，叶伯英对这一体制尤为不满。他想要在罪犯触犯法律当时就将其严惩，所以提倡两种处罚：罪大恶极者，斩首，并将头颅悬起示众；其余罪犯不予流放，而是长期（三至五年）用铁链拴于巨石之上，并将其匪帮的名字刺于面部；罪行更轻者，则刺于右前臂上；屡教不改者应该立刻处决。地方官员对于罪犯的处罚，也不必报送省上以及京城复审，因为耗时太长，而只要每季度予以汇报即可。他提倡的处罚政策的核心，是相信快速的、必然的、严酷的和公开的惩罚对潜在罪犯的威慑作用。[114]

从叶伯英呈给皇朝的奏折来看，他在省府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例行的行政事务上。他按照要求每季度提交关于降水和粮食价格以及当地粮库状况的报告。对当地税单和欠款进行复审和上报，并为遭受洪灾、干旱、冰雹和沙尘的地区（在北部临近沙漠地区）提请减免赋税。有很多司法案件有待处理和汇报：按季度提交的匪患状况和处决情况，还有死刑案件的记录以备审查。任命、审查、调动地方官员，有时还对他们进行处罚，这些都无疑表明，省级官员在治理本省事务时具有很大的自主权。有时候朝廷虽进行了任命，但巡抚却只长期试用而已，或者干脆以不适宜为由予以拒绝。[115]在任期间，叶伯英至少对全省进行了一次全面巡查，以检查各地的治理情况和防御部队。他尤其注意对各种庙宇和书院的修缮，并要求对孝敬父母、德行高尚的子民予以褒奖。当然，在新年和皇上、皇太后生辰时表达问候，他还须礼节性地送上祝福，并一再感谢皇上赐予墨宝，即一个大大的“福”字，表达好事、幸事之意。[116]

叶伯英只提出过一次关于治理陕西的综合提案，而这个提案之所以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提议大都小心谨慎，且传统保守。1885年12月，即他担任陕西巡抚后的八个月，就陕西如何从数十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他提出了一份提案，包含八点。前四点是关于农业的：鼓励农民开垦荒废的农田，开展水利工程，在陕西南部发展养蚕业，改革粮库。这些提议都缺乏新意，而关于发展养蚕业的提议更是不切实际。虽然叶伯英引用了古代的先例，但陕西交通不便，无法与江南和广东省份的丝绸业竞争。[117]他倡导对商业厘金进行改革，这也值得商榷。因为这种税是针对运输途中的货物征收的，因而只有沿来往船只较多的水道修建税收站，才易于征收，而陕西很少有这样的水道。在公共安全方面，他号召禁烟，对人口造册的保甲制度进行改革。但提议当中最突出的当属关于教育方面的建议。他首先提到，陕西作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都城，有着引以为荣的治学传统，然而他却不得不哀叹道：战乱和干旱过后，谋生越来越难。地主迫于无奈都转而从商。对学问和儒家思想的尊敬大不如前。要改变这种局面，他的提议是：给书院多建学舍，提供更多的书籍，另外每月额外增加一次诗文的讲解，即为官者若熟于经典则会被请来授课。当时，沿海各省的官员和洋务派官员都在大力发展工业、商业、铁路和电报线，而叶伯英则哀叹世人都在追求商业利益，并试图复兴古学和诗文这些文人的理想。[118]

这些倾向在他的年谱当中都很明显。年谱中他提到了一些让他引以为傲的著作：他父亲的诗集，虽多年四处躲避战乱但还是精心保存了下来；一本评论《易经》的序；一本元代农业序；一本关于古代礼器的著作；还有一本关于孔庙中舞乐表演的典册。他还派人维修孔庙演仪所用的乐器——这些乐器在多年的战乱中疏于管理。为了保护陕西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他资助修缮了多处庙宇，包括为了纪念唐代诗人杜甫而建的杜公祠和西安城隍庙。在叶伯英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位官员，他沉浸在祖国的文化和历史之中，并决心要将这种传统的盛况保存下来。[119]

虽然叶伯英积极主持对庙宇的修缮，但同父亲一样，在宗教问题上，他奉行的是一种不可知论的实用主义。叶坤厚对于所谓的怪力乱神持完全怀疑的态度。对他而言，人生活的俗世和神灵的世界是隔离开的：“有人以治明，有神以治幽，幽明两条路，各不相为谋。”还有一次，他公然对那些在寺庙中祷告的人嗤之以鼻：“作善者吉不善凶，祸福由己神无功。不须冥漠叩苍穹，但请清夜扪心胸。”[120]尽管持怀疑态度，他也承认，人们对来生报应的恐惧会促使他们在现世行善积德。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寺庙里那些令人心生恐惧的描述十八层地狱里各种酷刑的景象有助于治理社会。于是总结道：“先民常有言，神道以设教。”[121]他并不信仰宗教，而是将它作为一种有效方式，来引导人们（主要是通过让他们心生恐惧）远离邪恶之路。

现在看来，叶伯英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仍在履行一位尽职的儒家官员的职责：监考省试，便不无不当了。很巧的是，考试题目和最好的试卷被印刷成了一本小册子，因而保存了下来。在19世纪，通常情况下，考卷中前三个问题答得最好的均出自同一考生。很可能是因为考官只对第一道题目仔细评分，而其余题目的评分标准与第一道相同，所以答好第一道题目至关重要。[122]在这次考试中，第一道题目出自《四书》中的一篇文章，它要求考生对《论语》中的一句话进行解释并发表评论：“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123]通常，这篇文章的含义是，出身卑微但自身优秀的牛犊（或人）应该重用——人要委以官职，而牛犊的话则应用于献祭。这篇得分最高的论文通过讨论人才培养来阐述原文，并且在论述中与仁孝等美德结合起来。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很难看出这篇论文有什么重要价值。但叶伯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心精力果，言简意赅，先正典型，于兹未坠。”[124]

这次科举考试是在1888年秋举行的，当时天已渐凉，还下着雨。叶伯英在考场待了两周多的时间，患了伤风，之后是高烧和呼吸系统疾病（很可能是肺炎），使他咳嗽不止。医生开的药并没有明显效果，于是他便写了奏折，请了病假。几天之后，病情越来越重，他便写了遗疏，向皇帝举荐自己的儿孙们，希望他们能得到朝廷的重用。1888年10月1日，叶伯英在官廨逝世。

在开封的家里，家人不忍心将此噩耗告诉当时已86岁高龄的叶坤厚，因为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坤厚一年之后也去世了，叶家最有成就的两名成员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多年来都在忠心耿耿地为清政府效命，然而他们思想都属守旧。从他们的言行当中，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他们的周围潜滋暗长。19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通常都会写到洋务运动，洋务派如何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建设造船厂、兵工厂、工厂以及铁路来增强清政府的实力，抵御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叶坤厚和叶伯英的宦海沉浮中，这种自强的努力丝毫没有被提及，这一点值得注意。他们似乎并不关注西方列强对清政府造成的威胁，或者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他们出生、长大并且履职的地点都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发展儒学和经世致用的治国方案：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组织团练和保甲，赈灾，以及对违法者的快速惩处。他们带领叶家的这一支脉走上了财富和权力之路。但是属于这些因循守旧官员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随着新世纪的临近和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已经摇摇欲坠，行将瓦解。为了求生存并继续使家门昌盛，叶家人不得不谋求改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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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一时期的经典著作是Mary C.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也可参见Jonathan K. Ocko，Bureaucratic Reform in Provrncial China：Ting Jih-ch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1867-187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ch.5。

2．《叶氏族谱》（1944刻本），卷十，“墓志”，方昌翰《光禄大夫湘筠公墓志》，6页。

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七，《书感》，21—22页；《感怀杂咏三十首》之四，38—39页。

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自语》，41页；卷十六，《生日述怀七律六首》，2—3页。

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七，《感怀杂咏三十首》之第二十三，41页。

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古意七首》之第六，11页；卷四，《官箴诗六首》，44—45页；卷十八，《冒雨至光州属僚咸集姚云屏刺史设席肆饮予首唱七律一章用前韵》，47页。

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示伯勋、仲勉》，24页。

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惩吏役》，44—46页；卷十一，《偶题寓壁》，22页；卷十八，《示伯勋、仲勉》24页。

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惩吏役》，46页；卷五，《捕车谣》，5页；卷十六，《憎蚊子》，26—27页。

1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戒阍侯》，45—46页。

1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警词》，22页。其有句云：“疾趋无善步，颠蹶谁能防。进锐反退速，坐失康庄康。”

1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古词三首》之第三，13页。

1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33页、34页。

1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22页。

1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3页。

1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31页、32—34页。

1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示孙曾》，23页。并见卷十八，5页。

1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警词》，5页。

1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25页、27页；卷十八，25页。

2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示元度元浚元泽诸孙》，5页。

2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寄伯英（时任直隶清河道）四首》之第三，5页。

2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寄伯英（时任直隶清河道）四首》之第一，4—5页。

23．T'ung-tsu Ch'u（瞿同祖），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8）；John R. Watt，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

2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18页、26页。

2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18页；卷十五，1页。

2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16—17页。

2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0—11页、15页。

2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涿州道上佛宇甚多问之皆明季宦官所作感而咏之》，37页。

2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4—15页、31页。

3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20—21页。

3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余》，第一部分，28页。

3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26页。

3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35页。

3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四，5页。并可参见卷七，5页。

3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4页；卷七，33页。

3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七，15页。廓尔喀人的来访在1848年前后。

3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13页；卷十四，16—18页、25—26页；卷十五，20页、37—38页。

3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六，20页。

3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杂兴》，28页。

4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慨言二言》之二，13—14页。

4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30页。

42．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即事有感》，32页。

4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14页。并可参见卷七，10页；卷十四，30页。

4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34页；卷十三，38页；卷十四，24—26页；卷十八，49页、52—53页。

4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29页。

46．《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18—21页；卷三，8—9页。

4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34页；卷十八，23页。

4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30—32页。

49．苏廷魁：《叶氏族谱四修序》，《叶氏族谱》卷一，35页。

50．《叶氏族谱》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22—23页；叶伯英：《耕经堂年谱》，未标注日期的手稿（已添加页码），177—178页；叶笃静（坤厚的玄孙）写给叶笃庄的书信，［1987年？］12月25日、1995年3月29日。

5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书斋漫兴二首》、《寓室自遣》，41—42页。

52．叶叔亮：《退庵诗稿》（1918刻本），3页。该诗由叔亮的母亲所作。

5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一，32—33页、46页；卷十二，28页、40页；卷十四，43—44页、46—47页；卷十五，1页；卷十七，16页。

54．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答何介山赠婢》，33页。

5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四，26页；卷十六，13页。

5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次女伯珠归洪氏诗以勖之二首》，25页；《无题》，27页；29页；卷十八，《送大女伯珍赴陕三首》，14—15页；《七夕接大女元珍信欲由陕赴豫因念二女元珠已亡不禁泫然流涕》，44页。

5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哭二女宝珠六首》，32页。

58．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三，《老仆》，36页；卷十五，《遣思》，21页。

59．《叶氏族谱》卷六，22页、56—57页；卷十一，《湘筠自著同治六年以前年谱》，21—22页；叶笃静致叶笃庄书信，［1987年？］12月25日。

60．叶伯英：《耕经堂年谱》，56—57页。

61．叶伯英在此处使用的词语是“经济”，但很显然他心里想的并不是这一词语的现代意义（economics）。校译者案：“经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里，主要指经世济民，后引申为治理国家的才干，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语意上绝然不类。

62．叶伯英：《耕经堂年谱》，56—61页。

63．叶伯英：《耕经堂年谱》，56—61页。

64．叶伯英：《耕经堂年谱》，62页。《叶氏族谱》卷十一，25—26页。

65．James L. Hevia，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46-118.

6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80—84页。

67．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28页、39页。

68．叶伯英：《耕经堂年谱》，84—87页。《叶氏族谱》卷首，倭仁序（同治六年，1867年），37—38页。这版族谱中的族人传记，提供了叶家同治六年（1867年）之前的很多信息。遗憾的是，在后来重修的族谱中，这些族人1867年之后的事迹付之阙如，所以这里的信息很不完整。

69．《叶氏族谱》卷三，《修祠记》，1—6页。

70．叶伯英：《耕经堂年谱》，71页、79页。

71．叶伯英：《耕经堂年谱》，88—90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3页、14—15页；卷十八，19—20页、56页。

72．关于曾国藩，参见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再版，台北：文学馆，1964年），751—755）。关于同治时期的国家治理，见芮玛丽（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Last Stand）、欧中坦（Ocko）Bureaucratic Reform。

7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二，39—40页。

74．叶伯英：《耕经堂年谱》，96页。

75．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示子侄》，41页。

76．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寄大儿伯英七律八首》，3—5页。

7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91—94页。

78．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66—167页。

79．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57—159页。

80．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26—127页。

81．Mark Elvin，“Female Virtue and the State in China,” Past & Present 104（August 1984）：111-152；Matthew H. 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66-209；Janet M. Thiess，Disgraceful Matters：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82．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13页、123—124页。并可参见Rankin，Elite Activism。

8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古意七首》之六，11页。

84．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28—130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五，40页，也提到了官员安抚流民的责任。

85．See Pierre-Etienne Will，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trans. Elborg Forste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iggo）. On the 1877-1878 famine，see Kathryn Edgerton-Tarpley，Tears from Iron：Cultural Responses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8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32—134页。

8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66页。

88．Lillian M. Li，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State，Market，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1690s-1990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38-73.

89．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9—10页。

90．《大清实录》（同治），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四日（1874年3月31日），卷三六三，7页。叶伯英的年谱中没有提及此次指控，这或许并不奇怪。

91．左宗棠对李鸿章和叶伯英的治水工作进行了批评。事情极其复杂，但其中之一是左宗棠基于古代的地理文献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对这些文献相当精熟。而叶伯英的工作中有一项，即要证明19世纪的河流与古代典籍中提到河流的河道有很大不同。关于这一事件，参见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64—165页；《叶氏族谱》卷十，“墓志”，6页；以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764—767页。有关坤厚的告诫，参见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03—104页。

92．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51页。有关叶伯英及治水工程的总体情况，参见99—102页、103—107页、108—111页、113—123页、124—127页、130—132页、133页、162—165页；以及《叶氏族谱》卷十，“墓志”，3—6页。关于管理者的薪酬待遇，参见张仲礼（Chung-li Chang）《中国士绅的收入》（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12—14页。

93．叶伯英：《耕经堂年谱》，卷二，135—136页、146页。有关清朝时期的讼师，参见Melissa A. Macauley，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94．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36—138页。

95．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36页。

96．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43—146页。

97．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44—145页、157页。

98．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47—151页。

99．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70—172页。

10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六，43页。

10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七，1—2页。

102．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72—174页。

103．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46—147页；第三册，159—160页。

104．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74—179页。

105．《叶氏族谱》卷六，55—56页；卷十一，“传”，33—35页。叶伯英：《耕经堂年谱》，第一册，56页；第三册，214—217页。

106．《续陕西通志》（台北，1969年），卷一二八，14—15页。叶伯英奏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1885年12月13日），收入朱寿朋编纂《十二朝东华录·光绪朝》（下文简称《东华录》）（台北印本），2161页。

107．光绪九年十月六日（1883年11月5日），《东华录》，1579—1582页，包含控告冯的文件，以及控告前巡抚的文件，之外，还包括陕西一件处理不当的案件。

108．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79页。

109．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80—181页、202—203页。《续陕西通志》卷一二八，14页。叶伯英的奏折，大批都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宫中档档案馆中（以下简称“宫中档”），尤其是光绪十三年二月廿九日，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光绪十四年二月十日。

110．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84—185页。

111．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85—186页。叶伯英奏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东华录》，第24册，2161页。《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台北印本），1459—1460页。

112．叶伯英奏折，光绪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宫中档。

113．叶伯英奏折，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五日，宫中档。

114．叶伯英奏折，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东华录》，第24册，2316—2318页。另可参见，光绪十三年九月六日奏折，同上，2310—2312页。在呈报给朝廷核准并在宫中档保存的奏折当中，叶伯英总是要求对罪犯施以最严酷的刑罚，即使是在现代读者看来存在大量减轻刑罚的案件中。

115．叶伯英存于宫中档的奏折，例如，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及光绪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奏折，以及大量未标注日期的附录。有关朝廷对省级自治的不满，参见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六日（1886年12月30日）颁布的法令，《东华录》，2169页。关于任命程序，参见瓦特（Watt）District Magistrate，45—58页。

116．最完整的叶伯英奏折目录，参见《岁首登记》中（不过奏折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缩微胶卷125—31（光绪十一至十四年）。

117．See William T.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rousness in Er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242．对此表达了相反的看法，参见刘翠溶《汉水流域的贸易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800—1911）》（南港：中研院，1980年），116—126页，谈到了类似的提议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118．叶伯英奏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1885年12月13日），《东华录》，第24册，2161—2163页。

119．叶伯英：《耕经堂年谱》，183页、189—190页、196页、197—199页、200—202页、217—218页。

120．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过古庙》，43页。

121．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一，10页。

122．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190，425-427.

123．《论语·雍也第六》，《古意七首》之三，第四节。

124．《陕西闱墨》（光绪十四年，1888年）。

（六）转变的时代

1891年（光绪十七年），装备整肃的一小队人马载着棺木，从开封出发，气氛庄严沉重。叶坤厚和他的两个儿子伯英和景昌的遗体保存完好，正要运回安庆予以安葬。随行的有叶元琦，叶伯英之子，时年四十二岁，还有他二十三岁的叔父叶继铨。继铨为坤厚晚年时与小妾所生子。[1]景昌、伯英、坤厚三人在1887年至1889年间相继去世，其顺序与他们的长幼次序恰好相反。他们都曾出仕为官，因而灵柩都非常讲究，密封完好。事实上，当他们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开时，虽然已时隔七十五年，但伯英的遗体仍然保存完好，他穿着官服，身边放着一把剑。

遗体运往安庆的日期应该是仔细计算后挑选出来的黄道吉日。坤厚去世与三人共同安葬的时间有着两年的间隔，这可能是因为按照星相学的要求，很难找到一个适合他们三人同时下葬的日期。所谓卜葬，最重要的莫过于挑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现在时间已经选定，地点就应该是安庆城外叶家故宅附近的家族墓地。但叶元琦和他带领的这队人马很快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当头一棒。

坤厚和伯英是晚清叶氏家族历史上最杰出的成员。他们都在朝为官，为家族带来了荣誉，并且也解囊出资，编撰新的族谱，修建祠堂。然而，他们却并不是家族内部最有资望的支脉，而且也没有完全符合保持家族一致性的常用标志。最明显的一点，按照族谱的要求，坤厚这一代男性名字的第一个字都应当是“兆”。除了坤厚和他的兄弟们之外，这一代叶家的150名男性名字都符合这一要求，坤厚的原名是法，而他的兄弟，叶莲和叶运，都是单字，这均有别于叶家的其他男性成员。同样，叶伯英这一代人的名字当中应当包含一个“积”字，而伯英，他的兄弟们，还有他这一代最亲的堂兄弟的名字，都没有遵从这一要求。实际上，他们这一支脉当中，名字包含族谱中规定字的最后一人，是坤厚的父亲叶玉廷。叶玉廷所有后代的取名方法都相异于族谱的规定。这样一来，早在叶坤厚引领自己这一支走上辉煌仕途之前，它已经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与家族的其余分支有些格格不入了。[2]

后来，叶坤厚在北方河南任职多年，进一步削弱了与安庆老家之间的联系。他的一首诗很有意思，很可能写于19世纪40年代晚期，诗中记录了一次安庆之行后的伤感：

虽在故乡生，幼离故乡处。

老返故乡来，因拜故乡墓。

难识故乡语，未熟故乡路。

恒业故乡无，不惯故乡住。

为谢故乡人，还别故乡去。[3]

坤厚这一支与家族其他分支之间的疏离不断加深，而1891年，这种疏离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当叶元琦回到老家后，他的亲戚们把他羁押在家族祠堂中，称除非他答应一些条件，否则便不放他走。首先，族中长辈们坚持认为，这三人的棺木不能埋在家族墓地中：坤厚、伯英和景昌官位显赫，会完全遮暗埋在那里的普通族人，使得这些人的后代也不能享有好运；第二，元琦和他这位年轻的叔父应该分一些自家的财产给留在安庆的穷亲戚——没有田地的要购买田地，没有住处的要购地建屋。考虑到伯英的政绩，朝廷任命元琦为道员，人们可能会疑惑，这些普通老百姓怎么敢羁押朝廷命官，而留在安庆的叶家分支祖辈流传下来的解释很简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其中有一条便是：“官位再高，高不过家族。”[4]

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具体条款没有保留下来）。之后叶元琦花费了一些时日，在县城周边为父亲和祖父重新寻找合适的墓地。他最后在黄龙山脚下找到了一块宝地，在安庆西北方向，离县城有一段距离。接下来，他们精心修建了墓地和举行祭奠仪式的祠堂，并且出资请当地一家人予以照料。整件事情劳神费力，对元琦是很大的考验。之后很多年，他经常抱怨因寻找合适墓地四处奔波落下了腿脚疼的毛病。[5]叶伯英的后代再也没回过安庆——直到一百年后为了写这本书，叶家住在北京和安庆的两支才又聚到了一起。

坤厚这一支与家族其他分支之间的疏离，也波及到了他的其他近亲。1880年（光绪六年），坤厚的弟弟叶运去世。[6]他的仕途也算亨通，先是在河南军中任职数年，同治六年“奉旨发往江苏补用”，到省“奉委皖岸督销淮盐总局提调”。[7]后又担任江苏徐州知府。第二年，他的儿子叔亮将他的遗体送回老家安葬，但乘船途中遭遇意外，同时，距离他们住处很近的安庆军火库发生了爆炸，这都使他很担忧，怀疑回乡安葬是否真的吉利。[8]借助父亲的关系，叔亮在19世纪80年代先后在盐运局任不同职位[9]，均获利颇丰，最后在位于扬州的重要盐业集散中心任职，在这儿他先后纳了三房小妾，都只有十几岁，而他本人已年近四十。1893年，也就是元琦回乡安葬三位长辈并处理完所有琐事之后不久，叔亮放弃了为自己及家人在安庆寻求永久风水葬地的想法，返回安庆，掘出家人的棺木，包括叶运、自己的嫡庶母，还有兄长的棺柩，奉至扬州，于十二月安葬于西山华严庵附近。从老家把棺木移走再下葬的做法非同寻常。叔亮给出的理由是，扬州离安庆不远，气候也相近，所以他们在天之灵应该不会反对把遗体移到这里。[10]但是这种做法更凸显了他们这一支与安徽祖籍的疏离程度之深。[11]

叶元琦是叶伯英的长子。他生于1849年，当时伯英只有25岁，正在帮助父亲处理政务。元琦出生时，坤厚正担任南阳知府，他就出生在宽敞舒适的知府大宅中，此时老夫人还在，叶家已是四世同堂了。跟随家人躲避战乱之后，元琦大部分时间是随着祖父在开封生活，而他的父亲则努力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家里为他请了先生，帮他准备科举考试，但考了八次，他甚至连最低一级的秀才都没有考中。“而素所俾倪者多擢巍科、标甲榜。朋知代为不平，君晏如也。”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有无科举功名，作为获得仕进的一种途径，其重要性越来越低。事实上，元琦之所以能走上仕途，靠的是捐纳和先人余荫。他最初担任的一些职位都是暂时性的：1877年（光绪三年），他在京师刑部任河南司郎中；1880年（光绪六年），保升湖北候补班前先补用道，旋赏戴花翎加三品衔。但他其实根本没有履职，甚至可能根本没去过湖北。能够获得这些职位，无疑是因为他父亲和祖父对朝廷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还有叶家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12]

1871年（同治十年），叶元琦娶妻张氏，其岳父在河南浚县任知县，他们祖上是安徽桐城颇负盛名的望族，父子宰相（指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张廷玉父子），十世翰林，族中成员大多做学问或在朝任官。[13]她过门不久，就接连给元琦生了两个儿子（1873年和1874年）、两个女儿，女儿幼年时期都不幸夭折。虽然对这场婚姻的实质我们不得而知，但元琦没有纳妾，这一点非同寻常，而张氏似乎在他后来宦迹所至一直陪着他。元琦的仕海升沉，是他父亲1888年在陕西去世之后，方才开始的。在这之前，元琦似乎一直都在开封侍奉祖父，不过他也去西安看过父亲几次。叶伯英临终前，向朝廷上书，举荐自己的几个儿子，希望能获得皇帝的照拂。[14]守制期满，元琦请缨从军，参与剿灭新疆地区动乱，并立下战功，之后便调任直隶。他的父亲曾在直隶任职，并且他父亲的贵人——李鸿章，当时还担任直隶总督。

在李鸿章的督导下，元琦显示了自己在管理财务方面的卓越才能。他先是受命“办海防营务处，继调保定营务处，兼办练饷局”，负责向直隶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在任职的几年时间里，他管理的银钱不下数百万，没出过半点差错。在治理下属贪污和滥用公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15]。然而，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母亲去世，使他不得不暂时离任。元琦利用服丧的这段时间收集有关国外风俗传统和治国之道的报道，并编纂成册，命名为《共球集要》。[16]

可惜的是，这本册子没有保存下来，但它可能最能够清楚地表明，元琦这一代人与他的父辈及祖父辈之间，已存在很大的差别。坤厚、伯英对外国事务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坤厚的诗中有一种强烈的排外气息。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来自国外的威胁不能再置之不理了。1894到1895年间，中日甲午战争，虽历时不长，但令中方损失异常，日方取得了战争的完全胜利。战事缘起于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争议。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附庸国，定期向朝廷派出使团，诣阙朝贡，进献方物，就像是历朝皇帝忠实的封臣。日本在朝鲜的影响日益扩大，最终中日之间发生了摩擦，进而爆发了战争。相对中国海军而言，日本海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们击沉或是捕获了整个中国北洋舰队，而且日本陆军把清军赶出了朝鲜半岛，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地位同时告终。十五年后，日本占领了朝鲜，将其据为自己的殖民地。对中国主权构成更大威胁的是失去了台湾。这一地区两百年来一直是清政府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刚被设置为省，有了更高级别的区域规划，现在却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这场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攫取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并且获得了在中国建厂的权利，这一权利很快就被西方列强利益共享了，它们都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条约中规定它们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开设工厂的权利就包含在“最惠国”的相关条款当中。[17]

对日战争的惨败对中国影响巨大。除了在鸦片战争后向英国割让香港岛之外，日本攫取台湾，使清政府接连遭受重大的领土损失。而且，打败清政府的不是欧洲列强，而是日本。日本只是不久之前才停止“闭关锁国”，在明治维新之后方开始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体制改革。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崛起说明亚洲国家可以学习西方的军事和技术优势，开展改革，在很短的时间里加强自身的国力。[18]

自此，改革（很快便演变为革命）成为了中国政坛和社会的主旋律。叶元琦也投身到了这场新的潮流之中。他编纂了有关世界政治和文化的书籍，无疑是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威胁到大清帝国的外国列强，并帮助他们理解西方列强和日本缘何能如此强大，以使中国能够仿效。他向李鸿章提议建立东文学堂，购买西方图籍，嘉惠士林，以培养下一代。依靠对儒学经典的掌握来选拔官员的时代行将结束。[19]

但中国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改革的热情使一批坚定的改革者在朝中当权，并且日益壮大。光绪皇帝（生于1871年，卒于1908年，1875—1908年在位）多年来一直屈从于听政的慈禧太后（1835—1908年，她是光绪帝的姨妈兼伯母），正欲摆脱其控制。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夏，光绪帝听从改革派的建议，颁布了大批法令，以促进政府部门、教育、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史称“百日维新”（或“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皇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被视为先例，因为他们以欧洲现代体制为模式发起并推行了彻底的改革。但是激进的改革派势头太过迅猛，各省的保守势力和朝廷中的皇族亲王都感觉到了威胁，于是便都聚集在慈禧太后身边，废黜并囚禁了光绪帝，改革戛然而止。[20]

戊戌变法失利后，保守的皇族亲王们掌握了朝中大权，中国的政治走向也由改革急转为保守。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随即升级。被日本打败不仅震惊了中国的上层政治阶层，也警醒了欧洲列强。新闻记者、政客和商界精英认为清政府太过软弱，无法自保，于是拟出瓜分大清帝国的提议来。如同当时非洲正被欧洲各国瓜分、沦为殖民地一样，现在中国被划分成了无数个“势力范围”，这个过程中国人称之为“瓜分”，但这些“势力范围”还不是殖民地，它们是列强强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达成协议，保证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享有采矿、修建铁路以及其他经济权利的特殊地区。法国要求的势力范围临近其在印度支那新开辟的殖民地，日本则要求在福建行使特权，这与其殖民地台湾仅隔着一道海峡；俄国攫取的是中国东北不冻港口旅顺、大连，及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以便与西伯利亚的铁路相连接。这些都表明，列强将各自的势力范围作为未来进一步殖民扩张的准备。

中国人对这种新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很快引发了另外一场大危机。一方面，朝廷的保守势力认为所有来自西方国家的侵扰都是对自身地位的威胁，因此鼓励地方官员予以抵制。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态度表明，它们会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达成自己的意愿，这一点产生了严重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山东，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要求将山东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占领了沿海港口胶州作为德国海军的储煤站，迫使当时深受欢迎并主张抗击外敌入侵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离任。清政府担心诸如此类的反洋教暴力事件会带来类似的后果，构成对领土主权的威胁，于是下令所有涉及教务的冲突都要快速友好地解决。然而不幸的是，命令颁布后这样的冲突反而增多了。天主教教民与外国传教士发现，无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怎样的侮辱、伤害，或是损失，只要咬定起因是反洋教的迫害，官府判决就会对他们有利。所以即使发生了很小的争端，教民都肆无忌惮地以强硬的态势提出自己的要求，气焰甚为嚣张跋扈，这很快就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

这次的反抗就是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或神拳）将遗传下来的几种拳法结合，传习一种新套路。义和团宣称，练拳练好者能降神附体，只要习武便刀枪不入，不用惧怕西洋的枪炮利器。很快，义和团就承担起了反洋教的使命，在普通村民与洋教徒发生争端时保护中国百姓。在中国，洋教徒一直只占教民的很小一部分（不到1％），但他们通常集中在各个教民比较多的乡村，于是这些乡村就成了义和团的攻击目标。此时，保守的皇族亲王和官员控制着朝廷和北方许多省份，他们不愿镇压忠诚地反击外国势力的义和团。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夏，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顶峰。整个华北平原遭遇干旱，农民无事可做，饥饿的民众相信了义和团的宣传：洋教徒的增多激怒了神灵，是他们阻止了下雨。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向京城，在这里以及临近京师向列强开放的天津，散布口号。欧洲列强的外交人员及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感到极度恐慌，请求本国政府予以军事保护。外国军队开进，朝廷感觉到了威胁，更加公开纵容和支持义和团。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越来越多外国人被杀，外国公使馆遭到围困……整个夏天，事态不断升级。最后，欧洲、美国和日本出动大批部队，组成八国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带着被囚禁的光绪帝及一帮近臣，仓皇西逃至西安。[21]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叶元琦都在直隶任职，该省是受义和团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他对义和团没有好感。他认为他们是在传播一种危险的异端做法，主张对义和团予以坚决镇压，力言：“边衅不可开，邪说不可信，乱民不足恃，急宜剿除，勿种祸媒。”有不少人都持此观点，但当时暂直隶总督裕禄趋于保守，对这些意见都不予理睬。没能阻止危机的发展，元琦致力于控制危机所造成的破坏，陈进兵戡乱之策：“以兵二千，由陆路自北逼涿州；以兵二千，由北戴河水路，自南逼新城。中以击游师千人压新、涿之郊。胁从者闻大兵至，必望风解散。急进兵攻首要草矱禽狝，一鼓荡平。”书上不报。随着列强的军队占领京津，又一路向南逼近直隶首府保定，元琦积极行动，保护省库。他竭一日夜之力，运出帑金四十万，派人严加保卫，将银两转移到了更靠近内陆的安全地区。“是时大难初起，盗贼充斥，君挟辎重，涉长途。人心岌匕，僚佐无敢从者，会计、文牍兼于一身，漏三四下犹不寐，两阅月始抵大名。”[22]后来，部分银两被用来遣散义和团运动时期仓促征集来并疏于训练的士兵。当时，这支队伍的一名军官威胁说如果不给他们多拨款以抗击外敌，就要发动兵变，元琦洞烛其奸，严词峻拒，遣散了这支部队。[23]他要确保银两保存下来，用以支持正规军、维护安定局面，直到敌军撤退。

无疑，元琦保护了这批饷银，使其免于外敌和内乱的掠夺，为朝廷立下了不世之功，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奖赏。他在路上颠簸数月，经历了种种艰难，敌军撤退后，其他官员坐着马车，带着衣着考究的眷属，满载着各种贵重家当返回保定，使他愤愤不平，心生怨恨。他一向都在批判当时官员贪污腐败无度，老年生活似乎孤独不快。[24]甚至他的铭文中都称他“生不逢辰，天马跼躅。世无知己，剑气潜藏”。

两年后，叶元琦病故，年仅53岁。直隶的新总督是袁世凯（1859—1916），他力主推行军事和政治改革，在民国早期曾任大总统。他在给皇帝的奏稿中称元琦的死是由于“积劳过甚”所致，但并不令人信服。根据叶家流传下来的说法，元琦病倒后，袁世凯派当时跟随他部队的一名日本医生给元琦做手术。手术失败了，“上午开的刀，下午就死了”。[25]元琦的妻子一直都没有原谅这位未来的总统。无论怎样，元琦死后，他对朝廷的功劳得到认可，他的儿子崇质得以进入国子监读书，“六月期满，以知县注册候选”。[26]这是叶家为清政府效劳的最后一代人了。[27]

叶崇质1873年生于叶坤厚位于开封的大宅中。我们对他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可能他少年时一直与父亲和曾祖生活在河南。同样，家人为他请了先生，教他学习经典文书。叶家大院十分雅致，藏书颇丰，还有数百件古董和书画，以及绝美的花园。他在19世纪90年代随父母搬到了直隶，在保定的莲池书院读书，此时他的父亲就在省府保定任职。除了传统科目外，这里的课程还包括西洋新学简介。[28]崇质很可能没有参加乡试——要参加乡试的话他必须回到安庆老家——而是花钱买了个监生，以国子监生身份参加了会试。据说有几个主考官认为他的文章写得不错，但他并没成为贡士。因而，他的仕途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即他父亲过世之后。

提携叶崇质的人是袁世凯。根据叶家流传下来的说法，在叶元琦的葬礼上，开吊那天，元琦公的夫人张太夫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孝布后面大骂袁世凯”，指责袁害死了自己的丈夫。袁世凯随即道歉，并承诺会照顾他的儿子叶崇质。实际上崇质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做袁世凯的侍从。后来袁世凯派崇质和自己的一个门生杨世骧去了山东。崇质的孝心（当然还有财富）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护送母亲来到新宅，随从人员达两百人之多，他的母亲坐在精致的轿子里，由八个人抬着，崇质则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29]在山东，他担任一些临时的差使，并在剿匪方面有所展布。由于剿匪有功，“奏保道员，交军机处存记”。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派回直隶，担任清河道之职，他的祖父叶伯英几十年前曾担任相同的职位。

叶崇质仕途的发展记录并不详尽，而在此时，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激变。义和团溃败之后，朝廷彻底清除了保守派和排外者的势力。列强攻占了京城，向清政府索要巨额赔偿，并派出部队驻守京城地区（且对清军予以限制），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这一切使清政府，包括慈禧太后，深信大清必须推行根本的改革，包括军队现代化、修建铁路、建立造船厂、拓展电报线路、开采矿业、筹建现代工业等，其中有很多改革在19世纪晚期就试探性地开始了。但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各项改革的进展明显加快，清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商部和交通部，组织地方商会，并着手修订法典，保护和鼓励各项资本运作。

经济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是外资企业的大幅增加。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工业、交通和采矿等领域在华投资。由于担心外国人会控制中国的矿产资源、铁路，以及现代工业经济，中国的官员、有识之士以及商人急切地在这些领域成立自己的公司。1895年以前，只有大约100家中国采矿和生产企业使用蒸汽动力或电力，并且其中很多企业规模极小。但从1895年到1913年间，成立的新兴企业多达549家，主要集中在缫丝、棉纺织、食品加工、公用事业以及采矿等行业。铁路里程的增加更为显著：1895年前修建的铁路只有288公里，而到了1912年，铁路总里程达到了9,244公里。虽然现代工商业只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极小一部分，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开篇。[30]

在大多数领域，政府在推动所谓的新政改革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新政施行到了广阔的区域。虽然在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影响最大，但没有受到影响的地区少之又少。新政推行时成立的新军引进了现代化的武器，西式的军装和训练模式，成立了军事学院来培养职业军官——要知道，长久以来，投身军旅的人并不受到重视，社会地位较低。主要依靠对儒学经典的考试来选拔政治精英的科举制度，在实行了一千年以后，于1905年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西式的教育制度，除了中文、经典名著和历史等核心课程外，学堂开始教授数学、科学、地理及世界历史。因为中国能胜任这些科目的教师严重缺乏，很多有能力、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东渡日本学习，成为了第一批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这些学习经历让他们了解了日本通过政府推动政治经济变革以实现现代化的探索，以及贯穿于其中的新的知识体系。同时，还使他们接触到了诸如民族主义、民主人权等新的政治概念。

在国内，最深刻的改革是在政治领域，而关键的促进因素还是来自日本。1904至1905年间，日本和俄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出乎意料日本取得了胜利。在亚洲，人们为日本的胜利振奋不已，它表明亚洲国家也可以打败欧洲强国，但更重要的是，它似乎证明了日本的国会制度比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更能有效地把人民团结起来，保家卫国。认清了这一点后，清政府派出考察团去研究国外的宪政模式。意料之中，使团成员对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印象最为深刻，这两个国家君权强大，而宪法还给国民所选出的议会一定的权力。鉴于此，考察团推荐的立宪方案赋予了士绅阶层更多的权利，他们可以在地方参议会和省级咨议局中行使审议和监督权，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可以有批评的声音出现。而这在中国，从不曾有过，史无前例。[31]

国内的改革热情蔓延开来，几乎涉及到了生活的每个方面。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铺砌一新，整齐划一，出现了煤气灯和电灯，街上有了人力车和有轨电车，能看到警察在巡逻，确保交通有序、街道干净卫生。新成立的学校把最有希望的学生吸引到了城市，在这里，他们参与各种有关时事的讨论，成立社团，偶尔发起罢课和示威游行。报纸和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城市发展开来，使得人们可以获得关于公共事务的各种信息，从而能对时局各抒己见。在这之前，人们要想获取新闻，只能去读《邸报》，它几乎是唯一一家正式出版的报纸，主要内容是各种法令公告、皇帝谕旨、臣僚奏议，以及一些官员任免升迁等邸吏们所需收集抄录的内容。一种紧迫和民族危亡的气氛充斥着新媒体，进步的声音号召年轻人和妇女行动起来，拯救民族于危亡。[32]

这种新的民族精神在1906年版的《叶氏族谱》中得到了非常清楚的体现。叶善镕负责这版族谱的编写。他在前言中写到了自己这个时代的“民族潮流”，他对于时代的界定不是通过执政皇帝的年号，而是直称“二十世纪”。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留学日本十年的经历，以及对自己产生的影响：“睹其华厦公园，美且丽矣；铜像巍巍，植驰道矣。”到处是机械化的场景，令他充满激情：“琴自奏也，耜自耕杼，目织工自成器也，极之纤细……呈新社会庄严璀璨之现象。”“何以故？”他反问道，“此皆为国家主义的民族，而非家族主义的民族也。”[33]

这与前一版族谱的前言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啊！在1867年版的《叶氏族谱》倭仁序对传统家族制充满赞誉，认为它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叶善镕则称颂民族，并对自己留学回国即要编写新的族谱表达出不情愿。然而他又用白话文解释了编写族谱为什么是合理的：“至镕五修。时适当祖国立宪，政界之新开幕，放一线之曙光，造成民族帝国之时间也。今者爱国之声喧传耳界，穷原探本，未有薄于家族感情而厚于国家思想，此亦文明之通例。吾大缘叶氏，为皖怀望族，阀阅赫濯簪联翩，显宦名儒，肩背相望，虽间有耕佣野老，安乐田园，而要皆可以养共同之风，联亲爱之谊，统一秩序，组成有机团体之家族，进而为整齐完全之国家。虽古先王敬宗收族之意，何以加此？是则镕五修族谱之绝大希望耳！”如是，他的序文体现出了对家族认识的改变，开始时是一种贬低的语气：家族主义不如国家主义，后来转变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现代的家庭概念，即家庭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团结的基石。[34]

这并不是华而不实的空话。叶善镕引用了在竞争激烈时代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为了适应时代要求，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家范。他设想在家族祠堂中成立一所“叶氏小学堂”，目的是推行像日本和西方国家那样的普及教育。在今后的教育中，孩子们应当有所专长，从研习经典著作，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过渡到专修法律、警务、政治或商务。同日本和西方国家一样，女孩儿也应该接受教育，因为她们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母亲。中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他说：“我族女子均当七岁入学，勿狃于积习而不教，养女如养猪同。”（这无疑是对如何对待年轻女性的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解。）也不应该只教女孩儿如何持家。如果她们能掌握一些技术，接受一些训练，可以成为教师，协助料理商业事务，或者从事医药工作。为了能够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女性不应裹足，因为裹足会使人跛脚；母亲不应仅仅因为自己裹了脚就给她们的女儿裹脚。同样与过去彻底不同的是，他提出族中的男孩儿们接受教育之后，应当自己选择妻子——理由还是一样，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人都这样做。[35]

积极投身政治的国人都认为实行根本的变革是可取的，也是有必要的，但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一些人希望把大清政权改良为君主立宪政体；也有人想要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双方争论激烈，但都提到了宪法制度和民权，认为这些改革是培养爱国热情和增强国力的“现代”和“文明”手段。但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人认为，革命会导致暴力内战，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增加中国进一步丧失主权的危险。支持进行革命的人则认为，中国已经两次被奴役——先是满族，再是帝国主义列强——除非驱逐满族人，否则中国永远不能强大、独立。[36]

在国内，支持革命的阵营势力较弱，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组织松散。公开倡导革命思想无疑是不允许的，革命党也容易遭到警察的突然袭击、拘捕，甚至被处决。在革命宣传散布很广的海外华人社区，尤其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当中，反满的革命组织有众多的支持者。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孙中山（1866—1925），他是广东的一名医生，在香港和檀香山受过教育。孙中山从1895年起就倡导革命，组织起义。相比中式长袍，他更喜欢穿西装，英文交流与汉语一样流畅，他早期的努力主要是依靠赞同自己事业的英国人、法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支持，当然，这些人也有自己的意图，不光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但1905年以后，随着中国留日学生激增，孙与他所领导的同盟会得到了越来越多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他们又反过来把革命思想和出版物带回国内进行秘密传播。[37]

革命思想在大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发展尤为迅猛。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掌握清廷大权的是摄政王载沣，他完全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首先，随着预备立宪的进展，1911年春，清政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责任内阁，这一期待已久的举措是建立立宪制度的重要一步，因为国家的领导者将能反映人民的意愿。但改革派却彻底失望了，因为在十三位内阁成员中，只有四名汉人，而占大多数的满族人当中，又以平庸的满族皇室成员和皇亲贵戚为主。第二，几乎是在同时，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并且获得了国外贷款，准备修建主要铁路干线。这样一来，十年来希望中国铁路权自主、不受外国干涉的努力化将乌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是朝廷在藐视国人希望建立代议制政府，实现国家独立的愿望。它将当时最强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立宪派和民族革命派——都推到了清政府的对立面。[38]

清政府和革命派之间的冲突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席卷了叶家。叶家的积极分子中有一位名叫叶崇榘，是坤厚弟弟叶莲的曾孙。他是家中独子，父亲是江苏省一位候补知县，他年少时与一位叔伯生活在南京，接触到了西学，参与了有关时事的迫切讨论。在南京求学时，他接触到了一些革命运动的未来领导者，并深信只有驱逐满族“鞑虏”，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他跟随一些革命党到了湖南，“明德学堂之役，躬预其事”。这次起义的失败，使他确信未来起义若要成功，“非得武力为后盾不易为功”。于是他在1906年参军，并被派到日本深造。在日本，他遇到了孙中山，并与其他的革命领袖重新建立起了联系。他被选派渗入北京的清军部队，在陆军部任职，因表现良好，获上司刮目相看，得到了资政大夫的诰授。但1911年春，叶崇榘因“散布谣言”被解除了职位，并被驱逐返里。当时，广东的黄花岗起义刚刚失利，清政府正在最后确定贷款修建铁路的计划和责任内阁的成员。因为曾在日本留学，一段时间以来，很显然他受到了怀疑。当时的北京，政治局势日益紧张，或许是他无意中泄漏了对革命的见解。[39]

1911年7月，叶崇质（叶伯英之孙）被任命为直隶巡警道。这个职位相当于一省的治安总负责人，但实际上他的办事处设在天津，其主要职责也限于维护该市的治安。天津是华北最重要的开放口岸，北京、华北平原，甚至西北地区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外贸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在行政管理上，多国分别行使主权，局面相当混乱——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有各自的租界，互相隔离开来，由各列强自行管控，维持治安，同时还有一部分由中国治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中国的守卫部队撤出天津，从而使警察局成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此外，警察在中国城市的现代行政管理中也是一支至关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职责远远不止常见的维持交通和治理犯罪，而是包含了收缴税款、公共卫生（从在公共场所小便到垃圾处理再到治理卖淫，都包括了进来），提升公民的民事行为使其得体，以及审查和限制不正当的政治活动。[40]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了。意外的一起爆炸事件暴露了当地的革命组织，他们不得已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开展行动。然而革命党轻易地占领了省会武昌，之后革命迅速蔓延到了邻近的汉口，很快就光复了湖北全境。颇具人望的一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转而投身革命，担任政事部部长。很快，革命席卷了南方众多省份，新军军官和省咨议局中的开明士绅，在学生和商会的支持下，出掌这些省份（还有华北的个别省份），宣告支持民主革命，脱离清政府。几个月内，随着新军、教育界、经济和宪政机构纷纷支持革命，并支配了新的革命政府，中国很多地区都宣布脱离清政府，赞襄共和[41]；而同时，华北地区还牢牢地掌控在清政府手里，袁世凯（曾被新的摄政大臣逼迫离任）又被请了回来，担任内阁首相。大多数北洋军队的军官都曾是袁世凯的部下或门生，都对他忠心不贰。华北的革命热潮还在继续，天津警察局是抵抗颠覆活动的关键力量，叶崇质很快引起了当政者的猜忌。虽然袁世凯在叶崇质初入仕途时处处提携他，并且与叶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有些人担心崇质了解他堂兄崇榘的革命活动，有人密报说天津警察夜晚巡逻时臂上缠的白布跟南方革命军的臂章很相像，说他有通革命党的嫌疑。这均不得不让人起疑。结果，仅仅担任了几个月的巡警道，叶崇质就被解职了。这样，叶家最后一位清廷官员的仕途也告终结了。[42]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退位。很快，当选为南京革命政府总统的孙中山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位，转而支持袁世凯。中国的封建帝国结束了，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最后一位首相又成为了民国的总统，因而与过去的决裂并不彻底。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交接很平静顺利，革命党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之间的冲突则尖锐得多。袁世凯对民主原则的贯彻是很有限的，而1913年选举出来的国会中，以革命派为主的国民党与其支持者占了大多数，他们立即对袁世凯进行了挑战。[43]许多人激烈地批评袁世凯，叶崇榘便是其中之一。1912年，他返回北京，主持《民国报》，该报支持国会，对袁世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虽然《民国报》没有保存下来，但在北京，公众辩论的激烈程度从当时一份保守报纸——《爱国白话报》的内容中可见一斑。它谴责革命党，称其为“下层社会的暴徒”，批评国会议员拿着工资，却整天打麻将、看京剧、大吃大喝、出入妓院。报纸引用了（肯定是错误地引用了）一位革命党领导人的话说，“我宁愿把中国交给外国人，也绝不服从中央政府。”发表“错误”新闻的进步报纸被关闭，这家报纸报道时却表现出赞许的态度。由于对民主治国的含义并未取得共识，中华民国的开端困难重重。[44]

1913年，冲突发展到了巅峰。首先，袁世凯派人刺杀正在准备坐火车北上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他是刚在议会选举中使国民党取得胜利的“总设计师”。之后，孙中山和他在南方的支持者发动了反对中央政府的“二次革命”，历时很短，且以失败告终。叶崇榘在这次革命期间离开了北京，之后又很快折返，继续他在新闻界的工作，反对袁世凯的统治。9月7日晚上，他被逮捕了。对他的指控含混不清，甚至互相矛盾。一方面，有人指控他组织了一批人，庆祝国会成立；另一方面，又有人说他与满清皇族的宗社党是共谋。虽然他曾在清政府陆军部供职（这也是控告他与皇族成员有所勾结的根据），但他与革命党认识时间漫长，且联系越来越公开，这使得第二项指控似乎不合情理。很可能控告他与宗社党密谋是捏造出来的，目的是使整件事情混乱不清。不管怎样，在没有进行任何公开审判的情况下，9月24日黎明，叶崇榘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45]

根据叶家流传下来的说法，当叶崇质获悉他的堂兄被袁世凯抓捕后，马上动身去了北京，确信凭着他与袁世凯的交情，且父、祖都曾是袁甲三、李鸿章的部下，世交之谊，应该可以让他放了崇榘。但当他获悉崇榘已经被处决后，意识到民国的政治规则是全新的及血腥的。对于这种草率处决和政治暗杀正成为常规做法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于是，立即返回家。后来，袁世凯先是邀请他出任河南省的警察局长，又请他担任他的祖籍安徽省的民政长（实际上就是民事政府首脑，即省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自己更希望待在天津，照顾年迈的母亲。[46]

在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叶家人都在为清政府效命。他们年轻时全力应付科举，这是他们得到社会认可，获得为官资格的必然之径。之后，叶坤厚的政绩和军功使他的兄弟们和后代不用再通过科举就可以出仕为官，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叶家人踊跃试身宦海。官位是他们地位和财富的可靠来源，叶家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都无疑极大地得益于这些职位。但到了民国时期，政治规则发生了变化，局势动荡，令人难安。叶崇质行事谨慎，不太适合官场升沉，于是他转而从商，培养下一代叶家人从事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职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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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叔亮：《退庵诗稿》（1918年刻本），5页。叔亮提到坤厚的妻子（徐氏）这次也被带了回来。但从伯英的叙述中（第五章），可得知她1867年已经安葬，此时她当去世后不久。这样看来，她1891年又重新与自己的丈夫合葬。

2．参见《叶氏族谱》中的图表（1944年刻本），四至七卷。叶坤厚原名叶法，名为单字，与他的弟弟叶运、叶莲一致。他的儿子季铨名字中的“季”字不同于这一代叶家其他人名字中的“積”字。

3．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五，《铁工顾纪小时随父出门，以艺谋食江淮间，已五十馀年，今秋回淅川居数日，仍复出门，感其事，作古词一首》，46页。

4．叶萃章及安庆叶家其他成员访谈，1995年2月。

5．《叶氏族谱》卷十,《元琦公墓志》，1页。云“戊子秋，中丞公卒于陕西节署。踰年春，方伯公亦相继即世。君哀毁骨立，扶榇旋皖。皖中卑湿，鲜佳壤。光禄公浮厝已数十年，君涉水跋山，远求兆域，数载始卜葬三世先人花菓园之麓。繇是患蹠盭，终身弗瘳。”

6．《退庵诗稿》卷前《检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庚辰（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二岁。先公十月举行府试，感受风寒，牵动痰喘旧疾，于十二月初十日巳时，寿终徐州官廨，享年七十岁。”

7．据《退庵诗稿》卷前《检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叶运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奉委调办金陵下关掣验淮盐总局”。光绪元年（1875年）“奉委署理徐州知府”，“丙子（1876年）奉吏部行文准补徐州府缺”。

8．《退庵诗稿》卷前自叙：“辛巳（光绪七年，1881年），二十三岁。余捧柩奉母回籍。六月抵安庆省城，十月入城治丧，奉至乡间安厝。六月由徐州赴皖时，舟过大通丁家洲地方，误触矶石，柩船几遭沉溺。到皖后，未入城前，停柩西门外静室庵，忽制造火药局失慎，相距咫尺，庵几被焚。两次奇险，幸蒙天佑，得庆安全。然饱受惊恐，心胆俱碎矣。”

9．《退庵诗稿》卷前《检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己卯（光绪五年，1879），二十一岁。……九月，先公为余纳粟叙官盐运判加提举衔，命赴京引见，分发两淮补用。”“辛卯（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十三岁。……奉江蓉舫都转人镜委，赴湖北督销淮盐总局听候差委。”

10．《退庵诗稿》卷前《检青自叙民国戊午年以前年谱》：“癸巳（光绪十九年，1893），三十五岁。因安庆山地难觅，且时有水、蚁等患，先公、先太夫人，及张太夫人、杨老孺人、先兄各柩，均在皖浮厝，魂梦难安，不得已，奉至扬州，十二月安葬先公、先太夫人于西山华严庵之原，壬山丙向兼亥己；张太夫人、杨老孺人葬西山陶家冲；先兄葬西山莲花址。扬州距皖匪远，風土不殊，在天之灵当默谅之。”

11．叶叔亮：《退庵诗稿》，3—6页；叶坤厚：《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卷十八，56页。

12．《叶氏族谱》卷六，89页；卷十，《元琦公墓志》，1—2页。越来越多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以“不合常规的”方式获得任命，关于这一点，参见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29-32，188。

13．Hilary Beattie's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中描述的即是这样的宗族。

14．《耕经堂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年）”条。

15．《叶氏族谱》卷十，王琦：《元琦公墓志》，1—2页。云：“君既受事，以榘矱留自先人，罔敢解慢，钩稽精当，胥吏无能为奸。”

16．《叶氏族谱》卷六，89页；卷十，《元琦公墓志》，2—3页。《共球集要》，作者寻求多年，但一直没找到关于此书的任何线索。

17．关于中日战争，参见S.C.M. Paine，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Perceptions，Power，and Prim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John 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Allen Fung，“Testing the Self-Strengthening：The Chinese Arm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Modern Asian Studies 30，no. 4（1996）：1007-1031.

18．Douglas R. 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

19．《叶氏族谱》卷十，《元琦公墓志》，3页。

20．Luke S. K. 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Rebecca E. Karl and Peter Zarrow，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

21．Joseph W. 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aul A. Cohen，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Lanxin Xiang，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War：A Multinational Study（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

22．《叶氏族谱》卷十，王琦：《元琦公墓志》。并可参见《族谱》同卷所附，袁世凯《直督袁为通议大夫绍韩公奏稿》：“二十六年闰八月，该道以保全饷项为急务，转商前任藩司廷雍，在于司局各库，连夜摒挡银四十万两，由该道运至定州、正定等处，复转运开封，暂存河南藩库。嗣由前督臣李鸿章电饬，将银运往大名，设局支应各军月饷，并遵旨裁遣新募振远等营。饥军得免哗溃者，赖此饷银之力。”

23．王琦：《元琦公墓志》：“朝旨命君遣散振远军。君较量远近，筹给行粮。士卒各厌，其意以去。护饷振远先锋某，骄蹇饕餐，请截留五万金以飨士。君烛其奸，峻拒之。遽以兵变劫君。君曰：‘吾畏死耶？’毅然不为动。某计沮，而其军亦卒不乱。君既裁振远军，各军之就食者日益众，搘拄十阅月，饟尽而敌军亦离，保定易危为安。时论以此多君，谓当时若无此饷，饥军哗溃，鼓噪而南，震惊乘舆，其忧不细。”

24．王琦：《元琦公墓志》：“洎和议已就，才俊云归，驷马高车，轰隐交路。君郁邑佗（侘）傺，不少屈以合乎世，而世亦卒无以国士遇之者。壬寅（光绪廿八年，1902）夏，寓余书艳称张季鸾之为人，鲈脍莼羹，飘然有江湖之思。余重其才，惜其年，规以顺时听天、少安毋躁，庶几其终一遇乎。居顷之，的噩耗，竟遘厉虐疾以卒。”

25．参见《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祖父情况”。

26．参见《叶氏族谱》卷十，袁世凯《直督袁为通议大夫绍韩公奏稿》所附朱批优恤各条。

27．《叶氏族谱》卷十，《元琦公墓志》，2—5页；袁世凯奏折，光绪廿八年七月初六日（1902年8月9日）；同上，卷十，《奏稿》，1—2页。

28．这里的学校指的是莲池书院。关于其历史及晚清时期的课程设置，参见邢赞亭《莲池书院回忆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册（1980年），222—229页。

2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2页。

30．See Albert Feuerwerker，“Economic Trends in the Late Ch'ing Empire，1870-191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ed.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1-69，figures from 33，35，54.

31．关于晚清时期的改革，参见Mary C.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Reynolds，China，1898-1912；Stephen 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Joseph W. 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Ralph L. Powell，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

32．Joseph W. Esherick，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Kristin Stapleton，Civilizing Chengdu：Chinese Urban Reform，1895-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arbara Mittler，A Newspaper for China?：Power，Identity，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1872-191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

33．《叶氏族谱》前言部分，叶善镕《大缘叶氏五修族谱序》，52—54页。

34．《叶氏族谱》前言部分，叶善镕《大缘叶氏五修族谱序》，52—54页。

35．《叶氏族谱》卷三，《新增家规》，1—4页。可能叶善镕的那些家规不能代表整个叶氏家族，因为其后很快出现了另一套相对保守的“新家规”。

36．Michael Gasster，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Xiaobing Tang，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80-162.

37．关于孙中山和革命运动，参见Harold Z. 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and 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Boston：Little，Brown，1980）；Marius B. Jansen，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K，S. 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38．Edward J.M. Rhoads，Manchus &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121-172.

39．《叶氏族谱》卷十一，《史略》，4页。他被解职是在宣统三年四月初三日（1911年5月3日），参见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存《岁首登记》档案，编号3：338。

40．王志远《清末直隶省的警察机关》，《河北地方志》1988年6期，29—30页；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十四，7—10页。英文文献，参见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叶崇质获任命是在宣统三年六月十三日（1911年7月8日）（《政治官报》）、宣统三年六月十四日（1911年7月9日），卷四六，218页。关于学生和士兵政治活动的例子，参见《民兴报》宣统三年四月廿二日（1911年5月20日）。

41．See 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177-215.

