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

马克斯·布罗德

内容简介

这是卡夫卡的密友、奥地利著名作家马克斯·布罗德撰写的一部关于卡夫卡生平经历的长篇传记。 　　 　　卡夫卡（1883~1924）是一个文学上的谜，一个文学上的奇迹。他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也是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半个世纪以前，他的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他的经历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本书以详尽的篇幅，生动细致地再现了卡夫卡平凡而又伟大、孤独而又奋斗的一生，其中包括他的学习、工作、生活、创作，以及他的曲折的爱情、婚恋和年轻生命的匆匆的终结。 　　 　　与此同时，作者以大量的笔墨，详细阐述了卡夫卡的文学经历、文学成果 、文学风格和文学思想，并对此进行了深刻具体的演绎、诠释和评判。由于作者的亲历者、第一者的身份，使得这些介绍无疑成了上前世界上最具权威的说明。 　　 　　本书既是一本感情真挚深沉、语言隽永灵动的人物传记，又是一本资料翔实、立论中肯、分析透辟的文学资料，既可供阅读欣赏，又可供文学研究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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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传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马克斯·勃罗德著 叶挺芳等译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卡夫卡”这个名字源于捷克文，其字面意思（正确的写法是kavka）是“寒鸦”。在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个长着漂亮尾巴的大头鸟作为标志，弗兰茨早先给我来信时经常使用这种信封。

在捷克地区的犹太人中，也就是说，在由约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时期在捷克地区定居下来的犹太人中，卡夫卡这个姓氏并不罕见。这里并不存在民族的、政治的考虑在内。不过弗兰茨的父亲对旧奥地利的捷克民族诸党派倒颇有好感，尽管并非旗帜鲜明。他这种好感也可能与他对捷克乡土的怀念有关。弗兰茨却只上德语学校，受的是德语的教育，只是后来他才自发地掌握了准确的捷克语知识，获得了对捷克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此同时，他并未放松与德语文化的联系（在适当的地方我们还将谈到以后为他意识到的与犹太民族的联系的根本意义）。弗兰茨有个远房堂兄，跟他长得很像，比他壮实一点，除此以外，简直可以说是与弗兰茨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弗兰茨对他勇往直前的魄力和坚强的组织才能十分钦佩，这位堂兄从学生时代到后来作为大学教授和议员（在捷克议院中）一直都在德语自由党派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就是布鲁诺·卡夫卡教授，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作为法律草案的批评者和有创见的撰写者，作为政治家，作为克拉诺波尔斯基学术遗著的编纂者，并以他自己的法学著述证明，他有能力开辟美好的生活天地。弗兰茨的父亲和布鲁诺的父亲是堂兄弟。

关于卡夫卡的家世，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记中读到如下记述：

我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是amschcl（阿姆谢尔），正如母系中母亲的祖父。他是个非常虔诚和博学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去世时，我母亲六岁。她还记得，人们让她抓住死尸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祖父犯下的过失。此外、她也记得祖父那塞满四壁的许多许多书。他每天在河里洗澡，入冬后，他就在冰上凿个窟窿照洗不误。我母亲的母亲很早就死于伤寒。从这次丧事之后，母亲的祖母变得郁郁寡欢，不想吃饭，不同任何人说话。有一次，在她的女儿去世一年后，她出去散步，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从易北河中捞起了她的尸体。还有个比母亲的祖父更搏学的人，那就是母亲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普遍的尊敬。在一次火灾中，他的虔诚创造了奇迹， 大火将周围的房舍夷为平地，却越过了他的房子。他有四个儿子，有一个改信了基督教，成了医生。除了母亲的祖父外，那三个部死得很早。她的祖父有个儿子，母亲称他为疯叔叔纳坦，还有个女儿，便是母亲的母亲。

弗兰茨的母亲死于1934年，比她的儿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时我常与她见面，她是位安详、善良、聪明异常、可以说智慧横溢的女人，从她那里我得到了弗兰茨家世记述的补充材料。据她说，卡夫卡的父亲来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区（南波希米亚）的沃赛克。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是屠户。赫尔曼的青年时代是艰苦的、劳碌的，他的干劲和坚韧精神显然是无穷的。他的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照弗兰茨的母亲尤莉·卡夫卡的话说，也是“巨人”。弗兰茨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兰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著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一译者）依然存在的批发公司（位于旧城环城路）后，他还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层的出租楼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供给在弗兰茨的想象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这样不曾直接处于该家庭磁场内的，可以较冷静地旁观的人看来，这种崇敬有其符合实际之处，亦有某些夸张的因素。对于卡夫卡感情的培养来说，这种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心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可以从我下面摘录的（批判性的）日记片断中看出来，这段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当初的父亲形象。弗兰茨写道：

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今天他当着来看我们的尤莉姑姑又说了一通类似的话。她也长着一切父系亲戚所特有的那么一张大脸蛋。眼睛的位置和颜色有那么点不对劲儿。她十岁时就去为人家烧饭。天寒地冻之际，她穿着潮湿的小裙子东奔西跑，腿上的皮肤开裂了，小裙子结冰了，晚上上床后才会干。

现在我继续记述弗兰茨母亲的话。父系方面的祖母生于普拉妥夫斯基家，人们都说她心地非常善良，由于懂医，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此外，在父系的祖先那儿代代相传的特点首先是战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尔曼当过三年兵，步入老年后他也乐意回顾他的戎马生涯，一旦情绪较好（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他会唱起军歌来。他的父亲，即弗兰茨的祖父，能够用脚趾将一麻袋面粉从地面提起。有一次，一伙吉普赛人闯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栈，吓得战战兢兢的客栈老板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来。他将这些不速之客接了出去。假如我们掉过头来看看母系的先人，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这里面有博学多识的人，往往是些有奇异的癖好的爱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则被这种癖好引入冒险的、异国色彩的或离奇的、隐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过的弗兰茨的日记记述中提到过母亲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诚和（犹太教经师式的）博学声誉。在冰封的河里洗澡也是特别虔诚的人的一种宗教仪式，而不能理解成自然健身法，这种健身法当时还不存在，犹太人也不懂其妙用——刚才提到的这些男人出生于波利亚斯家，住在波德布拉得。祖父总是将宗教法则规定佩带的信教线挂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里面。孩子门跟在他后面，嘲笑他，但他们过后便在（基督教的）学校里受到训诫。老师教导他们，不可取笑如此虔诚的人。祖父（应为曾祖父——译音）唯一的孩子死得过早，并因此而可能导致了祖母的自杀，这个孩子叫艾斯特·波里亚斯，她嫁给了雅各布·略维。这个结合产生了六个孩子，老二（尤丽叶·略维）成了弗兰茨·卡夫卡的母亲。老大（阿尔弗雷德）很早就去了外国，获得了许多勋章，后来当上了西班牙铁路总经理。他终身未娶，常到布拉格来，给弗兰茨的青年时代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首先是由于弗兰茨期待着由他引入现实生活之途。弗兰茨向往遥远的国度，母亲有一个弟弟（约瑟夫）也在国外生活，他在刚果领导着一家殖民公司，拥有一支商队，这支商队有时达到一百五十人之众。后来他在巴黎生活，同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舅舅的生活成了卡夫卡的创作源泉，成了卡夫卡完成的作品和计划中展现的许多异国景象。住在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应该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蔼可亲的，家庭意识强烈（我认识他，但未给我留下轮廓鲜明的印象）。从给青年时期朋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他是多么失望。弗兰茨问他，“他是否有法子将我从这些事物中解脱出来，能否带我前往何处，使我终于得以着手新鲜的事业”。——弗兰茨始终视其法律职业为权宜之计，渴望能从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愿望告诉这位舅舅，尽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这位舅舅的关系在亲戚关系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说是不好的。母亲的另一个弟弟（鲁道夫）生活在科希热尔啤酒厂的会计岗位上，孤僻寂寞，由于信仰的转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里德）在特里什当乡村医生，也是单身汉，后迁入布拉格卡夫卡家的房子，在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中对卡夫卡进行一些医治，从而对卡夫卡的命运有所参与。

据弗兰茨的母亲说，弗兰茨是在麦瑟街和卡普芬街（现在是卡普洛瓦）交接的路口房子里出世的。他度过童年的其他地方是：盖斯特街（杜斯尼）上的来黑申慈善楼，“米努塔”楼，温策广场——斯梅茨基街拐角处房子。当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家住在台恩教堂旁，蔡特纳街（现在是切雷特那三号）上一套狭小、不规则的老掉牙的房间里，这些房间还算舒适。父亲的公司也位于蔡特纳街上，以后才迁入旧城环形路上的金斯基宫内的商店群里。在卡夫卡的《观察》和早期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这家商店的场面和形势的踪影，日记中自然也不乏此类描述。不妨读一下《商人）（小说集35页）。谁是那些“难以打交道的乡下入”呢？——“商人”必须预测他们需要什么流行样式的商品，“与我的圈子里人们所需的流行样式不同”。赫尔曼·卡夫卡的批发商店经营保质商品，是卖给村庄里和小镇上的商贩的。在店里看见的东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许多厚实暖和的便鞋。有时弗兰茨在我陪伴厂到店里去，再次试着减轻在沉重的工作负担下呻吟的父亲的压力，至少试着表明自己的诚意，企望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和善的一瞥或一句赞扬的话、然而总是徒劳一场。母亲不知疲倦地在父亲的店里当助手，她的作用显然是不可代替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在那里看到弗兰茨的一个妹妹。然而父亲远远不满意这种局面，从他的家长制出发，他恨不得全家人时时刻刻地围着他转。不过我不认为，我陪弗兰茨到他父亲店里去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准确无误的。由于年代远，回忆已经十分苍白。我倒是对他家另外两个住处记忆犹新，那是我常去找弗兰茨的地方，尼克拉路三十六号（现在是帕利茨卡），从那里可以看见码头、莫尔岛河、游泳场、桥、百乐宫的绿色斜坡，还有奥培彻楼、尼克拉路与旧城环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向尼克拉路这边，他的窗子位于最高一层的最左边。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俄罗斯教堂上一座大于常人的巴罗克雕塑。

弗兰茨是最大的孩子。两个弟弟（亨利希和格奥格）亡于幼年（一个死于两岁，另一个一岁半）。六年之后，三个妹妹相继出世，她们三人始终形影相随，与她们的哥哥却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离。后来，弗兰茨得病后，小妹妹与哥哥的隔阂被极坚决地打破了，她成了弗兰茨最信赖最亲近的人之一。——根据所有的报道，我们可以想象弗兰茨的童年过得是多么不可言喻的寂寞。由于母亲从早到晚在商店里忙碌，晚上也是父亲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扑克）．弗兰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师和人情淡漠的学校进行的。——对一个法语女教师或法国女人的回忆表明了性的觉醒。

日记中可以找到关于少年时代的忧郁和迟钝的记叙（有一次卡夫卡在谈另一个问题时用“拖泥带水”形容过这个时期的特征），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记，这是事隔很久的回顾了：“有时我相信，我在整个中学时期和这以前的日子里思想特别敏锐，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结论只是由于记性变坏了，然而有时我又发现，我的坏记性只是想恭维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后果严重的事情上，我是懒得动脑筋的。我自然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同贝格曼以一种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犹太教法典方式讨论上帝及其能力范围，这种讨论不很详尽深刻（也许我那时已十分易于疲倦）。我当时乐于联系一份基督教杂志（记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论题，该论题将钟表与世界、钟表匠和上帝相对照，并以钟表匠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见，我完全有把握在贝格曼面前驳倒这个论点，尽管这种反驳在我心中并无坚实的依据，反驳时我必须耐心地将各种依据收集拢来。有一次这种反驳进行了，那时我们围着市府塔楼散步。我之所以对此事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共同回顾了这件事。”

“当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时（然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思维能力的发挥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产生这种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够多，我走到哪里总是穿着蹩脚的服装，这些服装是父母让不同的顾客裁制的，最长一段时间是让努斯勒的一个裁缝给做的。我自然发现，穿得不像样走在街上是很轻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阔绰，不过我多少年下来也没有想到在我的服装上寻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于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卑的趋势（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觉中而不是在事实上），我坚信这些衣服只有在我身上才能与这种先是洗衣板一样僵直，而后又变得皱褶繁多的身体相配。我根本不想获得新衣服，因为既然我长得难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说，既然世界已经看惯了旧服装，又何必向它展现新服装的丑陋呢？我老是拒绝母亲的意图，她总是让人给我做这种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总能发现新旧服式间的区别。我的这种不断的拒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为父母亲的行动业已证明，我的长相实在是不值一谈。

“长此以往，我渐渐习惯于我的姿势来适应这些蹩脚的服装，走到哪里我都曲背斜肩，手足无措，害怕照镜子，因为我认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将我的丑相展现在我面前，而且这丑相不可能如实地映现。假如我真像镜子中照出的那样，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骚动，星期天散步时我就得忍受母亲在我背上轻轻的敲击，接受与我当时现实的忧虑格格不久的告诫与预言。我主要完全缺乏为真实的未来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预作准备的能力。我只能对当前的事物及其当前的状况加以思考。这可不是出于考虑问题的彻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关的利益，而是（只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贫弱）出于悲哀和畏惧，说出于悲哀，是因为我的当前处境是如此可悲，我认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无法脱离它；说出于畏惧，因为正如我当前每跨出极小的一步亦心惊胆颤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来严肃负责地评价作为伟大的成年男人的未来，这种未来在我心目中多半时间被看成痴人说梦，以致我觉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虚假的，而下一步则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进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却过于冷静，以致不能在奇迹的范围内考虑奇迹，在真正的进步的范围内考虑真正的进步。入睡前，我能长时间地沉湎于梦幻中：我身为富翁，乘坐四驾马车驶入犹太聚居区，以一句威严的话解救了一个无辜受鞭挞的美丽的姑娘，以我的车载着她扬长而去。这种自娱的信念也许是从一种已经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来的，它丝毫不能使我克服这种坚定的想法：我将通不过年终考试，假使竟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下一学年中也将毫无进步可言，假使到头来竟然头晕脑涨地又过了这一关，那么我在中学毕业考试中也将最终被淘汰，反正我肯定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以我的惊人的无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将自己视为走向未来的指路人时，我总是只能看到我的无能（然而我的文学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帘），这么一来，我对未来的思考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选择这么一种生活准则并非因为它含有对未来的信心，未来之存在本来就不为我所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得轻松一些的目的。就如这般走路，穿衣，沐浴，阅读，尤其是闭门家中（这是我感到最轻松也最不需要勇气的事）。超过这些范围，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临不穿一件黑色的礼服无法出门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须作出是否参加一个舞会的决断。努斯勒那个裁缝被召了来，协商裁这么一件衣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如此优柔寡断，我总是害怕通过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仅被扯入下一个不愉快的局面，而且会进一步被扯入一个更糟糕的境况。一开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们在这陌生人面前以我没有任何礼服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们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议。但我感到人们提出的燕尾服将给我的生活面貌带来可怕的转折，于是我们争执不下，最后一致同意做晚礼服，这种服装与普通西服上装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当我听说礼服背心必须开领，里面还得穿一件挺括的衬衫时，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坚决性表示反对。我不要这么一件晚礼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话，那么我宁要一件虽有绸料衬里坦领口却开得较高的。这个裁缝没见过这么一件晚礼服，他说，我怎么设想都罢，但这么一种上装不可能穿到舞会上去。好吧，就让它不是舞会服装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这事本来就没有定，你只要把我说的衣服做出来就行了。这个裁缝简直想不明白了，因为至今为止我总是以带羞的匆忙，没有异议也没有建议地让他给我量体裁衣，试穿新装。毫无办法，也由于母亲的的催迫，我只得陪着他（别提多难受了）穿过旧环形路到一个商人的旧衣陈列窗去，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常看见一件这样的不使人为难的晚礼服放在那里并觉得适用于我。不幸这件礼服已从橱窗中取走，圆睁双目往店里看了半天也认不出它来，要我仅仅为了看这件礼服而走到店里去我可不敢，我们便怀着先前一样的不同见解回家了。然而我却觉得这件未来的晚礼服已经受到了这段冤枉路的诅咒，我至少利用了对争执不下的恼火为借口，随便向这个裁缝订做了一件小东西，为晚礼服之事给了他一点小惠作为补偿，把他打发走了。在母亲的责备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从此永远（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远的）对姑娘们，对衣冠楚楚的出场和舞会关闭了心扉。我对此感到愉快，同时又觉得可怜，此外，我担心在这个裁缝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顾表现得都更可笑。”

弗兰茨读完了肉市场旁的德语小学，又毕业于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这称得上是布拉格最严格的学校。学生很少，在那些宽敞的教室里，由于学生少，每个人自然会经常被叫起来提问，这种情况比其他那些较为幸运、但松松垮垮的中学要多得多。学生们怕老师。我那时在施蒂凡中学读书，还不认识卡夫卡，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听到那个学校阴暗的情况。我们施蒂凡中学的学生也可参加在金斯基宫——旧城中学所在地——中举办的自选法语课，所以我亲眼见过那些阴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后来有时对我说起，他是“以眼泪”通过数学考试的，还得感谢上面摘录的日记中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把作业让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个挺不错的学生。旧城中学中只有好学生，差一点的在最初几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据他母亲说，他那时是个体弱温柔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很严肃，然而偶然也调皮捣蛋，——一个老是读书而不愿运动的孩子——这与卡夫卡后来对体育锻炼的强烈兴趣是不同的。

一张地对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满疑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闭的嘴唇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头发几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简直处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于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精心选择的水手眼、宽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兰茨很少跟妹妹们一起玩，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一差距有时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导火线。只有在父母生日时，小弗兰茨才为妹妹们编写小戏剧。这些小戏剧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兄妹们比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诗句。有个剧叫《骗子》，还有一个叫《格奥尔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个叫《照片在讲话》（这个剧讲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兰茨从来不参加演出，只是当剧作家和导演。后来他建议妹妹们演汉斯·萨克斯的小戏剧以取代他的剧作，由他导演。

青年弗兰茨的真正社会交往我们必须在他的同学中去寻找。他那小小的班级中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重要性以后显示了出来。除了卡夫卡外，还有；已经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了有地位的哲学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在中学期间，卡夫卡和贝格曼二人虽然来往不少，但看来彼此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对于艾米尔·乌提兹来说同样如此，他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还有保尔·基施，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只有同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才堪称密切，对此我们以后还将谈到。

在青春时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亲形象（其巨大性无疑经过了卡夫卡的天赋的放大）处于突出的地位。作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后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里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当清楚地描绘那些日子的气氛），他写了一封非常详尽的《致父亲的信》，这简直不能称之为信，这是一本小书，然而不是现时可以发表的书，而且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管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写成的，它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在此很难寻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与精神分析学的吻合之处，但是精神分析学多半止于事实的表层，而不能及于更深处的盘根错节。由于个人风格的缘故，这封《致父亲的信》未作广泛的倾诉。然而仅那些为数不多的片断和语录（我可以摘引）已足资构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尽管此情长逾百页，然而我从与弗兰茨的谈话中获悉，他真的打算将它交给父亲（通过母亲），一段时间内弗兰获有意通过这封信澄清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烦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冻结着的关系。事实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实现。母亲也未转交这封信，而显然安慰了弗兰茨几句，将信退还给了他。从此以后，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没有谈及。

“最亲爱的父亲”，信是这么开始的，“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这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的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接着便是对这个特别的父亲与这个特别的孩子的关系的详细分析，或反之，还有最尖锐的自我分析，插曲般地扩展成小小的自传，谈得最多的是那自然从中心引导出来的对童年的回顾；因此恰恰是《信》的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处。

卡夫卡始终将自传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生命中相当长的阶段坚持写日记这一事实中，而且还可以从类似下面举出的话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脱离办公室，无论如何将马上着手实现写自传的愿望。我在写作之初必须将这么一种重大转折视为暂定目标，以便掌握事态的发展。尽管这种转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却也看不到另一种可以与之并列的重大转折。再说，写自传是一大乐趣，因为它将轻易地从笔底流出，恰如把梦境记录下来一般，然而将具有另一种伟大的、永远左右着我的结果，它也将为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感觉所接受。”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向，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温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轮廓”。这一思想获得极高的评价：“第一个结果将是，我把力量集中起来，不再东一笔西一笔地为毫无意义之事涂抹，我的目光随兴所至。”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为他那难以窥测的心灵整理出一点头绪来，何况还有那作家共有的公开最隐秘感情的愉悦，托马斯·曼有一次（在杂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称之为作家必然犯的错误和对世界提出的连同优点和弱点一起受爱戴的无条件要求（“奇怪的是，世界证实并满足这一要求”）。卡夫卡十分艰难地进行着获得他自己的完美的斗争（他也许会说：反对他的明显的不完美的斗争），以致他根本没有动过向外界显示自己的念头。

尽管这封信只想就事论事，不偏不倚，其内容以及其主观真实与客观事实的对立却显得那样模糊不清，深不可测。我觉得这里或那里焦距对错了，未经证实的前提不时出现，同事实混在了一起；似乎寥寥无几的警句竟然构成了一座摩天大楼，其复杂之处令人揣摩不透，最终它在表达上竟围着自己的轴心转起来，驳倒了自己，却依然巍然屹立。信的结尾处他让父亲自己说话，用虚构的方式来回答这封信：“在我如此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把所有的过错往你身上推之时，你却要表现得‘聪明超凡’、‘温和超凡’，并宣告我毫无过错。后者你只是好像办到了（你的目的其实也就此达到了）。撇开所有关于本质和自然、对立和无能为力的‘谈话方式’不论，字里行间透露出：我才是进攻者，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卫。现在你通过你的不坦率应该是已经得到了许多，因为你证实了三点，一、你是无罪的；二、我是有罪的；三、你纯粹出于宽怀大度，不仅打算原谅我，而且多多少少打算证实并使自己相信，我也是无罪的（这自然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人这些本来已可满足你了，但你并不满足。你往自己脑子里塞进了完全靠我过日子的念头。我承认，我们在互相斗争，但是有两种斗争形式。一种是骑士式的斗争，与自立的对手较量，各归各，胜败自负。还有一种是虫易式的斗争，虫豸不仅蜇人，而且为了生存还要吸血。这是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缺乏生活能力，可是又要过得舒服、无忧无虑、不须自责，于是你便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一切生活能力并将之揣人口袋。”（顺便提一下，通过这段论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弗兰茨·卡夫卡的“虫易中篇”——《变形记》以及《判决》和其他一些小说的根源之所在。）

一如结尾处这几行，全信的主题始终一贯（只有罪责问题在最后一段中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大体上可归结为，儿子的弱小与父亲的力量之对照，父亲的一切靠自己获得，他对自己的成就和强大的不可折服的本质有所认识（他的成就便是来自他的强大的本质），把自己视为世界之准绳，这么看问题是因为他是一个质朴的、不善深思问题的，在原则问题上只根据自己的直觉行事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无清醒意识的人。这里有一种持续的认识：对立面不是这样僵直硬挺地放在那里的，这封信在努力适应生活的这一混合体时便不得不写到这种认识，在卡夫卡的一部作品中他这种认识自然而然地贯穿上下文，在结束语中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段话也是全文中最和解的一段：

事实上事情当然不会像我的信中证明的那样相对，生活不仅仅是一场互相忍耐的游戏；这个不同观点引起了我对生活的修改，我不能，也不愿阐明修改之处，然而依我之见，通过这一修改却达到某种与真实非常接近的境地，它使我们俩都得到一些宽慰，使生活与死亡都变得更为轻松些。

撇开这个保留条件不谈，两种特性的对立勾画得十分鲜明。弗兰茨·卡夫卡出生的两个世系的遗传因素——母系（略维家）的古怪、羞怯、安静的人和现实强壮的父系一线由他自己作了下述描绘：“将我们俩比较一下：我，简而言之，一个有一定卡夫卡家族根基的略维家族人，但没有为卡夫卡家族的生活、经商和占领欲望所推动……你却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无论强悍、健康、胃口、决断力、能言善辩、自满、优越于世人之感觉、耐力、沉着、鉴别人的能力，一定的慷慨大度无一不证明这点，当然也有着附属于这些优势的错误和弱点，你的性格、有时你的勃然大怒不时将你驱入这些泥潭之中。”可以比较一下写在另一处的卡夫卡眼中的母系遗传因素：“固执、过敏、正义感、焦虑。”这与精力旺盛的父亲肖像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剑拔弩张的对立，在《信》结束部分卡夫卡谈到他徒劳不果的结婚问题时，这一点又一次显现出来。父亲和儿子被并列对比，父亲得到了一切，儿子却一无所获：“结婚最大的障碍是这种无法磨灭的信念，要维持家庭，甚至要拥有家庭，就必须具有我从你身上认识到的一切素质，而且缺一不可，好的和坏的都在内，它们与你的生理机体融合在了一起，即强悍和对他人的嘲笑，健康和一定的无所制约，能言善辩和知识欠缺，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超人优越感和专制，老于世故和对多数人的不信任，还有无任何坏处的优点，比如勤奋、耐力、沉着、镇静。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在我身上几乎不存在，或只有一星半点，就这样还要我壮着胆子结婚？我看到，就连你在婚姻中也要艰苦搏斗，甚至在孩子们面前招数失灵。当然我没有公然提出这个问题并公然给予答复，否则对此事的通常的思考就会占上风，并且向我指点其他一些男人，他们与你不同（在接近的人中就可以说出一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r舅舅），但却结了婚，而且未被婚姻压垮——然而被压垮的例子已经相当多，对我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我未提出这个问题，却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它。并不是面临婚姻问题我才检验自己，而是在每个小问题面前都在检验；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过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向我证实我的无能，正如我尝试着描写的那样。每件小事中正确无误并证明你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会与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紧密吻合。”这段话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与他关于“潜意识”的论述之间的关系看来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却心存疑窦，不得不对两者间如此简易顺手的联系之建立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卡夫卡自己熟悉这些理论，并且始终视之为一种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与矛盾冲突的细节相合拍，或者说倒与其真正的脉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将以克莱斯特为例试着对事实真相作另一番阐释。首先却必须承认，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个与儿子心目中强烈感受到的父亲的优越性相关联的问题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向“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学家通常的观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据。同样的还有对父亲的“教育方法”的阐述，——可是在卡夫卡许多关于他“耽搁了的教育”的日记片断中和他论及斯威夫持一个理论（“孩子们只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书信”中，却为另一个论题开启了门户。

几乎整封信写的都是父亲施加的教育。“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卡夫卡说道，“尽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宠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时特别不听话，我不相信，一句温和的话、一个静静的握手动作、一道善意的目光会让我交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从根本上说是个善良的、软心肠的人（下面说的与此并不矛盾，我这里说的仅仅是你对孩子的表面态度），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毅力和无畏精神，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临。你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长的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对待。你也还觉得这种方式很合适，因为你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这封信以异常强烈的感情回顾了幼时一次微不足道的体罚，这次体罚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慑的作用，肉体几乎谈不上吃了什么苦，可却在儿子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始终认为；“我对他（父亲）来说竟是这般微不足道。”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小小的乐趣，对他的朋友交往，对他待人接物的整个方式作出的种种轻蔑评价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压力，最终导致自我蔑视。父亲自己对他的评价和规定并非坚执固守，而恰恰是这种不合逻辑的摇摆在回顾过去的儿子心中有如不可驾御的活力与不折不挠的意志的象征。“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荆斩棘到达了如此宏伟的高峰，因此你对你自己的见解抱有无穷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任何其他意见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痴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终如一，而你无论怎么改变，你又总是有理的。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对某件事根本没有任何见解，于是有可能与此事相关的所有见解毫无例外地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你会先骂捷克人，完了骂德国人，再骂犹太太，而且不是有选择地就事论事，而是笼而统之，一概骂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无人不在挨骂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着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色彩，他们的正确性建筑在他们这个‘人’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

这段话可以使人联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严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权威的原则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诉讼》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说中和属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断片中无所不在。—一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知道，从荒谬的、无须顾及原因和矛盾之处的、互相信赖的某种人与人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魔力，一种原因是当事者未曾认识其矛盾之处，另一种原因是当事者需要对方（比如一个心爱的女人）这么一个完整的即使有缺点的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能容忍对方。于是我们要以客观而傲慢的口气发问：卡夫卡为了什么而需要他的父亲？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既然他对其父亲抱着批判的态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观点因此而不适合），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呢？为什么他不像许多孩子那样，与父母保持—波距离，从而免受巨大压力呢？或不如这样来提问：他与他的父亲间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的，后期几乎不跟他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为这段距离和关系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难道他会想不到，在像他父亲与他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吗？弗兰茨是能够理解父亲的，并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还怀着充满爱的钦佩评价他。父亲受其性格驱使，没有任何罪责可言，这也是弗兰茨在这封信中所反复强调的，但也由于其性格而无可奈何地、毫无可能打开理解儿子内心特点的大门。在我的这位朋友在世时，尽管我未读过他的日记，我已经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创伤，不知在多少次谈话中，我试图让他明白他对父亲过高估计和他自我蔑视的荒谬。全都是白费口舌，他会滔滔不绝地倒出一大堆根据来（他也经常沉默不语），那真能叫我一时间受到震撼，哑口无言。

今天我依然感觉到，“卡夫卡对父亲的首肯原因何在”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对父亲的首肯的需要确实曾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感情，直到这些年依然余音绕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轻自贱的普遍压力”的表现。在信里，父亲对儿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赋予了一种完全夸张了的作用（参见小说《判决》）。信中说，倘若遇到你的反对态度，或仅仅估计你有反对的可能，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对此对彼的喜悦之情便不能坚持到底，说到估计你的反对态度，几乎对我作的所有事都可这么估计……只要谈到与你有关的事，你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而我在你面前则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即使这样，你也认为过分了，最终我便沉默了，一开始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后来便由于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由于你是我实际上的教育者，这一点便处处体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从下一节中（“幼稚行动”）预先抽出来提一下：克莱斯特据说也有结巴的毛病。卡夫卡说他曾给结巴巴地说话，只能与他同其父亲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只要他愿意开口，打破沉默，他的谈吐是自由、轻松、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摄人的力量，而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且又总是自然得令人吃惊，与“结结巴巴”毫无相通之处。

这种“教育”的结果根据这封《信》的描述是这样的（这是卡夫卡自己评论他的长篇小说《诉讼》的结束语）：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有一次我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性时准确地描写了某个人：‘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

卡夫卡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强烈反对的莫过于任何“虚构”了，他认为虚构摒弃了有机的、时有出乎意外的生动丰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编造想当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联系。可是他自己在此却坠入了虚构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实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夸张的情节。比如他将他的文学创作亦纳入“逃离父亲的尝试”这一总标题中，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他创作的喜悦感不是来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里，从事创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种挣扎在父亲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个为形式、创作欲望和能力、认识事物的动力、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爱所振奋激动的形象。当然，在给父亲的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话表达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写作与你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胸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卡夫卡在这封“信”中，从逃避父亲的企图这同一个出发点来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犹太民族、职业，以及两次意欲导致婚姻的开端。“我的自我估价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比如一个外在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受你的影响……那里，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斗败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换个地方去生活，然而这种努力不值一提，这是在为某种绝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这绝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给他童年的状况赋予了一种压抑他自己的性质（也许由于是事隔多年的回顾，或由于在信中执拗地坚持着的虚构的影响，这种性质被描绘得过于灰暗了）、他声称，他在中学里所学甚少，甚或一无所学（出于我对他的密切关系的了解，我要就他的学识，比如说希腊语知识——一我们在大学期间曾一起读柏拉图著作——提出异议），他接着说：“自我能够思考时起。我心中便怀着这种对精神存在观的最深的忧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有点奇怪，人门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论，然而却以冷漠的、几乎没有内容的、不可摧毁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动物般自以为满足的无所谓的态度出现，这种自以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无所谓态度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当然，无所谓态度在这地方也是保护自己不被恐惧和负疚感摧毁神经的唯一工具。”

至于“自救尝试”，我会在应该谈的地方谈到它的，当然并不完全与这封给父亲的信中意义一致。只是关于将犹太教作为逃避父亲强权的阐述还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对认识那个过渡时期的犹太民族是如此，而且关系到卡夫卡以后在宗教上的发展：“我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面对你的避难之所。这里找到一点避难角落本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这里更可以想的是，我们能够在犹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从那里出发。可是你所给我们的却是什么犹太教！我在过去的年头中面临过三种形式。

“孩提时，我附和着你，谴责自己，因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斋戒等等。我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对你不孝，这时，一直潜伏着的负罪感也就渗透进了我的心灵。 　　“后来，当我成了年轻人时，我不理解：为何你对自己信奉的犹太教一无所知，毫不虔诚，却谴责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样（如你所言：出于虔诚）信教。据我看来，这些谴责实际上是空话，是玩笑，连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像个认真信教的，不如说至少是更接近于那种不把它当一回事的人，把做祷告当做走过场，有时你居然能够将正在朗读的书中段落指给我看，使我惊讶不已。此外，只要我能去教堂（这是关键所在），我就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地东游西逛。在那里的好几个钟头里，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后来我只有在舞蹈课上才感到过这么无聊），尽可能在那里偶然的一丁点儿变化中寻找乐趣，比如当约柜打开时，这时我总是联想起游艺靶场，在那地方，有谁命中了靶心，一个柜门也会自动打开，只不过那里柜门中出来的总是些有趣的东西，而这里总是那些没有脑袋的陈旧偶像。我在那里还总是非常害怕，这不仅是因为我自然为如此接近这么多人而害怕，也因为你有一次提到过，我也有可能会叫上去诵读经典的。为此我颤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消我的无聊，顶多还有那成人礼，然而那也只要求背熟文字，颇有点可笑，也就是说仅仅像参加一次可笑的考试；再就是与你有关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诵读经典，你很好地通过了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会活动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里参加灵魂回忆活动，而叫我先走，这事在很长时间中（自然是由于我被赶走与不能进一步参加任何活动，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几乎未曾意识到的感觉——这事有点不公平。——这是在教堂里。在家里可能更要命，欢乐局限于第一个赛德之夜，这个夜晚日益变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痉挛的喜剧，当然是在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氛围之中（为什么你也不得不适应于这个氛围呢？因为它是你造成的）。这些就是传给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没什么了，顶多还有那伸出的手，指着‘百万富翁福克斯的儿子们’，告诉我他们在高贵的节庆日子中与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教堂。这样的信仰教材除了尽快地弃之脑后，还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这种抛弃在我看来才是最虔诚的行为。

“更往后，我又改变了对此事的看法，并且懂得了，为什么你竟会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恶毒地背判了你，你从那小小的聚居区般的小村镇中确实带来了一点犹太教，本来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军队里失去了一些。无论如何，青年时代的印象和回忆还勉强够你过上一种犹太生活，尤其是因为你不需要很多这类帮助，你出身于一个十分强大的家系，对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虑若不曾同对社会的疑虑混杂得太深，几乎是无法使你动摇的。从根本上说，引导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社会阶级的观点的绝对正确性，实际上由于这些观点是你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这里面所包含的犹太教还是够用的，然而欲将它在孩子身上继续流传下去，却太少了，你所传下去的是一点一滴聚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传代的青年时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惧的本质。而且也不可能让一个满怀畏惧而尖锐地观察着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无所谓态度推行的那些无谓之举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如果说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那也只是作为昔日的纪念品，你为此而要将它们传给我，由于它们即使对你来说也已不存在独立的价值，你只能通过说服或威胁来向我灌输；这一方面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虚弱，必然使你对我表面上的固执非常光火。

“整个看来这不是什么孤立的现象，在犹太人这过渡的一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即从相对来说虔诚的农村迁入城市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发生的，只是这个现象给已经够尖锐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加上了一层痛苦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你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是无辜的，可是要以你的个性和时间的推移来解释你的无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为借口，也就是说不说什么，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没有时间投身于这类事情云云。我从你毫无疑问的无事出发，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将不公正的谴责锋芒转到他人身上。这种做法无论在哪里，包括在这里都很容易得到否决。这并不是你可以给你的孩子们上的一堂课的问题，而是需要展示一条堪称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犹太教信仰更强烈一些，你的榜样也就会更有号召力一些。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谴责，而是对你的谴责的防卫。你最近读了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回忆录。我是有意识地给你读的，然而并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说的，是由于一小段关于食素的叙述，而是由于书中描写的作者与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作者与他儿子的关系，正如这本为儿子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表达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细节了。

“最近几年来，你觉得我对犹太教事务关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定的补充证明，由于你先入为主地对我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我的发生兴趣的方式怀有厌恶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这点以外，你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例外表现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在这里活动着的毕竟是与你的犹太教同出一源的犹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们之间产生新的关系。我不否认，你对之表现出兴趣的事情往往反倒会使我产生怀疑。我并不是想断言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胜于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没有对之加以验证的可能。我所介绍的犹太教使你感到讨厌，犹太文字你觉得无法阅读，它们‘使你恶心”’。——这可能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有我童年时期告诉我的那种犹太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别的。可是要说你坚持这种看法，似乎又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你的‘恶心’（撇开它首先并非为犹太教所引起，而是针对我个人的这点不谈）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那种犹太教以及给我的犹太教教育的弱点你绝不愿意回顾，并以不加掩饰的痛恨来回答一切回顾。此外，你对我的新犹太教教义的反面评价是非常夸张的；首先，这里面掺含着你的诅咒；其次，对于犹太教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我的情况而言，它是有致命伤的。”

父亲是如此，而母亲“在杂乱的童年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智的典范”。儿子虽然埋怨她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对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一方面是面对一个不容任何反对意见的男人的讲求实际的让步。但是父母以这种方式联合为一体，组成了对儿子的共同战线，母亲只是偷偷地脱离这条战线，以便给儿子一点爱的表示—一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在很短的小说《夫妻》（载《一场战斗记实》）中便可见到相似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它堪称卡夫卡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质的作品之一。正确地阅读它，那么每一句话都富有启发性，从开头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声处n．先生的夫人向来访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亲时说的这几句话：“尽可以说，她（母亲）能够创造奇迹。已为我们所毁了的可由她来修复。我童年时便失去了她。”还有那结束语：“噢，竟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商之路，而人们不得不带着负担继续走下去。”

奇怪之处不在于，弗兰茨感到父亲的性格是某种陌生的东西，却由于其活力和力量而对他钦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后的生活道路上也极其希望得到父亲的首肯，尽管这往往是根本办不到的。“你也有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同的微笑方式，这种方式特别美，却非常难得一睹，可是这种微笑会使对方非常愉快，”《信》中这么写道。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却十分美妙。比如当我以前炎夏午饭后在店里看见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柜台打一会儿瞌睡时；或者当你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儿来消夏时；或者当母亲病重，你颤抖地哭着紧抓书橱时；或者当我上次生病时，你轻轻地走到我住的奥特拉的房间，停在门口，只探进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于好心的考虑只向我拍了招手。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他的书中的一本——《乡村医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显然并无恶意）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记中弗兰茨描写一个晚上，在写到他难得真正完全感到满意一个行动的那句结束语（《日记》252页），听起来是那么的忧伤：他以极大的努力，审慎周到，确实成功地在犹太区政府中组织了一场一个贫穷的东方犹太话剧演员的朗诵会，自己讲了颇有意义的开场白（这是他作过的唯一的演讲——可记录在案的仅仅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贝大厅朗诵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他这番报道却是以写在括弧中的、仿佛从深深的背景中道出来的话结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里。”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况与普鲁斯特家里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见列昂·彼埃尔一昆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亲每天一大早离开家，几乎与儿子不打照面。”而他母亲则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对他很关心，总是原谅他的任性，原谅他习以为常的草率马虎态度。”——倘若探讨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点，也许会找到两位作家世界观相近与文风相近的共同根源，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互相间却从未听说过——这将使那些喜欢分门别类的观察家们重新陷入世界之杂乱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别细密准确，即对细节的爱好（我欲称之为“填密写作”），还有被卷入家庭的魔法漩涡中，自然还有种族（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甚至际遇的某些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诱惑人对他俩加以对比，当然，普鲁斯特所处的世界都市环境与卡夫卡所处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导致他们的发展道路出现根本性的分岔。

对于诸如普鲁斯特、克莱斯特、卡夫卡这样的情况，终其一生不能脱离童年的印象，不能脱离家庭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与无意识的恨父的模式来笼套。然而对天真幼稚行为的依附则完全可以（我无意否认精神分析学解释有关重要主题的同样有效性）作简单一些的解释：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投入了与生活和世界的决斗。第一场战斗：与父母。然后生活带来其他斗士：同学、老师、其他公民、观众、不可解释的反对男人的妇女世界。尽是敌人——至少可以说尽是对手，很难从他们中间找出善意来（这种“找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战斗，一种迫使人采取的行动，一个任务，一场生活考核）。人和战士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指点着未来，可以视为未来的象征，倘在回顾者眼里那生活的开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后来阶段以至生活整体的雏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指出这点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试着指出的这么说：通过在年龄成熟一些后与面对面而来、面对面斗争的世界整体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时的可爱的路该有多好啊，”克劳斯·格罗特一布拉姆斯这样歌吟。这种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仅仅是一闪即逝的插曲，也许作为一个劳动后的疲劳现象出现，——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难道说疲倦的人比为虚荣或为生活之必需劳碌不息的人要诚实一些吗？除了这种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还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制约着毕生命运的思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其制约。 　　孩子信赖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赖他。这一点正是最早的影响人的心灵的重大冲突之一的导火线。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间的信赖，而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斗争、战斗。——这第一次冲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么认真、多么火热地感觉着，可以在一个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莱斯特——的经历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家里（扩展了的父母结构）对我的所为所求会怎么说？他们会信赖我吗？一方面是认为荣誉只存在于战时壮举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鲁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温顺的、感情丰富的、情绪不稳定而又偏偏为最高尚的伦理原则所奴役的作家，克莱斯特与他家庭的差异大得惊人。他知道，他的诗和剧作在家里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纲伦的邪门歪道，毫无价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别的投入阅读克莱斯特的书信，将那些证明克莱斯特家庭将那位作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值得再给予任何同情的一员”片断抄录下来，并以意在言外的嘲讽口气写道，那个家庭在克莱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将一个花圈献在墓旁挽联上写着：“献给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这位坚强的人一般总是耸耸肩膀，带着那么点轻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们如何强烈地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们自身、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实质能得到家庭的承认，换来家庭的信赖和坦诚相待，然而却由于家里无人理解他们而精神崩溃。坚强的人在发展道路上很快就会到达某一点，在那里他们对自己说（或许有理，或许无理）：真是的，这个家庭是无可教诲、无可救药的了。可是世界是广阔的。还有其他单位团体，我将向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家里那伙人怎么看我关我屁事……

这么一解释，自然就可窥见生活的悲喜剧了。事实上那放弃了争取家庭信赖的坚强汉子与多愁善感的人相比并未赢得过多的优越之处。以后“广阔的世界（哦，它马上就变得那么狭小）所提供的冲突，与那人生第一次为求得信赖而又不能获得的冲突相比差别总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于一切的情人抑或仅仅是同你偶尔打一个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存在，你的本质，你的内心所向，然而人们关心的却总是你的成绩，从道理上说，人们也只能通过你思想的体现来检验你的思想，别无良方。你希望的却不是得到检验，你只希望人们相信你。每个人（同每个神祗一样）都希望周围全是信仰。只有当灵魂感受到来自他方的信任时，才有可能发挥其极细微的、不同寻常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菲利克斯·威尔奇）将“信任决定”原则称为一切伦理学的基础，由此可见信任问题的中心地位。人们无法证明，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否有意义，是一个善的神灵的杰作，还是无意义的、凶恶的东西。这个问题只能由人们随意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或否认。究其根本，每个人的本质、道德也同样只能无证据地为人相信或否认。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无法提供准确的证据：实际成绩低于评价，最有利可图的往往源于最恶的心灵。

在第一次冲突中（无所畏惧地争取家庭的信赖）所有后来的生活冲突均已具雏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对在第一次冲突中，可以说在生活斗争的准备阶段，已经存在的童稚者的耸肩，乍看之下不是那么十分公平的。这些“不实际的人”也许会删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无物的环节；最终人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比别人感觉更温柔敏锐，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处的认识。因此一个“童稚”作家的世界观能够握住我们的心，克莱斯特便是这样；童稚在此并非弱点；它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状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的理解。我们大家身处这情状之中，面对着面，互不信任，每个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恳求人们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无法得到证明也罢。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踪者》中）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图表现一个永恒的场面——一个人蒙受了可耻的名声，一切外在因素都于他不利，他聚集最后一点良心，希望人们不要谴责他。不错，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克莱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的。他的偶像是：凯特兴·封·海尔布隆。可是正如凯特兴信任她的骑上一样，潘台西利娅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战斗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终感觉到她的爱。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给了敌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实际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对我不信任该多好啊，”这是她最后的话。还有阿尔克梅娜在她那发火的丈夫面前，爱菲（《碎罐记》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残忍的选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这些人都是难以理喻的、忧郁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为的形象，却全都非常诚实，他们最强烈渴望的莫过于叫爱人认识他们深厚的爱。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就克莱斯特来说，这是从他亲身感受的生活状况中扩展开来的。他有一个坏毛病：不爱写公文爱写诗——然而通过这个坏毛病，这伤风败俗的行为，他的家庭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所创造的最激动人心的象征是：玛尔基斯·封·o．进入了新的境况（正如天赋将一个作品变幻推入作者的心灵一样），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医生的诊断再明确不过地给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无罪的。克莱斯特最大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将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个殉教者周围堆柴垛一样。越是这样，划破云空的闪电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无辜。所以，父亲认识到玛尔基斯·封·o．心灵的纯净，并向她道歉这个场面才会具有如此震摄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么样的勇气引导作家提笔写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这些话的啊，任何人读到这里内心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

女儿脖子后仰，两眼紧闭，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胳膊上……他坐有椅子上，长时间、热烈地、没完没了地对着她的嘴吻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珠，简直像个热恋者！女儿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坐着，脸俯在她的脸上，如同俯在他初恋的姑娘上面，拨正她的嘴，吻……

这样一种充满最后的魔力的渴望之场面多么经常地晃动在克莱斯特眼前！这个场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场面多么经常地与他同床共梦！

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的确确是惟妙惟肖，甚至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对家庭的责任！这是打开诸如小说《变形记》、《判决》、《司炉》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细节的钥匙。赋予象征以现实的生命的方式，两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变成一个羞耻地怀了孕的人的幻景，与那另一个家庭的儿子在谜一般的命运驱使下变成令人鄙视的昆虫的故事亦甚相近。

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的牵连难分难解，与家庭和一种无意识地继续起作用的严厉的传统的牵连难分难解（在克莱斯特那里由康德主义重新引起人们注意的普鲁士传统；在卡夫卡那里是由后期对犹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唤醒的犹太正义伦理学）。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对我讲的话来与克莱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样作对比：“我将不会经历成年人的年龄阶段，会从一个孩子直接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经常强调并写入日记中：人们把他看得多么年轻。在同样的纸页上还记载着对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时间内的不信任（克莱斯特也这么报道过）。另外：对自己的高度要求，这两个人好像有负于家庭，一定得说明自己不是废物。弗兰茨讨厌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顾”，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柏林还一直折磨着他，那是1923年那个饥饿之冬，他收到了父母从布拉格寄来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没有比克莱斯特那些充满渴望的话表达得更准确的了：“耕作一块地，种一棵树，生个孩子。”这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当然与他们所渴望的农家生活和简单作业的意义相差甚远。他们相似之处还可以远远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创作形式内部，当然人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识地学习克莱斯特的风格。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共同掌握着童话般的发明与寓言般的联想的独特形式，这一点与他们迷恋昔日有关，童年时代，孩子们总是将所见所闻视为着了魔的、梦一般变幻着的世界。这两个人确实认识“回归之途”，并很愿意去走，也经常去走。两个人那晶莹剔透的风格与忠于细节的现实主义则是作为平衡因素出现的，是强烈的内心自然对那种迷恋梦幻和童年的倾向的反抗。在两位作家笔下，那些一团乱麻似的、最神秘、最朦胧的现象是以尽可能明确、简单、含义清晰的词汇娓娓道来的。

第二章 大学

“活像一根棍子似的从他嘴里吐出”——这是我记录在日记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论。卡夫卡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谁了）说话不容人打断的特征。

重读我的笔记，我今天仍然能产生对卡夫卡的表达方式的敬佩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总是处处以他独特的简洁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来表达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脱口而出．带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见过卡夫卡的人，丝毫感觉不到做作的、阴暗的少时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负担，感觉不到为摆脱这种负担就轻易把颓废和纳士派头视为出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揪扯、侮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下的，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有所暗示，并且仅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里。这种痛苦我是逐渐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视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显示着自然的伟大，显示着向上、强健、健康、可靠、简朴。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本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实（他表达思想多半用开朗的声调），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见过的人中最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之一，尽管他很谦虚，尽管他很平静。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见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运朋友们笑。这还不止，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于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没有失误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同他的个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们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个印象，而他的日记则加深了这一印象。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的灰暗，与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留在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与他的文学并驾齐驱，有必要加入对他的整体评价。在他的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在两个人对话的场合中编织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话，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后来在描述我们的瑞士之旅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作品《廉价》）他执意地扩展幻想，怀着可爱的固执，不断回到幻想上来，以各种色调的幽默赋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总是像在独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创造力的独特性中同样碰得到这种游戏般勾勒的线条；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还发现，他的妹妹奥特拉在这点上很像他；这活跃的、想象细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属性。有一次我去见奥特拉（这时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与她商谈一件重要的事；一开始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她对她的狗的有趣观察，大约有一个小时无法同她谈其他任何问题。我经常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相似的情况。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弗兰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间，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学期中的事了。弗兰茨比我大一岁，当时正处在第三个学期。他离开中学后，先是注册了十四天化学，然后是一学期德国文学，然后报了法学——最后这个选择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没有爱好在先，就像我们中的有些人那样。

在慕尼黑同保尔·基什一起继续学习德国文学的计划不曾付诸实施。法学专业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没有方向，或者说包含着最大数量的不同方向（律师、官吏），也就是说前景的断定要向后推延，这个专业并不要求对它怀有任何特殊的兴趣爱好。卡夫卡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从不隐瞒对法学学业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记可资为证（1911年）：“摘自一本旧笔记本：现在是晚上，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学习，现在我发现，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经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会儿了。”

在《致父亲的信》中，这一职业选择同“被父亲战胜”，同“主要事业”也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属于后面的结构，可是其核心，我们青春时代的无言可遵、无章可循状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以成员们垂头丧气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每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都会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联系对象，他们属于“厅”，但与“厅”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一年到头从不关心联合会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们却全数到达，一致给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投票（我们每一次都为这台选举机器所激怒，这台机器由委员会伟大的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根据事先详尽的安排加以操纵），他们根本不能参加辩论，对受歧视的“浪荡公子”——即没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对委员会的意见不感兴趣，他们仅仅通过坚决果断的头头们的嘴来宣布他们不可逆转的意愿。而委员会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未被推翻。

