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

——一个19世纪的人

[美] 乔纳森·斯珀伯 著

邓峰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尔·马克思 ：一个19世纪的人/（美）斯珀伯著；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

书名原文：Karl Marx: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ISBN 978–7–5086–4553–7

I. ①卡…　II. ①斯… ②邓…　III. ①马克思，K.（1818~1883）－传记　IV. ①A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5205号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By Jonathan Sperber

Copyright © 2013 By Jonathan Spe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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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

著者：[美] 乔纳森·斯珀伯

译者：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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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斯珀伯还著有：

◆

《1850年至1914年的欧洲：进步、参与及焦虑》

《德意志西南的产权与公民社会，1820-1914》

《德国史，1800-1870》（编辑）

《欧洲1848：革命与改革》（联合编辑）

《革命的欧洲，1780-1850》

《选出皇帝的人：德意志帝国的选帝侯与选帝制度》

《欧洲大革命，1848-1851》

《莱茵兰的激进分子：1848年至1849年的民主运动与革命》

《十九世纪德意志的大众化天主教》

谨以此书缅怀我的父亲 路易斯·斯珀伯

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成长

儿子

学生

编辑

流亡者

革命者

第二部分 斗争

起义者

被流放者

观察家

活动家

第三部分 遗产

理论家

经济学家

凡人

元老

标志

注释

鸣谢

资料整理

引言

1848年初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间装修简陋的公寓里，一名男子正伏案写作。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他的面孔还算年轻，不过乌黑的发须间已经开始显露出灰白的颜色。时断时续是他写作的惯常状态。他时而在纸上奋笔疾书，留下左撇子特有的难以辨识的字迹；时而又突然停笔，起身绕着书桌踱步，然后坐下去，划掉前面写下的一些内容，再次起笔。他独自沉湎在自己的工作中，家人们不会过来烦扰。他家里还有一位年长他数岁的妻子，两个小女儿，一个尚在襁褓中的男婴，以及一名女仆——这名仆人的存在显示出了这家主人的社会期望与他们自身经济现状之间的差距。他们知道这份作品又未能按时发给出版商，他写作时向来就有这个毛病。

他，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的作品，这份未能按时送抵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的文稿，正是该组织的新政治声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对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来说，《共产党宣言》以及围绕《共产党宣言》发生的知识探索和政治斗争，也代表了这位19世纪的人物的生活。他曾深入分析未来，并亲自参与了对于未来的塑造——不管这种未来是好是坏。在为马克思所著的最早一批传记中，有一本就提到了这个观点：这是个有争议的当代人物。虽然那本书的出版时间早在1936年，但现在仍然值得一读。这本书极少被引用，因为书名对现在的人来说实在太过尴尬。这就是鲍里斯·尼古拉埃夫斯基（Boris Nicolaievsky）和奥托·曼森—黑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男人与斗士》（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有关卡尔·马克思的激烈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且从未像今天这样带有感情色彩。他在那个时代树立的形象无人能及。对某些人来说，他是个魔鬼，是人类文明的头号敌人，制造混乱的高手；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值得尊敬的领袖，引导人类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在苏联，他的理论成为整个国家的官方教义，而一些法西斯国家又希望根除它。在中共苏区，马克思的头像被印在纸币上，而德国人又将他的著作烧得一干二净。1

正面的观点认为，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上，马克思是位富有远见的先知，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解放变革理论的倡导者。而负面的看法则指出，如果要找出需要为现代社会邪恶的一面负责的罪魁祸首，马克思就是其中一个。

正如尼古拉埃夫斯基和曼森—黑尔芬在上面一段话中指出的那样，这些对马克思极端分化的看法，反映了共产党政权与其对手在20世纪的主要冲突，两边都有极权统治与民主政治的例子。虽然在1989年之后，大部分共产党政权终结，但把马克思视作是我们同时代人的观点却保留了下来。1998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有很多文章把马克思称作是预言了未来会是消费主义至上的那个人。知名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著的这本作品中，早已经预言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有人可能会说，霍布斯鲍姆身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毕生信奉的理论，肯定会维护它的正确性。不过，在2008年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远算不上站在共产主义者一边的《泰晤士报》用头条惊呼：“他回来了！”标题下面就是法国右翼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正在阅读《资本论》（Capital）的照片。很明显，马克思的当代人形象一直经久不衰。2

鉴于此，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为一个凡人，而不是“灰袍甘道夫”[1]，马克思如何能成功看到150年或160年后的未来？仔细查阅《共产党宣言》，研读它对重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向往，它对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复述，它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W.F. Hegel）哲学以及实证主义学者的反黑格尔哲学两者的含蓄引用，它对马克思自身过往经历的提及，以及对那些今天看起来十分模糊的、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政治特点的介绍，就会发现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当代人物，声称他的理念正在影响现代社会，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之时，也该把他视作过去历史年代中的一个人物，对其进行新的解读。他的时代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年代，是黑格尔哲学的年代，是英国工业化的初期，政治经济学正发源于斯。更恰当地说，只有将马克思看成后顾型的人物，对他的理解才更有意义。他思考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情况，并将其投射至未来；并不能担任一个准确预知历史趋势的先知的角色。这也是这本传记的基调。

充实这些新基调的是一个翔实记录了马克思生活与思想的资料源，一部完整收录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手稿的作品，它的德文首字母缩写MEGA [2]为大众所熟知。这个庞大的项目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积极从事此项工作的首任编辑达维德·勒杰赞诺夫（David Rjazanov）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遭到逮捕，后被枪决，该项目的第一阶段也就随之终结。在东柏林马列主义学院和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的支持下，相关工作在1975年重启。在1989年以及东欧共产党失掉执政权后，这一项目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the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继续展开，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the International Marx-Engels Foundation）指导。编辑工作所需的资金来自两德统一后的政府，项目最初得到了历史学出身的、保守派的、德国统一构想的设计者，保守派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首肯。时至今日，这项规模庞大的学术工程仍在进行中，目标是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撰写过的所有文献，甚至包括他们在信封背面写下的随笔。和那些不太完整的文集相比，这部作品不仅会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间的往来书信，还包括其他人写给他们的信件。在这些新的史料来源中，没有一篇确凿的文章可以完全颠覆对马克思的固有看法；但它确实公开了数百个小细节，让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产生了微小的改变。3

MEGA起初属于冷战期间一项更大规模的出版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是用东柏林以及莫斯科继承的马克思理念的共产主义版，对抗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巴德歌德斯堡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和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Karl Marx House）的社会民主版。与冷战期间大多数的对抗不同，这项竞争产生的结果确有实用价值。这其中包括大量的来源刊物、专题论文，还有诸多非常细致的、关于马克思生平信息和那个时代的学术性文章——这些资料通常印自不出名的地点，而且极少或者根本未在之前的传记作品中出现过。

伴随着对这些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新线索的挖掘，历史学家也在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进行重新思考。大众通常不知道的是，这些专门的作品一直在重构人们对19世纪的理解，而这种新的理解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历史学家近来已经不再过度强调工业革命的影响力。他们意识到，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只是时代的一个特点。从大方面说，它引发了政治对抗；从特定的事例看，它催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而在这之外，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念与形式带来的长期持续影响、宗教在诠释世界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民族主义那复杂难解却又不可忽视的后果，以及家庭生活和性别关系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均不可忽视。这些领域的所有研究成果共同描绘出了一个与我们当下完全不同的时代。

把马克思置于那个时代中，意味着要明确下面几点 ：马克思谈到的“资本主义”，不是今天人们理解的“资本主义”；他所剖析批判的资产阶级，不是今天由国际资本家组成的阶级；他对科学和学术的理解，即德语单词“Wissenschaft[3]”包含的内容，其内涵与当代的理解也并不相同。遗憾的是，在标准的翻译中，对马克思言论的引用并不能总是准确地表示其原本的含义。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坚持回溯到马克思手稿的原文，并使用我自创的新译法：其中一些词汇可能很耳熟，而另一些则完全不同。

以往马克思的传记作品大多关注的是他的思想及其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这本传记也不能免俗，一样会涉及很多马克思的理论，但会把它们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讨论，使其融入到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进行的批判与争论中去——马克思对自己批评家的角色向来是非常自豪的。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例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今天仍为大众熟知；而另一些，像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就相对要陌生一些。这个把马克思理念还原到历史再呈现出来的过程，将用到很多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以及《资本论》；同时也会有一些不常见的文稿，这些文字通常会因个人原因而被略去，如《福格特先生》（Herr Vogt）、《18世纪外交史内幕》（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等。这些稿件本身很有意思，虽然较少为人所知，但也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产生了新的认识。

想要理解马克思的理念，光知道它们的知识背景是不够的；还应该将其放到马克思的一生中，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理解。这本传记会讨论马克思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他的家庭，教育，父母对他的养育，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Jenny von Westphalen）的恋爱与婚姻，同孩子、朋友和敌人间的关系，以及他长期困窘的财务状况。本书还会把马克思视作一个公众人物来描绘：他在记者生涯中紧张的工作（这一点通常被忽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1848年到1849年大革命间以及之后的政治活动，他在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也就是“第一国际”（Frist International）的创办和消亡中扮演的角色。本书试图通过马克思的私人生活、公开活动及其知识形成过程间的交互影响，描绘一个更为丰富的马克思的形象。

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本书会将其私人生活和政治活动放在19世纪的背景下来讨论。这样一来，读者从本书中看到的就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形象，而是包括了他身边的许多人。有两人必不可缺：一个是马克思忠实的朋友、政治上的助手、学术上的合作伙伴以及主要的追随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另一个则是他的妻子、终生的挚爱，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其他一些人虽然不大有名，但同样值得一提，包括马克思的家庭成员：父亲亨利希（Heinrich）和母亲罕丽达（Henriette），女儿燕妮（Jenny）、劳拉（Laura）和艾琳娜（Eleanor）。另一组引人关注的人群是他的共产主义同事和对手，例如好空想的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与处事高调的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此外，还有奥古斯特·维利希（August Willich），他原本是一名普鲁士军官，后来转变为一名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者，有着奇怪的性取向；以及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这是一位忠诚的追随者，不过私下里会固执已见。马克思的对手与盟友还包括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义者，例如1848年中涌现的民主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包括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哥特弗利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和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以及亲伊斯兰、反俄国的古怪的英国政治家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 Urquhart）。人们可能会说，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19世纪的地下活动者、持不同政见者、叛乱分子、不能安分守己的人。他们远离权力与特权的圈子，但他们的世界也就是马克思的世界。

不过，马克思的生活和那些名望较高、拥有更大实权的人物也有交集。这些人中包括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及德意志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们的政策和举动都给马克思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马克思本人对他们也做出了尖刻的评价。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也引导着马克思：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重要的追随者、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还有那个时代的科学泰斗查尔斯·达尔文。

在寻找可借鉴的传记时，我发现对于马克思之前的人物，鲜有作品将复杂个性的历史人物还原到他们对应的时代。不过，有两部著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见地，出色地记录了两个中欧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们与马克思有很大差异，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一本是海柯·奥伯曼（Heiko Obermann）所著的关于路德的传记。这本书将这位宗教改革的设计师更多地看作是中世纪后期的人物，而非一个现代形象。另一本是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大名鼎鼎的关于希特勒的传记，把这个纳粹独裁者真实地还原到20世纪全球大战中的年代中。至于19世纪，也有两篇德国学者的研究文献（遗憾的是都未翻译成英文）强调了个人、职业、政治生涯以及私人生活间的相互作用：康斯坦丁·高舍勒（Constantin Goschler）为伟大的生理学家、政治活动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所著的传记作品，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enger）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传奇一生的描绘。这些传记的写作手法对讲述马克思的生平都非常有建设意义。虽然马克思肯定不能算作学术人士，不过在某一段时间里，他的确渴望成为这样一种人，而且一直保留着19世纪德国学者的很多习惯和作风。4

任何与马克思相关的书籍，即便能将马克思还原到19世纪的环境中，作者也不可避免地会被问及这个人与当代的关联。这样就催生出两种做法，而两者都被冠以“马克思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头。一种做法是试图升华马克思，即通过心理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者根据马克思1883年去世至今诞生的各种文化运动的元素，对其进行增补或再次解读，使之与当代的关系更为紧密；第二种做法则是研究马克思自己的理念，去掉相关的补充和修正，将马克思主义还原至其本色。后一种做法更适合于将马克思理论视作是一种天启宗教的人，而那些据称是世俗的、理性主义的拥护者，则较少支持这种做法。

身为历史学家，就应当致力以历史本来的样貌理解过去，避免用现在的观点做出评判。我认为上述这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学只是无用的消遣。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体系、政治奋斗历程与愿望，主要属于19世纪。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与当今有着奇特联系的时代：既不像中世纪那样既遥远又不同，又不像大战年代或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1945～1989年那样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19世纪的情景，时不时就会突然在现代重现，显得清晰而熟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848年革命，它在数月时间内迅速地在不同国家之间蔓延。在19世纪，这场革命是当时主要的政治事件，但之后就只有历史学家才会记得。而在1989年秋，当信仰共产主义的东欧爆发革命时，或者在2011年冬天，当革命席卷了阿拉伯世界时，这些陌生的暴动似乎突然又以熟悉的面貌回来了。而马克思的生活与思想似乎也和现代联系了起来。尽管有些似曾相识，但更多触动我的则是它们的是区别——马克思生活的世界同当代世界的差异，或者说，他的思想体系与政治抱负，同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在20世纪的衣钵继承者想法之间的区别。

批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马克思是20世纪集权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在俄国革命和斯大林年代的大屠杀上负有学术上的责任。而马克思理念的辩护者则大力驳斥这种观点，他们通常将马克思视为一位民主人士，支持有助于解放的政治变革。这两类观点都是把后人的争辩投射回了19世纪。马克思本身支持暴力，或许甚至支持恐怖主义式的革命，但他的这种行为更像是罗伯斯庇尔，而不是斯大林那类人。同样，现在的正统经济学流派，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视作是过时的、不科学的学说。但拥护者则认为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例如循环发生的经济危机，而这是正统经济学家所无法解释的。马克思肯定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但具有那些特质的资本主义存在于19世纪头几十年中。无论是从它的核心元素看，还是从政治经济学家为了理解它进行的辩论上看，今时今日的环境中都已经不存在这种资本主义了。

如果马克思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也不是预知今时的先知，而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给他作一部新传？或者说，就算这种传记面世，阅读它又有什么意义？一个答案是，尽管19世纪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这段历史本身仍然非常有趣而且重要。虽然达尔文缺少现代基因学的知识，但解读他的理论仍然有重要意义；就算马志尼与其副手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之间的政治分歧早已解决，但两人的生活以及彼此间的斗争依然引人入胜；虽然俾斯麦运筹帷幄的背景——欧洲五大强国——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但这位首相的外交手段与政治才能还是值得关注。此外，学习19世纪历史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这些故事本身。只有注意到了那个世纪和现代的区别，后者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而非我们现在的环境——去看待马克思，这样才有助于看清楚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有做到这一点，一本诞生在21世纪初的传记才能体现出它的智性美德 [4]。5

[1]托尔金魔幻小说《指幻王》中的魔法师。——译者注（以下若非特殊注明，均为译者注）

[2]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3]Wissenschaft一词可作科学或学习讲，强调系统化的研究和教授，特指那些通过一个动态过程可以被人发现的知识、科学或学术问题。在19世纪，Wissenschaft是德国大学的官方意识形态，指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4]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可分为道德上的美德与智力上的美德两大类。在《后分析篇》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将智慧、科学知识、理性、实践经验和手艺列为五种“智性美德”。

第一部分

成长

儿子

卡尔·马克思1818年出生在德国西南部城市特里尔（Trier）。此前30年的革命暴动与反革命镇压行动不仅塑造了他双亲的人生轨迹，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马克思的培养与教育。马克思一生对政治的热情正是由此而生，随之而来的还有陪伴他终生的政治敌人。这座由罗马人建造的城市，即便是在马克思的幼年时期，也算得上很古老了。这座城市在公元3世纪发展到了顶点，一度短暂地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但在随后的1 500年中，特里尔逐渐衰败。到了19世纪40年代，昔日的文明在该市只剩下残存的幻影。城墙内有大片的空地，一些被用作农耕，一些干脆闲置下来，变成了落魄现代与过往盛世之间巨大落差的极佳证明。1

现代世界的经济变革似乎与这座城市擦肩而过。18和19世纪的特里尔没有任何现代工业，铁路在1860年才延伸到这里。商业也同样没有起色，城市北面艾菲尔山区（Eifel）和南面洪斯吕克山区（Hunsrück）高地的农民过得贫困潦倒，拿不出什么商品去集市上交易。特里尔坐落在摩泽尔河（Moselle River）河谷地区，当地传统的葡萄种植业似乎有些发展。但在那个时期的大多数日子里，摩泽尔河谷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业要么经营得非常窘迫，要么就只在当地销售产品，根本没有到达城市或商人的手中。

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这座城市保留的另一件罗马遗产。自罗马时代起，特里尔就是基督教的一个传播中心，公元３世纪便开始设立教区主教。天主教在该市有很深的基础，这里的居民对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强烈的抵制情绪。不过即便如此，在18世纪，该市的大主教——即神圣罗马帝国的世俗亲王，同时担任选帝侯[5]——还是将都城迁至莱茵河畔的科布伦兹（Koblenz），给特里尔留下一所日渐凋敝的大学和众多修道院。1788年的市议会报告非常清楚地记录了当地不景气的经济状况：“特里尔现在没有法庭、贵族、驻军，更不要说制造业；为数不多的人才和大学，都被运动埋没，没有丝毫价值。在如今这种环境下，根本没有资源可供谋生。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计，穷苦市民的庞大数量已经超出寻常水平，而且还会进一步增加。”2

对特里尔市、其所属的选帝侯国，以及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其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松散地维系着欧洲中部数百个中小国家，以及数个大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整个欧洲大陆大抵都是这种情况，这套统治体系按照一套被历史学家称为“等级社会”[6]的设置组织在一起。在这种社会政治框架下，权利与特权、义务与限制，并非仅限于个体，而是归属于团体。成为这些团体一分子的资格来自出身，或者宗教信仰。不同集体中的成员，享受的权利与特权也有很大不同，而这些权利与特权一般都受到特许令保障。例如，天主教城市特里尔中的天主教居民有权从事手工业，而新教徒则不能住在这里。特里尔附近居住着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很多小贵族，他们有权从辖区内的农民那里收取地租。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一样，特里尔及其周边地区的等级划分虽然不如欧洲大陆东边那般严苛，但也与现代自由社会相距甚远，即便是以19世纪的观点来看，也远远谈不上公平公正。

在这种等级社会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法律地位是由其宗教信仰决定的，那就是犹太人。对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犹太人组成了一个“民族”，其成员遍布整个欧洲。这里不应把这个犹太“民族”与其现代的同名概念混淆起来。现代世界里这个概念多是指民族国家；而对1789年前的欧洲国家来说，统治者拥有的领土是自父辈那里继承，而不是民族的产物。犹太人群体只是等级社会中大量群体中的一个，其地位是靠这个群体自身的特许令来保障的，只不过这些规矩中的内容更多地与义务和限制有关，而非权利和特权。犹太人必须向自己的领主缴纳特殊税捐，才能换得在辖区内的居住权。在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中，他们的职位选择一般也会受到限制。通常会有特殊规定限制犹太人居住的地点，以及他们同基督徒之间的社会关系。换在今天，我们会说犹太人是这种歧视制度的受害者；但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不同的权利与特权归属不同的群体成员，那时的人们不会有什么平等的理想，也就不会对所受的歧视有所抱怨。3

特里尔就是这种情况，一些犹太居民不仅要向选帝侯缴纳“保护金”，每年还有“新年献捐”；而另一些人则要向主座教堂教主团、修会或地方贵族上缴这类款项，这些人都是他们的领主。选帝侯颁发了“犹太人规范”，阻止这个人群的职业上升途径，限制他们从贷款中收取的利息，监管他们的资金流向。这项法规确定了犹太社区每年必须缴纳的税款，并任用犹太人收取这些费用——这是等级社会中一套典型的手续，针对群体而非个人。特里尔选帝侯国中的犹太人人口较少，大多居住在小镇或乡村里，依靠牲畜交易勉强维持贫苦的生活。特里尔城中的犹太社区规模更小，处于100来人这个水平上，刚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和这座城市一样，这里的犹太社区也比较边缘化，没有什么名气，比不上法兰克福、沃尔姆斯、美因茨等德国西部其他城市中那种活跃的、大型的犹太人居住区。不过，在特里尔的犹太人中，确实有一些家庭，手头更宽裕，也更具影响力，这些人一般是批发商或专业人士。4

卡尔·马克思的父系祖辈就出自这个群体，马克思家族通常被认为是特里尔城中的“拉比”[7]。不过，就像其他许多关于马克思生平的轶事一样，这一条也只说对了一半。在马克思的父系祖先中，确实有一位17世纪的特里尔拉比：亚伦·利沃夫（Aaron Lwow）。他的儿子约书亚·赫舍尔（Joshua Heschel）在1723年至1734年间，也是特里尔的拉比。约书亚·赫舍尔的儿子莫泽斯·利沃夫（Moses Lwow）在1764年至1788年间仍是特里尔的拉比，但这一族血脉在他那里就中断了。莫泽斯的女儿恰（Chaje），也叫爱娃（Ewa），是卡尔·马克思的祖母。她的丈夫莫迪凯（Mordechai），或者叫马克思·莱夫（Marx Lewy），并不是特里尔人，而是来自遥远的波希米亚小镇博斯托洛珀蒂（Postoloprti），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境内。马克思祖先的经历，显示出犹太人这个“民族”是怎样跨界分布在旧政权时代的欧洲中的。犹太人的这种生活特点，也体现在马克思·莱夫最初在西欧落脚的过程中。他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法兰西王国的东部边陲城市萨尔路易（Saarlouis），那里离特里尔并不远，由路易十四在战争中获得。马克思·莱夫是这座城镇中犹太人社区的拉比。在1777年，他的儿子希尔舍（Heschel）就出生在那里。在不同的年龄段，希尔舍也叫自己亨利（Henri）或亨利希（Heinrich），他，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父亲。5

18世纪90年代末，特里尔选帝侯国、神圣罗马帝国、等级社会，以及犹太人在这种等级社会制度中的地位，这一切都突然消失了。消失的过程激烈且充满暴力。法国革命政府在1792年与神圣罗马帝国交战——事实上是法国同几乎所有欧洲强国交战，这场战争将特里尔暴露在前线，就像该城市在此前的一个半世纪中的遭遇一样。1794年8月8日，代表革命阵营的法军猛攻该市外部高地上的奥地利军阵地，隔日便挺进了特里尔。奥地利守军此前已经撤退，选帝侯的官员也全部逃跑，留下这座城市的神父自生自灭。结果神父们穿起了节日里用的袍子来到城外，彬彬有礼地向法国将军交出了城门的钥匙。6

法国国王的士兵之前占领特里尔，是为了获得领土，并希望借此在更大的战役中获得战略优势。而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军队则决心要把军事占领同政治社会的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用武力向被征服的土地输出革命。正如法学家迈克尔·弗朗兹·穆勒（Michael Franz Müller）在25年后回忆的那样：

在教会与国家的组成上，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中，在司法管理中，在商贸、制造业和手工业活动中，在习俗与民族意识里，在艺术与科学、耕作和更多事情上，事情发生了近乎翻天覆地的变化。7

如果说这种描述有何不妥，那只能是在法国对特里尔统治的20年中，穆勒低估了这场剧变的影响力。占领军废除了特里尔选帝侯国，将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划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并于1797年将其正式并入法兰西共和国。等级社会下受特许令保障的特权被一种新体制取代。在这种体制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主权的基础不再是君王式的继承，而是民族的意志。贸易行会被取缔，人们得以自由择业；领主收取税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修道院与贵族的地产被充公，继而被拍卖——在特里尔及周边地区，这样的土地大概有9 000公顷（这又是一个革命引入的单位），即14% 的农用土地，其中包括大部分上佳的葡萄园。

虽说这些都是占领者提出的措施，但只得到了一小部分特里尔居民的支持。在科隆、美因茨、科布伦兹这些莱茵兰地区的大城市，那里对新的革命原则表示支持的人组建了政治俱乐部，努力动员更多人进行支持。而特里尔则不同。在这里，对革命持同情态度的人数量较少，组织也不完备。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前任官员、大主教即选帝侯的仆人，以及赞同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改革理念的人士。其中就包括约翰·海因里希·维腾巴赫（Johann Heinrich Wyttenbach）。因为老师们反对康德的理念，维腾巴赫从特里尔神学院退学，留在当地的一家读书俱乐部，和那里的人交流启蒙运动思想。后来，选帝侯认为这家活动场所有发动颠覆活动的可能，便直接将其关闭，维腾巴赫在那里的思想交流也就此告一段落。数十年后，维腾巴赫会对年幼的卡尔·马克思产生重要的影响。8

法国占领者和本地革命同情者希望通过努力，把特里尔的市民转变为革命共和国的公民，但结果并不如计划中那般理想。虽然亲革命的报纸开始发行，爱国节庆活动组织了起来，自由之树也被名副其实地栽进土里，但居民们明显缺少对新政权事务的热心。法国革命军依靠这片征服来的土地获得给养。占领军刚刚将特里尔从旧政权的暴君手中解放出来，紧跟着就要求这个城市的居民拿出150万里弗来支援战争。市政当局凑不到这个数，法国人就开始搜刮所有能找到的金银，甚至把人们的鞋扣也拿走了。最后，市政府不得不贷款以交纳被强征的税款。差不多30年后，即到了1823年，该市还有5.6万普鲁士泰勒[8]欠款没有还上。

更不得人心的政策与宗教有关，这些政策源于革命新政权反教权主义的理念。决心摧毁等级社会的革命者反对与等级社会有紧密联系的天主教会，创造了自己的自然神论（Deism）宗教。它适合公民平等的共和国，同时废除天主教会、出售其财产、禁止其在公开场合进行宗教活动，并将特里尔的许多修道院改建成了医院、兵营、监狱或是军火库。主教座堂中教士储藏的大桶葡萄酒也被法军充公。不过，特里尔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抵制共和国的爱国节日及其新宗教，继续参与到他们笃信但被禁止的宗教活动中。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法国终结了革命政权，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特里尔以及德意志西部的居民能接受法国的统治。随着拿破仑在战场上的不断获胜，法军逐渐深入到中南欧地区，他们征服的目标也跟着转移，这意味着特里尔的市民不用再满足他们的要求。在拿破仑帝国中，特里尔被赋予了管理职能，成为萨尔区（Saare）的首府。这里设立了区长、主管办公室，还有一间上诉法院——这些政府部门为特里尔提供了18世纪80年代末当地市议会一直抱怨缺少的就业岗位和潜在的收入。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在巡视王国东部时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特里尔也不例外。他还与天主教会和解，与教皇在1801年签署了教务专约，这可能算是其巩固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这项协定没有恢复教会在旧政权中的特权地位，大部分教会土地仍被没收。事实上，皇帝需要为战争筹措资金，这反而加快了对这些土地的拍卖。不过特里尔再次迎来了一位主教——与他的前任不同，这是一个真正居住在这座城中的主教。1810年，特里尔的天主教徒用庆祝圣物回归的方式公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这件圣物就是《约翰福音》（Gospel of St. John）中记载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所穿的那件无缝衣物：耶稣裹尸布。在18世纪90年代革命军入城时，这件物品被急匆匆地带出了特里尔。裹尸布的公开展览与盛大游行在当时吸引了上万信众。这件圣物至今仍保留在特里尔教堂中，并且曾在许多公开场合进行展示，最近的一次是1996年。9

在20年的革命暴动与拿破仑统治时期，特里尔为数不多的犹太人的生活格外混乱。有关犹太人的国家与社会地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的承诺的确诱人，然而迫于民意的反对，这项承诺从来没有兑现过。革命向犹太人做出的承诺是：废除等级社会，在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中公民自由平等，政治不再与宗教归属挂钩。作为萨尔区的首任区长，约瑟夫·贝壳森·奥莫维勒（Joseph Bexon d’Ormechville）在1801年底明确了这一点。“公民间由于宗教信仰不同出现差异”是“与执政原则完全相悖的”。10理论上，旧政权对犹太人的职业、居住区、与基督徒的关系上做出的限制，以及对犹太人定下的特殊税负，都废除了。但在实践中，特别是由于地方官员对政策的解读不同，结果并不总是非常理想。

和新的、革命色彩的公民权概念一同出现的是对政治归属的重新定义，随之而来的还有对民族这个概念的全新的革命性理解。民族现在是一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是主权独立的根源。旧政权中的犹太民族，即在等级社会中一个被割裂的共同体，在这样一种概念中没有存在之地。至于这个旧政权民族的消亡对犹太人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并非十分明确，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存在争议。对特里尔的犹太人来说，是皇帝拿破仑首次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治下的犹太人必须遵从他们所在社会的文化规范：来到军队服役，就要放弃自身那一套宗教规矩；在称呼自己时，要用家族名字而不能用父系名字[9]；要按照国内新教徒宗教法庭的制度规定进行宗教活动。最具争议的是在1808年，拿破仑颁布了一道“臭名昭著”的法令，要求犹太商人必须从当局获得“道德凭证”，在证明自己的商业行为合法之后才能经商。尤其是在放贷时，必须诚实、光明磊落。由于这条法令产生的极大影响，犹太人更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具有一技之长”的人，使其能在“生产性”的职位上谋生，而不再扮演放贷者或中间人的角色。

皇帝提出的加入法兰西民族的条件是苛刻的、有争议的，犹太人各阶层对此有不同意见。住在乡下的犹太人反对这种想法，因为他们想要维护自己长期树立起来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而在特里尔，尤其是在犹太社区中那些有头有脸的家族中，拿破仑的要求获得了积极的回应。特里尔的拉比塞缪尔·马克思（Samuel Marx）——马克思·莱夫的儿子，这个家族已选择马克思作为成员的姓氏，这就是为什么卡尔·马克思的父系祖先并不姓马克思的原因——是犹太评议会[10]的代表之一。这个评议会是1806年由拿破仑帝国中的犹太名人集中在一起创立的。在塞缪尔·马克思的带领下，特里尔的犹太评议院号召萨尔区的犹太人以公民的身份对国家效忠，通过服兵役的方式来服侍自己的皇帝，不放高利贷，避免有问题的商业行为，而且要让后辈有一技之长。在这项任务中，塞缪尔的弟弟亨利希成了他的一个重要伙伴，后者在评议会中担任秘书。

亨利希负责从萨尔区的犹太人中征收税款，他发现自己的工作既棘手又令人懊恼。征收这些款项不仅是为了让评议会正常运作，支付他那位拉比哥哥的薪水，同时也是为了偿还旧政权时期特里尔选帝侯国地区犹太人为了缴纳年贡欠下的债务。住在乡村地区的犹太人并不配合，拒绝缴款。他们并不太支持评议会的想法，何况拿破仑那令人厌恶的法令影响了他们的生计。而在同时，巴黎的中央评议会不断下达命令，询问状况，要求资金，埋怨这个省的犹太人没有执行能力。中央评议会对亨利希尤为苛刻，高级官员认为他不会法语，不是一个称职的特里尔评议会秘书。11

对亨利希和其他评议会成员来说，让他们感到棘手的不仅是拿破仑的治理方式以及犹太人间的差异，特里尔城中及其周边基督徒的态度才是个更大的问题。评议会在1811年向区长抱怨基督徒不愿平等看待犹太人：“被称作犹太人，意味着到处都要受到反对。”12新政权给犹太人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具体措施却令大众不满。这样一来，民众对拿破仑统治的怨气就都发在了替罪羊犹太人身上。

对皇帝本人来说，1809年并不好过。他的许多士兵都陷在了西班牙的游击战中，而奥地利再次向法国宣战。由于缺少军队，拿破仑不得不大规模征兵，这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举措。一些乡村地区因征兵发生了暴乱，但由于特里尔有宪兵和驻军，暴动并未扩散到城中。不过，平静只持续到了8月15日，犹太人在当天开始装饰自己的犹太教堂，为拿破仑庆祝生日。抗议的人群在街道上聚集了一天一夜，他们殴打犹太人，用石块砸烂犹太教堂的玻璃。警察一直没有现身，明显是希望大众把对政府的怨气撒到犹太人头上。13

亨利希·马克思在1811年左右离开特里尔。来自工作中的难处和社会上的敌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决定，这都不为人所知。不过可能是由于对职位的失望，以及可怜的薪水——差不多只相当于小学教师的收入，这在当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薪水微薄的职业，而且薪水还不一定能按时给付——让亨利希下定决心，搬到了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的奥斯纳布吕（Osnabrück）市，它位于拿破仑帝国的北部边境。他在那里当起了法庭翻译，还计划从事公证人一职——这是个重要的职位。在今天的罗马法系国家中，公证人会负责合约与遗嘱草拟的主要工作，正如普通法法系中的律师一样。不过，离开特里尔并不意味着就能彻底摆脱大众对犹太人的敌意。奥斯纳布吕市政当局拒绝批准亨利希的永久居住许可，而这是想要成为一名公证人的必要条件。14在1813年初，亨利希再次搬家，回到莱茵兰地区，在科布伦兹法学院学习。该学校由法国人建立，意在培养新法律系统下的从业者。如果按照标准课程安排，在10个月的学习过程中，他应该接受了罗马法系的课程，接触了刑法和民法，并接受了关于民法和刑法诉讼程序的教育。在毕业时，他获得了“能力认证”——完成学校课程的最低学历证明，只有那些没有什么背景、年纪较大的少部分学生会拿到这种文凭，他们负担不起三年制或四年制的完整学习过程的费用。15

对亨利希·马克思来说，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影响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摆脱等级社会中犹太人局限的社会与政治立场。他不再是犹太民族中的一员，而是一个信仰犹太教的法兰西公民；他不再是放贷者或中间人，而是一个有实际贡献的公民，从事着法律工作——在1789年前，这属于不向犹太人开放的诸多职业之一。对亨利希本人来说，这条职业之路也并不轻松：他的大部分犹太朋友反对其对犹太身份的重新定义，特里尔与奥斯纳布吕的基督徒似乎也没打算认同他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他学习法律的强烈愿望超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在前往科布伦兹前他就声称自己在法学院学习，在柏林大学建成之前就称自己在柏林研习法律，这些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实的说法。16

1813年11月，离目标只有咫尺之遥的亨利希发现，自己的愿望由于大战的爆发变成了泡影。他在科布伦兹潜心研习了10个月法律，在这段时间里，那个建立了整个法律框架、希望以此为犹太人提供新机遇的拿破仑帝国却倒台了。傲慢的皇帝决意在1812年进攻俄国，这一决定在1812年到1813年间的寒冬中遭到了报应，入侵的大兵团被摧毁。虽然拿破仑在1813年春夏又召集了新的军队，但在当年10月的莱比锡会战中又被彻底击败，欧洲列强的盟军迫使法军向西撤退，回到自己的边界。亨利希·马克思是科布伦兹法学院里完成学业的最后一名学生。短短6个月后，普鲁士军队抵达并跨过了莱茵河，给拿破仑在德意志西部的统治划上了句号。17

1814年至1815年间的维也纳会议重构了欧洲的政治势力。由于拿破仑的战败，特里尔和大部分莱茵西部的德意志领土被划给普鲁士王国。在最初几十年间，普鲁士在特里尔的统治相当不得人心。法国人可能是不敬神的破坏分子，但他们至少也是天主教这边不敬神的破坏分子；而普鲁士的王室、官员以及将军们却是新教徒，这种宗教在大多笃信天主教的特里尔居民中引发了敌意和猜忌。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最初30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个新教王国的官员伤害了被统治者对天主教的感情。

除了精神上的因素之外，还有更多理由让当地居民对普鲁士的统治感到不满。在拿破仑统治下，税负已经很高，而普鲁士人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负担。地产税加倍征收，这让人们难以接受，而那些身处普鲁士东部各省的大地主、贵族们的地产税却得以免于征收。进城销售的食品也征收消费税，这就增加了生活必需品的成本。随着1834年普鲁士开始在全德境内推动设立关税同盟（Zollverein），摩泽尔河谷地区的葡萄酒遭遇了德意志南部地区产品的激烈竞争，因为那里的气候更适宜葡萄栽培。这导致了酒价的狂跌，但征收的税款却没像葡萄酒售价那样下调。虽然打败了拿破仑，欧洲迎来了一段长时间的和平时期，但普鲁士人沿袭了法国的征兵制度，并且他们的政策更加严苛。因为和法国人不一样，普鲁士不允许国民出钱请人代服兵役。

从本质上讲，普鲁士在特里尔的治理手段具有殖民性质。这是一种由外国政府施加的压迫式统治，其强权由装备精良的驻军保障。他们为了照顾普鲁士东部，照顾那些核心省份的居民利益，而剥削莱茵兰地区的财富。对这样一种强权的清算会在1848年革命中到来。届时，特里尔的居民会砸碎普鲁士政府机构的牌匾，驱逐税收官，攻击政府官员，公开喧嚷着要从普鲁士王国中脱离出来，并参与到一系列同驻军展开的对抗中，最终促成一场全面的骚乱。直到最后，将军不得不下令将碉堡中的大炮调转炮口，威胁要炸掉全城，才平息了事端。18

在弄清把莱茵兰地区纳入整个王国会遇到哪些问题后，普鲁士人出人意料地采用了一些安抚手段，比如开始启用那些前拿破仑政权中的官员。约翰·海因里希·维腾巴赫，这个对18世纪90年代革命共和政府表示同情的人，在拿破仑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特里尔学院（Collège de Trèves，法语）[11]的校长。特里尔学院是特里尔的一所中等学校，在1815年后更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Friedrich-Wilhelm Gymnasium），维腾巴赫又成为该校的校长。在人事任用上，启用拿破仑时期的官员，这项政策经过了司法部门的特别强调。19

这项政策给亨利希·马克思带来了机会。1814年，他搬回了特里尔，作为一名律师很快得到了认可，开始在上诉法庭执业。普鲁士人将上诉法庭从特里尔搬到了科隆，但在原来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中级法院，一个地方性的法院，亨利希·马克思就继续在那里工作。和其他科布伦兹法学院的毕业生一样，亨利希努力让过去拿破仑时代的法规与如今普鲁士的统治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向普鲁士当局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把《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作为普鲁士新莱茵省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保留下来。围绕这个问题，数十年间一直有激烈的争论。不过在最后，这部民法典在普鲁士治下莱茵地区的法律效力终于得以了留存，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All-German Code of Civil Law）颁布。20

在亨利希·马克思的职业规划中，只有一个干扰因素，那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问题正是在普鲁士政府采取措施以改善治下犹太人生活状况时才出现的。1812年，属改革派的普鲁士首相、亲王冯·哈登贝格（Prince Von Hardenberg）颁发了针对普鲁士王国境内犹太人的《解放赦令》（Edict of Emancipation），允许犹太人自由居住，自由择业，并有权在军队中服役。至于犹太人是否应被允许出任政府官员，《解放赦令》当时并未有明确规定，而是留至今后讨论。到19世纪10年代末，普鲁士政府决定犹太人不能在政府中任职，即便是像亨利希·马克思这样个体从业的律师，也被归于公务员一列。21

亨利希希望自己的情况可以被特殊考虑，负责莱茵兰地区法律机构重组的普鲁士官员也确实向当局提交了申请，请求允许亨利希以及另外两名从事法律行业的犹太人继续他们的工作。但当局拒绝了他们的申请，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普鲁士政府中，保守派势力有所抬头。在这种环境下，亨利希·马克思决定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在19世纪10年代末或19世纪20年代初，很有可能是在1819年末，他皈依了新教。22

历史学家对此有很多评论，有人认为卡尔·马克思对此非常鄙视，把他的父亲看作是一个无原则的人，并认为正是这种鄙夷造就了马克思的激进主义思想。23抛开马克思诸多对父亲敬爱有加的表现不谈，这种解释把对20世纪身份政治[12]的看法投射回了19世纪。在19世纪上半叶，对有志参与公共活动的中欧犹太人来说，改变信仰是一个普遍的选择，这在政治光谱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人士中[13]均有大量的例子，即便是右派也有一些。普鲁士保守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斯达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政治和议会领袖，宪政理论家，在决策上对俾斯麦有重要影响——就是一个更改信仰的犹太人。就特里尔来说，到了19世纪30年代，18世纪中大部分犹太名门望族中的成员都改信了基督教。

1819年8～9月间，欧洲中部爆发了反犹太人暴动（Hep Hep riots）。暴徒们攻击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家庭。维尔茨堡（Würzburg）、法兰克福与汉堡等地的暴乱尤其严重，其他各处也有骚乱发生。这种反犹[14]攻击主要集中在对犹太人的店铺上——在1789年以前，犹太人并没有权利开设这些商铺。此外，大众还要求将犹太人从此前为基督徒保留的公众空间中驱逐出去。换言之，暴徒们希望将犹太人排斥出去，赶回到之前等级社会中的次级地位上。虽然在特里尔周边地区没有出现混乱局面，莱茵兰地区也较为平静，但一系列的暴动成为了头条新闻，被媒体详细描绘并加以讨论。毫无疑问，亨利希·马克思知晓这一切。对一个花费了10年时间，一直追求摆脱等级社会局限、希望享受新职业与公民权的人来说，这种被强迫回到旧政权时代的可能，肯定是他下定决心皈依基督教的根本动力。25

亨利希·马克思可以执着于自己的犹太信仰，放弃法律职业，但这也意味着他和他新组建的家庭将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有一位年轻的同龄人就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即汉堡的法律人士加布里尔·里塞尔（Gabriel Riesser），他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犹太解放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1826年获得海德堡大学的法学学位后，里赛尔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禁止从业。他出版了一本期刊，《犹太人》（The Jew，德语为Der Jude），呼吁给予欧洲中部犹太人平等的权利。不过和马克思相比，里赛尔的家境更宽裕，交际也更活络，不谋职业也能正常生活。而且他还居住在汉堡，作为一个城邦，那里的政治氛围相对自由。不像统治严苛的普鲁士王国，他的杂志可以在汉堡发行，而不会遭到审查封禁。26

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何转信基督教的亨利希·马克思会选择成为一名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在显赫一时的特里尔犹太家族中，所有变更宗教信仰的成员都选择了天主教，亨利希的兄弟瑟夫（Cerf）——或叫希尔施（Hirsch）27——就是这样做的。在天主教植根颇深的特里尔，从犹太教转信新教，就等于从一个小圈子跳到了另一个小圈子中。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会牵扯到亨利希·马克思的世界观核心，这种观念对卡尔·马克思观点的塑造也起到了作用。对一个接受了拿破仑式法国大革命信念的人来说，亨利希应该是启蒙运动的强烈支持者。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在他父亲去世后就曾指出，在卡尔·马克思幼年时，亨利希就曾为这个儿子大声朗读伏尔泰的作品。当然，这种间接的证据可以有多种理解，但从卡尔读大学时收到的亨利希来信中可以发现，这位父亲称赞了莱布尼茨、洛克、牛顿这启蒙运动真正三杰的自然神论信仰。在亨利希·马克思死后，一位公证人仔细地清查了他的私人藏书。这份清单中大多是法律书籍，但也有一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28

在19世纪初的德国，新教一直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支持者的宗教选择，但并非所有新教的神学家都支持启蒙运动。更不用说普通的布道者和外行人士了，实际上，到19世纪初，这种思潮迎来了一个强烈反对倾向，即觉醒运动（the Awakening）。也有当代人用一个较古老的词汇“虔敬主义”（Pietism）来描述它。这是一个中欧版本的基督教复兴运动。不过，在新教徒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将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与启示宗教的信条统一起来的愿望非常普遍。同时，在天主教会中，也有像普鲁士治下的特里尔首任主教约瑟夫·冯·豪莫（Joseph von Hommer）那样接受启蒙思想的天主教徒。但在天主教会中，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浪潮逐渐占了上风。亨利希·马克思就亲眼见证了天主教徒对自身信仰的公开表态，1810年特里尔的裹尸布游行活动就是一例。到了1844年，又一次游行引发了德国理性主义者和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大规模抗议。29

早在转变信仰前数年，这种启蒙运动与新教间的关联在亨利希·马克思的思想中就已经非常明了了。1815年，他向莱茵兰地区新执政的普鲁士当局寄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他们废除拿破仑那臭名昭著的反犹法令。他在这篇文稿中强调：“基督教温存的理念通常会被狂信所遮蔽，而《福音》中纯洁的道德则被无知的神父亵渎。”30这种感情，以及表达这种感情的语言都符合新教对天主教的批评，而“狂信”、“《福音》中纯洁的道德”和“无知的神父”等这些具体词汇则是启蒙运动式的。这意味着，一种自由的、启蒙式的、与自然神论并非完全割裂的新教，将成为亨利希·马克思在基督信仰上的选择。

特里尔的新教徒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位新信仰的皈依者。在普鲁士的新教徒官员中，许多人赞同启蒙思想，但他们负责的偏偏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不满颇多的莱茵兰地区。这些官员自然要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盟友，以启蒙化天主教徒的形式接受他们，例如特里尔的主教，或者是这个经历过拿破仑时代历史、愿意放弃自己之前笃信的犹太教的律师。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需要协调启蒙与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新教教会与普鲁士王国之间的联系。在亨利希·马克思的一生中，这种关系将变得愈发紧张；而在他儿子的生活与时代中，这种关联则将被彻底打破。

把自己打造成执业律师还有另一个先决条件，亨利希·马克思在1814年开始这方面的准备结婚。他的新娘罕丽达·普勒斯堡（Henriette Presburg）比他小11岁，来自荷兰内梅亨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的姓氏表明，这个家族来自匈牙利（普勒斯堡市，即今天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这一家在18世纪定居荷兰，在商业投资上相当成功。罕丽达的妹妹索菲嫁给了商人里昂·菲利普（Lion Philips）。菲利普日后将负责打理他那寡妇大姨子的财产，并成为马克思成年后的朋友与知己。索菲与里昂的孙子们，就是电器王国飞利浦公司的创始人。31

亨利希与罕丽达相遇的细节并不为世人所知，两人很可能是经亨利希的母亲爱娃介绍。在爱娃的第一任丈夫塞缪尔·列维（Samuel Levi）去世5年后，她嫁给了阿姆斯特丹德语区的拉比莫泽斯·鲁文斯坦（Moses Löwenstamm）。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亨利希与罕丽达的婚姻就是由家庭包办的。在20世纪初以前，这种安排在欧洲中部中产犹太人家中是很常见的。32

与罕丽达的婚姻为亨利希在特里尔的执业建立了一个必要的基础：她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这里包括8 100荷兰盾现金，相当于4 500普鲁士泰勒——参照当时零工和技艺不佳的手工业者一年只能挣大约100泰勒的收入水平，这是很大一笔钱。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家具陈设，直到数十年后亨利希过世，这一家还有68条床单、69块装饰桌布、200方餐巾帕子以及118块毛巾。只有靠新娘的这些资产，亨利希才能建立自己的家庭，从事自己的职业——这种情况在19世纪的德国中产阶级中也是十分常见。卡尔·马克思在自己的生活中会反对这种做法，并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财务上的困顿也终生伴随着他、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家庭。33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对婚后改姓马克思的罕丽达·普勒斯堡没有什么好评。他们的结论来自卡尔·马克思——他非常敬重他的父亲，而对母亲的看法则不尽然。在马克思去世数年后，女儿艾琳娜表示，他的父亲非常怀念祖父，从不轻易谈论他。卡尔总是随身携带一张亨利希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放置在马克思墓中。34从未有记录显示卡尔会随身携带一张他母亲的照片。正相反，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糟糕，他把母亲看作是个俗气的、对知识毫无兴趣的人。马克思经常会就遗产问题与母亲争吵，而且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无动于衷。

马克思的母亲通常被描绘成一个没文化的妇女，说不来也写不好德语，不过她完全投身于家庭，非常在意家人的健康——“低调，有些呆板”、“一个典型的荷兰主妇，为家庭贡献了一生”，或者是个“犹太妈妈”。35保存至今的信件证明，她的德语很糟，不过考虑到母语是荷兰语，而且她是在26岁出嫁时才开始学习德语，不能流利运用也很正常。她可以用外语写信，虽然写得很糟，但考虑到那个年代的女性文化水平，她的读写能力也算超过了平均水平。她对家人健康的关注——这是卡尔读大学时她信中的主要内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她的丈夫和4个孩子都死于肺结核。36如果说罕丽达过于关注自己的家庭，为家里的床单、桌布和餐巾而斤斤计较，并且坚持不让卡尔提前继承遗产，那都是因为她要保住自己的嫁妆——这是她对婚姻与家庭承诺中的核心元素。

罕丽达·马克思是个困在社会转型中的人。在1789年前，整个欧洲的犹太民族都处在等级社会中。而到了19世纪，随着民族国家诞生，犹太人也开始渴望成为身份平等的公民。亨利希·马克思的父亲，马克思·莱夫，从波希米亚一路走来，最终当上了萨尔路易和特里尔的拉比，这一过程没有任何人在意。不过在这之后，犹太人的公共生活与社会交际都更加与个体相关了。亨利希·马克思希望在普鲁士这个德意志邦国里拥有职业，参与公共生活；他的荷兰妻子，虽然有不菲的嫁妆，但却不能很好地适应这样一个社交世界。当普鲁士政府需要亨利希改信基督教时，罕丽达那种对家庭全情投入、以家庭为核心的犹太女性的虔诚心理，也不能契合这些新的环境。罕丽达明显不愿改变宗教信仰，也不愿意她的孩子这样做。卡尔·马克思在1824年才受洗，比他的父亲晚了5年；而罕丽达最终在1825年接受了洗礼。37

不管社会适应能力如何，在宗教关系上有多么紧张，甚至不管亨利希与罕丽达·马克思相爱的程度到底有多深，这段姻缘本身还是硕果累累的。他们的大儿子马奥利茨·大卫（Mauritz David）出生于1815年10月末，就是两人婚后一年多。他在三岁半大的时候夭折了，是这对夫妇唯一一个没能活到成年的孩子——就当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经相当不错了。卡尔·马克思后代的命运就要悲惨得多，他自己的家庭远不如他父亲的宽裕。1816年11月，亨利希与罕丽达的女儿索菲亚（Sophia）出生；1818年5月，儿子卡尔出生；1819年8月，儿子赫尔曼（Hermann）出生；1820年10月，女儿海丽特（Henriette）出生；1821年11月，路易丝（Louise）出生；1822年10月，艾米莉（Emilie）出生；1824年7月，卡罗琳（Caroline）出生；1826年4月，最后一个孩子爱德华（Eduard）降生。这时的罕丽达还差几个月就满38岁了。亨利希·马克思一家在不到11年里，迎来了9个孩子。这种生育速度表明，两人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在当时的欧洲中部，人们基本毫不知晓这种事情。也可以推断罕丽达需要雇用奶妈来喂养孩子，因为用母乳喂养肯定会影响她的多产。38

法律事业的蒸蒸日上使得亨利希能够支撑起庞大的家庭，经过了青年时期漫长而艰难的奋斗，他终于在中年有所成就。1820年，他被任命为代理律师（Advokat-Anwalt），有资格在的民事案件中代表委托方出庭，这一差事给他带来的收益颇丰。相比起来，刑事案件则没那么有利可图。他的客户包括特里尔周边许多村庄中的农民，以及特里尔市政府。家里优越的财务条件也能反映出他在法律事业上的成功。1831年霍乱爆发时，为了筹集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对该市有产市民征收特别税（亨利希·马克思当时曾代表特里尔的一位富人起诉该市，原告认为自己的资产被过高估计了），根据亨利希缴纳的金额可以推断出他的年收入为1 500泰勒。这种程度的收入虽然不能让他跻身于特里尔的首富行列——那些人都是城中最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与地产主——但也足够让其财富位居该市的前5%。亨利希把家庭资产，包括妻子的嫁妆以及后来继承的遗产，划分成为不同形式的财产：特里尔的一所住宅、一座可以俯瞰该市的酒庄、对特里尔商人以及附近村民的贷款，以及相当于540泰勒的5% 收益率的俄国国债。39

在财产与日俱增的同时，这一家庭的社会地位也逐渐上升。1831年，亨利希·马克思获得了普鲁士政府授予的“司法委员会委员”（Justizrat）资格。这是一个非常抢手的荣誉，只颁发给那些通过了详细审查、口碑优秀的律师。亨利希还是一家赌场的会员，这是特里尔唯一一家社交俱乐部。关于亨利希·马克思在特里尔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用卡尔·马克思的妹妹、路易丝的两句话来做最后总结。路易丝的荷兰丈夫在南非开普敦有一家出版社，发行新教文学作品。路易丝觉得有个共产主义领袖的哥哥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她总愿意向人强调的是，自己出生在“特里尔一个受人尊敬、受人爱戴的律师家庭里”。40

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富裕家族里，年幼的卡尔·马克思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或许是因为母亲频繁怀孕的缘故，卡尔很难与之建立深厚的感情，两人关系日益紧张。当然，在亨利希·马克思死后，两人因财产发生的纠纷也足以使他们疏远。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在她父亲死后讲到，姑姑们曾告诉她，卡尔小时候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暴君”，总是对他的姐妹们呼来喝去。41由于艾琳娜的消息来源一直是这个路易丝姑姑，而路易丝又一直对自己哥哥的共产主义生活持反对态度，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观点时或许应该持一些保留态度——至少对其中部分观点应该这样。卡尔·马克思可能没有上过小学，而是在家里接受教育。至少特里尔的一名书商爱德华·蒙迪尼（Eduard Montigny）曾教过他写字。42

一直到1830年卡尔·马克思开始在特里尔中学上学时，人们才得以从历史记载中了解他青少年时的生活样貌。这是一所大学预科中学，从19世纪初到现在一直是德国教育界中的精英学校。那时候这所学校才刚起步，非常重视古典文学教育，学生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43对在这里求学的青少年来说（当时该校只招青年男性，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对女性开放），并非所有的课程都有吸引力。而且，德国知识分子历来对年轻人把时间浪费在背书上的做法很是不满。在他们眼中，在学校里教授课程的老师专制而迂腐，学生们则都是些只注重分数的书呆子。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的评价很具有代表性：“与老师的关系、与其他学生的关系以及茅厕里的臭味，这三件事情可以用一个词描述：恶心。”44

马克思对茅厕有什么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中所有作品都包含古典文学中的希腊与拉丁谚语以及对经典著作的引用中可以看出，相对于抱怨，他显然更爱学习。无论是在马克思的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都可以看出他对古典文学的欣赏，以及对它们的现代用法的理解。1861年2月对马克思来说特别难捱。他当时丢掉了《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欧洲通讯员的工作，收入受到了影响；并且妻子险些死于天花，家庭生活陷于动荡之中；另外，他的政治前景也不明朗，纠结于是返回德国经受那里的政治波澜，还是继续在伦敦流亡。在这段个人压力较大的时间里，他用来放松自己的办法就是阅读阿庇安（Appian）所著的希腊文原版的罗马内战史书，并把古罗马的标志性人物与自己同时代的人相比较。马克思讲课的形式与所讲的内容一样生动。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创建者之一，回忆了1850年马克思给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German Workers’Educational Association）成员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时的情景：

马克思讲起课来有条不紊。他先提出一个尽可能短的命题，然后再用稍长一些的阐述进行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注意避免使用那些工人们理解起来有困难的表达方式。然后他会要求听课的人向他提问。如果没有问题，他就会测验他们。测验的方式也非常科学，保证听众与他之间没有隔阂，没有任何误解。45

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他在中学时接受的教育方法。

马克思接受的中学教育，只有少数人有条件接受。1835年，他所在的毕业班里总共只有32名学生，这些人来自特里尔市以及周边的城镇与乡村。以宗教为划分标准，他的同学分为两个群体。大部分天主教学生的家庭背景一般，他们大多数想进入特里尔神学院（Tri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并成为神父。相比之下，班上7名信仰新教的学生来自官员、专家或者军官的家庭，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学习法律、医药或公共管理知识。40年后，马克思在回忆班上信奉天主教的同学时，说他们是一帮“乡下傻子”。这可能也反映了家境较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教徒同学的普遍看法。马克思的成绩算不上拔尖，但也很出色，在德文和拉丁文考试中有较高的分数，只是数学很差。

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外，马克思没有选择希伯来语，而是选择了法语作为第三门外语。这个选择反映出了亨利希·马克思的愿望：他的儿子应该从事法律职业，而不是当一名神学家。立志成为新教布道者的人要学习《旧约》的语言，但想在莱茵兰地区执业的律师则要掌握《拿破仑法典》的语言，正如亨利希之前坚持的那样，这套法典仍是法律系统的基础。虽然卡尔自己的想法在今后会与父亲的愿望相去甚远，但他的法语能力以及他对法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两者都因为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长期居住而变得尤为深入——都在他的知识体系里保留了下来，并占有重要地位。46

在马克思的求学生涯中，还有一个方面与政治有关。虽然这所中学的校长约翰·海因里希·维腾巴赫，在与法国革命占领者密切合作后（拿破仑统治期间的经历使他冷静了下来），已经不再提及自己在18世纪90年代拥有的那种幼稚的激进理念，但普鲁士当局还是认为他在政治上对革命持同情态度，而且不愿意管束年轻教师。当局怀疑这些老师用激进的观点教唆学生——例如应该将中欧各个君主国统一成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普鲁士王国应当实施宪政，或者干脆成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府——以威胁现有的政权。他们的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从这所中学毕业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左翼分子。校长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安东·维腾巴赫（Friedrich Anton Wyttenbach）还因为自己的激进观点和行为被关进了监狱。路德维希·西蒙（Ludwig Simon），一名政治上有问题的教师的儿子，成了普鲁士统治的强烈反对者，并在1848年革命时，代表特里尔市出席了德国国民大会（German National Assembly），是大会中一个显眼的极左分子。维克多·瓦尔德奈里（Viktor Valdenaire）来自附近的萨尔堡（Saarburg），是19世纪中叶革命中的又一名左翼活动分子。47

对年轻的马克思来说，学校并不是唯一一个可以接触到激进政治观点的场所，还有一个离家庭更近的渠道。1834年1月25日，他的父亲亨利希在特里尔赌场被牵扯进了一桩不光彩的事件中。在开业当天的午宴后，15名会员围坐在桌边唱起了革命歌曲波兰国歌，还有1830年法国革命[15]期间的《巴黎人》（Parisienne）——当时的革命推翻了法国威权主义的保守派君主，一个自由的政体取而代之。而这位被推翻的法国国王，与普鲁士国王还有那么些许相似。人们的情绪愈发高涨，反复演唱《马赛曲》（Marseillaise）的翻译版本，还大声叫喊、拍打酒桌、挥舞三色手帕，仿佛1830年7月巴黎街垒作战的一幕重新上演。一名目睹了这一过程的普鲁士军官向政府报告了情况，结果事情演变成了一场丑闻。当局在调查后，以革命颠覆为由起诉了一些参与者，不过陪审团裁定被告无罪。赌场被查封了，被两个社交俱乐部取代。其中一个俱乐部里的会员大多是军官和政府官员，另一个则包括赌场原来的创始人（里面就有亨利希·马克思），这些特里尔城中富有的居民。

在调查过程中，被告们全部声称，自己在唱歌这一最具煽动意义的活动发生前就已离场。还有报告指出唱歌的人喝得太多，“酒后吐真言”（“In vino veritas”）这条拉丁谚语用在这个场合再适合不过了。参与唱歌的人有富裕的商人、律师、公证人、医生、中学教师，甚至还有几个职位不高的国家级官员——普鲁士当局正是依靠同这些人的合作，才能维持自己在德国西部的殖民统治，管理那些心怀不满的下层天主教居民。然而鄙夷这个政府的，也正是这些此前一直把反抗压抑在心底的普鲁士盟友。卡尔·马克思当时15岁，已经知道并能够理解这一事件及其影响。对他来说，这件事一定影响了自己对普鲁士政府，以及对父亲的看法。作为一名新教徒，一名好的新教徒，一位自豪地顶着司法委员会委员头衔并受人尊敬的律师父亲，对反对普鲁士威权政体的观点是持同情态度的，至少在短暂的酒精刺激下他是这样表现的。48

在开业日庆典骚乱事件发生大约一年半之后，马克思完成了学业，准备参加毕业考试（Abitur）。宗教和德文课程论文是他保留下来的最早作品。和普通17岁青年在毕业考试中的表现类似，这些文章主要反映了他老师和周围成人的观点。不过其中也包含了马克思自己思想与志向的萌芽。

宗教论文是命题式的，题目为“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4节，讨论信众与基督的统一”。马克思以基督教兴起前的古人为例开篇，称虽然这些人发展了文化、艺术与科学，但他们从未能“摆脱迷信的枷锁，发展出对自身或基督神性来说真实且有尊严的概念”，而且他们的伦理与道德从未脱离“来自外部的低等限制”。另外，古人意识到了这样一点：“即便是最伟大的人物——天才柏拉图——也在不止一个场合谈起过对更高形式存在的深切向往，认为只有这种存在的出现，对真理和光明不停歇的追求才能得到满足。”马克思称，这种追求只有在与基督的统一中才可实现。做不到这一点，人类就会“被上帝定罪”；只有做到这一点，“上帝才可以为我们赎罪”。与基督的统一是通过对基督热切的爱来实现的，这同时使人向善，使人爱他们的兄弟。这样，高尚行为才得以出现，这种高尚的美德来自“对基督的爱，来自对神性存在的爱。而且，当美德诞生于这种纯粹的源泉时，它才摆脱了一切世俗的因素，成为真正神性的美德……它才更自然、更人性”。49

对基督的爱将人类从原罪中拯救了出来，这种观点是基督教义的典型理论，但马克思对它的解读清楚地表明，他接受的教育是启蒙运动版本的基督教义。基督教出现前，迷信——启蒙运动思想的主要敌人——是世人的一个桎梏，而基督的爱解除了它。文中柏拉图对“真理与光明”的渴求是另一个线索——这种渴望只有基督才能满足。这些词语，尤其是“光明”一词，是欧洲接受启蒙运动的新教徒的暗语。虽然马克思确实提到人类的堕落与罪行只能由基督救赎，但他未对此做详细解释。他也没强调基督救赎概念的转变经历，即信基督者得蒙重生——只有对德国的虔信派教徒以及他们的美国教友[16]来说，这种转变经历才在他们的宗教理念中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源自亨利希·马克思、终身追随康德思想的中学校长约翰·海因里希·维腾巴赫以及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Johann Ludwig von Westphalen）的熏陶。威斯特法伦是普鲁士地方政府的枢密顾问官，也是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对比来看，马克思的宗教老师的理念一名对启蒙运动持猜疑态度、对觉醒运动有些许同情的新教导师——在他学生的论文里则没有明显体现。50

马克思德文课的论文主题是“看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文章开头，他表示年轻人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应当依据自己最真挚的意愿：“最深刻的信念、内心的呼声……因为神性不会未做指引就彻底抛弃凡人……”之后他谈到了关于择业标准的两个问题。一个涉及个人心声的有效性。一个人对某个职业的喜爱可能是一时心血来潮，年轻人应当考虑知识丰富的长者的意见，例如家长——这条建议马克思只用了一句话匆匆带过，而且永远没有履行。总之最重要的，年轻人必须信赖自己的经验，搞明白他们的意愿是不是长期的。

然后，马克思指出了遵从内心行事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这里人们大概会以为看到了这位未来的社会主义者思想的雏形，但他使用的例子是缺乏能力或天分导致的择业不当。无力完成所选择的职业是可耻的，只能证明这个人在世间和社会上没有用处，这将导致自卑，“这条蛇会腐蚀内在，在胸间撕咬，从心底吸走活力，并把对人性的憎恨与绝望这种毒液混杂在其中”。

下面才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单单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和能力择业是不够的，所选择的职业应当能“赋予我们最大程度的尊严。这种尊严建立在理念上，其真实性被我们相信。这样一来就具备了最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其中为了人类行事，甚至更进一步达到众人追求的目标，即圆满与完美。所有职业都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马克思暗示，这种至善至美只会在个人意愿与能力融成时实现，并能改善人的状况：

在选择职业时，首要考虑的是人类的福祉，还有我们自己的圆满。人们不应欺骗自己，想象这两个目标彼此敌对，水火不容。相反，人的本质是协调的，他只能在追求圆满、为了周遭世界的福祉行事时，才可以达成自身的完美。如果人只为自己创造，他当然可以成为知名的学者、卓越的哲人、杰出的诗人，但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我们择业时，要选那些可以为人类做最多事情的职业，这样重担才不会将人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做出的牺牲。我们不会享受到那些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快乐，但我们得到的财富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功绩虽然默默无闻，但产生的影响却是永恒的。高尚的人，他们的眼泪将浸透我们的骨灰。51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除了能看到过分使用的混合隐喻[17]，还能发现约翰·海因里希·维腾巴赫和他所信赖的康德的理念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的文学泰斗，即被称誉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德国人”[18]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他的诗歌、小说、戏剧以及个人谈话集，都将圆满与完美的理念明确树立为人类奋斗的目标。基本上所有学过德语的人都知道，特里尔中学的学生都得读歌德的作品。校长维腾巴赫本人也认识这位出名的诗人。

这篇论文的一个特点在于马克思对个人成就例子的选择，他选择的是学者、哲人和诗人。他丝毫没有提及士兵、官员、商人或是律师——这些职业所涉及的领域都是他那个社会阶层的普鲁士年轻人渴望加入的，最后一个是他父亲给他选好的职业，也是当时马克思自己的选择。他提到的在知识和艺术上的追求反映了维腾巴赫对他的影响，这正是这位校长所在意的，他的影响力在特里尔这个不大的舞台上日益突出——虽然从更大的中欧文化世界来看，这座城市谈不上有多么重要。把对知识的探求视作是改善人类状况的一种办法，这个主题会在马克思一生中反复出现——他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政治，以及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只能是以系统的学术研究“Wissenschaft”——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这个主题被天真、稚嫩地表达了出来。

如果说这两篇毕业论文体现了马克思在正统的知识教育上的面貌，那么毕业典礼上的另一件事则反映出了他那非正式的、涉及政治的性格。维腾巴赫对革命颠覆政治倾向的无动于衷，终于在马克思毕业这一年引来了普鲁士政府的不满。不管是他对此无能为力，还是不愿反击这些思潮，当局往学校里安插了一名可靠的保守派人士——一位名叫维特斯·劳尔斯（Vitus Loers）的古典文学教师，共同担任该校校长。这个举动既是对维腾巴赫本人的侮辱，也代表了当局的政治姿态。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够义气地还以颜色。他故意冷落这位新校长，拒绝在离校时与其告别，班上总共只有两个人这样做。马克思于1835年11月离开特里尔，前往大学学习。这之后不久，劳尔斯举办了一场宴会。亨利希·马克思到场参加，发现这位右翼老师对他儿子的行为明显表示不满，于是就安慰劳尔斯说，卡尔当时去找过他，但正好赶上他不在办公室。在宴会上，亨利希还遇见了因为劳尔斯的任命而闷闷不乐的维腾巴赫。亨利希也想办法宽慰他，说马克思对他非常尊敬。这番话还真的让维腾巴赫高兴了起来。52

亨利希·马克思在这次宴会上的两个举动，大概可以概括他儿子早期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卡尔·马克思出生并成长的家庭，一直在努力摆脱欧洲等级社会中犹太“民族”受制约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会按照启蒙运动的信条来生活：用理性主义的观点处世、信仰自然神论宗教、相信人人平等并具有基本的权利、有志在由公民组成的社区中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正如亨利希自己的经历所记明的那样，为了过上这样一种生活，要经受诸多磨难，要妥协让步，而且还会受到战争与革命的影响。特里尔市既小又偏远，住在这里的居民对这种动荡无能为力。

在追求这种生活的道路上，亨利希先是成为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拿破仑皇帝的支持者；然后又变成了一名普鲁士人，一位新教徒。这两种角色都疏远了他与特里尔这座天主教城市社会环境的关系。他确实富裕了一些，有了些许社会地位。但是，同时身兼普鲁士良好市民与启蒙运动思想的支持者这两个角色，总会有一些麻烦缠身，就像在赌场中唱歌，或是像他儿子冷落了维特斯·劳尔斯一样。或许正是因为亨利希与卡尔性格上的差别，也可能是因为一个谨慎世故的中年家长与莽撞青年间的差别，让前者只在自己喝醉的时候表现出对普鲁士统治的疑虑，而后者在感情流露时则是完全清醒的。

1835年的卡尔自然会比他父亲冲动；但让人好奇的是，他在政治上到底是更激进、更愿意彻底不懈地反对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政权，还是说这只是一段特殊时期内对特定事件的看法。答案可能是：他当时还做不到前者。我们可以对比看看特里尔中学诞生的另一个革命者路德维希·西蒙（Ludwig Simon）。西蒙比马克思晚上一年学，他在1836年毕业考试时的德文课论文题目是论述对祖国的爱。在论文中，西蒙坚持称，他的祖国只能是德意志，而绝不可能是普鲁士——这种否认君主制的激进态度，与信奉天主教的特里尔市的主流观点是相悖的。无论是亨利希还是马克思，都还未到这一程度。

若再深挖这种对比可以发现，西蒙在1848年是一位革命者，而且在1872年去世前，他一直流亡于法国、瑞士，期间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观点。但西蒙的革命理念更像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派的想法——民族主义的、共和的以及民主的思想。他或许会倾向社会改革，但绝对不是资本主义或私有财产的反对者。在流亡期间，西蒙是一位银行从业者。53卡尔·马克思也将成为一位革命者，在很多观点上与西蒙那种雅各宾派的思想相同，对马克思革命理念与理想的讨论经常会忽视这一点；但马克思那个版本的革命，会要求在经济机构和财产关系上进行变革。在马克思的大学学习中，他会接触一种明显是普鲁士式的学术生活，而把雅各宾派政治与共产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则贯穿了这时期。但对1835年秋天的他来说，这还是以后的事情。

[5]古日耳曼部族就有选出领导者的习俗，而神圣罗马帝国理论上是一个实行选举制的君主王朝。教皇乌尔班四世建议由7名世俗亲王选出“罗马人的国王”，再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特里尔大主教是其中之一。

[6]等级社会（Society of Orders），研究法国近代早期史的历史学家罗兰·莫斯涅（Roland Émile Mousnier）主张，近代早期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从15世纪到18世纪，这个时期的人们更看重荣誉、身份以及社会声望而非财富。这样一来，当时的社会是通过社会等级（Social Ranks）垂直划分的，而并非像现代一般，靠社会阶层（Social Classes）水平区分。这时的欧洲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而是靠“派系”组成。在这种社会中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因为各个派系都有自己的法律。

[7]拉比（ Rabbis），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主要是学者、老师等知识分子。拉比在宗教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主持许多犹太教的仪式。

[8]泰勒（Taler）是德国旧币单位，前面提到的里弗（Livre）是法国旧币单位。

[9]姓氏来源通常有四种：父名（patronym）、职业、地点、描述。历史上大部分犹太人使用父名加前缀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姓。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法律强制规定后，德国和东欧地区的犹太人才开始使用固定的家族名做姓。

[10]犹太评议会（Sanhedrin），或译为犹太人法院、犹太人最高评议院。该机构由20多人组成，以投票方式对犹太社区内案件做出判决。这一犹太习俗自古有之，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的1806年，犹太人代表组成“大评议院”（Grand Sanhedrin）回答皇帝提出的关于犹太人的“12点问题”。

[11]注意，特里尔大学（University of Trier）或德语Universität Trier，在法国革命军占领莱茵兰后，于1798年被关闭，同期被关闭的还有科隆、美因茨和波恩等地的大学。与这里的“特里尔学院”是不同的一所学校。

[12]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种学说主张人的政治观点可能因种族、阶级、宗教、性别、民族、性取向和文化等各种身份特征决定。在20世纪才有学者对此进行描述。

[13]政治光谱，用来衡量不同政治派别的一套系统，以几何坐标为工具，划分不同的政治派别。常见的有左翼或右翼派别之分。

[14]原文为“反闪米特的”（anti-Semitic）。闪米特这个词上原本用作描述一种语系。按照该语系分类，希伯来人、阿拉伯人、亚述人都属闪米特人一族。虽然“反闪米特主义”一词从字面上看是反对所有闪族语系的人，但这个词在19世纪末的德国出现时有一个听起来更为实际的说法，Judenhass（德语），即“憎恨犹太人的”。这个词从那时便开始流行起来。

[15]1830年法国革命，又称“七月革命”、“第二次法国革命”、“光荣的三天”，这次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的统治，建立了“七月王朝”。

[16]从18世纪30年代起，美国兴起了数次被称为“大觉醒运动”的宗教复兴活动，与欧洲当时的虔敬主义宗教思潮有联系。

[17]混合隐喻（A mixed metaphor），一种修辞，多个喻体不是一类事物的比喻。例如，“If we want to get ahead，we'll have to iron out the remaining bottlenecks。”直译为“要想取得领先，就得熨平剩余的瓶颈。”

[18]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黑格尔与歌德比作“他们各自领域里的‘奥林匹斯的宙斯’。”

学生

1835年10月，马克思沿摩泽尔河顺流直下，从特里尔来到科布伦兹，然后乘汽船顺莱茵河北上，来到波恩，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仰望夜空，他应当能看到哈雷彗星。按照神秘主义的说法，彗星是伟大功绩的预兆，不过对一贯身为理性主义者的马克思来说，他一定否认星象与自己命运相关联的说法。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中欧大学里求学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佐证：在未来等待这位新生的，并不是什么功绩，而是一段漫长而崎岖的职业道路，而且前景也不明朗。对想要在普鲁士从事法律职业的年轻人来说，需要先在大学学习数年，还要有一段无薪的实习期，之后是两次国家级别的考试，然后才有可能被任命为国家的律师、法官或者是自行执业的律师。在十多年的时间，学生和立志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士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只能完全依靠家庭的支持。而对那些选择其他职业的学生来说，包括那些希望在中学或大学里谋职的人，同样也要面对一段漫长、艰难、充满压力的道路。1

在19世纪头几十年中，初级和高等教育在德意志各邦国内的普及程度显著增加，但政府增添职位所需要的资金根本赶不上毕业生增加的速度。大概在1820年至1840年间，普鲁士境内获得无薪工作的法律毕业生的人数增长为原来的3倍，但发薪的国家法律岗位只增加了20%。这种岗位数量与求职人数之间的错配长期困扰着中欧，在过去两个世纪以固定的周期反复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毕业生与国家资助岗位间数量脱节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人难捱。德意志各邦国经济增长缓慢，这意味着政府缺少税收，无法为毕业生增添公共服务职位。同样，私有经济领域的日子也不好过，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2

为了让马克思学习法律，家庭给予了他长期的财力支持。在20世纪初以前，德国大学并不招收女生，所以卡尔的姐妹们获得的是另一种支持，换句话说，就是一套让她们能获得美好姻缘的嫁妆。不过用金钱数额来衡量也很可观——用亨利希·马克思的话来说，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卡尔的弟弟赫尔曼，用亨利希·马克思的话来说，一个“心地非常好”但“没有头脑”的人，没有上大学，而是被送往布鲁塞尔当学徒，准备经商。3

1835年至1842年间，马克思从青少年长为成人。在这段时间里，困扰他的主要是职业规划上的难处，以及在经济上不得不长期依赖家庭支持的无奈。对卡尔这样一个自主倔强的人来说，一想到要依靠家庭过活，他就很不舒服，而且他与家庭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在离家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求学道路上的困难不断增多，他与家庭的冲突也进一步加剧，矛盾似乎一触即发。

身为一个普鲁士良民，亨利希把儿子送到了波恩大学。作为一种政治归化与和解的行动，普鲁士政府1818年在这座莱茵小城建立了这所大学——直到今天，这座城市仍然比不上北面那大得多的邻居：科隆。按照当局设计的理念，来自莱茵兰地区中上阶层家庭的年轻人，这个原本对新统治者持怀疑态度并抱有潜在敌意的群体，在数年的格式化教育以及受到来自王国东部核心省份中诸多新教贵族的学生影响后，将被转化为地方上忠实的精英分子。但在实际操作中，把在政治上同情自由派的、同情民主派的或者是同情天主教保守派但反对普鲁士的莱茵学生，同年轻的普鲁士贵族放在一起，导致的冲突和恶化要比对普鲁士产生的忠诚多得多。

这样的冲突对马克思在伯恩大学头一年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教授证实，马克思“非常勤奋地”上课，并参加了诗社——一群年轻人（其中一些在未来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一起讨论文学和美学问题，并尝试写作诗歌。不过，马克思的主要活动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在一个由特里尔以及莱茵兰地区西南各市同乡学生成立的非正式圈子中交流。这个圈子里的人多把时间花在波恩各地的酒馆中，他们在大醉后与其他学生打架。正是在这群学生中，马克思得来了自己的外号：“摩尔”（Moor）[19]，原因是他肤色较黑。在他的家人与朋友圈子里，这个外号从此陪伴了他一生。4

饮酒、打架、滑稽的外号——这些事迹听起来都像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成熟期青少年的所为；不过这些举动和政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因为争斗发生在特里尔学生与普鲁士东部各省学生之间。在政治活动被压制时期，很多莱茵人，不只是学生，会用与这些人打架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普鲁士统治的不满。马克思被推选为这堆特里尔学生的一个头头儿，而且这种肢体冲突行为在1836年夏发展到了顶点。他参与了一场佩剑决斗——这是德国大学的一项古老传统，在今天也会偶尔举行——想要在东部贵族面前，捍卫莱茵兰中产阶级的荣誉。5

不端的行为引发了父亲的不满，他认为马克思在偏离自己的道路。亨利希挖苦了决斗的行为，对经常出入酒馆的做法反复给予警告，并用家庭的期望提醒马克思：“家族希望你能在今后某一天，为兄弟姐妹提供帮助。”他还批评卡尔花家里钱的方式——并不是像许多文章中所说，父亲认为卡尔钱花得太多——而是他花起钱来不加计算，账目非常混乱：

你的账目，亲爱的卡尔，还真有你的风格，杂乱而没有任何收效。你要时不时地把这些数字规整地记录下来，这不费什么事。学生做事要有规矩，一个执业的法律工作者更应该如此。6

亨利希得出结论，让儿子转学势在必行。他在1835～1836学年末正式表示：“我不仅批准我的儿子卡尔·马克思这样做，而且我希望他能在柏林大学继续他在波恩开始的法律与公共管理课程。”7搬到柏林是卡尔生活中的一项重大变动。他离家更远了，由于普鲁士首都到西部各省的火车要到19世纪40年代末才开通，所以他回家只能坐马车，并且要在路上花4天时间。柏林与小小的莱茵城市波恩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柏林有30万人口，大约是波恩的20倍。居住在柏林让马克思首次体验到了住在大城市的滋味，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也会长期居住在大城市中。

柏林在当时还算不上工业、商贸以及金融中心，这个城市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发展到那个阶段。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工厂以及工业劳动力都还没有出现，这里有的只是众多的手工业者，辛苦地在小作坊里劳作，还有遍地的散工（Eckensteher），他们获得了政府许可，就站在街边等待工作。不过这座城市总归是皇室的住所，也是欧洲一大强国政府的所在地。当地的文化与艺术生活非常丰富：剧场、歌剧院、芭蕾舞剧院竞相吸引观众；艺术爱好者可以参观美轮美奂的新博物馆；热衷音乐的人可以参加柏林歌唱学院（Singakademie）的音乐会，参加这座城市中最负盛名的唱诗班，或者聆听钢琴大师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演奏。尖刻的乐评人与剧评人，还有越来越多的讽刺幽默作家，负责剖析这些艺术的理念，抨击创造者与消费者的说辞。这座城市的知识生活是多样化的，但主要集中在大学里。和波恩大学一样，柏林大学也是普鲁士一座知名的学院，但它是以优秀的学术品质以及严谨的学术氛围著称。这些优点吸引了欧洲各处求知的学子，其中就有雅各布·布克哈特[20]和索伦·克尔凯郭尔[21]。正是由于法院和国家官僚机构设立在此，这座城市的知识与文化生活才如此繁盛。不过，这同时也导致了威权政府与有独特想法的艺术家、思想家之间的明显紧张关系。

将儿子送到普鲁士首都，亨利希·马克思原本是指望那里大学的严谨作风以及城市的知识生活能给卡尔带来好的影响，希望他一到那里，就可以把过去的不羁抛于脑后，回到系统有序的学习中，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离家过远，加上大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耳濡目染，让亨利希对儿子的期望变成了泡影。和在波恩时相比，这段时间里吸引卡尔注意力的，不再是以前的酗酒、打架、决斗以及混乱的财务，而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对卡尔·马克思来说，从中学生到成功的法律人士，从青年男子到成成熟男人，在这条道路上随处都有各种曲折与阻碍。一个意料之外的障碍甚至就出现在老家特里尔，那就是马克思家的朋友威斯特法伦一家人。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是普鲁士的一名高级官员，特里尔地方政府的顾问官。他与亨利希·马克思彼此相识；他们有相似的政治观，都渴望自由、支持君主立宪但亲普鲁士，也都具有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新教信仰；他们通常在同样的社交圈子里活动——两人都是特里尔赌场的会员——可能在工作方面也有联系，因为约翰·路德维希是负责该区监狱的官员，而亨利希的律师工作则会涉及到刑事辩护。他们两家的孩子从小就是玩伴：约翰·路德维希的女儿燕妮与卡尔的姐姐索菲[22]，约翰·路德维希的儿子埃德加（Edgar）与卡尔。男孩们长大一点后，曾在同一所中学就读。

在卡尔青少年期的某一刻，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他玩伴的姐姐并开始追求她。这种由家庭朋友到恋人的转变过程非常复杂，也很崎岖。卡尔是这段恋情中激情不殆的追求者，而燕妮则不太情愿。在答复卡尔的求爱时，燕妮开篇写道：她觉得他“很可爱”——德语中的“Ichhabe dich lieb”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字游戏，与“Ich liebe dich”，即“我爱你”的意思相反。燕妮后来承认，卡尔那冲动的性格和强烈的求爱方式吓到了她。她害怕一旦接受了他，一旦告诉自己两人间的爱慕是相互的，就会迷失在对他的爱情中；而在这段关系发展过程中，他的激情一旦冷却，那么就只剩下她一个人孤苦地单恋着那个“冷漠而始乱终弃”的男人。8不过到1836年夏，在18岁的卡尔离开波恩返回家中、准备前往柏林期间，她同意了他的求爱，两人订婚了。

一段持续终生的爱情由此开始。在文学作品中，两人的订婚被当成一段童话式的罗曼史反复描绘。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特里尔城中最漂亮的女孩”、“舞会皇后”、“迷人的公主”，来自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普鲁士高官的女儿，和一名毛发浓密、肤色黝黑的平民、可疑的犹太人后裔结合在一起——这绝对是爱情的胜利，而且两人的感情超越了偏见与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这种评价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出现。当马克思的妻子于1881年去世时，他的女婿查尔斯·隆盖（Charles Longuet）在法国《正义报》（Justice）上发表了一篇讣告，称：“我们或许能想到，她与卡尔·马克思，这位特里尔律师儿子建立婚姻时，并非一帆风顺。有太多偏见要克服，而大部分是关于种族的。我们知道，这位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有以色列人的血统。”马克思在向女儿澄清的言辞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整篇文章都属捏造，没有什么偏见要克服。”同时还加上了一些言辞犀利的评论，称自己的女婿是个大白痴。9

马克思这番尖酸的评论值得关注。仔细研究后会发现，威斯特法伦与马克思两个家庭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而且，如果考虑到燕妮自己的前途，人们会觉得她接受卡尔的求婚这件事是比较自然的。在两人的关系中，的确有一些方面比较特殊，甚至有明显叛逆传统的地方，他们都反对当时大众的一些公认观点，例如对男子气概的认识，以及一般人眼中的正常的男女关系。这导致双方家庭对订婚持猜疑和反对态度，不过这种态度与卡尔的犹太血统无关，更多是因为他不确定的前途。

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是位普鲁士的高级官僚，而且也是位政府认可的贵族。普鲁士莱茵领土的官方贵族列表中就有他的名字。然而，仔细调查会发现，他的这种普鲁士贵族与高级官员的地位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前景了。10

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中，由于德国的等级社会制度逐渐被废除，原本享受大多数特权和权力的贵族开始用一种重新归类与探源的办法，应对威胁其地位的变化。那些“蓝血”贵族，也就是其宗谱可以回溯到几个世纪之前的贵族，开始把自己称之为“天命贵族”（德语为Uradel），否认自身与所谓“特准贵族”（德语为Briefadel）或“国家服务贵族”（德语为Dienstadel）有任何关联。后两者的贵族属性年代更短，而且更多带有官僚政治意味，11有时会被“天命贵族”们鄙视。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就是这样一个二等贵族，他的父亲在1764年获得贵族头衔，６年后约翰·路德维希出生。赐予他父亲贵族称号，是为了嘉奖其在担任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aunschweig）私人秘书期间所做的贡献。

除了贵族身份低人一等以外，威斯特法伦也因为个人历史牵扯到拿破仑时期的统治而被人猜忌。和他的父亲一样，威斯特法伦的政治之旅也始于不伦瑞克公国，但当时那个公国和大片普鲁士领土一道，被合并进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Kingdom of Westphalia）——拿破仑在1807年创建的一个德意志公国，交由皇帝的兄弟热罗姆（Jérôme）统治。威斯特法伦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法国式的官员，在1809年到1813年间任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镇副职的地方长官。随着拿破仑势力在中欧倒台，和其他拿破仑王朝的官员一样，他被纳入了普鲁士的政府中，首先是在萨尔茨韦德尔任职，然后是特里尔。在那里，他的仕途走到顾问官一级后再未有所升迁。威斯特法伦官运不济有很多原因，不过肯定有一条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和许多拿破仑时代幸存下来的官员一样，就像亨利希·马克思，约翰·路德维希对自由的政治思想持同情态度，建立一个立宪的君主制国家也属于这种思想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对他的仕途当然没有任何好处。

最后一点，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结了两次婚，两任妻子的个性迥异。他的第一任妻子丽赛特·冯·维希姆（Lisette von Veltheim），来自一个历史悠久、足可以把自己称作是“天命贵族”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她在1807年死于分娩并发症。5年后，路德维希迎娶了卡罗琳·赫贝尔（Caroline Heubel），一名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她的父亲是名退休的普鲁士军队马夫，一名“马厩大师”。受路德维希虔诚的母亲以及身为贵族的岳母的影响，第一次婚姻中的孩子们全部成了虔敬派信徒，政治上偏保守；而卡罗琳的儿女，燕妮和她弟弟埃德加，则效仿双亲成了宗教上的激进分子，政治上偏左。两拨孩子的区别在丽赛特·冯·维希姆的大儿子费迪南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把自己和亲人的宗教倾向与对继母的恨意融合在了一起。19世纪50年代，1848～1849年革命遭受镇压，燕妮与卡尔带着孩子们在伦敦避难，而她那同父异母的哥哥费迪南则当上了普鲁士内政部大臣，成了那个反动年代内阁中的一个铁腕角色。

从上述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的生活片段来看，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间，他家与亨利希·马克思一家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将这种交往本质描述得十分平常的记叙，并非出自他人之手，而是来自卡尔·马克思简短的回忆。马克思在晚年对支持自己的女儿艾琳娜讲述了这些往事（在双亲去世后，艾琳娜烧掉了他们的情书，以致这段历史没有留下什么资料，只留下了极少的残损片段。）卡尔经常提起，约翰·路德维希是如何关爱、庇护孩童以及青年时期的自己。他们在一起散步，路德维希为卡尔介绍莎士比亚的作品，这培养了后者对事业的终生激情。这种对未来岳父的敬仰经常被卡尔提起，而较少被提及的是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熟悉、喜欢并敬仰亨利希·马克思。事实上，在卡尔与燕妮的关系中，有意思的一环就是，他们对彼此父亲的尊敬与好感。和卡尔感情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被排除在外的是他的母亲。亨利希那古怪而又令人尴尬的妻子罕丽达和威斯特法伦一家相处不来，后者也不待见她。12

虽然同燕妮的感情正日渐升温，但在订婚期间，焦虑也一直困扰着卡尔。这个缺乏安全感的恋人反复表达了自己对燕妮忠贞的怀疑，并差点陷入一场因此而发的决斗中，卡尔抱怨燕妮不给自己写信。信件是维系两人感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在订婚后的5年中，也就是自1836年夏天马克思准备前往柏林大学，到1841年夏季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到莱茵兰这段时期，这对年轻的恋人只会面了一次，而且在那次相会中，他俩还大吵了一架，几乎分手。他们的关系几乎完全是笔友式的，有时甚至还做不到这一点，只能靠想念和想象来加以维持。13

尽管如此，在订婚后整整7年的时间里，燕妮倾慕的对象只有马克思一人。虽然具有公认的吸引力——在卡尔求婚前5年，燕妮曾与一名普鲁士中尉订过婚，但交往时间很短——但她偏偏喜欢有问题的人，如今外界普遍认为这只能用真爱来解释。这种守候也成为童话故事中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这种评价的准确程度和威斯特法伦一家的社会地位高于马克思一家的说法一样，是站不住脚的。燕妮是城中最漂亮的女孩，舞会皇后甚至魔法公主的说法都出自他的丈夫。而他的这番赞扬发自30年后，当时燕妮患上了吓人的天花，险些丧命，而且脸上留下了疤痕。丈夫在燕妮愈后说这番话，是想让她高兴起来。燕妮的确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以活泼和社交得体而出名，虽然在和卡尔一起的时候，她更多时候是一言不发，安静得让人尴尬。14

在记录两人关系的大部分文件中，有一点经常被忽视，那就是燕妮的家境。在她父亲的国家人事档案里（所有普鲁士王国官员都有这样的档案），有这样简短的一句话：“（他）没有财产。”在19世纪的头十年里，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已经用光了家里的资金。他曾尝试当一名地主、乡绅以及地产投机者，但未能成功。投资失败后，他和自己的家庭完全依靠政府工资过活。他于1834年退休，养老金微薄——金额只相当于亨利希·马克思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三。燕妮不可能有一笔不菲的嫁妆，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光鲜的婚配对象，更不要说什么来自精英阶层的年轻人了，就算是在特里尔也没有这个可能——这个被她鄙视为可悲、落后、施行古板教权治理方式的城市，这个地方“充满抱怨，是腐朽神父的老巢，居民素质低下”。之前的那位未婚夫，军衔非常低，而且了无情趣。15

选择卡尔·马克思也很有问题，因为他前途并不明朗，但他确实有令人振奋的一面。这个人能走出偏远的特里尔进行一番冒险，所以相比之下似乎也并不算糟。这样一种工于算计的态度似乎与这对年轻人罗曼蒂克的爱情史格格不入，但燕妮自己“完全是一个理性的人”，“经常提点（卡尔）外面的事情，那些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而不是只沉湎在爱情世界里寻求慰藉而忘记其他”。16

双方家长的想法是非常务实的，他们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这对年轻人关系中那些少见的、强烈的反叛性上。卡尔当时只有18岁，没有办法照料未来的新娘——而且他找到可以谋生的工作还要花上10年时间，这期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当时的人坚信，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在找到职业支撑家庭之前，根本不应该考虑结婚的事情。虽然对燕妮这种家庭背景的女子来说，在这个年纪结婚没什么奇怪的，但女人们一般都希望嫁给年长的男子，因为他们的前途更好也更稳定。卡尔和燕妮的家长自然也有这种想法，毕竟亨利希·马克思与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都比他们的配偶大10岁。一个男人的新娘要是比自己大——卡尔比燕妮年轻4岁——会被认为是可耻的，这违背了世人对男性身份标准的固有看法，以及两性关系的规范。在共产主义理论形成前，甚至在吸取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那激进的、无神论的理念前，卡尔·马克思就用求婚首次反对了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17

许多叛逆行为在发生时当事者都会有迟疑的时刻，这一个也不例外。卡尔自己痛苦地意识到，两人间的年龄差别异于常人。在这段关系中，他的不安全感以及对燕妮是否忠诚的担心源自自己的猜测，即明显理智的燕妮可能会认为他不合适——虽然他可以展开强烈的浪漫攻势，在美好的日子里，他就在脑海中勾勒她的音容笑貌。一贯实际的燕妮了解卡尔那未知的前途给订婚带来的难处 , 她在一封信中提醒了他这一点——不过很可惜这封信没能保存下来——这给卡尔带来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差点让他心理崩溃。

开始，只有卡尔的家长知道订婚的事情。亨利希对这对年轻人表示支持，甚至当儿子在柏林时自己还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罕丽达则没有那么积极，即便没有明确反对，她对此事更多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家长的态度可能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他们自己的婚姻就是包办的，也更实际。亨利希可能后悔自己的生活缺少儿子那种年轻的无畏与浪漫；而罕丽达大概更不高兴，尤其是考虑到对方家庭并不怎么在意她。燕妮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家长知道这件事，不过事实证明这种不情愿毫无道理。威斯特法伦夫妇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高兴，尤其是燕妮的父亲，对她选择了自己的“门徒”这件事感到非常满意，称自己的“高兴难以言表”，因为他的女儿和“这样一位出色、高尚且杰出的”年轻人订下了婚约。

虽然约翰·亨利希[23]喜出望外，但他也认为卡尔与燕妮的婚事是以后的事情，要等到他未来的女婿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保证他女儿现有的生活水平才行。他把对马克思的看法都写进了给燕妮同父异母的哥哥费迪南的信中。和自己母亲这边的亲戚一样，费迪南对燕妮非主流的选择远谈不上“难以言表的高兴”——就算往好的方面看，卡尔的前途也不确定。据推测，卡尔的犹太身份是导致这种猜疑的原因之一，但保守的德国福音派教徒绝不会反对像卡尔这样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毕竟他们的一个主要领袖，弗里德里希·尤利西斯·斯达尔，就是这样一个改变过信仰的犹太人。不过，来自亲属持续的反对，确实让燕妮在订婚期间的生活非常不好过。18

1836年秋，卡尔开始了自己在柏林大学的学习。他的订婚只会让自己的职业选择之路更加艰难。如果真的想娶燕妮，就需要一个尽可能稳定的职业。他的父亲为了确保他不会忘记这一点，提醒他说：“对于男人来说，再没有比照料弱势性别更神圣的职责了”，“虽然你年轻但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是男人就要赢得世界的尊重，靠冲锋在前获得这种尊重……”在写给自己儿子的信中，亨利希总是提起卡尔与燕妮的婚约带来的两难困境，作为对卡尔男性品格的质疑。19

不过，从卡尔的实际行动中看不出有“像男人般冲锋在前”的意味。在成为律师的路上，他甚至连缓慢行进都算不上。虽然正如他父亲期望的那样，波恩期间那种以狂饮和打架为主的生活方式已经消失，但马克思发现了能让自己从法律上分心的其他东西。受柏林丰富的文化生活影响，他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用第一个学年的大部分时间写了“爱之书”，一本浪漫诗歌的集子，用来送给燕妮。他还试图写一部剧本和一篇讽刺小说，后来又尝试了剧评，并做了一些努力——但不是很成功——想出版一本与此相关的年鉴。至于这堆幼稚的作品水平到底如何，看看那些保存下来的作品（由于不满意，卡尔烧掉了其中的大部分，不过他的不满意确有道理），只能说是少说为妙。值得一提的是，写给燕妮的诗歌不只是浪漫的（romantic），而是浪漫主义的（Romanticism）——特点是对渴望与激情有强烈个性化的表达，并深深地融合了大自然的题材。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无神论的原因，马克思都鄙视浪漫主义。他之后会销毁自己的浪漫主义诗歌，认为这些作品是幼稚的、尴尬的，不过这的确显示出，他对燕妮的爱对他世界观的影响有多么深刻。20

使其偏离法律职业道路的最重要因素，是马克思接触了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思想——这与马克思在波恩狂饮啤酒导致的酩酊大醉，以及对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的爱带来的情感爆发没有什么区别。众所周知，黑格尔的思想出奇的复杂难解，要想充分论述（至少）需要一整本书的篇幅，所以下面只对其做极其简要的涉及，挑选这位哲学家思想中的一部分、那些将成为马克思自己思想基础的部分进行介绍。21

黑格尔哲学源于对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思想的扬弃。这两人是德国唯心主义学说中最伟大的人物，终生投身于学术研究，与哲学的飘缈世界共度一生。然而他俩的个性却截然相反，康德弃世而简朴，黑格尔则活跃且好交际。黑格尔曾与一位酒吧女侍[24]交好，并致其怀孕。到了1806年，这个非婚生的孩子即将出世，黑格尔也非常焦急，这导致他的《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一书难以收尾。在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康德那简朴精准的论证与黑格尔那复杂的、巴洛克式[25]的哲学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受启蒙运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极大影响，即认为与世界有关的有效知识只能通过感觉获得理解，康德发问，什么能保证人们感官的感知可以提供有关被感知客体——即被他称之为“自在之物”的东西的知识呢？他得出结论，没有这样的保证，人们不可能了解自在之物，但可以通过研究自己感知架构的本质与塑造过程，从而获得关于它的一种固定样式的知识，这种不依靠感知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先验综合判断。

黑格尔认同康德对经验论局限的看法，但觉得这些理论发展得还不够。为什么要假设通过感知形成认识只有一种静态的样式，并且又假设这样一种认识独立于被感知的客体之外呢？黑格尔认为，感知认识过程与被感知的客体是相互作用的，或者说，是“辩证的”——这个词被马克思用来描述自己的观点，只不过其使用的频率低于他的信徒。按照黑格尔的思路，进行感知的主体会与被感知的客体相互作用，最终影响到主体感知的形态与结构，通常来说这是因为彼此作用会导致感知结构的自我矛盾。这种自我矛盾会催生一种新的结构，然后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会不断持续，从而导致另一个感知结构。黑格尔认为，一个思考主体的感知结构与被感知客体间的重复相互作用，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主体最终会认识到被感知的客体，这个此前一直被视作是外在的客体——即“外部化”或“异化”于主体的——事实上成为了主体产物的一部分（黑格尔的这种理念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主体对外部客体的感知最终会扩大、丰富自我意识。另外，与这一过程紧密相关的结果就是，独立感知的主体会明白过来，它的自我意识是整个宇宙的，即大主体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会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而且也归结为自我意识，这被黑格尔称为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Absolute Spirit，Absolute Mind）。

按照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黑格尔继承者对这种哲学理论用途的理解不同，这套理论衍生出了两个派别。其中一种认为，黑格尔把哲学视作是知识上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分支，它整合了其他所有知识，其方法与结论可以在其他形式的知识中复制，并验证其正确性。感知形式发展的智力过程出现在人类历史中，最初是对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的草率感知——绝对知识是指绝对精神的自我认知。在对自然界的物理解析以及对法律、政治和政府的理解中，逻辑形式的发展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并行发展。在黑格尔眼中，只要是系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即被德国人称之为“Wissenschaft”的知识体系，都可以从中发现他的哲学理论。按照这种理解，黑格尔非常成功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黑格尔哲学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即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间，相当一部分德国学者——不只是哲学领域的，还包括历史、法律、政治理论、艺术史、语言学、东方学甚至还有神学——都在使用黑格尔的论证形式。

由这种观点顺延得出的第二种观点就是，黑格尔对自身哲学体系的理解是自证式的。如果在哲学推理中，黑格尔能把他的哲学表现为人类智慧最高形式历史系统化发展的顶峰，那么也就证明了他的哲学是此前所有哲学推理的顶峰。自我意识成为了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最高的证明形式。

虽然这一整套论证方式在今天看来是神秘、含糊、抽象得厉害，然而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它带来了强大的冲击。黑格尔的理念不仅成为了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指导纲领，而且几乎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对有理性主义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固有的宗教信条在感情上早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黑格尔的理念有强大的吸引力，经历了一种转化的体验，这群人因为自我理解是绝对精神的一部分而感到狂喜。黑格尔的一名学生威廉·瓦特克（Wilhelm Vatke），在写给兄弟的信中谈到自己对黑格尔理念的信奉：“如果我告诉你上帝就出现在我的对面，你可能觉得我疯了，但事实就是如此。伟大是与生俱来的，人本身就是无限光明中的一分子，就像……噢，要是我能告诉你我是多么幸福就好了。”22

马克思不会用这样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他在1837年11月写给父亲的信中，在他柏林求学期间唯一一封保留下来的信中，表明他也是黑格尔信徒中的一员。23这封信开篇是一大段黑格尔式的修辞：

生命中有一些时刻，就像地标一样，立在逝去的年代之前，但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我们自己必须用清晰的思想审视过去和现在，从而获得对自己真正位置的认知。世界历史本身就喜欢通过这种回顾来感知自己，这通常使其带有退步与停滞的假象，但事实上它只是坐在手扶椅上去理解自己，搞清并思忖自己的行为——精神的行为。

在这段开篇文字中，马克思用非常黑格尔的方式，拿世界历史的精神行为实现了自我意识这种描述来比喻自己。这封信更实际的意义在于，他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在柏林大学头一年的学习情况，并说明自己在撰写一本基于康德思想的法律哲学书籍上所花费的努力。不过，他又重申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解释到自己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康德的理念预设感知与分析是独立于客体的，“主体就客体展开分析时……就会（造成）主观的分类”。不过，由于黑格尔提出了合适的理论，“事物本身的理性特质一定是以自我矛盾的方式发展，并在自身当中达到和谐统一”。这之后，马克思描述了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一面帷幕已经落下，我最神圣的已被扯碎（原文如此），新的神必须填补进来……”对黑格尔的了解是“彻头彻尾地……使得我更加坚定地认同这套当前世界的哲学……”在获得这种启迪后，马克思“像疯了一样，跑在污浊的施普雷河河畔的花园里……跑到柏林并想要拥抱街上的每一个散工。”他以文雅的笔风结束了这封信，解释称这封信已经写了数小时，现在是凌晨4点，蜡烛已经燃到了底。

向父亲坦露心声的卡尔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得到的是粗暴不满的回复，父亲对他的责难就此开始。12月9日，坐定之后的亨利希没心情让儿子知道自己对他新信仰的黑格尔哲学有何看法。让他生气的不是儿子的兴趣从法学转移到了哲学或文学上，也不是信中暗示的马克思有可能选择一条学术道路而非法律上的职业。在写给父亲的这封长信里，卡尔对自己这种观点的表达很是谨慎，并且实际上，在柏林大学求学的全部时光里，他的正式身份仍然是法律系的学生。亨利希也不是要反对他儿子的职业选择。他此前曾鼓励卡尔对文学的兴趣，以为这或许能让卡尔比有志进入法律行业的其他学生发展得更快（因为鉴于与燕妮的婚约，他也需要做到这一点），他一度建议卡尔写一篇颂词，纪念普鲁士在滑铁卢之役中的胜利，甚至还对卡尔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想法持开放态度。24

真正让亨利希生气的是，他儿子在培养正确的男性品格这一点上没有什么进展。卡尔“要承担的义务可能已经超出了他的年龄，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应该做出更多牺牲，为这个女孩的福祉着想。毕竟女方在自己的前途上做了重大牺牲，把她和一个年轻人的宿命绑在了一起。”然而他做了什么？在波恩，他一直是“野孩子的头”，在柏林的表现就更糟了。“浑浑噩噩、盲目看书、在昏暗的油灯前做无聊的思索；他不再拿着酒杯疯跑，而改为不修边幅地穿着学士袍狂奔……而且，在这里进行的无意义、无目的的学习，难道可以支持你和你的爱人，有助于你履行神圣义务的吗？”

在这封信中，亨利希第一次严厉批评了卡尔对财务的不敏感，指责他不仅帐目记得混乱，而且开销过大。但即便是这样，批评起卡尔浪费金钱的严厉程度，也远不及对他缺乏条理与没有进步的指责：

就好像我们是金子造的一般，儿子先生，你违背所有协议、不顾所有习俗，一年里花掉700泰勒，而最富有的人也不过才花500。为什么？说良心话，你不是个浪费的人，也不是个挥霍的人。但一个人，如果他每一周或每两周就发明新的（哲学）体系，来取代以前的千辛万苦得出的成果，那他又怎么能屈尊降贵，做些琐碎的小事呢？他怎么会在意自己过得是不是有条理呢？所有人都从他那里揩油，大家都骗他……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因为会有新的汇款马上签出。

最后，亨利希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不满：他的儿子正在浪费天分，把才能用在无用的领域上，而没有追求他自己的职业目标。“我那聪明的、有天赋的卡尔”在自己的房间里不眠不休，忙着发明并驳斥哲学理论，“在学识的阴影中搜肠刮肚”。他不去上课也不准备考试，也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去拜访那些有助于他职业的、有影响力、交际广泛的人士。总而言之，卡尔是在辜负家庭对他的支持，是在浪费资源，而没能走上塑造男性品格的正确道路。亨利希在这封信的结尾处命令他的儿子在1838年复活节回家，实则是要求他必须在那之前把事情规整好。亨利希承认，这封信开头之所以没有什么好语气，部分原因是自己咳嗽不断且没有好转，这一病症已经困扰了他快一年。当年夏天他曾前往巴特埃姆斯接受水疗，但症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医生和亨利希自己都以为咳嗽是由痛风引起，但实际上他患上了肺结核，并且已经到了晚期。在这封信写完后一个月，病痛迫使他不得不卧床休息，再也没有起来。25

1838年复活节假期，卡尔的确回到了特里尔，这是他在柏林大学的四年中唯一一次返乡。天主教氛围浓厚的特里尔隆重庆祝了这个基督受难死去又荣耀复活的节日，可马克思一家却陷入了苦难。对卡尔来说，这次探访简直如同噩梦一般让他非常难受。纵然在观点上有分歧，他还是关爱并尊敬父亲，但后者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做最后的弥留。即便是在分别一年半之后看见燕妮，也未能让卡尔的心情有任何好转，反而还让他的情绪状态更差。在这种压力下，卡尔和燕妮大吵了一架，他管她叫作“粗鲁、俗气的女孩”，并威胁要向她的弟弟埃德加告状，埃德加当时是卡尔在柏林的同窗。在意识到他就要摧毁与自己心爱女人之间的纽带，而现在又是自己更需要她感情支持的时候，卡尔及时地道了歉，避免了事情的进一步恶化。但他火爆的脾气正印证了燕妮此前的担心——如果对她的激情冷却，两人的未来就会渺茫起来。经历了这番痛苦的探望后，卡尔于1838年5月7日离开了特里尔，他的父亲于三天后去世。卡尔在回到柏林后才收到这则噩耗。按照埃德加·冯·威斯特法伦在写给罕丽达·马克思的信中所记述的那样，这对卡尔的打击极大。26

很多为马克思立传的作家称，当时马克思自己可能也患上了肺结核，并表示有征兵体检结果为证。这份1841年的报告认为他不适合服兵役，原因是“反复咯血”。27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不可能再活40年。咯血可能是严重的肺炎或支气管炎所导致——或者根本没有这回事。亨利希与罕丽达此前安排了一位私人医生写报告，以应付普鲁士军队，目的就是要给儿子身体上的小病添油加醋。在那个时期，对德国中上阶层家庭来说，让儿子逃避兵役的事情并不少见。年轻人要尽自己爱国义务的新观念还在缓慢酝酿，在反对普鲁士君主制的莱茵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写一首颂歌赞扬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回事，正如亨利希建议马克思做的那样；而真正献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28

即使说父亲的去世并未损害到卡尔的身体健康，那么他未来的计划与志向一定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他对职业的所有设想，前提都是有一个健康的、能赚大钱的父亲，这样才能不断支持他今后几年的生活。马克思一家当时还是相当宽裕的，这主要是因为有罕丽达的嫁妆支持，另外她还有财产可以继承。在丈夫去世10年后，刨掉三个女儿的嫁妆钱，罕丽达每年还能收到1 200泰勒，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29但这笔钱还没多到既可以照料罕丽达自己以及其他孩子，又能维持卡尔习惯的生活方式。这导致卡尔开始对自己应当继承的遗产动起了想法，也就是他父亲财产中属于他的那一部分。

在父亲去世时，卡尔仍然是未成年人，但《拿破仑法典》（在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中引发了相当的不满）认定寡妇不能成为自己孩子的监护人。这样，卡尔就有了一位由法庭指定的监护人，亨利希·马克思的同事、特里尔的律师约翰·亨利希·施林克（Johann Heinrich Schlink）。一边是迫切希望得到自己那部分继承财产的儿子，一边是不愿支付的寡妇，夹在中间的指定监护人只能承担起调解纠纷的困难任务。施林克是位值得钦佩的监护人，他甚至亲自前往柏林与卡尔会面，以听取他的抱怨。很有可能正是因为施林克的调解，母子双方才达成了临时和解协议。1838年，卡尔收到了罕丽达汇来的160泰勒，应该足够支付他获得博士学位的费用。此外，罕丽达还借给他950泰勒。30原因是卡尔既可以继承他父亲财产中的一部分，也可以在他母亲死后，继承她的一部分财产。

在财产继承问题上，或者就罕丽达与卡尔达成的协议来说，寡妇同自己的孩子间出现分歧并不是太奇怪。《拿破仑法典》的存在使得19世纪的具备这样的特点家庭财产安排。不过要是就事论事的话，马克思的订婚，以及马克思一家与威斯特法伦一家的关系，给这件事增加了一种感情的因素，一丝结怨的意味。为了达成临时和解，卡尔通过他的监护人告诉自己的母亲，没有必要的资金支持，他没法完成学业，燕妮也就只能选择拒婚。借给儿子钱就意味着罕丽达不得不继续同威斯特法伦一家保持关系，而这一家人在她的丈夫死后，对其相当冷淡，拒绝上门悼慰，而且在卡尔的弟弟赫尔曼登门拜访时还将其拒之门外。“……你永远不会像我们为你所做的那样，为我的家庭做出牺牲…… 你永远无法补偿我们因你而遭受的苦难。”罕丽达对卡尔说。31

卡尔成功地拿到了足够的钱，来满足以后在柏林学习所需的开销，不过他与母亲的关系却是愈发紧张。虽然在父亲死后，他在经济上更为拮据，但此前那种无条理、不经意的生活仍在继续。在1838年到1840年间，他欠下了一个裁缝、一名布匹商人以及一位书商的账，他没有能力或者是不愿支付这些钱。在马克思离开柏林之后，这些倒霉的债主还在试图通过大学学生纪律管理机构收回这些欠款。32

所有这些办法都只是解决马克思财务问题的临时手段。这些临时手段之所以会出现，是人们假设他最终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不错的工作，可是马克思始终没有找到这样的工作。经济大环境不好是个理由，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马克思在知识和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所以，1838年到1841年间的这些临时手段会一直延续到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他会继续从母亲或家人那里借钱，试着弥补收入的不足；因为继承权问题，他与家人发生过争执；写作获得的不定期收入成为了他填补这种财务空缺的办法；还有就是借款，筹措五花八门的资助金，要么干脆就是找人赠与自己。

这些情况带来的后果在多年之后才会出现，1838年时的卡尔自然不会预料到。不过在短期内，鉴于父亲过世给自己带来的情感与经济上的影响，他在那些年里还是度过了一段动荡的时光。他不再去法律系上课，并逐渐放弃了从事法律工作的想法。至少在1839年的一段时间里，他忙着捍卫燕妮的荣誉，准备同一个柏林的泛泛之交决斗。这个人可能是燕妮的继兄弟维尔纳·冯·瓦尔海姆（Werner von Weltheim）。他以燕妮短暂的第一次婚约为由嘲讽卡尔。幸好在两人备好手枪，彼此相距仅20步之前，燕妮和哥哥埃德加，以及瓦尔海姆未婚妻的表兄弟爱德华·冯·克罗希克（Eduard von Krosigk）出现并联手制止了这一行为。33

