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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1)

- 第2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2)

- 第3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3)

- 第4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4)

- 第5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5)

- 第6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6)

- 第7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7)

- 第8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8)

- 第9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9)

- 第10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

- 第11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2)

- 第12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3)

- 第13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4)

- 第14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5)

- 第15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6)

- 第16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7)

- 第17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8)

- 第18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9)

- 第19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0)

- 第20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1)

- 第21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2)

- 第22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3)

- 第23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4)

- 第24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5)

- 第25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6)

- 第26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1)

- 第27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2)

- 第28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3)

- 第29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4)

- 第30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5)

- 第31节：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1)

- 第32节：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2)

- 第33节：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3)

- 第34节：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4)

- 第35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1)

- 第36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2)

- 第37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3)

- 第38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4)

- 第39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5)

- 第40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6)

- 第41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7)

第1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1)

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

在封建强权社会中，古代帝王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挥斥方遒，勾勒着历史发展的螺旋轨迹。他们或以丰功伟业称霸于世，或以绝妙文采震烁古今，或以雄韬伟略彪炳史册，或以昏庸残暴臭名昭著……不一样的帝王，却有着一样的神秘。高墙围起的宫禁中，帝王的生活是那么的遥远，又是那么的传奇；斑驳的史书中，却又有着那么多语焉不详或者歌功颂德的文字。当代人不能穿越时空，直面圣灵，只能发无限的思古幽情去仰视帝王，带着新奇的心理对帝王进行剖析。当史料更新，浮云飘去，帝王的真相必将展现于世人眼前。

忍辱负重勾践有没有卧薪尝胆？

勾践是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最终赢家。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诸侯争霸中，越王勾践凭借坚强不屈的毅力和忍辱负重的耐力最终获胜，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称道的典故，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是“卧薪尝胆”的故事。然而关于越王勾践是否真的曾经卧薪尝胆，却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从来没有卧薪尝胆，有的说他“卧薪”而没有“尝胆”，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难道这个流传千古的帝王发愤图强的典故，竟然成了欲盖弥彰的弥天大谎？

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吴越之间积怨深久。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打越国，却反被越国打败，阖闾死于败逃途中。他的儿子夫差继位后，时刻提醒自己，勿忘国耻，为父报仇。他重用伍子胥和伯噽，大规模操练兵马，经过两三年的精心准备，夫差亲率人马攻打越国。越王勾践率军迎敌，结果大败，勾践带领所剩的五千兵马逃到了会稽，还是被吴军围了个水泄不通。越王只得派文种去和吴国议和，议和的结果是勾践夫妇必须到吴国为仆，越王勾践虽贵为君主，但事已至此，不得不忍受屈辱，答应了吴王的要求。

公元前492年，勾践把国家交给文种和一些大臣治理，自己带着妻子和范蠡来到吴国作奴仆。夫差为了羞辱他，就派他住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个小石屋里。勾践每天守坟、喂马、除粪、打扫，把这一切打理得井然有序，没有丝毫的怨言，也没有丝毫的怠慢。夫差骑马出门的时候，他拉过马，恭恭敬敬地献上缰绳，他甚至诚心诚意地帮夫差牵着马穿过市井，这一切，让有意刁难他的夫差无可奈何。甚至有一次，夫差病了，他前去问候，为了讨得夫差的欢心，他竟然拉开马桶盖亲尝夫差刚拉的大便，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问疾尝粪”的典故。勾践三年来的忍辱负重，终于换取了夫差的信任，夫差认定勾践已是真心臣服，于是放心放他们回国。这一放，却给了勾践东山再起的机会。

回国后的勾践，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甘居人下的勾践了，他发誓要报仇雪恨，几年来的忍辱负重就是为了这一天。据说为了激励自己，他晚上坚持睡在柴草上，还在屋顶上吊了一个苦胆，无论是站着、坐着，还是吃饭，都要先尝尝苦胆的苦味，以警示自己。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和不懈努力，他最终战胜了吴国。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典故“卧薪尝胆”的来历。但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勾践究竟有没有通过“卧薪”和“尝胆”两种手段来激励自己呢？

《左传》和《国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吴越争霸和勾践事迹的历史典籍，而且距当时的历史较近，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较为可信，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在这两本史籍中，都没有讲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这不能不让人生疑。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话：“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司马迁的话是非常明确的，勾践确实有“尝胆”的行为。但“卧薪”呢？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是不是就是指的“卧薪”呢？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交待。

东汉时期，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然是专门记录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书，但它们却只是以先秦历史为基础，又加上了小说家的荒诞想像。《越绝书》中“卧薪”、“尝胆”都未被提及；《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仅提到越王勾践“悬胆在户外，出入皆尝，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提“卧薪”一事。

第2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2)

最先把“卧薪”、“尝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的是苏轼。他在《拟孙权答曹操书》这一带有游戏色彩的书信中，说孙权曾“卧薪尝胆”。但真正把“卧薪尝胆”用在勾践身上并使之广为流传的是众多的文学作品。明朝末年，在传奇剧本《浣纱记》中，梁辰鱼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清初，吴乘权在《纲鉴易知录》中写道：“勾践叛国，乃劳其凝思，卧薪尝胆。”后来，明末作家冯梦龙在其刊刻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多次提到过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正是这些文学作品的描述，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但其真实性还需进一步考证。

也有学者认为：东汉时期《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中就有越王勾践“卧薪”之事记载。文中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清代马瑞辰解释说是“蓼薪”苦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998年版）上解释是：“植物名。种类很多，味辛辣。比喻辛苦。”由此看来，勾践准备了许多“蓼薪”一定是用来磨炼意志的。这样，《勾践归国外传》中的话意思就十分明显了：那时勾践冥思苦虑，日夜操劳，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觉，即“目卧”。但他用“蓼薪”来刺激自己，以便能够忍耐克服，避免睡觉。“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由此可知，后人把“卧薪”说成是在硬柴上睡觉，是曲解了《吴越春秋》的意思，因为“卧薪”是眼睛遭受折磨而不是身体遭受折磨。这种说法的结论是：尽管后人误解了这个词语的意思，但勾践确实有过“卧薪尝胆”的行为。这似乎与司马迁笔下的“苦身”之间存在若干联系。综合这种种史料和因素，我们不妨设想：他可能是深夜累了的时候就借助“蓼薪”来提神，再或者就靠在柴草上小睡一会，惊醒之后，继续劳作。但这也只是设想而已。

这样看来，勾践“尝胆”是确有其事的，《史记》和《吴越春秋》等史书都明确提到过。而关于勾践“卧薪”之说，却是今人误解了古人的记载，这里的“卧薪”并不是指躺在柴草上睡觉，而是用蓼草刺激自己的眼睛，使自己不至于犯困睡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卧薪”也是存在的。事实上，研究勾践究竟有没有卧薪尝胆，史书记载的“卧薪”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卧薪”有什么不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学习勾践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帮助勾践战胜了吴国。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成为历代华夏儿女的英雄榜样，激励着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义士建功立业，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悲情霸王项羽为何不肯过江东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霸王，关于他的传说汗牛充栋，这其中又以他自刎乌江最为慷慨悲壮，在民间流传也最为广泛。关于他的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南宋词人李清照为代表，她在《乌江》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做出高度评价和赞扬；一种是以晚唐诗人杜牧为代表，他在《题乌江亭》中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认为项羽缺乏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决心，对他自刎乌江的决定作出了惋惜和失望的评价。几千年来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直在不停地延伸着，那么项羽当年为什么选择了自刎，而不是过江呢？

根据最早的记录，项羽是因为无脸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汉战争中项羽被刘邦打败后，项羽带领八百人马突出重围，来到乌江江畔，这时乌江亭长劝项羽赶快渡江，以图东山再起、报仇雪恨，可是项羽却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于是拔剑自刎而死。这种说法出自太史公司马迁之手，距项羽之死年代较为接近，描写得非常慷慨激昂，因而流传最为广泛，后世关于项羽自刎的传说大多源于此。

第3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3)

在这种说法中，虞姬之死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据《史记》记载，项羽被汉军围困于垓下，夜闻四面楚歌，非常吃惊，便起身饮酒，此时“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据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记载，虞姬当时怆然拔剑起舞，并和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挥剑自刎。项羽是个争强好胜、死要面子的人，自己最心爱的侍妾被逼自杀，心中既伤心绝望，又十分羞愧，自尊心受到强烈打击，再加上当时楚军伤亡惨重，“虞姬死而子弟散”，所以当项羽带着残兵败将逃至乌江畔时，顿觉羞耻难当，没有脸面去见江东父老，于是选择一死了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项羽自杀是想结束战争，消除百姓因战乱带来的痛苦。据《史记》记载，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僵持不下，“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于是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意思是想通过两个人的决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百姓跟着受苦，说明项羽的确有可怜天下苍生的情怀。当项羽率残兵败将突出重围来到乌江时，想到渡江以后还要卷土重来，重新进行一次楚汉战争，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于是选择牺牲性命来结束连绵数年的残杀，还天下一个太平世界。

但这种说法带有太多的猜测成分，也与项羽的好战残暴性格不符。项羽当年曾经坑杀二十万秦兵，火烧阿房宫三个月，是一个非常暴虐的人，不大可能为了免除百姓疾苦而至自杀身亡。他之所以要约刘邦单打独斗、一决胜负，很可能是出于一种计谋，因为以项羽的个人能力，打败刘邦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不过刘邦也没有上当。当项羽失败逃至乌江时，万念俱灰、狼狈不堪，心中不免感慨万千，此情此景下重新唤起他可怜天下苍生，愿意以一己之死来结束战争的念头也有可能，但这顶多是项羽走投无路又放不下脸面时的一种自我安慰，将它视为项羽自杀的主要原因却是不妥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项羽不是不想过江，而是根本没有机会过江。我国著名学者冯其庸在其文章《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中，详细论证了《史记》、《汉书》、《楚汉春秋》关于项羽之死的描述，指出《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

船待”两处涉及乌江外，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反倒是明确提到：项羽“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等。他还通过《括地志》和《江表传》等篇章作了关于地理位置的考察，经过实地查勘考证，项羽确死于东城，即今天的安徽定远县，此地离乌江有120千米。至于《项羽本纪》中两处涉及乌江的记述，冯先生认为是司马迁记叙上的错误，并导致了以后的以讹传讹。

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计正山先生依据《史记》、《汉书》中的“灌婴传”，认为项羽并非在乌江“自刎而死”，而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垓下之围中项羽仓皇失措，带领八百兵马突出重围，往江东方向逃跑。长江以南是项羽的势力范围，是他发迹崛起的地方，即使在楚汉战争后期，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尉等依然服从项羽，听从项羽调遣，尤其是南楚临江王共氏，直到项羽死后仍忠于项王，抗拒刘邦。如果项羽顺利渡江，完全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一次击败刘邦。所以项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渡过乌江，但逃至东城时被汉军包围，混战中即被灌婴杀死，而乌江离东城还有120千米，所以项羽根本没有渡江的机会，也不是自刎而死。

但这种说法同样充满了推测和猜想，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根据《太平寰宇记》等资料记载，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从现在定远东南的池河上中游地区，越过江淮分水岭，包括今滁县西南境、肥东东境、全椒西南境，直到今和县乌江的沿江一带。晋太康六年在设东城县界设置单独的乌江县。章学诚在《和州志补沿革》曾指出：“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晋太康元年属淮郡，其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也就是说，在楚汉战争时期，东城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行政区域，乌江是包括在东城县内的，因此司马迁所说的“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并不矛盾，而是为避免同义反复而使用的描写方法。

第4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4)

这样看来，项羽的确是死于乌江，司马迁所处的年代距离楚汉战争只有七十年左右，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而且他治学严谨，在项羽之死这样的大问题上应该不会妄自猜测。而项羽之所以不肯过江而选择自刎而死，实在是一个性格悲剧。自大孤傲、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缺乏忍辱负重的坚韧意志，是导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他的死虽然显得慷慨壮烈，并为后人反复吟唱，但一代霸王就此了却一生却也让人扼腕叹惜。

奸雄之智曹操不要皇帝名号的玄机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脱颖而出。董卓死后，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议，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把15岁的小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发号施令变得名正言顺。依靠天子这张王牌，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此他挫袁绍、平吕布，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业，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对于曹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一部《三国演义》将其描绘成了大奸大恶的代表，而且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许邵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来形容更显客观。曹操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刀光剑影，历经无数次的征战杀伐，最终达到了权力的顶峰。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世人：此时的曹操，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他可以轻松地废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从公元196年“挟天子”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始终没有跨越这一步呢？推究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何进、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董卓、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虽然曹操竭力宣称自己是奉天子诏，但天子权力被架空，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孙权、刘备早已唾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曹操并不惧怕这种责骂，因为当时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责骂和攻讦本属正常，曹操同样以乱臣逆贼的名义指责他们，他所惧怕的乃是留下历史的骂名，那可是有口难辩、影响深远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随便僭越称帝。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敦曾对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由此可见，曹操为自己所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美好得多了！

曹操在《述志令》中进一步明示：“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春秋五霸”的霸主，称霸之后还名垂千秋，就是因为他们仍然以周王朝为尊。言外之意，如果两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机澄清，尽管他势力非常大，但他决无二心，他并不是想篡汉的“奸雄”，而是一心辅佐幼主的“能臣”。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

第5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5)

第二，从当时形势来看，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取得汉王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西南虎视眈眈，国家还未统一，天下并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带领天下英雄讨伐他，这样，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便不复存在，就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甚至引起新一轮军阀混战。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广，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却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这显然是对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对称帝一事非常谨慎。

但是，曹操的许多部下都曾劝说过他称帝，孙权也曾劝曹操废汉建魏，但曹操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给曹操，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曹操当即识破了孙权的伎俩，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称帝，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曹操的识见实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紧紧靠着汉献帝这棵大树，谁也奈何不了他，谁也动不了他，否则便是自取灭亡。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内部的反对派和外部的敌对派凡有所行动者，都得不到好下场，就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曹操坚持实用主义，并不看重虚名。曹操是一个志向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年轻时即打算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然而生逢乱世、朝政废弛，才华得不到发挥，因而走上了军阀争战的道路。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安邦定国，其他的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他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这一选择让他在军阀混战中处于极大的优势。他的这种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用人上，他的用人原则是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帮助他奠定了霸王功业。

这种讲究实际、不务虚表的作风在是否称帝的问题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一步步剥夺了汉献帝的权力，直到完全成为他的傀儡，成为他发号施令的道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以荀彧之死为代价受封魏公及九锡，并把全国合并为九州，最大的冀州归他管辖，魏郡也是最大的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逼迫献帝诏令他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至此，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也具备了身为天子才能有的装束礼仪，此时，陈群、桓阶、夏侯敦等人都劝曹操称帝，然而曹操不为所动，坚持不做皇帝。

其实此时的曹操称不称帝只是一个名号的问题，天子的诏令由他口授，官员的任命由他授意，朝廷的政策由他决定，他是以丞相的名义做皇帝的事，曹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何必去计较“皇帝”这个称号呢？汉献帝刘协倒有“皇帝”的名号，可又有什么用呢？曹操在《述志令》中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意思是自己做到宰相已经非常尊贵，已经非常满足了。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曹操当然满足了，已经享受到了皇帝的各种待遇，也就没有必要去公然登基称帝了，那样反而会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陷于被动，实在是没有必要！如果一定要这个皇帝的名号，那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吧，所以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曹操的确是为自己的儿子称帝做好了准备。

总之，曹操在要不要称帝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聪明，他以丞相的名义做了应该由皇帝做的事，在形式上维持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实际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既让刘备、孙权抓不住把柄，又为自己的儿子日后称帝准备了条件。

细节成败曹操兵败赤壁谜团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争，正是这场战争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后再也没能卷土重来，从此势力仅限于北方，而孙权和刘备在江南和巴蜀的势力则得以巩固。赤壁之战前的曹操可谓雄心壮志，气吞山河，他通过讨董卓、伐吕布、灭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度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麾下兵精将广、人才济济，因此挥师南下，欲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不料占据军事优势的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却败得一塌糊涂，令人叹惜。关于他的失败，史家已经罗列了非常多的原因，那么这些因素中哪些才是决定性的呢？

第6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6)

