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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卷去德国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卷回国求学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三卷德国的大学生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引言

我十一岁时随着父母去了德国生活，在德国的教育体系内走完的教育体系内走完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整个过程。对比自己在中国接受的五年小学教育，以及亲戚朋友在中国接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我感到中国和德国在教育宗旨和教学方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完成了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学业之后，我想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那就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读者讲述一下，在德国，老师怎样上课，学生怎样学习，中学生怎么进大学，学生和老师如何相处，学生犯了错老师如何对待，学生遇到了困难怎样得到集体的帮助，德国的大学生怎么学习和生活，以及他们如何经历社会实践等等。

德国的教育注重三点：首先是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提升他们对于人生的希望、自信心和沟通的意愿，让学生感受到学习、尝试、努力与取得成就的快乐，促使他们自己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二是提高学生在社会中的存活能力，传授给学生在社会上生活以及了解世界所需的知识，训练学生在生活中遇到多变和复杂的事情时所需的能力、态度和行为；三是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把他们的视野从个人转向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和谐，使他们能够自发地担负责任和义务，维护权利和自由，重视规则和道德。这样的教育最的是和，对重和，时能够有理性和负责任，整个社会的秩序因此得到维护，矛盾少了，国家也就安宁了。当然，德国曾经有一段黑暗的历史，在纳粹时期的教育中，上述这些教育宗旨遭到了极度的破坏，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作为一个在中国和德国都有成长经历的女孩儿，我特别想把自己在中西文化中经历的一些生活细节和趣事，跨越两国文化时遇到的困惑和艰辛，以及在生活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幸运与挫折与你们分享。回想自己走过的生活和求学道路，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我感谢他们出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他们拓宽了我的世界观，使我的人生阅历变得丰富多彩。

我希望通过此作品，读者能在对那些发生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故事感到新鲜的同时，充分了解德国的教育，并激发大家去思考中国的教育与德国的教育之间的差异。

第一卷去德国

第一章

1多年之后爸爸说：“那时怎么了？向自己的学生借钱，如何张得开口！”

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周末，爸爸妈妈带着我去西湖边上一家叫“怡乐”的快餐店吃饭。上世纪8年代末，在杭州很难吃到西式的快餐，“怡乐”主要卖扬州炒饭和加冰淇淋球的果汁饮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只有在特别的日子里孩子们才有机会跟着大人前去吃东西。那天桌上摆满了美食，我吃得特别开心;，酒足饭饱后，一家人在西湖边逛了一整天。我疯玩儿着，爸妈坐在湖畔的石椅子上谈着什么。玩累了，我坐在爸妈的身边，妈妈搂着我，轻柔地说道：

“芊芊，爸爸要去德国了。”

“噢。”我应了一声，完全不知道出国意味着什么。

那是1989年的春天。

爸爸走后不久便从遥远的德国寄来了一本挂历，挂历中每一页上都贴着照片，那些照片是爸爸在去德国的路上拍的。在那个年代爸爸的工资很少，能够去德国都靠他的那批来自德国的六所大学的留学生在经济上提供帮助一他向他的学生们借钱！多年之后爸爸说：

“那时怎么了？向自己的学生借钱，如何张得开口！”

为了省钱，爸爸选择坐火车去德国，当时买这样的一张火车票只需花八百元人民币。他从北京出发，经过一望无际的蒙古大草原，再穿越西伯利亚茂密的白桦树林，绕过贝加尔湖，到达莫斯科。换车之后继续经波兰、前东德，最终到达西伯林，整个行程花了八天时间。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妈妈拿到了德国的签证。走之前的那天晚上，妈妈把我揽在怀里，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

“妈妈明天就要去看爸爸了。”

“去德国吗？”

“嗯。不过三个月就回来。”

德国有多远，三个月是多长，我没有什么概念。

自那天起，我每天跟着外婆外公一起生活，外婆负责吃穿冷暖，外公帮助辅导家庭作业。我从小就是一个乐天的孩子，爸妈不在身边的时候，除了遇到考试，基本上都过得无忧无虑。偶尔晚上躺在床上，我会问旁边陪着睡觉的外婆：“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在德国的爸妈当然很想念我，他们每年的年三十晚上一定会来电话，我从被窝里爬出来接电话，用冻得颤颤抖抖的声音说：“爸爸妈妈，我很想你们！”爸妈每次都会问：“在家乖不乖？学习好不好？”我的回答次次都很肯定。可惜当时国际通讯还不发达，国际长途很贵，像我爸妈这样靠打工维持生计的留学生没什么钱，所以一个电话往往短短几分钟就挂断了。

2德国签证官被我发音极不标准的英语逗乐了

大人总是对孩子说善意的谎言，说是三个月，转眼却过了三年。到了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生活相对安定下来的爸妈决定接我去德国生活。

一天，外婆带着我去上海办签证。上海的德国使馆门的队伍很长，放了些折叠椅和板凳，很多人都是半夜就来排队的。有一位被大家称为“翻译先生”的上海男人时不时出现在队伍前。很多办签证的人都想从他嘴里套些消息，比如今天是哪位签证官，态度如何，办理的速度快不快，面对大家的问题和恳求的眼神，脸上写满高傲的他总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还看到有人偷偷塞了东西给他。很多申请德国签证的叔叔阿姨看到我这个小女孩也抱着材料排着队，都对我为什么要去德国感到好奇，外婆告诉大家我是去看父母。

那天是星期五，一直到下午队伍还是很长，这意味着，在使馆下班前轮不到递交签证材料的人，就得等到星期一再重新来排队。有一位阿姨对我很好，当她得知我是向学校请了假，专门从杭州赶到上海来的，就和她前后边的人商量了一下，然后招招手让我插队排到前面去。不知我当时是出于害怕还是害羞，跟她摆摆手拒绝了。结果当天最后一批被放进使馆的人，包括那位阿姨在内，都被拒签了。据说那位女德国签证官情绪不佳，态度很差，让每个经她办理的人都回去补材料。本来还为我胆小不敢插到前边去而有些生气的外婆，这时候庆幸地说道：“还好没插队，要不然你也被退出来了。”

我和外婆在亲戚家住了下来。星期一的清晨，外婆又带着我来到了使馆门。今天队伍虽长，但进度却很快。只是轮到我的时候，门卫怎么也不让外婆陪同入内，我只好鼓足勇气，自己踏进了德国大馆。

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面容很和善的德国老头，他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中国翻译，两人笑眯眯的样子使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面试。

德国人用德语说了句什么，接着翻译提问道：

“你为什么要去德国？”

我看着翻译，平静地回答道：

“我想去看看我的爸爸妈妈，我看完他们就会回来。”

我在杭州西湖边长大在回答接下来的问题时，我的眼睛直接盯着德国老头，尽量用“是”或“不是”来回答，在签证官核实完申请材料后，翻译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我们会尽快给你消息。”我起身离开，开门的那一刻，我灵机一动，转向德国签证官说了句：

“谢谢，再见！”

德国老头被我极为认真的神态和发音不标准的话语逗得呵呵地笑了起来。这一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签证一定没问题！”

不久我就收到了寄回的护照以及上面贴着的德国探亲签证。

拿到签证意味着我真的要离开中国了。奇怪的是，我最大的心理感受不是将要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那份激动，也不是快要与这些年来一直朝夕相处的外公外婆离别的那份依依不舍，更不是一个陌生国度对一个小学生所能引发出的新鲜好奇，而是我感到“解放”了，因为中国的学习成绩已经不再重要。我天性贪玩，在学习方面不自觉，外婆外公督促得毕竟有限，自从爸妈出国后，我的学习成绩只维持在中等。随着年级的增高，学习负担的增大，我的成绩甚至有下滑的迹象。每次学校开家长会我都特别紧张，因为心里清楚外婆在老师那里听不到什么好话，每次家长会之后，都要听外婆唠叨一番：“你在班里已经排到第xx名了，你这样下去怎么办？”面对老师和家长的批评，我的自信心在一天天减少，对于学习，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感。不久之后小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我不相信自己能升好的中学。才十一岁的我时常感到人生很苦恼，感到在老师、家长、同学和他们的父母面前抬不起头。德国的签证把我从无限的担心和害怕中解救了出来。

第二章

1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到德国了！”

我是从北京坐飞机去德国的。在首都机场，爷爷把我托付给中国民航的空姐。在飞机上，我被安排坐在只有一位乘客的头等舱里。休息时，一堆空姐阿姨们围着我说话逗笑。除了正餐，空姐给我送来了美味的蛋糕，甚至还带着我参观了飞机的驾驶舱。就这样，十个小时的飞行一晃而过，我这个十一岁的中国女孩降落在了异国他乡一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我就紧紧地贴在空姐阿姨们的身边，生怕一不留神，迷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从一条通道拐进另一条通道，我的耳边飘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四周没有任何一样事物是熟悉的，能依赖的人只有中国空姐，能进耳朵里的只有空姐们说的中国话，不过这种时刻对于小孩子来说，新鲜和兴奋远远超过了恐惧。法兰克福机场大厅巨大无比，对我来说就好像到了一个奇异的星球，各种长相的外国人提着大小行李穿梭往来，机场商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无论穿的戴的吃的用的，没有一样是我在杭州、上海和北京见过的。面包房里形形色色的点心特别吸引我的眼球。尤其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外国小姑娘，我更要盯着多看一会儿，觉得都是差不多年龄的小女孩，怎么大家的长相和穿着打扮那么不一样，过着这么不同的生活。

在取行李的地方，我好奇地看着人们从一个大转盘上提下箱子。出是一扇自动移门，门前晃动着穿绿色制服的德国警察。每当有人走出去，门会自动打开，在开启与合拢的片刻之间，里面的人可以看见外面接客的人群。我睁大了眼睛，利用这片刻时间，搜寻着外边人群中爸妈的身影。可惜还未等我看上几眼，门就又关上了。我一想到和爸妈只隔着一扇门，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上。

空姐带着我出关的那一刻，爸妈早已看到了我，一边向我挥着手，叫着我的名字，一边用飞快的速度来到人群的最前面。很多外国人都好奇地看着我这个中国小女孩和激动万分的中国父母，向我们投来了笑容，好像意识到我们一家人团聚了，为我们感到高兴。爸爸妈妈一边一个拥着我，搂着我，抚抚我的头，又摸摸我的脸。离开中国将近五年的爸爸看到女儿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笑得合不拢嘴，也快三年没见到我的妈妈哭得泣不成声，我虽然也很激动，但是在如此陌生的环境中见到分别多年的爸爸妈妈也让我感到有些拘谨。

爸妈给我介绍身边的一对德国老年夫妇，他们是爸妈的邻居，听说我要从中国来，主动要求开车来接。德国夫妇看上去都七十多岁了，老奶奶一头金黄色的齐肩鬈发，涂着蓝眼影，红嘴唇，斜挎着黑色的小皮包，老爷爷满头银白色的发丝，高耸的鼻子，白衬衫外面套着深蓝色的薄毛衣，他们俩的笑脸上布满了皱纹。虽然年龄不小了，但这对老夫妇性格极其活泼，老太太看到一旁的扶手电梯，坐着上去又坐着下来，她在电梯上笑眯眯地向大家招手的那一刻，老头赶紧拿起相机抢拍了一张照片。

回家的路上，德国老头开车，他夫人坐在旁边，后排的爸爸妈妈中间夹着我。我不停地扭动着头，观赏着前方和两边窗外的景色：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地；像童话世界里的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一幢幢小房子；远处山顶上的小城堡；公路上奔跑的各种汽车。这所有的一切让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到德国了！”在车上我学了几个简单的德语单词，如“小汽车”“再见”我觉得德语的发音并不难就像是念汉语拼音。很快夜幕降临了，窗外的一切看不清楚了，从北京爷爷家出发时起就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爸妈叫醒我。下了车，跟德国老夫妇致谢、告别后，我站在了一幢三层小楼前。进了大门之后，爸妈提醒我一定要轻一点，于是大家都停止了说话，小心翼翼地踏上了一条拐弯向上的窄窄的楼梯。虽然木头地板发出轻微吱吱扭扭的声音，但由于楼梯上铺着地毯，因此脚步声并不显得很响。

到了顶楼，爸爸打开一个房间的门，我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爸妈在德国的家。这是一个里外套间，外面是客厅，里面是卧室，家里大部分的地上都铺着地毯，中间是一大整块土耳其地毯，周边围着几块长方形的小块地毯，赤脚走上去软软的。家具古色古香，客厅左边朱红色的沙发旁立着带橘黄色大灯罩的落地灯，正对着门的窗子下边摆着红色沙发椅和椭圆形茶几，客厅的中间是吃饭的圆形桌子，桌边围了几把椅子，椅子上摆着不同样式的靠垫，右边靠墙摆放着黑色的立柜，两边的木门中的钥匙眼里插着古典的大型钥匙，中间是一扇玻璃移门，柜橱里摆放着书籍和一些小摆设。

从客厅通往卧室的是一个半圆形的门洞，门洞挂着布帘子算是将里外隔开。卧室一边的天花板是斜的，斜角处摆放着一张很大的床。屋顶显然是斜的，床占了房间的一半，剩下的地方摆着沙发、衣柜，还有一个带四个轮子的小电视机柜，上面是一个笨重的大电视机。家里的墙上到处都挂着爸妈精心挑选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的照片，其中几张还是我给爸妈写信时附上的。爸妈告诉我，房子里的家具都是房东老太太的，虽然显得有些陈旧，但欧洲老式家具质量往往都很好，而且也比较考究。我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样式的住房，但因为是爸爸妈妈的家，所以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是屋子里我的照片随处可见，仿佛全家人一直一起住在这里。

在德国的第一夜我睡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妈妈一边给我铺着床，一边说：“爸爸妈妈在旁边又给你租了一个小房间，从下个月开始。现在里面的房客是一个叔叔，他只是偶尔住在这里，为了上班方便。”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我看着从窗户里透进来的一丝月光，感到面对的是德国的月亮，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到了另一个地方，爸爸妈妈就在身边，但是离杭州的外婆外公、求是小学的同学们却异常遥远了，大家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2“你要是喜欢，天天都可以来喂天鹅。”

第二天爸妈带我在家的附近转转，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跨出楼门，我再次回头看看这栋爸妈居住的淡绿色的小楼，我发现门的上方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头像雕塑，眼睛向前凝视，鼻梁高挺。

“她是谁？”我好奇地问道。

“邻居说她是房东老太太的妈妈。不过我没有问过房东老太太。”爸爸说，“房东老太太的父亲以前是开颜料店的。父母去世之后，颜料店留给了儿子，这栋花园别墅留给了女儿。”

爸妈告诉我，他们住的这座城市名叫曼海姆，是德国西南部的一座中等城市，据说汽车和电梯都是在这座城市发明的。我们居住的地方位于曼海姆城市东边的一个区，被称做“新东方家园”。在这个小区中，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是那么安静和整洁，别墅没有重样的，每一幢小房子几乎都有三层，房子和房子之间隔着花园，透过篱笆可以看到里面艳丽多彩的鲜花。特别吸引我的是花丛中一些小矮人、小天使、青蛙和其他各种小动物的泥雕塑，它们给花园增添了一些神秘和灵性。每幢房子的二、三层的阳台上也摆满了植物和盆花。很多家的大门上都挂着一块印着彩色字母的牌子，爸妈翻译给我听，这上面说的是：“欢迎来到我们家！”那上面写的是：“请上帝保护这幢房子和从这个门进出的人们！”我的小脑筋一转，忍不住笑了出来：

“如果是小偷来了，也会欢迎他进去，他也会受到上帝保护吗？”

爸爸想了想说：“在德国住了这些年，好像很少听说有小偷，倒是新闻里偶尔报道有抢银行的。”

从我家前面的马路向右拐，再往前走一小段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路面上铺着铁轨。铁轨上疾驶而过的车和火车很相似。

“这是有轨电车。”看到我疑惑的眼神，爸爸告诉我。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里的轨道交通。

在这条中心马路的两侧有一些商店。妈妈一家家指给我看，分别是银行、带有邮局的小超市、面包店、肉店、药店、文具店、书报店和一家中餐馆。小超市的前面以及马路对面面包房的前方分别有一个车站，一辆6号铁轨电车直奔曼海姆市中心。新东方家园里住着很多经济上不愁的老人，家家都有别墅和汽车，当他们不太方便开车或坐车出去的时候，主街上的几家店可以满足他们生活上的。

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的我在新东方家园里转悠了一圈，就见到了五种动物。首先是路上无数来回溜达的胖嘟嘟的鸽子，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些鸽子一点也不怕人，人经过它们身边的时候，它们只是往旁边稍稍让几步，好像只是为了避免被踩到。

接着看到了好多只慢悠悠散步的猫，每只猫的脸都圆圆的，胆子大一些的看到我叫它们，就会跑过来在我的小腿上蹭两下，有些甚至躺倒在地，大肚朝天，让人帮它挠痒痒，胆子小的见到人一溜烟就钻进了园子里，躲在花丛中悄悄盯着人看，妈妈告诉我，这些猫都是家猫，他们经常从主人花园的篱笆缝中跑出来游玩，过一会儿就会回家的。

有两条河流经曼海姆市，一条是著名的莱茵河，新东方家园靠近另一条德国境内的河，名叫内卡。河边是大片的草地，不过因为河床低于地面很多，所以要下十几节台阶才能走到草地上。在内卡河上悠闲地漂浮着十几只白色的天鹅，它们不时地抖抖身上的水珠。以前在西方的童话故事中经常能读到天鹅，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河边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孩子正将一块面包丢向水中的天鹅。有一只霸道的天鹅挤开身边的同伴，迅速把头伸进水里，衔起那块被河水泡得软软的面包一吞下，然后游向河边，伸长了脖子期待地注视着那对母子。紧接着，整群天鹅都围向了他们。这景象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真想赶快跑回家去拿面包。

“你要是喜欢，天天都可以来喂天鹅。”妈妈说。

河边草地上时不时能看到几只欢快乱窜的灰色大野兔。仔细一看，其实很多草丛里都躲着大大小小的兔子，河边有些牵着狗散步的人们，兔子们显然是害怕被狗发现后不得安宁才躲了起来。

最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狗：大的，小的，卷毛的，短毛的。有的拴着脖套，被主人手中的绳索拽着，有的没有被绳索拴住，自由自在地跑前跑后。外向的狗喜欢闻闻你，内向的则只管自己低头走路。每当有狗对我感兴趣，靠近我瞅瞅闻闻时，我都敢肯定，它嗅得出它跟前的这个小姑娘来自于别的地方，而且是初来乍到。

3我很明显地感觉到，罗登太太一直站在二楼房间的窗看着我

初来乍到的我确实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有趣，而更让我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跟我住在一个楼里的德国邻居。

楼下一层是两个相依为命的妇女，年龄都在五十多岁。较胖的是位日本学教授的夫人，丈夫已去世多年；另一位个子较高，一条腿有些瘸，好像是专门服侍胖夫人的。两个人相伴着生活，互相搀扶着出门，而且很有文化气质。走出小楼必然要经过她们的住房。里面常常传出优美动听的钢琴声，有时又是行云流水般的小提琴与清脆的银笛的合奏，让人忍不住驻足聆听。

二楼住着叫罗登的房东老太太，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至今一个人生活，没有子女。这栋漂亮的小楼足以见得罗登太太出身于富贵人家。爸爸告诉我，罗登太太家里满是昂贵的古色古香的家具，她有一个贝壳镶嵌的雕花木柜，单是维修一次就要花四万马克。罗登太太中等身材看得出年轻时是位美人。来访的人都会注意到门上那座雕塑，都以为是罗登太太年轻时的肖像。

爸妈原在德国中部的一座美丽城市维尔茨堡居住。后来爸爸在海德堡大学获得攻读博士的机会，必须搬家。海德堡的房租太贵，靠假期打工维持生计的爸爸显然负担不起。申请学生宿舍至少要排两年的队。爸爸说，有一年海德堡大学的新生太多，没地方住。海德堡市政府不得不号召市民腾出自己的空房接待新生暂时居住，甚至大教堂的礼拜大厅也一度成了大学生的集体宿舍。曼海姆市离海德堡市不远，交通也十分方便。于是爸爸开始留心曼海姆市的租房广告。可每次打电话询问，对方一听是外国人的音，便立刻挂断电话。后来爸爸的一位当医生的德国朋友帮忙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一位德国医生的中国朋友寻租一个位于曼海姆市的、低于四百马克的家庭住房。”

结果第一个打来电话的就是罗登太太。

每年圣诞节前，都有教会的嬤嬤来看望罗登太太，感谢她的捐款。可见她是虔诚的教徒。但也许是由于四十年的独居生活，她的脾气却有点古怪，说话极快，像连珠炮一般。有时不知道为了什么就会神经质地发作一通，一边压低声音叫喊着，一边喘着粗气。所以爸妈提醒我，住在这里要时时处处小心翼翼。有时，她闻到爸妈炒菜的油烟味，便会气呼呼地跑上楼来，手里抱着一罐咖啡，二话不说，把咖啡粉撒在仍然滚烫的炉盘上。不一会儿整个顶楼就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咖啡香，确实再闻不到油烟味了。有时她在楼下听到爸爸稍重的脚步声，或是别的什么比较吵的声音，就会举起一根拐杖“咚咚”地敲天花板，也就是爸妈的地板，算是抗议以示警告。还有一次，外边阳光明媚，妈妈趁着大好的太阳将洗好的衣服搭在一根杆子上伸出窗外，楼下立刻向起了罗登太太的唧唧呱呱的嘟囔声。妈妈只得又将衣服收了回来。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常常造成这类摩擦。不过对于十一岁的我来说，还感受不到这么多。妈妈是个热心肠的人，每当烧出一顿好菜或包了一顿饺子，都会送一盘给邻居们。品尝到中国菜肴的罗登太太似乎对油烟就不再有任何意见了，吃完后她会把洗干净的盘子放在爸妈的门，并且摆上一包她烤的点心或是一束在自家院子里采摘的鲜花作为回谢。

罗登太太听说我来了，曾经热情地邀请我去她的花园里摘果子和核桃。我兴冲冲地去了，捡落在地上的核桃时，我很明显地感觉到，罗登太太一直站在二楼房间的窗看着我，我一转头，她便立即躲到旁边的窗帘后。不一会儿，我又感到了那双眼睛。我不知道她是对于我这个中国小姑娘充满了好奇，还是在监视我摘了多少她的果子。

楼里最有特色的人物要算是德国老头“长”先生了。爸爸说他姓“lang”，翻译成中文就是长的意思。大多德国人的名字来自《圣经》，而姓多半都说明了这家人很早以前的工作。我津津有味地听着爸爸说，古时候，如果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两个人，小名都叫汉斯，一个在家中游手好闲，他就被人们叫做“汉斯家里人”，而另一个种花种草，大家就给他取名为“汉斯花”，这样两个人的名字就被区分开了。久而久之，“家里人”和“花”就成了德国人的姓。当时德国总理科尔的姓，翻译过来就叫“菜头”，可见这个姓来源于种菜的。我想邻居老头姓“长”，很可能他的祖先个子比较高。老头的名叫威力，和我们一起住在顶层，并合用厨房和厕所。威力曾是一名电器工程师，已退休多年。第一次见到威力，他果然是高高的个头，弓着背，一头白发，还留着一把白色的山羊胡。高高的鼻子上架着镜片很厚的老花镜，可看人时却常常低歪着头，眼睛从镜片上方斜视过来。他穿得极其邋遢，脖子上常常挂着一条白围裙。只有在外出采购时，他才套上一件西装，在镜子前面梳理一下稀疏的白发，再在头上扣上一顶棕色帽，看上去还算是像模像样。顶层被过道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我们住在南边的一套房子里，朝阳，面向花园。他住朝北的一面，但并不是一套住房，走廊向西到底是一个大房间，常常房门紧闭。正对着我们房门的是他的起居室兼卧室，常常房门大开，里面的情景让人一览无余。靠墙是一张单人床，床前一个长条茶几占据了房间中间的位置，再过去是一张长条桌子临窗而立。正对房门是一扇面向街道的窗户。无论是床上，茶几上，还是长条桌上，都堆得满满的，显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活像是旧货市场和垃圾场的组合，使得本来就十分狭小的房间越发显得拥挤。

“哈喽，长先生，这是我的女儿。”爸爸用德语介绍着。

他把叼着的烟斗取下来，低下头，眯缝着眼，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露出了和善的笑容。嘴里像是对我又像是喃喃自语，嘟囔了一句。

“爸，他说什么？”

“他好像是说夏的女儿来了。”

我还在想应该说什么，是说中文由爸爸翻译还是说一句刚刚学会的“你好！”“你好！”他已经转身去了厨房。

后来我发现，长先生不管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走廊上，或是在厨房做饭，都不停地自言自语，不过很少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些什么。

在后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了长先生的三大乐趣：第一是在破旧的电脑上计算怎么中六合彩。在德国中六合彩必须在四十九个数字中选对六个。有一对年轻夫妇第一次买彩票就中了上亿马克的大奖，第二次买又中了五百万。后来长先生每每对我提到这件事时，一脸的羡慕之情。这也许就是长先生大部分时间坐电脑前的动力吧：不停地统计着多年来中大奖的号码、计算着所有的可能性。不过看上去他好像一次也没中过奖。他的另一项活动是通过无线电报话机和远处的人对话，也不知是陌生人还是认识的，一种原始的网上聊天的方式。有时天气不好，在嘈杂的电波声中依稀可辨出远方的声音，但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长先生会恼怒地用烟斗敲打报话机。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长先生向我打开了他的另一个房间的门。天啊，那里面满满地堆放着的竟是各种各样的旧电视机。斜顶的天花板上有一扇向外开启的窗户，靠窗支着一台高倍数的天文望远镜，巨大的镜头可以伸出窗外。长先生教我眯起一只眼，透过长长的镜头看夜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放大的星空。从那以后，我直呼他威力，不再叫他长先生了。

威力的生活毫无规律，常常黑白颠倒，半夜三更起来做饭。他最喜欢用高压锅炖鸡汤，里面一定要放上蘑菇。除此之外他钟情于喝高浓度的麦子白酒，一星期至少喝一瓶。如果说他还有什么规律可循，那就是每个星期五的下午，定时定点去采购。渐渐熟了，我也陪他去买过东西，他每次买的东西都差不多，主要是食品，而且多是速成食品。这个孤独的老人最亲近的人就是房东老太太，两人每天打电话咕嘟咕嘟地说一大堆，谈话内容经常也围绕我和我的爸爸妈妈。

第三章

1就这么一拉，我从此便被拉到德国的教育中

到德国一个月后我终于可以搬进隔壁的小房间了，对从小到大从没有过自己房间的我来说，这可是梦寐以求的事。长方形的房间虽然不大，东西却一应倶全。地上铺满了花地毯，窗户朝东，窗前安放着一张咖啡色的写字台，配一把咖啡色的靠椅，写字台旁是一个白色的书架。正对着门摆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下是一个可以拉出来的大抽屉。床头立着一个床头柜，上面放着一盖带米黄色灯罩的古典台灯。床的右边是一个壁橱，移开白色的拉门，我惊讶得差点儿叫出声来，因为里面空间极大，活像一个小密室。我钻进去，拉上门，又点亮一支蜡烛，哇！我就像钻进了童话世界里森林中的一个小木屋。门的左边还安装了一个白色洗脸池，上面挂着一面镜子。在经过了大半天时间的擦洗、清扫、整理以及装饰之后，我带着对未来生活满怀憧憬的喜悦搬进了第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

接下来的生活真是舒坦而又惬意。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不怎么样，倒也衣食无忧。最大的乐趣就是跟着爸妈逛超市。第一次跟着爸妈走进大型的德国超市，室内灯光雪亮，顾客推着采购车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间穿行。我看着无人看管的各种我大都还没见过的食品，惊叹地张大了嘴。我妈妈见状轻声地说了一句：

“想吃什么就自己拿吧。”

我不解地问：“妈妈，这里的东西可以随便拿。”

爸爸妈妈都被逗笑了：“最后到门是要付钱的。”

那时在中国几乎没有超级市场，在商店里买东西，一般都是隔着柜台让售货员拿。

我们的生活费来源主要靠爸爸假期打工挣钱，平时帮教授整理、输些资料也能获得些许收。听爸爸讲过，他在德国的第一份打工工作是在一家香肠厂。技术员会将调好的肉馅放机器里，机器会自动将肉馅灌肠衣，自动打结。一串香肠随着传送带被源源不断地传送出来。爸爸的工作就是把连在一起的香肠截断，挂在晾晒杆上。一个小时的工资是二十马克，这相当于当年爸爸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

作为小留学生的我自然体谅父母的艰辛，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生活上也是省吃俭用。

在德国过了几天童话般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后，妈妈的一句话把我带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爸妈给你联系了一所德国的学校，现在学校放圣诞节假，等假期一过妈妈就带你去报到。”我听了之后，心里万分紧张，都不敢去想到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不过总觉得离那一天还很遥远，结果一转眼就到了去学校的日子。出门前，爸爸看到我脸上不自在的表情，安慰道：

“今天就是去报个到，很快就会回来。也许老师看你一句德语不懂，会让你先在家自学一段时间。”

听了爸爸的话，悬着的心稍稍轻松了一些，心里自我安慰道：“是啊，我反正不懂德语，肯定让我先回家自学，我一定努力学。等会说几句德语了再去上学不是更好吗？！”

这是一所德国的中学，因为德国的小学是四年制，所以在中国应该上小学六年级的我到了德国就变成了中学生。

一路上我想象着学校的情景，眼前浮现的自然还是中国小学的环境：气派的教学大楼、大操场、带花坛和喷水池的校园。可惜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失所望，我的学校只是一栋普通的五层楼房，几乎没有校园，楼前的一块空地就算是校门了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发达的德国，学校的外表竟然是这么的简陋。

此时应该已经开始上课了，校门空无一人，在寒冷的冬天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心感到有些冰冷。这时我看到一个女学生从远处飞奔而来，显然是迟到了。她很快便到了我们的跟前。这个女孩披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身材偏瘦，穿着黑色的羽绒服，围着雪白的毛围巾，一条深蓝色紧身牛仔裤让她的腿显得格外细长，脚上一双半高帮厚跟的黑皮靴。德国女孩看上去年龄要比我大一些，她拉开了教学大楼那扇笨重的大木门走了进去，刚要关门，看见妈妈和我跟在她的身后，便帮我们扶着敞开的大门，妈妈说了句：“Danke”这个词我知道，是德语“谢谢”的意思，女孩冲我们嫣然一笑，我也向她回笑了一下，感觉自己的脸有些僵硬。她很热情，看上去丝毫没有因为我们是亚洲长相而感到奇怪。记得在杭州时，难得在街上看到外国人。一旦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要盯着看半天。女孩的随和多少给了我一些勇气，我心里默默期盼她就是我的同学。刚走进楼里，就感到一股热气？卜面而来，暖洋洋的，让人忘却了外边的寒冷，我的心也开始热乎起来。楼里所有的地面上都盖着一层墨绿色的地毯。那个金发女孩站在楼梯脱下外套，把书包放在地上，脱下的羽绒服也丢在地上，里面只穿了件白色的恤衫。妈妈利用这个机会向她询问秘书办公室在哪儿，她边说边指向前方，接着拎起了所有的东西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了楼梯。

