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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七十年代”

- 李陀：序言（1）

- 李陀：序言（2）

- 李陀：序言（3）

- 李陀：序言（4）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1）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2）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3）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4）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5）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6）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7）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8）

-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9）

- 北岛：断章（1）

- 北岛：断章（2）

- 北岛：断章（3）

- 北岛：断章（4）

- 北岛：断章（5）

- 北岛：断章（6）

- 北岛：断章（7）

- 北岛：断章（8）

- 北岛：断章（9）

- 陈丹青：幸亏年轻（1）

- 陈丹青：幸亏年轻（2）

- 陈丹青：幸亏年轻（3）

- 陈丹青：幸亏年轻（4）

- 陈丹青：幸亏年轻（5）

- 陈丹青：幸亏年轻（6）

- 陈丹青：幸亏年轻（7）

- 陈丹青：幸亏年轻（8）

- 陈丹青：幸亏年轻（9）

- 陈丹青：幸亏年轻（10）

- 陈丹青：幸亏年轻（11）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3）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4）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5）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6）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7）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8）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9）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0）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1）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2）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3）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4）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5）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6）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7）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8）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9）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0）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1）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2）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3）

- 阿城：听敌台（1）

- 阿城：听敌台（2）

- 阿城：听敌台（3）

- 王安忆：魏庄（1）

- 王安忆：魏庄（2）

- 王安忆：魏庄（3）

- 王安忆：魏庄（4）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1）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2）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3）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4）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5）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6）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7）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8）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9）

-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10）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2）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3）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4）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5）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6）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7）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8）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9）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0）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1）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2）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3）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2）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3）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4）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5）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6）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7）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8）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9）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0）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1）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2）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3）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4）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5）

-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6）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1）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2）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3）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4）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5）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6）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7）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8）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9）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10）

-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11）

为什么是“七十年代”

三十位文化名人的青春故事

集体回忆录《七十年代》出版

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甚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

对很多人来说，七十年代虽然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时间不算很长，可是感觉上，已经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在那个年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有如影像早已漫漶不清的老照片，只留下了一点依稀的影子，难以辨认，也难以追寻。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集体回忆录《七十年代》一书收录了三十篇记忆文字，都是对“七十年代”的追忆和回顾。读过此书的读者会发现，原来那一段生活和历史并没有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它们竟然在本书的一篇篇的文字里复活，栩栩如生，鲜活如昨。

为什么是“七十年代”

很多人的记忆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不是一个很显眼的年代，尽管在这十年里也有很多大事发生。但是，前有六十年代，后有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似乎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而七十年代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两团狂飙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头一段和六十年代的狂飙之尾相接，末一段又可以感受八十年代狂飙的来临，但无论如何，它好像不能构成一段独立的历史。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本书的编者还要选择七十年代？

那是因为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是在七十年代长大的，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是两个狂飙之间这个短暂的十年，正是这些人度过自己少年或者青年时代的十年。本书把主题定位于“七十年代”，就是想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来有意地突出这个群体，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还有从这些经验里浮现和呈现的历史环境。

历史夹缝中的青春故事

本书三十位作者中有：创办《今天》的北岛，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作为海贼的邓刚；有当年北京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有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有“太阳总队”的张郎郎、也有参加过四五运群众谈判代表赵世坚；有工人蔡翔、也有农民高默波和阎年科……这一代人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

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命运很不一样，这些人后来先后成为了学者、文化人、作家、艺术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使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依附权利的品质，正是这样的品质，让这样的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那么无论是后来的“思想解放”，还是“新启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或者发生了，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

在一度由《八十年代访谈录》引发至今未曾消饵的“怀旧热”浪潮中，这本书的出版，或许会重新将人们带入那段尘封已久的过去。但这三十个人、三十篇文字，把这承上启下的十年从浮尘中捞出来，为的不是虚无而矫情的怀旧，而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他们希望在这本书里，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昨天在阅读中展现，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接受历史记忆的挑战。他们相信读过本书的读者，不论对作者们在这些回忆文字中流露的思想和看法有什么看法，一定会有很多人，都为在其中展开的“昨天”的画面是这样陌生而感到震惊。这样的震惊也一定会带来对历史记忆的重要性的重新估量，想一想刚刚过去的昨天为什么会变得这样陌生，想一想历史记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

今天再掉过头来看，七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所构成的知识群体是八十年代思想狂飙中最为年轻的一群，因此他们的历史记忆更为特殊，其中隐含的意义也不同于一般。因此，他们庞杂而细琐的私人记忆，在七十年代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更像是隐匿在时代大幕后的符号。透过这些记忆，也许将能够引发我们对过往历史、对知识分子群体、对自身所处现实的更多思考。

不然，若干知青，他们的青春，与旁人何干？

《七十年代》 定价：42.00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刊行

主编：北岛 李陀

作者：李陀 徐冰 北岛 徐浩渊 陈丹青 朱伟 高默波 张郎郎 阿城 王安忆 朱正琳 鲍昆 阿坚 李零 唐晓峰 赵越胜 严力 黄子平 蔡翔 范迁 邓刚 阎连科 许成钢 陈建华 王小妮 唐晓渡 宝嘉 翟永明 柏桦 李大兴 韩少功

李陀：序言（1）

中学毕业即到工厂做工，1980年调到北京市作家协会做驻会作家。1982年前后停止小说写作并转向文学和电影批评。1986年至1989年任《北京文学》副主编。1989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柏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做访问学者。1988年至1991年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1999年至2005年主编“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及“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2000年至2004年与陈燕谷共同主编理论刊物《视界》。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

这是一本收录了三十篇记忆文字的集子，内容很集中，都是对“七十年代”的追忆和回顾。对很多人来说，那一段岁月虽然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时间不算很长，可是感觉上，已经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了。在那些年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有如影像早已漫漶不清的老照片，只留下了一点依稀的影子，难以辨认，也难以追寻。但是，我们相信，凡是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发现，原来那一段生活和历史并没有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它们竟然在本书的一篇篇的文字里复活，栩栩如生，鲜活如昨。

我们相信，这是一本会让很多人不但为其中的回忆文字感动，而且多半会受到震动的书。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编辑这么一本书？为什么要钩沉那一段历史，让它复活？近年“怀旧”风气盛行，各种怀旧的影视和书籍出了不少，这本《七十年代》也要凑这个热闹吗？

作为这本书的编者，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很愿意也觉得有必要做一些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

记忆在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性似乎用不着说。人怎么知道自己“活”着？那是由于他/她都活在记忆里——人的“此刻”总是在此刻中消失，活着的感觉、尊严和意义，其实都只有在“此刻”之后过去的记忆里才能明白和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记忆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不能不记忆，我们每个人每分每秒都不能离开或者停止记忆，就像一个人每分每秒都不能停止呼吸。

但是，历史记忆就复杂多了。千古兴亡任凭说，历史记忆常让人觉得虚幻缥缈，其实一点不虚，由于和现实有着实实在在的关系，它更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正在被争夺的殖民地。我们不但经常看到一种历史记忆会排斥、驱逐另一种历史记忆，不但有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真实的历史叙述，甚至还会有对历史记忆的直接控制和垄断，当然，也就有了反控制和反垄断。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历史著述的时候，经常碰到对同样的历史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叙述？为什么某种公认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会忽然被“翻案”，然后流行一个似乎同样无可怀疑的另外的故事？为什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记忆里会有着天差地别的形容和描述？为什么某一种历史记忆会得到呵护和保护，而另一种记忆就被压抑或者放逐？历史记忆领域从来就不平静，无论是要唤醒一个历史记忆，还是要认真对待和坚持一种历史记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很多时候，那需要特殊的品质和勇气。

李陀：序言（2）

然而，历史记忆今天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记忆和记忆的斗争里哪一个占了上风，也不是其中哪一个被排斥和驱逐，而是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变成可有可无。当然，图书馆里还收藏有大量历史著作，出版社每年还出版不少历史书籍，书店里也还不断有新的历史著述上架，但与此同时，历史研究正在被压缩到“学科”的小象牙塔里，严肃的历史写作正在被对历史的“戏说”和胡说所取代。历史和今天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脆弱，细若游丝。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现实好像要证明，人的记忆似乎没有必要一定和历史联系，人的记忆只能是功能性的，房子车子票子，事无巨细，锱铢必较，没有昨天，没有过去。

对这样一个不在乎有没有昨天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们能说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当然，可以从理论层面去讨论、琢磨、思考，这样的时代如果真正全面来临，“人”有了什么变化？“人”的概念和实质是不是都应该重新去认识？还有，也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作研究，分析这样一个文化潮流的源头和流向，弄清它的来龙去脉，预测它未来的流向。但是，能不能有一个办法，让今天的人从直观和经验层面去思考这类问题，比如，直接面对昨天，接受历史记忆的挑战，再看看这挑战会有什么结果？

于是我们就编辑了这本《七十年代》。

我们想在这本书里，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昨天在阅读中展现，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

我们相信，读过本书的读者，不论对作者们在这些回忆文字中流露的思想和看法有什么看法，一定会有很多人，都为在其中展开的“昨天”的画面是这样陌生而感到震惊。我们还相信，这样的震惊也一定会带来对历史记忆的重要性的重新估量，想一想刚刚过去的昨天为什么会变得这样陌生，想一想历史记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

编辑这本书，还有第二个应该向读者说明的问题：为什么选择七十年代？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不是一个很显眼的年代，尽管在这十年里也有很多大事发生，其中一些大事有足以让世界历史的天平发生倾斜的重量。但是，前有六十年代，后有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似乎给人更深刻的印象，特别对中国人来说，那是两个都可以用“暴风骤雨”或者“天翻地覆”来形容的年代，而七十年代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两团狂飙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一个沉重的喘息。这个十年，头一段和六十年代的狂飙之尾相接，末一段又可以感受八十年代狂飙的来临，但无论如何，它好像不能构成一段独立的历史，这十年显得很匆忙，又显得很短暂，有如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有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夹缝。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七十年代？

这当然有不少理由，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愿意在这里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是在七十年代长大的，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是两个狂飙之间这个短暂的十年，正是这些人度过自己少年或者青年时代的十年。读过本书的读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触，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所遇到的成长环境实在太特殊了，他们的成长经验也太特殊了。的确是非常特殊。回顾历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但是如本书里的人物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人，大概是少之又少。然而，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

李陀：序言（3）

在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思想的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在大变革时期尤其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充满解放感的中国知识界空前活跃，思想如飘忽的风，忽而从四面八方袭来，忽而又向四面八方散去，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政治经验，一个个彼此或相似或相异的知识群体突然一齐涌现，这些群体没有一个在思想上自甘寂寞，没有一个不是在新观念的追索上充满激情。但是，今天回头再看，由于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所构成的知识群体是其中最年轻的一群，因此他们的历史记忆更为特殊，其中隐含的意义也不同一般。

本书把主题定位于“七十年代”，就是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来有意地突出这个群体，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还有从这些经验里浮现和呈现的历史环境。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显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在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在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很重视这些差别，并且不作任何编辑地保留了这些差别，让这些回忆文字尽可能“原汁原味”。这是因为，一来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一旦变成文字，就像谚语说的，“写下来的，用斧子也砍不掉”，那不但是这些文字主人的个人档案，也是历史档案，它们的文字品格和历史的真实性，都自有后人去评说。另一方面，这些差异还是宝贵的研究资料。留意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变迁的人都知道，这十年里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引起了长时间的至今也没有平息的十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分裂和分化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和现状，也成了这些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希望本书的这些文字不但为讨论提供新的材料，更希望以此来推动这个重要的讨论。

由此我们还想谈及另一个话题。

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虽然已经有了种种解释和论说，但是缺少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专门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史”这样一个角度的研究。希望《七十年代》的出版是一个推动，让更多的人注意从这样一个视角，去回顾和评价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贡献和问题。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里，本书中的人物（也是本书的作者），还有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和大变革的历史关系，他们在思想、知识上的创造、界限和局限，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和说明。

比如说，可以把这一代人和同一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作一下比较。在欧美，七十年代在表面上和中国情况有些相似，似乎都是一个过渡时期：“五月风暴”和反战运动都刚成为过去，以“里根—撒切尔主义”为标记的朝代还没有来临，还有，于六十年代一直站在造反前沿的“婴儿潮”一代，似乎也已经筋疲力尽。然而，在这表面相似之后的故事其实完全不同。待到了八十年代展开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欧美文化界盘踞要津的当代知识分子们突然换了一副新面目，波希米亚精神已化作了烟尘，不再有四处号叫的金斯伯格，不再有特里林骄傲的独立姿态，更别说到街头卖报纸的萨特，新一代是依附于学院的埋头做学问的教授，是依附于实验室或公司没日没夜卖命的白领职工，是所谓“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西方知识界的这个变化虽然早有征兆，但还是让人觉得突然，不免引起种种疑问和反思，以致美国学界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谁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对比之下，本书中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命运就很不一样。虽然这些人后来也先后变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让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意依附权力的品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让这个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思想解放”或者是“新启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

李陀：序言（4）

在这样一篇短短的序言里，我们不可能对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和欧美知识分子的变化发展作具体的比较，也不可能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检讨。但是，在编辑和阅读本书中的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在今天，是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迫切性，就是无论知识界自身，还是知识界以外的人，大家都应该来关心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不是什么新话题，过去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也有过非常重要的论述，例如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不过，今天再来关心这个讨论，我们首先还是要从自己的现实问题出发。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八十年代和西方同行形成强烈的对比，很讽刺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也出现了“学院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个多少让人觉得尴尬的事实是，本书中的主人公里，有不少人也成为了这些新群体的成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在急剧地增加，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或者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主体。这当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最近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络上，都有不少关于对这个群体的议论和批评，在这些言论背后，其实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在期待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学院和专家类型的知识分子如此增长、集聚和凸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次大变，但并不是唯一的新变化。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相当不少。近二十年报刊网络等新旧媒体的急速扩张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也是一个足以影响历史进展的大事情。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很难估计在将来这个群体将庞大到什么程度。不过数量还在其次，关键是，既然这个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影响，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该如何定义，如何估量。从传统意义上说，他们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就这个群体和国家、市场的关系而言（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文化和娱乐界的明星），他们真是知识分子吗？如果不是，他们是什么？如果是，他们又应该如何认同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尽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明确的答案，更不用说达成共识。何况，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在某种意义上，《七十年代》这本书已经参与了这些提问和讨论，尽管此书其实是一本回忆文字的集合。以历史记忆进入这类思考和讨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有历史的纵深。不过，本书提供的历史记忆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因为涉及知识分子的历史太广了，其中有的，已经形成某种记录，但还有更多的，至今还沉睡在记忆之海的海底，有待搜寻，有待打捞。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这个不得已使本书有着难以避免的严重的缺陷。既然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在“昨天”成长和生活过的人千千万万，里面既有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还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拿起笔来写作，让昨天在记忆里复活，让今天和昨天对话。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相信在文字中呈现的思想和画面很可能和本书十分不同，也许那是一个很不同的“七十年代”，也许他们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对昨天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过扩大作者的范围，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很快发现能力有限，就放弃了。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死心，就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有一种期望，假如能获得一种支持，让我们有能力放大这书的规模，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应该还说一下，本书的文章分别都在《今天》2008年秋季号和冬季号上作为“七十年代专刊”发表过，现在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别出版繁体字和简体字两种版本，以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读到。至于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种种想法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那只能全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2008年11月18日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1）

