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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 自序（1）

- 自序（2）

- 自序（3）

- 自序（4）

- 楔子（1）

- 楔子（2）

- 楔子（3）

- 楔子（4）

- 楔子（5）

- 楔子（6）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2）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3）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4）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5）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6）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7）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8）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9）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0）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1）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2）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3）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4）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5）

-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8）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9）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0）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1）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2）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3）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4）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5）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7）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8）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9）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0）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1）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2）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3）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4）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5）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7）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8）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9）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0）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1）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2）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3）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4）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5）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7）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8）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9）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0）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1）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2）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3）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4）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5）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7）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8）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9）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0）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1）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2）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3）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4）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5）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7）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8）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9）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0）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1）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2）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3）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4）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5）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7）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8）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9）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0）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1）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2）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3）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4）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5）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6）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7）

-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8）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2）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3）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4）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5）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6）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7）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8）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9）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0）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1）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2）

-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3）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2）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3）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4）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5）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6）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7）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8）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9）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0）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1）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2）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3）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4）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5）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6）

-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7）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

- 第五章 风雨同济（2）

- 第五章 风雨同济（3）

- 第五章 风雨同济（4）

- 第五章 风雨同济（5）

- 第五章 风雨同济（6）

- 第五章 风雨同济（7）

- 第五章 风雨同济（8）

- 第五章 风雨同济（9）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0）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1）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2）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3）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4）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5）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6）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7）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8）

- 第五章 风雨同济（19）

- 第五章 风雨同济（20）

- 第五章 风雨同济（21）

- 第五章 风雨同济（22）

-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1）

-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2）

-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3）

-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4）

-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5）

-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6）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

- 第七章 走出李庄（2）

- 第七章 走出李庄（3）

- 第七章 走出李庄（4）

- 第七章 走出李庄（5）

- 第七章 走出李庄（6）

- 第七章 走出李庄（7）

- 第七章 走出李庄（8）

- 第七章 走出李庄（9）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0）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1）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2）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3）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4）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5）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6）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7）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8）

- 第七章 走出李庄（19）

- 第七章 走出李庄（20）

- 第七章 走出李庄（21）

目录

自序中国李庄，一段湮没的历史

楔子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

第一节夏夜梆声 001

第二节喜极而泣 003

第三节梁思成与傅斯年 005

第四节悲欣交集 008

第一章从昆明到李庄

第一节山重水复迢迢路 013

第二节动议迁川 018

第三节古镇李庄 021

第四节山坳里的书案 024

第五节安难居不易 028

第二章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

第一节谔谔之士傅斯年 035

一卧病倒床 035

二要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 038

三白色的反思 043

四板栗坳傅家 047

五山深闻杜鹃 052

六西行延安 055

七谔谔之士 059

第二节谦谦君子作宾 063

一代理所务 065

二甲骨彦堂 065

三甲骨书法 069

第三节那时的先生些 071

一忧道不忧贫 071

二中医与西医 077

三吃人的故事 080

四先生些不亏人 083

五刺刀下生存 085

六学者的自律 088

七治学与入仕 093

第四节《六同别录 》 097

一故纸堆刨出的历史 100

1李光涛与明清档案整理 102

2劳干的居延汉简研究 105

二拓荒发轫的语言科学 107

1李方桂--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107

2马学良--深山寻宝人 109

3同苦著“天书” 113

三高山丛林中的民族学 115

四锄头挖掘的辉煌 118

1清溪阁醉别 118

2“蛮夷之地”的新发现 121

3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123

4李霖灿--“东巴文化之父” 129

5梁思永--病榻上的硬脊梁 133

6夏鼐的西北行 137

第五节李庄的姑爷们 143

一傅斯年做月老 逯钦立娶淑女 143

二景云，你在他乡还好吗？ 149

三爬山豆，叶叶长 155

四李光涛张素萱：鸿案相庄 161

第三章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

第一节从社会调查所到社会科学所 165

第二节石崖湾与门官田 167

第三节高山流水失知音 171

第四节战时的济研究 176

第五节幻想与破灭 180

第四章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

第一节营造学社的冬季 185

第二节李庄的“太太的客厅” 193

第三节中国建筑科学之父 205

第五章风雨同济

第一节东岳庙与工学院 218

第二节禹王宫校本部 226

第三节镇中心慧光寺 233

第四节小镇之恋 237

第五节童第周 241

第六章十万青年十万军

第七章走出李庄

第一节念兹别离永怀缱绻 255

第二节去留两徘徊 266

第三节天下同济 273

第四节史语所在台湾 277

后记 284

自序（1）

中国李庄，一段湮没的历史

李庄前缀“中国”，不是我的哗众取宠，而是一段实实在在被湮没了的历史。

抗战期间，外省籍人士迁川七百余万，李庄最盛时有一万二千人，人口绝对数不多，却多是高素质的人才。那时大大小小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四下分布着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金陵大学文学研究院等单位。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全国最高学术科研机构，并列于国民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等五大院。当时设有十九个研究所，人文学科有三个所，涉及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frac34;&shy;济、社会、法律等学科，全都迁在李庄。

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para;&shy;作宾、童第周等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国内一流学者，常撑一把油纸伞，或捏一把折扇，行迹匆匆，出没于李庄的泥泞中。单是留学欧美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就有李济、梁思永、吴定良、凌纯声、夏鼐、吴金鼎、曾昭等一大批人。1948年，国民政府选出八十一位首届院士，从李庄走出去的就有九位，几乎占了人文组的三分之一。

那时寄自海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送达。同盟国的一些科研机构，也&frac34;&shy;常收到寄自“中国李庄”的学术刊物和书籍。

外国教授史图博（德国）、魏特（波兰）、鲍克兰、史梯瓦特、韦特（德国）、陈一荻（美国）等，曾随同济大学迁徙李庄。而犹太人魏特先生还成了永葬李庄的孤魂。

费正清、李约瑟等国际友人曾造访过李庄，并与那里的朋友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童第周等保持着长期联系。

当时的李庄，是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的四大文化中心，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人文中心&iexcl;&shy;&iexcl;&shy;

发现李庄，纯属偶然。几十年随心遣兴地阅读，也看过一些东西。

我热爱丽&frac12;&shy;，横断山脉中一个“阳春白雪”的古城，有一个叫李霖灿的已捷足先登。1941年，他受聘于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考察边地艺术，发现了玉龙雪山下神秘的东巴文化。几年以后，他携大批东巴&frac34;&shy;典到李庄，开始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词典的编纂和东巴文化的研究。几十年来，他把东巴文化的研究扩大到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

自序（2）

王世襄是一个快活老头。当年，他曾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跟随梁思成到李庄。前些年，他的一部三卷本文集《锦灰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内中多篇论文写于李庄，其中一篇便是对李庄宋墓的测绘与考证。

一个朋友说过，若是旅途消遣只携带一本书，那就带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那也是一本写于李庄的书。青年学人罗尔纲，1943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依据资料研究和悉心考据，写出《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证》，并重新开始对旧作《太平天国史纲》进行修订。&frac34;&shy;过几十年的努力，他成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权威。他一生的著作中，好多文章都郑重地写上：“某某年写于李庄”。

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之父。1984年美国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和1998年国内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的开山之作。此书1943年成于李庄。书中的照片，有李庄板栗坳，测绘图有李庄的旋螺殿。李庄六年，中国营造学社艰难支撑。抗战胜利之后，以营造学社为主要的班底，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可以无愧地说，李庄是“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

李庄，就这样一次一次地撞击我的心扉，变成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我的目光也开始自觉地追寻那段历程。

李庄是个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古镇，其为县治、州府、郡府的历史长达四百多年。又是长&frac12;&shy;上的大码头，曾为川南货运的集散地。

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十省五方的民众，溯水路而上，又沿着长&frac12;&shy;的各个支脉分散到四川各地。历史在这块狭&Otilde;&shy;的土地上留下了“九宫十八庙”，留下了一座座青瓦粉壁墙的四合院，留下了青石板铺就的小街。戏剧的“高台教化”，民间开馆授徒，行业兴办义学&iexcl;&shy;&iexcl;&shy;铸就了李庄人重礼义、讲斯文的传统。

抗战时期外省籍人士疏散来川，李庄人慨然相邀，热情相助，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艰难岁月，以一方平静，保存和发展了民族的文化。

自序（3）

“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李庄没有电及一切电气化的东西，没有都市娱乐和现代交际，没有充盈的食物和药品。狭小的生存环境，扩充了人们的思维空间；简单的生存方式，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处静虚之中，做出真正的学问。中国的人文学术正是在西南边远的小山村，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1946年10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抗战文化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突然空寂了。邮政所由二级所又降为三级所，邮通量锐减了十之八九。从李庄走出去的专家学者，1949年后，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国外。留在大陆的，在极左思潮中也多受磨难，斯文扫地。

作为抗战人文遗存的李庄，自然也&micro;&shy;化或隐去了这段历史。

&frac34;&shy;历了极左政治的劫难后，人们扼腕痛惜。如果说，对自然科学破坏甚为惨重，而人文科学则耽误了好几代人。

朱学勤在为林毓生的《热烈与冷静》一书所写的“编后记”中说道：“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我的上一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台湾学者捷足先登的背影。”

这些年，海外史学界对我国影响大的有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和张光直的考古人类学。当我们习惯从纵的线索，从固有的模式去认识和分析历史时，黄仁宇则从一个横的断面，牵出历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全新的图景。黄仁宇治史的方法，其实就是傅斯年提倡的“史料学派”。他对明史的研究，基础资料也来自史语所整理出版的“明内阁大库档案”。

张光直是沟通当今中国和西方考古人类学的第一人。他曾是美国耶鲁和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又兼任北大和中山大学客座教授，长期在报刊上开专栏，向读者介绍和普及考古学。在中国，许多人文学者的案头上都能找到他的著作。细读那些作品，会蹦出一系列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李济、&para;&shy;作宾、凌纯声、劳干、高去寻、石璋如&iexcl;&shy;&iexcl;&shy;这都是些在李庄生活了六年，后去台湾，消逝在我们阅读视野中的学者。而我们景仰的张光直以及许倬云、梅祖麟等先生则都出自他们的门下。对于李济，张光直曾大胆放言，“考古学至今还生活在李济时代”。

语言学是中国率先争到世界性的发言权的人文学科。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二组主任赵元任先生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在美国，他坐上美国语言学的“头把交椅”，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接任他的李方桂先生则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继赵元任之后，李方桂也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他们的著作，至今在国际语言学著作中仍占有很高的“引用率”。 李方桂先生在李庄生活过多年，赵元任一直兼任着史语所二组主任&iexcl;&shy;&iexcl;&shy;

随着对李庄的了解愈渐深入，我愈渐汗颜：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训练的学生，作为一个几十年自诩的“读书人”，竟然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文学科和学者完全无知且带惊人偏见！

李庄的发现，我窥见了民国人文学术史上的一段不寻常的时期，找到一座中国学术的富矿。我为李庄激动，我为我的李庄发现激动。

自序（4）

关注李庄，我开始追寻发生在那段特定时空中的人和事，探询故事梗概背后的细枝末节。执著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就像一把重续时光的梭子。

六十多年过去了，流年似水，往事如烟。

几年前，我来到一处砌着三合土的小院前，一溜平房，房门上锁。墙上有一块“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牌子。

营造学社旧址的两间屋已做了鸡舍，一群鸡自由地觅食。还有一间房是堆旧物的房间，地板朽了，走在上面，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牛肋巴窗，近午的光线漫进来，照见房中腾起的一柱积久的尘灰。这便是当年林徽因的卧室。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我从卧房悄然退出，停留在正厅。这里曾是梁思成的办公室 ，现在只有梁上一个燕子窝显出生机。

乡邻告诉我，每年都有人来参观，多是老人。罗哲文就来过两次。

罗哲文是寻梦来的，当年他是梁思成招聘的练习生，现在是著名的古建筑学家，中国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他写过“几回清梦到李庄，&frac12;&shy;水滔滔万里长。五十余年今又是，激情旧景旧时光”的诗。

踏访板栗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给我当向导的陈金辉，当过永胜村村长，父亲给研究院挑水抬滑竿，母亲帮研究员洗衣服烧饭。他帮我找到了打开栗峰书院的第一把钥匙。

板栗坳，有一座保存较好的牌坊。几丈高的基石上，栏杆的龙虎图案还依稀可辨。这道牌坊记下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的张家始祖的伟绩。牌坊背后也曾立过一块碑，是史语所告别李庄的纪念碑--《留别李庄栗峰碑铭》。那块碑藏着史语所在板栗坳的众多秘密。

据陈金辉说，这块碑在1966年被一个姓田的社员背去打语录碑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见过。

我不相信那页历史就此消逝。

后&frac34;&shy;多方查找，我访到几户人家，他们的女儿当年曾随研究院的先生远走他乡。我找到元史专家杨志玖的内弟，找到胡适纪念馆馆长王志维的姨妹，找到古典文学大师逯钦立的内兄

那以后，我&frac34;&shy;常在李庄的山山岭岭转悠，不&frac34;&shy;意间就有新的发现。

一次，我遇到一位正在山坳上挖背沟、理红苕藤的老汉。一问，他叫张汉青，与&para;&shy;作宾的儿子&para;&shy;敏同过学，老子张海洲给傅斯年抬滑竿，当脚力。他知道很多往事和线人。

田埂上，我双脚一盘坐了下去。他也放下锄头，坐拢来。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飘荡的雾岚，使板栗坳的秋色变得迷离当时的感觉很奇怪，仿佛随着他的讲述，我想写的书，书中的人和事，都一一复活了，从田坎上，从农舍中，从发黄的书页里，缓缓向我走来

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写于锦城万里桥畔

楔子（1）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

kangzhan shengli de xiaoxi chuanlai

第一节 夏夜梆声

1945年8月15日夜，长边上的四川南溪县李庄，万籁俱寂，唯闻几声犬吠和隐隐涛声。

世界睡去了。只有守夜的更夫提着竹梆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凹凸不平的夜色，从镇的这头，走向那头。他走过旧时李庄的东岳庙、张家祠堂、禹王宫、慧光寺、祖师殿、桓侯庙走过现在的同济工学院、医学院、院本部、图书馆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六年了，他熟悉这些“下人”的单位分布、工作情况、生活习惯，甚至还有那些先生的姓名，就像熟悉过去李庄正月里竖竖灯、三月十七的东隍会，熟悉慧光寺的住持、南华宫的道士

这些天，他总感觉熟悉的李庄有些变化，人员的流动变得频繁，人们的情绪变得躁动，货物的交易量剧增空气中隐隐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今夜里，他手中的竹梆有些重，他提醒自己须格外小心。

那年头，防火防盗防汉奸，乡乡都设立了保甲制度，更夫是李庄黑夜里的一双眼睛。

黑沉沉的建筑群，偶尔有些窗口摇曳着朦朦灯光和幢幢人影。街道上木板的店铺门缝里，偶尔透出一线光亮，闪闪忽忽。

忽然他看见有人推门而出，冲向街中心，站在慧光寺坝子的灯杆柱石上，双手扩嘴高声呼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他先是一愣，待惊醒过来就使劲地敲着手中的梆子，也跟着大喊：“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如穿云裂帛，似倒海，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猛一下捅破了李庄夏夜的沉闷。

一只手??起一只手，一道门敲开一道门。人们奔走相告，额首称庆，从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个个大院，忙不迭地冲出来，顺手抓起衣物、毛巾、床单提着脸盆、水桶、木板一边舞，一边敲，一边吼：“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李庄不眠，万人空巷。人们邀邀约约，打打闹闹，疯疯癫癫，哭哭笑笑，顺着泥泞的田间路，走向草坪，汇集到长边上开阔的三坝子。欢庆一场苦难的终结，一个民族的胜利。

“中华民族万岁”、“胜利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唱起郭??若仿填的《满红》：

??气冲天，推窗外，战云变色庚子耻，犹未雪、卢沟辱，何时灭？恨老天沉醉，平津陷敌！壮士饥餐鹰虎肉，笑谈渴饮倭奴血，待今朝再重振金瓯，完无缺！

那晚，李庄镇的陈绍荣就在现场。他回忆道：“日本投降的事传到李庄，就都上街了。游行由新街子、正街、广福街，游了一圈又一圈。”

说起当年的盛况，八十多岁的陈绍荣仍荡气回肠。他退休前是区公所食堂炊事员，耳朵不好，说话喜欢大声武气。当年他是李庄街上“留芬”的厨倌师。

张老者是“海”(四川方言，混的意思）袍哥的，吃醉了酒，偏偏倒倒的，同济学生游行就把他抬起走，那晚上出尽了洋相。他手拿一把破扇，头戴一顶尖尖帽，脸??得乌猫皂狗的，走几步扇扇头，走几步扇扇肚，边扇边做怪相。同济的学生把他抬起来，又往天上抛，边抛边喊：“胜利了！胜利了！”他快乐地颤抖，也哑着嗓子跟着喊：“胜利了！胜利了！”①

楔子（2）

第二节喜极而泣

这口气憋了八年。也就是八年的苦难、悲愤、忍耐、抗争，全都在为这一夜作铺垫。

同济益友读书社的同学立即赶刻钢板，出号外。油印机刚推出来的传单在人们手中争抢，有人借着马灯光高声朗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召开最高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美苏英等盟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并于次日正式发表了投降诏书--遵照《波茨坦公告》，解除日军全部武装，惩办日本战犯，封闭日本一切军需工业，同盟国进入日本领土

朗读声不时被口号声打断，一人读累了，马上又有人接着读。莘莘学子互相拥抱、捶打，让胜利的感觉结结实实。

同济新生院的德文教师赵公，父亲赵熙是清末翰林，四川大儒，一代书家。赵公子的字深得父传，平时是棉裹铁，剑入鞘，温文尔雅，不露痕迹，今日却一反常态。

他找来几个学生，拿出几个大碗，磨一大缸墨，然后抓起一团棉花在自家的被单上大书两个字：胜利！然后取下蚊罩杆，一面横幅，冲上了街。

后面马上跟来几十个学生。

黄席椿是同济大学教授兼电机系主任，清华毕业，德国留学，得了西门子公司的特许工程师后，毫不犹豫回到祖国，随同济一路颠簸，来到李庄。今夜游行的队伍里，数他的嗓门最响，手臂举得最高。他仿佛觉得，远远地有人在做前导，那是他死去的父亲黄远生--清末进士，留日学生，报界奇才，辛亥烈士。他的血管里，流动着那个人的血。

唐哲、谢苍璃、卓励之、陈永林、方召等一群稳重的教授，全都喜极而泣，互相抱鞠躬，不时掏出手绢，揩去眼镜上点点泪迹。

一群高年级的同学，把箱子里仅有的几张钱全都拿出来，到街上买了几大筐“哑巴花生”，见人就捧，无论男女老幼。这是他们进大学以来，最豪放最潇洒的一次！在他们心里，苦涩的日子从此到头了。

人群中，史图博教授显得有些滑稽。他是德国柏林的医学院教授，应聘同济早已入乡随俗。他的打扮是对襟衫圆口鞋，但瘦高的个头，一头直立的褐发，白脸庞上的高鼻子，深眼眶里的蓝眼珠，一看就是异族。他随同济颠沛流离了八年，早忘了牛奶面包和炸牛排的滋味。但这一夜里，他一定会想起莱茵河上飘荡的手风琴声。纳粹失败了，战争罪人希特勒也把他的祖国和同胞拖入了苦难的深渊。他服务的中国胜利了，在与同事学生一起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也许会生出别的滋味。

还有一个外国同事--波兰籍犹太教授魏特，一年前病死在李庄，葬在天井山的五同坳。欢庆胜利的人们一遍遍地走过他身边，但胜利对他已是遥不可及。

中央研究院的先生住在乡下，第二天才核实这一消息。相继邀约上了街。史语所的作宾、凌纯声、岑仲勉、丁声树、陈、劳干、石璋如、夏鼐、马学良、张琨、全汉升、同、周法高等，住在六七华里外的板栗坳；社会科学所的陶孟和、巫宝三、梁方仲、徐义生、罗尔纲等，住在离镇四五里地的石崖湾和门官田。虽为同事，有的还是同学和朋友，但在战时的紧张环境里，大家自顾不暇，往来极少。

上一次见面，或是北京、南京，或是长沙、昆明，即便是逃难中，也有共同的历。这些年各自分散在山乡农户，分散在一个一个潮湿的日子里，分散在默默的坚守中，于是，小镇重逢，竟是泪眼看泪眼，相顾无语

平时里，烟酒不沾的先生们，这一天破戒了。他们开怀畅饮，用“包谷烧”浇化胸中的块垒。他们在大街上趔趔趄趄，手舞足蹈，被人搀扶着，手里捏着那张不知看了多少遍的传单，嘴里喊着口号，或唱着语不成调的救亡歌曲，一任枯发在热风中燃烧，一任苦泪在脸上纵横。

八月的李庄坝子，飘荡着禾香。有人坐在稻田埂上哭泣，把头深埋在稻丛里，他一定是想起了荒芜了的家园和离散的亲人。

很多人赤脚去三碛。三碛是旧时李庄八景之一，也是战时“下人”来时的路。长撼动着桂轮山的影子，几分悲壮，几分凄凉。芦深处，响着哗哗涛声。鸿雁春去秋来，转眼六个轮回。

楔子（3）

第三节梁思成与傅斯年

那一夜，梁思成离开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在重庆。他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使命--领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的文物建筑，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的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它所在的位置，以防在战略反攻中遭受毁坏。

此刻，他与美国朋友费正清等一起，在南岸的美国大使馆聚会。

费正清回忆当时的情景：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5日晚上大约8点20分传到重庆。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同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吃完饭，我们就把藤椅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的台地去乘凉（那天晚上热极了），并且等着看长对岸山上群灯亮起。

思成讲述着好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平的事。忽然间他不讲了。他和其他人简直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为了听到他们所听到的声音，我不得不尽力用耳谛听。这是远处的警报声。难道说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他们每个人在多年的亲身历之后，都对各种可能性十分警惕。要不，这是在通告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进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唧唧喳喳，或许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噼啪噼啪的鞭炮声，最后到处都是一群群喊叫、欢呼、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都在一阵大吼叫中醒来了。

思成感到有点孤寂，一直等了八年，可是消息来到的时候他却不在家。我们全都下到大街上混在人群中。这种时候需要有点象征的东西：旗子、Ｖ形手势、伸大拇指、鞭炮声，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空中交织成带五个角的星星。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卡车和大客车形成自发的游行。当车辆在大街上相遇，车上的乘客们沿路就和对方握手同庆胜利。当思成最后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在高兴地笑啊、跳啊，喝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①

楔子（4）

把自己泡在酒里的，还有山东好汉傅斯年。

他也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总部开会。那一刻，他正倚在床头看书，不由猛地一惊，外面有人鸣放鞭炮，声音由小渐大，由远而近。他霍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探出头去。

“我们胜利了！”外面有人高喊，“日本天皇裕仁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军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这是他屈指盘算着的日子。从5月起，小日本就“黄瓜打锣，（日子）越来越短”。5月27日，太平洋美军迫近日本本土，日军后撤，国民党军趁机收复南宁；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掷子弹；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乘势攻入东北；9日，美军又一颗子弹投掷在长崎

发表于重庆《现代评论》上的军事评论中，傅斯年洞若观火，料事如神。最初，还有人以为他是学军事的。他曾与一些朋友打过赌，日本投降，就像蚂蚱，过不了这年的秋季。

①【美】费正清著，陆惠勤、陈祖怀、宋瑜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版。

胜利猝然降临，傅斯年还是喜极若狂，乱了方寸。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出一瓶酒，拔开塞子，到街上边走边喝，与民众一起，狂欢游行。他被人流裹挟至市中心的“精神堡垒”。围着“精神堡垒”，人流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他被旋转着，漂动着

“精神堡垒”是座纪念碑，位于重庆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的交叉口。这片闹市区曾数遭敌机轰炸，燃成一片火海。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二十二天，国民政府在此建起这座蜚声中外的木质建筑，高七丈七尺，取七七事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

在游行群众的欢呼声中，有人倒入酒精点燃了“精神堡垒”，顿时 ，焰火熊熊，火光中，闪动着一张张带泪的笑脸。

傅斯年在人群中忘乎所以，他拿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处乱舞，全不顾肥胖的身体扭动起来是多么滑稽。帽子飞了，棍子掉了，大叫大闹了好半天，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为止。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仍在床上爬不起来，整个人瘫了过去。

此时，傅夫人俞大带着儿子傅仁轨还在李庄板栗坳的农舍里，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他带来好消息。

起床后，傅斯年忙不迭地给夫人写信：

接到参政会通知，大家到秘书处庆祝。我九时半到，则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静一下，谈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出门时，我遇见熟人打招呼者，皆抱之以，段书诒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出门遇吴鼎昌，他说：“你不要太兴奋。”（彼与我皆患高血压也）我即将其一摇再摇。

又回到参政会，沿路叫。本来预备到美军司令部及英美苏三大使馆的，在国府，蒋先生说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条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参政会仍很热闹，下午三时方归，顿觉极倦，若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①

楔子（5）

第四节悲欣交集

连续几天，李庄的大街小巷、操场、集市、庙宇全浸泡在狂欢潮中。游行的人和围观的人，不时掀起欢歌笑语的排浪。

民间的庆祝游行，是在罗南陔、张官周、罗伯希等士绅的组织下，腰鼓队、狮子龙灯队、童子军队、中学生队或按帮会，或按行业，或按区域，依次走过李庄的四方街。

最出彩的是踩高跷和车车灯。

踩高跷的是戏装男女，或“驼子回门”，或“花子骂相”，或“八仙过海”，他们走台步，作科，一招一势都合着节拍。乐器就几样锣鼓，来覆去就那几个曲牌，如“丑丐”及媒婆出台演奏的“绺绺金”、“六子”等。

车车灯用薄木板钉成车框，无车轮车底，前进后退皆由一边一人抬起车框行进。车框里外饰以彩布，四周悬挂宫灯，车中站一老花旦，男人去须，着彩衣，戴假发，插鲜花，做媚态。随车框，踏着音乐节拍，走三步退两步，卖弄风情。两边抬车框和敲打乐器的人，随之进退，帮唱小曲。一人独唱上句，众人帮腔下句。观众也跟着唱。一条街随之生动至极。

《十二月》来的唱词是：

正月家家拜菩萨哟，柳呀--柳连柳呀。

二月忙把风筝扎哟，荷花柳得郎登海棠花。

三月清明把坟挂哟，柳呀--柳连柳呀。

四月蚕儿上了架哟，荷花柳得郎登海棠花。

一直要唱到腊月杀年猪又才一年复始。

张以诚是李庄一支笔，专写韵词。早年，农民暴动，他曾把车车灯改成时尚新词，如“新新新，新到车车灯，唱唱唱，唱到自由花开放”，“国民革命功未成，不幸打内战，敌我分不清”

这次，他熬了一个通宵，写成了庆祝抗战胜利的车车灯：

抗战八年作牺牲哟，柳呀--柳连柳呀。

挣断枷锁壮汉魂哟，荷花柳得郎登海棠花。

埋葬沉重的旧日子哟，柳呀--柳连柳呀。

开展民族新生活哟，荷花柳得郎登海棠花。

正义已获得伸张哟，柳呀--柳连柳呀。

神州已重睹光明哟，荷花柳得郎登海棠花。

演员和观众都不熟悉新词，唱着唱着又唱回去了：

正月家家拜菩萨哟，柳呀--柳连柳呀。

二月忙把风筝扎哟，荷花柳得郎登海棠花。

在指挥的笑骂声中，人们的欢乐达到顶点。

形销骨立的林徽因，也参加了李庄欢庆胜利的游行。

楔子（6）

形销骨立的林徽因，也参加了李庄欢庆胜利的游行。

从上坝到李庄有两三里地。她是坐滑竿去的。滑竿旁边走着她的丈夫梁思成和好友费慰梅。他们相信，这盼望已久的喜讯，这普天同庆的场面，会带给林徽因新的安慰新的希望，甚至幻想她的身体会出现奇迹。

梁思成是得到胜利的消息后，以第一时间回到李庄的。费慰梅记下了那近乎传奇的历：

一位要好的美军飞行员答应用C-47运输机把思成和我送到宜宾，那里有距李庄最近的飞机场。在空中飞行十五分钟后，思成指着脚下长转弯处一座有城墙的小镇说：“这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达的地方。”四十五分钟内飞机就飞过李庄上空--坐船则要三天半。宜宾机场停机坪的草有没膝深，但仍能使用。思成和我乘小汽船下行数英里到李庄。①

一乘滑竿把林徽因抬到边码头一棵大黄桷树下的茶馆前。她患肺结核倒床已有好几年了，德国医生曾悄悄告诉梁思成，她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她强撑病体，对庆祝游行的人们行注目礼。人们一批一批走过她模糊的泪眼，内中有她的女儿、侄子、小叔、学生、同事和一张张不熟悉的脸。她努力地噙住泪水，心里一遍一遍默诵着那首杜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当年杜子美熬过战乱，纵酒于长之滨，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历史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体验，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这首诗是抗战岁月里梁思成一家的精神粮食，滋养了那些苦涩的日子。

从1940年的岁末算起，到李庄已是五个年头了。五年来，走在凄风苦雨的泥泞路上，住在结满蛛网的古庙祠堂，在蚊蝇和跳蚤的肆虐中，人们曾无数次地诅咒风

①【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7～168页。

雨如晦的战时岁月。今天，当抗战已结束，当东归的船桅将出现在天际时，林徽因和流寓李庄的人们一样，兴奋喜悦之中又生出些许惆怅。

欢庆胜利的人群中，泪流得最多的是一群李庄的小姐妹。泪水中有酸有甜，有苦有涩，有希望与憧憬，更有难与人言的隐忧。

两三年前，她们还是一群清纯的乡间女子，如今已是同济、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先生娘子。

士绅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嫁了史语所的山东人逯钦立；

故去的团总的女儿张景云嫁山东人杨志玖；

才子张九一的女儿张彦云嫁北京人王志维；

望族的千金张素萱嫁安徽人李光涛；

她们的先生，本是外乡人，阴差阳错地做了李庄的女婿；而今，这群外乡人就要胜利返乡，她们则将要成为离乡背井的外乡人

“月亮光光，姊妹烧香”，同一轮明月，牵动着人们不同的情思。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

第一节山重水复迢迢路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同中国守军发生激战。这是一个预设的阴谋。顿时，日本军方一片狂欢，他们叫嚣要在三个月征服中国，实现“雄国大业”。

10月29日，淞沪大战失利。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有美、苏、英、法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及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著名新闻机构驻华办事处，另有反战同盟等国际团体。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化整为零，以所为建制，陆续迁徙。

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中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先是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的北极阁；七七事变后，再迁湖南长沙城东边的圣学校。

此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也撤到长沙，在傅斯年的倡议下，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许多研究员也在北大兼课。因此，史语所参与了西南联大由长沙撤退昆明的共同行动。

去昆明分成三路人马。第一批从广州、香港，坐海船由越南海防到昆明；第二批是沿长沙贵阳至昆明的公路徒步行军；史语所选择的是第三条路线，搭汽车先到桂林，再到龙州，镇南关到越南谅山，然后搭火车河内转轨火车到昆明。

史语所抵达昆明半个多月后，西南联大步行队的师生也从贵阳赶到昆明。队伍正好过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率同人在路边候，队伍一到，立即递茶送毛巾。大家还情绪激昂地献上一首歌。那是赵元任为欢步行的师生特地赶写的，歌词是：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遥遥长路，徒步。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传递着必胜的信念，大家都感动得涕泗纵横。

高的金风，给流浪者暂时的抚慰。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劳干、陈述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

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生等亦随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务工作也。唯房屋至今无着落，故一切均未进行好在宿舍现已整理好，学生等及那廉君用煤油箱作书桌工作，亦堪适用。此地天气甚为和暖干燥。空气亦清澄，唯每日在外吃饭，稍感生活不安定耳。①

陈述是带着未婚妻一起逃难的。在昆明，他匆匆央请傅斯年为他证婚：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2）

生待婚妻吴富荣新由北到滇，只身住此，食宿多不方便。生拟聊备点酒，介其一拜诸师友，就可算结婚了。为法律上之郑重，谨制婚纸两份，敬恳吾师证之。际此非常，不敢铺陈也。②

陈述与吴富荣，是真正意义的“患难夫妻”，但一对惊鸿，搭建在流亡和空袭中的爱巢，不过是开始了另一种苦难的人生。

同济大学所在的上海吴淞湾校舍，是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首当其冲遭到日军炮击，被夷为平地的。惊恐的同济人，还没来得及打点行装，就仓皇大逃离。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1917年收归国有，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前的同济，已是一所拥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千里辗转，学校西迁浙金华、西赣州、广西八步。最艰难的行程是第五次搬迁，从桂林迁往昆明。师生分成两路：毕业班同学、女生、患病的学生和教职工为一路，乘汽车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生组织的步行队，越十万大山到南宁后乘船到龙州。两路人马龙州会合，再乘汽车凭祥出镇南关，至越南同登，又换乘火车，谅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一路颠簸，一路风尘，直到1939年春节，才分期分批抵达昆明。

此时昆明城已挤满了南下的逃亡者。同济临时校舍分散在市区的临里、武成路、富春街、青莲街、水晶宫等几十处。学校的管理，师生的教学与生活都只能融入狭拥挤的街区和战时紧张的气氛。

山重水复，前路茫茫。与有组织的高校师生相比，那些拖家带口的逃难者，就更加孤独无援。

①?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载《新学术之路》第49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

②?同上引。

梁思成还在北平沦陷前夕，就收到了“东亚共荣会”寄来的请柬。日本人已注意到他了，不当汉奸，就必须离开北平。1937年9月，梁思成领着全家仓促上路，同行的还有好友金岳霖和清华的另外两个教授。

长沙，这座岳麓山下、湘之滨的千年古城，在战乱的骤然膨胀中，到处拥塞不堪，混乱无序。空袭警报时常响。惊惶中，人们纷纷躲进防空洞或地下室。然而有一天，由于疏忽没来得及警报，日本飞机已猝然临头。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很少了）都从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①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3）

12月8日，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在湖南邻近贵州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车都已被征用。一般乘客只能无限期地苦等。儿子梁从诫记下了生活中发生的奇迹：

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父亲听仙乐耳暂明，这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①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烧了，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在长沙上汽车时本来计划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1938年1月中旬，梁家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第二节动议迁川

撤退到昆明的文教机关很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竹园村，营造学社在麦地村，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瓦窑村，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落索坡，史语所与社会所比邻，在龙头村。

春城昆明，明亮的阳光，清澈的翠湖，随处可见的花草，洗去了逃难者身上的尘垢和心上的阴翳。南下的各个单位又活跃起来，人们在这高古城又逐步恢复了自信。

史语所考古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考察团，到大理进行文物发掘，且有新的惊喜。语言组赵元任、李方桂、丁声树等又在筹建语音室，并开始筹划大规模的南方方言调查

工作固定，人心也踏实了，傅斯年先生就领头要盖自己的住宅，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弄了块先种竹笋的地，预备盖五间左右的房子。李济先生也选址在傅先生住宅的斜对门，中间有条路横越，傅先生在路南，李先生在路北，李因为家眷比较多，就加盖了较大的房子。作宾、梁思永两位先生就在响应寺后山墙的后边盖房子，响应寺是五间房，梁家人少，只在东边盖两间；家人多些，在西边盖了三间房，于是就更接近办公室了。先生爱写字，也是个文学家，跟傅先生有碑帖的来往，傅先生就题赠“平庐”二字，取其安定之意。此外，同人又办了两件喜事。一件是同与王守京女士的婚事，王是联大的学生，就在响应寺的梅花树下结婚，没有请客，只是办个茶会，请李济先生的老太爷当证婚人。全汉升先生也在同年结婚。①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4）

同济大学曾计划在昆明海埂重建校舍，费筹措和校园设计已同时启动。

梁思成又在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人开始西南古建筑的调查测绘

善良的人们以为，彩云之南，是片清静之地，教育学术事业也会如同热带雨林的植物，充满蓬勃生机。

但很快，这群惊之鸟就闻到了硝烟与血腥。

1940年，距离日寇“三个月灭中国”的战争叫嚣又过了三年。战争呈胶着状态。这年5月初，日军为撕开口子，向赣西北发动进攻，攻陷枣阳，沿着襄河东岸，进犯宜昌。

8月，共产党领导的十八集团军发动百团大战，破坏日占区交通线。日寇发动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持续扫荡，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秋天，日军强渡汨水，突进长沙、株州，先头部队抵近长沙附近。日寇两支部队似犄角，从宜昌和长沙威逼西南和陪都重庆。

前线的硝烟越来越浓，昆明上空的轰炸越来越密。那些西迁的逃亡者又丢开手里的工作，频频地躲避空袭。同济高职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在一次空袭中被日本人在小坝附近炸死。噩耗传来，人们惊恐悲愤。

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戛然而止， 并打算往四川迁移，已向在川校友发出助寻找校址的函件。

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和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也在酝酿搬迁。据说，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四川宜宾中元造纸厂是抗战爆发后的内迁厂，厂长钱子宁是个热心人。他收到同济发出的电文后，马上开始为母校选址，八方考察，到处托人。

那时，公路运输状况不好，交通看好水路。钱子宁的首选目标是边城市。重庆沿而上，泸州转沱，宜宾转岷，过合川溯嘉陵沿大码头已人满为患，且频遭日机轰炸。该上哪里去找这方清静之地？

①《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4月版，第210～211页。

那天，四川南溪县李庄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正在县城吃茶。听茶客们谈起，日本人占领了湘、鄂、桂，云南也开始吃紧，逃难昆明的机构又要转移，先遣人员已来川选址。

南溪清静，但当地政要及一般士绅，拱手婉拒。台面语是“手长衣袖短”，“小庙供不起大菩萨”，潜台词则各自有因。当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士绅贤达担心的是“外来人”会破坏乡风民俗，也有住家户担心莫把小菜买贵了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5）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罗伯希、王云伯马上嗅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二人都见过大世面，罗曾是一个军阀的副官，还在成都当过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参谋。解甲归田，在南溪甚至宜宾尚有余威。二人推开茶碗，马不停蹄赶回李庄，向众人传递消息。

罗伯希首先禀报长辈罗南陔。罗南陔是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人称罗老表，是个儒雅又有威仪的角色。那天，他听了罗伯希的叙说，立即约请了张官周、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全镇名流，齐聚羊街8号府邸商议

李庄是水陆大码头，封建帮会盛行。势力最大的还是“哥老会”。舵把子是大蜘蛛，吐丝结网，依次是闲二爷（二排）、当家三爷（三排）、红旗大管事（五排）；余下的六、九、十、十一这下四排，不过是些跑腿送信的小喽。

那天，海袍哥的舵把子范伯楷在四方街亮相：把不轻易穿的白绸衫衫下面的两颗扣子解开，大背头往后一抹，八字脚一蹬。身后的两个副印立即传话：“午门接旨。”

那是去茶馆开会的暗号。于是山山岭岭各乡各保就邀邀约约，齐聚长茶馆，共商支持抗战欢“下人”落籍李庄--这一历史上的头等大事。

几天之后，罗伯希、李清泉代表李庄各界，乘船到宜宾去请钱子宁。

闻讯后，钱子宁有喜有疑。最大的疑点是李庄有情，不知同济是否中意。但一到李庄，看了山川形势，考察了民风民情，钱子宁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了与钱子宁的初步洽商，罗南陔等人还草拟了一封十六字的欢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随即，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民情等方面逐一介绍，分致同济大学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中央研究院。

同济派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等赴川筹备迁移事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也把这一情况通知了驻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单位。

史语所副研究员芮逸夫、凌纯声等也随即赶来，他们对李庄一见钟情，在礼数有加的宴席或茶座上，一一商议妥迁移的诸多事宜。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行动，悄然开始。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6）

第三节 古镇李庄

在没有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之前，最兴盛的莫过于河流文明。那时，人们总是择水而居。

李庄，是长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宜宾下南溪两头都是二十五公里。宜宾古称戎州、叙府，岷和金沙交汇于此，是长上游最重要的城市。从宜宾李庄去泸州、重庆，可直抵南京、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李庄在历史上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和货物集散地的重要性。

李庄，秦以前属侯国，秦以后划归道县。梁代置戎州（今宜宾市），兼置六同郡，辖道、南广两个县，李庄属南广县。北周时期，南广县迁移到李庄镇所在地。后因避讳隋炀帝，改南广县为南溪县，县治仍在李庄镇。因为这个缘故，史语所把在李庄时期的论文集命名为《六同别录》。晚唐，战乱不已。李庄地处平坝，多受侵扰，南溪县治遂迁大北岸的奋戎城，即今南溪县城。

李庄结束了为县为州的历史，却积淀了丰厚的历史人文。

历史的脚步又匆匆走过了几百年。明末清初，机遇再一次垂青这长边上的千年古镇。

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由广元入蜀赴任。

顺嘉陵南下，顺庆（南充）、重庆抵达泸州，舟行数里，寂无人声，仅有空山远麓，上鸟影

先行官驰报，赴任之地成都，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早已夷为平地，已是芳草萋萋。张德地只好移居保宁（今四川阆中市）。

于是，张德地上书朝廷，请求川省招流返籍，移民复垦。

两湖、粤、桂、闽、陕、赣、云、贵诸省先民，纷至沓来。南方移民，多是顺长水道，穿三峡，进重庆，分流川西平。

作为长第一古镇，作为岷下游的重要码头，李庄必然成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历史如“天女散花”，在这里抖落下众多遗迹。

奎星阁是李庄镇尾高高挑起的一座临楼阁，为全木结构三层建筑。梁思成曾评价它是长上“从上海到宜宾二千公里中，建筑最好的亭阁”。

与奎星阁隔相望的是逶迤起伏的桂轮山。山石壁上有黄庭坚遭贬戎州时留下的 “大桂轮山”四个大字，山腰处屹立着一根石笋。人们传说它是李庄的风水。也有人认为那就是李庄（里桩）的得名。

长北面，从奎星阁一字形排开，建有东岳庙、王爷庙、张爷庙（桓侯庙）、天上宫、慧光寺、禹王宫、巧圣宫、川祖寺等数十座寺庙。

庙多香火盛。晨钟暮鼓，梵音呗乐，声声不绝。每年从旧历三月东皇会开始，戏剧演出也很少间断。往往这边庙会歇台，那边锣鼓又开，整个李庄就宛如一个大舞台。

王利器曾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他写下了李庄古风犹存的见证文字：

李庄为南溪巨镇，有两位川大同学在那里：一个是住家的王振，一个是游宦的黄绍庭。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和刘念和都要下山去做客，始悉在我未来李庄之前，在南溪县政府旧库房里发现有段玉裁手批公牍，以段氏曾任南溪知县也。①

段玉裁为乾嘉大师，著有《说文解字注》，他的手迹既为文牍也有学术价值。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7）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

cong kunming dao lizhuang

又在李庄镇一家老糟房于修改建时，发掘出有“崇宁”、“大观”年号的大小酒坛子若干个，好事者曾以开水渗浸，饮之略无酒味，后以凉开水渗浸，始薄薄有酒味，相其形制，盖亦花雕坛子之亚也。又发掘出有省油灯，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曾言及之。这些我们都在王振家眼见了实物。②

一代学人傅斯年流寓李庄，对这藏在大山深处的文明之珠也感佩不已：

斯年漂泊于西南天地之间数年矣，滇池巴渝不遑宁居，闻其雅正之音，观其甲部之学，知今日西南之系于中国者，盖远过于巴蜀之于炎汉矣。晚来南溪（李庄），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③

“人间四月芳菲歇，山寺桃花始盛开”，长边上的古镇李庄，犹如是一张闲置的大书案，在等待着一次风起潮涌的历史机遇。

第四节 山坳里的书案

同济大学的搬迁从1940年10月开始。

走川滇路，或滇公路入川，都得越乌蒙山脉。山高路险，汽车常出事，客货运输非常困难。1943年3月4日，一辆运输同济大学测量仪器的货车就在贵州威宁附近车，车毁人亡，损失惨重。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体质人类学所也从1940年秋分期分批迁往李庄。

中国营造学社是个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术团体，挂靠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梁思成是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也要随迁李庄。梁思成在给费正清的信里抱怨道：

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①

当时，美国方面已邀请梁思成去讲学，还请了林徽因同去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也毅然谢绝，她想的是：“决不愿做中国的白俄。”②

①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2页。

②林洙，《困惑的大匠》，山东报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78页。

11月底，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的队伍，坐卡车离开昆明。走的那天，梁思成忽然发烧，只好暂时留下。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8）

车上共有三十多人，年龄从七十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裆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路不平，车颠簸，五脏六都差点吐出来，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

那时的卡车，汽油配给很少，有的用酒精做燃料，甚至还有烧木炭的，启动不易，速度甚缓，途中常抛锚，有民谣记之，“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沿途过曲靖、宣威、毕节、叙永。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好不容易才到了泸州的长边。

过贵州与四川交界的赤水河，要过一座很高的桥，车辆从山上迅速下坡，若是刹不住车就很容易冲下河，非常危险。桥身又，车辆不能并行，要是碰着了，或车子走得不平均，桥也会出问题。从桥上看，一堆车子七歪八倒沉在河里，令人胆战心惊。

各单位在搬迁前就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昆明发车，共有多少车，车上的货物都有清单。到了蓝田坝点收之后还要转送宜宾。史语所由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到泸州找转运站往下接货。押车的人到蓝田坝上民生公司货轮，溯而上到宜宾，再转木船到李庄的木鱼石。

木鱼石是李庄板栗坳山下一块形状似木鱼的石。先前抵达的同人就在那里负责接船，指挥箱子搬往山上栗峰山庄的各组的办公室。

从木鱼石到板栗坳山路都是石阶，有人数过，共有五十五级石阶。当地人称为“高石梯”。“高石梯”的半山腰有一棵大黄桷树，正好乘凉气。回瞻来时路，已是沉沉一线，流向天际。

一路劳顿，车船颠簸，旅途艰难非当事人难以体察。1940年10月21日作宾在给石璋如的信中写道，“第一批眷属车到了叙府（即宜宾--作者注），一路受了颠沛之苦。如有未来同人，最好缓上一月半月为好。因内人病，请代买鱼肝油和温度表。又，过毕节时，乞代买洋布数丈。”①

树挪死，人挪活。挪的过程中充满着拔根枯叶的艰辛。

人是活物，办法总比困难多，最难的是搬运那些宝贵的文物和图书资料。

史语所战前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新材料的发现。新材料是建设新学术的物质基础。包括从殷墟发掘的甲骨文、陶器、青器，从故宫接手的明清档案和南京存放的古籍善本以及一大批西文书。还有一批俗曲资料，那是刘复（半农）领导史语所“民间文艺组”征集到的歌谣、杂曲、戏曲、说唱鼓书等，共八千余本，是世界上收藏最丰富的中国俗文化资料。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9）

每次转移，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就指挥全体同人一齐动手，把这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颠来簸去，押运到目的地。

本所雇用之车五辆次第出发，到曲靖只有三辆。一为易隆附近车，二则未知是否开车，此次失事之故有数点，而损失大矣！①

更揪心的是11月12日，史语所一百四十箱公物抵宜宾后，卸装一艘民生航运公司驳船，驳船从泸州转运宜宾时，不幸失重倾覆，书箱滑落长，过一番紧张的打捞，才全部救起。

先期到达李庄的作宾闻讯惊恐交加，在重庆的傅斯年气急败坏。

11月13日，“王崇武全批，晨在宜宾落水，捞起拓本善本粘滞成饼”；“趸船失事，弟当即速电前往迅速开晒干，不能揭者，徐图蒸治。”②

11月17日，“沉没公物已全数打捞，正觅修裱人。运来六车，五车已到，一车在毕节抛锚，已带零件救济，俟其到即可装运。”③此次公物遭水浸渍，全数捞获，赖以驻叙同人救护有方，损失情形较预计者甚小也。”④

民生公司战前主要营重庆至上海的长航运，淞沪战火一起，阴水道被封，改作川航运。总理卢作孚，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在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组织民生公司从宜昌疏散转移人员物资入川，屡建 奇功。当时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这次撤运行动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①

民生总部在重庆。傅斯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正忙得分身乏术，又平添与民生公司理赔事宜。于是，与李庄的作宾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沉船事件的情况和对策：

顷与民生公司商定，双方封条之箱先打开再晒，免再受损失，将来以签文件为凭即足，又落水照相图器及重损书价，请即开示。②

均一归来，已将落水书物价目开列造册寄上，请查核。③

沉船事件到底损失了多少，难以估计。三年以后，梁思成就曾因此遭受误会。

1943年7月23日，梁思成接到史语所函，“前先生借用《支那名宝鉴》一书，借去时，书本完整，且页数未数，但还回时，书页凌乱，书脊脱落，请惠予注意。”

梁家是书香世家，梁思成嗜书如命。当日他就疾书自辩，“嘱注意一事，与事实不符，借该书时据云为当年宜宾落水之书，凌乱之责，恐在当时曝晒及收札之人？”

历尽劫波，1940年10月15日，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致电王子杰转呈四川省政府：“谢拨给南溪县李庄为迁徙所址，第一批人员物资已到达，余在途中。”千里跋涉，首批抵达者总算燃点起报平安的第一堆篝火。

第五节安难居不易

旅途艰危，安居不易。

同济联系在先，选了李庄镇上最好的位置。“九宫十八庙”和“湖广填四川”的各地会馆，刚好安置校属大部分单位。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0）

校本部设在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图书馆在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组在曾家院子。