42．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21—22页。有关叶崇质解职的官方报告，没有写明缘由。参见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2月1日）告示，收入《内阁官报》（宣统三年十月），卷五一，51页。

43．Ernest P. 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44．《爱国白话报》，第1期（1913年7月30日），第2期（1913年7月31日），第3期（1913年8月1日），第6期（1913年8月4日），第17期（1913年8月15日），第42期（1913年9月9日）。

45．《叶氏族谱》卷十一，《史略》，5—6页。《全强报》，第472期，1913年9月25日；《爱国白话报》，1913年9月25日。

46．《叶氏族谱》卷十一，《史略》，2页。

第二部分　中华民国

表四　20世纪大事年表

（七）投身津门商界

与晚清多数官员一样，任职于清末时期的叶家人，都是清朝体制下的产物。19世纪末在地方或省级任职的要员，多是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或淮军旧属，他们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因而被提擢任用。出生于安徽，在河南初入仕途，之后长期为宦于直隶和陕西的叶坤厚、叶伯英，即属于他们中的两位。终二位的一生，都在中国北方的内陆省份河南、陕西任职，平定叛乱，抵抗洪灾，兴修水利，征收赋税，劝农桑，促垦田，赈济灾民，皆有声于一方。

20世纪的中国见证了一批新领军人物的诞生：在沿海地区或直接与西方贸易的通商口岸，一批新的社会精英开始崭露头角。[1]上海是这些通商口岸中最大的，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处处显示着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繁荣——贸易和工业，百货商场和电影院，报纸和期刊，舞厅和赌场——与内陆地区乡村的传统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2]紧随上海之后的，就是迄今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口岸城市天津。在清末最后几年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叶崇质及其家人就居住在天津。

从明朝起，天津就是军事重镇。之后17世纪提升为“畿辅喉襟之地”，以大运河上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而闻名。同时，天津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盐业中心，早期的西方人曾对海河两岸那些稻草覆盖着的、堆积如山的盐袋大为惊奇。朝廷的盐政在天津有专门办事处，长芦巡盐御史衙署和长芦都转盐运使司衙署即设在天津。在清朝盐业垄断的情况下，天津许多获得盐业售卖执照的商人就此发家。[3]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按条约规定开放为贸易商埠。在鸦片战争中获胜的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将天津城南沿河地带，作为其永久租界地。其他列强也纷纷效仿，于是在天津出现了英、法、日、德、俄、意、比和奥匈帝国的租界。每个租界都是在各自的外交领事馆授权下由外国人管制。甚至美国，也效法英、法，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要求按照协约中的最惠国条款享受同等待遇，瓜分到一小块租界，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对于他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共和国而言，这样的领土要求并不合时宜。即便如此，他们也并未将租界归还中国，而是交由英国管理。

列强的租界位于隰原之上，用了好几千辆独轮车运来的泥沙进行填垫，从而使得这里比附近的乡下要高出好几米。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租界开始呈现出一副现代殖民地的典型面孔：石子路，煤油灯（后来是电灯），雄伟的市政厅，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公园，赛马场，西文印书馆，图书馆和各种文化社团，还有电报连接外面的世界。许多依照新古典风格修建的宏伟大理石外墙的外国银行在维多利亚路上鳞次栉比，一时间，维多利亚路也被誉为“中国北方的华尔街”。连接天津到渤海的海河贯通后，破冰舰队整个冬天都会保持它畅通无阻，如此，天津与外国的贸易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增长。[4]

晚清来华的外国人非常少——即使是在1900年的世纪之交，也只有大约1500名西方人。但是这些西方人的出现，给这个港口城市的文化增添了新鲜感。[5]迥异的外国习俗吸引了天津居民的注意，为了能让内地商贾了解这些，1884年的一份随笔札记《津门杂记》说：“津地华洋杂处，互相交接”，其中有一节即是谈论“中外国异俗”：

中国人梳辫，以剃发为修容；西国人以头上发短为美，只剃面而已。

中国饮水、沐浴俱用热水，而西国则俱用冷水。

中国人读书、写字，自右至左；西人读书、写字，自左至右。

中国罗盘曰“定南针”，西人曰“指北针”。

中国人以指甲长为修饰，西人以指甲短为修饰。

中国人见亲友，以戴帽为礼；西人见客，以脱帽为礼。

中国人尚左，西国人尚右。

中国人于肆筵设席，每先茶点而后饭；西人则先饭而后茶点。

中国人鞋头高而跟浅，西国鞋跟竖而头低。

中国人以红为吉色，以白色为丧服；西人以黑色作丧服，以白色为吉服。

中国茶碗有盖，在上；西国茶碗有盘，在下。

中国人娶妻，一从父母之命，聘定之余，美恶不能更改；西国人娶妻，专行自己之志，听其自择，两情无不和睦。

中国人当迎娶之日，新人涕泪交流；西人当迎娶之期，新人欣喜交集。

中国人以男为重，养育教诲，男先乎女；西国人子女并重，养育教诲，女与男同。

中国人请酒，男女分席，不交一言，视女如仆；西国人请酒，男女同席，共相笑语，待女如男。

中国人生女裹足，终身艰于步行；西国人生女无此习，一生随意遨游。

中国人谓意会藏诸心内，西国人言意思聚于脑中。

此外尚有多端，不胜枚举。大抵中西习俗悬绝者居多，往来交际，亦不可不也。[6]

这一系列的文化差异，有种搞笑的意味。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对于中国人而言，首次接触这些陌生的西方习俗时，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列强租界的一个历史功能就是给中国呈现了另一种人际交往平台，而天津的租界毫无疑问地在引进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新格局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本关于西方习俗的解说，超越了头饰、指甲、茶杯等等肤浅的只限于异国情调的记述，更多强调性别关系的差异。尽管是一客观语气的陈述，这位中国观察者似乎发现了西方习俗中的一些优点，但这一点也无疑彰显了西方文化开始逐步影响和改变中国社会。

当然，外国租界也会引起中国人的仇恨和对抗。租界成为了外国权力的一个据点，拥有自己独立的警察和司法系统，并且西方居民对于他们的文化优越性有一种近乎傲慢的自负，这些都可能使租界成为许多中国人感觉到耻辱的渊薮。20世纪早期的一些出版物反映了人们努力实行近代化，洗刷国耻的一种强烈愿望。举一个特别普通的例子，一篇文章提醒人们小心新的电车轨道，但又很谨慎地不想四处张扬这一警告，因为“如果外国人听到，他们肯定会嘲笑我们见识短浅，对世界缺乏了解，他们会说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7]媒体越来越多地以一种沉痛的笔调，记录了中国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件。英王乔治五世举行加冕礼时，几个女人结伴去看灯展，一位“文明的英国人”让锡克警察把她们赶走，然后自己也对她们又推又踢。文章告诫人们避免出现在这样的庆祝活动上，“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强权而非公理的时代？”[8]

虽然义和团运动后的新政给整个中国都带来了巨大改变，但是20世纪最初十年内天津的转变还是特别值得一提的。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把义和团从天津赶了出去，在其后的两年里，他们建立了天津临时政府，来管理这座城市及其附近。这个由外国列强强加的政府，在促进这座城市的转型上并不愿浪费时间，而是着手消除一切潜在的对殖民地的威胁，并且建立了一整套西方式的现代化政体。首先，临时政府拆除了天津高耸的城墙，因为在义和团动运动时，中国军队曾在城墙上向租界开火。这个举措使得从前城墙高耸之处变成了宽敞笔直的街道，并由此建立了四通八达电车轨道的网络，不久之后运营的电车成为了现代化运输系统的一部分。新政府同时也着手整顿公共卫生，修建公共厕所，成立自来水公司，清除垃圾，垫铺并清理街道，而且沿街建起排水、下水管道。临时政府沿着城市北侧的大运河修了马路和大码头，建立了公共设施，比如中文图书馆。为了维持城市秩序，政府招募并训练了中国北方第一批现代警力，并且派受过训的人员身着统一的制服在街上巡逻。[9]

许多天津的精英群体一方面欢迎着这些改革，一方面又仇恨着带来这些改革的外国入侵者。1902年8月，清政府收回了天津的控制权，直隶总督袁世凯继续推行这些改革。他训练了一支新的警力在城里巡逻，后来临时政府的警察也加入其中。他继续扩展公共卫生和城市改造的变革措施，投入大量资源在大运河北侧开发了一片新区，即河北地区。从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开始，直隶总督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位于天津运河北岸的北洋大臣衙署度过。这座官邸迅速成为天津政治权力的核心，让城墙高耸的老城区相形见绌。在袁世凯治下，河北区成为城市改革的重心，建有宽阔笔直的大道、公园和一座连接旧城区和租界的钢铁吊桥（即“金钢桥”），一本旅游指南中称之为“天津新世界”。[10]在这里还建了新的火车站、一所工业学院、一所法政学院，和一所军医学院。所以天津有了三个界限分明的区：南部的外国租界、老城区内及周边的商业区、北部的政治权力中心。河北区就是叶崇质生活和养活庞大叶氏家族的地方。

在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漫长任期内，他的淮军就驻扎在这座城市，许多安徽人充斥在晚清军政部门的各个岗位上。当有外来省份的商人和退野的官员卜居天津时，按照惯例，他们会修建一座会馆来作为他们群体的开会、住宿及行会办公之所，为生活潦倒的外来同乡人提供慈善帮助，以及为逝者提供存放棺木的暂厝地。[11]安徽人也如此修建了会馆。大运河北侧，从旧城区直接过桥，在总督衙门的正右方，是淮军将士的纪念祠，这里也是后来李公祠的所在地。作为安徽精英中的杰出一员，叶崇质为安徽会馆董事，他在第三大街、会馆的正后方买了宅子。

叶家宅子的三进庭院里住着叶崇质，叶崇质的母亲、夫人和两房姨太太，及他的九个儿子、五个女儿和一些亲戚，还有大约三十名仆人。宅子的格局是一个倒L形，前两进院子从南到北，第三进庭院，在内院的正西方，住着两位姨太太和孩子们。这所大宅子周围有外墙环绕，要从安徽会馆北侧的一道胡同进入。在叶家权势最盛的时候，有警察在门口日夜站岗守卫，这无疑是自叶崇质接手巡警道时所遗留的待遇。随着叶家家道中落，势位下降，警卫的巡岗次数也越来越少，最终完全取消。[12]在气派的大门两侧各写着四个大字：“受天之祜，与古为新”。入口通道两侧，排列着涂漆的长凳，是仆人在炎热的夏季乘凉之所。大门内是一个宽大的四扇屏风，油漆撒金，可以挡住任何外界的窥视。每到新年，屏风上都会贴着四个大字斗方：“齐、庄、中、正”。[13]

第一进庭院里满是盆栽柿树、夹竹桃、晚香玉和荷花。入口一侧的房屋是仆人区和厨房，其东侧是储物间，西侧是私塾。其北侧是分隔开外院、内院的大客厅，两旁是两个书房，里面的书橱从地面一直堆砌到屋顶。其中一个书房内有一套金陵书局刻的木版《二十四史》。房间里都配有电灯，但是叶崇质更喜欢用煤油灯，因此仆人们每天都要清洗玻璃上的煤烟。冬天取暖，靠的是西式锅炉。另外一处呈现西式风格的是两个大座钟，但是从来不走。这些房间以中式风格为主，堂屋的墙上挂着王石谷的中堂，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写的对联。圆桌上摆着宣德铜炉、青铜古鼎等十余件；方桌上摆着康熙五彩、乾隆五彩等瓷碗，还有光绪皇帝御赐给叶伯英的端砚。

来客就是在这间豪华的客厅内接待的。当有客人到访时，会有仆人通报，把客人的大红拜帖双手举过头顶，喊出客人的名讳和官衔。崇质会上茶款待，与之聊天，或者在一些大场合，会开办宴会，打麻将。有一次，直隶省长曹锐来访，叫了许多“条子”（妓女）来陪酒。家里的大厨是城里最好的，所以天津的商界精英、下野政客都很乐意出席叶家的饮宴。由此，这些纯私人的人际来往，在生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走进内院，即步入了一个更家庭化、女性化的空间。这个庭院没有盆花装饰，有三个蓄水池：一个盛着从水利公司购买用马车运送来的饮用水，一个盛着洗衣服的河水，一个盛着生活废水，两个仆人每天负责运水。后排的房间包括太夫人（叶元琦的遗孀，叶崇质的母亲）和两个女仆的卧室，这两名女仆负责照料她的起居、为她梳头，以及外出时陪伴。挨着她的是崇质夫人（一位山东候补道的女儿）和他大儿子的卧室。所有这些房间都有金属床和夏天支蚊帐的架子。靠着太夫人卧室的起居室是全家活动的中心，许多欢乐的聚会都在这里举行，这里也是老夫人请天津名流的夫人们来打麻将的地方。直到19世纪晚期，麻将才由早前的纸牌发展而来，成为了民国时期城市家庭中一种流行的社交赌博形式。作为女性社交的一个重要形式，叶家女眷们的麻将聚会为叶崇质的政务和商务交际起到了辅助作用。

西侧的第三进院子，一栋二层楼房里，住着叶崇质的两位姨太太、她们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奶妈。旁边的一排平房里，住着她们的女仆们。大姨太曾经是山东的一个孤儿，被某官宦人家收养，后来送给叶崇质。她的长子和一个女儿，依从大夫人住，其他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她一起住在西庭院的第一层。第二层住着从前是唱京剧老生的二姨太以及她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4]

前面房宅的斜对面是一个“马号”，有女人们乘坐的轿式马车、送年长男孩上学的人力车（黄包车）、一辆备用的马车、一驾叶崇质上班时乘坐的敞篷马车，以及三匹马。叶崇质是个生活作息极其规律的人，“他的早点从来是两个鸡蛋‘卧果’，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天天如此，绝不换样”。他每天九点准时去上班，仆人们站在门口等着他穿好长袍大踏步走出去，手指分开来保证宽大笔挺的袖子不垂落下来。中午时，有仆人会送午饭到他办公的地方，他每天傍晚五点时回家。返家后，他会先去一趟自己的专用厕所，然后去他母亲的起居室待一会儿，再去他的书房用长烟托抽一支“三炮台”香烟，阅读天津和上海的报纸。他与他的母亲一起进晚餐，饭后阅读《翁文恭公日记》或《宋六十名家词》。在举家移居到天津之后，他从来不与夫人同房，而是轮流在大姨太和二姨太房内就寝，并且固定每十天单独就寝。[15]

叶崇质具体做什么工作，不甚清楚，但是他在周学熙的启新集团内任常务董事同时兼着许多管理职位。周学熙（1866—1947）是周馥（1837—1921）的第四子，周馥是安徽人，李鸿章的幕僚，在淮军中脱颖而出成为山东巡抚，最终成为两广总督。周学熙在1895年考中举人，不久入袁世凯幕府成为袁兴办实业的策划者及执行者。他靠迅速修建现代铸币厂缓解了拳乱之后的钱荒，令袁对他大加赞赏。1903年，周学熙被派往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被任命负责振兴工业。在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赞助下，他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成功的启新洋灰公司和开滦矿务集团。他牵头推广工艺学校和工业博览会，以提升中国工业化所急需的人力资源和专门技能。在民国时期，袁世凯统治之下，他两任财政部长（利用财政部的资源投资工业），退野之后在天津经营各种工业和金融行业。[16]

周学熙是典型的官僚资本家，他创办的产业都是典型的天津近代工业和金融行业。这与上海不同，上海多数的现代工业都由商人或本地士绅家庭发展而来，而天津的工业主要靠官员和军队将领投资。他们任职期间，积累了大量财富（许多当然是不义之财），他们现在投资利润丰厚的工业企业。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一战之后几年内，当时欧洲列强忙于战事，而且根据战时需要调拨军需，大量地减少了往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国棉纺织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当时欧洲高价进口中国物品使得中国工厂贸易额急增。大多数天津的棉纺厂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之后陆续建有面粉厂、火柴厂、精盐和纯碱公司，还有许多小型工厂和作坊。[17]

在工业发展之初，叶崇质作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弃政从商。作为袁世凯的幕僚和周学熙的同乡，他与当时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都过从甚密。周学熙以任人唯亲昭著于世，一向把关键的管理岗位安排给他所信任的同僚、同乡，叶崇质当然在内。另外，当天津的商业群体分为以周学熙为中心的安徽系和以袁世凯家族为中心的河南系后（特别是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叶崇质与每个派系都有着适宜的联系：他是安徽人，但是在河南祖母家出生和长大。周学熙的商业集团里都是这样的前任官员，据说其入口处竖立着“虎头碑”，以记录过往的每一位官员。[18]

有一段时间，叶崇质似乎在周学熙的每个公司都有职位。在民国早期，他是直隶省银行的经理，控制货币发行并维持银行汇票的信用度。当纺织业在战时开始发展时，他在唐山和河南管理工厂，在劳工激进主义高涨时处理工人暴动。他在中国北方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启新洋灰公司任常务董事，为铁路系统的扩建及城市近代化供应水泥。在20世纪20年代，他主要在周学熙开办的银行工作，这些银行为周学熙的众多企业筹措资金、管理财务。在叶崇质任职履历中，最重要的职务是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华新银行总经理。[19]

欧战和战后时期，叶崇质的生意兴隆昌盛。他的儿子们回忆说他每个星期外出赴宴多次，与天津的达官显贵们交往。曹锟（1862—1938），曾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做过民国总统（在臭名昭著的贿选中由议会选出），他的弟弟曹锐（1866—1924）出任直隶省长，是叶家宴会上的常客。徐世昌（1855—1939），另外一位民国总统，是叶崇质墓志的撰写者，也是叶崇质的朋友和姻亲——崇质的大儿子叶刚侯娶了他的养女（侄女）。但是在1924年后，周学熙的安徽系在集团势力斗争中被挫败，这场斗争给北洋政府和天津商业界都带来了纠结不清的问题，叶崇质经营的产业也随之衰败。[20]周学熙创办“实业总汇处”来经营投资，叶崇质负责日常事务，处理工业问题。但是没能抗衡住各家公司的连衡应对。在叶崇质的事业走到尽头时，中国实业银行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薪水大大缩减，他的孩子们都注意到他深居简出，节省开支，有一次，为了体面的中秋庆祝，甚至从周学熙那里大量借款。[21]

出现生意萧条的不止叶氏一家。战时的工业繁荣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欧洲经济从大战中复苏的时候。到1924年，中国对外进口重新增长，但不久后欧洲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贸易严重缩减。中国农业没能跟上工业近代化的步伐。原棉价格上涨，因其供应无法跟上纺织厂日渐增多的需求，降低了纺织业的利润，削弱了与进口货的竞争力。[22]这些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因政治的不稳定和中国的内战而加重。袁世凯的统治在民国早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但是在1915年，袁想通过恢复帝制、建立新王朝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个尝试很快以灾难性失败告终，袁众叛亲离，在随后的一年里抑郁而死。[23]

之后的十年，中国饱受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内战，地方军阀不停地变化阵营，一个个跃跃欲试，试图以此控制中央政府。持续的冲突和贸易的中断在京畿尤为显著，因为国家首都是野心勃勃的的军阀必争之地，这些都加剧了天津商业界的困境。[24]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队，也威胁着这座城市精英的生命财产。叶家遭受了不少的威胁，旧淮军遣散的散兵游勇，不满于上峰对其救济要求置之不理，于是发动叛乱，包围了安徽会馆。叶崇质早就退出了安徽会馆董事会，但是他的宅子离会馆非常之近，仍难幸免。[25]于是，只要有战争威胁到天津，整个叶家人就会收拾细软，前往租界“跑反”，寻求安全，只留下几名仆人照看空房子。最后，因战事持续不断，叶家便在日本租界内租了一套房子。太平日子里，宅子里总放着一百个空皮箱，随时准备快速逃离。

1923年，临近叶家鼎盛时期最后时光，叶崇质的母亲庆祝七十寿辰。老夫人是家里的礼仪性尊长，孩子们小时候，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向她请安。叶崇质下班回家，也总是先去她那里看望。每次她外出，去天津的商界名流或卸任的官宦家里，和夫人们打麻将时，都会被一群乞丐包围，她会把准备好的铜钱让仆人分给这些人。可能是因为她太过习惯于富足的生活，而且毫不在意她拙劣的牌技，她总是输钱，而且超出崇质每月奉养给她的月例。于是她只得跟仆人们借钱，典当一些首饰，或者（如果她真的再无其他法了）会装病敦促她的儿子松松手给她点钱。但是从孩子到仆人，都得益于她的慷慨大方。她年老后的一些痛苦（比如因腿疼而请按摩师来），都被她轻度的鸦片瘾和来自家庭的爱缓解掉了。

她的七十寿辰是件繁琐复杂的大事，其中许多方面反映出这个天津精英家庭的行事风格。在安徽会馆搭起戏台唱了两天的戏，从北京专门请来了当红的京剧名角。家人、宾客、各界名流，甚至家里的仆人们，都呈上书法、对联——按照一种地位倒置、彰显民主的次序，仆人们的作品会被放到最显著的位置。曹锟，民国大总统，也送来了一块匾，但是因为匾额落款与总统“把兄弟”的关系没被当众承认，致使叶崇质心里很不高兴，拒绝在火车站迎接总统的使节。不过，牌匾挂上厅堂时，他却恭敬地三鞠躬。演出当天，宾客近千人，筵席约百桌，为此，叶崇质花了大约三千大洋来尽孝道。

张太夫人与其他女眷坐在包厢内。她进来的时候有盛大的欢迎仪式，外面燃放了一万响爆竹，届时台上演出暂停，“跳加官”。陪同她的是她的干孙女，袁世凯一个儿子的夫人。有贵宾到访时，仆人会通报并把他们的拜帖高举呈上。特别显眼的——有些穿着他们前清皇帝御赐的“金丝猴马褂”、“补子”到场，于是演出也暂停——“跳加官”，贵宾当即给戏班子打赏一百大洋，台上的仆人会当众大声说出丰厚的数额。这些尊贵的宾客被安排坐在台前一个特别区域，由管家陪同。那天来拜寿的有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拜完寿后，他径直走向了贵宾区，却被仆人给挡了驾，被安排与一般客人坐在一起。这个买办是天津当时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有些人觉得如此冷落在商业化和现代化的年代很不像话，但叶崇质后来却因此称赞了他的管家。因为这位买办虽然富有，但并不清贵，他以前既不是官，也没有考取功名。而且，他是靠为洋人做事赚钱的。[26]

这就是叶崇质的世界。后来，他的儿子们称他们自幼生长的家庭为“封建制”。叶崇质娶了三房夫人，拥有众多仆人，屋子里满是古董和古籍，他偏爱油灯和马车而不是电灯和汽车，显然他是一个不愿意与旧式生活告别的人。他对汇丰银行买办的态度尤其表明了他对旧秩序的维持。但他也是一位商人，他的收入来自银行业和工商业这个“新世界”的薪水和股份。某种意义上讲，他脚踏两个世界，正在培养孩子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做好准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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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现代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地区，参见Paul A. 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241-276。

2．关于二十世纪上海的文献很多。对我最有参考价值的如下：Leo Ou-fan Lee（李欧梵），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Hanchao Lu，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Frederic E.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Wen-hsin Yeh，Shanghai Splendor：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843-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and Nicholas R. 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r，Vt.：Middlebury College Press，1991）.

3．Kwan Man Bun，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Press，2001）.

4．Tenshin chiikishi kenkyūkai，Tenshinshi-saisei suru toshi no toporoji［The topology of a multifaceted］（Tokyo：Tōhō shoten,1999），是迄今最详尽的有关天津史方面的书籍。中文书籍可参看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2003年）。雷穆森（O. D. Rasmussen）的《天津插图本史纲》（天津：天津出版社，1925年），从帝国主义的角度陈述了租界的历史，而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天津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则从反帝国主义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另外，有参考价值的英文文献有：Kwan，Salt Merchants：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and Brett Sheehan，Trust in Troubled Times：Money，Banks，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Tianj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5．雷穆森（O. D. Rasmussen）：《天津插图本史纲》263页指出，1901年，天津有1549名外国人（及1200名日本人）；但在1900年，天津只有88名日本人。（Tōa dobunkai,《中国省志》，第18卷，《直隶省》［Tokyo：Tōa dobunkai，1920年］，47页。）

6．张焘：《津门杂记》（光绪十年〔1884年〕津门刻本），卷二，《中外国异俗》，41—43页。

7．《天津白话报》，1910年1月13日，第2版。

8．《天津白话报》，1911年6月23日，第4版。

9．Tenshin kenkyūkai，Tenshinshi，18—19．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221—230页。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 in Tianjin”（天津卫生的现代性），收入周锡瑞主编《重建中国城市：现代性与国家认同（1900—195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34—41页。

10．石小川：《天津指南》（1911年版），卷一，1—2页。也可参见来新夏：《天津近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206—228页。

11．关于会馆，参见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12．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

13．这些词语在汉语中的表述为：“受天之祜，与古为新”，以及“齐、庄、中、正”。

14．这一章节中所有关于家庭生活的叙述，据自叶笃庄1991年所写无标题回忆录手稿（《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整理者拟标题为“叶家往事”），以及对其他叶氏兄弟的访谈。

15．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39—41页，80页。

16．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民国名人传记词典》），vol. 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409—413.《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收入周小鹃编《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1—79页；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春福（笔名）《周学熙与北洋实业》，收入《天津文史资料选集》1966年第1期，1—27页；来新夏：《天津近代史》，203—206页。

17．来新夏：《天津近代史》，209—213页，260—269页。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8-35；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trans. Janet Lloy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esp. 63-75，174-184.

18．周叔弢、李勉之：《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文史资料传记》第53辑，10页。Albert Feuerwerker，“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Case of the Chee Hsin Cement Co.,” 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ed. Albert Feuerwerker，Rhoads Murphy，and Mary C. Wri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关于天津商业和银行业的情况，参见Sheehan，Trust in Troubled Times，20—26，45—53，60—64.

1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26—28页；《叶氏族谱》卷十一，《诰授荣禄大夫文樵府君事略》，2—3页。

20．关于北京政界的党派之争，参见Andrew J.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21．周叔弢、李勉之：《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24页；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28页、31—33页、39页、42页。

22．Bergère，Golden Age，63—98.

23．Ernest P. 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24．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5．参见天津档案馆藏，1927年安徽会馆会议记录，134号，《全宗》，2—3卷，23页，45页。

26．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55—61页。

（八）长于津门

20世纪之前，中国的文人很少关注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孔子的那段经典自述，表明这位先哲也是从十五岁“志于学”才开始记述，之后每十年一记，从三十岁直到七十岁。[1]传统传记提到杰出人物的童年，通常也只描述罕见的能诵读成人经典的才华。越来越多的传统儿科医药和蒙学著作，都表明了人们对孩童身心状况的关注。中国的《百子图》展示了玩耍中的孩子们，但是文献资料很少记录孩子们天真的举止和成长过程。[2]在20世纪，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开始关注儿童的成长，幼年经历作为一段独特的人生历程方受到更多的关注。[3]对叶家人来说，回忆这些在民国初期长大的男男女女，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审视中国和这个中国大家族的关键转型期。

叶崇质清末迁居天津时，已经有了一房夫人和两房姨太太。他的夫人或许已经为他育有一女（有些人说这个女儿是他大姨太的孩子），但是却早夭，或许是因为把孩子养在不见阳光、空气不甚流通的房间过度保护所致。不知何时起，在全家搬至天津之前，崇质即不再与夫人同床，但是在他每十天与两位太太轮房的周期里，他会在夫人屋外的床上单独就寝。[4]崇质两位年轻的姨太太承担起了为家庭开枝散叶的重任，她们也确实表现得很好。她们传宗接代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以至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崇质一位生意上的同道，把自己的独子带到了叶家接受一位姨太太赐予的重生礼。这个孩子在象征姨太太祥瑞的红裙子下被抱出来，排作叶家的第十一子，希望通过这样的关系为袁家带来更多的儿子。后来，逢年过节或母亲生日，这个男孩就会带着为叶家准备好的礼物登门拜候。当这位总统的孙子和他衣着干净整齐、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的奶妈到访时，叶家的男孩们通常都会被带至别处。这位奶妈比照看他们的一般乡村妇女要更体面一些。[5]

世纪之交时，崇质在山东任职，他的三位太太都来自山东。他的夫人仓夫人，是一位候补道的长女，出生于1873年，与崇质同龄，她产下早夭的女儿时（如果女儿确是她所生），应该已三十出头。之后，崇质的母亲把刘姑娘领回家给儿子做姨太太，希望能产下子嗣延续香火，完成崇质夫人未尽之事。刘姨太是个孤儿，一户官宦人家的丫头，张夫人在一个聚会场合看上了她。刘姨太那时还很年轻，大概只有十五岁（她出生于1889年），家里人传说叶崇质最初与她同房时（当时叶崇质已三十多岁），她吓得躲到了桌子下面。[6]仓夫人留在保定叶氏老宅住了一段时间，让崇质和刘姨太在山东独处，过夫妻的亲密生活。这是一段让刘姨太后来时常回味的甜蜜时光。[7]第二房姨太太陈姨太，比刘大四岁。如果说刘姨太是娶来延续香火的，陈姨太则是因爱结合，叶崇质自己追求的结果。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大概是在她被带回家做姨太太之前就出生了。[8]

刘姨太为崇质育有五子二女。这几个男孩包括长子叶笃仁（1908—1979）、四子叶笃信（1912—1981）、五子叶笃庄（1914—2000）、十子叶笃全（1919？—1929？因患猩红热早亡），和第十二子叶笃慎（1924—1999）。女儿包括四女儿叶笃颂（1910—1980）和五女儿叶笃柔（1921—　）。陈姨太同样也育有五子二女。她的第一个儿子叶笃智（1909？—1915）排行老二，聪明却多病，最后病重时家里人担心或许因为排行不吉利，他逃不脱早夭的噩运。所以听信算命的，他被改换到更吉祥的老八的位置。遗憾的是，这个举措没有成功，他还是早早夭折了，但仍然在崇质儿子的排行中占据着老二和老八两个位置。陈姨太其余的儿子是老三叶笃义（1912—2005）、老六叶笃廉（后来更名为叶方，1914—2005）、老七叶笃正（1916—2013）和老九叶笃成（后来更名为方实，1917—　）；女儿是笃诗——叶家二女儿，她进入叶家时即已出生（1907？—1929？），和三女儿笃雅（1910—1979）（参见表五）

表五　叶崇质的孩子们

来源：《叶氏族谱》（1944年修订版）卷七，17页，42-44页；《叶笃庄回忆录·叶家往事》（1991年手稿），84-114页；叶笃正、叶笃柔、陈澄访谈。【译者注】《大缘叶氏族谱》（2001年修订版）中册715页，记叶笃信先生卒年为1986年。

崇质为儿子们的命名完全体现了一套儒家道德观。在确定“笃”为辈分后，儿子们分别被命名“仁”、“智”、“义”、“信”、“庄”、“廉”、“正”、“成”、“全”、“慎”。当然，女儿们的名字是取自三个不同的女性特征：“雅”、“颂”、“柔”。这些名字出自于一位深受传统熏陶的士大夫之手，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他们还是带有些许不合时宜的味道。因此，也难怪，由于学生时思想激进而加入共产党的两个儿子会改名字：笃廉成了叶方，笃成甚至连姓也改了，他的名字成了方实（为了避免混淆，我将一直用他们后来的名字称呼他们）。仓夫人一直维护着她作为正房夫人的特殊地位——或许在她受到崇质的性冷落之后更加如此。她掌控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规划开支，在娘家落魄时给予扶持，定夺婚庆和节日场合上的礼物，而且紧缩两房姨太太的月钱。在天津上层社会的夫人麻将桌上，只有仓夫人和崇质的母亲才有资格外出参与；两位年轻的姨太太只能待在家里。如果牌局设在叶家，刘姨太和陈姨太共凑一桌，打的是赌注非常小的牌局，而仓夫人则和大手笔玩家打牌，而且总是赢钱。在家里，她和她的丈夫、长子、婆婆单独一桌用餐，而姨太太则和年幼的孩子们一起用餐。她的寿辰都会庆祝，而两房姨太太则无此殊荣。在传统礼教下，夫人和姨太太这些区别待遇是完全合乎礼法的，但是特别是从男孩子们开始上学后，他们的现代思想使其对这种歧视心怀不满。[9]从孩子的角度最痛苦的是，他们得称呼仓夫人为“娘”，而对他们的亲生母亲则以“二姨”和“三姨”相称。严格来说，孩子们的生母是按照仓夫人的妹妹来对待的。

尽管地位尊贵，仓夫人却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她每天下午都会喝酒，时间长了，染上了酒瘾。她也常常边饮酒边吸水烟袋。因为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最疼爱长子笃仁，在自己的桌子上给他预备一份独特的饭菜。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惹得年幼男孩们心生不满。对他们，仓夫人总是脸色沉郁，他们也尽量远离她，特别是在她喝过酒后。

刘姨太，也是家里的大姨太，是张夫人——叶崇质的母亲，叶家女家长——最中意的一个。老夫人吃素食斋饭，刘姨太负责家里的食谱，把每日的伙食安排交代给厨子，有时也会监管他们备饭。刘姨太颇善解人意，当老夫人看起来疲倦虚弱时，她便偷偷地在菜里加些猪肉或鸡肉，自己承担破戒之责。贫苦出身的她，比另两位太太更擅长厨房的活计，和仆人们相处融洽，也要求她的孩子们对仆人以礼相待。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她后来识字到可以写一份简短的信），对孩子的教育比较松散，甚至有些溺爱。陈姨太则要严厉些。因为从前做过京剧老生，她有些文化底蕴，喜欢读言情小说。早上仆人为她梳头时，她会教导孩子们读书，她的儿子们也确实是听话的好学生。有些孱弱多病的她（可能是由于肺结核）有一种哀怨的优雅，是崇质的最爱。

作为一个家大业大的家庭，叶崇质的天津大院里也住着叶氏旁支的其他宗亲。这些人里最不招人喜欢的是叶崇实——叶伯英的另外一个孙子。崇实出生于1903年，当年父亲去世，三年后母亲也去世，成了孤儿，便由张夫人抚养。这位老夫人对他溺爱过度。崇实绝不是一个好学生，上了一所技术学校却没谋到实质性的工作，靠祖上的家产大肆挥霍，购买华衣美服、钻石戒指、瑞士手表，还拥有家里的第一台收音机。二十岁左右娶妻，生有两子，按排行算为叶家的第十三和第十四子。他虐待妻子，殴打之残暴让全宅院为之耸容。他和一位奶妈偷情，致使这位奶妈连同偷情时放哨的女仆一起被辞退。1930年，崇实悲惨地死去，他在天津的妓院里染上了梅毒，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在叶家生活的日子里，是叶家年轻的男孩们考虑自己未来时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10]

另一位亲眷是姚妞，她的母亲（叶崇质的表姐）跟着张夫人在叶家长大。她父亲去世后，姚妞就被带到了叶家，住在张夫人隔壁。她的哥哥姚曾廙常来叶家度假，成了老三笃义最好的朋友，后来做了笃柔的丈夫。

到20世纪20年代，坐落在第三大街上的叶家子孙满堂，最多的时候有十六个。他们的出生非常集中，当崇质最小的孩子于1924年出生时，他最大的哥哥也不过16岁。孩子们分性别、按出生顺序来称呼，大人们称呼女孩子“二小姐”、“三小姐”，依此类推，其他的兄弟姐妹称呼她们“二姐”（二妹）、“三妹”（三姐）之类。男孩子们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和排行。比如，叶笃义（排行老三）被仆人们称作“三爷”，被弟弟们称为“三哥”，被家里的长辈们称为“三狗”。

孩子们早年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人就是他们的奶妈。孩子生下之后，母亲就立即断奶，把孩子交给奶妈喂养，这也是两位姨太能够频频怀孕的一个原因。母乳喂养往往会延迟排卵，所以母乳喂养孩子的女性生产通常是间隔至少两年到三年。中国的上层家庭一般会为新生儿雇请奶妈，因为这种做法，加上一夫多妻制下可以娶多房姨太太，而富裕家庭也有能力养育更多的孩子，所以上层家族往往非常庞大。[11]在天津，奶妈的雇佣是制度化的，叶家通过一家中介机构雇到了他们的奶妈。这些女性一般来自周边郊区，且有充足的奶水，也就是说她们刚刚生完自己的孩子，或者孩子夭折，或者早早断奶，或者是送给别人喂养。这样的雇佣关系为贫苦的农村妇女提供了稳定的生计来源，但是她们自己的家庭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有一个奶妈按手印签了三年的合同，但是第二天她丈夫便来哀求她回去。她没被放走（不知道她自己是否愿意离开），直到三年后她丈夫再次出现才将她带走。[12]

这些奶妈是陪伴新生儿最亲密的人。她们代表了母亲的形象，年幼的孩子们常常叫她们“娘”。除了喂养孩子们，还要给他们沐浴（不太经常），给大些的孩子们喂米粥或小麦粥，训练他们大小便，带他们到旁边的李公祠玩耍。晚上，奶妈与孩子一起睡。有一个男孩子回忆到，他的奶妈总是按农村习惯裸睡，自然他也这样做，习惯于在她宽大、温暖、黝黑的身旁酣然裸睡。断奶后，他还是不穿睡衣，他的母亲坚持要求他穿睡衣时，他便穿上睡衣上床，但是一钻到被窝里便要脱掉。母亲发现他的行为后，他屁股上挨了不少打，最终才改掉孩提时养成的习惯。[13]

孩子们直到五岁，准备上学时，才会完全断奶。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突然却正式。一个男孩回忆，在五岁生日前，他被叫至祖母的房间。屋子里有他的奶妈，露着黝黑硕大的乳头，还有他的祖母和母亲。他的母亲告诉他：“奶妈的奶头坏了，以后不能吃了。”然后他在大家的鼓动下去尝试，吃到的只有一股墨水的刺鼻味，夹杂着苦涩的中药味，乳头上涂抹的正是这两样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吃母乳。[14]

孩子们断奶后，他们的奶妈要么被另外一个女仆替换掉，要么继续留下来照看她的小主人。这些仆人涮洗衣服，也帮着缝制衣服。连孩子们的布鞋也是在家缝制的。只有他们的瓜皮帽是在专卖男性帽子的帽店买的。

孩子们与他们母亲的主要交流是在晚餐时。婴儿时，他们由奶妈在床上喂食，但是大些之后，就要坐在桌旁，与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用餐。长子（后来老三和老四也加入）总是要特殊对待的：他与崇质夫人和崇质母亲在一个小餐桌上用餐，享用特别的饭菜，大概是因为他体弱多病。他吃的东西很精致，是别人没有的：鸡蛋、鸡汤，以及特有的进口食品，比如罐头牛奶、美国糖果、挪威鱼肝油。他的特殊待遇让年幼的男孩们心怀嫉恨（也让他们记忆深刻）。

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在靠近厨房的东厢房里另外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当家庭人数最多时，要分几张桌子），夏天时则在屋外的庭院里。伙食很简单，多数是米饭、蔬菜，每个孩子半个咸蛋。除了宴会和一些特殊庆祝场合，饮食并不奢华铺张。尽管叶家在中国北方是累世大族，却仍延续着南方吃米饭的习惯，这无疑是遵循着崇质母亲，一个安徽桐城人的习惯。只有崇质的夫人吃北方人喜欢的馒头。甚至两房姨太太，即便是北方人，也吃南方人爱吃的大米。[15]

叶崇质是个典型的不善于和孩子亲近的家长。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期，他常常外出会餐，后来即便是经常在家吃饭，也是和母亲及夫人一起，而非和孩子们（除了长子）。晚饭后，他会检查儿子们的功课，有时在书房里读古书时，他会叫一个儿子为他捶背。偶尔，他也会带几个儿子去看场电影（通常都是好莱坞电影），这是一种他非常喜欢的新兴城市娱乐形式。[16]

孩子们童年时期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和一年一度的重大祭祀联系在一起的。新年是最重要的节日。筹备新年伊始，家人们先吃一顿独特的按照安徽老传统做的炖肉。然后所有人都集合起来，在前厅挂起以往先祖们的画像。这些画像的最大特色是他们都身着前朝官服，帽子上的顶珠和衣服上的补子显示着他们在封建帝制下的官阶。孩子们长大后，学会了辨识这些等级，总是对最重要的人物格外留意，特别是叶伯英。先是祭祖，然后家里的男子们依长幼顺序向每幅画像三叩首，之后是女眷。新年当天，全家都要参加这一仪式，直至正月十五收起祖先画像时，上述仪式要再重复一次。在这期间，每天都会派一个儿子代表全家前往祭祀。其他时间则是家庭聚餐，走亲访友。除夕夜，大门外燃放烟花爆竹，然后男孩子们和父亲一起推牌九，这也是少有的他们一起娱乐的机会。父亲做庄家，尽管赌注一般，但是总能输得精光。把钱输给孩子们之后，他就睡觉去了，留下孩子们自己玩。[17]除夕傍晚时分，仆人们到各屋向每人搜集“散百病钱”，初一天刚亮就把这些铜板扔到大门外，然后把门关起来。谁要是拿了这钱，自己或家人就要生病。这病本是应该散钱的人得的，只是因为他出了钱，就可以把病“卖”出去了。[18]

其他欢乐的家庭聚会和一些特定时令的食品相关。夏季，核桃成熟时，全家人都会聚在张太夫人的房间里砸核桃吃。秋天，所有人都聚在一处，吃上几次刘姨太特意准备的鲜螃蟹。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在中国农历最炎热的三十天里，刘姨太每晚都会切三四个西瓜，给孩子们各一份。西瓜尚未切开，孩子们已经围在桌子边上，迫不及待地伸手要抢，刘姨太总是不停地笑着嘱咐他们：“小心把你们的手切掉！”而女孩子们则在另一个房间里安静地品尝。[19]

当孩子们还小，没有进私塾之前，每天早上都要去给祖母张夫人请安，之后去大夫人那里，最后去亲生母亲那里。男孩子们恭恭敬敬地鞠躬，然后拿到老夫人给的几个铜钱（在他们母亲那里会拿到更多些），白天他们就用这些钱买零食吃。问过早安后，他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玩耍。玩具不多，都很珍贵：新年时庙会上的刀剑、鬼脸之类，只要不坏就一直玩下去。或许是因为生在一个内战频仍的年代，男孩们（甚至有些女孩子）最常玩的就是军事演练的游戏。他们像军事演习一样行军，躲在起居室家具后面或院子里打游击，一玩就是一天。[20]夏天，孩子们在柳条编制的笼子里养蛐蛐，当作宝贝一样。

仆人区是孩子们常常凑过去听故事的地方，这些故事或是说书人讲的英雄传奇，或是一些年老仆人讲的叶家往事。年轻仆人则爱讲几个荤段子。随着男孩们长大，这些与男丁们的交往，弥补了他们早年只与奶妈和女仆在一起的不足。去公共浴室洗浴时，是男仆们带着他们。生活在一个仆人众多的宅院里，让孩子们与下层有紧密接触，这在一个中产小家庭里是不会出现的。仆人们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正面的。确实，年长仆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让孩子们的父亲重返仕途。他们仍然笃信旧的等级制度，觉得服侍商人不如在官宦人家为仆更有体面。但是在与这些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孩子们了解了穷苦底层完全不同的生活。从他们的故事里，孩子们知道了即使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可能有世事洞明的睿智。偶尔，他们也会和这些仆人外出，譬如笃庄曾和奶妈去天津城郊的农村，一处外乡人暂住的窝棚区——他们目睹了穷困不堪的世界，而他们最亲密的男仆或是女仆就是来自这里。[21]

男孩子们一到五岁时，日常生活会有一个急遽的变化。在父亲的陪同下，年幼的小少爷开始私塾的第一天学习。新生要向孔子的牌匾三鞠躬，然后向先生鞠躬。这位私塾先生在科举下考取了贡生，曾在保定的莲池书院学习，而叶崇质早年也曾在那里求学。孩子们一经正式“拜师”，便开始了每天在私塾的学习，天刚亮就开始背书，直到早饭时分。一个跟班书童到附近小吃摊上为他们买早餐（用他们的日常开销）。早饭后，开始上课，直到午餐时休息，下午继续，直到四点左右——不过私塾没有钟表，作息完全是塾师看太阳影子推测出的。

学生们先用毛笔“描红”，然后记诵简单的句子，用大量的时间练习书法。他们先学民国初年上海出版的简易课本（这些叶家男孩子使用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读本），之后读“四书”和其他古文。因为孩子们年龄不同，学习进度各异，故而是单独施教的，但是他们的教育都离不开死记硬背。若不能准确背出，手心就要挨板子，不过兄弟间都会互相帮助。把他们的书打开到正背诵的一页，这样背诵的学生如果需要，可以偷瞟一眼，这个简单的小伎俩很少被近视眼的先生发现。正确的握笔姿势很重要，孩子们也慢慢领略到老先生精湛的书法造诣。他们的父亲非常欣赏老先生的书法，让老先生为宅子大门题字，每年新年挂在院子里的对联也出自他的手笔。五子笃庄十岁时，书法已非常好，于是便换由他执笔书写，这一殊荣让这个年幼的孩子一直到晚年都引以为傲。

先生的旧学底子非常好。崇质的儿子们最终也折服于他在传统典籍方面渊博的学识，也逐步喜欢上了那些古文里的儒家伦理。多年后，笃庄的起居室还挂着一幅老师题写的卷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随着孩子们古文的进步，老先生便布置一些出自《左传》的作文题目。虽然有时这些作业里包含他们完全不了解的段落或典故，最终，老先生给这群年轻人深深地灌入了仁、义、智、恕的儒家道德伦理。他也讲述清末的杰出名宦，让孩子们不要忘记显赫的先祖和家族对他们的厚望。笃庄在他的桌子上贴了一副简短的对联作为座右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22]

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时，老先生因染上鸦片瘾饱受折磨。学生们注意到，他上早课时咳嗽流鼻涕，等待他们父亲离开时开始全身颤抖。然后冲到前面的仆人房里，那里已经有男仆为他准备好了鸦片。抽这一次能让他坚持到下午，然后在他们父亲回来之前需要再抽一次。这个做法没能骗过崇质，他知道老先生吸食鸦片。但是老先生只选主人不在的时候吸，以努力掩饰这一行为，自然使得主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老先生的儿子也在私塾帮忙，不过他的学问只够帮着教年幼孩子们识字。每月四十大洋的丰厚薪水被父亲挥霍大半去抽鸦片，这使儿子心怀不满，常常体罚孩子来发泄私愤。有一次，他坐在调皮的九少爷的脊背上，强压他的脸贴到地上，只是因为他背不下来课文而又拒绝向孔子牌位鞠躬。

老先生除了对鸦片上瘾外，还有一些非常迂腐的个人习惯。他的视力极差，却不愿意佩戴眼镜，读书时要把书举过鼻子贴在眼前。他从不洗澡，夏天时只用毛巾擦擦汗和泥，身上一股馊味。他总是在地上吐痰，躺在床上时就吐在卧室的墙上。最后他病入膏肓时，家里的日本大夫来为他诊治，离开时捏着鼻子说道：“没有教育资格！没有教育资格！”尽管他学富五车，这位老先生确实达不到现代日本的卫生标准。[23]

20世纪20年代末，老先生过世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被移到了“马号”，以免对主宅不吉利。这之后也就遣走了他的儿子少先生。那个时候，多数男孩们已经在外面上中学了，但是年幼的几个还是在家里跟着一位新老师学习，他们称新老师为袁臭嘴。袁以前是北京的一个小官，但是自从1927年迁都南京后——北京成为北平——他也就没了工作。因为在北平他有一大家子要养活，于是欣然接受了叶家的聘请。

袁臭嘴授课时，家里第一次允许女孩子上私塾。年长一些的女孩仅从金太太（外号“母老金”），一位小官员的遗孀那里认了几个基本的汉字，学了女红和刺绣。从清末开始，很多人已开始倡导女子教育；在民国早期，活跃的女权运动开始酝酿，但是叶崇质还不推崇送女儿进学校。他在这个问题上持明显的保守态度，与1906年叶氏家族对女子教育的倡导形成鲜明对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随着对女性权利的呼吁越来越多，他才让最小的女儿上学——先是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后来，冬天没有暖气，教室里寒气逼人，她的脚冻得几乎走不了路，于是和兄弟们一起在家上私塾。[24]

袁臭嘴与先前的老先生相比，是一个全新的转变。不像老先生那样，他读的是报纸，而且对时事很感兴趣。他的古文造诣不能与前任先生相提并论，但是他能在时事话题上发表文章并布置作业，比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是国民党和新国民政府的主导思想。在这方面，他适应时代大环境而做出了课程调整，虽然只是在叶家的私塾里展开。

不过叶崇质对新时代教育需求的关注早在聘用袁臭嘴之前就已开始了。每天，在老先生完成了古文训练之后，孩子们会换到院子东侧的另一间教室，从老旧的科举课程转向英语和数学，为将来从商或其他新时代职业做准备。有个孩子说他喜欢中文，他的理想是将来做秘书长，或是进军校（他喜欢民国时代军阀们青睐的做工精良的制服），父亲则对此非常不满——为官或从军都太危险了。他为儿子们设计的未来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当笃义，才华出众的三儿子，从高中毕业获得文凭时，崇质夸耀说他的儿子会成为在实验室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就像流行的好莱坞电影里演的那样。

为了让孩子们顺利考入高中和大学，接受必备的教育，进而从事这些职业，叶崇质又从外面请了一位老师，每天下午四点到塾。每天上学的最后几个小时，学的是算术、代数、几何和英语。这位老师是从当地一所小学聘请来的，毕业于中国北方最有名望的中学——南开中学。后来崇质又请来一位做兼职的南开教师为孩子提供特别辅导，每周六、周日各来半天，这一举措帮助大多数男孩子通过了南开中学的入学考试。

这些老师明显是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南开的毕业生每天下午乘有轨电车来。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吸纸烟，穿着灰色长袍和那个时代学生最喜欢的短夹克。他是足球迷，曾经是南开足球队的后卫。体育教育是南开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反映了20世纪的爱国主义者不但致力于启迪思想，还要强健体魄。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一张乒乓球桌放到了仆人区边上的屋子里。体育、英语、数学在民国教育中自然结合，都是培养新时代公民的实用技能。[25]

或许南开老师，甚至是袁臭嘴，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让孩子们与外面的世界有了些许联系。家里多数人都与宅门外的世界完全隔绝。叶崇质明显是例外（还有他的夫人和母亲，虽然不太明显）。崇质来往于天津的商业和银行业的精英之间，也和他们的家人打交道，其中很多人都曾担任要职。他的夫人和母亲与这些家庭中的女眷们打麻将，加强了与这个群体的联系，也建立了新的交流渠道。

与天津名流们的社会关系，更因为年长儿子们婚事的安排而稳固。长子与前总统徐世昌的养女（也是他的侄女）订婚。三子与中国银行经理的女儿（也是财政部长的侄女）订婚。四子被安排与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她的祖父曾任巡抚）订婚，这家同时也与袁世凯家有姻亲关系。叶笃庄，五子，是最后一个由父亲安排婚姻的儿子，订的是张锡銮（1843—1922）的孙女，张曾任东北三省的总督，退职后在天津租界过着相当奢华的生活。20世纪20年代末，崇质筹划着他六儿子的婚姻，但是这次，他不是寻求与天津的官宦人家联姻，而是考虑与上海实业家刘鸿生（1888—1956）的女儿结合。不过崇质不是很适应上海的新风尚。刘家送来一张冲洗出的女孩照片，照片里的女孩懒散地斜靠在椅背上，一只脚放在座位上。这个姿势对叶崇质来说太现代了，他随即取消了这门亲事。三个年长的女儿也都许配给了官宦后代，但是这几个家族都明显日渐没落。在安排女儿的婚事时，叶崇质更注重女婿的血统，而不是未来女婿的性格或成就，结果这几桩婚姻没有一个是幸福的。

这样的婚姻安排为老一辈创建了重要的社会关系，却没给孩子们带来任何新的交际。有一次，军阀混战迫使全家逃到外国租界的安全地带，前总督张锡銮让他们入住他的宅院里暂避一下。但五子不能同往：因为他如果与未婚妻的家人们待几天的话，会招来太多闲话（尽管只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婚姻安排只是大人们关心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关系非但没有扩大孩子们的社交圈，反而更多了些限制。

孩子们极少有机会逃脱大宅院的禁锢。尽管巷子里还住着另外两家人，孩子们却几乎没有一起玩过。很小的时候，男孩们会被带到李公祠里玩耍，男仆们偶尔会带他们去附近的澡堂洗澡——冬天去得更少，以至男孩子们都记得他们的黑脚丫和袜子粘在一起的样子。下午课间休息时间，他们会跑到巷子尽头一家小商店买零食，但是很少再走远。男孩子们喜欢偶尔和父亲去看电影的机会。每年还会有一两次，叶崇质携全家去鲁菜馆子吃顿大餐。两驾马车，加上几辆雇来的人力车，招摇过市。但即使是去吃鲁菜，也仅限家人同行，在20世纪20年代末，家中经济紧张时，连这点习惯也废止了。

对女孩们的限制更是严格。她们甚至不能去仆人区和厨房。[26]笃颂，四女儿，是崇质夫人最喜欢的女儿，仓夫人曾带她外出购物。在这次外出时，有个年轻人看上了这位小姐，打听到她是谁后，就写信请求见面。崇质大为恼火。这种年轻人之间自发的爱慕是绝不合礼教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他女儿表达好感在他看来是对家族的一种侮辱。他禁止夫人再带女儿们外出购物，也不允许她们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27]

叶崇质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时代。他想通过把孩子们限制在宅院里，来保护他们远离外面的新世界。但是与变化潮流完全隔绝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拒绝所有的新生事物。他试图更新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允许引入一些西医疗法。尽管偶有小恙还是请孩子们的老师开中医草药处方（老夫人和刘姨太不舒服时都是吸大烟），但是多病的长子喝罐头牛奶，吃鱼肝油。倘若病情严重，就会请最好的受过西方培训的医生来，通常是位日本医生（像诊治老先生的那位）。一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中国医生治好了长子的肺结核。

由新材料制成的物品也总有办法进入叶家的生活。夫人们的梳妆台上既有中国的胭脂和雪花膏，又有法国的檀木香皂和旁氏洗面奶。刘姨太做了新式发型——梳八个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绾一个发髻。有些科技产品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叶崇质略微落后于时代的事实。房子里点的是煤油灯（一项由美孚石油大力推广开的革新）；尽管别的有钱人家越来越多使用电灯，在叶家宅院里安装的电灯却很少用。崇质乘坐的是马车而他的同事许多都有汽车，送男孩们上学的人力车是当时典型的一种新旧结合的交通工具——铺砌的街道和充气轮胎出现后才有的新生事物，但是又要依赖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家里没有电话，但是一个仆人的职责却包括外出使用公共电话。[28]崇质确实花了八百大洋买了一台大无线电收音机，能从天津的几个广播台接收音乐和流行娱乐节目，但是却有很大的噪声。这台收音机起初摆放在张夫人的屋里，后来她嫌太吵命人搬了出去。[29]

渗透到这个家庭里最慢的是新文化的影响。1910至1920年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活跃的时代之一，但是这种活力却和困境中中国的强烈幻灭感共生。民国成立后，人们对振兴中华的热切期盼在随后的几年里很快就消退了。袁世凯，清朝时大刀阔斧的改革家，当了民国总统后却成了独裁者。他的支持者们输掉了国会议员席位的竞选后，他安排人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打压反对党，然后彻底解散国会。最后他决定自己当皇帝，这次冒险的结果是连他的亲军都倒戈相向。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因为前清的一次短暂复辟而愈发混乱，之后，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使得国家政治看起来像是一场持枪的抢椅子游戏。

1911年辛亥革命后，政府软弱无能，在捍卫国家主权上甚至不及清王朝。首先分别在英国和俄国的鼓动下，西藏和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央政府，前清时期的统一国家分崩离析。欧洲列强忙于一战时，日本积极奋起，成为雄踞东亚的强大帝国。它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领地，逼迫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予以日本在山东、东北及其殖民地台湾对面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特权，并且控股长江流域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形势上，中国似乎踏上了一条无可避免的衰败之路。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危机下，日益尖锐地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适者生存”，而中国明显不适应形势。新的共和政体被证实是无力的。到了寻求更加深刻的失败根源的时候了。他们认为仅仅将中国的政体形式从帝制改成共和制还不够，或许儒家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等级都要变革。共和制革命的倡导者们认为把政权交给人民可以调动公民参政强国的积极性。人们进一步认为要开展新文化运动，唤醒并激励青年、妇女以及普通民众来变革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

引发并命名这场运动的是1919年的“五四事件”。当日，三千名学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凡尔赛和约》中的条款，因其主张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权益转让给日本而非归还中国。两年前，中国曾加入协约国，旨在于“和平会议”中占有一席之位并收回对山东的主权。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被送往欧洲，在工厂和码头为协约国服务，替换送往战争前线的欧洲青年。但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秘密协商支持日本对山东的控制权。让学生们更愤怒的是，他们的军阀政府，为了换取日本贷款来供养军队，默认了日本的要求。中国收复失地的愿望——本是受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国家自治”的崇高理想鼓舞——被军阀的自私自利和国际强权政治所粉碎。学生的游行和罢课得到了全国商人、工人和各行各业人士的广泛支持。在中国第一次全国大规模抗议运动下，政府不得不让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并把签署放弃山东权利的相关责任官员免职。[30]

“五四运动”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山东问题和《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和支持他们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若要避免进一步被列强瓜分，就要唤醒全国人民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改变。在这次运动中兴起的数百家期刊杂志提出了无数的改革建议。文学革命是最主流的运动之一，也是最成功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新的白话文，这种书面语比晦涩艰深的文言文更接近口语。1922年始，规定学校教材须用白话文，这种书面语越发为中国民众所普遍接受，促进了民国公民的全民教育。新期刊时常刊登译介的西方作品，这些新的刊物饱含西方的个人主义、民主制度和女性解放的理念，与儒家的“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的“三纲”形成明显对比。“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一篇著名文章的主人公，该文章并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与中国古老的传统理念作了对比。

当时影响力最深远的一个文化形象是易卜生所著《玩偶之家》的娜拉。《新青年》，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刊物，做了整整一期的“易卜生专辑”，勇敢走出不幸婚姻的娜拉，代表着一批试图掌控自己命运的年轻女性。中国的包办婚姻是一个最易遭受攻击的靶子，因为它似乎违背了年轻人为自己生活负责，掌握自己命运，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所有观念。有爱情的婚姻——甚至一些在自由恋爱中的激进试验——都变得流行，一些大胆的激进人士公开在书籍文章中描写性爱之事，那些文章以科学的口吻作为露骨性描写的面具。[31]

那个年代，试图打破旧习的尝试多局限于大学校园、高中，以及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的城市知识分子与商人。但是当时的报纸期刊普遍受到批判精神的影响，指向被看作“旧社会”或“封建主义”产物的中国习俗和文化。这种新的批判精神如何能转化成政治行动？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的一股力量是孙中山重组后的国民党。孙中山自19世纪末就开始倡导并筹谋国民革命，毋庸置疑，他的决心和毅力令人钦佩。1912年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失去总统职务之后，他被迫流亡数年，一直在寻求同盟以求东山再起。孙中山满怀热情地欢迎“五四运动”的学生游行，20年代初，他回到广东大本营，游走于当地军阀间以求政治结盟，试图利用中国年轻人新的民族主义情绪。

1922到1923年，新成立的苏联派代表来访，使得孙中山有了一个新的机会。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他们觉得这场革命强有力地推翻了沙俄帝国统治，抵制了外国干涉。尤其在苏联放弃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利益之后，中国的爱国人士尤其感动。这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革命榜样，与《凡尔赛和约》中列强的卑鄙交易形成鲜明对比。苏联使者让孙中山放心，他们并不是想宣扬共产主义革命（孙中山质疑共产主义革命，认为它引发了阶级冲突而不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而是想支持他的国民革命运动，削弱包围苏联的帝国主义势力，从而确保南部边界的友好联盟。[32]

苏联代表和孙中山谈判时，同时也试图在中国建立共产党。1921年，一小批受俄国革命鼓舞的知识分子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促成和建议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批判帝国主义系统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相结合。中国的失败可以解释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软弱性和中国过去的封建制度的残留影响。共产党可以把年轻的政治积极分子组建成一支革命的先锋力量，在广阔的革命运动中领导工人和农民，打破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军阀枷锁。[33]

两年后，苏俄和孙中山达成了合作协议，共产党员受命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两党的统一战线联盟对双方都有利。共产党在孙中山的广东阵营里有了实际参政的经验，国民党有了一批忠诚的革命者，致力于组织工人、农民进行全国革命，以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得到了苏俄的大力扶持，获得资金、武器，并可以在广东训练他们自己的党军。[34]

孙中山在世时，统一战线运作得相当良好。但是孙中山在1925年3月突然死于肝癌，合作中的冲突开始显现。1925年夏天，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游行，这表明在许多中国城市，共产党在工人和学生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国民党中的保守派对此有所警觉。同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越来越排斥革命同盟中的苏联顾问。1926年，蒋介石发动北伐，其革命力量分三路从南方根据地向长江流域行进。至1927年初，中国中心城市之一武汉，已经落入革命军之手，蒋的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逼近上海。

之后，合作陷入分裂。蒋的势力和他在上海的盟友——地下帮派“青帮”袭击并大肆屠杀共产党组织的工会成员，当时工会已经控制了上海。在更广泛的“清党反共”运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被逮捕枪决，使得他们在各个城市间躲藏奔命。同年底，共产党党员或就义，或被捕，或叛党，或脱党，使得中国共产党折损了百分之九十的成员。活下来的大多数人为寻求安全则逃到山区或穷乡僻壤，毛泽东和其他清党运动的幸存者开始了对共产党的长期改造，使之成为了一支立足农村、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事力量。同一时间，蒋介石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控制，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1928年，他继续推进北伐，与各路军阀形成一系列的战略联盟，直到北京的北洋政府垮台之后，整个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在国民党的旗号下得到了统一。[35]

所有这些风云变化都很少触及叶家人。1919年，天津学生游行以声援“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同学，他们经过省长、督军衙门，就在叶家宅院旁边。叶家年幼的男孩们跑出去张望，能够听到呐喊的口号声，但是很快他们就返回课堂继续学习古文了。[36]九年后，北伐军造成了更大的搅动。随着国民军的临近，崇质警告他的太太们，传言革命军要实施“共产共妻”的激进政策。这个典型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口号使得叶家人又一次躲避到了外国租界。而叶家年长些的儿子们已经在南开中学上学，南开童子军（所有男生都要加入）穿着校服整齐列队去欢迎北伐军。这是他们参加的第一次集会，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喊出当时的流行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集会的高台上都是穿着制服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着时髦的黑眼镜）在台上讲话，声嘶力竭，但由于那时还没有“扩音器”，所以台下的人什么也听不到。

在南开中学，男孩们开始了解一些当时席卷中国的社会政治事件，虽然并不太多。他们只是走读生，每天早上去学校，错过了课后作为南开教育中重要部分的体育和戏剧活动。尽管他们的历史课和科学课带来了新观念，但是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小的。

女孩子们要更加封闭。直到最小的妹妹笃柔20世纪20年代末被准许上小学之前，她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很少被允许走出宅门。两个年长的女儿甚至还裹了一段时间的脚，虽然并没有严重到影响行动。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进步人士就开始批评这种做法，到民国早期在大多数城市裹脚已经被废止了。女儿们梳着传统发辫，只有第三个女儿，做出了一件极其彰显独立的举动，拿起剪刀为自己剪了当时女学生中流行的短头发。当然，崇质坚持要为自己的女儿安排婚姻，嫁入“门当户对”的官宦之家。“五四运动”时期写作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把妇女从父权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叶崇质对待女儿的方式，明显落后于当时的进步思想。

叶家与外界隔绝的舒适生活随即发生变化。接二连三的残酷打击向叶家大院袭来，并改变了年轻人的世界。首先是叔叔崇实的去世，这个感染梅毒而去世的花花公子没有得到人们太多的哀悼。然后是两个孩子的离世。笃诗，四个女儿中的长女，在回到天津时突遭疾病而瘫痪，尽管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她还是死在了自己的娘家——与虐待她的夫家相比，这无疑是个更幸福的地方，但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这却是不祥之兆。接下来是聪明有为的第十子死于猩红热，之后叶家请来日本防疫队为他的屋子消毒。这两个孩子的突然去世，是很多年前二儿子死后以来的又一次变故，因而对叶家打击极大，但是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1930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叶崇质还是像往常一样九点准时出门上班，但是他感觉身体不适，半路折去家庭医生那里。医生开了一些药把他送回家。作为银行家，他很可能工作压力较大，因为随着大萧条带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银元在1930年大幅贬值。[37]回家路上，马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疾奔，年长的车夫自己刚刚从中风中恢复过来，驾驭不住，然后，马车撞伤了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一名警察拉住了马和车，他认出了崇质，叫了辆黄包车把浑身颤抖的崇质送回了家。崇质回家后，一屁股坐在起居室房间的椅子上，母亲问他为什么回家这么早，他回答说身体不舒服，并嘟囔着老车夫真没用之类的一些话，然后就去世了——显然是死于心脏病。

他的母亲就在旁边，立刻请来了医生，但是已经太迟了。她又请来招魂师，试图把儿子从地府召回，但是没有任何效用。最终她崩溃了，责骂儿子先走而留下她独自一人。她不愿离开屋子（叶崇质死去的屋子就在她的隔壁），不到一个月，她也去世了，她活下去的愿望已经因儿子的离去而消耗殆尽。

叶崇质的葬礼得体而又繁琐，棺木制作极好，五十年后京郊的墓地因施工而遭破坏时，他身着清朝官服的遗体依然完好无损。棺材在前院停放了三个星期，以便客人们带着挽联和花圈前来吊唁。请来唢呐班子在门口迎宾，和尚道士在院子里做道场。葬礼的安排比崇质本人的生活更现代——西洋乐队奏曲，两匹白马拉着装有棺材的灵车，儿子们穿着重孝跟在后面。在广东会馆大宴宾客后，棺木拉到北平下葬。[38]

崇质死后一年半，他最喜欢的姨太太——陈姨太去世。作为四个注定要从事伟大事业的优秀儿女的母亲，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只有一个要求。她请求崇质的遗孀（大夫人）让她死后装殓时着凤冠霞帔，像新娘子一样将她埋葬。她希望死后能拥有她一生从未有过的妻子和母亲的地位。这一次，她的愿望实现了。简单的葬礼后，她埋在了崇质身旁。[39]

短短几年里，叶家失去了凝聚家人的关键人物和主要力量。笃仁，二十二岁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开始了他银行业和商海沉浮的生涯。作为儿子中最保守的一个，他绝对适合做一家之主，但是因为崇质夫人的偏爱而拥有优越童年的他，却不受弟弟们的欢迎。他从没有过像父亲那样的绝对权威。

女家长张太夫人的离世，给家庭留下了另一个空缺。如果崇质是家人都服从的权威人物，那么她就是全家的情感中心。她的房间是家庭聚会的地方，她是全家都敬重的长辈，给所有人关爱和帮助。她走后，崇质夫人成了家里的女性之长。她因酗酒而更加喜怒无常，无法赢得年轻一代的爱戴和敬重。家庭的重心从此没了。很快，外部社会带来的家庭离心力，将把年轻一代推向各个不同的新方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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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为政篇第二》，第四章。

2．The limited sources are ably used in Ping-chen Hsiung，A Tender Voyage：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Jon L. Saari，Legacies of Childhood：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1890-1920（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0）；Catherine Pease，“Remembering the Taste of Melons：Modern Chinese Stories of Childhood,” in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ed. Anne Behnke Kinne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279-320.