1955年生于重庆，长在北京。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4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Mundi）。2006年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被《美国艺术》杂志评为15名国际艺术界年度最受瞩目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七十年代，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黄镇（注：老红军，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成为中国革命史料珍贵文献，曾任中国驻法大使、文化部长）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我离被围堵的“青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知从哪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在那时真是一件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我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默许。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领袖。但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学院的机会。应该说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的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人民”的，有些人上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神经病的特别多，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2）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插队

1972年邓小平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由于北大附中需要一个会美工的人，就把我留下上高中。邓小平的路线是想恢复前北大校长陆平搞的三级火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附中高中→北大。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又被打下去。高中毕业时，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23中的红卫兵给团中央写信，要求与工农画等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此信发在光明日报》上（后来才知道这是团中央某人授意的），形成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由于感激学校留我上高中，我比初中时更加倍为学校工作，长期熬夜，身体已经很差了——失眠、头疼、低烧。只好把战友们送走了，自己在家养病。半年后似乎没事了，办了手续，去找那些同学。我被分到收粮沟村，两男三女，算是村里的知青户。

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那年村里没收成，就把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分了，把猪场的房子给我们住。房子被猪圈包围着，两个大锅烧饭和熬猪食共用。这房子很旧，到处都是老鼠洞，外面一刮风，土就从洞中吹起来。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每次取水需要先费力气在水缸里破冰；至少有一寸厚。冬天出工晚，有时我出工前还临一页《曹全碑》，毛笔和纸会冻在一起。

我是3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这房子冷得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搬到孙书记家。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近亲繁殖，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女性为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再偏僻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好心人被骂得实在觉得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如果谁家自留地丢了个瓜什么的，也会用这招把偷瓜的找出来。

村里有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我好长时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个光棍家住了一个冬天，才知道了村里好多事。收粮沟村虽然穷，但从名字上能看出，总比“沙梁子”、“耗眼梁”这些村子还强点儿。收粮沟过去有个地主，土改时被民兵弄到山沟用石头砸死了，土地、房子和女人就被贫下中农给分了，四个奶奶分给四个光棍。搞不懂的是，这几个奶奶和贫下中农过得也挺好，很难想象他们曾是地主的老婆。那年头，电影队一年才出现一次，可在那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在性上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了，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3）

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会被追问：“那你们知青呢？”我说：“我们是先进知青点，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现在想想，先进知青点反倒有点不正常，几个十###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我和小任在一边，三个女生在另一边。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常有只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用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什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

我十###岁那阵子，最浪漫的事可借此交代一二。穷山出美女，这村里最穷的一户是周家。老周是个二流子。老周媳妇是个谦卑的女人；个子有点高，脸上皱纹比得上皱纹纸，但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美女。整天就看周家忙乎，拆墙改院门，因为他家的猪从来就没养大过，所以家穷。按当地的说法，猪死是院门开得不对。老周的大女儿二勤子是整个公社出了名的美女。我们三个女生中，有一个在县文工团拉手风琴，她每次回来都说：“整个文工团也没有一个比得上二勤子的。”二勤子确实好看，要我说，这好看是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好看。二勤子说话爱笑，又有点憨，从不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干活又特麻利，后面拖一根齐腰的辫子，这算是她的一个装饰。一年四季，这姑娘都穿同一件衣服，杏黄底带碎花。天热了，把里面棉花取出来，就成了一件夹衣，内外衣一体。天冷了，再把棉花放回去。

二勤子家正对学校小操场。有一次有点晚了，我斜穿小操场回住处，有人在阴影处叫我“小徐”，村里人都这么称呼。我一看，是二勤子坐在她家院门围栏上，光着上身，两个乳房有点明显。我不知所措，随口应了声：“哎，二勤子。”保持合适的速度，从小操场穿了过去。第二天，二勤子见到我说：“我昨晚上把衣服给拆洗了，天暖了。”每逢这时节，她在等衣服晾干时，家里也有人，她在哪儿呆着都不方便。

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一天二勤子来找我，说：“小徐，你帮我做一件事行不？你常去公社，下次去你能不能帮我把辫子拿到公社给卖了？我跟我爹说好了，我想把辫子剪了。”我说：“剪了可惜了。”她说：“我想剪了。”我说：“你怎么不让你哥帮你。”她说：“我不信他，我信你。”几天后，她就拿来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打开来给我看。我第二天正好要去公社办刊物，书包里装着大辫子，沉甸甸的，头发原来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我忘了这条辫子卖了多少钱，总之我把钱用包辫子的纸包好，带回村交给她。这点钱对她太重要了，是她唯一的个人副业。

男知青干一天记10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10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分，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烟，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烟。最后，全公社一百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插队期间一口烟都没抽过。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得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4）

那一带的村子都藏在山窝里，据说当年日本人经过都没发现，可这里有些话和日语是一样的。后来我学过一阵日语，日语管车叫“Guluma”，收粮沟人也叫“Guluma”（轱辘马），这类字还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传到日本，汉语后来变化了，而山里人不知道。这里的大姓是“郤”（que），字典里标音为xi，注为古姓。

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著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震惊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民间版的“第二人生”。老人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幡。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后来研究文字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置，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男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下面再说点和艺术有关的事。可以说，我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是在收粮沟对面山坡上完成的。山上有一片杏树，是村里的一点副业。看杏林容易得罪人，队里就把我派去。那年夏天这山坡成了我的天堂。首先，每天连一个杏都不吃——获得自我克制力的满足。再者是专心享受自然的变化。我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选》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

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一段精彩的有关文艺的论述，是从一篇与艺术无关的文章中读到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今天重读，真不明白那天对这段话怎么那么有感觉，也许是由于这段话与当时文艺环境的反差。我的激动中混杂着觉悟与愤慨；毛主席把这种关系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有道理，现在的美术工作者怎么搞的嘛！坐在杏树下，我看几句，想一会儿，环视群山，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崇高和明亮的道理。那天的收获，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什么关系，我很晚才通过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南园厚墙深窗的老楼，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觉得我能看进去，又拿出两张大些的画，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只在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5）

在农村晚饭后，我常去老乡家画头像。画好了，把原作拍张照片送给他们。那批头像有点王式廓的风格，我手边有一本《王式廓素描选》。他善画农民肖像。由于范本与所画对象极为吻合，我的这批画画得不错。只是由于灯光昏暗（一盏灯挂在两屋之间），大部分画面都比较黑。

每次回京，我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幅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飞夺泸定桥》，从历史博物馆取回来修改。他鼓励我多画肖像画。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刚画过他，说是被画走了。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画遍了，我后来以画风景为主。

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一直带着右派帽子。过去在中央美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舞美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最近松动些，可以画画了，却又得了癌症。他受不了这种命运的捉弄，把那张代表作修改了一遍就自杀了。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湿漉漉的石阶，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

当时有个说法“知识青年需要农村，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如何发挥知识的作用，是需要动用智慧和知识的。知青中，有的早起去各家收粪便，做沼气实验；有的翻书，研制科学饲料。这很像报纸上先进知青的事迹，难怪，后来我们也成了先进知青。

我能干的就是出黑板报。村里上工集合处，有一块泥抹的小黑板，黑色退得差不多没了，我原先以为是山墙上补的块墙皮呢。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用墨刷了一遍，随便找了篇东西抄上去，重点是显示我的美工才能。完成后，煞是光彩夺目（当时还没抢眼球的说法），从老远的山上，就能看见这鲜亮的黑方块，周边更显贫瘠苍凉。后来，收粮沟一个知青出的黑板报，被人们“传颂”了好一阵。有一次我买粮回来，就听说：“北京有人来看咱村的黑板报了，说知青文艺宣传搞得好。”我后来跟公社的人打听，才知道来者是刘春华，他画了《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或副局长。

后来，黑板报发展成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油印刊物。这本刊物是我们发动当地农民和知青搞文艺创作的结晶。我的角色还是美工，兼刻蜡纸，文字内容没我的事，同学中笔杆子多得很。我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字体”——《人民日报》、《文汇报》这类大报的字体动向；社论与文艺版字体、字号的区别。我当时就有个野心，有朝一日，编一本《中国美术字汇编》。实际上，中国的字体使用，是有很强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间更是如此。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完全是做形式分类——宋体、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笔处是否挑起，还有挑起的角度、笔画疏密的安排，横竖粗细的比例。我当时的目标是用蜡纸刻印技术，达到《解放军文艺》的水平。在一个小山沟里，几个年轻人，一手伸进裤裆捏虱子，一手刻蜡纸，抄写那些高度形式主义的豪迈篇章。《烂漫山花》前后出过八期。创刊号一出来，就被送到“全国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览”中。现在，这本刊物，被视为我早期的作品，在西方美术馆中展出。不是因为“批林批孔”的成果，而是作为蜡纸刻印技术的精美制作。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6）

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段真正全神贯注的时期。我的这一时期被提前用掉了，用在这不问内容只管倾心制作的油印刊物上了。

后来我做了不少与文字有关的作品，有些人惊讶：“徐冰的书法功底这么好!”其实不然，只不过我对汉字的间架结构有很多经验，那是“文革”练出来的。

美院

说实话，当时我非要去插队，除了觉得投身到广阔天地挺浪漫，还有个私念，就是作为知青，将来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里街道工厂更大。上中央美院是我从小的梦想。

由于《烂漫山花》，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调去搞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边。我创作了一幅北京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画，后来发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正是由于这幅画，上美院的一波三折开始了。为准备当年的全国美展，这幅画成了需要提高的重点。那时提倡专业与业余创作相结合，我被调到中国美术馆与专业作者一起改画。有一天在上厕所的路上，听人说到美院招生”四个字，我一下子胆子变得大起来，走上前对那人说：“我能上美院吗？我是知青，我在这里改画。”意思是我已经画的不错了。此人是美院的吴小昌老师。他和我聊了几句，说：“徐冰，你还年轻，先好好在农村劳动。”我很失望，但转念一想，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一定是美展办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当时几所重点艺术院校都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是校长。招生是学校先做各方调查，看哪儿有表现好又画的好的年轻人，再把名额分下去。从厕所回来的路上我就有预感：为了招我，美院肯定会把一个名额分到延庆县。

那年招生开始了，北大、清华、医学院、外院的老师都到延庆招生，找我谈过话。我母亲打来电话叮嘱我，不管什么学校都要上。我却没听，一心等着美院来招我。我知道，如果学别的专业，这辈子当画家的理想就彻底破灭了。招生结束，别人都有了着落，而美院的人迟迟未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在路边草棚里避雨，有几个北京人说招生的事，我心里一激动，美院终于来了！细问才知道是电影学院招摄影专业的。看来美院是没戏了，学摄影多少沾点边，我把画给他们看，他们当场就定了，我的材料被送到县招办。正准备去电影学院，美院的人终于来了，双方磋商，还是把我让给了美院。后来北影孟老师对我说：“你已经画得很好了，电影学院不需要画得这么好。”后来同队的小任顶了这个空缺，日后成了国家第一“御用”摄影师，许多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都是由他掌机拍摄。

好事多磨。由于山洪邮路断了，等我收到美院通知书，考试日期已过了好几天。收到通知书时我正在地里干活，连住处都没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到出了山，搭上工宣队的车，直奔美院。我身穿红色跨栏背心，手握草帽，一副典型的知青形象。主管招生的军代表说：“还以为你们公社把你留下当中学美术老师了。考试都结束了，怎么办？你自己考吧。”他让我先写篇文章，我又累又急，哪儿还写得了文章？我说：“我先考创作吧，晚上回家我把文章写出来，明天带来。”他同意了。我自己关在一间教室“考试”，旁边教室老师们关于录取谁的讨论，都能听见。当时毛选》五卷刚出版，我画了一个坐在炕头读《毛选》的知青，边上有盏小油灯，题目叫“心里明”之类的。晚上回到家实在太累了，我给笔杆子同学小陈打了电话，请他帮我写篇文章，明天早晨就要。老同学够意思，第二天一早，一篇整齐的稿子交到我手里。那天又在户外画了张色彩写生，考试就算结束了。和军代表告别时，我请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他把我带到一间教室，每位考生一个墙面，一看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画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外加几本《烂漫山花》，分量摆在那儿，我相信美院老师是懂行的。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7）

我又回到收粮沟——这个古朴的、有泥土味的、浸透民间智慧与诙谐的地方，这个适合我生理节奏的生活之地。最后再“享受”一下辛苦，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我开始珍惜在村里的每一天。半年过去了，仍未收到录取通知书。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校园有不少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在校工农兵学员写的，是拒收这批新学员而重新招生的呼吁。我心里又凉了，开始考虑在农村做美术老师的事。

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却来了，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我迅速地收拾好东西，扛着一大堆行李，力大无比。村里一大帮人送我到公路上。走前五爷专门找到我，说了好几遍：“小徐，你在咱村里是秀才，到那大地方，就有高人了，山外有山。”这太像俗套文学或电视剧的语言了，但我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心想，我真的可以走了，收粮沟人已经把我当村里人了。

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把我们这批人当做77级新生接收了。我的大学同学与中学同学截然不同，过去个个家里都有问题，现在的同学“根正苗红”，我像是成功混入革命队伍的人。这些同学朴实平淡，人都不错，我们和谐向上。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填写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版画系。事实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先生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好像有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中国社会正万物复苏，而我把自己关在画室，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像，我已相当满足了。我比别人用功得多，对着石膏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新陈代谢似乎全停止了。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蹲在地里薅箍子，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段素描课是长期作业，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两周的课结束了，接着是放寒假。我那个假期没回家，请过去学画的朋友过来一起画，也算是分享美院画室和往日情谊。

寒假我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们讲写实，但在美院画了一阵子后，我发现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写“实”。即便是长期作业，结果呈现的不是被描绘的那个对象，而是这张纸本身，完成的只是一张能够体现最帅的排线法和“分块面”技术的画面，早就忘了这张画的目的。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术”问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被各院校多次的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表面的质感比真人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每一步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往前走。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8）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来察看教室，看到这张“大卫”，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得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的最好的。”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很快，“大卫”像有画得更好的。