大地主罗用光的一座大院刚落成不几年，一磋商就同意平价卖给李庄小学，小学校址祖师殿则腾作同济医学院解剖、细菌实验用地。

当地驻军18师的一个团部，人委婉劝说，也移迁他处，调给同济使用。

宿舍则见缝插针，租赁私人房舍。羊街的姚家大院、刘家大院、杨家大院、王家花园，水井街的范家大院、邓家大院、张家大院，麻柳坪的钟家花园、王家大院等处，多是大户人家的私宅，也腾给同济，作为男女生宿舍，教师公寓或教授新村。

那些布满蛛网的古庙，在沉寂多年后，又开始恢复生机。同济的师生是一群受惊的鸟，在这长边上的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搬到边上的张家祠堂，是唯一在镇上安置的中央单位。

张家祠堂是一座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四合院。正祠供奉张家始祖至五世牌位。木柱上悬挂两广总督张之洞题赠的“宏我汉京”等木质抱联。

下厅房正门，有书法家包汝楷（字弼臣）竖写的“张氏宗祠”四个大字，横排并列悬挂几十块张氏子孙各代中举的文魁“优进士”等匾额。

左右东西舍，几十扇门窗均系楠木，雕花的门窗每块当时的工价就达十四两纹银，每扇窗上雕有不同形态的仙鹤，栩栩如生，并配以彩云，谓之百鹤祥云。百鹤图木雕，后李济、梁思成考证，认为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与禹王宫的九龙石雕、魁星楼、旋螺殿可谓“李庄四绝”。

中央博物院从北平北海的静心斋迁到南京，最后落籍张家祠堂，也算特殊年代的削足适履。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汗流浃背，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阴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看不见长了，汗也把衬衫湿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①

这是六十多年前，罗常培先生记下的从李庄到板栗坳的路线图。而今那条路基本废弃了。机耕道绕开长，顺另一道山梁曲里拐弯进了板栗坳，乡民去李庄赶场都是坐“嘣嘣车”(拖机改造的小农用车），一元钱坐达镇上，也不愿再受爬坡上坎的累。

板栗坳是一地名。坳上的栗峰书院，是张家几辈人建成的大宅院。据说，当年张家先祖在这犀牛山山坳里置房造田，曾请高人看过风水。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1）

犀牛山，呈众星拱月之势。栗峰书院建在山脊上，当地人讲，那是一条犀牛背。阴阳先生风水看得太准，张家连连出了大官，却折损了阴阳先生的精气神而瞎了双眼，长住张家，遭人嫌弃。阴阳先生的徒弟忿忿不平，找到张家人，说要惠及子孙，代代发人，得在大宅院四方再挖四眼水井。张家哪知是计，四眼井一成，犀牛四条腿便塌陷下去，从此张家走下坡路一蹶不振。

板栗坳是张家聚族而居的场所，从明代晚年（万历时期）过了清代，陆续修建，修成了七处大院子，还附带一个戏楼院最北的是田边上，然后是老房子、柴门口、牌坊头、戏楼院及新房子。在田边上的对面是一个分开大院，桂花院。②

何兹全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史语所的青年研究员，他详细记下了史语所在板栗坳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也住在这里。

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山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干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同家、李莲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干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

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彦堂先生一家。

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庵①，住在这院子里。②

迁川半年后，罗常培与西南联大的梅贻琦、郑天挺等先生来板栗坳，参加附读在史语所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答辩，当时板栗坳还挂着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彦堂先生指导，李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至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③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2）

①陈庵即陈。

②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载《新学术路》第819页。

③罗常培，《沧洱之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条件虽苦，但有师友，有图书，有清静的环境，读书人也心有所系。相比之下，陶孟和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没史语所那种福气。

1940年秋陶孟和曾致信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拨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①

张家大院勉强塞进史语所，要再挤进社会所显然不行。

傅斯年当然不会不顾及陶孟和的困难。但直到1941年的春天，社会所的办公室还一筹莫展。傅斯年与陶孟和曾联名写信，向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总卢作孚求助，川沿岸码头都有他们的仓库，他应该慨然应允，“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②

许是各有各的难处，卢作孚回电，“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③

社会所只好分租两处，一处在石崖湾，一处在门官田，距镇上都有四五里，两处也相隔四五里。

中国营造学社人不多，选址在李庄上坝竹阴丛中的张家老房子。

费慰梅的文章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

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阴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

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宫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①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3）

长，自宜宾以上称金沙。宜宾，是万里长第一城。

李庄是宜宾下游的第一个古镇，因此也叫万里长第一镇。

，还是那条，但从雪山下来，过青藏高、云贵高，进入四川盆地，表现出另一种气度：千曲百回，不矜不慢。它在静静地流淌中蓄积冲破三峡的伟力。

旅途艰危，安居不易。

同济联系在先，选了李庄镇上最好的位置。“九宫十八庙”和“湖广填四川”的各地会馆，刚好安置校属大部分单位。

校本部设在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图书馆在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组在曾家院子。

大地主罗用光的一座大院刚落成不几年，一磋商就同意平价卖给李庄小学，小学校址祖师殿则腾作同济医学院解剖、细菌实验用地。

当地驻军18师的一个团部，人委婉劝说，也移迁他处，调给同济使用。

宿舍则见缝插针，租赁私人房舍。羊街的姚家大院、刘家大院、杨家大院、王家花园，水井街的范家大院、邓家大院、张家大院，麻柳坪的钟家花园、王家大院等处，多是大户人家的私宅，也腾给同济，作为男女生宿舍，教师公寓或教授新村。

那些布满蛛网的古庙，在沉寂多年后，又开始恢复生机。同济的师生是一群受惊的鸟，在这长边上的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搬到边上的张家祠堂，是唯一在镇上安置的中央单位。

张家祠堂是一座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四合院。正祠供奉张家始祖至五世牌位。木柱上悬挂两广总督张之洞题赠的“宏我汉京”等木质抱联。

下厅房正门，有书法家包汝楷（字弼臣）竖写的“张氏宗祠”四个大字，横排并列悬挂几十块张氏子孙各代中举的文魁“优进士”等匾额。

左右东西舍，几十扇门窗均系楠木，雕花的门窗每块当时的工价就达十四两纹银，每扇窗上雕有不同形态的仙鹤，栩栩如生，并配以彩云，谓之百鹤祥云。百鹤图木雕，后李济、梁思成考证，认为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与禹王宫的九龙石雕、魁星楼、旋螺殿可谓“李庄四绝”。

中央博物院从北平北海的静心斋迁到南京，最后落籍张家祠堂，也算特殊年代的削足适履。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汗流浃背，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阴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看不见长了，汗也把衬衫湿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①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4）

这是六十多年前，罗常培先生记下的从李庄到板栗坳的路线图。而今那条路基本废弃了。机耕道绕开长，顺另一道山梁曲里拐弯进了板栗坳，乡民去李庄赶场都是坐“嘣嘣车”(拖机改造的小农用车），一元钱坐达镇上，也不愿再受爬坡上坎的累。

板栗坳是一地名。坳上的栗峰书院，是张家几辈人建成的大宅院。据说，当年张家先祖在这犀牛山山坳里置房造田，曾请高人看过风水。

犀牛山，呈众星拱月之势。栗峰书院建在山脊上，当地人讲，那是一条犀牛背。阴阳先生风水看得太准，张家连连出了大官，却折损了阴阳先生的精气神而瞎了双眼，长住张家，遭人嫌弃。阴阳先生的徒弟忿忿不平，找到张家人，说要惠及子孙，代代发人，得在大宅院四方再挖四眼水井。张家哪知是计，四眼井一成，犀牛四条腿便塌陷下去，从此张家走下坡路一蹶不振。

板栗坳是张家聚族而居的场所，从明代晚年（万历时期）过了清代，陆续修建，修成了七处大院子，还附带一个戏楼院最北的是田边上，然后是老房子、柴门口、牌坊头、戏楼院及新房子。在田边上的对面是一个分开大院，桂花院。②

何兹全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史语所的青年研究员，他详细记下了史语所在板栗坳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也住在这里。

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山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干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同家、李莲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干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

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彦堂先生一家。

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庵①，住在这院子里。②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5）

迁川半年后，罗常培与西南联大的梅贻琦、郑天挺等先生来板栗坳，参加附读在史语所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答辩，当时板栗坳还挂着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彦堂先生指导，李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至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③

①陈庵即陈。

②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载《新学术路》第819页。

③罗常培，《沧洱之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条件虽苦，但有师友，有图书，有清静的环境，读书人也心有所系。相比之下，陶孟和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没史语所那种福气。

1940年秋陶孟和曾致信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拨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①

张家大院勉强塞进史语所，要再挤进社会所显然不行。

傅斯年当然不会不顾及陶孟和的困难。但直到1941年的春天，社会所的办公室还一筹莫展。傅斯年与陶孟和曾联名写信，向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总卢作孚求助，川沿岸码头都有他们的仓库，他应该慨然应允，“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②

第一章 从昆明到李庄（16）

许是各有各的难处，卢作孚回电，“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③

社会所只好分租两处，一处在石崖湾，一处在门官田，距镇上都有四五里，两处也相隔四五里。

中国营造学社人不多，选址在李庄上坝竹阴丛中的张家老房子。

费慰梅的文章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

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阴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

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宫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①

长，自宜宾以上称金沙。宜宾，是万里长第一城。

李庄是宜宾下游的第一个古镇，因此也叫万里长第一镇。

，还是那条，但从雪山下来，过青藏高、云贵高，进入四川盆地，表现出另一种气度：千曲百回，不矜不慢。它在静静地流淌中蓄积冲破三峡的伟力。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

第一节 谔谔之士傅斯年

一.卧病倒床

1941年春天，傅斯年卧病倒床。他病得不轻。十年后，就因为这个病而送了命。

晚年的朱家骅为此追悔不已：

二十九年（1940年）我继蔡先生之职，请孟真①担任总干事，为了院，为了朋友，他欣然地答应下来。总干事是院内实际行政的总枢，而孟真办事又是特别富于责任心，因而在这个时期里，他就患了高血压的病。病后始脱离总干事职务。这件事我至今犹觉耿耿。②

朱家骅只是说了一个方面。除了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史语所牵涉了傅斯年更多的精力。

此时，史语所刚迁到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傅斯年坐镇重庆，遥领史语所，如同下盲棋，运筹帷幄，需要更多的心智。诸如租赁房屋，安置同人；组织钱粮，度过灾荒；周旋关系，改善环境；稳定人心，开展业务千头万绪，几乎每一两天都得与李庄通一封信。而上一年（1939年）5月，西南联大恢复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傅斯年兼任所长，除了授课，还要指导研究生并承担了个人研究课题

①孟真，傅斯年字。

②引自大众文艺出版社“文化名人书系”《谈友情》，2000年10月版，第497页。

一块好钢也打不了几颗钉。有时他竟像木偶，被来自不同方向的线牵扯，不能自已。但要强的性格，凡事总是撑着，一声不吭。长期过度的紧张和劳累，终于一朝崩溃了。他被送进医院，水银柱上的血压直往上窜。

后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致病的因：

去年（1940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①

胡适远在美国，做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接信后忧心如焚。

昨晚得你四月三十日的飞邮，才知道你病了，我真十分担心，因为你是病不得的，你的“公权”是“剥夺”不得的！你是天才最高，又担得起担子的领袖人才，国家在这时候最少你不得，故我读你病了的消息，比我自己前年生病时还要担心你的病必须休息静养，若能如来书所云，“六个月内绝对休息”，我可以包你恢复健康，但不可忧虑气恼，也不可贪吃肥肉！你的兴致好，和我一样，我想你一定可以恢复健康的。②

史语所群龙无首，同人门生牵挂不已。

闻先生血压较高，已到医院诊治，未识已就愈否，尚乞善为调摄加意静养。③

得悉孟真能于出院后来所休养，极好，尊寓房舍一月内即能腾出，修竣，静候阖眷来临，乞勿为念。又关于米价，所买之米足吃至五月底六月半，可告孟真兄勿念。④

傅斯年是在最不该病的时候住进医院的。

1941年夏，日本为迫使中国屈服，开始实施对重庆的“疲劳轰炸”。6月5日的空袭，造成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死亡上万人。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

面对日机肆虐的轰炸，蒋介石曾在南岸黄山官邸远眺火海中的山城，喟然长叹，“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能之？”

①.岳玉玺、李泉、马亮宽，《一代大气磅礴的学人--傅斯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②.《胡适研究丛刊》第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

③.1941年4月7日，劳干致函。

④.1941年4月29日，作宾致俞大。

此刻，病床上的傅斯年岂能安稳将息？每日躲警报，也是医院的日课，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一己之躯何足道哉？病情稍有好转，傅斯年又抱病工作，以致再度病危。

闻先生病入医院，忧念无已，昨日端知在医院为人作纪念文字，何辛劳至此！切望静卧静养，早日复元！①

傅斯年抱病赶写的，是《亟庐诗钞叙》：

晚来南溪，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而钟致和先生尤一时之大雅也。近日，亲友朋门人发起刊其诗集，张子访琴、官周昆仲征词于余，余不学诗，要当长吟其作，缅想其意，而后可以赞其比兴之所寄容，其词采之所工。然而嘱者在门，立马以待，斯唯有言其大者，且梁仲子世丈已有序述其妙美好词者，尤不烦余之词费也。夫一邑之人才如此盛，一家诗章之可传如此之多，足征今之世运在乎西南方，将翊赞国家之将兴，润色一时之弘业，岂仅为桑梓征献存哉。②

区区数百字，费推敲，蕴真情。流寓西南，傅斯年不以边鄙为陋，而欣“闻其雅正之声，观其甲部之学”；叹服南溪李庄“诗人辈出”、“人文之盛”，这是发乎情的感慨。

文中提及的张访琴、张官周，既是李庄才子，也是开明士绅。抗战期间，他们捐出养赡租谷，在李庄办起了全县唯一的村镇初中。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等曾读过这所学校。张氏弟兄，为史语所等迁来李庄，穿针引线，奔走呼吁，也感人至深。

“好言三冬暖”，傅斯年抱病工作，为人作嫁，也是必不可少的人际应酬和“感情投资”。

作宾代理所务，如炙烈火，如履薄冰：

--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史语所欲借纪念活动扩大影响，融洽关系，邀请地方人士参观

--每月一次的所务会须研究如人事变动、工资调整、章程制定及办事细则等各项事宜。

①.1941年5月21日丁声树致函。

②.引自《南溪县志》。

--与地方上的各种交涉，如赁板栗坳的住房，随物价上涨，房东届满也要求增加租金；商务印书馆索讨旧账；民生实业公司船事故的追赔等。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

他盼望傅斯年早日归所，“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①;“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②；“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③

病榻上的傅斯年知道，此刻他不能撒手，他是竖在栗峰书院的一面旗帜。某种程度上说，傅斯年也就是史语所的代名词。

二.要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

“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傅斯年曾如此评说自己。

以他治学的功底和取得的成就，如提出“夷夏东西说”，写出《性命古训辨证》等，本也可以成为陈寅恪、赵元任一类的大学问家。

学术的红地毯一直铺在傅斯年的脚下，只须他一路走去。他有无数次的机会，如1942年8月5日，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赵元任给他写信，“近袁轶群先生正要回国，就委托他带书给你，附上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的启事两张，并说明事之委。又，现国务部有一笔款子，想请六七个中国学者到美国，他们问我，历史组我开了寅恪和你的名字。”

一而再，再而三。他对这样的机会始终未曾侧目。直到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后，面对史语所同人的猜疑，他仍慨然表示，自己“一不会做官，也不会背着大家到外面去享受”。

傅斯年的事业在史语所。此前，他曾向胡适表白过：

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最广义的）。这样事业零星做也有其他的机会，但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我这两年，为此“构闵既多，受侮不少”，然屡思去之而仍不能不努力下去者，以为此时一散，至少在五年以内，在如此意义（事业的、人的）下的一个集合是不可望的了！①

知难而进，率性而为。傅斯年就是傅斯年。

1926年，傅斯年先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两年后，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他说服院长蔡元培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半年筹备，1928年史语所正式成立。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是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旗帜和宣言。在文章的末尾，傅斯年提出这样三个著名的口号：

一、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

第一个口号表明傅斯年史语并举的主张。他认为，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都是有着悠久历史、良好传统但又比较落后的学科，可以用科学的治学方法加以改造、扶植和培养。1940年他发表了平生最为自负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

第二个口号，傅斯年解释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史学的革命才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革。

第三个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显示了与列强抗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①.耿志云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

在日本，有个叫内藤湖南（1866年～1934年）的知名学者，他是日本近代汉学的创始人。“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提出，与他的思想影响不无关系。

他曾为《朝日新闻》记者和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他深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热爱汉学，遍历中国，但所到之处，莫不对中国人抱以偏见和鄙视。

他游姑苏运河，“所乘牵舟之上等室内，已有四个中国人，无一空席，予勉强挤入，其局促无法言说。平常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衣袖相触已觉不快，今奋力挤入，不得不求一宵之眠，实堪怜也”。①

内藤湖南认为，日本是汉文化的边缘地区，深受中国影响。但当中国文化枯竭后，日本不仅可以对中国文化施加影响，还应当在汲取西洋文化的同时，充当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

为了配合伪满洲国的成立，他参与了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大学联合组成的“满蒙史料摘编”工作；在生命的晚期，还抱病出任东北“日满文化会”理事。日本的汉学研究，一开始，就充当了侵略扩张的政治工具。

针对日本汉学界的动向，傅斯年在北平图书馆的一次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书生何以报国？”讨论的结果是编一部有关东北的历史著作。

1932年，傅斯年联络徐中舒、蒋廷黻等几位学者撰写东北史，并奋笔疾书了第一卷《东北史纲》，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史地知识，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郡县。全书的主要部分由李济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调查团作为参考，受到重视。

在史语所的旗帜下，傅斯年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精英学术集团。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到史语所，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他都在着意搜求人才。他聘请了陈寅恪、李济、作宾、赵元任、李方桂、徐中舒等著名学者领导或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他们都具有国际眼光和实证研究的能力，在超越国故的见解上，在学术使命的认识上，在发掘新问题、找寻新材料、使用新工具的实践中，他们开启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史语学派”。

短短几年间，史语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誉。

1932年3月，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向法兰西学院提出将儒莲奖金赠予史语所。这一年的12月，傅斯年自豪地向蔡元培报告成绩：

①.《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行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

济之①先生到京，想已面呈一切。考古组工作顺利，成绩伟大，可不待说，亦可面询济之。第一、第二两组成绩，亦均了不得。第一组中，寅恪先生之文字，疏通致远，义法谨严，先生所知，不必说。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极重要之大发现，其所撰《狩猎图考》一文涉及古代文化之迁流，多人所未道。第二组，则莘田②先生论古代音变之文，源源而出，自周、秦古音以及词韵，总汇材料于一处，而分别疏通之，于方言中求古韵，于古韵中求方言，其择文多与其造诣之精，恰成比例。方桂先生于语音之外，突发表古韵之文，而引起与高本汉（珂罗倔伦）之讨论。近一面写其广东北瑶山歌谣之音韵研究，一面著文答高君。高君在中国语学之地位，不久将转到方桂身上矣。此外助理员之工作，亦皆专门之业、精诣之作，此时对外国已可颇自豪焉。

至于集合的工作，中舒先生办之档案整理，已可作第二步之刊行。中舒先生善于布置，有事务长才，故工作进行得以迅速，至可喜也。

尤使人欣慰者，为同人之精勤不息，奋力迈进。十月前莘田得一材料，便回家日夜不息赶写一文；方桂见高君文，亦日夜赶编其答语。一有所得，唯恐别人先我，便寝食赴之，此正目下所中之风气，最可珍贵者也。③

蔡元培回信：

兄有一函详告史语所诸君工作之紧张，洵可感佩“中国学”之中心点由巴黎而移至北平，想伯希和此时亦已不能不默认矣④

胡适曾高度评价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

①.济之，李济字。

②.莘田，罗常培字。

③.潘光哲，《蔡元培与史语所》，载《新学术之路》第189页。

④.同上引。

三.白色的反思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傅斯年住院，75岁的老母竟也突然身亡。傅斯年悲恸不已，认为是因自己倒床，对母亲照顾不周所致，十分自责。

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悲伤地说：“不幸者家母于去年（1941年）十一月去世矣，如非在此乱世，或者不至于此，此弟念之不能或忘者也。”

傅斯年的孝顺在圈子里是有口皆碑的。

自1934年与俞大在北平结婚后，傅斯年就把母亲接来奉养。平素对母亲十分顺从，偶遇母亲发脾气，傅斯年虽已成名成家，仍即跪不起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

1936年，北平局势紧张，傅斯年携全家迁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傅斯年领导中央研究院搬迁，只好委托两个侄儿负责母亲转移。

到长沙后，两个侄儿也相继到来。看到家人脱险，傅斯年很是高兴。当侄儿叙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勃然大，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后千方百计把母亲接出来。

长沙又迁重庆，他把母亲安置在歌乐山下安全的地方，与弟弟一起生活，费用则由傅斯年全部负担。

傅斯年幼年丧父，是由祖父和母亲抚育成人的。傅斯年的同乡、同学聂湘溪介绍傅斯年的幼年生活说：

孟真4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天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所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1919年3月的《新潮》杂志上，傅斯年曾发表过一首新诗：

三月的雨，

接着一日的晴。

到处的蛙鸣，

野外的绿烟儿蒙蒙腾腾。

远远树上的“知了”声；

近旁草底的“蛐蛐”声；

溪边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叶上的风声辟呖辟呖；

高粱叶上的风声沙喇沙喇；

一组天然的音乐，到人身上，化成一阵浅凉。

野草儿的香，

野花儿的香，

水儿的香，

团团的钻进鼻去，顿觉得此身也在空中荡漾。

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图里，

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仿佛这世界是他俩人的模样。

诗前小序:“这是十五年前的历，现在想起，恰似梦景一般。”①

傅家也有过钟鸣鼎食的旧梦前尘--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第一个状元。在清代的科考场上傅家高中得意者不计其数。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曾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

傅继勋之后，子孙多离仕途，以教书为生。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家风对傅氏后人影响很大。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清末举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39岁殁于任所，当时傅斯年9岁，弟弟出生才七个月。一门老小，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照顾。

一次闲谈中，学生何兹全曾问询傅斯年，何以懂得这么多人情世故。他澹然说道：“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母亲去世，傅斯年的心被掏空了。料理丧事，又操劳过度，1941年底高血压再度复发。病中的傅斯年十分颓丧，他给胡适去信：

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好多矣。心地十分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得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然则这种嗜好，或者恰是性情之补偿吧？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①

生病是造物主对人的警醒。

沉沦在生命的低谷，回旋在白色的虚空中，傅斯年悲观地反思过去：

1916年，21岁的傅斯年考入北大本科国学门。那届同学人才荟萃，但大家对他都很服气，戏称他是“孔子以后第一人”。同学俞大维，据说就是慑于傅斯年的聪明而改学自然科学的，他说：“学文史的出了一个傅胖子，我们再去弄文史便永无出头之日了！”

北大国学班底厚实，学大师黄侃、刘师培等都赏识傅斯年，争着要他做衣钵传人。听了归国回来的新派教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后，傅斯年说：“这个人读书虽然不多，但他走的路子是对的。”

蔡元培执掌北大，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导新文化运动，一帮同学毛子水、成舍我、汪敬熙、俞平伯、张申府、康白情、杨振声、潘家洵、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组成新潮社，办起《新潮》月刊。这群豪气干云的雁阵中，傅斯年就是领头雁。

《狂人日记》发表后，傅斯年连续致书鲁迅，盛赞这是一部推进思想革命的划时代的作品。他随即以《新潮》为阵地，接连组织稿件，对“那些‘戕贼人性以为仁义’的宗教名教”发动批判。

五四运动如狂ì.突起，傅斯年、罗家伦是北京大学的总指挥。但到后来，他又悄然退却，据罗家伦回忆：

在五四那天，曾开了一个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这一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

从热血沸腾到偃旗息鼓，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因？蒋梦麟的回忆提供了一种解释：

我认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8）

或许是空虚的谣言洞穿了一个五四青年的革命热情。

此后，傅斯年走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

1920年，傅斯年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又兼学物理学、化学乃至数学。

1923年9月，傅斯年又到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一面听相对论，一面听比较语言学，仍像在英国那样，涉猎各种书籍，留心诸种学问。

据赵元任的夫人说，“这么多的留学生，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也有人把他俩比做“宁国府前的一对石狮子”。

留学欧美，傅斯年只佩服两个汉学家，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讲中国语言学的专家；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讲中国唐史、中亚细亚研究。他们对中国学问的造诣，对东西文化的融通，给了傅斯年很多启示。

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还是德国人兰克。兰克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实证主义学派（亦称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创始人，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兰克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始资料。他的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走过留学七年的漫漫长路，傅斯年终于在历史学与语言学两者间发现了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学问的连接点。傅斯年深信，运用西方自然、社会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理清中国的学术材料，就可以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

学富五车，却又空手而归。留学七年，傅斯年没获取一个学位。不少人曾有非议，就连师友胡适也初有误会。

1928年起创建史语所，开始了由国学走向新学术的艰难征程。

1935年，傅斯年写了《夷夏东西说》，真知灼见，为一时之宏论。章太炎是傅斯年老师黄侃的老师，他批评太老师章太炎学派的盛行，使中国的史学倒退了两千年。语出惊世骇俗。

仿若一只鹰，奋力展翅，一圈一圈地起落滑行，但总飞不出命运的轨迹。

病床上的傅斯年又蹈入了某种宿命：

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但此窍还是半通半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①

读到傅斯年这封信，胡适对他心境的担心更甚于身体--

老兄病中读《老》《庄》，未必是对症良药。我想老兄还是读读山东土产《论语》《孟子》。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达人情，近乎人情的风度，似乎比那似达观实偏激的庄生，或更可以降低几十度血压。

这不是笑话，是我近年体验得来的一个感想。

孔子的伟大正在平平无奇，却又实在近情近理。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9）

近来读《孟子》，也觉得此公可爱。

中国两千年的士大夫风度，其中比较积极，比较有作为的，都是受《论语》《孟子》的好影响。

我在此实在无善状可告朋友。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这两句杜诗，时时在哼着。

千言万语，不如用我们徽州的一常俗话奉寄：

“徽州朝奉，自家保重。”

并问大、大缜、大维的好。

适之

May，17，1942②

“百病由心生，心药解心病”。胡适是否真有回春之力？

四板栗坳傅家

1942年，傅斯年携妇将雏回到春天的李庄板栗坳。

四川的坳，就是山间的小盆地。板栗坳四面环山，夏天酷热难当，冬日雾罩使人窒息。板栗坳有座栗峰书院，是张家聚族而居的场所。隔着几块水田有个独立的大院，叫桂花院。那是给傅斯年预留的。

六十年以后，我到李庄寻访史语所旧迹。板栗坳88岁的李婆婆还能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对傅斯年印象尤其深。她住的房子后来由房东转租给了傅斯年。她说：

研究院是我二娃出生那年来的，今年他都满62岁了。傅斯年晚一年才来，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也是租来住的，刚搬来两个月就喊搬走。我们马上搬到山垭口修了两间茅草屋。傅斯年住的那排房子还在，就在桂花院。①

她领着我去看那个小院，前面一块水田，石头垒起基脚，中间一块晒坝，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虽已败落，但框架尚好。

我拍了几张照片，如果不附说明，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那是川南再普通不过的农舍。房主从屋里走出来说，还有一个当年傅斯年打桐油照明的油壶，一张床也是傅斯年夫妇睡过的。我无法回答这算不算文物，但还是心怀敬意地端详了一阵。

傅斯年家三块人（人称块，川南土语），傅太太个头不高，瘦精精的，讲话不好懂。他们有个儿子，牌坊头的李先生有个女儿。傅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屋头教两个细娃读书。两个娃儿不到十来岁。高矮差不多，一天到黑，咿咿呀呀，猴跳武跳的。②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0）

李婆婆没走出过板栗坳，她的世界里只能是女人和孩子。

永胜村农民张汉青也向我提起过傅夫人，他说：

傅斯年屋头(川南一带称丈夫为外头的，称老婆为屋头--作者注)少有出来，一年到头关在屋子里，那个妇人瘦精精的，我们只看到过她几次。③

深居简出，相夫课子的傅太太俞大，是傅斯年的第二任夫人。傅斯年的第一次婚姻，仅仅是母亲找媳妇。那年，他才16岁，还在天津读中学。

年龄渐长，尤其是接受新式教育后，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愈渐不满。他曾说：“胡适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忍受总难持久。1934年夏天，他终于与丁夫人议离婚。同年8月与俞大在北京结婚。罗家伦曾回忆说：“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

俞大出身名门。祖父俞明云甲午战争时，曾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云曾任南京南水师学堂督办。鲁迅在《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就是俞明云。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

兄妹八人，俞大排行老八，她毕业于上海沪大学外语系，思想开通，兴趣广泛，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爱好。

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一种生活。俞大这样回忆：

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1935年，傅斯年与俞大的爱子出生，取名傅仁轨。对儿子的名字，妻子俞大和好友罗家伦都曾有过如下解释：

孩子出世前，孟真说：假如是男孩，要取名仁轨，傅家下一辈，应以“乐”字为排行；孟真之所以破例为儿子命名，乃仰慕唐代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

为丈夫和家庭，俞大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在李庄，傅仁轨的年龄正好七八岁。仁轨的小伙伴也就是李方桂先生的女公子。李方桂与傅斯年是朋友，担任史语所语言组主任。女儿和傅仁轨都值适学年龄。板栗坳初无小学，俞大只好担起家庭教师的职责。

我惊讶那位闭门不出的傅太太，大家闺秀的花样年华，时代女性的浪漫情怀，如何抗得住茅屋中的风雨，撑得过李庄的晦暗与泥泞？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1）

傅太太和儿子在李庄度过了将近四年，1945年8月才离开李庄去重庆，同路有哲学家金岳霖带着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那一年，傅仁轨正好十岁。

傅斯年的行藏起居在乡下人眼里颇为神秘。只有近距离接触过的，才略微知情。

板栗坳上街有七八里地，李庄镇在长边，来来去去都要过一个陡坡。滑竿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四川滑竿十分方便，两根硬黄竹做抬竿，两端绑一块坚厚横竹，作肩扛之用。以数十块二指宽的结实竹片串系两竿之间，坐卧皆可。

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当年曾给傅斯年抬过滑竿，张汉青还记得：

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十斤，只有我老者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

据说，在重庆，傅斯年、李济、裘善元一同参加宴会，主人好意备了三乘滑竿。第一个出门的是胖子裘善元，六个抬滑竿的，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愿抬。第二个是李济，四个抬滑竿的又是一阵推让。等到傅斯年出来，两个抬滑竿的吓了一跳，拖起滑竿就跑。

其实，那是四川人的幽默--涮坛子。几十年后，滑竿夫的儿子张汉青，提起傅斯年仍充满着感激：

傅所长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码头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只要折一下，他马上就喊停。自己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和李伯周累倒了。抬一趟，一天的工钱要买十五斤米。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李庄，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①

仰视傅斯年，难免不变形。李婆婆就这样告诉我：

①.2002年10月7日，李庄采访记录。

傅斯年不大出门。他懂得雀鸟说话。有一回，他说学乐殿有两块田的早谷子黄了，是他听麻雀说的。第二天，我们去学乐殿，果然看见有两块谷田，麻雀多得很。①

学乐殿即指旋螺殿，当地口音多入声字，“学”即“旋”的变音。旋螺殿又名文昌宫，民国时期，张家曾在此办义学。人们也称学乐殿。

在英国人李约瑟笔下，傅斯年同样有些神秘。1944年，他曾造访过李庄，并在傅家住过一个晚上：

所长是大学者傅斯年，他是山东人，约55岁，有些西化，是个引人入胜的演说家，有点发福，脸型令人难忘，头型奇特，灰发直立。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2）

黄兴宗和我在傅斯年家住了一晚上。我提出的关于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在这里引起了普遍兴趣。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二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 Schwartz）的“始发现”还要早二百年。

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段《道德》，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这扇子变得太珍贵而不能作日常使用。②

学生眼中的傅斯年，又多少有些让人敬而生畏。

所长傅斯年先生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时，闻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令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③

傅斯年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观察视角。李婆婆说道：

桂花院他们家门口有块晒坝，用水竹儿编了一个栏栏，圈得宽宽的，外人不能随便进去。他家请了个烧锅的（用人），叫龙嫂，四十多岁。龙嫂的女儿都打发（出嫁）出去了。我们跟龙嫂进傅家去耍过。屋里头书多得很，山一样地码起。后来龙嫂是跟傅家走了。

那时的李婆婆还是梳着双毛根的年轻媳妇，而今坐在我面前已垂垂老矣，面对阳光，一个劲地流眼泪。

张汉青口中的“龙嫂”与李婆婆的讲述大致不差：

专门给傅所长家烧锅的叫龙嫂，当年四十多岁，不多言多语的。只要喊一声龙嫂，一步就跨出来了，“啥子嘛.”龙嫂穿的侧边扣的阴丹布衫衫，天天洗得漂锃锃的。龙嫂后来跟傅所长一起走了，再也没回来过，说是去了台湾。

五山深闻杜鹃

周祖谟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的语言学家。几十年后，他携夫人重返南京。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鲁国尧陪同下，寻访鸡鸣山麓的史语所旧址。周祖谟先生感慨良多地对弟子说道：“当时史语所的年轻人还有周一良、张政、胡厚宣。”

这都是些大名鼎鼎的学者，鲁国尧不禁问道：“当年史语所的年轻人后来有没有没有太大成就的？”

“没有。”周祖谟先生当即回答。

“为什么呢？”

“进来时都是精选过的。”①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3）

傅斯年办史语所舍弃“浮华得名之士”，奉行“找新才”的则，他坚信，天下之大，总会有读书种子，即使是战乱时期。

许多青年学子就是冲着傅斯年的赏识和激励，一下子选定了终生的学术道路。

周法高1941年从西南联大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选调史语所。他曾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傅斯年的感激--《两句话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

南京中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中央大学。1937年正当我升上大三时，中日战争爆发，中大迁到重庆沙坪坝。那时中大中文系四年级通常是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的。我写了一篇《典释文反切考》，只利用了一小部分《典释文》的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联系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寄到北大文科研究所。

除了毕业论文还有笔试和口试，我记得口试是在傅斯年先生重庆上清寺寓所里举行的。傅先生对我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将来你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他这两句话就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我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见。

后来，周法高随史语所离开大陆到了台湾，曾任台湾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华盛顿大学与耶鲁大学客座教授，成了有国际声誉的语言学家。1964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1年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名誉会员。

严耕望1941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跟随钱穆在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读书，后受聘安徽学院。因战争滞留重庆。他回忆说：

也许就在那时，我兴起了进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愿望，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推荐；因此也曾想到毛遂自荐，又觉得不大可能，后来内子的朋友曾祥和女士说傅孟真先生的脾气比较特别，请有名的人介绍，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几篇论文去申请入所，他如果欣赏，就可望成功。我急切希望有个读书环境，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姑且一试。那年的7月中旬，写了一封申请书，连同自己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三篇论文，直接寄呈傅先生，那是天真的做法，当然不存多大希望，不想8月21日就接到傅先生在前一天写的一封快信，果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说是照论文程度，自当为助理研究员，但论资历只能为助理员。①

不几年间，严耕望就写出了许多关于地方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成为有成就的学者。

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王利器，毕业论文是《风俗通义校注》。恰逢国民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会考，该论文得了满分。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傅斯年对他进行了单独考试。当时敌机常轰炸重庆，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敌机轰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①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4）

王利器选择去李庄，成了傅斯年的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史专家。

陈曾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傅斯年讲《中国文学史》，要学生做一篇关于《离骚》的作业。他发现陈的文章写得很有新意，就写了一大段评语，并亲自找他面谈，予以鼓励。

当天下午，陈因被一个居心险恶的同乡诬告为共产党而被捕。傅斯年听说后，一面拿出一百块大洋，打点“狱卒”，使陈免受皮肉之苦，一面亲自到公安局办理交涉，很快将陈救出狱。后来陈被聘到史语所，并随之迁徙。

1942年底，一纸家书抵达李庄，陈熬不住思乡之苦，只得向傅斯年请假告罪，“因私返里一行，承准假四月，遵即于十二月十七日开始在假。”②

两个月后，时值年关，“自拜别取道重庆筑桂返粤，旅况贫辛，途路险阻，今以膳粥自给，稚子废学，老母卧病，满眼凄凉。”③

回函是行政助理那廉君转去的，“兄速返所，若能即启程离粤，不至于请三个月假期外多所延误，则薪金等想不至有何问题。”

转眼又是春荒，“本应早日回所销假，奈慈亲多病坚不放行，乌乌之私，幸乞垂察，谨书奉恳准予续假二月。”④“粤省东十余县去岁歉收，民食艰难，灾情惨重，如剪报。谨敢冒昧陈情，恳请准予惠拨薪金米贴三月，借作入川旅费。”⑤

6月21日，陈“即日起行”。

倘若没有傅斯年的殷殷冀望，没有所里周密的安排，陈恐怕早已云天折翅。因此，陈一生都把傅斯年视做父执。陈的学生陈鸿先生记有一事：

去年春间，师病后小瘥，登门拜谒，师正吃粥，见餐桌上供傅先生遗照一帧。师言：病中恍惚，复从傅先生处游，诸旧友在焉。日者，偶入吾师寝室，复见此帧遗照，殆居处间恒以自随也。⑥

①.《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1942年12月13日，陈致傅斯年。

③.1943年2月11日，陈致傅斯年。

④.1942年3月23日，陈致傅斯年。

⑤.1943年5月21日，陈致傅斯年。

⑥.陈鸿，《师门识略--庵先生侧记》，载《新学术之路》第457页。

杜鹃声声唤春归。傅斯年就像传说中的杜宇，用声声啼血，唤回被战乱、被家累、被贫苦所阻在外的学子。

六西行延安①

1945年7月1日，在王若飞的陪同下，傅斯年与褚辅成、冷、黄炎培、章伯钧等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登上舷梯。此行，他们是肩负着重托--作为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视察，以促进国共合作。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5）

1945年6月2日，傅斯年、褚辅成、冷、黄炎培、章伯钧等人为促成国共和谈，正式提出访问延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前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唯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6月18日，中共回电欢。

延安之行，是傅斯年一生中奇特而激动的一次历。坐在舷窗边，飞机一冲云天，就要越过四川盆地。他贴近窗口，试图从大地的隆起和沟壑中找到板栗坳、李庄、南溪或宜宾。

飞机向东北飞行，很快飞过秦岭，进入陕北。延水自西北而东南，流入黄河。过延安的一段，两道山脉夹道相。黄土高坡上成排的窑洞，山顶上的巍峨古塔，这是傅斯年熟悉的风景。

飞机在两山中间飘然而下。一落地，欢者成群而来。有毛泽东、朱德、林祖、吴玉章、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林彪、叶剑英、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

视察团坐汽车来到王家坪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宾主围坐，在欢乐融洽的气氛中，新朋旧友分别叙谈。傅斯年在这里遇到了北大和中山大学时的旧友和一些学术界的同行，心里百感交集。

①.本部分文字参考了黄炎培著《延安五日记》，载《苦难与风流》，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引文均见该文。

午餐后乘车渡过浅浅的延河水，穿过小小的延安城，下榻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

这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四周年纪念日。来到延安，许多谣传竞相消散，傅斯年一行又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

这是陕北山沟里一个偏僻的集镇，三百多家门面至少有五十家是打铁铺，随处可听见打铁的叮当声和骡马粗糙枯哑的嘶鸣。这里又是一个过初步改造的社会。从外表看，享受着实物供给制和生产运动果实的延安军人精壮而整洁，穿着合身的军装，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上午，有许多新朋老友来访。时隔多年，处境迥异，有说不完的话题。下午视察团坐车赴杨家岭，专门访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从大会堂右边绕道后方，走上山坡，是毛泽东的会客室，长方形，光线充足，中间安放着长桌，四周摆放各式椅子，可容纳二十多人。四壁挂着清清疏疏的几幅，中有一幅是沈叔羊的写意，一酒壶上写有“茅台”两字，几个±.子，题着黄炎培的一首打油诗。

这是某年沈叔羊在重庆开展，请求黄炎培题字。黄炎培题的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过赤水在茅台池里洗脚的传说：

暄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

天寒且饮两三±.。

这幅竟贴在共产党领袖的会客室里。黄炎培说起由来，众人一致称奇。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6）

正式会谈开始了。中共方面还有朱德、周恩来、林祖、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视察团的六人一一发言，坦陈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团结有绝对的必要；表达了平时对于团结所作的努力；谈及这次来访的目的：

蒋委员长3月1日宪政实施进会演说词尚在继续寻求合理的办法，以期中共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而中共方面毛先生《论联合政府》大文中在发表各种主张之后，也有愿意恢复谈判的表示。所以大家认为商谈的门是没有关的，愿意为国共和谈起促进作用。

毛泽东听到这里插话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当晚，中共中央在大会堂设宴，主人向宾客一一介绍。中共七届代表大会才举行，从前方来的中共高干，都还没有离去，那是些打仗神勇久闻其名的将军--贺龙、刘伯承、彭真、高岗、彭德怀、聂荣臻、陈云、吕正操等。

主人殷勤，客人高兴，双方频频举±.。

第三天上午视察团分开行动，一部分人去参观延安大学，一部分人坐车到杜甫川参观光华农场。

下午，毛泽东等与视察团继续昨天的话题，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己见，自由发言。尽管看法不尽相同，双方还是约定由中共方面先把意见写出来，明日再相互传看。

第四天，傅斯年再访延安大学，与来的弟子尹达有一次长谈的机会。

尹达名刘耀，是作宾1928年殷墟发掘时招募的河南大学国文系学生，后来考上史语所考古组的研究生，对傅斯年执弟子礼。1938年长沙清溪阁醉别师友后，就到了延安。

尹达的学术基础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管他已在延安马列研究院工作多时，但对史语所那段日子的留恋，随着与老师的见面，竟如清夜的箫声、月下的流水，过去的影子不知不觉又生动起来。

在史语所的档案中有一封尹达当时写给傅斯年的信：

孟真先生：

安延①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现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旅行中作此调查耳。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于学术，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　二月十五日

信中所谓“未完成之书”是指当年在史语所参与山东日照两城镇西遗址的发掘，尹达所写的草拟报告（未定稿）。

第四天下午，视察团再次与毛泽东畅谈。这是小范围内的谈话，主要是毛泽东讲，以下是记录的要点：

①.信如此，疑为文字避讳。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7）

中共作风，到民国三十一年转变的。那时觉悟到过去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

当了中国共产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马克思主义等书。

中国的贫农，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让他们种地。他们情愿交租，苦的是租太重，至于自己有田，当然是很好。这是第二步的希望。所以我们提倡减租。不反对田主收租，如果减租，可以保租。

我们也不反对债主取息，但须减息。如果减息，可以保息。因为贫民正要借钱应他们急需的缘故。

我们很愿意向老百姓学习。我们很愿意使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正式谈话，已是第三次。视察团再到毛泽东家，作一个总结。毛泽东慎重地分赠视察团每人一份谈话记录。

临别时，毛泽东从席上起立，叮嘱视察团归去时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由于“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的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

延安之行，傅斯年是知名学者，无党无派，身份超然。感情上，他早年对社会主义也曾有过好感。五四时期，受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影响，向往革命。他曾说，俄国革命“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他做引子”。

这次到延安，他既有由衷的感佩，也有不少的遗憾。据说，他曾有一个晚上与毛泽东单独交谈。他们是北大旧识。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傅斯年是北大学生领袖，常去图书馆看书，两人应该常见面。

谈话时，毛泽东谈到了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称赞他在反封建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傅斯年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不足以成事业；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可以争天下。”

毛泽东当时未对此作正面回答。当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提出想要一幅亲笔题字，毛泽东欣然应允。

7月5日早餐后，傅斯年等人匆匆去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机场送行。临行前，毛泽东托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一封信和一张条幅。信上写着：

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七月五日

机场上，毛泽东等与视察团的六人一一握手道别。当毛泽东与傅斯年双手相握时，久久不放。毛泽东还特地让傅转达自己对胡适的问候。飞机升空，地面的人越来越小，最后分别的是黄土高上一排排齐齐整整的窑洞。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8）

飞机上，傅斯年展示毛泽东书写的条幅，上面书写着：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尽山东乱，

刘项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①

傅斯年心里清楚，这正是毛泽东对和他交谈时所提及的那个比喻的答复。

“刘项来不读书”是毛泽东的自嘲。他与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的一段谈话，回忆自己做北大图书管理员的历：“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七.谔谔之士

春秋两季，傅斯年都要离开李庄乘船去重庆开会--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或学术评议会，再就是国民参政会。

重庆聚兴村是中央研究院总部为外地来办事的人提供的住宿点。美国学者、美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费正清描绘这里，“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

①.《傅斯年文物资料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版。

傅斯年住在这里，除了完成研究院的工作，也把它作为参政议政的战场。

抗战开始，国民党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民参政大会制，人选由各党派、团体等几方面产生，性质为咨询机关，凡国家大政方针，都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

武汉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参政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被选为参政委员。毛泽东未到会，但给大会发来电报：

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从那时起一直到1946年6月，共举行了四届十三次大会。傅斯年连续四届都是参政员，且被选为驻会委员。

出任参政员，他绝非尸位素餐。他积极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还提笔为文，被称做有军事知识的文人。在栗峰书院的农舍里写成的《地利与胜利》《抗战两年之回顾》等篇文章，就颇具军事和政治分析的前瞻性。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19）

1943年写成的《盛世危言》一文中，傅斯年提出了改革政治的理想：

一代之政风，每造于开国之时，而今日正开国之时造政风之日也。今后百年之气运即决于此时。故今日政风之厚薄，实为百年治乱之所系。

他着重强调两点：一是发动人民的力量，给人民以自由、平等，实行耕者有其田，去除政府官员的特权。二是如何发动在官者尽职奉公之心。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便以“其直如矢之人”自任。有人说傅斯年“对政治的兴趣，偏重于内政方面，尤其在澄清内政的空气”。

孔祥熙是国民党政府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又与蒋介石是连襟，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1938年1月正式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傅斯年对孔祥熙看得比较清楚。在参政会上的每次发言，他均以促请政府整刷政风为要，对孔祥熙尤多质询。

此事在社会传开后，很多人为他担心，连远在国外的胡适也写信劝他停止攻击孔祥熙。

傅斯年不以为忤，还直接上书蒋介石，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孔祥熙不能胜任行政院长，要求蒋介石另选贤俊。

老蒋当然不肯轻易动弹孔祥熙。

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十一年中，被揭露出的大贪污案多达六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轰动一时的美金公债案。这桩美金公债案，是傅斯年拼将身家性命倒孔的一场战斗。

傅斯年等人多方了解到案件内幕，搜集到了一些证据材料，准备在参政会公开揭露此事。

据当事人回忆：

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据。

据说，为平息事态，蒋介石曾亲自出面请傅斯年吃饭。席间有一段对话：

“你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

“既然信任我，那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①

孔祥熙终于被撵下了台。人们认为，孔的倒台，与傅斯年的“骂”不无关系。傅斯年后来叙述他倒孔的动机时说：

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者也。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0）

1946年，年已五十的傅斯年离开李庄出任北大代校长。他在给俞大的信中说：

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当时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信，为周作人说情，但傅斯年不为所动。他认为，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不起无数的死难者，就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的流浪者。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曾作出改组国府的姿态。蒋介石与幕僚陈布雷商议，打算在北方人士中补充政府委员，想到傅斯年。

不久，蒋介石召见傅斯年，当面提出让他出任国府委员，傅斯年极力推辞。回家后他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不在政府中任职的决心。信中说：

顷间侍坐，承以国府委员之任，谆谆相勉，厚蒙眷顾，感何有极！唯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盖平日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在政府或可为政府招致困难，在社会偶可有报于国家也。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招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争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唯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激流勇进，功成身退。傅斯年并不想在政治的峰峦间盘旋，他知道他的事业仍在史语所。

史语所是学术机构，他（傅斯年）虽然长期以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身份纵论国家大事，弹劾不称职的权贵，不愧是一身正气的政治家，但回到史语所，却绝不谈政治。

他访问延安回来，没有在所内公开谈延安见闻。所内订有《新华日报》，他不让公开传阅。他对国民党也无好感。据知情人士说，“上边”曾有指示要所内人员集体入党，文件被他扣下了。①

“傅大炮”其实也是心细如发。世事万般变化，他自有一定之规。

第二节 谦谦君子作宾

1944年3月20日，作宾在李庄板栗坳度过五十周岁生日，史语所同人和弟子发起为之祝寿、展览与聚餐大会。

以牌坊头的大礼堂为寿堂。南半为展览室，北半为会客室。展览室的布置由他自己设计，大家执行。柱子上粘贴照片和贺词。在西壁与南壁的一部，挂着已组合整齐似横披式的甲骨拓片、摹片、影片、临片，还有印刷样张等。南壁的大部，汇集了本所在广州、北平、上海、南京、长沙、昆明、龙泉镇等处的所址及工作照片。东壁即门上，挂的是甲骨文断代各时期的标准实物照片。

以下为三排桌子，第一排为寿星的著作、专册、油印本，还有印谱。寿星是刻印名家，石章虽都赠人，可是留在谱上的朱色印文，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第二排为平庐影谱，长达好几张桌子尚未展完，这是最惹人注意的目标。其中有公，有私，有苦，有甜，有繁华的都市，有荒芜的山村。寂寂地居住在这山坳中数年而未照过相的人们，大家争先恐后地挤着来看。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1）