渐渐地，马克思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新的落脚点，他考虑投身学术领域。他开始准备博士论文，内容是使用黑格尔的方法研究古代哲学。整个过程起初是断断续续的，随着对古希腊哲学作品的深入研读，黑格尔思想体系此前带给他的那种狂喜和敬畏的感觉开始淡化了，原因是给论文选择一个主题太难，而且黑格尔对哲学发展的看法很难用零散的文字描述。那些向马克思介绍黑格尔哲学的人，开始在他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和稍长一些的同龄人不同，马克思没有见过黑格尔。这位哲学家死于1831年的霍乱疫情。不过在去世前的13年中，他曾在柏林大学授课。在这之前，黑格尔开办过一所学校，招收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来自柏林，不过也有德国其他地方的人。正是这些学生将马克思引入了他们导师那神秘的理念之中。

柏林的法律史学教授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就影响了马克思。这位教授的影响力很大，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被人们低估了。他个人背景与亨利希·马克思有些类似——他是为了成为教授而从犹太教改信新教。甘斯的演讲风格引人入胜，授课时大厅座无虚席，听者不仅有学生还有受过教育的一般大众。黑格尔关于法律及政治发展的观点，在他的解释下有些偏左。甘斯公开支持宪法保证的公民自由以及议会政府，与其导师黑格尔那种刻意的隐晦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大多数中欧知识分子不同，无论是从个人关系还是学术领域上看，甘斯在法国的人脉都很广。他同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好友，后者是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今天人们对他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其对年轻的北美共和国[26]民主实践的透彻分析。甘斯还是第一个注意到圣西门派（Saint-Simonians）的德国人。这群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发展了一套在产业中用集体所有制取代私有制、用计划经济取代自由市场的理论。和这些人一样，甘斯也担心手工业者以及早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但他不支持这些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也不赞同黑格尔有关重建行会制度、促进工人生产合作的提议。

马克思参加了甘斯的课程，这位教授也注意到了前者表现出来的勤勉。甘斯的课程显然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段落就摘自甘斯的作品，有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原样照搬。甘斯是马克思思想成熟过程中的导师兼顾问，要不是他1839年在年仅42岁时死于中风，马克思很可能会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34

实际上，从学术与社交活动方面上看，对马克思后大学时期规划产生主要影响的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组织，里面的成员有哲学家、神学家和自由作家知识分子。这个组织被同时代的人称为“青年黑格尔派”。35这群人和大学有一些联系，也是柏林广阔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对学术思考持非常严谨的态度，而生活方式又是与世俗格格不入波希米亚式风格。这对马克思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这种魅力促进了他的激进主义政治立场。青年黑格尔派中的“青年”一词，既是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说法，也和年代有关。“青年”这个词自1830年法国革命后进入了欧洲的政治词典，它代表着时代的转型。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支持这种理念的个人摆脱了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怀念，着眼未来、期盼改变。代表这种转型的一个先驱式例子就是秘密社团“青年意大利”。该社团由意大利革命家朱塞佩·马志尼创建，他是民主与共和激进主义最具标志性的领袖，他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意大利半岛，而且遍布整个欧洲大陆。在欧洲中部，更靠近德国本土的是文学运动“青年德国”，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海涅和马志尼两人与马克思的人生都有交集），他的社会批判文学作品于1835年被新的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正式封杀。这个中欧诸多国家的联合，诞生自结束了拿破仑战争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又因为德意志统一战争在1866年被摧毁，最终导致了由普鲁士统治的德意志帝国的出现。36

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体现在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成员们纷纷把黑格尔哲学的方法与结论运用在所有“Wissenschaft”上。新教的神学，这个对德国人学术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也不例外。之前是黑格尔开始了这项事业，得出的却是矛盾的结果。黑格尔的神学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正统的宗教。在辩证的发展中，精神感知到的客体是异化的，这种观点可以对应《旧约》中上帝与人类的区别；而精神在感知客体时的过程，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而它本身则是绝对精神的一部分，这又相当于基督教中三位一体的概念。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还有一些方面是非正统的。比如他认为，人类对上帝的认知，是上帝的自我意识。换句话说，他觉得如果不谈神的造物，那么上帝本身就没有意义。这听起来带有泛神论的意味，尤其是对德国重生派的新教徒来说，这违背了“人格化的上帝”[27]这种理解。黑格尔将神学整合进哲学的做法，也引起了虔信派的猜疑，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哲学从概念上定义了在宗教中什么是信仰和表象这样一个真谛。对基督徒来说，他们认为发自个人的信仰是相信神的关键，而且这明显比人的原因更重要。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了又一个危险的、具有颠覆意义的理论。

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神学的颠覆意义付诸实践，将长期以来在德国新教徒中形成的激进主义观点与之相融合。这些激进主义观点诞生于18世纪，尤其是产生于被今天学界称为“圣经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 of the Bible）的过程中。这种批判是指用对待历史文件的方法考察《旧约》与《新约》，通过常识经验判断哪些是在古巴勒斯坦真实发生的事件或出现的人物，而哪些又是后来的增补与虚构。首个在神学界掀起波澜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是蒂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übingen）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他曾是位新教牧师，一度前往柏林深造神学，师从黑格尔及其弟子。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神学考察》[28]（Life of Jesus Theologically Examined，著于1835年）认为，福音故事中记录的耶稣的生平与死亡，并非实证资料，而是罗马治下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希望、信仰与期盼的神话投射，是该群体自我意识的一种具象化与异化。这本学术领域的大部头如同一枚炸弹，在文化而人群中引发了轩然大波，正统派对此加以愤怒的非难，而支持者强烈赞誉。37

施特劳斯用明显是黑格尔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了最初的观点，同时也遭到了一位柏林大学神学系讲师布鲁诺·鲍威尔的反驳。在他的《约翰福音批判》（Critique of the Gospel of St. John，1840年著）以及《同观福音批判》（Critique of the Synoptic Gospels，1841年著）中，鲍威尔认为：施特劳斯将基督教典籍视作是通过神话形式具象化的群体认知，忽视了宗教上自我意识的重要性；福音作品的作者们吸纳神话，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人类自我意识的表达。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一次齐鸣来自巴伐利亚（Bavaria）哲学家与神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他的《基督教的本质》（Essence of Christianity，1841年著）一书推广了施特劳斯与鲍威尔的观点。对费尔巴哈来说，所有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都是对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一种整体表达。按照费尔巴哈的说法，神圣的神性，上帝的大爱、公正和怜悯等等特质，都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拥有的最好的部分。用黑格尔的具象化和异化的说法解释，这些特质都被囊括进了一个神话的至高存在之中。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青年黑格尔派被裹挟在知识上的思索、神学上的辩论以及政治上的质疑中，而这种质疑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由小圈子中的内部人士转变成圈子之外的公众人物，即激进理念的温和支持派以及无神论的信仰者。马克思不过是诸多陷入这波浪潮的青年黑格尔派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他的思想、行动以及个人生活也因此造就而成。

和最初发展了高等批判的神学家们一样，青年黑格尔派在开始研习宗教时试图强化并净化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做法完全是新教式的，即把《圣经》中那些最初的、可信的基督教内容与后来的增补区分开来。然而，他们的学术活动与文学表达在不经意间威胁到了对宗教的信奉。这样一来，到19世纪40年代初，许多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已经变成了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过他们的无神论通常带有宗教的一面，实际上是要把上帝的神圣感转移到人类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人神论”（anthropotheism）。他的原话“我的宗教就是不信宗教”，都证明了青年黑格尔派对无神思想的笃信。38

与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思想并行发展的是他们的政治道路。他们最初不仅把自己的观点视作是对新教信仰的强化，而且，至少对他们中的普鲁士人来说，这些观点不仅只是支持君主制，还表达出了这种制度的最佳传统与理想。哈雷大学教育系讲师、青年黑格尔派组织的首脑以及该组织刊物《哈雷年鉴》（Halle Yearbooks）的主编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就表示：“普鲁士是个新教国家，其本质就是光明与学识。”39

普鲁士、新教主义、宗教激进主义以及启蒙运动间的联系，让人想起了亨利希·马克思在转信新教时的知识文化背境，以及卡尔·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成长氛围。和亨利希一样，青年黑格尔派有很好的理由肯定这种联系。如果说黑格尔思想体系是普鲁士的官方哲学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但事实上，普鲁士长期负责宗教与教育事务的大臣卡尔·冯·阿尔滕施泰因（Karl von Altenstein）对黑格尔思想的看法就不坏，而且他本身也是这些学者的赞助人之一。不过，始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自由改革已经接近尾声，从很多方面看，阿尔滕施泰因的影响力在19世纪30年代一直在减弱。到1840年他去世时，这位大臣能给青年黑格尔派提供的保护已经所剩无几。也就是在同一年，一位新的君主，腓特烈·威廉四世，一个觉醒运动的强烈支持者，登上了王座。新国王登基的一个结果就是，普鲁士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开始逐步反对黑格尔及其支持者的理念。作为回应，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左倾，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合作，开始逐渐倡导民主与共和的理念。40

政治与宗教上的变化给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前途带来了变化，但大部分的变化都很糟糕。这些人希望成为德国大学里的教授，包括卢格、鲍威尔以及费尔巴哈在内的其中很多人都已经获得了讲师职位，在学术台阶上迈出了第一步。但他们思想中体现出的激进，以及政府政策的进一步保守化，毁灭了他们的志向：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大学中，没有无神论者或民主人士的容身之地。没有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能在大学获得大学职位，他们被迫从事自由撰稿人、记者以及其他经济来源不稳定的职业。一些人进入了文艺圈，另一些则成为了左翼政治活动者，他们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流亡中度过了余生。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在他们当中特立独行的马克思，成为了德国知识文化生活中迷失的一代。41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对卡尔·马克思影响最大的通常被认为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即便对马克思生平与理念了解非常少的人也听说过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特别是其中著名的第11条，也就是《提纲》的最终结论：“迄今为止，哲学家一直只是分析世界，但重点应该是改变世界。”这些提纲是马克思在阅读各类书籍的过程中写下的大量批注与评论的一部分。在他一生中，马克思从未试图出版这些提纲，也未打算向公众公开它们。只是在他去世之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位实际上的马克思遗嘱的执行人，才在成堆的文稿中翻出了它们，并将其变成了铅字。虽然马克思肯定读过并赞同过费尔巴哈的文章，但这两人从未谋面，也没有过任何学术或政治上的合作。事实上，费尔巴哈曾明确拒绝过马克思提出的合作建议。42

另一个对马克思影响更大、但经常被忽视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是布鲁诺·鲍威尔。这并不奇怪，因为与圣人般的费尔巴哈相比，鲍威尔则是个风评不佳的角色，同代人将其视作是一个学术上的机会主义者。他以保守黑格尔派的形象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猛烈批评者。他还就《旧约》写了一本书，宣称调和了黑格尔哲学与宗教正统之间的矛盾。在几年时间内，鲍威尔投向了左翼，转变成青年黑格尔派中最激进的分子，公开宣扬无神论并支持共和主义。除此之外，鲍威尔的个人名声也比较糟糕，他被认为自大且以自我为中心——施特劳斯一直没有原谅鲍威尔发起的、带有强烈敌意的辩论，尽管后者后来同意了他的观点。在黑格尔时代结束后，鲍威尔在学术与政治上的发展对其声望没有带去任何好处：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又变成了一名保守派人士，并逐渐成为了一个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是中欧种族主义反犹思潮的发起者之一。43

关于鲍威尔在学术上到底对马克思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一点存在不少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两人关系非常好，而且正是鲍威尔把马克思引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社交圈子。马克思在1837年夏天首次接触到青年黑格尔派，当时他加入了一个名为“博士俱乐部”的柏林黑格尔派组织，其领导者正是马克思在信中向父亲提到的“讲师鲍威尔博士”。马克思计划中的戏剧评论年鉴的合作者就是鲍威尔的妹夫阿道夫·鲁腾堡（Adolf Rutenberg）。在该组织的社交活动上，人们经常看到马克思与鲍威尔走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马克思经常登门拜访鲍威尔及其弟弟埃德加，埃德加也是柏林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在放弃学习法律之后，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只上过两门课，其中一门就是鲍威尔的课程，其主题有关希伯来先知以赛亚。

宗教与教育事务大臣冯·阿尔滕施泰因为人友善，他最后一次向青年黑格尔派施以援手的一项内容就是在1839年为鲍威尔提供了一个波恩大学新教神学讲师的职位。在波恩大学，鲍威尔成为教授的机会似乎比在柏林更大一些。在鲍威尔离开柏林前往波恩之后，他同马克思的交往并未就此中断（不幸的是，马克思这边的去信没有保留下来）。鲍威尔开始为马克思做计划，希望后者能前往波恩与自己一起工作。他鼓励马克思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告知其波恩大学选择教师的标准，甚至暗示有一些课程是适合马克思教授的。同代人将马克思视作是鲍威尔的门徒，事实也的确如此。44

但在马克思前往波恩加入鲍威尔之前，他必须先完成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他的论文主题——按照今日的学科分类，应属哲学史——是比较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与伊壁鸠鲁（Epicurus）作品中有关自然的理论。45无需做更多阐释，人们可以从这篇论文中看到马克思在大学结束时个人成长与知识发展的状况。

这篇论文无疑有它学术性的一面。马克思的毕业论文是修正式的，他试图发展一套新的、不同的解释，并推翻长期以来建立的学术观点。对反经典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来说，这个态度非常正常。以往的学术观点认为，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哲学家都是不值一提的追随派，而且认定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只不过是在拙劣地复述之前德谟克利特原创的观点。马克思想要证明的与此相反，即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才是最初的版本，而且在重要性与深刻性上更胜德谟克利特的最初作品。

马克思明显采用了黑格尔式的手法。他表示，伊壁鸠鲁的观点代表了人类知识水平的进步以及人类自我意识过程中更高级的阶段，具体总结如下：

对伊壁鸠鲁来说，从原子论的所有矛盾来看，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这种以抽象的个别性形式出现的自我意识，是绝对原则。这套科学经实践与完善后得出了最高形式，即这种理论的消亡，以及它同普遍性的有意对立。原子只是对自然进行经验性研究的一种通用客观表达。对他来说，原子仍然只是一类纯粹、抽象的概念，只是由经验得出的假设而不是一套有力的原则，这类纯粹和抽象的概念都无法实现，不能进一步决定经验世界研究的进程。46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黑格尔式的（这套含混与晦涩的行文风格也是黑格尔式的，德文原文非常明显），涉及在过去的知识发展趋向中，对人类自我意识辩证发展哲学形式的认识。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观点的层次更高，因为这些思想更接近黑格尔哲学体系对自我意识辩证运动的理解——导致自我矛盾，与德谟克利特非辩证的概念相悖。对后者来说，主体的思考以及感知是被用来对其感知的客体分门别类的，但两者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对比这两位古希腊哲人不像是黑格尔批判康德，马克思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忠实的黑格尔弟子。更准确地说，马克思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名黑格尔的弟子，但这里的黑格尔是经过马克思自己的导师布鲁诺·鲍威尔重新诠释过的，因为马克思的结论中谈到的不是黑格尔主张的精神，而是布鲁诺·鲍威尔指出的人类自我意识。也正是鲍威尔之前就认为，希腊化[29]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代表着自我意识辩证过程中的一次高潮。47

这篇论文的献辞部分体现出了马克思这个人的另一面。献辞是写给马克思“亲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的，其中包含了大量奉承的语句：“这是我对您（指威斯特法伦）敬爱的小小证明”；“一位长辈能拥有年轻人的力量，值得钦佩”；“理想主义并非幻想，而是真实存在的‘鲜活证明’”。人们很难辨析，在马克思的这些评价中，究竟哪些内容是为了让威斯特法伦把女儿嫁给自己，哪些又反映了他对自己孩童时期导师的强烈赞许——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两种动机是互相冲突的。

这段献辞还暗含了一种政治上以及宗教 / 哲学上的对立。仿效布鲁诺·鲍威尔的做法，马克思称赞威斯特法伦“满怀对真理的激情与冷静，欢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进步……从不惧怕倒退鬼魂的威胁阴影，也不屈从于时代上空时常浮现的黑暗与阴云……”。“进步”与“黑暗”（德语为“finster”，也有罪恶的含义）这两个词是德国很多自由思想者使用的暗语，分别代表他们自己的理念以及他们死敌的态度。通过使用这些词，马克思宣布了自己对自由思想者这类人的支持，就像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通常会表现出来的那样。

在论文的自序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自由思想的支持，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描述。他指出“哲学的自白”就是“普罗米修斯的自白”。他直接援引普罗米修斯告白的希腊语原文（对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来说，这句话没有任何理解障碍），翻译过来就是：“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30]他在文中重申，这句自白也是哲学的自白，“这句格言是反对天上地下所有的神，他们没有把人类的自我意识看作是最高的神性。除此之外不应该有任何神的存在。”48在这里，马克思再次追随鲍威尔，接触到了一套愈发激进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之前他们只是想试图将新教神学纯净化，而现在则是对它进行嘲讽，例如对“十诫”[31]中一神论主张的讽刺性引用，就明确地表达了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变化：从自由思想变成了无神论。

论文完成后就需要提交。在爱德华·甘斯教授去世以及布鲁诺·鲍威尔离开之后，柏林大学对黑格尔思想的敌意愈发强烈，对各种坚持自由思想、无神论的青年黑格尔派变体则更是如此。不管怎样，在马克思完成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时，他已经不再是柏林大学的学生了，因为他已经超出了规定的4年时间上限，而且他也没有申请延期，所以被从肄业申请的名单中划了出去。马克思将论文提交至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那是德国唯一一所既不要求注销也不需要个人到场做正式答辩就可以接收并通过论文的大学。也正因为此，它授予博士学位的费用也最低。恶意的评论者有时会称，马克思的博士学位出自野鸡大学，但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耶拿是一所有声望的正规大学，并不是一家文凭工厂。能在该校通过的博士论文，都是内容丰富、学术性强的作品，作者也都是怀有从事学术职业的强烈愿望的人。耶拿大学于1841年4月15日正式授予马克思博士学位。

拿到学位之后，马克思于1841年6月返回了莱茵兰。他在德国西部边陲还有些个人事务要忙；同燕妮订下的婚约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家庭事务上要就亨利希·马克思的财产做最终和解；职业上是要跟从布鲁诺·鲍威尔前往波恩大学，在那开始自己的职业，还是要追随鲍威尔的足迹，成为一名哲学家 / 神学家，或者更准确的说，一位哲学家 / 反神学家。他在特里尔和波恩只居住了短短几个月，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所有这些计划都被打乱了。马克思的人生将出现意外的转折，导致其永远脱离了学术领域和知识求索的圈子，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由好争论的新闻界与政治论战组成的世界。

[19]较深的肤色以及卷发让朋友们认为马克思看起来比较像北非的“摩尔人”。这个词通常被欧洲人用来描述西非、北非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等。

[20]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瑞士的艺术与文化历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

[21]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丹麦哲学家、诗人，被认为是首个存在主义哲学家。

[22]索菲前文为索菲亚。索菲亚（Sophia）一词来自希腊文，而索菲（Sophie）来自其法文形式。

[23]应为约翰·路德维希。约翰·亨利希是马克思的中学校长。

[24]一说是黑格尔的女房东。克里斯蒂安娜·布克哈特（Christiana Burkhardt）。

[25]巴洛克风格，是17世纪广为流传的一种艺术风格。即意大利语Barocco，意思是指奇特、古怪、变形。——编者注

[26]原文为North American Republic，指新建立不久的美国。

[27]或者说“人性神”。

[28]也译为《耶稣传》。

[29]希腊化（Hellenistic），意为“类似希腊的”，指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到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治下埃及的这一段时间中，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历史。这些地区国家的文化、政治和教育都受古希腊的影响。

[30]取自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一剧。

[31]德国19世纪的圣经学者、高等批判的代表人物，尤利乌斯·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认为，摩西五经来自对四部独立文献的编辑。这四部文献出现的时间在摩西时代之后数个世纪，即“底本学说”。因此“十诫”乃是后人的增补。

编辑

1841年，马克思回到出生地。他当时23岁，刚刚开始成年人的生活。个人境遇与政治态势共同作用，破灭的志向和现实的希望互相交织，让这种开端变得艰难而飘摇。回家后不久，马克思获得遗产的可能性泡汤了，导致他没有任何资产与收入。就在马克思准备在学术领域立足的时候，黑格尔哲学与普鲁士间的关系也走到了终点。布鲁诺·鲍威尔，这位马克思的导师、密友以及政治上的盟友，在1842年3月被解除了波恩大学讲师的职务——这不仅终结了鲍威尔的学术生涯，对他的学生来说也是殃及池鱼。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与他未婚妻的关系迎来了转折点，在三年的分别后，两人现在发展得非常顺利。唯一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资产，也没有营生的行当，两人的婚礼也就因此而遥遥无期。不过马克思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摆脱这种艰难的处境：改行。就像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样，从哲学转投政治活动，从希望获得一个国家出钱支持的职业，变成盼望普鲁士政府倒台。

1841年6月23日，马克思一家人在特里尔约见了公证人，草拟分割亨利希·马克思财产的方案，此举标志着卡尔继承遗产的希望彻底破灭。在仔细清点了亨利希的资产后——这里要减去罕丽达从她娘家带来的嫁妆和继承的遗产，还要在寡妇和孩子们间分割所谓“婚姻共同财产”，每个孩子有权获得总计362泰勒的遗产。因为马克思之前向母亲借过950泰勒，所以他无法从父亲的财产中获得一分钱，这还没有算上他在大学时的其他支出。1

马克思带着一丝恨意描述了财产分割的情况。他在写给一位青年黑格尔派好友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提到：“即便过着富足的生活，我的家人还向我摆出一副困难的样子，这让我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信中所谓的“私底下粗鲁与恶心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但在随后写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说道：“我已经和家庭闹翻了，只要母亲还活着，我就没有权利得到属于我的财产。”2从法律上讲，马克思的抱怨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他在柏林大学学过继承法，他理应知道这一点。对亨利希·马克思财产的分割，是严格符合《拿破仑法典》规定的，而且卡尔的债务超出了他应得的那一份。卡尔一直怀疑他的母亲对他隐瞒了资产，但在写给卢格的第二封信中，他表示自己很委屈的主要原因是母亲拒绝提前支付她死后他可以获得的那份遗产。卡尔的猜疑与委屈，加上他母亲坚决把住嫁妆与遗产不放，以及只愿意按她认为平等的方式将遗产一点点发给孩子们的做法，将给母子二人以及马克思与兄弟姊妹间的关系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3对1841年的马克思来说，关于亨利希·马克思财产分割的最初结果就是，他还得依靠母亲的赠与过活，直到他找到谋生的职业。

找到工作似乎要指望布鲁诺·鲍威尔和波恩大学。在回到莱茵兰的第二年，马克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座大学城里，为他的学术职业努力。他为教授资格论文做准备，也就是博士后论文，并设计了一门关于逻辑学的课程——要想成为教授，就必须先有博士后论文。鲍威尔打算推出一份新的哲学期刊——《无神论文库》（Archives of Atheism），让马克思做联合编辑。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与出版商也草拟了合同，而且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里，还掀起了讨论这个大胆项目的热潮。这份期刊最终没能出炉，不过鲍威尔的另一项计划，《吹响最终审判无神论者与反基督者黑格尔的号角》（The Trumpet Blast of the Last Judgment Against Hegel the Atheist and Anti-Christ.），一本讽刺性小册子面世了。在这本书中，鲍威尔以一个重生基督徒的姿态，贬斥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称其是青年黑格尔派颠覆无神理念的源头。马克思被怀疑是这本册子的联合编辑，但这种怀疑是不正确的。不过他的确在为鲍威尔计划出版的一份续作忙碌，这本书会涉及黑格尔与基督教艺术，可能是想攻击德国的浪漫主义，即对虔敬的中世纪的认同。4

推出这样一套挑衅式的无神论观点，目的是引起公愤与注意，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偏爱的一种学术与政治策略。5就像当时的人会发出疑问一样，现在人们也一定会问，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挑衅是不是完全符合他们学术上的职业规划呢？编辑《无神论文库》对想成为新教神学教授来说会不会真的有用呢？ 6鲍威尔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他建议马克思采用一种谨慎的立场。当马克思还在柏林写作博士论文时，鲍威尔就告诉他的这位年轻支持者要请求普鲁士政府高官特殊考虑他的情况。他警告马克思，在波恩说话时要注意对象和言论。最后，他建议马克思要用独有的学术词汇来组织自己的论文，放弃那篇激烈的无神论自序，因为它只会“授人把柄，让你长期当不上教授……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当你的位置坐好后……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说你想说的东西”。7

但鲍威尔自己却不想遵从这些建议行事。即便当马克思回到莱茵兰，与他在大学一同共事时，鲍威尔还毁掉了自己与普鲁士政府间的关系。在鲍威尔的决定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长期负责教育与宗教事务的大臣卡尔·冯·阿尔滕施泰因已经过世，而腓特烈·威廉三世也在1840年驾崩了，这导致了国家政策的变化。老国王此前一直愿意容忍普鲁士大学和普鲁士政府机构里的黑格尔派，但他本人却真正属于保守派和威权派。起初，公众没搞清继位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态度。看上去他可能会比前任更倾向自由派，因此即便是愤世嫉俗的鲍威尔也愿意先不做评论。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位普鲁士的新统治者是觉醒运动的追随者，支持浪漫主义文化观点，强烈向往1789年前的等级社会。这里没有一条有利于黑格尔的信徒。而新上任的宗教与教育大臣约翰·艾希霍恩（Johann Eichhorn），则忠实地执行着他皇室主子的想法。8

官方政策的右倾化与反黑格尔化只能加重鲍威尔的愤怒。他不接受艾希霍恩提出的妥协方案，例如返回柏林在享受国家津贴的情况下做教会历史研究，或是从神学系转到哲学系，或者干脆申请教会历史的教授。在拒绝了这些好意之后，他把自己对同观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的研究发给了这位大臣，要求当神学教授。在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他表示，自己“只有在被批准成为一名教授，公开传播无神论思想体系的时候”才会满意。虽然从骨子里信仰无神论，但鲍威尔想要效仿宗教上的殉道者，为自己的信仰牺牲。普鲁士政府在1842年3月满足了他成为殉道者的愿望，剥夺了他的讲师职位，不过这是在媒体将官僚与学者的这番争论曝光，并在德国受教育的民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之后发生的事情。9作为临别前的回击，鲍威尔让马克思准备一次有关无神论的公开抗议。就在临近1842年复活节期间，两人来到附近的小镇戈德斯贝格（Godesberg），一个波恩城外适合远足的地方，租了两头驴子，效仿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样子，飞奔过村子。这一事件被波恩附近的居民口口相传，多年后又在鲍威尔出版的一本书中被再次强调，成为了他描绘自己个人与政治斗争经历的素材。10

之后，鲍威尔返回柏林，为自己的遭遇提起诉讼。胜诉的机会其实很小，但他似乎认为从法律上讲，自己应当拥有获得大学职位的权利。当时官运亨通的费迪南·冯·威斯特法伦 11告诉马克思，鲍威尔的这种观点让当局非常恼火。普鲁士王朝与启蒙思想间的这种艰难漫长的复杂关系——也正是这种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亨利希·马克思的职业和他儿子的志向——终于走到了尽头。一个激进化的、浸入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无神论版的启蒙运动，与一个由支持等级社会的极端保守派控制的普鲁士，两者无法和谐共存，只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鲍威尔被解职后离开柏林，留下马克思一个人孤伶伶地留在柏林。在发觉那里的生活无法忍受后，他计划搬到附近的科隆，莱茵兰最大的城市。不过他马上又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表面上是“因为那里的生活对我来说太过嘈杂，而且不会因为交上了好朋友，就能在哲学上获得更高造诣。”12不过马克思已经在柏林待了四年半时间，这是他在科隆度过时间的4倍。其实噪声和交友算不上问题，这里可能还有其他动机：住在科隆的成本更高，而马克思的财力很有限。他个人的困境与政治大环境都让他感觉很不快乐。

卡尔与燕妮之前一直靠书信保持联系，爱人的形象仅存在于想象之中。在度过了这样的5年之后，这对爱人在1841年到1842年间重聚了。但无论怎们看，他们也总是聚少离多，因为在从柏林返乡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卡尔一直住在波恩，从特里尔坐汽船到那里需要两天时间。不过，在从柏林返回后的头6周里，他还是和燕妮待在一起。在1842年冬季和春季，他又回来了6周，因为燕妮的父亲就要去世了。在夏天，马克思也在特里尔做了短暂停留。这两人在1841年夏初还见过一面，当时是燕妮自己前往莱茵，拜访科隆北面诺伊斯市的家庭朋友。当时燕妮给卡尔写了封信，说母亲不许自己去看他，除非有弟弟埃德加陪伴，因为要“保证于内于外都得体”：

啊，我的小心肝，我的灵魂感到如此沉重，仿佛肩挑百担！于内于外都要得体！！——啊，我的卡尔，我最最亲爱的卡尔！

不过，卡尔，我能挺住，我没有后悔，我使劲地、使劲地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你那幸福含笑的眼睛——你看，卡尔，这样一想，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毫无保留地，把所有都献给你。噢，卡尔，我非常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全世界会怎样看轻我，我都知道，但我仍然感到快乐、幸福，世界上的任何财宝都换不来那几个小时的记忆。对我来说，那是最珍贵的，而且永远如此。只是一想到还得和你分别这么长一段时间时，痛苦和不幸就再次将我团团裹住，让我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13

对历史学家来说，想要窥探少女的秘密多少有些粗俗，不过从这些文字中只能说明这对年轻人发生了性关系——羞涩、欲言又止、全是委婉的语句。就同卡尔的诗一样，用浪漫主义的动听习语写成。这里没涉及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可以猜测这只发生了一次，或者即便重复频率也非常低，因为这对恋人并没有太多独处的时间，而且燕妮也没有怀孕。

不过，这对燕妮来讲，仍然是她迈出的一大步。在19世纪初的德国，婚前性行为谈不上十分罕见。事实上，上升的私生率，还有越来越多奉子成婚的情况，此类人口统计学证据都显示，这种行为可能愈发普遍。但是，这些行为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或许也存在于极其个别的文化艺术圈，以及柏林的知识分子中（包括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但对于一个来自民风古朴的省级城市、平时表现非常得体的女孩，而且还是普鲁士王国高等官员的女儿来说，发生这种行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4

如果燕妮在女性贞洁的重要问题上确有出格——“被全世界轻视”——那么在经过了多年的分别后，经历了仅仅是名义上的订婚后，她一定是把这看作是对卡尔爱与承诺的标志——“只要毫无保留地，把所有都献给你”。如果卡尔是19世纪音乐剧中玩弄女性的无赖，或者再夸大一些，是19世纪亲子鉴定诉讼中的被告，他可以离开燕妮，再说上两句刻薄的话，例如他不想再同淫荡的女人再有联系。但他已经对燕妮做出了承诺，而且从订婚那一刻起就恪守着这种承诺。身体上的亲密行为不会改变这种承诺，只会让他因缺少一份工作而不能迎娶心爱的女子而感到愧疚。正如燕妮在表白信中所说的那样，对她来讲，“还得和你分别这么长一段时间”才是种折磨，可只有在卡尔找到挣钱的工作时，两个人才能在一起。由于布鲁诺·鲍威尔的解职，以及卡尔自己学术生涯梦想的破灭，这种分别似乎要在未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对此，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当时追求的目标一样：放弃成为学者的梦想，不为普鲁士王国效力。想成为一个自由写手，就需要反对这个国家。在1842年上半年，他向阿尔诺德·卢格承诺了大量约稿，部分是基于前6个月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的作品。在《哈德年鉴》被普鲁士当局封禁后，卢格在德累斯顿（Dresden）重立门户，创办《德意志年鉴》（German Yearbooks）。德累斯顿在萨克森王国（Kingdom of Saxony）境内，不受普鲁士的管辖。可实际上，在承诺的诸多稿件中，真正成稿的只有一篇，而且拖了非常长的时间——这种令人不快的拖延习惯将伴随马克思一生。卢格的整个出版计划都被马克思的拖沓打乱了，可他居然能容忍这种行为。卢格的耐心标志着马克思的天赋与能力被承认了，他成了一个值得等待的撰稿人。马克思以家庭困难为自己开脱，但也承认他的时间被另一项工作占用了，即近期在科隆创办的报纸，《莱茵报》（Rhineland News）。15

加入这份报纸，标志着马克思在知识、个性和政治上的发展到了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将他过往的生活与未来的事业相连接。加盟这家报纸，将马克思从一位学者转变为了一名活动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一位带着活动家倾向的学者，变成了一名带着学者风范的活动家。这让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念，并为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奠定了基础。作为非正式编辑，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尤其是从1842年10月中旬这段时间，到1843年2月中旬，紧张忙碌而又多产。这种努力使他得到了三类口味迥异的读者群的关注。第一类是青年黑格尔派，往更大的范围看，是整个欧洲中部的激进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不再是布鲁诺·鲍威尔的门生，而是一位代表自己的作者和辩论者。第二类是普鲁士当局，马克思变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是镇压的绝佳对象。直到去世，马克思与普鲁士王国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最后，马克思还在科隆，这个莱茵地区的中心，获得了当地有影响力之人的重视——这里不仅有该市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者、激进的共和派，还有温和的自由派；不仅有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更有专业人士、商人、银行家以及商会的会员。

不管获得的评价是褒是贬，哪怕是负面的、敌对的看法，对经历多年磨难的马克思来说，这些都代表着相当的认可。很明显，观点鲜明的记者、无畏的报纸编辑，这种身份让他非常享受。在接下来的20年里，无论是谋生还是参加政治运动，他都把新闻业作为一种方式。把为大众谋福祉作为副业、职业和志向——这正是马克思在1835年的高中论文中提到的择业标准，新闻业正好符合这种要求。当时的那番具有康德式理想主义的描述，出自他的父亲和老师，而这份工作真正干起来则艰苦得多，也更具争议性。

几个机遇促成了《莱茵报》的诞生。首先是新闻行业的机会，一个对抗莱茵兰最大城市报纸《科隆日报》（Cologne News）的机会。该报在1837年收购了主要竞争对手，形成了垄断。1840年，《莱茵大众报》（Rhineland General News）在获得了普鲁士当局的新闻牌照之后试图挑战老大哥，但只能算惨淡经营。这个竞争者文风待板、话题限制颇多，最重要的是资不抵债。耗干金钱的债方想要来一次新的、融资更充裕的尝试，而且他们希望试水一种新的商业形式——靠出售项目的股份筹集资金。16

在1841年中期，债权方接触了科隆一位年轻的法律人士，来自一个富裕家庭的罗伯特·荣格（Robert Jung），并提出了他们的方案。荣格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支持者，他还介绍了另一位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一个犹太富商、制糖主的儿子，莫泽斯·赫斯。和荣格一样，赫斯觉得用股份为一家报纸筹资的做法很有意思，而且这还能满足他在新闻业上的个人兴趣。赫斯本人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反教权、无神论观点持批判态度，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或者说共产主义者（当时的人们一般互用这两个词），他还是第一批支持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与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追随者理念的德国人。圣西门与傅立叶设想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并以集体所有制的方式取而代之。共产主义者反对无神论看起来有些古怪，但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确被宗教的光环所笼罩——虽然其形式通常是一种反传统的精神性。这正是赫斯的本色，他反对父亲所信奉的那种严苛的正统犹太教，转而对基督教义有所赞同但又没有转信基督教。共产主义者与公司合作可能更加奇怪，但对19世纪4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把这种企业形式看作是个人与家族所有制转向集体主义制度的一步，也并不是不能理解。17

荣格与赫斯迫切地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并开始四处寻找投资者。创办一家公司有法律上的困难，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相似的商业形式，即“Kommanditgesellschaft”。这有些像普通法系下的有限合伙，在这种形式下，大多数投资者的债务仅限于他们的投资，而少数一般合伙人则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份报纸的三位一般合伙人分别是荣格、科隆银行家达戈贝尔特·奥本海姆（Dagobert Oppenheim）以及报纸发行人、书商恩格尔伯特·雷纳德（Engelbert Renard）。18

投资人的身份还反映了创办该报的另一个考虑：科隆精英间的差异。许多投资人是科隆当地富裕的“外人”。他们是来到这个城市的移民，是撼动莱茵兰地区垄断商人固有模式的商业创新者。这些投资人认为《科隆日报》代表的是科隆本地人的声音，而在他们眼中这个群体是个小圈子，与当地政府有着不清不楚、且带有利己因素的联系。科隆方言中甚至专门有一个词来描述这个群体，即“Klüngel”，而且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许多外人，例如工业家的儿子古斯塔夫·梅维森（Gustav Mevissen），或者银行家兼商会会长鲁道夫·康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都是新教徒，所以这些人又成了德国最主要天主教城市之一中的少数派。实际情况影响着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态度。当局对《科隆日报》出现对头并非完全不高兴，因为《科隆日报》向来秉持同情亲天主教与反普鲁士的观点。事实上，普鲁士设在科隆的地方长官就是这个新项目的早期投资人之一。19

最后，这里还牵扯到这份报纸的政治意义。《莱茵报》背后的资本家是政治上的自由派，这些人希望结束普鲁士君主制与国家官僚那种被法律保护的、无限制的威权统治，以及1789年前等级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贵族特权。自由派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个政体中，宪法要能保障基本的公民自由，法律下人人平等，并建立一个由（男性）财产所有者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在19世纪40年代初，自由派遍布普鲁士王国——莱茵兰地区则特别明显，是他们的据点之一，他们不断活动，要求制宪。这些自由派资本家对这份报纸鼓吹废除私人财产的观点毫无兴趣，所以他们反对赫斯担任该报主编。赫斯的个人癖性——沉溺于自己的幻想，并对实现这些幻想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无助于他自己的前途发展。相反，股东们瞄准了德国最著名的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这也是一个亲自由派的政治形象。可他此前摔断了腿，正在恢复中，因此无法接受邀请。最后，那就是这个职位落在了一位熟悉经济的记者手中，古斯塔夫·赫夫铿（Gustav Höfken）。

事实证明，赫夫铿是个不称职的主编，但主要问题不是他欠缺从事新闻行业的素质，而是他的意识形态与报纸支持者不相符。科隆是金融中心、河港、商业聚集区，它的经济依托于德国和大洋洲国家的贸易，是个货物中转站。与德国西部其他地区不同，它的工业相对较少。这里的商人更看重自由贸易，而不是李斯特和他的学生赫夫铿所信奉的保护主义观点，而赫夫铿还想把自己的观点作为报纸的编辑思路。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放在了股东和一般合伙人的对立面。所以，从1842年1月该报首次发行算起，他的主编任期只持续了几周。20

赫夫铿辞职的导火索是他不愿意发表布鲁诺·鲍威尔写的一篇文章。他的离去给青年黑格尔派腾出了地方。在一般合伙人罗伯特·荣格的带领下，青年黑格尔派接管了报纸。接替赫夫铿出任主编的是布鲁诺·鲍威尔的妹夫阿道夫·鲁腾堡，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鲍威尔，这个被荣格称为“我们最值得敬佩的同事”，对编辑方针的改动非常激动，希望这份报纸能成为传播自己无神论理念的工具。支持激进黑格尔派观点的阿尔诺德·卢格以及很多“博士俱乐部”开始为报纸写稿子，很多“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也开始这样做，当时就是他们把还是学生的马克思引入黑格尔思想的。21

正是基于这一层紧密的关系，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写稿。1842年春和夏的两篇长文，让马克思初尝涉足公众事务的滋味。这两篇文章显示出马克思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以及柏林大学中黑格尔式论证对自己的影响。和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一样，它们的文风也让人印象深刻——愤怒、尖刻、极端。这并不是马克思此前作品的风格，这种变化从总体上反映出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鲍威尔的影响，这两者与普鲁士王朝的冲突愈发激烈。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文风中加入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使用了恶趣味的类比，以及一种实际的、反理想主义的甚至是愤世嫉俗的政治态度。这两种风格将成为他政治作品的固定特点。

第一篇文章较长，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它讨论了媒体自由问题。马克思在文中炮轰敌人，把他们对过去等级社会的看法，和一个试图支持这种社会并实施威权统治的普鲁士邦国，以及捍卫这种社会的文化倾向联系在一起。与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不同（特别是鲍威尔，他们沉溺于批评和报道负面消息），马克思的文章并非全是批判与否定，他赞扬媒体自由成为了支持更大范围自由的一部分，但这种肯定是以反对普鲁士君主制的本质为基调的。22批判与肯定都是反普鲁士的：这又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典型做法，不过也反映了他在特里尔成长的历程。

马克思以对普鲁士政府的攻击起笔，把《普鲁士新闻报》（Prussian State News）这份官方报纸的观点描绘成幼稚思想的代表——精于算计、喜欢窥探，而且相信幽灵（关于幽灵的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它后来会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虽然有些改变）。在抨击了普鲁士当局之后，马克思笔锋一转，提到近期在莱茵省议会进行的有关媒体自由的讨论，这是这篇文章的主题。这个议会的来头为马克思提供了额外的弹药。这个省级议会由普鲁士政府在19世纪20年代成立，立法权在这里只是徒有虚名，整个议会是按照等级社会的旧习进行选举、辩论并投票的，议员代表的是省中高阶贵族、低阶贵族、普通镇民和农民的利益。这种安排在莱茵兰相当不受欢迎，在1794年到1814年这20年的法国统治期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法律差别已经被废除。然而在1840年前，议会都是在秘密讨论事务，这有违于他们担任代表的本意，因为给他们投票的人完全不知道议员们在辩论中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就讨论的问题进行投票。这种议会，完全变成了自由派渴望的制宪议院的一种讽刺。23

自由派渴望成立有效立法机关的意愿，以及建立一套保障媒体自由宪法的希望，还有自由派对等级社会的反对，都被马克思写进了文章，来讨论一位议长的观点。这位议长代表了低阶贵族的利益，认为出版手续的问题已经由政府“交到了议会的手里”。马克思称，这种做法剥夺了一种基本权利——媒体自由，并把它变成了一种特权，归等级社会中的立法团体享有，即省级议会。“公民不想把自己的权利看作特权。如果不断增加新特权团体，人们还会把这看成是一种权利吗？”在这之后，他又带有讽刺意味地写道：“按照这位议长的说法……省应当把省级议会的特权看作是自己的权利，为什么国家官员、贵族和牧师这些阶级的特权不能这样看呢？”24在这里，马克思把媒体自由定义为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普适人权的一种，并把这种观点的反对者称作是普鲁士王国的走狗，称他们在鼓吹过时的等级社会观念。

然后，马克思将反对媒体自由的观点放在历史背景中，称这些观点明显是受艺术浪漫主义以及渴望回到中世纪愿望影响的政治思想：

我们那来自骑士阶层的议长用近乎滑稽的严肃、近乎悲壮的尊严与宗教上的煽情手法，认定了省级议会的高智商、它那中世纪式的自由以及独立是一种必然。不知情的人在看到他对媒体自由问题截然不同的立场时，恐怕要大吃一惊。在这个问题上，他的高智商又从议会水平掉到普通人彻底白痴的水准，他推崇的特权阶层享受的独立与自由，又变成了人性原则上是要有所依靠的、不自由的。今天还能明显看到基督骑士般的、现代封建制度的原则并不让人吃惊。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原则。25

秉承黑格尔式的做法，马克思接下来又抨击了浪漫主义思想者，称他们将自由看作是个别社会团体享有的一种特别优待，而不是“和人的本质相联、和理性相联、也一样和全人类相联。”这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普适人权的一个变体版本，显然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

这种把媒体自由看作普适人权的观点，也被马克思用来批判莱茵议会中支持媒体自由的人，特别是用来批判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科隆银行家亨利希·默尔肯斯（Heinrich Merkens）。默尔肯斯支持媒体自由，把它看作是职业自由的副产品——办一份报纸的自由就应当像开一间裁缝铺一样，只需要接受行会的管辖。马克思确实赞扬了默尔肯斯理念中的实用性，把这种看法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不实际的项目相比较。这些知识分子给思想领域带来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发生在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中。这种自我意识中脚踏实地的品质，对马克思未来的作品有重要意义；不过，拿一个实际的银行家来对比那些空想的知识分子，这种容易遭致反感的比较并不是马克思对默尔肯斯看法的背书。

恰恰相反，马克思对默尔肯斯看法做出了尖刻的反驳，或许这是他那篇未完成的、有关基督教艺术的作品中观点的延续：“伦勃朗[32]把圣母绘成一位荷兰农夫，我们的议长为什么就不能将自由绘成他熟悉了解的形式呢？”26他继续说到，择业自由与媒体自由，都属于范围更广的一大类自由；但“顾大局忘个体，甚至是把一种自由作为标准，或是将其归入其他种自由，这种做法就完全没有错误吗？这就等于说，不能忍受某一种自由，而只有在这种自由失去本意而归属到其他种类当中时，才能被接受。”27马克思总结道，说得更明白一些，省级议会中支持媒体自由的人，在这方面就和反对媒体自由的人一样，没有理解媒体自由只是范围更广的普适人权中的一个例子，只是在一种狭隘的方式看问题。

在批判了对媒体自由的限制后，马克思开始从正面描写入手，结合黑格尔式的辩论、生动的类比以及讽刺的旁白，对一个自由的媒体进行了赞扬：

自由媒体是民众精神用来观察各处的眼睛，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表达，是连接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间的活纽带。这个由文化造就的实体，能将物质上的斗争转变成精神上的，并使其从原生的物质形态中意识化。它是一个民族自己进行的尽情忏悔，众所周知，忏悔才能催生救赎。它是精神的镜子，一个民族可以以此自省，而自省是求知的第一个前提。这种代表国家的精神必须能被村舍的小贩兜售，价钱必须比空气还便宜。它是全方位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它就是经常从现实世界中溢出的理想世界，而且在精神上更丰富，更具有启发性，还会流淌回现实世界。28

这段话以黑格尔的方式，将一个自由的媒体描述成客体化的民众精神——而且不是一个从其精神中异化出去的客体，而是同样了解其主体的客体。马克思称，一家自由媒体是全面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这其实是一种讽刺但严肃的说法，这些特征是用来描述基督神性的，或者说，属于黑格尔哲学版本的神性，即绝对精神。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又是激进版本的黑格尔思想。另外，由于提出自由媒体是民众精神的客体化，马克思就把人类放在了黑格尔对绝对精神评价的高度上：马克思对媒体的称颂，变成了对民主——概念就是由人民做主——的赞扬，这也是对普鲁士王国严重威权统治更猛烈的攻击。29

不难想象，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其他成员，例如荣格和卢格，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极为热烈。更重要的是，该文还在更大范围上产生了影响。鲁道夫·康普豪森收到了他兄弟奥托（Otto）的来信。奥托是普鲁士国家公务员，其通达的仕途在当时刚刚起步。他在信中问道：“这篇针对莱茵省级议会（关于媒体自由）议程的文章值得称赞，它的作者是谁？科隆的议员对此如何表态？”普鲁士内政大臣也深受触动，不过回应是负面的，他们谴责这篇文章是在颠覆国家。30

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第二篇文章，也就是较短的那一篇，用一种更为戒备的语调谈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无神论这个敏感问题。31当时《科隆日报》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指责其竞争者发表相关内容是对宗教情感的攻击，并请求审查者禁止这种行为。很明显，《科隆日报》把对审查制度的支持描绘成了是对媒体自由的保护，称青年黑格尔派反宗教的狂妄行为是在败坏媒体自由的原则。比起媒体自由那篇文章，回应《科隆日报》的这套观点显得更难办。马克思不能只攻击让科隆和莱茵兰天主教徒反感的普鲁士政府，他还必须得照顾这些天主教徒的宗教感情。他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在文章写完后，他给阿尔诺德·卢格写信，告诉他“在莱茵地区，宗教因素是最危险的。近期反对教会的做法太过火了”。32

马克思认为，普鲁士当局反对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是出于“新教神学对哲学家的憎恨”，因为这两人敢把“天主教的教义看作是基督教的”。换言之，普鲁士政府及其神学代言人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不满，不是因为无神论，而是因为亲天主教的态度。文中提到圣·奥古斯丁[33]，并指出教皇拒绝加入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拿破仑倒台后，由欧洲各国组成的反革命联盟从而暗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天主教徒都没有义务因为宗教理由支持保守派政府。马克思接着谈到“基督教国家”这个词。这是德意志境内保守派偏爱的一个词汇，就像在爱尔兰，人们偏爱一种独有的基督教词汇。马克思描写莱茵兰的天主教徒遭到普鲁士新教政府的压迫，就像爱尔兰天主教徒被英格兰的新教政府压迫一样。这种类比在当时莱茵地区的天主教徒间非常流行。马克思指出，只要一个国家认定不同的宗教告解享有同等权利，那么该国就不再是基督教的国家，而是哲学的国家，它代表着“理性自由的实现，这是一项由哲学完成的工作”。33

马克思试图修改并重新定义它的政治和哲学原则，以吸引那些带有敌意的读者。在弱化青年黑格尔派无神论形象的同时，为了莱茵地区天主教徒的读者，马克思强调了青年黑格尔派对保守的、同时也是推崇新教的普鲁士的反对。同时，他也驳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敌人的动机，这同样是为了那部分读者。这是一个相当政治化的表现，意味着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分子的道路要发生变化。换言之，这篇文章反映了某个负责更大政治组织的人的想法——例如说，一位报纸的主编。

到1842年末，《莱茵报》越来越需要一位更出色的主编。该报文章的对抗姿态让普鲁士政府愈发不满。鲁腾堡，这位有名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已经在柏林遭到了警方的监控。有消息称他将成为该报的新主编，这让内政部大臣大为光火。他坚决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鲁腾堡都不能为这份报纸工作。所以表面上，报纸的主编仍然只能是发行人，但鲁腾堡实际已经开始工作。到了1842年5月，内政部大臣下令立即关停《莱茵报》，理由是该报“散布法国自由派思想”，并且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宣传的重要机构……（它）推崇《哈雷年鉴》的无神论以及当代哲学将取代基督教的观点”。科隆的地区长官以及莱茵的省级长官均对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措施表示反对，担心这会在受教育的公众中留下坏印象，尽管这些人并不赞同这家报纸的观点。地方官员暗示，有钱的投资人会控制编辑方针，或者有可能对这家亏损的报纸失去信心，从而导致《莱茵报》自生自灭。最终，普鲁士中央政府同意等到12月再做决定，看看该报的编辑是否会改口，报纸是否能撑到那个时候。34

官方打的这些算盘并不是毫无根据。自创刊起，《莱茵报》的读者人数就一直稳定增长。邮购订阅是该报的主要发行途径，这部分读者数量在1842年第一季度为264人；而到了第三季度末，这部分读者数达到了1 027人，是之前人数的近4倍。这是个相当不错的记录，不过还是比不上《科隆日报》，这份报纸有8 500位读者，远超其刚起步的竞争者。这种差距在科隆当地尤为明显，那里是《莱茵报》大多数投资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钱，因为在《莱茵报》成立后的6个月里，投资的四分之三已被花光，但仅凭2 500名订阅者，这份报纸离实现保本还有相当远的距离。35

《莱茵报》持续的疲态被怪罪在阿道夫·鲁腾堡身上，他被看成是一个没能力的酒鬼。大部分负面的评价来自马克思，而作为鲁腾堡的接任者，他算不上一个完全客观的旁观者。36鲁腾堡的确嗜酒，据说正是因为酗酒，他丢掉了普鲁士皇家军事学院（Royal Prussian Military Academy）地理教师的职位。不过他确实也有自己的贡献。在他任职期间报纸的发行量在增加；鲁腾堡在招聘通讯员，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能干的文稿编辑。不过，他无法为报纸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他自己从未写过一篇文章，也未修改过编辑方针，报纸沿用的还是罗伯特·荣格和莫泽斯·赫斯的那一套做法。后者已经放弃了法律诉讼，在赫夫铿辞职后返回了这家报纸。37

赫斯和荣格都是马克思的支持者。赫斯对马克思的评价很高。二人于1841年夏在波恩相识，就在马克思返回莱茵兰之后。见面后，赫斯称赞马克思是“我的偶像……他身上融合了最深沉的哲学的严肃性与最出众的才智，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以及黑格尔的优点集此于一身……这就是马克思博士”。荣格对马克思的赞许没有这么狂热——因为赫斯的评价实在太高了——但有一封信被他当作是对马克思的背书。这封信来自埃德加·梅因（Eduard Meyen），一位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他鼓励马克思为《莱茵报》工作：“难道马克思不会很快崭露头角，一显身手吗？”38

1842年10月中旬，马克思正式入职《莱茵报》。赫斯与荣格很可能就是这次招聘的背后推手。与许多传记中记录的不同，马克思当时并未取代鲁腾堡当上主编。不过，他确实拿到了一份雇佣合同——鉴于急需一份工作才能与燕妮成婚，马克思一定欣然接受这份合约——恩格尔伯特·雷纳德仍然是报纸名义上的主编，而鲁腾堡则继续担任文稿编辑，同时负责翻译法国媒体的文章。赫斯与荣格把马克思拉进自己的阵营，是想增强他们的编辑实力：马克思可以使用自己在讨论媒体自由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天赋，让报纸的编辑方针更活跃、更积极，并提高发行量，从而说服投资者继续为报纸注资。

加入编辑部后，马克思确实十分努力，但却并不符合荣格、特别是赫斯的想法。马克思的编辑方案已经在写给达戈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透露了出来。这封信写于1842年8月或9月，看起来非常像一份求职信。马克思打算让报纸的态度温和一些，不再谈青年黑格尔派“对国家宪政的理论认识”。理由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以及这种激进主义与无神论思想的固有联系，正在分化“一大部分持自由思想的、真正做事的人。他们艰苦地、一步一步地为自由奋斗，而且是在宪法限制的环境下”——换言之，是科隆与莱茵兰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予了报纸财务上的支持，因此要让报纸正常运营，就需要这些人的继续支持。同时，考虑到普鲁士当局，采用一种缓和的姿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避免“审查制度收紧，甚至打压这份报纸”的危险。马克思强调，这种命运之前就已经降临到了那些激进的、反对派的报纸上。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运用强硬的编辑手腕，指导记者为报纸工作，而不能让作者完全掌控文章的调调。39

在被任命为编辑后，马克思便开始实施他的方案。他积极地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约稿，让商会会长鲁道夫·康普豪森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普鲁士政府插手铁路建设的融资事务；还让医生亨利希·克雷森（Heinrich Claessen），科隆一位知名的自由派人士，推出了一批关于市政府改革的文章。马克思与此前鲁腾堡招募的一位记者密切合作，这就是在学生时代非常激进，而现在政治立场更倾向于中立的卡尔·亨利希·布鲁格曼（Karl Heinrich Brüggemann）。在与马克思共事时，布鲁格曼采写了大量文章，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让《莱茵报》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更加明确，与过去模糊的、骑墙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是马克思做编辑工作时，《莱茵报》拥护过的最重要的社会与经济政策，这也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甚至在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之后，他还是依然支持自由贸易。

低调处理《莱茵报》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让马克思和大学时的朋友们以及他的资助者布鲁诺·鲍威尔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这场纠纷的根源就是柏林“自由人社团”（Society of Free Men）的存在——或者说名义上的存在。这是一个支持无神论并号召支持者退出基督教会的青年黑格尔派组织。该组织的态度，连同其成员在柏林酒馆靠酒精表达自己的方式，让1842年夏的《莱茵报》非常尴尬。在当年11月，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组织者阿尔诺德·卢格指责“自由人”是半吊子，缺乏道德上的严肃性，不能给德国带来政治上的变革。对此完全持同意态度的马克思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同样的手法攻击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革命浪漫主义、自恋自大以及对名望的追求……”41马克思与卢格都希望他们的批评可以避开布鲁诺·鲍威尔。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人太过敏感，不能涉及这种乱子；但鲍威尔把自己视作是“自由人”中的一员，他尖刻地回应了马克思。马克思同卢格之后向鲍威尔提出的合作建议都未能实现。在这场决裂发生后不到两年，马克思这样描述鲍威尔：“我同长久以来的朋友，现在已经疏远了……”42

很明显，这场纠纷涉及个性问题。鲍威尔、卢格以及马克思都敏感易怒，但就“自由人”展开的辩论，表明不同派别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对“激进主义者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有着本质性不同的看法。对“自由人”来说，激进主义关乎生活方式以及对社会习俗的反对，他们公开支持无神论的做法就证明了这两点。而对马克思和卢格来说，激进主义在乎的应该是政治上的改革；此外，由于不能否认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正统的批判，他们就试图减弱这种批判在公众中产生的影响，于是转而批判对这种正统有鼓励和强化作用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然而，这种分歧并非不可调和，而且人们可以在两个阵营间相互走动——就像马克思未来的朋友兼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就是“自由人”中的一员——不过，这两种对待激进主义的看法的分歧的确是越来越大。43

对马克思来说，最棘手的编辑工作（也是他最不成功的地方），是应对普鲁士政府。就算他尝试了温和的姿态，还是会激怒当局。按照新的亲自由贸易的编辑方针，报纸开始攻击俄国的经济保护主义，指明这种做法怎样危害了普鲁士的利益。普鲁士政府认为这些文章是对沙皇的攻击，而这位皇帝是普鲁士的好友和同盟。44官方不愿对《莱茵报》让步，只会让马克思变本加厉。在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提到省级议会就反对林木盗窃法规展开的辩论，这部分内容对议会机构太过不利，因此总督勃然大怒，下令开除这位反叛的编辑。不过，总督不知道马克思这个新编辑才是背后的始作俑者，而是把责任怪到了鲁腾堡头上，后者就这样丢掉了饭碗。45

马克思还经常逗引普鲁士的审查官员。这些人一般是中层官僚，没受过大学教育，很难理解《莱茵报》上的文章。他们通常会攻击那些无关痛痒的文章，而放过那些更具颠覆意义的内容。这导致政府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那些被批评的内容，都通过了政府自己的审查。马克思对此非常了解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会假装无辜地询问政府派驻在报纸的审查官、警察评议会委员劳伦茨·多里沙尔（Laurenz Dolleschall），这个人的知识水平远不及马克思，据信马克思当时写了一篇攻击省级议会的文章——这篇尖锐的评论很快在科隆传开。有一次，这种行为演变成了更为公开的举动。马克思有天拒绝向多里沙尔提交清样，后者被迫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在离开总督举办的舞会之后，还要来到马克思的公寓询问。马克思公开羞辱了这位审查者，他向窗外大声喊说没有清样，因为第二天根本不是该报的发行日。46

这种挑衅还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目标瞄准了总督。马克思以《莱茵报》主编雷纳德的名义，回应了这位长官对报纸新的采编政策的责难。马克思称该报是一家亲普鲁士的企业，“有助于普鲁士对德意志其他地区的领导，并为这种影响力铺平了道路……”这份报纸根本没有传播亲法的思想，而是发展了“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政府必然不会对此不快”。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份报纸是首个“将德意志北部思想，即新教徒思想引入莱茵兰和南德的媒体……”《莱茵报》并不是反宗教的，而是跟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脚步，反对“教会死板的教条”。这番评论利用了青年黑格尔派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支持的观点，这群人当时认为普鲁士王国代表着进步，并与黑格尔哲学有紧密的联系。然而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新登基的国王既不认同这种进步，也不认可黑格尔，并称青年黑格尔派已经成为共和派与无神论分子。马克思的这番评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显然是一种挑衅。47

马克思推行的新采编政策明显非常成功。发行量不断增加，到1843年初订阅者人数达到了3 300人，远超报社保本的需要。发行环节形势大好，新内容抓人眼球，都让投资者乐于继续注资。48至于马克思尖刻与挑衅的态度能否缓和普鲁士当局的看法——这正是他方案中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正是在担任《莱茵报》的编辑期间，他首次接触了“社会问题”。这是指就下层社会生活状况展开的讨论，正是这种讨论使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开始萌发。49从某些角度讲，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很难与马克思自己的回忆辩驳。虽然马克思之前从爱德华·甘斯，甚至是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那里受到过圣西门理论的影响，但他首次开始下功夫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是1842年秋生活在科隆的那一段时间。正是在那里他首次发表了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看法。在评论莱茵兰省级议会的两篇文章中，他提到了议会就一条新法规展开的辩论，新规涉及盗窃林木以及他老家摩泽尔河谷地区困难的经济情况。这是马克思首次公开讨论经济与社会问题。不过，认为这些文章就是马克思早期作品与后来共产主义理论的分界线，是相当错误的看法。

虽然大部分传记未提到这一点，但马克思在自己的回忆中却指出，有关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辩论，是促使自己关注经济的重要原因。他在这场辩论中以《莱茵报》主编的身份，秉持一种亲自由市场的立场。在讨论有关摩泽尔河谷地区葡萄种植户的艰苦劳作以及德意志西部地区其他农村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时，他也持同样的态度。他就共产主义这个话题首次发表的看法没有获得什么支持，即使说有什么反响的话，也都是明显反对共产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之后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与他在1842年接触的版本相比，在很多方面上都是截然相反的。

莫泽斯·赫斯之前在科隆负责一个阅读与讨论小组。自那年夏天起，小组的话题开始涉及共产主义和社会问题。小组成员的身份各异，有罗伯特·荣格这样的青年黑格尔派，还有未来的共产主义活动者卡尔·德埃斯特（Karl d’Ester）医生，以及普鲁士炮兵军官弗里德里希（弗里茨）·安内克（Friedrich Anneke，或称Fritz Anneke），后两人在1848年革命期间与马克思都有合作。其他参与者则算不上左派：工业大亨的儿子、未来的自由派政治领袖古斯塔夫·梅维森，他当时是荣格的朋友，还向荣格的妹妹求婚；支持自由贸易的记者卡尔·亨利希·布鲁格曼（他在1845年成为了《科隆日报》的主编，当时该报转而支持自由派的政治态度）；律师古斯塔夫·康佩斯（Gustav Compes），今后也将成为科隆的自由派人士。商会会长鲁道夫·康普豪森可能只是偶尔参与。马克思于1842年10月搬到科隆，50在《莱茵报》从事自己的编辑工作，这时他加入了该讨论组。他们具体阅读什么书籍不为人所知，但其中应该包括一些同时代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如维克多·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érant）、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以及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等人的书籍。51

马克思首次深入接触共产主义理念时，对其是持负面看法的。他把对共产主义的支持看作是那种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的一部分，对此他是反对的。在成为编辑之前，马克思对这些人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有尖刻的描述，这种描述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由酒精刺激而催发的社会激变，思想空洞，方式懒散，充斥着某些无神论和共产主义思想（有教养的人是绝不会研究这些的）……”当上编辑之后，马克思明确表示不会再接受此类稿件：

我要（对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声明，我认为这种偶尔出现在一些剧评文章中的新世界观，此类私自夹带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武断观点，是不恰当，甚至不道德的。如果有必要的话，需要对共产主义方式做完全不同的、更为详细的讨论。我希望在讨论中，能够更多以对政治环境批评的方式来批判宗教，而不是以宗教的方式来批判政治环境……这样在讨论哲学问题时，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以“无神论”名义衍生出来的无用副产品，而是把哲学本身的内容呈现给民众。52

这种猜疑的态度，是马克思对盟友莫泽斯·赫斯发出的责难。赫斯一直努力让这份报纸出现共产主义理念，但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6日版《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些理念的负面看法。这正是他在接受编辑职位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53这是一篇有针对性的檄文，抨击了德意志的知名报纸《奥格斯堡大众报》（Augsburg General News）。该报指责《莱茵报》的两篇文章支持共产主义。《莱茵报》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居住在柏林大宿舍房中贫苦工人的境遇（这种现象在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背景下还不常见），并号召以终结私有财产的办法来应对这种困境。另一篇报道涉及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有一名演讲者表示：“今天的中产阶级就是1789年时的贵族。这些中产阶级宣称自己拥有贵族的特权，并争取到了它们；如今的社会一无所有，要求分享中产阶级的财富，因为现在掌权的就是中产阶级。”

这两篇文章的主题成为马克思未来理论的核心——只有废除私有财产，工人们的境遇才会得到改善。而一场由工人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会是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革命的合理继承者。但在当时，马克思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三次回应，并且均体现出他是在为自己过去调整的采编方针做尴尬辩护。第一次回应集中在这两篇文章提到的工人待遇问题，但闭口不谈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马克思指出，中产阶级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中掌权，即使是普鲁士保守派也承认这一点，而英国与法国的工人正在对中产阶级提出要求。他还强调，德意志的经济情况与这些国家不同，“对那些经济独立的人来说，德意志是贫穷的。在受教育的年轻人中，有十分之九必须祈求国家为他们的未来提供面包。我们的河流被忽视，航运发展极差，我们那些曾经繁荣的商业城市已经凋敝……过剩的人口在四处无助游荡，在其他民族眼中成为了低下的德国人。”不过，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例子来自19世纪40年代德国自由派对社会情况的批判，而未表达任何共产主义或激进的观点。

第二次回应将矛头对准了发难者。马克思称，《奥格斯堡大众报》的巴黎通讯员之前就宣扬过社会主义思想。反动派——这里他将这家温和的巴伐利亚报纸不公正地比作极端右翼势力——支持恢复行会，这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提议。他们还反对分割地产，支持法国共产主义者傅立叶的观点。这种“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的辩论似乎根本无法让人信服马克思的观点。

最有意思也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三次回应。马克思分辩称，《莱茵报》认为共产主义不会有任何“理论上的现实意义”，更谈不上“实际操作”。他认为这种理论更像是一种无法实现的预言。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实施”会带来“真正的危险”，因为这种理念可以“打败我们的知识、击垮我们的感情……”为了应对这种危险，马克思提议对知名共产主义者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目的是要参与到对他们理论的“根本性批判”中。相比之下，“为引入共产主义所做的实践，哪怕是涉及很多人，也要以大炮给予回应……”这个5年后就撰写出《共产党宣言》的人，居然会赞同使用武力镇压共产主义工人的起义！

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当时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他在1842年对共产主义的反对。他用黑格尔式的分析看待社会与经济问题，而且提出的方案具有反普鲁士倾向。他的这种分析首先出现在关于莱茵省级议会对林木盗窃法律讨论的两篇文章中。54

19世纪40年代，人们对盗窃林木以及非林地主挪用林产品行为的担忧，在德意志非常普遍。一种更为保守的看法认为这种现象是犯罪，表明了下层社会的道德败坏以及蠢蠢欲动的犯罪倾向。而另一种观点，虽然认同的人不如前者多，但明显是更左倾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这个问题要归咎于森林管理机构严酷且不近人情的态度。马克思的中学同学，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前任特里尔执业律师的路德维希·西蒙，就在法庭上积极支持后一种观点，为森林法规的违反者提供辩护。他因此而得名，并由此展开了一段戏剧化的政治生涯。55

马克思对此持不同态度，这也反映了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所受教育的影响。紧随其柏林老师爱德华·甘斯的脚步，他把盗采林木看作是财产法律本质转移的结果。在等级社会里，特权人士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成文的权利，穷人则行使自己不成文的“习俗性权利”，来收集某些种类的木材。具体来说，是那些被风刮倒后落在地上的枝杈。这种现象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财产权有一种“混合模糊的属性”。部分是私有的，部分是公共的；部分受民法的保护，部分又受公共习惯的支配，“就如同我们了解的所有中世纪的机构一样”。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律的本质，使其变为了成文的、入典的且被普遍接受的规定。个人财产权利因此被统一化，且完全得到保障。不成文的、习俗性质的权利，如穷人收集他人林地上的断枝，就不再被允许。马克思对财产权利变化的这种理解也反映了父亲在法律知识上对他的影响。在亨利希·马克思的客户中，有些是特里尔附近塔尔方的村民。他曾试图维护他们习俗性的权利，但未能成功。56

黑格尔将人类历史看作是理性实现的进步过程，这种观点被马克思用到了上述权利变更的例子上。旧政权的法律基于“谅解”。从概念上讲，这是分类的一种下等形式，源自独立个体的经验认识，出现的前提是个体彼此孤立。相比之下，新法律制度基于“理性”，即黑格尔的整个认知体系。“有了理性，权利就不再取决于习俗上的一致性，而习俗本身现在则要基于理性，因为权利基于（成文的、入典的）法律，因为习俗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习惯。”57

不过，这样一种进步发展的观点却冷落了穷人（这里的“冷”字有它字面上的意思，因为收集这些木材通常是为了冬季生火取暖）。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一个贴切的类比，指出修道院的财产在革命过程中已经遭到了抢夺和变卖，转化成了私有财产——而且革命者“这样做是正确的”。修士们的财产损失得到了补偿，但原本拥有从修士处获得施舍这种习俗权利的穷人却没有获得补偿。“一种新的分界线就这样出现了，它夺走了穷人的旧权利。”58

这样一来，该怎样救助穷人呢？马克思的文章实际上并未指出明确的答案。他只是进一步挖苦议会的建议，讽刺议会希望把这种未经批准的收集行为列为重罪的做法，并且用严厉的措辞评价了林主是如何变为“垄断者”的——这些人禁止穷人家的孩子采摘和出售浆果。他提出林地所有者可以起诉在其领地上收集木材的农民，但这种提议本身比他讽刺的对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也承认，木材收集者非常贫困，无法支付民事判决的赔偿。马克思对穷人境遇的这种黑格尔式分析，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莱茵报》从事编辑工作期间，如何解决穷人问题这类内容出现在1843年初马克思撰写的系列文章中。这些文章讨论了摩泽尔河谷地区葡萄种植户的贫困问题。当地是马克思的老家，在那里他的家族拥有一小片葡萄园，所以他个人对这个话题非常熟悉。葡萄酒的价格正在急剧下跌，当时的历史学家以及后人将这归咎于普鲁士建立的“Zollverein”，即1834年的全德意志关税同盟，这等于向德意志南部的葡萄酒商人开放了普鲁士市场。59

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自然认可这种做法，但他同时也指出，政府与平民对这些问题起因的看法有很大区别。对政府来说，正是因为葡萄酒商人在1834年以前享受着市场保护，当地的产品卖出了史无前例的高价，他们才有可能过上一种“此前从未想过的奢侈生活”。而随着酒价下跌，市场必然出现波动，稍穷一些的酒商就会失去之前的奢侈生活以及他们的土地。相较而言，摩泽尔河与萨尔河沿岸的葡萄栽培促进协会的成员大多是特里尔的贵族，他们把这种情况归咎于葡萄种植与酿造者本身。这些人之前盲目投资扩地增加产量，直到恶果出现。普鲁士政府出台政策，将这些人置于外部竞争的风险中，而且在市场条件变差时也并未减轻他们的税收负担。直到这时，葡萄酒行业的从业者才会偃旗息鼓。该协会的成员称，受损失的不仅是小酒商，行业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影响，无论大小。

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番评论，是为了强调一个现象，即政府官员认为自己代表了公众利益，代表着普鲁士王国中所有国民的利益。他们反对酒商的不同意见，因为后者只关注自己独有的私人利益。在黑格尔眼中，政府官员代表着“普世秩序”，这个群体了解整个社会的需求。虽然在这里马克思并未完全背离黑格尔的道路，但他确实对黑格尔的看法做了修正，称政府官员只是自认为自己代表了公众的利益。对官员们判断的批评变成了对官员本人的批评。官员认为：“他辖下的地区发展是否良好，实则代表着他的管理水平。”官员们不仅会对批评持相当敌视的态度，而且还会认为批评者存在过错：因为官员的管理办法是好的，问题在于当地的居民，是居民不能应变。这些看法为马克思未来的意识形态埋下了种子：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着他们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个人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才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马克思对普鲁士官僚世界观的解读也是一种批评。官员们看似代表大众利益，但实则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群体的利益。如今没人知道，对于酒商们越发贫穷的问题，马克思会拿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他就这个问题写了5篇文章，最后一篇才谈到自己的建议，而普鲁士当局在前两篇文章发布后就封杀了这个系列。不过，第二篇文章确实解释了一种解决方案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即通过一个自由的媒体。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会是介于官僚与特殊群体利益之间的第三极力量，“是不用成为统治者和官员的政治人物……市民的个人利益与资产阶级的需求不会再混淆……在这个媒体的时代，（国家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可以平等地评论他们基本的愿望与需求……这种平等是靠公民身份保证的，不再由人的而是靠知识的力量地位决定。”60

虽然上述观点从根本上说是黑格尔式的，但是这种依靠媒体力量抗衡自利官僚、抵制公众批评的看法也取自19世纪40年代自由派对中欧形势的批评。马克思还特意引用了戴维·汉斯曼（David Hansemann）的作品。汉斯曼是莱茵兰城市亚琛（Aachen）的一位毛织品批发商，支持莱茵兰的自由派，同时也是自由派分子鲁道夫·康普豪森的亲密同事。61从这方面以及其他大多数方面讲，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初次关注显示出了一些人对共产主义观念的猜疑，而且仍然是从亲资本家和亲自由市场的19世纪自由主义的角度思考社会与经济问题，尽管对穷人的同情可能多过很多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派。很明显，对普鲁士威权统治的憎恨让马克思对社会与经济事务的评论更加生动。

马克思认为普鲁士官僚把批评看作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论断极具前瞻性。莱茵兰的总督尤斯图斯·冯·沙培尔（Justus von Schaper），是一个愿意容忍《莱茵报》的政府官员，但马克思在文中暗示，普鲁士官员才是摩泽尔葡萄种植户悲惨境遇的罪魁祸首，这让之前一直在特里尔任地方长官的沙培尔恼羞成怒。这位官员态度的转变，意味着再也没人会阻止封杀《莱茵报》。在1843年1月21日的一纸禁令中，普鲁士当局宣布，该报必须在4月初终止发行。62

报纸的支持者不甘心束手待毙。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有1 000人在上面签名。这些人大部分来自科隆的上流阶层，他们呼吁当局取消这则禁令。应当说明的是，“Klüngel”小圈子中的成员，即彼此间关系密切的当地人，没有签名。同样没有签名的还有科隆最虔诚的天主教徒，马克思试图安抚他们宗教感情的举措未能奏效。不过，能获得大多数科隆精英的实质性支持，标志着马克思反对普鲁士威权统治的采编方针在这些人中是受欢迎的。63

在1843年2月12日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上，投资者情绪高涨，讨论如何将报纸继续办下去。辩论的焦点集中在马克思本人，以及他对普鲁士的反对态度上。一般合伙人荣格与奥本海姆得到了少数发言者的支持，同意了马克思的应对策略：与其抱着与普鲁士政府讲和的愿望进行自我审查，不如让报纸直接破产。大部分投资者则不情愿地选择了相反的措施：开除这个有争议的主编，好让政府回心转意。讽刺的是，这正是马克思自己尝试过的一个办法。他曾从《莱茵报》中筛除了涉及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文章，而且在面对当局的压力时牺牲了阿道夫·鲁腾堡。不过这次重蹈覆辙的效果并不好，无论是承诺更换编辑、在科隆发起大规模请愿、股东直接向国王请愿，还是由股东向柏林派出代表团，都没有任何效果，这份报纸就这样走到了终点。64

马克思参加了股东大会，但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首次体现出了他个人的弱点：他不是卓越的雄辩者。在和朋友圈的交流中，他能给人留下深刻、正面的印象——不仅是荣格与赫斯一类的亲密支持者这样看，派驻《莱茵报》的最后一任普鲁士审查员，聪明老练的圣·保罗（Saint Paul），对马克思的个性与思想也有同样深刻的印象。然而浓重的莱茵口音外加口齿不清，马克思在大批听众面前给人的印象就没有这么出色了。65

从完成柏林大学的学业算起，失去编辑职位是马克思职业生涯与个人生活中遭受的又一挫折。普鲁士政府查封了他的报纸，他在投资者中的支持者也抛弃了他，而再次失业又会影响他同燕妮的关系。但是，身为《莱茵报》实际意义上的主编，马克思这一段短暂但充满激情的经历，已经凸显出其具备的新闻与编辑素质——他具备引发辩论的天分，能够激励朋友、惹怒敌人，而且在团队组建上的能力也非常了得。

由于这家报纸的编辑安排所具有的特殊法律性质，马克思的这些能力在广大公众面前还未表现出来。决定查封《莱茵报》的普鲁士官员一般把该报的颠覆本质归咎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特别是阿道夫·鲁腾堡。可笑的是，还是在读到报纸自己的声明后，这帮官员才意识到马克思才是尖刻攻击普鲁士当局的幕后人物。66不过马克思在科隆的上流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莱茵报》被封禁之后的几年中，他们集资为处在困境中的马克思提供财力支持。裁缝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也是在德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与马克思争夺领导地位的对手，他后来带着嘲讽意味地谈起：“他的影响力来自他人。是富人们让他当上了报纸编辑，就这么回事。”67把讽刺放到一边，这种说法也许并非毫无道理：马克思生动而充满激情的文章，以及他那干脆利落的政治态度，影响的正是科隆中上阶层人士。虽然这些人并不像魏特林说的那样富有，但他们正是马克思今后要攻击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不过，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里，这些人还会继续支持马克思。

5年后，一场在19世纪中叶席卷欧洲中部的政治风暴，也就是1848年革命到来时，这群人就坚决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年的4月，鲁道夫·康普豪森被国王任命为普鲁士首任——也是最后一任——自由派的总理大臣。上任后，他马上选出了一个幕僚职位，提供给这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这位当年未曾谋面的《莱茵报》的编辑。68但是当时的马克思已经与初入新闻业时认同过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为了追求更激进的目标，他开始了第二段、也历时更长的一段新闻业生涯，创办了《新莱茵报》（New Rhine Land News）。在财务上支持这份报纸的，还是那帮见证了马克思5年前工作的科隆上流人士。

从1842年到1852年，马克思在科隆度过了10年时间。在这10年开始时，他获得了《莱茵报》的编辑职位，而当10年过完时，他的朋友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Cologne Communist Trial）中被逮捕、起诉和定罪。但不管怎样，这座城市对马克思来说，仍然是支持的一个来源，也是有潜力发展运动的根据地。除了1842年到1843年间的6个月，以及1848年到1849年革命期间的15个月，马克思没有在科隆居住过，也没有在莱茵兰、普鲁士，甚至没在德意志邦联的任何国家中居住过。他居住在国外，成了流亡者和被流放者。这种放逐既有自愿的因素，也有被当局逼迫的无奈。在这些年头里，马克思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观会逐渐激进化，而他个人与政治伙伴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将发生极大改变。不过，即便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过程中，马克思也从未失去与科隆的联系，而且会沿着自己当初在那里起步的道路继续前进。

[32]伦勃朗（Rembrandt），17世纪的荷兰画家，绘有大量涉及圣经场景的作品，如《沐浴的拔示巴》、《受石刑的司提反》等。

[33]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生活在公元4～5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在罗马接受教育，著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著作，曾任希波（Hippo）主教，在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上有相当功绩，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人”。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用世俗政权和基督徒所归属的“上帝之城”做对比，证明罗马的衰败并不是因为信仰基督教的原因。马克思在这里用这个例子，说明天主教徒与国家政权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流亡者

《莱茵报》给了马克思一个教训，那就是同普鲁士的君主制王朝讲和不会有结果，与当局协调也只会让人失望。他写信给阿尔诺德·卢格：“哪怕是为了自由，当仆人也是不对的，何况在搏斗时一只手还被绑在身后。我已经厌烦了拍这个伪善、愚昧又原始的政权的马屁，厌倦了吞吞吐吐、卑躬屈膝的工作以及搜肠刮肚选词的做法。”1马克思想要把青年黑格尔派激进、民主和共和的理念畅所欲言地表达出来。按照他一直以来的做法，把激进主义表达出来意味着要学习和分析激进主义的成因与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会衍生出更多激进的想法。这在普鲁士是不可能的。从更大范围来看，在整个德意志邦联中也做不到这一点。

同时代许多左翼分子为马克思树立了榜样，他决心当一名流亡者，搬到无需担心审查也没有挑剔的读者的地方，这样就能畅快地吐露心声。《莱茵报》的工作就要结束，他开始在国外寻找其他机会。最初，在苏黎世有一个机会，但是不合适。不过在1843年1月，迫于普鲁士政府的压力，萨克森王国查禁了阿尔诺德·卢格的《德意志年鉴》。卢格提出，把出版社搬到国外，并聘请马克思一起担任主编。1843年，在协商了整整一个春天之后，卢格决定成立一个有些区别的刊物，《德法年鉴》（Franco-German Yearbooks）。办一份能促进讲德语和法语的激进分子合作的刊物，这种想法获得了马克思的大力支持。马克思希望出版社能设在斯特拉斯堡，但卢格坚持选择巴黎。该杂志通过德国流亡激进分子尤利乌斯·福禄培尔（Julius Fröbel）在苏黎世出版并对外发行。今天的人们知道福禄培尔，主要是因为他的叔叔弗里德里希是历史上开办幼儿园的第一人。马克思在这里的薪水算不上丰厚，但也非常可观：每年550泰勒，写文章还可以获得额外稿费。2

从1843年3月写给荣格的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工作机会对马克思个人来说意义重大。当时这两人一直在讨论出版相关事宜。马克思在信中说：“一旦合同敲定，我就动身前往克罗伊茨纳赫[34]结婚……”在婚约持续了7年之后，马克思与燕妮的婚事终于能够办妥了。他现在有一份工作，薪水可以照料新娘的生活。不过新工作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特别是燕妮，她不愿意离开这个国家。但对她来说，只要能结婚，这个办法就值得一试，尽管其中可能有重重困难。3

在写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表明自己不愿回到特里尔举办婚礼，而是前往温泉小镇克罗伊茨纳赫，就在纳尔河与莱茵河的交汇处，特里尔的东北方。自从燕妮的父亲去世后，燕妮和她的母亲就一直住在那里。婚礼前一周，卡尔与燕妮签署了一份经过公证的婚前财产合约，这份只有一页的文件有三项条款。第一，按照《拿破仑法典》中的标准安排，建立婚姻共同财产。相比之下，第二项条款对第一项条款的安排进行了修改，指明将来继承的财产将成为婚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归获得遗产的配偶单独所有。这是对燕妮的让步，因为卡尔有希望从自己母亲那里继承遗产，而燕妮则没有这种可能。最后一条指出，婚前的债务仍归个人，不能用婚姻共同财产支付。这又是卡尔作出的让步，自从5年前父亲去世，他的负债就在不断积累。虽然燕妮可能因为爱情而神魂颠倒，但她也清楚地思考着两人未来的共同生活，非常冷静实际——正如她在订婚伊始就表现出来的那样。随着财产关系以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得到厘清，婚礼也指日可待了：1843年6月19日，依照《拿破仑法典》的规定，两人先按习俗举办了一场结婚仪式，然后又是一场宗教的仪式，地点就在克罗伊茨纳赫的新教教堂。4

这对新婚夫妇度过了一个短暂的蜜月。他们沿莱茵河逆流而上，前往德意志西南边陲的几个公国以及瑞士旅行。在两周的时间里，两人花光了身上的所有现金。这笔钱是燕妮母亲的一份礼物，原本打算撑到卡尔开始新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把这笔钱落在了酒店里，被朋友或熟人趁机拿走而且没有归还。传记作者一直反复讲述这个故事，但它实际上出自转述材料。在这件事发生30年后，卡尔与燕妮的长女把它告诉了卡尔的朋友：妇科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Dr. Ludwig Kugelmann）。此事又被转述给这位医生的女儿弗朗西斯卡（Franziska），这才被记录了下来。在复述过程中，这件事变成了这对夫妇以后陷入财务困境的不吉之兆：正是因为两人对金钱都毫不在意，才导致他们的婚后生活一直被财务问题所困扰。不过，在刨除多年来转述中所产生的添油加醋之后，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和那个时代中有地位的家庭不同，燕妮的母亲没有能力给女儿一笔得体的嫁妆——如果有这样一笔钱，这对年轻夫妇就可以用来维系生活。燕妮收到的是一些家具，正如这个时期名流家族的惯例一样，女方会为新家带去家具陈设。这里面有桌布被单、家具和银餐具——不过大部分银器的品质很差，而且过时，或者干脆是破损坏掉的。5

蜜月之后，这对夫妇返回了克罗伊茨纳赫，和燕妮的母亲还有哥哥埃德加住在一起，直到10月中旬才前往巴黎。与女方的家人同住，并未耽误两人第一个孩子的出世。燕妮在1843年8月初怀孕。这也是婚后马克思首次有空闲时间，可以花上几个月做一些脑力劳动，这些工作是他自从柏林搬到波恩时就开始筹划的。其中一项工作将成为马克思获取信息的特有方式：阅读书籍的同时做详细的摘录。当然，在扫描仪、影印机、缩微胶卷和打字机出现之前，摘录是制作并存储信息的唯一方式。马克思经常会做大量笔记，通常会大大超过手头项目所需。出人意料的是，温泉小镇克罗伊茨纳赫有个不错的市图书馆，由该市的官员建造，目的是为前来享受温泉的富人以及文化人服务。马克思充分利用了里面的设施与书籍，阅读了关于欧洲主要国家以及美国的历史，并做了笔记。这里面包括孟德斯鸠、马基雅维里以及卢梭的作品。6

除了阅读之外，马克思还为《德法年鉴》准备了一篇文章，是有关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Law）的批判性作品。在快两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一直在考虑就这位导师在政治上的主要作品写篇评论。7这是马克思在理论领域进行的首次尝试，但同他别的宏大设想一样，这部作品也最终没能完成。相关文稿体现了他在《莱茵报》的编辑工作结束之后到前往巴黎之前的思想状态，从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欧洲大陆主要城市中所经历的政治与思想冲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这部作品受到了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观点的影响，内容主要是针对政治问题进行黑格尔式的反思。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曾讨论过这些政治问题。

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神学家中的一员，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以及布鲁诺·鲍威尔一道，认为人类对神性的理解涉及人类集体特征在一个虚构的至高存在上的投射，遵循了一个舍弃原有内涵的外部化、异化的过程。费尔巴哈与鲍威尔都把这种对宗教的批判延伸到了黑格尔思想本身，认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概念（这种绝对精神驱动自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概念）和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看法一样，同样也是人类集体特征在一个假想存在上的投射。与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看法不同的是，费尔巴哈认为，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以及宗教对神的定义这两者中被异化出去的内容与前两者有别：不只是意识或自我意识，而且还有自然、唯物，抑或费尔巴哈自己喜欢说的“感觉”存在着的人类或人种。换言之，费尔巴哈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提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生物学版本的唯物主义，因为他认为人这个类存在的基础就是性关系。8

即使对费尔巴哈相当认同，马克思还是对这种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表示了怀疑，称费尔巴哈“对自然提得太多，对政治又谈得太少”。9但他发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存在论的批评也可以用来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学。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搞混了主词和谓词：历史中的绝对精神作为主词，拥有人这个类的特征，或者说人这个类是谓词，但实际上是人这个类保证了绝对精神的特征。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黑格尔将绝对理念作为主词，而把国家和社会作为它的谓词，而现实中这种判断应该颠倒过来。

这种思路似乎既深奥又抽象，不过马克思在这里是在用他的哲学看法提出一个政治观点。黑格尔从绝对理念的发展推导出政府的形式与功能，马克思说明了这种推导是如何巩固了君王权力、怎样提高了拥有土地的贵族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以及以何种方式强化了国家官员的权威。马克思尖刻地批判了黑格尔把“统治权力变成君王威严”的方式，因为君王是“绝对理念这个主词”存在的肉体标志，而不是被宪法设计出来负责行政权和统治权的名头。马克思继续用一些篇幅讨论了黑格尔是如何从“家庭的自然原则”推导出贵族领地继承以及他们在贵族院中任特别议会代表的权利的。黑格尔从哲学角度推导出国家官僚具有特权地位，这也遭到了马克思同样的嘲笑。10

从知识层面上看，这类论点是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时所写文章的加强版本，而且从对政治目标的选择上看，这也体现出他对民主与共和的同情。不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到他未来思想中的关键元素，这一点令人吃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根本没有涉及政治经济学、工人阶级或是社会主义。

文中有一段相当长的内容，稍稍涉及了马克思未来的观点，这段话讨论了民主的本质。人民主权的政体会以共和的形式存在，但作为君主制的反义词，共和制只是“国家的抽象形态”。相反，马克思指出，民主是政府的一种形态，它的“存在和实际意义是与生俱来的，总是能回溯到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民那里，而且被看作是这种人民的产物。”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不光是要制定一套合适的体制，而且还要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马克思认为，个人和国家之间都有对立。个人作为为私的一方，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财产、合约、婚姻、公民社会”。国家则是这些个人生活的“组织形式”，广泛推行有效的法律以规范个人，但缺少了这些个人生活的内涵，并把具体的、个人生活的私有利益与抽象的、通用的国家立法这两者对立了起来。民主制度的本意应当是“真正结合个体与大众”，这样国家才会成为“人民存在的特别形式”。近代法国作家此前曾指出，在这样的政体中，国家——作为一种形式，支持大众的、普遍的利益，反对私人的个别的利益——将会“消亡”。这种消亡不是无政府主义模式的彻底消亡，而是创造出一种环境，使国家在其中“不再被视作为全体”，也就是说，不再反对公民社会的个人利益。

至于建立这种民主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改革，马克思在这点上不甚明了，不过他在一句评论中做出了暗示：“财产等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法律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在不怎么改动的情况下，北美的情况和普鲁士是一样的。”11从这种比较联系到马克思的评论——即共和制是国家的抽象形态但缺少民主这种必要的内涵——似乎可以看出，他认为民主需要在现有的财产安排上进行一些修改，虽然没有说明具体哪些内容需要修改。

在马克思对民主的具体期盼背后，至少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知识背景在推动着他的想法。其中之一明显是黑格尔的理论。将普遍与具体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绝对精神的概念。然而，这是一种掺进了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黑格尔思想。马克思称，这就好比政治化了的费尔巴哈，神性是人本质的外部化与异化表现，所以政府就是人性异化与外部化的形式。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宗教观呼吁重新重视人类特征，而之前这是归于神身上的。同样，在马克思的民主概念中，公众利益和普遍的通行的善，不再只归反对社会的国家所有。相反，会有一种政体，可以把有关公民社会的具体的、个人的考虑，和普遍的通行的善兼顾起来，因为这两者都是人民的行为表现，是民主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这种将导致国家“消亡”政体的出现，要归功于“近代的法国人”，这可能是暗指他在科隆时一直研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12这种想法可能还源于另一个法国人，即18世纪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在空白处做了大量批注，强调了卢梭对在公意中结合个人利益的描述。13马克思把具体与普遍相结合、公民社会个人利益与国家的公共利益相结合的想法，与卢梭的概念相比较，如果后者以黑格尔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两者并没有区别。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复述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的发表文章主题，只不过使用了更加理论化的语言与哲学化的形式。手稿中仅有极少段落做了更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一种新组织形式。关于这种新组织形式，马克思还未想出具体的名称，只是简单地将其称作“民主”，这是对一组学术作品的折衷。这种结合了卢梭、费尔巴哈，也许还有19世纪40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者孔西得朗的思想，当然可以称得上是折衷，而且这种思想仍然模糊、不精确，缺少内容、细节以及新社会与政治秩序怎样出现的理念。所有这些还要等到马克思在巴黎驻留一年半时才会出现。

阿尔诺德·卢格在莫泽斯·赫斯的陪同下，于1843年8月前往巴黎（比马克思早了两个月），开始规划他们的刊物。卢格后来对自己期望的描述，说明了法国首都对德国流亡激进分子的吸引力：“在旅程最后，我们发现了巴黎这个大盆地。它是新欧洲的摇篮，世界历史正在这个魔法大湖中酝酿沸腾，就要再次喷涌而出。”马克思或许不会使用这种兴奋的言语，不过他同样会感受到这个欧洲大陆伟大城市的吸引和挑战。

这是一座庞大的城市。卢格回忆起自己曾站在巴黎最高点的蒙马特山顶看到的情景，在他眼前是一片无垠的城区：“一眼望不到边。整座城市包围着我们，形成一个半圆。两端都超出了视野……在我们眼前、在目所能及的地方，全是巴黎……”14该市人口就要突破百万，巴黎比特里尔和科隆这样的德国省级城市要大上好几个数量级，即便是马克思学生时期的柏林，也不过才有30万人口。

除了在人口上绝对领先之外，这座法国都市的富裕程度、文化知识生活的丰富程度，都远超其他中欧城市。这里盛产各种文学作品，从法兰西大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上演的古典剧目，到维克多·雨果或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浪漫主义作品、再到娱乐剧院中的流行文学及小说家欧仁·苏（Eugène Sue）的极受欢迎但被马克思深深贬斥的作品，应有尽有。艺术领域也毫不逊色，从卢浮宫早期大师的作品到库贝尔（Courbet）等前卫的现实主义画作，还有政治讽刺画家杜米埃（Daumier）的漫画。

杜米埃的作品说明了马克思和卢格搬到巴黎的主要原因：虽然法国输掉了拿破仑战争，但它毕竟是欧洲大陆最富有、最有权势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而这座城市就是法国的首都。1830年7月，巴黎人在街头进行革命之后，统治法国的“七月王朝”实行自由派的宪政体制。新体制包含了对基本公民自由的保障，马克思曾在《莱茵报》上主张过这些权利，可是在普鲁士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虽然到了19世纪40年代，从某些方面看法国政府走上了一条更偏保守的道路，而且对政治观点的自由表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但即便是这样，这些为政治讨论设置的限制，与普鲁士境内的审查和威权官僚统治相比，还是相形见绌。在巴黎，左右两派均可以活跃存在，更不用说那些自称是游离在两派之外的组织。这里既有保守派，也有亲政府或反政府的自由派，还有激进的民主人士和共和党人，以及反战的傅立叶社会主义者和支持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所有这些观点都有支持者，而且他们在期刊上、在议院中、在合法或暗中成立的社团里、在公开或私下的集会上都直白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巴黎，不仅政治辩论的活跃度与规模大于普鲁士，而且展开这些辩论的社会圈子范围也比普鲁士广阔得多。马克思早先参加了一个由青年黑格尔派知识分子建立的小组。在《莱茵报》工作时，他接触的人开始增多，但主要是科隆的资产阶级上流人士。在巴黎，他与工人阶层的政治活跃分子接触，与非法的、秘密结社的手工业者以及合法的互利组织成员在酒馆中交流。

巴黎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首都。来自欧洲各地的政治流亡者都涌到这座城市，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希望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并期盼这些政策可以反过来影响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左翼分子和自由派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波兰与俄国，甚至还有多瑙河畔的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公国——未来罗马尼亚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是巴黎政治面貌的构成部分，而马克思与俄国人的接触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15

住在巴黎可以让马克思与其他国家的激进分子密切交往，但成为一名流亡者意味着与德国人的接触变得陌生，与以往完全不同。在巴黎的外籍人中，德国人最多，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有60 000人左右，相当于整个巴黎人口的十七分之一。当时有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德国知识分子居住在法国首都，其中包括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以及马克思在柏林与科隆见过的其他激进分子，也有一群他新结识的面孔。在这群人中有两个典型：一位是知名诗人、作家海因里希·海涅，他的政治态度介于自由派和更激进的观点之间；另一位是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乔（August Ludwig von Rochau），他在学生时代是激进分子，后来变成了非传统的自由派，是“现实政治”[35]这个知名词汇的发明者。在巴黎的德国知识分子中，还有些是历史上不太出名的人物，但这些人又是老资格的左翼分子，他们在激进地下社团中活跃了多年，例如雅科布·费奈迭（Jacob Venedey）、热尔曼·毛勒（German Mäurer）以及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August Hermann Ewerbeck）。16马克思也会加入到他们的圈子中。

这些老资历的左翼分子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伴确有交往，交往对象中甚至还包括那些属于其他政治派别的人士，以及一些社会背景截然不同的一群人。这群为数众多的德国人在巴黎当手工业学徒，他们来法国的原因是因为在中欧找不到工作。当时，巴黎大约三分之一的裁缝、鞋匠和木匠都是德国人 17——这是三类从业者最多的行业，但收入最差。这三类人是艾韦贝克或费奈迭等知识分子组建的秘密社团的主要成员。和整个欧洲大陆的其他手工业者一样，他们加入互利社团是为了防范自身作为无产阶级可能遭遇的风险，特别是为了防止因病导致失业。和法国的同行一样，这些人也在以一种折衷的、非系统化的方式，实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念。这些理念来自对过去行会制度的记忆，夹杂着对集体工场概念的模糊理解，如果说还有神学上的疑问的话，那就还要加上《圣经》中提到的正义与平等。18

从1843年秋到第二年年末，马克思知识发展中的基本元素与他在这座欧洲头号城市中的个人经历有概念上的区别。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思想发展，具体来说就是：把未来的理想政体重新定义为共产主义制度；研究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作品，并把他们的发现整合进自己的新世界观；将工人阶级定义为政治变革的载体；重申费尔巴哈版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强调了劳动过程。对在巴黎遇见的人与事，马克思并没有全盘接受。那个在柏林求学时年少冲动的学生，现在负起了更多的责任。加上年龄增长与阅历增加，当马克思在巴黎接触到新的哲学与政治潮流时，他的辨别能力比1837年拥抱青年黑格尔派学说时更强，如今他可以决定哪些是要拒绝的。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中，巴黎的生活对马克思的未来还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

1943年10月11日或12日，卡尔和燕妮来到了巴黎。在1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住在田凫街（rue Vanneau）上的几个地方，这条街位于时髦的法布圣日尔曼区（Faubourg Saint-Germain）。19开始，他们和阿尔诺德·卢格、激进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Georg Herwegh）以及这两人的配偶住在一起。一些作者天真地把这种住宿安排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公社，这是受到了卢格自嘲式的评价——“一点共产主义的味道”——的影响。这间公寓里还住着一个厨子兼管家，他们负责所有食品，这样住客就不用再购物了。卢格的这套住宿方案的主要目的是让流亡者“可以住得更便宜”，不至于在这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里无立足之地。可是女性之间经常发生的争执，让这个公共住所的方案很快告吹。马克思一家搬了出来，不过只是搬到了这个街区另一边的公寓里。20

就在马克思一家到达巴黎后不久，卢格生病了，这样马克思就得肩负起编辑《德法年鉴》的责任。就像在《莱茵报》时一样，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中，但是成果却很不理想。尽管在巴黎许多左翼圈子里找了又找，但卢格和马克思还是找不到法国投稿人，所以《年鉴》中法语的那部分内容就泡汤了。和当时所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一样，他俩能比较流利地浏览法文，但口语却非常糟糕，很难让周围人明白自己的意思。

语言不通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毕竟他们有赫斯的帮助。赫斯此前在巴黎待过，做过翻译，所以法语要比他俩好一些。但政治与哲学上的观点差异也让合作变得很困难。这一对德国主编见过的大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都拒绝把政治行动看作是建立新社会的方式，指望公社能够自发形成，而不需要进行颠覆活动或革命斗争。这些社会主义者也能用宗教词汇来解释自己关于社会与经济的设想：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理念的无神论实现。对激进的、信奉无神论的、与普鲁士政府艰苦斗争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意识到这些困难之后，两位主编把心思转移到反对“七月王朝”的、非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领袖身上。例如诗人阿尔方斯·拉马丁（Alphonse Lamartine）、律师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这两人在1848年革命中都扮演了领导角色。在法国左翼圈子中，有一组人可能对流亡激进分子抱有同情态度：就是那些公开的革命者，他们对继承雅各宾主义，包括其中的反教权主义有兴趣，而且越来越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具有吸引力。只是这些人，例如阿尔芒·巴尔贝斯（Armand Barbès）和路易 - 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这些想在法国发动革命的主要密谋者，都因为尝试煽动起义被投进了监狱，因此也没法与之进行合作。21

《年鉴》找不到法语作者，马克思只能找到足够的德国写手，以在1844年2月末推出一期合刊。这是该刊物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卢格曾希望效仿《莱茵报》，开办一家公司来出版这份杂志，但没能找到投资者。《德法年鉴》这份刊物，从财务意义上说，只有卢格和福禄培尔两个合伙人（马克思曾被邀请加入，但他没有钱投资），而且该企业的资本严重不足。22一次挫折毁掉了这个企业。普鲁士当局在杂志进入德意志境内时没收了稿件，福禄培尔就此退出，而马克思与卢格又找不到其他人来代替。对出版社的投资失败了，发起人之间也爆发了争执。卢格与赫斯因为稿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前者为后者许诺的文章却提前支付了一小笔稿费，但这篇文章一直未能兑现。作为报酬，卢格向马克思支付的不是现金，而是付印的《年鉴》，至少部分是这样。这相当于给马克思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经济学课程，而且对他来说通俗易懂。马克思与卢格大吵了一架，两人的关系就此破裂。表面看，《年鉴》的另一名内部人士——海尔维格的婚外情是两位主编之间矛盾的起因（他当时在同钢琴家弗朗茨·李斯特的前任情人交往），卢格鄙视伤风败俗的海尔维格；而马克思则认为，海尔维格的私生活问题不应当成为政治上合作的阻碍。23

这次意外让马克思特别痛苦，因为需要他照顾的人越来越多。燕妮在1844年5月1日生了个女儿。父母给这个孩子起名叫燕妮 [36]，很快家里人都叫她“Jennychen”，即“小燕妮”的意思。母亲燕妮带着这个6周大的婴儿回了娘家，当时威斯特法伦夫人已经从克罗伊茨纳赫回到了特里尔。当这位母亲到达特里尔时，小女婴已经奄奄一息了。可能是因为她没有吃奶而是喝了一些变质的稀粥，这是当时婴儿夭折的主要原因。家庭医生认为这个婴儿需要一位奶妈，家里就找了个老仆人的女儿。因为这个人既能当奶妈，又可以做家务，甚至还能说点法语，燕妮后来就把她带回了巴黎。

最入时的普鲁士打扮，“再次成为特里尔最标致的人儿”，加上有女儿可以炫耀，燕妮俨然成了一名成功女士。很快，过去的相识纷纷来访。她自己迈着“艰难的步伐”去拜会婆婆。出乎意料的是，她与罕丽达的会面非常顺利。听到自己儿子的职位后，罕丽达也高兴地接受了她的儿媳妇，过去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燕妮在写给卡尔的信中说道：“对我们来讲，与其说成功，不如说是我用最佳策略维护出来的成功假象。”24

让她和卡尔喜出望外的是，卡尔在科隆的支持者救了他们。这帮人筹集了1 000泰勒，并把这笔不菲的资金送给了卡尔，“作为对您为我们共同目标所做出牺牲的一点点补偿”。亨利希·克雷森是筹款的发起人和计划的组织者。他把马克思比作知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后者的追随者曾为他筹集了一笔“民族捐款”，以方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所以说，马克思的研究，这种引导他投身共产主义的研究，是由科隆的资产阶级资助的。不过这也证明了他在编辑《莱茵报》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在当地是多么出名。25

从商业投资和政治对抗的角度看，《德法年鉴》都算是失败了，但马克思为合刊撰写的两篇文章还是代表了他世界观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一篇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的文章指出：青年黑格尔派不应局限于对宗教的批判，而应该发展成对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批判。这样一来，马克思第一次开始发展一套理论，描述他设想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会如何变成现实。第二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是对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一书的评论。该文既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又第一次公开论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26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经济学批判和他对犹太人的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探讨相联系，这导致了外界对他旷日持久的指控，称其是反犹主义者——这些指控包含一种年代错误的反闪米持人主义和反犹主义概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就承认，青年黑格尔派把宗教看作是全人类的一种异化表达。但马克思继续写道，人类是指“人的世界、国家和社会。这种国家和社会制造了宗教，颠倒了对世界的认识，因为世界本身就是颠倒的”。宗教，作为人类存在的一种异化表达，既反对这种存在，也安慰着这种存在。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借自布鲁诺·鲍威尔——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27因此，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哲学批判或者是柏林“自由人”在无神论生活方式上的尝试，做得都还不够；真正需要的是对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批判，因为宗教已经把这些环境以异化的形式结合了起来。如果哲学此前“曾揭穿人类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现在就必须“揭露出它非神圣的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样，对天堂的批判就转化为对凡间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律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演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这种批判将把德意志目前的情况——国家专制、等级社会、充斥着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和热衷于回到古代日耳曼部族时期或中世纪时期的人，以及认可这些情况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cal School of Law）的法学家——看作与1789年大革命前法国的情况一样。从大革命以后，法国、英国的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特点是承认基本的公民权利、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强势的议会，所以说德意志各邦国继续维持1789年前环境的做法，是对之前国家体制的一种守旧的模仿。还在《莱茵报》工作时，马克思就设想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改变上述社会环境；而现在他得出结论，想要摆脱这种环境就必须和法国一样，进行一场革命。按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常用的话来说就是：“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

在德国重现1789年革命，马克思继续写道，只会让那里的环境变成19世纪40年代革命后的法国。自从来到巴黎后，马克思就一直与这种革命后所建秩序的反对方保持着个人和学术上的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这种环境下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缺陷。马克思认为，德意志革命必须更加深入，不能仅仅把德意志“提高到现代国家的行列就满足了，而是要提高到人的高度，这才是这些国家即将迎来的前景”。它必须高于以往的革命，例如18世纪法国的情况，才能让德意志在19世纪进行的革命浪潮中占领鳌头。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一种道德使命，混杂着一点民族自豪感；但马克思在最后讨论了德意志革命将会如何产生，矛盾地强调了德意志倒退的特点，其中虽然着重说明了德意志的先锋地位，但排除了这种道德使命。

马克思认为，一场“激进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对德意志来说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一种更温和的“政治革命”。换言之，即是要效仿1789年和1830年法国革命的模式。这种观点所基于的理由，成为了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的首个公开的例子。在马克思看来，一场政治革命需要公民社会的一个阶级把自己的解放和整个公民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来说，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看法来自于他阅读过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但认为同时代的德意志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同样的任务。德意志资产阶级拒绝代表公民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只是诸多社会与政治团体中的一员，与其并列的还有国家官僚、贵族和皇室等阶层，它们彼此竞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批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关于媒体自由辩论的文章，当时他谴责了莱茵议会不同派系的做法。这些人将媒体自由视作一种特定的利益，而非公民自由中普遍存在的一环。

在《莱茵报》有关林木盗窃的文章中，马克思还不能确定革命的阶级，而现在他得出了判断这种阶级的主要标准：一个遭受严重压迫的阶级，人们的条件非常困难，在现存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其活动的可能性被严重压制。这样一来，这个阶级只能以全面推翻现状为手段，以达到实现自身解放的目的。这一过程将通过如下方式发生：

一个彻底带上枷锁的阶级的形成，一个公民社会的阶级，它……遭受了普遍的折磨且不具有哪怕一种特定的权利，从而拥有一种普遍的特性，因为它遭受的不公正不是特例，而就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不公正……它不是片面的抵制德意志国家制度导致的后果，而是全面反抗其成因。最终，这个团体只有在解放社会中所有其他团体的前提下，才能解放自己。简言之，这个阶级代表着人的一无所有，它只能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社会消亡代表着一个特别（社会）等级的出现，它就是无产阶级。28

在这一段中，工人阶级以历史发展背后的驱动力的形象出现了，也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它成为了黑格尔绝对精神、鲍威尔人类自我意识以及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的继承者。人们可能会说，马克思发明工人阶级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为了实现自己在与普鲁士威权统治对抗中破灭的愿望。他的政治理由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法国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黑格尔发展出绝对精神，对宇宙进行统一；青年黑格尔派想要找到这种理论涉及人的版本与涉及物质的版本；法国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者则对自己国家在革命后的秩序进行了批判。在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的时候，马克思自己对实践中工人阶级的理解——对这个阶级遭受的苦难、采取的行动与拥有的愿望和理想的理解，还没有真正开始。

马克思在最后描述了自己的哲学—政治愿望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并用这种关联总结了全篇。他说道：“德意志的解放是人的解放。这种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不消除无产阶级，哲学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不把哲学变成现实，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消除自己。”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联系到了《德法年鉴》这个项目：“高卢雄鸡的啼鸣将宣布德意志的复兴。”法国即将发生的激进革命会导致德意志的动荡；或许，一个来自特里尔的人可能在想，由一个革命的法国政府发动的新的革命战争，就像18世纪90年代时一样，将把革命性的变化带给德意志。

这种更为激进革命的目标，即革命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目标，仍然是模糊的。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开始就这一点进行阐述，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将对人类解放的理解与终结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资本主义等同认定为犹太人，对其的描述是贬义的。为此，他的批评者经常指责他是反犹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辩护者来说，这些指控令人尴尬，他们也只好以一种尴尬的方式小心地避开这篇文章。29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所有辩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会以20世纪的德国史以及纳粹提出的“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为背景，来阅读这篇文章。要想理解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态，意味着要抛开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权、大屠杀以及出于种族原因的反犹主义这些事件，并将其还原到19世纪40年代的原始背景中——具体说，就是对“解放”或允许犹太人拥有平等法律地位等话题展开的辩论，以及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新教神学家观点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思想的相关联之处。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是对布鲁诺·鲍威尔在1843年撰写的两篇作品的批判性评论与解读。鲍威尔在文章中反对犹太人解放，引起了大范围的争议；而马克思的评论只是更大范围辩论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对整个辩论发展的形势是相当关注的。30鲍威尔的立场，至少乍看上去，在犹太人解放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些反常。在中欧范围内，反对犹太人解放的大多数意见之前一直来自政治和宗教上的保守派，他们认为独立的德意志公国与更大范围上的德意志地区，都深深地渗透着神启的基督教原则，这使得拒绝接受这些原则的犹太人无法成为公民，或者说无法成为与基督徒平等享受权利的主体，甚至干脆不能属于德意志民族。青年黑格尔派视神性的基督启示与它启示出来的基督神性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异化表现，人们原本还指望这些人能支持犹太人解放。

虽然鲍威尔用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格尔思想来解读宗教，但他对犹太人解放这件事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基督教是人类自我异化表达的最高形式，因为它的神性，即它外部化与异化的人这个类的自我意识，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人类。基督教义把“人，一种意识，看作是所有事物的本质”，对这个事实的神学思考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以及解放，即对宗教中人类自我异化的黑格尔式批判。相比之下，鲍威尔继续写道，犹太人在宗教上“太过关心满足自然需求……盥洗、洗礼、出于宗教因素筛选与净洗日常饮食，甚至会考虑人究竟是什么”。犹太人是一个特别的、自私的群体。他们的安息日仪式只为他们自己而准备，他们对“信奉基督教的仆人或邻居”在安息日工作或是信基督教的雇员在安息日做生意，不会感到有任何不妥。鲍威尔在这一点上非常愤怒，他把犹太人的宗教态度描述为“感官上利己主义的小聪明”、“原始而令人恶心”、“虚伪透顶”。31

鲍威尔总结道，因为有这种排他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宗教态度，犹太人不适合获得公民权。虽然犹太人的一些行动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鲍威尔明确提到了加布里尔·里塞尔讲到的犹太人参与德国反拿破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这不足以证明他们拥有获得公民权的资格，因为这些行动来自犹太法律中一条有关宗教纯洁规定，因此这些行为本身是虚伪的。鲍威尔指出，犹太人“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犹太人，虽然他可以成为一位公民，活在通行的人际关系中；但他的犹太性以及有局限的本质总是会压过他的人类义务与政治义务”。32

对鲍威尔来说，虽然基督教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一种表达，但它至少也是通往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而犹太教则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甚至不存在与人类解放兼容的可能。自由派新教神学家经常提及一种反对解放的观点，青年黑格尔派正是出自这种知识背景中，而鲍威尔的结论正是这种观点黑格尔化、激进主义化的版本。这些自由派神学家不能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的神性，就辩解说犹太教是一种低级的宗教，原因是这些自由派神学家自己也不接受耶稣的神性。相反，他们的做法是称犹太教在伦理上劣于基督教。犹太教具有排他主义性质，限制在一些“天选之人”的范围内而不适合大众。这种宗教注重的是进行仪式的行为，而不检验所做决定的良知与道德。德国自由派新教神学家会一直进行这种不公正的比较，直到20世纪。在19世纪中叶，针对犹太人解放、他们神学地位展开的讨论是政治化的。这种讨论被用做谴责犹太人的经济行为，认为他们的经济活动是自私的、不道德的、具有剥削性质的，而且还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尝试自私和排他主义信仰的个人，无法以更广阔政体中的公民身份行事，因为大众无法参与到他们的宗教信仰中。这两点都导致自由派反对犹太人解放。33作为等级社会中的一个“民族”，在这种社会走到尽头后，犹太人的地位是什么？亨利希·马克思曾带着这个疑问奋斗了大半辈子，而反对犹太人解放的态度就是对他这个问题的回复。