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看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计较是一样的。

“大卫”的事情之后，学校开始考虑应该让我转到油画系去，认为我造型的深入能力不画油画浪费了。可当教务处长向我暗示时，我竟然没听懂其用意，我说：“在版画系这个班，大家一起画画挺好，就这样吧。”既然我的专业思想已经稳定，他也就不再提起了。现在看来，没转成专业是我的命，否则我也许是杨飞云第二。

老美院在王府井，我不喜欢那儿的喧闹，去百货大楼转一圈，我就头痛。当时除了“素描问题”的寄托外，情感依然留在收粮沟。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想那地方，每当想到村边那条土路，那个磨盘，那些草垛，心都会跳。这种对收粮沟的依恋，完全应该用在某个女孩子身上。我确实很晚才有第一个女朋友，有一次老师在讲评创作时说：“徐冰对农村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情，很好。”

我那时最有感觉的艺术家，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都和农民有关。看他们的画，就像对某种土特产上了瘾一样。古元木刻中的农民简直就是收粮沟的老乡，骨子里透着中国人的感觉。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像郭兰英的嗓音中，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这种对农村的“痴情”，也反映在我那时的木刻中。从第一次“木刻技法”课后，我刻了有一百多张掌心大小的木刻，我试图把所见过的中外木刻刀法都试一遍。没想到这些小品练习，成了我最早对艺术圈有影响的东西。这些小画平易真挚，现在有时回去翻看，会被自己当时那种单纯所感动（世事让人变得不单纯了，就搞现代艺术呗）。当时大家喜欢这些小画，也许是因为经过“文革”，太需要找回一点真实的情感。这些小画与“伤痕美术”不同，它们不控诉，而是珍惜过去了的生活中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这些小画给艺术圈的第一印象如此之深，致使后来不少人大惑不解，他怎么会搞出《天书》来？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年轻人，误入歧途，可惜了。

古元追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我效仿古元，而“星星”的王克平已经在研究法国荒诞派的手法了，差哪儿去了。克平出手就相当高，把美院的人给震傻了。美院请他们几位来座谈。那时，他们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内地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9）

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这就像对待看上去庸俗的美国文化，身负崇高艺术理想的人，必须忍受这种恶俗，穿透它，才能摸到这个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理解、吸收，对我来说，又只是一轮形式上的“在场”。思维中已被占领的部分，很难再被别的什么东西挤走。在纽约有人问我：

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大部分时间他们弄不懂你思维的来路）我说：“你们是波伊斯（德国现代艺术家，提出“社会雕塑”概念，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力的人）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写这篇文字时，我正在肯尼亚山实施我的《木·林·森》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将钱从富裕地区自动流到贫困地区；为种树之用的、自循环系统的试验。它的可能性根据在于：一、利用当今网络科技的拍卖、购物、转账、空中教学等系统的免费功能，达到最低成本消耗（请上www.ferastprajict.oge）；二、所有与此项目运转有关的部分都获得利益；三、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两美元在纽约只是一张地铁票，而在肯尼亚可种出十棵树）。经过这个系统，孩子们画的树，将变为真的树，生长在肯尼亚的土地上。这个项目最能说明我今天在做什么，以及它们与我成长背景的关系。我的创作越来越不像标准的艺术，但我要求我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想法是准确、结实的，对人的思维是有启发的，再加上一条：对社会是有益的。我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无法掩饰地总要暴露出来。随着年龄增大，没有精力再去掩饰属于你的真实的部分。是你的就是你的，假使你不喜欢，也没有办法，是你不得不走的方向。

我坐在非常殖民风格的花园旅馆里，但我的眼光却和其他旅游者不同，因为我与比肯尼亚人还穷的人群一起担心过、生活过。这使我对纳卢比街头像垃圾场般的日用品市场，马赛义人中世纪般的牧羊生活景象，不那么好奇和敏感，从而，使我可以越过这些绝好的艺术和绘画效果图景的诱惑，抓到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

从这个逻辑讲，可以说，这个《木·林·森》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准备，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我说：艺术是宿命的，就是诚实的，所以它是值钱的。

2008年7月于肯尼亚纳卢比

北岛：断章（1）

1949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1978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1987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及荣誉。近年出版的中文书包括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开锁》和散文随笔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和《青灯》等。

一

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50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招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朗朗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二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北岛：断章（2）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刷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1973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1969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北岛：断章（3）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鸡蛋，一起生火做饭，香飘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十八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1973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二十三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四

1974年11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北岛：断章（4）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肖凌的名字不好，有销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1971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借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五

1975年2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泥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北岛：断章（5）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什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钣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14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艳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了“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什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地走了。

北岛：断章（6）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3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帖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4月4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14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9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已。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4月5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民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七

1976年8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北岛：断章（7）

大约十天前，1976年7月27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9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3点42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7月27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北岛：断章（8）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八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去世，3月8日吉林陨石雨，4月5日###，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什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4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什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9月18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心思。下午3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3分钟……”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北岛：断章（9）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月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月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12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10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

陈丹青：幸亏年轻（1）

——回想七十年代

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落户，期间自习绘画。1978年入中央美术学院，1980年毕业。1982年至1999年定居纽约，自由职业。2000年至2006年任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居北京，自由职业。作品《西藏组画》等，业余写作，出版《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4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1976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4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其实在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10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颌趁势抽搐，几秒钟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陈丹青：幸亏年轻（2）

演员罗伯·德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德尼罗在哭的抽搐中，咧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1976年9月9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象呢：先是他与黄、李、邱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

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1971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陈丹青：幸亏年轻（3）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2004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曲。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人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1966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决绝，决定运作权力，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瘫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愈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塞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科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科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陈丹青：幸亏年轻（4）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2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雇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已经流行“的确良”，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做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爆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因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陈丹青：幸亏年轻（5）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禀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悍：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裆，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啷当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砣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泻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菠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陈丹青：幸亏年轻（6）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竿，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怦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作痛的地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陈丹青：幸亏年轻（7）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爆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6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交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毛泽东命令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陈丹青：幸亏年轻（8）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已经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3月注销户口，4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9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5月，由江青做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味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3月邓小平下台，4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10月，“四人帮”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反昭雪，闪现希望：毛泽东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访美纪录片公映，中国人看见了白宫与曼哈顿，并聆听由丹佛演唱的轻型摇滚乐乡村歌曲。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民主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陈丹青：幸亏年轻（9）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拴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冤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癫——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眩，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蹿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裆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曲》，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美国嬉皮士运动、伍德斯托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尔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贝尔托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陈丹青：幸亏年轻（10）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列侬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轻轻，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湮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唯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陈丹青：幸亏年轻（11）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然而寻求别种辈分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冈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整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目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大清洗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肖像和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彻底溃灭。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教训与催逼，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和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湮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乖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村口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蓝”。

刻画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

七十年代”。

截至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到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2008年11月17日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

1943年11月出生于延安，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出版过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

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同时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试图活出个模样，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来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正如鲁迅说的：咱萌不了芽，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

平时屋里再冷，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没有炉箅子，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自来就有风，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的专利。除夕那晚，“扫地风”威风八面，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被下放到这里，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是得准备，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的时候，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据说还有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在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就去什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然后为了省子弹，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没掏着，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把他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说：“瞎子，看清楚喽，那是你姑啊！”那些村的人，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我不管，我摸的是汉奸婆！众人齐声喝止：我们都行，就你不行，汉奸归汉奸，也不能乱了辈分。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一条缅裆裤，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碱地，还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去讨饭，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很要面子，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可绝不要饭，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走遍全国，吃万家饭，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这个穷乡僻壤的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这块大盐碱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是1969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咱们都成人干儿了，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正好四个窝头，一天两顿。在北京，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就一碗菜汤。什么菜便宜，就是什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每天倒是三顿，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刚进来的人，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比我们招儿多，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那就是，越饿越得有存粮，中午那两个高粱面的饼子，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随时都可能点名。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3）

这个县城，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是砖房，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可以晒粮食，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二号五个犯人，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

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所以不是圆的，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往地下一磕，就齐活了。一开始，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灰不拉唧的。我们想，这成色的煤饺子，有法儿着吗？没想到，这儿的煤还挺好烧，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二十四小时都烧，绝对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才打开火。封火的时候，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糊上炉口以后，再用一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从那洞口，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每夜下来，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口嘴边那儿，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每个值夜班的，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所以，每个犯人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

那时候，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我们屋连炕都没有，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所长对我们说：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稀罕物”，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话是这么说，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这地铺再“高级”，在这不见的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照样让我忐忑不安。

当然，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还有电灯，还有够分量的窝头，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得太严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斗别人，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爱聊天就聊天，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你别打架闹事，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杨秉荪万万没想到，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饶阳县，见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见到过的老朋友李友钿。你想想那年头儿，有几个人出过国？老杨人家是苏联、匈牙利双料留学生，在那儿学的是小提琴。老杨和我属于一个大案子进来的，都是因为传说了文化旗手的笑话。

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名厨，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派往国外常驻，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呆过。在“文革”中，有人在国外揭发他买菜中间可能有猫腻，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听脸就白了，那个火红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目温顺的他，半夜就逃出使馆，企图“叛国投敌”，结果，还是被抓了回来。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4）

当年，老杨是使馆请来的艺术家，给国际政要献艺。老李则负责演出后给大家准备上好的佳肴。你想想，那时候他们是什么架势，什么派头？吃什么？喝什么？

在饶阳这里，他们大眼瞪小眼，喝着白开水，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近似巧克力颜色，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面的饼子，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面的时候，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各种各样的笔，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可讲起菜谱来，还是当年著名大厨的谱儿，言简意赅，形容准确，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这会儿又饿得要命，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我不去听。老杨说：不会，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你学好了这些手艺，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干脆教教我们，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这也算一种本事，要练别的本事，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就是练嘴、练笔，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因为出身问题，没被大学录取，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是青龙桥的一个著名玩主，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于是，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旧诗，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什么，优美在什么地方，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给他瞎背一气，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他和王涛，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本来是个玩主，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虽然他是浅尝辄止，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就很不容易了。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5）

除夕那一夜，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

扫地风”的火口边，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似曾相识。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个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写作热情高涨，就说：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每次只是一张大纸，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大家悄悄传阅。当然，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绝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看完就毁掉，可是，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谁的万一被发现了，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别人就尽快销毁。

大年初二，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乐，拼命忍住笑声。不过，他抹抹眼睛，叹口气，说：“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眨眼间，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什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1970年2月9日），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有戏！今儿肯定有戏！”哪出戏并不重要，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在房上开始发话：“田寿鹏，出来！打开库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再到库房把自己东西都拿出来，在当院打好铺盖卷，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6）

“索家麟，王涛，宋惠民，朱章涛，田树云，张郎郎……”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贺，说：好啊，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发什么发？纯粹是骑驴啃烧鸡——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人们纷纷说：挪就好，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没过几分钟，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里。然后，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儿一看，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被砸上了死铐、死镣，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势。

然后，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走到车边交给警察，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当当的人，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什么文件，那文件并没说为什么要挪动，去哪儿，干什么，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可以说，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看来，她在冀县也关烦了，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第一次集合的时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蝉”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一点儿不打眼，低眉顺眼，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著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孙秀珍的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他悄悄告诉我：“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么迷茫，那么优雅。”原来，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7）

后来，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她是小组长。看得出来，她这种长相的人，单纯大方，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周同学，你好：请问，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回头看看没人注意，低声说了一个字“信”，手一垂，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直视前方认真听讲，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糟了，要是她不接这茬儿，我不就现了吗？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行，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头假装四处张望，人们都在认真听讲呢。她自言自语咕哝说：“小心有狗。”嘿，她真是胆大心细，还不忘给我提个醒。

散会时，她站起来整队，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她望着前方喃喃说：原来意在沛公啊！”哎哟喂，原来已经看了字条，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路过我身边，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张同学，你好：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喜出望外。嘿呀，这孩子真聪明，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我们俩自告奋勇，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倒土。后来，李世告诉我，小周很聪明，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信得过，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有点儿意外，犹犹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在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跟打了鸡血似的，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愣。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孙秀珍做了发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都有

里通外国”的罪名，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我们都很愉悦，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艳丽的一道晨光，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在一号通令下，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8）

我们是邻县，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即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可举手投足还那么风韵万般，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脸微微一红，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我知道了，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心里就涌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啦！祖国，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北京，我回来啦！北京，我的亲娘。”可惜，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还没飞起来。

一直到凌晨2点，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面，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在队长们的指挥下，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字楼，三层，每层四个筒，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两层，每层五个筒，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有机会出去劳动，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和沙发差不多，关押一些特殊犯人，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而现在，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帮警察装箱，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万万没想，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还关押过著名的川岛芳子——金璧辉，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叫到谁，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9）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竖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如果交待出“谣源”，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个传谣者，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就可能判个无期，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交待出来别人，我关了三五年出去，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何况，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我还是那样，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最坏又能怎么样？自己触触底，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最坏又怎么样？突然发现，心里没底了。最坏？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没戏啦！”正这么想着，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个饭碗，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连褥子都不许带，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稍微缓一把。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报告班长，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我就知道了：这是遇罗克，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什么时候，都那么主动，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官方安排调号，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人们都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0）

此前，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当时，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后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横空出世——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每天，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最后，决定抓捕遇罗克。

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先行者，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什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大家在笑谈中，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而我只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启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这伙老红卫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一本本中外名著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轮流给我倒茶，给我点烟，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我们才横七竖八地胡乱睡去。醒来，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这帮老红卫兵看书、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其余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勋，老谋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等等，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闻声赶来的彭小蒙，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讲故事，还爱讲笑话，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让我无处遁形。第二天，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把我们俩——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以致推心置腹，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1）

即便如此，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还自愿充当宋士杰，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写状子，出主意，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勋，等他出去以后，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我心情沉重，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便如此，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后来，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我不信那个邪，咱们就耗吧！总有一天，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到了这儿，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什么时候了，谁还能像他那样——自信而主动，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么相连？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可是毋庸置疑，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多年来，理想主义的教育，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就有标准，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最后得出了结论，我没错，是他们错了。这样，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在一个转折点上，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自由的创作，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话语。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2）

我明明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我知道：按照专政程序，无论现在你再说什么，结果都一样。既然如此，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最后的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要写诗、要画画，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没有圆房，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1968年5月1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同年6月14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1970年2月9日我被送入死刑号，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时候，告诉过她：“别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来，我就知足了。”所以，这会儿，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我们都是在倏忽间，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昆曲繁盛，强化了这种色彩），人如戏子，人生如戏，游戏人生，戏剧人生。最后这一出，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叫《乔迁喜面》。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说，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面，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我们也如法炮制，人人都躺在炕箱上，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什么响动，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据说，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唱到这儿，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一时不能自已。