4．叶笃义访谈，1995年。

5．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03—104页；元福访谈，1997年7月21日。

6．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70页。

7．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

8．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

9．关于妻妾的地位，参见Patricia Ebrey，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Dynas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152-171，217-234。

10．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81—83页。《叶氏族谱》（1944版），卷六，90页；卷七，18页。

11．Stevan Harrell，“The Rich Get Children：Segmentation，Stratification，and Population in Three Chekiang Lineages，1550-1850,”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ed. Susan B. Hanley and Arthur P. Wolf（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81-109；Ebrey，Inner Quarters，179；Ping-chen Hsiung，Tender Voyage，74-99.

12．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9日。

13．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73页。

14．叶笃庄：《过眼云烟》（1992年手稿），8页。

15．叶笃正访谈，1995年5月18日。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50页。

16．方实（叶笃成）访谈，1995年。

17．方实（叶笃成）访谈，1995年。

1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62—163页。

1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70—74页。

20．令人吃惊的是，在1995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排行最小的女儿（笃柔）说玩打仗游戏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

21．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33—152页。

22．叶笃庄访谈，1994年11月24日。

23．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20—127页；《过眼云烟》，13—22页；及1994年11月25日叶笃庄访谈。

24．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2日。关于这一时期的妇女教育，参见Paul J. Bailey，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Routledge，2007）；Joan Judge，“Citizens or Mothers of Citizens? Gender and the Meaning of Modern Chinese Citizenship,” in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ed. Merle Goldman and Elizabeth J. Per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23-43。

25．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28—133页。有关民国时期的公民权（citizenship）,参见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Robert Culp，Articulating Citizenship：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1912-194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关于体育，参见Andrew D. M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6．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

27．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10页。

28．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36页、73页、137页。

2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36页、40页。

30．Chow Tse-tsung（周策纵），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31．Frank Dikötter，Sex，Culture，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

32．Allen S. 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4）；Alexander Pantsov，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9-1927（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

33．Hans J. 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Arif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and an older classic，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4．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Leiden：E. J. Brill，1991）；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5．C. Martin 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23-19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Donald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Harold I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49-96.

36．叶笃庄：《过眼云烟》，26—27页。

37．《华北正报》，北平，1930年春。

3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43—49页。

39．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80—81页。

（九）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生活

崇质为儿子们规划学业时，对中学的教育有明确的选择：南开中学。不难看出，他很少关注女儿们的教育。在她们识了几个大字，学会了女红和刺绣后，就嫁入旧时官宦人家，料理家务（只有最小的女儿，在他去世后才长大，得以逃脱这种命运）。他对待儿子们则完全不同。他期望儿子们能够从事科学、工程领域的职业或是经商，而要从事这些职业必须接受新式教育，在中国北方，最好的学校莫过于天津的南开中学了。对儿子们英语和数学的特别辅导，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通过南开中学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

南开中学的创立者张伯苓，是近代中国最具进步思想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家之一。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目睹了令中国蒙羞的中日战争后，他放弃了海军生涯。自此，为了国家自强，他便投身于教育下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远大目标中。他与天津上流精英中的杰出成员合作，并远赴日本和西方考察外国的教育模式，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几年中创建了南开中学。他精力旺盛，身材高大挺拔，又具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天赋，每周都会在学校集会上为学生做演讲，灌输独特的南开精神。张的目标是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中国精英群体，培养具有科学基础、强健体魄和公益精神的一代领袖。为此，南开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提供了严格的教育，并且以英文的大学教材来授课。扎实的英文功底是入学的必备条件，而懂一门第二外语则是毕业要求。这样的规定很具挑战，那些低学分考入南开的学生只有四分之一能顺利毕业。

体育课是南开办学的一大特色。张伯苓与基督教青年会联系甚密，这是西方团队运动引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南开五虎”是20世纪20年代南开篮球队中五位主力队员的绰号，他们赢得了全国赛冠军，成为了国家英雄，继而又在一次友谊赛中击败了来访的菲律宾队，这支菲律宾队是当时亚洲篮球界的一支劲旅。“南开五虎”象征着中国人不但致力于开发学生的敏锐头脑，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强健体魄，将体育作为向年轻人灌输纪律概念和团队合作精神的方式。[1]

学校拥有戏剧音乐俱乐部、演讲比赛、学生社团和学生自办的报纸，这些不但丰富了学校生活，也培养了学生的公民意识。作为一所入学要求严格的私立学校（英语是最大的障碍），它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于上层社会家庭，因为这些家庭可以在家或私立学院（一般由传教士开办）为孩子做特别辅导。为了提高这些年轻精英的社会意识，20年代南开规定必须要修两门社会调查课，学生们去参观当地的工厂、监狱、政府办公室和民事机构，把参观成果写成调研报告。[2]

南开的学习经历完全不同于叶家男孩们的私塾教育，与叶家先前几代人所受的旧式教育更是截然不同。学校有初中部、高中部六个年级，大约一千名学生。现代化的校园拥有西式的教室和宿舍，位于老城区南侧、日本租界的西侧。虽然大多数学生来自天津，但是学校盛名在外，吸引了来自全国甚至东南亚和美国的华裔学生。许多老师都有国外学习的经历（特别是美国），后来都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学校的毕业生更是成就斐然，有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1898—1976），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钢铁般的顽强意志迷倒了许多中外人士；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戏剧家；还有吴大猷（1907—2000），著名物理学家，后来曾任台湾中研院院长。叶家兄弟的同学里有几百位都成为了著名科学家和杰出学者，或是在国民政府或共产党一方从事政治工作。[3]

叶家年长兄弟与年幼兄弟在南开的学习经历不同。年长的三位，笃仁、笃义和笃信，父亲在世时都是作为走读生白天去学校上课，而年幼的弟弟则是住宿生，全方位体验了南开的学生生活。年长兄弟里只有笃义从南开毕业，父亲去世的那年被南开中学保送进了美国传教士主办的精英学府——燕京大学（同时他也考上了清华大学）。长子笃仁，通过了南开的考试，却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尽管崇质试图贿赂学校的医检官，笃仁还是未被录取。一位在爱丁堡受训过的天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了若干年。之后，他乘坐一辆独特的马车去一所学校上课，预备考取南开大学，这是张伯苓1919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创立的新学府。但就在他即将入学时，父亲过世了。他退学后在中国实业银行任职，基本上继承了父亲在银行业和商业上的事业。

第四子笃信为人慷慨，不过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尽管他考入了南开，但是痴迷于体育运动，不久就因成绩不合格而退学了。在天津工商学院读了几年书后，他在开滦矿务总局做会计，这是一家与英商合作建立的煤矿公司，位于天津北部。他也感染了肺结核，不久便被辞退了。笃信擅长赌博——兄弟们打牌时，他总是赢——后来投身于变化无常的中国股票市场，时常大赢大输。作为投机商他精明能干，喜欢穿着考究的西装，在业界很有名气。笃仁和笃信追随着父亲步入商界。他们在南开学习非常短暂，对学校独立精神的体悟远远比不上他们的弟弟。

排行中间的儿子笃庄（老五）、叶方（老六）、笃正（老七）和方实（老九）都在南开住宿，这段经历使得他们在毕业后走上了极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四个兄弟出生相差不过三年，都生于1914年到1917年间，对他们而言，学生生活意味着迈向独立的重要一步。他们都不是很乐意接受哥哥做一家之主，寄宿南开刚好使他们逃离了哥哥的监管。这几人都参加了一些体育运动，不过表现最突出的就只有乒乓球，笃正和方实尤其擅长。几年后，清华学生办的报纸报道了一场清华和几支天津队之间进行的让人难忘的赛事。笃正带领清华队险胜几场，最后的对阵中，他面对的是弟弟方实（那时他还在南开），这场兄弟对决将决定体育最棒的两所中国院校谁家更胜一筹，最终方实带领南开夺得了胜利。[4]这些弟兄也都加入了童子军，参加户外野营。他们第一次品尝到西方食品，还看了电影。他们参加演讲比赛和学生会，也为校报供稿。教育新时代，女性也是张伯苓远大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他在隔壁建立了女生部，所以叶家兄弟们也有了男女同堂上课的经历。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混在一起，因为有了年轻人荷尔蒙的自然作用，再加上新文化运动一直倡导人们要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心与心的交流成了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爱情诗占据了校报的版面，青年们互换情书，并且男生在舍监的陪同下去女生宿舍，形成了一种新的求爱方式。

对这几个年龄处于中间位置的叶家兄弟，南开的求学经历发生在家族以及中国历史正处于重要路口的时候。父亲和祖母于1930年夏天相继去世，很快，陈姨太撒手人寰，笃义、叶方、笃正和方实也从此没了母亲。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寄托感情的中心也没了。家里不得不节衣缩食，卖掉了马车，解除了送男孩子们往返学校的人力车契约；遣散了许多仆人，况且家里人少了也不需要很多仆人了。现在管家的是自己的同辈兄弟，自然，在他们的成长中，家庭的影响要远小于学校新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力。

正当学校生活成为孩子们生活的重心时，日本再一次的侵略带来了民族危机，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日本于1895年占领了台湾，1910年吞并了朝鲜，1914—1915年从德国人手里抢占了山东的租界和势力范围，签订了“二十一条”，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个岛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野心，但是这些事情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然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炸掉了一段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发起了侵略战争。蒋介石认为中国势力薄弱不足以抵抗日军，于是命令张学良（1901—2001）撤军关内以避免正面冲突。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丰富自然资源的基地，东北的沦陷激怒了全国的爱国人士，引发了一系列的学生游行、抵制日货和请愿活动，希望国民政府抵制日本侵略。而蒋介石没有响应国民的愿望，使得国民情绪激愤，强烈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5]

这场事变对南开学生的影响直接而迅速。随着日军占领东北，难民们沿着铁路逃到天津，他们的悲惨遭遇更点燃了天津的抗日情绪。11月初，日军特务机关从天津的帮派团伙中招纳了大约两千多名中国特务，身着便衣，偷袭了天津的警署和政府机构。

这支便衣队从日本驻防区开始发起攻击，距离南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次行动是为掩护日本人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运送出天津，以扶持他做东北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中国警察与日军及中国汉奸交火时，南开被迫关闭校门一周，把学生送至安全地带。[6]后来的几年里，因为日本特务的持续骚扰，学校经常强制夜间熄灯，并且在第一声枪响时立即断电。[7]

“炮声的权威”。日军大炮令南开闭校。孙竦画，《北洋画报》1933年2月25日。

日本的侵略就在南开的大门口，南开师生都热情投身于全国的抗日爱国大潮中。最初，他们大力支持东北军的指挥官马占山将军，他率领队伍在伪满洲国的最北方对日军进行了短暂却英勇的抵抗。天津报社发起了为马家军抗日募捐的活动，叶家兄弟们也参加了募捐——笃庄捐出了他用来买冬大衣的钱，还买了一幅马将军骑在马背上的照片挂在宿舍里。[8]

张伯苓和学校领导极力支持这样的爱国行为，张也被选为天津抗日救国联盟主席。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研究东北已有很长时间，经常去那里探讨教育改革。在南开，他建立了东北研究会，帮助规划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经济。“九一八事变”后，这个研究会编纂了一本关于东北地理的教材，成为南开课程中的必修部分。提高爱国意识一直是南开教育任务的核心，学校要确保它的每位学生都明白，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社会调查课以及南开课程中的其他实践内容，张伯苓也希望在课堂学习中融入中国紧迫的社会问题。所以，无论课上课下，东北危机对南开年轻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有着巨大影响。[9]

“开会如仪”。国联在中国东北开会时的情景。孙竦画，《北洋画报》1933年2月28日。

1932年，抗日冲突蔓延到了上海，人们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引发了一系列袭击日本平民的事件，而日本直接派遣舰队登陆，进行飞机轰炸，对上海造成了极大破坏。上海的中国军队进行了出奇顽强的抵抗，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几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使得双方都伤亡惨重，后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日军撤兵。在天津，南开为了应对民族危机，每周增开了一下午的军事训练课。一位中国海军军官指挥操练，把行军拉练和基本的军事技巧训练，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结合在了一起。

日本守卫军就在旁边，因为义和团运动后强加给中国的《辛丑条约》上规定外国列强有权在畿辅地区驻军，日军操练和打靶演练时的声音在南开教室都能听得到，这更加点燃了大家胸中的熊熊怒火。日军公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军事演练，让人一直记得帝国主义的优越地位正是由于旧中国的软弱而形成的，这正是这一代年轻的爱国者发誓要抹去的国耻。正如学生报纸上一篇文章愤怒地问道：“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10]每当日军行进到附近时，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就会把训练课堂安排在直面日军的地方，以此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1]

“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学生们的怒火转向了东北指挥官张学良，他的鸦片瘾和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众人皆知，而且受人鄙夷。[12]他在日军进攻前便撤退了，大家认为这位军阀的不肖之子放弃了国土。叶家兄弟和他们的南开同学穿着带有南开校徽的长衫游行时，其横幅和口号都是要求蒋介石惩罚张学良，并发动全国进行抵抗，甚至有学生组织的代表团到南京去促使国民政府下决心。政府的回应一开始是积极的，蒋介石和他的部长们接见了学生，下令在学校开展军事训练，并发表声明，表达收复中国失地的决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在这番激昂的言辞过后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而且蒋介石似乎更关注于消灭中国中部山区的共产党势力，而非抗日。人们越来越开始怀疑南京国民政府的爱国承诺。而还在远离前线的江西的共产党高度宣扬他们致力于抗日的决心，从而在抗日事业上赢得了拥护，和更广泛的支持，更多的舆论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13]

南开军训。见1933年南开中学年鉴。

随着学生运动左倾化以及对国民政府的抗议，张伯苓和南开的权威人士开始越来越不满学生运动。他们反对学生在校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试图解散日益左倾的学生组织。1932年，学生报停办了一段时间，大约二十名学生被开除，因为学校怀疑他们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有时的确如此）。[14]叶家兄弟里，政治倾向明显且性格激进的笃庄是第一个显露左倾意向的。除了在宿舍里挂一帧马占山的照片，他在学生会中也很活跃，并竞选为秘书长。因为所从事的这些活动，笃庄被校长叫去训话，警告“不要追随赤党”。还好他成绩优异，免受了处罚，但是他也没有在意这个警告。几年后高中毕业时，他照了一张剃了光头的照片，这是他的叛逆声明和苦行的决心。笃庄和另两名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兄弟，叶方和方实，都看了同学间传阅的共产主义著作，虽然其中有一些关于辩证法和其他哲学问题的文段，深奥晦涩，他们并不能理解。对他们和大多数学生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其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共产党的号召力在于它倡导抗日。这种爱国主义的推动力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

叶笃庄在一篇短文——《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中表明了他激进主义背后的思想意识。那篇短文发表在两本南开学生的刊物上。它写于1932年的夏天，当时笃庄十八岁，即将升入高中三年级，里面列出了很多数据，来说明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之慢，以及外国资本对铁路、银行和电信的控制。他认为这种状况是加在中国工业上的“致命伤”，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下低关税的设立造成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设立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新兴工业。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非常薄弱，“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文章抨击“买办资本及其政府”，结尾时大力呼吁“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努力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5]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期刊和学生出版物上非常常见。[16]笃庄的文章反映了他熟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调查课对他的影响——在这门课上，他曾经参观了一家棉纺厂，工厂卫生极差，灰尘漫天，工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辛苦劳作，仅赚着微薄的薪水，这场景让他颇为震撼。

叶笃庄的学生照。于1933年南开中学年鉴。

他的朋友里有几位后来都成为了共产党员，在当时，他们赞同笃庄这些激进观点，并且给他一些左翼的宣传册子阅读，但是他从未加入过任何左倾的学生组织。他的弟弟方实，比他晚几年入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与左派学生的接触更加密切，并在1936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先锋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之前，他阅读的左翼文章让他甚至与警署部门有过一次致命的接触。

事情发生在1935年秋天一个星期日下午，周末过后，方实从家里乘坐电车（当时电车取代了人力车成为男孩们的交通工具）返校。方实开始阅读《大革命史（1925—1927）》，这是一本左翼书籍，记录蒋介石在1927年4月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和屠杀。虽然封面进行了伪装，但是方实没有察觉到身旁坐着一位身穿警服的人，这名警察却注意到了方实所看的书。方实在南开下车后，他也跟着下车，拦住方实后说道：“学生，跟我走。”方实抗议说要回学校，但是丝毫没有用，他被带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部。在电话确认了他的学生身份后，他又被问及他的左派联络人是谁。方实说自己不知道CP（共产党）、CY（共青团）是什么意思。被问及书的来源时，他没有说书是六哥叶方（后来另一个入党的）给他的，而是说了一个同学的名字，他知道这个同学在日本租界内居住，没有危险。后来盘问他的家庭，当这个审讯官得知他是已故叶崇质的儿子后，说道：“那咱们就不陌生了。你父亲是我在警官学校的老师。”

叶崇质曾短期就任过巡警道的道台，因为被怀疑与之前的辛亥起义有关联，故而于1911年就转行了。但是在1935年，这个曾经的职务足以把儿子从眼前的危险中救出来。方实被告知，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取保人，就可以被释放。他打电话回家给哥哥笃义——那时笃义已经大学毕业在天津卫生局工作。笃义和一名仆人去了天津最有名的老字号衣布店——瑞蚨祥，以前家里一直在这家店买料子做衣服。但是瑞蚨祥或许是听说许多天津名流家庭的子孙都与左翼组织有关联，并不愿意为一位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年轻人做保。所以笃义又找到离家不远的一家粮油店，叶家在这里买食用油、酱油和一些主食，店主很乐意做担保人。方实被放出来回到学校，朋友们让他赶快把宿舍所有的左翼书籍都处理掉，他照做了。第二天，果然有一位便衣警察来搜查他的房间。

方实在下一年春天从南开毕业了，他是叶家兄弟里最后一个求学于这所著名学府的。父亲的社会交往在他这次因读书大意而引起的麻烦中保了他平安。但是很多年后，他这么快就被保释这件事在共产党中引起了怀疑（这个故事后续会再提及）。

从南开毕业后的几年里，叶家年长兄弟和年幼兄弟青春期的不同经历，使他们彼此的差异更加明显。虽然每个孩子在选择道路时必然有所差异，但是某些模式确实把他们分为了三组：三位年长的兄弟，三位幸存的女儿，及其年幼的弟弟。

关于排行对孩子人格影响的研究表明，先出生的儿子一般比较保守，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年幼的儿子们则常常“生来叛逆”。年龄让年长孩子在家庭维系和兄弟相持中有种天然优势，而他们往往会培养社交能力和行为模式来维护这种特权——学习如何表现出他们相对成熟的个性，以赢得家长和其他权威人士的信赖。相反，年幼孩子们常常在新的不同方面努力，以图在家庭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一般创新性更大，成年后也更倾向叛逆行为。[17]通常的规则之下总有无法解释的特例，但是叶家兄弟们的发展却非常遵循这一规律。叶笃仁，长子，非常保守，是个负责的大哥，他很容易地继承了父亲在天津商业界的位置，并认真地担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他曾经与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订婚，由于肺结核延误了婚期，女方取消了婚约。叶家请了一位律师来处理这种尴尬的毁约，因律师处理谨慎恰当，叶家送了一幅崇质收藏的珍贵书画卷轴给他。这件事情发生在崇质去世的前一年，后来实业银行的经理为笃仁介绍了前总统徐世昌的侄女（即其养女）。这场婚姻让他受益颇多，女方的嫁妆包括位于英国租界的一处房产，这是一栋西式宅邸，里面有架钢琴，虽然她很少弹奏。笃仁对这场婚姻的唯一要求就是夫人讲普通话，结果婚后他听到的却是浓重的河南口音，令他大失所望。

20世纪30年代中期，笃仁离开了安徽会馆后面的老宅，搬到了夫人陪嫁的英租界内较安全的宅子里。他仍然照顾他的生母和大夫人，但是与弟弟们的关系却十分紧张。他的兄弟们本来就因为年幼时他受到的特殊待遇而对他不满，现在他作为一家之主，兄弟们更是不买他的账，对他继承优越的天津商业界地位的公平性表示质疑，尤其是在他们的学历远超过笃仁所受的教育后。他似乎有银行家的商业头脑，某些行为被他的弟弟们视为是极为吝啬的表现。这些左翼观点让他们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带着质疑的眼光去审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且他的私生活里，或许曾有一段婚外情，更为他们的进步道德观所诟病。[18]

四哥笃信，也进了商业界，但是与他的兄弟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相对贫穷的处境获得了其他兄弟的同情，而且在他股票投资盈利后，他出手也更大方。他被安排与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成婚，1934年的婚礼是场杂糅的仪式，中西习俗结合得并不顺畅。首先是在夫妻两人婚前碰面的问题上有了小的争执。这个两家会面的习惯是新式包办婚姻的仪式。民国的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要得到新娘和新郎的认可，而这样的会面也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拒绝婚姻的机会。[19]笃信的未婚妻认为这样的新做法似乎让人很没颜面，她说：“这就像买东西，好就留着，不好就退货。”最终亲戚们说服她与未来的丈夫见了两次（尽管他们两人不太说话），然后程序继续进行。

选嫁衣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末时，城市里的上流家庭已经抛弃了那种白色代表哀伤的传统观念，年轻女性们更明显地偏爱西式的带着许多蕾丝边的精美婚纱。不过，嫁衣还是要由新郎的家人准备的。叶家人把笃仁夫人和笃义夫人的嫁衣送过去让新娘选一套。新娘的姨妈，袁世凯的儿媳，在叶家人送去嫁衣时刚好与她的侄女在一起。她把这两套嫁衣扔了出来，严厉地责骂这几个可怜的仆人：“我们家小姐不是二婚。怎么能他妈的让她穿一套旧嫁衣！”随后她们去了天津最贵的洋行，订了一套婚纱，然后把账单送到叶家。

排除这些摩擦，笃信夫人其实是非常善良的，并且给予笃信极大的支持。退学又在开滦煤矿公司丢了工作后，笃信到北平治疗肺结核。在那里，他夫人的亲戚们一直照顾他，直到他的健康和气色有所好转，之后他的买卖也好起来了，还在天津买了房子。股票交易对他而言是少年时赌博天赋的发展。赚钱后，他买了很多昂贵华丽的西服，喜欢去赛马场，对朋友和亲戚们也很大方。他们婚后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与弟弟们联系紧密，帮助打理他们的那份遗产，无论是在他们上学时还是战时在家。[20]

叶笃义，三哥，是年长一派中的最后一个，在父亲去世前便完成了南开学业，他比笃仁和笃信更有才华。1925年到1930年他就读于南开，那是一段政治局面相对平和的时期，他高中学的是自然科学，毕业时成绩优异。他是第一个高中毕业的孩子，父亲极其高兴，认为这种成就等同于旧体制下考取了乡试。崇质尤其高兴的是，儿子选的是科学这个方向，他预见到将来儿子身着白大褂在摆满试管的实验室里做着研究工作。笃义到北平参加清华的入学考试，这所学校在中国享有如美国的麻省理工一样的名望。在他回家等考试结果时，父亲因心脏病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笃义收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但是他做了一个影响他终生的决定——放弃上清华的录取。这个决定后来让他有些后悔，却不做解释。他决定上燕京大学，就在北平的西郊，清华的旁边。燕京大学是一所美国传教士和慈善机构办起的私立学校，南开的优秀生可以免试入学。笃义童年时最好的朋友姚曾廙（和他妹妹假期时会来叶家大院度假），同时也是他南开的同学，要去上燕京大学。或许是父亲的辞世带给他的孤独和失落感，让他更渴望与朋友待在一起。无论如何，他的决定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放弃自己曾经显示出天赋的科学事业。燕京大学的长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些都是笃义今后要学的内容。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总共只有不到五万名大学生，大概占总人口的0.01％。进入燕京大学也就意味着笃义在这个小精英群体中，加入了一个特别优越的群体。燕京大学的校园像公园一样，是一位前清官员的皇家赐园。教室和宿舍是由一位叫墨菲的美国设计师按照“中国建筑复兴”的风格建成的，将现代化的内部设计与中式的大屋顶外观和古典装潢相结合。这些建筑选址巧妙，坐落在一泓小湖和几个池塘旁边，湖边有一座著名的水塔，被巧妙地设计成一座十三层的宝塔。宿舍配有所有现代化舒适的生活设施：带有冷热自来水的卫浴，厨房和洗衣设备，还有校工清理卫生和照料学生起居。校长一开始是位美国传教士，也就是后来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老师大部分要么是西方人，要么毕业于美国的大学。燕京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齐名，拥有中国最西化的校园，被誉为“富家子弟的学术乐园”，这些人推崇享乐，讲着流利的英语，他们大多是中国南方开放港口的资本家和富商的子弟。[21]

笃义很快就融入了这个环境。即便在南开时，他的兄弟们穿着学生中流行的蓝布长衫、布鞋时，笃义有时也会西装革履外出，甚至在城里一家百货商场的理发店里花高价剪短发。在燕大，他主修政治学，却很少关注当时的政治运动。尽管燕大的学生在1935—1936年的学生游行中是主力军，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笃义上学时，校园非常宁静——地处郊区与世隔绝，却又带有国际化氛围，舒适惬意。笃义全身心投入到学业中，在已经熟练掌握英语的基础上，又修了一门法语。

他思想动向的最好展示是1934年撰写的本科论文，题目是“试论国际组织的发展”。这篇150页的手稿是用流畅的英文写成的，而且完全是参考西方外文文献。当时，日本频繁侵略，全国的爱国主义抗日情绪持续高涨，笃义的这篇文章显得独树一帜。笃义在论文中用否定的语气阐释了爱国主义。他把国家意识和民族优越性的概念相联系，陈述道：“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把自己的民族优越感强加给别国……民族主义的概念不过是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他天真地认为“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世界大同仍在未知的未来”，希望在于国际主义的“过渡阶段”，“与民族主义理念相对的是国际主义理念……国际事务应以公正为原则，而不是依靠武力，应建立在互助和协商机制之上。每个国家在保有自我权利的同时不伤害别国。废除一切以自我为是的做法，废除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这个国际化视野中，最显著的一点是，笃义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能更强有力的国际联盟上。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时，中国立即求助于国联。尽管国联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日本仅仅退出了国联，并没有因其所作所为受到制裁。笃义还寄希望于一些国际组织，“现在的国联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做得不够充分，我们需要一个关系更紧密的国际政府。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联邦，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方向。”[22]

长远来看，即使你不能为此做什么，但也会被笃义通过建立全球新秩序来谋求和平的理想主义所打动——这让人想起战后时期，一些理想主义的欧美人士曾倡导建立世界联邦。但是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都在关注大萧条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要想抗击日本的侵略，唤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怀远比任何国际组织更有效。在燕大优美校园的国际化氛围里，叶笃义却看不出这点来。他的国际化立场与当时的民族主义热情格格不入，这与他燕大导师的教导息息相关。

这些政治观点不是叶笃义生活中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他身上还体现着现代教育和旧式迷信的奇异结合。张伯苓推崇科学教育的一个标志是，他认为信奉鬼神的迷信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确实，破除迷信是当时国民党所推行的一个显著政策。[23]但是，这样的现代理念，笃义却并不接受。上大学二三年级时，母亲病重，他返回天津探望。当笃义觉得她身体有些好转，能够多撑一些时日时，就回到了北平，但几天后，就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非常思念母亲，一想到母亲去世时没能在身旁尽孝，就非常难过。他于是去找了一位通灵师，希望能和母亲的魂魄说说话。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他让自己处于一种灵魂出窍的状态，试图和母亲讲话。完全可以想象出，他的美国传教士教授们要是看到这位才华横溢、试图通过国际联邦政体来谋求世界和平、满怀理想主义的学生做这些迷信的事情时，他们会怎么想。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笃义22岁从燕京大学毕业时，接受了父亲很早之前就为他安排的婚事，与一位前财政部长的侄女结婚。在燕京大学西化氛围的熏陶下，常见年轻恋人沿着未名湖的林荫小道散步，包办婚姻普遍被看做是旧文化的残余。这一代大学生中最流行的小说是巴金的《家》，这本小说对限制真爱和个人自由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抨击。[24]在这样的环境下，毫不奇怪，笃义也认真地考虑过取消这门包办的婚姻。但是，这位小姐极力挽救了这段姻缘，来到燕京大学与笃义见面。这次会面使得笃义十分尴尬。最终，他的长兄劝他打消了退婚这个念头。笃仁的理由是他自己的第一次婚约被女方家庭推掉了，他们四妹的婚约也被拒绝了。如果笃义拒绝了这门婚事，会给叶家的声誉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害。笃义总是想让大家满意，不想与家人之间有摩擦，于是接受了哥哥的建议。他与这位小姐见了几次面，都是在她天津租界宽敞的西式大房子里，尴尬地单独相处。她是天津富裕家庭里的一位大家闺秀，在家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特别是在诗词方面，这是一种受女性青睐的文学形式——但是，她与这位中国最西式院校的优秀毕业生确实太不般配了。他们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结合，令笃义后悔终生。但是他一直没有解除婚姻，这样生活了大概六十年，直到她年老去世。

笃义毕业、结婚后，短暂供职于天津市卫生局，之后转往唐山，在中英合资的大企业“开滦煤矿公司”工作。他在那里拿着一份不错的薪水，一直到抗战期间公司被日本人强购。所以，尽管大学教育使他与笃仁和笃信有所不同，但最终也落入窠臼，延续了一种叶家兄长的生活模式，维持着包办婚姻，投身商业界，一直住在天津，即便在日本占领时期也没有离开。[25]

叶崇质的保守态度在抚养女儿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女儿们都裹了小脚（尽管只是松松的），只许在家里认几个字，学习刺绣，都是在包办婚姻下嫁入旧时的官宦家庭。大女儿未成人便夭折了，二女儿是婚后第一个孩子，她在20世纪20年代初出嫁，那是叶家最兴盛的时期，笃诗的嫁妆有八大箱的衣服首饰。在她未来夫婿的要求下，婚礼是在上海一家豪华的酒店里举行的。新娘子请求大夫人陪同她一起前去，希望大夫人的出席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大夫人拒绝了，最终是笃诗和自己的生母、一个堂姐妹，和一男一女两名仆人去的。婚礼后，丈夫强迫她与自己一起去上海租界的街上来回溜达。她觉得这样抛头露面很是尴尬，而且为了弥补身高较矮的缺点穿了高跟鞋，走路非常不舒服。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幸福，婚后也没有多大改善。丈夫吸食鸦片，对她极差，前面讲过，笃诗在父亲去世前死在自己的娘家。[26]

三女儿笃雅的丈夫也好不到哪儿去。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官宦子弟，上学从来都不用功，随着婚期越来越近，叶家人听到了许多让他们烦恼的谣言：吸鸦片，逛妓院，并染有梅毒。叶家派了一个仆人去秘密调查此事，并且设计邀请这个年轻人一起去公共澡堂洗澡。这位未来的夫婿很容易就猜到了对方的意图，于是给了他一大笔贿金，让他帮忙掩饰这些不检行为。这个伎俩奏效了，仆人回来信誓旦旦地说未来新郎官行为端正，甚至向叶家兄弟们吹嘘他如何机智地进行澡堂调查。这个汇报让叶崇质、大夫人、老太太都松了口气，因为他们都不想解除婚约。

婚礼是在北平举行的，这次新娘是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的。这也是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新娘穿着白色婚纱，但是坐着红色的软轿。她的嫁妆也很丰厚，价值几千银元。这笔钱在以后成了他们家庭生活开销的重要来源，因为丈夫的确有鸦片瘾（后来吸海洛因），而且直到战后才有了固定工作。但是他有一种上层家庭教育出来的涵养，对人和蔼有礼貌。笃雅不得不忍受这场婚姻带给她的失望和贫穷。这对夫妻住在男方河北老家的宅子里，后来搬到了北平，生活一直不富裕，不过笃雅过日子节俭，加上她兄弟们的照应，倒也能过得去。[27]

四妹笃颂（1910～1980年）早年家中给予定婚的对象是官宦之家出身，后因其受新式婚姻的影响而要求退婚。之后家里又拿了几张男青年的照片给笃颂看，她对其中之一比较满意，再经过了相亲，双方认可，于1932年他们结婚了。

丈夫方墉安徽人氏，定居天津，19岁南开中学毕业，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就读，1931年毕业回国。方家也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众多，笃颂结婚以后，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弟妹们尚小，都在读书，全家主要靠父亲作文职工作的收入及老家田地的租金生活。婚后，方墉先后在东北大学和武汉大学任教，在浙江、福建等地的交通系统作技术工作。后因父亲生病，于1939年返回天津，此时天津已沦陷，回津后即受敌伪政权的限制不能离开，可他又愿为敌伪政权作事，以至整天无所世事，看不到光明，看不到未来，思想苦闷，悲观失望。不久父亲去世，生活失去来源，田地租金所得甚少，只得靠卖房、卖股票维持家用。生活一度十分困难，笃颂只好拿出陪嫁的首饰等变卖后贴补家用，勉强维持。直到抗战胜利，方墉到天津平塘公路工程处工作，任处长，生活才有所改善。1947年末，奉调云南省昆明市第四区公局的工作，笃颂携子女一同前往。[28]

这种由包办婚姻进入不幸福生活的模式到五女儿笃柔那里被打破了。笃柔生于1921年，比几位姐姐年龄小很多。到她六岁时，父亲教育女儿的态度有所改变，于是她上了私塾和附近的一所小学。父亲去世后，她通过了南开女子中学的入学考试，开始在这里上学，一直到1937年战争爆发后日军炸掉了这所学校。她没有在学校住宿，而是与长兄长嫂住在英国租界，靠租来的人力车往返学校。虽然她没有充分体验到南开的生活——比如她经常减少体育活动——但她会去看电影，并且读翻译的外国小说（特别是俄国小说）。她对政治没有兴趣，没有加入到当时的任何政治运动中。不过，她还是打破了几位姐姐的成长模式，而且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家族之中（以及中国）出现的新的生活方式。

新生活方式在年幼的男孩们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老五笃庄，所有的兄弟都认为他是家里最叛逆的一个。他在政治上的活跃（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只是他激进表现的一个方面。他在家庭生活中更激进的方面，是决定取消他的包办婚姻。笃庄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张锡銮的孙女订了亲，张锡銮曾任东三省总督，卸职后在天津过着奢华的退隐生活，人人都知道他养着一棚子的马，喜欢在乡郊路上骑马狂奔。他留着辫子，在任何节庆场合都穿着前清的金丝猴马褂，仍是一副旧时代皇家官员的装扮。他唯一的儿子没有工作，靠父亲的丰厚财产过活，有喜欢收集古董的名声。张家及其夫人们与崇质家人关系亲密，女眷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与笃庄订亲的小姐受到的正规教育要比笃庄姐姐们多得多。她曾在一所天主教的中学上学，在那时，这代表了一个女孩受教程度很高，让人尊敬。但是笃庄已经被南开的各种新观念所影响，并且喜欢上了一位聪明而又年轻活泼的女同学。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家里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人物能强制他履行这门婚约。这与笃庄对政治的学习也是有关系的。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态度在他的校报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他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因为这些文学描写了旧社会上层人物的寄生虫特性和极为黑暗腐败的生活。他未来岳父的鸦片瘾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使得笃庄高度怀疑他未来妻子的成长经历。所以他写了封信，要求与这位小姐见见面。

他的未婚妻是个乖巧听话的年轻女孩子，把这封信给她的父母过目，他们非常生气，开着自己的私家汽车去了叶家宅院，找笃庄的母亲、哥哥商议。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认为年轻人单独见面为礼教不容，所以他提了另外一个建议，有两个条件：年轻人必须在长辈的陪同下见面，见面后绝不接受退婚。在这些强硬的条件下，女孩的父亲为了能保住婚约又做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承诺：如果他们两人能结婚，那么笃庄南开毕业后，张家会出资赞助他到美国上大学。

现在轮到笃庄大怒了。如果见面的条件是同意必须要结婚，那么一开始要见面了解的意义就全没了。让笃庄年轻的自尊心更受侮辱的是，居然以资助他去美国上大学为条件对他进行要挟和贿赂。张家用财产来谋求他的同意，但是他并不为所动，决心取消婚约。撤除婚约的手续是在一家律师楼办理的，两家人在不同的房间里签署文件，但是笃庄登报声明废除婚约的要求被拒绝了。手续办妥之后，笃庄回到家里，满院子地乱跑，大喊：“I'm free! I'm free!”(我自由了，我自由了！)这次废除婚约为叶家带来了巨大的转变，从此，叶家的婚姻都是由年轻人自己做主的“爱情婚姻”了，这种变化是大哥作为长子和一家之主的非常不愿意接受的。

笃庄还促成了家庭的另一个转变——1936年，他提议兄弟们正式分割家庭财产。长期以来的中国传统是，女儿们拿了嫁妆，并且为健在的父母留够养老钱后，活着的儿子们（或是他们的后人）可以平分家庭财产。有些时候，是父亲死后才分家的，不过更常见的是家里一个或多个兄弟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就要分家了。[29]叶家的情况是，长兄已经结婚，并育有一个女儿，因为他为弟弟们付学费，使得家里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有一次，大家争论起父亲的遗产究竟有多少时，笃仁狠狠地把账本扔在桌子上，让弟弟们自己去查阅。他的妻子出身于富足的前总统家庭，结婚时带来了相当多的嫁妆，包括他们住着的房子和许多珠宝以及其他家当。她担心供养小叔子们很快就会动用到自己的嫁妆，她的抱怨也给一向脾气温和的丈夫增加了压力。她特别赞同分家这个提议。[30]

叶家的家产分割很不寻常，因为没有人想要确保一定要平均分配崇质积聚的财富。相反，年幼的几个兄弟每人仅拿到了价值一万大洋的股票和国债。家里的宅院，还有江苏的五百多亩农田，父亲收集的大量古董、书籍和艺术品都落到了老大的手里。他很明显是这次分家的最大受益者，不过分家是他的弟弟们主动要求的，这样他们就不再不停地伸手向哥哥要学费了。对年幼的兄弟们来说，一万大洋是一大笔钱，即便是在燕京和清华这样的精英学校里，每年的花费也仅仅是三四百大洋。[31]多数兄弟把他们的钱交给笃义或笃信来管理，在需要时领取（没有人把钱交给笃仁）。他们用钱的地方不多，只有在后来，笃仁变卖了家里的书和艺术品，他们才开始不满分家时让他大赚了一笔。[32]

年幼的几个兄弟经济上独立了，而且解脱了包办婚姻的束缚，这让他们成年后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他们不单单是和自己选择的女人结婚，而且都是在二十多岁时才结婚的，或者正逢战争，或者战争结束以后。对比一下叶伯英的生活经历，婚后很久仍然生活在他父亲的羽翼下，这一代人却过了这么久的单身生活，说来也是足够新鲜了。而且，他们自从就读南开就培养出了独立精神，高中毕业后这些年，他们各走各的路，更具有独立性了。

1933年南开毕业后，叶笃庄和叶方都通过了金陵大学的入学考试。吸引他们去南京的原因是，金陵大学有中国最好的农学院。选这个学院很不寻常，笃庄的母亲当然也不能理解，“种地还要上大学吗？！”但是两人都坚信中国软弱是因为贫穷，而贫穷的根源在于农业经济落后，所以改变中国乡村的情况是国家进步的关键所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公众越来越关注农村，用了很多办法以求中国农民摆脱以往的贫穷，包括乡村教育、土地改革、开办信用社，以及创办农业试验场、培养新品种,用以提高棉花和蚕丝的产量。[33]这两个男孩对中国乡村的兴趣反映了公众的普遍关注点。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山区领导一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运动，所以这两个人对农村经济的兴趣也包含一种政治维度。如果他们的左翼政治思想让他们倾向革命，他们当然需要多去了解农民和农业。

但是，金陵大学让他们非常失望。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学校。因为位于首都，所以国民政府对学生的政治活动控制严格。兄弟两个都觉得南开毕业后的学生生活特别枯燥乏味，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学校的课程也跟他们激进的政治理念不符，因为农林学院的老师们不认可共产党的主张，认为中国的农业改革不能由土改做起，而要靠技术革新、商业化和“更有效”的大农场完成。[34]一学期后，兄弟两个觉得南京不适合他们，于是收拾行李回家了。[35]

两兄弟一起去了北平，但是他们的目标却不同。笃庄在追求孙竦，一位他在南开上学时就喜欢的女同学，对她有止不住的思念。她考入了燕京大学，当时作为南开“摩登三女郎”（1933年的一部电影名字）三人组之一，在校园里名气很大。另外两人一个是梁思懿，著名社会革新家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王若兰，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作为周恩来的英文秘书而闻名一时。在高中二年级时，笃庄与孙竦同修了一门中国古代哲学课，笃庄就坐在孙竦旁边。她在响铃前走进教室，非常直爽地问他的名字，他回答时脸红了，于是同班同学立刻打趣他说“圣人（叶笃庄当时的外号）烧盘（脸红）了！”笃庄对孙竦一见钟情，后来他写信问她能否做他的“朋友”。拖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收到了肯定的答复，并且谦虚地表示，“我也希望和你作一个朋友，但我才疏学浅，难免教你失望。”很多年后，他才发现这个答复是王若兰替孙竦写的，孙竦毫不知情。

孙竦家在长江下游的无锡，父亲是一位懂英语的铁路工程师。这个家庭要比叶家西化得多，而且，孙竦不但相貌出众，还有新一代精英焕发的自信和优越感。她犀利的言辞使得她有个外号叫做“辣子”，她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漫画家，有几幅反映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的画作刊发在了天津《北洋画报》的插图中。每次和她在一起时，笃庄就觉得难为情，口齿也不伶俐了，但是他却固执地坚持追求她，与其他几位英俊时髦的同学一起竞争，希望得到她的注意，为了能与她有亲密交谈的机会，他会去她的宿舍，但是每次都很尴尬。

南京时，他的朋友们向他传递在燕京大学的“辣子”的消息。一回到北方，他就去找她，“摩登三女郎”一起与他见面，孙竦穿着时尚的短丝绸裙，戴着草帽，而笃庄则特意穿着简朴的棉布长衫配着布鞋。他剃着光头，在燕京大学西化的学生中看起来很是另类。但他是故意挑选这样的行头的，以迎合孙竦不循常规的新时代品味。那个春天，笃庄在北平公共图书馆学习，每天骑着他的新日本自行车，给一个高中生辅导数学赚取生活费，这是他自己赚得的第一笔钱。他想考入清华大学，就在孙竦所在的燕京大学旁边，但是他太过自信了，很多时间花在读进步书籍杂志上，而没有仔细复习应对考试，结果没有考上。他曾经是南开的拔尖学生，这样的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很羞愧。这时他听说孙竦要去东京学习艺术，于是决定追随她一起去。

这两个爱国青年将要在敌国的首都深造学习，这一点在表面看来很难解释。两人都是抗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但这次却选择去日本求学。他们两个也并不孤独，1934—1935年，一大批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是自1905—1906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初和1913—1914年民国成立之后，人数最多的一次。1935年秋天，大约有6000到65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这个数字让中国和日本的时事评论家们都很震惊。日本政府尽一切可能来推动这个潮流，希望能够获得中国未来领导人的友谊。届时去日本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只要有一张高中文凭和每年400日元的学费便行。许多中国学生去学习日语，在新的亚洲格局下，这门语言当然是重要的。有些试图在日本公司谋职，或是在其管辖的伪满洲国工作，不过更多的人是抱着了解敌人的目的去的。然而，造成这股留学大潮的主要原因，是在日本学习非常便宜。1931年后，中国的银元货币对金本位日元的汇率增长了三倍多，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美国签署了《白银购买法案》造成的，使得白银价格上涨。所以，在日本上大学可能比在中国上大学还要便宜许多。[36]因为孙竦（本来想去杭州艺专）和笃庄在中国都没有考进各自的理想学府，这样，去日本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最终，两人都心愿达成，“辣子”在东京的女子美术学校学习艺术，笃庄也很快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农实科。

在东京，笃庄继续追求孙竦，邀请她一起去基督教青年会午餐，但是却建议他们费用AA制（这是他个人特性的非传统做法）。他也带她去参加左翼团体组织的读书会，但是孙竦坦白地说她的兴趣是艺术不是政治。笃庄参加了一个进步戏剧社团，有一次在读一段剧本时很惊讶地看到孙竦在观众席上，表演结束后，孙竦的鼓励让他很感动。他们互通信件，在信中他更加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孙竦的爱慕，孙竦有时带有鼓励性地回复，有时却又说些含蓄的语言，想要突出他们主要的不同点，“狗爱吃骨头，马爱吃草。狗要向马说骨头好吃，马不懂；马要向狗说草好吃，狗也不懂。”最后，她明确表示她想先完成学业。尽管笃庄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不过他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业中了。

在东京，笃庄先是住在白山一所专门招待中国留学生的寄宿舍，午饭在学校附近的中国小饭馆吃。每天他乘电车去东亚日语预备学校上日语文法和日语会话，这是一所给东亚各国的留学生补习日语的正规学校。几个月之后，他在鹤卷町一位推着车卖青菜的菜农家里租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能够逃脱讲汉语的宿舍环境，练习他的日语。他与这家人的关系亲近而不失分寸，当他收到东京帝国大学的录取通知后，他立刻就从一位普通的中国租客变为日本著名学府的高材生，这家人对待他总是处处恭敬，格外尊敬。

1935年，笃庄进入农实科时，它已经从东京大学独立出来了，改名“东京高等农林学校”（后又改为“东京农工大学”）。他在成功通过考试前仅仅学了半年日语，背诵了他的日语老师帮他改的作文（题目是“故乡”，很多年没更换了），预先准备了口试的几条答案。与其他中国学生一样，他只是名旁听生——不过学校后来把他当作“杰出中国校友”。[37]早先南开的学习为他在英语、数学和生物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学校的教育严格而全面，作物学、昆虫学、土壤肥料学等学科都有著名教授授课。一次地质学实践课上，他去了日本的乡村，见到了山村的贫穷，同时也观察到日本在使用化肥、农药和杂交作物方面的领先。虽然笃庄只上了两年学就因战争中断了学业，但是在东京农实科的深造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华北棉花培植方面的专著，影响深远。

日本的求学经历为笃庄打下了日语底子，并且对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强国有了切实的认识，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削弱他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一名留日的中国学生，他有资格接受由“庚子赔款”的款项而建立的奖学金。这些赔款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作为损坏外国财产的赔偿，强加给中国的，是列强从贫瘠的中国搜刮来的，遭到很多诟病。几年后，日本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用这些钱资助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大工程的一部分，对这些回国后会引领舆论导向的精英学生群体表达善意。但是在笃庄看来，日本的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申请奖学金的考试要写篇关于“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文章，这是日本用来掩盖他们在东亚帝国主义计划的委婉言辞。笃庄不想在这个题目下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拍拍屁股便走了。

笃庄在日本求学时，叶方和笃正这两个在年龄上相近的弟弟，都在清华大学读书。离开金陵农学院后，叶方通过了清华的入学考试；1935年，笃正也从南开毕业后直接考入了清华。清华坐落于燕京大学旁边，既享有了这所教会大学的学术声望，也享有它前皇家园林远离喧嚣的田园风光。但是燕京是教会学校，多数学生来自南方通商口岸的基督教家庭或是教会创办的中学。一般他们都关注流行的西方时尚，并且情感比较细腻。一位美国访问学者看到他们皮肤白皙、身体孱弱，非常震惊，而他们习惯吃鱼肝油来保健，食堂的餐桌上堆着许多鱼肝油的瓶子。[38]清华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即便是成为国立大学后，它仍然受到“庚款”捐赠的丰厚资金支持。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理工类学府，清华的科学课实力强大，实验室也是全国设备配备最好的。学校的楼房是用石头、砖瓦和水泥建筑而成，看起来像是一所美国中西部的大学，与旁边“中国建筑复兴”风格的燕京大学形成鲜明对比。学生活动多样，社团众多。而且，每天学生们都要做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这时，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会关门上锁），清华在跑步、跳远、游泳上有严格的毕业要求，也因培养的学生身体强健而闻名（与旁边燕大的学生又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学校的运动队（包括笃正的乒乓球队）也一直出类拔萃。[39]

清华因旨在为留美深造做准备，所以校园生活十分接近美国学校的模式。有一项从美国校园生活学来的是欺负新生的传统。在清华，这个仪式有个英文名词，是“拖尸”（freshman-toss）。1930年学生报上的一篇文章把它描述为老生们“最大的活动，最重要的娱乐”。学校的体育部负责策划支持这项活动，就在新入学学生的体育考试之后。当新生走出体育馆时，一帮高年级的学生迎上去，推搡摇晃新生，逼得他们在许多障碍物下爬行，最后把他们四脚朝天举起，扔到垫子上去。这场欺负新生的仪式中有不同的角色，对他们的英文称呼也有了一定的中国特色：二年级的（sophomore）是“杀父魔”，新生（freshmen）是“腐烂尸”。1934年入学的学生都知道这个传统，但并不认为这应该是清华“最大的活动”。这一届的许多新生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学生活动，知道组织的力量。所以一个核心团体号召大家抵制欺负新生的活动时，叶方也在其中，最终他们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活动。当时，这个成功似乎只是校园里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很多“反拖尸”的积极分子在后来都是抗日学生运动的主力。他们知道，成立组织和搞好团结能把学生变为改革的有效力量。这件事情是一个小例子，说明了这种校园斗争的方法可以延伸到国家的政治领域。[40]

新生的“反拖尸”活动让叶方结识了很多加入社会主义联盟的左派学生，这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时事问题的秘密组织。但是化学专业的课程学习占用了叶方大多数的时间。清华是学生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学校之一，只有十分之一的考生能通过它严格的入学考试，而叶方是化学系的优秀学生之一。[41]他在学习必修的理科课程时，1934—1935学年的校园基本是相安无事的。国民党已经成功排除异党，禁止抗日游行，驱逐逮捕所有已经暴露的左派分子。许多学生都退出了政治活动，那些仍然继续关注政治的也安静了许多。但是1935年，情况变了，叶方也很快被卷入到这场决定命运的政治风暴中。

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进攻并没有止步于占领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次年入侵上海之后，有不断的小摩擦，而且日本一直试图进攻华北。这些冲突很多是由东北的日本军队造成的，日本的平民百姓和温和官员不愿也无法牵制军队的扩张计划。日本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事端给下一步军事行动制造借口。《辛丑条约》后，日本在华北建立了十二个日军驻点，一般情况下，日军总是在其中一个驻点附近制造麻烦。1933年初，日本人沿着长城进行偷渡和贩毒活动，而日军对此视而不见。但是在中方试图查管非法交易时，位于山海关的日本驻军却突然发起进攻，在这个长城和大海相接的历史悠久的关口，爆发了一场较大的战役。很快热河省全部落到了日军手中，从此，整个东北都被日军占领了。是年5月，日本已经深入长城以南，占据了冀东大片地区，距北平不到20公里。随着日军飞机不停地在北平和天津上空盘旋，蒋介石不得不签署休战协定，撤除了这两座城市北部的驻军。[42]

全国的报纸和各党派领导人同声斥责所谓的《塘沽协定》，但是蒋介石强硬回应国内的反对者，镇压了南方的爱国将领，严厉钳制所有的反对者。一些活跃分子被暗杀，这明显是蒋介石的特务所为。不久对日关系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正常，与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重新开通了铁路和邮政服务，中日外交官在南京会面，协商新的合作关系。国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货，甚至禁止报纸发表抗日文章，不过这样的监管很难实施。

到了1935年，短暂的缓解之后，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日本鼓动政见不合的蒙古王公在其保护下宣布脱离中国而自治。1935年6月，日本迫使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同意撤离南京的部队，并禁止一切平津地区的抗日活动。不过，日本仍然继续挑衅：他们的军警逮捕了中国官员，他们的军队进行了恐吓演习，他们的轰炸机飞过北平上空。到11月时，日本策动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通过这个机构，亲日派政客控制了北平东北部地区。日本政策的每一步行动都惊人的一致。在东北、内蒙古，现在在华北，日本人或怂恿或胁迫寻找代理人来宣布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持续扩张的帝国主义特务网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一步步，中国的北方地区，沦入了日本的统治之下。[43]

中国学生对日本这种持续扩张的反应大为不同。许多人感到绝望，认为救国无门，陷入了“悲观、消极、无助和绝望”中。[44]大多数学生所带有的这种消极思想受到了左派学生的公开谴责，评判他们是“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45]由左派学生主导的清华刊物，充满了这种言论，批评有些人不关心国家危机，反而更关注宿舍条件或是恋爱关系。[46]1931—1932年的激进期过后，学生活动相对平静，这当然让左派很沮丧，但也不能认为安静的大多数学生就是完全接受了中国的悲惨命运。1935年的校园激进主义回归，说明多数学生都响应了他们教授的“以学报国”的号召，投身于长期的救国计划，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47]

笃正1935年考入清华，就属于这种状况。笃正是家里的学者，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大气物理学博士学位。在清华，他投身于书本和实验室工作，唯一的业余爱好擅长的乒乓球。叶方和笃正住在一间宿舍，选修了许多同样的课。但是1935年秋，叶方的政治活动占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他在1934年的“反拖尸”运动中认识的几位朋友都是积极的左派分子，也是社会主义同盟的成员。1935年，这些政治团体的活动越来越多，叶方很难完成他科学课上要求的作业和实验报告，只得抄袭他弟弟的作业。这个方法奏效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他连下午的实验课也不能按时去上了。所以叶方放弃了他颇具天赋的科学事业，调换到了历史专业。

清华的历史系声望很高，中古史学家陈寅恪和历史系主任、中国近代史学家蒋廷黻都是历史系的杰出教师，但是历史系的课程安排大部分放在欧洲和中国古代史，与叶方现在所关注的政治问题相去甚远。而且，1935年的课程表甚至没有中国现代史课，而俄国历史课（或许能吸引一个左派学生）讲到1917年革命就停了。[48]不管怎样，叶方在历史课上需要的时间少于在理学院做作业和写实验报告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他就有更多精力去参加政治会议。实际上，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的模式，政治活跃分子很少来自理学院，多数都是文学院的，这样才有时间参加主导他们生活的政治活动。[49]

1935年秋重新开始的学生运动主要在北平展开。尽管1931—1932年的运动开始于上海，也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基础，但北平的学生还是在1935年获得了运动的领导权。在北平，活跃分子最重要的据点就是位于西郊的清华和燕京校园。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后就一直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但是它位于北平城里，警察管理较严，使得学生运动很难组织。而清华和燕京位于偏僻的郊区，燕京大学的传教士老师们为学生提供保护，而且有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太太海伦（尼姆·韦尔斯）这样的左倾外籍教员，给予一定的政治空间，使学生们可以秘密组织活动。另外，1935年何应钦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署的《何梅协定》，撤回了军警和抗日的“蓝衣社”，后者是国民党最初的法西斯组织，是左派学生的主要对手。打压了“蓝衣社”后，政府就没有了关于左派学生的情报来源，也就不好确定目标进行逮捕了。[50]

虽然早期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不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但是当时很少有人入党。出生地似乎比党派倾向更能鼓动早前的活跃分子。东北和河北的学生比较突出，他们强烈渴望从日本的统治下收复家乡，免受当前的威胁。他们非常不满国民政府对爱国主义抗议的强力镇压，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侵略者的叛国妥协，也是对人民自由的法西斯式打压。激进的学生言辞让政府认为学生运动是共产党策划的阴谋，但实际上，许多积极分子还没有和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即便是他们注意到了他们的爱国思想与共产党最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相一致。不过，当局越是指责学生是共产党特务，学生们就越坚信这个党是唯一真正代表他们立场的组织。

政府对学生激进活动的监视和镇压，是运动组织松散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学生被捕，他就只需交代这个组织没有领导者，只是一群关注国家命运、志趣相投的学生组织。所以学生们进行秘密组织，不举办公开的会议或选举领导者。1935年11月，他们发表了言辞激昂、具有煽动性的宣言，第一次公开露面。这个宣言书谴责南京政府剥夺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公民自由，一开始是“合众社”的外国报纸进行了报道，继而国内沿海口岸的报纸跟着进行了报道，最后受政府审查的中国报纸刊发了这份宣言书。很快，来自北平的大学和中学的抗议者组成了一个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但是这个核心组织仍然是学生自己选举出来的，并不代表许多学校里自己正式组建的学生会。

1935年12月，军政部长何应钦返回北平处理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学生将他的到来视为发起活动的机会。12月9日，一个阴云密布的周一早上，清华和燕京的学生被一阵号角声从睡梦中惊醒。前一天晚上，每个宿舍的积极分子已经向学生们通知了他们设计好的游行活动。所以，清华和燕京大约一千名学生（这大概是两所学校注册学生的一半），在各自的校园集合，之后穿过禁区，步行六英里（大约十公里）到了城里。叶方是组织者之一，他勤奋好学的弟弟笃正，意识到这场游行十分重要，也旷课一天，参加了游行。这群人裹着棉衣以抵御严寒（一些燕京大学的女生甚至穿着皮衣），之前有人说年轻人只在温暖的春天才游行，这次活动推翻了这种说法。他们避开有警察封锁的主干道，中午时分到了北平城墙下，但是却发现所有的城门都被关闭了。城内，北平的大中学生也在鼓动下到街上游行，但是这两组队伍却不能接上头。最终，清华、燕京的游行团返回了校园，而城内的那些人试图向何应钦请愿。结果军警用步枪枪托、大刀的平面殴打学生，最终用消防水龙头驱散了队伍，这样的方式在冬天零下的温度里让人寒冷无比。