虽然这对亨利希来说是个难题，但他的儿子在学习了自由派新教神学的本源形式，以及这种神学世俗化的青年黑格尔派版本之后，对于犹太教是历史的倒退、在道德上是一种劣等宗教的观点，接受起来是完全没有难度的。他在1843年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特别提到了鲍威尔的态度，称“以色列人的信仰让我恶心”。但马克思从这种观点中得出的政治看法却与鲍威尔的态度相反，也异于自由派对犹太人解放的反对看法。也就是说，马克思明确支持犹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34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提出完全一样的推论，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要求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转型。这个结论看似有些莫名其妙，不过它综合了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对当代社会与历史的研究、在《德法年鉴》的另一篇文章中表达出来的对宗教的态度以及他对未来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设想——这个设想中的国度会超越法国大革命创造的世界。

为了表明自己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观点，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资料来源：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的作品。35正如这位法国旅行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个国家有数量庞大、种类各异的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与世俗中的州没有关联。马克思称，这种“解放让州摆脱了犹太教，摆脱了基督教，摆脱了所有宗教”，是“犹太人的政治解放，是基督徒的政治解放，是所有有宗教信仰人的政治解放”。鲍威尔认为解放的形式应当类似于宗教转变为现代的、启蒙的、富有心德的和无神论的理念。马克思则相反，他认为无神论会通过政府的世俗化来实现。马克思称，让所有宗教的信徒都能成为公民，政府就在政治生活与公众生活上消灭了宗教，就像政府通过引入男性普选权（这里又明确地以美国为例），消灭了财产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一样。36

当然，马克思不是说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就是共产主义国家，也不是说它是个无神论国家。恰恰相反，他认同的是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无论宗教还是财产对个人生活的影响都非常大。他是想把公民社会的特殊存在——不同的宗教，拥有不同种类、不同数额财产的不同社会阶级——与民主国家中公民普遍平等的地位相比较。在民主国家，法律对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而且所有公民都有权投票。如果马克思就此打住，称犹太人的解放是创建民主国家的一部分，也是建立这种国家过程中的重要一步，那么没人会指责他具有反犹思想。可马克思没有满足于单单拿国家与公民社会相比较——哪怕这个国家是个民主的、共和制的国家，代表了普遍的公众利益；而在与之比较的公民社会中，包括财产与个人前途差距悬殊的社会阶级在内的不同的个人与团体，都是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他在自己出版或未出版的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评论文章中进一步指出，这些环境都是人类异化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他致力消除的。

就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差别。后一种形式——废除了公民社会中人类的自我异化，甚至超越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理念——是“把人类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引用费尔巴哈的说法，马克思表示，他关心的不是作为一种宗教的犹太教，而是实际生活中“真正的犹太人”。他复述了鲍威尔那种敌对的观点，称犹太人“世俗的基本需求”是“实际的需求、自私自利的需求”。犹太人“世俗的仪式”是“讨价还价”，他们的“世俗的上帝”就是金钱。“只有从讨价还价，从金钱，也就是从现实的、真正的犹太人中解放出来，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自我解放。”

把犹太人等同于资本主义，反过来马克思也就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犹太人。如果说利己主义的、现实的需求是犹太教的教义，那这些需求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原则。这些原则表现为金钱，“是人劳动与存在的本质，被异化在人之外。这种异化的存在控制了人，人也对其表示崇拜”。这种异化了的犹太人世界“通过竞争与公民社会的完善发展到了顶点，但公民社会首先是在基督教世界中被完善的……因此，我们不仅会在《摩西五经》（Pentateuch）或《犹太法典》（Talmud）中发现犹太人的本性，也会在当代社会中发现他们的本质……这种本质不仅是说犹太人的狭隘、局限，更是指犹太化的狭隘社会。”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社会成功废除了“犹太人的在历史经验中体现出来的本质，即讨价还价以及这种行为的根源”，当“单独的感官享受的存在与人类的种族存在间不再有冲突”，这种情况才会终结。全篇最后一句话写道：“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人群体[37]中解放出来。”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明显支持犹太教在道德上是一种劣等宗教的观占，并认同自由派新教神学家阐述的这种宗教对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对此的解读。与这两者不同的是，马克思没有把这些表面上的道德过错视作否决犹太人公民权利的理由。相反，马克思把犹太人的解放理解为18世纪法国与美国革命中发展出来的全人类权利的具体实现，是对这些权利的解读。正如他用黑格尔方式解读政治、社会和经济中的方方面面一样。37

马克思是在用这种对犹太人的负面描述攻击资本主义。他没有把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中最坏的部分等同于犹太人，不然就和大多数反犹主义者没什么两样了；但他确实将犹太人的经济行为视作资本主义的起源。这种看法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包括他首篇讨论经济的文章，即《巴黎手稿》（Paris Manuscripts）。在那篇文章中，马克思谴责了资本家不停尝试发明新产品以从顾客处捞钱的做法。对资本家来说，他写道：“所有产品都是诱饵，用来掳走他人的精髓即金钱……所有真正的和潜在的需求都是弱点，引诱苍蝇扑向蝇纸。”资本家“激起（顾客）病态的欲望，搜出其身上的每一处弱点”，就是为了卖出产品收取金钱。虽然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用来描述广告与消费资本主义的谴责手法，在19世纪中叶的中欧出现，远远提前于消费时代，但这样的攻击在当时普遍被用来批评犹太商人和放贷人，这些人被指责通过这种方式钻农民顾客的空子，手法是“提供给他们……所有可能的、过头的、无用的以及有缺陷的产品……”38

犹太人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从事资本主义性质活动的不只是犹太人，而是在基督徒继承了“犹太人的”资本主义态度后达到了顶峰，这种观点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人所普遍接受的。莫泽斯·赫斯之前曾向《德法年鉴》投过一篇关于金钱的稿件，发表了对犹太人、金钱以及资本主义的看法，其观点与马克思文章中的非常相似。虽然赫斯的稿子没能在《年鉴》上发表，但马克思在写《论犹太人问题》前看过这篇文章。赫斯还告诉过阿尔诺德·卢格，在废除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后，有必要把“一些财产所有者，如顽固的银行家、犹太人、资本家、地主与房东”送上断头台——这明显是把犹太人和资本家的社会身份画上了等号。马克思在巴黎的另一位相识，海因里希·海涅，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把汉堡这个德意志繁荣的商业中心称作是“讨价还价者的城市”，住的都是“受洗和未受洗的犹太人（我管所有汉堡居民都叫犹太人）……”39

马克思、赫斯以及海涅，都来自犹太家庭，不过他们自己早就与犹太教划清了界限。马克思通常被世人看作是一个憎恨自我的犹太人，但很难说赫斯和海涅也是这样。海涅对犹太性持一种讽刺的超然态度，赫斯则成为了一个前锡安主义 [38]的倡导者。40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在这三个人生活的19世纪40年代里，成为犹太人的意义多是从宗教归属角度来理解的，或者是被理解成属于等级社会中的一个“民族”。随着那个世纪末达尔文主义的兴起，犹太人被定义成了人类共同起源中从生物学角度看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成为了一个“人种”，其成员身份不再由个人意愿决定。这种观点将成为主流。不过，要把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种知识观点套用在四五年前，就是不正确的。按照19世纪中叶关于犹太性的标准来说，马克思是三个人中犹太人特征最少的。他在孩童时期就接受了新教的洗礼，接受的是新教的宗教教育；海涅则正好相反，直到成年才受洗。而赫斯虽然与家里的犹太教正统派分道扬镳，却最终也没能成为一名基督徒。

马克思把犹太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看法，自然为稍后出现在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犹主义态度提供了弹药，不过《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还体现了他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并且这一点对马克思自己的政治愿望来说更为重要。马克思相信，犹太人应该具有与公民同等的权利，他们的解放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一个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指标。他还相信，从民主和共和的制度发展到共产主义制度，就需要从社会中消除犹太人身上那些可憎的特质。这些特质是犹太人得以解放的敌人，从一开始就剥夺了犹太人享有公民权。马克思最初的那种民主的、共和的政治目标，与他今后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不调和。这种不调和不是仅限于犹太人问题，而是会像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出来的那样，普遍存在于马克思的政治愿望中；而且这种不调和将一直伴随着他在政治变革上所做出的努力，从1848年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

在与阿尔诺德·卢格的关系破裂之后，从政治角度看，马克思在巴黎是孤身一人了。几个月后，从家庭角度看他也变成了孑然一身。他的妻子带着小燕妮，回特里尔去探望娘家。想到把丈夫独自留在一个以性开放而闻名的城市，燕妮不免有些焦虑，不过事实上她无需担心。41这段时间，卡尔继续着自己的政治活动，如饥似渴地阅读经济学作品并发展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个人来说，他接触到的一个重要人物不是什么女演员，而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还是待在原来的社交圈子中。他继续和巴黎的德国知识分子来往，并在与卢格之间出现分歧一事上成功地获得了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就有这个圈子里的名人海涅。42马克思还尝试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国家的流亡激进分子建立联系。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接触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若干年后两人成为了死敌，这或许正是因为对之前友谊的回忆让二者的矛盾如此激化。

马克思还加强了与德国手工业者地下社团的联系。在1844年8月，他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表示，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在那年夏天一直向社团成员大声朗读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中的选段，一周两次。虽然马克思一定会支持这种在激进手工业者中宣传无神论思想的做法，但是否是他发起了这种活动却不得而知，因为其中一位叫海尔曼·艾韦贝克的地下社团领袖，本身就是费尔巴哈的强烈支持者，他还翻译出版了法文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不管怎么说，马克思知道地下社团中的这些秘密会议，就证明他与这些人的关系正日益紧密。43

1844年初，双周刊德语报纸《前进报》开始在巴黎发行。该报两名创始人的身份有些可疑：一个是古怪的戏剧导演，另一个是普鲁士警察间谍。但到了当年春天，地下社团的领导和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其他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把控采编方针。马克思希望这份报纸物能够取代《德法年鉴》——至少他希望能在某些方面起到这样的作用，于是他开始推动该报采取一种社会主义的编辑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西里西亚（Silesian）纺织工人起义一事展开了讨论。这是中欧第一例工人阶级暴动，马克思要借用这个机会重申他认为无产阶级是政治变革载体的观点。44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几周，即1844年8月23日，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首次碰面了。从这次会面后，两人就开始了一场持续终身的合作。这种合作，既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个人生活中。这种合作关系在历史上是如此亲密，以至于这两人在文献中总是会一同出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如同商标一样。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表述也指出，这种亲密的关系出现在这两个迥异的人之间是多么不可思议：一个又高又胖，另一个矮且黝黑；一个是处事现实、有效率，且善于赚钱，另一个则生活在满是抽象观念的世界里，而且在经济上长期入不敷出；一个是商人的儿子，一个是律师的儿子；一个是新教徒，另一个则有犹太教背景，或者说是强调过去的种族主义思想；一个是北欧人后裔，一个是犹太人子嗣。能够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克服这些差异，融合这些相抵触的个人特点，人们大概会说，他们采取的方法一定是辩证的。这种亲密的友情支持着他们共同的目标，让这两人成为了共产主义的达蒙和皮西厄斯[39]。45

和马克思一生中的很多故事一样，把这两人维系终生的友情说成是一开始就属于命中注定，这样的描述未免片面，忽视了两人在个性与政治上的分歧，而且把他们后来的关系代入到了双方初识的场景中。有关马克思与恩格斯初次相识的信息很少——两位当事人回忆这段经历的文字总共只有三段，或许是他们没想到此事的重要性，不过这两人对回忆录本身也没有太大兴趣。其他的信息都被抹掉了：在马克思去世后，女儿艾琳娜和劳拉销毁了他批评过恩格斯的信件。不过还是有一些被秘密保存了数十年，直到20世纪末才在新的MEGA^46中现身。经仔细调查发现，两人在初次会面后，似乎真的在学术与政治方面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他们第一次会面后的数年里，两人曾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独自行事，而且同时代的人也认为，马克思朋友中最亲密的合作者在科隆。47直到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才真正变得牢不可破，二人那时都在英国进行政治避难。也正是在那时，他们彼此相反的人格特点才真正发展成熟，恩格斯成了一名办事实际的商人，而马克思则成了一位潦倒的理论家。因此，与其把两人的初次会面就理解成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催生了长期的合作，不如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动把两人真正带到了一起。

提出会面的是恩格斯。他1820年出生于伍珀河谷（Wupper Valley）的巴门（Barmen）[40]，那里距莱茵河东岸的科隆东部大约35英里。恩格斯与父亲同名（Friedrich Engels,Sr.），老弗里德里希是个有名的纺织工厂主，而当地正是欧洲中部工业化的领军者。48和今天一样，伍珀河谷是几种新教宗派的发源地，信徒十分虔诚。恩格斯的父亲是觉醒运动，即德国版宗教复兴主义的世俗支持者，既反对马克思接受过的具有启蒙运动性质的激进主义宗教，也反对当地流行的基督教加尔文宗。中学毕业后[41]，恩格斯就被送到德意志的北部港口城市不来梅去学做生意。由于阅读过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品，年轻的恩格斯产生了信仰危机。他曾就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书做了大量笔记，再加上对经律主义[42]以及德国复兴主义人士的不屑（这些都被保留了下来），他从虔信者变为了无宗教信仰者。49相比之下，马克思是从受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思想影响转投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这种转型从知识层面上看可能波动很大，但对个人来说影响较小；而恩格斯信仰的转变则意味着要与家庭做痛苦的决裂，尤其是和他的父亲。

在儿子是否要服兵役这个问题上，保守且虔诚的恩格斯一家不像马克思夫妇那般有疑义。恩格斯于1842年加入普鲁士军队，在炮兵部队了当一名候补士官，驻扎在柏林。军旅生涯很适合恩格斯，而且他这一生都是位空想的战术家。后来，马克思圈子里的人给了他一个“将军”的外号。在柏林时，恩格斯也是“自由人”组织中的正式成员，为《莱茵报》撰写过几篇文章——他还在不来梅住的时候，偶尔就会写几篇文章。50在一年的兵役结束后，他返回了伍珀河谷，还前往科隆拜会过莫泽斯·赫斯，后者则说服他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德。

为了进一步锻炼他的经商本领，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英国，他家在曼彻斯特有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这也是为了让恩格斯远离他那些信仰无神论的、意图颠覆政府的德国朋友。不过父亲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待在曼彻斯特让恩格斯更为激进，而且增强了他对共产主义者的同情心。正如当时的人所描述的那样，曼彻斯特是个“棉都”，是全球工业革命的榜样与中心。住在这个英国省级制造业城镇中的人口和普鲁士首都的人口一样多，但这里没有柏林那种学术与文化上的吸引力——柏林有皇家宫殿、大学、普鲁士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柏林歌剧院（Opera House）和柏林歌唱学院，而曼彻斯特只有数百家靠蒸汽为动力的纺织磨坊，它们排出来的只有烟尘和煤灰，把这座城市裹在厚厚的雾里。庞大的工业规模产生了巨额财富，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工厂主、银行家以及棉花商人在郊区的大宅，与工厂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狭窄的街道、污秽不堪，到处是直接排放的污水以及永远存在的污染——形成了鲜明对比。哪个群体在赢取财富，哪个群体在忍受痛苦，一目了然。在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抗争就和他们所受的苦难一样多。就是在这里，英格兰激进分子，即宪章主义者（Chartists），抨击有钱有势的政府，要求男性普选权。工会成员日复一日地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社会主义者则提议变革全社会。在恩格斯抵达这里的前一年，该市发生了“插座暴动”[43]。这是一场联合大罢工、大暴乱，是工人阶级愤怒的爆发。城市工厂中的无产阶级纷纷响应，最后不得不调动大批军队才镇压了下去。

闲暇之余，恩格斯与该市反对社会现行制度的人士进行交流，还通过自己的情人和未来的伴侣——爱尔兰移民玛丽·白恩士（Mary Burns）——尝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滋味，白恩士是一名工厂工人和女佣。恩格斯决定要写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突出贫富差距问题。产业工人为资本家创造了财富，但却悲惨地生活在剥削之中，这本名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845年在德国出版）的书正是要写出这种不公。虽然身在曼彻斯特，但恩格斯还是继续向《莱茵报》投稿。也正是出于这种关系，他为《德法年鉴》撰写了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51在从曼彻斯特回国的途中，他在巴黎做了短暂停留，与发表自己作品的主编见了面。

这次会面比预计的要成功。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一起待了10天。他们做好计划，准备联手撰写一本书抨击布鲁诺·鲍威尔以及他那种以生活方式为导向的激进主义。不过，他们的合作并不是纯学术的。作为单身汉的恩格斯和实际上也是单身汉的马克思（当时他的妻女都在特里尔）每晚都会去伏尔泰堤道（Quai Voltaire）的一间酒吧。这种消遣有政治意义的一面，因为他们会在那里与德意志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激进分子会面。聚会的其中一名参与者就是哈伊尔·巴枯宁，他带着恩格斯参加了一次地下社团的会议，而这个社团正是由法国共产主义工人建立的。52

由于两人都有特殊的经历与背景，所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处得很好。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与他之前的合作者完全不同。就这一点而言，很早就上大学的马克思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同比自己年长的、经验更丰富的人合作，例如甘斯、鲍威尔、赫斯、荣格、克雷森、康普豪森以及海涅，正是这些人为他提供了学术上和工作上的机会。最近的一位便是阿尔诺德·卢格，他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就是把马克思当作了门徒。当他们在私人关系与政治观点上发生冲突后，卢格也直接表示了自己的失望，并把这位前任门徒的行为看作是一种不感恩的举动，因而对其越发嫌恶。53

对恩格斯来说，两人的这种关系正好反了过来。恩格斯比马克思年轻两岁，经验与人脉都不及后者，而且还要通过信件或亲自上门的方式与这位“知名的”《莱茵报》编辑建立联系——这又证明了马克思在该报工作时期是多么有影响力。恩格斯成为了马克思的门生，马克思也乐于做一名导师，这种关系后来一直持续了下去。马克思的另一位政治副手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参与1848年革命的革命者，而且也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这样回忆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伦敦的流亡生活：“因为比我们这帮‘小孩子’大上五六岁，他很明白自己身为一名成熟男性的优势……”54

与马克思的合作让恩格斯有机会摆脱那种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一名共产主义者，却为了做一名资本家而正接受培训准备成为纺织品商人与厂主；一个无神论者，却生活在一个笃信重生的基督徒家庭中。在初次会面结束后，恩格斯在巴门给马克思写信，仔细地描述了自己这种进退两难的窘迫处境。虽然信中汇报了共产主义在伍珀河谷与科隆的发展，但恩格斯对个人生活的看法却很沮丧。“在老爷子的工厂里工作了几天之后…… 我感觉简直遭透了，这不仅仅因为我仍然是一名资产阶级，更严重的是，我还是一个需要强烈对抗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兼厂主。”老恩格斯和所有亲戚都摆出“一副神性般的愁容”。恩格斯亲共产主义的态度已经“唤醒了老爷子对宗教的所有狂信”。来面对这个叛逆年轻人的激进理念，恩格斯在信中对马克思说：“你不知道这种基督教的恶毒在对我步步紧逼，撕扯着我的灵魂。”55他对共产主义及无神论的忠诚，恶化了他与他那专制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这样一个年长的、经验更丰富的人的帮助下追求理想，此种前景给恩格斯提供了一条可以逃出家庭、远离让人难以忍受的环境的道路。

从《德法年鉴》到被法国驱逐的这段时间，马克思把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撰写有关经济和哲学的文章上。《巴黎手稿》，或者被叫作《1844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未能出版。事实上，在他去世后的50年中也未能面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部作品中的一些摘录被广泛翻译，并成为学术争议的焦点。争论的一方认为这些稿件体现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涉及的是范围更大的存在与哲学问题，与之后更偏向实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理论形成了对比——对那时的马克思来说，现在这些刚刚萌发的兴趣，已经被更具体的经济问题以及坚决支持阶级斗争的看法所覆盖或取代。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分阶段的表述，他们把后来的马克思的所作所为看作是其真正本性的体现，认为他那时的理论洞见标志着他与之前那种模糊的、过激的黑格尔式的、存在主义式的思想决裂了。56

回想一下，对东欧（表面上的）共产主义政权态度的强烈分歧，以及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探索，推动了这种辩论；但实际上在整个辩论中，并没有太多地方是受到马克思自己观点的启发。用新与旧这两个阶段来划分马克思的思想，这种做法忽视了黑格尔观点对其哲学工作的影响。认为《巴黎手稿》涉及对异化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理解，这种观点只能被《巴黎手稿》中非常少的一部分内容支持，这就忽视了其中对经济问题的大量讨论——不过应当承认，在出版的文献中，那部分一般被忽视的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在通盘思考过这些《巴黎手稿》的内容后，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他所读到的18世纪后期以及19世纪初期的知名经济学家的理论，整合进了他对公民社会的批判中，融合进了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转型中。

《巴黎手稿》涉猎的话题范围相当广泛，而且话题之间并不都是紧密相联的。这其中包括唯物主义者对人类起源的猜测，对莎士比亚金钱观的讨论，以及对黑格尔哲学作品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评论相当长的评论。57不过《巴黎手稿》的核心内容来自马克思在巴黎阅读的书籍——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JamesMill）、大卫·李嘉图以及让 - 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品的法语版。虽然马克思确实查阅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对经济学正统观点的批评，例如欧仁·比雷（Eugène Buret），但他的《巴黎手稿》中的大多数注释与引用内容都来自那些主流的、亲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58从马克思在这些作品中得出的结论来看，无产阶级的情况显得十分悲观。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收入的三种来源是工作薪资、资本利润以及地租。在比较这三者之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薪资上涨的可能性是最小的，而且通常会被压缩到仅够维生的水平。他从诸多方面解释了这个问题：例如食品价格会随着薪资变化而变动，以保证人们的持续购买力；资本家会把投资转向利润最高的领域，而工人大多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职业上，受到失业的威胁；而且资本家有能力把对农业的净支出转移到工人身上。在这些静态分析之后，马克思引用亚当·斯密的言论，提出了一个动态分析的说法：“当社会财富减少时……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如对工人的影响残酷。”59马克思承认，在社会财富增加而资本家又遭遇用工荒时，工人的薪水可能会提高，但劳动时间也会延长，这就危害了工人的健康、缩短了他们的寿命。马克思还指出，社会财富的增加得益于机械化以及工厂的大规模出现，即劳动分工的增加以及资本的集中，所以资本家的数量会逐渐减少，而以前的一些资本家还会变成工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抵消对工人们有利的因素。放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说，正是靠这些工人，国内生产总值（GDP）才得以增加。马克思接着再次引用亚当·斯密的说法，称在一个稳定的、静止状态的国家中，经济增长最终会走到尽头，届时薪资与利润都将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大部分收入会流向土地所有者，工人数量会减少到最低的、仅够维持的水平，不会再有过剩的人口。“如此一来，在社会衰退的情况下工人的苦难增加了，这种社会情况的发展将痛苦复杂化。在发展到最终阶段时，就是永恒的苦难。”60

马克思的这种预测，源自他那个时代主要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这种假设确实强调了这些经济学理论中的负面因素，但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自己的结论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今天，很多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会一直增长，社会会不断繁荣（只要没有人干预自由市场）；与之不同的是，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政治经济学是“悲观的科学”，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预测未来是一种衰退的趋势，或者顶多能够稳定不变——对下层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依靠自由市场带来的效率最大化和生产最大化不能阻止、只能延缓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没有什么不同。他同样持悲观态度，认为薪资会下降到仅够维生的程度；资本会越来越集中，而利润与利率会越来越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完全是主流的、正统的观点。61

马克思的悲观预测，体现在他对当时一个不那么正统的经济学家的态度上。这位经济学家的作品在帮助马克思塑造工业化的观点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就是德国激进分子威廉·舒尔茨（Wilhelm Schulz）。舒尔茨是卢格和福禄培尔的朋友，他的《生产运动》（Movement of Production）一书于1843年出版，对《巴黎手稿》有相当影响，可能比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影响还要大——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甚至都像是马克思版本的经济学著作。数十年后，在撰写《资本论》时，马克思还继续赞扬舒尔茨的作品。62在《生产运动》一书中，舒尔茨以发人深省的细节，解释了在英国制造业发展、国民生产并行扩张的同时，工人阶级是如何为工厂劳动所累而变得贫穷多病。他谴责了那些想要从统计学上证明工人正在富裕起来的诡辩者。他指出（这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使工人们真实的薪资水平提高了，相对来说他们仍然是越来越贫穷；也就是说，国民收入中工人工资所占的份额正在下滑。63

马克思不赞成舒尔茨的地方，在于后者认为机械化减少了那些工人被迫从事的、有难度的体力劳动。马克思还认为，舒尔茨认为工人协作有助于减轻其悲惨状况的观点是错误的。另外，舒尔茨还攻击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要求以宗教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马克思在这些方面自然也不会赞同他。马克思对舒尔茨的书进行了选读，勾勒出了那些最黑暗的、在本书中所占篇幅相对较小的最隐秘的篇章内容。通过这种阅读过程，他表达了自己原则上是支持主流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的——这些人既质疑干预自由市场的改革，又对自由市场经济活动导致的最终结果持悲观态度，而马克思对这些观点基本持赞同态度。

马克思对主流经济学家进行批判，是因为他们设计出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没有“将这些规律概念化，也就是说他们在研究问题时没有从私有财产的本质出发”。把知识上的学科理解为哲学的一部分，对于这种黑格尔式的表达来说，从本质出发构思研究问题才是基础。这就是马克思在其政治与经济学手稿的哲学内容上进行的工作，不过他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了自己的描述，对黑格尔思想也进行了重构。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证明：“工人越贫穷，他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其产品增量的范围与强度就越大……人类世界的贬值与物质世界的增值成正比。劳动不仅创造商品，它还把自身以及工人变成了商品……”65马克思从哲学上把社会变富裕与无产阶级变贫穷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解读为一种三重异化。

异化的一种形式是工人被排除（Entäusserung）在他们的劳动产物之外，即被排除在商品和资本之外。这两者变得与工人无关，而且还剥夺了工人的权利。这种在经济层面上的夺取“和宗教如出一辙”，马克思。重申了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即人类将其本质异化成一个虚构的神性，并让自身屈从于这种神性：“工人生产的东西越多，他能获得的就越少，就越受到其产物的统治，受到资本的统治。”

不仅工人们被从他们劳动的产物中异化了出来，连劳动过程本身也被异化了。在20世纪和21世纪，人们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理解这种“异化的劳动”，在提到它们时往往是指机械、重复和单调的工作，类似装配生产线上进行的工作。当然，在19世纪40年代还没有装配生产线，而且马克思本人对重复工作的早期形式——例如纺织工人操作珍妮纺纱机——也没有什么了解，因为他在巴黎接触到的工人都是有技术的手艺人，他们是在没有蒸汽机的小车间里辛苦劳作。66相反，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被异化和外部化，是因为它的产品被异化和外部化了：劳动是“外部化的活动”。他继续说道：“工人的活动不是他自己的活动，而是属于其他人的活动，代表了他自身的丧失。”马克思甚至批评傅立叶，因为傅立叶把“无差别的、一致的、从而也变得无自由的劳动”只看成是对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的反对，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形式的劳动的反对。傅立叶的概念似乎与当时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一种理解有些类似，这种理解把异化劳动看作是无聊的、无技术含量的、重复性工作，但马克思特别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对劳动过程的异化缺乏透彻理解。67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结论中得出的第三种异化是人类作为“类存在”或“类本质”的异化（德语为Gattungswesen）。这是一个比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过程的异化都更为神秘的概念。这个概念在马克思该阶段的作品中经常被提到，它来自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来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根据人对神性的概念以及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概念而提出的有关什么被异化和外部化的认识。马克思重新解读了费尔巴哈的概念并在1844年8月写信给对方——当时《巴黎手稿》的工作已经相当提前，表示费尔巴哈的作品提供了“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还说“人类概念……就是社会的概念”。68

“异化的劳动，”马克思说道，“将人从类中异化了出来，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人类个人生存的手段……生命活动、生产性的生活只作为一种满足需求的方式出现，满足保留肉体存在的需求。”69这是马克思对一年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他将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与家庭的特殊目的与国家的普遍目的相比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个人劳动被从人类的利益，即社会中异化了出来；它不能代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继续指出，异化的劳动把“人从人”中异化出来；它是从人类社会分离出来的劳动。

在修改了这种特殊与普遍之间区别的同时，马克思还改进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或者说“类存在”的概念。费尔巴哈的概念加入了与肉体和生殖相关的爱，马克思则把“类存在”这个概念看作由生产性的劳动组成：“正是在改造和转变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类证明了自己其实是一种类存在。这种生产是他的类存在在发挥作用。”马克思在随后的内容中指出：“从工业历史和工业发展的客观存在中一眼可以看出，它们代表着人本质的力量……”马克思发展了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基础是集体与合作的劳动的概念，把莫泽斯·赫斯提出的自然产物的概念重新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品进行解释。《巴黎手稿》首次表达了这样一种概念，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今后的哲学、历史以及经济分析中也将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70

按照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理解，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源自私有财产的三种异化的劳动。在讨论到废除私有财产的影响时，马克思小心地将自己与“原始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野蛮形式”——即公妻制（英文原文为community of women）——划清了界限（指控共产主义者想要把妇女变成男人的集体财产，这是19世纪40年代以及后来的保守派攻击共产主义的一种常用观点）。相反，他的共产主义具有更多黑格尔式的哲学元素：

积极废除作为人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也就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并由人真正占有人的本质……这种共产主义……真正消除了人与自然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真正消除了存在与本质间的、客观化与自我肯定间的、自由与需求间的、个人与类之间的冲突。这是历史难题的真正答案，而且它知道自己就是答案。71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唯物主义形式。由于受到所阅读的政治经济学作品的影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是他之前在批判黑格尔时所描述的“民主”国家的一个新版本。马克思之前甚至把这种民主国家称为“一切机制难题的解决方案”，就像他把共产主义称作是历史难题的解决方案一样。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正如在早期对民主理想的描述中，特殊个人活动与人类普遍活动间的区别将被废除。

马克思对社会与社会存在的理解，之前一直受到他与激进的巴黎工人之间的交流的影响。在一段生动的文字中，他描述了共产主义工人的集会会怎样孕育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当共产主义手工业者聚到一起时，学说、宣传等类似的东西是他们最初集会的目的。但当他们会面时，就有了新的需求，一种对社团的需求，而且原本作为手段的集会现在变成了目的。当一个人看到一场由法国社会主义工人组成的集会时，便可以看到这种实践运动最耀眼的成果。在那里，抽烟、喝酒和吃饭等行为不再是联络沟通的办法。以社团为形式的这种联系和交流，反过来成为了目标，这对工人们来说已经足够。兄弟般的情谊不再只是个干瘪的词语，而是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从那些因劳动而僵硬的形象身上，散发出了人性的高贵，那高贵的光辉照耀在我们身上。72

用如此浪漫化的言语来描述地下社团的集会，标志着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概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只是像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工人是政治革命的必要工具；他们现在还成为了一个组织，其社会实践还是马克思设想中的未来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本质及其历史重要性的看法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其中的这两个阶段都反映了他在巴黎的经历：他与社会主义工人的接触，以及他对政治经济学书籍的大量阅读。

撰写《巴黎手稿》的过程明晰了马克用思的理念，并让他在学术上的计划也更为清楚。他在临近《巴黎手稿》末尾，而非开篇的地方，用一段简介囊括了他的想法。他宣布有意向撰写一系列短篇文章，要用费尔巴哈版本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公正、道德和政治等”。他以一篇官员政治经济学的短文开始了这一系列批判。1845年年初，马克思与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左翼出版人卡尔·尤利乌斯·列斯凯（KarlJulius Leske）签署了合同，表示要写《政治经济学批判》（A Critiqu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这样一本书。马克思在科隆的熟人对这个提议有很大兴趣，整个欧洲说德语的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如此。 73

从经济学入手批判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个计划将成为马克思终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对一个起笔后便很难写完整，而且时常无法把精力集中在长远目标上的作家来说，这是个相当艰难的任务。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以巨著《资本论》为巅峰，但最终也没能完成。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批判”（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代表它是最初批判项目的第一个阶段。

如果说这个项目在1845年刚开始时进程比较缓慢，也并不能全怪在马克思的工作习惯上。相反，这是因为普鲁士君主政权的长臂伸张到了其管辖权之外，骚扰了它的敌人。普鲁士威胁马克思的出版人（他当时住在普鲁士领土外的黑森），并强迫他让马克思收声——不要在书中做政治暗示，并让他最终取消了合同。此举是直接针对马克思个人的，而普鲁士驻巴黎的大使阿尔宁伯爵（Count Arnim），针对当地德国激进分子采取的行动则给马克思带去了更大的困难。阿尔宁想要法国政府驱逐一组出版反普鲁士作品的人员。法国首相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是一名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不想屈从一个保守政府的要求，而是想证明自己对媒体自由的态度。但作为法国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的敌人，他对首都有外国人交流类似的观点也不高兴。经过长时间的协商，他同意对5名德国人颁发驱逐令：《前进报》的创始人和现在的主编，还有已经消失但明确反对过普鲁士的《德法年鉴》的主编，马克思和卢格。法国内政部不知道马克思住在哪里，没法发给他驱逐令，所以马克思在听到其他异见者收到驱逐令后就主动向警方自首。因为他在巴黎住得很好，研究着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在左翼的德语报纸工作，而且相信法国自由派政府轻易不会向反革命的普鲁士政府屈服，所以他并没有把驱逐令太当回事。不过之后他沮丧地发现，只剩一周他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了。 74

1845年1月末，马克思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陪同的是他在科隆的崇拜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Heinrich Bürgers），后者之前一直在巴黎拜会马克思。当两人坐着邮政马车穿过法国北部时，毕尔格尔斯觉得要通过唱歌去“赶走多虑与沮丧的情绪”，因为马克思“想要控制这些情绪但徒劳无功”。75如果卡尔对他的被驱逐感到沮丧的话，那么他的妻子——留在巴黎打理家庭事务的燕妮——就只能是备感压力、愤怒无比了。她刚刚怀上第二胎，就得拖着小燕妮在城里到处跑，想要索回房租却是徒劳，希望变卖家具但明显也没有成功。“这真是政府与基佐恶行的绝佳后果。”她向马克思抱怨道。76

和卡尔的沮丧一样，燕妮的气恼也很容易理解，不过普鲁士政府瞄准她丈夫的做法证明马克思的政治声誉正在增加。和关停《莱茵报》时不同，当时普鲁士当局并不是很清楚谁要为报纸的采编方针负责；而现在他们知道了马克思，将其看成是国家的一个敌人。官方已经下令，一旦他踏上普鲁士的领土，就将其逮捕。这还不够，驻巴黎大使的要求已经表明，普鲁士政府决心要攻击并打压马克思的地位，哪怕目前暂时还够不着他。

马克思无法再过流亡者的平静生活了。如果他希望留在欧洲大陆，继续他的学术与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向普鲁士政府发起反击，让它倒台。如何把这种反普鲁士的誓言与他在巴黎的16个月时间里发展起来的支持共产主义的志向相结合，成为了马克思在被法国驱逐后的4年半时间里将要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他最直接、最强烈的革命活动也将在这个时期发生。

[34]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普鲁士境内城市，也被译成克罗茨纳赫。克罗伊茨纳赫县（同名）的首府。该县1969年正式更名为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

[35]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词由罗乔在其1853年的《适用于德意志政治环境的现实政治原则》一书中首次提出。该词指政策或外交政策应当首先考虑实力与现实因素，而不能基于意识形态或道德伦理做出。大众普遍认为俾斯麦是这种理念的最好践行者。

[36]与马克思的妻子同名。

[37]这里的“犹太人群体”，德文原文为“Judentum”，也有译本译为犹太教或犹太精神。

[38]前锡安主义（ProtoZionism），指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于19世纪末。在此之前支持犹太人复辟的思想被称为前锡安主义。

[39]出自希腊神话。达蒙和皮西厄斯来到锡拉库萨，皮西厄斯因被控意图推翻国王狄奥尼西奥斯一世而被判处死刑。皮西厄斯希望回乡向亲人告别，好友达蒙便自愿当作人质，约定若皮西厄斯不能在行刑前返回，便代其受刑。最后，皮西厄斯在临刑前如约前赶回锡拉库萨，国王被这种友情感动，赦免了两人。

[40]今日的伍珀塔尔市。德语中的“塔尔”（Tal）是山谷的意思，巴门有时也译作巴冕。

[41]也有资料称，恩格斯是因家庭原因中途辍学。

[42]经律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或称为圣经直译主义，它认为《圣经》中的文字内容不具有任何寓意或比喻。

[43]插座暴动（Plug Riots），也被称作“1842年英国大罢工”。工人们当时拔掉蒸汽机的插座，让磨坊无法工作。

革命者

布鲁塞尔没有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后享受的那种丰富的夜生活。当时的人们记录了比利时首都“在入夜后安静下来的时间有多么早。”1抛开娱乐不谈，被迫从巴黎前往布鲁塞尔，从欧洲大陆的政治与学术中心来到一个小小的、新成立国家的首都——而且这个国家能否持续独立还存在疑问，马克思的确是被边缘化了。不过布鲁塞尔比初看上去还是有更多机会。在三年的时间里，马克思基本上都待在了比利时的首都。从1842年离开柏林大学到1849年以难民身份抵达伦敦，布鲁塞尔是马克思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学习革命的相关知识，这让他从组织上、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做好了应对1848～1849年欧洲革命政治风波的准备。和所有人的学徒时期一样，这个时期也会有失误、犯错以及方向选择的错误。不过，随着马克思自己的革命本领更加成熟，政治环境也逐渐好转之后，学徒时期的价值就开始显现了。

19世纪40年代的布鲁塞尔有25万人口，不过和巴黎相比较的话，这也算是个不小的城市了。和法国的首都一样，这里也有一群德国移民，其中部分是流亡知识分子，更多的则是手工业者。另外一点和巴黎类似的是，整个欧洲大陆激进的与自由派的政治难民都涌向了布鲁塞尔。资料丰富的皇家图书馆非常适合马克思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布鲁塞尔到达科隆、巴黎和伦敦很方便——这是马克思开展政治活动的三个焦点城市，所以其地理位置绝对是个优势。当然，这里没有巴黎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正如当时有人所说，在布鲁塞尔“寻找社会主义者必须提着灯笼”。2不过，在这个1830年从荷兰独立出来的国家，在独立时就起草了一份充分保障公民自由的宪法的比利时，天主教保守派、自由派以及激进分子都可以公开地、大声地传播自己的观点。3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继续拓展了他在巴黎开展的活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加强同一个激进地下社团的联系，这个社团是由德国手工业者建立的。马克思还固执地在出版项目上忙碌着，想要沿着《德法年鉴》的路子再推出一本流亡政治刊物。他在学术上的努力，包括计划中要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文章，以及与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合著的就德意志激进主义发展趋势发表的政治与哲学评论——即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未完成），都与这些出版尝试有密切相关。马克思还与其他国家的政治激进分子会面交流，这里既有政治难民，也有比利时人，从而将其革命前的活动推向了高潮。他还参与了1847年年末成立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虽然这些和此前在巴黎的活动类似，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活动更频繁、更具冲突性。由于他努力为主要由德国流亡者组成的地下社团设计政治纲领、树立革命方向，所以与别人发生冲突在所难免——这些人都是新兴的劳工运动的未来领袖。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发展源自他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愤怒、尖刻的批评。这些评论被公开后，便加深了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对立，这引发了公开辩论，也带来了更多忠诚的追随者和更多充满怨恨的敌人。这些日渐升级的辩论让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在向来敏感的财务领域。马克思更难筹到钱，更难维持生活了。1845～1847年欧洲爆发了经济危机，这让他挥之不去的财务困境更加不堪，钱的问题让他的脾气更为暴躁，让他在政治和学术上的观点更加极端，反过来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到1847年，无论是欧洲的政治情况还是马克思的个人遭遇，都处在危机模式之中。

1845年夏天，马克思和来到布鲁塞尔的恩格斯一起，去了一趟英格兰，而怀着第二个孩子的燕妮又回到了特里尔的娘家。4马克思的这段旅程主要是做研究，为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准备，而且旅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曼彻斯特。虽然不知道恩格斯给他的朋友展示的是该市资产阶级梦想和资本主义噩梦的哪个方面，但现在可以明确的是，两个人都曾坐在曼彻斯特的公共图书馆里，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马克思广泛阅读了包括17世纪政治经济学先锋们的作品，例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也有同时代人的作品，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马克思在他的笔记中把穆勒关于国际贸易的看法称作“漂亮的胡说八道”。5

在返回布鲁塞尔的途中，两人在伦敦逗留了几周，恩格斯把马克思介绍给几个英国和德国的激进分子，这些人都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作的那一年认识的。其中的德国人是“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的成员，这是一个流放德国人的主要地下社团，里面有数百个激进的有经验的手工业者，和一些知识分子的领袖。这些成员，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受到更多教育的人，其所持的政治观点都徘徊在与罗伯斯庇尔理想相似的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与巴黎流行的社会主义的变体之间。还在巴黎时，马克思就和这个组织有过联系，但其中最坚定的领导和活动者卷入了一场类似1839年法国共和党起义的尝试中，他们逃出了这个国家，在伦敦落脚。在伦敦，这些激进的领导者可以享受非常自由化的英国政治避难准许政策，他们组建了该地下社团的一个新的分支机构。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经成为了这个组织中最活跃、规模最大的分支机构，该组织负责全欧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也成立于此。为了开展活动以及招募新成员，这群人还创办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与地下社团相反，该协会是个公开的组织，参与人数众多，最多时曾有700名成员，提供社交、娱乐和成人教育等服务，而且还有一支互惠福利基金，在工人患病或失业时对他们施以援手。6

这些手工业者协会由三名德国领导者负责。其中两人是手艺人：鞋匠亨利希·鲍威尔（Heinrich Bauer）和老家在科隆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Joseph Moll）。第三位是主要负责人，卡尔·沙佩尔（Karl Schapper）。他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出现的一种社会角色的典型代表：职业革命者。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还是吉森大学（University of Giessen）学生的沙佩尔就已初尝激进政治活动的滋味；后来在1833～1839年间，他在德意志、瑞士和法国分别参加了三次革命起义。这三次革命——或者说密谋中的革命——都失败了，最后一次还导致沙佩尔被流放伦敦。沙佩尔个子很高，体格健壮，蓄着一撮显眼的小胡子，看上去就是个行动派。他热爱政治运动，会在酒吧里和工人们待上好几个小时以鼓动革命。如果法律允许，他还会在公开场合激情演讲，号召同样的事情。7

包括列宁在内，20世纪很多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都热切地从事职业革命，一心想要展开革命暴动，但马克思从未这样做过。这不符合他的职业习惯，也不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并且，家庭义务与财务上的要求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不过，他与这类革命者的接触，使其能够与这个社会群体保持一种至关重要的联系，毕竟这个群体在他看来是他政治理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除了德国手工业者，沙佩尔和其他群体也有不错的政治联系。他与朱塞佩·马志尼——这位欧洲民主激进分子领导者、不知疲倦的地下颠覆团体组织者——有着密切的交往。沙佩尔与法国流亡激进分子也有紧密的合作。在他的领导下，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们——虽然主要是德国人，但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瑞士人、意大利人以及一位被称作“真正的土耳其人”的、来自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诸省之一的穆斯林。在诸多关系中，最重要的大概要算是他与英国激进分子和宪章主义者的联系。这些人要求在英国建立一个由《人民宪章》保证的民主政府，同时还进行一些劳工抗议，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元素。无论是直接通过沙佩尔，还是依靠恩格斯，马克思在伦敦见到了很多这样的激进分子，其中就有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他将成为马克思政治上长期的盟友。

英国激进分子想把欧洲不同国家的左翼分子联合起来，至少要把住在伦敦的那些流亡左翼分子联合起来，这种想法是卡尔·沙佩尔强烈支持的。在伦敦逗留期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参与了相应的初期准备工作，不过“民主派兄弟协会”（Fraternal Democrats）的真正成立还要等到1845年9月，那时马、恩两人已经返回比利时。在到访英格兰后的两年间，马克思政治活动的目标集中在“正义者同盟”的德国激进分子以及领导“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英国激进分子身上。8

1846年年初的某个时刻，马克思与恩格斯决定通过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讯委员会（Communist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组建一个跨欧洲的共产主义者网络，将该组织的中央办公室设在布鲁塞尔，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外发布有关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报告和通告，而他们在德意志各邦国以及欧洲大陆各处的通讯员也可以汇报有关本地的活动情况。如果说这个网络中主要是讲德语的共产主义者，那么他们在该组织的国际化上也下了一番力气。他们邀请了他们的英国朋友，并尝试招募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巴黎最知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同时与马克思也有个人来往。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筹备一次大会，会上代表们可以互相见面并策划一套政治纲领。这个提议中的大会有时被描述成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有时又被描述成是民主性质的——倒是没有必要做明确区分，因为恩格斯曾公开宣称，共产主义将是民主的当代形式。大会的参与者是否都是德国人还是会包括不同欧洲国家的代表不得而知。民主派兄弟协会已经被拉了进来，并带来了其主要成员——在1847年肯定是如此。这样一来，大会在方向上就更加国际化和民主化了。9

但通讯委员会的组建工作并没有成功，永远都只是马克思的个人圈子在做出努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偶尔会有响应，但他们报告的内容总体来说是不乐观的：支持者很少，缺少资金支持，从筹备和运作上来说也还不完善。至于发布自布鲁塞尔的有关理论和经济问题的报告只出现过一篇：攻击了海尔曼·克利盖（Hermann Kriege）这个住在纽约的德国流亡共产主义者。报告中的贬损之辞非常激烈，以至于原本赞同马克思与恩格斯观点的通讯员都觉得这种极端的敌对非常让人不快。10

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组建工作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德意志境内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兴趣却在增加，尤其是在普鲁士王国的西部各省，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了大量支持共产主义理念的期刊：在莱茵，有《社会镜报》（the Mirror of Society）和《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nish Yearbooks of Social Reform）；邻近的威斯特伐利亚省，有名字更生动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报》（Westphalian Steamboat）。马克思与恩格斯偶尔都会为这三份报刊撰写稿件，但他们更希望有属于他们自己控制的、不受审查制度限制的刊物，而且要像《德法年鉴》那样在国外出版。按照他俩的想法，这份刊物的发行公司应当能够出版很多法国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德文翻译作品。11

这些方案不仅仅属于马、恩二人。在他们后面还有第三个人，即莫泽斯·赫斯。他在1845年秋和女伴一起搬到了布鲁塞尔，就住在马克思家隔壁。这三个人彼此间都有联系。例如恩格斯，他在同马克思接触的前一年就见过了赫斯；《社会镜报》就是恩格斯与赫斯合作的产物（马克思并未参与）。反共的德国民主人士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把他们称为“马克思、赫斯与恩格斯三人帮”，这是指由三个平等的合作伙伴建立的组织形式。住在巴黎的海尔曼·艾韦贝克与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Karl Ludwig Bernays），或者待在英格兰的威廉·魏特林与格奥尔格·韦尔特（GeorgWeerth），这些德国激进分子写给他们三人的信笺都寄到同一个地址，将三人视作是一个共同体。艾韦贝克在一封信中说：“我会一直给你们三个写信。”12

在出版计划中，赫斯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他非常熟悉如何办报和出版作品。两份莱茵社会主义刊物最初都是他的成果。正是赫斯与两位亲共产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资本家协商——铁厂厂主尤利乌斯·梅耶（Julius Meyer）和亚麻织物批发商鲁道夫·伦佩尔（Rudolph Rempel），讨论出资成立新刊物。这两人此前都曾支持过《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报》。虽然双方当时似乎达成了协议，但整个计划还是在1846年6月泡汤了。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按照赫斯自己的说法，他与梅耶及伦佩尔的重要协议只限于口头上，所以很可能是各方对计划都是想当然的——而且，考虑到赫斯那愿意把期望和现实搞混的习惯，这种结果并没有什么好意外的。13

马克思因此非常愤怒。科隆的朋友认为项目告吹所带来的烦恼和沮丧可能让他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病榻上的马克思给梅耶和伦佩尔写了一封满含怒气的信件，称他们违反了合同义务——他是相信了赫斯的说法。而两位威斯特伐利亚人也同样回以颜色，整件事情很快在左翼圈子中传开。这给马克思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导致一些朋友和熟人疏远了他。在谈到巴黎德国激进分子的态度时，海尔曼·艾韦贝克告诉马克思：“‘三人帮’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下降了。”14

马克思须继续寻找出版商，但他接触到的书商要么害怕普鲁士当局，要么对这样一种商业尝试感到怀疑，这两者通常也是相关联的。到1847年，他开始准备另一个项目：一份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报纸，想要效仿《莱茵报》靠售股来筹资的办法。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而有机会尝试更直接的革命活动之前，马克思都一直在寻找可能的投资者。15

从马克思在这些出版项目上付出的心血，以及当这些努力白费时他表现出的愤怒来看，他一定对这些计划非常重视。与他和“正义者同盟”里那些流亡的激进手工业者的交往不同，这些计划中的出版物有直接针对的受众——那些教育程度较高和比较富裕的人。早在搬到布鲁塞尔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可以实现他革命愿望的关键性社会组织。工人阶级的核心地位，以及这个阶级对其理论的重要性，在布鲁塞尔的这段时间，只会越发强化而且被更详细地论证。不过，尽管对工人阶级信誓旦旦，马克思也在继续追求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在1845～1847年之间撰写或合作撰写的主要理论作品中，他的这两种趋势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撰写了三本关于哲学、社会以及经济学的重要著作：《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评论认为，从马克思在巴黎初次试探性尝试阐述共产主义理念，到产生于布鲁塞尔的作品，再到《共产党宣言》中成熟的鲜明立场，整个过程是一条笔直的坦途。然而，这其实是忽略了实际内容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内容包含了大量话题广泛的辩论以各种尖锐的观点——有些是明确坚决的，有些是含糊不确定的——贬斥了青年黑格尔派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共产主义思想者。这种辩论通常不会带来真正的结果，不过有时它们是一种含蓄的自我批判。在这种自我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其采用的方法是反驳其他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正是他自己之前所支持的。

三部作品中的第一部实际上写于巴黎，在1844年12月交到了出版商手里，不过它的真正出版是在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之后不久。这本书表面上是与恩格斯合著，但实际上除了开始的几章外，马克思撰写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16这本书的标题有诙谐的一面，也足够冗长——《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伴》（The Holy Family, Or, the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cism: Against Bruno Bauer and His Associates），这个标题表明了该作品是针对那些支持在生活方式上持激进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攻击，强调了对启示宗教的批判。从具体内容上看，这本书是对《大众自由新闻报》（General Literary News）上的文章进行的充满敌意的评论。这份报纸由鲍威尔及其支持者在柏林创办，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后被普鲁士当局查封。

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是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了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他们嘲笑作者不能正确地将英语或法语翻译成德语，嘲笑他们过分的修饰，嘲笑他们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或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动向的误解。这种话题涉猎广泛的辩论持续了相当长的篇幅，只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文章三次驳斥了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一书，但实际内容不比马克思原来在《德法年鉴》上就同一问题说的多多少。马克思的朋友在读到这部作品时，都认为其中的批判漫无目的，对小细节过分重视，有时甚至到了执拗的地步。17

很多德国文学刊物对这本书做出了评价。评论者认为这两名作者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支持者，不过他们大多忽视了作者与费尔巴哈之间的细微差别：马克思是在表达自己那种政治化的、以劳动为基础的费尔巴哈理论。《神圣家族》一书中用几个段落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将其看作是人自我异化的例子。这些段落其实非常简要地概括了未出版的《巴黎手稿》中讨论的主题。马克思称自己是费尔巴哈“现实人本主义”的支持者，贬斥鲍威尔看待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环境的“思辨唯心主义”，认为其代表了人类自我意识这种理论的发展，却忽视了政治斗争以及社会与经济结构中人类的物质条件。在用法国大革命与社会主义表明了这一观点后，马克思将其延伸开来。按照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批判为一种宗教的自我异化的套路，马克思把鲍威尔秉持的人类历史的驱动力是意识，即自我意识的观点也看成是一种宗教式的看法，正如他讽刺地评论道：“批判的救世主，鲍威尔先生，终于成为了宗教的救世主。”18

这绝对是种讽刺，因为鲍威尔一向对自己的无神论信仰感到自豪。通过将鲍威尔的理念指责为“基督教的德意志的原则”，马克思将这种批判升级，把鲍威尔放在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及其追随者这样的重生基督教保守派阵营中——实际上正是这帮人毁掉了鲍威尔的学术生涯。从根本上将鲍威尔的观点和这些人的观点等同起来，这种批判是不公平的，目的是要用保守派的学说抹黑政治左翼阵营中的人——虽然相关做法是马克思强烈反对的（也有理由反对）。但在这个时期的论战中，马克思多次使用了这种战术。

《神圣家族》一书中体现出来的态度，是非常亲法的，这也反映了该书最初写于巴黎。把法国大革命描绘成资产阶级战胜了贵族阶层，从而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甚至是自由派与温和派之前反复提出的观点。在马克思的政治观念以及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中，这种观点均占有重要地位。把青年黑格尔派那些不严谨的、杂乱的经济学概念，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对财产、价值以及雇佣劳动本质的调查相比较，是不公平的。这种比较表明了马克思偏爱法国式的理论形成过程。他甚至把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作品《什么是财产》（WhatIs Property?）——里面有知名的“财产即偷窃”的观点——形容成是当代版的《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后者记录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由神父西哀士（abbé Sièyes）所著，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19这种比较是马克思基本政治概念的一个早期版本：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前者是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革命。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的第二本主要理论著作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不过，正如新版MEGA的研究者痛苦指出的，这样一部作品现在并不存在，也从来没存在过。20《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书名，只在马克思寄给编辑的信中出现过一次。这封信写于1847年，告知编辑这部篇幅为两卷的作品，其中一卷不会付印。在保存下来的手稿中，“一般的意识形态与特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个章节的标题。

剖析一个标题看似有些迂腐和吹毛求疵。但这样做很重要，因为现在被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些手稿，前后并没有紧密的联系。这些手稿文风有别，作者不同，观点迥异，而且计划出版的方式也不一样。起笔时间在1845年年末、1846年年初，最终放弃不写是在1847年年中。这些作品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赫斯三人的合作产物。按照《神圣家族》的路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包含了对青年黑格尔派激进分子的批判，打算以系列的方式发表在计划中的《德法年鉴》的继承刊物上。这种批判观点的部分内容贯穿了整个项目；尤其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部分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

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开始考虑把它写成一本书，一部两卷式的作品。第一卷要尖刻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第二卷要以同样辛辣的手法，攻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True Socialists）——一群宣称信仰社会主义理念的德国知识分子。从许多方面看，莫泽斯·赫斯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领导，所以这个方案从最初的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三人合作，演变为了对赫斯思想的攻击。因为赫斯是马克思接触社会主义的引路人，而且马克思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概念在初期受赫斯的影响很大，所以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也是一种隐晦的自我批判。其中的一篇手稿在1846～1847年间传播开来，但马克思没能找到出版商。第二卷中的一篇小节选，即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的攻击，于1847年发表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报》上。这是这部作品在马克思生前付印的唯一部分。

这本书最初的部分写于1845年秋，延续了《神圣家族》一书中那种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式的辩论。马克思在文中虚构了一次想象中的教堂聚会，即所谓的“莱比锡宗教会议”（Council of Leipzig）。期间“圣布鲁诺”（指布鲁诺·鲍威尔）贬斥了教会分裂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神圣家族》的异端作者以及他们的异端伙伴莫泽斯·赫斯。这章的标题在内部圈子里是个笑话：1845年在莱比锡还真有一次教会会议、一次异见者的会议，参与者大部分是政治上同情左翼分子的一神论者和德国新教徒。21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始就是一部为知识分子小圈子所写的作品，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彼此都认识，而且消息传播得很快。这凸显了马克思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即便他已经与卡尔·沙佩尔以及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手工业者建立了联系。

在1845年末和1846年上半年，这项工作的方向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与恩格斯把注意力放在了鲍威尔圈子中一个叫约翰·施米特（Johann Schmidt）的人身上。施米特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笔名：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他以对宗教的尖刻批判和支持生活方式上的激进主义而闻名。他与女权主义者玛莉·登哈特（Marie Dähnhardt）的婚礼仪式被故意设计成一场丑闻式的表演，用以反对婚姻与宗教的联系。仪式不是在教堂，而是在施蒂纳位于柏林的公寓中举办。来宾故意表现得像是参加一次茶会，或是不理会整个婚礼进程，把主持的牧师搞得一塌糊涂。在这场挑衅式的婚礼后，施蒂纳还出了一本同样具有挑衅意味的书——《独立的个人与其财产》（The Unique Individual and His Property）。这本书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其糟糕的英文译名：The Ego and Its Own（自我及所有）。作者认为，利己主义应当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个人的知识水平与身体能力的高低等同于拥有财产的多寡；而且革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只能通过个人意识的转变来实现。这种观点无疑让共产主义者以及政治上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人士勃然大怒。22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非常上心。本书中关于后者的内容原本只有“莱比锡宗教会议”中的一小段，但后来却完全变成了大书特书。两人用相当长的篇幅抨击了施蒂纳的无知，贬斥他那种资本主义式的同情心，并取笑他的柏林口音。《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存手稿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针对施蒂纳的。在这部总共517页的德文合集版作品中，有大约65% 的篇幅都是如此。马、恩二人对这位稍后便默默无闻死掉的小人物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付印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几乎全是在批判施蒂纳。首个重要的马克思传记作者弗兰兹·梅林（Franz Mehring）这样评论这些作品：“相当极端……很快堕落为吹毛求疵，其中一些内容十分幼稚。”这种评价一直到现在还广为流传。23

施蒂纳作品中有一点的确在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简单地说，就是他对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的批判。如果说费尔巴哈认为，神性是类本质在一个虚幻存在上的投射，那么按照施蒂纳的反驳，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以及总体上人性的概念，都是人类个体在另一个虚拟存在上的投射。马克思与恩格斯驳斥了施蒂纳的观点，不过即便如此，这两人也意识到费尔巴哈的概念确实存在不足之处。于是，关于施蒂纳的一章中逐渐出现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大段内容。最后，在1846年春，马克思与恩格斯决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材料应当独立为单独的一章，小标题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标题最终成为了这部未出版作品的封面标题。也正是在这一章，马克思将自己的理念与费尔巴哈的观点进行了明显的区分（这种区别之前也曾存在，但表述得非常简短也很模糊）。24

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经济活动方面描述了人类的本质特征：“意识、宗教，或者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人类一开始‘生产’生活资料，也就自行开始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通过生产生活资料，人类就间接地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25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人，正是因为他们的集体生产，也就是他们在一起劳动，从自然中生产出自己需要的资料。这种观点已经在《巴黎手稿》中出现过。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强调生产的三要素来丰富了这一观点。这三要素是：生产力，即科技与经济组织；劳动分工；以及财产所有权的形式。在这生产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就产生了社会阶级。

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这种物质生产决定了意识、文化、法律形式以及政治——这一切都统一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两人在此进行的阐释承袭了此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即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认为意识——而非经济条件是历史的驱动力。不过，由于此处涉及把人看作是生产者这种提法，这里的表述更为具体；也更明白：

思想的生产，即意识的表达，首先是靠人的物质活动与人的物质交往，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言语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生产也是一样，它通过一个民族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等诸多方面的语言表达了出来……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对应的意识形式因此无法再维持独立存在的表象……不是意识决定了生活，而是生活决定了意识。26

经济活动，即“生活物质条件的生产”，成为了黑格尔绝对理念、鲍威尔无限的自我意识，以及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的继任者，成为了历史的推动力。除此之外，历史中其他所有方面都以异化的、伪装的形式出现。

该章大部分内容是从生产力、劳动分工和财产所有权的变化出发，重新讲述人类历史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近现代，再到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与恩格斯得出结论，历史的进程导致形势的变化，生产力在其中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再发展下去“只会导致毁灭”。也正是这种历史发展催生了一个社会阶级，该阶级“必须承担社会的所有重担”。并且，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这个阶级意识到革命是必须发生的，他们最终会起身挑战统治阶级并将其推翻。27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这个过程就会发生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将由此诞生。他们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可以被创造的条件，不是一种现实必然遵循的理想。我们把共产主义称作是废除现有形势的真正运动。”28从生产三要素来看，共产主义必然会涉及以共同所有制取代私有制。在这一章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还拿出了一套理论，这一理论来自圣西门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莫泽斯·赫斯也对其做过阐释（很可能是马克思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起源于此）。该理论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增长后才会出现。换言之，共产主义绝不是人类历史中可以选择的东西（马克思那个时代有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它只会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动出现。29

马克思与恩格斯勾勒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方面尤为引人注意。那就是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将涉及劳动分工的消亡。在一个著名段落中，他们用活跃诙谐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只要劳动出现分工，那么每个人就都被强行限制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改变的活动范围内，无法从中脱离；他可以是一名猎手、渔夫、牧羊人或者一位批判的批判者，而且必须要一直从事这个职业，除非他想要丢掉维生的手段。从另一方面看，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不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活动圈子里，他必须学习他乐于从事的任何职业，接受各种培训。这里是社会调节总体生产。按照这种方式，我可以今天做这件事，我可以明天做另一件事；我可以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放牧，吃完晚饭后就可以进行各种批判了。一切都按照我的意愿，不用再做一名猎手、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0

这种观点可能来自傅立叶。在他设想的社会中，个人可以从劳动中获得享受，而且可以从事那些对自己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工作。该观点引发了不少质疑。它似乎很难与工业社会所要求的专业化相协调，而且本身也包含着明显的矛盾：社会对总体生产的调节难道不会与个人的意愿相冲突？如果考虑到这些未来共产党人的职业之一就是做一名批判的批判者，那么马克思与恩格斯还在自己的观点中加入了一点讽刺性的元素，因为他们在手稿中多次称这种活动只能生产出毫无价值的胡说八道。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中，对劳动分工的讨论是复杂的、多层面的，这也体现了幸存下来的手稿并不完整。在一些段落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把劳动分工与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差异联系了起来。这样一来，劳动分工的消除就等于一个不存在社会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在另一处，作者强调劳动分工导致劳动的产品独立于它的制造者，且反对它的制造者。特定的个人与他们联手生产的产品间的对立，导致了对一种共同利益的需求。这种共同利益是一种“虚幻的共性”，以国家的形式出现掩盖了不同的、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的存在。31这种看法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一系列以新社会与政治秩序为开端的想法的延续。在这种秩序中，公民社会的个人具体利益与国家代表的大众利益可以统一。废除劳动分工，并且通过劳动分工的消亡废除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与私有制，成为了马克思统一个人与集体利益愿望的新版本。这是受到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而得到的启示，也是受到了麦克斯·施蒂纳攻击费尔巴哈的人类概念而引发的辩论的启示。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这章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批判了费尔巴哈那种与历史无关的人的类本质概念；不过他们因此发展出了一套积极的替代观点，这超越了他们批判的意义。这里没有像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那种激动、愤怒、挖苦式的攻击。随着手稿写作的不断推进，一个新的批判对象出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亲共产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群。这部分内容更明确地改变了政治方向，其中一章（未能保存下来）批判了德意志境内的自由主义。32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贬斥与他们两人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攻击同时进行。他们称这两组人都把哲学运动——而非由社会与经济环境所导致的政治斗争——放在了历史进程的核心位置，认为他们的理论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代表。33两人的主要目标——卡尔·格律恩被指责为将宗教与政治看作是“人的本质”，而忽视了“真正的生产”——也就是经济与生产的结构。格律恩与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被贬斥，是因为他们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看作是对“单个人”的解放，以及将“人类”从他们的异化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是在追随费尔巴哈的理论，即宗教是人的异化。34

最让马、恩二人愤怒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坚持，要通过德国的学术研究把在法国和英国阐述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转变为在哲学上权威且正确的理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旁门左道，是利用英国与法国对经济及社会的批判以及他们提出的政治改良方案，将它们变成了理论发展上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把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以及在某种程度与此相关的法国与英国党派歪曲成了德意志多愁善感的天堂与……德意志精神的天堂。”35

青年德意志派（Young Germany）的作家们[44]将好做白日梦的条顿人（Teutons）[45]与德意志邻国其他更为实际的民族相比较。效仿这种令人不快的比较，马克思与恩格斯引用了海涅的作品，说明大不列颠如何统治大海、俄国与法国如何主宰大地，但德意志控制的却只是“虚无缥缈的梦境”。很明显，马克思与恩格斯把德国人偏好不实际哲学的做法与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上的落后联系在了一起，与国家缺少现代工业、缺少现代政治体制、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阶级以及严重的阶级对立联系在了一起。德国社会不是被分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英国和法国就是这样；大多数德国人是“Kleinbürger”，即小资产阶级。这个词在讨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首次出现，今后它还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词汇中的一员长期服役。36

然而，马克思本人之前的想法，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抨击对象的小资产阶级的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将人的类本质从其异化存在中还原了回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曾表示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心脏就是无产阶级，但大脑是哲学。他还说德国哲学具有发展共产主义的优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把他们的立足点设为“现实的人本主义”，而这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使用的一个费尔巴哈式的词汇。37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尖刻批判，也可以看成是外部化与客观化的一种形式，与黑格尔哲学对异化过程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拿起他自己以前的理论，投射到其他思想者身上，这样他就可以反驳他们，而不用批判自己。他未来的作品会重复这种方式，尤其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中。这是他自己能接受的唯一一种自我批判方式，也只有这种方式让他能够保证自己的地位——阐述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地位。

撰写长篇大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让马克思必须放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正如他对他那长期饱受折磨的出版商卡尔·列斯凯所说的那样：“对我来讲重要的是，要赶在工作进展之前发表一篇辩论性的文章，以反对德国哲学与德国的社会主义。因为它的存在可以……让公众……为……接受我的作品做好准备…… [46]”38在1847年年初，马克思重返经济学，再一次用批判的形式攻击同时代的人，这回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作品名叫《哲学的贫困》。

蒲鲁东是19世纪40年代知名的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家（今天，蒲鲁东多被看作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当时的人们把他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并列在一起），“财产即偷窃”这一著名的言论让他成为家喻户晓式的人物。整个欧洲既有他的仰慕者，也有极为憎恨他的人。从名言发展到体系，蒲鲁东的代表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The System of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r, 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一书，将黑格尔的哲学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以阐述后者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讽刺性地反写了蒲鲁东的标题，嘲笑其研究结果的矛盾之处，表明蒲鲁东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尤其不了解亚当·斯密的主要弟子、亲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人物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理论，但也不了解黑格尔。

举例来说，蒲鲁东坚持认为商品的使用和其市场价值之间存在一种矛盾：收成越好、食品越多、对人类的用处越大，食品的价格就越低。马克思对此加之尖锐的反驳，他称蒲鲁东提出的矛盾根本算不上矛盾，因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蒲鲁东只讨论了供应，没有提到需求。如果需求大幅增加，那么即便供应增加，价格也会上涨。39马克思继续分析了其他的基本概念，批驳了蒲鲁东提出的在劳动价值论中存在的悖论：劳动分工与机器的使用，地租涨价，相反利息下调，或者在潜在通货膨胀影响下的工会组建与罢工。在每一个例子中，马克思都认真地证明了自己对李嘉图基本概念的精通——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地租是由最丰饶与最贫瘠土地间之的收益差距决定的。40

马克思不太能忍受蒲鲁东对李嘉图的理解。至于蒲鲁东对黑格尔的理解，马克思就更难以容忍了。在一段讽刺性的文字中，马克思讽刺了蒲鲁东关于经济概念的哲学发展：

……与人无关的理性……必须……自行提出、自行反对、自行结合——也就是树立、驳斥、综合。要用希腊语来说，就是正题、反题、合题……黑格尔的……神圣公式：肯定、否定、对否定再否定……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中应用这个方法，那么……你就是把经济学范畴，这个众人皆知的范畴，翻译成众人皆不知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它们看起来还真是从纯粹理性头脑中出现的、新形成的…… 41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一个很独特的特点就是：正题、反题、合题——这条被马克思用来嘲笑蒲鲁东误解了黑格尔的短语——会被视作是马克思方法论的精粹。

不过，对蒲鲁东误解了黑格尔的声明却成为了整篇作品的主题。马克思使用了他与恩格斯在未出版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手稿中得出的观点，指责蒲鲁东在理解经济学时，承认抽象的哲学概念要优先于生产的现实物质条件。蒲鲁东的作品遵从了“黑格尔的老习惯……（所提的）不是世俗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也不是宗教化的历史、意识的历史……人除了作为工具外一无是处，意识或永恒的理性利用人这种工具来发展自己…… 如果你扯下这块神秘主义语言的幕布，就会发现，是蒲鲁东先生给了你顺序，经济学范畴是按他头脑中的顺序来安排的”。42显然，马克思认为，在安排这些精神范畴的工作上，蒲鲁东要比黑格尔差得多。不过，对蒲鲁东处理精神范畴的工作时所体现出的无条理性的鄙视，不及批判他在理解经济学时把抽象的概念放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之前重要。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出现的观点一样，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马克思自我批判的一种外部化形式。从编辑《莱茵报》到《神圣家族》出版，马克思一直把自己描述成蒲鲁东观点的认同者，他还曾试图把蒲鲁东招募到自己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里。蒲鲁东就政治经济学所写的黑格尔式的评论文章，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进行的尝试非常相似。

虽然《哲学的贫困》并不是马克思自1845年起就一直打算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但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第一次现身，其中包含了例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及生产方式等概念。正如《神圣家族》将未出版的《巴黎手稿》中更长、更复杂的理论阐述用简短的总结出版出来一样，《哲学的贫困》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那章未出版的内容用简要的说法表达了出来。

《哲学的贫困》与马克思以往的所有作品不同的一方面是：马克思写这本书用的是法文。他把巴黎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以及他被逐出法国首都前接触到的激进人士的学术重要性看得非常重，以至于他需要直接参与其中，要用法文写一本书（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懂法文，但法国知识分子却不一定都懂德语），要找人协助自己提高法语水平，而且还要自行垫付出版所需的成本。马克思的目的未能实现，因为这本书根本没有到达目标读者手中；出版商拿走了马克思的钱，却没有按他的要求向巴黎的社会主义者领导发放哪怕一本免费的样刊。只有少量的复印件在巴黎德国流亡知识分子圈中互相传阅。43

马克思曾修改并深化了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还有对后黑格尔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愿景的唯物主义批判，后者其实是他在克罗伊茨纳赫与巴黎时期发展出来的。马克思还曾用人类通过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组织形式来搭配相应的技术进行工作这种集体生产者的概念，取代了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反过来，这些特点相互作用，创建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由劳动分工划分出了各异且对立的社会阶级。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以及以革命为手段实现这种未来的工人阶级，已经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的学说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这个未来与这个阶级同批判上述政治经济学学说的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却不如它们同这些学说的正统维护者——尤其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关系紧密。马克思是通过对同时代人的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批判而得出上述结果，而这也是对他自己先前观点的含蓄批判。马克思在这些批判中暗示，同时代的思想者意志不够坚定，也不够实际。然而，他想让自己这种越发清晰的理论去引起大众关注的做法却没有多大成效——这里的大众主要是指激进的德国与法国知识分子。部分原因是作品太难出版，不过也有他自己的问题。马克思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前后一致的描述，而且他太乐于展开激烈的辩论——诙谐且刻薄，同时又冗长、偏激——而这种辩论又止于本身，发展不出什么道理。在1846年他涉及的个人与政治冲突中，这种论战还会再次出现。

马克思希望通过计划中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及与伦敦共产主义者的关系来寻求支持，这些努力导致了他与之前政治伙伴的分手。持好意的支持者将这种散伙说成是理论清晰化与行动统一化的必要步骤，而更多反对者则把这些分道扬镳归结于马克思的独裁倾向以及他想把盟友变成下属的愿望。这两种动机当然都存在，不过它们主要反映了马克思要为自己在德国流亡激进分子中开拓一种地位的想法。这些流亡分子在国外孤立无援，大都有经济上和人际上的困难，还一直面临着来自敌对的普鲁士与奥地利政府的持续压力。由于这些流亡激进分子顶多算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组织，政治活动都依赖于非正式的个人关系，所以政治冲突也总是个性化的。在1846～1847年，马克思的政治生涯出现了三大冲突：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的冲突，同威廉·魏特林的冲突，以及同卡尔·格律恩的冲突。

第一起冲突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发生在1846年年初，始于一桩个人小事：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对恩格斯的情人——曼彻斯特的女工玛丽·白恩士——的轻蔑议论。燕妮公开表达了自己对白恩士的敌意，对马克思说这是个“有阴谋的、野心勃勃的女人，是麦克白夫人[47]”；两年后，就在马、恩二人和好之后，燕妮坚持要在公开场合坐在玛丽的对面。相反，燕妮对赫斯女伴——西比尔·佩希（Sybille Pesch）的态度则相当友善。佩希也来自工人阶级，在和莫泽斯住在布鲁塞尔期间，她和马克思一家相处了很长时间。最主要的是，她帮忙照料了马克思的孩子。不过，佩希过去的生活是有问题的：有传言称她曾在科隆做妓女，而赫斯则是她的主顾。鉴于自己女伴的背景以及传言，赫斯很清楚这些问题，他把燕妮对玛丽·白恩士的态度看作是上层社会对一个不知自己“轻重”的工人的蔑视。赫斯与恩格斯都因此责备过马克思，称卡尔在家中没有取得男性的主导地位，而是让妻子的偏见左右了自己的看法。

这种矛盾很快就演变为了政治上的分歧。马克思让他在科隆的朋友认为，恩格斯的知识水平不够，不能胜任他们一起从事的理论工作与哲学批判。伴随这种结论的还有尖刻的评价。马克思称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朋友”，特别是他情妇的朋友，还管他叫作“高个的孩子”。后一种说法是把恩格斯贬损为普鲁士人，因为“高个的孩子”是指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为军队招募的身高6英尺（约180厘米）的士兵。马克思对赫斯的评价也不怎么样，他将后者描绘成一个“酒鬼”、一个空想家和唯灵论者，缺少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能力。马克思在科隆的朋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与罗兰特·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表示，赫斯“脑子里的东西太过荒诞”，认为他想成为共产主义的“高阶祭司”。不过这些人的评论无疑都体现了马克思的态度。44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和解，可能要得益于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合著的关于麦克斯·施蒂纳的那段长篇大论。通过批判“圣麦克斯”，恩格斯就可以与他的过去决裂——他和麦克斯曾是好友，都是“自由人社团”的成员；而且恩格斯之前对麦克斯的作品抱有极大的热情，将其视作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有些奇怪）。在同自己的过去决裂之余，恩格斯还通过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哲学能力可以让马克思满意。45涉及麦克斯的这一章内容，从篇幅上看远远超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其他部分，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为了恢复马、恩两人的友谊所著。

对比之下，赫斯则没有与马克思破镜重圆。他准备离开布鲁塞尔的计划于1846年3月底实施了，然后他把精力都花在了莱茵兰的社会主义刊物上，不过这些刊物很快就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了。与赫斯的决裂并不彻底。在之后的几个月中——实际上他的整个余生都是如此——赫斯一直在与马克思合作或被马克思弄得不快这两种立场间摇摆。不过像1845年年末至1846年年初这段时间般的紧密合作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马克思、赫斯与恩格斯这个三巨头合作的短暂时光也永远结束了。

马克思的第二起主要冲突，发生在他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威廉·魏特林之间，了解这次决裂相关情况的人更多。魏特林是个有经验的裁缝，是住在海外的德国手工业者中的一员，参加了激进的地下社团，他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受到了非正统基督教的影响。与大部分手工业者同伴不同，魏特林把他的想法付诸笔端，写了两本书——《和谐与自由的保证》（Guarantees of Freedom and Harmony）和《一个穷苦罪人的福音》（The Gospel of a Poor Sinner）。这两本书让他被德国流亡分子所熟知，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在瑞士期间，他因宣扬社会主义理念而被捕，这又给他的声誉中增加了一条殉道士的光环。

在巴黎与伦敦两地都积极地参与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后，魏特林在1846年来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合作，马克思此前曾在作品中热情洋溢地写过他的事迹。不过两人的合作很快在1846年3月末告吹，时值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第一轮会议召开。当时出席的俄国流亡分子帕维尔·安年柯夫（Pavel Annenkov）描绘了坐在桌子一头的马克思是怎样开始尖刻质问魏特林的，以及如何以渐进式的批判，质疑魏特林如何为自己的理论辩护。魏特林在自我辩解中坚持表示，他考虑的是要给身处痛苦中的受压迫的工人以希望。但马克思打断了他，反驳称在工人间散布混淆的理论以及缥缈的希望、推广那些没有“Wissenschaft”的概念，是“空洞且昧良心的布道”，只会导致被压迫者的灭亡。两人就此吵了起来，马克思愈发气恼，一拳砸在桌子上，站起身来喊道，“无知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46

这一幕通常被人当作例子，来描述马克思对他本想解放的工人的蔑视，以及他反民主的独裁倾向。这些指控最初是由魏特林自己提出来的，他对所有人表示，马克思打算把工人排除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之外，而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代他们，原因是工人不值得信任。当时不在场的莫泽斯·赫斯收到了魏特林谈论此事的一封信，赫斯将马克思对待魏特林的方式评价为“令人恶心”，并宣布他不会在政治上与马克思有任何联系。不过正如其一贯的性格，赫斯在几个月内就改变了主意，并试图在政治上与马克思和解。47

安年柯夫的回忆未提及马克思与魏特林争执的最初原因。魏特林在写给赫斯的信中解释了两人不同的立场：马克思坚持“就现在来说不需要谈实现共产主义的事情，资产阶级必须先掌权”。这是马克思当时在其理论作品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即把共产主义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与魏特林的理论相反，魏特林认为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这同时也是伦敦的共产主义者之间之前一直辩论的一个问题，他们对魏特林的观点持彻底反对的态度。魏特林之所以来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是想为他的政治活动开辟一个新场地，因为他之前在“正义者同盟”的支持者已经推翻了他的理论，并夺取了领导权。48

当时的魏特林本身也是深陷困境。他已经破产，靠着向马克思借钱才能维持生计。即便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爆发冲突后，魏特林还是待在布鲁塞尔，继续尝试与马、恩合作。当这一点变得毫无希望时，他还得向这两人借钱才能离开此地。莫泽斯·赫斯当时从马克思在科隆的朋友那里筹到了这笔钱，作为支持此类开销的经费。49

马克思与魏特林的纷争，体现了流亡者不稳定的地位。他们缺少物质支持，组织上也没有拥护者，却还要在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夺取领导地位。赫斯的动机也是一样。虽然他后来称自己对马克思坚持要创造一个普遍认可的学说而反对其他观点的做法感到震惊，不过就在几个月前，当他与马克思相处得还很融洽之时，赫斯对创立一个明确的共产主义政治纲领这种想法还是非常热心的。50

至于第三起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的冲突，就更凸显了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对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虽然历史学家对此经常加以忽视，但这起冲突的确是马克思这段时间涉及面最广、最公开和最具争议性的一次。个性上的相互厌恶、政治与学术观点的相互差异、以及个人之间的竞争都纠结在一起。虽然这次对峙很大程度上是受琐碎小事的影响，但在1848年革命的政治风波中，这些小事引发的问题还会再度出现，而且影响深远。51

争议出现在马克思搬到布鲁塞尔后不久，当时他读到了格律恩的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法国与比利时出现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作为受过教育的德国读者的指导读物而写作的。在读过此书后，马克思开始对格律恩做出了轻蔑的评论，把他描绘成一个业余人士、一名雇佣文人，而不是一个严肃的作者。赫斯实际上和马克思持同样的观点，但他把这些负面的看法告诉了格律恩。马克思不满足于自说自话，他准备了一篇攻击性的稿件，并把它整合进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章节。结果这篇稿件成为了这部作品当时唯一被付印的内容。

与格律恩的对立也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想要建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分支机构。马克思在1846年5月写信给蒲鲁东，邀请他担任驻巴黎的通讯员。在这封信的附言中，马克思贬斥格律恩为“笔耕不辍的骑士、靠经营现代理论为生的江湖骗子……要当心这条寄生虫”。52在发出邀请之后，恩格斯又在1846年8月来到了巴黎，表面上是要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巴黎分局，但实际上是要在这里的德国手工业者地下社团中与格律恩论战。

不过，格律恩不是倒霉的魏特林，也不是好空想、优柔寡断的赫斯。他是个有才的写手，还是会见风使舵的政客，已经准备好还击并乐于这样做。因为他住在巴黎而不是流亡到了布鲁塞尔，所以格律恩有机会接近蒲鲁东，这部分是靠使劲拍马屁获得的。蒲鲁东根本不接受马克思对格律恩的警告，并告诉马克思，除非马克思帮助格律恩把《贫困的哲学》翻译成德文，否则他不会加入马克思提议的共产主义网络。53马克思没有同意蒲鲁东的条件，而是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攻击他，这自然会激怒这位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在马克思的书上如是批注道：“一整套粗话、伪造的诽谤、还有剽窃。”并且，他还和格律恩走得更近了，后者则逐渐树立了自己作为蒲鲁东在德语世界的顾问和翻译者的角色。格律恩开始巩固自己在巴黎德国激进手工业者中的地位，经常带他们去参观卢浮宫。恩格斯反复声称自己已经清除了格律恩的影响力和他的追随者，不过紧跟着又会沮丧地发现，格律恩的影响力与支持者又再度恢复与重现了。恩格斯那种笨拙的手段——其中还包括与一名政治上持反对立场的手工业者互殴，对他和马克思的事业追求没有任何帮助。54

格律恩在一家讨论社会主义学说的德国报纸——《特里尔日报》（Trier News）上发起了攻击。马克思的老对头《科隆日报》，也是他的阵地之一。他把马克思贬斥为“哲学的报关代理人和边境看守，任命他的就是他自己的威权”；只有经他批准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被放行，不然就要将其罚没充公，阻止其传播。55马克思把格律恩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书籍称为粗浅媚俗的作品。格律恩轻蔑地做出了回应，称自己至少还出版过一本很多人都愿意看的书，而马克思却从未曾完成过一部主要的作品。在《科隆日报》的一篇短文中，格律恩把既阴险又可悲的“路德维希博士”（这里是对马克思的讽喻）描述成一个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狂热者，没能力照料自己的家庭，关于革命的武断教义只会让老实的德国手工业者万劫不复。

从政治的角度看，马克思到底为什么反对格律恩呢？发表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格律恩的理念是青年黑格尔派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理论的一种，后两者的政治观点都基于有关人的唯心主义概念，而不是基于物质生产的实际条件。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发表的文章与私人信件的说法，另一种政治主题正逐渐现身。这就是蒲鲁东与格律恩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进行废除资本主义的革命，也可以引入社会主义，办法就是创建由国家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工人合作社。格律恩自己有时候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争论，把他与蒲鲁东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要求相对比。56暂且不论蒲鲁东与格律恩那种用国家支持的生产者合作社取代市场经济的方案能否算作改革，他们的理论与青年黑格尔派对激进主义的理解也并不是没有相同之处。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激进主义是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这两者都牵扯到政治舞台之外的巨大改变，这可能是马克思认为最有问题的地方。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能充分解释马克思为何咬住格律恩不放，因为在格律恩关于法国和比利时社会主义的作品中，他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是一致的。格律恩贬斥比利时的自由体制，称它打着保护公民权利的幌子协助资本家剥削工人；他谈到了资本的集中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对傅立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也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是靠富裕的个人来为其社会主义方案埋单。格律恩呼吁废除雇佣劳动，号召无产阶级要为获取政治权利而奋斗；他明确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无神论联系在一起。57在格律恩的书中，马克思反对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但马克思却能毫无困难地接受并称赞威廉·舒尔茨的观点。舒尔茨的基督教社会改革理念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去甚远，超过了格律恩那种费尔巴哈式的社会主义。虽然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马克思还是能和其他人在政治上开展合作。他在巴黎可以与海尔曼·艾韦贝克共事，在伦敦也能与卡尔·沙佩尔联手，不过就在同一时间，他却与格律恩针锋相对。

在马克思对格律恩的态度中，很难忽视他强烈的个人好恶因素，这要比他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明显得多。马克思笔下的格律恩是个骗子和机会主义者。在他攻击格律恩作品的文章中，重点就是要把他贬斥为一个剽窃者。在出版项目谈崩后，马克思与两位威斯特伐利亚资本家梅耶与伦佩尔的关系破裂，他气愤地将两人代表他筹集的资金还了回去，称自己不是卡尔·格律恩——这是在暗示格律恩是个自利的机会主义者，把依靠政治目标筹集的款项挪作私用。这么想的并不只有马克思一个人，他的几个通讯员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这表明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格律恩在用钱方面确实不太谨慎。58

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原因可以解释两人之间的激烈纠纷：他们太过相似。两人在波恩大学就读时是朋友，后来又都从波恩搬到了柏林。和马克思一样，格律恩也是个不得志的学者，不过他的专业更偏重于艺术史而非哲学。马克思还在《莱茵报》时，曾试图聘用格律恩。虽然后来因报纸被封杀而未能实现，但格律恩随后加入了另一家亲左翼的报纸——《曼海姆晚报》（Mannheim Evening News），树立了自己的名声。他也曾因政府的压力被迫离职。效仿马克思，格律恩也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两人接触了同样的社交圈子，结下了不错的交情，因此当格律恩听说马克思攻击自己时非常吃惊。格律恩想要写一本书，把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理念介绍给德国受过教育的公众，不过他的这个想法与当时马克思、赫斯以及恩格斯的计划有很大一部分重叠，即把法国社会主义作者的德文翻译作品编辑成册。两人的相似之处还不只这些。跟马克思一样，格律恩也不是特别爱整洁、干净，甚至可以说是不讲究；另一点和马克思相似的是，他照料起家庭来也有困难。两个人冲突的起因就在于他们俩过于相似，在于他们都想要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有相同的地位：一个能够把法国理念和德国社会条件联系起来的理论家。当时的人，即便是马克思的支持者，也知道个性差异与马克思所卷入的政治纠纷有很大关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个人处境也变得越发艰难。所有这些事情自然会把他个性中易怒的一面激发出来，同时也刺激着他要培养更尖锐的性格，并以此排斥其他的性格。

应普鲁士政府要求，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但他在布鲁塞尔过得也并不安稳。他向比利时当局做出了书面保证，表示他不会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不给普鲁士引渡他提供任何借口。不过普鲁士政府打算发布的通报让马克思在到达布鲁塞尔6个月后放弃了自己的普鲁士公民身份，并告知普鲁士当局他想要移民到美国的计划。马克思的算盘是，当局在看到他离开后会大喜过望，不会再为这个人烦恼。59

马克思没有去美国，他也没打算这样做。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剩余时间里，他随时面临着被引渡回国的风险。不过，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并不比原来厉害多少，更让他头疼的是越来越艰难的经济状况。虽然身处布鲁塞尔，但他的家庭成员还在不断增加。马克思与燕妮的第二个女儿劳拉于1845年10月26日出世；他们的儿子、不幸的埃德加（Edgar），在1847年2月2日降生。为了节约起见，马克思在1846年5月放弃了自己的公寓，把全家搬到了一家带套间的旅馆里，这意味着仆人的数量也要减少。从那时起，马克思这一生经历的贫穷，都是一种“保持着上流社会高贵风范的贫穷”。马克思从未让燕妮做过家务，除了有一次情况实在不妙使他不得不破例。事实上燕妮频繁的怀孕加上她反复患病的身体，也让她无法管理家务。不过，卡尔和燕妮在生活起居上是非常幸运的。那个陪伴燕妮前往巴黎的特里尔年轻女子并没有搬到布鲁塞尔，所以燕妮的母亲从威斯特法伦家的佣人中又挑了一个叫海伦·德穆特（Helene Demuth）的人，也就是琳蘅（Lenchen），这个人在这对夫妇的余生中一直陪伴着他们。60

但不管怎么说，琳蘅也要吃饭。1845年土豆绝收，加上第二年谷物收成惨淡，食品价格翻了一番，所有东西的成本也跟着上涨——这对当时收入增长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马克思来说可不是个小问题。61马克思还增加了一项额外的、或许也是意料之外的开支：他当上了一名有志向的政治领袖。现有的和发展中的追随者与伙伴都希望能得到资金支持。虽然对魏特林大喊大叫，但马克思还是资助了他。巴黎的海尔曼·艾韦贝克与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也提出了金钱上的要求。还有前任炮兵军官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以及西里西亚人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f）等新的信徒前来拜访，尽管这的确鼓舞人心，而且通常大家都会坐在一起畅饮，不过最后为客人提供住处的还得是马克思。62

在开销增长的同时，马克思的收入却减少了。刚到布鲁塞尔的时候，科隆以及邻近地区的朋友与支持者还会继续给马克思寄钱，就像他在巴黎时一样。不过随着马克思逐渐转投强硬的、反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他不再想依靠这些人的钱来度日。在写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说道：“在科隆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可能会提前预支我一定款额。不过只要这些人背离了（我的）原则一段时间，我就不再对他们承担任何义务了。”63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激进知识分子一样，马克思想靠自由作家这个职业来养活自己，不过鉴于德意志境内的审查制度，他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出版。他用这种方式所挣的钱刚刚只够支付自己出版《哲学的贫困》的费用。马克思确实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些钱，而且他还在继续要求提前拿到他母亲的遗产中归属他的那一部分，但依然没能成功。64

马克思的处境越发窘迫了。1846年5月，马克思当掉了家里最后的首饰银器以及大部分的织品，这也成了他们要搬进套间的原因之一。第二年冬天，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Stephan Born）拜访了马克思。波尔恩也是生活在海外的德国激进手工业者中的一员，而且在1848年革命中成为了重要的工人领袖。许多年后，波尔恩回忆起看到马克思那“相当简陋的小套间”的样子：“破破烂烂，就在布鲁塞尔一个（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就靠打欠条勉强维持生活。虽然恩格斯今后将成为马克思财务上的救星，但他那时候的处境也同样潦倒，靠父亲每月寄来的支票过活。如果支票没到，恩格斯也得求助于当铺，或者从巴黎向马克思要钱。马克思其他的左翼合作伙伴也都好不到哪里去。他写信给魏德迈说：“你看看，到处都是贫穷和痛苦的人！ 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要怎样摆脱困境。”65

虽然马克思自己否认，但正如莫泽斯·赫斯把马克思这种“个人的痛苦”归咎于与魏特林关系的决裂一样，很难相信马克思的这种情况与政治上的“党争”没有直接联系。66当然，马克思的朋友和支持者会因为他那对抗式的态度以及将政治立场差异个人化的习惯而指责他。在两位威斯特伐利亚资本家拒绝支持马克思的出版计划后，马克思的做法让约瑟夫·魏德迈大为震惊。魏德迈指责马克思想要“把这些冲突搞成党的问题，而这些冲突本身只是非常个人化的，况且根本牵扯不到原则问题……”魏德迈接着强调了马克思个人经济困难这种背景，指出马克思已经拒绝了这些资本家寄给他的钱，按照他的说法是拒绝“乞讨”；但魏德迈也表明，这笔钱是用来支持“党内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作者的”，因为政治审查制度让这些人无法靠笔杆子谋生。海尔曼·艾韦贝克对“与资产阶级决裂的做法”也没少批评，因为“他们至少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金钱”，这些对“出版你重要的作品”来说都是有用的。67

马克思与卡尔·格律恩的严重冲突似乎更让人难以理解。海尔曼·艾韦贝克指责马克思“对格律恩心存嫉妒与怨恨”，认为这种基于个人原因的政治对抗，对在他眼中是“19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报》的主编海因里希·吕宁（Heinrich Lüning）也因为马克思对格律恩的攻击“太过刻薄尖酸”而表示了不满。吕宁本身认为格律恩的理论以及品格确实都有问题，但他也指出，不管怎么说，格律恩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都是我们一个阵营里的人。“当人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了至少一半时，拿起棒子打人，目的是什么呢？”68

马克思的朋友倾向于把牵扯到他的许多个人冲突，归咎于恩格斯的“专横要求和傲慢口吻”，以及其“自大与虚荣”。69的确，恩格斯的介入往往会把事情搞糟，而他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充满了对其他政治活动家轻蔑的评论，以体现自己的优越感。但是和让马克思陷入冲突相比，恩格斯更多是加重了马克思把个人事务与政治事务混为一谈的倾向。这种倾向还因马克思困难的家庭财务状况，以及他在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地位而变得更加严重，毕竟他只是一个流亡者、一个还处在学徒期的革命者。

到1846年年底，马克思已经在布鲁塞尔住了快两年。如果总结一下他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那么有负面影响的远多正面的：尝试集结并组织欧洲境内讲德语的共产主义者，仅有少数人响应，却带来了很多个人对抗；出版计划，以及把马克思的理论见解带给讲德语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失败的；与工人间的联系，也就是他能说出名字的那些人，大多是通过其他知识分子领袖进行的，而马克思和这些人并不是总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1846年11月或12月，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亲自列出了这些令人沮丧的情况。他复述了自己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中和在格律恩的支持者面前遭遇的挫折。还是没有什么“机构”，也没有什么出版物，可以让马克思向大众阐述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和恩格斯还是需要依靠伦敦的共产主义者，这些人已经让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通讯员“蒙主眷顾睡去了”。在谈到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手工业者之间的区别时，恩格斯指出公开维护他们是没用的。“这些年轻人会宣称他们自己是反对我们的‘人民’，是‘无产阶级’，到那时我们就只能求助于德国的一个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不过它到现在还没出现。”70

整个欧洲的流亡激进分子所遭遇的挫折都是如此。想在政府还牢牢掌权的环境中做一个革命者已经够难了，而想要在国外做到这一点则是难上加难。精力消耗在毫无结果的对骂中，个人的对抗让政治讨论变得更加尖刻，且毫无意义。随着政治秩序的动摇，这种形势会在1847年得到快速转变。新的政治活动机遇将出现在马克思面前，而且他会抓住机会，在各种公开场合宣讲并传播他的理论。1848年年初爆发的革命会迅速增加所有这些可能性，并且也将证明，在布鲁塞尔的革命学徒斯所遭受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44]活跃在19世纪30～50年代间的一组德国作家。他们反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以及宗教上的蒙昧主义，维护民主、社会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原则，支持政教分离、犹太人解放以及提高妇女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的观点。代表人物有卡尔·古茨科（Karl Gutzkow）、海因里希·劳伯（Heinrich Laube）等。海涅也被认为是其中之一。

[45]这里指德国人。

[46]前面提到过马克思于1845年年初与列斯凯签约，要写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籍。

[47]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麦克白夫人撺掇麦克白弑君篡位。

第二部分

斗争

起义者

暴风雨来临之前必然是风起云涌、鸟兽奔逃，人则因为气压的下降而心神不宁。不仅现在的人会认为1847年到处都是革命风暴袭来的迹象，当时的人们也能明显地感觉出来。在前两年糟糕的收成之后，一场商业、金融，以及工业的危机爆发了——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大萧条”。在当时的体制下，这场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公众的信心。由于对政治现状的信心减退，当时被称为“运动党”（party of movement）的各种反对派势力加大了对抗活动的力度。作为欧洲大陆中心的巴黎，到处可见大规模的政治集会。鉴于法律原因，这些集会都以宴会的方式加以掩护。就在这种“宴会运动”（banquet campaign）中，反对派领袖们纷纷倡导要赋予民众民主的选举权。

这种形式的集会遍布法国各大城市，而且就在号召改革的言论中，要求进行1789年和1793年那种英雄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专制政府仍然掌权的欧洲东南部，号召实行法国反对派所批判的君主立宪制度，仍然要算一种激进的举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把省级议会的议员都召集到柏林，却发现这个“联合议会”已经被自由派掌控，这些人要求国王批准一套宪法。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在1847年的罗马，专制君主与一些自由派控制的代议制机构也发生了公开的冲突，那里的教皇国 [48]协商大会（Consultative Assembly of the Papal States）呼吁颁布宪法。在布达佩斯，匈牙利议会反对奥地利帝国。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政局变动的先兆就像电击一样，推动了组织工作的进程与政治纲领的制定。在德意志邦国中，奥芬堡（Offenburg）的激进分子以及赫本海姆的自由派，分别在1847年9月与10月表达了他们的诉求。

对马克思来说，这种政治活动的兴起冲淡了1846年年末之前那经过努力却毫无成果的不快。他开始深入参与到两项不同的组织工作中：把伦敦的“正义者同盟”转型成“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以及在布鲁塞尔创办一个国际民主协会。这两个新组织为马克思提供了机会，使其可以向更多人阐述自己过去一直发展着的理论：对布鲁塞尔的民主人士来说，马克思会讲到自己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发展、与革命无产阶级的关系；对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则写出了著名的宣言。

马克思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筹备国际民主大会。在当时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中，大会的创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可能性。不过这种变化的速度与程度甚至超过了马克思的想象。变化的最初标志出现在瑞士，这个国家在今天看起来是保守与稳定的绝佳典范，不过在19世纪中叶，那是一片混乱多难的土地，而且也是欧洲最具左翼倾向的国家。由于欧洲主要势力的行事不利，特别是奥地利帝国（代表人数稀少的瑞士保守派）的调停未果，激进派在1847年的瑞士内战中获胜，这是欧洲革命到来的首个预兆。之后，意大利南部在1848年年初发生暴动，接着就是决定性的一击：2月底，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国在巴黎宣布成立。暴乱在巴黎接连不断，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3月中旬延伸到了德意志各邦国。

利用在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影响地位，以及同科隆的长期联系，马克思勉强挤出时间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从1848年春到1849年春的一年多时间里，马克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革命中的起义者：以一种盛气凌人的颠覆性的姿态编辑了《新莱茵报》；担任了科隆市和普鲁士莱茵兰地区激进民主人士的领袖；并试图组织科隆及全德意志的工人阶级，多次鼓励暴乱。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马克思坚持采用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首次设想的革命策略；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又通过令人激动的言语再次重复了这些策略。他迫切地要求用民主革命的方式来摧毁实行威权统治的普鲁士王朝；同时他又渴望组织工人阶级发动共产主义起义，反抗由民主革命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实际上是要从两个方面重现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再现法国大革命在1789～1794年间的阶段；而且还要让工人阶级以18世纪80年代末资产阶级的方式，在19世纪40年代夺权。今后，马克思会在与工人、民主派激进分子以及科隆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交流中发现，在现实中同步开展这两项工作要比理论上困难得多。

1847年2月，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将约瑟夫·莫尔派往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协商重组“正义者同盟”一事。马、恩二人都同意支持这些方案。在当年6月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该组织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并未出席会议，而是让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夫代表自己出席。前者是巴黎分部的代表，后者则是布鲁塞尔代表、马克思的西里西亚支持者。马克思称自己没钱亲自参加会议。考虑到当时他的钱都用在了其他项目上，例如出版《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可能并未把发展同伦敦共产主义者的关系摆在优先的位置上，或者他就是想观望一下，看看这个重组方案到底会是怎么个情况。1

虽然缺席，但马克思赞同代表大会的决议。同盟的工作重心从密谋革命转移到公开宣传上，并开始准备发行自己的刊物。一个由卡尔·沙佩尔设计的新口号取代了之前的“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那就是“全世界无产者（翻译成英文通常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这句话后来与马克思一直紧密相联。新章程宣布实现财产公有是组织的目标。由恩格斯撰写的《共产主义者信仰告白》（Communist Confession of Faith）[49]成为该组织的政治纲领，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份草案，与最终版差距很大。同盟甚至还在马克思与卡尔·格律恩的纠纷中支持马克思，称后者是一个“忙忙碌碌的案头骑士、工人的剥削者”[50]。2

马克思大概是在会后，正式加入了同盟，并成为布鲁塞尔“支部”②的主席。支部是同盟地方下属机构在新章程中的叫法。效仿伦敦共产主义者的实践，布鲁塞尔的同僚也建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到1847年秋在比利时首都大概有70～100名德国手工业者加入。大概在同一时间里，马克思一直在加强与伦敦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拥有了一个发布自己观点的渠道：《德意志—布鲁塞尔报》（German-Brussels News）。这是一份规模不大的德语报纸，很像巴黎的《前进报》（Forwards），事实上它的发行人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泰德（Adalbert von Bornstedt）正是《前进报》的一名发行人。选择伯恩施泰德是有争议的，因为他此前一直是个普鲁士间谍，流亡分子与激进分子的圈子里都知道这件事。不过马克思觉得，终于有机会利用一份无须经审查的德语报纸了，这要比伯恩施泰德遭激进分子非议的过去重要得多。他在给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信中写道；“吹毛求疵的反对者觉得攻击伯恩施泰德的名誉更为轻松……这些人无所事事的借口还少么？”在这份声明中，马克思想要行动的迫切愿望呼之欲出。3

不管是伯恩施泰德，还是他出版的报纸，都没有完全偏向马克思。反共的德国民主人士卡尔·海因岑就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贬斥过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人将会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做出回应。9月末，伯恩施泰德和其他住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激进分子联手比利时的民主派与流亡人士，计划召开公开会议，按照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方式，在会上建立一个国际民主社团。会议开始时，马克思正好出城，去和在荷兰他母亲的亲戚讨论提前获得遗产的问题。替代马克思出席会议的恩格斯认为，整个计划就是伯恩施泰德及其支持者策划的阴谋，其目的就是破坏马克思对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地位。

考虑到恩格斯向来对左翼盟友抱有敌意，他可能把筹办者的动机夸张化了；不过，不管这些风险是真实存在还是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他对政治风险的有效回应，都显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布鲁塞尔支部及其附属机构工人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在发出通知后的24小时之内，恩格斯和该组织的其他领导动员了工人协会的30名成员参加了会议。按照预先商定好的方案，他们提名恩格斯为新建民主协会的副主席人选之一——恩格斯最开始拒绝接受这个荣誉，“因为我看起来实在太年轻了。”不过他最终还是同意接受。当马克思返回布鲁塞尔时，重回巴黎继续与卡尔·格律恩战斗的恩格斯把这个职位让给了马克思。4

这个新建立的组织有个冗长的名字——“以全人类联合互助为目标的民主委员会”，不过这个名字背后表达的是组织的韧性与能量。该协会至少有200名会员，可以经常召开公开的大型会议。讨论的议题既有关于民主的，例如比利时需要更民主的选举权；也有关于国际事务的，如重建独立的波兰。到1847年年末和1848年年初，随着欧洲的政治发条进一步绷紧，这些集会吸引了多达1 000名的参加者。1848年1月，在一场讨论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会议上，马克思作为主旨演讲者登场。他用法语讲了一个小时，受到了“热烈欢迎”（时间长达数分钟），还有人决定把讲话内容出版成一本小册子，并且几周后这本册子就真的出现了。5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双重地位，即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主席兼国际民主协会的副主席，使他在与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以及英国激进分子打交道时能获得一定好处。设在伦敦的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欧洲各支部对重组的代表大会的回应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所以它决定在1847年11月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这个对同盟新方向持毫无保留支持态度的欧洲大陆支部，对计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同盟的高层坚持要马克思亲自参加会议。虽然财务状况比以往还要糟糕，但马克思还是去了伦敦。留在布鲁塞尔的燕妮和孩子们全都病倒了。“债主的骚扰、以及自己所处的十分悲惨的财务窘境”让燕妮“饱受折磨”。马克思为摆脱这种状况所做的尝试，显示出他自己也十分困窘。他在伦敦写信给自己的俄国朋友帕维尔·安年柯夫，请求贷款200法郎，以帮助家人脱困。安年柯夫应该是直接把钱给了燕妮，但没有告诉她这是马克思要求过的。之后，当马克思提前收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遗产时，他就偿清了这笔欠款。

和马克思一家的财务状况相比，自去年6月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伦敦与布鲁塞尔的政治形势明显要好得多。马克思抓住了机会，通过同盟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他证明了自己在该组织的纲领与政策方面日益上升的影响。新的章程将同盟的目标重新定义为推翻资产阶级，从而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要消灭阶级社会与私有财产——这完全是马克思口中的共产主义目标。代表大会指定马克思为同盟撰写一篇纲领性的文件，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虽然身在伦敦，但作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代表，马克思与“民主派兄弟协会”讨论了筹办国际左翼分子代表大会的事宜。决议定于1848年9月末在布鲁塞尔召开这次大会，下一届则定于1849年在伦敦召开。6

对比前一年，马克思在1847年开展的政治活动都相当成功。他已经克服了之前因孤立与失败而带来的不利影响，现在还与能够提供多种政治行动可能的组织结盟，而且出任其中的关键职位。他将布鲁塞尔与伦敦两方面都兼顾得很好，伦敦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民主派兄弟协会，布鲁塞尔则是民主协会和德国工人协会。在巴黎，恩格斯成为当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一个代表形象。在科隆也有同盟的两个支部，一个由马克思长期的知己罗兰特·丹尼尔斯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领导，另一个则在他好友兼同事的莫泽斯·赫斯的带领之下。赫斯现在已经和马克思重归于好。《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为马克思的作品提供了出版机会；一份政治经济学刊物的筹备工作也进展顺利；而且共产主义者同盟本身也打算推出自己的报纸，这份报纸于1848年年初面世，主编是威廉·沃尔弗。7

就像“运动党”的兴起正在动摇欧洲的政治秩序一样。日臻成熟的国际民主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将代表上述所有这些政治努力的高潮，而且为今后的革命政治活动打下基础，多层面的结盟为马克思提供了出版机会，他可以把自己从搬到布鲁塞尔以来一直发展着的关于经济发展、社会冲突以及政治策略的理念付印成册，并且，革命行动的喜人前景也相应地可以为他的这些理念提供背景资料。

1848年2月，欧洲的革命浪潮不断聚集力量，不过尚未到达高潮，就在这时候马克思撰写的两本小册子付印了，分别由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和共产主义者联盟出版。两本册子都反映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形成过程，同时也体现了政治形势快速激进化的要求。其中一本是他就自由贸易问题发表的演讲，内容相当晦涩；另一本就是他最知名的作品《共产党宣言》。两本册子用大量篇幅表明了马克思在整个欧洲大陆爆发革命前夕的想法与计划，他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坚定参与者。

1847年9月16～18日，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国际经济学家大会。会上，刚刚成功废除进口谷物关税的英国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领导和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同僚联手，号召实行全球自由贸易。大会上支持保护主义的人极少，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成为了主流。马克思参与了这次会议，但没能登台演讲他准备好的内容。这份演讲稿后来成为了他1848年1月对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评论的基础。演讲稿直接证明，马克思的重心已经从研究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转移到号召共产主义革命上。8

1846年出台的《谷物法》的支持者曾表示，取消进口谷物的关税会降低食物价格，这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活标准。但马克思援引被他誉为“英国自由贸易的布道者、我们这个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李嘉图的言论回应称，在商业周期中这样降低食物价格会导致工资水平下降，从而抵消掉在购买力上获得的所有优势。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认为，食物价格的降低会刺激消费并增加需求，这会导致生产扩大，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薪水。马克思则反驳称，产业是靠资本积累发展的，也就是说，是靠推行机械化、扩大劳动分工发展的——而这会减少就业、降低薪水。他指出，曼彻斯特在过去25年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局面：纺织工人的数量已经减少，薪水也在下滑，不过他们生产了更多的棉花。来自英格兰的机械化竞争已经破坏了印度的手摇纺织：“达卡（Dacca）的棉布以其优美与结实的质地闻名于世，然而在面对英国机器的竞争时，也同样败下阵来。”

认为自由贸易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贫穷以及国家经济的落后，但却富了一小撮资本家，这种论调的存在很难让此种政策具有多少吸引力。然而，马克思把自由贸易的对立面——保护主义——贬斥为“保守”的“旧制度”的特征，并赞扬自由贸易的“破坏性”，是因为“它分解了人与国家旧有的法律关系，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推至极点。总而言之，这套商业自由的制度加快了社会的革命进程。先生们，我支持自由贸易，完全是从这种革命的角度出发”。人们只要想象一下如果马克思在经济学家会议上登台演讲，就知道这番话会带来多大的骚动。

一般而言，人们很容易认为社会主义者支持保护主义，因为这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首要地位的反对。例如卡尔·格律恩，他就把保护性关税视作“政治中的社会主义”。9马克思并不反对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他强烈支持工会和罢工活动，还贬斥反对这些活动的蒲鲁东。不过，马克思仍然支持自由贸易，1842～1843年，在做《莱茵报》编辑的时候，那时还未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就强烈赞同自由贸易这一学说。5年后他仍然支持自由贸易，但那时的支持已经变成了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途径，或者按照马克思对布鲁塞尔民主人士指出的那样，是“社会”革命的途径。这样一种革命迫在眉睫，这正是《共产党宣言》的主题。

1847年，在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纲领的讨论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提案。当时住在巴黎的莫泽斯·赫斯已经提交了自己的纲领草案，但恩格斯兴奋地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自己“和莫泽斯玩了个小把戏”，在赫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人讨论了他的草案，而恩格斯将这份修改后的草案发到了伦敦，并附上巴黎共产党人的推荐。“当然，没人会知道这一点，不然我们就都得被扫地出门，整件事也会变成个大丑闻。”10

恩格斯给自己新草案拟定的题目叫《共产主义原理》（Fundamentals of Communism）。和第一版一样，这篇也写成了问答形式。在那个时代，为了获得更多人的注意，作品一般会为政治鼓动套上一层宗教的外衣，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或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因而经常会被使用。恩格斯的文稿提出了25个问题，每个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到第4个问题时，答案已经相当长了，根本不像问答。在撰写纲领的时候，恩格斯对作品表示不满，并在前往伦敦代表大会的前夜对马克思说：“我觉得如果放弃问答的形式，而且把这篇东西叫作‘共产党宣言’，就再好不过了。”11

1847年11月，同盟代表大会指定马克思负责这项工作，为该组织撰写一个修改后的政治纲领。和往常一样，马克思又没能在最后期限前完成这项工作。同盟中央委员会在1848年1月末发出了一封信，警告他必须在一周内把文稿邮寄过来。12马克思的不慌不忙是有道理的，因为最终的产物堪称文学杰作：同时兼备紧凑、简练、精致和有力等优点，而且还有尖刻的幽默。文章沿用了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结构和论据，马克思又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对其进行了改写。虽然最终版的《共产党宣言》声称是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依据而导出了必然的革命结论，但整篇文章也是马克思对其自身经历与哲学发展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表达。13

《共产党宣言》以知名的论调开篇，讲到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以及共产党人需要解释其观点的必要性。但文章接下来却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要对共产主义理念进行描述，而是依据社会分工演化出阶级这一论点简要叙述了人类的历史，以及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文中主要涉及近代史、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兴起，然后转到这种历史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后果。对这些后果的言语描述让人印象深刻：“农村生活的愚昧”，对“流氓无产阶级……被收买成了反革命阴谋的工具”的蔑视，或者是认为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就是自身的掘墓人。它的消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两者都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最后这句宣告给出了一个结论，把这一节推向高潮。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已经催生了规模更庞大、更贫穷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开展的阶级斗争推动其朝着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如同资产阶级此前推翻旧制度中的等级社会一样。整个这一节呈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的章节中首次提出的理论，形式更引人注目，也更加文雅。