突然，我不再小声哼哼，而是开始放声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号里，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是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然后，脚步渐杳，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天哪，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我们继续唱歌，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3）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别人都静了下来，听我的歌。那时候，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我才知道，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双腿，然后绷直两条腿，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再转动180度，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落在地上，然后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我才听见，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索家麟说，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他们聊得好着呢，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在运动中逃命，越过了黑龙江。据说，让

苏修”装到麻袋里，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为了未来的幸福，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她铤而走险，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也许是她看花了眼，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那次投信后，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事实上，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嘿，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泽东思想，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

他很平静地回答我：“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除了遇罗克之外，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困难时期之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到了“文革”，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装成黑人，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自然成了长期蓄谋，叛国投敌。

还有，还有，还有。我们一起聊天，有的生，有的熟。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线上。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4）

没什么奇怪，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们平静地聊着彼此的案情，发现个个都顶着那么大的帽子，如今我们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对号入座者。我们聊着，聊着，估计过不了几天，就要一起共赴黄泉了。还互相开玩笑，最后，咱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就没定量了。全悠着点儿，等大伙到齐了再一块儿唱歌。我们在那个磁场中，似乎找到了最后自尊的支点。这时候还照样潇洒依然，我们对自己就有了点儿小小的自得。

聊着，聊着，有人说：“真的，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就是，就是，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还开了晚会，还都乐呵呵的，那就好了。”“我说，咱们这里头，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我们公认，只有那个小不点儿——他是个小佛爷，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

我不禁笑了起来，说：“谁会想到，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还唱歌，还聊天。”

是啊，这就叫：望乡桥上唱小曲——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

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那小佛爷问道，

万一我出去了，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

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最后的时刻，我们没疯、没傻，没哆嗦，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一定带话给我们家，告诉他们，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

好吧，放心吧，各位大哥，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直至街道，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鸡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事先警告了我，要是敢乍刺儿，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全坐着民兵，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那就是实话实说。什么“万里江山万里营，八亿人民八亿兵”，什么“备战备荒，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什么“保卫铁打江山，开除现行反革命分子球籍！”什么什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战前用另类来祭刀，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中外皆然。记得

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拉到大街上游斗，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有一天竟然轮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场回来，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看《毛选》。”然后，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以此传送信件。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5）

敲了半天，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准备有所回应时，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突然，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我被立刻调了房间，同时，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无非来日无多，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坐着大卡车在黑雾中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突然，我明白了，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现在还都五彩缤纷，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我想：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哦，原来是梦。可是，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我还没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回忆，只有两种状态，让你难忘：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将吸到新鲜空气，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在两场批斗之间，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别灰心，马队长告诉我了：对咱们是批判从严，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他问我：“你说会怎么判？”我说：“死刑。”他微微一笑，说：“没那么便宜吧？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不可能，遇罗克说了，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回号以后，他就开始发疯了，有人说是装疯卖傻，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仪态万千，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那么从容。这时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看到我，微微一愣。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6）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哭了。

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说：“哭什么哭？今儿怎么了？你不是挺豪横的吗？”她似乎无知无觉，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她告诉我，孙秀珍家里是个小康人家，姐妹三个。1949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很早就过世了，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却也是个典型“红颜薄命”。她温柔多情，从骨缝里透出来妩媚秀丽，可她命苦，先嫁给了一个每天下班后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员回来的厂医田树云，老田顿时就展开了疯狂地追逐，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后来对小李说：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一个人全身心的爱。

为了老田，在那个时代，她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整个就轰动了，从里到外骂声四起，不言而喻。最后，居然被她离成了。可是，老田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分量。

文革”爆发了，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他又卷土重来，告诉小孙自己发现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他没钱没势，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车里，建功树业以后，他们可以比翼齐飞，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她对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看他一脸真诚，就决定赌一把，万一是真的呢？就这样，变成了这个案件的胁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她一直和李世同学同屋，也和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她才知道田树云讲故事，不过是天方夜谭，还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她心灰意冷，万念俱灰。所以，平时温柔可爱的她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小孙，天生一个美人坯子，漆黑的头发，水汪汪的大眼，窈窕的身材。没想到，面对强势从不低头。她外表是貂蝉，骨子里却是猛张飞。

李世告诉我，其实听老吴这样说，她也不以为然。那时她只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当一个小女人，等待有人来疼爱。可是命运捉弄了她，让她面对铁窗，她只能刚烈。

在学习班里，我们之间交换的书信，我写的那些类似波特莱尔的忧伤情书，给了她瞬间的喜悦和安慰。或许，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缕微光。我写的那些信，她只给小李一个人看过。

一次她们嬉笑着看完以后，小李说：“他这么动心动肺地喜欢你，将来，出去以后，没准你们俩还真有戏。”她苦笑着说：“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而他不过是个学生，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我呀，等他了解我了，还有什么戏？我们只有此时此刻，哪儿有什么将来。”

她说得也对，在那个时刻，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无关，我们已经属于了另类的人群。以前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女孩子，我那时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将来绝对不会有什么旧梦重温。孙秀珍——库里娃，就是我黑狱中娇柔的花朵。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7）

那天，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边，几天的批斗之后，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手腕脚踝全都血丝乎拉。她嘤嘤地哭着，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我这辈子，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什么来，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个女队长厉声呵斥她：“别胡说八道，宣判你了吗？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说：“什么希望不希望，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不去，只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

这场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她透过泪眼望着我，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她也是在为我伤心，她读懂了我。

那时候，我们每天至少出去批斗两场。几十场里有两场，我永生难忘。

一次是，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我曾站在这个舞台上，这样高呼过：“人们啊，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狼问狗：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狗说：我的主人！狼高喊到：我与其饿死，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没想到，今天，我居然会回到这里，重复这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激动发言要求政府枪毙我的老师、同学，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他们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作为演员，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把我拉到我父亲任教的学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把我父亲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我看到老父的头发全都白了，他为我如此担忧，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才知道，当他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一夜白发。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样。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他那么无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会场的时候，放稳了自己的脚步，铿锵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你趟好了，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把持一种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中间的警察扯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让人们知道，我没有被粉碎，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我给这场戏，准备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应该是记得的。

同一天，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万一有人想不开，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说：

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你们家的人，可别胡思乱想，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老太太疯了，快走，快走。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8）

有时候，批斗回来我想：过去常听见“生不如死”的说法，觉得那是矫情。现在，我们每天几场示众，这些演出远不如阿Q那么幸运，压根没我们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连唱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机会都没有，更没有“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悲壮场面。

警察为了赶场，往往就干脆把我们像生猪一样，直接扔到卡车的车厢里。我们的脸就被车厢底的铁皮、雪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镣铐磨得鲜血淋漓，只得撕开自己的衬衣，嘬着牙花子，慢慢绑裹自己的伤口。这哪儿是要处死顶天立地的野狼呢，就想让你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被悄悄处死。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只求速死”的心态。

当然，什么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们被拉出死牢，没想到天气居然开始转暖。天也晴了。也许是天气的关系，队长们的脾气也见好转，也有点儿耐心烦儿了。这天，他们没把我们挨个扔到车厢里，居然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车的旁边。两个警察把我一举，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车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镣轻轻一跃，就上了车。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孙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状态好多了，大概她也想开了。好像自己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似乎更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还有一个心仪的伴侣，不错嘛。

队长叫她和我背对背坐下，临坐下来，她假装看落座地方的时候，和我在百分之一秒中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电击了我。我心里一个微小的金色火苗，被她的目光点燃。

我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他们眼里没有我们，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靠近我，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我心里慨叹不已，没想到在死刑号，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这样紧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来，我们是被拉到官园体育场去参加批判大会，我们俩是唱头牌的。同场有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和北医的学生李世是一样的案子，她们都是“反动日记犯”。后来，听说她们俩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们强点儿，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也就我们俩，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晚上，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俩人还是背靠背坐在车厢里地面上。我们运气不错，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灯火辉煌，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给我们最后的浪漫，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也就值了。我心里也明白，没那么多时间了，也就这几天了。

四

也就是过了那一天，突然不叫我们出去挨斗了。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9）

一早开始，陆续开门，把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审。一个外号叫背儿背儿的预审员，叫我出去。他递给了我一根绳子，让我提着脚镣跟着他走。让我低着头，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面。我知道这是去预审楼，就低着头走出了死刑号的小院儿。即使低着头我也能看见，和我一个方向的大操场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死囚在向前走，而在我后面，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死囚陆续跟我而来，我的对面，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从预审楼回来的犯人。我们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传送带上的产品。我顿时就明白了，巨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启动了，开始运转了。那么，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它的程序。我们就是这部机器传送带上待宰的猪羊。这几个快乐青年的血肉之躯，和这硕大无比的钢铁机器抗衡。这就是天真，其实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对抗，但赶上了这一步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无辜的热血是否可以浇钝机器上的屠刀。

这次审讯简单、迅速，只有几个问题：你叫什么，多大岁数，哪儿人？最后问你犯的什么罪？就完了。我明白了，这是验明正身的最后审问。

我回到枪号以后，就听到走廊里开始人声鼎沸，进来了一批别样的警察。他们挨个打开门，问我们的姓名、年龄。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军衣，还戴着白手套。看看牢门上的号码，他们议论着哪个号码不太清楚就叫人来，再好好描描。我知道，他们是法警，是死刑的执行者。

第二天（1970年3月5日）早上大约4点多钟，就听见许多卡车开到我们墙外。5点钟就让我们全都起床，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一块咸菜，没有菜汤，也不给水。我知道，去刑场前还得参加一次公判大会——最后的审判，所以不让我们饮用任何液体。6点钟左右开始叫人，也是隔几分钟叫一个人，我们安静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后的点名。我听见，他们叫了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民、索家麟、王涛、沈元等等，最后，连金豆儿也被叫走了。我们还指着他带口信呢！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还有我不太认识的北大毕业生顾文选等等。我听得见，每个人都是趟着脚镣走到小院里，然后“轰隆”一声就被撂倒。随后就听见囚犯短暂的挣扎声，口中呜呜地哼几声，就安静了下来，然后被架上汽车，一辆车开始缓缓开动。

我明白，一个人一辆车，死囚在去公判大会之前都得进行一次必要处理——让他们失去喊叫的功能。有人说在他们嘴里塞了一个木球，有人说是警察用掌侧砍击了犯人的喉头。我在等着，心想：我最后的表演，也不能太差。索家麟他们是练家子，戴着镣走起来照样潇洒。他们会表现出侠士之风，我也会亮出书生之格。

我等着，等着，等到最后，听见他们竟然把死刑号的筒道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次没有我？是的，没有我，也没有老七。

筒道里死一样的寂静。那天，他们都没有回来。孙秀珍，库里娃，她真的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虽然，我还在苟活着，却从此见不到她了。心头滴血。

我知道，和遇罗克一样；所有的死囚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看来，我还要赶下一拨儿了。那天晚上，又有大批的新人入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机器运转如常。

当新的一批死囚又去游斗的时候，居然没叫我。我难得清闲。我仔细看着面对的水泥墙，墙上曾经有人在上面写过字，也有人刻过字。但都被用锐器铲去了。所以，那墙上只有斑斑驳驳的表面，和一些笔画的残余。我明白，那些人最后还是要留几个字，谁都明白，也许只有以后来扫除的犯人才能看见。也许，只是想留下一句话，哪怕给一个任何活人看到，没准就留下来了。也许哪怕只给自己看看也好。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0）

我想，如果是这样，我还能写几个什么字呢？我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二十六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了，随风而去。别人呢，他们也是一样。一辈子，很快地随风而去，也许重于泰山，也许轻如鸿毛。然而，这不过是后人评说而已。对自己来说，这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意义？

活一百岁，还是活二十六岁，在大自然来看又有什么区别？想到这里，我心里就踏实了点儿。我想起来，《圣经》里妈妈要我看的两句话，很符合我这时的想法。略略改过，我用手铐的弯角，“吭哧吭哧”花了大概两个钟头，在水泥墙上刻下了八个大字：

从宇宙来，回宇宙去。

早年我写过几天《张迁碑》，这八个字似乎还有点儿金石意思。

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写完这几个字心里就平实了。最后的日子，扮演人生最后时刻那一幕，自认还算得上心静如水。

五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在5月上旬的某一夜，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水淹的地铁里。死亡的冰水一点点没上来了，即将把我吞没了。我又濒临死亡，几乎窒息。就在这时候，突然一股强劲的清风吹入了地铁，水也迅速地下降。我张大了嘴，大口吞吐新鲜的空气。轰隆隆地鸣响，从地底传来，那些堵在地铁里巨大的框架、石块、柱梁都随着巨大轰鸣声，被激荡的水流给裹挟而去。我知道，这风是生命之风。我在巨大喜悦之中醒来，三个月来，我从来没这样醒来过，百思不得其解，想：也许是孙秀珍还没走，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愿。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我关进死刑号的那几天，天天风雪交加。如今，久违的外界天下已然是桃红柳绿。我眯缝着眼，望着这陌生的花花世界。

我趟着镣，进了预审室。预审室里坐了十几个官员。心想，临了临了，还来这么一出，什么意思？

坐在正中间的是一位老军官，看来，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和颜悦色地问我：

张郎郎，最近学习得怎么样？”

一个临死的人，哪还有心思学习。既然他这么问我，也许有转机，咱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只要他不逼我再咬别人，说什么都行。

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就看看《毛选》学习呗。”他们也知道，我们只有那一本书。

学了哪篇了？说说，说说。”说话听声，打锣听音。我在这里边儿关了这么久，还不明白？这是给我铺台阶呢。我也不能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我不慌不忙说：“最近，我反复看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还看了《别了，司徒雷登》，还有……”

你看了这几篇，有什么体会呢？”

我明白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能怎么样呢？”

看来，经过学习，你还是有一定进步的。”这要搁在过去，我这么回答，预审员决不会这么回话。他打算说你有理，你怎么说都有理。打算说你没理，你说破大天也白搭。

最近一个时期，你在批斗中，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也有些收获。所以，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太阳从西边出来啦？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1）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从前，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镣铐还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好好改造，随时都可以再给你戴上，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天，他说什么话，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

那天，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苦海有边，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

出来后，听老七说：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最后还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等我出狱的时候，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六

一年以后，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送到劳改队去服刑了。小亓告诉我，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早就死的死，走的走了，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头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回到饶阳县，这里已经不同往年了。张所长认为，这些###如果天天在屋里呆着、憋着、饿着，早晚会出事。说：闲饥难忍，干点儿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否则，这伙人指不定琢磨出什么呢。于是，这里开始拧麻猴。

