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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 皇帝为何像一名乞丐？

- 朱元璋嘲讽刘伯温

- 朱元璋始终厌恶商人，关注农民

- 一切大火引发的迁都争议

- 明初首都的确立与朱元璋的犹疑

- 朱棣夺位与迁都北京

- 仁宗的短命成就了北京城

- 两个孝子，一场悲剧

- 杨慎一家是怎样结怨于皇帝的

- 桂萼与张璁：不得不说的两个人物

- 提拔与廷杖：来自皇帝的报复

- 东风独坐感流年：远谪云南

- 状元写给妓女的诗，凄凉至极

- 来自魏忠贤的构陷

- 杨涟首触凶焰：列举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

- 君子之“法”与小人之“术”

- 熊廷弼案

- 惨绝人寰的六君子案

- 大丈夫临死前的血书

- 皇帝的女人

- 长期固宠：李贵妃的过人之处

- 李贵妃的直觉政治

- 将母爱融入政治的聪明女人

-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

- 座主和门生

- 罗玘弹劾李西涯

- 张居正师徒反目

- 木府：云南三大土司府之首

- 元、明两朝开国皇帝的赏赐

- 纳西王变成了丽江府知府

- 羁縻与因俗施化：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 按天堂的要求建造的城市

- 张居正是权臣吗

- 对“宰相之杰”的争论（1）

- 对“宰相之杰”的争论（2）

- 评价一个政治家的首要标准应是事功

序言

序言我曾写过一本明史札记《读了明朝不明白》，与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撰写的《读了明朝就明白》一起，于2006年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单看书名，会以为我故意和王先生抬杠，其实不然。我与王先生是忘年交，数年来向他请益颇多。两个书名闹别扭，原出于我俩的一次笑谈。明代乃集封建王朝之大成，读其史籍，研判人事，常常会感到明白中有不明白之处，不明白时又会突然明白。明白与不明白，乃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自写了这本札记之后，各路文友及读者给予颇多鼓励。承蒙《人民文学》与《美文》两杂志的执事者，不吝版面邀请我开专栏续写明史札记。一年下来，又有了十几万字。感谢中华书局及刘树林女士的鼓励，又辑为一册付梓。

我自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来，一直对明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我曾对人讲，我的旅游分两部分，一是在大地上旅游，二是在历史中旅游。有的地方游了一次就不想去，有的地方却常去常新。明朝便是我历史旅游的目的地，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收拾思想的行囊，到明朝去看风景。

大凡称得上风景区的地方，若非藏有奇山异水，肯定就有名胜古迹。明朝这个风景区里藏有什么呢？它没有汉朝的剑气横溢，也没有唐朝的雍容大度，在它的英雄谱系里，没有荆轲、霍去病、岳飞这样的铮铮铁汉；在它的文苑林中，也没有屈原、李白、苏东坡这样雄视千古的俊杰。简单地说，明朝的土壤，产生不了一流的侠士与文人。也就是说，它的人文风景中没有奇山异水。但我们仍可以说明朝的风景大有看头，这乃是因为明朝的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都是中国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范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他的出身与经历使他醉心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呆板与多疑的性格，使他注重伦理而厌恶卓尔不群的人。皇帝的好恶决定了帝国的发展方向。明朝的制度适宜于循规蹈矩的人。长此以往，庙堂中多保守卑琐之士，民间多怯懦狷介之人。若遇上较强的皇帝，这样的制度倒也可以保全帝国的安宁。遗憾的是，明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对自己的掌控能力缺乏自信，因此不得不借助于非正常的手段来管理朝廷，这样就导致特务政治的横行。

庙堂多奸佞，民间则多宵小之徒；君王好灵异，民间则多方士妖术；显宦爱金钱，朝廷则多敛财贿赂之徒。明朝中叶之后的社会众生相，实乃是光怪陆离、乱象丛生。

纵观历史，可以说，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克星。小人在朝则必定贤人在野，若贤人在朝，则必遭群小暗算而死无葬身之地。徜徉于明朝，君子的悲剧比比皆是。就我看来，悲剧最盛者，莫过于方孝孺、于谦、杨涟、袁崇焕四人。张居正的悲剧虽然怵目惊心，但毕竟是祸发身后，他本人已无从知晓。这四个人不一样，他们都是含冤而死，且都死得极为惨烈。我写过的明朝人物，诸如杨慎、王阳明、李贽等等，凡为后世所推崇者，几乎也全都是以悲剧收场。

如果某一朝代的精英人物，都只能在悲剧中让后人怀想，则这个朝代满布黑暗。它所有的人文风景，亦只能在血腥与残暴中展现。

我喜欢到明朝去看风景，但我并不是欣赏这风景。每一朝的执政者，都在建造自己的人文风景，孰优孰劣，当世之人虽然语焉不详，但后人评说便无顾忌了。毫无顾忌并不等于是不负责任地滥加批评，而是应该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清醒和人文精神建设者的责任，为我们当下国人文化复兴的伟大理想，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

2007年11月7日

皇帝为何像一名乞丐？

洪武三年（1370）六月的某天晚上，南京城东面的皇城中，只见守城的锦衣卫校尉打开中门，一群穿着麻衣草鞋的男女自门中走出。打头的一个人身材粗壮，五官长相虽说不上丑陋，但绝对怪异，一双眼睛厉于鹰隼，虽在三伏天，盯你一眼也会让你不寒而栗。

这个人便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今天的打扮，不像是一位皇帝却更像是一名乞丐。从传世的一幅画像看，朱元璋慈眉善目，但有君临天下的气概，一看就是“天生龙种”。但这幅画像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传说当初朱元璋召来天下一流的画师为其绘相。画师们惟恐画得不像，都使出看家本领，画得惟妙惟肖。但朱元璋却仍以画得不像为由，一连杀了三个画师。第四个画师又被召到御前，前面三个同行的命运吓得他魂儿都掉了，他不知如何保住项上头颅，兀自愁眉不展。幸亏他的朋友献计，让他“绘御容时，稍事修饰，掩敛杀气而增慈善”。他如法炮制，御像绘出后，朱元璋大为满意，认为这画像“形神兼备，足称朕意”。

伟人尽管雄才大略，但有时也犯小心眼的毛病。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完人，不应该有缺陷。朱元璋统驭千军横扫六合，建立起一个赫赫王朝，不管他长相如何，天下人都不敢藐视他。但他偏还要往“美男子”堆儿里凑，并为此动怒而闹出三条人命，这就大可不必了。

却说朱元璋领着这群男女走出皇城，向鸡鸣山的山川坛走去。那里是皇家祭祀天地神灵的地方。从皇城到山川坛，有十几里路。沿途警备森严，跸护的军士排成长阵。皆因这群男女个个都是朱明王朝的核心人物，男的是朱元璋和他的儿子们，女的是他的后妃和公主。朱元璋共有四十六个后妃，二十六个儿子和十六个公主。在中国所有皇帝中，他几乎可以说是生育能力最为旺盛的一个。一百年后，他的家族就繁衍到八千多人。这些人都由王朝的财政养活。为满足他们妻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其庞大的开支，相当于全国三分之一的军费，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刻，朱元璋领着他的后妃和儿女们浩浩荡荡地离开皇宫，到山川坛干什么去呢？却说这年自暮春开始，一直很少下雨，江南大地一片焦渴，田里的禾苗大都枯死。深信“天意”的朱元璋认为这场灾咎可能是上苍对他的惩戒，因为他登皇帝位不过三年，一切都还在草创之中。是不是自己登基时说过的“上膺天命，下符民意”这八个字，做得不好呢？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心亲率眷属前往山川坛祈雨。在古代，祭祀与祈祷被看作是人神对话的最好方式。

史载，朱元璋到了山川坛后，袒露上身，盘腿坐在青石板上，无遮无挡曝晒于烈日之下。他的儿子们也都陪侍左右。对于住在深宫大院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子们来说，参加这样的祈祷仪式真是苦不堪言。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根本不考虑儿子们会不会中暑，他一心要用自己的诚意去感动天庭。他的后妃们虽不在祈祷的行列，但也没有闲着，在马皇后的带领下，她们在祈祷现场临时搭砌的灶台上烧制农家饭，都是那种朱元璋少年时代常吃的粗糙的饭食。煮熟的麦饭菽豆，皇太子先捧给朱元璋品尝，然后一家人坐在烈日下吞咽。

这样一连三天，白天袒背曝晒，夜里原地和衣而卧。第四天结束这自虐式的祈祷，仍然徒步回到宫中。朱元璋没有回到粉黛如云的皇宫，而是独自来到西院斋宿。他下令从内库中拿出钱钞采购一万四千匹布纱颁赐将校，于常例之外补给兵士薪米；又令法司决狱，大赦一批囚犯；并下旨有关部门访求天下贤士以探明治国之道。据说这些措施相继落实后，老天爷真的下起了大雨，持续了几个月的旱情得以缓解。

六百多年前这一场祈雨的盛典，见之于明朝典籍。其时明代虽已开国，但北方的战事仍在紧张地进行，徐达、常遇春等股肱之臣尚在西北的荒漠上平定虏敌，江南膏腴之地因频经战火，生气亦未恢复。前面已经说过，旱情此时发生，引起朱元璋的高度警惕，他敏锐地从中发现了某些危及政权的因素。

朱元璋嘲讽刘伯温

祈雨之后，朱元璋把刘伯温找来，寻问治国之道。关于这段故事，曾参与修撰《明会典》的万历史官余继登在其编著的《典故纪闻》书中记述道：

太祖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如何？”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从这段对话中可知，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宽仁之说大不以为然。刘伯温满腹经纶，精通天文地理，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角逐中，他是最得力的谋士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与朱元璋的关系，犹如张良之与刘邦、诸葛亮之与刘备。显然这一次谈话，刘基的回答“不称上意”。朱元璋农民出身，几乎是文盲，后来，在打天下与治天下的过程中，虽然学到不少东西，但他的经验多于知识。尽管他常常表现出思贤若渴的态度，但骨子深处对读书人始终抱有戒心。

客观地讲，刘伯温说出“宽仁”二字，只是点出题目，下面只要朱元璋问他一句“如何实施宽仁”，相信刘伯温一定会有一篇对症下药的宏论。但朱元璋并没有问他，而是噼里啪啦自己讲了一通，捎带着还把这位谋士讥讽了一句“舍此而言宽仁，是徒有其名”。

在中国的古代，君臣晤对，是产生治国方略行政智能的最好方法之一。皇帝与大臣，既相生，又相克。相生之时，则君臣融洽，国泰民安。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一部《贞观政要》记述甚详。若君臣相克，则天怒人怨。嬖幸之徒趁机以谗言获宠，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当然也有一种皇帝，对臣子非常“尊重”，常常不耻下问。如汉文帝把贾谊请来彻夜长谈，结果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此种皇帝，徒落笑柄而已。

检点明朝典籍，不难看出，朱元璋虽然经常与大臣晤对，但讨见识听意见的时候极少，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发表宏论，臣下惟有诺诺而已。

不过，仔细研究朱元璋的一些宏论，还得承认，这个皇帝心里头始终还是装着老百姓的，上面引述的他与刘伯温的晤对，他不问青红皂白把刘伯温揶揄一通固然不对，但他对于“宽仁”的引申，倒真是颇有见地。他认为宽仁过于空落，是读书人的酸语。对于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是实惠。

我曾经说过，政治是一门艺术，要想做好它，不但要有激情，更要有想象力。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以及邓小平倡导的“一国两制”，都是改革中政治想象力的典范。朱元璋缺乏想象力，可举一例。曾有大臣向他建议像前朝那样，给江西龙虎山的张道人“天师”称号，朱元璋斥道：“天至高无上，怎么可能还有老师？”

纵观明朝的一些国策，朱元璋少有创见。他开创的大明王朝，说得准确一点，只是“开”而非“创”。我们说一个帝王应有雄才大略，这是统而言之。若分开来说，则开国应有雄才，创业则需要大略。朱元璋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立国之初，他不遗余力推行制度建设，也只是恢复帝国的秩序而非给新的王朝注入新意。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希望他的国家稳定而富裕，士农工商各有所务，田野多农夫而城市少流民；每一个臣民都充满至高无上的道德感，都必须心存敬畏。

朱元璋是道德治国的极力推行者，在他看来，所谓道德，最紧要的两个字是忠与孝。张居正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这位大明王朝最为卓著的政治家，虽然比朱元璋晚生了两百多年，但他对这位开国皇帝的思想，可谓体会至深。今天，我们参观那些江南的古村落，经常看到门楣上书有“耕读传家”四个字。毫无疑问，这里浸润着明代的遗风。忠臣与孝子，儒士与农夫，在明代大受推崇。

今天，我们常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是西方的观点。尽管在其衍变过程中增加了不少人文的内容，但其发端仍是经济学上的考量。而六百多年前的朱元璋，却是依靠忠臣孝子与儒士农夫作为中坚力量来稳定社会的。这四种人非但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贫富之间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都有着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这在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在朱明王朝，每一个人都必须像圣贤那样，强迫自己建立起道德优越感。