来到了秘书处，一位打扮得体的阿姨迎了上来。妈妈和她说了几句，这个阿姨笑着看看我，拿了张表格要妈妈填，然后自己走了出去。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妈妈：

“妈妈，我们今天先回去，我学一段时间德语再来，我保证好好学！”

没多久德国秘书带回来了另一位德国女士。她们俩和妈妈嘀咕了几句，妈妈解释给我听：来的人是我的班主任，叫鲁道尔夫，她是来带我去上课的。听到要带我去上课，我的心突然再次掉了冰窟窿里，感到自己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走进教室无异于走上“刑场”。此刻，我绞尽脑汁地想着一切能够让自己逃离学校的办法，我觉得决定权在妈妈，一定要说服妈妈。于是我再次央求道：

“妈妈，你快跟老师说，我回去学好了德语再来，下个学期就来！”

班主任老师一头金色的披肩发，套着墨绿色的西装外套，穿着牛仔裤和休闲鞋。她伸出手和我们握手，手腕上戴了个金色的手镯。这位德国老师一直笑着，笑容十分灿烂，露出两个很深的酒窝，从碧蓝的眼睛中投来的目光非常和善。

第一次见到这位外国老师，我感到既陌生又亲切。陌生是因为她有金色的头发、高鼻梁和蓝眼睛，但是她的笑容还是让我感到很亲。

妈妈向老师提出暂时先让我待在家学德语的建议，老师一听就笑了，她显然看穿了我的害怕和担心，轻松地说了一句话。我急忙把头扭向妈妈。妈妈翻译道：

“老师说，这里就是学德语最好的地方！”

这句话丝毫不让我感到轻松，但让我心里稍稍有了些犹豫“难道一句德语不会真的不是问题？”

接着老师摆了摆手示意让妈妈回去，毫不犹豫地紧紧拉着我的手就走，丝毫也不回头，不给我任何逃避的机会。我的心里极度害怕，可惜我也是死要面子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得跟着老师走，我咬了咬牙，转头和妈妈说了声再见。

就这么一拉，我从此便被拉到德国的教育中。

2在中国的小学，这样是不允许的

老师的手温暖而有力，学校的走廊很明亮，我却感觉眼前漆黑一片。

老师带着我来到了同一层楼拐角的一个门前，她示意我可以脱了外套挂在外面的挂衣钩上，那里已经挂满了各色外套，我脱羽绒服的时候，老师帮我取下肩上的书包。

进教室前的最后一刻，她示范着做了一个深呼吸的动作，并用手势告诉我学着做。我深吸了一气之后，感觉勇气还真的涌了上来。当时感到，就算马上将要面对一屋子的陌生人，至少我和老师间的距离已经有些近了。

接着她微笑着冲我点了一下头，然后毅然打开了教室的门。教室里的日光灯有些刺眼，我像梦游般跟着老师走进了教室，来到了黑板前。此刻，台下的人让我感觉有些影影绰绰。接着老师向大家介绍我。完全听不懂的我心里猜想，她可能是在说：这位是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从中国来，不会说德语，希望大家能多帮助她。我在杭州小学班里有五十多个同学，当然也期待着看见满满一屋子的同学。待我稍稍定了定神，眼睛也适应了室内的光线，定睛一看，没想到我只是站在八个学生的面前，心里顿时轻松了不少。

等意识渐渐恢复了以后，我略带微笑地用目光扫过同学们一张张好奇的脸。两个坐在第一排同桌的女孩长得特别像新疆人，头发用围巾包了起来，只露出圆圆的脸庞，黑色的眼睛，又长又浓密的睫毛，以及高挺的鼻梁。她们的后排坐着三个也像新疆人的男孩，其中两个虽然座位隔得远，但是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们俩是双胞胎。另外三个学生是纯欧洲人长相，都坐在右边靠窗的位置上，其中一个女孩极其漂亮，尖尖的瓜子脸上一双碧蓝的大眼睛，脸庞两边垂着长长的金发。看到大家都用亲切的笑容看着我，我感觉挺温暖的，恐惧感减少了一些。此时的我只能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接受新环境，新同学。

老师安排我坐在教室正中间的一个课桌前，然后从讲台上拿了一本书放在我的桌上。老师知道我完全听不懂德语，对我说的话不多，我们主要是靠笑容、表情和动作来相互交流。我从书包里拿出准备的笔和练习本，以及很厚的一本德汉词典，然后端坐在课桌前，挺直了腰板儿，手背在身后，直视着讲台，像模像样地开始听课。第一次总该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可惜却是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僵硬地坐在那里，细细观察着身边的新环境。

这个教室很宽敞，由于窗外的天色有些阴暗，因此所有的日光灯都开着。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图画，窗台上和老师的讲台上摆放着一些绿色的盆栽，大玻璃窗上贴着几只黑纸剪的鸟的影子，这个环境给人很温馨的家的感觉。课桌是白色的，桌面很厚，没有抽屉。地上铺着地毯，大家的书包都放在靠书桌的地上。有些同学的课桌上除了放着课本、字典、文具以外，还摆着瓶装水、面包、水果，甚至还有香糖一类的零食。虽然没有人吃东西，但是每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拧开饮料瓶喝一饮料。妈妈也给我带了软包装橙汁和夹香肠面包，但是我不敢拿出来放在课桌上，这在中国的小学是不允许的。

老师让学生们轮流读课文，然后把一些词语写在黑板上，还随手画了些图，主要是脸部表情。我从没见过这种黑板，前后两层，可以上下移动，我看到老师写满了前面一块以后，把它往下一推，然后把后面一块拉上来继续写。等课文读完以后，老师像是在问一些问题，并且点名让学生回答。我观察到班里的学生坐得并不很端正，歪歪扭扭，好像是随着自己的意选择舒适的坐姿。这在中国的小学也是不允许的。想发言的时候，学生举起食指，但发言时却不站起来，而是坐着说，甚至连腰板儿都不挺起来。这在中国的小学更是不允许的。不过此时，我的坐姿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于是也将绷紧的肢体松弛下来。

鲁道尔夫老师说每一句话都刻意很慢，口齿十分清楚，经常给学生们示范自己的型。她的脸上永远是和蔼的微笑，露出两个酒窝，每次听一个学生回答问题时，我被她的目光深深吸引住了，那直视着学生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真诚的鼓励和无限的耐心。

我很想听懂这位异常亲切的老师的话，可就是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看懂些动作，渐渐地就感觉越来越困。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悠扬的音乐声，老师打开窗户，一股冰冷清新的气流涌进教室，让我马上恢复了清醒。随即外面传来了吵闹的声音，我才明白原来是课间休息。有的同学走出了教室，有的留在自己的座位上吃点心、啃苹果，和旁边的同学说笑。前排的女孩转过来对我笑笑，我也对她们笑笑。很明显她们对我挺感兴趣的，我只恨自己一句德语也不会，无法交流。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杭州的小学课间休息的情景：和几个好朋友在走廊里踢毽子、丢沙包，或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那景象在这儿是决然不会有了，这让我感到特别失落。在国内时总是盼着下课，跟小伙伴们一起疯玩。可现在，下课了，我却完全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坐也不是，起身也不是，如坐针毡。还不如在课堂上，至少我还能觉得自己是在听课。没过几分钟，音乐又响起了，同一个老师同样内容的课继续进行。

当中午十二点半时，音乐再次响起。学生们都开始收拾书包，我明白，这是要放学了。

我大约是早晨7点半到新班级的，就这样像傻子一样直挺挺地呆坐了四个小时，身上热得难受，脸红扑扑的。当大家拎着书包走出教室时，我一眼就看见了等在教室门外的妈妈，心里突然一下完全放松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因为老师翻着课本给妈妈讲解了一会儿。

听妈妈解释后我才明白，原来今天去的班级是专门教外国学生德语的。班里的学生主要来自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二战之后，德国缺少劳动力，为此大批土耳其人移民来到德国。后来不断有他们的亲戚投奔而来，直到今天。南斯拉夫人主要是逃难来德国的，因为那里正在打仗。不少德国的中学都有外国学生班，学生的年龄差距很大，反正只要是五年级到十年级年龄段的都在一起学习德语，而且每天都可能有新的学生加这个班级，也不断会有学生离开。按照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进度，过一段时间，老师会安排他们插德国班，开始正常的德国班级的学习课程。外国学生班每天只上德语课，鲁道尔夫太太是外国学生班唯一的老师。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德国的学校上课只上到中午，下午一般没有课。

踏出德国学校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样。虽然学校里的环境很舒适，设备也先进，老师和同学们都亲切友好，但一切实在是太陌生了，语言上也完全没办法沟通。一想到自己明天还要回到这里来，就感到无比巨大的压力。

我被第一天在德国学校的经历给吓怕了，回到家以后，下决心要努力学德语。妈妈想午睡一小会儿，我就跪在妈妈躺的沙发边，拿着课本，央求着：

“妈妈，我要学德语，你教我念课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自己主动要求学习。

妈妈边读课文边给我讲解，我跟着读，并在所有词的旁边注上中文的意思，为了记住发音，我在每个词的上面写上发音近似的汉字，比如Deutschland〔德国〕，就写上“刀爱尺兰德”；Tuerkei〔土耳其〕，就写“提儿凯”；Kartoffel(土豆)记下“卡头费尔”。书里大部分都是图片，课文很短，内容主要是介绍几个来自各国的小朋友，他们喜欢做什么、吃什么、学习德语多久了。

第二天，我看着自己写的中文注音也能慢慢跟着念课文了，鲁道尔夫观察到我能读课文，开始还挺高兴的。她有一次走过我的课桌时，发现我在单词上用汉字注音，立时瞪大了眼睛。结果我和妈妈被鲁道尔夫太太批评了一顿。原来，德国学校学费全免，虽然教育经费充足，却也要精打细算。学校发的课本是借给学生用的，还要传到下一届学生的手里，因此不能在上面随便写字。不过更主要的问题是用中文注音会造成我的德语发音不标准。后来我在家花了很长时间用橡皮擦掉了所有写在上面的字。还好是用铅笔写的。才短短几天就不能用中文帮助了，我感到很无助，鲁道尔夫太太安慰我和妈妈，她说老师这种职业本来就是一种帮助性的工作，她会尽全力帮助我学习德语，何况班里的学生也都是刚开始学德语，她相我就上。

3我竟然连考过试了都不知道

我每天硬着头皮走进德国的学校，心里压着一块巨石听不懂别人说的，不会表达自己想说的，很多时候也不明白身边正在发生些什么，时常感觉自己就像个傻瓜。

每天早上的第一节课，鲁道尔夫太太往往带着大家复习前一天学的单词。大家指着自己的鼻子跟着老师念“Nase”，指着眼睛说“Auge”等等。接着老师让每一个同学轮流回答几个关于个人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了？”“你来自哪个国家”每当问道：“你有兄弟姐妹吗？”同学们都会回答：“Ja(是)。”而问到我时，我也赶忙回答“Ja(是)。”“Ja”的发声就是汉语的“呀”。这是我在听不懂老师的问题，又不知道德语怎么说时，唯一能张说出的标准德语词汇。开始鲁道尔夫太太相信我的回答，后来见到我的妈妈，问起我的兄弟姐妹们为什么没来学校上课时，才知道我原来是独生女。以后每当我肯定自己有兄弟姐妹时，老师就知道我没听懂，便来到我的桌前，在德汉字典里把中文意思翻给我看，我看到了中文后恍然大悟，急忙摇头摆手：

“噢，没有！没有！”

鲁道尔夫太太是个特别耐心的老师，也许因为班里的学生少，她很多时候就像是某个学生的私人老师。讲课时观察到哪个学生一脸的迷惑，便会立刻来到他的课桌旁，在字典里查找出这个词的意思。每当提问时，看出我没听懂，鲁道尔夫太太都会一次次地翻字典给我看，直到我记住这个词的意思并能够正确回答了才罢休。光是为了让我明白“兄弟姐妹”这个单词，她就往我的课桌跑了三四次，都记住了这个单词在德汉字典中的页数。我每次都不好意思地偷偷看看周围的同学，还好他们并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老师每天都要教大家一些新的单词：今天是身体部位，明天是蔬菜水果，后天是动植物。为此鲁道尔夫太太收集了大量的彩色图片，其中一大部分是各大超市和商店的广告另一些是博物馆和公园的介绍。老师把资料分配给大家，让大家把上面的图片剪下来，然后分类贴在一张大的彩色纸上，用彩笔写上每样东西的名称，最后贴在教室的墙上。这样的上课形式改变了我只是干坐着听课的情形，课堂变得有趣起来。我不但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力，而且在合作过程中还和大家拉近了关系。学生们两三个人一组，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课桌上，还有的喜欢席地而坐。大家用结结巴巴的德语手舞足蹈地商量着：谁剪什么图案、怎么贴最好看、用什么颜色的笔来写东西的名称、由谁来写等等。每当看见墙上那些自己的作品，我都会有些许小小的成就感。而那些自己亲手书写的德语单词往往让我记得最清楚。我们上课时经常要剪剪贴贴做些手工，于是，剪刀和固体胶成了我的书包里必不可少的学习用品。班里的同学也学会了这种利用图片表达的方式。

一次，班里的南斯拉夫女孩问我：

“Chin Chin〔这是外国人在叫我的名字时所能发出的最接近中文的音〕，你知道Mickey Mouse吗？”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摇摇头，同学好像觉得有些奇怪。我们一起在德汉词典里查，结果也没查到。第二天她拿来了一张剪下来的小画片给我看，并说：

“这就是Mickey Mouse！”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同学说的是米老鼠啊。在杭州的时候，我最盼望星期天晚上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了，这两个动画人物原来在全世界都那么有名。在那一刻，我感到和同学的关系拉近了。

每节课四十五分钟，课和课之间是五分钟的小休息，三节课后还有十五分钟的大休息。渐渐的，我会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到学校的广场上走动走动，边喝饮料吃面包，边用颠三倒四拼凑起来的德语单词手舞足蹈地交流着。说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常常被逗得哈哈大。

五节课后外国学生班便放学了。和大家告别后，我要走到学校对面去坐车。在德国，自动按钮随处可见，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也要按按钮。这样原本是红灯很快会亮起绿灯，过往的车会乖乖地停下来让行人通过。刚到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我对每一件自己学会做的事都感到很骄傲，所以每到过马路时，我都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去摁那个按钮，让别人看到自己虽然不是这里的人，但也懂得做这些事情。我深深体会到人到了另一个国家生活真不容易，好像退回到了幼儿园时代，连过马路这样最简单的生活环节都要从头学起。

听写是考试的主要形式。一次老师和妈妈谈到关于我学习德语的进度时，特别提到我考试时听写很差，要求在家帮我多练习。妈妈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完全愣住了。因为上德国学校至今，我根本就不知道老师做过考试。什么时候做的，怎么做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上课的时候，有时看到老师拿着课本在念，我以为只是在讲课，别的同学低头在写着什么，我也以为是在做笔记，于是也就装模作样地在本子上胡乱划拉几笔。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在做听写考。

我本以为离开了中国的小学从此就轻松了，可现在连语言都成了问题。在杭州小学的时候，整天和班里的同学们滔滔不绝地讲话，想说什么可以张口就来。老师的话就算不去仔细听也全都进了脑子里。这种人最基本、最自然的交流和接收信息的能力，来到异国他乡突然间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残酷的现实。在中国的小学，我担心的是考试成绩不好，但是到了德国，我竟然连考过试了都不知道！

4我庆幸在德国学生的分数是不公开的

不过总算熬了过来，初时的窘迫和尴尬渐渐退却。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可以简单地跟老师和同学们对话了，上课也会主动举手回答一些问题。虽然没有正式考试，但是每个星期鲁道尔夫太太都会进行一次带评分的听写测试。一般听写刚学过的课文。老师念一句，学生们写一句。刚开始的时候，我得了好几个“6”分，也就是不及格。在德国“1”分最好，也就是满分，“3”分是一般，过得去，“4”分相当于中国的60分，刚及格，“5”分就很糟糕了，“6”分代表最差，可能跟零分差不多。

我庆幸学生的分数在德国是不公开的。每门课大家都准备一个练习本，专门用来听写考试。老师批改好分数后，就把本子发回到每个人的手中，成绩只有自己知道。我特别害怕老师和同学会因为我的成绩差而批评我，甚至鄙视我。

我的成绩不好，我一直担、老师会家访，就像在中国时那样，或者在家长会上找家长谈话。我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挨呲儿的准备，可总不见动静。结果倒是妈妈坐不住了。她主动找鲁道尔夫太太谈我的成绩。鲁道尔夫太太对妈妈说，她本人不支持学生的成绩用一个数字来表达。德国学校教学的重要目的是让孩子从小产生对人生的希望，了解自身的能力和强项，自己找到做某些事的意义，让他们亲自感受到为一件事付出努力而得到成就的快乐。而成绩只是相对的。我们要让孩子们感觉到，他们的想法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成绩。这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学会自己承担责任，只有参与了意见才能感。

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论你的成绩好坏，老师的亲切态度都不会改变。班里的同学也很少问别的同学的分数，偶尔听到别人得了好分数，就说：“祝贺你”听到别人的分数不理想，便会鼓励一句：“下次努力！”德国学生之间很少攀比成绩，因为大家都认为分数并不能展现一个人的实力。老师批改完一次考卷，就直接发给每个同学。德国学生得到了不好的分数时最多对自己噘噘嘴，完全不用感觉在任何人面前丢脸。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如果分数只给学生自己看，他们反而会产生重视学习质量的意识，一种对自己的学习成绩负责任的心态。

有一次听写我不但及格了，而且还出乎意料地拿了个3分。这让鲁道尔夫太太感到特别高兴。她一边伸出手掌和我的手掌对拍了一下，一边笑着说道：“做得好！”

随着说德语渐渐流利起来，以及对于德国学校生活越来越习惯，我在学校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放松了。其实如果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在德国的中学学习要比在中国轻松有趣多了。我进外国学生班以后没几个月，学校给我们增添了数学、英语、美术以及体育课。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德语能力以后，我们才能适应专业课上的基本要求。数学课上的内容我在中国小学早已经学过了，应用题虽然是德语，但远比中国小学的简单。英语课上，新来的英语老师对于我能够流利地背诵英文字母感到很惊讶。相比之下，来自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同学们，在我这个年龄还没有怎么接触过英语。

英文课也是让学生们回家读课文，学习新单词。数学课往往布置几道比较简单的题目。所有的家庭作业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了。对于我来说，除了想快点过德语关外，学习上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5鲁道尔夫太太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种老师的形象

鲁道尔夫太太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种老师的形象，她对我的态度和教育方式是提高我自信和学习兴趣的关键。在中国的小学，我做作业、考试、拿好分数都是为了老师，我经常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感到在老师、同学以及家长面前抬不起头。进了小学的高年级后，我渐渐认为自己各方面都不如别人，各科学习成绩平平，也缺乏让成绩变好的自信心和动力，学校对我来说充满了紧张和恐惧的气氛。老师和家长都觉得十一岁的我会慢慢落后下去，我自己也觉得结果肯定会是这样。而在德国的中学生活了一年之后，我感到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胆子大了，自信心一天天地增强起来。在什么都不会和不懂的时候是鲁道尔夫太太的亲切感和同学们的友好给了我勇气和信心，帮助我击败恐惧感，练习胆量，学习不灰心、不放弃，让我在点点滴滴的德语进步中看到希望，感受到快乐和动力。

在鲁道尔夫老师的课上，学生锻炼了三点：第一是说德语的自信心增强了；第二是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表达出来，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将自己的想法遮遮掩掩；还有就是学会了尊重和宽容别人的意见和看法。

德国老师们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宽容，从没有听到过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严厉批评某个学生。老师很注意维护学生的尊严和隐私，如果哪件事学生做得非常不好，老师会私下找他谈话，听听学生的想法，绝不会在公开的场合上说。老师跟学生谈话，也不是从上对下的训斥，而是两个平等的人共同探讨问题。

德语虽稍有进步，但有时我在课上还是回答不了老师的问题，德语说得结结巴巴，内容上也很离谱。每当此时我就感到特别丢脸，常常脸涨得通红。在中国小学，一旦当着全班人的面说错做错，就会偷偷观察大家的反映。但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老师和同学会嘲笑你，大家只习惯静静地听着每一个人说话。大家看重的并不是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德语说得是否完美，而是想看到你开和尝试回答的勇气。我体会到，能够有胆量表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另一方面，涉及到人格培养时，老师批评起来也很严厉，只不过是私下进行。第一次被老师批评是因为我在学校发的课本上写了大量的字，后来鲁道尔夫太太向我妈妈做了认真的解释，为了保证免费教育，学校不需要学生家长自己掏钱买课本。而学生得到的免费课本属于学校的公共财物，只是借给学生使用，学期结束后需要还给学校。在不换课本的前提下，还要一年年传下去，因此不能把它当成私人物品来涂写。还有一次更为严厉。在我得知了班里的土耳其女孩离家出走的消息后，我找她在班里最好的朋友打听整件事，被刚走进教室的鲁道尔夫太太听见了。她迅速走到我的身边，压低声音严肃地对我说道：“芊芊，我不希望学生们在班里这样谈论别的同学的不幸。”我没有想到说说别人的事有那么严重。后来与同学相处久了，我才理解了鲁道尔夫太太的用心。学生们之间的议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在议论过程中，事情会不断地被放大，对那个女孩产生不好的影响。我发现，班里别的同学对于他人的私生活并不是很感兴趣，谈起来都比较有节制。这件事情让我第一次产生了一些尊重别人隐私的意识。

在这样的老师和同学中，我感到自信心在增强，恐惧感在减少，我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努力学好德语来回报鲁道尔夫太太的耐心教导，也想和同学们有更多、更深的交流，更好地了解他们，也让他们更好地认识我。

转眼间我在德国中学的外国学生班度过了一个学年，在学期结束时拿到了第一份装帧十分精致的德国成绩单，上面印着“巴登符腾堡州”字样。打开成绩单，我看到我的数学课拿了1分，也就是满分；美术和体育课的成绩，以及上课参与和在校行为的评分均为“优”；德语和英语课一栏中只写了“参加了”。因为只是简单的门课，因此没有评分。

有一次课间，鲁道尔夫太太把我叫到了讲台前，微笑着问我：

“怎么样，愿不愿去德国班级试试，我认为你可以！”

我心里“扑通”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回答了一句：

“Okay！”

这是德语中一种略显含糊的回答。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燃起了一把火焰，升起了一种跃跃欲试的渴望。

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土耳其食品店，中年的土耳其老板搬出了一筐绿油油的菠菜，笑呵呵地和德国顾客聊着天。我突然感到很佩服他，因为他说着很流利的德语，也融了德国社会的生活。我很想知道，如果他在很小的年龄就来到德国，那么他是不是也曾经在外国学生班学习德语？如果他是成年了以后才来德国，那么他又是怎么过德语关的？我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作为成年人学习外语要比孩子困难得多。无论如何，这位土耳其大叔确实给了我不少鼓舞，他能学会的我应该也可以。

第四章

1真没想到，在德国的班级里，一个老师包揽了所有的课

春天来到了，内卡河上的冰已开始融化，各类水鸟也陆续从南方飞了回来。终于，在一个早上，鲁道尔夫太太在第一节课开始前，带着我来到了六年级的B班。德国的中学由于人少，所以每个年级只分A班和B班。一年前的冬天，鲁道尔夫太太从秘书室把我领去了外国学生班，现在又亲自把我送到了下一个接收我的班级。六年级也在一楼，在外国学生班斜对面的拐角上。

到了教室门，迎面而来的是班主任老师，她是一位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妇女，一头银白色蓬松的齐肩鬈发，脸上化着很浓的妆，鲜红的嘴唇，蓝色眼睛上刷着浅蓝色的眼影，身材比较胖，穿着鲜红的西装外套，左边别着金色的玫瑰花胸针，和耳朵上带的金色耳环很般配，黑色的裙子盖过了膝盖，露出穿着丝袜的粗壮小腿，脚上是一双中高跟、尖头、擦得很亮的黑色皮鞋，她的站姿很挺拔，一笑起来嘴巴张得很大，眼角会立刻挤出很多条深深的皱纹。我的新老师主动和我握手，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的姓名，老师就带我走进了教室。

首次来到正式的德国班级，我感到已经没有第一次走进德语学习班时那么紧张了，毕竟在德国中学的大环境中已经生活了一年。

这个班级明显大多了，大约有三十个学生，里面多少也有一些熟悉的面孔，有几个学生曾经也是外国学生班的成员，不过主要都来自另一个外国班，可惜没有任何一个同班的学生和我一起插班，要不然我一定会拥有更多的勇气。因为还没有开始上课，所以学生们各做各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注意到了我的到来，不少人见到了我这样一个亚洲面貌的女孩走进教室，好像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德国学生的面对我来说也并不完全生疏，那是因为学校每个学期都开运动会。冬天是在室内，以体操和球类运动为主；夏天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的公共操场上，通常是田径比赛。我们外国学生班参加所有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在运动会上，实力一点也不亚于德国学生们，参加体育项目时，大家可以完全抛开德语的好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为自己的班级“英勇奋战”。

老师安排我坐在一个南斯拉夫女孩的旁边。这个叫米内拉的女孩子我见过很多次，长得很美丽。瓜子脸，棕色的大眼睛，长睫毛，浅咖啡色的直长发，性格极其活泼大方。我刚到外国学生班的时候，她经常跑到我们班来看她的同胞们。她会一屁股坐在无人的课桌上，脚踩着椅子，和我们班的南斯拉夫的少男少女嘻嘻哈哈。她很喜欢动手动脚，摸摸土耳其女孩的长发，翻翻别人的作业本。她最喜欢嚼香糖，经常一个个问过去，看大家有没有香糖。有一次也问到我。那时候我还听不懂香糖这个德语词，她就示范大嚼的样子给我看，我被她逗笑了，摆摆手表示没有。米内拉好像第一次见到我就对我特别有好感，老是喜欢一边对我眨眨右眼，一边叫我的名字。她刚认识我就学会了用汉语问候“你好吗？”。之后每次见到我就会用洋腔洋调问道：“你好吗？”有一次，课间休息后回到教室，我看到摊在课桌上的本子上有人用铅笔画了张笑脸，还有签名。仔细一看写的是：“来自米内拉的问候！”这张笑脸一直保留在我的笔记本里，常常有意无意地翻看，看了就觉得很开心。

现在，我和米内拉成了同桌，她挺高兴的，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上课的情况和课程的进度：这节课用哪些课本，配有哪些练习册；下节课又有哪些。我并没太在意，反倒被她铅笔盒上好些明星的粘纸吸引住了。她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便开始一个个给我介绍那些明星。然后从书包里翻出一本德国的少女杂志，翻到某一页给我看。她一边用纤细的手指摸着页面上那个帅气男明星的脸，一边将右手手心贴近嘴唇，抛去了一个飞吻。她讲得很兴奋，我也听得津津有味。这时听到老师叫米内拉的名字，请她声音轻一些，我们两个这才注意到，已经开始上课了。只见米内拉对着老师吐吐舌头，说了声：“请原谅！”紧接着对向她投来目光的同学调皮地眨眨右眼，悄悄地给他们看那个男明星的照片，又抛去了一个飞吻，这才安静下来。

有这样一个性格活泼的同桌做伴，我在新环境里倒是一点儿也不寂寞。班级里的这个角落，由于米内拉的存在，气氛常常是最活跃的。我们的前面坐着一个出生在德国的土耳其男孩，米内拉经常问他借东西，借时便重重地拍一下他的脊背。那个男孩有时疼得大叫一声“噢呜”，然后生气地转过头来问：“干什么？”不过一看到米内拉笑眯眯的样子，立时也堆起笑脸，有求必应。我们后面坐着一个德国男孩，在班里属于成绩比较差的，只见他时不时向米内拉哀求道：“你的作业借我抄一下吧！”

米内拉上课时也经常嚼香糖。有一次被老师发现后，就让她去吐了。只见这个南斯拉夫女孩慢悠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跟注视着她的同学们歪嘴笑笑，眨了眨右眼，然后缓慢地走向垃圾桶。面对着垃圾桶，她并没有马上吐出嘴里的白色橡胶，而是站在那个角落里大大地咀嚼，恨不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香糖中的味道全都用牙齿挤压出来。很多同学看了都禁不住偷偷笑起来，有些还向她伸出了大拇指。老师察觉了，转过身，也感到好笑，问道：“米内拉，就那么好吃吗？”她立刻说了句：“对不起”很舍不得地吐掉了嘴里的香糖。

德国中学六年级的课程有德语、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美术、音乐、体育以及技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除了体育和技术课以外，所有的课都是班主任老师一个人教！在杭州小学时，我们几乎每门课都有一个不同的专业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历史老师、地理老师、音乐老师等等。班主任老师一般都只上语文以及思想品德课。在外国学生班时，我们在开始的几个月只有德语课，所以每天只面对着鲁道尔夫太太一个人。后来增添了数学、美术以及音乐课，也都是她来教。不过在这些课上，我们其实还是在学习德语。除了鲁道尔夫太太以外，我只接触过体育课的体育老师，以及后来由别的学校转来的英语老师，教外国学生班基础。

真没想到，在德国的班级里，一个老师包揽了各门所有的课。尽管课程表的内容很丰富，但只是听着一个老师讲，让人感到挺乏味的，往往不看课程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节什么课。站在讲台上的总是同一个人，不同的只是，每换一节课，老师的手上便换一本课本。教学的方法也很简单，她在黑板上写着每一堂课的中心内容，大家跟着抄。

数学课上依旧是我在中国小学已经学过的内容；英语课基本上能跟我出国前的内容相衔接；德语课上老师重点讲语法；历史、生物以及地理课以前我没学过，且有大量对我来说陌生的专用名词，但从内容上来看都不太深；音乐课班主任老师教我们认五线乐谱;美术课基本还是自由作画的形式，偶尔做些手工艺术品；体育老师和以前是同一个，因此课的内容也完全一样。

上午六节课后学校就放学了，偶尔会在下午有两节体育或者技术课。技术课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感到很新颖。课前我们纷纷来到专用的技术教室前等着。由于教室里有不少电动机械和各类工具，为了避免学生们私自进后发生危险，教室的门只有老师才能打开。教室里，纯木的工作桌就是课桌，上面能看见各色深浅的印痕，都是割割锯锯时留下的。我第一个学到的是如何自己动手制做一个放卡片的透明塑料盒子。老师首先讲理论，把材料和制作步骤写在黑板上，画上模型，每一条边都标上精确的尺寸，四个学生围坐在一个工作桌旁，先在本子里照猫画虎地抄着老师黑板上的内容。之后就是学习如何使用各种机器和工具，把图纸变成实际的物品。再就是学习操作机器和工具时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我以前在中国的小学好像还没学过。在德国学校非常注重孩子的安全意识：懂得自我保护，避免伤害他人。一些安全常识，小孩子一旦懂得，一辈子也忘不了。不过在中国，这类生活常识好像不是在课堂上学的，而是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教的。

做一个简单的塑料盒子很花费时间。每人得到一块透明塑料板，按照图纸在上面标尺寸，用电锯割去不需要的部分，磨平边角，最后的步骤是让塑料板遇热变软时，把四面的边折上去，最后冷却等等。我还是第一次做如此复杂的技术活。做成后我用这塑料盒放德语生词卡片。看到自己的手工作品还是挺自豪、挺有成就感的。