这场游行就是“一二·九运动”，但这仅仅是开始。一回到校园，游行者们就宣布学生罢课，要求学习中国的民族危机代替常规课程。学生现在基本完全掌握了校园活动，他们策划在一周后进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6日，叶家两兄弟和其他几百名学生再一次出发。自行车队在他们前面先行做侦查工作，再一次往北平城内行进，这次他们强行在铁路断口处打开了一扇小门，前往计划好的聚集地，北平老百姓的娱乐场所——天桥。学生印刷了传单来阐述他们的爱国主义目的，只要是出来旁观的人都硬塞给一份，但是旁观的路人却少得可怜，因为他们害怕当局，大多躲在屋子里，这让学生们非常失望。学生随后组织的抵制日货活动也同样不太成功。商人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利益来支持爱国事业。这个时期，学生们的爱国意识明显比普通大众超前几步。或许是意识到了学生们的孤立无援，警察再一次攻击了游行人群，一些人被逮捕，许多人被殴打，警察也拿着消防水龙头朝着人群喷射，不过这次学生们已有所准备，及时割断了水龙带。

学生给中国和外国的报纸，以及全中国的学校，派发他们的抗议宣言和消息。随着消息的传开，数以千计的学生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游行，并且在学校里号召大家罢课。天津的学生在12月18日继续进行了游行，海河南北两侧的学校里走出了两队人群。在南开中学，年幼的方实（之前在当年夏天因携带左翼书籍而被捕）积极参加了大约八百名南开学生的游行，这大概是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喊着当时流行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的气势压倒了试图将两组人分开的警察，行进到南开，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演讲。如先前一样，左派学生都有一定领导才能，但是在集会当天，亲国民党学生掌控了局面，提出建议，派出代表团到南京去督促蒋介石确认他的坚决反对华北自治的立场。1935年12月的抗议活动，从秘密策划到公开游行，左派学生操控活动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学生运动开始呈现出自己的活力与发展方向。[51]

12月底，叶方跟随清华和其他平津地区学校的几百名学生，一起到乡下游行，向广大农民散发抗日传单。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宣传团随行，在自行车队的先遣队带领下（便衣警察骑自行车尾随），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演讲、唱歌、演一些简单的宣传爱国内容的活报剧、散发传单。通常，当地小学的老师都很欢迎他们，年幼的学生们都听得聚精会神，但是农民却无动于衷，而且当地政府始终敌视他们，经常拒绝他们入城。学生们在学校或庙里铺满稻草，睡在地上，男女分屋，在游行队伍后面跟着的牛车拉着他们的行李。他们到达北平南边五十公里处的固安县时，与天津来的学生会合。在这里，大约五百名学生对战略方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们意识到，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伪满洲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中国”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沉重的赋税和高利贷才是农民真正关注的问题，所以学生们在他们的宣传中加进了一些经济内容——“反对苛捐杂税”、“联合起来抵抗日本进攻和地主剥削”——然后他们发现很多农民都被调动起来了。有些农民甚至让学生们留下来，帮助他们组织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学生都回到农村，从事组织工作。[52]

叶方与女学生，1935年。

学生们希望他们的队伍能最终到达南京，但是1月中旬时，他们被省政府派出的警察和特务包围，被送回了学校。他们的宣传征程太短，对所经过的村庄没有带来持久影响，但是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次深入农村是一次全新的经历，并且认识到：要唤起国家及其农村大众进行民族抵抗并不容易。

回到北平和天津后，学生们发现学校早早关门放假了，这是当局对他们罢课做出的回应。校方仍然立场强硬，164所大中学校的校长声明说：“制裁罢课和一切破坏纪律之举动。”[53]2月中旬时，南京国民政府颁发严苛的《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明令禁止所有游行和示威活动，并威胁逮捕一切参与者。清华是政治活动和左右派尖锐冲突的“温床”，此时在学期考试的问题上与老师之间的矛盾使情况更为复杂。就像叶方一样，许多学生活跃分子都很难跟上他们的学业，所以左派分子倡议取消考试，以配合爱国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这当然是出于某种程度的私心。但是这次左派明显做得过分了。老师们坚持要进行考试，大多数像笃正这样的学生参加了游行，强烈抗议日本侵略，但是他们也想获得学位。最后，激进分子平息下来，考试定在2月29日。

接下来是政府做得过分了。29日黎明前，一大批警察乘坐汽车前来包围了清华校园，搜查宿舍缉捕激进分子。他们明显是特意挑选的这一天，因为所有的学生都会在校园里参加考试，不过前些天在北平的其他校园里也发生了类似的突击搜捕。由于提前收到了危险警告，学生们在清华校门口设了岗哨，岗哨一看到警察就立刻叫起了沉睡中的同学。一群学生冲上前止住了警察，破坏警车，用午饭时从食堂带出来的馒头投向他们。

学生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当天晚上，大群警力返回校园，搜捕警察名单上列出的47名积极分子。所有学生被集合到体育馆管制起来，一个个识别身份后才被释放。同学生运动的多数领导者一样，叶方已经躲藏起来了，但是笃正与其他人一起被留在体育馆。一位政治敏感性很高的同学（后来知道他是地下党员）靠近笃正并提醒他：你们兄弟两个是室友，叶笃正这个名字和叶方（那时仍然叫叶笃廉）又很相似。叶笃廉很可能会在黑名单上，而笃正会被逮捕然后逼迫交代他哥哥的行动。幸好笃正的朋友给他说了一个没在校园的同学的名字和学号。轮到笃正的时候，他用这个化名过关了，那一刻他低头看到了名单上“叶笃廉”旁边有几个红圈。[54]看来警察的信息没有错误。就在这一天，与其他左派学生领导藏在一起时，叶方填写表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5]他是叶家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英。

整个1936年春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北平各个校园。对活跃分子的逮捕和开除大大减少了进步学生队伍，但是学生们仍然能够定期开展爱国示威。3月31日，叶方、笃正和他们的哥哥笃庄（从日本回来过春假）参加了一场纪念一位中学生的游行，这个学生很可能是在国民党监狱中被折磨致死的。叶方也去了上海，他所在的组织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学生会。他与其他几个城市来的学生开了几天会，但是这群人连章程都不能达成一致。在天津，他们的弟弟方实于5月28日参加了一个几千名学生的游行，纪念1925年的“五卅惨案”，游行在纪念日前两天进行，以避开警察的干涉。方实在发放小册子和喊口号时，一个便装特务走近询问他游行的目的，这人曾在1935年12月的游行后审问过他，所以他完全对其置之不理。

1935—1936学年快结束时，学生运动出现了很大分歧。很多老师和亲政府的学生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意见，尽管中国不能接受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和华北的长期“自治”，但是全面战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政府正在加紧强化军事力量，开展军工综合企业，以为战争做准备，政府也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只是需要更多时间。对华北焦急的激进分子来说，这套“所谓长期抵抗，所谓老成谋国，都是一些食足了狗屎的汉奸贱种，混帐名流们发出来的狗屁臭论”。[56]清华学生报的骂人语言（尽管很少刊印出来）反映了许多学生积极分子的愤怒之情。但是他们没能赢得年长者的支持，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要他们保持克制，特别是共产党内部人员也如是说，并且派地下活动的高级指挥官，后来成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刘少奇（1898—1969），来平津地区指导党的工作。

进步学生写道，是时候从象征性的游行转到实际行动上了。清华学生报的一篇社论这样写道：“再接再厉的学生运动”，其社论转引如下：

目前的华北，已不是国防的第一线而已经成敌人的后防了，一切安乐的幻影，都已经粉碎尽净，学生运动到现阶段已不是“表示”什么“态度”和“抗议”什么政策了；每一个华北的学生或全中国的学生都应该抛弃一切畏难苟安的习性，投入到大众的队伍里，参加实际的救亡战争。[57]

对左派学生而言，他们的政治工作主要体现在组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上。先锋队是1月份下乡宣传团中成长起来的，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期，他们每天早起锻炼，一起吃饭学习，变得更加团结。叶方和方实（两个未来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先锋队，这个组织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重心。

叶笃庄1936年暑假时从日本回国，他带着两个弟弟开创了另一个实业：天津知识书店。笃庄提议说，兄弟们把各自继承的遗产资金集合起来，在天津法租界内最繁华的区域开办一家进步书店。虽然书店是由笃庄出任经理，但实际运作由两名地下党员负责，其中一名在天津最重要的报纸《大公报》任编辑。除了卖文具，书店还卖共产党刊物和进步书籍，担任上海进步出版商的华北代理，推出自己的期刊《国际知识》。书店装潢优雅，配有舒适的沙发让顾客可以坐着阅读，非常受人欢迎，但开张一年后即因战争爆发，被迫关门。不过与叶家兄弟合作的一名共产党员，却不是个诚信的商人。后来对这个副经理的调查显示，他曾经盗用公款来为他的妻子买首饰。[58]

随着学生们约束了自己的言辞和行为，左派分子愈加忠诚于共产党，号召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慢慢地，年轻的激进分子也不再孤立了。校园里，清华左派分子轻松地控制了1936年的学生会选举。[59]当北平的学生开始呐喊抗日口号支持二十九军（守卫北平的驻军，坚定抗日）时，旁观的路人（和军人）给予他们的支持与1935年12月他们受到的冷漠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北平3月31号的游行中，警察驱散了游行的学生，笃庄和他的朋友躲入了最近的院子里，宪兵来搜时，那家的女眷们很乐意为他们打掩护。[60]

群众态度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较为收敛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日军的不断挑衅。正如一位观察家写道：“最有效的抗日宣传，是日本人自己打造出来的。”1936年间，日军在华北的驻军比《辛丑条约》所规定的数量增长了好几倍。在北平外的丰台驻军处，他们增设了一个飞机场。6月，他们发动了遍及整个北平的军事游行；11月，他们又占领了北平，日军的坦克轰隆开过街道。日本军队似乎在做一切可能犯众怒的事情，人们再也不能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了。[61]

最大的转变来自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西安是陕西的省会，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和红军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与共产党军队直接对峙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命令他从东北退军后便驻守在那里。对这些士兵来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完全是一句空话。他们的家乡已成失地，他们想抗日而不要内战。随着共产党调整政策，放下阶级斗争支持抗日统一战线，东北军更是没有攻击他们的意愿了。两军跨过敌我阵线开始友好往来，张学良与共产党代表开始了秘密会谈。同时，张学良作为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把学校从北平迁到了西安。很快，这些曾积极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学生，在西安开始游行，号召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抗日统一阵线。

在此期间，蒋介石正在秘密谋求一套周密的综合战略来应对国内危机。一方面，他派代表与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旦日本进攻，苏联是中国最有可能的援助方）的共产党代表会面，希望能达成某种解决内战的方案。另一方面，他对陕西的共产党施加了最大压力，以加强他对谈判中的控制，或（他希望）一旦谈判失败可以消灭毛泽东的军队。不过在蒋介石飞到西安，命令东北军对共产党进攻时，所有这些如意算盘都完全落空了。在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蒋介石的政策时，张学良于12月12日拘禁了最高统帅。对蒋的“绑架”造成了短暂而紧张的国家危机，最终蒋介石口头答应张学良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来，张学良由于这次犯上被囚六十年，但是反共运动暂时结束，中国顺应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走向了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道路。不抵抗政策的时代也结束了。[62]

现在，和日本的战争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年幼的几个叶家兄弟开始做起了相应准备。叶方现在是共产党员，党决定他的生活方向。1937年春，他离开学校前往山西省，当地军阀阎锡山正与爱国的左翼势力修和，以共同抵抗日渐逼近的日军。阎锡山出资成立了牺盟会，共产党的活跃分子薄一波（1908—2007）即是其中领导人之一，他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加入民族的抗日战斗中。叶方是参加牺盟会的年轻爱国者之一，为阎锡山集团注入了新活力。[63]

1937年夏天，叶笃庄把他在东京的书籍装箱打包，返回天津。在天津，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知识书店上，然后他也去了山西，与那里的进步书商建立了联系。他见到了薄一波和其他共产党员，当然也包括“卢沟桥事变”时正在那里的弟弟。

方实1936年从南开毕业，去了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在读时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组织附近学校的中学生。他从附近一个中学招收了几名年轻女孩，几年后，其中一个成了他的妻子。1937年，他们的关系是纯粹的政治关系，但是政治把他们带到一起这个事实是年轻人关系转变的一个标志。

一位作家观察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中，“五四运动”倡导的“对个人发展的呐喊”，“转变为了一个集体斗争”。[64]这个说法的确适用于年轻的叶家兄弟。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叶笃庄、叶方和方实都或参加了共产党，或与其外围组织联系紧密。甚至勤奋好学的理学院学生叶笃正，在坚持科学学业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学生游行，甚至被卷入更激烈的政治活动中。但是，这些在国家危机加重时的政治倾向只影响到那些在学校的兄弟们。三位年长的兄弟，笃仁、笃义和笃信这时已经走出学校，结婚成家，并且在天津工作，学校里强烈的政治气氛对他们影响很小。而年长的姐姐们，都陷入到了包办婚姻的不幸中，对个人发展或集体斗争一概不知。她们性格保守的父亲甚至没有给她们上学的机会，使她们未能成为这一时期解放思想的女学生之一。这就是在中国与日本交战前夕，年龄、性别与社会变化的大潮流相互作用带来的新面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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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吉生：《南开轶事》（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291—292。On sports in the national imaginary，see Andrew D. M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参见1931年对该门课程进行改革的详细方案，《社会视察学科改革草案》，载《南开双周》（1931年）7.1、7.2。

3．关于南开大学，参见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以及《南开轶事》。杰出校友和教师的传记收入王文俊主编的《南开人物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英语文献，参见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 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00-105；E-tu Zen Sun，“The Growth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1912-194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2，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372-374；on completion rates，参见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38页。

4．《清华周刊副刊》（1936年5月3日）第44卷，第5期，33页。

5．Parks M. Coble，Facing Japan：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1）；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6．On the “plain-clothed corps”incident，see Tenshin chiikishi kenkyūkai，Tenshinshi-saisei suru toshi no toporojī［The topology of a multifaceted city］（Tokyo：Tōhō shoten，1999），200-202。叶笃庄：《过眼云烟》（1992年手稿），44—47页。

7．参见《南开女中校刊》1933年5月，1页。

8．关于马占山，参见Mitter所撰The Manchurian Myth（《东北神话》），1—5页、131—222页。

9．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261—269页、392页。

10．王旭功：《在“五九”说的话》，《南开双周》（1931年5月）第7卷，第4期，2页。

11．叶笃庄：《过眼云烟》，44—46页。

12．On Zhang's “foppish playboy”reputation，see Hsiao Kung-ch'uan，“Nankai，Northeast and Yenching,” from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y Pursuit of Learning，trans. William A. Wycoff，i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3，no.4（Summer 1980）：28.

13．关于学生运动，参见John 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Jeffrey N. Wasserstrom，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4．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267—269页；白文志《一二·九时期南开中学党组织的重建》，收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332页。

15．叶笃庄：《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载《南开双周》，1932年。另一版本内容稍有不同，载《南中学生》，署了“叶笃庄”真名，标题也略有改动，作《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

16．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17．Frank J. Sulloway，Born to Rebel：Birth Order，Family Dynamics，and Creative Liv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

1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84—90页；叶笃义、叶笃正和方实（叶笃成）访谈，1995年。

19．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122-125，215-217.

20．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93—96页。

21．Philip West，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0），207-210. Quoted passage from John Israel and Donald W.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22.

22．叶笃义：《试论国际组织的发展》（论文，燕京大学政治系及公共事务学院，1934年5月），引用内容为83—84页、149页。

23．Prasenjit Duara，“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no.1（February 1991）：67-83；Rebecca Nedostup，Superstitious Regimes：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24．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227-229，275-276.

25．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91—93页；叶笃义访谈，1995年。

26．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06—107页。

27．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07—110页；叶笃柔访谈，1995年。

2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10—112页；叶笃柔访谈（叶笃庄时有插话），1995年。

29．David Wakefield，Fenjia：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

30．叶筠访谈，2001年8月。

31．Israel and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52.

32．叶笃庄：《过眼烟云》，4页；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译者注】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我们晚辈对于长辈分家之事，无意了解，看了原文也无从了解。不清楚那宅院、农田的下落；也不清楚被卖的这些书和艺术品在当时价值几何，其与各位兄弟们分得的‘一万大洋’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让他大赚了一笔’，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姐姐、哥哥长我十几岁，很早就离开家了，只有我与父母、祖母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也只能从另一侧面，或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他们的苦衷。听母亲说过，‘弟弟们哪个要钱也不能不给，接不上了就用我的钱堵’、‘我的陪嫁几乎都给搭进去了’……之类的话。据家人讲，生我时，由于母亲属高龄产妇，又患有高血压，住院时间较长，最后产后出院时竟到了无力支付的尴尬境地，还是徐世章家人替我父亲解了燃眉之急。‘文革’抄家时单位也感叹地说，没想到你们家就是个大空架子，抄不出什么东西来，甚至现金存款也几乎没有。记得后来落实房子时，房管局突然开出了要我们支付‘地震大修费’的高额清单（因房顶被推掉翻盖，加上横竖圈梁），我们实在拿不出，加上母亲又没有生活来源，不得已在市政协的协助下卖掉了房子。”

33．Charles W. 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Guy S. Alitto，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Sidney D. 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R. David Arkush，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1）.

34．Randall E.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35．叶笃庄：《过眼云烟》，127—133页；叶方访谈，1995年春。

36．Sanetō Keishū. 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Tokyo：Kuroshio，1960），128-135.

37．Kōnōkai kaiho［Bulletin of the Agriculture School Association］，no.157（March 1936），51.

38．休伯特·弗雷恩（Hubert Freyn）：《内战的前奏》（上海：中国期刊出版有限公司，1939年），4—5页。

39．Yeh，Alienated Academy，207—210，213—215．《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北平，1935）对了解清华大学情况提供了便捷，除了介绍学校的情况，且配有图片，还有学校的历史、课程设置，以及校规等。

40．K. Huang，“On Freshman—Toss”（in English），《清华周刊》（1930年10月）第34卷，第2期。叶方访谈，1995年。

41．1934年的新生名单共有317人，他排在第23位（排在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之后两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1991年）4.2，864页。

42．Coble，Facing Japan，182-282；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104-112；James B. Crowley，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1930—1938（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43．Coble，Facing Japan；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111-112.

44．Yeh，Alienated Academy，231.

45．Hu Sheng，当时是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主修哲学，叶文心《远离的学术》243页中曾有引用。参阅易社强：《学生民族主义》，109—110。

46．参见《清华周刊副刊》（1934年11月19日）第42卷，第五期，12页。

47．Freyn（弗雷恩）1935至1936年间在燕京大学与学生同住一室，他在《内战的前奏》中写道，“悲观主义的思想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这表明叶文心觉察到的悲观主义气氛和疏离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左派分子有意制造的言论，目的是唤醒学生，从而使他们更多地行动起来。

48．《清华大学一览》（1935），历史系，8页。

49．Israel and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25.

50．Freyn，Prelude to War，and Helen F. Snow（Nym Wales），Notes on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1935-1936（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1959），are invaluable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December 9th Movement．易社强：《学生民族主义》，111—156页；及易社强、Donald W. Klein：《叛乱与官僚》，1—136页，是主要的间接研究资料。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救亡运动报告书》（北平，1936年）是1936年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左派文献。它和华道义（假名）：《一二·九运动一年来知识的检讨》，载《清华周刊》（193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7期，8—15页；及第45卷，第8期（1936年12月23日），14—22页（并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重印，参见第2卷第2期，947—974页），这些都提供了极好的从当时左翼学生的视角进行的报道。

51．有关天津的抗议活动，参见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尤其是202—209页、331—340页（有关南开中学的部分）。

52．弗雷恩（Freyn）：《内战的前奏》，33—51页，有关于学生去农村地区朝圣（pilgrimage）的第一手资料，很有说服力。引文参见49—50页。

53．弗雷恩：《内战的前奏》，54页。

54．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关于“一二·九运动”，参见弗雷恩（Freyn）《内战的前奏》，66—70页；《救亡运动报告书》，33—36页。

55．叶方访谈，1995年春。

56．朝宗（化名）：《勇气救国论》，载《清华周刊》（1936年6月3日）第44卷，第8期，26页。

57．《再接再励的学生运动》，载《清华周刊》（1936年6月3日）第44卷，第8期，3—4页。

58．叶笃义：《忆天津知识书店》，收入冰心、巴金编：《抗战纪实》（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16—17页。叶笃庄：《过眼云烟》，159页、164—165页。

59．斯诺：《中国学生运动》，50页。

60．叶笃庄：《我最难忘的宋尔廉》，《群言》1995年，第9期，19页。

61．弗雷恩：《内战的前奏》，91—105页，引文参见第95页；《清华周刊》第45卷，第8期，17页、21页。

62．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114-137.

63．On Yan Xishan and the Sacrifice League，see David S. G.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1945（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0），45-50.

64．强文澜（基督教青年会秘书）、易社强：《学生民族主义》第179页有所引用。

（十）连天烽火

1937年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清华大学学生在北平城郊进行军训。这次军训不是叶笃正的第一次部队生活经历，之前在1936—1937年寒假，他就和两百名北平学生一起去山西参加过一次学生军的训练。当时，叶笃正去参加训练的个人动机，并不亚于政治目的：他追随一位女友而去，那位女友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是一名左翼积极分子。在山西，学生们接受政治教育，进行了基本军事训练，并生平第一次用真枪实弹射击。由于日军侵华的威胁日益逼近，军训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项常规课程。叶笃正1937年7月回到北平，在驻守古都北平的第二十九军一位爱国军官的指导下进行军训。这时，二十九军的指挥官带来了北平南边中日双方激战的消息。远处炮声隆隆，学生们冲回清华大学收拾行李，赶在日军到来前纷纷逃离。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当天夜里，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卢沟桥是衔接北平与南方交通的重要铁路枢纽。当时，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随后，在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交火。当局很快就对该事件进行了交涉，在当时看来，这次交火似乎与以往日军屡屡在中国北方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而引发的小规模冲突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次交战，东京的日本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都不愿退步以维持这不堪一击的和平。在当地还未达成和解之前，东京就调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前往中国。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沿着铁路线向北调军。很快，中日两国全面开战，揭开了一场将持续八年的残酷抗日战争。[1]

这场战争后果深远而极其严重。尽管由于战事不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饱受诟病，但在战前的十年中，还是做出了相当显著的成绩：统一中国南北各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用独裁手段统一国民党，强化军队，改革司法系统，建立市级政府，扩建铁路，修建公路，改革货币制度，促进工业发展，推广教育，并且颁布了卫生和劳工管理规章。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触及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但是，在沿海城市及长江下游这些国民党政权最牢固的区域内，对经济、政治、军事、财政和司法体系的现代化改革措施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效应。[2]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沿海城市及铁路干线，把国民党赶到了欠发达的内地，这一切也将国民党改革的成就抹除得干干净净。蒋介石最终在四川省长江边上的重庆建立了战时陪都。

抗日战争的前几年里，国共两党形成的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作用。国民政府认可了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共产党在重庆创办了《新华日报》，在重庆和西安还设立了办事处，作为前往延安共产党办的学校或参加八路军的学生们的集合据点。政治分歧被暂时搁置，爱国学生和各界知识分子热情高涨，在宣传队中共同合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3]然而，即便是国难当头也不能将十年内战从人们的记忆中抹除，国共两党双方猜忌愈演愈烈。因此，在日军敌后的农村地区，双方都部署军队，争夺政权，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军队爆发了激烈冲突，这事实上导致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瓦解。[4]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也加入了战争。到此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分裂为三大板块：东部由日军占领，并成立了一个以国民党前领导人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府；西部和中南大部分区域由国民党统治；陕北及日军敌后的广大农村地区由共产党控制。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日战争前期受到苏联的全面支援，1941年后受到美国的扶持，所以国民党军队比共产党军队编制更全，装备更好。然而，国民党遭遇了日军的正面攻击，损失也非常大。另外，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军队越来越陷于被动，而且内部贪腐现象严重。相反，共产党在日军敌后扩张农村势力范围的同时，对日军据点及日本扶持的伪军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国民政府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几近瓦解，所以共产党成为了华北抗日的主力军。由于共产党施行“减租减息政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控制的农村地区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军队人数超过一百万（而抗日战争爆发时才不到四万人，且装备简陋），领导了将近九千万人民对敌作战。在国共两党之间长期以来的政治较量中，优势已经倒向了共产党一方。[5]

如今回顾抗日战争，结果已经昭然若揭。但在当时，局势并不明朗。即便在1937年后战火进一步蔓延时，南京当局和东京政府还在继续谈判以求解决冲突。至于中国国内政局，抗日统一战线冲淡了国内冲突，也使得局部地区格局发生了变化，政治竞争与团结合作同时进行。中国北方局面的混乱，在叶家兄弟的行动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为自己的爱国热情寻求合适出路，走南闯北，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在这混乱的局面之中，叶家兄弟都最终找到了各自的担当、责任、义务，和决定他们下半辈子生活的组织机构。从这种意义上讲，战争岁月对个人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某种程度来说，这仅仅是年龄的产物：叶家兄弟大多是二十多岁，正处于一个要做出关键选择的人生转折点。然而，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分野逐步明朗，这就意味着：一旦选择了某条路——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加入国民党，是做学术研究，还是与民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奋斗——这一选择都会对个人的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几周里，叶家兄弟都途经天津，待在老大在外国租界的家里。但是，对于年轻的叶家兄弟来说，与其说叶家老大的房子是一个家，还不如说是一个能与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在赶赴前线参加抗日前召开政治会议的方便所在。叶笃庄放假从日本回来，7月7日那天在山西，之后途经北平和天津去上海。他再也不可能返回东京继续攻读农科学位了，他关闭了知识书店，书店门上贴的停业通知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叶方完成党内任务后已经回到了山西，不幸在那里感染了肺炎。同叶笃正和方实一样，叶方在乘火车去天津之前，7月份也在北平悄悄待了几周。重要的是，年轻兄弟们在天津碰面之后，都与各自圈子里的朋友和同学离开了——校友关系以及因政治斗争形成的联系现在比家族血缘关系更加牢固。这与1850年代时叶坤厚举家搬迁躲避太平军形成鲜明对比。叶家兄弟中没有人明确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只是要去一个能够参加抗日的地方，也没有人知道抗日战争会打多久。他们都随身带了点钱和换洗衣服，笃正的女朋友是个左派分子，建议他带上冬装，而他没有在意。

叶家三个大儿子留在了天津成家立业，其中两个开始养家糊口。那时老大的第一个儿子刚出生，住在英租界他妻子陪嫁的房子里，收入来自于他在银行的工作，整个战争年月里都生活得舒适富足。四子笃信，没有子嗣，先在开滦矿务公司做会计，后来患上肺结核，被迫辞去了工作。战争期间和战后几年里，叶笃信在北平做股票投机生意，有时几乎身无分文，最后向妻子那边的亲戚借了点钱，好在后来赚了些钱，生活还算安逸。[6]叶笃义是他们三个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在山东曾短暂参加了方实和他朋友们的组织，但那时叶笃义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才刚出生，方实他们催着叶笃义回家。[7]所以，叶笃义回到了与英商合资的开滦煤矿，继续做之前那份安全稳定、报酬丰厚的工作。很快，叶笃义又接连添了两个女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接管了开滦煤矿，叶笃义辞职搬往北平，与三姐住在一个院子里。叶笃义靠教英语来勉强维持生计，但是收入微乎其微，不足以养活一家人，而1942年叶笃义家又新生一个儿子，到战争结束时，他家一共有四个孩子。这个儿子是叶笃义最后一个孩子，因为在之后的几年里，笃义夫妇各自带一个孩子分床而睡。叶笃义一家挤在一个房间里，全家吃不上白面，改吃玉米面，或许一周能有一次肉吃。叶笃义的妻子出身高贵，家境富裕，所以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尤其艰辛。最后，她不得不变卖陪嫁的股票和珠宝首饰来维持生计。后来，她经常在笃义面前唠叨当年为家里做出的牺牲，这一直是他们磕磕绊绊的婚姻中摩擦的根源。[8]

叶家年长的女儿分别与各自的丈夫待在天津和北平的家里。抗日战争爆发时，小女儿叶笃柔在南开女子中学上学。战争刚刚爆发，日军就派兵轰炸了南开——这一挑衅行为显然是报复南开总是发动各种爱国活动——学校被迫关闭迁往内地。叶笃柔继续在天津租界里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去了北平天主教辅仁女子学校。笃柔在南开女子中学上学时是走读生，所以她很难适应辅仁的宿舍生活，而且对必修日语尤为忿恨。更重要的是，笃柔与笃义在燕京大学的好朋友姚曾廙恋爱了。姚的妹妹之前就是在叶家大院长大的，夏天时候姚自己也常常待在叶家，就这样，他和笃柔互相认识了。叶笃柔的大哥一向因循守旧，想将笃柔嫁给当地一位银行家，但笃柔坚决不从，战争打到一半时，她和姚曾廙在北平办了一个盛大的正式婚礼。叶家姐妹中，只有她接受过正规教育，走入了爱情的婚姻。

叶家小儿子叶笃慎，叶家的不肖子，当时也留在了沦陷区。叶笃慎生于1924年，比叶笃正和方实（与笃慎年龄最接近的兄弟）小七岁。父亲去世时，他只有六岁。由于最小，又没了父亲，叶笃慎被他的母亲刘姨太（两位姨太中总是更娇惯孩子的一个）惯坏了，骄纵得无法无天。叶笃慎虐待年轻仆人，在家中私塾用弹弓打袁臭嘴，一被管教就往外跑。十几岁时，叶笃慎不满大哥的管教，公然挑战大夫人的权威，毫不顾忌地指出所有的孩子都是父亲的两位姨太所生。父亲去世后，他在当地一所小学上了几年学，曾经请家里的一位仆人帮他修改成绩表，提高惨不忍睹的成绩。十二岁时，叶笃慎迷上了风月场里的寻欢作乐。大夫人庆祝六十大寿时搭了个戏台，这场戏让他彻底着迷。后来每天晚饭后，他会在大嫂陪嫁来的收音机旁听说书和通俗曲艺。不久，他开始逃课去茶馆闲逛，看艺人表演，给女服务员和戏子送礼物来捧他们的场，完全是一副富家少爷的做派。叶笃慎不去上学，却时常借阅、背诵伶人的剧本，偶尔为了好玩自己也票一把。

中国正统人士素来认为艺人和戏子是社会的最底层人物，封建帝制时期基本上是禁止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尽管达官贵人们很欣赏后来被称为京剧的这一更加高雅的表演形式，戏子这门职业总是与低俗（不过很受欢迎的）表演和伤风败俗联系在一起。[9]因此，叶家竭尽全力想要把叶笃慎从他对曲艺表演的痴迷中拉回来。战争时期，他被送到北平去上高中。然而，叶笃慎在北平也偷偷溜到天桥，所以高中第二年就辍学了。笃慎之前一直都是由家里供给。现在，他想独立，索要自己分到的那份遗产。他平时尽可能不和哥哥们来往。这次他要求分家时，笃仁交给他一堆用报纸裹着的股票和现金，这个最小的不肖子甚至连数都没数，只说了声“好了！再见！”，拔腿就走。

仅仅十八岁，笃慎便永远离开了家。他搬去了租界的高级国际饭店，每晚和他的艺人朋友们混在一起，一年之内，便把一万大洋尽数花光。这段时间，他正式拜一位相声大师为师，并有了一个艺名（叶利中），开始学习这一行的技艺：说书、相声和通俗曲艺。他表现得非常好，很有天分，能够背诵大段大段的“贯口”，让平津的行内人士刮目相看。但是他的大哥却不能接受笃慎的这个选择，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声明，跟这个弟弟脱离关系，对他的行为概不负责。这时，老六和老九已经是共产主义者，即便如此，笃仁仍然在他们躲避日军侵略时在天津为他们提供庇护。但是笃慎（即叶利中）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叛逆。他的生活方式和所选择的事业让他与家人疏远，最终被驱逐出家门。

叶利中的几位姐妹，还有三个哥哥都待在了沦陷区，但是排行中间的四个男孩全去了内陆地区。四个人各走各的路，他们在随后几年的选择将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一生。笃正，清华的理科生，坐上了南下山东济南的火车，之后去了南京。在首都被日军包围、发生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他返回山东和女友会合。两人再从这里出发，向南往湖南省会长沙，清华在那里建有战时临时校区。但是笃正不想待在学校，很快两人再次出发，加入了西安的一个青年战地服务团。在附近的临潼县，也就是一年前张学良囚禁蒋介石的地方，这些学生们成立了一个爱国主义青年宣传团。他们的小团体在陕西境内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统治区穿梭，在城镇里发表演说，表演爱国短剧，号召人们为抗日做贡献。这种生活对城里的学生们来说很是艰辛，一路基本都是走过来的，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

1938年初，这个团队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被派往晋南，和国民党军队一起做宣传工作。此时大部分的北方平原地区已经被日军占领，山西的山地成为全国抗日的重要前线。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但在战争开始的混乱年月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是非常常见的。处于危险境地的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很乐意接受热忱的年轻志愿者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学生们每人领到了两套军装、一本数学课本、一本常识课本，希望他们在唤起抗日民族意识、提高军队士气的时候能够继续他们的学习。

笃正加入民族先锋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受爱国主义鼓舞，这也是他参加“一二·九”游行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受恋人的吸引，他喜欢的同班同学是位活跃分子，也在这个组织里。两人在清华时就认识了，在炎热的一天，她突然递给他一个新鲜的西红柿，笃正立刻就被她迷住了。战争爆发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很稳定，她提议结婚，但是笃正没有答应，觉得两个人还是太年轻了。他想先完成学业。在山西的先锋队里，男女要住在不同的营地，分别时，她伤心得哭了。一天晚上，有消息传来说日军会进攻女兵营地，笃正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被派行走五十公里去送信。走了整整一夜和第二天一天，他穿过了敌我两军几道防御线。到达最后一个中方据点时，离目的地还是非常远，于是开始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每一程都靠当地人带他一段。幸运的是，先锋队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农民们很乐意给他带路。最终他到达了女兵营地，发现日军仍然在25公里开外的地方，并没有前移靠近。

女友安然无恙，这让笃正松了口气，但是很快就受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她有了另外一个男朋友，告诉笃正他们的恋爱关系结束了。“你想做科学家，而我想搞革命。”后来笃正得知，当时她已经是地下党，因为笃正曾表示过他不想加入共产党，她的上级提醒她，他们的恋爱并不合适。她的新朋友显然也是位共产党员，与她更般配。这场恋爱关系的破裂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政治界限越来越清晰明显，已经开始影响到了私人生活中的选择。笃正崩溃了。他又劳累又烦躁，哭过之后，第二天几乎睡了一天，然后返回了自己的营地。

回到先锋队后，笃正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大学的恋爱关系结束了，他革命的意志也削弱了。他离开了这个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回到西安，偶然在火车站碰到哥哥笃庄。这次意想不到的短暂会面中，笃庄劝他重回学校读书。他是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的优等生，在学术事业上必然前景广阔。所以笃正坐上了去往武汉的火车，然后乘船沿长江溯流而上，前往战时陪都重庆。一路上，他都试图联系所认识的朋友和熟人，从他们那里借些钱，顺便搭个伴。最后，他到达了昆明。从清华、南开和北大逃出来的师生，在那里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0]1938年秋，他重新开始了学业。与女友的分手让他对政治彻底没了兴趣，这次他完全投身于学业中，远离一切政治活动。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在他后来整个的学术生涯中。

在西安火车站见到弟弟时，叶笃庄刚从山西前线回来。笃庄在山西的旅途很迂回曲折。他匆匆离开了天津，因为有人报信，作为一家左翼书店的注册经理，日军特务正在四处搜捕他。他让大哥把他所有的股票换为现金，寄到上海去。带着一个小皮箱，他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收到了他剩下的两千大洋的遗产，然后立刻就给一家爱国报社捐赠了五百大洋。在上海，他目睹夺取上海的激烈战斗，包括一次突如其来的、破坏性巨大的空袭。针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主要的工商业中心，日本采取了现代战事中空前的军事手段，即对平民百姓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轰炸。[11]一天，笃庄挤在一群人中观看日本租界上空的空战，一颗炸弹落在了他刚刚离开的位置，让数百个无辜的百姓丧命，血流遍地，尸体被炸得血肉横飞，到处都是。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反抗侵略的抽象概念了，死亡和毁灭近在眼前。

在上海，笃庄找到了一些他认识的刚从日本回来的同学。通过他们的关系，笃庄坐着一艘小船穿过了上海的战区，在快到苏州时照了一张集体照以作留念，这件事使他们被短暂拘留，因为怀疑他们在军事布防区偷拍照片，有敌特嫌疑。他们欣然上缴了胶卷，同时对上海国民党军的专业素养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在一火车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增援部队到来后，国民党军变得强大了许多，而且这些军人对年轻学生们发表的爱国演说反应热烈。多年来，笃庄都一直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能抵抗帝国主义，但是在战争之初，一种联合抗日的观念掩盖了以往所有的分歧。[12]

笃庄和他的朋友们从苏州乘火车，北上到河南开封，经人介绍，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战争爆发后，红军改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编制，允许在几个大城市设立办事处，用以招兵和提供后勤服务。西安的办事处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数千名年轻人前往共产党延安总部和其他八路军统治区的大门。在西安，他听说前线急需懂日语的人才。他在东京两年的学习经历让他成为合适人选，于是他立刻和一小组人，持办事处发的介绍信前往山西。[13]

笃庄先是乘一艘小船横渡波涛汹涌的黄河，船被浪头打得摇摇晃晃，好像人打哆嗦一般，木船嘎吱嘎吱地响。后来搭上了一辆窄轨铁路上的运货车，前往山西省城太原。整个旅途行进非常缓慢，经常要停好久。有一站，他们遇见了一列载运伤兵的火车，这些士兵来自当地军阀的部队。从太原至临汾250公里，这列车竟走了六天。伤员们已经很多天没有换药了。一次笃庄偷听到几个伤兵跑到火车站办公室去问：“还要我们不？！”这些为国作战的人们受到的却是如此冷漠的待遇，他对此极为不满。后来，坐敞篷汽车行进时，沿途看到一些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垂头丧气，精神涣散。山西的国民党军，与上海前线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

八路军的山西总部派笃庄前往129师，当时129师正在山西东南部作战。找寻129师部的旅途用了很多天，他徒步行进，经常是天还没亮就出发，一天在山路中行走四五十公里。途中经过了沿华北平原西侧绵延的太行山脉。这里的农民非常贫穷，许多人连收获后粮食的麸皮都要吃，以补充食物的欠缺。共产党从他们山区的根据地，向平原区和主要交通线路上的敌人发动游击战。这样的战争非常需要当地人支持，提供敌军行动的情报，掩护游击活动。在山西，共产党远离他们的老根据地指挥行动，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很复杂。笃庄发现，有些村子的士气很高，农民很乐意帮忙。而在其他一些村子，特别是与它临近的村子刚刚被日军扫荡过，农民就很不愿意帮助游击队，不给带路，甚至还给指条错路。总的来说，他们给八路军的帮助要比给国民党的多得多。[14]一次，一支国民党小分队虐待当地农民，遭到痛恨，当地人把他们直接引入了日军的埋伏。

笃庄在11月初到达了129师，立刻就投身到与日军的作战中。他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这个时期写的日记，记录了这段生活过往。129师的核心是红军老兵，许多军官都曾经历过艰难凶险的长征。他们明明白白地说过，他们觉得白区（国民党统治区）里招来的新学生们都很软弱，受不了艰苦的军旅生活。就个人而言，有一次半夜里忽然转移营地，他们要趟过一条河，笃庄和其他人掉入了齐腰深的冰冷河水里，他非常恼火，觉得搭一座便桥会让转移变得更容易。掉入河水中，加上不断行军的严格要求让他的膝盖又肿又疼，他不得不在行军时拄着根棍子。同时，红肿溃烂的伤口、剧烈的牙痛和不时的失眠，也让他遭了不少罪。尽管他努力忍受军旅生活的严苛，但是他时不时的抱怨声还是传到了上级那里。很快，他们就断定笃庄不够坚强，经不起前线战斗的艰苦。

笃庄被派至前线，是因为在日本学习了两年后，他对日语的熟练掌握非常稀缺也十分珍贵。他的工作是翻译截获的文件，审问犯人，并且教军队用日语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但是这种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让笃庄很气馁，而且在战争中的较长停火间隙内，没有新文件和犯人的日子也让他很无聊。不到一个月，他就给上级写信，请求辞职或者调离。他的请求被传达到了师政治部，一个干事接待并驳回了他的请求。笃庄在日记中写道：“项本立用威胁的口吻，向我讲了许多屁话，流氓之至，无政治风度也……”[15]

知道怎么应对这个事事不满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人是陈赓，笃庄所在旅的指挥官。陈赓是湖南出来的老共产党员，1922年（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加入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毕业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后来去了苏联学习，30年代初在中央苏区作战，走过长征。他受过几次伤，被送往上海治疗。所以他既了解激烈的革命战争，又了解像笃庄这样沿海通商口岸知识分子的生活。[16]陈赓把笃庄带到自己的营地，晚上一起聊天吃烤栗子，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偶尔吃丰盛的猪肉和鸡肉“打牙祭”，慢慢地也透露一些自己的私人生活，甚至他年轻时的恋爱经历。他也为笃庄安排了一个勤务员来给他打饭，还给了一头驴来驮他的行李。显然，笃庄被这个老革命所打动，一度放弃了辞职的念头。但是，有一次，他发现有个军官在翻阅他的日记，笃庄觉得受到了伤害，对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和对他表示出的不信任感到又伤心又愤怒。

他另外有了个任务就是为党报写文章。最著名的一篇是《129师的光荣战绩》，这篇长报道在报上连续刊登了三期。陈赓拿到了一份草稿，审阅后让他去掉一些对国民党军的批判性评论，以确保统一战线的运作。即使是在发表后，这篇文章也仍反映了很多他日记中写到的感想。它记述了一次对日军机场的袭击，饱含激情地写道：“六年的愿望，今夜可要实现了，看看日本鬼子的脑袋是不是铁的。”当然，在山西，日本侵略只是几个月的事，但是在笃庄这样的学生看来，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时侵略就已经开始了。从那时开始，日军就显得不可战胜，八路军的任务就是要让人民相信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文章描述这场战斗是次伟大的胜利，在夜晚的偷袭中毁坏了许多日本飞机，但是他也承认，一百多位战士和一位随行指挥官“光荣地牺牲”了。两军的武器装备差异明显：日军的飞机都是由粗陋的手榴弹爆炸后引燃油箱而炸毁的。在后来的肉搏战中，共产党的步枪上甚至没有刺刀。笃庄的文章也呼吁“后方的民众们，迅速地募集数万大刀，送到前方来吧”。

笃庄结尾时评论说，川军军纪涣散，这支军队从一场争夺山头的残酷战役中退下来，山头上尸横遍野，两方互有损伤（无疑这是陈赓建议重写的部分）。他也兴奋地报道了日军俘虏的情况，说他们意识到了来参加战争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日本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笃庄也表达了许多农民不支持游击战的遗憾，他们说：“打仗反正是老百姓吃亏。”他准确地感知到了共产党抗日斗争的一个重大挑战：农民不会自发支持全国斗争。确实，日本的血腥报复让他们不敢帮助游击队。共产党需要时间来为他们的运动赢得支持，要让农民相信党可以保护他们不受日军攻击（通常是靠暂时疏散到安全的山地里），并且通过“减租减息”等政策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笃庄的文章让我们想起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八路军所面临的挑战，但是到抗战结束时，这片地区已牢牢地掌控在共产党手中了。[17]

不久，笃庄觉得自己实在过够了前线的生活，又一次提出了辞职。他在1937年写的日记中附加了一份辞职信的草稿，这是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他开头先说尽管在与八路军相处的日子“在知识上，在身体上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可是这些收获与当初自己刚来时预想的计划和目标相距过远。他写道，自己想通过革命斗争达到个人成长，在中国和日本城市的一流学校受过教育后“使我根本不能接受随时而来的教育呢”。他也坦承自己的一些困惑和不解：“为什么我们在××地宿营？为什么我们要在××地攻击敌人？为什么我们要在××地退出战斗？尤其使我感到自歉的就是在广阳店的火线上，其他的同志还要来照顾我。对于这行军中的一切的一切，我都是一个失去了眼睛和耳朵的人。所以我感觉到，在战场上，我好像是一匹骡子，一匹不负任何重载的骡子，被人牵着随处地乱跑。这是我最伤心的事情。”

“同志们，请你们相信我！”信里继续写道，“虽然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终身忠实于共产主义。一切的困苦艰难我是不怕的。虽然我没有走过雪山草地，但是根据我的坚决的政治信仰、政治目的，其他同志所能忍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我也充分地可以去忍受。这一点，请你们不要顾虑，我所要求的，是怎样去实行我人生意义的事情，失去了它，比杀我的头还要使我感到痛苦。”然后，话题突转，说他在一次战斗后，以前的溃疡又发作了，化脓出血，他也吐血了。现在又有失眠的问题，他希望能有机会休息一段时间。他请求能被介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是一所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或是能回到西安。尽管这样做很难为情，但是他是“为着革命”诚挚地请求。[18]

这个年轻人想要投身革命，想要为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但是他想要的也太多。多年来在中国和日本的一流学府学习，他一直享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他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游击队的前线生活。陈赓知道像笃庄这样精通日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是八路军的宝贵资源，但是其他老红军们明显觉得这些学生需要别人照顾，是个累赘，并不适合革命战斗。所以笃庄离开了前线。他在延安学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他先是回到了西安，养好溃疡和膝盖上的伤，然后在后方区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尽管他每一步的行程都是随机性大、计划性小，由着他易变的脾气走，但是他在战时从事的活动都在慢慢向西发展，远离前线，离国民政府和其美国盟友越来越近。

笃庄先是在晋东南的一所军政干部学校教日语，任政治教官，并创建了一个“敌工”训练班：怎样对付俘虏，怎样通过宣传手段让敌人意志瓦解。表现这项工作成效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跟他一起教日语的吉田太郎，他是一名被俘虏的日本兵，受到了友好的对待，被劝服来帮助中国抗日。吉田是大阪的一名普通工人，笃庄的任务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给他讲解日本历史，帮他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源所在。这所学校主要是为阎锡山的新军培养政治教官，新军的主要成员是左翼“牺盟会”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老师都是共产党员，笃庄就在他的课堂上加入一些毛泽东近期写的文章。

1939年秋，山西的统一战线破裂。阎锡山和他的保守派将领感到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力逐步扩大，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于是命令关闭了这所干部培训学校。笃庄回到了陕西，与弟弟方实（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地下党员）见了一面，之后，又各走各的路。后来几年，他去了很多地方，换了很多工作，在战争之初的几年里，帮派联盟不断变化，他从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组织关系。他在陕西的几所学校教过书，不久加入了一个逃往内地的外国左翼团体。有一个活跃分子在共产国际工作，想带笃庄到哈尔滨去进行间谍活动。但这个外国活跃分子却是个笨手笨脚的特工：他的信被截获了，他也被国民党逮捕了，于是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1940年冬，笃庄到了重庆，这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地盘。战争前几年，重庆是日本频繁轰炸的目标，他的房间位于长江南岸，从房间里笃庄可以看到长江另一侧的人们在飞机飞来时逃入地下防空洞，也目睹了每次袭击后的熊熊大火和巨大破坏。[19]

在重庆，笃庄先是在一家左派出版机构“全民通讯社”任撰稿人。他在这里干了几个月，有免费食宿但是没有薪水，后来转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把手工业者联合起来为抗日做贡献。“工合社”受到了中外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分子的极大关注和支持，那些试图在国民党的保守独裁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的人们对之也非常推崇。[20]笃庄有一段时间为这个组织编辑《工合月刊》，这份工作非常单调乏味。一天，印刷厂印错了他头头名字中的一个字，笃庄只是用红铅字在出版物上改正了过来。他的头头叱责他没有及早发现这个印刷错误，笃庄当场拂袖不干了，他不是一个善于接受批评指责的人。

从“工合社”出来后，他去了一家国民军和苏联联合开办的情报处“特种情报所”。战争之初，中国最好的盟友是苏联。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中，共产主义和苏联是日本政府控制东亚的最大威胁——苏联为中国抗日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空中掩护）。为了支持他们的行动，苏联人在中国成立了对日行动的特别情报部门。它追踪日本军官、队伍的伤亡情况，翻译日本右翼团体的资料。笃庄在国民军中被授予中校军衔，但是他也把有用的情报偷偷带给共产党，这也说明这所情报部的安全管理比较松散。但是，1941年，苏联觉得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从中国撤走了这个部门。苏方撤走后，笃庄不愿意在一个纯粹的国民党机构中工作，他也就离开了。

下一步，笃庄要开办一家企业——对于一个长期以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人，这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但是他的公司“太平公司”，是在一位他认识的地下党员的建议下成立的，初衷是作为党的一个地下据点，为左派活动提供有用的帮助。公司大多数资金来自笃庄剩余的遗产，加上叶方、笃正和方实的份额，他们的钱都是由天津的哥哥电汇来的，或许是通过了香港转汇。太平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计划囤积原油和其他商品以期待价而沽。但是合伙人中没有一个有经商经验，公司赚的钱几乎不足以养活笃庄和他的同事们。有一次，他去桂林谈生意，因为没能与当地代理商谈妥，只好卖了自己的衣服来换饭吃。最后，迫于生计，他自降身价成了一名小商贩，在柳州时买了橡胶皮鞋底若干双，到贵阳时卖了，所得之款，又在贵阳买了一些湘绣，带到昆明，在昆明他就靠着这点湘绣过日子，卖一点吃一点。

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笃庄建立了两个影响终生的“联系”。1944年10月，他加入了民盟。这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新结成的联盟，大力批评蒋介石国民政府内腐败横生的现象及愈发专制的独裁倾向。1940年代末时，它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许多成员是地下党员。对叶笃庄这样的进步人士，这自然成了他的政治归宿，笃庄大部分的公众生活都是在民盟中度过。1944—1945年，他出任民盟出版物《人民周报》的总编辑。

他也结识了美国记者裴克（Graham Peck），裴克进一步把他介绍给自己在中国的其他美国朋友。二战时，裴克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是一名自由派记者。战后，他和笃庄在北平合住，那时裴克在写《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Two Kinds of Time），这本书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中国进行了批判性的描述。裴克把笃庄介绍给美国军队中自由派朋友认识，当时统领美军的是史迪威将军。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美国也加入了二战，史迪威被派往中国，负责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对付两国共同的敌人。这包括从印度飞跃“驼峰航线”运送武器、设备，之后是通过卡车穿越滇缅公路运送战时物资；另外，美国的军事顾问要重新培训国民政府的军队。史迪威是个大大咧咧的战地指挥官，讲话一向直白。随着战争的进行，他非常确定蒋介石的军队已经腐败不堪，而且蒋并没有派出他最精锐的部队与日本正面作战，而是保存实力，准备抗日结束后与共产党进行最后的较量。原子弹投放前的盟国战略计划是，将日本军队赶出亚洲大陆，然后攻击日本本岛。史迪威急切需要一支全力以赴的军队来实施这项战略，便越来越倾向于和共产党合作来击败华北的日军。当政治敏感的共产党意识到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时，他们开始对美国军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好感。甚至毛泽东，在延安同史迪威的代表谢伟思会谈时，也形容美国驻华士兵是“民主的活广告”，并补充道，“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21]

1945年3月，远在南方，驻越南（当时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的日本侵略军，推翻了同地方反日力量合作的法国殖民政府。这个遥远的军事行动，带来涟漪效应，对笃庄的未来起了决定性影响。在这次行动中，被捕获的是一个叫做GBT的盟军情报处，是在英国的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在战时的前身）的支持下运作的。GBT失去了大部分法国特工，于是转向亚洲人来填满空缺。新招入的很多人似乎都是美军新闻处推荐的，多是左派人士。在越南，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胡志明。在中国，这个队伍中较为普通的一员是叶笃庄。[22]他打消了和民盟的一个共产党人员一起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计划，但是这段在战争时期和美国情报局打交道的经历后来不断给他造成麻烦。在接受了电报和密码方面的训练后，笃庄在西南部搜集日军和国民军的部署情报。GBT也和美军陆空辅助队（AGAS）合作，这是军事情报机构的一个分支（G-2），主要任务是在美军轰炸日本后营救失事的飞行员。抗日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笃庄随AGAS飞去内蒙古，在一支救援队中担任翻译，营救在中国北方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23]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这支队伍被派至北平，往丰台营救俘虏营中的英美被俘人员。此时，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已经冷淡了。因蒋介石要求，史迪威被召回，美国政策又掉头回去完全支持国民党。随着欧洲战争结束，与苏联的冷战即将开始，此时与共产党合作，在美国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中共方面也完全放弃了得到美国支持的希望，政策也有所变化。于是，当笃庄和AGAS的小分队穿过共产党的统治区到达北平时，他们被挡住了。有一次，美国人不在的时候，一位八路军的军官要求笃庄上交分队的电台和枪支。笃庄欣然同意了，但这却惹恼了美国人，不过他坚持说他是中国公民，是在遵从一个中国军官的命令。无须多言，在战后的环境下，笃庄根本不想和美国部队再待在一起，他所在的分队从内蒙古返回后，他便辞职了。之后不久，他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主要目的是去那里寻找他失散已久的至爱——孙竦。[24]

在八路军内短暂的工作后，战争年月里笃庄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重庆和中国西部的国统区。唯一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弟弟是家里的不肖子艺人叶利中。虽然他的背景、兴趣和才华都与几位勤奋好学并且积极参与政治的哥哥们不同，但在一个方面他却与笃庄非常相似：他也是个崇尚自由性格不羁的人，不会轻易受组织纪律的束缚。前面讲过，利中的大哥公开与他断绝了关系，而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利中就将他继承来的遗产挥霍一空。他艺人圈的朋友欣赏他不被家人认可的才华，但是他从没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母亲收到了一封笃庄的来信，建议利中去重庆投奔他。

1943年，叶利中告别了母亲，启程去内地。哥哥笃义临别时给了他两条忠告：不要吸鸦片，不要染上梅毒。意外的是，利中（十几岁时已经和一位北平女戏子有过短暂的暧昧）把这些话记到了心里。母亲给他在草帽沿里缝了一些钱，带着这些钱，他徒步走淮北僻静地带，穿越一片两军的中间地带。他的一个姐夫给他买了一本伪造的高中成绩册，到达国统区时可凭此通过。此行穿过豫鄂山区，非常艰辛，不过一路上他也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许多帮助。双脚起满水泡不能行走时，一位行商为他提供了住宿。一次涉水过河时，他滑倒水中，被水冲往下游，最后被一位路人救起。在某一段旅程中，他和一群押解一名囚犯去总部的士兵搭伙，他们的小木船载着他顺流而下到长江。在那里，他扒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运兵船，一名军官把他当作是要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便帮他上了船。

在重庆，利中按母亲给的地址去寻找哥哥笃庄，但此时笃庄已经因生意失败，离开了陪都。在笃庄的太平公司，利中打听到他的姐姐笃柔和姐夫也到了重庆，于是便去找他们。笃柔他们到重庆的路程比较顺利：先乘火车后搭船到了武汉，之后搭乘一艘小船穿过交战区，过关卡时他们告诉检查站的日本哨兵，要送一位新娘去成亲。他们把钱藏进了一支竹桨里，后来又缝进了他们的衣服里，于是成功躲过了日军的盘查和两军中间地带强盗的劫掠，最后安全到达重庆。利中找到姐姐和姐夫后，急需找一份工作。姐夫提议他去参加中国远征军（另一种说法是他和他姐夫说要参加中国远征军——译者注），这个军团在印度接受美国人培训与装备，准备通过缅甸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运输通道。于是利中便当了兵。

抗战中，伤亡最惨重的中国军团就是那些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但是这一次，利中的喜剧和表演天分救了他一命。一位军官把他留在后方总部演出，并且在一个小型表演艺术团里授课。终于，他的才华为人赏识，生活也前所未有地好起来：穿着笔挺的卡其布军装，有着足够的吃喝，拿着不错的薪水，买了手表和若干金戒指。在印度待了一年后，他平安回到中国，然后就自行离开了部队（从这点可以看出，即使是训练最好的国民军部队，其纪律也是如此之松散）。1946年，他在西南贵阳市的一家茶馆工作。他因喜剧和相声表演而在当地闻名，每一场的演出费几乎顶他在部队时一个月的薪水。后来他喜欢上了一位当红京剧坤角。两人经常在演出后见面，在公园搂着亲热。当报纸的八卦栏目爆料了这个消息后，他的演出事业一落千丈。中国观众不能接受他们最喜爱的女演员和一个卑贱的相声演员混在一起（人们可以接受并且希望她能有显赫的达官贵人或是富豪商人做靠山和情人）。所以每次利中表演时，就会被人哄下台，被观众投掷瓶子和桔子皮。有好几个月他都没法再演出了，只能靠女朋友的收入和变卖他自己的珠宝过活。她发誓说要和他在一起，1947年新年过后他们开始计划一场订婚宴。可是在订婚前一天的夜里，她和一位年轻的军官私奔了。

叶利中整个人都垮了。多年来在天津一直被哥哥们瞧不起，后来终于在部队和贵阳的茶馆里一展才华。事业才刚刚有所进展，就被他的第一个女友给毁了。才下定决心要结婚，就被恋人抛弃了。他的事业和生活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搭了辆卡车返回重庆。在重庆，他有朋友是混袍哥的，这批帮派人士控制了四川城市的娱乐场所，在这些朋友的介绍下，他的谋生之路轻松了些许。慢慢地，他在茶馆做起了评书艺人，捧场的多是战时留守陪都的北方人。他从此一生都留在了重庆，多年没再和哥哥们有过联系。家里的不肖之子最终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

他的两个哥哥，叶方和方实，在1937年之前就已经参加革命了。叶方从1936年，还在清华读书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据目前所知，他在抗日战争时的工作非常普通，主要是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战争爆发后他和朋友们在天津集合，然后去了南京，加入了天津学生民族救亡宣传队，这个团队在长江流域进行抗日宣传，敌军进逼后撤退到武汉。1938年，叶方待在武汉，当时国民政府也迁到武汉，这段时期统一战线刚刚结成，政治上武汉极其开放。[25]后来共产党派他去广西桂林，他在那里的一所干部学校任教三年。尽管学校是省政府开创的，但是校长是位地下党员，叶方的工作是在前来进修的小学老师和地方官员中推广左翼思想。[26]他指导一小群的年轻干部，始终遵循着党的教育路线，鼓励学生将历史课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课上所学的知识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些学生一般都是商人、地主或富农出身，事实上，这个教育的主旨在于让学生认识到，他们对共产主义和中共政策的质疑是由他们的阶级背景所造成的，应当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承认并改正。

救国宣传队，1937，叶方在第一排中间，戴着眼镜。

1942年，全国的统一战线破裂瓦解。共军和国军在许多次大的冲突中对峙，双方互相指控谴责。国民党意识到，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成功利用了统一战线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思想，于是开始镇压国统区内的左派可疑分子。[27]桂林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暴露，随着逮捕面的扩大，叶方逃往香港，然后乘船再去上海，之后继续前行，到了新四军控制的淮海地区。

加入新四军后，叶方为共产党做一些乡村工作：发动农民支持抗日，开展减租减息，揪出并处决敌特和汉奸。当时，这片地区已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控制下，在农村，共产党有效地建立了基层政府，使日军局限在他们的城市据点和主要铁路干线上。[28]1943年末，从延安开始的党的“整风运动”，扩展到了这个地区。几个月来，叶方和其他干部在当地的党校调查每位党员的背景。作为一名天津上流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叶方的身份有些特殊。许多农村干部不能理解，一个出自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家庭的人，为什么最终会加入共产党。但是，他坦白地解释了他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顺利地通过了甄别。他也极其坦诚地说，自从加入新四军后，便与家中其他成员没有了联系，除非共产党执政，不然他也不会去联系家人；党现在就是他的家。

在党校时，叶方认识了一位来自江苏的年轻活泼女子林莺，她在文工团从事表演和宣传工作，之后也在淮安县委做秘书工作，父亲是一个小业主。战争开始时，她在江西青年服务团从事宣传工作，后来加入了左翼团体，在江西的监狱里被囚禁了一年多。出狱后，参加了新四军。她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她把女儿留给了母亲照顾。叶方和林莺在一个学习小组，都相互了解对方的过去。[29]党的制度规定，党校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以至于毕业后，他们的关系才确定下来。1945年秋，党中央号召党员干部去东北，在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占领的地区（就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轰炸之后）建立一个党的新根据地。叶方和他的女朋友双双报名参加，很快便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跋涉，每天徒步120里路，穿梭在中国东部乡下地区。途中，叶方和林莺结婚了，虽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但是这对忠诚的党员夫妇是在收复国土的路上结成连理的，那片国土是最早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国土。