朱元璋始终厌恶商人，关注农民

让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朱元璋在山川坛祈雨，可见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他执政的三十多年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他的第一关注点。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农民出身，更因为帝国的子民，百分之九十都住在乡间。农业稳则农民稳，农民稳则天下稳。一个统治者并不需要强大的想象力，就能对这一国运作出判断。由于出身与知识的双重局限，朱元璋厌恶商人，同时对流民亦抱有高度的警惕。他自己就当过流民，他认为流民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而流民十之八九都是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生性懒惰，大部分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背井离乡。基于这种认识，洪武三年的那场大旱引起朱元璋内心的恐惧。

祀天之礼，实乃中国远古开始的风俗，并非朱元璋的创见，但朱元璋的虔诚却是前朝皇帝不可比拟的。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为朝中大臣作出楷模，同时也赢得了天下百姓的尊重。朱元璋如此垂范，倒还真不是“作秀”，而是他从内心深处就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救世主。在那次与刘伯温谈话之后，他还与中书省的臣子说：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也。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完全可以想象，天下百姓听到这样的圣旨，是如何地欢呼雀跃。自古以来，农民始终是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而农民中的鳏寡无助者，则是弱势中的弱势。朱元璋行“实惠”，首先就让这样一些人得到好处，应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但是，朝廷大量的府州县官员，对待农民“不体上意”，常常表现出官场的傲慢，具体的体现是敷衍塞责与心不在焉。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洪武九年，山东日照知县马亮三年考满，州官为他写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朱元璋见了，批道：“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源，皆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从朱元璋的这道批示来看，他对官场的猫腻了如指掌。在明代，督运属朝廷的经济部门，肥得流油。而县令则是苦差事。也不知那位马亮花了多少银子，才买通州官给他写了这道评语。目的很明显，希望朱元璋将自己改为督运官，每天吃香喝辣享清福。朱元璋既痛恨跑官要官，更痛恨地方官不懂农业与教育。不用说，这位马亮因犯“渎职罪”而被革职，且永不叙用。但整个官场并没有因为马亮事件而改变，坑农扰农的事情还是屡有发生。兹后，湖北的荆州、蕲州两处发生水灾，户部主事赵乾奉命前往赈灾。这赵乾自京城出发，一路游山玩水耽误了两个多月，到达受灾地后又磨磨蹭蹭迟迟不放赈，以致灾民饿死很多。朱元璋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将赵乾斩首示众。《典故纪闻》记载朱元璋曾下旨中书省说：

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灾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朱元璋治国期间，农民问题处理得较好。他死后，他的亲民顺民富民的“三民”政策，还延续了好多年。到了明中叶，自武宗始，休养了一百多年的农民又开始遭受劫难。又六十多年后，张居正出任万历首辅，推行新政，力革时弊，用“一条鞭”的改革，来上承朱元璋的农民政策，应该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但人亡政息，张居正遭受清算后，刚刚苏困的农民再次陷于水火，这导致大批流民的出现。元朝末年，大批流民揭竿而起，朱元璋依靠这些流民形成的武装，建立了大明王朝。谁知在他死后两百多年，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民武装，又将他的后代掀下帝座。终点即是起点，由此可见，历史的想象力，超过任何一位政治家。

一切大火引发的迁都争议

永乐十九年旧历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

朱棣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带来的。“上天示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只有统治者出了问题，老天爷才会震怒。所谓“天怒人怨”，便是这个道理。第二，统治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在哪里，这就需要有智慧的人站出来为其指点迷津。鉴于此，朱棣立刻下诏求言。也就是说，他希望朝野明智之士为他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

很快，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送到御前。这位六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事情还没有完，萧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编制是四十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比之于今天，科道言官的级别也仅仅是县处级而已。但科道言官的权力很大，在明代，位居二品的六部尚书遭言官弹劾而受到惩处的不胜枚举。

明代的官场，有两种经历的人升官比较容易。一是在翰林院呆过，二是当过科道言官。由翰林院而入内阁当辅臣，由言官而晋升为封疆大吏或方面重臣。

科道言官，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尚不致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担任言官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

但这次恰恰相反，对朱棣的迁都持异议的，多半是言官，而部院大臣都是坚定的迁都派。这是因为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对建文帝时的朝廷大臣作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经过二十余年的筛选过滤，现在的部院大臣，大部分都是“靖难功臣”，他们也都成为南方士族的仇人，因此利益上与朱棣是一致的。

言官们都很年轻，与朱棣的“靖难”无关，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认为皇上“轻去金陵，有伤国体”。朱棣对这些言官非常恼火，但不能像对待萧仪那样，一概杀之。他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其时，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但谁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侮辱。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没有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朱棣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这场景看起来有点滑稽，然而中国的中世纪的政治，便是在这种滑稽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明初首都的确立与朱元璋的犹疑

朱元璋于1368年创立大明王朝，虽然定都南京，但似乎从一开始，朱元璋就觉得南京不是很合适。因为它偏安江南，对控制辽阔的北方十分不利。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个诏书，言道：“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大梁即今天的开封。朱元璋出于战略考虑，提出设南、北两个都城。还有一说就是袭汉唐的旧制，将长安（今西安）列为都城。朱元璋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完成不了首都北迁的任务，便将希望寄托在懿文太子身上。谁知懿文太子早夭，定都关中的计划落空。方孝孺的《懿文皇太子挽诗》写道：“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望翠华临。”讲的就是太子曾去西安做迁都前期筹备工作的事。

自秦开始，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之前，长安、洛阳、开封都曾做过都城。其中以长安的时间最长。南方如金陵、杭州、扬州等处，亦曾做过都城。奇怪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于北方者，大都国祚长久。这皆因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文明，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冲击。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温文尔雅怎抵挡得住“胡人”的铁马金戈。建都北方，主要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

朱元璋灭元之后，却没有将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直接定为首都，仍然选中金陵营造他的皇城。这大概是因为朱元璋出生淮右，而且骨子里头视“胡元”为异端，因此对元朝的都城从感情上厌恶。但是，从洪武二年起，他就对定都金陵产生了动摇。

朱元璋的迁都念头，虽然从没有打消过，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为解决西北和东北的异族入侵，他不是采取迁都北方就近指挥防御的办法，而是改用“封王”制，即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北方各边，担负起剿抚夷狄的任务。关于这件事，郑晓的《今言》有载：

国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镇分封，似乎过制……今考广宁辽王、大宁宁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宁夏庆王、甘州肃王，皆得专制率师御虏。而长陵时在北平为燕王，尤英武。稍内则西安秦王、太原晋王，亦时时出兵，与诸藩镇将表里防守。

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都有虏患。朱元璋于此分封九个儿子，统兵御虏。天下的军权，多半都在自己的儿子们手上，所以，生性谨慎的郑晓也微讽“似乎过制”。这九位亲王，都曾经与虏敌交过手。但真正对稳定北方控制强虏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时为北平燕王的朱棣。

朱棣夺位与迁都北京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中，他是最能干的一个。北京之所以成为明朝的首都，清朝继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继之，其发脉者，就是这个朱棣。

朱棣十一岁被封为燕王之后，朱元璋安排他同另外几个未成年的藩王一道回到老家凤阳读了几年书。他二十一岁就藩，所谓就藩，就是前往分封地居住。朱棣到了北平后，经常率兵从这里出发，到东北或西北与“戎虏”作战。多年的沙场生涯，培植了他君临天下的胸襟。他的父亲朱元璋驾崩之后，传位于太孙朱允炆，是为建文帝。这位年轻人斯文儒雅，但缺乏谋略与胆气。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治国，同样也会弄出纸上谈兵的悲剧。因此，朱棣对侄儿登基后的所作所为，不但嗤之以鼻，而且深为不满。传说朱允炆即位的第一年冬天，朱棣在北平的燕王府邸大宴宾客，其时天寒地冻，朱棣出一上联让人对：“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在座的姚广孝应声而对：“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这好比挠痒痒挠到了正处，一直有夺位之心的朱棣听罢大喜，便暗地里进行着夺位的准备。

不管怎么说，朱棣夺位是为“篡”，情形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差不多，但朱棣给自己篡位下的定义是“靖难”。那些跟着他从北平打到南京的将佐，个个都变成了靖难功臣。

朱棣夺位成功，改年号为永乐。在其执政期间，做了几件大事。如派遣太监郑和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等，还有一个最大的政绩，便是迁都北京。

北京在唐代之前，一直属于幽州。赵宋政权期间，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北京在其内。经宋一朝，北京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政权所控制。公元938年，也就是辽太宗会同二年，幽州改为南京，亦称燕京。金与宋共同灭辽后，金占据燕京，直到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元世祖忽必烈先灭金，后灭宋，建立统一的元朝，分裂了数百余年的国土再度统一。忽必烈再次更名为燕京，到了至元元年（1264）又恢复中都称号。后来于此扩建皇城，改称为元大都。

元朝国祚短暂，不到一百年，但对于北京的建设，却是功不可没。有一个叫刘秉忠的汉人，既当过和尚，也当过道士，还精通《周易》，因此得到忽必烈的信任。1256年，他受命在滦河上游修建开平城。他在建城中显露的才华深得忽必烈赏识。于是在1267年刘秉忠再次被任命为元大都的营缮官，即建城总指挥。1276年，元大都建成。这一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陷落，赵宋政权灭亡。

据张清常先生考证，刘秉忠并非纯儒，又得蒙古族皇帝信任，所以他敢突破旧制，提出独特的建城方案，当时民间都知道刘太保（秉忠）设计的章法是哪吒城。哪吒是佛教传说中的护法神之一，又称哪吒太子。刘秉忠把元大都设计成长方形。如果从高空俯瞰，会发现元大都形似三头六臂双足蹬着风火轮的哪吒形象。

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元顺帝弃元大都逃走。八月徐达攻入城中，改大都为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朱棣改北平府为北京。

朱棣迁都北京，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北方虏患不绝，建都在北京，便于就近制御。当然，西安、开封都可选择，但朱棣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对这里有感情。而且，到了明朝，西北的少数民族如匈奴、回纥等都已式微，而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鞑靼都仍存在着骚扰中原的能力，对付东北的“虏患”，北京显然比西安更具有地理优势；第二，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再继续呆在南京做皇帝，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他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迁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是北京经过元末的战火，毁坏严重，重建皇城，并非朝夕之事；二是初登皇位，立刻提出迁都，会让人误会他“胆怯”，而不敢在南京皇宫内号令天下；第三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北京定为首都，所需钱粮，还得仰仗江南，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这也是个不易克服的困难。

不过，朱棣委实不喜欢南京，从永乐七年开始，他让太子留在南京监国，自己时时跑到北京住下来。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则成为行在。实际上，早在永乐四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

据传，明北京城及皇宫的设计者是姚广孝。这个姚广孝同元朝的刘秉忠一样，也是和尚出身。所不同的是，姚广孝到死也没有还俗。

姚广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和改建北京城。他没有保持“哪吒城”，而是按儒家的观点，把北京建成一座方城。而皇城（紫禁城）则在方城的正中央。

北京城的建设，整整进行了十五年。这期间，为配合迁都，朱棣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江南各地向北京大量移民；二是疏浚运河，打通南北的运输干线。据记载，洪武三十年，通过海运由南输往北方的粮赋只有七万石，永乐六年，就增至六十五万石。永乐十二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增至五十万石，另还有四十万石由海运输入。到了十六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就已高达四百六十万石。

当北京的财赋供给与人口都不成问题时，朱棣就发出迁都的诏令。北京不再是“行在”而变成了首都，南京则变成了留都。

迁都的正式实施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此前，朱棣封赏所有参与都城兴建的人员，其中有一个苏州匠人蒯祥，封为工部侍郎。如果说姚广孝是明北京城的总设计师，这个蒯祥就是总工程师了，所以功劳很大。

仁宗的短命成就了北京城

迁都最初的几年，围绕该不该迁都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朱棣为了压制反对派意见，杀过几个人，包括前面提到的萧仪。

自从萧仪死后，朱棣再没有为迁都的事杀过人了。这是因为那一次雨中跪辩，所有的部院大臣与科道言官都看清了朱棣的决心：迁都不容置疑，哪怕老天爷震怒，再雷劈十座奉天殿，朱棣也决不会把金銮殿搬回到南京去。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死。他的儿子仁宗继位。次年改元洪熙。仁宗同他的爷爷朱元璋一样，喜欢南京，登基之后，他决定把首都再搬回南京。但刚有这个想法，他就死了，在位还不到一年。仁宗的儿子宣宗继位，他是朱棣生前最喜欢的皇太孙。宣宗同朱棣一样喜欢北京，于是更改父皇的旨意，作出了暂不迁都的决定。这个“暂”字是为了给父皇一个面子，其实宣宗压根儿就不想迁都。

所以说，某一个地方的兴衰，的确与政治家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如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该城是张居正执政期间，为开放边境贸易而倡议修建的“板升”城；再说今天的深圳市，如果不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恐怕至今还是保安县的一个小渔村。北京城的运气非常好，一是碰到了忽必烈和朱棣这样两个皇帝，对它情有独钟；二是负责修城的刘秉忠与姚广孝，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设计师，没有他们，北京城不可能有令世界瞩目的帝京气象。当然，仁宗的短命也是北京城作为首都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他再活十年，北京城会是怎样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两个孝子，一场悲剧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开篇引用的《临江仙》，想必所有的三国迷耳熟能详。我十一岁时读这首词，内心便受到感染，产生难以排遣的惆怅。后来，当我第一次坐上渡船行驶在长江上，便禁不住吟诵“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读到词的结尾“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时，年少的我，虽不大理解这词中的苍凉，仍然觉得这种感伤既让人亲近，又让人害怕。