第三排为一人一信，其中有国外的，有国内的，有长辈的，有晚辈的，还有面前的同事，在离所期间写来的。大家争着仔细地去寻找，看看其中有没有自己的手笔。还有且看且评地说：某某为《兰亭序》笔法，某某为郭家庙，某某为柳公权，某某为褚遂良，某某为欧阳询。有的人找到了自己的手书，跳脚地抱怨自己，为什么当时写得那样的丑，是否可以抽换再写？有的人则说写得坏，本来就写得不好，何必换呢，那才是存真。各有各的意见，使会场布置的工作更增加些热闹的气氛。

布置完竣后，请寿星在展品前留影，有的人建议，请寿星站在谭先生所的肖像之后，对比一下，看看谭先生的艺术造诣。

祝寿工作的分配，由屈万里先生管理签名，那廉君先生素以爱早闻名，但来到时已有好几位在参观了，这时候孩子们比大人更为高兴。山下的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同济大学等的同人、教授，以及镇上的士绅们，都来签名道贺和参观，把一向沉寂而宁静的小坳，鼓动得热腾腾，喜洋洋，见面的人都说为向所未有的盛况。

人员到齐后，由小学生献旗，寿星立在大礼堂门前的走廊上，学生站在石阶下面的广场上，客人们自动地立在学生的后面或侧面。学生们列队肃立，唱歌献旗，达到庆寿盛况的最高潮。遂即入座，宣布开席，全体起立，高举酒±.向寿星祝福祝寿后，大家边饮边笑，边吃边谈，欢乐的气氛表现在每个人的脸上。直到下午一时以后，客人才告辞离去，而完成了这次的庆寿大典。

下午，寿星为松弛上午的紧张劳累，带领着全家大小到戏楼院的旁门，也算牌坊头的后门看看风景。这座后门与牌坊头错综相背，右临山壁，左为当年的下房，只有前面开旷，但下临绝壁，唯有远山在望，故其上的匾额题为“咏南山”三字。这三个大字，明明的为这个山坳指出正确的方位，但是住在板栗坳的人，多不辨方向，问之均笑答以不知，这座搬不动的宝贝大指南针--咏南山石牌坊未加利用，实为可惜。

当时的敏先生，不过七八岁，只会跑跳，而现在的敏先生，已是半百出头，却在这次百年华诞展览会上设计、布置，大大地展现了他组合艺术的天才。

这篇文章是1994年作宾百年诞辰时，他当年的弟子、著名考古学大师石璋如先生对五十年前的追忆。

祝寿，是联络感情，凝聚人心，昭示自我，期许恭维的机会。借助石璋如先生的文章，也是我们解读作宾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走进其内心世界的契机。

一.代理所务

作宾在史语所并无正式职务，但他德高望重，是史语所的老人，1940年10月首批到李庄。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曾授命作宾全权代理所务。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2）

傅斯年1942年来到李庄，但他外出开会多。外出期间，史语所但凡大小事仍然托付作宾。

坐镇栗峰书院，作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事无巨细都向傅斯年汇报请示。最多十来天就是一封信，有时竟间天一封。在史学界和甲骨文研究作出伟绩的作宾，在时局的逼迫和生活的挤压下，不得不陷入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的琐屑：

伯母殡事进行如何，殊念，此间同人致奠款已发出，不及阻之，关于此间加租酝酿，告一节段，近匪患又稍起，梧梓与杨拟更赴成都补充调查，不敷款弟已许之。(1941/10/15)

昨会议决定费余款及职员加薪等事，兄所提开展览会事，大约在明春评议会时举行，今上午举行蔡先生纪念会，出版事尚未接洽，合作社购布极不易。(1942/03/05)

关于为驻军造房一事，已函刘团长，须彼出力，并速让出校舍，请兄或函或电其催促之，至工与食用款总数，再由汪君估计，函请查收；接教育部电告，印度研究生将来渝，该生食住问题及导师课程指导，以先事准备并予以各种便利为要。(1943/11/08)

关于萧伦徽君吃酒闹事一事，恳兄念其在所服务时间之久，工作之劳，转请院长取消其记过处分；近日，军队调去，暂由区所派警卫队一班；第二院门前石墙危险处亟待修复；此间同人工作如常，印刷正赶办。(1944/12/02)

穷家难当，每一天都有烙心事。但日久见人心，透过这一封封信，凸现出一个穷且弥坚的群体，作宾在艰难困苦中的长者之风、孺子精神，也深深地赢得了人心。

二.甲骨彦堂

作宾业务上有建树，文史哲是通人，尤其是甲骨文研究，享有很高的声誉。作宾（彦堂）与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若）合为“甲骨四堂”。钱玄同、陈子展等曾有“堂堂堂堂，郭罗王”的赞语。

作宾初为自学出身，高小肄业，1922年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1925年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被破格聘任为福州和大学教授；后来又受聘于中州大学、北京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初被聘为通信员，随后领命赴河南安阳调查殷墟情况，从此步入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

作宾初涉甲骨考古的往事，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曾撰文回忆。

1925年，他们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的同事。作宾致力于歌谣与方言的研究，庄尚严则在学考古。

有一晚，他们聊天消暑。作宾提出：“若长此以往如何是好？”

其实，他心里自有主意，见庄尚严没接话，这才和盘托出：“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优裕为之；我是河南人，能搞好地方关系。这是一条大有发展的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3）

庄尚严底气不足，问道：“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于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小学训诂文字学等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作宾不以为然地说：“若等您学好了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呢，还有什么机会呢？”

接着他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和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

后来的发展，就是按照作宾那晚勾的蓝图一步一步往前走。

1928年10月，史语所一成立，傅斯年首先想到殷墟考古。他欣赏作宾敢说敢做的作风，兼他是河南人，就派他去安阳调查。

沿途所见，作宾不免心惊：安阳城里不少商贾在倒卖甲骨，或坐庄收购或走街串巷。也有不少人用牛骨或龟骨刻字作伪。洹河边小屯乡，农民在利益的驱使下，更是疯狂地挖掘，土地上到处是土拨鼠般掘的小洞和土堆。土豪劣绅更不示弱，索性招募农民在田野上安营扎寨，大肆盗掘。因挖宝争抢而引发的官司已层出不穷。更为可怕的是躲在暗处的外国人，他们有政府支持，有财团出钱，有科学眼光，早觊觎这里。

回到史语所，作宾报告了调查的情况，并断言“甲骨文挖掘之确犹未尽”。听完汇报，傅斯年决定立即着手殷墟发掘。

1928年10月13日，在作宾的主持下，现代考古挥动了第一锨。

那时的安阳，社会极不安宁，土匪猖獗，还不时听到绑票之案。为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还致函河南驻军总司令冯玉祥，请他派驻军保护现场。

殷墟发掘，无疑断了某些人的财路。县里派来的官兵，日夜警戒，不敢怠慢。而作宾更是百倍小心，为加快进度，吃住都搬到工地去。

发掘一共进行了十七天。获得八百多片甲骨，还有一批陶器、骨器、石器、玉器、器，以及大量没有字的骨头。

殷墟的首次发掘证明了一点：这一上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地下宝库还只刚刚揭开神秘的一角，不为人知的历史也许将重新改写。

一个月后，人类学考古学博士李济先生加盟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此后殷墟发掘便由他主持。他邀请作宾再到安阳，两人彼此敬重，并相互约定，发掘出土的甲骨契刻主要由作宾研究，其余的由李济研究。

到抗战为止，殷墟发掘出土共有两万多片甲骨。当时学术界对甲骨文的研究已略有基础，但如何把这庞大的甲骨整理出一个系统来，仍无人问津。

要重现历史面貌，最重要的就是每一片甲骨文的时间如何定位。在甲骨文断代问题上，作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大四版考释》一文中提出了“贞人”说，这使每片记有“贞人”的甲骨文的相对时间有了可寻的线索。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4）

两年后，他又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年）一文中提出了断代的标准，使大部分甲骨文有了准确的时间定位。

1942年4月1日，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面对一屋子的甲骨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浩然喟叹：

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作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

回顾甲骨文研究，作宾深有感慨地说：

近二十年来，对于古史年历的研究，耗费了我的一大部分时间。为了解决甲骨文中所含殷代历法的问题，不能不考定共和以前的年代；为了考年，又不能不先解决太初以前历法的问题，于是有古史年历谱的推算先建立一部合天的历书，然后以甲骨金文铭刻史籍载记，考定年代，这里面推求真朔，推求节气，用儒略历互相对照，更换算格列高尺度，对照干支纪年，以儒略周日的长尺度，对照干支纪日。这是纯粹的以天文科学做基础而独立推算的结果。有此绝对客观的历谱然后考之载记，定其年代，方不致落于空疏。

他潜心研究《殷历谱》，利用有年历根据的甲骨文，把商代晚期二百多年的历史轮廓扎扎实实地重建起来。这是在李庄板栗坳戏楼上的一张大门板上完成的。

他的弟子李孝定回忆：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笺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①

1945年，作宾的《殷历谱》在李庄正式出版，石印了二百本，每本都编有号码。对这部耗费十多年心血的巨著，傅斯年在序中写到：

吾见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义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吾亦偶预此列，则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为乐也。

反说逗乐，李济先生也有回忆：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5）

这些非职业性的自由辩论对纯学术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只有如此方能得到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境界。我记得很清楚，他研究历法的基本观念，即“点、线、段”三则，就是在这种抬杠式的自由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而贡献这基本观念的人却不止我一个。这一类的讨论，尤其是在田野工作进行的时候发展得最热闹；这些杠头话大部分都没有记录，如云烟过眼，说完就忘。不过也有不少的部分表现在实际工作所发表的报告上；彦老的“点、线、段”观念的形成就是一例。①

这桩逸事也见于作宾写的《殷历谱.序文》：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朋友们确是如此。大家平常欢聚，如一家人，若为一个小问题而互相争辩，必会面红耳赤，争个不休，最后推出一个“真理”双方同意，才能停战。谱中许多问题，都向各方面专家请教过，只是一件，很多熟朋友，都怕我找他们谈《殷历谱》。

庄子与惠子辩理，伯牙为子期弹琴，高山流水，千古知音。

1946年，国民政府颁发了嘉勉令：

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年历，爬梳有绪，脉络贯通，有裨学术文化诚非浅鲜，良深嘉慰。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殷历谱》为中国学术争得了世界性的荣誉。胡适、陈寅恪、马衡、唐兰等著名学者均有文章讨论和赞扬；国外如德效骞、李约瑟等也有英文函札讨论和请益。

三.甲骨书法

秀才人情纸半张。

作宾寿筵上众人艳羡、寿星自得的，除却历史与考古研究，便是×.刻和甲骨文书法。

当时，李庄除了作宾的甲骨文，赵昌的行草书也是一绝。赵昌又名赵公，在同济大学教德文，父亲赵熙是清末大儒，一代大书法家。

镇上有一家裱铺，作宾和赵昌的字常比肩而立，古雅飘逸，一庄一谐，相映成趣。

作宾的甲骨书法，端庄大方，典雅古朴，笔和结体的刀味与甲骨文刻工的心曲尽管隔了几千年，仍似有一脉相袭。

罗尔纲先生曾收藏有作宾送他的一副书法。那也是一段文坛趣事：

1941年冬，我在四川宜宾候船回广西作太平天国史调查，作宾先生也因事来宜宾，同住在旅馆内。那时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我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两所虽同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但因他太忙，平时不好打扰他，到同住旅馆，我就乘便向他请教太平天国天历，向他学习历法的基本知识。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6）

到第二年10月，先生《天历发微》刊出，寄来贵县给我。先生对天历编制的考定是一大功绩，近年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已证实他的正确。对在天历的实施上，天历错前一日始于何时的问题上，我和他有不同的论断，在刊物上发表讨论达两年之久。后来我从广西再收集到新证据带回李庄，他在新证据面前，承认了我的判断，用甲骨文写了一副对联来贺我。

我是向先生学历法的，我是他的学生；先生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考古专家，殷历法的研究尤其著名，我是个后辈；他的甲骨文对联又是不肯轻易送人的，星期天竟跑了几里山路亲自送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来，满面笑容地当众向我道贺说：“你对了，我写副对联来向你道贺！”他的话刚说完，我和同事们都对他肃然起敬，一种桃李春风的温暖，阵阵地向我们吹来。①

2002年10月，我到李庄采访，李庄糖厂退休干部张远甫提起作宾时的神情很特别，既熟悉又陌生，仿佛在说他家的一位远亲：

当年在板栗坳，作宾一家就佃租我家的老房子。我在李庄栗峰小学读书，夫人教我的数学；夫人是北方人，个头高大，人很谦和；她的声音很好听，教书也好懂。也许是因为夫人的因，作宾也常常给我们上习字课；他教我们象形文字，教甲骨文；教了一阵，发现我们啥也不懂，气得直跺脚；早知道他是甲骨文学家，怎么也要学几个字。

不少李庄人还谈起这桩憾事：要是早知道作宾的字那么值钱，怎么也要收藏一张才是。

有一句俗话：跑了的，总是大鱼。

第三节.那时的先生些

我在板栗坳采访，人们说起当年研究院的学者，都称他们“先生些”，语气中包含着亲切和尊敬。

当今世界，这一称谓已变得空泛而滥贱，代替了昔日的“同志”。岁月流走了，“先生”历了世俗的两个轮回。

乡民眼里的“先生”，是些朴实无华的读书人，识见远大，穷而不滥，困而知耻，惜时如金。每天，他们带着谦恭的神情，在陋室，在书案，静静地读书做学问。与人相交，总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们身上，有一种真正的高贵。

一.忧道不忧贫

研究院初到李庄的旧事，板栗坳永胜村八十多岁的王顺清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事，天大旱，豌豆麦子颗粒无收，榆树叶叶都捋来吃完了，板栗坳的水井两根竹竿都扯不起来水。研究院就是这年秋天几条大船放下来的。①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7）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初来乍到，百废待兴，最缺的仍是一个“钱”字。最没钱的时候往往最要用钱。史语所代理所务的作宾一到李庄就急得抓耳挠腮，他向傅斯年写信抱怨“物价上涨可惧”，①他吁请研究院总部“史语所分到之工作费，能先汇六千来否？”②以解燃眉之急。

春旱又接伏旱，米价飞涨。10月中旬，受宜昌沦陷影响，涨势更猛。

战争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隧道，黑暗中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光明。当地人或多或少有些准备，研究院面对吃上顿愁下顿的日子自然惊恐莫名。

战前，中央研究院的职员的薪俸是很高的。按1930年7月2日颁布的标准，书记的月薪是30～60元，以上是事务员、助理员60～180元，专任编、技师120～300元逐级递增，到专任研究员最高月薪可到500元。而那时一般工薪阶层的月薪通常仅在60～120元之间。

后来国民政府发出通知，国难期间的生活费暂按以下规定执行：薪金60元以下者照发，60元以上者暂支60元。也就是说像傅斯年、李方桂、梁思永、作宾等这些待遇优厚的学者，拿到手的薪金只相当于来的十分之一，完全降到了一般水平线以下。要盘家养口，这点钱无异于±.水车薪。③

“十条黄狗九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战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又沦落到“七娼八丐九儒”的处境。傅斯年在一封信中抱怨道：“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

1943年3月1日，中央研究院的每一个职员都接到一张由文书室送来的表函，说明中写着，“顷接总办事处函，关于教职员及工役食米，拟依据需要发给实物，前规定表式，即请尽速填寄处。”薪金，由货币又退回到它的始形态--实物--发霉变质的大米。

能享受这样的大米，已是幸福之至。四川有民谣：“赃官赃到底，不要钱要米。要钱好说话，要米交不起。”

此时，史语所进人的标准已锯低门槛，由“请名家”改为“找新才”。然而，缺粮断炊的逼迫，使愿意来所的读书种子也遭“闭门羹”。

1944年2月4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黄彰健向傅斯年写信：

此次得沾时雨，入所深造，曷胜欣幸！现正筹集旅费，整理行囊，预计月半可成行，至迟下月初准备奉母离渝。

黄的信肯定是基于傅斯年有过的承诺。

几天后，不见复函，黄彰健又拍电报告急，“健已辞职，继任人至，乞速设法电复。”（1944/2/16）

迟迟不复，傅斯年自有委。几天后还是去了一封不近情理的信，给兴冲冲准备上路的黄彰健劈头一瓢冷水：

函达。不意接国务最高委员会函，各机关人员米及补助费，以去年10月为限，则先生于此时来，只有薪而无米与生活补助费，决不够一人生活，故目下思得三项临时办法，一俟米额生活补助费额解决，即行补入，当不出今年。另有一点，手示奉母来，此间待遇能否足二人生活，亦有问题。（1944/2/19）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8）

长袖善舞的傅斯年并非虚以推诿，实在是无计可施。几天以后，也就是1944年3月25日，他接到作宾的求助信：

纶徽兄造预算，嘱其径呈兄拔冗一阅，如可用，既乞转处。此时所处，仍是钱的问题，研究费生活补助均发放无期，一月以后之米，已无处可放，米价已跌落。此事待决，乞早日商洽示下。

眼前的处境，使一向笑傲诸侯的傅斯年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为了生计，他不断地向研究院总部叫穷，还常和地方政府办理交涉，有时竟不惜打躬作揖，屈尊就纡。

他曾给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信央求：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为一百三十石，拟供之数如此夙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①

在李庄，最穷困的家庭是梁思成、梁思永两兄弟。哥哥主持营造学社，住在镇边上坝的张家大院，带着岳母、病妻和两个儿女；弟弟是考古学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得了肋膜炎，身体不好，也是三口人家。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写信，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止，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29）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①

以傅斯年的影响及他和朱家骅的交情，想来此事解决不难，但事情进展似乎并不顺利。

11月28日他又有一封写给朱家骅和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梁思永君之医药费本所第七次所务会议议决，拟由本所医务室收入中补助4000元，并以前之6000元共1万元，敬请惠予考量。”这封信是公事公办的意味。

看来，傅斯年代梁思永兄弟请筹的那笔款子或许拨下来的只是±.水车薪。

傅斯年的仗义行侠，让病中的林徽因感激涕零，她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人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0）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①.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98～200页。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林徽因①

傅斯年为贫病交集的思成、思永兄弟送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解人危急。

胖胖的傅斯年，看似广济众生的善菩萨，却是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据傅乐成、屈万里回忆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在买书上，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肯卖书的。他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如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二.中医与西医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认为，哈维发明了血液环三百年之后，到今天还要把人的身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

傅斯年的态度很大程度代表着他们那群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脱离了有的环境，落到了巫医盛行的乡镇。

李庄号称有“四大名医”：刘八味、王傲傲、张吵吵、宛大包。顾名思义：刘八味，看病处药方，总是开八味药；王傲傲看病时，两眼望天，不置一词，态度傲慢；张吵吵边看病边与旁边的人吵闹，一刻不停；宛大包开有药铺，给人看病总开一大包药。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1）

对于中医的种种传奇之说，傅斯年总付以哈哈大笑。他何尝不知，在民间，即如香灰、符咒、神水也会产生奇效。我国古旧医书和类书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百病由心生，信则灵。

傅斯年曾眼睁睁看着友人刘复（刘半农）病逝。

1934年，史语所民间文艺组的研究员刘半农在内蒙调查民俗时患病，送回北京，延请中医诊治被耽误。后改送和医院，断定为回归热病，药石无效而病逝。

刘复的去世，引起傅斯年感情上的极大愤慨。此后，他与中医界的论战不遗余力。①

傅斯年看来，这场争论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是非问题。对于中医与西医的对比，他曾指出：“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须得赶他”。他又说道，“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

每年，他都要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在那个舞台上，除了宣传抗战，揭露腐败，他还竭力反对伪科学，反对“国医”。从农民那里听到的故事，以及李庄的现实，都是傅斯年最好的举证。

一次，他为中医问题反对孔庚的议案，在参政会上激烈辩论，孔庚辩不过，就在座位上辱骂傅斯年。傅斯年气极了，说道：“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

等到散会后，傅斯年在门口拦着孔庚要决斗。一见孔庚年纪已七十多岁，身体瘦弱，立刻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吧。”

语言组的副研究员丁声树又称“丁圣人”，有关中西医的问题，他也明确表示过，自己家里是开中药店的，对于中药有些接触，不过对于中医和中药，还是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1941年4月26日，史语所在板栗坳的田边上建起一个小型医务所，并在李庄贴出布告：“以后无论所内外人等来医务处诊疗者，均须照章挂号，并酌量收回药价，统希谅鉴。”

这是带给史语所同人和板栗坳乡民的福音。但在一个远离中心城市的山坳里，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是缺医，就是少药，这些都记录在史语所的档案里：

1941年7月4日，作宾向傅斯年夫人俞大写信求助，“此间极热，同人多患疟痢，萧大夫拟打盐水针全套，若万不得已时，拟请尊嫂帮忙设法购之。”

1941年7月29日，作宾乞告傅斯年，“添购药物事已直接向卫生署请购，唯购‘打盐水针全套’一事，乞兄再设法购求。”

1944年2月5日，史语所给高玉华、陈德宏致信，“敝所向卫生署战时医疗药品理会购买白浪氏止咳片，如该会有通知到贵会，恳玉华兄代向该会门市部洽购。”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2）

1944年10月3日，作宾函告傅斯年，“闻君一返，不知新聘医师同来否.”

1945年4月5日，作宾乞告傅斯年，“此间近有脑膜炎发现，人人自危，未知在渝能否购到脑膜炎特效药否.盼最近能托人带来大量。”

1945年7月14日，作宾再函傅斯年，“奎宁丸已告罄，疟疾仍多，故甚盼药早来。”

史语所老人石璋如先生回忆：

医务所的陈设非常简单。以前医务所的萧医生，与同人、眷属处得很好，病理讲解也很清楚，护士小姐也很亲切。后来萧医生离职，换成绰号“开水先生”的张医生，因为许多同人去看病，张都要说喝开水，久而久之医务所就门可罗雀，他也被起了绰号。①

傅斯年、丁声树等史语所同人，甚至也包括鲁迅、郭若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西医的神化、中医的鄙弃，几乎是共同的。在西风东渐，科学与迷信还在搏杀之时，这种态度，也显示出时代的“先进”。

“先进”是另一种局限。本来，李庄南溪宜宾属川南动植物基因库，有着大量的中药材资源，仅李庄镇就有刘云峰的“元利”和郑云波的“正大”等好几家中药店。本来，针灸推拿确有奇效，中医治疗头疼脑热一类的病也不是问题，但那时，这批浸淫着西方学养的学者对待中医的偏见，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倒洗澡水把小孩一起给倒掉了。缺医少药，健康的透支，疾病的打击，致使史语所人心不稳，还有好些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同之子及妻先后患痢，适值本所医师离所，闻本年曾订有临时辅助办法，兹同之情形未悉仍能适用否，恳请设法予以救济。②

兄拟返所，本极赞同。唯此来李庄一带肺炎流行甚剧，愚意已再缓行。③

和宗（汪和宗）夫人产一女，夏作民先生病，陈文永君之小孩已夭折。④

弟目前济处于绝境，小女之医药费拟向红十字会辅助研究院费中申请，恳请吾兄予以惠助。①

病魔，是这块土地上最大的敌人。

三.吃人的故事

李庄一下迁来这么些机构，当地人自然不明白他们是干什么的。

场镇边的上坝住有中国营造学社，山上板栗坳住有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门官田住有社会科学所，街上住有同济大学。同济多“下人”，当地人不辨就里，就通称他们为“下人”。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3）

同济的医学院要开解剖课；中国营造学社要测绘古墓；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都藏有大量的人体骨骼，如殷墟出土的头盖骨，以及搜集来的近代人的胫骨、股骨这些行为都是当地人匪夷所思的。于是，一时间流言四起。

故事的开头，我听了三个版本：

一是住在李庄的农民为史语所送菜，走进板栗坳有一百○八道朝门的栗峰书院，像进了迷魂阵，多半天找不到路径。旁人只见他从前门进，不见从后门出，误以为进了孙二娘的黑店，“下人”定是把他做了人肉包子。

二是在张家大院，有一群农民娃娃玩躲猫猫的游戏，其中一个被卡在两个黄桶之间动弹不得，同伴找不到他，弃他而去。人们三天后找到他时，已奄奄一息。这其间便有人说研究院炒吃娃娃。

三是祖师殿盖房瓦的泥水匠爬到房顶上，猛然间看到同济医学院师生在做人体解剖试验，不甚分明，以为是在撕咬一堆堆人骨。

三个版本的故事开头，就像魔方，又出各种各样的演义。谣言不胫而走，愈演愈烈。人们过板栗坳，或同济大学，宁可绕行。更有好事者鸣锣驱鬼，聚众抗议。到了晚上，常有人站在附近的山头上高喊：“吃人了！‘下人’吃人了！”其情恐怖，其声凄厉。

那时，行保甲制度搞乡村联防，每家每户都制有竹梆，一家有事，各户马上拿出竹梆到高处去敲。要是起火了，就喊哪家哪户起火了，很快就传到各户。要是哪家遭土匪，只要一喊，各家各户就都跑上山，一面敲竹梆一面喊，某家某户被抢了，又喊土匪向哪个方向逃跑了，当地的保安军马上出动。要是哪家未出来，是脱不了干系的，就会说你是汉奸，通匪。

据说，就是那个吓破胆的泥水匠，从房子上跳下来，跑出大门就喊，惊动了四周乡民，各家各户赶忙就拿出竹梆跑到山上使劲地敲。不到两个时辰，喊声、梆梆声就传到了百里之外，传到了祭天坝、宋家山、牟家坪。

到天明时，“‘下人’到乡下捉人来吃！军队还帮他们逮”的消息已传到长宁、庆符等县。顷刻之间，宜宾专署得到消息，立即电报重庆。

当天就开来两营军队，加强了对板栗坳及黄桷坡等地的防卫。军队一到就实行戒严，加强岗哨，挖起战壕，严禁农民接近，研究院的家属进出也要受盘查。

乡民先是对“下人”怀疑，继而恐惧，最后是一看见“下人”来了就四散逃跑。

当地有在自家门上挂照妖镜、燃点柏枝驱鬼、扎草人跳傩舞的习俗，被视为魔鬼的，也有被“沉塘”的悲剧。所以，吃人的谣言也让那些“下人”毛发倒竖，不寒而栗。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4）

傅斯年意识到治安是个大问题，更担心史语所的那些图书文物。他曾叫人将“善本书库”的牌子取下来，换上“别存书库”四个字，免得引人注目，遭遇不测。所务会讨论治安保卫问题，他甚至提议，每人的床头上也放一面小锣，一旦发现紧急情况，马上鸣锣报警。

板栗坳农民张汉青那时才十来岁，他的叙述更多的却是好奇：

当时我兄弟的房子是傅斯年住的，汪和宗（史语所的管理人员）住的是我的房子，李先生（李方桂）住新房子。这山上住有警卫，来是一个排，后来增加到一个连。一个月换防一次，有两个兵棚，一个在沱角头，一个在虫木坡。连长住小院，士兵住大院的草屋。当兵的吃饭，哨子一吹就吃，哨子又一吹就不准吃了。①

据说上司有令，一怕汉奸有意制造谣言，扰乱后方，影响抗日；二怕共产党地下武装趁势组织农民暴动。要采取紧急措施，加强镇压。

宜宾专员及驻军头目专门来李庄现场指挥，并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联防主任及地方人士在李庄南华宫参加紧急会议。

专员冷熏南在会上宣读上方电文后，下达指令，各乡县及三县联防队，马上回家，加强监控，一有不测，立即镇压。

会上无人反对，鸦雀无声。就在这时，罗南陔突然站起来:“容我一言，颁布的处理意见，愚下反对！”

“放肆！”南溪县长叶书麟也立即站起来，面色铁青。

罗南陔并不理会，沉着地说：“研究院、同济吃人是真的吗？”在座者都替他捏了一把汗。罗南陔又说：“牛肉馆门前堆着牛骨头，猪肉馆院坝堆的猪骨头，你们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堆的是人骨头，乡间农民无知识，当然认为研究院吃人。”

又是一阵沉默。“人骨头引起的事件，就应利用这些人骨头去解决。他们认为很神秘，我们就把它公开展览，请他们来看个究竟。”

傅斯年站起来大声附议：“好主意！我赞成南陔先生的意见，堵塞不如疏导，展览会需尽快筹备。”

会场上一片击节叫好声。

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展览会定在那天举行。

张官周，既是李庄的区长，又在史语所兼职，他负责对外联络，能干又热心。文物展览由各组自行筹备，三组拟在戏楼院展览甲骨，四组在田边上展览人头骨，图书馆也开放任人参观。

筹备展览的细枝末节，史语所档案里有一封李济写给傅斯年的信：

关于增加展品一节，实在来不及了，石器部分亦未尝不可鼓动观众一部分兴趣，兹特呈弟作《远古石器浅说》，敬祈指正，曾大小姐(曾昭)主张将此文印出小册子出售，究竟值得印否，请兄代为一决，又此次展品启运地点得民生公司允在李庄收货，运费真是骇人听闻，真劳命伤财之事也。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5）

初夏，蝉鸣幽树，蛙噪稻田，李庄板栗坳栗峰书院的上厅房，具有全国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开幕了。海报从李庄到南溪，从南溪到宜宾，顺着长两岸，沿着条条山路，广为张贴。人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从水路，从山道，迢迢而来。

那天的纪念会暨展览开幕仪式，由作宾主持，社会科学所所长陶孟和发表演讲。演讲的内容介绍了研究院的成立、工作性质、贡献等等。研究体质人类学的吴定良也上台演讲，介绍了研究人骨头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

作宾、李济、凌纯声、梁思永分别担当解说员。展品从古人类骨骼到恐龙等动物化石，从古代兵器、甲胄到国外的文物、模型，从安阳出土的青器到明清的字

展览轰动四方，国共双方的媒体《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都发了消息，参观者不单李庄父老乡亲、大中小学生，就是成都、重庆、泸州、乐山、南充等地的人也坐舟乘车纷纷前来。安国立剧专的曹禺、欧阳予倩以及流寓四川、云南、贵州的名流也来观看。

这以后，李庄的各种展览多起来了。如中央研究院的三个所还陆续展览过类人猿化石及模型、殷墟殉葬人骨骼、甲骨文龟片、鹿头骨文字、古代兵器、战车图片模型、历代衣冠袍套、甲胄、民族服饰、服装、外国进贡表章、贡品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展出古代石器、骨器：石刀、石斧、骨环、骨针、石坠；青器：鼎、盥、簋、觚等。同济大学医学院展出了人体解剖用的人体骨骼，供解剖用的尸体、图表，生化、药物化学品等。工学院令人开阔眼界的是测量系展出的航空测量校正仪，据说这是当时远东唯一的一台。

保姆回来了，附近的农民又热情地把柴、菜、鸡、鸭、米等亲自送进了这些“下人”的家中。附近农民的孩子又与这些“下人”的孩子一起，捉鱼打鸟，玩得一身泥污，难分彼此。

四.先生些不亏人

跟研究院有过交道的人，都说那些先生好，从不亏人。

李庄永胜村的四婆婆娘家姓邓，叫邓素华，夫家姓李，又称李婆婆。她记得研究院好多旧事：

研究院是我二娃出生那年来的，今年他都满62岁了。我天天背上他，帮研究院洗衣服。研究院对人好，工钱不得亏人，只有多。

他们的钱就放在桌上，也不锁，也不捡。肥皂也放在木箱里，喊你拿就是。

他们讲话不好懂，最不好懂的话是广东人全先生。全先生请客，炖肉。炖了光喝汤，肉给我们吃。有只鸡害了瘟，我说吊瘦了，要赶紧杀。他屋头（指全太太）说下不得手杀，下了那么多蛋。后来拿来送我，杀出来油多得很。①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6）

李婆婆口中的全先生，叫全汉升，广东人。那时还只是三十挂零的青年，北大毕业，长于济社会史。他熟悉西方济学的理和方法，吸收了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在内的研究成果，着意改变中国古代和西方传统中文化形态史观的偏见，从研究寺院济和运河等入手，开创了宋代济史研究的先河。

李婆婆不懂他的学问，却知道一个济史学家的道德与为人。

板栗坳大路边上有个代销店，是陈金辉夫妇开的，卖点小百货，一张方桌，也卖点茶。陈金辉当过村长，对永胜村的情况相当熟悉。他的父亲过去给研究院挑水抬滑竿，母亲陈婆婆帮过研究院烧锅洗衣服。陈婆婆娘家姓张，她说：

我男人给他们挑水。他们的水用沙缸滤过，清花亮色的。我除了洗衣服，还引娃儿（引，当地土话，意为哺养），我引胖胖，胖胖和我老大陈金辉同年。我把胖胖带到三岁多，胖胖没后脑啄（啄，音读爪，指后脑勺。有四川俗语“前啄金，后啄银”）。胖胖吃奶粉、吃饼干，同屋头（指夫人）也都要给我的娃儿吃。同屋头看我造孽，常送我们东西。

有一天，同屋头对我说，你喂猪，我们出本钱，过年杀来分。那时，我哪里喂得起猪哟。他们买猪、买糠，我就是管一下。人穷猪在行，猪白天出门耍，天黑了才回来，干净得很。最后杀年猪，人家只吃点背柳（里脊肉）、猪肝，其他都不得要，人家是帮你，晓得你苦。①

那是一次让农妇陈婆婆终生感怀的“扶贫”。夫人叫王守京，出身名门，父亲是我国较早的留日博士之一。

来板栗坳团转树子密得很，桂花、茶花、楠竹都多。板栗树也大得很，有一大一小两棵。我给研究院的同先生、向夫人、还有肖洗衣服，他们在牌坊头住。我洗了六家人的衣服，用搓衣板搓，肥皂一打起，一搓就干净了。别人说你给研究院洗衣服，研究院要吃人的。起初帮他们，心头还有些悬吊，后来才晓得，他们人好，从不亏人，极晓得好歹。②

五.刺刀下生存

在李庄，听得耳熟的是一个叫“魏老者儿”的人。“老者”加儿化音，是川南一带对老人的尊称。魏老者叫魏善臣，北京人，四十年代初挨边五十岁。他是史语所的技工，曾跟随考古组田野调查，会蒙语。板栗坳距镇上远，史语所成立了合作社，他兼任合作社的掌柜。

板栗坳农民张汉青、陈金辉、黄大明等都说起过他。尤其对魏老者被抢案记忆清晰。

说他早上天不亮就在牌坊头的竹林里操扁卦③，“摆手摆脚的”。他去李庄买东西，凡是史语所的先生夫人，哪家头痛脑热要万金油、仁丹，哪家要包大刀牌香烟或一匣火柴、一刀草纸，哪家要称盐打油，葱葱蒜苗他都记在一个单子上，那单子一抖开有裹脚布那么长。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7）

李庄糖厂的退休职工张远甫的父亲是史语所的房东，他讲起魏老者生动有趣：

魏老者胖，剃个光头，爱穿件白汗褂，搞供销，也搞人骨头研究，在牌坊头开个小杂货铺。我们每次去耍，就在他门口打乒乓。来我们这里不晓得啥子叫乒乓，是研究院带过来的。石磨子上再放一扇门板，中间隔根竹竿，乒乓板也是找块木板安个柄，只有乒乓要买。要是乒乓打烂了，他就用一种胶水给我们补。我们打，魏老者也来打，他还给我们东西吃。

板栗坳下陡石梯，下河边，一条路到李庄。买了东西路返回，去是下坡，回来是上坡。魏老者提几十斤行走如飞，脸不红，气不。我们这里，要么担要么背；要是提，好手难提四两。

有一回，魏老者丢了脸。他去宜宾进货，过水牛溪，芭茅林林头突然划出一只小船，窜出几个棒客（土匪），拿盒子炮①对着他。面对七八支黑洞洞的枪口，魏老者慌成一团，连忙举起手“你们要啥子拿起去，莫伤人”，随后就乖乖地解下了腰间的裹兜（腰包）。棒老二伸一根木棍，把裹兜往木棍上一挑，魏老者手上的裹兜就斜挂在他的肩上。一阵声响，小船就消失在芭茅林中了。

好半天魏老者才回过神来，一屁股坐在滩涂上，变大娃娃哭。

那几天傅所长一天到晚阴沉起脸不说话，叫管总务的汪和宗查账，从保管室的实物到账本。最后查了，清清楚楚的，分毫不差，才重新让魏老者上班。②

1941年7月20日，魏善臣向傅斯年呈报了在木鱼石行至尖嘴龙地方，遇匪抢去合作社7月份账款的详细过。那时节，天极热，短衣短褂的魏老者腰上裹一条裹兜，极为招眼。许是强人已盯梢多时，水很大，下水船快，强盗转瞬就消失得无踪无影。

7月20日，史语所还分别向南溪县政府和南溪县第三区区署去函，“请即派队缉捕劫匪并请查滨一带户口以绝匪源”。

8月初，史语所等到了南溪县政府及南溪县第三区区署的复函，称“已嘱派队缉捕抢劫合作社理人魏善臣之劫匪并将办理情况函复一案，已严令三区署李庄镇限期破案送究”。

这一公文旅行不过是一剂消气散，也就是做做样子。

此后，魏善臣由李庄前往宜宾南溪、泸县等地，随时都怀揣一张史语所的证明书--“所到之地希地方机关及军警妥予保护”。靠公文保护下的魏善臣，还能听到他那孩童般的笑声么？

继魏善臣被抢案后，紧接着是1942年公物被窃。当时是腊号声声，杀年猪的日子。强盗抑或就是附近的不法刁民，将史语所办公室的公物一洗而空。1月17日，史语所向南溪县第三区区署致函：“送本所失窃公物清单，即请迅为缉捕窃犯，并祈严饬所属，对于本所妥予保护，并将办理情况见复。”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8）

这类案件多如牛毛，强盗又是轻车熟路，要缉捕也就是大海捞针。

1943年1月9日，又近年关。匪盗蜂起，人心惑乱。史语所再向南溪县第三区区署致公函求保护，傅斯年也给南溪县长李仲阳写信：“闻李庄镇上近曾发生抢案，不胜惊诧，敝所所在地板栗坳，距镇遥远，情形堪虞，未知贵府对敝所之安全已有妥善办法否？敢乞示及。”

据说南溪县县长李仲阳的前任叶书麟就是因为对中央研究院的保护不力而被明升暗降调走的。

李仲阳上台，加强与军方的联系，提高对中央研究院三个所和中央博物院的保护等级。最多时，光板栗坳驻军就有一个连的兵力。

此举也是双刃剑。不是早就有“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的古训？

1943年11月18日，史语所文书汪和宗给傅斯年写信，“电嘱速建兵房，并谓用款可稍增。彦堂先生即作一函致刘团长请其命令山上的驻军继续打墙挑草运料。现尚未得复。信录，乞赐阅。兹奉呈建兵房用款追击预算清单一纸。”

兵爷岂是可轻易吆喝的。作宾的信估计作用不大，才转乞由傅斯年出面。

事情并不顺利，“建军队用房一事，顷据驻军去前来声称对建营房诸项工作无法派人。更不能派兵挑运树料竹草等语，现全靠雇工修复。不得不停止进行，诸多困难，敬乞赐察。”①

据板栗坳农民张汉青回忆：

那时有个兵抢人。在月亮田，打谷子打坳田的时候。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我们才晓得傅所长是个大官。①

这些兵就是些吃喝嫖赌毒、五毒俱全的鸦片兵。李庄糖厂的退休职工张远甫和宜宾工商银行的退休职工张伯是两叔侄，那时研究院就租赁他们家的房子，对板栗坳的驻军他们嗤之以鼻：

水坎上有户人家的女儿就遭当兵的调戏过，差点就寻了短见。后来远远地放（嫁）了人。我们家有个水果园，他们像一群野狗，不注意就钻进去了，桂圆熟了讨桂圆，柑子熟了偷柑子。有人吆喝，他们把背后的盒子炮往身前一甩，大摇大摆地走了。

陈金辉的老汉儿陈海庭给傅所长家挑水。当时警卫研究院的有一个连。不晓得担水的陈海庭咋个惹到当官的了，那个兵连长就用身上扎的皮带，狠狠地抽了陈海庭一顿。

傅斯年晓得了，马上把连长喊到他屋中间站起：“把军帽取下来，好生交代为啥打人。”我们那时是娃儿，觉得很稀奇。傅所长平时笑眯眯的，一发起火好吓人。他是个读书人，连长站在他面前规规矩矩，害怕得要死。他到底是好大的官，也说不清。②

“乱世用重典”。也许南溪县长李仲阳深得曾文正公的一个“狠”字，为彻底肃清匪患，他曾下令把板栗坳附近的一片匪患藏身的山林砍个精光。有一夜大搜捕，竟抓捕了大小匪首十几人，然后草草审讯就将其中的五人到长边上的滩涂地上毙掉了。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39）

这件事的警示作用是很大的。据张汉青说，后来还有棒客围着板栗坳的山头转，寻机下手。有知情人向他们通报了这件事，还加油添醋，“研究院是惹不得的，他们是中央的人。惹了他们，蒋委员长会派大兵清剿，把这里捣个片甲不留。”

六.学者的自律

上渔歌，山深犬吠，乡间日迟。

青年研究员何兹全印象中的板栗坳十分清静。

山上没有电灯，用点着两根灯草的桐油灯。天一黑，院门一关，房门一关，满院寂静，四野寂静，宇宙间都是寂静的。睡觉！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我们房子后面有棵大树，树上有一窝猫头鹰，我们头一天到，不知道。次早黎明猫头鹰嘎嘎大叫，我们被惊醒了。

板栗坳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无尘嚣之乱耳，无跑飞机轰炸之劳形。大家都安静地读书各不相扰。我荒疏了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极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如是而已，连个书架也没有。每天读书材料。①

刚发蒙的张汉青少不知事，天天就在先生中间跳来跳去。在他的生命里，那是一段奇特的历：

牌坊头有棵大的桂圆树，天天一大早先生些就在这里摆脚摇手的。刘海清早上摇铃铃上班，先生些夹一沓书来；下午摇铃铃下班，先生些夹一沓书去。他们住得很分散，六七个大院子都是他们的人。他们各上各的班，比我们上课还清静。有事外出要请假。平时是不能随便离开板栗坳。规矩大得很。②

从北平到李庄，历了长沙大火、昆明空袭，多次迁徙，每一个人已自觉地养成高度的纪律性。每天在刺刀的保护下生活，人们也越渐化个人意识。

同常说：“国家已穷苦到如此地步，还让我们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饱饭吃，其实我们这套学问，晚过几十年再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他严守纪律，惜时如金。

周法高研究汉语音韵史，为多掌握一门外语，他向傅斯年请假，“兹因工作需要，拟请求自三月至六月每日赴李庄听德文二小时，尚祈鉴核”。③

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

有一年我每个星期有五天的早上都到山下同济大学旁听德文课，从山上到山下有十里路，来回二十里，我每天穿着草鞋走二十里路去听两个小时的课。恰巧有个印度学者做访问学人，我正自修梵文，就常向他请教。④

努力很快就得到回报。1945年周法高、同等赴成都调查四川方言，专门去燕京大学向史语所语言组主任李方桂请教。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0）

周法高从李方桂先生处借到德文版那保罗的《根据陈澧切韵考对于切韵拟音的贡献》一书。他如获至宝，一边工作，一边研读。他凭着旁听一年德文的功力查字典，手完六十余页德语文。1948年据此写成了《古音中三等韵兼论古音的写法》，把那保罗的学说介绍给了中国语言学界。

李临轩是历史组的助理研究员，研究断代史。1943年6月15日他向傅斯年提出，“因病初愈，防受暑重，只得暂请外出假五日，分发承办工作，随带五日归家写。至于前两次因病请假，俟以后星期例假补作，俯予赐准”。也就是说，请假休息，工作不能停顿；请假的时间，以后在礼拜天扣除。

1943年，马学良从云南调查彝语返回史语所后，闻母病，请假回到西安省亲。又匆匆向傅斯年写信，“家慈病日危，返所无期，而调查材料急待整理，拟借家慈去成都治病之便，将家迁至板栗坳，如此，可早日返所工作，恳请吾师恩赐住房数间，以便早日成行”。（1944/3/25）

同乡、同窗、同事张琨也请假回到西安。马学良侍奉母亲，又与好友相聚，便心生流连，“前曾函恳赐住房数间，以便养家慈于李庄，惟迄无复。现陕中紧急，恐难成行，兹特再函恳谅情赐假几月，伏乞垂谅”。（1944/6/15）

傅斯年一眼看穿年轻人的把戏，“关于兄去年亏空，因而募捐一事，至先奉母来此侍养，房子无问题。又兄请假过久，不可再延续，务请于一月内返，至盼”。（1944/6/20）

本该成行，又生变故。马学良妹妹的同学何汝芬流落西安，母亲作伐，认识一月后，就匆匆成婚。“这一夜，日本人攻打潼关，枪炮声此起彼伏，西安城一片惊慌。”傅斯年不明就里，一边苦劝，一边亲自出面托人找车，“敝所助理研究员现在西安觅车困难，无法起身返所，敬请我兄用院长名义函请西北油矿局代为设法，并乞询胡副长官（胡宗南）办事处能否即搭该区车来渝？”

傅斯年到底还是知道了马学良的洞房花烛情，颇为恼，“天下事有本自显然，强辩无益者。来信于结婚事一字未提，此事岂有不影响兄返所时日者？现岁停薪留职，仍须早日返所”。（1944/7/13）

对傅斯年的苦心，几十年后，马学良仍心存感激：

转眼到了1945年，傅斯年所长一再来信催促我和张琨回四川工作。傅先生赴重庆参加政会议时，还在开会间隙再次写信，在信中谆谆开导，言深意切，令我们又感动又惭愧，不能不急忙束装返川。这年8月，我告别父母和妹妹，同妻儿登上返回四川的汽车。①

和马学良相比，游寿的遭遇，便有些不平。

游寿是负气离开李庄的。1946年10月4日，游寿掷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代理所务的作宾一纸嗔言：“平生志在为学，岂效区区作驽马恋栈耶，岂效无赖汉专以告讼为事，即日离渝归东海。”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1）

1943年8月21日，游寿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借调到史语所，改名游戒微。

游寿出生在福建霞浦一个衰落的官宦家庭，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考取了金陵大学文科研究院的研究生。

游寿才思敏捷，能言善辩。据金陵大学研究生班的同学、著名学者词人沈祖的丈夫程千帆先生讲过一件轶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中央大学讲“乐府通论”的教授叫王易，字晓湘，博学而讷于言辞。女生游寿素善谑，便拟《敕勒歌》之体嘲道：“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乌鹊难逃。心慌慌，意忙忙，抬头又见王晓湘。”见者无不大笑。

口无遮拦的习惯和洒脱不羁的性格，也许正是游寿日后厄运的伏笔。

选择去史语所，游寿也许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

游寿初到时，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对她被“降格使用”有不平之意。1943年8月26日，那廉君致信傅斯年，“闻本所本年度第二次所务会议报告事项中‘借调中博院游寿女士为图书管理员’一案有‘名次在那君之后’一语，窃以为未便，乞收回此意”。论资排辈，是史语所的惯例，但游戒微的排位显失公允。

她或许有些失落，但能坐拥书城，遨游文史，仍感幸运。

1943年9月7日，她“提取全唐文四十函叁百贰拾册”；某年11月11日“提取三代吉金文存壹部四函”，某年4月14日“检还图书馆唐代丛书一本”青灯黄卷，养浩荡之气。她的阅读兴趣，仍着中央大学老师李清瑞、胡小石的路子。

1944年6月21日，有一事对她影响甚大，史语所有一封致她的函，“前日见揭帖，深感悚异，执事如以为不可，一言即决，何至出此类揭帖。今既如此，只有与王君对换房屋，并无他法，即希照办”。

事件的起因或许是房屋纠纷。在板栗坳，房屋问题，曾困扰过很多人。游寿会不会因为自己“人微言轻”而慌不择路？粘揭帖--这或许就是贴“小字报”一类。此事何以了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游寿的心境，已不得而知。

傅斯年对调入游寿当时是确有考虑。1945年2月16日，他给游寿的同学兼上司曾昭写信，“前谈游戒微先生事，最终结论仍以前法为妥，即改任为助理研究员，拟在开会时特别申请以第三年论，若两年内游先生写成著作，即可讨论升副研究员，不待满四年也”。

曾昭的哥哥曾昭抡，与傅斯年是连襟。游寿最初调进史语所多半也有这层关系。

可惜游寿不明白老同学曾昭和傅斯年的这番苦心。1945年2月21日，也就是傅斯年给曾昭去信的五天之后，她给傅斯年又写了一张无期的假条：“因旧疾复发，又因家乡沦陷，暂欲赴渝一行，未完工作拟另派人。或准予假，乞请裁夺。”

此一去，她耽误了四个多月，7月中旬又才回到李庄。8月25日游寿再致信傅斯年，“年来受闲气盖平生未有，常恐冒渎神听。然以防微杜渐，聊试一鸣，君子不欲高上人，固不与所中旧人寻仇”。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2）

“一切照前约之办法，您以旧名义未作研究，部分之管理事项可不担任，一切均交张政先生接收。移交之事，乞速办。”傅斯年回信。

1946年春节刚过，游寿即致书傅斯年，“《冢墓遗文史事丛考》已于（民国）三十四年草讫，呈送岑仲勉陈两研究员，指示之点，亦已改定，极想早日付梓，如何呈交，请核示。”三年里，这也许是游寿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不料3月5日，她却再给傅斯年写信，“本所还都计划已奉命在五月以后，职夏日多病，欲先下渝觅交通机会，至都日既向所中前所派人员报到，并听其指命，伏恳赐准”。同一内容的信，也分致作宾。