行程的最后一段是从山东龙口坐船，这段行程不长，但是整个团队的人都有晕船反应，不但不能吃，并且呕吐，似乎把胃部要呕了出来。“船一开动，大家不但不能吃喝东西，而且胃里的食物，直向上涌”，“一个呕吐的盆，大家都不够用，因为呕吐的人多，只好把男同志那里的饭盒拿过来”。“从龙口带的水果都原封不动的放着，三天无人能吃，大家都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脸上现得黄瘦，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走也很困难”。到达庄河之后，他们下船登岸，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苏联红军的一辆大卡车，受到热情欢迎。他们抵达后没多久，国民党调遣军队从苏军手中接管了几座主要城市，而从华北过来的共产党的八路军只占据了一些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叶方被派往北部边远地区佳木斯，那里的主要危险来自于与国民党军结盟的土匪：叶方称他们“政治土匪”或“国民党的挺进军”。有几次，猖獗的土匪袭击了共产党的小分队，叶方的战友们伤亡惨重，死伤甚多，还好他平安无事。后来的两年，他的主要任务是把剿匪和土改结合起来，为共产党建立发展农村根据地。叶方被提升为县长，并兼任当地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被调回从事教育工作。这位聪明而又温和的年轻共产党员，曾经是南开和清华的高材生，他无疑是教育事业的最佳人选。革命事业推进的同时，他的家庭成员也在增加，妻子在严寒的东北生育了两个儿子。从1946年末，他在国家、省和地级的各个党校任主任，最后共产党在内战的几场决定性战役中控制了这块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叶方担任了整个东北地区党校系统教研处的负责人。[30]

九弟，在党内的名字是方实，在组织内部的发展成长没有像叶方这样顺利，但他却更接近最高领导层。与其他几位一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方实和朋友们在天津会合，他的队伍里包括不少来自北平的女中学生，还有学生运动时的同志，其中一个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两个人当时是朋友，在北平一处窄胡同的房子里一起躲避日军，等待机会逃去天津。从天津，他们坐着一艘英国轮船到烟台，之后经陆路乘火车去济南。他们给自己的小组命名为“天津学生救亡队”。这样的组织身份可以让这群年轻的积极分子去地方当局寻求食宿。他们住在济南师范院校的教室里。山东当局给他们发了制服，并要求他们在当地军阀的部队中做爱国宣传工作。大约一个月后，他们被派往聊城，这座城市位于山东西部，黄河以北，大约40公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战争开始后最初几个月里军队的混乱状况。

聊城的军队指挥官是名进步人士，极为欢迎学生们的到来，但是很快，省主席韩复榘就命令他退至黄河以南，这个臭名昭著的省主席后来因抗日不利导致山东沦陷而被处罚。大约有一半的学生决定要留下来发动农村的游击力量抗日，军队撤走前，给他们留下了二十支步枪。三天后，他们听说有部队前来，当他们最终发现都是中国军人时，便打开了城门。可惜的是，这些士兵来自于撤退的军阀部队，是一群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把学生关押在房子里，拿走了学生的制服和枪支弹药，还想拿走方实的皮鞋，方实只好借口说这双鞋太小了，并拿出一只让他们试试。还好，他们没再坚持，因为另一只鞋里有方实藏着的钱物。这些军阀兵把城里打劫了一番后，便离开了。现在这些没了武器的学生们向南去投奔之前已经撤走的聊城驻军首领。他们发现当地农民对他们充满警惕和敌意，这是由于政府官员和不法军人多年的欺凌造成的。很多村子的地方民兵根本不让他们进村。他们认识到，组织农民力量抗日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方实和朋友们觉得山东情况混乱，已经没有希望了，便乘火车西去西安，直奔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想去延安，但是前线更需要人。与先于他们的笃庄、笃正一样，他们被派去了山西。这个队伍里的人大多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左派分子。他们被分配到阎锡山军的政治部，教政治，做宣传工作，组织爱国演出。许多政治官员都是出自山西牺盟会，这是阎锡山计划的一部分，试图利用学生和知识分子来提高自己军队的政治意识，进而提高忠诚度和纪律性。1938年和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这些政治部的左派分子陷入了一场与保守派军官的斗争中，双方为了争夺部队中的领导权，斗争愈演愈烈。有几次，方实和他的战友们，被敌视他们的军官包围、缴枪、殴打甚至驱逐。他经常不得不撤回由共产党控制、相对安全的陕西，但是总能找到一种方法来继续他的政治教育工作。

1939年，方实在一所培训学校为年轻军官们授课时，一位同事走过来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他以前在天津和北平是学生积极分子，自然是共产党发展的对象。他很高兴有人询问他的意愿，在他看来，共产党是一群无私忘我的积极分子组织的精英团体，致力于抗日斗争，推翻旧的腐败制度，进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公正的社会。但是他犹豫了，因为他考虑到山西的共产党还是地下组织，而询问他意愿的这个人则是刚刚加入进来的新人。或许这个入党邀请是一个国民党特务设下的圈套，以便知道他的政治倾向。所以他去找白天，就是那位以前在北平读书的中学生，现在是他的女朋友，问询她怎么看这件事。他知道白天是一个坚定的左派分子，但是并不知道她已经是党员了。她证实了准备吸纳方实入党的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两天后，他填写了一份表格，然后转到附近的一处窑洞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上对下，他只知道一个上级和一个下级的身份，这种所谓的单线联系方式在共产党还是秘密组织的地区极为普遍。

方实转战于山西和陕西各地，与白天多次相遇。她活泼健康，以骑术精良而著称。有一次，她从马背上摔下时，方实接住了她，两人都认为这个动作象征了彼此的默契。1939年时，他们已经相恋，但是却谨慎对待两人的恋爱关系，只告诉了白天的上级组织。1939年末，方实和白天结婚了，当时两人都已是共产党员，便由牺盟会的地方领导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他们花了二十大洋准备了炖羊肉和馒头招待客人。白天窑洞的室友搬了出去，这样夫妻两个便可以有一些时间单独待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是组织上批准的，是严肃（并且政治上正确）的婚姻关系。一周后，两人便回到各自的单位。之后不久，他们一起去了延安，并在延安待了一段时间，方实在马列主义学院做短期理论培训，白天则在另一所学校。在方实再次去往晋西北的前一夜，他们在一家旅馆里租到了一个房间。他在山西的一家学校给农村干部上课，春天时，白天也来到这里做老师。第一次，两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了。

1940—1941年的冬天，白天怀孕了。就在此时，日军发起了一轮大规模进攻，迫使她渡过黄河，撤退到了陕西。方实留下来动员群众支持抗日游击队，日本的进攻一结束，他就请假去看望妻子。方实找到妻子时，她在一间寒冷的窑洞里发着烧，一条腿被冻得又僵又肿，根本不能走动。她被转移到的地方本来就很穷，前一年的大旱让情况更加严重。当地的党组织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农民也没有多管闲事来帮助这位留在他们村的素不相识的孕妇。没有人给她柴火来为她的窑洞取暖，方实来到的时候，看到烟囱都被冰给堵住了。孩子出生时，因为找不到消毒器材来剪断脐带，造成了产妇感染。孩子交由一个农民家庭来照顾，但是他们只有清可见底的小米粥喂孩子，方实看到孩子时，孩子骨瘦如柴，不长时间就死了。两人给他们早夭的女儿取名“黑豆”，是按白天怀着她时吃的东西命名的，而黑豆一般是喂马的。

方实和妻子一起住了一个月。他捡了些柴火烘暖了窑洞，买了些面条和鸡肉，白天慢慢地恢复了。窑洞里用的被褥是借来的，满是虱子，很快就染了白天一身，方实只好给她剃了光头，才把她头发里的虱子清理干净。最大的问题是她的腿。村子里没有大夫，技艺欠精的护士就像在战场上处理伤口一样简单为她包扎了一下，解开绷带时，肉已腐烂，腿也萎缩了。为了把烂肉除掉，不得不剪断了她的一根脚筋。后来，方实把她带到了延安，才让她受到了一些较好的治疗，但是那条腿却从此没再完全恢复。

方实返回前线，时间已经是1941年3月，他要帮忙组织春耕，以确保游击队能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尽管妻子在生产和丧女过后身体虚弱多病，但他的第一要务却是要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敌人近在眼前，他不能无视自己的责任而置工作于不顾，他的妻子也不指望或要求他能留下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者，对他们来说，革命和战争高于一切。[31]

1942年，方实回到延安，和妻子重逢。当时来访延安的人很多，有中外记者、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将领，甚至有特务，前来商洽统一战线的事务。为此，共产党成立了一个边区政府交际处，方实负责其中的一个小组。这段时间，他过着十分平常的生活，照顾腿伤没好利索还不能走路的妻子。他给七哥笃正写过信，哥哥回信说有个朋友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或许可以帮助提供更好的治疗，但是方实拒绝了这个提议。

1942年末，方实所在的单位也开始了“整风运动”。“整风”已在延安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开展几个月了，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尖锐的抨击，这些人居然批评延安的新社会主义社会和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权。毛泽东和他的同道利用这次运动，加强他们对党内高层的控制力，批判那些崇尚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人，这些人几乎都是从苏联而不是在中国本土通过艰苦斗争的经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毛泽东坚决指出，战时入党的城市知识分子，必须要把眼光放到广大的工农大众的利益上——也就是共产党所诠释的群众利益。[32]像方实这样学生出身的人，自然是“整风”的对象，但是运动在他所在单位开展得相当温和。大多数的活动是组织党员们阅读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选，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共党史，并写下他们的个人背景和政治履历。在交代个人情况时，方实提到了1935年他在天津短暂被捕的经历。当时这件事看起来并不怎么重要，不过是一个下午的拘留，但是现在似乎是一枚荣誉徽章，表明他在“一二·九运动”之前就已经开始参与左翼活动了。

1943年4月初，上级通知方实，说晋西北区党委给中组部打来电报，要调他重新回晋西北根据地工作。“什么时候走？”方实问道。回答：“今天就走，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晋西北，也好作伴。你赶快回去收拾行李，一会有人接你到组织部招待所与他们回合。”这个命令看起来非常突然，特别是外面还下着大雪，但是他被告知还有另外一名同志当天下午也要出发，最好两个人一起走也好作个伴。于是他迅速回家收拾行李和妻子告别。白天还需拄着双拐才能行走，不过有一个小男孩（那时对勤务兵的普遍叫法是“小鬼儿”）在那里帮她。方实回到他工作的区政府交际处时，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驮着铺盖和行李的马在等他，他们走过边区保安处时，警卫员说要到保安处里给马喂点料，让方实先在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一进屋，一个坐着的人一脸凶煞之气兜头指着他说：“你叫方实吧！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对人民犯了罪，必须老实交代。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方实非常震惊，“同志，你们弄错了！我是到组织部与人会合到晋西北工作的，只是路过这里，休息一会儿就走。我这里有中组部转来的晋西北区党委发来的电报。”当然，这并非弄错，他被捕了。

方实被戴上手铐，押往保安处后面山崖旁的看守所，那里有若干排窑洞，每排十几间，每间关押四五个人，大约有二三百名犯人。警卫把方实推入了一间黑黑的窑洞，里面关押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胡子拉碴，脸色煞白衣衫褴褛，已经看不出原来衣服的样子了。方实还以为他走进了一家道观。……老者说他已经在这里六年了，“抓到保安处就不要想出去了。”这个残酷的说法并不是真的，但是人们可以想象它带来的恐惧。窑洞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有一个没有盖儿的大屎尿桶。饭是通过一个倾斜的小洞门送进来的，每天有两次机会，犯人们可以放风、解手。这一变故似乎为他短暂的革命生涯划上了凄惨的休止符。

方实被关押了很长时间，一直没被审讯，他绞尽脑汁思索自己被怀疑入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在他的认识里，共产党只逮捕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四种人——叛徒、特务、汉奸、“托派”，他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能被怀疑犯有这几种罪行。他能想到的被误会的事情只有1935年被捕的经历（因为别人也曾因安全出狱而被指为叛党），以及笃正写来的一封建议他的妻子去西安就医的信。现在想来，那封信过了一个多月才到他手上，而且拿到时信磨损得很厉害，被开封过。或许他被怀疑计划把妻子送去西安，然后叛党吧。

1943年夏天，他两次受审，但是没有供认任何罪行。后来他加入了“抢救失足者”的小组。那些已经交代了问题得到宽大处理的人到窑洞里来规劝这些还在观望的没有坦白的失足者，保证说只要一坦白就会受到宽大处理。一开始，方实不知道应该要坦白些什么，但是后来他明白1935年被捕的事情确实是他问题的根源。（四十年后，他交际处的领导金城，在北京的一所医院病入膏肓时，给他打电话说想见他，见面时对1943年的事情向方实道歉。方实始明白，当时保安处急于揭发交际处的“秘密特务”，交际处是一个和国民党来访人员频繁接触的敏感部门。他的领导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把他送到了保安处。）方实也明白了，只能伪造一个合情合理的坦白情节，才能让自己出狱。所以他交代，1935年在宪兵司令部受刑不过，当了特务，背叛了共产党（事实上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我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后来也当了特务。我到延安来是受叶笃正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务上级，我将在延安获取的情报秘送给他……”。等这个故事编造完整后，上面命令他写出来，作为正式的坦白交代材料。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自此成为叶家兄弟里在共产党审干运动中第一个被迫做假供的人，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个。

交代以后，果真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被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获准重新开始工作，但是每晚必须要回到看守所。每星期被允许回家一次，探望行动不便的妻子，她分配到一所专门审查干部的边区行政学院工作，后来送到延安外的一家疗养院治疗腿伤。方实不得不步行几公里去看望她，而且不能在那里过夜，但是至少可以使她放心，他一切还好。1944年初，方实被派到保安处一个材料小组，从国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图书中搜集整理国民党地区各种政治组织（包括特务组织）的情况，如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军统、中统、同志会、敌工团……搞清这些组织什么时候成立，领导人是谁、什么性质、什么任务等等，整理成书面材料，供甄别工作这用。一年后，又被派去交际处，给拘留在那里的被捕的阎锡山部将领“做工作”，先是劝说他们帮助调查小组，然后劝其加入共产党。用党内的“政治犯”来做政治动员工作，似乎有些难以置信，但是显然卓有成效，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将领都被释放回山西，为党做地下工作。尽管方实获准重新工作（党需要他的知识技能），但是直到1946年2月，党组织才对他的政治问题做出甄别结论，从看守所释放出来，这时他已被捕三年。到此时，共产党意识到揭发“特务”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恶性发展，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而且，抗日战争结束后从日本手中收复大量失地，共产党急需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以便派往新开辟的根据地地方政府任职。所以对方实的指控以及他被迫做出的坦白交代，都被证实不可信，而是接受了他最初的陈述，重新声明他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有两个不错的工作选择：到延安大学教学，或是去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做编辑。

方实选择了新华社，并一直待在这个单位到现在。他的妻子也分配了工作，终于，他们能够一起生活、工作了。1947年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短暂停火期被打破，蒋介石的军队对延安发起了全面进攻。共产党领导人分批转战陕北山区，党的所有装备都集装运走。方实和妻子把他们的衣服、被褥和书籍（每人可以带15公斤行李）打成捆，与其他人一起离开。白天当时还不能行走，乘坐了一辆马车，后来路太窄马车通不过时，她就骑马或者骑骆驼。一路上，新华社一直坚持广播，在共产党不能定期出版报纸后，广播就变得愈发重要了。

1948年，党的领导人在太行山麓的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司令部。新华社也在附近建立了总部，方实所在的一个小组被选派去党领导层所在的村子工作，在毛泽东一个秘书的指挥下，接受党报规范方面的培训。这个安排使新华社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为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直接代言的“喉舌”，每位编辑的稿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方实负责国共战争的军事报导，大多数文章是由作为军队总指挥的周恩来直接审阅。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是共产党向全国和全世界通告战争进展的主要渠道，每次方实拿着新闻报导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时，周恩来都会把其他事情放在一旁，立刻审阅新闻稿。1948年，有一次方实等着周恩来批阅稿件时，前线打来电话。他很快意识到这个电话涉及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这项大规模作战发动了数百万人，成为了国共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方实觉得偷听到这样一个机密电话很不妥，就想退出去，但是周恩来没有任何让他离开的表示，他便在屋里待了将近半个小时，直到周恩来打完电话。周恩来很快通过了他的稿件，但没有提及刚才进来的电话。作为一个前几年还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而入狱的年轻人，方实深为感动，这件事表明了党对他的信任（至少是周恩来的信任），让他终生难以忘怀。

这段时间他与党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极其密切而且随意，方实经常看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带着一个警卫员在村子里散步，毛泽东手里总是夹根烟。尽管他与主席的直接接触很少，但是方实非常仰慕毛泽东在战争白热化阶段指挥军队作战时还能迅速写出一篇见解深刻的文章，而且他觉得毛泽东的语言幽默，知识面广。对毛泽东的这种印象在1942年夏天时就已经形成了，当时他陪同一组党培养的“开明绅士”受邀访问延安，遇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询问了方实的背景（工作、年龄、家乡、教育），然后在一个小本上记了下来。在与开明绅士持续五个小时的交谈和用餐中，毛泽东轻松自信地对时事政治、国际形势和中国未来发表评论，侃侃而谈，也谈及要从中国历史和经典中吸取经验教训，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这很得这些深受传统教育的客人之心。

在西柏坡时，毛泽东经常为新华社撰稿。有天大清早，他送来一份刚写完的文章。毛泽东的习惯是工作到深夜，然后睡一早上，所以大清早到来出乎人们的意料。毛泽东解释说，他整晚都在写这篇稿子，还没有睡觉。这样的投入，让年轻的新闻记者们极为钦佩。方实与主席还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记得有一次主席在河边散步时，方实呈交了一份关于某个重要会议的文章。毛泽东浏览完文章后，建议了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让方实懊恼的是，听不懂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不得不让主席再重复一遍。

西柏坡的生活特别忙碌，方实的正常工作日是从早上八点直到午夜十二点，一周七天，没有节假日。只有周六晚上，或许能有一个晚上休息，去看看电影或者跳跳舞。生活也很简朴，住房和衣服都由单位供给，能花钱的地方不多，特别是方实这种不吸烟的人。吃的也比战争时候好很多，有白面做的面条和馒头，一周有几次肉菜。这是一段蓬勃向上的时期，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预告着国民党的全面垮台。方实的工作是写战争报导，一天能有好几篇，而且要让党内领导审阅。后来他回忆道：“在西柏坡工作时，我深刻的印象就是最高领导人审稿时，首先从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是方实在共产党领导下受到的党报方面的强化训练，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一直遵循的准则。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北京新华社的总部度过的，十二年前战争爆发时他逃离了这座城市，直到1949年初才又返回。[33]

对叶方和方实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抗日战争同国民党的内战紧密相连。他们为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在党的农村根据地继续下去。对叶家其他兄弟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少使他们可以暂时喘口气，也有了追求生活其他方面的机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笃庄的第一想法就是找到高中同学、至爱孙竦。在重庆时，他从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到，孙竦在日本结束了艺术学校的学习后，1938年回到了中国。她在北平的姐姐给她安排了一个工作，在一所女子高中教日语，但是她不能接受给年轻人教一门敌国语言，于是在最后一刻拒绝了这份工作。在北平，她觉得孤单落寞，而沦陷区缺少纪律性和爱国精神这点也让她特别气馁。她在日记里写道：“比起日本，差得远，目下，我们该认错。”[34]她渴望男性的陪伴（“我现在是急需要一个人拥抱我”），但是很快她就又满怀爱国热情：“我的祖国哟，我的心永远是你的！”[35]以前燕京大学的一位老师为她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她南下上海，到了上海后，她坐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想去寻求一份做美术老师的工作。但是当她遇见了两位年轻的纺织工人时，改变了计划。这两个年轻的女孩被吸收到了新四军的抗日阵营，在她们两人和带领她们的年轻军官的劝说下，孙竦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新四军的指挥官陈毅，温文尔雅，特别想吸收像孙竦这样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过，当她穿着白色高跟鞋，携带一个装有画作的木箱出现时，她仍然看起来不太可能是一名游击队招募来的成员。冬天到来时，他的哥哥，上海国际饭店的经理，给她送来一床丝棉被。她在新四军里待了两年多，负责制作木板画（在战争时期这是一种流行的宣传形式），以及制作宣传爱国内容的墙报。遗憾的是，她这段时期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36]1941年末，她牙痛得厉害，而且新四军受到了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夹击，急于撤掉一些战斗力相对较弱的女干部，所以她挎着一篮子鸡蛋，装扮成农民赶集的样子，被送回了上海。[37]

战争后面的几年里，她待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哥哥住在国际饭店，大多数时候都很痛苦。“上海是一个可怕的自私的地方，每个人都不想到他人。”[38]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起三年后，“在战场上我奋勇地热烈地活了两年”，她现在的生活算得上奢华了，吃精美的食物，出门坐汽车，逛咖啡店，看电影，但还是觉得生活空虚，没有自由。[39]只有她对艺术和绘画的热爱给予了她生活的意义，除此之外，就是试图寻找合适的伴侣，却一直落空。有一次，她对比了自己对恋爱生活的迷恋和共产党游击队当时所倡导的价值观。她回忆起新四军指挥官的训练纲领，每天只需一小时便足够处理好男女关系，剩下的23个小时可以合理分配做其他事情。[40]在上海，孙竦交过几个男朋友，但是所有人都是从商的：她常常在日记中倾诉对他们的爱恋，记录一个紧紧的拥抱或是初吻，但是很快却发现他们的问题，或是低俗只想着钱，或是忽视她的感受。[41]突然，1943年春，她收到了一封叶笃庄写来的信。笃庄在重庆遇见了她的堂兄，打听到了她的地址。她的日记立刻表现出了无比的激动和高涨的希望，“他的信好像一颗有力的弹子，把我的牢打了一个大洞。”不过她也承认，她对笃庄在南开和日本留下的记忆已经模糊，可是在这么多年的分离后，他仍然没有忘记她，这点让她欣喜万分。以前，她从没对笃庄的关注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但是，现在她却以诗抒怀：

他是那样勇敢、爽直，而且热情

我更奇怪他会有那样的恒心

他会十年来都惦记着我

她确定地写道：“拥抱我的时间，他会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随着时间流逝，她越来越焦急地等待笃庄的到来：“庄！我要你快点来，我需要你，一个爱了我十多年的莫名其妙的家伙。”[42]

她从没想过自己住在日占区的上海，而笃庄是不太可能到她这里来的。她寄出的回信似乎没有一次通过边界到达“自由中国”。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两个人才在一起。这时，孙竦已经和一位在他父亲的榨油厂工作的画家相恋。这个画家要去美国，希望能带她一起去。他们已经约会了一年多，但是她不确定这个人是否就是真正懂她的那个。笃庄及时赶到了，并通过美国朋友登上了一艘“美新处”包租的轮船。到达上海后，笃庄决心要赢得孙竦的芳心。两个人在一起待了两个星期，几乎每天都见面。她带他去西餐馆买丹麦鸡蛋饼，手挽着手在外滩散步。他们有八年没有见面了，有天晚上，笃庄喝多了，哭着告诉她他有多么的想念她。她则开玩笑说，她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笃庄为孙竦买了一辆新自行车，然后不得不离沪往北平，民盟想让他在那里新成立一家办事处。他不太确定他是否已经赢得了孙竦的芳心，因为他的一个外国朋友在一封信里写道，笃庄“去给孙小姐送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就退出了她的生活”。[43]笃庄在争取孙竦爱慕的战斗中明显胜算不大。她的朋友和家人都劝她，“竦，你太大胆了。跟一个十年不见，而现在不了解的人爱上了，将来是要吃亏的”。但是他们的政治理念肯定是一致的，这点从她20世纪30年代和这个时期所做的爱国进步漫画中就能看出来。她答应会立刻给他写信，但是她在日记里写了四封草稿后才终于发出第一封信，后来的一年里，两人经常通信。[44]之后，1946年夏天，笃庄到南方处理民盟事务，在上海停留时，向孙竦求婚，并要把她带回北平成婚。她在美国上过学的姐姐坚决反对他们的结合，说笃庄既没财产也没有实际工作，但是倔强的孙竦根本不理会她。婚礼的仪式很简单，只是和笃庄在北平的两个哥哥（笃义和笃信）吃了顿便饭，然后新婚夫妇便去北戴河海滩度蜜月了。

“八年婚姻”孙竦画作，上海周报，于1945年秋，具体日期不明。画作中，父亲标着“封建势力”母亲穿着日本和服，标着“帝国主义”，儿子，“新贵族”，女儿，“文化”。

“第一碗营养粥”孙竦画作，上海周报，1945年秋，具体日期不明。

孙竦，1943年。

笃庄刚返回北平时，和裴克住在一起。这段与美国记者更深入的交往，后来给他带来了不尽的麻烦。通过裴克，他认识了其他几位美国人和欧洲人，这几个人在战后的北平成立了一个进步国际团体之类的组织。约翰·赫西（John Hersey），生于天津，父母是传教士，战争时在《时代周刊》工作，去日本写作获奖名作《广岛》之前，与笃庄和裴克住在一起。[45]有段时间，另一个记者，史蒂芬斯（Barbara Stephens）也加入了这群人中。裴克是个出名的酒鬼，笃庄、裴克，和自由不羁的史蒂芬斯三人晚上常常喝得一塌糊涂，毁掉了纸墙，摔破了瓦罐，邻居们总是指指点点这几个疯狂的不正常的家伙。[46]布雅各（James Burke），《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当时也在北平，笃庄帮助裴克和布雅各去中国北方搜集写作素材。这是个互惠互利的组合安排（而笃庄总是先请示他的民盟同事们），笃庄介绍联系人并帮助他们翻译，而外国记者能为笃庄从国统区穿越边防线到中共统治区处理民盟事务打掩护。

北平的房子相当豪华，有浴室、地板砖，还有电话，可以让笃庄安排民盟在此活动。笃庄和孙竦结婚后，裴克搬了出去，这对年轻夫妻便有了自己的空间，他们还请了一个厨师。除了民盟的工作，笃庄还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经济所北平分所工作，他写了一本棉花培植方面的书《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大量使用了他在北平发现并及时拯救出的日本对华北农业的调查。[47]自此他农学家的名声四起，被聘请为北平农事试验场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这个研究站是由日本人首先建立，后来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叶笃庄将在这里度过他的余生。

笃庄的学术训练一直是农学方面，他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安定下来了。但是20世纪40年代末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特别是像他这样投身政治活动中的人。虽然这个时期他做出了一生最好的科研工作，但是心里装的都是政治和家庭。他的长女生于1947年，妻子怀孕期间，他忙着油漆婴儿床。孙竦的姐姐，那位一直反对他们结合的留美回来的护士，从天津赶来照顾妹妹的月子，并传授护理小孩的洋办法。每件事情都严格按照她从美国带回的婴儿护理教材：尿布要在沸水里煮过，喂奶之前要清洗乳头，孙竦停止母乳喂养后婴儿要喝美国产的奶粉和桔汁，不管孩子哭得多厉害都要严格按时喂食。笃庄并不迷信这些外国方式，二女儿出生后，便用“中国式”喂养——饿了就吃，哭了就抱。但是在第一个女儿的养育方式上，他表现得非常明智，从不质疑孙竦姐姐的做法。

除了他的家庭，笃庄的生活都被政治活动填满了。民盟长期以来把自己的角色看作是和平反抗国民党专制的一股自由民主力量，但是在现代中国，自由分子已经好像一个濒危物种。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国共战争的升级，民盟越来越偏向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发起内战，呼吁结束战争，成立联合政府。1947年底，国民党视民盟为敌对势力，禁止其一切活动。这个举动使得像笃庄这样的人更加靠拢共产党。

当然，笃庄一直把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人士，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他在八路军内工作过一段时间，认识北平很多地下党要员，当有访客找到他们时，他便做联络员。由于这些来往关系，有几次他差点被捕，有次国民党特务拷问他和什么左翼人士来往。他的前舍友裴克离开北平时，认为笃庄“正在计划投靠共产党”。[48]不过，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笃庄放弃了这一想法，和家人一起待在北平。国民党责令民盟解散后，笃庄仍然继续着他的民盟活动。他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满怀期望地等待共产党的最后胜利。国民党政权垮台、领导人逃往台湾时，他劝说农业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不要撤离。

三哥笃义，在民盟活动中更加积极。1937年战争爆发后，他留在了日本占领的天津，在英属的开滦煤矿公司工作。这家外国企业给他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庇护，通过燕京大学的教授，他认识了后来创立民盟的自由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又与地下党搭上了关系。他开始为共产党的特工送情报，传递煤矿的煤产量，和唐山附近日本工事方面的情报。共产党员为此深为感动，邀请他加入组织，但是他拒绝了，说他不想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接管了开滦煤矿，笃义便辞职了，搬去相对安全的北平。他仍然为沦陷区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做联络员，1943年，他去了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总部。共产党根据地的氛围轻松自在，自信乐观，司令官彭德怀平易近人，与其他人打成一片，给笃义留下了深刻印象。1943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他与彭德怀签订了“七七抗日协定”，双方协作共同抗日，并且在战后建立和平民主政府。文件被卷起来藏进了一个牙膏管中，被笃义带回北平。

1944年春天，笃义越过日本封锁线到达重庆，参加商讨成立民盟的会议。作为沦陷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回到北平后，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成立了民盟的一个秘密分支。日本投降后，在1946年，他再次离开北平，在民盟的中央秘书处工作，先是在重庆，后来在南京——当年秋天国民政府迁回了南京。这段期间，民盟活动的重心是反对内战，积极促成一个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1946年6月，学生和进步人士在上海组织了大规模和平游行，并派代表团到南京向政府请愿。晚上，代表团的火车到达时，笃义在火车站的欢迎队伍中，突然一大群国民党特务包围上来，对代表团谩骂殴打，甚至打伤了几位前来报导代表团来访消息的新闻记者。代表团在火车站被困了几个小时，而警察就在旁边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混乱中，笃义被打昏过去，钱财遭人洗劫，还有其他几个人也是同样遭遇。在民盟的高层领导和代表介入后，才有军警前来驱散人群，把受伤人员送去医院医治。笃义疗养期间，周恩来带领南京共产党代表到医院探访慰问。因为受害者中有几名记者，媒体对这次“下关事件”，还有其他几次与国民党有关的对民主异议人士的暴力攻击，做了大幅报导。上海一家报纸激昂陈辞：“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它将在未来和平民主运动里，得到应有的代价，这不只是对代表团的殴打和侮辱，而是对上海人民，对整个中华儿女们的殴打和侮辱。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件不幸的流血惨案。”[49]毫无疑问，这样的暴力袭击，加上共产党对伤员组织的高调慰问，自然让笃义和其他民主异议人士更加左倾了。

叶笃正，1935年南开校园照和1948年芝加哥大学校园照。

尽管他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抱希望，笃义仍然不懈努力，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调停，倡议发展一条美国政治民主和他所体悟的苏联经济民主相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谈判工作都是与美国协作进行的，因为美国也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和混乱。1946年，笃义在南京遇袭时，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正在中国试图阻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但是1947年马歇尔将军沮丧退出，这个任务就落到了美国大使、曾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身上。冲突中的各方都有燕京大学的学生，司徒雷登一直都想把他们集合起来。他不仅仅想支持民主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政坛上的第三支力量，也想用他们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沟通渠道。民盟领导会见司徒雷登时，笃义常常充当翻译。[50]

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中国的命运将在战场上决定，而民盟没有军队。[51]随着共产党和国民党战争的升级，民盟与进步学生、知识分子一起批评国民党通过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做法。国民党认为民盟太过倾向共产党一方，于是在1947年11月查禁了这个组织，派遣警力包围了民盟总部，命令所有人走出大楼。笃义和其他人没有能力反抗。随后，在上海和香港继续为他的民主社会理想奋斗，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时，返回了北平。[52]

西南联大毕业后，叶笃正短暂任教于一所中学，之后在浙江大学攻读气象学研究生。战时，浙江大学搬迁至贵州。在浙大，他爱上了一位年轻聪明的浙大助教，他们很快结婚并生了一个儿子。笃正一直是家里学历最高的人，他始终坚持学习，一直是名优秀学生。1943年，他参加了留美考试。他是三百名够资格“自费”的学生之一，可以按二十元兑一美元的汇率兑换，当时黑市上的汇率是六百元兑一美元。他轻松地就兑购了足够的美元，以支付交通费和生活费。他变卖了自己的中式衣服，留了足够供妻子和儿子使用的钱。笃正飞过“驼峰航道”到加尔各答，之后坐船去孟买，登上了一艘去澳大利亚的美国军舰，驶过太平洋，到达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朋友建议他去芝加哥大学学习气象学。他听从建议提交了申请，很快就被录取了。

在芝加哥，他和一位瑞士学者卡尔·罗斯贝（Carl G. Rossby）共事。这是气象学领域的蓬勃发展期。远程气象的天气预报和气象研究对战争极为重要，并首次应用开发了计算机建模。笃正在南开和清华学习时培养了熟练的英语技能，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加上他敏锐的科学头脑，使他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继续在芝加哥气象学院做研究员。1947年，妻子来到美国，在怀俄明州攻读化学硕士学位，后来也到芝加哥和笃正在一起。他们的儿子留在中国由她的母亲和弟弟照顾。

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个学生协会和一个中国科学家协会，大家聚在一起互换消息，谈论中国的时事。民国时期，在美国上学的多数中国学生完成学业后都要返回祖国，所以他们自然紧密追踪中国的情况。他们的讨论避开了敏感的政治问题，更多关注国共战争的进展情况，而不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孰优孰劣。尽管笃正和中国朋友在一起时总是很谨慎，但还是受邀去给美国人讲解中国时事。有一次在这样的场合下，他清楚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以及他对斯大林和希特勒有同样的看法。

在共产党赢得了国共内战，着手重建时，笃正还是决心回去。他刚刚申请到一份在美国气象局的工作，每年有五千多美元的丰厚年薪，比当时许多全职教授的薪水还要高。但是在爱国主义情结和个人职业发展抱负两方面的驱使下，他一心想回到中国，决心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混乱终于百废待兴的祖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也看到了能为中国真正做出贡献的机会，也就是大气气象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张白纸”。但是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他才最终做出选择。美国政府并不想放中国科学家返回“红色中国”。所以他申请签证要经香港入境时，被英国领事馆拒签了。问及拒签理由时，被告知“去找美国部门说”。“难道英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他问道。最终，英国方面有所缓和，他和其他几百名学生乘船返回，在香港登陆，然后乘火车到达边境线，过罗湖桥回到祖国。[53]

20世纪50年代初，四个兄弟——笃义（老三）、笃庄（老五）、笃正（老七）和方实（老九）——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工作。老大和老四，即笃仁和笃信，住在附近的天津。叶方在东北党校工作，叶利中在重庆做相声演员。不久，除叶利中外，他们都相互有了联系。叶利中仍然没有摆脱少年时被逐出家门的阴影，而且为他艺人的职业感到有些羞愧。战争年月的变故很多，多数兄弟们很多时间里都在全国游历，寻找各自的政治和职业道路。不同的经历使他们远离了天津那个富裕家庭的避风港。他们目睹了全国各地的巨大差异，见过山村的农民，也见过城镇的小贩、商人、军人、工人、实业家及政府官员。也目睹了战争的破坏性，除了老大之外，都明白了饥饿和贫穷的含义。

在很多方面，这场毁灭性的战争让人想起了上个世纪的叛军作乱。两个年代里，叶家人都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入侵而逃离家乡。但是叶坤厚的大家族在逃亡中基本都待在了一起，年轻一代人仍然追随着老一辈的足迹。而抗日战争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响。每个年轻人都跟随着自己的朋友、同学和组织圈子，走上了通往不同目的地的不同道路；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开始了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意外的是，这个天津上流家族的子孙，没有一人考虑跟随国民党退往台湾。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在创建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积极工作。他们积极乐观地迎接新时代的红色曙光。战争时期，同时也是叶家兄弟们各自规划职业和政治道路的时期。他们这段时期做出的选择——从事学术事业或政治事业，为民盟或共产党工作——将会对他们在新中国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之于叶家如同战争之于中国一样，都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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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n the War of Resistance，see Akira Iriye，“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1931-1949,” and Lloyd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 both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2，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492-608；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141-335；Lloyd E. 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2．On Nationalist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1927-1937），see William C. 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Thomas G. 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重新评估中华民国》，载《中国季刊》专刊（1997年6月），第150卷。

3．Chang-tai Hung，War and Popular Culture：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4．On the wartime United Front and its demise，see Lyman P. Van Slyke，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Gregor Benton，New Fourth Army：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1938-194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5．On the Communist Party's rise during the war，see Chalmers A.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Mark Selden，China in Revolution：The Yenan Way Revisited（Armonk，N.Y.：M.E. Sharpe，1995）；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Odoric Y. K. Wou，Mobilizing the Masses：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wersity Press，1994）.

6．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93—94页。

7．方实访谈，1995年。在那之后，1938年，叶笃义和另外一位（第三方）领导人去了汉口，寻求参与抗日的方式。他在那里遇到了叶方，叶方催促他返回北平。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7页。

8．叶维全访谈，2001年。

9．On modern Chinese theater，see Joshua Goldstein，Drama Kings：Players and Publics in the Re-creation of Peking Opera，1870-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Colin Mackerras，The Chinese Theatre in Modern Times：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5）.

10．See John Israel，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1．On Japan's precedent-setting attacks on civilian populations，see John W. 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Pantheon，1986），38-41.

12．On the spirited Shanghai resistance，see Taylor，The Generalissimo，147-151.

13．有关叶笃庄在八路军中的工作，参见他的回忆录《过眼云烟》（1992年手稿），170—185页。

14．叶笃庄：《1937年日记》，11月2日、10—12日、20日及30日。

15．叶笃庄：《1937年日记》，11月13—14日。

16．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 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0-192.

17．叶笠（叶笃庄）：《129师的光辉战绩》，载《新中华报》1938年1月5日、10日、15日（总第411、412、413期）。也可参阅叶笃庄：《1937年日记》11月17日、25日及30日。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is area，see David S.G.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0）.

18．叶笃庄：《1937年日记》，“现金票据”部分，174—179页。

19．On Chongqing at war，see Theodore White and A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1946），3-18.

20．Joseph W.Esherick（周锡瑞），“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Movement”（B.A. thesis，Harvard College，1964）.

21．Interview with Mao Zedong by John S. Service，August 23，1944，in 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rs of John S. Service，ed. Joseph W. Esherick（New York：Random House，1974），303. On Stilwell and American wartime policy toward China，see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Macmillan，1971）；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3）；Taylor，The Generalissimo，188-295.

22．On the GBT team，see Yu Maochun，The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203-208. Duzhuang and Ho Chi Minh were recruited by the same man，Charles Fenn. See Fenn's Ho Chi-Minh：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London：Studio Vista，1973）.

23．AGAS in China was part of a worldwid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called MIS-X，devoted to rescuing downed airmen and prisoners of war. On MIS-X in China，see Lt. Col. A. R Wichtrich，MIS-X：Top Secret（Raleigh，N.C.：Pentland Press，1997）.

24．叶笃庄：《过眼云烟》，185—256页；及《解放以后》（1991年回忆录手稿），25—26页；《狱中记》（1993年手稿），38—41页。See also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0），704.

25．关于1938年的武汉，参见Stephen R. Mackinnon，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26．关于战时桂林的地下党组织，参见《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册（1983年）。

27．See Frederic Wakeman，Jr.，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esp. ch. 24.

28．关于新四军，参见Benton，New Fourth Army，及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

29．女儿叶林后来被认为是叶方的孩子，虽然她也有疑虑，并且，从叶林的出生日期以及叶方遇见她母亲的日期来看，他不可能是孩子的生父（叶林访谈，1997年7月）。林莺的回忆录《坎坷的道路》（北京：东方文化馆，1994年）中没有提到这个孩子。这本书是她晚年所写，当时她的生活并不幸福，因而写作时带着极其愤怒的情绪。她的孩子们认为这本书并不可信，不理会她书中提到的那些革命事迹，说近似“疯狂”。但书中的一些部分很可能是真实的，沉默本身有时也代表了重要的含义。

30．叶方访谈，1995年春。林莺：《坎坷的道路》，83—102页。丁宁：《访叶氏五兄弟》，载《黄河》第84卷，第2期（2000年），61页。关于东北地区早期的抗战，参见谭纳德《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在满洲共产党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载《军事历史丛刊》第67期（2003年10月），1177—1222页。

31．方实访谈，1995年。《同心情始真一：纪念我和白天结婚50周年》，刊在1989年一份新华社内部通讯中。丁宁：《访叶氏五兄弟》，55—58页。

32．关于整风运动，参见Boyd Compton，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中文资料，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1990年）；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33．方实访谈，1995年。方实：《紧张的工作，严格的训练——西柏坡编辑生活回忆》，载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回忆录》（北京：新华社出版社，1986年），221—229页。《不可磨灭的记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载《老年生活》（新华社退休干部内部通讯）（1993年12月26日），1—8页。关于党的新闻工作，参见Timothy Cheek，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4．孙竦：《文艺日记》，1938年7月18日。关于她辞去教师工作，参见1938年9月3日的日记和信件草稿（101—103页）。

35．孙竦：《文艺日记》，1938年7月30日，1939年1月2日。

36．她擅长绘画，这一点沈柔坚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纪实》中有所提及，参阅www.jswyw.com/gb/ylcq/fenghuosuiyue/094050556.shtml（2006年5月16日登陆）。

37．叶笃庄：《过眼云烟》，95—96页。

38．孙竦：《文艺日记》，1942年10月17日。

39．孙竦：《文艺日记》，1941年10月12日。

40．孙竦：《文艺日记》，1942年2月22日。

41．孙竦：《文艺日记》，尤其是159—165页、174—175页，及50—51页；《随想》（日记手稿），1944—1945年，关于程及。

42．孙竦：《文艺日记》，1944年3月4日、8日、19日。

43．Christopher Rand to Barbara Stephens，20 December 1945，cited in 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5），276.

44．孙竦：《随想》（引述内容源自这封信的终稿）。

45．John Hersey 1981年再次遇到叶笃庄，并在《纽约客》上连续撰文，讲述他们之间的互访和对往事的回忆（《纽约客》1982年5月10日、17日、24日，及31日；尤其是5月24日期，61—62页）。

46．Barbara Stephens to Christopher Rand，6 April 1946，cited in Rand，China Hands，281.

47．叶笃庄：《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南京：国家资源委员会，1948年）。关于保存日本农业档案，参见Peck，Two Kinds of Time，716页。

48．Peck，Two Kinds of Time，724页。该书最后提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投靠了共产党。

49．《联合晚报》1946年6月25日，《人民日报》1946年7月6日版转引。也可参见《联合晚报》1946年7月1日和5日版。

50．See Stuart's memoir：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New York：Random House，1954），160-212.

51．关于内战，参见Suzanne Pepper，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Odd Arne Westad，Decisive Encounters：The Chinese Civil War，1946-1950（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52．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6—58页。

53．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1995年5月、1997年6月。周家斌、浦一芬《叶笃正——求真求实登高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14—29页。

第三部分　1949年以后

（十一）新中国的家庭生活

叶笃正不是左翼人士，但是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一年之内回到了中国。如果不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他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中国。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国腐败至极，社会动荡，到处充满了不安因子。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激起了人民对于国家的新的希望。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兵败如山倒，北京和天津首先得到了“解放”。之后解放军横扫南方，占领了上海和长江流域，最后是广东和遥远的南方地区也迅速底定。笃正一直关心和留意着芝加哥报纸上关于共产党胜利的报道，和他的中国同学时常讨论国共内战的进展。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大城市的政权更替引起的暴力和破坏被降到最小：地方国民党将领在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进驻并接管政权的一两天之前或投降或撤走。虽然1949年以后扫荡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行动在西南山区还在继续，但是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已归于康靖。清王朝覆灭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就陷入了军阀混战，之后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内战的破坏，直到此时，中国才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和平。那些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夺去生命，国家的基础设施陷于瘫痪，急速的通货膨胀和原料的严重紧缺使得经济脆弱而凋敝。现在，新的共产党政权给了人们对于和平、秩序的许诺和对未来的希望。笃正该回家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49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党的影响力深深扎根于华北的农村地区。共产党以山区为根据地，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游击战，成为了中国农民家族的守护者，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那些建立了稳定政权的地区，政府实行高度累进税制，把财政负担转嫁给富裕的农户，对贫农减租减息。在战争结束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中国北方大部分的乡村地区。战后，共产党在这些地区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收富人的田地，并且把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这个过程有时是相当激烈的，但它有助于巩固那些从革命中得到实惠的人的支持。而且，共产党还征召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作为军人入伍，并且征召人伕到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前线。当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之后，党面临的任务变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军必须把自身转换成一个政治体制，以便有能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首先，这个政党需要在城市里建立一个政治基础。就像毛泽东在1949年年初说的那样，革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领导农村”的阶段，并且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1]在城市里，共产党不会像斯大林在苏联那样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统治，而是建立代表四个先进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指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联盟里，工人阶级（当然，由共产党代表）会起到领导作用，反动阶级（比如说封建地主）会被剥夺政治权利并且成为进步（革命）阶级的专政对象。把民族资本家包括进这一联盟是一个重要的姿态，但是这个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政治上的。它站在与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资本家”和与国外势力有关的“买办资本家”的对立面。后两种阶级被贴上了“反动势力”的标签，是被专政的对象。[2]为了复兴城市经济，共产党寻求与民族资本家在城市里合作；很多工商界人物都准备与新的共产党政权合作，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测试新政权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令人垂涎的民族资本家的标签。

1949年春，叶笃仁，叶家的大哥，同时也是来自天津的银行家，应邀参加共产党执政者召开的一个会议。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来到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和工业城市天津，会见商业领域的代表（在周叔弢先生宅里——译者注）。他的主要目的是劝说工商界领袖留下来，把钱也留在中国，并且与新政权合作，复兴城市经济。代表们都抱怨说，虽然他们选择留下来，并且把资金留在国内，给成千上万的工人提供工作岗位，但是他们还是被当成剥削者。刘少奇回答说，他不能否定马克思的真理，那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是由剥削工人的劳动得来的，但是他也承认他们是有功的（这是他在“文革”时被批斗的主要过错之一）。他承诺企业家可以留住他们私人产业的利润并进行再投资。[3]这个承诺打动了笃仁，以至于当他太太的富人朋友说起要逃到香港去的时候，他力劝她们留下来并且尝试在共产党统治下做生意[4]，很多中国工商界人物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在共和国的初期，中国的经济由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组成，同时，农村的私人农场也占了很大比重。

虽然共产党在统治初期愿意对私营企业做出让步，但是，毫无疑问，它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它就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一致。正如一个见多识广的美国观察家在那时写道：“几乎所有政治敏感的中国人都赞同推行适合中国需求的社会主义。”[5]这时英国工党刚刚执政并且致力于推进工业国有化，而且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在世界很多国家风靡一时，成为新潮流。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民政府统治下，很多中国的采矿公司、铁路和主要重工业企业是国有的。像天津这样的城市，战后没收日本工厂使得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胜利只是改变了国家的性质，而国家依然控制着城市的经济[6]。如果中国注定要实行社会主义，那中国的社会主义会有多民主？对很多人来说，答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有多亲近。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苏联共产国际特使的指导下建立，整个1920年代，党的领导人和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7年后，蒋介石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段时期也随即结束。1930—1940年代，毛泽东在党内崛起，这时的共产党相对独立于苏联的干涉。毛泽东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策略和传统马列主义教条没什么关联，并且，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崛起主要是因为其对爱国主义的呼吁。于是，在1940年代，关于毛泽东的政党与苏联的路线会有多接近，有很多争论。很多文献揭示，毛泽东想要追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外国观察家都希望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可以超越他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坚持。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是另一个取得国家领导权且独立于苏联的共产党人。当他在1948年和斯大林闹翻时，南斯拉夫成为了一个走独立社会主义路线的榜样，很多人希望中国也能如此。[7]

美国担心亚洲最大的国家会在冷战期间牢牢地落入苏联阵营，竭尽所能促使中国走铁托的路线。1949年5月，当叶笃义正准备从上海逃到香港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美国领事，这位领事给了他一份美国国会打印的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通信。笃义对于斯大林傲慢的措辞和专横的态度感到震惊。他知道中国的新统治者不会欢迎这样的霸主，虽然他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很明显是在挑拨苏中关系，但他似乎准备按照美国领事馆的要求把这份材料转交给周恩来。但当毛泽东7月1日的讲话谈到要在冷战时期“一边倒”的时候，他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决定走偏向苏联的道路，他把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通信交出来只会招来麻烦，因此他把书信留在了香港。[8]

在叶家兄弟中，笃正从美国回来，这最为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成功地赢得了小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支持，也揭示了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期望。拥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相关领域学术权威的叶笃正却放弃了美国收入丰厚的工作和前途无量的职业，回到了中国。在他离开芝加哥之前，冷战在朝鲜正如火如荼。美国试图通过拒绝承认、把新中国拒于联合国门外，以及禁止贸易来孤立“红色中国”。但是，在笃正和他的妻子所乘的船上挤满了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吸引他们回国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爱国主义，他们渴望找到机会为国效劳，并且使它再一次变得强大。当他们在香港跨过罗湖桥回到祖国时，大桥这边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像欢迎英雄归来。笃正被官方组织的欢迎会感动了，眼里满含泪水。

叶笃义与民主同盟成员，1949年于北京。

不久，他就踏上了开往南京的列车。在那里，他进入了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这份工作是在他回国之前，通过书信形式确定下来的。他急切地接受了这份工作。北京的设备安顿好之后，中科院搬到了新的首都。笃正负责组织气象局，统筹全国的气象预报。这对于一个经常遭受洪灾和旱灾的农业国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他被提升为研究员并且成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领军人物。[9]

像其他叶家兄弟一样，笃正在共产党政权的初期正值年富力强。大哥还住在天津，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他已经40岁了；最小的弟弟还在四川，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才25岁；其他的兄弟都三十多岁，并且希望为新中国工作。三哥叶笃义是除了笃正以外家里唯一念完大学的人，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民盟的领导人之一，他早就批评过国民党的独裁，并且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工作人员有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是驻香港的共产党代表（他于1949年春躲避国民党的抓捕而逃到此地）帮助他回到了中国大陆。9月，他被任命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政协候补委员。政协是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通过了在建国初期作为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且赋予了新政权革命夺权之外的合法性。这样，叶笃义亲历了新政府的组建，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候补身份有所不满。他和李维汉谈了此事，李是共产党统战部的负责人，负责与民主党派的联络。李解释道：候补标签不重要，它只能说明叶没有投票权。李坦白地解释道：投不投票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开会前重要事项已经被决定了。笃义在燕京大学修读政治学的时候，使用的是美国课本，而此时，他上了新政权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第一课。[10]

由于大学读的是政治学，他进入了政治法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党的元老和政治局委员董必武领导，负责监督与国内事务、法律事务及内部安全有关的所有部门，并且很明显是一个相对重要的组织部门。[11]笃义工作勤勤恳恳，并且是委员会里唯一的全职委员，他很快就被提拔为行政秘书长。后来他的职责隶属于司法部的管辖范围。很快，政府分给他一座老式的四合院，附近官员云集，他还有固定的收入和舒适的工作环境。他还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民盟获准继续开展活动，条件是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变成了不可小视的一群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并被政府统战，与之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12]无党派知识分子和专家在早期的中共政府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4个新政府的部长里，11个来自民盟或其他小党派，或是独立的民主人士。[13]

叶笃庄作为农学家在民盟里也很积极，但在国家层面上并不像哥哥笃义那样活跃。当共产党的军队在1949年初围困北平城时，他不但没有离开的打算，而且还劝说其他人留在北平郊外的农业研究所。由于在日本接受了农艺教育，并且政治觉悟较高，他也希望能得到个一官半职，也许就在研究所的管理机构里面。但是，也许他的思想相对于共产党新政权来说太过独立。新派来领导研究院的干部作风强硬，这令他极为反感。新任领导和大家第一次见面时，身穿灰色的解放军军服，大踏步走过台前，避免与任何农学家有眼神上的交流，并且发出了一个简短且不受欢迎的讯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大家愿意走的可以随便走，“青岛这条路还通！”在北京民盟，笃庄对于新政权的立场一贯表示支持。1951年春，《人民日报》刊印了一份他写的正式声明，声明中赞赏了近期通过处理反革命的律令，因为这些法律有“令人生畏的力量”。[14]

1949年之前，叶笃庄在研究所的职位（及其出版的著作）是关于农业经济学的，但由于这个学科的原理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权体制下，它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随着他原来的部门被撤销，笃庄被任命为他所在研究所的编译委员会主任。在这里他是两本农业杂志的主编，但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了。其时，这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介绍苏联的农业科学，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尤其是农学家伊万·米丘林（Evan Michurin）的理论。米丘林的观点得到了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支持（斯大林很欣赏李森科），即后天的特征可以独立于任何遗传机制而传承下来（现在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接受并支持这些苏联科学的“先进发现”对于提高中国的生物学和农业实践毫无帮助，但是笃庄很尽职地主持了一个翻译米丘林英文版著作的编译小组，并且至少有一段时间觉得它们新鲜而且令人激动。《人民日报》赞扬他做的翻译工作，传达了米丘林的重要学说，即人不应该仅仅是简单地接受自然现象，而是“要与自然做斗争，并且改造自然”。[15]米丘林学说的乐观和改造性在新中国起了积极的影响。《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笃庄写的颇为尖锐的评论，内容是关于米丘林最为重要的研究的另一中文译本，评论以告诫世人做结尾，“这样重要的一个著作的翻译不可以如此草率。”不过，一个粗心的编辑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写成名气更大的他的哥哥叶笃义，笃庄肯定有些不高兴。[16]

抗战胜利后，叶笃义回到天津，和大哥笃仁住在一起，并且敦促他加入民盟。在很多方面，这位叶家大哥是叶家兄弟里面对共产主义革命时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人。他是一个银行家，住在位于天津租界他太太的公馆里，公馆是她的伯父徐世昌留下来的，在军阀混战时期徐世昌曾经担任民国总统。叶笃仁无疑是叶家最有钱的兄弟。另外，因日本占领时在天津生活和工作过的原因，他有可能会被指控曾经与敌人合作过。但是，笃仁是一个格外谨慎的人，在如何避免被关注方面很有技巧，同样，在与共产党合作方面也很成功，就像之前和其他在天津的政治势力合作一样。20世纪50年代，他的所有财产受到清算。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在民盟得到了一个拿薪水的职位，与共产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合作，并且教孩子们不要炫耀，简单地生活，并且，曾一度要求女儿不要羡慕朋友们的外国手表，有一个便宜的国产手表就应该知足。他的做法挺有效用：他和他的家庭过着平静的生活，没什么大成就，但也躲过不少劫难。[17]

另一个在天津经商的家族成员是四弟笃信，依靠股票红利生活了一段时间。1949年以后，他在夜校教了一段时间的课，但是得了肺结核，无法继续教下去。他那乐观而开朗的妻子在当地街道非常活跃，管理公共卫生和社会秩序，负责政府的宣传工作，为不识字的妇女读报纸（她善于把那些乏味的官话转换成生动的故事，使听者不觉其倦），她还是当地法院的民事调解员。她办事有效率，工作上很受大家欢迎，甚至敢于投诉滥用职权的小官吏。比起相同职位的其他妇女，她没那么爱管闲事，或干涉别人的生活。这对夫妇没有孩子，在私营企业被公有化以后，笃信每个月拿到他持有股票的固定利息收益，这些钱已经能够满足他们简单的生活需要了。[18]

这个家庭最小的弟弟，“与众不同的另类”，演员叶利中在战后留在了西南地区。解放军在1949年底才到达重庆。一天，国民党的警察只是简单地列队后便出了城，人民解放军紧随其后进了城。新中国使得演员不再受到那种在旧社会受到的歧视，一年之内，他得到了一份在大众表演艺术团的工作，并且有固定收入。他学唱新的革命歌曲和故事，并且像往常一样，满怀热情地表演。他1957年才结婚，总的来说，他过渡到新社会很顺利。尽管如此，他还在为早年被家族驱逐而苦恼，故而不敢和在北京、天津的兄弟联络。[19]

1949年前后生活变化最小的是叶家的老六（叶方）和老九（方实）。他们俩是共产党员，并且已经参加革命多年，现在他们只是进入了革命的新阶段。在作为东北地方干部数年的剿匪苦战后，叶方被任命为东北地区一个新省份党校的副校长。此后的很长时间，他都在类似的部门里面任职，主要是教导当地党的干部学习基本的马列主义信条、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重要政策。相对其他共产党干部而言，叶方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的经历使他接受了异常良好的教育（全党在1949年时只有四万名大学毕业生，占所有四百四十万党员的比例不到1％）。[20]另外，他具有从容的知识分子风度，和对于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的谨慎态度，这些使得他适合成为党校工作的领导者。1948年，沈阳被攻克，叶方被派去组织整个东北地区的党校，并且领导教育部门直到1955年。[21]

九弟方实，在新中国的新华社工作，于1949年随党中央去了北京。在8月前，新华社无法提供住宿，工作单位坐落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求学过的北京法商学院。他的职责是政事报导，包括有关党政领导人活动的报导。在这个职位上，他于建军节当天采访了朱德——解放军总司令，还报导了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议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议上，他感受到了发生在高级干部身上的变化。他碰到了一个学生运动时期的老朋友，这个朋友现在东北某省担任省长一职。他们热烈地互相问候，并且互谈着各自的革命生涯。当他的朋友发现方实并不是一个高级干部，也不是参会代表，而只是一名小小的记者后，态度一下子变得严肃和冷淡，一下子走开了，去和别的更重要的人攀谈。方实在西柏坡与高级干部之间比较随便的关系已经过去了。在干部身上又可以看到等级、级别和官架子。

三个活到1949年的姐妹中间，老三笃雅住在北京，和家里的其他人接触频繁。她的丈夫曾在国民党的一个税务机关里工作，并且存够了钱为家人买了一栋房子。民国时期，为了保住工作，他要取悦上司，不管是逛妓院还是吸毒。笃雅因为他嫖宿的行为很痛苦，并有一次想要自杀。1949年后，他设法逃脱了为国民党工作过的人所应当受到的处罚，并且在当地的一个手工作坊找到了工作。最后，他还是因不光彩的过去和说话太随便而受到劳动教育，于1960年病死劳动农场。同时，笃雅成了所在街道委员会的活跃分子，负责管理治安、秩序、卫生及其邻居的政治正确性。她带大了三个孩子，他们全部上了大学，成为她主要的安慰，否则，她的生活将痛苦不堪。

自1947年笃颂一家搬到昆明，从三代人的大家庭变为两代人的小家庭生活，远离了老母亲及兄弟姐妹等亲人。在天津，不管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凡事都不用自己动手，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在婆家后期生活虽然也困难，但毕竟不是以自己为主导的家，操心相对较少。到了昆明，是以自己为主的小家庭生活，操持家务，教育子女，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思考、处理，以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从此，笃颂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这对她来说是一个严重考验。但是她勇敢的面对一切，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这个家有七个子女，其中三个是笃颂亲生，日常生活、子女上学皆靠丈夫薪酬所得。解放前物价的飞涨以及子女长大后开支的增加，生活日益艰难，她学会了买菜作饭、料理家务，量入为出的节俭生活，同时严格的教育子女，要求子女不但要读好书，还要有志气，要人穷志不短。她自己没有进过学校读书，在家里习字，能写信看报，而在个人品德、为人处世及行为规范方面受到良好教育，子女深受其益。

方墉到昆明后，一直在云南省交通系统工作，期间还因为领导和参与了一座大跨度砌石拱桥（云南省第一座）的建设工作，得到过奖励。

就这样笃颂和丈夫一起，带领全家渡过了难关。三个子女均大学毕业，其中长子是在北方上的大学，期间食宿费由国家负担，生活零用钱由五舅笃荘资助。

以后随着子女长大参加工作，及方墉职务的升迁，生活日渐好转，对此，笃颂功不可没。

五妹笃柔最后去了上海。她和丈夫姚曾廙在战争时期因为爱而结婚。她的丈夫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国民党官员，并于1949年逃到香港。国民党向他保证，如果他随国民党逃去台湾，就能得到高层职位，但是妻子不愿意离开大陆，因为她的母亲还在天津。所以他回来了，然后他们继续住在上海。她（作为家里唯一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姐妹）当了生物教师，但是丈夫生怕他的过去会对他不利，所以就在家里做翻译的工作。由于离北京这个叶家的新聚居地很远，这两个姐妹很少与家人联络，所以，我们的故事不包括她们。[22]

除了无子女、无工作的笃信，所有叶家兄弟都找到了为新中国服务的工作，不管是在科学领域（笃正）、表演领域（利中）、政府部门（笃义）或是共产党的党校（叶方），或是民盟（笃仁），或是科技期刊的编辑（笃庄），亦或是官方通讯社的记者（方实）。而他们自己现在的家庭跟在天津时的大家庭完全不同。大的“封建”家庭有丈夫、妻子、母亲、妾室，还有一大群佣人，全都住在同一屋檐下，孩子们的活动范围也限于院子里。男孩子在家里接受私人教师教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核心家庭，可能还会加上健在的祖父或祖母，在普通农民和小商人家庭里已经很常见了；民国时期，这种家庭模式在中产阶级中很常见，现在精英家庭也是如此。