在技术课上，女生比男生多了一门课一家务课。第一次是学做一个棉布袋子，剪裁一块米色棉布，对折，学习用缝纫机来缝边，再缝上两根手拎的带子。最后是给布袋子装饰，大部分同学都在上面画些图案，我只选择写了几个中文字“自己第一次做的袋子”，每次去超市买东西都不忘带上它。

每当看我带回一样有难度的手工制品，爸妈便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觉得德国中学数学课和英语课的内容那么简单，却教给年纪不大的学生们那么多技术上的知识以及实际操作能力，搞不清楚德国中学的教学方向到底是奔向哪里。不过看到我一天比一天更适应甚至更喜欢德国的学校生活，爸妈还是很高兴的。

就这样，我不但顺利地度过了从德语学习班转六年级的过渡期，而且在半年后拿到了较理想的各科成绩，升了德国中学的七年级。

2爸爸看到少女杂志的一个栏目叫“我的第一次（性生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感到小时候在中国的生活已经离自己越来越遥远，难得再回想起一些小学时的画面。孩子往往都是这样，学习语言的速度快，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强，但是很容易遗忘自己的故乡，因为很多记忆不像大人们那么根深蒂固。一转眼，我已经在德国生活了两年，在这个欧洲中部的富裕国家，围绕在我身边的事物不仅仅让我越来越感到适应，也越来越让我感到亲切。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过了语言关。我喜欢一边看杂志，一边听广播。主要的注意力在杂志上，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字，同时广播中的话语也不知不觉地飘进了耳朵里，没有刻意竖着耳朵去听，但是全都能听懂。这应该就是过了语言关的标志吧。

小孩子语言上的进步基本上不用靠废寝忘食地去死记硬背，而是一旦进了新的语言环境，在从生活到学习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而然地越说越顺，到最后都不带任何外国人的音。相反大人们就要困难很多。我的德语进度就是这样，只是刻意地学过语法，在开始阶段背过些单词，一段时间以后就发觉几乎什么都听得懂了，想说什么时，德语张口就到了嘴边，不用想就可以脱口而出，意思表达也很准确。

到德国那年我已经是五年级的小学生了，中文基础打得还算扎实，一般的书籍和报纸上难得出现一两个生词。十一岁到了德国以后，尽管爸妈在家总是和我说中文，而我学德语的进度却并没有因此而减缓，而是并列发展。随父母在国外生活的中国孩子，年龄越小，学语言越快，但是因为没有中文的语言环境，往往跟中文从此拜拜了。大部分八岁以下的小孩跟着父母到了国外，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完全丢了母语，长大后的他们就成了“香蕉”类型的人，外黄内白。亚洲人的长相，西方人的语言、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

曾经听说一个单亲妈妈把一岁大的宝宝留在上海让外婆外公照管，自己跑到德国来留学，最终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后来孩子在上海长到了五岁，妈妈决定把孩子接到德国来。于是外婆外公千里迢迢把宝贝外孙送到了德国。半年后，孩子原来一流利的上海话变成了标准的德语，孩子有悄悄话也喜欢和德国爸爸讲。一年后上海的外婆外公再次来探亲，发觉外孙满嘴鸟语，高兴的同时也只能默默地擦去眼角的泪水。因为一到周末孩子就吵着要去德国的爷爷奶奶家。孩子和德国奶奶嘀嘀咕咕说话的时候，妈妈还能听出一些奶奶家乡的地方音，但跟中国的外公外婆已无法交流。有些在德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后来进了德国大学里的中文系，试图重新捡起汉语，这才发觉中文的发音和汉字怎么那么难。而年纪大一些的学生，比如十六岁以后，因为母语已经根深蒂固，再力上世界观已经基本形成，所以学习语言和适应新环境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两种语言并列发展似乎就容易一些。我庆幸在这个年龄段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使我掌握了第二门语言。

语言关过了，我也越来越喜欢德国的生活，特别喜欢看当地的电视节目。

我在中国时特别迷恋港台电视连续剧，现在却越来越能欣赏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肥皂剧了。最喜欢的一部来自美国，名叫“贝佛历山90210”，讲述的是八个美国男女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生活，他们的友谊、爱情、家庭，每天经历的喜悦、伤感以及困惑。以“贝佛历山”命名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点位于加州洛杉矶的贝佛历山区，而90210是那里的邮政编码。美国有好多电视剧的名字都是主人公居住的地名。每个星期六下午播放一个小时，播放时我都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紧紧追踪着那些年轻人的命运。

通过这些电视剧我不但强化了对于生活德语的运用，更主要的是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人的性格特点和生活态度。一方面看到的是西方年轻人叛逆性格，和父母的紧张关系，十四五岁就谈情说爱，甚至发生性关系，以及感情不稳定、家庭破碎、看心理医生、开派对、喝酒、一夜情，甚至吸毒；另一方面也了解到西方父母给予孩子的自由和空间，尊重孩子的隐私，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老师和学生之间朋友般的相处方式，在生活中出现问题时，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给予的包容以及帮助。

我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家里有一幢三层的房子，顶层属于她和弟弟，一人一个房间，合用浴室和厕所。父母在顶楼给他们姐弟俩配置了一个小厨房，有冰箱、电炉、微波炉之类的电器。德国家长一方面愿意给孩子多一些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也想得到自己的清静。有段时间这个女孩由于新交的男朋友和自己的父母起了冲突，就干脆在自己的窗架了一个长梯，每天从院子里直接爬进楼上自己的房间。而她的妈妈总是嚷嚷着：“我们不喜欢你那个男朋友，你到了十八岁就搬出去和他一起住吧。”不少德国年轻人确实十八岁以后就从父母家搬了出去，多数会找几个好朋友同住。有些父母甚至要求自己的子女十八岁以后就搬出去自己独立生活。在这些意识的影响下，我越来越在乎自己的私人空间。在家的时候，我走进自己的房间便随手关上门。德国的父母普遍尊重子女的个人空间，进孩子的房间前习惯先敲门，他们一般不会翻孩子的东西或是偷看日记等等。不过维护过多的个人空间也会让亲情淡漠，使人变得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变得自私。偶尔和爸妈吵架的时候，我竟然也喊出了“我十八岁以后就搬出去住！”的口号，爸妈听了必然有些伤心，他们发现女儿在西方的教育中个性变强了，也相对更难管了。

对德国的生活熟悉了以后，我的零用钱主要都花在了书报店里年轻女孩看的杂志上。这些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服饰、化妆、打扮，著名影视歌星，一些女孩的特殊生活经历，青春期遇到的问题，第一次恋爱和性关系，以及心理学家解答问题等。读者主要是十二到十七岁的女孩。有一次我让爸爸帮着买一本少女杂志。爸爸在回家的路上随手翻了几页，当看到一个专题栏目叫“我的第一次（性生活广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内容在中国应该是属于“黄色”。不过爸爸并没有没收我的杂志，只是跟妈妈私底下抱怨：“这西方文化也太开放了！”在自由的西方社会生活了几年以后，爸妈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慢慢改变了，不想处处管教和限制孩子，只给予适当的引导。德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在孩子十二岁左右时就开始性教育。中学的生物或生理课上会使用香蕉或黄瓜教学生们如何正确使用避孕套，目的不是鼓励孩子们提早开始性生活，而是通过传授知识使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能更好的保护自己，避免因缺乏知识和意识而怀孕或传染上性病。年轻人杂志里经常会出现避孕套的广告，上面的标语是：“不要给艾滋病机会！”

3“爸爸，我不会也被遣送走吧？”

持外国护照的孩子是随父母来到德国的，只要有有效的签证，子女上学均不成为问题。但如果父母没有有效的签证，对孩子的影响可就大了，甚至会造成对孩子心灵的伤害。

一天，老师把新来到班里的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女孩安排坐在我的旁边。她人很热情，常跟我聊自己在德国的生活。她们一家四人，她和父母以及十八岁的哥哥住在曼海姆市给他们安排的难民营里。难民营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亚洲人主要以越南人为主。在难民营里，每家有一个房间，每一层有合用的厨房以及洗澡间，用的物品和吃的食品都是免费的，没有限量，有需要就可以去管理员那里领取。

一次，阿尔巴尼亚女孩邀请我去她们家里玩，说家里有一只很漂亮的大鸟，蓝色的羽毛，站在地上走来走去。根据她的描述，应该是只个头比较大的鸟，像是仙鹤一类的。我很好奇地看着她，问，鸟是从哪里来的。她笑嘻嘻地悄悄告诉我说：

“我哥哥那天去鲁伊森公园玩，从里面带出来的。”

我瞪大了眼睛。鲁伊森公园是曼海姆市的城市公园，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这个公园。我在公园里见过这种漂亮的鸟，个子高高的，两条腿又细又长，嘴尖尖的，看到人走过身边一点也不害怕，也不让开，碰见挑逗它们的人，还会用长尖嘴来叼你。我简直不敢相信，同桌的哥哥竟然能把那种挺凶的大鸟从公园里捉回家。不过我觉得这样做肯定会惹来麻烦。

听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抓了几只鸽子，回家偷着吃了。第二天警察就找上了门。他开始不承认，警察告诉他，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因为他把鸽子羽毛倒垃圾箱，邻居看到后报了警。他将因伤害动物罪而被处以罚款，每只鸽子八百马克。这个留学生一听就傻了眼，当即更加矢否认。警察说，你不承认没有关系，我们将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法院判决下来，那可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留学生终于承认了自己的不良行为。

对于我同桌的哥哥捉公园里大鸟的事，虽然我不会主动去报告警察，但我可以把中国留学生的故事讲给她家人听。于是我表示很想去她家看看。没想到第二天，同桌女孩很惋惜地告诉我，大鸟趁门开时冲出了他们的房间，张开翅膀飞走了。她的爸妈觉得这样挺好，因为鸟很吵，在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时常发出“咕咕”的声音，给它喂面包它也不吃，只喝了些水。我想那只鸟一定又飞回了鲁伊森公园。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一个月后，阿尔巴尼亚女孩就离开了我们班。据说是因为申请难民身份资格不够，被遣返回自己的家乡了。

“难民”这个词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来说是很陌生的，因为从没听大人们说过哪国的居民由于战争或是政府的迫害，逃到中国杭州申请当难民。但在德国，“难民”却是新闻报道和电视讨论中常常出现的话题。我没想到，阿尔巴尼亚女孩刚走不久，我旁边的座位上又出现了一个女孩。她是我的同胞，一个中国女孩，叫小芸。

那天春光明媚，我像往常一样，坐6路车去上学。路过鲁伊森公园的时候，映眼帘的是围栏里郁郁葱葱的绿叶和绚丽多彩的花朵，站在枝头的小鸟叽叽喳喳，好像在报着喜讯。

来到了学校，第一节课刚开始，老师还没讲几句话，只听见有人敲教室的门。她走过去打开门，把头探了出去，能听到门外有人小声地说话，好像是学校的女秘书。老师很快又转回头来，对我们说：“我很快就回来。”于是便走出了教室。

几分钟后，老师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亚洲女孩：圆圆的脸，梳着马尾辫，辫子很长，上身穿着白色的运动夹克，下身是浅蓝色的牛仔裤，脚上一双旅游鞋，背着书包。面对着班里的同学，在她微笑的表情中看不出丝毫的害羞。老师开始介绍：

“我们班今天来了一个新同学，她叫“Yun”，来自中国！Yun来到德国的时间不长。”

老师环视了一下同学们的表情。显然我的表情引起了她的注意，或者说，她有意多看了我几眼，好像已经意识到，此刻班里最快乐的人就是我。我真的是喜形于色，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亚洲女孩走进教室，我的眼睛就开始发亮，听到她是中国人的那一刻，心里止不住欢快地跳了起来。

老师安排中国女孩和我坐在一起，然后回到讲台前继续刚刚中断的课。我不断对着新同桌微笑，把课本推到桌子的中间，眼睛虽然盯着书，但是注意力却完全不在听课上。她也是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又瞅瞅我。两人的目光一旦碰上，都会再次泛起抑制不住的笑意。我恨不得立刻了解旁边这个同胞的所有情况，可惜在上课，必须保持安静。我幻想中的好事情奇迹般地发生了，那就是在德国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中国女孩。我觉得生活一下子美好了很多，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完美。

我直呼这个新伙伴的小名“小芸”。我们在课间天南地北地聊天，彼此讲述着自己的童年，又如何来到德国，以及到异国他乡后的感受。第一次在德国可以跟同龄人说中文，我讲话的速度特别快，仿佛又回到了中国的学校。在同龄人面前，由于学德语，中文被死死地憋在了肚里，无处表达。眼下就像是一群被关得太久的兔子突然被释放出来，欢快地东奔西跑，跳高跳低。

原来小芸来自苏州边上的一个小乡村。她的爸爸和妈妈分别设法从偏远的家乡先后到了德国。目前都在中国餐馆打工并且正努力申请在德国的难民身份。一家三虽然都到了德国，却不能彼此相认。由于他们没有一个家庭避难的理由，而且到达德国的时间、地点，甚至方式也不同，因此提出申请难民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不过小芸有一个姑姑早年来到德国，并已入籍。因此她的爸爸妈妈一直希望姑姑能够收养小芸，借此帮助女儿解决身份问题。到德国后，小芸就一直和她的姑姑以及小表弟生活在一起。

这段时间，除回家外，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坐车去曼海姆市中心，一起到路边的商店买些便宜的零食吃。哪怕只是肩并肩地在马路上行走，两个人也十分开心，因为我们一路都可以无边无际地用中文聊天。我们同样在中国度过了小学的时光，对彼此每一句话都能产生共鸣，不用多说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尽管只有两个人，但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度相互陪伴着，使我们感觉到很强大，常鼓起勇气去尝试做一些一个人时不太敢做的事。比如去一些陌生的地方，或者用德语向德国人询问一些复杂的事情。一个人时，德语表达错了，往往会害羞地脸红，两个人一起说错了什么，反而会你瞧我、我瞧你一起哈哈大笑。

一次我的爸妈叫小芸来家里吃饭。饭桌上爸爸问小芸：“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呀？”小芸咧开嘴露出德国牙医给她戴上的金属牙齿矫正套，很兴奋地说道：“我想在德国开一家很大的中餐馆，有两层楼！”她边说边伸出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个圈，比划很大的样子。她想开中餐馆显然是受他爸爸的影响。

后来听爸爸说，小芸的爸爸常到爸爸所在的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求助，主要是翻译、公证申请难民的材料。碰到爸爸就跟爸爸聊聊天。爸爸说，小芸的爸爸妈妈具有典型的中国农民的精神，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逆来顺受惯了，但凭着吃苦耐劳的毅力，在任何逆境中都能开动脑筋，顽强地生存下去。爸爸说，其实小芸的爸爸出国前并不是厨师，为了出国，“考”了个二级厨师。他是以二级厨师的资历被劳务输出到德国的，在一个城市的中餐馆当厨师。一到德国他就提出难民申请。小芸的妈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到德国，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中餐馆当跑堂。也提出难民申请。夫妻俩一星期只能悄悄地相会一次。后来小芸的爸爸离开中餐馆去帮助一个德国人看高尔夫球场。他见来打球的人很多，就向这个德国人提出办一个中餐馆的建议。这个德国人还真的答应了，并出资办了这个餐馆，让小芸爸爸以二级厨师的技术股，并全权管理这家中餐馆。没成想餐馆越办越火。小芸爸爸用赚来的钱又在另外一个城市的高尔夫球场边开了第二家中餐馆，并一本正经地聘请小芸的妈妈来管理，还到劳动局履行了各类手续。夫妻俩终于会合到一起，经营起了夫妻店，但在人前却不能以夫妻相称，因为他们的难民申请还没有被批下来。在申请难民的材料申报中，他们都是单身。小芸是以探望姑姑的名义来德国的。申请签证的材料中，父母一栏填的与她亲生父母却没有任何关系。

那天送走小芸之后，爸爸望着她的背影，感叹地说了一句：

“他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精神可嘉，只是方法失当。”

我当时完全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

不久，我才明白过来，就是因为这失当的方法，小芸想在德国开一家大型中餐馆的理想最终化为了泡影。

一天，我高高兴兴地走进学校。自从小芸出现以后，我每天都是这样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的。但是等到第一节课开始，却不见小芸的身影。直到最后一节课，我旁边的座位始终是空着的。那天我在学校感到特别的孤独，猜想小芸一定是生病了。自从小芸来到这所学校，就一天课也没缺过。尽管德语和其他课成绩都不好，但她还是满怀希望地每天坐在那里，笑着听德国老师讲。放学后，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打电话给小芸，想问问为什么没来上学。可电话打过去，却始终没人接。直到傍晚，妈妈接到了小芸妈妈打来的电话。看着妈妈一脸的惊讶，我立刻把耳朵凑近了话筒：

“……今天清晨4点多，几个警察敲开了她姑姑家的门。平日里，一旦有人敲门，只要小芸在家，就会立刻躲进一个柜子里。警察也确实来过几次，都没找到过小芸。可今天却未能躲过去，孩子还在睡梦中呢。警察核实了身份，什么话都没说，就立刻把她送到了法兰克福机场，直接送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现在怕是已经到了中国。我真是担心死了，以后该怎么办呢？她在老家那里只有爷爷和姐姐。都怪她姑姑，说是办收养，就是一直拖着，现在给遣送回去了。”

我离开了话筒，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我看着天花板，眼泪簌簌地掉下来了。盼了那么久才盼到了一个中国朋友，才短短不到三个月，她却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晚上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总是感觉很伤心，与此同时心里好像留下了一道阴影。我爬起来，走进客厅，见到爸爸还在看。

“怎么了？还在为小芸的事难过？”爸爸见我进来，脸上一副迷茫的神态，便放下书问道。

“爸爸，我不会也被遣送走吧？”

爸爸惊吓地瞪大了眼睛，一脸仓惶。

“芊子，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跟小芸的情况完全不同，你有合法的签证。”

爸爸起身走到我的身边，安慰道。

“我可以一直这样上学吗？”

“当然！”爸爸一把把我揽在怀里，语气很肯定。可就在他抱住我的一瞬间，我感到他的目光躲开了我的眼睛。

我从此就再也没听到过我在德国的第一个中国朋友的任何消息。

4德国的中学主要分三类：职业预校、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

我本来以为生活从此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了，没想到很快又有了大的。

二月初的一个傍晚，爸爸从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回到家。妈妈从厨房进屋来，把一大碗冒着热气的鸡汤端上桌，于是我们一家人开始吃晚饭。

爸爸边盛汤边说：

“我今天在汉学系和一个德国学生聊了半天，谈到德国的中学，他把德国的教育制度清清楚楚地给我解释了一遍，我这才知道，原来德国的中学分好几类。”

我一边吹着勺子里滚烫的鸡汤，一边竖着耳朵听，意识到这件事多少和我有点关系。

原来，大部分德国联邦州的小学是四年制，所有的孩子都在一起上同样的课。小学的前两年老师是不给分数的，而是给家长写个评语，指出孩子的强项和弱点。这个评语在孩子上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就会用来确定未来学习的方向，适合去哪一类中学。德国的中学主要分三类：职业预校、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职业预校是五到六年，课的内容相对简单，但是要学一些技术类的课程。毕业以后一般再上几年职业技能学校，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文理中学要上到十三年级，课的内容较深，毕业考试后直接升入大学。两种程度之间是实科中学，可上可下，毕业后可以去职业学校，也可以进人应用技术大学。

“原来德国在中学时代把孩子们的路分成三条，我以前一直不知道。”爸爸最后总结道。

妈妈听了有些惊讶：“怪不得芊芊学校教的数学课那么简单，还老是学做什么手工制品，原来学生将来都是去职业学校的。”

听到这里我低着头，皱着眉一声不响。心里却说：

“我才不管上的是什么类型的学校，反正已经适应了！”

爸爸叹道：“我们是选错学校了！那个学生一听说芊芊的德语已经不错了，就主动提出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帮着我们去和芊芊学校的校长谈一谈，看看能不能让芊芊转学。他说德国的学校是很灵活的，根据学生的表现或者父母的要求，可以随时在三种学校之间重新做选择。”

我立刻感到食欲完全没了，心里有些紧张，抬起头对爸妈说：“我在学校待得挺好的，不想再转学了！”

爸爸听我这样说，便严厉地说道：“你将来是要上大学的。”我无言以对，感到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同一个星期，爸爸在那位汉学系学生的陪同下，和我中学的校长谈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在外面等着，心里盼望的结果是，校长不赞成我转学。可是结果恰恰相反，校长很爽快地同意了让我转学的要求。爸爸告诉我，校长认为这样转学的挑战性比较大，因为是直接从职业预校跳到文理中学。但只要我有这样的潜力，他完全支持父母的决定。对于很快要再次适应新的环境，我感到特别无奈，年龄小的时候，凡事总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安排孩子的道路。

将要转去的学校名叫“莉赛罗特文理中学”，它和我所在的职业预校只隔着一条马路。爸爸从我的中学校长那里得到了转学的许可后，就和那位学生一起带着我去了旁边的文理中学。那里的校长为了试试我的德语水平，和我面谈了五分钟，我顺利过关。

接下来，我度过了忙碌的一星期，和七年级的同学和老师们告别，跑去和外国学生班的伙伴们和鲁道尔夫太太告别、合影。我准备了一本留言册，里面满是同学们五彩缤纷的字迹和图画。校长的秘书送给我一张贺卡留念，上面写着鼓励和祝福的话，卡的右下角印着学校创始人佩斯塔罗茨的名言：

“我们使用、同时也为了脑袋、心和手学习！”

第五章

1我的天啊，原来新学的德语词汇是什么“反对党”“联盟”……

那天早上，我依旧在同样的车站下车，一路恋恋不舍地看着我的老学校，缓慢地走向我的新学校。一路上，我回忆着第一天走进德国的中学，自己如何像傻子一样呆坐了一天，回想着自己转正式的德国班级后，渐渐跟上一门门的课程。我一次次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心理，不但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在新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虽然对于文理中学的课程和要求我很担;，但是我尽量让自己鼓足勇气去面对。

刚刚踏进学校，我就被迎面贴在墙上的一块牌子给吸引住了，上面的标题是：“我们对于人的信条”。我仔细读了读。

第一条写道：“每个人都有价值，他是独一无二和特殊的，他有自己的强项和弱点。人生和求学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造就了人，这两点都属于做人。人的价值远远高于他所做出的成绩。”

第二条写道：“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只要他能够保持好奇、开放和热情。他需要目标，同时也需要界限和好评。在他的发展道路上需要开放、真诚以及给予帮助的陪同者。”

最后一条写着：“每个人都是同胞，每个人都要在他个人和社会的身份中找到平衡。他要能够重视他人，他在和别人的相处当中要态度认真、有感情和可靠。”

这些信条我反复读了好几遍我试图把它们牢记在心里。这些话让我心里感到平静，也给了我无限的勇气，让我对新学校以及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我来到七年级8班报到，班主任老师早就等待着我的到来。她是一位女老师，年龄比较大，一头的白发，穿着很简单。浅灰色的布裤子，白色衬衫的外面套着咖啡色的毛线衫，椭圆形的脸上完全没有化妆。我第一眼就对这位班主任老师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觉得她的五官和亚洲人有几分相似，鼻子不是很高，眼睛也没有深凹进去，但她的眼睛却是蓝色的。也许她那朴素的打扮让我想起了杭州小学里与她差不多年龄的班主任的形象。老师很热情地和我握手，并介绍自己叫萌西，是我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

第一节课开始前，老师带着我走进了新教室。德国学校的内部装修都差不多，这个学校的地上没有铺地毯，只是光亮的塑胶地。新班级的同学人数也是三十人左右，大部分都是金发碧眼的德国少年，也有几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学生，其中两个一看就知道是土耳其女孩。快要上课了，所有的学生都已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看见老师带着我走进教室，大家都向我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很多背着身和后排讲话的人也迅速地转过身来盯着我看。老师一看大家都安静了下来，便在黑板前提高了声音说：

“我们班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

老师低声问我想不想自我介绍一下，我点点头，便开始一字一句地说道：

“哈喽，我的名字叫芊芊，我两年前从中国来到德国，开始在佩斯塔罗奇中学的外国学生班学习德语，然后转到了德国班，现在又转学来到这里。我希望以后能和你们好好相处，希望大家能够在任何方面多帮助我，谢谢！”

新班级的同学们都听得很认真，女孩子们都对着我张开了。

“你们看，芊芊来到德国刚两年，德语就已经说得那么好了。”老师补充了一句。

该上课了，萌西老师问大家，你们第一节是什么课？只听见学生们一起拉着长音说道：“德语！”老师把我安排坐在教室中间的第二排一个叫爱娃的德国女孩旁边，然后对我说：“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问爱娃，课间十五分钟大休息的时候来二楼的教师办公室，我带你去拿课本。”我谢过了老师，她冲我笑笑后走出了教室。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一个人坐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要想办法自己应付一切，适应得了适应不了，都得慢慢适应。不过人往往都是这样逼出来的，面对难题和困难才能把潜在的能力和勇气激发出来，让自信心随着每一次成功应对而一点点增力。

我在高等中学的第一节德语课开始了，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让坐在靠窗位置的学生把窗子打开透透气。冬天的教室里暖气很充足，几个学生甚至只剩了件T恤，门窗紧闭，空气流通不太好。后排的同学有人叫着：

“道尔特先生，您看，我们班来了个新同学，她从中国来！”这位深色头发和眼睛的德语老师一眼就发现了我这张亚洲面孔。他在讲台上轻轻地放下手提包，缓慢地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问好。我简短地介绍了一下自己，老师嘱咐旁边的爱娃给我解释一下德语课的内容，然后又踱步回到讲台前，在公文包里翻了半天，找出了一本书，开始讲课。爱娃把德语课本摆放在我和她中间。她手心里握着一支很短但笔芯很粗的铅笔，随着老师讲课，不停地在课文中某些词语下轻轻地划上一道。德语课本里有太多我不认识的词语，词根都比较长，有些好像是几个词语拼在一起的。我悄悄地在我那本厚重的德汉词典里翻找出几个反复出现的生词，我的上帝啊，原来是什么“反对党”“联盟”一类政治术语。我有些明白了，是在讲政治，可惜我是一点也听不明白，除了生词多，也缺乏这方面的背景知识。

“慢慢来吧！”我对自己说。

2上课的时候，桑特曼老师几乎是手舞足蹈

从德语学习班到职业预校的德国班，再到文理中学，德语课主要靠听写文章来测试学生的学习进度。新的德语课对我来说，听写的难度较大，句子往往很长，经常会漏听一些词。不少生词来自别的语言，属于外来德语单词，不容易正确拼写。老师给大家讲解听写内容的时候，问到某些词语的意思，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能解释得很明白。对于听写形式的德语测试，我还是有些害怕的。

一直以来德语课是有教材的，里面集中了一些关于政治和文化的课文。7年级的时候，桑特曼先生接手了我们班的德语课。德语课不再听写了，德语课本也没有了。我们开始读一些桑特曼老师复印的短篇小说，都是他自己选的。例如一篇短文讲的是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很多个目击者向警察叙述了自己观察到的经过。结果每个人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因为从每个人的角度看到的事故发生过程完全不一样。而每个目击者都看漏了某些细节，从而对事故原因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从那个时候开始，每节德语课我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因为我的注意力被那些有趣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紧紧抓住了。

桑特曼老师在他的第一次德语考试中，给出了一个短故事的开头：一个劫匪刚刚抢完一家银行，拎着一整包钱走在人海里。考试的要求是让大家用一篇文章写出主人公这时候的心理活动。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有意思的考试题目，两手搓了搓，准备好好用笔头刻画番。

两天后试卷批好了，这个一头金黄色鬈发、带着眼镜、身材瘦小的中年德国男士手捧一厚沓作业纸站在教室的中间：

“这就是你们的考试结果。”他晃了晃手中的考卷，“我想讲讲两篇作文，一篇好，一篇极差。”

在这一刻我发现，桑特曼老师的目光在扫过全班同学时，特意在我的身上停留了片刻。我心里咯噔一下，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会是最差的那个吧？”不过转念一想，好像自己写得也没那么糟糕，因为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感到很激动，就好像自己是那个逃犯一样。我写在试卷上的内容立刻像电影画面一般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抢劫者极需要钱，到处筹借却未获分文；犹豫再三后决定铤而走险；逃跑的路上却做贼心虚，感觉自己的脸上写着抢劫者三个字，所有的路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三个字；惶恐不安中思考着要不要去投案自首；另一方面却又心存侥幸，觉得可以顺利逃脱；于是又祈求上帝保佑，并向上帝发誓，实在是不得已才犯罪的，以后一定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当时的感觉是完全人戏了。

“我没有想到……”桑特曼老师拉长的声音把我从思绪中拉回到了课堂。

“我没想到，那篇令我最满意的文章竟是出自一个才开始学德语没两年的外国学生。”

桑特曼老师加重了语气。班里的同学慢慢开始往我这里看。我在心里暗自排列着班里的外国学生。来自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学生成绩也都挺拔尖，但学德语时间最短的，那不就是我吗？果然，桑特曼读起了我的文章，他选了几段他觉得最生动的大声念起来，然后竖起大拥指说：

“写得好！”

从那天开始我对德语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信心，特别是德语的作文。

读了几篇短文之后，桑特曼先生开始带领我们读德国著名的文学作品。他的德语教材中有一张书单，上面按照深浅程度排列着德国著名的小说、戏剧、话剧和诗歌等等。由于需要在书中勾勾画画，因此我们交钱，老师统一把书买来发给大家。

小时候我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钟情于看课外书，只是偶尔看几本好玩的。到了德国后，在大人的影响下，培养起了看一些中文小说的兴趣，我喜欢看爱情故事和一些故事性强的小说，如巴金的《家》。小说给我的印象是课余看的，不属于课堂，甚至是不能带到学校来的消遣品。我万万没有想到，小说其实可以是那么好的教学课本！

在德语课上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描写德国纳粹时代的青年人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吉萨尔巴赫的德国男孩。他从小就听家里人说犹太人很坏。一个犹太人走在街上，常常受到人们的嘲笑。他原来很喜欢去一个犹太人开的杂货店买零食，后来只能望而却步。和所有德国的新一代一样，他慢慢经历着德国社会、媒体、学校以及家庭关于“希特勒带来工作和面包”“犹太人是猪”的说教。被彻底洗脑的吉萨尔巴赫从心底里相信希特勒的领导，所以在二战中，十七岁的他主动参军去打仗。但在战争中他慢慢开始质疑所有发生的一切。当他的父亲和女友最终都在炮火中丢了性命以后，他才真正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惨无人道，自己又是多么的愚蠢至极。故事的结尾是，吉萨尔巴赫被美国兵俘虏了。

桑特曼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永远是带着问题读小说。他每次在黑板上写几个中心问题，让大家带着问题去读书中的某一段。桑特曼先生是个严厉的老师，上课时常常点名提问，而且越不主动举手的越容易被叫到。所以上德语课，几乎所有人都要事先准备。上课的时候，桑特曼先生几乎是手舞足蹈，每当故事中出现起关键作用的词或句，他会马上写在黑板上，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视觉记忆”。因为太激动，所以写字的手特别用力。粉笔在黑板上常摩擦出刺耳的声音。由于下笔很重，粉笔经常会断。桑特曼一般都会立刻扔掉手里断了的粉笔，再拿起一根继续写下去。说累了他会在讲台上坐一下，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粉笔。由于坐得高看得远，当发现某一个人在做跟上课内容无关的事的时候，他会气得把粉笔扔过去。桑特曼的声音特别的洪亮，仿佛带着话筒。在走廊里就能清楚地听到他在教室里上课的声音，而且说话永远是一惊一乍。