是什么因竟使她放下自己未付梓的手稿，匆匆先行？

半个月后，游寿在重庆再致函傅斯年，“本所复员在夏天，职每年夏令必病，万不得已，呈请下渝自觅还都机会。顷抵渝已一周，正极力设法交通工具，倘得先行至京之日，即向所中所派接收人石璋如先生报到”。

3月2日，傅斯年致函作宾：“游竟自行离所，应将其免职。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弟当时找她，大失策。甚对本所不起。”

这简直就是傅斯年的“罪已诏”。傅斯年此举有安稳人心，消除游寿擅自离走的影响。当初史语所千里辗转，人员流失，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这样的学术科研机构，实为不易。

3月27日，傅斯年给游寿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执事未得先生同意，自作主张，自行离所，应自离李庄之日起，以停止职务论”。

四天后，游寿回信，“顷奉手谕，不胜骇愕。职此次离所彦堂先生曾批示‘暂作请假’。职在所中前后四年，自揣无过，倘钧长以离所还京太早者，亦可即返李庄”。

事若至此，尚有转机，游寿在致信傅斯年的同时，又致作宾一信，“此次请示先行归京过，不图先生背后报告，傅所长有停职通知。今且忍耐不言，顷再缄倘以为不得擅行还京者，即重返李庄”。这封信本可换一种方式，求得宽宥，但游寿性格刚烈，岂能俯就？

1946年4月11日，史语所致函游寿，“所著《冢墓遗文史事丛考》一书，本所不能付印，可由执事自行设法出版；所任别存书库图书管理员一职，业通知停止，此职亦即裁并，应照章发给遣散费三个月”。

1946年她刚进不惑。“平生志在为学，岂效区区作驽马恋栈耶”得傅斯年信三天后，游寿终于挣脱了羁绊，展翅欲飞。此后，中央研究院在大陆的岁月，已是秋风中的枯叶，几年后游寿便再也见不到过去史语所的熟人同事。

在处理游寿的问题上，傅斯年抑或有愧于心？尤为不妥的是处理学术著作《六同别录》，本已付梓，仍要从中撕去游寿的那篇论文，封面也得重印，这就不免显出心襟狭，既有违中国人的恕道，又显出几分霸气。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3）

但人各有难处。傅斯年、作宾也好，游寿也好，在那特定的年代，特定的背景下，只有统一意志，岂容个人心情舒畅？战时，学者也是战士。

七.治学与入仕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读书做官，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国民党政府就开始注重在学者中选拔官吏，先后延揽了地质学家翁文灏、钱昌照为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副秘书长。翁文灏后来在蒋介石任行政院长期间曾官至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物理学家李书华当上了教育部副部长，还有南开大学研究院的何廉、植物学家李顺清、化学家徐佩璜、物理学家李耀邦等其他人，都先后在政府中任职，加上曾为北平地质调研所所长，又参加过巴黎和会的丁文这些一流的学者一时间尽入国民政府彀中，被称为“学者从政派”。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机构，蔡元培在建院之初就曾说过，中央研究院系纯学术研究工作者所组成的学术团体，它与大学研究院的性质不同，大学稍侧重于博大，研究院侧重于精深。凡到中央研究院的人，必抱坐冷板凳，专心问学的宏愿，甚至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

1940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欲请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留美博士李方桂执掌。但李方桂对语言学之外的东西，向如闲云野鹤是出了名的，“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更别说请他出山为官了。

此时，傅斯年兼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于是，出面请李方桂担任所长就成了傅斯年的事。傅斯年看来，所长也只是学术负责人，凭他与自己的交情兴许会答应。

结果却大出意外。李方桂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自视甚高，但也十分佩服李方桂对学术矢志不渝的志趣。

三年过后，这样的事又轮到了史语所民族组主任、留法博士凌纯声。

1943年2月23日，在李庄板栗坳的凌纯声收到了由朱家骅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

关于请兄担任新省党部执委兼该部研究室主任一案，已得盛主委同意，此案并常会通过，总裁又定期召见，请速来渝西行，并物色工作人员连同济调查人员在内共四人偕往。

尽管此前曾有风闻，说盛世才治新疆，已与共产党决绝，国民政府将派员援疆，尤其需要懂民族文化和边政事务的知识分子。已有人举荐了凌纯声。

此时的凌纯声刚结束贵州的苗族调查，正忙着为中央研究院接洽购藏一批苗。

朱家骅肯定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催促，两天以后，又发了一封电文：“尊事已奉总裁批准并嘱转知来见，希即来渝。”(1943/02/25)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4）

总裁接见，雷打不脱。敢拂逆？凌纯声想到傅斯年，他与朱家骅交谊厚，在蒋公面前也敢直谏，于是他写信求助，信中谈到“不能赴新省之理由五点，恳向院长代为婉辞并解释一切。”①

傅斯年治史语所，本身就是表率，要当官，随时都有人把球踢在脚下，他从不侧目，脚一抬，那球就滴溜溜地滚远了。凌纯声当然吃得准傅斯年的心思，于是这才回电朱家骅：“现内人病甚，一时不能赴渝应命，去新远行实有种种困难，已托孟真兄代陈一切。”（1943/03/04）

十二道金牌，道道紧逼。两天后，中央研究院干事王敬礼又奉命催督：“新省一事，业常会核准，盛电欢，总裁极愿传见，事成定局，盼即来渝。”（1943/03/06）电文虽短，字字千钧。

盛世才已作出了欢的架势，这既关乎朱家骅的帽子，也关乎蒋介石的面子。

军阀盛世才统一新疆后，开始了与共产党的秘密接触。1935年，盛世才邀请一批共产党员由苏联来到新疆。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和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盛世才之邀，派遣了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上百名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还在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盛世才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成立了“新疆省民众反帝联合会”，改组了《新疆日报》。此时，共产党人在新疆公开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改革了金融币制，发展了文化卫生教育事业。随着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日增，盛世才感到恐慌。

1941年底，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德国入侵苏联，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暂时困难阶段。见风使舵的盛世才开始变脸，转而投靠国民党政府，炮制了“阴谋暴动案”，开始在新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3年，盛世才还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陈潭秋曾剖析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凌纯声清楚，蒋介石是要把自己当做笼络盛世才的一份礼物，盛世才是要把自己押作老蒋的一个人质。

3月11日朱家骅再度出马，下了最后通牒：“此事一切手续均已办妥，且总裁召见，何能中止，则损失弟个人信用，无论如何盼速来渝西行。”

凌纯声拖了五天，回电朱家骅，“不能赴新实有难言之苦衷，现决引咎恳辞本职，以谢我公”。（1943/03/16）

一场逼其就范和辞官不做的较量总算尘埃落定。凌纯声是个有国际影响的学者，所以虽惹恼了权贵，还算保全了小命，去了重庆的中央大学边疆系任教。傅斯年看重凌纯声的气节，尽管凌纯声离开了板栗坳，但始终保留着凌纯声的民族组主任和专任研究员职务。这也是继陈寅恪、李方桂以来的成例。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5）

研究所内部的“禅让”，更是时有发生。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就曾两次让贤举能，他分别致信朱家骅、傅斯年：

近日默察一切颇觉博物院事可得一满意解决，即以弟职让与思成兄营造学社，想兄亦可同意，希与骝公①便中一商；请辞并非求去，现此项人才已多，如梁思成兄学力见解必能胜任并可兼主博物院事，弟当集中精力完成过去应完而未完之报告，伏乞俯允是幸。

史语所档案里还有几封信很有意思。

1944年10月4日李济致信傅斯年：

蒙古语典劳兄吹嘘，已以二万元与教育部成交，哈佛燕京社补助费弟受之有愧，务祈代为辞谢。

1945年1月27日，梁思永致函傅斯年：

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 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

当今流行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那个年代，君子却仗义疏财，泊名利。

道可道，非常道。时不同，道亦两样。

第四节 《六同别录》

《六同别录》是1946年史语所即将离开李庄时，石印的一套线装书。上中下三册，毛边纸，每册一百五十页左右。傅斯年在《编者告白》中谈起这部书的缘起：

这一册《六同别录》何以单出呢？自抗战至“珍珠港”，本所的刊物续由港沪商务印书馆印行，因为就印刷技术论，非托他们办不可。太平洋战事突然爆发，港沪商务印书馆被敌人占据，我们的稿子损失数百万言，于是不得不在后方另谋印行。我们既无固定的印刷费，而我们的刊物关于语言学者，需用国际音标，其他又需大量的版、锌版、刻字、表线、照相影印等等，所以近年来的集刊所载文章，范围比以前缩小了。补救的方法，自然是向能作版锌版刻字等等技术者商量。但是，不特我们没有这钱，他们也没有这工夫，因为他们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他们仿佛想汉代墓上的摇钱树！不得已，做一局部的补救，是自办一个石印小工厂，也曾努力过一下，仍以办得太晚，钱不够而未成功。目下只好就李庄营业的小石印馆，选些篇需要刻字、音标，而不需要图版的，凑成这一本，用石印印出。其他需要图版的，照相影印的，仍是无法办。

这部书印量极小，存世不多。就是当时，所有的赠书也得由傅斯年或代理所长作宾签字批准，存档备查。即使作者，也只能领取有自己论文的那一册。史语所档案中有作宾的批条，如：“赠李博父先生《六同别录》中册一本”（1946/5/1）、“请以《六同别录》中下各一册赠送徐中舒先生，暂交李光涛先生代收”（1946/6/3）等。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6）

这部书是史语所在李庄板栗坳的重要史证。关于书名，傅斯年解释道：

这一册何以名《六同别录》呢？其实这里面的论文，都是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术之故，单提出来，故曰别录。六同是萧梁时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们研究所现在所在地--四川南溪的李庄镇--或者相去不远。其他的古地名，大多现在用在邻近处，而六同一个名词，颇近“抗战胜利”之意，所以就用了它。我们信顾亭林论文格的话，不取古地名的，独之乎我们不取古文一样，但是，总要有个标识，所以便用萧梁的一个古地名作为标识，更没有其他任何意思。

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纪念文集：纪念一段难忘的历史时期--抗战即将胜利，六合将要大同。也纪念一个特殊的空间--李庄曾为郡为县治所在。为县即南广县，为郡即六同郡。

这里边的论文，在印刷上全受印刷者的支配，所以没有工夫由各组主任详细看过，同事详细商榷过，只可作为初稿而已。将来总要再版的，那时候再删正。

各篇都是作者自己的，这样办法，错字可以少些，然石印工人有时因上版下版不清楚描补一下，自然可以描出很大的错误来，这是作者者所不能负责的。因为这样，书式全不齐一，也无奈何，此时能印这类文章，纵然拿一幅丑陋像见人，也算万幸。

当初的因陋就简，而今已弥足珍贵。要在一套书中把一群大师的手稿收齐，已属不易，况且劳干、作宾等又是一流的书家。而今不是有学者书法之说么？从这点讲，每篇文章又都是难得的书法珍品。

归根到底，《六同别录》是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论文集，它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全书上中下三册，共收有二十七篇论文，目录如下：

广韵重组试释 同

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 石璋如

小屯的文化层 石璋如

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 石璋如

广韵重组的研究 周法高

切韵鱼虞之音读及流变 周法高

说平仄 周法高

字说 张政

说文燕召公史篇名醉解除武装 张政

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 李济

殷历谱后记 作宾

.不跟辞 屈万里

甲骨文从比二字辨 屈万里

谥法滥觞于殷代论 屈万里

评汉以前的古铳之研究并论淮式之时代问题 高去寻

论汉朝的内朝与外朝 劳干

汉诗别录 逯钦立

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 何兹全

广平淀续考 傅乐焕

刘征汇考 王崇武

伯叔姨舅姑考 芮逸夫

象郡柯和夜郎的关系 劳干

王逸集牙签考证 张政

梵文td的对音 周法高

等韵门法通释 同

苗语释亲 芮逸夫

倮文作斋译注 马学良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7）

《六同别录》，连同先前已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第十本、第十一本三种，是史语所在李庄的学术成果展示。那时，席不暇暖，食不果腹，资料匮乏，印刷困难，学术研究似乎难以为继。然而在僻野荒村，土屋孤灯，中国人文学术仍然以最神圣的方式，焚膏继晷，播火传薪。

作宾、石璋如、屈万里等以殷墟发掘为基础，在甲骨文、殷历谱、殷商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李方桂、周法高、同、马学良等在历史音韵学、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学等方面有了新的建树；张政、劳干、严耕望、逯钦立、何兹全、王崇武等所从事断代史又有了纵深发展，并旁及政治、济、社会、军事、宗教、文化各方面；李济、梁思永、夏鼐等除了继续整理完成战前的发掘报告，仍陆续在作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如果把这些论文视作提纲，后来几乎全部成了那个学科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学术著作；而每一个作者就是在那个领域领军的大师。

一.故纸堆刨出的历史

史语所1928年初建时设了九个组，后来合为历史、语言、民族和考古四个组。一组是历史组，主任陈寅恪，他驻所的时间不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仍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

当年蔡元培先生办中央研究院曾立下规矩，从他起，研究院任何人不得兼任他职。蔡元培就是辞去考试院院长而专主中央研究院的。

后来稍有变通，像主历史学，非陈寅恪这样的巨子不能令天底下的读书人服膺。所以，即使迁到台湾，史语所仍沿袭此例。1950年以后，第一组组务由陈先生以代理主任的名义负责，直到得知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后，陈才于1970年7月正式履任。

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深意笃。1939年迁昆明，他们同住在靛花巷的史语所宿舍里。傅家住一楼，陈寅恪住三楼。飞机常袭击昆明，为了躲避轰炸，人们在楼下空地挖了防空洞，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地往楼下跑，而傅斯年却拖着肥胖的身子往楼上奔。陈寅恪行动不便，傅斯年怕他听不见警报遇到危险，总是跑到三楼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

史语所迁李庄，生活环境与医疗条件都很差，陈寅恪患眼疾，生活难以自理，就留在昆明。但史语所尤其是一组的大凡小事还是传书带信请他亲自过问。李光涛的明清史料研究、劳干的居延汉简研究等论文，都曾由傅斯年转交陈寅恪审阅。

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述曾说：“寅恪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别是第一组即历史组的事，还是常关注、指导。”如他在《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的附注：“本文属稿，承陈寅恪先生驰书启诲者再，几数千言。谆谆不厌烦琐。”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8）

除了具体问题的点拨外，也有治学方法的启发。如一次，陈寅恪先生写信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一屋的人穿蓝的，也许有一个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类推不宜常用。”①

陈寅恪先生与史语所的学术关系密不可分。从1930年到1948年，共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二十六篇论文，另有三篇文章也刊登在该所的其他出版物上，是1949年以前在史语所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陈先生的两部史学巨著《唐代政治史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都是史语所1944年出版的。

也就是说，历史组的研究方向既有傅斯年、陈寅恪把舵，陈先生又亲自操桨。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发现，即殷墟的挖掘、居延汉简的整理、敦煌石窟的发现和明清大内档案的整理，大都是史语所战前就开始的工作。迁到李庄后，发现史料的机会少了，但整理和研究战前的发现却有了充裕的时间。如校注 “女真资料”、“突厥集史”、“古谶纬通纂集解”、“居延汉简”、“宋辽交涉史”、“中古济史”等。

历史组是史语所的“头块招牌”，办公在板栗坳一个叫新房子的地方。房子年资浅，但门口有棵饱沧桑的大龙眼树，已浓荫如盖。院内还有两株大红山茶，花开如火如荼，因此也叫“茶花院”。

历史组助理研究员陈曾有诗咏之：

秀野当小园，涉趣日偶？

偃息宜夏长，远意落岩薮。

凤仙寂寞开，瓜蔓绵相纠，

蜂喧花媚时，人窥人静后。

一雨生秋风，变衰谅难久，

墙竹玉清姿，潇洒绝尘友。

渐来劳我心，商声凌半庙。

“夜眠八尺，日啖二升”。在烽火硝烟的中国，在苦难和血泊的当下，有师友相伴，诗书捧读；有山花浴眼，瓜蔬果腹，对这些斯文种子已是大奢侈，大满足。

1李光涛与明清档案整理

李光涛的名字，是与明清档案整理联系在一起的。

清内阁大库档案，是清朝政府在内阁大库中存放的诏令、奏章、则例、贺表、卷案、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到了李光涛手上，它已成了堆在北京孔庙敬一亭中的一堆弃物。

宣统二年，清廷风雨飘摇。内阁大库屋坏，大学士张之洞曾拟奏请销毁，参事罗振玉建议将档案移存国子监（孔庙），足足装了八千麻袋。

国民政府成立后，版本学家傅增湘出任教育部长，陈垣任教育部次长，两人都笃爱考据。他们挑拣了一些麻袋后，一部分被北京大学分去，其余仍藏历史博物馆。

数年之后，历史博物馆竟以四千元将档案贱卖给重造纸料的同懋增纸店。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49）

罗振玉闻讯，又以一万二千元从同懋增纸店买回来，寄存商部。不久，商部移出故宫，这些东西已无存身之处。

传闻日本人有意洽购。寓居天津的李盛铎又以一万六千元从罗振玉手上买过来，并在天津、北平二处租房分贮。

国难当头，纵是国宝，命运也如瓦砾草芥。

1928年9月，史语所一成立，傅斯年便向蔡元培提出要收购天津李盛铎所藏的大库档案，他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为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

1928年底，蔡元培筹款两万元，遂将档案购定，划归史语所。这是史语所拥有的第一笔财富。大库档案，在历史博物馆卖出时，重十五万斤，几番折腾，此时只剩十二万斤。

从1929年，史语所接手这批宝贝，开始在北京招募书记员和工人进行整理，李光涛的人生也就永远装进这些明清档案的麻袋里。其间有战火纷飞的流离迁徙，有同事离散的短暂孤独，有李庄艰难局促的环境，有东归南京的暂时平静，有南下台湾的风雨凄惶环境的千变万化丝毫没有影响和改变李光涛的命运。

说起那些日子，李光涛无怨无悔：

我把一些烂册取下来，一本一本的检查，有的真正无法揭开的就算了，有的也可以揭得一二页，如三藩史料，也是可喜，便即编入《明清史料丁编》了。最令人高兴的是，当为迟起龙回书稿，是用高丽纸写的，叠成数叠，夹在烂册中，取出一看便轻易揭开，依然无恙。相反，如用其他纸张写的，水湿以后，就与烂册结为一体同归于尽。所以有些重要文册，都因此被永远埋没了。史语所能以二万银圆买得这批价值极高的档案，是极大的幸运。①

李光涛一边整理明清档案，一边捡起遗落在历史缝隙间的散珠碎玉。本是些弃物，他爱心的抚弄，智慧的筛选，理性的分析，竟与许多历史真相还珠合璧。李光涛也完成了由图书管理员到专任研究员、明清史学家的角色变易。

我从民国十八年九月史语所开始整理这批残余档案之时起，就参与了整理工作，此后又以管理人的身份直接负责档案的研究和保管，可以说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始终与档案在一起。由于长时间的钻研探讨，我竟然发现了价值连城的宝藏，固然是学术之盛事，也可说是我个人的绝大幸事。②

“烂字纸”中，李光涛刨出了诸多的明清史真相：

--萨尔浒战役，努尔哈赤有“用杜松阵亡衣甲旗帜，诡称我兵，乘胜督战，始开营，遂为所败”这一类的计策，来是《三国演义》中的常套，他们完全依葫芦瓢，从而打败刘。

--他们还曾选用名妓，浓妆重抹，花枝招展勾引汉人。抚顺额驸李永方、西乌里额驸佟养性及大凌河许多辽人叛将都因这个圈套被他们控制，从而为其效力。再如顺治五年，为清人死守赣州，抵御广东提督李成栋数十万反正军的总兵胡有升，就依红偎翠，始终有两名满洲名妓随伺左右。这类美人计，多半是出于《三国演义》中东吴以孙夫人招亲以悦刘备的故事，他们也学得既认真又彻底。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0）

--他们还照搬曹操五日一大宴以厚待关公的把戏，厚待辽人。有如《王录》天聪五年十月戊戍载：“上谓诸贝勒曰：大凌河官员，可八家更番，每五日一大宴，宴与今日同。”

他们的揣摩行计，本是鲁夫玩聪明人的游戏，极易识破，但反而屡屡得逞，于是他们不无得意地说：“我国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

汉人“以夷制夷”，满人也“以汉制汉”。“制”的过程既是冲突，也是融合的过程。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盛。鲜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李光涛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佐证。

李光涛治史，重细节考证，不厌其烦，“细捡平铺，仿佛初蚕之食叶，新竹之解箨，其声簌簌，先生每获片纸而鉴其有关信史者，则欣然色喜曰：是真同披沙捡金者矣！”①

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同时，史语所还组织了《明实录》的校勘工作。傅斯年认为，史料的整理与刊布，是新史学建立的第一步。

战前，史语所一边清理、分类、编目，一边以《明清史料》之名刊布印行，共出版了《明清史料》的甲乙丙丁各编共六十册。在李庄，李光涛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内阁大库档案及《明实录》，缺少印刷条件未及刊印。

1948年后史语所迁往台湾，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至七十年代，又才相继出版了《明清史料》的戊、己、庚、辛、壬、癸六编共六十册；李光涛选编的《明清档案存真选》三集也影印出版；《明实录》的校勘工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最终完成并刊布于世。

我无力评价这一浩瀚的学术工程的意义。今人黄仁宇以大历史观的崭新视角，研究明史，取得成就。他曾直言不讳，他的成功得益于史语所明清档案的整理与公布，他从《明实录》中获得了前所未见的史料。

或许，明清档案整理是建立新史学的奠基石。

2劳干的居延汉简研究

劳干做学问的方向锁定在汉代史，尤其是居延汉简研究。

他与西汉著名的文学家贾谊是长沙同乡，尽管隔了两千年，冥冥中那“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贾谊语）的人生感悟仿佛依然相契相通。

简牍在我国发现很早，整理和研究起步却晚。

英国人斯坦因曾三次在中亚和我国西北进行探险考察，第一次大规模地发掘出简牍，并把这些文物劫回英国，被英王册封为爵士。

1901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掘楼兰古城遗址，发现了一百二十多枚汉简和三十六张汉文文书和大量的去卢文木简。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1）

1930年，中国和瑞典合组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2月，中方团员黄文弼在罗布泊沙漠的默得沙尔获木简七十一枚。几个月后，瑞典团员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中掘获了一万枚汉简，这是历史上出土最多的一次。此地属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居延汉简”。

这批汉简运至北京，藏在北平图书馆。1933年，胡适、傅斯年调，移交北大文科研究所。抗战后，又秘密转运香港。

对汉简的研究最先是法国汉学家沙畹，但贡献最大的还是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还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史语所刘半农、马衡、劳干、贺昌群、余逊等先后参加了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

研究整理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论著目录等基础研究，以及将发现的简帛资料，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目的是“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

抗战爆发，居延汉简大规模的整理工作被迫中断。

然而，在板栗坳的农舍里，劳干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还发表了二十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

1943年至1944年两年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石印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在变通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籍、杂类等六大类，进一步扩大了汉简的研究领域。

居延汉简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瞩目的重大科研课题。为该书的印刷，史语所不遗余力。如1941年10月15日作宾致信傅斯年，“乞示知《居延汉简考释》稿本如何办理，又欠商务款一事，已否设法汇去？”1944年2月5日史语所致函高玉华“前承代敝所检查《居延汉简考释》之缺页，感甚；兹奉孟真先生嘱奉询补缺页所拆若干册及卖出若干册之情况”劳干毕其一人之功，却凝聚着史语所集体的智慧。

劳干在板栗坳是有影响的人。

一组主任陈寅恪不能来李庄，傅斯年属意陈代理，1943年8月27日，陈给傅斯年写信推荐劳干，“承谕暂代管一组事务事，才庸疏于人事，窃见劳贞一资历老练胜十倍， 倘蒙委属则一组同人必合心推服”。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2）

当时，史语所苦于子弟不能就近读书，就在板栗坳开办子弟小学，校址在牌坊头。老师由同人或眷属担任，如芮逸夫，石璋如、劳干以及王守京（同妻）、罗筱蕖（逯钦立妻）、张素萱（李光涛妻）等。那时学生年龄比较大，王守京、罗筱蕖就教低年级的学生。劳干的孩子劳延也在这里读书。

1944年10月23日，因劳干的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还被推举为板栗坳的史语所子弟小学总务主任。大学者当娃娃头，是时代赋予一个人成为圣贤的机会。①

李庄人对劳干的印象深还因为劳干的妈妈劳婆婆。她来的时候是裹小脚，走路颤巍巍的老太太，嗜辣，讲一口不好懂的湖南话。

永胜村的李婆婆那时刚嫁到李庄来，还梳着一对“毛根儿”。她为劳婆婆扯过草草药。她向我描述了一幅阴郁的图景：

劳婆婆是死于水肿。她先是吃不下，肚子鼓一样的胀，找我们给她扯草草药。一篮篮的夏枯草、车前草、金银花煎水喝，喝下去屙出来。一张脸全是绿阴阴的，瘦成僵尸样，没隔几天就咽了气。我至今记得她的样子，怕风怕光，三伏天还打哆嗦。劳干站在板栗坳坳口上哭哑了喉咙，看着人们把他妈装棺抬走，暂厝在山垭口的石槽子里头。

民国三十五年，研究院走的时候又起棺抬到李庄，用船运出去了。①

居延汉简研究，也是盛开在血泪之中的花朵。

二.拓荒发轫的语言科学

语言组是史语所的第二组，研究人员多是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学家。战前，他们曾组织人力，对南至两广，北到河北，东起福建沿海，西至川陕一带的十四个省区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采集了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并开始在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

迅速崛起的现代语言科学，曾使外国同行刮目相看，赞叹不已。

侵华战争的烽火，窒息了语言科学发展的苗头。但到李庄稍一安定，语言组又重新制订了“将中国语史、现代方言、西南土语等全部作科学的整理”的工作宗旨。他们的努力，对于重建中国现代语言学，对于在国际语言学界争得发言权，对于语言学与人类学、人类社会文化史的沟通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李方桂--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李方桂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他成为语言学家，全在一次意外的“转身”。

1925年，二十出头的李方桂脱去了医学院学生的白大褂，走出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校门。从清华大学医预科到这所学校，无影灯下手术刀的人生本已写定，但突然间他像着魔一般喜欢上了语言学。

他转攻语言学的初始因仅仅是起源于一本描写印第安人生活状况的小册子。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3）

那些热带雨林中的土著，那些寒冷高山里的牧羊人，他们说着一种外来人也不懂的土话，而那些土话就是语言的活化石，是解读人类早期活动的密码。

就是这本小册子，改变了李方桂的命运。他走进了芝加哥大学语言研究所。受业于语言学大师柏克和希龙菲尔德，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理论。

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通过词语的语源和变迁可以看到文化遗存和流变；从造词心理可以看到民族文化，从借词看到文化接触，从地名看到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别号看到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到婚姻制度

在语言学大师萨菲尔的指导下，李方桂还专门进行了无文字语言的调查训练。此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崇敬走进了印第安人中间。

1946年，他的语言学著作《美国土语的结构》出版，在书中，专写一章来讨论美洲的一种印第安语言。

李方桂对美洲印第安语的研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所研究的印第安语，大多是行将消亡的语言，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只有少数人会说的印第安亚大斯头马头络语。现在这个小民族已消亡了。美国人至今很感激他，认为他为美国保存了绝种的语言文化。

26岁那年，他戴上了博士帽。第二年，也就是1929年，他回国进了傅斯年麾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赶上了中国语言学潮起风帆举的好光景。

当时，南京北极阁史语所的办公楼刚落成，二楼上建了一排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赵元任先生出任史语所语言组主任。李方桂参加了与赵元任、罗常培等合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工作，为中国音韵学的科学化打下基础。语言组组织大规模的南方方言调查，李方桂率队赴云南、广西、贵州等民族地区调查了壮、布依、侗、傣等族语言。

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迁到昆明，赵元任接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聘书，全家即离昆明河内去了美国。在傅斯年的劝说下，李方桂勉为其难地接过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的担子。

他继续进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带着学生和助手，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远行，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的调查。

板栗坳没有听音室和听音设备，他仍然坚持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他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那时，李方桂专门请一位少数民族的文化人发音，大家像人体模特儿一样四下围坐，集体记音，然后听辨审评，问难质疑。

同、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的语言学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逐渐成熟起来的。

李方桂夫人徐樱是名将徐树铮之女，家学渊源，善唱昆曲。板栗坳的夏夜，徐师母轻舒歌喉，李方桂吹笛应和。“此曲只应天上有”，几十年后，这一幕还常出现在学生和弟子的回忆里。

后来，李方桂应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敦聘，向史语所请假，全家搬到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任教，仍兼着史语所二组代理主任。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4）

1948年李方桂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50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这是继1945年赵元任先生当选美国语言学会会长以来的第二个中国人。这个职务是世界语言学权威的象征。

1983年初秋，李方桂率全家从美国到成都故地重游，下榻锦宾馆，毗邻就是华西坝燕京大学旧址。

李方桂夫妇寻亲访友，会见了当年的弟子王利器先生。回首当年，忆及在板栗坳的日子既觉亲切，又感凋零。

2马学良--深山寻宝人

“大器早成”的马学良，是在战乱中催生的。他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师从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等，后转从李方桂。

1939年底，马学良曾随老师李方桂赴云南路南县调查倮倮语。

路南县尾则村不足百户，偏僻贫困，对外交流少，类似语言孤岛。李方桂选中尾则村调查，重点是倮倮语中的撒尼语。

他们找到村里一位小学老师做发音人，采用随机的方法，实指现问。从身体的器官，室内的陈设，到门外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边问边用国际音标记音。当晚，把下来的卡片再请发音人重新核查一次。

路南一月，老师和弟子都瘦了十多斤。撒尼人的词汇总算记录完了，还整理了语音系统。囿于时间和费，却不能再记录语法系统。

1940年秋，随着史语所转移，李方桂带着研究生马学良、张琨也迁到李庄板栗坳。当时语言组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仅有师生三人。据马学良回忆，“在板栗坳这段时间，我在李先生指导下继续整理撒尼语资料，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

1941年5月，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等人到李庄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在《蜀道难》一书中写道：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定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

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马学良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解放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著作最终以《撒尼彝语》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5）

这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彝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津梁。

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脉复杂，有独特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

自十九世纪末，西方人就把眼光盯到那片土地上。法国亲王奥尔良曾深入金沙西岸的大小凉山和云南的楚雄、思茅、蒙自一带，搜集了大批倮倮文手稿，送给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打着“考察”旗号的保尔.博厄尔，也将在云南曲靖、宜良一带搜集到的倮倮族词汇交给巴黎东方人学会。法国人沙尔雅也曾到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复制倮文碑文，收购古籍刻本

1941年9月，马学良独自踏上去云南的路。此行的目的，是想搜集一批有价值的倮文典，包括祭、占卜、天文历法、谱牒、神话诗文、译述、语言文字等。

倮文典，是用一种称为爨文、韪书、罗文的单音节表意文字写成的。据倮倮传说，书是毕摩从“天宫”带来的“天书”，在少数土司和毕摩（祭司）中流行。毕摩把书藏之木匣，置之高阁，焚香供奉。行祭祀之日，必先祭书，方显灵验。

倮语支系旁杂。马学良虽通撒尼倮语，但要到武定、禄劝与当地交流仍十分困难。过两个月的语言训练，马学良基本消除了语言障°.。他走乡串寨，考察各地的风俗习惯，收集民歌民谣，神话传说，遍访毕摩，行程千里，终于在金沙边找到一个叫张文元的老毕摩。

他向张文元日夜求教，历寒暑，学得文上百篇，读完了老毕摩的全部藏书。

有一天，他从毕摩张文元处得知武定一土司家藏有大量书。

武定土司凤氏，笃信宗教，历代兴学，延聘老毕摩，招徒授业，著书立说。还建有藏楼，贮藏书，鸠工雕版，印刷典籍。笃学家风，代代相传。后虽历战乱，仍有大量遗存。

马学良把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函告了傅斯年。

在张文元、张自新两位毕摩的带领下，马学良前往凤氏家，求见那安和清土司，要求参观藏楼。

那氏是土司的夫人，因避战乱改为那姓，仍执土司职。事前，马学良与两位毕摩反复进行过谈判技巧的演练。那氏到底是妇道人家，毕摩和她交涉良久，她偷眼观察马学良一脸诚恳，终于允许他们踏上藏楼的独木梯。

土司家道衰败，藏楼早已颓圮，无人问津，满是积尘，霉气逼人，架上书已是页黄纸脆。

但匆匆过眼，马学良如进芝兰之室，如步山阴道上，顿时内心一阵狂喜。室内书尚有几百部，既有手本，又有木刻本，如明代刻本《太上感应篇》已是绝版。他当即判断，发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宝库。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6）

马学良再函傅斯年：“购夷族祖像约计千余元，又夷文典已购得一部分，又访得禄劝一土司珍藏古书书甚多，足可校正流传来之仳谬，唯索价每部约需百余元，预计可购得二三十部，伏乞斟酌情形，速为拨汇四五千元以便商购。”①

丁声树先生复函，是以傅斯年的名义，“目录已收到。已另向渝请款四千元作购夷族祖像及写本用；价目需商至最低廉，整批作数，勿单册计算；材料需完整。”②他心急火燎，几天后再向傅斯年去一信：“抵达茂连乡夷区，前函此间有一室藏夷文史盛多，时下正与该土司接洽观，以是典为明本，弥足珍贵，最好由所方出一公事，请其低价出售或捐赠。并乞吾师示之所方最多出价若干，又该土司藏关于民俗标本甚多，不知所中有无此项购置费，究应如何，乞速示知。”③

马学良与两位毕摩夙兴夜寐，手不释卷，加紧整理出藏楼的藏书目录。在蛛网和尘灰中，过十多天紧张工作，他们终于清理完藏书，并与女土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来藏在土署的籍已有相当部分散落到民间，是一批曾在土署当过毕摩的带出去的。马学良与土司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毕摩大会，动员他们捐献卷。

1943年正月十八，献大会在茂连乡土署中如期举行。各地的毕摩不顾体弱多病，爬山涉水，负携卷，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到会毕摩数十人，民众数百计，土司发烟酒，杀猪煮“坨坨肉”，款待客人。

入夜，土司官衙中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客堂内毕摩两排列坐，大门外观者如潮。会上按倮倮惯例，饮酒吟诗，答疑解难，竞才品艺，群情激昂，喜极而泣。

马学良通晓倮语，作歌酬答，侃侃而谈，博得众人好评。这次大会成了当地文化史上的盛会。会上决定，土司出面，召集各地毕摩，举办倮倮学校，培养有识之士，振兴民族文化。

茂连乡办起第一所倮倮学校，一批老毕摩重新登坛讲。马学良则教授边疆史和国际音标。当地人称他为汉人毕摩。一批散落民间的书也源源不断地送至马学良手上。

如在太平盛世，如能假以时日，倮倮文化的中兴或许会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奇迹。正当此时，他收到了傅斯年1943年1月16日的来信：

关于你之留滇事，兹为给兴罗先生明了我办事之困难，不得不详说所中费之困难，而在（民国）三十二年因为费更困难，你必须返所了。实是总办处付不出来，研究所早已欠账累累矣。

几十年后马学良回忆道：

正在我拜师习的过程中，史语所召我回四川，因是费缺乏，难以为继。我将进度情况汇报后，李先生觉得中途停止，十分可惜，便与傅斯年所长商议筹措费。傅先生表示如何怎样困难，也要筹措费，继续调查，傅先生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几架子书卖了作调查费。”令人十分感动。①

这批书共有两千多册终于安全运回。解放初，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约请马学良为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这批彝文书编目。这些彝文典，马学良之手共分为九类，包括祭祀、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这种分类法成了我国后来彝编目的基础。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7）

物是人非，摩挲着这些典，马学良定会感触良多。

3同苦著“天书”

我是从李庄农妇陈二娘嘴里知道同这个名字的。陈二娘给同家当过保姆，带过同与夫人王守京的儿子“胖胖”。

同家里头箱子里头尽是书。他们在自家屋头上班，要紧点的书还自己去办公室拿。每天他还要到多远的深基窖里去拣死人骨头，拿回来，敲敲打打，修修补补。河对门有座老墓，也去找过。他们爱吃烧饼，穿布衣服，对襟子衫衫。王给先生做鞋子，先生舍不得穿，常穿草鞋。②

同是苏人，父亲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体质羸弱，中学毕业后，曾因肺病休养过三年。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清华周报》副刊编、中国文学会主席。此间，他曾从王力先生习音韵学。当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语言学学者注意，同的毕业论文就是《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

1936年，他毕业后考进史语所。据说他和周祖谟同时应试，定只取一人，在“拔尖选才”的则下公平竞争。其中一项是考试记音，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在语音实验室主考，同和周祖谟都希望靠近一点，记准确些，结果两人成绩突出，破例被同时录取。

开始，同给赵元任先生做助手，并时时向李方桂、罗常培先生请益。他正好赶上全国语言调查。他尝试脱离汉字羁绊，依照语言研究之基本步骤记录汉语。他的标新立异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

流寓李庄，同刚好三十出头。

傅斯年在史语所很威严，同事都不爱跟他讲话，可是同不怕他，常与傅辩论，傅有时还说不过。同是语言组同人，傅先生虽然学问很广博，什么东西都懂，但是二组有像音乐这类专门的东西，比傅知道得更多。有时不知是什么事情，两人就在西文图书馆内抬起杠来，大家就在旁边围观，傅先生有时就说笑话“同最爱抬杠”。①

在农舍里的一张神龛上，同继续汉语音韵史的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韵表稿》，挑战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修正了高氏的诸多看法。几年后，在李庄的又一研究成果《汉语音韵学》出版，这部书被称之为“天书”。

台湾学者林英津先生写道：

最初我其实是不解两端的：我一不明白，先生如何能将各种韵书韵图抟在手掌心，操弄前人以为深奥费解、玄之又玄的天声地音？另一端则是，何以只是将西学的利器--音标，嫁接到方块字的古典文献，居然仿佛符应；而且此转换，就一举超越了清代三百多年多少大师的成绩？②

1946年春，东归的船桅随时都闪动在学者的眸子里。这年的3月8日，同向傅斯年写信，“现迁移在即，拟乘在四川时期，对四川方言加以补充调查，请决定是否可办。”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8）

身在宝山，岂能空手而归？

语言组又开始了第二次四川方言调查。由丁声树先生率队去成都的四川大学，邀请了数百位来自四川一百一十个县的学生，记录下一百多册录音。

王利器先生曾在《李庄忆旧》一文中回忆道：

我在四川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任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丁声树、同、杨时逢三位先生从板栗坳来四川大学调查四川方言，每县遴选一人来录音，津县选中了我，他们以为我是津标准话；当年我作《津方言考》时，我就知道津话在境内的大南北也是不同的，我只能算是津南部方言。

同独自一人到成都华阳县凉水井调查客家方言。

四川，是南方语言的宝库。明末的张献忠剿四川和连续的洪涝灾害，造成四川十室九空。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吸引了来自两湖、两广、闽、徽、赣、陕、云、贵等十省九方的移民。各地乡人聚族而居，形成了一个个的“方言岛”。客家话便是闽粤方言的重要一支。

同的客家方言调查，开始尝试以描写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回到李庄，他把论文整理发表后，成了客家语的第一篇调查报告，亦是首次以纯粹描写语言学方法写成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

李庄对于同决不仅仅是短短六年的一段历。我难以认识同的学术贡献，只偏重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不知那个被称为“胖胖”的先生可否记得，在李庄，还有一个带过他的保姆对他念念不忘，对他的父母一往情深。

三.高山丛林中的民族学

民族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古人早就有民族差异性的认识。《史记》中的“九州方圆”已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的不同民族。《诗》《楚辞》《山海》《蛮书》《百夷传》等也有大量的民族史信息。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如纳西族的长篇叙事诗《创世纪》就描述了一个母亲生下了藏族、纳西族、白族三个民族的祖先。

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从二十世纪初发轫，王国维最早开创考古证民族史的先河。1926年，蔡元培发表《论民族学》一文，正式提出了“民族学”的名称。

1928年，在蔡元培倡导下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民族学组，他自兼组长，先属社会科学所，1934年后改属史语所。

自1928年起，民族学人类学组先后调查了广西的瑶族、松花下游的赫哲族、浙的畲族、云南的傣族，以及贵州、四川、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及古代的羌戎等民族。还对安阳出土的殷周时期人体骨骼进行了测定和研究，开始了依靠民俗学、民族学和考古发现建立新史学的尝试。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59）

我国的考古学家与民族学家大多有共同的渊源--受过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训练，既修民族学也学考古学。他们自觉地承担起把历史、民族、考古等学科结合起来的研究路数。

凌纯声是我国第一位受过民族学人类学训练的学者。中央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法国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即进中央研究院，首批被评为专任研究员。

1928年，凌纯声在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下，束装赴北大荒，调查了俗称“鱼皮鞑子”的赫哲族。这次调查，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

东北调查完成后，凌纯声出任了史语所三组--民族组主任。

1931年，凌纯声邀好友芮逸夫，帮助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芮逸夫正式加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从此，民族组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便有凌纯声、芮逸夫长时期亲密合作的身影。

1933年春夏之间，凌纯声、芮逸夫在助手勇士衡和当地苗人石启贵、吴文祥等人的帮助下，在民族学的处女地湘西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完成了对苗人生活状况、社会形态、语言歌曲、人体资料等项调查。在我国，首先使用了电影摄像机来记录民族学、人类学的始资料。

迁到李庄，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也进入了案头研究阶段。初稿完成后，又几删改，反复推敲，直至1947年，这部介绍湘西苗族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它是我国民族学的奠基之作。

芮逸夫还与向达、贺昌群等考察了李庄附近珙县洛表镇的麻塘坝。

麻塘坝盛产青麻，是南广河支流螃蟹溪的干涸河床，条形大坝为石灰岩地形。四周群山起伏，奇峰突兀，山势雄伟。有一平台，人称点将台。登高望远，峭立在东西两侧百仞悬崖石壁上有影影绰绰神秘莫测的黑灰色长方块，那是一具具搁置在木桩上的老棺木，多达数百具，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人悬棺。

芮逸夫等为眼前的景象激动不已，他们攀上跳下认真地测量、绘图，仔细地问询当地人，还取下了几具桩木腐朽快要掉下来的棺木，一一测定了棺木及骷髅的骨骼尺寸。

在搁置悬棺的陡崖峭壁上还有一幅幅色彩艳丽的红色岩，构图简练，线条粗犷，内容有牧马、垂钓、舞蹈、鞠球等。他们又是临摹又是拍照，忙个不停。

沿南广河溯流而上，他们从悬棺入手，试图找寻一个消逝了的民族。南广河从云南镇雄发源，流四川筠连、高县、庆符(今合)，古称符黑水。这一带是古代少数民族人劳动生息的地方，传说西周时人首领曾随周武王伐纣有功，被封侯，建有侯国，汉设道。因此，这一带的悬棺称为人悬棺。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0）

回到李庄，芮逸夫等先后把考察成果写成论文：《中国的崖葬制》《四川的蛮洞与湘西的崖葬》《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僚为仡佬试证》等，并分别载于《星期评论》《史语所集刊》《中央月刊》等当时的学术杂志

流寓西南，学术前辈们弥补了民族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的空缺，打通了民族学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体质人类学、自然科技等学科的壁垒。

四.锄头挖掘的辉煌

1清溪阁醉别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1939年秋，我国考古界同人的清溪阁醉别，也有着边塞诗的悲壮意境。

清溪阁是湖南长沙一家小有名气的湘菜馆，位于市区八角亭鱼塘街口，主营湘菜，兼营面食。流浪长沙的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考古界同人一行十几人，相聚清溪阁，以图一醉。

聚会是为明天的分别，买醉试图浇化胸中的块垒。眼前街景凄惶，抢购、躲警报、散兵趁火打劫、街头乞讨卖唱如同皮影，晃动在窗棂。座中情绪沉闷，把酒话别，追昔抚今，唏嘘不已。

继续西迁，李济、作宾、梁思永、胡厚宣、郭宝钧等下一站将去昆明。家乡沦陷，亲人生死未卜，李景聃、石璋如、祁延霈等人则要回乡寻亲。而一些人如刘耀（后改名尹达）、王湘等将告别同人，奔向延安，投身革命。

刘耀已从事考古七年多了。1931年春，他还是河南中州大学国文系学生，就奉学校指派前往安阳参加史语所殷墟发掘的实习，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作研究生，1934年升为助理员。

七年间，他参加了史语所在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赉店等地的发掘，足迹遍及河南、山东。

发掘结束后，刘耀回到南京史语所考古研究室，赶写发掘报告。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图版及器物草图的制作，但战争一爆发，刘耀手里的活就停下了。

把酒临风，慷慨话别，刘耀最为动情，他把心中的话告谕师友：“此时国将不国，何学术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

同人们为刘耀、王湘等的离去感奋，既景仰他们的民族大义和革命热情，但又惋惜瓦屋村发掘报告未能完成。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讲，一生能接触到的地下文物，多少还带有运数的意味。

±.中酒化作脸上的酡红，慷慨言道不尽胸中的郁愤。李济是老大哥，也是多数人的师尊，他从1926年主持山西西阴村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田野考古历。

而今山河沦陷，民族遭难，该如何面对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这一矛盾？该如何评价自己与刘耀等的选择？他无意劝阻刘耀等奔赴延安的选择，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的人。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1）

“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职业选择的荒唐，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去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他想起了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当年，在欧洲战争期间，裴居离爵士也正在考古工作的现场，他也曾想拿起枪，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然而，裴居离爵士的志愿始终没有具体化。

李济说：“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么就只有继续我们有的工作了。”

考古学在我国，宋代被称为金石学，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风的兴盛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辈出，著述如林。

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海外求学的游子和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把一种叫田野考古的方法带到中国。我国的考古学即是西方的田野考古方法与中国金石学结合的产物。

1898年安阳小屯村首次发现有字甲骨；1900年敦煌发现莫高窟藏洞，这两项惊人的发现，成了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先兆。

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来华，北大考古学会举行欢会。中外考古学者济济一堂，公布了考古发掘的新成果，宣读了考古学论文。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进展。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作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

梁启超清晰地勾了中国考古学的蓝图：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了新疆、黄河流域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处中国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二是注重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梁启超希望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性的工作。不久，裴文中在周口店，李济、袁复礼在西阴村，作宾在殷墟纷纷扬起了锄头，开始了中国人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历程。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傅斯年的一句名言，他又说道，“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①

傅斯年希望以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科学”。他提倡学者走出书斋，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传统。他把考古组的方向始终锁定在田野考古上。从当年的照片看，那时史语所的工作人员都爱穿马靴短衫，形式上就呈现出一种适应田野作业的新变化。

清溪阁醉别，石璋如先生至今铭刻在心：

我们叫了两桌菜，菜没来之前先叫酒。当时大家志气都很激昂，都先喝酒，用小酒±.喝，有人素来酒量不大，像作宾先生就有“文抿公”之称，不能喝，李济、梁思永先生酒量也不太大。由于在田野久了，像王湘、刘耀、我、祁延霈几个山东、河南人，喝酒比较爽快，就喝将起来。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2）

几个先说“中国万岁”这是第一±.酒，大家都喝，第二±.喊“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喊“史语所万岁”，第四±.是“考古组万岁”，第五±.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因为比较早成立），第七±.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是“（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是“十兄弟健康”。如此喝将下去，有人已是勉力而为，还没有上菜呢，酒却喝成这样，于是有四个人--王湘、祁延霈、刘耀、石璋如四人就倒在餐馆地下不省人事，李景聃也醉了，不过没躺下。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沙圣学校宿舍，可是醉到一塌糊涂，又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去。没喝什么酒的胡占奎、李连春吃了菜之后，就将我们带回宿舍，打开房门放到床上。我们次日清早醒来，只记得在清溪阁喝醉，之后怎么回来完全不记得。①

岳麓山晚霞燃烧，爱晚亭枫叶如火，湘水如泣如诉，橘子洲哀鸿长鸣。酒染愁肠，醉眼中，人们清楚地记得，1937年七七事变那一天，日军战马上指挥官把指挥刀狠狠地一劈，中国田野考古的好势头就被劈断了。

2“蛮夷之地”的新发现

秋风无情掠走的，春雨又恩厚地送回来。流徙西南，在向被史家视为“化外之区”的“蛮夷之地”，人们又发现了一片“桃花源”。

1939年春，撤到昆明后，考古学界有了一次不期而至的会师。

年方而立的曾昭是曾国藩的后裔，她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从香港越南到达昆明，受聘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当时筹备处主任李济还聘请有吴金鼎、王介忱夫妇，以及后来的夏鼐。他们四人都是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的先后同学。他们的努力，推进了考古学上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的发展，“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当时英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较高水平”。

1940年10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到四川李庄，田野考察由发掘收集变为整理研究。两年后，曾昭与吴金鼎、王介忱合著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一”在李庄出版，成了研究云南地方史的珍贵资料。

从1941年起，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连续在四川彭山豆坊沟、岩子山、口镇等地进行了汉代崖墓的清理发掘。