一是曹操骄傲自满，过于轻敌。由于曹操在此前的战事中一路高奏凯歌，接连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割据势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从而内心开始飘飘然起来。他率领大军来到长江后，根本不把孙刘联军放在眼里，在战斗之前就已经开始盘算胜利后在江东如何享乐，没有像以前官渡之战时那样细心研究战略战术，也没有精心安排细作到江东去探听军情，反而疏于防范，让孙权的耳目三番五次地混进军营刺探消息。

曹操最为疏忽大意的就是没有仔细考察黄盖投降的真伪，以及庞统来献“连环计”的用心，这两件事是导致火烧赤壁的直接原因。由于曹操的骄傲自满，没有及时识破孙刘联军这两次计谋，从而为赤壁之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晋代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指出，曹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求胜心切，在战争的指挥策划中显得心浮气躁，从而导致了大败，他说：“昔齐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可见曹操由于一时的疏忽大意，没有认真地看清当时的形势，从而导致大败，将数十年的积累毁于一旦。

曹操的自大还体现在他不听劝告上。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狼狈地从华容道逃跑，慨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开始后悔没有人给他出谋划策。其实早在他准备挥师南下时，谋士贾诩就力谏曹操不宜南下，因为当时时机并不成熟。《魏志·贾诩传》写道：“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不可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而黄盖诈降、庞统献“连环计”的时候，程昱等人就劝曹操要谨慎小心、明察秋毫，但曹操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从而导致上当中计，兵败赤壁。

二是曹操军队组成混乱，不习水战。曹操的军队从北方而来，大多不习水战，而且组成混乱，其中既有原来袁绍部队的军士，在官渡之战后投降曹军，也有中原平定徐州时候的投降部队，还有平定荆州时收服的投降部队，更有曹操早期镇压黄巾军时投降的黄巾军。真正属于曹操嫡系部队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这些各种背景的部队被曹操纳入编制后还没有认真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加以统一，内部纷争和矛盾众多。

更为重要的是曹军不习水战。曹操的士兵绝大部分是北方人，不习惯船上作战，其中惟一善于水战的部队是荆州被迫投降的水军，而这些人军心不稳，战斗力大为削弱。也正是这个原因，周瑜等人才请出凤雏庞统，前往曹营献“连环计”，建议曹操将所有战船用大铁环连成一体，这样就组成了牢固的犹如陆地的水上战场，陆军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曹操由于求胜心切，又没有水上作战的经验，对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缺乏研究，因而没有更多的思索就采纳了庞统的计策，为战争失败埋下了伏笔。当身边的谋士提醒曹操当心对方用火攻时，曹操不以为然，以为当时隆冬季节只有北风，对方不敢用火。岂料战斗打响时，风向突然逆转，刮起了东南风。

更为不幸的是，当天还有大雾。当黄盖带领二十余艘船只前来“投降”时，曹操根本看不清船头的士兵乃是稻草扎成的，而且船上撒满了硫磺。当他看清真相时为时已晚，烈火顺风冲进曹军绑在一起的军营中，立刻就让曹军乱了阵脚。《三国志·江表传》记载：“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擂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可见当时的惨状。

三是曹操的军队在战争中感染了传染病，这一点在诸多关于赤壁之战的分析中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一细节给曹操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据《三国志》记载，曹操部队到达南方后，由于水土不服，很快就发生了呕吐等疾病，曹操没有更多地重视这件事情，而是继续坚持对孙刘联军作战。《三国志·周瑜传》云：“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可见，孙刘联军准备停当，合力与曹操决战，但第一次交手曹军就遭败北，而这其中曹操军队已有疾病是主要原因，于是曹军只好退回江北，驻扎下来。《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可见在赤壁之战中，疾病一直伴随着曹操的部队，让曹军发挥不出水平，战斗力大打折扣，而且很多士兵不仅病了，还死了不少，这就更说明疾疫是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三国志·先主传》、《吴主传》等篇章中，这种疾病困扰的记载也有很多。

第7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7)

那么赤壁之战中曹军感染的疾病是什么病呢？据今人考证，应当是血吸虫病。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分析考察当时的情况，指出当时正值冬春之际，是血吸虫病发的高危时期，而荆州赤壁一带又是此种疾病的多发地，曹军士兵呕吐、发烧、拉稀等症状与之相符。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血吸虫病本来就难以治疗，曹军又是在行军作战，必然导致病情的大规模传染。

这场流行性血吸虫病，让气势汹汹而来的曹操大军兵败如山倒，被势力明显处于劣势的孙刘联军打败，实在是一件很恼火的事情。《三国志·孙权传》记载：“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说：“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使周瑜虚获此名。’”曹操对赤壁之战的失利耿耿于怀，反复强调是这场病疫让他战败，是他自己烧船自退的。由此可见，军队感染疾病的确是曹操赤壁之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尚皇帝梁武帝缘何饿死于僧寺

南北朝时期，民族混战，天下分裂，北方少数民族屡屡南下，汉族朝廷偏安江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在一片混战的局势中迅速传播开来，贫民百姓将它当作乞求来生的期望和寄托，达官贵族将它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和托辞，朝廷更是屡屡将佛教定为国教，广建寺庙，重金资助，从而造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兴盛局面，僧尼数量也大大增加。

其中，梁朝的萧衍皇帝堪称推崇佛教的典型，他不仅倾巨资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经常请大批和尚到宫中讲解佛法，一住就是几个月，期间连朝事也不再过问，甚至亲自出家做和尚，潜心研究佛法，成为历代皇帝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却饿死于内宫，不禁让人惊诧万分。

萧衍(公元464─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曾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后乘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萧衍夺取帝位后，曾改定“百家谱”，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设立雅馆、士林馆等。据《梁书》记载，梁武帝萧衍为了广泛纳谏，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觉得自己的才能未尽其用，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萧衍还下令颁行新历《大明历》，此历由著名学者祖冲之于50年前刘宋大明年间制定，相当精密，直到此时才得以颁布发行。由于萧衍的励精图治，南梁初期社会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

但是这种局势并没有维持下去，梁武帝安顿好江山社稷，消除种种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而不能自拔。他下令广建寺庙，全民奉佛，并亲自主持修建了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同泰寺等，座座规模宏大，极尽壮丽，耗费无数钱财。在他的带动下，举国上下争相修造，到处都是寺院。他还下诏优待僧尼，出巨资资助各地僧尼研习佛法、聚众讲经。据《梁书》记载，在梁武帝的支持下，各地寺庙多达2846座，僧尼82万余人，从而造就了佛教的鼎盛时期。不仅如此，梁武帝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萧衍舍身进入同泰寺，当了三天和尚，回宫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进入同泰寺，这一次他脱下御衣衮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尘后穿上法衣袈裟，长住于寺中，自号三宝奴，并亲自主持法会，向五万善男信女讲解《涅经》。朝中大臣非常惶恐，最终四处凑集了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才将“皇帝菩萨”赎回，但梁武帝执意出家，不肯回宫，群臣无奈，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复磕头，叩请皇帝还宫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劝请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回到朝廷。萧衍迷恋于佛教，就这样反复四次舍身寺院，追随佛法。

第8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8)

就在梁武帝萧衍沉溺于佛教不能自拔的时候，侯景之乱爆发了。侯景是个已经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曾担任过北朝东魏怀朔镇的外兵使，据《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少而不羁，见惮乡里。及长，骁勇有膂力，善骑射。狡猾多计，反覆难知”。后因在东魏斗争中失势而欲投靠西魏，西魏不肯收留他，他于是转而投靠南朝萧梁。梁武帝不听众人劝阻，执意接受侯景来附，并授侯景大将军、封河南王，并都督河南诸军事。岂料侯景一到河南，便举兵反叛，四处宣告说南梁朝廷亲信小人，朝政昏聩，又广建寺庙，不问耕织，致使百姓民生凋敝、苦不堪言，迅速召集了十万余众，一举攻破南梁都城建康（今南京）。梁武帝萧衍转眼间成为瓮中之鳖，被侯景囚禁于台城净居殿，不许与人接近。开始的时候，侯景还派人送些粗茶淡饭给萧衍吃，后来连粗食也不给他送了，这时萧衍已经八十六岁，被困时仍然念经诵佛、斋戒不辍，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营养，便被活活饿死了，下场可谓凄惨。

这是一般流传的萧衍饿死的说法，但有人认为他并非饿死。据《资治通鉴》记载，侯景攻破南京后，进宫面见梁武帝萧衍，“入城见武帝于太极殿，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上殿拜谒”，萧衍神色自若，对侯景说：“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让人带他到三公的座上。侯景非常惶恐，便对左右说：“吾踞鞍临敌，矢石交下，未曾怖畏，今见萧公，使人畏惧不已！”也就是说侯景攻破皇宫见到梁武帝时非常恐惧，被梁武帝的从容自若镇住了，于是便把他软禁在台城，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侯景派王纶给萧衍送去了几百粒鸡子让他吃，因此梁武帝不可能是饿死的。

关于梁武帝之死，《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梁武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就是说梁武帝生病久了觉得嘴巴苦，想要吃蜂蜜而不能，于是大喊“嗬嗬”数声而死。根据这段记载，萧衍是“疾久口苦”，也就是得了重病，嘴巴苦说明梁武帝并非空腹，而他想吃蜂蜜说明他并非肚子饿，而且送去的鸡子有数百粒之多，就知道其他吃的东西一定都齐备。其实当时梁武帝已经八十六岁，眼见国破家亡，恶人横行，禁不住忧愤成疾，而自身又被软禁，无人搭理照料，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最终死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梁武帝到底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恐怕今人已经很难明察，因为时隔久远，而且当时萧衍是被软禁，身边人员稀少，关于他的行踪不可能有很准确的记载。但无论他是饿死还是病死，自身都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之所以死乃是由于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则是由于他过于崇信佛教，以致朝政废弛，国库亏空，老百姓民不聊生，从而对朝廷心生怨恨。据《梁书》、《资治通鉴》记载，侯景从采石渡过长江的时候，兵马总共只有八千多人，到攻破台城时却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了，也就是侯景在南朝是得到百姓的强烈拥护的。而百姓拥护侯景的原因，也正是侯景所宣扬的，萧梁沉溺佛法、僧尼泛滥，朝纲废弛、民生凋敝。虽然侯景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却在客观上迎合了百姓的要求，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所以迅速打败了南梁的三十万兵马，让梁武帝萧衍成为阶下囚。可见梁武帝崇信佛法，并四次舍身侍佛并没有获得佛祖的保佑，反而落了个国破身亡的结局。

贤君不贤唐太宗是否篡改过国史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正是他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局面，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繁荣的顶峰，由于他的文治武功，历朝历代都视之为圣明君主的代表。然而对于他取得皇位的过程，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李世民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长兄李建成，逼迫父亲唐太祖李渊退位，才登上了皇位的，可谓心狠手辣、残忍暴虐。但在正史记载中，李世民在开创大唐的过程中劳苦功高，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正史中的记载是否属实？李世民继位后有没有为维护自身地位而篡改国史呢？这就要从大唐的创立过程说起。

第9节：壹帝王隐私：巨人头顶的浮云(9)

据史料记载，李渊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渊家世显赫，威望颇高，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而李渊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虽然早有异心，却一直按兵不动。此间由于朝廷横征暴敛，连年战乱，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觊觎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

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关于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据此书所述，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为其他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血气方刚，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渊受命南下镇压起义军，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渊。李渊非常恼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让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机会，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他马上通知建成、元吉，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东召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下大力气招揽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渊在晋阳命令刘文静伪作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在太原、雁门、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渊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之机，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与此同时，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李渊终于起兵反隋。由于他准备充分，谋划精密，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威不可挡。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进城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恢复旧业，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开向关中，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由此可见，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李渊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

《旧唐书》记载，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李世民见有机可乘，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沿用了这种说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设置史官，撰修国史，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渊是在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

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事迹加到自己身上，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太宗实录》时，极力渲染他出生时“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的异象是一致的。他也要求史官们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更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

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由此可见，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首要目的就是掩盖“玄武门之变”的恶劣行径，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至于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第10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

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

在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女性，尤其是漂亮的女性都被视作红颜祸水。明明是男人声色犬马以致毁了大好河山，却将恶果推给柔弱的女子吞食。貂蝉被看作政治斗争的一枚重要棋子，她的身世如同她的归宿一样成为历史的盲点；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后宫粉黛无颜色”，却只不过是唐明皇的一个玩偶，终生未能升为皇后……即使是远离了交织权术斗争的宫闱，古代女子也被三从四德的观念压抑了数千年。花木兰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物？唐婉与陆游的爱情到底是不是近亲恋？谜案交织着真相在历史的天空中盘旋。中国历史上的非常女性，在畸形的社会里上演了一幕幕非常往事。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面首知多少

武则天(公元624—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她14岁入宫，被唐太宗李世民选为才人，66岁时废掉睿宗皇帝，自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一生曲折复杂，她通过拉朋结党、排除异己等种种手段，最后登上了权力顶峰，给后世留下了诸多众说纷纭的话题。她嗜欲放纵、豢养男宠的经历更遭到了后人不断的贬斥和唾骂，民间还流传武则天曾经有“面首三千”。面首也即男宠，是供武则天享乐用的漂亮男人，这似乎与历代男性皇帝后宫“佳丽三千”有一较高低之意。然而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历史上武则天是否真的有面首三千呢？

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凡夫俗子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了，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三宫六院”、“佳丽三千”。武则天登上皇位后，已经倍感高处不胜寒，她当然要享受那种唯我独尊、众星捧月的帝王生活，更何况武则天本来就是个性欲极强的人，其丈夫唐高宗体弱多病，根本不能满足她对性的需要，因而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唐高宗死的那一年，武则天已经59岁，正式登基称帝时已经66岁，然而由于她生活优裕，养生得法，仍然面容姣美，丰肌艳态，宛若少女一般，其性欲也不减于年轻妇女，于是决计广纳面首，来满足她的需求。据《旧唐书》记载：“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供奉”，虽然此举屡次遭到大臣的反对，她却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地召纳相貌英俊、体格健壮的男子供她日夜消遣。

第11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2)

《旧唐书》中记载的较为有名的面首有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沈南璮等，他们都是相貌英俊、体格健壮的男人，能够满足武则天旺盛的性欲。据《旧唐书·张行成传》记载，张易之、张昌宗为兄弟二人，他们“年二十余，白晰美姿容，善音律歌词”。太平公主发现张昌宗后将他推荐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他的性能力非常满意，因而得到武后的宠爱。后来张昌宗向武则天推荐哥哥张易之说：“臣兄易之器用过臣（指其阳物更为巨大），兼工合炼（又善于炼凡药）”，武则天召见后发现张易之果然“阳道壮伟”，大为欢喜，从此他们兄弟二人就以入宫修书的名义长居宫中，专供武则天宠幸放纵。

有了开始，武则天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武则天的前半生可谓艰难，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夜观天象，得知武则天日后要做皇帝便将她冷落起来，死后还令她削发为尼，远离唐高宗，可谓饱受了屈辱和辛酸。正是前半生的过度压抑和屈辱让她在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时，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的放纵，要将年轻时的遗憾补偿回来，被压抑多年的性欲自然需要释放。如此一来，寥寥几个男宠如何能满足她的需求，于是武则天便下令广泛搜罗英俊健壮的男宠供她享用。根据历史记载，这些面首的来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派身边亲信四处打探，从民间寻找。薛怀义、张昌宗都接受过这样的任务，他们甚至以自己为参考，只有跟自己能力差不多的才被选中，否则不予考虑。当时宫中女才人上官婉儿也曾接受过这样的任务。上官婉儿出发前，武则天还就如何挑选男子向她面授机宜：男子鼻子大、隆直，必阳道壮伟。上官婉儿以此为原则四处搜罗，遇到合适的就选拔出来送给武则天。

二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亲自试验引荐，这是武则天男宠最主要的来源。太平公主身为武则天女儿，朝夕相处自然知母莫若女，而且她身上也遗传了武则天风流的血脉，深谙武则天喜好，为了讨母亲欢心，她甘于冲锋陷阵，为武则天做药引子。据《旧唐书》记载，薛怀义就是先认识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见他身体魁梧强壮，又经过亲自测试，发现他性交能力极强，于是引他进宫正式向武则天加以推荐，并说“小宝（薛怀义）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武则天便任命他为侍从，陪伴在自己身边，早晚云雨寻欢，甚为满意。张昌宗也是经由太平公主试验后推荐给武则天的，后来张昌宗又把哥哥张易之引荐给武则天，从此两个人都涂脂抹粉，着锦绣豪华衣装，以容貌姣美和阳物壮伟而深受武则天宠幸。这样一来便产生了连锁反应，一个推荐一个，武则天的男宠也就越来越多。