这位敬业的德国教师非常情绪化。心情好的时候满面春风，会踩着华尔兹舞步滑到讲台边，第一句话就是：

“同学们，你们好吗？昨天看的那段小说很精彩吧！”

遇到他心情不好的日子，还没有走进教室就听见他在门嚷嚷：

“地上这张纸是谁丢的？这是教室不是垃圾场！快捡起来，要不然我不进来！”

然后走到黑板前继续抱怨：“你们这里怎么连根长一点的粉笔都没有！”

只听学生中有人小声嘀咕：“都被你给扔光了。”

大家都了解桑特曼先生的脾气。负责擦黑板的值日生一定会在上课前准备足够的粉笔，让地面上看上去一尘不染。大家虽然都有些怕他，没有人敢跟他对着干，但是听他的课时，大家也都能被他生动的讲课方式紧紧吸引住，眼睛都显得格外亮，没有人打瞌睡。几乎所有人都跟着他的思路积极参与，不是回答问题就是发表意见。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桑特曼老师经常让学生们自己扮演故事里的人物。讲台就是舞台，摆上张课桌和几把椅子就成了小说里的某个场景。有时把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每个组排练同样的一段戏，然后先后上场，看看哪组发挥得最好；有时只选几个同学来演，看看最后谁最适合某个角色。这种情况下，演员们就要专业一些了，能流利地说台词，衣服也要穿得符合剧中的角色。我演过的角色是《三个纵火者》中房东家的女服务员，上身穿白色衬衫，下身穿黑裙子，经常偷听纵火者们的谈话，然后去提醒房东。还试着把三个人灌醉，然后去他们住的房间找证据。一部分同学在台上发挥着表演的能力，观众席上的同学则喝着饮料，大嚼着薯片和巧克力豆。平时在德语课上是不许吃零食的。不过演戏这一天，桑特曼会破例允许大家一边看戏一边吃零食，但前提条件是不得喧哗，保持教室的干净。桑特曼老师幽默地对我们说：

“专心过之后需要放松，脑力劳动之后需要体力劳动！”

很多时候因为戏的场面太大，没办法自己演。桑特曼会让大家在众所周知的好莱坞演员或德国著名演员中为小说的角色挑选适当演员。每当这时候那些最不喜欢学习的学生也会积极举手，把自己知道的明星一个个报上名来。

有一次，读了歌德的古装戏剧《铁手骑士葛兹》之后，桑特曼决定组织全班去德国有名的戏剧小镇看这部戏。桑特曼联系到了一家有大宅院的农民家可以住宿，加上火车票，每人交了十五马克。睡觉的时候男女分别被安排在几个不同的房间里，每人一张行军床加上自备的睡袋。第二天去看戏之前，大家在一张很长的餐桌前享用了丰盛的早餐，这群在城市里生活惯了的年轻人品尝到了刚挤出来的鲜奶，刚出炉的面包，农民自己做的奶酪和果酱。晚饭时，桑特曼自己掏钱带全班去了小镇上的一家快餐店吃比萨。饭后他要了一杯红酒，和几个同学讲起自己高中时的一些趣事：

“我那时候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监考老师在考试开始前问我们：你们有没有写作弊的纸条？我很诚实地回答：我写了！老师听了很惊讶，不过我马上解释说：我虽然写了这样的纸条，但是我不会在考试的时候用，因为我写作弊纸条的时候，等于又归纳了一遍复习的内容，特别是那些我不太肯定的内容，最后这样抄写了一遍以后，我现在完全记住了！所以我一直对学生们说，写作弊用的纸条可以帮助你复习，只是不要在考场上用！”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一次法语考试作弊的经历。英语课和法语课考试的时候学生们是允许使用单语字典的。那次考试我遇到了一个单词，这个词在文章的理解上却起着很关键的作用。于是，我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在课桌的抽屉里翻法德字典，可惜还是被老师发现了。她悄悄来到了我的课桌边，轻轻从我手里拿走了那本法德字典，什么也没说。几个旁边的同学看到了这一幕。考试结束后，我等待着老师的批评，老师却没有找我谈话，同学中也没有一个人问起。我心里一直沉甸甸的，不知等待我的是什么。几天后，法语老师批改完了试卷，把本子发还给我们。她递给我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她的表情，她很自然地微笑着。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本子，看见我回答的问题后，写了两个分数，一个是我本来的，而另一个差了半分的分数，后面写着：“由于考试时尝试作弊，因此扣半分。以后请注意！”我心服服，松了气。倒不是觉得作弊的后果并不严重，而是感到老师的态度既然那么宽容，我以后就一定不能再次作弊而让她失望。

那次以看戏为主的班级旅行给所有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3“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自从跟着桑特曼老师上德语课，所有的同学都开始习惯在读书的时候用彩色笔划出关键词。他偶尔看到有些同学的课本上，满纸满页被划成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就会用严厉的气说道：“所有都划就等于什么也没划！”这位老师每新接一个班的课，在刚开头就会亮出他的名言：

“我永远不想在任何作业或作文当中看到好坏和一般这三个词，什么叫好？什么是坏？一般是什么意思？我要听到的是为什么好，为什么坏，怎么一般。”

后来我发现不但在德语课上大家很少用到这三个词，而且在别的课上，甚至平时的闲谈中，都难得听到这三个词。同学们都试着用更确切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课堂上读小说确实让学生们大大增加了对德语课的兴趣，因为小说中那些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很贴近生活，作品中所表达的感情也让我们有同感。而在大师们精妙的文字间，我们确实是在学习德语，认识新的词汇和描写的手法。在那些德语课的小说中，我们除了学习语言，更在了解人性，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和人世间的真善美与假丑恶。老师为什么频繁地激发我们去思考，其实就是让我们一次次地分辨好与坏，判断自己想做个什么样的人，形成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老师和学生借用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把每个人不同的世界观拿来对比和讨论，目的是让大家一步步去完善它。桑特曼先生一直强调，只有当我们有了信念、价值观和标准之后，我们才有权去评价任何事物。

由于读小说要靠学生们自己领悟，桑特曼老师在课上实际只起引导的作用。他会针对书中的细节提出很多问题，激发我们去思考，去各抒己见。比如这个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是否让人理解？从哪种角度说是对的，从哪种角度看是不对的？事情的矛盾在哪里？主人公的心理矛盾是怎么样的？哇，这些问题太深奥了，也实在太有意思了！于是我们学生开始在大脑的整个空间里寻找答案：搜寻着所有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家庭传授给你的世界观、社会和媒体告诉你的评价标准、自己通过经历得到的看法等等。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之后作一个综合的决定，那就是你对于问题的答。

开始，我完全不习惯于这样海阔天空地去“瞎”思考问题，我习惯于别人告诉我答案，我只需记住它。一直以来，书本上写的，老师教的，还是任何权威人士说的，我都相信，都把它们当成真理牢牢记住。作为学生，我曾坚信，在学校就应该听老师的，在家应该听父母的，在社会上应该听权威人士的。对于大部分事情我很少自己去思考，也不觉得有这样的必要。我甚至不敢自己去思考，害怕想错了。

现在我越来越明白，在德国的教育环境中，学生主要的学习任务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德国的老师们特别不希望学生去死记硬背书本上或者他们讲述的知识，而是希望通过自己对某事物的讲解使学生对此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这让我想起爱尔兰诗人叶芝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

“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4“中国的皇帝是很有智慧的，解决问题不像我们欧洲人那样野蛮！”

转到文理中学之后，我对德国的中学教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的确都是自己科目的专家。每一位老师上课时都十分投入，每时每刻都在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共同参与，各抒己见。为了让大家能真正理解他们所说的理论，经常举各种例子，在黑板上画图，或是记录下关键词。萌西老师说一流利的英式英语，课上几乎不说德语。生物课是在专门的阶梯试验教室里上的，男老师披着一件白大褂做植物的实验给我们看，看得出他对生物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脸上的表情完全随着实验的发展而起伏变化着，忽而激动，忽而惊喜，忽而平静。听他讲课，就觉得植物也有了喜怒哀乐。在学习动物的身体构造的课堂上，学生可把自己家的宠物带来展示。我刚好养了一只金丝熊，于是我也让它为生物课服务了一番。有一次生物课上讲到菌类，老师让大家都带一些不同的蘑菇和菌类来课堂。我想到了家人从中国寄来的黑木耳和白木耳，于是我准备了一些德语的介绍，把两种木耳分别泡在瓶中的水里带到生物课上，让老师和同学们好一番惊奇。

音乐课也在专用教室里进行。黑板前立着一架大钢琴，各处都摆放着各种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萨克斯管、吉他、打击乐器等等。女音乐老师也是中年人了，打扮得大方得体。她一手拿着乐谱，一手拿着教鞭，指着画在黑板上的五线谱，一个个音符点过去，嘴里哼着乐曲，用鞋尖点地打着拍子。

对我来说最具有挑战性的课就是法语课。天哪，我还在学德语，英语课也差一大截，现在居然还要学习一门新的外语一法语。和中国一样，高等文科中学在五年级开始教英语，不同的是，七年级起还要增加第二外语，学生们可以在法语和拉丁文之间选择。我选择了法语，但是却差了半年的课，为此法语老师找了一个高年级学生帮我一星期补习两次，我渐渐就跟上了法语课的进度。

我最害怕上历史课。历史老师是个老头，身材魁梧，穿着讲究，经常穿白色的衬衫搭配西装裤，两根很粗的手臂把衬衫撑得紧绷绷的，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一般都敞开着，露出脖子上金色的十字架项链和一部分胸毛。老师有一张方圆型的脸，蓝色的眼睛很细窄，看不到双眼皮，向上弯曲的眼睫毛被紧紧挤压在眼睛的上半圈。历史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永远都是预习课文。他每次一上课就开始提问，这时候学生们不需要举手，因为老师习惯任意地叫学生的名字，他那敏锐的目光一扫就知道哪个学生的目光在躲闪，于是他就向那个心虚的学生提问：

“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怎么死的？”

一听学生果然支支吾吾，老师便走过去和他小声聊几句：

“是昨天太忙了，没有时间看课文，还是课文哪里看不懂？”

学生一听躲不过，便干脆直截了当地回答：“嗯……我昨天去看牙医了，看完后疼了一个晚上，所以只完成了一部分作业。”这是德国学生很典型的维护自己权益的表达方式。

老师忍不住露出笑脸：“噢，牙齿疼没办法看历史课文当然可以理解。你星期三不用看牙医吧？”

这是德国老师很典型的针对学生托辞的应对方式。

“不用。”

“那好，你星期四再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学生一听松了气，吐吐舌头。

星期四老师根本就没有再向那位同学提问，因为心里清楚，那个学生一定准备好了答案。

历史老师特别喜欢问我问题，我开始根本回答不出来。首先就没听懂老师问的是什么。我尝试着看了课文，但并没有真正理解。长篇的课文里满是陌生的人名、地名和政治、法律方面的生词。每次试着预习课文，都感到十分头疼，只好找爸爸帮忙。

“我来回看了好几遍，就是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爸爸教我一个方法，就是拿不同的颜色分别表明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干什么，因为书是学校的，我只能拿铅笔，用单线、双线、虚线和方框来代替颜色。这个方法还真的挺管用，很快就能分清文章中哪些内容是最主要的。

慢慢地，我发现能理解的部分越来越多了，上课时遇到老师提问，也能尝试着回答。老师听我越来越不害怕张，显然感到很高兴，偶尔也对比一下欧洲和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皇帝是很有智慧的，解决问题不像我们欧洲人那样野蛮。”

听历史老师讲课，大家往往都能集中注意力，那是因为他的课极其生动，能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清楚，还经常把历史上的事件和目前的世界局势作对比。他最能把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们是教皇（或是皇帝），你们会怎样解决这个冲突？”只见学生们开始踊跃举手。

我感到在德国当老师挺不容易的，表面上看工资高、假期多，但实际上如果老师在课外不花心思去准备上课的内容，课堂上不能够吸引学生，只是不懂变通地按照教学大纲上课，又不懂得如何人性化地和学生相处的话，那么他在拥有很强个性的德国学生面前会特别难做人，完全不可能得到学生的尊重和信任。我相信，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表露出他认为内容很无聊，那么他的学生也一定不会打起精神去学习。我几乎每节课上都能感觉到老师的感情和性格，课的内容随时随刻牵动着他们的神态、表情、动作，这种个人色彩牢牢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能明显感觉到，老师们都很享受和年轻人在一起的环境，他们自己对课的内容很感兴趣，经常讲着讲着自己笑了起来。其实课上的那些内容对老师本人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态度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和思维，老师把那种发现了意义的喜悦也潜移默化地传达给了我们。

第六章

1小朋友看见爸爸闯红灯，立刻大叫了起来

记得刚来到文理中学时，一次课间休息，我和同桌爱娃一起边吃面包边在学校的周围散步。我吃完了就随手把装面包的塑料袋扔在路边的树丛里，她立刻对我说：“去捡起来！”我没有立即反应，结果她去帮我捡了起来，一直握在手中，直到看到了一个垃圾箱才扔进去。我开始觉得德国女孩怎么那么死板。在晚饭桌上，我和爸妈谈起这件事，没想到，爸爸初到德国时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他从德国南部的美丽小城图宾根到慕尼黑去，搭乘的是一位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学生的车。车在高速路上飞速地行驶。爸爸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一边欣赏着路边的风景，一边喝着罐装饮料。喝完饮料，爸爸随手就把空的饮料罐从车窗里扔向了路边的灌木丛中。让爸爸没想到的是，驾车的学生看到爸爸的举动，脸色大变。他看到后边没车便紧急刹车，停在了高速路路边的安全地带上。由于车速太快，车停下来时离爸爸扔饮料罐的地方已经很远了。那位学生打开车上的警示灯后，立刻跳下车往回跑。爸爸一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也跟着下了车，跟在他的身后。只见他跑到爸爸扔易拉罐的地方来回寻找着，最后还真让他找到了那个空易拉罐。爸爸这才明白过来，臊得满脸通红。回到车上，那位学生把空易拉罐交到了爸爸手中，继续开他的车。他虽然一句话责备的话都没说，可爸爸的脑袋里却很乱，静不下来。

“可当我终于平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突然跳了出来。他只是一个学生，我却在中国的大学当过老师，按说我应该已经养成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可我没有，在很多方面都还不如一个德国学生，甚至不如德国的小朋友。刚到德国的时候，有一次过一条很窄的单行道。路边竖着的红绿灯正好是红灯，可无论是近处还是远处，连个车影都没有。我连想都没想就跨上了马路。可谁曾想路边等红灯的有一群由老师带着的幼儿园小朋友。小朋友中的几个看见我闯红灯，立刻拖着长音大叫起来：红一灯一！红一灯一！……结果所有的孩子跟着一起叫，就连老师也跟着像小孩子那样叫起来。”

我听了爸爸的这些经历，开始还感到很好笑，后来却禁不住思索：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这样？

其实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社会规范问题。在德国，学生从小就逐渐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学校也提供机会，让学生参与制定公众规则。有一次，为解决高年级学生是否可以在学校吸烟的问题时，班主任带领每个班级进行讨论，也包括低年级的学生。大家各抒己见，探讨那些满十六岁可以合法吸烟的学生，是否能在学校范围内吸烟，以及他们是只能在教学大楼之外的空地上，还是在教学大楼的走廊上，或是厕所里，或是大楼里的某个特定房间里被允许吸烟。这种通过全校讨论而做的决定，在保证不吸烟者的利益和维护吸烟者的自由之间找到最平衡、最公平的一种解决办法。正因为全校学生都参与到了学校事务的决定中，因此大家就特别有意识去遵守、监督和维护。

学校的花坛种着一些植物，因为没有护栏，所以有一些被低年级的学生玩耍时踩坏了。学生代表为此在课间跑遍每一个班级，收集大家的建议。最后决定由一部分学生自愿给花坛修一圈护栏，插上“请爱护花草”的牌子。我深深感到德国的学生对于规划和改善共同的生活状况很有意识，也愿意承担责任和义务，从小在学校集体中的这种练习能促使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对一些公共的事情有感受和负责

2有规则和道德的地方，人的心里才能感到安全、平静

在德国中学还有一门很重要的课一伦理课。这门课的作用有点儿像中国的政治课。很多德国学生的家庭成员都是教徒，每星期日都去教堂做礼拜。也许在西方世界，唯一让人们严格遵守道德规范的课本就是《圣经》。德国的中学每星期都有宗教课，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课程。别的宗教或是不信教的学生们就在一起上伦理课。伦理课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学习道德规范，而是让我们理性地去理解和探讨社会规则背后的原因，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有了道德和规则，生活才会更美好。

我们在伦理课上学习人类，了解人类的起源，有过些什么社会模式；了解人的生理发展，比如人和动物的区别、现代医学对于人的解构；人的心理发展，比如人为什么要解梦，怎么会产生同情，为什么人做了错事，会感到内疚；我们学习各时代思想家们对于幸福和生命意义的理解；我们学习自然与人的关系，为什么要保护环境，为什么必须敬畏生命；根据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文章，我们讨论为什么要有国家、政府，社会的安全和公平怎样才能得到维护；我们分析权利与公平、自由与界限、暴力的产生和消除、毒品对人的危害。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伦理课上各抒己见地谈论什么是艺术，美观的定义以及怎么更精致地享受生活等等。当然，我们也学习宗教，从局外人的角度去了解宗教对于人和生活的阐释。不论在宗教还是伦理课上，我们都学习面对“最终的问题”：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学生并不一定要在宗教和伦理中做出选择，而是可以结合两者。就像我们在伦理课上讨论宗教问题一样，上宗教课的学生也讨论启蒙和伦理，了解科技、自然与人的关系。

在伦理课上，我们几乎每节课都围绕各种各样的事例讨论应该怎么做人，怎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比如我们读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在一家商店里偷了东西，晚上却主动向父母承认自己犯了错。老师让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小组，首先讨论这个故事中的道德标准。同一组内得出结论后，再分角色来表演这个故事给全班看。结果，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大家可以看到每个组做出的道德评价都是不同的，解决的办法也不相同。为了让大家真正理解某些哲学家关于道德的理论，老师经常让我们在课堂上模仿电视中的谈话节目，而节目的嘉宾们是由学生们自己扮演的世界名人，如康德、尼采、萨特、前教皇保罗二世等。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能更好地理解理论大师们关于道德话题的观点。

每当我们抱怨一些看似无用的社会规则时，伦理课老师就会说，在任何地方都避免不了规则，因为规则给人安全感，让人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同时也能预计别人的行为。其实每一条规则都是在提醒和帮助人们考虑到别人的处境。有规则和道德的地方，人的心里才能感到安全、平静。一个混乱的社会无法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重要的是，大家要明白为什么要制定某项规则，看到这项规则对于共同生活的意义和益处，只有了解了这些，大家才会有意识去。

在德国的课堂上，如果某个学生的行为严重干扰了课堂气氛，就会被老师请出教室。这个学生往往要在课后写一篇作文，例如“为了一节课的成功我能做些什么？”“我要避免哪些行为？”老师这样要求就是为了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分析规则的意义和原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通过写作文，学生和老师达成了课堂行为的约定。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一旦一个集体作了决定，就算某些成员对于决定很不满意，也要学习去接受。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理论是我们在伦理课上经常讨论的话题，他认为人们应该遵守的原则和规定都是在最大程度上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康德在自由即自律理论中说：

“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会成为各种事情的奴隶。”

从康德的话中我第一次得知，原来拥有自由并不代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在什么都相对可以做的前提条件下自己约束自己，只做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事。

3“人要有勇气支配自己的大脑。”

自从进了德国的中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学习榜样”的教育。课本里讲过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等这些伟人的事迹。但是老师也好，课本也好，从不教育学生要把谁当成榜样去学习，而是教育学生要寻找和了解自己的“身份”，想做怎么样的人自己来决定，更确切地说，就是以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来决定。

德国老师一致追求的教学目标是，学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得到答案！学习知识是思维能力的基础，拥有了知识，你的看法才更全面、更客观和更理性。德国老师让我们牢牢记住一句话，那就是任何说法和观点，不论它们来自书本、老师、媒体还是什么社会权威人士，在没有通过自己思考和审视之前，都不能采纳和相信。康德这位哲学大师是我们课上经常接触的人物，他说过：

“人要有勇气支配自己的大脑。从监护人那里解脱出来是很难的，因为被监护是如此的舒适。”

在德国的学校，学生最不应该犯的错误就是原原本本、不带任何评价就把别人的看法当成自己的。这种行为甚至有些可耻。老师会批评你说：“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不是吧，为什么不自己动动脑筋去想想呢？！是因为你懒惰？拥有灵活的大脑但不去用？那太浪费了吧！如果哪一天走出学校的大门，却没有学会自己去判断、分辨和产生个人观点，那你真是白做了回学生啊！”

这让我想起中国小学的老师也时常说的一句话：“你脑子没带来啊！”不过中国老师所指的“脑子”往往是大脑中的记忆部分，看中的是“复写和复述”的功能。在中国，不让学生有自己的看法，一百个学生脑中如果是那同一个答案，老师就很有成就感。而在德国，学生必须有自己的看法，只有当一百个学生得出一百个不同的答案时，老师才会对自己的教学感到满意。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来自内格特的名言：

“一个愿意学习的学生应该问老师的话是：我怎么能学到您所知道的，但是不变成和您一样的。”

同样，在各科考试中，德国老师想要看到的都是答案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个体，学生的答案是否与老师想象中的一样，格式是否统一，都不是老师所关心的。相反老师们很希望听到自己思考之外的见解，并且把学生们的某些观点与新奇想法记录下来，完善自己的视野。因此好的答题必须结合对课上内容的理解以及自己对问题的思考。观察每件事都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只要学生的看法能够立住脚，老师就会给高分。一个背下了大半本书的学生，如果没有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或是写了太多和问题无关的内容，都不可能获得老师的好。

在德国的学校，判分的标准主要是看学生有没有深层的理解，能不能抓住重点，会不会自己组织语言，有没有自己的思想，以及观点是否有说服力。德国的老师批考卷时往往都很小心，他们不会轻易降低学生的思想的价值。我的好几位德国老师都不约而同地在课上说过一句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话：“上学的目的不是让学生们背下书本上的内容，因为就算是考试前能倒背如流的知识，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忘记的。学校的目的是教给学生们学习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想知道或者需要知道什么事物，马上就知道该如何去获得这些知识。”

发展学生的个性是德国教育的关键。德语课上老师曾经让大家写一篇评论学校制服利弊的作文，德国青年人总结出来校服的坏处远远要多于好处，虽然一些人觉得校服方便，早上不用花很多时间考虑穿什么衣服去学校，在日常的穿着打扮上可以省很多精力，也让学生们有了更多的集体归属感。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每个人拥有不同的个性，而个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在形象体现出来的，不能按自己的想法着装打扮，学生们就等于失去了在这方面展现自我的机会。而且在将来的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在什么场合怎么打扮，什么时候穿得喜庆，什么时候穿得庄重。着装的习惯是在年轻的时候慢慢形成的，而每天穿校服的学生们根本没有机会练习，又怎么为将来走上社会而做准备呢？

每一个人都要大胆打扮出不一样的形象，表达出不一样的想法，过出不一样的生活。

4发言不仅仅是人的权利，而且是人应有的义务

不管是什么科目，德语、历史、地理，还是伦理，我们上课时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上。根据德国教育法，老师对于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在学生面前必须是中立的。学生们基本上什么都可以说，任何想法讲出来大家都不会觉得夸张。这种上课方式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且比光靠听讲更有利于吸收知识和深层次地理解事物。老师向学生们提问题时，经常说，我希望听到错误的回答。老师普遍认为，课要灵活多变，过程和结果不应该是预知的，学生的答案只是积极地参与，不需要像成绩单那样被盖上图章。错的答案并不是负面的，反而有正面效果，因为根据错误的解答，老师才能了解怎样去更好地解释某些内容。德国学生特别喜欢问“为什么？”对什么事都喜欢刨根问底，有时甚至能问得老师无法解答，只能说下课后和同科的老师谈谈或者回家去查查这方面的资料，下节课再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在课堂讨论中，我惊奇地发觉，在不少问题上，老师自己也在寻找答案，努力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他还在学习做人，他甚至还能从我们学生身上学到东西。因此德国老师给我们传授的知识很少是“完整”和“最终”的。

在德国的课堂，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学生所要练习的重要能力。在一个民主社会，发言不仅仅是人的权利，而且是人应有的义务。而说话和论述的能力可以通过各种课堂的讨论来提高。桑特曼老师平时最注重的，就是我们在对话和写作中表达的思想和感受是否有条理。在讨论当中，让学生练习的，除了勇敢捍卫自己的思想之外，就是尊重别人的独立思想。别人的想法和你再不同、再对立，也要把他人的话听完，也要试着去理解不同的看法，或者拿来补充、完善自己的。桑特曼老师时不时强调一个单词叫做“Empathie”，在英文里是“移情、理解”的意思。

他说：“这不能跟好感弄混了，好感是很主观的感觉。我不对所有人都有好感，但是我能够开放地面对和尊重所有人。”

讨论之后大多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每个人只得出相对的答案，而不是绝对的。听上去像是白讨论了，但实际上大家都感到极有收获，不仅仅对于所讨论的事物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自己的思维拓宽了，表达能力有所提高，妥协的能力也在进步。想象一下，在没有宽容的环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人和人很可能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极有可能会上升为暴力。而任何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暴力都是德国学校极力避免的。德国课堂上主要宣扬的是理性和宽容，学习知识也是理性和宽容的基础。

在课堂上，学生们经常被分为小组合作完成一件事，比如每个小组选择老师提的一个问题，几个人经讨论后得出小组的答案，然后解释给全班听。或者几个学生一起排练一段对话，表演一个场景，一起准备一篇报告等。几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一起合作，肯定会有分歧。我们反复经历的是，人要敢于面对冲突，但是要冷静、理智地面对。我们练习在什么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值得的，而什么时候应该让步。我们在课堂上认识民主主义中复杂而又很有益处的一些原则。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

“适量的矛盾和冲突好比汤里的盐，但是如果盐太多，汤就被毁了。”

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能够理智地面对矛盾和冲突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和社会能力。关键是如何避免愤怒、报复心理和失去勇气，以及不强求谁赢谁输。老师认为只有通过冲突、矛盾和相反意见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5让孩子从小建立自我，学习尊重他人、接受民主的决定，遇到任何矛盾时不以暴力的方式解决

给学生们提供一起生活和相处的机会是德国学校的传统。除了班级旅行，全班会在放假前一起在教室里吃顿早餐。每个学生都带一样早餐食品来学校，比如一个大面包、一壶咖啡、一瓶橙汁、一块黄油或一袋香肠等。老师准备一次性的盘子和餐具。大家把所有的食品都集中堆在拼起的课桌上，每人拿一些食物，回到自己的课桌上吃。吃饭的时候学生和老师一起聊聊天，比如说说媒体最近的热门话题。这种时候，老师就是我们的朋友，教室变成了一个让人很放松的地方。

一天早晨，我走进学校，看到一群低年级的学生们嘻嘻哈哈地穿过走廊，手上提着大包小包，衣衫有些凌乱。问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后，我大为惊讶。原来他们昨天夜里是在学校的图书馆过的夜。先是学生们提议，接着班主任老师也很乐意地参加了进来。学生们傍晚在家洗好澡，便带着睡袋、枕头和洗漱用品来到学校。在图书馆的地毯上铺好床之后，每个人都在书架上找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介绍给学生和老师，并且给大家读一段书中的文字。由于图书馆的日光灯太亮，而他们想多创造一些夜晚的气氛，便关闭大灯，每人准备一个手电筒，读书的时候照着，这样整个房间里的光线就集中在了一个点上。月光下的图书馆里，听众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一边啃着饼干做夜宵。睡前，男女生分别在体育房的更衣室里换上睡衣，大家一起在厕所里刷牙洗脸。轮流讲完故事之后，关灯睡觉。第二天，学校的常规生活继续。

我听说在德国一些小学采用跨年级上课的方式，一、二年级或三、四年级在一起上课。这样做有很多好处。德国教育注重让孩子在小学时期赢得对于人生的信心和希望，克服与生倶来的恐惧，让他们展开自己的好奇心，了解自己的兴趣和强弱项，信任自己的能力，在学习和尝试、失败和成功中感受到快乐，并获得一直继续学习的意愿。学生不会被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也不用留级，学校尽量以补习的方式促进他们跟上。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在这个跨年级的班里可以得到和比自己年龄大或年龄小的孩子共同相处的经历。高年级中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可以在某些方面帮助比自己年级低的学生。这样他们既可以从中获得帮助他人的快乐，又增强了自己的自信，也学习了尊重、爱护比自己年龄小的学生。在这样一个班级里，学生们体验到的极少是竞争，更多是共处和。

为了能够帮助学生们解决一些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学校在每个学期都会由全校学生投票选出一位“大家信任的老师”。学生有需要时可以找这位老师谈话，他作为大家最信任的老师一定很有亲和力，态度宽容、耐心，并且就算学生犯了再大的错，老师也会为学生保守秘密，不经本人允许，绝对不会告诉第三方。我发现德国学生在与人沟通方面特别大胆和成熟，遇到了难题，比如作业不能按时完成或是和父母闹矛盾，就算年纪还很小的学生，也会选择主动找老师，直视老师的眼睛，诚恳地说：“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和您谈谈。”这种与人沟通时表现出的自信几乎相当于成年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信任老师，知道老师不会训斥或惩罚，而是会提供帮助和保守秘密。德国学生往往不把老师看做是一种权威，而是平等的交流伙伴，只不过这个伙伴的人生经历更丰富、知识更渊博，因此遇到问题时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有一次下午，我和几个同学选了一个五年级的空教室做作业。我们好奇地看着教室墙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学生们亲手制作的“太阳”，每个太阳代表一个学生，太阳的中间写着“这就是我”，四周的光芒上写满了：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弱点是，寂寞的时候我喜欢，我特别有兴趣的是，让我感到很伤心的是，我希望在别人眼中自己是一个的人，等等等等。我们带着浓厚的兴趣读了每个学生的“太阳”，感觉到了这些低年级孩子们活生生的个性。紧挨着这些“太阳”贴着这个班的宗旨，笔迹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学生自己写的：

“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我们大胆在集体面前说自己的想法，也允许别人说他们的想法。我们理会感情、表达感情、尊重感情。我们不逃避，我们增强自我，但也承受集体的压力。我们在他人的信任中获得满足，也让他人感觉我们值得信赖。我们寻找为自己和他人承担责任的途径，我们在他人的需要中获得满足。”

这个班级的墙上还展示了一种很特别的解决学生间矛盾的方法：建立一个班级参议会，学生们轮流当参议会的成员。如果：同学A和B同学发生了矛盾，就让：A同学和B同学分别在班级参议会前叙述矛盾，然后让：A同学和B同学交换位置，分别以对方的角度重新叙述矛盾，然后让：A同学和B同学分别建议如何解决矛盾，同时班级参议会经讨论后也提出建议，最后：A同学和B同学达成协议。问题解决后，解决矛盾的整个过程便被制作成了“黑板报”。