在审视完历史之后，马克思才开始继续进行共产主义有关的一段，但这一段也没提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相反，这一节阐述了关于费尔巴哈那章中对意识形态的记录，称共产主义与公正或道德相悖，这种攻击在这里遭到了强烈的反驳，“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道德观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基于现有的生产制度，所以共产主义并不是对公正和道德的攻击，它反对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公正与道德。而且，还是按照费尔巴哈那一章的说法，马克思坚称，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本身并不属于意识形态，而是“对现有阶级斗争实质关系的通行表达……”

以阶级斗争为纲分析历史，以及对诋毁共产主义的言论进行攻击，成为了《共产党宣言》中最为人熟悉的、经常被引用的部分。尽管是基于马克思对19世纪40年代社会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的理解，但这部分内容读起来还是像通史评论与社会政治评论，而且它们一直也是这样被人解读的。册子剩余35% 的内容更注重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相关分析也不如之前多。不过，这部分内容对理解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以及对观察他政治辩驳方式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这一节总结了未来共产主义政府的10点纲领。接下来是对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理论的分析，这又是马克思攻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机会，而且在和同时代的人做对比时，凸显了他对社会主义理解的不同之处。《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性文字十分简洁，描述了欧洲以及北美政治形势的概况，着重指出了共产主义者与“运动党”的关系。全篇结尾一句非常著名，充满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让统治阶级一想到共产主义革命就颤抖吧。在这场革命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然后，文章首次高亮显示了卡尔·沙佩尔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若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详细评论，则可以再出一本书，所以这里只是尽力介绍一下马克思把自己过去的经验与哲学发展倾进一份政治纲领的若干方式。

文章第一段响亮地宣布“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拿幼稚的鬼魂“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与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做了对比。马克思1842年发表在《莱茵报》上那篇关于媒体自由的文章，用的就是这个比较。当时，正是保守的普鲁士政府幼稚地信仰着幽灵，把媒体自由的要求看作“法国的幽灵”。马克思那时是从哲学上提出了这种比较，认为普鲁士政府幼稚地信仰着无法具体体现出来的感官感受；相比之下，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则更先进，也更为成熟。马克思把政府的这种信仰与从黑格尔政治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人权进行了比照。在《共产党宣言》中，同样的对比发生在政治层面上，例如“旧欧洲的势力”以幼稚的形式天真地看待共产主义的幽灵。与这些幼稚理解相反的是，这个“共产主义幽灵的童话故事”[51]是共产党人自己实实在在的“观点、目的与意图”，《共产党宣言》要表达的正是这些内容。14

在这段引人入胜的引言中，马克思认为，保守的欧洲政府把政治反对派视作秉持共产主义立场的——这是个相当公平的评论。不过他又接着提出了另一个略为奇怪的观点，暗示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同样认为他们的保守派对手是共产主义的。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这并不是激进反对派典型的做法，而是马克思自己的所为。马克思在《莱茵报》做编辑的时候，《奥格斯堡大众报》谴责其采编方针是共产主义式的；但他在回应中称，表面上由奥格斯堡报纸支持的保守派思想家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5

在马克思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以及在《莱茵报》做编辑的时候，他仇恨的对象是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政府以及它那不切实际的、信仰再生的基督教保守派支持者，他们对1789年前的等级社会抱有深切的怀念。《共产党宣言》讨论的一个重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也有一个观点一直被忽视，那就是普鲁士政府及其支持者那守旧且必定灭亡的本质。正如观察者经常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宣言》中透露出一种对资产阶级的赞美。通过赞扬资产阶级“高度革命的角色”，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的野蛮势力捣毁了现有的社会、经济以及知识体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体系，其特点就是永不停歇的变化。这种赞美在一句名言中达到了顶峰：“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52]”16针对这种无休止的、多种多样的变化一整套有关文化批判的文学建立起来了，从而把这种变化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关联在一起，与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更快的、不停歇的创新联系在一起。这种解释把马克思标榜成了一位先知，但他的其他一些预见，例如劳动者的贫困化，却没能成为现实。17

然而，现代的这种解释实际是源自对德文原意的错误翻译。这条名言如果这样翻译——“所有固定存在的事物与等级社会的所有元素都蒸发了，所有神圣的东西都被世俗化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虽然谈不上什么文采，却更为准确。换言之，也就是资产阶级将击败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时与之战斗的普鲁士保守派。来自资本主义蒸汽机（“蒸发”的德语是verdampfen，它的词根为Dampf，是“蒸汽”的意思）的经济力量将终结腓特烈·威廉四世及其支持者所梦想的过气的等级社会。按照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理论，与那种社会相关的知识与艺术，尤其是对虔诚中世纪的浪漫主义赞颂，也将一同终结。它的地位将被世俗化的世界观以及冷静、独立的观念所取代。这种观念就是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它已经出现在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家中，尤其体现在了马克思的巴黎朋友海因里希·海涅的身上。

马克思与普鲁士保守派的冲突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另一处也有体现，他在这段内容中评价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特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即将消亡。“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贸易、世界市场、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关系一致化的发展，民族的独特性与民族间的冲突会逐渐消失。”18马克思的这段预测很不成功。民族主义始于1848年革命爆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到达了它那扭曲的、噩梦般的顶点。在1914年前的欧洲，民族主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回想一下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前几个月中筹备革命组织的过程与努力——参加布鲁塞尔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国际代表大会，或是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以及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合作，两者都基于与不同民族激进分子的合作——我们就能看出这种观点是如何产生的了。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与恩格斯著

自由人与奴隶，贵族与平民，领主与农奴，行会师傅与他的下手，简言之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彼此始终对立……在古罗马，有贵族、国王、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则是封建统治者、封臣、行会师傅、普通手艺人以及农奴 ……（在）我们的时代，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整个社会更严重地分化成两大敌对阵营、两大阶级，他们彼此直接对抗：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态度一直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激进分子有所不同。在这些人的想象中，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会一起反对反民主的君主制。然而马克思对19世纪40年代德国民族主义的衍生版本持一种非常负面的观点，恩格斯也是如此。两人都嘲笑民主主义者，称其民族品性来自古代条顿的森林，或是中世纪的日耳曼，而且谈到了一个“基督教日耳曼”民族。腓特烈·威廉四世与他的保守派支持者有时喜欢鼓吹这种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并将其看作对革命的、信仰无神论的法国的反对形式。这种民族主义通过对等级社会的渴望而与保守派相联，对马克思来说，这不过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另一种产物，要由资本主义来消灭它。19

在这几段中，马克思又重拾他之前的观点。这些观点还是他作为一名青年黑格尔派报纸编辑以及一名抱着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反抗普鲁士威权统治的民主人士时发展出来的。他还再度解读了自己曾经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信仰，把欧洲中部资产阶级残酷但成功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他所追求目标的典范。这种对之前观点的重述甚至还追溯到了他早年的经历中，马克思还借用了他在柏林时候的老师爱德华·甘斯的观点 20，即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拿甘斯的回忆录和《共产党宣言》相比，就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对自己老师思想的引用。

《回忆录》，甘斯著

过去是主子与奴才，接着是贵族与平民，后来又是封建统治者与封臣，彼此都是互相对立的，现在则轮到了赋闲的人与工人。只要去过英国的工厂，就会发现数百名处在饥饿与贫穷中的男女，只是为了某个个人工作，牺牲着他们的健康、他们的人生快乐，仅仅为了能维持自己贫贱的存在。

《共产党宣言》中真正讨论共产主义的篇幅非常有限，这部分内容还从两个方面体现了黑格尔的主题。马克思使用黑格尔的理性论证方法摆脱了自我指涉的理论困境：既然他们的理论既能把理念和政治追求同阶级对抗联系起来，又能把共产主义同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的对立面——联系起来，那么他与恩格斯这两个家境不错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用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做了个类比，对此给出了解答——当时有一些贵族就加入了资产阶级的事业中。他提到了1789年6月在三级议会（Estates General）召开的会议上发生的革命故事。当时，前两个等级的一些贵族和神职人员副手加入了第三等级，组建了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一场可以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类比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证据就是一些资产阶级已经转投无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他们希望弄明白如何用理论来解释整个历史的发展。”这当然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这也同时是在向黑格尔的两个哲学观点致敬：自我意识即证明的最高形式，以及理解一个过程就要超越它并扬弃它。因为他们可以理解自己与所属社会阶级的关系，以及与这个阶级所处历史地位的关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超越资产阶级的思想形式——资产阶级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可以另一种方式交付于这两人处理，并与无产阶级建立联系：在一个有关社会经济冲突与政治冲突的自发的唯物主义理论中，出现了一种明显是黑格尔式的、唯心的元素。

《共产党宣言》中唯一一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是说，这种社会将成为“一个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将个人的特别利益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的最新社会组织，马克思在1843年那篇未完成的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中首次提到了这一点。当时的描述明显是黑格尔式的，即描述个体与整体的统一。这种理想一直从其认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开始——这是马克思首次将共产主义（费尔巴哈版本的共产主义），延续到更加明确的、具有鼓动性的、从文字上看明显就是反黑格尔的《共产党宣言》。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没有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秩序是什么样子，但它却相当明确地讲到了这样一种秩序将如何实现。文中为未来共产主义政府列出了10条纲领，几乎完全摘自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在他提出的这些方法中，包括了19世纪40年代左翼激进分子公认的一些理念，而且这些方法绝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专利：例如征收累进式的所得税，以及其他法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方法——像废除继承制度、创办垄断信贷的国家银行等。

国家银行是蒲鲁东的一个标志性概念，而马克思又曾猛烈地攻击过蒲鲁东。既攻击此人又采纳他的观点，这种做法似乎有失公正，但对马克思来说，这些社会主义措施的关键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环境。蒲鲁东曾设想这种银行的出现既不违法，也不违宪，并且能从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社会有规律地施加影响，而不是作为翻天覆地革命的一部分内容。《共产党宣言》的10条方案是为革命政府设计的，参照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作为激进分子的雅各宾派的言论。

这一点在第4条方案中尤为明显，“罚没移民与叛乱者的财产”，这正是雅各宾派采取的做法，而且相当成功。在恩格斯的草案中，法国大革命的模式体现得还要明显，他号召没收大地主、工业家，以及铁路主和船主的财产，用“指券”（assignats）——即法国革命期间的纸质货币 21——补偿他们。更严重的是，这一点首先假设了会有移民和叛乱分子出现。《共产党宣言》中的行动方案是为革命和内战准备的，基于此前“恐怖统治”[53]——即1793年到1794年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激进那个阶段——的经验。马克思在巴黎时曾仔细研究过那个时期，有段时间甚至还打算写一篇关于当时革命性质的议会，即国民公会（Convention）的历史作品。这里同样证明，马克思体现出了19世纪40年代一种普遍的激进观点，认为未来的革命将以过去伟大革命行动的模式出现。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将通过一种革命的巨变才能实现。在列出10条方案之前，《共产党宣言》阐释了它的基本观点：“对财产权利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制性干涉手段，从经济上看似乎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受支持的，但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手段的意义超越了其本身……”在看到法国大革命极端激进的历史后，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提议要采取类似没收部分资本家财产的手段。这可能会导致动荡——即出现那些“移民和叛乱分子”——也会导致其他资本家拒绝与共产主义政府合作，从而出现经济危机，这反过来又会让政府采取更激烈的措施——这正是1792～1794年法国的情况。

这种共产主义，其重点是成立共产主义政权这个暴力的、革命的过程，而不是这种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这种特点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设想与其他社会主义形式的巨大差别所在。马恩二人贬斥“反革命式”的社会主义，认为这只是对资本主义的保守批判。普鲁士当时就有这样一些观点，这在政府支持的科隆报纸《莱茵观察家报》上有特别体现。马克思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曾猛烈攻击过这家报纸。22马克思与恩格斯根本不考虑“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这在今天被称作社会改革——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改善工人阶级的条件。还有一种“批判的空想式”社会主义，由法国傅立叶以及英格兰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追随者进行尝试，他们提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共产主义实验。马克思与恩格斯不相信这些办法能够成功，当时的其他人也有同样的质疑：即便是他们厌恶的卡尔·格律恩，对这些计划的现实性亦抱有怀疑的态度。23

对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取自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不过马克思新增了一个批判的对象，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境内唯一存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马克思继续了以前他对“真实的社会主义者”的攻击，因为他们用“把人的本质外部化与空洞化”等这样黑格尔式的语言取代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评，而马克思曾在他自己就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阶段使用过这些概念。“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还被贬斥为俗气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这又是一个曾经出现过的主题。此外，《共产党宣言》还提出了攻击这个团体的新理由——默认或公开支持专制的德意志政府。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攻击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这种攻击延伸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依法治国、立宪的代议制政府以及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在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已经拥有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把这些看成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副产品没有问题。在德意志各邦国，例如普鲁士，那里持自由立场的反对派在1847年前还在积极要求制宪，攻击自由派的政治制度只能“有利于德国的专制政府，以及腐朽的牧师、学校教员、野蛮的贵族地主和官僚这些随从，就像一个稻草人，恫吓着资产阶级那些越发有威胁性的意愿，这种严厉的抨击取自恩格斯的草案中一段相似的、可能文采稍逊的描述，但在那里它是被用来描述政治上保守的社会主义的利益的。”24

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视为德意志保守派政府的走狗，是个新观点，在马克思与其他中欧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争辩中从未出现过——无论是他那些出版的还是未出版的作品，都未对此有所记载。这一指控最初由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人士卡尔·海因岑提出。他把这一理论应用在全体德国共产主义者身上，这里也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人与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区别只有一小部分圈内人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被海因岑的评论激怒了，他们在1847年秋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回应。25虽然马克思明显感到海因岑的观点不是针对他的，但他还是愿意使用这些观点来反对其他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再一次表现出他共产主义中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根基，至少这也是马克思用反共观点攻击其他版本的共产主义的办法。

正如首个为马克思立传的弗兰兹·梅林在一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这种指控是相当不公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革命，不是普鲁士政府的支持者，而且在1848年革命中，他们强烈倡议实现德意志的民主化。26《共产党宣言》中为诋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新创的理由，显示了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的政治立场。按照《论犹太人问题》中他首次提出的理性论证过程，马克思想要革命既要反对普鲁士，也要带上共产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要从这两个角度重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反普鲁士革命的成果将是建立一个自由派的宪政国家，并且要有一整套的公民自由与法治。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明确，他揭露了这种资本主义制度致命的缺陷，并致力要推翻这种制度。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去为这样一种制度而拼搏呢——或者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中欧新生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难道是为了追求一个能与反普鲁士民主革命结合的共产主义的未来？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认为革命会在近期到来，但又不会马上到来。首先，需要有一次国际民主代表大会，把欧洲和北美的激进分子召集起来，起草一份政治纲领并出台一项政治策略，这都有助于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还没等到《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2月付印，马克思就发现他预见的革命已经全面爆发了。

1848年2月末，巴黎陷入了为期3天的街垒战中。战斗结束后，君主制政权被推翻了，共和国建立了起来[54]。在今天，人们很难体会这场战斗的惊人影响。在21世纪初，共和是政府建立的默认形式，美国的保守派政党也敢叫自己是共和党。但在19世纪中叶，共和是既新潮又需要勇气的政府形态；至少在欧洲，这种政治理想的支持者都是极左分子。法兰西共和国上一次在巴黎建立还是1792年的事情：它是“恐怖统治”以及长达10年的欧洲大战的结果。欧洲是否会出现新的革命战争，或者一波革命的风潮，还都是未知数。不过共和国的建立淘汰了之前所有的政治方案，而且对倡导激进革命的人士来说——例如马克思，这一结果极大地加快了政治活动的进程。

马克思可能是急匆匆地前往伦敦，与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讨论新局势。促成这次行程的是同盟的一项决定，就是要将中央委员会的驻地从伦敦迁至布鲁塞尔。同盟在伦敦的领导，包括沙佩尔、鲍威尔以及莫尔这三巨头，都准备前往欧洲大陆，那里正在爆发革命；同时，同盟的中央指导权被交到马克思手中。不过，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同盟的首脑都没能在布鲁塞尔留下来。

在巴黎成立的共和国被视作对比利时现状的一种威胁，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法国革命军的入侵，并且比利时的激进分子也可能效仿法国同僚发动起义，也可能这两者还会同时发生。比利时政府对快速发展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感到非常担心，该协会已经在根特创办了一个规模很大且非常活跃的附属组织，并威胁要成为一场共和暴动的核心力量。作为该协会的副主席，马克思这个活跃在政治领域、很适合当替罪羊的外国人，已经进入了当局的视线。他的母亲就在这时决定让他提前继承遗产，总额为6 000法郎（约为1 250普鲁士泰勒）。虽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但此举却加深了政府的疑虑。这笔钱正好在2月底寄到布鲁塞尔，比利时警察认为这是拿来为暴动购买武器的资金。27

结果，在1848年3月3日，马克思立即被告知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这个国家。还没等到最后时限到期，警察就在那个下午冲进马克思的公寓，将其投入了监狱。心急如焚的燕妮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比利时籍领导的陪伴下，去探视她的丈夫，结果她也被逮捕了。按照愤怒的卡尔的说法，燕妮被“拷了起来，扔进了关着一群妓女的黑屋里”。第二天两人都被释放了，不过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所有的家什，立刻带上孩子离开比利时。他们的东西装在6个大木箱里，总共405公斤重。经过了漫长的官僚手续，这些东西在8个月后才寄到他们手里。28

虽然被驱逐出境对个人来说是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是他重回巴黎的一个政治机遇，这座城市现在绝对算得上是全欧革命运动的中心。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由之前的激进反对派控制，它的领导们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前精心栽培的对象。就在马克思遭驱逐的前几天，也就是周遭风云突变的时候，法国临时政府的总理，也是恩格斯在1847年特别关注的一个目标——斐迪南·弗洛孔（Ferdinand Flocon），向“勇敢且忠诚的马克思”发出了邀请，请他回到法兰西共和国这个“所有自由之友的庇护所”。马克思自然喜不自胜。3月中旬，几乎所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人物都到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就地建立。29一周后，革命扩展到了德意志境内的两大主要势力中。柏林与维也纳爆发了街垒战斗之后，得到教训的皇室们被迫任命了自由派的政府，这让被流放的德国激进分子有了在自己祖国展开政治斗争的机会。

在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泰德这位《 德意志 - 布鲁塞尔报 》出版人以及奥尔格·海尔维格的带领下，一大批巴黎的德国流亡分子提议让住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武装起来——其中大部分人在1846～1847年的经济危机中丢掉了工作，然后作为一支革命的军团开进德意志，打出一个德意志共和国。在整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革命都在政治上持冷静态度的马克思表示，这种提议是一种愚蠢的冒险主义做法，只会以灾难收场。他在这一点上的看法非常正确，德意志军团中大部分人手无寸铁而且给养不足，只能勉强到达德法边境。在穿过莱茵河之后，这些人立即溃不成军，要么被逮捕，要么被迫重新流亡。马克思成功地让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了这项提议，同盟的大部分成员都因此得以远离这场毫无把握的冒险。30

按照同盟之前的考虑以及沙佩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马克思提出，同盟的手工业者成员应当和平返回德国。马克思在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朋友会负责他们的旅途开销。马克思希望，一旦同盟成员返回德国，就要在不同城市组建工人联合会，现在新成立的自由派的德意志邦国政府都保护结社自由。马克思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这些团体组成的全国性网络。美因茨，这个莱茵地区仅次于科隆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许多较活跃的手工业者成员的家乡，它将成为组织工作的节点。那里的同盟成员将自行建立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

至于马克思自己，以及他最亲密的政治伙伴——恩格斯、沙佩尔、威廉·沃尔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高级成员，马克思则有其他的考虑。他们将全部返回科隆——这座城市中他还有许多支持者，并开办一家激进派的报纸《新莱茵报》，作为马克思在1842～1843年以相当热忱编辑的报纸的续刊。再一次，马克思将成为他渴望成为的角色，一家从事改革运动报纸的主编。这一次，由于普鲁士建立了允许媒体自由的制度，他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要用上之前被抑制的所有犀利的抨击。到了4月中旬，马克思和大多数伙伴都到了科隆，准备把计划付诸实践。马克思的理念遵从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勾勒的大纲。这家报纸呼吁建立一个革命的德意志共和国，一个德国版的1792～1794年间的法国，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人联合会全国网络要支持这种革命，不过它还要在政治上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即共产主义工人的革命。31

1848年春的科隆深陷改革的风暴。这座莱茵大都市的每个地方都飘扬着此前被禁的黑红金三色德意志国旗，连普鲁士政府的建筑上也插上了这样的旗帜。该市左翼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皇室咖啡厅（Café Royal）——急忙撇掉了自行冠上的君主名头，改名叫施多威克德意志咖啡馆（Stollwerck’s German Coffeehouse）。在这座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兰城市中，居民们现在可以自由表达他们对普鲁士殖民统治的憎恨了。少数亲普鲁士的保守派人士销声匿迹，不过支持君主立宪的自由派、亲共和的民主人士以及反普鲁士的天主教保守派全都极其活跃地出现在公众生活中。这是一种在“人民之春”[55]中出现的政治景象，而对于其他德国大城市来说，只有革命热情到达最高潮时才会这样。与其他城市相比，科隆还有一点独特的地方在于：出现了大规模活跃的共产主义运动。该市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成员已经动员了数千名手工业者与劳动者，闯进市政大厅（为了躲避这些人，吓坏了的市议员们跳窗而出）要求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为工人减税，以及让人民负责立法。

受革命爆发的鼓舞，科隆以及附近地区的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劳动者忙于自行采取行动，但缺乏具体的共产主义目标。他们召集公众会议，倒苦水、提要求。愤怒情绪暴涨的情况下，他们困住雇主，并威胁他们，要求提供更高的工资以及更有利的合同条款。这些要求偶尔会升级为起义暴动，当时被广泛报道的一起暴动就发生在附近的索林根（Solingen）。熟练的金属加工手工业者攻击并拆毁了一家大的工业铸造厂，原因是这家厂子的产品比这些人的手工制品便宜。

科隆里里外外的情况似乎都在朝着马克思政治策略设想的方向发展：复制法国革命针对普鲁士君主制，靠工人们复制法国革命针对资产阶级，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在进行之中。不过，就在马克思到达这座城市几周后，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完全如其所料。美因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没有进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一个遍布全国的工人联合会网络也没有建立起来。同盟的一位特派员向科隆汇报：“我发现美因茨的同盟将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瓦劳（Wallau）在威斯巴登（Wiesbaden）；奈贝克（Neubeck）在会议时间跑去咖啡馆玩骨牌；在大家看来重任在身的梅特涅（Metternich，这里不是指那个被废除的反革命奥地利首相弗朗兹·冯·梅特涅，而是共和派革命者日耳曼·梅特涅），却对革命目标毫不关心……”32计划中由美因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领导的全国工人联合会，一直没有出现。

到1848年下半年，马克思已经中断了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联系。数年后，同盟的一位成员——卷烟商彼得·罗瑟（Peter Roeser），在普鲁士警察的审问下，供出了马克思在1848年春天就解散了同盟的事。历史学家对这种解散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直有争议，也有翔实的证据证明同盟并没有正式解散。3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1848年6月马克思革命活动的巅峰期到1849年秋他作为政治难民前往伦敦避难这一期间，无论是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还是在保存至今的私人文档里，都找不到他提过同盟的证据。

在双重革命目标的问题上，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间的不和，以及与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分歧，在科隆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该市慈善医师安得列阿斯·哥持沙克（Andreas Gottschalk）的领导下——他还是个积极的活动分子和激情四射的演讲者，科隆的共产主义者与美因茨的同僚截然相反，一直非常活跃。他们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冲进了市政厅，而且几乎就在马克思到达前，他们成立了参与者众多的科隆工人联合会（Cologne Workers’Association）。该组织在1848年6月的顶峰时期曾有8 000名会员，差不多是科隆成年男性总数的1/3。34

哥持沙克的团体似乎就是马克思想要的那种，但他的工人组织带来的麻烦要比好处还要多。这里不乏一些个人恩怨：哥持沙克对马克思等潜在对手非常嫉妒，他希望这种对手远离这座德国西部的最大城市。他认为马克思在流亡结束后应返回老家特里尔，而恩格斯则应该返回伍珀河谷，在那里他们可以参选新召开的德国国民大会。马克思和他那些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朋友正是哥持沙克不愿见到的。1848年5月，哥持沙克退出了同盟，表明他不想按照马克思的指示行事。35

除了个人恩怨之外，这里也存在有政治分歧：哥持沙克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莫泽斯·赫斯的朋友、学生以及密友。36在马克思到达科隆不久后，赫斯为了避免两人之间的冲突已经离开此地去往巴黎；不过作为工人联合会有影响力的领导，哥持沙克还是要坚守岗位，贯彻赫斯的政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表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攻击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做法，其实是在帮普鲁士保守派做事。这一观点如今在现实中得到了检验。哥持沙克拒绝支持由科隆民主人士领导的反普鲁士王朝的行动，这正好应了马克思的指责。支持哥持沙克反对自由派和民主人士的人多是左翼分子，他们指责这类人不够激进或是不够革命。在1848年5月的同一天，法兰克福召开了德国国民大会选举，柏林召开了普鲁士制宪大会（P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哥持沙克在两大会议上都拒绝与民主人士合作。颇受欢迎的哥持沙克甚至未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参加这些选举，而是将两次大会视作资产阶级的闹剧，并呼吁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对其加以抵制。他的号召的确有效果，但其最大的受益者是科隆那些普遍持保守立场的亲奥地利的虔诚天主教徒（马克思视这批人是莱茵兰地区左翼分子的最大威胁），他们在投票中获胜，选出该市的主教，在柏林代表他们。

1848年6月，哥持沙克的激进主义进一步升级，他号召在德国建立工人的共和国。不过他也坚持认为，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能是适得其反。他称大多数德国人都支持这样一种政权，而这个政权会在不远的将来自动出现，不用花费太大力气。这些都是他导师莫泽斯·赫斯的观点。早在1843年年初，赫斯就告诉过阿尔诺德·卢格，绝大多数人是拥护共产主义的，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上会自动实现。37马克思则认为共产主义是长期组织、煽动以及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且在高潮时还会出现暴乱、内战以及国际大战，所以他觉得这种在和平中无需努力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只是妄想。

比起组织工人阶级，马克思在开办激进的政治性报刊这件事上要做得更为成功。自从普鲁士的自由派政府废除了媒体审查，重建《莱茵报》的说法就一直在科隆流传。第一个决定要这样做的是莫泽斯·赫斯。1848年4月初之前，是赫斯一直在与有意向的财务支持者、出版商以及国外通讯员进行协商，不过在4月12日——也就是马克思到达科隆后第二天——召开了拍板的会议后，便开始由马克思及其支持者负责此事。赫斯之后去了巴黎，基本没有参与到整个1848年革命的政治风波中（马克思打败他的导师对他与安得列阿斯·哥持沙克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帮助）。表面上看似乎是马克思的追随者给这次会议收了尾，不过这还是反映出了马克思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地位，5年前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他那活跃的表现实在是太让人印象深刻了。

这家报纸还是要像《莱茵报》一样，靠售股的方式筹资。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马克思和他的同事发疯似的工作，希望筹集到资金，让事情走上正轨。他们希望能从恩格斯那富有的父亲那里收到一大笔资金。但按照恩格斯自己的说法，他那虔诚且保守的父亲老恩格斯，“比起给我们一千泰勒，更愿意向我们打一千梭子霰弹”。到最后，他们还是筹到了13 000泰勒。马克思将自己从母亲那里提前继承的部份遗产贡献了出来。恩格斯添上了一小笔，考虑到当时他那微薄的个人资产，这笔钱可谓来之不易。大部分资金来自马克思在科隆以及周边地区的支持者——很多富裕的小生意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并不都是激进的左翼分子，而主要是对这位《莱茵报》充满激情的编辑颇有好感，而且愿意让他再试一次。就这样，《新莱茵报》的创刊号在6月初如期面世。38

这份报纸将成为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开展政治行动的主要场所，他和他的追随者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新莱茵报》党”。为了给他的报纸加料，7月初马克思开始参加科隆激进政治俱乐部“民主社团”（Democratic Society）的会议，而这个俱乐部正是此前被哥持沙克贬斥为资产阶级的组织。在这年夏秋之际，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很快主导了会议，并且在方针制定上拥有了很重要的话语权。马克思在科隆的长期支持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也是《新莱茵报》编委会的成员之一，被选为这家俱乐部的副主席。和中欧其他激进分子同伴一样，科隆的民主人士也试图靠组建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政治俱乐部联盟的方式，强化他们的运动。1848年6月，来自普鲁士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俱乐部在科隆召开了一次民主代表大会，马克思与恩格斯成为了会上的主要角色。在和一些潜在的对手辩论过后，特别是同波恩的教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争辩之后（辩论非常激烈，甚至差点动起手来），大会代表团选择由马克思和他的同伴在民主政治俱乐部区联盟的理事会中占据多数席。39

到1848年秋，马克思已经成为了一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革命者了。他是一份发行量增长迅猛的报纸的主编，而且在地方和省级的激进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渴望成为一名全国性的政治领导形象，而《新莱茵报》也正在走出地方性报纸的圈子，这一点从写给编辑们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来——寄信的地址从东南巴伐利亚各省、北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56]的格莱弗斯瓦尔德（Greifswald），一直到普鲁士遥远东北部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以及在这之间所有欧洲中部的地区。通讯员们报道自己家乡发生的政治斗争，要求马克思提供政治建议，还请求工作或职位推荐。该报驻维也纳通讯员的妻子是一个演员，她甚至还请求马克思为她在德国一家剧院的驻场公司安排一个职位。40尽管报纸的受众不断增加，马克思主要还只是一个地方形象，是个二流的革命领袖，未跻身于那些最有名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即那些在法兰克福德国国民大会以及柏林普鲁士制宪大会中的前座议员之列（前者中就有马克思在特里尔的同学路德维希·西蒙，以及他之前的资助人阿尔诺德·卢格）。虽然还不能在国家层面对事件产生直接影响，但活跃的革命还是保证马克思有足够的机会实现自己造反的志向。

事实上，《新莱茵报》是一份马克思风格的报纸。他被任命为“总编”，签了3年的合同并保证其采编方针不会受到干涉，年薪是1 500泰勒——这是他薪水最高的一个职位，只是不清楚鉴于报纸的财务困境，他是不是真的能拿到全额。除了主编合同之外，马克思还是个有话语权的股东，这样他才能给自己创造一个安全且不受限制的工作岗位，而不用再像在《莱茵报》时那样处在一个不被公开承认的不稳定位置上，要看投资者的眼色行事。41《新莱茵报》的编辑室，就在科隆老城区那迷宫一般的街道中——下制帽坊街17号（No. 17 Unter Hutmacher）的一层楼中（排字与印刷在底层），这里成了马克思的政治总部。在这里，他又可以重操1842～1843年间的旧业，要攻击的敌人还是当年的那一批，追求的很多目标也和当年一样，只是这一次他要用更公开、更猛烈和更激进的形式做事。

普鲁士王室的官员与士兵再一次成为了《新莱茵报》猛烈抨击的对象，就像科隆警察署长所描述的那样，马克思“在他那读者群庞大的报纸上，对我们的宪法、我们的国王，以及我们国家的最高官员进行了彻头彻尾的中伤”。1948年8月9日刊的头条文章可以解释为何这位好好警察会如此愤怒。在写到波兰与德国民族主义者应当合作时，马克思几乎是顺手就把普鲁士的官员树在了靶子上：“哪有莱茵人没和新到任的旧普鲁士国家官员打过交道，或是没机会认识到他们那种举世无双、自命不凡的全知全觉态度，那种狭隘的正确，那种无法容忍任何反对声音存在的野蛮？当然，在我们这里，这些旧普鲁士绅士手上……没有用来打我们的手杖，正因为少了后者，一些人难过得要死。”42

1848年革命本应利用柏林的普鲁士制宪大会与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大会，将德国威权统治的君主制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新莱茵报》大部分的抨击文章都集中在这些革命的议会上：怪它们不够革命，没有行使人民主权也没有把革命前的政府拉下马。在普鲁士大会中占大多数的自由派宣称其目的是与国王就立宪一事“达成协议”，反对激进分子自行立宪的要求，因此这个大会也通常被嘲笑成“达成协议大会”或“协议达成办”。至于法兰克福大会，马克思在1848年11月写道：“对大会最严厉的裁决已经下达——忽视、遗忘它的决议。”虽然这种诋毁出现在普鲁士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候，但在报纸开始发行后不到两周，也就是1848年6月相对平静的环境下，马克思就已经写了一篇头条文章，贬斥两大会议的“Inkompetent”——这个德语单词既有“无能力承担”的意思，也有“缺少权威与资格”之意。至于德意志各邦国出现的新自由派政府，马克思对它们也没有什么好话。在他攻击的对象里就有普鲁士总理大臣，即马克思的前任资助人鲁道夫·康普豪森。43

马克思在自己的首批报道中就坚持，这种缺少勇气的政治改良必须被民主人士的终极目标所取代——“德意志共和国，统一且不可分割”。这个生动的短语正是来自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时期雅各宾派的标语。在6月19日、21～22日，以及26日出版的《新莱茵报》中，里面的小品栏（Feuilleton，欧洲报纸中设立的一个栏目，用来刊登连载小说，或报道文学、文化消息）为了娱乐读者，翻译了路易十六（Louis XVI）在国民公会接受审判的故事：众所周知，审判的结局是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马克思贬斥法兰克福的国民大会里的改良民主派，因为他们渴望一个“由老实的乡下人组成的共和国，要远离促成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所有犯罪与暴行，手不沾血且鄙视红旗……（这个共和国里）每个诚实的市民都能过上安宁祥和的生活，活在主的祝福与荣耀中”。这种讽刺无疑凸显了马克思希望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重现18世纪90年代革命的雅各宾主义的愿望。44

马克思解释称，一个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应该诞生自“本土的冲突中，以及与东部的战争中……”与东部的战争是指与沙皇的战争。这位皇帝的专制统治被所有的激进分子——尤其是马克思——视作欧洲反动的、反革命的主要势力。这种冲突与战争是马克思革命策略中的核心元素。革命战争也在18世纪90年代为激进革命提供了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一场新的革命战争会催生同样的成果。在马克思去世多年后，恩格斯在回忆起《新莱茵报》时表示，与俄国的战争，以及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建立是该报道的两大主题。从报纸创刊号发行到1849年5月出版的最后一期，与俄国的战争一直是它首要关注的内容，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愿景：组建国际革命军队，向东欧进军、挑战沙皇。45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有关《新莱茵报》采编方针的记录中，似乎还缺少一些东西：共产主义。该报的所有编辑都是共产党人，这在当时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在见报的稿子里没有对资本家的抨击，也缺少对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的报道，这一点令人吃惊。整个报纸的风格是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充满了外国词汇以及对文学和历史的引用。对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层社会人士来说，阅读该报的难度可想而知。要知道，在1848年革命中，报纸通常是在人群中被大声宣读的。朗读的人教育程度较高，则可以解释难懂的观点，但《新莱茵报》文章的风格对读者知识水平的要求实在太高，就算按上面的方式也很难奏效。和科隆其他左翼报纸不同——它们面向的是大众群体，马克思那开启民智式的产物主要的是面对教育程度较高的读者。46

《新莱茵报》上缺少阶级斗争的内容，并不是因为现实中缺少革命尝试，这一点在1848年夏表现得越发明显。从“六月起义”（June Days）开始，共和政府与巴黎东部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虽然大部分德国的左翼分子认为这一系列事件是个悲剧，把共和政府推到了本应最支持他们的民众的对立面，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称颂了这次暴动，认为失败的起义是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步。这种革命应该针对共和政权，但这样的政权在目前的德国还远未出现。

科隆的民主人士反对马克思对“六月起义”的解读。在看到这些人反复做出批评后，马克思否定了自己作品中的观点。1848年8月4日，在科隆民主社团（Cologne Democratic Society）的会议上，马克思通过演讲指出，只有“通过使用知识的武器，各阶层的利益”才能达成“彼此认同的妥协……”。阶层的和谐并未能出现，相反，由于“拒绝互相让步，以及民众阶级间关系的概念被扭曲”，已经导致巴黎“出现了血腥的后果”。接着，马克思驳斥了以“单一阶级”为名实行革命独裁的概念，这是他的老对手魏特林几周前在科隆提出的说法。马克思称这是“胡说八道”，因为一个革命的政府必须由“各种元素”组成，“才能通过交换想法，在最合适的执政形式上达成协议”。47

这种放弃阶级斗争，甚至对其加以谴责的说法，听起来明显与6个月前刚刚才撰写出《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所信奉的思想背道而驰。对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进行了大量编纂工作的文字工作者来说，他们对这样一段演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认为后来的文章一定是错误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话。48如果真是如此，马克思也并没有尝试纠正这种误解。相反，他的发言非常符合《新莱茵报》一贯的反普鲁士采编方针，也符合这家报纸想要号召所有莱茵兰的居民起来推翻普鲁士威权统治的尝试。挑拨或利用不同社会阶级间的敌对关系，只会削弱这种联合。

为了反普鲁士这个目标而临时放弃反资本主义，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与他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的对手——安得列阿斯·哥持沙克——之间分歧最大的地方。1848年7月初，普鲁士当局以明显是捏造的罪名逮捕了哥持沙克，并把他扔进了监狱，一直关到12月审判召开，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在哥持沙克入狱期间，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特别是伦敦的共产党人约瑟夫·莫尔和卡尔·沙佩尔，接管了科隆工人联合会，并把该组织转型为发动工人支持反普鲁士革命的工具。他们利用集会向会员们讲解经济与政治问题。一位愤愤不平的哥持沙克支持者描写了协会中的核心成员沙佩尔开展工作的情况：“公民沙佩尔在会上就时事展开长篇大论，并用历史和数据进行说明，会议剩下的时间都耗在了这上面。他在结束时还承诺，要在以后给出欧洲所有国家、所有人民与所有部族的数据统计。”49

既这种搞笑又充满敌意的描述确实符合沙佩尔的演讲风格，指出了把工人联合会当作教育民主人士工具这一点上所存在的问题。然而，工人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在马克思及其同事的领导下，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人数较哥持沙克领导时缩水了90% 多。50单看马克思从两个方面重现法国大革命策略的任何一个方面——反普鲁士的民主革命以及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革命，都有可能实现；而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则不可能。攻击普鲁士的统治意味着要忽视阶级对立，培养工人们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则又意味着要停止与科隆和莱茵兰地区的其他民主人士的合作。1848年9月与11月的革命危机给了马克思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实施革命方案中反普鲁士的那部分内容。到1849年5月，即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革命危机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逐渐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重新开始他在此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忽视的工人阶级组织工作。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那起义的激情。

和19世纪中叶革命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1848年9月的危机也涉及民族主义的问题：北方的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尔斯泰因（Holstein）的德裔居民发动起义，反对丹麦的统治。起义者要求将这两个公国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邦国。普鲁士的自由派政府派兵支持了暴动；但在沙皇的强大压力下，普鲁士政府不顾德国国民大会的抗议，于1848年9月和丹麦人达成了停战协议，放弃了起义者。这件事涉及民族情感，给了德国左翼分子绝佳的借口去敌视沙皇，并反对保守派在普鲁士重新掌权。对科隆来说，让形势更加紧张的是，这件事正好赶上一次酒后闹事。当地平民与普鲁士军营中的士兵发生了冲突，对抗中士兵们失去控制，冲上街道攻击行人、捣毁店铺。事情在人们眼中成了这种情况：普鲁士士兵非但不去打击国家的敌人，却反过来攻击本国莱茵地区的属民。

从柏林和维也纳筹资并进行宣传活动的马克思，一回到科隆便利用了这种局面。他和他在民主社团的朋友召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开会议，在科隆建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这个名字和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统治期间的机构完全一样。这次大会之后，在科隆北边位于沃林根（Worringen）的弗尤林根草原（Fühlingen Heath）上又举办了一次会议，有7 000～10 000名农民聆听了演说，演讲者里就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的演讲技巧不高，没有出场）。他呼吁建立一个红色共和国，并要求农民在最后关头前往城市，和普鲁士士兵一拼高下。

摊牌的时刻最终在9月25日到来，警察企图逮捕科隆的大量激进分子，其中包括恩格斯和约瑟夫·莫尔——后者是当时工人联合会的主席，结果导致了暴乱，还竖起了街垒。整个城市陷入了短暂的动荡期，不过到了晚上，街垒都被遗弃了，普鲁士当局实行了军事管制。民主社团与工人联合会都被关闭，《新莱茵报》被停刊12天。当时真是革命的时刻，德国南部在这时也发生了暴动。这些事件带有强烈的反普与反俄色彩，这正好符合马克思的计划，不过这种民族主义的小插曲很难称得上是《共产党宣言》里宣称的观点：民族主义即将灭亡。51

为了避免冲突引起的逮捕活动，莫尔和恩格斯都逃出了普鲁士。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恩格斯一直在法国和瑞士游荡，大部分时间与马克思失去了联系。身上的钱差不多也全花光了，并时不时地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质疑。恩格斯的父母给远离身边的儿子写了成堆的信，告诉他马克思和他那些不信神的共产党朋友们已经抛弃了他，也不再关心他。这些信件的内容由恩格斯的母亲爱丽莎仔细加工过，毕竟恩格斯和母亲的关系要比他和父亲的关系好得多。不能说这些信完全没有效果，也不能说信的内容完全正确。报纸的投资者与马克思的一些左翼同事，都想让马克思与恩格斯脱离干系，其中就包括海尔曼·艾韦贝克和科隆的共产党医生卡尔·德埃斯特，理由是恩格斯那难以与人相处的个性让他经常和编辑部员工发生冲突。马克思特地安抚了他的这位战友，表示不管其他左翼分子怎么想，“抛弃你，哪怕只有一分钟也是妄想。你永远都是我值得信任的朋友，希望在你心中我也一样”。至于来自恩格斯家人的指责，马克思把它们归咎于恩格斯的父亲——用他的话说就是这条“老猪狗”。马克思甚至向恩格斯寄钱关照他，这说明两人今后相反的资金流向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是上天注定的。52

10月3日，科隆解除了军事管制；一周后民主社团与工人联合会重启会议，《新莱茵报》也再度开始发行。尽管少了两个亲密的同事，马克思还是有足够的组织资源，来应对11月即将出现的下一个重大政治危机——那时腓特烈·威廉四世将派出军队，解散柏林的普鲁士制宪大会。在士兵们按国王的意愿行事之前，大会代表们投票决定，号召普鲁士公民拒绝缴税，直到人民选出的代表能够自由进行审议工作为止。

制宪大会终于以革命的姿态行事了，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当中。《新莱茵报》每天的报头都是：“不缴税！”9月份的时候，事件大部分还只发生在科隆和周边地区；和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马克思在11月时利用了他在民主俱乐部省联盟理事会中的地位组织抗税，然后又在全莱茵省境内组织武装力量抵抗普鲁士的统治，这些都获得了当地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以及大众的赞许。53斗争很艰苦。与9月的事件相比，这次当局花了更多的时间才恢复了秩序；但到了最后，到1848年12月，抵抗力量还是被击垮了。马克思本以为自己会因暴动行为被处决，但政府只是以煽动叛乱和抵抗当局的罪名起诉了他。54

1848年11月和1849年5月的两次革命危机差不多相隔了半年，在这半年时间里马克思必须经受大量的困难。从某些角度看，被起诉其实是他最不用担心的问题。1849年2月，对他的审判最终变成了他的一场巨大胜利。在对陪审员的辩护陈词中，马克思手举一本《拿破仑法典》，赞扬其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制度，并把它与等级社会对比，抨击等级社会的极权君主制，以及来自贵族地主和政府官僚间的支持者。随后马克思指出，普鲁士制宪大会号召抗税的决议，代表的正是这种现代的法律秩序，反对了国王肆意解散大会的旨意，所以他实际是在合法地捍卫大会。

在这番演讲中，马克思借鉴了《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些概念与当时的政治相比较。有意思的是，作为他在1848年革命中公开使用《共产党宣言》中理论的一个主要例子，马克思是在一群资产阶级分子前做出的这番表态，法庭的陪审员都是从纳税最多的人中挑选出来的。对《拿破仑法典》的褒奖无疑是为了取悦这些人，因为在莱茵兰人人都知道《拿破仑法典》，不过这番褒奖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他父亲——一个典型的拿破仑时期的法律工作者——以及他自己在波恩和柏林学习法律经历的回忆。这自然会引发陪审员的好感，他们一致投票判马克思无罪——当然，无论是革命期间还是革命过后，在那个世纪中叶发生的政治审判大都是这样一种结果。55

两名普鲁士士官声称，马克思在审判后向他们吹嘘：“现在法庭也不敢动我。”56马克思否认了他们的这种说法，不过在1849年的冬春之际，对《新莱茵报》来说，和政府迫害相比，财务上的问题所带来的威胁性更大。这家报纸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相当不错的6 000份，但资金非常短缺。第一批投资者不愿意再向这家报刊投钱。在之前8～9月的筹款之旅中，马克思从波兰民族主义者那里筹集了2 000泰勒，这些人赞同他反俄与反普的立场。但这笔钱很快就被用光了，而在军管期间，报纸又不能发行，这对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报社发行了短期债券救急，但对债券购买者来说，在这种债券上投资，与其说是为了谋利，不如说是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到1849年年初，正像马克思所写的那样：“报社所有的通讯员与债权人都在随心所欲地反对我了。”他拖欠了排字工人的薪水。无产阶级也不能仅靠革命口号糊口，他们威胁要罢工，并在排字室挂出了一条大横幅，上面写道：“只要涉及钱，就没什么好说的。”这是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戴维·汉斯曼用来抨击普鲁士国王的名言，人尽皆知。在1849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马克思又踏上了筹款之路。这次他来到了德国北部，但也因为这个原因，当最后一次革命危机爆发时，他本人并不在自己的科隆政治大本营里。57

在1849年1月的普鲁士议会的议员选举中，马克思最后一次继续了他的反普鲁士策略——与科隆民主派密切合作。他强烈反对安得列阿斯·哥持沙克对其他工人候选人的提名。哥持沙克上月被判无罪释放，现在已经重获自由。他的追随者在工人联合会中就这一问题与马克思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最终失败（哥持沙克本人现在和他的导师莫泽斯·赫斯一起待在巴黎）。他们的带头人最后说道，马克思是想让工人们“脱离中世纪的地狱，但办法是让他们自愿掉进资本迂腐统治的炼狱中”——换言之，也就是通过反普鲁士的革命，迎来一个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政权，而到时这个政权又是工人们必须要推翻的。58

这次大选对民主党人和马克思的策略来说是场胜利。选举之后，马克思又改变了他的做法。1849年4月，他宣布他和他的追随者将退出省级民主派委员会，并号召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工人协会联盟，这是对他对手策略的认可。他的报纸第一次开始涉及社会问题，还登出了一份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稿，马克思在其中谈到了他在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看起来马克思似乎就要放弃靠群众基础广泛的反普鲁士君主制的民主革命，而把精力全部放在组织工人阶级上。59

策略调整正好赶上德国1848年大革命的最后一次危机爆发。危机始于最不革命的一个举动，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将普鲁士国王指定为德意志皇帝。与革命前的政权合作——而且是和一个革命前的反革命政权合作——这正是马克思之前就谴责国民大会的原因。和科隆以及全德国的其他激进民主派一样，他也以最大的不屑看待大会的决定。

然而，和马克思所想象的正好相反，德国公众支持这项决议，但腓特烈·威廉四世自己却没有接受。欧洲各地召开了诸多会议，与会者包括民兵武装成员和大群市民，他们都支持宪法，并发誓会不惜生命代价去捍卫它。从《新莱茵报》创刊以来，马克思就在期待这样一幕的起义发生。只是他寻求的这种激进民主革命正好发生在他与民主派分道扬镳，并号召组建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之时。

1849年5月，革命到达了最高潮，德国西部的局势越发紧张。普鲁士军队在科隆维持高压政策。兵营里的士兵将掉转城墙上大炮的炮口，将其对准城市。虽然这座莱茵地区的大都市没有发生暴乱，但大众已经逐渐在政治上开始表现出抵抗情绪。来自该省各地政治俱乐部的代表在这里召开了4次会议，甚至还有过各市市长和市议员参加的大型集会。大部分会议的基调都很尖刻：支持国民大会及其制定的宪法，攻击普鲁士领主，甚至要求将莱茵从普鲁士中独立出去。在科隆周边，南方的大学城波恩发生了暴乱；北面的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也是如此；还有更北面的下莱茵的纺织工业地区，该省东面的索林根与雷姆沙伊德（Remscheid）的金属加工工人与伍珀河谷的织布工人也参与了进来。大部分工人阶级在暴动都建立了街垒，民兵与普鲁士军队交战。莱茵地区的战斗只是德意志全境暴乱的一部分，德国中部、西部和西南部都爆发了起义。

在这种动荡的革命气氛中，《新莱茵报》非但没有鼓动起义，而是反复提到要谨慎行事，并对这种“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新成立的省级工人协会联盟——其中大部分组织的成员是莱茵流域的农民，拒绝被牵扯进起义之中。恩格斯早先从流亡中返回了科隆，他在1849年1月接受了审判，被判无罪。他抑制不住要加入起义，何况他老家伍珀河谷就有起义爆发。他在起义中的表现算不上什么成就——这通常被归咎于他与当地起义者之间存在分歧，但主要原因是他那不够灵活的个性。恩格斯使劲张扬起义者们拿一个反革命的、宗教上特别虔诚的银行家作为人质的事情，并表示如果普鲁士攻击的话，他就会开枪打死这个人。顶着“街垒巡视员”的名衔，恩格斯把所有黑红金的德意志国旗都换成了红旗，这之后起义的领导者只好把他请出了这座城镇。60

从现在的角度看，马克思的不愿意行动和恩格斯的过度热情，这两种态度中哪一种对革命运动更为不利很难说清楚。不过，无论哪一种态度都不会阻止普鲁士政府采取行动。由于陪审员拒不裁定马克思犯下媒体攻击的罪名，整个1849年春天，当局都在寻找其他方法让这家报纸收声。然而，间谍与奸细没有任何收获。但在1849年5月的危机当中，内政部收到的一份报告称，马克思与一项预谋的暴乱牵扯得很深——实际上马克思一直小心地与德国各地爆发的起义拉开距离，这给了政府极佳的借口。曾经宣布永远放弃普鲁士公民身份的马克思，以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身份，被这个国家驱逐了出去。61

主编被驱逐，导致《新莱茵报》的生命戛然而止。1849年5月19日，该报发行了最后一期，印刷时采用了代表革命的红色。这一期报纸极受欢迎，被反复加印，最后卖出了20 000份。最后一期《新莱茵报》号召解放工人阶级，预测未来会出现暴力革命并会与沙皇交战，这是报刊关于起义反抗的最后举动。同一天，马克思及其家人、恩格斯，还有其他政治盟友离开了科隆，沿莱茵河逆流南上，大概是乘坐汽船，离开了普鲁士领土。尽管马克思自己肯定不希望这番远行是永久性的或是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流亡是他余生的宿命。

[48]教皇国，或称教宗国，指意大利半岛上受教皇直接统治的领土，包括若干独立的城邦。经过与意大利的数次合并后，教皇国领土缩减至梵蒂冈。1929年，圣座与意大利签署《拉特兰条约》，建立梵蒂冈城国，代表教皇国正式解体。

[49]一译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50]书中原文为Congregation，本意为宗教活动中的集会，引导为原文所加。

[51]有中文版译为“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德文原文为“Märchen”，多指寓言与童话。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307页。本书中英文版原文为：“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air，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with sober senses，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53]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指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实行的专制统治。当时临时政府大举镇压反动派，大批保守派以及异见人士被送上断头台。

[54]这里是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55]春，通常被用来描述政治自由化倾向突出的时期，如“阿拉伯之春”、“布拉格之春”等。1848年欧洲革命被称为“人民之春”或“民族之春”，即德语“VÖlkerfrühling。

[56]现分属波兰与德国。

被流放者

普鲁士军队镇压了王国西部各省的暴乱，这之后没有几天，马克思就离开了科隆。现在看来，他们的做法表示19世纪中叶的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革命斗争不仅没有停息，而且还在继续，目前的军事对抗还在掀起高潮，结果如何还很难预料。在位于德国西南边陲莱茵河畔的巴登（Baden）和巴拉丁（Palatinate），那里的激进分子夺取了权力，正在努力建立一支革命军为事业奋斗。匈牙利，现在作为一个与奥地利帝国切断了所有联系的独立共和国，它的士兵从哈布斯堡王朝[57]的军队手中夺回了布达佩斯，并一路沿着多瑙河推进到了维也纳。激进分子控制了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教皇国在内。他们在罗马夺权后宣布成立共和国，教皇被迫逃跑。在庇护九世[58]离开后，革命者领袖朱塞佩·马志尼及其军事专家朱塞佩·加里波第来到了当地，后者当时正在组建另一支革命军队。

所有起义者都明白，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最终命运都取决于法国政治东征的结果。那里的民主派与社会主义者正在协商联合寻找新的支持者，并努力赢回他们在1848年下半年失去的优势。如果他们能重新掌权，那么欧洲大陆上最强大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就可以代表起义者发挥作用。届时，1849年春的斗争就将成为新一轮革命暴动的启动阶段。

马克思要赶上这次革命大潮，力图将他在1849年4月开始发起的共产主义策略变成现实或是重新发动起义。他立刻在1849年5月下半月开展了相关的主要工作，不过在接下来的3年半时间里，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整个过程艰难而痛苦，从1849年5月被驱逐出科隆开始，一直到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审判结束告终，马克思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新革命所抱的希望渐渐破灭。他那不妥协的政治策略针对的敌人越来越多，而他的朋友也因此而筋疲力尽。在德国失去最后的支援基地后，他只能不断地改变临时避难所，这同时也让他的个人与家庭生活更加潦倒，出现了更大的困难。面对这种接连而至的失败，一种关于革命前提的新理论——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杰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诞生了。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不仅要对自己在1848年革命中的行为进行隐晦的自我批判，同时他也会找到一种办法，把那年的希望带入黯淡的未来。

马克思在1849年5月下半月的行踪有些神秘。留存至今的历史证据少得可怜，传记中的记录通常采信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己的回忆录。1鉴于马、恩二人之前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1849年4月同民主派的决裂，自然是不会有什么详细记录的。不过，通过观察这二人的去向，还是能从中发现事态发展的一个大概轮廓。

虽然被普鲁士驱逐，马克思还是能合法地待在其他德意志邦国中，他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也的确这样做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和马克思前往法兰克福，希望能在那里说服国民大会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以支持德国西南各地的起义。但由于懦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干扰，两人只能作罢，转而把希望寄托在起义政权上，结果却发现那里的小资产阶级也缺少革命决心。

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还是说至少部分事实真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鉴于马克思之前一直在诋毁民主派为起义所做的努力，人们一定会好奇，民主人士会怎样对待他这次号召起义的提议。10年后，在德国西南革命政权军队中负责一支狙击手营的指挥官卡尔·埃莫曼（Karl Emmermann），回忆了马克思与其在左翼阵营中的对手卡尔·福格特（Karl Vogt）两人在1849年春的态度与举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一直驱使人们前进，鞭打或针刺——这是大众需要的——然而，就在事情发展到高潮时，他们又总是会说泄气话，要么时机太早，要么太晚，要么不够政治……”当时有篇报道称马克思对巴拉丁的革命政府所说的正是如此。而最终还是加入革命军的恩格斯则坚持认为他的参与是件好事，不然“整群民主派的废物”就会说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太胆小而不敢战斗”——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伦敦流亡期间，这种指责一直伴随着他。2

在到访起义中心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还有马克思的家人以及其他知己，启程前往黑森大公国（Grand Duchy of Hessen）的宾根（Bingen）。在那里他们被黑森军队逮捕，并被带到法兰克福，但随即又被释放。之后，他们返回宾根待了几天，一直到6月初。马克思他们在这座不起眼的莱茵河城镇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宾根坐落在黑森大公国与普鲁士的交界处，也是尤里乌斯·亨策（Julius Hentze）的故乡。亨策是个激进分子，此前曾任普鲁士军官，马克思正尝试从他那里筹钱。综合两个因素考虑，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马克思是希望在普鲁士领土外重新开办《新莱茵报》。那个时间段保留下来了一份发表于宾根的媒体声明，时间是1849年5月31日，声明文件上有《新莱茵报》全体编委成员的签名。声明称，由科隆活跃的民主人士海尔曼·贝克尔（Hermann Becker）在马克思走后创办的《西德意志报》（West German News）并非像贝克尔自己声称的那样，是《新莱茵报》的续刊。“至于《新莱茵报》会在何时何地重现，下列编委会成员保留发表更详细声明的权利。”这样一种声明更像是暗示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正希望让自己的报纸恢复出版。3

然而，这些计划永远未能落实。原因可能是马克思找不到必要的资金，而且在6月初，在前两周还团结一致的这组人突然解散了。燕妮带着孩子们回到了特里尔的娘家，恩格斯回到了巴拉丁。恩格斯在当地嘲讽起义者，称他们是不懂行的资产阶级，并取笑他们为迎战普鲁士军队所做的准备。这种讥讽实在有些过头，一组起义军把恩格斯当作普鲁士间谍抓了起来。数年过后，等到普鲁士人在当地恢复了秩序，巴伐利亚当局召开了公审大会并发表了一份宣传稿件，想说明革命者在巴拉丁实行过恐怖统治，还用一位普鲁士的报纸编辑遭逮捕的事情做例子。巴伐利亚官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的恐怖革命的无辜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知名的共产党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把巴伐利亚政府的误判放在一边，这起事件是那6个月中恩格斯第三次用鲁莽的评论与过激的行为疏远左翼同胞。革命政府中的一位官员、科隆共产党医生卡尔·德埃斯特认出了恩格斯，后者这才得以释放，并加入了奥古斯特·维利希——也是一名激进的前普鲁士军官——指挥的武装志愿部队。虽然革命军中的大部分士兵都不愿意参军，应征入伍者的装备也是极差，在与入侵的普鲁士人交战时也更愿意逃跑，但维利希指挥的部队作战时却很英勇。在巴拉丁与巴登的战役结束后，和维利希还有他手下的大多数人一样，恩格斯也成了瑞士的难民。从1849年6月初到7月末，恩格斯与马克思以及《新莱茵报》编委会中的其他人都失去了联系，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还经常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4

马克思出发前往巴黎，并不是以难民或政治流亡者的身份。按照他公开强调的说法，他是以德意志民主俱乐部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出访巴黎的——而实际上在1849年4月，马克思就已经辞去了他在该组织省级理事会中的职务。5法国首都的现状与他在去年4月逗留时的情景大不相同，尤其是在12月份，当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被选为共和国的总统之后，法国政治风向早已右倾，有关君主制复辟的传闻盛行。马克思的法国朋友们，那些曾在临时政府任职并在1848年春对他表示欢迎的人，现在已经沦落为反对派了。

马克思偶遇老熟人发现他们正在筹谋重夺权力——在马克思看来，此举对复苏法国境内甚至全欧洲的革命来说至关重要。保守的法国政府向意大利派兵，想要推翻罗马共和国（Roman Republic）并让教皇复辟，这给反对派提供了机会。1849年6月13日，巴黎左翼分子带领数万名示威者涌上街头，抗议政府的这项决定。是组织示威游行，还是通过武力推翻政府，组织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和平地反对政府的政策，这种形式在19世纪中叶还算不上常见。虽然大部分参与者都没有武装，但保守派政府并没有将这看作一种表达善意的姿态，反而以大规模武力相回应，驱散了示威者并逮捕了左翼领袖。

许多德国的激进分子，包括与马克思有紧密联系的起义政府代表，明显都与这次示威有关。人们肯定会好奇马克思本人是否参加了这次活动，并没存在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参加过，但他为一家德国报纸撰写的一小篇文章留了下来，其中描述了孤注一掷的示威者将椅子扔向街道、企图阻止骑兵冲锋的情景。这看起来确实像是见证者的实录。6

对新一波革命的最初期盼变成了泡影，马克思计划在巴黎多待一段时间。尽管当时霍乱疫情正在法国首都肆虐，而且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也越发艰难，他还是派人接来了燕妮和孩子们，为了维持日常生活，燕妮当掉了最后一串珠宝。马克思应对个人生活与政治上挑战的办法是重复之前他在巴黎的做法。按照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要成立一个“兼顾文学和商业的企业”——也就是要开办在德国发行的德语刊物，但要在德意志邦国的管辖之外进行编辑工作。一个选择就是出版一份文摘刊物，从《新莱茵报》中选择一些质量上乘的文章；另一个选择就是扩充“雇佣劳动与资本”稿子的内容。继续把重心挪到经济领域，这在1848年革命前夕就已经成为了马克思出书的目标，相关内容现在则可以成为一份政治经济学月刊的选题。和1847年一样，这样的方案需要来自德国国内的财务支持；在1849年7月，马克思和他的同事也忙着筹集必需的资金。7

对待从事颠覆活动的政治难民，法国政府的部分政策就是孤立他们，所以当局没有意向让马克思实施这些计划。法国政府表示，马克思继续留在法国的前提是，他必须把家搬到莫尔比昂省（Morbihan）去，那是布列塔尼大区（Britanny）中一个偏远且非常保守的沿海行政区域。在那里，马克思就不会有什么政治联系，也没办法照料他的家人，单是那里的环境就可能要了他的命。罗兰特·丹尼尔斯，这位住在科隆的共产党医生就警告他，那个省“是法国卫生最差的角落，潮湿、泥泞、流行热病，是布列塔尼的 ‘蓬蒂内沼泽[59]’”。住在那里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一定会染上疟疾。8

燕妮来到巴黎和卡尔相会后，二人讨论了今后的打算。最初的计划是前往日内瓦，但马克思越来越对瑞士充满了怀疑：这种小国很容易受到反革命大国的影响，其政府已经开始对外国政治难民发难——这一趋势在1849～1850年间越发明显。和许多其他受迫害的1848年革命领袖与活动分子一起，马克思选择搬到伦敦，来到这个岛国的首都——这个大国对政治难民采取自由化的政策。途经法国港口城市布伦（Boulogne），马克思在1849年8月27日或28日抵达了伦敦，把孩子们和就要生产的燕妮留在了巴黎几个星期。9

当时马克思32岁，已经走完了半生。他在青少年时期居无定所，在1835～1849年间曾住在特里尔、波恩（两次）、柏林、科隆（两次）、布鲁塞尔和巴黎（三次）。之前，他一直以莱茵兰为中心到处游荡，最远到过法国的巴黎和德国的柏林。这两大强国的首都对莱茵兰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它的命运起了决定作用。搬到伦敦意味着和过去说再见，重新开始崭新的未来。不过和涌向伦敦的大部分难民一样，马克思并不以为然，他仍然期盼在新的起义出现后立刻重返欧洲大陆。直到1861年，他还在计划返回德国。只是，这些期望都没有成为现实，马克思今生都将在伦敦流亡。

住在伦敦算得上是马克思大城市生活的巅峰。伦敦太大了，1850年的伦敦有240万居民，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有2～3万人是德国移民：和在巴黎一样，这部分人中大部分是手工业者，还有一些流亡知识分子，以及一小部分商人和银行家。马克思将在伦敦东区（East End）和居住在那里的工人阶级度过一些时间，那里还有许多德国手工业者移民；他还会在城中寻找资金与商业机会。他的家会安在伦敦中部的苏活区（Soho）——移民、叛逆的文化人以及穷人都住在这里，之后会搬到北伦敦新建的郊区社区。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地区，马克思都必须应付大城市的一个特点：让人难以承受的生活成本。

伦敦和巴黎不同，甚至也不像柏林，它不是思想与艺术创新的中心，而是科学之城。大英博物馆藏书室[60]是无与伦比的知识储藏地。它的圆形大厅，即圆形阅读室（今天游客们还可以从一块展板上看到马克思最喜欢的座位）很快就会成为马克思的第二个家。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上的新进展，无论是来自大学还是该市的研究所，或是其他地方，都成为了出版、公开讲座以及私下讨论的材料与话题。在19世纪的前75年里，英国是海外殖民帝国的代表，而伦敦则是这个帝国的行政与政治首都，同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英格兰银行的决策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中金融工具的价格波动，都会在全球产生影响。新闻与信息不断地涌进伦敦，它们被印刷出来，再散发出去：这里有《经济学人》这样的商业刊物，还有瞄准高端人群的《泰晤士报》，以及大众报纸《每日电讯报》。所有的大报社必须在伦敦设立记者站，这正好在19世纪50年代拯救了深陷财务困难的马克思。

1849年9月的伦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这座城市正在快速变成1848年革命流亡分子的首都、一个对政治难民采取自由化与宽容政策的离岸天堂。而在欧洲大陆，反革命势力正在逐渐获得控制权。一到伦敦，马克思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开始创建了一个流亡者委员会，为那些被困在异乡岛屿的政治流亡分子筹钱；之后他又重新启动了共产主义者联盟，通过这个组织把他更加激进化的政治策略付诸实施。他对政治活动的参与还体现在了一份刊物的创办上。新刊物在海外编辑，但出版和销售都在德国，这项计划最初在巴黎启动，最终在伦敦有了成果。1850年1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The New Rhineland New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正式对外公布了。

这个标题凸显出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日渐重视，但它同时也提醒读者不要忘记他在刚刚过去的那段时间里所扮演的革命角色。获得之前《新莱茵报》同事的支持，对马克思新的政治事业来说不可或缺。在离别巴黎之际，马克思曾强烈要求恩格斯和他一起前往伦敦。马克思提醒恩格斯，瑞士并不安全，有落入普鲁士人手中的危险。鉴于恩格斯在伍珀河谷以及德国西南暴动中承担的角色，当局“会枪毙他两次”；即便能安然无恙，在瑞士“你什么也做不了”，而在伦敦“我们就可以干一番事业”。10然而，法国政府不允许从事颠覆活动的恩格斯穿过它的领土，这样，他就只能绕上一大圈。从洛桑（Lausanne）向南到热那亚（Genoa），然后再搭上一条到伦敦的慢船，恩格斯沿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岸线折腾了5个星期之后，才最终在1849年11月12日到达了目的地。11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几乎所有和马克思有紧密联系的政治合作者都从欧洲大陆逃到了英伦群岛。恩格斯在1851年5月写道：“到今年夏天，《新莱茵报》的全体成员估计都会在伦敦碰面……”12加入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威廉·沃尔弗以及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在同普鲁士军队的战斗中牺牲）行列[61]的是其他的共产党人，例如前普鲁士军官约瑟夫·魏德迈和奥古斯特·维利希，以及三位激进的知识分子青年——威廉·皮珀（Wilhelm Pieper）、彼得·伊曼特（Peter Immandt）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些都是1848年革命的政治难民，在伦敦流亡期间开始倾向共产主义。这会是一个相当有潜力的团队，前提是马克思能在困难苛刻的条件下将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

1849年9月18日的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在英格兰的行动正式启动，这时距他抵达伦敦刚过去了3周。会议的成果是建立了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Committee to Support German Political Refugees），该组织在英国、德国以及美国发表了筹款请愿信。委员会理事会中的两名流亡激进分子，同时也是德国手艺人的亨利希·鲍威尔和卡尔·普芬德（Karl Pfänder）与马克思站到了一起。这两人是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驻伦敦的会员，而这个组织过去一直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场会议的举办地就在教育协会位于大风车街（Great Windmill Street）上的总部。13

该组织在11月重新命名为社会民主流亡者委员会（Social Democratic Refugees Committee）。该委员会建立的头两个月中，总共筹得了相当可观的36英镑[62]，为15名难民提供了救济。随着捐助款额的增加，委员会对外提供支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1849年11月到1859年4月之间，它一共向外提供了超过400多笔救济费用。虽然单笔金额很小，但由于德国政治难民在伦敦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失业、居无定所，有时甚至要睡在公园或大街上，所以这笔钱还是能解燃眉之急的。这是一种无私的援助，不过也附带有政治意义。马克思记下了所有收款人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起义中扩大自己支持者的规模。14

在流亡者委员会的工作让马克思与工人教育协会的手工业者重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帮人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支持者，但马克思在1848年春革命激情刚刚萌发的时候就放弃了同盟。留在伦敦的同盟成员，一般都喜欢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即正义者同盟——那种隐秘的行事作风，他们对重组正义者同盟这个决定并不完全满意。他们曾试图将同盟重塑为一个地下组织，还在1849年年初联系了欧洲大陆的支持者。15现在马克思决定赞同并支持这种做法，这和他之前提倡要公开、面向大众，并进行政治化结社的态度相比称得上是个大转变。随着1849年夏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相继被镇压，而且政治压迫越来越厉害，秘密行事成为了激进分子的首选。马克思的计划是要打造一个覆盖面广的地下组织，但今后要能够公开化。按照他的想法，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爆发新革命，这也就是该组织显身的时机。

同盟重建以及马克思恢复在中央委员会地位的具体情况，到现在仍是这个秘密社团的秘密，不过1849年秋似乎是事情发生的合理时间点，而流亡者委员会的工作也有可能是他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复苏的第一个证据来自1850年年初，马克思在和维利希的通信中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数年后，普鲁士警察在审问彼得·罗瑟时，这位科隆的卷烟商兼共产主义活动者透露，马克思在1850年年初曾给他写信，建议在该市创办一个新的同盟支部。伦敦中央委员会的重建直到1850年的“三月演讲”[63]时才被人们知晓。所谓“三月演讲”的内容是一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有关未来革命政治原则与前景的声明。该声明通过一位密使送到了欧洲大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鲍威尔，他是流亡者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物。16

和在布鲁塞尔一样，马克思把1849～1850年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和为一份政治经济学刊物所做的工作结合在了一起。运作《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实体被设计成和其前身一样，是一家公司；但由于这次没有拜访科隆那些长期的支持者，马克思能找到的投资者很少。这份刊物开始采用小本经营的方式。17格奥尔格·舒伯特（Georg Schuberth）是该杂志在汉堡的出版商，“在出版行业的名声不佳”——这是马克思的朋友，经验丰富的作者兼诗人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对舒伯特的评价。果不其然，舒伯特向马克思索要额外的资金来进行印制工作，印刷最终延迟了。他的发行渠道也是既混乱又拖沓。舒伯特还违反了合同义务，坚持要从书商那里提前收取现金，这让马克思在汉堡的代理人甚至考虑要向法庭起诉此人。18

这本刊物的零售也成问题。当地的代理商是应当与马克思直接联系，还是应该和出版商舒伯特联系，也没有明确。科隆的销量本该不错，但没想到当地两家代理商发生了冲突，结果导致读者根本拿不到杂志。19创刊号本应在1850年1月上市，但到了2月份杂志还在印刷厂里，订阅者在3月还没收到杂志。到了1850年5月，开头3期的杂志终于面世了，但是马克思在汉堡的代理接着又通知他，“现在已经是6月末，仍然没有任何（其他期的）文稿。人们愤怒了……”20这份评论刊物原定是要从月刊改为周刊，然后在政治环境合适的时候再改为日报，结果由于印刷和渠道的问题，杂志发行的频率反倒下降了：到1850年6月总共出了4期，在夏天又是长时间的停刊。在那年的12月，杂志出了最后一期，是本双月合刊。马克思一直希望能在1851年恢复杂志的印刷，并按季度出版，但是没能实现。21

这种悲喜交加情景的背后是令人沮丧的政治现状，欧洲中部反革命势力越发强大。这份评论刊物先在汉堡发行，然后在一个独立的地方自治的共和国发行，那里自由派思潮较为强大，普鲁士政府向当地施加的压力比欧洲中部其他地方要弱。不过即便是这样，那里还是很不情愿出版马克思那些激进的作品。一个叫作科勒先生（Herr Koehler）的人愿意做这本刊物的出版人，但前提是“这份月刊的调子不要太过激情”。在招徕订阅者的工作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比较激进的杜塞尔多夫，酒馆老板不许马克思的朋友贴出订阅者的名单，因为害怕当局会吊销他们的执照。22为了能让自己的作品秘密流行，马克思略去了他那些最具颠覆性的想法，但是在革命后期的中欧，即便是温和的政治激进主义论调，也很难得到公开宣扬。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私底下发表的声明实际上是很极端的，就像1850年的“三月演讲”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演讲稿中他向重建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描述了自己新的革命策略。23文件开篇就假设欧洲即将爆发大范围的革命起义：“法国无产阶级会发动新的独立的起义，或者神圣联盟为了推倒革命的巴别塔[64]将展开入侵”，但无论通过那种方式，起义都会很快出现。新的革命会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夺权，也就是1848年普鲁士和德国国民大会中的激进分子以及民主俱乐部中的活动分子。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这些人会自称“红色党人”和“共和党人”，但工人们不应上当，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

民主派那种听似激进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纲领只能让工人们的生活暂时好过一点。这种革命不会废除私有财产，也不会消灭社会阶级；也不能够让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获得统治地位，从而“在不止一个国家，而是在全球所有举足轻重的国家里，实现无产者的联合”。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人们必须“永远革命”。

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工人们必须要自行组织，独立在民主派之外——这也是为什么要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原因。并且，工人们不仅要组织起来，更要用“手枪、步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这样做准备，为的是进行三大任务。一是扩大并深化暴力革命：

在冲突中以及在斗争刚结束后，工人们必须首先尽一切可能反制资产阶级，破坏他们想要把事态稳定下来所做的努力，同时迫使民主派把他们当时的恐怖言论变成现实。工人们必须努力确保革命热情不会在革命胜利后被立刻压制。相反，他们必须要努力让这种热情高涨起来。人民对痛恨的人或与仇恨记忆相关的公共建筑进行报复不能叫作过激行为。工人阶级不光要容忍这种过激，而且要接管对这些行为的领导权。

第二项任务则是要胜过民主派：共产党人应该用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的办法，取代民主派的累进式所得税，从而让“大资本覆灭”。对民主政治进程的标准一步，即要求实行省级和地方自治，共产党人应该以革命中央集权来进行回应，“就要像1793年的法国那样”——当时正是雅各宾派执政期间。

第三点是考察这些政策在政治上的实施情况。马克思与恩格斯主张，工人们必须在政治上实现独立，并在选举中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推选“工人代表”。工人们：

一定不能被民主派的口号迷惑。他们会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在分裂民主党，给反革命分子创造胜利的机会。”所有这样的话都是在哄骗工人……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能用欺骗和恐怖的手段反对反革命分子，那么反动派在选举中的影响力早就应该消失殆尽了。

这篇激烈的政治纲领体现了马克思含蓄的自我批判。他在“三月演讲”中所抨击的政策——反对独立且混乱的暴力行为，与民主派合作，避免工人独立走上政治舞台，同时寻求一种妥协的、左翼的政治纲领——全是他在1848～1849年任《新莱茵报》主编以及参加科隆民主社团和出任莱茵民主派省级理事会理事时活动的核心特征。他现在赞同的政策，正是他在左翼的对手安得列阿斯·哥持沙克以及哥持沙克的导师莫泽斯·赫斯之前所提出的。“三月演讲”中的最后一句话——“革命永不停歇！”——正是哥持沙克讲过的。哥持沙克在1849年1月写过一篇文章，驳斥马克思反对他关于在进入普鲁士议会的选举中提名工人代表抗衡民主派的计划。1849年4月，当马克思从省级民主派理事会中退出，转而支持一项工人政治运动时，他采纳的就是其对手的方针。1849年5月突如其来的起义打乱了这种政治态度的转变过程，但这种转变终于在马克思的流亡期间得出了结论。

和马克思的现实主义相反，莫泽斯·赫斯对于政治的想法过去一直包含着强烈的空想元素。而“三月演讲”，因为反对与任何非共产主义民主派的合作，而且预见到在反革命势力越发强大的欧洲大陆即将发生更激进、更暴力、更恐怖化的革命，则显得更加不切实际。正如一些传记作者提到的，人们可能会好奇，这种革命理想与马克思之前所倡导的政治现实主义有如此大的差异，那么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了给灰心的追随者打气，还是要争取工人教育协会中那些支持密谋政治活动的手工业者呢？实际上，从那时起，马克思在私下与公开场合的表态都表明，他的本意就是要支持这些极端的观点。在1849年12月写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表示，他认为在又一次大规模革命爆发前，他的评论刊物“顶多再出三期，甚至可能只有两期”。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将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武装大介入”。24

评论杂志本身的论调要比“三月演讲”更平和，但在小心翼翼的表达之下却是暗流涌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出现在杂志的头三期中，这是一篇文笔出色的作品，记录了法国革命力量被击败的历史。这篇文章中没有绝望的情绪，而是断定这种失败是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先兆——这次革命可以称得上“是个永久的过程”，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废除阶级差异”，但也要同欧洲各大反革命势力作战：“法兰西新的无产阶级起义会很快赶上世界大战。”25

攻击不信仰共产主义的激进分子是这本评论刊物的另一个特点。第四期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抨击了德国最知名的一位民主人士——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他曾是马克思在1848年争夺民主派莱茵省级理事会控制权的对手。在1849年春，金克尔曾参加了德国西南部的起义，后被普鲁士军队俘虏。在接受普鲁士军事法庭审判时，为了保命他曾尝试激起德意志军事法庭法官的民族主义情感。马克思贬斥他，称他不敢冒着被行刑队枪毙的危险对抗法官。26

凭借坚持这些极端立场并提出不肯妥协的要求，马克思在广大欧洲流亡政治分子中如鱼得水。在安全的瑞士或英国，左翼政治避难者正期盼着爆发一场新的革命和革命战争，并同时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方案。27他们无法相信1848年的希望和1849年的斗争就这样付诸东流，无法相信他们的敌人就此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转而寄希望于一场更激烈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将让他们胜利夺权。

未来会发生革命这样一种梦想，对流亡分子来说是恶劣生活条件中的一种安慰。考虑到他的技能、教育以及机遇，马克思受流亡影响最为严重。从《新莱茵报》主编这个收入相对不错的职位，变成身无分文的政治难民，无论是从物质生活还是从精神生活上来说，这都标志着他将度过一段长达6年的苦难时期。这将给他的个人和家庭带来危机，而对身为人父的马克思来说，还会出现一幕刻骨铭心的悲剧。

被驱逐出科隆后，马克思的财务状况立刻陷入了绝境。为了偿还《新莱茵报》的债务，他已经花光了所有能用的资金，包括最后一笔从母亲那里提前继承的遗产。马克思声称自己为了偿债花了7 000泰勒，他把自己的行为标榜成一种个人牺牲，一种对信誉的捍卫。燕妮认同丈夫的行为，拼命为其辩护。她对约瑟夫·魏德迈表示，这些行动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做出的有担当的、自我牺牲的决定：“为了挽救这份报纸的政治声誉以及科隆熟人的名声，他独自承担了所有重担，放弃了他的机器（指报社新买的打印设备），放弃了所有收入，临走还借了300泰勒交付了新租赁办公室的房租，支付了编辑们的薪水等——何况他还是被强行赶出来的。”28

在这份报纸上花了7 000泰勒，马克思声称的这个数字有极度夸大的嫌疑。就算把三年里作为主编的1 500泰勒年薪也算进去，他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他确实把自己所有的资产都用来盘活《新莱茵报》，而且这对他来说也是相当沉重且一直持续的负担；但维持信誉只是他的动机之一。偿清债务可以让马克思避免报社的法律破产程序，真要是发生这种情况，报纸的财务往来和支持者就得对外公开，那就等于要把这些人推到政治迫害的火坑里，再想恢复报纸的出版就难上加难了。《新莱茵报》的经理斯特凡·瑙特（Stephan Naut）继续处理报社的事情，从债务人处收款偿付债权人，这在马克思被驱逐出科隆后持续了整整一年。29

如果说偿付自己企业债务这种明显的资产阶级做法是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一小步，那么这样做就使得马克思陷入了无钱应付当前生活开支的窘境。9月初，马克思病倒在床，他给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写信说道：“我现在的处境真是非常困难。我的妻子马上就要生产，本月15号她必须离开巴黎，可我现在还不知道从哪里去筹集她和孩子们的路费，以及她们住在这里的费用。”30不管怎么说，马克思还是找到了他妻子和孩子们前往伦敦的费用，但是紧跟着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他必须供养自己不断壮大的家庭。卡尔和燕妮的儿子亨利希·吉多（Heinrich Guido）[65]在1849年11月5日出生，不久之后，他们的女儿法兰西斯卡（Franziska）又在1851年3月28日降生。一家人住在内伦敦苏活区的一个贫民窟，这里居住着很多流亡分子，糟糕的环境实实在在。“这里的条件，”燕妮·马克思写道，“与德国完全不同。我们6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旁边有个小书房，每周的房租比德国最大房子的（月）租金还高”。31

家庭开支问题再严重也比不上没有收入。具备实用技能的流亡者，例如医生和工程师，或者那些有商业经验的人，都有不错的工作机会。手艺人和体力劳动者若能忍受低工资，工作也不成问题，但是作家、律师或是有其他人文背景的难民，他们的工作可是老大难问题。少数幸运儿能为那些对德语感兴趣的英国人授课或当助教，但此类岗位很快就供不应求，何况马克思那时的英语水平还很低，达不到这种工作的要求。即使是到了1856年，在来到伦敦7年后，马克思依然担心他的英语还不足以应付饭桌上的交流。32

开办评论杂志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做能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一个收入来源，但由于糟糕的销量，以及德国同僚不可靠的财务和管理行为，马克思从头三期的销售中仅挣了130泰勒。燕妮不得不背着他的丈夫发出求援信，告诉在法兰克福的约瑟夫·魏德迈，这一家人亟需每一块钱，并恳请他把能收到的每笔销售款项都直接寄给她，而不要科隆分销商与汉堡出版商经手。33马克思本希望有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可以从出版商那里获得预付款，但对日益猖獗的反革命环境来说，他的作品就是政治毒药。即便是为布洛克豪斯出版社——今天是德国领先的字典、手册与百科全书的制造商——编写关于英国政治与政治经济条目内容的提议也被回绝了。34

许多知名的政治难民可以从为他们进行的筹款活动中获益。虽然马克思也在努力筹钱，但是他把钱都分给了流亡者朋友，骄傲的品性不允许他从中私自拿一分钱。马克思重申了自己在布鲁塞尔曾强烈坚持的立场，拒绝接受此类支持，甚至还谴责他的一位德国支持者——斐迪南·拉萨尔，后者当时正在到处呼吁为流亡的马克思提供资金。有一次，马克思的女房东和真正的屋主都追着他，收走了家里的东西，在这种特别窘迫的时刻，马克思才向流亡者委员会借了30英镑——这件事他做得非常隐秘——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后来把钱“一分不差”地还了回去。35

整个家庭的开支居高不下，而收入却是又少又不稳定。这种情况之下，除了借债毫无办法。马克思开始签发汇票，也就是那些本应还他钱的人写下的欠条。债主们不愿接受这些欠条，而钱庄又要打折扣。如果说马克思能找到愿意接受这些票据的人，那么等汇票到期的时候又会出现尴尬的场面：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又要仓促地找钱来支付它们。在1851年3月一个特别困难的时间里，马克思给他的母亲写信，表示如果她不支付他的欠条，他就只能返回普鲁士被警察逮捕。罕丽达不为所动，心里清楚自己的儿子只是虚张声势。36在小额支出上，卡尔和燕妮开始赊账——对象有商店老板、马克思喝酒的酒吧、他们的房东，以及其他所有允许他们欠账的人。这些债务也有期限，到期时马克思就会再签发更多的欠条，或者花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跑遍”整个伦敦，寻找资金以还上一部分欠款。除此之外，家庭成员也不得不行动起来。6岁大的埃德加已经懂事了，会用伦敦腔告诉他爸爸的债主：“不，他不在楼上！”37

埃德加讲话的语调听起来很滑稽，但对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来说，他们的状况没有一点喜剧的成分。燕妮向卡尔描述了1852年6月在他出城的时候，家里发生的财务灾难：

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在钱的事上烦你，而现在我又来了。但是老实说卡尔，我没法再心平气和地做事了。马伦戈（Marengo，女房东）来了，她等不及了，这真让我害怕。她已经把我们的东西都拍卖掉了。而且还来了面包师、家庭女教师、卖茶叶的、卖东西的，还有那个吓人的屠户。我真的害怕，卡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这些人眼里就好像是个骗子一样，必须有人给我些建议……卡尔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又能去哪儿呢？如果我真跑了（为了躲开债主），我们就完了。38

透过这种绝望的恳求，重复借债带来的沉重重担以及燕妮对这个家失去最后避难所的恐惧都跃然纸上。对这样一个独自在家，而作为保护者的丈夫又不在身边的女子来说，这番表态是感情的强烈流露。卡尔自己也表达了对失去住所和被债务压垮的恐惧。39

燕妮的信明显透露出了一种“高贵式的贫穷”。她担心的不仅是债务本身，更是财务上的信誉，害怕承诺了付账而最后又拿不出钱的尴尬境况。虽然没钱买吃的，但他们依然为孩子们保留了一名家庭教师，还有女仆琳蘅·德穆特。这是典型的“保持着上流社会高贵风范的贫穷”的例子，也是家道中落的表现。在科隆的革命年月里，马克思过得还算宽裕，甚至还能借钱给圈子里的其他人。401848年革命者在政治上的失败和领导人的被驱逐，对卡尔和燕妮来说同样也是一种个人打击。这让他们在伦敦的贫困生活特别痛苦，同时也让他们对新革命起义的渴望越发强烈。

马克思的朋友和政治伙伴对马克思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非常了解，他们同时也在思考，在收入少得可怜或根本没有的情况下，他能在开销贵得出奇的伦敦坚持多久。411850年夏天，马克思与恩格斯想尝试用一个大胆的方案解决这些财务困难——搬到纽约市。这个决定也包含有政治动机，但财务问题是决定因素。恩格斯的父母自1844年起就定期给他寄去的补贴现在也中断了，所以他也破产了。他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和巴登进行的革命活动是他与家人关系决裂的导火索。即便是长期容忍他的母亲也在信中写道：“你走的这条路，说得好听一点，我们没法赞同，所以你不要想我们会在这件事上支持你，何况你已经这么大了，应该有自己生活的能力了。”42

这么说可能有些奇怪，但纽约当时的确是世界上第三大德语城市，仅次于柏林和维也纳。那里有大量的德国移民社区，其他美国城市也是一样。移民中有激进的流亡者和工人运动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能在这些人中找到支持者，以及愿意为他们的作品出价的人。43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政治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美国。马克思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是一名年轻的设计师兼建筑师，名叫阿道夫·克拉斯（Adolf Cluss）。这个人在莱茵兰城市美因茨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名成员，之后这个单身汉在华盛顿特区的海军工厂找到了一份安稳的、收入不错的工作。在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中，克拉斯是马克思的强烈支持者，他甚至会大张旗鼓地攻击马克思的敌人，并按期汇报他的活动，更多时候则是汇报美国的政治情况。燕妮在信中告诉克拉斯：“你的信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我的丈夫总是说，‘如果我们有许多像克拉斯这样的小伙子，就能成就一番事业。’”不过克拉斯最终离开了共产主义，加入了共和党——在林肯的领导下，共和党是一个激进但明显亲资本主义的政党——并成为了华盛顿的知名建筑师。今天的史密森尼博物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中的一些博物馆就是他的手笔。44

现在看来，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真的决定搬到美国，那么他们的命运很可能会与这位支持者的命运一样。对其他19世纪的德国激进分子来说，横跨大西洋从政治生涯上看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程。这样的人之后再也没有在欧洲政治中露面。马克思没有搬到纽约，这将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重要程度，只有爱德华·甘斯在1839年的意外去世才能与之相比。如果没有这种意外，甘斯大概会成为马克思的导师。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谁都筹不到横跨大西洋的旅费，搬到美国的计划只能就此作罢。恩格斯告诉他的家人，他已经与马克思和共产党人各奔东西了，并希望能搬到美国做棉花批发生意；但他的母亲担心接近纽约那些德国激进分子，会让恩格斯重蹈覆辙，所以提议把他送到加尔各答（Calcutta），为一位名叫海尔格斯（Heilgers）的德国商人工作。恩格斯害怕在位于热带的孟加拉地区会患上热病，但他的家人并不理会他的担心，称他那“健康、强劲的胃与身体”会保护他。45

马克思则联系了他母亲在荷兰的亲戚，在1850年8月把燕妮送到了他在扎尔特博默尔（Kaltbommel）的姨父里昂·菲利普那里。穿越风暴肆虐的英吉利海峡，燕妮在瓢泼大雨中到了她姻亲的家，开始时还没被认出来。虽然她声称卡尔已经在纽约获得了一个教授职位，但这位姨父还是不愿意提供任何资助——大概卡尔又想预支他母亲的财产。交谈中，卡尔的姨父拐弯抹角地“用狭隘的犹太基督教观点评价了共产主义”，这也是明确地表示出，和恩格斯的家人一样，马克思一家也不愿意再支持无神论的激进主义。46

搬到纽约的打算启发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在几个月后——也就是1850年秋——拿出了新的方案。恩格斯再次搬出之前那一套要与共产党人决裂、专心做生意的说法，向家人提议自己要住在曼彻斯特，当他父亲的代理。虽然一家人非常怀疑恩格斯是不是会真的转投资本主义，但他们还是接受了他的提议。一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就查了一遍账目，发现他父亲的商业伙伴厄门兄弟（Ermen brothers）在欺骗他。这种内部消息很快让恩格斯成为了他父亲不可或缺的助手，老恩格斯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而且从收入上看，发展空间还很大。47

就像燕妮写到的那样，恩格斯要变成“棉花大亨”了，不过他“还是那个老弗里德里希”。48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恩格斯对成为资本家这件事都是强烈抵制的。也鉴于此，本次事件对他来说也是个巨大的牺牲，不过却可以保证他未来的生活，并帮助马克思和他的家庭从债务和伦敦那吓人的开支中解脱出来。住在世界大都市的马克思会成为首席理论家和活动家；在地方工业城市挣钱的恩格斯则负责提供建议和财务支持，以帮助马克思和他的家庭过上以知识和政治活动为中心的生活——这是需要资金的。这种安排巩固了两者在政治以及个人生活上的合作关系。从那一刻起，对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两人就成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来自曼彻斯特的汇款——通常会直接用邮政汇款单，有时会把银行票据一分为二地分别装在两个信封里——让卡尔和燕妮可以偿付他们的部分债务，有时则是把债务拖延一下。在恩格斯开始这份工作的头几年，他只能让自己安顿下来，提供的支持也很微薄，只够把马克思一家的财务状况从撑不下去的地步扭转到勉强维持的局面。49

贫穷与孤独，加上个人的悲剧，只会让流亡者的境遇更加悲惨：亨利希·吉多·马克思和法兰西斯卡·马克思都只活了一岁多一点。亨利希·吉多在1850年11月19日突然夭折。他的死亡“非常突然，伴着经常出现的痉挛。几分钟之前，他还大声地笑着，显得非常高兴”。很难确诊这个婴儿的病症——可能是脑膜炎或婴儿猝死综合征，按照他母亲的说法是肺炎。不管是什么原因，孩子的死亡对燕妮来说都是个沉重的打击。几天后，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讲述了已是高龄产妇的燕妮的情况：“她的情况非常危险，爱激动和生气。法兰西斯卡就要出生了。她之前亲自给吉多喂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这个孩子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此外，虽然这个可怜的孩子并不缺少关爱，但我还是觉得他是我们恶劣生活条件的受害者。”50

马克思的这番话里充斥着家道败落的感受——燕妮没有找奶妈，她要亲自给孩子哺乳，而且他怀疑贫困的环境与亨利希·吉多的病因有关。一年半以后，当法兰西斯卡在1852年4月14日凌晨1点15分死掉时，马克思的这种感觉变得越发强烈。这个女婴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是百日咳）。和她的哥哥不一样，法兰西斯卡的离去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她平时大多数时候都是病歪歪的。不过，在15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两个婴孩夭折，这种情况连恩格斯看到后都表示出了担忧，而这也正是卡尔和燕妮自己所担心的：“很不幸，我对你们小女孩的担忧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如果有办法，你和你的家庭一定要搬到一个更健康点的地区，住得要更宽敞些！”51不管是不是因为恶劣的社区和逼仄的房间导致了婴儿的死亡，实际情况就是在伦敦出生的4个孩子中，有3个早夭或死于生产；而在布鲁塞尔生下的3个孩子，只有一个没活到成年。法兰西斯卡的死肯定和这个家庭的贫困有关，马克思甚至在女儿葬礼那天都还在四处奔走，找钱支付丧葬费。52

几乎和婴儿夭折一样让人烦心的是，家里又有婴儿出生。仆人琳蘅·德穆特在1851年6月23日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亨利·弗雷德里克（Henry Frederick），也就是弗莱迪（Freddy）。这个孩子出生证上父亲一栏留空，于是恩格斯就站出来，当上了父亲。数十年后，恩格斯在临终前才承认，他这样做是应马克思的要求，挽救了后者的婚姻，而马克思才是这个孩子真正的父亲。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劳拉和艾琳娜，在听到这件事后都惊恐万分，把消息压了下去。直到20世纪60年代，事情的真相才公之于众。即便是这样，今天仍有一些怀疑论者拒绝相信这是马克思与女仆生的孩子。更荒诞的是，还有人认为恩格斯临终前的这封澄清信是法西斯伪造出来的。如果这封信真是出自法西斯分子之手，那么他们一定知道很多马克思私生活中未公开的细节。

事实上，这件事有相当多的间接证据：燕妮·马克思在15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用含糊的文字提到了她婚姻中出现的一场危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也间接地提到了这一情况；而且琳蘅儿子的肤色也像马克思一样深，和白皙的恩格斯相差太远。新的文件中还出现了确凿的证据——最初由达维德·勒杰赞诺夫收集的信件，以及他为编撰马克思与恩格斯作品的完整版所做的准备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解密。达维德在大清洗中遭逮捕，之后这些文件就被封存在斯大林的秘密档案库中长达60年，直到苏联解体。这些文件显示，成年后的弗莱迪·德穆特知晓了自己的身世，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们也都非常清楚恩格斯的临终告白。他们对整件事的真实性没有丝毫怀疑，而且毫不犹豫地把事情掩盖了起来。53

考虑到在苏活区公寓一间半大的房间里挤了这么一大家子，人们一定想知道琳蘅是怎么怀上孩子的，又是在什么时间怀上的。这件事可能发生在燕妮前往荷兰期间，那时她正试着从卡尔的亲戚那里筹钱，为搬到纽约做准备。不过那是在1850年8月，似乎和孩子出生的1851年6月末对不上。也许，事情发生在某个深夜，或是白天当燕妮带着孩子们出去散步的时候，总之没人注意到。这次怀孕到底是一次心血来潮，还是更长一段时间风流韵事的结果？从马克思这一方来看，是不是从身体上或其他方面上对琳蘅有某种强迫，还是琳蘅自己愿意这样做？至于这些情感因素，没人知道具体情况。

这个婴儿被交到了养父母那里。19世纪家庭仆人诞下的私生子多是这种命运，而且大多活不太长。但弗莱迪·德穆特活了下来，而且会偶尔回来探望他的生母。卡尔的女儿们总是对这个客人很好奇。人们只能想象，当琳蘅的肚子越来越大，而她又不说哪个男人要为此负责时，在这个小小的公寓里，燕妮该有多么怀疑他的丈夫。恩格斯对此事的担当，让燕妮抑制住了自己的疑心，挽救了婚姻。放下这件事的最好办法是，让弗莱迪·德穆特的生父之谜成为这个家里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说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大家就是不承认，即便是在心里也不承认。到头来，弗莱迪比卡尔与燕妮所有的孩子活得都久。他于1929年去世，没有子嗣。

似乎无休止的财务压力、两个孩子的夭折、婚姻面临崩溃，这些痛苦似乎都还不够。在伦敦流亡的头几年中，伴随马克思的还有政治上的孤立和人际关系上的孤独。在与德国政治流亡组织中的非共产主义民主派分手后，在共产党人中，他也没剩下几个追随者了：魏德迈和克拉斯远在美国；恩格斯稍微近一点，在曼彻斯特；还有两个共产党人的社交圈子，一个在科隆，一个在伦敦，每个圈子里有10～20人。这些纷争自然有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不过就像5年前和卡尔·格律恩之间的麻烦关系一样，其中少不了个人动机与政治动机。

马克思与民主派的分手发生在1849年年末到1850年年初，起因是双方对是否要支持流亡者这一问题存在分歧。在受邀参加一次意在统一流亡救济委员会的会议时，马克思不满地回应称，整件事没有邀请他的两位支持者——康拉德·施拉姆（Conrad Schramm）和费迪南·沃尔弗（Ferdinand Wolff）参加，也没有邀请任何“多年来活动在伦敦德意志民主派前沿的”工人参与。困惑的左翼分子不理解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为什么无论如何也不参加这次会议，于是邀请更多的人参加这个委员会。54

程序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政治方向。德国流亡分子中的重要成员在努力把伦敦所有的激进分子难民集合起来，欧洲其他国家的难民也都想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European Democratic Central Committee）在1851年成立了。55在1848年革命前，马克思曾在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中支持这种政策。《共产党宣言》也宣布，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马克思转向一种排他的激进版的共产主义，这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追随之上的。现在的这种做法让他走上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反对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合作，并把这些人当作政治上的敌人。

在伦敦挑起同流亡民主人士的斗争可算不上是理智的行为。大部分流亡的左翼分子支持民主派、反对共产党人。民主派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工人协会，而这个组织很快又吸引了大风车街的共产党人。1850年3月初，一个从伦敦前往瑞士的德国人报告，在与难民委员会发生冲突的3个月后，“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所有移民组织排除在外，甚至连德国工人协会也不例外地这样做了”。还把奥古斯特·维利希称作是“（德国）共产党人在伦敦的首脑”。56

在1850年的春夏之季，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层间的关系越发紧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卡尔·沙佩尔展开了竞争。1850年9月15日，在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这种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会上两派的支持者都极其激动地表示，他们愿意为革命献身——马克思和恩格斯精明地把中央委员会搬到科隆，由这两人的支持者掌控。维利希和沙佩尔在伦敦可以获得绝大多数德国共产主义手工业者的支持，这两人紧跟着组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中赶了出去。两人在科隆的支持者还以颜色，也把维利希和沙佩尔从原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驱逐了出去。57

同盟分裂加上恩格斯搬到了曼彻斯特，伦敦亲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仅剩下十几个人，这些人每周三晚上定期在苏活区十字街（Cross Street）上的“玫瑰与皇冠旅店”（Rose & Crown）开会。科隆的共产党人现在成了同盟的正式领导，他们的人数与英国这边也差不多，但在政治上表现得更活跃——不过前提是不能被普鲁士警察发现。马克思自己越来越反感政治行动主义。他在1850年6月拿到了大英博物馆藏书室的借书证之后就在这里度日，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不停地研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货币问题专家塞缪尔·劳埃德（Samuel Lloyd）等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威廉·皮珀在1851年1月向恩格斯汇报，“马克思变得非常孤僻……要是碰上人，他开口不是问候，而是询问对方是哪个经济学派。”58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被其他德国流亡者孤立是这两人坚持政治原则的结果，这是一直以来马列主义历史学家忠实支持的观点。从1849年春开始，马克思已经认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够革命，只有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运动才配得上革命这个称号。但是，不够革命或不够无产阶级化，这种罪名是很难安在维利希或沙佩尔头上的，也没法用来指责在伦敦支持这两人的大多数德国共产主义手工业者。

马克思这种180度的突然转变，有其背后的政治诱因：维利希及其支持者太过革命，这些人想在下一次革命中使用暴力手段——如果有必要就用军事手段来推行共产主义，他们认为革命马上就会发生。马克思也相信革命迫在眉睫，但他认为国家或社会到达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即将发生的革命只是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的观点已经与维利希的观点有了很大分歧，所以这次会议导致了该组织的分裂。马克思在会上说：“我们要对工人说，你们要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才能改变状况，才能让你们自己有能力掌权。（按照维利希和沙佩尔的说法）称‘我们必须马上夺权，不然就洗洗睡吧’的说法是靠不住的。”59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可能很明显，但在现实中这种分歧其实并不大。对左翼圈子外的人来说，民主派也好，和共产党差不多的组织也好，他们提出的所有方案，只要涉及进行一场新的、激进的革命，就都一样极端。当普鲁士警察在1852年逮捕了马克思在科隆的支持者，并把他们送上法庭之时，所有德语世界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就连一般的左翼分子也没有完全搞清这两个共产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搜查德国激进工人的家时，在警察发现的书面材料中，既有来自马克思那一派的，也有来自维利希和沙佩尔那一派的。马克思给科隆支持者解释他和维利希之间的区别时称，下一次革命会让小资产阶级执政，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社会共和国”、一个“社会的共产主义的”政体，而且最终会出现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政体。按照这种解释，他与维利希之间的观点差异似乎更多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区别。60

在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 - 沙佩尔决裂的时候，两派的意识形态还算一致，不过在几个月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1850年11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来到了英格兰，一次大胆的越狱让他重获自由，这让他在欧洲和北美的德国流亡激进分子中成为了英雄。金克尔在1848年革命时就和马克思发生过冲突，而马克思那本评论杂志对他的攻击让金克尔着实吃了一惊。他开始同维利希在流亡政治活动中紧密合作，两人关系非常亲密，以至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到处都是“金克尔—维利希”这个词。在马、恩二人看来，这两人成了共同体，兼有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的革命不彻底性和革命共产党人中的极端主义。61

当时的人对许多有马克思参与的政治纷争有另一种解释。他们将这些冲突与分裂归咎于他的性格。正如一位身在瑞士的政治流亡者提到的那样，“并不是因为这两人的理论，而是因为他们个性上的不合群，还有一直想包揽大权的做法”，才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被伦敦其他德国民主分子排挤。维利希和沙佩尔在描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裂时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不是因为“原则问题”，而是“纯粹的个性问题”。他们称，马克思与恩格斯“会用所有能想到的方式打压人，目标通常是一些不够顺从的人，他们会没来头地和这些人针锋相对”。62

马克思的政治对手对他的学术水平是很认可的。知名的民主派流亡人士阿曼德·戈克（Armand Goegg）邀请马克思为他编辑的杂志撰写一篇稿件，这篇稿件是说“德国先进民主党派中最受尊敬的25人”的观点。即便是奥古斯特·维利希，对马克思的评价也很高。按照他那种独特的普鲁士军队共产主义的作风，维利希在提到革命后的方案时说：“公民卡尔·马克思要在48小时内应召回到科隆，并负责财政与社会改革工作…… 违背、抵抗、试图质疑或拿这条命令开不合宜玩笑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63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争论是一回事，他与流亡的德国民主分子以及维利希 - 沙佩尔一派的共产党人的论战又是另一回事，后一种纷争几乎完全是刻薄的人身攻击。马克思的对手抨击他在学术上的妄自尊大以及行事时体现出的强烈好恶。伦敦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酒后参加了工人教育协会的一次会议，结果却因为他们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而被愤怒的无产者打出了会场。这件轶事甚至还传到了美国的辛辛那提（Cincinnati），那里有大量的德国移民。德国媒体和美国的德语报纸还不断曝出丑闻，称马克思借难民委员会中饱私囊——大概是因为他从该组织借了30英镑，从而导致了这种传言的出现。对于自己自大以及不受工人待见这样的攻击，马克思通常是一笑了之，但这种挪用公款的传闻却使其异常愤怒。毕竟多年以来，他一直以不接受任何此类捐助为荣，即便有人想要资助他，他也不曾接受。这可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64

马克思也用同样的方式加以还击。金克尔和维利希，连同大部分流亡的德国民主分子，曾想对在美国的德国人推出一种“革命贷款”。筹款所得用来在德国进行政治活动，等革命政府成立后再对这些贷款进行偿还。这个方案虽然很理想化，但确实筹到了一些钱，马克思立刻指责他的对手把这些钱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除了这种挪用外，卡尔·沙佩尔还被指控与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成员的未婚妻私奔，把她变成了自己的老婆。65不过，最让马克思愤怒的还要算奥古斯特·维利希：

虽然维利希那士官式的道德伪善带着那么点粗鲁的高贵，但他只能算是个常见的……骗子，而且有一个出名的老千也这样告诉我。这个家伙整天游荡在酒馆……靠拉客骗吃骗喝，用他那套老掉牙的关于今后革命的激情陈词娱乐食客……而这些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个怠惰、贪婪的懒汉（德文原文是Schmarotzer，意思比英语更刻薄，即寄生虫），属于最差的那一类…… 66

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寄生在工人群体上的懒惰骗子，一直都是反共分子诋毁共产党领袖的经典说辞。用这样一番鲜活的修辞贬斥对手，和马克思为了共产主义目的可以使用反共言论进行正话反说的思路是一致的。

这种派别冲突中也会发生诉诸法律的情况，当然性质都非常可笑。维利希和沙佩尔起诉马克思的追随者，称他们占用了工人教育协会的16英镑，但法院驳回了起诉。这两人又说服卡尔·格林格尔（Karl Göhringer）——旅店老板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他在伦敦的酒馆是德国流亡激进分子经常光顾的一个去处——叫他让维利希的一个追随者把马克思起诉到法庭，理由是马克思欠了酒馆5英镑。这种冲突还有更阴暗、更暴力的一面。马克思的支持者康拉德·施拉姆要和维利希决斗。为了避开英格兰的法律限制，两人在比利时展开了对决。他们在相距20步的距离上开枪，施拉姆中弹倒在地上。很幸运，他活了下来，毕竟他的对手是一名士兵、一名有经验的神射手。1851年2月，施拉姆在伤好之后，和皮珀在伦敦参加了一次由英国和欧洲大陆流亡激进分子组织的宴会。维利希和沙佩尔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者正好碰上这两个马克思的追随者。在冬天寒冷的夜晚，前者连踢带打地把这两人撵出了宴会，口中大喊“间谍、间谍”和“海瑙、海瑙”（海瑙是奥地利的一位反革命将军，在参观伦敦啤酒厂时曾被工人们殴打），并就挪用工人协会资金一事破口大骂。皮珀在半夜跑到马克思的住所，头发凌乱，浑身是血。67

这种两败俱伤的冲突成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放不下的心结。两人在通信中不断提及此事，甚至超过了他们对革命后由欧洲掌权的反革命政府的敌意。流亡激进分子是“贼一样的败类。”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他还表示，“比起（伦敦激进流亡者自封的）临时政府，我更喜欢现在的政府，在任何方面都是如此……”马克思成功地在管理革命贷款的委员会安插了一个间谍来为自己提供内部信息。这是他的一个年轻追随者，名叫彼得·伊曼特。在从支持者那里收集到了各种不利于其对手的证据后，马克思连忙准备了一本辩论的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The Great Men of Exile）收集了各种诽谤的故事和不着边的小道消息，目标主要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知道，这样一份出版物会为保守派提供帮助，给他们以安慰，但两人还是决定要这样做。68

想挽回在欧洲与北美的德国政治难民中的威信，两人就靠这本计划中的小册子做最后一搏；但想要靠此攻击金克尔和维利希这两个最受欢迎的领导，这实在是个赔本的提议。1851年夏，在德国发生了又一轮政治剧变后，伦敦流亡者圈子中流传着一个说法：任何革命政府上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枪毙马克思。马克思管这些传闻叫作“民主派阴沟的毒气”。这时的燕妮还未从丧子之痛的阴影中走出来，又刚刚生下了女儿，再加上不断受到债主的骚扰，所以马克思非常害怕拜访者当着她的面不经意地提到这些传言。“某些不会说话的人，”马克思向魏德迈写信抱怨，“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过分了。”69

这些论战中流露出的极度的小心眼以及夸张的自负很难被忽略掉，所以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和马克思的作品以及思想比起来，这些口角实在是微不足道，而普通人则把这些看成是他自大且不能接受不同观点的例证。这有一定道理，只不过这种指责用在恩格斯身上可能更合适。应该看到的是，1848年，在《新莱茵报》、在科隆民主社团以及省级的民主派理事会中，马克思的个性都没有妨碍他与持其他观点的左翼分子的合作。事实上，个人间的冲突是在政治流亡的艰苦环境中愈演愈烈的，是马克思革命观点发展变化的结果。

小心眼的不只是马克思一个人。在伦敦，流亡分子的世界为出自个性敏感的政治冲突提供了温床。遭马克思反对的、联合起来的德国民主派并没有联合太长时间。在1851～1852年间，两个互相敌对的派别冒了出来，一个由金克尔领导，另一个则由阿尔诺德·卢格负责，两派的争斗非常激烈，相互指责的口水满天飞。70

还有一种与流亡生活有关的因素导致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派系林立。反马恩的多数派领导们——沙佩尔，特别是维利希——是典型的职业革命者。维利希会在酒吧泡上一整天去谈论政治。马克思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但他的评论正凸显出前者的确是在履行自己要持续鼓动革命的承诺。维利希的这种活动通常是一天24小时随时都在进行的。在伦敦时，他身上系的是红束带而非腰带，和德国手工业者挤在一起，过着准军事化的生活。在这位前任普鲁士军官的脑子里，刚成立不久的革命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维利希是个追求政治的单身汉，声称只有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他才会考虑结婚和组建家庭。71

然而，对维利希来说，要让他的生理需求让步于政治信念也很困难。在棚屋里，他和一连串身材魁梧的金发帮工睡过觉。他的同性恋癖好是个公开的秘密，但没人反对，也没人要在政治上利用这一点。在伦敦的一次沙龙上，女主人冯·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的友好姿态被维利希误认为是性挑逗，结果仆人们把他从男爵夫人的房子里扔了出去，这桩异性恋的丑闻成了德国流亡分子的谈资。维利希派密使联系马克思，恳求他不要在那本记录流亡者丑事的小册子里提到这件事。这其实是多此一举，马克思更愿意取笑的是维利希的共产主义革命。72

这次事件证明，斯巴达式的普鲁士革命者也是人。这也凸显了两个派别间的差异。虽然这两派的领导都是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但沙佩尔和维利希过着和手工业者一样的平常生活，这些人才是共产主义同盟中的多数派，伦敦的德国流亡分子大多也是这种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中的一员，这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种资产阶级黑格尔派知识分子的作风，更受伦敦德国手工业者的支持；而他们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攻击瞄准了两人的自大以及对工人的居高临下——“摆出文人和半个学者的架子”，这点正中要害。73

马克思与恩格斯无法否认维利希对他们的攻击。甚至早在1848年革命前，他们就指明了德国手工业者和未来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前者在政治上不够成熟，社会与经济状况不够发达；后者才是他们代言的对象。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是他们特别反对的事情。前任普鲁士军官古斯塔夫·阿道夫·泰霍夫（Gustav Adolf Techow），这个马克思与恩格斯想招募进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和维利希抗衡的人，回忆了自己与这两人的一段对话：

我对他们说，我明白他们所说的关于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攻击中往个人身上抹黑，总在假设（别人的）动机，这一旦成为惯例，就是错误或弱点——这些只能……帮助他们的敌人，而自己的组织在公众眼中就只剩下个人争斗，而且也会降低组织内部对领导无私品质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非常必要的……（从《新莱茵报》开始）他们已经抛弃了过去那种无聊、愚蠢、好好先生式的德国文笔，而选择了法国式的尖锐和明晰，作为他们表达的方式……他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廉价的声誉，而是恰恰相反！ 74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直在将自己无力获得支持者的这种劣势当作优势来使用，但在无法达成这一目标时，事情就很令人上火了。在同一次会面上，马克思告诉泰霍夫，他和恩格斯要去美国：“如果这个可怜的欧洲被毁灭了，那就是因为人们的漠不关心。”75由于两人都被排挤，他们比以往更需要彼此，关系也更牢固了。19世纪50年代初，有描述称在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完全孤立了二人，正是在这个时候，才首次有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一对政治共同体。76