傅斯年始终是举旗的学术带头人。他随时关注考察的进展情况，在信中提醒考察团成员：不要只停留在随闻随录或风俗轶话的层次，应注意发掘问题，要多照相，也就是要把考古提升到现代学术的层次，而不只是传统文人“记游”类作品的延续。①

高去寻是史语所的年轻人，曾参加过第十二次殷墟发掘。1941年秋天，在川康古迹考察中，他发现了彭山寨子山崖墓550号第二层檐崖有男女秘戏浮雕图像。两人作坐式，男人右手置于女人右肩而下抚其乳，左手抚女人之下体；女左手搭于男左肩上，右手执男之左腕。两吻相接，女子之舌尖稍微吐出。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3）

这一发现，颇有些惊世骇俗。考察团团长吴金鼎1941年11月26日写信给在重庆的李济：

自今午出现以后，好奇来观者大有其人。其践损洞下麦苗以致地主厌烦，青年男女以此为调笑资料。由此二事可以推测：将来此处石刻不毁于地主之手，即遭道学先生敲碎。似不妨站在维护彭山风化的立场上，将其移运嘉定存藏中博院仓库，地方人士亦能谅解，甚或钦佩吾人之卫道精神，而同时亦不违反保护古物之旨。其唯一困难即石质不佳，石匠能否錾下不致碎极有问题。①

高去寻考证此图，把秘戏图功能归结于辟邪厌胜，写出《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一文。他认为“汉墓之有这类图像乃为保护葬或死者之尸体及灵魂的一种巫术之用也”。②

史语所还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成都发掘了前蜀王建墓。

西部地区考古的兴盛，是抗战中的一个奇迹。在傅斯年、李济等人的带领下，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胡厚宣，以及曾昭、夏鼐、吴金鼎等一大群扛锄头的知识分子，在西南的崇山峻岭和西北的茫茫戈壁中，寻找着中华民族失落的文明。

3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1946年3月31日，一身西装革履的李济登上了将要飞往日本的专机。这是中国飞机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飞入日本领空。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李济此行的目的是调查并追讨日本侵华期间从我国掠走的书、古，尤其是周口店发掘失踪了的“北京人”头盖骨。

作为战胜国的代表，李济并没有喜形于色的得意。胜利的代价是惨烈的。在离地踏上舷梯的那一刹那间，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震颤，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心悸。

八年抗战，李济领着父亲妻儿一家老小六口人从北向南，从城市到山村，最后落籍李庄，先是租赁了羊街7号罗辅周家，后迁张家祠堂中央博物院。在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六年。

父亲李权，号郢客，取意郢人客居他乡。喜诗词，曾立下遗嘱，以后墓碑上写“词人郢客李权之墓”八个字。他与李庄士绅罗南陔、张官周等多诗词唱和，过从甚密。抗战胜利那年，他中风瘫痪，1947年死于南京。

战争还夺走了李济两个活蹦乱跳的女儿。先是1940年14岁的二女儿鹤徵在昆明患急性胰腺炎，不治而亡。1942年17岁的大女儿凤徵在省立宜宾中学快要高中毕业了，又染伤寒，因缺医少药，死于李庄。

李庄的山坳上，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堆，那是凤徵暂厝的墓茔。屈指一算，再过几天就是清明。离开李庄前，他叮嘱读同济的儿子李光谟，一定要陪着母亲去上坟。他怕病妻在坟头昏厥。东归的日期已临近，那对折翅的凤鹤(两个女儿)是他们一家永远的心病。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4）

女儿死于疾病，死于战争。作为父亲，没尽到保护责任。他曾陷入深深的自责。冤有头债有主。眼下，他就有了复仇的机会。

机舱里，他调整好坐姿，双手往后拢几下有些稀疏的头发。舱玻璃上看见自己那张脸，剑眉紧蹙，嘴角紧抿。他把头靠在椅背上，轻轻地闭上眼睛，是需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了。

湖北省钟祥县有一古迹“阳春台”，“阳春白雪” 的典故就源于此。1896年，李济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也许是应了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一宿命，李济一生从事的考古事业也多遭误会。

1911年，他考入清华学堂，毕业后即被派往美国麻省克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1920年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三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

归国后的李济即任南开大学教授、文科主任。1924年，赴河南新郑春秋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开始了田野考古的历史。

1925年，李济应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人类学，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同执教鞭。李济敢想敢做，从一开始便突破清华园围墙，把课堂搬到田野去。

1926年冬，李济参加了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的考古调查，与袁复礼一起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科学发掘。这是中国人独立主持考古发掘的开始。

1928年，受傅斯年之邀，李济离开清华国学院，加盟史语所。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从他主持考古组工作之始，就与所内同人约定：一切出土器物全部属于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人自己绝不收藏古物。

1929年至1937年八年间，李济多次主持河南安阳殷墟及山东滕县、城子崖、辛村等地的发掘。他推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范围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考古研究只有带款式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提出新观点：一切的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都能显现其学术价值。

从李济开始，中国考古学开始摆脱历史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以自然科学看待的独立学科。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办公在长边的张家祠堂，李济一家住在羊街7号，相距不过三百米。每天，沿着这条路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他尽力从家累中抽身，力排琐碎的行政事务，俯身书案，潜心对前期发掘的研究整理。

他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写成中文著作《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等。

事业的巨人，生活中仍是凡人。林徽因的笔下，记载着一件憾事：1943年春，在逃难来李庄的研究人员中间，包括他们的妻子们在内，染上了一种最终导致争吵、愤、谩骂和友谊破裂的煽动性流言蜚语的“病毒”。“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5）

唾星子也溅到李济和傅斯年的身上。

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成立之初，就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第一任主任，1934年，李济接任筹备处主任，但仍兼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一职。

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关系开始是父子，而后转为兄弟。不管怎样，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庄时期，一家人，分灶吃饭，一个在山上板栗坳，一个在山下张家祠。天长日久，难免不人多嘴杂，生出是非。

1943年，史语所与博物院筹备处同组西北考察团。6月中旬，为晒印敦煌照片，西北考察团中的博物院研究员曾借用史语所照相室的两种药料。傅斯年本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他却是一副亲兄弟明算账的作派。

6月20日，他约筹备处的李启生上山询问照相室一事委，引得李济大不快。

李济向傅斯年解释，“自当由弟负责偿还，拟明日亲往觅购”。解释中犹有抱怨“照相室管理事，除饬李连春赶紧造具清册呈送钧览外，并祈即派一品学较优之人严格管理，以维公物”。①

第二天所务会上，李济转移矛头，向史语所办事员汪和宗发难。傅斯年跳将起来，“关于阁下声称将控诉本所庶务管理员汪和宗冒领米贴损坏本所名誉一事， 查此事所指皆为鄙人所授意，请即控告本人为幸”。①

6月22日，傅斯年状告朱家骅要求查办，接着，又以史语所的名义致函博物院筹备处。

李济回复，“鄙人所提出弹劾本所庶务员汪和宗一案全由鄙人个人负责，与其他任何人或任何机关毫不相干，若钧座认为鄙人之提出此案为越权，即请执行所长职权，将鄙人交付惩戒”。②

清官难断家务事，研究院当然不会理会。7月19日，傅斯年再次上书朱家骅，乞请彻查，并以辞职相威胁。

告状无门。7月22日，傅斯年派人给李济送信，“奉傅所长嘱，将存贵处之书籍即予登记，兹订于下星期三派王志维君前往取回登记，希汇集一处，以便办理，至先生急用之件，可提前登记”。③

博物院研究人员的图书资料得依赖史语所的“别存书库”，这无疑是釜底抽薪。

李济终于软了下来。他先遵嘱谈公事，“前函商代所长彦堂先生将本所所藏之大批法国石器运往山下由济整理， 现整理工作已暂作结束，所有石器仍由李光宇押送上山，归所保管，敬祈查收”。④接着，又向所务会撤销动议，“本席所提弹劾庶务员汪和宗未讨论尚成悬案，兹查此事系出误会理合自动撤销”。⑤

7月24日，傅斯年写信给出席上次所务会的各位，“关于上次所务会议中李济先生提案‘弹劾汪和宗’一事，兹李济先生来函声明撤销，此事全案结束，诸希亮察”。风雨过去，傅斯年胸臆难平。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6）

李济又挥动杨柳枝：“兹将教部所发之新兵役法摘要呈，备兄参考，明晨拟上山奉访未识能一晤谈否，祈示知。”⑥不见傅斯年作答，再致一信，“舍妹事多承垂注，曷胜感谢，何时能下山，祈示知，宜宾中校闻不再招考，纯声兄之大小姐在宜中想必有人可托或可一询”。①

傅斯年不好再拿架子，也趁机下台。“本年度第二次所务会议改于六月廿八日举行，届时当派滑竿前来接”。②

上山下坎，本轻车熟路，何劳鞍马？一场“将相和”终于收场。

时局艰危，供给匮缺，交通闭塞，内心煎迫，急中生乱，借此宣泄，也许这是“孤岛心态”背后深沉的社会因。

这场“误会”，并没伤及两人的友谊。李济终身感激傅斯年，他曾坦诚地说：“是因受傅斯年之聘主持殷墟发掘而得以施展抱负的，如果没有傅斯年的帮助，自己在考古学方面的成绩肯定要小得多。”

李济战后的日本之行困难重重，最大的障°.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袒护战败国日本。

按照联合国关于文物赔偿的条款规定，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证实是在战争期间被日寇劫夺和盗窃的。损失的文物要求列举出名称、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劫夺的情况要求开列文物的有人、在何处、何时被劫夺以及抢掠部队的番号等。

这些苛刻的要求完全不能做到。中国的文物损失是在日寇的侵略战争中，城市村镇，或遭轰炸，或遭洗劫，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要求写明日军番号，更是不可能的事，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

于是，李济寻找在北平和医院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希望终成泡影。回国后，他即向“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通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文中先生：

五月二十一日手示敬悉。弟于五月五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大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东西）由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竣。（报载已于四月十五日交还）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专此并颂

撰安

弟 济手启卅五、五、廿四①

周口店的“北京人”头盖骨，成了中国考古界永远的遗憾，也成了李济永久的隐痛。

4李霖灿--“东巴文化之父”

1943年9月，受聘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在丽考察东巴文化的李霖灿得到通知，回李庄整理资料，写出考察报告。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7）

告别玉龙雪山下的丽古城和四年间朝夕相伴的纳西族朋友，他只当是一次小别，过些时候还会再来。

他带着纳西族朋友和才和在丽搜集的东巴典匆匆上路了。殊不知这条通向李庄的路，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此一去，他再也没能回过丽。

以丽为中心，往东北去泸沽湖，往西南大理到昆明，往东去木里、中甸，沿着金沙、这一片地区，今天被称为香格里的，李霖灿曾像篦子一样，一遍一遍地梳过。

第一次到丽，他还是国立艺专的学生。战前他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上西湖艺专，教师是李苦禅、潘天寿等一批知名家。战火中，李霖灿随学校转移到长沙。

衡阳大火，学校迁徙昆明。每位学生发一张汽车票。李霖灿约了七八个同学将车票卖了作盘缠，改为步行。

当时的同学吴作人曾谈到李霖灿说：“一路贫穷，一路速写，苦学不辍。苦学的同学不少，像希文、李霖灿等等情况都相仿。”

途丽坝子，玉龙雪山掳走了他的灵魂。他以诗情和笔，第一次向世界报告了藏在深山中的这片神仙府第。

到达昆明后，国立艺专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住地靛花巷相隔不远。翠湖边上，他常向散步的一些专家学者讲述“丽见闻”，也将丽情思写进“高文艺社”油印的文学刊物。

一次，沈从文参加学生组织的高文艺社茶会，向同学们展示了几卷珍藏的纳西象形文字典。如电光石火，李霖灿被那些美丽的文字吸引住了。

作宾在一次谈话中告诉他，“这些年由于大批甲骨文出土，以及专家学者对此的精心探究，使得不少来历不甚清晰的汉字渐渐寻到了根。这是文字学研究的进展。但由于分析研究问题的向度不同，对甲骨文的释义也就见仁见智。若能找到和这些甲骨文同时代的其他文字，与之进行比勘研究，将有助于了解甲骨文的孕育情况，人们造字时的心理及文字演变情况等。纳西象形文字尚处于文字与语言的分野不甚明晰的舞蹈阶段，正向形象时期演变，恰恰便是语言学者们倾心以求的一种文字”①

“有为者亦若是”。李霖灿开始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走向科学求真。

从李霖灿身上，作宾也看到了一个文物史家、民族学家的雏形。他后来向李济推荐了李霖灿，使他正式受聘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说起当年心情，几十年后李霖灿仍感怀不已：

在祖国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下，学术机构卓越领导人，千方百计安排出巨额费来发掘自己的文化宝藏，这都是为了百年后的文化大计，不是为眼前寸尺得失的一日之课。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在云岭之下，发现了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②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8）

李霖灿发现并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阳春白雪的丽：

隔着一条天公鸿沟望去，正在我的对面，玉龙雪山的主峰，当地人称之为扇子陡的，白雪如银地面倾流而下，真是展向碧海青天的一把玉扇，扇骨折叠之处，冰河四面汇聚，宇宙清寥无华，白雪坚实晶莹，自洪荒太古以来，从无人类触摸过，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洁白的么？这无疑的就是丽父老告诉我的太古雪峰了。太古雪峰以一个白色金字塔的形式矗然直耸入蓝天白云中。①

1996年，丽古城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受到全人类的保护。在丽木王府，专门建立了一座李霖灿纪念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几年后，李霖灿随中央博物院去台湾，隔着台湾海峡，与朝夕共处十年之久的纳西族兄弟和才再也不能见面。

和才是个学东巴的青年，与李霖灿一见如故，跟随李霖灿在丽考察达四年之久。当李霖灿提出要回李庄时，和才只是回家与老母道了别就毫不犹豫地上路了。

他们从丽押运几十匹骡马的东巴典和各种图册、祭器，过了泸沽湖，进入四川地界，盐源到西昌，乐山转船过宜宾到李庄已是1943年的11月。风餐露宿，夙兴夜寐，一路上竟走了两个多月。

他向博物院上交了四年来搜集整理的纳西族典1231册。他编写的一本纳西族象形文字字典，则由李济送到史语所，请李方桂审查。

李方桂看了很感兴趣，认为编制不错，只是所用的音标过于随意，应按国际音标重新注音。

李霖灿先跟随李方桂先生的弟子、助理研究员张琨学习国际音标，然后由和才按纳西族的标准发音，张琨以国际音标重新记音。

李庄张家祠堂的厢房里，李霖灿开始了《麽些象形文字词典》一书的编撰工作。这项工作进行得颇为不易，过艰辛的努力，李霖灿编纂的《麽些象形文字词典》，终于在1944年6月以手写石印的形式在李庄出版，被列为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二。

书一问世，便引起了语言学界、民族学界乃至整个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作宾、李济等先生欣然命笔为该书作序，给予了 “分类精细，解说详明，材料丰富，表音准确”的评价。这部词典，填补了纳西东巴文化基础性研究的空白，创下的收字纪录，直至今天仍未被同类字典超越。李霖灿一鼓作气，又编写出《麽些标音文字字典》一书，1945年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列为专刊乙种之三印行。

从动荡的田野调查，到李庄安静的治学环境，李霖灿历着人生的巨大嬗变，仅两三年工夫，便成了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倾心译注了二十多部纳西象形文字及标音文字典。

1949年，李霖灿携夫人随中央博物院机构人员去台湾。他与老朋友和才生离但作死别，和才感伤地说：“我已不能去台湾了，若是山高路远，我爬都可以爬回丽，隔了海我就没办法，只好和你各奔东西了。”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69）

三十五年后，和才去世了。李霖灿在一本纳西研究论文集的扉页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正在校稿的时候，我得到一项极坏的消息，和才先生已过世了，他不但是本书第十篇的发音人及第十二篇亲属称谓的报告人，而且可以说，在这本书内处处都有他的功劳和苦劳。再进一层来追悼，他还是与我共患难同生死的好朋友。我们为了沟通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携手并进甘苦共尝合作了二十年。若没有他的心力贡献，两部纳西文字字典，九种典译注和二十一篇在这里的论文结集是不能问世的。谨在这里志我心里的哀痛，并以这本书来纪念我这位肝胆相照的纳西朋友。

5梁思永--病榻上的硬脊梁

也许梁思成、林徽因的珠联璧合，名扬遐迩，多少有些遮掩梁氏其他兄弟的光辉；也许早在1954年就因病去世，世上人已很少知道梁思永这个名字。而当时，梁思永是父亲梁启超最看重的一个儿子。1948年，梁思永和兄长梁思成同被国民政府选为首届院士。

梁思永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

1930年，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梁思永正式参加史语所考古组。他只身赴黑龙昂溪遗址进行发掘，而后去通辽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后，考古发掘只好中断。

梁思永转而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他在发掘方法上提出了明显的改进。殷墟发掘首次由作宾主持，目标在于探求甲骨，他提出了“殷墟淹没说”；第二次、第三次由李济主持发掘，也赞同这一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自梁思永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彻底摈弃了“殷墟淹没说”，开始确认版筑上的柱础石和窖穴等考古遗迹，复建筑遗址。

梁思永还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以提高工作效率，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作下一周的准备。自此，中国田野考古的工作站制度开始实行。

梁思永还主持了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冈的发掘工作。

城子崖遗址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该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通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彩陶）、龙山（黑陶）和殷商（青）文化的叠压关系，首次判断出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典范，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

1941年，梁思永、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

战乱之中，他随着史语所颠沛流离。旅途中，最犯愁的是历次考古发掘的物品。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0）

那批文物，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安抵板栗坳。

梁思永一家是1940年10月底迁到李庄的，住在羊街8号罗南陔家。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边。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颇像他创立的田野工作站。

在板栗坳，虽然是室内案头，但拼命的精神，仍不逊田野工作。他的学生石璋如先生回忆：

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做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

他的身体对这种气候不适，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在病榻旁放置几案，把所需的资料放在一旁，另制一块木质写板，把纸张夹在木板上，可以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他这种精神和毅力真令人佩服，终于完成了报告的纲领，分为十三章三表。①

1941年2月，梁思永突患重病，妹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正在来四川的路上，当她们在广东祖父家里暂住时，收到梁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

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ay happen any 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用英语写成的部分想必是不愿让家人更多的担心。

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年已八十，五十多年前的情景还依稀记得：

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人称“小孟尝”。听说梁思永身体不好，父亲诚恳相邀：“愚下已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满意？”

梁思永遂住进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父亲、著名词学家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号“植兰书屋”，院子的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二三百盆兰花，清幽清幽的，空气好，正适合梁思永养病。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1）

我父亲留了一间屋自己住。好管理兰花。我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其余腾给了梁思永。书房里两边是窗，一边是张老式书桌，可作办公，一边是张老式梳妆台可供梁师母梳洗化妆用。中间一张老式大床，一壁一个空着的大书架，可放上千册的书。一边是一个旧式的食品柜和大衣橱。梁思永一家很满意这个环境。

梁思永曾到重庆去治过一段时间的肋膜炎。那是抗战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时间，梁思成每隔几天要来弟弟家一趟，看缺不缺什么，有时也捎点菜来。

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

2000年12月31日， 全国政常委、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思成先生之子梁从诫重访李庄，特意到羊街走访故地。我与他谈起抗战时期的轶事，问起思永的爱人梁师母现在是不是住在北京。他说伯娘九十多岁了，神志很清醒。那时，梁师母就在这“植兰书屋”的梳妆台上帮他整理稿子。①

罗萼芬当年在同济附中读书，他也许不是很清楚梁思永的工作性质。梁思永是考古学家，当时正在赶写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

报告只完成第一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而后他就去重庆动手术。西北冈的未完稿，被运往台湾。1954年，作为西北冈发掘的领队兼报告撰写人梁思永先生过世，史语所委请梁思永先生当年的弟子高去寻整理梁思永的遗稿。

高去寻自1958年开始编撰西北冈第1001号大墓起，到1976年出版大墓1550号，前后历时十八年。他把梁思永先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共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典报告。仅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是稿的80倍，然而出版扉页犹题梁先生未完稿，高去寻补。有这样的传承，梁先生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①

李庄羊街的病榻上，梁思永除了写作，更多的时间是阅读。史语所的档案里，有四十年代初梁思永在李庄求购、借阅的一批便条，计有：日文书籍12种、《康导月刊》一卷一至四期、康藏史地大纲二种、西昌县志、刘泽荣编俄文文法、商承祚著《长沙古物闻见记》、东方书社出版的《现代西藏》《蒙古音史》、中华自然科学社监印的西康科学考察团报告四--地理气象组报告所附各图一份

1941年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合组川康古迹调查团。梁思永的阅读动机当是为这次调查作准备，只是身体的缘故未能成行。

兰香伴着书香，植兰书屋的病榻上，梁思永度过了漫长的五年。病榻上的梁思永给李庄留下了瘦削而坚强的背影。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2）

永胜村的李婆婆至今还叫得出梁思永的名字：

我们喊他硬人，他从不出门，天天在家写书看书。把馒头切成片，在烀炭（木炭）火上炕一下就吃。后来，他得了病，把肉炖成丝丝，把馒头掰碎泡在汤里吃。

有一天，梁先生说他要走了，只要一两个月就要回来。他是被抬起走的，铺盖笼到头，滑竿一直平起抬，从高石梯抬到李庄街上。大船载到重庆住院，得了肺病，肋巴骨都取了几匹。②

抗战胜利后，梁思永才离开李庄去重庆治病。当时，光复东迁，交通紧张，史语所的档案中就有1945年10月22日恳请民生实业公司解决船票的函件：本所专任研究员梁思永君、梁君夫人及医师徐德言君拟搭乘贵公司轮船由宜赴渝，祈惠予保留官舱铺位三个。

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叙府分公司三天以后复函:贵所研究员梁思永君等三人拟搭十一月一日以后下驶轮船赴渝应请届时注意本公司门首船期消息牌告，至嘱留舱位一节，在可能范围内自当助。

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梁思永在李庄的最后印迹。

6夏鼐的西北行

1943年，夏鼐朱家骅推荐进入史语所，随即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

夏鼐到史语所，仅仅是转了一道手续。他本来就在李庄张家祠堂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现在划到了板栗坳的史语所考古组。他与组里的同事早就熟悉。1934年，从清华考上公费留学后，按学校要求，学习考古要有田野实践验，他曾到史语所的安阳殷墟发掘工地实习，向李济、梁思永等拜师学艺。

夏鼐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考古，曾参加过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埃及阿尔曼特调查发掘和巴勒斯坦的考古调查，获得了伦敦大学授予的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

1941年初，31岁的夏鼐满怀激情，辗转千里，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来到李庄，做了博物院的专门委员。他一直向往西北考古，职业性地敏感到，那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源头。

西北科考团是几个单位合组的，除了夏鼐，还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向达、阎文儒，中央研究院地理所的李承三、周廷儒等。这次调查的重点是敦煌。

1942年夏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大文科研究所和中国地理研究所就曾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史语所派劳干、石璋如参加。他们从李庄到重庆，从重庆飞兰州，然后坐牛车去敦煌的千佛洞，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对三百多座佛龛及附近地形进行了测量和拍照，还调查了佛爷庙遗址，获得了大量的信息。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3）

1943年春，第二次西北科学考察团出发了。他们相继飞到兰州，接过劳干、石璋如等封存在兰州的考古仪器，又从兰州坐汽车进入茫茫沙丘。

夏鼐在日记里记下了沿途见闻：

戈壁夜行，虽是满天繁星，但戈壁中很是孤寂凄凉。四围远望，平沙无际，偶见几株红柳，高踞沙堆上，有类鬼魅。夜色深沉，渐觉寒冷，拥裘偃卧车中，似睡非睡。

黑暗中，我们又入睡了。但时常被车子的剧烈震动所惊醒。卧听车轮碾地的沙沙声和狂风的猎猎声，颇为单调。我因为感冒鼻塞，加以睡眠不够，头昏脑晕。5月19日，离我由李庄研究所出发的日子，已是六十八天了。我们总算终于见到了敦煌。①

敦煌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作用。修水利，置屯军，移民实边，是汉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军事上是西陲国防的最前线，是长城的西端起点，有玉门关和阳关两道要隘。交通上是中国和西域间的孔道。文化上是中文化圈的边缘，是西方输入的门户。佛教艺术由印度中亚传入中国的历程中，敦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们把工作站建在距离敦煌县城十五里以外的佛爷庙。从5月30日，即开始搬到庙里住。第二天正式开工发掘。到7月30日，因沙漠酷热暂歇收工，搬到千佛洞避暑，在佛爷庙整整住了两个多月。

李庄的同事曾向夏鼐写信问询西北考察的情况，夏鼐诙谐地写了一首诗--《敦煌佛爷庙偶成》：

前生何曾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

静参禅悦眠僧榻，闲观题壁啜苦茶。

欹枕听风撼柽柳，凭窗观月照流沙。

却忆当年寂照寺，挖罢蛮洞看山花。

诗中的寂照寺在四川彭山县，是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掘汉代崖墓的工作地点。写景寄情，夏鼐是在诉说环境的孤寂和对家乡亲友的眷恋。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4）

在这隔绝尘世的戈壁上做发掘工作，我们几乎可以把整副精神放在田野工作上。但是尘世间的消息，有时也渗透进来。敦煌本地没有报纸，酒泉油矿局办有一小型油印的《塞上日报》，要一个多星期才能寄到这里。9月7日我们才知道盟军已抵巴黎，9月15日知道盟军已进入比国京城，日军在湖南发动攻势，侵入邵阳、祁阳。我自己最关心的，自然是故乡浙东的消息。自从6月15日以后，一连三个多月没有家信。10月11日才接到家中6月1日所寄发的信。这次我不在家，不知道年过古稀的双亲和弱妻稚儿们是否已逃到乡间去，抑或困陷在围城中？沦陷后的生活如何维持？沦陷前后的炮火劫掠，破坏程度如何？翘首东望，忧心如焚。勉强抑制住心中的焦急和愁虑，提起精神来继续当前的工作。“噩梦醒来犹堕泪，故园归去恐无家”，不禁潸然欲涕。①

他们夜里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房间里写报告、写论文，冻得边写边跺脚。他们吃一种西北叫“馕”的食物，没有肉食、蔬菜和足够的饮水，只能简单地维持生命。更要命的是由于考察团分属不同的单位，那年头，哪家不是在扯指拇过日子？因此，常常为费问题各单位相互推诿，使得考察团简单的生存也难以为继。

1944年10月5日，傅斯年致电夏鼐，无奈地解释：

顷邮汇三万元为向先生返渝路费，阎文儒兄之东返路费应由北大自筹，兄亦当于工作费用完后即返，此外，发掘品不必运。哈佛学社助款绝不能分作西北考古工作之用，向先生之责研究所不已，使弟为难矣。

大漠秋凉。苦苦坚持了九个月后，考察团结束了佛爷庙墓地的发掘，向达先行离开敦煌。

考古在当时是一件奢侈的行为，对于民众来说，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怪事。科考团曾临时请过一位姓袁的河北厨子，佛爷庙发掘完成后便将他辞退。后来听说，他不久就得了怪病不治而亡。当地人传，是因为他帮了挖墓的人，被鬼捉去。夏鼐觉得良心上有负于他，害得他做了异乡孤鬼。

他们完成了佛爷庙墓地附近的发掘后，在当地军警的保护下，又开始了阳关和玉门关遗址的考察。

“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为无数文人所吟咏的“两关遗址”，早已被戈壁风沙湮没，成了史学上的未解之谜。

从10月31日出发，到11月15日返回，“两关遗址”考察虽只历时十六天，但收获甚丰。

11月5日，在小方城发掘，掘得汉简一枚，系一刨花，甚薄，盖刨去后再用简写他事，以此间物质极缺乏也。上面行书数字“如岁和元”，余等大喜。不久又得一片，字亦清楚，“子奉谒不”，大家神越发紧张了，留心找有字的木片。后来又得一片，字数更多，余拿来一看，字共三行，有“玉门都尉”几字。知道获得珍品了，连忙用棉花包起来。无字的木简亦有数片，其中一片后细辨，似有“上郡”二字，也归入有字简中一起收藏了。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5）

戈壁中发掘，四顾茫然，只有五里或十里外的古烽台，点缀其中。看起来也像近在眼前，空间观念缩小了不少。及至发现了汉简，用手摩挲这些汉代遗留下来的木片，恍惚间打破二千年时间的隔离，自己似乎也回到汉代去，伴了汉代的戍兵在这里看守烽台，远处沙尘腾起，一匹飞骑送来故乡家人的信牍，或京师返郡的公文。手里所持的汉简，墨迹如新，几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二千余年前的东西。今日初次发掘，以一日之力即获四汉简，殊为可喜。①

“玉门都尉”木简的发掘，为夏鼐确定汉代玉门关的位置找到了重要的物证。

十年后，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考古所说：“很奇怪，玉门关旧址，好多人找了多次找不到，夏鼐一去就找到了。”

其实，夏鼐临行前就作了玉门关的详细考证，知道了它的大体位置和界区。加上有丰富的田野工作方法和验，所以千古之谜，不意间就被他发现了。后来，他写出了有重大史学意义的文章--《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

祸福相依，忠孝难全。正当夏鼐沉浸在发现的喜悦时，他哪里知道数千里外的变故--全家人从8月27日离城避难途中，因老父年高，操劳过度，已于11月21日不幸去世。

后来，他接到李庄转来的家电，“父病危，速归”。他“闻之心胆俱裂。然现下返里交通已断，无法东归，唯有默祝上苍，皇天不负苦心人，毋使余抱终生之憾。”

一年以后，夏鼐返家时才知道父亲早已不在人间。他痛苦地自责：“病未能侍，殓未能视，抚棺一恸，亦复何补，悠悠苍天，此恨千古。”

傅斯年在焦急地等待中，盼到了夏鼐考古发现的佳音，于是改变了要夏鼐返程的主意，他写信祝贺夏鼐，“兄买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六朝花砖墓之工，可喜可喜!愿兄勉之”，“兄既有留甘肃之意，甚好， 今年即专心做野外工作。费用到重庆后必为筹得。兄之计划以至秋季为宜。”

“胡天八月即飞雪”，“风裹红旗马不前”。夏鼐在荒漠戈壁历着一场刻骨铭心的寒冷。

12月13日，由桥子村赴双塔堡，乘一马车。今日是我们觉得顶冷的一天，天空铅灰色，似乎是冻结了。由北桥子行五十里至土葫芦，沿途是平坦的草，衰草着寒风颤抖着不停。我们被冻得受不住了，脸上被风吹得麻木不仁，眼皮也冻颤了，勉强才将两眼合上，闭目稍息，竟挤出两点眼泪来，低吟着岑参的诗“葫芦河上泪沾巾”。这时又下起雪来，我们遂至村中李甲长家稍憩，烤烤火，吃了两个馍馍，身上的血液才恢复正常的活动。①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6）

熬过这年的寒冬，到1946年春天，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的发掘时，在墓坑填土中又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基础。

皇天不负苦心人。从1943年到史语所，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冬，夏鼐都在西北做田野考察。大漠风沙中的发现给了年轻的考古学家最丰厚的回赠。

1949年风云跌宕，夏鼐离开了师友和同人，回家静观待变。不久，他出任了新中国的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

《六同别录》不仅是一部书，也是一个影响甚远的文化符号。是史语所对中国人文科学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抗战的成果展示。

李庄板栗坳，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小山村，简直就是一张安放在烽火中国的大书案。在傅斯年等人的带领下，众多学者披肝沥胆，呕心沥血，成就了一部熠熠不朽的民国学术史。

一位先生曾深情地说道：

一个学术团体，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另一个战场展开民族精神与文化博大精深的砥砺，如战士搏杀，废寝忘食，日夜兼程，拼命磨砺民族精神之剑，其闪闪寒光令侵略者胆战心惊。正是这批中华民族的脊梁以炎黄子孙的孝道，民族的责任与道义，用自己的专业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去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辉煌历程以及她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这是刺向侵略者灵魂深处最犀利的锋芒，是最动摇侵略者精神堡垒的重锤漫漫长夜，孤单人影，寝食草草，路途艰危，如果没有对祖国的之心，对民族文化海一般的眷恋深情，是不可能产生这般钢铁意志般的研究行为的①

第五节 李庄的姑爷们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李庄度过了六个春秋，临走时，立下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碑上，刻着全所人员的名字，有一些名字至今还挂在乡民的嘴上，成为永远的心事：一对夫妇--逯钦立、罗筱蕖。罗筱蕖人称罗九姐，是乡绅罗南陔的女儿。另外还有李光涛、杨志玖、王志维、汪和宗等几位先生也都做了李庄的女婿。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李庄人的骨血。

一.傅斯年做月老.逯钦立娶淑女

1944年的春天，逯钦立与李庄乡绅罗南陔的九女罗筱蕖喜结连理。罗筱蕖是在板栗坳的史语所子弟校的教务主任。逯钦立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7）

逯钦立是1940年9月到李庄的，之前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北大文科研究所。他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写信，谈到在李庄借读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信中说：

孟真吾师尊鉴：

敬启者：生于九月十二日离滇，十八日到达李庄，沿途托庇，顺利异常。抵此后，承代所长及丁、汪等先生之照顾，食宿诸问题均已解决，敬祈吾师释念为幸此地气候近已凉爽，生之工作即可顺利开始，吾师存藏陶靖节各集，生极须用，闻师将于十月中莅此，希届时能以此种书赐闻也。

又生离滇之时，曾与杨志玖、周法高二兄深谈一次，杨兄处数接齐大延聘之信，许以该校讲师职并研究所编员，而文研所则欲留作研究助教，杨兄念吾师擢掖之心，极愿来此继续所业，仅以薪遇和路费问题，稍涉踌躇耳！而周兄之离校或来此，所犹豫者也不外乎斯节。近不知彼等有信呈吾师未？

学生

逯钦立谨启

九月二十五日①

逯钦立与信中提及的杨志玖、周法高等人，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逯钦立的去向，也如他信中所说的杨志玖，本也可以有多种选择。他自愿到李庄，是冲着史语所做学问的条件。

这一年，晚一个年级的北大毕业生李孝定也收到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入学通知。春天 ，李孝定到重庆拜见傅斯年。傅先生听他说明来由之后，哈哈大笑着说：“此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也。”然后又说，“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李孝定毫不犹豫选择了自修，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到板栗坳史语所借读。

逯钦立与李孝定，都是傅斯年办史语所倚重的读书种子。在他们心中，学术甚至重于生命。

1942年，逯钦立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了汉魏六朝文学史的研究。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里写的是秋水伊人隔河相思的怨诉。研究院到李庄已好几年了，衣冠楚楚，斯斯文文的先生些似清风明月，李庄的年轻女子也有低眉斜视、秋波一转的风情；也有窃窃私语、互相打趣的相思。但真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做这些外来先生的妻室，可没人敢。且不说根底不清，语言难懂，单是顾忌到抗战结束这些人将似水流云散去，就没人敢冒这个险。

1944年，34岁的逯钦立娶了22岁的罗筱蕖，成了史语所同人间的一桩美谈，也成了李庄历史上的一件盛事。

第二章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78）

罗筱蕖嫁逯钦立，一是有罗南陔这个开通的父亲，他几个儿子在外地读过书，“故乡是他乡，他乡是故乡”，只要女儿幸福就行；二是罗筱蕖本人已是史语所子弟校的聘用教师、教务主任，与逯钦立朝夕相处已有许多时日。

据罗筱蕖的小弟，现居李庄羊街8号的罗萼芬先生披露，这桩婚姻是傅斯年做的媒。

罗萼芬先生说：

傅斯年跟我父亲熟，当时他们迁来，是我父亲罗南陔、堂兄罗伯希还有李清泉等商量定下来的。后来人些说研究院吃人，搞得人人自危。是我父亲提出开启愚昧、教化百姓的方法。傅斯年多次夸赞父亲“南陔不愧川南才子”。

中央研究院迁来，有很多男光棍。在板栗坳一晃就是五六年，择偶安家，成了老大难问题。李庄的女孩子不愿也不敢嫁他们，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男大当婚，这件事成了傅斯年、陶孟和、李济几个头头的一桩心事。我家当时恰好有两个姐姐未出阁。后来父亲同意，一个嫁给史语所，一个嫁给同济。

板栗坳是个弹丸之地，过去过来也就那么几个人。寒窗苦读的逯钦立早已过了男大当婚的年龄。

1943年，他已33岁。此时，一个清纯女子闯入他的视野，很快他就暗恋上这位史语所子弟校的年轻女教师。一来二去，彼此的眉宇间也都动了春意。但要婚娶尚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是逯钦立想到搬动傅斯年这座大山。

据说傅斯年最初并不赞成这桩婚事，他怕这特殊时空的错位会酿成年轻人婚姻的悲剧。但到底还是熬不过劝说，为弟子牵线搭桥写了一封撮合信。信是写给罗南陔先生的族侄罗伯希的。

罗伯希战前曾任成都“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参谋，解甲归田，在当地仍有余威，做女方的媒介，恰如其分。

傅斯年在信中先介绍了逯钦立的身份：

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法律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事结束后，固不宜如此，唯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①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

第一节 从社会调查所到社会科学所

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的各个所中，是与意识形态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所。这就凸现了它的重要性、趋时性和变易性。尤其是当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时，社会科学也要随之改变。在这种变化中，学者的命运不免尴尬。

还在伦敦大学留学时，陶孟和就受韦伯教授的影响，喜欢上肖伯纳和威尔斯等作家的作品。韦伯教授夫妇都是费边社社员，主张社会改良主义运动。青年陶孟和对此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1912年，他与同学梁宇皋一起，搜集大量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那年，他25岁。

191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陶孟和回国后，就积极从事社会调查活动。他在《社会调查导言》一文中说：

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陶孟和提出的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1926年，接受捐赠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增设社会调查部，并聘请陶孟和主持这项工作。

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马上提出系统研究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开展对北京工人农民生活费调查等课题。

历时三年，社会调查部完成了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三部著作，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铺垫。

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事会把社会调查部改为独立机构，更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社会调查所重点开展研究的科目是农业济、工业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济史等。

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济会议。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持续不断，社会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2）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高扬的两面大旗。民主的前提是了解民生疾苦，提出疗救方法。社会调查，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化，是由学生运动转向工农运动的必然。陶孟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社会调查入手，为社会改革提供借鉴，也是学者从启蒙运动向学术探讨的转化。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商定，将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仍聘陶孟和任所长。此前的所长曾先后由蔡元培、杨铨、傅斯年等兼任。

1940年年底，社会所迁到李庄，出于抗战形势的需要，研究的重心由济、法律、社会学诸领域主要转到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济研究为主的方针。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迁徙中，陶孟和与他的同事走完了社会调查所到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历程，开始由调查问题向助政府解决问题的方面转化。作为一个纯学术研究团体的负责人，眼睁睁看着学术在政治的战车上越绑越紧，陶孟和内心的彷徨和苦闷也随之而生。

第二节 石崖湾与门官田

1941年6月29日上午，作宾领着西南联大的罗常培、郑天挺等先生去了李庄石崖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

这是社会所迁到李庄后的第一批客人。在北大，他们与陶孟和曾是同事。所以这次重逢，格外亲切。罗常培记下了见闻：

毒花花的太阳在头上晒着。走了四里坷坎崎岖的小路，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拄着杖，在狭的田埂上走的时候，虽然不至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恐惧，可是两只眼睛老得看着道，时常有“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的戒惕。这时候即使有好的风景也顾不得欣赏了。十一点到社会所，会到陶孟和先生并参观汤象龙、梁方仲两君的工作室。①

汤象龙、梁方仲都是三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但在学界已久负盛名。汤象龙助陶孟和编出版了中国第一份以“中国社会济史”命名的刊物《中国社会济史研究集刊》，赢得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1931年，汤象龙、梁方仲等人组织了从明清内库档案中录济史资料的工作，大力搜集明清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间文献。他们还在西北地区开展了农村土地调查，开创了当代中国社会济史学重视档案资料，重视实地调查和运用分析方法的新途径。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3）

1936年，梁方仲发表了长篇论文《一条鞭法》，他用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分析地方志等地方文献，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济制度，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该文次年便译成日文，后来又译成英文在哈佛大学印行，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济史研究的典之作。

此时，石崖湾的农舍中，梁方仲的案头上堆满了各种资料图表，他正在为撰写一部重要著作《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作准备。

孟和先生的住处和社会所的大部分本来在门官田，那里更偏僻难走，假定关在家里不出门，简直就可以和外界隔绝，所以社会所同人管这一个所长官舍叫做“闷官田”。

我们走到石崖湾后又热又累，休息许久，还止不住出汗。幸亏这几位社会学家晓得民间疾苦，他们用凉水浸透了手帕，换替着让我们揩汗。可是中午到镇上吃了一顿饭，刚吹干了的汗衫又湿透了。十点多钟有空袭警报，十一点和下午一点半听见两次很厉害的轰炸声音。据住在李庄的人说，这是轰炸重庆的回响，第二天一对报纸所记的空袭时间，果然不错。①

参观了石崖湾，罗常培等似乎无意再去门官田。据说，当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牌子就挂在门官田。

2000年夏天，我从卧牛冈走进旋螺殿，在殿里殿外看了几遍，就转过一个小山丘，寻门官田而去。

远处，有个大堰塘，水快抽干了，村民正在逮鱼。堰塘的堤坝上站满了围观的人。陪同我的退休干部潘大爷说，那一片就叫门官田，现在是李庄镇的长胜村一队。他远远地扩嘴吆喝着，说明来意，即有人招呼猫着腰撒网的张大爷。

张大爷叫张执中，年龄并不老，从堰塘里起来，边走边把挽起的裤脚往下放。对近六十年前的往事，张执中依稀记得，那时他还是个娃娃。他的新姑爹是社会所的打字员，就是在这里和他姑妈好上的。蹲在田埂上，他向我谈起当年的情形：

社会所的招牌是块柏木板子，毛笔写的楷书，大大的，就挂在张恭大宅院的门口。

他们吃集体伙食，最多时四五桌人，平时只十多人。由俞胖子负责。他们早上吃豆浆馒头。炉子上一天烧到黑，喜欢把馒头烤来吃。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4）

俞胖子叫俞德复，北京人，当年四十好几，接近五十岁。他矮胖矮胖的，样子长得憨，人很精灵。十八师一个排警卫社会所。有的兵打牌输了，就撬老百姓的菜，抱老百姓的柴，哪个不情愿，就以通匪罪把人吊起。当兵的喂了一百多只鸭子，就在山上勒老百姓的高粱。俞胖子晓得了，就喊他们赔老百姓，保证再不能有违纪的事。

我父亲有两弟兄、六个姊妹。宗井涛是我六姑爷，是察哈尔人，当时三十五六岁，在社会所打字。把白纸塞进去字就出来了。

社会所请了几个本地人打杂，现在李庄中学还有个老人叫武仲清。研究所开半亩地种菜，引进洋海椒（西红柿）的种子来。小工拿大茶壶打水天天淋一点。

他们喜欢把洋海椒切碎了炒蛋吃，也生吃，说是生吃补血。我当娃娃家，偷来吃，吃了肠倒肚地想吐。

陶所长很和气。有一个青年研究员遭受日机轰炸，神受了刺激，出了问题，又吵又闹，负责人李文治只好把他关起来。后来，陶孟和来看了，就叫把他放出来，给他洗澡换衣服。后来这个研究员还是死了。

张大爷提到门官田这个点的负责人李文治，当年也就三十四五岁，河北容城人，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毕业。他的研究方向是晚明的民变问题，如高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史事。此外，研究历史的还有罗尔纲，他们似乎更应该去史语所，但那里的门槛更高，也许想去却进不去。

我提出想去看看那位早殇的青年研究员的墓地，张执中回答早不在了。可怜那死于非命的孤魂。

又是两年后的秋天，我再访门官田。我从镇上出发，坐了一阵嘣嘣车（机动小三轮车），就开始爬山。山不高，弯弯曲曲的路，长长条条的田。一片竹林笼罩着一座大院。绕过两个院子就是当年社会所驻地。

厢房的门板和附窗上的雕花，还基本完整。院子里有棵三角梅，在秋阳下艳艳地开。花是胭脂色的。还有黄桷兰和铁树。乡下百草丰茂，但见到这些花草却很新鲜，不知是大地主张恭的爱品，还是研究所的旧物？

要访的张执中还没来。这倒好，犹如音乐的过门、国的留白、文章的闲笔，我需要一段从容浏览的空隙。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5）

当年地主的一个大院，而今住了十多户人。院子被分割成前后两进。前院一棵核桃树一人抱不住树身，恐怕不会比这院子的岁数短。有人介绍说，这座院子就是张执中家的，他是张恭的后人，只有他才搞得清楚研究所哪个住哪里。

张执中来了，得很厉害，脸色菜青。他认出了我。

我说：“那年你在堰塘捉鱼，身体还很好。”

“那次后就不行了。”

我们坐在前房的阶沿上。对面是厅房，也就是堂屋，西边是一溜厢房。我们坐的前房是办公室，他姑父宗井涛当年就在这里打字，和他姑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因为有第一次采访，我们已俨然朋友，叙述也就少了开头的寒暄：

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住在街上，很少来。有一天，有个美国人来参观，陶所长陪同来的。那个美国人很高，进门要弯腰。中午请美国人吃饭，李文治端盘鱼，是脆皮鱼，放在美国人的桌子面前，横放竖摆，总到不到位。陶孟和站起来，把头朝向美国人。

那个美国人笑了，样子很和气。我的叔叔张祭辉作陪。我们在门口看着流口水。

那个美国人叫费正清，他到李庄的日期是1942年11月中旬。他是美国大使馆所属的新闻处官员，专门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出版物，助国务院执行文化交流计划。

陶孟和陪着他，从重庆溯流而上，在长上颠簸了十几天才到李庄。路上，他感冒发烧，在梁思成家睡了好几天。

费正清是对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很大的一个美国人，他的中国问题研究影响和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影响了全世界。

单就这一点，门官田的房门上就应该钉块牌：某年某月某日费正清、陶孟和在此用餐。

第三节 高山流水失知音

陶孟和是知名的社会学家，与费正清以及后来李庄的李约瑟都是朋友。在中央研究院他资格很老，先留学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历史和地理，曾和同学杨文洵编译《中外地理大全》，中华书局十年间七次再版。

1914年回国后，二十七八岁就是北大的系主任、教务长，与胡适、蒋梦麟、丁文等过从甚密，是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的师辈。

他是“学问通家”，对济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以至地质学、天文学几乎无所不晓。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6）

1919年3月，远在欧洲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后，曾向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①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②

少年人的目光里对他总充满了仰慕之情：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

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

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这位少年就是萧乾，后来成了知名作家，他的“书房梦”竟源于童年受到的刺激。

有一次，社会所同事在门官田消夏纳凉。闲谈中，陶孟和问身边的青年罗尔纲看什么书。

哈代的《苔丝姑娘》。

陶听说了，就从哈代的历史、创作过及其成就侃侃而谈。在场的研究人员无不佩服。

罗尔纲写道：

我以前觉得哈代小说布局十分匀整，与其他作家不同。到听了孟和先生说他做过建筑师助手，才理解哈代是把建筑艺术用到文学创作来。梁方仲说孟和先生是通人，我认为是知言。①

罗萼芬老人向我披露了一段秘闻：

抗战最紧急的时期，新疆盛督办（盛世才）统辖了马家军（马步芳），不出兵抗日，还要联合其他军阀倒蒋。

蒋介石派军政部长白崇禧到李庄，下榻在东岳庙附近陶孟和住的姚家院子。

陶孟和做过北大教务长，白崇禧是他的学生。白崇禧找他的目的是要他写一封信给盛世才，劝他拥蒋抗日。

陶孟和与我父亲交好，专门找我父亲商量这件事。我那时十四五岁。我父亲提一小纸灯笼，亲自把陶孟和送下去，送到河边的姚家大院。

他来问我父亲这封信写还是不写。我父亲说，一切为了抗战恐怕还是该写。后来白崇禧拿走了陶孟和给盛世才的信，盛世才也就出了兵。②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7）

我像在听一部惊险片的片段。兴奋之余不免疑惑：这件事从未见披露过，当事人都已故去，此为孤证。或许是罗老对读书人能力的神化，或许是对令尊大人的溢美，也就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在对关涉陶孟和的文字作有限的研究后，我发现陶先生的人生态度从李庄开始就有些变化，变得有些疲软消沉。

那个五四先锋的陶孟和，那个倡导社会学，积极从事社会调查的陶孟和，那个健笔疾书，著作等身的陶孟和似乎从我的视野中走远了。这以后，他更多的是以学术团体的组织管理者的身份出现。

这一变化或许与他的婚姻感情有关。我极疑心。

陶孟和的夫人叫沈性仁，是位高贵贤淑的女性。

我曾问罗萼芬，见过陶师母没有。他马上回答：

沈性仁，当时就住在东岳庙附近的姚家大院里。社会所在门官田，隔家远。陶孟和有时在单位没在家，陶师母自己到河边去挑水。我五哥罗莼芬也给他家挑过水。

我不能想象着一身月白旗袍、穿高跟鞋的沈性仁女士，那削肩如何能负重艰难的日子。

当年浙嘉兴的沈家三姐妹可也光艳照人。沈家大姐沈亦云是黄郛（膺白）的夫人。黄郛担任过国民政府的上海特别市市长，蒋介石的结拜弟兄。沈亦云著有《亦云回忆》。

沈亦云的二妹沈性元是钱昌照的夫人。钱昌照，苏人，曾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解放后当过全国政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沈性仁，是沈亦云的小妹，是民国的一代才女。1920年她与陶孟和合译了恩斯的《欧洲和议后的济》，被纳入《新青年》丛书出版。她还曾译过荷兰历史学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译为《遗扇记》，在《新青年》上连载，1925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自清在1933年1月22日的日记中曾记：“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钜哉。”“少年似昔”应该是美貌如初的同义语，沈性仁女士的魅力令朱先生着迷。