看了这些，我和同学都很感慨，为了让孩子从小建立自我，学习尊重他人、接受民主的决定以及遇到任何矛盾时不以暴力的方式解决，老师和学生都共同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感觉自己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提高了自己的素养。作为中年级学生，我们虽然不再刻意地把一些规则贴上墙，但是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接触和练习这些准则，它们渐渐形成了我们为人处事时的一种习惯。

第七章

1地理课放映一部介绍中国的片子，我才看了开头的几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德国的课堂教学很灵活，经常利用图片和影片来配合课本上的知识。八年级的时候，我特别期待地理课，因为课上讲到了中国，连着好几节课都是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可惜德国地理课教材里关于中国的介绍比起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总要慢几拍。课文中的插图是马路上大批身着蓝色中山装的中国人骑着自行车的情景，这同上世纪9年代杭州和北京大街上的面貌完全不符合。课文里介绍的也多以农业、农村为主。我从不担心对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山水景色的介绍，因为在外国人眼里，中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是很值得欣赏的。但是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总是担、同学们看到一些自己家乡不好的画面。

有一次地理老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部介绍中国的片子，一共三十分钟，我才看了开头的几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影片记录的是上世纪8年代初中国人的生活，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北京的大马路上看不到任何繁荣的景象，走在街上的首都人穿衣打扮土里土气的，餐馆里的客人呼噜呼噜地大吃着热汤面，鼻涕流出来了，直接拿手背擦去。片子的一半都是介绍农村的生活，农民家里只有几件很不像样的家具，锅碗瓢盆都摆在锅台上。家里人下地干活，小孩子就在稻田边自己玩耍。一个女孩上身穿着鼓鼓囊囊的旧棉袄下身一条开裆裤，头上顶着两个牛角辫，冻得红扑扑的小脸上，皮肤显得很粗糖。这时我突然听到一个爱开玩笑的同学大声说：“看，芊芊小时候！”弄得我真是又生气又觉得好笑，还有些委屈。我真想冲他说，我不是在中国农村长大的，爸妈也不在田里干活！我出生于秀美的西子湖畔，我还从未去过农村，对于农村的概念几乎等于零。

在德国，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生活上基本没有差别，孩子们上一样的学校，家里用一样的电器，超市里买同样的东西。很多来自小地方的德国年轻人提到自己的故乡时都喜欢说：“那就是个小村子”德国人眼中的农村往往是一个人密度很小、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在大片绿地上吃草的地方。那里晚上7点以后就没有公交车了，外出都得靠自己开车。农民们种植的蔬菜水果以及自产的牛奶、鸡蛋、黄油、奶酪以及肉制品都是有机绿色食品，特别有益健康。

我很想让德国的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但是不论是课本里还是介绍中国的影片里都重视农村的情况，强调中国人中80%以上都是农村人。而当时我眼中的中国只局限于城市，好像一旦跟农村扯上关系，整个中国就变得很穷苦很落后。虽然觉得很丢面子，但是影片中中国农村人和城市人那种生活上天与地的差别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的农民和城里人的生活都一样，而在中国却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我很想告诉大家，他们看到的画面和我真正长大的地方有巨大的区别。但感到这样的辩解既多余，又显得苍白无力。

然而出于中国人特有的自尊;，我决定还是做点什么，以求争回点面子。我不想让德国同学对于自己的家乡一中国的印象就固定在影片中的画面上。碰巧德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介绍上海的旅游节目，我立刻把它录了下来。之后我拿着这部片子去和老师商量，能不能有机会放给同学们看看。结果另一堂地理课大家看到的是上海外滩以及南京路上的繁荣景象：到处是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购物街上挤满了打扮时髦的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各类高档餐馆宾朋满座，对着各色美味佳肴大快朵颐。我明知道，拿一段为旅游者拍摄的广告宣传片来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多少有点像是在同学们和老师面前抖开了一块遮羞布，可那一节课后我感到心理还是多少平衡了一些。播放时我不断安慰自己，播放的画面也是真实的。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不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什么方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画面都是值得赞许的，都能给人留下好的印象。这样我就不用那么辛苦地替自己的国家“遮遮掩掩”了。

不过这次地理课，实实在在地冲击了我的虚荣的“面子”，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图景，看到了自己国家真实的一面。不知为什么，在中国，好像农民始终就被看成是低人一等。这种意识也莫名其妙地植根于自己的脑海里，从而在下意识的反应中透出了对农民的歧视。如果不是这堂地理课，我可能还生活在被人为编织起来的虚幻中。

2做完报告后，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同学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

德国课堂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要求学生们自己做报告，所谓做报告，就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介绍一堂课的一部分内容或者补充一些课外知识。地理课上的报告内容会围绕某个国家、某个城市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课上，一个历史人物，一次战役或签署的一个条约都是很好的报告素材；德语和英语课上主要让学生们介绍作家的生活背景和他们的文学作品。老师安排的报告题目大都紧紧围绕课本里已经提到过的但又没有展开细讲的内容。或是针对已有的内容，要求学生加以扩展、补充。一般一个学年当中，每个学生都会轮到一次做报告的机会，得到的分数包括在课堂参与的分数里。考试成绩不理想或上课很少发言的学生们也可以主动要求做一个报告来提高自己这门课的学期总分。

老师给的报告题目往往比较大，如：纽约一世界的经济中心、沙漠的形成、谁是成吉思汗、肯尼迪之死、歌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题目越大，范围越广，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大，对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根据题目，学生首先要对报告的内容有基本的了解。在网络还不普遍的年代，主要靠去图书馆里查找资料。看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之后，才能判断哪些内容在报告中一定要重点讲，而哪些是可以省略或不说的。看完并且对比完手中的材料之后，大部分人会制定一个简单的报告提纲，分成几部分，每一部分都说些什么，接着摘选书里的内容，再根据这些内容归纳成一篇文章。最后还要考虑要不要使用形象、直观的手段，比如绘制图表、展示图片等。

报告人永远站在教室的黑板前。学生们的开场白一般都是“我今天要做的报告内容是……”“我会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讲”。而结束语也总是“谢谢大家专心听讲”大部分学生做报告时都会自由发挥地先说一段，再拿着稿子念一段。有些比较胆小或容易紧张的学生，做报告时头也不敢抬，急促地把自己准备的文章从头到尾通读一遍，读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每当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很轻时，老师就会提醒道：“请大声一些，让最后一排的同学也能听清楚！”一些记忆力好或发挥能力特别强的学生，只在手中握一沓记录着重点内容的卡片，大部分时间滔滔不绝地即兴发挥。讲的同时用目光扫过一个个听众，只是偶尔悄悄瞟一眼卡片上的关键词。大家往往都喜欢听这样的报告，感觉报告人在和听众交流，能产生一种。

听了不少同学做的报告以后，我发觉只有语言相对简单的内容大家才能听进去。报告人因为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资料，对内容已非常了解，所以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作为完全靠听来理解一个新事物的听众，是很难一直跟随报告的内容走的，有时听着听着就开始犯困，表面上是在听的样子，实际上思想已游走他处，听完报告以后在记忆里没留下任何东西。相反一个报告中特别能勾起人们兴趣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一些小故事或亲身经历的事。

总之，一个报告除了内容完整准确以外，抓住听众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自己的报告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们会花不少心思，比如把报告提纲复印了发给听众，让大家边看边听；或是做报告时把一些关键词大大地写在黑板上，加深大家的印象；有的学生还突发奇想地给听众准备了听完报告后的问题，谁答对了可以得到他自己准备的奖品一巧克力。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其实很多报告中出现的内容并不是所有人都第一次才听说，因此除了报告的内容之外，学生们都很想看看别人如何表现自己、选择什么视角以及用什么方法去表述。小一些的题目一个学生自己准备。偶尔也会由几个学生一起准备范围较广、题目较大的报告。

在一次法语课上，两个很幽默的男孩一起介绍法国巴黎，他们在讲台上交插着你一句我一句，两人都很讨厌法语，因此时不时加些对法语的挖苦以及开开法国人的玩笑，念法语时故意带很重的德语音，活像是在说相声，逗得所有听众都哈哈大笑。像这样的报告内容几乎完全不重要了，大家关心的主要是报告人的说话方式。

做报告的时间是受限制的，短的在十分钟内讲完，长的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不过德国的课上训练学生们长话短说，以简略的语言表达清楚关键意思，避免啰嗦和重复。做报告往往能集中锻炼学生分析、总结、概括、判断以及表达的能力，还锻炼在众人面前不胆怯。只要准备充分，大部分人也都能建立起这样的自信。一个好的报告在发挥自己个性、表达自己想法的同时也要客观地传达知识，还能提出一些评论性的观点留给大家讨论。学生做完报告之后，老师会安排五分钟左右的提问以及讨论时间，问题主要是提给报告人的，回答不上来时才由老师帮忙。

我做的第一篇报告是介绍香港。八年级的地理课上也讲到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997年将要回归中国。我从小就很向往香港，那时主要是因为迷恋香港的明星。后来在德国电视里看了介绍香港的旅游节目，为维多利亚港湾那五光十色的迷人夜景所着迷。更主要的是，我在中西文化间成长，于是被香港的中西文化的完美融合所深深吸引。在那里，人们大张旗鼓地过着中国传统的节日，大家是如此重视亲情，而法律和社会机制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精华。爸妈的朋友曾送我一套由五千块卡片组成的香港夜景拼图，我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早拼晚拼，最后粘在一起，挂在了墙上。每当看到那幅美丽的夜景画，我就情不自禁地浮想连连，想象着自己就走在霓虹灯闪烁的大街小巷，或是住在哪幢高层建筑中，正透过落地玻璃窗欣赏着大城市的夜景。

可惜不论中国还是香港，对于大部分欧洲人来说都太陌生了，一个德国同学的无知曾经把我惊得目瞪呆。他说：“中国是香港的一个城市，而香港是日本的一个地区！”于是我自告奋勇地向老师要求做一个关于香港的报告，我很想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给德国年轻人讲讲香港这个东方之珠的特色。除此之外，我也渴望通过介绍香港把自己故乡的文化传播给德国师生。

人有了兴趣，就会产生动力。在准备报告期间，除了读地理课本中相关的内容之外，要在课外找资料。我的首选是去曼海姆的城市图书馆，那里的书籍最全面。不过在真正开始看书之前，我要知道如何找到它们，就是要先学习使用图书馆，熟悉借书规定等等。最终我找到了十几本和香港有关的书，一些是中国旅游丛书，当中有介绍香港的章节。也有整本都是介绍香港的，穿插着大量图片。我选了五本内容相对丰富、可以互相参照补充的书抱回了家。

看了大量资料之后，最大的挑战就是选择对我来说重要和次要的内容。除了读书，我很留意身边的媒体，杂志中有没有关于香港的文章，电视里有没有介绍香港的节目。准备报告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和老师沟通，告诉他进展如何，需要什么帮助和资料。

尽管不少报告的题目听上去枯燥无味，但是要讲给大家听的，必须是自己彻底弄明白的。而“刨根问底”的过程本身就能激发人对事物的兴趣。除此之外，如何安排准备报告的时间也是学生们所要练习的。准备报告的过程不仅仅是自学，更像是每个人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学生在很大程度上锻炼自己的独立性，随时可以得到帮助，但却没有人可以依赖。

因为规定做报告的时间是十分钟左右，我将想讲的内容归纳在两页纸上：先从空间上以介绍香港各个方面在世界上的排行位置开始，再从时间上回顾香港如何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又如何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购物天堂；接着介绍英国的制度和中国的传统是如何在香港日常生活中和谐并存的；然后是香港的繁忙景象，如每天早上上班高峰时香港街头的情景以及香港的人密度造成的问题；还有香港丰富的娱乐生活、香港的景色以及海洋气候；最后给大家讲解香港回归中国后的“一国两制”政策。在家演练时，我一边看着表，一边把文章从头到尾大声地念了几遍，整个过程超过了八分钟，如果讲的时候放慢一些速度，应该差不多刚好十分钟。我当然希望做报告时尽量放开说，而不是局限于演讲稿。为此，我不但把稿上的内容读得滚瓜烂熟，而且把稿子以外相关的信息也罗列在脑子里，这样不管提到什么问题都能像模像样地回答一番。

终于到了我做报告的那天。去学校前，我适当地打扮了一下，穿上了一件白衬衫，披着一头黑色的直发。人如果打扮得精神，自信心也能跟着提高不少。地理课前还有两节别的课，我心里一直按捺不住兴奋，感觉身边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激动。其实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今天要做报告。我利用地理课前的休息，早早在讲台前做起了准备：把几本画册摊开放在讲台上，在黑板上写上了两个大大的中文字“香港”，我在中文的下面又写上了“香港”。当我的目光再次扫向手稿中用荧光笔划出的词语和句子时，上课铃声响了。看着下面渐渐回到座位上的同学，我心里做着马上就要面对全班的准备。几个前排的同学和我开着玩笑，说要提一大堆问题。这几句玩笑话大大缓解了我紧张的心情。我看到许多同学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写在黑板上的那两个中文字，心里暗暗庆幸，还好德国人看不懂中文，因为自己的字写得实在不优美。

地理老师夹着几本书走进了教室。她是个追求时尚的人，深咖啡色的齐肩短发永远很整齐，没有一丝飘起来的头发。她喜欢身着紧身的小西装外套，又细又窄的西裤，脚踏细细的高跟鞋。老师一看我已经站在讲台后准备好了，便坐到了我的位置上，从那里开始讲课：

“今天我们要听一个关于香港的报告，报告人是芊芊。香港在鸦片战争期间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而1997年将要回归中国。我们都知道芊芊来自中国，她很想把这段历史以及香港这个城市介绍给我们。”

老师会意地对着我笑笑，说道：

“芊芊，我想你一定准备得很充分，请你开始吧！”

这时台下鸦雀无声，所有同学的目光都盯向了我。接下去的一切就看我的表现了。我转向黑板，指着上面的字，脑子里急速地想着开头语，准备好的话让老师抢先说了，脑子里突然间出现一片空白，这使我有些紧张。在几秒钟内，我迅速决定和大家讲讲我个人为什么喜欢香港，于是就即兴发挥地开讲道：

“我从来没有去过香港，但是那个地方对我来说一直很神秘。在中国上小学的时候，我和班里的同学都追星，很多我们喜欢的明星都来自香港。香港拍的电影数量排全世界第二，紧跟在印度后面，像德国电视里播放的功夫片大都来自香港。我从小就很喜欢到处都是霓虹灯的大城市……”

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我感到轻松了些，但是时间紧迫，我必须尽快转向报告的正式内容：

“通过准备这次报告我细细了解了一下香港，我希望能把我了解到的信息介绍给大家！”

接下去的报告进行得很顺利，因为我准备得太充分了，一看到稿子上明显标出的下一个关键词，话就自然到了嘴边。我握着演讲稿的手指随着报告的进度慢慢往下移动，防止漏掉任何一点内容。事实上我把许多稿子以外的内容都即兴加进了我的报告中。我滔滔不绝地说着香港各方面的情况，虽然注视着的是同学们的脸，但是眼前却仿佛出现了一幅幅香港的景象，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看着同学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讲台这里，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话语中情不自禁流露出的对香港的崇拜之情也感染到了每一个听众。为了让报告更生动些，我时不时举起那些画册中大幅的图片给大家看，将香港还是小渔村时的景象和今天的繁荣大都市作对比。一些图片展示的是香港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另一些图片说明香港受了很深的西方文化的熏陶。

我一气做完了报告，最后一句：“谢谢大家的关注！”说完之后，教室里立刻响起了同学们响亮的掌声，不少同学用眼神和微笑向我示意报告很成功，我松了气。

接下来到了提问的环节。一个喜欢动脑子的同学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他说道：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香港的评论，里面提到香港的地铁非常干净，地上没有一点儿垃圾。那个写文章的人就分析这种保持干净的自觉性到底是要感谢英国人的法律制度，还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集体意识。你怎么看？”

我向地理老师投去了求助的眼神，她却笑着看我，像是对我的回答也抱有很大的兴趣。虽然我对这些问题从没有想得很深，但对比使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觉得是西方的文明和守法让香港人能维护秩序和保护环境。如果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那北京的地铁里也应该很干净，可是我亲眼看到那里有很多垃圾。”

同学们从香港一直问到了中国大陆，想知道中国的学校是怎么上课的，中国人要背多少个汉字才能读报纸和看小说，中国人在礼节上和西方有什么不同等等。我的报告以及后面的讨论花掉了大半节课的时间，几乎成为了一场关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讨论课。之后的一天我久久不能从报告以及讨论的兴奋中平息下来。

总的来说，德国的教育方式是激发学生们的潜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去完成一件事。鼓励学生们实现自我，只要是个人自己创造的、花时间准备的，以及表达出自己真实想法的，都会得到大家的赞赏和好评。在德国的学校里，我平生第一次发现了对于学习知识、研究某种事物以及表达自己想法的兴趣。我为了自己而努力，我建立了自信，我意识到人有无极限的潜能。

慢慢地，那种“学生一致看前方”、完全听老师讲课的上课方式对我来说越来越疏远和陌生了。几乎在每一门课上，老师都会花一些时间告诉我们一个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人的记忆力通常有以下规律：完全靠听的只能记住10%-20%，完全靠看的只能记住15%-30%，配合听和看可以让人记住25%-40%的内容，而听和看，再力上说和讨论便能让人记住50%-70%，要让一个人能记住90%的事物要通过听、看、说和自己做这些步骤一起进行。如果一堂课，我在读课文、听老师说、看黑板记录以外，能参与相关内容的讨论，甚至可以自己做一篇相关报告的话，那么我相信，这堂课的内容我会掌握得最好。如果门门课都能这样，我的学习质量一定会大大提高。老师经常把为什么要做某些事的原因解释给我们听，比如说到做报告，就告诉我们：“学生到了大学里要干吗？要做报告！工作了以后在企业和部门的会议上要会什么？也是做报告！因此让中学生做报告，是为了他们将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3让我最感到惊奇的是，大熊猫“宝宝”听得懂德语

我的爸爸做了多年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研究，老是抓住机会就给我讲：

“清末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考察团来到西方，向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没什么兴趣，每次都想方设法避开。

直到有一天，爸爸问我：

“你知道北京动物园是怎么来的吗？”

我摇摇头。

爸爸用神秘的吻告诉我：

“那是跟西方动物园学的。”

我第一次带着兴趣坐下来听爸爸讲那段故事：

“那个中国考察团1906年到西方考察，每到一个城市就要参观一下那里的城市图书馆、博物馆、公园之类的。他们去了很多个动物园，东京的、伦敦的、维也纳的，还有德国柏林的……”

爸爸解释说：“他们喜欢去动物园不是为了去玩，而是觉得很新奇，因为那时候在中国没有动物园，也没有向普通老百姓开放的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全都没有！”

我被爸爸的话给深深吸引住了，不太相信，自己去过的那些杭州、北京的博物馆、公园之类的竟跟西方有关系。爸爸说，这些都属于“公共文化机构”。

爸爸接着讲到：

“中国的皇帝，还有一些大官们和有钱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养着鸟、乌龟和鱼之类的宠物，但是不对大众开放。那个考察团回到中国以后，把在外国的所见所闻禀报给了光绪皇帝，说公共文化机构就像一个大课堂，给民众提供了极好的学习知识和增长见识的机会，有助于提高全民的素质。于是清廷拨了一个皇家园林，于198年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供大家参观的动物园，就是今天的北物园。”

随着我的德语越来越地道，爸爸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经常让我帮着翻译些德文的资料，或起草一些信件。这一次，爸爸让我帮着给柏林动物园的馆长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九十年前一群中国人考察西方动物园，包括柏林动物园的情景，并表示希望去柏林动物园查找有关资料。我们很快收到了回信，动物园馆长在信中热情地邀请爸爸去柏林访问，为了让十五岁的我多长见识，爸爸决定带上我一起去。于是在秋高气爽的一天，我们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

在柏林动物园访问期间，动物园馆长特意安排我们住在动物园内的客房中。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爸爸每天与动物朝夕相处。最奇特的经历是在寂静的夜晚，踏着月光在动物园内散步。那时候园里空无一人，只有父女俩在路灯的照耀下和动物们面对面。当我看到鹿一类的动物在园内人行道上走动时吓了一跳，以为是私自从笼子里跑出来的。第二天才得知，让一些不凶猛的动物在夜间出笼活动是动物园刻意安排的。很多动物馆的围栏都不高，便于像鹿、山羊和鹤之类的动物在游客离开后能锻出围栏享受一下在更大的空间自由活动的乐趣。

在柏林动物园里有一个专为一对名为“天天”和“宝宝”的大熊猫修建的熊猫馆，馆内布置极具中国特色。墙上挂着几幅放大了的中国发行的大熊猫水墨画邮票图案。馆内摆放了几个在中国很常见的外观是大熊猫的垃圾箱。因为爸爸和我是动物园的客人，所以管理员破例打开了熊猫“宝宝”房间的后门让中国客人近距离地接触一下熊猫，让我最感到惊奇的是，“宝宝”听得懂德语，一听到管理员喊道：“宝宝，过来”立刻就从自己坐的角落里起身，缓慢地走向我和爸爸，还在管理员的命令下在大家面前表演了翻跟斗。

在熊猫馆内的墙上我读到了关于这对大熊猫的来历，得知是当时的德国总理施密特先生以及夫人负责接收这对中国国宝的。施密特先生在1974年到1982年担任德国总理，于1975年访问了中国。是中德1972年建交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政府首脑。在他访问期间，中国政府决定送一对大熊猫给德国。后来这对大熊猫被施密特夫妇安排在了德国的柏林动物园。可惜大熊猫“天天”在刚到德国后不久就因为水土不服而病死了。这件事情发生后，动物园收到了数万封来信，这当中除了表达伤心的感情以及询问原因之外，也有不少德国人提出把另一只熊猫“宝宝”还给中国，以免再出外。

为了能更详细地了解大熊猫来到德国的故事，我翻看了动物园的档案。在里面找到了当年施密特总理以及夫人给当时柏林动物园馆长写的信。其中一封是1979年写的，信中总理和他的夫人神秘地告诉馆长：假如联邦德国得到一对大熊猫，将会把它们安置在柏林动物园。在另一封写于1980年的信中，施密特先生强调：“中国政府送给我们国家的物是世界上最稀有的、最珍贵的动物一大熊猫，这使我们感到极大的责任。”

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当时的细节，便给施密特先生写了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施密特夫人的回信。她本人是生物学家，曾经去北京动物园的熊猫馆参观过，甚至还穿着高帮套鞋进了后院，看饲养员是如何照顾刚出生的熊猫宝宝。当听说中国政府有意赠送给德国一对大熊猫时，施密特夫人就开始大量收集关于大熊猫的知识，也特意去了欧洲以及美国一些饲养大熊猫的动物园实地学习和考察。当时中国驻波恩的大使馆还特意为她放了介绍大熊猫生活的影片。施密特夫人在给我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这对大熊猫的到来，不仅给柏林以及我们施密特一家，更是给整个德国带来了惊喜和轰动！”

从柏林回来之后，我很兴奋地把整个德国大熊猫的故事分别用德文和中文记录了下来，那篇用中文写的文章有幸被登在了中国的《青年参考》报上。

4我是不会让芊芊的妈妈把应试教育方式搬到德国来的

德国学校的家长会分两种形式。一种和在中国的很相似：各班的教室里，父母坐在子女们的位置上，先听各科老师介绍课程内容以及进程，然后由班主任老师或校方人士介绍一些班级或学校近期的活动，最后家长们可以和老师们自由交流。另一种是老师邀请家长单独谈话，一般都是针对某个学生的学习问题。每个学年中和学年末都发成绩单，需要父母过目后签字。成绩单上有专门一栏注明老师是否需要和家长谈话。家长看了成绩单之后就会跟老师约个时间。当然学生的父母也随时可以要求和老师谈话。

老师们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因此从没找过我的父母。但是我的爸妈对我的学习情况却总是忧心忡忡。他们觉得我上课的时间太少，家庭作业也太少。总之，他们觉得我太空闲了！终于，有一次学期将结束的一天，妈妈主动找了我的一些老师。妈妈回来后并没有告诉我她和老师们说了些什么。第二天桑特曼老师在德语课的开头突然当着全班的面说道：

“昨天芊芊的妈妈来找我，我看她的样子好像有些着急，听了半天才明白……”

桑特曼先生强忍住笑说：

“我说出来你们不要生她的气，她也是出于好心！”

不少同学都好奇地转向我，拧起了眉头表示疑问。我完全不知情，无奈地对他们耸耸肩，心里比他们更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求我给你们多加一些作业。”桑特曼先生噗嗤笑出了声，眼睛眯成一条缝。

“什么？”很多同学都抗议叫出声来。同学们都转向我，对我摇摇食指，表示警告。我听到这些，脸刷地一下变得通红，心里责着，妈妈怎么跟老师说这些。

桑特曼先生止住了笑声，用幽默的口吻对着全班大声表态到：“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是不会让芊芊的妈妈把应试教育方式搬到德国来的！”

全班哄堂大笑，我也只能跟着苦笑。

在德国中学的学习过程中，我能看到学生的人生道路上，并排行驶着两列通向未来的“火车”：一列车中储备知识；而另一列车中渐渐增多的是尊严、人格、自信、兴趣、学习意愿、思考、判断、世界观、价值观、道德标准、保持客观、表达、沟通、合作、独立、自律、责任、信任等等一系列做人所需的基本素质教育。这两列“火车”缺一不可，因为只有它们相互弥补才是完整的学习和成长过程。

经历了几年德国的学校生活之后，我可以清楚地分辨老师怎么样对待学生是合适的教育方法，怎么样做过分了，而哪些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是属于侮辱人格的行为。在德国的学校里，学生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经历各种各样的问题：学习上偷懒、考试作弊、偷窃、逃学，甚至吸毒，但是针对每一种问题，老师和学校都有人性化的解决办法。德国的老师批评学生时决不会说出侮辱人格的话语，因为这违反了德国教育法中的规定：

禁止一切老师不尊重人的尊严、平等、基本自由的外在行为。学校也决不会把某个学生犯的错误用大字写在墙上，让全校去“观赏”，因为这些都极度危害到了人的尊严。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对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尊重是一切的首要条件。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全部权力的。”

第二卷回国求学

成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十六岁又是一个复杂的年龄，感觉自己已不再是小孩子，但也还不是大人。根据德国的法律规定，十五岁以下属于孩子，而十五到十八岁期间属于青少年。满十六周岁的德国青年可以参加地方选举，假期可以打工，可以购买和饮用酒精含量低的啤酒和葡萄酒，可以抽烟，可以考摩托车的驾照但是最高时速只能开八十公里，可以开自己的银行账户，立自己的遗嘱，甚至可以结婚，但前提条件是伴侣必须满十八岁。

十六岁的年轻人往往在独立和依赖中寻找着平衡，想脱离大人的管制，自己去冒险，自己做决定，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但还不肯定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有时感觉自己很强大，而有时却很渺小、无助。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在自我接受、他人的重视、安全感和归属感中摸索自己的“身份”，犹如玩拼图一样组合着自己的规则和价值观，也时常变换自己的“角色”。

在德国生活了五年多之后，十六岁的我做梦也想不到，生活竟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由于签证问题，我从德国回到了北京。

我有幸被一所北京的德国学校所接收，得到继续接受德国教育的机会。我的新同学们是一群德国使馆和外企工作人员的子女，他们大多不会说中文，住在封闭式的外交公寓里，进出靠专车接送，课外活动和交际全在外国人圈子里。在新生活中，我每天扮演着两种“角色”，在外交公寓门登上德国学校校车的那一刻，我努力做一个典型的德国学生，当德国圈子的一员。而放学后回到爷爷家，我学习做回一个传统的中国孙女。这所北京的德国学校给了我不少难忘的经历，在我不能拿出足够金额去参加昂贵的滑雪旅行时，同学和老师帮我轮流卖蛋糕筹钱。当我干涉校领导间的矛盾，出于抗议盲目地帮助校总管收集学生签名之后，校长对待我的行为却极其宽容和大度。

可是，十六岁的我在中西文化间却怎么也确立不了自己的身份。每当在中国高考期间走过北京的学校，看到门那一大群坐立不安的家长时，我感到很庆幸，因为我的学习生活中不存在这样大的压力。而当我在深夜跟随着德国签证官的女儿进德国大使馆，和一帮德国年轻人在里面大喝着香槟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的中国护照和里面早已过期的德国签证。“我到底属于哪种生活和文化？”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德国同龄人的带动下，我十六岁便开始过三里屯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在兴奋和享乐的同时，心里往往担忧着为等我回家而焦急万分的爷爷奶奶。

我原以为自己回中国后生活会过得无比幸福，可是没有父母在身边让我缺乏安全感，在外国人的圈子里也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感。十六岁确实也是一个危险的年龄，毕竟十六岁到二十岁期间人的犯罪压力达到最高点，充满冒险勇气的年轻人容易步入歧途。当我发现同桌的德国女孩竟然靠毒品来逃避生活中的困难后，我开始远离德国的圈子，也因此和德国同学的隔阂越来越深。重新申请回德国的签证被拒签后，我逃离了学校，生活彻底陷入了绝境。

在最的时，德国的长人的老师和我进行了心灵上的沟通，甚至允许我暂时“逃跑”，校长给我提供机会，使我重新回到了学校的常规生活，直到最终毕业。

十六岁到二十岁期间，我的人生犹如坐“过山车”，充满了曲折和惊险。在那段日子里，不管我面临哪些问题、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德国教育都不忘给我尊重、理解、宽容和鼓励，在为人处事方面，带领我一步步走向成熟。

第一章

1邻居提出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既意外又兴奋的解决办法：北京有一所德国人办的学校

由于外公外婆年事渐高，需要人照顾，妈妈在我和外公外婆之间左右为难；紧接着奶奶病重，爸爸频繁往来于中德之间；更严重的是，由于大量外国人的涌入，德国修改了外国人法，我所在的城市要求在学的外国中学生在父母的签证到期之后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重新申请签证。而等待签证的时间将会很长，能否再次获得签证也是未知数。总之，各种事情聚合在一起，我也只能回国再说。可对我来说，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继续上学。

邻居中有一对德国夫妇曾经在中国的四川省生活过两年，他们提出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既意外又兴奋的解决办法：北京有一所德国人办的学校，实在不行，就由他们负责联系，让我去那儿。

由于德国和中国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因为工作关系而带着全家去中国生活，往往在中德合作项目基地的附近会建起一个小型的“德国村”。当然这些人的子女必须受教育，但是几乎很少有德国人会把孩子送进当地中国的学校。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德国家庭在中国居留的时间并不长，他们的孩子很快还会回到德国去。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接受中国的教育制度。因此，临时办一所德国的学校，直接从德国请来几位教师，用德国的课本，按照德国的进度上课，就成了解决德国孩子们上学的唯一方法。这对夫妇就是去四川的一个合作项目当老师的。跟他们一起应聘去中国当教师的人中，有的就去了北京德国学校。他们还去北京德国学校拜访过，认识管理教务的负责人威姆。