三是男宠的“毛遂自荐”，武则天广置面首的事情传开后，许多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便自告奋勇地主动要求进宫伺候武则天。据《旧唐书》载，柳良宾是由自己的父亲推荐的，同时被荐的有侯祥云，“子良宾洁自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吏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奉宸内供奉”。这些敢于自我推荐的人大多都有过人之处，既外表俊美，又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武则天大为欢喜，只要能让自己满足的都统统接纳并赐予他们高官厚禄。这样一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毛遂自荐”，甘愿成为武则天众多“妃嫔”中的一员。

通过这种种途径，武则天的面首已经蔚然成观，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公元698年，武则天成立了控鹤监。这是武则天朝所独设的一种机构。公元700年初，她又将控鹤监改为奉震府，由张易之、张昌宗二兄弟管理，俨然成为历代皇帝的“三宫六院”，张氏兄弟就像是东西宫的“皇后”、“贵妃”，成为武则天“妃嫔”的总管。

由此看来，武则天“面首三千”的说法虽查无正史，但她广置面首、宠幸男宠却是事实。后世关于武则天淫乱的传说则大多过于离奇，尤其是曲艺小说中，基本把武则天描绘得淫荡放纵、不知廉耻，武则天“面首三千”的说法也大多从这些传奇故事中来。其实在说到历代君王“三宫六院”、“佳丽三千”时也往往并非实指，而是意味着皇帝后宫的嫔妃非常多，这样来看，武则天“面首三千”的说法也可成立。

第12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3)

沉鱼落雁美丽杨贵妃为何没能成为皇后

杨贵妃（公元719－756年），名玉环，字太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一位美女，也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位后妃。

杨贵妃于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生于容州（今广西玉林容县），出身宦门世家。她不仅天生丽质、仪态万方，而且通晓音律、能歌善舞，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三千宠爱在一身，后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来形容杨贵妃受宠的程度。正史《旧唐书》也这样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如上意。”可见唐玄宗的确是被杨贵妃的美艳多情迷住了，以至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不仅封杨玉环为贵妃，还重重提拔了杨贵妃的亲戚家人，叔父杨玄皀、兄长杨、杨锜、杨国忠等都被任命了重要的官职，她的三位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由朝廷供应俸禄，可谓家族显赫。但是有一个疑问始终困扰着后世学人，那就是既然当时唐玄宗这么迷恋杨玉环，杨玉环却为什么一直是个贵妃，而没有成为皇后呢？

关于这个问题，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有关记载中发现和挖掘线索，进行相关论证和推测。从史书记载中的蛛丝马迹来看，唐玄宗之所以没有册封杨玉环为皇后，很可能与他得到杨玉环的卑下手段有关。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杨玉环原为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唐玄宗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儿子手中抢过来的。开元二十二年七月，李瑁与杨玉环一见钟情，在武惠妃（李瑁之母）的再三请求下，唐玄宗下诏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甜美异常，而这时唐玄宗并没有见到杨玉环。

五年之后，唐玄宗才看见了杨玉环，并且一见之下便被杨玉环的姿色深深迷住了，而这时她已经嫁给寿王李瑁差不多五年了。但唐玄宗却不管这么多，他设计了一番表面文章，先是打着孝顺的旗号，说是要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便下诏令杨玉环出家做道士，并赐道号“太真”，命令杨玉环搬出了寿王府，住进了太真宫。然后，他将大臣韦昭训的女儿许配给寿王李瑁，并立为妃，以此来安抚寿王。五年之后杨玉环守戒期满，唐玄宗便下诏让杨玉环还俗，并接入宫中，正式册封为贵妃，自己养了起来。

这件事情自然给寿王李瑁以深重的伤害，但抢走爱妃的是自己的父皇，自己只能敢怒不敢言。对此，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在诗歌《骊山有感·咏杨妃》中写道：“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此诗说明了当时唐玄宗抢走儿媳妇后，寿王李瑁的郁闷和唐玄宗的尴尬，然而杨玉环实在是太漂亮了，唐玄宗为了得到她这一切都不顾了，由此也可见杨贵妃的迷人之处。另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的朝代，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各种外来风俗在大唐落地开花，封建伦理等级制度得到弱化，因此唐玄宗这样做并没有引来太大的反对。

但抢夺儿子王妃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寿王李瑁虽然表面不敢说，暗地里肯定是耿耿于怀的，所以唐玄宗虽然极其宠爱杨贵妃，将所有的恩惠都施加到她身上，连她的亲戚朋友都提拔为重要官员，由朝廷俸禄包养起来，甚至于民间产生了“不重生男重生女”的风气，但却一直不肯加封她为皇后。一来是从儿子手中抢来的贵妃毕竟有违伦理，虽然其时风俗开化，但纲纪伦常的主体还是存在的，让这么得来的妇人做了皇后显然无法“母仪天下”。二来是如果封杨玉环为皇后，势必将寿王李瑁心中压抑的怒气激发出来，到时候发生政变也很有可能。其三是杨贵妃得宠后仙及鸡犬，她的兄妹亲戚都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已经发展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再封她为皇后，必将引起大臣的反对和权力的倾斜，这对维护稳定是很不利的，所以唐玄宗一直不肯封杨贵妃为皇后。

第13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4)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唐玄宗不能封杨贵妃为皇后，这就是杨贵妃跟随唐玄宗后一直没有子嗣。至于杨贵妃为什么没有生育我们无从得知，但没有儿子肯定是封她为皇后的一大障碍，因为古代册立皇后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君臣参与，诏示天下，册立的皇后必须是懿德懿容，能起到垂范万众、母仪天下的作用，她所生的儿子也将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因此皇后与太子一般应当是母以子显或是子以母显的，但当时太子已立多年，而且成长正常，杨贵妃又迟迟没能生个儿子出来，所以就没有理由封她为皇后。如果强弓硬上马，立杨贵妃为皇后，很可能引起太子、寿王李瑁甚至朝廷大臣的反对，发生宫廷政变，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唐玄宗断然不会去冒这个险。

事实上，杨贵妃虽然没有成为皇后，但她享受的待遇规格早就是皇后的标准了。她一入宫便集“三千宠爱在一身”，民间还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传说，可见杨贵妃地位之高，承运之深，宫中的仪体规制都是为她而设了。杨贵妃虽无皇后之名，但得皇后之实，而且比一般的皇后更受尊宠。杨贵妃也比较聪明，没有反复请求唐玄宗立自己为皇后。既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女人所达到的极致，得到了天子的万千宠爱，何必还去在乎皇后的名号呢？她只需要发挥自己的美艳多才，把唐玄宗伺候得舒舒服服，便永远都是实际意义上的皇后。

美丽错爱陆游与唐琬是否是表兄妹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是北宋著名词人陆游为他的前妻唐琬所写的词，内容凄恻伤感，催人泪下，是宋词中的精品。

唐琬是陆游的前妻，19岁的时候嫁给陆游。唐琬聪明伶俐，才华出众，是当时的才女，与陆游结为夫妻后贤慧孝顺，与陆游举案齐眉、志趣相投，两人十分恩爱。然而陆游的母亲唐夫人却不喜欢唐琬，对她横加指责，最后硬逼着陆游休了唐琬。后来唐琬嫁给了赵士程，而陆游则娶了王氏为妻，自此二人不再相见。10年后陆游与唐琬在绍兴沈园偶遇，陆游心生感慨，提笔在墙上写下了这首词，表达他内心的苦闷和伤感。而唐琬也和词一首：“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这首词诉说自己对陆游的无限思念，哭诉自己幽思成疾的境况，词意更加凄惨。唐琬这次相见后由于悲伤过度，回去后不久便在抑郁中去世。

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故事是宋朝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历来为世人所扼腕长叹，而且无论在诗词歌赋，还是在后代戏曲中，二人都是表兄妹关系，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那么陆游和唐琬到底是不是表兄妹关系呢？

质疑这种关系的人指出，根据《宝庆续会稽志》记载，唐琬的父亲唐闳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鸿胪少卿唐翊之子，而陆游的母亲则是江陵（今属湖北）人唐介的孙女。这两个地方相距遥远，两家虽然都姓唐，但并没有宗族血缘关系。既然唐琬的父亲唐闳与陆游的母亲不是兄妹，那么陆游与唐琬也就不可能是表兄妹了。

但这种考证所依据的材料有限，而且方志的记载未必可靠。而关于唐琬是陆游表妹的说法，却是源远流长。

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即明确说明唐琬为陆游母亲的侄女，这样陆游与唐琬自然是表兄妹了。南宋的陈鹄在《耆旧续闻》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其中说到唐琬是陆游的表妹，二人结婚后“琴瑟甚和，然不当母意，因出之。夫妻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陆游字）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全阕。未几，怏怏而卒”。这段记载不仅说明二人是表兄妹关系，而且对他们结婚后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描述，对他们分离的原因作了交待，对陆游写《钗头凤》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由于陈鹄距陆游生活的年代较近，是属于与陆游同时而稍晚的晚辈，因而所说具有较大的可信度。

第14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5)

另外，南宋的刘克庄在《后村诗话续集》中也沿用了陈鹄、周密的说法，认为陆游和唐琬是表兄妹的关系。后来清代所编《历代诗余》、《宋人轶事汇编》等书中，也与《齐东野语》、《耆旧续闻》等记载相一致，认为唐琬是陆游的表妹和妻子，并且因为陆母的反对而劳燕分飞，留下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事实上，通过考察陆母为什么反对这段婚姻也可以发现陆游与唐琬关系的端倪。关于陆母排斥唐琬的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总结起来，人们比较认同的说法有两个。一个是如《齐东野语》所记载的，陆母见陆游娶了唐琬之后日益沉浸于卿卿我我之中，而忽略了读书进仕，过起了出双入对、莺莺燕燕的生活，因此心有不满，怕漂亮聪明的唐琬耽误了陆游的前程。才华横溢的陆游婚后参加过一次考试，但没考中，陆母不知道是政治原因（陆游试卷中力主抗金，不为当时当权者所容），就归咎于唐琬，所以越来越看唐琬不顺眼，最后就逼着陆游把她给休了。

另一个原因是说因为唐琬婚后无子，引起陆母不满，所以将她休了。陆游晚年曾作《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其中写道“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命来谗言。”委婉地表达了唐琬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从而导致表姑的不满，最后竟然将她赶出了陆家的事情。这在现在看来或许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在古代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婚姻的首要目的是开枝散叶、延续香火，至于料理家务，做贤内助都是其次的。所以，如果婚后不能生儿子，甚至一直不能生育，就意味着婚姻的首要目的不能实现，这个婚姻就是失败的。这时要解除婚姻就是天经地义的，不会遭到任何质问。由于这种说法源于陆游本人的诗作，而且唐琬嫁给陆游三年后的确一个孩子都没有生，那么这个理由很可能就是陆母反感唐琬的真正原因或者主要原因。

而唐琬之所以一直没能生育，则很可能是因为陆游与唐琬存在表兄妹关系，属于近亲结婚，这样不能生育也就非常正常了。虽然在现代近亲结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在古代，表兄妹结为连理却被认为是亲上加亲的好事，是双方都乐意看到的事情。然而，近亲结婚的后果却不为古人所注意和防范，因此往往很多家庭的不幸都与此有关。按照这条理由推测，唐琬婚后三年没有生育很可能是由于她与陆游的表兄妹关系引起的，从而为他们的亲戚关系提供了一个佐证。

此外，为了确定陆游与唐琬的关系，还有学者详细考证了唐琬的家族情况。他们排列出了唐琬的家族谱序，从而认定唐琬与陆游的母亲唐夫人之间确有宗族关系，这样，陆游与唐琬也就存在亲戚关系了。可怜陆游唐琬这对富有才华的表兄妹，志趣相投结为恩爱夫妻，在当时本应是一件亲上加亲的好事，却因为婚后无子而被陆母棒打鸳鸯，实在是一个悲剧。

龙种寻根明成祖的生母是否是朝鲜人

明成祖朱棣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皇帝。他曾经五征漠北、三讨安南，安抚了新疆、西藏、海南等地区，并下令编纂《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与海外诸国的交流；同时他又凶狠残暴、滥杀无辜，曾经残忍地虐杀了三千宫女，引起了民间的强烈愤恨。但关于他的争议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他的母亲是个朝鲜人，这是真的吗？

其实，明成祖生母是谁这个问题自从朱棣登上皇位伊始便引起了争议，只是当时迫于形势，这种争论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但几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经过几百年的议论和考证，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说是孝慈高皇后，也就是大脚皇后马秀英，朱元璋的原配夫人。这种说法基本是官方的权威记载，明朝官修史书《太祖实录》、《太宗实录》、《靖难事迹》等即是这样记载的。据《靖难事迹》记载：“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挟，次晋恭王桐，次上，次周定王。”这里的“次上”就是指朱棣，是高皇后的第四个儿子，而朱棣更是反复地亲口说“朕高皇后第四子也”。

第15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6)

到了清代，万斯同编纂的《明史·成祖本纪》中说道，朱棣“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太子标）同”，朱好阳编纂的《历代陵寝备考》中则说：“后生懿文太子、泰王樉、晋王桐、成祖、周王”。也是沿用了明代官方史书的说法，认为朱棣是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

由此可见，明成祖的母亲是马皇后的说法在正史中一脉相承，众口一词。但据民间传说，马皇后并没有生育能力，太子朱标、燕王四子朱棣等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是由宫中的妃子所生，被她抢了过来据为己有。

二是说“妃”李氏。妃是高丽（今朝鲜）美女，长得花容月貌，深得朱元璋宠爱，说她是明成祖生母的主要根据是《南京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据《太常寺志》记载：“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左二位皇妃，生楚王、鲁王、代王、郢王、齐王、蜀王、谷王、唐王、伊王、潭王；左三位皇贵妃，生湘献王、肃王、韩王、沈王；左四位皇贵人，生辽王；左五位皇人，生宁王、安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此书为掌管皇家宗庙祭祀的重要文献，在皇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它的记载应当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另外，明朝的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写道：“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意思是说妃的灵位之所以单独放在西面，是因为她是明成祖的亲生母亲，因而明成祖独独突出她的位置，不与别的妃嫔放在一起。这种观点得到了后世很多学者的支持，傅斯年、吴晗等历史学家经过认真研究和考证，都认为成祖的亲生母亲就是妃李氏。

三说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据说当年朱元璋攻陷大都，元顺帝仓皇北逃。朱元璋来到元顺帝的后宫，发现有一个姿容娇美的美女，眉目含情、引人怜爱，朱元璋心下大喜，于是收她为妃子。而这个美女就是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这时候洪吉喇氏已经怀孕，被朱元璋收留后生下一个男孩，即明成祖朱棣。这样说来，明成祖朱棣不仅不是皇后所生，而且还不是朱元璋的亲儿子，竟是元顺帝的遗腹子！

但根据史书记戴，元大都失守时是至正二十八年，即公元1368年，而明成祖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即公元1360年，中间相差七八年之久。因此，这种说法存在太大的漏洞，很可能是民间流传的谣言。

四是说蒙古女人瓮氏。清代《广阳杂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大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意思是说明成祖朱棣不是马皇后生的儿子，而是蒙古女人翁氏的儿子，翁氏是元顺帝的妃子，史书为了避讳这一点，所以都没有记载。然而《广阳杂记》本来就是一部记叙佚闻趣事的书，作者刘献廷也说这是他听到的古老传说，没有指出确实的根据，它很可能是洪吉喇氏之说的另一个版本，因而也是不足为信的。

这样，明成祖朱棣的亲生母亲就集中在马皇后和妃李氏身上，这也是目前争议的焦点。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虽然第一种说法来源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明史》等正史，但是大多数学者却认为并不可靠，因为朱棣曾经下令修改过国史。

这是因为明成祖朱棣的天下是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那里抢过来的。当年朱棣因为建文帝削去了他的藩王，于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北平，讨伐建文帝，四年后终于攻陷南京，登上皇位，史称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后，朱棣为了让自己显得名正言顺，便再三宣称自己是马皇后所生，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同时下令两次修改了《太祖实录》，而《靖难事迹》、《玉牒》等更是在朱棣的授意下编写的，清代的《明史》则是沿用了这些记载，称明成祖的亲生母亲为马皇后。