在叶家兄弟里，从表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在他们经历上区分开年长的和年轻的兄弟姐妹的分水岭，在共和国时期叶家的人口统计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三个最年长的哥哥都是包办婚姻，他们在战前就结婚了，结婚时都是二十二三岁，这个年纪与中国男性的弱冠之年很接近。从五弟笃庄开始，其他人结婚都是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且年龄接近或已过而立之年（除了方实在23岁时娶了一个共产党员外，不过，他第一个存活下来的孩子到1950年才出生）。三个大哥的七个孩子全是战前或战时出生的，只有一个例外。而其他所有弟弟的十八个孩子，除了两个以外，都是战后出生的。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叶方从1946年开始就住在共产党控制的东北解放区，这些孩子中就有十五个是新政权下出生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新中国和平与秩序所带来的人口高峰（婴儿潮）的一部分。

这五个弟弟的家庭使我们最感兴趣，因为他们带来了一种新式的育儿方法，是共和国早期的特点。当然，这些家庭也不是都一样。最特别的是叶方在沈阳的大家庭，因为他的家庭是有特权的省级干部家庭。它特别之处在于家庭很大。新中国早期，党的政策很显然是鼓励生育的，追随苏联式的“反马尔萨斯理论”，即认为中国这些国家变贫穷的不是人口过剩，而是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入侵。居委会积极分子，如笃信妻子和三妹笃雅的职责之一就是劝说年轻夫妇多要孩子。[23]叶方和他的妻子当然注意到了这个指令，它在东北尤其得人心，因为地方大而人烟稀少，并且由于在二战即将结束时被苏联占领，所以当地受苏联的影响很大。这对夫妇有八个孩子，提供给他们一套日本人修建的房子，每个孩子有一间独立卧室和一个保姆。

表六　新中国时期的叶家

注释：1叶崇质的第二子和第十子孩童时期便夭亡了。二子被改换了排行，他同时也是第八子。崇质的第十一个“儿子”是袁世凯的孙子。（详见本书第八章）

因为叶方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个家庭住在省委机关提供给他们的一座日本楼里。这样的住宅在省会城市随处可见，被高高的围墙包围，有解放军士兵在大门口站岗。[24]院子很宽敞，有很多树，还有开阔的空间和房间供孩子玩耍。孩子们周一到周六都要到高级干部子女享受的寄宿制幼儿园或学校去上学，每个宿舍大约有十张床，只有在周日才能回家热热闹闹地吃一顿饭。孩子们在家的时间这么少，家庭的亲情纽带在他们年幼时就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之间性格差异很大，在假期或是在学校以外的时间，他们倾向于和同班同学玩儿而不是兄弟姐妹。这些游戏清晰地显示了他们的精英地位：男孩子们虚构的世界里充满了将军、部长和党委书记等角色，反映了他们父亲的职位，还有这新的一代追求的角色。

幼儿园里，他们学习革命歌曲和舞蹈，50年代朝鲜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是非常受欢迎的主题。在家里，他们的父亲反复强调这一讯息，敦促孩子们培养革命精神并为中国和共产党奉献一生。当他们到了入学年龄，他们上的是育才学校，校长曾是高岗的妻子，他是东北地区的一把手。在这类学校里，接受培养的人才都是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孩子，教这一代革命先锋的是最好的老师，他们用的也是最好的设施。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学校的食物还是很丰富，有馒头、面条而不是大多数人吃的玉米面，而且几乎每餐都有蔬菜，一周能吃几次肉。总的来说，学校的伙食比家里的都好。在周末，黑色的红旗轿车在学校门口排成一排，司机都是学生家长的单位派去接他们孩子回家小聚的。而叶家孩子的住处离学校只隔几幢楼，通常走路回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干部的津贴还是根据在革命年代遗存下来的供给制。除了工资以外，每个家庭都配有房屋、粮食、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新年时，每人可以领到两套新衣，孩子们则在他们的幼儿园领到新衣服。这些日常所需的衣服色彩单调：夏天是圆领衫和裤子，冬天是棉袄、棉裤。小孩子的衣柜里总是装满了他们哥哥姐姐穿旧的衣服。建国初期，叶家的孩子穿着保姆做的棉鞋，而到1960年代，才有了帆布胶底鞋。

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是农历新年。工作单位和学校几乎都放一周的假。党负责提供一顿丰盛的晚餐。年夜饭包括鱼（新年庆祝必须的），叶方的大家庭总是能领到半扇猪肉。由于没有冷藏设备（除了大自然的寒冷冬天），这一家人会立刻吃光这前所未有的供给。新年的娱乐就是免费看苏联电影或是中国革命电影。夏天，叶方得到了党在大连海边的疗养院度假的机会。地方不够一大家人住，所以他只带上一两个孩子一起去，通常是年幼的孩子，留下妻子照顾其他孩子。最小孩子中的一个愉快地回忆起这些假期，包括他可以吃到可口的白面包。上了中学以后，孩子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假期活动，有专车接送，提供免费的食物和住宿。这样全面的关怀只能滋长孩子的依赖心理，阻碍他们发展自食其力的能力。其中一个记得，青少年时期，当他们坐公交车的时候，连怎么买票都不知道。

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情绪在这个特属家庭里弥漫。一方面，由于有大房子，有保姆，特殊学校，还有充裕供给，叶方的孩子过着一种受宠爱的特权生活。在这个新诞生的贵族家庭，有一种特权的感觉。他们的朋友们都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家人希望他们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党政机关，政府部门或军队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老师）教育他们党经历了很多磨难才有今天的成绩，并且训练他们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一次，一个女儿把她的脏衣服从学校带回家给保姆洗，家人严厉地批评了她，并且告诉她以后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叶方比他的同事对家属的要求更严格，很少用公车接送孩子们去看电影，有时他的戏票、电影票都过期了，还没有用（一个男孩子回忆起当他看到垃圾桶里一堆没有用过的票时非常沮丧），并且严禁孩子们接触党的内部文件，例如《参考消息》，是由国外的出版物摘录出来的，其他高干较年长的孩子则可以很容易地拿到。[25]

叶笃庄与妻子孙竦，以及两个女儿叶靓（左）和叶娃（前），摄于1951年。

五弟叶笃庄的家庭过着一种和叶方这样的省级干部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家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在北京的其他叶家人相似。对于笃庄和他的妻子孙竦来说，孩子和家庭生活更重要，并且让国家抚养他们的女儿简直不可思议。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曾提到要在北京城外的西山拥有一个农场，在那里笃庄可以开展农业实验，妻子可以抚养孩子、画画，并（在她浪漫的想象里）养马。革命使得孙竦家庭农场的梦想破灭，但是她还是赞同丈夫在郊区农业研究所里的工作。他于1948年来到这里，这便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尽管现在农科院所在的位置已经绝对算是北京的市区了，但在当时，农业研究所周围都是开阔的田地，孙竦爱那里新鲜的空气，喜欢与大自然如此亲近。那里给她抚养孩子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环境，他们可以在植物园野餐，或者可以带女儿去玉米地晒太阳，呼吸着干净的空气。

他们住在一般的公寓里，这是一栋成直角的二层小楼，是日本人在战时修建的，大约有二十间公寓。他们的公寓在一层，有厨房、卫生间、孩子们的卧室，还有客厅，笃庄夫妻俩就住在客厅，还有另外一间有榻榻米地板（花了一些钱做的，特地为迎合孙竦日本式的审美），保姆就住在这个房间，孩子们也在这里玩耍。1950年代早期，几个女儿都住在家里，因为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放心把她们交给叶方孩子们上的那样的寄宿学校。开始，孙竦为了在家里照顾孩子，甚至拒绝了一份她在上海认识的同事介绍的电影业的工作。很快，她的工作野心慢慢地回来了，尽管她能找到的最方便的一份工作就是在农业研究所为他的丈夫编辑的期刊画插图，薪水很低。他想再要一个孩子，最好是男孩儿，可是妻子不愿意，有一次差点考虑堕胎。在共和国早期政府鼓励生育，堕胎必须得到部长批准。就在笃庄联系到一个相关部门里的熟人的时候，做堕胎手术已经太迟了，随后他们的第三个女儿降生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竦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得到了一份服装设计的工作，这份工作她一直做到了退休。她每天搭公交车上班，如果电影制片厂要去北京以外的地方取景，她还会离开一阵子。这个时候，孩子们已经上了托儿所或是小学。两个年长的孩子白天上学，回家吃午饭。最小的孩子太小了，还没有这样的独立能力，所以就送到了寄宿托儿所。在最大的孩子上了小学后，孙竦陪她考了“香山慈幼院”全托。她希望自己的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然后她就可以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去。她九岁的女儿通过了考试，但是笃庄不愿意和女儿分开。当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把通知书藏了起来，直到过了入学截止日期。直到那时，他才告诉妻子考试的结果，于是他的女儿只好待在家里，上了走读学校。

这个时期笃庄和孙竦两个人都有工资，再加上他出版书的版税，一家人生活得很舒适。公寓的租金很便宜，几乎是免费的，从他的工资里扣。从他的妻子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可以看出，一个月收入为144元，外加108元版税。其中，保姆工资20元，15元赡养笃庄的母亲，12元还贷款。例如，在一个月里，他花了16.40元买书，28元用于进城的交通费，这些花费和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收入的18％。食物绝对是最大的支出，81.13元，占全部收入的32％，余下的都花在了衣服、取暖，还有玩具上，3.8元的香烟费算是很奢侈了。[26]这些收入提供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标准，有肉、鱼，甚至餐桌上经常有虾。孙竦坚持健康的饮食，包括早餐要热牛奶、一个鸡蛋、烤馒头涂黄油和果酱。女孩子们对这些一成不变的饮食感到厌烦。有一次，一个女儿没有吃早餐就去学校上课，没想到家人把早餐留到了中午给她当午餐。孩子们看的是新的专门的儿科牙医，二女儿还进行了牙齿正畸，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新式的做法。孩子们穿五颜六色的衣服，通常样式出自她们做服装设计的母亲之手，制作则专门找人。书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笃庄给女儿们买了那么多儿童书籍，以至于他家变成了整个社区的外借图书馆。

在学校，女儿们是模范学生。由于有知识分子做父母，家里还有那么多书，她们的学习成绩很优秀。她们的父亲是农业科学院小学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编委会所得收入中，有一部分捐献给了学校。这一慷慨的举动使他的女儿们受到老师的特别喜爱。确实，他的二女儿上小学以后，被选为新同学代表，在开学典礼上简短致辞，为此母亲还为她做了一条白色真丝百褶裙。

这一时期家庭的回忆是快乐而温馨的。笃庄经常带女儿们去公园、动物园或特受欢迎的苏联工业展览馆。她们会和父亲搭公交车去城里听艺人说书，或和母亲去看电影。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是看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1924年的默片经典《巴格达窃贼》（The Thief of Baghdad），此片许多年前孙竦在上海看过。她知道相对于俄国间谍片，飞毯和魔术袍对孩子们来说是少有的享受。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家里人生日，他们会在莫斯科餐厅吃饭，这是展览馆附近一个很宽敞的建筑，可以吃到俄罗斯菜，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不过菜品也不一定总是可口。笃庄有足够的钱去买积木和拼图，还有一辆红色的玩具消防车。他准备了一本集邮簿，孩子们开始迫不及待地四处收集邮票。女儿们长大以后，夏天她们会在农科院院子里满是泥沙的游泳池游泳。二女儿成为了一个游泳好手，大女儿由于声音清亮，加入了社区合唱团。[27]

北京的其他叶家兄弟——司法部工作的笃义、科学院的笃正、新华社的方实，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大都如此，虽然他们都住在城里，并且他们的妻子也不像孙竦那样有着田园生活的浪漫想法。笃正和方实每人都有三个孩子，和笃庄的孩子年龄相仿，他们偶尔会互相拜访，让这些堂兄弟姐妹一起玩儿。作为党员，方实和叶方有很多共同的育儿经验，当他们夫妻二人都必须工作和夜间开会时，他们觉得把孩子交给寄宿学校很方便。他们希望孩子能体验集体生活，并且培养合作和与同龄人相处这样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孩子们大一点以后，父母鼓励他们在餐桌上讨论每一天所发生的事，即使是敏感的社会文化话题，他们的邻居觉得这样做太民主了。[28]

笃义、笃庄和笃正的孩子们接触了很多西方文化。笃义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这个深受西方影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最喜欢的作家是狄更斯和雨果，他会连续几天、几周精力旺盛、热情饱满地连载讲《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以及《双城记》。对于笃庄的孩子来说，他的妻子从日本带回来的艺术书籍让她们有机会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印象派和现代派画家。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的家里则有着浓郁的科学氛围，一块黑板上写了令人困惑的真理：“宇宙是无穷的。”这些家庭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生活得非常舒适，很重视教育，并且为了新中国的进步而培养各自的孩子。[29]

叶家的兄弟姐妹，在新政权之下处理彼此的关系，显得比较小心谨慎（其他类似大家庭的兄弟之间，在此时期也基本如是）。他们在天津一起长大，大多数人在南开读过书，弟弟们在学生时期参加过进步的政治运动，他们在战时的漫长岁月里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偶尔也会见面。但是，共产党对于干部过度关注家庭这样的事情比较警惕，叶家的党员对与兄弟姐妹重新建立联系非常谨慎。比如说，在新华社工作的方实，1937年把他继承下来的产业留给三姐，自己去参加革命。从那以后，他们偶尔通信，并且当战后与延安通讯稍微好了一些时，她还寄给他一些很稀缺的生活必需品，如牙膏之类。但是回到北京后，等了好几个月，他才敢去见姐姐。甚至在那时，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为了省时间，他搭了一辆黄包车，这后来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奢侈”。1950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但是他们单位还是延续了供给制，没有薪水来满足他额外的支出。姐姐从他自己的钱里给他寄了三百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当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位同事指责他使用资本家的利润并且默认资产阶级观念渗透入党。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指责，对于他即将来到的事业高峰是一个威胁。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他对自己的资产阶级过错进行了深刻而真诚的自我批评，直到把钱捐给了党，才化解了危机。[30]

随着时间流逝，家庭也不断壮大，兄弟之间互相探望更加频繁，很多时候是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去。当没有政治运动时，普通的关于家庭事物的谈话再合情不过了，但是，方实是党员，笃义在司法部任要职，因此他们不能谈论敏感话题。所以，家庭聚会通常会避免谈论某些话题（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而事实上，在当时，大家共同关心的可能还是这些话题。

如果说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有时相当复杂，两性关系和他们对新中国婚姻生活的影响则更加复杂。在20世纪，中国妇女的地位经历了巨变，妇女角色的重新定义给家庭造成了新的紧张气氛。在叶伯英的时代，对于一个封建时代晚期出身精英家庭的女性，她的角色被清楚和严格地规定，她只能嫁给与她家门当户对的人，生儿育女，教女儿们女红和举止端庄得体，鼓励儿子们读经史子集。除此之外，她还要管理家庭内部的经济事务，到老年时变成一个膝下儿孙满堂、受人尊敬的女家长，从家庭生活和佛教信仰中得到慰藉。20世纪，所有这些都遇到了挑战，并且发生了改变。包办婚姻被禁止，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渐渐地，国家需要妇女在社会上扮演生产劳动者的角色，并且在国家中享有充分的公民权。通常，这些变化并不均衡，在城里比较快，但共产党的文件支持把妇女从父权社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宣传这一思想（出自“文革”时毛泽东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党本身是一个几乎由男性占主体的机构，很多成员都是从相对保守的乡村参加革命进来的。任何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都要不可避免地服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31]

就这样，两性关系在新中国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没人能非常确定它的规则，并且很有可能引发冲突和家庭不和。在叶家，大多数女性都多多少少受过一些教育，很多参加过革命，她们期望自己在新中国能够有用武之地。在权力机关和就业领域，都是男性占主体，这让她们很沮丧，并且，当她们的丈夫无法帮她们找到合适的工作时（他们怕被批评为裙带关系和腐化），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就会非常紧张。很多时候，这些困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比如说，方实的妻子比方实入党都早，还在游击队根据地工作过。1940—1941年，她第一次怀孕产子，都是一个人待在北方寒冷的窑洞里，严寒的气候，导致了她终身跛脚。直到1949年，她才恢复到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但是她没有工作，她觉得丈夫的职务连累了她。所以，她离开北京去了沈阳，她的一位朋友帮她在橡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一走向独立的举动使她的问题不得不解决：几个月后，方实去沈阳把她接回北京，并在新华社帮她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家庭重归和谐，且后半生都是如此。[32]

当叶笃庄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妻子想留在家里一段时间带孩子。但是，后来她越来越感到不安，特别是当笃庄晚上不在家，去开政治会议的时候。当时一位年轻女子开始追求笃庄，给他写情书，孙竦在书桌上发现它，这一矛盾随之激化。他声称自己和那个女人是清白的，并且发誓自己和她什么也没有做过，这一事件直到他帮妻子找到一份为他的期刊画插图的工作后，才告一段落。她的薪水很低，当笃庄因为涉嫌腐败而遭批评时，她被当成“资本家的太太”，她很愤怒。幸运的是，在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很快有了眉目，她可以得到专业领域的认可，与她在日本受到的艺术教育相匹配。[33]叶笃正的妻子在1940年代抗日战争结束后就已经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师，以后又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不久就被北京辅仁大学聘为副教授，教授化学。以后一直在大学教书。直到1960年代初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聘为副研究员，从而转做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幸福的婚姻从来没有因为工作的问题困扰过。

这三兄弟的妻子们都完成了向新秩序转化的过程，那就是职业家庭妇女都有了工作，虽然没有一位像她们的丈夫一样出色。当妇女们还在负责大部分家务劳动时，她们有保姆帮忙带孩子、烧饭、打扫卫生。孩子们的全日制学校也帮了忙，由于学校和小商店都在她们居住的小区里，所以母亲们在工作时不需要为孩子们的安全过分担忧。再加上，她们的丈夫带孩子的时间要比上一代人多。

共和国早期，任职司法部的笃义和东北党校的叶方是叶家兄弟从政者中最成功的两位，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的婚姻历经风雨飘摇。叶方的太太是一位漂亮、年轻、外向的女干部，他们相识于新四军。这对夫妇在去东北的路上结了婚，并且她以惊人的速度有了孩子。虽然，她一直以来都渴望重启演艺事业，但是孩子们是排在第一位的。1950年秋，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去哈尔滨生第四个孩子滨滨，这个孩子像大多数她的兄弟一样，名字取自出生地。叶方的妻子总是坚持说前往哈尔滨是党允许的，但是东北党校的组织部否定了这一说法，并且指责她在沈阳受到入侵朝鲜的美军威胁时逃到北方是动摇军心。1951年，她被开除党籍。她一生都带着这个耻辱，见谁都要诉苦，说她是一位忠诚的党员，没有理由被开除出党。

最后，她只要是工作，什么都干，不管是托儿所还是报社编辑。但是，她反复地为自己的结论上诉，似乎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党的处罚，并责怪她的丈夫没有帮她洗清污点。就这样，她的演艺天分和善于交际的天赋无法找到出路。在外面受了气，在家里，就颐指气使，寻求一种当“老板”的满足感。丈夫对她专横的态度和没完没了的抱怨保持沉默。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还是关系很好，他们的大家庭是孩子们的祖母最喜欢的，她曾经从天津来到他们家享受大家庭的嘈杂与活力。夫妻间的家庭争吵也没有影响她，这位老太太认同党的观点，即：大家庭是一件好事。[34]

笃义的婚姻可能是所有兄弟姐妹中最不幸福的，虽然他的问题和叶方不同。他的妻子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战争期间，她依靠嫁妆来维持丈夫和孩子们的开销。当最大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时，笃义正在上海处理民盟的事务。妻子给他写信问要不要让孩子们开始学习，因为没钱，他回信道：这就像问一个乞丐要不要吃饭……如果你能帮助他们上学，我将终生感激不尽。她把孩子放在一个当地的小学，并且把信收好，用来提醒笃义，他欠她的。1949年以后，笃义认为他的妻子应该像其他女人一样，有份工作。尽管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但她的古文功底很好，他认为她能做一个好老师。但是，她坚决地拒绝了。战争期间，她一直在资助他；现在，轮到他来养她了。

就这样，她留在家里当了一名家庭主妇。但是，笃义的工作需要频繁地晚上外出。1950年代初期，在他这个位子上的人，还需经常出席一些跳舞的场合。笃义觉得他必须去，但是妻子由于从小在一个保守的官僚家庭长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还无法接受这种在舞厅跳舞的现代习惯。她也拒绝陪他。但是，因为生怕笃义与别的女人跳舞，她让二女儿代替她的位置，并且向她汇报父亲的表现。如果她听到任何可疑的汇报，就会整个晚上逼迫他，不让他睡觉。由于长期患有失眠症，笃义再无法忍受她的大声训斥，最后搬去民盟的大院居住，在食堂吃饭。他的妻子越来越苦恼，三次吞食安眠药自杀。后来，她被送去精神病院，在那里，她必须服用大量药物，出来后，她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安静并且经常情绪低落，虽然她以前很活跃并且交际广泛；她还变得非常节俭，尽管她以前很热衷于购物。在付出了这样沉重的代价后，家里总算安静了。

和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相比，新中国早期在政治方面还是相对平静的。但是，一系列政治运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笃义作为民盟的重要人物之一，目睹了很多这样的活动，这些经历变成了他政治教育的一部分。1950年代早期，他带领一支队伍去苏北考察自然灾害状况，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他又在下半年被派到广东去监督土改情况，在那里待了八个月。[35]他和民盟的一大批代表一起去，所选择的村子，就在梁启超（1873—1929）的家乡附近。很明显，这样的选择为的是要证明，即使是像梁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是剥削穷人的地主家庭后裔。这次出差是笃义第一次到农村，在这个有着很多地主的地区，他第一次看见农民的贫穷和苦难。他对于农民反抗压迫时表现出来的暴力和残忍感到震惊。地主被逼自杀，有一次他觉得特别难过，他看到一个年轻的积极分子残忍地殴打自己的地主父亲。笃义知道这样的暴力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并且他所在的团队需要汇报他们对于土地改革进程的看法。尽管如此，他也知道任何反对这种暴力的言行都会被认为是在保护地主剥削阶级，因此，他什么也没说。他学会了接受这样的暴力，让其存在于任何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是，他目睹了土地改革的进程，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厉害。[36]

回到北京，他看到了共产党的另一面：它善于领导民主党派的领袖，以此来赢得他们的配合。1949年底，就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一次民盟大会花了大部分的精力去批评它的一些领导人的“亲美”观点。笃义感到自己也在被批判者之列，于是就离开了。几天后，周恩来准备启程去苏联商讨“友好互助条约”，笃义和其他民盟领袖被周恩来接见。这些领袖大部分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并且深受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党害怕他们会成为与苏联结盟的阻力。周恩来在晚间会见了他们，并告诉他们如果国内无法团结一致，他在国外就不会安心。令人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呼吁，这样的做法非常有效。笃义为自己中途离开民盟大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做了自我批评，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这使他备受鼓舞。[37]

方实采访美国战俘，1952

对于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关键的任务是要表现他们在冷战中同情对的一方。笃义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民盟领袖没有通过考验。他们中的一个批评苏联军队在战后东北的行为。这一批评非常正确：违反纪律的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涉及强奸中国妇女，但是如此的“反苏”批评不能被接受。另一位同事希望毛泽东能够放弃“一边倒”（意即苏联一边）的政策，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的这一想法变得不可思议。笃义看到那些抱着这些想法的人在共产党内失势，所以他很谨慎地不去触碰党的底线。民盟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中国加入朝鲜战争，谴责九十年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把美国驻军朝鲜比作日本入侵中国并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活动。这份声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笃义的名字赫然在列。[38]

方实作为记者，在新华社的工作是阐述党的路线并且写出报导来宣传它。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当时他被派去朝鲜收集材料，以控告美国通过空投携有感染了鼠疫的老鼠向中国发动细菌战（现代学术界的共识是这一指控是虚假的）。……

1952年春，反美情绪高涨，并且时有威胁中国边境的流血冲突发生，很多中国人愿意相信这些针对美国的指控。新华社是这种所谓的美国背信弃义的报导的主要来源，它还发表文章，声称农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昆虫，还登出了科学家的证词，说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细菌剂。1952年，方实成为中国—朝鲜联合代表团中方团长，这个代表团奉命采访两个被俘虏的美国士兵，他们“承认”投放了细菌弹。他带领一组专家和记者坐火车到东北去，并连夜搭卡车跨过中朝边界，到达了战俘营。在六天的采访里，他们发现这两名飞行员战俘很友好、很合作。虽然方实不记得他们俩有什么认错交代，出版的采访记录却说他们承认在低空投放炸弹，据称是细菌武器，官方报道说是哑弹。但是这两名俘虏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证词存在一个内在的漏洞：中国说美国采用细菌武器是从1952年1月28日开始的，但是这两位是1月13号被击落成俘虏的，在发动攻击之前的两周。尽管有这些问题，方实的团队还是能够整理出一长篇采访文章和新闻片镜头。这些记者从未到过坠机地点或是检查物证（虽然其他中国科学家曾这么做过），但是，愿意相信这一说法的愿望很强烈，所以他们的汇报也被当成了美国对朝鲜所犯罪行的证据。[39]

新华社是中国官方新闻机构，也是党的喉舌。它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派驻记者，他们每天发回新闻报道，成为中国媒体主要的新闻来源，该社也是中国向世界传递官方声音的渠道。但是，除了作为党的喉舌以外，该社还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个角色的具体含义是，它要为党中央提供“内参”。编辑这些秘密报告是要呈送给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些报告也成为党的情报收集系统的重要一环。这些报告中不好的新闻（自然灾害、工业事故或官僚问题）在报纸上根本看不到。但即使是这些内参也要经过高度自我审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变得严重了。

从1952年秋到1955年，方实是新华社东北分社的副主任。根据规定，分社要派代表参加当地所有的党代会。因此，方实对于高岗（1905—1954）的行为很了解，这个前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人，在1953年被中共清除出党，这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内部最为严重的违纪行为。作为党在西北地区根据地的前游击队队长，高的行事风格武断而专制，而且他是臭名昭著的玩弄女性的高手——这样轻率的行为可能会使一个级别较低的官员丢掉官职。实际上，传说高的妻子和他勾结，寻觅年轻女孩子为他提供服务并掩盖罪行。这些报导在东北都是尽人皆知，但是新华社的简报不负责揭发丑闻，在高倒台之前，即使是内参也没有提到这些恶意的谣言。

到1955年的时候，方实因表现出色而得到晋升。为了使他更好地胜任新工作，新华社把他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在那里，他接受了多方面的系统培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观（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以及当代国内和国际大事。培训结束以后，他回到了新华社北京总社，担任国内部副主任。这时，旧的供给制变成了官僚机构内的工资级别，总共24级，他排在第十一级。高级别的待遇是留给党的高级领导人的，一个部长也只有八级，所以他的级别也已经够高了，每月能够领到195元的丰厚薪水。[40]

叶家兄弟中，最不能适应新中国政治需要的就是农学家叶笃庄。他的经历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们共产党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是如何将人的思想禁锢于他们严格的逻辑之中的。政治转型的进程在开始的时候很单纯（或者当时看起来是这样的），始于1950年的“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同事组成小组聚在一起来讨论每一个人的经历，并且互相帮助，克服以前的阶级地位，并准备为新社会做贡献。笃庄交代了他的所有个人历史，从他在天津的家开始，到在家里接受早期教育，到南开，然后到日本留学，抗战开始期间参加八路军在山西打游击，再到与美国人和国民党合作，还有战后他与在北京的美国朋友的关系。他对于自己的进步历史很自豪，并且以突出自己闪光点的方式介绍了自己的复杂经历。他出身富裕的资产阶级背景很明显是一个问题，但是他强调他的母亲只是一个小妾，他痛恨母亲和兄弟姐妹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这促使他反对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提到了自己读过的左翼书籍、他的左翼朋友，还有他在爱国学生运动中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对自己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经历他尽可能地少说。

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长，有一年多。任何与外国人的联系都需要解释，很自然，关于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会有很多问题。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展开浴血厮杀。两国在二次大战中本来是盟国，当时，笃庄还在为美国人做事，他的美国朋友都是同情革命的进步和左派人士。无疑，在他的心中，20世纪40年代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之后是反对国民党统治，继而建立一个强大、进步、民主的新中国。但是翻阅他的档案，会发现他和美国朋友的联系遭到激烈的审讯。他的结论书中提到，他不够谦虚，态度傲慢，并且批评他的清高思想。他甚至承认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过错。[41]

共和国早期主要的政治运动就是充满爱国主义的“抗美援朝”，以支持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笃庄毫不犹豫地在民盟谴责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并对中国造成威胁的声明中签字。[42]不管他与美国进步记者有什么样的友谊，都不能削弱他对于保卫祖国、抗击任何看上去像是外来侵略的决心。直到1952年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才对他在农业科学院的工作造成真正的影响。农业部派了一位干部去监督农科院的运动，该干部鼓励人们批评院长，但是没有什么回应，他于是要求总是坦率敢言的笃庄来讲一讲，笃庄谈到了院长的脾气和专权风格，但是赞扬他廉洁奉公，且农业知识渊博。部委干部对于这一温和的批评不太满意（笃庄认为他觊觎院长的位子），所以他转移目标并且让一位农科院编委会的下属来批评笃庄的官僚作风。笃庄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像是‘拉不出屎来怪茅坑’。”后来，他一赌气就说：“挑我官僚主义的毛病尽可以挑，但总不能无中生有给我扣上贪污的帽子吧！”对于这一挑战，部委干部说：“好！就查你贪污的问题！”这一调查首先在笃庄所在编委会的财务主管那里找到了问题，然后，从笃庄把一套《米丘林选集》作为礼物送给同事开始，披露了一系列轻度罪行，包括一顿可疑的业务晚餐和一个打到上海的长途电话，电话里讨论完编辑工作以后，笃庄请他的同事寄一些奶粉给自己的孩子们。这个要求使这通电话变成了因私电话，加上晚餐，被判为“近乎腐败”的总数额为45.65元。事实上，笃庄从没有贪污任何公款，但这却是一个证据不足的辩护。他没有清楚地划分公事和私事，这是资产阶级想法的标志。更糟糕的是，在被批评时，他退出了学习小组，并且阅读18世纪关于士大夫虚伪的小说《儒林外史》，以寻求慰藉。最后他被逼在研究所全体人员大会上做了两次自我批评，放下他的“臭架子”，并且“更具体地认识了党和群众力量之伟大”。[43]

运动过后，笃庄回到了编委会工作。关于他品质的攻击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对于编辑工作的热情也受到了影响。相反，他把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另一项工作中：即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他每天翻译到深夜，这样一来，他白天太过疲惫，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日常的工作中。他知道他没有为编辑期刊而努力，但是他的翻译可以使他得到好几千元的版税，如果他在单位的情况更糟，这也是一种保障。

1955年，政府发起一项运动来镇压“反革命”，这就是肃反运动，情况确实变糟了。在农科院和其他教育和文化机构都发起了这场运动，始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胡风的攻击，因为他为知识分子争取更多的自主权。胡风的请求被当成反革命对待，因为它挑战了党的权威性，这场运动波及到每一个知识分子，为的是找到隐藏的反革命分子。[44]笃庄和他的同事又分成小组，聚在一起来学习整理好的关于“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材料，并且审查他们的政治经历和回答问题。开始，笃庄没有感觉到威胁：他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民盟成员聚在一起批判胡风的文章当中。[45]但是，笃庄在战时和美国军队及战略情报处的关系，以及在战后和美国记者的关系，党都通过他在1950年写的材料中知道了，并且这些关系马上变成了激烈问询的焦点：裴克不是为美国新闻处（OWI）工作过吗？美国新闻处不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吗？难道笃庄没有为裴克提供情报吗？难道他没有带美国记者布雅各去游击队根据地搜集情报吗？这些活动难道没有为美国监视共产党提供便利吗？

质问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无论笃庄说什么，都不能消除人们对他曾经为美国人工作的疑心，甚至在战后还继续跟这些美国人有关系，大家怀疑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还在隐藏和掩盖什么。最后，他被激怒了，气炸了：“就是这些了，没有可说的了，不要浪费时间了！”说完这几句后，他拍拍屁股就走。“这是抗拒”，提问者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所有党的运动都承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原则在中国的每一次运动中都被反复强调，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完全坦白，其中经常会承认他们从未犯过的罪，为的是得到宽大处理（通常是徒劳的）。

然而，笃庄不愿认罪。最后，党委对他历史问题的结论是“不予处分”。笃庄无法接受这一结论，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犯了应该被惩罚的罪行，他要求审问者指明他的罪行到底是什么。当他们做不到时，结论变成了“一般性历史问题”，指他为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和航空地面营救组总部别动队工作过。他又一次拒绝接受结论：他在为美国人工作前，和他在共产党内的朋友打了招呼，并且他们也同意了。美国在战时是反对日本的同盟国。他建议他们最好认可“一般性革命历史问题”这一结论。如果叶笃庄意识到聘用他的战略服务局特工也招募了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对于笃庄的案子可能有好处。[46]但是当时他不知道这一事实，即便知道并说出来了，也可能于事无补。

最后，党没有明确的证据。笃庄的“历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觉得至少他的尊严完好无损。他没有承认任何反革命罪行。但是他的妻子不高兴。她觉得他固执和不可理喻，并且害怕到最后孩子们会因他的固执而遭殃：“何必一定要穿大红裙子呢（只有原配夫人才能穿大红裙子）？斗来斗去，最后吃亏的还是你。孩子们还小，你就签字、息事宁人吧！”但是他不同意，最后这一执拗的结果同其他人警告他的一样：他还留有一条小辫子，下次政治运动来的时候，会再抓住它。共和国早期，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现在由于政治的介入，一切都变了。[4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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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载Kenneth G. Lieb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10。

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1年），371—388页。

3．Lieb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42—51．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60—61页。

4．叶筠访谈，2001年。关于刘的天津之行，参见Lieberthal，Revolution and Tradition，42—51。

5．A. Doak Barnett，Communist China：The Early Years，1949-1955（New York：Praeger,1964），5.

6．William C. Kirby，“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Economic Planning i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July 1990）：125-132.

7．关于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Sergei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中文文献，可参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55—56页。

9．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1995年5月。周家斌、浦一芬《叶笃正——求真求实登高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26—29页。

10．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61页。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构成，参见《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版。

11．关于该委员会及其职责，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国中央党校，1991年），4页。《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2日版公布了委员名单，1950年9月16日版公布了官职任命情况。

12．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69页。

13．Frederick C. Teiwes，“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4，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art I：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65，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77.

14．《人民日报》，1951年3月14日版。

15．《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3日版。

16．叶笃庄：《解放以后》（1991年手稿），1—8页。《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26日版。关于李森科和米丘林，参见David Joravsky，The Lysenko Affai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Valery N. Soyfer，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viet Science，trans. Leo Gruliow and Rebecca Gruliow（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Press，1994）。关于李森科在中国的影响，参见Laurence Schneider，ed.，Lysenkoism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1956 Qingdao Genetics Symposium（Armonk，N.Y.：M. E. Sharpe，1987）；Lawrence Schneider，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117-185。

17．叶筠访谈，2001年8月。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88—90页。

18．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94—96页。

19．叶利中访谈，1995年2月。

20．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35，49.

21．叶方访谈，1995年春。

22．叶笃庄：1991年回忆录手稿，107—116页。叶笃柔访谈，1995年3月。三姐夫在1949年后的情况，鹿遥先生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10日）里说：“抗战胜利后，由五姨夫姚曾廙介绍到北京市税务局工作。……解放后留用，由于他的经历、家庭等等的影响，思想很‘落后’，加上喜欢饮酒，酒后醉话连篇，甚至带有‘反动’的成分；再加上在税务局工作对收税对象有拿、卡、要的问题，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组织上认为‘像他这样的人还是叫他劳动劳动的好’，在经过征求母亲意见后，被送到‘茶淀农场’劳动，并非是清河农场！重要的一点是，并非是‘劳动改造’！我曾经去过茶淀农场，他在那里是自由的，并无人看管，而且很随便地和他去茶淀车站饭馆儿吃的饭。由于母亲同意了叫他去劳动而耿耿于怀，所以怎么也不肯回家，‘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严重的心脏病死在茶淀农场。”

23．陈澄（叶笃信夫人）访谈，1995年2月。

24．了解这些院子里的优越生活，可参见Jung Chang，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New York：Anchor Books，1992），242-55。

25．叶方访谈，1995年。叶新新访谈，1997年7月。叶林访谈，1997年7月。叶宝访谈，2001年8月。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

26．孙竦：《美术日记》（1955年），8—11页、25—28页、54页、80页。有些日记中以万元为单位给出这些数字，元是当时官方的货币单位，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万”这个乘数被直接去掉了。

27．叶笃庄：《过眼云烟》（1992年手稿），103—117页。叶靓访谈，2002年7月。

28．Ye Weili and Ma Xiaodong（叶维丽、马笑东），Growing U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Conversations between Two Daughters of China's Revolu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29.

29．方实访谈，2001年9月。

30．方实访谈，1995年。

31．关于现代中国妇女地位的改变，参见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Elisabeth Croll，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Rhetoric，Experience，and Self Percep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5）；Kay Ann Johnson，Women，the Family，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Mar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Neil J. Diamant，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Love，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32．方实访谈，1995年。

33．叶笃庄：《过眼云烟》，108—10页、112—113页。

34．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林莺的怨恨在她的回忆录《坎坷的道路》（北京：东方文化馆，1994）中进行了详细的表述。

35．《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版、1950年2月28日版。

36．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

37．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63—64页。

3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70—72页。《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版。

39．方实访谈，1995年，2001年9月。《人民日报》1952年5月17日版刊载了新华社的报道。也可参见两位飞行员书面供词影印版，标注日期为1952年4月8日和14日，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6日版。

40．方实访谈，1995年，2001年9月。

41．人事档案标注日期为1949年7月6日。《思想自传》及《历史自传》（1951年？）；《叶笃庄在大学习中补充材料之二》，1951年9月，均保存于中国农科院档案馆叶笃庄的档案中。这份档案共135页，其中，叶笃庄1958年被捕之前的部分十分完整。而其后的部分则有很多缺页，很可能是公安部门检查了他的档案，取走或遗失了某些部分。

42．《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版。

43．这段引文出自叶笃庄档案中干部考核部分一段未注明日期的片段。档案中列出了“贪污”资金（以旧的通胀货币计），总额高达45万6500元。

44．Merle Goldman，“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 China Quarterly 12（October-December 1962），102-137；Andrew Endrey，“Hu Feng：Return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5（January 1981）：73-90.

45．《人民日报》，1955年6月17日版。

46．这个特工就是Charles Fenn（查尔斯·芬）。参见叶笃庄回忆录《解放以后》，26页；《狱中记》（1993年手稿），38—41页；Yu Maochun，The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207—208。

47．叶笃庄：《解放以后》，24页、36—49页；《狱中记》，37页。

（十二）鲜花与毒草

1957年暮春，叶笃义从他在民盟总部所住的小公寓被召集到清华大学开会。他自己没有车，并且他连骑自行车都不会，所以他搭乘城市公交车赶到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只有二十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部分是党员干部以及这所著名大学的教工。他们坐在沙发上，在午后的阳光下品茶。这是一种半正式的交流意见的“座谈会”。然而，这不是供大家闲谈的场合。主持座谈会的是李维汉（1896—1984），一位党的高层领导人，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统战部部长，负责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的联系。

当轮到叶笃义发言时，他建议说如果党可以放弃在学校中的组织作用，共产党和大学知识分子的关系还会得到改善；党员们的特权和特殊地位引起了不必要的纷争。他在后来的会议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质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是舵手。但是，一旦舵手确定了航向，“党和民主党派谁去执行都可以”。他的本意是减少大学校园内的纷争，并相信“如果学校无党派关系，只有教师之间的关系，关系简单些，矛盾也就少了”。[1]

这一建议很激进，因为它建议取消高校党委系统，而党委系统在中国高校体制中拥有对课程设置和人事安排的最终决定权。在清华大学，42％的教工是民主党派成员[2]，如果这样的精英大学取消党组织，那么来自叶笃义所在民盟的同事的影响力将会无限扩张。这一动议可能会使党外知识分子不再觉得在学校里是二等公民，但是一定会严重削弱党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叶笃义当然不是很轻率地提出这一建议的。相关方面允许他核查、同意对他言论的报导，并在上面签字，这些报导将会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20世纪50年代，《光明日报》是比较迎合知识分子的。[3]然而，当5月8日第一篇文章刊登出来以后，它的标题变成了：“叶笃义赞成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他认为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的组织活动”。[4]

就在他于清华大学发表意见的两天前，叶笃义听到了一篇关于毛泽东4月30日讲话的报导。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庆祝会前夕，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天安门城楼的一个接待室里接见了民主党派领袖。那次会谈中，正如传达给叶笃义和其他民盟干部的那样，毛泽东说过：“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他敦促邓小平（1904—1997），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及商讨可以采取的方案。[5]所以，当李维汉在清华大学询问叶笃义的看法时，叶笃义认为支持这一建议很稳健。虽然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具有保密性，叶笃义不能公开引用，但报纸的标题还说他“赞成”这一方案。

整整一年，共产党都在为如何对待非党员的知识分子而争论不休。“思想改造”的过程，1955年的“批叛胡风”和“肃反运动”，党政体制的庞大官僚主义体系，削弱了大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热情。党知道要建立教育体制，培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常运行需要的人才，需要非党员知识分子的专业技能。当时共产党内主要是由文化水平低的农民组成，即使是党的中层或高层干部，也很少有人接受过经济、金融、科学或工程类的教育。现在，由于经济快速复苏，并且在苏联模式的“五年计划”下开始了惊人增长，党迫切需要培养、选拔新一代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来运行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需要留在大陆的进步非党员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共同合作，去建设新中国。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千人党代会上发表讲话，谈到了这一问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多鼓励的话语，随后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提高专家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同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来指导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5月，他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这一时期也因此得名。

在1956年余下的几个月和1957年初，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会议，在会上他反复强调必须鼓励非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提出意见和批评，来帮助党纠正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进行，使毛泽东确信党的领导权很稳固，不会受到重大挑战。他1957年2月发表了一篇演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长篇大论地阐述了自己的主题。[6]

除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毛泽东还非常关注国际形势。1956年最令人瞩目的是两个震惊世人的事件。第一个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2月份发表秘密演讲，承认斯大林的独裁暴行，并批判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中国领导人被这一讲话震撼了，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事先了解讲话的内容，还有如果个人崇拜是一种错误，那么在中国对毛泽东英明领导的赞颂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就会被打上一个问号。毛泽东本人则指责赫鲁晓夫的政策过于宽容：“现在苏联人已经放弃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他担心列宁这把刀子也会被遗忘。1956年的第二个事件，即匈牙利“十月事件”中，他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弱化的后果。[7]

匈牙利反抗苏联占领的暴动（加上波兰的不太剧烈的骚乱）对中国的启示，以及苏联的去斯大林化是毛泽东1957年2月讲话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他明确地把它们联系起来，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行为“激起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动乱”。[8]演讲一开始，毛泽东承认在中国“一些人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发生感到高兴”，说他们以街头游行示威的形式要求“更多民主”，“有些人很天真……认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美好，而我们的民主却不够”。[9]“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乱了吗？”他反问道，然后他承认有“一些小的骚乱”。[10]他低估了这些事件的意义，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严重挑战的原因归结为已经清除了反革命，[11]毛泽东也说到党在1956年就停止了对敌人的处决，还指出，因为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威胁消除了，现在可以允许甚至鼓励批评的声音。他再一次提到斯大林，批评了这位苏联独裁者的错误。他认为，最严重的错误是，“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12]，毛泽东谴责斯大林压制所有批评意见，并将其与自己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相对比。

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和其他这一时期讲话的中心意思是：矛盾和冲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人们把心里话讲出来并且热烈地辩论。他一度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很明显他将农民包括了进去）人数已经超过5亿。他问：是不是党，“要把他们的嘴完全堵住，只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张开一点，等他们一吃完饭就又堵住呢？那怎么能行？……（他们）必须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坚定地，用一千零一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能用强迫的方法阻止他们表达意见；我们只能在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和他们辩论。”在支持与对党有批评意见的人进行讨论时，他警告党的保守派不要发表“教条主义的批评”，在演讲的后面部分，他将自己的主题升级，称即使是工人罢工，学生骚乱也是允许的：“我觉得最好是允许骚乱”；“我认为应该让他们抗议到自己满意为止。”[13]

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会议，听取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很多人被他坦白的讲话和朴实的方式所吸引，并对他激进的提议感到震惊。[14]当讲话内容在所有关心政治的人中间传播开时，他们感到即将发生激动人心的改变。但是，之前的运动使人们不敢畅所欲言，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有可能会被用来对付他们。一些人要求公开发行毛泽东的演讲稿，为异议的限度提供明确的指导方针。[15]

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估量变革之风已经有段时间了。他们知道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演讲。此次演讲发表正值冷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坚定结盟，构成社会主义阵营，并且中国的媒体总是赞扬苏联是社会主义模范和“老大哥”，因此赫鲁晓夫的演讲有着巨大的影响。《参考消息》上有讲话的汉语译文，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都能读到。这段文字在各个单位的党委会上被宣读，但是参加会议的人被严厉告知不可做笔记，也不可以和外人讨论，虽然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讲话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16]

“双百”方针号召“百家争鸣”，在赫鲁晓夫发表演讲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些人将其解读为中国“后斯大林时代”关系缓和的标志，但是知识分子还是很谨慎。之前党开展了很多运动，每次针对不同的敌人，这使他们害怕说错话。民主党派的一个领袖说：“从1952年开始，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接连展开，每一场运动都在它身后留下一堵墙，一堵将人与人隔绝起来的墙。”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敢宣泄自己的情感，就连和自己的密友在私下里也不敢，更别说在大庭广众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都学会了含糊其辞；说什么是一回事，想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17]北京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费孝通，对此打了比方，被人们多次提到，他说1957年初人们害怕他们看到的是“早春天气”，因为随后很可能会有破坏力很强的霜冻，如果花开过早，会被轻易扼杀。[18]

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是有道理的。很多共产党员抵制毛泽东的欢迎党外批评的号召。然而，到4月底的时候，毛泽东克服了这一阻力，与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知识分子举行了气氛活跃的会议，鼓励他们畅所欲言，以帮助党改正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整个5月和6月初，民主党派应邀带头对党提出意见和批评。毛泽东一直倡导小党派发挥这一作用，之前他提出过“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他在4月30日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会议上明确地重申了这一原则。接下来的日子里，民主党派举行聚会，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李维汉领导的统战部组织了一系列公开座谈，来征集民主党派领导们的建议和批评，以纠正党工作中的错误。

前文提到，叶笃义是较早公开表态的民盟领袖之一，那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号召在高校取消党委会。笃义在政治方面一向小心谨慎，所以他以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建议来开始，并不奇怪。他的意见适时地刊登在了5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尽管文章没有提到毛泽东的看法。民主党派的建议不光备受鼓励，还在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上公开宣传，于是，5月13日，民盟领导人再一次聚会，对“百花运动”作出回应。[19]三天后，举行了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第七次座谈会，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导在5月17日的各大报纸上都占据显著位置。会上共有三十六人讲话，叶笃义便是其中之一。[20]

他的意见分几篇文章予以报导，涵盖了几项内容。他重复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建议，那就是高校应该取消党委制。他还说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政治感兴趣。当被迫参加政治会议时，一些老知识分子干脆摘下他们的助听器，这样他们就可以思考自己研究的问题。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强迫这些人参与政治。对于那些希望参加政治进程的知识分子，他建议各个小民主党派不再发展，并且组成一个知识分子党派来代表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条建议表明，实际上，所谓的民主党派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因而，成立一个“知识分子”党派来替代它们是有道理的，这也显示出了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习惯扮演的特殊角色。（相比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在美国政治中，一个知识分子党派能有什么影响力。）

笃义讲话之后，在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他对一个“非理性国家体制”的批评意见。文章中提到，他特别批评了根据政治地位和级别分配特权，于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很自然地就被定为5级干部，这是一个很高的级别了，这一级别的干部可以乘坐自己的进口汽车。他还提到了像他这样的民盟成员都感到不安，他们在国家官僚体制中有着重要职位，但是在制定政策时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制定政策的权力仍然由共产党主导。[21]

在发表于清华大学的意见中，叶笃义迫切希望消除大学中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职工的区别。在5月22日的座谈会上，他继续讲他的“拆墙”的主题，提出了一条关于当时政治语言改革的有趣建议。他指出每当一个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在对党内和党外的听众致辞时，开头总是“同志们，朋友们”，其中蕴含的想法当然党员是同志，而其他人则只是朋友。他指出，所有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至于西方媒体把他们称作是“同路人”，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每个人都当成同志。[22]这个要求改变政治话语用词的带有哀怨语调的请求，体现了叶笃义和其他很多人在1957年春所提出的诸多建议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目的不是反对共产党，他只是希望能在新的人民共和国里被重视，充分地参与共和国的政治进程。

由于他在民盟全国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叶笃义是叶家在“百花运动”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但是他的声音只是一群人中的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多场座谈会，以便让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为政治、文化、教育的改革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被媒体广泛报导，其中充满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批评，广泛程度前所未有。很多批评者都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领导人不加批判地跟从苏联模式表示担忧。很多人抱怨党在一切重要决策中都占据支配地位，也有很多人批评党的干部态度傲慢、主观臆断、行事粗暴。很多人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干部领导政府技术部门、学校和研究机构表示反对，因为这些“外行”不愿意听“内行”的意见。党员所享受到的特权和偏袒也是批评的另一个对象，许多人反对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暴行，使他们的同事经历了严酷且通常是不公正的批斗会。[23]

这些批评意见在由党控制的媒体上一经刊登，立刻在校园里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北京大学一直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从5月19日开始（即媒体报导叶笃义和其他民盟领袖评论的两天后），“大民主”现象爆发了，教工和学生在“三角地”的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学生的行为表现出了年轻人的冲动，也显示出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政治运动，他们不像前辈那么谨慎。他们开始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发动直接攻击，对无产阶级专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5月底，《人民日报》报导了人民大学一位特别直言不讳的年轻教师的一次讲话，她对共产党提出了直言不讳、非常露骨的警告。[24]

全国的高校都陷入混乱，叶笃义和其他民盟领袖在6月6日碰头开会讨论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担心学生运动可能失控并从校园转移到街头。他们已经听到关于工人罢工和骚乱的消息，并且如果这两股人联合在一起，后果很严重。[25]意识到共产党由于对安全机构有绝对控制权，因此有实力来粉碎任何对于自身权威地位的挑战，民盟领袖决心抑制学生的过分行为。他们看到有一个机会，可以作为高校代表在民盟与共产党的对话上起协调作用，所以他们联络周恩来想询问该如何进行，但是周没有答复。[26]

周恩来没有回应，是因为他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正在忙于准备如何应对。5月中旬，毛泽东意识到他运用党外批评来解决党内工作问题的计划已经失控，他看到大胆的民主党派领袖已经对共产党构成了威胁。5月15日，他通告给党的领导集体，“事情正在起变化”。他允许批评继续下去，不过，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目的是“引蛇出洞”。[27]《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明确宣布形势已经变了。文章警告说，阶级斗争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失，并指责某些人妄想逆转历史潮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党立刻发动了“反右运动”来打击这一威胁。从一开始，攻击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民盟，特别是盟中央领袖人章伯钧（1895—1969）和罗隆基（1896—1965）。这两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主党派中是长期的死对头，被指控阴谋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回顾以往，讽刺的是，对这两个人开始发起攻击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市民盟委员会主席、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在十年后的“文革”中他是第一个被打倒的目标。[28]

从“反右运动”一开始，叶笃义就成了首要目标之一。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吴晗攻击他民盟同事的报导里，叶笃义的名字赫然第四位。笃义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了，并很快着手准备他的自我批评。他的主要错误是提倡大学废除党委制。他意识到这一举措会使党失去它在高等院校里的基地，他的意图只是消除不满和冲突的来源，但是现在（他很快采用了毛泽东的语言），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根据《人民日报》的报导，他的自我批评受到了好评：“叶笃义认识到在那些生长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中间，陈旧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随时可能出现。‘我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充分说明这一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另外，他明确和章伯钧、罗隆基以及他们扩大民盟政治权利的提议保持距离。”[29]

当官方媒体的社论把大部分忠实的民盟成员和一小部分“右倾野心家”区别开来的时候[30]，叶笃义设法把自己和前者联系起来。他宣布民盟正式决定在组织内部发动“反右”斗争，并且加入揭发罗隆基历史问题的运动中。[31]7月15日，《人民日报》用了半版来刊登笃义对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谴责和他自己的自我批评。他对自己早先提议背后的错误思想表示完全认罪，但是他指出他已于1952年和罗隆基决裂。认真地阅读这一整篇自我批评可以发现，它的写法非常巧妙。笃义不承认他的建议和批评无正当根据，只是这些与党的政策相悖，他现在也接受这一结论。

在每一点上，笃义的自我批评都小心地引用揭露他错误思想的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者《人民日报》的社论。但是，大多数时候，被引用的声明都是在他提出建议之后发表的。所以，他的关于废除大学党委制的提议（在5月份）是为了消除学校里不必要的纷争，但是他从7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得知，矛盾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叶笃义陈述他的错误思想是源于他未能理解社会主义体制下批评的六个标准，特别是需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接受共产党的领导。[32]每个人都知道，毛主席的六个标准是2月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最重要的一处修改，当讲话6月19日在国内出版时，这六点方被加了进去。其实，党是不得已才把这六点加进去的：6月1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从波兰找到的这篇讲话文稿的部分内容，因为其中热切地鼓励公开批评，党担心文稿内容在国内广为人知，于是《人民日报》6月19日刊发了毛主席修改过的版本，同时加入了这六个标准，用以区别恰当的和“右翼”的批评。[33]就这样，叶笃义的自我批评的结构中包含了自我辩护的因子。他从没说过他的批评是没根据的或与事实不符的，之后几年，他坚称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唯一的问题是在党邀请他去发表这些批评意见后，党又公布了新的标准，从而使他的观点在政治上不正确。他接受这一裁定并且希望这件事情就此结束。

不幸的是，结束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从6月下旬开始，对于主要“右派分子”的批评升级，包括了一些模糊的指控，说他们公开或私下举行的会议相当于形成了“无形组织”来架空、挑战共产党。章伯钧和罗隆基被认为是这个“无形组织”的领导人。到8月底，由于越来越多显示主要右派分子之间关系的证据浮出水面，章和罗被指是领导“一个反党集团”，有组织，有计划，还有具体活动。现在“无形组织”通常是带引号的，暗示了知识分子所供认的私底下的接触比他们所讲的更要居心叵测。[34]很快，每一次与友会面、交谈都变得可疑。8月中，罗隆基的女朋友，一个与他一块儿生活十年的共产党员，与他反目，并且说叶笃义也是他们家的客人。笃义被指认为在章伯钧和罗隆基之间牵线搭桥，并被指控意图将二人团结起来（他们总是作对，彼此不屑，这一点广为人知），参与一个颠覆共产党的阴谋。迫于进一步交代的压力，他承认借着“以文会友”的托词组织小型聚会。[35]

在毛主席时代的所有政治运动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人1949年前的行为和1949年后的行为的关系。1949年前，叶笃义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广泛而复杂的交际圈，他们彼此之间交往，也和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党员、美国人及后来去了台湾的同事或者共产党员交往。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家庭，在共产党政权的标准中，这类背景是相当糟糕的。他们逃脱不了这些“历史问题”：在早期的再教育运动中，他们彻底交代并被记录在案，并在后面每次运动中被反复提起。他们的任务是显示自己要诚恳努力，与过去诀别，改造自己，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始终不渝地忠心为新中国服务。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在这些运动中的工作就是把他们的对手与黑暗的国民党专制统治和国外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并且表明这些人没有变，还是意图推翻社会主义政权，使中国重归革命前的黑暗社会。

对于叶笃义来说，这一过程的极点出现在了新华社1957年11月2日的新闻报导里。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条这样写道：“叶笃义：二十年来一贯反动——向日美帝国主义献媚，替好多反共头目效忠。”“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而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他被认为是司徒雷登的教子，后者后来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笃义还是反共分子张东荪（1886—1973）的学生，而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随张来到汉口短暂停留，致力于‘中日媾和’工作。后来，他成为民盟中的英文秘书，与美国人和国民党人合作，‘与中共对抗’，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的观点亲美，他主张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文章继续讲到，尽管有这些不光彩的过去，党还是愿意原谅他的错误，并且让他在新政权中身居要职。但是，他继续与章伯钧和罗隆基搞阴谋，在1956年成为他们的中间人。他反对党在学校里的领导地位，主张成立新的知识分子政党，并建议政治协商会议采用和人民代表大会平行的委员会架构，这样两者就形成了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两院制立法机构。他之前的交代被认为不充分，不真诚，他又要接受另一轮的批判。就在六个月前，党还在为新中国的改革发展征求叶笃义的意见，现在他却被指与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有洗刷不掉的联系，并积极密谋反对共产党。

现在叶笃义被正式扣上了“右派”帽子，并被撤职。第二年，他被派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他在那里的同学包括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如社会学家潘光旦（1899—1967），和中国最知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费孝通（1910—2005）。他们二人也都是民盟成员，在“百花齐放”运动中的批评言论使他们也被打成“右派”。尽管有著名人士的陪伴，情绪也是紧张而严肃的。他们住在北京西郊靠近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里，在餐厅吃饭，彼此之间尽量少说话。每个早晨都必须“学习”，即读报纸，研究政治动向，然后将其运用到他们个人的经历当中，具体就是解释他们的资产阶级背景和国外的学习经历如何使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改造方案不是那么激烈。他们没有被要求劳动，下午一般是空闲的，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做一些体育活动，如笃义就会打打太极拳。但是，他们学习的要求很明确：他们必须完全地交代自己的右倾错误才能“毕业”。

对叶笃义来说，这个过程在1959年2月4日随着一份文件的完稿而结束，标题是：“对自己罪恶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36]50年后再读它，会发现其中大段大段的都是他在坦白、恳切和诚实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在讲述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之后，从检讨书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看到笃义的内心表白：这是我所相信的。党说它是不正确的，我接受；但是这还是我所相信的。他描述自己三年来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感到的失望，因为他的角色只是听报告。“大家头一句话说：‘我完全拥护……’我感到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格式，心里厌烦。”他然后注明他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因为他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对中那些无关痛痒的政治辨论的批评态度。

他对于外交政策的评论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们主要是坦白了他由于自己的亲美情结而怀疑苏联。他记录了1949年送别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一场会谈。司徒雷登警告说，“共产党人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祖国就是苏联，我希望你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叶笃义回答道：“我绝对不会一切服从苏联的。”他承认他盼望与美国的关系缓和，然后引用刘少奇的话来说明正确路线：“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线，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叶笃义的自我批评写于1959年，当时和苏联的关系已经趋于紧张（一年后决裂），他的自我批评像是在说：“我警告过你，不要过度依赖苏联。”

叶笃义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和一个小组被派去参观一个新农村庄，目睹在大跃进时建立起来的新公社的成就。这是极左的最高点，当时，“共产风”吹到乡间并使当地干部吹嘘夸大他们在大跃进时的成就。他静静地听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干部介绍公社是如何用猪与牛杂交生出500斤的肥猪，还有如何养了一天能下10个蛋的母鸡。其他地方的农民在“放卫星”，说亩产比过去的最高产量多十倍。笃义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许对农村生活不熟悉，但是他们知道这些故事都是编造的。如果要质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就会被当作右倾，所以他们都默不作声。[37]

叶笃义在自我批评中提到了他的这次乡村之行，并且记录下他对于贫穷农村的错误反应：“这就算共产主义了吗？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我现在的水平高呢。共产主义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当然，他很快指出他的这些质疑只是暴露出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观点。为了改正这一错误，他承诺会采用六亿中国人的观点。他又一次引用刘少奇的话，发誓他的想法都将“要从六亿人民的整体角度，而不从你个人的剥削阶级角度去看它”。当时，大跃进使全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自我批评也是对党内引领中国方向的一小部分人的批评。如果这是潜台词的话，那它隐藏得还比较深。在自我批评的最后，叶笃义承诺自己的言行，会“认真听党的话”[38]。由于下了这一保证，他很快学习结束，回到了家庭的温暖怀抱中。

回家并不容易。我们回想起笃义和他妻子的关系长期紧张，他搬出去住在民盟的办公室。由于被撤职，他失去了这个住处。但他还有孩子，他政治上的麻烦就显得更具创伤性。他唯一的儿子拒绝和他说话，并且保持沉默三年。这是响应国家号召和家里的右派分子“划清界线”。笃义最爱的女儿维祯在他被批斗时，刚刚被大学录取。由于她父亲的右倾错误在报纸上反复报导，她不良的家庭背景广为人知，学校的党支书和老师纷纷施压，让她和父亲划清界线，并且和他们一起揭露她父亲的罪行。其他学生在她背后议论纷纷，有时也当她的面说。一次她感情失控，在数学课上哭了起来。一位很有同情心的系主任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把她送进医院，他自己也是一名民盟成员。医院诊断她为神经官能症，并让她休学一年。这一行为其实是保护了她，直到批判的风暴平息。当她父亲的自我批评完成后，她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60年，笃义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他总算可以和自己的儿子和好了。他的儿子那时已经18岁了，他走到父亲面前并与他握手。笃义眼泪夺眶而出，他挚爱的的儿子也一样。[39]