如果说19世纪50年代初的被孤立确定了两人的合作关系，那么这种被孤立也让马克思转变了对革命发端的看法。考虑到欧洲大陆反革命势力的越发猖獗，以及自己在政治流亡者中被围攻的地位，原来那种在革命即将到来之际，自己会在其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的想法，现在是越来越难以坚持下去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发展出了一套理论，即革命会伴随着循环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出现。鉴于这个理论一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从20世纪一出现就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所以在发现马克思自己并非是一直在推动该理论时，人们不免会感到吃惊。例如，《共产党宣言》就讨论了经济危机和工人革命，但没有指出前者是后者的开端和先决条件。由于反革命势力占据上风，马克思重现1848年革命的方案要从法国出现一场新的工人阶级的起义开始，再从中诞生革命政府，而这个政府还要参与到反对反革命国家的大战中。直到1850年春，他的思路一直都是这样。77

在最后一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里，马克思首次明确地将经济危机和革命起义两者联系了起来。这一期写于他在政治和生活方面都被完全孤立之后。“只有当现代的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生矛盾时”，革命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发生前，无论是“大陆秩序党[66]党内各派间各种无关紧要的纷争”，还是“民主派出于道德的愤慨与激情宣言”，都没有作用。“新的革命只会在新的危机出现后才有可能发生。然而，前者的必然性和后者的完全一样。”这时的恩格斯搬到了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企业里做事。在之后几年中，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内容的核心主题就围绕着这段话展开：猜测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是什么情况。78在马克思的追随者看来，对危机必定爆发的信念非常关键，以至于这种信念的政治由来以及马克思在流亡早期的迫切心态，都可以无视了。

伦敦流亡者成立了不少与政治相关的委员会。在这些组织举办的公开宴会或私下会议中，或者在他们火热的酒吧交流中，都有普鲁士与奥地利政府的密探出现，他们在这些地方持续监听。对德意志各邦国的政治警察来说，流亡者与他们在欧洲大陆的追随者之间的秘密接触，并不是秘密。这些间谍不仅会窃听，而且还会主动参与到流亡者的活动中，以塑造他们的政治地位、煽动他们彼此攻讦并拿下有利于反革命政府的职位。伦敦的政治流亡者能隐约感到这些警察间谍的存在，马克思自己也受到过数次警告。但流亡者经常把不同派别的人贬斥为间谍，这反而降低了他们的警惕性，意识不到自己身边真的就有这种人。特务们渗透进流亡组织，操纵流亡者并操控他们之间的冲突，其能力远比流亡者想象的强大得多。79

维利希棚屋里的一个成员就是普鲁士特务。人们管他叫查尔斯·弗勒里（CharlesFleury），但他的真名是卡尔·克劳泽（Carl Krause）。他向维利希引荐了另外两个伪装成政治难民的间谍：谢尔瓦（Cherval）——真名是约瑟夫·克莱默（Joseph Crämer）——以及威廉·希尔施（Wilhelm Hirsch）。到1852年，维利希无疑已经知道这些人是间谍，但他还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希望能把他们当成双重间谍来使用，而实际上这两个警察间谍的任务之一，正是要冒充双重间谍以骗取维利希的信任。和马克思走得不太近的尤里乌斯·亨策，在过去也曾被普鲁士招募过。不过和他在共产党人中的对手不同，马克思主要是中欧另一个大国——奥地利——的目标。有两名奥地利特务海尔曼·艾布纳尔（Hermann Ebner）和亚诺什·班迪亚（Jànos Bangya）和马克思建立过联系，并能在政治上操纵后者服从他们的政府。

艾布纳尔是法兰克福的文学经纪人，是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的亲戚，弗莱利格拉特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艾布纳尔先称自己可以为马克思计划中的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找到出版商，然后便用拍马屁的方式请求马克思给他透漏一点“小故事”，要和“伦敦移民者的情况有关”，最好能找到关于匈牙利民族主义流亡分子领导拉约什·科苏特的一些“绯闻”。出版商一直没有出现，但马克思的自以为是却爆发了。他相信了艾布纳尔，真的发给他一些不利于伦敦流亡者的记录，也就是他那本小册子的早期版本。这个间谍则尽职地把这些内容送到了维也纳主子那里。冷战期间，当苏联同意结束对奥地利的占领并承认其中立后，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在1955年把这份报告作为礼物献给了苏联政府。80这一幕历史实在让人颇感反讽。

班迪亚是个更活跃、更有影响力的奥地利间谍。他曾在科苏特的匈牙利革命军中任上校。这支军队在1849年被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击溃，班迪亚被迫逃到西欧。除了进行间谍活动外，他还向普鲁士人汇报，和法国的君主主义者也有联系。1852年年初，班迪亚从巴黎返回伦敦接触了马克思，外表和蔼可亲的他马上获得了后者的信任。班迪亚拼命吹捧马克思，称他是“唯一一个有才能的德国男人”。马克思则将他介绍进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一家在伦敦孤立无援，班迪亚打着友善的旗号，邀请卡尔和燕妮吃饭，并在卡尔到曼彻斯特找恩格斯的时候，登门拜访燕妮。他还承诺要为他们提供资金帮助解决债务问题，对绝望的燕妮来说，这个承诺还真的算是希望的曙光。81

俨然一副武装革命者模样的班迪亚开始与马克思合作，向后者提供金克尔和科苏特这种流亡民主人士的小道诽谤消息。这位上校利用了共产党人的派别分歧，对马克思瞎说一通，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已经向马格德堡（Magdeburg）派出了密使，要在当地的激进工人中攻击马克思的观点。班迪亚还承诺要为马克思筹钱，并给《流亡中的大人物》寻找出版商。然而，这两项承诺都没实现，1852年秋，马克思的圈子开始怀疑班迪亚。恩斯特·德朗克和威廉·沃尔弗都认为班迪亚是警方的间谍，甚至连燕妮都开始怀疑。但马克思仍然对班迪亚不离不弃，这让亲友们大为光火。德朗克在信中告知恩格斯，只要是不利于班迪亚的，“马克思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而且“他把事情搞得特别夸张，就因为我不信任班迪亚”。威廉·沃尔弗同意德朗克的看法，告诉恩格斯“摩尔陷入了盲目的状态，我、德朗克或是别人（想法）不同或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得傲慢无礼”。82

也正是寻找出版商的承诺最终让班迪亚露了馅。他的借口越来越无法让人信服。他声称自己在柏林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可这个人并不在出版商理事会的名单中，他栽在了自己的谎话上。这则真相是由德朗克发现的，而且他尽职地向恩格斯做了汇报。即便是这样，马克思还是在数月之后才看穿班迪亚的谎话，相信了他就是警方的间谍。这次教训还是和马克思的个性有关：他的超级自信让他在大部分同僚反对以及自己被孤立的境况下还能坚持自己的道路，但也正是这种自信让他容易被间谍的马屁所哄骗。83

奥地利政府之所以要在马克思身上下功夫，是因为他鄙视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中的流亡者——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泛欧激进组织的领导人物有朱塞佩·马志尼，以及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拉约什·科苏特。这两人都希望将该国中的意大利[67]与匈牙利地区组建为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分裂奥地利帝国。当时的人们都知道马克思在与奥地利敌人联手。在19世纪60年代，有关马克思是奥地利雇佣特务的传闻就一直纠缠着他，而历史学家近期也一再提到这一点。84不过事实正好相反，马克思算不上是被雇佣的特务。因为奥地利间谍曾向他承诺，会为他出版书籍，并让出版商预付收入，但这些都没能实现。如果说奥地利当局没有那么小气，愿意出版马克思那本关于民主派流亡者丑闻的刊物，那么他们就能给自己的敌人制造混乱，并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更多帮助。这个支持武装暴动的革命者、这个终身对抗威权统治的反对者，差一点就成了1850年后欧洲最反动政府的爪牙。这个教训也说明，流亡生活的艰苦环境给马克思的个性以及政治立场倾向带来了很大影响。

马克思1850年决定把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搬到科隆，不过这并未让他完全满意。当年早些时候，他一直严厉批评科隆共产党人的消极与无所作为，让这帮人相当不快。不过科隆是马克思最后一处基地了，他只剩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对追随者发号施令。他在此地的支持者回绝了维利希与沙佩尔的密使，告诉他们马克思仍值得信赖，不过这也说明，共产主义者同盟间的冲突是和个人因素分不开的。85

在1850年秋和1851年冬，科隆共产党人确实更活跃了，这主要是因为有新成员加入——科隆激进的民主人士海尔曼·贝克尔。他被人们叫作“红贝克”（这既体现了他的发色，也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是一个充满激情、颇受欢迎的演讲者和鼓动者，在1848年革命的时候曾和马克思疏远。马克思曾否认贝克尔的说法，不承认《西德意志报》是《新莱茵报》的续刊。但贝克尔的报纸发展得很成功，是德国西部反革命浪潮中唯一一处民主的声音，而且报道立场倾向马克思和共产党人。马克思在科隆的老牌支持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曾计划加入这家报纸的编委会，但普鲁士政府在1850年7月封禁了该报。这之后，科隆共产党人就成了贝克尔参与激进政治活动的主要依靠。

虽然贝克尔和马克思都同意不对外公布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要让小资产阶级分子坏了事”，但贝克尔还是在1850年秋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很快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1851年5月，他带领同盟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布伦瑞克（Braunschweig），与德国北部的民主派交流，并准备秘密举办一次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贝克尔与马克思关系的重建还不止于此。1851年年初，马克思与贝克尔商议了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一事，而且两人还决定，要出版一套多卷的马克思文集。尽管普鲁士政府对印刷厂的恐吓让这些计划泡了汤，不过这部文集第一卷的开头部分已经付印了。86

虽然和1848～1849年时相比，马克思如今的革命行动规模很小，但考虑到他在伦敦的贫穷生活与孤立状态，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些活动在1851年5月末突然中止。同盟中一位名叫彼得·诺特荣克（Peter Nothjung）的科隆裁缝在莱比锡火车站被逮捕，当时他正在运送共产主义同盟的秘密文件。当局利用了这个机会，在数周内逮捕了科隆共产党人中的最后几个坚定分子。这些人被监禁了16个月，于1852年10月以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被带上法庭审判。87

这些犯人们被分别关押在昏暗逼仄的囚室中，没什么机会锻炼或呼吸新鲜空气。官方禁止他们会见包括律师在内的大多数访问者。让当时的人们感到不可接受的是，其中一位囚犯是名叫罗兰特·丹尼尔斯的科隆医生，他只有在宪兵的监视下，才可以和自己的妻子谈话。这让那些即便是不同情共产主义者的人也感到很离谱。按照20世纪极权政体的标准——有人可能会说，21世纪民主政体的标准也是一样，对这些看似危险的颠覆分子来说，这种处理办法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需要理解的是，对19世纪传统的、普遍持绅士风度的观察家来说，这件事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犯人们的遭遇，以及把逮捕他们与重大政治事件相联的决定，均直接来自腓特烈·威廉四世。他想要举行一场公开审判，这样就可以把1848年革命全赖在这个秘密颠覆活动的阴谋组织上。作为他那反革命执政方针的一部分，腓特烈·威廉曾极不情愿地为他的王国颁布了一套宪法，但他为这场审判所做的准备，又被设计成要淡化自己立宪君主的形象。这位君主没有按照宪法要求，和内阁协商如何行动，而是与他那些福音派朋友合作。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政治最贴边的要算是其中一位柏林聋哑学校的校长。腓特烈·威廉四世有他的私人特务——威廉·施梯伯（Wilhelm Stieber），是前任警方侦探。人们都说这个人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干了不少非法的勾当，如勒索敲诈、大肆滥用权力。而且从1848年革命起，他就和马克思结下了个人恩怨。88施梯伯受命要利用所有手段，提供革命者密谋大革命的证据，但不能让人把这些做法和他的王室主子联系起来。早在诺特荣克被逮捕前，这项工作就已经展开了；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下活动遭到暴露，则正中这位普鲁士统治者的下怀。

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这些阴谋诡计来自普鲁士王国的最高统治层。马克思看待自己的追随者被逮捕和被审判的方式，和他看待自己与伦敦流亡分子之间的分歧的方式是一致的。他把共产党人被逮捕归咎于沙佩尔和维利希那些超级革命化的言论，他觉得是这两人尖锐的声明惊动了警方。马克思想向他的支持者传递自己关于这次审判的政治策略，但很难实现，因为普鲁士警察一直在等着他的信，并准备逮捕收信人。靠着特务亚诺什·班迪亚的告密让警察最终采取了行动。马克思的建议有些还是传达到了科隆，他想让被告们把沙佩尔和维利希描述成是革命的密谋者，这两人正在筹划进行武力的共产主义暴动。相反，马克思和他的支持者并没有反对普鲁士政府，只不过在等待反对这个政府的革命伴随着经济危机而出现。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建立共产主义力量，反对届时掌权的激进派政府。89

1852年10月4日，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正式拉开序幕，该案成为了当时整个中欧的头条新闻。在科隆本地，大批人群聚集在法院广场，为被告欢呼，并威胁要攻击押送他们的宪兵和士兵。为了说明指控的合理性，检方把被告描绘成危险的颠覆分子，指控这些人想要破坏宗教——这在天主教盛行的科隆尤为敏感。王国的检控官还强调，这些共产党人想把资本家的财产罚没充公。这对由一名甜菜加工商、知名商人以及商会成员组成的陪审团来说，非常具有说服力。检方回顾了1848～1849年间在科隆发生的所有革命事件，按照他们王室主子的吩咐，把这些都归在了共产主义阴谋分子的密谋上。为了强调被告们的危险程度，在庭审过程的第一周，国家首席大律师还夸张地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了一把匕首。90

毫无疑问，此案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国王的密探。和检方相比，他更像是负责提起诉讼的人。施梯伯得意地晃着自己从伦敦得到的一叠共产党人的秘密文件，列举了暴乱策划的细节。这些文件是他的一名间谍从维利希 - 沙佩尔集团的办公室中偷来的，内容惊人得详细。在这之后，施梯伯又描述了他是如何帮助巴黎的法国警察逮捕了同谋者，并述说了一段戏剧化的故事：谢尔瓦——实际上是施梯伯安插的内奸，在巴黎的公寓中是如何攻击他，以及在两人徒手互搏的过程中是如何伤到他妻子的。91

11名被告在辩论时使用了许多策略。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以及被告中其他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一名儿科医生和一名药剂师）的对策是否认自己和政治有任何联系。丹尼尔斯坚持称，他对共产主义的兴趣以及与马克思的频繁通信，在本质上是纯研究性和纯学术性的。诺特荣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以及彼得·罗瑟三名被告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承认自己属于一个秘密组织，但称这个组织与维利希及沙佩尔的追随者相反，是未来革命政府的反对者，而不是现在的普鲁士王朝的敌人。检方则拿出马克思撰写的革命性质的文章加以回击，——例如“三月演讲”（马克思在私下承认，这个东西对当时的审判来说相当危险），并称这两个共产主义派别间的分歧完全出自个人因素。施梯伯本人则说：“马克思—恩格斯派与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真正分歧在于，下一次成功的革命之后，马克思先生和维利希先生到底哪一个能当上独裁者……”92

在所有被告中，“红贝克”的辩护是最具政治意味的。他毫不否认自己与马克思的联系，也没依照马克思的辩护策略承认自己属于一个由后者领导的秘密组织。相反，他坚持称自己是独立行动，并把自己标榜为人民自由的坚定捍卫者、普鲁士压迫的反抗者。贝克尔的策略和马克思在1849年受审时采用的策略相似。但由于贝克尔否认与共产主义者同盟之间有任何关系，因此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的办法感到不满，虽然他们此前曾一致同意，贝克尔与同盟的关系要秘而不宣。93

在开始的热情过去之后，公众对审判的兴趣减退了。证据显示被告只是一小撮影响力有限的颠覆分子，根本算不上是腓特烈·威廉四世想象的那种遍布各地、影响整个欧洲的阴谋团体。大众更加相信，这个案子最后的结果会是被告无罪释放。就在这时，施梯伯突然出现在法庭上，要求陈词，称他的特工刚刚获得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内容是关于马克思的追随者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可以证实他们的确在密谋进行革命。这一说法促使马克思行动起来。他收集了经核实的证人证言，否认了备忘录中的材料，证明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备忘录的日期和马克思的同事在伦敦召开会议的时间不符——而且，最重要的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一份手抄文件证明，他的笔迹与这份备忘录上的笔迹相差甚大，所以这份备忘录不是出于他之手。马克思花掉了自己最后一点钱，再加上恩格斯寄来的资金（马克思的朋友彼得·伊曼特还曾试图从一个人那里筹钱，但那个人实际上是施梯伯的特务），“夜以继日”地收集材料，并通过中间人将它们发到了科隆被告的律师处（马克思不知道的是，其中一个中间人是奥地利间谍海尔曼·艾布纳尔）。燕妮在给阿道夫·克拉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家完全成了办公室。这里有两三个书记员，有人负责跑腿，还有人把钱凑在一起，这样就保证书记员的收入，也能让他们拿出证据证明此事是旧世界最可恶的丑闻。其间，我的3个孩子满怀信心地唱着歌、吹着口哨给他们鼓劲，还经常差点被他们那不停转悠的爸爸给撞倒。这真是一次疾风骤雨般的行动。”94

贝克尔的辩护律师，在1848年革命期间曾任科隆民主社团主席的卡尔·施耐德二世（Karl Schneider II），已经掌握了一份李卜克内西的笔迹，能够在与施梯伯质证时提交给法庭。这位秘密警察娴熟地避开了这份证据，提前表示撰写这份备忘的并不是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而是另有其人——一个“H. 李卜克内西”[68]的人。这个名字在这篇秘密备忘录中的其他地方也有出现，都是由希尔施和谢尔瓦这两个施梯伯的间谍伪造的。这两人正是维利希的朋友。事实证明，马克思的这位对手非常清楚伪造一事，但之前对此却只字未提，部分原因是他想把这两名普鲁士特务发展成双重间谍。当得知这两人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扮演的角色时，他便立刻拖着希尔施找到了伦敦的一位法官，宣誓并讲出了事情的真相——这让马克思感到失望，他原本指望当地执法机构能就此逮捕希尔施。维利希得到的证词虽然被送到了科隆，但没能呈上法庭。据推测，应该是希尔施自己返回了科隆，但施耐德二世拒绝见他，不过不知道希尔施返回科隆（这是假设他真的回了科隆）是因为维利希的意愿，还是施梯伯的伎俩。95

马克思与恩格斯喜出望外。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两人是信心十足地盼着“这件事最终会以被告的无罪释放结束，而施梯伯先生，以及其他违反这种不依赖宗教的法国刑法的普鲁士罪犯，会因违誓而被逮捕”。96可笑的是，这两位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示法律与裁决只不过是阶级利益工具的共产党人，居然相信真相会在法庭上获得胜利，相信正义会在法庭上得到伸张。而这个在宗教上非常虔诚的、满口仁义道德的国王以及他的特务，却抓紧机会钻法律的空子，丝毫不在意法律的判定。盗窃、造假和违誓，这些行为只会加速他们政治生命的完结。

1852年11月12日，法庭做出了判决。宣判当天，士兵们站在法院大楼前，防止愤怒的人群冲击法院。法官的判决就像一记狠狠的耳光，扇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1名被告中有7名被判有罪，分别判处3～6年有期徒刑。他们将被关进堡垒，而且每天还要服劳役。三名工人阶级出身的被告——罗瑟、诺特荣克和裁缝弗里德里希·列斯纳（Friedrich Lessner）——在释放后仍然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罗兰特·丹尼尔斯虽被判无罪释放，但却因之前被羁押在窄小的囚室中患上了肺结核，几年后便去世了。他的医生朋友阿伯拉罕·雅科比（Abraham Jacobi）也被判无罪，移民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医学博士。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与海尔曼·贝克尔两人在服刑之后，加入了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激进民主势力。1878年，从监狱里出来20年后，“红贝克”被选为科隆市市长——算是针对普鲁士政府的一次迟到的报复。“红贝克”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市政长官，他在任期内下令拆除了中世纪的城墙，而用林荫大道取而代之。这些大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科隆审判的影响波及了伦敦的激进流亡分子。由于被曝出与普鲁士间谍有长期且紧密的联系，维利希在工人中那本已滑坡的声望立刻降到了冰点。维利希 - 沙佩尔的那个共产主义同盟解散了，维利希也打算搬到美国去，毕竟那里还有支持者会热烈欢迎他。和当地的那些激进分子一样，维利希也投身到了废奴运动中。身为一个勇敢的、有技术的军事人员，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加入了联邦军队，官至少将——在美国武装部队中，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获得如此高军衔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与恩格斯搜罗了能证明施梯伯伪造的证据，并出了一本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Uncovering the Scandals of the Cologne Communist Trial）。这本册子在美国印了一些，但从未运到欧洲。瑞士也印刷了数千份，不过在出版商试图将其运回德意志邦国时，警察把它们都没收了，这可能是班迪亚告的密。这本册子在很多方面和《流亡中的大人物》类似，是情急之下的最后一招。在法院宣布判决后的那个周三，马克思在与伦敦追随者召开的例会上提议解散共产主义同盟。在与会者的一致意见下，这个组织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解释道：自己在科隆的支持者被逮捕并定罪，那么有效政治活动的前景就全都破灭了。97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了政变。他摇身一变，从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变成了第一执政官，不久后又变成了拿破仑三世皇帝。这对伦敦的激进流亡分子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原本还指望一场以法国为中心的新革命，这下不仅革命的愿望破灭了，而且他们还将面对来自反革命势力的沉重打击。这一事件对马克思的影响要稍微缓和一些，因为他的新理论已经指出，革命是与经济危机相关的；不过他也认为，法国仍然会是革命的中心。在政变发生后的短短数周时间里，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撰写相关的分析文章了。他有充足的材料可以使用：由于在法国待过，所以他对法国政治有自己的理解；那里的朋友也会报告给他现场的情况；伦敦还有详细的媒体报道。马克思本来想把它写成系列文章，但最后只出来了一篇，魏德迈和克拉斯这些他在美国的支持者出版了这本册子，名字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98

革命目标的失败成就了马克思文学上的造诣。《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他写作技巧最为出色的一部作品：其中嘲讽的使用较少，没有像以往一样不停地贬斥对手，而是把自己智慧的洞见隐藏在讽刺的幽默与巧妙的措词中。马克思很多意味深长的箴言就来自这本册子，例如“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又如“人们脑子里守旧的想法根深蒂固，如同阿尔卑斯山[69]一般”，还有“挖得好老鼹鼠”等。99

这本册子里的基础性分析类似两年前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那就是把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相等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共产党人之外的民主人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温和的共和党人和君主主义者则代表了资本家阶级中的其他分子以及拥护大地主的保守派。和马克思上一部作品不同的是，他以前认为路易·拿破仑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当时的人大多持这种看法），而现在则要把他当作未来的皇帝。他把路易·波拿巴写成是一个独立政治集团的领导，与之相对应的一个社会阶级是法国的小农。

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剖析了1848年革命，分析了这场革命会在全欧洲革命情绪高涨之时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批评法国左翼分子，称他们将1848年革命看作1789年革命的翻版。众所周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几段的主题就是上述内容。马克思在这里解释了以往的革命运动是如何借用先人理想的，例如马丁·路德把自己标榜为使徒保罗（Apostle Paul），以及1789～1793年的法国革命者缘何要试图建立古罗马共和国。1848年革命也希望唤起人们对1789年革命的回忆，但最后却只落得个可叹可笑的结局。不过，马克思没有提到的是，这部作品所嘲笑的法国政治人士，也正是革命爆发前他培养了多年的那群人。正是靠着这帮人的支持，马克思及其同事才能在1848年春从布鲁塞尔回到科隆。同样，从1848年12月到1849年6月，他对再发动一次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的期望也都寄托在这些人身上。而他自己在做《新莱茵报》主编，以及他在德国民主运动时期的政治策略，也都是要唤醒人们对1789年大革命的记忆。他曾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要与俄国展开革命战争，还曾认同并赞美雅各宾派的激进与恐怖行动。这样看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自我批判的一个突出典型，其方式是通过对他人的批判。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对革命卷土重来的愿景是基于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一场工人暴动，之后是革命的法国与欧洲列强的战争——而现在，由于马克思批判重复过去革命的这种想法，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一场新的革命必须要与过去划清界限，而不能是延续传统：“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是要从未来汲取它的诗情。只有甩掉对过去的所有迷信，否则它是无法开始实现自身任务的”。100过去马克思是拒绝说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样子，现在连到达这种社会的革命转型过程也变得语焉不详了。

如果说马克思不愿对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进行推断，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看似知道这场革命会发生在何处。在这篇作品临近收尾的地方，他写到了路易·拿破仑是如何摧毁了法国的立法与制宪机构这些权力部门，把法国这种官僚国家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独裁者身上。马克思以黑格尔的方式讲述了这一过程，把这个过程称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这种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未来的革命只需要瞄准这个国家权力的中心。当革命爆发时，“全欧洲都要从座位上蹦起来并兴奋地大喊：‘挖得好，老鼹鼠！’”101这句话出自《哈姆雷特》——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哈姆雷特》的标准德文译本，马克思小时候从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那里看到的就是这个版本。这也是对1789年大革命期间的雄辩家米拉波（Mirabeau）致以的含蓄敬意，此人激烈的言辞让当时的人们惊呼：“吼得好，狮子！”——马克思在1842年《莱茵报》上讨论媒体自由的系列文章中就曾引用过这种评价。102用丛林之王的咆哮与小鼹鼠低调耐心的准备做对比，马克思强调的是今后革命要与之前想象中的革命有所区别。这种强调所针对的对象也包括他自己。

法国国家权力集中的地方，也就是革命爆发后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注目的地方，当然是巴黎。尽管马克思现在提出的革命与之前的版本有本质区别，但文中显示出的是他仍然认为革命会延续1789年、1830年以及1848年的模式在巴黎开始。即便到了19世纪60年代，巴黎仍是他心中爆发革命的场所。在这10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他才开始怀疑巴黎能否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当革命最终在1870～1871年间席卷巴黎时，拿破仑三世被推翻，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创建了起来，但最终被镇压，马克思不断增加的疑虑得到了验证——巴黎革命并不具有影响欧洲大陆或者全世界的实力。

在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马克思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涯都处于最低谷：1848年的系列革命被镇压，重启革命的希望非常渺茫。他夹在伦敦政治难民的纷争中，被孤立而且破了产。这本小册子抒发了他对转变的渴望，希望反革命的现实变成革命的未来。文章把革命失败视作成功的必要前提。1850年那些未能实现的愿望在未来也没有变成现实；相反，未来会有一场（几乎是）全新且不同的革命。从表面上看，现状令人沮丧，但在反革命势力那看似稳固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外表之下，有一只小鼹鼠正在挖洞。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是马克思最具影响力、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持这种评价的人不只是他的追随者。知名的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就承认：“如果不是看上几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激发一下思路，我很难提出新的社会学问题……”103单从当时向人们传递革命希望、激励大众的角度来看，这本小册子确实做得不够。它在纽约印制，在德裔美国人中卖得很差；没有几本卖到了欧洲，而马克思在当地进行的印刷工作也不成功。那一小撮读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人都被马克思的分析所折服，但可惜的是，文中的信息一直没有传递到大众之中。104马克思在流亡中被孤立，加上他在科隆的追随者遭逮捕并被投进监狱，标志着为期10年的政治激进主义阶段告终。在1859年前，马克思都被排挤在政治活动之外。他要从一个积极介入各种事件，甚至是引发这些事件的革命者，转变为一名观察者，尖锐地地评论时局，同时寻求最后一点证据，来证明事情会出现转机。

[57]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这里指哈布斯堡—洛林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支王室，家族成员曾任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等地的国王或皇帝。该王室奥地利分支于18世纪40年代断绝男嗣，后改称哈布斯堡—洛林王朝。

[58]庇护九世（Pius IX），出自于意大利贵族家庭，是最后一任兼任世俗君主的教皇，坚持自己教皇的世俗权力。——编者注

[59]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意大利中部的一个沼泽。

[60]即后来按《英国图书馆法》建立的大英图书馆。

[61]这些人都是《新莱茵报》的编辑或撰稿人。

[62]从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以当时英镑的购买力衡量，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63]即《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64]按照《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描述，全人类联合起来要建造一座高抵天庭的的巨塔，为自己扬名，但上帝阻止了他们。巴别（Bebel）在希伯来语中有叛乱的意思。

[65]全名为Henry Edward Guy。

[66]大陆秩序党，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支持奥尔良王朝复辟的保守派政党。该党反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继续连任总统。1851年12月，拿破仑发动政变，颠覆了现有议会，解散了秩序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最后一期中的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撰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系列文章中的最后一部分。

[67]意大利王国成立于1861年。此前意大利半岛由诸多城邦分治，先后受西班牙和奥地利两大势力控制。

[68]李卜克内西的全名为Wilhelm Martin Philipp Christian Ludwig Liebknecht。

[69]德文原文为“ein Alp”，本意为梦魇。从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是要强调旧观念对人思想的桎梏是沉重可怕的。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很多英文译者在此处将其译为阿尔卑斯山（Alps），意在强调这种影响的强大。

观察家

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马克思都忙于紧张的组织工作、煽动式的新闻报道以及对暴动造反的渴望，充斥其间的还有激烈的争论、不择言辞的反责以及个人与政治间的对抗。在发起一连串引发争论的政见的过程中，马克思仔细思考了欧洲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事情的重要程度能超过波及整个大陆的1848年革命了：革命爆发前，有多年来不断升级的对抗；革命失败后，人们又陷入了对世界末日的想象，从而产生了对更暴力、更激烈、影响更为深远的革命的期待。

1852～1859年间，也就是革命高潮结束后的7年，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情形。在撼动欧洲大陆的起义之后，威权政府发动了致命的反扑，其中最知名的要算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的登基，现在他自诩为拿破仑三世皇帝。公开的政治反对被边缘化了，而激进的对抗更是被完全镇压。正如当时的人们以及后世的历史学家所说，这是一个“反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马克思的个人需求也得遵从历史趋势。在反革命的年代里，英格兰成为了自由派的离岸天堂。科隆共产党人审判的结果让马克思垂头丧气，与流亡者的冲突又令他十分烦躁，在离岸天堂里躲避迫害的他放弃了积极的政治生活。他在1853年10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下次再有机会，我打算发表公开声明，宣布自己不再与任何党派相干。我不想再为了党的面子，让党里的每个蠢货都来丢我的脸。”马克思虽然未曾发表过这样一份声明，但确实将这番话中透露出来的想法付诸了实践。他不再同伦敦的德国手工业者以及欧洲的政治难民打交道。这一时期绝对算得上是低潮期，虽然这帮人未完全停止活动，但积极程度却大不如前。 1

在1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本人也处在低潮中，他的时间与精力都被家庭占据了，同时他还要与病情以及个人不幸作斗争。由于从政治转向了家事，他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小。1857年12月，他写道：“除了家庭成员，我现在这里真是与世隔绝，少有的几个熟人也是好久不见。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太高兴这种事情发生。”2

马克思在1850年所写的文章中，用革命只会发生在经济危机之后的理论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不主动做辩护。在没有革命发生的间歇期，政治行动没有什么效果。他也终于能够撰写那本计划多年的政治经济学书籍了，而且这样也可以从知识上武装自己，为下一次起义做准备。3生活的压力以及常常困扰他的沮丧，加上低落情绪，意味着马克思在这项工作上不会有什么进展。不过，马克思在学术方面的努力让他成了一位自由撰稿人，并逐渐成为了他的主要工作。像讨论费尔巴哈的文章中的那种改变世界的愿望暂时是不可能实现了，但他也得为此给出理由。在紧张的新闻工作中，马克思就反革命时期欧洲的政治情况做了深刻的评论，感同身受地观察了贸易与金融状况，并对企业的新发展进行了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在寻找期望中的经济危机会出现的证据。这种纪实般的观察使他人生中真正一次注意到亚洲的情况，并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在19世纪50年代，死神一直尾随着这家人。1857年7月，43岁的燕妮诞下了最后一个孩子，怀孕过程既艰难又痛苦。这是一个死胎——对这位母亲来说是次沉重的打击，也让卡尔难以平静。与生产“直接相关的一切”都让他“感觉十分害怕”，与导致死产的一切事情对他来说也都是“难以忍受”。具体原因到底怎样至今也无人知晓，甚至连恩格斯这种亲密友人也不了解事件的原委。 4

或许这些痛苦的记忆源自一场更大的悲剧——并不是这个死产的孩子，而是埃德加的突然死亡。这个活蹦乱跳、深受喜爱的男孩，在1855年4月6日夭亡了，当时只有8岁。他腹痛和发烧的症状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情况时好时坏，看起来是阑尾穿孔，不过也不排除是胃结核的可能。随着“穆希”（Musch，小苍蝇，爱称）病况的恶化，疼爱他的父母的心情也越发忧郁。他死在早晨，就在他父亲的怀里。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他的母亲、姐姐以及琳蘅·德穆特都失声痛哭。在苏活区迪恩街（Dean Street）的屋子里，燕妮再也待不下去了，她一定要离开这个悲剧发生的地方，但这也无济于事。若干个月过去后，哪怕是稍微提及这个早夭的儿子，也会令她伤心欲绝。她的丈夫也好不到哪里去，几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在爱子死去后，房子一下变得空荡荡、冷清清。只有他的存在，才能让这间屋子充满生气。无论以什么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我经历过各式各样的麻烦，但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不幸。我真是心碎欲绝。幸运的是，自从葬礼那天起，我就头疼得非常厉害，这让我省去了睹物思人的痛苦。 5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失去这个儿子是最大的悲剧。在埃德加的葬礼上，他的朋友兼政治盟友威廉·李卜克内西试图安慰他，提醒他还有老婆、女儿和朋友，但几近失控的马克思只是哀叹道：“你们所有人都换不回我的儿子。”埃德加的死让马克思消沉沮丧了两年半。如果说他还没有完全绝望，那按照他对恩格斯的说法，只能是因为“想起了你和你的友谊……希望咱俩还可以在世上做些明智之事”6。

这个处境黯淡凄惨的家庭还是盼来了一缕微光：1855年1月17日，女儿艾琳娜降生了。这个小女婴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非常难熬，看起来她好像也要步亨利希·吉多与法兰西斯卡的后尘。好在早熟且精力充沛的小艾琳娜活了下来，成了他们在伦敦出生的孩子中唯一幸存的一个。两个年长十多岁的姐姐都非常宠她，她的父母也是既高兴又自豪。不过，尽管艾琳娜的降生带给了这个家庭快乐，却依然无法平抚埃德加离去所带来的悲痛。 7

在19世纪50年代初以前，马克思就是个新闻工作老手，他过去经常为4家报纸和两本杂志写稿。在1853～1862年间，他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这方面的经验，为6家不同的报社撰写文章，这里有英格兰、美国、普鲁士、奥地利，甚至还有南非的报纸。和此前的情况不同，这种工作完全是在报社的授意下进行的，既不受马克思的掌控或影响，也和他的政治目标没有什么干系。编辑们给了马克思很大空间，他可以在文章里表达政治观点、研究理论问题，但他的新闻工作不再是其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了。

马克思撰写的大部分新闻文章都发表在《纽约论坛报》[70]上，这是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报纸。时至今日，人们对它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以及其主编——共和党人、评论员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依然记忆犹新。这位主编的同事查尔斯·安德森·达纳（Charles Anderson Dana）在1848年11月时曾在科隆见过马克思，当时革命正处于风口浪尖之时。由于对马克思的印象非常不错，达纳与他保持着联系，并在1851年时向这位政治流亡者提供了一个机会，由他撰写关于中欧地区中世纪革命的系列文章。由于马克思当时正忙于和其他政治难民论战，还有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再加上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没把握，马克思把这次写作的机会转交给了恩格斯。由恩格斯代写的这些文章现在还经常重印出版，书名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Germany: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8。

这个系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达纳邀请马克思——这个名义上的作者——为《论坛报》定期撰写文章。从1852年下半年起，马克思开始自行撰文。一开始，他对英文的了解还不够，需要威廉·皮珀帮助编辑；但通过一些练习后，他开始习惯用英文写作，不过他的文风永远都是德国式的。马克思有时赶稿很着急，以至于满纸都是潦草的笔迹。这种情况下，燕妮就会誊抄一份，再通过汽船寄到纽约（通讯员的历史要早于跨洋海底电报电缆，后者在1866年才成功铺设）。在10年时间里，马克思有487篇文章获得了稿酬，其中大多数都作为《论坛报》的头条文章出现。这里大约有四分之一实际上是由恩格斯代笔的，当马克思的健康问题出现状况时，恩格斯就会来帮忙，不过恩格斯也会撰写与军事相关的文章，这是“将军”的特长。9

马克思还为他的作品找到了其他平台，有较少的一部分发表在了左翼和反对派的英国报纸上，其中一些还被重印，获得了相当多的读者。他为一家南非的荷兰语报纸撰稿过一段短暂的时间，但没能与编辑就报酬问题达成一致。在1855年的9个月中，他是布雷斯劳（Breslau）《新奥得报》（New Oder News）驻伦敦的通讯员，这一直持续到普鲁士政府勒令这家反对派报纸歇业。该报的主编在维也纳办了《新闻报》（The Press，这份报纸是《新自由报》[71]的前身，是1914年前欧洲最知名的自由派报纸之一），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初曾零星地为这篇报纸撰过稿。 10

撰写这些文章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为了获得材料，马克思会经常阅读主要的英文报刊、大部分法国与德国的报道，还有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报纸的精选文章。他会全神贯注地阅读英国议会各调查委员会的“蓝皮书”报告，翻查一卷卷的议事录，即议会辩论的记录。在参加下议院的辩论以及海德公园中激烈的示威时，马克思偶尔会做一些个人报道，但他在新闻工作中的角色更像是今天的专栏作家，而不是记者。他的大部分文章（在重印的作品集中占大约5～10页的篇幅）都带有大量评论，其中不乏标志性的讽刺与挖苦。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巨大。虽然如今的大部分传记很少检视这些新闻作品，但实际上在1853～1862年间，这类文章中涉及的内容比他这一生中所有其他作品加在一起还要广阔。在总结朋友生平事迹的悼词中，恩格斯恰如其分地强调了马克思新闻作品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重要性。11

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新闻作品在他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出版文字中所占比例最大，那么这些同样也是收益最好的一部分。支持家用和偿付债务是主要原因。在1852～1853年间，债主们还是不断骚扰着这一家子，这时马克思已经开始了他的通讯员工作。当铺还是他经常要去的地方，恩格斯也会尽最大可能给他寄钱。燕妮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写道：“邮递员的两下敲门声意义重大，卡尔一听到就会非常高兴。‘看哪，弗里德里克，2英镑，得救了！’他会喊出声来。”不过恩格斯也有自己的财务问题，并不能一直接济他们，所以马克思被迫去德国人社区中找寻贷款。这不是个轻松的任务，毕竟社区中的大多数人对他糟糕的债务记录都了解得一清二楚。12

随着报社的工作的持续与不断增多，马克思的财务状况开始得到改善。到1853年底，马克思对自己的前景乐观多了，他给恩格斯写信说，后悔自己没有早些开始这种新闻工作：“如果咱俩——你和我——在伦敦选择恰当的时候开始这份英文通讯员的工作，你就不会坐在曼彻斯特，饱受账房里的煎熬了，而我也不用为债务挠头。”13随着收入越来越多，家庭情况再次得到舒缓。和亨利希·吉多那时不同，燕妮现在可以为艾琳娜请位奶妈。从1853年起，这一家人可以享受规模不小的德国圣诞庆典了，孩子们能在这时候获得许多礼品。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的时候描述了这家人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的周日野餐。在和煦的天气里，卡尔、燕妮、孩子、仆人以及各种客人会从迪恩街出发，向北再向西，走上一个小时，来到汉普斯特德希斯公园（Hampstead Heath）。琳蘅会在篮子里放上水果和一大块烤小牛排。在草地上，野餐的人们吃着盛大的午餐，其中包括他们买来的面包、奶酪、虾、蜗牛和啤酒，然后坐下来闲聊，或是阅读周日的报纸。孩子们在一旁嬉戏。返程还是步行，途中他们会唱起民歌，或者就由卡尔和燕妮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和歌德的《浮士德》。这种田园牧歌般的景象，证明了这个家庭稍稍摆脱了流亡贫穷的困扰。 14

1856年秋，一家人能换间新房子生活了，新屋就在肯特镇格拉弗顿坊9号（Grafton Terrace, Kentish Town）。每年36英镑的租金不贵，但这是因为这一地区尚未竣工，街道也没铺砌，所以整个区域在下雨时就会变成泥泞不堪的沼泽。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间正经的房子，比苏活区那些套间要大多了。布置屋子的钱大部分来自燕妮，她的一个叔叔近期过世，给了她一小笔遗产。7年多以来，马克思一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家具，总算告别了之前居无定所的时代。要想拜访苏活区的德国流亡知识分子，或是找城里的银行业者，从新家要走上长长的三英里[72]，如果是要和住在伦敦东区的德国手工业者会面就更远了。新家选在这个位置也表明，马克思避开了流亡政治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交往。 15

这次搬家本应被视作马克思完成了人生中的一段过渡时期，从身无分文的政治流亡者转型为中产的、安定的家庭支柱。然而，持续的财务危机让事情完全变了样。还没等这一家搬进新房，马克思就不得不急切地找到恩格斯，要求资助。最终，恩格斯同意每月寄给这家5英镑，但这些钱依然不够。马克思继续寻找资金，鉴于之前的债主威胁要没收他的资产，这成了项非常困难的工作。1858年7月，他又急切地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份清单，记录了燕妮统计的家庭开支与债务。马克思本想通过一家储蓄贷款协会的债主合并债务，但在支付了2英镑的申请费用后，人家以信用度不够为由拒绝了他。最后，是恩格斯拿出了贷款，才帮助马克思解决了财务问题。 16

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新闻工作给马克思带来了不错的收入。他在1856年同《纽约论坛报》签订合同，担任该报的欧洲通讯员，年薪200英镑——这在当时绝对算中上阶层的收入。如果考虑汇率因素（1英镑≈ 6 2/3普鲁士泰勒），他的收入已经接近了他父亲在19世纪30年代的收入水平，不过在英格兰热闹首都里的生活成本要远高于住在德意志省级市镇中的花销。考虑到马克思那不菲的收入，如今给他立传的人反对以前的说法，认为这个家庭在19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并没有持续陷入贫困之中，并将这家人的财务问题归结于马克思的太过奢侈和理财不当。17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到19世纪50年代末，极度的贫困没有再像10年前那样困扰马克思一家；但是仔细查看他们的借贷记录就会发现，卡尔面临的是有限的收入和扩大的开支之间的矛盾，而对按照体面的已婚妇女标准来管钱的燕妮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当一名《纽约论坛报》欧洲通讯员能拿到的实际收入并不像表面薪水那样风光。安排跨洋支付既繁琐又昂贵。马克思必须给达纳写一张汇票或提款发票，然后把它交给伦敦的一位银行业者，由这个人负责把票据寄给他在纽约的代理银行。后者再向《论坛报》出示票据索要付款，然后这笔款子才会寄回伦敦，交到马克思手上——一次要扣一大笔手续费。马克思第一次尝试这种方式时，整个过程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而且他发现银行不会立刻处理小笔账单，而是等到凑了很多这种小额的账单后再一起发送给他们。在得知这一点后，他就等着写完很多文章，可以获得一大笔款子的时候再开单，但这又意味着这段空档期必须借新债才能维持家用。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这位诗人兼《新莱茵报》编委会前任委员，到目前为止马克思最有名的同事，已经逃离了普鲁士并在伦敦当上了银行业者。他给马克思介绍了一些做融资生意的人，他们能将他的汇票贴现，直接支付现金，但这也意味着马克思收到的钱要少于票面价值。18

200英镑的年薪难以兑现。从1856年起，这些钱被扣掉了一半，直到来年的11月，原因是1857年的衰退给这家报社带来了经济困难。卡尔和燕妮都明白这其中的讽刺：盼望已久的经济危机将引发新的革命，可也威胁到了他们家的财务状况。在通讯员眼中非常友善且富有同情心的查尔斯·达纳尽了最大努力去缓解这种影响，并尽可能不去毙掉马克思的稿子。在薪水下调前，他就为马克思在他投资的另一家出版公司里找了活计，为一本筹划中的美国百科全书撰写文章。加上恩格斯的大量协助，马克思获得了这份工作，但这是一份沉闷无聊的工作，而且不能完全弥补他在新闻工作上的收入损失。19

如果说马克思的实际收入比不上最初想象的那样，他的开支可是比表面看上去要高。到那时为止，开支中最大的一部分当属马克思在1849～1853年间不断欠下的债务。那时他没有固定收入，但还要为政治活动出钱。即便对未来的财务状况感到乐观，这笔负担也还是会让他深感苦恼。他宣称通过努力，在1854年1～9月期间，他的总负债已经从80英镑乐观地缩减到50英镑；但到了1858年，这个数字又猛增到了100英镑之上。旧债会累积，持续依赖当铺就意味着利息也会持续上涨。日用杂货上的开支猛增也是一个问题。即使在搬到格拉弗顿坊之后，马克思还是欠着苏活区店主们的钱。请医生也是一大笔开支，燕妮怀孕、孩子们生病——不管最后是死是活都要支付的昂贵药费，加上马克思自己的慢性病（当时，痔疮、肝病、胆病以及龋齿是一个不落），都是新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在英格兰北部度过了1856年下半年中天气最好的时候——和家人在约克郡的坎伯威尔村（Yorkshire village of Camberwell）度过了夏天 [73]，在曼彻斯特又和恩格斯一起度过了秋天——为的是躲开家庭医师乔纳斯·弗洛因德（ Jonas Freund）。后者以一种坚持不懈的方式索要欠款，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严重的财务麻烦并于两年后破产。 20

要是这些消费中存在无节制的成分，那一定是出于卡尔对燕妮以及女儿们的关心。女仆们（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几年中，琳蘅的妹妹玛丽安也一同服侍这家人）为他的妻子分担了一些重担，但高龄下的数次怀孕以及对孩子们健康的担心，再加上负责一大家子的家务让燕妮疲惫不堪。管理开支和挡开债主这些事情的压力已经超出了她的负荷。在环境更好的社区有间大一点的居所，可以远离霍乱肆虐的苏活区，也可以让燕妮不用常常想起早逝的埃德加。公立学校是没有的，只有教会赞助的为穷人设立的慈善学校，所以小燕妮和劳拉两个年龄大一些的女儿上了一所为举止文雅的年轻小姐准备的私立学校。卡尔和燕妮打算就这样培养他们的女儿，这意味着又要多掏钱去上意大利语和法语课，还要学习绘画和音乐。 21卡尔在1858年7月对恩格斯抱怨，所有额外的记者工作收入都没法让负债停止增长。这种羞愧的表白中包含着一种自我辩护，不过也表明了他在财务困扰和家庭责任间的两难处境：

如果我要走上极端，用尽办法节省开支——例如让孩子们都退学、租一间彻底的无产者式的房屋、辞退女仆、只吃马铃薯——然后拍卖掉我们的财务，即便这样也还不清在附近欠下的债，而且还可能要缩到什么地方去躲债。到现在为止，继续维持这种体面，是避免全面崩盘的唯一方法。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能享受片刻宁静，并开始工作，我就宁可住到怀特查帕尔去（Whitechapel，东伦敦的一处贫民窟）。但对我的妻子来说，照她目前的情况，这种巨变会导致非常危险的后果，而且对正在成长中的女孩子们来说，这绝对是不适宜的。22

到最后，马克思从记者工作中获得的收入——有时不少，但一般都起伏不定——还是没能让他的家人摆脱困扰他们多年的那种高贵的贫穷。这些钱只是把那种保持着上流社会高贵风范的贫穷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马克思在1853～1858年间从事的新闻工作，包含了各式各样的题材，从1854年的西班牙革命到布尔沃 - 利顿夫人（ Bulwer-Lytton）的轶事——这个人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但她和她的维护者都称这里面存在误诊。马克思这时期的作品主要围绕三个话题：1853～1856年间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以及它对各大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包括英国本地的政治；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情况以及发生的冲突，包括1856～1860年间和中国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加上1857年印度掀起的大规模反英帝国统治的起义，以及这些冲突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另外就是对1857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原因与后果的分析，其中就包括马克思所期望的在欧洲开展的新一轮革命。他处理这些题材的方式，显示出了他对自己经济与政治理论的充实，以及在这个反革命的时代怎样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棘手的现实情况。

正是对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让马克思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新闻从业者。这里面也有恩格斯的一些功劳，他就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围攻战中军队战略战术所代写的文章值得一读。美国读者对冲突过程的记录非常感兴趣，但对敌对局势结束后关于事态平和后的报道感到失望。23从今天来看，很难理解这场战争有何魅力可言。如果非要回想的话，人们所能记住的只剩下丁尼生（Tennyson）的叙事诗——《 轻骑兵进击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74]，还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照料伤病士兵的事迹。而军事冲突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在欧洲世界边缘围绕神秘的“近东问题”[75]展开的战斗，以及最后草草收尾的结果，反倒成了非常可疑但又无关痛痒的事件。

当时的人们应该不会认同这种看法。这场战争是近40年来欧洲列强之间发生的首次冲突，事实上，是从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以来爆发的首次冲突。拿破仑战争一直都是各方火力全开、波及甚广的冲突，当时人们也怀疑这场新的战争不会草草了事——不仅仅是俄国与英法两国在黑海岸边对抗，而是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冲突，并将所有大国都牵扯进来。马克思从他的岳母那里听到了这些顾虑。这位岳母的继子，也就是燕妮同母异父的兄弟费迪南·冯·威斯特法伦（Ferdinand von Westphalen），是普鲁士政府的内政大臣，当时这个政府正保持着不稳定的中立状态。这位内政大臣告诉他的继母，要做好准备，因为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可能会重现。24

对流亡革命者来说，这场战争有种特别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30年代，波兰政治难民的领袖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亲王（Adam Jerzy Czartoryski）就曾希望自由派掌权的英法能与代表保守势力的俄国展开战争。战争的由头就是奥斯曼帝国，正是该国的现状与未来局势形成了所谓的“近东问题”。他认为，这样一场战争会让波兰从沙皇的镇压下解放出来。25马克思在这方面接触到的是来自波兰的激进民主流亡分子，而不是贵族阶级且在政治上持温和态度的恰尔托雷斯基。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和这位亲王一样，都希望政治斗争最终会转变为同沙皇俄国的战争。

在1848～1849年间，马克思曾不断号召对俄国发动一场革命战争。在他的设想中，这场战争会重现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革命的法兰西，加上欧洲其他国家起义者的支持，就可以同其他所有大国形成的反革命同盟作战。在抵达英格兰前后的那段时间，随着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反俄的外交策略，马克思越发觉得未来同俄国的战争会按照恰尔托雷斯基亲王设想的方式发展。马克思认为，再同东方作战的冲动会来自英格兰的资本家，这些人将放弃不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原则，从而获得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商贸霸权。 26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克里米亚战争在这方面没有起到作用。发动它的不是革命政府，而是拿破仑三世的威权政府，与其联手的则是由辉格党贵族和托利党[76]中温和派组成的英国政府。这些政府不会参与到全面的冲突中，更不要说什么革命战争了。马克思在报道克里米亚战争时，对政府优柔寡断的行为进行了攻击。1853年初，沙俄与西方势力间的外交关系越发紧张，马克思却断定英法政府不会参战。而克里米亚战争在10月份真正爆发之后[77]，他又批评英国和法国没有真正作战，而是在寻求奥地利调停下的和谈，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俄国的全部要求，并把土耳其盟友的命运交到沙皇手中。入侵克里米亚在马克思看来似乎是一次并不上心的行动，而且从军事意义上来说显得非常拙劣。他和恩格斯一直认为，如果西方各国不把在黑海进行的局部战争扩大，沙皇那压倒性的力量将让盟军遭受失败的耻辱。到1855年夏，当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英法军队已经占领了俄军部分外围防御工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坚称俄国优势更大，而且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他们。 27

更让马克思失望的是英国资本家们那种怯懦的态度。他们既不呼吁将冲突扩大化，也不支持政府将战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方案。两个最知名的改革党[78]议会代表、同时身为英格兰制造商的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采取了强烈的反战姿态。他们称这场战争在经济上没有必然性，将其扩大化也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好处。极度失望的马克思称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和平贩子”。很明显，和它意思完全相对的是“战争贩子”一词，后者通常被20世纪的马克思解读者用来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家。 28

从某些方面看，马克思的报道代表了英国公众中更广泛的意见。政治家与记者们抨击政府犹豫不决的政策。英国远征军在克里米亚不合时宜的出场遭到议院调查小组的审查，政府也因此下台。辉格党的老牌政治家、巴麦尊子爵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Viscount Palmerston）组阁后，承诺要更有效地进行战争。巴麦尊说到做到。1855年10月，围攻之下的塞瓦斯托波尔沦陷了，俄国人在第二年要求和谈。29

在这时，马克思的观点与英国公众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他越发相信，在女王陛下政府外交政策的阴谋与伪装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憎的事实：任辉格党领袖兼首相的巴麦尊勋爵 [79]实际上是沙皇收买的代理人。无论是公开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的文章，还是他与恩格斯以及其他政治盟友之间的通信中，马克思都坚持这种看法，而且这个观点之一延续到了19世纪60年代。30在仔细研究议院文件后，马克思断定巴麦尊至少在25年前就被俄国收买了，而且在此前出任大臣期间，他推行的政策都是为了兜售俄国对手的利益——从波兰到阿富汗，都是他的目标。在大英博物馆中阅读的那些小册子让马克思得出结论，巴麦尊并不是头一个身居高位的叛国者，俄国对辉格党政客的贿赂可以追溯到100多年以前。他在给谢菲尔德（Sheffield）以及伦敦两家都叫《自由新闻》的报纸撰写的文章中罗列了这些指控。这一系列文章共分12个部分，写于1856～1857年间。这些文章属于一部长篇作品的一部分，但这部作品没能完成。在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女儿艾琳娜将这些文章收集整理后再次出版，名为《18世纪外交史内幕》（The Secret Diplomatic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1

供马克思发表观点的这些报纸，由一位名叫戴维·乌尔卡尔特的英国政治家控制，这是个奇怪而又有意思的人。今天人们会把乌尔卡尔特称为一名“东方学家”，这类人相信伊斯兰世界中人们的社会与文化与西方差异很大，无法相容。但和大多数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不同的是，这些人认为东边的“外域”不如欧洲，而乌尔卡尔特则认为东方要先进得多。他提倡用土耳其式的问候代替握手，称赞土耳其浴和当地的穿着方式，而且非常仰慕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乌尔卡尔特对本土政策的看法和他对近东的观点一样与众不同。他对英国政治的核心看法是，应当清除数个世纪以来诺曼人入侵的影响，让联合王国重归古代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制度。这种观点代表了17世纪的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看似乎是食古不化的表现。乌尔卡尔特对克里米亚战争所持的立场同样很古怪。他反对战争，但并不是出于和平主义者的心态或亲俄并反土耳其的立场，而是认为整场战争就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压迫土耳其人，使其屈从于俄国的要求。在他看来，土耳其人完全有能力抵抗俄国人。他表示，在这样一种方针背后，有一个叛国者的支持。当然，这个人只能是巴麦尊勋爵。32

在《纽约论坛报》上看到马克思对巴麦尊的谴责后，乌尔卡尔特找到了马克思，并专程从谢菲尔德前往伦敦去拜会他。由乌尔卡尔特与其追随者发动的、在英国中部工业地区举行的反战集会，给马克思写信赞扬他敏锐的观察力。马克思开始时不时地给乌尔卡尔特的报纸写文章，乌尔卡尔特的一名支持者将马克思的这些文章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复印销售，并卖掉了15 000多份。不过双方关于报酬的分歧限制了这次合作（马克思根本没有从这些小册子的销售中拿到一分钱），不过此次合作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做出的最大政治贡献，因为他在这时基本避免从事这样的活动。33

如果说有什么能证明“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这句话，那就要属马克思与乌尔卡尔特的合作了。这两人之间的很多分歧都很明显。乌尔卡尔特反对更现代的英国激进分子，也就是宪章主义者，反对他们对男性普选权的要求，而这批人正好代表了自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与英国政治的主要联系。乌尔卡尔特相信，1848年的系列革命是由沙皇特工煽动的，而马克思完全接受不了这一观点，毕竟他自己就参与了1848年革命，而且还是一个强烈反俄的革命者——这一点在与乌尔卡尔特私下的交谈中被马克思交代过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愿与乌尔卡尔特走得太近。和大部分英国政治家的观点一样，马恩两人人认为后者有点太想入非非了。或者按照马克思的美国学生阿道夫·克拉斯在其师长授意下撰写的文章所说，这个人是当今时代的堂吉诃德，他提出的值得称赞的反俄观点已经变成了一种偏执狂式的痴迷。 34

虽然有所迟疑，而且也认识到了乌尔卡尔特的古怪，但马克思还是选择了与其合作，这是因为他赞同乌尔卡尔特的两个核心立场：他对俄国的恐惧以及他对巴麦尊勋爵深深的怀疑。马克思赞同这些看法自有其理由，研究一下这些理由可以让我们了解他在那个令人沮丧的反革命时代的政治倾向。

在1848年革命之前及革命之中，反俄倾向就已经成为了马克思的核心立场，就这一点来看他和19世纪中期欧洲大多数的激进分子没有什么不同。按照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的政策设想，对那些想要扰乱政治现状的人来说，同俄国作战是优先选择，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个理想的机会，可以把政治激进分子捆在反俄的马车上。按照马克思的政治思路，在19世纪50年代与俄国作对具有比以往更高的价值。1853年4月，随着近东问题的逐渐升级，恩格斯在代笔文章中向美国读者阐明了这个观点。恩格斯指出，自1789年以来：

欧洲大陆实际上一直有两大势力存在——俄国与其实行的专制制度，另外就是革命对应的民主制度……如果让俄国占领土耳其，其实力就会增加一半，而且将比欧洲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对革命的目标来说，发生这种事将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灾难。维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存在，阻止俄国吞并它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的利益与英格兰的利益是一致的。 35

通过保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而遏制俄国，这个目标对马克思来说最为重要，甚至超过了他对革命的同情。当埃托利亚（Aetolia）和伊庇鲁斯（Epirus）地区的希腊裔居民在1854年初起义反抗土耳其的统治时，马克思反对他们的做法，称暴动者为“山中的土匪”，称其发起暴动是中了“俄国的诡计”——由“莫斯科的间谍”牵头。考虑到《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要支持所有革命运动，这一表述不免令人大跌眼镜。英国自由派提出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改革，措施包括让基督徒与穆斯林地位平等，或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马克思对此也持反对态度，称这是在幻想出现一次“完美社会革命”，是不切实际的。和许多1848年的革命者一样，马克思的立场正变得更现实、更以实力为导向。按照巴黎流亡时的认识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乔的说法，这是一种现实政治。 36

马克思对俄国的敌意，只能算是英国政客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难民所持态度中的一部分。他与乌尔卡尔特认同的巴麦尊勋爵是沙皇特工的看法比较少见，并不算主流。需要明确的是，巴麦尊作为英国政坛中的老资历，从1807年起担任议员，在过去数十年间树敌颇多。例如，一个蓄意中伤的说法就是他在演讲时所以提不起劲，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假牙掉下来。就算敌人的评价再刻薄，他们也绝对不会说巴麦尊是个背叛了英格兰的俄国间谍。事实上，巴麦尊的爱国情操人尽皆知，在19世纪50年代，人们提到他就会说“最英国范的大臣”。按照时代的特点，这种爱国姿态在欧洲大陆获得了自由派与宪政政府的支持，也体现了要限制俄国势力的决心。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在所有的内阁大臣之中，巴麦尊是最倾向采取果断措施的一个。他甚至还和马克思一样考虑过要扩大战争。 37

鉴于巴麦尊的立场，当时的人们觉得戴维·乌尔卡尔特所谓的叛国者指控只是无关痛痒的阴谋论。马克思这套相同的观点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也没有什么人认可。恩格斯在这件事上比较谨慎，一直保持着沉默。不过马克思的政治伙伴斐迪南·拉萨尔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拉萨尔一直留在普鲁士，不过未成为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的被告。在看过马克思收集的证据之后，拉萨尔犀利地向他的政治导师指出，这个辉格党政客是英格兰主战派的积极支持者，而被马克思作为证据的、巴麦尊表面上实行的亲俄政策，实则体现了反俄的姿态。拉萨尔借助他的个人经历进一步说道：

我个人了解的外交官们同他（ 巴麦尊）有10～15年的交情。这些人自己很腐败，并且深陷其中。他们根本不觉得他被贿赂了，而认为他是真正反俄的。这一点不能说无关紧要。而且，外交官肯定是最有机会接触俄国机密的。38

在英格兰，最反俄的政治家是个俄国特工——马克思是怎么得出这个奇怪的结论的？和戴维·乌尔柯尔特不同，马克思不是一个经常抛出阴谋论的人，不过他对这个判断真的是深信不疑。蓝皮书和议院的辩论记录、《泰晤士报》的时事报道，以及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中关于18世纪政治的泛黄小册子，他当然都仔细研读了。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对这些材料的解读是基于自己关于社会阶级与政治势力的理论，还有他对这个反革命时代背景的理解。

虽然马克思把英国视作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发现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愿承担执政任务，把这项责任交到了地主阶级手中。他认为后者分为两派：进步的大地主，也就是他眼中的辉格党人；还有小乡绅，即托利党的基础。毫无疑问，马克思更同情托利党人，因为他把他们视作是一个“一直被暴发户掌管的党，如皮特、阿丁顿、帕西瓦尔、坎宁、皮尔以及迪斯雷利”[80]。诙谐幽默、口才了得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议院反对派的主要人物，马克思称赞他是“当下议院中最能干的人”。 39

对辉格党的贵族，马克思只有蔑视，称他们是伪君子，一面假装是人民的朋友，一面又通过反革命的法律：从1688年开始，“所有反对人民的法律都是辉格党人提案的”。他们没有原则，为取得政治优势而放弃其基本理念，正如支持《1832年大改革法案》的巴麦尊，他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政治改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另一名辉格党的主要人物、同巴麦尊亦敌亦友的约翰·拉塞尔（ John Russell）勋爵也是一样，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放弃了对《谷物法》的支持。

友善一些的观察家会把这些做法看成是体现政治灵活性以及妥协能力的例子，但对马克思来说，这些事“全都只是伪装，构成了辉格主义的本质”。在外交事务上，辉格党人表现出了同样的虚伪以及缺少原则性。马克思说道：

屈从于外国的影响、实际上（巴麦尊）只会在口头上反对……他知道如何把狭隘的观点和宏伟的词藻结合在一起，如何用英格兰贵族过去那种傲慢的语言掩盖中产阶级和平贩子的政策，如何假扮侵略者掩饰投降，如何装成抵抗者粉饰背叛……如果说压迫者总是一定能得到他的积极支持，那么被压迫者就永远不缺少他那假惺惺的大方。 40

对马克思来说，虚伪、谎言和腐败构成了英格兰执政党派的本质。鉴于他们身处管理资产阶级 - 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贵族地主立场，那么这些本质也是会必然出现的。马克思把这个集团的领袖看作虚伪的叛国者、一个到处宣扬自己爱国而实际上听从沙皇派遣的人。

马克思的个人经历，使其更愿意把这个表面上爱国的英国人看成是俄国间谍。就在不久之前，马克思自己就接近过一个自称是革命者的人，结果让他大为尴尬的是，这个人实际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密探。他曾亲眼见识到一个普鲁士警察是如何用伪证和伪誓编织成网，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投进监牢。为了向对此明显不相信的恩格斯辩解自己对巴麦尊的看法，马克思在1853年11月写了封信，这时候距他最终承认亚诺什·班迪亚是个密探只有一年，并且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结案也才不过一年多：

你可能会感到诧异，根据我对这位贵族子爵过去20年来行踪的追查，我已经得出了和偏执的乌尔卡尔特同样的结论——巴麦尊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被俄国买通……我们对这一点太过忽视了，人必须要知道自己在和谁打交道。所有的外交手段只不过是把施梯伯和班迪亚及其同伙复制放大了一遍。 41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一个关键的独有特点就是它的全球性。《共产党宣言》已经赞扬过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对计划中的那部政治经济学作品大纲的勾勒中，一直把对世界市场的分析作为收尾。42然而，虽然想到了这些后来被称作全球化的东西，马克思自己进行的历史分析与政治分析仍然明显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他的确仔细关注了美国的发展状况，但认为北美共和国只是欧洲文化与社会的一个海外分站。身为《纽约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马克思翔实地报道了英国议院就合适的印度政府以及19世纪50年代帝国间的冲突所展开的讨论，这让他在人生中获得了一个机会，来分析欧洲之外的社会与欧洲的帝国统治。他的思考体现出19世纪中期社会与政治思想的许多特点，但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解读毫不沾边。

和19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马克思对东方的兴趣始于《圣经》。1853年5月，恩格斯在信中提到了自己正在阅读由查尔斯·福斯特（Charles Forster）所著的一本英文圣经评论。作者认为《旧约》中诺亚的家族属于贝都因部落。按照福斯特的思路，恩格斯认为古代东方——从亚述人到伊斯兰教的兴起——是贝都因人入侵的产物。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观点很感兴趣，强调他自己要解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何东方的历史会表现为宗教的历史”？他的答案是，在“东部”——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地区的概念包括波斯、印度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地不是私有财产。“这是真正关键的地方，即便对东方的极乐世界来说也是这样。”43

在之后的信件中，恩格斯称那里没有私有地产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干燥，所以平民们必须依靠国家负责的灌溉系统。马克思对此表示赞同，同时也补充道，东方的帝国主要由无数的小村落构成，每个村子都拥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农业财产，一般还有小规模的手工业。通过信件往来，马克思对于亚洲政府、社会以及经济的基本理论形成了，他以后对这类问题进行的讨论也没有偏离这个理论。这些讨论主要出现在他那未发表的政治经济学作品草稿中。 44

撰写关于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文章，成为了马克思应用这些理论的主要契机。在这次通信后没几天，相关文章就出现在了《纽约论坛报》上，而且文章直接利用了两人通信中的观点。45对失去了大部分北美领地、加勒比海周围的殖民地又废除了奴隶制的大英帝国来说，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印度都是其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现在还称不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女王皇冠上的明珠。当地仍由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管辖，这是一个由国家赞助的私有企业，一个日益陈旧的18世纪的残留物，既是殖民地管理机构，又是负责贸易和发展经济的公司，也是一班强盗。

在对英属印度的描述中，马克思曾多次强调了上述东印度公司统治的不同特点。1853年的时候，他把英国人称作是一长串征服者中最新式的一个，他们残酷地剥削、掠夺着“印度斯坦”（Hindostan）。但“英国人强加在印度斯坦头上的痛苦和整个印度斯坦之前所遭受的苦难有本质上的区别，且其程度更甚到了无穷尽的地步”。不列颠的统治是一次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引进了土地私有制，废掉了由国家负责的灌溉系统。“在整个印度斯坦大地上，不列颠的蒸汽机与科学根除了农业与制造业间的联系……在不列颠的统治下，印度斯坦背离了自己古老的传统，也告别了自己过去的历史。”

不过，对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种谴责转变成了对其合法性的辩护。马克思用他那标志性的德国式英语向《纽约论坛报》的读者解释道，印度脱离自己的过去有其积极的一面：

现在，这么多勤恳的、宗法制的、人畜无害的社会组织分崩离析……而且在同一时间，这些组织中的个体成员也失去了他们那古老的文明，以及世代相传的维生方式。眼见这些一定会让人感到痛心，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群体，虽然看起来似乎与世无争，但长久以来其实都是东方式专制的坚固基石，它们把人的思想限制在一个嫉妒狭小的范围中，让它成为迷信的工具而无法抵抗……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小群体的淳朴被种姓差异和奴隶制玷污了，它们没有把人提升到驾驭环境的水平，而是让人屈从于外部环境，它们将自我发展的社会状态引入到了一个永无变化的、靠自然掌控的宿命之中。

由于这样一种文明很容易成为外部侵略的受害者，“因此，这个问题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利征服印度，而在于比起英国人来，我们是否更愿意让土耳其人、波斯人或者是俄国人征服印度。”

不可思议的是，英国人之所以能成为更适合的征服者，正是因为他们给印度那停滞的社会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将建立起更为动态化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虽然“从大堆大堆的废墟中很难看出这种重建工作”，但这项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了。土地的私有制会导致经济发展，建设铁路会启动现代工业。在引入自由媒体，按照欧洲制度实施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一群国家管理者和科学家会就此出现。英国人还在为他们打造一份前景：政治统一、电报网以及一支完全由印度人组成的军队，它由英国殖民主义催生，但将成为“印度人自我解放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也正是印度摆脱这个外部侵略者的必要条件”。

和20世纪的拥护者相比，马克思对待帝国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他那些20世纪的支持者强调的是殖民统治的负面影响，即资本主义在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的滞后效应，同时在感情上大多更偏向殖民前的社会。相反，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源自19世纪中叶欧洲人的辩论，这里是指那些将初生的社会科学付诸实践的人，但主要还是英国人。和马克思一样，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以及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都把亚洲各社会看作是静止的，而且无力取得欧洲那样的进步。他们认为只有采用西方的制度才能让亚洲社会发生变化，但他们也对这些欧洲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转移到亚洲国家充满了怀疑。即使是他们当中最乐观的泰勒，也认为西方思想在这里需要长期不断的输入。 46

马克思的意见自然与他同时代的人相合，认为亚洲社会是静止不变的——黑格尔在19世纪初就提过这种说法，后来的社会科学者也提过多次。不过马克思也认为，一旦出现合适的资本主义制度，亚洲就会飞速发展。他引用了一位英国观察家的说法：“大部分印度人拥有一种卓越的实干劲头，非常适合资本积累，而且他们对数字和精密科学很有天分，其清晰的数学头脑让人赞叹。”这种发展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资本主义之前的欧洲也是一样。马克思反问：“难道资产阶级在推动发展时，个人和民族没有遭受过痛苦和屈辱么？哪次不都是血腥而肮脏的？”

马克思为英国在印度殖民所做的辩护，与他在1847年倡导自由贸易的基调非常类似，即这种破坏的效应会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通过这个过程，未来的革命才会出现。马克思对他的读者表示，帝国主义统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全球的规划是“资本的集中化……全世界的互通有无建立在人类的相互依赖……以及……人的生产力发展和将物质生产转变为科学地驾驭自然力的过程之上”。但是，马克思继续写道，只有“当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主宰了资产阶级纪元的成果，即全球市场和现代的生产力，并把这些交给最先进的民族共同掌控时，人类才会进步到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受害者的头颅做的酒杯才能喝下花蜜”。

最后这句话生动形象，颇具震撼力，从多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全面理解。这句话同时也是呼吁要实行一种改良的、进步的、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在对未来的描述中，世界市场将由“最先进的民族”控制，也就是欧洲人。马克思确实预见到，印度将会爆发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是通过由资本家和专业人士组成的新阶级领导的，而这些人正是英国统治逐渐培养起来的。在他对1857年印度人反抗统治的报道中，这种印度资产阶级还不明显，于是他转而强调东印度公司那些越发具有寄生性的特点。

在一段时间里，这次起义看上去真的是要把英国人彻底赶出印度，这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导致众人就这次起义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广泛讨论。马克思的报道反映出了这场公众辩论中的大多数主题，例如伊斯兰对基督统治势力的敌意，或是暴动应属当地统治者反英的阴谋。在他对这些暴动的所有批判中，马克思将这次起义的责任归咎于英国的殖民政策，他对这些政策的贬斥是清晰而有力的。47

1857年，马克思将矛头对准税赋。他贬斥英国军队的直接参与以及政府政策所间接导致的没收产权的行为。他说英国人是“虐待自己属民的外来征服者”——把他们说得和之前的征服者一样。马克思暗示，英国的这些苛捐杂税很大一部分搞肥了那些有政治关系的内部人士——也就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这些人“名义上是按资历和功绩升迁，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宠信”。加入这个腐败组织的是有政治关系的生意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以及一小撮控制了“印度外贸”的英国商人。只有“个别英国属民”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获益，而英国的纳税者和印度属民则需要为这种统治买单，“而且从整体上看，这种统治是不是真的如想象中的那样耗费金钱还是未知数”。48

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分析，完全不像“马克思主义者”做出来的，而更像是一种老式的激进主义。这种理念贬斥英国政府，称其税收太高，只为没用的贵族和腐败的公务员提供闲职。科布登和布莱特，这两个在马克思讨论克里米亚战争时多次提起的代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和平贩子”，此前一直在表达这种批判大英帝国的观点。49这种分析还正好弱化了马克思提到的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与以往征服者的不同之处，即给社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本杰明·迪斯雷利，这个马克思非常钦佩其政治洞察力和知识敏锐度的托利党领导，把这些革命的后果放在他对印度起义分析的中心位置。迪斯雷利在众议院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阐述他的观点，但这通发言让马克思非常失望。对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迪斯雷利列出的英国统治的结果——即废除了印度贵族地主的封建特权和领主特权，削减了英国给本地亲王的补助，并彻底地获得了对他们领地的控制权——是马克思支持的统治特点，是摧毁一个静态的亚洲社会的必经之途。 50针对这种统治进行的反叛是反革命的，是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成功，而正是这种成功才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出现。至于那些把印度暴动者看成是民族主义自由斗士的英国激进分子，马克思是绝对不赞同的。燕妮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轻蔑地提到了欧内斯特·琼斯，称这个人“把所有印度人都看成是科苏特这样的人并标榜这些印度爱国者”。 51

在谈到不列颠帝国在亚洲的其他冲突时，马克思没怎么提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经济体系的看法。他讨论了英国与波斯在1856年的战争——角度是欧洲势力的平衡，并谴责英国的反波斯政策，称这样做只会增加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521856～1859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都有关，起因是英国从自己的印度殖民地向中国非法输送鸦片，企图平衡与清帝国的贸易赤字，并避免英国的白银储备耗干。马克思非常熟悉这种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他在有关经济学的文章中曾做过长篇大论。53但他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强调的是其外交后果，再一次认为英国的军事行动增加了俄国的实力。至于这场战争的经济结果，马克思认为其不利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因为战争切断了英国人通向中国市场的道路，并鼓励中国人将自己的茶叶和丝绸卖给俄国人。英国政策导致了利于俄国的结果，对这种情况的强调，与马克思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设计对华与对波斯政策的还是那个首相——那个被马克思贬斥为沙皇密探的巴麦尊勋爵。 54

虽然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但他对英国殖民政策后果的强烈兴趣却是明显以欧洲为中心的，主要关注英国本土政治和欧洲各国势力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反映了19世纪中间几十年帝国主义的特质，那时大不列颠是唯一一个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的对手才开始在海外扩张领地，而这时马克思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不过马克思对政治的关注也反映了他将欧洲和北美放在全球事务首位的观点。1858年末，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和过去数年相比，这时的他对革命前景抱有更乐观的看法。他直白地讨论了全球资本主义与欧洲共产主义革命间的关系，这种方式从未在讨论亚洲事务时用到：

资产阶级社会与生俱来的任务就是创建世界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被殖民，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开放，这个过程似乎已经完结了。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难题是：在（欧洲）大陆上，革命即将发生，并马上会带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属性。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内，资产阶级的运动仍处优势，在这个小角落进行的革命不会被击垮么？ 55

这是马克思唯一一次怀疑欧洲大陆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会被全球占统治地位的英美资本主义所压倒。尽管马克思抱有希望，但这样一种革命始终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却是20世纪在俄国、中国、古巴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才需要努力克服马克思在1858年简单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1850年指出的，一场复兴的革命要以一场新的经济危机为起点。刚刚声明这一发现后，他就开始为一场突发性的危机寻找蛛丝马迹了。庄稼歉收、利率上调或是股市下跌都成了他的目标。马克思对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什么顾虑，他直接警告《纽约论坛报》的读者：“经济灾难与社会动乱正在迫近。”他对他们表示，英国工业生产的“扩张活动正在加速，并且正好是在市场萎缩的时候”。在1855年，他断定“再过几个月危机就会以1846年后未有的程度席卷英格兰”。他询问恩格斯曼彻斯特纺织行业的业务状况和市场销路，寻找经济危机的征兆，恩格斯也很快就为他提供了相关情况。威廉·李卜克内西记得，在伦敦的朋友和同事中间，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不停期盼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笑话。56

1857年，期待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始于美国并扩散到全球。这是一次严重的倒退，通常被视为首次全球性的衰退。不景气的经济态势如病毒般扩散，让马克思喜出望外。他给康拉德·施拉姆这个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老朋友写信，谈到“大危机地震般的效应，每个内行人士都要仔细品味……”燕妮补充了一段评论，描述了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如何驱散了卡尔长期以来忧郁、沮丧的心绪。自从儿子去世后，他就一直深陷这种困扰之中：

虽然从我们的钱袋中就可以非常清楚地察觉到美国的危机，因为卡尔现在每周只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而不像以前那样每周两篇……但你还是能够想象摩尔的情绪有多么高涨。他之前的工作能力和轻松自在的心态全回来了，还有精神上的活力与愉悦。这些都在那次巨大的伤痛后不见踪影好些年。当时我们失去了心爱的宝贝，我的心会永远为他哀伤。57

再拾乐观心情后，马克思重新投入到了活动中。白天他忙着报社通讯员的工作，晚上则通宵达旦地写作，要在即将爆发的革命到来之前完成他那关于经济学的著作。在1857～1858年间，他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内容，都是关于未来革命前景的：包括德国起义者与革命的法国间可能的关系（两人还是相信，一场欧洲范围的巨变会在巴黎开始）；还有就是低迷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会如何干扰国内稳定，这稳定局面可是在他们经历了多年的动荡之后才获得的。58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他正在集中精力锻炼骑马与射击，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战事做准备。马克思，这个骑术水平很值得怀疑的人（虽然恩格斯曾反复努力，想要把这项运动介绍给他，而且还真的让马克思每天在鞍座上待上两小时），试图让恩格斯冷静下来，告诉他“马上就会有更重要的机遇，可能还会搭上你的性命……我相信德意志在你身上最需要的特长肯定不是骑马打仗”。59

马克思在他的新闻报道和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分析了1857年经济危机的根源与本质。分析中有两个核心特点——信贷与国际金融交易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尤为有趣，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未对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展开过讨论。 60

马克思认为，19世纪50年代的资本主义受到了一家新型金融机构发展的影响，即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这是世界上首个对公业务银行（corporate bank），它的资本是通过出售股份筹集起来的，而不是来自银行业者自己的资产。这是贝拉列兄弟（Pereire brothers）的大胆创新，他们自己曾是圣西门派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大部分金融业者对这种新式金融工具都很怀疑，认为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欺诈形式。马克思有时也会倾向于这种观点。“诈骗”成了他在描述这个银行时最爱使用的一个词语。这家银行与拿破仑三世走得很近——而这位皇帝的政权，在马克思和很多当时的人眼中，就是一种欺诈——这只能增加马克思的怀疑。61

除此之外马克思则认为这家银行的运营是正当的，是体现资本主义会出现危机的绝好例子。这种观点是1857年开始出现的。该银行主要投资工业与铁路公司，或者承销上市发行业务，或者从巴黎证券交易所（Paris Bourse）购入已经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些财务运作方式让马克思感兴趣的地方，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家银行的杠杆。它的章程允许其借入最高10倍于自己资本的资金。马克思对此非常兴奋，认为这种借贷为危机埋下了种子。这家银行的杠杆投资极大地增加了法国工业的产能，超出了市场对全部工业产品的购买力。此外，这间银行还把借入资金投进股市，股票的价格在经济危机中又会急剧下跌，而这种经济危机正是由这类杠杆化投资带来的生产过剩造成的。这样一来，债权人的要求也就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62

英国纺织行业中的企业大多是家庭作坊式或私人合伙式而不是公司制的。基于对这个行业的观察，恩格斯对杠杆与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恩格斯指出，这些企业发行汇票，用自己的原材料或成品库存做担保。按照他的计算，通过使用上述信贷方式筹集来的资金，一个“商业团体”可以把它的资本连带产能提高50%。这些汇票属于短期信贷，但在到期时会展期滚存，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直到生产过剩造成经济危机为止，届时这种基于信贷的生产扩张会让债权人收回贷款。63认为过度杠杆化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这种经验主义的解释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工作经验。与其说是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或是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让这两人得出了结论，不如说是商业专栏作者和棉花批发商这两种职业让他们看出了端倪。

马克思提出的关于1857年衰退的第二个因素，也是他在新闻工作中发现的，即他对伴随着国际收支问题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进行的分析。这种危机会从债权国蔓延到其债务国，因为前者会停止向后者发放贷款。债务国也就不得不跟着叫停发放给下一级债务国的贷款，不然他们的央行就必须上调利率，阻止资金外流。当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9% 之时，马克思异常激动，将此举视作是经济危机已经蔓延至全球资本主义中心、且新革命为时不远的证据。虽然他观察的主要是欧洲国家间的贸易与信贷关系，也包括美国，但他的分析确实包含了一种全局观。马克思分析了欧洲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产生的赤字，这导致了白银流出了英国和欧洲大陆，拉高了与金价相关的银价。银价上涨影响了欧洲主要货币的汇率，这些国家的货币兑换金银的比例各不相同，而且银价上涨对通过国际收支失衡蔓延的经济危机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64

危机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让马克思与恩格斯喜不自禁。1857年10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美国的危机……是绝妙的。法国工业的倒退就在眼前……英国的金融评论员们抱怨英国的贸易情况还好，不乐观的是他们的海外客户。这种可笑的说法只有他们才说得出来。曼彻斯特那里制造商的情况如何？”

恩格斯回复道：“英格兰似乎也开始受影响了……更妙的是，贸易现在又变得毫无价值，要持续3～4年。我们有点走运了。”一个月后，他又谈到了德国：“在汉堡，事情看起来很糟……汉堡从未出现过这样完全且彻底的慌乱局面。所有东西都变得一文不值，绝对是一文不值，除了金银……就目前来说，汉堡的商业完全瘫痪。德国的工业家……会再次遭受沉重的打击。”

“虽然我自己身陷贫困，但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了一种1849年之后从未有过的宽慰”，马克思向他的朋友总结道。让他平添安慰的是欧洲反革命时代即将终结的早期证据出现了。1958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患上了精神病，不得不将国家的统治权交给他的弟弟威廉亲王，后者立刻将反革命时代的大臣们从内阁中踢了出去。65

尽管经济复苏的迹象在1858年中越发明显，但政局如此发展还是让马克思的希望高涨。66期待已久的经济危机没有导致新一轮革命的出现，但却让马克思精神百倍，带他走出了丧子以来的麻木与沮丧心态。在19世纪50年代末，就像10年前那样，马克思的个人情绪再次与欧洲的政治大势契合在一起。反革命的时代逐渐远去，大国的立场开始松动。在长时间的蛰伏之后，政治反对派在1858～1859年跃跃欲试，马克思也准备告别他那超然于世的观察家角色，打算再一次成为政治活动家。

[70]也叫《纽约每日论坛报》。

[71]本书中英文译名为The New Free Press。

[72]接近5公里。

[73]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记录，马克思于1855年7月搬到了伦敦附近的坎伯威尔，后在9月中旬前往曼彻斯特与恩格斯相遇。1856年6～7月，马克思在约克郡的赫尔小住，然后很快又来到了曼彻斯特。参看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12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4]1854年10月25日，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英国轻骑兵对俄国军队发动了攻击。但由于指挥失误，配备军刀的英国骑兵冲进了俄军炮兵埋伏圈。是役，英军该旅付出了伤亡278人的惨重代价，但战果全无。

[75]近东问题（Eastern Question），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后出现的一连串政治与外交问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一方是俄国帝国，另一方则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法国、英国和萨丁尼亚王国（在后来意大利王国的建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76]托利党（Tory），即保守党前身，是右翼政党。

[77]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853年10月向俄国宣战，英法两国则于1854年3月向俄国宣战。

[78]改革党（Radical），19世纪初英国议院中的一个政治团体，信奉激进主义的早期理念，在辉格党转型为自由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79]英国贵族爵位总共有5等，而“勋爵”（Lord）只是一种称号，并不在这5种之列。除了公爵（Duke），其他所有拥有爵位的男性一般都用“勋爵”加封号来称呼。

[80]皆为曾任英国首相的托利党或保守党党员。

活动家

反革命时代以及那个时期的威权体制可以说是一潭死水，取而代之的是长达12年的政府改革、活跃的公众辩论、加剧的政治斗争，这一切都发生在1859年到1871年间。1848年革命的导火索——民族统一、合宪且民主的政府、“社会问题”——都再次成为焦点。同时，包括马克思在内，参与了那场世纪中叶革命的老一辈人慢慢迎来了新一代的活动者，老兵们也在考虑要如何实现上一次革命的目标，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采取什么形式的政治行动。在1859年后的数年爆发的新一轮政治斗争，伴随着也影响了始于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大国间的霸权角力。这种争斗不断延续且日益深化，在1870～1871年事关存亡的普法战争中达到了高潮。

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与大国间持续的冲突，这两种重现的趋势构成了马克思个人政治倾向的背景。他的根本目标没有改变：组织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普鲁士的威权统治；以及倡议对沙皇展开革命战争。但拿破仑三世与奥托·冯·俾斯麦提出的强大的新举措，以及他们煽动的民族主义激情，把战争与革命间那一度简单的联系复杂化了。马克思的政治方案也变得复杂。他是应该留在英格兰，关注当地的政治行动，还是要返回德国？他的政治活动是要像过去一样，以新闻工作为中心，还是要转移到新成立的劳工运动组织上？除了考虑这些战略问题以外，马克思的个人处境——他母亲的去世、妻子的病痛、逐渐长大的女儿们、他自己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美国南北战争对他已经不稳定的财务状况的灾难性影响——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的选择。

如果说在今日，克里米亚战争只能唤起最依稀的记忆，那么在1859年爆发的同样重要的北意大利战争（Northern Italian War of 1859）[81]则被完全遗忘了。1859年4月，拿破仑三世的军队挺进了北意大利地区属于奥地利帝国的省份，一起参战的还有皇帝的盟友——西北地区的小国皮埃蒙特 - 萨伏依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Savoy）[82]。6月24四日，盟军在血腥的索尔费里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no）中击败了哈布斯堡皇朝的军队，这标志着反革命时代的终结，在欧洲政坛开始了一个新运动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开始就是就这次战争本身展开的激烈争论。

从法国大革命到克里米亚战争，这期间的大部分左翼人士，特别是德国的激进分子，都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理解大国之间的战事，也就是变革势力与守旧势力的交锋。这场新的冲突带来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一方算是革命的，哪一方算是反革命的？一种看法是这场战争是意大利民族统一、将意大利领土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一个步骤——是值得匈牙利人、波兰人、德国人效仿的榜样。对反革命的奥地利，以及它在德意志各邦国中的支持者来说，这次战争是一次打击。按照激进流亡分子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Ludwig Bamberger）的说法，这些人体现出来的是“小邦国的分裂与不团结、黑暗、阴险、反动、警察宗族制的、婊子般的行事方式”。另一种看法则把这场战争理解为法国皇帝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而且这只是开端。他要像他的叔叔挺进德意志那样，进入意大利，所以从奥地利一方看来，介入这次战争是革命的行为，反抗了外部侵略，而且促进了德意志民族统一。另一位激进流亡分子雅科布·费奈迭就指出：“为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斗争、流血、获胜，你就从战场带回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议会。”11859年上半年，无论是在流亡激进分子中，还是在留在国内的同僚里，围绕如何解读这次战争展开的辩论进行得异常激烈。随着反动时代的结束，他们终于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了。在辩论中，两边都有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身影，但共同的民族主义把他们带上了相反的政治道路。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场辩论中持有鲜明的立场：他们对拿破仑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并以民族主义者的的方式，呼吁其他德意志邦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进行军事干预。恩格斯在一部名为《波河与莱茵河》（Po and Rhine）的小册子中阐释了上述观点。这部作品得到了马克思的推荐，在柏林以匿名的方式出版了。册子中提到，德意志西部，也就是莱茵河沿岸地区，在未来会遭到拿破仑的侵略。最好的防御就是要赶在这位皇帝进军莱茵之前，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上击败他。在北意大利战争中支持奥地利，就等于阻挠意大利民族统一，而且是在支持哈布斯堡皇朝在意大利半岛北端推行的压迫统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立场，这两人在1848年革命期间，都曾积极支持意大利民族统一。和其他亲奥反法的左翼分子一样，恩格斯辩称对哈布斯堡皇朝的支持只不过是临时的，未来的德意志革命政权将解放意大利领土。他那本小册子中有大量篇幅都用来论述德国的军事安全并不依赖对北意大利领土的占领。2

这种纠结的论证将革命的共产党人尴尬地放在了被他们鄙视的普遍亲奥的保守派与温和自由派的立场上。马克思就此给出的解释是，拿破仑三世是沙皇的工具。革命者若是要求奥地利帝国解体，那就正中俄国人的下怀。因为这样一来，俄国就会占领哈布斯堡皇朝解体后的领土，并把它们合并成一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帝国。31859年的战争让马克思加深了长期以来对俄国的敌意。他加强了同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合作，出席了乌尔卡尔特追随者在伦敦组织的反俄会议。马克思甚至宣称，他自己也是“反俄、反巴麦尊、反波拿巴战斗”的一分子，“同乌尔卡尔特支持者共进退。这是一场所有党派、各界人士都有参与的战斗，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都是战场，远至君士坦丁堡……4”从1859年到1871年，马克思参与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行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俄国的敌视，他在当时各种事务中所持的政治立场也都是如此。

若是得不到传播，再强有力的观点也没有价值，而且在欧洲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中，将观点传播出去迫在眉睫。1859年5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意志前途未卜。不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也要把观点……尽快表达在纸面上。”5在之后的三年中，为了让更多德语读者看到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做了三次尝试，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获得了新的盟友并萌生了新的观点，这些努力会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程获得丰收。

就在马克思告知恩格斯要将他们的观点发表出来的时候，马克思本人也在伦敦当地的德国人中尝试做到这一点。伦敦的德国商人和马克思的老对头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在1859年都是持亲普反奥的立场。与之相反，工人教育协会那拨共产主义手工业者们支持了一家新成立的左翼周报《人民报》（The People，德语Das Volk）。与这家报纸合作的是一群各式各样的流亡知识分子，里面有反普的南德民主人士卡尔·布林德（Karl Blind），他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之一；还有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埃德加，此人还兼任丹麦的密探；以及马克思年轻追随者圈子里的头号人物——威廉·李卜克内西。

1859年5月，李卜克内西告知马克思，这家报纸面临财务困境，马克思可以考虑入主这家媒体。1859年5月到8月间，马克思全身心地为此努力着。他和恩格斯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都和1859年的战争有关：谈到了英勇的奥地利军队、背叛这些士兵的无能将领、拿破仑三世和沙皇对德国的威胁、普鲁士政府差劲的民族主义政策。凭借自己丰富的新闻与出版经验，马克思着手把《人民报》打造成一家知名且成功的报纸，增加其订阅量、拓展广告投放、整理混乱的账目和管理流程。受到该报外交相关报道的吸引，确有新读者来自更富裕的圈子，这些人也有能力理解马克思那难懂的文风。但是改善报纸的成本超出了订阅者增加所带来的收入，而且与马克思以前待过的那些报社不同的是，没有宽裕的股东或充足的私人财产来弥补这家报纸初期的亏损（只有恩格斯能捐献小笔资金），所以到了1859年8月末，《人民报》资金耗尽，被迫停刊。6

虽然这份报纸自始至终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它却让马克思和伦敦的手工业者，以及他们的工人教育协会重新建立了联系。自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世纪50年代初出现争论以来，这是双方首次恢复关系。到了1859年秋，马克思开始给协会做经济学或其他方面的讲座了，而且在19世纪60年代一直坚持了下去。7与伦敦德国手工业者修好在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之后。

在德国激进流亡分子的辩论中，反奥最激烈也是最知名的当属卡尔·福格特。他是日内瓦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带着一副知识分子中领军人物和科学学者的形象，很快还将成为中欧达尔文主义的先锋。在1848年革命中，福格特一直是德国国民大会中左派的领袖之一。1849年春天，当革命交锋达到高潮时，在面临解散的国民大会里，那些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推选福格特为“王国的摄政者”之一，这是一个类似于革命德意志民族流亡政府官员的职务。1859年时，虽未明说，但福格特是支持拿破仑三世发动侵略战争的，而且呼吁普鲁士在德意志扮演皮埃蒙特 - 萨伏依王国在意大利的角色。对一名人尽皆知的老牌革命者来说，抛出这样一番极端的提议是极具争议性的，支持者热烈欢迎，反对者则义愤填膺。8

马克思对福格特的一干观点极为厌恶，这正是他要反对的典型，也是他想在《人民报》上反击的目标。事实上，正是《人民报》的撰稿人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是法兰西皇帝的御用文人。这种说法随后便出现在《人民报》上，而且在一本匿名发行的小册子上也有提及，这本小册子很可能就是布林德的作品。马克思还把这些事告诉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后者在《奥格斯堡大众报》的一篇文章中又复述了一遍。9

福格特的反击让马克思毫无准备。两人除了政见不同外，从个人角度来说，福格特也不喜欢马克思这个人——在1848年革命时，马克思曾在《新莱茵报》上反复攻击福格特和他的政治观点，而马克思的同事威廉·沃尔弗则羞辱福格特，并提出要进行一场决斗。福格特起诉了奥格斯堡的这家报纸，理由是名誉诽谤。在起诉后，他又发行了一本小册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目标主要对准马克思。他再次提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伦敦激进流亡分子中的论战，指控马克思是奥地利政府的枪手，背叛了激进人士转而投向了德意志政治警察的怀抱。此外，他还称马克思是“制刷匠帮”（Bürstenheimer）和“硫磺帮”（Schwefelbande）这两个秘密社团的头目。这两个组织从事造假活动，并靠威胁要告发民主流亡分子的方式勒索钱财。

法院从技术角度驳回了福格特的诉讼，但他那本小册子卖得非常好，第一版几乎很快售罄。他提出的指控被很多媒体重新发表，例如柏林的《国民报》（National News）和伦敦畅销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在1860年的布雷斯劳狂欢节游行上，还真出现了一个模仿“硫磺帮”的团体。伦敦的德国激进流亡分子马上开始反对马克思。布林德否认自己曾对马克思讲过福格特的可疑之处，也拒绝承认写过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更严重的是，诗人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也拒绝在公开场合或私下支持马克思，而他此前一直是马克思圈子里最知名的人。在一次私人会面中，马克思一度失态，冲着这位昔日的同事大喊大叫。虽然两人的关系在后来稍稍缓和，但彼此间的友谊与政治合作已经不复存在。10

形势日益恶化，马克思决心效仿敌人的战术进行回击。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宣称福格特是法兰西皇帝的特工，并以名誉诽谤的指控起诉了柏林的《国民报》。1860年，马克思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收集证据和准备诉讼这些事情上。他筛选了大量信件，花数小时进行写作，完成了这部反击作品，起名叫《福格特先生》，于1860年11月出版。11

马克思的传记作者认为，他们的英雄写《资本论》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现在又把精力耽误在福格特身上。这种做法往好了说是难以理解的、无意义的偏执，往坏了说就是他有把微不足道的个人感情夸张为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的倾向，这就是个例子。12但凡事关个人荣辱，马克思就变得非常敏感——不过在19世纪的欧洲中上阶层中，人们普遍如此——这种解释忽略了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影响他做决定的政治环境。13

福格特的指控似乎将马克思带回到了19世纪50年代时那种身陷囹圄的状态，当时伦敦绝大多数德国政治难民蔑视他，散布带着恨意的故事。马克思努力不让燕妮发觉整件事情，害怕回忆起那段极度贫穷、政治和社交上均被孤立、失去爱子爱女的时光会影响她。然而，事实证明，燕妮要比她丈夫认为的坚强得多。当她得知卡尔被起诉了，她表现出来的不是慌张而是愤怒，痛斥了她丈夫的敌人和那些不肯支持他的朋友，称这些人“无凭无据，都是粗鲁的懦夫”。

除了以前的过节外，当时的政治争论也促使马克思采取行动。德国左翼分子正在辩论如何将复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拿破仑三世的军事与外交举措建立合适的联系，攻击福格特等于干扰了他们热火朝天的讨论。卡尔·布林德之前已经告诉了马克思他对福格特的怀疑，而他俩都出席了戴维·乌尔卡尔特追随者组织的会议，与会者坚持认为1859年北意大利战争是俄国的阴谋。攻击福格特，马克思也就是把枪口瞄向了那些提议加入或利用法俄同盟反奥的人。14

马克思也觉得未来欧洲大陆会出现政治剧变，他希望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若是被福格特的攻击动摇了地位，这一切便是绝无可能实现的。是否真的要把与福格特的分歧扩大为一场公开的斗争，只有在咨询了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之后，才能决定。开始这两人不让马克思理会福格特，而要把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学上，但后来他俩都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与福格特的冲突已经变成了一件“党的事情”，而不再是个人私事。对指控置之不理会让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方案落空。15

马克思反击福格特的行动算不上成功。他将此事诉诸法律的做法在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柏林的政治人士告知他，普鲁士法官根本不关心一个流亡颠覆分子的个人荣誉问题：法庭不允许马克思启动起诉福格特的法律程序，这是马克思在多次申诉后得到的最终结果。16反福格特的小册子确实出现了，明显不是马克思标准的作品。和《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样，这本书也没有反响，顶多也就是在短期内被尴尬地提及。

《福格特先生》当然不是什么伟大的理论著作。马克思在写作上两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影响了这本书：一则是他那种追根究底的独特学术作风，收集材料就是不起笔（恩格斯和燕妮对此都感到头疼），另外就是一旦参与到政治论战中，他就控制不了自己。17这本小册中出现的狂烈的个人攻击，让人想起那本自19世纪50年代初就没能出版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不过，《福格特先生》很好地展现了马克思在19世纪欧洲史上一段关键时期中所持的立场。

基于从信件中收集的大量证据，马克思奋力反驳福格特的指控。他指出，“制刷匠帮”是一群住在瑞士的左翼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曾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一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抢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控制权。“硫磺帮”是从1848年革命中涌现的一组大多由学生组成的激进流亡分子，也在瑞士。这帮人经常光顾酒馆，在那里表达他们的无神论观点，他们的名字也正是源于此：未来将在地狱的硫磺中燃烧，一个讽刺的借喻。它们与马克思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威廉·李卜克内西曾是其中的一名成员，但那是在见到马克思之前的事情。恩格斯1849年在瑞士流亡时，偶尔会参加这个组织的集会。大家都欢迎他，因为他会为大家的酒钱埋单。18

在清理了与之相关的指控后，马克思谈到了近期的政治，反复痛斥福格特提出的一个方案，即联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普鲁士、法国、俄国，建立一个欧洲革命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帝国。在驳斥了革命者与俄国合作的想法后，马克思强调了福格特把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看成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盟友的看法。他指出，拿破仑三世一定会吞并莱茵河西岸的德国领土，作为他表面支持民族主义的亲普反奥举动的补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福格特的观点有如此明显的后果而他自己却知否认，这证明了他就是被拿破仑三世收买的代理人。

在普鲁士领导下，将全德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只有通过向法国和俄国割让领土才能实现，这种看法在辩论北意大利战争的亲奥作者中是一个典型的争论点。马克思则有所不同，他把他的辩论放在了更大的全球背景中。在本书的重要一章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章有一个隐晦的标题“达 - 达·福格特”。达 - 达（Dâ-Dâ）本人是名阿尔及利亚作者，是法国殖民统治的支持者，因为拿破仑三世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马克思称，福格特的提议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把阿拉伯人换成了德国人。和他后来的追随者不同，马克思在这种比较中没有把帝国主义视作一种资本主义欧洲国家和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的亚洲或非洲国家间的、受经济驱动的关系。相反，他把非洲的达 - 达和德国的福格特都看成是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帝国主义会把资本主义前的北非当作猎物，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莱茵兰。19

《福格特先生》大概正好适合与马克思的另一部反拿破仑主义的作品相比，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9日》。后者的长期影响要大得多，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而前者却无人提起。然而在这两部书刚出版的时候，《福格特先生》的影响力更大，读起来也更有吸引力。不过要指出的是，在真实生活中的福格特先生与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争夺民意的战斗中，前者才是绝对的胜利者。但马克思的辩论有一丝内幕的意味，即福格特是路易·拿破仑的御用文人。抱有怀疑的读者们都知道这一点——在左翼圈子里这则消息也流传得非常广。事实上福格特的确是这样一个人。1870年，在那位皇帝被推翻后，法国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公开了他的秘密通信与账目，其中就有一笔50 000法郎的记录，这笔不菲的报酬是在1859年支付给福格特的。看到自己的猜测被证实，马克思着实愉悦了一番。20

马克思为反击福格特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与其说是这本小册子本身，不如说是在准备这本小册子过程中进行的大量通信——给他带来了新的盟友。一个主要的支持者就是老牌革命者约翰·菲利普·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自1830年起，他就致力于推翻建立起来的中欧秩序。另一个支持者是维克多·席利，一位巴黎的民主流亡人士，他和马克思一样，也是莱茵兰本地人。马克思还召集了伦敦商人、“硫磺帮”的前成员西格蒙德·鲍凯姆（Sigismund Borkheim）。和马克思一样，这三个人也怀疑福格特，而且对拿破仑和俄国抱有同样的敌意，而且一致鄙夷普鲁士王国。21在反福格特行动中形成的这种关系在1864年后一直延续。到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这些人将成为马克思的重要支持者，协助他扩大了这个组织在欧洲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力。

在《人民报》的专栏和《福格特先生》一书中，马克思的声音虽然尖锐但反响太弱。恩格斯在福格特事件伊始向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在伦敦出版的流亡报纸或德语小册子只能在德国拥有知名度，前提还得是这些努力能坚持至少一年。代表我们党以政治或辩论的形式直接在德国出现是不可能的。”马克思非常了解这个问题，他曾简单尝试过一些孤注一掷的方案，包括用虚假姓名向《新普鲁士报》（New Prussian News）投递贬斥伦敦那些亲福格特的流亡民主人士的文章。这家报纸其实代表的是普鲁士境内极端右翼的、福音派的保守势力。22

马克思不再是一个长期的旁观者，尤其是普鲁士的局势正快速变化，再一次为激进的政治活动创造了条件。公众纷纷猜测，会出现一次政治大赦。1861年1月，精神失常的腓特烈·威廉四世驾崩了 23，大赦旋即颁布。难民们现在可以考虑返回普鲁士了，这里已经不再是反动时代的威权王国。前任摄政王在他的皇兄死后变成了威廉一世，他之前就任命了温和自由派人士为内阁大臣。1848年革命中那些民主派和更好斗的自由派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进步党”。和进步党联系较密切的是民族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这是一个由欧洲大陆上自由派与民主派组成的团体，宣扬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国——这个提议是马克思所鄙夷的，但他之前一直没有面向公众传播自己观点的机会。在1861年和1862年的议会选举中，进步党占尽优势——或许是有点好得过头了，因为该党的议会代表很快与国王以及国王的高级将领发生了冲突，导致了长达4年的政治动荡，这一时期被称作“冲突时代”（Conflict Eral）。这场发生在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为奥托·冯·俾斯麦创造了机会，他于1862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不过整个王国看似随时都要爆发革命。面对这样的局势，马克思要怎样参与其中呢？由于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为他工作了长达10年之久的科隆政治大本营已经灰飞烟灭。他的支持者要么被冲散，要么就已经加入了进步党。 24

马克思在德国仅剩的机会与斐迪南·拉萨尔密切相关。拉萨尔1825年出生在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这个人一直伴随着争议。1848年革命期间，他在莱茵城杜塞尔多夫是个积极的左翼煽动者。他属于马克思支持者圈子中的一位——当时的人们把这帮人称为“新莱茵报党”，也是这家报纸的通讯员，这家报纸曾详细报道过他进行的煽动以及他与普鲁士当局的多次冲突。1849年，革命运动被镇压后，与马克思其他的政治盟友命运不同，拉萨尔既没有出逃也没有入狱，但也只能算作是莱茵河上一个孤立的哨站——按照1855年他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讲，他是“仅存的硕果”——在压迫日益严重的环境中坚守阵地。25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搬到了柏林，这是大胆的一步，也是颇具挑衅的一步，因为不知道警察是否会允许这样一个出名的颠覆分子住在当地。在一番旷日持久的斗争后，他获得了居住许可，这都要归功于他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私交，后者是个知名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位哲学家，一位上了年纪的专家，同情左翼思想，同时又是反革命的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朋友。利用待在柏林的时间，拉萨尔发表了一部关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长篇研究论文。这部作品在学术界获得了大量好评，让他在普鲁士首都的知识分子以及激进派圈子中出了名。

正是拉萨尔安排马克思先后当上了布雷斯劳《新奥得报》与维也纳的《新闻报》的通讯员，这两份报纸的主编都是拉萨尔的表亲。拉萨尔还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Toward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数十年之久的第一份成果，以及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找到了柏林出版商。马克思向拉萨尔仔细咨询了普鲁士的政治事务，以及他和卡尔·福格特的诉讼案。拉萨尔为《福格特先生》一书的出版筹集了大量资金。在马克思一如既往地缺钱、恩格斯又无能为力的时候，他甚至还借钱给马克思。 26

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重新参与德国政治活动的工作明显是通过拉萨尔进行的。但这条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和马克思大多数同事不同，拉萨尔并不遵从马克思的知识权威，他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和激进理论家：一个对黑格尔有自己解读的哲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政治战略家。在19世纪50年代初，当马克思在科隆的追随者对未来欧洲政治走势以及新革命可能爆发的问题上寻求指导时，拉萨尔提供了自己的观点而没有征求马克思的意见。27

在北意大利战争时期，两人的政治分歧尤为明显。拉萨尔的观点把他自己推向了卡尔·福格特阵营：他认为奥地利是欧洲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在他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与普鲁士的任务》（The Italian War and the Task of Prussia）中，他反对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名义拯救在北意大利的奥地利。相反，拉萨尔想要普鲁士人通过效仿拿破仑三世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民族主义。拉萨尔主张普鲁士军队向北开进，从丹麦那里夺取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那里居住的大都是德国人，这是1848年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个涉及民族统一的主要问题。在与马克思互通的篇幅颇长的信件中，他反驳马克思进行的分析，并积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表明自己相信卡尔·福格特是真诚的，还表示了他对沙皇操纵外交与军事对抗这种说法的怀疑。28

拉萨尔在索尔费里诺战役期间撰写的两封信堪称预言。他告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反法民族战争的号召会产生负面效果。拉萨尔断言，柏林的报纸会大力宣传“法国抱有极大的恶意”。这些报纸会把“它们的狂热通过民族主义的血管注入到最穷苦阶层和民主派的心脏中”。媒体的攻击表面上是对准路易·拿破仑，但真正的目标是“法国的革命进程”。身为流亡人士，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世隔绝，不知道“我们的人民有多么支持君主制”。拉萨尔认为，大部分普鲁士人反对激进共和理念，仍倾向效忠于处在统治地位的王朝。与法国展开民族战争只会让霍亨索伦的臣民与他们的王室捆得更紧。到了1870年，拉萨尔的预言果然成真，11年前的那番话凸显了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别。这三个人都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也都试图把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目标联系在一起，但他们采取的办法截然相反——在重大时事上的分歧让政治合作变得尤为困难。29

除了政治分歧之外，拉萨尔的个性与私生活也是个问题。他行事高调、以自我为中心、喜欢自吹自擂，是个非常个性的人。科隆共产党人不信任他，在1850年拒绝他加入处于地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指责他以自我为中心——将他评价成“大嘴巴而且自视甚高”——而且也害怕他是名密探。与马克思其他朋友和同事不同，他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并没有成为被告，这只能增加众人的怀疑。有关拉萨尔炫耀绸缎便袍、住在奢华公寓的故事在反革命时期传到了马克思耳中。马克思的线人这样做多半是出于对拉萨尔的嫉妒和敌意，但这些故事却不掺水分。 30

在拉萨尔的生活中，最脱离大众的一面当属他与女人们的关系，尤其是他同女伯爵苏菲·冯·哈茨菲尔德（Sophie Countess von Hatzfeldt）的关系。这个女人的婚姻非常痛苦，有一位好施虐的丈夫。在19世纪40年代，拉萨尔成了她的救星，与其同居，并插手她的离婚案。在这一过程中，他精心争取了公众的支持来反对她的丈夫，甚至安排人从她丈夫那里偷取起诉文件。他的援助把她带进了左翼圈子中，这些人直接称她为“女伯爵”；因为除她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亲共贵族女性了。在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曾借钱给拉萨尔，并且和拉萨尔一同保护过她的儿子保罗，以远离他那狂怒的父亲，并剥夺了后者的监护权。多年之后，保罗成了俾斯麦的顶级外交官中的一员。另一位科隆共产党人，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则是这个十来岁孩子的私人教师。1853年，女伯爵在离婚案中胜诉，收到了一大笔安置费用，便慷慨地向拉萨尔赠送了一部分。这笔钱足够他拥有绸缎便袍和装修精美的公寓，并可以放手开展自己的学术与政治生涯，而不再为金钱奔命，而马克思只能在梦中幻想这种富有的境况。对拉萨尔的敌意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他那反传统的私生活。关于拉萨尔与女伯爵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个小白脸，靠着一个富裕老女人的资产过活；另一种则说他不是个小白脸（这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只不过是与一个富裕的老女人生活在一起，靠她供养但不存在性关系。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到底哪种更糟糕。31

1860年3月，在当局发布了一道特赦令后，拉萨尔就邀请马克思前往柏林，与他商量如何办一份激进报纸，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继续《新莱茵报》的事业；10个月后，在大赦正式宣布时，他又给出了这个提议。32这个重返舆论战场的机会让马克思非常纠结。他可以借这个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们在关键的时候听到它；这也是他最为熟悉的政治活动形式——当一名讨伐异见的报纸主编。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与拉萨尔展开密切合作——这个人曾与马克思有重大分歧，而且像大部分左翼分子一样，马克思根本不信任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显现了出来。两人用了一堆反犹式谩骂来形容这个有争议的活动家，说他是“小犹太佬”、“东欧种”、“犹太黄鼠狼”、“柏林的犹太佬”[83]。这些信的措辞的确比较恶劣，但也表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看待拉萨尔的个人缺陷时，仍然在用反犹的老调子：俗气、穿着丝质便袍招摇的高调做派、虚荣、傲慢、不讨人喜欢的亮相。33

虽然反感拉萨尔这个人，但马克思不愿回绝他的邀请；这是唯一一个摆在他面前的重新展开政治行动的机会。可惜这些打算被一场严重的家庭危机干扰了。1860年11月，燕妮患上了天花。三个女儿马上被送出了家，寄宿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家里，又赶紧接琳蘅日以继夜地照料着种了疫苗病情严重的燕妮，直到卡尔和恩格斯送来10英镑，卡尔才雇了一个护工让自己喘口气。虽然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在叙述燕妮病况时显得很淡定，内容也很简单，一如他接受的传统教育那样，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卡尔极其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妻子。这种担心和对今后的忧虑使他濒临发狂的地步。他无法想象在两人共度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要如何面对没有她的未来。绝望之下，他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开始学习微积分，希望能靠这些办法摆脱自己对最坏情况的想象。到1861年除夕，很明显燕妮已经挺过了鬼门关，就是脸上留下了数年无法消失的疮疤。34