第16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7)

然而明成祖的命令虽然强大，却限制不了外国的记载。洪武二十二年，朝鲜使臣权近曾在北京拜见了燕王朱棣，后来权氏著有《奉使录》记载了这件事，其中写到了成祖生母的忌日是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却是八月初十，以此论断，朱棣的母亲显然不是马皇后。另外，朱棣继位后，曾在南京修建了大报恩寺，声称是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然而寺中正殿的大门经常紧闭，外人无法看见里面，据说里面供奉的其实是妃李氏。

这样看来，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为朝鲜人妃李氏还是很有可能的，大多数学者都倾向此说。

心计女人万贵妃靠啥独受恩宠二十年

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帝王后宫佳丽三千、妃嫔无数乃是常态。作为后宫中的女人，要从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皇帝的宠爱，实在是不容易做到的，而要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还能独受皇帝恩宠几十年，就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然而万贵妃做到了，这个生活在明朝英宗和宪宗时期的谜一样的女人，留给了后世研究者无数的问号。没有惊人的美貌，没有显赫的家势，也没有花季一般的年龄，她究竟凭借什么独受恩宠二十年呢？

万贵妃（公元1430－1487年），小名贞儿，原籍青州诸城（今山东益都县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因犯法被流配边疆。万贞儿年仅四岁便被选入孙太后宫中，充入掖庭为奴。明宪宗朱见深两岁的时候被孙太后立为太子，与此同时，时年19岁的万贞儿做了他的贴身侍女。公元1465年，英宗皇帝去世，朱见深继承了皇位，改元成化，成为明朝第八位皇帝。第二年，万贞儿为宪宗生下一子，宪宗大喜，遂封万贞儿为贵妃。可惜不到一月，皇子夭折，此后万贞儿再无生育。

然而，朱见深倾其一生都对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格外地宠爱和忍让，一直到万贞儿去世。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另外，据可靠史料记载，年仅18岁的宪宗大婚不久，就撇下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吴皇后，夜夜就寝于万贞儿所住的宁贞宫，这足以说明万贞儿在宪宗心中的地位。据清代张廷玉等人所修《明史》记载，经历丧子之痛，万贵妃开始对其他怀孕的妃嫔或已经降生的皇子大加谋害，而宪宗却对这个女人无计可施，未加责罚，相反却是一再的退让。宪宗凭啥这么纵容万贞儿？他跟万贞儿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情缘？她又为什么会得到宪宗的旷世恩宠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朱见深具有强烈的俄狄浦斯式的恋母情结。据正史记载，朱见深自两岁开始就由万贞儿带着。英宗土木堡之变之后被困瓦剌，朱见深的叔父趁机抢去皇位并罢免他的太子职位，从此他便跟随万贞儿住在后宫，直到英宗卷土重来。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朱见深和万贞儿相濡以沫，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万贞儿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由于古代主子和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万贞儿在他心目中就有了多角色的朦胧的定位——母亲、姐姐兼情人。总之，朱见深倾其一生都对这个女人有特殊的依恋，不论她做得多么过分，他都能忍让、退避。他离不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生活的支撑，没了她，他的世界也将溃然崩塌。《明史》中记载：“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也就是说宪宗每次出游，万贵妃总是戎装侍立在旁，这给宪宗一种安全感。另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妃怒挞一宫婢，怒极气咽，痰涌不复苏”，“讣闻，帝不语久之，但长叹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于是挹挹无聊，曰以不豫，至于上宾”。也就是说，听闻万贵妃死后，宪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万贵妃去了，我也快要去了。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有惊人的美貌，而万贵妃，得宠的时候已经35岁，已经是半老徐娘。所以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应该着重在一个“情”字上，或是亲情，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总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或者宪宗真有某种心理或人格障碍，而这种障碍唯万贞儿才能解除，故而离不开。

第17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8)

二是万贞儿善用心计，想方设法笼络宪宗。她是陪伴朱见深时间最长的女人，对朱见深的弱点颇为了解，可以轻易地玩弄他于股掌之中，利用他来达到自己“擅宠”的目的。《明史》中记载：“先是，宪宗居东宫，万贵妃已擅宠。后既立，摘其过，杖之。帝怒，下诏曰：‘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太监牛玉辄以选退吴氏于太后前复选。册立礼成之后，朕见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因察其实，始知非预立者。用是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别宫。’”也就是说，万贞儿擅宠之后，醋意大发的吴皇后凭借优越的地位和超凡的自信指责万贞儿的过错，并亲手杖打了万贞儿，结果引起宪宗大怒。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废后”，并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明史》里面对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一“迎”一“馋”，说明万贞儿心计颇深。也就是说，她凭借宪宗的宠爱，趁机大讲吴皇后的坏话，并提议废后，宪宗一“怒”一“疼”，竟从其言。时至今日，由于史料有限，且无第三人在场，历史事实中的万贞儿究竟有没有这么做，已无从可考，但可以证实的是，万贞儿并没有在宪宗面前为吴皇后说情，这也是为什么《明史》会把“废后”这笔帐算在她头上的一个佐证。之后上台的王皇后对她已是忌惮三分，只能忍气吞声。《明史》还记载：万贵妃“母以子贵”的梦想破灭之后，为了达到“擅宠”的目的，开始千方百计迫害未出生的皇子，通过买通太监给怀孕的妃嫔灌药，导致“饮药伤坠者无数”。所幸的是，一个跟万贞儿长得很相似的宫女纪春红怀孕之后，太监张敏感叹宪宗无子，动了恻隐之心，私自将堕胎药量减半，竟保住了孩子，即为孝宗。《明史》中也有记载：“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从这件事来看，这个女人心计太重、心机太深。因为她知道宪宗知情，也知道宪宗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是宪宗最需要的女人。

三是万贞儿高超的房中御夫术。在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描述万贞儿“貌雄声巨，类男子”，可见万贞儿绝非是美女中的极品，连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也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道：“臣有疝疾，非妃抚摩不安。”这话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万贞儿尽管不是美女，却有美女不可替代的好处。不过这一观点大多见于小说野史。很多小说都根据这一点把万贵妃塑造成了一个风骚淫荡的女人。

四是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很多小说野史中，比如《成化年间的爱情故事》、《明史演义》等，都提到宪宗很小的时候，偶然知道万贞儿有一个情人叫杜箴言。在宪宗11岁那年，因为嫉妒和自私，他派人把杜箴言杀了。万贞儿偶然得知这件事，大受伤害，就开始了漫长的有爱有恨的报复过程，对宪宗时而若即若离，时而嗔怪冷落，而这恰恰抓住了宪宗不容易得到的才是最好的心理，于是对万贞儿越加痴迷。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万贞儿腰上一直戴着虎符玉佩，这就提醒宪宗，她心里还想着那个赠玉的人。万贞儿也有心计，虽然有意无意地让宪宗意识到这一点，却又把握分寸，让宪宗产生淡淡的醋意，而又不至于惹得他恼羞成怒大开杀戒。

不管怎么样，万贞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女人这一点是肯定的，她巧妙地利用了宪宗从小对自己产生的依赖心理，并将这种依赖化解和转换为男人对女人的爱慕，中间又夹杂着母性和亲情的魅力，这让宪宗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万贞儿。而宪宗自身又是一个弱势内敛的皇帝，喜欢留恋过去的岁月和时光，这与万贞儿的细心谋划正相吻合，从而造成了万贵妃独享恩宠20年。

垂帘女王慈禧的私生活之谜

慈禧太后（公元1836—1908年），满洲镶蓝旗人，叶赫那拉氏，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掌握朝廷大权的女性之一，她在同治、光绪年间垂帘听政，成为清末事实上的统治者。

第18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9)

慈禧太后15岁被选入宫中成为秀女，号懿贵人，后得咸丰皇帝宠幸，被封为懿贵嫔。咸丰死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发动“祺祥之变”，先后处死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位辅政大臣，并改元为同治，实行垂帘听政，控制了国家大权。同治死后光绪继位，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把持大权，光绪成为傀儡皇帝。慈禧太后掌权期间，对内骄奢淫逸、专横残暴，屠杀太平天国运动，不惜耗费举国之财力修建颐和园；对外卖国求荣、昏庸腐朽，先后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留下了千古骂名。但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的生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呢？尤其是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老佛爷，她的私生活有什么秘密呢？

其实，作为女人，慈禧太后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她也希望被人疼爱，希望永远年轻漂亮，希望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但她有着寻常女子所没有的权力欲，而且具备夺取权力的阴险和毒辣，因而她一步步地实现了自己的权力目标。当达到唯我独尊的地位时，她便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因而使普通人的正常需求出现了变异的状态，甚至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慈禧太后深谙此道，当年她就是靠着自己的美貌获得了咸丰皇帝的宠爱，从而走上了人生的巅峰道路，因此当她大权在握的时候就更加注重保养，搜集各种方法使自己容颜不老、青春永在。

慈禧的一大嗜好是吃花、浴花。清宫医案表明，爱美如命的慈禧太后是一个最能“消费”鲜花的人。曾经在慈禧身边做过贴身女官的美籍华人德龄曾写过一本《清宫二年记》，其中写道：“她(慈禧)像普通人一样，爱着各种生物，像花草、树木、狗、马等都是她所喜欢的。”慈禧尤其喜欢白龙须、紫金铃、雪球等名贵花草，命太监在颐和园中种植了上万种，并派专人加以护理照养，她一有空便在花丛中把玩欣赏。据说有一天深夜突降大雨，慈禧太后从梦中惊醒，大惊失色，以为自己的菊花被淋坏了，结果有太监告诉她已经用芦席把花草盖好了，她这才放下心来。慈禧太后不仅喜欢赏花、嗅花，还喜欢兴致勃勃地吃花。她最喜欢吃的是白菊花和荷花。她命人将那些开得正盛的花朵采摘来，在温水里漂洗过后，放在竹篮里沥净，然后由御膳房拿来一个银制小锅，里面盛着炖好的鸡汤，外加一些生鱼片和酱油等调料，慈禧太后就取来花瓣蘸着汤料吃起来，一次能吃很多。她还喜欢将荷花瓣和玉兰花加入调料制成零食，留作消闲上品。此外，她在美容、沐浴时，也喜欢用花朵做原料。她在美容美肤时，经常使用由金银花做的花露水，将其涂在身体上轻轻拍干，而在洗澡时，又用大量的玫瑰花或茉莉花做香料，洒入水中，并在花团簇拥中，享受鲜花带来的艳丽和滋养。

慈禧太后还喜欢穿高跟鞋。本来满族女人穿的鞋就与汉族女子不同，满族女人穿的是木制平底鞋和高底平头鞋，人称旗鞋。平底鞋是方口的，与朝靴相似，前头高高翘起，高底鞋则是满族女人们最富民族特色的鞋子，鞋底中部足心的地方垫一个高约十厘米的高底，外面缝上纳好的数层白布。这种鞋跟，分马蹄形、花盆形和元宝形三种，鞋口镶边，鞋面刺绣、堆绣各种花纹。慈禧身材娇小，极喜爱这种高底鞋，特别是花盆底和马蹄形女鞋。粉色花盆底鞋和湖色马蹄鞋，造型别致，花色清纯，是她的最爱。穿上这种高底鞋后，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仪态万方，我们今天看到的当时慈禧的照片、画像上，她穿的最多的就是这种高跟鞋，可见她对这种鞋的痴迷程度。

慈禧在七旬大寿前的盛夏季节，自比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打扮成观音模样拍照。她身穿团花纹清装或团形寿字纹袍，头戴毗卢帽，外加五佛冠，左手捧净水瓶或搁在膝上，右手执念珠一串或柳枝。李莲英扮善财童子或守护神韦驮站其身右，左边则是扮成龙女的宫女。

第19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0)

关于慈禧太后的后宫性生活，稗官野史中流传着形形色色的说法，总体来说就是慈禧太后放荡不羁、淫乱后宫。慈禧太后很早之前就与恭亲王奕相好，在她刚入宫做秀女时便与奕私通，经常趁别人不注意时偷情狂欢，甚至有人怀疑同治皇帝并非咸丰的亲生儿子，而是慈禧与奕的私生子。慈禧巩固了大权之后，则专心宠爱荣禄，传说荣禄是慈禧的初恋情人，在慈禧年少时曾救她免于被恶少强奸，此后便一直保持暧昧关系，经常私通淫乱。荣禄也得到慈禧的重用，曾经参与确定载湉(即光绪帝)继承帝位的事情，在戊戌政变中协助慈禧废除戊戌变法，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则跟随慈禧太后逃至西安，成为与慈禧太后形影不离的侍臣。据说慈禧太后与大太监安德海、李莲英也有私染，由于太监没有生理能力，所以慈禧与他们交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刺激，李莲英在这方面很善于迎合慈禧太后，所以得到她的万千宠爱，虽然这种宠爱带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清代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曾提到这么一个故事，说在光绪八年的春天，北京琉璃厂有一位姓白的古董商，长得风流倜傥，经李莲英介绍后，被慈禧太后宠幸，召他入宫住了一个多月以后被放出。不久，慈禧就怀孕了，慈安太后知道后大怒，想以此为由，废掉慈禧太后的皇后名义。礼部大臣提醒她说这事最好不做，还是明哲保身的好，慈安太后不听，结果当天晚上就猝死了。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慈禧太后很喜欢吃金华饭馆的汤卧果，每天都要派人去买，李莲英与金华饭馆的一个姓史的伙计很熟，经常带他到宫中游玩。有一次两人被慈禧太后撞见了，慈禧不仅没有怪罪李莲英私带外人入宫，反而表现得有些兴奋，因为她发现这位姓史的伙计长得玉树临风，仪容俊美，于是将他留在宫中昼夜宣淫。慈禧一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她不敢养在宫中，便寄养在醇亲王奕家中，并杀了史某灭口，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这也是为什么同治死后慈禧不立同治的儿子为皇帝，而是立同治的弟弟做皇帝的原因。

这些传闻绝大多数没有正史记载，因而真实性无法考证，其实即使是真的正史也不会记载，但所谓无风不起浪，民间的口耳相传往往具有现实的影子。慈禧太后26岁便开始守寡，处境可谓凄惨，年轻貌美的她必然耐不住寂寞，而去寻求发泄和满足的机会。当她垂帘听政，掌握国家大权的时候，更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真的发生这些事情也是毫不奇怪的。

第20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1)

叁臣相点评：是非功过任评说

自古以来，只要有皇帝在，就必须有臣相。“臣”是尊贵皇帝和凡尘百姓之间的一个沟通的环节。臣对君来说，是“事君之吏”，然而伴君如伴虎，臣相虽无衣食之忧，却不时存在生命之虞。岳飞精忠报国，却最终被奸佞陷害，葬身之处至今仍是一个谜；袁崇焕对抗清兵几十载，最后却落得个民族败类之名。官场如战场，战场有兵术，官场亦有潜规则。浸染官场多年的权臣，深谙为臣之道，虽处险境，却也如鱼得水。曾国藩功高震主，却为何不拥兵称帝？孔明足智多谋，为何选了一个丑妇为妻？自古不管贤相佞臣，都在权力中心扮演了重要角色。混迹官场难寂寞，是非功过任评说。

化友为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

清代的大词人纳兰性德在《木兰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用这首词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今抚州东乡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从小就喜欢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先后任多个地方官。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宰相，他推行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司马光，字君实，号涑水先生，祖籍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一群小孩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孩子不小心跌进装满水的缸里，其他小孩见状惊恐万分，四处逃散。司马光则拿起一块石头，砸破缸的下部，缸破水流，小孩因此得救。司马光少年时和王安石一样，读书也非常用功，很早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司马光先后从政48年，官至宰相。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数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于王安石，应当算是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酒，但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官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据《邵氏见闻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由于长辈和好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就名重天下。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他“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欧阳修也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还写首诗说“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韩愈”。所以，当熙宁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门写信祝贺王安石，王安石的诸友也都摩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由于国库空虚，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司马光则反对道：“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事情不是这样。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由于北宋的财政状况日益困窘，举步维艰，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这就是“熙宁变法”。

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之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司马光为官清廉，他的薪俸大多周济了穷困的亲朋，个人生活十分俭朴，到了洛阳后，居住条件更是十分简陋。为了修史不受天气的影响，司马光想了个办法，在室中挖了地窖，以砖砌成地下室居住。当时，北京留守王宣徽在洛阳园宅甲天下，中堂起屋三层，飞檐走兽，气势恢宏。因此，洛中便有了“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谑语。为了编《资治通鉴》，司马光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白天勤奋写作，晚上也很少休息，常写到半夜才睡觉，不到五更又起来继续工作。司马光怕自己晚上睡得太死，于是就用一段圆木做了个枕头，夜里只要一翻身，圆木枕头就会滚动，他就会惊醒，可以马上起来读书写作。司马光年老时，友人刘蒙打算用50万钱请婢女侍奉他，但他回信谢绝：“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用一婢乎!”