弗兰茨不参加这些虚荣得幼稚可笑的游戏，关于他同布鲁诺·卡夫卡的亲戚关系也是在后来才听他谈及的（同时他表露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人的钦佩）。——然而我们正是在这场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战中第一次见面的。——“委员会”的反对派核心是那个“文学艺术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立性，只有其经济问题取决于季员会的意见—一这往往导致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戴特莱夫·封·利利恩克隆来布拉格作报告，委员会不是不同意给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们提出的给他那么多。与委员会跟它的舞会委员会和节庆酒会相比，我们觉得身处文艺部即为精神的肩负者，且不论这么认为正确与否。本部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内部报告晚会。我刚脱离中学时，在这种晚会上初次登台是作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我对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尽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变化）。

作完这个报告后，比我大一岁的卡夫卡陪我回家。——他习惯于参加文艺部召开的所有会议，但是我们互相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其实要发现他也并不容易，他很少发言，他外在的特征是极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蓝色的西装也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意。可是当时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时开朗，当然伴我回家路上说不完的话是从强烈反对我过于粗暴的措词开始的。从这出发，我们谈到了自己心爱的作家，各自为自己所爱的作家辩护。我崇拜梅林克。在中学里我学的是古典作家，拒绝一切“现代派”，到高年级的某一年里就发生了转折，现在我置身于真正的“狂飙突进”之中，欢迎一切奇异的、放纵的、不知羞耻的、玩世不恭的、无节制的、言过其实的东西。卡夫卡以宁静和智慧向我迎战。对梅休克他毫无兴趣。于是我背诵一些“优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将蝴蝶喻为大本地打开着的魔法书。卡夫卡皱了皱鼻子。这类文字在他看来纯属陈词滥调，十分生厌；对一切哗众取宠、人为编造的东西，他统统嗤之以鼻（不过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明确分类的词汇）。在他的心中有某种“大自然的悄声细语”，如歌德语。他在爱他人的这一点。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爱的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作为反证：“房子走廊里潮湿的石头的气味。”然后他沉默良久，什么也不加补充，仿佛让这神秘的、不显眼的气氛自己说话似的。——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记得是在哪条街、哪座房子前说这番话的。有的人或许会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与爱伦·坡、库宾、波德莱尔这样的人，与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们亲近的氛围而惊讶不已——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却是感觉的朴实和自然流露，我的这位朋友将我引导向这个方面，并从而渐渐使我从我那时为完全错误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态中摆脱出来。事实便是如此。无可反驳的见证文献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给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无法回忆准确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过时间无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因为信里还提到听讲座。

通过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卡夫卡的天性是优雅的，他刚中有柔，是乐于去理解其他观点的。信中指责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责当时围绕着我并视我为头目的那些人的举止（一种陈腐的罗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冲动，他称之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亲爱的马克斯：

主要由于我昨天没有去听讲座，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天晚上没有同你一起去参加舞会，尽管我也许答应过你。

原谅我，我本想轻松轻松，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请来共度一个夜晚，因为我认为，假如你即席发表尖锐的见解（你在人多的场合爱这么做），而他也以他聪慧的总揽能力（除了艺术，他几乎对什么东西都有此能力）发表相应的看法，这样一定会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员组合。

可是当我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把你所在的那个圈子，那个小小的圈子给忘了。这个圈子给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于你不利的。因为它既依赖于你，又独立于你。在它依赖于你的时候，它像一片灵敏的山区般围绕着你，准备好了现成的回声，使听众惊愕不已。当听众欲以目光静静地揣摩眼前某物时，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阵痛打。于是对两者的享受能力都将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别机智敏捷的话。

但是假如他们是独立的话，他们将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害，因为他们使你的模样失真，通过他们，你现身于不合适的所在，你将在听众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拥有坚定不移的朋友们而依旧享有那美好的时刻，只怕也无济于事了。友好的群众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在那种时候大家一起行动。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灯光下发生桌旁小暴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早晨风光”布景，并以它为背景，可你的朋友们却认为，在此时刻还是“狼壑”更合适些，于是他们将“狼壑”作为侧翼布景置于你的身旁。自然两种布景都是你画的，每个观众都看得出来。但是在早晨风光中的草地上遮掩着多么令人惊惶不安的阴影，原野上飞翔着讨厌的鸟。我认为，事实便是如此。你很少这么说，但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候（对此我们有点不太理解人在福楼拜那里充满了对事实的想象力，而没有情绪易燃物，你知道吗？我怎么会利用你这句话来丑化你呢，有机会时我便这么用过这个思想，你说“维持多美啊，”我说：“不过假如我们实事求是地说．里面有许多情绪易燃物。”这是一条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评语。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说这话时绝无恶意，只是想给听众复述你对同一事物的同样的观点。因为对朋友的言语不再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谊的象征。可是听众却已变得悲哀了，疲倦了。

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觉得与其你不能原谅我未曾同你共度那个夜晚，还不如不能原谅我这封信来得好些。——致衷心的问候——你的弗兰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读了一遍，发现表达得不清楚。我想写的是：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松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自己一步不还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对于你来说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这个机会能使你在一个应酬场合得到表现——我考虑的便是与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场合——而非如我之所欲。——这回够了。

绝对诚实是他的品质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难以想象程度的认真。conscienta。rpu－losa。这表现在一切道德问题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阴影，他也绝不会视而不见。这会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犹太圣典中所载的辩论，这种思维方法简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实际上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开始读圣典的。他的许多作品有着这个特征，比如“匆匆路过者”（短篇小说集第39页），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跑，但却并非追踪，讨论了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可能性；再比如《诉讼》中描述对“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作出种种解释的伟大场面。有时弗兰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顾忌，担心会做错什么事；另一方面，他钦佩一切决断，尤其对他人结婚的决断钦佩得流于夸张。然而就他个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骑马、游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说他的认真精神并非产生于诸如胆小这样的原因，而来源于一种强化了的责任感。我还记得一个晚上同他一起出门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刚刚对土耳其宣战之后。我们在剧院里，弗兰茨反常地烦躁不安。休息时他突然说：“现在意大利的装甲战舰停靠在没有防卫的海岸旁了。”这时他脸上浮现着悲哀的笑容——今日人类的现状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无可救药的。可是在这深深的悲观主义之外，绝不可忽略他对一切健康的、成长的事物之喜悦心情，不可忽略他对一切改革的兴趣，比如自然疗法、现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里体系。对于那些爱“夜的一面”和颓废的作者们他从未产生过丝毫兴趣。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对生活作出简单的、积极的安排。他最喜爱的书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贝尔的《小宝盒》。他的内心奇异的混合着绝望和建设意志，二者在他心中并不互相抵触，而且上升为复杂到了极点的综合物。

艺术上与他的认真细致精神相对应的是他的描写的详尽性。这一点在他每一个作品中都可读到。他爱细节。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部充满细节的、篇幅宏大的、描写性的长篇小说，题为《千万种享受》，有时弗兰茨和我将它命名为《幸福的人们》。每当我给他朗读刚写好的一章，弗兰茨总是欣喜万分，催我继续写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这本书，但仅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书籍中》——描写的是大学图书馆），因为我觉得这整本书十分怪异可怕（卡夫卡强烈地反对）。卡夫卡对彻底性的偏爱、他那铺得很开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经常迟到——但不是由于时间观念差，而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觉得需要吸仔细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仅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愿委屈任何人一样，他也不愿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动。所以人们在他身边会强烈地感觉到：世上根本没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关于圣人和宗教创始人，流传着关于与此相似的作用力的传说——与卡夫卡的接触使我相信，这类传说是基于真实的感受之上的。

神圣的范畴（而不是诸如文学这样的范畴）是唯一可据以正确地观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范畴。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这种说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错误，甚至亵渎神灵的。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要求观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为这是在人类最边缘处的悬崖边走路，可是即使怀着这种谨慎之心，依然可以从许多迹象中推论，弗兰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这最后目的地的道路上。他从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总是面对人类存在的最后目的；通过这一点，才能解释他那尖锐得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才能解释他那给人以超自然感觉（却又是那么自然）的谦虚退让，这同时也是他不太愿意发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归入神圣范畴的一个特点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个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毁的”，他的许多箴言都提到过这点。要不断地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太弱小了。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着。真理随处可见。它穿过所谓“现实”的人们注视着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对每一个细节对现实的每一个细小皱褶都深感兴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记中可以读到数页之长的记载，关于寻常人的长相、面容和其他特征，关于火车上对面坐着的旅人、路过身边的行人。同这种兴趣密切相连的是一种贯穿始终的讥讽。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场面（《在流刑营》、《鞭挞者》）也处于审视的兴趣和温和的嘲讽这幽默双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它透过现实的网眼指向更高的实质。他从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实质，但是他对这个实质的信仰体现在他的一切举动中，使他内心深处得以安宁；尽管他力图给自己和他人留下极不安宁的印象，他却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种甜美的自信、安全感，这是我在别的地方很少感觉得到的。

在他接触的一切机会中，卡夫卡总是寻找着来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听众，最出色的提问人，最出色的读者和评论者。那些人们称为“水平”、“文学标志”、“声望差距”的东西与他的观察方法相距何止千万里。他处处碰到重要的东西。他会为副刊中的一句成语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随意一位作家（往往是人们轻蔑地称为伪艺术作家的人）的长篇小说中的生活气息和愉快场面。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一起住在什莱森的施图德尔公寓，他从公寓图书馆中借来一本奥内特的长篇小说，非常激动地给我朗诵一段对话，他赞赏其无拘无束的活力。一出歌剧、一部寻常的电影中的细节能催他泪下，这些细节有的是确实成功的，有的是奇迹般地（缪斯将劣等作家的笔推开，自己动手写了几行）化为出色的有机的形象的。他是一个彻底独立的发现者，丝毫不受文学史上固定等级划分的束缚。

他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评论人，评论生活关系。他既没有附和流行观点的先入为主，也没有非得与流行观点唱反调不可的先入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见解完全是非悖论的，甚至是反悖论的。他的论断含有某种非常简单、实用、触手可摸的素质，简便而可靠，尽管他作出论断时是小心谨慎的，并十分愿意、简直狂热地愿意承认自己失误。

他在人们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会看到一些值得钦佩的特征。可以说，他从来未对任何一个人丧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伟大人物身上会找到可笑的小节。但是在他指出这些可笑的个别细节时，字里行间找不到一点轻蔑意味，却只有轻轻的哭泣和叹息，或者认定某种超出凡人思维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对歌德和福楼拜的喜爱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终不渝。对有些作家（如黑贝尔、格利尔帕策）卡夫卡喜爱他们的日记胜过他们的作品，至少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对伟大人物的不敬言语我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使用血气方刚的、激动青少年感情的轻蔑口吻，而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爱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方法。依此看来完全可以断言，卡夫卡对人的“等级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他同样知道，无论是神圣的还是邪恶的火花都能够轻而易举地逾越这类等级划分的栅栏。由于他过于认真，以致他难于简化世界的图像，以致他怀着狂热的认识欲追踪着这些“逾越”。

他的准确性从来都不是某种难以见人的胆怯的产物，也不像左拉的准确性那样拘泥于细节，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天才的准确性，其固执首先令人惊讶。有如走上了一条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后沿着这条道路一直正确地下去——其正确性却是人们有目可睹的。这不是任性，这确实是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诉讼》的每一个章节，以及另外那两部长篇小说《城堡》和《美国》，那些残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说都证实了卡夫卡创作天才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特点）。

他从来不向读者指出：看啊，这是一条好路，——甚至也不说：这也是一条路。——他只是精力充沛地迈着步子向前走，实实在在，不下哲学定义（因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记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图像来显示），仅仅写下一路上对景观的不断变幻作出的细节观察。

卡夫卡的本质和写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现象。我必须说：谁觉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别具吸引力，他就还没有理解他，也许还处于理解他的初级阶段。卡夫卡怀着强烈的爱和准确精神摸索着细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人们迄今未曾察觉的事物显现出来，显得奇特，却又无一不是真实。他对某一种道德职责、某种身体状况，一次旅行，一件艺术品，一个政治运动的观念从来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准确、尖锐、正确，因此与日常的空话不同，也许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终）与人们称之为“实践”的概念格格不入。

与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的莫过于巴尔扎克那编造的准确性，巴尔扎克的夸张言词和一概而论手法后者可举例如：“她以轻盈的脚步走着，这是每个巴黎女人在上午十点到十点一刻之间的那种脚步”人

指出卡夫卡对巴尔扎克的许多地方持景仰态度是多余的（对于每一个从当中插进来读到上面这段话的人都是多余的）。排除种种技节不论，他从不忘记那伟大的构思线，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宁可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

在此可以列举出关于卡夫卡弱点的一长串说道来，然而这些又全都是悲剧性地从他的优点中蹦出来的。通过指出“准确性”这个特点我仅仅指出了他的本质中的一个方面。就此可以解释再解释（人们会这么干的），但是不会有结局。这就像永远沿着一道没有门的墙走动，始终进不了院子之内。当然这种无休止的、徒劳的解释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轮廓，似乎也能描绘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无头绪。顺便提一下，这也正是卡夫卡描写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将他们解释透彻。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细区分，我对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样在岁月的流逝中建立起来和完善起来的，无法区分什么是一开始就有的，什么是渐渐成熟的。我知道的仅仅是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时进展十分缓慢，过了若干年，我们才完全信赖。

我们关系的开端是，我们决定不让中学里学过的希腊语知识生锈。我们一起读柏拉图的《普拉塔高勒斯》，参考译文，借助我们的学生词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时柏拉图在我心中还未达到很久以后才达到的那种地位（这是在卡夫卡死后很久），当时我们喜欢的自然首先是关于诡辩家们的五彩缤纷的、滑稽逗乐的描写，是那种柏拉图一苏格拉底式讽刺。假如说读柏拉图是我发起的（因为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分别受到这颗伟大的星星的吸引），那么使我对福楼拜产生关注应该归功于卡夫卡。我从他那儿接受了这一强烈的爱。我们读原文的《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由于我们每周只能找到一两次时间来进行这些学习，这一共同活动进行了好几年，而时间总是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数时候阅读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纳街）内他的小房间里进行，有时候也在我这里。卡夫卡的写字台上方悬挂着汉斯·托玛《犁田者》——画的复制品，画幅颇不小。这面墙的旁边是一小块古代浮雕的石膏复制品，已经发黄，上面是一个挥舞着一块肉、即一条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细的皱褶在这无头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过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见它们。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对此作过描写，小说中卡夫卡作为理查德·加尔塔出现，同样是那种简单的，几乎光秃秃的房间陈设，给人以临时栖身的印象。“整个说来并非不直居住，但对于那些追求通常的装饰、豪华的住宿环境的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这样的相互简单的陈设在弗兰茨所有布拉格住处是无例外：床、橱、那深褐色的、几近黑色的又旧又小的写字台，桌上没有多少书，却乱堆乱放着许多本子。最后居住的那个房间（在尼克拉斯大街）有第二个出口处，穿过厨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这条道进出。他不曾与家庭隔绝，这一点当然缓冲着不断啃啮他内心的冲突。在后来的年头中，他通过在陌生的环境中租一间自己的房间试图摆脱非独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鲁斯特直至寿终始终住在他童年时的房间里）。

上面提到托玛的画，一种《艺术守护者》的复制品证明了在我认识卡夫卡的那个阶段中他的中学同学奥斯卡·波拉克对他的影响之强烈。波拉克为《艺术守护者》杂志中的理论所迷住，这个杂志发表了阿韦纳里乌斯的著作，后来丢勒联合会便是从中脱胎而出的。波拉克起先在大学里注册的是化学专业；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学课开始他的大学生涯的，这显然也是为了波拉克的缘故。对他特殊的领导个性可以弗兰茨给他的信和中略见一斑。波拉克后来作为艺术史家前往维也纳和罗马（可在书信集中找到他的小传），巴罗克和现代艺术、布拉格和罗马的建筑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特别科学的精确性，通过对来源细致入微的研究发表了重要的著述，从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位年轻的讲师于1915年作为奥地利志愿兵亡于伊松佐前线。在他丰富的遗作中有二卷本《教皇乌尔班八世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已完成手稿，该著作在发现后便交付出版；此外还有关于英诺森二世和亚历山大七世的任职史手稿、为编纂罗马导游书目录做的前期工作、为写关于彼得罗·达·科托纳斯的专题著作开了头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这是对战争最辛辣的讽刺之一：一个将毕生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对意大利艺术之爱的学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弹下结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苏黎世报》上，j．a．f．奥尔班（日内瓦）高度评价了为“科学的光环”所笼罩的死者。他先是赞扬了死者的若干杂文，比如他那些“尖锐批判性的建筑学童话”。然后接着说：“毫不奇怪，我们热切地期待着那关于巴罗克来源的著作，他为此作了恢宏的构思，并准备自己动手写关于罗马艺术生活截面的第一卷，然后让巴格利奥尼夹叙夹议的艺术家生平介绍集在此不久之后相继出版。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杰出的同事与艺术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罗马及其附近，这个优势不是所有艺术史家都拥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往往吸引了文学史家们的全部精力。这一点是我们在每天与他的交往中认识到的，清晨我们会在梵蒂冈看到他那善良的、晒黑的脸，而在前一天他从拉提乌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带回了大量关于巴尔贝利尼的行宫和教堂的笔记与底片，收获颇丰。他会怀着同样强烈的兴趣坐在一大堆法希里卡·笛·山·彼得罗的教会管理文献集前，坐在巴尔贝利尼的藏书前，坐在教皇的总会计署档案前，坐在赛岑托那些孤本书前，他精通远古的生意经，有能力辨认去世很久的砖瓦匠和画家的拼错的词句及专业口语。同始终令人感兴趣的波拉克就巴罗克的古文字学这一边缘题目进行一番博学的交谈总会给人以收益。他在解释在管理文献中出现的、往往可随时提供有关贝尔尼尼的重要情况的几乎是速记体的记录中作出了令人惊叹的贡献。波拉克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困难的、日复一日以定额累计的工作，研究手写的材料和有关文献，他从来不摆出那种多余的、总是慢条斯理的学者架子。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事业，他将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给了他的工作，然而学习并没有剥夺他享受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兴奋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爱的年轻女子的婚姻便给他带来了这样的幸福和兴奋，她对他的奋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们也一起参加同一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这便是那个在年轻时给了卡夫卡以重大影响的人——为使这个形象更充实些，我再摘录一段胡果·伯格曼的悼词（载《波希米亚》1915年7月4日）：“他广泛的兴趣财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只要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带走了他，他便献给其全部身心，从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马上便成为崇拜者和宣传人。他就是这样研读了《奥义书》、《圣经》、路德、阿西西的芳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他将《十日谈》朗读得多么纯洁！），他就是这样从事于琉特琴的弹奏和某些体育运动的。”我听说他是在波希米亚最早从事滑雪运动的人之一。

我记忆中的奥斯卡·波拉克是个善于发表厉的评论意见的坚决果敢的年轻人。十九岁时便已胡子满腮。我通过后来的调查获悉，他在以后刮掉了络腮胡子，而且也抛弃了他那使人难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个“厅”里碰到他的。他热心地向我推荐“伦勃朗的德国人”。一种不知缘何而起的再严肃不过的犹太智慧那时已经显示轮廓，这种学说发现了与一种追溯纯洁的源头的德国文化相似的一些现象，并试图向这种德国文化学习。据我所知，奥斯卡·波拉克从未探索过真正犹太文化的问题，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进入我们这个家乡领域的。对德意志文化的爱有时也会导致对德意志文化完全流于表面的模仿，尽管出发点是真诚的，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所在在卡夫卡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可以读到下面这么一段话，它会使卡夫卡后来风格的识者深感奇怪：

在正对着坡形葡萄园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谷里有一座小房子，这是这个村庄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没什么价值。对兄弟们来说顶多只值一百个可怜的古尔登。更糟糕的是，就连舒尔彻——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来吓唬吓唬人而已。可能把我这个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对象之一了，我是唯一爱着这幢房子并为之梦魂牵绕的人。房子小又低矮。甚至还不旧呢。恰恰相反，最多不过五到十年。

瓦屋顶。一扇小门，显然只能供爬进爬出，旁边有两扇窗。一切都是对称的，仿佛是从一本教科书中爬出来的。但是——门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叶也漆成了棕色，总是关着，无论晴天雨日。可是这房子却是住着人的。门前有一条沉重的、宽宽的石头条凳，看上去几乎已有年头了。假如现在走来三个做手艺的小伙子，手持拐杖，背着很轻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额头的汗，然后三个脑袋凑在一起——这一切我都可以从上面看得一清二楚——这便如同一篇可爱的、古老的、宁静的德国童话了。

《艺术守护者》宣传的艺术品和艺术价值的影响在这段话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显现了出来。对于一个像卡夫卡这样的很早便发展了自己完全有个性的，几乎看不出影响痕迹的作家来说，认识其不独立的开始阶段时感到怪诞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觉便是这样的。

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写于1902至1904年间。在这个友谊关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这第一个强大的精神关系中，即与我的友谊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与我的友谊关系中仅仅通过他的宁静和审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尽管双方都愉快地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基础。——我惊讶地在卡夫卡青年时期给波拉克的信中读到，他自己提出给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读给他听。以后不再有这种事发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么东西，必须费劲地强求硬讨。——这种态度的基础不是骄傲，而是过分的自我批判。这很早就开始了，在给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后跟着的是一封未发表的信，我从中摘取以下几行（这么做也只是由于这几行略略谈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我给你的那几千行中，也许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强听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没有必要，不是启示而是孩童的乱涂乱抹……绝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讳（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无法卒读，假如你能跳阅一遍，我就满足了。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开始写作的时期是人们‘创造作品’的浮夸时期；没有比开始的那个时期更糟的了。我对那些豪言壮语如痴如醉。在那叠稿子下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从日历中找来的不寻常的、特别庄严的姓名。我需要为我的长篇小说选择两个人的名字，最终选定划了杠杠的：约翰内斯和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环。这是怪有意思的。”

这封信中还有卡夫卡对另一个爱用“无穷无尽的”伟大词汇的同学的尖刻评语——“那是些石块，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掷出，简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议的，我敢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妒忌。”接着是更尖锐的自我批评：“那些本子里有一点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奋、坚韧和所有诸如此类的陌生精神。”下面他还写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浏览这些个本子是我今天对你最无所谓的要求。你有个漂亮的房间。楼下商店的小灯光忽明忽灭地闪动着。我希望你能让我每个星期六朗读半个小时，从下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要发奋三个月。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点：艺术对技巧的需要强于技巧对艺术的需要。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强迫自己生育，但是强迫自己教育孩子却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奥斯卡·波拉克的严厉的法庭是如何审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老实说是不得不那样地钦佩卡夫卡。奥斯卡·波拉克的兴趣范畴显然离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时显得尤其怪诞的小世界比较遥远。而我恰恰喜欢那奇异的、无可重复的新鲜的内容。卡夫卡第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很快便离开了布拉格，进入了大范畴的、科学严谨的天地。于是当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唤未获听闻；在那些信中这种呼唤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达了后来对集体的渴望的先声：“没有其他人你将一事无成”，“隐居是可厌的”。——这种呼唤还是对卡夫卡后期具有象征意义的“鼹鼠”的预言性的论战。

“我知道，两双陌生的眼睛望着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温暖，更活泼。”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卡夫卡在这场争夺中、在这友谊关系中的核心语句。对这一友谊，我是从书信的文献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兰茨没有对我着重提到过。也许当时仅限于建立友谊的尝试，没有形成真正的关系；卡夫卡后期对此的沉默（日记中也毫无记载）似乎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这第一个伙伴给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义。他（波拉克——泽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去农村当管家，后来在罗马科坛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有时听说，他以特别亲切的态度和非常丰富的学识为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去罗马的人导游，给他们介绍罗马辉煌的古迹，完全没有那种生硬的样子了。突然，他过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几年，竟不知道他在写作。我自己那时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东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学活动的是，他告诉我，他以一篇小说参加了维也纳《时代》报的有奖征文。邮件的封面上写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这也是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该邮件未引起颁奖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踪了。

后来，他有一次（在1909年）给我朗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名叫《乡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拉班。在这里也可以从卡夫卡和拉班这两个名字结构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义，正如弗兰茨自己对他的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这个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在第一章中写道，拉班离开了他的工作单位，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极其细腻地描写了到火车站去的一段路，一个雨点浙沥的下午，与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马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进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约束这种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做，这种抗拒有时弱些，有时强些，有时干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点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出版领域不使他很感兴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欢节股的露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道他似的，这似乎有点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出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热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深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马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深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坚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出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点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处的州财政局房顶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性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谈话中忘记了时间——我踱来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见朋友那瘦长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脸上的尴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马上烟消云散。那微笑中显示出对迟到很久的过分的极度恐慌甚至是惊惧。

他将手放在胸口。“我是无辜的。”便是这个姿势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来，以致实在没法子对他发出激烈的谴责。在穿过蔡特纳街到旧城环形道的一路上，总是有说不完的事情。走到弗兰茨的住房前，我们的话还远远没有结束。下午或晚上我们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通过里查德·戈尔塔的形象描写了留在我心里和脑海里的卡夫卡的许许多多东西。那时卡夫卡去世刚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写他的传记。直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年，也就是说那场灾难已过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来做这件事。那时候我还在同这位不能忘怀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确确实实在我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下他会说什么，会怎样评论我周围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询问，并能以他的名义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需求，以活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凑起来的历史性论文形式）来表现这个无可比拟的形象，亦即以叙事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首先是将他以这种新方式展现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这本书、这部作品中，他便没有死，他又一次与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干预我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像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误解一样，此事也会被误解——人们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该馆与对卡夫卡的敬畏不协调，却没有想到，柏拉图也与此相似地、自然广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师兼朋友苏格拉底无所不在，将他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从而对死亡亦无所畏惧，他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下的几乎所有对话中都把苏格拉底作为对话对象。

我在此摘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卡夫卡向我提到的第一批书的一段（以免重复）。除了已经说过的福楼拜，还有：施蒂凡·盖奥尔格，卡夫卡在我们两个生日时各送了一本他的书，由海尔曼以绝妙的散文翻译的中国诗歌，以后那些押韵的译本和其他作家掺了水分的译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此外还有罗伯特·瓦尔瑟。关于卡夫卡毫不强加于人地向朋友（小说中叫克里斯朵夫）推荐心爱的作家的方式、关于我们相识的头几年的整个气氛、关于马克斯·鲍埃姆尔死后我们关系的加强，我找不到比《爱的魔力王国》中的这段话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了：“戈尔塔不说服人。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发展什么体系，系统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不断地朗读他心爱的作家的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读得很快，全无做作的慷慨激昂，以暗暗振动的歌调大声地读出节奏和起伏，眼睛闪闪发亮完全陶醉于对人类的伟大的喜悦之中；只不过有时他轻轻地、毫无恶意地、应该说是戏游而怀疑地（“呐，呐”）歪歪嘴这是在他觉得某一句念得太不成功，不自然地夸张了的时候。念出任何艺术表达中勉强的调子，在他是罕见的。除非这种勉强作为一种使劲努力却是真实的，对于这个作家来说是必须这么写的，当然这种调子有时是作家弱点的暴露，要求读者共同感受在其他行动得到了验证的事物。简而言之，他不哗众取宠。他看问题始终很清楚，清楚性也表现在他对他人无穷的钦佩中，他从不试图驳倒克里斯朵夫；没多久，克里斯朵夫心中就为戈尔塔向他揭示的境界燃烧了，以致他觉得在有些方面要对戈尔塔的突破采取防范了。这一切发生得既愉快又严肃，这是两者间亲切的互相教导，没有一丝一毫虚荣和虚伪，两个人都有这么个感觉，此刻整个世界在他们心中不是成为纯粹的真理，便是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使他们为自己的责任骄傲或过分忧虑、抑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感觉：——就在这里，我们有力量参与其中或（这可是愚蠢得毫无意义）将它推开。啊，谁会这么做呢！于是他们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心灵王国，这是一个以往由于成千上万的保留、巧合、黯淡的心情、强烈的热情和顾虑而使可怜的人类子孙不得目睹，在他nl面前这个王国却轻而易举地在最明亮、最健康的光线中打开了大门，展现出它永恒的美妙，它就在眼前，向他们召唤，广袤无垠。

“然后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克里斯朵夫那共同度过了中学八个春秋的同窗好友死去了。葬礼举行完几天后，悲伤得无以复加的克里斯朵夫在一天晚上同里查德·戈尔塔一起散步。他们在窄小的一面，沿着黑暗中的宫殿石阶往上走。“你愿意取代……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吗？”他结结巴巴地问道，心里感到重压，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多么荒唐，他明白，戈尔塔不会回答，即便是个比他刚强的人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包含着某种合乎情理的、勇敢的、善意的因素，这会完全得到戈尔塔承认的。但承认的方式只能是长时间的沉默，不能是别的。然后他们穿过了许多狭窄、混乱的街道，肩并着肩，始终保持沉默，克里斯朵夫相信自己感觉到那善良可爱的死者就在身边，其实他整个男孩子时期随着这个朋友死去了，他回忆起学校中的无数经历，回忆起最初的相识，心里产生了痛楚，裂开了窄窄的，然而深深的一道缝隙。中学里友谊是自然产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友谊却必须靠争取，甚至靠斗争得来，最终连这也将成为不可能。这便是男人世界的法则……关于这个问题，关于那本曾作出的答复，以后再也未提及。但是从这个夜晚开始，俩人握手时更有力，时间也更长了。”

共同阅读和交流我们喜爱的作家是将我们撮合在一起的首要因素，可是除此崇高、伟大的因素外，从一开始就有无数毫不起眼的小事在起作用，使我们俩得以互相补充。倘若我不想表现虚伪的谦虚，我就不得不承认：正如我感到卡夫卡大大丰富了我一样，卡夫卡也感到我在大大地丰富了他。我的主动性和精力旺盛显然是他特别喜欢的素质。实际上，我并不像他心目中或许认为的那样鲁莽孟浪、无忧无虑。假如现在是写我的自传，我自然会铺开来详细地谈我自己。在此却只须指出，我与卡夫卡相比是大胆开朗的人；这也确实是我的写照。——不过我可以把卡夫卡使我着迷的轮廓勾画得细一些。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强大得不同寻常的素质，这我后来从未遇到过，即使在同非常著名、重要的人物相遇时也末碰到过。我经常试图对这种独特性作一番分析，这是说在卡夫卡去世之后；因为他在世时，这种素质显示为自然的，不言而喻的，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对这奇异的独特现象大体上作以下解释最为妥当。他的异峰突起的思想永远滔滔不绝，根本不会出现间断，他从不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年复一年越来越不着痕迹，他以珍贵的语言表达出的观察方式是全然独树一帜的、耐心的、有生活欲望的，而对世界上的蠢态他取讥嘲的宽容态度，因此充满了痛苦的幽默，但是决不忽视其实的核心，那“不可摧毁的，”始终与自命不凡和玩世不恭天差地远。是的，事实如此，他的在场使最平常的事物发生变化，一切给人以初次窥见的感觉，都像是新的，往往新得十分伤感，新得令人极度沮丧，但它从来不排除会有获得慰藉的可能性，因为它从来不是没有意思的，从来不是平淡的。人们会感到，各种各样的联系从成千上万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上涌向他的观察，这些联系完全是出人意料的，然而却并不含有武断的、“超现实主义的”、牵强附会的因素，而是真实的内在联系，是微不足道、然而正确的、忠于事实的认识，以这些认识建立一整套认识体系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一同时，人们也清楚，这种想要这般细微地认识世界和人的心灵的大胆行为尽管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很容易具有卡夫卡在《中国长城》或《诉讼》中所描写的那种性质，其本质决定这种大胆行为是永远不能够圆满结束的。

卡夫卡不仅影响着我，而且也影响着上述流派中的许多人。在贝尔塔·范塔夫人的圈子里，在她好客的房子中，人们力求精确地探讨着哲学，女主人也积极地参与讨论。卡夫卡在这儿享有崇高的声望。仅仅是通过他的本质、他偶尔发表的见解、他的言论，——因为那时除了我以外谁也没见过他的文学作品。其实不需要借助作品；这个人自己在产生影响，尽管他出场腼腆，却马上使那些有身份的人认出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他生平所有的时间里，女人们都深为卡夫卡所吸引——他自己对这种影响表示怀疑，可是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种独特的魔力是如何贯穿着卡夫卡每一句关于生活的表白的！他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行字（不管是在匆匆草就的问候明信片上，还是节庆的问安或扉页的题赠）都不能删去，这是下列管邮明信片和短笺给我的印象。这些文字的内容多半不过是不能如约的通知、道歉——由于我们每天见面，因为除了偶然不能见面外，不存在互相写信的理由。即使在写这类日常通知时，弗兰茨也从不使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模式。因此，正是这些匆匆付邮的文字（产生于学习、法学考试然后是参加工作的时期）在我看来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表达了一个对于僵化、常规从来不屈从的、丰富异常的精神世界。我在此选录一些：

我终于开始学习，我感到有那么一半快乐，因此我本周不到咖啡馆去了。晚上我很愿意到那里去，因为我学习时间绝不会超过七点。可是一旦我精神吊起来，会影响我第二天全天的学习。而我不能浪费点滴时间。所以晚上我不如阅读“库格尔根”，这对一颗小小的心，对于睡眠（一旦开始）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活动。衷心祝好。弗兰茨。

2．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最终几乎来不及写信告诉你，我明天不能到展览会去，过后也根本不能去了。应该说，我受了诱惑，时间定得早得荒唐，其实我那时还一无所知。这是轻率的，但却因而很不错，使我不必老是想着马上就要交给我、并令我隐退的医生证明。《紫晶》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钱了。你在展览会里看看，能否花少量的钱买到什么可爱的东西。也许可作为婚礼礼品什么的。你的弗兰茨。

3．

亲爱的，我现在将在一段时间内哪里都不能去了。系主任轻率地把我的日程稍稍向前挪了挪，由于我耻于表现得比他更谨慎，因此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最热烈地祝好。弗兰茨。

令亲爱的马克斯：

请原谅我昨天晚上的事。——我将于五点到你那儿。我的道歉会有那么点滑稽，以致你一定会相信的。你的弗兰茨。

5．亲爱的马克斯：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昨天下午我给你写了封管邮明信片：“我在这儿的格拉本烟杂店请求你原谅，我今天晚上不能到你那儿去了。我头疼，牙齿把我捣成碎块，我的刮胡刀很钝；看上去真不舒服。你的f。”现在晚上我躺倒在长沙发上，想着，我道了歉，世界又有点恢复正常了，但是在思考过程中，我想起，我把沙仁路写成了弗拉底斯拉夫路民。

我现在请求你为此发火，并因此而不理睬我。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我也很想避开我自己，但是由于这是不可能的，值得我庆幸的便只剩下——我毫不同情自己，最终变得这般自私。我们还得庆祝一番这个高潮，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你。作为未来的敌人，你可以参加庆祝。

时间不早了，应该让你知道，我今天祝过你晚安了。你的弗兰茨。

6．

办公室里进展迅速，我们已经获得吃午饭的权利了。——假如我今天不能来，请你原谅，因为我本该在星期天做点事却没有做，因为星期天是短暂的。上午睡觉，下午洗头，黄昏散步，简直像个懒汉。我总是把星期天用来向娱乐进军，这是相当可笑的。有时间望给我来信，星期四和星期五除外。最好的祝愿。你的弗兰茨。

7．

亲爱的马克斯，我们在进行比谁不可靠和不准时的赛跑。当然我并不想在这个项目中获得冠军，因为我的不准时仅仅是出自傻乎乎地学意大利语的勤奋，而你却是出自娱乐的欲望。但由于你重新打算加以补偿，办法是到我这儿来（说是星期三，对吗？），于是我又安心了。可是你这么做也许只是因为推掉前去拜访的日程要比推掉在京接待的日程更容易些。你的弗兰茨。

8．我的马克斯：

我的状况真糟，我相信，只有在一周中或根据需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中不同任何人说话才有可能获得解脱。假如你对我的这封明信片不作任何回答，我将视为你喜欢我的表现。你的弗兰茨。

9．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在一张最脏的、但却是我所拥有的最漂亮的明信片上吻你，也就是说当着全体公众的面。由于我对你的信赖超过对我自己，昨天我想，也许真的罪责在我，不过我认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们还将活很长时间。假如真如你所写的，我已经再次深信了，那倒是更好，而你马上就坐电梯去。此外，今天我感觉特别好，仿佛开始了新的生命，你的明信片来得恰到好处，这样开头的互相认识是多么美好。你的弗兰茨。用日期你并不能使我害怕，因为你在此之前还会收到信的，即使没有，《女佣》会出版，再说它无论如何会出版的，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呢？夜里人们会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上午呢？

10

亲爱的马克斯——看上去我不能来了。早晨我正在为下午和晚上而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要去办公室；中午，当我仅仅还为晚上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和晚上我都必须待在店里。事情很多，一个店员病了，父亲不舒服。假如我不在店里待到八点，也许会发生一起谋杀，在我夜里离开那里后或许这还会发生。

那么尽可能原谅我吧，求求你。

11．

最亲爱的马克斯，你瞧，这样所有我喜欢的人都会生我的气，只有那个反正不喜欢我的人除外。我昨天的生活描述很简单。我在那里一直到十点，然而在酒吧一直到一点，四点你们的音乐也许已经开始了，这时我还听见敲击声呢。父亲和母亲不太舒服，祖父病了，大伙儿在饭厅里吃饭，一家人拥在我的房间里，就像挤在一辆吉普赛人的大车里。今天下午我必须到办公室去。我没有向鲍姆道歉的勇气。别抛弃我。你的弗兰茨。

12．

瞧你的记性，亲爱的马克斯！我记得清清楚楚。星期天夜在你的家门口，我摇摇头说：星期二我要到这里和那里去。你说：星期三来吧。我：我会很累的，再说我想到pr那里去。你：那么星期四来。好的。星期四我到你这儿来了。而且就我的状态而言，即使是合情合理的责备也会使我感到太厉害。你的弗兰茨。

13．

亲爱的马克斯，你不在家里算你走运，于是你避开了你本来想惠予我的几件美事。算我走运，这样我可以更轻松、更坚决地请求你原谅我，并为我求得世界的宽恕，假如明天我九点左右才能到鲍姆那儿去的话。我们这儿来了一些什么亲戚。此外，星期一五点我到你那里走一会儿，假如会影响你的工作，你便拒绝吧。你的弗兰茨。

14．

亲爱的马克斯，你知道，我有个工作位置，而新的一年开始了，假设我的烦恼至今是用脚走路的，那么现在它相应地用手在走了。我很希望两点半在环城路的玛丽亚塑像那儿与你见面，准时来好吗，尽可能。你的弗兰茨·k。

15．

亲爱的马克斯，写在街上，我们现在将总是这么写，因为路人的碰撞会赋予文字以活力。

面前是保拉·k的照片。昨天我几次看到活生生的她。她同一个穿着打褶裥的裤子的年轻男人在一起，站了一会儿，然后面色苍白地朝希伯纳街那边走了一会儿。仅为了抓住点特征：她嘴里的牙齿处于混乱状态，只在右颊有个酒窝，脸皮皱纹纵横，覆盖层是灰土，根本不是脂粉；这皮肤白天显然在休息。——我星期四米。给我快乐，多多工作。弗兰茨。

这是些书面的偶发性表达，而正是这偶发性具有天才的闪光，使之清晰地显示，若要以卡夫卡的口头表达来补充书面，那是漂在无边无涯的汪洋大海上了。——不过举起个例子却不妨，——当他一天下午到我家来时（我那时还同父母住在一处），他进来时惊醒了在沙发上睡觉的我父亲，他没有道歉，而是仿佛让人静静地举着胳膊，边轻轻地踏着脚尖穿过房间，边以极其温柔的语气说：“请您把我看成一个梦。”有一次他同我的女友一起去参观柏林水族馆。他对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鱼说（这是她后来深为震惊地告诉我的）：“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着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那时候是他成为严格的素食者的时候。——假如不是听卡夫卡亲口说这些话，很难设想这是那么脱口而出、毫无矫揉造作、毫无激情（激情对他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地说出来的。关于素食，我在我的笔记中还找到卡夫卡的另一句话。他把素食者与最早的基督教徒相提并论，到处受迫害、遭嘲笑，窝在肮脏的馆子里。“在底下的群众中扩散着。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属于最高贵最优秀的人们的东西。”在卡夫卡在世时我写下的这同一个记录中还有：“见神论仅仅是文学的替代品”（按照我们那时的说话习惯，这里的文学是指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这观点与福楼拜相合）。——“保险业相当于那些相信不祥可通过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的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卡尔·克劳斯把犹太作家们锁人他的地狱，严密监视，严加管制。只是他忘了，他也同样属于这个地狱。”他将他“最美的梦”讲给我听，他“坐在一叶小舟上飞过一条干涸的河床。”——关于他的头疼——太阳穴一种可怕的紧张，他说：“这种感觉像是有一块薄玻璃在那里碎裂。”——“一个冬日同我在什莱森散步时，他说到那微微挂着雪花的针叶树：它们头疼的时间还没有我长。”那时他黝黑的头发沿着太阳穴发白了——他写了个剧本——好像《守墓人》，我们很想听他朗诵，他却对之发表议论：“这个剧本唯一不浅薄的地方是，我不朗读它。”（摘自奥斯卡·鲍姆《回忆弗兰茨·卡夫卡》，载《维提柯》1929年第三期）；1911年初我记道：卡夫卡星期天爱进行寂寞的散步，没有目标，没有思想。他说：“我每天盼望着离开地球。”“我什么都不缺，只缺我自己。”他完全不进行工作。下午他或是睡觉，或是去工艺品博物馆看杂志。在社交场合他开朗、风趣，作为评论家，他的见解深刻，出类技萃，在谈话中同样如此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他的所有言论记录下来。当问到他的悲哀情绪根源何在以及他为什么不写时，他说：“我有千千万万错误的感觉，可怕的感觉——正确的感觉出不来——或者只是飘出一些碎片，微不足道。”我反驳道，写作时有时要经过开头那没有价值的思路，直至逼近那埋在下面的高尚的思想。他说：“这对你适用，对我不适用——这就等于让那些错误的感觉占上风。”1920年2月28日，我记下了另一次谈话。他说：“我们是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思想。”我相应地引证诺斯替教关于世界的恶创造者德米乌尔根关于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学说。“不对，”卡夫卡说，“我相信，我们不是上帝急剧的堕落，而是他的一次恶劣情绪，一个糟糕的日子。”“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他微笑着：“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于我们。”

卡夫卡并非仅仅在谈到这样的大题目时才显示出杰出的形象表达力，而是始终如此，从不中断——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他的格言中令我们感到奇特之处，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舍此它没有别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说话和写作。它是自然产物，甚至有时在他的妹妹们的表达方法中也有所表现。最具他的个性的是那些梦幻般诗意浓郁的、悖谬性风趣横生的措辞。他这样半誉半讥地说到他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他不能从长长的工作时间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说，“不过也许可以促使他这么做。”当我们滔滔不绝地又谈论了一个夜晚，天快亮时才回家去时，听到了苏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声（牛奶车等等），他倾听着说：“大城市的蟋蟀！”当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点时间，让我帮个忙时，他说：“原谅我，因为我不原谅自己。”他最后说的话中有一句也表示出这种悖谬的特征。当治疗他的克罗善斯托克大夫不愿给他注射吗啡时，他对他说：“请您杀死我吧，否则您就是杀人犯。”关于报告肺结核产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说的是（他把这个疾病说成是摆脱当时的困境——指计划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脑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尽管列举的这些事例把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却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实质。他周身散发出的最根本的素质不是其才智横溢，而是成为才智基础的深深的自信，是运动的安闲。我愿意再度求助于我的《戈尔塔》，摘录如下：“在他身边的人会直接感觉到，伟大的终将被证实为伟大，即使一切现象都在唱反调；会感觉到，世界高贵的核心将不会永远被所有弊病触犯，不会永远被人滥用。他没有说这话，很少说到类似的意思，而且也只是犹豫不决地通过一闪即逝的、听上去常是开玩笑似的形象来表达。然而他的所有举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动作，哪怕人们只是观察着他怎么梳理他的头发，一举一动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征着对一种正确的、巧妙的、纯洁的、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它存在着。困难的只是——找到它，到达它的身边。否认这种巨大的困难是他决不会干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迈出一步，都难免纠缠卷入，难免磕磕绊绊。然而他相信内在的优越素质会成熟起来。”

第三章 围绕职业和使命的斗争

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卡尔·费迪南特皇家德语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然后他要按照惯例通过所谓的“法庭年”，亦即那些想要投身于律师职业的法学毕业生必须经过的无薪法律实习。卡夫卡从来没有当律师的念头——他只不过利用这一年作为紧张的考试后的喘息机会，并通过这个喘息机会寻找一个有工资的职位。因为他同父母达成了默契：一旦有可能，他不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钱包过日子。这连他父亲也完全没有明白，将他此举视为最不像话的无理取闹。我已经说到过：是否可以给这个才华出众的儿子（但是他的父母是否了解他的才华呢？这才华有没有显露出来都是问题）以一种特殊的自由，比如批准他到国外去学习几年。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那时是充分的。但是要想获得这么一种待遇，弗兰茨必须有足够的甩开膀子闯路的精神。可是他最缺乏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他的能力仅仅是内向的，表现为执拗、消极的坚韧。从这里可以找到他悲剧性的咎由之所在。他受着罪，默不吭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才能的独特表现形式不仅仅在父母眼里、而且事实上也似乎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而实用性与弗兰茨在艺术中追求的纯洁性是从头到脚格格不久的，他在日记中称“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弗兰茨根出要求：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作为挣钱的职业在他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从不发表教义，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缩，声称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他的这种观点给我和我的职业选择也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影响。我（像他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今天我认为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误，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样在办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个毫无乐趣的时辰在几乎是绝望的心情中流逝，从而亵渎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时间。

我们俩热烈追求的是一种“普通频率”的职业——也就是说从早晨到中午二或三点上班（我把这个“或”字写得这么轻松，其实照我们当时的想法，这一个小时决定着我们的整个内心幸福），下午空闲。私人行业的工作上午和下午上班，以致一天剩不下任何进行文学工作、散步、闲读、看戏等事项的时间。即使三点以后回家去，这才吃饭，略略恢复摧残神经的工作造成的疲劳，打算进入心中向往的自由状态——然而一天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渴望的到二点为止的频率只有在极少数工作单位存在，几乎都是国家机关，那时，在旧奥地利时期，这种机关已经是只接受由高层担保推荐的犹太人才能进入的了。我并不想在此陈述我们寻找合适的位置的希望经常遭到破灭的故事，这些故事那时每天都像幽灵般出没在我们的谈话中。好在卡夫卡经过在最紧张的私人机构（assicuzionigenerali）工作中的短暂序幕后，终于在1908年7月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这个机构叫“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公司”。

在这两个岗位上，弗兰茨都受到上司的青睐。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许多尝试来分配时间，以便不受阻碍他从事自己酷爱的写作，然而没有成功。写作需要有衔接着的许多小时，使创作力将执笔者带入高涨的情绪，这种情绪持续上升，尔后重新消逝。然而这短暂的下午总是使人想到明天将要在保险公司度过的荒凉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不能够沉入这个过程之中；而我很快也开始过类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进入这个过程。于是恶劣的时期在我们俩面前展开了。我在与卡夫卡共作休假旅行时写给这位朋友的一首诗充分表现了我们的烦恼。

卢加诺湖

——给弗兰茨·卡夫卡

蜻蜓憩息在我们的腿上，轻柔的双翼伸展得笔挺，从的热的墙上钻入水中，把我们当成岩石或花来想象。高高的公路变成锯齿模样，带着纯石灰粉，烧得像发白的太阳；沉甸甸的葡萄串向我们把腰来弯，葡萄叶的绿荫投下女性般的清凉。但我们的心灵啊，亲爱的朋友，它在为痛苦的过去激动异常，语言的音响黑暗而遥远。尽管我们知道，现在被晒得黑黝黑黝，临近的日子将强压我们以同样的重量，我们被压弯，无情地变成苍白。

卡夫卡试着下午睡觉，夜间写作。每一次这种尝试总能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却不能睡得充足（弗兰茨深受睡不安稳和对噪音特别敏感之苦），于是出现了精疲力竭的状态，迫使他不得不拿出他残存的一切力量来应付办公室内的工作。他有许多要求，包括有些物质也被他视为“卑鄙”（这是我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最尖锐的表达反对意见的词），比如当时社会保险遭到颇有几分道理的攻击，而这种攻击遭到新闻宣传的围剿，卡夫卡对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词。故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写出了一篇支持和反对本机构的诡辩文章”（这一种嘲讽，证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新闻文体的写作）。

我作为邮局职员度过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头写我的《图科·布拉厄》，这些年头在我的记忆中已是晦暗无光，我几乎记不起什么细节了。一切都被无形的力量填入了无意识的血盆大口。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什么浮现。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种直接的感觉，即对工人阶级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难的感觉。这种苦难抓握着所有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的人。这种苦难经由泰勒制和“流水线”更是升入了离奇的境界。这怎么能够忍受呢？也许我们只是想入非非，以为人们忍受着这种难以设想的苦难；因为实际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种对社会问题的设想，那种对劳动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阅历还指出另一个理于更深处的问题——劳动幸福的问题，对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的快乐的问题。就此也许还可以再说一些。

相距许多年后，几年前我又来到了位于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弗兰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找他，同他一起在荒凉的、响着回声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这回我与一个负责官员、卡夫卡当年的同事谈了话。弗兰茨·卡夫卡（据这先生说）受到普遍的喜爱，他根本没有敌人。他对义务的忠实堪称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评价。这位先生强调指出，弗兰茨·卡夫卡能够从与众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这位先生的这个评语非常恰如其分。他还不知道，他说话时卡夫卡已经闻名世界了）。得到强调的还有卡夫卡性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孩子”。他叙述了一段有特征性的卡夫卡轶闻：“有一次他走进房间时我正在吃黄油面包。‘你怎么吞得下这块油脂，’他说，‘营养最好的是一个柠檬’。”

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内的职责范围是预防事故和撰写关于将企业划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级的上诉书。

他自己认为他的专业工作干得并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却对之高度赞赏。他经常以近乎五体投地的钦佩谈到他的头头（马尔史纲）的专业知识和“聪敏才智”。对他后来的上司奥斯特齐尔——著名的捷克指挥和作曲家的兄弟——的钦佩则更甚。

当他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的社会感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我说，眼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1909年这个事故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有一段是身为职员的卡夫卡写的，我将在下面引述。报告中当然没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卡夫卡把这份年度报告带给我看，说明这一段是他的手笔。他的上司对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这么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风格仍确切无疑地在各个段落中显示出来。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负责官员也确认了这一段，同时他还指出1910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一段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这一部分就是从几个角度看都是令人感兴趣的：

我们的示意图绘出了四棱轴和圆轴在安全保护技术方面的区别。直接以螺丝固定在四棱轴上的刀具锋刃裸露，每分钟转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轴和台面的大距离对工人产生的危险显而易见。在这种轴旁如果处于对危险的无意识中操作，危险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识到始终存在的危险的情况下操作。特别谨慎的工人自然会留心在刨刀头上推移木块时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险对一切谨慎报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谨慎的工人也有可能在一只手把刨件按在机台上，另一只手引来刀轴的情况下，或者由于打滑或者由于并非罕见的木块反弹而致手误入刀具夹缝。木块的这种推高或反弹既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因为当木块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时，当刀具减缓了转速或方向偏离时，当手在木头上的压力分布不匀时，事故就会发生。这类事故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每次都会割掉几个，甚至所有手指。