由于叶笃义在民盟中央领导集体中的突出地位，他在反右运动中受到的迫害尤为严重。其余大部分的家庭成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天津，长兄笃仁总是小心谨慎。事实上，他如此小心翼翼地服从党的领导，所以在1957年被擢升为民盟天津支部的书记，负责监督“整风运动”。笃义完成自我批评后，向他的兄弟叶方（当时在东北担任领导干部，适来北京出差）征求意见。叶方告诉他，他的自我批评等于是在挑战党的权威：他不应该那么骄傲，他应该向顺服的笃仁学习，笃仁是一个资产阶级，他“解放后向无产阶级投降了，一心一意听党的话”。[40]作为一名党员，叶方自己还是比较安全的。他们这一代的姐姐妹妹以及排行老四的笃信都没有参与政治。科学院有几个学术单位在反右运动中被保护了起来，而叶笃正就在其中的一个学术单位里。[41]

方实在新华社节节高升，他也被卷入了反右运动中，但是他的角色不是受害者而是迫害人。当时，他刚刚在中央党校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是新华社国内部的四个副主任之一。他的任务是政治口和教育口，这使得他需要积极投入，报导大学里开展的“百花运动”。1957年6月和7月，他有一次出国的机会，随代表团访问东德，所以，当“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在国内。当事情在8月份升级时，他正好回到北京并负责报导反右运动。这时，他所在的部门负责报导1957年11月新华社对他哥哥叶笃义的批评，说他“二十年来一贯反动”。他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保护哥哥，人们也许会想，或许他觉得自己必须向相反的方向倾斜。当笃义来看他并征求意见时，方实建议他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评，认识到他的首要义务是完全忠于党。[42]

在他所在的部门里，方实执行上级的命令、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揭批潜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如同当时全国其他学校和机关单位的干部一样，他们中有5％的将被划分为“右派”，凑不够5％就是完不成任务。5％这一数据源于毛泽东一次有些含糊的讲话，毛泽东说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而新华社划分的比例是7％，超过了硬性指标。[43]他们对自己能超额完成任务，认为不仅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并且支持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实所在部门内最有名的“右派分子”是一位年轻的战地记者戴煌，在报道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都是英雄般的人物。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目睹了一些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现象时，对国家的某些方面他产生了失望之情。在听了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道后，他勇敢地写了一封“万言书”，批评中国的官僚制度和新的特权阶级的兴起。戴煌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此在组织上开始对共产党内部开展“肃清右派分子同情者运动”之后，才受到批评。他被视为应当改造的对象之一，戴上了“右派”帽子。妻子和他离了婚，然后他被送到严寒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在那里，他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迫害。到1960年代初期，始获准回到北京。1962年初，政治气氛短暂回流，组织上鼓励他把在北大荒劳改农场所遭受的苦难写出来。于是他“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方实读过这篇《回顾》后，把它交给了上级组织作为参考。他希望能引起组织上对戴煌的同情，因为戴的不幸遭遇，他也有责任。但不幸的是，此时政治气候又发生了改变（在北戴河举行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坚定地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于是戴煌又被送走，开始了新一轮的劳动改造再教育。这一次的后果更加严重，加上“文革”，戴煌承受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牢狱之灾。[44]

叶家受到“反右运动”迫害最深的是叶笃庄。他的工作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57年3月正式成立，前身是华北农业研究所。它将作为国家研究中心，用社会主义科学的先进成果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45]它的领导都是在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接受过教育的干部，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它都不是一个特别进步的组织。百花运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人的思想从盲目跟从苏联模式（尤其是斯大林模式）里解放出来。在生物科学方面，这意味着摆脱李森科的影响和他对米丘林观点的支持，即后天特征可以被继承。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双螺旋是DNA基因分裂和繁殖的结构性机制。随着这项发现，基因工程掀起了一场革命，米丘林的思想必须被抛弃。这一转变已经随着苏联的去斯大林化而开始，1956年4月，李森科的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被撤销。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依然是米丘林学说的阵地。1957年秋，一位农作物育种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学院内部的《农业科学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那些以“达到国际标准”为名，追求“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著作，就像现在遗传学研究流行的DNA、RNA一样”[46]的人由于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一直质疑盲目地跟随苏联的做法，所以这一《通讯》发表了一篇文章《粉碎右派的阴谋，坚定地学习苏联农业的先进经验》，激烈地捍卫米丘林学说。[47]1957年春天，《通讯》没有提到席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批评浪潮，除了一些图片中包含了含蓄的政治信息。春季版的《通讯》封面充斥着蝗虫、棉铃虫和被真菌污染的水果，而不是以前常见的庄稼丰收和苏联专家提供帮助的照片。[48]

叶笃庄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受到严肃批评，而且他患有肾脏方面的疾病。由于身体上和政治上的双重烦恼，他感觉很糟，故意躲避春天的风潮，请假在家里翻译达尔文的著作。学院的党领导去他家看望他，并保证他的观点一直是受到尊重的，以讨好他。这一友好姿态就是为了鼓励民盟成员出来讲话。但是，他很怕得罪这些党的领导人，因为他害怕会受到无法避免的惩罚。最后在北京的民盟领袖，包括吴晗，也鼓励他，还有媒体铺天盖地地报导批评意见，使他相信党是真的鼓励公开讨论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这样，在5月底，尽管他直言不讳的性格过去给他带来了麻烦，笃庄还是被劝说参加了几个座谈会，讨论学院的工作。[49]

整体来看，笃庄的言论是非常合理的，在这一时期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他的一些语言太直率了，而且他点名批评的两位学院领导肯定是错的。他的主旨是院长应该努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学院的科学使命。“百花”运动中，许多人提出意见，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表示赞同，并举例说一个副院长说他不懂技术方面的问题。笃庄的回答是：“不懂就要学；不懂，也不学，成何体统？”并且尖锐地提出意见：“凡是所长、主任等人应当一律拿出一部分时间参加研究工作，可以做主持人，也可以做助手。”[50]毫不意外，他认为党的领袖过度关注政治问题，甚至还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攻击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学家“落后”。他抱怨开会太多，琐碎文件没完没了，还有陈旧的、像衙门一样的官僚制度。他号召民盟有更大的作为，哀叹“民盟只是参加施工，而不能参加设计”，他强调要追求研究的“远大目标和国际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他发现学院的成就不足。在一个日后给他带来麻烦的陈述中，他说：“农研所翻了几年筋斗，做出的成绩不大。”[51]

几次座谈，他主要批评两个学院领导人。院长就住在叶笃庄楼上，他们的个人交情很深。即便如此，在一些方面，叶说“院长不是真正的农业科学家”。[52]他对于副院长和党委书记李某的批评更加尖锐。在一个民盟会议上，叶笃庄表示了这一普遍的担心，即批评党的人以后会受打击：“整风了，很多老问题会提出来。意见提了，会改吗？会遭到报复吗？我没有信心。”他引用了一个经历过的例子。叶笃庄在肃反运动中被猛烈攻击之后，党委书记李某要求叶和他交换住房，因为他希望能和院长住得近些，以便征求院长的意见，同时也为了方便用他的私人电话，虽然李当时的房子距陈的房子只有15米远。叶笃庄不愿意，说他们家住在那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孩子们对周围环境都习惯了，他不希望他的家庭受到打扰。这个请求被拒绝后不久，住房管理处收走了之前分给他用来休息和养病（肺结核）的房间。他得到这一讯息后搬出了那套公寓。[53]在他看来，他不会忘记李滥用职权的这次公开显露。

6月反右运动开始时，叶笃庄没有怎么被提起。在科学院，主要对象是一个年轻的化学家，一个有美国博士学位的除虫剂专家，他积极倡导计划生育，并（在笃庄的帮助下）刊印了一万份小册子来宣传他的马尔萨斯论。他的标题“扔砖头”很有挑衅性，文中认为农业生产力的提升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以前五个人吃三个人的饭，现在是八个人吃四个人的饭——这样的负面思想是不可接受的，学院贴满了大字报，攻击他的右派思想和反社会主义观点。[54]

虽然帮助出版“扔砖头”，但叶笃庄只是稍微受了一点影响。只是到了后来，当农科院想要达到5％的右派定额时，他被定为批判的目标。由于政治背景存有疑问，又与民盟之间存在长期关系，他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目标。再加上，在批判他之前的几天，《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农科院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他的一些批评意见，所以当地的党领导又有了一个恨这个发牢骚的人的理由。[55]作为一名民盟成员，他先是被指控与他的兄弟叶笃义一起，担任章伯钧和罗隆基之间的联络人，但是他设法说服了审讯他的人，使他们相信1949年以后他就没有再见过罗和章，所以这一项指控失效了。焦点转向了在公开座谈会上，他对领导缺乏农艺方面的专业知识发表的看法。批判会持续了整个夏天，因为他一如既往地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他坦白说：“我是右倾，到了成为右派的边缘。”党支书大笑并回答：“只要你再向前走一步，我们就可以结案了。”此时，他还是怀疑党对那些认罪的人是否是真的宽容，所以他拒绝认罪。支书回答道：“会上见，那里会有人让你认罪的。”[56]最后，9月的重要大会由党支书主持。这一会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都收到一份文件，题目是《彻底全面驳倒右派分子叶笃庄的反动言论》，文件还包括很多笃庄的讲话和文字以及如何反驳它们。有了这样的支持，他们被告知要“准备大会发言”。[57]一份异常详尽的会议记录显示，这个支部是如何利用粗糙但却十分奏效的辩论法来使批评党的人缴械投降，并羞辱他们的。[58]

在“百花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批评意见的核心是认为党忽视了他们的先进学术教育和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对抗成为了党的“红”和学术的“专”之间的典型对抗。针对这些专家的批评，党试图把他们的教育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并受到日本和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但是，党还想用一些更具体的办法证明，这些专家并不像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它必须剥夺他们的学术权威，并公开地挖苦和羞辱他们。这些诋毁会使他们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内被孤立，失去潜在的支持者，最后，顺服于领导的主张。这就是针对叶笃庄的批斗大会的作用。它们的意图在于显示这个声称是“资深研究员”的人根本不是专家，只是一个“混入农业科学界的文化掮客和政治骗子”。

叶笃庄一向为自己接受的传统经典方面的教育而骄傲，而攻击他的第一步就是质疑他是否是“‘博古通今’的大内行”。他的批评者们引用了一篇他寄给《人民日报》但未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也谈读书》。他们找到一个在引用古文时出现的错别字，并断定他在探讨中国农业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时依赖日本人的学术研究。但是，这些批评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没有什么条理。当主题转向他掌握的农业科学技术时，事情升级了。笃庄最近期的工作是农业经济学（一个被农科院抛弃的领域），他在日本所受的农艺教育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很快，他发现自己站不住脚了。由于已经被持续数月的批斗会搞得筋疲力尽，他试图通过承认所有错误来逃避这一切。但是，他的审讯者不会轻易放过他。

问：你说过华北所翻了几年筋斗，做出成绩不大，根据是什么？

答：我是胡说八道。华北所的成绩很大。

问：有哪些成绩？

答：成绩很多啰！好像研究制造了兔化牛瘟毒疫苗、六六六，研究了甘薯黑斑病的防治，推广了早洋麦。

记录中提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八年来做出的研究成果149项，而叶笃庄只能列举出四项。

问：甘薯黑斑病怎样防治，你知道吗？

答：大概是温汤烫苗。（会场发出笑声。按：应为浸薯块。）

问：早洋麦又有什么特点呢？

答：产量大、早熟。（群众：咦！早洋麦早熟，按早洋麦为晚熟品种，叶只是望文生义。）

问：你算是个什么内行？怎么连最普通的常识都不懂？你以前担任《农业科学通讯》主编是怎么做的？

答：我是一个混子。什么都不懂。[59]

他翻译的达尔文和米丘林的著作（他继续支持米丘林）被屏除，因为作为译者他是仰赖于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文化掮客”。最后，会议转到他最重要的出版物，写于1948年的关于华北棉花种植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颇受好评，但其中广泛地依赖于日本学者的研究，但是这一日本的学术成果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被当成是“反动谬论”予以驳斥，笃庄很难去为自己的著作辩解。

问：请解释一下你书中所写的几个名词，何谓黄土冲积土？

答：我不知道，是抄别人的，什么叫黄土，什么叫冲积土，我根本说不上来。

问：书皮上不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叶笃庄著”么？

答：我这几天已深刻地认识到我是彻头彻尾的文化掮客，是个混子，书完全是抄别人的，我自己什么也不懂。

问：你还是四级研究员呐！

答：完全不够资格。

问：内容是抄的，前言总不是抄的吧？

答：全是抄的，前言也是抄的。（哄堂大笑，前言也是抄别人的，真乃千古奇闻。）

叶笃庄被剥夺了学术资格，最后，批斗会转而攻击他的政治立场，而他的政治立场是由阅读他专著的前言部分而拐弯抹角得来的。在讨论他研究所引用的日本研究者的调查资料存有问题时，他的前言提到了“日本侵据了华北”。他的指证人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人民大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并且否认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的存在。他的结论——日本提高棉花种植的努力“难以令人满意”——被理解为“为日帝惋惜”。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华北大多数农民是自耕农的准确报导被理解为攻击土地改革“企图说明土地改革的主要对象是自耕农”。美国农学家约翰·卜凯的详细调查也显示中国北方没有太多的地主，但是共产党强烈拒绝接受这一观点。[60]现在叶笃庄被指控为“为地主阶级服务，贩卖卜凯观点，反动透顶，腐朽到家的农业经济学家”。所以他的学术成就不仅是假冒的、错误的，它还为旧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样，它很明显地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因而也是反动政治阵营的一部分。

这次批斗会之后，1957年9月31日，笃庄被正式宣判为右派。批评还在继续：小型会议讨论，大喇叭广播，大字报贴遍了农科院的墙上。在会议上，朋友们和同事们起来根据院里提供的稿子来批评他。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和机会主义者表现得更加激进，希望从对这位高级研究员的批斗中为自己谋取潜在的利益。在这一阶段，批判从他的学术工作转为他的个人历史。他的阶级背景曾经被列为比较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变成了“官僚资本家”，是人民的敌人。[61]他在战争时期曾参加共产党的八路军，但时间不长，现被说成是“抛弃革命”。批斗者很关注他在战后和美国人的关系，特别是和裴克的关系，是他介绍叶笃庄参加了战略情报局（OSS）。在抗日战争中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是一回事，而在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美国人支持国民党，这时与美国人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和新闻界或曾参与美国情报活动的人保持友好关系，都成为了怀疑对象。批斗者试图利用叶笃庄供认的背景和性格的复杂性，描绘一幅简单和连贯的画面：这个人出身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与旧的官僚阶级深有关联；他曾经在日本留学，在短暂的游击生活后抛弃了革命，在战时成为美国的间谍并在战后继续与他的美国友人保持联系，撰写的学术著作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新中国成立后抱负受挫，最后进行对共产党的不公正的疯狂批判，表现了他的反动和反革命本质。[62]

大小规模的批斗会虽然很伤感情，但所有的参与者都意识到为他辩护毫无助益，因此他没有辩护人。老朋友不理他：一个老朋友在北京市中心的大街上碰到叶和他的妻子，一句话都不说。[63]即使是他的大家庭也没有提供多少支持。他的兄弟们知道笃庄的麻烦（《人民日报》报导了批斗会），却无能为力。[64]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涯方面，他被完全地排斥。

笃庄的女儿们作为右派的子女在学校被人嘲笑和骚扰。老师们敦促她们与父亲划清界线并揭发他的罪行。她们拒绝了。二女儿只有8岁，倔强地坚称：“我的爸爸不是右派！”并且回到家还向父亲保证：“爸爸，你不是右派，你是一个好人。”他很受感动，但是也痛苦地感觉到他为这个家庭带来的苦难。孩子们拒绝与她们的父亲决裂，为此，她们在学校付出了代价。以前，她们是老师的宠儿，因为她们成绩好，还因为她们的父亲拿译著出版的版税给学校捐款。现在她们则被批评和训斥，孩子们为父亲的错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变化来得如此突然，虽然她们明白她们命运的转变不是她们的错，但是理解或接受这一切并不容易。也许责怪父亲与父亲划清界线能使她们的困境有所缓解，但是她们不愿意那么做。笃庄的妻子不那么容易原谅，认为他的问题是由于他的固执和拒绝承认他的罪责所致。孩子们晚上听见父母在争吵，这增加了她们的焦虑。[65]

叶笃庄在家等待最后判决。他以前收到过书面警告，说他曾经被戴上“极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2月，他曾填写了一份申请，申请“劳动教养”的判决。[66]这样，家里再不会有他的工资这个收入来源，一家人尽量减少开支，为未来艰难的生活做准备。一个月后，他从四级研究员降为六级研究员，并被分发到图书馆工作。[67]1958年6月28日下午，他经历了最后一个自我批评会议。他的个人档案中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没有完整地记录他的自述，但涵盖的主题相当宽泛，很不同寻常，耐人寻味。贯穿其中的主题是他对那些为革命服务多年但最后却被批判而感到痛苦。他承认他对于高岗1953年被清除出党感到意外，高岗是西北革命的重要奠基人。高突然被罢免，之后自杀。他对于最近对斯大林的批判同样感到震惊，以前听到的都是对他的赞颂。但是，他相信在1950年，斯大林没有亲自去莫斯科火车站接毛主席，这是对毛的一种侮辱。这些话题显示笃庄很关注敏感的国家大事。剩下的内容就是照常地承认所有他被指控的罪行，结尾的时候，他保证会改造自己：

通过反右派有一定认识。自己离彻底的改造标准很远，我是不同的人，从右到左，180度转变，可以有个跃进，可以有个突变。但45岁以上的人比较费力。通过反右斗争，今后在图书馆工作在同志们严格监督下，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交心是长期的。以后，随时有问题随时交，主动接受党的教育。[68]

1958年夏天，他碰到了党支书，党支书邀请他到家里喝茶，抽昂贵的进口烟。书记告诉笃庄对他案件的决定已经出来了：不会要求他干重体力活，他的家庭也不会面临财政问题，他可以考虑一下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任务。支书还暗示他他的案件得到了更高领导人的关注，说他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有过联系的共产党员徐冰（1903—1972），现在是统战部的主要领导人，“对你很惋惜”。笃庄非常高兴，带两个女儿去一家豪华西餐厅吃了价值20元的炸虾，庆祝这个好消息。[69]

一天早上，笃庄正在图书馆工作，保卫科一个干部来找他，要他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结论写得很简单，说他攻击“肃反”，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张结论书看上去很普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签了。他认为，院里的领导人只是为了完成5％的右派人数指标。终于，他的麻烦看起来是要结束了。1958年9月18日，当他在图书馆的阳台上打太极拳时，一个同事叫他听电话，告诉他院里要派他去南京。当时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之时，媒体正在报导全国范围内的大丰收。外国记者要看中国古代农业高产纪录的材料，要他去南京农业遗产研究室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他在几个星期前就听说过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他被告知必须赶快，以便搭乘下午两点的火车。他去附近的一家商店买了一条新裤子。女儿帮他收拾行李，陪着他。中途听到外面磨刀人的叫声，她央求爸爸一定要磨一把刀子。她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觉得磨刀的老头没有活干，“怪可怜的”。妻子要到晚上6点才回家，所以他给妻子留了张字条。女儿送他到大门口，他给了她一些硬币让她给自己和妹妹买糖吃。上了出租车后，女儿摇着手向他说：“爸爸早点回来。”

在大门口，他被介绍给一位刚刚从部队转业的年轻同事，这位同事会陪他去南京。上了火车后，他的同伴去换卧铺票，以方便晚上休息。这样的奢侈不同寻常，但是同伴告诉他院里关心他的健康，并希望他能舒适一点。很快列车长过来告诉他，票换好了，他被带到了列车长的包厢。当门打开的时候，他被推了进去，里面两个男人正在等他，一个穿着警服，一个穿着便装。两人命令他自报姓名，他问出了什么事。

“你被逮捕了，在逮捕证上签字！”着便装的人说。

我问：“为什么逮捕我？”

“你是反革命！”

“我怎么反革命了？”

“少废话！有你说话的地方！”我不得不在逮捕证上签字。

随之，三人在丰台站下了火车。穿警服的人走在前面，好像和他们不是一起的，穿便服的警察拿着笃庄的包，像是一个助理。他们上了一辆轿车折回了北京。笃庄被命令低头并不许向上看，直到他们到达北京草岚子监狱。

没人告诉他的妻子他被秘密逮捕的事，妻子还以为他在南京做研究。过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丈夫都没有信来，她开始担心并且向学院领导询问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别人这么告诉她，从她丈夫在民盟的同事那里，她得到了同样宽慰的信息：即使他被拘留了，他只是说错了几句话，应该不会有问题。最后，她联系到了一个人脉很广的熟人，他给公安部长打了电话。第二天，她收到了他的回复：没有叶笃庄的逮捕令。这一寻人过程持续了大约三个月，最后她被告知丈夫已被投入监狱，并让她寄去冬衣、被褥还有肥皂。[70]

即使过了很多年，叶笃庄的罪名都平反了，他和家人还是不知道他在1958年秋天突然被捕的真正原因。他的档案里存着一份来自农业部的文件，标注日期为8月8日，其中写明共产党统战部已经批准把他降为6级研究员。在这一页的底部是一个院里的人做的注释：“叶笃庄已于1958年9月18日被市公安局逮捕。理由：反革命。”[71]改变处罚的判决在8月中和9月中之间发布，正好是台湾海峡危机爆发的时间，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控制下的金门岛进行炮击，美国海军支持台湾盟友，国共双方在台湾海峡上空不断发起空战。一股反美宣传浪潮充斥着媒体，很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笃庄的案子又再次被提起，因为他过去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关系，所以此时，这成为了一起悬而未决的案子。冷战中的高层政治影响到了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72]

在草岚子监狱，笃庄的晚饭包括玉米面窝窝头、水，以及海带。牢房里提供被褥，因为疲惫不堪，他很快就沉沉睡去。午夜，牢房的门上尖锐的“砰”的声响将他吵醒，一个狱警喊道：“审问开始！”他被带进一间房间，房间中间有一张长桌，他对面的大幅毛主席像下坐着一位审讯官和一名书记员，他坐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遭到厉声呵斥：“谁叫你坐了？”于是他就一直站着，直到面无表情的审讯员命令他坐下。然后，典型的审问方式开始了。[73]

问：“你知道为什么逮捕你吗？”

我立即回答：“你们不是说我是反革命吗？”

这时审讯员用力把桌子一拍，声色俱厉地说道：“胡说！你自己认为为什么逮捕你？”

我说：“不知道。”

他说：“逮捕你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决定的，你不要再存任何幻想，老实交代，低头认罪，才是唯一的出路！”然后又交代政策，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

头一次审讯持续了一个小时，类似的问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展开了，他被迫一遍又一遍陈述他的全部历史。焦点总是集中在他在美国战略情报处OSS的工作，还有在战后与美国记者裴克、布雅各的关系上。三个月后，他的审讯官对于没有取得新的线索感到绝望，所以告诉他写书面交代。他不能写任何开脱罪责的细节，例如他在民盟的上司批准他加入OSS。他必须明白，在为裴克和布雅各提供信息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宣传革命，而是明明知道是为美国特工提供情报。虽然有人记录他的犯罪交代，他还是需要自己亲手写，并发誓他是自愿写的。当他最后终于写完，对方也终于满意了之后，答应他“他的革命历史”不会被忘记。几天后，他收到了一包妻子寄来的冬衣、被褥、肥皂和牙膏，于是，认为自己所受的折磨可能会很快结束的这一渺茫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他意识到自己会被关押很长时间。[74]

这个时候，笃庄换到了一间大牢房里，日常的监狱生活开始了。草岚子是一个旧的国民党监狱。事实上，反右时的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1902—1997）1930年代也被关在这里。这是旧式的一层砖结构牢房，小的关几个人，大的关20-30个人，人挨人睡在大炕上。囚犯一天吃两顿饭，每顿都有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一碗只有盐和一点大白菜的汤。每个牢房都有一个茅坑，每天会把囚犯放出来10分钟大便。尽管卫生条件比较原始，当局还是很注重卫生，被褥要经常拿出去通风，并检查有没有虱子，每隔几天，医生就会来一次。一天中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组成小组学习报纸上的材料，讨论并认罪。早中晚都会有这样的环节。大部分人已经完全适应了生活中的这一例行程序，不过在监狱，这些环节更为频繁，并由一个担任“值星员”的“狱友”带领。笃庄所在牢房的“值星员”是一个前国民党特务，这使他感到难过，因为这样的人是他过去反对并致力于要打倒的。其他的囚犯是典型的反右对象：几个前国民党公职人员，一个清华的物理教授，一个一贯道的领袖，一个耶稣教的牧师，一个回民出版商，一个普通的强盗和绑匪，一个满嘴怨言的年轻的技校老师，一个华侨，几个曾经与外国大使馆联络想离开中国的人，一个说喜欢斯宾诺莎多过马克思的高中毕业生。

这不是一个蹲监狱的好时间，虽然成千上万的人由于反右运动遭受了不公的命运，被投入监牢。大跃进的灾难性失败使得中国乡村发生大面积饥荒，城里食物短缺。自然地，监狱囚犯比常人受的苦要多。[75]有一段时期，他们每天只能喝两次稀粥，每次三碗，这样的饮食使很多人都感到头晕和无力。当馒头恢复供应了以后，都是黑面粉做的，可能是大麦，这使笃庄和其他很多人严重便秘。就算是吃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不得不用手指把大便从肛门里抠出来。

意识到自己会在监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笃庄想继续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以此来打发时光。他要求狱方允许家里给他寄一本达尔文的著作《人类的演化》和其他一些有关的英文和日文书籍，还有一本英汉词典。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要的东西都得到了，这样的迁就使他喜忧参半，因为这再一次表明，当局认为他会在监狱里待很长时间。因为囚犯只能用纸写他们的自供述，他把译文写在了日语版本的行与行之间。大部分空余时间和晚上的时间他都在翻译，并把这个《人类的由来》当做一辈子最好的译稿。不幸的是，虽然他后来设法把这些稿件寄给了他的一位兄弟，但是它们在“文革”时被烧毁了。[76]

静下来的时候，很自然地他会想家，然后把一些思绪记录在自己的诗作中。想到他的妻子，他就想知道“他们在一起共度十三年的酸甜苦辣，能不能再度重温”，并哀悼他们逝去的青春。一次，他看到窗外的燕子俯冲下来捉虫子，就想到自己的女儿可能也在看同样的情景，并想象着她们“日夜盼着父亲回来”：“往事如云烟，无限辛酸，十三年聚有余欢，梦里依稀说虎事，去矣年华。窗前飞乳燕，上下飞翻，朝朝暮暮盼爹还，一片深情隔不断，高墙入天。”[77]

1961年夏天，他被转到另一所监狱，这里的囚犯都是已经认罪，案子也了结了的。之后他又被移送到法院看守所。那里的条件更好一些，有浴室、不错的饮食，有烟和厕所，还能几个星期看一次电影。另外，第一次允许家属探视，在见家属之前通常会理发和洗衣服。规定很严格：不许抱怨，不许要食物。接见在一张木制长桌子上进行，被守卫严格监视。他给妻子寄了一张明信片后，妻子第一次来探视他，跟他的弟弟、在科学院工作的叶笃正一起来的。笃庄给他们看自己瘦弱的臂膀并公然要求给他带些吃的，为此后来他被监狱管理员严厉地批评。但是，他开始定期收到一包包吃的。

1962年的一个黎明，微弱的希望来临了。过度的大跃进引起了经济崩溃、饥荒蔓延，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随之受到影响。随着毛泽东从政府日常工作中退出来，新的务实政策指引着新的领导层。农村开始进行改革，自由市场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合作社和集体农业被削弱。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党的控制出现了短期的放松，许多人将其比作1956—1957年的缓和阶段。知识分子再次被鼓励畅所欲言，很多被指控为右派的人平反了，他们的右派“帽子”也摘掉了。[78]

1962年5月，叶笃庄被叫到医生办公室。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心烦？”“我饿了！”他回答道。医生没进行任何体检，但他被送到了病房。几天后，他被告知收拾东西，去肺结核病房。他感到很困惑，一些有经验的囚犯知道出了什么事：“你可以保外就医了。”监狱里规定不允许普通牢房的犯人保外就医，这座监狱是遵守规定的。几年来，他在监狱里做了一些很卑贱且报酬很低的工作，账户里有些收入，这些钱也给他了，然后他被带上法庭，宣布保外就医的决定后，他被告知：“你在外边如没有不法活动，就不叫你回来了。”5月28日，他等来妻子，并一起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在回家的路上，妻子紧握着他的手，只说了句：“孩子们都很好。”[79]

回到家，孙竦给他喝了一杯热巧克力，还有饼干。他喝完了整杯，然后又吃了一大碗面，四年来吃的第一碗面。他的好胃口把她吓着了，冲出去买帮他买消化的药。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她们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消瘦的人。其中一个非常难过，跑回房间在床上哭泣。慢慢地，她们彼此习惯了，他们又去了莫斯科餐厅来重温旧日的时光，但是这次很失望，因为没有罗宋汤，并且夏天太热，冰激凌也化了。

笃庄回到家后，他的弟弟方实两次从新华社来看望他。第一次，兄弟俩很谨慎，避免谈到笃庄的困境。第二次来访，笃庄把所有的经过告诉了他，他的弟弟决定调查。回到新华社以后，他和上级领导说了，但是领导让方实不要插手：他会让别人找关键人物谈话，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北平的地下党领导，他们可以证明笃庄在那时是在与党合作。[80]

几个老朋友也来探望，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民盟领导人高崇民，他曾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听完叶的叙述，他对于如此不公的遭遇反应极其强烈，敦促他马上上诉。笃庄不愿意，他已经失去了斗志。他感到挫败，不想再当什么英雄，只希望和家人平静地生活。他知道反抗判决的结果。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很坚持：“你这样的思想表明你不信任党。”他来了好几次，催促笃庄准备上诉用的材料，最后愤怒地给了笃庄一个最后期限，是在7月初。

6月28日，获释后整整一个月，叶笃庄再次被捕，直接被带到法庭，作为美国间谍判刑十年。较之于他过去的坦白，并没有更多的新证据，并且再一次在判决时法官承诺他对革命的贡献将不会被忘记。他有两周时间可以上诉，他连夜起草了一份上诉书，次日即交了上去。同牢房的老狱友敦促他马上撤回：上诉意味着抗拒，这只会带来更严厉的惩罚。他被告知他的刑期为十年，已经服刑四年，再过六年就能出来。但是，他不能收回他的上诉，两个月后，他的判决在“上诉后”维持原判。[81]

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叶笃庄1962年夏天获释却又再次被捕的真正原因，但是有两点是肯定起了作用的。第一，正如新华社记者戴煌的案子一样，1962年中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月到2月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党代会上，有七千名从中央、省级再到地方一级的干部与会，党中央领导层一反常态地坦率承认在大跃进过程中的左倾错误，并对此自我检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几千名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得到了平反。笃庄5月份获释显然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到了夏天，粮食大丰收，结束了前几年灾难性的饥荒，毛泽东也有了底气，又再次转左，最为著名的就是在8月份度假胜地北戴河举行的会议上宣布党永远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部分程度上，笃庄似乎是被这新一轮的左倾所累了。[82]

但是，他的受害还有更具体的原因。在大跃进后期发生灾难时，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台湾的蒋介石加紧U2侦查飞行，并开展秘密行动，派间谍渗透到大陆，寻求机会“光复大陆”。新华社准备了一份关于这些活动的重要报导，敦促对“顽固反革命分子”保持最高的警惕性。6月18日，毛主席命令把这一报导分发到全国所有党委展开讨论。六天后，这篇报导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对任何一个有职业敏感的公安人员来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释放一个被指控是美国间谍的人不是什么好主意。6月28日叶笃庄的重新逮捕可能就与这一转变有关联。他又一次成为了高层政治的牺牲品，并且绝不是他自己造成的。[83]

叶笃庄1962年被再次逮捕后，他的家人也被从他们在农科院住的公寓里赶了出来。孙竦和女儿们挤在她工作的北京电影厂给的一个小门房里，慢慢地，他们在电影厂的住宿条件有所改善，到了1964年，全家住进了一套比较舒适的两居室公寓，在那里，女孩子们度过了她们青春时期。有一段时间，笃庄被关押在北京，他的妻子可以去看他。在院子里边走边谈时，他建议说为了孩子们，或许妻子应该和他离婚。这样做，家里的人能表示跟他“划清界线”。但是，笃庄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追求这位上高中时的心上人，就连他的人事表格上别名一栏也写上了“心束”，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用的昵称。[84]对他来说，提议离婚肯定很痛苦，当妻子离开时，他轻吻了她的脸颊。几天后，他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同意离婚。对于孙竦来说，这只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性行动，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着想。她还和他保持联系，给他寄包裹，并且没有再嫁。虽然离婚是笃庄提出来的，但当他收到这封信时他被彻底击垮了，几乎晕倒。他们夫妻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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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明日报》，1957年6月6日版。这是叶笃义第三次陈述自己的观点，也是最清楚的一次。也可参见1957年5月8日及1957年5月17日版，报道了最初在清华大学召开大会的情况。

2．《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版。

3．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86页。

4．《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版。

5．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80页，引用了存于中国民主同盟档案馆的一份《中央工作总结》。后来关于毛泽东讲话的出版物中，他的遣辞更加谨慎：“现在看来，在学校建立党委的体制似乎不妥，应该予以改进。”Cited in Roderick MacFarquhar，Timothy Cheek，and Eugene Wu，eds.，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9），367．后面这一版本可能有所更改，以使毛主席的讲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叶笃义的称引，无疑是基于他5月5日听到的那个版本。沈志华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是在当天早些时候在中南海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521页］。

6．关于百花运动，参见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 1，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1956-195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and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New York：Praeger，1960）。近期较权威的中文资料有：沈志华：《思考与选择》。毛泽东讲话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言稿）》，1957年2月27日，译文参见MacFarquhar，Cheek，and Wu，Secret Speeches，131—189。

7．MacFarquhar，Origins，vol. 1，169—176. 171，引文选自毛泽东1956年11月的一次讲话。

8．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MacFarquhar，Cheek and Wu，Secret Speeches，178。

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34页。

1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43页。

1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41—144页。

1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62页。

1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70—171页、173页、175页。

14．MacFarquhar，Origins，vol. 1，186—187．沈志华：《思考与选择》，483—485页。

15．《光明日报》，1957年5月8日版。

1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73页。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2页。

17．Xu Yiguan，《光明日报》，1957年6月6日版，载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68。

18．MacFarquhar，Origins，vol. 1，200．这种说法最初是由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来的。他的文章刊载于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

1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75—76页。

20．《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版。

21．《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版；《光明日报》，1957年5月17日版。

22．《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版。

23．MacFarquhar's Hundred Flowers汇总了这些批评的声音。

24．Cited and translated in 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87—88．关于整风运动在学校的开展情况，参见Rene Goldman，“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t Peking University：May-June 1957,” China Quarterly 12（October-December 1962）：138-53；and 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77-114，174-194。

25．关于1957年的工人运动，参见Elizabeth J. Perry，“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March 1994）：1-27。

26．《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版刊载了闵刚侯的文章，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最详尽的报道。译文参见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167—170页。

27．沈志华：《思考与选择》，551—562页；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114页。

28．MacFarquhar，Hundred Flowers，261—65．沈志华：《思考与选择》，563—628页。《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版。

29．《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版。参阅《光明日报》，1957年6月14日版。

30．《光明日报》社论，1957年6月14日。

31．《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19日版。《光明日报》，1957年6月27日版。

32．《人民日报》，1957年7月15版。

33．MacFarquhar，Origins，vol. 1，262—269.

34．《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版，1957年7月11、17日版，1957年8月12日版，1957年9月3日版。引文出自1957年8月28日对史良的批评。

35．《人民日报》，1957年8月28日。关于对浦熙修（罗隆基的朋友）的批评，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版。了解更多浦熙修所发挥的作用，参见胡平《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第一卷（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390—396页。

36．参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97—112页。

37．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

3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引文参见110—112页。

3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97页。叶笃义访谈，1995年1月。叶维祯访谈，2001年8月。

40．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12页。叶筠访谈，2001年8月。

41．Shuping Yao，“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Science History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cience in Context 3，no. 2（Autumn 1989）：455-456.

42．方实访谈，1995年夏，2001年9月。

43．7％是方实回忆的数据，但他也说过在200多人中大约有15至18人被划为“右派”。戴煌便是其中之一，他说在国内部的职员中有20％的人都受到了牵累。（戴煌《九死一生》，83页）。

44．戴煌《九死一生》，76—90页、272—303页。胡平《禅机》第1卷，419—424页。方实访谈，2001年9月。【译者补注】戴煌《九死一生》291页有一段说：“在‘再批判’告一段落的那天下午，新华社党委委员，国内部总支书记、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在总结发言快要结束时仍然这样说：‘尽管戴煌同志提出的许多看法和大多数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他的某些观点也许是错误的，但他过去为党为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这大出我的意外，使我感动得几乎掉了泪！”可见方实先生之为人。当时也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先生后来回忆说：“反右派中人分三类：（1）不同意，顶住了。这样的人极少。（2）不是特别同意，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跟着走。（3）借机发泄私人恩怨，打击别人，向上爬，靠整人发家。方实同志人厚道，胆小，时任国内部党总支书记，管运动，从当时觉悟看，应为不反对，也不是特别积极，也不是消极抵抗。我们（应包括戴煌）平反后，和你爸关系不错，反映了我们对他的基本看法。对有的人我基本不理（指国内部另一位副主任）。……他（案指方实先生——译者注）生病后，我们去看他，他抱住我大哭。后来他参与筹办《炎黄春秋》，接受教训。新华社出来公开（对反右——译者注）道歉的只有两个人：方实、杜导正（反右时在广东分社），新华社其他部门没有一个人出来道歉……方实同志后来办《炎黄》，我们都很欣赏，……我称《炎黄》为启蒙杂志。……方实同志厚道人，正派人，也犯错误，但错误的根源不在他。反右时，国内部主任庄重，副主任戴邦、方实、骆风，真正拍板的是某某，方实同志主持会议，发言是某某，拍桌子、训人……”（叶维丽教授2012年夏对李耐因先生访谈录音整理）叶维丽教授后来也回忆说：“1990年代末的一个夏日，我曾陪我爸参加在三联书店召开的戴煌《九死一生》书的发布会/研讨会，会上我爸起立为在场的戴煌、李耐因及若干其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新华社国内部干部道歉，他是含着泪深深鞠躬的，并说了一席沉痛的话。对这一幕的发生，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些震惊，记忆深刻，也种下了事后（2012年夏天）采访当年国内部老人的种子，以期了解我爸在‘反右’中的表现，此为我多年后对李耐因先生等人访谈的由来。”

45．《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4期。

46．陈庚涛：《学术自由和赶上国际水平》，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23—624页。关于李森科在中国的情况，参见Laurence Schneider，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117-211。

47．祖德明：《粉碎右派阴谋，坚定地学习苏联农业科学先进经验》，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05—606页。

48．参见《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4期、第6期、第7期封面。

49．《叶笃庄第一次交代材料》，1957年8月14日，叶笃庄档案。叶笃庄档案存于中国农科院档案馆中，其第五部分《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即是关于这一时期的。里面包括了他在各种批斗会上的讲话、以批判他为目的而收集上来的材料、他的供述，以及对处罚他的意见。这部分叙述的所有档案资料，都出自叶笃庄档案的第五部分。

50．叶笃庄：《我对党先提出五个问题——为什么华北所学术空气十分薄弱？》（未注明日期）［1957年］，叶笃庄档案。

51．高慧敏（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事实胜于雄辩》，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24—625页。叶笃庄档案，第五部分。

52．高慧敏：《事实胜于雄辩》，625页。

53．《民盟华北农研所支部座谈会摘要》（未注明日期）［1957年5月？］，叶笃庄档案。

54．《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476—477页。叶笃庄：《狱中记》（1993年手稿）2—5页。

55．《光明日报》，1957年6月4日版。他档案中的文件里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表现出党对他发表的意见异常愤怒。编号为5—3的文件以及其后的一份无标题文件无标题，未标注日期，上面盖有“机密”的图章。

56．叶笃庄：《狱中记》，11—12页。

57．《彻底全面驳倒右派分子叶笃庄的反动言论》，叶笃庄档案。

58．《“内行”外衣被剥掉，右派分子叶笃庄当众出丑》，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30—631页。

59．《“内行”外衣被剥掉，右派分子叶笃庄当众出丑》，载《农业科学通讯》1957年第11期，630—631页。

60．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hanghai：University of Nanking，1937），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Shanghai：University of Nanking，1937）.对这些以及其他关于土地所有制资料的分析，参见Joseph W. Esherick，“Number Games：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no. 4（October 1981）：387-411。

61．《人事档案表》，1949年7月27日，叶笃庄档案。叶笃庄档案里编号为5—3的文件，无标题，未标注日期。

62．《人事档案表》，《彻底全面驳倒右派分子叶笃庄的反动言论》，叶笃庄档案。

63．这是辛志超，一名中共党员，叶笃庄长期以来都将其列为自己过去经历的证明人。参见《叶笃庄所交代的最近的朋友右派分子》，1957年8月21日，叶笃庄档案。

64．《人民日报》，1957年12月4日版。

65．叶笃庄：《解放以后》（1991年手稿），55—56页。叶靓访谈，2002年7月。

66．《申请劳动教养呈批表》，1958年2月5日，叶笃庄档案。

67．农业部令，1958年3月30日，叶笃庄档案。

68．对叶笃庄在1958年6月28日批斗会上的供述所作的说明，无标题，叶笃庄档案。

69．叶笃庄：《解放以后》，60—62页；《狱中记》，17—18页。

70．叶笃庄：《解放以后》，62—69页；《狱中记》，19—28页。

71．农业部整顿组令，1958年8月8日，叶笃庄档案。

72．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ch.7。

73．关于草岚子监狱审讯方案的其他记述，参见Allyn Rickett and Adele Rickett，Prisoners of Liberation（New York：Cameron Associates，1957）；and Bao Ruo-Wang（Jean Pasqualini）and Rudolph Chelminski，Prisoner of Mao（New York：Coward，McCann and Geoghegan，1973）。

74．叶笃庄：《解放以后》，72—81页；《狱中记》，30—34页、38—54页。整个叶笃庄的档案中，重点是他战后与美国人的交往，这一点很明显。

75．Harry Wu and Carolyn Wakeman，Bitter Winds：A Memoir of My Years in China's Gulag（New York：John Wiley，1994），62-130；Bao Ruo-Wang and Chelminski，Prisoner of Mao，208-258.

76．叶笃庄：《解放以后》，92—95页；《狱中记》，91页。达尔文著《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他在20世纪70年代又重新译过，于1982年出版（北京：新华书店，1982年）。

77．叶笃庄：《狱中记》，93页。

78．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3，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23-120；Merle Goldman，China's Intellectuals：Advise and Diss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18-60；Dali Yang，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State，Rural 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1-94.

79．叶笃庄：《狱中记》，136—138页。

80．方实访谈，1995年，2001年。

81．叶笃庄：《狱中记》，139—153页。

82．这是他的兄弟方实的看法，他对各种情况比较了解。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参见MacFarquhar，Origins，vol.3，137—283。

83．关于美国支持的民族主义军事挑衅行为，参见齐建民：《国事纪事本末（1949—1999年）》第四卷，《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150—155页。关于新华社报道，参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卷，101—103页。

84．《人事档案表》，1949年9月27日，叶笃庄档案。

（十三）文化大革命

1960年末，新华社派方实带领一队来自拉丁美洲和东欧的记者代表团，去安徽省的省会参观。这群人从北京直飞合肥，并被安排住进了最好的招待所，这样就避免了他们与当地群众的任何接触。外国记者听取了一系列关于大跃进发展情况的官方介绍，之后又乘坐游船在附近的一个湖上泛舟。当他们赞叹乡村的美丽风景时，一群衣着亮丽的女孩在岸边采莲。所有这一切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此来证明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宣传机构无数次强调的观点：全中国的农民在大跃进时期的新型人民公社获得了大丰收。[1]

方实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如果记者们乘坐火车，他们会经过安徽北部，在那里，很多农民死于营养不良。这次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更加悲惨的是，这是一次人为的灾难。乌托邦梦想产生了无数公共食堂，吃掉了太多食物。狂热的干部夸大了人民公社的生产成果，导致国家征收了过多的粮食。主要劳动力都被派去大炼钢铁，试图在钢铁产量上超英赶美，但是最后炼出来的都是无用的废铁。到1960年，由于过度劳动和食不果腹，农民没有精力把他们种的所有粮食都收割回来，结果导致几百万人饿死。[2]

方实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因为那年5月他刚刚去过贵州。贵州是一个贫困省份，但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这次饥荒被委婉地表述为“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他注意到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脸都是黑色的，他们的皮肤光亮。当地干部悄悄告诉他，他们之中很多人很快将会死于营养不良。但是新华社只是报导农民如何热烈地支持毛泽东的直接跨进共产主义的试验。1959年夏天，毛泽东愤怒地斥责大跃进的批评者，说怀疑的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很快，七个省份的新华社领导被撤换，因为他们的报道不够积极热情。这一信息传递时，所有人都很清楚，从那以后，即使是新华社给党中央的内参，也只有正面消息。[3]

然而，在党的领导集体内，大跃进的失败正在变得日益明显。城市里食品短缺，不得不从国外购买粮食。原料匮乏使得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了45％，这使得很多工人被压缩回乡。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毛泽东从日常的政策决策中退了下来，专心思考更广泛的战略问题，及与苏联日益激化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毛泽东退下来之后，政治空间扩大了，主要副手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书记处书记，规划了一条更温和的路线。他们务实的政策，后来总结为一句口号，即出自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4]有了党中央的这种讯号，一些省级和地方干部开始悄悄地试着废除农业集体结构，重新开放农村市场，恢复激励机制，奖励个体农业的积极性。

由于这些改革，经济开始复苏，但是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令毛泽东烦恼。他害怕中国会重蹈苏联在斯大林死后的“修正主义”覆辙。他的同事似乎更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毛泽东和他激进的同志开始向党内的实用主义者发起反击。1964年秋天，当苏联中央委员会因为赫鲁晓夫武断和反复无常的决定而罢免他时，毛泽东是否会面临类似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主席不想遭受同样的命运，所以，很快他开展了一系列复杂的计划来暴露和清除他的批评者，重燃革命热情。于是，就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

“文革”的开始是很单纯的，有一篇文章攻击吴晗写的一个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经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带头攻击民盟的同事。后来运动开始扩大，广泛攻击学术界的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到1966年春天，中国的高等院校和重点中学爆发了关于真正的“走资派”的性质和身份的辩论。为了塑造和调整这些校园辩论，在首都和各省成立领导小组，派遣由老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这是党用来管理群众运动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机制。但是，毛泽东很快认为，这些工作组是对于学生革命行动的无理干涉，并要求他们撤出校园。同时，学生开始组成团体，他们将成为“文革”的经典表征之一——红卫兵。[6]

在东北的沈阳市，叶方是辽宁省宣传部的副部长。由于这个原因，文化大革命初，他被任命为辽宁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并作为工作组领导进驻高校及文化团体。他的三个孩子那时在读初中和高中，他们积极参加了红卫兵。就像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一样，他们不清楚运动是怎么回事，但是，一旦报纸刊登了毛泽东支持的口号——“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他们就认为这次斗争极其重要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们所有的红卫兵同志都来自革命阶级，大多数都是党的干部的后代，上的是最好的学校。自从童年开始，他们就听说了父辈的革命功勋。现在，他们有机会参加革命，证明自身的价值了。这一使命比背无聊的课本以便考入大学、为社会主义生产做贡献更重要、更有意义。他们很快就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参与者。

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孩子，叶方15岁的女儿是学校的红卫兵头头。有一位老师对她特别严格，有次在她上课偷看小说时公开批评她。但是，老师们是从“坏的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作为报复，这一低下的身份给了这些孩子们攻击老师的机会。这种情况是权力关系逆转的典型例子，并且在全国成千上万所学校重复着、上演着。她后来回忆道，“文革”为报复“对她不好”的老师提供了借口，感觉自己像革命英雄。[7]

这些红卫兵的大部分校外活动，包括抄长期以来被塑造为革命对象的家：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和右派。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机会，让党的领导人将年轻人的革命热情从党内“走资派”（毛泽东最关心的目标）转移到他们人人都鄙视的“阶级敌人”上。抄家是以“破四旧”的名义展开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古籍、外文译著、宗教图案、艺术品、相册和首饰都在红卫兵没收或破坏之列。街道居委会帮助确定目标，之后年轻的抄家队伍疯狂涌入。通常是在深夜，此时受害人都在家睡觉，并且这些十多岁的抄家者也不大会被认出来。

因为作为抄家焦点的“阶级敌人”在过去的运动中屡次被列为革命对象，他们通常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此外，一旦开始抄家，目标家庭自己会预先毁掉照片和和艺术品，并会烧掉日记，处理掉古董。在天津，叶笃仁的孩子们劝他毁掉作为长子继承的老照片和艺术品。[8]不过，仍然有一些家庭试图把一些值钱的首饰或纪念品藏起来，把它们缝进被子里或藏在墙里。有几户人家这样做被发现了（或是有谣传），红卫兵会更加执著地搜寻这些藏起来的珍宝，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衣橱被掏空，箱子被砸烂，衣服被撕碎，家具被毁坏。所有被没收的东西都应该被记录在案，并移交给有关当局，但是当夜晚抄家变得越来越乱时，有些时候，红卫兵会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地把一件首饰或一本好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对旧文化的革命性攻击正在成为年轻人偷窃的借口。[9]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活动。叶方正在读初中的女儿和儿子得知了这一消息，急切地想表达对毛主席毫不动摇的忠诚，加入到这场年轻人的喧闹当中——他们希望坐上火车去首都。他们没有车票，但是当列车员问他们要票时，这些自负的革命孩子们反问：“你是不是要阻挡我们去见毛主席？”没有哪个卑微的查票人会那么大胆，于是，像大多数革命青年一样，他们免费到了首都。在几百万学生当中，大部分的青年离观礼台是那么的远以至于他们几乎看不见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但这一经历仍然点燃了他们心中的革命热情。

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在北京停留期间，他们借机看望他们的堂、表兄弟姐妹，包括叶笃庄的几个女儿，她们年龄相仿。当然，笃庄自从“反右运动”被捕后，一直都在监狱里，现在国家给他定的罪是“反革命”和“美帝国主义间谍”。他的孩子无法接受这一判决，但是这几个从沈阳来访的革命同志并不因此而觉得她们的堂姊妹的态度有何不妥。正如叶方的女儿后来解释的那样，她有着年轻人的信心，尽管她的革命任务是攻击坏人，但“我们家不会出坏人，家人和朋友不可能是坏人”。[10]

在北京见到毛主席以后，很多年轻人向全国各地串联，成为一股汹涌的革命旅行浪潮的一部分，这些全都成免费旅游。叶方的孩子们和他们位于科学院的叶笃正家的堂、表兄弟姐妹们一起，坐着塞满了学生的火车前往广东。火车上如此拥挤，以至于他们四天四夜都没办法走动、吃东西或上厕所。一次在广东，他们参观学校，阅读和抄写大字报，和他们来自南方的同龄人一起交流革命经验。由于没有人核实这些年轻人的背景，所以即使是被指控为“右派”的叶笃庄的几个女儿，也可以借机看看农村，其中一个还和一大群学生一起，爬到了井冈山山顶，尽管她们在自己的学校被排斥和孤立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以外。井冈山是一座革命堡垒，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这里发起了农村革命运动。他们一到革命圣地就被当局赶了出来，因为那里爆发过致命的脑膜炎，他们因此十分惊恐。

到了1966年冬天，叶方的女儿开始想家，而且天气很冷，她衣服不够穿——她当时是从广东回到北方的，箱子里只有夏天的衣服。她从北京打电话回家，发现家里的电话线被掐断了：她的家也成了红卫兵抄家的对象。“文革”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使是像她父亲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也成为了目标，指控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领工作组在1966年夏天“镇压”了“学生运动”。[11]

在工作组于1966年8月被撤走后，叶方被迫在沈阳多所学校的大会上做自我批评，但是作为一个犯了错误的领导，他获准待在家里。然而，到1966年冬天，激进派对于党的领导人施加了更多的压力，他和其他领导一起被一个市红卫兵单位组织监禁起来。作为党员，叶方一直很忠诚和谨慎，但是以前（在党内）他曾经含蓄地对于过分的大跃进表示过轻度怀疑，并且还曾因“右倾机会主义嫌疑”受到批评。现在他缺乏思想热情，又使他成为一个目标，但他还是一个人质，红卫兵期望从他身上提取更重要的省级领导人的犯罪证据。[12]

针对叶方的公开批斗会以常见的形式进行，在中国一次次重复着。他被拖上台，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名字和被定的罪名，被迫弯腰，呈“喷气式”：胳膊被向后拉伸，并举过头顶。虽然要在整个批斗会上保持“喷气式”的姿态是痛苦和令人疲惫的，但叶方受到的折磨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对于一个老革命，在一群叫嚷着他的各种罪名的愤怒暴乱的年轻人面前低头是一种侮辱，在辽宁和其他地方，一些人就因为这样的遭际而自杀了。

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逻辑是要求寻找政治错误的深刻历史根源。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即“走资派”。这一标签不仅反映了他把所有的政治分歧解释为阶级因素的越来越强烈的倾向，还暗示被指控的人妄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就。这就把他们放在了已经被革命推翻的人的那一边，最明显的就是1927年至1949年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像叶方这样的老党员怎么会复辟国民党统治呢？他们与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文革”的逻辑是他们可能真的是国民党间谍或是同情者，渗透进了共产党，跟着革命大军一路走来，直到反对毛主席的时机成熟。所以红卫兵和毛泽东在党内调查部门的支持者竭尽全力要搜罗证据并逼供，并把“文革”的对象和国民党联系起来。

对于叶方的指控典型地反映了这些指控的歪曲逻辑，也显示出年轻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极度无知。1935年，叶方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抗议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侵略的软弱政策。那次运动的一个方略就是向蒋介石请愿，动员全国来抵抗日本占领华北。三十年后，在“文革”的大环境下，向蒋介石请愿暗示了这个人认为国民党可以被说服来保卫国家。往好处说是：学生们对于蒋的爱国热情有一定的信心；往坏处说是：请愿意味着他们希望由国民党，而不是由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在20世纪30年代，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二·九运动”是爱国的（且通常是左翼的）学生运动，针对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现在，在“文革”期间，参与者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

这样的指控显然很荒唐，但是到1966年年底，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他是“一二·九”运动时，组织激进学生的地下党主要负责人。此外，“一二·九”那代人中，多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党员，他们很自然地成了刘少奇的天然支持者。实际上，1973年对叶方的初步结论是：“十七年来（1949—1966），他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资本主义路线。”其他参与过20世纪3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大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在1960年代遭到清洗或迫害。[13]

红卫兵的另一个手段就是玷污领导人家属的声誉。前文提到，叶方顽强独立的妻子林莺1950年被开除出党，理由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逃离沈阳。除这一污点以外，还有一桩事情，1941年，蒋介石背叛统一战线，杀害及逮捕了新四军总部先遣支队的大部分人员，之后林莺被国民党逮捕并关了起来。林莺现在被指控与帮助她获释的国民党官员有私情，有叛徒嫌疑。这些肮脏的指控足以让林莺从沈阳逃到她南方的娘家避难。同时，叶方需要去解释另一段复杂的历史。[14]

由于“文革”的蔓延和升级，叶方所有的兄弟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牵连。方实被指控为新华社的“走资派”。攻击他的大字报被贴在了他北京的新华社大院里，好几次，他被拖到批斗会上，并被逼戴高帽子，上面写着“黑帮”两个字，并在指控他的人面前做“喷气式”。他被派去做轻的体力劳动，大部分是低下的工作，像打扫厕所。很快，焦点转到他的“历史问题”：第一，指控他的人重提他还是学生时在天津被捕，后又获释，20世纪40年代，他在“抢救失足者”期间在延安被禁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他们又把焦点集中在另一事件上，遵照党的命令，作为统一战线的策略，他在抗战期间加入了国民党，为的是加入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并效力于他的政治部门。他的家被搜查了两次，为的是找到一些他与国民党有联系的证据。最后，他被拖到另一所学校的四楼教室里关了起来，在那里，很多人或被捕，或自杀，坠楼身亡。在那里，他被无数次暴打，尽管他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些惩罚持续了三天，他尽力保持清醒，因为他害怕睡着以后会被扔出窗户。但是他拒绝认罪，最后他被送回了家。[15]

在科学院，运动不是那么激烈或暴力。开始时，叶笃正被视为美国培养的“科学权威”，很明显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倡导者。他的“历史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在20世纪40年代出国前，他被要求参加政治培训班，并在其结束时加入了国民党。他记不起任何有关于党员证的事情，这让控告他的人更加怀疑。第二，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的一些气象学研究是由美国海军资助的，所以他被怀疑为美国间谍，特别是他放弃了一个在美国待遇非常好的工作，回到中国。他因为爱国放弃了在美国的舒适科研职位，现在反而对他非常不利。他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回到中国的决定是否明智。但是，总的来说，他所遭受的算比较温和了。甚至负责监视他的红卫兵也变成了他的保护者，为他传递消息，告诉他其他人“认罪”的情况，以便他可以重复同样的话而不致惹上什么麻烦。1969年，他被放了出来，去打扫厕所一个月，然后在食堂的厨房工作。[16]

在叶家兄弟的知识分子中，后来平反的民盟“右派分子”叶笃义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他的记录也最为详尽。[17]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之后，他丢掉了在司法部的工作，后来在全国政协办公室工作，负责编撰《文史资料选辑》，和一些著名人物一起工作，如清朝的末代皇帝（也是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他刚刚写完一本著名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18]“文革”开始时，副主任委员申伯纯被开批斗大会，笃义非常明智，只是静静地坐着，其他年轻的同事纷纷抨击领导的资产阶级错误。这位前皇帝则不那么谨慎，一次，他跳起来与其他人一起大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笃义连忙拉他坐下，小声告诉他，“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

他在民盟的一些知识分子同事更有远见卓识。在民盟，当召开大会批评吴晗和他的历史剧时，叶笃义与人类学家、他的朋友同时也是燕京大学的同学费孝通经常见面。“看起来又要搞运动了。”笃义在一次私聊时说。“是要搞大运动呀！”费孝通回应说。有一段时间，叶笃义和费孝通每周日一起吃饭以交流对形势的看法，但是很快，来找他谈话的越来越多，他确信自己可能成为运动的目标。他不再与费一起吃午餐，以免连累朋友。费孝通递给他一张字条儿，上面引用了《易经》中的一句话，但是有一个字稍作了改动，“遁世无门，独立不惧”特意写成了“遁世无闷，独立不惧”。[19]

1966年8月，红卫兵召集叶笃义参加一个大会，特别批评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期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后者是燕京的美籍校长，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叶笃义的家也被搜查，他被逼承认与这位美国“间谍头子”的可疑关系。然后，他被送去农村劳动，在经历了北京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他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1967年年底，他回到了北京，民盟红卫兵中的造反派继续对他和司徒雷登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展开调查。到1968年年初，他们逼迫他承认他1957年的“右派”思想证明他实际上是为司徒雷登这样的人充当代理人。最后，4月初的一个晚上，他被叫去进行另一次审讯，他们告诉他，他被拘禁了，并强迫他按照他们的逻辑承认错误：司徒雷登是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头子，笃义后来成为司徒雷登的代理人；所以他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就是给美国做特务。之后的三天三夜，他被逼提供他特务活动的细节。当他不置可否时，审问者又给他提示具体的特务活动，还说有其他人作证明。当他拒绝承认从事这种活动时，他被指控：“第一，拒绝交代，抗拒文化大革命；第二，诬蔑说政府掌握的材料冤枉了他；第三，为同伙掩护，替同伙翻案；第四，为主子尽忠，情愿坐牢。”最后，4月26日，“根据革命群众的要求”，他被两个解放军押上一辆吉普车送到清河镇以外的卫戍区监狱，正式逮捕。

叶笃义被带到的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城外，专门用来关押重要的政治犯。他被关在那里三周，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后又进行了好几天的密集审讯。在每次审讯的开始，审讯人员命令他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并大声宣告：“我是一个美国间谍，我犯下了严重的特务罪行，我向毛主席请罪。”[20]审讯持续了几天几夜，中止了大约一个月，然后又开始了。