所谓“麻猴”在北京叫轴毛，就是一条五彩的麻毛。当年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把这轴毛拴在车轴上挡油。随着车轮旋转，显出骑车人的风采。这也是当年自行车的装饰物。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一般都是当地犯人。）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由于我们是同案，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样，三个月以后，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2）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现在产量上去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下次改善，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但就算这么说说，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春节）。他老人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一边聊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所以，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有北京的，也有当地的，都向我们要歌篇，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帮他们回忆回忆，写出歌谱。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爱尔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这首爱尔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碱地上。

后来，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也教给了大家。不过，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像苹果花在树枝上摇荡……”

后来，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在工余休息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渐渐地，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3）

在那个阶段，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所房子开始，又以同一所房子为结，所以小说的名字就叫作《房子的故事》。

讲的是我小时候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我们院儿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而六十五号是一座北京胡同里难见的童话般的两层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姓黄的老头。在楼上，还住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因为她的穿着，和我周围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动画片里的打扮，举手投足也都是仪态万方。今天明白，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时在我眼里，她就是童话中的公主。

反右”的时候，黄老头自杀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见救护车如何来把老头拉走，也看见那个小公主面色苍白，嘴唇微微发抖，站在院子里。不久，我们搬走了，那一切就渐渐淡忘了。那就是我们童年的相遇。

我大学时代，一个聚会中偶然遇见她。一聊，发现很谈得来，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家住在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我恍然大悟。这时候我才知道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甚名谁。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黄老头的养女。而黄老头那次自杀并没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调健在。

那时候，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气盛，还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们正在闹别扭，闹分手。

也许，生活的际遇不同，黄姑娘则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也非常善解人意。于是，就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来往。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交往，必然遭到我们学校，我的同学，以至于我们家庭的坚决反对。

文革”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冲击，这次黄老头就没有再次躲过，终于驾鹤而去，她家也被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她当时还是学生，作为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医疗队，被派驻到清华大学。

我穿过风雨硝烟，在清华校园里的帐篷中找到了她。相顾无言，也无泪一行。最后，她送我出来，说：“你回去，做你同学的好同学，你朋友们的好朋友，做你妈妈的好孩子。离开我吧。”我的自行车消失在夜雾中。

过了几个月以后，被几个老兵拉去他们司令部喝酒，没想到去的地方就是当年黄姑娘家。我们就坐在以前她的闺房里，这里已经被这帮孩子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满地啤酒瓶子，杯盘狼藉，到处垃圾。万幸的是，这里居然还剩下来一个完好的电唱机。我放上一张，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陆》，这张唱片的第二乐章开始的旋律，就是当年我们俩最喜欢的一段。

我正在一边儿闷头喝酒，一边儿在回想中玩味这旋律的时候，外面一个孩子大叫：快来，快来！这里有一个上锁的地下室，还没被抄过呢！说着，就抡起砖头开始砸那个锁。几个孩子都窜了出去，只有我还留在这里喝酒。

外面传来咚咚地砸锁声，留声机里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响……

这就是我在饶阳所写的《房子的故事》的结尾。既然是小说，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绎和八卦。每天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秃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沾满了各种颜色的麻屑。他们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那故事，那些小伙子听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个在饶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为然。

他叫柳陆森。他说：我打小儿在北京胡同里开玩儿，就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事儿。我揣摩，你整个就是一个侃爷，别这儿蒙这帮傻孩子了。他们一听就以为北京到处可以遇见公主，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你以后再侃，得事先声明，这不过是你自己瞎编的。

我的这些粉丝就轰他走，说：你不爱听，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听就得，谁像你这么弯弯绕？于是他们就把当地“四大弯”顺口溜改成：辘轳把，大弯针，豆芽菜，柳陆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后，人们坐在那儿玩味着，默不作声。

柳陆森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这样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读完以后，人们都七嘴八舌说：行啊，大弯针，有两下子，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慢吞吞地说：“在这里边儿，都把你们给关傻了。这是著名诗人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你们真是井底之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的确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边儿写了这首诗，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写了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更不知道白洋淀还出了一群文学好汉。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水里，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知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算什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阿城：听敌台（1）

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于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和《孩子王》，及杂文集《威尼斯日记》和《常识与通识》等。现居北京。

可以说，八十年代结束于1989年。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1976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1976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1966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儿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什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什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什么，结果漫漶无边，直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1971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烟。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烟。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就晓得的事，还要###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山下民兵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透心凉。党中央说了，###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说不成话。但是只听“###”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在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充愣，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行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的想象。割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担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阿城：听敌台（2）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说着说着好像事情马上会发生。

571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文革”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被提拔为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政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的所谓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远未完成，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的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1976年的“四五###”，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烟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阿城：听敌台（3）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什么。

###，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里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示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噪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是椭圆形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以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11点前的公共收音机，11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1975年还是1976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的是他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1976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英寸？）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1976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喽，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霎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灿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王安忆：魏庄（1）

江苏南京人，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八十年代中期起盛行于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居住于上海，“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至安徽插队落户。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富萍》、《妹头》、《流水三十章》、《黄河故道人》、《桃之夭夭》、《上种红菱下种藕》、《米尼》、《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中篇小说和短片小说、散文逾百篇。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坐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粝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靡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1976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1972—1973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这名书记的形象、气质、装束、言语，都像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书记，以此也可见得我们这个地区文艺团体的性格——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

王安忆：魏庄（2）

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才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夜以继日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何放水从来没想过。我们不惯泡澡，也嫌泡过澡的水不洁，所以更要赶早，早在乡人下池之前，用脸盆舀出池里的热水。前一晚就开始紧张，相互约定叫醒，次日清晨，三星还在天边，就已经上路。洗出回来，太阳刚刚升起。这一日，乡路上络绎着的，都是披散了黑发，红扑扑脸的女人，有意放缓了脚步，享受身上的轻暖清新。

王安忆：魏庄（3）

回想魏庄的日子，是宁和而悠闲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去的时候，身着冬衣，夜晚的风还很料峭，麦子也沉寂着，一夜之间，树梢和田地全都绿了。有一个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来看望，走时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坝，太阳将身影投在坝顶晒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小小的，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心情忽变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然，还有情感上不尽如人意，如氤氲散开。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阳下，也有着一种静谧的荒漠。在这空廓的天地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动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们身上发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笼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稳着。可是就在这偃止的声色中，剧变却向我们临近。

这一日，忽召集全团大会，文工团的书记——另一位书记，我们更换领导相当频繁，总是指望新的领导带来新的气象，这位书记是黄白的脸色，长年有些浮肿，很少见他笑容，很缄默。凡来到文工团任书记，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会像前一位书记那样说出惨然的话，倒也不是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处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显然有更为开放的思想，因而他的忧患也更深沉——此时，他站在一面土墙前，昏黄的电灯在他脸上印下几片阴影。他的脸色更不好了，并且，忧心忡忡。与其说接下来的不安是来自他所传达的内容，毋宁说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说是哀伤的面容，给人强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发生了。书记方才从徐州地委领了指示，受命下达于各基层单位，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场斗争的新动向。他很快结束了传达，宣布散会，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又在四下里响起来了，那些最勤奋的乐手继续练琴。余下的人颇有深意地沉默着，忽而交换兴奋的眼神，那都是较为年长的人们，历经中国政治的时局变化，他们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虚实真伪。之后的几天，他们成了广播和报纸的爱好者，无论广播还是迟到的报纸都是发布新华社通稿，可经过他们的评述和演绎，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的是这样的时政分析人才。渐渐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事情，这就是1976年的“四五事件”。它离魏庄多么遥远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政治的。如魏庄这样的地方，是历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荡的世事里，它都居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团，要浮躁些，很难避免骚动，可又只是细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动起来。多少是盲目的，要等偌多时日过去，拉开距离，从全局观，方才可归入历史。

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这夹层就好比火上的热锅。夹层里也没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从底下打了，通过灯光间的侧梯，一层一层端上，再一层一层端下倒去，女孩之间经常为窃水的事情口角。最热的时候，女孩也下楼睡在剧场，将座位翻下来，连成窄窄的一条铺，在扶手底下躺平。剧场里也是热，睡了一时，就有人热醒，三五结伴到剧场外大街上买瓜解暑。卖瓜人是睡在板车下面，随时爬起来接纳生意。午夜里，没有一丝风，整座城焐在高温、白日的光照和人的体温里，沉甸甸的热里，不时透出说话声和蒲扇扑打的声响，四处都是无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来，昏沉沉地吃，温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热来。反复折腾，天边已经亮起通红的晨曦。开演时分，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展露出瑰丽的人和景，人们绝想不到，这地方经过了怎样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经去睢宁县人民医院体检，企图检查出些问题好请病假回上海。人民医院清洁宽敞，墙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显得那么溽热难耐。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脸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又写信给家里，让母亲写一封信来，编造一个事端，让我请事假回上海。来回折腾的时候，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乱焦虑的处境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动，似乎没有余暇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结束终于放了假，再从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们团从火车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区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盖起了防震棚。

王安忆：魏庄（4）

魏庄故事早已经结束，这是后续的后续了，但又似乎并没完，从它源起的事端还在向前发展，并且加速行进。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样简素的时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经过一个煎熬的暑天，秋天显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极远处可见南迁的雁阵，呼吸都是轻快的。似乎是和时局不相宜的情绪，可季候就是这样笼罩着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气息，是不是其间潜伏着更强大的意志？而我们，是政治社会中小而又小的单位，在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缝隙里，自成格局，度着一己的悲欢。在接踵而至，更剧烈的震动，也就是“四人帮”倒台，我们自然也是兴奋的。文工团的人总是喜欢热闹，虽然谁也不真正了解政权上层在发生什么，但严谨的政治生活总归是束缚人的活泼劲。我们团即兴排演的一出活报剧，表现“四人帮”的丑行，在此剧中，可说大大释放了我们团风趣的天性。扮演张春桥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着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镜，摇一柄折扇，前进三，后退二地上场，真是活脱脱的。听老演员说，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戏里的扇子功。他幼年进江苏省戏曲学校柳子戏班坐科，习的是武丑，后来毕业，柳子戏专成一团，放在徐州地区，就是文工团的前身。这一个古老的几近失传的剧种，有着严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业上再走远，那也是压箱底的货。看电影《有话好好说》，他与姜文在饭馆里谈判的那场戏，一句一句地压上来，忽有一瞬松弛，再压上来，无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术的训练，单靠体验派的现代表演教育是达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过去，冬天来到，我们还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报时有时无，传闻紧张时候，夜里还安排轮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较艰苦，从暖和的被窝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们也挺会消磨，在炉子上烤红薯。所谓值班，就是守着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锣。一整个冬天里，除了我们自己不小心推倒，没有一次自行倒下。红薯烤熟，香气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时间已过去。与接班的交割，回进棚里再接着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芦席铺顶，很长的一条，生了炉子。也不觉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结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显感到腿沉，拖不动似的。从剧场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车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个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无比，就好像梦中人走路，心里急却使不上劲。后来一临近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惧。我以为我一定是患了严重的关节病，家里寄来一双护膝，却也无济于事。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很多日子过去，社会开始对精神卫生有所认识，抑郁症几成流行病，我读到其中有一症状，就是关节障碍，不由想起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病痛，意味着它不治而愈，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复发。那一个冬天，确实是个沉郁的冬天，我们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着，多少是因为房屋紧缺。火车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团膨胀出来的人口占满。又一批男女结婚生子成家，从宿舍搬出，独占一室，原先的集体宿舍已分割成多个单间。我们这些单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经过那条令我胆寒的坡路。

时局确实在变化，许多禁演的剧目开放，我们团开排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春节隆重上演。除夕夜首场演出，我发着高烧，一个人睡在防震棚里，昏沉中感觉有人走进防震棚，大约看见棚里有灯光，是我们团的会计。走过来在我额上摸一下，说了声：烫人！走了出去。我以为他要去喊人，事实上一去不回，而我也睡熟了。次日清晨已全面退烧，晚上还是到剧场演出。我们团寄予厚望的《洪湖赤卫队》只演了十一场便封箱落幕，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映。时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可我们团却日益窘迫，每一次谋求新路紧接着就是遭受重创，人心涣散，都盘算着如何离开文工团。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突然间涌现那么多可能性，简直目不暇接。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了那么多，意气已经消沉，却发现，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都还年轻，来得及开创另一种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团往下坡路上又推了一把，我们团留不住人了。

我们团在一起时总是给人颓败的印象，没一件事做得顺当，可分成个人，后来证明都发展得不坏。李保田是不消说了，有一位美工师去了北京艺术研究院；一位圆号手考入艺术院校，毕业后留校；有歌唱演员和演奏员调入省歌舞团和大军区文工团；有自建民乐团名扬海内外……看起来，我们团当年方针动摇，目的不明，招募人员杂沓不齐，但却很识得人才，作为个体，都有些斤两。

关于《模范山乡》还有一件事可说，就是彩色剧照。我有一个演员队里的同龄好朋友，在《模范山乡》扮演一名村姑，戏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张剧照——白军清乡后，从藏身的壁橱里钻出，两手推开橱门，屈膝探身。这一张照片拍得极好，都可印成明信片发行。心中很是羡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许不等有一张好照片，青春韶华就将流逝。文工团的男女普遍年轻，大多在十二三岁招来，满二十岁就有成人感，特别能感觉年华易逝。有一次去地区医院，听医生唤我“小女孩”，十分的不适和反感，这就是我们对年龄的概念。想不到之后还会有很长的岁月要度，很多的改变要经历，会拥有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厌烦的照片图像。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会从壅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

2008年7月1日于上海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1）

祖籍山西武乡，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1949年3月后在北京长大。“文革”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1968—1970年在内蒙临河插队。1971—1975年在山西武乡插队。1975年底回北京。1977—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整理金文资料。1979—1982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参加沣西遗址的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史。1985年到现在在北京大学教书。其研究领域横跨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思想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军事史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缠绵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1971到1980年；八十年代，是1981到1990年。但我的感觉，1966到1977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1978年到1989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裕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2）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

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1968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1968到1978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3）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1968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4）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1968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

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1979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5）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六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花，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净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呆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6）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顺手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乍，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骟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蹿。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7）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馆子，酒酣耳热，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裕，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在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书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史、中###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8）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

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一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80后或70后，60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没有正式印刷品的诗人。我听说，“文革”后，哪一年，北岛给他开过一个会，拿他当“文革新诗”的祖师爷，仗义。

大概1968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讲真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9）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

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

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元（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在做生意）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上他家玩过，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

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

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戴假牙，形象很糟糕。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

进门，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文革”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空调，也没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他和他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