这个在中国的德国学校给了我一线希望。于是我和妈妈按照那对夫妇提供的地址，立刻给那个学校管理教务的负责人威姆写了信，询问在那里上学的情况。信中附了那对夫妇、我所在学校校长以及老师们迫切希望我继续接受德国教育的推荐信。我们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威姆在印有“北京德国学校协会”的信纸上写道，他们非常关心跟着父母从德国返回中国的年轻人的命运，了解最大的阻碍就是求学的问题。北京德国学校是一所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主办的学校，一般只接受德国籍的学生。不过也有例外。学校方面会给予申请上学的人一切的支持，当然重要的是，德国学校还需要向中国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他们批准后，德国学校才能吸收中国籍的学生。最后威姆介绍了学校一年的费用，学费是一万两千马克〔约相当于六万人民币一次性学费二百五十马克；学生的父母必须加德国学校协会，会员费一年二百五十马克；学校给住在北京各个地段的学生提供校车服务，车费是一年九百马克。当看到那么昂贵的学费，爸妈的心几乎全凉了，和德国免费的中学比，这简直就是一个贵族学校！

没想到，没过多久，德国学校通知我，当地的教育部门批准了我进北京的德国学校。德国学校还提出，在学费方面可以按照父母的收而减免一些。这些好消息让我们一家最终做出了让我回中国求学的决定。

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极其巨大的转变。

2“欢迎来到北京，欢迎你成为德国学校新的成员。”

我飞回中国的日子定在1997年的暑假。在法兰克福机场，大家都肝肠欲断，因为心里都明白，这次一家人又要分开一段较长的时间。1992年的冬天，爸妈在法兰克福机场接到了刚下飞机的我。没想到在德国生活了五年之后，他们在同一个地方送我回国。

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直奔德国学校。

学校离市中心很远，在机场路附近的丽都假日酒店内。快要到的时候，我的心越跳越快，没办法想象在中国的北京，一所德国学校会是个什么样子。

出租车开进了丽都酒店区的大门以后，就不知道怎么走了。于是问保安。保安只见到外国学生出，却不知道这儿是否真有个外国学校，也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最后还是一个餐馆服务员给指了路：

“对对，有个外国学校，不知道是不是德国人。那些学生中午老来我们店里吃饭，有些人还会说几句中文，好像就在东门那边儿的角落里。”

终于找到了，学校在丽都假日酒店东边拐角的一幢三层楼房里，紧占着酒店的围墙。我的新学校和以前德国的中学比起来真的很小，同德国大多数学校一样，外表一点儿也不起眼。唯一能看出这幢楼与别的楼不同的，就是墙上那块用中文和德文分别写着的牌子：

“北京德国学校”。

在一楼，我找到了学校的管理总负责人威姆的办公室，他早就在那里等着我的到来。因为我一到北京就跟他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我已经到了北京，想第二天就去拜访他。

我和眼前这个四十岁出头，中等个头，戴着眼镜，棕色头发和眼睛的德国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感觉好像已经很熟了。毕竟通过两次信和一次电话。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我还是从头介绍了一下整个情况：

“我是芊芊，从德国给您写过信。昨天我们通过电话。我在德国生活了五年多，现在要回到中国。但我已经没办法在中国的学校学习。因为我出国时，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其他科目还好说，但语文和政治是无论如何也跟不上了。我渴望继续接受德国的教育，以后上德国的大学。能在北京找到这样一所德国的学校，我感到很幸运。”

威姆笑眯眯地听完我的叙述之后表示，学校非常愿意接受我这个新学生，建议我可以先去管财务的办公室商量一下学费的问题。

财务管理员是一个又胖又矮小、秃顶的德国人，特别热情，一边问着我到北京适不适应，一边在文件堆中找着材料。可能以为我出生在德国，这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出于习惯，一定要交流一下彼此在中国的感受。他告诉我，他刚来中国才几个月，老婆很喜欢北京，因为在这里买东西很便宜。三岁的女儿上德国学校的幼儿园，家里雇了很能干的中国保姆，女儿因为老是跟着中国保姆，所以能听懂一些汉语了。

“我和太太都很喜欢吃中国菜，因为便宜，所以我们经常在外面吃。今天晚上准备去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嗯！”他右手的手指捏在一起，放到嘴边，又迅速张开。这是西方人表示味道好极了时常做的一个动作。等材料都找齐了，他拿着计算器坐下来，然后开始按照一份表格上的问题提问：

“你的父母是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吗？”

“不是。”

“他们在驻京的德国企业工作吗？”

“不是。”

这个德国会计解释说，因为使馆人员和在德国企业工作的人员，他们孩子的学费一大部分是由雇主出的，算是来中国生活的特殊福利。和我商量后，他在表格中父母工作那一栏里填上了“学者和研究人员”。接着他拿起一个计算器，问起了我父母的收，并准备仔细计算一番。他让我在从大数额到小数额的收栏里选一行，我看了以后，很肯定地选了最后一行。这时候德国人把手中的计算器放了下来，在表格的一栏里画了个零，然后告诉我：

“按照学校的规定，根据你父母的收，你的学费被免去了，不过我们需要看到收的证明。”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我只需付二百五十马克的学费，以及每年二百五十马克的德国学校协会会员费就可以了。我真想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妈，让他们也松一口气。

回到威姆先生的办公室，他主动提出带我参观一下学校的环境。我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一路跟在他的后面。学校的一楼主要是办公区，有校管理办公室、财务部等，还有一个幼儿园，那是一个专门的区域，墙上满是五颜六色的小手印。二楼是校长麦先生的办公室和秘书处，旁边是一间堆满物品和书籍的仓库。我看见几个中国工人正从里面抬出新的课桌。正对着楼梯的地方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右边有一条很长的走廊，走廊的两边除了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教室以外，还有几间实验教室。三楼的布局和二楼基本一样，多了一个电脑房，里面摆放着圆形的桌椅和十几台电脑。右手的走廊边是七到十三年级的教室，还有一个专门供高年级学生自修以及休息的房间，摆放着沙发、茶几、咖啡机以及饮水机等。每一层的卫生间都在同一个角落，那里噪音很大，因为窗户直接面对着交通拥挤的京顺路。从装修和摆设来看，这个在中国的德国学校和在德国境内的学校还是很接近的，塑胶地，每个教室的墙上都贴得花花绿绿，黑板和课桌可能是直接从德国运来的。

告别的时候，威姆先生热情地和我一边握手一边说：

“欢迎来到北京，欢迎你成为德国学校新的成员。希望你能很快适应这里的生活。”

他就像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在欢迎外地来客。

那一刻一股特别幸运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脑子里突然出现空白。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回到了中国，却能在北京生活的同时又能继续上德国的学校。在中国有那么多亲人，身边围绕的是自己从小就熟悉的文化，而在学习方面一切按照德国方式，这种画面真是比境还好。

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让我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儿从心底感到生活的舒心、畅快！那时的我哪里会想到，每一条生活的路上都有不平的地段和预见不到的障碍。

3上世纪80年代给北京德国学校的学生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路边、房顶和阳台上都铺天盖地晾晒着大白菜

由于正赶上放暑假，我第一次去北京德国学校时没能见到那里的老师和学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我的新同学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些德国中学生千里迢迢地从德国跑到中国北京来会习惯吗？我从威姆先生那儿得到了一本学校的年册，我把这本德国学校的年册当成了宝贝，假期中时不时捧在手里翻来翻去。年册里面记录着德国学校的历史和今天。

早在1895到1933年间，德国在中国的上海、天津、青岛和哈尔滨等地，就曾经建过八所学校。学校分为两类，一类是用德语教学或德汉双语教学的学校，这类学校也接收大量中国学生。其中在上海的德国学校，曾有过三百名左右的中外学生。而另一类完全按照德国的教学内容授课的学校只针对德国人。北京的第一所德国学校建于1914年，学校在刚开始阶段只有二十五个德国孩子。曾经有一个德国人给现在的德国学校写信，说自己是1942年在北京的德国学校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那时候的四位同班同学后来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因为这一段特别的经历，大家一直保持着联系。他非常想来参观一下如今的北京德国学校。由于二战，在中国的所有的德国学校在上世纪4年代都关闭了。

如今的北京德国学校重建于1978年，中国政府决定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据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德国学术界还引发过一场争论。德国政府咨询专家们的意见，问中国是不是一个可以进的市场。结果专家们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部分认为，中国还未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中恢复过来，现在德国企业贸然进中国，很难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现在不进，会被别的国家捷足先登。等国家秩序完全正常了再进就太迟了。哪怕不赚钱，甚至赔钱，只要公司进了，一旦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运转起来，德国企业就会牢牢站稳脚跟。最后德国政府听取了后一种意见，鼓励大企业先进中国。德国学校的不少学生都是这些大公司员工的子女。在别的国家办一些德国学校，主要是为了让短期随父母在外国生活的德国学生能够不间断地接受德国教育，并且可以随时再回到德国境内的教育体系中去。尽管在每个国家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一些走美国教育路线的国际学校，但是大量德国父母还是让孩子接受德国的教育。境外的德国学校成为了德国文化的中心，把大量德国人凝聚在了一起。很多境外的学生通过德国学校在陌生的国家得到一部分正常的生活，也找到些故7的感觉。

不过德国学校重建初期，学生很少，只有十来个，也没有正规校舍。那时的德国学校在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里，德国大使馆提供了三套公寓，起初只有一套四个房间的公寓作为德国学校的校舍，后来换成了六个房间的公寓，另外两套公寓提供给学校的教职员工作为私人住房。因为当时学校教职员工只有两位，一位校长和一位老师。自然科学课以及绘画课就在公寓的厨房里进行。为了给十几个学生上体育课，学校还特别跟中国的有关方面商谈了很久，最后出很高的费用租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一个厅。以后来中国投资合作的公司越来越多，随家长来到中国的孩子们自然也越来越多。到了1989年，德国学校租用了丽都饭店里的一栋楼，就是我所看到的那栋房子。那时候的学生人数已经增长到将近一百人了。不过那时学校只提供一到十年级的课程。德国大学接受学生的标准是，从小学到中学，必须学完十三年的课程。也就是说，上完十年级的学生，必须回到德国完成剩余的三年学业。一些高年级学生转北京的国际学校，在那里拿到了美国的高中毕业文凭，德国的大学也一样承认。到今年，学校已有二百多个中、小学生，除此之外还有七十个左右的幼儿园孩子。学校的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在七到二十人左右。令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在1997年，德国学校刚刚开始增加十一到十三年级的课程，学生们第一次可以在北京得到被所有在德国的高校所承认的德国高中毕业证书。

年册中最吸引我的，自然是同学们和老师的照片和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图片。我想尽快熟悉自己未来的老师和同学，希望以后真正面对他们时，不但能叫出姓名，还能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些经历。画册上有的学生一眼就能看出是混血孩子，多数更像欧洲人，但也有些像亚洲人。我记住了几个混血女孩的名字：花子克里斯汀希勒，索菲黄，娜娜欧尔曼。还有一些完全是亚洲人的脸，但却有一个典型的德国人的姓名。我猜想可能是中国妈妈带着孩子改嫁了德国人，或是德国人收养的中国孩子。只有很少的几个是典型中国人的名字。另一个在德国学校上学的中国籍学生我还没有对上号，应该就在这几个人当中。剩下的那些无疑是在德国了国籍以后才回到中国来的。学生中一大部分是德国企业人员的孩子，另一些是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子女，还有一小部分学生的父母来自各行各业，如德国商会、阿登纳基金会、上世纪80年代中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办公室的艾伯特基金会、成立于1988年的北京歌德学院、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等等。我很惊奇地发现，一个学生的父亲还是位德国作家，这位名叫克鲁伯特的作家1979年起就带着一家生活在北京。他曾经担任过台湾军校的语言教师，出身法律专业的他也在台当过律师，出版的德文文学作品都以中国为背景，其中一本历史小说讲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有两个学生，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父母来到北京，后来进德国学校，一待就是十五年，现在还在德国学校上学。那时在北京的德国人总共不到二百人，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不能私自离开北京去中国别的城市。当时北京没有超级市场，也很少见到高楼和霓虹灯广告，城市的主色调是灰色，特别在冬季，灰蒙蒙的风里搅着灰尘和沙粒。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路边、房顶和阳台上都铺天盖地晾晒着大白菜。上世纪8年代初，在外国人当中，除了外交官、记者以及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外，都不允许住在外交公寓，只能租住旅馆的房间。这些旅馆大部分都位于城市的西边。旅馆的房间里不可以添置自己的家具，也不能在墙上挂装饰品。旅馆的服务员有可能在任何时间不敲门就直接进房间，往房间里送物品或取走东西。那时这个学生的父母不敢在城市里开车，因为路灯昏暗，路面不宽，而中国人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自行车拥挤在马路上。最要命的是，所有的自行车在晚上行驶时都没有车灯。对他们来说，开着汽车陷入黑暗里的自行车流中，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结果他们一家人的出行，几乎全靠出租车。那时学生们每天在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里上学，由住在附近的德国太太们轮流照顾这些德国孩子吃中饭。除了能参加一些各国使馆的外国人聚会，他们那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

能在中国连续居住很多年的德国人还是少数，大部分德国学校的学生从小就跟着父母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有些孩子生在美国，在澳大利亚上的幼儿园，上小学时搬到了非洲沙漠旁边的城市，每天顶着炎热的大太阳上学。皮肤刚刚晒黑，又随父母来到了中国。另外一些德国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随着家里每两年换一个亚洲国家或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等。还有一些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德国孩子，熟悉北京的一切，认北京为自己的故乡，就算中间需要和父母去别的国家生活几年，但最终还是又回到了北京。很多德国学校的学生都会好几门语言，流利的美式英语，标准的西班牙语或略带北京腔的普通话。个别学生反而不能流利地说自己的母语一德语，为此德国学校专门为这样的孩子提供德语的补习课。

整本年册都是彩色印刷，制作精美，大量照片反映了学生以及老师们在中国的生活情景：在蒙古大草原上徒步旅行的高年级学生、在北戴河沙滩上躺着晒太阳的中年级学生、在十三陵野餐的低年级学生、在北海公园跟着老师散步的德国幼儿园小朋友，以及王府井的油条馄饨摊、胡同里一堆堆的大白菜、故宫的石狮子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路边的小摊贩、标着中文名字的德国啤酒屋、开在某家大宾馆里的德国面包房、和国际学校的学生一起庆祝圣诞节、在日本学校操场上开的北京外国学校运动会等等。这些反映德国学校在中国丰富多彩的生活照片看得我眼花缭乱。看着那些来自德国各州的中学老师，年龄不等的各年级学生，以及他们父母的面孔，让人不敢相信在北京怎么可能居住着那么多德国人。根据年册里的介绍我了解到，在北京有好几所外籍学校，除了德国学校外，有一所拥有一部分香港学生、被称为“国际学校”的美国中学，还有法国学校、日本学校以及俄罗斯学校。

4初到北京，让我感到最难以适应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刚从中国去德国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很多方面都是从头学起，适应那里的生活需要花上一段时间。作为中国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我自以为会立刻适应回国后的一切。但没想到文化的烙印会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的世界观，特别是我这样未谙世事的中学生。在某些方面，适应国内生活比适应国外生活还要艰难。

初回北京时给我的印象是，到处无秩序，乱哄哄的一片，很少有人自觉排队，大家都习惯有空隙就往前挤。由于人实在太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自然拉近了很多。在德国时，曾经听爸妈的一位朋友说：

“中国是乱，但是很热闹，这也正是在中国生活有意思的地方？”

想想出于人数量也好，出于文化背景也好，那种人挤人的景象确实是在中国生活的一大特色。曾经在杂志上读到一篇评论，说在人和人之间关系比较冷的国家，人们都比较守秩序，而在那些所谓的“热”文化，人和人的关系要亲密很多，但是在秩序上往往都有些乱然而，如果连为了人们自身的安全而制定的秩序都可以不遵守，那就不仅仅是文化习惯的问题了。最平常的过马路，对我来说就成了很大的挑战。刚开始几次在北京过街都是由家里人带着我，我只需紧紧地跟着。但总有自己独自出门的时候。爷爷家住在西单附近。一次去西单商场买东西，出门前，奶奶反复嘱咐说，在中国过马路很危险，让我一定要走过街天桥。可是，我明明看到西单大街上画有行人斑马线，就觉得完全没必要绕远去走过街天桥。

我站在斑马线的一头，身边等着很多要过马路的人。在德国，窄一些的马路，只要有人行将跨上斑马线，车辆必须主动停在斑马线前。而宽一些的马路，一般都是由红绿灯来控制。有专门为行人设置的红绿灯，绿灯按钮由行人控制。只要是画有斑马线的地方，所有的车都必须小心驾驶，有行人或是红灯，则必须停下来让行人通过，否则就是犯法。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指证，不顾行人安全的司机就有可能被吊销驾照，甚至有牢狱之灾。而眼下，西单大街上的大小车辆在我的眼前飞驰而过，很明显，这里没有红绿灯，同时，也没有任何一辆车在斑马线前停下来。我眼看着身边的人都先后跨上斑马线，灵活地躲闪于继续来往的车流之中，顺利地到达了马路对面，一方面让我惊诧不已，另一方面却不知道如何效仿。小时候生活在杭州，学校就在居民区内，很少需要过马路，即便要过也是紧跟着大人。在德国生活时，路上的人都很遵守法律和规则，一成不变的红灯停绿灯走，汽车让行人。在他们当中生活久了，自然也就变得守规矩，人变得很老实，有些木木的，一旦离开了由法律控制的范围，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而回到了中国，我发现，德国的那一套完全行不通了，做事就靠灵活和随机应变，因为大部分规则大家都不去遵守，要想达到目的就要比别人胆子大，动作快，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过马路也是这样。面对此情此景，我终于明白，守规矩将寸步难行，但是我实在缺乏硬闯过去的胆量。

有一刻我突然发现，靠我这边的车道上没车我赶紧向前跨越几步，来到了马路中间。结果才发现，这下更麻烦，因为另一边车道上的车根本不减速。此时也退不回去了，我只好站在马路正中间，身前身后都是飞奔的车辆。开过我身边的时候，一股夹着汽油味的热风刮过我的脸颊，吹乱了我的头发。和车辆离得如此近，让我感觉两腿发软。马路对面的人向我这里张望，能明显看到不少人在笑话我，他们一定在想，这个人怎么那么笨。望着滚滚而来的车流，我闭了一刻眼睛，领会到了什么叫做身临绝境，什么叫做冲锋陷阵，什么叫做临危不惧！此时身后车辆出现了空隙，我已失去了判断和选择的能力，仅靠着本能拔脚扭头就往回奔跑。这时只听见一连串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顾不得看，只是一味地冲向路边。

再就是挤公交车。为了确定从爷爷家到学校的时间，假期里，我总试着自己去坐公交车。我站在长安街上的一个公交车站等车，站台上竖着几个牌子，我一个个看过去，线路倒是很多，但是站牌上没有任何来车的时间。不过对此我是可以理解的，在北京，路上的交通状况太复杂，计算路上的时间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只好夹在人群中耐心等待。还好没过多久，就看见我需要搭乘的公交车向车站开来，我松了气，心想，还好不用等很久。车还未停稳，很多人就从我的两边一窝蜂地涌向车门，我跟他们保持着距离，站在人群的最后。

车停稳了，车门开了，映入我眼帘的景象是，门开处，一个人背朝外，几乎就站在两边车门的正中间，两个手臂紧紧地抓着旁边的扶手。他的后面是数不清的人脑袋，黑压压的一片，从他的左右两边不断地有人挤出来下车，他拼命地往里挤，生怕被人挤下车。不少人已经下了车，可车上的人好像一点儿也不见少。那个人依旧只能站在车门之间。接着人们开始上车，只见他们争先恐后地踩上踏板，侧着身子，靠手臂用力地挤进人和人之间的那些细缝中，转眼消失在车厢里。我没有跟着人群向前走，而是停留在原地，瞪大眼睛看着这样的上下车景象。一想到一个个人几乎都贴在一起，我全身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几乎忘记了我自己也是要上车的。

在德国时，人和人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可能只有和父母或是情人才会贴得那么近。坐在德国的公交车上时，偶尔手或脚不小心和旁边的人碰了一下，大家都会说声对不起，然后马上刻意地离开一步。如果和别人说话时靠得太近，对方很可能会退后一步来保持他认为比较适当的距离。其实我并不喜欢在德国时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距离，但是让我突然间和那么多陌生人紧紧地贴在一起，我实在感到浑身不自在。但这我也可以理解，中国人实在太多了。让人感到不好理解的是，有些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比如换车，实在不方便，特别是地铁之间、地铁与陆面交通之间，相距太远。在德国，换乘任何车，几乎都在同一地点，不需要跑很远的路。就是法兰克福这样的世界超大型机场，火车、汽车、公交车、出租车也是分层停靠在一个点上，从车里出来，几步就上了电梯。有一次我从天安门广场到前门去，其实只需横跨一条街，可人们必须上上下下、左拐右拐几条地下通道才能到达对面。我琢磨了很长时间，也没弄懂其中的缘由。有时让人感到人行通道不是为了方便行人而设计的，而只是为了限制人们的活动而设计的。

以上都还好说，让我感到最难以接受也是最难适应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和德国比太不一样了，总感到互相之间缺少友谊和尊重。我经常在公共场合看到令人难堪的吵架场面，或是在餐馆里看着客人无情地训斥服务员。在一些单位和部门办事，工作人员几乎从不微笑，态度冷冰冰的，甚至看都不看你一眼，好像心情极其不好。中国人的热情好像局限在家人和朋友当中，或是在对待外国人时刻意表现出来，但在自己的社会中却似乎是多余的。一次坐在小巴上，车几乎坐满了，但还不开车。一位乘客对着想再多拉些客的售票员催促了几句，那位售票员张就嚷道：“你急什么，奔丧啊？”面对一个陌生人，一个本应热情服务的对象，居然像是对待仇人一般，这实在让人太难以接受了。我看着窗外发愣，完全想不通一个人出于什么原因要对另一个人说出如此恶毒的话。还有一次在西单的一个商业楼里，一个女老板在大庭广众面前对她的员工破口大骂，那名员工显然是外地来的打工妹。恶言秽语实在难听，甚至连“弄死你”这样的话都能当着众人面脱口而出。每当此时，作为局外人，我自己都感到无地自容。我想这些人至少接受过中学教育，那么在中学时就不仅应该懂得什么是人最起码的尊严，而且在长达连小学在内的十二年的学校教育中，就应该已经养成了尊重别人和自我尊重的习惯。更何况在中国，家庭与社会的道德教育本来就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文明的人类社会，还有什么比人的尊严更重要呢？！记得在德国上学时，伦理课讲德国宪法，宪法的第一条就是：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全部权力的职责。”这不仅是每个德国学生，也是每个德国公民都知道的。也是每个在德国生活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这个原则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也许德国有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因此德国人特别注重人的尊严的教育，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还是家庭。

虽然上述经历不是每时每刻都能碰到的，但毕竟时不时就能碰到一次两次。人们一旦发生矛盾，出现利益冲突，就把人的尊严置之脑后，时常出现强者对弱者的不尊重。这让我很难接受。

我深深地感到，在北京开始另一种生活真的不容易，不过不管怎么说，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环境，心里还是充满着兴奋与好奇。

第二章

1我已经是第四次面对新班级了

北京的爷爷奶奶家离位于机场附近的德国学校很远。第一次打的去学校报到，几乎穿越了半个京城。以后上学不可能天天靠出租车。德国学校一共有7条线路的校车，离我最近的就是建国门外友谊商店门的那班车。那是起点站。爸妈已为我交了一年的校车费，我和中国司机商量好了，每天7点在友谊商店门上车。这样从西单乘地铁去建国门还算方便。

我必须清晨6点就离开家，虽然此时的天色还是灰蒙蒙的，但是西单已经开始苏醒了。路上有些骑着三轮车运菜的农民，大饼油条摊上刚支上油锅，摊主还在擀面，有人已经坐在旁边的塑料凳子上等着吃了。1997年的西单，在胡同里还有个早市，我为了走近路，有时会穿过它。那条路几乎永远是泥泞的，路边堆放着烂菜叶子鱼肚肠。清晨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小贩准备开始摆摊了。离开中国的生活已经很多年，我对街上的一切景象感到亲切又好奇，上学的一路上就好像在观光旅游一样，迎着日出穿越北京最繁华热闹的长安街，目睹着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壮观的场面让我精神抖擞。

我很快到了建国门外，我是第一个登上德国学校大巴的学生，选了最前边的位子坐下。校车首先开到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的门，停十分钟，那里已经等了一群高高矮矮、叽叽喳喳的德国学生，他们陆续上车的时候，还有不少学生正从远处飞奔而来。

早就在德国学校年册里见过的德国日本混血小姑娘花子希勒在这里上车。德国一年级的小学生都背一个方方正正的大书包，这种为小学生特制的背包对脊椎的发育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包太大，个子不到一米的花子上车时，书包被卡在扶手与第一排座位之间。看着这个德国版的“櫻桃小丸子”一边撅着嘴一边盯着车厢里所有的人发出求救眼神的可爱样子，大家好像被逗得很开心。奇怪的是，没有人上前帮助她“松绑”，任凭她“咿呀”叫唤着、挣扎着。坐在第一排的我立刻伸手托了一下她的书包。一旦解脱，她就像只小兔子一般，一股风似的冲到座位上。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情节几乎每天都重复上演。大家都会逗她一会儿，再由司机或者跟在她后面上车的学生帮她托一下书包。校车的下一站是塔园外交人员公寓，然后接上住在三里屯附近的德国学生们，开往丽都饭店的途中还会路过几个外国人公寓楼，上来三三两两的学生。等快到达丽都饭店时，车上已经坐得满满的了。

一车的德国中小学生一路闹哄哄地穿过北京的主要街道，一些人吃着妈妈给准备的德国式早饭：面包夹奶酪和香肠；一些人在车上赶写着家庭作业；年纪小一些的打打闹闹，喜欢静的则戴着耳机听音乐。眼睛能看到的，尽是一晃而过的窗外情景：车牌以“京”字开头的汽车、骑自行车赶着上班的北京人和路边车站上穿着不同颜色校服的北京中学生。耳中所能听到的，又全是德语。坐在这样一辆车上的我感觉自己像是跟着一个德国青年旅游团在北京观光。可事实上车中所有的人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都比我长。我看到一个学生为了表明自己和北京的关系，甚至穿了件自己印的7恤衫，上面分别用中英文写着：“我不是游客，我生活在这里。”

所有校车大约在7点45分左右汇集到了丽都饭店里的德国学校门。我在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长途旅程”之后终于到达了学校。

在德国上学时我从没有坐过校车，现在能和同学们一块儿坐校车上学对我来说很新鲜。大家一路聊聊天，在没有到学校前，和一些德国学生就已经有些熟悉了。来到学校后我首先去一楼威姆先生的办公室打招呼，接着上二楼，去校长办公室报到。我是十年级的学生，教室在三楼走廊的最后一间。我三步并作两步登上了三楼，眼前的走廊格外深长。眼看快走到底了，我的心也“砰砰”地乱跳，不过此时绝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我在中国的德国班级。我已经是第四次面对新班级了，已经老练了许多。我在教室前定了定心，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一位老师亲切地把我让进了门。

新班级在我面前一目了然。学生们的座位围成了一个“口”型，大家面对面坐着。这十五位同学的面孔我早在学校年册里见过了，我能够叫出所有人的名和姓，对很多学生的背景多少有些了解。对于班主任老师我也不感到陌生，他边和我握手，边说：

“你终于来了！我已经和学生们说过有位新同学要来，他们都很想快点见到你！”

老师安排我坐在“靠里的头上，然后提议道：

“我们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旁边的一位女孩自告奋勇地说：“我先说！”接着转向我，面带微笑地说道：

“哈喽，我叫朱丽娅，来自海德堡，来北京两年了，我们家搬到北京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她在这个学校当化学老师。”

接着她旁边的男孩转向我：

“我的名字是马尔特，一年前来到北京，爸爸为德国政府作。”

这个男孩早上在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门上了校车，和我一起到的学校，我“认识”他，他当时却不知道我就是那个新来的同学。

“我是迈克，来自慕尼黑，我在北京生活了快三年，父亲在西门子公司。”一个蘑菇发型的帅气男孩说道，“你当然知道西门子，可你知道早在1872年，西门子公司就跟中国做生意了，中国的第一台指针电报机就是西门子的。”

“嘘……”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嘘”他，也许觉得他太啰嗦了，或者觉得他不该在新同学面前吹嘘爸爸的工作单位。德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也许就是一点儿幽默。因为我这个新同学是中国人。

“我当然知道。”我也不示弱，“北京，也是中国的第一条有轨电车就是西门子帮助建设的。那是1899年。”其实假期里，我不仅留心同学们的情况，也特意查找了一下他们的家庭背景，包括父母工作单位的历史和现状。

迈克旁边扎着马尾辫的金发女孩叫饅蒂：“我叫饅蒂，家里也是西门子公司的，我们在韩国首都住了三年，一年前刚搬到北京。”

饅蒂的旁边是一个欧亚混血男孩，脸型和眼睛都活像好莱坞著名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蓝色的眼睛是细长的，较长的咖啡色头发越过耳朵，微微有些卷，他和那个住建国门外的迈克不时用眼神交流着。看着大家都注视着他的目光，突然反应过来，亮出很灿烂的笑容看着我说：

“噢，轮到我了！我叫森林，我出生在北京……”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竟然是用中文在说，我忍不住笑了，几个同学不屑地向上翻白眼，另外几个立刻阻止他：

“说德语！”

“噢，森林，对于你的中文水平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西门子男孩打趣道，引来了不少人的笑声。

“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来过。”森林歪着嘴笑着，这回是用标准的德语说：“我出生在这个很棒的北京，很喜欢住在北京，我的父母是为德国电视台制作中国片子的，他们俩，还有我的三个弟妹都很喜欢北京，我感觉这里是我的故乡。我们北京德国学校是最棒的，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班级！哦，亲爱的黛，请你继续吧！”

那个坐他旁边的叫黛的女孩笑了，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她用甜美的声音说道：“我叫黛，我的爸爸在德国使馆工作，妈妈来自印度尼西亚，我有两个妹妹，我们全家1995年来到北京，之前我们在香港生活了几年。我很高兴你能来到北京！”当时我下意识地多看了她几眼。我没想到，这个长得极漂亮的欧亚混血女孩，在以后的生活中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之一，而她在北京生活的境遇也给了我极大的触动，乃至我一度逃离了北京。

接下来同学们逐一自我介绍。叫吾尔嗒的短发女孩，父亲在中国开了分公司。另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欧亚混血男孩，是杰里特，他有些腼腆，一说话就脸红，看起来有些缺乏自信。还有一个女孩是我在学校年册里特别关注过的，首先是因为她拥有广告模特般的五官，脸庞又瘦又窄，下巴尖尖的，那双深色的眼睛很大，涂了厚厚一层睫毛膏的浓密卷曲的眼睫毛忽闪忽闪的。另外就是当我读到她来自南斯拉夫时，对于她怎么会来到德国学校一直感到非常好奇。她叫拉娜，七年级的时候来到北京。因为小时候在南斯拉夫的学校学过些德语，所以上德国学校。我在建国门外的公寓看到她上的校车，我猜想她的爸爸应该是南斯拉夫使馆的人员。