但是，不仅所有安全规定，而且所有保护设施在这种危险面前无不失灵，它们或者经证明不够充足，或者一方面虽然降低了危险性（通过铅保护推手的自动送料或缩小刀具缝），另一方面却反而使危险性上升，这是因为未给木屑以足够的存放空间，导致刀具夹缝堵塞，当工人清除缝中的刀屑时，往往造成手指受伤。假如根据史拉德专利让轴在后面旋转，对刀略呈斜面，与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轴受堵塞，同时使木块得以轻易地推入轴中，木屑也有足够的落下空间。

对于保护技术方面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刀具的突出的部分是刀锋，由于这些刀同轴实际上连在一起，刀可以很薄而不必担心折断的危险。

很清楚，卡夫卡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以及他怀疑事物的悲观主义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务经历，来自与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们的接触，来自蜗牛爬行般的公务办事过程，来自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壳和现实主义的苞叶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中亲身经历的环境。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腹稿《新灯》（日记111页）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记：“为关于一个玛丽·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岁姑娘的审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于贫困和饥饿，解下一根她用作袜带的男人领带勒死了她九个月的孩子巴尔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还有下面那篇写于最后几年的一个改革草案，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这是关于一个显然意志自由、几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纯粹清贫的工作集体的计划：

一无所有的工入群体。

义务：不占有或接受钱和贵重物品。只允许下列财产：最简单的衣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工作必需品、书籍、自己所需的食品。其他一切属于穷人。

必须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费用。不畏惧任何不损害健康的工作。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在无此可能性的情况下，服从直辖于政府的工作咨询处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报酬不得超过两天所需的生活费（具体根据不同的地区而异）。

生活尽量节俭。只吃身体必须的东西，比如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面包、水、枣子。赤贫者的伙食、赤贫者的住处。

同雇主的关系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从不要求法庭干预。接受任何工作后要在任何情况下完成，即使遇到对健康严重不利的情况亦然。

权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时，体力劳动四至五小时。

患病或到了无工作能力的年龄后由国立养老院、医院负责照料。

劳动生活是良心的体现机会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体现机会。将拥有的财产献给国家，以便建立医院和养老院。

当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妇女。

建议（沉重的义务）与政府斡旋。

即使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有两句话无法辨认。那是可以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贫民房子，（当）教师

最高限度五百人。

“试用期一年”。

卡夫卡从未积极参加过政府集会。但是他以观察的方式参加所有为改善人类命运作出的一切努力。因此，他积极参加捷克群众集会和讨论会，我经常耳闻他对伟大的大众演说家如苏库普、克洛法契、克拉玛尔的具体分析（多半是尖锐的批评）。直到他死后，我在为写作长篇小说《施蒂凡·罗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战捷克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的材料时才偶然发现，卡夫卡与这一运动的一名幸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识。根据他真实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证实的报道，我得以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写下这么几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个操德语的客人坐在大饭馆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轻，尽管他的实际岁数八成已经超过三十了。他整个晚上一言不发，只是瞪大了闪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对眼睛与浓密探黑的头发覆盖下的棕色脸庞形成奇特的反差。他是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他常常不动声色地给这个团体以帮助。卡恰喜欢他，称他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们试将布拉格行话捷克语译出来的话）。”这段话说的场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乐部的翻版。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捷克作家有盖尔纳、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诺伊曼、马雷斯、哈谢克等。

当然，在卡夫卡的职业生活中并非始终笼罩着阴暗色调。他有能力与同事和下属包括与他们中间思想非常简单或非常混乱的人相交。我的故纸堆中有这些先生中的一位给我的奇特的备忘录。开头的这两句话：“nose－culesfilllevaeinhoelacrlmarumvalle”，结尾处载着弗兰茨手书的笔记：“从开头记载的作者——一个五十岁的人——的一段经历中开了一个有弹性的、范围更广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可通过东方犹太民族（达利雅——犹太人当今的母亲）和斯拉夫民族（乌尔苏斯——斯拉夫人当今的父亲）的结合以拯救二者，并造就西蒙——一个有宗教创造精神的新人。”弗兰茨把这篇奇特的纪念文章作者带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人一起去看了一场东方犹太人的话剧演出。关于这场演出后面还将予以报道。

在他写给我的一封取消约会的信中，他给他的职业活动抹上了一层堪称走在卓别林电影前面的幽默色彩：“我干些什么！撇开我其它的工作不谈，在我四个区域的主力阵容中，人们像喝醉了似的从架子上摔下来，掉到机器里面，所有房梁都倾覆了，所有斜面都松动了，所有的梯子都滑了下来，递上去的东西一概掉下来，送下去的东西人们自己则掉在那上面。瓷器厂的年轻姑娘们真叫人头疼，她们不停地连同手中捧着的高高的一叠叠餐具摔倒在地上。星期一我算碰到了最气恼的事情。……

“在日记中，他详细地记载了一个监督员年轻时的经历。然而他很难同高层人士合得来。——有一次，他激动万分地跑到我这儿来。他告诉我，他刚闯了一个大祸，这也许会使他失去花了很多力量争取得来的好职位（他为了父母的缘故而重视这个职位）。他被任命为设计员。理事会的一位高级人士召集了新任设计人员，向他们作了一番庄严的、教父施圣利般的讲话，逗得他（弗兰茨）突然大笑起来，不可抑止。我同心绪无法平静下来的弗兰茨共同起草了一封给这个高级官员的道歉信。事实证明这封信是写得明智的、不乏幽默感的。奇怪的是，弗兰茨碰到的总是好心人，好像是补偿他内心的障碍似的。他们促进他，至少不有意地与他过分亲近。而其他内心平衡的人一生中几乎总得同伴逆者纠缠不休。于是一切均被纳入某种秩序，这就是说：谁也别想轻松自在。

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神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之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版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那时他出于家庭的利益形式上接受了一家工厂的部分管理工作，后来不得不至少有时候抽时间关心一下这家企业。就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他那种语调急剧强化。这事情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他感觉到巨大的创作力在体内膨胀，却又为这种义务而压下去。他的抱怨与莫扎特答复父亲催促他接受“攻读学位”而从巴黎写给父亲的那封信非常相像，莫扎特写道：“您别以为这是懒惰——不！——而是因为它与我的天才、我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您知道，我可以说是钻在音乐里了——我一天到晚同它打交道——所以我乐于思索——研究——考虑。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即阅读）妨碍我这么做——我当然需要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一个人——这短暂的时间用来休息比工作更重要。”——可惜永远会有那么些庸人，认为天才有那么“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就够了；他们不懂，白昼黑夜所有时间统统加起来才刚够使灵感和休息的交替来往保持宽阔的“振幅”，中途不受干扰。有些人认为卡夫卡出自真心地认为自己的文学工作是差劲的、微不足道的，并出于这个原因什么也不想发表；这些人会感到一定的惊讶：他居然像莫扎特在信中自封“天才”一样，以同样的自信在日记中谈到他的“能力”以及由可恶的日常办公室杂务造成的能力紊乱，这是我们接下去要摘引的。假如认为一个天才，一个目光敏锐、善于塑造的天才恰恰对他自己固有的独特力量看不清楚，那真是可笑之至。从外表看卡夫卡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低估；在他与所追求的目标，与宗教彻悟（说到底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的）的关系中，他感到自己渺小；但这些根本不能阻止他正确地估价上帝对他的仁慈程度及这种仁慈在人间受到的阻碍的扭曲表达。他写道：

1911·11·15。昨天晚上怀着一种预感摊开被子躺了下去，这时重新意识到了我的全部能力，仿佛都抓在我手心里似的；它们胀满了我的胸膛，点燃在我的脑海中，为了不起床工作安慰自己，有一阵我反复念叨着：“那样不利于健康，那样不利于健康”，显而易见地故意强迫脑袋钻入睡意中去。我老是想着一顶有沿的帽子，为了保护我自己，我使劲用手把它按紧在头上。昨天我失去了多少东西！血液是怎样在窄小的脑袋里挤涌着啊！有能力于一切，却被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阻止住了，这些力量应该说是浪费掉了。

可以肯定，事先我即使在很好的感觉中逐字逐句或仅仅是顺便地、却是以明确的句子形式想出来的一切，一到伏案把它写下来时，读上去却总是这般枯燥、颠倒、呆板，妨碍整个氛围，畏畏缩缩的，尤其是漏洞百出，尽管想出来的东西丝毫不曾忘记。大部分原因当然是，我只有在振作的时候（虽然我十分盼望这种时候，但对它的畏惧心更甚）才能脱离书面构想出好的思路来。可是这时候文思如潮，过于充足，迫使我作出取舍。于是我盲目地、完全根据偶然机遇从思潮中抽取，抓到什么是什么。这么一来，经过考虑而写下的成品与它存在于其中的思潮的充足相比简直不足挂齿。没有能力反映这种充足的思潮，这样自然显得很糟糕，因为它毫无吸引力。

1911·12·28。工厂给我家带来的折磨。当他们要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工作时，我为什么会容忍呢？其实没有人强迫我，可是父亲以他的责备，卡尔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负疚意识给我造成压力。我对这家工厂一无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视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如同遭受鞭挞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企业的琐碎事实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过所有参与者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纠缠使我终于这么去做，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了这么点认识，我知道能干点什么实际事情。我仅仅适于干一些虚事，我的头头以他正直的思维给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绩卓著。通过这种为工厂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我将在另一方面剥夺了自己将下午的几个小时为我所用的可能性，这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么回事，我的生存面业已在不断缩小了。

1913．621。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宁可让它撕裂，也不愿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为此而存在的，这点我十分清楚。

“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日记中充满了计划、草稿、开头部分，于细微处见全貌。莫扎特反抗顶撞父亲。卡夫卡沉默不语。但是我有他的一篇文字，将他卷入赚钱职业的不幸表达得非常清楚。依我看，这里（而不是受父亲的束缚）是他进一步踏入苦难世界的根源之所在。这种进展最终导致疾病和死亡。夸张的父亲约束力把他接在职业的枷锁中不能动弹，只不过起到了助长不幸的作用；这个不幸从根本上说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一个怀着如此巨大而丰富的才情和强烈的创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发展的时期被迫回复一日地从事着与内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至精疲力竭。给我的这封信中是这么写的：

我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的这个夜晚写得很好——我恨不得写它个通宵和一天、一夜再一天，最终飞逝而去——今天肯定也可以写得很好——甚至完成了一页，本来只是昨天那十页的一气呵成——然后我由于下面的原因不得不搁笔。x先生——那位企业主今天早晨踏上了一次公务旅行的途程，将外出十至十四天，先前我由于心不在焉而未注意到这个动向。于是这段时间里工厂真的由那位车间主任一个人管了。没有任何投资者（只要他不像我父亲那么神经质）会对厂里那完全是骗人的经济形势产生怀疑。我也有同感，尽管并不是像父亲那样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心单调乏味、良心不安。我想象中的局外人是不会怎么怀疑又亲的担忧心情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也不能忘记，说穿了我也琢磨不透，为什么一个比x先生在技术上和组织上都高明千万倍的车间主任，在x先生不在时就不能将一切处置得像以往一样井井有条，因为，归根结蒂，我们是人，而不是贼。……

最近曾在一次我向体声称，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我的写作（当然这不是吹嘘，而是自我安慰），那时我老想着，母亲几乎每天晚上对我唠叨，说我为了使父亲安心应该什么时候到厂里去看看，而父亲则用目光及拐弯抹角地对我说出了更严厉的话。这些请求和责备虽然就其绝大部分内容来说与荒唐不相干，可是我却（这里便表现出这番话的无法消除的荒唐性）即使在最佳精神状态中也无力承担那种监察使命。但今后十四天中的问题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十四天中可以由任何两只眼睛在工厂中穿梭巡视，当然也可能正好是我的眼睛。对于这个要求偏偏冲着我来，说不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对这家工厂的建立负有主要责任——我感到，这种罪责我一半是在梦中接受下来的；再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到工厂去，父母本来就不可能去做此事，而且现在正是生意最旺的季节（新酒馆中的生意好像也有起色），比如说，今天中午母亲根本就没有回来吃午饭。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说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丁暗示我的过错使父亲陷入痛苦的疾病中外，她又以x的离开和工厂的完全无人照管作为新的依据，我只感到一种苦水（不知是否只不过是胆汁而已）在全身流动，我看得很清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像通常那样去卧室就寝后从窗口跳出去，另一条是在今后十四天内每天到工厂去，到x的办公室去。第一种办法赋予我以可能性，抛开一切责任，包括对受干扰的写作和漠不关心的工厂的责任；第二种办法肯定将打断我的写作。十四个夜晚的睡意总不见得轻轻一抹便能从眼皮底下消逝，使我在十四天后或许还能接着今天中断之处继续下去，假如我的意志和希望有着足够的力量的话。

我没有跳下去，把这封信当作告别信来写的诱惑力也并非十分强烈（我对此的灵感是朝着别的方向的）。我在窗边伫立许久，贴着玻璃，很多次我有那么一阵冲动，用我的纵身一跳来叫桥上的关税征收员们吓一跳。然而我从头到尾强烈地感觉到，一旦下了决心落到柏油路上摔得粉碎，我将真正无可挽回地坠入深渊。同时我感到，继续活下去要比死亡对我的写作打断得少一些（假如只不过说到“打断”的话），而十四天后，我在长篇小说的开头与其继续之间，将在工厂里（正好面对我那满足的父母）活动并生活在我的长篇的最深处。

我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向你和盘托出这些并不是为了让你作出评价，你对此是拿不出什么评价来的。但是，由于我决定不写诀别信而跳下去（到头来总会疲乏的），我想重新回到我的房间里去（扮演居民的角色），并给你写一封后会有期的长信，便是这封。

现在再给你一个吻，道一声晚安，这样我明天就可以 像所要求的那样当上工厂负责人了。

读着这封信，我脊背发凉。我直言不讳地给弗兰茨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提请她注意儿子头上一线轻悬的自杀危险。当然我请求她不要将我的干预告诉弗兰茨。1912年10月8日我收到的回信充满了感人的母爱。她开头写着：“我刚收到您的来信，您从我颤抖的字迹上看得出来，我和您一样激动。为了使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他们，而在此我却束手无策了。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接着，这位母亲设计了一个应急谎言。由于父亲有病，经不起任何激动，她想给他以弗兰茨每天去工厂的假相，同时找另一个合伙经营人。“我今天就对弗兰茨说，明天他不必到工厂去了，但我不会提到您的信的。但愿他能赞成，从而平静下来。我也请求您，尊敬的博士先生，给他以安抚，非常感谢您对弗兰茨的爱……”

弗兰茨的写作具有什么性质，对他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这要看怎么判断了。

上面已经说到过，“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是日记中最富启发性的一句话。从可惜只留下片断的弗兰茨对他与人本哲学家鲁道夫·斯泰钢博士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弗兰茨在其工作中经历的状况与斯泰钢博士描写的“慧眼卓识状况非常接近”。他把他的创作与一种“新的秘密学说、一种卡巴拉”相比。文学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职业”，这是他在给可能的未来岳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中说的话。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表达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重要意义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缩，不可遏止地萎缩。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我满足。可是我进行那种表达的力量是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一去不复返，也许它有朝一日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状况总之是不利于它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飞向山巅，却几乎一刻也不能在那里驻足。“——我有一个使命”，他在另一处宣称。首先给人的感觉是，这是指一个纯文学的使命。人们不曾发现，实际上宗教的因素从一开始就立于文学因素的后面——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观的独特形式出现的宗教因素，是一种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义地充实了生活的像样的工作的宗教，是适应与大众团体共处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

“孤寂只带来惩罚。”这句话是一个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儿不断再现，在他最后写成的短篇小说《约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积极。1914年1月6日，他在读完笛尔塞的《经历和创作》后写道：“对人类的爱，对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缄默建立于最合适的观察位置上。”在给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与其咬舌头，宁可咬生活”）已经反复出现主动介入这个主旋律。1913年末可以找到这么一段话：“人类的一致性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某些最易于接近、最柔顺的人）所怀疑，哪怕仅仅在感觉上；可是它却以全体人类或个别人的发展的完美的、不断再现的共同性显示在每一个人眼前，或似乎在显示。即使在个人最内在的感觉中也不例外。”——说这话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现最极端的人类隔阂和寂寞，比如所有动物故事（动物的灵魂无法与人沟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记载的那个以下述句子开头的残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在俄国内地一条小铁路旁任职，”小说后来写道。“嗡嗡之声不绝于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爱吗？”——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斗；对孤独的渴望和追求团体生活的意愿。可是要想理解他，只有认识到，他原则上否定向往孤独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也必须认识到，生活在集体中和有意义的工作中（长篇《城堡》主人公k．徒劳地试着闯入这种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标和理想。同样，在他的著作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许多关于单身汉生活的描述，也完全应该作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对应图像、对应象征来理解。——卡夫卡为了他的创作劳动而需要孤寂，即一种高度的聚精会神，这种状态有时由于一次谈话便会受到干扰，由于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记中可以读到这类例子。但是他仔细地反省自身。1911年底他对自己作出判断：“在过渡时期，比如最近这一周或至少目前对于我来说便是，我经常感受到一种悲伤的、然而泰然的对我的感情冷漠的惊讶。我与一切事物之间隔着一个空间，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达其边缘。”再看1912年3月：“文学是我唯一的天职，除此以外我一概毫无兴趣，因而是冷酷无情的，——谁来证实这一真实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认真了！文学工作本身对于你来说仅仅是真正充实的生活的象征，当然它同时还具备更多的意义：它便是事业本身，是你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力量的正确利用。这正是你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滥用现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败，而要将它投入到完成“天职”中去，并以这种方式走进“法”的大门，将企图阻止你的凶恶的守门人推开。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存在着许多诱惑。“听信了一次夜铃的误响声——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还在那时候，印度的大门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国王的宝剑指明。今天那些个大门移到别处去了，更远，更高；没有人指明方向；许多人持着宝剑；他们持着只是为了挥动，而那追随其挥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说集145页）尽管如此这般，“不可摧毁的”因素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我们寻找着它，在“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地方”阅读，翻着“我们的旧书的书页”，等待着“皇帝的圣旨”下达。正如塔尔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完全一样的弹性关系所教导的一样：“没有交给你完成这个功业的使命，然而你却不能束手退隐。”

尽管日记中许多可逐字逐句引证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学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事业与福楼拜略有不同，对于福楼拜来说，艺术确实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义，而且福楼拜几乎总是（注意，是几乎！）怀疑地、敌视地观察着存在。卡夫卡则相反：“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弄得眼花绦乱的存在，那照在畏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艺术乃是宗教认识的反照。但是并非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边的道路（退缩者也看到了这条道路，只是他退缩了），而且也在上面陈述过的意义上：作为力量的生育者，作为根据自然状况充实生活的导师。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断言：“我写了几天了，希望持续下去。今天我并不像两年前哪样完全不受干扰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无论如何获得了一种意义，我有规律的、空虚的、不可理喻的单身汉特点的生活得到了某种辩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对话，而不再凝视全然无物的虚无了。只有这条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转。”

于是，艺术在此服务于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宗教原则。它作为劳动，作为上帝给予的优秀的、创造性的能力的发挥而与人类进行的其他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劳动并驾齐驱，引导写作者脱离无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为的集体中来。根据卡夫卡的观点，光写得出色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为地球上货真价实的公民。我永远不能忘怀，卡夫卡怀着多么深沉的激动给我朗读福楼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维的《往事录》结尾那一节。这一节中叙说的是，福楼拜如何为他的偶像“文学”而奉献了他的一切——爱情、温柔，一切；女作者问道：他在最后几年里是否对自己偏离《共同的道路〉”感到后悔。在福楼拜最后几次与她一起散步时，有一次激动地对她说了几句话，使她相信是那么回事。他们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爱的孩子们中间见到了她。在沿赛纳河回家的路上，他说：“他们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这个正派的好家庭内部。‘是的’这话他着重地自言自语重复了好几遍。‘他们生活在真实中’。”卡夫卡经常引用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光有艺术不足以建设真正的生活。但是艺术在这个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发端，是最里面的圈子，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其他圈子。从这里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剧，即周围状况阻碍着他，不让他朝着充实的，因而在他意识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迈出第一步，不让他说完他的祈祷文，而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假如他能够得以发挥他的艺术能力，那么以后的其他一些事情也会更为圆满。由于此事未能实现，逼迫而来的毫无乐趣的谋生职业的有害影响便渐渐地进入了超验的深渊。

我并不是说，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够迈成，他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没有这第一步，失败的结局当然是肯定无疑的。只有这一点可以确认，其他则谈不上。确实，看起来，卡夫卡的一些问题至少是濒临于绝对不可解决的边缘。然而，一旦肉体和心灵的坚韧不拔达到最高极限（正是那不喜欢的职务像那阴影笼罩的父亲一样从一开始就阻止着那个最高极限），在卡夫卡后来的发展中会出现一些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之外，我对此坚信不疑。

第四章　至《观察》出版前

为期两周或三周的短期夏休使我们得以从办公室工作的拘禁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次休假对我们具有双重意义。几天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开怀敞心地面向世界，面向新的人——我们怀着不可摧折的青春力量来享受这一幸福。我们一起旅游，几个月前我们便盼望着这个日子，细心地做着准备，我们常为自己的细心而欢笑，然而它像一道阳光照射在我们灰暗的工作日上。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一生中我从未再像同卡夫卡一起度过的旅行周中那么心境手和地愉快过。一切忧愁烦恼、郁闷不乐全被我们留在了布拉格。我们变成了快乐的孩子，我们会想出最奇怪、最美的幽默话语——生活在卡夫卡身边，直接享受他活跃地冒出来的思想确是一大乐事（连他的忧郁也是奇想联翩、内蕴妙趣的）。

除了那些大的共同的夏季旅游外，一年到头还有许多夫布拉格近郊远途的漫游。在有些夏天，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一番长途徒步跋涉，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我们一去二三天，平时我们也经常于星期六下午便离开了城市。大多数场合，菲利克斯·威尔奇是我们这个旅行团中的第三个人。我们一天内（我的日记中除了用“美不胜收”这一形容语外，还有这样的记载）步行七至八个小时，这是我们的体育活动。还有在河流和小溪中沐浴。我们游泳，我们在阳光中一晒几小时，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有一次，年轻的弗兰茨·韦尔弗（那时还是中学生）也跟我们一起去塞诺拉普，参加了我们不拘形迹的在大自然中的生活。那次他晒得皮焦肉烤。他在萨查瓦芦苇丛生的岸边给我们朗读了他的诗歌，令我们激动不已。卡夫卡在许多信中对此类野游提出过别出心裁的建议，现援引其中的一封：“亲爱的马克斯，你不要忙着花钱寄信告诉我你不能于六点零五分到达弗兰茨·约瑟夫车站，因为你必须到达，我们乘坐的前往伏兰的火车六点零五分准时开。七点三刻我们将迈出前往达乌勒的第一步，十点在雷德勒那儿吃个辣椒，十二点在施台柯维奇吃午饭，二点到三点一刻我们穿过树林到达急流边，乘着急流四处逛逛。七点坐蒸汽船回布拉格。不用考虑什么，只管于五点三刻到火车站——此外你不妨写个管邮明信片来，告诉一下你是否想去多布里柯维茨或其他地方。”我们在布拉格游泳场所的地板上不知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辰，还有在莫尔道河上泛舟，以高超的技艺攀登河上的水坝。在我们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中可以读到这些经历的反照。我佩服弗兰茨游泳和划船的技术，他驾驶一艘名为“饮灵号”的船尤其精明。他总是比我灵活、勇敢，在他人处于惊心动魄的处境时，他以奇特的方式听之任之，报以近乎残忍的微笑（这微笑的意思大体上是：“自己想办法吧”）。我是多么喜爱这种微笑啊，其中包含着多少信任和鼓励！我感到，弗兰茨在发明新的体育种类中主意是层出不穷的。这里也表现出他的人格，为此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如同对待一切事情那样）。

第一次共同的夏日旅行开始于1909年9月《日，目的地是利瓦。卡夫卡、我的哥哥奥托和我在波纳勒街下方的“巴格尼·德拉·玛多尼娜”小游泳场度过的是最为悠闲的时辰——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游利瓦时，我再也看不到那些可爱的、阳光照耀的灰色木板，再也见不到闪闪发亮的蜥踢在连接那车来车往尘土飞扬的街道与水流清冷的幽静环境的园中小径上爬行了。这座位于峭壁下的难以忘怀的、朴实无华的游乐场，我在你的湖湾中为你、也为我们的幸福经历发出了讣告——我们在这里曾享受着宁静、享受着南方古典的简朴。它再也没有向我们显示过这样可爱、这样高贵的面貌。卡夫卡后来也曾再度莅临利瓦，但却是独自一人，那是在他第一次恋爱受挫之后（1913年），他住在湖的另一边的哈同根疗养院。

1909年我们三人境况都还很好。关于与我们一样在这个游泳场住过的作家和大自然的崇拜者达拉哥的讨论也不曾破坏我们舒适的心境。我那实际生活中比我能干的哥哥的旅行经验帮助我们克服了一些困难，卡夫卡对他很钦佩。可以说是我的哥哥为我们“发现了”利瓦，一年前他已经来过，他领着我们取道最方便的路去观赏一切美的和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一张相片照的是我们的弗兰茨在托布利诺城堡的拱廊下，另一张照的是我的哥哥蹲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周围是湖岸荒野的绿色。报纸上一条消息挤入了玛多尼娜疗养地的田园梦（当然，我们那时只能读利瓦的意大利语地方报），在布雷齐亚将举行飞行集会。——我们从未见过飞机，我们非常兴奋地决定，尽管现金紧张，还是要到布雷齐亚去。卡夫卡尤其积极推动此次旅行——在此可以再次强调指出，那种认为卡夫卡蜗居在一个象牙之塔内，一个远离生活的幻想世界中的观点，那种将他想象成一个仅仅为宗教观念所笼罩的隐士的观点是多么错误。全然相反，他对一切新的、有关时事的、技术上的事物都感兴趣，比如对电影业的兴起他就很感兴趣。他从不清高地超然物外，即使对现代发展的滥用或弊病他也怀着耐心和不竭的好奇心追根溯源，保持着对人类的本质的希望，从来不怀着自大的“优越感”，从来不以斯蒂凡·格奥尔格那种态度拒绝与下层组织的世界接触。只有那些不正直、不道德的事物对他才没有吸引力。他有着了不起的天赋，会自然而然地对之感到厌烦。比如，我从来不曾说动他，多读些卡萨诺瓦（我当时对之可能估计过高，但我今日仍觉得他是重要的、十分值得一读的作家），不要光读关于他逃出铅皮屋顶监狱的描写。——布雷齐亚人山人海。由于我们必须非常节省，我们只能在一个像是强盗窝的房间里住宿，房间的地板中央（今天我还常问自己是否记错了）有一个圆形的洞，从洞里可以看到下面的酒馆。我们相信，斯巴拉伏契勒随时都可能走进来。可是第二天在飞机轰鸣声声的阳光之下，那恶梦般的夜晚在我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归途中，我们在德申札诺过夜；在那里几百幅圣像下潜伏着的无数臭虫自然将我们驱赶到了大街上，于是我们在湖堤上的长凳上受冻直到天明。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旅行的，对豪华的宾馆我们一无所知，但却无忧无虑、快乐兴奋。那个时代具有很大的优点。利瓦是奥地利的，布雷齐亚属意大利——有时会听到关系紧张的消息，社会上传说在利瓦那儿的布里奥纳山中有地下防御工事——但是谁都不当一回事，战争是个不现实的概念，一如《智者的石头》，当我们旅途中越过边境时，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飞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弗兰茨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汇集在一篇文章里。在他与我之间像进行一场体育比赛，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对这个主意发生兴趣。我也打算写一篇文章，但后来我们确定一下，看准的介绍更贴切、成功。这种游戏般的、几乎是童稚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卡夫卡总是有影响的。我们约定，旅行期间尽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头脑中的妙语警句，对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绝不泄露。直到结束时摊开来看看，是谁击中了要害……

在这整个建议后面藏着我的一个秘密计划。卡夫卡的写作工作那时熄火停工了，数月之久一无所成，他经常对我诉苦说，他的才子显而易见地在渗漏，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有时一连数月处于冷漠状态，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记中经常重视关于他的忧伤的记载。心灵伤感，精神愉快——这句话用在他身上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这句话也说明，为什么甚至在他处于特别沮丧的状态时，他给他所接触的人们带来的（且不论弥留之际的亲密）不是沮丧，而是兴奋。我那时从他的许多自白中知道他是多么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确地向他指出，应该振作起来，我想要向他证明，他对他文学上的不育之症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只要有一种意志，一种精力集中，就能将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我的计划成功了。弗兰茨兴致勃勃地写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齐亚现飞机》，经大加删节后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亚》上（是我把它转交给《波希米亚》当时的编辑保尔·维格勒的），后来我又说服弗兰茨让我将它全文收入我的《论丑的图像之美》一书中（同我关于同一题目的文章收在一起人在这本书中，我以下述评语推荐了弗兰茨的文章：

“在一本书里只让一个作者说话，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而且平庸的思想。——我们朋友俩希望在这次旅行中和我们的思想中永远不可分离地、肩并着肩地立在异国土地上，那么在这本立于本土的书中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尽管两个作者都表现出滑稽的、故意夸张的担忧，相互间为自己的奇特思路保密，或在竞赛的激烈过程中急切地请求第三位旅伴——我的哥哥奥托——给予帮助，但这两篇题材一样的姐妹篇如果没有对方能产生吗？它们能如此互相隶属、互相补充、互相点题、相得益彰吗？假如我们有共同发表的愿望，而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呢？”我手头有这两篇文章的清样。我当时由于让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在书中得以发表而自豪。可惜愿望未能成为现实。最后这本书显得过于庞杂，许多散文都要根据出版商的意思从已经排好的版面中抽出，其中也包括这两篇。——卡夫卡的文章于是发表在附录中。

这样的文章当然绝对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它的作用仅仅是推动弗兰茨的创作欲再度涌流。我达到了这个目的。当然，这个固执的作者在这么做之前总是倔强地抗拒着我。有时我就像悬在他上方的鞭子，驱赶着他，逼迫着他，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总是通过新的方法，通过巧妙的途径，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让他的才情重新处于停滞状态了。有时候他为此感激我。但他也经常觉得我的逼迫讨厌，它诅咒我的行动，他的日记有这种记载。我也感觉得到，但我并不在意。我认为这事关重大，我的行动是一种帮助，虽然这往往是违背朋友的意志的。——我将他的日记的产生亦归为我的功劳。弗兰茨的四开本笔记是直接从我们短小的旅行笔记中脱胎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笔记的继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记录和评说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觉醒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我们共同搞的旅行报道中吸取了养分，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建设。日记对于卡夫卡的意义完全不仅仅是自传性的，为控制心灵服务的；在那些关于个人的评说中间夹杂着他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书《观察》中的片断，这类由他自己提供发表的篇章从内容实质上看无法与那些日记中的片断区别开来。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为什么认为有些是值得发表的；而有些则应该保留。在日记的上下文之间还有许多或多或少展开的故事残篇，它们堆积着，堆积着，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较长的小说《判决》突然脱颖而出，大放异彩。随着《判决》的诞生（于1912年9月22日至23田间的夜晚），这位作家获得了突破，找到了与自身相适的形式，一个强大的、独树一帜而无法重复的小说天才终于进入了他的天地。

第二年（1910年10月）的休假旅行是去巴黎。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我们的友谊团体扩展了，这是一个几年前便已开始了的发展。我把卡夫卡带到菲利克斯·威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那儿。那位目光尖锐的哲学家（《仁慈和自由》、《中间的冒险》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与我一同起草的调查报告《观点和概念》）和那位作家深受卡夫卡所吸引——这个四人联盟有其独特之处，其友谊就仿佛是两个伙伴间的亲密，从不为任何一句恶语所损害。四人有规律的聚会在许多年中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稳定的节奏。——关于与卡夫卡的第一次会面，作家奥斯卡·鲍姆在上面已经摘引过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的第一次会晤我记忆犹新。马克斯·勃罗德是中间人。他把弗兰茨·卡夫卡带到我这儿来，并在1904年那个秋日的下午给我们朗读他刚写完的小说《暗红色的旅游》。我们那时才二十出头。我们卷入了对这篇小说的热烈的意见交流，话说得特别俭省，特别有节制，这是我们当时的特点。我还记得一些话。卡夫卡说过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假如说，没有必要把注意力从事件过程转到风格的创新上去，那么其魅力在这里便是最强烈的。”

卡夫卡走进我的房间时的第一个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是到一个盲人那儿。在勃罗德介绍时默默地朝我鞠了个躬。人们会认为这纯属毫无意义的客套，因为我目不见物。显然由于我同时的鞠躬幅度过大，他那梳得光光的头发碰了一下我的额头。我感到一阵激动，其原因当初一下子说不上来。他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的第一个，将我的缺陷确认为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不是通过适应或体贴，没有在自己的行为上作出丝毫改变）。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与通常的有目的的做法简单而自然地保持着距离，他的严格而冷淡的与人的距离在人性的深度上胜过了通常的善意（这种善意我在以往与人第一次见面时是通过对方言谈和语调和握手之热度毫无理由的上升而得悉的）。

把他每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每一句最普通的话都归入他个人整体的世界观中来看，那么尽管抽象的斗争始终在他的精神中进行，他的出现，他的外表现象却显得极其生气勃勃。在他朗诵时（朗诵是他所酷爱的事情），每一句话都通过每个音节清楚无误地读出而表达出来，有时他舌头运动的速度令人头晕目眩，完全犹如音乐中那样分成短小的音节，一口气长得惊人，在强度音阶的渐强符号中急剧加强。——他的散文中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完成了的篇章（如《马戏团女骑手》）是仅仅由一个句子构成的奇妙的结构。

我并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卡夫卡仅仅出现于“布拉格四人”的中心圈子里。根据他的性格，实际上他愿意与每一个情趣相投的人交往，或者至少在身体健康时不拒绝与人接触。同卡夫卡有过交往的人中有马丁·布德、弗兰茨·韦尔弗·奥托·皮克、恩斯特·魏斯、维利·哈斯、鲁道夫·福克斯，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有朗诵家路德维希·哈特、沃尔芬斯坦和其他人。这些人中有几位也许想要说几句话，并补充卡夫卡的生活图（参见附录二、三）。

由于弗兰茨得了一场不太严重的疖病，也由于法国医生的几次治疗把他吓得够呛，导致了这次巴黎之行的失败。没几天他就回布拉格去了。卡夫卡对任何健康受损状况都很敏感。——身体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着他，比如头皮屑或便秘或一个未曾完善发育的脚趾都会令他深感不适。对药物和医生他是不信任的。他要求让自然重新带来平衡，他鄙夷一切“非自然”手段。当他1911年去瓦伦多夫旅行（也许是公务出差）时，他认识了自然疗法的倡导者、工厂主施尼策，从而使他的这种倾向更加鲜明。我在我的记载（1911年5月）中找到了有关的一段：“卡夫卡星期五到布拉格，不到我这儿来，不到鲍姆处去。下一个星期四我终于生气地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是‘那么弱、浑身散了架子，胃糟糕得很，老是在家里，那么悲伤’。星期五下午他来看我，讲了关于花园城市瓦伦多夫的一些非常美妙的事，讲到一个‘魔术师’般搞自然疗法的人、富有的工厂主，这人检查了他的身体，仅仅从侧面和前面看了看脖子，便说骨髓中有毒素，并几乎已进入大脑，说是由于生活方式颠倒造成的。他所建议的疗法是：开着窗睡眠、晒太阳、在花园里劳动、参加一个自然疗法协会的活动，订阅由这个协会，或毋宁说由这个工厂主自己编纂的杂志。他宣扬反对医生、药物、打针的见解。把《圣经》解释成素食学说：摩西引导犹太人穿越沙漠，使他们在四十年内成为素食者。以曼那为素食品。死鹌鹑。向往‘埃及的肉罐’。耶稣在新约中更清楚地说到面包：“这是我的躯体。”弗兰茨对自然疗法和与之俱来的改革努力的立场是由强烈的兴趣伴随着的，通过对这一运动中混杂着的愚昧和乖戾怪僻的善意嘲笑，他的观点已与此运动有了可喜的不同。从根本上而言，他认为造就新的健康人，利用神秘而又公开地展示着的自然治疗力量这一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与他自己许多直觉和想法相吻合。他也作了大量的实践。无论什么季节，他都开着窗睡觉。到他的房间里去拜访他的人都会注意到那里新鲜、清冷的空气。他总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冬天亦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吃肉，从不喝酒。得病时，他选择去乡村原始的环境中接受家庭化照料（在屈劳），对疗养院不屑一顾，到毫无办法时才去疗养院。

1910年还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在我这一年5月里目的日记中找到这么一段记录：“萨沃伊咖啡馆。列姆贝格协会。对j．p．很重要。”（j．p．是我当时计划写的一部长篇小说）5月4日：“晚上与卡夫卡在萨沃伊。棒极了。”弗兰茨关于用伊地语（俚语）演出和演唱话剧的东方犹太人剧团的笔记无疑是从下一年开始的。从那时起，这些笔记填满了四开笔记本的许多页。很少有人像卡夫卡那样给这些演员（即使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例外）以如此深的爱和如此紧迫的理解努力画像。他描写的既有关于他们的艺术的也有关于他们的私人生活的。由他给予这一殊荣的有克鲁格夫妇、契西克夫妇、皮帕斯先生，尤其是年轻的伊萨克·略维。

在这方面，我是激发者。我们的友谊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在许多方面我向卡夫卡学习，这是已经提到过的，在其他事情上卡夫卡又追随我的足迹。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从我这儿接受的第一推动力发展到我从来不曾想象到的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尽管我是萨沃伊咖啡馆里演出的常客，并在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犹太民族的知识；但弗兰茨在我带他到那里去了一次后，简直便融合在这个环境中了。这里体现了他干一切事情的那种高度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果的换而不舍精神。一种奇怪而羞怯的爱与敬慕将他与一位女演员联系在一起，而她几乎毫无察觉。他将演员略维视为朋友，经常带他到他的住处去（这使不喜欢弗兰茨一切朋友的父亲非常恼火），让这个感情强烈的朋友叙述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和历程，从而得以深刻地窥视这群波兰——俄罗斯犹太人的风俗和精神危机。他的日记中凝聚着从略维那儿得来的财富；这段经历也引导卡夫卡去研读犹太史（格列茨编）和伊地语文学史（皮内斯编写的书的法文版本），——四开笔记本中大段大段地摘录着后者的内容，接着是关于小民族文学的结构和特点的思想丰富的探讨。同时还可在这些地方侧面看到卡夫卡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捷克文学发展的浮光掠影。在皮内斯一书的摘录后面跟着同样详细的比德曼《歌德谈话录》一书的摘录，足见他兴趣之广泛。顺便提一下，在卡夫卡以后的日记中还有《伯爵夫人图尔海姆回忆录》（读它“成了我最近几天的乐趣”入《马赛兰·德·马伯将军回忆录》和保尔·霍尔茨豪申的《德国人在一八一二年的俄国》）的摘录。卡夫卡尤其爱读传记和自传体的著作。格里尔帕第和黑贝尔的日记、冯塔纳的书馆也在他爱读的作品之列，他对这些作品远比对这些作者的文学作品熟悉。属于他喜爱的书籍还有报告文学，如富兰克林的自传、萨赛的《一八七0——七一年巴黎被围》、弗朗索瓦、柯佩的《一个巴黎人的回忆》，后者尤推“玛蒂尔德公主”、“古斯塔夫·福楼拜杰出的言谈”二章。卡夫卡朗读书中引录的他所喜爱的福楼拜的话真是庄严恢宏。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时至今日，我还很愿意重温他划出来的地方，这往往是那些表明作者的虚荣心和奇特性的地方，颇能说明卡夫卡的用心，比如下面这段关于拉玛丹的轶事：“我看不透这个年轻人——他在一个不认识人登门拜访后说道——他在我面前不那么激动。”

卡夫卡怀着激动和愉快的心情闯入了东方犹太民族力量的新世界，下面这张明信片或许能够向我们展示这样的心情：“亲爱的马克斯，竟然叫我们给撞上了！苏拉米特和戈得法登即将上演了！我欢乐地浪费一张明信片，把现在你已经读到的这件事告诉你。我仅希望，他也已经给我写了信了。”弗兰茨根据伊萨克·略维的陈述以略维的口气着手写一种类似自传的东西，借以环顾伊地语戏剧，这篇东西的开头部分保留了下来。这篇小作品很好地勾勒出他们间的谈话面貌，我那时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谈话；勾勒出一个当时吸引了卡夫卡注意力的利益圈子的面貌，这个圈子从与复国主义的抽象理论有别的角度，从更其活跃、更其色彩纷繁的角度向他和我展示了犹太民族的事业。那时候正值复国主义者和复国主义世界现初次来到我的身边，我把这些影响介绍给了我这位朋友，这种影响的发源地是布拉格巴尔——柯霍巴协会，尤其是那位杰出的胡果·贝格曼。卡夫卡一开始拒不接受，—一我当初对这方面向我宣教的一切（往往以过于华丽完美的形式宣教）概不赞同，而且当初正是为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经院方式表示抗议，才走入了齐根广场那上演着受到普遍蔑视的“蹩脚小剧”的不怎么吸引人的萨沃伊小咖啡馆的。我积极地捍卫这种思想，尽管这些演员的表演往往类同于为滑稽而滑稽的文艺，接近伪艺术品。但他们的演出给我们提供的关于犹太民族的了解要多于西方犹太人的哲学理论，那些西方犹太人虽然也努力探索民族性，可是在核心上已经异化了。

后来随着认识的吃力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东方和西方，齐翁山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卡夫卡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态度持续得比我更久。在我后来成了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徒时，我（当我们在莫尔道河上泛舟时）力图说服卡夫卡承认这种政策的必要性，结果不仅白费口舌，甚至导致了一些争吵，在我们中间造成了唯—一次短暂的疏远。——在我的日记中我找到了一段1913年1月18日关于在布伯、韦尔弗、卡夫卡、皮克、鲍姆和我之间的谈话记载，内容自然是这个题目。1913年8月23日日记：“下午同卡夫卡一起。游泳、划船。关于集体感的谈话，卡夫卡说，他没有这类感觉，因为他的力量只够用于自己。船上的辩论。我在这一点上的转变。他给我看基克加德、看贝多芬的书信。”12月的日记中谈到了疏远。可是12月24日已经又是：“卡夫卡。关于社会问题。城市公园。”——从那时起，卡夫卡日益向我的复国主义基本立场靠拢。在1918、1919年激动人心的那些日子里（犹太国民委员会、犹太学校成立），他以建议、同情、鼓励、出于爱心的赞同站在我一边，他对我工作的认可是我最重要的支柱，——而且他通过深钻希伯莱语，在这个领域中也远远地超过了我。

然而我毕竟是先走了一步。让我们就那可怜的伊地语剧团再稍谈几句。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后期似乎毫无关联的发展阶段的动力。卡夫卡为那些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们服务是不知疲倦的。比如，他起草了一封给波希米亚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信件，以求让这个剧团能巡回演出；他让他们的演出变得丰富多彩。通过这件事显示出，只要他还健康，还没有被职业、结婚计划等等弄得完全麻木，他身上使潜藏着何等充沛的被抑制着的能量和活力。1912年2月18日他在犹太区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略维朗诵会，朗诵会筹备工作和技术上布置的整副担子都压在他的肩上，他唉声叹气。但做来却潇洒优雅，不无自豪。弗兰茨为朗诵会所作的开场白保存在我的妻子的记录中。它是这样开始的：

在东方犹太诗人的诗句开始之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懂得的行话要比你们估计的多得多。我对今天的晚会对你们中每一个人是否产生影响并不担心，然而我希望这种影响能马上自由扩展，只要它是份所应得的。但是在你们中间有些人担心听不懂行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种担心的心情几乎可以从你们的脸上看出来……

至于《判决》中那个俄国朋友的形象，也有着演员略维的某些特征，这是十分明显的。而日记中的这句美丽的话是多么激动人心：“我们对这些这么好却无所收益，甚至远远不曾得到应得的感谢和荣誉的演员们的同情，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许多高尚的努力之悲剧命运的同情，首先是对我们的努力之命运。”——离开布拉格后，略维脱离了他的人马，前往布达佩斯。在卡夫卡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封略维致弗兰茨的信，日期是1913年10月28日，发自维也纳。信中写道（具有特征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按原文保留）：“您想想，我陷得多么深，甚至断了与您的这一联系……我多么盼望您的信啊！我早就脱开了一切，没有朋友，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一切人中之最可爱的卡夫卡博士也失去了……这一失去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您是唯一对我那么好的人……是唯一说话说到我心坎里去的人，唯一把我理解为还算不错的人。而您我也不得不失去……可惜您不能给我写信。您不能对我好。我请求您不要以为我‘疯了’，我头脑清醒得很正常。就像死掉一样。”信中接下去出现了这么一个悲伤的句子：“我能够期待什么呢？再给来一针吗啡……”附着的是弗兰茨对这封信或另一封信的答复的草稿。信中说：

亲爱的略维：

我真高兴，您还记得我；但从您信中可以得出结论，说我这么迟才回信，这却是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我晕头转向，忙忙碌碌，却不能为自己或他人做许多有益的事情。此处有个新闻：我订婚了，并觉得做了件什么好事和必要的事，尽管世界上自然有许多怀疑，在这许多怀疑面前，即便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把握不定的。 　　您始终还在折磨自己，无路可走，这是很悲哀的。您恰恰在匈牙利逗留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奇怪，不过也许有糟糕的原因。我觉得，当我们那时在布拉格的夜色中漫步时，我们俩心中燃着多得多的希望之火。那时我想，您一定会取得突破的，而且是一举成功。此外，我必须告诉您，我对您的前景的希望并未熄灭。您有那么点绝望，但也有那么点幸福，当您在绝望中想到这点时便如此。愿您为今后的好时辰而多多保重身体。您所必须经历的事态已经是够糟的了，不要由于损害健康而使事态更加尖锐化。

我很希望能听到关于您和您的朋友什1的更多情况。您这回不去卡尔斯巴德吗？致最衷心的问候！您的弗兰茨k。

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到达略维手中，他后来如何。——他今天是否还活着呢？

1911，8月末。休假的欢乐。乘车前往苏黎世。然后去弗吕伦，再后是卢加诺。每到一处，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总是在湖中游泳。那是些阳光普照的日子，世界一片欢乐。我们的友谊在那时变得日益密切，逝去的工作年又经历了许多高潮，包括关切的担忧在内。我在3月13目的记载中找到这么一段：“卡夫卡打来电话，因为他房间里的灯光灭了，后来又亮了。”我把他的诗“小小的心灵——跳着舞步……”（《乡村婚事》131页）谱了曲，用钢琴变奏来表现这简单的旋律，从而表明我对这位朋友的爱。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具有音乐语言艺术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音乐上的细胞，这看来有得亦有失，互为补偿。我经常观察到，有些作家在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中表现出杰出的音乐的节奏和力度，好像在语言中发挥尽了他们的音乐力量，以致在音响的王国中再也不能占有特殊的席位。卡夫卡不会演奏乐器。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能区分《快乐的寡妇》和《特里斯坦》。无论如何可以肯定一点，他从来没有为认识高档音乐花过很大力气。但是对节奏和旋律的自然感觉却并不贫乏。我经常听到他哼唱略弗的谣曲《艾伯斯坦伯爵》，这是他喜爱的曲子。——我时常拽他去听音乐会，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音乐会给他的印象纯粹是视觉上的。“我听到的音乐自然在我周围砌起了一堵墙”，他在日记中谈到一次勃拉姆斯音乐会，“而唯一持久的对我的音乐影响是，我感到被囚禁着，与自由无缘”。接着是关于女歌唱家们、观众、一个包厢里的教会人士，一句也没有谈及音乐。——弗兰茨对于戏剧、朗诵会的兴趣要强烈得多。我们一起在剧院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里、有着美丽姑娘们的酒家度过了多少个夜晚。这就是说，那种特卡夫卡视为沙漠修道土或隐士的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他的学习阶段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此后呢？此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太少，反而是太多，亦即要求尽善尽美，在爱情上也要求尽善尽美，否则宁可一无所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他与调情戏爱全然不沾边，对性爱他仅仅从最困难的方面接受，他从来不说“不正经的”笑话，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说。这意思是：他并不抗议，但是也无人会当着他的面那么干。他的整个品质是对纯洁的渴望。——在那青春年代里，这种严格的思维方式却还不曾如此清晰地形成。他记得他对一个叫韩富的酒馆女侍的热情，一次他谈到她时说，成团成团的骑士会从她身上驰过。弗兰茨在这个恋爱关系中是非常不幸的。这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照片拍的是他和韩茜，但是看上去他好像马上就要脱身逃走似的。我的一段日记中写道：“特罗卡德洛酒馆。那里他［弗兰茨〕爱着德意志帝国邮票上的日耳曼姑娘。分开的房间。但他奇怪地退缩。当他说我将为您付房钱时，他笑了，仿佛那是嘲讽。”一些信中有对此或类似的关系的提示。这朦胧晦暗的女人事宜（根据他的思想——主要在他的思想中——亦可称之为不纯洁的）在他的三部长篇和其他作品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我在此再摘引一张寄自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斯皮茨山的明信片以及三封信，它们证实了他在同女人 澜绱蚪坏乐兴 释 摹⒌貌坏铰 愕男那椋 ǚ蚩ㄌ岬降哪潜臼橹肝业某て ∷怠杜的煞⒏窆 罚?908年人（明信片）亲爱的马克斯：

我坐在阳台屋顶，前方快要下雨了。我保护了脚，把它们从阳台的砖地上缩回到一根桌子下的横档上，只是由于为写字而牺牲着双手。我要写的是，我很幸福，你若能来我将很高兴，因为森林里有些事足以令人在沼泽上躺着思索好几年。——再会，我马上就会回来。你的弗兰茨。（用的信封是assicurazionigenerall的）亲爱的马克斯：谢谢你。你一定会原谅我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更早些向你表示感谢。而我星期天上午和下午一开始无所事事地坐着，无所事事得可怕，仅仅通过我的身体姿势，仅仅为了争取一个职位。下午的后半部分依然坐在我祖父那里。但是经常为自由的时辰而激动，然后在黄昏时分不言而喻地坐在可爱的几床旁的沙发中，而她在红色的被子下面拍打着她那男孩般的身体。晚上同另外那一个去展览会，夜里去酒馆里，五点半回到家中。这时我第一次读你的书，为此我再次谢谢你。我只读了很少一点，而且是已经知道的内容。什么样的喧嚣啊，有控制的喧嚣嘈杂声。你的弗兰茨。

1908．6．9

亲爱的马克斯——现在是午夜十二点半，对于写信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时间，即使夜晚像今天一样炎热也罢。连夜蛾都不飞到灯光中来。——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一些幸福的日子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四天，一片迷们。没有人受得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结果，只有你的书（我现在终于一口气往下读了）使我舒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无从解释地深陷于不幸之中了。我在读它的时候，紧抓着它不放，尽管它根本没打算帮助不幸者。但倘若没有这本书，我就必须马上找到一个人，只需要他和善地向我提起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中一事。她太老了，已经无力多愁善感，人们对妓女不像对情妇那么亲热，这仅仅使她遗憾，却并不使她惊奇。我没有安尉慰她，因为她也不曾安慰我。