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

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所简易的公寓，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纳兰性德有关，他补充说。

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

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

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

他说，他很少出门，出门净遇好人，大家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

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得没错。

四五事件”

1月9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8号9点57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1月11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10）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工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民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乍。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啦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

——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

1970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

一

那是1972年暮春的5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

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棵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性感”，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2）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回，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刹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己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净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Yesterday”和“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Beatles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1972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写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内地，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3）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画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

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汩汩、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

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二

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

请传新街口大四条50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棵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得干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4）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党C.C.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C.C.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屉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8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

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

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

飞到我身旁，

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

有谁知道我在流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

今往何处去流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5）

三

那年夏天，怀柔山区暴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黏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6）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迟”的叹息。

四

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偷自行车的人》，更有些他也只是听说过。他给我讲过帕索里尼的《迷惘的一代》、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安巴》。最津津乐道的就是

人家真的好电影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全靠镜头说话”。哪怕他没看过，这些电影里的新潮思想也会让他兴奋。他有几个在电影界混的朋友，有关现代电影的信息大半是从那儿听来的。唐克的本事就是“听”。但是他的

听”有一种天然指向，他有兴趣去听的东西一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有关。在社会震耳欲聋的革命喧嚣中，他是个聋子。但哪儿有一丝有价值的异响，他马上竖起耳朵，循声而去。

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的势头稍有疲软。随后维也纳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相继访华。阿巴多、奥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几个外国乐团我都没听成，因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党，剧场里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团整营地开进去，一声令下就座，开始受罪。记得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出那天我回怀柔山里办事，晚上站在宿舍凉台上，习惯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它们往往在两段圣经之间放一段古典音乐。但那天还没调到短波，就清晰地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现场实况。听得我顿觉星光灿烂，万山奔涌。回城后唐克来找我，得意洋洋地说他听了这场演出的现场。怎么可能？其实他用了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在民族宫礼堂台阶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长在门前下车，立即紧紧跟上，稍抬双臂，做保护首长状，跟着进了剧场，然后立即闪进厕所，等没人时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剧场空座很多，越往中间坐，越没人敢问你。关键是你要心里觉得自己是大爷。

1974年，邓小平重回权力中心，各种“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通过难以察觉的缝隙透进铁屋。唐克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异味，于是像暗灰吹了氧气，火苗陡起，开始四处征战。自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混场告捷，他又发现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常演“内部电影”。当局为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弄了不少日本的战争片来教育群众，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战》……先是在高干中演，随后扩及文艺界的核心队伍。但唐克两头不搭界。总政排演场就在家门口，肉香扑鼻却不给快饿死的饥汉分一杯羹，是无天理。一天，唐克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他看了《啊，海军》，随后给我大讲东乡平八郎初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教官嫌他回答点名时声不够壮，便大声喊“我听不见就是听不见”。为了让我能身临其境，唐克模仿台词竟至声嘶力竭，青筋绷露。我问他哪里弄的票，他先说是朋友给的，问他是谁，他有点恼火地说，别以为只有你们这些人才能弄到票，我有我的办法。后来他不断有电影看，每次看完都会向我炫耀。那几个月，是自相识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渐渐地，他再不提看电影的事。新波是唐克的乐友，弹一手好吉他。唐克和他吉他二重奏，都是新波弹主旋，唐克弹伴奏。一天新波不经意地告诉我，唐克画不成票了。我再问，才明白前几个月，唐克出入内部电影院如平地，原来是靠画入场券。他发现一家常演内部电影的剧场（我不记得是不是总政排练场）的入场券是油印在一张淡粉色的薄纸上的。这种纸在文化用品商店很容易找到。由于这种纸很薄，油墨洇得厉害，所以用黑墨水笔很容易画。唐克是在剧场门口捡到人家随手扔的入场券，然后回家制作。他原有绘画的根底，画出的入场券几可乱真，从来无人察觉。但前不久，入场券改道林纸铅印了，唐克无计可施。所以近来再无电影看，人也郁闷起来。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7）

一天我上早班，下午两点刚出工厂门，就听唐克大呼，一看他正在马路对面等我，双脚蹬地，跨在自行车后架上，前摇后摆好不惬意。没等我走近，就急着告诉我，他又看了一个多么棒的电影。我逗他说，又能画票啦，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这次他看的电影叫《爆炸》，是官方准演的罗马尼亚电影。主角是一位名叫“火神”的消防队员，为了救一艘要爆炸的外国轮船出生入死。唐克最喜欢男主角的那张脸，比起中国银幕上那些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死人脸，“火神”的脸确实太让人动心。这是一张沟壑纵横的瘦长脸，倒八字眉，塌鼻瘪嘴，但内藏英武之气。此人言语幽默，行动果敢，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冷面英雄。更让人吃惊的是，电影中竟然有一皮肤半黑的窈窕女郎，身着比基尼泳装，在舰桥、舷梯、甲板间跳来跳去。蓝天碧海、烈火浓烟衬托着鲜亮的橘黄色三点式泳装，果然赏心悦目。唐克坚持认为审片子的人在这个镜头出现时正巧睡着了，以至让这大逆不道的镜头出现在中国观众眼前。这片子唐克看了多遍，还一再鼓动我多去看几遍，说这种片子每个镜头都值得琢磨。

摄影是唐克一贯的喜爱。他有一台老式的单镜头反光135相机，曾给我看过一些他照的人物特写，我当时认为水平相当高。我对摄影一窍不通，全听唐克启蒙，从他那里知道了牛顿的黑白反差效果、布拉萨依的人物照。他珍藏着一张不知哪里找来的布拉萨依照的毕加索相。他对我说，这张相片不符合一般人物肖像的规则，画面切割不均衡，但是人物表情捕捉得太精彩。还拿起尺子在这张照片上比划，说要是他照，他会裁掉多余部分。他对摄影很下功夫，手边几本有关摄影理论与技巧的书，快让他翻烂了。他自己拍照，也自己冲洗，放大机是自己手工制作。他把那间小屋弄成暗室，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一阵他和唐伯伯闹气，把全套冲洗相片的设备搬到炒豆胡同，夜里我陪他干活。在暗红色的灯光下，见一张相纸从显影液中渐渐显出形象，真有一种快乐。他洗过许多照片，但我现在唯一记住的是他给自制的放大机照的相。构图极朴素，那架细脖大头的放大机孤零零的悬置在照片的中间，似有种哀怨的表情。他自己吹嘘说这张静物照可与牛顿的片子相比。

五

唐克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干的是机修钳工的活，这个工种是工厂里技术要求最全面的。要能判断机器的毛病出在哪，还要能动手修，有时配件不凑手，就得自己动手做。唐克在工厂上班是百分之百吊儿郎当，泡病假、请事假、迟到早退司空见惯。但他群众关系总混得不错，哥们儿、姐们儿、大伯、大妈一大堆。领导恨得牙痒痒，不知整过他多少回，可他一仍其旧，死不改悔。唐克学了手艺也不闲着，总想着自己捣鼓点玩意儿。他建议把我爸五十年代初从越南带回来的那架菲利浦收音机拆了，做个音箱。那时我已经沉溺于古典音乐不能自拔，但没有好设备听。他说可以把我那架北京604开盘磁带录音机接到音箱上，扩展低音。立体声概念，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以为弄两个音箱左右一摆就是立体声。终于他把我爸的收音机拆了，其实他只用里面的那只八寸喇叭。他的木工活挺漂亮，外壳还贴了一层深咖啡色的木纹塑料贴面。音箱的原理是他自己瞎琢磨的，但背面开反射孔，内里塞棉套吸音，还真符合声学原理。音箱做好以后，他精心往面板上贴了一个商标牌“Toshiba”，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东芝，也不知道他打哪儿弄来的。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8）

音箱做好后，唐克又有新的设想：“设计剪裁缝制衣服”。七十年代，大陆几亿人的服装基本上是一个样式，都是脱胎于军装的毛服。唐克平时就要把工装裤改窄，包臀裹腿。他不能忍受穿万众一面的毛式服装。这回他要自己设计款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当时叫“老头衫”的圆领衫裁短，长度仅及肚脐。下摆不缝，留着毛边。再就是把劳动布工作裤彻底改造，臀围、大腿围收紧，膝盖以下开成大喇叭口，裤脚毛边，一边的膝盖上剪开一洞，拉出布料的粗纤维。这款似乎是从电影《爆炸》里学来的。难得的是唐克追萍萍失败之后，身边再无女性，而他妈妈也早已过世，设计的服装全靠自己缝制。他的女红技巧如何，我不能评价，但那身打扮招摇过市，绝对得让“雷子”盯上。

一天中午，唐克来我家，我俩在院门口说话。这时我妈已对唐克提高了警惕，让我少跟他来往，所以他总是在胡同里跟我会面。唐克背靠墙，一脚立地，一腿屈起，脚蹬在墙上。屈起的一腿，恰恰把膝盖上的大洞暴露出来，像裤子破了没补。我姥爷回家，见我和唐克在说话，便点头而过，谁知走过去几步后，突又掉头回来。姥爷是深度近视，他摘下眼镜，弯腰仔细端详唐克裤子上的大洞，然后一言不发，掉头而去。

姥爷是北京市武术协会委员，身怀绝技。太极、通背、形意、八卦掌、五禽戏，样样精通，更有一独门功夫“太极短剑”。“文革”前他曾带我去看他在北海体育场表演。此套剑术形似太极拳，做起来身形悠缓，气随意走，意气相连，绵绵不断。但前臂内侧暗藏一尺短剑。格斗时，翻腕刀锋立现，一剑封喉，制敌死命。因此套路太凶狠，姥爷从不传人。我表叔曾跟随罗瑞卿掌管公安部，几次劝姥爷将此绝技传给公安学院武术教研室，但姥爷执意不从。后来他对我说：“我怎知学剑的人是不是好人，他要学了去干坏事怎么办？”看来姥爷早知“国家机器是不能信任的”。

唐克走后，我回家，姥爷叫住我问，你这朋友是何人？家里是不是特困难？有无父母？我奇怪姥爷为何问此。姥爷发话道：“这孩子可怜，裤子破成那样还穿了上街，家里没人给补。你叫他进来，把裤子脱下，让你妈给他缝缝。”我妈一听大乐，在旁边朝姥爷喊：“人家那是时髦！”姥爷到了儿也不明白破衣烂衫如何时髦。再见唐克，相告此事。唐克大感动，说今后再见了姥爷非给他“磕两不可”。果然，唐克以后再来家中，总找机会和姥爷聊天，哄老爷子，竟至姥爷甚喜欢他，还要教他习武，说赵家孩子全不学他的玩意儿，实在可惜，颇有“广陵散不复传矣”的感叹。不知姥爷要教唐克的功夫中有无他的独门绝学“太极短剑”。

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像我们这种平日爱“学习”的人大半被组织进了“工人理论队伍”，负责向革命群众宣讲毛的理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中国书店上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原著，我们因此有机会读些以往找不到的书。唐克对新鲜玩意总有兴趣。当时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在北京挺出名，所以让他们和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编辑、注释辛弃疾的词选，因为当时辛弃疾被列入了法家队伍。唐克和厂里工人理论队伍的头儿关系很好，常和人家瞎聊。人家在干活、搞注释，他也趁机读了几首辛词，因喜爱就要和我分享，居然弄到一部人家刚注释完的底稿给我，打字油印，整整齐齐一大厚摞，像本书的样子。唐克自己做了个封面，用挺漂亮的毛笔字题上《稼轩长短句》。后来才知道这是以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印的《稼轩长短句》为底本，参照前人注释编成，里面大约袭用了不少邓广铭先生的研究成果。反正是工人阶级用，不存在抄袭和版权问题。那一阵我们以背稼轩词为乐。唐克常有独解，尤喜贺新郎》送陈亮一首，最感叹陈亮别去，稼轩不舍，竟踏雪追人。古人高意勾起唐克远游之心。不几日他告我将独自远行，游历名山大川。既念到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9）

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便要亲往拜谒。我问他可有盘缠？他笑答一甑一钵足矣”。

六

唐克开始浪迹天涯，几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记载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风物人情、遗痕古迹、绝词妙文皆详录之。我不知他的行止，只凭着收到的信知道他到过哪儿。他在成都寄给我的信有十多页，大抄武侯祠、杜甫草堂的铭文、楹联、题诗。记得武侯祠所悬巨匾题“义薄云天”，祠内有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杜甫草堂则有一联，我深爱之：“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随后，唐克在重庆买舟而下，过三峡时，他抄录盛弘之《三峡》名句给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他沿途记载长江名胜，在武汉下船寄信给我，信封上注明“发于武汉长江大桥”。随后，顺江而下，过黄冈赤壁，览小孤山，在九江下船奔了南昌。

唐克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他在宝鸡曾上一煤车，半夜几乎冻死。时常饿肚子，但总有好心人帮忙，或请饭，或留宿。在陕西曾被路警抓获，关了好几天，据他说全凭善搞公关，和小警察东拉西扯，最后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监。唐克没读过《在路上》，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凯鲁亚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派”的先锋。后来看到霍姆斯评说道：“《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呆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得热络，更使他打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五百里滇池浩渺，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1982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油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0）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

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

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

明月为证，

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

愿长相忆，

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博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

1978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1978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1）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方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颏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茨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2）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贤惠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八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1997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2002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1978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2003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1976年###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林霍夫”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林霍夫”丢了根快门线，而林霍夫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林霍夫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1976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3）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帖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吉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晚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凡·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

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凡·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呜咽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2008年7月10日初稿

2008年7月30日改定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五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二卷。其作品被译为十余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一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痕迹，只留一些味道。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折标志着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年的存在，是因为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缘故。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嫌的羞涩，感到难以面对父母。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算，都在八十几分。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

事实正是这理，没有姐的高分，自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跟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

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急的样儿，从哪儿将那东西猛地找了出来。

升级开学之前，是个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个书包，她开始怀疑于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作为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一个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地的阳光。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不耐烦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就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人苗条漂亮，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上愈发努力，有可能

就更上一层楼去。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2）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明察秋毫，洞穿人心。那时候，我对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的感激，仿佛温煦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天宽地阔一样。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那天开始；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大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白嫩，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的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画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就像七十年代必须由六十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个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

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是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了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画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漂亮，高瘦，有些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肚里，也就一定会染病于你。同学们盛传，看见过她在屋里熬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去的。可是我不。我就喜欢坐在前排，坐在她的鼻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着语文，讲着算术；讲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洋娃娃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看见过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的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大摇其头。