最后轮到我对面，也就是“口”那一边头上的女孩子了。她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卷发，优雅地坐在那里，修长的腿伸出桌外。她：

“哈喽，我叫朱丽，也是开学才刚刚来到北京德国学校的，我爸爸为大众汽车工作，之前我和父母在长春住了两年，那里的德国大众村里也有一个小的德国学校，但是只能上到九年级，所以我转来北京的德国学校继续上，暂时住在朋友家。”

同学们介绍完了，轮到了老师。

“我是施达尔克，十年级的班主任，我和我太太都教英语和体育课，我们也是刚刚来到北京，还没有完全适应这里的风土人情，不过对北京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老师介绍完自己，问了我一句：

“你会说中文吗？”

“是的，中文是我的母语，我十一岁到的德国，因为父母在那里，小学基本是在中国上完的，不过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一个叫杭州的城市，离上海很近。”我回答完老师的问话，接着转向同学们，介绍我的情况：

“我叫芊芊，很高兴来到这个学校！我从五年级开始在德国上学，现在来到北京也是因为父母的原因。我以前从没有在北京生活过，因此对我来说，也要重新适应。我一直在德国的曼海姆上学，一个月前刚来到北京。”我是绝对不会提签证问题的。

旁边来自海德堡的女孩听了，惊喜地叫道：

“真的吗？曼海姆就在海德堡的旁边！”

“是啊，我经常去海德堡！”

“我们假期里经常回海德堡，也许我和你曾经在街上或哪里擦肩而过！”朱丽娅接着说道。

“完全有可能！”我笑着说。

就这样我的心情越来越松弛下来，就像长跑过之后，渐渐复于平静，心里像一汪平静的池水，再也掀不起波澜。融入这样的班集体，与这样一群德国少男少女共度几年的时光，一定比在德国时简单、容易得多。而我凭借语言和文化优势，更是鱼归大海，鸟入丛林。在北京的生活一定美好灿烂。

可是我大错特错了。如果作为外国人，在德国的学校里，不会有人把你当成外国人。可在北京，情况却完全不同。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社会环境中。

2老师索性把课本一丢，一屁股坐在了讲台上，讲开了北京的见闻

我的新学校强调的教育宗旨依旧是：培养和促进学生的独立性、稳固人格、创造性、内在学习动力、独立思考能力、批评性思维、课堂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博爱、宽容、责任心、诚信、互助和团结。老师们讲课的方式跟在德国几乎没有区别，德语课也是一本本地读小说；英语和法语课上，老师经常让学生们分组排练对话，五分钟准备时间，然后一组组表演。十年级的外语课还是使用课本，接下去的几年将以读原著的英文和法文小说为主。所有课上，老师都提出报告的题目，每个学生每学期都会轮到在各学科做报告的机会。在北京找德文的知识性书籍是难上加难，但是至少还有一个北京歌德学院，在那里可以借到不少文学方面的德文著作。幸好网络已经越来越普遍，大部分学生都会上网查资料，当然老师也会提供一些从家中带来的参考书籍。每门课一学年平均会有四到五次测验，十年级的时候大都是利用两节课的时间来考试，到了高年级，考试的时间往往会延长到三节甚至四节课。学期末成绩单上的分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单次考试得出的平均分，上课时头的参与以及报告的评分。为了能随时给学生们播放一些历史纪录片、生物教科片，或是由刚读完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等等，很多教室里都配有电视机。除此之外，上课时经常用到的就要数投影仪了。老师上课时经常把一些写满关键词语或内容的纸张投影到黑板上方的墙上，学生们做报告时往往也喜欢把一段段的内容概括起来，把最终的结论放大在墙上展现给同学们和老师看。

化学和物理课分别在学校的二层配有实验设备的教室里上。我刚到北京不久，学校又租了旁边的一部分楼，底层既可以当作学校的聚会场所，也可以用做学生们中午的餐厅。二层是一个较大的教室，配有钢琴和各类乐器，是专门上音乐课的地方，也是校合唱团以及校乐队排练的场所。为了能给学生们提供一个设备齐全的室内运动场，学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不远的郊区租了一个工厂的食堂，进行了长时间的全面改建和装修，变成了一个比在德国还要先进的室内运动场。每逢上体育课，我们就登上学校的大巴，大约十五分钟后可以到达那个工厂，每次德国学生上下车都会引来一群工人围观。由于上体育课有些折腾，因此往往被安排在下午。

与在德国本土的学校不同的是，北京德国学校是一个“家庭型”的学校，除了学习方面的事以外，老师、家长以及学生们有频繁的生活上的来往，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生活在北京的德国人。父母们尽管身处不同的行业，但是往往因为子女都在一个学校而聚集在学校的圈子里。学生的母亲们积极为学校筹办课外的活动，给学校的郊游或是运动会亲手制作大量的德国食品，而父亲们则通过自己的职权给学校在某些事务以及物资方面提供方便。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是夫妻，一起申请来到北京，他们的子女也在德国学校上学。比如我的同桌朱丽娅的妈妈是我们的化学老师，上课时女儿喜欢坐在第一排，仔细听妈妈讲课，遇到不懂的地方，她就举手提问：“妈妈，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黑板上的那个公式？”而朱丽娅的妈妈每次叫到女儿发言的时候，也会毫无顾忌地称呼她在家的小名“小朱丽”。不过别看母女上课时很亲密，每次化学考试前，大家让朱丽桠去她母亲那里套题却从来没成功过。我的化学老师是个特别公平的人，在这方面嘴特别紧，从不照顾自己的女儿。学生中不少都是兄弟姐妹，这一点我在看学校年册的时候就发现了，经常见到两三个甚至四个学生的名字后面都跟着同一个姓。

“家庭型”的学校上课的气氛要比在德国时轻松很多，老师们喜欢和学生们聊天，特别是刚来到北京的新老师，总有说不完的在北京经历的“奇闻异事”，或是频繁地询问在北京生活了几年的德国学生们在北京的哪里可以买到什么、吃到什么等等。

有一次，大家都已经坐好，教室也已经安静了下来，上数学课的老师也已经把三角尺放在讲台上，一手捧起翻开的课本，正准备在黑板上写些什么，突然转向全班，笑了起来：

“你们知道这个周末我碰见了什么新鲜事？”看到学生们的胃已经被吊了起来，他索性把课本一丢，一屁股坐在了讲台上：

“我周末开着车去密云，车顶上架了艘小船，很多中国人都好奇极了，还有司机突然停在马路中间，挡住我的路，摇下车窗，伸出头来问我车顶上是什么东西，弄得我在马路上被很多人围观了好久。你们在中国是不是从没见过在车顶上架船的。”

还有一次是物理课。老师上课前先唠叨起来自己来学校路上遇到的事：

“那条马路上一共只有三条道我在中间的一条，一个出租车司机嫌我开得慢，不停地按喇叭，又不是我不想走，而是前面塞满了车，接着那辆车竟然试着从道和道之间往前挤，想超到我前面去。我一路上和他干上了，一直压着他不让他超到我前面去！”

历史课的老师有时也在课上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的菜市场买东西。我在一个小贩那里买西红柿，也不清楚价钱是多少，就随便掏了一张五十元人民币给他，结果找回来一大堆钱，我回家仔细数了数，才花了两块多钱，真是太便宜了！”

说着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接着立刻又一脸严肃：

“在菜市场上，我可是第一次看到当街杀鸡、破鱼！在德国我们看不到这些。如果看到了那些残忍的场面，我可能就改吃素了！”在老师的带动下，学生们也干脆把课本一合，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自己在中国大街上的所见所闻。

“第一次坐出租车，上了车我就系安全带，拉也拉不出来，好像僵在里面了，好不容易系上了，下车后才发现白色的T恤上印了一条明显的斜杠，原来那安全带脏得要命，好像从来也没用过。在中国大家是不是都不系安全带？”

“我们那辆校车的中国司机才叫厉害，他有一次为了超车，直接开上了人行道，车里所有的学生都尖叫了起来，司机却笑着和我们说没关系，不要紧！路上的行人好像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还给让路！”

“我在德国的时候很喜欢吃中餐，点的永远是炒面、炒饭或脆皮炸鸭。但是到了中国，本土的中餐还真是吃不惯。每次在北京的餐馆我都点炒土豆丝。中国把土豆丝当菜吃，我可是当主食吃，在德国我每顿正餐都要吃土豆！”

“有一次我去一家内衣店里买内衣，挑了几件进到试衣室里试穿。没想到那个店员太太也可能太热情了，居然直接掀开布帘走来，当场把我吓了一大跳。她却二话不说，帮我拉拉这里，摆弄摆弄那里，我吓得穿上自己的衣服就逃了出来。见状她倒显得一脸的困惑。”

就这样，大半天下来，课的内容没记住多少，满脑袋都是德国师生在中国的见闻。

3当一位德国母亲从老中医那里听到自己怀有两个月的身孕时，立时瞪大了蓝眼睛

促进学生的文化能力是境外德国学校很重要的教学任务。每一所国外的德国学校都面临多种文化的“碰撞”。学生中虽然大多是德国人，但是他们都有着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中的生活经历，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不少学生在文化上本身属于混合体，父亲来自一个国家，母亲来自另一种文化。因此相互宽容和接受成了学生们最必要的品质。一位曾经在非洲住过的德国同学告诉我们，那时在他们的学校里，老师很注重让来自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的学生都能感到心里舒服，努力让学校成为多文化和宽容的教学场所。毕竟在很多穷苦的非洲国家，在大部分白人学生的意识里，黑人就代表家里的仆人，而当学校里出现了黑皮肤的学生，这样的歧视和敏感问题便很容易发生。但是每所德国学校都会尽力创造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校园气氛，让每个学生都感到被尊重、被融、被理解和被接受。在一次伦理课上，我的一位同学曾经感慨地说道：“通过这些年在各个国家和学校的生活经历，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宽容，让我看到，一个第一眼看上去和我在长相和行为方面完全不同的人很值得我去尊重！”

北京德国学校时不时和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学校一起组织体育和文化活动，这样的场合基本就成了小小联合国。我听说，荷兰的一所德国学校和其他几所外国学校共同组织了一年一度的“年轻人联合国”，每年都迎接四千多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参加此国际活动，让学生们扮演各个国家的大使，除了演讲，也针对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这项活动是为了让各国青年人对政治和国际间的合作加深了解。

北京德国学校给所有德国师生和家长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也尝试把一些中国的文化知识加各科的教学内容。按照德国的教学传统，学校每年会举办一次项目日活动，一连好几天学校不上课，而是由学生们组成不同的兴趣小组，每个组围绕一个题目去探讨或实践一些新事。既然是在中国，北京德国学校项目日的主题就紧紧围绕中国的文化背景，这样也给学生们和中国文化之间搭起了桥梁。

活动方式主要是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书本上了解、实地参观以及自己实践。题目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中国神话故事”小组读了译成德文的《西游记》，他们联系到了中国大戏院，看了一场最具中国特色的京剧表演《闹天宫》，之后去后台拜访了那些京剧演员。“我们学做中国饭”组的成员们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的八大菜系之间的区别，他们去北京热闹的农贸市场买材料，跟着中国厨师学做正宗的包子、狡子和炒菜等中国食品。喜欢“老北京”的项目组在参观完北京的历史古迹之后，用形状各异的木块和木条搭建了清朝时期北京的模型。为了认识“在北京生活的人”，高年级学生们走访了中国的高校，在那里亲身体验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活。为了了解北京老百姓的生活，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了出租车司机和小摊贩等，记录下了这些平凡的中国人的希望和梦想。“北京自行车旅游路线”组的一帮师生，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的大街小巷，为的是规划出几条在北京最适合骑车游玩的路线。标题为“北京摄影展览”的小组是最自由的项目组，我在德国学校的十年级班级他们挎着照相机四处拍照，记录下了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喜欢艺术的学生们大都汇集在“丝绸画”“中国手工艺品”“刻图章”“书法”等这些小组里，而对于喜爱体育和运动的学生，“学跳新疆舞”和“打乒乓球”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我选择做了“中国医药”组的一员。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都是些中高年级的学生，还来了好些学生的妈妈们，她们是想把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知识运用在生活中。项目日第一天我几乎听了一天的理论。组里的成员自愿做了关于中国传统医药学的报告，比如中医的起源、学术体系、中国人的养生、中医在德国的传播等等。我给大家讲解了中医有关食品寒热的理论，德国人是怎么都不明白红茶和绿茶明明都是热饮，为什么一个是热性一个却是凉性的，香蕉和苹果都是生着吃的水果，怎么会一个性寒而一个性平呢？这是靠什么仪器测出来的？可惜中医通过实践得出的理论，目前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办法用西方科学去论证。我只能讲几个例子，比如很多德国人在得了感冒的时候也知道喝生姜泡的茶，喝了以后会出汗，病就好得快些，或是吃辣椒也会出汗，都是因为食物的热性在起作用。某些德国人也承认，吃多了橘子，嘴里会起泡。这些现象就是因为这种水果的特别性质。反正我认为中医的理论虽然源自中国，但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身体构造都一样，所以对于同样的食品和药物应该出现相同的。

理论听完了，我们来到了北京同仁堂。那里成千上万的中医药材让德国人大开了眼界。其实德国的传统药店里也有许多用天然花草制成的植物药，最常见的有菊花、薄荷、鼠尾草、薰衣草、银杏等等。德国年轻人无法接受像鹿茸、海马、虎骨和蛇酒这类的动物药材，他们有着强烈的保护动物的意识，认为残害动物很不人道。当有人发现，药店里居然将牛鞭当成壮阳药材出售时，全体哄堂大笑。男孩子们都嬉笑着互相推荐买回去尝尝。碰巧当天一个老中医在堂中看病，不少德国人半信半疑地坐下来让他把把脉。当一位德国母亲从老中医那里听到自己怀有两个月左右的身孕时，立时瞪大了蓝眼睛。她怎么都不能相信，光摸摸手腕怎么可能知道怀孕，而且连胎儿几个月大都能摸得出来，自己是一个月前才刚通过先进的医疗仪器测出来的。在这一刻，看到整组德国人敬佩老中医的目光，我也很为中医的博大精深而感到骄傲。

第三章

1刚上德国学校不久，我就成了全校的知名人物

确实，在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以后，我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很快便显现出来，常常充当起了翻译的角色。

每天放学后，学校门就乱哄哄的一片，几辆校车全都停在那里，有大巴士和中巴士，开往不同的方向送学生们回家。虽然每辆巴士的车窗上都贴着用拼音写的方向以及路经公寓区的名字，但还是有很多的学生站在车中间，挠着头看看这辆又瞅瞅那辆，搞不清楚哪一辆车可以送自己回家。这样的事情主要发生在低年级和刚到北京的学生身上。每当看到我从学校里走出来，几个司机就争先恐后地拉住我。“来来来，帮我问问这些学生是要去哪儿。”我便一个个问过去，小同学自己不清楚的时候，就问问旁边路过的年纪大的学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孩住在哪个公寓区。如果是同住一个区的高年级学生，就会直接领着小学生走了，还有些时候孩子的地址写在书包上，我就帮着查看。少数情况下还要找老师问，每天都要折腾十几分钟我才能上自己的校车。

开往建国门外方向的司机感觉比较轻松，因为我每天来去都坐在这辆车上，有任何问题随时能帮着翻译。比如学生想请司机多等一会儿，有另外一个学生马上就到，或是在车上落了东西，第二天来要。还有时候，早晨路上堵得厉害，看大家着急的样子，司机很想说句让大家放心的话就让我用德语帮着讲一句：

“司机叔叔让大家不要担心，现在时间还充裕，我们的车一定会准时到达学校的。”

就算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这些性格开朗的北京司机们也非常愿意和德国学生们多些交流，促进一下感情。毕竟每天接送他们，已经“面熟”，如果能加上语言上的交流就更好了。其实很多德国学生也喜欢和中国司机手舞足蹈地说说笑笑，有些能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尽管从大部分学生的嘴里蹦出的只是单个的词语，但是这些懂礼貌的孩子们坚持每天早晨上车时说“你好”或“早上好”下车时说声“谢谢你，再见”或“明天见”听到这些外国学生们通过简单的语言表达出对自己的尊重，中国司机们都感到很温暖。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优势，我也很快成了学校教职员工的帮手。可我没想到的是，刚上北京德国学校不久，我就卷到学校管理层的矛盾之中。

有一天，威姆先生找我帮忙。我们约好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露天咖啡厅见面。那里紧贴着马路，不停地有自行车和行人来往。侍者将两杯热咖啡放在我们面前，问我们还需要什么，我用中文告诉他，暂时不需要了。侍者走了之后，威姆开始讲述一些他来中国之前的事给我听。当时他在德国的一所大学做管理工作，那段时间特别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自己站在一片田野里，从远处走来了一个戴着斗笠、穿着彩色长袍的中国人，他主动伸出手和威姆握手，并介绍自己说：“你好，我的名字叫关系！”第二天校领导找他谈话，说中国北京的一所德国学校正在寻找一个接替校务主任位置的人，问威姆有没有兴趣。这个做了多年学校管理工作的德国人动心了，自己做的梦让他肯定这是命运的安排。就这样他来到了北京，坐进了北京丽都饭店德国学校校务主任的办公室里，一干就是五年。威姆感慨地对我说：

“在北京的这些年，我每天都能深刻体会着关系在中国的意义。”

他喝了咖啡，似乎对杯里的咖啡并不满意，皱了皱眉头，缓缓地继续他的叙述。

原来，现在他在家庭和事业上都遇到了双重挑战。事业方面，威姆和德国学校的管理层的关系不是太好，威姆强调自己是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不会掩盖自己的看法。而生活在境外的德国人圈子里的人事关系相当复杂，德国学校和德国大使馆以及德国企业的人员组成了一个紧密的人际关系网，有不少利益纠纷以及权力之争。在中国，这些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因为在中国办事基本上靠的是人际关系。为了能在中国达到经济或政治目的，德国人也不得不按照中国人的规则办事。长期这样的生活让威姆感到很疲惫，因此他决定离开学校回到德国去。

我听到威姆的这个决定感到很突然，也有点担心。因为我一直觉得只要有这位管理负责人在，自己就能高枕无忧地待在德国学校里。威姆曾经对我说过，让我安心在学校学习，不用为我的中国许可是否会过期或者德国学校在接受中国籍学生的政策上是否会改变而担心，因为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早已接受了我是德国学校的一员，我不但在学习上努力，而且经常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帮助学校和个人解决问题。尽管如此，我心中还是有些不安。

接着威姆谈到了自己在家庭上遇到的问题。他很多年前在德国就离了婚，来北京后认识了一个中国女人，这个中年德国人骄傲地扬起头对我说道：

“我有一个中国女儿！”

我惊讶地看着他。

“不，准确地说，她是我中国女友的女儿，叫菲菲。我的中国女友是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比你小几岁的女儿。现在我们既然生活在一起，我当然视她为我的女儿。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他又喝了一咖啡，再次皱了皱眉头。继续对我说着他的故事。

自从菲菲和她妈妈搬进威姆在建国门的外交公寓以后，一家人的交流很成问题。菲菲的妈妈和德国人说英语，和女儿说中文，这个中国女孩性格内向，在刚开始阶段很排斥德国“爸爸”，从不主动和威姆说话，在饭桌上老是低着头，或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当然从语言沟通的角度上看确实也很困难，菲菲的英语还没有学到能流利交流的程度，而德国人在中国期间只学会了一些很简单的中文。现在威姆决定带着这对中国母女一起回到德国生活，所以解决家庭问题迫在眉睫。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威姆找我聊天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他的中国女儿菲菲。威姆认为我在德国生活过，又是和菲菲年纪相仿的中国女孩，所以很希望我跟她交个朋友，这样我能多少给菲菲介绍一些德国的文化和生活，让她不要感到害怕。我立刻表示很愿意认识菲菲。

也不知是为什么，在谈话的最后，威姆突然告诉我，他上星期跟德国学校的其他领导大吵了一架，以后就再也没去过学校。听到此，我感到极为诧异。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学校其他领导发生了矛盾，更重要的是他告诉了我这件事本身，他是在向一个刚到这个学校不久的新生吐露心中的烦恼。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学校的权威人士性格上也有他的弱点，跟我们年轻人一样，易于冲动，不计后果。这也给我造成了一个错觉，我觉得威姆希望学校能请他回去，或者学校的领导能主动跟他道歉以化解危机。这时，一直把威姆当成恩人的我在心里做了个决定：“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帮他！”就是这个决定，使我很快成了全校闻名的人物。

2德国文化中为了追求民主和团结集体的力量，经常运用的方法就是收集签名

我知道，作为一个学生，我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我必须想个办法试一试。在德国生活的这些年里，虽然我们在学校很少刻意地去学习民主制度，但是日常生活和整个德国的社会却给了我很多潜移默化的民主教育。不管是在学校里、大街上、电视新闻还是青年人杂志中，我经常听到和看到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收集签名。在报纸上，我看到一所幼儿园的附近要新建一条公路，家长担心孩子们的安全，因此靠收集签名来反对城市的这个决定；一所位于自然保护区的学校附近为了夏天的水上表演要在湖中心建造舞台，并在湖岸建起看台。为了湖畔的树木不被砍伐、居住在周围的野生动物不受到打扰，学生、家长和老师共同收集签名来反对此娱乐项目；一所城市为了节省开支准备关闭一所音乐艺术学校，一个社会组织在街头支起了信息棚，收集持反对意见的市民的签名。德国媒体常报道的争取权利的方式，走马灯似的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来。突然我眼前一亮：“集体签名！”德国文化中为了追求民主和团结集体的力量，经常运用的一个公民表达自己信念的方法就是收集签名。这不正是我这个学生能够做的吗？我立时感到热血沸腾。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跨出了家门。刚刚升起的朝阳在狭窄的胡同里涂上了一抹金色的光辉。透过远处林立的高楼的缝隙向着太阳的方向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正从东方喷薄升起的太阳。今天我要干平生第一件自己做主的大事，这标志着我向大人的世界挑战了。

我带着沸腾的热血早早地来到了学校，然后从书包里抽出了一沓准备好的白纸，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式三张，在每张纸的上方醒目地写着：

“我们希望威姆先生回到学校！一签名收集。”

在纸张的上方，我注明了几年级几班。我利用上课前的时间以及课间的休息来到了各个班级，把手中的几张白纸交到了一个自己熟悉的学生手中，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们学校的管理总负责人威姆先生离开了学校，我们希望他能够回来，所以想收集学生的签名，从你开始在全班传一遍，我放学前会来。”

讲这些话的时候，不少学生围过来听，为了让大家都能听明白，我把事情的原委重复了好几遍，不少学生当场就叫道：“我要签名，在哪里签？”

到了有十五分钟之久的课间大休息时间，我跑进一个个班级察看签名进行的情况。没想到大部分班级的学生已经全都签过了名，几张写得满满的纸上都是些花花绿绿的名字，有些字超大，有些名字写得很小。不少同学还在自己的签名边上写上一句话，“威姆先生，您快回学校吧，求求您了！”“亲爱的威姆先生，我们需要您，希望您不要放弃我们！”“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有的学生还写道：“不管您做了什么决定，我们都理解和支持您！”不少学生在自己写的话后面标上了长长的一排惊叹号。我在签名当中还发现了极少数老师的名字，主要是一些上地理艺术类副修课的老师们，他们也是年轻人，一定是上课的时候看到讲台上放着的名单，觉得是件认真的事情，就顺便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猜想大部分老师在没有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前是不会轻易参与学生搞的签名活动的。

放学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地登上了直奔建国门外公寓的校车，背包里是收集到的厚厚一沓签名。在车上我一遍遍地翻阅着十三个年级的十三个班级的签名。当看到一年级的小学生也积极参与，他们的签名要么歪歪扭扭，要么一笔一画很认真，字迹很工整。这让我觉得非常感动。我真的很佩服德国学生的办事效率和社会责任感。我只是和每个班中的几个学生商量了一下，结果竟然真的传到了几乎所有的人的手中！不用监督也不用催促，就收集到了二百多个学生的。

当天我来到了威姆的家，将这份名单交到了他的手中。他显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疑惑地看着我。我将名单在他眼前展开，他开始认真仔细地读了起来，当看到一个个自己亲自接收学的学生的名字，以及那些天真而又出自心底的话语，这位北京德国学校的核心人物沉默了很久，藏在镜片后的眼睛渐渐红了起来。

当我在爷爷家的晚饭桌上把自己如何为学校总管收集签名的事跟大家说了以后，只有爷爷笑眯眯地看着我，而家里多数人都批评我不该这样做。他们认为我拿到在德国学校上学的特许不容易，就应该安分守己地好好读书，绝对不应该去管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惹些不必要的麻烦，搞不好有可能失去在那里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在这件事上的想法没有那么复杂，从没想过这件事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或后果，我并不在乎家里人怎么说，反正做了的也不能挽回，也许自己做这件事时的确欠考虑，但是我一点也不后。

3“我们在日常教学中一直传达给学生们，在很多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的刚直不阿绝对是有必要的。”

两天后校长请我去谈话。在去校长办公室的路上，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很焦急，完全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来到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前，我鼓起勇气轻轻地敲了敲门，就听到里面传来校长响亮的声音：

“请进！”

开门进去以后，我看到五十岁左右的校长麦先生身着笔挺的蓝色西装，架着金丝边眼镜，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电脑屏幕。他的太太也在里边。麦太太对待人特别友善和宽容，她除了担当法语和体育老师，也是德国学校的咨询老师，给学生、家长和老师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帮助大家解决各种问题，例如教给学习能力弱的学生更有效的学习方法，解决父母和青春期子女、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间的矛盾，以及帮助新来到中国的德国学生和家庭更好地适应北京的生活和学习。麦太太此时正坐在办公室中间的会客桌旁翻着一本书。见我进来，两个人的脸颊都浮起了微笑。麦先生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伸直右臂指向会客桌说道：“来这边坐。”于是我和麦夫妇围坐在会客桌前。

圆形的会客桌中间摆着一盆植物，绿叶中间开着几朵蓝白相间的花。边上放着两瓶法国依云牌矿泉水。几只干净的玻璃杯杯朝下，扣在铺有一张浅蓝色的餐巾纸上的托盘上。三种裹着不同味的巧克力黄油饼干放在一个玻璃盘子里，旁边是一小沓餐巾纸。这是几样典型的德国办公室的必备物品：植物、饮用水和小点心，目的是在严肃的办公室里创造出家的气氛和舒适。当然也少不了墙上挂着的画，放在镜框中家人的照片，以及一些小摆设。和在德国不同的是，麦先生的墙上挂了一幅中国山水画，办公桌上摆了一对中国泥人娃娃。

麦先生问我想喝点什么，我看到桌上两瓶矿泉水中的一瓶还剩一半，就要了一杯水。德国人习惯直来直去，不像中国人那么客气。一般情况下，当被问及要不要喝点什么时，大都不会拒绝。客气一点儿的话，就要上一杯水。麦先生很快地起身，打开办公室的门，让隔壁的秘书准备两杯咖啡。接着又回到桌前给我倒了一杯水，还让我自己动手拿饼干吃，同时自己捏了一块塞进嘴里。为了缓和一下自己的心情，我也挑了块饼干，放在嘴里慢慢嚼着。

这时麦先生单刀直地问：“给威姆先生收集签名的事是你搞的。”

“果然是为了这件事！”我心里想着。于是我开始解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威姆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因为是中国籍，进学校前通过大家的帮助获得了在德国学校上学的特许。当时威姆先生没有任何犹豫就接收了我，还一直叫我安心在学校学习。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帮助，所以当我听到他要离开学校时，很想为他做点什么，就想到可以让学校里的同学们为他签名，希望他能回到学校！”

校长夫妇仔细地听完我的陈述以后，麦先生用缓和的吻说：

“这件事的背景很复杂。德国对于满十六岁的年轻人都使用礼貌的称呼所不知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学校进行一件这样的事，会制造一些不和谐的气氛。现在威姆先生出于种种原因已经决定彻底离开我们学校了。这可能会让为他留校而签名的学生们感到很失望，您一定也觉得很失望。我们做了一切想挽留他的尝试，也和他谈了很多次，但是这件事已成定局，我们只是希望学生们能够理解。”

停顿了一下，麦先生继续说：“不过我们认为您这种做事的勇气还是很值得佩服的，我们在日常教学中一直传达给学生们，在很多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的刚直不阿绝对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特效的。我们为学校里能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不是吗？”

麦先生看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太太，这位德国女士会意地对我笑笑，她那永远和蔼微笑的表情让人看了就觉得心里很平和。

校长的德国秘书送了两杯咖啡进来，她热情地跟我打了声招呼：“哈喽！”

我也跟她打了个招呼。校长继续说：

“我的印象是，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你，还听说你经常帮着大家翻译，继续这样吧！不管威姆先生在还是不在，我们校方都会尽全力留你在学校上学。”我听了校长的话，心里美滋滋的，这次主动拿了块饼干，品尝到的是满嘴巧克力的香甜。看到我的神情，麦夫妇相视了一下，会心地笑了。

当天，我上网查了一些关于收集签名的信息，才知道虽然集体签名这种活动在德国宪法中规定是公民的权利，但还是有一些我不知道的限制。收集签名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大众的看法，只要能收集到一定数量的签名，不但能向权威人士施压，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政府的某项决定。在学校里，收集签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让学生经历民主政治的途径，而前提是尊重他人的看法和决定，也就是尊重那些不愿意签名的人。但是一般情况下名单上除了有姓名还必须有个人的地址，而且只有满十八岁的人才有权利签名，如果一件事和满十六岁的年轻人有直接的关联，那么他们也可以通过签字参与意见。只有符合了这些条件，签名的名单才是真实和有效的。除此之外，如果在学校、商店、火车站等这些场合收集签名需要事先经过允许。看了这些，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在为威姆先生收集签名这件事上出现那么多失误，基本就是无知，我连收集签名的目的都没搞清楚根本没想过准备向哪位权威人士施压那是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从网上我也了解到，在德国的学校，学生除了通过收集签名这种办法来挽留老师以外，也发生过运用集体签名来替换大家认为不合格的教师的事。

威姆准备带着中国女友和菲菲回德国前，我和菲菲见了几次面，她长得很秀气，披着长发，穿着卡通7恤衫和牛仔裤。其实她并不是很腼腆，遇到感兴趣的话题时，也能滔滔不绝地说半天，还问了一大堆关于德国的问题。也许她心里始终不是很接受这个德国人当自己的新爸爸，但是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菲菲对威姆的一些事以及我对他的看法还是蛮感兴趣的。我相信她能很快适应德国的生活以及语言环境，那时候应该也能更好地和德国爸爸交流了。

为威姆收集签名这件事，我觉得很难用对或是错来评价。虽然没能帮到这个学校总管，但是我觉得同学们的签名本身就已渗透着对威姆管理北京德国学校所花心血的赞许与感谢。这也许是送给他的一份很好的纪念品，能让他回到德国后，想起这些北京的学生们和自己在中国的首都这段不寻常的生活经历。