随着妻子健康好转，孩子们重返家中，马克思重新开始考虑去柏林一趟。还有一个因素促使他想再次担任一家德语报纸的主编：1861年2月，由于南北战争即将在本土爆发，《纽约论坛报》忙于报道此事，出版人叫停了欧洲通讯员的工作。35马克思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为维也纳那份报纸工作所得的微薄收入，不足以弥补这一损失。当一家普鲁士报纸的主编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意义。

1861年2月的最后一天，马克思离开了伦敦。他先到了荷兰，与他的亲戚商量再次提前继承他母亲遗产的事宜。在经过了近三周的协商后，他收到了160英镑，用于处理自己的债务问题。前往柏林途中，在穿越普鲁士边境的时候，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尽管大赦已经颁布，但马克思还是担心自己会被逮捕）。在坐了一整夜的火车后，他在3月18日早上7点到达了普鲁士首都。除了在奥伯豪森（Oberhausen）这个无聊的小地方耽搁了6个半小时之外，整个旅程都很愉快。他到达柏林的那一天，正好是1848年巷战的十三周年纪念日。

拉萨尔热情款待了他的客人，举办了数场煞费苦心的午宴，宴请了知名的宾客，其中就有上了岁数的冯·菲将军（von Pfuel）。在1848年革命期间，这位时任首相的老将军拒绝服从国王下达的推翻政府的命令。马克思发现，这位82岁高龄的老兵头脑灵活、观点激进，被法庭视作是一个无神论分子和雅各宾分子。拉萨尔带着马克思前往剧院，有点惹怒了法庭，因为他把这个知名的颠覆分子安排在皇室包厢隔壁。马克思觉得这场长达三个小时的芭蕾演出非常沉闷，但对看到的布景颇有感慨——“所有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如照片般真实”。拉萨尔的张扬获得了收效，政府的官方报纸《普鲁士报》（Prussian News）报道称，这个曾经的革命者“返回了祖国”。新闻没有报道的是，这个曾经的革命者通过对政治环境的考察，特别是考察自由派资产阶级与君主间、平民与军队间爆发冲突的可能，觉得新革命爆发的前提很充分。在柏林时，马克思与拉萨尔以及女伯爵就创办一家激进报纸的条件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 36

不过这趟行程也不全是为了工作。他还从柏林前往莱茵兰，看望了科隆的老朋友，伍珀河谷的新朋友，然后前往了特里尔，在分别15年后头一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在19世纪5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人只是通过荷兰的亲戚联系，联系的内容也仅限于卡尔要求提前继承遗产。马克思的妹妹艾米莉是唯一一个陪伴在罕丽达身边的子女，在1859年结婚了。她结婚时已经非常大了，马上就要到37岁。马克思对她的丈夫约翰·雅各布·康拉迪（Johann Jacob Conradi）嗤之以鼻，称他为“普鲁士士官”。但实际上，康拉迪是名普鲁士政府官员，也是一位工程师，专业是洪涝防控和河水监察。罕丽达在女儿婚后就搬到了康拉迪夫妇家里。卡尔曾写信告诉他的母亲，说他怀疑这对夫妻是要贪图她的财产。在收到这封信后，她拒绝考虑任何提前继承的事情，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不和自己的儿子联系。

这肯定不是个会面的好时机，但这次会面堪称愉快。卡尔没有谈论任何财产的话题，在特里尔的两天里，了解了家里的情况，这种做法可谓上策。有自己的妹夫陪伴，他似乎很高兴（至少从康拉迪后来写给他的信中可以这样看），同时他也发现自己母亲的秉性并没有改变，只是越发苍老衰弱。他对拉萨尔讲起这段旅程时提到：“让我感兴趣的是，老太太的精神非常好，个性还是一如既往的固执。”这种评价很难说是一种溢美之辞，但至少摒弃了过去数十年中每每提起母亲就带有的那份敌意。让马克思感到舒心的是罕丽达在财务事宜上“采取了措施”。她主动撕掉了马克思为了提前继承财产所写的欠条，这样他今后还可以拿到更多财产。37

个人事务和工作都成功地完成了，马克思在1861年5月返回英格兰，拉萨尔提议于当年秋天在柏林发行报纸。5月下旬，恩格斯南下来到伦敦，他和马克思在一起待了三天，讨论这项提议，但最终否定了这个想法。这个决定掺杂着个人考虑——没有太多牵扯到马克思，而是涉及他身边的人。他的女儿们非常不愿意搬家。她们的母亲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想到要离开莎士比亚的土地，她们的感觉非常糟糕；她们已经彻彻底底地成为了英国人……”燕妮还讽刺地写道：“……对祖国也没有什么向往，那个‘珍贵的’、心爱的、虔诚的德意志。”此外，她也的确不想让两个大女儿——一个16岁，一个17岁，都是少女——靠近拉萨尔和女伯爵的那个放荡圈子。而且恩格斯也不希望放弃自己的商业地位，把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经济保障置于风险之中，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是不会同意办这家报纸的。 38

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失去了他的普鲁士国籍。没有公民身份，他可能随时被赶出这个国家，就像1849年那样。在柏林的时候，他开始重新申请入籍。在马克思返回伦敦后，拉萨尔继续和他协商，但因为当局对再入籍一事无动于衷，他越发感到失望；拉萨尔反复闯入柏林警察署长和普鲁士内务部大臣的办公室，要求得到解释，但从未得到直接答复。警察署长冯·策德利茨伯爵（von Zedlitz）告诉拉萨尔，只要他还在位一天，像马克思这样持有共和观点的人士是不可能成为普鲁士公民的。39

这些当然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但都比不上与拉萨尔共事困难。关于筹划中的报社，他坚持与马克思平齐，担任联合主编，两人对采编方针要有同样的投票权。当马克思问到恩格斯的职位时，拉萨尔表示，如果想要三位主编也可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一起只能算一票，这样在投票时拉萨尔才不会被他们超过。这种交易凸显了一个问题：这家报纸将成为拉萨尔的企业，因为钱都是从他的柏林朋友和熟人那里筹来的，或者来自女伯爵。马克思没法主事，最后只能坐第二把交椅。40

1862年7月，讨论仍在继续，拉萨尔亲自到伦敦拜会马克思，待了三周。这期间有愉快的时光，例如游览温莎城堡，继而野餐。与拉萨尔同行的有马克思一家和路塔·布哈（Lothar Bucher）——也是一个民主派流亡者，很快就会成为俾斯麦的密探——但就个人和政治方面来说，拉萨尔的这段旅途很大程度上是场灾难。拉萨尔的奢华做派惹恼了马克思。拉萨尔每天要在雪茄和租车上花费1英镑，而马克思只能抽点难闻的便宜长雪茄，到什么地方都得步行。拉萨尔提议带燕妮去柏林，陪着女伯爵，从而帮助马克思摆脱财务困难。这可能是番好意，但触怒了燕妮的父母，即便是接近女伯爵和她的朋友，他们也担心自己女儿的操守，更不要说和她住在一起了。几乎在20年后，也就是拉萨尔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马克思家里的女人仍然很讨厌他。琳蘅烹饪了一份烤肉，本想一家人一起吃，但拉萨尔一个人全吃光了。这位女仆随后告诉她的主人，这名客人是个“自负、不诚实的小子”，不值得信任。在一次政治讨论中，内容可能是关于拿破仑三世，拉萨尔大声叫喊。他的声音实在太大，惹得邻居赶过来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41

决定不在柏林办报，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之前坚持的愿望。这种愿望自1849年流亡伊始就一直陪伴着他，即有一天能重返德国，重新开始他的激进政治行动。在英格兰的流亡生活已经变得舒适且熟悉，不值得在欧洲中部进行新的冒险。问题是，这种回绝是否意味着在更大程度上反对政治实践。马克思继续把精力放在了他那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上，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他是否满意于一名激进学者的角色，还是说他要寻求开展政治活动的其他机会？

在柏林办报项目最终告吹后，马克思失去了达到其政治目标的明确道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采取行动，并在私下里向恩格斯抱怨。同时，持续的财务困难与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困扰着他的生活。在1862年夏到1864年夏的这段日子里，马克思过得非常痛苦，就像回到了刚开始流亡的时候。

新的财务困境产生的原因很简单：他没有稳定的收入。重新为《纽约论坛报》写稿的工作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并在1861年末停止了。而马克思的资助人查尔斯·安德森·达纳不久前刚从这家报纸离职。和维也纳《新闻报》的合作一直也没什么钱赚，而这份合同在《论坛报》的工作结束后仅维持了8个月。42就算他有稳定收入的时候，也只够偿付债务，一旦这种收入被切断，他的处境很快就恶化了。1862年6月18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我非常不愿意再和你谈起我的贫穷问题，不过又能怎么办呢？我的妻子每天跟我说，她觉得她和孩子们都死掉就好了，我真不能因此责备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忍受的侮辱、折磨和恐惧，事实上，是不可言说的……你自己也经历过这些事情，总有各种账单要支付。4月底的时候又把东西送去了当铺。不过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当了，一周前我妻子甚至拿了一些书出去，徒劳地做着尝试。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孩子们，因为这就发生在会展期间（1862年伦敦世博会），她们认识的人可以愉快地度过一段时光，而她们则只能忍受恐惧，没人来看她们，也没人对身处困顿环境中的我们施以援手。43

这看起来完全是19世纪50年代初痛苦的重现。在设法拖延还债的时候，燕妮又受到了侮辱。由于没法装门面，这家人只好不见任何客人。其中最沉重的一笔债务来自他们分期付款为女儿们购买的钢琴。为了节约，取消钢琴课反而让情况更加糟糕。钢琴教师从未拿到过钱，让他停课意味着必须要支付他的账单。当然，还有别的债务是为了更基本的生活需求欠下的：房租、煤气，以及“面包、杂货、蔬菜所有这些邪恶的东西”。44

情况急转直下，到了1862年秋，这位哲学家兼政治活动家生平第一次要在商业领域谋求职位。这份工作似乎是由马克思的荷兰表亲奥古斯特·菲利普（August Philips）安排的，他和伦敦一家铁路的经理有业务上的往来，私交也不错。1862年夏，菲利普来英格兰处理公务的时候，他曾和马克思提起过他的生意伙伴，并鼓励他的这位表亲应聘。据推测，马克思可能是因为书法不佳被拒绝了——他的笔迹实在是太潦草了——不过背后应该有更多故事。（可惜的是没有什么相关的记录。）菲利普一家多是非常成功的资本家，这家人对他们那叛逆的共产党亲戚关切有加，这次施援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

再一次，马克思无计可施，又要和他的朋友以及熟人借钱了。由于美国内战，失去了棉花的主要供给地，纺织工业出现了危机，马克思的主要资助人恩格斯也要去借钱。由于马克思不断向他的这位朋友要钱，恩格斯变得越来越恼火。1863年1月，两人的关系炸了锅。当时马克思本应开始在铁路上班，可惜工作计划泡了汤。恩格斯来信告诉他自己的情人玛丽·白恩士过世了，马克思回复了这封信，又附上了一段借钱的请求。恩格斯怒不可遏，两人的友情降到了冰点，这在1845年布鲁塞尔之争以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在友谊破裂的边缘，两人都做了让步并赔了不是，但马克思的财务难题还是没有解决。 46

到最后，是两次遗产继承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一笔是他期待已久的，来自他的母亲。罕丽达于1863年11月30日去世。当时马克思病得非常严重，饱受皮肤病的困扰。他从病榻上起身，带了两大瓶药，回到了特里尔。他在那待了10天但没有成果，因为遗嘱尚处检验认证阶段，所以他授权妹夫处理此事，又一个证据证明马克思已经摒弃了之前对他妹夫的猜忌。罕丽达的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儿子对她的态度。马克思在特里尔写给燕妮的信显得多愁善感，但只是回忆两人的青少年时光和年轻时的爱情。在这封信以及其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提到他母亲的地方说的全是要办的事情——大多是贬损地提及他的母亲对遗嘱相关的文书是多么不用心，以及给她建议的公证人是多么嗜酒误事。只有一处奇怪的评价：他觉得罕丽达死的时候，正好是她嫁给亨利希·马克思后49年，而且正好是49年前的同一天、同一时间，“正如她已经算好那样”。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坚持“Wissenschaft”的人似乎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马克思称罕丽达具有精神能力，从中看不出马克思数落他母亲的小毛病时，通常会表现出来的那种轻蔑。这只是母子修好的最微小的证据，表明自1861年会面后，这位在意财产的母亲和叛逆的儿子关系有所好转。由于罕丽达撕毁了马克思的欠条，当遗嘱最终被认定有效时，荷兰的亲戚们向马克思支付了他应得的那份财产，共计7 000荷兰盾，约合580英镑。

母亲的那笔遗产是他等待已久的，而第二份则是意料之外。马克思亲密的朋友、政治盟友、流亡中的威廉·沃尔弗于1864年5月9日在曼彻斯特过世。他赠予了马克思大概700英镑，是其遗产的一大部分。利用这两笔钱，马克思偿清债务，全家人也搬到了一幢更新、更大、更奢侈的房子里（每个女儿都有自己的房间）。新家的地址在北伦敦梅特兰公园路摩迪纳别墅区1号。在未来财务情况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如此大胆的开销，传记作者们纷纷表示责备。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更节俭地使用这两笔意外之财，也不能解决缺少稳定收入这个基本问题。不过至少现在来说，再次陷入财务危机被推迟了数年。47

比财务问题更严重的是，马克思的健康状况突然急剧恶化。1863年10月下旬，他的背上出现了一块增生，最后长到拳头大小，以致他无法站直，只能弯着背挪来挪去。为了省下看医生的费用，他在家用偏方挺了一个月，最后还是找了位家庭医师。医生让燕妮离开房间，然后和琳蘅一起按住马克思，拿出手术刀切开了增生肉瘤，放出了一股股脓血。48

从此以后，马克思就要和顽固的痈疮斗争了（在19世纪50年代，他曾短暂地患过这种病）——增生反复出现在他的后背、大腿、臀部、生殖器上，整个余生都困扰着他。最新的医学观点认为，这种病叫化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是一种自我免疫紊乱，病症与痤疮类似，但程度更为严重——拳头大小的增生，而不是小青春痘；会损害皮肤表层，而不只是让皮肤发红或形成瘢痕。这种疾病非常痛苦，对外形有损伤，即便在今天也很难治愈。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根本没有什么治疗良方。在恩格斯和医生的强烈推荐下，他用来治疗的主要办法是服用砷，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药”。它唯一的效果就是让他中毒。马克思一度对束手无策的医生失去了信心，自己拿着刮胡刀切开了一处增生；他没有因此而感染死掉也算是个奇迹了。

压力通常会使病情恶化，而马克思承受的压力非同寻常。看到增生多年反复发作后，燕妮断定，过度操劳、熬夜、缺乏锻炼是让他丈夫病况加重的元凶，恩格斯对此表示支持。他们推崇的治疗办法是让他花更多时间休息，不要工作得太辛苦，但如果他要扮演一个积极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不可能的。49

这种情况肯定令人备感沮丧，因为1862年到1864年间的欧洲剧变和世界的政治形势需要革命介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讲，最重要的但也是最遥远的事件是美国南北战争。他们完全站在北方阵营，支持反蓄奴。不过恩格斯对南方将领的军事才能大加赞赏，认为“石墙”杰克森（Stonewall Jackson）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了不起的指挥官”，所以有时他会觉得北方联邦胜率很小。马克思则认为他的朋友“过于看重军事的影响力”，而没有考虑北方经济和人口优势的长远影响。马克思认为，这些都是可以决定一场革命战争胜负的因素——而且，和他见过的武装冲突相比，联邦军队发动的战役最接近他理想中的革命战争。 50

离他们更近的是1863年的波兰反俄起义，这场起义赢得了左翼人士普遍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加入到支持波兰的行列中，而且马克思开始就这次暴动撰写文章。他在文中称，若是起义获胜那就意味着“今日俄国的覆灭”，或者至少也可以抹杀其“统治世界的资格”。只可惜恶毒的沙皇势力击败了起义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帮助——对马克思来说，这印证了普鲁士政府推行的是反革命政策，也证明了这个政府对波兰以及德国民族主义的敌意。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把起义失败归咎于起义的贵族领导者，称他们拒绝采用革命战争的手法，在这一点上不及林肯、格兰特、谢尔曼。贵族们没有动员波兰农民，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拿破仑三世的干预上，而这种介入能否出现本身就有疑问。51

离马克思更近的是德意志境内发生的冲突与论战。普鲁士议会中的进步党代表与俾斯麦带领的政府展开了斗争。议员们拒绝批准预算，导致俾斯麦下令在未经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收税，还试图封杀反对派报纸，逮捕反对派领袖。鉴于此，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马克思乐观地估计，普鲁士革命近在咫尺，这将是一场自由派资产阶级与威权政府间的武装冲突。

马克思对俾斯麦的看法让他得出这种判断。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这位普鲁士首相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属于重生的基督保守派。与之前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一样，俾斯麦支持等级社会和君主制，反对宪政。在刚步入政坛之时，俾斯麦的确是这样一个人。在1848年革命期间，他用挑衅的方式表达了自己那种极度反革命的观点，以至于国王本人都有些害怕，要知道腓特烈·威廉四世可是一个从来不对公众挑衅屈服的人。但是，这位身材结实、秃顶的政治家在反动年代就改变了他的观点。他意识到，光靠压制是不够的，他必须通过支持德意志民族主义来赢得公众的支持。于是，他开始着手实现1848年革命时出现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目标。1864年，他发动了一场战争，联合了所有德意志邦国，这里面包括强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来反对丹麦对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北方公国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丹麦军队寡不敌众，德意志各邦国的军队将迅速取得胜利，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次国际和谈，决定争议领土的归属，这很大程度上涉及普鲁士政府与俄国之间的反革命联系。两人讽刺了普鲁士可以代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观点。不过这种冷嘲热讽并未获得中欧主流民意的支持。52

最让马克思震惊的当属斐迪南·拉萨尔的行动。1863年年中，拉萨尔建立了一个劳工党——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the General German Workers’Association）。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前往欧洲各地，进行鼓动活动和组织工作，为该团体建立了地方分支机构，推广进行民主投票的政治纲领，还提出要为工人的生产合作社提供国家贷款。这个自我标榜的活动家把自己放在了这些活动的中心，但凡进行演讲的地方都要有盛大的排场。在一次重要场合，他甚至授意工人卸下他马车前面的马，让工人来拉马车。

拉萨尔是在建立一种独立的、属于工人的政治呼声；如此一来，他就平息了进步党称其是懦弱、不活跃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指责。从这两方面看，他的鼓动工作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一致的，符合这两人从1849年起开始追求的政治目标。从另一方面说，拉萨尔活动中的自吹自擂与自我标榜似乎放大了他的性格缺陷，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蔑视也从“犹太佬”升级到了“犹太佬男爵”。攻击进步党无力对付俾斯麦，反倒逐渐变为对后者的称赞，因为拉萨尔考虑，如果放弃劳工运动与民主派及共和派理念的长期结合，就有利于获得普鲁士王朝的支持。流言四起，称这位劳工运动领袖秘密会见了保守的首相，欲合力反对进步党，后来被证明确有其事。这样，1848～1849年时那种尴尬的选择又降临到马克思头上：一边是选择反抗普鲁士政府的威权统治，这意味着要摒弃阶级界限，展开组织工作；另一边是组织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那么就不必对普鲁士抱有敌意。

马克思非常了解拉萨尔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会导致的政治问题。威廉·李卜克内西此时已经结束了流亡生活，在1862年返回了柏林，并向马克思报告相关消息。恩格斯和其他同事想让马克思出面，直接声讨拉萨尔，指责他和普鲁士当局走得太近。在私下里，马克思对拉萨尔有严厉的批评，但他拒绝发表任何关于拉萨尔以及其劳工党的公开声明。从卡尔·格律恩到卡尔·福格特，马克思可能已经从过去与对手的纷争中吸取了经验，并认为与社会主义者同僚以及激进分子进行论战是件失败的事情。或许是因为他的财务困境与恶化的健康状况，马克思不方便去挑战拉萨尔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他又一次陷入了自己所鄙夷的政治消极状态。53

由于两桩意外事件，持续了两年的政治消沉与个人麻烦在1864年9月突然消失。其中一件事是斐迪南·拉萨尔的自吹自擂上演了最终一幕。他爱上了巴伐利亚邦国一位高级官员的女儿，在进行了一段令人沮丧的求爱后，拉萨尔提出要与这名女子的未婚夫决斗；1864年8月的最后一天，他在瑞士被对手开枪打死[84]。这简直就是肥皂剧的剧情，不过却让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失去了主席。女伯爵和其他在德国的成员找到了马克思。马克思拒绝了，称他不是一个普鲁士公民，这样很容易被该国驱逐。不过他仍然参与了这个组织的一些事务，并筹办了该组织的报纸，也是德国第一份社会主义日报——《社会民主报》（Social Democrat），该报于1865年初开始在柏林发行。54

虽然马克思参与德国劳工运动是意外使然，但从他激进革命的历史来看，这也是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位主要领导，也是拉萨尔的理论导师。1864年9月发生的第二件事更为偶然，马克思在其中采取的行动最终把他的知名度传播到了国际。整件事始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馆（St. Martin’s Hall）召开的公开会议。这次会议由一些英国工会和法国工人协会赞助，目的是支持波兰从俄国独立。

一位法国组织者——一个叫勒鲁贝兹的人——找到了马克思，问他能否在伦敦找一名德国工人，在会上发言。马克思推荐了裁缝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Johann Georg Eccarius），他也是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之一。在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发生派别纷争时，埃卡留斯曾站在马克思一边。马克思自己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和参加之前戴维·乌尔卡尔特组织的那些反俄会议一样，他没有发言。关于为何维克托·勒鲁贝兹会接触马克思，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勒鲁贝兹是蒲鲁东的追随者，马克思在过去曾与蒲鲁东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或许是因为马克思长期的反俄亲波的政治立场，让他成为了合适的对象；亦有可能是他数年前曾在女伯爵的帮助下，组织了对法国革命的老人路易 - 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资助。55

不管邀请是出于何种原因，它的后果都非常深远，因为与会者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缩写为IWMA），而且这个组织要赞助来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组委会任命了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起草章程，马克思也在其中。由于健康问题，他只能偶尔出席会议，直到埃卡留斯告诉他，朱塞佩·马志尼的追随者主导了起草工作。马志尼这个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虽然属于民主派，但非常反共，马克思对他的态度非常轻蔑，反过来，他对马克思也是如此。

马克思邀请了委员会成员来他的新家起草章程。在梅特兰公园路上的家里进行的讨论持续到凌晨一点，众人在疲惫之下决定休会。马克思随后起草了他自己想好的章程，还有一份“对工人阶级的演讲”，即后来人们熟知的“就职演说”，这是一份为新组织准备的宣言——组委会在1864年11月1日一致通过了里面的措施。56

到这年年末，马克思找到了他自1859年以来就一直寻找的政治行动关键点。这意味着要告别之前报纸主编的行事风格，对于这种变化，马克思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写给当时住在圣路易斯的老朋友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提到：“虽然多年来我经常拒绝加入各种‘组织’，但这一次我同意了，因为它涉及的事情可能有重大成效。”57这个“国际协会”的中央就设在伦敦，便于马克思亲自指导组织成长，把这个临时性的组织永久化、稳定化。同时，他还尝试让他在德国的朋友和支持者把当地新生的劳工运动和这个协会结合起来。这项任务在开展时受到了个人对手、派别争斗、政治观点严重分歧、兴起的民族主义以及大国间战事的冲击。所有这些困难，让这项工作榨走了马克思的精力，但也满足了他开展实践的愿望，一直持续到1870～1871年普法战争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出现。这两件大事终结了整个1859年后的欧洲历史。

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第一国际”。后来这个叫法是1889年“第二国际”，亦称“社会主义国际”，以及1919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后才确定下来的。第二国际今天仍然存在，而第三国际在1943年正式解散。不过，要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理解国际工人协会，就会忽视当时的背景，特别是忽视马克思在这个组织中扮演的角色。不像后两个组织，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党派的国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是个由附属的工人社团组成的松散联合。拥有超过2.5万名成员的23个英国工会是这个组织的主心骨。在欧洲大陆，工会既不合法也很少组织；大陆上的附属组织主要是工人的互助社团和教育社团，还有定义不明确的、半阴谋的组织。欧洲大陆的附属社团，在尽可能合法的前提下，被按照国家组织起来，然后与设在伦敦的中央办公室联系，也就是总委员会（General Council）。 58

和它的两个继任者不同，国际工人协会不具备反对“民族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者”政治倾向。相反，组建它的会议中支持的是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波兰从俄国独立。马克思自己也没有把国际工人协会理解为一个反民族主义的组织。他特别反对“把国际工人协会转变成一个欧洲劳动阶级中央政府”的看法，认为这是他甚为鄙视的对手马志尼的打算。当总委员会中一些法国成员宣称国家将不复存在时，马克思讽刺地回应道：“就像我们的朋友保罗·拉法格，他已经放弃了国籍，又对我们说法语，这种语言在座90% 的人都听不懂。”59这番话让出席的英国人乐不可支。

马克思的计划出现在他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议程中。这次大会原定在比利时召开，但当地政府进行了阻挠，于是大会在1866年转至日内瓦举行。会议制定的行动纲领不仅包括社会改革内容——缩短工作时间、限制雇佣女工和童工、用直接税取代间接税、对工作环境展开国际调查，还包括对生产商合作社与工会的支持。其中只有两点涉及政治的内容，而这两条都源自19世纪的激进主义：一条是用民兵取代现役军队；另一条是“一定要终止莫斯科对欧洲的影响……（办法是）从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建波兰”。60

国际工人协会最有效的行动集中在劳动纠纷领域，在公众中引发了极大反响，也获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协会从欧洲各国的工会会员那里筹集资金，支持了1865年柏林印刷与排字工人罢工、1867年巴黎铜业工人罢工、1868年的日内瓦建筑工人罢工。在一次知名的行动中，协会会员说服了德国手工业者不去应聘破坏1866年伦敦裁缝罢工的打手工作。这次干预阻止了一个国家的工人干扰另一个国家罢工的行为，这种做法在很多场合被采用，可能是国际工人协会最经常采取的行动，也是它能获得工人阶级支持的主要原因。61马克思个人强调，工会在反对那些提倡结成生产商合作社的怀疑论者时，采取的行动要有效果，并断言工会在提高工人薪水这件事上不会取得成功。他的文章《价值、价格与利润》（Value，Price and Profit）自1865年6月在总委员会上公开传阅，目的就是要驳斥那些支持社会主义但反对工会的立场。62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为《资本论》准备的经济学观点。

对于工会或者其他种类的工人阶级组织，它们只能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成功，而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是很少具备这种环境的。马克思积极支持那些为了争取更民主化选举权所进行的活动，希望这样能增加工人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新成立的“改革联盟”（Reform League）支持在大不列颠推广男性普选权，国际工人协会的英国领导人在该组织中担任的角色让马克思非常自豪。改革联盟进行的鼓动工作，以及它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给英国政坛带来的大骚乱与变动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的信心，他有时会觉得开始出现了革命的局面。这波政治斗争的真正成果仅仅是在1867年《第二改革法案》中扩大了选举权的覆盖范围，可以说是令人失望，但马克思仍然期待会有革命爆发，并认为可能会从爱尔兰开始。63

马克思期待革命爆发，可国际工人协会中主要的政治反对力量恰好出自内部的革命者，即地下社团的成员。这些人把渗透进国际工人协会看成是煽动全欧洲暴动的一个步骤。法国地下社团的革命者时常诋毁那些帮助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人阶级活动者，称他们是为拿破仑三世效力的特工，要么至少也是不愿意挑战这位皇帝的威权统治，不愿意公开提出建立一个共和国。马克思试图通过他住在巴黎的德国流亡朋友维克多·席利（Viktor Schily）在两派中斡旋，但两边都让他吃了闭门羹。当这两派法国人在总委员会面前分辩彼此的区别时，英国委员们得出了结论：法国人确实需要一个像拿破仑三世这样的威权统治者，这样才能让他们老实起来！最终，大部分地下社团的成员都离开了国际工人协会，不过他们将伦敦的一个法国流亡者附属社团作为阵地，反复攻击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立场。这些人把自己标榜为国际主义者，并把马克思反对俄国、支持波兰民族主义的做法说成是反动行为，而且包含着一丝可疑的德国民族主义。 64

相比之下，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主要支持者和忠实盟友都是英国工会会员，这些人和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搭边。鉴于这种结盟，人们肯定会好奇，马克思是要引导协会走改革的道路还是革命的道路。马克思认为，支持工会组织，并给政府施压，以期采取更民主的政策，进行更深刻的社会改革，这样做会促使工人与资本家间产生对抗，然后就会像《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导致革命爆发。改革与革命的这种关联在19世纪快结束时发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遭到了质疑。一派人认为资本主义改革会导致其自行消亡，另一派人则相信革命行动会带来社会主义政权，两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改革派被称为“修正主义者”，被认为是在修改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但是，关于改革与革命孰优孰劣的问题，本来就存在于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策略中；国际工人协会的寿命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没有给这个问题留出充分发酵的时间。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担当的角色并不出众。总委员会有20～25名成员，他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是德国通讯书记。1866年，人们提出让他做总委员会的主席，但马克思拒绝了，表示这个职位应该给一名工人。在他提出这一建议后没多久，主席这个职位也撤销了。不过，虽然马克思沉默寡言，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整个机构实质上的头头”。65他更愿意“在幕后发挥他的影响力”，起草文件、在总委员会的讨论中发表提议、在他伦敦的家里召开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议。66正是由于这些会议，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劳拉才和总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见面并订婚。这个人就是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这就是马克思嘲笑的那个相信国家终会消亡的拉法格），一个法国学生活动者，因为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统治而被迫逃离祖国。 67

因为马克思尽力待在小团体中，在幕后工作就成了发挥他影响力的最有效方式。这也正好适合他那反复发作、妨碍其行动的皮肤病。在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指导中，对马克思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1866年在日内瓦，1867年在洛桑，1868年在布鲁塞尔，1869年在巴塞尔。鉴于国际工人协会附属组织的那些不正式的程序，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出席大会；由于大会在欧洲大陆召开，马克思的英国支持者经常无法到场，他自己也是一样，只在1872年参加过一次。为代表们准备的投票安排是在每次大会上临时决定的。结果难以预测，马克思又总是倾向于往最坏的方面考虑。每次大会结束后，他都会长吁一口气。68

事实证明，想要远程指导一场“后拉萨尔时代”的德国劳工运动，要比指导国际工人协会的政策难得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拉萨尔的遗留的影响。在公开场合，马克思是乐于表达对这位朋友的敬意的。他写信给女伯爵，称拉萨尔“英年早逝，就像阿基里斯[85]一样”，女伯爵立刻公开了这一评价。马克思还发表了公开声明，抨击那些非议拉萨尔过分亲普鲁士的反共民主派，称这些人是“小资产阶级暴民”、“体现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懦弱与厚颜无耻”。即使在私下里，马克思与恩格斯也称赞拉萨尔，称他是1848年革命的老同志，有勇气代表工人阶级行动。69

再多的赞美也不能掩盖拉萨尔对普鲁士有喜好之情这一事实。拉萨尔死后，关于他一直在计划一场匪夷所思的政变的报道浮出水面。他曾打算前往汉堡，以劳工党的名义，宣布支持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再一次与首相俾斯麦的政策步调一致。拉萨尔的继任者们延续了他的亲普鲁士政策，事情既然发展成这样，马克思发觉很难与这些人合作。 70

问题的关键在于，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领袖拒绝与国际工人协会联合。这种不合作的局面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冲突。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那本经常被引用，却内容欠严谨的马克思传记中甚至把拉萨尔描述成是法西斯主义的始作俑者。71这样描述马克思与拉萨尔之间的分歧，是对19世纪60年代的时局有根本性的错误认识。马克思本人绝没有彻底反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只不过他那种萌生自19世纪40年代的民族主义是强烈反普鲁士的。对马克思来说，君主制的普鲁士不过是沙皇的狗腿子，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盟友，是妨碍德意志民族建立统一国家的敌人。

即使是到了1869年，马克思还告诉法国革命者路易 - 奥古斯特·布朗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只能通过一场扫清普鲁士王朝的德意志革命来实现。这个王朝是俄国人的仆人，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72这种民族主义与拉萨尔及其追随者支持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对比，拉萨尔一派把君主制的普鲁士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工具——至少从1859年的北意大利战争开始，德意志境内对这种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最终，当德意志民族国家在俾斯麦的指导下通过君主制的普鲁士建立起来时，反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才被淘汰；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结果是无人能预见的。

由于这些的观点存在分歧，而且存在是否要与俾斯麦一边反对自由派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保守普鲁士政府合作的问题，使得马克思与德国劳工党之间的合作如此艰难。马克思的科隆老盟友兼对手“红贝克”，在19世纪60年代加入了进步党，他在媒体上公开抛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在过去以从事反普鲁士革命而知名的人，怎么能继续支持一个对俾斯麦威权统治政权如此热忠的组织呢？和这些政治分歧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个人恩怨。继承拉萨尔事业的候选人——包括女伯爵、柏林的社会主义报纸的主编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拉萨尔之前的助理也是拉萨尔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伯恩哈特·贝克尔（Bernhard Becker）——都怀疑马克思是想通过与国际工人协会联合的方式，控制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马克思的老对头也支持这种猜测，莫泽斯·赫斯就是其中一员。赫斯是拉萨尔的追随者，也是《社会民主报》的巴黎通讯员，他为该报撰写过反马克思的文章，至少马克思认为这些文章是对他的攻击。伯恩哈特·贝克尔于1865年3月在汉堡发表演讲时就表示，马克思的党完全由三个人组成：“导师”马克思，“秘书”恩格斯，以及“办事员”威廉·李卜克内西。73 73一面是领导着拥有数千成员组织的人，另一面则是一位想要取得政治领导权的流亡理论家，这两种身份的对比在这次攻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鉴于出现了这些抵触思想，马克思暂时同意与施韦泽合作。根据马克思的预感，这个人最聪明，也最适合成为拉萨尔的继承者。马克思与恩格斯为《社会民主报》撰写了一些文章，施韦泽则就该报刊登让马克思反感的文章而一再安慰他。施韦泽本人对马克思评价甚高，他的努力从1864年末一直持续到1865年2月，而且似乎得到了回报，马克思同意继续与其合作。终结合作关系的不是马克思，而是他在柏林的政治代言人——威廉·李卜克内西。他告诉马克思，施韦泽不过是俾斯麦的工具罢了。74

1865年2月末，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劳工运动非但没有与国际工人协会联合，马克思也结束了与它的联系。摆在马克思面前的是两个备选方案。一个与他的副手李卜克内西有关，因为鼓动反对俾斯麦保守政府的劳工运动，李卜克内西被普鲁士当局驱逐出了柏林。于是他搬到了萨克森王国的莱比锡，这里的政府虽然保守，但却持亲奥地利的立场，所以当地的官员们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下发了居住许可。李卜克内西开始着手组织一次反普鲁士的劳工运动。此外，马克思还可以依靠另一位朋友，是他在反卡尔·福格特的斗争中结识的，也就是老牌革命者约翰·菲利普·贝克尔。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强烈支持者，贝克尔在居住地日内瓦组织了一拨讲德语的瑞士人；这样，德意志各邦国的工人协会就可以通过瑞士组织与国际工人协会联系。早在秘密结社时代就加入了左翼政治团体的贝克尔，从未放弃过革命谋反，这使得他成为了马克思的一个非常别扭的盟友，因为马克思本人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中那些谋反团体的。不过，在之后的三年里，贝克尔和他的组织成为了德国工人社团与国际工人协会联系的唯一途径，这才让马克思这位德国通讯书记有讯可通。 75

对马克思来说，所有这些由他排除万难设计出来的组织安排工作，最终的目标都是带来革命的巨变。1866～1871年是动荡的5年，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这段欧洲历史的高潮始于1859年的北意大利战争。自1848年革命以来，大众政治与政治冲突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是在相对平静的英国，也有大量示威活动在英格兰上演，人们要求实行更民主的选举权，这直接催生了《第二改革法案》，而在爱尔兰，反英的民族主义煽动也在逐渐增加。欧洲大陆的情况更为混乱：法国举行了一波反拿破仑、亲共和会议与示威，罗马尼亚发生了政变，新的民族主义政府上台，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南意大利爆发多次起义，奥地利帝国内有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集会。与这种政治混乱一同出现的还有遍布欧洲大陆的罢工，为国际工人协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了环境。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两场令人震惊的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及4年后的普法战争。这两场战争让民族主义者的狂怒得以宣泄；以一种俾斯麦式的特有方式，对德意志各邦国进行了革命；颠覆了大国间平衡的实力；并导致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出现以及巴黎革命政权的短暂存在。对国际工人协会来说，涉入其中是非常凶险的事情，最终引发了对马克思行动主义根本基础的质疑。

巨变始于俾斯麦，他在1866年春发起了外交攻势，导致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当年6月爆发战争。俾斯麦要求废除维也纳会议建立的中欧国家联合，德意志邦联。他希望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取代邦联，而且要建立一个通过男性公民普选出来的德意志议会。当时，人们对此都表示难以置信，这个保守的首相居然会提出此种要求，因为这样就是支持1848年革命者提出的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纲领。人们害怕俾斯麦引发的普奥战争会让拿破仑三世趁机占领莱茵地区的德意志领土。在外交对抗以及接下来的战争中，几乎所有德意志小邦国都站在了奥地利一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担忧与普通人一样，嘲弄俾斯麦的民族主义资格，并视他的政策为俄国授意的，是在对路易·拿破仑的法国效忠。他们盼望普鲁士在战争中被击败，并希望这会引发革命——不过两人都怀疑柏林人是否具备起身反抗普鲁士统治的勇气。

随之爆发的军事行动震惊了欧洲。在短短六周内，兵力较少但装备精良的普鲁士军队就赢得了对奥地利及其盟军的决定性胜利。胜利来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路易·拿破仑还没来得及动员他的军队。即使是恩格斯，这位马克思的军事专家，也为此深深折服。同样令人吃惊的是，俾斯麦执行了他那革命性的提案。他废除了德意志邦联，把站在奥地利一边的大量德意志邦国并入了普鲁士，并把这个扩大了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的小邦国合并，组成了新的北德意志邦联（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虽然还叫邦联，但实际上是一个联邦国家），并通过男性普选建立了“德国国会”[86]，即议会。民族主义者以及1848年的革命者，还有进步党和民族协会的成员，纷纷站在这位普鲁士政治家一边。这个人把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变成了现实。76

也曾有人想努力把马克思拉到这一阵营中。还在1865年秋，就有一名名叫路塔·布哈的俾斯麦探子，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职位，请他担任普鲁士官方刊物《国家顾问》（State-Advertiser）的财经专栏作家。威廉·李卜克内西提醒马克思，这位参与了1848年革命、又加入重启的劳工运动的布哈已经变节。于是马克思对此表示了回绝。1867年4月，在把《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交给汉堡的出版人后，马克思又前往汉诺威拜访了他的德国朋友：库格曼医生。在此过程中，亲政府的势力再次行动，邀请马克思和民族协会的头头鲁道夫·冯·卞尼格先（Rudolf von Bennigsen）——这个投靠了俾斯麦的知名自由派民族主义者。这次会面是卞尼格先的亲信约翰·米凯尔（Johannes Miquel）安排的。米凯尔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会员，马克思曾认为这个人是他最有前途的伙伴。马克思是否真的与卞尼格先会过面，这一点尚无确切说法，但他肯定没准备照着拉萨尔的做法，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名义支持普鲁士的政策。 77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愿意加入到那些投靠了普鲁士首相阵营的革命者队伍之中，但他们承认了眼前的既成事实：“是垃圾也得忍着。”马克思写道。这两人没有贬斥德国的新政治环境，而是认为劳工运动应当利用形式，尤其是要利用民主化的选举权进入这个国家的国会。78威廉·李卜克内西肯定也持同样看法。和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年轻木工一起，李卜克内西把目标转向德国工人教育社团的联盟，并在争夺该组织领导权的过程中赶跑了那些自由派创始人。到了1900年，他成为了这个德意志劳工运动组织的领导，一个族长式的头目。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两人都参加了进入北德意志国会的选举，而且都在萨克森选区中获胜。马克思对这两名左翼分子进入议会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他们能在议会中有所作为，纵然他们在票数上明显不占优势。李卜克内西提出的要求废除行会与保证自由迁徙的法规修正案，受到了马克思的特别欢迎。修正案指出，法规不应推翻普鲁士既存法律中限制童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这获得了大多数非社会主义代表的支持。79

但是就马克思而言，特别是就他把劳工抗议和激进的政治活动结为一体的做法来说，李卜克内西是存在问题的。他是以人民党的身份进入国会的，这是一个南德民主派的（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反普鲁士政党，而不是工人候选人的政治团队。从李卜克内西的公开演讲以及从他主编的人民党报《民主周报》（Democratic Weekly）上的发言来看，他提到对劳工的关切要排在政治事务之后。这里的政治事务是指民主斗争以及反对普鲁士的威权统治。李卜克内西甚至支持汉诺威国王、黑森亲王这些君主们的目标。在1866年战争后，这些君主就被普鲁士人废黜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些统治者只是过时的反动派，他们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是不值得同情的。 80

而另一方面，拉萨尔派则毫不犹豫地贬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宣称组织工人阶级是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在写信称赞马克思是“欧洲劳工运动领袖”之后，于1869年在《社会民主报》上用12篇连载文章介绍了马克思新发表的《资本论》，这也是这部作品到那时为止获得的最大一次宣传。但马克思早先对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政策的不认可，特别是在该组织默默支持普鲁士威权统治这件事上的矛盾，并没有因政治环境发生新的变化而消失。81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两拨劳工运动之间的彼此竞争是因为他们领导人的个人过失。施韦泽，这个拉萨尔派的主要领导者，非常“聪明”，但也是个“无赖”。不过马克思认为施韦泽确实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一样的“没能力”。“小威廉”，马克思和恩格斯习惯这样称呼他，“一天比一天蠢”。82这种充满了嘲讽语气的判断，是马克思把他自己在长期政治策略中的难题联系到了他人身上。他的这种进退两难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就变得非常明显，即想把反普鲁士和反资产阶级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在1848～1849年间，他一直没能把这两种渐行渐远的反对力量相结合。20年后，它们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责备这两党领袖的个人缺点，理由则是他们没能力联合起来追求这些本身存在分歧的目标。

身处国际工人协会德国通讯书记这个官方职位上，马克思拒绝在这两个德国劳工运动中做出选择，这让李卜克内西非常恼火，因为他一直要求马克思公开贬斥拉萨尔派。虽然马克思拒绝公开表态，虽然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李卜克内西做出了恶劣的评价，虽然他对施韦泽和拉萨尔派有过积极的评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克思眼中，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以及这两人的追随者才代表了德国劳工运动的未来。马克思认为，他们身上的问题会得到解决，只要他们用他的方式看问题；而他为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这些问题给出的方案，就是解散这个组织。83

到19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的希望似乎就要成为现实。1869年8月，在图林根城市爱森纳赫（Eisenach, Thuringian）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联合劳工协会重组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这一新组织从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与那些不支持这个新组织社会主义目标的人民党党员分道扬镳。马克思对李卜克内西的批评言论并未停止，但在他对全欧劳工运动进展的评价中，他对德国形势发展的态度开始逐渐变得乐观。他和恩格斯开始怀疑，自己一直认为巴黎工人更具先进性的看法是否正确，还是说德国人现在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扛起了大旗。84

1866年的战争后，马克思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承诺，以及他为这个组织长期以来付出的努力，都没有因欧洲的新局面而发生变化。不过，反复折磨他的皮肤病和不断出现的财务困境，似乎会让他偶尔权衡一下，是不是要放弃自己义务。马克思提议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驻地由伦敦迁至日内瓦，这样他就可以不再管理这个组织的运作——他在1868年8月向恩格斯透露了这个想法，一年后又以类似的方式重提了一遍——听起来他的确是想要从中解脱出来。最后，他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承诺还是坚持了下去。85在这10年就要过完的时候，马克思家庭的财务状况出现了大好转，这起码有助于他更容易地做出继续这项工作的决定。

到1866～1867年，几年前继承的遗产已经被马克思用光了。不断出现的家庭财务危机，连同债务、医药费、和妻子的口角，以及日益增加的只能向恩格斯求助的困境，又都冒出了端倪。在过了几年习惯性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后，一笔新的遗产终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的问题。不过收到遗产的人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1861年，老恩格斯过世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兄弟姐妹对这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兄弟抱有很深的猜忌，他们决定，恩格斯不能继承家里在德国纺织生意中的任何股份。不过，家族在曼彻斯特“厄门与恩格斯公司”中的投资，可以用来保证恩格斯在这家企业中的合伙人身份。86从1850年起，他就一直在那里担任出纳。

恩格斯害怕他无法继承家庭财产，也担心出任合伙人这种没把握的承诺不可靠，不过他在1864年的确成为了厄门与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5年后，他把自己在这家公司中的股份卖给了厄门兄弟，将合伙人的价值变了现，还得到了一笔禁止竞业协议的补偿费用，虽然这位共产主义商人根本没打算进行与之竞争的事业。他想要的是退休，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工运动这项政治活动中。他收到的离职费，在还掉欠家里的钱后剩下部分的利息就够他生活了，而且还有足够的钱为马克思清掉债务。此外，他还能够加大对马克思的支持，馈赠的金额涨到每年350英镑。马克思曾说，“真是被你的慷慨大方吓了个跟头”。就这样，从1838年父亲去世后开始，困扰了马克思30年的财务问题终于结束了。 87

既然钱已经不再是问题，马克思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政策上。他关注两件事情，一件集中在大不列颠这个全球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1867年《第二改革法案》中扩大选举权的实质结果令人失望：代表更民主、更工人阶级化选民参选的劳工候选人，在投票中一直惨败于温和自由派，甚至不如托利党。在研究了恩格斯关于曼彻斯特地区选举的报告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这种政治上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在于英格兰工人与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彼此敌视。英格兰人看不起爱尔兰人，是因为前者认为后者的宗教信仰性质不同，而且认为后者是被殖民的下等人。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依靠一场爱尔兰革命——安定了近20年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骚动在19世纪60年代末迅速增多，革命爆发的可能性随之增加。马克思希望，一个独立或至少实现了自治的爱尔兰，将让英格兰以及全世界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源动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1870年写道：“在对爱尔兰问题进行多年研究后，我得出结论，对英格兰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这对于全球劳工运动来说也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会出现在英格兰，而是在爱尔兰。”马克思设想的是一次由耕地引发的巨变。在这个过程中，对1846～1851年大饥荒记忆犹新的爱尔兰的佃农，将查抄大地主的地产。由于后者属于英格兰贵族，所以在爱尔兰对英格兰贵族进行沉重打击将引发英格兰革命。“我一直相信，社会革命一定会从底层开始，也就是从土地所有权开始。”88

在马克思25年来的革命预期中，在巴黎爆发一场社会主义工人起义，是非常关键的。而现在，巴黎起义已经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他开始转而强调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激进潜力，以及德国劳工运动的组织能力。这两种新的预期都引发了关于劳工运动未来处境的疑问，这些问题直到马克思去世后数十年才完全显现出来。和有着两个爱尔兰情人的恩格斯不同，也不像强烈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一家（小燕妮和青春期的艾琳娜对此尤其狂热），与爱尔兰人争夺工作岗位的英格兰工人没有这么高的热情。虔诚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工人对马克思和他那些英格兰左翼盟友支持的政治目标同样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些目标就像意大利革命党人加里波第为了统一意大利而占领教皇的领地一样。89马克思支持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将对英格兰工人阶级产生革命作用的观点，实则指出了劳工运动未来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宗教、民族和种族上的差异都将成为团结工人阶级的障碍。

马克思关注的另一件事情，也是国际工人协会在19世纪60年代末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人之间的斗争，在未来的10年中变得恨意十足，并最终导致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消亡。如今，这种斗争已经成为了无政府主义政治信条的一部分，即用他们那表面自由主义的、非集权的以及反中央集权的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那种威权统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看法。两种观点的差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冲突中得到了强化，但在19世纪60年代却不是非常明显。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未来的观点，很快就会在他关于巴黎公社的作品中表露出来，即期望出现一个联邦制的非集权政权；而巴枯宁坚决要求其追随者无条件服从的做法，看起来也不完全是反威权统治的。

如果说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关系可不是这样。19世纪40年代在巴黎政治流亡期间，两人一直是朋友，而且在1848年革命时两人也站在了起义的同一战线。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了出来，在返回欧洲之后，二人又对对方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对此很感动，在1864年给恩格斯的信中称巴枯宁是“为数不多的、过了18年还能不后退反而前进的人”。当巴枯宁住在意大利的时候，马克思把他当作政治盟友，觉得他可以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附属组织中反制朱塞佩·马志尼的反共理念。鉴于马克思长期对俄国以及所有俄国人抱有敌意和怀疑，他对巴枯宁的好感很难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90

导致两人产生嫌隙的原因在于地下社团的问题。巴枯宁对这种组织向来有好感，从1864年起，他就一直尝试通过一个秘密组织召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者。1868年的时候他又尝试了一次，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其成员很多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瑞士活动者，其中有马克思的亲密盟友约翰·菲利普·贝克尔——这个长期以来热心于地下社团的革命者。正是贝克尔，而不是巴枯宁，提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应当以附属社团的身份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贝克尔不过是巴枯宁的傀儡，是俄国以及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阴谋工具。马克思很快说服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放弃与另一家国际组织结盟的想法，尤其是与一个在暗地里建立起来的组织结盟。巴枯宁同意解散他的组织，并让该组织各国的分部按普通附属分支机构的形式进入国际工人协会，这一切都在1869年如实发生了。91

虽然这场纠纷看似得到了妥善解决，但政治倾向上的分歧却没有这么容易能放下。马克思反对地下社团的政治活动，并决心要让国际工人协会清除这些组织。此前他把注意力放在法国激进分子身上，现在巴枯宁又成了他新的敌对目标。这位俄国流亡者和他的支持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特别活跃。这些都是工会和工人协会稀少的地方，而地下社团的政治活动在这里比较普遍。逐渐地，巴枯宁的追随者在这些国家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春，支持地下社团亲巴枯宁的一派，和支持马克思政治路线反巴枯宁的一派，发生了首次冲突，把国际工人协会法国—瑞士分部闹了个底朝天。在篡改命令和操纵会议的指控声中，两派都把对方驱逐出了国际工人协会。当有俄国流亡者告知马克思，巴枯宁与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i Nechayev）之间有密切联系时——涅恰耶夫是俄国地下社团的领导，为了获得他组织中一名会员的资产，他找人谋杀了这名会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The Possessed）一书中对此事做了极好地描述——马克思对巴枯宁的负面作用更加深信不疑了。92

1870年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很可能演变成一场与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大冲突，所以马克思把会场安排在美因茨，因为巴枯宁在那里没什么影响力。93但是这次大会没能召开，普法两国间的军事冲突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自1866年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来，大众就一直认为普鲁士与法国终有一战。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留意了有关战争的传言和预测。就像对待以往的军事与外交事务一样，两人的推测还是熟悉的老路子：积极地看，战争会导致革命；消极地看，战争会增加沙皇的实力。到了1868～1869年，他们还是认为普法战争不会马上发生。 94

结果，1870年7月战争的真正打响让人既意外又震惊。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写给库格曼医生的信中描述了这一家人“对事情的接连发生感到吃惊与愤慨……沙文主义在19世纪复苏真是件可怕的闹剧”！ 95正如燕妮的评论所体现出来的，她和她父亲一样，认为是法国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普遍，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俾斯麦外交策略的狡猾之处。这位首相的策略就是强迫法国宣战，这样普鲁士在打起来的时候就有最有利的条件。

俾斯麦希望，拿破仑三世的宣战会在德意志境内激起民族主义者的愤慨，这样普鲁士君主就得到了整个国家的支持。他的预测完全准确：示威、游行、演讲和报纸社论证明了这一点，在旅馆、酒吧、大街上、田地里，以及所有地方发生的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人都支持普鲁士的事业，连几年前刚刚被普鲁士击败和占领的国家也是如此。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加入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阵营中就可以看出俾麦斯的算计有多么精明。“法国人需要狠狠抽打。”马克思在战争爆发时给恩格斯写信说道。这里说的是“法国人”需要抽打，而不只是他们的皇帝。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用一种更强有力且直截了当的形式表达了他丈夫的观点：“他们都真该被普鲁士人狠狠抽打，因为所有法国人，即使里面有那么一小撮好人，在他们心底最深处都还抱着沙文主义的想法。现在，来这么一次，就能把他们打醒。”

如果说卡尔和燕妮的感情是通过信件私下表达的，那么恩格斯则公开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他带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德国人爱国委员会，目的是筹集资金援助伤兵，并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财务负责人。在成立大会的演讲中，他面对400名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人宣称，这场冲突“在法国是一场政府的战争，在德意志则是人民的战争”。他继续讲道，这决不是“德意志要为了荣耀和独立第一次反对她的意志”。《埃尔伯费尔德新闻报》（Elberfeld News）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个从事颠覆活动的本地孩子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爱国主义情操。这让威廉·李卜克内西彻底慌了阵脚，他正打算带领社会民主工党，把普鲁士和法国都谴责为侵略者——也就是马克思之前一直采纳的观点，不过现在已经被民族主义的大浪冲得不见踪影了。 96

恩格斯将这种观点坚持了数周时间。他对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 von Moltke）这位普鲁士总参谋长绝妙军事战略能力的欣赏，对德国英勇士兵的欣赏——“珍贵的小伙子们”，端着刺刀向法国人的壕沟冲锋——只会增加他的民族主义情感。不过，马克思已经在重新思考了。他觉得，1870年的民族主义战争和1813年反拿破仑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一样，明显带着一种反动的政治基调：

威廉一世唱着“主啊，我的信靠”，和着右手边的俾斯麦，左手边的施梯伯（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马克思的死敌，现在当上了德意志军事情报总长），好一曲德意志版的马赛曲！就像1812年及之后一样。这个德国庸人看起来真是欣喜若狂，因为他有机会不顾廉耻地发泄他那与生俱来的奴性了。谁能想象，在1848年后22年，一场德国的民族战争能获得这样理论化的表达！ 97

从1859年起，斐迪南·拉萨尔就写信警告称，一场反法的战争将对政治产生恶性影响。这些信现在正躺在研究马克思的那堆杂乱文件中，已经长久不被人想起。

国际工人协会就战争发表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态度变化。这份由马克思亲手撰写的声明谴责了拿破仑三世，称其是这场冲突的始作俑者，而对德国人来说是防卫战——马克思坚持要让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以及两人的追随者支持这一点。声明也贬斥了这是一场由德国发动的征服战的观点，指出普鲁士政府在过去是同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密切合作的，并警告称这是潜伏在幕后的沙皇操纵的阴谋——按照马克思一贯的思路，这么说并不奇怪 98，但这些论断只有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才会得到证实。

不利的战局在1870年9月得以扭转。法军主力在色当被击溃，法兰西皇帝被俘虏——这也清楚地证明了他不是他叔叔那个样的拿破仑。绝望的法国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革命：巴黎成立了共和国，新建立的国防政府开始了一场革命战争。其领导人逃离了被围攻的巴黎，前往法国南部召集新的军队；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也在其中，他和劳拉带着他们的孩子住到了波尔多，这让马克思夫妇松了一口气。随着这个法国政府在政治上越来越与马克思的想法贴近，俾斯麦采取了马克思之前所谴责的政策，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地区。99

同年9月，恩格斯退休搬到伦敦，马恩二人维持了20年的就各个问题展开讨论的通信就此告一段落。由于没有了信件，人们反而很难跟踪他们对这场战争的观点变化。最初，共和国的宣布建立并没有改变两人的看法：马克思表示，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会员应继续保持低调，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采取行动。法国秘密社团提出，要在巴黎建立一个革命政府，或者叫“公社”，马克思贬斥了对手的这一想法，称这是“胡说八道”。不过早在9月中旬，在听到普鲁士政府已经逮捕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消息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坐立不安了。到那年末，两人抛弃了之前的民族主义，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强烈支持者，表示只要新军队坚持的时间够长，英国与俄国就会对普鲁士施压，迫使它接受和平。100

法国政府也是这样盘算的，可惜他们既未在军事上获得成功，也没盼来另外两大势力的介入（英俄两国官方持中立态度，但实际上是同情普鲁士的），所以只能在1871年1月同意休战。不过在签订永久和平条约这件事上，仍然有棘手的地方。俾斯麦到底要和谁签订这样一份条约呢？不会是法国皇帝，他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也不会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虽然他们宣称自己是合法的政治代表。在俾斯麦的坚持下，一个法国国民大会在停战时期被选举出来，并拥有结束战争的主权。选举在1871年2月按要求举行，保守的君主主义分子获得胜利。这些人支持和谈，哪怕是输掉战争后的和平。而在巴黎，首先是支持战争的激进分子获得了胜利。

新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在凡尔赛召开会议之前，就遭到了法国首都大多数居民的反对。1871年3月18日，激进分子宣布在巴黎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一个“公社”。支持革命政府的人五花八门，有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的雅各宾派、1848年革命中的社会民主派、包括国际工人协会中活动分子在内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一大群爱国者和共和国的支持者。由于既被国民政府敌视，又被德国军队包围，巴黎公社从建立那一刻起，就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它尽一切可能寻找盟友，曾反复向国际工人协会寻求支持。101

马克思私下里与公社的领导人接触过，这种接触大多是通过周期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的一个德国商人进行的。保存至今的通信极少：只有两封。其中一封用了很大篇幅贬斥了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敌人，也就是那些在伦敦的“法国分部”秘密社团革命者，他们曾涌向巴黎参与革命。另一封信写于1871年5月中旬，那时凡尔赛的国民政府已经准备向巴黎进军，公社即将走到尽头。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表示，他的巴黎支持者应该把机密文件送到“安全的地方”，也就是伦敦。

从这些记录中，看不出马克思对这个起义政权做过什么有力的承诺。在1871年4月写给李卜克内西以及库格曼的信中，在他回忆1871年6月寄给总委员会英格兰籍成员爱德华·比斯利（Edward Beesley）的信件时，还有10年后他写给荷兰社会主义者多梅拉·斐迪南·纽文胡斯（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ius）的信里，马克思都断言，公社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错失了采取积极行动的机会。公社可以没收波拿巴法国的资产，把巴黎国民警卫队开向凡尔赛，或者至少也可以防守蒙马特高地，抵抗国民政府的入侵。这些行动将会改变巴黎起义者与国民政府间实力的天平，并促使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和解。 102

马克思对巴黎革命政权的谨慎态度也反映了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分歧。在总委员会中，很多英国工会会员，支持的是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而不是巴黎的起义公社，英格兰大部分左翼分子的观点也是如此。在公社宣布成立10天后，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自告奋勇，撰写了一篇演讲稿，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在该事件中的立场；但他对接下来两个半月将要发生的事情毫无准备。

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马克思还在犹豫，但公社的敌人却逐渐把巴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联系了起来，特别是把它和马克思本人联系了起来。凡尔赛政府把巴黎公社看作是国际工人协会及其首脑马克思发动的颠覆性阴谋活动。他们捏造假文件来阐述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在起义中的角色。其中说马克思是俾斯麦的私人秘书，代表普鲁士的利益操纵巴黎公社，这些不着边际的谣言被法国媒体大肆报道，并散布到了英吉利海峡对岸。1871年6月，对马克思以及国际工人协会的诋毁到达了顶峰，这个时间正是凡尔赛政府向巴黎派出军队以消灭其革命对手的时候。被围攻起义者所做出的举动——把妇女武装起来送上前线与法军作战，枪毙被当成人质的巴黎主教，还点燃建筑用作防御——让英格兰大众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感到了恐惧。所有这些举动都被怪罪在共产主义、国际工人协会以及马克思头上。按照《派尔—麦尔新闻》（Pall Mall Gazette）这份报纸的说法，马克思是“一连串阴谋的主使”。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媒体——大部分是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也有意大利、奥地利和美国的报纸，驳斥他们的报道。马克思甚至威胁《派尔—麦尔新闻》的主编，如果不撤销报道中的指控，就要决斗。然而，虽然愤怒到了这种地步，但马克思也很享受自己所遭受的这些非议。他在写给库格曼医生的信中表示，他是“伦敦受到诽谤最多、接到恐吓最严重的人”，并补充道，“在过了20年无聊闲逸的生活后，这的确是件好事”。 103

正是带着这股劲头，马克思终于写完了那篇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就巴黎公社事件发表的声明，题目是《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这是马克思经典的政治论战文章之一，开篇就是对凡尔赛政府做无情的揭露：这个政府的首脑、老牌自由派政客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是“丑陋的侏儒”，政府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Jules Favre）“和阿尔及尔一个酒鬼的妻子姘居在一起”。马克思贬斥的不仅是凡尔赛政府官员个人生活与道德的堕落，他还称这些人腐败且缺少爱国主义情操：政府成员在1870年秋蓄意破坏了对抗德国人的持续战，后来还计划从德国赔款贷款中抽取佣金，而他们获得佣金的前提就是镇压巴黎的革命政府。

马克思把这个腐败的政府，连同梯也尔这种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反动的、贵族的和保皇党的后座议员一起，和革命的巴黎公社进行对比。公社的“大多数”社员“本身就是工人……众所周知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政府致力于“解放劳动者”、“剥夺剥削者”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和不愿预测共产主义未来的以往做法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把这个政权描绘成“新社会的光辉先驱”。法国那种完全集权化国家政权的特点——官僚、宪兵、现役军队、司法制度以及国家宗教——将被废除。马克思描绘了一个去集权化的、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共产主义未来，而这听起来更像是他那无政府主义对头巴枯宁的说法。公共生活将由地方选举的公社负责，这些公社要在国家的领土上结成同盟。当选官员要和选民的意愿一致，如果他们的行动让选民不快，就要被立刻撤职。公社社员工资只有一般工人水平，这样政府运作的成本就比较低，税收也不高——这个提议来自一种在共产主义诞生前就早已有之的激进主义。在第一版草稿中，马克思甚至用了“经济型政府”这个词来描述巴黎公社，这是支持自由市场的英格兰自由派与激进分子的口号。政教分离将是这个新共产主义政权的特点，世俗化的公共教育也是一样——这又是共产主义出现前就有的两个激进理念，也是被巴黎公社的英籍非共产主义捍卫者着重强调过的特点。104有了这样的政府，工人们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联合成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规划国家生产……”

这种对共产主义未来的表述，与马克思之前的方案不同。以前他为共产党人制定的计划是，接管现有的国家机器，并用它们来实现革命目标。恩格斯还曾打算，在革命政府中雇佣商务文员，这些人在国家治理工作上更有效率，强过典型的德意志官僚机构中那些法律教育出身的官员。105在普法战争刚爆发时，马克思还呼吁要击败法国，并贬斥法国社会主义者进行的革命行动，甚至把建立巴黎公社的想法称之为“胡说八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种论断明显是与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一直认为在巴黎爆发社会主义起义，可以打响欧洲乃至世界革命的第一枪。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他不再把巴黎视作是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的先锋。和对起义方面公开的称赞相比，他私下对巴黎公社的怀疑更贴近他的新看法。

马克思当时就很清楚，巴黎公社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大部分历史学家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法兰西内战》未发表的第一版草稿，系统化地检查了巴黎公社采取的措施，发现其中只有一点大概是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马克思还指出这些措施为中等阶层带来的福利，在频次和重要性上不逊于为工人们保留的福利。106正是因为把巴黎公社当成由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思个人在背后操纵的具有颠覆性质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做法，加上这种始于凡尔赛政府愈演愈烈的攻许遍布了英格兰媒体、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到了美国，才驱使马克思把巴黎公社和他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未来等同了起来。

称赞巴黎公社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先驱，这种表态让马克思在打造国际工人协会上付出的长达7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这意味着马克思与英格兰工会会员的决裂，他们是马克思的盟友，是他在总委员会中的权力基础——马克思亟需这样的盟军，来反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而这些英格兰工会会员已经支持共和派的法国国民政府并反对革命起义。乐观地说，马克思的政治前途不甚明朗；悲观地说，他与巴黎起义者那种戏剧化的联系将终结他这一个时期的政治实践。而且人们一定会好奇，马克思是不是对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角色失去了耐心，久治不愈的皮肤病带来的痛苦和行动不便是不是让他更难采取政治行动。如果是这样，整个《法兰西内战》的意义就成了保留对共产主义革命光辉未来的展望，而他在这种光辉未来中将不再扮演任何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巴黎公社发表的演讲标志着马克思行动主义结束的开端，标志着在这段始于1859年的战争动荡期里，这位1848年革命的老兵即将退出自己在欧洲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81]即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

[82]即萨丁尼亚王国（Kingdom of Sardinia），又称撒丁王国，皮埃蒙特于1743年被并入萨丁尼亚。萨伏依（Savoy）是统治该地区王室的名字。

[83]原文分别为“the little Yid Braun”、“Itzig”、“Jacob the Weasel”、“Isidor Berlin Blue Dye”。Yid是对犹太人的蔑称。“Braun”、“Itzig”、“Jacob”、“Isidor”多被用于犹太人的姓名，这里代指犹太人，均有贬损意味。其中“Itzig”和“Isidor”多被东欧的犹太人用作姓，这里暗指拉萨尔不仅是个犹太人，而且是个来自东欧的犹太人，马克思认为从文化角度上看那里的人不如德国人。

[84]一说是拉萨尔在8月28日的决斗中身受重伤，死于8月31日。

[85]Achilles，又译为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被尊为“希腊第一勇士”。——编者注

[86]德文为Reichstag。

第三部分

遗产

理论家

在1850～1870年的20年间，马克思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理论日臻完善。当我们想到这些理论的时候，头脑中浮现的是一位大胡子学者在大英博物馆的书堆里长时间研读的形象。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了发展自己的理论，马克思必须要从各种非常耗时的活动中挤出空闲来，如流亡政治活动、新闻工作、国际工人协会、躲避债主、妻子身体状况欠佳、孩子们染上重病或不幸亡故。在1863年患上皮肤病后，他自己也成了累死之一。大多数时候，马克思会一次用上几个月的时间展开理论方面的工作，或是把这些工作留到深夜进行。

即便没有这些干扰，马克思工作的速度也很缓慢，而且伴随着不断的修改。对马克思来说，把定型的想法写在纸上是有困难的。所以也难怪他从来没有按照最初在1845年计划的那样，发展他对社会以及知识学科的批判。他那些理论辨析的成果现在解读起来非常让人头疼，不过有的意见则表示，这是因为涉及不同领域知识的缘故。1850年后，马克思在哲学、社会以及历史领域的写作呈碎片化，这其中有新闻作品的片段或信函中的片段、政治论战中相关的段落或是对经济方面的论述。虽然偶尔也会提起过去的计划，但他从未出产一本涉猎广泛的理论作品，所以评论者与解读者只好去关注他在19世纪40年代的手稿——不完整，但至少数量极多。对比来看，经济学文稿方面的问题则是数量太多了。马克思生前就出版了两本：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O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后者的知名度无需多言，任何人只要拿起来就知道是这本书，篇幅够长、内容也够充实。除了发表出来的材料外，马克思还留下了大量关于经济学的手稿，由恩格斯整理编辑成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更多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手稿后来整理出版，即《剩余价值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然而，即便从巨量的手稿中归纳出了三大本厚书，但还是剩下了一大堆文字没有发表，更不要说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大量注释，以及通信中对许多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了。

对这个即庞大又零散的知识迷宫来说，斐迪南·拉萨尔在1851年说的一句精炼的描述可以当作实用的指引。他把马克思描述成一个思想家：“（他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黑格尔式的经济学家。”1在为期20年的理论思索发展过程的开始阶段，马克思那聪明的学生就关注到了这两个关键主题。毋庸置疑，马克思是黑格尔的追随者，但在1850年后，一种新的、明显是非黑格尔式的哲学——也就是实证主义——逐渐成为主流，这对一名黑格尔式的哲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新的发展不仅给哲学界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理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所需要考虑的。拉萨尔评论的另一点显示出，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理解是受大卫·李嘉图观点影响的，而李嘉图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而且是亚当·斯密的主要弟子之一。1850年后的20年间，马克思将尝试详细阐述他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悲观态度，这种观点是李嘉图式的，但也是马克思自己的版本。他将从中创造出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说明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如何因为自己的内部机制而让位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任务本身就不简单，要是考虑这项任务开展的时期就更是难上加难：这段时间不是19世纪初期，英格兰工业刚刚兴起，社会充满危机的年代；，而是1850年后整整25年经济加速增长且欣欣向荣的时期。马克思努力肯定他自己那个版本的黑格尔遗产，同时又把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知识潮流融入其中，这些内容是本章的主题；在一个与李嘉图生活与工作时期完全不同的时代，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版本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则是本书下一章即将谈到的。

实证主义在19世纪初萌芽，而它真正在欧洲的知识与文化生活中获得主流认同是1850年以后的事情。实证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于对世界的经验感知，这个词本身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使用。和18世纪那些被康德与黑格尔所严厉批判的经验主义观点不同，实证主义认为经验知识是一套科学流程的产物——试验，收集有组织的数据并进行数学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感觉感知。最初，是物理科学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提供了模型，但在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面世之后，进化论的生物学逐渐成为了获得知识的一个更重要的模板。当时的人们接受了这些科学的模型，并把它们应用在所有能想到的学科上，从人类学到社会学再到文学评论。对人类历史的感知则被按照科学进步的进化阶段方式重新改写。2

这种发展给马克思带来了一个问题。他的社会主义是符合“Wissenschaft”的，但在提出这些理论时，他概念里的“Wissenschaft”是黑格尔的学问，那是他在柏林大学学到的，在19世纪40年代的知识界还占据统治地位。而19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实证主义带来了另一种不同的“Wissenschaft”。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密切关注科学发展的，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知识的转型。如果仍然采纳黑格尔式的观点，那么他的理论还能符合“Wissenschaft”么？还是说他也要跟随众人跳进实证主义的潮流？

对马克思曾经的同事，也就是那些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来说，他们痛苦地认识到了这种知识发展的新趋势。对这些人的抱怨，马克思并无多大共鸣。1855年末，布鲁诺·鲍威尔拜访了住在伦敦的马克思并评价道：“太可怕了！在德国，人们买得和看得最多的书就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作品。”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不无高兴地谈到了他的这番评论。数年后，阿尔诺德·卢格宣布他计划推出新版的《德意志年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本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业和自然科学领域与唯物主义斗争，同时也要和到处与泛滥的比较语言学斗争，简而言之，就是要和所有知识有关的东西斗争。”3这些评价听起来完全是实证主义式的：一个人放弃了之前拥护的黑格尔思想，拥抱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基于对科学的经验发现。

《共产党宣言》（1848）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一个劳动者的阶级，他们只有在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他们的劳动能增加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而且他们同样会受到所有竞争变化、所有市场波动的影响……随着对劳动厌恶的增加，工资也随之减少。不仅如此，随着机器使用和劳动分工的增加，辛苦劳作的重担也同样加重了……

在1850年后公开的表态中，马克思听起来完全是一副实证主义的口吻。如果我们把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工人阶级贫穷原因的描述，和16年后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发表的“就职演说”做对比观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实证主义说法。

《共产党宣言》指出，劳动被转化成它的对立面——资本，而且工人的劳动让自身变得贫穷，因为劳动已经被从它创造的资本中异化了出来。在谈及这些内容时，《共产党宣言》描述的是一个辩证的过程。16年后，辩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对营养不良的科学定义，谈到的是必需的氮元素做的调查研究结果。这种由黑格尔式表达到实证主义式表达的转换跃然纸上。

许多较老但仍然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简单地把马克思看成是实证主义者，但这些作品通常忽视了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那些受黑格尔影响的文字。5只要仔细观察他对1850年后自然科学与物理科学发展的反应，就会看到一幅更复杂的情形：他在接受新的科学进步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让自己的哲学预设与之相适应，但也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哲学基础，不过用了一种更容易被实证主义时代接受的形式来表述它们。

就职演说（1864）

医务代表史密斯医生查明，对普通成人来说，维持他一周的生活需要28 000格令  [87]碳和1 330格令氮 …… 这个水平刚够避免他患上“饥饿疾病”。而且他还进一步发现，这个水平相当接近棉纺操作工在极度贫困的压力下摄入的稀少营养……他的研究结果……丝织工、缝纫女工、生产手套的童工、袜子纺织工以及各种工人，平均摄入的营养还不到“刚够避免疾病”的水平……在农业人口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获得的含碳食物量少于估算的适宜标准……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获得足够的含氮食物……4

1850年后马克思与科学的首次接触，是通过密友也是政治上的同事罗兰特·丹尼尔斯实现的。1851年，也就是在这位科隆医生被逮捕并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起诉之前，他写信告诉马克思自己正在准备一篇理论作品：《微观世界：简谈生理人类学》（Microcosm: Draft of a Physiological Anthropology）。丹尼尔斯的出发点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时的观点一样，也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提出的概念：人类的感官是知识与历史发展的基础。但是对丹尼尔斯来说，费尔巴哈那种有感官的人是一种生理学意义的人：“人的身体组织是我现在的入手点，以后也是。”历史与社会是生理学的，是人类身体组织对环境刺激的反射反应。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丹尼尔斯想要创建一种生理学的哲学——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实践的无神论——这与青年黑格尔派那种哲学的、唯心主义的无神论有着显著差别。丹尼尔斯用生理学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主义：“（贷款的）利息我不关心，但我关心我的食物是否干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要着眼于在最大程度上用科学改善公众与个人健康。丹尼尔斯表示，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生产要严格依照科学标准进行，而这种标准仅与人体组织相关。”

不幸的是，在马克思与丹尼尔斯的通信中，只有后者这边的信件被保存了下来，但丹尼尔斯对马克思回信的评论也很有价值。据说马克思告诉丹尼尔斯，他的办法“有时太机械、有时太解剖化”，也就是他不能把人的意识整合进他对历史的解释中，或者说不能解释这一点：如果社会是靠生物学法则组织起来的，那么它怎么能被改变。马克思甚至认为，他发觉布鲁诺·鲍威尔比费尔巴哈更具备“Wissenschaft”的品质——考虑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这一点或许会令人吃惊。6但是，这种态度符合对实证主义的反驳。费尔巴哈晚期的作品开始向实证主义方向发展，批评黑格尔那种真理只能在辩证的历史进程中被发现、而无法简单地从感知中获得的说法。马克思对丹尼尔斯的观点显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在丹尼尔斯的信中他用了大量的下划线，并在空隙处进行强调——但是他反对丹尼尔斯就人类历史和社会做出的解释、反对其关于哲学基础的解释，并反对以及他那些从科学生理学角度支持社会主义的观点，都显示出马克思对实证主义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或许他需要些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来打动自己，而不只是他朋友的那套生理学哲学。寻找这样一种推动力，一个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关注这个实证主义时代最了不起的知识事件，也是整个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大事。《物种起源》的出版不仅给科学带来了革命，而且它在欧洲文化生活与知识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遭到了模仿与排斥。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以为他们自己知道，马克思提出要把达尔文写进《资本论》的献辞，而且他反复声称达尔文在自然界的发现证实了自己在人类社会上的发现。然而，在接受达尔文理论科学性，并用实证主义的方式对这些理论支持无神论与进步观念的做法表示认同的同时，马克思也对达尔文的概念进行了黑格尔式的批判，并对在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过程中应用达尔文理论的做法表示了怀疑。

向马克思推荐达尔文作品的是恩格斯。1859年11月，在《物种起源》出版两星期后，恩格斯就买了一本。在快速浏览之后，恩格斯激动地向他的朋友介绍了这本书，说它“实在是太好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本书像这本这样，如此杰出地证明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或者说至少都不如这本书成功。”7马克思隔了一年才接受了恩格斯的推荐，他自己的确也看了这本书，只不过他在一边看这本书的同时还得一边照料他那得天花的妻子。他告诉恩格斯：“虽然有种英国式的粗糙，但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861年1月，他写信告诉斐迪南·拉萨尔说：“达尔文的作品非常重要，对于我来说，把这种自然史的基础观点用在历史的阶级斗争上很适合……”马克思对达尔文观点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并持续了数年。他与伦敦的朋友和同事反复讨论进化论，参加讲座并研究了达尔文观点的主要普及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作品，还贪婪地阅读那些声称发展了自然选择理论的作者的作品。8

从这里很容易得出结论，达尔文的作品已经让马克思皈依实证主义，即认为自然科学是知识的基础。但马克思对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还是存在怀疑的一面。在看完《物种起源》后，他在1862年6月给恩格斯写信说道：

我又看了一遍达尔文的作品，让我觉得好笑的是，他说他还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应用到了植物和动物身上，就好像是马尔萨斯先生理论的关键不是用在植物和动物上的，而是用在人类身上一样——以几何数列增长——与植物和动物形成对比。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是怎样通过野兽与植物，注意到了他的英国社会以及劳动分工、竞争、新市场开放、“发明”还有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的。这……让人想起黑格尔。在《现象学》里，黑格尔提到市民社会就像“精神的动物王国”，而按达尔文的介绍，动物王国就像市民社会。9

对达尔文作品的这种概括，是非常反实证主义的。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自然科学为理解世界提供了模型。相反，马克思在这里站在了黑格尔的立场上，即哲学——或者说，马克思的哲学，一种受哲学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评估并批判其他知识学科的概念基础，科学也不例外。马克思越考虑这个问题，对达尔文的理论能指导经济与社会的这种说法就越感到怀疑。他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1861年见到了《物种起源》的法文版翻译克莱门斯·罗耶（Clémence Royer），但对她的资本主义作风（虽然她属于左翼而且是反教权的）感到失望。这之后，马克思告诉拉法格，对于她是个“资产阶级分子”这件事没有什么好惊奇的。达尔文已经把生存斗争从英国那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挪到了自然界，所以达尔文主义者自然会把这看成是“人类社会无法自行从自身的野蛮中摆脱出来”的理由。10

马克思开始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属于实证主义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将危及黑格尔观念的地位。在《资本论》第二版著名的后记中，他贬斥了当时一些把黑格尔视作“无用之人”的德国思想家，并坚持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仍然适用。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正式出版的书中，马克思没有提到这些对黑格尔颇为不满的德国思想家的名字，但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他表示这个问题始于费尔巴哈——“在这件事上他的良心要受到谴责”。在写给朋友库格曼医生的另一封信里，他点了这些批评者的名字。其中两人是经济学家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和知名的生理学家兼实验生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后者进行了刺激实验，并验证了相关的数学公式，这让人想起了罗兰特·丹尼尔斯的提议。另外两个是知名的德裔达尔文主义者：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和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1这两人都是左翼分子，朗格还是劳工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希望按照达尔文和马尔萨斯的路子为劳工运动正名。但他们都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倾向于一种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里，生物科学将成为认知和社会行为的模型，这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愤慨。

如果这就是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在《资本论》的献辞中向达尔文致意呢？答案很简单：马克思打算把达尔文写进献辞这个传言一再被人们纠正，但就是改不过来。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马克思小女儿艾琳娜的爱人，在写一本宣传达尔文理论的书，是他征求达尔文的许可，想在自己书的献辞中提到达尔文。达尔文对此表示了拒绝，但在马克思去世后，艾琳娜把达尔文的回信混到了他父亲的文件中。12

马克思对受达尔文理论启发的一些认识的确抱有好感。他把这些认识看作另一件知识上的武器，因为它支持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当时无论是达尔文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比较赞同这两种思想。1868年，当达尔文的狂热辩护者托马斯·赫胥黎在爱丁堡的一次演讲中给宗教信仰“开了后门”，并拒绝承认他所捍卫观点的唯物主义暗示时，马克思感到非常失望。动物学家古斯塔夫·那格（Gustav Jäger）和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等一干追随达尔文的德国科学家的研究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兴趣。关注这些研究后马克思指出，在他们的作品中，“细胞是最原始的形态”的观点已经让位给在化石中发现的“蛋白质团”。“这种原始形态肯定会被彻底研究，直到可以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而且他们似乎就要做到这一点了。”13对一个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就已经开始猜测人类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论者来说，对生物组织进行化学分析俨然是义不容辞的。

同样，达尔文理论是进步存在的科学证据，这一点也让马克思感到满意。1866年，他读到了一位不为人熟知的法国地质学家比埃尔·特雷莫（Pierre Trémaux）的作品：《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起源与变异》（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of Man and Other Beings）。这本书想要把影响人和动物的进化因素解释为地质影响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特雷莫的作品“是对达尔文理论的重大改进”，最重要的是因为“进步，在达尔文那里纯粹是随机的，在这里则基于地球的阶段性发展变成了必然”。恩格斯则猛烈批评特雷莫没有理解达尔文，而且他那“荒诞的证据……十分之九都是来自错误或被歪曲的事实”。不过恩格斯的评价没能改变他朋友对此的赞同态度。14

当恩格斯准备在德国媒体上为《资本论》造势时——这么做的目的是想激起大众对他朋友那本经济学专著的兴趣，马克思提议，恩格斯要把他的作品描述成是证明了“目前的社会，从经济上考虑，在孕育一种更新、更高的形式”，而且“从社会上讲，这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与达尔文在自然史上证明了的过程一样”。马克思建议恩格斯，把两种发展都描述成包含“‘进步’这个自由的学说”之中。1867年12月，按照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的评论如实出现在斯图加特的一份左翼报纸上（马克思可能会说这是一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观察家报》（The Observer）。15

考虑到自然选择理论和进步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对达尔文和进步的评论是十分精明的评价。达尔文自己知道，他就生物组织如何适应变化的环境给出的解释，没有提到进步或改进。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经提到，按照蜜蜂的标准，这类生物要比人高级。不过，当时大多数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英雄已经表明了自然中的进步过程，也证实了人类历史与社会是会进步的。对实证主义者来说，这是重要的一点。马克思，如果他支持自己的那个进步的概念，也就会明白达尔文的理论实际上没有对他的那个概念进行证明。在表达对实证主义科学概念的顺从时，特雷莫那似是而非的说法吸引了他，因为这些提法为进步提供了证明。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大众都是进步的狂信者，为了向他们兜售自己关于经济学的理念，马克思建议恩格斯把他的作品和大众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解联系在一起，并把焦点集中在进步的理念上。

就这一点而言，身为一名1850年后的实证主义观察者，马克思内心是矛盾的。与鲍威尔及卢格不同，马克思没有挥舞黑格尔的大旗，公开抵制这种实证主义趋势。他非常留意科学发展，并想把自然科学逐渐增加的权威应用到自己的政治纲领与经济理论上，这都要以进步作为名号。但他也不愿意放弃黑格尔坚持的对科学概念的批判，以及黑格尔提出的说法，即真相不是来自经验，而是出现在一个涉及历史发展与概念重构的过程中。马克思究竟是如何把黑格尔的思想模式与实证主义的以科学为重结合在一起的，这一过程现在并不完全为人所知。有可能，这样一种结合涉及了对无神论世界观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调。无神论与唯物主义两者都不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必要特征，而且这两者当然也不属于黑格尔那套精心设计的哲学，但它们能够提供一个载体，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信条结合在一起。16在《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马克思表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反”的，需要把它“正”过来——也就是说，从唯心主义的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这是马克思理论表述中比较出名的一个论断，它指出了一种调和的方向。马克思曾想过写一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他在19世纪40年代就曾计划就不同学科的知识撰写批判文章，现在这个想法正是他这一计划的近期版本。这本著作意在“驱除”黑格尔哲学中的“神秘形式”，而且有可能解决黑格尔思想与实证主义在知识上以自然科学为这两者之间的不相容问题。马克思在1868年写信给他的一名仰慕者，一位名叫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手工业者，说当自己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就会开始写这部著作。然而，前者永远没能完成，这样一来这本哲学著作也就没能起笔，而且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清楚地表达过成熟的观点。17

实证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理论，也是一条哲学纲领。它的观点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发展的社会理论有重合，有三个主要问题来自这个交集。实证主义者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种阶段式的前进，从文明的低等形式通向高等形式，就像法国实证主义大师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指出的那样：文明一开始从以迷信为特点，发展到以宗教为特点，再发展到思想的科学形态（自然，孔德认为科学的时代需要一种新形式的宗教，而他就准备成为这种宗教的高阶祭司）。马克思是通过不同方式的生产来看待人类文明具有冲突性的发展，发展的最终阶段是共产主义，这种看法与这类实证主义的构想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对实证主义者来说，社会行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19世纪英格兰知名的实证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来说更是如此，他还是现代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曾简要叙述过一套社会行为的理论，强调了社会阶级间的联系，它们的存在一方面源于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则源于政治运动以及相应的知识表述。弄清马克思自己是如何具体设想这些联系的，是了解他社会理论的重要一环。

实证主义者把生物科学当作是获取知识的模型，这套做法已经为人类这个生物学上独特的分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理解类别，即“种族”。马克思主要的社会理解分类是社会阶级，它来自于劳动分工。但他和恩格斯对种族绝不是一无所知。对种族的兴趣的日渐增加，通常反映在达尔文主义者或伪达尔文主义者对自然选择的观念中以及“适者生存”这个概念里。对要把自己的理论与一个新知识年代相适应的的马克思来说，这种趋势又是一个挑战。

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述了他关于人类历史阶段的观点。这本书综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作品中已经发展出来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非常碎片化的，而且是以辩论形式出现的——并把这些观点以一种紧凑的、说教式的声明形式表达了出来：

在日常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人们成为特定的、必然的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这种生产关系对应着他们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司法的以及政治的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从总体上决定着生活里的社会、政治和知识流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力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是财产关系（后者只是前者的法律表达）发生矛盾……从生产力发展的存在形式，这些关系转变成了他们的枷锁。一个社会革命的纪元开始了……必须保持对以下两者的区分：一是生产的经济决定因素中的物质变革，这些完全可以由自然科学的方法观察到；另外就是司法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者哲学的，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在其中人们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在其中用争斗解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构成渐进的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子宫”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通过这种社会构成，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此告终。18

这段话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历史形态、而是多个形态。最明显的，通常也是最能引起解读者注意的，是不同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渐进的时代”。它们的承接就是人类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的过程。

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马克思就在《纽约论坛报》的文章中设计出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当时这些文章谈到的是印度，但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并没有限制在地理范围，也没有把它和人类历史的特定时代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发现，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古代日耳曼部落中也存在过，在马克思年轻时生活的特里尔南部的洪斯吕克山区高地也现过身，在当时19世纪的印度和沙俄帝国的部分地区也有出现 19。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共存，进步可以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以不同的节奏出现。和当时的人一样，马克思认为经济的发展——按他的说法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实现的生产力——在英国、西欧国家以及北美最为显著。

赫伯特·斯宾塞的特点是将人类社会分为两大主要阶段——“军事阶段”和“工业阶段”，前者是对整个工业和科学出现前时代的定义，而后者则是世界历史中的新纪元。马克思也提出了一个会自然出现的新纪元：一个终结人类社会史前史的时代，只有当资产阶级社会的冲突解决后才会出现。在前面那段话中，马克思只用了寥寥数句谈到了社会冲突需要通过社会革命的办法才能得以解决，所以结尾一句几乎就是直白地表达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终结资产阶级社会，并带来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虽然马克思可以把共产主义看作是生产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认为它与过往所有人类社会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是一个新的纪元，对它来说所有在它之前的都只是“史前史”。斯宾塞，毋庸置疑，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几乎会抨击一切形式的政府行动：他的世界历史新纪元是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亲自由市场政策的一个理想版本。马克思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只有在斯宾塞赞同的社会世界被推翻后才会出现。然而，虽然两人在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何时才会出现以及新阶段的社会将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但他们都一致认为，那将是个新的、科学的时代，与人类过去的历史有着根本区别。

马克思对实证主义者的作品非常熟悉，不过谈不上有多欣赏，所以他对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没有什么好评也很自然。他把斯宾塞的作品称作是“经济上的琐闻……夹杂着伪哲学或是伪科学的术语”。马克思对孔德的看法要稍微好一些，他承认这个法国人擅长综合分析，但对其的评价是“与黑格尔相比不值一提”，并把孔德的哲学体系贬斥为“实证主义的胡扯”。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有许多英格兰的实证主义者——马克思管他们叫作“一群孔德派”（Edward Spencer Beesley）。马克思和这帮人的领导“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相处得很好，称赞他是“有胆有识的人”，而且非常欣赏他对巴黎公社的捍卫。不过他也认为，如果比斯利不去追求实证主义的学说 20就更好了。虽然马克思远离这些学说，但从他对进步的认识来看，即历史发展有彼此不同的阶段，而且人类历史可以划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早一些的无理性时代，另一个是晚一些的工业化和科学化时代，这些都包含着明显的实证主义元素。时至今日，前往北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的游客还可以看到，卡尔·马克思与赫伯特·斯宾塞的墓碑面对面地立在一起——虽然两人在知识认识上存在分歧，但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放在一块。

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最知名的一个方面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中他谈到了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些评论以更平直的、更实证主义的方式重构了《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段热情的、富有诗意的表述。马克思在后者中解释了奥尔良王朝自由派以议会形式出现的支持者与波旁王朝那些保守派追随者之间的区别：

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喽罗；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高级的金融、大工业、大商业（也就是资本）连同它的随从——律师、教授和演说家……让这两个集团有所区别的……是它们存在的物质条件……资本与地产之间的竞争。同时还有对旧时代的回忆，个人恩怨，敬畏与希望，偏见与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把它们同一个或是另外一个皇室联系在一起——这有谁能否认？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存在的社会决定因素上，站起来的是由各种不同感觉、幻想、思想方式和对生活的基本观点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从其物质基础和对应的社会关系上创造并塑造了这些感觉与观点。独立的个人通过传统和教育接受了这些，会以为它们就是自己行动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1

不管是用诗一般的语句还是平铺直叙，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说法都是一种强大且有效的比喻，但是这种说法没有解释社会结构与经济利益、理念及政治运动的关系。阐明这种联系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所关心的。这件工作始于恩格斯，他在1891年把这段话解释成，“归根结底”，在决定社会行为与政治行动时，经济结构是起主导作用的。恩格斯的解释简单地用一个比喻替代了另一个比喻。20世纪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关注，而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以政治大众运动和大众媒体为形式的上层建筑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马克思主义者用了各式各样的办法以及知识财富去解析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从未对这个问题给出过确切的表述。但从他在新闻稿件或政治辩论中对社会行为与政治行动的描述来看，马克思确实暗示过他对这种联系方式的看法，而从1850年后他对实证主义氛围的回应中则可以更多地看到这一点。

马克思自己在谈到这种关联时，他会经常使用“秘密”或“神秘”这两个词，它们都翻译自德语单词“Geheimnis”。秘密是革命的根源。在1856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的解放，是19世纪的秘密，是这个世纪革命的秘密。”但秘密也是反对革命的根源。英格兰的工人阶级被“分化成两大敌对阵营”，他在1870年给美国的通讯稿中写道：“英格兰的无产阶级和爱尔兰的无产阶级……这种冲突是英格兰工人阶级无能为力的秘密，尽管它有组织。这是资本家阶级得以保存实力的秘密。”23

在1854年一篇对英国政治生活进行辛辣描绘的文章中，马克思告诉《纽约论坛报》的读者：“官方材料中这些闪烁其辞的秘密正是辉格党或是托利党轮流组阁的秘密，每个党都更有兴趣维护对手继续组阁的能力，而不是要毁掉他们共同的政治‘荣誉’来危害这个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政府。”马克思借助1854～1856年间西班牙革命的最新消息表示，欧洲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之前曾是“军事独裁统治”的敌人，但已经变成了它的支持者，因为工人们开始挑战资产阶级的统治了。他继续说道：“这是欧洲现役军队的秘密，不然未来的历史学家无法解释。”24在所有这些篇幅中出现的秘密，是大结构和大规模趋势的根源，不过马克思也在个人和小规模的事件中发现了秘密，例如议院的选举结果或者路易·拿破仑的叛乱。25

这些例子中存在的“秘密”代表的是社会各阶级自身利益的内在逻辑，而且也是这种内在逻辑作用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运动的结果。从马克思对这种内在逻辑的表述看，相关的阶级成员是否知道秘密、是否参与了秘密，这一点并不是一直都很明确。有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认为英格兰的“统治阶级”有意“通过媒体、演讲和幽默的刊物，简而言之就是所有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手段”，煽动英格兰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相互攻击。而在另一方面，在描述波拿巴主义与军事独裁统治的兴起时，在描述19世纪的社会革命时——特别是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初稿中，阶级的个体成员并非有意表现出阶级集体自利这种内在逻辑。

是什么让秘密成为秘密的呢？在讨论政治时，保密通常带有阴谋的意味，带着有意向大众隐藏的含义。马克思在他关于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小册子里用到了这个含义，那部作品是对构陷科隆共产党人阴谋的揭露。小册子标题里的“Enthüllungen”一词真正的意思是曝光或公开（通常被翻译成“揭密”，但不是很准确）：公开普鲁士政府的秘密阴谋。在19世纪50年代反巴麦尊勋爵的论战中，马克思也使用了“秘密”的这个含义。当时他列出了一长串秘密条约和秘密行动，而且表示巴麦尊这个人解密后的角色就是秘密地为沙皇做事。

与这种含义相反的是“秘密”一词在表示阶级自身利益这种内在逻辑时的意思。在马克思论18世纪英国外交关系的小册子中，这两种意思的对比非常显眼。这本古怪的作品经常被评论者们略过，所以很尴尬的是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这部作品在今天被人熟知的标题是《18世纪外交史内幕 》（The Secret History of Eighteenth Century Diplomacy），这是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在马克思去世后重新出版这本书时所起的题目。而马克思自己起的书名是《18世纪外交史揭密》（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克思用非常德国式的英语指出，从18世纪起，负责英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就是被沙皇贿赂的工具。为了保住地位，他们就得依靠一种出于阴谋的保密。

在研读这些文件时，有种东西比内容更让我们惊愕——那就是这些文件的形式。所有这些信件都写着“机密”、“不对外”、“秘密”和“绝密”的字样；然而尽管这些文件具有保密、不公开和机密的性质，英国政治家们彼此在谈到俄国和她的统治者时，用的却是诚惶诚恐、卑躬屈节和唯唯诺诺的语调，这种语调就算出现在俄国政治家的公文中也会让我们吃惊。因为想要掩盖对外国的阴谋，俄国外交官一直采用保密措施。英国外交官们采用同样的办法，却是为了方便表达他们对外国朝廷的忠诚。

马克思相信，亲俄政策获得支持是贿赂与政治操纵的结果，因为整件事没有体现出英国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缺少这种内在逻辑。马克思指出，在18世纪，与俄国的贸易只占英国外贸的2%—3%。这从经济领域清楚地证明了这个政策是一场骗局，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也就是英国政策的“秘密”所在（符合他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联系的理解），目的是隐藏俄国贿赂与违法的阴谋与秘密：

那个时代，杜撰各种贸易借口——不管是多么无用——来解释他们对外政策的措施，这副重担至少还是由内阁来承担。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大臣们已把这副担子扔给外国，把发现他们行动隐秘商业根源的讨厌任务留给了法国人和德国人等。譬如，巴麦尊勋爵采取了一个表面上对大不列颠的物质利益极其有害的措施。在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对岸，或者德国的核心地区，就会站出来一名国家哲学家，绞尽脑汁去发掘“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88]贸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奥秘，而巴麦尊就是其中无耻且顽固的执行者 26。

明白阴谋的秘密是什么很容易，但马克思所说的属于阶级集体利益内在逻辑的隐藏秘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它的神秘之处在于它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并不能很快显露，但是可以通过一种对世界的理论理解来知晓，这种理解是以出自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的社会阶级为中心的。马克思认为，这种理解解释了从经验上看很明显的情况。这些解释要比对这些情况的简单感知高级，或者说好于以自然科学方式对这些情况进行实证主义的评估。在对经验证据的解读中，优先运用理论理解，这种方式继承自黑格尔，但它更多带有德国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特点。这种做法的起始点可以追溯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引言中的论断，即当哥白尼反对地心说这一经验主义的可见事实时，科学革命就开始了。

马克思批判他同时代的人对实证主义理解形式的一个例子，是他对比利时数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ételet）的态度。凯特勒是19世纪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统计学学科的奠基人。凯特勒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创造了一套他自称为“社会物理学”的理论，该理论强调社会与经济中存在统计规律。马克思非常钦佩凯特勒的工作，但同时也指出，虽然后者已经证明“即便社会生活存在表面的偶然，但通过它们的周期循环以及它们的周期平均数，也能看出这些偶然的内部必然性”，但是他“从没能成功地解释这种内部必然性”。27实证主义者或许能通过科学或数学的手段获得并组织数据，但解释事情的“内部必然性”需要一种理论分析。

本书下一章就会涉及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他的这种研究满是对秘密和神秘事件的披露，以显示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去审视事情所发现的结果与从这个制度的运行中以经验主义的方式看待它们有多么的不同。马克思把揭露这些内在逻辑的秘密联系看得和创造一套“Wissenschaft”——即有组织的知识体系——同样重要。1868年，他写信和库格曼医生谈论该话题，贬斥了“庸俗经济学家”，即马克思眼中那些亲资本主义的李嘉图追随者，他认为这些人的知识水平远不如他们的导师：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不去想，实际的日常交换关系和（商品的）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而且在回应对内部联系的揭示时，庸俗经济学家坚称事情从外表看上去不是这样，还以为自己做出了多么大的发现。事实上，他们坚持抓住不放的只是表面现象，并且认为表面现象就是最终结果。要真是这样，还费什么事搞一套“Wissenschaft”呢？ 28

这段话明显是黑格尔式的，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话，而且用了“表象”这个黑格尔的说法，贬斥为获取知识而进行的经验主义感知是不充分的。实证主义认为，知识是通过科学的过程从经验中获得的。而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与实证主义的知识概念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说马克思列出历史阶段的做法表明他处在自己最倾向于实证主义的时候，那么他对“Wissenschaft”本质的解释就涉及对黑格尔知识遗产的肯定，以及对实证主义取代黑格尔哲学成为一种主流思想方式的趋势表示了怀疑。人们大概会说，在马克思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解释社会行为和政治行动时，这里面出现的秘密就是黑格尔思想的延续甚至复兴。29

在1850年后的欧洲，种族理论以及根据种族差异编纂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达尔文的理论，还有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当时称之为“语文学”），连同具有代表意义的雅利安人，在科学表现为一种知识获取方式的时代中，都鼓励了种族理论的发展。301853年，法国作家约瑟夫·阿瑟·德·戈宾诺伯爵（JosephArthur, comte de Gobineau）的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Races）问世，首次对种族主义理论进行了重要阐述。一直作为马克思观点重要来源的两个人——布鲁诺·鲍威尔和莫泽斯·赫斯，放弃了之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而转投种族的观念。受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鲍威尔开始相信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劣等的斯拉夫民族与优等的日耳曼民族斗争的结果；此外他还提出，犹太人与德国人有种族上的区别，所以在一个日耳曼的国家里，他们永远无法成为平等的公民。赫斯与鲍威尔一样，也相信犹太种族的特殊性，但他用这种特性指出，犹太人应当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让他成为了锡安复国主义的第一批倡议者。31

马克思非常了解这些种族优越理论，对它们评价很低。他花了些心思看了戈宾诺的书并评论道：“这种人总是能找到一些自认为可以鄙视的人，在这上面获得满足。”32从他写给女婿保罗·拉法格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践行了自己宣扬的理论。拉法格有非洲人血统。马克思非常清楚拉法格的种族背景，他在信中直接管他叫“这个黑人”和“我们的黑人”。他不在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混血的人——至少他担心的只是拉法格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不是他的出身。马克思在写给亲家弗朗索瓦·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了南北战争后美国的重建政策，进行了热情的评论（现在看来可能是过于乐观了），而且还在《资本论》中再次提到：“北方的工人最终彻底明白了，只要劳动还是烫在黑人身上的烙印，那它就永远无法从白人那里获得解放。”对于南方各州，马克思没有那么乐观，他指出在那里，“穷苦的白人和黑人系在一起”就像英格兰工人和爱尔兰工人连在一起一样。换言之，他们的优越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鼓动，无法团结一心——这个结论以后也很难辩驳。33

人们可能会好奇，这种种族的推断是否包括犹太人呢？毕竟鲍威尔与赫斯都逐渐开始把他们看成一个种族。和19世纪中叶的大多数欧洲人一样，马克思似乎一般都以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这个群体。在他的信中，很多关于犹太人的刻薄评论都是按照这个方向提出的。有一次，马克思用种族性的语言来形容了一个犹太人，那是在1862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当时斐迪南·拉萨尔正好结束了他那不快的伦敦之旅。习惯对着拉萨尔不断发表反犹评论的马克思，在这封信中用上了种族歧视的调调：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正如他脑袋的形状以及头发的样子，他（拉法格）就是黑人出身，祖先肯定参加过摩西出埃及（要是他的母亲或是父亲那边的祖母没有和黑鬼睡过的话）。现在这个带着黑人本质的犹太人与日耳曼主义混合体一定会酝酿出一个不寻常的产物。这个孩子的粗鲁劲也像黑鬼。34

即便按照19世纪的标准，这也算得上是番恶劣的破口大骂。这番话同时也表明，马克思对犹太人的认识不是种族式的。马克思从拉法格身上看到的“犹太人与日耳曼主义的结合”是文化式的和政治式的——从西里西亚一个信仰犹太教的家庭走出来的人，付出了努力成为了德国一个知名的自由派与哲学人物，而且还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领袖。这番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的贬损，是说拉萨尔外表显出了非洲人的血统，而且这封信也显示出，马克思看待非洲裔的态度，与他对待自己女婿一家时截然不同，也不同于讨论种族主义腐蚀了工人阶级团结时的态度。在给恩格斯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马克思非常关注南北战争联邦前途以及反蓄奴事业的时候。这封信显示出，他对反种族主义政策的公开支持与他在私底下透出的关于种族的老调子之间有种不一致。也或许在这封信中表现出来的敌意只是更多针对拉萨尔，而不是非洲人。

在马克思和格尔斯考虑种族差异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想的并不是犹太人或非洲人，而是欧洲人，具体来说是俄国人。1863年9月，当波兰爆发反俄统治起义时，马克思在伦敦碰到了一个波兰流亡者，他向恩格斯这样描述这个人：

我在这里结识的最有意思的人当属拉品斯基上校（Colonel Lapínski）。他肯定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波兰人——同时也是一个实干家。虽然语言举止都是法国式的，但他完全站在德国这边。他只知道种族的斗争而不是民族的斗争。他憎恨所有东方人，同样还憎恨俄国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35

马克思似乎已经被这位波兰上校迷住了，但不清楚两个人对种族的看法是否一致，或者马克思在提到“种族”时到底是想说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用法，种族是一个彼此区别的生物学群体？还是一种关于民族的真正分类，就像那个时代与文学家创造出来的语系一样，抑或是为了描述信仰某种宗教的信徒，这些都是疑问。一年前恩格斯曾给马克思写信，将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叫做“典型的莱茵兰人，体现了这一种族所有的偏见与狭隘”。这番话明显与金克尔的遗传生物特征理论无关。36

想要了解马克思在种族问题上的想法，可以看看他对俄国的观点。按照法国作家伊里亚斯·黑纽尔（Elias Regnault）一本关于波兰问题的书中所说，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最早的俄国人是“蒙古人或者芬兰人……他们并不是斯拉夫人，不属于任何印度 - 日耳曼种族……俄国人的泛斯拉夫主义有一种政府插手的感觉”。在看了比埃尔·特雷莫的书后，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欣赏特雷莫在达尔文进化论上做出的创新，不过再没有别人持同样的欣赏态度。特雷莫作品的另一个优点是：“在历史和政治的应用中，它比达尔文的理论重要得多，也丰富得多。对某些问题，例如民族性等，自然基础在这方面还没发挥作用。”由于他理论的部分内容是说地质环境对生物遗传有影响，所以特雷莫认为俄国人就是斯拉夫人而不是蒙古人，但由于他们居住在“俄国的绝大部分土地上，所以被鞑靼化和蒙古化了”。马克思指出，特雷莫已经把同样的理论应用在非洲，证明了“一般的黑人只是更高级黑人的退化形式”。 37

从这些评论看，马克思似乎正在倾向用生物学或地理学去解释民族性差异——不管怎么样，把民族性和遗传联系在一起，是自然科学的解释。这种形式是乖僻的，但的确是在当时欧洲种族思想的界限之内，而且这又一次证明，马克思受到了以自然科学为知识重点的实证主义观点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俄国人进行不同种族分类的关键就是政治：为了显示俄国人是外来的，不同于其他斯拉夫人。科学会把“泛斯拉夫主义”以及俄国人领导斯拉夫世界的愿望统统去合法化，还可以提供额外的援助，帮助波兰从俄国暴君式的统治下获得自由。

在考虑这些种族理论的时候，马克思正在设计一套历史阶段由不同生产关系塑造的理论。人们一定会对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产生好奇。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政治、历史以及社会学问题的考虑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出现过制度冲突的相关记载，但确实有一些有趣的线索可以挖掘。在克里米亚战争行将结束之时，在马克思的鼓励和其编辑的建议下，恩格斯用马克思的名字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被《论坛报》毙掉了，手稿没有保留下来，不过恩格斯为这个系列草拟的详细的内容介绍却留存至今。 38

内容介绍开始是这样的：“概述。罗马人、条顿人和斯拉夫人。前两者之间长达2000年的斗争，被文明、革命以及一个部族持续统治另一个部族的不可能性终结了。斯拉夫人作为第三大种族介入，要求的不仅是平等的地位，还要统治欧洲。”如果恩格斯这些生硬的说明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理念相符，那么它们就表示两个人把种族的差异主要看成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种族重要性在俄国得以持续，无非是沙皇国家社会经济落后的又一证据。资产阶级文明的发展将让种族差异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个观点非常像《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即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下，民族的差异正在消失——这个预言基本上很精准。

马克思关于种族的看法属于他同新科学发展的冲突的一部分，也是他同一种哲学与社会理论形成形式的冲突。这种形式以科学发展为基础，逐渐在知识领域占据主流地位。马克思当然不是反对这种新的知识趋势，而是想用他们来支持并捍卫自己的概念：哲学的感知基础概念、历史发展阶段的概念、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或者是经济结构与社会行动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他开始用带有这种知识趋势的语言来阐述他的观点，而且甚至把自己的观念与它们等同起来。但是马克思不单纯是个实证主义的支持者，他同时也是它的批判者。在年轻时研究黑格尔的过程中吸收的对“Wissenschaft”的理解从未离开过他。马克思坚持认为，对可以通过经验观察的现象来说，真正的知识源自对这种现象隐含的内在逻辑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经验主义观察本身，即使这些观察采纳了自然科学的办法也是一样。这再次肯定了黑格尔与德国唯心主义的知识遗产，同时也是对实证主义知识概念的反对。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成为了他的主要解读者，而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都主要是通过恩格斯的作品完成的。恩格斯对马克思观点的呈现到底有多准确，调查意见一直莫衷一是。那些强调两人间知识差异的作者在调查时，是把19世纪40年代受黑格尔影响的青年马克思和年长的、实证主义的恩格斯做比较。从19世纪40年代算起，那差不多是40～50年之后的事情了。虽然这个时期两人的大部分作品都已经面世，但这种比较忽略了19世纪中叶之后马克思自己的知识发展。持相左意见的人，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根本上统一起来，强调了马克思晚期作品中那些实证主义的段落，略去或轻视了他对实证主义的矛盾心态。39

说恩格斯一直都是个实证主义者一点也不过分。1844年10月，在写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里，恩格斯就描述了老家伍珀河谷的环境。他在曼彻斯特待了一年，然后在巴黎拜会了马克思，然后再回到了家乡。恩格斯谈到了他的故乡“在过去50多年里，所有方面都有更大的发展”。他称赞社会风气更文明，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政治力量也在壮大，并指出“工业取得了飞速发展……整片森林都被伐掉，一切事务都在德国文明水平之上……”这种进步式的发展部分是因为伍珀河谷的无产阶级在壮大。如果工人们“按照英格兰工人的规律”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变成共产主义者。40共产主义作为工业和文明进步的逻辑产物，出现在历史阶段中，代表着自然规律——在这封信中，青年恩格斯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实证主义的社会观。这篇实证主义大纲唯一缺失的，是一个规范性的特点，即为其他形式人类认知做铺垫的自然科学。15年后，当恩格斯读到达尔文的作品时，这一特点就会被明确地表达出来。

恩格斯对达尔文的接受之路，是由他对科学进步日渐增加的兴趣铺就的。在1858年7月14日一封堪称是热情洋溢的信里，恩格斯告知马克思：“顺便提一句，人们不知道在过去的30年间，自然科学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以及对显微镜的改进使用已经“给生理学带来了革命……一切（活物）都是细胞”。物理的进步同样快速，特别是“力的相互作用关系”：动能可以转化成热、热转化成光、或者电力转化为磁。

恩格斯确实准确理解了19世纪中叶科学的两大重要趋势：“细胞学说”，即生物组织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力和能量进行的物理研究，从牛顿力学转而关注运动粒子的力学。在同一封信里，恩格斯接着把这些科学发现和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对应起来：“细胞本身就是黑格尔的东西，而且它的发展完全是按照黑格尔的过程进行的，到最后，从细胞发展出了相对完整的有机体这个‘概念’。”恩格斯继续写道：“老先生黑格尔会欣喜地”得知物理学的新成果，一种力转变成另一种力。对比较生理学的成果来说，“黑格尔提到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说法这里也十分契合”。41

1865年，恩格斯写信给德国达尔文主义者和马尔萨斯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我肯定不再是黑格尔派中的一员，但对这个巨人般的老朋友仍抱有极大的虔诚和依恋。”他承认“在自然哲学细节中的胡说八道”，但强调“自然力互相作用的现代科学学说……只是因果、相互作用和力等黑格尔式发展的另一种表达，或者更是一种肯定证据”。42恩格斯是在把黑格尔和实证主义等同起来，把后者知识探索的方法变成了对自然科学调查的成果。虽然马克思有时会持类似观点，但他更多时候倾向于拿黑格尔的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相对比。

如果说恩格斯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把辩证的哲学看成是自然科学的表达，那么他也能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在认为科学发现不符合他的哲学观点时就否认它们。他写信给马克思，贬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再也没有比这更蠢的了。”温度均衡趋同的概念，或者，按照它后来表述的那样，增加了熵，得到了一个“诞生于无意义也终结于无意义”的世界。虽然第二定律被视为“唯物主义最完美以及最高形式”，但它设想的是一个逐渐冷却的宇宙。这样一种发展暗示“最初是热状态，从那时开始，事物开始冷却，完全不可理解，甚至是荒唐的这是在假定上帝存在。”43对恩格斯来说，哲学包含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而且哲学基于自然科学。一种科学导致了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质疑，那它就不可能是科学。

我们可以利用想象，把19世纪（特别是德国）的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放在一条线上摆开。一端是黑格尔的理论：哲学在知识中占支配地位，而且不相信那些不能符合哲学调查和批判的经验主义式的证据。另一端是实证主义者，还有他们对科学方法的看重，以及一种经验主义的科学形式。成熟版的马克思理论，还有那些能从它们零散的表达中收集起来的理论，似乎就在这条线的中间。虽然有些情况下，他可能非常靠近实证主义者那一端，而其他时候又在黑格尔这一端。当然，马克思以唯物主义者的方式重构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用一套受哲学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取代了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对比来看，恩格斯就远远地站在了实证主义者那一端。虽然他提到了黑格尔，但他提出的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Wissenschaft”，是从自然科学的知识模型导出的，用的就是19世纪实证主义的方式。