老师笑着拿手去我头上摸了很久。许多年后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时，有一位勇敢的少年，因为勇敢，被漂亮的女主人公突然吻了一下脸蛋。女主人公走后，那少年回味无穷地在摸着被人家吻过的脸蛋那一细节，总是让我想到我处在那个年代被漂亮的女老师抚顶的那一感觉。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让我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94分，全班第一。而我，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只还有一分之差。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3）

仅就一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这一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于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其实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说句实在，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她的身边，认真听女老师授课说事，是那样的急迫重要。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着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到了终于开学那天，我的女性老师，却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师了。

她调走了。

听说是嫁了人家。嫁到了城里。好像丈夫还是县里赫赫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的笔记本儿。那本子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珍藏和记忆；是我对那个时代和城乡认识过早开始的一个见证；还是我决心在下次考试之时，希望超越于她的一个明确的鼓励。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凡是新任班主任交待的，我都会加倍地努力，连那时语文课中增入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附加课程，老师要求同学们读一读，我都会努力背一背；老师要求同学们背一背，我会背写三遍或五遍。

新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农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学生学习，绝不相仿女的老师，总是进行测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着考试，就像走向起跑线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已经弯了身子，弓了双腿，只等那一声发令的枪响，就可箭样射出去追赶我的对手，去争取属于我的第一了。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白嫩，说话时甜声细语，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遢。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我一夜未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如了那时我不曾有的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来日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一团一圆，从窗外漏落入教室以内，使教室里的明亮，如同阳光下的湖水。高大庙堂里木梁上的菩萨神画，醒目地附在屋顶和墙壁的上空。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无奈。

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城乡的差别，除了超越，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

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的左上。

确实的，等着那个超越，我就像等着下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

老师来了。

终于的，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庄严地看了同学，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了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作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4）

老师话毕，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后，掌声雷动。

我没鼓掌，只是久远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下我的同桌。她在随着同学们鼓掌，可看我没鼓，也就中途猛然息了她的掌声。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机会超越，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地成为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吧。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二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上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们的游行，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有新的指示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下田割草，喂猪放牛。还有一种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史同在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差距。

二

终于，进了七十年代。

我以背诵规定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之优异，顺顺利利地升了中学。很快，在我的中学时代，革命形势在沸腾的安静中有了变化。并不知道这一年初中的升级考试，不再是以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诗词为考试的评判模式，与大人物邓小平的恢复工作有着直接的某种干系。终于，学校又有了考试制度。就像遇了春天必会有雨一样，升级，又要必须考试。可必须考试时，不知为何，我已经不再有那种超越一分之差的奋斗之力，只是痴迷于阅读中能够找到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水了。不知道，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所谓的鲁、郭、茅和巴、老、曹，还有什么外国文学和世界名著。还有更为经典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不知道，曹雪芹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永远是一种剥离。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乡村是城市的营养。在那个年代，我的家乡很幸运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集市中心。乡下人向往我家的那个集市；我们村人，向往着三十里外的一个县城。城里的人，向往着百里外的古都洛阳。所以，在那年代我知足于一种幸运：父母把我生在了那个叫田湖的村庄，比出生在更为偏远的山区要好下许多。我能看到的小说，在那更为偏远山区，将会更为稀少和罕见。那个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的家庭，虽然充满着无边的贫穷，却又充满着无边富裕的恩爱。父亲的勤劳，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俭、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苦闷的意义。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财富，是我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5）

那个时候，大姐身体不好，以今天的医诊，可能是所谓的腰椎股骨头坏死，不青不红，却又不断地发作一种无缘由的疼痛。她由此而辍学，多数时间就躺在屋里床上，为了消磨时光，她就总是看些那时在乡村可以找到的小说。看那种在那个年代乡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印刷物品。这样，大姐的床头，就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她看什么，我看什么。她有什么书籍，我自然就有了什么书籍。

想到因为大姐生病，才使她的床头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的馆藏，对大姐的感恩，那种无可比拟的姐弟情谊，就会以潮润的形式，湿润在我的眼角。因为这些最早的革命文学，填补了我少年心灵的空白。对小说的痴迷，让我不再对学校同学中那些身份地位、学习长相、言辞行为和我们之间那些所谓的城乡之差，存下因为嫉恨与羡慕而长久蓄生的自卑。

我变得心胸开阔。开阔到在初中时候进行试卷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也不十分放在心上。因为心胸，让我变得似乎完全忘了和谁有过一分之差的那种遗憾。而那些革命小说中的故事，却常常让我念念不忘，愁肠结心。初一时候，还是初二之时，我终于听说中国有部大本小说，名为《红楼梦》，又叫《石头记》，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并且，《红楼梦》是名冠这四大名著之首。其他三部，因为大姐的床头，我都也已看过，只是这部，不知为何，大姐的床头却总是没有。问过村里会写对联的文人，说你家有《红楼梦》吗？那些文人都惊着看我，像我的问话里，隐藏着一个少年心欲的不安。然而，他们的那种眼神，反而使我更加急切地渴望此书。也就终于在某一天里，同班有一姓靳的男生，哥哥是空军的飞行人员。他告诉我说，《红楼梦》那书，因为毛主席爱看，别人才很难看到。因为毛主席爱看，省长、军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才能各自分配一套。

我对这话将信将疑。

他说他哥来信，言称有高级干部给了他哥一套。说他哥看完将从邮局寄回，可以悄悄借我一看。我为此惊异。也比他更为担心邮途的丢失。

也就终日地等着等着，直等到下一学期，已经忘了此事，他却在某一天里，从书包里取出一本报纸裹了几层的神秘，把我拉到一边塞进了我的手里。我欲打开看时，竟吓了他一个满脸惨白。于是，我忙又合上，藏进我的书包，躲进厕所，到没人时候才打开那本神秘，见是一本书，浅白的封皮上，赫然印着“红楼梦”三个大字。而在那小说的封底，果真印着“供内部阅读”的五个小字。当时不知为何，我喜出望外，又战战兢兢；满头大汗，却又双手哆嗦，慌忙地把那小说快速地重又裹好，急急地藏进了我的书包。

那个下午的课堂上，我没有听进老师讲的任何词语。一心想着那本

红楼之梦”，就像一心想着我一生想要见的我最钟爱的一个情人。

那个暑假，为了挣钱，为了给大姐治病，我同二姐起早贪黑，到十几里外的一条山沟，用板车往县里的水泥厂里运送料石；给修公路的承包队，从河滩上运送鸡蛋大小的鹅卵石子；给盖房子的村街上的商业部门，运送地基石头。白天无休止的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人累得如同多病的牛马。可在晚上，看《红楼梦》小说，却能醉醉痴痴，直至天亮。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常是泪流满面，欷歔感叹。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6）

因为痴于阅读，我早已忘了我有些荒废的学业。

然而，偏巧那年，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却又要由分数定夺命运。那些年月，我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是规定凡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果实累累，叫得欢天喜地。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上学的情况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地说道，家里的境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就像时间成了石块，无形地砌在了我与二姐和父亲之间。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就都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粗粮汤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而我在那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饭。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地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而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和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着，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有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7）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做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似乎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道：“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应该在家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道：“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它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

三

七十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中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六十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七十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在了红薯秧的垄沟。起来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于是，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儿事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是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都与其有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过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些角色变化，只是革命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

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坝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愿望。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8）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之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之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来之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七个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自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收拾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贫困，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的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轰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的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都吃细粮白面时候，必是春节和一年里的几个重要节日，其余时间，尽皆顿顿都是粗粮，如玉米黄面和红薯黑面等。其余时间能吃到细粮白面的，就是每逢阳历5日、10日，15日的逢五街集，外公从更远一些的乡下到村里赶集，母亲才会给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捞面，或烙就一个白面烙馍。还有就是，父亲下地过分劳累时，母亲也才会给他偶尔吃些细粮白面。也有时候，大姐病重，母亲会给大姐烧上一碗细白的葱花面条。

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上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别处去做些事情。时日久后，我为了不看着嘴馋，也就在知青到我家里吃饭的时候，必就躲着他们，到门外坐在一棵树下，或一堆对面人家准备盖房的石头堆上，盯着我家大门，看个时时日日，岁月久长，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每次回到家里，我都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的东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这让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亲给他们做的饭食原本就少，还是因为他们年轻，正当生长身体时候（可我也是），有多有少，一概都能吃下。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9）

话又说将回来，他们吃饭，也都不是白吃。每个星期，会按顿饭两毛钱和二两粮票的流行价目，算好了留在我家桌上或门前的石条凳上。现在算计起来，他们留的，远远少于他们吃的。然而那时，他们每周留时，我母亲都会推推让让，说留的太多太多。我也就确实认为，他们留的钱和粮票，也许的确多了。是因为多了，母亲才总是那样热情？还是因为多了，我们家才让他们无论何时，都享受外公来赶集时、父亲劳动累过度之后，才有的一种宽厚的待遇？还有大姐病中，才偶尔可以吃到的细米白面？直到后来，忽然有许多被“派饭”的人家庄户，都偷偷找到村里干部，说这样地吃着细米白面哪能行啊。说一顿两顿，就是一月两月，也还算可以，可这样的久久长长，一年半年，谁家能经得起这个的吃法？直到后来，一边供着知青的派饭，一边又不断地向干部反映那个年代的——关于一种吃的情况。直到半年之后，那些知青开始自己立火烧饭，村人们也才长长舒了一口暗气，有了一种为吃几顿白面而背上包袱的解脱。

说句实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在我家乡，那块偏僻的土壤，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那样，人头攒动地来过去过，但却断断续续，每个村庄，却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也就陆续走了。

光荣地，回城去了。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他们的一段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地丢鸡丢狗，甚至有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而羊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扔着。我的记忆，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只是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一桩事情，就像季节中的一场风雨，来就来了，去就去了。记忆犹新之事，令人痛惜之事，是1975还是哪一年里，村头的河滩地上，要枪毙几个犯人。其中之一的是个男的农民，他的死与知青有关。说他翻越知青点的院墙，企图强奸一个女的知青。虽未得逞，但却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就只能将他认真毙了。

枪毙那天，人山人海，庙会一样，先在附近各村进行了一翻游行，让犯人们都站在卡车两侧，反绑了双手，胸前戴了纸牌，上写罪犯的人名罪名，如欲要强奸女知青的那个年轻农民，他的黑墨名字上，画了鲜红的墨水红叉，名字之下，又写了“强奸犯”三个大字。后背上还如戏台上的死刑犯样，插了木牌，写了他的人名罪名。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0）

人山人海。游行的卡车，从人群中缓缓过去。

人山人海，人们都把坚硬的泥巴、石块，投到那所谓的“强奸犯”的脸上身上。而不去投那也要枪毙的杀人犯和放火偷盗犯的人的脸上。

也就认认真真地，将他毙了。

几声枪响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和雨过天晴后一模一样。

待那河滩地上的人潮退去之后，我和几个同伴去枪毙人的现场找了看了。确实看到，沙地上有着一些血迹，就像一些黏稠的浑水，浸染了沙地上的沙土。也就有些惘然。有了对知青们的惊恐和敬而远之。因为，就此之前，在我们邻村的一个知青点里，有着一桩同样的事情，只是角色倒了过来。是个男的知青，强奸了村里一个女的孩子，十六七岁，她去地里割草，被知青骗到屋里生生奸了。事情的结果，是那女孩从知青点里哭着出来，就在村头投河自杀。而那男的知青，听说女孩死了，也就连夜逃出村庄，回了城里。女方父母，为此痛哭不止，葬了女儿，也曾上告政府，可政府并没有进城抓人。

更是没有，把那男的抓了判了。

那男的知青是强奸成的；且乡村女孩还已死去。人命关天，对那男的知青，却并未怎样有个说法。只是政府的干部陪着男的父母，从城里来到乡下，做赔了一些钱物。还有，世界上最为真诚的一种啰嗦的道歉。然在半年之后，有了同类事情，犯人是农民，虽为强奸未遂，人却猛地一下，轰然毙了。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河滩上流动着夏天的闷热和潮润的水汽。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寂寞地站在做过刑场而热闹过后的河滩上的一湾空旷里，就在这湾空旷之中，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困惑；对那些知青，也不再存有仰视和羡慕，而且还生出了一丝怨恨，深藏在了自己的内心。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和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毛主席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彼此平静，相安无事。

也就在我不慎的一天，他们果然走了。

那个暑假，我去了洛阳舅舅领的一个建筑队里，搬砖提灰，做小工挣钱，以补家缺之用。可在暑假之后，回到村里，也就轰然听说，知青们哗哗走了，就像听说了风吹云散一样。就像风吹必然云散一样，并不觉得，对他们走去有什么惊异。然在那天夜里，却总是想着知青们走了，村里又归了平静，还不如他们不走，总会有着事情的发生。

那一夜，我反复记起，有个姓黄的知青，女的，在我们家吃着派饭时候，母亲给她烙了一个葱花油饼，把那油饼十字切开，一分为四，而她却是唯一一个没有把那油饼吃完的人。

她吃了一半，还剩着一半。

她去吃饭时候，我依然在门外的石头上等她吃完离去。可等了不久，她就从我家推门出来，看看左右，径直朝我走来，什么也没多说，递给我一块纸包的油饼。原来，她在我家只吃了油饼的四分之一。知青走了，让我总是想着她的模样，和那一块四分之一的油饼。来日里下田干活，我抽空去了知青点的几间空屋，以为能找些什么，结果却是一片的狼藉空荡，如同风吹云散之后的一地柴草鸡毛。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1）

四

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的人们说的那样，感到是因为他们，把文明带进了乡村。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城乡的不平等差距，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远远大于原有人们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都市的向往与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

原来，课本上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其间的农村现代化，其实只是一种美梦之想，如同一种天方夜谭。知青们走了，他们让我隐约地明白，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远不如努力地逃离土地，去试着改变一下什么。也许，就在那些年里，也许是在我读二年级时，遇到的那个来自洛阳的女性同学，让我过早地萌生了逃离土地的欲念。只是因为知青们的到来，让那种子似的欲念，开始了一种莫名的膨胀。

我开始渴望，有一天真的离开土地，走进城里。如同急要从土地上逃走的贼样，我日日地瞪着双眼，盯着我面前每一天的日子。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从大姐的床头，拿到了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今天，在三十几年之后，我已经无法回忆那部书的故事、情节，还有什么细节。但是，在书的封底上那惯常的内容提要里，却写着张抗抗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她写了这部小说，由于要她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她就从北大荒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里。

这一提要的内容，当时让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也就那个时候，1975年前后，我萌动了写作的念头；种下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出版并调进城里的一种狂妄而野念的种子。

也就开始了偷偷地写作。

也就在刚把一部名为《山乡血火》的革命长篇写下开头时候，我开始到几公里外宋朝的大理学家程颢、程颐的故里，去读了高中。在刚进高一的一个班里，有人偷偷指着我们的语文老师，说他姓任，不仅上过大学，而且还在家里写着比《红楼梦》更为伟大的一部小说。说《红楼梦》只有四卷，而他的小说，却要比“红楼”长出一卷。