等到成年后，我才知道这首词的作者并非罗贯中，而是明嘉靖年间的杨慎。罗先生创作出不朽名著，但非杨慎之词，不足以表达他小说的主旨，可见这首词所含蕴的人世沧桑，具有多大的震撼力。

但是现在，我却想让读者读杨慎的另外一首诗：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

故园先垄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

这首诗名为《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是杨慎死前二十多天写下的，语极凄伤，可谓字字血泪。这首诗的背后，隐藏的是杨慎一生巨大的悲剧。

杨慎一家是怎样结怨于皇帝的

杨慎，字用修，别号升庵，出生于四川新都一个官宦世家。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进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父亲杨廷和，成化十四年进士，先于其父一届，时年十九岁。杨慎是杨家入仕的第三代，正德六年二十四岁时参加会试，殿试第一成为本科状元。一门三代进士，还出了一个状元。这样的家族不仅仅在新都，就是在全国，亦属罕见。

杨家三代官员中，官当得最大的当数杨廷和。他入仕四十六年，除正德十年丁父忧回家守制三年外，余下四十三年全在京城为官。成化十年，从翰林院庶吉士干起，历任翰林院检讨、修撰、侍读等。弘治二年，改任左春坊左中允，这一职务是太子的老师，这太子即后来的武宗皇帝。三年后，又迁升左春坊大学士。正德二年，由詹事府詹事超升东阁大学士，入阁主管诰敕。担任内阁辅臣不久，因得罪臭名昭著的大太监刘瑾而被驱逐出京，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后升任户部尚书。半年后，刘瑾劣行败露被武宗“忍痛割爱”，诛除了，杨廷和又得以回到京城，入阁当了辅臣。到武宗皇帝驾崩时，杨廷和已是首辅。

武宗一生胡闹，亲近过的女人难以计数，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用情不专的原因，这位风流皇帝竟然没有生下任何儿女。因此，他这一死，便没有法定的子嗣来承继皇祚。按规定，必须在武宗近支的宗藩中寻找一位“皇子”来承祧，主持这项工作的便是杨廷和。

当时有三个人都有条件继承皇位。经过一番考虑，杨廷和选中了朱厚熜。这个朱厚熜的父亲名叫朱祐杬，是孝宗的弟弟。武宗皇帝是孝宗皇帝的独子，朱祐杬是他的叔叔，朱厚熜是他的堂弟。

孝宗的父亲宪宗，是明朝第一个搞“姐弟恋”的皇帝。宪宗十八岁即位，就将年已三十五岁的宫女万某立为贵妃。这位万贵妃一直侍候宪宗长大，两人年龄相差十七岁，论辈份应该是母子，但两人更像姐弟，少年时的宪宗从万贵妃那里知道了情事的快乐。奇怪的是，宪宗对万贵妃的宠爱二十年不衰，这种“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观，搁在一位皇帝身上，实属难得。万贵妃三十六岁时为宪宗生过一个儿子，但未满周岁就死了。此后，万贵妃一切的怀孕努力都是瞎耽误功夫，她因此很伤心，也变得很歹毒。她只要听说别的嫔妃怀孕了，就一定会将这嫔妃弄死或致其堕胎。因此，宪宗尽管嫔妃成群，却没有谁给他养出儿子来。他当了十一年皇帝后，有一次在剃头的太监面前感叹自己老之将至，却膝下空虚。太监这时斗胆告诉他：有一个来自广西的宫女，姓纪，生下了一个儿子，为免遭万贵妃的毒手，宫里头的人都替纪氏隐瞒，放在隐蔽的安乐堂中偷养，如今这孩子已长到六岁。宪宗喜出望外，立即宣旨将孩子从安乐堂中领出来，交给周太后扶养。据说万贵妃得信，没有一个月就将纪氏毒死。但对孩子她却没有办法，因为周太后那儿防范严密，她无从下手。

既然宪宗有了儿子，万贵妃便改变略图，由对其他嫔妃的“计划禁育”变成“鼓励超生”。这样，短短几年，宪宗便又有了十一个儿子。

但因纪氏所生的儿子是老大，便理所当然成了太子。这个太子朱祐樘，就是武宗皇帝的父亲孝宗皇帝。

孝宗是个好皇帝，但养了一个坏儿子，武宗不似父亲正派，勤勉政事，却像祖父宪宗皇帝那样风流、昏庸。他喜欢和那些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上床，大约也是承继了祖父“姐弟恋”的传统。

介绍了这么多背景资料，话题还是回到武宗的接班人上头。按道理，孝宗皇帝的十一个弟弟的后代，武宗皇帝的堂兄弟，都有资格承祧。但杨廷和从综合条件考虑，选中了朱厚熜。

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在孝宗即位之后，被封为兴王，藩邸在湖北安陆。朱祐杬就藩之后，朱厚熜在安陆出生。正德十四年，朱祐杬病死，谥号为献，朱厚熜十三岁袭封兴王。

武宗皇帝死时，朱厚熜十五岁。在杨廷和主持下，朱厚熜来到北京继位。

杨廷和谙熟朝廷掌故，在朱厚熜来京后，便找这位即将登基的皇帝谈了一次话：他要朱厚熜办一个法律手续，过继给他的伯父孝宗皇帝。这样，他将以孝宗的儿子而不是侄子的身份来嗣位。这种做法叫承祧。朱厚熜满口答应，因为他知道，如果不答应，这个皇帝就轮不到他做了。

但是，当朱厚熜登基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后，他立刻就变卦了。他登基后的第六天，就下诏群臣讨论如何尊崇他的亲生父母。当杨廷和以“承祧”的原则提醒他时，这位十五岁的皇帝恼下脸来狡辩说：“孝宗本是伯父，如何变成了父亲？兴献王本是朕生父，如何又变成了叔父？这样绕来绕去不妥当。”

从此之后，围绕这个问题，世宗与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进行了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斗争，一直斗到嘉靖三年的正月，世宗如愿以偿，尊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

杨廷和眼看无法挽回，愤而致仕回到四川新都颐养天年。这件事，是明史嘉靖朝中有名的“大礼案”。

然而，大礼案并未因杨廷和的去职而停止，反而更加激烈。

桂萼与张璁：不得不说的两个人物

谈到大礼案，不能不说说桂萼与张璁这两个人。张璁是嘉靖皇帝登基前不久的新科进士，考中进士时已年满四十七岁。若要按明代官员的考成法，他就是勤勤恳恳干到六十岁，能当到七品县令就很不错了。大礼争议兴起时，张璁观政于礼部。所谓观政，并非实职，只是正式任职前的一种锻炼，若安排在刑部，就叫刑部观政；安排在礼部，就叫礼部观政，以此类推。吏部根据该人在观政期间的能力和表现，再授以实职。桂萼是正德六年的进士，嘉靖初，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

若考察明朝的官场众生相，分为大类，当然只有君子与小人两种。但君子中有的以精明练达著称，有的以道德文章行世；有的立下扭转乾坤的事功，有的保持廉洁奉公的操守。论及小人，有屈己媚上者，有哗众取宠者，有贪赃枉法者，有冒功邀赏者，品类众多，不一而足。如果说，君子行列中还能找得出赝品，那么小人堆里则个个都是正宗。成祖一生阅人无数，他评价手下大臣，说：“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用其意，桂萼、张璁则可称为“小人中的小人”了。

大礼争议初起，由杨廷和领导的文官集团几乎是一边倒，坚持世宗应该将孝宗认作“皇考”。初登大位的世宗虽心有不甘，但还没有力量战胜内阁。因为，尽管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必须一呼百应方能奏效。让世宗憋气的是，其时一呼百应的是杨廷和而不是他这个理当一言九鼎的皇帝。

历史上关于“承祧”的游戏规则，在杨廷和看来是不可更改的。这是文人政治家可爱的一面，亦是可悲的一面。在今天看来，世宗认孝宗与兴献王谁为正宗，纯粹是皇帝家事，大臣们如此认真地争论，真可谓“秀才多事”。但在明朝，这一类的争执，往往酿成巨大的政治灾难，如英宗复辟、宪宗废后、神宗尊母、熹宗朝的三大案等等，莫不都制造出轰动朝野的惨案与冤狱。

就在大礼争执陷入僵局，皇帝与首辅处于对峙的阶段，有两个人站出来打破了平衡，他们就是桂萼与张璁。

两人看出世宗的焦躁与不满，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们出人头地的绝佳机会，于是各自写出反驳杨廷和的奏章上呈。大意是：凡大孝之人，未有不敬重亲生父母者。敬父母就是敬祖宗，敬社稷。皇上为亲生父母正名，是天底下第一等的孝子，是苍生百姓的楷模。

世宗收到奏章后，大喜过望。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本来就很脆弱，桂、张二人的奏章立刻就打破了平衡的格局。这就是杨廷和等大臣陷入被动的原因。

为减少张璁在朝中的影响，杨廷和指示吏部将张璁调往南京任刑部主事。如果说观政级别相当于科长，这个刑部主事就相当于正厅级干部。

这种安排，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蹊跷来。皇上要给张璁升官，杨廷和哪里挡得住？但他可以做点手脚，找出很多让皇上难以反驳的理由，将张璁高升到外地。

张璁到了南京，与同在刑部任职的桂萼结为政治盟友，就大礼案继续给皇上写奏章。世宗有了奥援，态度变得非常强硬，这导致内阁大臣的总体辞职。

杨廷和一走，文官中再没有像他这样精明强干坚持原则的强势人物了，相权再也无法制约皇权。世宗变本加厉，决定提拔一批忠实于自己的官员。在他的脑子里，最应该受到重用的，当然还是桂萼和张璁。

提拔与廷杖：来自皇帝的报复

杨廷和致仕回家时，世宗已经十八岁。经过三年的磨练，他已从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变成了猜忌刻毒的政治家。他不但懂得报复，也懂得权术。他知道单单提拔桂萼和张璁，会引起朝臣的非议。于是采取迂回措施，决定补充八名翰林院学士，将桂萼与张璁放在里头，打头的，却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

抛开杨廷和的因素不讲，仅就杨慎个人的学识与资历而言，也足以服人。他正德六年考中状元后，就当上了翰林修撰，官阶六品。后因母丧，丁忧三年，于正德十二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武宗当年八月出居庸关，以巡边名义到塞外寻欢作乐，杨慎上疏力谏，武宗对他很不高兴。当年杨慎又以养病为由辞官离开北京。他第三次来到北京，是世宗继位之后不久，因为他的才识，也因为他父亲的权力，他被安排为经筵讲官，当上了世宗的老师。这一年，他三十四岁，距他考上状元，已整整十年了。

世宗对他这位老师没有好感，因为杨慎总是利用讲课的机会，采用古代的实例对他施政的不妥之处进行规讽。但一来碍于杨慎的名气，二来也因为他是杨廷和的儿子，故这次选拔翰林学士，还是把杨慎列为第一人选。

但杨慎不买这个账。当他得知任命的消息后，他领头，翰林院三十六位同事一起附名，给世宗上了一道奏章，内中有这样一段：

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

世宗收到这封奏章，震怒非常，他下旨切责，并给予杨慎为首的上奏章者罚俸三个月的处分。过了一个多月，世宗决定去除亲生父亲谥号中的“本生”二字，一时舆论大哗。桂萼上书皇上请求召对大廷，以明国是。世宗准奏。在朝廷的争论中，张璁与桂萼以十三宗罪指斥反对改谥的廷臣为朋党。大臣何孟春一一驳斥。但这种争论对世宗不起任何作用。

朝会后，在何孟春的倡议后，京城各大衙门多名官员聚集在左顺门，伏跪请愿。杨慎与何孟春同气相求，对聚合的众官员慷慨陈辞：“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话虽不多，但字字金石，掷地有声！

这些官员中有内阁大臣、六部尚书，也有给事中、翰林学士，可谓都是朝廷栋梁。他们从早上七点跪到下午一点，不肯散去。世宗派锦衣卫前来镇压，捕捉了领头的八个人。杨慎拍着左顺门大哭，不肯退去的官员跟着一起哭，声震内廷。到这地步，世宗绝不肯退却，他下令将所有五品以下伏跪请愿的官员共一百三十四人下锦衣卫大狱。次日，世宗下旨廷杖杨慎等一百六十余人。十天后，余怒未消的世宗，再次下令将杨慎等七人二次廷杖。这次大礼之争，共有十八名官员死于酷刑之下，一百八十多人被贬职废黜。有八人永远充军，不可赦回，杨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东风独坐感流年：远谪云南

关于这场大礼之争，当时北京城中传出一首童谣：

太庙香炉跳，午门石狮叫。

好群黑头虫，一半变蛤蚧，

一半变人龙。

无疑，桂萼、张璁都是蛤蚧之类；而杨慎则是受人敬重的人龙了。但是，蛤蚧之流从此居庙堂之高，而人龙则只能处江湖之远了。

八月份，就在杨慎被缇骑押解，离京前往谪戍地云南永昌时，张璁骤升为二品大臣，入阁参赞机务。兹后不过三年，张璁便荣膺首辅之职，桂萼也沐猴而冠当上内阁辅臣。这两人在大礼案中狼狈为奸，而其后分道扬镳，为争权夺利斗得驴嘶马喘。但有一点，两人永远一致，那就是对待大礼案被贬黜的官员，始终采取高压的手段，决不给予平反。