[87]格令（gran），符号gr，量度质量单位，最初指一粒大麦的质量，1格令等于64.79891毫克。

[88]指英国。来自革命时期法国人对英国人的称呼。

经济学家

随着1857年的全球经济衰退，马克思开始撰写他那计划已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9世纪40年代中期，当马克思在巴黎首次研究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时，他便开始构思这样一本著作。在接下来的10年间，利用大英博物馆，马克思深化了自己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知识，查找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主义证据。在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商业与金融评论中，他写到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针对实证主义的影响，他曾设计了理论反思，这些反思也影响着他对经济的解读。

马克思为这本著作设计了雄心勃勃的方案。他要让当时政治经济学领军人物的理论服从于黑格尔的概念批判——特别是亚当·斯密和他主要的门徒大卫·李嘉图，不过还有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让·巴蒂斯特·萨伊、詹姆斯·斯图亚特·穆勒和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其他那些不知名的人物就更不要说了。虽然马克思与这些理论家之间存在分歧，但他还是支持他们的诸多主要理论，例如用生产产品所需的劳动决定产品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利润率有随时间流逝下滑的趋势，以及土地租金与不同作物收成之间的关系。他那种黑格尔式的批判更多不是反驳这些经济学家的学说，而是用更强大的理论准确性和经验的符合度来重构他们对其根本观点进行重新表述。最终，马克思将把斯密和李嘉图认识到的经济发展趋势与他关于人类历史阶段的理论联系起来，并推演出一个更广阔的全景。这幅全景描述的是暴力肆虐、冲突横行和危机涌现的衰退场面，以及资本主义消亡这一革命性的前景。

这会涉及到大量工作，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所付出的努力，变成了一场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的，关于理论的、经验主义的以及数学的“奥德修斯之旅”[89]与荷马笔下那个机智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不同，马克思一直没能到达政治经济学的伊萨卡岛，而是持续徘徊在知识的地中海，鲜有出版的作品可做他歇脚的小岛。而就在这段旅途中，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面貌与经济思想的知识面貌在持续改变。这段知识的航行直到他去世后才结束。在接下来的10年中，通过对马克思手稿的艰难分析，以及对他那些各式各样的草稿和大量注解进行辛苦的整理，恩格斯编纂并出版了马克思这部作品的剩余部分。到这部著作问世时，大部分经济学家所处的知识世界已经不同于斯密以及李嘉图的那个时代；马克思为了重新肯定19世纪中叶正统经济学理论所做出的努力，在40后变成了一套非正统的、异见的经济学。

1857～1858年间马克思第一批未出版的草稿现在被称作《大纲》（Grundrisse，即德语的“结构概述”或“蓝图”），这是1939年出版这些手稿的俄国编辑起的名字。这次初步尝试得出了一部纷繁芜杂的作品，有800页之巨，混合着各种谨慎组织的论点配以独立的评论，靠随机的思路紧密结合的段落，以及从1844年《巴黎手稿》中选出来的稿件，并辅之以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新闻作品的评析。虽然手稿本身零散不连贯，但它包含了马克思在余生一直探索的经济学的基本主题。《大纲》中的一些摘录曾出现在1859年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众所周知，这部纤小的作品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本小册子主要讨论的是货币与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没有涉及到它那未出版的前身中的主要内容。

在19世纪60年代的前5年，马克思在他的这部经济学著作上花费了巨大精力，为1861～1862年间的全部作品整理出了一份结构较为清晰的草稿，其中包含的经济学思想史在后来的手稿中都未出现，最终单独出版为《剩余价值论》。第三次努力，也是这部著作组织得最好、最清晰的一个版本，出现在1864～1865年间。这次的版本太长不能一次全部出版，所以马克思选出了前面40% 的部分，并为出版进行了大范围修正。《资本论》的第一卷就此诞生，1867年在汉堡出版。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大量修改，然后在1873年推出了德文第二版，两年后又推出了法文版。虽然马克思花费力气寻找了翻译和出版商，但该书的英文版直到1887年他去世后才出版。

而马克思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没能收纳进上述这些出版的版本中。马克思希望在第一卷面世后，很快推出作品的剩余部分。他为该书付出的精力，持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过他在1867年后的工作成果仍然是细碎零散的；当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整理、组织并誊抄其文字时，他不得不从19世纪60年代的手稿中寻找来源。虽然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的，但从大多角度看，第一卷是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之后撰写的，而且包含了很多马克思就许多重要主题的最新思考与表述。 1

对如此庞大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资料进行总结和批判，并把它们还原到历史背景中，这种工作需要一本书——应该是很多本书！——来完成。我在此仅能对其做简短评述，从马克思作品的黑格尔概念开始，勾勒出马克思主要的经济学观点，并表明这些观点是如何发展成为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的诊断以及对其最终灭亡的预测的，希望读者们能够满意。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三大内容为重要特点——利润率表现出下滑趋势；转形问题，即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向价格的转形；以及决定农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因素——最后一点未在他生前发表。马克思同这些特点内在问题进行的斗争，说明了他的观点与他之前的人和同时代人观点的关系。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里，对现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导致了两种新的且强烈抵触的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对马克思概念的接受与这些新理论趋势支持者对其展开的批评表明了马克思的概念是怎样在先行者和同时代社会经济环境影响中塑造出来的。对比而言，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经济走势和经济理论趋势来说，马克思的作品与之都没有太多关系。

《资本论》开篇谈到了一种简单的看法，即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视作是巨量有用商品[90]的生产和交换（德语单词Ware，意为用于交换和销售的商品，在英语里通常被当成“commodities”，这样的翻译有一点误导，因为在马克思的概念中，commodities没有现在那种原材料的含义，而多是指商品和服务）。如果要交换商品，而商品的用途又不一样——例如布和谷物，就需要某个共同的价值衡量办法，所以它们的交换意味着一种通货的存在，把物物交换转变成出售商品，用商品来交易货币。商品交易以增加货币存量为目的，而以一件商品换回另一间商品为目的，马克思继续写道，这就是货币变成资本的原因。他指出，这种增加了财富和价值的交换，只能在金钱与一种特定种类的商品交换时才可以实现，那就是人的劳动力。

《资本论》第一卷余下的内容接着解释了这种交换的含义：它与工作日的关系，它在各种资本中的区别，以及它在剩余价值创造中的角色。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交换的过程中所增加的财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其中包括对工厂制度的细致调查，即工作日时间的变化、雇佣中出现的变化、资本结构中出现的变化以及由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产生的收入分配长期趋势。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这些概念的发展与对它们进行的实际调查。

虽然剩余价值已经靠资本家与工人间的交换榨取了出来，但它还需要被变卖——也就是说，工人生产的商品必须拿到市场出售才能为资本家赚取利润。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是关于分配的，那么第二卷就是对流通的调查，即对市场上买卖过程的调查。考虑到流通的结果，第三卷则回到了生产过程中。这部作品讨论了价值（第一卷考虑了它的榨取）通过销售（第二卷）转化成价格的过程，以及这种转形与利润率下滑的关系——这两个过程都是就整个经济考虑的，而且不只是单个的公司。第三卷还考虑了从生产与流通的交集部分出现的专业问题，例如货币、信贷和金融，以及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包括了农业、矿业以及城市房地产。这一卷以及这部作品的结尾——或者是设想的结尾，因为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最终一节，哪怕连最初的草稿也没有——解释了马克思与斯密和李嘉图这些人对资本主义所做分析的区别，并提到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一个阶级社会。

这种处理形式从根本上看是黑格尔式的。作家们已经把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和黑格尔的《逻辑学》（Logic）进行了比较 2。更适合比较的物品可能应该是黑格尔的另一部作品：《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这本著作以简单直接的感官感知开篇，然后上到一个逐渐复杂化的概念台阶。这个台阶逐渐升高，每一级都指出前一级的根本不足，阐述因而变得越来越严谨、详尽。《资本论》开篇是经济活动的最简单形式，即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然后发展到一个逐渐复杂的理论结构，每一级台阶都从前一级的不足中体现出来：货币被用来解释没有相同用途的物件如何交换；劳动力的本质则用来解释平等的交换如何产生利润；对流通的分析被用来解释榨取的剩余价值如何实现。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这种分析到最后得出结论：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里面全是不平等，并倾向自我毁灭。

在黑格尔概念发展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自我外化和自我疏离的运动——也就是异化，以及被异化的物质与角色的恢复。早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在讨论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化时，马克思就把黑格尔的看法转变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解释。《大纲》中的所有内容也只是重复这些在15年前首次写下的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实没有使用异化和自我疏离这样的词语，但他的确谈到了“商品拜物教”，即资本主义把人类劳动的实现变成一种东西——一件商品、或用来销售的货品——的方式，使商品与生产它的工人隔绝开来，并掌控着他们的生活。3

如果说对商品拜物教概念的使用，证明了《资本论》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理念的联系，那么他在经济作品中反对表象秘密以及把内在联系和内在逻辑看成真相的做法，就反映了他在1850年后的方法论，以及对知识的实证主义理解逐渐占统治地位的矛盾感觉。在描述商品拜物教时，马克思写到：“商品形式的神秘特征知识简单地包含了一个事实，即把人们自己劳动的社会属性当作劳动产物本身的客观属性反映到了自己身上……这样也就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当作他们身外物体的一种社会关系反映到了他们的全体劳动上。”这段话指出了表面现象与内在逻辑间的区别，让人想起了《巴黎手稿》中的哲学分析。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以看似不受个人控制的市场价格出售，但这种表面现象掩盖了劳动过程的内在逻辑，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社会劳动的产物。5

秘密是经验主义观察下表象的内在逻辑，这种提法在未完成的第三卷中最为突出。马克思计划在第三卷中把自己的整个体系集合成一个整体，并用它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比较。在第三卷开篇，他坚持认为剩余价值是利润的隐藏形式，认为利润率这个概念以及价值来自信用的想法都是“表象”，而剩余价值率“虽是不可见的，但却是被发现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在区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了这种内在联系”。他坚持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的供需决定价格的说法只是表象，事实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只能是在对价值的内在联系进行调查时才能发现。5在这一卷以及整部作品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克思讨论了亚当·斯密首先提出、并获得追随者支持的一个观点，即一件商品的销售价格由生产它的人的收入构成，而且这些收入可以分为地租、资本利润（或利息）以及劳动工资。马克思把这个观点称作是“三位一体的形式，包含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所有秘密”。马克思在他的调查中发现的秘密是：这些收入形式并不独立，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的劳动产物。马克思表示，最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参透了收入三种形式的表象，但由于他们要支持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以还是“被监禁在他们自己已经批判性分解了的表象中”。6只有参与到这种黑格尔式的概念发展工作中，马克思才能表明，制度的表象是如何依靠其内在机理的关联逻辑的。

马克思的方法论大概可以与另外两种普通形式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调查形式相比较。一种是来自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社会科学家预设他们模型的各种条件（今天则是一种更数学化的方式，被称之为“自变量”），并用这种模型解释经验主义的发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肯定是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型，姑且不说整本书，这个模型在第一卷末就出现了，是一个拥有很多条件和概念的模型。不过，虽然条件和概念多，但都发展自商品生产和交换这一初始状态。这种发展的每个步骤都是这样一种套路：从上一个步骤中的不足开始，到解释不同的、经验主义的资本主义外表。这套流程将揭示这个制度的内在逻辑，而更多实证主义的建模形式由于一开始就有一大堆条件，因此做不到这一点。 7

另一种建模方法由经济学家们使用，不光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使用，今天也在用。这种方法使用较少数量的条件，制造出一个刻意简化的真实经济的模型，按照这种方式揭示出经济学家认为是关键因素产生的效果。若是更进一步，经济学家应当把那些忽视的因素再放回去，但众所周知，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用简化的模型推导政策。马克思的过程与此不同，只是他放回去的条件，给他的初始前提带来的改动，不会像它们在概念上发展的后果那么大。这是马克思调查方式明显辩证的一面。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由5种概念性的区别构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用作商品交换的货币与用作积累资本的货币之间的区别、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以及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区别。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可以想到，这些区别彼此依存。只有在做出这些区分后，马克思才能够发展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资本主义未来的诊断，以及把这些概念同当代其他政治学家提出的版本相区分。8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在概念上非常明了。使用价值是个人消费了一件商品或一种服务后得到的主观收益，交换价值是在市场上为购买商品或服务付出的价格。交换需要一种共同的价值衡量办法，也就是货币。一件商品的生产者卖掉了商品，将其使用价值转交给购买者，以货币的形式收到商品的交换价值，然后用这笔钱购买另一件商品。马克思举了一个农夫的例子：这个人卖掉了自己种的小麦，并用所得从一个手织布者那里买了亚麻布，而这个手织布者又用他卖布的钱买了本《圣经》。提到购买《圣经》和其具备的精神使用价值有些讽刺，但重点在于阐明交换与劳动分工间的关系。9

对马克思来说，这种简单的交换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涉及一种不同的交换过程。在这个不同的过程中，货币被用来购买一件商品，然后卖出这件商品获得利润，这样在交易链条结束时就比刚开始时有了更多的钱。马克思称，货币的这种用途是增加价值，是把货币转化成了资本。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如果商品就是为了卖出其交换价值，那上面所说的一切又如何实现呢？额外的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牵扯马克思介入的一场长期辩论，这场在政治经济学家间展开的辩论涉及到劳动价值理论。这条理论首先由亚当·斯密提出，大卫·李嘉图对此做了展开阐述，而且得到了马克思那个时代标准经济学课本的支持，即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年）。这条理论指出，一件商品的价值是通过生产它所需的劳动量赋予的。马克思用的一个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在于，正如李嘉图的批判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饱读政治经济学书籍，他非常了解这个问题），将这样一种价值衡量办法用在劳动价值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成立。劳动如何既能被估价，又能称为价值的衡量办法，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如果想克服这个缺陷，说劳动价值就是劳动本身，那么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和生产它需要的劳动的价值就变成了一回事。这样一种价值的等同意味着资本家赚不到任何钱，除非——一些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的老对头蒲鲁东，这样指出——资本家系统地欺骗工人，支付给他们的少于他们的劳动价值。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并在1859年的小册子中解释道，会在未来出版的书籍里提供劳动价值理论这个根本问题的答案。11

在《大纲》里，马克思多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最后阐述了一个他会在自己经济学作品中采用的解决方案。他表示，工人没有把他们的劳动出售给资本家；出售的是被马克思最初称为“劳动能力”和“劳动潜能”的东西，最后定名为“劳动力”。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制造这种劳动力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保证工人及其家人存活与工作，以及维持他们标准生活条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本身，它具有增值这种独特的属性。以劳动时间这个当时标准的价值衡量办法来阐述，马克思的观点是，一家纺织厂，这是19世纪60年代典型的工业设施，里面的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把棉花制成棉纱。工人们用6个小时也就是半个工作日生产出来的棉纱，卖掉就足够支付他们的工资，用以酬报他们的劳动力以及棉花、机器燃料、工厂电热和生产设施折旧这些雇主的一半成本。但是他们在剩余的6小时中还得继续工作，这部分时间的产品，卖出时就补偿了雇主的另一半原料成本，并增加了剩余价值，也就是这些资本家的利润。

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充满讽刺地表达了他的历史哲学。他把这种出售劳动力的做法描述成“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式的”。12资本家和工人，两方自由缔约进行平等交易，工人们公平地收到了他们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相应地资本家开始消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每一方都交易了必须卖出的，工人们交易的是劳动力，资本家交易的是作为工资的金钱，而且正如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每一边都是自利的。

马克思为他的基本概念补充了最后一个特点：不同种类资本间的区别。当时的经济学家把资本分为“固定”和“流动”两类，前者包含建筑和生产设施，后者是原材料和制成品。马克思支持这种区分，他去世后发表的第二卷也用了一些篇幅讨论这种区分，但他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作为“不变资本”放在了一起。与这种不变资本相对，他相应地提出了“可变资本”，即工人工资成本。这是《大纲》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来自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中的“工资基金”：国民收入中用来支付工人薪水的那部分。马克思用黑格尔的方式曲解了这个概念，把工资定义为资本，把看似对立的两个定义结合在一起，并指出劳动在创造资本中扮演的核心角色。13

马克思提出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服务于他经济学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具体说就是与利润率下滑这个中心命题相关。他指出，包含在任何待售商品中的不变资本，其价值不会增加；原材料、机器、建筑和燃料等的价格只是被传递到制成品上。只有可变资本，也就是人的劳动力，可以增加商品的价值。14马克思区分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前者是资本家的利润比上他们的劳动成本得出的比率，后者是资本家的利润比上劳动成本与原料成本和机器成本之和，或者说按照他有时会用的说法——活劳动和死劳动之和。虽然利润率对应的是资本家自己计算投资回报的方式，但它也是表象，因为决定资本家利润的是剩余价值率。

有了这些概念上的区别，马克思开始阐述自己的理论。受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家努力增加或者至少也要维持他们的利润；而且考虑到剩余价值中利润的起源，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做到这一点。一种他称之为“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途径是延长工作日，从而让工人们把劳动时间中更大的部分用来为资本家雇主生产利润，更少的部分则用来生产那些出售后用以支付他们工资的商品。在《资本论》第一卷写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段关于榨取剩余价值的讨论开始了。在讨论中马克思放弃了他先前使用过的抽象推理形式，开始引用经验主义式的材料。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英国议院调查委员会的“蓝皮书”报告，利用这些报告，马克思描绘了一幅阴暗的景象：忍受贫苦与剥削、力竭患病的工人们，甚至还有没日没夜劳动的童工。他讲述了伦敦洗衣女工玛丽·安妮·沃克利的故事。1863年，女士们准备参加威尔士亲王的舞会，这位女工在为她们浣洗裙子的过程中被活活累死了。15

同时，资本家的这种剥削遭到了工人阶级的抵抗，工人们开展运动要求法律保障缩短的工作日，同时工会也要求缩短工作日。16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助于解释他对国际工人协会以及协会发起的工会制度的支持。对阶级斗争来说，工会提出的缩短工作时间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这涉及到工人们从资本家那里夺回一部分自己创造的价值，这样就削减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也就削减了他们的利润。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行动，但正好击中资本家利润来路的根源，而且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

马克思知道，即便没有工人阶级的反对，延长工作日也有极限，否则所有工人都得和玛丽·安妮·沃克利一样躺进坟墓。他分析中的更大部分关注在他所谓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上，“相对剩余价值”是通过让劳动更具成效得到的。即便更有成效的工人投入了同样的工作时间，抵消了资本家的设备与原材料成本，并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可工人们在这些时间里也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从而带来了更多利润。马克思认为“提高有效的劳动力是内在的趋势，也是恒定的资本趋向……”17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要生产更多东西，而且要更有成效地进行生产。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扩大机器使用的结果。马克思对这一点的多次说明取材自19世纪前60年的英格兰，那里遍地是蒸汽机、珍妮纺纱机以及动力织机。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趋势不仅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和资本家花在工人工资上的钱相比，机器、运转机器需要的燃料以及机器处理的原材料成了他们开支中稳定增长的一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资本的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正在稳步提高。 18

这种趋势的影响多种多样且非常深远。要配备比以往更多的机器，开支也就更多，这夺走了小公司的生意，而是在鼓励结成越来越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大公司与高产量需要更大的市场——一个全球性的市场。手工生产者，例如印度的手摇织布者，被赶出了这一行业，而他们的国家则变成了原材料产地。来自工业国家的移民定居澳大利亚或北美，为工业商品创造了更多市场也带来了更多原材料来源地。19

然而，这个生产了比以往更多社会财富的过程也在制造着比以往更可怕的贫穷。由于生产机械化的程度逐步提高，资本家对劳动的需求也减在少，导致了正规雇佣工人工资下滑，而且非正规的雇佣工人或者是完全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如果他们不想加入到移民大军中，按照马克思的名句，他们就要变成“工业储备军”中的成员。依照这条路子走下去，资本主义就创造了一种工人阶级人口过剩的常态。但是，引入越来越昂贵的机器要求机器运行更长时间来摊薄其成本，这样一来，机械化的扩张同时也产生了失业，而且那些仍然在职的工人就要工作更长时间。 20

马克思还暗示，这种储备军规模的波动是生意周期和有规律发生商业危机的原因。这种因果关系并不完全明确，而且看起来更多是在逻辑上颠倒了因果，把生意周期看作是决定工业储备军规模的因素：在繁荣时期，失业者向来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而工业储备军的规模会随之缩小；在衰退时期更能说得过去，随着失业人数增加，储备军的规模也会扩大。不管怎么看，《资本论》第一卷都没有对生意周期和商业危机的理论进行明确解释。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第三卷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更多讨论，内容与第一卷中的观点有显著区别。在他关于1857年全球经济衰退后会爆发革命的希望落空后，马克思更愿意弱化危机在结束资本主义中发挥的作用。21

他认为导致资本主义终结的是财富和贫穷之间的落差。资本有机构成部分的增加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带来了财富，同样的趋势又让工人们变得贫穷。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中，马克思用愤怒的言语总结了受资本有机构成增加驱动的这个过程的大方向：

这一规律……始终保证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与积累的规模和劲头相平衡，把工人牢牢绑在资本上，比赫淮斯托斯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更甚[91]，这一规律决定了与资本积累相对应的贫困积累。财富在一极积累，同时在相对的另一极，积累的是贫困、苦力、奴役、无知、野蛮和道德沦丧，而这一极就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22

在这番激烈的言辞后，马克思开始给出相关的经验主义证据，即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发展的例子（他这本书里的资料几乎全都是此类）。他提到了出口的巨大增长——从1847年的5 880万英镑猛增至1866年的1.889亿英镑，根据所得税统计结果看到收入稳步增长，以及煤矿与铁的产量增加。马克思对这种资本主义产量与积累增加的证据很熟悉，因为他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就一直为《纽约论坛报》做相关报道；他还把经济统计数字记下来，写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经常温习。23

与这种资产阶级越发富裕的背景相悖的，是马克思采用的关于工人阶级痛苦与贫穷的诸多例子。在他引用的“蓝皮书”中，有严重营养不良的鞋匠、或是因为无法支付大城市高额房租而被迫流浪街头的伦敦人。这些报告记录了救济院的拥挤不堪，农场工人在劳动大军中的累死累活——其中的女工和童工压缩了成年男性工人的工资，换来的却是时有出现的少女怀孕。这些被滥用的农场劳动力的饮食还不如监狱里的犯人。

在马克思资料文件中出现的剥削、压迫以及贫穷现象让人发指，即便在今天看起来也让人很不舒服。这同对工业产能增长以及上层阶级的财富展开的讨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就是19世纪60年代情况的写照，一种静态的写照，而这种情况与过去几年相比是更好还是更糟则不得而知。马克思知道，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头几年开始，英格兰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写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工业化初期的时候，他表示在沙皇的帝国，“恶行是如此普遍，把来自英格兰工厂雏形期的旧暴行发展到了极致”。24对俄国的这种贬斥，是默认这些暴行已经不再发生在英格兰，也就是承认在过去40～60年间，英格兰的条件已经得以改善。

除了没有考虑变化之外，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苦痛的描述也是有选择的。他选择了英国下层阶级中那些最贫穷无助的人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国际工人协会中，马克思见过英国的工会会员，这些人代表了情况较好的工人。他在海德公园的集会和戴维·乌尔卡尔特召集的会议或国际工人协会的会议上，一直都见过这样的工人；但在他对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条件的描述中，是不包含这类工人的。

在第一卷的最后几章中，马克思把他对工人阶级贫穷的描述放到了资本主义历史这个更大的背景中。这段历史始于“初始积累”或“最初积累”（比起标准的英文翻译“原始积累”，这两个词都更贴切于德文原文“u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即从16～18世纪工业时代前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在机器提高劳动力产出前，资本家们榨取剩余价值靠的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盗窃：掠夺农民的公地、把健壮的自耕农变成贫苦的无地工人、剥削奴隶、抢掠殖民地。通过这些观察，马克思把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批判成是一套有组织的偷盗和腐败的体系，这个观点是他从社会主义者出现前的英国激进分子那里拿来的，并发表在了《纽约论坛报》上，这里他又把这种批判整合进了他的共产主义经济理论中。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这种公开偷盗被以工业雇佣手段从工人们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做法取代了。

展望未来，马克思重申了他和恩格斯2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做出的预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要求把小公司赶出市场，资本会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为了效率最大化，生产会越来越集中化、越来越机械化。生产率将得到提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也会增加。所有这些发展都是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不过在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已经出现了。同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决定了这样一种情景，随着资本的增加，将会出现：

大范围的贫苦、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不过，在生产本身这种资本主义过程机制的教育下，逐步团结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也会爆发。资本的垄断成了对生产资料的桎梏，它们之前随着资本主义而兴起，并在其庇护下得到发展。当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特征到达了一个崩溃点，无法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相容之时。这个外壳就爆炸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削者被剥削了。25

《资本论》第一卷并未以这段气势磅礴的、经常被引用的话收尾。在接下来的几页中马克思又谈到了资本主义未来的另一个方面：英格兰驻殖民地的人口的增加，如何逐渐将这些殖民地从地价便宜、工人阶级欣欣向荣的小岛，变成像它们殖民母国那样的充满资本主义痛苦与剥削的中心。虽然说在发出资本主义终结这种有力的呼唤后，补充这样一段文字显得有些虎头蛇尾，但是对殖民的这番讨论，属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理解的一部分。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全球性的体系，而且他始终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看作是全球的模式。遵循《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阶段历史理论，他把英国的经历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普遍过程，其他的国家必然对此加以模仿。在这本书最开始，也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前言中，马克思提醒德国读者他是在用英国做例子：“如果有德国读者在看到英国工业工人与农业工人的状况，还像一个避世的法利赛人那样满不在乎，或是乐观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认为，到目前为止事情在德国还没有这么糟糕，那么我必须对他大喊，‘De tefabula narratur!’26。用拉丁语逐字来强调就是，‘讲的就是你的故事！’”。马克思是在说，在他关于资本主义扩张、剥削、压迫以及最终自我毁灭的叙述中，英国的例子并不是这个岛国的特殊情况，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方向。

就像谚语所说，魔鬼就在细节之中。《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的起源、本质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宿命这些大事，为以后的作品留下了大量重要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在1868年4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勾勒了他作品展开的方案，强调了“社会发展中利润率下滑的趋势”、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的利润出现、以及“剩余利润向地租的转变”。在这三点中，利润率的下滑是关键，有助于解释另外两者，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与19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关系。

从这本经济学著作的第一版草稿出炉一直到马克思去世前，阐述利润率的长期走向，对马克思来说是个一直存在的理论与经验问题。在《大纲》中，他这样描述利润率趋于下滑这条规律：“从任何方面看，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虽然简洁，但到现在为止从未被知性地理解……”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这一点被以不同的方式提了出来，在那部分内容中，马克思把利润率下滑的趋势描述成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的、关于社会化生产性劳动力提高的表达”。28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他在第一卷中就“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做出的核心解释，而这种榨取又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毁灭理论的核心，所以他对利润率下滑的分析，是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存与毁灭的重中之重。

在《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称自己是利润率下滑趋势规律的发明者。恰恰相反，他认为他的分析首次正确解释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典型观点。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趋势的人，大卫·李嘉图用一种不同的、更严格的方式对其进行了重新表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那成为标准的作品中再次支持了这种看法。对后两人来说，这个趋势会结束在一种“静止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将停止增长，因为利润率已经低得导致新投资不会有任何盈利——这个最终结局在李嘉图那里是一幅噩梦般的场景，但在穆勒眼中却是近乎于乌托邦式的繁荣。29两个人都把利润率下滑视作资本主义终结的某种表达。马克思对此完全同意，只不过他的资本主义终结，也就是工人起义催生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不会是一个亲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所要支持的。

在写给恩格斯的那封关于第一卷之后写作计划的信中，马克思解释称：“利润率下滑是由第一卷中一个已经发展的观点发展而来的，即资本构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这是最大的胜利之一……超过了之前所有的经济学。”在第三卷中马克思所阐释的基本分析是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办法是引入比以往更多的机器，这样就导致生产资料——机器、建筑、燃料和原材料——的价值相对于劳动价值来说稳步提高；或者，按照马克思所说，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会增加，也就是有机资本的构成部分会增加。因为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只有劳动可以增加价值或创造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的价格直接被传递到商品生产成本中，然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部分的增长，利润率——也就是剩余价值比上投入资本的比率，必然下跌。30

马克思在大量的展开、验证与表述中发展了这个最初的想法。他的很多表述中使用了代数的方法，从有些例子中甚至能看出他学习过微积分。这里有一个公式，并不是马克思真正使用的——它确实出现在未出版的手稿中，不过由于计算错误，并不正确——但比他本人的那个更简单。这个公式显示出马克思观点中的要点，也暴露了他假设的问题。这个公式是由《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的翻译者萨缪尔·穆尔（Samuel Moore）提出的，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手稿中那些涉及数学较多的部分时曾咨询过穆尔，马克思经济学的评论者也一直频繁使用这个公式。31利润率是投资回报，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剩余价值 (s) 比上不变资本——也就是机器、建筑和原材料等 (c) 与工资，或者说可变资本 (v) 的综合得到的比率。那么利润率用公式表示就是S/(C+V) 。穆尔把分子和分母除以v，得到 (S/V)/(1+C/V) 。新分式的分子就是剩余价值率，分母是1加上资本的有机构成部分。

马克思说的是，如果资本的有机构成C/V随着生产中引入越来越多昂贵的机器，成本因而逐渐超过工人工资，那么分母就会增大，整个分式，也就是利润率，就会趋于零。这是对的，但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作为分子S/V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或者增加得比C/V缓慢。如果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意味着资本家只是使用了更多的机器、更多的原材料和更多的燃料，以及建造了更多工厂，那么这个前提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新机器的生产率比它替换掉机器，或者手工劳动的效率更高，那么这个前提就不正确。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在工作日中更短的时间里，工人可以生产更多卖掉后用来支付工资的商品，把工作日中更长的时间留作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这样就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马克思分析中的一个核心特征。

即便通过他自己那些更笨拙、更复杂的公式，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在组成《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中；在其他研究利润率下滑的文稿中，这些文稿大部分是代数计算；在他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率的讨论中——只不过更为含蓄。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到这个问题上，在1882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最后一次写下了一些等式，并提出了很多解释和解决方案，但似乎都不能让他完全满意。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假设剩余价值率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而在不同经济领域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会出现变化。马克思有时会这样假设，但他知道这不准确，因为当他拿经济上更发达的国家和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相比较时，例如英国和奥地利，他自己觉得前者的剩余价值率肯定更高。一个相关的解决方案是，从整体经济考虑，剩余价值率可能会随时间流逝增长，但速度要比资本的有机构成慢得多。不过这也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推理或证据支持的假设。32

马克思觉得这些办法都不能让人满意。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演变趋势，导致了在利润率问题上得出了不一致的后果。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以及那些未发布的手稿中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考虑，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他设想了其他的解释。一个就是说，生产率更高的机器在刚开始引入时，可以暂时提高剩余价值率，这对那些第一次使用这些方法的资本家来说至少是成立的。随着这些生产创新变成标准生产，竞争就会拉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不会剩下额外的利润，而且剩余价值率会回归到之前的水平。另一个观点看起来像是取自大卫·李嘉图，是说更有效和更多产的方法会增加剩余价值率，但前提是它们被用作生产那些供工人阶级需要的消费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观点的运行机制：如果大批消费品降价，那么工人获得的报酬就会减少，然而依旧能维持同样的生活标准。这样他们就只会拿工作日中较少的一部分时间来生产那些卖掉后用来支付他们薪水的商品，更多的时间则被投入到生产那些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商品中。人们肯定会对把生产限定在消费品上的提法感到好奇。举一个例子来说，马克思在他的这本经济学著作中提到了一个正在进行的重大的科技变革，一部柏思麦转炉可以在15或20分钟内，把3～5吨生铁炼成钢，而转炼同等数量的钢，一部搅炼炉则要花上24个小时。难道在生产者的商品这个经济领域，劳动生产率出现如此巨大的提升，还不足以拉高剩余价值率么？ 33

在第三卷中，马克思讨论了前后矛盾的趋势，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指出，在过去30年中利润率没有下滑。他观察到这个阶段一直有高利润的奢侈商品工业出现，而且资本的使用也比较节约。例如，更有效率的蒸汽机会使用较少的燃料。与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进行贸易，是保证利润率处在高位的另一个办法；但和他后继者不同的是，马克思没有把这些商业现象视作资本主义的救生衣。他按照李嘉图发展的观点指出，竞争会拉低起初较高的利润率。比这种看法更普遍的是，马克思认为殖民主义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早期阶段，这个初始积累的时代在1800年之前，那时资本家是靠着武力和暴力榨取剩余价值的；那个时代与工业时代关系不大，工业时代的剩余价值是通过一种更和平的方式来榨取的。34

各式各样的解释说明马克思在利润率下滑这个概念上遇到了困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观点，大部分都被囊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部作品写成的时间要晚于第二卷和第三卷中的内容；不过即便是这样，第一卷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给出的一个解释——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出版的法文版和德文版第二版里——是把生产率的改善看成科学与科技发现的结果，和投资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分歧切断了增大的劳动生产率与增加的资本有机构成间的联系。另一项解释是生产率的提高是否会同时拉高剩余价值率、利润率以及工人工资。马克思总结道，这样一种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经济中才有可能，而不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只有假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利润率长期下跌，才能得出这个结论。35

在1875年一篇较晚的手稿片段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这件事的最终考虑，其观点和之前也有很大区别。这段内容的篇幅非常短，马克思在其中暗示，资本家以后不会主动引入生产率更高的机器，也不会引入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因为这样会淘汰掉他们现有的设施并降低他们的利润率。届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就从资本家身上落到了社会主义身上。这是个有意思的观点——人们肯定会想到很多资本家不愿创新的例子，原因和马克思给出的原因一样——但这背离了之前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想法。36

到最后，没有证据证明利润率下跌的趋势，这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未来分析中的一个明显空白。虽然他预见资本主义世界一极是财富增长、另一极是贫苦不幸，这种说法不要求利润率下滑，但在他的体系中，需要这种利润率下滑趋势解放的动力，这样才能产生这种两极化的结果，连同革命性的后果。这个结果无法逃避，没有缓和的空间。在假定利润率下滑时，马克思没有发展新的观点，而是重复了政治经济学上的老生常谈。这个老观点首次出现在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比《资本论》第一卷早了90年。这个观点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并获得了普遍承认，当时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给有限的资源带来了压力，劳动生产率暂停提高并受到了限制，而且早期工业科技的引入也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环境，与19世纪中叶之后数十年的繁荣有极大不同。马克思预见的资本主义未来是这个资本主义过去的誊抄版，一种他那个时代许多经济学家所持的对过去的回顾。

古典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是要调和劳动价值理论与市场价格。马克思不相信所有与经济相关的变量都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拿利率来说，他认为利率源自供需关系。不过他确实认为，商品的价格以及劳动工资（商品劳动力的价格）是由生产和复制它们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的设定由市场上的供需关系决定只是个表象，背后是真正的价值决定因素。37马克思必须要解开这个表象，解释价值的内在逻辑是如何使其变成价格的。

这个“转形问题”，即价值转化为价格，是所有反对价格等同于价值的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在20～21世纪，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最近数十年的主要代表人物，一直是新李嘉图学派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他的追随者为这个转形问题已经设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38马克思自己的观点要简单很多。与利润率下滑的趋势相比，他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更容易解释。

马克思是在1862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首次阐述了他对转形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复述。这个解决方案首先要想象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生产的总和：经济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以及它的剩余价值率。这样就得出一个总利润率。马克思表示，通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与资本在行业间的流动，它最终将变得一般化。因为这个利润率由整体经济中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决定，而在一些特定的经济领域，它们的有机构成不同于总体平均水平（马克思假设在经济中剩余价值率有一个常量），所以商品在市场上的售价有可能高于或低于它们的价值。这个价格，也就是资本的成本，加上平均利润，马克思将其称为“生产价格”，而且把它等同于亚当·斯密的商品“自然价格”、大卫·李嘉图的“生产价格”以及18世纪法国经济学派——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的价格”（prix nécessaire）。所有这些概念都涉及到经济学家对劳动决定的价值与市场决定的价格两者间差异的调和。就像解释利润率下滑的趋势一样，娴熟地引用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称自己的工作为观察结果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而且结论早已有之但未被正确理解。39

如斯拉法追随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在方式上是不正确的。40不过，除了他们的批评之外——这些批评涉及到的数学技巧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未出现，而且远远超越那个时代——马克思的解决方案似乎还与他对工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核心特点的观察有极大分歧。马克思解释称，由于资本会从利润低的行业流向利润高的行业，所以不同经济领域的利润率是相等的。人们可以想象资本家会追求最大的利润，但是什么让一个行业比另一个行业更赚钱呢？在他的分析中，马克思假设所有经济领域的剩余价值率都是一样的。换言之，劳动量给定了，那么生产出来的利润也是固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利润率，也就是剩余价值比上不变与可变资本之和的比率，会在不变资本最小时达到最高。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简要介绍了转形问题的解决方案，他用一间纺织磨坊和一家靠手工运营、没有机器或蒸汽动力的大裁缝厂相比较——按照19世纪60年代的标准，前者是一个高度机械化的企业，并断定后者利润更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c价值为0时利润率最大。”41

机械化程度最低的公司赚钱最多，无论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还是今天的资本主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这番表述都很难令人相信。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需要资本家把资金从利润率较低的经济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从而让利润率在各处相等，但这意味着资金是从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转移到了机械化较低的地方。很难看出资本的这样一种流动如何才同马克思反复提出的、经分析得出非常重要的、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有机构成增加的观察调和起来。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放宽所有经济领域剩余价值率相同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机械化程度高的领域拥有较高的剩余价值率，那么这些领域就比那些机械化程度低的领域赚钱，而且资本会照常流动。但这样一来会影响利润率下滑是由资本有机构成引起的这个马克思的核心观点。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关系的分析，对他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调查，只是给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整个预测带来了更多问题。

卡尔·马克思与农业，这两个词在一个句子里同时出现可能很奇怪。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里面提到的都是蒸汽机、铁路以及纺织磨坊。他待过的城市人员密集、发展迅速，到处是工人阶级的贫民窟。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也是这样，只是要更加极端。《共产党宣言》在谈到“乡村生活的愚蠢”时有尖酸的评论，《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谈到对法国农民的看法时说他们就像麻布袋里的一堆土豆。从这些说法中看不出他对农村有什么感情，或是对乡村习俗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影响而消亡有什么遗憾。如果说马克思对乡村生活毫不在乎，那么20世纪宣称是遵从他的信条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更加强了这种印象。这些政府表达了对农民的强烈敌意，这种敌意有时甚至干脆是集体屠杀式的，而且其颁布的农业政策一般都以灾难收场。

如果就此说马克思对农村及当地住民有敌意，或是漠不关心，那也忽略了他想法的动态发展过程。虽然在1849年后，他就生活在全球最大的城市里，但他也越来越相信农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农村发生的社会冲突对他的革命计划也有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是通过对18～19世纪初期政治经济学家作品集中研究得出了这些观点。这里面有法国的重农学派以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农业经济在他们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的理解中有重要地位。马克思的新闻从业经历与政治参与也影响了他的观点。他曾就英格兰农业前景以及谷物贸易状况在《纽约论坛报》上做过多次报道。对巴麦尊勋爵的兴趣让他写出了一篇关于辉格党大地主实力的研究文章。通过与国际工人协会的联系，及其英格兰分支机构要求在英国实行更民主普选权的活动，还有他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个人联系，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爱尔兰地主统治这一本质，以及这种统治对英国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影响。

鉴于上述这些兴趣，《资本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讨论马克思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中有争议的农业问题，尤其是地租的本质、庄稼收成的好坏以及提高收成的可能。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调查，以及就此得出的结论，在他生前没有写进《资本论》中。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开始相信农业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并继续了这方面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不过，《资本论》第三卷中出现的关于农业的大量材料，显示出前人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且意想不到的是，其中还表现出了马克思利润率下滑观点中的问题。

马克思不仅用英国的情况来分析工业资本主义，也用这些资料分析农业资本主义。他指出，一小部分贵族地主或乡绅，把他们的土地租给资本家佃户，这些人再雇佣大量无地的农业劳动力进行耕作。这种地主、资本家农夫、农业劳工的三级模式，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资本论》的结尾处，他谈到“工资劳工、资本家和地主这三者组成了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现代社会三大阶级。”42这与15年前《共产党宣言》中的内容有很大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称，资本主义社会被分成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加入的地主阶级显然证明，在马克思的想法里，农业和乡村社会的重要性在增加。

马克思肯定知道，除了英国模式外，农业生产还有其他诸多形式。《资本论》中的一小节谈到了法国和马克思老家莱茵兰的小农农业。另一种变体形式存在于欧洲中东部和东欧，特别是1861年农奴解放后的俄国帝国：那里的贵族地主，一些人直接耕种自己的土地，另一些则把它们租给佃户、小农以及无地劳工。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拓荒者社会中，地主和资本家农夫是同一个人。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仔细研究了这两种农业形式，但这种研究从未到把它们作为分析写在纸上的地步。 43

当政治经济学家研究19世纪早期英国耕地生产时，他们假设丰饶的土地已经在以最大出产率耕作了。然后他们关注了人口增长的经济影响。最知名的、一直被引用的预见，来自托马斯·马尔萨斯。由于最好的土地的出产率已经见顶，增加农业产量的唯一办法就是耕种那些贫瘠的土地，这些地方的庄稼产量要少于目前正在耕作的土地，这样食物供给的增长就会落后于人口增长。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下去，那么最终就会出现大范围饥荒。

尽管作为马尔萨斯的主要反对者，大卫·李嘉图仍然赞同对手的很多分析。在李嘉图的经济模型中，人口增长与耕种贫瘠土地两者结合起来不会导致饥荒，但会抬高食物价格。资本家制造商将不得不付给工人更多工资，这样后者才能吃饱，但这样资本家的利润就有减少的趋势（和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一样——他们不能提高剩余价值率，李嘉图笔下的资本家不能引入更有效的生产形式，这导致他们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但仍能获得较大的利润）。最终，这种情况将把利润率降至零，导致“静止状态”的出现。这种状态中的资本家不会投资，而且经济会停止增长。在李嘉图的分析中，食物价格的上涨最先波及到农夫。因为农夫是佃户，他们会彼此竞价，以求在地主的土地上生产食物，这导致他们增长的利润会以更高地租的形式流到地主手中。摆脱这种低迷情景、或至少临时摆脱的唯一方法，是从其他国家进口食品。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嘉图会强烈支持废除《谷物法》的原因，该法案对谷物进口收取关税。李嘉图去世后，他的观念让他成为了反谷物法同盟中自由派、激进分子以及资本家的英雄，他们也成功地废除了这部法案。44

马克思钦佩李嘉图，称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现代社会的经济学家”。他对李嘉图对手的看法则差得多。马尔萨斯对各种社会中人类进步的可能都抱有明显悲观的看法。他在政治上极端保守，支持贵族，还有他的宗教职业（马尔萨斯的职业是圣公会牧师），在很多方面都引起了马克思的反感。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条颇长的言辞尖锐的脚注中，马克思把马尔萨斯知名的人口论文贬斥为“学童的肤浅剽窃，以一种被诅咒的、腐朽的祭司形式说出口，抄袭了笛福、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作品，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说的”。马克思继续说道，马尔萨斯那平庸不实的作品，“被英格兰的寡头政府高兴地拥戴”，想要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孔多塞的进步学说施以反革命的回应。接着，马克思又贬斥了很多为消遣而撰写政治经济学作品的圣公会牧师，并把这些人的作品同亚当·斯密等反教权的、启蒙运动哲学家的作品进行了不相宜的比较。45

就算马尔萨斯的理论都是偷来的，那马克思也要对之进行反驳。他认为，人口过剩并不是由下层阶级的消耗超过了食物供给增加引起的；而是增加的生产机械化所致，这导致了工人工作岗位的减少。“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生育控制实践无助于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和大多数保守的基督徒一样——那时和当今都是如此——马尔萨斯认为避孕是大罪，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思想开放的政治经济学家则支持这样做）。只要通过扩大机械化规模，而不用增加工资，资本家就可以轻松应对工人数量减少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有类似“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都错误地解释了资本积累的社会后果与经济后果，把这些当成了自然规律。46

纵然对马尔萨斯进行了个人攻击并直接反对了他的观点，如何为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食物这个问题还是困扰着马克思。他在1851年对恩格斯表示，他觉得如果农业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马尔萨斯神父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在于把科学与技术应用到农业上。就在和恩格斯一起讨论对马尔萨斯的疑虑的前几个月，马克思在《经济学人》上读到了一篇文章，上面讲到把铁丝围成矩形，沿田边放入地中，靠接受雷电来改善土壤的肥沃程度。受这种可能性的启发，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和他的非正式科学顾问罗兰特·丹尼尔斯来讨论这个问题。在1878～1879年间马克思已经患上了致命的肺结核；但他仍坚持着做关于农业化学的笔记，这是他长期的兴趣之一。对任何接触19世纪初英格兰政治经济学的人来说，想摆脱马尔萨斯的影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47

和食物供给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地租的本质。在农业经济学的这个领域，更让马克思关注的不是马尔萨斯，而是李嘉图。李嘉图曾设计出了级差地租理论：土地的地租等于最肥沃地块的收成与最贫瘠地块收成之间的差额。农夫在任何地块上生产的庄稼都是同样的价格，因此最肥沃的土地最为合意。农夫会为了获得在这种土地上工作的权利，竞相抬高付给地主的地租，直到预期的地租等于这块土地的收成与能种庄稼的最差土地收成之间的差额。反对李嘉图理论的是绝对地租概念的支持者。这种概念指出，地块的地租等于投入在其中资本的回报。

马克思对土地私有制的反感是强烈的，远超过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其他方面的不快。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指出：

以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为出发点，地球上个别人的私有权，就如同一个人的私有权被握在另一个人手中一样，十分荒谬。整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它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使用者，而且就像好家庭里的父辈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一代代传下去。48

其他的资本家，如果从无产阶级那里拿走剩余价值，至少也增加了社会的产出，但地主仅仅是从资本家那里榨取剩余价值，而没有做丁点事：“在对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开发中，资本家还有一个独立的职务。地主，自己没有任何行动，只是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增加的部分肥了自己的口袋。”49

在马克思看来，地主是垄断者和寄生虫。和他们相比，资本家还算是相对值得钦佩的生物。在讨论英格兰地主与他们的资本家佃户关系的时候，马克思描述了佃户向地主“上供”的情形，地主如何从佃户那里“勒索”地租并“诈骗”他们——这是《资本论》中为数不多的、对资本家表示同情的段落之一（不过马克思继续写道，佃户通过把农业劳工的工资压缩到仅够活命的程度，弥补了他们在地租上的损失）。让情况更糟的是，地主的地位还在逐步改善。利润率的下跌，以及伴随而来的利率下跌，都会提高土地价格。50

从这些方面看，马克思对地主的态度与李嘉图类似，绝对算不上贵族地主或乡绅地主的朋友。李嘉图的一些更激进但亲资本主义的追随者甚至主张将土地国有化。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关于级差地租的观点，并用一些篇幅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李嘉图的版本还不够彻底，还需要依靠引入耕种边际土地。马克思觉得，土地肥沃程度上的任何差异都足够产生级差地租。51

如果说马克思支持李嘉图级差地租理论的一个版本，那么他还接受了李嘉图反对者提出的关于绝对地租存在的想法。不过，李嘉图的影响延伸到了对手的理论当中，因为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来自他对转形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不同领域中的差别利润率。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之所以会有平均利润率，是因为资本从利润较低的经济领域流向了利润较高的领域，而且马克思把利润较高的领域看成是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

和工业相比，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利润更高，这样资本就会流向它。在李嘉图的极差地租理论中，地主抽走了最高产和最低产土地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额。而在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中，地主以非常相似的方式，抽走了多余的利润，也就是农业利润率和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平均利润率间的差额。这样一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与经济中全行业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时候。这时，资本将不再向农业流动，因为那里并不比其他经济领域更赚钱。绝对地租将不再存在，不过反映了土地肥沃程度差异的相对地租也仍然不会消失。52

绝对地租最终消失的说法与马克思的一个观点相抵触。这个观点也效仿了李嘉图，即地租会随时间增加、而且地主从总体剩余价值中吸走的部分也会不断增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马克思的答案是土地的天然肥沃程度所起的作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加，只补偿了自然力的减少，或者根本没有补偿……这样虽然产品的技术开发并没有更便宜，但也没有变得越来越贵。”53这是马尔萨斯的一个根本观点，即最好的土地已经在被开垦了，更多的开垦或因改善耕作办法而增加的农业产量，不足以满足人口增多带来的需求增长。马克思把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农业的分析和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关键观点结合了起来：整个经济中利润率相等需要解决转形问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结果是一幅矛盾的场景：只有依靠从一个理论和个人都遭他鄙视的经济学家那里借来观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资本论》中对农业经济学的展开讨论，以及马克思给予农业和乡村社会更多的重要性，都指向了一种回顾过去的经济学，一篇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著作，其核心关注点和办法都来自19世纪头几十年的环境。马克思，这个世俗的先知，就没有谈到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么？《资本论》中有简要的段落，主要在第三卷，其中涉及到了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会在20世纪以及更远的未来上升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作品一样，他对这些特点的观察也非常具有洞察性，写得也是一针见血，但称不上完全具有预见性。54

其中一个方面是公司，这是19世纪60年代在铁路和公用事业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为《资本论》第三卷编辑马克思关于公司的作品时，恩格斯就这种生意形式在19世纪80～90年代中的大范围扩张补充了一条注释）。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他那关于动产信用公司的报道中就对此进行了批判，《资本论》则延续了他的这种评价，称这样一种银行只能存在于法国，一个“信用制度和大工业都未发展到现代水平”的国家。在更现代的国家里，例如英国或美国，它是不可能出现的。他完全没有把金融公司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先锋，而是把它们看成经济倒退的标志。

马克思知道，公司意味着分散的股份所有制，会有派息（他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利润率的下滑）以及股票投机和股票诈骗的可能。他也意识到后来被称为所有权、控制权分离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拿薪水的经理指导公司运作，而所有者是无法影响商业决策的个人股东。在对这种分离的讨论里，马克思认为公司和工人的合作生产一样，两者都表明了社会主义即将实现。在公司中，资本不再被个人占有，而是“社会资本，直接与个人联系的资本……”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废除了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马克思眼中，公司不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终结的证据——这是19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者首先发现的一个观点，这里又证明了马克思经济观点的本质是回顾过去式的。 55

20和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中服务行业的兴起。马克思当然知道这种对服务的销售，他把它们归到德语的“Ware”一类——不过这也是为什么英语“commodities”的翻译并不恰当的另一个原因。如果说服务业在那时还没发展到现在的水平，那么在19世纪的经济中，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对服务业工人的评价是：“从妓女到教皇，这种废物有一大堆。”从更积极的角度看，他把医生和教师也归在其中。他表示，这些劳动是有用的（那也是有的时候），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是在生产，但从他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形式看，他们没有什么成果，因为这些人的劳动没有创造剩余价值。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服务业工人大多是自我雇佣的，而且与他们的交易很简单，就是用商品换钱。他还考虑商业雇员，例如书记员或旅行商。他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资本家中劳动分工的一部分，这里包括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和金融从业者：都在瓜分工人们生产的剩余价值。20世纪和21世纪那种普遍的情形，即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服务性生产而不是产品生产，这是在马克思知识宇宙之外的东西。56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既和19世纪初的经济学家有联系，也和19世纪初的经济环境有关。马克思自己觉得，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理论是平庸追随者的产物，极少有例外。但孕育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父子的这片土地，对马克思就他们经济理论进行的传承与挑战却没有什么评价。语言是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在马克思生前，《资本论》唯一一次被用英文提及，是在一篇包括了22部德文出版物的书评文章里，里面关于《资本论》的只有一段。这位匿名的评论者对政治经济学知之甚少，而且似乎对一本关于罗马尼亚诗歌的学术作品更感兴趣。 57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在中欧知识界有更大影响，那里的读者可以看懂马克思写文章用到的语言，但大部分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世界都持排斥态度，而给马克思观点打下基础的正是这个知识世界。

第一部作品《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什么反响，这让马克思非常沮丧。他有时指责亲资本家的经济学家参与了打压他观点的阴谋，有时又谴责他的出版商营销手法拙劣——或者，也许这也是阴谋的一部分。马克思的指责惹恼了他的柏林出版人，以至于当《资本论》准备出版时，他必须在汉堡重新找一位新的出版人。虽然传记作者认同马克思的说法，即大众对他的首部政治经济学作品不感兴趣，但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这本小册子在出版后的头一年里全部卖光。它也收到了许多短评，都是当时德国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评论的，大多出现在商业和文学杂志特刊上，而在伦敦的马克思是看不到这些的。

其中一份书评出现在不来梅，是由知名的亲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兼记者维克多·博默尔特（Viktor Böhmert）撰写的。他称赞这本册子对货币理论的调查，但批评了它那黑格尔式的“处理手法，把经济事件当作一个辩证过程的环节[92]……一种表达形式……超出了人允许作者们运用黑格尔措辞来组织德语的界限。可惜，这个界限是上帝规定的。”博默尔特好奇为何马克思没能使用“对立的、真正的、经验主义的所有自然科学（办法）”。这个评价正好强调了1850年后德国与欧洲思潮中实证主义地位的提高。58

德国的日报上没有出现对马克思这本书的评论，这是他相信有人想要阴谋封杀他的主要理由。下定决心不让这种事再次发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安排，让恩格斯在众多德国日报上匿名发表关于《资本论》的评论。由于这些日报不会容忍公开亲共的评论出现，所以两人讨论了恩格斯应该采用何种政治伪装来撰写评论。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鼓动中欧对马克思的作品进行公开辩论。

虽然下了功夫想让这样一种辩论场景出现，可主要报纸的不理不睬还是再次让马克思失望了。到1867年，德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劳工党派，这个党派对这部由一位亲劳工、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写成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虽然与马克思在个人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分歧，但还是在《社会民主报》上刊出了9篇连载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资本论》的内容，并盛赞其观点。1874年，社会民主党的一名领导人物，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后来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并逃到了美国——以《资本与劳动》为题为马克思的这部作品撰写了一篇颇受欢迎的摘要。来自马克思的批评自然少不了，但马克思本人对这本书的印象不错。这本书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编辑与修改，第二版于1876年在萨克森的开姆尼茨（Chemnitz）出版。59

德国经济学家确实对《资本论》做出了评论，内容通常是对私有制进行过慷慨激昂的辩护，以反对马克思那带有颠覆性质的学说。不过，另一种景象渐渐出现了，最初只是口口相传。经济学家与其他职业相关的人，例如高级公务员和统计员，对马克思的观点表示了同情。路德维希·库格曼报告，有名柏林学者一直对《资本论》印象颇佳，想要提名马克思在德国一大学中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正面的评论开始出现在媒体上。这与一股在中欧地区兴起的思潮有关，一组学术人士开始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些被称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贬斥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穆勒父子抽象的理论化做法。他们想对劳动与商业状况进行实际的考察，讨论制度的经济影响，并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定环境。他们不是把经济放手留给市场机制，而是支持政府通过工资与工时立法、健康与安全检查以及更保守一些的措施，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重新建立行会并征收保护性关税等方式干预经济。由于支持这些措施，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被称为“Kathedersozialisten”，即“讲坛社会主义者”——这明显是一种夸张，因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自由或保守党派的支持者。少数人愿意暂时考虑支持这个社会主义劳工党，这里大多是年轻人，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此人后来因为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闻名。60

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与这些德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有调和，这种说法从本质上看是种误解。马克思没有反对李嘉图的抽象经济推理，而是对此表示强烈支持，并设计出了自己的、黑格尔化的版本。历史学派中更有见解的成员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由罗斯托克大学（University of Rostock）教授海尔曼·吕思乐（Hermann Roesler）在1869年撰写的评论——也是《资本论》首批学术性评论中的一篇，称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调查。文章同时也贬斥了他的经济学有些抽象，指出马克思对劳动力的描述和“斯密主义习惯于呈现它的方式一样”，而且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和李嘉图”一起设计的，和“斯密、约翰·穆勒”以及这个学派其他的人提出的它的方式相同。61

鉴于马克思强烈怀疑威权的普鲁士与德意志政府封杀他的作品，他对历史学派那一大堆受国家支持的经济学的纠正观点没有什么好话。早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之前，马克思就一直支持自由贸易，而且他一直坚持这个立场，将其视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说市场机制真的受到了干预而导致资本主义崩溃，那么这些干预也一定是来自工会和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而不是那些经济学教授和德意志官员。62

在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中，并不是只有历史学派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影响更广、而且更成功引发欧洲乃至世界跟从的是边际效用论的理论家们，他们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其理论抽象，而是在于错误的理论抽象。这些经济学家反对劳动价值理论，并认为决定一件商品或一套服务价值的是消费者主观评价的、对比购买其他种类商品或服务，再额外购买一件这种商品或服务的用处。这种观点很快成为了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它把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结合在了一起，这正是马克思要刻意分开的。这种理论把价值完全等同于市场价格，并认为供需变化是价格的决定因素，而不是马克思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法主张的劳动时间。

边际效用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才刚刚发展。按照马克思家的常客、俄国学者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Maxim Kovalevsky）所说，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微积分，来回应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的观点。杰文斯是首批提出边际效用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就使用了这种高等数学。马克思似乎从没有打算将自己对这种新经济学的思考记录下来，不过在三卷《资本论》都问世时，这种理论已经越来越成为了经济学分析中的主流形式。在德国，边际效用理论在与历史学派的交战中没有占到上风，而奥地利成为了边际效用论在德语世界以及欧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发展中心。奥地利知名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von Böhm-Bawerk），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于1895年撰写了一篇批判马克思观点的名文。庞巴维克抓住的是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分析，也就是商品以市场价格开始出售的方式——这些商品的价值来自生产和复制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庞巴维克指出，在马克思的作品中，这种转移是靠在不同行业中安排了一个平均利润率才出现的，靠的是“竞争”的手段。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问道，如果市场上没有供需变化，那么这种竞争又从何而来？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价格和价值就不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按照边际效用学派提出的，靠消费者喜好这种市场互相作用决定的。63

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庞巴维克不是说马克思搞错了转形问题，而是说从价值转形为价格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他的批判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知识世界里。当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穆勒父子也是一样，因为他们的经济分析都太依赖劳动价值理论了。大多数“新古典派”经济学家，身为后来边际效用法的热情支持者，他们与自己学派前辈们在对经济学的理解上存在根本区别，只不过庞巴维克很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而其他大多数人对这种区别的态度并没有庞巴维克那样开放。这些人靠引用名言掩盖了这些区别，例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般都是完全脱离了它们原来的背景。64

到20世纪初，马克思的经济学已经变成了非正统的经济学，与主流的新古典版的经济学有根本区别，而且与主流之外的主要观点——即历史学派——也有分歧。然而，在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中，马克思的经济概念找到了用武之地，被用来反对这场运动所批判和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观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他不是要反对他那个时候的主流政治经济学，即斯密、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观点，马克思拥抱了这种政治经济学，并把自己的作品当成他们工作的最先进版本和改正版本来推广。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家不愿更深程度地发展他们的观点从而得出终极结论。马克思是一位正统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反对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对李嘉图做出的批判。他确实不想看到自己的经济学作品成为一种有局限性的存在而仅出现在一场对成型的资产阶级资本家世界的主流文化价值积极反对的劳工运动中。他渴望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成型的报纸、杂志、以及学术性周刊上进行公开论战，而他迎来的却是这一切都未能实现的失望。

马克思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他对经济发展脉络的观点，以及在他心中他那独特的经济预见在公众领域中的地位，全都是由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经济环境与知识潮流塑造的。当他的理论最终渗透到了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时，部分功劳还要归功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进行的不知疲倦的、痛苦的编辑工作，那已经是他去世10年后的事情了，届时前述所有背景都会发生变化。曾经的正统经济学在面对主流时已经变得过时、不科学，或者按照人们更喜欢的说法，成为了非正统的和异见式的经济学。曾经设想的经济发展未来已经变成了陈年往事，而且，曾经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寻常假设已经变成了对劳工运动的痴迷，脱离了并敌视着这个社会。

[89]奥德修斯之旅（The journey to Odysseus），指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奥德修斯在持洛伊战争后回归家乡伊萨卡的艰难历程。

[90]括号中为作者原文注释。188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中用到的是“commodities”这个词。在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中使用的是“商品”。而在本书中，作者使用的是“goods”，中文指商品、货物。以下通用“商品”一词。

[91]参看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以及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92]环节（moments），也有译为要素。

凡人

再没有一段时间，比1850～1875年这25年更适合我们来仔细观察马克思的个人生活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要满足一位知识界和政治界领袖提出的要求，马克思还要应对身为一位父亲和家庭主心骨所面临的挑战。身兼数职自然有顾此失彼的危险。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结束的时候，马克思逐渐告别了活跃的政治生涯。他那些活下来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其中两个已经结婚，让他当上了外公。受慢性病的困扰，他显得有些未老先衰，维多利亚时代式的生活还谈不上有什么现代、科学的药品。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活为我们将马克思作为一个凡人来观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是丈夫和父亲、朋友与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德国人同犹太人。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两者从来都不可能完全割裂，而这种老生常谈对马克思这样一个富有激情的人物来说更是如此。

1870年4月，马克思去探望临终的卡尔·沙佩尔，这让他深受触动，引发了他对男性品格的反思。在肺结核晚期，沙佩尔与这位曾经的盟友与敌人和好，而且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也评价道：“沙佩尔表现得非常杰出。”当沙佩尔的妻子与儿子都在房间的时候，他就用法语谈论自己也即将面对的死亡，以不让他们听到细节。沙佩尔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嘲笑了阿尔诺德·卢格——他已经背弃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宣称相信来世的存在。沙佩尔讽刺地说道，要是真有来世，“那沙佩尔的灵魂要痛揍一顿卢格的灵魂。”沙佩尔特别骄傲自己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尽管他的条件不及往日，但他的女儿结婚了，大儿子有自己的生意，小儿子们在一个金匠那当学徒，妻子也继承了他的遗产。“告诉所有人，”沙佩尔对马克思说，“告诉他们我一直坚守信念……拖着一家人挺过了反动年代我有多么不容易。我活着的时候是个辛勤工作的工人，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沙佩尔的样子和表现让马克思深深感动，马克思评价道：“他性格中真正的男子品格现在又一次闪亮了。”1

沙佩尔的男性品格体现在对原则和勇气的坚持、对共产主义理念以及与这些理念相融的无神论的一贯信念之上。并且，他没有让即将到来的死亡削弱自己的信仰。马克思自己的人生也展现出了这些理念。他一样坚守了自己的信念，即便在面临权宜之计的诱惑时也是如此。马克思并不害怕死亡，尤其是在有人对他的荣誉发难的时候，他甚至会提出决斗的要求。他并不只是在莽撞的青少年期或是敏感的恋爱期才会这样做，在成人后他同样也会如此。1851年，在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和威廉·沃尔弗的陪伴下，他冲进伦敦一家德语周报的编辑室，向主编发起决斗挑战，原因是这位主编称马克思挪用难民委员会的经费。20年后，53岁的马克思又向另一位主编发起决斗挑战，因为这家媒体的文章称他是巴黎公社暴行背后的主谋。虽然马克思把决斗看成是一种古老的封建旧习，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把这当成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伸张权利”的一个办法，而且有时候这还是个必须的办法。马克思对这种表达男性品格方式的支持，符合德国受教育中产阶级的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这种社会习俗根深蒂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被铲除。当时人们对有勇气蔑视死亡的行为有了新的思考，旧观念在大屠杀面前被推翻了。2

沙佩尔对信念的勇气与忠诚和他的家庭生活密不可分。身为一个男人，他是家庭的主心骨。他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能力照料妻子与孩子，成为了一名忠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这两个角色都要在家里发号施令，但也要提供支持——这也是马克思想要具备的男性品格之一。3

马克思与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的婚姻是他生活的中心。从1843年在克罗伊茨纳赫婚礼那天起，一直到1881年燕妮去世，这个中心一直没有改变。和所有老夫老妻一样，这两人也有争吵不合的时候，正如燕妮写到的，“这是每一桩婚姻中的虫子”。大部分争执都集中在钱的问题上，而且在财务危机时发生得最为频繁。两人的争吵有时会非常厉害，有时甚至会让马克思对结婚感到后悔。他在很多场合都向恩格斯抱怨过。在1858年的信里，他写道：“对有着远大抱负的人来说，再没有比结婚，以及用这种方式背叛自己转投悲哀琐碎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更愚蠢的事了。”

然而对所有局外人来说，卡尔和燕妮还是一对相亲相爱、彼此忠诚的夫妻。卡尔成年后的情书证明了他的忠贞。1856年燕妮回特里尔娘家，卡尔写于那时的一封信浓缩了他对燕妮的爱、她在他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他对男女爱情关系的看法：

巨大的激情，由于它的载体彼此接近，会被包裹在日常的小习惯中，而通过距离的魔法效果，它又长大并再次回到自然大小……你一远离我，我对你的爱就……大到无法言说，我所有的精神能量以及我内心的所有特质都一起挤在里面。我感觉自己又是个男人了，因为我感到了一股巨大的激情。大学的学习以及现代知识的自我教化，让我们被许多不同观点包围，还有猜疑让我们变得渺小软弱又犹豫抱怨，通过猜疑我们必然会注意到所有主观与客观印象的问题。但是爱，不是费尔巴哈那种生物学意义的人的爱，不是摩莱肖特的代谢理论的爱，不是无产阶级的爱，而是被爱之人的爱，也就是你的爱，让这个男人再次变成男人。4

在一封情书中可能看不到太多理论体现，但马克思是在为浪漫爱情留出一个特别的区域，它远离政治行动、学术评价以及阶级斗争。爱情维系着他的生活，让他远离疑虑与猜忌、妥协与动摇这些定义了他政治活动与知识活动的特点。他与燕妮的结合使他果决坚毅，简言之，他成为了一个没有缺憾的成年男性。

既然秉持这种态度，卡尔自然可以让燕妮完全投入到家庭中，这也是19世纪欧洲与美国中产阶级妇女通常扮演的角色。他可以把她排除在他的知识与政治活动之外。但事实明显不是这样。燕妮是卡尔的秘书也是抄写员，用一笔好字誊抄他的手稿，并在他生病时负责处理信件。正如卡尔在妻子去世后不久提到的那样，她对他的政治策略与理论表述有一种“热忱”。很难说她是否协助她的丈夫设计了这些理论或策略，尤其是考虑到劳拉和艾琳娜·马克思在双亲去世后烧掉了他们的大部分信件。1865年卡尔在拜访他的荷兰亲戚时，燕妮自己曾写下过零散的回忆，谈到了丈夫和他的事业，但主要内容是他们家庭生活中的困难与快乐。5

后代是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而马克思对他的男性能力以及由此诞下的孩子们感到很是自豪。他与恩格斯看不上莫泽斯·赫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后者的性能力。赫斯可能患有阳痿，导致其老婆到处找情人，行为放荡。6把男子气概和生殖能力等同起来对女人来说就是压力，燕妮就怀过7次孕。生育控制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才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变得普遍起来，这种行为出现的部分原因是希望把男子气概和后代数量间的关系分开。

燕妮和卡尔当然知道避孕的事情。1844年8月，在燕妮带着第一个孩子回特里尔娘家时，她写信给巴黎的卡尔：“小卡尔，小宝宝还要多久才能独立呢？我害怕，害怕当爸爸和妈妈又在一起的时候，住在他们婚姻的爱巢里，马上就会有第二个宝宝了。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考虑一下巴黎人的好办法？”7像过去很多关于性行为的疑问一样，人们不能得知卡尔和燕妮是试过了这种“巴黎人的好办法”（这可能是指体外射精）但没有成功，还是都不认为这样做会有效。在这封信之后，燕妮接下来的在11年里怀孕了6次，这样看的话实际情况不是前者就是后者。

在马克思看来，男子气概意味着父道。19世纪资产阶级身份的父亲向来风评不好——被看成是跋扈、专横、冷漠、无情甚至是暴力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两人都是马克思的密友，都不得不忍受这种暴君式的父亲。往好的方面说，资产阶级身份的父亲是一副冷漠威权的样子，他们忙于工作，疏远孩子。不过近期的历史研究已经倾向于为这些父亲平反，指出至少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非常死板的德国和瑞士父亲——会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会用肢体接触表达深情而且感情上也可以很好的相处。8马克思当然就是这种父亲。到过他家的客人以及他自己的孩子都评价过他对孩子们的宠爱。他和孩子们玩耍时会给他们讲故事，还念书给他们听，这些都被人谈起过。在孩子死后那种凄凉的心境中也显示出一种父爱，里面包含除了冷淡之外的所有东西。马克思只要看到孩子就非常高兴——不只是他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的孩子。19世纪50年代时，威廉·李卜克内西是马克思家的常客，在他的记忆中马克思是“最温柔的父亲”：

看到马克思和他孩子在一起，人们一定会了解感情的深刻以及这位学识英雄的孩童本性。在他闲下来的时候，或是散步的时候，他都会带上他们，和他们玩最疯最有意思的游戏——简言之，他就是个孩子，和其他小孩没有区别。在汉普斯特德希斯公园我们会玩“骑马打仗”：我肩上扛个小女孩，马克思扛另一个，然后就比谁跑得快——有时还会满足小骑士们的战斗欲望。9

回忆录与记忆通常会把过往感情化，但从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拜访恩格斯时写给女儿那充满慈爱的信件，以及她们用生硬却更显深情的女学生英语写成的回信中，更证实了这种密切的关系。10女婿查尔斯·隆盖有很多地方让马克思不喜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认为隆盖忽视他的孩子。11

卡尔和燕妮养大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卡尔从来不隐藏他对男孩的偏爱。1851年，在短命的弗朗西斯卡出生后，卡尔写信告诉恩格斯：“我的妻子，唉，又生了一个女孩。”12但在儿子埃德加悲惨地死去后，女孩们就成了卡尔的一切。他决心要把她们培养成行为得体的淑女，让她们学习法语和意大利语、上绘画课、练习钢琴或唱歌。为了她们的前途，卡尔拒绝削减家庭开支。他向恩格斯解释道：“如果只有我和妻子两个人的话，或者我们生的是男孩，住在一个完全无产者式的居所里……也没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当经济更宽裕的时候，卡尔增加了在燕妮和劳拉身上的开销——那时她们已经长成青年了，还让她们举办自己的舞会和聚会。13

从这些方面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女儿们接受的教育以及她们的社交生活，是典型的19世纪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不论是以英格兰的标准看还是以德国的标准看。14不过，她们生活中有些方面和一般孩子有那么点不一样。她们都上了中学，可以说父母是下了一番心血准备的，尤其是考虑到19世纪60年代的教育情况，当时伦敦总共只有12所女子中学，学生总数也不过才1 000人。马克思的女儿们上了体操课，穿着灯笼裤使劲锻炼，这些在当时不被人们接受的裤子是19世纪中叶的女权主义者们推广的。和19世纪通行的做法不同，当时的家庭都把女孩们培养成虔诚的教徒，即便是思想开放的家庭也是如此，但卡尔与燕妮把女儿们培养成了和他们一样直爽的无神论者。卡尔很乐意和她们谈论他的政治活动。大女儿燕妮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接替她那衰老疲惫的母亲成了她父亲的秘书。她还为左翼报纸写文章，表达她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同情。15

家里为女儿们准备了得体的资产阶级式婚姻，在这种婚姻中她们要像她们的母亲那样，帮助自己的丈夫：创建一个有文化的、有艺术气息的家庭，负责家事，生养孩子，但还要理解并支持丈夫的左翼政治志向。调整女儿们不同的志向让马克思感觉有些棘手。三个女儿中最好看的一个——劳拉（和她的姐妹们不同，她更多继承了她母亲的样貌），在1866年开始和保罗·拉法格交往，这是一个流亡中的法国激进学生，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马克思很明确地表示，他女儿未来的经济保障必须排在政治观点契合或感情爱慕之前。他给将要成为自己女儿未婚夫的拉法格正式写了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大声警告，让人振聋发聩。信伴开篇就提到了两人的过分亲昵：

如果你还想继续和我的女儿保持关系，你就必须放弃你那种“献殷勤”的做法……太过亲密的习惯对双方都不合适，因为爱人们都有必要在一起度过一段困难和磨练时期……在我看来，真爱的表达是收敛的、温和的，而且甚至要带着对他心上人的羞怯，但绝对不能放纵激情，表现出不成熟的随便态度。如果你的行为证明了克里奥人[93]的急躁，那我就有义务把我的理由横在你的急躁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你确实不知道如何用一种合适伦敦尺度的形式表达你对她的爱，那么你就必须接受异地恋。

在决绝地向拉法格说清楚不要动手动脚后，马克思继续讨论了财务事宜：

在你和劳拉的关系最终确定下来之前，我必须仔细了解你的经济条件…… 你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并不后悔。恰恰相反，如果要我重新选择一份职业，我还会这样做。只不过我不会结婚。只要我能做到，我就要让我的女儿远离她母亲那种操劳的生活。16

这封信直白地提到了马克思自己的生活，不过暗含的参考内容也很重要：他自己与燕妮的长期婚约以及他们的婚前性行为（如果有的话）；19世纪50年代的悲惨流亡期间，他看着妻子受苦。这之后，他认为女人们不应该去承受政治活动和阶级斗争的辛苦。当丢掉了《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职位后，这种想法又出现了。一个男人的义务和浪漫爱情的特点就是要让妻子远离生活中的贫困，而从写给女儿未婚夫信中的愤怒，就可以看出因没能做到这一点而带来的沮丧。

马克思不光要写愤怒的信。他还计划把劳拉送到寄宿学校，让她摆脱她那冲动的恋人。在写完这封信大概三个月后，他和拉法格大吵了一架。17纵然马克思不乐意，这对恋人还是结婚了，而且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差不多45年（马克思对拉法格挣钱能力的担心成为了现实，不过恩格斯又出现了，像帮助马克思那样解救了拉法格夫妇）。在妹妹结婚5年后，燕妮·马克思嫁给了另一个法国政治流亡者——查尔斯·隆盖，她的父亲还是像反对她妹妹那样反对燕妮的婚事。不过，燕妮的婚姻不如她妹妹的长久，因为她在1883年去世了。

虽然把父亲气得冒烟，但燕妮和劳拉都实现了他的愿望，比姐姐们小10岁的艾琳娜则不是这样。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艾琳娜都留在家里，照顾她那老去的父母——在19世纪，家里最小的孩子一般都是这种命运。她的人生受到19世纪末“新女性”观点的影响，这类人在结婚前都有一份职业，或是投身事业根本不结婚，而她们的性观念也比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要开放。艾琳娜会独自坐在餐馆里看报纸、抽香烟，公开表达她对这些观点的追随。她换过很多工作，曾在戏院里做事、当过记者，还参加过左翼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爱人。1898年，艾琳娜在最后一位爱人爱德华·艾威林的压力下自杀，艾威林这个人是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那种典型的无赖和粗人。与两个姐姐较少烦扰的个人生活相比，艾琳娜的悲剧结局彰显出，马克思对女儿们那充满矛盾的期望（两个是家庭主妇也是政治活动家，要服从他们的男人但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再得到调和，至少在19世纪末前卫的文化圈子里是这样。18

正如我们知道的，除了女儿们和妻子以外，马克思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这就是仆人琳蘅·德穆特。她给马克思生了个儿子，只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永远不会承认。威廉·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文字，描绘了琳蘅在马克思家里的地位：

琳蘅表现得……有一丝独裁的意味……而马克思在这种独裁下表现得就像只羔羊。正如老话所说，仆人眼里无伟人。对琳蘅来说，马克思当然不是伟人。她一生的精力都完完全全花在了马克思、马克思夫人还有每一个孩子身上——真是这样，他把生命献给了他——但马克思从没有为之所动。她了解他这个人，了解她的脾气和他的弱点，她可以把他控制在自己的掌心。要是马克思心情不好，他那种愤怒的发泄会让别人巴不得耳朵得远远的，而琳蘅在这时则会走进这头狮子的巢穴。如果他开始咆哮，她就给他念法律法规，在这种告诫下，狮子就温顺得像只羔羊了。 19

从表面上看，这段话描绘了一个滑稽的颠倒过来的世界。仆人，家庭里地位最低的人，管上了这家里的头头。但从另一个层面，这段话也可以被解读为，马克思甘愿放弃他那家长式的威权，而这样做又把这种威权表达得更为明确。他允许了琳蘅·德穆特用交谈让他摆脱坏心情。李卜克内西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1896年，那时他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圈子里了，这帮人已经知道了弗莱迪·德穆特身世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李卜克内西笔下的主仆关系就可能有更深的含义。他描写的是一个仆人与其主子之间的秘密，而她可以用这个秘密来影响他，别人谁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不是说琳蘅在用这种权力勒索马克思。事实上，她死的时候非常穷。但家里的这个秘密一定经常影响着马克思的家长威信。

马克思对男女地位的看法，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都是一致的。他支持女性参与政治：女性可以自由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也会发展女性会员——但他朋友的妻子不算在其中，特别是库格曼医生和恩格斯。马克思自豪地指出，总委员会里有一名女性，英格兰自由思想家哈里埃特·罗（Harriet Law）。她一般都支持马克思的立场，而马克思也欣赏她的直率，或许他支持的不完全是女性会拍桌子，而是她会赞同他的评论。马克思说过，“社会进步完全可以用社会地位上的性别平等来衡量（包括那些长得丑的）”，这表面上是支持妇女权利，但实则夹杂着对女性的蔑视。20

今天的左翼分子会把这些看法贬斥为性别歧视，而且从整体上看，20世纪末与21世纪的女权主义者也并没有积极支持马克思及其观点。女权主义者有时更赞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一书中，晚年的恩格斯试图把女性问题整合到马克思的理论中。恩格斯的个人生活，他与曼彻斯特年轻女工玛丽及莉希·白恩士姐妹（Mary and Lizzie Burns）的同居，和马克思那种得体的资产阶级式婚姻以及他对女儿们的态度相比起来，显得更为开放。但印刷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认识恩格斯的工人与手工业者对他是有怨气的，这些人觉得他与年轻女工的关系不过是资本家占女性工人便宜的又一个例子。恩格斯自己对待性的观念，出现在他写给马克思的朋友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库格曼是汉诺威的妇科医生。在建议这位医生要通过骑马锻炼身体后，恩格斯写道：“身为一名妇科医生，你有‘科学’地去骑的义务，因为妇科实际上大多与骑和被骑有密切关系。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一名妇科医生一定要牢牢地坐在马鞍上面。”21

这种涉性的态度在马克思圈子里的青年学者中非常普遍：威廉·皮珀、威廉·李卜克内西、阿道夫·克拉斯，还有稍微有些不同的斐迪南·拉萨尔都是如此。他们和各式各样的妓女以及工人阶级妇女都有性关系，也都患上过性病但最终都结婚了——除了拉萨尔，他是在和对象的未婚夫决斗时被枪打死了。22和马克思那古板、家权统治式的婚姻以及他对女儿贞操的担心比起来，他也可以选择这种19世纪真实存在的行为，不过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在19世纪中叶的德国共产党人中，的确有一对婚姻关系平等的夫妇：那就是弗里茨·安内克和玛蒂尔德·弗朗齐斯卡·安内克。男方是一名普鲁士军官，后来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女方是一名政治题材的自由撰稿人——对一位女性来说，这已经是个不寻常、自主的职业了。在1848年革命期间，这两人都在科隆进行过共产主义活动，编辑了一份流行的左翼报纸。在马克思和安得列阿斯·哥持沙克的纠纷中，两人都试图保持中立。1849年春，他们站在西南德意志暴动政府一边参加了战斗（由于和丈夫并肩作战，玛蒂尔德·弗朗齐斯卡在当时非常出名）。这之后两人移民到了美国，继续从事左翼活动。弗里茨是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在南北战争期间参加了联邦军队，而玛蒂尔德·弗朗齐斯卡成为了一个直爽的女性权利争取者，如果不是她拒绝学习英语——很多流亡的德国人都是如此，可能还会在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中扮演上重要角色。和那时的左翼分子一样，弗里茨反对疾病细菌理论。由于政治信条的关系，他拒绝让两个孩子接种天花疫苗，但悲剧的是，两个孩子都殁亡于此。23

相反，马克思就给孩子们接种了疫苗，而且在他妻子患上天花时又接种了一次。在政治方面，他的婚姻并没有实现平等，马克思在其中扮演的应该是主导角色。和弗里茨·安内克不一样，马克思把他公开的政治理念和他的家庭分得很开，孩子们也因为他这种做法走了运。在体现19世纪男性品格的时候，马克思采用了一种适中的做法，按今天的标准看，这种做法或许是男性至上主义，或许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他对琳蘅的做法。然而，和当时的许多人相比，对这个19世纪中叶受英国文化影响的德国中产阶级的父亲兼丈夫来说，他在人们眼中选择了最好的做法。

马克思可以表现出温情、活泼和关爱的一面，也可以做出生气、尖刻和敌对的举动。对朋友来说，他真诚且忠实；对敌人来说，他则狂暴可憎。人可以几乎马上从一个角色转型为另一种角色，例如布鲁诺·鲍威尔、莫泽斯·赫斯、阿尔诺德、卢格或是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如果不是斐迪南·拉萨尔死得早，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很有可能以同样方式结束。马克思年轻的时候，他与人的关系通常不会发生这么剧烈的变化，但40岁后，他结束了与弗莱利格拉特的友谊。19世纪70年代中期，与库格曼医生那亲密热情的友谊也在他晚年的时候戛然而止。

这些都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的举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数十年不断承受流亡生活的压力，只会让他这种个性特征更为鲜明。这也是私人友情与政治联谊几乎分不开的个人举动，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在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列出了党里的成员，而且他和燕妮也列出了他们的朋友，这两拨其实是一样的人。燕妮确实有和政治无干的朋友，但马克思没有，他通过国际工人协会结识的新朋友，还有他那未来的女婿，都是他的政治伙伴。

和其他朋友比起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个人关系以及政治关系上同马克思走得最近。马克思要仰仗恩格斯的经济与感情支持，现在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自己很乐于公开表示他对这位朋友兼同事的看法。1853年，在讨论“党”里的成员时，马克思把恩格斯称为“他们中唯一一个能够真正支持我的人……一本权威的百科全书，任何时候都能工作，无论白天黑夜，无论醉酒还是清醒，他写作和理解事情的速度快得就像魔鬼。”7年后，恩格斯已经升级成为马克思的“他我”[94]。特别是在《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一生中的巅峰作品出版前后，他表达了自己对这位朋友的敬意与钦佩。“亲爱的孩子，”他在1866年2月写道，“无论什么时候，我对我们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友谊都感到十分幸运。从你那一方说，你知道，对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比这更珍贵了。”第二年，在把手稿交付出版人后，他又告诉恩格斯：“没有你，我永远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我向你保证，我的良心一直都像背负了阿尔卑斯山那样沉重。你为了我的利益，把你卓越的能力浪费在了商业追求上。另外，你还必须和我一起，忍受我所有琐事的悲苦。”26

这段亲密关系的收益是不可否认的，但成本也不小。这两人关系间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对第三方的诋毁，这种诋毁并不只是针对他们的敌人，也包括那些可能成为他们朋友的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都是对社会主义同僚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快的评论，从卡尔·格律恩和莫泽斯·赫斯到奥古斯特·维利希和斐迪南·拉萨尔，还有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更不要说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激进分子和民主人士了。至于他们两人会面时会说些什么，只能靠想象猜测了。互相发表或谈论对左翼伙伴的敌意评论、恶劣看法、以及黄色或是丑闻类的故事，让两人走得更近，但也让他们在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上更为孤立。

这种成熟的友谊，其形式是两个联系紧密的个人共同反对世界。有两篇差别很大的文字对两个人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进行了描述。威廉·李卜克内西写道：

马克思是最蔼然可亲的人，而且相处起来也让人感到舒服、愉悦。恩格斯就要粗鲁得多，举止里透着一股军人式的鲁莽，让人感觉对立和矛盾，而马克思和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得好得多。有人……告诉我……马克思在《新莱茵报》编辑室的时候，一切都开展得很顺利。恩格斯一接替他，冲突立刻爆发。我自己和马克思只冲突过两次，和恩格斯就太多了。27

在马克思临终前，去看望他的英格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亨利·海德门（Henry Hyndman）把两人的相识称为“开始有些冲动、无法忍受，他在知识上显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到了后来，那藏在坚毅外表下的同情和慈善才显露出来。”恩格斯缺少同情的一面，表现出“苛刻、猜疑、嫉妒，而且不会轻易一心一意地去帮助别人”。28

这两段回忆强调了一个共同点：和马克思比起来，恩格斯不好相处，他和那里的左翼分子伙伴们关系糟糕。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会处事了一些，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政治同僚想要把恩格斯从左翼政治圈子里赶出去之后。不过因为马克思的关系，他还是和这个圈子有联系。两人间有一个默认的安排：恩格斯支持马克思，而马克思则保证恩格斯在这个劳工运动中的位置，不然他就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如果说这两位朋友把他们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工具，那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认识他们的人都能看出来，两人很享受彼此的陪伴，而且每当回想起这两个人时，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友谊。他们之间的彼此关照不只是体现在互相欣赏上，也表现在对对方的一些健康建议中。例如，当马克思患上免疫失调后，恩格斯会给出如何治疗的建议，从服用砷到减轻生活压力。1857年，在听说恩格斯久病不愈后（可能是单核细胞增多症），马克思放下手头所有事情冲到大英博物馆，查找这方面的新药。他建议他的朋友服用铁，这个建议恩格斯最后还真采用了，不过他更喜欢用鱼肝油。其实无论是铁还是鱼肝油，对恩格斯的健康都没有多大帮助——可能只是那恶心的味道能让他暂时摆脱痛苦——不过对这两人来说，这种讨论是表达他们友谊深厚的一种方式。 29

然而，在18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他从曼彻斯特的厄门与恩格斯公司工作赚来的钱有很大关系。这可能不是份令人愉快的工作，但这份工作是有赚头的，开始还比较一般，在他成为合伙人之后，就相当可观了。对恩格斯来说，放弃自己的激进主义专心做生意一定是个诱惑，因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事情真变成这样，马克思可就倒了大霉。

恩格斯同玛丽·白恩士与莉希·白恩士的关系，对他的声誉终归有些许影响。他们的生活外人并不知晓，恩格斯在离自己住所很远的地方，又找了一间秘密公寓，和这两个工人阶级女性住在一起。从社会上看，他没有一个合适的婚姻，因为这种婚姻可能疏离他与朋友以及激进政治的联系。30白恩士姐妹让恩格斯这个案头资本家一直坚持共产主义，并一直是马克思的忠诚朋友与同事。不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搬到英格兰后的时间里，恩格斯与这两姐妹之间的关系让他与马克思的友谊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危机。

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面都是说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恩格斯在回复中也会不断问及这一家的情况。恩格斯也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通过信，比写给马克思的信更正式一些，他会使用德语第二人称敬语“Sie”而不是随便的“Du”。但恩格斯几乎从未在信中提到过白恩士姐妹，直到莉希·白恩士去世。马克思根本没在信中提过这两人，除了有两次例外，但每次都只是简短的一句。马克思去过曼彻斯特很多次，一定见过这两姐妹，但他从未在纸上写过她们的名字。31

这无疑是对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的让步，从1845年在布鲁塞尔第一眼见到玛丽·白恩士后，燕妮就一直鄙视她。在妻子和最好的朋友间不偏不向，马克思的这种做法持续了数十年。不过在1863年1月，玛丽·白恩士去世的时候，这种和事佬的做法再也持续不下去了。恩格斯写信宣布他的伴侣去世，马克思回信时却在要钱。朋友没有对自己的痛苦感同身受让恩格斯大为不快。在马克思的孩子夭折、妻子病重险些丧命之时，恩格斯可不是这种态度。在得知玛丽的死讯后，即便是恩格斯那些“俗气的朋友”表现得也比马克思“更有同情心、更友善”。

在结束了《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工作后，马克思的经济条件又到了不堪的境地，他那看似缺乏同情的举动，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婚姻带来的情绪压力。燕妮一直贬斥丈夫，说他事事以自尊心为先，还不让恩格斯知道他们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在卡尔不知情的情况下，燕妮向曼彻斯特的威廉·沃尔弗写了封求援信，索要几英镑来支付账单。这让她的丈夫勃然大怒，认为这封信损害了他在家里的威信。燕妮要钱是回应她丈夫的做法，卡尔想通过尽力减少开销的办法来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从前一年夏天开始，他就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肯特镇的房子。燕妮和劳拉这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可以找份保姆的工作；琳蘅·德穆特可以辞退；而卡尔、妻子还有8岁大的艾琳娜则可以搬到一个工人阶级住房示范项目中的小套间里。这样一来，整个家庭的生活都会被打乱，但受影响最大的是燕妮，她从结婚后就没单独做过家务。

恩格斯女伴的讣告发到马克思家的那一天，正好赶上住在隔壁的房东找来法警收缴马克思房子里的物品，原因是这家人没能缴房租。这代表着卡尔未能尽到自己的义务，而燕妮以后则要面对没有仆人、工人阶级的生活了。在这时还要对一个被妻子瞧不起的工人阶级女性表示同情，马克思做不到这一点。写信向恩格斯要钱的行为明显表明，他在妻子和朋友之间选择了前者。32

弥补这道友情裂痕，需要重新调整两家之间的关系。来自恩格斯的经济支持加上部分及时继承的遗产，意味着马克思一家可以保住自己的房子。大一些的女儿们也不会成为社会上层人士的仆从，而是保持合适的身份，并可以帮助母亲打理家务。作为回报，马克思对恩格斯女伴的关心增加了不少。在莉希·白恩士取代她的姐姐成为恩格斯的爱人后，马克思破天荒地在信中问候了她，并询问她的情况。这样一来，恩格斯也开始在信中提起莉希。甚至连燕妮·马克思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表示了问候，这是莉希根本想不到的事情。33当恩格斯和莉希在1870年搬到伦敦时，两个人都受到了马克思一家的招待。卡尔和家人彼此让步，这才让他能够协调生活中两个重要人物的关系，协调他作为朋友和家中权威需要承担的义务。

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的大敌，但他的个人生活明显是资产阶级式的。后来批判他观点的人会就此做不怀好意的、挖苦式的评论；支持他观点的人则会宣称，这与马克思的政治及经济理念并无关系。实际上，把马克思当作19世纪受英国文化影响的德国资产阶级中的一员更有意义。他的形象代表了他那个时代，这个人支持资产阶级文化和行为理念，与其斗争，并修改它们使其适应自己的条件。

想要过上资产阶级的生活就要有财产、收入和保障，这都不是马克思所具备的。他生活中的一个死穴就是缺少这些。就在要年过半百的时候，他写信给恩格斯：

再有几天我就50岁了。如果那个普鲁士中尉对你说：“已经服役20年还是中尉”，那我也可以说：“都过了半辈子还是个穷光蛋！我母亲说得太对了！ “要是卡埃尔没写《资本论》，而是做了些别的就好了。”34

罕丽达·马克思是否真的说过这条经常被摘录出来的评论，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资本论》出版的4年前，她就去世了，而且那时候，马克思的这部经济学著作可能还没起好名字。对他母亲的描述——她的荷兰口音把“卡尔”说成“卡埃尔”，让马克思想起了这个有钱的女人，她从阿姆斯特丹带着嫁妆来到特里尔，有房子、葡萄园、床单和桌布。她牢牢地把住马克思想要的财产，这些只有在她死后才能继承。这样一种回忆只是加深了他的失落感：他本人没能为自己以及家庭赚取收入或留下财产。未能成为得体的资产阶级让他感觉到与父辈们之间的落差。3年前，燕妮悄悄地告诉恩格斯，在失去《论坛报》的工作后，她的丈夫每晚难以入眠，常常为他这一家穷苦的未来而忧虑：

最糟糕的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即便是同时承受着（皮肤病引起的）巨大痛苦，他也要应付经济上的困难。我第一次见到他对此事如此上心。因为美国那边的生意（不再为《纽约论坛报》工作）以及生活所必须的收入都没有着落，他已经无法入睡。他一直想着这些事情，整晚整晚地不得休息。35

没有资产和收入对他来说是种耻辱——这种事情决不能让外界知道。这也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如果马克思无法让家人在外面看起来很体面，那么债主就会收回贷款。不过有些债务，特别是从当铺拿来的钱，更是丢人——这是工人阶级才会去的地方，可敬的资产阶级是不会使用这种手段的。卡尔和燕妮都不会亲自去当东西，琳蘅才是被叫去替他们做这种事的人。36

燕妮·冯·威斯特法伦要和店主打交道，还要记录家里的收支。她知道家里确切的经济状况，而他的丈夫不知道。当恩格斯在1868年按例为马克思一家提供钱财救济时，马克思开始准备一次偿清所有债务，结果发现，燕妮有75英镑的欠账没有告诉他，她是想用家用来偿还这笔债务。在发现事情真相后，马克思说“女人们总是得有人看着做事情”。37马克思知道，欠钱对身为男人的他来说是个耻辱，这只能显示出他没有能力照料家人，但他没意识到的是，这对身为女人的妻子燕妮来说也是个耻辱，这意味着她不会过日子、持家不节约。

因家庭经济状况产生的耻辱感，同马克思对女儿劳拉与保罗·拉法格婚约的迟疑态度纠缠在一起。马克思企图向拉法格的父母隐藏自己的经济条件。他绝望地凑着钱想为女儿准备一些嫁妆——什么样的嫁妆都行。没能力做到这一点是他没有成为富足的资产阶级的又一个证明。38另外一种解释认为，马克思对他的债务并不担心，也不在乎他的经济困难——有时这被描绘为对资产阶级金钱观的反对，有时则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反对债务中的犹太人谋求的利息——这完全不符合马克思因长期负债和很难维持稳定收入而萌生出的愧疚感与耻辱感。

当时的人们认为，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专业人士或学术人士，在生活初期会有一段艰难的时光，而在马克思30岁之前，他的条件和那些与他同处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比较相似——也应当承认，由于年幼丧父、早婚、以及对政治的投入，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随着年龄的增加，当时的人们大都会经历一个逐渐改善条件的过程。马克思也是一样，只不过从31岁往后，他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带来了其他困难。不过，丢掉《纽约论坛报》通讯员这个饭碗，阻碍了这家人在经济上的满足。大部分资产阶级学者与专业人士也没有经历过他这种中年的挫折，这对他的自信心打击很大，他在50岁生日时对此有过相关表述。

从那个时候左翼分子的工作状况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情况。在19世纪前60年，左翼分子的领导者一般都是写手——记者或是自由撰稿人，会抓住每一次靠笔杆子挣钱的机会，不管内容是不是和他们的政治活动相关。到了19世纪60年代，身为作者的知名左翼分子慢慢成为左翼领袖，开始在政党中谋得职位——这个职业虽然有问题，但比吃力不讨好的自由撰稿人可靠得多，收入也要好很多。马克思自己从未经历这种转型，他一直拒绝在国际工人协会担任领导职务，更不要说什么拿钱干活的事了。即便他有意这样做，但在他所处的年代，大部分左翼政党还处在襁褓期，没有大量缴会费的会员可以支持全职的专业政客。

获得收入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例如寻求公众的支持。在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丢掉银行业者的职位后，他那些英格兰朋友在1867年就是这样做的。朋友们在德国以及流亡海外的德国人中为弗莱利格拉特募捐，最后筹了30 000多泰勒。马克思厌恶这种行为。小燕妮的话再好不过地总结了他对这种事的态度，马克思也自豪的引用这番话：“要是她的父亲做这种事，她就要公开断绝父女关系。”39马克思把这种募捐行为看成是在依赖慈善，一定要个人独立这种看法才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对男性品格的判断。

及时到来的遗产临时缓解了经济困难，不过无论是马克思家还是威斯特法伦家，都还没富裕到可以留下足够永远支持一个家庭的财产。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工作选择，那就是经商，马克思自己曾有过这个念头，不过还没真正开始他就打消掉了这个念头。相反，马克思依靠的是恩格斯的生意收入，尽管他对此非常不情愿。1865年7月他告诉恩格斯：“我向你保证，我宁愿把手指切掉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要钱）。过了半辈子还要靠别人生活真是压抑。”40

马克思依靠的是厄门与恩格斯纺织厂对工人的资本主义剥削，但马克思从未对这件事做过评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厂里的工人待遇要比大多数被剥削的工人好得多。对他那榨取剩余价值的朋友来说，这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1865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拉萨尔的继承者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决裂，恩格斯向马克思警告道，施韦泽的追随者可能会说：“那个恩格斯想干什么，他这么多年来都在做什么，他怎么能代表我们，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这个家伙就在曼彻斯特剥削工人。”41等等这样的话。恩格斯想象的这种反对，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毕竟这些人是斐迪南·拉萨尔的追随者。这个人穿着红色的丝质便袍，和一个女伯爵维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而且经常去瑞士做水疗，这都不是一个廉洁的无产阶级的作为。相反，这些话反映出恩格斯对自己同资本主义有关系的愧疚，他憎恨资本主义，想摧毁资本主义。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最大的牺牲之一就是参加到家族的纺织生意中，这种牺牲明显有违他在如何谋生这个问题上的良心。

近期对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这里要说的是，众所周知，德语单词“Bürgertum”不好翻译[95]——这个词强调了一点，即文化习俗对这个社会群体的塑造。这里面包含了对勤勉坚持的追求，以及对一种包含在高雅文化各个方面中的高雅家庭生活的追求。42对这类文化习俗的追随，也是马克思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特点，只不过有的时候形式比较独特。

对待工作，马克思有充足的精力。他会在大英博物馆中连续看12个小时的“蓝皮书”报告，并且一看就是好几天。他还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和新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漫长的会议，或是为自己经济学著作撰写的大量手稿，都进一步证明了他是个辛勤工作的人。然而，虽然有这些辛劳，马克思在知识领域的重要计划却从未有什么完整的成果，或者说只有删减版。长期的财务问题显然让他难以全力以赴，而逐渐恶化的健康状况又让他很难完成工作。除了这些，从马克思的个性上说，也有一些因素干扰着他的工作。

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那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本质——没有规矩：笔法潦草到难以辨识，书籍和报告杂乱费解、需要研究证实（有时候这些资料连他自己都理解不了）。他会一直熬夜直到中午才睡觉。工作也总被突然的想法打断。他会日以继夜地写作，搞得身体垮掉，这样就不得不停笔休息一阵。对大型计划的完成来说，这些做法都没有什么好处。马克思真正拿来写作的时间是极不稳定的。在拜访姨夫里昂·菲利普时，荷兰的亲戚们看到他在写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见识了他的工作习惯，按照他们的说法，“他只要写下点东西，就要站起来绕着桌子转圈，越走越快，直到想起了什么才会坐回去重新起笔。”

缓慢稳健不是取胜的唯一方法，突然提笔猛写赶工的人也可以做完很多事情。但是，马克思个性中还有一点在阻碍他完成自己的大计划。那就是他对完美的坚持，要追根问底地搜刮最后一条资料，对此前根据最后发现定下来的稿子进行一遍遍改写。对他这种工作方式的评价伴随了他一生。阿尔诺德·卢格在1844年评价道：“他看得很多，以超乎常人的强度工作，具备出色的天分……但是他什么都没写完，总是中断并重新扎到书海里面。”35年后，对马克思工作习惯极其失望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告诉他：“我会很乐意烧掉那些关于农业状况的俄国书籍，就是这些东西，让你好几年来写不完《资本论》！”44

如果说错位这个词能形容马克思那种德国中产阶级工作态度的特点的话，那么他的家庭生活相对就常规一些。卡尔和燕妮两人在家里都秉持一种端庄得体的态度：不会讲什么黄色笑话，稍微出格一点的歌曲也不会唱。威廉·李卜克内西记得一些他们对歌曲的严厉指责。哪怕交谈的话题中稍稍涉及一点与性有关的事情，卡尔就会非常尴尬。他与恩格斯的通信当然少不了这些话，还会谈到政敌的色情丑闻，但在女人与孩子面前，他从来不会公开谈论这些事情。在孩子们长到十多岁二十出头的时候，两个稍大一些的女儿开始顶撞父母，反对那种把他们当小孩的态度。在劳拉嫁出去之后，在未得到父母允许甚至是他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燕妮找了份家教工作，好让自己摆脱家里的严格约束，还有她母亲那越发激烈的训诫。 45

马克思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得体、出色的资产阶级绅士形象，这从19世纪60年代的两件趣事中可以看出来。其中一件表现了他对德国人的尊敬，另一件则与英国人有关。在打理《资本论》的出版事宜后，马克思于1867年从汉堡坐船回伦敦。船上有一位“德国小姐”向他求援，她要在英格兰乘火车，但不知道行李该怎么办，因为当天是星期天，而英格兰的搬运工人在星期天不上班。马克思如同骑士一般，把她护送到伦敦上车。结果后来才弄明白，这位年轻的女子是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Elisabeth von Puttkamer）——俾斯麦的外甥女。马克思形容她是“一个开朗、有教养的女孩，但浑身透着一股黑白色的（普鲁士国旗的颜色）贵族气”。她吃惊地发现，这个好心的绅士居然是臭名昭著的颠覆分子。不过，一个贵族年轻女士会向马克思求助，这也说明了他这个人的外型应该不错。46

第二年，从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那里回到家的马克思发现，他当上了一个外表光鲜亮丽、但职权很小的官——他被选为圣潘克拉斯教区委员会的执法官。这个听上去就具有封建色彩的荒唐官职让他和恩格斯笑了半天，一个熟人给出的回复意见更是让他俩乐不可支：“我（马克思）要告诉他们，我是个外国人，他们应当来亲我的屁股（原文如此）。”不过，这个熟人告诉马克思，这个官职“是圣潘克拉斯那些俗人很看重的一项荣誉”，这些人都是马克思自己的资产阶级邻居。这很能说明周围人们对他的看法以及为何要把他选到这个职位上。

礼节代表一个家庭懂得欣赏高雅文化。马克思很钦佩文豪：但丁和塞万提斯，歌德与莎士比亚。正如艾琳娜所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我们家的《圣经》”。在6岁的时候，她就已经看过莎士比亚剧中的长段子，还是从她姐姐们那里学来的。身为一个德国中学的毕业生，马克思保持了在那里培养起来的对经典旧著的兴趣，经常阅读原版的古希腊剧本。他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并非附庸风雅，他还喜欢近代的作品，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著作：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Pushkin）、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他不太喜欢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应当承认，这批人中最优秀的西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是在马克思死后才开始写小说的］，但极度崇拜他曾经的朋友海因里希·海涅的作品。海涅的诗歌和杂文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早期形式。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女儿们还上音乐课，他熟悉古典音乐家的作品，很仰慕巴赫（Bach）。不过在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中，音乐似乎并没有太大分量，而在19世纪很多有文化的德国人家庭中，音乐是很重要的一环。48

和20～21世纪的左派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对前卫艺术和各种形式的流行文化没有兴趣。他休息时喜欢看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听听巴赫的音乐，而不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畅销小说或音乐厅歌曲。虽然恩格斯努力让他骑马，但马克思几乎不从事任何形式的运动，而只喜欢高雅地散步。占据了大部分闲暇时间的一个活动也明显同脑力活动有关——国际象棋。这是一个他深入研究过的活动，有时下得很上瘾。他的棋风很能说明性格：攻势凌厉。49

马克思自己的资产阶级习惯，与他最亲密的朋友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从字体倾斜的方向可以看出来，马克思是个左撇子。他那种潦草到难以辨认的字迹和恩格斯那种清秀、认真的文员笔体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恩格斯有规律的工作时间，在写作政治作品时也是有系统、有方法的。马克思则是加班加点，在短时间内奋力工作，之后就是病倒数周，什么也干不了。而在挣钱和管钱上，恩格斯的能力也要远超他的朋友。

这种生意人的行事风格与波希米亚作风之间的反差，也有搞笑的时候。1870年，恩格斯向马克思发出警告，称他确认马克思的信被警察监视了。信寄到曼彻斯特的时候，信封四角都没有规整地对在一起，也没封上，那一定是有人打开过了这封信，又没按照原来的痕迹折好。虽然这种警告被提了很多次，但马克思从未回应过，没有封好的信封原来是马克思自己不小心，而不是警方的阴谋。50

马克思的工作习惯对他经济学著作的影响要比这严重得多。在写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里，恩格斯就请求他“注意你收集的材料，它们很快就会过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警告和提醒就没有间断过，一直都是，同一个主题：把活干完！当恩格斯开始编辑《资本论》的时候，他唯一后悔的是自己当初没有多催一催：“要是知道这样，我就应该没日没夜地去催他，直到全部写完付印为止。”恩格斯认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换到马克思身上就变成了天大的难事。51

事情反过来也是一样。马克思在家里的规矩相当严格。和恩格斯与白恩士姐妹那松散、闲适的家庭作风比起来，卡尔和燕妮那刻板的生活方式完全就是它的对立面（恩格斯与这对姐妹没有孩子，人们肯定会想恩格斯是不是更擅长“巴黎人的好办法”，还是说这里有生育能力的问题）。艾琳娜·马克思曾陪着他的父亲短暂拜访过恩格斯，结果在1868年她就表示，更愿意和恩格斯待在曼彻斯特，而不是和她父母待在这个无聊的家里。这让她的母亲大为光火。第二年，14岁的艾琳娜和恩格斯还有莉希·白恩士一起待了4个月，期间还去爱尔兰玩了一趟，这次旅行成了她年轻时代最高兴的事情。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她享受了一次特别愉快的经历。莉希·白恩士和她的侄女——也就是这家的仆人——和艾琳娜一起度过了这一天。她们躺在地板上，穿的都是薄薄的棉质连衣裙，外加一条衬裙，没穿胸衣也没穿鞋（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这种打扮接近裸体），喝着葡萄酒和啤酒。恩格斯在晚上现身了，一副“烂醉如泥”的模样。如果说燕妮·冯·威斯特法伦衣不蔽体地躺在地板上，和琳蘅·德穆特一起喝酒——而这个家的权威人物又能容忍这样一种场面出现——那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52

虽然已经被说过千百遍了，但19世纪的资产阶级真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夹在贵族和工人之间——而且马克思在他个人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阶级的态度是相当明了的。虽然卡尔·福格特称马克思私底下嫉妒贵族，但这应该是绝对不可能的。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曾表示，反动的、贵族的内阁大臣是最适合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职业，但这其实应该看作是对民主派的贬斥，而不是对贵族的赞扬。对成长在资产阶级的莱茵兰人来说，在接受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后，那里的人是绝对不会想念当地的贵族，所以如果说成为贵族对他们有吸引力的话，肯定有些奇怪。在《资本论》中，关于地租和农业的内容里，马克思表达了对这个社会阶层极度的不屑，提出了有关巴麦尊勋爵以及辉格派贵族的理论，而且十分憎恨容克——普鲁士贵族地主，对他所鄙视的普鲁士王朝来说，是支柱力量。这不是一个认为欧洲世袭精英有吸引力的人会有的态度，不管是私底下还是用其他方式表达这种看法。马克思是娶了个差不多算是贵族的女人，她的名片上写着（对那个时代所有举止得体的女士来说，这都是必需品）“燕妮·马克思夫人，冯·威斯特法伦女爵”。有一段时间，马克思曾警告她不要随便乱发名片，以防给他的政敌落下口实。53

和这位明显是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领袖更相关的，是他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即便是他在德国开展政治活动最热烈的时候，马克思也是个在资产阶级圈子中活动的记者。流亡时期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之后。去马克思家拜访过的工人，连同参加过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的工人，都表示，受到了这一家上下的亲切友好接待：知识分子的父亲，有贵族头衔的母亲，活泼懂事的女儿们。马克思属于资产阶级中特殊的一类，这一点并没有损害他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这是位学者，也是个博学的人，值得尊敬的人，特别是在中欧——恩格斯就不一样了，他是个资产阶级资本家。54

在私下里，特别是在他与恩格斯的通信中，马克思则可以刻薄地批评工人阶级。两个人都用过“die Knoten”这个词来称呼互助社团、教育社团、工会以及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工人——那些最接近他们理想中的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如果不是太严谨的话，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死脑筋”。这个称号不太友善，而且反映出了他们在为自己的政治路线寻找潜在支持者时遭遇的挫折。用工人的不开窍来发泄这种沮丧，是表达出了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以及对没文化、少知识的体力劳动者的蔑视。55

我们今天称之为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的概念，它们的作用在马克思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中一直是个盲点，虽然身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在1848～1849年，煽动莱茵兰天主教徒反对新教的普鲁士人统治，或是在1859年后，试图借助德意志民族主义重返政治生涯——他是乐意利用这些认同的。在马克思的个人生活中，这些认同的两个版本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其中之一对他本人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都很明显：马克思是德国人，他生命的最后34年在海外流亡中度过。另一个则更敏感：马克思的犹太血统。对马克思自己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来说，这个认同的概念出奇地难以理解。有时候人们会通过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一点，有时则会完全忽视它。

马克思谈到自己的德国人身份时，通常嘲笑讽刺地说“我们这些条顿人”，表达了他自己与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民族之间那种遗憾但又不可避免的从属关系。和他的政治流亡伙伴一样，长期居住在英国弱化了马克思的民族从属感，马克思逐渐变得英国化。但有的时候，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做事方式上的差别也突出了马克思身上德国人的那一面。56

身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克思认为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国家高效率、守时、多产，远超过以工作拖拉和产品低质为“特色”的德国。马克思的这种看法也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他曾向他的柏林出版人弗兰茨·敦克尔（Franz Duncker）道歉，因为他此前曾指责弗兰茨故意拖延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道歉其实是对德国企业的控诉：“一来我已经离开德国太久了，已经习惯了伦敦的情况，这让我不能正确地了解德国商业交易的速度。”57（在随后的150年间，民族特点和经济效率间的这种关系似乎反了过来。）

有时，这种结果的对比会让马克思产生怨恨。1860年，奥地利财政大臣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Karl Ludwig von Bruck）在被指控贪污后自尽。对一个尖刻批评德国事务的人来说，马克思对英国人的反应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感，他写信给恩格斯：

现在，布鲁克这件事成了英国人理所当然骚扰人的借口。前天，一个家伙又拿这事烦我，他问：“现在你怎么评论布鲁克自杀这件事？”“我告诉你，先生，在奥地利，骗子们切开自己的喉咙，而在英国，他们切开的是他们人民的钱包。”58

在19世纪50年代，可能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这种怨恨变得更加强烈。有一晚，马克思、埃德加·鲍威尔还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一家酒馆和人打了起来。在喝下不少酒后，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一群共济会会员（Odd Fellows，英国一协会的工人阶级成员）正在那里喝酒。开始双方处得很好，还相互热情地祝酒，贬斥“俄国容克”。按照李卜克内西的说法，大部分英国人分不出普鲁士和俄国的区别。不过气氛渐渐走了样，埃德加·鲍威尔说英国人“势利”，喝醉的马克思也跟着附和，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演讲，赞扬德国的“学识”（Wissenscheft）和德国的音乐。李卜克内西记得马克思说道，没有哪个国家出过莫扎特、亨德尔、海顿和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德意志远远领先英格兰，只是现在糟糕的经济状况与政治状况没让它领先所有其他国家，但终归有一天，它会做到这点。在一起的共济会会员们不高兴了，对着他们的客人喊“该死的外国佬！”三个流亡者好不容易逃开一顿痛打，就冲到街上找石头砸煤气灯。警察赶来调查骚乱，三人又再次逃跑以免被捕。这种通常会掩饰起来的民族主义仇恨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普法战争爆发伊始会激动万分。59