第21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2)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破裂，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

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消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磊落的襟怀，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各项重大的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冯澥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祭奠英灵岳飞遗骨埋葬何处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是南宋时期的军事家。岳飞少年时勤奋好学，爱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并练就一身好武艺，19岁时投军抗辽。首次从军后，岳飞任小队长，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带兵连战连胜，因为立功被授予承信郎。但是不久，岳飞的父亲病故，岳飞退伍回家守孝。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传说岳飞临走时，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以此勉励岳飞，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

岳飞投军后，很快因作战勇敢升秉义郎。这时宋都开封被金军围困，岳飞随副元帅宗泽前去救援，岳飞英勇善战，多次打败金军，受到宗泽的赏识，称赞他“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北宋王朝灭亡后，康王赵构在临安城建立了南宋。岳飞上书高宗，要求收复失地，被革职。岳飞于是投奔了河北都统张所，任中军统领，在太行山一带抗击金军，屡建战功。后来再次投奔东京留守宗泽，被封为武功郎。

岳飞升任军队将领后，仍然与士卒同甘共苦。宋高宗曾要在杭州为岳飞建住宅，岳飞辞谢说：“还没有打败敌人，我怎么能考虑家庭私事呢？”有次岳飞带兵打仗，受到地方官招待，吃到“酸馅”这种在官员富商们看来很普通的食物时，惊叹道：“竟然还有这么美味的食物。”便将自己的部分留起来，准备带回家与家人共享。岳飞的妻子李氏有一次穿了件绸衣，岳飞便说道：“皇后与众王妃在北方（靖康之难时被金兵俘虏）过着艰苦的生活，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就不要穿这么好的衣服了。”自此之后，李氏一生只穿布衣。除了自己俭朴淡泊，刻苦励志外，岳飞对子女教育也很严。他要求子女每天做完功课后，必须下地劳作，除非节日，不得饮酒。

岳飞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军纪严明，“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屡创金军，因此金国的贵族感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还首先提出“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堪称封建社会官吏的行为典范。公元1140年，岳飞率军北伐，与金军将领完颜兀术率领的重兵在郾城（今河南郾城）相遇，岳飞大破完颜兀术的“拐子马”军阵，完颜兀术感叹说：“自从故乡起兵，靠此制胜，今竟如此。”金军退守开封后，岳飞率兵追击至离开封四十里的朱仙镇。此时北方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切断金军粮道，准备迎接南宋部队。完颜兀术束手无策，打算放弃黄河以南地区，退守燕京（今北京）。此时的皇帝赵构，害怕在岳飞的压力下前皇帝被释放回国，从而影响自己的皇帝宝座，再加上大臣秦桧在他的指使下，正与金朝谈判，于是下令岳飞率军撤退。在一天之内，赵构连续颁发了十二道命令，每道命令都用“金字牌”送达（金字牌送达的命令，驿马每天飞奔二百公里），使岳飞不能反抗。岳飞在接到第十二个金字牌时，他不能不退，否则就是叛变。他对拦在马前恳求不要撤退的民众垂着泪说：“十年准备反攻，呕尽心血。而今一天之内，化为乌有。”

第22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3)

回到开封后，赵构想起岳飞要接前皇帝回朝的话语后，仍感后怕，于是先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剥夺了岳飞的军权，接着又指使秦桧诬陷岳飞谋反，逮捕岳飞下狱。南宋将领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是不是真的谋反时，秦桧回答说：“莫须有。”韩世忠叹息：“‘莫须有’三个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但是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及他的几位部将仍被处死。岳飞在狱中被处死后，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众安桥处死。岳飞和张宪的家属则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赵构还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张宪和岳云被害以后，后人在众安桥西的资福弄、枣木巷建有忠烈祠以祀二人。绍兴二十年，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激于义愤，刺杀秦桧，可惜未成功，被分尸于众安桥。当地百姓怀念施全，在众安桥上修有施将军庙。

在岳飞无辜被害后，对岳飞一向仰慕的狱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将遗体连夜背出城外，偷埋在九曲丛祠旁。《朝野遗纪》记载为“狱卒隗顺负其尸出，逾城，至九曲丛祠中。故至今九曲王显庙尚灵。顺葬之北山之”。为了日后辩识，隗顺又把岳飞身上佩带过的玉环系在其遗体腰下，还在坟前栽了两棵橘树。隗顺临死时对他的儿子说：“以后朝廷给岳大人平反后，如果找不到他的遗骨，必定会悬赏来寻找，到时候你告诉官府：岳大人的棺材上有一个铅筒，上面有大理寺的勒字，那是我埋葬时所作的标记。”

岳飞遇害后人们一直要求为他平反昭雪，但赵构始终置之不理。到了宋孝宗即位，为了给太上皇保留体面，假称“仰承”高宗“圣意”，给岳飞恢复官爵与名誉，此时距岳飞遇害已21年了。隗顺的儿子把其父藏尸的真相告知官府，岳飞的遗骨才得以迁葬杭州西子湖畔栖霞岭，让后世之人得以凭吊。

在民间传说中，杭州众安桥下也曾被认为是岳飞遗骨所葬之处。此地是南宋临安城中比较繁华的地方，紧靠御街。清朝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确定此地为岳飞葬地，且筹集大量银两，营建岳飞墓、岳飞庙，又刊印了《岳忠武王初瘗》，在当时影响颇大。但是，宋代众安桥一带南有北瓦，东有御街，北面则面临着钱塘路，都是繁华的街市，而且在众安桥西不远的地方，有军队驻守，如果有人在这里掩埋、植树、立碑，守军不可能不知道。再者，宋时的临安城远比现在的杭州城小，根据史料记载，隗顺背着岳飞的尸体“越城”而走，众安桥在城内，如果真是初葬在这里，就不存在越城的说法。因此，岳飞的遗骨埋葬在杭州西子湖畔栖霞岭证据更为充足，也更为普遍地被人们接受。

岳飞墓几经修葺，现在的岳飞墓是公元1979年整修时按南宋建筑风格设计的，墓道两旁陈列的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仲，是明代的遗物。墓阙下有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即陷害岳飞的泰桧、王氏、张俊、万俟呙四人。跪像背后墓阙上有楹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在秦桧和他老婆的跪像前边，还有这么一副对联，是用秦桧夫妇互相埋怨、对骂的口气写的，很有意思：

唉！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

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

上联是秦桧的口气，意思是：“唉！我本来就是个没人心的东西，可身边要是有个好媳妇，兴许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老在这儿跪着吧？”下联是用秦桧老婆的口气回答说：“呸！虽说我是个长舌头女人，可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老贼，我怎么会老陪你跪着挨人唾骂！”

除了岳飞墓，人们还在各地建立了岳王庙来纪念民族英雄岳飞，其中最有名的是杭州的岳王庙。岳飞死时只有39岁，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悲痛的冤狱受害者之一。

崇祯之失谁给了袁崇焕叛徒骂名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明万历中进士，从政之初，任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袁崇焕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朝后期，后金不断侵扰明朝边境，袁崇焕深感其辱，于是单骑出关考察关外形势，回到北京后，袁崇焕自请守卫辽东。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袁崇焕守卫的宁远城时被炸死，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人正直，因为不肯投靠魏忠贤宦官集团，被宦官弹劾，从而被撤职。

第23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4)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为了解除后金对明的边境压力，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区，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得知消息后率部星夜驰援京师，迫使后金军退回关外。金军撤退后，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反而将袁崇焕逮捕下狱。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袁崇焕被处死于西市。

《明史·袁崇焕传》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说得更为确切：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他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先是逮捕了袁崇焕，八个月之后以谋反罪处死了袁崇焕。皇太极的反间计漏洞百出，这八个月里如果崇祯皇帝仔细地查证，事情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但是袁崇焕还是被处死。这除了皇太极反间计得逞之外，还有更深的原因。

首先是袁崇焕失去了崇祯皇帝的信任。崇祯皇帝与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比较起来，可以说并不是那么昏庸，甚至“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无论是朝野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崇祯皇帝却是一个多疑刻薄、刚愎自用的皇帝。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大明王朝内部被魏忠贤阉党集团搞得一团混乱，派别林立，同时后金的军事力量不断骚扰明朝边境，甚至能长驱直下威胁北京。立志有所作为的崇祯帝不禁“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对那些他抱有很大期望的大臣，他先是授以大权，而如果他对这些大臣失望，便切齿愤恨，必杀之而后快。因此崇祯皇帝在位17年，所杀的大臣不计其数，其中总督有7人，巡抚有11人。内阁重臣更频繁替换，先后用了近五十人。

崇祯皇帝起初对袁崇焕是非常信任的。4月他即位后，7月他就召见袁崇焕，咨询平定辽东的方略：“你不远万里应召来京，忠心耿耿，义勇可佳。希望你把平定辽东的方略，详详细细地禀奏上来。”袁崇焕回答道：“平定辽东的方略已经全部写进了奏章。臣受到陛下的宠爱，感激涕零，我请求能够得到皇上恩准，我受命在外的时候，可以根据辽东情况斟酌处理平辽大事。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五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崇祯皇帝非常满意袁崇焕的答复，对袁崇焕许诺说：“如果你能够恢复辽东故土，我不会吝惜封侯的奖赏，你对朕尽心尽力，你的子孙也会因此受到奖赏！”袁崇焕出关时领有480万辽饷，其中米180万石，另发内帑120万、铠甲40万具，红夷大炮10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任后，他立即加强防守，准备收复失地，安抚流亡平民。同时裁汰军队，试图练出一支精兵，并将蓟州精锐部队充实到辽东防线。

实际上，此时的辽东边境上后金在军事力量上已经占据了优势，袁崇焕的许诺仅仅是为了安慰年轻的皇帝，但是崇祯皇帝却信以为真。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春，蒙古部族发生大饥荒，请求开放边境贸易，于是袁崇焕上奏要求开放市场，试图通过税收来资助军队，从而减轻朝廷的军饷负担，但崇祯皇帝发布诏书斥责说：“你与蒙古贸易，这不是明摆着拿物资资助贼寇吗？这怎么能容许？”袁崇焕对此不以为然：“关外市场贸易，只允许用米布交换柴草，违禁物品，依法严禁，而且他们保证不与贼寇（后金）相通。他们都说：‘家中空空如也，如果再不进行边境贸易，用什么来养家糊口呢？’他们愿意用妻子作为人质，断不敢诱导贼寇侵犯蓟辽。”但在后来的后金军队对北京城的围困中，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恰恰就是这支袁崇焕在奏章中认同“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蒙古部族。因此，虽然袁崇焕力解北京之围，崇祯皇帝也对袁崇焕进行了奖赏，但之前发生的毛文龙事件，加上这次后金军队的骚扰，使得崇祯皇帝内心深处对袁崇焕已有所不满。

第24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5)

毛文龙是明朝边境的地方军阀，他率部在皮岛（今椴岛）至长山列岛之间流动抗击后金，同时联络山东登州一线明军协同作战，遥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一度遏制了后金军的西进和南下。尽管如此，毛文龙的部队独处海岛，朝廷很难节制，毛文龙的部下官员也有贪污、冒认军饷的行径。由于毛文龙不听调遣，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六月，袁崇焕以谈饷阅兵为名，将毛文龙诱骗至旅顺双岛的一处古庙中，将其拘捕，历数其“冒饷饰功”、“不受节制”等12条罪状，当众以尚方剑将其斩杀。毛文龙被杀后，后金军队所受牵制大大减少，崇祯皇帝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但他对袁崇焕“优旨褒答”，仅仅是在毛文龙被杀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崇祯皇帝处死袁崇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袁崇焕与后金的和议。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未经朝廷允许，私自派使者吊唁。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当时，尽管明朝军队屡战屡败，但基于天朝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虽然袁崇焕的和议战略上完全正确，而且崇祯皇帝起初也同意，但这种与皇太极关于和议的私下书信往来，让崇祯皇帝产生了怀疑。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袁崇焕被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袁崇焕处死于西市。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最高统治者冤杀武将，从而自毁长城的冤狱。一是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不思恢复故土，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一是明末崇祯皇帝错杀袁崇焕。宋高宗冤杀岳飞毕竟有其私心，他不能容忍岳飞要迎接被俘虏的皇帝回朝的论调，害怕失去自己的皇帝宝座。崇祯皇帝错杀袁崇焕则是自取灭亡，“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英雄之死郑成功猝死命案玄机

郑成功，福建南安人。明隆武帝曾赐姓朱，名成功。因此后人也多称其为“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亦商亦盗，最后官至福建总兵。郑芝龙早年旅居日本平户时，与当地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郑成功。郑成功7岁时从日本返回中国，开始接受儒家教育。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南明永历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次年，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福州奉明唐王朱聿键为帝，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册封为南安侯，负责南明所有军事事务。清军进军福建之时，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也随之灭亡。郑成功得知父亲要降清，曾苦苦劝阻。眼见父亲执迷不悟，郑成功气愤之下单独跑到南澳岛，召募了几千人马，坚决抗清。清王朝几次三番派人诱降，都被郑成功拒绝。

郑成功强大起来后，与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率军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是中了清军假投降之计，兵败退回厦门。郑成功回到厦门后，开始筹划攻占台湾，以此做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恰在此时，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何廷斌还送给郑成功一张绘有荷兰侵略军军事力量布置的台湾地图。公元1661年三月，郑成功派他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25000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大军越过台湾海峡后，在澎湖休整，准备直取台湾。

荷兰侵略军为阻止郑成功军队进攻台湾，将军队集中在台湾和赤嵌两座城堡，并在港口沉船，以此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郑成功在何延斌领航下，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台湾岛。经过激战，荷兰侵略军惨败，龟缩在两座城里不敢应战。他们一面派人到爪哇岛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试图以十万两白银换取郑成功军队退出台湾。郑成功断然拒绝了荷兰侵略者的要求，并且采用切断赤嵌城水源的方式迫使盘踞在赤嵌的荷兰人投降。对盘踞在台湾城的侵略军，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公元1662年初，郑成功将荷兰侵略者赶出了台湾。

第25节：贰红颜之谜：非常女性非常事(16)

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却突然暴病而亡，年仅38岁。关于郑成功的死，有这样的说法：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同时，也接到凶信，说他父亲被家奴伊大器告发，伊大器称郑芝龙和郑成功之间不时有书信往来，图谋不轨。清朝廷震怒，将郑芝龙全家处死。郑成功听到消息后，捶胸顿足，望北恸哭道：“你要是听我的劝告，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

不久郑成功又得知，叛将黄梧在自己家乡挖了郑氏祖坟，郑成功更是捶胸拍案，整天哀伤恸哭。他咬牙切齿发誓说：“人活着结下怨恨，与死者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有一天我领兵打回去，我不一寸寸地将你碎尸，我就枉作人间大丈夫了。”郑成功的愿望在14年后实现，郑经攻陷漳州时，也挖了黄梧的坟鞭尸，替父亲雪了恨。

公元1662年4月，南明兵部司务林英削发为僧，从云南逃到台湾见郑成功，向郑成功哭诉道：“皇上（永历帝）听信奸相马吉祥、逆戚李国泰之话，避居缅甸。现在吴三桂攻缅，缅王已将皇上献给吴三桂，听说已经被吴三桂杀害了。”郑成功听罢，更是痛哭不已。