嘉靖三年，杨慎未过中秋，便带着妻小离开京城，踏上了前往云南的谪戍之路。夫妻相伴到了湖北江陵。在这里，杨慎的结发妻子黄峨与他分别，带着孩子溯江而上，经三峡回到四川。而杨慎将独去湘黔，进入那传说中的蛮瘴之地。

按《明史&#8226;刑法志》规定：流放分安置、迁徙、口外为民、充军四种。最重是充军。而充军又以地域远近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卫四等；以年限分为终身、永远二等。杨慎属于最严厉的“永远充军烟瘴”。户在军籍，平常所穿的儒衫必须脱下，换上罪卒的赭衣戎帽，其待遇同囚徒差不多。

杨慎在途中走了将近五个月，于嘉靖四年正月来到永昌。一到军营报到，换上罪卒的衣服后，杨慎立刻感到失去了尊严，孤苦无助中，他写了《军次书感》这首诗：

凭高一望倍凄然，日暮乌啼生野烟。

天地侧身孤旅外，江湖短发乱兵前。

屈平憔悴渔翁问，韩信栖迟漂母怜。

何事穷愁无伴侣，东风独坐感流年！

出身官宦世家的杨慎，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突然变成囚徒，生活与精神两种优越感顷刻间丧失净尽。但是事情并没有终结，记恨的世宗，在处分了杨慎之后，又于嘉靖七年褫夺了已致仕在家的杨廷和的所有封赠与爵秩，削职为民。第二年，这位有功于社稷的大政治家，便含愤罹疾，死于家中。

杨慎闻讯，在谪戍地派人监护下，回到老家奔丧，但很快又回到永昌。永昌在今滇西保山一带，五百年前，那里的确是地老天荒之地。杨慎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五年，直至病死。

杨慎初谪的那几年，朝中君子损失殆尽。以张璁、桂萼之类的小人当政，即便不肯同流合污者，也决不敢抗命为杨慎等谪官说话。到了嘉靖十六年，在大礼案中得到好处的官员，几乎都已致仕。这时候，有些官员便开始委婉地劝说世宗给受贬者一个出路。世宗部分采纳了建议，对大部分受贬官员的处罚做了修正，但对丰熙、杨慎等领头闹事的八个人，则坚持维持原来的处罚，在各自的充军地永不赦回。

初谪充军，当地官员慑于朝廷的压力，对杨慎看管甚紧。尽管当地巡抚念旧，让他担任军中文书，但每逢团操，杨慎仍要手持军械参与操练。这就是他自吟的“江湖短发乱兵前”的真实写照。

状元写给妓女的诗，凄凉至极

明代以孝治天下，孝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世宗与杨慎，都是堪称楷模的孝子。世宗不惜大兴冤狱，也要为其父兴献王弄一个皇帝称号；杨慎不惜以身殉国，也要坚持父亲杨廷和议定的大礼。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遗憾的是，世宗与杨慎都认真过头了。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因大礼案谪戍的官员在吏部的一再提请下，大部分都赦还归田了。丰熙、杨慎等八人，属于永不赦还之列。世宗对杨慎的仇恨太深了，他深居大内，几十年中，总不会忘记杨慎，经常问：“杨慎云何？”常言道，凡事不怕忘记，就怕惦记。有世宗这么牵肠挂肚，杨慎就不会有出头之日。

关于戍边充军，按律，凡年满六十岁者，可以返回家乡。但杨慎满了六十岁后，主动申请却没有人敢受理。这样挨到六十八岁，他以垂老之年请假返乡，在泸州住了将近三年。但是，由于世宗的又一次询问，流戍地与借居地的官员都十分惊恐。两地派出枪兵，将年近七十二岁且体弱多病的老人重新押解到永昌。到了戍所后，杨慎悲愤交加，写了《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这首诗。

尽管杨慎对世宗内心痛恨，但到死也不敢公开指骂，只是说“迁谪本非明主意”，而将自己一生的悲剧，归结到“网罗巧中细人谋”。这细人，就是桂萼、张璁之流。

如果我们试图找出世宗一朝最有代表性的事件，那么，杨慎的悲剧或可入选。

世宗与杨慎，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状元；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一个代表政统，一个代表道统。两个人都拒绝和解，拒绝屈服，都在与时间拔河，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不幸的是，杨慎比世宗大了十七岁，年龄上不占优势。他病死戍所后，世宗还当了七年皇帝才离开人世。

1566年，世宗的儿子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穆宗。他登基当年，便给杨慎平反，追赠光禄寺少卿。平反书中载明是“奉遗诏”，意思是说给杨慎平反是世宗的遗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政治策略，明眼人一看便知。

杨慎在晚年写过一首诗《毕节见滇老妓》：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白首话青春。

不须更奏琵琶曲，司马青衫泪满巾。

作为后代文人的我，看到这首诗心中创痛。一个文章盖世的状元，却只能在穷乡僻壤与一个花容不再的老妓女一起叹息命运的无常。这说明了什么呢？感慨唏嘘，感慨唏嘘！

来自魏忠贤的构陷

天启五年（1625）四月的某一天，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将大理寺丞徐大化找到自己的值房面授机宜。要他借熊廷弼案，对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实行栽赃。当天晚上，徐大化就写出弹劾杨涟等六人的奏章，第二天送至御前。

魏忠贤本是河北肃宁县一个混混，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因赌博输得精光，竟到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地步。万般无奈，只得自阉，托人走后门，入宫当了一名小火者。现在，我们将净身入宫服务的人，统称为太监。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真正的太监，是指那些有权有势的内侍，而大量的阉寺，只能称作火者。

魏忠贤入宫时，可能是贿赂了管事太监，被分配到熹宗母亲王才人的门下当厨子。他一生的转机由此开始。王才人因病早死，熹宗由乳母客氏养大。魏忠贤与客氏勾搭成奸。熹宗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长孙、光宗的儿子。光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死掉。熹宗继位时十六岁，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因为客氏的鼎力相助，魏忠贤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到了天启三年，他已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不但在宫里头一手遮天，就连权力中枢的内阁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如果把仁宣与光熹这两个时代作一个比较，就会找到明代由盛转衰的轨迹。仁宗是成祖朱棣的太子，登基不到十个月就死去，他的儿子宣宗继位，享了十年国祚；光宗是神宗的太子，登基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他的儿子熹宗继位，当了七年皇帝。这两次传承，仁宣是由复苏走向大治；光熹是由衰败走向大乱。宣宗虽然好玩蟋蟀，但对国事非常用心，而且内阁六部大臣，几乎全都是君子，所以国家才产生升平气象。熹宗却不一样，他登基之前，他的爷爷神宗皇帝已近三十年不上朝，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他登基之初，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毛孩子，坐稳龙椅之后，对国事没有任何兴趣，却迷恋上了木工，一天到晚在紫禁城里拉锯子推刨子弹墨斗线，做个官帽椅罗汉床什么的颇有心得，对大臣呈进的奏章却懒得看。大奸大滑的魏忠贤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把批览奏章的权力揽到自己手上，成了实际的皇帝。由于他的淫威，一批正直的大臣被罢黜，而换上了供他驱使的一批小人担任要职。大理寺丞徐大化便是其中一个。

大理寺负责审理案件，类似于今天的法院。大理寺丞是该衙门的主要负责人，正三品。魏忠贤为何要徐大化诬陷杨涟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杨涟首触凶焰：列举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

杨涟是湖北应山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皇帝去世时，他担任的职务是兵科右给事中。这是个八品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明末发生的梃击、红丸与移宫三大案，杨涟是后两案的积极参与者。这三大案都关系到政权的更替，既是皇帝家事，更是国家大事。杨涟官职虽小，但活动量很大，且身上有一股正气。光宗与熹宗的顺利继位，都有他的功劳。光宗很器重他，病危时，还把他叫到病榻前，与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大臣一起同受顾命。在明代，顾命大臣具有极高的威望。所谓顾命，就是前任皇帝的遗嘱执行人，肩负辅佐新皇帝的重任。《明史》言杨涟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从此，杨涟把辅佐熹宗当作自己的神圣任务。

偏偏熹宗不争气，不想当皇帝而想当鲁班的徒弟，喜欢做木工活。天启元年，因移宫案的争论喋喋不休，熹宗将双方的领头人杨涟与贾继春同时罢黜。杨涟当了不到一年的草民，又于次年重新起用，任礼科都给事中。都给事中是一把手，右给事中是副手。原来，熹宗心里还眷顾着杨涟，待移宫案风波平息，他就逮着机会给杨涟升官。在礼科都给事中任上不多久，又升任为太常寺少卿。第二年即天启三年的冬天，再次升职为左佥都御史，过罢春节，又超擢为左副都御史。都察院管理天下言官，与六部平级，一把手的职位叫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属正三品，为都御史的副手。从万历四十八年秋的八品兵科右给事中到天启四年春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只用了三年时间。到此时，杨涟不再是“小臣”，而是变成了朝廷的股肱。

如果杨涟贪恋禄位，即便不肯与阉竖同流合污，只需对朝廷发生的乱象作壁上观，他也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杨涟生性耿直，始终不忘顾命大臣的神圣责任，对朝廷中任何干扰善政的恶势力，都想遏制与铲除。

就在杨涟升官的天启三年，魏忠贤已是淫焰灼人。当时，朝廷善恶两股势力旗鼓相当。杨涟、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皆任要职，凭借手中权力抑浊扬清，广植善类。魏忠贤则搜罗党羽，凌辱公卿。但是，这种均势是暂时的，因为魏忠贤控制了皇帝。虽然杨涟等赢得了民心，但在专制时代，谁都知道民心轻如鸿毛而皇权重于泰山。

严重的危机感促使杨涟采取行动。天启四年六月，杨涟在作了充分的调查取证之后，向熹宗上了一道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内中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奏章结尾这样写道：

凡此逆迹，皆得之邸报招案，共长安之共传共见。非出于风影臆度者。忠贤负此二十四大罪，惧外廷之发其奸，杀者杀，换者换。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惧外廷之发其奸，逐者逐，锢者锢。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或攀附枝叶，或依托门墙，或密结居停，或投诚门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无所不至。内有授而外发之，外有呼而内应之。向背忽移，祸福立见。间或内廷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客氏为之弥缝……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且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一切票拟，必忠贤既到，始敢批发。嗟嗟天颜咫尺之间，不请圣裁而驰候忠贤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势至此，尚知有皇上耶？

这篇奏章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只看文字，就知道杨涟是何等的血性男儿！在明代，外廷大臣与内廷太监争斗，几乎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前朝的大太监汪直、刘瑾，虽作恶多端，但弹劾他们的官员，轻者贬斥，重者坐牢戍边。最终让他们倒台的，多半是因为发生了内讧或用非正常的手段促使皇帝下令诛除。杨涟身为言官，对这些朝廷掌故应该说烂熟于胸。但出于对朱明王朝的责任，对社稷苍生的忧患，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一条命来，也要把魏忠贤绳之以法。

君子之“法”与小人之“术”

君子遇到危难求助于法，小人遇到危难求助于术，这大概就是善恶的区别。当杨涟求助于“法”时，魏忠贤便以“术”待之。

却说魏忠贤得知杨涟写了奏章弹劾他时，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虽然他觉得自己与客氏串通起来，可以偷梁换柱指鹿为马，但对杨涟却又不得不存一份小心，毕竟杨涟是顾命大臣，熹宗对他抱有一份好感。如果让杨涟亲手把奏章递到熹宗手上，这证据确凿的二十四宗罪可能会引起熹宗的警惕。因此，魏忠贤听信爪牙的主意，不让熹宗与杨涟见面，更不让熹宗看到杨涟的奏疏。

杨涟是赶在熹宗早朝的头一天写完奏疏的，准备上朝时送达御前。但是，熹宗突然宣布免朝。杨涟的希望落空。这时，宫廷内外都知道杨涟写了这么一道奏疏。杨涟担心夜长梦多，立即决定到会极门投帖。明朝故事：大臣凡有急事奏禀皇上，可不必通过政司而直接到会极门投送。值门太监拿到奏疏后就会立即送往乾清宫，不得耽搁。凡误事者必受严惩。杨涟的想法是，先让熹宗看到奏疏，第二天早朝时再当面揭露。

但是，杨涟的计划再一次落空，会极门当值太监把他的奏疏直接送到了魏忠贤手上。魏忠贤目不识丁，听秘书念完这篇奏疏，心中又恨又怕。于是，一连三天，他阻止熹宗上朝。须知皇帝早朝视事是亲政的一项措施，六部九卿大臣都是趁此机会禀报政事领取诏旨。熹宗多日不早朝，引起外廷大臣的种种猜测。眼看完全让熹宗呆在乾清宫不出来无法向外臣交待，魏忠贤又改变主意，他亲自陪同熹宗早朝，并派数百名带着枪械的大内锦衣卫站在丹墀之下，把皇上与大臣隔开，又事先告知殿前传奉官，不得允许任何大臣奏事。就这样，熹宗在文华殿晃了晃又起驾回宫，杨涟没有任何机会向皇上当面奏事。到此时，所有的大臣都看出来，魏忠贤已牢牢控制了熹宗，杨涟的命运岌岌可危。