逻学家金岳霖先生也有题赠沈性仁的藏头联：“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足见其才学美貌名倾一时。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8）

美人命蹇。她患有肺结核，在当时很不好治，又兼战乱时期，时而长沙，时而昆明，时而重庆，最后又是李庄，完全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陶孟和一门心思想治好夫人的病，曾劝她到兰州旅行，希望西北干爽晴朗的气候有利于身体好转。

1943年的８月，陶孟和找到连襟钱昌照，在他的关照下，陶孟和同曹禺一起，搭乘资源委员会的汽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西北行。

陶孟和是曹禺的老师张彭春的同学，曹禺自是执弟子礼。此时曹禺已是国立剧专的教授。国立剧专迁在四川安，与李庄相距不远。曹禺西北行的目的是为写《李白和杜甫》搜集资料。

当时，川陕公路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坎坷不平的公路，汽车走起来颠得十分厉害，旅途相当劳累。

爱心无限，回天乏力。1944年1月19日，沈性仁因肺结核不治，在李庄病逝。

费正清在文章中感慨道，“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

金岳霖著有一篇悼沈性仁的祭文：

一月廿三日晚上，我看到乙药所发电报。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我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我总不相信电报所说的是真的

昆明头一次轰炸时我正住在昆华师范。就在那地方落了九个炸弹，我的生命介乎无幸而免之间。她到了昆明之后，我们当然谈我那被炸的验，我说我不愿意在胜利降临之前死去。她说她并不如此想法，她对最后胜利有坚强的信仰。

她从来没有那“躬逢其盛”的心理。她也许在角落里欣赏一朵花，一只鸡，一个瓦罐，她决不挤入人群中去参加什么“盛典”，连最后胜利的愉快感她也不必躬自验。现在她果然去了，她既然连这点子等待心情都没有，就她自己说，她一定是飘然长逝了。

也许有人感觉她门禁严，认识她要费相当的时间，并且也许还要感觉到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其实她是非常之单纯的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

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并不那么特别地注重精神；她不入世，也不出世，她并不见得特别地要求超脱。她只是对大部分的事体站在旁观的立场。

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子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9）

朋友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他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不以自己为中心，有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己的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她似乎是以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此所以她一方面入山唯恐不深，另一方面又陷入朋友的喜哀乐柴米油盐的生活之中。①

我未能读到陶孟和先生的悼念文字，但从当年他俩在社交圈子中成双出对，在事业上比翼双飞，在逆境中相濡以我相信，唯有撕肝裂胆的悲痛和绝望，才是最真实的文字。

第四节 战时的济研究

陶孟和的天空倾塌了，57岁的背影一下子佝偻下去。据弟子巫宝三介绍，陶师母去世之后，陶先生的生活非常孤寂，只有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仍一如往昔。

办社会所之初，他不拘一格选才，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青年，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过培养，已成为社会所的学术带头人，在门官田和石崖湾都完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科研课题。

陶孟和治社会所与傅斯年治史语所风格迥异。傅斯年对治学方法、研究方向、课题选择甚至参考书都考虑得很细。在他手下，有压力，也容易出成果。

陶孟和更多的是无为而治。本来社会所就领有战时研究的硬任务，他只需督促检查即可。

千家驹从北大济系毕业后，由一篇发表在小报上的文章受到胡适赏识，被推荐来陶孟和的社会所。

一开始听说千家驹是共产党员，陶孟和还有些踌躇，在胡适说服下勉强答应。千家驹进所后，感受最深的就是陶先生的宽容和信任。他回忆：

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相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以其他为则。有研究兴趣的人会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兴趣的人让他整天坐在办公室也没用。我对社会调查所最满意的是它没有签到制度，工作时间每天六小时。①

罗尔纲也是胡适推荐进社会所的。他在李庄完成了太平天国研究的资料准备和大量考据，写出了《世传太平军奸淫杀戮考证》，并开始对旧作《太平天国史纲》重新修订。

1944年深秋，他病瘧卧床，在大核桃树筛落的清光里，闲读《诗》。猛然间，一首咏周朝勃兴的史诗跳入眼里：

古公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这首《大雅?绵》，咏周朝开基者古公父（周文王祖父）得人民拥戴，避狄去，渡漆河、沮水，到岐山下，开基建国的历史。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0）

水浒，指古公父来岐山时过的漆、沮两水之滨。《孟子?梁惠王》也记有其事。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杂剧》和《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写的“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把梁山泊写成根据地，以水浒寨作为新政权，显然是据这首“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史诗发挥来的。罗贯中《水浒传》继承并进一步丰富了元杂剧的思想，取“水浒”为书名，表明梁山泊与宋王朝对立“直教掀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重新创立新天新地新世界这样一个内容。

病中突发灵感，罗尔纲不由欢喜得叫了起来！

然而，要赶做的事很多，没有时间把这构思形成文字，一拖又是几十年。

几十年后，罗尔纲的巨著《太平天国史》正式出版，并被评为“首届郭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就像在《师门五年记》中叙述对恩师胡适的感情一样，他在《困学觅知》一书中写道，“在南京忙碌了十五年，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好容易严冬过去来百家争鸣的大好春天，我才得执起笔来撰写，回首当年探索时已过了五十个春秋了。”

他在追忆一篇小文章的构思与写作过程，也是对李庄那段人生的咀嚼和回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是梁方仲在石崖湾完成资料准备的，那是被称做“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因而能垂之久远的典之作”。

梁方仲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搜剔出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数字，科学地加以考核测算，精心校勘，分门别类，综合编，为中国济史的计量研究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他用详尽的历史统计数字揭示一个事实：任何社会，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必须有相应的土地。对土地所需要的最低限量，就是这个社会“饥寒界限”，如果低于这个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饥寒界限”，无论何种社会制度，都将无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无法避免贫困和动乱的悲剧发生。

揭示社会规律的科学却被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反右”侥幸过关，1958年席卷全国的“拔白旗，插红旗”的学术大批判接踵而至。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说了一句话：“这是以无知批有知！”梁方仲先生则旷达地说：“乱打不倒老师傅！”

梁先生的幽默也许小看了政治。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1）

抗战胜利那年，巫宝三正好40岁。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济学研究生。

在李庄，根据卷帙浩繁的、分部门的数据资料，巫宝三多次对国民所得进行归纳、整理、推算、汇总和修订。他的研究结论：在1933年至1936年间，中国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8%，这是相当快的。如果在那几年中我国人口的增加速度不到2%，那么人均收入增长率便高达6%。

1936年后，中国遭受日本的大规模侵略，侵华战争对我国国民济带来了巨大破坏。到1946年，国民济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总量上还有减少。因此，1936年很可能代表了中国济增长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如果说巫宝三研究战前高速发展的中国济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侧面控诉，韩启桐研究战争对中国济造成的损失，则是正面清算。

陶孟和十分了解“一战”交战国各方的损失估计以及和平谈判情形，因此，社会所一安顿下来，他就提出战时济研究应该早日进行，以便为抗战胜利后谈判赔偿提供资料准备。

从1939年至1946年间，社会科学研究所集中调查研究了工厂的迁移情况，编纂了抗战以来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的济调查报告及沦陷区济概览；受济部委托，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受军委会参事室委托，编成1937年至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

青年研究员潘嘉林完成了《抗战三年我公私损失初步估计》一文。韩启桐写出《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一书，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国抗战损失的专著，首次使用了国际通用的科学方法计算抗战损失。该书194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将抗战损失的初步估计编成《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交远东委员会，预备将来日本赔偿之用。

远东委员会是1945年12月同盟国在东京成立的负责战争善后及主管赔偿事宜的机构。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占领日本列岛，意在扶植军国主义还魂，故竭力阻挠赔偿。至1949年止，国民政府仅索回极小部分被劫去的中国财物和充赔偿的日本财产。

1952年，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签订和约，放弃赔偿。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放弃了对日战争的赔偿要求。据巫宝三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建交的谈判中，周恩来还派人了解过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

不管怎样，抗战损失研究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

放弃也是一种权利。陶孟和他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了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第五节 幻想与破灭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2）

陶孟和是一位有政治见解和热衷政治活动的学者。执教北大，正值新文化运动十分活跃的时期。他是学校刊物《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北京大学月刊》的顾问。他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1918年11月，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关于欧战结束的演讲会，陶孟和发表了题为《欧战以后的政治》的演讲。他指出，欧战使人们认识到的政治教训就是要打破四种观念，即秘密外交、背弃法律、军人干政、独裁政治这四种东西。

1919年，陶孟和赴欧考察时，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洲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①

在《新青年》的号角声中，陶孟和与陈独秀、胡适等相识相知，共同战斗。1919年３月，他在致胡适函中说：“设《新青年》之精神得以贯彻，亦可喜也”。从《新青年》杂志第2卷（1917年）开始，陶孟和共发表了《社会》《我们政治的生命》《战后的欧洲》《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人民的分析》《新青年之道德》《贫穷与人口问题》《女子问题》《论大学教育》《大学课程问题》《留学问题》《论平民教育运动》等十余篇文章。

他非常赞赏苏联的变革与发展。1924年1月24日，列宁与世长辞，陶孟和表示了深切的悼念。2月26日，他与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燮林、沈尹默等四十七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

在《新青年》这批人中，胡适和陶孟和是英美留学生，因此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1920年夏，陈独秀将《新青年》移至上海，引起陶孟和等人的不满。后来，胡适还给《新青年》写过几篇文章，陶孟和却再也没有联系。

陶孟和介绍，胡适认识了丁文，从此成了密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文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陶孟和等十六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尝试。

此间，陶孟和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心理上的革命准备》。对于政治问题，他更愿意从学理的层面去讨论。另一篇题目是《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文章结束时，作者认为只有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才有资格提出解决的方案。要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开展社会调查是唯一途径。

《努力周报》停刊后，《现代评论》创刊，这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陶孟和是主要撰稿人。每隔几期就有他的文章，涉及到教育改革、学生运动、济独立、科学研究、土地人口、种族问题、政治宣传、国际评论等诸多领域。

第三章 陶孟和与社会科学所（13）

在青年时期，陶孟和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并与之有过往来。抗战期间，他又以无党派资格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随着对国民党政权认识的加深，陶孟和的失望情绪愈渐严重。特别是1946年闻一多被特务刺杀后，陶孟和义愤填膺，专门写信给邵力子，揭露这一无耻行径。

有一次，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社会所，就在同事面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引用周贻春（抗战前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长）的话：“国民党政府已烂到核心了，就是说不可救药了。”

他与傅斯年有师生之缘，但在对现政权的态度上各持己见。傅斯年是“恨铁不成钢”，他则要“弃暗投明”；两人在主持研究所的方法上，在做学问的内容范围态度上也各有不同。因此，两人在李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1944年6月，李约瑟教授访问李庄，受到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热情欢。就像家里来了贵客，家人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一样，人们表现出空前的友善和大度。

许多人指出，梁思成由于成功地把陶孟和博士（中国高级社会学家、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和傅斯年博士（活跃的人文主义者、显赫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到一起十分友好地握手，应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由于是在大庭广众之间做成而更具戏剧性，它刚好是在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后来梁夫人写信给在重庆的费正清博士，叫他放心，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

这次和解的准备工作还得归功于这么一点，有些人以深深卷入别人的每一桩个人事务的癖好而著称。①

然而，人们过于乐观。几年后，在研究院迁台的问题上，两人再爆争端。1949年以后，隔着台湾海峡，也就再也不能见面。

那天，我向张执中问起社会所的离去。他顺手一指，“就在那间堂屋里，他们找人做了很多箱子，他们的书很多，一齐装箱，民国三十五年打谷子的时节，他们走了。”②

我试图找寻当年的遗迹，他告诉我：

从这里上山，有个地方叫“茶缸子”，是个圆圆的石缸子，是过去富人施义茶行善举的地方。来那是条走天井山通李庄的大路。“茶缸子”旁边有棵小黄桷树，左边吞口上有“泰山石敢当”几个字。“茶缸子”前有个土地龛，有个草坝。社会所的人夜饭早，六点半就吃饭。夏天绿豆稀饭，花生米下稀饭。吃了夜饭就到“茶缸子”去乘凉，吹口琴，下象棋，摆龙门阵。抗战要胜利的时候，他们就不办公了，天天上街听消息。当时川、滇、三省都不全了。人心惶惶，前程未卜。“茶缸子”成了他们的议政中心。

唉，都五十多年了，好多事都忘记了，研究员记得起名字的有李敬修（音）、李文治、韩启桐等。

解放后，六姑爷宗井涛和六张润辉都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济研究所工作。“文革”那年，看我二孤身一人，带信叫她上京，想介绍她帮人。研究所的人还认出了她，当时研究所的李文治、韩启桐还向她打听李庄的情况，问我父亲的事。

“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研究所派人来调查过宗井涛和张润辉的事。

好像，那就是门官田与社会所最后的联系。

解放后，陶孟和先生完全变了一个人。既然已脱胎换骨，自己和他人也就都忌讳再提这些前尘旧事。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

第一节 营造学社的冬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李庄像一颗浸泡在雪水里的种子。迁徙到月亮湾上坝的中国营造学社，在霏霏雨雪中，来了最寒冷的日子。

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组织，以中国古建筑和建筑科学为研究对象。

创建者朱启钤曾为清末民初的内政部长，专门负责修缮北京的皇宫、城门和一些古建筑。

国外，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学，早已引起普遍关注。日本学者伊者忠太、关野贞，英国学者叶慈，德国学者艾克、鲍希曼，瑞典学者喜仁龙等都十分痴迷中国古建筑。他们来华搜集资料，出版了不少书。而中国学者却极少有人问津自己身边的建筑。

1930年2月，在朱启钤先生倡导下，中国营造学社挂牌成立。第二年，梁思成加盟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为校理。接踵而至的刘敦桢，担任了文献部主任。一时间兵强马壮，枕戈待发。

营造学社的首选目标是实测北京故宫，又受故宫博物院委托，拟订了对文渊阁、南薰殿等古建筑群的修缮计划。

1932年，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等人，以河北蓟县的唐代建筑独乐寺为发端，连续几年开展了大规模古建筑实地测绘考察，范围遍及华北、中及南。直到战争全面爆发，考察才不得不中断，营造学社的同人仓皇离散，梁思成也带领全家走上了漫漫南迁路。

高昆明，星散的同事又重新聚合在梁思成周围，在争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事会周贻春先生支持后，营造学社恢复了古建筑调查工作。

过去的研究多是分析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存，去发现中国建筑各个阶段的特点，很少注意到民房建筑。千里流徙，在接触底层与民间的过程中，他们打开了眼界，逐渐认识到民居在中国建筑学上的重要性。

1939年秋，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昆明入川，沿着岷、嘉陵和川陕公路，考察了三十多个县，调查古建筑、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长达半年。他们兴奋地发现，四川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其中的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在全国首屈一指。

汉阙是汉代建于宫殿、寺庙、陵墓门侧的一种建筑，有木构和石砌两类，现存的只剩石阙。石阙形状如碑而略厚，上覆以檐，檐下常有刻作斗拱、枋额的装饰，有的还有铭文、像。从汉阙入手，梁思成分析研究了汉代的建筑风格。日后，当他设计新中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汉阙的造型为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此前，营造学社是在艰苦中支撑，迁到李庄后，就彻底陷入泥泞。

研究费枯竭，中美庚款基金会不再补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仅为±?水车薪。好不容易申请来的费，变成每月领到手的薪金，已贬值得如同废纸。

战争的旷日持久，使物价猛涨，食品及日用品愈来愈贵。生计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人面前。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2）

困窘和焦虑，也反映在梁思成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里：

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的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昆明的气候和景色非常可爱，使我们好喜欢。四川就很糟糕。我们居于长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迁以来，我的办公室人员增加了一倍，而我又不能筹集到比过去两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的资金。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两年以后，费正清到李庄，住进梁思成家，亲自看到了这种景象。他由衷地感叹道：

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如果我的朋友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和泥水匠和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①

李庄的傅斯年和李济等对陷入困境的营造学社伸出援手，把营造学社的五个人划转为博物院的编制，每个人便能拿到一点固定的薪水。傅斯年又把梁思成的史语所通信研究员转为兼职研究员，以稍稍减轻营造学社的济压力。

梁思成是个旷达的学者，以前总是无忧无虑，从容不迫地专注于研究、绘图和野外工作。此时，他的脸上已密布着愁云。他成了营造学社的“大家长”，不得不奔忙于李庄和重庆之间筹措资金，不得不成天地陷入会务和交际，算账和维持生计。

作为一个学术单位的负责人，他更要挣扎着为学术科研事业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罗哲文是1940年营造学社在宜宾招收的练习生，他回忆说：

那时， 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 刚从中学出来， 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至于这一单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 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美术等内容， 对此很感兴趣， 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 果然被录取了， 后来才知道， 众多的考生中只录取了我一个人。①

他来的名字叫罗自福。那时， 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袖斯大林的名字家喻户晓。罗自福与罗斯福音近，人们常和他开玩笑， 叫他“总统”， 弄得他很不好意思。梁思成听到后， 便给他改名为罗哲文。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3）

而今罗哲文这个名字，已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象征。

身为建筑大师的罗哲文难忘师恩：

我至今难忘的是思成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把手教给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详细的示范。他还特意安排了刘致平、莫宗两位先生对我进行指导。

我助刘致平先生调查过民居，和卢绳先生测绘过旋螺殿等项目。我向营造学社所有的新老同人刘致平、莫宗、陈明达、卢绳、叶仲玑、王世襄等先生学习到不少的东西。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林徽因先生，她身患重病，还教我英语，给我的英语打下了一点基础。当时还有一些同济大学来“打工”绘图和做事务工作的学生，如许政义、周凤笙等。②

据罗萼芬先生介绍，梁思成还在李庄收过一个徒弟。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住在羊街8号罗南陔家。罗南陔的七女婿洪慰德刚从同济大学土木系毕业，罗南陔便出面找梁思成，要他收徒。虽有些为难，但°?于情面还是答应了。

拜师酒宴上，梁思成面带酡红，笑着说：“罗哲文给我写、测绘，增加了我手的功能，外出时我腿脚不好，洪慰德好扶助我，助我脚力。两位仁兄合起来就叫手足徒弟。”

解放后，洪慰德留在宜宾，担任过宜宾的建筑工程师。据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苏联专家帮助修建宜宾金沙大桥，计算失误，桥身怎么也合不拢。一筹莫展之际，“右派”洪慰德悄悄将一纸计算结果呈献给指挥部，一下子就顺利解决了工程难题。

梁先生的高徒挫败苏联专家，这事不知让李庄人兴奋了多少年。在李庄，不止一人向我谈起这件事，个个都抑制不住自豪的神情。

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卢绳和叶仲玑1942年来营造学社进修，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那时，院子里有一棵大桂圆树。树上，拴了一根竹竿，梁思成每天带领年轻人爬竹竿，为的是练好功夫在测绘古建筑时登房上屋。

据说，金岳霖曾为此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中美人。上联写梁思成，下联写林徽因。虽有谐趣，但却惹恼了林徽因。林徽因生气的因会不会觉出金岳霖对联里一褒一贬的弦外之音？

罗哲文那时还没脱尽孩子气， 常在张家大院前面院坝里的大樟树下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刘敦桢的儿子刘叙杰趴在地上打弹子。

卢绳看到后， 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樟树上:“早打珠， 晚打珠， 日日打珠不读书。”

叶仲玑身体瘦弱，希望自己长得胖些，有一天，他心血来潮也写了一张条子贴在樟树上，“出卖老不胖半盒”。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常患感冒，也写了张条子贴在树上，“出卖伤风感冒”。

几十年光阴弹指过，前些年梁从诫重访李庄，还有老大娘一下子就认出他来，指着梁从诫的鼻子说：“你不就是梁家常挂在香樟树上的那个孩子？”

桂圆树，香樟树，留住了那个时代多少回忆？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4）

1943年，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迫于济压力，要去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离开李庄的前一晚，他与梁思成促膝长谈，边谈边流泪，直到雄鸡啼鸣。

刘敦桢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建筑科，回国后曾任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教授。他们自1931年起同时加入营造学社，就一起奋斗了十一年，情同手足，一朝分别，顿感心碎。

林徽因写信向费慰梅谈起：

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任的人。全部账目以及思成力不能及的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托付给他。现在这些将要全部落在思成肩上了！

这还不算。如你所知，自从我们南迁以来，营造学社干活的人一共只有五个。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情况并没有那么悲观。困难中，营造学社同人反而抱成一团，相濡以，事业上也有发展。

刘致平是梁思成夫妇在东北大学的学生。战乱流浪，后插班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加盟营造学社，担任梁思成的助理。

他的工作重点是对四川民居的调查。他跑遍了巴山蜀水，在成都，走访了两千多所住宅，测绘了双栅子、东城根街、文庙后街等六十多所老宅院。

刘致平的女儿刘进回忆：

父亲每次出城时，都必带上照相机、皮尺、笔记本等，即使敌机空袭期间也不间断乡土建筑的考察。那时，老乡无论贫富都对城里来的逃难者热情接待。这时先父往往递上名片请求主人让他看看整个住宅，甚至拍照测量。

运用摄影、绘图等手段，刘致平第一次将四川民居纳入现代建筑学的研究视野。他发现：

四川先辈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川话言语不南不北为之西南官话；川剧是集南腔北调之大成；川菜更是在酸甜苦辣中突出麻辣烫的特色；这些文化现象在深层次上无不与四川民居建筑文化上同理同构，与他省他处住宅相比较则绝然有特殊风貌。

回到李庄，他把调查结果写成专著《四川民居》。如今也是研究四川古建筑的典之作。

1944年1月，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的王世襄加盟了营造学社。王、梁两家是世交。王世襄在重庆与梁思成相遇，彼此一见如故。

李庄两年多的日子里，王世襄先后调查测绘了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及李庄的宋墓，两次调查测绘的论文都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文章近年收入自选集《锦灰堆》。

文中谈道：“尝闻久居此处者言，年来颇曾发现与此类似之石冢，或辟为路，或犁为田，不旋踵而迹已荡然。吾人深望继续有所发现，多得调查之机会，多获互相参证之材料，则于此类冢墓之结构、年代以及棺具位置诸问题，必可得较丰富之知识而下较精当之推论也。”

又是六十多年过去了。这几年我常去李庄，也曾想重访王先生考察过的宋墓白塔。如今到处是道路、房屋，哪有半点旧时痕迹？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5）

旋螺殿是梁思成带领莫宗、卢绳、罗哲文测量过多次的建筑。位于李庄镇南约五华里处的石牛山上，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建成。殿为木结构。建筑梁架为抬梁支柱和斗拱叠架网目状，花纹藻井都极富研究价值。顶部藻井，八面均用斗拱叠架成网目状花纹，向右侧转至顶，形如田螺，外观呈八角形，二层三檐，八个翼角翘起。风格独异，造型瑰丽。

旋螺殿的力学结构，奎星阁的独特造型，禹王宫的九龙石刻和张家祠堂的百鹤图窗雕工艺，被梁思成誉为“李庄四绝”。特别是旋螺殿和奎星阁，都被梁思成写进了《中国建筑史》。

学术刊物是一个学术团体的旗帜。

梁思成、林徽因率领大家恢复了停办的社刊。李庄没有出版社印刷厂，纸张缺乏，他们就自己写文章、绘图、编排、印刷、装订。纸是土纸，在药纸上，写在药纸上，然后自己石印。莫宗把绘制平面、立体、剖面的墨线图一揽子包下来，描出的建筑图式与照片相比几可乱真。从折页子、摞齐、钉孔、穿纸到裱装封面都是自己动手完成。最紧张的时候，连家属和小孩也都参与了劳动。

先后共编印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刊登了学社成员在李庄的研究成果。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有关四川、云南的内容多取材于此。当那两期刊物漂漂亮亮地在李庄上坝两间简陋的农舍诞生时，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人们又笑又跳，高兴得像小孩子过节

抗战胜利时，营造学社只有梁思成、刘致平、莫宗、罗哲文等几个人，费来源完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教育部建议他们与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院合并。考虑到战后国家建设将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梁思成决定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

营造学社移师北上，也就成了清华建筑系的主要班底。

第二节 李庄的“太太的客厅”

回忆是两行清泪，常打湿林徽因瘦削的面颊。回忆是一群虫子，总咀嚼着林徽因孤独的心灵。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出身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中西文化。在北京，他们是一团快乐的旋风，几乎每周六家里都有沙龙聚会。“星期六朋友”常常穿梭那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子到北总布胡同梁家“太太的客厅”。

金岳霖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先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科，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校友，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教授哲学、逻学和心理学。

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极像绅士，又名士风流大不拘，酷爱养大斗鸡和蛐蛐。他是“太太的客厅”的担纲人物，起着组织串联和后勤保障的作用。

林徽因是当然的主角，如众星捧月，她的才华和美貌都名倾一时。座中客常满，±?中茶不空。人们交流看法，探讨艺术与人生，时常是妙语连珠，笑声不绝。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6）

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沈从文）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①

这种聚会也招惹口实。据说，冰心的文章中就曾有过微词，讥刺“太太的客厅”，颇有“隔犹唱后庭花”的意味。

战乱流浪长沙，“星期六朋友”碰头仍一如往昔。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到：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②

战争驱散了快活的羊群，流浪改变了 “星期六朋友”的命运，也给“太太的客厅”置换了最边远最僻静最简陋最凄冷的背景。

逃难李庄，梁思成、林徽因的大女儿梁再冰那时十一二岁，她后来回忆：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需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①

躺在床上，林徽因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梁思成正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集研究费，得知妻子发病的消息，他买了些药品后急忙赶回李庄，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

林徽因一天天挣扎着，一点一点地退了烧。她十分虚弱，下不了床，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她消瘦得厉害，颧骨凸了出来，双颊陷了下去，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那双晶莹的秀目失去了往日光彩。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7）

她像个囚徒，试图用目光寻找着掠过窗棂的一道翅影，听那些快活的飞鸟在竹梢上唱着秋天的歌曲

她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一任泻进窗棂的阳光在枯朽的地板上游移；一任思绪回溯往日的故事

南迁途中，长沙被炸，梁思成、林徽因逃向昆明时，他们和金岳霖分散。在给费慰梅的信中，金岳霖写道：“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昆明重逢，金岳霖眼里，“徽因依然那么迷人、活泼、表情生动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语汇来形容她。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说笑我们心中藏着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②

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金岳霖也是重重的一笔：

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①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慕是尽人皆知的，但他始终能以理智驾驭感情。

1941年秋天，金岳霖千里迢迢从昆明到李庄休假。除了重逢的欢乐和奢侈的聚会，他还带着一个重任--重写《知识论》。

《知识论》是部几十万字的理论作品，本来初稿早已完成，有一次，他带着这包稿子躲空袭警报，人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哪里还有什么稿子？

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欣喜。这件事见诸三人联合写给费慰梅的信：

林徽因--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待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金岳霖--

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8）

梁思成--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①

这封幽默的信，将战时的悲惨岁月，患难中的亲情友情演奏得如天籁般和谐动听。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能；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纷纠！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候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①

1944年，林徽因在病床上写了这首长诗《哭三弟恒》。

这是悼念三弟林恒的，也见证了一群年轻飞行员的友谊与悲情。

从长沙到昆明的逃难途中，梁思成一家被卡车抛锚在湖南晃县。着小提琴奏出的名曲，绝望中的梁思成遇到了一群善良正直的青年飞行员。在他们的救助下，发着高烧的林徽因度过了危急。

逃到昆明，与那群年轻人又见面了。他们是来自东部沿海省市的航校学生。异乡困境中结下的友谊升华为一种亲情，梁家成了他们临时的家庭。

一年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梁思成、林徽因作为这群毕业生的“名誉家长”，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毕业典礼上致词。命运把他们连得更加紧密。

一天，他们中的一员蓝天折翼。噩耗传来，部队按名誉家长的地址给梁家寄来公函和包裹--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

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物也寄到了李庄。当初正因了他的琴声，梁思成、林徽因才同这批飞行员结下了友谊。而今，物是人非，痛何以堪？捧着那些东西，林徽因掩面而泣。

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在成都阵亡了。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9）

梁思成给费正清的信里谈到，“徽因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给费正清的同一个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

林恒牺牲后，林徽因对一个叫林耀的飞行员特别关爱。他来自澳门，是个“有思想的人”，也常给梁思成夫妇写信。

1941年，他作战负伤，左肘被射穿，打断了大神。医生知道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便劝他买架留声机，用音乐来镇静。他最终还是恢复了手臂功能，又驾起了新型驱逐机。

归队前夕，利用短暂的假期，他专程到李庄。临走时，他把唱机和唱片都留给了林徽因，说自己已用不着了。不幸竟一语成谶。

就这样，梁思成夫妇失去了又一位飞行员朋友。在留声机放出的音乐里，充盈着一个个苦难的日子，浸透着林徽因不尽的哀思。①

1942年，是梁家来客最多的一年。

10月梁思庄带着孩子吴荔明从沦陷区北平，辗转越过日军的防线到了李庄。

梁思庄是梁思成的大妹妹。父亲梁启超一生有过两房夫人。大太太李蕙仙，出身名门，善诗书词章，生思顺、思成、思庄。二太太王桂荃，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

梁思庄的李庄之行，代表全家来探望梁思成和梁思永。初一相见，梁思庄简直认不出林徽因了，那么瘦，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蜡黄的脸，只在眼睛里才看得到以前美丽的影子。

从林耀走，到梁思庄来，费正清又接踵而至。应接不暇的热闹，相对困守病榻的情景，是一个强烈的反差。林徽因既感欣慰，又生烦恼。费正清敏感地写道：

梁家的生活仍像过去一样始终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今生活水准下降，使来错综复杂的关系显得基本和单纯了。

亲友问题。我刚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来自叙州府的空军军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飞行员，被日军击落）。我离开前，梁思庄（梁思成的妹妹）从北京燕京大学，上海、汉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军防线，抵达这里，她已有五年没见到亲人了。①

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夫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是好朋友。费正清在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计划以十九世纪中英关系为题撰写论文，后来争取到美国罗兹基金会的支持，到中国来作实地调查。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0）

从那时起，博大的中国文化就影响和征服了他。他很快融入了北京的知识分子圈，结交了胡适、陶孟和、丁文等一群知识界的朋友，其中交谊最深，也最为推崇的是梁思成、林徽因。

1932年7月，他和威尔玛（费慰梅）在北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中文名字费正清和费慰梅便是梁思成给他们取的。

1942年8月中旬，费正清被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往中国，一到重庆，梁思成夫妇就热切地期待着他来李庄。

梁思成写到：

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去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约20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②

费正清是1942年11月初在陶孟和的陪同下到的李庄。路上，他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有好几天都躺在床上发烧。他和林徽因的病房只隔着一间大厅。梁思成在两个“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等，走过来走过去，忙得不亦乐乎。

费正清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做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①

1943年1月26日，林徽因写信告诉费正清，她现在“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副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

友谊，如荒漠甘泉，夜路明灯。

1943年6月，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战时科学参赞李约瑟又来到李庄。他是位生物化学家，他的到来使单调的生活得以被打破，人们从日常的琐屑注意中转移开了，也给病榻上的林徽因带来了新鲜的感受。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1）

她写信给费正清描述了这一事件：

李约瑟教授来过这里，受过煎鸭子的款待，已离开。一开始人们喜欢彼此打赌，李教授在李庄逗留期间会不会笑一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特别使人兴奋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科学的爱好者，又不辞辛劳在这样的战时来到中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会浅浅一笑。最后，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床上坐起来）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我从前真不知道英国人这么喜欢爱尔兰人。后来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国立博物院的院子里，当茶和小饼干端上来的时候，据说李教授甚至显得很活泼。这就是英国人爱好喝茶的证明。①

对这些外来者而言，李庄如同孤岛，四面都是海水，却依然干渴。每一个人都没有别的社会交往，近距离的接触，矛盾难以回避。

林徽因向费慰梅抱怨道：

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人，而这又是战时。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指令，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②

家庭矛盾的润滑剂是两个逐渐长大的孩子。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一封信，生动地写到他们：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黧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我在继续扮演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①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2）

林徽因的世界，是片充满艺术、美和情感的天空。所以，即使对孩子的教育，也与人不同。再冰这样叙述她的母亲：

在李庄时林徽因从史语所借过几张劳伦斯?奥列弗的沙剧台词唱片，非常喜欢，常常模仿这位英国名演员的语调，大声地“耳语”：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于是父亲、弟弟和我就热烈鼓掌她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外，就是以她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人一样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②

在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是林徽因的药品和粮食。从那张黑色胶片上旋转出来的音乐，把浸渍在盐水里的心，悄悄地冰释了。那音符是一群精灵，因为它们的降临，这两间简陋的屋子里充满了光辉。

更多的时候，林徽因以书为伴，雪莱和拜伦的诗伴她挨过沉默、孤寂的时光。那些诗句，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她的心里生长着：

我拿不出人们所称的爱情，

但不知那肯否接受

这颗心儿能献的崇敬？

连天公也不会拒而不收！

犹如飞蛾扑向星星，

又如黑夜追求黎明，

这一种思慕远处之情，

早已跳出了人间的苦境！①

李庄的“太太的客厅”，是一座看不到光亮的愁城，囚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心灵免不了扭曲。绝望中的期待，期待中的失望；亲友重逢的喜悦，惯常生活被打乱的无奈；家人相濡以的依赖，近距离碰撞的烦恼构成李庄“太太的客厅”的奏曲。

第三节 中国建筑科学之父

战争、疾病和贫困的日子没有摧毁梁思成、林徽因对事业的热忱和学术报国的信念。有一轮明月，时时照亮农舍的窗棂和他们的梦境。

1939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梁思成担任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构思中的《中国建筑史》又时时让他茶饭不思。

二十年代末，梁思成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当他转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写作《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前，决定到欧洲考察建筑。

他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的情景。对比自己的祖国，却是满目衰败。龙门石窟、敦煌壁被任意劫掠，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岌岌可危。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3）

这是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回到中国去，研究自己的建筑，写出中国的建筑史。

战前十几年的时间里，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成员调查了十几个省，近两百个县，测量、摄影、绘制了两千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完成了写作中国建筑史的资料准备。

1941年11月底，金岳霖从李庄发出一封给费正清的信，暗示梁思成已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在上班之前和之后溜溜达达，而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则又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财务。

信中说到林徽因，“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

写作中，林徽因、梁思成获得了极大的快慰，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地。林徽因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常大口大口地咯血。梁思成的身体也垮了下来，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常戴着铁马甲工作

1942年年底，费正清从李庄回到重庆，给夫人费慰梅讲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况。据费慰梅回忆：

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

万里长昼夜不停地奔流，桂轮山的草木曾几度荣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坚忍地进行着。简陋的住房里，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

有时赶制绘图，梁思成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的光亮十分微弱，他得随时挑剔菜油灯的灯芯。他俯身向板时，常把下颌放在一个小花瓶上，以支持头部的重量，减轻对脊椎的压力。

病中的林徽因，倚在床上顽强地工作，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书中的五代、宋、辽、金部分。她介绍了宋、辽、金时代，中国宫室建筑的特点和制式，以及宗教建筑艺术，中国塔的建筑风格，辽、金桥梁建设，乃至城市布局和民居考证。

资料来源是他们数年来考察中国建筑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仅塔就列举了苏州虎丘塔、应县木塔等数百种，成为集中国塔之大成的第一部专著。林徽因还分析了中国佛教殿宇的建筑艺术，对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等殿宇的建成年代、廊柱风格、斗拱结构、转角铺作诸方面进行了论证与分析。这些都是开创性的工作。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4）

1943年春天，林徽因写信给费正清：

思成有一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的说明，在完成以后送到你那里做成缩微胶片寄到美国去出版或者找到出版的资助。英文的文字稿随后出，中文稿在中国出版。这样，我们的一两套著作就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者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面市。这样，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有些盼头或者说我们明年的工作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有这么多单位给我们写信，问我们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的书出版，看来我们过去没有在印刷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真是可惜。

梁思成也向费正清说起这件事：

我刚刚完成了大约八十幅的一套图，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它们用缩微机照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在它们出版之前至少有一套复制品。

费正清是美国大使馆所属的美国出版服务社社长，专门搜集中国和日本出版物，并助国务院执行文化交流计划。他给梁思成夫妇回了一封信，答应给予全力合作。

1943年11月底，费正清写道：

他昨晚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了他的中国建筑史图的缩微胶片，小伙子们特别喜欢照它们，因为它们效果极佳。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然很疲倦，他和一个绘图员以及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并且具有那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行事的矜持和魅力。

费正清把建筑图做成缩微胶片，一共复制了两份，其中一份受梁思成委托，寄到华盛顿保存，另一份则留在中国。

1944年，《中国建筑史》终于完成。

梁思成把中国三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分成六个时代，对每一个时代的建筑遗存进行了清晰的介绍和论证。

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记录，建筑史并不是罗列和堆砌各时代的有关史料和建筑遗存，而应该注意各个时期的建筑思想、建筑特征及其演变、发展的条件和规律。通过建筑史的研究，使后人增进对自己国家建筑传统的继承和理解，以求新的发展。

这部书林徽因没有署名，但全书融入了她的心血。所有文字都过她的加工润色，许多地方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从而集科学家的谨严、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诗情于一体。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5）

《中国建筑史》的问世，结束了没有中国人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缺憾，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偏见和无知。限于李庄的条件，当时只是用钢板和蜡纸刻印了几十份。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同行的赞扬和钦佩。

但直到林徽因和梁思成相继去世，他们也未能看到这部书正式出版发行。

1944年盛夏，抗日战争出现重大转折，湘西一役， 日军被歼十余万，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盟军完全取得了制空和制海权，并开始向日本本土发动攻击。

1945年春天，梁思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塔、博物馆等，标在军用地图上，以防止打仗时遭到破坏。这个目录是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照片，发给当时仍在轰炸中国东部省份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

为避免在对日本的轰炸中毁坏文物古迹， 盟军司令部还约请梁思成将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示出来。

后来美军轰炸日本本土，古都奈良、京都安然无恙，所以至今日本人一直感谢“梁思成是日本古都的恩人”。

罗哲文是梁思成的助手，现在是全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据他回忆：

1985年我和郑孝燮同志应日本奈良县的邀请，参加由上田繁洁知事主持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我们在日本大阪一下飞机，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奈良县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部主任营谷文则先生就很热情地询问我：“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反攻日本进行轰炸时，东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惨重的轰炸，唯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于难。据前年访问日本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说，是梁思成先生建议的结果。不知您是否能证实这件事？”

他这一问，我就想起了1944年的一个夏天。那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6）

同时郑孝燮同志还提供了一个旁证。1951年的一天，梁先生突然把他叫住说：“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好的消息。日本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可惜。”这时他几乎流下泪来了。

日本建筑史权威、京都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福山敏男老人也发表意见：梁思成先生不仅对中国古建筑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日本古建筑也甚是精通。他出生在日本，早年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的情况甚是熟悉。他提出要保护奈良和京都两个古都的建议是完全可能的。

1949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梁思成接北京和平解放，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是他主持编写的一份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它保护了古建文物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免遭袭击，对解放初的古建文物调查、保护也有指导意义。

林徽因也沉浸在新生活的喜悦中。她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十名教师从1949年9月下旬起，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图案设计，并全国政一届二次大会通过正式选定为国徽。

1950年5月，梁思成参与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大声疾呼：

城墙不但不应拆除，且应保护整理，与护城河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善于利用，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有利的，仍为现代所重用的一座纪念性的古代工程。这样由于它的物质的特殊和珍贵，形体的雄壮，反映到我们的感觉上来，它会丰富我们对北京的喜爱，增强我们民族精神的饱满。①

就在这一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她坚定地同丈夫梁思成站在一起，大声疾呼保护北京古城区，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在西面城郊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区

1951年，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了设计碑座饰纹和花圈浮雕的任务。后来她设计的花圈图案也用作她自己在八宝山的墓碑。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享年51岁。追悼会是在北京贤良寺召开的，整个气氛低调而冷清。亲朋好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语出惊人：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初众人不解。开席前他突然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人们这才注意到他的旁边空了一个座，多了一副碗筷。顿时，举座感叹欷歔。

死，是死者的解脱，也是生者的不幸。

第四章 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17）

林徽因抽身而去，梁思成踉踉跄跄艰难前行。尽管续弦林洙对他也体贴备至，但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梁思成的灭顶之灾来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红卫兵率先贴出梁思成的大字报，说他是反党分子、反动学术权威。

一天晚上，“破四旧”的红卫兵从梁家出了一个黑色包袱，发现了林徽因三弟林恒的遗物--那把镌有“名誉校长”蒋介石名字的佩剑。

“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的剑”，第二天，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在清华园传开了。校园里又贴出一篇触目惊心的大字报，标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揭露了梁思成四大问题：一是1966年4月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

没等到“文革”结束，梁思成1972年就在凄苦中死去。

“文革”结束后，直至今日，当人们重新找回梁思成时，才知道他对今天中国的价值。

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在李庄写成，后在哈佛、耶鲁讲学的中国建筑史英文稿《图像中国建筑史》(图片部分也就是费正清在重庆制成图片缩微后，由费慰梅寄存在华盛顿的)，该书获得了1984年美国建筑书刊奖。

1985年，中国建工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文集》。1998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耗尽毕生精力写成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之父，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1992年国家邮电部发行梁思成纪念邮票一枚）。

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文化史教授莫特、华盛顿费利尔美术博物馆馆长劳敦、哈佛大学的东方美术教授雷尔等专家对梁思成的历史贡献高度赞赏，认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生之寂寞，死后殊荣。似乎是那一代人共同的宿命。

第五章 风雨同济（1）

那个年代的同济人，恐怕都还记得新生院德语教授赵公的一幅水彩。这幅最初题名“东岳晚霞”，发表在同济大学的壁报“济声”上。后有人提议改为“三晚霞”。关于题名，壁报上还有一场讨论。论争出于共鸣。艺术与美，能松弛战时紧张的神。

“东岳晚霞”或者“三晚霞”，确也是李庄公认的典图景：

晨曦每天总是先抹红天井山的轮廓，不意间又点亮东岳庙飞檐翘角上的风铃，照耀着通向边的斑驳石梯，和一片东西走向的滩涂地。

这片草坝边，有段长约两三公里的千层岩，千奇百态的洞罅和凹凸不平的岩石，是长水日复一日写下的文字。

碛坝起着离堆分水的作用，把汹涌而至的长一分为三。本是抽向李庄的一记长鞭，顷刻间就化为三条玉带，抖出一条条水袖。

碧草连天，同济人或邀约同伴，在草上追逐打闹，或在礁石上读书讨论，在草芽萌发和蝌蚪游动中感受战火中的岁月交替。秋水茫茫，芦花扬起漫天白絮。雁字行行，关山重重，家在哪里？

最迷人的是夏夜黄昏。三碛看上落日熔金，东岳庙听谯楼暮鼓，沙洲上看飞鸟投林

同济的三碛，也是李庄的三碛。

消夏纳凉，草坝上安一坝竹椅。砌几个三角灶，煮几把壶，氤氲的香气中，卖香烟、瓜子、椒盐花生的老者、小孩，在人群中穿梭不息。

同济教授唐哲、谢苍璃、卓励之，陈永林、方召等是这草坝上的常客。就连住在羊街的李济博士、陶孟和博士和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先生也时不时来凑个兴，会会熟人。

月照沙渚，凉从脚起，人们开始撤离三碛，通往街镇的路上，骤然响起木板鞋的噼啪声。

木板鞋是同济带来的时尚，找块木板自己锯，钉截皮带就上脚。顷刻间，成千上万双木板鞋在李庄普及。人们钟情石板路上的噼啪声。终有一天，杂沓的声音突然变成不约而同的共鸣。踏踏踏踏，有着强烈的穿透力。天长日久，那和谐的行板在大街小巷响起，人们就知道夜更深了几许，该上床歇息。

打早，同济还在梦中，街上就晃动着忙碌的身影。镇上来三四千居民饮用水都靠从河边挑。用水量一下激增上万人。于是从三碛等取水口，天不见亮就摆动担水的长龙。人们接踵擦肩，从无怨言，与人寒暄，也乐呵呵地说，家里人多，水也用得多。那神情仿佛是为一窝待哺的雏燕。

第五章 风雨同济（2）

太阳升起的时候，李庄的大街小巷留下湿漉漉的水渍。

同济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学生们分住在几十处民户家。教室紧张，图书馆狭小，茶馆是同济人的第二课堂。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忝陪末座。所以，茶房也叫幺师。入座，幺师左手端一摞带茶船的茶碗，右手提一把长嘴壶，动作熟练地把茶碗放在客人面前，依次向碗里放茶叶掺水，盖好盖子。

上午的几节课下了，书本一夹就到茶馆，一±?香片泡到中午。“茶留到”，关照幺师，回宿舍吃伙食去了，饭后再回茶馆，一碗茶都喝了，还是一碗茶钱。

某同学不在宿舍，到他常去的茶馆一定能找得到。李庄的茶馆也就是群分类聚的沙龙，或工或理，或班级或乡籍或自由组合凭兴味。

常有舌战之士大逞辩才，更多人则在茶馆笃学静思。好多同学的毕业论文都是在茶馆完成的。

茶馆时有小孩来卖香烟瓜子、椒盐花生。有些同学开始吸烟，一人吸一支是罕见的阔气，多是在茶馆买一支香烟几人转，一人叭几口。学生也向卖东西的孩子赊账，到有钱时再一起付给。这些孩子在纸片上用铅笔简单，作为记号。他们账目清楚，从不吃亏。

每年的除夕，寒假回家的川籍同学很少，多数同学无家可归。送岁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异乡的流浪者多是彻夜不眠，拥被而泣。

新年的太阳爬上窗棂，几个同学相约跑到茶馆--当地规矩，过年各行歇业，唯独茶馆不休息。碗盖上还贴一方小红纸，以贺新喜。吃早茶，赠花生，李庄的美美人情为异乡游子抚平心上的皱纹。

白天的三碛草坝，是个龙腾虎跃的世界。用石灰在草坝上出四百米的跑道，过赤脚、草鞋和布鞋跑跳过、践踏过，变成一圈枯黄的环。中间是一个长满铁线草的足球场，和几个木板钉成的简易篮板。边上次第排列着跳高、跳远的沙坑。沿着这片滩地有条长长的石坎，单杠、双杠就摆在这看台上。

罗萼芬是个小个子，当年就读同济附中，他是篮球场最活跃的身影。据他说，那时，同济大学篮球队是从各院系、附中、附职中的爱好者中选出的。队长万永全是工学院学生，人称“万大汉”，除了上课，他每天总是一手抱一大摞书一手提一个球，在大草坝球场边的茶馆里，打球看书，看书打球，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不知不觉就是一天。

第五章 风雨同济（3）

金鼎是个小个子，跳得高，跑得快，投篮准，在篮球场上东穿西窜，如蜻蜓点水，飞燕穿花。与中锋万大汉配合默契，神出鬼没，在场上如入无人之境。

李庄集镇大，附近祭天坝、长宁、庆符、宋家山、牟坪的谷米都挑到这里来卖，再长转售它处。每天可成交米数百担。担米的挑脚夫在路上彼此鼓劲加油，“早点拢李庄，放下担子，好下河坝头去看打皮球”。

同济大学的鉴鸿教授曾是土木系学生，也是当年的草坝健儿。2000年7月，他随同济学术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台北校友聚会上，见到了南亚技术学院的校王安、王平兄弟。

王氏兄弟的父亲王志鹄曾任李庄同济大学的训导长，后去台湾创办了南亚技术学院；母亲是同济的体育教师。王安、王平兄弟说起，他们的童年就是在李庄的体育场边度过的，他们常在草坝上打滚。

三晚霞，是同济人心上一枚永远的烙印。

第一节 东岳庙与工学院

从宜宾坐船顺长而下，最先看到的李庄是一座临矗立的寺庙。庙前两棵黄桷树，浓阴匝地。山门上“东岳庙”三个金字清晰可见。

东岳庙，是为祭祷东岳大帝。东岳庙的塑像颇为有趣，据说，在塑十二殿的阎王君时，工匠一时想不出合适的样子。恰逢太医王四老爷打此过，泥塑师一抬头，脑子里阎王君的样子就出来了。从那以后，凡是认识王四老爷的人去看阎王爷：翘翘的小胡子，大大的眼，圆圆的慈祥的脸，都异口同声：这是王四老爷！后来更有人附会，白天看病的王四老爷，是夜晚东岳庙十二殿里管阴间事的阎王君的化身。

农历三月二十七是东皇会。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观看“出神”仪式。

辰时未到，东岳庙三声铁炮，全镇沸腾。不久，一匹高头大马，满颈铃，一副大红雕鞍，上骑着一位头戴英雄结，一身短打，外加黄背心，背上大红圆圈中一个“令”字的汉子，执马鞭，举令旗。人们马上准备好神接驾的香案茶水。这是“第一报”。