最亲爱的马克斯，并不是有什么事非马上说不可，而是由于对你的问题好歹总得有个答复，要作出这个答复昨天走的那段路太短了（不是“昨天”，其实那时已是夜间二点一刻）。你说，她爱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开玩笑还是没睡醒觉？她爱我，而不想问问我，我问谁一起在斯台科维茨，我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在工作日不能去旅游等等。在酒吧间里时间也许不充裕，但旅游时却有的是时间，你想要什么，而每一个答复对她来说都是够受用的。一切似乎都可否定，但在下面这一点上却没有否定的可能：我在外那儿害怕碰到w，我这么对她说了，于是她也马上害怕起来，为我害怕，怕碰到w。由此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她对我的态度是高度的友好，这种友好完全没有发展的能力，与高度的和低度的爱情全都相距甚远，因为它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我根本不必把我自己混入那几何图形中去，让它保持清洁。

现在我完全有资格睡觉去了。你的弗兰茨

不言而喻，我们互相间平时谈到许多初期与女人接触的经历，弗兰茨有时回忆起更早些时候与一个法语女教师的关系。他也还说到一个他有一次在楚克曼特尔认识的女人。我拥有的材料中有一张发自楚克曼特尔的神秘的明信片，那是在很早的时候：我的地址是弗兰茨写的，林中小径那幅画下面的文字出自一个陌生的女人手笔。“这是一片森林，在这可以幸福。所以来吧！”署名是速记体，无法辨认。关于这个插曲和后来于1913年在利瓦的插曲（关于后者弗兰茨守口如瓶，这一点是他对那位姑娘的诺言），1916年的日记中有所涉及：“除了在楚克曼特尔，我还从未与一个女人亲见过。然后还有同那位瑞士女人在利瓦。第一位是个女人，我是无意识的，第二位是个孩子，我彻头彻尾地给搞糊涂了。”

在卢加诺，我们幸福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弗兰茨是掌握那赋予生命的、将大地与天空梦幻般结合在一起的大自然乐趣的大师。（不妨重温一下他从波希米亚森林回来后写给我的那句话：“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在拉克百乐旅馆（卢加诺），在附近的游泳场以及我们的徒步漫游中，我们享受着美好而自由自在的日子；晚上，我们俩在旅馆平台上激动地写日记，但这回不再互相保密，而是互相商讨。那时产生了共同写一部长篇小说《里夏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在小说中善意地互相取笑（短篇小说集296页）。当卡夫卡心情愉快的时候，他很少不带点小小的刻薄，而小小的刻薄总是与许多的爱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写日记，我们创造了一整套享受生活、或不如称之享受旅游乐趣的理论。我记得，我们在四林湖的蒸汽船上曾为那些“只”带着照相机，而显然对用日记完成的旅游回忆录这更高的艺术一无所知的游客发出同情的叹息。——还有另一个计划产生于那次短暂的、然而内容无限丰富的旅游过程中（那次旅游也到达了米兰，在那里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折回，前往斯特雷莎和巴黎）。这是一个近于疯癫的计划，但我们俩却坚定不移地、不断以新的戏谑加以扩充。我们想出一个主意，创造一种新的导游书。它可以被冠以“便宜”之称。比如瑞士便宜游”、“巴黎便宜游”等等。弗兰茨怀着不知疲倦的心情和孩子般的快乐，推敲琢磨这种应该使我们成为百万富翁，但首先是摆脱可厌的公务工作的这种类型的原则，细至一切枝节。我则认认真真地同出版商们就我们的“旅游小册子改革”保持通讯联系。我们的谈判失败的原因是，不得到一笔巨额预支，我们便不肯披露我们宝贵的秘密。——弗兰茨特别乐意在这种严肃与戏谑的分界线上玩弄平衡，且技艺高超。人们经常摸不看头脑，他的意思是严肃的抑或是开玩笑的；他自己显然也并非总是搞得清，一任自己伟大的童话叙述家的创造性奇想涌流。他也便是这样与我玩新的旅行指南——我们的“便宜丛书”——的游戏的，其内容我们在巴黎地铁的比尔和其他提及最多的开胃饮料广告旁的墙上处处都曾看见：“便宜从书”首先可为旅行者减却选择之苦，提供的是强制性路线，在每个城市里只有一家旅馆，只有一种交通工具，价格最为实惠。将有一个组织经常验证情况。关于准确的“小费数”卡夫卡写入了我们共同的备忘录。笔记中写着：“不是快速或慢速的旅游者，而是一种不快不慢的旅行团。偏差是有可能存在的，但问题不大，因为总是与精确近咫尺。”“便宜丛书”此外还将在自己的分类中回答下述问题：“下雨天干些什么？”“旅游纪念”、“合适的服装”、“免费音乐会”、“何处与怎样可以像当地人一样获得免费戏票？”“各画廊只有少数重要的画，但值得认真观看。”我们尤其以开玩笑的态度搞一本“便宜丛书”中的语言向导，这本书的原则是：“要想完全掌握一门外语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宁可马上着手学一种不正确的外语。这样不太费劲，而用来互相理解却也够了。这是一种世界语，一种由我们发明的不合标准的法语或英语，还加上方言和当地适用的符号语言。”我们怀着浓郁的兴趣和喜爱所制订的一切计划都融和着我们开怀的大笑，都自然地包含着深有所感的嘲讽，这些嘲讽是针对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们俩都缺乏对外语的天才）和我们由于情势所迫而实行的节俭的。——为了减低那些日子在我的记忆中过于明亮的亮度，从愿以郑重的态度再引录一段我此后写的日记：

激动人心的是，柏拉图多次试图将他的学说付诸实施（西西里）。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在他心里，在他周围？——

提到柏拉图的名字所产生的矜持稳重的音调与这显然傻里傻气的事实完全不相称。——这个人虽然在许多方面有谬误，但他在同时代人的眼里难道不应该占有比傻子更合理的地位，不应该少令人难堪些吗？后世对他的过度鼓吹不那么介意或根本不介意，于是他的“理想”观念光辉地显现了——然而人们却忘了，这种过度鼓吹和这种理想观念是共生的。假如我完全诚实地说的话：卡夫卡有些时候有些方面不也在令我难堪吗？比如在卢加诺，当他不肯服泄药、忠于他的自然法则时，我不是由于苦求而败坏了自己的情绪吗？——卡夫卡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天才的例外表现，他是那么难以言状的温柔和体贴入微。从原则上说，天才的身上总是喷涌出令人不愉快的因素直至彻底的不可捉摸，而他自己努力去消除这些。事实上这些因素在他身上也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只有一些残余，比如不准时。

为了进行下一个年头即1912年前往魏玛的旅游，我们出于对歌德的爱，出于进行了多年的歌德研究而有着特别充分的准备。听卡夫卡出神地谈歌德，给人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这就仿佛是一个孩子在谈他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生活在比今日更幸福、更纯洁的年代，与神性有着直接的接触。这时我们再次看到他那轻微的刻薄：卡夫卡有时强调说，他很惊讶，怎么有的作家会那么不谨慎，居然去摘引歌德的话——歌德的一句话在每个作家的其他文字中间总是显得格外耀眼。下面一段日记证明了卡夫卡对歌德不同寻常的敬意（我在这段话后面接上一段关于莱辛形象的日记，以便将卡夫卡对德国古典文学家们的态度的全貌至少象征性地勾勒出一个轮廓来）：

歌德通过他的作品的强大力量很可能阻止了德国语言的发展。在他身后的年代里，尽管散文经常脱离他，但是最终——现今便是如此——却更强烈地渴望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并重新拣起歌德笔下出现过、但此外与歌德并无关系的古老的用语，对自己无限的依附性之完善的外观高兴不已。

关于巴尔海姆（见《明娜·封·巴尔海姆》，他在日记中引录了我们提到过的狄尔塞的那本书中的一段话：“他拥有心灵生活的那种自由的灵活性，在生活状况改变时总是重新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全新的一面，这种能力是只有真正的诗人的创造中才具备的。”

怀着这种五体投地的心情，我们拜访了魏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补充日记中对这次旅行的记述，我想重述一下我的《爱的魔国》中相应的一段，唯一与之不符的是，我们这两个可怜的小职员没有一整个月，而只有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用于访问魏玛。

他们共同作夏季之旅。只去魏玛，去魏玛一个月；在尊崇歌德的原始力量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全然不受时髦的反对他的窃窃私语所扰。对此不需要什么抵抗性的影响力，这些也许只能加强他们的感情。此外，他们希望做的并不是研究魏玛，而是在那里生活，就像在一个避暑胜地那样生活，每天去城市湖中游泳，晚上在主广场的一家饭店中吃许多碗草莓，首要的目的是休想。就像关系到戈尔塔的一切事物一样，这次逗留也披上了一层独特的色彩——似乎不是出于戈尔塔的意愿，而是出于他的自然属性、一种独特的诚实和求精精神（不是思想上求精，而是感觉上求精）的基本特征。他和弗劳恩普兰旁的歌德故居看管人的漂亮的女儿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说是爱情关系恐怕言过其实，这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一种羞怯的、调皮的、或许还带着微微痛楚的乐意互相见面。结果是，戈尔塔连同克里斯朵夫一起被邀人看管人的住处，这么一来，他们便可以同这美丽的姑娘一起随便进出歌德故居了，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可以进入不对游人开放的花园，可以在开放时间以外待在歌德的房间里，也就是说不受游客脚步声的影响。他们感到自己仿佛成了歌德“家庭”中的一员，当然这是就最远的意义、就古罗马的意义而言。歌德的旋律幽灵般一缕缕地掠过与看管人的孩子愉快地一起度过的时光，掠过夏季歌德花园古老的爬满青藤的墙内那绿叶环抱、玫瑰簇拥的晚上。他在这里，这个有着国王般威严的老人，他无隐无形地就在这里！魏玛的其他纪念地，包括与歌德有关的在内，他们参观得不很多。戈尔塔的经历总是有缺陷的，总是只抓住个别的，对这个别的当然怀着爱的紧迫性探根究底；然而永远做不到完善。这也很容易转而用有模式可套的赞扬来归纳：一种紧张积极的、不追求面面俱到的生活。但是戈尔塔不曾感到这是优点，而认为是自己的弱点，是缺陷，他也无力全面地抓取，假如他在某人身上看到这种无漏洞的经历或强有力的朝这个方向做出努力的现象，他对此入的钦佩便会无以复加。从他的一些话中可以看出；他把克里斯朵夫（也许不完全对）看成是这么一个杰出的人。无论如何，他们互相补充，达到了最融洽舒适的境界。在魏玛度过这些日子后他们将分手，这使他们感到有些痛苦。克里斯朵夫回家去，里查德还要去哈尔茨山的一个自然疗养院。在那之前，他们还将一起乘坐一段火车。在铁路岔路口的火车站上，克里斯朵夫突然热血沸腾地拥抱朋友，吻了他（仅此一次），轻轻地吻在脸颊上。回家后，他们无日不见面，至少要匆匆说几句话。在有的星期里，他们一个下午接着一个下午一同在那美好而古老的布拉格平民游泳学校中度过，在秋天栗子树下那些晒得滚烫的木板上，在已经有点儿凉的莫尔道河水中。对职业的忧虑，关于家庭、关于最初的艳遇——他们无所不谈。

魏玛之行的重要性还在于经过了莱比锡，在那里我把弗兰茨引荐给恩斯特·罗沃特和库尔特·沃尔夫，他们当时共同领导着罗沃特出版社。因为在我心里早就燃烧着一个愿望，让我的朋友出一本书。

弗兰茨对我这愿望内心很矛盾。他愿意——却又不愿意。有一段时间拒绝的想法占上风，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后，面临着将那些他认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从手稿丛中，即从日记中找出来，并作最后的修饰的任务，他疑虑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据，由于对标点符号规律和正字细节没有把握而产生了绝望。该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莱比锡去的样篇后，从一开始（那是走运的年头！）就表示愿意接受，问题仅仅取决于弗兰茨何时将最后看的定稿寄去。而他执拗得要命，觉得他写的东西一无是处，觉得把过去的“毫无价值的”文章汇集起来妨碍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但是我再也不放松了。卡夫卡的日记是他反抗我的见证，然而反抗无济于事。这本书必须完成，而且也完成了。当弗兰茨根据自己认为值得的选出来的这个集子显得小得可怜时，这家出版社决定把《观察》（这就是这本书的名字）用一种不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来排。这本书有九十九页，只编号印刷了八百本，这在今天是罕见的，在本首版书以其硕大的字体颇类古代的感恩刻板。通过这个罕见的偶然现象（据叔本华的思想已不再具备偶然性），这些伟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质被表达得再好不过了。

于是在那非同寻常的年代，由于那与世界上恶的力量至少能够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动，弗兰茨的反抗被克服了，并转入了好转的方向。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闹了一场。我坚持要实行在卢加诺制定的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开始了，但很快就停顿了。我不放弃，直至写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发表在维利·哈斯编纂的《赫德之页》上（见短篇小说集236页）。后部分将表现的是：友谊陷入了像爱情关系中那样的动摇和麻烦——这两个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气愤，他们的对立将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湿而有霉气的、炎热过度的美兰（我在那里几乎声泪俱下地请求弗兰茨，假如我死在异国他乡，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临霍乱的威胁，他们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烧起来，放出耀眼的光华。“旅行以这两个朋友将他们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种新的，独特的艺术行动上而告结束。”这句话写在发表了的这一章前面的注中。这两个朋友当然不是照原型描下来的，尤其萨姆埃尔不是，他应该是个实际、富有和无依赖性的人——但是我们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笔记用在里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萨姆埃尔身上（有时也可反过来）。这个主意使我们感到其乐无穷。对这个工作弗兰茨也取抗拒态度（可参照他于1911～1912年间的新年前夕写的日记），然而我毕竟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促使他同我一起干。那时他适应了有规律的写作时间，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奋力摆脱了一个枯竭的时期——就在我们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时，他自己的日记也开始更丰富地涌流，——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这一工作有时也使他高兴，不过是偶然的；而他对自己的结束使他产生了这种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为个性”在他身上正在发生。于是他的创作开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里一口气写下《判决》，从而最终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记中震惊地描写了这个夜晚——我相信，这段自我描述将永远是认识真正的艺术家是怎么回事的重要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彻底他身心敞露。”与此同时，他对逼得他无可奈何的挣钱职业给予最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谴责。

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突破的契机是一个柏林姑娘的来访，她是f．b．小姐——一与她的关系笼罩弗兰茨的生活达五年之久。“当我8月13日到勃罗德家去时，她坐在桌旁，”日记开始叙述这次事关命运的见面，接着写下了这么个句子：“在我往下坐时，我才第一次较仔细地看了看她，刚坐定，我已经作出了不可动摇的判断。”——我的日记中在8月13日这天同样记录了这次会晤，紧接着这在我父母房子里会晤的笔记之后写的是：“西提咖啡馆。卡夫卡带来完成了的书，我高兴极了。b．小姐。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观察〉神笔。星期三，8月14日，我将《观察》寄给了罗沃特。”

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决定性的一年。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8月13日这同一天。我保存着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过邮差送来的。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仅仅看成扮演逼促发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确的。信中说：“早晨好！亲爱的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归纳小文章时处于小姐的影响下，因此很可能会产生什么愚蠢之处，产生某种暗中滑稽的顺序颠倒。请你再看一遍，让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谢上再加上一个感谢。”接着是两点小小的修改意见。

当我于9月29日从波多诺斯回来时（我在那里同朋友菲利克斯·威尔奇一起从事《直观和概念》一书的写作），弗兰茨在车站等我们，并马上就谈起了《判决》这篇刚刚完成的小说，他愿意提供发表在我的年鉴《阿卡狄亚》上。它也真的发表了，在这个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给未婚妻的题词。

紧接着《判决》后，弗兰茨继续进行一个长篇小说第一章的写作，这部长篇他显然早就开始了，但至今才奋发起来。这部长篇叫《失踪者》——或叫《美国〉我引录我那时的日记于此。9月29日：“卡夫卡处于极度兴奋状态，通宵达旦地写。这是一部故事发生在美国的长篇小说。”10月1日：“卡夫卡处于难以置信的极度兴奋状态。”10月2日：“卡夫卡，继续为灵感驱使。一章完成了。我对此很高兴。”10月3月：“卡夫卡，进展顺利。”10月6日他给我朗诵《判决》和《司炉》（那部美国长篇的第一章）。紧随其后（10月8日）发生了他母亲与我之间的通信（关于打算进行的自杀）。10月14日，伟大的维也纳小说家奥托·施托瑟尔（卡夫卡和我特别欣赏他）来看望我，我们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10月28日的日记已经记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给f．小姐写了封长达二十二页的信，对未来的担忧扰乱着他的心。从此，这个关系的悲剧上演了（弗兰茨自己的日记缺从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这一段，这就是我将这一时期我的日记引述于此的原因）。我在11月3目的日记中找到这段记述：“去鲍姆处，卡夫卡在那里朗读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他完全爱上了f，很幸福。他的这部长篇小说——部神奇的著作。”在这丰富得不同寻常的年终，11月24日，卡夫卡已经在鲍姆家给我们朗读了“关于甲虫的灿烂的中篇小说”（即《变形记》）。卡夫卡的三个主要作品便这样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间产生，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中，或者就那长篇小说而言，有了决定性的开端。

在《判决》这篇感情如暴风骤雨的小说中，尽管这个儿子是那么善良、顺从，在父亲心目中却是不顺从的、魔鬼般的，被判处“溺刑”，他呼喊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自行坠入河中。这篇小说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学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时，却又蒙上了雾纱。关于这篇小说，弗兰茨自己有过三次评语。一次是与我谈及的，我记得他有一次突如其来地对我说：“你知道最后一句意味着什么？……我想到的是强烈的射精。”另外两次解释载于日记之中，写于排印期间：

1913年2月11日。借修改《判决》之机，我把我目前感到这个故事中变得清晰的所有关系都写下来。这很有必要，因为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正常地从我身上分娩出的满身污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够穿过污垢触及躯体，也只有我有此兴趣：

那个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点，盖奥尔格单独坐在他的窗前，怀着快感反复思索着这个共同点，相信掌握了父亲，除了一个一闪即逝的悲伤的疑点处，认为一切都是太平的。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父亲从那位朋友这个共同点中耸立起来，站到了盖奥尔格的对立面，通过其他较小的共同点，即通过爱、母亲的亲切形象、对她的忠实的回顾以及父亲本来为本店争取来的顾客，更强化了父亲的形象。盖奥尔格则一无所有，那个未婚妻在故事里只是通过同那个朋友、也就是说同那共同点的关系而存在，由于婚礼尚未举行，她不得踏入围绕着父与子的血缘线，因而被父亲轻而易举地驱开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堆积在父亲的身旁，盖奥尔格仅仅感觉到这是一种陌生的、自立了的、从未得到他足够的保护的、身受俄国革命之苦的因素。由于他自己除了朝父亲看着的目光外，一无所有，那个将他与父亲彻底隔绝的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盖奥尔格的字母教与弗兰茨一样多。在本得曼这个名字中，“曼”只是为了对付故事里未知的可能性而预先采取的手段，用来强化“本得”。“本得”与卡夫卡的字母数则一样多，而e这个元音处在与卡夫卡中a这个元音同样的位置上，同样重复两次。

弗丽达同f．开头的字母和字母数相同，勃兰登菲尔德的开头字母与字母数与b，相同，并通过“菲尔德”一词在意义上有一定关系。也许甚至想到柏林说不定也产生了影响，而回忆勃兰登堡边区或许也发生了影响。

2月12日。我在描写那个远在异国的朋友时多次想到了斯多于尔人在这个故事写成三个月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他告诉我，他在大约三个月前订了婚。

我昨天在威尔奇那里朗读完这个故事后，老威尔奇走了出去，待他一会儿之后回来，他特别称赞故事中图画般的描述。他伸出手说道：“我看见那个父亲就在我面前，”这时他单单看着那空空的椅子，即我朗诵时他坐过的那把。

妹妹说：“这是我们的住房。”我对她误解了地方很惊奇，我说；“那么父亲只能住在厕所里了。”

1913年1月《观察》出版。扉页上的题赠是：“献给m．b。”在弗兰茨送给我的那本书的题词上写着：“正如这里已经印出的，献给我最亲爱的马克斯——弗兰茨·k。”一年后，我得以通过我的长篇小说《图科·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的题赠作为回报。

关于他的第一本书和他的创作的总题目，我在弗兰茨生前我写下的唯一的关于他的大块文章中（发表于1921年11月《新周报》写道：

从哪儿开始呢？——无所谓。因为这个出版物有个独特之处，无论从哪方面去观察”总是归到同一个结论。已经表明，它的诚实性、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和纯洁性是多么明显。因为谎言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另一种面貌，而不纯洁的东西会闪烁亮光。但在这里，在弗兰茨·卡夫卡身上，可以这么说：在现代派的整个文学范畴内，只有在他身上没有亮光闪烁，没有天幕的变换，没有布景的推移。这里只有真实，没有其他。

不妨以他的语言为例！有那么些低劣的手段（玩弄新的词汇、拼凑、易换句子成分的位置等等），这些手段为他所不齿。“不齿”甚至也不是准确的用词。那些手段无法接近他，就像不纯洁无法接近纯洁，为纯洁所禁止一样。他的语言像水晶般清明，从其表面上看除了追求正确、清晰、对象准确，似乎觉察不到别的。然而在清纯的语言小溪那明亮的镜面之下，梦和幻象在不可测度的深处流过。往下看去，人们会为其美丽和独特而着魔。可是却说不出，至少在看第一眼时说不出，这些完全正确、健康、简单的句子形式的实质是什么。只要读上几个卡夫卡的句子，舌头和呼吸器官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甜美。终了处，段落似乎追循着某些神秘的法则，词组间的小间歇有着它们自己的结构，一种不是由地球上物质构成的旋律在回荡。这是完美无缺，地地道道的完美无缺，这就是引起站在阿克罗波利墙的废墟面前的福楼拜哭泣的那种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甚至疾驰中的完美。比如我想到《公路上的孩子们》，这篇具有古典美而又令人激动万分的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的第一篇。这是火，这是满怀预感的童年那不平静的火与血，但是这些火墙服从着一根看不见的乐队指挥棒；它们不是火的碎片，而是一座宫殿，每一块石材都是翻滚着的烈焰。完美——因而是不夸张，不过分的。只有在不能达到最外边界，不能达到围着宇宙的那条线时，人们才跳跃而过。而包罗万象的东西则不需要跳跃。——这样不会枯燥吗？这便是卡夫卡艺术上的重要意义所在。我已经说过：他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完美。所以，包罗万象与最小、最滑稽的细节相融合，奥基安诺斯与办公室生活的灰色幽默艺术相融合，灵魂得救的甜美与本来是战马布齐法鲁斯的新律师的融合、或与一个遭受折磨的乡村医生、或作公务旅行的小人物或一个身着闪光饰片服的马戏团女骑手的融合。所以有着闪耀伟大艺术光辉的阶段和风格的朴素，尽管朴素，却与奇思异想交相辉映，在每一个句子里，在每一个词汇中。所以那里的隐喻毫不引人注目，却总是有新意（人们总是过了一些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它）。所以有着寂静、视野广阔、自由，如同在云层之上——然而也有善良的泪和同情的心。假如天上的天使要开玩笑，他就必须使用弗兰茨·卡夫卡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火，却不留下烟熏的痕迹；它有着无穷空间的崇高，却也发出生物会发出的一切颤抖。

纯洁的人触动不了不纯洁的，这既是纯洁者的优势，又是他的弱点。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彻底地感受自身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可是这种距离本身却是某种消极物，是其弱点。纯洁者要想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坚持不让自己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在诱惑下消失，就必须仿佛通过几千层放大镜片一样来夸大弱点。但是，只要他想保持自己的位置，那么他就不可以，也不能承认这么做恰恰是他的优势之所在。于是出现了第二层地板，就像所有双层地板一样，这第二层是幽默。是的，他是这般执著，这般坚持最危险的行为（事关生死存亡），其中透出一股恐怖气息，然而就在这恐怖气息中也泛着一丝可爱的笑意。这是一种新的微笑，是卡夫卡作品的标志，是接近最后审判的微笑，仿佛是一种形而上的笑。有时候，当他给我们几个朋友朗诵他的一篇小说时，更是笑容满面，而我们也开怀大笑起来。可是我们马上就沉默了。这不是让人类享用的笑。只有天使可以这样笑（不能将他们按照拉菲尔的小天使雕像来想象——不，是长着三对巨大翅翼的天使、赛拉芬，是介于人与上帝之间的魔鬼般的形象）。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强与弱、高昂与屈从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明显的是弱点——一这是一种表面上类似颓废、魔鬼般的恶，对正在腐烂、正在死亡、恐怖的东西的一种爱好。就像从爱伦·坡、从维利、德·里斯勒、亚当和其他一些新人作品中爆发出来的东西。然而这个第一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卡夫卡的小说如《在流刑营》与坡毫无关系，尽管坡等人笔下出现了许多题材相近的恐怖场面。只要对比一下语言风格就会明白这一点，或至少产生疑问。卡夫卡色调明快的描述犹如安格尔线条清晰的画，岂可与那些恐怖文学专家们颤抖的、有时是强行引起颤抖的形式同日而语？那些人是或多或少有一点科学兴趣对地狱深海进行探究的专家；往往只是出于被迫才拖上那么一小段宗教的尾巴，即一种“道德”。他们是诗人，当然，甚至是大诗人，是确实受到了精神震荡的——可是难道不也到处让人感到那么点“对震荡的自豪”的味道吗？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场景之中的却是宗教信徒们深沉的严肃态度。他从不表露对深渊的好奇心。他违背着自己的意志向深渊看去。他对崩溃并无渴望之。心。他崩溃，但是他是看见并爱着光明的道路、坚定的信念和凝固的整体的，他热爱头顶上方那一碧如洗的、永远拯救人类的、完美的天空甚于一切。可是这个天空皱纹突起，如同一张动怒的父亲的脸。对天空能否保持一碧如洗的担惊受怕要比对一些还过得去的地狱中的反常现象的探索不知要可怖多少倍。比起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学形式所提供的有趣的、病态的素描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来，卡夫卡造就的艺术作品给人的震动要强烈得多。正因为如此，他的书《变形记》或《判决》等等）才令人感到那么恐怖。因为在它们周围，包括在它们中间，整个自由的世界门户洞开。因为这些作品不是“根据原则要求而可怕”，其原则要求毋宁说正是“可怕”的反面，从原则要求出发也许应该是田园般的或英雄气概的，反正应该是正在的、健康的、积极的，倾向于生命欲望，倾向于温柔和善良，热爱着美丽的姑娘躯体（它在《变形记》结尾处在主人公的尸体上方放射光芒），爱着乡间的劳动，爱着一切自然的、普通的和童真鲜嫩的，充满了对欢乐、幸福、正直，对肉体和心灵的力量的追求——这种原则要求如同仁慈的上帝创造世界的主意——但是“不是我们的”。在仁慈的上帝的意志衬托下，这“只是不是我们的”比对最极端的暴力的罪行坦白更要惊心动魄得多。卡夫卡并不抛弃生活。他不怨天尤人，只怨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审判严格之极。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有法官的座席，处处宣告被执行判决。《变形记》——那个不完美的人，被卡夫卡贱化为动物，贱化为昆虫。更可怕的是，他让动物（《致科学院的报告》）向人类靠拢，但这是怎样一种人类，这是一种化装，是揭去人类假面具的化装。

但是这还是不够！人在他笔下还得更深地坠落——这里只有“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他不能升天到达上帝身边；假如父亲判决了他；假如与原始道德的完全结合，进入“法”的企图遭到一个强壮的守门人的阻止；或者是这样——这个人没有勇气把这守门入推开；假如垂死的天子的“圣旨”永远传不到你这儿——好吧，于是你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既非有生命又非无生命，变成一个纱芯，作为“天堂之父的忧虑”不停不息地上楼下楼。“你叫什么来着？”——“奥德拉德克”（这与一系列意为“背叛者”的斯拉夫语词汇有谐音亲缘关系，对民族的背叛，洛德，对建议、对上帝造世决定的背叛，拉达）。“那么你住在哪里？”

“飘游不定。”——从这里可以明白，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写这没有形象，没有四肢的躯体。

在这方面无人像他这样不吝笔墨。但是在他的书中却从未出现过“犹太人”一词。

1913年5月，描写美国的长篇小说（在他身后才发表）的第一章《司炉》发表。这回弗兰茨与出版社进行商议没有外加因素，也没有我的促进。我在此援引后来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兰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关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独特的光辉之誉。库尔特·沃尔夫写道（1921年10月3日）：

尊敬的、亲爱的卡夫卡先生！

两周前我偶然在莱比锡碰到来自布拉格的路德维希·哈特，并同他一起由莱比锡前往柏林。乘车途中，路德维希·哈特向我叙述了他在布拉格的报告晚会时，谈到与您在一起给他带来的欢乐。

与路德维希·哈特的谈话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报告我活着的讯息。我们间的信件往来是稀疏的、少得可怜的。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作者中没有一个像您这样难得向我们提出愿望和问题，没有一个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发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运像您那样不在乎。显然，出版者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作者，作者对他的书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能影响出版者对出版物的高质量的相信和信赖。我真诚地保证，我内心对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样地入迷，那样地牵肠挂肚，我个人对我们所代表和诉诸公众的作家中持这种关系的顶多不过两三个人。

您不能将您的书通过我们所取得的表面成绩用作衡量我们推销工作的尺度。您和我们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马上，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获得共鸣，而且我们对德语读者各阶层抱有希望，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产生与这些书相应的接受能力。

但愿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那使我们与您、您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信赖，请您将别的书继续交给我们出版，这将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不管你决定寄什么给我们，您寄来的任何手稿我们都欢迎，并怀着爱和细心排成书出版。假如今后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给我们一个自成结构的、较大篇幅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我从您自己这儿和马克斯·勃罗德那儿得知，有许多这类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们将特别感谢地欢迎。再说，按照常规，人们对一个自成结构、范围广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于接受。这种对读者的估计是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然而却是事实。这样一种规模较大的散文作品将获得的反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远远超过我们至今所达到过的；而这么一本书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对先前发表过的东西作更有活力的宣传的可能性。

亲爱的卡夫卡先生，请您满足我的奢望，告诉我，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是否有希望获得，获得什么。

我希望您重新健康如常，并怀着不变的信念谨致问候。

真诚崇拜您的库尔特·沃尔夫。

尽管有这样的许愿，弗兰茨依然不能下决心完成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关于美国长篇计划中的结尾（我之所以在此谈及，是因为其头两章在《观察》）出版之前已经写成），我记得，它将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乐观地、在广阔的生活前景中结束的一部。当然有时候弗兰茨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获得另一种悲剧性结局。这一点可从他191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看到，在这则日记中，他将他的两个长篇——《失踪者》和《诉讼》（其主人公叫k．）作了个比较：“罗斯曼和k，无辜者和有罪者，最终二者无区别地受惩罚，被杀害，杀无辜者的手较轻，与其说被打倒不如说是被推到了一边。”

比起后期那两本伟大的书来，写美国的长篇用笔较轻、色彩较明亮，乐观的希望更多些。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日记中也有一小段评论、自我阐述。我引录下面这几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展示了卡夫卡一个深刻的思考，他将对狄更斯的崇敬与尖锐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人们从这么一个警句中也许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到，在同一个人打交道中可以发现多么巨大的财富，多么稳重的评断。这个人在投身于不可知的事物中时，厌恶清醒的、廉价的故作神秘；这个人不会被一个人或一个诗人的优点照得头晕目眩，以致看不见阴暗面；他也从不因一种现象所暴露的弊病和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赞赏该现象同时展示的优点。如此清楚、真实和复杂，卡夫卡在此看待狄更斯的方法便是他看整个世界的方法。

这一页日记写的是；

狄更斯的科波菲尔。（《司炉》——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计划中的整部长篇小说将有过之而无不及）。箱子的故事、令人高兴的与个人着迷的人、低贱的劳动。庄园中的情人、肮脏的房舍及其他，但首先是方法。我的意图是（据我现在所发现）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只是得到取之于时代的强光与取之于我自身的弱光的富源。狄更斯的富源和无须思虑的强大的涌流，但因此也产生了可怕的有气无力的段落，在那些地方他疲倦地将已达到的东西搅得一团糟。荒唐的整体留下野蛮的印象，一种野蛮人社会，而我则由于我的虚弱和我的模仿教训而得以避免。感情泛滥的表情后面是冷酷无情。这些粗糙的刻画性格的木头每个人那里已被人为地踩碎，没有这些木头，狄更斯哪怕匆匆攀上一遍地的故事都不可能。

第五章　订婚岁月

弗兰茨·卡夫卡曾将婚姻看得至高无上。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到过这个问题：“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许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那么多人好像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这点，并不能构成反证，因为第一，确实没有很多人成功；第二，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这些事，而仅仅是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这不是那种‘极致’，但依然是十分伟大、十分光荣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间的界线无法划分得十分清楚。再说，说到底，这个极致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有一种哪怕距离很远的、然而扎扎实实的接近就行了。并无必要飞到太阳中间去，但却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块洁净的场地上，太阳有时可以照到那里，人们能获取一些温暖。”

同样，在如《十一个儿子》这样的小说中，表现出弗兰茨对家庭、甚至对父权生活方式的尊重。弗兰茨把父权生活方式视为他父亲的自然举止，并十分钦佩。父亲有一次向屋里所有人宣布一个外孙女诞生的消息时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在日记中得到一种混杂的描写，其中夹杂着吃惊、内心深处的赞赏和轻微的、批评性的嘲笑。《判决》中子与父的关系也是这样表达的。小说《十一个儿子》已经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论，据我观察，应该理解为自立为父、建立家庭的愿望形象化。通过自立为父与他父亲的榜样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以自己同样的父权的高大形象，同样的朴实无华却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兰茨一次对我说的一句话与上述观点没有矛盾，弗兰茨说：“十一个儿子就是正在写的十一个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写作中，他耕耘于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这与父亲的创造力颇为相似（在此我说的是弗兰茨的观点，而不是我的观点），并可与父亲的创造力比肩而无愧。当他有一次“强忍着啜泣”阅读关于一八七0／七一年战争的一本书时，心中浮现了他的理想：“当上父亲，静静地与他的儿子谈话。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来取代真诚的交心。”

再了解了所有这些之后便会明白，为什么同第一次唤醒他结婚愿望的姑娘的相会会在他内心深处激起干层波浪。1912年8月他认识了f。在他的故纸堆中有一封1912年11月9目的信稿，我不知他是否已经发出此信。这封信已经十分尖锐地反映了他最初的恐惧和退缩这样的心情。“最亲爱的小姐！您不可再给我写信，我也将不再给您去信。通过我的书信，我必然使您很不愉快，但我是无药可救的。这是很清楚的，我没有必要为此数完今夜的钟鸣。这一点我在给您写下第一封信之前已经很清楚，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为什么却依然缠着您，为此您当然可以诅咒我见鬼去，假如我不是已经见鬼了的话。——倘若您想要收回您的信，我自然可以寄还给您，尽管我很愿意保留着。假使您真的要，请寄一个空白明信片给我，作为暗号。与此相反，我愿尽我所能请求您保留我的信。——您尽快忘掉我这个幽灵吧，愿您生活得快乐安宁，一如既往。”

尽管有这封信或信稿，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通信依然十分活跃。天平摆动了很久。姑娘心中产生了不信任感，弗兰茨令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也不能怪她），感到与事物的通常进程大相径庭。她想要中断关系。于是他对她的追求加倍地急切。一旦没有信来，他便感到痛苦。有信来，疑虑又重上心头，碾磨着他的心灵。他怎样才能过一种二人过的生活呢？

于是很快就产生了误解，产生了紧张空气。我被迫承担调解人的角色。这段时间内产生了我给卡夫卡的未婚妻的两封信（1912年11月——关于这里涉及的情况，可参见八十六页）。我对这两封信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它们是今年（1961）盛夏我那居住在美国的妹妹借访问以色列之机给我带来的，是我的手迹。她是为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弄来的。那时候，当我写这两封信时，卡夫卡毫无名气，他仅在弗兰茨·布莱的《徐培里翁》以及《波希米亚》上发表过寥寥几篇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虽已编成，却是在1913年1月才出版的。——这两封信结尾处提到的长篇小说是《失踪者》（《美国》）。读者肯定不会疏漏不见，尽管我当时处处透出青年人的幼稚，却以一定的外交手腕对这位深为我的朋友所爱的姑娘做工作，争取让她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独特之处，我采用的方法是表面上只不过（或主要地）宣扬他的父母对他缺乏认识。——从长远看，我争取理解的努力是无成效的。

（第一封信）

柏林o17

大法兰克福路137号

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菲利斯·鲍威尔小姐收亲爱的仁慈的小姐：

非常感谢您友好的来信。我今天下午将同弗兰茨面谈，当然不会提到您的信。之后我将立刻写信给您。如果——这是我的希望—一在这期间情况得到澄清，这样做就变得多余了。我只想请求您．对弗兰茨和他那经常是病态的敏感的某些方面从好的方面去想。他完全听从一时的情绪驭使。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只想要非要不可的东西，只追求一切中的神眼的人。他从来不退让妥协。比如：当他没有感到内心积聚着充分的写作力量时，他有本事数月内一行也不落笔，而不愿以半佳的、但是也不错的作品来搪塞自己。他对文学如此，对其他一切也都如此。这么一来，往往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他是乖张的、不正常的，等等。但是从来不是这么回事，我从对他品质的准确了解中得知，在需要的时候，他甚至在选择实际方法时表现得非常聪明机智。只有在事关理想的事情上他不懂得玩笑，严厉得可怕，首失是严于律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他身体孱弱，由于他的外界生活环境（办公室！）不十分有益，于是冲突产生了。只有通过理解和善良才能帮助他脱离困境，应该意识到，对待这么一个这般独特、这般神奇的入，有必要采取与对待千百万普通、平庸的百姓不同。——我确信、您不会误解我的话。请您（在）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与我联系。——每天在办公室内必须待到两点使弗兰茨十分苦恼。下午他略事休息，这样只有夜里可供他“展开幻想的翅膀”。这真是憾事！而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见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尽皆黯然失色。假如他能有自由，得到

细心的照料，那么他会做出什么事业来啊！

我真诚地请求您，不要告诉任何入，我到过柏林。我没有拜访任何人，只与您交谈过。——我希望您一切顺遂，

诸事如意。

您真诚的

马克斯·勃罗德

1912年11月15日

（第二封信）

柏林o17

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

菲利斯小姐收

寄信人：勃罗德博士

布拉格，邮政管理局

尊贵的仁慈的小姐：

弗兰茨通过您的信似乎已经多少有了些准备。因为当我向他暗示时，他很快就猜了出来，我无法长时间否认他的母亲看了您的信，等等。——除此之外，事情的结果不错，他从现在起会较好地注意了。

关于信的事我显然没必要多讲：弗兰茨的母亲很爱他，可她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她的儿子是怎么个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文学是“消磨时间”！我的上帝！好像它并不想啃啮我们的心似的；但是我们乐意为它献身。——我同卡夫卡夫人已经经常发生对立。假如一点理解都谈不上，那么爱再多也是白搭。这封信显然又证实了这一点。弗兰茨经过成年累月的尝试，终于找到了唯一合口的伙食——素菜。他曾多年遭受胃病之苦，而现在他是这样的健康，神清气爽，自我认识他以来前所未有。但是当然步，这时父母便怀着他们平庸的爱来了，想要强迫他回到肉食和疾病上去。——睡觉时间的分配上同样如此。他终于找到了适于自己的方案，能睡得好了，能在荒唐的办公室中完成他的义务并进行文学创作了。父母们却……我不得不感到痛苦。——谢天谢地，弗兰茨有着值得庆幸的倔强，坚持做对他有益的事。他的父母不愿看到，为一个例外的人（像弗兰茨便是一个）有必要创造例外条件，以使他柔弱的智慧不致于枯萎。最近我不得不给卡夫卡夫人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父母想要弗兰茨下午到店里去。为此，弗兰茨坚决地下了自杀的决心，已给我写了一封诀别信。在最后关头，我通过完全无所顾忌的干预，在“爱着”他的父母威胁下保护了他。

既然父母这么爱他，他们为什么不像对一个女儿那样，给他三万盾，使他得以脱离办公室，在利维拉的共处，在一个生活费低廉的小地方创作上帝要求通过他的大脑播于人世的作品呢？——只有弗兰茨不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永远不能完全幸福愉快。因为他的全副身心呼唤着一种平静的、献给文学创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今天的情况下，他的生活多少带有一种素食的意义，夹杂着一些稍愉快点的光明瞬间。——这回您对他的神经质也可以理解得好一些了。

现在出了卡夫卡一本美丽的书。也许这是吉兆，他或许可以开始纯文学的生活了。他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进入第七章，我敢断言它将取得伟大的成就。

我不愿意谈论《诺尔纳皮格》，这本书是我的作品中唯一与我完全异化了的一本。

谢谢您友好的关心。

衷心祝愿您！

您忠实的马克斯·勃罗德

1912年11月22日

于布拉格，邮政管理局

与此同时，卡夫卡经历着一个文学生产力的鼎盛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还有那些后来发表的作品）还开始了一篇小说的写作，其主人公叫“古斯塔夫·布克特”，这是一个“过着有规律的生活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个人在三十五岁时死去。“强力克制住自己去写作的欲望”，日记中接连两次这么说。还有：“脑袋里血的冲击和白白的流逝。这是多么有损于健康。”这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强有力的语言，在弗兰茨身上是十分罕见的。1913年5月，他尝试着通过花园里的劳动来消除高度激动状态。7月1日，出现了“向往昏昏沉沉的寂寞的愿望。只面对我自己。也许在利瓦可以达到。7月3日却是：“通过一次结婚扩展和提高存在。说教。但我几乎预感到了。”7月21日他将“一切赞同和反对我的结婚的因素作了一番归纳。”这个震撼魂魄的文献是以大字体写下的呼喊结束的：“我这苦难的人！”和“什么样的苦难！”这篇文章述说了以下几点：

1．没有能力独自承受生活的重负，不是说没有能力生活，完全相反，说我懂得同某人一起生活甚至是不现实的。

但我没有能力，去承受我自己生活的冲击，我自己人格的要求、时间和年龄的进攻、写作欲不稳定的膨胀、失眠、接近疯狂的边缘——独自承受这一切我是没有能力的。“也许”这个词我当然要加上去。与f．结合将赋予我的存在以更多的抵抗力。

2，一切都马上引起我的思考。幽默杂志上的每个笑话、对福楼拜和格利尔帕策的回忆、目睹我父母为过夜铺好的床上的睡衣、马克斯的婚姻。昨天我的妹妹说：“（我们熟人中）所有结了婚的都很愉快，我不明白为什么，”

这句话也令我深思，我又害怕了起来。

3．我必须在很多时间内独自一个。我所作出的成绩都是孤独的成果。

4．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交谈使我感到乏味（即使是关于文学的也罢），拜访使我感到乏味，我的亲戚们的痛苦和欢乐使我感到乏味到骨子里去了。交谈从我所思索的一切那儿夺去了重要性、严肃性和真实性。

5．害怕结合，害怕融合。那样我就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了。

6，在我的妹妹们面前，尤其从前是这样，我与在其他人面前是个截然不同的人。无所畏惧、无所掩藏、强壮有力、出乎意外、激情外露，一如平日写作时那样。假如通过我的妻子的媒介我能在所有人面前都这样该多好！但那是否意味着脱离了写作呢？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7．单身情况下我或许有朝一日可以真地抛弃我的职位。婚后这永远不可能了。

8月13日他写道：“也许一切已经结束，而我昨天的信（致f．的）是最后一封。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我将感到的痛苦，她将感到的痛苦——都不能与即将产生的共同的痛苦相比。我将慢慢地恢复，她将结婚，这是活的出路中唯一的一条。我们俩不能为了我们俩而在岩石中开辟一条道路，我们为此哭了一年，受尽了折磨，够了。她将从我最后的几封信中领会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一定会同她结婚，因为我太虚弱，无力抗拒她关于我们的共同幸福的见解，没本事说明，她认为有可能办到的事实际上无法实现，只要事情取决于我。”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道路。8月14日：“相反的结果来了。到了三封信，最后一封我无法抗拒。我喜欢她，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但是爱情埋在恐惧和自我谴责之下凡欲窒息。”——8月18日，在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中，他告诉我，他向f．求婚了。我到特洛亚的园圃那儿去接他，然后他一路上给了我一些非常聪明练达的、积极的建议，以打消我当时堆积起来的忧虑。后来他终于谈到他自己的事，但不再那么信心十足了。我在日记里记录了此事。“弗兰茨谈他的婚姻。他求婚了。他的不幸。不成功便成仁。他的依据是完全通过感觉提出的，不加剖析，也不存在剖析的可能性和需求。复杂的局面，使我煞费脑筋。他谈到拉德柯维奇，那里的婚后妇女性欲爆炸，在孩子们面前，也在怀着胎儿时，笼罩着一切。——他建议彻底与世隔绝。”——同样的绝望情绪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表达了出来。8月15日：“天亮前床上的痛苦。从跳窗中看到唯一的解决办法。母亲走到床前，问我那封信是否发出了，信的内容是否依旧。我说，内容依旧，只是更尖锐了。我说，反正地不理解我，而且不仅仅在这件事情上。后来她问我，是否给阿尔夫雷德舅舅写封信，他应该收到我的信。我问道，为什么他应该。他打来电报，他写信来，他对你这么好。‘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我说，‘他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完全误解了我，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同他不相干。’‘这么说来谁也不理解你，’母亲说，‘我可能对你也是陌生的，父亲也是。我们大家都只想害你。’‘当然罗，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只有血缘存在着，但它没有表示。你们当然不会想要害我。’

“通过这事和其他一些自我观察，我被引到这个看法上：我内心的肯定和确信与日俱增，于是可能性出现了，我在一场婚姻中可以挺过一切，甚至它会导致有利于我的内心肯定的发展。这当然是一种信念，我一定程度上说在窗柜上已经抓住了它。”

“我将疯狂地致力于与一切人隔绝。与一切人为仇，不同任何人说话……，

他读基克加德的言论集《法官的书》。他发现了基克加德的命运与他的命运的相似。

1913年9月他避往利瓦哈同根疗养院。“对一次蜜月旅行的想象令我惊恐万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经历了与那个瑞典姑娘的奇特插曲。她的情况始终不明。“一切都抵制将它写下来的想法。想到一句不提她是她的要求（我严格地、几乎毫不费力地恪守着），我便心安理得了。”以后有这几句话：“太迟了。悲伤的甜美和爱情的甜美。舟中她对着我微笑。这是最美的瞬间。欲死欲仙，这就是爱情。”

11月在布拉格出现了“f．的一个使者”，她的一个女友，这入后来在他们的关系中扮演着暧昧不明的角色。——那时我正非常不合时宜地以我的向犹太复国主义“集体靠拢教育”折磨着他。这是我们的友谊关系中唯—一次短暂的阴暗时期，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前天晚上去马克斯处。他变得越来越陌生，他对我来说已经经常如此，而现在我对他来说也是这样了。”不久后又发出了这样的宣言（后来通过事实和作品取消了）；“我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我同我自己几乎都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应该满足于能够呼吸，安静地蜷缩一个角落里。”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小说开端、轮廓。一切似乎都处于神秘的发酵状态。这里有一段重要的笔记，它清楚地表明了他料理和创造精神财富的一个根源，离开充斥着自我分析的篇章（这种自我分析也啃啮着他的结婚计划），进入小说、虚构文学领域。

我恨诸如下述的积极的自我观察、灵魂阐释：昨天我那样，所以那样，今天我这样，所以……这是不真实的，不是所以也不是所以，因此也不是这样和那样。默默忍受着，不匆忙下结论，这样生活是必要的，可不必像狗一样到处乱窜。

下一年（1914）出现了与f．关系的一次危机。她不想再理他了。4月5日他写道：“假如有可能到柏林去，自立，一一天地度日，也包括饿肚子，但可以让他的力量充分涌流，而不必在此节省，或朝着一无所得走去，那该多好！假如f．愿意这样，愿意支持我该多好！”他想到柏林去当记者，当自由职业作家。——5月底或6月初，正式订婚议式在柏林举行。他在布拉格租了一套房间。

在不祥之兆下结成的婚约关系（“像一个犯人一样被捆住了手脚等等”），7月底便已破裂，同样是在柏林。“旅馆里的法院”，他记载着。据他告诉我，那是在安哈特火车站旁的“阿斯坝宫廷”旅馆。在决定性的宣布发表时除f．外还有她的女友在场。然后是父母那儿的情景。“母亲零星的泪花。我宣告这次教训到此结束。父亲从各方面正确地理解它。为了我的缘故从马尔默连夜赶来，穿着衬衫坐着。他们同意我的态度，没有任何或没有多少可谴责我的。无辜而形同魔鬼。”在这些震撼灵魂的场合，卡夫卡总是不断向自己提出良心问题（“不得不承受和制造这种磨难。”），我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可以找到解除婚约后马上产生的两部伟大新作的根源，这错不了。9月他给我朗读了《诉讼》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11月给我朗读了《在流刑营》。作家自我惩罚的文献，幻化出的赎罪行动。长篇小说《诉讼》的主人公k．做了些什么，没有交待。根据普通的尺度，他是无辜的。他“无可非难之处或无可厚非”。但他“无辜而形同魔鬼”。不知怎么的，他总是不能充分达到正确的生活的规则。一个神秘的法庭要求他说明问题，最终对他实行了处决。“在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夕，”最终那章中这么写着。卡夫卡开始写这部长篇还真的是三十一岁。这本书里有一位姑娘多次出现，她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在手稿中卡夫卡多半把这个形象缩写为b．小姐或f．b．，那互相间的联系这么一来就完全清楚了。结束时k，还抗拒捕役。“这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毕尔斯特纳小姐，她从一条比广场低的街道沿着狭窄的梯级朝广场走上来。不能完全肯定是她，但是非常像。不过k．对那是否肯定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并不在意，只是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反抗是徒劳的。”——那出现的是毕尔斯特纳小姐亦或只是与她相像确实无关紧要。整个失败的结婚尝试都将显示出，它对卡夫卡的生活来说只是一种模式，没有具体的个人的意义，与未婚妻个人无关；这是一种模式，只有通过一种独特的女性人品才能打破，正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他同他非常钦佩的诗人恩斯特·魏斯（恩斯特·魏斯似乎通过提参考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柏林的事态发展）到丹麦的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玛丽亚利斯特作了一次旅游，他在那儿起草了一封给父母的很有启发性的诗，有启发性的原因之一是，它表明，在有些时期，弗兰茨认为存在着职业性进行他的文学工作的可能性。这封信中有这么几段话：