就这样僵持了三个月，魏忠贤无日不在思虑如何除掉杨涟。他知道杨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周围，聚集了不少朝臣，他们同仇敌忾，与阉党势不两立，主要有左光斗、周朝瑞等十几位级别较高的官员。对这些人，魏忠贤统统以“东林党”目之。他指使爪牙弄了一个《东林点将录》，将所有反对他的官员都搜罗进去。关于东林党，可以说的话题很多，我将另写一篇文章详述，这里姑且从略。当时在朝的大臣，被称为东林党的人，级别最高的是吏部尚书赵南星。魏忠贤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矫旨罢黜赵南星。按规矩，赵南星的继任者，必须廷推产生。所谓廷推，就是皇上钦点的几位大臣在御前提出合格人选。杨涟有资格参加廷推，但他拒绝参加，因为他认为赵南星的罢黜是阉党所为，并非熹宗本意。一心想惩治杨涟但苦于找不到理由的魏忠贤，这下终于逮到了机会，他立即假借熹宗的名义，诏斥杨涟“大不敬，无人臣之礼”。勒令致仕回乡。同时被罢官的还有吏部左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

熊廷弼案

魏忠贤这种“枪打出头鸟”的做法，使京城各大衙门的正人君子遭受巨大的打击，制约他的力量几近崩溃。奸贼之所以成为奸贼，就是因为他做任何坏事都不存在道德上的障碍；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乃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后还想做更多的坏事。将杨涟削职为民“蒸发”于政坛，并不是魏忠贤的所求，他的终极目的是彻底消灭杨涟的肉体。所以，在杨涟回到湖北应山老家的一年多时间以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徐大化究竟是怎样利用熊廷弼案陷害杨涟的呢？弄清这个问题，先得简单介绍一下熊廷弼案的来龙去脉。

熊廷弼是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四十七年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经略辽东。他在辽东任上十六个月，正值神宗、光宗相继去世，可谓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熊廷弼在这种情况下，独撑辽东危局，运筹帷幄，使虏敌不敢进犯，应该说功劳很大。但被兵科给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刘国缙与御史冯三元等人构陷，说熊廷弼一味防守不敢进攻，致使虏敌坐大。他因此被解除兵权丢了乌纱帽。谁知他离任不到二个月，接替他的人完全不懂军事，导致沈阳与辽阳失守。此情之下，朝廷只好重新取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但不同的是，辽东的十几万兵马不再统帅于他的麾下，而由辽东巡抚王化贞调度指挥。半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广宁，满肚子子曰诗云的王化贞不知如何拒敌，熊廷弼能打仗却又没有兵权。这种错位导致广宁失守，辽东官军全线溃败逃回山海关。

失掉辽东，熹宗不分青红皂白下旨将熊廷弼、王化贞两人一起处死。受尽冤屈的熊廷弼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为了保命，熊廷弼托内阁中书汪文言向魏忠贤求情，愿意送他四万两银子以求活路。魏忠贤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熊廷弼并非贪官，亦非巨富，一时间凑不出这笔巨款，魏忠贤认为这是熊廷弼有意诳他，决定提前执行他的死刑。

杀了熊廷弼，魏忠贤又逮捕了汪文言，要他诬陷熊廷弼曾向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行贿，杨涟接受贿银的数目是二万两。汪文言虽受尽酷刑，但至死不肯陷害杨、左等人。但参与审理此案的徐大化还是弄到了汪文言的“口供画押”，然后据此上奏熹宗。

在木工车间干活的熹宗，经过魏忠贤的“洗脑”，早已认为杨涟这个顾命大臣已经蜕化变质了，成了朝廷的蛀虫了。所以，在接到徐大化的奏章后，便立即下旨往逮“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的杨涟。

惨绝人寰的六君子案

汪文言拒绝诱供，受到严刑拷问时，曾大声疾呼：“世上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这个杨大洪便是杨涟的别号。应山，今天改名为广水市，境内有一支雄伟的山脉，叫大洪山。杨涟为自己取的别号，盖源于此。他考中进士入仕之初，被任命为江苏常熟县的县令，在任五年，吏部考核，给予的评语是“廉吏第一”，这个“天下第一清官”的称号，可不是随便可以得来的。此后，杨涟一直以廉洁著称。所以，汪文言才有那样一句撕肝裂肺的呼喊。但是，在黑白颠倒小人猖獗的时代，事实与真理不起任何作用。秦桧的专利产品“莫须有”，到了魏忠贤手上，变得“技术含量”更高，完全可以一箭封喉。

当熹宗的诏旨下到应山，京城的缇骑日夜兼程赶到大洪山下时，据当时一些笔记文记载，杨涟泰然就逮，坐进囚车上路，老百姓将缇骑兵团团围住，几欲酿成事变。是杨涟自囚车上走下，苦劝父老乡亲让开道路。《明史&#8226;杨涟传》是这样记载的：“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涟生还。”常言道民心不可侮，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钦犯”杨涟登程北上时所遇到的感人场面。

与杨涟一起被逮的另五人是：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他们都是反对魏忠贤的中坚，史称六君子。

六君子此前俱被削职，此次又被缇骑从各自家乡押解来京。他们到达北京的具体时间是：周、袁二公五月初到达北司；顾公五月二十六日到达南镇抚司，二十八日改送北镇抚司；魏公六月二十四日到南镇抚司，二十六日移交北镇抚司；杨、左二公六月二十六日到达南镇抚司，次日押送北镇抚司。

在明代，只要一提“诏狱”这两个字，人们无不为之股栗、汗涔涔下。诏狱，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羁押钦犯的地方，一般设在锦衣卫管辖的南镇抚司与北镇抚司。南与北的关系，类似于拘留所与监狱的关系。诏狱之所以令人害怕，一则是人容易进来不容易出去；二则是这里审讯所用的刑具可谓灭绝人性。

负责审讯的是北镇抚司堂官许显纯。这许显纯是魏忠贤豢养的一条鹰犬，狠毒至极。

其实，审讯只是走过场，六君子被逮之日，魏忠贤就已定下了他们的死罪，但又不愿让他们速死。一来是要让他们多受酷刑；二来要追缴“赃银”，人一死，银子就没处讨了。

对六君子的审讯始于杨涟到案的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七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次，夹杠五十下。

镇抚司的刑具分五种：第一种叫械，用栗木或檀木做成，长一尺五寸，宽四寸许，中间凿两孔放手。犯人出囚室前，即械枷，使之不得逃脱。如果狱卒想杀人，会先将人犯械起，然后用头敲其头颅，人犯双手械住无法反抗。第二种叫镣，用铁铸成。我们说锒铛入狱，这锒铛就是铁镣。这铁镣长五六尺，盘在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人犯无法伸缩。第三种叫棍，削杨榆条为之，长约五尺。每用棍刑时，狱卒用麻绳束起人犯腰腋，绳的两头栓在石墩上，用刑开始，便有两个棍手踩住绳子两端，受刑人的腰立刻被箍死，完全无法转侧，再用一根绳捆住人犯双脚，一名壮汉拉住绳头狠命朝外拽，人犯手被械，腰被箍，脚被拴，无法动弹了，棍手便开始使棍，棍头弯曲处像小手指般长短，一棍下去，“小手指”尽入人肉，深约八九分。第四种刑具叫拶，用杨木做成。长尺余，直径约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拶者跪起，用拶夹住受刑人十根指头，两头用麻绳揪紧，只要稍稍用劲，受刑人的手指立刻就血肉模糊。第五种叫夹棍，也是用杨木做成，二根为一套，长三尺多，离地五寸左右安置，中间贯以铁条，每根中间还安了三副拶。凡夹人，就把夹棍竖起来，让受刑人贴近捆住双脚，用绳套绑住受刑人各个活动关节，然后放平，再用硬木棍一根撑住受刑人脚的左面，使之无法挪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尺，围四寸。刑手用它猛敲受刑人的足胫，只须一下，受刑人就会骨折。

诏狱中有一些专用词汇，如用刑叫比较，索命叫壁挺。夹、拶、棍、杠、敲五种刑具都用叫全刑。

六君子进了诏狱后，几乎是隔天一比较，五天一全刑。六君子入狱的被诬罪名是收受熊廷弼的贿赂，因此，“追赃”是审讯的主要目的。凡比较之日，六君子的家属都会早早儿来到刑房外守候。许显纯规定，各家凡交“赃银”，每次不得少于四百两。交足了，只用一种刑，或免刑，差额交付者，多用刑罚；不交者，用全刑。

徐大化陷害六君子，开列的贿银数目都很大。最少的是袁化中，六千两。最多的是杨涟，二万两。杨涟本出自穷人之家，虽入仕为官十九年，当上了“正部级”领导干部，但因从不受贿，仅靠俸禄生活，因此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北镇抚司恶吏索要“赃银”，杨家变卖所有家产，只凑了四千两。杨涟的八旬老母和妻儿数口，都搬到县城的谯楼上暂时栖身。每天既无薪柴，又无灶米，全靠乞讨或乡人救济为生。即便这种情况，恶吏催“赃”毫不心慈手软，直接放言：“要想杨涟活命，必须限期如数交齐赃银。”

杨涟在北京诏狱受刑的消息传到家乡，应山的父老乡亲为了能救下杨涟的一条命，纷纷解囊。上至士商地主，下至卖菜佣仆，都尽最大的可能捐款。但因二万两的数目太大，仓促之间难以凑齐。因此，杨涟几乎是五天经受一次全刑。到了七月四日比较之后，杨涟已须眉尽白，身上脓血如染，没有一寸完肤。其实，所追缴的“赃银”，没有一分一厘交纳国库，大头孝敬给魏忠贤，小头由许显纯作为赏钱私分了。

七月十五日，是杨涟五十四岁生日。一清早，左光斗等五位患难知己向杨涟拱手以祝。杨涟苦笑了笑，让狱卒拿来一大碗凉水咕噜咕噜吞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重创之人若生饮凉水，无异饮鸠。见众难友惊愕，杨涟说：“魏阉将我等逮入诏狱，就没有打算让我们活着出去。一旦赃银追齐之日，便是我等毙命之时。我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喝凉水只求速死。”听这一席话，诸君无不掩面唏嘘。

这一天，许显纯受魏忠贤指示，送给杨涟的生日礼物是全刑。受刑前，杨涟将在刑房外守候的家人喊到跟前，吩咐道：“你们现在都回老家去，好生服侍太奶奶，对各位相公传我的话，再不要读书为官了，都学着种田去。”这几句话看似平淡，究其内涵可谓沉痛至极。杨涟至此已明白，如果没有熹宗的昏庸，就绝对没有魏忠贤的凶残。因此，作为顾命大臣的他，已是彻底地看透了朝政的腐败。

这天用罢全刑后，杨涟昏死数日。到了二十日这一天，杨家送饭，在菜食中杂藏金屑，此举是帮杨涟自杀，让其吞金自尽少受痛苦。可惜被狱卒检查出来，从此再不准杨涟与家人见面。

七月二十七日，杨涟与左光斗入狱满一个月，这是魏忠贤为他们划定的死期。这天中午，一狱吏偷偷对人嗟叹道：“今夜，当有三位老爷壁挺。”果然，是夜，杨涟、左光斗、周朝瑞三人被锁头叶文仲用酷刑折磨至死。锁头是明代狱卒中的一种称谓，类似于监狱长。这个叶文仲狠毒为狱卒之冠，是魏忠贤、许显纯之流最为欣赏的刽子手。

此后到九月十四日，余下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相继死去。六君子的惨案至此毕矣！

大丈夫临死前的血书

杨涟三人死后，许显纯顾忌舆论，没有即刻发布消息，而是于三天后，通知三公家属到诏狱后门领尸。三公家属赶来，但见三具尸体用苇席包裹。斯时天气尚炎热，尸首搁置三天已腐臭，路人闻之，既掩鼻呕吐，又潸然泪下。

杨涟的次子带着两个苍头，来京参加营救，此时只能买来薄棺入殓高堂。灵柩出城，迢迢二千余里回到应山。凡经过之地沿途人家，无不摆出香案致祭。在半路上，杨二公子收到一个人冒死送来的杨涟在狱中临死前写的血书。文字不长，全录如下：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打问之时，枉坐赃私。杀人献媚，五日一比，限限严旨。家贫路远，交绝途穷，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无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任副宪，曾受顾命。曾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

读这段文字，如我童年时读《革命烈士诗抄》，心灵受到莫大的震撼。历史上不乏铮铮铁汉大丈夫，但这等英雄人物的产生条件，是邪恶势力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杨涟的这篇血书，认真读进去，便不难看出他隐约吐露的“我不负皇帝而皇帝负我”的哀痛。

据无名氏撰述的《诏狱惨言》记载，杨涟每次受刑，均大声骂贼，所以六君子中他受刑最多，也最惨烈。他入狱十天，就须发全白，这种身体的异常变化，除了刑罚的折磨，更重要的是他的报效朝廷的心死了。他临死前用鲜血写出“大笑大笑还大笑”这等语言，让我猜想颇多。他笑什么呢？是笑阉党的倒行逆施，还是笑世人的含羞忍垢？是笑皇上的颟顸无能，还是笑同道的执迷不悟？也许这些意思都有，也许这些意思都没有。他只是想用大笑来迎接死亡，表明永不妥协的斗士心志。