虽然有这些插曲，马克思在19世纪50～70年代这几十年间还是逐渐英国化了。他的通信中开始慢慢出现英文短语，不过，要说他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就是一座包含了各种语言的巴别塔，那还是太夸张了。马克思在信中用英文主要是因为他搬家了，这之前他都用法文短语（搬到英国后就改用英文），目的是强调，也是为了在表达概念时能更省事一些，不然用德语说句子就会又长又别扭。他写出来的东西，语法和句法明显都还是德国式的，而且比起他那几个英国化的女儿来还差得很远。无论是在口头还是书面，他的女儿们都非常习惯使用英语，并且法语也不差。马克思自己对法语的了解，还是他小时候在特里尔学的那些，和英语相比，他对法语知道得更多，掌握得也更深刻。60

因为没能再次获得普鲁士公民身份，马克思成了个无国籍的人。1869年，他第一次想到用入英国籍的方式来更改他法律意义上的民族性。这样，在前往欧洲大陆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风险也更小。他花了5年时间提交了一份正式申请，结果被拒绝了。当时正好是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这场极端激进主义的运动饱受非议，英国女王的政府不打算为这位表面上被称为主谋的人提供庇护。与宽松的政治避难政策截然相反，19世纪的英国政府对待外国人入籍以及赋予他们在当地政治权利的事宜上是相当严格的。

从最初打算到最终提交申请，这段长长的间隔或多或少体现了他对接受新国籍的矛盾心理。马克思之所以考虑这件事，是因为法律进行了相关修改，取得英国国籍后若再退出比以前更方便了。正如他对恩格斯所讲的那样：“我还不是个生来自由的英国人。只要当前的环境还可以接受，人们自然会抵制这种事情。”

人人都知道马克思是犹太人。人们希望他当时也知道这一点，希望他能用20世纪、21世纪的方式理解犹太性。正因为马克思没有这样一种更现代的理解，如今他经常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者。19世纪对身为一个犹太人的意义的理解，并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对他自己祖传犹太身份的态度，以及其他人对他犹太性的观点，似乎要比重复这些指控或是让马克思的捍卫者去做相当费心的回复，要更有裨益。61

马克思的通信中，对犹太人多有贬斥。他经常说犹太人贪得无厌，但他那些嘲笑式的评论（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包括了范围很广的反犹观点。他指责犹太人的固执己见与一意孤行，认为他们的嗓音不够规范、不好听——“那种喉音，让听的人深受其苦。”这些看法从马克思对斐迪南·拉萨尔的描述中逐渐显现，不过，他也经常把它们用在一些知名度不高的人身上。一个具备犹太血统的人发出这种评论，在现在，通常被归因于犹太人的自我憎恨，以及对犹太祖传身份的否认。然而，马克思对他的犹太血统毫不掩饰，而且还带着一种倔犟的骄傲。

在写给姨夫里昂·菲利普的信中，这种态度透露得最为明显。马克思非常钦佩菲利普，在他成年后的生活中，菲利普是以父亲的形象出现的。1864年，马克思给菲利普写信，谈到一位荷兰东方学家的研究。该研究称《摩西五经》并不是这位《圣经》中的英雄编纂的，而是在被囚禁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后出现的。在他的信里，马克思说道：“不过由于达尔文已经证明，我们共同的祖先都是猿，几乎再没有什么能冲击 ‘我们对祖先的骄傲’了。”4年前，还是在给这位姨夫的信中，马克思谈到过“我们部族的同志本杰明·迪斯雷利”。这两封信都显示出，马克思对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可以做讽刺性的认同，与迪斯雷利自己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区别。

由此来看，马克思在1875年从伦敦前往卡尔斯巴德（Karlsbad）做水疗的途中经历，就是他的真情流露了。火车包厢中有一个伦敦乘客是个“小犹太佬”，他去柏林谈生意。在向恩格斯描述这段旅程的信中，马克思对这个旅伴受犹太人影响的德国性做出了尖刻的评论：这个人之前被骗了1 700英镑，而这次他去德国也是想用同样的办法骗回这笔钱。这种描述是典型的贬斥犹太人的说法，即这帮人没教养、贪得无厌。

半路停在法兰克福的时候，马克思遇见了德国左翼报纸《法兰克福报》（Frankfurt News）的主要出版人列奥波特·索纳曼（Leopold Sonnemann）。两人讨论了社会主义者与激进民主派在政治上合作的可能性。身为一名有经验的记者和主编，马克思对索纳曼报纸的成功给予了极大肯定，将之归因于它的资本主义优点——“有南德最好的证券交易消息和商业报道”。索纳曼是个犹太人，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诋毁他，而是表达了对他的尊敬，称其“阅历丰富”。

让马克思作出两种截然不同评价的，当然不是这两个人各自的祖先，也不是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甚至与他们的宗教也无关，而是这两个人不同言谈、外貌和世界观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归属。马克思对旅伴的否定——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自己否认与这个人的宗教归属与文化归属间所做的联系——当然是偏执的，但这也反映出了对犹太身份的理解主要是从文化角度上展开的。

这种理解在马克思同时代的人中也很普遍。他的通讯员在向他汇报时，毫不犹豫地发表对犹太人的敌视评论，而且明显认为这，样做不会让马克思感到难堪。像德国激进流亡分子阿尔伯特·坎普（Albrecht Komp）那样会用上激烈言辞的人没有几个。他在1959年写到，要离开纽约——离开“这个犹太人的黄金国度”——返回德国，在恩格斯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所写的信中，提到犹太人时都带有敌意——这两人可是非常清楚马克思的态度和他的祖先的。65

把身为犹太人的意义理解成主要是宗教归属和文化归属上的事情，这在同时代的人对马克思本人犹太身份的看法上——或者说对他本人没有犹太性的看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政治敌人有时就会以此声讨他，卢格、蒲鲁东和巴枯宁都对马克思的犹太本性和犹太祖先进行过一些贬斥。也有大量的例子显示，人们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中，好像完全看不出马克思是个犹太人。一个例子就是决斗。犹太人经常被看成从不需要通过决斗来捍卫个人荣誉，正像德国人所说，犹太人不够“资格”成为对手。马克思自己的决斗，以及他就荣誉问题提出的决斗要求被满足，都说明了他具有一种不同的身份，或者说，至少体现出了他的一种愿望：即他是啥都可以，但就不能是犹太人。66

在私下里，阿尔诺德·卢格确实因为马克思是个犹太人而诋毁他。但在《巴黎两年见闻》（Two Years in Paris）这本公开同德国共产党人展开清算的书中，卢格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莫泽斯·赫斯，把他叫做“共产主义的拉比”（德国历史学家到现在还很喜欢引用这个词）他还讲述了赫斯把雪茄从比利时走私到法国的故事，想把他描述成一个贪婪、没良心的犹太人。但当这本书提到马克思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指控，卢格没有提及马克思的犹太性，而是满怀遗憾地展现了一个昔日颇有价值的同事是如何受到了共产主义理念 67的引诱。

马克思的死敌威廉·施梯伯，以及另一个政治警察，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抛出了他们的诉状，这份诉状还有个耸人听闻的题目——《19世纪的共产主义阴谋》（The Communist Conspirac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这篇东西还有一份长达128页的、关于德国共产党人资料的字典作为附录，其中仔细地按照字母顺序列出了这些人。关于马克思的那一条内容，包含了对他发布的“通缉令”，其中描述马克思“从言谈和样貌上都表现出犹太血统”。这条内容还称，他已故的父亲是普鲁士一名高级官员，负责萨尔河区域国有煤矿。这条不实的内容广为流传，甚至出现在很多马克思的讣告中。这种绝无可能由犹太人担任的职位真是很难再找到另一个了。68

所有这些对马克思的看法都符合19世纪中叶人们对犹太性的理解。这里面当然包含了一种与身体相关的含义，涉及犹太人的外在特征，但也可能牵扯到肢体语言，而且这还仅限于语言形态学上的意义。这些看法主要是和宗教归属与文化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些方面看，马克思确实不太犹太化。从种族意义上思考犹太人，那是在19世纪70年代才流行的，而且这主要和达尔文式的人类社会概念的扩散有关，从这种角度出发，将改变观察者的观点。从好的方面强调马克思的“闪米特人”特征，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事情，这证明了人们态度的转变。69

即便德国最早的一些种族反犹主义者，也没有回避“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已经开始更普遍地去考虑关于犹太民族和欧洲民族的概念，但他在1855年末去英格兰时，还和马克思一起坐了好几个小时，亲切地同他讨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70从马克思与威廉·马尔的接触中更能看出这一点。马尔不仅是德国首个知名的种族反犹主义者，还是“反犹主义”这个词的发明者。在汉堡当记者的时候，马尔在政治上一直与斐迪南·拉萨尔有联系（对一个开始反犹的人来说，这是种奇怪的联盟），而且他还支持拉萨尔那怪异的计划，即以劳工党的名义宣布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入普鲁士。1867年，马克思经人介绍与马尔会面，当时他正在汉堡处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事宜。马克思认为，马尔“在个人习惯上……就是个基督徒版本的拉萨尔，不过重要性远不如拉萨尔”。这番描述里面可能暗示了马尔对犹太人的态度，以及马克思对这类态度的贬低性评价，不过这不能说明两人间有任何重大的冲突。71

从这方面看，马克思的个人生活在他那个时代是相当符合传统的。他是个讲究家庭威信的、正经过头的、资产阶级的、勤勤勉勉的、独立的（或者说想要独立的）、有教养的、值得尊敬的德国人，带着一种独特的犹太背景。这些全都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特点。马克思个人生活中的一些方面，例如明显喜爱小孩子、波希米亚式的工作习惯、对自由思考的支持、甚至在他生命中出现的女人们的态度以及他强烈的情感，这些在友谊与敌对中都有体现的特点，可能会让他显得稍稍偏左一点，但这不代表他和常人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他唯一一点不传统的地方可能就是，他这个激进主义者在经济上长期有困难。即便是这样，这一家人也尽了最大努力来保证门面。而且，在恩格斯慷慨而持续的帮助下，这个家庭越来越像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当然，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所有人都希望公开的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立场能够相一致。答案可能是，在20世纪，在私下里如何表达公开做出的承诺，变成了衡量个人是否可信的办法，而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里却根本不是这样。

[93]克里奥人（Creole），指来自欧洲大陆以外殖民地的人。

[94]他我（Alter ego），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首先提出了这个词，他给出的定义是：“又一个我，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95]单词“Bürgertum”通常被译为资产阶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产阶级”通常强调的是这个词的阶级性，多带有贬义，但“Bürgertum”本身包含着社会、文化和历史演变的含义，它的词根“Bürger”有公民的含义。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资产阶级”或是现在的“bourgeois”（通常被译为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者、有产者）都不具备这一含义。

元老

在巴黎公社遭镇压后的两年里，马克思做了他自己的最后一次抗争：就国际工人协会的控制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争夺既消耗体力也消耗时间，但在召集代表与对手巴枯宁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做政治摊牌时，马克思还要同时处理《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和法文版的工作，两件事加起来不是他那脆弱的身体可以承受的。1873年，他大病了一场，治疗期间数月无法工作，疗程结束后，战斗的日子已经远去。与初生的社会主义党派以及激进分子间的日常关系，都逐渐交给恩格斯或者他的女婿处理，马克思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顾问的角色，成为了政治智慧的源泉，不过考虑到他那易怒的脾性，爱好激烈辩论的本性有时会压倒他那智慧长者的一面。1870年后，这种政治角色符合了马克思在公众眼中的元老形象：1848年起义这种历史事件中的主角、工人阶级的长期支持者以及一个预言了自己无法看到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未来的人。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马克思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紧密对应。在儿孙面前，他是溺爱晚辈的外祖父；在重病的妻子面前，他是悉心照料的丈夫；最后，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个一天天老去的鳏夫开始思忖自己的死亡。

巴黎公社让马克思成为了一名公众人物，这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经历。他那本有权威的小册子为这个起义政权进行了辩护，这让他成为了全欧洲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活动者的焦点。1871年9月，意大利的革命者在罗马的一场宴会上，向“卡尔·马克思，这个不知疲倦的工人阶级工具”致辞。在距这里不远的小镇马切拉塔，一个工人社团选出了三位荣誉主席：加里波第、马志尼和马克思。鉴于马克思与马志尼相互看不上，这并不是个在思想上可以持续的选择。不过，把马克思和意大利左翼分子的英雄并列在一起，这也表明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1

马克思的影响力还远在左翼圈子之外。在巴黎公社遭镇压仅仅一个月后，《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一位记者就盯上了这个素材，采访了马克思。马克思的身世介绍，成为了1871年11月11日巴黎《新闻画报》（Illustrated News）的封面文章。这篇配上了马克思的画像并把他描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的文章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以及美国的报纸上不断转发。在19世纪70年代末，这位年事已高的革命者又引发了大众的兴趣。1879年初，维多利亚女王派出个人使者与马克思会面，这人有个隆重的名字，叫蒙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顿·格兰特·达夫（Sir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Grant Duff）爵士。荷兰的一份收集知名人物生平事迹的刊物——有点像现在的《名人录》（Who’s Who），将马克思列入其中。两本英国文学与大众娱乐期刊——《当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和《现代思想领袖》（Leaders of Modern Thought），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生活与理念的素描画。梅特兰公园路上的房子前面出现了美国记者，甚至连马克思与家人在拉姆斯盖特（Ramsgate）海边休息的时候，这些记者也要来采访这位革命元老。2

这些关注对马克思来说很受用，但他生平介绍中，出现的诸多不准确内容让他感到很恼火，还有就是人们不愿意认真对待他的观点。到那时为止，这些稿件中写得最精致的当属苏格兰记者约翰·雷（John Rae）的作品（他后来写了本亚当·斯密的传记）。这篇报道有一段颇具洞察力的记录，写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在马克思的知识与政治发展中的根基地位。这篇文章属于一则非正式连载报道，这个系列讲述的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雷的另外两篇文章也在这个系列里，资料同样丰富，但与它们不同的是，这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没有提到他的经济理论——这只会给马克思平添失望：这个创造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文章。奇怪的是，雷自己在开始写这篇文章时对此十分清楚。3

即使巴黎公社的失败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这个曾短暂存在于欧洲大陆最大城市的革命政府仍然能让大众着迷，也让他们恐惧，而公众对马克思的兴趣则是与他同公社的表面联系紧紧相连的。从个人接触、媒体采访中得到的描述以及向维多利亚女王的秘密回报都固执地强调了这种关联。马克思的个人形象则是一位年老的德国学者，在书堆里忙着做研究；一名举止得体的、彬彬有利的老绅士；一个慈祥的外祖父，和儿孙们在海滩嬉戏。就像格兰特·达夫所说：“整个人看上去和蔼可亲，绝不像经常被摇篮里的婴儿弄得抓狂的绅士。”然而，所有的文章也都指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支持巴黎公社，并不断煽动暴乱。这些矛盾的画面都指向了这位革命元老。

如果说马克思的公众形象是借着巴黎公社散布开的，那么争夺国际工人协会控制权这件事就导致了这种形象的覆灭。普法战争与随后的革命起义，让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的代表大会化为泡影，之后一年的代表大会也无法召开。马克思提出，不举行代表大会，而是召开一次会议：一次非正式的集会，代表可以来自国际工人协会的任意分支机构，只要它们能把人送来。这次闭门会议在1871年9月召开，没有向媒体通告会议记录，4这次会议正式处理的是组织性事务。会议重申了国际工人协会此前对各分部的要求，即收集关于工作场所的统计信息，批准创建仅限女性加入的分部，设计一套标准化的组织结构，这样每个国家当地的独立分部可以把代表送至全国范围内的“联邦委员会”——这个名字来自巴黎公社，联邦制理念在那里曾非常有影响力。由于有了这么一个组织上的新概念，会议为英格兰设立了一个联邦委员会。之前，英格兰的事务是直接由总委员会处理的。5

所有附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社团，要么基于地区，要么基于工会。协会禁止以政治为导向划分，这个提议针对的是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追随者。如果说这还不够清楚，会议还宣布，总委员会将驱逐所有巴枯宁曾经的自立协会，即与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有关联的附属组织。另外，会议还谴责了地下社团，即便是在那些因政府迫害导致国际工人协会附属组织无法正常运作的国家也是一样。会议对亲巴枯宁和反巴枯宁派别间的纠纷进行了仲裁。这两边在瑞士法语区都称自己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但评估反对意见的委员是在马克思家里集合讨论的，明显倾向于反巴枯宁一派。这导致亲巴枯宁一派的代表保罗·罗宾（Paul Robin）直接离场，嘴里直喊：“我鄙视你们。”6

这次会议只拿出了一个政策建议，但是意义却很重大。工人阶级只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方式是把自身组建为一个政党，要与有产阶级组建的所有政党区分开，并反对它们……”这条提议到底有多么激进，与以往有何不同，可能很难理解。在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和提议里的工人政党最相似的组织只有德国才有——事实上还有两个，一个是拉萨尔的追随者，另一个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帮人。这两个组织都没有派人参加会议，而马克思对这两个组织的政治活动也都没有信心。英国工会会员，自从国际工人协会在1864年成立以来，他们就一直是马克思的亲密盟友，但这些人基本都是自由党的支持者——肯定不会支持工人的政党。当然，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反对所有政党。这个决议就是直接掴了他们一记耳光。

弱化了这个决议的严厉本质的，是做出决议的过程。与会的代表多是总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几个随意挑出来的总委员会之外的人。只有国际工人协会的比利时分部派了个真正的代表。于是，总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现有成员选出来的，这也就是恩格斯在搬到伦敦后，能进入总委员会并担任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通讯书记的原因。很多来自巴黎公社的难民，也被选到了总委员会中。马克思正忙着为这些人筹钱——他在1849～1850年的经验让他明白了支援政治难民与争取支持之间的联系。会议的决议是秘密做出的，这只能让整个流程看起来更专制、更不合规则。7

这样做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对，那又是什么促使马克思采取这种方式的呢？长期暗中操作历史的恩格斯，是第一个提出用会议代替代表大会的人。马克思担心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力尚未消失，这些人在南欧忙着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普法战争期间，这位无政府主义领袖在里昂现身，宣布这个国家被废除了，并提议开始烧毁财产文件。这种做法只会增加马克思的忧虑，一个带着这种观点的人要是控制了国际工人协会那可如何是好！ 8

开展一次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并不一定要做重大的政策变动。恩格斯在数年后回顾这些事件时表示，国际工人协会最开始就是一个各种政治派别的混合体，这些派别一直愿意彼此协作。但巴黎公社的革命效果导致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所有派系”都来利用这次起义的影响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想要从根本上改变协会的本质。恩格斯适时地将“德国共产党人”排除在这种判断之外（也就是他自己和马克思）。他表示，德国共产党人想要“沿着过去的、全面的纲领继续奋斗”。9但伦敦会议的决议对工人政党表示了支持，这是与此前的政策完全相悖的。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尝试大尺度地重塑国际工人协会。他们的行动有可能失败，那样就会导致该组织解体，这是马克思准备承受的一个风险。

伦敦会议的秘密决策并没有保密太久。总委员会里的一名成员——在伦敦的德国裁缝约翰·埃卡留斯（Johann Eccarius），很快把决定透露给了媒体。埃卡留斯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共产主义者工人教育社团（London German Communist Workers’Educational Society）中的盟友，而且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两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曾在经济上帮助过他，在他生病的时候提供支持，并推举他担任国际工人协会里有薪水的职务，还让他当了记者。和马、恩二人不同，埃卡留斯同情英格兰工会会员，并支持他们与自由党的联系。他独立的姿态可以看作是工人阶级成熟的例子：能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不再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可以想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这么看，而是把埃卡留斯的行为当成是一种人身侮辱，是忘恩负义。他俩中断了与他的所有联系。10

话一旦说出来，整个国际工人协会中就出现了反对伦敦会议决议的意见。无政府主义团体一般都受巴枯宁的影响，例如亲巴枯宁的瑞士法语区分部，以及新成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分部，都贬斥相关决议，并要求总委员会放弃权利。比利时联邦委员会并不是由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控制的，它还要求召开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代表大会来修改伦敦会议的决定。

这些做法都来自法语和拉丁语国家，而且在他们反对总委员会的声明里，都提到了普鲁士的干扰，这种说法是在诽谤——换言之，虽然那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但这两个人都算不上真正的亲普鲁士派。这些判断，还有瑞士的附属组织倾向于将国际工人协会按照德语派（即亲总委员会派）以及法语派（即反总委员会派）两大派进行拆分，这都显示出，由普法战争引发的民族主义不安情绪能够渗透到工人的国际组织中。别的附属组织——也就是不是拉丁语国家的附属组织——加入了谴责伦敦会议决议的行列中，这里包括斐迪南·拉萨尔的追随者，他们在德国和英国伦敦都有人。以支持普鲁士政府并且号召国家帮助生产者合作社而闻名的一派人，现在与反中央集权论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马克思与恩格斯很享受这其中的讽刺，不过两人对这种讽刺的享受并不能削弱反对力量。马克思长期的盟友、英国工会领袖，正变得越来越同情反对力量，鉴于他们同自由党的长期友好关系，这些人很难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也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支持者。新成立的英国联邦委员会很快变成了反总委员会观点的中心。

在伦敦会议的短短几个月中，马克思精心设计的国际工人协会新路线就遭到了全面的反对。虽然马克思和他的朋友还控制着总委员会，但他在附属社团中的地位却被严重撼动了，他的很多潜在盟友已经离开，英国的工会会员在反对，巴黎公社后的保守政府宣布法国分会不合法。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这些德国追随者从未派过任何代表参加伦敦会议，也未向总委员会缴纳任何会费，对进一步与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也没有什么兴趣，这导致沮丧的马克思与柏林一地方性组织进行沟通，才为德国的情况留了些话语权。和马克思原来支持者的消极或抛弃态度形成对比的是，巴枯宁的追随者正紧锣密鼓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组建新分部。11

国际工人协会必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来决定这个组织的未来。1872年前8个月，马克思与巴枯宁的追随者都纷纷采取行动，召集支持者，来控制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拿出檄文《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The Purported Schisms in the International）率先出击，此举在1872年5月5日总委员会的会议上获得了官方支持。这是一篇内容充实的文件，夹杂着恶毒的评论和对个人丑闻的讨论。该文贬斥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称这些人将地下结社的策略带进了国际工人协会。带着一丝讽刺，这篇文章叙述了巴枯宁与神经病式的俄国革命者涅恰耶夫之间的紧密联系。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以自己的反驳文章还击，称马克思是个资产阶级分子，自己在伦敦的别墅里抽着雪茄，看欧洲的工人争取自由。他们谴责他是个威权式的德国人，并称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小派别完全由犹太人领导。巴枯宁自己的文字在当时并未发表，不过他在文章中说，马克思是一场国际犹太阴谋的出面人物。12

互相诋毁为接下来的冲突搭好了舞台，两边都开始着手控制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马克思下定主意要充分利用总委员会的法定权限，来决定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日内瓦是最初的选择，那里有马克思的老盟友约翰·菲利普·贝克尔。贝克尔向马克思保证，如果巴枯宁的支持者想用武力控制代表大会，那么他可以召集足够多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来肃清这股力量。这并不完全是什么危言耸听式的胡乱猜想。1872年8月，一名支持马克思的俄国政治流亡者尼古拉·乌丁（Nikolai Utin）在苏黎世大街上被巴枯宁的支持者痛殴，还险些被打死。最后，马克思决定海牙是个更理想的地点，那里离德国和英国都比较近，这两个国家在马克思看来可能会派出友好的代表团，而海牙又离地中海那边较远，那里是巴枯宁支持者的大本营。1872年6月11日，总委员会如愿选定了这个荷兰城市，并确定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13

早在代表大会的时间与地点选定之前，马克思和他的同事就紧张地忙碌了起来，努力确保他们可以在代表中获得多数支持。意大利和西班牙是难度最大的两个国家，那里的分会是无政府主义者近期成立起来的。身为总委员会在这两个国家的通讯书记，恩格斯只是勉强能说一点儿这两个国家的语言。他和这两个分会之间的通信往来弄得不可收拾，还引发了亲巴枯宁领导们的谩骂。马克思在地中海南部地区也有他自己的代表。他那支持巴黎公社的女婿保罗·拉法格，为了躲避法国政府的迫害，已经被迫逃到了西班牙。拉法格有一些手段，他能尽量利用不利的形势，尽可能地召集他能找到的马克思支持者。在意大利，马克思靠的是一个在米兰工作的德国年轻工程师——泰奥多尔·库诺（Theodor Cuno），不过这个人很快便被意大利政府驱逐了。对库诺来说，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端。最后在19世纪30年代，他成为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左翼的多民族公社的成员；不过，被意大利驱逐的人是不会给马克思带来什么支持者的。14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另一件武器。因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分会从未依照规定向国际工人协会缴纳会费，这样总委员会就可以拒绝承认与他们的关系。这种政治操纵让无政府主义者们感到愤怒异常，但马克思可以指出，国际工人协会在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批准了总委员会的这项权力，而且得到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支持，这一点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他们当初支持这项提议，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控制总委员会，利用它为自己的目的行事。采取这种策略，马克思就是希望出现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资格战”的局面，希望用这种方式威胁到无政府主义代表团的合法地位。恩格斯承认，这是一步险棋，因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德国附属组织也没有缴纳会费，而他们这些人正是投票支持马克思的主力。15

在伦敦的巴黎公社，难民大多是路易 - 奥古斯特·布朗基理论——老牌法国革命者，热爱地下结社的追随者，马克思之所以费力发展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理想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至少是反对巴枯宁的。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附属组织也是马克思的目标“这次代表大会将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生死存亡。”马克思写信给当时住在新泽西霍博肯市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riedrich Adolf Sorge），弗里德里希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时的同伴。马克思说道：“无论如何也要挤出一个人来参加代表大会。”那些无法派遣代表的分会应当选择代理人，把票投给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代表大会对代表来说，通常都是笔巨大的财务负担，即便不是从新泽西到海牙，对那些欧洲国家的代表来说也是一样，于是马克思提出，友好的附属组织可以选择他和他的同事作为代理人。恩格斯则敞开钱包，为那些支持他们的英格兰代表提供旅费。16

到1872年夏末，局势变得越来越明朗，马克思已经胜过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计划共同抵制海牙代表大会，在纳沙泰尔（Neuchâtel）这个有利于他们的地方召开大会，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在荷兰露下脸，在投票中失败后再动身前往瑞士。尽管形势有利，马克思还是要保证万无一失。他以总委员会代表以及纽约、莱比锡和美因茨三个分会的代理人身份，手握4张选票亲自出席了代表大会。陪同他的是恩格斯和燕妮。燕妮和女儿劳拉坐在一起，列席了代表大会。马克思此前从未到场参加过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虽然拉萨尔的追随者以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支持者都向他发出过邀请，但他一直拒绝出席德国劳工党派的各种代表大会。1872年9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是自从马克思1849年以难民身份到达英格兰后，唯一一次离开这里参加的政治集会——很明显，这次大会在他心目中非常重要。17

代表大会本身就非常壮观。记者为了报道大会过程，混在旁听者中间进入会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不知道是要为公众的高度关注高兴，还是要担心报道者可能是资产阶级的间谍。荷兰政府担心这场革命者的集会将扰乱政治秩序，所以在首都的每条大街上，都安排了士兵。虽然有这种担心，但巴黎公社的一幕没有重现。一切都和平有序地进行着，就和人们想象中的荷兰一样。代表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引发围观。因为海牙这个城市以保守及对宗教的笃信闻名，所以，也不奇怪为什么有人要公开表示敌意，而其他人则仅是感动好奇。让代表们吃惊的是，有些人非常友善，还唱起了《马赛曲》。18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以及会议间歇，马克思的支持者在皮沃特旅店召开了干部会议。巴枯宁本人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他的追随者们聚集在国家咖啡馆。在9月2～3日最开始的会议中，资格战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展开，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疯狂地四处奔走，尖叫并咆哮着打断发言……一个叫西里尔的带着帽子的人走到主席前面，夸张地比划着手势，青筋暴露地大喊大叫，然后冲出了会场”。英格兰纺织工、工会领导托马斯·莫特斯赫德（Thomas Mottershead）曾是马克思在总委员会里的长期盟友，但近期他们已经决裂。这位工会领袖贬斥一位有争议的代表——记者莫尔特曼·巴里（Maltman Barry），称其“不是英国工人公认的领袖”。人们可以想象，莫特斯赫德这番指责是多么不牢靠，因为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他一直都是醉醺醺的。马克思反唇相讥，称被这样指责是种荣誉，“因为差不多所有被英格兰工人承认的领袖都被出卖给了格莱斯顿、莫利、迪尔克（这些都是自由党的领袖）和其他人”。

公开侮辱自己在国际工人协会的老盟友，对马克思来说，这一步未免走得有些太过，但这也证明，会议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他为代表大会官员们准备的计划轻松地击败了巴枯宁这一派的筹备工作。在关键议题上的投票，即重新确认总委员会有终止附属社团会员身份的权力，谴责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把巴枯宁连同其副手——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詹姆士·季佑姆（James Guillaume）——从国际工人协会中除名，这些都正是马克思的意思，而且获得了绝大多数支持。19

在接下来的9月7日，代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马克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恩格斯站起来提出，要把总委员会的所在地搬至纽约。代表们全都惊待了，会场一片寂静，“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起身说话。这是一场政变，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希望旁边的人能说点什么。”这是支持马克思的代表莫尔特曼·巴里在新闻中的记录，他捕捉到了人们的惊愕——马克思的这个提议看上去太反常了，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的核心权力机构送到大洋彼岸去。马克思已经战胜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对手，已经巩固了总委员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领导地位，这样做的话，只会让总委员会远离这个组织的行动以及其欧洲附属组织。把总委员会迁出伦敦的决议在投票中险胜：26票赞成，23票反对，9票弃权。在第二轮投票中，纽约被选为总委员会的新所在地，30票赞成，14票还是投给了伦敦，13票弃权。20

埃卡留斯等批评者把这看作是种耻辱：“国际工人协会的标识要挂到纽约第十区的酒店上了，而且……活动的中心地点就要改到汉普斯特德山的梅特兰公园了（马克思家的位置）……”他说得非常正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这位纽约总委员会的领导人物发出了详细的指令，告诉他决议已经通过。这两人没有发给他任何所需的总委员会档案。按照恩格斯的做法，发送这些文件只是“表面手续”。21

应当承认，纽约总委员会做不了什么事情。比利时、西班牙、英格兰、意大利以及瑞士法语区的联邦委员会都拒绝与其进行通讯联络。一些团体仍然留在国际工人协会，而另一些则加入了一个巴枯宁分子的组织中。法国政府已经认定国际工人协会非法，法国附属组织在南部城市图卢兹召开会议时，代表们被逮捕了。拉萨尔的追随者在这个德国劳工党的内部以及伦敦的德国工人间策反国际工人协会。无论是总部在纽约的正式国际工人协会，还是反对纽约总委员会权威的各种国家性与地方性组织，还是巴枯宁的反组织组织，都没能持续多长时间。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残余的国际工人协会组织都不存在了。22

把总委员会搬到纽约的决议，并不是国际工人协会走到这个地步的导火索。在19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就已经在考虑把总委员会从伦敦搬走的事情了。在海牙代表大会筹备期，他透露了自己想要从总委员会中辞职，全身心投入到他那本经济学著作中去的想法。马克思把自己看作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核心人物，并且当时无论敌友也都这样看。没有自己的指导，他害怕这个组织会落到支持地下社团的人的手中，而这些人正是他所鄙视的。这样一来，既然他计划辞职，那就只能解散国际工人协会，或者至少要给它撤劲儿。虽然大众一直否认，但对参加了代表大会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而且他自己在私下场合甚至向一位巴黎公社难民承认了这一点，这位难民其实是个法国警察间谍。

历史学家有时会把这次的事件和马克思在1850年做出的决定相比较。当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从伦敦搬到了科隆，也导致了该组织的解散。马克思当时那样做，是因为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的反对派在伦敦获得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控制权。相反，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一直相当成功地保持着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控制。当然，他做到这一点所依靠的手段有些可疑，而且他还同法国的布朗基分子结成了同盟，这组人本身是地下结社的支持者，他们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是和马克思的理念相抵触的。把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符合这种逻辑，这是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国际工人协会还受马克思控制的时候毁掉它，不让它落到当时正在南欧大肆开展组织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手中，也不能让支持地下社团革命的布朗基分子接管它。23

这种观点有很多理由，但从某些角度看，并不能完全站住脚，从总委员会搬到纽约后马、恩二人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中就能看出问题。他们确实试过继续让这个组织进行决策，与为数不多的忠诚分会保持联系，甚至准备参加计划中187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至少在发现唯一的参与者可能只有瑞士的组织之前，他们是这样想的。要真是如此，代表大会就完全没有国际的意味了。如果说搬到纽约的意义在于终结国际工人协会，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劳神做这些事情？

从恩格斯写给左尔格的信中可以找到一个答案，这就是那封拒绝发送给总委员会档案的信。恩格斯写道：“（这些档案）在同分离主义分子（也就是巴枯宁的支持者）的斗争中绝对不可缺少，用处就是来回应他们的谎言与诽谤。”在海牙代表大会后，受大会的委托，马克思费了很大心思写了一本很长的小册子，详述了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间的关系。这部作品以对巴枯宁的猛烈攻击为高潮，用耸人听闻的细节描述了他与涅恰耶夫的关系、他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以及他与沙皇的秘密结盟。

在观察普法战争结束以及巴黎公社遭镇压之后的欧洲形势时，马克思看到了一个新的反动时期的开端，这次与19世纪50年代反革命势力肆虐欧洲大陆的没有什么不同。国际工人协会将无法有效运作，很可能就会步1848年革命者的后尘，和他们在革命结束后十年中的命运一样。这样想来，他在1873年9月末写信给左尔格：“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构来说，很有必要暂时隐蔽起来……这样就不会有傻瓜……或是冒险者…… 来夺权并损害这一事业。”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整个十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直在表达这种观点。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复兴国际工人协会的举动，认为在当前这种政治局面下，做这些事是不合时宜的，很可能弊大于利。24

从巴黎公社遭镇压开始后的三年里，马克思的策略目标是创造一份“遗产”：把巴黎公社和他共产主义革命的理念等同起来，把国际工人协会同巴黎公社联系起来，把国际工人协会同他那种工人阶级革命政治活动统一起来。马克思考虑到，这些策略很有可能导致国际工人协会的覆灭。但在他看来，这个组织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给未来的革命者所树立的形象，而不是就行动的可能让它向现在的革命者逐渐妥协。这种立场是随着他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的情况一同出现的，这些不利因素已经让他越来越难以从事自己那些吃力的政治事业与学术事业了。公开的方案与私下的担心揭示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即马克思在前30年计划并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出现在他的人生阶段中的，就像这个由他建立、也由他解散的组织一样。马克思的人生与工作，是留给未来的遗产，这才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1872年6月末，燕妮·马克思描述了他父亲在筹备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时紧张的时间安排。总委员会的一场特别会议（还不算那些非常耗时的常规会议）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了凌晨1点。期间片刻的休息时间，也被用来校对《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或是修改法文版的翻译。即便在荷兰的会议结束、总委员会也搬到了纽约之后，马克思还是要忙着贬斥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还要处理《资本论》法文版的事情。25

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明显开始恶化，持续的失眠困扰着他。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几乎就没睡过。在德国代表阿道夫·赫普纳（Adolf Hepner）眼中，马克思看起来十分苍老，明显比恩格斯老很多。在代表大会之后，新的病症又出现了：眩晕持续发作，头疼反复出现，令人难以忍受。威廉·沃尔弗在1864年就出现过同样的症状，后来他死于中风，恩格斯很害怕马克思也会这样。马克思的病情明显是高血压晚期的症状，所以恩格斯的担心可能有道理。恩格斯逼着马克思去咨询他之前在曼彻斯特的医生爱德华·龚佩尔特（Eduard Gumpert），马克思非常尊敬这位医生的医学知识。医生给出的医嘱，是马克思一天至多写作4个小时。为了彻底恢复健康，他需要去做一次水疗，还要喝那里的矿泉水，这是19世纪中上阶层使用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治疗方法。26

马克思谨遵医嘱。和往常一样，这些费用还是需要恩格斯支持。1874年9月，在同样患病的艾琳娜的陪伴下，他前往奥地利波希米亚省的卡尔斯巴德，即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的卡洛维法利（Karlovy Varý）。为了避免引起奥地利当局的注意，马克思稍微改了一下名字，以伦敦食租客查尔斯·马克思的名义在旅馆登记，而没使用卡尔·马克思博士这个可以享受每日水疗折扣的名字。喝水疗里含硫磺的热水，这样做到底有无健康价值可能需要质疑，但充分的休息、每天在山林环抱的镇子里长时间散步，和在伦敦商讨政治以及整晚整晚的写作相比，的确是有益处，更不用说那个城市的空气还混着煤灰、令人窒息。马克思1875年回到卡尔斯巴德，然后返回了伦敦，恩格斯说他“整个人变了个样……精力充沛、愉悦、而且健康”。1876年，马克思又去了一趟。1877年，在妻子和艾琳娜的陪伴下，他在莱茵兰的巴特诺因阿尔（Bad Neuenahr）选了一个小一点的水疗场所。27

虽然身体有所好转，但马克思没有回到原来那种政治实践主义的生活中，也没有投入到紧张的知识工作里，而是成为了一名顾问和观察家。他的建议显示出了他晚年世界观中的新元素，也有他政治思想和对未来预期中那些长期持续的东西。马克思在那个时期的观点，没有留下像原来那么多的资料可供参考，因为和19世纪50～60年代不同，他在这段时间没有参与政治辩论，也没有定期写新闻作品。恩格斯在伦敦的住所离马克思家只有很短一段路程，所以他们原来那种频繁的信件往来——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料来源，被他们每天在马克思书房里进行的交流取代了。天气好的时候，两人还会在汉普斯特德希斯公园一起漫步。

还有一些和马克思紧密相关的议题也提供了不少资料。其中一件是欧洲大国间再度开战的可能——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这种可能性就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欧洲大陆，只是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事要到43年之后才真正爆发。在1848年革命期间以及接下来的20年中，马克思一直抱着开战的希望。把一场欧洲大战看成是革命的导火索，是激进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在19世纪70年代，他对这种前景越发产生了怀疑，担心这样一场战争会带来反革命的政治后果。“不管时间长短，都是无用的武力浪费”，这成了他看待这件事的态度。恩格斯的表述更严重，称这样一场战争“将是我们最大的不幸，会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倒退20年”。28

这种怀疑也有例外，那就是马克思一直以来的眼中钉——俄国。19世纪70年代末，围绕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欧洲又展开了一场新的战争。和1853～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一样——当时西方大国就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开战，成了反动年代的一件政治大事——这场新的战争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这场战争始于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起义反对土耳其的统治，暴乱在奥斯曼属保加利亚尤为暴力和激烈。欧洲的左翼分子，特别是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元老，对1877年的保加利亚革命都感到非常激动。这是巴黎公社被镇压以来，欧洲大陆爆发的首次起义。

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他和恩格斯都将巴尔干半岛爆发的反奥斯曼暴动看作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工具，其目的是想扩大俄国的影响力。当沙皇向这位苏丹王宣战，派出部队挺进巴尔干半岛以解放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属民，并在之后占领了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时，这一切更加深了两人的看法。这次俄土战争在英格兰政坛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带领下的自由党采取了鲜明的反土耳其姿态，宣称伊斯兰战士在镇压起义时屠杀了数千名基督徒——按当时人们的说法是“保加利亚恐怖事件”。反对他们的是狂热反俄的保守党，及其元老级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他用原始的方式强调了民族主义的敌意。托利党人的努力让他们的方案获得了广泛支持，英语中的“沙文主义（jingoism）”一词正由此诞生。29

和克里米亚战争时一样，马克思竭尽全力地反对俄国。但时间已经过去了25年，19世纪50年代那种公共平台已经消失了：《纽约论坛报》和各种报纸、小册子。而且在1877年戴维·乌尔卡尔特死后，他的追随者也不再召开公众集会了。不过，马克思还有别的手段来对公众施加影响。他把信息灌输给一位爱尔兰民族主义党议员基斯·奥克利里（Keyes O’Cleary），这个人正在想方设法干扰自由党。奥克利里在下院起身质问格莱斯顿——格莱斯顿正在要求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为什么格莱斯顿不向俄国帝国提出同样的要求。然后，他又列出了一系列沙皇治下发生的恶行，材料都是马克思从俄国流亡者那里收集来的。马克思告诉德国的追随者说，“工人阶级媒体对近东问题不够重视”。他还向威廉·李卜克内西提供了一些谈话要点，为国会辩论做准备，好让李卜克内西攻击俾斯麦，因为马克思认为，德国政策中有一种有害的亲俄倾向。30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对英国政治的态度和20年前非常相似。虽然他没有把格莱斯顿贬斥为沙皇收买的代理人，但他将自由党人看成是俄国的狗腿子，说这些人“对着沙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这个更大的荣耀狂喊大叫”。相比之下，他十分赞赏迪斯雷利的反俄立场，只是对迪斯雷利内阁中的保守派贵族采取的亲沙皇帝制感到惋惜，因为这妨碍了迪斯雷利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当迪斯雷利提出军事拨款要求，准备对俄国人动武时，一位加入自由党的工人阶级议员——托马斯·伯特（Thomas Burt）——却投了反对票，这让马克思怒不可遏。马克思非常震惊，一个“矿业工人的直接代表，何况他自己也是个矿工”，能够“对自己军队的安危不管不顾”，而资产阶级左派，例如在19世纪50年代曾被马克思贬斥为缺乏尚武精神的约翰·布莱特，却可以通过离开下院的方式避免投出反军人的一票。31

这些党派关于对俄作战的观点启发了马克思，他生发出了一种在更大范围内亲保守党的态度。他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强烈支持者，是统治爱尔兰的英格兰地主的死敌，保守党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持与他明显对立的态度。但不管怎么样，马克思贬斥了格莱斯顿想改善爱尔兰佃农地位的努力，也贬斥了他想与爱尔兰民族主义党成员和解的努力，称格莱斯顿的所作所为往好了说是三心二意的，往坏了说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马克思两个主要的英国相识，记者莫尔特曼·巴里和反常规的知识分子亨利·海德门，都和托利党人走得很近。马克思对英国政治发表的最后一次评论，出现在1881年4月他写给女儿燕妮的信里，那时候离他去世只有不到两年。这篇评论全是对议院中保守党议员的赞扬，其中就有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勋爵，他的儿子温斯顿当时7岁。要是这个未来强烈反共的政治人物知道这位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曾赞赏过他的父亲，他肯定会乐个不停。32

马克思亲托利党的倾向在19世纪50年代就很明显了，在国际工人协会的英国工会会员拒绝为了成立工人政党而放弃自由党之后，这种倾向更加严重了。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的反俄立场，是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但这里面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他对这个国家爆发革命的前景越来越感兴趣。由于对沙皇政权的反感日益增加，再加上他自己同俄国激进分子也有个人联系，马克思希望，无论是在1878年俄土战争中遭遇失败，还是在其他大国的反对下灰溜溜地撤退，都能导致沙皇的国度出现一场骚动。即使是在战争结束，而且随之而来的外交危机也得到解决之后——俄国真的灰溜溜地撤退了，这是迪斯雷利政策发挥了作用——马克思还是认为，一场俄国革命即将出现。

这样的革命未来会在俄国出现，其导火索就是战事的失败，即1905年和1917年分别被日本人和德国人打败。后一场战争让布尔什维克这个支持马克思理念的政党夺取了权力。马克思在1880年前后期盼的革命与这场革命并不相同。马克思希望的是，在沙皇的国家里，重演一个世纪前法国革命那一幕。正如恩格斯谈到的，他与马克思预想中的俄国局势：“首先从宫廷开始连同制宪，先是1789年，随后是1793年。”马克思确实很希望俄国的一场革命会在欧洲掀起波澜。“这场革命在东方开始了，”他在1877年10月激动地写信给弗里德里希·左尔格，“（轮到）这个到现在还完好无损的堡垒，反革命的储备军。”一场俄国革命的结果对中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俄国被击败，俄国发生革命——听起来就像是敲响了普鲁士的丧钟。”马克思在这里想象的仍是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那时的普鲁士王国在列强中最小，军事实力也最弱，一直依靠着沙皇，而沙皇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败退，宣告反动时代的终结。1870～1871年，普鲁士击败法国之后，所有德意志邦国合并成为了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的德意志帝国，由普鲁士统治，像俾斯麦这样的德国统治者不再需要沙皇的恩惠了。如果说有恩惠，施惠受惠的角色也要反过来。33

马克思对经济最新发展的看法，同样反映出了19世纪50年代的影响。他对1857年全球衰退的后果表示出的失望更凸显了这一点。19世纪70年代的10年中，整个欧洲和北美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股市狂泻，紧跟着是严重的衰退，伴随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增多的劳动纠纷——例如1877年美国出现全国范围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以及无业者暴动。马克思带着兴趣观察了这些现象，这些严重的滑坡是为期20～25年更频繁、更严重衰退的前奏，到时候，通货紧缩将导致价格下跌、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将其称作19世纪的“大萧条”（这个词在最近几年已经不流行了）。34

令人吃惊的是，马克思没有把这种连环的经济危机视作他以前经常预测的资本主义危机，而是把这些看作“局部”危机。终结性质的危机还是以后的事情，可能要等到他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后。马克思甚至希望，19世纪70年代不要爆发太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他担心一种“未成熟”的危机会让资本主义起死回生。他反而把注意力放在了通货紧缩对农业的影响上。他认为，崩溃的农产品价格会导致英国的地主、资本家佃户以及农业劳工之间发生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从而使英国社会与政治的一个核心支柱受到影响。对英国农业社会的关注，对它在一场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动荡中的地位的关注，是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经济更繁荣的那些年就已经做过的事情。35

19世纪最后25年里困难的经济环境，正好赶上同时也鼓励了殖民国家的大扩张。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当时人称“瓜分非洲”的行为。马克思后期的弟子们，包括列宁、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以及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会把帝国主义放在他们对资本主义解析的核心位置，但马克思本人——正如他在19世纪50年代就帝国主义问题所写的作品一样——并没有感知到这种联系。他生前见证了1882年英国对埃及的占领（那时埃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自治省），这是瓜分非洲的首批行动之一。他最后一次评论政治事件，是在写给艾琳娜的信中，时间是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在评论中，他对这种帝国主义行径表示了关切。他没有去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例如埃及政府所欠的外债、与苏伊士运河相关的经济与战略问题，甚至是预想在非洲出现一个大英帝国——马克思讽刺地把这种预想称之为白日梦——反而把注意力放在了俄国，因为那里并不牵扯英国的利益。马克思坚持认为：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只是其他的、非英国的、聪明的阴谋家的工具”，俄国人想让英国占领埃及，那样他们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抢走奥斯曼的另一个省——亚美尼亚。恩格斯也持同样看法，这种评价属于马克思对俄国政策长期怀疑中的一部分，属于他把自由党贬斥为沙皇工具说法的一部分。在马克思那里，后者的历史与前者同样长久，但这些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冒险的理解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别。36

就在去世前不久，马克思仍然与欧洲大陆现存的革命运动以及初生的社会主义政党保持着联系。他同德国、法国以及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互动，显示了他以何种方式看待自己这一生的政治经历——最重要的是1848～1849年的革命——以及他以何种方式把这些经验应用到19世纪最后25年将在欧洲出现的政治环境中。

其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方案与德国社会主义者有关。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声称自己是国际主义者，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属于德国的党，同样也属于法国、美国或俄国……”虽然有这种国际主义，但他们也不能否认与德国劳工运动的关系：“和别的地方一样，德国每一次运动的胜利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甚至德国运动的胜利比其他地方的胜利运动更能让我们感到高兴。因为从一开始，德国党的发展依靠的就是我们的理论。”37

1871年，普鲁士与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这些之前反对普鲁士的王国结合，形成了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对亲普鲁士的拉萨尔派，即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以及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的反普鲁士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新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抹杀了让这些党派独自存在的所有理由。德国政府变本加厉地打压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当局认为他们不再是民族统一政治方针的工具，这使得两党合并的想法看似越发可行。马克思的亲密盟友威廉·李卜克内西强烈支持这种观点。

两个组织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并起草了一份共同纲领，为合并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代表大会定于1875年5月下旬在图林根州（Thuringian）的城市哥达（Gotha）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整件事两党没有和他们提起半句。他们的支持者同意与拉萨尔的追随者合并，而合并的条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有利于后者的。这已经够糟了，然而，更糟的是合并还要以一份“危害颇大且令人沮丧的…… 纲领”为基础，这份纲领“没有任何好处，只会推崇拉萨尔的信条”——这是不可容忍的。在与恩格斯详细讨论过后，马克思拟写了一篇全方位的批判文章，并发到了德国供党内领导参看。文章中还附有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合并大会要以起草的纲领为基调进行，“恩格斯和我将发布一份简短的声明，内容就是我们不会接受这份纲领，而且它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38

马克思的批判文章——《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Marginal Notes on theProgram of the German Workers’ Party），即人们现在知道的《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是对草案文件中包含的拉萨尔理念元素的粗暴谴责。奇怪的是，其中让马克思愤怒的一个主要方面看起来很像《共产党宣言》，纲领称生产资料“被垄断在资产阶级手中”，而且和工人相比，别的阶级形成了“一个反动的群体”。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25年里，马克思的看法已经改变了，他开始认为，地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在英格兰，”马克思在他的批判文章中指出，“工厂脚下土地的所有者通常不是资本家。”不过，这通批判也有一个政治观点。马克思认为，纲领草案延续了拉萨尔在“联合专制主义者与反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敌人”上所做的努力，也就是拉萨尔想要奉承俾斯麦和实行威权统治的普鲁士政府。

这份纲领赞同拉萨尔反对工会的观点，支持由国家赞助的生产者合作社，这让马克思感到深恶痛绝。对工人们来说，工会是夺回工人自己生产、本应属于自己但却被资本家搜刮走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的手段。如果俾斯麦的专制政权支持合作社，马克思对这种组织的怀疑只会进一步加深。他对俾斯麦的厌恶与攻击哥达纲领反对国际主义的看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纲领坚称，工人阶级应当为自己的解放奋斗，但要在“当代民族国家的环境之中”。对一个刚解散了国际工人协会并反对它复兴的人来说，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马克思认为纲领的这种说法又是对俾斯麦的让步，俾斯麦已经用政治控制了民族主义。

如果说这篇批判文章首先要处理的是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派元素，那么马克思也没有打算放过他自己的追随者——也就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那些想法。他对这份纲领的政治诉求没有什么好话：“自由的国家”——换一种说法即是民主共和国，直接说实现民主共和国这种诉求在俾斯麦的德国是不合法的——“无非是民主派那些众所周知的说辞，普选权、（靠全民倡议的）直接立法、公民自由以及普及民兵等。这些不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党的回音罢了……”让马克思不满的还有对在国家的赞助下实行免费和公平的公共教育的呼吁，他认为，这又是对威权主义的妥协。要求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也只是“自由主义的老口号”，甚至在普鲁士宪法里都有——并不是一个革命劳动党的纲领应该提出的东西。

从《论犹太人问题》算起，在马克思30年革命策略中的一系列主张里，《哥达纲领批判》是最新的一个。一场中欧的革命要在两个方面重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实行威权统治的普鲁士邦国，并组织工人建立共产主义政权。马克思过去一直贬斥那些只承担其中一个、而不是两个革命任务的激进主义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他抨击的是反资本主义而不是亲普鲁士的拉萨尔派，抨击的是反普鲁士而不是没有充分反资本主义的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的支持者。合并是把两派中最差的一面合在了一起，“信奉奇迹的两种信仰彼此妥协，它们和社会主义差得都一样远。”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了最后通牒，合并代表大会还是在哥达召开了。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Germany），并采纳了草案纲领。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把他们要否认这个合并新党的威胁变成现实，表面上是因为资产阶级媒体和工人们错误地解读了纲领的内容，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而不是含混不清的、倒退的，但这明显是个托词。马克思不准备贬斥这个被他视为自己遗产的党，虽然在以后的批评中，他总是会责备李卜克内西，称他与拉萨尔派妥协，让社会主义者的阵营中混进了可疑的元素。39

在1877年全国大选中，这个合并党的表现让马克思非常满意。它把社会主义者此前的投票数翻了一番，成为一个重要的反俾斯麦的政治喉舌。铁血首相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应对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利用了1877～1878年间两起针对德皇威廉一世的暗杀——想要暗杀这位老皇帝的两次尝试都失败了，并将责任推给社会主义恐怖分子（实际上刺客都是独立行动的精神病患者），俾斯麦威胁国会里的自由派分子和天主教徒，让他们通过了一项法案，封停了社会主义工党的活动，并禁止公开宣扬该党的信条。这不是纳粹年代，在纳粹的时候，工人的党会被取缔，领袖会被扔进集中营。在更绅士的19世纪，社会主义工党虽然被封禁了，但社会主义的候选人还是可以参选议会，并且，如果非法的社会主义宣传与竞选有关，也可以不受惩罚。40

在迫害德国社会主义者这件事上，俾斯麦的做法要比希特勒好得多，这或许能让历史学家感到安慰，但对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可没有这样看。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形势，他们开始寻找出路。该党的一位领导者约翰·莫斯特逃出了这个国家。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帮助下，这位流亡者在英格兰宣扬立刻展开行动暴力推翻德国政府。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这些做法就是在邀请军队屠杀工人，但对于伦敦德国手工业者支持如此愚蠢提议的行为，这两人仅仅表示出了一种屈尊纡贵的姿态。41

该党领导层提出在瑞士创办一份日报，马克思对这个提议要认真得多，但发现，为该报设计的采编方针不是那么禁得起推敲，对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理想持强烈批评态度。苏黎世这家报纸的编委会成员认为，社会主义者对巴黎公社暴力行为的赞扬，以及要求与资本家摊牌的态度，已经让自由派的中产阶级投入了俾斯麦的怀抱并支持他的反动政策。该报的编辑们支持放弃暴力革命，希望改革资本主义而不是引入社会主义，用阶级合作取代阶级斗争，争取全社会的支持而不是仅仅欢迎工人阶级。这种纲领十分类似于后来被称作“修正主义”的观点，即对马克思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信条进行改良。20年后，被20世纪初的修正主义者拜为圣经的《进化的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其作者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就是这家流亡报纸编委会的成员之一。

列宁通过贬斥修正主义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所以修正主义变成了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1879年的马克思来说，一个劳工党的创建宗旨是改革，这种概念还属于一种陌生的政治立场，与之前他反对的社会主义形式、劳工组织形式以及激进政治形式都不一样。拉萨尔曾提出以武力方式组织工人反对资产阶级，不过他愿意接受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在这方面的支持。英格兰工会会员没兴趣建立一个独立的劳工党，而是想要和自由派结盟。19世纪40年代那些反社会主义的民主派和共和党人也不支持组建一个劳工党。

马克思发现，这些提议的危害程度和其新奇程度一样。1879年秋，他和恩格斯向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发送了一份通函，贬斥这些人。在这份通告中，这两名在伦敦的元老用他们1848年的经验给这种新方针定了性：这就和世纪中叶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政策一样——这三个组织之间其实并不和谐。把一种新的现象贬斥为不足取往事的旧病复发的处理方式，显示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应对这个提议时面临的知识困境，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做出威胁：

就我们而言，只有一条路可走。近40年来，我们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根本驱动力，尤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大杠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和那些希望从运动中排除阶级斗争的人走到一起的……如果这份新党报采纳的立场与这些绅士（指编委会成员）的资产阶级感情和非无产阶级感情一致，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我们在遗憾的同时也要公开提出抗议，而且在向外人展示德国党时，我们一贯表现出来的团结也将不复存在。

比起上一封关于哥达纲领的信，该党领导对待这次警告的态度更为认真。他们在1880年派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前往伦敦，向这两位革命元老说明，苏黎世的这份报纸没有忽视阶级斗争。使者们的行动很成功，恩格斯继续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和他妻子那时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马克思参与进来了。42

这件事体现出一种新的革命构思正在逐渐发展。数十年来，马克思通常带着极大的困难，尝试指导德国激进分子在孤立的反普鲁士威权主义和孤立的反资本主义中选择一条折中的道路。19世纪70年代末，他曾尝试指导社会民主派走在莫斯特立刻革命的需求，以及伯恩施坦从根本上改革工人运动的想法中间。这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来说，同样是一条难走的钢丝，不过在马克思死后的15～30年中，新一辈人已经走完了这条钢丝的大部分路程。

对待德国劳工运动，马克思气愤地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遵循一条特定的政治路线。他与法国劳工运动的关系则有很大区别。在共和政府形式的支持者于19世纪70年代末在选举和议会中击败了君主主义者之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了政治组织活动。1880年，巴黎公社的参与者获得了大赦，流亡者被允许重返故土，并参与到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中。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两个女婿。

法国社会主义者组建了诸多党派。其中一个组织由茹尔·盖得（Jules Guesde）领导，以“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头被众人熟知。这个词以前多用来称呼在国际工人协会夺权斗争中支持马克思的人，而且一般都带有轻蔑之意，不过盖得的追随者是首拨坚持使用这个词的人，而且用在了正面的描述上。自己的名字与这组所谓的支持者联系在一起，让马克思感到不快。据恩格斯回忆称，马克思告诉保罗·拉法格：“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还告诉恩格斯，自己1882年秋与在法国的家人团聚时，这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破坏了他的行程。这两人都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主要是癖性、个人虚荣心以及在学说上不明显且没必要的不合所催生的产物。马克思在1881年和1882年看望家人时，在私下里会见了这些社会主义者，并鼓励他们放下分歧。对比来看，这对伦敦的流亡者认为，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合，是关乎政治原则的重要问题。这种态度上的差别说明，对于德国劳工运动，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有政治参与和个人投资的。43

同样，与德国情况不一样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是自己要求马克思介入到该国劳工运动当中的。马克思和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但同样的情形涉及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马克思曾在法国生活，熟悉那里的语言，而且数十年来都认为法国——特别是巴黎——对他设想中的全球革命与共产主义未来有核心意义。相反，俄国一直是马克思的敌人，沙皇帝制政权疯狂镇压过欧洲乃至全球的革命运动。只要能一起反对俄国，马克思就可以和与自己政治见解相差很大的人合作——就像戴维·乌尔卡尔特，这种情况对马克思来说并不常见。他对俄国的猜忌还延伸到了俄国革命者身上，他固执地怀疑这些人是沙皇或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代理，用激进理念和民主主义的理念在东欧拓展沙皇的实力。马克思晚年对巴尔干和1877～1878俄土战争的看法更加强化了这种观点。19世纪70年代中期经常去伦敦拜会马克思的俄国学者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就记得，马克思对俄国的态度“与1848年那些革命者的偏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些人眼中的俄国，只有各种反动堡垒，以及对民主革命和自由革命的绞杀”。44

但在俄国，对马克思及其观点的兴趣在快速增长。那里的学者受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发，并焦急地等待着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主要部分出炉。19世纪70年代，当一场反抗性质的革命运动开始在沙俄帝国的核心省份酝酿时，多数大学生都在学习中接触到了马克思的理念，追随者开始在马克思那里寻求建议。

一个被他反复贬斥过的国家却友好地接受他的理念，这让马克思起初感到困惑不解。到19世纪60年代末，当他认为乡村社会对他的革命愿望来说越发关键时，俄国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力气研究了俄国农业中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为计划中《资本论》第二卷里涉及地租与农业的章节做准备。19世纪70年代，他与俄国革命者间的政治联系越发紧密，他们都是来自巴黎公社的难民和瑞士的反巴枯宁流亡者。这位元老级的社会主义者在伦敦与俄国潜在的起义者通信。一些信的内容非常谨慎，用英语写成，用的都是化名和虚假的地址。政治流亡者和海外的俄国学者都会拜访梅特兰公园路上的那所房子。45

1881年，维拉·查苏利奇（VeraZasulich）代表瑞士的一组俄国流亡者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俄国农民共同拥有他们村庄土地是一种普遍现象。鉴于《资本论》讨论了西欧封建制度的灭亡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流亡的革命者希望知道未来革命后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村的土地是否必须像西欧那样变成私有财产，还是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有可能保持集体所有制。马克思之前就收到了来自圣彼得堡的秘密革命委员会类似的询问，而且他已经发现这个问题有不少难点。

其中一个难点是理论上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勾勒的阶段历史模型，展现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革命过程，所有国家都要经历，或快或慢。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地集体所有制，是一个更早、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在古代德国的部族中就出现过，或者是出现在缓慢发展的亚洲社会里。俄国的激进分子有时会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沙皇帝国的农地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宝贵且独特的社会形式，有点像俄国给共产主义未来准备的一件礼物。恩格斯一直嘲笑这个观点，马克思也一样。对这两人来说，这种形式的土地所有制能持续存在，是落后与倒退的表现。从政治意义上说，称赞这种做法是有害的，带有反动意味，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阴谋。46

为了回复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拟写了5篇不同长度的草稿——在体力日渐不支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需要付出相当辛劳的，表现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最后，他只寄给她一篇短文，称西欧是从土地的封建私有制转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类推到俄国是不可行的。农民公社可以发挥“俄国社会重建支点”的作用，但前提是“从各个方面困扰它的有害影响都被消除了”。一年之后，他详细解释了这种情况具体会如何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序时提到了这一点，称如果一场俄国革命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那么这两个运动可能会互相弥补，而且土地公有制的“意义就在于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从而发挥作用”。这些表述让人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社会主义政权改革殖民帝国的猜想，暗示的还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即俄国的落后性。这也是在说这种未来不太可能，因为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虽然马克思对俄国革命可能性的热情很高，但他也认为，西欧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尚处在发展中的一个相对早期的阶段。很难看出一场俄国革命如何同一场西欧工人起义同时发生。

在这些难懂且经过反复核对的表述中，马克思思忖着，如何将他长期秉持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他在乡村社会革命可能性上增长的兴趣，以及他与俄国革命者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相调和。最后，他摆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未来的俄国革命者会把马克思的构想当成预兆来研究，以保证他们的国家成为一场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但这绝不是马克思看问题的方式，尽管他做了不置可否的表述。

上了年纪的马克思沉思俄国革命的种种可能。对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他来说，这只是这个时期他对革命、对共产主义革命后的未来的诸多看法中的一个方面。这些观点中的一些方面已经持续了他的一生。例如，马克思对革命的愿景，参照的一直是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时期。社会主义同事的时髦新称谓——“同志”，是斐迪南·拉萨尔的追随者最先开始使用的，马克思则很少使用这个词，而且他用这个词的时候通常要加引号，以表讽刺。按照雅各宾派的习惯，在国际工人协会里，马克思一直是“公民马克思”。另一个能说明马克思革命理想的是信件的结语。在写给恩格斯的大部分信中，他都使用法语单词“Salut”。就这个词本身来说，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法语问候语，不过它也是“Salut et Fraternité”[96]的简写，这是雅各宾派成员打招呼时用的一句话。在写给其他左派分子的信中，马克思会用完整的写法，或是它的德国版“Gruß und Handschlag”。48

要是说1793年雅各宾政权还在马克思这辈子的革命字典里“余音绕梁”，那么他那种支持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实现政治变革的态度也是一样。偶尔也会有例外。1872年年末，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结束后第二天，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宴会兼公共集会上发表的演讲就指出了一个特别的例子。关于这场演讲，没有文稿保留下来，只有荷兰的报纸对此做了摘要性的相关报道。马克思在演讲中表示，在大多数国家，工人们需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在有些国家——例如英国、美国，或许还有荷兰——这些国家的工人可以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获得权力。此前一年，在接受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R·兰道（R. Landor）采访时，马克思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兰道当时暗示，鉴于英国政改有长期和平的历史，工人们可以不通过革命取得权力。马克思的回答是这样的：

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你那样乐观。英国中产阶级总是表现自己愿意接受多数人的决定，前提是它在垄断投票权。不过，记住我说的话，只要这个阶级发现自己在它认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投票落败，我们就会看到一场新的奴隶主的战争。49

马克思所指的在少数国家工人们有可能和平掌权，只是暴力冲突的前奏，资本家投票落败就会爆发这种冲突。正如美国那样，废奴主义者通过投票掌权后，南方的奴隶主就发动了一场内战。

马克思一直支持暴力革命，但他也愿意考虑新的革命形式。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革命者的影响，这些人已经开始了一场得杀掉政府高官的行动。他们枪杀并炸死了警长和地方官员。1881年针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Czar Alexander II）进行的自杀式炸弹攻击，让这种行动达到了高潮。马克思对恐怖分子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并对俄国革命运动中其他组织提出以政治组织和宣传为先的说法嗤之以鼻。在当时的西欧和北美，不少人对恐怖分子还抱有同情，例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美国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甚至还有马克·吐温（Mark Twain）。不过，马克思自己并未把恐怖主义当成一种通行的革命策略。他支持这种做法是因为它只对沙皇的独裁统治有效。这个政权剥夺了公民自由，也抹杀了公开进行整治活动的所有可能。俾斯麦那个表面宪政实为威权统治的德意志帝国，严重地限制了公开、合法的政治活动，但马克思反对恐怖主义行为。当听说德皇威廉一世遭遇暗杀时，梅特兰公园路房子里的所有人都很焦虑，害怕背后真有社会主义者的指示，因为那只会招致严重的迫害。50

在马克思的观点里，与有限支持革命恐怖主义一起出现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愿意公开地评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19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就一直拒绝这样做，并对这样做的社会主义同僚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对共产主义制度若干个重要经济特点的简略描述，都是以劳动价值理论的相关猜想为基础的。他最初是在《资本论》早期的草稿中发展了这种理论，这些文字都没有出版。

马克思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劳动价值将被直接表达出来：支付给工人们的不再是金钱，而是标记了劳动时间的票据。所得都将对应工作时间，之前先要扣除投资与维护所需的“共同基金”。这种所得可以用来购买商品，而商品本身也是根据劳动时间标价的。“他（指工人）以一种形式向社会付出劳动量，就以另一种形式收回相同的劳动量。”马克思考虑这个观点长达20年之久，这可以回溯到他在《大纲》中对圣西门提议的评论。圣西门提议创办一种可以发行标注劳动时间票据的银行。

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只是在薪酬手段上实现了平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仍将存在。这不是说阶级不平等，因为所有人都成为了工人。某些人工作时间较长，或工作更辛苦（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不只是以工作时间来衡量，同时也要参照劳动强度），他们就要获得更多的劳动时间票据。需要抚养家庭的人和单身汉的劳动时间所得是一样的。这些是“不合理的”，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这些不平等只有在废除了“个人奴隶般地屈从于劳动分工”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之后才会消除。只有在这种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当“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时，“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种共产主义未来的愿景，呼应了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关于废除劳动分工的猜想。曾经有一次，马克思去拜访库格曼医生，另一位客人嘲笑了这种乌托邦式的愿景，问马克思在他的“未来国度里”，谁会去擦靴子。马克思冷冷地回答道：“就是你了”。这种反击很犀利，但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51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作品中，从《大纲》到《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只不过比《哥达纲领批判》早写了几年，他是从将工作日削减至最低水平的角度出发，对废除劳动分工做了一种不同的解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减少花在异化的、分工的劳动上的时间量，个人就有了更多时间来“发展他们的艺术能力和科学能力”。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未来的预见，呈现的是19世纪一个有文化的德国资产阶级分子的价值观，他所在的这个社会群体对艺术和科学有很高的评价。现在来看，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经济发达社会里的闲暇时间已经被大大延长了，但多数人并没有像马克思希望的那样，把时间从劳动上挪出来花在这些崇高的追求上。马克思晚年放弃了那种完全废除异化与分工的劳动这种乌托邦式的预想，取而代之采用了另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那就是让人献身于艺术和学术追求。52

马克思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何时出现呢？他觉得有些革命很快就会爆发。1877年9月，他对他的美国支持者阿道夫·左尔格表示，俄国即将出现革命：“除非老天爷对我们特别不好，否则我们都要交好运了！”三年半之后，女儿燕妮生下儿子马塞尔（Marcel），马克思在表示祝贺的时候说道，这个新婴儿和他那一辈人“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时期。可惜的是，我已经‘老’到只能预见，而不能看见这些了。”53这种看法并不是家庭秘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他告诉流亡的德国超级革命者约翰·莫斯特：“我看不到我们事业成功的那天了，但你还足够年轻，你还能活着看到人民取得胜利。”马克思眼中即将发生的革命是沙皇的倒台，连带着也把普鲁士王朝拉下马。这样就代表东欧和中欧完成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干掉了威权统治者，建立了民主与共和——不过仍然是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和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所期盼的一样，这种新情势将开辟一条道路，通向更频繁的工人阶级组织活动与工人阶级暴动。他的外孙将经历这场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与暴动的高潮，即1789年的重现，但马克思自己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在生命最后10年里，马克思的革命观依然被强烈的感情色彩控制：对东欧和中欧即将爆发的革命激动万分，意识到自己无法看到支持了数十年的共产主义起义又深感遗憾。对比之下，他在19世纪70年代的个人生活则是平静愉快的。他两个最大的女儿都已经出嫁。艾琳娜有时也会离开家，去做教师工作。所以在1874年，卡尔和燕妮从梅特兰公园路1号搬到了41号一幢较小的房子。就算女儿们离开了家，她们走得也不远。因为巴黎公社的事情让她们的丈夫成了政治难民，回不了法国。查尔斯·隆盖在大学教法语。保罗·拉法格没有行医，而是用他岳父的钱从事板雕艺术品生意。这项生意失败了，在同合伙人发生了严重的法律冲突后，他不得不去找恩格斯要钱。

拉法格的孩子都没活多久。查尔斯·隆盖和他的妻子燕妮，在10年的婚姻中生了6个孩子，其中4个长大成人。也正是这样，在今天的法国还有马克思的后代。存活下来的孩子里最大的一个——让—罗朗—弗雷德里克（Jean-Laurent-Fréderick）——生于1876年，家里人都叫他乔尼，是马克思的掌上明珠。跟孩子们一起玩耍让马克思乐在其中，他会学着孩子们说话。燕妮·冯·威斯特法伦也是万分高兴。“当他（指乔尼）坐在婴儿车里被带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跑过去，兴高采烈地打招呼。为了第一个抱到他，外婆总是跑在最前面。”54

好转的政治环境结束了一家人的闲逸生活。1880年法国大赦，查尔斯·隆盖返回法国为一份报纸撰稿。报纸的负责人叫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今天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首相，但在刚步入政坛的时候，他是极左派的领导人，马克思曾希望他皈依社会主义。为了不和孙辈们分开，卡尔和燕妮一直打算搬到巴黎去。但燕妮没有活到那一天。19世纪70年代末，她感觉自己病情越发严重，海边漫步和做水疗都无济于事。1881年夏天，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之后便卧床不起，由琳蘅·德穆特还有卡尔照顾。她勉强挤出力气，去了一趟巴黎旁边的阿让特伊（Argentueil），在和女儿还有孙辈们待了三周之后，最后一次回到了伦敦。55

1881年秋，望着弥留之际的妻子，马克思自己也悲痛得病倒了，几乎下不了床。15年后，女儿艾琳娜回忆了父母最后几次相见的一个片段，这段话经常被后人引用：“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上，他觉得自己能撑起来走到母亲的房间。两人待在一起，仿佛重回年轻进代——就像恋爱中的少男少女，要共同步入生活一样——而不再是被病痛折磨的老翁和将死的老妇，在同残存的生命告别。”在燕妮·冯·威斯特法伦最后的日子里，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她看到了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 Belfort Bax）新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在赞扬她丈夫的作品。而且她得知虽然社会党人遭到了迫害，但仍然在1881年的大选中保住了席位——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男人和这个男人的事业，这些她为之奉献了一生。癌症带来的生理疼痛只能靠过量的吗啡来缓解。1881年12月2日，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去世了。56

马克思病到无法参加自己妻子的葬礼，恩格斯致了悼词。悼词结尾是一段无神论者的信仰声明：

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她这一生完全皈依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最好证明。她对死亡无所畏惧。她知道有一天，自己的精神与肉体都将回归这个生养她的自然的怀抱。我们现在把她放入最终的安息之地，让我们珍惜她的记忆，努力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比恩格斯悼词更为人熟知的，是燕妮去世那天他对艾琳娜讲的一句话：“摩尔也已经死了。”或许我们该用马克思的话来结束这一段——他最喜欢的伊壁鸠鲁的一句话、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57

马克思比他的妻子多活了1年3个月零12天。在这段日子里，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偶尔才会出现轻微的好转，但持续时间也很短。几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意识依然活跃，而且还关注时事。无论是英格兰自由党的回忆、俄国革命的前景，还是电力传输的首轮实验，他都了解。他甚至还有进行政治工作和学术工作的意思——会见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领导，调解他们的争吵，还为《资本论》德文版第三版做准备——但每况愈下的身体让这些努力收效甚微。马克思不得不把同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领导频繁通信的任务交给恩格斯。即便是每天与恩格斯的散步，对他的身体来说也很勉强。这位朋友让他多锻炼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建议，也被他那伤人的话顶了回去。58

马克思的病症包括呼吸伴痛。长期的咳嗽变得越发剧烈和痛苦，导致呕吐和出血，嘶哑失声，到最后，食欲不振而且吞咽困难。这些差不多都是肺结核的症状，这种病已经夺去了他的父亲和4个兄弟姐妹的生命。或许是完全一样的病原菌，因为它们的潜伏期可长达数十年。马克思还出现了身体一侧无力的症状，无法按正确的语法和拼法写字，甚至失忆。他可能有过一小次中风，患有高血压的后果就是这样。医生的治疗方案，就像马克思的其他疾病一样，只会让情况更糟。砷就不用说了，用致炎化学物让皮肤起疱并挤水——只是毫无用处的折磨。喷含硫的矿泉水至少感觉上能让人舒服点。就在进行这些无用治疗的同时，伟大的德国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已经分离出了结核杆菌，发现了这种病的起因。59

医生们认为，糟糕的气候是马克思的病因，认为，最好的药物应该是干燥的空气和温暖的天气。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进行了一次长长的旅行，在怀特岛度过了1881～1882年的冬天，之后的3个月待在阿尔及尔。然后，他还去了摩洛哥和法国南部，在阿让特伊和女儿燕妮以及孙辈们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秋天的时候，他前往瑞士，然后回到了怀特岛。传记作者们现在经常强调，预告中温和的天气似乎从未出现过，在寻找阳光之旅的过程中，莫名其妙的寒冷和降雨总是伴随着马克思。因为他的医生已经把身体恢复和适宜的天气联系在了一起，所以马克思向恩格斯表示，他担心自己再也遇不上好天气了，而且要求对方不要把这种担心透露给女儿们。就马克思而言，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表明，他认为自己将死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他这些旅行的终极目标就是死亡。60

这是马克思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开北欧，法国殖民地的首都阿尔及尔——有肺病的法国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给他留下了特殊的好感。马克思觉得北非的异域景观十分迷人：大海丘陵合成一幅壮美的风景画，背景是冰雪冠顶的群山、冬季盛放的花儿。原住民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外号叫“摩尔”的人遇见了活灵活现的摩尔人。要是外孙乔尼能看见这些住民有多好，“看到摩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黑人，总而言之就是看到这座巴别塔和这些奇装异服，在这个东方世界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如同诗歌一般），我的小可爱该有多惊讶啊……”61

不过，如果不能超越欧洲人对东方异域的耽溺，不对它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发表一通批判性的评论，那马克思也就不是马克思了。他在殖民地的向导是上诉法庭的一位法官，一个名叫费尔梅的人。费尔梅曾因反对拿破仑三世而被驱逐到阿尔及利亚，娶了一个阿拉伯女人。他告诉马克思，这里的警察有对阿拉伯人用刑逼供的习惯，而法官却对此熟视无睹。费尔梅还解释道，当一个阿拉伯人被判定犯了谋杀罪，法国殖民者就会“下令再砍掉6个无辜阿拉伯人的脑袋”。马克思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殖民者的态度：“不过，在不知羞耻的傲慢、装腔作势以及如同残暴的摩洛神[97]一般愤怒地向‘劣等种族’寻仇这些事情上，英国人与荷兰人比法国人还厉害。”

马克思的政治伙伴戴维·乌尔卡尔特总是敬佩土耳其人，赞许他们的威仪和社会风俗。马克思对阿尔及尔阿拉伯人的态度也是类似的。他称赞他们的贵族举止，赞扬他们有能力在自己穿着破布或是骑着驴时也显得很高贵。他夸他们“在交际上绝对的平等……与财富和地位无关，而是在于个性”，并带着一定的同情指出“对基督徒的憎恨和对击败这些异教徒获得最终胜利的希望……”和乌尔卡尔特不一样的是，马克思并不是毫无保留地亲穆斯林。他知道阿尔及尔的非洲黑人一直是阿拉伯人的奴隶，直到法国殖民当局解放了他们。而且他认为，虽然他们有个人尊严、社会平等以及反殖民的愿望，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没有革命运动就会堕落”。62

离开阿尔及尔，马克思回到了法国南部，并在所有地方中选中了蒙特卡洛待了数日。那里的赌场，连同富裕的赌客以及下至交际花上至伯爵夫人的一群群美女，就和阿尔及尔的摩尔人一样具有异域风情。听着赌客们不停地谈论一种可以赢光庄家的“机制”，马克思觉得他们就像“疯人院里的病人”。他接着做了个类比，这个类比被他的追随者（而且不只是他们）重复了许多次：“尽管这样，和股票交易比起来，赌场也只是小孩子的把戏！”63

旅行中的其他部分就普通得多了。在阿让特伊的三个月里，马克思感到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了可以和孩子们玩上几个小时的程度。他坐火车到附近的翁吉安（Enghien）做硫水治疗，并进行长时间散步。印象派画家最爱在巴黎郊外户外作画，人们也一定会想，马克思在这次旅途中，或者是去年在和他那情况不佳的妻子旅行时，会不会在塞纳河畔碰上了莫奈。1882年9月，在劳拉的陪伴下，马克思前往瑞士，那时他已经虚弱到不能自己出游的地步了。64

他旅程的最后一阶段是在1882～1883年冬返回怀特岛，那和遭遇车祸没有什么两样。1883年1月11日，他收到消息，他那还不到40岁的女儿燕妮，死于膀胱癌。这是一次摧毁性的打击，马克思回到伦敦没多久就死了。最后两个月里，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不想吃东西，连吞咽都成问题，到最后基本，只能用牛奶加朗姆酒维持生命。他还在看书，但注意力已经涣散了，阅读的东西从经济学到时事到小说，最后看上了出版人的目录。夜晚盗汗和发烧是病情不断发展的征兆，不过医生依然认为，只要天气好转，马克思就有活下来的希望。65

就和很多能佐证马克思生平的东西一样，他的死讯也是恩格斯发布的。恩格斯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他的这位朋友从怀特岛返回伦敦之后，他每天下午都去梅特兰公园路41号坐一下。1883年3月14日，开门的是痛哭流涕的琳蘅·德穆特，他说马克思吃完午饭后就坐在书房，失去了知觉。恩格斯走进房间，发现他的朋友已经停止了呼吸。66一段充满强大激情且拥有坚定信仰的人生，一段拥有伟大志向并遭受过同样巨大挫折的人生，一段有过痛苦与挣扎的人生，在结束时，安宁而平和。

[96]Salut可以翻译成“嗨”，或是“你好”、“再见”。Salut et Fraternité意为：“嗨，兄弟。”法国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始用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中的博爱即为Fraternité，原意为兄弟般的情谊。德语Gruß und Handschlag是“祝好并握手”之意。

[97]摩洛神（Moloch）。腓尼基人、迦南人以及北非地区文化中崇拜的一个神，提到它时常涉及父母献祭自己的孩子。《圣经》与《希伯来圣经》中都有相关描述。

标志

葬礼在马克思去世3天后举行，规格不大。只有12个人前来悼念，除了恩格斯，还有艾琳娜、两个女婿、两个马克思通过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认识的朋友、两个科学家以及威廉·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从欧洲大陆赶到伦敦，代表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派出了一小组代表，领头的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他是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上的被告之一，在服刑之后搬到了伦敦，成为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手工业者间的忠实盟友。国际工人协会的人数不断减少，成员本身的年龄也都大了。普法战争以及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和这些人一直不和。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到场，这让葬礼变成了亲属与朋友们的一次活动——当然，这些人也都是马克思这辈子的政治同事。

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的葬礼不同，对她丈夫的悼念是相当政治化的。现场朗读了法国、俄国和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发来的唁电。李卜克内西按照恩格斯在燕妮葬礼上的无神论信仰声明发表了讲话。恩格斯之前强调的是燕妮的个人生活，特别是她在面对死亡时的无神论信仰，李卜克内西这番话的要点则有些不同——强调的是公共生活中的无神论，结合了Wissenschaft和政治。他宣称，科学将把人类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自然科学就是这种解放的第一步，而马克思创建的社会科学，以及把它推广至大众的做法，终将摧毁资本主义，“而且将一并摧毁地球上的神像与统治者，只要这些事物存在，他们就不会让上帝死掉。”悼词结尾是一段誓言，号召他的听众们——看起来是现场悼念者，实则是社会民主党人地下报纸的读者，李卜克内西的演讲文字被付印发表——在马克思领导他们开辟的道路上前进，直到目标实现。

主悼词自然由恩格斯来致。他强调了马克思身上科学的一面。李卜克内西的演讲中带有明显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痕迹，和他不同，恩格斯说的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在一段动人且经常被引用的话里，他把马克思和那个时代的科学英雄相提并论：“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把马克思说成科学家之后——这个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还在关注电力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恩格斯称他的这位朋友“首先是革命者。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与这个社会统治机构的行动，参与了现代无产者的解放……这是他一生的真正职业”。为了说明这一点，恩格斯描述了马克思新闻工作中的一些细节，以及马克思在巴黎、布鲁塞尔以及伦敦参与的各种协会，以国际工人协会为顶点——这是他“全部工作的最高成就”。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恩格斯没有提到1848～1849年这个马克思革命活动的主要阶段。他的悼词以一段史诗般的颂扬结尾：马克思是“他所处的时代里最遭憎恨、最受污蔑的人”，不断受到各资产阶级政府的攻击，但“尊敬、爱戴、悼念他的是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工友。从西伯利亚的矿坑开始，他们遍布整个欧洲与美国，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1

马克思和妻子一起葬在海格特公墓。最初的坟墓只有一块普通的墓碑，现在这个远超真人大小的半身像是大不列颠共产党（现已解散）于1956年放上去的。这个巨大的半身像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了一个人转变为一个标志的过程。它是理念、政治立场以及诸多身份的刻板体现，其中的很多身份与这个人的真实状况关联不大。悼念马克思的悼词只是这种转变的初期阶段，实际上，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恩格斯已经在试着用这种方式来呈现他。2虽然悼词证明了人们是有意识地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个形象，但这个过程也在以不受控制、未曾预料到的方式进行着。

在马克思去世后数日，欧洲和北美的报纸都登出了他的讣告。讣告以一种还不成熟的形式，展示了那些对他未来形象来说至关重要的方面。其中一点强调的是，马克思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是一部权威政治经济学作品的作者。社会主义媒体自然要强调他一生中的这个特点，就连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强调了他经济学学说的影响力与质量。由德国社会主义移民在芝加哥创办的《工人报》宣称：“达尔文代表自然科学，约翰·巴克尔代表历史科学（约翰·巴克尔，英格兰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支持进步理论），马克思代表政治经济学科学。”

第二个提法的反响没有第一点强烈，体现的是马克思的犹太人血统。英国和荷兰的报纸报道了他的犹太人出身。一家西班牙报纸说他是一个西班牙犹太家庭的后人，明显带有地中海人的样貌特点；而在都灵，他又成了“犹太斯拉夫人中最英俊的那一类”。圣彼得堡犹太社区的报纸把他称作“犹太人民族最具天赋的子孙之一”，辛辛那提的《美国以色列人报》（American Israelite）也有类似观点，只不过没有使用这么热情洋溢的词藻。

贯穿所有这些讣告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描绘马克思这革命的一生——特别是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参与和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角色，以及这个组织与巴黎公社的联系。在政治上抱有更多敌意的写手评价称，马克思的革命抱负均以失败收场：普鲁士人镇压了世纪中叶发生的革命，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了。倾向于马克思的文章则把他同19世纪中期的其他革命者相提并论，例如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只是这些人的志愿也遭遇了挫折或是没能完全实现。他们认为，虽然国际工人协会在政府压迫和派系冲突这种双重打击下消亡了，但它的信念在未来仍会引导劳工运动。谁也没想到，古巴民族主义者、反帝国主义领袖何塞·马蒂（José Martí）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总结文章。在纽约参加了一场公开纪念马克思的集会后，马蒂写道，马克思“在所有人身上看到了他自己具备的特点：叛逆、最高理想、斗争”。3马克思讣告的这三个重点——科学家、犹太人、不妥协的革命者——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会被更加深化，并逐渐成为一个关于他的固定形象。

马克思是个科学革命者，这种形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恩格斯的塑造。后者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来整理他这位朋友的思想遗产，树立一个科学革命者的形象属于这种工作中的一部分。恩格斯的这项工作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也属于对德国劳工运动政治活动的再次介入。这次介入是为了直接对抗柏林大学一位名叫欧根·杜林的经济学教师掀起的影响，他一直在贬斥马克思理念。由于不再参与日常政治活动，马克思让恩格斯来负责这次论战，不过他还是在经济学问题上给出了一些建议。最后的成果是一篇言辞激烈但不流行的论战文章，带有恩格斯的风格。和这篇文章生硬的标题《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izingof Wissenschaft）相比，人们更熟悉它的简称：《反杜林论》（Anti-Dühring）。这篇文章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刊物上做了连载。该党领导人并不看好这篇文章，为了安全起见没给它安排一个固定的刊载日期，而是选择了读者最少的时候发了出去，这让恩格斯颇为不满。4

这篇文章不仅在于攻击杜林，它还要从正面表达马克思的观点。1880年，文章中的一节被摘出来单独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Utopia to Wissenschaft），人们更熟悉的英文标题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其中，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观点表现为一种实证主义式科学，与达尔文的生物学并论，把人类历史中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与自然历史中物种的进步进化发展对应了起来，它的出现是一种同样的科学必然。这个版本的马克思理念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被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分子和政治领导者所吸收，并影响了他们这一代人。奥地利 - 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兼理论家，20世纪初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社会主义教皇”的卡尔·考茨基表示：在他理解马克思理念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作品比《反杜林论》的帮助更大了。他还补充道，他对《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其他主要作品的理解，全是来自恩格斯对这些著作的解读。5

在塑造这些后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过程中，恩格斯影响巨大。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研究了马克思理念与恩格斯理念间的区别。他的文章是质疑式的，有时甚至言过其实，甚至暗示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恩格斯主义”。6不认同莱文观点的人士提出，恩格斯版本的马克思观念想要消除马克思自己对实证主义的矛盾心态，并略去了马克思对这种自然科学概念性理解的黑格尔式批判。更早的、更黑格尔式的文字，可能会展现他知识世界里的不同观点，但这些要么早已绝版，要么就还是不为人知的手稿。

这种情况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从马克思去世到恩格斯去世之间有12年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欧洲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在1880～1896年间，欧洲成立了19个社会主义党和劳工党，还有各种全国范围的工会联盟。这些组织真的有数百万支持者。在这些政党的支持下，“第二国际”在1889年建立。无论是从会员规模、组织稳定性，还是从国际影响上来说，“第二国际”的强大都是国际工人协会不可企及的。恩格斯接替马克思，成为有经验的顾问，他与上述各有区别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人紧密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出现在这些组织的萌芽阶段，也持续到了它们在大规模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时候。

从恩格斯作品中获知马克思理念的政治与学术领导者，结合上一场大规模的劳工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运动。在欧洲大陆中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各种社会主义党派非常看重马克思理念；在西部，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理念地中海国家十分活跃，在英国，则是自由党一家独大。这些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竞争关系，但它们没有要根除马克思主义的意思，但确实限制了后者的影响力。不过，所有地方的演讲、报纸文章和小册子都会提到马克思，到处可见这位大胡子先知的画像。

马克思理念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受了恩格斯的影响，在德意志和奥匈帝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地，马克思理论的实证主义版本和达尔文主义版本，帮助解决了1879年致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领导信中那个困扰马克思自己的问题。在立即开展革命行动的苛刻要求，与放弃革命愿望与阶级斗争、倾向对目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革并调节社会阶级冲突两者间，社会主义者该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伴随着科学进步，社会经济与政治不可避免地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没有必要开展危险的革命运动，挑战手握重兵的现有秩序，也没必要放弃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其他改革的政党相妥协。热爱理论细节的卡尔·考茨基提出了这种政策，而这种政策变成了表面上革命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与欧洲中心实行威权统治的帝国并存的一种方式。慢慢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下——它是社会主义政党中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资金最充裕、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这种政策变成了第二国际的运作原则。7

再往东看，在沙俄帝国，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还是那个受实证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在这里，它不仅被解读成是对政治消极的辩护，而且也被视作在这个缺少中欧那种宪政体制的政权中，展开激进政治革命行动的诱因。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激进部分的领袖列宁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实证主义者。他反复引用《反杜林论》和恩格斯的其他理论作品，同时支持用激烈的手段推翻沙皇政府。一场全面战争[98]让俄国与社会无法应对，在战争的影响下出现了社会与政治动乱。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在这种动乱中取得了权力。在这之后，他们建立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他们在这个组织中挂出了马克思的肖像，并引入了实证主义的、“科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劳工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既然两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党派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对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的所有研究都要记住重要的一点，他们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是经恩格斯解读过后的马克思主义。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学术质疑始于20世纪20年代，源自对马克思在1850年前所写的那些更黑格尔化的文字的更多接触，大多是从存在主义的方式去理解这些文本的。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这种理解在知识上真正成熟了，正好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消亡的时间一致。

在马克思一生中，无论是他对自己犹太人背景的认同，还是同时代的人将他和这种背景等同，在表述上都是含糊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时主要是从文化归属和宗教归属的角度看待犹太人这个群体的。我们已经了解，马克思本人一般会对此进行强烈反对。在他不那么激烈的时候（尽管很少），他也会以讽刺的态度看待这些事情。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人类历史和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概念的兴起，导致出现了一种看待犹太人的不同观点——他们这个群体被认为有共同的生理遗传特征。在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10年里，这种看法已经很明显了，采访者会注意到他的犹太人特征，人们会在回忆录中想起这些特征，他妻子的悼词中也谈到了燕妮·冯·威斯特法伦与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在订婚上面临的困难。这种困难正是因为马克思的“以色列”血统。

在马克思去逝后的数十年中，这种看法得到了强化，并且逐渐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内涵。反犹主义在右翼圈子中越来越流行，并且正好赶上一种新的反右势力抬头：在迅速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一场劳工运动中，人们挥舞着马克思的画像，并声称受到了马克思理念的启发。在这种环境下，作为社会主义党派和劳工运动的右翼敌人，自然要强调马克思的犹太人血统。这种知识趋势与政治趋势到达顶点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他说得很清楚，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死敌，但恶意的、从种族和政治角度把马克思看成是个犹太人的做法，是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才流行开的。

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例子或许有助于解释这一点。1932年，奥地利和德国的边际效用理论经济学家在德累斯顿召开会议。会议是在大衰退之后举行的，旨在维护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之于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优越性。一位与会者——柏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冯·高特尔—奥特利连菲尔德（Friedrich von Gottl- Ottlilienfeld），将马克思的作品贬斥为“价值问题的犹太神秘学解决方案”。无论一个人怎么看待《资本论》，也很难把它看成是中世纪犹太神秘主义的例子——除非，马克思的犹太人种族特征在大众眼中是不言而喻的。8

把马克思看成是个犹太人，这种观点并非只来自他学说的敌人，还来自他学说的支持者。沙俄帝国就出现过这种现象。和马克思在生命中最后几年里怀疑的一样，这个国家已经被不断增多的社会与政治失和彻底破坏了。恰恰和马克思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相反，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要求——尤其是在这个帝国中的非俄民族里——是一并提出的，而不是彼此冲突的。数量大到不成比例的犹太人在拥抱社会主义理念，这样一个对沙皇统治极为不满的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从民族（甚至是宗族）、而不是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自己。他们认为，这个发明了社会主义理念的人是自己人，把他当成是犹太人的民间英雄也未尝不可。

可以想象，沙俄帝国中犹太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崩得”（Bund）的支持者特别推崇这种观点。这场犹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祖籍维尔纳（Vilna）的阿伦·利伯曼（Aron Liberman）就宣称：“马克思和拉萨尔这些我们时代的伟大先知，都是受我们民族的精神熏陶并成长的。”在1905年俄国革命时，崩得报纸宣布：“犹太无产者已经收到了卡尔·马克思和他朋友的（政治托拉 [99]）。”9这个社会主义党宣称代表沙皇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不过加入它的犹太人也是多得不成比例，他们经常把自己的政治归属看作逃脱人种身份和民族身份的一个办法。然而，与这种身份断绝关系的态度被弱化了，因为他们把自己运动的创始人看成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态度，连同犹太人左翼分子对这些态度的表达，传播到了欧洲与北美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们一般以不明说的方式表达自己，或者至少是采用非官方的评价，因为他们很难和党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更不要说苏联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对其犹太居民越来越大的敌意了。10

考虑到这些革命运动的标志性代表以及挂名发起人明显具有的犹太人特点，在20世纪革命的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里，以及在这种革命的死敌们的精神领域里，与犹太人的作用相结合的，是一种把身为犹太人理解成本质上与生理有关的、不可更改的观点。但这只是在对比过去时才会出现的情况。最起码，马克思绝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犹太人的民间英雄，而且清醒过来的20世纪犹太左派分子经常对此感到失望。不过，相反的立场，即把马克思看作一个20世纪的反犹分子，不管是纳粹式的还是斯大林主义式的，都是站不住脚的结论。因为这种看法忽视了19世纪的背景，马克思的态度——在《论犹太人问题》里，或是在他信中那些零散的、既显著又隐晦的、对犹太人的敌意评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嵌在其中的。

现在，把马克思当成是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实证主义式社会科学的实践者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马克思自己的想法，只不过这种看法似乎相当片面，忽视了他对实证主义的、科学的态度的怀疑，而且忽视了他思想中大部分明显是反实证主义的、黑格尔式的基础。而如今把马克思当成一个犹太人来理解，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几乎完全忽视了在他人生大部分日子里，他自己的真实看法，以及同时代的人对他的大部分看法——更不要说大众对身为犹太人意义的理解了。相比之下，现在把马克思看成是个不妥协、不让步的人，是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现状的革命性质的反对者，倒是很接近实际情况。

需要明白的是，马克思那种革命性和不妥协性中的很大一部分，与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无关。虽然马克思与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的婚姻最终走上了一条相当传统的道路，但他在年轻时候，向一个比他年龄大而且没有嫁妆的女人求爱，这是在直接挑战德国资产阶级对合理的男女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对实施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的君主国家的痛恨，以及对贵族、官僚和军官这些维持统治的工具的痛恨——在他对普鲁士王国和俄国帝国的强烈敌意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是他在1848～1849年间革命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之后也成了他普及自己政治纲领时的主要驱动力。马克思对普鲁士和俄国的憎恨持续了一生，在他支持戴维·乌尔卡尔特那些关于英国辉格党和沙皇的阴谋论的时候，这些憎恨也会朝着一个奇怪的方向发展，不过没有间断。他那些1848年的革命战友和他不一样，阿尔诺德·卢格和费迪南·弗莱利格拉特在意识到普鲁士王国将成为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设计师时，就与这个国家和解了，甚至还接受了俾斯麦提供给他们的津贴。马克思永远不会容忍普鲁士，在他生命结束之际也还盼着能够看到这个政府倒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让他高兴的是沙皇反动势力有被摧毁的希望，这个反动势力不是靠一场西方大国不想打的大规模战争推翻的，而是靠着俄国自己的革命起义。

大部分1848年的激进分子最终都向随后20年的政治形势发展妥协了，不过也有人一直忠诚于自己早年的志向。朱塞佩·马志尼和朱塞佩·加里波第就是这样，一些马克思讣告的作者也把他和这两人做类比。另一个参加过1848年革命而且仍坚持不妥协、不和解的人，是匈牙利民族主义领袖拉约什·科苏特。他从不接受奥地利对他祖国的统治，甚至在1867年匈牙利人获得自治权之后，他还是流亡了一辈子，就和马克思一样。当然，马志尼、加里波第和科苏特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吸引力可能仅限于在自己民族的圈子内，尤其是当欧洲各种民族主义逐渐体现出更强烈的族群中心化特点，并在整个19世纪中互相敌对时就更是如此。

不过这一点不应当被过分强调。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都是跨欧洲，甚至是跨大西洋的革命者，同样在很广的范围内成为了标志。从另一个方面看，马克思数十年来都是非常德国化的政治形象，19世纪上半叶经常是这样，虽然他同德国之外的流亡政治活动关系很密切。在1859年后，为了回归政治，他的计划都集中在德国，集中在德国民族主义问题上。只是他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从某种角度上说，更多是参与了这个组织的解散而不是建立——以及他对巴黎公社的辩护，这才让他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形象。在他死后，伴随着欧洲一场大型劳工运动的发展，他的国际魅力稳步提高，不过其他参加过1848年革命又没妥协的元老，从民族角度说，他们的吸引力在渐渐减弱。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望，源自黑格尔关于消除差异的理念，个人与公民社会的差异、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差异、工人和他们异化的劳动产品，这些都很激进和激烈，程度和他对俄国和普鲁士的想象一样。但是，马克思那些关于未来社会的最激进理念，其中很多内容都没有出版——《巴黎手稿》、所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纲》——或者写出来就是为了私下传看的，就像1850年3月发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传阅文件，以及《哥达纲领批判》。其他的则简短又模糊的，就像《资本论》第二版中增加的讨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率扩张的段落。有时马克思确实会就共产主义未来发表激进的言论，例如《共产党宣言》，结尾写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意图，或是在《新莱茵报》中对巴黎工人在1848年6月的起义表示支持，或是在《法兰西内战》中把巴黎公社描述为未来社会的模型。但就他大部分主要的激进政治行为来说，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科隆，在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非常不愿意描绘未来共产主义政权的样子，他要么弱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要么含糊其辞。在他公开透露共产主义理想时，已经是在这两次政治活动的末期了，这也表示他在考虑放弃这些活动。对比来看，他对俄国或普鲁士的敌意却从未减弱过。

同样没有动摇过的，是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双重复兴的愿望。首先，他设想，在19世纪的中欧和东欧精确地重演18世纪法国专制王朝被推翻的那一幕，还要有一个雅各宾派那样的共和党的、革命的政权以及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遵循这种步骤，他预见了一场在社会动力上与法国大革命类似的19世纪革命。推翻君主制王朝曾导致1789年前的等级社会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财产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资产阶级统治。这次社会革命将由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并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改为无产阶级统治。马克思设计了各种关于这两场革命的知识与政治方案，实践证明，大多难以实施。想象中的这两场革命，它们具体的样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马克思反资本家革命的方案中，乡村社会紧张局势的重要性逐渐增加，这一点是有冲击力的。一直未变的是，法国大革命和它在1789年与1793年那些伟大的时刻仍被看成典范。马克思与他那个时代的革命同事在这一点上有同样看法，但用法国大革命作为典范，标志着他思想中一个显著的后退，一种参照过去设计未来的倾向。

不过，如果说马克思革命愿望的源泉，确实扎根于19世纪上半叶他那些格式化了的年月里，那么，这些愿望和他追求这些愿望的固执劲头——不管是公开表达的，还是处于战术目的隐藏的，可能就是一把解开他理念能够长期不灭之谜的钥匙。诸多不同事业的支持者被这个人及其学说所吸引，或者说被他们想象中的他的学说所吸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20世纪初，欧洲大规模劳工运动的领袖、暴力推翻沙皇统治方案的支持者、全球性共产主义革命的干部、20世纪中期亚非拉地区反帝国主义的活动者，或者是20世纪60年代西欧和北美消费社会中心怀不满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宣告他们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还有20世纪欧洲和亚洲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者。他们那些想把自己治下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以激烈、暴力以及极权主义的方式，强扭成一个工业化的、富饶多产的未来的方案，会绕一个种族屠杀式的大弯，正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些马克思主义政权发起的行动，让人想起的只是马克思自己笔下描述的英国对殖民地印度进行的野蛮现代化，或是他在《资本论》中记录的资本家初始积累那种残酷的早期阶段。上述政权后来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官僚专制，和马克思所蔑视的普鲁士与沙皇治下的土地相比，不是没有相似的地方。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都引起了资本主义现状支持者的敌意。在东欧地区，表面的马克思主义结束了20多年后，他们还在对这些主义以及传说中这些主义的创立者大发脾气。马克思真正的理念与政治实践——是在19世纪初这个大环境下发展的，那是法国大革命和革命余波回荡的时代，是黑格尔哲学和它的青年黑格尔派批判者的时代，是大不列颠早期工业化和由此催生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和他后来的朋友以及笔下的敌人之间，顶多是有些不完整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知识上的联系是无关紧要的。用豪情万丈的方式表达他不可调和、不肯妥协、不愿变通的本性，一直就是马克思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吸引力最为深沉，最能引发共鸣，同时也带来了最尖刻的非议与反对，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98]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99]托拉（Torah），犹太传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以指《希伯来圣经》中的前5卷，也可以指这5卷内容加上拉比评论，更广泛的意义则可以包括所有犹太人的教育与实践。

注释

鸣谢

正如学者们要做的那样，我已经把这部作品的部分内容以公开课或会议报告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地点及场所包括田纳西大学、范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吉森大学、德国研究协会的年度会议以及圣路易斯地区德国历史学家研究小组。在这些地方或者其他地方，我收到了许多学者朋友的批评与建议，这里有西莉亚·阿普尔盖特、哈拉尔德·布卢姆、沃伦·布瑞克曼、詹姆斯·布罗菲、马库斯·丹泽尔、史蒂文·霍克斯塔特、肯尼斯·莱福德、苏珊妮·马钱德、詹妮弗·米勒、杰里·穆勒、沃伦·罗斯布鲁姆、马克·拉夫、科琳娜·特利特尔、迈克·沃纳、乔纳森·维森和约翰·威廉姆斯。

特别要感谢布恩医疗中心的布赖恩·约翰逊与林达尔·佩里医生所提供的大力援助，他们慷慨地把自己的医学经验奉献出来供我使用。很幸运，有人愿意阅读这份手稿的早期版本，并提出了鞭辟入里的意见以供完善。《MEGA》的朱尔根·赫里斯不仅做了这些工作，还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地下室里翻出了难解却十分有用的资料。吉森大学的弗里德里希·林杰对此书提出了精彩的建议，30年来，我都几乎一直能从他那里获得同样杰出的意见。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克里斯托夫·克拉克和范德堡大学的赫尔穆斯·史密斯拿出了他们严谨的、博学的作品供我参考。密苏里大学的同事阅读了我的手稿，我非常感激能收到来自约翰·弗莱迈尔、阿布杜拉·易卜拉欣、约翰·维尔格，特别是传记大师史蒂芬·瓦茨的评价与批评。Liveright出版社/W.W.诺顿出版社的罗伯特·威尔是个严谨且苛刻的编辑。他是改进我所提交手稿的主要负责人，没有全部接受他的意见只能归咎于我。这句话献给上面提到的所有人：他们都应分享读者授予这本书的任何赞誉，而读者的责备应当只属于我一人。

我的妻子南茜·卡茨曼，尽管从来没有替我做过笔记或打出我的手稿，但在25年里，她一直都是爱和鼓励的源泉。

谨以此书缅怀我的父亲，路易斯·斯珀伯。

资料整理

最大、最全面、最具学术性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作品集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性全集》（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即注释中提到的MEGA。在1975～1990年间出现的各卷都是由东柏林马列主义学院和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编辑的，并由东柏林的狄茨出版社出版。更新的卷次一直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由柏林的学院出版社出版。

尽管相关工作进行的时间已经超过35年，但MEGA仍不完整。因此，为了找到马克思的一些文字和通信，就必须寻找其他来源，一些不那么全面以及学术性不那么强的版本。MEGA里面的所有材料都是以最初出现时的语言印刷的，而老一些的版本都是单语的，把材料翻译成了出版需要的各种语言。由于马克思的大部分文字都是用德语记载，老版本中最有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共39卷正卷加2卷补卷，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东柏林：狄茨出版社，1956～1977），在注释中的缩写是MEW。对那些最初用英文写成的材料，我使用了英文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作品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共50卷（纽约：国际出版社公司，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5～2004），注释中的缩写为MECW。有三部不同的法语版作品集，都不是完整的（cf. Attali, KarlMarx, p.548）。最初用法语写成的信件，我用社会出版社那一版（巴黎，1945～）中的资料（注释中为MEC），以及它在1961年发布的《哲学的贫困》一卷（注释中为MdP）。

对一部马克思的传记来说，有另外三部文档集很有用。一部是收集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材料的作品集——《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资料汇编》，共三卷，由东柏林马列主义学院和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编辑（东柏林：狄茨出版社，1970～1984），注释中为BdK。另一部是涉及国际工人协会1872年代表大会的作品集——《1872年9月2日到7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共两卷，卷一是《备忘与文档》，卷二是《报告与信件》，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6～1978），注释中为HCFI。最后，《莱茵报》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在科隆的大部分政治活动，对应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来源是《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Rheinische Briefe und Akten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Bewegung 1830～1850），共三卷：卷一与卷二为第一部分，由约瑟夫·汉森编辑（波恩：彼得·汉森出版社，1919～1942）；卷二第一部分和卷三，由海因茨·鲍伯拉赫编辑（科隆与波恩：彼得·汉森出版社，1976；杜塞尔多夫：德罗斯特出版社，1998）。这本引证资料缩写为RhBA。

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马克思幼年的导师与未来的岳父。

（柏林利歇尔菲尔德档案馆）

19世纪30年代初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马克思未来的新娘。当时她与一位普鲁士中尉订婚，后来解除了婚约。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1836年，在波恩大学求学的马克思。他当时穿着德意志学生联谊会的制服。

（普鲁士文化遗产图像档案，柏林/艺术素材，纽约）

19世纪20年代初的柏林大学。马克思在这里接触的黑格尔理论，今后一直指导着他的思想。

（普鲁士文化遗产图像档案，柏林/艺术素材，纽约）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理念在宗教和政治上具有极其激进的内涵，而这正是他本人刻意回避的。

（普鲁士文化遗产图像档案，柏林/艺术素材，纽约）

爱德华·甘斯（1797～1839）。柏林大学法律史学教授，可能是黑格尔的主要弟子，对马克思的学术发展有巨大影响。如果不是甘斯年纪轻轻便死于中风，他可能会成为马克思的导师。

（普鲁士文化遗产图像档案，柏林/艺术素材，纽约）

19世纪40年代初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对自己当时外貌的评价是：“我看起来还是过分年轻了。”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即便在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中，鲍威尔也算是个难相处、有争议的人物。他是马克思的导师，直到两人在解读黑格尔时产生了政治分歧。

（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费尔巴哈朝着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了黑格尔的理论，不过他对马克思的学术影响通常被夸大了。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1845年的莱茵城市科隆，画作上描绘的是熙熙攘攘的商业大都市。在1842年到1852年间，这座城市是马克思政治活动的中心。

（科隆市莱茵图片档案）

1848年10月，科隆大教堂前的街垒。马克思在1848年到1849年为攻击普鲁士在科隆以及莱茵兰地区的统治所付出的革命努力，反倒超越了他在工人阶级组织，以及支持共产主义上的工作。

（科隆市莱茵图片档案）

1822年的特里尔。这里有很多罗马时代的废墟与中世纪的建筑，几乎算不上是城市。

（特里尔西蒙施蒂夫特市立博物馆）

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几乎所有马克思在德国仅存的支持者都被定罪，他们被判处监禁，或被剥夺政治权利。图片左侧被告席上，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站在后排，靠近宪兵。“红贝克”海尔曼·贝克尔站在前排发言。

（科隆市莱茵图片档案）

莫泽斯·赫斯（1812～1875）。马克思理念的一个重要来源。赫斯想成为共产主义的政治领袖与学术领导，但不实际的空想个性让他不敌精力更充沛、更有决心的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卡尔·格律恩（1817～1887）。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语世界中，格律恩是主要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对他进行攻击，他也尖锐有效地反击了马克思。

（《 德意志作家——相册 》，阿道夫·欣里希森著）

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转投共产主义的普鲁士军官。图中他身着美国南北战争时的联邦军服。马克思是一个重视理论的知识分子，而维利希则是个激进的行动派，与前者有鲜明对比。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作为19世纪60年代之后，马克思在德国的主要支持者，李卜克内西经常被视为（并被贬斥为）马克思命令的执行者。事实上，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在重大政治决议上与自己的导师有分歧，这常常令马克思又气又恼。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被视作是位煽动者和花花公子。

（普鲁士文化遗产图像档案，柏林/艺术素材，纽约）

戴维·乌尔卡尔特（1805～1877）。这位古怪的、亲伊斯兰的英国政治家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和他一样，有着激烈的反俄心态，以及对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的怀疑。

（《体现维多利亚骑士年代公正与自由的二三事 》，乔特鲁德·罗宾逊与戴维·乌尔卡尔特合著）

1857年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富裕且受尊敬的生意人。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阿道夫·克拉斯（1825～1905）。克拉斯是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马克思对其评价颇高。克拉斯后来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加入了共和党，并在南北战争后成为了华盛顿特区一位知名的建筑师。

（图片取自阿道夫·克拉斯的项目，马修·布莱迪）

正值壮年的马克思，摄于1861年。很快，不景气的财务、越来越严重的健康问题以及学术和政治上的辛苦工作就会拖垮他的身体。

（柏林利歇尔菲尔德档案馆）

家境转好。北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 1号。1874年马克思搬到此处居住，直到去世。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流亡的悲戚。在1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一家都居住在苏活区迪恩街这幢房子中的一个小套间里。

（柏林利歇尔菲尔德档案馆）

1869年的燕妮·马克思。身为马克思女儿，她是父亲的秘书，自己还是一名左翼记者。图中她胸前的十字架并不是信仰宗教的象征，而代表着1863年的波兰起义。

（柏林利歇尔菲尔德档案馆）

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劳拉。虽然她的信仰与姐姐一样，但却没有像燕妮那样积极地参与学术与政治活动。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马克思最小的女儿，艾琳娜。这是她1867年12岁时的照片，显得少年老成。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马克思一家的女仆，海伦·德穆特（琳蘅）。她和马克思有一个私生子弗莱迪，这个秘密一直被保守了数十年。

（柏林利歇尔菲尔德档案馆）

好奇的旁观者看着代表们从1872年海牙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退场。这次大会标志着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IWMA）的影响力达到了顶点。正是凭着这种影响力，他终结了该组织。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1875年的哥达代表大会将亲普鲁士和反普鲁士两派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统一了起来。该图在宣传拉萨尔与马克思达成了个人和解——这种看法是马克思坚决否认的。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照片摄于19世纪70年代初。图中的马克思看起来苍老、多病、憔悴：更像是一个凡人而非标志。

（普鲁士文化遗产图像档案，柏林/艺术素材，纽约）

年迈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摄于19世纪70年代。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19世纪60年代末的马克思。未来那种标志化的形象在这时已经很明显了。

（普鲁士文化遗产图像档案，柏林/艺术素材，纽约）

海格特公墓，卡尔·马克思与燕妮·冯·威斯特法伦葬在一起的墓地。1956年那尊巨型半身像这时还未拔地而起，墓地还是最初的模样。这么看上去，他还只是个普通人。

（《纪念卡尔·马克思》，威廉·李卜克内西著）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成长

儿子

学生

编辑

流亡者

革命者

第二部分 斗争

起义者

被流放者

观察家

活动家

第三部分 遗产

理论家

经济学家

凡人

元老

标志

注释

鸣谢

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