秦城监狱里，叶笃义没有被麻醉，身体上也没有受折磨。[21]但是，他被迫长时间弯腰站着，直到他感到头晕和即将垮掉。最折磨他的是单独监禁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还有，因为监狱里阴冷、黑暗、潮湿，他的关节炎恶化带来的痛苦。他的冬衣被拿走了，甚至床上的薄毯子也不让他盖。本来就长期失眠，监狱里的条件让他痛苦不堪，因为他们让他在正对着门的床上睡觉，而且还要开着灯。他的嘴总是很干，每天的三碗水不能缓解他的口渴。犯人只能每个月出去放风和锻炼一次，在这种条件下，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在4月的第一次审讯结束后，审问从笃义与司徒雷登的关系转移到他与徐冰的接触，后者是抗战后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徐冰后来升任为中央统战部的领导，负责与民主党派和前国民党党员之间的联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文革”冲击的目标。8月，审讯人员开门见山，告诉叶笃义，徐冰是他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要求他说出自己当美国间谍时徐冰透露给他的消息。他说不出来，于是他们拿出一份所谓的徐冰的供词。徐冰当时也被押在秦城监狱，但是笃义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大声读出了徐的所谓供词，好让笃义抄下来作为自己的供词。供词包括内战期间的各种各样的军事情报活动，但是，因为叶笃义几乎没有和徐说过话，所以对供词中所说的无从知晓。最后，为了使整个故事看起来圆满，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从徐冰那里得到情报并转交给司徒雷登，虽然他所说的转移情报发生在司徒雷登在美国休假期间。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审讯结束了。

叶笃义不是叶家唯一一个（甚至不是第一个）为了收集针对徐冰的材料而遭受迫害的人。叶笃庄在1962年和家人短暂团聚后，被下放到劳改农场。1966年秋天，“文革”刚刚开始时，他被下放到祖籍安徽省的一个劳改农场，一个广大的聚集区，几十个牢房关押着两三万犯人，每一个牢房四周都有一条壕沟包围着。由于肾病的折磨，加上多年的监狱生活，他身体虚弱，无法干重体力活，所以被派去清理粪便或是在菜园里劳动。随着“文革”升温，多组调查人员频繁地探访这所监狱，为的是发掘党内“走资派”的证据。笃庄被徐冰案子的调查人员审问过几次。在抗战后的前几年，笃庄和徐冰的关系实际上要比他哥哥近得多，徐还准许并安排了他和裴克访问共产党的解放区。现在，笃庄被认定为美国特务，调查人员利用这一联系，将徐冰牵连进了这一所谓的阴谋当中。

1967年3月，笃庄被叫到了劳改农场大队部，那里有两名警察让他收拾东西去北京。一时间，他觉得“文革”的调查洗清了他的罪名，但是，当警察给他戴上手铐坐火车走的时候，他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他哥哥笃义那样，他被带到了秦城监狱，但是直到好几年后，兄弟俩才知道他们二人同时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在秦城，笃庄发现生活条件比以前关押的地方要好得多：在他单独监禁的牢房里有洗手池、冲水马桶，伙食也比以前好。但审讯是另一回事。叶笃义没有被以暴力对待，但是笃庄被认定是美国特务，主持审讯的解放军军官对他可没有那么克制。审讯初期，屋子里大概有三十个人，大多数穿着解放军军服，当他拒绝招供徐冰为美国人从事过间谍活动时，他被强按着做“喷气式”，然后被推倒在地，被一个穿皮鞋的军官用脚猛踢。之后的审讯他的都是同一个人，同样的待遇。最后，笃庄写出了一份含糊其辞的认罪书，承认他在徐冰的指导下工作，并且他们的关系是“反革命”性质的。这一审讯直到1968年10月，终于暂时停了下来，像笃义一样，审讯人员给了他一份准备好的稿子，上面写着一些具体事件，据称是徐冰透露了一些机密信息，要传给他的美国朋友。他拒绝承认这些行为，然后又被殴打，最后根据稿子写了一份认罪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声称1947年提供的信息传递给了裴克（不是稿子上写的《生活》杂志的布雅各）。因为裴克在1947年以前就回到了美国，这一细节使得他们捏造的犯罪事实根本不能成立。他认罪后，审讯他的人终于满意了，然后他被送回安徽劳改农场。[22]

叶笃义在秦城又度过了四年时间。1968年年底以后，条件有所改善，他被允许读报纸，并了解一些国家的政治形势。毛泽东“严禁逼供信”的最新指示下达后，使他又有了新的希望，再加上适应了监狱的环境，他的健康状况和精神面貌都有所改善。但是，他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收到家里的一封信后，因为信里孩子们说要同他划清界线，说他既然被解放军逮捕起来，这就说明他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他们应当配合着对我做攻心的工作，叫我彻底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希望藉此打垮他精神意图的结果适得其反。他在之前认罪过程中进行的所有合作，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家人。如果家人已经同他划清界线，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必要与这些迫害他的人继续合作。第二天又继续审讯，他承认了一项新罪行，即以前的认罪都是伪造的。这一翻供使得整个审讯过程又从头开始，最后审讯他的人写好了另一份认罪书让他抄下来。1970年代初政策有一些松动，因为党正在处理日益加深的内部分歧。最终，1972年8月16日，他被正式宣判为“犯有特务罪行”，但是看在他坦白交代和有悔过诚意的分上，他被释放回原单位。他的女儿去单位接他时，几乎认不出这个瘦弱的白发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她失声痛哭，然后带他回家，一路上扶着这个走路都不稳的人。[23]

“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走资派”从党内清除出去，不是要迫害民主党派中的老知识分子。秦城的审讯人员对于叶家兄弟的所谓罪行不感兴趣，只是为了伪造证据，打倒党内一个更重要的人物——统战部部长徐冰。在沈阳，叶方没有徐冰那样高的声望，但是，他在“一二·九运动”时与中央多位高级领导的亲密关系，使他很快成为清查的对象。在这方面，他家的经历典型地代表了发生在很多领导干部家里的事情。

当叶方被沈阳造反派的红卫兵专政的时候，他的几个孩子都才十几岁，是红卫兵的积极分子。最初，他们对于家庭命运发生巨变的反应不是质疑“文革”，当然也不是怀疑毛主席的英明，而是责怪抓走他们父亲的那一派红卫兵。在他们看来，那派人因被误导才会认为一些忠诚的革命家是革命对象；他们这一派可不会犯那样的错误！这样，1967年，成千上万的年轻革命者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红卫兵分裂成很多个相互竞争的派系。叶方的孩子们被吸引到后来被认为的保守派或保皇派中，这个派系比较同情像他们父母那样的老党员，但是，其他的派系和军队结盟。最后，沈阳和其他地方派系之间的冲突演变为武斗，红卫兵去当地民兵的军火库抢夺武器。在一次冲突中，15岁的阳阳和他的哥哥一起坐着从学校征用来的卡车。他靠近队伍的后面，在匆忙抢夺一枝日本步枪和一把刺刀时，他摔倒了，膝盖上划了一个口子。他成功地抢到了武器，欣喜若狂，但是他的母亲被这个伤口吓倒了，担心儿子在日益升级的武装冲突出事情。于是，她把儿子送到了北京，住在科学院的七叔家，那里相对安全。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直到局势稳定下来。[24]

1967年的武装冲突给党的领导集体敲了警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着手控制运动，恢复秩序。在“文革”早期，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来培养新一代的革命领导人。但是，1967年的派系斗争证明了他们极不称职，并且毛泽东被迫更加依赖于军队，这是唯一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组织性纪律性的力量。1968年红卫兵解散后，城市青年被送到乡下去向农民学习革命传统。叶方的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也作为知识青年加入了这一城市的下放人群中，此后，所有家庭成员分散各地。叶方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妻子很快逃到她的祖籍江苏。他们最大的孩子已经工作了，中间的孩子在农村，三个小的（当时分别14岁、12岁、8岁）被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他们只有靠父亲的眷属津贴来度日，并靠在单位食堂吃窝窝头，从别人吃剩的饭菜里找些可吃的来充饥。城市里爆发派系冲突的时候，他们只能躲在防空洞里（1969年与苏联的边境纠纷演变成武装冲突时，他们也这样躲起来过）。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在上小学，但学到的东西很少。12岁的那个孩子因为被人污蔑为“走资派的小王八蛋”而感到羞辱。14岁的孩子有时间就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果戈理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经典著作，而这些通常恰好是“文革”要根除的“旧文化”。也许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学到了一些街头智慧，使他们得以靠自己在这个越来越不可预知的世界活下去。这一经历赋予了他们今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25]

中国的农村地区，青少年们都各自学到了有用的技巧。叶勃利是这个群体里最年长的，1968年秋下乡时正好20岁。“文革”爆发时他在学校读高中，参加了红卫兵的各种活动，从最早对坏分子家庭的抄家，到北京的大规模集会，再到1967年的武斗。在乡村，他的领导才能很快得到了认可，他被提升为他所在村子农业合作社的生产队队长。实际上，他表现十分出色，几年后被县里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他后来在学习方面也很突出，成为了一名颇有政绩的地方政府官员。

勃利下面的弟弟和妹妹，阳阳和他的姐姐滨滨，当时不到16岁，也设法分配到了同一家国营农场，距离沈阳大约坐火车两小时的路程。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出发了，高唱着革命歌曲。他们那一组有120名青年，都来自同一所学校，他们都分到了一块地，在一位农村干部的监督下耕作。一开始，他们一起住在一处寒冷的拖拉机车库里，之后住进了当地农民帮他们用砖盖的宿舍里。条件非常简陋：唯一的饮用水来自于一个死水塘，是由附近辽河引水形成的。滨滨刚开始几乎有一个星期都不敢喝池塘里的水，仅靠她从家里带来的行军壶里的水过活。但慢慢地，她也和大家一起除掉水上漂着的虫子和小碎片，然后用手捧着喝。食物相对充足，他们就着白菜、土豆吃自己种的米，菜是从同一口大锅里煮出来的。

几个月后，年轻的滨滨想家了。一位同班同学设法回到了沈阳，滨滨让这位同学给自己发份电报，就说她的母亲病重。滨滨把这份电报给管理农场的解放军军官看，但是他一下子就识破了这一诡计，没有准假。于是，她偷偷溜了出来，搭上了一列开往沈阳的火车。到沈阳家里，母亲坚持要她先洗澡，再进屋。吃了一星期家里做的饭后，她乖乖地回到了农场。作为一个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党员干部女儿，她知道应该怎么做。她立即去生产队政治指导员那里彻底承认错误：“我一回到家，就为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我违反了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指示。我帮助了革命的阶级敌人。我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惩罚并且会愉快地接受。”指导员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也深受打动，于是只让她写了一份简单的检查，并口头向同学们道歉。[26]

几个月在乡间的辛苦劳作后，这些特权干部子女的青春热情逐渐退去。通过劳动锻炼，他们意识到农民的辛苦，以及学习群众的朴素美德是一回事，用他们的下半生在田里劳作是另一回事。她的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想办法参军或是获取指标到工厂去工作。这些是逃避农业劳动的唯一现实办法，但是解放军军官的孩子们得到了军队的第一批名额，工厂则比较喜欢当地干部的孩子。叶方的政治问题使他的孩子们无路可走，“文革”所倡导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现在听起来是如此空洞。[27]

叶方的几个男孩在乡下如鱼得水。前文提到，勃利成了一名能干的生产队队长，并最后基于他的成就进入了大学。他建议他的弟弟新新跟他学。由于急于证明自己，新新主动要求分到一个最穷的队，并很快使它开始盈利。但是，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务实的领导方法，就是利用不合理的国家政策。辽宁的左派领导一度逼迫农民挖自己祖先的坟墓，将腾出的地重新进行耕作。但是，东北地区耕地很多，这一政策无疑挑战了农民对于祖先的尊敬。所以，新新让副手平掉了几座老坟，然后他离开了大队几天，之后就回来汇报工作已做完。还有一次，他设法弄到了多余的化肥，并带到村子里，然后进了城，于是村民就可以把它用在种菜的自留地里，这样比用在集体田地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农民很高兴，产量提高了，上面要是问起来，他可以说自己也不知道化肥究竟是怎么用的。这样，叶方的孩子们学会了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做才能令他们所领导的农民高兴。他们发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学到了对以后生活很有用的生存和管理技巧。但是他们并没有吸收或实践“文革”的理想。[28]

1969年，叶方结束了在五七干校的管制，被发配到辽宁省朝阳县一个荒凉偏僻的村庄，靠近内蒙古沙漠，身边仍有一名工作组成员监管其行动。很快，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都来了。这不是“文革”中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他。一次，他13岁的儿子冬天去劳改农场探望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父亲穿着一件朴素的棉袄，腰间系着一条用稻草编的绳子。还有一次是夏天，他扛着一个大西瓜，走了差不多12里地，才终于搭上了一辆马车。他和父亲还有父亲的一个室友吃完了整个西瓜，在他刚到时，父亲就警告他提防那个室友：“你说话要小心，那个人是来监视我的。”[29]他的女儿有着相似的经历，那年冬天，走了40里地去看望父亲，到驻地时已经是10点半，造反派他们没有让她见父亲，而是不停地威胁她，让她劝说父亲好好交代问题，在审讯时更合作一点，否则别想见面。为了能见父亲一面，她表面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第二天一早，五七干校的一位领导在旁边陪同见到了父亲，看他消瘦了，脸上长满了胡子，她几乎认不出来。[30]

在朝阳，他们一家四口住在村长家里，村长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他们都睡在同一个被烧热了的炕上。虽然他们很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一道政治的鸿沟却横在两代人之间。曾经积极参加红卫兵，并自告奋勇去插队，和农民一起劳动的孩子们，现在也对于崇高的革命理想感到困惑和怀疑。餐桌成为了一个日益激烈的辩论场所。尽管叶方有各种各样的困扰，但他对党的忠诚毫不动摇，并多次试图打消孩子们的疑虑。质问他们“你们想走‘苏修’路线吗？”但是孩子们看到理想主义的红卫兵堕落为激烈的派系敌人，并目睹了部队军官的孩子们利用他们家庭的关系逃避艰苦的下乡劳动。为人民服务和忠于毛主席的豪言壮语不再具有说服力，并且他们无法理解父亲仍然在坚定地忠诚于把他们赶到祖国一个贫困荒凉且偏僻的角落的政党。[31]

可以理解，年长的孩子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前途。勃利已经上了大学。同辈里的下一个是他的妹妹滨滨和阳阳，她们想参军，跑到江西找他母亲的一个做军区司令员的战友请求帮忙。但是她们到了以后，看到大字报号召人民群众把这个人扔到油里去炸。她意识到他也受到了攻击，不可能帮上什么忙。后来，她的弟弟阳阳似乎比较幸运。一个当地军官招收了这个高个子男孩去部队里打篮球。他是这个家庭里文化大革命以后唯一一个成功进入了部队的人。参军四年后，他申请入党，以便日后升为军官，但是他母亲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使他无法被接受入党，很快他离开了解放军。他的弟弟新新受到了更大的挫折。这本是一个聪明有创意的小伙子，但不幸的是他参加恢复以后的高考时，恰逢毛远新（1941—　）掌握着辽宁省的统治权力，继续推行极左路线。新新在考试的第一天对于一些主要问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左倾”答案，第二天他便无法继续参加考试。有人告诉他们家的人，毛远新把这个男孩子作为目标是因为他父亲的政治背景。他的姐姐滨滨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按照毛远新的命令：叶方的孩子们不能被大学录取。于是父亲被指控，灾难降临到了孩子们的身上。[32]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和他激进的支持者呼吁中国的年轻人——学生和红卫兵——重新燃起革命的战火。毛泽东宣布：“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33]如果老一代的人有陷入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危险，他们的孩子们可以纠正他们，批评他们，必要时，和这些被误导的长辈断绝关系。叶家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噩梦。当他们的父亲被攻击时，老师迫使他们和父母“划清界线”，就像叶笃义的孩子最后被迫给他们被关在秦城监狱的父亲写的那封信那样。只有一个叶家的孩子真的攻击了自己的父母，她就是长子（笃仁）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员。她带着一群学校的红卫兵攻击住在天津的父母和祖母。这位老太太在这个噩梦般的经历之后很快就死了。家里的其他成员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个女儿的大逆不道。[34]

叶方家人照片，摄于1982年。后排，从左到右：叶新新，叶阳阳，叶勃利，叶佳木；中间排：叶林，叶滨滨，叶子，叶宝，叶勃利之妻；前排：叶勃利之女，林莺，叶林之女，叶方，叶林之女。

笃仁的女儿是一个例外。这段动荡时期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中国家庭的适应能力。家长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护他们的孩子。最基本的是避免在孩子面前谈论敏感的个人或政治话题。他们知道有人会迫使孩子们揭发他们的父母，或父母的朋友，孩子们也可能无意间向他们的朋友提起父母谈话的内容。防止这种情况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孩子们知道的越少越好。[35]另外，父母们特地敦促自己的孩子相信党，听党的话，即使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东北的叶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叶方是一名忠诚的党员，事实上，对党的信念即使不那么坚定的父母，也会敦促孩子做到政治上正确，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前途。

当家里人试着去保护下一代的时候，家庭关系也可能对自身构成极大危险。在每张人事表格上，人们必须填上自己近亲的名字：父母、叔伯、兄弟姐妹。在重大政治运动中，如“文革”期间，当一个人过去的方方面面都要进行严格审查的时候，这些亲人的政治地位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问题了。如果一个家庭成员被卷进是非，其他人也会被牵连。“文革”爆发以后，农学家叶笃庄已经被定罪为“美国间谍”并送往劳改农场。他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方实质疑这一判决，曾于1962年尝试着申请重新调查。虽然当政治风向转变时，他不得于放弃了一切努力，但他的请求足以让他在1966年被怀疑为对党不忠。1967年，当党对统战部的徐冰穷追不舍时，叶笃庄被拉到秦城进行了攻击性的审问，不过，没有审出什么。到了第二年，为了同一个案子，叶笃义又被带到秦城问话。笃义与徐冰的关系，最多也就是沾点边儿，但是无疑他的名字在对笃庄进行长时间的审讯时被提到了，很快，笃义也被迫承认一系列莫须有的罪行。

“文革”中最常见的家庭关系带来的后果是，家长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的孩子被歧视，或是让他们享有特权。“文革”早期一个常见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虽然这一所谓的血统论后来被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否定了，但这一政治正确性的标准因为极其简单，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具有持久的吸引力。[36]受青睐的高干子弟，尤其是部队军官的孩子，从“血统论”中得到很大好处，比别人更早地逃离了乡下，后来又被解放军青睐而参了军。但是，对于叶家人来说，家庭背景却带来了不幸。叶笃庄被关押后，女儿们在学校也被孤立，只好退学，好几年，父亲的问题使她们无法重新开始步入学校。他们大部分的堂、表兄弟姐妹有着相似的经历。在东北，叶方的几个孩子想要参军或在部队得到提升或入党的努力全都被阻止了，甚至参加高考也不被允许。

“文革”的豪言壮语说个人通过正确的政治表现，能取得荣誉和升迁的机会。[37]于是，孩子们被敦促和他们被指控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改掉上一代人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习惯，改造他们的思想，并端正他们的行为来为人民和毛主席服务。[38]保证这样做的人可以逃避他们父辈的罪行，加入新的社会主义阵营。[39]但是事实上却大不一样。在任何人都可能会被控告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时，一个人必须有完全信得过的朋友，但是没有人比自己的亲人更值得信赖。……

因而，在这个动荡时期，普通人也依靠家人作为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核心家庭被证明是最有适应能力的。老一辈的家庭成员明白和自己那些犯了政治错误的兄弟姐妹联系是极其危险的，所以在1950年代常见的那种叔伯与堂、表兄弟姐妹的聚会在“文革”中基本停止了。[40]然而小家庭彼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叶笃庄的两个女儿长时间在乡下，一个住在陕北的窑洞里，一个在内蒙古，但是她们书信往还，并都在春节时回家探亲，以此保持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们又有希望继续接受教育，在北京的姐姐给她们寄书，并且鼓励她们好好复习。

住在东北的叶方家就是一个最好的家庭团结的例子。因为“文革”早期，家人彼此离散：叶方参加五七干校，他的妻子回到了江苏的娘家，年长一些的孩子也上山下乡，干着不同的农活，较年幼的则留在沈阳，自己照顾自己。叶方一家最后在朝阳安定下来，家人又聚在了一起。虽然两代人吃饭时会有争论，但父母和子女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由于彼此患难与共而带来的家庭团结。因而，尽管有人认为“封建的”家族体制因循守旧，儒家的父权制也带来了诸多危害，应当予以批判，尽管各种政治压力迫使家庭成员疏远其中的“黑五类”，“文革”的实际结果却可能是强化了家庭纽带。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可能迫不得已会彼此攻击，互揭老底，直系亲属才可能是最值得信赖而不离不弃的人。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文革”最为猛烈和混乱的时期结束了。1967年夏天，毛主席最激进的支持者和解放军之间在武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险些发生内战。此后，毛主席越来越依赖军队恢复稳定局势，为此，军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这实际上是整个“文革”最血腥的时期，因为很多省份的新的统治集团对自己的派系敌人展开了报复。红卫兵纪律涣散，毛主席对其大失所望，这点广为人知，1600万知识青年由于在经济萧条的城市没法安排工作，被派到了乡下，在田间劳作，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品德。[41]在各级行政机构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从省一级到市到县，再到学校和工厂。理论上，这些委员会应该是由经验丰富的干部、年轻（通常是红卫兵）的积极分子，以及解放军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组合，但实际上，权力的天平总是向军代表倾斜。……

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新中国，生活正缓慢地恢复常态，但还是不时被打断。老一代的干部得以平反，恢复了声誉，此时毛主席正谋求遏制军队的力量，平衡左派集团，即后来“四人帮”的影响力。尼克松访华之后，新中国开始以严格控制的节奏逐渐地对外开放，邓小平重返领导集体，辅佐身体日渐不好的周恩来抓经济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并使国家的治理更加有序和高效。左派势力仍然控制着宣传部门，并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文革”最激进和最具破坏性的阶段已经结束了。[42]

逐渐地，叶家的生活也恢复了表面的常态。1971年，曾在新华社工作的方实正在山西挖井，这是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一部分，他像大多数干部一样，被遣送到这里接受再教育。当他得知“林彪事件”之后，他想或许“文革”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林彪的罪行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使他明白左派势力在最高权力部门仍有很大影响力。然而次年，他便得以平反，并受命回到新华社的国内部工作。[43]虽然他对革命路线心存疑问，但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

叶氏兄弟中的另一位党员叶方还在东北，在那里，毛远新给左派势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样，叶方的平反要缓慢得多。1973年，他的案子得到解决，但仍然被指控为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资产阶级路线”，不过他的错误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样一来，对他的指控便留有余地，左派分子在必要的时候会再次发起对他的攻击。根据安排，他回到了地方宣传部门工作。在这里，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并谨言慎行，没有流露出丝毫怨恨的情绪，也没有想要报复那些曾经整他、批斗他的同事的想法。他的小心谨慎使他在单位稳步升迁，最后，他被调回省会沈阳，担任辽宁社科院的院长。此时，他的子女大多长大成人，他很低调地利用自己的人脉帮他们谋职或返校学习。[44]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叶笃正继续在科学院从事气象学研究。一些美籍华裔科学家访华，并希望会见中国与他们从事相同研究的科学家，最初的小心翼翼的学术交流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代表团中有位气象学家，于是在周总理接见他们的时候，叶笃正也受邀参加。他的兄弟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方知道他已脱离困境，也只有从这时开始，他们才敢恢复联系。[45]

1972年8月，叶笃义从秦城监狱获释，此时，左派暴行的受害者正大批平反。不过，即使那些很明显是被冤枉了的人也不得不谨慎行事。笃义在狱中养成了习惯，每天都要把他的整个审讯过程详细地在脑海里复述一遍，但获释之后，他的家人却不希望他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北京的兄弟们来访，也给出了同样的建议。他的获释是有条件的，即他要承诺“不再翻案”，如果把被迫招供的事实记录下来，即表示企图诉求平反。于是，他继续每天在心中复述狱中的经历，直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才终于把它们写了出来。[46]

1968年，叶笃庄从秦城监狱出来，回到了安徽劳改农场，同年9月，他的十年刑期期满，但并不允许他回到北京的家里。即便囚犯服完了刑期，他仍然不能完全自由。除非之前的单位欢迎他回来（大多数单位并不想要曾经的政治犯），获释后的囚犯通常会被送去乡下，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47]于是叶笃庄变成了农场的一名员工，每月领取18元的最低工资，其中的一半需要花在伙食上。第一个月他给天津的母亲寄去了5元钱，不料却收到了一位兄弟的回信，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不久他被调到了一个农业技术试验场，在这里，他的专业知识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他协助制造了一种杀虫剂，叫做“920”，并做了一些关于棉花和油菜的实验，其中的两个写成了论文，发表在了北京他曾经担任过主编的期刊上。

1975年12月，政府颁布了大赦令，释放所有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警宪特人员。这是旨在改善与台湾关系的总体政策的一部分，台湾当时还在以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叶笃庄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也在大赦之列，于是，1975年12月17日，安徽公安局第380号令要求释放叶笃庄，恢复其所有公民权利，而此时他已62岁高龄。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因为在他眼中，他毕生都在反对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他甚至想过拒绝特赦，以免跟国民党扯上关系，但一位狱友劝他不要这样做，说一旦他出去，“一盘棋就活了”！[48]

叶笃庄服刑期满已经过去七年了，现在受益于特赦令，被调到了安徽中部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这里工作清闲，他也能做更多有用的研究工作。同事们对他的工作成绩很是称赞，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尊敬，并被称为叶先生，但还不能确保他能与北京的家人团聚。他需要在北京有份工作，有个住处，于是组织上派人去北京，看他的妻子愿不愿意让他回来。这时他才知道，妻子已于1973年身患癌症去世了。他给孩子们发了份电报，得知他们一切还好。很快他便开始着手准备与家人团聚。第一步并不顺利。1977年农历新年，他去上海看望自己的妹妹，从安徽给他们带去了鱼，这让夫妻俩都非常高兴，他也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电视，印象深刻；但是春节这天，他妹妹的女儿带他出去，在上海外滩走了一整天——这不像是过春节啊，他想。后来，他才意识到妹妹这是有意支开他——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不方便待客——这样，前来恭贺新年的朋友和邻居就不会看见他。[49]

1976年春天，叶笃庄终于见到了几个女儿。大女儿叶靓是第一个来的，她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正值放假，她背着画架来了，以便于写生。上次见她已经是1962年的事了，当时她还是名中学生，重新建立起父女之间的关系需要一段时间。她对北京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这让他担忧。周总理刚刚去世，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悲痛不已，因为他们将总理视作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中自己唯一的朋友，也是唯一能保护他们的人。天安门聚集了大批群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们献上花圈，附上了挽联。不过悼念活动很快具有了政治意味，在挽联中开始出现对江青和党内左派势力的尖锐批判，而这遭到了镇压。叶靓仔细听着广播，里面谈论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事件，他的父亲则担心她会被牵涉进去。不久之后，二女儿也来了，与姐姐一起挤在猪圈旁边的一张小床上。到了夏天，小女儿也来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个女儿多次来看望他，但是直到1979年，服刑期满十一年后，叶笃庄才回到了北京。他以前的工作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仍然在左派势力的控制之下，即便是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和“四人帮”倒台之后。1958年，对笃庄发起指控的正是他的工作单位，而现在，领导不愿意承认错误。然而，随着邓小平在后毛泽东时期的领导集体中地位巩固，受到错误指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平反工作开始加速。党的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令对叶笃庄的案件进行重审，北京最高法院审定之前给他定的“反革命罪论处不妥，应予纠正”。以前的法院判决被撤销，现在法庭宣布“叶笃庄无罪”。[50]1979年春节，他登上了一列空荡荡的列车回北京，第二天一大早到站，他叫了辆三轮车，到了叶靓的住处，唤醒了三个还在睡觉的女儿。在他多年前油漆过的那张床的床头，放着妻子的骨灰盒，目睹此，叶笃庄不禁老泪纵横。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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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实访谈，2001年9月；《北京周报》，1960年。

2．Jasper Becker，Hungry Ghosts：Mao's Secret Famine（New York：Free Press，1996）；Ralph A. Thaxton，Jr.，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方实访谈，2001年9月。

4．参见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69，这里提到，邓小平很可能不是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人。

5．到目前为止，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研究最全面的是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t Revolution，vol. 3：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19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6．在众多关于红卫兵的回忆录和学术研究中，最著名的是Gordon A. Bennett and Ronald N. Montaperto，Red Guard：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1）；Gao Yuan，Born Red：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Son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Knopf，1983）；Hong Yung Le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A Case Stud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Anita Chan，Stanley Rosen，and Jonathan Unger，“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Canton）,” China Quarterly 83（September 1980）：397-446；Stanley Rosen，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Cant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82）；Andrew G. 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7．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8．叶筠访谈，2001年8月。

9．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

10．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11．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12．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辽联”通常被认为是红卫兵组织，与叶方这样的党的地方高级干部有联系，因而，叶方被“辽联”抓捕令人费解。然而，从一份同情解放军和左派分子的红卫兵刊物《耳闻目睹》中，1—47期（辽宁，1967年），可以看出，当时“辽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分裂了。

13．John Israel and Donald W.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268-282.

14．林莺：《坎坷的道路》（北京：东方文化馆，1994年），51—58页、119—124页。

15．方实访谈，1995年。

16．叶笃正访谈，1995年5月。

17．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114—169页。在他被关押的很长时间里，既没有表，也没有日历，叶笃义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都要把自己在监狱的经历详细自述一遍，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逮捕时期。然后他把它们整理成文字，这也正是作者这部书的材料依据。

18．Puyi（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The Autobiography of Aisin-Gioro Pu Yi（《从皇帝到平民：我的前半生》），trans. W.J.F. Jenn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文原版，1964年出版。

19．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14页，119—120页。

20．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30页。

21．关于秦城监狱的条件，参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342-345；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囚犯经历，参见Sidney Rittenberg，Sr.，and Amanda Bennett，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387-432。

22．叶笃庄：《狱中记》（1993年手稿），188—208页。

23．叶维祯访谈，2001年8月。

24．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25．叶宝访谈，2001年8月。叶新新访谈，2001年8月。

26．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27．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

28．叶新新访谈，2001年8月。

29．叶新新访谈，1997年7月。

30．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31．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32．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叶新新访谈，1997年7月。林莺：《坎坷的道路》，140—141页。

33．“Talk to the Leaders of the Center,” 21 July 1966，in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ed. Stuart Schram（New York：Pantheon，1974），253.

34．叶笃庄：《狱中记》，77—78页。【译者注】对于此次抄家事件，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作为与父母、祖母多年生活在一起的我，觉得有必要澄清部分事实。‘文革’初期，姐姐给爸爸来信说，现在北京形势很紧张，为防不测，务必将家中的老照片，特别是徐世昌和爷爷（案指叶文樵先生）的旧照（有许多是与北洋军阀官员的合影）烧掉。‘老照片’的确被烧掉了，否则我们身处‘天津五大道’地区的家，将会遭受到更加悲惨的、不知多少轮的打、砸、抄的厄运。至于‘艺术品’，我们家根本就不曾有过，也就不存在‘毁掉’一说。只是到了运动后期，在楼后锅炉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旧箱子，存有许多徐世昌的字画，据说多是其五姨太的仿作，后来当作引火物，陆续烧掉了。不久，1966年盛夏的一天，姐姐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来到天津家中。我正好从学校回家，父母、祖母三人站在胡同中的家门口，姐姐面对他们宣读了爸爸的历史履历并表明了与家庭划清界线的态度。随后进家时，姐姐悄悄与我耳语，让我赶快把爸爸的笔记（爸爸习惯把他的随笔日记放在其书桌上）收起来。他们来到楼上，到各屋转了一圈就匆匆返京了。后来姐姐说，跟她一起来的都是本系的教师、红卫兵。因为政治系革委会决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必须批判家庭、与家庭划清界线。北京来人的整个过程很短暂，他们没拿任何东西，也未对家人进行过人身‘攻击’。”对于祖母去世，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奶奶于1966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去世了。当时爸爸正在单位接受审查，妈妈按街道规定上午去清扫大字报，我去东北串联未归。后听母亲说，她中午回家做饭时发现奶奶出事了，随即找来了爸爸，接着又通知了四叔、四婶。奶奶的去世，我们很悲痛，我临行前，奶奶还为我准备了鞋垫……记得后来，母亲与亲戚聊天谈及文革往事时，曾叙述过这段经历。”

35．叶笃正访谈，1997年6月。

36．Yan Jia qi and Gao Gao，Turbulent Decade：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rans. and ed. D. W. Y. Kwok（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101-108.

37．Richard Curt Kraus，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89-114.

38．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385.

39．Frederick C. Tiewes and Warren Sun，The Tragedy of Lin Biao：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1（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37 ff.

40．叶笃正访谈，1997年6月。

41．关于城市青年的荒废，参见Thomas P. Bernstein，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42．关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参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253 ff.；Yan and Gao，Turbulent Decade，337 ff.

43．方实访谈，1995年。

44．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叶阳阳访谈，2001年8月。叶新新访谈，1997年7月。

45．叶笃正访谈，1994年9月，1997年6月。

4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168页。

47．Harry Wu and Carolyn Wakeman，Bitter Winds：A Memoir of My Years in China's Gulag（New York：John Wiley，1994），236-238.

48．释放令的复印件收入叶笃庄的《狱中记》中，231—232页。

49．【译者注】十年的牢狱之灾，使叶笃庄先生性情非常敏感。叶笃庄先生此次赴上海，五妹家里竭尽全家之力热情招待，没想到造成如此大的误会。叶笃柔女士《叶家往事回忆·五哥》页54云：“五哥刑满后，安排在安徽渔场做渔工。在这期间五哥来上海看我，那时曾廙已过世了。我看到他又瘦又老，真可怜啊！临走前，我把他的内衣裤都缝补好，买了两条香烟和糕点，到车站送他。当时送客的人不准进站，他从渔场带来一个小扁担，自己挑着，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汹涌的人群中慢慢的消失。眼泪陪着我站立了许久才回家。五哥到渔场后，我还叫女婿英璜到安徽渔场去看过他一次，给他带些日用品和香烟。英璜给他打扫了住房，脏乱的不得了。奇怪的是，他到老年时却成为一个特别爱清洁的人了。”姚翔致叶晓信（2014年6月5日）亦谓：“在我妈的眼里，叶家的事都是‘头等大事’。记得五舅1977年春节来上海，我妈早早就在期盼和准备了。没准备的是五舅需要一条香烟，回去好送农场领导。一个农场管理员对当时五舅的重要性，我们是懂的。我妈赶快把家中后几个月的鸡蛋票交给我，因为当时每户每月只能买两包飞马牌香烟。我急急忙忙到同学家把鸡蛋票换成了当月的香烟票，终于能买上一条香烟。我还为自己能很快完成任务暗喜了一下。”姚翔致叶娃信（2014年除夕）亦说：“五舅为什么农场第一次允许探亲就选择来上海我们家？除了因假期短，还有就因为我父亲在重病中曾用颤抖的手写信给五舅‘希望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解放后我父亲没能见到过一位叶家的表兄妹，这是在他生命留下不多的时间内有可能见到唯一的叶家兄妹。）我父亲在问‘五爷何时能来的？’的遗憾中撒手而去。1977年的初二，我和我弟弟在上海火车站茫茫人海中举牌寻找着从未谋面的五舅。我们一家三口举全家之力迎接他，此情此景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二年五舅还是选择来上海过年，但因农场不批他假期，决定由姚康去安徽农场陪他过年。因临时姚康腰伤，我妈就让从济南回家过年的英璜赶赴安徽。”

【叶娃注】父亲提到他在安徽怀远渔场看望他的晚辈，也常常提起朱英璜寒冬腊月去看他，给他打扫房间，洗大被单的事。

50．叶笃庄：《狱中记》，241—243页。

结语

暴风雨过后

1976年9月9日午夜刚过，毛泽东逝世了。三周后，他的妻子及其激进的同伙被捕，他们被称为搞阴谋的“四人帮”。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结束了，国家很快将进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而它们就像革命一样，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国家大力发展出口行业，这样，大量年轻、廉价且纪律性强的劳动力可以充分利用起来。到2002年，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了全球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高速列车飞驰于全国各地，新的流行服饰取代了早期男女通用的单调的中山装，摇滚乐和因特网彻底改变了文化领域。2008年，全世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其比赛场地之宏伟壮观，在可预见的将来，他国不可企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则牢牢掌握着政治权力。新中国再一次呈现出全新的面貌。[1]

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的转型是彻底的，其过程则是逐步展开的，领导这次转型的是以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采取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使得大家对于经济和社会转型能进行到何种程度都不是很确定。首先，毛泽东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中尚在任的“左派势力”被边缘化。之后，农业从集体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市场动力得以恢复。农村集体建立了工厂（即所谓的乡镇企业），在沿海地区和城市郊区尤为盛行。沿海地区成立了经济特区，以便吸引外资，刺激廉价货品的生产以供出口。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新技术，通常是从国外直接购买整个的工厂、钢铁厂或者冶炼厂。起初，它们大多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私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超过了国有企业而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主体。[2]

随着发展经济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党的指导力量，新的领导集体设法消除似毒药一般使社会分裂的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恢复社会稳定、行政秩序，以及对技术和实用专业知识的尊敬。在很短的时间里，成千上万受到批斗的干部和以前的“右派分子”得到平反。此时，年长一代的叶氏兄弟都已进入暮年。他们生于20世纪10年代，大部分都已年届六旬。然而，他们也恢复了工作，许多人退休时都身居要职，工作舒适。

叶笃正在科学院的工作无疑是最突出的。“文革”期间，科学院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没有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新崛起的革新派（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1915—1989）被任命为科学院院长。随着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先进研究和与国际科学界的学术交流上来，叶笃正在院里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1978年，他被任命为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所里共有480名职员，300多名研究人员。他积极参加国际会议，研究所也受益于与美国签订的文化交流协议，它们使得中国的研究人员能够接触到美国的卫星图像。[3]从1981到1984年，叶笃正担任科学院的副院长，他的科研成果受到了国家和国际上的认可。虽然他一直致力于科研工作，党和国家一直积极地（“文革”时期除外）吸收著名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因此，叶笃正196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74年至1989年再次当选，1979年至1989年期间还入选为人代常务委员会委员。1979年，因为升任了科学院的管理层，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担任这些职务并不表示他又恢复了对政治的兴趣，他无疑对政治权力没有任何野心，但由于担任了领导职务，他就能及时了解政治动向，而了解这些对于在新中国开展学术科研即使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也是大有裨益的。20世纪80年代正式退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仍然积极参与科学院的各项事务。2006年1月，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仪式，胡锦涛主席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叶笃正获奖，这是对他毕生成就的认可（同时还发行邮票，以纪念他做出的贡献）。[4]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叶笃正颁“最高科技奖”，2006年

在叶家，叶笃正获得的国家认可显然是最为突出的，不过他的兄弟们也在后毛泽东时期成绩卓著。叶笃庄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时，已经65岁高龄了。虽然院里给他提供了舒适的公寓，给他补发了拖欠的工资，还发一份基本工资，但他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继续从事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了，于是便将余下的精力投入到达尔文著作的翻译上来。他翻译的《物种起源》于1982年出版，到上世纪末的时候，又翻译出版了多卷本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5]笃庄还恢复了在民盟的工作，在北京参加会议，还经常参加科技代表团，就如何治理干旱的西北地区的沙漠化等问题向政府献计献策。

已经加入共产党的两个叶家兄弟在晚年事业也有过短暂辉煌。方实继续在新华社工作，后被提升为国内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在东北，叶方在党内的彻底平反由于毛远新的阻挠而大大延迟，但随着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障碍消除了。叶方被调到中央党校，担任理论部主任，第一次与北京的兄弟们团聚了，他的余生也将在这里度过。叶笃义也回到了民盟，并担任了领导职位，但多年的狱中生活让他变得比以前更加谨慎，他希望过一种安静的退休生活，只是当党定期邀请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时，才偶尔参加民盟的会议。199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解释说他“认‘庙’不认‘神’”——即接受党的理想，但不接受党的组织。[6]到上世纪末，这一代叶家人有四人都入了党（以前只有两人）。

后毛泽东时期环境相对宽松，叶家兄弟与久无联系、后来在重庆说相声的叶利中又恢复了联系，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自从年轻的利中在抗战期间离开家，参加在印度训练的中国青年远征军后，兄弟们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因为那支部队在返国途中经过缅甸时遭遇的伤亡最为严重，他的兄弟们大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事实上，他一直在四川做相声演员。他的哥哥曾经由于觉得他是艺人，有失体面，而将他赶了出来，为此他一直很伤心，另外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与北京的兄弟们联系。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他在演艺方面已经有些名气：他整理的两个相声集子都已出版了。[7]他注意到报纸上有时会出现兄弟们的名字，尤其是著名科学家笃正。1984年，他通过在北京的一位相声同行（李金斗）与兄弟们取得了联系。很快，失散约四十年的几个兄弟聚到了一起，几场家宴气氛温暖，令人感怀，不过大家都觉得这位久违的兄弟性格奔放（几杯酒下肚之后很容易就会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候还会开一些粗俗的玩笑，这让他与几位较为克制的知识分子兄弟有所不同。

随着叶方调到中央党校，大部分叶家人都到了北京。因为家里装了电话，后来又有手机，他们聚在一起就更容易了，而且过去让他们不敢过多联系的政治顾虑现在已没有了。现在，兄弟们，堂、表兄弟姐妹们，在周末或有人过生日时，还有假期时都会聚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每年农历春节时，大家都会在方实位于新华社的大院里欢聚一堂，所有人都会参加。他们会在附近的饭店订两桌丰盛的酒席，席间常会互相敬酒，恭贺最近取得的成绩，或者谁家又娶妻、嫁女、又添丁了，也会回忆过去的时光。尤其是在这些场合，大家会谈到一家人经历了战乱和革命而存活了下来，倍感骄傲，并会热烈庆祝。

南开五兄弟，摄于1991年（姚翔提供）。从左至右：叶笃正、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成（方实）。

这些家庭聚会上大家经常会认真讨论国家目前的形势。老一代人乐见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感到由衷骄傲。几个兄弟谴责极左时期的愚蠢错误，对于在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中失去的时光感到惋惜。然而即使是那些在毛泽东手里受过牢狱之苦的人也认为主席居功至伟，是他领导了中国的崛起，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制造了原子弹，发射了卫星。他们也严肃批判了改革时期党内的腐败现象。1989年之后的几年，叶家，包括家里的共产党员，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复杂了。兄弟们支持市场化改革但又担心随之而来的腐败；批判中国的一些政治现象，但外国的批评者如果批判中国违反人权，他们又会严词维护。方实的转变尤其值得一提，他是《炎黄春秋》杂志编辑部的重要领导人，这份杂志上关于党史的文章变成了已退休的资深的党的坚定拥护者发表自由评论的最主要平台。[8]“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炎黄春秋》也为他提供了一个直抒胸意的平台，这在他以前工作的新华社是不可能的。

后毛泽东时期叶家最显著的变化是年轻一代。除了最年长的几个，年轻的一代都生于20世纪50年代，或稍早一点。“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上高中、初中，甚至是小学，因为学校被关闭，他们无法再接受教育。大部分人参加了上山下乡——他们来到了东北的农村、山西和陕西贫困荒凉的山区，或是内蒙古的大草原。我们之前提到了叶方的子女在东北的经历，以及20世纪70年代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后，他们不断努力，力争考上大学。不过，直到1978年，当阶级背景和父母的政治成分不再是入学的一个考量因素时，他们才得以继续他们的学业。

叶方的女儿滨滨是这一代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她的父亲一直觉得她善于观察，思维敏捷，认为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或者是进入政府部门。但是“文革”期间的经历，使她一想到政治就很厌烦。她不愿意扮演那样的角色，但她仍然希望从事能够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医学上来，如果学医，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下，她都可以帮助老百姓。她先是在1973年参加了高考，但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还未得到平反而未被录取。直到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在医院做了一年技术员的她考取中国医科大学。她1983年毕业，获得了医学学位，又于1986至1989年间读研究生，继续儿科放射学方面的更高层次的学习，后又于20世纪90年代去日本进修，做科研，主要研究如何将磁共振成像技术应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此时，她的父亲在中央党校任职，借助于他的人脉，滨滨所在的医院获批购买昂贵的进口核磁共振成像仪器。由于天资聪颖，在日本接受过高层次的进修，对工作的全心投入，现在又有了从事这一行业必须的设备，她成为了全国最突出的放射科医生之一，担任她们医院放射科的主任，在国内的医学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被大家推选为“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儿科组的组长。2005年，她调到了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那里设备条件更好，现在该院任教授和副主任。

这一代叶家人普遍决意避开政治。他们的祖父因民国初期政坛发生的危险变化感到惶恐，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而叶家的祖先有很多代人都以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辛亥革命之后，叶崇质转而从商，这个领域相对安全，并且也可维持家计。他的几个儿子，到20世纪30年代时都已长大成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投入到了政治活动当中。到“文革”时，涉足政治仍然危险，但却不可避免，在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全家人都或多或少经受了磨难。因而，新一代叶家人又一次躲避政治斗争的危险，便不足为奇了。叶笃正的子女很自然地都被吸引到科学事业中。长子叶维江在“文革”之前就念完了大学，但是被分配到了一家工厂工作。当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回国招收杰出的年轻物理学家到位于石溪（Stony Brook）的纽约州立大学深造的时候，他的机会来了。维江入选，现在担任爱达荷大学物理系主任。他的弟弟、妹妹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他们都选择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理科专业，后来也都定居美国。当叶笃庄终于获释，三个女儿也从农村回来继续接受教育的时候，她们也都投身学术界，首先在国内求学，然后又赴美深造，分别获得了考古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艺术硕士学位。方实的长女叶维丽也成为了一名学者，1979年出国深造，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学任历史系教授。

叶氏兄弟在北京，1984年

不过，也有例外，叶方的二儿子勃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上山下乡时任生产队队长，表现突出。“文革”后期，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就读于辽宁大学，很多党的领导干部的子女都是以这种方式离开农村，继续接受教育，虽然在高度政治化的20世纪70年代，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很成问题。勃利先学了经济学，然后是马列主义，这些为他以后的仕途发展做好了准备。他的第一段婚姻令他苦恼不堪，也很短暂，离婚后他调到了大连经济研究所，在这里，他因为提出了改革时期新的经济思维而小有名气，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这位领导在叶方还在东北时即与他相识，1987年，此人推荐他赴海南挂职。海南当时是经济试点的典型，勃利被任命为县长。任职期间，他表现不俗，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于是被调到了省一级政府机构。然而，在他的事业正要飞速发展的时候，他在陪同省长视察途中遭遇车祸身亡。这样，在年仅44岁时，这一代叶家唯一的一位官员的政治生涯就以一种悲剧的方式结束了。[9]

虽然剧烈的变化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经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但叶家的年轻一代却很少有人对经商感兴趣，这点非同寻常。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叶方的一个小儿子，他的生意还在不断发展壮大。

叶家的另外一位商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文革”开始的时候，方实的儿子叶维佳正在读中学。随着红卫兵被下放到农村，他和姐姐1968年来到了山西北部的农村地区，接下来的六年都在田间劳作。1974年，他设法回到北京，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一所技校学习电子。毕业后先是在一个研究所呆了几年，然后获得了去匹兹堡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研究生院学习的奖学金。他的妻子也在匹兹堡大学学习，1987，儿子在这里出生。通过博士综合考试之后，他的重点转移到了工程和商务方面。他考入了匹兹堡大学的工程学院，获得全额奖学金。并与几位老师一起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他很快发现自己有商业方面的天分，到1991年，他供职于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而该公司当时正谋求在中国发展生产厂家。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4年，先在美国工厂熟悉业务，然后在中国寻找合作厂家，并监督这些工厂的生产，并最终全面负责这家机械玻璃公司在全亚洲的业务。他的办公地点在香港，他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才能回北京与妻子和孩子团聚。他现在也在北京负责一家非政府组织（NGO）——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向国内企业提供环保方面的商业模式。他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文革”时期培养出来的自立精神、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培训，以及后毛泽东时期的出国经历，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他的成功，同时也促使中国崛起为全球生产制造业的超级大国。[10]

回顾叶家的这段历史，我们会意识到叶家在内乱、战争和革命的混乱年代中表现出来的韧性。历程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的乱军占领了安庆，叶家人逃离了老家。接下来的那些年，他们躲在安徽的山里，然后把妇孺送到了相对安全的陕西，而家族中的男性则加入了抗击乱军的战斗。当叶坤厚与兄弟们分开，他们经常通信并交流诗作，平定内乱后，家族中大多数人聚在了开封。在20世纪，日本的侵略又使家人离散，叶家兄弟们各自遵循了不同的人生和政治轨迹。但在共和国初期，他们又大多相聚在了北京。最后“文革”将父母们送进了监牢或被下放五七干校，子女则上山下乡，多年在农村辛苦劳作。但“文革”结束后，家人再次相聚，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新家。

叶家保留了家庭的完整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所有关于家庭力量的陈词滥调中，都需要一个限定性的说明，即家庭的本质和内涵是不断变化的，而这点在现代表现得最为突出。现代家庭的流动性和周期性的离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四百多年来，《叶氏族谱》对一代又一代居住在安庆的叶家人的生活进行了记录。但是，在太平天国占领前叶坤厚带着家人逃离了安徽老家，之后他的后人就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在中国，官员经常需要在不同的地方任职和生活，但是帝制时期的惯例则是官员卸任后，会和家人回到祖籍所在地。即使是在帝制时期，这个惯例也有很多例外，但到了现代，这个规则根本不再适用了。坤厚的后人就散居各地，我们书里讲到的这个分支离开了安徽这个内陆省份，在天津这个沿海港口城市定居，另外一些人则留在了开封，或是定居武汉或其他地方。20世纪的战争和革命给叶家带来了新一轮的流动和改变生活的经历，叶家兄弟们的足迹遍布全国的很多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体会到了内陆省份农村地区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分散的兄弟又聚在了北京——叶家新的家族根据地，只有一个留在了天津，另一个在重庆，还有一个则留在了东北。叶家的姐妹们则更加分散：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还有一个远在西南的昆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叶家人散居各地——年轻一代有很多人在美国或欧洲定居，或是在海南或广州做生意——这一局面是现代中国城市家庭流动性更强的一种延伸。

家庭结构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帝制晚期大家庭的显著衰落，在叶家，这种家庭形式持续到了民国早期叶崇质在天津的家。在19世纪中期，叶伯英甚至在娶妻生子后仍与父亲住在一起，辅佐父亲处理衙门事务，直到中年。20世纪的叶家兄弟在30年代分家后就都自立门户了——唯一的例外是长子，他一直与他母亲，即他父亲的两位夫人生活在天津。这些新的核心家庭是基于爱情婚姻建立的——除了较年长的三个兄弟之外。并且，虽然正如我们所见，有几个家庭也有各自的问题，但夫妻之间的关系成为家庭的核心。年轻一代叶家人都是核心家庭——尽管有时因为住房紧张，而年长一代当中有几家的公寓较大，以及出于祖父母照顾孩子的便利，他们会回到父母家里居住。这一代离婚率明显上升。离婚在帝制中国几乎不可思议，在毛泽东时期人们会强烈劝阻，而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由于夫妻关系成为了婚姻成功的关键，如果夫妻关系破裂，通常就会离婚，在二十五个年轻一代的叶家成员中，七个有离婚经历。

女性地位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叶氏族谱》反映了儒家父权主义的偏见，坚持认为妇女就应该待在家里，所有的家庭不和都是她们引起的。《族谱》中关于19世纪家族女性的记载都是传统的、赞美的。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女性在家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监督子女们学习，支持丈夫的举业，并默默地推动丈夫在衙门里仁慈施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从这些记载中，看不出她们在家庭之外有什么活动——甚至是一些长江下游地区女性较普遍的诗文酬唱。[11]20世纪通商口岸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女性社交活动的新形式，以打麻将为主，但即使到了民国早期，叶崇质也觉得教女儿们识字和刺绣之外的东西是不合适的，只有最小的女儿上学了，基本是在他去世之后。但当崇质较年幼的几个儿子有机会自己择偶的时候，他们选的都是受过一些教育的女子，他们的妻子在共和国时期也都有工作——虽然都没有她们的丈夫那么出色。现在的这一代叶家人在男女平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学术领域，在五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叶家人当中，有三位都是女性。仕途（勃利）和经商（叶宝和维佳）主要还是男性的领地，但叶滨滨在放射学领域的成就使她成为留在国内的同辈人当中最成功之一。

本书叙述的主线是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一个中国精英家庭几代人的影响。叶家经历了三个非常动荡的时期——19世纪中期的内乱、抗日战争，以及共和国时期的革命运动。每一次社会动荡都耗费了家庭成员的大部分精力，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生涯，虽然每次社会动荡的影响和家庭成员的反应都是截然不同的。

从1853年太平军发起进攻，叶坤厚被迫带家人离开安庆，到1868年捻军判乱最终得以平定，这十五年的时间里，叶坤厚的大家庭一直致力于恢复帝国的秩序。当他们逃离安庆的时候，是一大家人一起逃走的，之后躲避在深山里，直到妇孺可以被转移到陕西比较安全的地方。作为一名官员，叶坤厚把仕途当成了整个家庭的事业——叶伯英和他的叔父们都一起协助——于是，在伯英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前程，赴京上任之前，他已年过三十，已娶妻生子。更重要的是，直到1868年之后，伯英才获得升迁，而当时，正值朝廷因为叶家平定捻乱有功而予以褒奖，正如同他1856年赴京担任第一份差事就发生在其父觐见皇帝之后一般。在这一时期，功绩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因而，叶坤厚的诗中因写有“治民如治家”的名言而为人所知，就不足为奇了。国家和家庭的稳定密不可分，而这两者都受一些并行原则的制约，从而能够井井有条，如等级制度、纪律、礼仪，以及家长制。尽管在帝制晚期，国家制定了许多法规，以防止裙带关系的出现，但在清朝末年，如果官员忠心耿耿，清政府会荫及子孙。甚至是叶崇质，叶家最后一位清朝官员，也因为世袭的荣耀获得了荫生的功名。[12]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大多数叶家兄弟都离开了天津，此时，叶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们离开天津的情形与1853年先辈逃离安庆时截然不同。部分原因纯属偶然：他们的父亲去世较早，而叶坤厚过世时已87岁高龄，此前一直担任家长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些男孩子曾在南开中学寄宿读书，然后又离家上大学，这些经历为他们提供了除安徽会馆后面的叶家大院之外更多的开展社会活动、发展亲密关系的场所和对象。这与前辈们从安庆逃离时大不一样。一个世纪以前，叶伯英也曾离家参加科考，前文也曾提到，他很享受离开家，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或是去一些风月场所逍遥的时光。但是，他为了准备科举考试而学习的经史与他在家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在家里经常是叔父们在督导他），考试一结束，他就会回家，帮父亲打理庶务。家里家外的生活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文化差异。而在南开中学，叶家兄弟学习英文的科技著作，了解了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活动，参观工厂和监狱，这时学校推行的是民族主义的教学课程，这与他们在家里学到的东西大不相同。到了20世纪30年代，叶家兄弟中有很多人都在读他们的左翼朋友给他们的激进的小册子，叶笃庄也写了一篇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文章。他们还参与体育运动、学生自治、剧社，以及童子军，而他们在参与这些活动时，是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成员，即被灌输了一种强烈的服务国家责任感青年。中华民族，他们南开的同学，以及他们的政治承诺，激发了他们新的忠诚对象，这些有时会与家庭责任发生冲突。当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较年幼的兄弟都参与了抵抗，而他们离开时，不是与家人一起，而是每个人分别与自己的朋友或学校的同学一道。这些朋友是他们新的同志，与这些朋友在一起，他们感觉很自在，而且也希望与他们一起去完成爱国使命。

战争时期离开天津去内陆省份的五个兄弟，当时都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们二十出头，还未成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相互独立。战争使他们独立的单身生活拉长，迫使他们自己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这个年代是混乱的，大部分叶家兄弟在不同时期都分别跟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还有诸如山西的阎锡山这样的独立军阀，以及像后来成立了民盟的自由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合作过。在战争期间，每个人做出的决定都将影响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的选择反映了民国时期特有的来自学校、政治、爱情和友谊的多重影响。叶笃正离开左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因为他的女朋友听从了她党内同志的劝告，离开他而选择了一位政治方向上更正确的伴侣。此后，他便投身于科学事业。他的两个兄弟加入了共产党，之所以加入共产党，原因之一都是他们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结识的人引领了他们。叶笃庄的道路最为曲折，他曾效力于多个机构：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附属于阎锡山部队的“新军”、独立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民党政府“特种情报所”、民盟，以及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对于这个鲁莽的爱国青年来说，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打败日本、建设更进步的中国这个单一使命的一部分。但他从事的工作和结识的人在未来的几年将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

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叶家兄弟都欣喜若狂。虽然他们在战争期间有过多种经历，但谁也没有跟随国民党逃到台湾，他们要投身祖国未来的建设，因而都留在了大陆，这一点不同寻常。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他们都找到了工作，可以获得薪酬，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但新政权下的社会制度一开始把每个人都归入一个特定的阶级类别：地主或贫农，工人或资本家。对叶家兄弟来说，他们所属类别的政治属性多过社会属性：革命干部、民族资产阶级、民盟知识分子。民国时的政治探索和人们纷纷工作于不同组织的混乱时代结束了，阶级类别越来越固定。这些标签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初选择加入共产党还是民盟的这几个人，它们影响的是一个个的家庭，因为阶级和政治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世袭的：父亲是地主，子女便是地主；父亲是革命干部，子女便是革命干部。传统体制要求结婚应该门当户对，与清朝时期的叶家人通婚的都是受人尊敬的绅士家庭。在新中国时期，政治地位比社会阶层更重要，前文也提到，加入共产党的两个叶家兄弟都是在组织的许可下，与党内的同志结婚，所以配偶和子女的政治标签都会与家庭中的男性家长一致。

共和国的政治运动——“反右运动”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影响叶家的第三个动荡的时代。动荡的由来与反对清朝统治的暴乱或日本侵略不同。这个时期，一个家庭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多年前所做的历史选择决定的：加入民盟的叶笃庄和叶笃义遭受的迫害最为严重；在科学院工作的叶笃正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他受到的迫害较少。方实和叶方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被怀疑同情“走资派”，但由于叶方更多地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和刘少奇关系比较密切，这使他遭受了更长时间的政治批判。有两次，叶笃庄眼看就要平反、回到家中，但大陆与美国支持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关系又再次紧张，安全机构中就有人阻止释放这个战争期间战略情报局的雇员。叶方和他在东北的家人遇到的问题则部分是由于毛远新在党的地方机构中的强大权力。在这些运动中，党组织向犯有政治问题的家人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督促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与被打成“政治犯”的家人之间“划清界线”。有时候，这种要求确实会使家庭纽带断裂。但一般来说，叶家即使属于这种情况，子女也会与父亲一起受到指控，而这样做的结果似乎使家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大家都处境相同，被认为是一类人，而父母和子女只有彼此可以依靠。

就像抗日战争一样，“文革”使叶家人彼此离散，遍布全国各地。年轻一代大多数被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派到乡下劳动。除了几个例外，这一代人也都是分头走的，与同学一起，而不是兄弟姐妹。然而，与他们的父亲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被这种经历政治化，而是开始回避政治。“文革”中的经历无疑培养了这一代叶家人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其中的一些人还学会了一系列的实用技巧和街头智慧，这些在后来的市场经济和更为激烈的学术环境中都大有用武之地。家庭纽带仍然很重要，正如1868年，叶坤厚的兄弟和儿子们因为叶家在平定捻军叛乱中的勋业而获得官位一样，20世纪70年代初，加入共产党的叶家兄弟也有几个子女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学习，而他们没有这份运气的堂兄弟或姐妹则只能等到1977年后竞争性的高考制度完全建立才有机会。他们在后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多样化，而且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和全世界的更多地方。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大家庭，现在依靠电子通信将彼此连结在了一起，这棵大树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共享一个虚拟空间，而他们的未来还有待书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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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Richard Baum，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Randall Peerenboom，China Modernizes：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1978-199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and The Chinese Economy：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7）.

3．参见叶笃正、符淙斌、巢纪平、M. Yoshino主编：《中国气候与世界气候变化》（英文卷）（北京：中国海洋出版社，1987年）。

4．周家斌、浦一芬：《叶笃正——求真求实登高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5．《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十三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1996年）。

6．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7．叶利中、张继楼：《歪教书：传统相声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及《怪病怪治：传统相声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8．关于《炎黄春秋》，参见以下网址：http://en.wordpress.com/tag/yanhuang—chunqiu/（2009年8月28日）。

9．叶滨滨访谈，2001年8月。

10．叶维佳访谈，2009年9月。

11．这里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叶家的女性族人会写诗，就像Susan Mann在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张门才女》）中描写的那样（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叶氏族谱》卷七，第16页B面。

Table of Contents

推荐序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第一部分　封建帝国时期

（一）逃避长毛

（二）寻根

（三）家人父子

（四）内乱

（五）晚清的官场生活

（六）转变的时代

第二部分　中华民国

（七）投身津门商界

（八）长于津门

（九）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生活

（十）连天烽火

第三部分　1949年以后

（十一）新中国的家庭生活

（十二）鲜花与毒草

（十三）文化大革命

结语

暴风雨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