皇帝的女人

一位史学界的前辈，曾对我说，他准备写一本《性与中国皇帝》的书，专谈皇上的性事对政治的作用。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这方面的事例，在中国皇帝中不胜枚举。

张贤亮先生的大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失为一部名著。借用他的题意，则性事与爱情的演绎，女人与男人两相吸引，都不可或缺。政治与性，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皇帝那里，却变得密不可分了。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帝不仅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性的主体。这两方面，他都可以为所欲为。就说朱元璋吧，在政治上，他在统治初年诛杀多位大臣，甚至居功至伟的开国元勋，也难逃厄运。在性事上，他娶老婆上瘾，皇后与嫔妃四十多个。这些女人，有的是部属的女儿，有的是对手的爱妾，有的来自民间，有的贡自番国，可谓品种齐全。我们常常感叹，后宫佳丽红颜老去，熬成黄脸婆了，也没有机会侍奉圣上。但朱元璋不是这样，嫔妃们隔不多久，就会得到他的“亲御”。因此，他生了二十六个儿子，还有十六个公主。这么高的产量，不仅在明代，就是在历朝皇帝中，也是高居上游。

曾有一位学者说，做爱对于皇帝来说，是精神放松的最好方式。因为，政治太残酷，皇帝的压力太大，故把做爱当成政治的瑜伽。这观点乍一听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亦不尽然。因为皇帝除了像宋徽宗、钦宗以及明末思宗这样为数不多的倒霉蛋，的确处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大多数的皇帝，都始终保持着“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决不可负我”的显赫。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导致他们丧失忧患意识。政治与性事，都被他们看成是游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应是明正德时期的武宗皇帝。他一生好巡游，凡所到之处，无论是宣府、榆林、扬州和南京，“民女为之一空”，这里头既有未嫁的少女，也有风姿绰约的少妇。

常言道国家国家，国就是皇帝的家。换句话说，国事可称为皇帝的家事，而皇帝的家事亦是国事。因此还有一句话：“天子无私事，宰相无小事。”在明代，皇帝的家事如娶皇后、封嫔妃、立太子等等，往往酿成重大的政治事件，引起皇帝与大臣的尖锐对立。

若要探讨皇帝的情感生活，则基本上可用“先结婚后恋爱”六字概括之。因为皇上选老婆，是一件重大的国事，都是由礼部主持，司礼监的宦官参与，依据既定的非常苛刻的条件在民间征选，层层筛选至极小的范围（大约在二十人左右），再题请皇上的生母或嫡母亲自目试与口试，从中选出一个正室（即皇后），多名侧室（即嫔妃）。皇上结婚，也不是一对一，而是同时和一群女人结婚，即一个皇后与多名嫔妃。

因为这种特殊的婚姻制度，导致皇宫内的女人，一代又一代，进行着无穷无尽的“窝里斗”。盖因皇宫佳丽成百上千，但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这个男人不仅能给她们带来肉体的快乐，更能给她们带来精神的慰藉与俗世的荣耀。所以，为了争宠而进行的女人间的战争，其残酷的程度不亚于男人们进行的政治纷争。男人的尔虞我诈，女人的勾心斗角，都是把迫害与自卫上升为一门艺术。事实上，任何一种动物，只要激发它的攻击性，都是非常可怕的，人不例外，女人也不例外。骆宾王在《讨武氏檄》中，骂武则天“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是书生之见。试问一下，蛾眉如果不能惑主，她能在后宫的三千粉黛中脱颖而出吗？

这种脱颖而出的女人，不仅要美丽，而且要有智慧；不仅要千娇百媚，还要心狠手辣；手中不但握有令君王愉悦的消魂散，更有让对手无法逃脱的八阵图。这样的女人并不很多，武则天、慈禧太后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两位。在明代，出过两个非常歹毒的女人，一个是宪宗皇帝宠爱的万贵妃，一个是熹宗的乳母客氏。至于“母仪天下”的女人，也出了好几位。她们不似武则天、慈禧那样玩男人于股掌之上，也不像万贵妃、客氏那样让所有的女人花容失色。这一类女人的代表，应数隆庆皇帝朱载垕心爱的女人李贵妃。

长期固宠：李贵妃的过人之处

关于李贵妃，《明史》有传，但记载甚简。中国的史书，历来重男轻女。虽然太后、皇后都有传（贵妃还不一定有），但只记其姓，不记其名。在野史的记载中，这位李贵妃叫李彩凤，漷县人。父亲李伟是位乡村的泥瓦匠。家乡遭受虫害之后，李伟携家带口到北京城里谋生。

京城居大不易，何况这样一位流民。李彩凤随父来京时，只有十二岁。三年后，生活无着的李伟，将李彩凤送往裕王府，当一名使唤丫头。可以说，这是泥瓦匠李伟一辈子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件事，他一生的荣华富贵从此开始。

裕王朱载垕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皇长子和二子早夭，他按序成为皇位的接班人。成年后被封为裕王，离开紫禁城别赐王府居住。

世宗一生笃信道教，身边永远有一帮道士环绕。他每日斋醮，以期长寿。道士陶仲文（后来升至礼部尚书）深得他的信任。陶道士告诉他长寿的第一要诀是“二龙不得见面”。他深信不疑，去世之前的十几年，从来都不肯召见儿子们。他害怕小龙克老龙，影响自己的寿命。在那些年头，裕王很痛苦，甚至心惊胆战。见不着父亲虽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更大的担心在于世宗的乖戾多疑。作为儿子，可能的皇位继承人，裕王得不到父亲的慈爱和肯定，因此他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裕王的特点是喜欢酒和女人，这是逃避政治的两个最好的选择。关于他是如何喜欢上李彩凤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们只知道，李彩凤进入裕王府邸时，裕王已有了正室陈王妃。陈王妃为裕王生过一个女儿，不久就夭折，从此再没有生育。对于裕王的拈花惹草，陈王妃比较能够容忍。在古代，河东狮吼只限于民间。在皇宫，女人不能干涉皇帝的性事，为了博取皇上的欢心，女人中的“至尊”只能动用自己的威权背着皇帝惩治那些企图邀宠的女人。而地位稍低的女人则要尽量避免强势女人的制裁，而让皇帝成为爱情的俘虏。

李彩凤打从走进裕王府，似乎就得到陈王妃的格外提携。历来宫女与王妃的关系，是老鼠与猫的关系。但她们两人不是。这大约是因为陈王妃生性贤淑，能够宽恕待人。而李彩凤聪明伶俐，有着屈己奉人的高明。她很快被陈王妃安排到裕王书房里当一名答应。这是一种级别很低的丫环，负责料理纸笔墨砚并在裕王读书时陪侍在侧。

像裕王这样的天生龙种，永远都不会缺少女人。珍馐百味罗列在前，先是垂涎欲滴，继而胃口全无，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在这样的男人面前，女人要想讨得他的欢心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李彩凤却做到了长期固宠，仅此一点，就证明她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女人。

她进裕王府的第三年，就为裕王生下第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成为神宗皇帝的朱翊钧。两年后，她又为裕王生下第二个儿子，即是后来的潞王。凭着这两个儿子，李彩凤由一个卑微的宫女晋升为才人。裕王登基成为隆庆皇帝后，陈王妃被晋封为皇后，李彩凤则晋封为皇贵妃。

穆宗在位六年就去世，死时只有三十六岁。在明代十几个皇帝中，穆宗既不像太祖与成祖那样雄才大略，也不像武宗、世宗那样颟顸拔扈。他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但庸而不昏，于政事不走极端，故很少处罚大臣。但是，他毕竟因为沉湎酒色而英年早逝，这一点，对李贵妃刺激很大。

穆宗死时，李贵妃只有二十八岁，她儿子朱翊钧登基时只有十岁。朝廷进入到“主少国疑”的非常时期。

如果时光倒转，回到1572年旧历五月，我们就能看到李贵妃牵着十岁的儿子住进乾清宫时紧张的表情。丈夫去世了，她感到悲痛；儿子当了皇帝，她感到欣喜。但儿子太小，国家又那么大，政事又那么烂，无不让她萦心。

今天，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祖母级的女人，还在扮嫩，还在想表现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姿容。殊不知当年那位正嫩着的李贵妃，突然经历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骤变之后，一下子变得苍老，这苍老不是表现在容颜上，而是表现在心灵。

因为没有机遇，许多人潜藏的才华一辈子都不可能展现。别人讥他庸碌，他自己也承认庸碌。如果穆宗迟死十年，李贵妃的政治才能恐怕永远都不会有释放的机会。

李贵妃的直觉政治

男人的政治凭经验，女人的政治凭直觉。李贵妃虽然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从政，即便儿子登基后，她也没有动过垂帘听政的念头，但在儿子登基的第一个月里，她的确起到了“摄政”的作用。

在那一个月里，她做了两件事：第一，撤换司礼监掌印太监，将孟冲换成了冯保；第二，撤换内阁首辅，将高拱换成张居正。

明代的朝廷，有内廷和外廷之分。内廷为太监，外廷为文官。内廷二十四监局，总控于司礼监；外廷九大部院以及全国各级衙门，总控于内阁。因此，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内阁的首辅，有内相、外相之称。这两个人，一个掌管皇上的家事，一个掌管皇上的国事。用对了人，内外和谐，政事顺利。用糟了，则阴阳失调，泰去否来。

孟冲与高拱，均是穆宗信任的老人。孟冲是厨师出身，文化不高，歪门邪道的事儿也不多，缺点是死心眼，心中只有穆宗一个人。皇上要找女人，他不遗余力，因此李贵妃不喜欢他，认为皇上的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高拱，是一个既有资历名望又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优点是为政清廉，做事勤勉，且敢作敢为，每有革新除弊之举，上下称快；缺点是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从隆庆元年入阁，就一直与同僚搞不好关系，一连五六个阁臣都被他排挤走了。最后，连自己的政治盟友张居正也不放过。所以，到穆宗去世时，他在内阁虽然一手遮天，却成了孤家寡人。

大凡为官之人，在权力更迭之时，莫不谨言慎行，先图自保，再求发展。高拱自恃是两朝老臣，不但是穆宗的老师，又临危受命，成为新皇帝的顾命大臣，因此在新皇帝面前，摆出太师的架式，尽管他提出的建议无可挑剔，但因为过于严肃，脸色不大好看，故让十岁的小皇帝害怕。他犯的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与冯保结怨。

冯保在宫内的时间，比高拱入仕的年限还要长。论资历与经验，他都在孟冲之上。穆宗登基后，先前的司礼监掌印陈洪退休，选拔接班人时，高拱推荐了孟冲而没推荐冯保。其时孟冲只是御膳房的管事牌子，而冯保已当了十二年的司礼秉笔太监并兼东厂提督，地位仅次于陈洪。让他接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高拱大约看出冯保是只“笑面虎”，城府太深不易驾驭，这才力荐平时与自己关系颇深的孟冲。穆宗对高拱言听计从，孟冲顺利当上“内相”，冯保自此对高拱产生了仇恨。

神宗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

十天后，小皇上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驱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许停留。留下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

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位六十岁的名满天下的资深政治家的命运。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李贵妃换掉了内相外相，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

将母爱融入政治的聪明女人

考察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李贵妃做出的这两桩走马换将的决定，的确是可圈可点的英明之举。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终其一生，也未做出过这等漂亮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说李贵妃有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说男人的忧患在国家、在苍生，女人的忧患则是在家庭、在亲人。李贵妃撤换孟冲与高拱、起用冯保与张居正，并不是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的福祉，而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儿子找两个可靠的人。

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钧闹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觉，冯保让朱翊钧骑在自己背上，在砖地上转磨儿，两只膝盖都磨出血来。所以，李贵妃母子对他倚重甚深。而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他的严谨与沉稳，还有他的洁癖，都深得李贵妃母子的尊重与喜爱。

尽管我们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但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业。纵观历史，凡成就伟业者，除了有一位胆识超常的领袖，还得有一个互相信任的精英团队。万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有李贵妃、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其时朱翊钧尚小，凡由皇帝决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监护人李贵妃拍板定夺。

母爱可以让一个女人极度自私，母爱也能让一个女人产生超常的智慧。将母爱融入政治，要么一塌糊涂，要么充满和谐。值得庆幸的是，李贵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将自己的这两个功能转植于两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冯保近慈，张居正持严。两相配合，国事家事就显得井然有序。

关于万历新政，史界一直给予肯定。拙著《张居正》也因人及事，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所以这里再不用赘述。但是，我仍要从女人的角度，谈谈李贵妃的历史功德。

张居正上任首辅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穆宗的两位遗孀上尊号。因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后妃要升格为“太”字辈，如太后、太妃等。明朝进封制度规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亦封为太后，但加徽号以示分别。这意思是，陈皇后是当然的皇太后，李贵妃作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进封皇太后。但是，为了显示两个皇太后的差别，则应在陈皇太后前边加两个字的尊号。冯保与张居正商量：鉴于李贵妃担负着小皇上的监护责任，两宫太后不应该有差别，都应加两个字尊号。虽然，这件事在礼部实施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因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获得通过。陈皇后的尊号是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是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遂无差别。