我对我的老师，肃然而起敬。

在一次课上，老师讲着语文，提问我时，我答非所问，反宾为主，问老师说，你真的在家写着比《红梦楼》更长的小说？任老师没有答我。而是从口袋取出一个旱烟包来，在讲堂之上，他熟熟练练地撕下一个纸条，卷起了一个“炮筒儿”烟卷，点燃后吸着，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说你们都看过《红楼梦》吗？如有机会，都应该看上一看。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

红楼梦》一定就比《分界线》更为伟大；曹雪芹一定就比张抗抗和我们老师，有何过人之处。恰恰是后者和作品，让我觉得所谓的写作，并没有那么了不得的神秘和不可能的事情。

五

我开始了写作，并坚定日日地写着。

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共产党的那部长篇故事。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2）

写作成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的年代，我比别的同学和乡村的人们，都过得充实和多了一份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遥挂在未来的光明。使我感到，正因为文学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时活着的意义。才有了我文学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艰涩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况，我的写作或好或坏，已经写有五百余万字的作品时，所有的记者见我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世界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作品是什么时，我都会认真地答道，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影响我一生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分界线》。

必须承认，我确实从心里对抗抗大姐，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仿佛我写的无意义的小说一样，到了我把那部长篇故事写到一百余页时，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病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有人去挣回一些维持油盐药物的钱来。在读高二期间，我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回家去了。那年我还不到十七岁，在家呆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

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欷歔掉泪。

我有一个叔叔，是我父亲的亲弟，他远离家乡，在新乡水泥厂里做着工人。因为他在新乡，也就首先介绍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书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着搬运工人，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装进加长加高过的架子车上，运往三十多里外的水泥厂里；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一千公斤，六十多里路，能挣四到五元。因为哥哥在这干着，我也就到了这儿做了一个搬运工人。

我比哥哥个高一些，却是没有他那样对人生和搬运的耐力。每天天不亮时，我们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车，快步地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去，每人装上一吨煤或沙子，然后再缓慢地如牛一样，拉着重车回来。在平路上，我们步履蹒跚，遇到了上坡，无论坡陡坡缓，我们都把一辆车子放在坡下路边，弟兄合拉一车，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线，攀爬着自己的人生。送上一辆，回来休息一会，再合拉另外一辆。夏日时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时，路边常有机井浇地，渴到难耐时候，我们就趴在路边田头，咕咕地狂饮一气，如牛如马，喝个痛快。到了午饭，我们就总是赶到某一机井口上，吃着四两一个、因为坚硬形长，被我们形容为“杠子”的杠子馍馍。每次，喝着路边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气吃上两个，八两重量。

起初，我拉不动那上吨的煤车、沙车，吃不下那两个杠子馍馍，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车以外，还要在路边吃馍时候，从他车把上吊的一个袋里，给我摸出一块乌黑的咸菜块儿。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二黑乌的咸菜，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就着咸菜，就着路边河水，去吃那坚硬的杠馍。这样一段日子，看我能吃完那八两馍了，哥就不再给我准备咸菜，而只准备一些最为深刻的关于人生话儿。

他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3）

他说：“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定有用。”

他说：“明天周末，我们回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明天你好好睡上一觉。”

我在每周的周日，都会好好睡上一觉，把前几天透支的力气，设法儿补将回来。可是，我哥让我睡觉，他却仍在星期天里，还要到火车站上再多运一趟煤或沙子。

我和我哥，是住在水泥厂的一间宿舍房里。周日这天，哥哥拉着车子走了，我就躺在空荡荡的屋内，有些绝望地望着天花板和天花板上挂的蛛网。还有蛛网上一天天长大的一个蜘蛛。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那写了一百多页的长篇小说，孤苦伶仃，和行李一块，从老家随我到了新乡，可我却是再也没有为它续写过一页，再也没有写出过一段情节或一个细节。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叔看我走路时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身子也有些歪斜。问我怎么会这样走路？我说本来就是这样走路。我叔伯哥哥，却把头低了一会，抬起来说，是拉车拉的。说因为架子车中的辕带，每天都要狠狠地勒在肩上，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前拉着，那肩膀也就自然向下坠了。

说完这些，我叔没有再说什么，眼眶里有了泪水。

三天以后，我叔不让我再到火车站上去当那搬运工人。说挣钱再多，也不再去了。说一旦累坏了身子，他会一生对不起他的哥嫂，我的父母。经过叔的托人周旋，还请人吃了两次饭店，喝了一瓶白酒，说通了让我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和别人一道打风钻、炸料石，然后再把料石装上小型火车，运往山下水泥厂里。因为炸那料石有些危险，被石头伤后流血或被哑炮碎骨，甚或炸亡的事情，每年每月，都时有发生。为了安全，叔也不让我哥去做那搬运工了。让他和我一块上山，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弟兄就卖了各自的架子车，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去做了那里的临时工人。料石山脉，离水泥厂有三五几里，小罐儿火车，上山时用钢丝卷扬机把几十个空罐车厢拉将上去，待装满料石，再利用下坡的惯性，把那罐车迅速而有节奏地放下山去。在那山上，临时工们分着几拨，有人专门打钻放炮，有人专门把料石装上铁皮板车，再推几十米或者上百米，装上罐车。还有人负责，专门把罐车往厂里放运。刚上山的新手，由于不熟悉劳作景况，都会让你干上三天放罐的轻活。三天之后，你都熟了，再去干那搬石头砸锤，到崖壁上翘石的险活累活。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而非“计件”。计时，即每干八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一块六毛钱。为了能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三块二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四十一天，每天都是十六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就能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4）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这机会中，有一桩趣事。那桩趣事，关系到国家机密和台海关系。

那个时候，对于台湾，中国内地人知道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他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然，因为我们要解放他们，他们又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要###，夺取我们的革命政权。所以，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大陆的到处，似乎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也就从我幼年记事伊始，耳朵里总是听到国民党的特务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长时间，都怀疑我们邻居，怀疑某个老师和大街上穿着制服的所有人，都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一个坏人特务。以至于少年时期，独自走在村头的田野，因为过分寂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后边还有脚步的声音，也就怀疑，身后有着来自台湾的某个特务，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于是就猛地回头，又只发现一片空旷在身后慢慢地铺着堆着。

为了证明身后确实没有特务，有时我会快走几步，把身子闪在墙角或一棵树后，然后把头悄悄伸将出来，进行观察瞭望，待确认身后的确没有特务的尾随，才会继续谨慎地走去。回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就像回忆一部年代久远的革命电影，有许多模糊，也有许多清晰；有许多场面宏大的历史空旷，也有空旷中鲜明细节般的野花小草。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和激情充盈的年代，革命养育了激情，激情反转过来，又燃烧着革命，以至于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在新乡郊野的山上，每天双班，一次干上十六个小时，整整四十一天，没有下山，没有歇息，除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每天能干十六个小时的机缘，别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顾，也就从此，忘记了一切，如同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然就在这个隔绝之中，革命与解放台湾这样宏大的事情，会转化成某个细节，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天午时，我们正往罐车上装着料石，工地上忽然停电，罐车不能运行，风钻也不能旋转，大家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在那年代求着生存的临时工们，都躺在碎石碴上歇着睡着。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我躺着将要睡着之时，我看到有两个硕大的粉红气球，从天空中的高远朝着山里的深处飘了过来。

望着那两个气球，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对气球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放飞过来撒发反革命传单的两个反动工具。至于那来自台湾的气球，能否飞过台湾海峡；海峡又在什么地方；从海峡那边的福建厦门，到我们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乡地区，有多远的千里之程，要经过几个省份，我不知道，也不去想它。但却望着那对气球，越来越信那是来自遥远的、水深火热的台湾方向。为了证明我的怀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时，我做出要去厕所的样子，离开了工地。离开了人群。

我朝着气球飘去的方向，一口气走了最少三十分钟。从山顶到了荒无人烟的一条沟谷，直到确实相信，那气球已经飘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时，才停下了我的脚步。可是，就在我转身要走时，要离开山谷回到山顶时，奇迹砰的一下，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边的一个石头缝里看见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如同书签，四指宽窄，一拃长短，纸板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个漂亮美丽的少妇，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开双手，一边牵着两个孩子。那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健康可爱，背着书包，拿着玩具；而他们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宽阔的台北大街，和一街两岸的高楼与路灯。就在这书签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蓝字：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5）

台湾不计划生育。

在当时，我对计划生育这个后来连农民都十分明了的词语，还不是十分明了，只是隐隐觉得，这个词语与生孩子有些关系。而那个年代，我们乡村也同样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的某些城市，开始有了这样的号召。所以，对计划不计划生育，我并不十分兴趣。只是觉得，捡到了这张卡片，证明了我对那两个气球是来自台湾反动派的一种判断。只是觉得，台湾人虽然反动，可他们大街上的美丽却是超出了我的所见和想象；还有对照片上母子们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羡慕。

山谷中空旷无人。我拿着那张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张卡片藏在雨淋不到的、别人也不能发现的一条石缝。虽然之后我没敢再去石缝里看那张卡片，却已经在心底里藏下了一个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湾人可能比我们生活要好；而我们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对于社会、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怀疑，让我想起了我那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那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着阶级斗争，也有着一个来自台湾特务的丑恶形象。

我又开始写起了我的那部长篇。

因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结婚去了，给我留下了独占一屋的空间。可在某天动笔时候，方才突然的发现，因为每天在山上搬石头抡锤，往车上铲装石碴，铁镐的把儿和我缝了几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如同了树枝一样干枯曲弯，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

就这样，在每天不干十六个小时时，而只上一班八个小时的时候，我都会关起门来，写上几页、几个小时的所谓小说。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来改变我的命运，让我逃离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觉得，现实让人感到生存的绝望，在写作中，能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就这样，上班，写作；写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写，上夜班了白天写。以为一切都将过去时，因为工地上忽然走了几个来自安徽的工人，我又有机会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时，一干半月时，世界轰然而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是自一天的半夜开始的。一天的半夜，已经是12点多，忽然间，寂静山脉工地上的大喇叭里，莫名其妙地响起了音乐，播放了豫剧《朝阳沟》。先前，那大喇叭里除了播音各种通知外，就是革命新闻和革命的京剧样板戏。可是那一夜，天空有云，万籁俱寂之时，大喇叭里竟然播放了有些靡靡之音样醉人的豫剧《朝阳沟》。我们不知道喇叭里为什么不再播放那革命的样板之戏，而改播了优美的地方戏曲。大家都怔在那儿，停了手中的活儿。都在听着《朝阳沟》中的“走一步，退两步，我不如不走”的优美唱段。直到后来，那些年长的工人们干着活儿，就都跟着大唱起了《朝阳沟》来。

我就是从那一夜突然意识到了豫剧之美，直到今天，还迷恋着河南的戏剧。因为那一夜，我要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所以，第二天8点下班，回到山下水泥厂的工人宿舍区里，已经是来日的上午10点多钟。就在那宿舍街区的墙上，那一天，我看到了到处都是奇怪的标语。内容尽皆都是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我不知道王、张、江、姚是谁，不知道“四人帮”是什么意味，就如不懂“计划生育”是什么意味一样。回到宿舍，我小心地去问我的四叔，说王张江姚是谁？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16）

四叔说王、张、江、姚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我知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都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想起不久之前，毛泽东逝世时，我在山上干活，直到一周后从山上下来，才愕然听说毛主席已经死了。现在，毛主席的夫人和她的好友们，又都被抓了起来，这使我过了许久之后，才隐隐觉得世界将要发生什么变化。一场新的革命，也许就要到来，尽管各种革命似乎都与我无关。但在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王、张、江、姚的顺序，一定被谁排列错了，应该把江青的名字，排在王洪文的前边。虽然王洪文是国家副主席，可江青，毕竟是毛主席的夫人。

后来的事实明确地证明，中国确实有了新的革命。

而且革命，与我有关。

在非常偶然、普通的一天里，我正在山上干活，我的四叔急急地从山下走来，到我面前犹豫着说，你下山买票回家去吧，家里有了急事。我怔在叔的面前，有些惊慌，有些忙乱。叔看我忙乱，就取出了一封电报，默默地给我。

电报上只有简单四字：“有事速回。”在那个年代，电话网络，不像蛛网样罩在今天的上空，让世界变得小如手掌。而那个时候，通讯的主要方式，就是信和电报。缓事发信，急事发报。而发电报，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如亲人病重病危，或突发别的灾难。因为电报上每发一字，需要六分钱还是八分钱，这六分、八分，是两到三个鸡蛋的价格。所以，世界上最简单的文字，自然就是电报的语言；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电报的语言。

因为家有病人，这让我不敢多想电报背后的事情。就只能怀揣着电报，急匆匆地下了矿山，买票整物，连夜启程，回到了洛阳嵩县的一隅老家。

到了家里也才知道，家里一切如常，只是因为社会和从前有了大不一样。

六

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制度。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去考那事关你命运前程的大学。

从新乡回来，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就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途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充满着悲伤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息。清楚地记得，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我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地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情真意切，壮怀激烈。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四百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作文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稿纸时，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过去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画，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儿，让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连考上中专的也没一个。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志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志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填成了北京大学。

我也一样。

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绝对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也没有到新乡水泥厂里接续着去做那炸山运石的临时工人。我想在家写我的小说。刚巧我大伯家的老大孩子，我的一个名为发成的哥哥，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匠人，在一个水库上成立了一个小形建筑队，我就白天跟着他到水库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晚上在家里夜夜赶写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屋里，一直写到第二天鞭炮齐鸣，春光乍泄。

1978年的下半底，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在我人生的途中，迈出了最为坚实的进城寻求人生的一步。可在军营，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都会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问我为什么写作时，我都不说是为了我的命运，而是说为了革命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去争做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合格军人。因为革命，是那个年代的根本，革命掩埋、掩盖了那个年代里人的一切。可是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把你写的小说都当作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地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2008年7月17日于北京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1）

作家，历任《海南纪实》主编、《天涯》社长等。著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多个奖项。作品有英、法、荷、意、西国等多种外文译本出版。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

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联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他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2）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抢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1966年夏。最早的###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武装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战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3）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拥而下，手忙脚乱地狂找水龙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叠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书

那时中国内地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4）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5）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匣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罗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

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痉挛着。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6）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传。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7）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1976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1968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地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战争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绝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以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糊（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8）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期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1972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9）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三十年来，为何反而爆发出中国最强劲的发展？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10）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1972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1968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1972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11）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交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酝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茨、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大利亚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致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没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