谁知一波未已，一波又兴。郑成功的部下唐显悦告发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与乳母通奸，郑成功顿时气塞胸膛，立刻派人到厦门，欲斩郑经与其所生婴儿及乳母陈氏，但留守厦门的众将不执行命令。郑成功天天登高眺望澎湖方向有船来否，因而患上风寒，到了第八天，突然发狂地喊叫道：“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既而用两手抓面而逝。所以，《台湾通志》上说郑成功是死于感冒风寒。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表现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主要的依据是：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为相似，与郑成功同时代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夏琳《闽海纪闻》、林时对《荷闸丛谈》分别记载了郑成功之死。如《榕村语录续集》载：“马信荐一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是晚而殂”。《荷闸丛谈》道：“（成功）骤发颠狂，咬尽手指死”；《闽海纪闻》说，郑成功临终前将药投之于地，然后“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之前，清政府也的确有谋害郑成功的想法。《台湾外志》记述说，当时清政府派一高级军官，携带一枝孔雀胆混入郑军，用重金买通专为郑成功做饭的厨师，让他乘郑成功与部下开会时毒死郑成功和他的将领。这个厨师虽贪财，但害怕事情暴露，权衡再三，不敢下手，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他弟弟办理。他弟弟到了真正下毒时，“每欲下药，则浑身寒战”，恐怖之余，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父亲。其父“闻言大惊”，怒斥他们两人说：“谋害主人，是不忠；答应了别人而不去做，是没有诚信。宁可没有诚信，也不能不忠心。诛灭九族的事情怎么能做呢？赶紧去自首也许还可能免罪。”于是带他们到郑成功住处自首。郑成功非但没有处罚他们，而且还对他们施以重赏，十分自信地说道：“我是天生的，怎么能被凡人毒害？”此后，郑成功加强了保卫措施。这样，即使有人“欲施毒，奈何不得其近（指郑成功）身也”。但这并不能排除郑成功被毒死的可能。

郑成功的部将马信神秘地死去仿佛也证明了郑成功有可能被毒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是由他推荐的医师开的处方，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假若郑成功是被人毒死，那么作案者是谁呢？当然，清政府有重大的嫌疑，同时，还有人认为是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特别是郑泰。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郑泰早在郑成功率军攻打台湾时就与郑成功有矛盾。当时，郑泰为运粮官，当郑成功军队出现补给困难时，郑成功对郑泰的失职极为不满，他在座前写下了5个大字：“户失先定罪！”意思是，要是出了乱子，首先处分郑泰。郑成功去世后，郑泰等人伪造郑成功的遗命讨伐郑经，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降清朝。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有可能就是郑泰等人。

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又追讨郑泰存在日本的巨款，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看来，一代民族英雄的死因需要更多的史料发现来证实了。

第26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1)

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

“历史名人”自古以来都被镀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英雄豪杰，或慷慨悲歌，留下多彩多姿的千古传奇；或游戏风尘，窥视大千世界的神秘奇丽。在他们编织斑斓多彩历史画卷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难以破解的历史谜团：孔子创立儒学，被后世尊为圣贤，但是据传他脑袋畸形，“生而圩顶”，一代大师相貌竟然如此丑陋？风流才子唐伯虎，流连青楼阅女无数，但是否真的曾娶秋香为妻？石达开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此前他的那封信函到底隐藏着多少机密？名人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华丽篇章的绚丽灿烂，还有那如处云雾的神秘难测。

三笑姻缘唐伯虎真的点了秋香吗

明宪宗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二月初四，唐伯虎出生于吴县（今苏州市）阊门内皋桥吴趋里一个商人家庭里。这一年岁次庚寅，他恰好生在寅时，父亲便为他取名唐寅。十二地支中寅为虎，他是长子，故取字为伯虎，读书后又因“虎”而取字子畏。

自从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问世以来，由于民间艺人和戏曲的渲染，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伯虎也成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在民间传说中，唐伯虎成了妻妾成群、腰缠万贯、荒唐风流的富豪。其实，这大大地歪曲了唐伯虎的本来面目。历史上的唐伯虎，不仅没有传说中的风流韵事，而且生活清贫，一生坎坷。

少年时期的唐伯虎能诗善文，他十三岁时，父亲花重金为他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塾师。在塾师的指导下，唐伯虎进步很大。一天，他对着墙上陶母剪发图中陶母手中的金钏，对老师说：“金钏可以用来换酒，剪头发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小小年纪问出这种问题，令老师惊叹不已。十四五岁时，唐伯虎拜著名画家周东村为师，画艺日趋精湛。几年后，唐伯虎的山水、人物、仕女、花鸟画都已经出类拔萃。他也与当时著名文人和书画家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唐伯虎十六岁时，一举夺得了苏州府府试头名秀才的桂冠，一时誉满江南，“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

正当唐伯虎踌躇满志，立志有一番作为时，不幸却悄悄降临。父亲突然中风过世，母亲因太悲伤也随父亲而去。不久，妻子在生育孩子时，产后热盛，悄然离世。而小婴儿在出世3天后，也随亲娘而去。亲人接连病故，对唐伯虎打击甚大，料理完4位亲人的后事以后，唐伯虎把身边惟一的亲人、待字闺中的妹妹远嫁他乡，但是没过多久，又惊闻妹妹在夫家丧亡，这使得唐伯虎意志消沉。他在《答文征明书》中这样写道：“不意今老，事集于外，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不幸多故，哀乱相寻，父母妻子，蹑踵而殁，丧车屡驾，黄口嗷嗷。”但是后来在好友祝枝山、文征明的鼓励下，唐伯虎重拾古文，发愤苦读，“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结果乡试名列榜首，“解元公唐伯虎”一时名遍南京城，他也自诩为“江南第一才子”。

唐伯虎27岁时续弦，娶了何氏。可惜，好景不长，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唐伯虎受到科举舞弊案的牵连，吃了一连串冤枉官司，从此科举无门，功名路断。何氏见唐伯虎失去仕进希望，与唐伯虎日日争吵，唐伯虎一纸休书将何氏送回娘家。后来，唐伯虎娶青楼女子沈九娘为妻，俩人情投意合，唐伯虎自此也潜心作画，在丹青上大有进展。唐伯虎31岁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闵、赣七省，贫困之下以卖画为生。唐伯虎擅画山水及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唐画”为后世画家所宗。他的传世作品有《牡丹仕女图》、《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诗词散文有《六如居士全集》。

第27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2)

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唐伯虎在苏州城北建成桃花坞，他自称桃花坞主，曾作《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唐伯虎的后半生主要生活在桃花坞，一生中的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唐伯虎坎坷一生，晚年生活贫困凄苦，享年54岁。

既然唐伯虎并没有娶秋香为妻，那么“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又从何而来？秋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吗？

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在他的《耳谈》中叙述了另一个苏州才子陈元超与唐伯虎点秋香一模一样的故事：“元，少年倜傥不羁，尝与客登虎丘，见官家从婢姣好姿媚，笑而顾己，悦之。令人迹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佣书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师大惊，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惟汝所择’。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贵公子，何自贱若此？’曰：‘汝昔笑顾我，不能忘情耳！’”这个故事到了明末冯梦龙手上，就变成了《警世通言》中的《唐解元一笑姻缘》。而在戏曲中的唐伯虎故事，最早有明末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后来人们觉得“一笑”太不过瘾，又从“一笑”发展到“三笑”，出现了王百谷的《三笑缘》弹词、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杂剧。乾隆、嘉庆以后，苏州评弹艺人口中常唱的弹词有《三笑姻缘》、《三笑新编》、《三笑八美图》、《笑中缘》等等。到了清朝末年，民间开始流传弹词唱本《九美图》，开始有了唐伯虎娶9个貌美如花老婆的说法。

故事的女主角秋香也确有其人。唐伯虎那个年代确实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有点名气，不过她并非是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当时南都金陵风月场中的名妓。秋香本名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当时被誉为“吴中女才子”。秋香早年被迫堕入青楼，从良嫁人后还有些老主顾来找她，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在扇子上画了一幅画叫《新柳图》，题诗曰：“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据明代《画史》中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在《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画画。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秋香虽与唐伯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据考证，秋香是生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比唐伯虎足足大20岁，唐伯虎16岁出道时，很难与金陵秦淮河畔的秋香产生感情。唐伯虎点秋香只不过是后人把一些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附会到他们身上罢了。

文学题材中的华太师与真实的华太师也有出入。据《明史》记载，华太师其实比唐伯虎小27岁。他原名华察，字子潜，号鸿山，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中进士，当时才30岁。华鸿山后任兵部郎中，入为翰林院修撰，曾奉命出使朝鲜，赐一品服。和《三笑》中描述的情况恰恰相反，华鸿山平时的生活很俭朴，饮食非常简单，家中也没有侍婢，他年老归隐时，“家本素封，林园甲江表，而食不三豆，室内无侍媵，文词清削”。而且华鸿山的两个儿子也不是弱智，据《西神客话》载，其子“少有隽才，甫冠即登科第”。

为什么“陈公子点秋香”这么一个爱情故事会变成“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呢？这可能是因为唐伯虎生于明代，是苏州人，是很有名的才子。而这个故事的原型陈元超，也是明代苏州人，也是才子。两个人的身份基本一致，加之唐伯虎同一时代也的确存在着秋香一人，明末的冯梦龙便写出了“唐伯虎点秋香”这么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

天朝落日郑和下西洋是否加速明朝灭亡

郑和，公元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被俘进宫，后来当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第28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3)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使洪武时期的初步经济繁荣在永乐年间走向兴盛。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活动的基础。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这是朱棣难以忍受的。因此，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朱棣的想法得到了郑和等人的支持，于是他派郑和与大臣王景弘特使出使西洋。所谓“西洋”，就是今日的南洋和印度洋。

造船业在我国历史悠久，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人们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船队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人们还可以在茫茫大海上安全可靠地航行。如果说，唐代以前，中国人到西洋各国往往要乘外国船，那么，到了唐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外国商人都纷纷改乘中国船来往于波斯湾等西洋各地了。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

自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众一共七次远航。郑和远航由长江口出发，先穿过台湾海峡，经过南海，到南海周边各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向西到印度西海岸、再沿岸到波斯湾，或横越印度洋到阿拉伯半岛，再向南岸航行，最远抵达非洲东岸。郑和航海往返都必经台湾海峡和南海，船队除遍至南海周边各国外，更深入红海，远抵红海东岸的天方（今沙乌地麦加）及非洲东岸“麻林”（今肯尼亚麻林地）。总之，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是史无前例的。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其中有掌管航行、外交、军事、贸易等重大行动机构的决策、指挥人员，有负责观察天文、预报气象、航海操作及维修技术人员，还有翻译、医生、采购、后勤、军事护航人员等等，以及少数寻访建文帝下落的密使。船舶长44丈、宽18丈的就有62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以后几次远航也大致保持着这个规模。

与朱棣耀武扬威的目的不同，郑和把海洋与国家的富强安危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掌握制海权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对明朝统治者进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洋……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是郑和毕生海上经历的总结，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关于海权的论述。

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这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宣扬“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缓和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提高了明王朝的国际威望。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朱棣时期，改变了明初的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第29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4)

郑和在进行政治外交的同时，还负有沟通与西洋各国经济贸易的使命。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尊重当地风俗，进行平等交换，使中国进口了大量亚、非地区的特产，很多国家还进献了许多珍贵动物。这些物品的传入，一方面成为皇室的奢侈品，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明代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

由于当时封建体制的影响，郑和下西洋这种航海活动也无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弊端。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官方贸易，并没有和民间对外贸易有效地结合起来。郑和远航将朝贡、勘合方式的对外关系推进到顶峰，“厚往薄来”，用大量物质财富换取海外诸国形式上的藩属关系，结果，开支浩繁，“库藏为虚”。在郑和航海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朝廷内外反对声就此起彼伏，后来车驾郎中刘大夏偷偷将记载郑和七下西洋航海经历及一应活动和见闻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毁掉。明宪宗追查《郑和出使水程》的下落时，刘大夏就指出：“三宝（即指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对此，梁启超指出：“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伽玛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伽玛。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这段评论是对明初对外开放缺乏系统管理的精辟写照。

郑和七下西洋的成功，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海上贸易日渐发达，他们纷纷沿着郑和的航线，使沉寂了几十年的海面又开始繁忙起来，以致有人断言，当时中国的丝绸之路已从风沙满天的大西北，转移到了碧波万顷的东南大海。

郑和在完成最后一次出使任务的归途中病逝，遗体被船载回，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麓。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

军事机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神秘信函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金田首义诸王之一，“文武备足”，叱咤风云，对太平天国前期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公元1863年春，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率军几万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他的目的是越过大渡河，北上进军四川，但他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陷入绝境。为了挽救士兵的性命，石达开到清军阵营中与清军谈判，却被清军俘虏，士兵在清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对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些记载，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和难解的谜，其中之一就是石达开射入清军营中的神秘信函是写给谁的？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封信？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被清军围困后，曾率军强渡大渡河，但是由于河水暴涨，石达开军队损失惨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又说：“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按照他的想法，能够拼着自己一死以换取部下的生存，以答谢天王，这是忠臣义士的壮举。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认为此信写给唐友耕的依据是1908年出版的《唐友耕年谱》，其作者为唐友耕之子唐鸿学。唐鸿学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向其乞降的。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说：“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第30节：肆名人存疑：英雄留名不留迹(5)

另一种说法是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发现的此信抄件，收信人是骆秉章。当时高某发现石达开函稿共三件，这封信为其中的一件，于1935年3月25日在《农报》发表。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与十年前高某发现的信一样，收信人也是骆秉章。

这两种版本除了收信人一为重庆镇总兵唐友耕，一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有较大出入之外，文字内容也不尽相同。许本此信并无上款，唐本此信的上款是：“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方式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以及石达开文书的用语都不符合。许本信件并没有标明写信日期，唐本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太平天国早就改“亥”为“开”，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不会把“癸开”写成“癸亥”。由于这个时候还没采用公元纪年法，五月初九日指的是农历，而且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日”是公历的6月22日，石达开早已被俘，正在被清军押送赴成都途中，此时给唐友耕写这样的一封信是有悖常理的。

许本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云南的李永和、蓝大顺在昭通府起义。当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唐本中与“肩蜀巨任”相对应的是“当得巨任”，与“并望贲驾遥临”相对应的是“拜望台驾近临”，以上种种破绽和改动，可以证明此信原本是写给骆秉章的，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把此信编入《唐友耕年谱》，说是石达开向唐友耕乞降，以夸大其父战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封信。部分学者认为，石达开写给清军的信有许多地方与现实不符。信中所说“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然后再作答复，这就令人费解。因为，当时从四川到北京的公文批复至少需要一个月。即使骆秉章能够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从大渡河到成都公文往返也得10天。这对于腹背受敌的石达开来说毫无意义。当时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驻军，此信如果是写给唐友耕的，似乎稍近情理。其实不然，因为唐本中，也有“阁下如能依书赴奏，清主宏施大度”的话。如果说是希望唐友耕作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唐友耕根本无此权力。

这封信的内容也有问题，信中说：“（石达开）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太平天国鼎盛时期总兵力也不到百万，在被围困的情况下，石达开不会吹牛。而且，石达开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与之前的豪气干云也不相符。石达开在去清营谈判前五天，曾题诗：“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涐江定不降”。石达开在去清营的前一天晚上与部下商议，“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石达开被审讯及临刑时的表现，甚至连其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的英雄气概。“（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石达开写这样一封信的目的是通过谈判保住全军将士的性命，这封信应该着重谈条件，但是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谈自己的思想问题，而对进行谈判的条件则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这就使这封信的真伪更加使人怀疑。假如真有这样一封信，清政府即使不加以大肆宣传，也会在公私记载中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奇怪的是在1908年《唐友耕年谱》印行之前，不仅无人见过此信，连石达开写过此信的事也没有人知道。

也许，石达开当时有舍命救全军的想法，又有诈降的打算；清军也有通过谈判而进行诱擒的阴谋，这一切都是事实。不过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或唐友耕则并无其事。头脑清醒的石达开不会去作这种远水不救近火的无效劳动，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两封信都是伪造的。

第31节：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1)

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

中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蕴涵丰富，包罗万象，包括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等方面，是世界上最璀璨的智慧宝库。在这些文化领域里，潜藏着许多疑惑千年、悬而未决的未解之谜。那些精美清晰的线图，那些神秘消失的古国，那些幽怨悠长的爱情长诗，还有那悬空千年的木棺，无不展现未知世界的诱人魔力。这些离奇诡异的谜团令人们困惑万分，也同时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要寻觅这一切的谜底，且看那牧童遥指的杏花深处。