陈太后与李太后两人，打从认识一直到死，一直感情和睦、亲如姐妹。李太后地位比陈太后低下时，对陈太后奉事惟谨。后来母以子贵，她与陈太后身份齐平但实际占优时，对陈太后依然奉事惟谨。每天清晨，她都会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她多次要李太后取消这个礼节。李太后的回答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两人始终以姐妹相称。在明代，后妃之间能这样亲密无间，是难得的佳话。

李太后对陈太后的尊敬，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对待自己的儿子神宗，她却管教极严。儿子登基的头几年，她将国事托付给张居正，而让儿子以读书为主。

皇帝读书，叫出经筵。张居正亲自给神宗挑选了六位讲臣。每逢在文华殿听讲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让儿子将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都讲对，就给予褒奖，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

由于管教极严，神宗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六年，母子间曾发生了一次极为严重的冲突。其时，神宗新婚不久，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护，神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游西城，贴身侍应太监孙海与客用，为其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陪酒。喝得半醉时，神宗要这两位宫女唱时令新曲。所谓时令新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曲，但明代坊间的曲子，语颇轻佻。两位宫女说不会唱，孙海、客用一旁怂恿，宫女仍坚持不唱，神宗大怒，喝令推出斩首。经孙海提醒，神宗这才醒悟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

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那两位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宫女，问明事情原委，顿时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消神宗九五至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在陈太后的一再劝说下，终?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8226;李太后传》中说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神宗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次事件，可看作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

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敏感的话题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十八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绝。朱翊钧二十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三十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

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神宗便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

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神宗的极度不满。

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即使互相倾慕，也决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蓄意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近三十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地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奥援而心情沮丧。

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座主和门生

明代的座主，是一个颇有份量的名词。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读书人的晋升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途径。今人往往按现代的观点，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窃以为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中国的政治，从势豪大户的博弈转而有了一点“仕”的特点，实得益于科举。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救时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没有科举，他们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庙堂的途径。我曾在《让历史复活》这篇文章中谈及，研究中国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与宰相这两个系列。皇帝的产生只有两途，一是改朝换代，用暴力攫取，是为开国皇帝；二是世袭。宰相的产生也是两途，新朝的开国宰相，都是辅佐新皇帝打下江山的读书人。其后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历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绝没有文盲宰相。盖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读书人。

今天的读书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又可当企业的CEO，即便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日子也过得下去。古时则不同，读书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举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经过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两朝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参加县、省、全国三级考试。县试合格者为秀才；省为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全国为会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的甲科，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产生。每逢乡试与会试，主考官都由礼部任命。特别是会试，主考官往往由皇帝亲自挑选并任命。参加乡试与会试的读书人，若考中举人或进士，则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而座主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镇还保留这种类似神龛的牌位。我小时候，每逢年节，长辈便领着我到这牌位下磕头。这五个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着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都是每个人必须终生依附和顺从的权威。

座主的称呼源于老师，但比老师更受人尊重。因为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份。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孺、杨士奇、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

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惟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含蕴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时代，朋党政治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的范围。古人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这层原因，就不难理解座主在门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显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树和猢狲的关系。树大猢狲多，树倒猢狲散，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座主对门生，是提携和保护；门生对座主，是依附和顺从。

若要从历史中寻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两者之间生出嫌隙甚至仇恨来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我所知，整个明代，门生弹劾或讽刺座主的，只发生过两例：一是武宗朝的首辅李西涯；二是神宗朝的首辅张居正。

罗玘弹劾李西涯

先说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统，信任阉党，臭名昭著的刘瑾得以成势。国事迅速颓败，内阁首辅刘健秉持正义，与刘瑾之流斗争不懈，眼见圣意不可挽回，便率领内阁辅臣集体辞职。在刘瑾的主持下，辅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颜受命，每日周旋于刘瑾、张永之间，曲意逢迎，几无臣节可言。当时的士林，虽然对他腹诽甚多，但慑于他的权势，很少有人敢于指责。李西涯有一位门生，叫罗玘，时任监察御史。他看不惯座主的品行，于是修书一封，投到李西涯门下。这封信不长，兹全录如下：

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不觉狂悖干冒之至。

这封信虽然多有愤激之语，但罗玘仍不忘师生之谊，只是把信送到李西涯手上，并未公之于众。据说李西涯看了信之后，默默地流泪，不置一语，想是他有很多的难言之隐。

此后，刘瑾伏诛，王振等另一批小人又粉墨登场。李西涯仍琉璃球儿似的周旋其中。罗玘的规讽，显然没有起到作用。但罗玘终究没有撕破脸，与座主闹翻。

李西涯主持内阁近二十年，尽管昏昏老矣，仍不肯离去。一日，又有人朝他的门缝儿里塞了一首诗：

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

诗的意思很明显，要李西涯不要再当“伴食中书”了，赶紧回他的湖南老家去。这首诗是不是罗玘写的，已不得而知。

不过，信也罢，诗也罢，罗玘对座主的态度，是激烈而非极端。过后六十年，刘台弹劾座主张居正，就没有罗玘那么温文尔雅了。

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名符其实的座主。

张居正师徒反目

张居正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当上内阁首辅，提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刘台幸运地被张居正选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这对于一个入仕才两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晋升。此时的刘台，对张居正这个座主可谓感激涕零。但是，到了万历三年，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秋天，辽东总兵李成梁对蒙古作战取得胜利。刘台抢先向朝廷奏捷。按规矩，奏捷的事应由巡抚和总兵联合上疏，巡按没有奏捷的权利。刘台出于私心上奏，有邀功之嫌。他的奏章送达京城后，张居正看了很生气，便去信将他训斥了一顿。

斯时万历新政刚刚展开，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对官员的管理甚严。刘台奏捷邀功，虽非原则性问题，但在这种大前提下，张居正将他当作典型申斥，其意图是让士林看到他整饬吏治的决心。

收到张居正的申斥信后，刘台感到没有面子，大概年轻气盛，不思后路，竟轻率地作出了反抗的决定。万历四年的正月，刘台写了一道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呈给神宗皇帝。

这篇弹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

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亦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

接着，刘台列出了张居正“擅作威福”的五条罪状：（1）两面三刀，驱逐高拱；（2）违背生不称公、死不封王的祖制，给成国公朱希忠赠以王爵；（3）降黜与己政见不合的言官；（4）任用张四维、张澣等私人；（5）接受边鄙武臣的贿赂。

张居正自担任首辅以来，得到了李太后与神宗皇帝母子二人的绝对信任，各方面的改革亦进展顺利，他在朝野之间的威望，也远胜过了前面的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一连五位首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候，刘台的奏疏到京，在朝廷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作为当事人的张居正，更是震怒异常。

前面讲过，明朝门生与座主闹别扭，见诸文字的，刘台之前，只有一个罗玘。但罗玘只是规劝李西涯，尚没有将矛盾公开化。刘台这次却是公开弹劾座主，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首例。因此张居正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当即向皇上写了辞呈，说了“我朝开国以来，未有门生弹劾座主，臣深感羞耻，唯有去职以表明心迹”这样的话。神宗皇帝当然不会让张居正辞官，而是下旨着锦衣卫将刘台押解进京，榜掠之后，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削职为民。

刘台这件事做得太绝，张居正虽然表面上劝皇上不要给刘台太过严厉的惩罚，但心中却对这个忤逆的门生恨之入骨。底下人看出张居正的真实心境，于是又编织罪名，再将刘台流徙充军到偏远的贵州都匀卫。万历十年，当张居正病死在任上的当天，刘台也在流徙地病死。这一对终生都不肯互相原谅的门生与座主，在同一天死亡，或许也是天意。

木府：云南三大土司府之首

大约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一个名叫木公的诗人，在丽江城中的制高点狮子山上，目睹脚下大片大片匍匐着炊烟的苍苍青瓦，以及家家门前流过的清清雪水，他或许想起了南宋柳永的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抑或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觉诗兴大发，援笔伸纸，写下一首《述怀》诗：

丽江西迩西戎地，四郡齐民一姓和。

权镇铁桥垂法远，兵威铜柱赐恩多。

胸中恒运平蛮策，阃外长开捍虏戈。

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

这位木公并非一般的诗人，而是明嘉靖年间纳西土司。研究明代的土司制度与丽江古城的发展史，都绕不开木氏家族。据《纳西族史》记载：“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经元、明、清三朝，传世二十二代，共四百七十年。而明代木氏土司，是其极盛时期，与蒙化、元江并称为云南三大土府。”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理和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历朝当政者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加之生活习性所致，少数民族一般都住在远离中原的边鄙之地。或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或气候恶劣，驽愚未化，中央政权极难控制。汉之于匈奴，唐之于鲜卑、回纥，宋之于契丹、女真，皆因为没有处理好民族矛盾而酿成经年不息的战乱。自秦至清历经的朝代，惟有宋朝国土面积最小。其时中国的版图上有辽、西夏与赵宋王朝并存。含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都在辽国的控制中，大金灭辽，北宋南迁。金与宋基本以淮河为界。南宋的疆域更为局促。元朝灭金灭宋，国土的疆域再次扩大。朱明王朝成立后，少数民族问题没有唐宋那么突出，但也不是河清海晏，疆域安定。东北与西南两处，民族之间的冲突时起时伏。朱元璋处理民族问题，可谓恩威并重。凡拥护中央朝廷的，一律加封；凡是叛乱的，则重兵剿灭。

明朝的官职，分土、流两种。所谓流官，一般在汉民地区所设置的省、府、州、县任职，按年限升黜有律。而土官则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鄙之地。担任土官亦即土司者，则是当地民族的头人或酋长。流官不能久任，到了年限就得迁转。而土官则可以世袭，官职代代相传。这一任职方式，到清代世宗皇帝进行“改土归流”的改革后才宣告结束。

明朝在西南，即今天的云贵川，任命了三百余个土官，丽江纳西族的木氏家族，可谓是最为荣耀的一个了。

元、明两朝开国皇帝的赏赐

木氏家族与明王朝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洪武十五年（1382）。

却说朱元璋取得政权以后，曾多次招降云南境内的梁王和大理南诏国的段氏，都遭到拒绝。此情之下，朱元璋只好采用军事手段了。他于洪武十四年，派傅友德、蓝玉、沐英三位大将率三十万大军到云南讨伐。第二年，当明朝大军攻破大理后，时任丽江土知府的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出境迎接大军，率众归顺。这是云南第一个归顺朝廷的土官，因此朱元璋相当重视。他给阿甲阿得赐姓为木，从此，阿甲阿得的后裔都以木氏为姓。关于木氏家族统治丽江的情况，自阿得之后，记述甚详。此前，《木氏宦谱》虽有记载，但比较简略。族谱中记述的第一代祖先叫叶古年，是初唐时期的一个摩娑。这个纳西王是唐朝的一个军事官员，但除了名字，他的事功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值得记述的是元朝纳西王家族的第三代阿琮阿良。他的父亲牟保阿宗是个传奇人物，据说懂得各个部落的语言文字，并深谙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经典，在世就被纳西人奉为先知和圣人。由于他的努力，长期分裂的纳西族各个部落终于统一，他们联合拥戴牟保阿宗为惟一的纳西王。

阿琮阿良是牟保阿宗的独生子，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在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蒙古皇帝宪宗亲命御弟忽必烈远征大理。忽必烈自甘肃临洮出发，经过四川松藩过大渡河，一路所经二千余里，都是荒无人烟、鸟兽绝迹的雪山草地。这一次军事行动放在世界的军事史上考量，也无疑是一个奇迹。当忽必烈的大军在距丽江东北方向二百四十里地的宝山乘坐吹胀了的羊皮筏渡过金沙江时，阿琮阿良就派出使者赶到江边欢迎，并表示了归顺之意。两天后，阿琮阿良又亲自来到距丽江八十里地的刺巴江口欢迎蒙古大军。这一举动令忽必烈十分高兴。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元朝第一位皇帝，便晋封阿琮阿良为荣罕章管民官。几年后，忽必烈又赐阿琮阿良一颗重四十八两的银印，授予他提调诸路统军司之职，并管理原本就是属于他统治范围的七个州府。

作为中央朝廷的命官，阿琮阿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一百二十九年之后，他的四代孙阿甲阿得仿效他，再次在西南土著中率先迎接明朝王师。为了纳西部落的利益以及境内民众的福祉，两人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纳西王变成了丽江府知府

一个民族的兴衰，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寻。除了战争、灾难、文化与风俗的作用，领导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也非常重要。民族的进化过程同生物的进化过程是一样的，都是优胜劣汰。这个道理虽然浅显，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之间为争夺土地、资源和人口，常常爆发激烈的战争。最近，我曾到东北及内蒙古等处考察辽金王朝的遗迹，便发觉史书上记载的诸多重要城市如宁江州、塔虎城、宁潢府、会宁府等，都变成了一片废墟。特别是辽国都城，位于宁潢府的辽上京，这座在公元十世纪足以与北宋都城汴京相媲美的塞北最为繁华的都会，竟然沦落为一片草场。当我徜徉其间，偶尔从草地中抠出残损的宫砖殿瓦，心中便浮漾起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城市同人一样，有生有灭。但是，有的像天真浪漫的孩童，一场天花就足以摧残她的花季；有的如健康长寿的老人，虽鹤发童颜，却依然散发着令人心荡神驰的魅力。