我同柏林之间还未了结，因为我相信，整个这件事是为你们好也为我好（因为它们肯定是一回事）而阻止了我继续像至今这样拖延下去。你们看吧，我也许并未给你们带来真正沉重的痛苦，按理说这次解除婚约是应该会有这样的效果的，但我从远处看去做不出这种判断。但是我更谈不上给你们来持久的快乐了，请相信我，这里的原因仅仅在于，我连自己都没法使自己持久地快乐。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恰恰是你，父亲，最容易理解的，尽管你对我的愿望不能予以认可。有时你述说着，你当初的日子是多么艰苦。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我蔑视和满足的教育方法吗？你难道不认为——而且你也直截了当地说过——我过得太顺利了吗？我至今完全是在不独立的、特别惬意的条件下成长的。难道你不认为，尽管一切造成这种条件的人对我是那么仁慈、亲切，但这对我的个性来说不是毫无益处的吗？世上当然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够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但我不属于他们的行列。当然还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抛不开非独立性，至于这是否不属于他们的行列，不防做一些尝试。认为我做这类尝试岁数已太大的异议是不能成立的。我比表面上更年轻。使人持年轻是非独立性的唯一好处。自然也只有当非独立性结束时，这个好处才产生效益。

在办公室里我却是永远得不到这种改善的。在布拉格就干脆不行。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把我这个从根本上需要非独立性的人保留在非独立性中而造就的。一切都提供在我的附近。办公室对我来说是烦人的，经常是不可忍受的，但从根本上说又是容易对付的。通过这里，我赚的钱超过我的需求。为了什么？为了谁？我将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义何在？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它从来不能给我带来自立，只带来工资，我为什么不抛弃它呢？假如我离职，离开布拉格，我不必冒任何风险，而能赢得一切。不冒任何风险，是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生活不能引导我走向任何益处。你们有时开玩笑地把我同r．舅舅相比。但是如果我留在布拉格，我的道路与他的也就相去不远了。与他相比，我将会有更多的钱，更多兴趣，更少信仰，我将会不满足，其他区别几乎没有什么了。在布拉格以外我可以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自立的、心境平和的人，充分调动一切能力，作为优秀、真实的劳动的报酬，真正的生存意识和持续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么一个人你们也将更好些（这将不是最次要的成就。你们将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具体举动你们也许不尽相同），但你们会对他整体上感到满意，因为你们会自谓：“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这种感觉你们今天没有，说实在的。

关于计划的实施我是这么设想的：我有五千克朗。这笔钱使我有可能在德国共处，在柏林或慕尼黑，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假如不得不如此）生活两年。这两年使我能够从事文学工作，并能使我将布拉格期间由于内心的松弛和外界的干扰而在清晰度、充实度和谐和度上达不到要求的东西从心中带出来。这个文学工作将使我能够在这两年后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即使那收入是菲薄的。即使是菲薄，那也是我现在在布拉格过的日子和在那之后将过的日子所无法相比的。你们会提出异议，说我错误地估计了我的能力和由这能力决定的挣钱可能性。当然，这不能绝对排除。只是应该考虑到，我已三十一岁，这类错误估计在这个年龄不可能发生，否则一切估计都不可能做出了；此外还应该考虑到，我已经写过一些东西，尽管不多，毕竟获得了一定的承认；最终可据以驳倒这个异议的是：我丝毫不懒，生活上要求不高，因此，如果一个希望破灭了，会找到另一种挣钱的可能性，反正不会麻烦你们，否则的话，不仅对我，而且对你们的影响都会比目前在布拉格的生活的影响更恶劣，将是全然难以忍受的。

我对我的状况知道得很清楚，我渴望知道你们的看法。因为我确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我确信，假如我错过了这个计划的实施，便是错过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我当然对于知悉你们的看法看得非常重要。

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弗兰茨

这个计划注定不能成熟。大战爆发了一个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面前，我们所遭受过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在与之相比中全都隐退到蒙着粉红色的童年般光泽的童话世界中去了。

克制着一切激情绪，弗兰茨在此时期内同时写三个作品（《诉讼》、《在流刑营》、《俄国铁路》）。十月间他休假一周，“以便将那个长篇小说推向前进。”他把休假又延长了一周。“十四天，部分是成功的写作，对我的处境的充分理解。”f．的女友寄来了一封信，她试图从中斡旋。与f．的联系只中断了两个月，在这期间还曾与f．的姐姐通过信。在给那位女友的回信中（他自己把信抄了下来），他说：“我不想提及与您的信一起到达的是什么。”他记载道：“自杀，给马克斯的信带着许多使命。”稍后又写道：“稍稍翻阅了日记。对这种生活的结构产生了一种预感。”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场灾难中他的创造力也并未枯竭。而且这种创造力恰恰在那时达到高峰。12月13日他写完了《传说的诠释》，他自己描述了我收为《诉讼》第九章（最后第二章）予以发表的那章的特性，在日记中写道：“……满意感和幸福感，如同我在那个传说中那种……”12月19日又写道：“昨天几乎在昏迷状态中写下了《乡村教师》。”这里谈到的是短篇小说《巨鼹圣诞节休假期间，他同我的夫人和我到库腾贝格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去参观那里的历史性建筑物，避开大城市中已经强烈地感觉得到的战争恐慌和贫困，做一短暂的（也就四天）喘息。在科林一家旅馆中他给我们朗诵了《美国》（即《失踪者》）——长篇中未完成的本章，使我们如痴如醉。（在这一年的夏天，在这次旅行前还同奥托·皮克到海勒劳去了一次）1914年12月的最后一天，他不同以往地作了一番小结：“从八月开始工作，一般来说不少也不坏，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达到我的能力的界限，本来是应该达到的，尤其因为从各方面展望（失眠、头痛、心脏弱），我的能力都持续不了很久了。写了一些未完成作品：诉讼、对卡尔班铁路的回忆、乡村教师、副检察长和一些较短小的开端。写完的只有，《在流刑营》和《失踪者》的一章，二者都是在十四天的休假中写完的。我不知道为何做这番小结，这与我的脾气完全不符。”

与f．的关系还远远不曾枯竭，它在1914年最后几个月中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新生，——我心底里不愿—一详述细节，只须在指出频繁的信件往来之外（约有几百封弗兰茨致f．的信保存了下来），提一下主要的几站就行了。在博登巴赫的一次会见（1915年1月）、在玛丽亚巴特的一次会见（1916年7月），再就是搞清这种伟大的经历与卡夫卡的创作和宗教观发展之间始终存在的、意义不断上升的联系。他的情绪是绝望的。他写入日记之中：“我在此抱怨，是为了求得解脱吗？解脱不会在这本子上产生，当我躺在床上时它才会到来，让我仰卧，使我躺得舒适、轻松，躺在淡青色中。其他解脱不会到来。”——再不就是：“我认为我们是绝不可能结合的，但我既不敢对她说，也不放在关键时刻对我自己这么说。”——再不就是：“共同生活的艰辛。为陌生感、同情、懦弱、虚荣所挤迫，只是在深处也许流着一条浅浅的小溪，它值得被称为爱情，但却无法接近，在片刻的瞬间有时向上闪光。”——再不就是这类归纳中的一例，这种归纳与其说有利于做出决断，不如说使之更为难产：

1916年8月30日，

保持纯洁结了婚

单身汉丈夫

我保持纯洁纯洁吗？

我聚集我的一切力量你处于内在关系之

外，成了傻瓜，飞向一切

方向，但却飞不远，我从

人的生命的血液循环中

汲取一切力量，一切我

能用得上的力量。

只对我自己负责于是更加为你

（对你）变傻。

（格利尔帕策、福楼拜）

无忧无虑。集中精力工作。由于我的力量增长，我

可以承受更多了。但这里有

一定的真理。

除此之外，却不乏他认为与f．结婚是完全可能的与值得欢迎的言论。他从玛丽亚巴德寄给我的信中就这么写着：“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信赖的眼光，我便不能封锁自己了。有些我想要永久维持的东西被撕裂了（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整体）。我知道，从裂口中会跑出超出人的一生的不幸来，但它不是招惹来的，而是托付的。我没有抗拒它的权力，更没有权力用自己自愿的手去做应该发生却未发生的事，以达到保持原来的目光的意图。”还有：“现在情况不同了，应该说挺好。我们的协定简而言之是：俟战争结束后就结婚，在柏林近郊租二三间住房，每人经济上自己承担。f．将像现在这样继续工作，而我，现在该我了，我还说不上来。假如要将这个问题阐述得更明了，那么就是，有两个房间，大约在卡尔霍斯特。在一个房间里，f．一早起床，匆匆忙忙地离开，晚上疲倦地躺倒在床上；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个长沙发，这是我躺的地方，我靠吃牛奶和蜂蜜度日。于是那里躺着那不道德的人（照众所周知的格言），四肢伸展。尽管如此，现在有着平静、确切，因而有着生活的可能性。”附言：“写完后看一遍，发现是强大的语言，几乎不能由柔弱的笔锋长时间压服。”

从某种角度看，在以后，在最终分手之后，弗兰茨始终将f．视为理想形象。1921年，当我告诉他我在柏林作了报告的消息后，他从一个疗养院里给我的来信中还这么说：“f．没有听你的讲座吗？——到了柏林，却未见到f，我私下认为是不对的，虽然若是我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的。我对f．的爱情尤如一个不幸的统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他占领不了它，但它却因此而成为某种伟大的东西——两个孩子的幸福的母亲。”（参见《乡村婚事》252页）“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却不得不离开她……”等等）。

卡夫卡竭力将同f．的婚姻联盟从自身和抗拒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这成了他五年中生活的主旋律，他的创造性劳动和他宗教观上不平静的思索的鞭策力。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斯特林堡的著作。此外还读《圣经》、阳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赫尔岑和克罗泡特金。他对赫尔岑的《伦敦之雾》评论道：“全然不知所述何事，但那整个不熟悉的人显现了出来，坚决的、自我折磨的、自我控制的而又是消逝着的。”韦尔弗给他读诗，以及一个叫《艾斯特，波斯皇后》的剧本片断。他活跃地参加朋友们积极的努力，比如参加菲利克斯·威尔奇教的课；他总是给予鼓励、赞扬、评论、推动，不让任何人（他自己除外）陷入绝望之中，他对我为加利齐恩流亡孩子们开办的学校中的工作感兴趣，经常来听我的课，同我的一个女学生的家庭交了朋友。他还和这家的大女儿之间以最温柔的方式产生了好感。他也参加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辩论晚会（默默的，观察的）。那时我同一个信神秘教的朋友格奥格·朗格经常到一位神奇的拉比那儿去，这个拉比是从加利齐恩流亡来的，在布拉格外城区齐茨科住在一间昏暗的、不舒服的、挤了许多人的房间里。这种特殊的生活状况使我得以了解一种宗教的梦幻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一次去安息日结束前的“第三餐”把弗兰茨带去时，听着他们的低声细语和沙西笛派圣歌，他应该说是相当平静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的声音显然使他感动，但他在归途中却说：“仔细看就像在一个非洲原始部族中。极端的迷信。”这段话中不存在伤害性的攻击，但是反映了他清醒的抗拒。我很理解他：弗兰茨有他自己个人的神秘学说，他因而不能接受他人沿袭习俗的宗教礼仪。他多半独自一人，也爱独自一人。柯台克公园地被他认为是“布拉格最美的地方”，他在独自散步时老是走到那里去。“鸟儿鸣啭，宫殿和里面的画廊，古老的树，披挂着上一年的树叶，半暗半明。”

他为了脱离家庭的魔力场，孑身自立，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尝试。有一段时间他不住在父母那儿，而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他一开始在毕莱克街（1915年2月），后来又在德罗哈的朗根街上“金梭子鱼”楼房内租了一个房间。在“金梭子鱼”内，他于1915年4月给我朗读了《诉讼》第五和第六章，使我陷入难以言传的喜悦中，令我产生深深的钦佩。二月间他写下了“狗的故事”（也许叫《一条狗的研究》吧？据我估计，这无论如何不会是他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他在日记中对这个作品的评价非常严厉：“现在读了开头部分。它是丑陋的，引起头疼。尽管有其真实性，却又是邪恶的、死板的、机械的，是在一片沙滩上苟延残喘的一条鱼，我很早就写《布瓦尔和塔库歇》了。假如我不能将这两种因素（最鲜明地表现在《司炉》和《在流刑营》中）结合为一体，我就完了。但是这种结合的前景存在吗？”这里的两个因素显然是指他作品中充满希望的现实主义特征和严肃的想象特征。

弗兰茨与他的妹妹经维也纳、布达佩斯到纳一吉米哈利，此行目的地已近前线。他们是去看望入了伍的妹夫。然后弗兰茨接受了服役检查，但由于身为一个国家必需的机构的公务员而免服兵役。后来在他找不到摆脱心理困惑的出路时，他申请取消这次获免，打算入伍。他的得病使这个计划受挫。

冯塔纳奖金的颁发（1915年10月）是这些苦恼中短暂的安慰，被他怀着一定的满意心情所接受。假如我没有搞错，事情是这么发生的：本来是施台恩海姆得到了这笔奖金，但他把这个奖转让给了191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司炉》的“青年作家。”——微弱的安慰。那时他的日记中有狂野的钢笔画、不断出现关于失眠和头疼的诉苦。开始了对原罪的深思，出现了以下这类话：“上帝对人类家庭的愤怒”，“只有旧约在看世界——关于旧约已无话可说。”“带我走，带我走，愚蠢和痛苦的交织。”此外还有那些片断，我将这些片断重新组合，写了“在阴郁的思想中敲响了钟声”一诗。他谴责自己（在与f．对立的态度中）具有“官吏们柔弱、俭省、优柔寡断、斤斤计较、预防在先的弊病”。又有一次这么说：“官吏精神、幼稚性、为父亲所摧折了的意志。”“改善它，为之工作，这本是举手之劳。这就是说，别爱惜自己（再说这样做的代价是付出你确实喜爱的f．的人生），因为爱惜是不可能的，形似的爱惜今天几乎毁灭了你。这种爱惜不仅与f．、婚姻、孩子、责任等等有关，而且也关系到你蹲踞其中的机关。”从他的痛苦中产生了祈祷：“宽恕我，我的罪孽遍及我的本质的所有角落。但我也有并非完全可鄙的素质，有小小的脆弱的能力，我的盲目的本质却摧残着、侵蚀着它们，现在我快完了，而恰恰是在外表上一切都将转向对我有利的时刻。别把我推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

不容置疑，在弗兰茨不幸的订婚波折上和不幸的职业问题上有两种原因并存：形而上的和经济上的考虑。关于后者，不可忽视的是：如果弗兰茨不接受父母的资助（出于他的自尊心），而又不愿强奸他的文学天才的话，他的经济情况确实将十分不利。也许应该有一种社会和国家制度，能给这样独特的小说人才、创作天才以完全自由的天地，任其驰骋，而不必让他陷身于修饰文件的泥淖，不必让他在盼望结婚的同时，为与之相关联的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的担忧而面临一片空白，面临绝望。“你属于我”，有一次他对f．这么写道（根据日记中对该馆的抄录），“我把你划归于我，我不能相信，在任何一篇童话中人们像我为你一样对任何一个女人做出过更为绝望的斗争。”当然，即使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卡夫卡的日子也是不那么好过的；在那里，他的苦恼的先验的、性爱的根子，这无法消除的不幸，将会更加突出。可是在他的心灵中，相应的反抗力量也会生成。不管怎么说，由于我们的社会集团一时还只是很低程度地组合起来，他的反抗失败了。这类抵抗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先验意义上的伟大斗争根本没有在理所当然的所在得以进行。

1916至1917年间的冬天，弗兰茨住在炼丹士街。关于这次逗留今天只留下一些传说，对来布拉格旅游的外国人，导游们只是让看那很小的房子，再便是指点让看“一个作家”住过的房间（这两点几乎是一回事，这座房子仅仅是由一个房间构成的，此外还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厨房以及房顶平台。）。但是弗兰茨选择这么个住处完全不是出于对神秘或浪漫的追求，至少这么一种追求不是决定性的，也许只是在潜意识中作为对旧布拉格的爱而发生着辅助作用；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他对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有清醒的需求。他对噪声的特别敏感曾经通过强烈的影响传染给我什b如在我们一起旅行时），这种敏感性使他对住房的选择比较困难。在炼丹士街，弗兰茨感到相对的幸福愉快，对为他创造了这么一避难所的小妹妹（她后来在屈劳也给他弄了这么一个）非常感激。1917年2月11日，星期天，我写下：“在炼丹上街卡夫卡那儿。他进行了精彩的朗诵。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修道院小屋。”在这个住处产生了当时用煤危机中唯一美妙的产物——那忧郁快乐的、仿佛从天上某一点俯视着嘲笑人类一切弱点似的、歌一般的《铁桶骑士》，有一封给f．的信谈到了这个住处和弗兰茨在雷波恩宫中的下一个住处，这封信的复写副本在遗墨中保存了下来。同时，这封信中表示出弗兰茨决心这次要为婚事做准备的严肃精神。果然，在下一年夏天，为这年轻的一对租了一套住房，置了家具，弗兰茨已同f．一起进行对亲友的例行介绍性拜访，也同f．一起到匈牙利去拜访她的姐姐，到阿拉德。弗兰茨居然办起例行的事来！真有点儿惨不忍睹，但他竭尽全力去适应被公认正确的惯例习俗。当然，倘若换一个女伴，那女伴也许会哈哈大笑一阵而将他解脱出这种具有强迫性的事来。但弗兰茨对这种自由是否接受、是否需要却同样是要打问号的。这两个人叫人哭笑不得地对我也进行了一次礼节性访问（1917年7月9日）。看着这两个相当尴尬的人，尤其是看到弗兰茨脖子旁不同以往竖着高领，我心中产生了感动之情，同时也产生了惊惧。（7月23日有更多的一群人聚到我这里来，除卡夫卡外，还有音乐家阿道夫·史荣伯、韦尔弗、奥托·格罗斯和他的妻子参加这次聚会。格罗斯有个办杂志的计划，卡夫卡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在那灾难降临前我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他。）

下面便是那封给f．的关于住处和婚姻问题的信（信的开端谈及的是在朗根街的住房，——慕尼黑之行是做一次朗诵，在那朗诵会上卡夫卡除了他自己的作品外，还念了我的《迦南》中的一些诗。出于他的认真精神，他坚持要把报酬中的一部分给我）：

最亲爱的，谈谈我的住房故事吧。一个巨大的题目。它使我惊恐，我不能胜任。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只有描述其千分之一的能力，只有其千分之一在我写作时存在于我周围，也只有其千分之一我可以让你弄明白，等等。尽管如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得听听你的意见。望能仔细地读，提出好见解：你知道我两年来的苦难，与同时的世界之苦难相比是小的，但于我却足够了。一问舒适亲切的位于角上的房间，两扇窗，一扇通往阳台的门。视野可及许多屋顶和教堂。可以令人容忍的人们因为我完全没有必要看到他们一些行动。嘈杂的街道，清晨沉重地行驶着的车辆，但我差不多已不惯于这些声音了。可是这个房间对我来说却是不可居住的。尽管它位于一条很长的走廊的尽头，特别与世隔绝，但这是一幢混凝土房子，我听得见或曾听见邻居的叹息，楼下住户的聊天，这里或那里传来某个厨房里的碰撞声，持续至十点以后。此外，屋顶上就是薄薄的木板，说不上在哪个下午晚些时候，当我正想做点事的时候，会有某个捧着洗涤物的女佣人全然无意地仿佛就用她的靴跟踩着我的脑壳。某处会有人奏钢琴，夏天从其他邻近的房子的扇面中传来歌声，一把小提琴的演奏或一个留声机的声音。只有在半夜十一点以后才基本上静寂下来。所以不可能获得平静，彻头彻尾的无家可归、产生一切狂思的温床，越益强烈的虚弱和前景虚无。关于这个还有很多可说的，但是谈谈别的吧。夏天，有一次我同奥特拉去寻找住房，我已经不相信会有获得彻底的宁静的可能性了，但我总还在找。我们小市民住宅还看了一些，我总在想，假如在一个老宫殿里能有那么一个地板角落下的安静的洞穴，在那里终于可以充分享受宁静的话该多好。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符合要求的。在那小弄堂里我们开玩笑地询问了一下。是的，11月有个小房子可出租。同样也喜欢清静、只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喜欢清静的奥特拉迷上了租这个房子的念头。处于天生的孱弱状况的我不同意。我几乎不能设想会到那里去。这么小，这么脏，这么不宜居住，缺陷应有尽有。但她坚持己见，在住在那里的大家庭腾出来后，她请人粉刷了一番，买了几件钢管家具（我没见过比那把椅子更舒服的了），对家里其他人一直守口如瓶。那时，我好像刚从慕尼黑带着勇气回来，走入一家房管所，他们几乎跑上来就向我提到位于一个美丽的宫殿中的一套住房。二室一厅，厅的一半被改建成了浴室。年租六百克朗。简直像一个梦的实现。我去看了看。房间高大美丽、红色和金色，就像在凡尔赛宫。四扇窗对着一个深深沉落的寂静的庭院，一扇窗对着花园。这花园！走上宫殿的大门通道，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通过女像柱环抱着的第二扇大门高高的圆穹，可以看见美丽地分布着的、断断续续分岔的石级沿着颇大的花园像个广阔的靠背似的缓缓地、恢宏地上升，直到坡顶观景廊。但这个住处有个小毛病。前房客、一个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佣人，在这个住房里只过了几个月，然后出乎意外地调走了（他是个官员），必须离开布拉格，但他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已经为这个住处花了很大一笔开支，所以他不愿就此空手离去。他为此而保留了租赁权，想要找个人至少能付出这笔钱的一部分（电灯的安装、浴室的装修、壁橱的安装、一架电话的安装、一条铺开的大地毯）。我不是他的意中人。他开的价（当然是够少的了）是六百五十克朗。这对于我太多了，而且这过高的冷冰冰的房间也过于豪华，再说我也没有家具，此外还有些较小的顾虑。但在这同一个宫殿中还有另一套住房，可直接向管理部门科，在三楼，房间内低一点，窗外是街道，不远处便是霍拉津。更亲切些、人情味浓些，设施简单。一位到此作客的伯爵小姐（也许生活要求不高）在这里住过，由旧家具构成的姑娘味的陈设依然如故。至于这套房间是否出租是有疑问的。这使我当时陷入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奥特拉的住房去。那里正好刚装修完毕。开始时有许多缺陷，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发展过程。今天它完全地适合于我了。包括：门前那美丽的上坡路，那里的寂静，虽说只有一道很薄的墙把我和一个邻居隔开，但这个邻居是很安静的；我把晚饭端上去，在那里多半待到午夜；再便是回家的道路的优越性：我必须下决心停止工作，于是有那条路可使我清醒。那里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房子是件特别的事情，在世界的身后不是关上房间的门、不是关上套房的门，而是直接关上一幢房子的门；步出住处的门，便踏上了寂静的街道路面上的积雪。这一切的月租是二十克朗，妹妹提供一件必需品，小卖花姑娘（奥特拉的学生）进行些必要的打扫，一切正常美好。而恰恰在这时，人们决定宫殿里的住房可以让我用了。那个我给过一点好处的房管人员对我印象很好。我付六百获得那个朝着街道的住房，当然这不包括我当初以为可以沿用的家具。那套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厅。有电灯，却没有浴室，没有浴缸，但我也不需要。现在简单归纳一下当前往处与宫殿住处相比的优越性：1．一切照旧的优越性；2．我现在是满意的，为什么要造成可能发生的后悔呢？3．失去了自己的房子；4．失去了改善睡眠的夜间那段路；5．我必须向现在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妹妹借家具，用来装点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巨大的，而我实际上只有一张床。搬迁的费用；6．我现在的住处离办公室的路近十分钟。宫殿住房好像是朝西的，而我的房间早上有阳光照人。反过来再看宫殿住房的优越性：1．换环境本身和特殊意义上的换环境的优越性；2拥有一套自己的安静的住处的优越性；3．在当前的工作房内我其实并非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是从奥特拉手里拿来的；尽管她对我那么好、那么肯为我牺牲，在心情不佳时她却有时也流露出一点违心情绪。当然她会为我不再到那小房子去感到遗憾，不过实际上她时而到那里去一次，中午或星期天六点以前在那儿也就够了；4．回家那段路我不会再走了，夜里走出去也将是难事，因为大门从外面开不开，但作为替代我可在夜间在那平时只有房主可以涉足的花园里散一会步，我很愿意去那儿散步，这也是很美的；5．战争结束后我想试着申请一年休假，假如不至于根本不可能，那么这至少现在马上做不到。好吧，现在我们俩为你弄了一套在布拉格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住房，当然只是用于相对的一段短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厨房，甚至放弃洗澡间。尽管如此，它符合我的思想，而你可以美美地休息两三个月。还有那难以形容的花园在春天、夏天（房主离开了）或者秋天。假如我现在不把这套住房定下来，不管是搬过去还是仅仅付房租（荒谬的、超越一切官吏概念的浪费！）一个季度一百五十克朗，——那我也许就得不到它了。虽说我已接收了下来，但那管理人员满可以用一句话解除我，尤其因为这件事对我的重要性比起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重要性连一个角都及不上。我说的是多么少啊。现在做出决断吧，要快。

八月份第一次发生的咳血被弗兰茨称为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我在我的日记中找到一段毫无疑问是他说过的话：“1917年8月24日。为卡夫卡的病采取措施。他把它描述为心理上的，似乎是结婚前的解救。他称之为：他最终的失败！此后他却睡得很香。解脱了？——受折磨的心灵！”（参阅日记第529页）。有可能是美泉宫中的住房无法取暖加速了疾病的爆发。他父亲曾警告他不要过这样“无节制”的生活，始终不隐瞒对这种无节制的厌恶心情，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父亲似乎有道理了。卡夫卡显然从来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一篇小说中发现，但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他的生活和创作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更深的角度看，这疾病是由长年为克服职业和结婚计划的障碍，为使文学才干得以充分发挥而做出的努力、伴随的激动，由对这一切不能胜任的虚弱的体格及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承受的“健身”措施引起的。

持续到9月4日，我才终于说服弗兰茨请个医生来诊断。在这类事情上，他犟得令人难以置信，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韧性来正确地对待他。我关于这决定性的倒霉日子的记载是这样的：“9月4日。下午同卡夫卡去弗利德尔·皮克教授处。花了很多时间才办到此事。确诊为肺尖炎。必须休假三个月。有形成肺结核的危险。我的上帝！不至于发生这么可怕的事吧。——然后是索菲亚岛。游泳场，同弗兰茨一起。他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同时又是被战胜了。他心中反抗的一部分把婚姻看成绝对地扭转目光所朝着的一个方向。而另一部分则将婚姻视为自然而然的事并去追求它。这场斗争将他消耗殆尽。他把这场病看成是对他经常希望获得一种强有力的解决办法的惩罚。他引用了一句对上帝不敬的话（出自工匠诗人之作）：我曾以为他要更好些。”

然后是：“9月10日。下午与卡夫卡再次造访皮克教授。——他的开场白，说他学了希伯莱语，读了拉特的教科书中的四十五课，没对我露过口风。这么看来，他最近仿佛一无所知地问我怎么用希伯莱语数数，是在考我了。这寂寞的故弄玄虚。这里面有伟大的因素，但也有坏的。”

到一家肺病疗养院去遭到弗兰茨的全力反对。在后来的年头中他才不得不这么办。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现在他应该去疗养院他不愿去，但若干年前他却去一些疗养院休憩过，如苏黎世附近的艾伦巴赫、哈尔茨山中的容波伦、利瓦的哈同根。可那是些自然疗法场所，在那里，弗兰茨一连数天或数月沉湎于“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既为他所爱又遭他讪笑，但在内心深处他对之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以现代医疗学为指导的疗养机构则全然不同地构成了一种威胁；从弗兰茨的观点出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长期地拒不采纳这种难以采纳的建议。一个偶然情况这回冒出来帮助了他。弗兰茨的小妹妹在屈劳（在弗略奥后面，萨茨那儿）接管了她丈夫的一处小庄园。决定做出了，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弗兰茨到那里去休养度假。这个假期多次延长，弗兰茨时而还试着重新投入职业工作，但每次只干了一段短暂的时间。转入安静的生活状态终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那里，弗兰茨第一次亲身接触了农村生活、农业和德国农民，从屈劳的环境中后来便孕育出长篇小说《城堡》来。

9月12日我记载道：“与卡夫卡告别。很难过。多年来我不曾这么长时间不同他在一起。他认为他现在由于疾病的缘故不能与f．结婚了。她寄来绝望的信，尽管她还一无所知。——店里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取他的行李。他说：他们来搬棺材。”

从这时起我收到他的许多来信；它们太珍贵了，不应该只摘录其片断。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全部发表。关于卡夫卡强化了的基克加德研究、关于他宗教上、伦理上观念的发展，这些信是有启发的。其他从屈劳发出寄给鲍姆和威尔奇的信勾画出这个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表明他在最简朴的农村环境中感觉舒适，再也不想回到城市中来了。日记中能够反映他的情绪及城堡长篇核心内容的特征的有这么一段：“在农民吕夫特纳家。宽敞的过道。整个具有戏剧性：他神经质地嘻嘻哈哈笑，敲打桌面、举手、耸肩、举起啤酒杯，像个华伦斯坦家族的人。一边是个女人，老太太，他曾是她的雇工，十年前与她结了婚。热衷于狩猎，怠于经营管理。马厩中两匹巨大的马（荷马史诗中的形象）在通过马厩窗户射入的一线阳光照射之下。”弗兰茨慢慢地恢复着。只有当f．来信时，他半天不进饮食，也不拆信。

我那时同样处于激烈的心灵斗争中，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可惜从未到屈劳去看望弗兰茨。只有当我在那地方附近作报告时，他赶到米歇罗普火车站来与我见面。此外，他隔一段时间到布拉格来一次，来做些不可拖延的事。奥斯卡·鲍姆到他那里作了八天客。“那时村子里积雪很深，”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们通宵达旦聊天的那些长夜中，我对他的了解要超过前十年和后五年。”9月，即重病确诊后不久，f．去看望了他。日记中报道着：“f．来过了，为了来看我，坐了三十个小时的车，我本该劝阻她的。与我想象中的一样，完全由于我的过错，她极度难过。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全无感觉，同样完全无可救助，想着我的一些舒适受到了打扰，作为唯一的自白演了那么点喜剧。在一些小事上没有道理，没道理维护她所谓的或也许是真正的权利。从整体上说，她是无事而被判了酷刑的；我为非作歹，她为此而受刑，此外我还操纵着刑具。随着她的离开（她和奥特拉的车绕着池塘行驶，我取笔直的捷径又一次来到她身边）和一阵头疼（喜剧演员的演出后残余影响），一天告终。”

11月初我记下了与弗兰茨的一次谈话。话题是我自己的内心冲突，但也可窥见他的心理：

他：总是这样的。罪过恰恰在于，人们考虑问题。

我：那么应该不动脑子吗？

他：这当然不成法规。但这意味着：你应该不能够考虑。——这是无法逼迫的。思虑是蚌的建议。但即便如此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没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兰茨来到布拉格，在这里与f．会晤。她身为柏林一家大企业的女经理（审慎、能于、宽怀大度是她杰出的特征中的一部分），她利用圣诞节假期来进行最后的商谈。这场悲剧进入了尾声。12月25日晚上，弗兰茨和f．作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12月26日我记道：“卡夫卡一早七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馆。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坚定。只为了度过时光。他昨天对f．非常明白地谈了一切。我们谈天说地，就是不涉及这个题目。卡夫卡谈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解脱是无法写的，只能经历。’下午与鲍姆、威尔奇一起出游。也就是一对夫妇与卡夫卡和f。西普卡关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对我说：‘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兰茨到我的办公室来，进来休息一会儿，他说，他刚送f．去了火车站。他面色苍白，绷紧着脸，一副严厉相。但他突然哭了起来。我看到他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紧挨着我的写字台是一个同事的写字台，我们在邮政总局的法律部工作——这个部位于一幢私人房子的最高层，不在总局的主要办公楼里。总局成功地将一套亲切的、有厨房和洗澡间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尘堆，面目可增毫无人情味的官方场所，这么一种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来找我的私人来访者，我多半（内心总是歉疚不安）在那变成了废旧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设施的厨房里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办公室里来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头工作的人中间，坐在我写字台旁的一个简易沙发上，这张椅子本来是为请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责任者准备的。而他就在这里哭泣，就在这里抽抽噎噎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怕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除这次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不知所措，这么失去自制。

几天后他回屈劳去了。他还给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场非常坚定，他不仅放弃了她，而且放弃了获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给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内心自然的软弱而不让步，因为他曾经在让步中尝到过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终决定的苦果。

大约一年三个月后我听到了f．结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了弗兰茨。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结合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有些难以解开的疙瘩似乎被解开了，实在是好事，”我私下总结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兰茨那儿，这阴影笼罩的问题的消除还远远木等于说已经铺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无路可走性首先是疾病的产物，疾病则是来自心灵危机或通过这些危机灾难性地得到了促进的。这场疾病成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造损失、甚至毁灭一切的祸害，弗兰茨最终为它的淫威所慑。—一弗兰茨以英雄气概、多半甚至以开朗的镇定情绪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后的年头中，我听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时他刚发过高烧。他躺在床上，一说话脸便扭歪了：“在身体完全蜷缩成一团之前，时间是这么久，通过这最后的、狭窄的洞往里面塞满了东西。”说话时他拔起拳头，仿佛在手里揉捏着一块手帕似的。

除了短暂的离开，弗兰茨在屈劳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又作为官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把下午时间贡献给了特洛亚（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树学研究所内的园艺劳动。我常到那里去接他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们有两个主要讨论题目：战争、希伯莱语。学习，那时在文学事业中我也听取他的意见。卡夫卡的一些品质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的爱，他朴素的从不曾有过丝毫装腔作势的真诚。“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是我保存下来的他那时的言论中的一句。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内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1918年7月1日我记下了他的观点：“农村对抗城市。但他还是感到在布拉格好过一些，因为在屈劳他荒度终日。在这里他将希伯莱语和园艺视为生活的积极面。若将这些净化保持，它们便显示为‘农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脱离。”——“7月3日。因卡夫卡而彻夜难寐。感到我被遗弃了，但我尊重他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阴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对手）看到积极面，看到在什么方面他们有道理，在什么方面他们不得不然（比如汉斯·布吕厄尔），这种观察方法经常给我安慰，给我根据。他相信一种纯的意图、一种事物工作决不会毫无意义，相信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败——这种信赖成了我的支柱。”

这段“悼词”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不几天后他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常因他去索菲亚岛，游泳场。也去特洛亚。”

关于他当时生活和评判一切的严厉性，在下面一段信文中有所涉及。我向他转达了一个女演员的请求，这位法兰克福的女演员想要朗诵他的书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从屈劳）：“我什么也不会寄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觉得这是与我相关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于虚荣，倘若不寄去，也是虚荣，但不仅仅是虚荣，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写下它们的瞬间。而现在有一个女演员，她满可以找到影响力强得多的于她有利的素材，却想要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突然从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无价值之物中升腾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在弗兰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论点中的一条，即不是关于晕眩，而是阐述善的道义力量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段落。卡夫卡摘录了基克加德的话（并冠以引言“下面这段话不是摘自犹太教典”，与我的信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它符合犹太教的观察方式，尽管它不是源于教典，而是基克加德的话），他摘录了后面这些伟大的句子：“一旦一个人到来，他带有一些原始的素质，所以他不会说：应该原原本本接受这个世界……而他说的是：不管世界的原样如何，我保持自己的一种固有的本性，而并不出于对世界的好感而想改变它：现在这句话被人听到的一刹那，在整个存在中发生了变化。就像在童话中——一句话出口；施了魔法达数百年之久的宫殿便开启了，一切生命又恢复了；存在同样关注着一切。天使们有事可干了，他们好奇地看着，那会变成什么，因为这将使他们忙碌。另一方面：阴森可怕的魔鬼已闲坐了很久，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他们会跳起来，伸展四肢，因为（他们说）这里有他们的名堂了等等。”我对卡夫卡著作中充满希望、乐于行动的一面特别重视，也就是说，特别强调这一基本观点：人有他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认识的火花，并不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这些力量追求的法则与他所追求的不同，他不懂这些力量，永远不会懂，在它们面前他是失败者，只能听任慈悲或不慈悲的发落（古老的约伯问题），——在我强调这个基本观点之时，在我强调卡夫卡那里的人类自由见解时，我当然不会忘记，卡夫卡的这种见解只是像火花般闪现，而且在绝大多数句子中人的力量被规定得十分渺小，这一点在读者眼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自由和希望的论点也存在着！而且在一个宗教思想者那里只要找到这么一个论点，奇怪的是，他的整个形象便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我想说的仅此而已！对这些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的迹象切不可忽视，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去读卡夫卡。我认为，正是这些从可怕沉重的一生中无数的恶劣情绪和失败里面挣脱出来的柔弱的征象，这些进行一场“不顾一切的一切而为善所作的斗争”的征象构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场的核心、最佳之点和最本质的东西。正由于信仰的这些征象是从一种极端的怀疑中挣脱出来的，经最后的检验澄清，就其真实性而言非常有价值，非常强烈。“人不能没有一种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说。他还补充：“自然无论是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信念都可能会长时期地潜藏不露。”这句修改了通常的有神论的补充句子非常重要：“这种潜藏的一种表达可能性是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仰。”——可以说，怀疑和信仰不可能比这个警句结合得更紧密了。

相似的还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毁坏了的东西是可毁坏的，那么这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但它如果是不可毁坏的，那么我们便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绝了原罪的教义。卡夫卡对上帝的探索如同约伯曾做过的探索一样。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寻着，但没有找到可借以断定的话。他寻找一种信仰像找一个断头台，这么重，又这么轻。但有一点他无论如何是确信的：（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上帝对我们的位置）人的立足点和任务是清楚的，是为善服务的活动，这是指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上的一幅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就要看，是否能通过我们一生中的行动遮暗这幅画而干脆取消掉。”

可以将1911年11月11日的日记引为对照——对我的感情而言这是最震撼心灵的日记之一：“一旦我发现本该由我来消灭的弊病（比如那特别安宁的、依我看来是无可慰藉的我那结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状，我便在此一瞬间失去了胳膊肌肉的感觉。”

相似的话还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强调一切人间事物的捉摸不透和复杂性，这些性质将为美好进行的斗争弄得极其模糊——（也许可以说：每个伟大的文学家总将生活中某种在他之前无人看得这么清楚的东西清楚地表现出来。通过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不清楚性！）：“假如我没有十分搞错，我确是更接近真实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处的精神斗争。我钻进森林，什么也没有找到，出于软弱马上又跑出去；我离开这片森林时，经常听到或以为听到那个斗争中武器的碰撞声。也许战斗者们的目光在寻找着我，但我对他们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虚假表象。”

人的盲目性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们只有在不是认真对待事物时，才让上帝和正确的生活之“本”从面前驶过而不登上去，才会失去它。“但你要坚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关键性的思索的语言），“……这样你就能够看见稳定不变的昏暗的远行，从那里除了有一次驶出一辆车外什么都未出现，这辆车向这里驰来，越来越大，在它到达你的身边时，它填满了世界空间——而你陷在它里面，像个孩子陷在一辆旅游车的软座里，车在暴风雨和黑夜中穿行。”

卡夫卡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么个公式：几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但从某个特定的认识程度开始，人们便不会再迷失方向。——这是以最纯的形式表达的柏拉图的学说。因为柏拉图在《费德罗》中也断定，那些驰过上面的小径的人，是不会落到下面的小径上去的。

在对人类行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伤中，卡夫卡坚信存在着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不是通过语言道出这个观点，而是通过他毕生的态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他周围笼罩着抑郁的空气，人们在他身边却会感到极其舒服。这“不可摧毁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温柔然而坚定的举止就像是爱情、理智和善的永恒法则的凭据。当然，他几乎是无穷无尽地怀疑和嘲讽着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没有对歌德的本质和核心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不是“无穷无尽地怀疑着”呢？不，这儿有一条界线，一条非常遥远的界线——但终究是一条界线。

对一个绝对世界的信仰——但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太弱了，我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与对绝对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对人类的无能的意识。这种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据今日不遵循传统的宗教法则的犹太人独特的现状来解释，天主教方面也有这么个解释：不接受基督的犹太人。可是不能忘记作为衰弱感主题的时代形势、战争，卡夫卡个人的、偶然性的缺点和苦恼。这些个人因素是从青年时期的印象，从“失误的教育”中开始的，这一切使他作品中产生了那种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以此可以比通过神学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接近上帝”和“正确生活”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回事。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一员，是不能正确生活的。卡夫卡将复国主义视为一种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个仿佛是犹太的现实主义的阐释我后面还将展开来谈。

但首先应该阐明一般宗教性的问题。

绝对物存在着——但是不能与人类的生活相比较：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从这经历的深处不断出现新的变音。在最苦涩的嘲讽中，在绝望中，在无与伦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种透过一切怀疑的云雾歌唱着柔嫩的希望中，这种希望并不常见，但正因为如此而更加无可置疑地在这里或那里显现。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具有如此怪诞的大比重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atiapraeve－niens”）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们会误入歧途。“一旦遵循了夜铃的误响，——切便无可挽回了。”人与上帝间永远的误解诱使卡夫卡不断在两个世界的图像中描述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这两个世界永远、永远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众多的动物故事中，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人之间隔着无穷尽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动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开父亲和儿子的墙也同样如此。在表达这种不可比较性的一切场合，这位文学家的目光总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视着，并将它同一切误解中最大的、灾难最深重的误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灵——默默地联系了起来。

这一认识的核心无疑存在于这种感觉之中：有一个绝对概念的、无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着，——也就是教徒们称为的“上帝”。这种对“不可摧毁性”的感觉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性和中心，与此同时，他并未忽略（因为他的心灵具有最敏锐的眼睛）无数可厌的错误步子中的任何一个、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性，懂得人们互相间以此败坏着生活的乐趣，使生活无法进行，并因此而离生活的源泉日益遥远。一种美好的生活是为我们规定着的，但我们在内心深处却没有能力去抓攫它。这么一来，上帝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超验的领域，就字面的本来意义而言是无处生根、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们的耳朵里响着不合逻辑的声音，也就是说与我们人举的逻辑形成怪诞的对立面，它令我们觉得残酷，甚至不道德。自从圣经中有《约伯》以来，没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诉讼》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营》中如此强烈地抱怨上帝。《在流刑营》用一幅画面描绘了正义：一台狡猾而残忍地发明的、非人的、凡与魔鬼无异的机器，一个这台机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约伯》一书中，上帝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凡人的眼里显得荒唐和非正义。但只是在人的眼里如此而已，在《约伯》和卡夫卡那儿，最后的结果是确定这一认识：人们作为工作的衡量尺度与绝对概念的世界里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可知论吗？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感觉不变：人毕竟通过神秘的方式与上帝超验的王国联系着。只不过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对待的联系。用废话、用虔诚的圆睁的眼睛、用对恶的半遮半掩、用文艺来涂圣油都无法治愈那可怕的怀疑；而卡夫卡则以他不断翻新的智力和永远创新的、离奇的幻想将这种怀疑拽入我们的道德体系。只有通过一种非凡地耸立的积极的感觉，一种敢于横眉以对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极面的积极感觉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加掩饰地登记大自然的消极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始终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图的观念），这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中的特征，这也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尽管没说过任何一句有关的话）显示为一种启示、宁静、肯定性，在苦脑和模糊之暴风雨中。

也许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说更无疑义；也许有人怀着更辛辣的怀疑，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这个奇特之处：在卡夫卡那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综合。其意义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离幻觉最远的；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坚定不移的信仰者。

这是古老的约伯问题。但卡夫卡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人的一边。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便是如此。守门人骗了那个请求进去的人，或是那人头脑太简单了。结束时，倾听这个传说的k．说：“谎言被变成了世界秩序。”显然这还不是最后的话：那牧师通过语言和举止来反对、抗议。（长篇小说《诉讼》中的最高法庭）的正义、一种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于是未被否认——但这种可能性并非肯定性。一切在摇摆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这部“无时代”的长篇小说内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前一分钟。它会不会成功呢？怀疑、无把握的巨大担忧充满了心胸。

为什么人不能达到根本，达到真实，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要迷失道路，就像那个“遵循着夜铃的误响”的乡村医生那样呢？卡夫卡从其本质出发不愿对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许诺和指导。他钦佩一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而他自己处于摇摆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感受到那绝对概念是自身中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rheton），那么这种摇摆就会是空洞无物的。在他的无把握中人们感觉得到一种遥远的把握，通过这种把握使无把握得以出现和保持。我已经说过，这一积极特征由于他个人总是让人感到安详和开朗，他的本质的温柔、思虑、从不慌慌张张，它也许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这一特征是被压抑着的原因）。但只要仔细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会透过昏暗的外壳看到其亮光闪闪的或说得确切些放射着柔光的核心。在作者叙述的表面上漂着内心矛盾和绝望；但是他那叙述时的从容不迫和条分缕析，他那沉湎于细节，也就是沉湎于现实生活和忠于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义”，他那在简洁的、经常通过短路构成的句子结构中和如此众多的风格转换中表现出来的幽默（那些债务人“变得善于挥霍了，他们在一家饭店花园中举行盛宴，而其他人则在逃往美国的途中在这宴会上稍事逗留。”）——所有这一切仅仅通过形式已经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和他所认识到的人类的普遍本质，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诵，这种幽默便显得特别清楚。比如，当他给我们朗诵《诉讼》的第一章时，我们这几个朋友着实开怀笑了个够。而他自己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有时候一时读不下去了。如果联想到这一章可怕的严肃性，会感到十分惊讶。但事实便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愉快舒适的笑。但里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当然这一个成分是与一百个阴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并不想予以缩小。我只不过想同时指出人们在观察卡夫卡时易于忽略的一点：对世界和生活的乐趣这一素质。

他引以自责的是，他对生活的信仰动摇着，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够强大。而他赞赏一切坚实地、活动着立于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爱乡间朴素的生活，这一点在青年时期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发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发现大地朝着吃草的奶牛隆起，那么亲切地隆起吗？你发现沉重而肥油油的田里的土在非常柔细的手指中粉碎，那么庄严地粉碎吗？”），在他屈劳期间写的日记中这种观点更明确了，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农民的一般印象，高贵的人，他们以从事农业拯救了自己，在这里，他们如此聪明而兢兢业业地安排工作，他们天衣无缝地与整体融合，不受摇晃与晕船之扰，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当然，他的饮仰并未局限于农村人民，在日记中（1913．10．20）他以类似的口吻描写了一个明确自己的道路的纳城市作家：“读了雅各布森的事迹。这种生活的力量、下决心的力量，满怀乐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个杰出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样。”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划分的价值标度。他爱生活的能力，但只限于那些为善、为建设性服务的。（难以满足的双重要求！）他老是责备自己“没学到过一点有用的本领”。他抱怨说（日记1921．10．25）：“生活的洪流从未卷到我身上，以致我永远不得离开布拉格，永远与体育或某种手工活无缘。”他常责备自己的冷漠，对生活的无能，没有生活力，这在书信中，在《诉讼》最后一章都可读到。那两个穿黑衣的、神秘的刽子手已是执行一个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当他们将k．带走时，他们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几乎只有无生命之物才能组成的整体。”他已经死了，这就是说：对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经死去。因此最终毕尔斯特纳小姐幽灵般地出现对他产生了一种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寻求救助，而是“为了不忘她对他所意味着的告诫”。k．没有结过婚，始终是单身汉。他在生活的现实面前感到惊恐，在它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决之前便已经将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并不是什么英雄壮举，”结束处因此而有这样的话，“假如他现在给那两位先生（刽子手）制造困难，假如他现在抵抗时仍试着最后享受一下生活的光。——k．死于生活上的虚弱，这本书一开始他便已经死了（从被捕的一刹那开始，卡夫卡在写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定处于某种阴魂附体般的状态，一种敏锐预见的感受中。——因为，1914年时哪有那种紧身的有带扣、口袋、钮扣和皮带的黑色制服呢？）。当然虚弱只是相对的概念，假如以这部长篇小说从中生长发育出来的自传性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会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观的、伟岸如纪念碑般的要求来衡量，才会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虚弱的。但若这么看问题，还有什么不是虚弱的呢？这么一种感觉在极其感人的《诉讼》最后一段中被唤醒了。在这段文字里，“对最后的错误负有责任”这一点遭到了否认，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唤远处一个不认识的、不清楚的、朝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全体？还有救吗？是什么责备的话忘了说吗？当然有的。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却不与一个有活下去愿望的人唱对台戏。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从来不曾到达并与之相对的高高的法庭在哪里？”

又是那古老的约伯问题。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艰难地从事着正确事业的人类。同情，半微笑、半垂泪的同情。不是“危机神学”的“绝罚”，这种神学对人们错过了什么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再严格不过了。他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符合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为许多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许多他见过的相当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与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赞赏，为上帝所宽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火烧火燎般强烈地意识到“与上帝间的距离”。但卡夫卡出于谦卑，在对这段距离的认识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无把握，亦即虚弱。由于清楚地、不经任何礼仪或神秘的纱幕来看与上帝间的距离（即与真正的生活变化之完美性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是一切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对寻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说的“低贱的人”）的赞美和欣赏经常含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无意的、戏谑的、但却感人的讥讽在内。出于他极深厚的善意，他假设性地给日常生活的胜利者们加上一个优点：他们像我一样知道深渊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体朝它上面走去。——他们真的知道吗？前半句中那开玩笑般的假设赋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剧以一种轻松的气氛，这是他完全独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场与约伯的立场接近——但在某些问题上则完全不同。对这一区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玛加雷特、苏斯曼那样将其归于犹太民族当时和今日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区别。

约伯从一开始便以一个完美的正义者姿态出现，认为别人同自己一样；而卡夫卡（出于刚才提到过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这便已构成了问题的不同出发点。

自然，这两个人在对上帝提出问题和抱怨方面是一致的。对不可测度性的经历是两者的共同点。上帝的正义世界与人的伦理世界间互相裂开的——基克加德的“恐惧与战栗”的空间产生了。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记中表达的：“作为肺结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灵的。福楼拜的父亲患有结核病。选择：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这是非常美的音乐表达，因它之故医生把耳朵贴在病人胸脯上），或者产生福楼拜。当人们在空虚中议论时，父亲在战栗。”不妨衡量一下这句话中可怕的无希望：“……在空虚中议论。”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圣歌：《sederuntprincipes》。约伯同样口无遮拦；在他怨天尤人时，不忌讳任何辱骂上帝强烈的言词；

事实上，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没有看见他。

他若匆匆离去，谁来保护他？

谁可以对他说：你在干什么？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

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应答我，

我也不相信，他会听我说。

他反而会暴风雨般地冲我咆哮，

无缘无故令我伤口增加。

永远不让我喘息，

而用难受的痛苦填满我心胸。

若说强者的力量，非他莫属，

若说正确的道路，那么：谁敢要求我

在前面领路

这正是《诉讼》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个法官；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们不允许自己说话，而总是把干坏事的不负责任的下属推到前面。