一炷香过半，又传来三声炮声，“第二报”飞驰而去。

又是一炷香点完，第三次“报子”又至。三匹高头大马，一路吼叫：闪道闪道，不要挡了銮驾。

有恶迹的人家，开始惶恐，怕炮不响，香烛不燃，供品无人问津，便率全家诚惶诚恐祈祷宽恕。

十二声铁炮齐鸣，“出神”的队伍长长地顺河边大道缓缓而行。

骑高头大马，手执“令”旗的报子，前头引道。两块“肃静”的大木牌，并列而行，十面杏黄彩旗风飘舞。十面大锣，三下一顿九下一停。

第五章 风雨同济（4）

一面杏黄大龙旗，旗上绣着游龙飞凤，中间大大的一个“帝”字，后面伴有二十面彩旗。

二十八宿，响锡铸成，由二十八人扛着紧跟在彩旗后面。十二平台上面是戏班子的演员化装扮演二十四个戏剧场面，如“活捉王魁”、“桃园结义”、“文王访贤”等。

扛旗者，抬脚夫，各式英雄，听差仆役，个个英武精神。一百多个和尚、尼姑、道人，有的双手捧小香炉，燃着檀香，香烟袅袅；有的敲着木鱼一路颂，笃笃之声，不绝于路。

几十台泥菩萨、灵官、魁星、燃灯、丙灵太子、哼哈二将、天神等等，凡是东岳庙搬得动的，全被请。最后才是十六台銮驾，上面抬着东皇大帝威严的神像，东皇娘娘伴随在他的身后。

成百上千的善男信女，头裹黄头巾，身穿黄布背心，背一个黄布大口袋，上面绣着一个“佛”字，手捧着一炷燃香，一路跪拜着跟在后面，诚心诚意。最后才是一路不断增加的看热闹的黎民百姓

“出神”队伍游完全镇，回到东岳庙草坪上戏台前，已是夕阳西下，晚饭时刻了。

这晚东岳庙内外，灯火辉煌，万人潮涌，彩炮连天。送亲娶亲马不停蹄，大家都在赶这黄道吉日。

有文人妙笔写下同治时期的东皇会：

阿奴家住桂轮冈， 环绕山光与水光。

听说官班今日拢， 随郎直到李庄场。

满街旗影甚辉煌， 策马三巡报信忙。

小小背篓收拾就， 阿娘都要去烧香。

同伴相呼到会场， 儿夫许我看高妆。

隔河渡水直难拢， 催促船家打桨忙。

东门滩上水溶溶， 阿娘打桨奴相从，

潮去潮来几时返， 猛雨狂风愁煞侬。

三教九流，温香暖玉，奇色淫巧，随着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荡涤，已付滚滚东去的长水，庙观和会馆，大多失去了宗教传播和封建道统的功能。东岳庙的东岳大帝，满身蛛网，丧失了出的礼遇，只是他的灵光仍威胁着每个李庄人。小儿夜哭，“东皇皇”的名号是灵丹妙药；要是哪家顽童去东岳庙乱爬乱摸，仍要肚子疼，遭怪罪。

东皇会昔日的盛况，仍然是李庄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东岳大帝有失恭敬，抗战爆发后，人们便不再忌惮神灵。先是躲轰炸，宜宾的学校纷纷迁来李庄。泸州、宜宾药材帮办的智育小学率先搬进东岳庙。灰暗的墙壁上，有了孩子们摇头晃脑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第五章 风雨同济（5）

逮至同济选定作工学院院址，这就需要对东岳庙作摧枯朽改天换地的大手术。这一次的“渎神”，与几十年前的东皇会的“神”如隔云泥。

所有的菩萨，都得挪动位置，需把他们集中到后殿去堆码，让他们挨挨靠靠，全然打破过去的尊卑秩序。

同济人用铁棒固定滑轮，作上下起吊；用圆木作滚筒，前后平移；用鸡公车、架子车清除多年的积尘和建筑垃圾这些浩繁的工程需要时间和精力。而最难的是移风易俗，改变人心。

民族存亡是最大的人心向背。袍哥大爷范伯楷代表各哥老会帮会，区长张官周代表绅士，名儒罗南陔代表知名人士出面召集民众。他们都有各自的圈子，从茶馆酒肆到家族聚会，各自施加影响。他们向李庄灌输这个道理：帮助同济是为抗战作贡献。帮助同济也是帮助自己--同济人掌握的声光电化，如同东岳大帝，同样可以呼风唤雨。

东岳庙的神像请走了，腾开的大殿上，支起了简易的课桌，住进了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电机、土木、测量、建筑、矿冶、造船等系组。从前的钟声、木鱼声、诵声，如今变成几百大学生的读书声。手执教鞭的师长，站在东岳大帝的位置上开始了新的历史。

三年过后，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43年6月12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工学院印象：

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院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

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①

2001年7月的一个下午，一位叫廖顺的老人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是四川省储备局的退休高级工程师。他向我讲起那个教钢结构的外籍教师--

同济工学院那个教钢结构的波兰籍犹太人，叫魏特。单身一个人，他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当时，他五十岁左右。一套旧西装笔挺笔挺。他的助教俞载道先生，后来也当工学博士李国豪校长的助教。

魏特除了教钢结构，也教我们“投影几何”。我学他的课，曾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他一上课就是德语。我先学过一年德文，听他的课非常吃力，但把他每天黑板上的板书记下来，后来才知道一点不难，主要是计算公式的推导。他这门课不及格就不准升级。

魏特是在李庄病死的，在他的家乡波兰，他还有五六个子女，每月还得往家寄钱。战时邮路不通，货币贬值，魏特被逼得走投无路。

魏特是二战初期纳粹迫害犹太人、占领波兰后，只身逃到上海的。凭一技之长，在同济找到了托身之所。但中国的全面战争爆发后，他又一次沦为难民。

第五章 风雨同济（6）

再向我提起魏特的，是李庄区公所食堂的炊事员陈绍荣。他早已退休，镇干部推荐他，说他晓得很多往事。他耳朵不好，说话声音很大：

那时我在李庄饭店，有个头发梳得光光的，个子高，鼻子长的老外，都喊他魏特先生。他一进来，文明棍往左手拐肘上一挎，右手把屁股一拍，我们就晓得他要吃红烧蹄膀。他要是把手一摆说“肺吸，肺吸（fish，fish）”，我就晓得他要吃鱼。他最爱吃猪肝，有时到了下午，猪肝要化了也都要吃。用泡海椒炒加豌豆尖。也爱吃红烧狮子头，焖菜花。开始他来得勤，隔两三天一次，后来越来越稀。抗战完了那年他死在李庄。听说是病死的。“文革”前，天井山五同坳还有他的坟。

此后，一想到同济或想到抗战，我就会想到魏特，想到李庄的天井山坟地，还有一位来自多瑙河畔的孤魂。

我多次去过李庄，也曾围着天井山反反复复地走。我希望遇见一个高个子黄眼珠、西装笔挺的犹太人，也企图在天井山找出一个刻有魏特字样的墓碑。我知道我的努力是徒劳的，也终于明白了廖顺老人激动的因。

--同济不该忘了魏特。在他生辰或者忌日，在同济校庆的日子，说几句话，写几行字。

--李庄不该忘了魏特，应该在天井山重新为他垒个空坟，郑重地立一块墓碑。除了供人凭吊，还可以增添旅游者的情思。

工学院有个奇人叫王达生，被戏称为“爱迪生”。他动手和动脑的能力都超乎常人。他在李庄发明了达生灯和浅水汽船，改进了自贡盐井抽取卤水的单筒抽水筒。

过去，川枯水丰水涨落大，两岸多是红胶泥，尖头的川轮船难以靠岸。他把小火轮做了因地制宜的改进，改为平扁船头，可以自如地在浅水码头靠岸，而无须搭颤悠悠的跳板。

设计和研制都很顺利，但一个穷教授，要开发和实施却没有政府与企业的支持，也更缺乏资金。

他与罗南陔相识，往来甚密。罗南陔得知他的尴尬后，就利用自己的声望创建了达生浅水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并代为集资。

王达生立即组织开工实验。工场就在东岳庙前的草坪上。王教授穿着阴丹蓝围腰，戴着袖套，领着学生，指挥工人，做木模，砂铸铁，煅打淬火，叮叮当当，不亦乐乎。

每日观看者甚多。一传十，十传百，竟如同当年东岳庙看庙会。

不久，他的亲戚通过官方努力，把他派往美国考察。第一艘达生浅水汽船下水后，公司也就泥牛入海没了踪影。

第五章 风雨同济（7）

工学院是工程师的摇篮。不少同济人也把社会改造的工程放在首位。

皖南事变后，一群失掉中共组织关系的学生肖荣铮、蔡明德、刘传陆、张荣昌等考进同济。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他们以各种形式进行活动，宣传救国抗日。

刘传陆、肖荣铮等串连几个耍得好的同学，在东岳庙附近一个名叫“光分太乙”的刘家院子租了几间屋住在一起。除学习专业课程外，还在邮局订了一个代号“99”的信箱，订阅《新华日报》《大公报》《群众》杂志等，还私下传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一些其他院系的同学，如理学院的邓祖山、附中同学梁光源、张荣德、许本英等也闻讯而来，后来这些同学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

人为什么活着，阶级与国家如何产生，理想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模式这都是些新鲜而时髦的问题，能煽起青年人心中的烈火，献身于那种伟大的主义。久而久之，“光分太乙”就成了同济学生的一个“赤色”中心。

杨益言是1944年秋考入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的。几十年后，他向采访他的记者谈道：

当时，中国大地上弥漫着战争的乌云，同济大学的学生积极投身革命。我总在思考，作为一名学生，能为革命做些什么呢?我选择了一张小桌子作为自己战斗的武器，在这张小桌子上编写和印刷快报。写稿件、刻蜡纸、印刷全由自己一人完成，而编和印刷工作从不间断，保证了同学们能及时了解最新的斗争情况。

1948年8月，杨益言在重庆被捕，被关进渣滓洞。

渣滓洞的每一天都有革命烈士倒下，那时我们所有人的最大心愿，就是如果有一天能活下来，就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讲出去，让后人了解并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杨益言成功了，他突围活着走出了渣滓洞，把这一切写成小说《红岩》。

《红岩》曾是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小说的文学描写，艺术刻，使姐、许云峰、刘思扬等一批共产党员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杀人魔窟，已成为重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也许，革命作家杨益言是从东岳庙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这个问题，我请教过他的同学--廖顺老人。

第五章 风雨同济（8）

那时杨益言的确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对学工程技术不感兴趣。在李庄出名的也不是他的文学天赋，而是他会二胡。他参加了同济的“济声”戏剧社二胡合奏团。在东岳庙的某个房间里，常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能听到他“病中吟”、“良宵”、“金蛇狂舞”。那时他很瘦。

一个人的成才需要一个大环境；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会造就各种各样的名人。

2000年6月4日，我第一次去李庄找寻同济大学工学院的前尘旧影。东岳庙庙门已闭，门柱上的楹联被石灰抹过，只依稀辨出个别字迹。

我从侧门进东岳庙，建筑轮廓基本完好，三重殿，两个院，旧貌犹在，只是残了木雕，折了飞檐翘角。院里一棵无花果，一棵香樟，一棵桂圆 ，老干虬枝，绿叶婆娑。

走出庙门，门口左边是一垃圾堆，右边是一通碑，上刻“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学生苏兆南(中国台北)霍藻润(美国)立”。

这是一块无任何饰纹，也没有基座的普通的碑。碑前，我肃立良久。

在李庄镇中心小学宿舍，我见到年届八旬的左鹤鸣老先生。左老向我们说起立东岳庙的那块纪念碑的历。

苏兆南、霍藻润都曾是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的学生。1949年离开大陆，后来，苏兆南任台湾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霍藻润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现已退休。

一次，苏兆南回大陆探亲，专门到李庄访旧，在禹王宫门前遇到了左鹤鸣。两人一搭话，竟还有一起在李庄东岳庙听过课的缘分。从此，一批同济校友就通过左鹤鸣与李庄建立了联系。

几十年过去，游子心中在李庄的岁月，无疑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苏兆南和霍藻润写信给四川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希望在当年同济大学校本部禹王宫立一块纪念碑，由他们设计图纸并出资修建。

信由省市区层层批转交办，最后竟落到老同学左鹤鸣手里，使此事的社会意义变成纯粹的民间行为。

左先生人微言轻，为办好这件事，便四处作揖哀乞。

禹王宫已改成了慧光寺，成为佛的开放寺庙。苏、霍二老希望碑的上方有禹王宫三个字显然是个难题。当左老找到寺庙，竟有人提出要立碑可以，需捐巨资才成。

同济大学纪念碑到底没在当年的校本部禹王宫(现在的慧光寺)立成。左老变通了一下，当年理学院的学生苏兆南、霍藻润也曾在东岳庙工学院学习微积分，于是就在东岳庙立下一块“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的碑。碑的西面，有苏、霍二人撰的一副对联，联语是：

忆当年，油灯寒窗，唯德意志是瞻，回首远望，难忘此生互尝甘苦；

到今朝，异域有成，依美利坚作范，饮水思源，缅怀昔日共济同舟。

第五章 风雨同济（9）

第二节 禹王宫校本部

从东岳庙开始，沿排开张家祠堂、王爷庙、土皇庙、万寿寺、南华宫。禹王宫恰好在李庄沿建筑群的中点。沿中轴线望去，左是天上宫，右是桓侯庙，后是慧光寺，再背后是天井山。

把李庄比做一艘大船，禹王宫的位置就正好在驾驶室。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同济校本部就选在此。后来理学院也迁来这里。

禹王宫，传说是从前尹家祠堂。后来尹姓看见迁来李庄的各省各姓的宗族纷纷修会馆，也邀约几家同籍的移民联合起来，将尹家祠堂改建为“禹王宫”。

禹王宫大门两旁有一联：

导岷山，脉通楚泽；

峰排桂岭，秀毓仙源。

联额为：功奠山河

禹王宫是祭祀夏禹疏通九河有功，舜帝让位夏禹。禹王宫其实是湖广会馆。

进门内有万年台。戏楼面对前殿。殿前月台有九龙戏珠深浮雕一通，当初最得梁思成赞许。这通碑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禹王宫修建前，尹家曾将工程发包给一位“下”的掌墨师。工期日近，迟迟不见师傅人影，只好转请本籍掌墨师主持工程。

一天，工地正在紧张施工，那位“下人”带着徒弟匆匆赶来。一脸疲惫。但他一看开了工，就准备打马回程。尹家族长仁义厚道坚决挽留，并以说定的工资奉上且敬若上宾。

师徒俩闲着无事，那方包工头又不便派工，只把他两师徒待若师友，常真诚地请教和商谈技术问题。

几日客待，盛情难却，师傅就叫徒弟去选了一块上等的青石板料，在后殿不为人注意的地方，摆下石案錾刻起来。

细作工匠，是忌人看的，手艺只传徒弟，不外传人，直到工艺完成后才会让你评议。石、木工在精雕细刻时，也不打扫灰渣，让石渣木屑把工件整个遮起来。离开时，再把自己的围腰盖上。他人是不能乱揭这块围腰的。

工程快要结束，师徒不辞而别。

第五章 风雨同济（10）

月台四周本打算用光石板镶嵌。当镶到中间的一块时，总找不着合适的材料，才想起后殿侧他师徒用过的石板，也许尺寸合适。叫人抬来，转一看，众人皆惊，上面是深浮雕“九龙戏珠”，活灵活现，这时众人才明白他师徒每天在干什么。抬去一安，尺寸也巧，竟丝丝入扣。

工学院土木系曾邀请梁思成讲学。梁思成告诉学生，学建筑的，不要把传说看做无稽之谈。附着在中国古建筑上的神话传说，也是中国建筑史需要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部分。

今天深浮雕“九龙戏珠”基本完整，只是龙头、龙爪和戏剧人物已有毁损。游人到此，只能借助想象去填充那些遗珠之憾了。

从月台上去，是禹王宫的正殿，也是同济开大会的主席台，就在这个位置，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李约瑟先生有他独特的观察视角：

同济大学，位于嘉定与重庆之间长边上的李庄。该大学校部也是在一座庙里，但该庙不供奉孔夫子，而供奉大禹，他是传奇式的灌溉工程师。他在古代向中国人传授水利和防止洪水灾害的知识。从演讲台上人们可以俯瞰下面漩涡滚的棕色奔流水。在露天的大厅里，学生集合听专题讲座。①

会馆建筑，是以地域文化为核心，联系乡情，增强凝聚力的处所。湖广是水乡泽国，常发水患，因此大禹成了湖北湖南人共同祭祀的神。李约瑟使禹王宫与同济的现代工科教育建立起一种神秘的联系。

1943年6月6日，李约瑟在日记里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李庄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同济大学是中德合办大学，人人都讲德语。其水平很高，我认为与昆明的西南联大和嘉定的武汉大学水平相当。我也不停地讲德语，在前两天中用德语作了四次演讲。我的德语似乎在这十年中下意识地发展进步了，我现在突然讲得很流利了。

我们在这里受到欢，很令人愉快。他们为我们留出了一套新建的住房，有客厅、两间卧室、盥洗间和厨房。一个伤兵来做厨师，使一切都完美了。除了中国房间内实际什么都没有这点以外，倒很像美国“汽车旅馆”的木屋。石和黄使用另一间卧室。不用对主人客气，因直到上床前的最后一刻都非常惬意。早餐有烤面包和馒头。

今天上午我出席了一次非常鼓舞人心的会议，并用德语讲了一小时。同济大学的行政办公室等设在纪念大禹的一座古庙内，大禹是传说中的水利工程师。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半露天的建筑物被用作教室和会场。今天是大禹节，政府将这一天定为工程师节。九点钟全体学生都集合好了，他们都很可爱。古庙的祭坛被用作讲坛，教授们坐在旁边。

第五章 风雨同济（11）

会议开始时首先唱国歌，随后读孙逸仙遗嘱，向他的遗像三鞠躬，然后副校长作介绍，其次是土木工程系主任倪博士讲话，最后我讲话。

在听倪用中文讲话的同时，我仔细地看了屋顶上精致的镀金线刻。一幅面展示大禹举手示意开坝，另一幅表现他跨过家门（传说他勤奋治水，十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演讲中，我首先讲了真正的德意志文化与纳粹主义截然不同，然后讲英国与美国的大学与学生，最后讲了科学为何没能在中国发展，当然也讲了水利工程。我讲了一个小时，会场秩序良好，人们甚至可以听见一根针落地的声音。①

李约瑟先生是英国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感情上同情和支持这场反侵略战争。

他强调德意志文化与纳粹主义的区别用意很清楚，同济最初是德国人创办的，向中国人民传播德意志文化，促进中德文化交流，即使在二战中，也是同济人义不容辞的任务。况且在座的听讲者还有好几位德国教授。他的报告受到同济人的欢，那几位外国教授的掌声尤为热烈。

当时同济的外籍教授有史图博（德国）、韦特（德国）、魏特（波兰）、鲍克兰、史梯瓦特、陈一荻（德国）等。

来自柏林医学院的教授史图博，和中国师生一起颠沛流离来到李庄。当时上海德国医学院负责人欧特来信，提出高薪聘请他回上海教书，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史图博住在李庄的教授新村。从夏麦坝的教授新村到禹王宫，每天要走四十分钟的路程。不管刮风下雨，他一直步行。一次路滑，摔伤了腕骨，学校要派滑竿接他上下班。他坚决婉拒，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蹒跚着到学校上课。

史图博居家穿长袍，着布鞋，业余练汉字，一有空就向邻居学中文。对过往的李庄民众，老远就用汉语打招呼。

这位仙风道骨的老外，已完全融进李庄的民风民情。1945年6月19日，他满六十大寿，同济校长徐诵明前往寓所祝贺，并代表全体师生送他一幅中国“高山仰止”。

禹王宫大殿左侧有一通月门，过月门是后厢房，这里曾是同济校长办公室。六年之间，先后有三位校长易位。

第一位叫周均时，四川遂宁人。留学德国，转赴波兰研究弹道学、力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再赴德国柏林工学院专攻相对论。

抗战爆发，周均时回到昆明，接任同济校长。一月之中，他深入到教室、宿舍、图书馆，与广大的师生交谈，找到了特殊时期办大学的路子。

第五章 风雨同济（12）

在呈教育部的报告中，他对校舍、费、设备、教师、学生等方面存在的困难，提出了改进方针。他还根据同济是国内唯一一所德语教学的实科大学，负有沟通中德文化的使命的特点，主张在抗战期间，仍应吸取德国学术成果，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

战事吃紧，他履职数月，很快又组织学校从昆明迁到四川李庄。

有的老师滞留昆明，因种种因不愿意来李庄，理学院师资匮乏，周均时除主持校政外，还担任了几个班的高等数学课。风里雨里，着一身洗得泛白的蓝布衫，这位平民校长受到了同济师生的普遍爱戴。

周均时又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1942年初，他被解职，第一个走出了李庄禹王宫的校长室。

1942年2月，接替周均时的第二位校长叫丁文渊。他是地质学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的胞弟。他与前任的作风全然两样，在郊外购有院宅，出入不论远近都要备轿，每天总是西装革履，文明棍挎在手上，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其时，国民党政府借口“抗战救国”，加强控制。蒋介石提出全国各学校要以“礼义廉耻”作为“共同的校训”。训育的形式，是通过教育部制定的《三民主义》在课堂上进行，向学生灌输国民党的“党义”；每周在全校师生集中举行的“总理纪念日”上，宣传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丁文渊忠实执行奴化政策，每每讲话总不忘侈谈欧洲尤其是德国大学的“自由”。在校内充斥着国民党官方报刊和三青团的壁报。课堂上“礼义廉耻”的说教和“共产共妻”的宣传不绝于耳。

1942年5月，同济举行三十五周年校庆，丁文渊硬要新生班会操，搞分列式。还邀请国民党军官检阅，请驻军的乐队奏军歌。

学校各处悬挂的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旗子规定的长宽比为五比三，丁文渊擅自要求改为二十与一之比，长拖到地上，仿照德国国社党悬挂字旗的形式。

史图博教授感慨地说，“这次校庆活动，使我联想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的纳粹化，在柏林大街上看到的十分厌恶的情景”。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每月月终，教育部根据学校月初呈报的物价指数，按物价上涨倍数核发工资。虽间隔不到一月，物价又上涨若干倍，工资到手，已买不回计划购买的东西。

后来，国民政府才采取除工资外，另发实物补贴的办法。每月月终，由学校按各人应得数量发给米贴票，持票人可以随时凭票在本校仓库领取食米。米由南溪县粮食储运处按月照拨，用小火轮运回同济。

第五章 风雨同济（13）

1944年初，学校事务主任朱兰仗着堂兄朱家骅的势力，勾结储运处部分承办人员和外地粮商共同舞弊。

他们将县城拨得的食米三千多市石擅自以高价盗卖给重庆米商，却对同济的员工诈称，米未拨到，要等一段日子。

学校长期无实物供应，教职员工手中的米贴便成了空头支票，不少人沉不住气了。而那些人又暗中勾结本地不法商人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教职员工的米贴票。

有人抛售，众人跟风。教职员工把贱卖的钱又赶快拿到米市上抢购大米。小小一个镇的市场上，每月增加成千石食米的销售量。价格波动，如同滚雪球，给教职员工造成极大的济压力和心理恐慌。

文书组办事员李清泉是本地人，一次他去县城开会，从旁了解到朱兰盗卖食米的舞弊行为，即同会计梁苑英共同署名呈文向校方揭发。

丁文渊担心把事情闹大，引起学运，置之不理，企图软拖下去。

揭发者走上绝路，被迫将事情的真相在慧光寺的壁报“济声”上公布。

同济师生早就不满校方的倒行逆施。郑太朴、杜公振、房师亮、张象贤、梁之彦、唐哲、李化民、胡志远、方召、林兆瑛、章元瑾、沈尚德、蒋以模、倪超、余家询、朱木美、罗云平、魏泽、卓励之、仲崇信、陈有璇、李懋观、赵公、王达生等二十多位资深教授联名写信给校方，要求查清真相，惩办恶人。

事已无法回避，校方迫不得已，只好撤销了朱兰的事务主任一职。

校方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加强了专制和独裁的法西斯统治。有人竟向二十四位教授投匿名恐吓信。教授们根据来信笔迹怀疑是校方唆使人干的，校方矢口否认。

后来，矛盾发展到与丁文渊的直接冲突。官司打到国民党中央政府。过教授们的奔走上告和各方面呼吁，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丁文渊终于被迫辞职。

1944年7月，丁文渊打点行李，灰头土脸地走出禹王宫，告别了他那把坐热了的藤椅。

徐诵明受命于危难之际，出掌同济。徐校长是浙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战前曾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曾任西北联合大学校长等职。

他是个戴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学者，他注意民主办学和广延人才，改变同济历来只聘留德人员任教的旧规，开始聘请薛愚等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派出妇产科教授胡志远到美国留学。抗战胜利后，他指挥了同济的东迁复校，很快又北上离去。

当初的校长室，如今是李庄慧光寺当家和尚释祖平的方丈室。在贴过爱因斯坦的墙面上，如今供着达摩祖师面壁图，炷炷香烟，在“南无阿弥陀佛”的诵念声中袅袅升起。

第五章 风雨同济（14）

第三节 镇中心慧光寺

“十字街头好参禅”，李庄最大的寺庙慧光寺就位于镇上四方街的中心。人口流动、货物销售、信息沟通，日复一日在寺门前一个敞坝子进行。这个坝子最明亮的记忆是春节期间的“竖竖灯”。

年三十夜，寺里主持叫弟子们立起一根挂有三十三盏大红灯的灯杆，足有六七丈高。最顶上的一盏叫头灯。每盏红灯点的是清油，油灯碗大得足足可装一斤油，从头天晚上就点燃，要一直燃到第二天早上。

这灯油除了第一晚上是由庙内自筹外，其余就由街上的住户自愿结善，供奉神灵，普照千家。

传说灯油常被一只大耗子偷吃，和尚借了几只猫，反被巨鼠咬死。都传慧光寺出了耗子精。

一天下午，扯谎坝来了一位老农，衣着褴褛，腰间系一根草绳，头戴破草帽。他将一只满身是灰、半死半活的黑猫插草标当街出售，尽遭人哂笑和白眼。

晚上他到慧光寺求宿。

巨鼠偷油一如既往。老农身边的黑猫突然周身的毛一缩紧，把身上的灰抖净，一跃离开主人，伏在一旁，口中呼地一声痰吼，耗子精一听呼声，惊恐万状，从灯杆上掉下来，四脚朝天，单等猫扑上来。黑猫却一动不动，只定睛望着耗子，相持很久。最后黑猫好似睡着有微微鼾声，巨鼠想身爬起来逃走，就在这时，黑猫箭离弦般射去，一口死死咬住耗子背颈，耗子精周身发抖，流血而死。

从此，慧光寺供上神猫的牌位，并用木板刻成神猫的神像，称神猫图，远近人家都前来请购复制品，回家供在厨房里，耗子就不敢进家门。

这是一个荒诞不的故事。故事中我却感受到“人间佛教”的世俗魅力。

慧光寺是佛道合一的寺庙，道士住过，和尚住过，如今又变成同济老师宿舍和部分女生宿舍。慧光寺门前有两座石牌坊，一座是孝道牌坊，侧边一座抗战将领阵亡纪念碑。中间一个空坝，就是“扯谎坝”。坝子里三教九流，五方杂陈，后来常摆几十张茶桌，供人们在树阴下喝坝坝茶，打“话平伙”。

慧光寺的大墙壁上是同济大学的新闻墙，几乎每天都有新闻海报贴在上面。思想新锐的同济人和李庄的开明士绅都在这里聚会，喝茶，聊天，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交流各种信息。毕竟神猫的故事早成了烂芝麻陈谷子。

194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李庄慧光寺坝子的“野火”壁报前，围满了大学生，有人在埋头传，有人在低声诵读：

十九世纪的德国出了一个大胡子，

一手拿着解剖刀，

把社会的病根，

解剖得清清楚楚；

一手拿一支笔，

把医疗社会恶疾的良方

具体地写下来

第五章 风雨同济（15）

这是文学爱好者、医学院学生潘世和写的新诗《我愿再做个扑灯蛾》。诗的寓意不言而喻。人们在茶桌上兴奋地交谈，明知故问地讨论，久在山中的人们如樊笼中的鸟，对山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和好奇。

这些诗文，当天就被同济的复兴社分子看到了，层层汇报，一直上报到国民党中宣部。他们开始对潘世和严密监视。一天晚上，地下党员况礼文约他到边散步，告诉他身边野狗猖獗，要多加防范，暗示他迅速离开李庄。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潘世和黑夜登船，扮做客商，泸州转赴重庆，先到重庆《新华日报》社，然后转移到云南大理。

1943年，在慧光寺的茶馆里，医学院耿光锦、翁俊，工学院黄仁端、廖顺祥等十多人，发起成立读书益友会，以后每月举行一次学术活动，邀请教授讲学，参加者多达百余人。读书会在寺院的山墙上主办了“心声”壁报，每月一期。内容有德国文学如歌德、海涅的诗歌的介绍，有抗战时事漫谈，也有读书心得体会。读书会还编出版了《还乡曲》《抒情插曲》两本德国译歌曲集，成立了“济声”合唱团，开展歌咏活动。

进步教授杨烈支持读书会的活动，常为“心声”壁报撰稿。随着社团的影响扩大，他们的活动常受到不明身份人的干扰和监视，坝坝茶馆，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寻机闹事，他们有时不得不临时转移到李庄附近的农舍去。

德国是马克思、黑格尔和希特勒的故乡，多种主义相互碰撞厮杀。在李庄，这个受德国文化影响的学校也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

抗战胜利后一直到1946年同济东迁前，慧光寺坝坝茶馆成了李庄最为活跃的议政厅。

围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一历史转折，国内外发生一系列激荡人心的事件。各种政治力量通过社团出面组织同学，频繁地召开各种讨论会、座谈会。一向声言不问政治和保持中间立场的同学，也关注时局。尤其是重庆政治商会议前后，可以说整个李庄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兴奋期。

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联大的风雨广场上，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几所大学自治会联合组办反内战的时事报告会，邀请知名人士讲演。

当费孝通讲到一半时，忽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大会照常进行，在掌声和口号声中通过了《昆明各大学全体同学致国共两党制止内战的通电》。

12月1日上午10时，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反动军警到各大学去，殴打师生，并用手榴弹、手枪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师生们有的被炸死，有的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第五章 风雨同济（16）

惨案发生后，李庄张家后院的一些同济同学率先获悉，悲愤难抑，立即商议编印《暴风》报，迅速传播消息。他们推举唐士堵、蒋德心同学为主编，负责起草发刊词和社论，其他一些同学分工负责设计版面、写稿和缮印。

过几个夜晚的紧张工作，1946年1月2日早晨，《暴风》报在慧光寺坝坝和街头的其他地方张贴出来了。

通栏标题是《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抗议昆明当局屠杀学生》。发刊词宣称：“我们的目的和宗旨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社论的内容除追悼死难烈士、支援昆明学生抗议法西斯暴行外，最后还写道：“奉劝蒋委员长要以和平、民主、团结为重，严惩肇事的部下，以谢国人，不要再玩弄希特勒的故伎了。”

面对暴风骤雨的学生运动，校内右翼势力大为惊慌，他们派出特务，对主办《暴风》报的学生明查暗探，还检查和扣留一些同学的信件。

李庄是个远离中心城市、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联系着中国最敏感的政治神。

第四节 小镇之恋

长潮涨潮落，山花谢了又开。六年之间，同济在李庄也不知萌发过多少花前月下的故事。故事所以成为故事，皆因男婚女嫁的事多只闻花影

突然之间涌来李庄的上万人中，女性微乎其微。万绿丛中一点红，或名花有主，或顾影自怜。相思注定是单相思，追求多半是白表情。于是心旌摇荡的大学生开始改弦易辙，把目光投注到本土的年轻女性身上。

茶馆里有大胆之徒，悄悄把目光从书页中移开，偷眼跟踪背着书包、剪着齐额刘海的盈盈少女；直到旁座用手上书卷敲击他的头，才赫然猛醒，而心思已再难回到德语或数理公式上。

体育场上，有人心猿意马，众人稍息，他立正；众人向左转，他的脚跟转向右边。他的眼睛始终侧向一个红扑扑脸膛的过路的女人，直到引得众人肆无忌惮地讪笑，他依然如痴如呆地发愣。

三碛上，读书散步的大学生，眼神被定在河边洗衣女不时搅起的涟漪中，一圈一圈的荡起，又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

这种“打望”，在集体宿舍被蚊虫叮咬的夜生活中，又滋生出说不尽的话题，引动更多的“打望”者。

黄昆山大爷，家传以卖盐花生为业。“下人”来后，就在李庄的镇中心--新街子，开了一家专卖盐花生和老白干酒的小店。

他的花生祖传秘制，煮过又炕，又香又脆，物美价廉，一两毛钱买一大把。

第五章 风雨同济（17）

黄大爷请的炕花生的师傅是个哑巴，技术好，闲时也帮卖花生。哑巴认得到钱，认得到秤，只是说不出，光哇哇地叫。所以，哑巴卖花生就像行为艺术，有不同寻常的广告效应，人们喊这家花生为“哑巴花生”。

黄大爷家有几个女儿，都在李庄的宪群女子中学读书。穿一色的草绿童子军上衣，脚登青布袜青襻鞋，清清爽爽的，模样儿又长得乖，水灵灵的，每天放学，都在自家花生铺子上进进出出。一批宪群女中的同学又喜欢来找她们耍。她家好客，花生随便抓来吃，临走，每个同学口袋还塞得满满的。同学也大方，有顾客来，都抢着帮忙称花生、收钱、找零，形同家人。

一时间，桃红柳绿，莺声燕语，常常会引来很多买主。他们总是先尝后买，磨磨蹭蹭，无话找话，不忍离去。多半是年轻的同济男生。

一传十，十传百，这竟成了李庄的绝佳风景。私下里，同济人就称她们为“花生西施”。

西施花生，哑巴花生，竟忽略了黄大爷才是真正的主人。看花生，买花生，吃花生，香了嘴巴，解了眼馋，给苦难中的岁月增添了难以言说的欢愉。

东岳庙附近，有一座张家大院。主人张以成（人称吴三桂，谓其有勇有谋，但无定性），是李庄小有名气的文人，作得一手好诗文。

1928年春，南溪发生震惊全川的农民暴动。李庄的蛮洞湾，暴动的农民枪杀了县团练局长洪明海的父亲。县知事傅春霖给洪明海一千元大洋的抚恤金，厚葬安埋。

张以成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就此事还作了一副广为流传的讽刺联：

一炮穿心竟自米格；

千元到手好不安登。①

张以成家境贫寒，生性达观，膝下有两儿一女。大女张树惠，在宪群女中快毕业了，是一只在张家大院飞进飞出的燕子。

张家大院住了几位同济工学院的学生。一名学生叫邓大海，是外省籍人，家乡被日本人轰炸，他读书在外，竟不知家人下落。

他随同济来到李庄。济困难，全靠助学金支撑。一日突染风寒，久拖不治，发烧发寒，卧床不起。

平时间，邓大海人和气，眼睛会看事。有时帮主人家扫扫地挑挑水，也曾帮张大小姐补习过数理化。两人的眼睛里也有些桃红柳绿的春意，只是°?于身份，又缺少机会，纵是四目相遇，马上又各自回避。

这下天赐良机。邓大海病卧在床，需要护理。白日里，同学们都上课去了，院子里死一般静寂。

那时，男女大防，隔墙有耳。众口铄金，集毁销骨。张树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第五章 风雨同济（18）

有一天，张大小姐挺身而出，照顾邓大海，请医，拣药，熬药，喂药，洗衣，做饭，扶上扶下，如同己任。

张以成初欲干涉，但也是明白人，女儿大了，便再不属于自己。于是也装“睁眼瞎”，有时还主动外出回避。

细心的体贴，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大海久病痊愈。有心心相融，有体肤相亲，有相濡以，两人跌入爱河。

外面嘲讽张大小姐偷同济大学生，张以成面子上也挂不住了。张大小姐索性与邓大海手携手上街走，以出双入对的勇气，主动击流言飞语。不久两人也就说媒、提亲、订婚，光明正大地走完了结婚整个程序。

邓大海后来在工学院毕业，同济搬迁时他们夫妇随同离开李庄。解放后，他们从省外调回四川，邓大海是高级工程师，在成都一科研单位退休。

那是同济和李庄都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可惜，这类书生落难遇小姐的戏剧故事，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仍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李庄镇镇长杨君惠家也住有二三十个同济学生。

有一个叫刘煮泉的，是同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党组织被破坏了，失去联系，思想苦闷，常在这里秘密聚集进步同学讨论时政。

他们的住房恰好在杨镇长的妹妹杨四小姐的对门。

四小姐那时也在宪群女中读书，常跑去找他们补习功课，有时也他们挂在墙上的二胡，吹吹他们搁在枕头边的竹笛。出入他们的寝室，那感觉也就是在自己家里。

在大学生眼中，她就像杨家天井里防火缸中的莲花，看她，如同风抚水面，皱了一阵涟漪，一忽儿又了无痕迹。

一次，刘煮泉正在秘密开会，门虚掩着，被杨四小姐碰个正着。惊慌躲闪的刘煮泉只好明说，恳求她保守秘密。

其实，杨四小姐早就向往革命。她头一昂，秀发一甩，不但愿意为他们保密，还提出为他们担任联络和掩护工作。

刘煮泉看到四小姐阴丹蓝布短旗袍掩映下的是一颗激烈跳动的心。

镇长是棵大树，有了四小姐的加盟，同济学生地下党很快就和李庄地下党的领导人张大取得了联系。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盯着杨君惠的镇长职务，早就想拈过拿错，于是向警察局检举他包庇刘煮泉组织非法活动。

刘煮泉等也得到上面的情报，已暴露，得迅速离开此地。

第五章 风雨同济（19）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杨君惠心知肚明。事一暴露势必要牵涉到他本人，不但毁了仕途，且性命堪忧。

有人给他出主意，就说他妹妹杨四小姐勾引刘煮泉，两人已私奔。

往镇长脸上抹灰，羞辱门庭。两害相较取其轻，杨君惠也只好将计就计。

绯闻长着翅膀，瞬间就传遍了李庄的大街小巷，山山岭岭。杨君惠“金蝉脱壳”，算是躲过一劫。

解放后，刘煮泉在铁道部科研院做工程师，“文革”中曾来信请李庄镇政府作证，证明他在李庄的这段历。

杨四小姐爱刘煮泉，刘煮泉爱革命。两人并无夫妻缘分。从李庄逃走后，也就劳燕分飞。

苦的是杨四小姐，李庄再也回不去了，口水都要淹死人。她跑到重庆，变了一个人。由大小姐屈尊纡降为报童，风雨中奔波，挣点生活费。幸好不久就解放了，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许多的南下干部，后来在湖北省政府工作直至退休。

李庄的老人很多还记得她。她被那段特殊的时空改变了命运。①

她哥哥杨君惠自然不得善终。

第五节 童第周

童第周及夫人叶毓芬在李庄的时间不长，但历奇特。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数年后，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他又开始了显微镜下的学术人生。

那一年他39岁。

童第周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曾在南京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处和浙桐庐县政府短暂工作，后被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蔡堡教授招为助教。

1930年，童第周和叶毓芬相恋了。当时，叶毓芬在复旦大学读生物学，艰苦的条件下，毅然支持童第周去比利时留学。

童第周来到比利时有名的比京大学，在欧洲生物界最有名望的布舍教授门下作学术研究。四年过去，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1934年8月，童第周满腔激情回到祖国，选择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作为自己的教学基地，希望能在这里从事海洋生物研究。

抗战开始，山东大学南迁，1938年迁到四川万县后，就在战火中解散了。

就这样，童第周和夫人叶毓芬来到李庄的同济大学生物系。

第五章 风雨同济（20）

他曾回忆当时的情景：

同济大学要我去，我就从成都去宜宾李庄镇同济大学教书。同济大学生物系的主任很不好接触。一年后他要到西康去考察，叫我代理半年系主任，我答应他的要求。在这半年中，我把生物系搞得井井有条，实验也做得很漂亮，校长还特别表扬了生物系。当时谣传理学院院长要我承担，有人写信告诉了那个系主任。等他从西康回来，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去接他，他反而不怎么理我，只寒暄了几句，我当时搞不清是什么因。系主任到后第二天，我把系印章交给他，还把每月办公费（20元）也都交给他。

在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没有什么条件做研究工作。①

在李庄，他们吃的是发霉的“平价米”，点的是油灯，工作生活条件极差。而他们的生命却在这里发生了奇迹：

一天，童第周访友归来，一进门就压抑不住兴奋。叶毓芬书本都未及放下，便急忙了出来。自抗战以来，她很久没有见过丈夫这样高兴的样子。

“我，找到了一件宝贝！”童第周两眼放光，兴奋得像个孩子。

“宝贝，什么宝贝？”

“显微镜--一架真正的双筒显微镜！”

叶毓芬也激动起来，对生物学家来说，显微镜好比船长的舵盘，战士手里的武器。只有显微镜下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然而，与那个世界已久别了。

童第周告诉夫人，这显微镜是在回家的路上偶然发现的，现在就寄存在镇上的一个旧货店里。

带着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心情，夫妇二人兴冲冲地往外跑。在寄售店里，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这是一架旧的德国造的显微镜，可是毕竟还能用。他们仔细端详，轻轻抚摸，反复调试，爱不释手。童第周招呼商店老板过来，指着仪器问：“这，要多少钱？”

老板走过来，顺手指了指显微镜上的标价说：

“喏，这里标着呢，先生，六万块！”

夫妇二人一下都把手缩了回去。六万块，可是童第周夫妇两年的工资！

晚上，童第周闭上眼睛就看到了那架显微镜，叶毓芬也来覆去睡不着觉。两人不说话，都打定了主意。

第二天，童第周和夫人跑到旧货店，一看标价，变了：六万五！

“老板，不是六万块吗？怎么变了？”

“那是昨天的价钱，今天物价涨啦，先生！”

壮士断臂，不能再犹豫。他们东拼西凑借钱，终于买下了那架显微镜。

第五章 风雨同济（21）

显微镜一到，简直是喜事临门。夫妇二人立刻紧张地为试验张罗起来：没有电源，童第周想了个“自然照明”的办法：晴天，在烈日下做试验；雪天，利用雪地的反光当光源。

国外中断了的“金鱼实验”又开始了，一篇篇高质量的科学论文发表了。它们立刻在国外生物学界引起普遍关注。

比利时的师友更是作了高度评价：童第周真是说到办到，他用自己的知识，在为苦难的祖国服务，在为人类作贡献。

一天中午，童第周夫妇正头顶烈日做实验，突然接到了重庆来的长途电话。打电话的是他的英国朋友李约瑟，李约瑟要来李庄看望童第周夫妇。

当李约瑟如期到来，眼前的一切使他一下子惊呆了--

“让我先参观一下你的试验室吧！”李约瑟一下船就对童第周说。

“就在这里！”

李约瑟顺着童第周的手势转了一圈，竟然看到的只是几个鱼缸。他过仔细地“搜索”，才看到有一架严密保护着的旧显微镜。

“难道--难道，你就是在这片空地上完成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

李约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禁不住高声赞叹起来：

“奇迹！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简直不可思议！”

“童教授，你是搞金鱼试验的，可是，你这条金鱼却被抛弃在一片沙漠之中！”李约瑟十分惋惜地说。

当告别的时候，李约瑟又禁不住提出了那个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童先生，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偏要到这样的荒地里进行试验呢？”

童第周没有回答。还用回答吗？

这次会面，李约瑟在他的日记里作了详细记载：

在同济大学，我们见到了童第周。1931年在罗斯科弗(Roscoff)，他和达尔克（Dalcq）一起工作过。他是第一流的实验胚胎学家，现在仍然与夫人和年轻同事一起继续着研究工作。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且要把他的一些论文寄往西方。

今天我们和他及其夫人共进午餐。他可能是中国最优秀的胚胎学家。

李庄的同济大学，这里的生物学各系也都很出色。生理学系有已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多年的H?斯塔贝尔博（Dr.H.Stubel），他曾与梁之彦博士合作从事肌肉纤维精细组织的研究，植物学有吴蕴瑞博士，动物学有童第周博士，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布鲁塞尔的A?M?达尔克教授的学生）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使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机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

第五章 风雨同济（22）

童博士夫妇将此胚胎与诱导组织中确定的前后轴极总体上联系起来，他们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证明了纤毛极性的诱导体是一种扩散的化学物质，并确定了该化学物质的某些特性。该化学物质与先前所有已知的诱导体不同，在摄氏50度是稳定的，而在摄氏100度则不稳定。它可以扩散进入琼脂，也可以从琼脂中散逸出来。这种像节拍方向的“场”特性，可以用一种扩散化学物质来确定，这样大体上可使区域分化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

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Holtfreter）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使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①

童第周，这条困在“沙漠里的金鱼”，在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卵子发育能力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有世界影响的成果。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庄，以一方平静庇护了风雨中的同济。同济也影响和改变着这个千年古镇。

那时节，同济已不是来的同济，李庄也不是过去的李庄。花开花落，云卷云飞，时序的更易中，同济与李庄已浑然一体。

1943年，同济工学院从宜宾牵引电线到李庄，使长边上的这个小镇比县城南溪还早十年用上电灯。

亮灯的那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看比过去正月间竖竖灯还亮的灯。旧时慧光寺那个硕鼠偷油的故事，变成了美丽的附会。

过去李庄也重教育，屠宰帮都办有自己的学校，但却只是初等教育层次。同济大学迁来不久，就在李庄办起一所附中和一所完小，既做学生的实习基地，也解决了李庄居民和教职员工四五百学龄儿童入学的问题。

梁思成先生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都曾在这里读过书。谈起那段岁月，梁从诫当年的同窗好友吴传荣老人不胜感叹：“那可是李庄的黄金岁月啊，从幼儿园到上大学，不用出镇一步，这在全国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痹病，痹病又名软病或麻脚瘟。病人轻者周身乏力，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者腹痛，吐泻，四肢麻木，进一步发展就会死亡。

这种病病因不明，中医束手无策，西医也不知从何下手。县里曾请过省里的名医会诊，每人各说一段高深的理论却全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同济各位专家教授群策群力，探出了因--食盐中含有氯化钡，预防和治疗也就刃而解。公共卫生研究所杜公振教授和邓瑞麟助教发表的学术论文《痹病之研究》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

一项研究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受到川南民众的颂扬与感佩。宜宾县参议会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校本部致贺，大红的旌表上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令誉日隆。”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1）

战火烧到了家园，书生何以报国？

抗战初期，胡适、丁文、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等人创办《独立评论》，提出知识分子要用理性说话，不要受抗日救亡的时髦理论影响，这才是对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

但也有人主张以血肉相拼，提倡“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扩展成青年从军以及知识分子在战争条件下的使命问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德意日三国轴心定已签订，日寇妄图与德意在中东会师，全力南进，加紧封锁我国的外援通道，企图迫我屈服，早日结束侵华战争。

1942年，日寇又以泰国为基地，入侵马来半岛、安达曼群岛，阻绝了马六甲海峡通道后，又入侵缅甸和我国滇西。

驻缅英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定》，英军向中方求援。1942年2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5月，远征军失利，一部分撤回云南，一部分随史迪威撤往印度。

史迪威是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驻印军总指挥。他向蒋介石建议：其一，加紧征调大量知识青年，空运至印度，接受美国援华的现代武器装备和科学化的训练，在短期内建立一支优于日军的新型部队，消灭入侵缅甸之敌，改变被动局面；二是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在修筑中印公路的同时，沿路铺设一条中印输油管道，以缓和中国严重的油荒问题。

这是给疲软的中国军事力量输血，蒋介石自然喜出望外，欣然从计。

此时也正值中英美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召开前夕，争取盟国增加军援，是我国在此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议案之一。要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蒋介石对组建十万知识青年“志愿军”，表现出空前的热情。

征集普通壮丁已是困难重重，要动员一大批知识青年当志愿军，谈何容易！照《兵役法》规定，大专学生、公教人员都是免、缓役的对象，不能征集，只能发动他们志愿从军。

1943年10月11日至14日，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两次到会讲话。继后，蒋介石又发表了《告知识青年书》，号召青年从军报国。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知识青年从军办法》《优待知识青年从军办法》等条例。

“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正式启动并迅速升温。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2）

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精神指导下，各方迅速达成了全力支持的议。只是“炭丸”①最终落在兵役主管单位，军、师管区负责人的脚背上。

四川是全国的大后方，抗战期间，负担了国家主要的财政开支，除四十万川军开赴前线外，另计征兵约三百万人。无论供给兵员或为国捐躯，四川都居全国之冠。这次青年从军运动，理当作出表率。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张群向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问计。

徐思平是学者从军，当过高中校长、大学讲师，到日本学过军事，又到过欧洲诸国考察，知识面广，颇有辩才，好些高校的讲师、教授都是他的学生。他决定亲自出马，以流徙三台的东北大学为突破点。

11月15日晨，徐思平出席东北大学的“国父纪念周”，以“学生对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为题演讲。

讲话中有一段颇为感人：

贵校是张汉卿先生(张学良)创办，自东北沦陷，贵校播迁北平、再迁西安，最后迁来四川三台，同胞殷勤相待，诸君在抗战烽火中，能得弦诵不辍，未感“黄鸟之叶”②，应当感到庆幸。贵校当前之时代任务，应当是：在战时，必须支持抗战，收复东北；战后，必须建设东北。否则，东北大学将失其存在之意义