辽上京属于前者，而丽江则属于后者。

丽江位于云南西北部，距昆明约一千两百余里。关于这座城市的建设时期，各类史书中均没有确切的记载。在唐朝时，丽江曾称丽水，但那并不是指一座城，而是指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大约六百平方公里区域。这是纳西古国的版图。那时的纳西王，显然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堡。据《云南通志》记载：古时这一片区域只有一个土官衙门，设在通安，在现在的丽江城东面三里。忽必烈革囊渡江来到这里，丽江城还不存在。《丽江府志略》记载，丽江县的设置是在阿甲阿得归顺朱明王朝的1382年。由此推断，丽江城的建造不会早于洪武十五年。两年后，朱元璋又给已更名为木得的阿甲阿得颁旨：

朕设爵任贤，悬赏待功，黜陟予夺，俱有成宪。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乃者命将入黔中，土官木得，世守铜川，量力审势，率先来归；复能供我刍饷，从我大兵，削平邓川三营之地；献岁之初，万里来贡。似兹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顺大夫、丽江府知府。

从这道圣旨推知，木得已完全服从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他不再是纳西王而是帝国官员系列中的一名知府，所不同的是，他的知府职位可以世袭。应该说，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是朱元璋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即“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这短短几句话，细究起来，可谓内容丰富：不改其旧，就是给予民族自治的优惠政策；顺俗施化，就是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施以教化，让其学习中原文明；因人授政，则表明了中央政权的原则和立场，被任命的土官，必须与朝廷同心同德，否则，给授的官职不但可以收回，而且还必须接受处罚。这方面的例子，在明朝并不在少数。如洪武二十五年，建昌卫（今西昌）土司月鲁帖木儿造反，想脱离王朝独立，柏兴州土酋贾哈刺跟着起哄。官军立刻前往围剿，两人皆被诛杀。两处的世袭土官也从此革除，改任流官。

羁縻与因俗施化：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总结前朝民族政策的得失而建立起来的明代土司制度，可谓完备。《明史&#8226;土司传》明载：“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

我认为，这段论述并没有朱元璋给木得的第二道圣旨那样雍容大度。作为民族政策，“然其道在于羁縻”与“因俗施化”这两句话有着质的不同。前者立足于控，而后者着意于导。控字当头，彰显的是武力；导字当头，提倡的是文明。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中央政权没有威严不行，但一味地杀气腾腾，对反抗者只会镇压而让其威服。恩威并济，则是朱元璋民族政策的两手。

在整个明朝，木氏家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良性地发展。按《纳西族史》的说法：“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强了对滇西北的统治；木氏土司也在明王朝支持下，不但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造就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朱明王朝对忠于中央政权的木氏家族，的确呵护有加、优渥礼遇。终明一朝，见之于记录的赏赐有二十八次之多。1383年，阿得刚一归顺，朱元璋就亲笔题写“诚心报国”四字，制成金腰带赐给他。阿得投桃报李，多次带领自己领导的“义兵”协助官军前往围剿反抗朝廷的另外一些少数民族部落。

研究丽江在整个明朝的发展情况，与其说是“羁縻”手段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因俗施化”的政策导向的结果。

按天堂的要求建造的城市

今年的八月末，我曾对丽江古城有过一次短暂的访问。一出机场，便看到机场停车坪外矗立的一块巨型广告牌，上面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大幅画像。丽江市政府着力宣传张先生执导的大型山水歌舞剧《丽水金沙》。同样的广告牌，在丽江市内，我也见到。看来，丽江市政府希望借此来提高这座古城的知名度。这种做法虽是善意的，却不见得妥当。因为丽江已不需要作任何的宣传，古城里早已人满为患了。

丽江古城地处滇西北高原，海拔有二千四百米，是一座典型的高原城市，或者说，它是一座高原的水城。同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北方泉城济南相比，这里水脉更旺；同河街栉比、扁舟往来的江南水乡苏州相比，这里流波更为洁净。是夜，走进古城一间“纳西人家”的餐厅吃饭，看到窗外的古树清波，闻到略含一点辣子味的潮润沁甜的空气，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餐后上街漫步，看到一条条穿过明清风雨的街道，我再一次觉得木氏家族值得丽江人民永世纪念。因为，自阿得归顺朝廷并更名为木得之后，六百余年，丽江没有遭到任何战争的蹂躏与洗劫。

丽江在木得手上始建。他在《木氏宦谱》上被称为第七代，但改姓木后，他则成了第一代。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十七代土知府木兴去世，丽江在木氏家族手中完整地统治了三百三十多年。这漫长的三个多世纪，既是木氏家族的辉煌期，亦是丽江古城的发展期。

历代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在保留纳西族文化风俗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同文化的交融与演绎，使丽江古城充满了活力与魅力。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一句话：“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这自上而下，便是朱元璋所说的“因俗施化”的过程。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都心仪汉文化，问政之余，以吟诗作赋为胜事。前面所提到的木公，生性骁勇，一生打过很多次胜仗，因军功屡受朝廷嘉奖，亦雅好吟咏，与当时流放云南的大才子、状元杨慎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杨慎编选过一本木公诗集，定名为《雪山诗存》。这本集子，即便放在同时代汉族诗人行列中，亦毫不逊色。

在丽江逗留期间，我曾专门前往参观了被徐霞客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这座背靠黄峰、面临玉河的庞大建筑群，不但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府，亦是丽江古城繁华兴盛的见证。站在黄峰的楼阁上，我俯瞰十万烟灶的古城，眺望远处逶迤的玉龙雪山，心中忖度：当一个城市的命运与一个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城市或许是幸运的。因为，建设它的人同时也是要居住它的人。你想住在天堂里，你必然就会按天堂的要求来建造这座城市。

张居正是权臣吗

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问世之后，张居正这个名字逐渐为世人熟悉。其实，这个名字在历史学界从来都没有被忽略过。褒奖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亦不在少数。自他死后四百余年，对他是非功过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他的人，说他是“权臣”、“贪官”，赞扬他的人，称他是“宰相之杰”。明代留下许多令人不明白的问题，这大约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个了。作为《张居正》一书的作者，我无法回避上述论争。在这里，我想就权臣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对“宰相之杰”的争论（1）

所谓权臣，就是使用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确，历史学界一直说他是权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钱穆等，写过很厉害的抨击文章。也有人写文章反驳，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先生曾撰文严加批驳，批得最厉害的是黄冈的熊十力先生。两人都是新儒学大师，道德学问都有很大影响。1950年，熊先生作《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对张居正的功绩及为人作了全面的肯定。但是如果我们读官方修纂的《明史》，就会发现，对张居正的评价虽然是积极的，但还是批评他“威柄自操，几于震主，卒至祸发身后”。《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人张廷玉主编的。张廷玉在修《明史》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要摸清圣祖玄烨的历史观。玄烨与明神宗有相似之处，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辅政。辅助玄烨的大臣叫鳌拜。这个鳌拜很跋扈，全然不把玄烨这个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因此玄烨受了很多屈辱。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后，便设计铲除了鳌拜。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不能不顾及玄烨的这段经历，因此将张居正与鳌拜同等对待，定位为权臣，加以贬低。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今天读到的《明史》是玄烨的历史观，如果据此论述明代的人和事，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玄烨的思想、立场和史学观。关于张居正，玄烨曾说过一段话：“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从这里看，玄烨对张居正还是肯定的。但张廷玉深谙帝王术，知道皇帝哪一句是场面上的话，哪一句是心里话。在他看来，玄烨的这一段是场面上的话。

张廷玉有此心态，并不难理解。在古代，中国的文人，要想发挥作用，只能依附于皇权，培养自己的侍妾心态，妾的特点，不仅仅是小鸟依人，还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卖的。唐诗人朱庆馀写给张籍的一首诗，专道这种侍妾心态：“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邀宠于公婆与邀宠于皇帝，理出一辙。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文人与女人的心态都不太健康。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环境中，张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一些笔记文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张居正的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邹元标，这位江西吉水人，在万历五年秋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还是个观政刑部的新科进士。按明代朝廷规矩，凡在朝为官者，父母去世必须立即卸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而张居正的父亲过世，皇上慰留他继续担任首辅，此举称为夺情。张居正为天下计，为初见成效的“万历新政”考虑，亦同意皇上的安排，但反对新政的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攻击张居正夺情之举是贪恋禄位，一时谤议汹汹。邹元标对张居正夺情也十分愤怒，在已经有四位官员为此被打断了腿的情况下，还冒死上书攻击张居正，认为他不回家夺情，是衣冠禽兽之举，并进一步抨击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他在疏中言道：“陛下以张居正有利于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这封奏疏出来后，张居正与神宗都很愤怒。邹元标因此受到严厉的惩处，廷杖八十之后，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被流放贵州都匀卫。他于此六年，潜心研究阳明心学，学问大进。后世把他看作东林党的领袖。神宗在将张居正籍没抄家后，把反对张居正的官员都平反、升官，邹元标因此回京。但他看不惯神宗的不作为以及官场的腐败，两年后，他因再次上书指斥朝政，又被贬官外放。天启年间，才重新起复。因为他威望高，在读书人中很受推崇，第三次出仕便担任左都御史的要职，成为朝廷的股肱大臣。他目睹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朝廷的勃勃生机，便深切感到张居正是明朝难得的中兴名臣，因此提出为张居正平反。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张居正有功于社稷。国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邹元标为自己年青时的孟浪感到惭愧。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肯定不愿意把那一篇抨击张居正的疏文收录进《明史》。熹宗虽然昏庸，但还是采纳了邹元标的建议，部分恢复张居正的名誉。直到几年后思宗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此时邹元标已经去世，没几年，明朝就灭亡了。

大家想一想，邹元标是被张居正打断腿的人，他在历尽坎坷磨难之后，拄着拐杖上朝，坚持为当年整他的人平反，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

第二个是李贽。李贽是当时一流的文化名人，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李贽在礼部当一个六品的小官。杜甫写过一首怀念李白的诗，有这样两句“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张居正对李贽，也存了这样的心态。他虽然不喜欢清流，但认为李贽率真，于是将李贽提拔为云南姚安知府，级别是正五品。李贽从碌碌无为的小京官摇身一变成为掌有实权的地方官，这是?仕途中最辉煌的一段。从张居正用人的一贯主张看，对李贽的使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变数。

对“宰相之杰”的争论（2）

在嘉靖中期以后，到隆庆、万历时期，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王阳明的心学大行于天下。其追随者为传播学问，创设了很多书院，来往于各书院讲学的，先后有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湛若水、耿天台等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是张居正执政期间最为著名的学者。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因此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隐六十二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都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以求赦，有的愿舍身替死。何心隐“瘐死”狱中之后，有人指斥张居正为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在张居正死后，这种声音愈加强烈。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他在《答邓明府》一文中写道：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隐？李贽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

当其时也，官学的学生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拣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由于传统文化遭到无情的解构，一些诸如理想、尊严、道德等固有的观念为年轻人所不齿，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张居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当时的讲学之风也深为忧虑，他害怕所有的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断然下令关闭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这样做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服务。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对这一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没有对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评，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也”。可见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神宗当老师的。神宗也非常信任于慎行，张居正死后，还让他入阁当了辅臣。宦官张诚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神宗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写信要丘橓别把事情做绝了。这封信的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满朝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并希望停止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当时传播极广，许多正直的官员都佩服于慎行的勇气。于慎行有君子之风，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也从不登门拜访。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因此?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康。虽然于慎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为人也不全赞同，但却在张居正遭受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仗义执言。神宗后来即时停止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研究历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还应该研究同时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比《明史》更为可靠。我觉得张居正担当“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对人的评价标准，历来都是把道德评判放在第一位，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可以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惟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要看他执政期间的作为，是不是有功于社稷，有利于人民。“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八个字，构成张居正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是站得住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评价一个政治家的首要标准应是事功

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六大政治家，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都在里头。这个评价不低。纵观前人著述，对张居正评价最到位的是熊十力先生。他说，自春秋以降，直至今日没有一个人超过张居正。熊十力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50年，在那个年头说这样的话，可谓犯了大忌。

熊十力对张居正这位荆州先贤的评价很高，但他对张的认识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认为张居正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晚节不保。第二阶段，他也认为张居正使用了不应该由自己使用的权力，有权臣之嫌。同时他又肯定，张居正使用这些权力为社稷与老百姓谋了不少福祉。第三阶段，熊十力认为张居正并没有越权行政，因为管理国家的权力，本身就应该属于宰相，他只不过做了中国第一人。

熊十力对张居正作出这种肯定，我非常赞同。

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皇帝不喜欢，但读书人和老百姓喜欢。另一种人是读书人不喜欢，但皇帝喜欢。张居正两边不讨好，皇帝与读书人都不喜欢他。他一身而担天下事，一人敢为天下先，皇帝觉得他包揽大权，怎么会喜欢呢？在他的改革中，他对读书人一点面子也不给，如禁毁书院、扼制言论、裁汰庸官等等，把天下读书人都给得罪了。而他推行的万历新政，底层老百姓的确得了不少实惠，很感激他。可是在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就是张居正被历史埋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