约伯的话；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

他便笑那无辜者的绝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恶者的手中，

他挡住他们的法官们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

用碱液洗

你便会将我浸入污水池中，

使我的衣服厌恶我的身子。

因为他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能给他回答的人，

我们不会共同走向法庭。

我们中间没有仲裁人

将手分别搭着我们。

他若从我手中夺走他的手仗，

我就要毫无畏惧地发表言论。

约伯一书中的解体随着上帝在暴风雨中的呼喊而告终，“当我建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么一来，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异律性得到了强调。上帝的权力这样便与人的权力彻底地区分了开来。约伯一书偏偏以颂歌般地描写两个怪物、巨兽——河马和鳄鱼而结束，赞颂了它们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美。“在他后边闪现出一条小径。——人们将洪流看成银丝——那是一个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国王。”太出色了。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个矛盾依然存在。用人间的尺度来衡量，上帝是以非正义的面目出现的——创伤依然故我，约伯自然对这“善与恶的彼岸”还是达成了某种宽容。

卡夫卡则不同。他的抱怨比约伯走得更远一步，尽管这在人们眼中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一步是：河马和鳄鱼虽然没有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的伦理规，但在美学的意义上它们得到赞颂，从它们的力量上可以看到这些上帝的作品的辉煌之处。在卡夫卡笔下，“法庭”甚至是肮脏的、可笑的、值得蔑视的、可贿赂的，在偏僻城区的房子里开庭，散发着愚蠢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说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两个作家的意图当然是一样的。上帝的异律性应该描绘出来，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平时人们总是以向积极方面的无限夸张来试着描绘这种异律性：超越想象范围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伟大、强壮。卡夫卡则通过展示反面的征兆来帮助人们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在约伯那里，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兽面目出现）便被置于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译者至少是宏伟壮观的。在卡夫卡笔下它却显得狭小、顽固、肮脏——这也只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个象征。在人的心中，尽善尽美的世界是那么可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是以最勇敢的坚定性表达出来的。—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这样故意侮辱的描写中照样不受触犯，实际上就像在约伯笔下一样是不受触犯的。

但约伯因上帝和人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这一点而安了心。卡夫卡却安不下心来。而这将他排除出了约伯——基克加德——危机神学这条线。这将他带回到犹太人的信仰上去，这信仰中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个整体，”我从中看到的是最强烈的咒语，反对一切将适于上帝的伦理法则划分为与人类的全然不同的企图。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图那“最高的善”处于同我们一样的法规下，我们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当然永远是够不着的；但我们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们不承认某种真正与它相违背的异教的自然伦理学。这也显然是《圣经》中关于不要有上帝的影像这一信条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机神学，甚至早在约伯那里，甚至基克加德的亚伯拉罕观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从上帝和人的不同中，从完善和有尽头二者的不同中引导出一种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来，把上帝想象成一种龇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你心中不能产生影像”。通过河马和鳄鱼同样没有对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后的定论。当然上帝“照他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是古老的人道的学说，生活在阿奎诺的伟大的托马斯便是在奥古斯汀悲观的迷失后重新回到这个学说上来的，——卡夫卡同样在上帝和人之间看到的不是异律性，而只是不清晰性，一种充满了阴谋诡计的、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不断阻碍着善的中间层次那几乎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

尽管这一中间层次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如此广大的空间，有时甚至不留空隙，他还是写下了像下面这样充满了希望和爱情、充满了由无数苦难艰辛地换来的安慰的句子：

假如第二天囚徒们还是老样子，或甚至更尖锐了，或即使明确宣布他们将永不停止，这些并不能构成对彻底解放的预感的反驳。这一切倒是有可能成为最终解放的必要前提。

他认为，即使人们已经得救，也必须转向善，不考虑过去，甚至不考虑本来。

卡夫卡眼中的绝对世界不是无可救药的，不是与我们隔绝的。希望——同样有我们一份！他有时发出的相反的言论在“绝对概念的无数入口处面前并无决定意义。他不断重新认出这些入口处，在这部传记中，我也将正确的职业、正确的婚姻等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作为这样的入口处来描写。因为我感到，正是这一点在描述一个宗教观强烈的人时是至关重要的：指出这个人所承认的有尽头的世界和完美的彼岸世界之间存在的交汇融合，指出它们位于何处，他是完全拒绝了它们，避开它们，还是只是偶然地错过了，但在原则上是认识到的，并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去经历。

1922年3月15日，弗兰茨为我朗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开头部分。

《城堡》中出现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到这种类型的一个因素的存在（正如浮士德或唐·吉诃德或居丽亚·索莱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一样，即使仅仅是自我的气质、渴望、部分成分，于是尽管描写出的品质中有着种种个性，卡夫卡的《城堡》是供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书。卡夫卡的主人公仅被称为“k。”，因而具有自传性质，这个“k。”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这部长篇小说以超现实之巨大的、令人惊恐的清晰性挖掘出来的是我们心中的寂寞成分。可是这里是一种特定的有着细微差别的寂寞（这种细微差别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在安静的时刻会感到它向表面浮升）。k．全然是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他不希望寂寞，对寂寞无自豪感；相反，寂寞是无可奈何地逼上来的，因为从内心出发，他很愿意成为人类社会中活跃的一员，愿意通过正当的方式方法同人们一起工作，与人们生活在一起；他寻找着一种有用的职业，想要结婚，建立家庭。但这一切皆告失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围绕着k．的冰冷的与世隔绝不是偶然现象。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k．争取到一住处的那个村庄里，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居民与他之间隔绝着，他在寻找联系的努力中碰到的农民家庭恰恰是受到其他人蔑视的。但是k．为何不能与当地人融合之谜得不到解答。他是陌生人——他闯入的村庄是以不信赖眼光看待陌生人的。话说到此便为止了。人们很快就感觉到：这是人类普遍的陌生感，只不过在此具体化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例罢了。“在此谁也不能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具体化上还可以再继续向前迈一步。这是犹太人独特的感觉，他们想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扎根，用尽心灵的全部力量，去接近陌生的人们，完全变成与他们一样的人——但这种融合终是没有成功。

“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仔1的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举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时间领。关于普遍的宗教阐释．我在为《城堡》出书写的跋中作了尝试。铁国指出反映长篇小说与犹太人命运的关系的几点。

同农民的第一次相会就已具典型特征的了。k．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迷失了方向。他累了。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我可以到您那儿去待一会儿吗？”k．问。这个农民说了句含混不清的话。k．马上就将此看成是邀请，便走进了小屋。后来显示出，这个让他进去的人是低能的。犹太人在其各散居地赖以建立其“居住权”的奇怪的法律条款使人想起与k．所接受的那种半带偶然的‘宽容”是那样相似。几页前的描述也完全一样。k．询问那相当不友好的教师，他是否可以登门拜访。教师的回答：“我住在斯瓦能街肉店亭。”作者评注：“这句话的性质更多的是给个地址，而不是邀请。”k．却说：“好的，我会来的。”在这个小小的前奏中便可以发现“各民族”静静地拒绝、而犹太人不得不堆笑脸、巴结、甚至露骨奉迎的场面，这些是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客观的忧郁描写的（这是卡夫卡风格的独特处之一，从客观中涌出，而非出自主观强行的忧郁。）。

往下读，在小屋里马上便显示出来，在场者视k．为完全不受欢迎的，他打扰了他们非常具私人性质的家庭劳动（擦地板、洗衣服、喂奶）。他们无可奈何地同意他在那里稍睡一会儿。然后他被请了出去。一个“沉默寡言、缓缓思索的人，身体宽大，脸也宽大”，朝他走来，“您不能留在这里。”犹太人并非总是被不客气地或故意作难地赶出去的。事情往往是符合一种自然规律的，没有激情、呆板生硬地发生的。“我们不需要客人。”k．声明，他是接受邀请来的，他本该在此获得一个正确的职位，一个土地丈量员的职位。这一邀请是否真实，或是否是k．自己臆造的，这个问题是整个长篇小说围着转的中心——在此也很容易感觉到其与犹太人问题的并行性。在开头这一章中，这个民族的这个朴素的人给了暂时性的答复：“（人们是否需要您）……这我不知道。假如说人们叫您来，那么他们也许需要您，这显然是个例外。但是我们，我们小老百姓，总是照老规矩办。您别见怪。”k．还想迅速与房间里的一位姑娘交谈几句，但“k．的右边和左边已经各站了一个男人，被他们一言不发地用全力架了出去，仿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那老头儿不知为什么乐了，拍着手。连那洗衣服的女入也为突然嘈声鼎沸的孩子们而笑了起来。”这个场面，永恒的犹太人命运，看上去就像是“别动，犹太人将被烧死”这句话的非常公正不阿的翻版。论据在这个世界为我们举行的犹太人问题讨论中是没有地位的，“一言不发地，仿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

敌对的周围世界对k．来说分成了两个层次：村子——统治的城堡。为了能在村子里居住下来，他需要获得城堡的批准。但正如农民不理睬他一样，城堡也对他关闭着。城堡以小说中独特的象征性语言代表着上帝的领导，村子及其中的农民意味着“大地母亲”。女人们让他靠近自己——他希望通过她们打开与各家庭间的通道，在脚下找到坚实的土地。同样对他来说职业也是与大地的联系，是扎根的因素。当他看到与当地的一个姑娘有建立关系的希望、有获得职业的希望时，他以为他的事业胜利了，他在梦里掂了掂自己的分量，感到他“难以区分地”夹杂在村子居民中一起升起。整个这段话中呼吸着一切同化心理学的幻觉精神：“只有作为村子里的工作者，尽可能远离城堡里的先生们，他才有可能达到城堡中的什么东西。那些对他仍然十分不信任的人将开口说话，假如他虽然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但能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公民的话，假如他有朝一日与盖司太克或拉瑟曼毫无区别的话——这很快就会实现，而一切取决于它——到那时，所有道路都会在一瞬间全部向他敞开。……

“k．的想法是沿着人们熟悉的道路展开的：通过与人的共处抵达上帝身边，从与一种自然生活形式的交融中发掘宗教的力量。k．显然有能力合理地分析这个秘密——却没有能力亲身到达其深处（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便有点感到被遗弃了，”他向那个教师抱怨，“我既不归属于农民之中，也不归属于城堡之内。”“在农民和城堡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教师纠正他的说法。——这话听上去又像是一句名言、一句赞美诗句的意译了：“我们怎么能在陌生的国主唱上帝之歌！”下面阐述的k．和当地人之间的差别具有人们十分熟悉的轮廓。犹太人处处触犯古老的风俗，——不自愿地变得令人讨厌——他有这么一种虚幻的感觉：对一切都比当地人更懂，他想以与他们不同的方式来简化、实际化整个事情，他们顽固不化。卡夫卡在许多场面中以带优越感的讥讽指出，村庄和城堡中那些似乎已经过时的、怪僻的机构针对这个不速之客在发展着怎么样的难以感觉到的抵抗力量。“您不是来自城堡，”旅馆女主人残酷地直率地对他说，“您也不是村里人，您什么都不是。可惜您毕竟是某种东西，一个外来人，一个老是到处在赶路的人，一个老是引起人们头疼的人，一个意图不明的人……对这一切我基本上不责备您。您就是您这个样子，我一生中见的已经太多了，所以见到您不见得就忍受不住。但您自己想想，您实际上要求的是什么……您到这里来不过几天，就想要显得比上生土长的人对一切都知道得更多了。我不否认，可能有朝一日会达到完全违背规定、违背传统习俗的某种东西，但那时肯定事情不是以您所做的方式发生的，不是像这样总是说不，而只相信您的脑袋。”

那个村长也是这样，他同样明确地表现出对k．的强烈反感，尽管这种反感的表达与前述有着细微的差别。“您是作为土地丈量员被接受的，可是我们没有工作给您……没有人留您在这里，但这不是驱逐……谁敢驱逐您呢，土地丈量员先生。前面那些问题的不清晰已经欠了情，应该客气地对待您。只是您看上去过于敏感。”

在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中，人们曾经听到过所有这些声音。k．以可怜而又可笑的方式遭到了失败，尽管他曾以那么严肃而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他始终是寂寞的。在这部长篇小说经过的所有不愉快的场面之上，在所有无事得来的不幸上隐隐约约地晃着这个口号：这样不行。要想扎下根来，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完全不同的途径。

在1914年写的一个残篇中，卡夫卡将这同一个基本感觉表述得更加尖锐。“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来到一个村庄，这里我从未来过，”这篇小说延伸至笔记本中十四页处，然后遗憾地中断了，这是小说开头的话，“在农民的庭院前面到处看得到高大、古老的树木。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一切都是那么宜人。”大墙上的一扇门敞开了。佃农的孩子们探出头来张望，看是谁这么晚黄昏时还经过村庄。叙述者吓得够呛，但他从一个过路人那儿打听到了情况。“外来人容易对一切都感到奇怪，”他微笑着表示歉意。叙述者想在村子里过夜，去找一家旅馆，受到了观察。与他说话的第一个人对其妻子说：“我只是还想看看这个人将在这里干些什么。他是一个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必要窜到了这里来。你瞧吧。”卡夫卡继续说：“他谈论着我，当我是聋子，或者当我不懂他的语言。”接着是与这对夫妇的一番可怕的对话。这个外来人在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个过夜的床位。这里一半是或全部是不曾挑明的敌对空气，一切都发生在这种空气中。“哪怕收留我对你们来说有一丁点儿不便，就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我根本不会坚持。那样我就到客栈去，反正我无所谓。’‘他话这么多’，那女人轻声说。这不是侮辱吗？竟用侮辱来回答我的彬彬有礼，但这是一个老妇人，我没法反击。于是这个女入这句收不回去的评语在我心里起的影响比它应该起到的要大，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我之不反击。我感到我理应受到某种责备，倒不是因为我说话过多，事实上我只是说了非说不可的话；而是出于其他非常接近我的存在的原因。”最后描写的是，这个外来人无意地由于笨拙和误解将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使整幢房子一片混乱。

短篇小说《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是卡夫卡最后一篇完成了的、由他亲自交代付印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犹太人问题的阴暗方面、犹太人处境的不稳定也表现得很清楚。至于对这群受追捕、无庇护的老鼠的描述直接影射是什么民族，恐怕根本无须明言。在这个民族最深的困境中却始终存在着明星、文人、领导“人物”的虚荣性：这里以特别强烈的讥讽描写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相信这个世界期待着的只是他，是他唯有的一句救世语言。这里涉及的可惜也是一种恰恰在犹太人政党和文学事业中特别常见的现象：某个人认为只有自己负有责任，而对别人建议、做和说的一切，以居高临下的嘲笑当做无关紧要的一笔抹杀，或者几乎不加注意。——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无所托庇的老鼠们的处境同时也是一幅具有普遍意义的图画，是与恶的魔鬼势力进行斗争的孱弱的人类之象征。虚荣的预言家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正是由于那不负责任、不讲良心的“著名人物”昏昏沉沉的状况在犹太人中处于犹太大众苦难和心灵苦难的特别耀眼的光照下，它便仿佛是人类普遍苦难的特别尖锐的微型画像，一种以漫画手法显示的清晰的缩影。

在《约瑟芬》中同样有通往积极解决的道路（这恰恰发生在卡夫卡最后完成的作品中，我觉得不能等闲视之）。女歌手约瑟芬抗拒着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来，而这个民族是这般狂热地欣赏她的艺术，甚至将之视为不可或缺的。于是：“但这个民族是安静的，不流露失望情绪、自以为是的一个内向的群体。他们几乎是（虽然表面现象不是这样）只知给予，从不接受，对约瑟芬的东西同样如此。这个民族继续走着它的道路。而约瑟芬却注定要沦落。马上就会到来这样的时刻——她最后的口哨声响完，更无声息。这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老百姓会克服这一损失的。”将个人汇人民族的命运之中，同时对良心做最严厉的检验，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悔过自新，这是要求个人主动配合的。这部传记的读者会找到足够的依据，来证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独特的犹太人处境中寻求着与民族的联系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单靠改变地理上的地点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心灵的皈依在他看来同样是需要的。两者都必须进行，两者都是必要的。心灵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条件的正常化。

人们也许还会问，卡夫卡为什么只在日记和书信中、而未在其文学作品中阐明这个观点。为什么他作为作家始终只通过譬喻、只通过寓意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首先应该承认卡夫卡式思维方法的独特性，这种思维是在图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开的。即使在对话中、在辩论中这种图像也笼罩着一切。日记中有这么一段美妙绝伦的充满诗意的话（这是许多这样的段落中的一段：“梦纷纷到来，溯河而上，攀着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来。人们留步，与他们交谈，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你们为什么举起手臂，却不把我们拥入怀中？”

此外，不能将“寓言”和“象征”混为一谈。卡夫卡从不用寓言，但在象征性方面却达到了最高程度。一则寓言是“说彼道此”时出现的，这“彼”并不很重要。意味着希望的“锚”这个词，它作为锚的特性本身完全不令我们感兴趣，至于它是什么颜色、样子、大小则完全无所谓。所以它仅仅作为象形文字、含义明确、轮廓清晰地用来代表“希望”。而安徒生的“顽强的锡兵”表达的也许是一颗善良的、坚韧的、可爱的心灵，但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消融于永恒之中的东西。同时他也作为锡兵以他个人多方面的命运打动着我们。这个锡兵使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其抽象意义，而同时还有他那具体的形象。这是比喻和象征之间确切的区别。比喻使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所代表的、它所指出的东西。象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着的东西，但同时也作为它自身、它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它对我们叙述事件，并通过这种具体的叙述、这种特殊事实过程的呈示来表达某种遥远的、普遍的东西。锡兵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征。象征同时站在两个平面上，一个是预感性地指出某物的，一个是客观真实的平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把两个平面统一起来，像这个希腊词本身意所表达的，将二者捏合在一起。——效果是，人们越是深入锡兵的一切故事细节，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那普遍性的东西。《o．侯爵夫人》写的是父母和孩子间的信任问题，但在这后面更高的层次上立着的是信任问题本身，是对世界秩序的信任。那么这位作家为什么不把他想要表达的具普遍意义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因为那是语言所道不尽的，因为它属于永恒的范畴。作者在他叙述的特定事情中只是写下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的出发点。寓言的途径完全不同，它写下的是这么一种过程的结束点，写下的是界限分明的小玩意地——一种疲倦的精神特征。与此相反，象征是精神上的出发，是使个别的有限之光射入无限之中的一种活力。人们便根据这道光线照耀切面的距离，可以感到这里涉及的是个性的、民族的或人类的事情。而这是同时发生的，以同样一些话语，在同一个情况中。

在卡夫卡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这无穷无尽的一面。但这场面本身，在那放射出这种视线的平淡的叙述中也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大自然的忠实，充满了细微的、永不令人厌倦的观察（不妨读一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城堡》中那宛若亲历其境的冬景）。只有对生活怀着最深厚的爱的人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叙述。没有一句话不给这段描述加入一种新的色彩，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独特的掌握风格的艺术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现象，这是卡夫卡特别诚实的本质的一种反映。假如不过是用于进行一番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描述，这种能力同样是伟大的。不过卡夫卡报道的事件当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时却不仅仅是自身。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这种通过人间的形式照耀永恒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可是在卡夫卡这儿，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原则，简直无法将紧密结合着的内容和结构区分开来。

第七章 最后几年

“这里全面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假如有这么一个理解我的人，比如一个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获得支持，获得上帝。”卡夫卡1915年日记中这么写着。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种幸福光；满了，以致他命运的终结阶段比起至此为止的整个发展要积极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兰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们在莫利洪波罗的海海滨浴场度过。在那里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这个“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给他、也给我都带来了希望。他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后来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规模展开的工作之开端，他一度还鼓动未婚妻f．在柏林作为自愿的帮助者协助这个机构范围内的工作。——现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滨见到了大众之家的孩子们，他同他们一起玩耍，认识了老师们，参加了愉快的晚会。有一次他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刮鱼鳞。“这么温柔的手，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他不赞成地说。这个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个工作。

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侣朵拉·笛芒相识的开端。

朵拉·苗芒那时好像是十九或二十岁，出身于东欧犹太教一个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尽管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却无法忍受其传统的偏狭性——这与话剧演员略维的情况相似，略维心中对父母的敬畏与不能在他们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结合在一起的。朵拉从波兰的一个小城市脱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劳，后来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为大众之家的职员到莫利茨来的。她会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莱语，卡夫卡那时正以特别高涨的热情学习希伯莱语。（在他的遗墨中希伯莱语练习稿并不比德语文学的少多少）他俩最初的谈话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读耶萨雅的一章结束的）。弗兰茨发现了她演员的才能，根据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她后来去学习这门艺术。

弗兰茨是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的。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这个决心十分坚决——这回他也开始付诸实施了，坚定不移地。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顶住家里一切责难，离开了布拉格。他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信中第一次写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这在他最后几年中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区边缘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盖尔街八号赫尔曼家中。在那里产生了相对来说愉快的小说《一个矮女人》。这个对自己实际上陌生的“自我”始终气恼不休的“小个子女法官”正是他们的女房东。她显然给这对年轻人造成了一些麻烦。所以六周以后，他们迁居至绿林街十三号莱特贝格博士夫人家，这是一座别墅，弗兰茨如痴如醉地谈论这座房子的美，尽管他的住处只是两个毫不奢华的小房间。只要我到柏林，就到那里去看他，总共是三次。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和谐宁静的画面，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很好，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不过至少还没有很大的危险性。弗兰茨谈到妖魔们终于松开手把他放了。“我逃脱了他们的魔爪，迁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现在他们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暂时找不到。”他终于达到了过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义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事实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种悖谬，不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机神学”；而是（这是关键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种充满意义的、良好的、正确的生活，他大体上与马丁·布伯站在一个原则上，布伯反击基克加德，反对原则上的孤寂，在谈到与女人共同生活时说：“婚姻是模范性的连接，没有其他东西像它一样载着我们进入伟大的约束之中，而只有作为受约束者，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自由之中……不错，女人处于与有限性最危险的联系中，不错，有限性是一种危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与她粘连在一起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了；但我们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与这种危险锻造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越过充实的有限性，我们人类的轨道才会通向无限性。”（摘自布伯《对个别人的问题》，1936年）。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这一年尽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圆满地结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侣的伴随下确实感到幸福。他兴致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给我听，写《地洞》，他也给我念了其中几个部分。当我把他介绍给“锻造”出版社领导人时，不须发挥长时间的说服艺术，他很快就同意发表四篇小说，他给它们（根据其中一篇的题目起了个总题目《饥饿艺术家人由于他这一根本上的转变，由于这一切转向生活的迹象，我后来才能鼓起勇气，将他给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写下的）禁止发表任何遗墨的叮嘱视为无效（见《诉讼》第315页）。

不仅我感觉到弗兰茨在他当时的举止中表现出获得解脱，变成了一个新人——从信件中也可以发现他健康的心情和终于获得的心灵安宁。比如在下面这封给妹妹的信中：

亲爱的瓦莉，桌子位于炉子旁边，我刚离开炉子旁，因为那里太暖和了，连那永远冰凉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油灯燃得棒极了，这既是制造灯具者的杰作，也是购买的杰作（它是由不同的东西拼凑起来并一起买来的，当然不是我干的，我哪有这个本事！有一个燃嘴的灯，像茶杯那么大，它的结构使点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灯罩；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煤油它就不燃烧，但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这么坐着，拿起你那封现在已那么旧、那么可爱的信来。钟滴滴嗒嗒地走着，甚至对钟的嘀嗒声我也已经习惯了，而且很少听见它，一般是在做特别值得赞许的事时。它的这个钟——和我有某种个人关系，如同房间里一些东西一样。只是这些东西自我辞职以后（说得准确些，是自我被解雇之后。这种解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是一件复杂的、需要花好几页篇幅来描写的事情）。开始部分地背离我；尤其是那日历——关于日历上的格言我已经在一封信中告诉父母。最近它好像完全变了样，要不就是完全关闭了。心扉，比如说人们急于知道它的见解，到它那儿去，但它说的无非是，宗教改革纪念日。这也许有某种更深的意义，可是谁又能发现它呢？或者，它是恶意嘲讽，比如最近我读书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感到这个主意很好，说得确切些，很有意义。于是我很想询问一下日历有关事宜（只有碰到这样的偶然事件他才在当天回答问题；否则就有待于人们在一定的时候机械地撕下一页）。“有时也会有一只盲狗等等，”它说。另一次，用煤账单使我大吃一惊，而它却说，“幸福和满足是生活的极致。”这句话里面除了讥嘲外，当然还有侮辱人的迟钝，它没有耐心，它已经根本不能忍受我的离开，但也许只不过是，它不愿使我的离别饱含痛苦，也许在我迁徙日的那页日历后面还会跟上一页我将看不到的纸片，那上面任意写着什么，比如：“这肯定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等等，”不，人不可能将对他的日历所想到的统统写下来，“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人”。

假如我以这种方式为你写下我所接触的一切，当然会没完没了，而且会造成假相，好像我在过着非常热烈的社会生活；事实上我的周围一片寂静，但又从来不安静。对柏林的激动人。心的事，无论是坏是好，我都少有见闻，当然得知前者要多一些。此外，佩帕是否知道，在柏林如果有人问某人：“你好吗？”他会怎么说？噢，他当然知道了，你们大家对柏林都比我了解。现在我冒着重述众所周知的老掉牙的事情的危险，实质上这话还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会说的是：“物价糟透了。”还有：一个人激动地谈到莱比锡体操节：“七十五万体操运动员开进场，这是多么壮观啊！”另一个人慢条斯理算计着说：“三个半和平体操运动员，这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的学校里怎么样（这已经绝对不再是开玩笑，但愿也不是任何悲伤的东西）？你读到过《自卫》上一个年轻教师的文章吗？看法很好，感情热烈。我又一次听说，入过得不坏，而m．小姐说是改革了整个巴勒斯坦体操。你不必责怪阿伦斯坦老人的生意头脑；把家庭驮在背上漂洋过海到巴勒斯坦去无论如何总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至于有那么多人各以各的方式做这件事，这是一件航海奇迹，其意义不小于发生在希尔夫海中的奇迹。

我非常感谢m．和l．寄来的信。奇怪的是，把她们的文字并列，也许比较不出她们性格上的差别，但几乎显示了她们身体上的差别，至少最近几封信给了我这样的印象。m．问，我对她生活中的什么特别感兴趣；我想是：她读些什么，她还跳舞吗（在这儿的犹太人大众之家里，所有小姑娘都在学有节奏的舞蹈，当然是免费的）她还戴眼镜吗？阿妮·g．让我转告对l．的问候。这是个可爱的、美丽的、聪明的孩子（说的是l，但是阿妮也是这样），勤奋地学习希伯莱语，差不多已经看得懂书了，会唱一首新的短歌。l也有进步吗？

现在再不去睡觉可不行了。这回我几乎一个晚上与你们同在，而从斯托克豪斯街和米盖尔街路又那么远。别了。

可怕的1923年通货膨胀之冬降临了。我认为，是它杀害了弗兰茨。——当弗兰茨一次从柏林安静的近郊乘车回来，他“好像从混战的战场上”回来（摘自朵拉的报道）。穷人的苦难啃啮着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来了。“他生活在非凡的节奏中”，朵拉说，“以致他一生中已经死了几千遍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为他倔强地坚持靠他小小一笔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才非常郁郁不快地接受家里的汇款和食品包裹。因为他感到这样他刚刚获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胁。刚获得了一笔小小的收入（通过与《锻造坊》的合同），他已经打算尝还“家庭借债”。对家里寄来的丰足的生日礼物（家里人小心翼翼地为他着想着）他却绝口不谈其真实意义。——那时煤很缺乏。牛油他从布拉格获得——他得悉妹妹成了一个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将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他就将贫穷的熟人的地址寄去。“为了不错过机会（因为邮寄这样的东西很快就会把钱用完的），我马上寄地址给你，当然还可以寄其他地址给你，库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写上：“合乎犹太教规的。”接着他看到一个这样的包裹，并评论说：“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严肃得要死，没有一小块巧克力、一只苹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微笑，它好像在说，现在靠这些麦糁儿、大米、面粉、糖、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这样永远也不能使他细致的感觉感到满足。

在他健康的时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犹太教学院”的课。他在师范学校预备班听了托奇纳教授和古特曼教授关于犹太圣典的报告。他阅读较简单的希伯莱语课文。只是为了上这个班的缘故，他才定期离开安静的郊区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但又康复了。在发烧期间他迁居切伦多夫，房东太太是作家卡尔·布瑟的遗孀。他过着退隐的生活。极偶然从柏林来过一个客人：鲁道夫·凯瑟尔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价上涨开始使他不安。“假如局限于住房（当然是一套过于美丽的住房，下个月我得让出一间）和吃饭上（当然是很棒的饭菜，从两个酒精炉和一个食物烟箱上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当然这也许仍然是一笔过大的开支，尤其与我以前的房东常谈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调法相比较下，那位听说什么东西都是在他的床上煮的），假如这样生活在寂静中，那么还算过得去，当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们的帮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么特殊事情来，一下子便会显得什么都无望了。医生到我这里来过，l．太太把她的亲戚、一个大个子教授介绍给了我。幸亏他自己没有来，而是先派一个助理医生、一个年轻人来，这人还不到三十，除了寒热，他什么也诊断不出，医嘱暂时也无非是卧床和等待。这么来一次他要了二十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这个价格不仅在收费价目上看倒也合理（这里没有人提出超过收费价目的要求），而且与其他价格具体比较也完全相当。一切都那么责，要在这里求得生存，得赚金马克才行。我有时候已经想在与柏林的价格的斗争中退却了，我想到什累申、维也纳、戈尔达湖。”

当人们拜访弗兰茨时，他以开玩笑般的口吻谈及他的忧虑。有一次他便这样对我详细地谈了一个计划：同厨艺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馆，他在餐馆里当跑堂的。

朵拉后来告诉我，卡夫卡阐述这个计划时是与这个意图结合起来的：若能恢复健康，便迁居巴勒斯坦。这两个人想以这种方式在“那边”的初期阶段维持生计。朵拉告诉我在柏林的一个住处，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烧毁了他的一些手稿。他下令，她颤抖着服从；许多年后她还为听从了这个命令而感到遗憾。但她强调说，假如她今天再度面临这种情况，她照样会屈从于卡夫卡的意志。据朵拉说，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取材自奥德赛宰杀柏利斯以祭神的过程；此外还有一部内容不明的剧本。——其中留存于朵拉处的卡夫卡的文字于1933年被盖世太保没收，并显然被毁了。我曾请求尚处在独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柏林公使馆任随员的作家卡米尔·霍夫曼为这些文字去德国有关当局交涉一下。他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自己也成了纳粹迫害的牺牲品。

毕竟不可能闭目不视，尽管弗兰茨心灵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个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后，我从柏林回来后，便将危急状况告诉了舅舅（医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坏的断言。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观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国家歌剧院的首演《耶努发》）。17日，我将弗兰茨带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车。几天后朵拉也踉来了。

这会儿弗兰茨又住在父母那儿了。尽管他的周围充满了关切之情，但他却感觉到这是他自立计划的破灭，是失败。这时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从未以这么坚决的口气说话，他对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极强烈的关心。现在他说起话来就好像他知道我们共同的日子不长了似的。“明天还是这时候来！”他说这话简直带有一定的严厉。

由于他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疗养院。

我日记中写道：“4月10日这一天，由于‘维也纳森林’疗养院传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变得平淡了。维也纳医院。确诊为喉结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只有一辆敞蓬汽车用于从疗养院到维也纳间的交通。风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车上，试图用自己的躯体为弗兰茨遮风挡雨。

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热烈的忠诚。他中断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后来在肺病治疗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从那时起直至弗兰茨辞世，将全剧精力投入了对这位珍贵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这两个人戏谑地自称弗兰茨的“小家庭”，这是在看着死亡到来时的一种亲密的共同生活。弗兰获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据我一次看望他的体验，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勇气，好像全然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似的。在维也纳医院（哈谢克教授处），他情况不佳。为了给他争取一种考虑更周到的治疗，比如一间单人房间，作了许多努力，全是徒劳。有几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个临死的人旁边，过后他怀着极其钦佩的心情对我。谈到那个牧师的耐心，他坚持守候在弥留者身边安慰他，直至最后一刻，而医生们“早就溜之夭夭”。我写信给维也纳有影响的人士；韦尔弗激烈地为弗兰茨说情，然而那个相当没有心肝、没有文化修养的教授同样激烈地声称，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只是多少多少号房间的病人。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叫韦尔弗的人写信给我，让我为一个叫卡夫卡的人做点什么。谁是卡夫卡，这我知道。他是十二号病床的病人。可是谁是韦尔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终于促成弗兰茨于四月底迁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这是个环境优雅亲切、光线明亮的所在。韦尔弗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哈谢克教授声称，留在医院里对卡夫卡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因为这里有一切治疗手段和疗养可能性。他非常不愿意放他走。”卡夫卡在基尔林度过了最后几周。他住在一个美丽的、用鲜花点饰的房间里，窗外一片绿色，周围是他的两个忠实的朋友。在疼痛不厉害时，他过得轻松、愉快。

诺伊曼教授和讲师奥斯克·贝克博士来到基尔林病人营。我摘录后者5月3日写的一封信之内容（致菲利克斯·威尔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姐叫到基尔林去。卡夫卡先生咽喉内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时。吃东西时疼痛更其加剧，以致几乎不能下咽。我可以断定他喉头里正在发生一种毁灭性的结核病变，软骨的一部分也牵扯在内。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手术。我给喉管主神经注射了一针乙醇。今天笛芒小姐又打电话给我，为的是告诉我，那一针只管一时，疼痛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再次出现了。我向笛芒小姐建议，带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为诺伊曼教授也估计他还能活大约三个月。笛芒小姐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她认为，这样会使病人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了解得很清楚。

“您不妨向他的亲属完全说明情况的严重性。从心理上说我理解笛芒小姐（她以自我牺牲的、感人的方式为病人效劳），理解她为什么希望再召一批专家到基尔林来会诊。因此，我必须使她明白，卡夫卡博士无论在肺里还是喉头都处于一种任何专家都无能为力的状况，只能通过潘托苯或吗啡来减轻痛苦。”

在最后几周内他应该尽量少说话。因此他通过在纸条上书写来沟通。我拥有一些这样的纸条。有一次他写道：“那篇故事有个新题目，《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这种夹着‘或’的题目虽不很漂亮，但在这里也许有二特殊的意义。有点像一架天平。”他时不时想到父亲，想起与他一同去游泳场，想起那食欲旺盛的吃喝。他告诉朵拉，“当我是小孩时，我还不会游泳，有时我同父亲一起到浅水池去，他也不会游。然后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儿，每人要了一份香肠，半升啤酒。父亲一般自带香肠，因为游泳学校里卖得太贵。你应该仔细体会一下，一个魁梧的男人手里牵着一个小小的、畏怯的骨头架子是什么样子，体会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小更衣室内怎么在暗中脱衣服，然后他怎么拽我出去，因为我感到害羞，他怎么想要把他所谓的游泳本领教给我，等等。可是在此之后有啤酒喝！”他虽是个不喝烈性酒的人，一个素食者，他却懂得享受啤酒、葡萄酒和肉类；有时他闻闻饮料，夸赞其出色的香味；别人永远搞不清楚，他的话是嘲笑还是一本正经说的。最后他有几次又饮起啤酒和葡萄酒来，惬意一番。“你没有感觉到莱昂哈德在做听写练习时面前放着一杯‘谱索尔’酒吗？”他在一张对话纸条上这么写着（这里面的莱昂哈德我不知何所指）。——生命力的画面占上风：“我的堂兄，这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叫罗伯特的人已经年约四十，当他傍晚（早不行，他是律师，很忙，既忙于工作又忙于娱乐），当他下午五点以后来到索菲亚游泳学校，三两下脱了衣服，便跳入水中，像一头美丽的野兽那样有力地在那里来回翻滚，只见水珠飞溅，目光炯炯，转眼就游得很远，向堤坝处游去——这真叫律。而半年后他死了，被医生折磨致死。一种神秘的脾脏病，人们主要用注射乳液来治疗，明知什么都无济于事。”关于他的状况他也写了很多，关于当时的需求、药物、变化。他要求弄“那么一顶从水中捞出的大礼帽”。其间有些话如“国王们的儿子们”，“向着深处，向深处的港口”。他很疲倦，很不耐烦。但时而又出现了：“马克斯5月27日生日。”“经常给护士一点酒喝。”“在这里赠礼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么点内行。”“赠送是一种幸福，这肯定能给他人、真正地在一瞬间带来快乐。”“当心别让塞在花瓶里的最下面的花受罪。怎么能让它们受罪呢？用碗作盛器也许真是最佳方法。”5月11日，星期天，我前往维也纳再次探望弗兰茨。发生了一幕奇特的场面。当我星期六下午到编缉室去时，有人招呼我，“快接电话去，一位女士刚从维也纳打来的。”大衣都没脱，我赶紧跑到电话间。是朵拉，她用这话问候我：“你刚才打电话来过。”我：“没有，这会儿我刚到。”朵拉：“布拉格来电话。是布拉格日报。所以我问问你。”我多方努力，这件事却始终是谜团，因为《布拉格日报》虽然常打电话去维也纳，但从不打到基尔林。卡夫卡的妹妹中也没有一个在那天打电话去基尔林。这次基尔林之行以特殊的方式笼罩在死亡的信号中。我刚要离开住房时，听说我们这儿一个年轻人在他的住处滨海死亡。火车上一个身穿黑色服装的女士与我搭话，我没有马上认出她来。那是图萨尔部长的遗编，她向我述说她丈夫之死，述说她的不幸。在维也纳我未同任何人说话，只是从火车站赶到旅馆，从旅馆赶到火车站。早晨我坐第一班级列车前往修道院新堡，从那里前往基尔林。待到晚上，再坐车前往维也纳，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上午弗兰茨精神清爽，与所有医生证明相反，我觉得他的情况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们谈到了我们下一次的会面，我计划作一次意大利之行，此行将再次经过维也纳。朵拉首先告诉我的，弗兰茨向我证实的（他不能多说话）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他想与朵拉结婚，写了封信给她虔诚的父亲。在这封信里他阐述道，他虽然以朵拉父亲的标准来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犹太人，但却是一个“忏悔者”，一个“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这个虔诚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那位父亲拿着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权威对他来说高于一切的“给盖勒尔·莱伯”那儿去了一次。这位拉比读了这封信，扔在一边，言简意赅地只说了一个“不”字。不作进一步解释。他从来没有解释的习惯。这个神圣的拉比的“不”字通过弗兰茨马上到来的死亡得到了证实；那位父亲的回信在我到达前刚刚寄到，并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话题，弗兰茨已把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他微笑着，但显然受到了影响；我们尽力使他转到别的思路上去。但一会儿后，朵拉就把我引到一边，悄声告诉我，每天夜里有一只猫头鹰出现在弗兰茨的窗口。这死亡鸟。

但弗兰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准时性毫不抗拒地遵守医嘱。假如他以前就认识了朵拉。他的生的欲望就会产生得更早，产生得及时并更强烈。这是我的印象。—一这两个人般配极了。朵拉掌握的东方犹太人宗教传统的丰富宝藏是令弗兰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这位对西方又比的一些伟大之处尚一无所知的年轻姑娘．对这位伟大的老师之爱和尊敬也丝毫不逊色，她同样爱着他梦幻般的、奇特的想象，这些想象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她。他们经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乐。我还记得，一次他们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个脸盆之中，并称之为“我们的家庭浴池”。朵拉对这位病人的关怀备至今人感动．而他一切活力的姗姗来迟的觉醒也令人感动。朵拉告诉我，当契阿斯尼教授（那时已是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弗兰茨说，他脖子里看上去好一点了的时候，他高兴得哭了。他一再地拥抱她，告诉她，他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渴望活下去，渴望恢复健康。我愿将此与我们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较，那次火车旅途中有两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卡夫卡谈及汉姆孙的《大地的祝福》，他详细地分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有时甚至违背作者的意愿）一切恶都来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气说：“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这么多车站，走得太慢了！”而现在，在死神降！临的时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长逝。尸体置于密封的棺木中运回布拉格，6月11日四点安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犹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边缘告近一个大门的地方。当我们五点一刻走回吊丧的房子——旧环城路弗兰茨的住处时，我们看见，市府大楼上的大钟停在四点钟的位置，时针始终还指着这个时辰。——弗兰茨的父亲和母亲后来在同一个坟墓中安息。

关于弗兰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绝大部分从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报道中获悉有关情况并陈述于下。

星期一晚上弗兰茨状态很好，他情绪愉快，对克洛普斯托克从城里带回的一切都表现出欢喜之情，吃着草毒和樱桃，捧着这些水果闻了很久，享受着它们的芬芳。在最后几天中他对一切都是这样以双倍的热情享受着。他希望看别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还有啤酒），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他分享着他人的享受。在最后几天中他谈了许多关于饮料和水果的话。

星期一他还给想要到基尔林来的父亲写了下面这封信——一个自我控制和孩子之爱的文献，可与之相比的只有比如海涅在他的病房里寄给其母亲的信件，为了不引起丝毫不安。信的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父母，关于你们有时来信提到要来看我的意图，我每天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该是多么好啊，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布拉格的相聚不能算，那是一种住宅干扰。可以算数的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宁静地共度了几日。我根本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除了有一次在弗兰岑温泉度过的几个小时。再就是像你们信中写的，一起喝“一杯好啤酒”。从这里看得出，父亲对荷伊立根不太感兴趣，从啤酒的角度考虑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再说，我现在在炎热的日子里经常想起，我们有一次共同成了有规律间歇的喝啤酒者，那是在很多年前，当父亲带我去民用游泳学校时。

这一点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是赞成这次来访的理由，但反对的理由太多了。首先，父亲由于护照难办而很可能来不了。这样当然会失去这次来访很大一部分意义；而老是由父亲陪伴着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会过分地关照我，过分地为了我而来，可我总是那样不很美，根本不值得人家一顾。初到这里和维也纳各方面的困难你们是知道的，这些困难使我的健康受到一些损害，它们阻碍了热度的下降，并使我进一步衰弱。咽喉问题引起的吃惊在最初阶段造成的衰弱超出了疾病本身带来的后果。

直到现在我才依靠人们在远方根本想象不到的朵拉和罗伯特这样的帮助（没有他们真不堪设想！）摆脱一切衰弱。干扰现在也还存在，比如前些日子患的肠炎，至今尚未消失殆尽。这一切凑在一起，使我尽管有这样好的帮手，尽管有美好的空气和食品，尽管几乎每天沐浴在新鲜空气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好转，总的说来还未出现如当时在布拉格那样的转变。此外你们还要考虑到，我只能轻声说话，即便如此也不能经常讲，考虑到这点你们也会愿意推迟来访的。一切都处于最佳开端中——最近一位教授确定咽喉中有很大的改善，因为正是他这么一个非常可亲的不自私的人——他每周开汽车来一次，要求我做一切……所以他的话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我已说过，一切处于最佳开端，但最好的开端毕竟只是开端而已。假如向来访者（甚至像你们这样的来访者）展示的不是明显的、无可否认的、用外行眼光也看得见的进展，那么宁可别来。我们是不是暂时不要见面呢，我亲爱的父母亲。

别以为你们到此能改善或丰富我的治疗条件。虽然疗养院的所有者是一位年老有病的先生，他帮不了很多忙，而与那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助理医生打交道友谊的性质多于医疗的性质。但是，不时有专家来查看，此外罗伯特总是在这里，他不离开我，他不去考虑他的考试，却以全副精力为我着想；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很信赖他（我感谢艾尔曼副主教为我找来了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教授），他当然还不能开车来，而是节俭地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每周三次离城前来。

星期一（据说包括星期二早晨，但我几乎不能相信）弗兰茨修订刚收到不久的他的最后一本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初版。他就小说顺序的排列提出意见，对出版社没有足够地重视他的一些意见，表现出他的心受到了伤害。朵拉有一次说得很对：“其实他希望受到非常的尊重。假如别人对他很敬重，那么事情就会万事大吉，他对外表形式就那么在意。假如别人不这么做，他就感到深受伤害。”夜里十二点他入睡了。早晨四点克洛普斯托克被朵拉叫到房间里，因为弗兰茨“呼吸不对劲”。克洛普斯托克知道这是危险的信号，叫醒了医生。医生给打了一针强心剂。围绕着是否使用吗啡展开了斗争，弗兰茨对克洛普斯托克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第二针打完后他说：“别骗人说您给我的是对抗的药物了。”然后便是那句已经提到过的警句：“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他们给他打了潘托苯，他很高兴：“这就对了，但要多一点，多一点，这么些不起作用。”然后他缓缓入睡了。他最后几句话是对他的妹妹艾丽说的。克洛普斯托克扶着他的脑袋。卡夫卡一直最担心传染给别人，他说（这位医生朋友在他眼里变成了妹妹）：“走开．艾丽，别这么近，别这么近—一”克洛普斯托克微微抬起身子，他感到满意：“对了——这就对了。”

还在这些最后的场景之前，他粗暴地示意女护士走开。“他从来没有这么粗暴”，克洛普斯托克对我说。然后他用全力拉掉了心脏助搏软管，扔在地上：“现在别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当克洛普斯托克从床边站起，想要清理一下针头时，弗兰茨说：“您可别走。”这位朋友回答说：“我不会走的。”弗兰茨以深沉的嗓音说：“可是我要走了。”

这里摘录克洛普斯托克6月4日从基尔林写来的信中的一段，他那典型的匈牙利德语保持原样。“可怜的朵拉，噢，我们大家都可怜。世界上还有谁像我们变得这么可怜——她睡了一会儿，可就是在梦中她也不停地嗫嚅着，只听得明白：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时，我答应她，今天下午再到弗兰茨那儿去。她就这样躺下了。说到他，‘他是那么孤单，孤单极了，我们无事可干却坐在这里，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一个人在黑暗中，无遮无盖。——噢，我的好人儿，我亲爱的你。’就这样翻来覆去。我们这里的情景难以描绘，也没有必要描绘。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爱情。理解这一点的只有很少的人，而这样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但您是的，对不对，您是的，您会理解的！……我们还完全不明白，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清楚，而同时又昏暗了下去，揪心的痛楚。他还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尤其不明白。现在我们又要到他，到弗兰茨那儿去了。他的脸是这么呆板、威严、不可接近，他的精神是那么纯洁和威严。威严——一张国王的脸，出身于最高贵、最古老的家族。他的人的存在之温柔消逝了，只有他无可比拟的精神仍然构成他呆板的珍贵的面孔。美得就像一尊古老的大理石胸像。”

第八章 补遗：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

很少有作家经历过像卡夫卡现在经历的命运：生前几乎完全默默无闻，而死后很快便世界闻名。

对手弗兰茨·卡夫卡来说，这种命运的刻薄由于他对荣誉持全然无所谓的态度而得到缓解。在他心目中，写作（在他一篇日记中这么写着）是“祈祷的一种形式”。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无暇的一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世界对他怎么想。他只是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个问题。充斥他心中的是对伦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是人应该达到而实际上几乎达不到的境界；是一种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痴状态的冲力——不能容忍罪恶，容忍谎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骗又不能容忍对他人的刻薄。这是一种经常以自我鄙薄为形式出现的冲力，因为卡夫卡仿佛是用显微镜观察他自己的弱点，渴望与纯洁、神圣获得最紧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这被冠以“不可摧毁的东西”。这种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据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托尔斯泰的人。“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卡夫卡以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观。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句话。

卡夫卡生前的状况便是如此。

在他死后，一开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遗作。每一本我几乎都必须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我试图引起一些名人对这些出版物的兴趣。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写信对我说，可惜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卡夫卡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这个人物上的耀眼的灯光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但只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诲的那个“不可摧毁之物”，对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难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轮廓将自己会显现出来，尽管这个轮廓今天还是那么有争议。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机会描绘出本质的、正确的轮廓来，自是令人高兴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些曾与卡夫卡有个人联系的证人出来讲话的话。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忆卡夫卡》一书，这是卡夫卡的一个朋友（弗利德里希·梯伯格，现在在耶路撒冷）写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侣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伦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暂的逗留中，在公众演讲和私下谈了许多她与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数由费利克斯·威尔奇记录了下来。加入这些证言行列的有玛尔特·罗伯特关于朵拉的报道，还有古斯塔夫·雅诺施值得注意的记载。雅诺施的记载之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记下了卡夫卡的言论；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讲话之后马上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了解歌德这个真实的非凡人物的无法估价的源泉。雅诺施自己在他的书的“前言”和附录的“说明和解释”中介绍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谈话录》的产生经过以及手稿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这部手稿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它是怎么补充了从1920年3月底以后这段时间里，即从雅诺施认识卡夫卡的那天起，我们对卡夫卡生活的认识。关于这段时间直到不久前还没有很多出版物提及。雅诺施的记载填补了这个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终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是以这几句话开头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您离开这里前不久在布拉格日报’上报道过的那个音乐家；也就是促成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捷克文译本在弗罗里安那儿发表的那个人。”写信者问我，他是否可以把他“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日记记载”寄给我，他在为此找一家出版社。“弗兰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时代——而且不止于此。您可以想象我的紧张心情，”在雅诺施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这么写道。

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达。而由于我当时工作繁忙，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读。最终还是我的女秘书爱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兰茨·卡夫卡的遗作中鼎力协助，使我欠她无限的情）拿去了这部著作，并在读后告诉我，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重要的著作。于是我开始读这些记载，其充实的新鲜内容向我涌来，令我惊讶，而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无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种天才的印记。就连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讲话方式，他边说话边作手势的那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灵活现。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过来，刚刚走进我的房间。我重新听到他说话，看到地闪闪发亮的活跃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觉到他安静的、痛苦的微笑，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动。

此后不久，朵拉·笛芒来此探访，她多次来看我，有一次我给她念了雅诺施这本尚未出版的书的片断。她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诺施保留下来的一切文字中她认出了卡夫卡那无可替代的风格及其思维方法。她在这本书中感到真正地与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动。于是这些谈话的真实性得到了两个证人的证实；不久又来了第三个人。卡夫卡的《致密伦娜书简》问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没有见过。现在我读到这些信件了，依我看，这些信属于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情书之列，足以与朱丽叶·德·莱斯庇纳斯那些灼热而谦卑的书信相媲美。这里，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谨的年轻人古斯塔夫·雅诺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诗歌送交给他极尊敬的卡夫卡评阅，同他一起讨论，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干的思想和爱好之中，这种征求意见明显地打扰了他。雅诺施记载中涉及的整个对话局面当然只是他从一个方面看到的，而从另一个精度，从对立的方面看是掺杂着讥讽的滴剂的，却正因为如此而更证实了其真实性。