徐思平颇具演讲天才，动情处或引吭高歌，或掩面悲泣

礼堂太小，人们伫立窗外听讲，几乎塞途。时值薄暮，大雨滂沱，听众坚持到十时以后，仍毫无倦意，激动万分。

当场报名从军者竟达三百多人，其中三十多名女生也申请从军。

徐思平的讲演，军政部全文印发各省军、师管区及各县、市，被列为各级兵役干部和各校学生必读之文件。这篇讲演词，不过是引燃了久埋在青年知识分子心中的燃油柴薪。

三户亡秦，一旅兴夏。风声所播，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蓬勃开展，莘莘学子纷纷申请服役。

李庄的同济大学有一百多名学生报名从军。连住在板栗坳史语所的青年研究员也摩擦掌，纷纷请缨。

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也在这次参军，将远征印度抗日。傅斯年去信勉励：

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①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3）

考古学家吴金鼎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奋然投笔从戎。在他看来，抗日工作现在已比考古更为重要。

吴金鼎是1937年在英国获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的，当时史语所已迁至长沙。虽值敌机轰炸，他仍与梁思永等一起从容调查了长沙小吴门及北关外。

1940年10月到李庄后，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等单位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这是考古最艰难的阶段，川康考古，费拮据，吴金鼎尚能安之若素。

成都琴台后蜀王建墓的发掘整理工作是吴金鼎最后主持的一项考古工作。发掘结束，报告尚未整理出来，他就赶上这次报名从军，离开了博物院，离开了考古工作，也离开了夫人王介忱。

从傅斯年鼓励侄子参军的态度看，吴金鼎的投笔从戎是得到傅斯年首肯的，但另一面也为他放下考古而遗憾。

吴金鼎到军队，本想上前线杀敌，但却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与盟军招待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也只好从命。

战地服务团是1943年底为配合盟军援华抗日设立的服务机构，总团在重庆，下设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四个地区办事处。当时，美英空军部队来华助战，在桂林、昆明、成都等地设立了基地，亟须大批的英语译人才和地勤人员，盟军招待所主要负责美空军基地的接待工作。四川在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双流、彭县、凤凰山机场修建了这样一批招待所，为进驻美军提供副食供应、译、娱乐、导游、兑换外币等项服务。

放弃学术，告别爱妻，赴前线杀敌的吴金鼎，此时只能猫在安乐窝里伺候人，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反映在他给傅斯年的信里：

念先生之令，往战地服务团恳辞允担任之职务，因昨天邱少将苦苦挽留，再度恳辞仍无结果，不得不暂允短期帮忙。事出无奈，谨暂乞假五个月，若早能找到代替人，尚乞准予提前销假。（1944/04/24）

蒙准请假，至为感激，军中生活颇异，希暂习而可以适应，琴台报告已完大半，每日仍能抽暇读书，引以为乐。（1944/07/17）

现被调来双流彭家场，仍办盟军招待所，当前手忙脚乱，体力日衰。（1944/09/13）

胜利消息传来，实可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谅可邀准，唯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风波，拟趁机略尽绵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等半年或一年后，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1945/03/09）①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4）

抗战胜利后，他应母校之邀回齐鲁大学主持复员工作，同时兼任多职，自喻“到济后如力挽之牛”。他曾给夏鼐写信，“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早返所陪诸兄晒太阳也。”

后来他患上胃癌，1948年，年仅48岁的吴金鼎与世长辞，梦断长河。

1944年，日军在印度帕尔战役中惨败，中国驻印远征军在北线胡康河谷发动攻击。为驰援印缅战场上的日军，日本军方制定了一个旨在打通滇缅公路的“一号作战计划”。

5月，驻河南的日本第十二军，将四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失守，第一战区所属部队撤往潼关以西。

不日，趁国民党军主力北调之际，日军发动了南线作战，湘中重镇衡阳过反复争夺，终于陷落，蒋介石的嫡系主力第十军全军覆没，军长方先觉等投降。

一个多月以后，广西重镇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会师，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陆上交通线，完成了“一号作战计划”所规定的近期任务。

柳州沦陷后，一部分日军北进贵州，占领南重镇独山，直接威胁陪都重庆。一时人心惶惶，举国皆惊。国民党政府已在做迁都西昌的准备。

战火烧毁了归途的津梁，不需动员，不需激励，又一次青年从军运动高潮迭起。

傅斯年的态度在史语所的档案里有答案：

延安之行在即，青年从军事，勿惊慌，关于此等事同人必信赖我也。

据杨志玖回忆，傅斯年虽然长期做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但回到史语所，他却决不谈政治。

只有一次，当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时，他召集开会，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他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番话很有鼓动性和说服力，但事后无一人参军，他也未再过问。①

2001年7月15日，四川省储备局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廖顺老人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是看了《南方周末》上我的那篇《李庄纪事》后找上门的。他说，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来写这段历史了。说得最激动的就是同济的青年从军运动。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5）

1944年秋冬，日寇占了贵州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中央日报等报纸宣传“军事第一，军人第一”，“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邮局在信封上也印有“国破家亡君何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口号。

日本人进攻中国，占贵州独山。从湖北打进来隔着三峡之险，不可能。但打到独山后，中国就岌岌可危了。青年从军运动，同济最热火朝天就是这一次。

当时在禹王宫开大会，正殿上两边的柱子分别写着：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同济学生，包括李庄街镇的青年，可用热血沸腾四字来形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都调动起来了，有三分之一的同济人共三百多人报名参军。我记得的有张熙则、张治华、洪恩德、张仁宏、张树生、邓绪辉、罗萼芬、何朗如、颜德君、何德著、赵桂樵等。刚从德国回来的工学博士杨宝琳教授也报名参军。中国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国留学生已很多，但工程博士依然罕见。那时学工程的都以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同济大学杜殿英、李国豪获工学博士为羡。

杨宝琳博士与学生一道投笔从戎，有人问及从军动机时，杨教授只轻松一语作答：“国民应尽的义务。”

1945年1月1日起，全省从军的知识青年陆续集中，分批乘专车赴泸县入营受训。1月初，同济参军的三百多位同学，才开赴泸县203师受训。

欢送学生参军，民众表现出高昂的热情。在路过的集市场镇，人们自动夹道欢呼，鸣放鞭炮，载歌载舞。有一首歌很动情：

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杀东洋，收复失地好还乡

局势很快发生变化，在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中，日军损耗过度，太平洋战场也频频失利，导致东条内阁倒台。八路军、新四军趁敌后空虚，发动声势浩大的反攻。不久，驻南的日军害怕孤军深入，撤离独山。

第六章 十万青年十万军（6）

新兵泸县入伍，博士大兵杨宝琳破例被任命为青年军203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他身先士卒，摸爬滚打，绝无半点学生气。但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讲不清，读书人的执著和当兵的霸蛮往往冰炭不容。当然，吃亏的永远只是学生。

同济学生兵黄克鲁、任允中目睹通讯营营长的贪污腐败行径后，当面制止，竟遭受体罚和关禁闭。蓝文正同学集训时顶撞了上司，竟险遭枪决。医学院入伍的许耀祖受不了法西斯专制和连队的特务统治导致精神失常，竟饮弹自尽杨宝琳在痛苦改造的同时，也在拷问自己的灵魂和良心。

不久，抗战胜利后，杨宝琳渡海去到台湾，曾任职于装甲兵战车工厂，听命留德的蒋纬国麾下。凭着杨宝琳博士的学养、历及人际关系，升高官、担重任当在指掌之间。但杨宝琳先生个性刚直，怀才不遇，有志难申，不久遂看破红尘，遁迹空门，法号“释自渡”。

七十年代后，释自渡法师曾驻锡台北“华严莲舍”，念礼佛，弘法利生。耐人寻味的是，自渡法师常在传法的著述中套入工程力学公式，阐扬佛理，使观者难忘，闻者心惊！

八十年代，释自渡法师在巴西圆寂。杨宝琳博士和那场“青年从军运动”成了那个时代永远的叹息。

第七章 走出李庄（1）

第一节念兹别离?永怀缱绻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

流落异乡，人心思归，如激流之舟，弦上之箭。

傅斯年去了北京代理北大校长，可眼下史语所的搬迁却不敢有稍微松懈。他与代理所务的作宾频繁地通信讨论各种细节。

作宾多次向傅斯年请示搬迁的各种事宜。

陶器及不用之书已着手装箱，将来迁移须全部停止工作，搬家时，盼兄能回李一行。（1945/09/18）

搬家事，请兄作决定，装箱事待兄命着手。(1945/09/23)

搬家事本所人员之调动，一听兄之指示。（1945/10/08）

三所公物是否可于五月底以前即开始向李庄搬？或俟有定期，再搬动？请指示。（1946/□/□）

诸事烦杂，傅斯年焦虑更甚的是人员和费。

研究所“停薪留职”诸员，自周天健至胡庆钧，仅张琨例外，均乞由所发通知停职；迁移不远了，再有结婚者，研究所不负其迁移之责任；医生事，弟不负到京住家之责。迁转费用，总是不够，故不能不有言在先也。（1946/02/20）

复员问题，京沪物价高，留下亦无好法子，真进退维谷也；东西是搬不完的，所以在山下租张家祠，继续一年，公私以比例分摊或为不可免之事也；在京渝李必须皆有主持之人。（1946/04/07）①

除了在李庄的同事及家属，还有外借工作的陈寅恪、李方桂等先生，他们是史语所的台柱子。

文书那廉君谨慎地回复陈寅恪夫人唐的问询：

本院各研究所迁返南京事，须俟孟真先生返渝通盘筹划后，始能决定，手示各点已代陈彦堂先生，但如成都方面有可以随同出川之机会似亦未可放过，至寅恪先生之书箱四只，未审大小若何，尚乞便中示及。(1946/02/27）

李方桂是带着妻儿老母一道流浪西迁的。先在李庄，后来借调成都燕京大学研究所，并代理史语所语言组主任。抗战胜利了，要回迁南京，漫长的旅程让他犯了愁：

家母已八十，非飞机无法返平，而弟又必须陪走，故恐不能与所内同人同行。顷与萨总干事商议，已蒙允许，嘱弟函告吾兄，补一申请先行返都手续。②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读北大历史系始，就亲炙伯父的教诲，一直随侍左右。此时，却为持续恶化的心脏病所困，不能随史语所迁移。

第七章 走出李庄（2）

1946年8月9日，他致函傅斯年，说明病况，并表示：“侄如能走，自将随同东迁，如事实上必不可能，只有暂留。如果暂留，拟请研究所改变半薪。”

心脏病难以在朝夕间好转，这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史语所返回南京后，他给傅斯年的信中仍说：

侄病近月来一般情形，略有进步，唯心脏趋弱，听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体力所能支。③

来不易，归亦难。在李庄毕竟生活了六年，要把一棵有六圈年轮的树移栽别处，也必然要动骨伤筋，大损元气。

浸渍在那个年代的档案里，我为一封信泪眼模糊，那是1946年9月21日劳干写给作宾的：

家慈灵柩尚暂厝李庄，窃思此次自李庄到京轮船为本所包船，谨恳赐以方便予以装载。所有运费并乞暂记于私人名上。

千里流徙，儿携母踉踉跄跄，相依为命。魂断归途，母与子人天永隔。为使母亲归葬故里，劳干竟大犯踌躇。

板栗坳的那口柏木棺材能成为母亲永远的眠床么？两年以后，史语所再度迁台，劳干还能扶灵渡过汹涌的台湾海峡么？

1946年10月5日，总算等到了装船的正式通知。傅斯年电示作宾：

公物即搬山下，弟已分电京渝接洽，船只恐必须在重庆换船，弟月中返京， 盼十月中本所能迁移，前因停船及沿途困难未敢即动，今因水将落势须速办。

张汉青的父亲当年参加了史语所的搬迁，好些细节他还记得：

我老者张海洲不认字，人老实，长期给傅所长抬滑竿。后来，研究院就找他帮忙安排活路。

研究院是民国三十五年走的，立了秋，还在打晚谷子。我老者找人帮研究院抬箱子，从板栗坳到李庄一天要跑四五趟，一个箱子起码二百多斤。我老者和“杠子些”一样，一天也挣5升米（折合25斤）。“杠子些”抬箱子，他跟着走，负责点数交货验货。二十多拨“杠子些”抬了一个多月才搬完。先是堆码在张家祠堂，船来了就搬上船，是艘“长远”号载走的。

张汉青向我讲述这事的时间是2002年10月9日，也就是距离研究院离开板栗坳正好整整五十六年。

当时，我和张汉青就盘腿坐在一个阳坡的田埂上，身边是傅斯年住过的桂花院。我问起当年的遗迹，张汉青说，还能有啥？啥子东西都了好几遍。但他还清晰地记得牌坊头背后史语所留下的那块青沙石碑。

第七章 走出李庄（3）

那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走时，集体立下的“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额由作宾用甲骨文书“山高水长”四个字；碑文由陈撰，劳干书。碑文写着：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嗣哲能继堂构辉光。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南京）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咸同醵金伐石，盖山有记，岘首留题，玉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刻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

铭曰：

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蔚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作宾、梁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劳干、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同、高去寻、夏鼐、傅崇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玉、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秀、罗筱蕖、李绪先同建。

刻碑的时间是1946年5月1日，离开是10月6日，史语所迁来是1940年10月。因此，碑文中所言“五年”，实应为“六年”之误。

研究院的离去，让李庄有一种撕裂感。这是那些天我在李庄采访时强烈感受到的，尤其是那户羊街8号的人家。

“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上署名的逯钦立、罗筱蕖、李光涛等都与这个家有亲缘关系。而这家的家长罗南陔--也是李庄历史上注定要不断提及的一个人。

第七章 走出李庄（4）

罗家世代望族。当地有“张家的顶子（官帽）、罗家的银子（财富）、李家的锭子（势力）”之谓。

迨至罗南陔长大，罗家更是占了上风上水。罗南陔是遗腹子，大舅是秀才，他从小受熏陶，熟读史，长于书法，广有善缘， 人称“小孟尝”。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罗南陔脱颖而出，成了李庄一统南北的核心人物，周围几个大族举凡大小事，都找他拿主意。

1927年后，国共分裂，罗南陔曾出政治。抗战兴起，罗南陔重返湖，出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

欢研究院和同济来李庄，是罗南陔联合罗伯希、张官周、李清泉等商定下的；为那些“下人”的安置，罗南陔出面说服乡绅大户，联系行帮组织，四处牵线搭桥；而考古学家梁思永一家就住在羊街8号他的家里；“下人吃人”事件，他主张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同济大学的洪慰德，一个嫁给史语所的逯钦立，他的外甥女张素萱也嫁给史语所的李光涛。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他生命中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

在女儿心中，家就是父亲，父亲就是家：

我们老屋羊街8号，多么美，多么雅静。进门是大敞坝，内有五棵灰杨柳，几十盆各品种兰花，花开得香味扑鼻，其中最名贵的素心花，白得像玉一样，香味使人变得轻松、文静，思维清晰，并唤起美好的幻想。

在大坝中一道短墙，墙上爬满金银花、夜来香，把大坝隔成前后两层。后坝里两个大的金鱼缸，时时养着一些金鱼和鱼草，靠右角是杠架，二哥常在架上锻炼。坝中能放三张八仙桌，是家中人乘凉的地方，也是我们游戏的场所。我们一家三代二十几口人都是那么亲切、友爱。这么温馨的大家庭，就是抗日战争八年，四川军阀混战年代，无情的炮火也没有打乱这家人的情和天伦的幸福。那时我家兴旺主要是有慈祥、有威信的父亲维护着这个家，凝聚着这几十颗心。①

罗南陔一家人，儿女半是国民党，半是共产党，家里也两党共和。

老大荫芬（字伯威），过目成诵，人称“话博士”，是半个当家人，单独执掌农场，照管弟妹读书。娶表妹张氏为妻，姨妹张素萱嫁史语所李光涛。

老二蔚芬（字仲威），读李庄宜宾叙联中学时与胡兰畦②同学，后考入重庆中法大学。1927年3月31日重庆地下党组织民众在打枪坝集会，声援南京惨案中的示威者。罗蔚芬是学生会主席，带领中法大学的同学赴会，遭到镇压，为掩护同学，不慎坠下城墙摔断腿，终身瘫痪在家。后来他沉溺于歧黄之术，变社会革命为坐诊看病。

第七章 走出李庄（5）

老三兰芬，宜宾二中毕业。嫁给研究院李子谷，夫妇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老六菡芬（字季唐），12岁跑上海、天津，参加学生运动，国民党追捕时返家。当过镇中心校校长。

七女芬，中央军校毕业，国民党员，嫁给同济大学土木系学生洪慰德。洪的父亲是南溪县团练局长。

九女荷芬（字筱蕖），嫁逯钦立。

老十萼芬，李庄同济附中毕业。

这家的子女都取花名。一家“满庭芳”，而每个人却有全然不同的命运。

罗家最有出息的应该是老五莼芬（字叔谐），聪明能干踏实。他读南溪中学时是共青团书记、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成都蚕专毕业。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家庭，他的一生坎坷几乎是命定的。

罗筱蕖追忆五哥昔日的风采：

在兄弟中我敬佩爱戴五哥，他有教养有深度，是咱兄妹中出类拔萃的。在我懂事起，从1937年～1945年这段时间里，看见他对父亲很孝顺，对兄妹的影响教育比较深。他天资聪慧，用功读书，有眼光，有才干。如出生在富有人家能大学毕业，会是个了不起的学者。要不受家庭拖累，能成为出色的政治家。他是被吃人的社会、被家庭埋没了的。①

倘若不是那个时代，倘若不是那个特殊的际遇，罗南陔或许就是一个标准的乡绅，一个写一手好字，会撰对联会题诗的村学；羊街8号或许就是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楷模。

潮起风帆举，历史改变着这个家庭的航程

早就在谈“下人”要走的消息。停在李庄码头上的“长远”号，天天都在装东西，在不断强化着那个既定的事实。

女儿罗筱蕖女婿逯钦立及襁褓中的孩子的行李，外侄女张素萱、外侄女婿李光涛的行李都装上了船。也就是说，他们就要告别羊街8号的亲人。

端起的酒±?愈来愈沉，话到嘴边越来越少。萧瑟的气氛笼罩着骨肉分离、天各一方的悲辛，也潜伏着对未来命运的忧虑。

战争是条黑暗的甬道，你搀我扶的一家人，走出黑暗，骤然分离，那种眷恋，那种彷徨，那种无路可走，皆万般无奈。

也许在儿女面前，罗南陔依然是一副父道尊严的样子，只有在夜静无人时，才会向隅而泣；也许，出入门庭，他饱风霜的历和旷达的性格，一切都会高蹈一步，而故作漫不心。

从罗萼芬的讲述中，从罗萼芬提供给我的家书中，我没看到罗南陔对这次家庭离别的丝毫表情。

第七章 走出李庄（6）

倒是兄弟对姊妹的离去纷纷写诗作赋，题赠留别，悲不能禁。

长兄当父，罗荫芬的诗道不尽离愁别恨和殷殷牵挂：

送九妹随院之南京

阿娘逝世万缘枯，姊妹依依聚一庐。

若遇旌轮飘远道，休将离泪洒征途。

名门有托家幸，病骨难支撼孰如。

来日哥哥无别念，天从望大雷书。

五哥罗莼芬对罗筱蕖影响最大，关爱最多，别离的感情也最复杂，寄望也最深：

秋气临如许，秋意罩帘栊。

橘林深夜雨，兰砌落花风。

国难方云艾，家窭自隐衷。

骨肉分离急，穷愁压邈躬。

早年悲失恃，忧患萦阿翁。

兄弟各无成，劳劳西复东。

世情不我与，壮志影浮空。

姐妹徒邑邑，生涯积苦中。

逯子廉隅重，渊娅宿士通。

静好吟书幌，峥嵘获狱骢。

复何太速，翰苑还故宫。

京华隔巫峡，相逢梦寐中。

相期梦寐诎千首，珍重临歧酒一盅。

幸有家山能作证，桂轮斜照半枫。

末二句，谷（三姐夫李子谷）为余改作“记取家山留别意，桂轮枫叶半红”。中央研究院明日还都，九妹小蕖携甥偕行夫子。汽笛机声，顷刻万里，手足分离，百感交拜，相对无言，忍泪书此，用系情惆于万一，前途珍重，吾妹勉之。

卅五年十月五日五哥叔谐涂鸦

六哥季唐的临别诗写的是：

迩来多失意，心地常生忧。

怆然思往事，愁惹遍山秋。

早年痛失恃，冲幼即远游。

碌碌三十载，百事一无收。

阿妹贤且淑，逯子亦名流。

今日还都去，泪眼织离愁。

从此多寄平安声，勿使阿哥望断魂。

九妹随卓亭还都，手足分离不胜悲痛，急书数语以鸣心曲，文字未能达意，吾妹当知我心，总之前途珍重珍重。

第七章 走出李庄（7）

这些诗是罗筱蕖1992年3月2日给弟弟罗萼芬的。她在信中写道：

从以上各诗中你可以看到三位兄长对我的一片爱心，件想裱好留传后人，希望各家子孙能读读老人对骨肉姊妹的情谊。

以上诗已保存几十年，从箱底出，读后心情酸楚之极，今与吾弟。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些诗跟随罗筱蕖走南闯北，风风雨雨，出生入死。无论是思想改造、反右斗争，还是“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家，罗筱蕖都把它藏之密箧，视为生命。

那是家乡，那是亲人，那是历史，那是回忆。生命中什么都可以割舍，唯独不能断了根。

“长远”号从李庄起锚，渐渐驶出岸上送别人群的嘤嘤哭声和挥动的手臂，驶出魁星阁翘起的檐角和高高的尖顶。船舵犁出的浪花，是离人奔涌不息的思绪和流不尽的眼泪。

“长远”号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小火轮。要过三峡出夔门，还得在重庆另换大轮船。当时大轮船多是跑汉口，就改转火车或汽车，要直航南京得事先与轮船公司联系。

这一切，傅斯年早安排停当。他派青年研究员李孝定先期到重庆，与中央研究院总部的余又荪一起，天天跑机场码头碰运气。

李孝定天天跑上跑下，忙乱了一阵子，多方交涉，居然租到一艘船，足够装得下史语所的全部图书、设备。

正要准备签订租约时，突然收到傅斯年从北平发来的电报，大意是，暂停租船，他已向英国驻华大使馆谈妥，由英海军拨借一艘在长航行的驱逐舰，免费为史语所运至南京。

当时，傅斯年正在北平代理校务。李孝定接电后，似觉不妥，立即复信，大意说，军舰虽安全，但外国武装船只在我国内河航行，是不平等条约下的屈辱条款，“今竟用来运载我国国宝，恐为吾师盛名之累”。

史语所有同事不以为然，认为是小题大作，“批其逆鳞”，劝李孝定不要执著于表象。也有人赞同此举，“国家的荣誉高于一切”。

几天之后，傅斯年复电李孝定，取消了借用英国军舰一事，电文中且有自省和嘉勉之词。①

10月下旬，史语所总算搭乘上长远航轮。

顺流而东，尽览长胜景，尤其三峡的雄伟天险，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夜泊巫山的那晚，县城在半山腰，下瞰滟滩，眺望白帝城，惜别之情油然而升。

第七章 走出李庄（8）

第二天一早驶进夔门，两岸峭壁耸天，心险滩处处，暗礁无数。有一艘运军粮的帆船，从下游逆水而上，大概无法避开我们那艘小轮的航道，急得向驾驶台放了一枪，山鸣谷应，全轮震惊，人心惶惶。然而领的那位师傅，不慌不忙，从容镇定，用手势和手指，指示航道，终使两船均能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②

顺长，出三峡，是千百年来的文人梦。走过少年李白仗剑出游的潇洒，走过晚年杜甫携家流徙的悲辛，走过中年苏轼大东去的豪放；走出夔门，走过大小孤山，先生们终于望见了巍巍钟山，终于看到了波平如镜的玄武湖。

然而，眼下的中央研究院却是一派凋敝的景象：

院区环境非常乱，又因为日军曾在院里养马，破坏甚大。日本占领南京之后在史语所址设立的博物馆，战后已贴上封条。残破混乱的景象让我们不胜欷歔。像田野考古找到的、在整理之前都放在席棚子里的陶片，就被日本人为了修铁路，将陶片跟石器当成废物垫土铺在铁轨之下；史语所二楼浴室的搪瓷洗澡盆，被日军弄下来放在庭院内，当做喂马的饲料槽；心理所建筑规模不大，日本人把它充作宿舍，变成榻榻米与日本人的洗澡间；日本人又破坏研究所后方地下室供应暖气的锅炉间。①

张秉权是后到史语所的年轻人，他对环境的比较是相对于李庄板栗坳，因此眼里就多了些兴奋。

南京鸡鸣寺旧址，为一琉璃瓦顶四层楼建筑，外观古朴典雅，内部设备新颖舒适，冬天有水汀取暖，夏日有电扇纳凉。

较之李庄乡下，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是最后一批抵京的。傅所长为犒劳同人押运图书古物安然返所，设宴招待全体同人，席间有胡适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先生，他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所长称他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无论老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很愿意亲近他，他也的确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傅所长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一一握手致意，表示欢热忱。②

194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来成立二十周年的日子，在修葺一新的研究院总部举办了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是庆祝大会，晚上大开盛宴。“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和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讲演大厅去”③

那道惊雷仿佛是不祥的预兆，形势很快就盛极而衰。

第七章 走出李庄（9）

第二节 去留两徘徊

辽沈战役敲响了国民党统治的丧钟。1948年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借“视察台湾教育”之时，确定了应变策略：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院所和专家、教授等，并初步考虑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人选。

11月初，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南京岌岌可危。鸡鸣寺一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连续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由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朱家骅出面，召集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李济、傅斯年等，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

停止研究基地的建筑工程，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

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

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

史语所率先行动，与在南京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联合，首批将图书文物装箱待运。

1948年12月21日，海军司令部派“中鼎”轮（由登陆艇改造的运输舰），运出史语所的图书、仪器、标本、档案及其他资料二十七箱。过七个昼夜的航行，12月28日驶抵基隆。

第二批是包租招商局的海沪轮，运载史语所的资料九百三十四箱，从1949年1月6日起航，三天后驶抵基隆。

到第三批起运时，史语所已基本搬空。

傅斯年在美国治病，忽一日心血来潮要执意回国。俞大劝他多静养一阵。傅斯年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可偷闲而安居异国？”

俞大自知拗不过他，只好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付友人和门生照顾。1948年8月，夫妇俩回到风雨飘摇的中国。

转眼就是冬天，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着力营台湾。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就携眷悄然离职，朱家骅游说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知道这是往火坑里跳，严词拒绝。但朱家骅不改初衷，多次与傅斯年晤谈，还让几位朋友轮流规劝。

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承命，但并没立即上任，仍在徘徊观望。

共产党兵临城下，南京城岌岌可危，史语所何去何从，人心惶惶，众说纷纭，慌乱无计。

傅斯年可以不接台大校长，却不能撂下苦心营了二十多年的史语所。

一度他也动摇过，想解散史语所，让研究员各奔前程。陈回忆当时情景：

洎三十八（应为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

第七章 走出李庄（10）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史语所将整体迁到台湾杨梅镇，傅斯年却不能与之同行。

1948年11月10日，朱家骅找傅斯年、翁文灏等人商量，还要设法接出北平的学者。当时运输工具十分紧缺，傅斯年直接面见蒋介石，得到蒋的批准，并指定傅斯年、陈雪屏、蒋国三人负责此事。要接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那廉君曾直接参与此事，后来回忆：

1948年末，北平局势紧张，孟真先生那时在南京，千方百计联络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

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人早已到了台湾

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钱思亮、陈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数是知名学者。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一派死寂。胡适从北平到南京，与傅斯年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

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前途，思前想后，两人不禁潸然泪下。

1949年１月５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

第七章 走出李庄（11）

傅斯年与陈诚私交甚好，面对催促，不得不认真考虑。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边》的诗句。

最后他打定主意先去台湾就职。想带全家去，并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又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并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还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

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冷的夜晚，胡适、傅斯年夫妇在前，那廉君随后，相继走出史语所的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红着眼圈，对他们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

1月19日，傅斯年飞到台北，老友沈刚伯到松山机场接机，傅见面第一句就对沈说：“你整我如此，这次只有跳海了。”

陶孟和与傅斯年的态度全然两样。他坚定地反对迁台，留守南京，接解放。

1948年11月30日，他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就义正词严地提出，“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

12月9日，朱家骅主持临时院务会议时，陶孟和汇报说，社会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

朱家骅大为恼，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借口，企图否定陶孟和的意见。

陶孟和针锋相对，批评朱家骅推社会所多数人不同意搬迁的决定，是置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于不顾。

专横独裁的朱家骅，试图强令陶孟和率社会科学所迁桂林。

陶孟和置之不理，既不组织迁桂林，也不做迁上海的准备。他患心脏病，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主持所务，给所里工作人员打气。他对大家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社会所的工作人员，个个坚守岗位，护院护所，没有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所中财产，包括图书资料丝毫无损。

当得知中央图书馆、故宫、中央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和史语所的图书资料运去台湾的消息后，陶孟和非常气愤，他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

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我们严厉地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

第七章 走出李庄（12）

陶孟和还利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身份和影响，去上海劝说临时迁沪的其他各所不要再搬迁台湾，鼓动在上海的各研究所坚持留在地。

陶孟和的努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所对抗战西迁所受的艰苦记忆犹新，又听到迁台后的同人生活困难，留守之心更加坚定。

而此刻，国民党军队所能控制的船只忙于抢运黄金白银，也无力再运输迁台的人员和物资。

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时，中央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所都留在南京或上海。①

史语所成建制迁走时，也有少数人选择留在大陆。考古组就有梁思永、夏鼐和郭宝钧等几位先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郭宝钧在新中国的科学院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况，“作铭（夏鼐）给我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当时夏鼐和高去寻曾在一起商量过，高去寻愿去台湾，夏鼐愿留在大陆。史语所离去后，夏鼐即回温州居家休息，等待命运的转机。②

据说，语言组丁声树先生的书箱已先运到台湾，但夫人反对也就没有渡海。③

也许，最让傅斯年失望的是侄子傅乐焕。1947年，傅乐焕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到了英国后，傅乐焕到校注册就选了藏文、波斯文、政治济思想史、欧洲中古济史及欧洲中古近代史大纲等五门课，一头扎进学术中。

他在思想上很快就有了改变，1948年4月3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

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

以往他给傅斯年的信，只谈读书、论文、家务和所务，从不涉及政治。这封信道出了叔侄二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④

历史组的逯钦立也没走。逯钦立的内弟罗萼芬说：

我九姐和逯钦立临解放离开南京，到广西大学教书。九姐受共产党的影响，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活动，坚决不去台湾，也影响和改变了逯钦立。当时我五哥（地下党员）写了封信说，盼了那么久的解放，临解放你们又要离开大陆。

听说逯钦立夫妇的选择后，傅斯年很气愤，说来你们跟着我，现在大难临头就想溜了。①

我有些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后来读到台湾史语所王先生的文章也说，“1948年秋，因为政治上的歧见，逯钦立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始知此说不虚。

罗筱蕖在缅怀五哥罗莼芬的信中也说道：“1945年10月去了南京，我不去台湾也取决于五哥的两封信。就是说我年少、青年时的关键时刻都有五哥的影响和指导。”

第七章 走出李庄（13）

转瞬几十年过去了。当中国的极左政治结束后，罗筱蕖给亲人写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十弟：

我老早就想要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倾诉想念弟弟的心情，谈谈阔别多年的生活情况，可每一提笔欲写又罢。25岁离开家乡，乡情乡俗已慢慢忘，随环境的变化，思想意识已就变化了。

21岁到栗峰小学教书，22岁转入中央研究院子弟小学任教，25岁随院迁南京，次年在中央教育部当办事员。南京解放前夕到国立广西大学，由傅斯年介绍的，丈夫逯钦立卓亭在广西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兼教授。

刚解放大学教授奇缺，调往吉林省东北师范大学至今。1952年在师大教材科图书馆工作，1956年至1960年在师大中文系学习。1966年因自己自传中填写的进步家庭属虚填，怕人揭发父亲被镇压的事而自行退职。

回首几十年埋头工作和学习的情景，至今心中难以平静。你九姐夫逯钦立北京大学毕业、北大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属北京大学才子之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古诗歌八年，在大学专讲文学史、古诗歌史二十四年，作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册二百四十万字、《陶渊明集》四十万字（中华书局出版），《魏晋南北朝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在各重要文学刊物上登刊二十多篇学术论文。故他在中国古典文学、古诗歌领域占有很重要地位，已名留青史，逯姓已属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只要在重点大学中文系的老教授中打听，都会知道他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

傅斯年先生曾说过：只要他的论文出版后，会是很成功的学者。我今天向你介绍这些，因为我们是亲姐弟，你应该知道你的九姐夫和九姐的真实情况，我好像快要死了，应该让家人知道这些。

随夫在外漂泊，又孤身一人几十年，多么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许多情况是你生活在家和亲人周围所感受不到的。

第三节 天下同济

1946年秋天，同济大学迁回上海。

回首李庄五年，同济发展了，有理工医三学院，1945年又增设法学院，同时进行了系科调整。学生人数一千一百多，毕业人数六百八十人。

哼着《松花上》来到李庄，高唱《毕业歌》又离开李庄的同济人，从李庄的山林放飞，飞向三山五岳，飞向五湖四海，飞遍全中国，飞向全世界。

第七章 走出李庄（14）

吴旻是1945年入学同济医学院，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细胞生物学及医学遗传学专家。他不止一次地向学生讲述他在同济新生院学德文时，教科书上一篇莫扎特的小故事：

一位音乐神童演奏了一段小提琴曲，莫扎特听后十分赞赏。于是神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谱曲？”莫扎特答道：“还早着哩！”

神童挺不满意，又问：“您不是五岁就自己作曲了吗？我都十岁了！”莫扎特答道：“可我并没去问过呀！”

故事如同莫扎特的小夜曲，就一直在吴旻脑海中萦绕。故事已超越了叙述的范畴，变成激励自己的一种“李庄精神”。这种精神伴他走过风雨泥泞，伴他走进鲜花和掌声

1937年，十七岁的唐有祺考进同济大学理学院，正逢七七卢沟桥事变。他历了同济大学西迁，颠沛辗转的万里行程。李庄五年，刻苦捧读，他不负每一个晨曦与落日。

1946年秋，唐有祺同济大学毕业后，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主修化学，副修物理，旁及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百般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唐有祺博士当机立断，绕道欧洲，历时三个月才回到祖国。

唐有祺先生现已成为我国结构化学界的权威、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他的夫人张丽珠女士，则因为成功地培育出中国的第一例试管婴儿，被称为“神州的试管婴儿之母”。

从李庄的荒村古庙中走出的同济人，到底有多少走进了神圣的科技殿堂，我缺少这方面的统计，只随意地作了一次网上浏览：

新中国成立后，同济大学在李庄时期的学生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朱洪元、陶亨咸、王守武、唐有祺、吴式枢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吴式枢、王守武、王守觉、吴孟超、曹楚南等。可以骄傲地说，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项目，都有李庄同济人的身影。

吴几康是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电系后，任电信系助教。

黄席椿，中国电磁场理论与技术专家。其父黄远生，辛亥革命烈士。1941年1月从德国回国，任李庄同济大学教授兼电机系主任。此后，长期从事无线电、工程电磁理论、天线及电波传播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发展我国无线电工程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方面作出了贡献。

石声汉，英国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1941年8月在李庄的同济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长期从事生物学和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哺乳类的学者之一。

李庄是块不到两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是八年抗战中的一段匆匆而过的光阴。而这有限的时空，却对中国对人类厥功至伟！

第七章 走出李庄（15）

我的朋友、李庄镇长毛霄先生向我讲了一件事：2001年4月，他去上海同济大学，请求为李庄作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的规划。

去之前，他也有些忐忑不安。当他住进同济宾馆，迈进学校贵宾接待室，他的顾虑一下子就消除了，他突然找到了家的感觉--在学校的好几处地方，挂着一批世界名校的黑白照片，而每一处都有几幅李庄时期的同济。

李庄同济，是同济永远的骄傲。

毛霄镇长的时空距离一下子就消除了。

我听这个故事，多少觉得有些像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尾。也许中国戏剧每一出都逃不脱程式化的审美框架，但精妙处在于每个人物甚至每句唱腔又都有不同的魅力。

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一批信件。这是一批同济老人近年回复李庄镇政府建立抗战文化陈列馆征集文物的信函。

读那些信，我仿佛看到那些耄耋老人在人生舞台即将谢幕时所作的精彩道白。几十年的人生浓缩在短短的几页信纸上。李庄岁月是他们人生的艰难起步；李庄以后，是他们命运的自然延伸。

我是1945年底随同济搬迁到上海去的，一别就是五十五年了。这期间我留过学，在捷克许多工厂里实习过。回国后，在国内许多工厂里，搞过车间技术改造、生产研制工作，解决过遇到的生产问题，这都是从李庄时期开始学习到的知识的具体应用，李庄在培养我成长的过程中是功不可没的！谢谢你，李庄！

--李永正

我是1945年离开李庄的，我的大学生活就是在李庄羊街11号度过的，对李庄十分有感情。李庄的居民也很友好，读完了你们的来信，使人回忆起当年的生活，十分留恋。抗战胜利后，一直在上海市政设计院工作，现年81岁，已退休在家。家离同济大学很近，在校内仍有多位老同学和老老师，十余年前仍去学校参加些咨询工作。

今寄上“同济大学1945年工学院毕业同学通讯录”，这些同学的大学五年生活，均在李庄度过，都得到过李庄人民的支助，包括在东岳庙前建立石碑的霍藻润，都是1945年离开李庄的，大家对李庄十分有感情。

这本通信录是1989年编制的，时间之久，其中的通信地址大多已改变，部分同学已逝世了。

-- 钱昆滋

我们这些天涯游子，有的已谢世，余下的亦已白发皤然，有生之年，闻此感举，怎不热泪潸潸。

解放后，同济虽被解体（医学院迁汉口，理、文、法合并复旦，工学院独留上海），但同济人的心是整体的，同济人对李庄的乡亲是永远不会忘的。多少年来同济人相聚，都盼望能给在抗战时期全力支援过我们的李庄人民留点什么，但由于种种因未能兑现，今见地方政府有此规划，怎不欣慰。

第七章 走出李庄（16）

附《满红》一首，聊表对李庄的怀念之情

满红

--怀念李庄

天地覆，半世纪，峥嵘岁月。

怎能忘，烽火半壁，西川负笈。

滔滔长东逝水，残灯棚户啼鹃血。

举目望，中虏骑急，何时灭？

人文荟，歌壮烈。绩弦诵，声未绝。

念李庄父老，萍水扶。

禹宫切磋无寒暑，边砥砺细语密。

今忽闻，重理旧文物，喜无极。

--志

第四节 史语所在台湾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史语所所长。亮相台湾，傅斯年有一副典的姿势。

1949年底，美国出于在亚洲的战略利益考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国民党政府刚迁台湾，立足未稳，迫切需要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

麦克阿瑟专机到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机场接，也通知了傅斯年到场。

第二天，台港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傅斯年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旁若无人。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出掌台大，广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实图书，奖励研究，奠定了台湾的学术根基。

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校长批准。

当时，国民党政府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这种手续。

傅斯年执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

有人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傅斯年两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写道：“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在重申自己的办学则和育人理想之后，情绪激昂地说：“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摈弃于校门之外。”

第七章 走出李庄（17）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一向疾恶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相当激动，引起脑溢血突发，倒在议会大厅，抢救无效，当晚去世。

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礼堂正中，悬挂着“国失师表”的挽幛。

史语所的挽联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的挽联是：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听说傅斯年猝然去世，挚友陈寅恪十分震惊伤感，他写了一首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诗：

不生不死最堪伤，忧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胡适从美国写信给傅夫人俞大：

自从孟真的不幸消息证实以后，我天天想写信给你，总写不成！十月廿一日我发了一短电给你。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绩。这样的Combination世界稀有。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到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的办事，真不可及！

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

胡适比他的学生和挚友傅斯年多活了十二年。

名满天下，谤也随之。1962年6月24日，胡适也因心脏病去世。在众多的挽联中，有一副写道：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噪，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第七章 走出李庄（18）

2002年10月9日，在李庄羊街8号罗萼芬老人家，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他表姐张素萱前些年从台湾寄来的。

表姐张素萱嫁给史语所的李光涛，1949年跟丈夫去了台湾。照片上的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张素萱和她的女儿李小萱，还有一个女人更加苍老。

照片背后有张素萱的题词：

送给萼芬老表。

这是103岁帮傅斯年所长的用人龙嫂，现已110多岁了。她是河对门的农妇，先帮傅所长。后傅所长夫妇死了，又帮俞大维交通部长，俞大维又死了。现在听说她被送进养老院了。

龙嫂？！

我蓦然一惊。在李庄，人们不止一次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她是从他们身边走出去的乡下人。向我讲述的李婆婆与龙嫂差了一代人，张汉青与她差了整整两代。她与傅斯年的岁数当是不相上下。

--历史已过了好几页，她还活着。在她身上，该藏着李庄与史语所多少故事，她该了解傅斯年多少秘密？

也许，世界都已老去，她还活着的因正在于她大字不识，对纷繁复杂的人生世态永远保持童真。

傅斯年的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时，台湾当局朝不保夕，更无暇顾及大陆迁台的教育界学术界人士。

中央研究院的先生大都被收容在台湾大学校内，要想领得一份薪水，就得教若干课程。搞研究的大都口讷，为了生计，自然也只好改吃“讲”饭。研究工作很难提上日程。

史语所一到台湾，就被安插在小小的杨梅火车站。在铁路通运公司的一座仓库里一待就是五六年。库房窗户小，闷热不通风。从李庄运回南京，从南京运来台湾的文物古大都不能开箱。图书资料也派不上用场，研究工作处于半封闭状态。

傅斯年去世后，作宾接替了史语所所长一职，这是代理了几十年后的众望所归。作宾年近六旬，对甲骨文的研究正值鼎盛时期。

然而，这时代的作宾先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持一个最低生活水准方面。他办《大陆》杂志，以及应聘香港大学，以及在台湾大学教书，都不是他衷心想做的。先生在成熟而能做最大贡献的时候，却遭受了挫折，环境的一切使他不能完成他想做的工作，这真是令人惋惜的一件事！作宾先生不能集中他的全力做研究，与以往王国维先生的自杀显然是不同的两件事，但从学术的意义说却颇有些相似。①

第七章 走出李庄（19）

1964年，作宾先生病逝。台湾《联合报》采访他儿子敏，敏说：

我父亲一生来讲对于生活好像没有什么要求，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一生，几乎学术研究跟生活的享受成反比。他对我们小孩来讲，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展，所以我们一共有兄弟姊妹十个，没有一个是学文史的，这一点等到我们现在就有些后悔了。

有人向我说起过这个敏，是和他一起上过学、打过架的农民。

先生（作宾）的娃儿叫敏，和他爸一样，长一张马脸，凹眉抠眼的。敏和我一起读过书。栗峰小学四个字，是他父亲作宾写的甲骨文。敏1998年回来过，从高石梯一钻上来，我就把他认出了。

那天，敏是同他堂客（夫人）一起来的，他堂客撑一把阳伞。面过来，我问他，老，你还记得我不？他看了我一阵，没说话。我又说，民国三十二年，我们同道在栗峰小学读书，我叫张汉青。我们还打过架，还一起下河沟捉过泥鳅。哦，想起了，想起了。他连忙点头，笑起来了。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走台湾来。几十年不见面，大家话不多。他提一架照相机，这里看看，那里站站，看一阵照一阵，又从高石梯顺着走回去了。后来听人说他是摄影家。①

1955年，李济先生接任史语所第三任所长。他承袭傅斯年治所的方针。而要避开政治风雨，潜心治学，谈何容易。

当时这种做法不太为政府所了解，时有不必要的怀疑与批评。因此，所内的学者都觉得内心中有一股极大的压力，无形中似乎形成了一种不谈政治、不问政事的空气，以致使外界误认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中心的学人缺乏传统知识分子的崇高思想意识，皆是钻考据牛角尖的“书匠”。

有位在旧庄国小教书多年的老师曾这么说：“中央研究院是我的隔壁邻居，可我从来不知道隔壁邻居都住些什么人、做什么来着？隔壁就好像是中古世纪的城堡。”我心想，里头住着翰林，大白话说就是学人，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也就用不着分说什么，傅斯年先生正是这么说：但这些都不见得即是什么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②

国民党痛失政权，有一种论调是专制不力，自由泛化。蒋介石就更强化了刺刀下的高压政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政治，威权体制尚在当令，当局力图铲除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些孑遗，中央研究院与台大，被当时的中央党部第二组视为大陆时代北大、清华的残余，为此必须加以清除。王雪艇先生、李济之先生，都被情治人员当做异议分子，是挟国际力量（美国）以自重的自由主义者。

第七章 走出李庄（20）

这一条战线得很长--外面不必说，即是史语所内部，也有家神家鬼，其中包括职司情治的工作人员，过胁迫而参加的人员，特意混进来的工作人员当然还有企图借政治力量急于取而代之的自己人。一些杂志明枪暗箭，彼此呼应；匿名信与恐吓电话，也数见不鲜。当时情势诡谲，王雪艇先生与李济先生身挡外来压力，不让同人受到惊扰，至少保全了南港的学术园地。①

李济是个标准的学者，很少提及政治，也不屑谈论政界人物。他治史语所，再三声明，学问与政治应分途。当有政治侵犯学术的事发生时，他就而持杖去官府力争，不在任何政治压力下让步一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史语所在台湾历了前所未有的泥泞。一想起在板栗坳读书做学问的清静日子，人们已恍然若梦。王利器的《李庄忆旧》、何兹全的《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杨志玖的《我在史语所的三年》都在不约而同地呼唤长上游的那个偏僻小镇。

就连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也曾不无感伤地说到，西迁时期中央研究院的情形，无论是初创时，还是1949年迁移台湾以后，均不可比拟。

后记

第一次去李庄，是应《南方周末》之约，写一点文字。

恰逢2000年的五一大假。邻近的蜀南竹海火暴得不行。车阵一直从安排到宜宾，隔着长，横亘在李庄人眼皮底下。然而，就没有一个人改道来李庄看看。

几天采访，我去了上坝的张家大院，寻找中国营造学社的遗址；去了板栗坳的栗峰书院，探访史语所的往事；去了门官田打听社会科学所的旧闻

在通向板栗坳的机耕道上，有人以为我是收旧门窗的。史语所住过的板栗坳现在是永胜村，村干部对我探访旧事大为不解，“中央研究院？中央的人哪会到我们这里来？！”我在梁思成林徽因住过的房间里徘徊，两间屋已成了鸡舍，一群鸡自由地觅食。在梁思成誉为“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旋螺殿，守门人告诉我，门票尽管只收5毛钱，但一年下来，还卖不到1000张票

我心戚戚。失落之余，又生出一种责任感。我把此次见闻写成报告文学《李庄记事》《世界将重新叩访李庄》，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后，几十家网站竞相粘贴，于是众多媒体蜂拥而至。

就这样，李庄不意地被撩开了一段湮没的历史，在沉积几十年后又一次走进了世人的目光。

此后，我每年都要去一趟李庄，而每一次总会有朝觐般的喜悦和身入宝山的收获。

我的朋友中茂和洁尘夫妇听了我的叙述后，也大为感动，鼓励我把李庄写成一本书。从此，本书的责任编洁尘就开始鞭策我，一直到现在。

第七章 走出李庄（21）

我应承下来，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件耗时费事的艰苦劳作。往事如烟，资料难觅，知情人大都过世。尤其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部分，海峡隔绝，早已音信渺茫。

麻雀飞过总有影。我开始捕风捉影，顺藤摸瓜，见微知著，辨正去讹。日复一日，竟至年。

在李庄，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把我视为自家人，都把我写李庄当成自家事。

毛霄镇长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每次向他讲起那段往事，总能读到他眸子里的虔诚与热望。他把重续那段历史与古镇建设、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把本书的写作与提高李庄的知名度结合起来，为收集材料曾多次风尘仆仆去上海、北京寻访知情人。

他的诚恳得到了回报。当年营造学社的罗哲文，梁思成的夫人林洙，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女梁从诫、梁再冰以及无数的同济老人，尽皆倾力襄助。人们取出藏之秘箧的信件、照片，让毛霄他们组织拍，还慨然为李庄题词留念

--这些都成了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有毛霄们的努力，没有上述前辈的支持，这本书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

李庄羊街8号的罗萼芬老人一直把我当做朋友和亲人。除了无数次地向我讲述，还无私地提供了他收集的一些资料，甚至家信。写一部李庄的书，是他多年的夙愿。因此，我的笔下也流淌着他的血汗。

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欣然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向我提供了许多的细节，还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鼓励。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王先生曾审看过本书的部分章节，承蒙他的允许，我从傅斯年图书馆的网站上下载了部分史语所档案索引，特致谢忱。

与四川有线电视台的田颖小姐只有一面之缘，她竟托人从台湾为我捎来一套史语所纪念文集，让我感激之至。古稀老人张伯曾慨然接受我的采访，还向我赠送了几张珍贵的照片。对那次以酒代茶、声泪俱下的采访，我会终身不忘。李庄的左照环、王荣全等，对本书的资料收集采访、图片拍摄等，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

我的妻子冯志从我一陷入这桩劳作起，除了默默地承担起所有的家务，还义不容辞地担负查找资料、文字录入和编校对等项工作。我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军人，他对本书的写作出版殷殷垂询

这本书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但我深知这其中凝聚着众人的心血和智慧。现在终于完成了，我谨向所有的朋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3年11月1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