文明探秘楼兰古城消失之谜

1900年3月27日，傍晚，塔克拉玛干沙漠。一个白人老头和几名向导、几头骆驼在缓慢地行走着，夕阳下，他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沿着古塔里木河的河道，他们想寻找行踪不定的罗布泊，在太阳落下的时候，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土岗上。这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白人老头发现骆驼身上的水袋在漏水，所剩的用水已经寥寥无几。祸不单行，向导发现他们落脚必须用的铁铲也丢失了。老头决定，所有人员立刻就地休整，向导独自返回寻找铁铲。

行进中，独行的向导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城的城墙、街道、房屋，甚至还有烽火台。向导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使劲揉了揉眼睛，才敢确定这一切并不是幻觉。他立刻返回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老头。老头异常兴奋，他们循着向导的指引，再次来到了那一片古城。由于没有了水，匆匆查看后他们就离开了，第二年他们又按照原路回到了这里，进行了大量发掘。老头根据当地出土的佉卢文简牍“kroraina”一词，推定古城名为楼兰。此后，楼兰这个名字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世界。而最早发现楼兰古城的维吾尔族向导，名叫艾尔迪克，那位白人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在这里发掘了大量文物，包括钱币、丝织品、粮食、陶器、36张写有汉字的纸片、120片竹简和几支毛笔。这个被斯文·赫定称为“沙漠中的庞贝城”的古城震惊了整个世界。随后，许多国家的考古学家、地理地质学者、探险队接踵而至……

1905年美国的亨廷顿探险队；

1906年英国的斯坦因探险队；

1908—1909年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

1910—1911年日本的大谷光瑞第二次探险队……

各国探险队在楼兰古城及罗布泊地区发掘出的文物数量之丰富、价值之大，震惊了全世界。这里出土了各个时代的石器、木器、陶器、铜器、玻璃制品、古钱币等等，品种极其繁多，历史久远。在各种出土文物中，楼兰古城出土的汉锦和晋代手抄《战国策》最为珍贵。汉锦大约制作于公元1—2世纪，做工精细，色彩绚丽，并绣有文字，如“延年益寿”、“昌乐光明”、“延年益寿宜子孙”等吉祥字样。这里发掘出的晋代手抄字纸，比欧洲人最早的纸张都要早六百余年。在出土的文物中，还发现了西晋时期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件，即“李柏文书”。以斯文·赫定为代表的探险家们，盛赞楼兰是一个湮没在“沙漠中的宝地”，是遗落在历史角落的“博物馆”，是“东方的庞贝城”。

第32节：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2)

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湮没了数千年的记忆，慢慢揭开了神秘面纱，楼兰古城，在风沙和荒烟中渐渐显露出来。

考古专家根据楼兰古城附近遗址出土的古墓干尸推论，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间，楼兰地区生活着一群以游牧为生的人，他们金发碧眼，与古欧罗巴人种同宗。或许是因为逐水草而猎，他们仅留下几具干尸，就神秘地消失了。

其后2000余年，这一地区的历史出现断层，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均找不到楼兰一丝痕迹。当时，楼兰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像今天一样恶劣，而是非常适合游牧或农业，但这一段历史成了不解之谜。

西汉时，楼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张骞通西域后，楼兰成为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南河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司马迁时代，“楼兰”一名已为汉人所知，这些记录就是依据张骞出使西域的所见所闻而来。

魏晋时期，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长史一职，治所就在楼兰，楼兰也因此成为西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从长安出发，古丝绸之路一路西延，到达楼兰时开始分为南北两道。楼兰作为亚欧大陆心脏位置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处在强大的汉帝国、匈奴和周围许多游牧民族国家夹缝中的楼兰，时常面临生存危机，各国也经常为争夺楼兰进行大规模战争。

晋代之后，楼兰突然再次消失，一个曾经繁华一时的西域重镇，在此后的1500多年里再次销声匿迹。

从公元前176年始见记录，至公元前77年更名为“鄯善”盛极一时，再到四世纪左右突然消失，楼兰留在文献中的历史十分短暂，也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楼兰什么时候建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生活，信仰什么宗教，是什么样的民族等等，都已无从考证。文献中记载最多的，只是简单说公元前1世纪时，在汉帝国与匈奴的激烈斗争中，楼兰“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安”，努力维护自己的生存。西域史名家冯承钧感慨：“考证西域古国今地，往往一件简单问题，变成极复杂的问题，楼兰就是一例。楼兰疆域有多大？都城在何处？现在假定虽有几说，尚无定谳。”

楼兰虽然迅速而悄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却留下了“一块紧张的世界史的纪念碑”。1700年后的今天，荒漠古道中的楼兰依然保持着她“谢幕”时的姿态，残垣断壁揭示出尘封的记忆，令人恍然觉得历史就发生在昨天。诵读李白《塞下曲》中的名句：“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仍能感受到历史的猎猎风尘。楼兰为什么变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戈壁？多少年来，这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一种观点认为楼兰亡于全球气候的变化。大约从一万年前起，地球环境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性变化，距今10000年至8000年为升温期，距今约8000年至3000年为高温期(气候适宜期)，距今3000年至今为降温期。三大阶段性变化决定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与方式，楼兰古城的消亡大约在公元前后至四世纪，这时正是旱化加剧的时期。在这一旱化过程中，不仅是楼兰古城消亡，而且由于沙漠扩大，先后发生了尼雅、米兰城、喀拉墩、可汗城、统万城、尼壤城等国家和城市的消亡。楼兰古城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处在干旱内陆，在地球气候出现旱化的大背景下，消亡不可避免。

一种观点认为楼兰亡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在距今7到8万年前，青藏高原快速隆升，这对亚欧大陆中部地区的气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再也无法到达这里，整个中亚地区都出现了干旱和沙漠化、戈壁化趋势。水源和树木是荒原上绿洲能够存活的关键，楼兰古城建立在水系发达的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在这期间，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水系的变化，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楼兰曾颁布过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但水源依然迅速萎缩终至最后消亡，城市也就无法存续下去。

第33节：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3)

一种观点认为楼兰亡于战争。公元五世纪后，楼兰王国开始衰弱，北方强国入侵，楼兰城破，后被遗弃。

一种观点认为楼兰消失与丝绸之路北道的开辟有关。楼兰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早期古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后来，经过哈密、吐鲁番的丝绸之路北道开通后，经过楼兰的丝绸之路沙漠通道被废弃，楼兰也随之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一种观点认为楼兰亡于瘟疫疾病。一场从外地传来的瘟疫，夺去了楼兰城内绝大多数居民的生命，侥幸存活的人纷纷逃离楼兰，远避他乡，楼兰因此而亡。

一种观点认为楼兰亡于生物入侵。据有关专家考证，一种从两河流域传入的昆虫蝼蛄，给楼兰带来了致命的灾难。这种蝼蛄生活在土中，它们以白膏泥土为生，成群结队地进入居民的土地、房屋，在楼兰没有任何天敌，人们无法消灭它们，只得弃城而去。

无论如何，楼兰的消亡足以说明，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自身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楼兰曾有挟制要道、左右东西交通的辉煌；曾有积粟百万、威服四邻诸国的壮举，然而，自然环境的演变、水系的变化、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战争的破坏，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楼兰由绿洲变成了荒漠，由盛世走向了荒芜。昔日塞外绿洲，今日黄沙乱冢，兴衰成败之间的落差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思考。

南海一号梦回大宋盛世繁华

公元1987年8月，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整艘商船约30米长、10米宽，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船身内装载着大量文物。原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把它命名为“南海一号”，并认为“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它意味着一个开始。”

公元2007年12月22日11时30分左右，深藏于海底800余年的“南海一号”，成功地被整体打捞出水，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为此努力了整整20年。这艘船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大量的金银瓷器，也给我们带来了对于这艘古船身份的猜想，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了解南宋对外贸易的窗口。

在“南海一号”上，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大量铜钱、金属商品，于是猜测船的主人应该是位富商。到目前为止，“南海一号”已出水了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色泽璀璨，形体粗大，金腰带长1.8米，鎏金龙纹金手镯重约4两，镯体粗壮……人们据此推测佩戴这些饰品的船主非常富有。

目前“南海一号”发现的铜钱已达上万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最新的为建炎元宝(南宋初年)，也是基于此，学者们推测“南海一号”大概沉没于南宋初年，极可能为高宗时期。

这么多的货币一方面表明当时中国的国力之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船主的富裕，“浑身戴着金饰，揣着万枚铜钱”的富商巨贾形象呼之欲出。但这个富商究竟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尚无法考证。

也有人认为这艘船不是商船，而是一艘官船，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为了躲避元兵的围剿，从杭州出发，经过宁波，由舟山登船入此。据史料记载，当年，大臣张世杰带领将士和元军在崖山海战，最后兵败溺水而亡。43岁的丞相陆秀夫见无法突围，命其夫人投海后，便背着8岁的赵昺跳海自杀。此说认为当时赵昺帝、陆秀夫一行所乘坐的大船正是“南海一号”。

此说虽是推测，但也不无道理。“南海一号”中曾发现一面梳妆铜镜及一个胭脂盒，而古代女人是绝对不能出海的。所以船上这面铜镜的主人应该是丞相陆秀夫的夫人。而粗大的金腰带，硕大的金戒指，则被认为是当时丞相陆秀夫和张世杰的物品。

根据史料记载，陆秀夫自杀的地方是在古代称作“崖山”的地方，如果不能证明“南海一号”沉船的地方即“崖山”，则此说始终都只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揣测。但无论是商船还是兵船，“南海一号”的主人是大富大贵之人确定无疑。

第34节：伍文化之辩：玄机背后的玄机(4)

关于“南海一号”的目的地，专家们根据“南海一号”沉没时船头朝向西南240度判断，当时“南海一号”不是从国外驶入中国，而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在沉船上还发现了两具眼镜蛇遗骨。眼镜蛇一般是印度人所养，加上船中不少文物具有浓郁的西亚风格，如鎏金腰带、镶了宝石的金戒指、仿银器的瓷碗等，有关专家认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由此推测“南海一号”当年应开往印度等南亚国家。

虽然判断出“南海一号”是自中国始发，但始发港在哪里？这是考古专家们亟待破解的一个谜题。有人根据目前船上出土的大量德化窑、磁灶窑文物推测出“泉州为始发港”，这种推测显然有失偏颇，因为目前“南海一号”文物出水量只占全船1/10，这其中还包括不少景德镇、浙江龙泉窑系的瓷器。要知道确切的始发地，恐怕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考证。

“南海一号”沉没点距海岸线只有18海里，是什么使这条刚刚离岸的巨船沉下去的？专家们认为“南海一号”沉没的原因很有可能与遭遇海上风浪有关：“由于船体没有发生大规模断裂，不大可能是因碰撞而沉没。由于‘南海一号’沉没的海域一直是台风等气象灾害频繁的区域，所以很有可能与此相关。”

有官员称，这一整船估计有文物6万到8万件，所以考古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不是说用6年或者8年就能完成的，也许会用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而“南海一号”留给我们的谜底也就只能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才能揭晓了。但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在这艘沉没于840多年前的船上，镂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也浓缩着南宋王朝曾经的繁盛。

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宋虽然外战屡败，但经济繁荣，海外贸易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它的科技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后人所称誉，甚至有学者提出当时便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在“南海一号”这艘古船上依稀看到了大宋繁华的影子。

从打捞上来的物品看，“南海一号”装载的瓷器汇集了当时著名的四个窑系：景德镇的影青瓷、福建德化的印白瓷、福建的建窑黑釉及浙江龙泉的青瓷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

而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宋徽宗登基后，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珍品。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比瓷器更重要的就是沉船本身。由于此前出土的宋代沉船大多破损、残缺，800年前的造船技术和相关史料不仅在中国几乎无留存，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作为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出水后，较为完整的船体将破解大量宋代造船术、航海术的谜团。

南宋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发达，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五六百人。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人们还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船只设计大气巍峨，装修华美。遣使出洋时，船舰相列，洋洋洒洒，蔚为壮观。

或许，“南海一号”主人的身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解读它所承载着的历史密码，我们能又一次回到那个熙熙攘攘、繁华无限的朝代。

第35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1)

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5000年的悠久历史沉淀了数不清的国之瑰宝。它们或流光溢彩、精美绝伦，或残瓯碎瓦、锈迹斑斑，但是每一件国宝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都有一段曲折历史珍贵的记忆。它们不只是古物那么简单，有着深厚的内涵，也有着曲折的传奇。秦陵兵马俑出土时震惊寰宇，它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法门寺地宫曲折幽深，深埋千年的佛指舍利出土前后经历了多少曲折？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工艺精湛，巧夺天工，古人可曾想到他们的审美情趣影响到奥运福娃的设计灵感？它们曾经璀璨，今又流芳千百年。本篇带你穿越时空，走进异彩纷呈的峥嵘岁月，探寻那些曲折迤逦的千古谜案。

风雨飘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谜案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人类开始了重新认识自己起源的旅程。生活在距今70多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人们常称之为“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的出土，被当时世界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誉为古人类研究史中最为惊人的发现。然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命运却十分曲折。这批弥足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失踪了。

北京市周口店附近的山区，自古就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因为这里盛产“龙骨”。最早大约在宋朝时，周口店一带就有“龙骨”流传。人们把“龙骨”当作良药，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伤口上，用于止痛和愈合伤口。龙骨主要产于附近的山上，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的一座山称为龙骨山。到了近代，人们发现所谓“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于是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和考察。

公元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北京方面报道这一重要发现后，立即轰动了国内外。科学家决定把这两颗牙齿的主人命名为“北京人”，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公元1927年，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的主持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正式大规模发掘。第二年，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杨钟健和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仅用了一年时间，他们就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后来又陆续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和200多块骨化石，还有大量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灰烬。

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因此成为倍受世界科学界瞩目的稀世瑰宝。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后，一直保存在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过程。

公元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中日矛盾迅速上升，美日间的战争也一触即发。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深感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若继续留在北平很不安全，出于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他提出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协调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事宜。公元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致信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周口店发掘工作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美国方面因此婉言拒绝。

公元1941年11月，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过蒋介石的出面，国民党政府正式表态允许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出境，美国方面这才同意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第36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2)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首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哈德逊总统号”轮船，预定12月8日抵秦皇岛。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随即，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行动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都成了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当然成为日军的战利品，从此不见踪影。

据相关专业人士统计，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共有5个；山顶洞人头盖骨化石3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碎片数十片；北京人牙齿化石近百颗；北京人的残下颌骨化石13件；北京人的上锁骨化石1件；北京人的上腕骨化石1件；北京人的上鼻骨化石1件；山顶洞人盆骨化石7件；山顶洞人肩胛骨化石3件；山顶洞人膝盖骨化石3件，还有硕猴头骨化石2件；硕猴下颌骨化石5件；硕猴残上颌骨化石3件；硕猴头骨化石残片1小盒；山顶洞人下颌骨化石4件，还有大量其他珍贵化石。

二战结束后，中国、美国、日本都开展了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寻找工作，但至今没有这些珍贵化石的下落。公元1998年，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之一、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为首的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呼吁有关人士行动起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公元1999年，北京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出“世纪末的寻找”的呼吁。但由于牵涉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寻找很难取得进展。

“北京人”到底在哪里，目前有五种线索。

化石仍在美国？公元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行人员中一位金融家贾纳斯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产生兴趣。回国后，他悬赏5000美元寻找线索。一天，贾纳斯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她手上。贾纳斯看了女士拿来的照片，认为非常像。照片后来传到北京，裴文中看后认为这不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化石在日本沉船上？据传，尼克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他说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二战末期，在福建省平潭岛海域，“阿波丸”号被击沉，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条沉船。据说船上装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珠宝工艺品40箱，总价值50亿美元。上世纪70年代，我国曾对“阿波丸”号进行过不彻底的打捞，但没有发现北京人化石。所以，化石是否在“阿波丸”号上，至今还是个谜。

化石到了日本民间？据日本关东军军官的中田光男回忆，1945年他逃到长春其岳父、古人类学专家远腾龙次家避难，在那里他看到了远腾所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回日本后，远腾再次让他看了神秘化石。远腾有个儿子在12岁时夭折，中田光南推测化石后来很可能被埋在远腾儿子的墓穴中。中田光男说他看到的头盖骨是完整的。中国专家表示，现在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基本都是残破的，所以他看到的可能不是北京猿人化石。