此外，雅诺施在我于1937年发表的卡夫卡传记中已经首次被提及，当然只不过在比喻中，说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亲的形象出现，没有提到名字。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办公室内的同事们，即工人工伤保险公司的同事们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乱的心灵”。我举例谈到一个监察员，弗兰茨曾将他的记事本转交给我。现在我又找到了那个记事本，在现在这个时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记事本开头写着这么一句话：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见上面第三章）。这本记事本的充满幻想和独特思想的编撰人不是别人，正是雅诺施的父亲。我既结识了父亲，稍后也认识了儿子。人们会注意到，雅诺施一书的诠注落款是“阿尔玛·乌尔斯”这个笔名，这便会令人感到与刚才提到的记事本有联系。父亲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异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题，在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记载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现（这里可对比卡夫卡关于雅诺施父亲的评价，见《致密伦娜书简》第121页）。对卡夫卡来说，他同雅诺施交往的整个时期处于“密伦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这个命运攸关的信号之下。雅诺施于1920年3月底认识了卡夫卡。卡夫卡日记从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这段时间是个空白，与此有关的本子或散页无处可找。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记都交给了密伦娜。有可能他那时正好将与这一伟大的爱情插曲有关的部分毁掉了。他死后，密伦娜把这些日记带给了我，还有长篇小说《失踪者》和《城堡》的手稿，这些保存在她那里，指定要交给我的。密伦娜在卡夫卡死后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为倒数第二封摘引于下。卡夫卡在日记中以m．标示密伦娜，有关的笔记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处，在弗兰茨暂住过的小房间里）找到，可循迹至1922年5月。那种一开始即成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热的关系很快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恳求我阻止密伦娜再去看他。读者在将载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书中见到这篇东西。

这就是雅诺施交给我们的谈话内容之暗淡背景。对当时充满心中的巨大苦恼卡夫卡只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观地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出现，以纵览的方式关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阶级以及各宗教间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几乎所有情况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记本前或在与最亲密的朋友谈话时。

雅诺施转达的卡夫卡的话给人以真实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讲话风格那种不会误认的标记，这种风格也许比他写作的风格更简明，更精确，对于卡夫卡来说，要说什么没有意义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从未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不深刻的话。即使在他谈论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时也同样如此。对他说来（也同样对正在与他谈话的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日常。他从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轻快地从他嘴里涌出，他的话在胚胎状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诞生，根本无须去寻求奇特性。当他没有重要的话可说时，他宁可闭口缄默。在同雅诺施谈话中的素材范围也是我自己在无数与卡夫卡的谈话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难地认出这些话题素材正是卡夫卡关心的核心范围。

在我的卡夫卡传中我仅以一段简短的解释将雅诺施作证的这一整段时间一笔带过。由于那时密伦娜还活着，我有所保留。在那以后，我们从玛加蕾特·布伯一诺伊曼的书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营中的可怕的死亡，还有她感染所接触的所有人的那种神奇的、鼓舞的力量。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记）曾将她的品质说成“无所畏惧”。现在卡夫卡给她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她的手段，此外还有维利·哈斯撰写的跋和密伦娜这个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画。在一定意义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诺施的记载中反映了出来，尽管她的名字从未被提到过。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对雅诺施讲过的许多话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须考虑到，在卡夫卡当时特别用心考虑犹太人问题的时候（如对话所示），他爱上了密伦娜这么一个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两个女友都嫁给了犹太人。密伦娜的丈夫也是犹太人。为了跟他结婚，她与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为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父亲这个捷克人之间爆发了最激烈的冲突。卡夫卡处在这样全新的、激动人心的环境中，面临这样的抉择，使他能更深入地观察犹太人问题。

在读了雅诺施的《谈话》及《致密伦娜》后我才明白，卡夫卡伟大的长篇小说《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撇开《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广泛、甚至包罗万象的宗教内容不谈，不可忽视传记住这个前提。推诺施无意中为帮助理解这些内在联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这些内在联系，密伦娜给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对卡夫卡作了广泛的分析，谈到了他与她的关系）和我自己关于卡夫卡生命的那个阶段的笔记，以及密伦娜口头对我的叙述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k．），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坚定，她想永远属于他，并通过这一点引导他回到质朴和直接的真实生活中来。可是就在k．取得进展，抓住伸来的手的同时，对那个女人产生影响的先前的联系又冒了出来（“城堡”、民众、社会，尤其是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梦想中的幸福很快便告终结，因为k．不愿只获得一半权利，他希望的是独自将弗丽达娶为妻子，而不能让她老是为“城堡”的信使们，那些谜一般的助手，为克拉姆所占有。可是她却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城堡”的势力范围中去。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楚起来，k．心中整体获救的愿望之火燃烧得远比弗丽达坚决，弗丽达心中的愿望像点燃的稻草般一烧便尽，或者很快就失望了。密伦娜口头告诉我，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地产生兴趣。

这部长篇小说和亲身经历的平行线还可以画得更远，可以看到k．身上自我折磨的特征强烈地显示出来。在长篇小说中他把自己看成是一手制造一个邀请、一个职位之任命的假想的骗子。劝他们断绝来往的密伦娜的女友们在长篇小说中夸大地上升为神话般的、命运女神般的女店主形象。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悲剧中的合唱队。弗丽达在奥尔加（在长篇小说中）面前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妒忌和蔑视，反映了密伦娜对卡夫卡当时的未婚妻j．w．的态度。她断然要求卡夫卡与w．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她的这个要求提得十分尖锐，甚至不合理，卡夫卡自己就曾这么指出过，尽管他还是听从了她。被社会遗弃的奥尔加一家同样也要去迎合现实。像这种现实主义的砖石在《城堡》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而整个建筑物大大高出一切这类砖石，作者把人间所有零碎部分富有想象力地改造一番，堆成高大的整体。假如人们看到了这个给人以强烈预感的、始终在模糊的光线中晃动而又有效地发出预言的整体，看到这整个建筑物，人们自然会更加为这部长篇小说深深吸引，产生无穷的赞赏之情。生活中的细节对于产生一部文艺作品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估计过高；但如果完全忽视其重要性，那么非常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

长篇小说《城堡》构成了《谈话录》以及《致密伦娜》的布景和舞台。卡夫卡是在1921和1922年之间写这部小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从事于这部小说之写作的第一个日期是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在这天将这本即将写出的书开头相当大的一部分念给我听。相似的主题当然在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比如1914年6月11日：村才子里的诱惑d。卡夫卡1917年在屈劳的经历构成了书中的环境；我甚至可以证实其材料与他中学时代的读物的关系（同博切娜·汉姆可娃的优美的捷克文长篇小说《祖母》就有关系，在那部小说中，同样有一个给人以陌生感的宫殿统治着一个村庄）。密伦娜的信也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古典女作家。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们承认，仅仅通过同密伦娜相识，所有在作者心灵中早已形成的容器才装满了沸腾的内容，这种内容使他如痴如醉，使他产生了创作《城堡》这部长篇小说的灵感。在产生《城堡》的那个时期，除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件和密伦娜致我的信件外，雅诺施的回忆也成了极重要的文献。由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卡夫卡的日记完全中断了，而在此后不多的几年中也残缺不全。因此雅诺施的回忆就更显得重要了。

我将在此首次发表的密伦娜给我的八封信让我们深入地看到她与卡夫卡之间的整个关系，并且是从女方的角度出发看的。这样它们便在重要的特征上补充了由《致密伦娜》画出的这个爱情的画面。

第一封信落款日期是1920年7月zi日，是（同第二封一样）用德语写的，我将不作删改地抄录于下。第三封到第六封信（包括第六封），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是由密伦娜投入其全副身心热情奔放地草就的，显示了她美丽的捷克母语，我在此将尝试着译出来。随着与弗兰茨关系的弦断音绝，密伦娜显然对我也更加有所保留了；所以她的最后两封信又回到了德语，她的德语比她的捷克语表达方式显得保守些。

关于密伦娜的捷克语在此再说几句。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而且不是她家庭中唯一的一位。关于同一姓氏的另一位女作家，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她的姑母；由于她捷克沙文主义的、小市民的思想意识，她在我们的圈子里是受非议的。相反，密伦娜则经常为布拉格自由派的日报《论坛报》撰稿。这份报纸是由感到自己是捷克人的犹太人，即激进的同化论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者们创立的，这成了文学上颇受重视的一张报纸，捷克最杰出的作家中有许多人参加该报的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密伦娜从维也纳寄文章来，至少每星期天在这份报上发表一次。卡夫卡常以极大的热情跑到一个报刊亭去，看看新的一期上有没有密伦娜的文章，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密伦娜写关于在维也纳的生活的报道，社会圈内的交谈，关于书的事，关于女式时装，关于日常新闻，此外还有一般的心理学观察。卡夫卡简直找不到足够的赞美言词来形容这些文章的精巧、活力、风格之轻松自如。他常将它们同他心爱的作家之一冯塔纳的书馆和游记相比。他买来报纸，大段大段地朗诵给我听；我承认，这些受到称赞的描述设有什么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什么也没有在记忆中留下。当然可能责任在我这边。看来应该花力气把密伦娜这些记者文章找出来，收集起来；因为卡夫卡对其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显然并非仅仅出自爱情，而且也是出自对密伦娜写作质量的客观评价。他关于文学事务的判断总是极其独特、精确的，失误非常少见。在出现失误的地方（比如对格里尔帕策的《可怜的乐师》的明显错误的评伦，《致密伦娜》一百零一页，甚至说它是“浅薄的、矫揉造作的”—一据我看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再说也与卡夫卡自己在日记中及口头上对《可怜的乐师》的激动的评价相矛盾），必须始终考虑到，卡夫卡出于自我憎恨攻击某个作者的观点，实际上认为必须批判的是自己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与作者共同进行的自我对号入座。

据我所知，密伦娜没有出过书籍形式的作品，译作除外。

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于古怪的事情开头的。有人告诉我，在布拉格旁的维勒斯拉文精神病院里多年来关着一个不幸的人，他家里人关心他的囚禁状态。那人要求我开始为营救无辜受害者干点什么。卡夫卡告诉我，以前密伦娜也在这病院里待过，认识了队队先生。所以我写信给密伦娜，请她谈谈有关nn．的情况。我以前认识密伦娜，经常与她匆匆见面，那是在韦尔弗或作家保尔·科伦菲德组织的社交场合中。我知道她在维也纳同韦尔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过着极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华横溢、知识丰富，也搞些哲学研究（逻辑斯谛论者），被人们称为“行家波拉克”，他对她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对其他女人也同样）。可引为对照的是《城堡》中许多处于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伦娜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投入波拉克怀抱的；也许她被迫居留维勒斯拉文与她家里人把她同波拉克分开的企图有关。波拉克同时与维也纳一个非常美丽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着爱情关系，这个女人与另一个人有着暧昧关系，与之结了婚。波拉克想干什么就明目张胆地去干，丝毫不考虑密伦娜的感情——而她看来对他的无所顾忌深感痛苦，却似乎同时又爱这种折磨。她必须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她说到过，有时她在维也纳一个火车站为游客提箱子，为求一饱。布拉格她那百万豪富家庭许多年内不给这个“失去的女儿”任何资助。弗兰茨是在她这样的困境中认识她的。当他1920年上半年从美兰休养后回到布拉格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这个平常多么平静的人那样幸福、那样兴奋地叙述着与密伦娜在维也纳度过的日子。然后他每天给她写几封信，也收到许多来信，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有时干脆电报往来。我不得不经常到弗兰茨的办公室（工伤保险公司）去找他，帮助他打发等待密伦娜的电报的漫长时辰。我发现，这种可怕的激动无疑给他已被疾病动摇了的身体状况带来可怕的恶化。作为我的朋友的忠实助手（后来他在我的关情问题上作了同样的贡献），我劝说密伦娜以轻松些的方式对待病人。对此，密伦娜寄来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气氛还相当安宁；这表现在这第一封信在开头和主要部分谈的是一件远离切身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又强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为正是他不断地催我为那个被医生关起来的n．n先生插手干预。那时我们俩还有足够的精力，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们在保险公司走廊里不祥地回响着的脚步声依然在我耳边震荡。只有在上午弗兰茨才必须在那座陈旧的大楼里坐着度过办公时间，但那时他下午也在办公室里度过，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密伦娜的电报或急信到来。

密伦娜给我的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始的：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希望我提供某种证据，证明n．n．先生在维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诉您的有关当局的事没有多少确定的、成熟的东西，尽管我非常愿意这么做。我从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逗留在维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别墅中，我能为他做的一切无非是：我数次借书给他，他数次使我被关起来；也就是说，他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一旦发生了他与任何人交谈的事，即使内容无关紧要并当着护理员的面也不行。那么一来，所有的人都会被关起来，护理员被解雇。

接下去描写了那被囚禁者所处的糟透了的处境。一句也许包含切身经历的典型的话是：“精神病学如果被滥用，便是一门可怕的学问。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话都可以成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实便是如此，而n．n先生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同样能生存。但我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我的干预一无成效。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封信在结尾部分自己把话题转到了弗兰茨身上，密伦娜总是把他称为“弗兰克”。

我对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从来无法从弗兰克那里得知他的近况。他总是告诉我他的情况“好极了”，这个可爱的人，他总是说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宁静得不能再宁静等等。我请求您，真的请求，请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觉到他在受苦，为我的缘故肉体在受苦，请您马上告诉我。我不会对他说我是从您那儿获悉的；假如您答应我，我心情会平静一些的。我将怎么帮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帮助他，这我知道得很清楚。

弗兰克说，必须“爱您，为您而自豪、钦佩您”，现在我做这一切，并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首先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谢。

我在回信中没有隐瞒，卡夫卡的状况在最近恶化了许多。7月29口密伦娜写信给我：

我确实非常恐慌，我不知道弗兰克的疾病是这么严重。在这里时他真像个健康人，我根本没有听到过他咳嗽，他精神焕发，心情愉快，睡眠香甜。您感谢我．亲爱的、荣爱的马克斯，却不是谴责我已经很久没到他身边去了，谴责我坐在这里仅仅写写信。我请求您——我为此请求您：别认为我是个坏人，别认为我心情轻松。我在这里。心都碎了，完全绝望了（别告诉弗兰克！），手足无措。可是您写道，弗兰克确实需要我，从我这儿得到点什么，某种好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真的马克斯。弗兰克无疑会到什么地方去，我将为促成此事尽一切力量。假如没有其他办法，那么我就在秋天自己到布拉格去。我们会送他离开布拉格的，对不对？我也希望，他在别的地方将很平静，心灵处于好的状态。我（这用得者说吗？），我将为此尽一切力量。

我的婚姻和我对丈夫的爱情的故事十分复杂，在此一言难尽。不过这事使我现在难以脱身，也许我永远不可能，我——不，语言是愚蠢的。但我不断地为我自己寻找出路，不断寻找解决办法，不断寻找善与正确。马克斯，请您相信，我不会让弗兰克痛苦的，请您相信我，这一点对我来说比世上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

现在您在他那里。有什么消息您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您会严厉而真诚地对待我的，对吗？我今天感到轻松些了，因为我有了您，因为我不再那么过于孤独了。

等您回来，请您来信告诉我旅行的外界条件（比如办公室），再就是什么是必须为此做的事，怎么做？尤其是：从医生的诊断看他是否有恢复健康的可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写这些干嘛？关键是让他离开那里，而他会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我非常感谢您。我真的深深地感激您，您在信中对我这么好。请您原谅我称您为马克斯，弗兰茨是这么说的，而我已经习惯了。

致衷心问候！

密伦娜·p

这里逐字逐句、不加删节地刊载了第二封信。我只是省略了密伦娜画的许多语气加重线。此外，我觉得她的笔迹与托马斯·曼的笔迹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托马斯·曼的笔迹（尤其在早期）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封信的开端涉及的是我的一本书，密伦娜非常赞赏它。接下去她写道（我从捷克语译了出来）：

我真想夜以继日地答复您的信。您说，为什么弗兰克畏惧爱情而不畏惧生活呢？然而我想，事情不是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与对所有其他人完全不同，首先，金钱、交易所、外汇中心，甚至一台打字机在他。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事物（事实上它们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其他人没有感觉到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最奇怪的谜，他面对它们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不同。比如他的公务员工作是一种普通的履行职责吗？在他眼里机关（包括他自己的）是那么谜一样，那么值得欣赏，就像一个孩子看待火车头一样。他弄不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您曾同他一起去过邮局吗？他按照格式写好电文，摇着头去找他最喜欢的一个小窗口，于是（丝毫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直到碰到合适的，然后他数好钱，拿到找头，点一点收到的零钱，发现人家多给了他一个克朗，把这个克朗还给坐在窗后的小姐。然后他慢慢走开，再点一遍钱，在最后一道楼梯上他发现那给还的一个克朗仍然应该是他的。这会儿您站在他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两脚交替落地，考虑该怎么办。走回去是困难的，上面挤着一准入。“让它去吧”，我说。他震惊地看着我。怎么可以算了呢？他并不是为这个克朗难过。但这样不好。这根本不是一个克朗的问题。怎么能听之任之呢？他就此说了很多，对我非常不满。而这样的事重复发生在每个饭店里，在每个女艺丐那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一次他给了一个女乞丐两个克朗，想要收回一个。她说她没钱找。我们在那里站了两分钟，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后来他想起来，他可以把两个克朗都给她。但刚走开几步，他就变得闷闷不乐。而这同一个人不言而喻会毫不犹豫地、激动地、非常愉快地给我二万克朗。可是假如我请求他给我二万零一克朗，我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换钱，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把二克朗换成两个，那么他就会认真考虑，他应该怎么处理不该给我的那个克朗。他对钱的狭隘几乎同对女人的狭隘一样。他对机关的恐惧同样如此。有一次我给他打电报、打电话、写信，恳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到这里来一天。当时对我来说非常必要。我拼命诅咒他。他几夜睡不着，折磨自己、写了一些充满自我践踏的信来，但人没有来。为什么呢？他不能请求休假。他不能向经理——即那个他从内心深处（真实地！）钦佩的经理，因为他打字速度快——他不能向他说，他要到我这儿来。找别的什么借口——又是一封震惊的来信——怎么说呢？撒谎？对经理编个谎言？不可能。假如您问他，为什么他曾经爱他第一个未婚妻，他回答：“他是那么会做生意。”说这话时，他的脸由于敬重而放光。

噢，不，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是谜一般的，始终如是。是个玄奥的秘密。是某种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他从感人的、纯洁的质朴性出发给予高度的估价，因为那是“会做生意”的。我对他谈到我的丈夫，谈到他一年里上百次地做不忠于我之事，他以一种方式吸引着我和其他介入。这时他脸亮起了同样的敬畏之光，就像那时他谈到他那字打得很快，因而是个杰出的人的经理时一样，就像他说他的未婚妻“会做生意”时一样。这一切于他都是某种陌生的东西，打字打得快的入、有四个情妇的人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正如在邮局里误付的那个克朗和多给女乞丐的那个克朗是不可理解的一样．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那都是活的。但弗兰克不懂得生活。弗兰克没有生活的能力。弗兰克永不会健康。弗兰克将很快死去。

事情显然是，从表面现象看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不如何时已在撒谎中找到了避难所，避到了目不见物、精神激昂之中，进到了乐观主义、具有某种信念的场所，遭到了悲观主义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逃到某种避难所之中，没有找到任何避难所。他绝对没有撒谎的能力，就如他没有灌醉自己的能力一样。他没有一丝一毫庇护，没有栖身之处。他就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处于穿着衣服的人们中间。甚至那一切，他所说的、他本身所是的、他所度过的一切都还不是真实。便是这么一种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摆脱了一切可以帮助他改写生活的附加因素——无论在美好或在困苦状态下，都是一样。而他的苦行主义毫无英雄气概——因而更显得伟大和崇高。任何“英雄主义”都是谎言和懦弱。这不是一个将其苦行主义作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的人；这是一个由于其可怕的洞察力、纯洁性和无妥协之能力而被迫采取苦行主义的人。

世上有非常聪明的、但也不愿妥协的人。但他们戴上了魔幻眼镜．从而看一切东西都不一样了。他们因此而不需要妥协。于是他们会飞快地打字，能拥有女人。他则站在他们旁边，惊奇地看着他们，看着一切，包括打字机和女人。他永远不能理解。

他的书是令人惊讶的。他自己则是更令人惊讶得多。我非常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祝您一切顺遂。假如我到布拉格来，我可以来拜访您吧，对吗？致最衷心的问候。

下一封信没有写日期，那是一声狂野的绝望的喊叫。密伦娜收到了卡夫卡从塔特拉疗养院寄来的绝交信。她摘录了他写给她的话：“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原因很清楚；密伦娜想每隔一段时间同卡夫卡会一次面。但她不打算离开她的丈夫而始终同卡夫卡生活在一起。可是卡夫卡不能满足于一种婚姻替代物，对他说来，婚姻作为同妻子和孩子们的命定的组合．意味着生活中最神圣的峰巅。当时，在卡夫卡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下，也许完全不去考虑婚姻问题是明智的。只有某种不现实、不理智的事情的实现，只有一个奇迹才能拯救他。卡夫卡在寻找这个奇迹；后来他确实在朵拉·笛芒身上享受到这么一种奇迹的余晖；而密伦娜由于其完全接近现实的个性不能将这种奇迹带给他，尽管她作出了很大努力，尽管她已经那么接近于打破一切事件的框框。“我有罪还是无罪？”她在这封感情如暴风雨般的信中问我（信里她将许多处涂抹得无法辨认）。她想要从我这里得知，她是否也是那些救不了弗兰茨的女人中的一员。

现将这封信全文译载如下：

亲爱的博士先生：

请原谅我不能用德文来写。但愿您懂得很多捷克文，因而能理解我的意思；请您原谅我的打扰。我完全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我的脑子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印象、任何思想，再也不能接受任何印象和思想，我一天所知，毫无感觉，什么也不理解；好像在这几个月中有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撞上了我，但我不知道什么。我对这世界什么也不知道，我仅仅感觉到，假如刚离开我的意识的东西又回到意识中，我会杀死自己的。

我可以告诉您，一切是怎么、通过什么和为什么发生的；我可以向您叙述关于我、关于我的生活的一切；但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手里拿着弗兰克从塔特拉寄来的信，一个足以致命的请求，同时是个命令：“不要写信来，阻止我们再会面。只有这个请求静静地充实着我的内心，只有它能使我以某种方式活下去，其它一切只能继续摧毁。”我没有勇气发出一个问题，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我想要问您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我恨不得把太阳穴按到脑子里去。您只要告诉我一点，您最近曾同他在一起，您是知道的：我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您，别来信给我安慰，别对我说，谁也没有过错，别给我写心理分析。这一切，您听见吗，您要写给我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信赖您，马克斯，在我一生中也许最困难的时刻，天晓得；我请求您也给我以信赖。清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谁是弗兰克；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快要发疯了；我作出了努力，去正确地行动、去生活、去思想、去感觉，根据良知，但不知什么地方存在着罪孽。我想听的是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我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使弗兰克也为我的缘故而痛苦，痛苦过，就像在所有别的女人身上一样，以致他病情恶化，以致他在我面前也要逃到他的恐惧心理中去，以致我现在也必须消失，我是否对此负有罪过，或者这是否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延续。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我必须知道这一点。您是唯一也许知道点什么的人。我请求您给我答复，请您用赤裸裸的、简单明了的、当然也是残酷的事实真相回答我。[三行字画掉，无法辨认］。如果您给我答复，我会非常感激。这将使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从何处下手。此外我请求您告诉我消息，他近况如何？数月来我对他一无所闻。“画掉了两行］。我的地址：m．k，维也纳八区，65邮局，贝诺街。请您原谅， 我不能将这封信誊清；我甚至不能再读一遍。谢谢。密伦娜。

下一封信的声调稍稍平静了一些。然而强烈的激动好像仍然在表层下持续看。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

我感谢您的盛情。现在我已恢复了一点理智。我又可以思索了。这样我并未感觉好一点。我将不给弗兰克写信——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我怎么能那么做呢！假如人类在地球上确实有个任务要去完成的话，那么我在他的身边这个任务完成得很糟。我怎么能那么不谦虚，伤害他，如果我没能力帮助他的话？至于什么是他的恐惧，我清楚得直至最后一根神经。这即使在他不认识我的时候，这种恐惧已经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了。我在认识他之前便已经认识了他的恐惧。我理解了它，却蒙着头不加理会。在弗兰克在我身边的四天中，他抛弃了它。我们曾嘲笑它。我肯定地知道，没有一家疗养院能够治愈他。他永远不会健康，马克斯，只有他怀有这种恐惧。没有任何心理强化能够克服这种恐惧，因为这种恐惧阻碍着强化。这种恐惧不仅涉及我，而是涉及一切厚颜无耻地活着的东西，比如也涉及肉体。肉体过于裸露，他看到它便无法忍受，我当时曾有能力消除这一点。当地感到这种恐惧时，他便看着我的眼睛，我们等待了一会儿，好像我们喘不上气来似的，或好像我们脚疼似的，过了一会儿，恐惧便消逝了。不需要花丝毫力气，一切简单明了，我把他拽到维也纳后面的山丘上去，由于他走得慢，我在前面跑开了，他在我后面迈着沉重的步子追上来。闭起眼睛，我还看得见他的白衬衫和晒黑的脖子，看见他怎么拼搏。他跑了一整天，上山，下山，他在阳光下行走，没有咳嗽过一次，他胃口好得吓人，睡得像个风笛．他就是健康的，他的病在这几天中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小小的感冒，假如我当时同他一起去布拉格，那么我对他来说将至今仍然像当时一样。但我的双脚异常牢固地长在了这里的土地上，我没能力离开我的丈夫，也许我女性味太浓了，以致我没有力量投身于那种生活，我知道这意味着一生度过最严厉恪守的苦行生活。然而在我心中却燃烧着一个无法抑制的欲望，一个对另一种生活的疯狂的欲望，渴望过我正在过和必将过的生活，渴望有一个孩子的生活，渴望一种接近地面的生活。这种欲望在我心里战胜了其他一切，战胜了爱情，战胜了对海阔天空的飞翔的爱，战胜了钦佩，归根结蒂仍是战胜了爱情。就此不管说些其他什么话都行，但只会是谎言。这也还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然而已经太晚了。我心中的这场斗争变得过于清晰．把他给吓着了。这一点正是他从另一方面出发与之战斗了一生的东西。在我这里他可以获得休想。可是接下去它在我这里也开始追逐他了。这与我的意志相违背。我知道得很清楚。发生了某种不可消除的事情。我去做、去完成那么一个行动，我是太弱了，而我知道，这是唯一可以给他带来帮助的途径。这是我的罪过。您也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人们归之为弗兰克的“非正常性”的东西恰恰是他的优点。同他相聚的女人们都是些凡俗的女人，不懂得过与其他女入有所不同的生活。我倒是相信，我们大家、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都有病，而他是唯一健康的、观点正确的、感觉正确的入，是唯一纯洁的人。我知道，他不曾抗拒生活，而仅仅是抗拒这儿生活的这种方式。假如我能够同他一起生活，那么他会同我一起幸福地生活的。但这些我今天才明白，所有这些。当时我是个凡俗的女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一个渺小的、有性冲动的小女人。他的恐惧由此产生。这种恐惧是正确的。难道这个人的感觉还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吗？他比世上所有的人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多一万倍。他这种恐惧是正确的。您搞错了，弗兰克自己不会写信给我的。他没有任何话可写信告诉我的。事实上他在这种恐惧中一句话也没法对我讲。他爱我我是知道的。他心地太善良也太羞怯了，以致他不能终止对我的爱。他会将此视为一种罪孽。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罪人和弱者。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巨大的力量：这种绝对的、不容更改的对完美、对纯洁和真理的需求。事情便是如此。我从骨子里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还不能清醒地去认识它。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有时思想像磨刀时进发的火花般在我头脑中跳跃，而我的心像挂在一个钩子上，您知道吗？挂在一个非常薄的小钩子上，它撕扯着，带来那样薄的、尖锐得可怕的痛楚。

我的健康已经濒临绝境，假如说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的沉陷，那是违背我的意志的。这种阻碍物就是至今载着我走的那个东西，某种极无意识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不由自主的爱。最近我在维也纳另一边某处突然发现了那样的轨道，您知道吗，您不妨设想一下长达几公里的街道，像一条骰子一般的沟——而下面是铁轨、红灯、火车头、天桥、车厢，就是这样一种黑色的可怖的机体，我在一边坐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吸。我想，我会在充斥的痛苦、渴望和对生活的极端的爱中发疯的。我是那么孤独，就像哑巴们那样孤独，至于我在这里对您讲话，那只是因为那些话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已经从嘴里呕吐出来，因为我已经不能再沉默了。请您原谅。

我不会给弗兰克写信的，一行也不写，我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事情。春天我到布拉格来，将会拜访您。如果您能时时给我写信来，告诉我他的近况——我每天去邮局，我改不掉这个习惯——我将非常高兴。

我再次感谢您。

m．p．

还有一个请求：一个很可笑的请求。我的《判决人《变形记》、《司炉》、《观察》这些书的一个译本将在诺伊曼那儿出版——切尔文（cerven）丛书——其装帧将同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布市》一样，您一定知道这本书的。

现在我搞完了——这几个月中我的脑子和心脏遭到啃啮，在这样孤独的情况下钻在他的书中，真是可怕——但诺伊曼要我“对捷克读者先说几句关于他的话”。耶稣基督，要我对人们写关于他的话？再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您能为我做这件事吗？我不知道您政治上是否有反对意见——切尔文是共产党的，可是这套丛书是无党派的。诺伊曼真诚地乐意出版这本小书，为其即将问世而高兴——当然您的名字也将在那里出现，您是否觉得不合适？假如不，那我请求您做这件事。大致写三四页，我将它译出，作为序言放进去。有一次我读到过您的这么一篇文章——为拉弗格写的导言——一篇非常美非常美的文章。您愿意为我做这事吗？我将很高兴。这本书必须以出色的面目问世，对不对？译文是好的。而您的导言一定会出色的。假如您没有政治上的顾虑，请为我做这事。当然这文章必须给捷克读者提供一种信息。可是您不要为人们写，而是为自己写，就像那篇拉弗格导言一样。您在该文中怀着爱，怀着正直的、非常有见解的爱。于是您所说的便非常非常美。要得很急，马克斯，我请求您帮帮忙。我希望能带着这本从各方面看都有分量、都完美的书走向世界。您知道吗，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必须保卫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辩解。我请求您。

请您什么也别告诉f．。我们要让他喜出望外，同意吗？也许——也许他会为此感到一点欣慰的。

好像在密伦娜和我的通讯关系中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间歇，下一封信的开端便将证实这点。我丝毫回想不起，密伦娜翻译的那本书是否真的出版了，我是否写了前言。我手头既没有那本书也没有那个前言。密伦娜提到的另一篇前言是为我同弗兰茨·布莱共同翻译的居勒·拉弗格（1909年）的《风趣的丑角》一书而写的。在发现拉弗格方面走在这之前的是保尔·维格勒，他翻译了拉弗格的《传奇寓意剧》（moralit6sleg一ndaires），可惜译文风格过于夸张，但许多地方译得很出色。依我看，拉弗格是福楼拜之后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今天几乎不为人知（在法国也一样），曾由“法兰西信使”出版（1902年）的三卷本全集已告售罄。什么时候还会再版，并尽可能完整地出版呢？——一然而我离题了。我当然觉得，在美与爱的王国中一切都紧密地联系着，而实际上这是连接人类心灵的唯一真正的桥梁，因此我译的拉弗格著作事实上对卡夫卡及韦尔弗早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下面是密伦娜的第六封信：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离开床，我的肺已经油尽灯枯。医生警告我说，如果我不立即离开这里，我就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给我的父亲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钱给我，我就走。何时何地，我还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来布拉格一次，将不揣冒昧去找您，以求获悉关于弗兰克的确切消息。我还会写信告诉您我何时抵达。但我坚决地请求您，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f。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显然在冬天。由k．st．诺伊曼出版，波洛维出版社，作为切尔文丛书中的一本，斯蒂凡街三十七号，或许您可以去问问他，您可否在出书前将那篇序言单独发表。纸张和钱都短缺，一切都需借以时日，我不愿对您的序言作任何删节（它是那么美）。

我有个印象，好像您在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个印象的，于是从这封信中感到。请您原谅我对弗兰克的“分析”，那是丢人的，我为我竟会这么做感到羞愧，但有时我感到仿佛必须用双手挟紧脑袋，以免其粉碎。

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再见。

您的m．p．

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一开头，第二页）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可惜已毁掉），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1922年2月29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与f．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

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谢您， 10月 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

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著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著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著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1936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m．m．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报道的是：“m．m．夫人被德国人于1944年5月从s．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m．m．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e．pr．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我去接他）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

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

关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后记中也谈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补充可参见我除这本传记外发表的关于卡夫卡的另外两本书：1．《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卡夫卡和托尔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尔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尔出版社，温特图尔和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见221页及其后）；2．《作为弓i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圣加仑。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出版卡夫卡著作的讨论是不着边际的。说穿了只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证十分的把握和天衣无缝。其他任何一种出版方式都必须有所选择。原则上应该区分，一个作者是否已经指定发表某个作品，是否他没有指定发表它，或者是否（这也是第三种可能）他明确指定过不得发表。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他对那种不完美的、悬而未决的、充满矛盾的作品所抱无所谓态度要比对第二种情况的态度鲜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被他找去当参谋），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对他自己交付出版的书精雕细琢，他是怎样一个劲地打开格林词典查找的，他是怎样为一个破折号是用还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论的，等等。所以，让疏忽、明显的语言错误、受捷克句法影响了德文风格的“布拉格德语”及类似的东西原封不动，是违背我的良心的。因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终出版前是一定会把这些疏忽大意之处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过与我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他的意图和语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这类违背他本心的错处。有所改动的只是个别地方，而且仅仅是作者没有修改过初稿中毫无疑问不正确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语的“paar”表达“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说：“nachpaar块hrltten”，向不是说“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时，他总是把这个错误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他的遗稿中碰到这种情况时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来整顿一下。此外，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在一个附录中甚至发表了被他画掉的段落，这些往往能帮助人们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图。也许未来的人们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还会超过我；这是没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刚才提到的我的另外两本书的第一本中（《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还有关于卡夫卡伟大的绘画艺术的阐述；人们至今慨无例外地仅仅视之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会改变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画（他自己多半是往废纸篓中扔的）作为专题著作出版。此外，我那两本上面提及的书是对卡夫卡进行阐释的，但也还有一些传记材料掺在其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1931年）以及以下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释》（《新苏黎世报》1951年io月2o日，此外还发表在《艾卡特》上）、《对一个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谋杀》（对一个错误的解释的争辩，及第二次争辩，发表在《新瑞士评论》二月号与五月号上）、我的著述《此岸与彼岸》（1946年）第一册中的《漫谈基克加德、海德格尔、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艺术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诗歌的独特之优点是我的阐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强调。我对他的诗歌的爱也表现在我将他的两首诗谱写成歌曲（钢琴伴奏或乐队伴奏皆可）这件事上。在我那两本书中，一方面指出他心灵的发展（与对他的形象的静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毁之物”，是信念和对上帝的积极的信赖）与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则为一切怀疑和不安敞开大门）分离开来，我通过这两点来阐释他的世界观。在小说中卡夫卡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这条道路自己显示出来，宣布摆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将卡夫卡这两种世界观机械地分离开来。格言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气来；另一方面，在长篇小说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见希望的目光，并非仅仅是无望的观点。卡夫卡永远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们这么说了，再说一遍，再予以强调，那么人们最终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启示性的、助人的品质；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主要还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问题必然会提出，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层次顺序的区别之原因何在？大体上可以这么考虑：在小说中，也包括在书信和日记中，卡夫卡信步走去，听其自然，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体中（在格言中和一些书信里）则实行自我督检，进行人的自制，试图使自己有所归属，为了一个思想中的或现实中的周围世界的缘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果。这里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针对命运之错综复杂的：人的意志自由；针对罚入地狱的：仁慈；针对绝望的：结束“亚历山大战役”，代之以和平时期的要求，对致密伦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从深处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着的、前进着的、心中充满直至狂野的信赖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最愚蠢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穿过卡夫卡混乱、虚无的世界，轻轻地，但不容置疑地响着对人类这一造物的爱的声音，那种上帝的“力量”（是这么预告的）“尽管如此”不会抛弃这些造物，还为他们祝福。

关于卡夫卡的“简历”

下面的陈述经吉乌塞普·斯蒂凡尼的友好允准，是从他的一篇文章中抽出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弗兰茨·卡夫卡：保险总公司职员》，发表在这个机构总部所在地特利斯特出版的1952年12月的该保险公司内部报纸（“bolletion”）上。除了关于文作学品的诱人的概述外，这篇文章还摆出了传记形式的年代日期。文章告诉我们，卡夫卡于1907年10月2日递交了要求参加总公司工作的申请书，并根据惯例附上了一份简历。“法律实习”一词是指：在奥地利，凡欲当一名律师或获得某种国家的职位的人，大学毕业后要作为记录员或预审法官助理等等无偿工作一年，一部分在刑事法庭，一部分在民事法庭。除此之外，从斯蒂凡尼的文章中我们还得知，卡夫卡在被保险总公司接受前检查了身体，被认为“体质纤弱，然而是健康的”。他身材瘦长，身高一米八一。可1908年7月14日便产生了另一份医生诊断。根据这份诊断，卡夫卡由于神经受损和“心脏极易兴奋的特征”而必须辞职。事实上这第二份医生鉴定大可不必认真看待，卡夫卡想以和平的方式从私人企业转到工作轻松得多的半官方工伤保险公司去。考虑到亲属中马德里的舅舅同保险总公司的管理部门有关系，因此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疾病作为辞职的理由。

简历

我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在旧城大众小学读到四年级，然后进入旧城德语国立中学；十八岁开始就读于布拉格卡尔·费迪南特德语大学。通过了最后一次国家考试后，我于1906年4月1日进旧环城路理复德·略维博士的律师事务所当秘书。6月我通过了历史性的博士学位答辩，同月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我同这位律师先生马上达成了协议，我只在必要时才去事务所上班，以便充分利用时间。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打算在律师这一行久留。1906年10月1日我开始法律实习，直到1907年10月1日。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后记

当我1937年完成这本书的第一版时，我在结束段落中（第七章）已经把卡夫卡引起的强烈反响考虑了进去，这种反响反映在许多语言中，反映在像阿尔杜斯·哈克斯利、安德烈·纪德民赫尔曼·黑塞、马丁·布伯、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弗兰茨·韦尔弗和其他一些这样的人的评论中。自那以后，卡夫卡的影响更加强烈了，给弗吉尼亚·吴尔芙、莱克斯·瓦纳、加缪和许多其他作家和评论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卡夫卡的艺术在许多方面都是独创一格的，尽管并非每一个自认为受卡夫卡影响或写文章谈论他的人对其艺术的宗教深度和脱胎换骨的力量都清楚。经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有些地方有些人只是模仿或分析卡夫卡方法的外表，而不涉及其本质的追求，也许这对某些说了那么多关于他和他的艺术的话的人完全是不可企及的。假如人类能够更好地理解卡夫卡的人品和作品给了人类什么启迪，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所以使卡夫卡的意图更起作用的尝试并没有随着这本书的完成而告终。

第三版后记

我的卡夫卡传的这一版增加了新的一章——第八章，这一章主要涉及的是卡夫卡死后逐渐为人所知的事实，其范围通过一些新的文件（比如密伦娜给我的关于卡夫卡的信）得到扩充。附图也增加了。

此外，我将这本书尽可能保持原样，作为第一本关于卡夫卡的、已完成了其作用的书的原样。个别错处我部分在正文中、部分在注释中作了更正，也增加了一些内容。生平年表包括了在《传记》中没有提到过的一系列日期。这个日期表在此重新得到补充和更正，另外加上新发现的卡夫卡的“简历”，使之而更丰富。我把原来传记中转载的“关于儿童教育的两封信转到刊登卡夫卡所有信件的那本书中去登载了。

卡夫卡逝世即将三十年了。在这段时间中他的著作进入了个大世界和无数崇拜者的意识之中。传记的第一版是在卡夫卡死后十三年时，于1937年由布拉格的亨利希·麦希·孙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于1946年由纽约的孝肯书籍出版社出版。

1954年

布雷齐亚观飞记

1909年9月9日的《布雷齐亚岗哨》激动地报道说：我们在布雷齐亚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连大型汽车竞赛时的情景也不能与之相比，来自威尼斯、利古里亚、匹埃蒙、托斯卡那，直至远自那不勒斯的外乡人，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的来宾们云集在我们的广场上，我们的旅馆里，塞满了一切边角的私人住房。所有价格大大上涨；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供观光；飞机场上的餐馆可以为两千人提供出色的服务，在这成千上万人面前却无能为力了，不得不出动军队来维持小吃部的秩序；在那些廉价购物的广场上每天有五万人站着。

当我的两位朋友和我读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同时获得了勇气和担忧。勇气：因为在这种挤得要命的地方，**空气会十分浓郁；倘若根本没有位置，也就不必费心去找。担忧：担心意大利对这类活动的组织能力，害怕那些将为我们操劳的委员会；对铁路客运的担心，“布雷齐亚岗哨”对其晚点四小时以赞誉之词加以张扬。一切期待都是错误的，一切意大利人的回忆在他们一回到家里便混淆了，不能令人信服。

当我们的列车驶入布雷齐亚火车站的黑色窟窿时，我们听见人声鼎沸，仿佛大地在燃烧，我们认真地互相提醒，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始终在一起。我们难道不是怀着某种敌意到达的吗？

我们下了车。上了一辆轮子松动、几乎快要散架的马车；马车夫情绪很好，我们的马车驰过几乎空空荡荡的马路，前往委员会官方向，那里的人们没注意到我们内心的刻毒，仿佛刻毒并不存在似的；我们得悉了我们需要了解的一切。给我们指定的住处，初看上去好像是我们所见过的住处中最肮脏的，但很快就不那么过于厌恶了。这种肮脏已经存在多时，无人再议论；这种肮脏不再改变，它已经安家立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生活更坚实、更有人间味道；旅馆老板从这肮脏中匆匆走上前来，怀着自豪感，对我们毕恭毕敬，老是动着胳膊肘，用双手（每个手指都值得恭维）不断给他脸上盖上新的阴影，一个劲地弯腰鞠躬，这种姿势我们后来比如在飞机场上在加布里埃尔·达农乔身上又看到过。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会对这种肮脏耿耿于怀呢？

飞机场在蒙特奇阿利，乘坐驶往曼图阿的当地火车不到一小时便可抵达。这种当地火车在普通的公路上占有两条铁轨，于是它既不高出，也不低于其它交通工具，毫不突出地行驶在那些几乎闭着眼睛在尘土飞扬中骑自行车的人们中间，行驶在来自全省的完全破败不堪的马车中间（这些马车有多少乘客就装多少，竟然还驶得很快，令人难以理解），行驶在往往是巨大的汽车中间（这些汽车好像刚刚放出笼子，看样子马上就要倾覆，在其快速行驶中不断按着的喇叭显得十分幼稚）。

有时乘坐这种可怜的火车到飞机场去的希望完全彻底地消失了。然而周围人们在笑，左边、右边都有人冲着列车里面笑。我被挤到了一个个子高大的人的旁边平台上，而这个人岔开腿站在两节车厢间的缓冲器上，沐浴在从微微晃动的车厢顶上落下的煤烟和灰尘之中。列车停了两次，等待逆方向来的列车通过，等得这般耐心，时间这般长，好像在等待一次偶然的相会。一些农人缓缓走过，墙上不时可见上次汽车竞赛留下的热烈的海报。路旁的一切植物统统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灰尘染上的油腻腻的色彩。

到了不能再往前开的地方火车最终停了下来。一些汽车同时刹车。透过飞扬的尘土，我们看见不远处飘着许多旗帜。一群牛挡住了我们的路，它们失去了控制，跌跌撞撞地走在山丘状的土地上，闯入了汽车中间。

我们到了。在飞机场前面还有一个大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些捉摸不透的小木屋，那上面的匾额出人意外的是：车库、国际大型小吃部等等。不计其数的叫化子们在他们的小车子中吃得白白胖胖，一个个向我们伸出手来，挡住去路，人们匆忙中真恨不得从它们上面跳过去。我们超过了许多人，也被许多人超过。我们仰望天空，这才是大家所关心的地方。谢天谢地，还没有一架在飞！我们毫不躲闪，竟也没有被车子碾死。在数以千计的车辆中间和后面，跑动着意大利骑兵的马。秩序和事故看来同样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布雷齐亚的一天夜晚，我们想要尽地到某条我们认为相当远的马路上去。一个马车夫开口要三个里拉，我们还价两个。这位马车夫表示不愿去，仅仅出于友好他给我们描述了那条路远得多么可怕。于是我们为我们的还价感到羞愧。好吧，三个里拉。我们上了车，车子拐了三个弯，穿过短短的马路，我们就到了想去的地方。奥托比我们俩强硬，他宣称，他绝不能为一分钟的路程付三个里拉。一个里拉就绰绰有余。也就是一个里拉。时值深夜，小马路空无一人，这马车夫是强壮的。他很快就冲动起来，好像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似的：什么——说我是欺骗。——想什么呀你们？——一说好三个里拉，就得付三个里拉，把三个里拉拿来，要不然你们等着瞧吧。奥托：“拿出价目表来看看，要不然就叫**来！”价目表？这里没有价目表。——哪里有这个价目表？——他说，这是为一次夜间行驶约定了的，如果我们给他两个里拉，他就放我们过门。奥托叫得令人胆战心惊：“不拿出价目表就叫**！”又是几声叫嚷和寻找，然后一张价目表被抽了出来，那上面除了污垢外什么也看不清。因此我们达成了一个里拉五十分的协议，然后那马车夫驱车继续驶入这条无法调头的小胡同，他不光是愤怒，而且也悲哀，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的态度可惜是不正确的；在意大利不能这样，别处也许行得通，这里可不行。但是谁在匆忙中又能考虑到这一点呢！没什么可抱怨的，总不见得人们能在短暂的一个飞行周内就变成意大利人。

可是后悔不该破坏飞机场上的欢乐，否则只会带来新的懊恼。我们与其说是走入飞机场，不如说是跳进去的，我们全身每个肢体都处于亢奋激动状态，这种激动在这里的阳光下有时会一下子抓住我们一个个肢体。

我们从飞机库旁走过，它们都拉上了幕布立着，如同周游演出的喜剧演员舞台前拉上的幕布。在覆盖着飞机的这些幕布上编写着飞行员们的名字，名字上方是他们家乡的三色旗。我们读到这样一些名字：科比安奇、卡格诺、卢吉尔、库尔提斯、慕契（这是架三叉如飞机，颜色是意大利的，信任意大利胜于信任我们）。安查尼、罗马飞行员俱乐部。布雷里沃特呢？我们问。布雷里沃特是我们一直在想念着的，布雷里沃特在哪里？

卢吉尔在他车库前用篱笆围起来的圈子内跑来跑去，这是个小个子，鼻子十分醒目，穿着衬衫。他忙得要命，不太清楚在忙什么，他甩动着那对强有力地动弹着的双手，边走边摸各种东西，叫他的工人到车库的幕布后面去，又把他们叫回来，自己从其他人中间挤进去。而他的太太站在一边，穿着白色的紧身衣服，一顶小黑帽紧紧嵌入头发中，套着短裙子的两腿微微岔开，她朝炎热的空间看着，活脱脱是一位商人太太，小脑袋瓜里装满了经商的一切忧虑。

在旁边那个飞机库前面孤单地坐着库尔提斯。透过敞开一条缝的幕布可以看见他的飞机．这架b机比人们传说的要大。当我们经过时，库尔提斯正将《纽约导报》高举在面前，读着一页上方的一行；半小时后我们再次经过时，他已经读到这一页的中间了；又过了半小时，他结束了这一页，开始读新的一页。他今天显然不想飞行。

我们转过身去，看到的是广阔的原野、这片场子大得惊人，以致杨子上的一切都显得孤零零的：我们旁边的目标杆，远处的信号杆，位于右边某处的起飞弹射器，一辆委员会的汽车在原野上画着弧形，在它自己的尘土中停下，继续行驶，一面黄色的小旗帜在风中鼓动。

在一片几乎是热带的国土上，这里形成了一片人造荒原。意大利的达官显贵们、巴黎珠光宝气的女士们和其他所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在这里，眯缝着眼睛一连数小时望着这片阳光照耀的荒原。广场上毫无通常在体育场地上所有的那种可调节趣味的画面。这里没有跑马用的漂亮的障碍物、没有网球场的白线。没有足球场鲜嫩的草地，没有汽车或自行车竞赛者们冷漠机械的盘旋往来。仅仅在下午的两三次一群五彩缤纷的骑手队伍穿过原野。马是为飞尘所掩没，均衡的阳光直到下午五点尚未发生变化。原野上既无物可觑，亦无任何音乐，只有群众的口哨声时而在那些索价便宜的场地上响起，以图满足耳朵和耐心的需求。在我们身后的看台上的那些人无疑与空虚的原野毫无区别，水乳交融。

在木栏杆的一边肩并肩站着许多人。“这么小啊！”一伙法国人仿佛叹着气在说。怎么了？我们挤上前去。场子上，离得很近，有一架小飞机立在那里，披着真实的偏黄的色彩，人们在为它的飞行做准备。这回我们也看见布雷里沃特的飞机库了，旁边是他的学生雷布兰茨的飞机库，那是他们自己在原野上搭建起来的。我们马上就认出靠在飞机的一个翅膀上站着的是布雷里沃特，他的脑袋牢牢地坐在脖子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的机械师们的手指，看着他们是怎么摆弄引擎的。

他要用这么个小玩意地上天？同水打交道的人们譬如说就容易得多。他们可以先在水潭里练，然后到池塘里，然后去河流中，很长时间以后他们才敢于下海；而这里只有一个海。

布雷里沃特已经坐火了他的位置中，手握着某一根操纵杆，但依然听任机械师们摆弄，这些机械师就像是一群过于勤奋的小孩子。他的目光缓缓向我们扫来，从我们这儿移开，转向了别处，但眼神中充满了自信。他现在要飞翔了，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自然的感觉与同时存在的、普遍的非同寻常感（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相交织，形成了他这种姿态。

一个工人抓着螺旋桨的一个翼片往上旋拧，他使劲拽着，猛地一下，听上去那声音就像一个壮汉酣睡中的呼吸声；但螺旋桨转不动。又试一遍，试了十遍，有时套上去螺旋桨就动不了，有时还能转上几圈。问题在引擎上。新的劳作又开始了，观众们比近处的参与者们更感疲乏。引擎各方面抹了油；暗处的螺丝被旋开又拧紧；一个人跑进飞机库去取一个备件；照样不适用；他跑回去，蹲在飞机库旁边地上，两腿夹着那玩意儿，用锤子敲打。布雷里沃特同一个机械师交换了位置，这个机械师又同雷布兰茨交换了位置。一会儿是这个人在拽着螺旋桨，一会儿是那个人。但这个引擎毫不容情，就像一个小学生，人们一直在帮助他，全班人在开导他，可是不行，他就是不会，老是打住，老是在那同一个地方打住，无能为力。有一阵布雷里沃特一声不吭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他的六个助手围绕在他身边，一动不动；他们好像都在做梦。

观众们终于获得一次松口气的机会，目光可以活动活动了。年轻的布雷里沃特太太走了过来，端着一张做母亲的脸，两个孩子跟在她后面。假如她的丈夫不能飞行，她就感到不舒服；假如他能飞了，她又害怕，她美丽的衣服对现在的气温而言未免厚重了一点。

螺旋桨又在拧动了，也许比以前好一点，也许不见得；引擎发出噪声转动了，仿佛换了一个，四个人在后面扶着这架飞机，在周围风的静止状态中，转动的螺旋桨吹出的风流鼓起了他们的工作服。一句话也听不见，螺旋桨的噪声似乎在颐指气使，八只手释放了这架飞机，这架飞机长时间地在土块上驰去，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人跑在镶木地板上。

这样的尝试作了很多遍，但全都不是故意地停了下来。每一次尝试都把观众激动起来，站到草椅上，人们在那儿伸开胳膊保持平衡，并在那儿表示希望、害怕和欢乐。休息时意大利的王公贵族们却在看台上来回走动。他们互致问侯，互相鞠躬，又认出了老朋友，有一些人在拥抱，人们在看台上走上走下。人们指点看莱提佳·萨渥亚·巴波拿公爵夫人、博吉斯公爵夫人，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脸色像深黄色葡萄的肯台萨·莫洛希尼。马切罗·博吉斯在对所有女士献殷勤，实际上又未对任何人献殷勤，从远处看他的脸是可以理解的，从近处看他的面颊在嘴角上方异乎寻常地收拢。个子又小，身体又单薄的珈布丽埃乐·达能乔似乎是含羞带怯地在同委员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肯特·奥多弗雷迪跳舞。普契尼强悍的面孔从看台上越过栏杆在了望，他的鼻子堪称为“酒糟鼻”。

但是只有着急寻找，才会认出这些人来；否则到处看见的一概都是贬了值的穿着现代时装的高个子女士们。她们喜欢走路胜于坐着，衣服穿得不怎么合适。所有的脸都蒙着亚洲式的面纱，以致全部掩盖在淡淡的雾霭之中。上身宽松的衣服使整个形象从后面看有点儿畏缩；一旦这些女上显得畏缩，便给人以一种混杂的、不得安宁的印象。紧身胸衣深藏不露，几乎不可捉摸；腰身显得比通常的宽大，因为一切都是窄小的；对这些女人要花点力气才能拥抱。

至今表演过的只有雷布兰茨的飞机。现在轮到布雷里沃特的飞机了，这架飞机曾飞越运河；没有人提及此事，但谁都知道。在一个长时间的间歇后，布雷里沃特飞上了天空。可以看到他笔直的上身露出在机翼上方，他的腿伸得很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太阳已西斜，阳光从看台的华盖底下穿过，照耀着滑动的机翼。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仰望着它，没有一颗心中还有为别的什么留下的余地。它飞着绕了一小圈，然而几乎垂直来到我们上方。大家都直着脖子看着飞机晃动，抓在布雷里沃特手中，甚至在上升。事情怎样呢？这里在离地面二十米的空中有个人被关在水架子里，抗拒着自愿承担的、看不见的风险。我们则完全渺小地、无生命力地站在下面看着这个人。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在此同时，信号桂显示出，风向变得更为有利，而库尔提斯将为获得布雷齐亚的大奖而飞。终于也飞了？刚得到消息，库尔提斯的飞机引擎已经发动了；刚往那儿看，它已经飞离我们，飞越原野。原野在它面前放大。它飞向远处的森林，森林似乎现在才开始耸起，它长时间在森林上飞，它消失了，我们望着的是那片森林，而不是它。从房子后面（天知道在哪里）它重新以原来的高度出现，朝着我们飞来。当它升起时，我们能看到昏暗的机翼下端；当它降低高度时，其上端便在阳光中闪烁。它绕着信号杆飞，冷漠地朝着欢迎的喧闹声，又笔直朝它来的方向飞去，很快就变得又小又寂寞。它这样飞了五圈，在四十九分二十四秒内飞了五十公里，从而赢得了布雷齐亚大奖三万里拉。这是一个完美的成功，但完美的成功不能得到赞赏，完美的成功使每个人最终都认为有能力做到，对于完美的成功来说似乎勇气变得不那么必要了。当库尔提斯在那边森林上飞行时，当他那众所周知的夫人在为他担心时，人们几乎把他给忘了。四处都在为卡尔德拉拉不能飞而抱怨（他的飞机碎裂了）；都在抱怨卢吉尔已经在他的提琴状飞机上捣腾了两天，还不肯罢手；都在抱怨意大利的可控气球“左迪亚克”至今未来。关于卡尔德拉拉的失事流传着一些光荣的传闻，人们仿佛相信，民族的爱比它那勇敢的第一个飞行员更能有保证地将它托入天空。

库尔提斯的飞行还没结束，仿佛受到了激动的感染，在三个飞机库里引擎发动了。尘土迎着风飞扬。两只眼睛不够用了。人们在座位上旋转，摇晃，随手抓住旁边的人，赶紧道歉，有人摇摇欲坠，拽住了他人，得到感谢。意大利秋天的夜幕渐渐降临，原野上的景物有的已经看不清了。库尔提斯结束了他股利的飞行，走过观众面前，微笑着摘下帽子，却并不向观众注视；与此同时，布雷里沃特开始进行一次小小的盘旋飞翔，大伙儿早就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分不清欢呼声是献给库尔提斯的还是布雷里沃特的还是给现在驾驶着又大又重的飞机插入了天空的卢吉尔的。卢吉尔坐在他的操纵杆面前就像一个坐在写字台前的先生，身后有一架小梯子供人爬到他旁边。他转着小圈子上升，高出了布雷里沃特，使布雷里沃特成了他的观众，仍在不停地上升。

现在必须离开了，否则就会坐不上车。许多人已经通过我们身边向外挤。人们都知道，这次飞行只是一次试飞；由于时间已近七点，这次飞行将不被正式记录在案。司机们和诗者们在机场的前半部分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指点着卢吉尔，飞机场前方有许多散落的马车，马车夫们站在车旁指点着卢吉尔；三列火车已经塞满i人，却因卢吉尔的缘故不开走，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辆车，马车夫蹲在我们前面，这辆车没有马车夫的高座。我们终于重新获得独立的存在，我们的车离开了。马克斯说得很对，类似的活动也可以，并应该在布拉格举行，他认为不一定非得是竞赛性的，但总也是值得的，但是邀请一个飞行员是轻而易举之事，而且参加者谁都不会因之而后悔。事情或许就是这么简单；现在莱特兄弟在柏林飞行。其实只要说服这些人稍稍绕点道就行了。事情或许就这么简单。我们另外两个人听着马克斯这番话，一句也没回答，首先因为我们累了，再说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道路在旋转，卢吉尔出现在高空中，他的位置很快将只能根据星星来确定了，星星马上将出现在已经染上了墨色的天空。我们没有停止转过身子去；卢吉尔仍在上升，而我们则终于远远地离开，一头扎入了坎帕纳的怀抱。

附录二　回忆弗兰茨·卡夫卡

关于我与卡夫卡相识之始我已无从回忆。我相信是在1912年冬天认识他的。那时我们青年作家在希伯纳街与普夫拉斯特街交汇的路口一家咖啡馆里占有一个固定桌席。卡夫卡时而到我们这儿来坐坐。

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完全健康的人。他似乎非常注意掩饰自己的疾病。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陪着他走在老埃森街上。在一家苏打水饮料铺门前，我停了下来，喝了一瓶汽水，喝前我用手在瓶口抹了一圈。卡夫卡不赞成地观察着我。“这对您无济于事，”他说。

夜里我们有一次同不少人一起去葡萄园。那是冬天，冷得可怕。卡夫卡穿着一件薄薄的大衣。韦尔弗因见他穿得太单薄而缠着他劝说。卡夫卡说，他在冬天也洗冷水澡。他乐呵呵地听任别人笑话他。尤其是韦尔弗一个劲地取笑他，韦尔弗对他这个伙计非常关心。我记得，那时我们正站在葡萄园的渡槽上。卡夫卡撩起裤腿，在寒冷的夜里展示他赤裸的小腿肚。

我那是住在一条非常热闹的街上；那是在斯蒂凡街和盖斯腾街的路口拐角的房子里。我备受噪音之苦。关于这一痛苦，我对别人说都不如对卡夫卡说能得到理解。房子前面是个电车车站，对面是个旅店，在夏天那几个月中，一个乐队在其花园里天天演奏到深夜。从一家通宵咖啡馆传出一架管风琴的声音。隔着我们住房的墙是一个患肺结核的裁缝师傅卧病的房间；这个人是给了婚的；他的妻子会弹钢琴。我们在这套住房里住了七年。我工作艰辛，睡眠不足。而卡夫卡也睡得不好。他告诉我，他也开始失眠了；以后又加上了折磨人的头痛。他具体地描述头痛的方式，并不期待和乞求丝毫同情。这就是那么一种头疼，这他在我之前便已经有了。

他用往耳朵里塞棉花的方法来抵抗噪音。他一定要我试试这个方法。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至今我还得先把耳朵塞起来，否则就无法入眠。一次我在他那儿看到两个用来绑在耳朵外面的小软垫。我猜那是出自女人之手的礼物。

人们经常可以碰到单独一人的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马路上，在花园绿地中。假如有人陪伴他，丝毫也引不起他的兴奋。他愿意避免谈及自己，在别人讲话时，他则全神贯注。即使在疾病开始折磨他时，他仍然保持着微笑的面容。他的面部表情中有一种古埃及谜一样的东西。

他总是准备着随时参加讨论，也就是说：准备着让别人来了解自己，即便只是通过很少的、简短的、往往是很匆忙的话语，即便只是通过意味深长的沉默（这点是不会搞错的）。他非常注意他的朋友们的生活和影响。他是许多人的朋友，尽管他只允许很少的人成为他的朋友。我怀着感激之情回想起这么件事：我在海仁街与他相遇。一天前我的一首诗发表在“日报”上。诗名叫“柔憩别墅”。他赞扬它。我自己并不特别满意。这是一首以前写下的诗。我不禁对他的赞扬是否出自内心发出疑问。于是卡夫卡把这首诗背诵了一遍。

当他的第一本书《观察》在沃尔夫出版社出版时，他说：“安德烈书店售出了十一本。十本是我自己买的。我只想知道，是谁得到了那第十一本。”说这话时他满意地微笑着。关于他写的是什么，对他来说重要不重要我却不得而知。

有一次，维利·哈斯争取到他参加在温策尔广场一家旅馆的一个小厅里举行的布拉格作家朗诵会。卡夫步那次朗读了他后来在沃尔夫那儿出版的小说《判决》他以那么一种静静的、绝望的勉力朗诵，以致我在事隔至少二十年后的今天仿佛仍然看见他在昏暗狭小的朗诵厅里的身影。其他一切我自然都忘却了。

卡夫卡身材修长，体型颇佳，长相漂亮。关于姑娘们他顶多只泛泛地谈及。1917—1918年间我在维也纳。卡夫卡写信请求我为他在旅馆里租个安静的房间。他从布达佩斯来。在此之前，他在布拉格便已向我透露，他将在布达佩斯作出维持还是解除婚约的决定。在维也纳他告诉我，他同他的未婚妻决裂了。说这话时卡夫卡完全是平静的。他甚至似乎感觉舒服。他同我一起去中心咖啡馆。那时时间已很晚了，咖啡馆里空空荡荡。卡夫卡对一切感到满意。

布拉格一位年青漂亮的姑娘告诉我，她给卡夫卡写过许多信，她爱上了他。卡夫卡给她写了详细的回信，提醒她当心自己。

然后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见到过他。他变得很瘦，嗓音沙哑，呼吸困难。在寒冷的天气中他仍然穿着一件薄薄的大衣。在街上他让我看，他的大衣是多么宽大，穿着它是多么舒适，不至于压紧胸口影响呼吸。他在这件大衣里活动自如。

又过了几个月。他不在布拉格。听说他的状况很糟。他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假如不发生什么意外，我将于星期一给您写更长的话。

他的葬礼在布拉格犹太人墓地的祈祷厅举行。人数众多。希伯莱语的祷文。他的父母和妹妹们在悲哀。他的女伴默默地绝望，她在他墓前昏死过去。阴暗的天气，只偶尔透一点儿亮。上帝啊，人们不能相信，在那赤裸裸的木头棺材里埋葬了弗兰茨·卡夫卡——一个从那时起刚刚开始变得伟大的文学家。

附录三　对弗兰茨·卡夫卡的一些回忆

朵拉·格利特

在冬雪遮盖的山丘和森林环抱的乡村清静世界中，卡夫卡在一个小型膳宿公寓的平台口进行卧疗。这是他摇摇欲坠的健康状况强迫他进行的。

他同一个说不上多大年龄的活泼的姑娘聊得很多。这位姑娘显然对他谈了许多一般性的、有趣的事情，但从来不谈她自己。一天早晨，在她走近他的躺椅时他快活地问候她，并说：“我梦见了您！您身着一件宽大的、鼓鼓的、褐色绸袍，下面镶着一些红心构成的花边，您以摆动的、大幅度的、轻快的动作走在一条非常遥远、漫长的路途上——有一个高个子、消瘦的红发男人愉快地朝您迎面走来。您张开双臂，大声地、得救般地喊道：‘终于来了！’您说说看，您生来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吗？”她娴静地微笑着说：“是的，许多人追求过我，但我仅仅在一个人身上感觉到命运所系。在我的爱和订婚之间横亘着九个年头。在此期间，那个男人结了婚，又离了，有了两个孩子，当他终于回到我身边，回到青年时期恋人的身边时情况便是如此。这是您的梦与我的命运之间充满诗意的相似。这不是梦，而是您预感到，这个男人忘性很快，三个月后我们之间的诀别信便已经写成！”

后来有一次，当她声称狄更斯的作品枯燥乏味时，他给她念了《大卫·科波菲尔》中关于第一次订婚的几页快活的文字。他念得很出色，她发自内心地笑起来，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然后他给了她一小叠校样，请求她读一读并发表意见，这些校样是一个朋友寄给他的。她读了他的《乡村医生》，关于这种职业的可怕性的各种不同写法。当她把这本小书还给他时，她提到，她的一个小堂弟死于像这个故事里的农民妻子一样的那种病患。那里描写的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内部伤口感染。“这可真奇怪，”卡夫卡叫道，“医学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病——统统都是我幻想出来的；真有这样的事，这使我很惊讶，但它安慰了我，说明我的预感没有错。”

他裹了好几层毯子躺在躺椅上，整日整日地在那里呼吸新鲜的冬日空气，一顶帽子几乎把脑袋全给罩了进去。“喔，今天您戴的飞行员帽多漂亮，”有人朝他喊。“与其说是飞行员帽，不如说是横卧员帽，”他轻声笑着，铁蓝色的眼睛无可奈何地从一边转到另一边。一位承受着沉重的心灵遗产、过着空虚的生活的年轻姑娘属于这个圈子，她唤起了他共同的兴趣。他警告她，恳请她，教导她将未来寄托给工作，在行动中期待一切之改善。——他走后，她同他通了很久的信，并成了自立的女老板。

他为一个老是被人们叱骂其健忘的孩子辩护：“也许他的小脑袋瓜里装着许多有趣的东西，这些够他忙乎的了；而交代给他的任务则使他厌烦，对他毫无意义可言。大人只能对大人讲话！”

卡夫卡懂得从一切事物中提炼其闪光的一面。就像是人们走到了阳光照耀的海边，海面上颤抖着成千上万发亮的小浪花——一由于刺眼，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以寻找较弱的光线。

附录四　关于卡夫卡《城堡》的一点说明

收在不久前出版的卡夫卡日记（s．费歇尔出版社）里第一次以德语发表的一个残篇叫《村庄里的诱惑》。它可以理解为卡夫卡代表作的早期试笔（写于1914年，而长篇小说《城堡》绝不会始于1917年之前）。这是关于一个人的悲剧，这个人想要与人们一起在村子里住下来然而却无法在此异域扎根，也找不到通往凌驾于村庄之上的“城堡”的道路。当地乡下人那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寂寞、他们宿命的不信任和误解，这一切已经在这试笔中像闪电般划过。这一点在一个当地人对他老婆讲的话——亦即短文的头几句——中便得到了体现：“这就来，稍等一等。我只不过还想看看这个人在这里想干什么。他是个外乡人。他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地乱转悠。你看吧。”（残篇的）主人公回答道：“我在这里找个旅馆，没别的目的。您的丈夫没有权力这样谈论我，使您对我产生错误的看法。”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以相似的样子轻声回答：“他话这么多。”对这个陌生的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的批评没有必要多提了。

最近读这个迷人的、令人陶醉的残篇，使我想起《城堡》构想的更早阶段，想起卡夫卡的基本构思同捷克女作家波采娜·涅姆科娃的一个作品的关系，据我所知，至今无人提及这一点。

波采娜·涅姆科娃生活于1820至1862年间。她的代表作《祖母》是一部田家乐的长篇小说，充满温馨的质朴，在布拉格的德语中学里被用为捷克语言课的教材。卡夫卡在巨人山的山脚下的山村中读到了这本巧妙地讨好读者，然而又是真诚的、正直的小说；于是一年后我也激动地读了它（这本书出了好几种德文译本，其中一种为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万有丛书所收入）。有趣的是，几乎在这个享有盛名的女人用捷克文描写北波希米亚农民生活的同时，另一个作家，德语作家中的最伟大代表之一在写南波希米亚——波希米亚森林地区的农民，写那古老而优秀的风俗、民间的传统和宗教性，同样以自传体的小说创作艺术，以同样生动的、色彩缤纷的笔调来加以描写，将它净化为堪称范例的宁静气氛。这个作家叫阿达尔伯特·斯蒂夫特。估计斯蒂夫特和涅姆柯娃互相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林中寂寞气氛之和谐一致表明他们的心是接近的。汉姆科娃以她所有追求文学创作的和民间传统的努力为捷克民族的复兴运动而战斗，但这并不妨碍她将古茨科《精神骑上》一书中的一句德文格言置于前面；她的丈夫和朋友们被奥地利当局作为政治嫌疑犯而粗暴**；而斯蒂夫特仅仅在教育问题上提出抗议。尽管有种种不同，两个作家的共同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寻找一种正确的、朴素的、受精神支配的存在。

卡夫卡极爱这位热情奔放的美丽女人的书信。她当初离开外省，那是与我们这个时代隔了几代人的时候，出现在布拉格捷克爱国者和语言革新者的圈子里，她引起了轰动。她那不幸的婚姻、她对思想接近的朋友的热烈的爱、她对她的孩子们的温柔关怀、她的上升和跌落、她那有时与她祖父般的文笔形成鲜明对照的迎着暴风雨飞翔的生活，她过早的毁灭——这些都在卡夫卡的理智和同情心中激起强烈的振动。他经常给我朗诵她的一些信，（据我所知）这些信至今没有译出，尽管它们属于战斗的灵魂的伟大文献之列。此外，我感到，卡夫卡《城堡》的基本构思有一些特点，它们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先是义务性地、然后热情地阅读长篇小说《祖母》时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上去。

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反复表示他是易于接受这类影响的。他作这些表示时怀着夸张的认真态度，甚至怀着一种感人的内疚心里。众所周知的是他认为在他的长篇小说《失踪者》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之间必须确认的联系。据我的印象，他在强调这一“依附性”时走得太远了，流于游戏人生。而那老的捷克古典小说在卡夫卡《城堡》草稿中的影响虽说更难以确认，但其蛛丝马迹却是不致误认的。好像卡夫卡自己并未意识到。当然他在给密伦娜的信中曾经多次提及那位女作家。

涅姆科娃的《祖母》中的人们居住在他们的村子里，同城堡中的地主家族间没有正常的联系渠道。城堡里讲的是德语，村子里讲的是捷克语，这便已造成了隔阂。再加上，公爵夫人只是偶尔住在城堡里，她多半出游在外，远在维也纳，在意大利。祖母讲起她年轻时的一段插曲（这是这本书里最美的段落之一）讲的是好皇帝约瑟夫二世神奇地突然出现在目瞪口呆的乡民们面前的故事。他像一颗来自遥远的世界的星星划过天空。统治这个村庄的公爵夫人也是个十分善良的、管理开明的、即所谓约瑟夫式的人；然而在她和农民之间（这里与卡夫卡《城堡》的类同处触手可摸）插进了一群阴暗的人：仆从、城堡官吏、自私自利的、目空一切的、欺上瞒下的官僚们。不管公爵夫人愿意不愿意，她硬是同老百姓割裂了开来，不可接近，消息闭塞。只有此书的主角—一祖母——突破了束缚，闯到公爵夫人面前，终于为被**者争得了他们的权利——而这是卡夫卡的《城堡》的主人公一再尝试，却从未达到的目的。就这点而言，在涅姆科娃的小说产生的时代，人们怀着更大的信心相信世上有“好人”，相信努力会有成果，这是与我们这危机的一代不同的。

然而在对插在城堡中的主人和农民之间的人的描写上，新老著作间存在着一致，在某些细节上令人惊讶。乡下人会聚的中心无论在涅姆科娃笔下还是在卡夫卡笔下都是那乡村酒家。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籍内廷佞臣打破了那里的平静，他追求着酒店老板美丽的女儿克丽丝特尔，对她提出非分要求；而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同样有个内廷官员纠缠阿玛利娅，奇特的是，他也有个意大利名字（小说中唯一的意大利名字）：索尔提尼。关于卡夫卡《城堡》中有着奇怪矛盾的索尔提尼插曲已有很多评论；如果把简单的样型——那关于祖母的小说中的“故事”拿来对比，有些东西就易于理解了。涅姆科娃笔下的少女同样拒绝了那城堡官员厚颜无耻的要求，但她同样心惊肉跳，不无道理地害怕冲突带来的危险，害怕那有权有势的人的势力和报复。她对祖母谈到历险经过时，尤其从征兆上看同卡夫卡的小说有许多相近之处。我摘录克丽丝特尔的几句话如下；

您想想，那个废物，那个意大利人每天到我们这儿来喝啤酒——这并不是什么坏事，酒店是为大家开的。可是他不像平常人那样坐在桌旁，却跑到我的后面。不管我到哪去，他总死死地跟着。我爸爸面色铁青。但您是知道他的，他是个好人，不愿伤害任何傻瓜蛋，不愿疏远任何客人，更别说是从城堡来的了。

我觉得，卡夫卡双重意义的城堡旋律的音响在此听得十分清楚。在下述方面也常可见到这一点。克丽丝特尔对她还是怀着最佳感觉所做的事的后悔；再就是她对“城堡”中的工作情况的简明扼要的描写，她在其中谈到人们是怎样试图贿赂上层官员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由于他们审问了他，他们也许会帮助我们的；但事情却经常是，他们审问过了，却没有给予帮助；他们简单地说：不可能办到；于是人们便无可奈何。——读者在这里一定会发现，在汉姆科娃简单的现实主义中，那后来在卡夫卡作品中生长起来、令人揪心的幽灵也并不完全陌生。当然，我认为，卡夫卡是完全独立地对年轻时阅读中得来的启发进行加工的；而且，汉姆科娃的城堡女主人很少看得到，而卡夫卡的高高在上的城堡主人根本看不到这个区别绝非微不足道，不能因我指出其相互联系而忽略。

附录五 对一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的谋杀

在君特·安德尔斯在c．h贝克出版社（慕尼黑）出版的《卡夫卡，赞成和反对》一书中，这位杂文家造了一个玩偶，它与弗兰茨·卡夫卡几乎不相干，尽管如此，他却名之为弗兰茨·卡夫卡。——刚才写下的这个句子必央细心研读。并不是说，g·安德尔斯造的这个傀儡与卡夫卡毫不相干，而是“几乎不相干”。这恰恰是事情危险之处，诱惑之处：一些不太重要的、对于认识卡夫卡真实的本质只有次要意义的特征得到了正确的分析。这些特征既属于真正的、活生生的作家卡夫卡，也属于那无生命的、在这本新书中阴魂游荡的玩偶。要将卡夫卡和那摇摇晃晃的玩偶完全区分开来是办不到的，即使我们很难这么做。在阐述这些次要特征时使用了许多心力，也许是过多的、过于明显的、毫不谦卑的心力，自信而有把握；这与那么无把握、抱怀疑态度的、摇摆不定的、不那么自信的卡夫卡形成鲜明对照。——可是在分析正确的次要细节以外，g·安德尔斯把主要方面完全歪曲了。他在他的著作中以同样不可动摇的自信来阐述这些误解的、歪曲的东西，就像他描写那些正确理解的细节（比如卡夫卡美学作用的一些多角平面）时一样。读者很可能会在不时出现的对个别细节的出色分析观察的诱导下，认为该评论家的基本观点和总结论点是正确的。然而恰恰是中心问题被毫无希望地错误地理解了，下面我将具体谈及。看上去这不是关键性的，可是对真实价值的误解好像只偏离了那么一点，彻底的歪曲好像只是通过手腕微微一转产生的，这反而更增加了这本书的危险性和诱惑力。轻轻转动手腕可以使一只活鸡变成死鸡，可以使卡夫卡吞吐着宗教的活的气息的基本结构变成一个从来不曾活过的玩偶。安德尔斯与这个玩偶自己的结构作斗争，并光荣地战胜了它。我们要就我们的观点来分析对这个玩偶进行的分析性的杀戮。安德尔斯文章中引起其他一切误解的主要误解在何处呢？

我把安德尔斯想要总结卡夫卡实质的一些玩偶句子与活的卡夫卡的一些真实的句子并列起来。读者马上可以看出，这里发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其中一个声音是评论家g·安德尔斯强加在卡夫卡名下的。

安德尔斯说：

卡夫卡说：（卡夫卡）不过问世界上的善或短暂的满足我还能从《乡村医生》这样的写作中得到。然而只有在我一旦将世界升华为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幸福才会莅临。——他认为，人只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他是一个非人性世界的现实主义者。

死亡在我们的面前，比如像课；然而也是它的神化者。权堂墙上悬挂的亚历山大战役的力对他来说是合理的，无人性绘画。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者则是有罪的。他要求获得天的一生中通过我们的行动使之堂；但不是制造天堂，而是步暗淡甚或完全熄灭。八天堂。他是无神论者；但从无神论中人不能没有一种持续的对某种创造出一种神学。他是哲学家；不可摧毁之物的坚信而活着。但是个不可知论者。信仰便是：解放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或说得更正确些：作为不可摧毁的存在；或再正确些：存在。他的哲学是徒劳地求大同者的乌鸦们声称，只需一个乌鸦便哲学，他以被徒劳地追求着的可摧毁天空。这是毫无疑问的，权力的眼光观察物物。但对于天空却说明不了任何问事实存在的于他便是（即使不题。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是“理智的”，然而毕竟是的）不可能性。合理的。他被物化了的世界的超力量惊

只有一个精神的世界，没有别的了；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地进行歪曲，是为了确认；但西，乃是精神世界中的恶；而他同样“确认”了我们，也就我们称之为恶的，不过是我们是说，他麻痹我们。的永恒发展中一瞬间的必要而他讨论着法；但他根本不知道已。最强的光可以令世界解体。他是否有这个权利。在弱的眼睛前面它变得坚实；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伸出拳头来。

不是我的听觉有误，就是这两排语录涉及的不是同一个人。

此外，这少许几个例子可以扩充许多倍。安德尔斯证实了什么？一个冷酷的现实：一旦将一个作家的言论中积极的、肯定生活的、呼唤希望的词句删去，剩下的便只有消极的了。“无须幽灵从坟墓中爬出告知我们”。

消极的言论和描绘在卡夫卡笔下是非常多的。众所周知，他写下了许多充满绝望的话：他的生命途程过于漫长，在其间他只看见黑暗和实在无路可走等等。值得注意的不是他的怀疑，而是他尽管抱着怀疑和绝望，却始终保持着对更高的、善的力量的信仰，是他不断重新为这个信仰而战斗并赢得它；虽然这个信仰有时面；临着从他心中消失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这一艰苦斗争得来的信念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珍贵的，才是宝贵的榜样，因为它是在由个人的和人类普遍的不幸构成的可怕形象之咄咄逼人的黑暗背景前面亮着的一盏柔弱然而坚定不灭的灯。安德尔斯将卡夫卡说成是个消极地、毫不抗拒地听任世上邪恶势力摆布的、据他说甚至是对恶势力恭恭敬敬的懦弱者，而恰恰是这么个人，在他的日记中产生了这样的勇敢地号召起来斗争的句子：“无须绝望，亦无须由于你之不绝望而绝望。在似乎穷途未路之际，总会有新的力量产生，而这恰恰意味着你依旧活着……倾盆大雨。迎着雨走去，让钢铁般的雨柱穿透你的身心，在这要将你席卷而去的水中滑行，但是且慢，等着，挺直身子，看太阳破云而出，阳光一泻如注，无有尽时。”这些话恰恰与安德尔斯硬塞在他的玩偶口中的断言相反。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固然有许多阻力极大的客观现实有待克服。假如一个人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即便不是不可治愈的，假如这时发现自己一步步向死亡滑去，那么即使是最高尚、最正直的心灵染上一层悲观主义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假如这颗心灵有着许多幻想和敏感的话。假如再加上不愉快的家庭关系，再加上只能给一个人带来忧愁的可怕的强制性职业这些因素压在一个已经身心交瘁的人身上，那么几乎难以理解，在这个人笔下竟然还会排除这一切障碍，产生如此重要的、在许多处给人带来希望和踏实感的力作。——奇怪的是，安德尔斯正是在卡夫卡恨透了的职业上看到某种归宿，某种“安慰”（28页）。“不知道自己所属的人便不知道自己对谁负有义务……卡夫卡至少在一些时候自己回答了他的义务的‘管辖权’问题：通过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工作。”这个细节对于表明安德尔斯错误地评述卡夫卡的生活和愿望的那种漫不经心的、自信到极点的方式具有典型意义，即恰恰与卡夫卡自己对强加于他的职业工作所想和所写的相反。在许多地方，他反对自己的挣钱职业的叫喊声振撼人心地划破长空，他在这个职业上看到的不是义务的履行，而是对他的真正的创造天职的背叛，是一种痛苦的与自己背道而驰（自是迫不得已）。不得不然，是因为卡夫卡的父母没有——像霍夫曼斯塔尔的父母从一开头、韦尔弗的父母（从某个时候开始）所做的那样——为他们天才的儿子扫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将他从挣钱的困扰操劳中解放出来。因为，尽管卡夫卡是那么谦逊恭让：他内心对他的世界构想的伟大性、对他那独特的、只有集中他的一切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是清楚的。他在日记中以宏大而又苦涩的心描述一篇听写文章、一篇官方文件时便是这么写的，他为连接上下文思索着一个合适的词：“我终于想起了‘公开揭露’这个词和与此相连的句子，但出于恶心和羞耻感而迟迟吐不出口，仿佛那是一块生肉，一块从我身上割下的肉（这使我花了很大力气）。我终于说了出来，但同时惊恐万状，因为我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为一种文学创作工作做好了准备，而这么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身心幸福的融解、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力的活跃；而我在这里，在这办公室内却不得不为了这么一篇可厌的文件从我有能力享受那种幸福的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没有人会从作家这段真实的描述中找到一点儿、哪怕是在一些时候的安慰的影子。安德尔斯想用不放在卡夫卡心上的官方事务来填充卡夫卡痛苦的要求。“我什么也完成不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我心中是那么紧迫、”卡夫卡在另一处抱怨说，还有“我头脑里装着庞大的世界”是他另一次说的。

安德尔斯倾向于将卡夫卡视为一个卑躬屈膝的悲观主义者——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前身（“后来的努力是热衷的与恶的等同，搞等同者虽然并未将恶看成是善，但却这么承认了”），这就是安德尔斯的文章的**，这是通过将事实扭曲到其反面来实现的，包括在次要的细节上，比如对强制性职务的评价。然而谁要使人们吃惊，谁要颠倒事实，就必须一做到底。于是聪明绝顶的安德尔斯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情，这个平时听得见青草生长之声的敏感的人突然竟未听出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的明显的嘲讽：“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自信心是这股强烈，以致你完全不必始终保持一贯，但你却又不会因此而没有道理。”这段话不言而喻是说，卡夫卡的父亲没有道理，这个希望在父亲身上看到尽善尽美的楷模的孩子很早就发现了父亲的言行不一贯，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换句话说，这里是批判了父亲的自以为是。但是安德尔斯坚持到底地（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这本书的危险的手腕转动）要将卡夫卡视为一个世界上的非正义的崇拜者，一个恶的崇拜者，**人类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许他的玩偶对父亲发牢骚。实际上整封信是一种尝试（在许多点上是一种充满了爱的尝试），给父亲提供一面镜子，让他通过照见自己的错误而有所触动。“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这句话难道可以理解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为介于讥讽的边缘的指责的其他什么意思吗？否则的话只能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画面了。从卡夫卡的观点出发，他难道真的相信父亲统治着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发号施令的吗？不管怎么说，安德尔斯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讽刺性评语，将它与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读使人感到一种不自在的人道主义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来看，会感到信中这一段是可怕的。”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便会发现，安德尔斯在这段“不加删节地”引录的信文中故意删掉了什么，以使自己对卡夫卡批评和嘲笑他父亲这一浅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他先是用省略号取代了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在大倍数的放大镜下显示父亲的自以为是，并通过夸张（雄辩术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驳斥，这个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在安德尔斯所摘的语录后面还写着；“于是，你对一件事也许毫无见解，而一切对这件事可能有的见解便因此而毫无例外地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的，而是一概而论，最终除了你以外没有不曾被骂到的了。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谜一般的品质，他们的权力建筑在人头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称其父为“暴君”，并与他论战。这一点安德尔斯小册子的读者们自然不得而知；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卡夫卡看成一个暴君的奴仆，一个一声不吭地、毫不抗议地将世界上的非正义咽到肚子里去的人，这种人自然也不会发出这类致命的嘲讽。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阐述这个小例子，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德尔斯是怎样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导下最终不合理处理一个广泛得多的问题的：阐释卡夫卡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城堡》。该书的主人公（k．）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村子里，他声称是有人叫他来，并给了他职务的。当局却不记得对k．发出过任何邀请。村庄里的居民们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个来客，甚至可以说是持敌对态度。他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层人物。整部小说说的是，他永远到不了最高层那儿；就像在《诉讼》中他毫无希望地被允许面谒最高法庭一样。但是小说《诉讼》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与普遍的、通过戏剧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参见《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一文的有关章节）；而《城堡》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无罪的。这里面的情况更严峻、更有问题、更令人忧郁。两部长篇小说有个共同之处：主人公总是只能到达中间层，他们或是晕头转向、懒惰或干脆是恶的。假如说这些中间层与“城堡”的最高领导是一丘之貉，那么安德尔斯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言之有理的。即便如此，也还有错误的观点：即认为k．对那些恶的中间层是抱肯定态度的，就像异教徒马其翁那样将一个“恶神”视为世界的缔造者，视为造物主和开天辟地者，拥有永恒主宰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看到k．自始至终抗议着这些中间层，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顾（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对父亲的斗争立场一样。另外顺便提一下，马其翁也不曾无条件地接受那个造物主，而是力图削弱其势力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同意安德尔斯的观点：k．同这些中间层交往、打交道而浪费了许多时间，是有一定危险的。然而，挑明这种危险，就这种危险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揭露那大拦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们的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失去价值的恶棍，指出其一切阴谋和同伙的罪恶，这些正是被卡夫卡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不知疲倦地写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们的良知觉醒。k．只是偶尔对强权让步，但很快又向前突进。当局派给他的助手们被他撵了出去，直到最后他在村子裹扎根的决心也没有动摇。他否定当局的滥用权力。安德尔斯的断言则相反：根据他的阐释，k．认为权势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认村庄里发生的一切令人厌恶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卡夫卡所写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格言中与引导人们走向无自由、被奴役的企图宣战，与一切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或专制制度的诱导宣战，请看这段话：“人类的结合建筑其上：一个现象通过其强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实际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单独现象。对于这些单独现象来说，这是甜美的，充满慰藉的，但这缺乏真实性，因而永远缺乏持久性。”（所有强调的斜体字都是我改的人

安德尔斯愣是闭上眼睛提出这样的理论：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场是“最低下的奴颜婢膝”，他今天的影响完全建筑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上。这种荒谬怪诞的论点的真实价值恰如一个评论家所断言：卡夫卡偷了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闻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刑营》中甚至明确地描写了一个残暴专制的政权的崩溃。至于此后没有优于此政权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挥官”之**的自由制度和妇人政权未能使人松口气，并不能构成反驳的理由。这不像叔本华那著名的轶闻中所传的，叔本华回答一个学生关于是否可以结婚的提问时说：“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卡夫卡完全为第三条道路或其他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敞开大门。这里响着的不是叔本华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声音：“我们让你们希望。”当然不像歌德说得这么响，这么爽朗；但在人口过多和原子弹威胁着这个星球的今天，没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来，人类过一种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因此，卡夫卡为统治者们的为所欲为和凶恶的意图描画的可怕的图像绝不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什么“歪曲”，而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是用始终对现实加以浓缩的合法的写作手段描下的我们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玩弄我们干股掌之中。甚至，一些个人与团体的心声和爱有可能带来针对那些僵化的权欲统治者的骤变。

关于中间层城堡机构，那些确实统治着我们、诱使我们走上迷途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们”，情况便是如此。卡夫卡所表现的无非是这一事实，这种可悲的、官僚主义的现实情况。今天随便往报纸上一瞥都能得到证实。他从来没有承认或赞美这种事实情况的合理性，无论在他的办公处，在他的家庭中，还是在与公众接触的生活中都是如此。关于后者，雅诺施的《与卡夫卡谈话录》以事实提出了与安德尔斯的假想截然相反的证明。

安德尔斯的书中很少有赞成卡夫卡的言词，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对他的（书的副标题本身就不正确）。安德尔斯对卡夫卡的诽谤的**是：他没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谈及的都是中间层，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人与“城堡”）之间的中间层；根据我报道过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层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动，作出了一项与可耻的下属办事机构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决定；而那些城堡办事机构想方设法遮挡、扭曲人们的视线，不让人窥见上帝随着时间流逝之不利因素（比如我们现在便是如此），甚至使人全然不得见上帝的可能。这就像在斯特林堡的《复活节》中（斯特林堡对卡夫卡象征风格的影响还不曾得到足够准确的研究哪残忍的信徒直到最后才揭示自己爱的真面目一样。“我们被造就出来，是为了生活在天堂中”，卡夫卡写道，“天堂有义务为我们服务。我们的义务被改变了；但却无人提及，这一变化也是与天堂的义务一起变的。”这还不够清楚吗？在这几行文字中难道会有人听不到希望的声音？这里难道不是显露出了犹太教和一切宗教的支柱，难道不是使“后悔的罪犯的皈依”这个句子仿佛透过许多时代的迷雾显了出来，难道不是使这个句子连同由时代危机造成的克制和悔悟一起被推了出来吗？——可是安德尔斯充满信心地用命令式口气宣称，说得过于尖锐也过于肯定：“关于卡夫卡，只有少数论点可以像这一点这样毫无疑问地加以确定：卡夫卡的‘宗教性’与犹太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此，我可以以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的文章（“卡夫卡作品的神学主题”）为证，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关系得到了清楚得令人吃惊的阐述。卡夫卡所有著作在痛苦中颤抖着描绘了今日世界上与孤立隔绝的、没有爱的情感只归属于自己的机器侏儒——“人”，描绘了人的寂寞化、与他人的隔离。归根结底，这是旧约中一个主要句子的改写：“爱他人犹如爱你自己。”

此外，我认为我通过提及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基本构思产生了影响的一部捷克经典长篇小说（波切娜·涅姆柯娃的《祖母》），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证据，证明卡夫卡仅仅将那些中间层、那些精灵般的官僚描述为就灵知的自相矛盾而言是恶的，而未将城堡之看不见的最高主人包括进去。

《城堡》是一部无限制的一神论的长篇小说，在一神论的旗帜下约伯的书也曾将中间层撒旦拒之门外，在此旗帜下还有，“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任何恶的上帝，尽管预言家关于上帝之不可理解的那句话“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有时候，尤其在今天这样糟糕的时代始终是有效用的；为此卡夫卡会乐意地罗列大量例子。在这样的时代，上帝会在人的阴暗的目光里以各种模样改头换面，以各种假的形体出现，甚至表现为丑陋的、狭隘的，油滑的、不道德的形象，表现为要求人们无目的地谋杀儿子的力量（基克加德语）等等。但他就是他，什么也不能改变。人们希望他压倒一切阴郁和障碍，辉煌地现身。这始终是一切希望中最伟大的希望。尽管从上帝那儿来的“皇帝的圣旨”中途为成千上万中间层所阻，“你却坐在窗前，在夜幕降临时梦一般地期待着它，”卡夫卡说。难道安德尔斯果真没有发现，在卡夫卡这篇无疑是最美的神秘故事中，同被他曲解为对胡作非为的中间层的法西斯式的崇拜的长篇小说《城堡》一样，因无把握而颤抖着希望能最终消灭将上帝与人类行为分隔开来的中间层。此外，安德尔斯将这篇短小的小说也解释错了，他在他的书中随心所欲地走下去，只是间接地考虑到卡夫卡的实际情况，这么做似乎是最为令他愉快的事。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关于蛇发女怪高尔戈的论述是他这本书中最成功的部分，并认为从这里，他不容置疑的才干还将有所发挥。

g·安德尔斯的论述是在一种教条式地规定了的基本观念基础上进行的；尽管他处处小心翼翼，似乎有时仍然没有集中精力充分考虑这一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是在极左人士的圈子里风行的一种估计：大于世界中一切昏暗的、深不可测的、混乱迷们的、合乎自然却不理智的、制造痛苦的、精灵般的因素（正直的文学家卡夫卡对这些没有闭口讳言，而有时甚至是极力强调）都有可能简单地随着宣布而消失，像变戏法一样变掉；同时，面对不可理解之物，面对人类的局限性心中产生敬畏是耻辱。世上存在着可取消的（不高尚的）不幸，然而也存在着无法取消的（高尚的）不幸，对这二者的区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至今毫不懂得的。我感谢托马斯·曼在他美丽的、博学的论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提示了歌德怀着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感觉写给“最高自由的歌手”席勒的信中一段话（写这段话的人恰恰是心中充满了光明的歌德）：“您很快将看到，您的关切对我来说有着多么大的好处。随着进一步熟悉您将会发现我心中的一种昏暗和踌躇，这是些我无力驾驭的因素。”卡夫卡始终视歌德为人类的最高导师不是偶然的，倘若他真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颓废派，那么他是绝不会有这种偏爱的。“昏暗和踌躇”——它们在真诚的、努力的人心中也有一席之地。只是不能对它们屈膝投降；而卡夫卡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安德尔斯强加于他的丑恶的奴才性中去。证明：见我这篇辩护文章开头处分列两行以作对照的言论。

卡夫卡无须任何辩护。但如遇到一些卡夫卡论者不断地全然不顾他的与消极方面（这方面我并不否认）并存的正面的积极方面，——安德尔斯就是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总会刺激着我不断奋起反击（尽管我对论战十分反感）。

安德尔斯论述道，陌生性、孤立性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成语的字面理解（照这说法，小说《变形记》便是取材于成语“肮脏的甲虫”的），则是荒谬绝伦；这就像声称西格弗利德磨大刀的故事只不过是谚语“人人都是自身幸福的铁匠”进一步的语言上的扩充一样。——这类破烂的卖弄聪明之说可惜充斥着安德尔斯的全书。书里也充满了疏忽性差错，比如他让阿尔忒密丝（而不是阿芙罗狄特）从大海的浪花中诞生（57页）；还有不是一处、而是多处将卡夫卡创造的形象奥德拉代克（根据斯拉夫语系词源：无办法可使的人。拉代＝办法、建议）变成了脱离词源学的奥德瓦代克。应该公正地强调，安德尔斯之分析的起点是正确的。只不过他很快就通过前面提到过的“手腕的转动”把事情扭到错误的轨道上去；他强调得太少的是：卡夫卡在人的孤立性、无爱心上看到的是罪与原罪，是人必须抗拒的，否则正义的惩罚便会降临，当然他将这种惩罚描绘上了一定的暴虐色彩。可是怎么能将卡夫卡称为一个无信仰的人，认为他的长篇小说“在转圈子”，他唯一的“行动是在成百上千种可能性面前犹豫、思虑”呢？怎么能把他刻画成一个“哲学上和道德上毫无可取之处的作家”（！），一个“受鄙夷的无神论者”呢？在他的言论中明明有一些毫不隐晦的表达信仰的句子，如那关于旅行车的比喻式故事，即使这个故事在全部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它有许多姐妹篇），那也已足够使他上升为宗教信仰者。现引录如下：

你若不停地向前跑，继续击得温和的空气飞溅，双手像鱼翅般张开在身侧，在睡意朦胧中目光匆匆扫过你所经过的东西，那么你会眼睁睁看着那辆车子从你身边驰过的。你还是站稳为好，以目光的力量使根须长得又深又广—一什么也不能把你卷走，那些不是根须，而是你有目的的目光之力量——，这样你便能够看见横亘不变的昏暗的远方了，除了那辆车外，什么都不会从那儿来。它向你驰来，越来越大，在他抵达作面前的瞬间，它将填满世界空间，而你倒入它的怀抱中，就像一个孩子倒入一辆旅行车的软垫中，车子穿越暴风雨和黑夜行驶着。

现在由我的朋友维利·哈斯整理出版的《致密伦娜》已问世，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精神上的爱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安德尔斯毫不犹豫地断言，爱情的神圣化始于歌德的“将我们拽到身旁”，仿佛从来不曾有过柏拉图、不曾有过但丁似的），他是多么深地信赖暗中运筹帷幄的力量，相信这些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着人类争取正义与和平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这正是安德尔斯完全忽略了的卡夫卡神奇的、关键的话。我在别处已经谈及，这一点在格言中比在小说中表现得更明显。在小说中卡夫卡全身心无顾忌地投入，在沉思（往往也在书信中）的水晶体中他控制着自己。长篇小说明显地变得更加阴暗；而警句式的蒸馏液明显地变得越益洁净明亮。这个奇特的现象我在关于我的朋友的新书《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对合作提出的号召）》中试图至少以暗示方式勾勒出轮廓来。同样，难以捉摸的上帝的救世力量也日益急迫地增长着（荷尔德林之见）。这种倾向在致密伦娜的表白信中在加强，直至产生了我欲称之为“伟大的尽管如此之歌”的那段名言。这是卡夫卡对人的意志自由、对上帝、对和平主义、对一切好的发展趋势的出于希望和爱的表白：

那是法国国庆节；军队检阅完毕后正在下面走回家去。这含有——我感到，在你的来信中呼吸着——某种了不起的性质。了不起并不在于华丽，不在于音乐，不在于列队行进，不是那个从一家（德国的）蜡像陈列馆跑出来的老法国人，穿着红裤子、蓝上装，在一个队列前迈步走，而是一些力量的某种宣言，这些力量从深处呼喊“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的、被推动着的、行进着的人们，你们这些互相信任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抛弃你们，

即使在你们做了天大的蠢事时也不抛弃，而且尤其在那种时候不会。”人们闭着眼睛看着那个深处，几乎在你的怀抱中沉下去。

附录六　卡夫卡年表

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

1893－1901年旧城国立德语中学。

1901年开始在布拉格德语大学学习，有一段时间在慕尼黑。

1902年有所进展的是：计划在维也纳出口学院学习。开始与奥斯卡·波拉克通信。夏天在利伯赫（什莱森）。

1905－1906年夏天在楚克曼特尔。

1906年《月1日去律师理夏德·略维博士办公室当文书，布拉格。

1906年6月，法学博士。夏天在特利施，在当乡村医生的舅舅家（西格弗利德·略维博士）。

1906年10月1日至1907年10月1日，先在布拉格刑事法庭、后在民事法庭进行法律实习。

1907年之前写了《一场战斗记实》和《乡村婚事》。其他青年时期作品（已遗失）。

1907年10月走上“保险总局”岗位。

1908年进入工人事故保险公司。

1908年《观察》。在《徐培里翁》上发表。

1909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篇：《与祈祷者交谈》和《与醉汉交谈》在《徐培里翁》上发表。

1909年9月同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去利瓦、布雷齐亚。

1910年开始在四开笔记本上写（日记）。东方犹太人话剧团。10月与马克斯和奥托·勃罗德赴巴黎。

1911年1、2月间出差（前往弗里德兰、莱兴贝格）。夏天同马克斯·勃罗德赴苏黎世、卢加诺、米兰、巴黎。然后（单独）去苏黎世附近的厄伦巴赫疗养院（费伦山的自然疗养所）。——旅行日记。

1912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失踪者》（《美国》）。夏天赴魏玛（与马克斯·勃罗德），然后单独前往哈尔茨山的容波恩。

8月13日结识f．b．（即菲利斯·鲍威尔，卡夫卡的第一个未婚妻。——译者）。

8月14日将《观察》手稿寄给罗沃尔特出版社。写出《判决》和《变形记》。

1913年《观察》出版（l月），罗沃尔特出版社。5月发表《司炉》。在布拉格附近的特洛亚参加园艺劳动。单独去维也纳、威尼斯、利瓦。认识那位瑞士姑娘。

1914年5月底在柏林订婚。写下《城堡》的试笔（6月11日日记）。赴海勒奥、吕贝克、玛丽亚津斯特（部分路程与恩斯特·魏斯同行）。战争爆发。增添了对妹夫工厂的操心。解除婚约。着手《诉讼》之写作。《在流刑营》。

1915年与f．b．重逢。在布拉格租了自己的房间（先是在毕尔科娃，后来在德路哈·特里达街）。从事《诉讼》之写作。与妹妹艾丽赴匈牙利。冯塔纳奖。

1916年7月与f．赴玛丽亚巴德。写了一些《乡村医生》集里的小说。在慕尼黑做报告（11月）。

1917年住在炼金者街的住房，后移居美泉宫住房。继续写乡村医生小说集。

7月第二次订婚。

9月4日：察觉患有肺结核。居住在屈劳他的妹妹奥特拉家。

12月12目办公室休假。研读基克加德。写格言（八开笔记本）。

12月，第h次解除婚约，布拉格。

1918年屈劳。布拉格。图尔瑙。什莱森。写出《中国长城建造时》和《铁桶骑士》。

1919年《乡村医生》出版，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尤丽·沃律切克小姐（什莱森）。布拉格。《致父亲》，同马克斯·勃罗德在什莱森。《在流刑营》发表。

1920年美兰。病休。——密伦娜·耶申斯卡夫人（维也纳）。重回布拉格办公室。

7月5日抵达布拉格。岁末在塔特拉山（马特利阿瑞）。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

1921年塔特拉。布拉格。密伦娜夫人。

1922年在斯平德勒米勒。

2月回布拉格

3月15日朗诵《城堡》片断。

5月最后一次同密伦娜谈话。从6月底起住在路石尼茨河旁的普拉娜，同他的妹妹奥特拉一起。布拉格。

1923年7月在穆里茨。朵拉·笛芒（笛阿芒）。柏林。什莱森。——9月底同朵拉住柏林一施台格利茨。采伦多夫。《地洞》、《约瑟芬》，也许还有《一条狗的研究》。——饥饿艺术家则、说集中这四篇作品付印（锻造访出版社）。

1924年在柏林逗留到3月17日。——布拉格。——4月10日前往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医学教授哈谢克在维也纳。——然后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同朵拉和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一起。6月3日逝世。在布拉格安葬。

1952年朵拉在伦敦去世（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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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仓介绍

正文

第一章家世与童年

第二章大学

第三章围绕职业和使命的斗争

第四章　至《观察》出版前

第五章　订婚岁月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第七章最后几年

第八章补遗：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