化石原在天津国美兵营？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驻津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这个兵营现在是天津某学校，据说当年化石被埋在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6号楼已在唐山大地震时倒塌，但夏皮罗根据图纸发现，这座楼在建造时铺了水泥地面，没有木板层，化石不可能被埋在这里。

化石还在美国领事馆？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里，这里是化石最后的落脚点。一个当时的美国士兵回忆，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夜，他在站岗，半夜时两人抬来一箱东西埋在站岗处附近，里面可能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成为震惊世界的失窃案。几十年来，人们通过各种途径继续寻找着化石的下落。这一案件目前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必将回到它们的故乡。

第37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3)

图腾崇拜人面鱼纹彩陶盆的神秘象征

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彩陶工艺的代表作。所谓“彩陶”，是指以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为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入窑经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陶器。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通高16.5厘米，口径39.5厘米，细泥红陶质地。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为圆形，眼睛细长，鼻梁挺直，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配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这一复杂的人面鱼纹图案对于古老的半坡人究竟有何意义呢？数十年来专家们为此争论不休。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是氏族图腾的说法，在很长时间里被多数学者所认同。

这种观点认为这一图案具有图腾含义，反映了原始人的图腾信仰和观念。在对图腾崇拜的具体解释中，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半坡人通过绘制鱼纹来祈求渔猎丰收的象征；一种认为这是半坡人将鱼视为他们的祖先的表现；第三种观点则解释为鱼是氏族的保护神，半坡人认为自己是由鱼传下来的，鱼神是他们的保护神，半坡人对其加以崇拜，祈求它的保护。这也是目前广为流传的一种观点。

曾有学者对国外部落和氏族鱼图腾进行过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和南美等图腾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靠海和沿河而居的部落，大多数都是以鱼为图腾，或以鱼为主要图腾的。而当时半坡气候与这些地方类似，同时这里出土的实物也证明了其渔猎的发达程度，这样一来认为鱼是保护神或是祖先的说法有了依据。可问题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都是祖先或神明的代表，是禁止捕杀和食用的。倘若半坡人以鱼为图腾，他们是不会捕杀及食用鱼的。然而人们在半坡遗址中却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鱼骨和渔猎器具。因此，在半坡的案例中，鱼纹并不是严格的图腾，鱼也不是祖先或神灵的代表。

相较之下，祈求渔猎丰收的观点在科学上是最站得住脚的。天文气象学家通过孢粉和植被等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当时的半坡气候状况较今天的半坡遗址更为温暖、湿润，附近湖沼密布，雨水丰盈，在这样的环境下鱼类是很繁盛的。而人们在半坡出土物中也发现了大量渔猎工具，其中骨鱼杈21件，骨鱼钩9件，石网坠320件，可见当时的渔猎是非常发达的，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鱼也成为半坡人的主要食物之一。因此，将鱼纹视为对渔猎丰收的祈求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最初采用人面鱼纹的设计理念，也是取自此意。但不久学者们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数绘有鱼纹的器物和陶片都出自于半坡氏族的祭祀区，仅见的几个完整恢复的陶盆皆发掘于“大脏土坑”，亦为祭祀重地。因此，通过在器物上绘制鱼纹单纯来祈祷丰收是不太可能的，被绘制的陶器都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应该是有特殊作用的。因此，可以推测鱼纹有一定的宗教祭祀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生殖崇拜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该说将人面鱼纹图案解释为生殖崇拜的象征，认为是半坡人将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以祈求人口的繁盛。

这种论述，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的“原欲”（libido）理论为主要支撑，而非文献或实物。但是，弗氏“原欲”理论自身缺乏有效的实证性。而将一切都归因于“原欲”，贝壳、鱼纹皆成为生殖器的象征，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同时，这种观点对鱼纹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形式和色彩方面，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深入的研究。

天文历法说则将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进行了释读。学者们认为人面鱼纹100格网纹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是象征毕宿与雨季的关系。

恩格斯说：“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生活必然直接受到春暖秋凉的季节规律的制约，所以，自然界气候的周期变化是原始人类最先认识的自然规律。

第38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4)

而在天文历法之前，原始社会人们长期以动植物的变化作为参照以掌握季节的变化，这就是物候历法。所谓“物候”，是指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季节气候的关系，也指自然界非生物变化（如初霜、解冻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鱼被作为观察物候的对象，既有古文献的证据，也有现代民族学的证据，是具有普遍性的。《诗经·豳风·七月》和《礼记·月令》等先秦文献，都有依据鱼鸟花木以记时节月令的记述。所以半坡人面鱼纹彩陶图案的来由，解释为人们用平常所观察的物候对象作为彩陶纹饰，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此外，尚有综合说、自然崇拜说、生活表现说等多种说法，林林总总达到了近30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水涛教授说：“彩陶纹饰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含义，这是每个人都急于知道答案的问题。目前，许多研究彩陶的文章在这方面似乎都可以给出一定的解释，又都无法回避更多的不可解释的东西。”确实，尽管学者们给出了许多的解释，却总有无法回避的谜点，但是，无论半坡人用它试图表达什么，人面鱼纹图案所蕴含的创造性和艺术性都是令人惊叹的。即使它只是原始人类为了美的感受而留在陶盆上的装饰，也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了震撼。

祭祀祖灵司母戊鼎是个什么神秘物件

司母戊大方鼎是公元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发现的。鼎出土后，因太重太大，人们即使锯断了鼎的足也难以搬运，又担心被日本人掠夺，便把鼎又埋了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公元1946年6月，大鼎才又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

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鼎大得可以做马槽，又俗称“马槽鼎”。

司母戊鼎纹饰美观，工艺精巧。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俗称虎咬人头纹。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中国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鼎的制作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一时。在当时，鼎“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即所谓的“藏礼于器”。青铜鼎作为重要的礼器成为了祭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绩，而古代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贵族死后又常常用鼎来随葬。

司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其腹内壁铸造的铭文“司母戊”究竟是何意呢？对铭文的解释也成为我们了解司母戊鼎用途的关键。

第一种说法认为“母戊”为墓主人的庙号。“司”读“祀”，即祭祀的意思。认为这三个字的铭文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母戊是商王文丁（属于殷墟三期）之母的庙号，该鼎即为商王文丁所铸，用来祭祀其母。

但是，考古人员通过形制确定司母戊鼎属于殷墟二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因此此说很快被否定。一般情况下，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要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在地层关系的基础上，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但是司母戊鼎重现于世时既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因此对于司母戊鼎年代的判断，只能从器物形制着手。专家们把200多年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也就越细长。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

第39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5)

第二种说法将“司”字改释为“后”字。“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分，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并且新说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

商人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的，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tai）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了，那么这里的“戊”究竟是谁的妻子呢？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给出了我们答案。妇好乃商武丁的一个王后，史载她主持祭祀、打猎、英勇善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考古学家在妇好墓中发现了司母辛鼎，而通过对比发现司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司母戊鼎一致，两鼎之间的合金配比情况也极其相似，这就有力地证明司母戊鼎确属殷墟二期。这也帮助我们断定司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此鼎乃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祭祀之后，此鼎便随葬于其母墓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同为武丁王的王后，司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则是它的6倍。不久，考古人员在当年司母戊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在殷墟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仅次于商王。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只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这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谜。

追根究底秦陵兵马俑的主人到底是谁

公元1974年2月，一群农民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打井时，偶然发现了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兵马俑。从此，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博物馆被挖掘出来。至今，兵马俑已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其中一号坑为“右军”，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样大的陶俑、陶马约6千件；二号坑为“左军”，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编组的军阵；三号坑有武士俑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一奇迹被认定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几乎成为一种“公论”，甚至美国《焦点》杂志在介绍兵马俑时也称：“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驾崩之前统一了中国，下令修建长城，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他当时唯一惧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为此下令修建一座庞大的陵墓，让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绘武士守卫。”但近些年来，有学者却对这一“公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此论一出，立即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兵马俑的主人到底是不是秦始皇呢？如果不是秦始皇又是谁呢？

对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始皇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南京建筑学家陈景元，1961年他曾参与秦始皇陵的保护规划，1984年他就曾发表文章质疑兵马俑的真正主人是否是秦始皇，但未得到重视。2006年，他又在《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第2期发表了《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一文，首先对秦始皇葬于骊山脚下提出了质疑。

现在认为秦始皇葬于骊山脚下，最主要依据是《史记》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说，“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说秦始皇死后埋在了骊山，二是说他刚一即位就在骊山建造皇陵。

第40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6)

陈景元认为《史记》的记载未必真实。秦始皇出巡途中死于河北邢台，要回咸阳的一条捷径是向南过黄河向洛阳，再到西安；另一条路线如秦俑馆里所记载的：向西经井陉，过娘子关到太原，再向北到包头转至西安。无论是哪条路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到咸阳，而在夏天要保证赵高、李斯为“篡权”所要求的“秘不发丧”，保证尸体不腐烂也是非常难的。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尸骨其实是出不了河北省的，即使到了骊山，也只能做个衣冠冢。而从陕西省文管会1960年初到当地进行现场调查后所写的调查报告来看，位于现在秦始皇陵北面的大量夯土地基上什么都没有，作为宫殿建筑群主要部分的这一地块当时根本就还没有进行施工建设，内城、外城及封土等都是死后的工程。而骊山上洪水严重，几乎每隔三年就会下一场暴雨，开挖的地宫也不可能不顾积水而在秦始皇死前几十年就预修。

既然秦始皇陵不在骊山，那么位于骊山脚下的兵马俑又是谁的呢？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其实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的。

秦宣太后，姓芈(mǐ)，楚国王族，后嫁于秦惠文王。她在秦国统治了四十一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掌权治国的女国君，甚至有人称她为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为何说兵马俑不是秦始皇而是她的陪葬呢？

陈景元认为历史上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但秦时的“三百丈”只有690米，所以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东近二公里的兵马俑，不可能被包括在这一个“三百丈”的界址之中，因而也不可能成为秦始皇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史记·正义》及《陕西通志》、《临潼县志》等史料中，都有“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16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10里；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14里”的记载。雍州新丰县的县城，也就是今天临潼县新丰镇的东北不远处，根据上述明确的方位和里程，很容易判断出秦宣太后陵，就在秦始皇陵的东侧偏南、距骊山山脚约2里处的西杨村、下和村一带，也就是人们现在所熟知的秦俑坑附近。

此外，在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一些奇怪之处：一些兵俑的头顶，梳有苗裔楚人特有的、偏于一侧的歪髻；秦俑所着衣服，非常鲜艳，与秦王朝的尚黑制度，有显著差别；在一些陶俑身上还发现了“芈”字，疑为秦宣太后的姓。

如果兵马俑真是秦宣太后的陪葬，那么哪里是宣太后的陵墓呢？但目前考古学者还没有发现足以与兵马俑匹配的宣太后墓。考据学上强调“孤证不立”，就是单独的一个例子是不能证明一个事物的真实性的，至少凭借现有证据而断定“兵马俑的主人是宣太后而非秦始皇”为时尚早。这也使得陈景元的质疑更多地停留在猜疑假设阶段，也说明当前的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佛光普渡法门寺地宫佛指舍利探秘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从汉代起，就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唐代，中国成为有着最强大文明的世界级帝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更加积极活跃。大唐帝国在输出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在物质和精神上积极汲取各民族的文明成果。这一时期，唐王朝博大自信的胸怀和佛教抽象的人性关怀相结合，在法门寺上演了人类文明交融的光辉一幕。

位于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寺，东距西安市110公里，西距宝鸡市90公里。寺院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有1700多年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法门寺原名阿育王寺，寺庙因迎接佛骨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阿育王将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派遣使者分送到世界各国建塔供奉。送到中国来的佛骨舍利共有十九处供奉之地，法门寺为第五处。公元494年，中国首次开塔瞻礼舍利。公元558年，北魏皇室后裔拓跋育扩建塔寺。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李渊下令敕建佛寺并改名“法门寺”。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声势十分浩大，皇帝顶礼膜拜，朝野轰动，等级之高，绝无仅有。史书记载，佛指舍利“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因此皇帝不停地观礼，以此祈求国家风调雨顺，同时彰显唐王朝的盛大国力。

第41节：陆国宝追击：天地精华归何处(7)

公元874年1月4日，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还佛骨时，按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用唐密曼荼罗结坛供养。唐朝的皇帝几乎全部笃信佛法，对佛指舍利虔诚供养，法门寺因此成为举世仰望的佛教圣地，供奉佛指舍利的佛塔，被誉为“护国真身宝塔”。

宋代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的雄伟气势，法门寺的规模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据宋朝人记载，当时的“浴室院”，即可日浴千人。道君皇帝宋徽宗虽力崇道教，却对法门寺情有独钟，亲自手书“皇帝佛国”四字于山门之上。法门寺的兴盛一直持续到金元时期，金人曾刻“诗碑”盛赞：“三级风檐压鲁地，九盘轮相壮秦川”。

明清以后，法门寺逐渐衰落。公元1569年，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唐代四级木塔崩塌。10年后，陕西地方绅士杨禹臣、党万良等有感于佛骨舍利无处供奉，捐资修塔历时30年而成。“文革”期间，法门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红卫兵曾想挖开寺塔，发掘佛骨等珍宝，良卿法师为保护塔下珍宝不受任何损坏，点火自焚以生命抗争，终于将万千珍宝保护下来。

一直以来，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曾提到，法门寺地宫里有佛祖释加牟尼的真身舍利，这到底是事实还是讹传？

公元1981年8月24日这一天，刚刚下了一天暴雨。夜晚的时候，伫立在法门寺中的佛塔，突然中部出现裂缝，佛塔东北边的部分完全坍塌，西南边部分出现倾斜，却仍然神奇地矗立着。

千年古塔历经风雨，毁于一旦，该如何处理？经过反复论证，有关方面形成了两个方案，一是把旧塔拆除后重新修建，另外一个是保护剩下的半边塔。

鉴于佛塔十分珍贵，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工作人员决定修复残塔。但是，佛塔倒塌的情况十分罕见，残塔里全是土坯，怎样把土坯保护起来非常困难，而且造价极高。最后，专家组研究决定，将残塔拆除重建。

一个埋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就这样重见天日了。

时间是公元1987年4月3日。地点是古塔拆除后的塔基。

无意中，考古人员发现塔基处浮土上有块白玉石板，除去浮土，一尊雄狮浮雕渐渐显露出来，推开白玉石板，一个神秘的洞口赫然出现。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推开地宫第一道门，一股霉气扑面而来。门内是一段幽暗隧道，墙壁为黑色大理石拼贴。石壁因年代久远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斑驳，东侧壁上刻有白色的文字。隧道尽头，两块石碑赫然屹立，碑文在手电光下依然清晰可辨。两块石碑上共计刻有约900个字，一个是记事碑，一个是物账碑，文字内显示石碑是唐代最后一次迎送佛骨时留下的。

在两块石碑被移开后又一道门出现，石门左右两边各雕刻一尊精美的菩萨像。进门后，地面上是一堆堆整齐的丝织品。虽经千年岁月，丝织品依然精美光鲜。

在前室尽头，一座大约有80厘米高、四面有精美彩绘浮雕的汉白玉石塔静静伫立，塔盖、塔刹、塔身、塔座均保存完好，后来，这座塔被人们称为阿育王塔。

神秘继续上演，阿育王塔后面竟然还有一道石门，门后设有密室。

第三道门打开后，法门寺地宫的中室被打开。中室呈方形空间，中央放了一个白玉灵帐，灵帐里面放置了一枚玉制仿制舍利。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灵帐后又是一道石门，门内是地宫的后室，在后室的土层里，考古人员发现一个密龛。密龛里藏着一个包裹，包裹里面又是一个铁函。这个沉甸甸的密龛里套着一重又一重的密龛。直到第七重，出现了镶满珍珠的金质宝函，宝函里是一座宝珠顶小金塔。第八重是个纯金塔，打开后，金座子上有个像手指一样的银柱子，是玉制仿制佛指骨舍利。最户一层铁函打开了，里面有个被丝绸包裹的镏金函。镏金函里有个檀香木函，檀香木函里还有个水晶椁子，水晶椁子里还有一个玉棺。在玉棺里面，终于出现了一枚佛骨舍利。

这是一枚真正的佛骨舍利。世间至高无上的圣物、惟一仅存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终于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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