第四章

1当全班在谈论怎么帮我凑钱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

就像学校年册里看到的那样，北京德国学校的生活比在德国的学校生活要丰富得多。因为一次活动，也让我学会了很多。

在北京德国学校，一年有一次中国境内的班级旅行。学校安排我所在的十年级以及九年级两个班一起去哈尔滨滑雪。一共十天时间，费用每人是人民币六千元，里面包括火车的软卧票、四星级的宾馆、一日三餐、滑雪教练费用，以及看冰雕的门票等等。我一听价钱就感到对我十分不利，和家里人商量之后，大家一致认为，外国人安排的旅程，在钱上一定被中国人宰得很惨。一共三十几个学生，外加三个陪同老师，去哈尔滨滑雪十天竟然总共要花销二十多万人民币。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就算那是中国很高级的滑雪胜地，旅行社在中间也一定赚足了油水。大家都觉得我没必要去凑这个热闹。我把家里的决定告诉了班主任，老师却认为这是集体活动，我不参加不太好，如果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大家会想办法帮我解决的。

爸妈在电话中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家里并不是拿不出这笔钱，而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担心我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会养成不顾家里的实际经济情况，盲目地追求物质享受的习惯。他们总是希望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这是典型的中国父母的思维方式。我当然尊重父母的想法。要是早几年，我可能会为此闹一场别扭。可现在我好像确实是在德国一些观念的影响下长大了。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解决这样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我再次跟班主任商量之后，老师竟然建议在全班同学面前提出来，让大家共同想办法帮助我，老师说：“一个班级的同学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要是在过去，我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因为钱的问题而不能参加班里的集体活动，这太丢面子了。可是这次，当全班在谈论怎么帮我凑钱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通过德国多年的学习生活，我已经深深地体会到，贫富上的差别在德国的学校里是不会被大家所关注的，因为在德国人眼里，家里的经济状况以及父母的社会地位都不代表你是什么样的人。老师和同学们只根据这个学生自己的个性以及在学校的表现来对待他。在德国人眼中，社会公平极为重要，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贫富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很难显现出来。在德国期间，我进过普通中学和高级中学两类学校，曾经是三个班级的学生，有过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同班同学，竟然从没有在学校听到过关于任何一个学生的家庭背景或经济状况的谈论。这样的社会文化使德国人特别不讲究面子，也无须讲究面子，而是非常看中实际和事实。我不止一次地听同学说过：

“因为我们家没钱，所以……”

这样说的人是想发发牢骚，并不感到难为情；而听到这话的人只是了解到了一个事实，不会因此产生任何看法和评价。

德国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对待我遇到的实际情况，大家花了半节课的时间商量怎么帮我筹这笔钱。同学们能共同想办法帮助我解决问题是对我的尊重和支持。最后大家一起决定靠课间卖点心来筹钱。这不是个新方法，而是在德国的学校里为解决某项活动资金紧缺的问题时经常使用的办法。

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德国学校十年级班利用每天11点多的十五分钟课间大休息，在老师办公室的门摆上了点心摊，一张课桌上放几样同班同学的妈妈们或同学自己烤的蛋糕和点心，旁边摆着一个装钱的铁罐子，价钱定在每块五元人民币。在德国时，学生们一般在课间大休息时可以在学校自己的食品小卖部买些吃的，夹香肠奶酪的面包，包装好的小袋饼干、巧克力，水果以及瓶装牛奶和饮料等。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会从家里带些吃的，但是学校提供的食品和饮料还是能给学生以及老师们带来很多方便。由于德国学校的课都集中在上午，一连六节课会让大家感到饥肠辘辘，不得不在课间及时补充些能量。北京德国学校没有自己的食品小卖部，只在一楼的走廊里有个饮料售货机，很多学生利用十五分钟时间跑去丽都饭店的面包房或超市买点吃的，但是来去很花时间。难得学校里卖新鲜蛋糕，而且出自正宗德国人之手，再加上摊位在二楼楼梯的老师办公室门，不但能引来所有的老师，而且大部分学生上下楼时都要经过这里，因此生意特别红火。因为这项活动是为了自己，所以我每天都很积极地卖蛋糕，同学们轮流帮助我一起卖。先告诉来买的人有哪几种味可以选择，然后一个人切下一块放在一张餐巾纸上递过去，另一个人负责收钱和找钱。十五分钟过后，每个装蛋糕的大盘子都是底朝天，钱罐却是满满的。

我虽然不会烤蛋糕，但可以卖些中国的点心。一次我来到北京有名的“稻香村”，买了一大堆豆沙包、菜肉包和艾窝窝，回到家放在冰箱里。第二天早上5点多就起了床，把包子放在锅里蒸热。等我出门时，手里除了书包，还多了一个盛着包子点心的大塑料盒。

正宗中国食品在学校也很受欢迎，一些吃过包子的同学和老师都称包子为馒头，很多学生都是出于好奇买个尝尝，只可惜早上蒸过的包子早已变凉了。不过习惯吃冷食的德国人好像也并不在乎吃冷包子。五块钱一个包子，三块钱一个艾窝窝，中国人是不会买的，但是这些德国人却毫不犹豫就掏了钱。

2学生们通过筹款的方式解决举办活动的经费

在德国的学校里，学生们经常为了一些班级活动一比如想去游乐场玩一天，想去伦敦旅行三日，想举办一个毕业舞会，或是为了给世界上某个灾区捐款等等，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筹款。最频繁的方式就是在学校卖自己烤的点心和比萨、自己动手制作的沙拉和果酱、自己支个炉子摊的鸡蛋饼等。除了食品，还可以卖学生画的画，自制的手环、日历、菜谱集和问候卡等。或者收集家里的旧书、旧影碟、旧衣服、旧电器，然后周末在市中心的“跳蚤市场”上摆个摊卖；也可以在学校的广场上办个自己的“跳蚤”市场，并在一块牌子上写明卖东西是为了给某件有意义的事筹款。再就是由班里会乐器或会唱歌的学生准备一场小型音乐会，或是根据名著排练一场舞台戏剧。除了卖门票，也通过卖饮料等赚些钱。我听说一个德国班级为了举办毕业典年还争取到了德国宝马公司的赞助。宝马公司提供了几辆新款车摆放在学校的广场，路人付一欧元就可以得到抽奖的机会，小奖是宝马公司提供的一些钥匙环或小汽车模型等，而大奖是在城市里试开新车。那个班的学生一个上午就筹到了上百欧元。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去亚洲店买了几箱方便碗面，在午休时，将方便面冲上热水后再加新鲜蔬菜和香肠，然后卖给学生和老师当午饭。

学生们通过筹款的方式解决举办活动的经费，这样的做法好处多多，首先，使孩子们从小时候养成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中慢慢解脱出来，增强对自己的责任心，学习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式，促进了自己动手的理念；第二，培养了学生的团体精神，这也是社会中公民精神的基础；第三，避免了因家庭经济情况的不均衡而出现攀比、炫富的不良行为；第四，避免了铺张浪费的不良习惯。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扬同情;跟社会上一样，筹款往往与帮助、救助连在一起，德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孩子们的社会能力和同情心，通过筹款这种方式促使学生更好地认识社会弱势群体，体会他们的困难，给他们提供帮助。

几乎每一所位于贫穷国家的德国学校都组织学生们参与到各种公益项目当中去。有些学校建立了专门的公益兴趣小组，取名为“在为别人服务中学习”。学生们独立制定计划，如何给当地孩子们筹学费或者给孤儿院捐钱，帮他们收集旧衣服和生活物品等。

北京德国学校曾参与了一项名为“烛光工程”的社会公益事业。在一次全校活动上，麦夫人对全校学生介绍说，大家生活在中国的首都，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农村，人们的生活很贫困，孩子们没有机会上学，或者学校条件极为简陋，老师得不到固定的工资，经常是义务教学。德国学校一直在寻找一个公益项目，结果找到了值得信赖的“烛光工程”。为此德国学校举办了一次筹款晚会，学生们表演歌舞和戏剧等，德国妈妈们带着学生们一起卖自己烤的蛋糕、饼干，亲手缝制的小工艺品，德国学生、他们的父母和老师们当天一起动手包了八百多个饺子。当晚所有的收都捐献给了河北省的一所农村学校。以后，这项公益事业还持续展开，德国学校经常举办一些大型筹款活动，还专门进行筹款比赛。每个班级都以自己的方式筹钱，最后比比哪个班筹的钱最多，点子最新颖。河的这所学校陆续盖了新的校舍，修了屋顶，安装了取暖设备，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后来，德国学校的烛光工程小组了解到这所学校还没有食堂，学生们都是在操场上蹲着用餐的，于是便给一位在中国的德国建筑师写了一封求援信，德国人把信转给了一位中国建筑师，他们后来发动了一些志愿者，共同参与设计，共同建造了一个学校食堂，据说那里面阳光明媚、暖意融融，成了学生们最喜欢待的地方。

关于责任感的培养，我的班主任曾经好奇地问我，如今中国年轻的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溺爱，那么父母和学校是如何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的？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我终于可以去哈尔滨滑雪了问题。

最终我顺利地跟着大家去了哈尔滨滑雪。我从来不知道靠课间卖点心究竟筹集了多少钱，每次卖完，装钱的铁罐都直接交给老师了。钱显然已变得微不足道，而更重要的是，我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一个难题。为了回报大家的帮助，我在这次旅行中充当大家的翻译也责无旁贷。

第五章

1小摊贩嚷嚷道：“这个老外真抠门儿！”

在陌生的国家往往意味着生活上受到很多限制，这点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有很深的体会。因为不懂语言和不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面对一切新事物时都会感到害怕，只能硬着头皮完成生活中最基本的步骤，很难随心所欲地去生活。我的这些德国同学们尽管生活在中国，但是他们大都不会说中文，因此不能和中国人交流。而且外国人在北京的休闲活动和娱乐地点不多，他们很难找到一个无障碍的进行语言交流的地方。这本来就已经使他们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变得十分困难，而其中大部分的生活环境又是与中国社会完全隔绝的，这就在心理上让他们产生了惰性，使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反正就是特殊的一群，也无须拉近自己与中国人的关系。对于这些生活在北京的德国年轻人来说，中国不论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上都和他们的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别。尽管他们在北京拥有十分优越的物质条件，而北京也算得上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他们的生活还是有很多问题。他们根本不可能贴近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更谈不上融入中国的社会当中去。在这样一种生活境况下，乘出租车和逛秀水街几乎是他们仅有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

我们学校的老师以及同学的父母们都是自己开车上班。学校给新来到北京生活的德国人归纳了“北京生活指南”，里面关于公共交通的部分提到“只推荐有经验或是勇敢的同胞去坐公交车”。事实上我很可能是德国学校里唯一坐公交车的人。我很清楚，大部分德国人根本不敢尝试，远距离地看到公交车里那么多中国人挤在一起，就让他们产生一种仿佛快要窒息的恐惧感。再加上看不懂中文字，公交车的路线以及途经站名都让他们感到一头雾水。不过不少德国人了解到，在北京搭乘地铁很省时间，特别是当路面上堵车的时候。地铁车厢也比较干净和舒适。只不过上世纪9年代末地铁站里没有自动售票机，人们得去售票窗排队买票，还要报得出站名，许多德国人对于直接用中文交流还是敬而远之，因此坐地铁很难成为他们日常的交通工具，而仅仅是一种特别的经历。同学的父母们到了中国也要从头适应，可是适应能力却通常没有年轻人强。我听说过不少同学的母亲们从不去中国的超市买东西。买面包和香肠只去德国人开的专卖店，别的食品和日用品都在“友谊商店”或外交人员居住区附近的“婕妮璐”采购，那是个专卖进商品的小型连锁超市。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在食品和生活用品方面已经很难变通，就连洗澡液都只买在德国用惯的牌子。还有就是在中国本地的超市里没有安全感，什么都看不懂。一些德国妇女们甚至不坐中国的出租车，担心去错地方或回不了家，结果出门只能靠外交公寓的班车，她们算着班车的出发时间下楼，在公寓门坐上车，在外国人经常去的地点转了一圈后再回到公寓的门。而她们的子女们在生活习惯方面要大胆多了，招手就拦出租车，为了省钱还经常是一群人挤上一辆当时马路上随处可见的“面的”。

德国学校的学生们在北京出行基本上靠出租车。尽管出租车司机中很少有会说英语的，但是只要你出示地址，都能准确到达目的地。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最可靠的交通工具。很多德国人坐上出租车的时候，和中国司机手舞足蹈地对几句话便成了他们和中国人交流的机会。

德国学校的校车临时出问题的时候，学校会让中、高年级的学生们几个人拼一辆出租车回家，车费可以在学校报销。我和拉娜以及马尔特因为都要去建国门的方向经常搭同一辆出租车。第一次和他们一起坐上一辆车的时候，我为了给司机指路，刻意坐在前面，还没有坐定，坐在后座的马尔特已经开了：

“你好，建国门外！”

虽然发音不标准，但是司机一听就明白了。我挺惊讶的，立刻夸奖他一句：

“你的中文不错嘛！”

马尔特歪嘴笑笑：“我在这儿都住了三年了，只会你好、谢谢和再见这几句，另外也就能报出几个地址，本来也想要不要学学中文，将来肯定很有用，可是想到我们一共只在北京待四年，就懒得学了。”

快到的时候，拉娜便开始给司机指路，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拐”的，经过路边的一家店时，她突然大叫一声：“你停！”把我和司机都吓了一跳，拉娜和我解释说：

“我怕他听不到我说的，只能喊！”

我的同学们在北京经常不敢过马路，这时他们会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里，他们就伸手指向马路对面的某幢楼，往往看得中国司机摸不着头脑，用京腔嚷嚷到：“去马路对面您还不如自己走过去，还能多省十块钱！”

但在这少得可怜的与中国人交流的时间里，有时也给人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在中国，德国学生最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小巷里的公共厕所以及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每次遇到，他们都捏着鼻子、闭起眼睛绕过去或远远躲开。可在出租车里，却避之不及，也无处可避。好几次和德国同学一起打车，司机一口痰上来了，摇下窗户就往外一吐，也不管外边是什么，看得我和德国同学都感到很反胃。再就是破污言秽语让人难以忍受。一次，在北京的某条街上，交通堵得水泄不通，一个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和一个德国同学，拼命地往前挤啊挤，免不了和旁边的司机抢道，他二话不说摇下了车窗就冲着那个司机喊了声：“傻！”德国同学听了，立刻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说是骂人的话，他听后明显对司机很反感。

不过也有一些让人感到美好的经历。一次我和班里同学在烈日当头、人声鼎沸的长安街坐上了一辆出租车，里面流动着冷气的空间让人即刻感觉很凉爽，封闭的车窗把嘈杂紧紧关在了外面，车里飘绕着古筝弹奏的乐曲。窗外长安街上是嘈杂的车水马龙，马路两侧人山人海，但是美妙绝伦的音乐却让人仿佛身临高山流水、如诗如画的意境。我的德国同学让我帮着问司机是什么音乐，司机说是在北京郊区的寺院里买的佛教音乐，并解释道：

“我开出租车都快十年了，北京的交通实在太糟糕，天天堵车。佛教音乐让人听了心里很平静，只要是一堵车我就关上窗放音乐。所以别的司机急我不急，不是说人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嘛！”

德国同学听了我的翻译后，通过后视镜冲着司机竖了竖大拇指。当天，同学就求我帮她去买一盘同类型音乐的光盘。北京的街道上几乎天天都堵车，同样是出租车司机，有些急起来打开车窗破大骂，有的却能关上车窗自创心中和谐，我想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希望天天能碰上后一种司机。

对于很多德国女孩来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去处，除坐出租车外，还有一处就是北京的小商品市场，特别是在秀水街买衣服。由于价格对她们来说很便宜，所以一次往往买一堆，个别人甚至每两天就去一次。

在德国极少有假冒的商品，而北京的部分市场成了假名牌的天堂。在德国，年轻学生是消费不起这些世界顶尖品牌的，而到了北京，当然抵挡不住仿造货的诱惑，也顾不得质量好不好了，最主要是廉价。不少学生每年暑假跟着父母回德国探亲时，也会带一些假名牌送给那里的朋友。仿造的名牌衣服和饰品对于没离开过德国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假货在北京太普遍了，而在德国几乎找不到，这就造成了以下的现象：在中国就算是穿着真的名牌，别人也会觉得是假的，而在德国，就算穿戴的是假货，也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我不止一次在北京的一些市场上看见衣服上挂着德国和美国的标签不知是真的来自这些国家，还是为了增加真实性而加上去的。想想衣服仿得如此逼真，再仿造个标签简直太容易不过了。我在中国收到的年物上永远能看到价格标签，甚至一打开包装盒，首先看到的便是收银小票。对于这一点我开始一直想不通，因为在德国，人们的习惯是避免收年物的人看到价格。后来我想，一定是因为在中国假货太多，因此价钱成为了证明质量的依据。我并不讶然我的德国同学们是否因乐意购买假名牌而变得“入乡随俗”，令我感到大为惊奇的是，她们竟然学会了讨价还价，而且其“入乡随俗”的程度决不逊于北京以外的中国人。

刚到中国的德国人是不懂讨价还价的，小贩要多少给多少。慢慢从别的同胞那里了解到了“真相”，从此也发现了讨价还价的乐趣，而且一旦学会，杀起价来往往比中国人还要勇猛。

周末时，我也经常和同学一起逛秀水街。在那里，中国小贩和外国游客都习惯了一种特别的交流方式，那就是靠计算器。第一次去秀水街，是同班的德国女孩带着我，走在那条窄窄的街上，真是摩肩接踵。那个女孩想买条牛仔裤，于是我们来到了一个摊位前。德国人指着一条裤子，用不标准的中文问道：“多少钱？”那个女摊主并不作答，直接抄起计算器往里面打着，然后递给我们看，上面显示的是：120。德国女孩看后摇了摇头，伸手拿过计算器，把“120”中的“1”给去掉了，看得我瞪大了眼睛，小贩看到计算器中的数字后，眼睛瞪得比我还要大，拼命地摆手，抢过计算器把价钱改成了“100”。德国人又拿过来再次打进了“20”，我在一旁看得忍不住“噗嗤”笑了出来。摊主拿这个固执的外国人没办法，便和旁边的小摊贩嚷嚷道：“这个老外真抠门儿！”接着装做不再理我们。德国女孩拉着我转身就走，并对我眨眨眼，轻声说道：“你等着。”果然刚走出了没几步，小贩就把我们给叫回去了。最终这笔生意以三十块钱成交。接过钱时女摊主表面上抱怨着赔本，我猜她心里一定在想：“外国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好骗了！”

后来，我拉着班里的几个女孩来西单的小商品市场买东西，说帮她们还价。在小商品市场上，那些五彩缤纷的珠宝和饰物让我们几个女孩爱不释手。其中一个德国女孩看中了一条精致的项链，让我帮着问问价钱，小贩说“80”，我花了很多口舌帮忙压到了三十块钱。没想到德国女孩还是不满意，从钱包里只拿出了十五块钱，一手从小摊上拿起了项链，一手把十五块钱硬塞进了摊主的手里，接着转身就走了。小贩对于这种讨价方式完全傻了眼，僵硬地站在那里握着钱，想把人叫回来却知道语言上没法沟通。当时我的心里很纳闷，心想怎么外国人一旦知道了要讨价还价，做法是那么不客气。后来我想到这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一定脱不开关系，他们很少有维护面子的意识，因此做事特别豁达。

2我的故乡在建国门外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

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乡愁》。“乡愁”是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人共有的情感。我的同学们远离自己的故乡，随父母来到中国，他们虽然还未长大成人，他们的乡愁跟大人们也许不一样，但他们也有挥之不去的乡愁。

为此，学校专门在走廊的墙壁上开辟了一个故乡园地，让同学们也用诗歌的形式抒发自己对故乡的理解和思念。我抄了几首：

“故乡，那里有我在街的家，那里有我在广场最喜欢的小店，那里有我在莱茵河边最喜欢玩耍的地方，那里有兴高采烈地迎接我们一家回去度假的朋友们，那里的人们不会因为我说错了什么而嘲笑我，那里有我曾经的学校和很多我认识的朋友……”

这是一位德国女孩儿写的。很显然，她描写的故乡是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某个城市，那里的一切她都很熟悉，也很盼望每年暑假回德国探亲。我很想知道她写“不会因为说错话而被嘲笑”这一句的心理感受，我猜想是因为她在中国碰到了巨大的语言障碍，由此引出了不少误会，或是在别的她曾经生活过的国家遇到不少交流上的问题。

“故乡是我每年8月1日庆祝瑞士诞生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我在某年某月某日过新年的地方，并且两年前这里还允许放烟火。故乡是郊外有麦田的地方，但同时也是附近有树林的地方，故乡是我感到无聊的时候去倶乐部，或者爬上后院的橡树的地方……”

我知道写这首诗的是个来自瑞士的男孩儿，一家自1991年起就生活在北京。他写的过新年的地方显然是北京，因为北京刚好在两年前实行了禁止放烟火的规定。我开始不明白他为何省略掉了日期，转念一想，对啊，按照西历，中国过新年的日子每年都在变！

而另一个故乡则是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山脚下，因为他就是在离阿尔卑斯山不远的村庄里出生的。而他现在在北京居住的地方位于北京西山，住所附近都是树林。

还有一个德国女孩在诗中说，她的故乡在秘鲁，因为她出生在那里，那条街上所有的人都认识她，不过她也强调，故乡就是她父母在的地方。

另一个女孩在诗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城市，她只说：

“故乡是我有自己的房间可以摆放私人物品的地方，可以把音乐放得很响的地方，是我每天可以吃到三餐的地方……”女孩的最后一句话很耐人寻味：

“故乡就是我在院子里度过童年的地方。”

我很想知道那个院子到底位于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也许女孩自己也记不清了，或者小时候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居住在一个院子里。

看了他们的诗，令我十分感慨。这些年轻人对于故乡没有准确和统一的概念，对于故乡的感觉往往停留在临时居住的处所的印象上。他们打小就离开故乡，随父母在世界上漂泊，毫无选择地跟着父母，每到一个新的国家就要从头开始适应新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衣食住行以及气候等等。

在所有的诗当中，有一首诗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同时也令我大感困惑。

一个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的德国女孩却是这样描述她的故乡：

“故乡在建国门外，因为我在这里几乎认识所有可以躲藏的地方，我每天放学后回到这里，我被所有人接受，我每天下午4点3分可以和法国学校的学生一起打棒球，我在黑暗中可以摸到冰箱，我随时可以去旁边的楼里看我的朋友……”

显然这个女孩认定了中国某个地方是自己唯一的故乡了，但这故乡并不是整个中国，也不是整个北京市，而仅仅是那个她在北京和生活在北京的德国学生游香山居住、每天过着同一规律的生活的地点一北京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

让外国人融入自己国家的文化、社会是很多国家的难题。大部分国家都试图采取各种措施去化解这个难题，鲜有人为地去扩大这种差异的。写这首诗的女孩儿尽管在北京已经生活多年，可她的生活圈子却被人为地划定在围墙里面的那一小块地方，她就认那块地方是自己的故乡，让人想来心里发酸。

第六章

1我身上究竟被贴上了什么标签

自打我的新的学习生活渐入正轨，不知为什么，我对我的同学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感兴趣。我在德国上学时，好像对此并未在意。上完学回家，参加集体活动也如平常，没有什么能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们就是一群学生，土耳其人、中国人、塞尔维亚人、德国人，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大家虽然长相不同，有些肤色也不同，文化习惯也不尽相同，但没人在乎这些，大家不分彼此，也显不出特别，大家都一样。可在北京德国学校，我在心底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总时不时地观察他们在学校以外地方的言谈举止，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特别留意他们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或是离开学校完全置身于中国社会时，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特别感受。开始我以为这可能是我长大了，开始学习观察人了，当然也可能因为这是我的国家，他们相对于我而言成了外国人。可我怎么会产生中国人、外国人这样如此强烈的区分意识？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头一两年，我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其中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北京的外国人，他们大都生活在与中国人隔绝的封闭式的外国人居住区内，围墙和警卫再明白不过地每时每刻提醒着中国人，生活在里面的外国人与你们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在其他国家从未见过的情况。这种隔绝人为地给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时贴上了各自地位的标签，大大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有时我也会突然下意识地联系到了自己。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是我经常出的地方，那我身上究竟被贴上了什么标签呢？我回想起出这个外国人的特殊“领地”时，在门卫前走过的中国人，确实有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这让我突然感到不自在起来。我似乎多少明白过来，心里原有的那种莫名的感觉，那种明显地将中国人、外国人区分开来的潜意识，其根源可能恰恰就在此：我身上被贴上的标签，跟他们身上被贴上的标签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想让我多少感到有些困惑，担心这个被特意贴上的标签，最终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这种担心随着一位新同学的到来而进一步力剧了。

新来到我们班的一个女孩名叫桑，她的爸爸是德国签证官。其实桑跟随父母搬到北京已经一年多了，转到我的班是因为她留了一级。这个德国女孩长得还算标致，碧蓝的眼睛，金色的长鬈发，是个微胖的姑娘。后来我发现，班里几个刚从德国到北京的学生很喜欢在桑面前献殷勤，下课后，几个人会围着她说悄悄话。我听到其中一个男孩嬉皮笑脸地对桑说：

“你今晚打扮得漂亮些，别让我们等太久！”

班里几个女孩听了相互使个眼神，我对这样的奉承也感到很。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几个新来的学生喜欢吹捧桑，那是因为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开着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的人。虽然她开的车只是一辆普通的德国大众，但是车牌上有一个醒目的红色“使”字，说明是大使馆的专用车。仅仅一个字却表明了一种特殊的身份，一种在北京所拥有的特权。在路上行驶时，不能左拐的路可以左拐，不能停车的地方可以停车等等。除此之外，外交人员是享受赦免权的，就是说如果犯了罪可以免除或减轻罪责或刑罚。北京人一看到大使馆的车牌就能联想到车中一定坐着外国高官，谁也不会想到是个年轻的德国女生。按照德国境内的规定，年满十八岁就可以考驾照，由于桑比我们班的学生大一岁，因此是合法开车。新转来我们班的几个学生都来自长春的德国大众村，他们在那里的德国学校能接受的教育已经到了头，而转学来北京的德国学校也只是为了过度一年。到满十八岁的那一天，他们便可以自由选择回德国或是去别的国家。这几个年轻人在北京共同租了一套公寓，在没有父母约束的情况下，家中是天天花天酒地。每次搞班级活动，比如，约好去某家餐馆吃饭，我发现都是桑自愿接送这几个学生，因为他们对北京不熟悉。而同时我也发现，他们在餐馆门下车时，路人都驻足观看，餐馆的服务员也显得特别恭敬，而他们的举止也因此变得有些趾高气昂。

有一次周末，我们班在一家餐馆吃饭，老师们都在1点以前回了家。桑看大家余兴未了，便提议道：

“让聚会在德国大使馆继续进行吧！”

于是那几个长春来的学生又钻进了桑的车，剩余的同学和我乘坐出租车。大家在德国大使馆的门汇集。只见桑停好车后，从包里取出一串钥匙，找到了其中一把，熟练地打开了使馆外栏杆的铁锁。这时已是夜晚11点多了，笼罩在一片漆黑中的德国大使馆的四周静悄悄的，此时附近没有一个站岗的士兵。我们一群人跟在桑的后面，她一扇接着一扇为我们打开了使馆内部的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德国大使馆里面。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型的宴会厅，桑熟练地拧开灯的按钮，室内立刻灯火辉煌。在这个会客厅里摆放着一大圈舒适的沙发，桑就像女主人那样招呼我们坐下来，就好像到了她自己家的客厅。接着她掀开靠门的一排桌子盖到地面的白色桌布，桌子下面堆放着一箱箱的各类饮料和酒类。桑翻出了一箱德国品牌的香槟酒，从里面拎出了几瓶，又转身从旁边的一个酒柜里拿出了一些香槟酒杯。她给男生们分配好了开酒瓶的任务之后，就去厨房里找吃的东西。一会儿她手捧着一堆零食回来了。这时每个人手中的香槟酒杯都已是泡沫四溢，大家横七竖八地倒在沙发上说笑着。桑把手中的巧克力、薯片和橡皮糖扔给我们，那是我回到北京后首次见到那么多熟悉的来自德国的零食。

那个晚上，我们班的学生们一起在德国使馆待了将近两个小时，喝干了三四瓶香槟。离开时，桑让我们把零食全都带回家。几个同学想帮着打扫一下，把用过的酒杯清洗一下，桑不屑地说道：

“不用去管它，明天一早就会有阿姨来打扫。”

作为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竟能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里大吃大喝，对此我感到很新鲜，但是，我还是隐隐约约地体会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在这种特殊状况下所享受的特权跟所有德国籍的同学是不同的。在他们眼中，使馆就是自己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很亲切。但这里对我来说是个再陌生不过的地方，我能来完全是沾了德籍同学的光。

这种越发强烈的下意识的“分别”，渐渐拉开了我跟同学们的距离。特别是我越是有意识地进他们的活动圈子，我就越觉得那个圈子不属于我。何况在无法融中国社会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将自己拘束于狭小的圈子里。

2我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女孩也学习过起了“夜生活”

刚到北京德国学校没多久，我就不止一次被同学问过：“你周末出来吗？”我开始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出来吗？”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是指去北京的“三里屯”。三里屯是北京酒吧、迪厅和倶乐部之类的娱乐场所的聚集地。我的同学们都喜欢周末的夜晚去那里玩，“出来吗？”就是问你去不去三里屯和大家碰面。

我渐渐了解到，由于离各国使馆和一些国际机构很近，所以三里屯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白天的时候，外国游客喜欢来三里屯逛逛类似秀水街的雅秀服装市场，接着去街边的咖啡屋和西餐馆坐坐。当夜幕降临之后，三里屯便成了过夜生活最好的去处。据说，第一家酒吧是上世纪8年代末开设的。那个年代，习惯过夜生活的外国人在北京没有很多去处，大多数人在无聊寂寞的夜晚只能待在酒店中，光顾一下酒店里的咖啡屋或者吧台，一边听着从大堂传来的钢琴曲，一边晃着杯中的酒。由于客人很少，有的人坐得无聊了，就时不时和对面的陌生人对上一眼，点头笑笑，死板又无趣。1998年的三里屯街和南街上的酒吧已是随处可见，大部分西餐馆和咖啡屋都在夜间摇身变成了过夜生活的娱乐场所。有些挂着外文名字的酒吧更受到外国人的青睐，而有些以中文命名的场所，聚集的主要以中国人为主。酒吧里除了调酒和出售酒的吧台，很多都设置了舞池，时不时也请些乐队现场演奏。而最吸引外国中学生的几家分别是““Jazz-Ya”“Down Town”、放HipHop音乐的“Vics”，以及工体北门拉丁风格的“Havana”等等。

我的同学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无法跟人沟通，但是三里屯不同，在这里，外国人几乎都说英语。大部分中国人也都会些基本的英语，至少听得懂这些外国年轻人想喝什么、吃什么，能够告诉他们厕所在哪里。再加上酒吧里的服务生不少都是利用假期打工的外语专业的中国大学生，他们巴不得多和外国人练练语。在德国人眼中，酒吧、倶乐部以及咖啡屋都是很亲切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来自西方文化。菜单上的食品都是他们从小在家就吃惯了的，就好比中国人在外国看到了茶馆、包子铺、唐人街一样，传递给人的是家的感觉。再加上身边都是外国人，大家是同类。因此不论在语言上还是文化上，三里屯都给了外国年轻人很多的融感和安全感。在这一点上，和来三里屯体验洋文化的中国人大大不同。当然除此之外，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带着同样的目的来三里屯过夜生活，那就是排除寂寞、寻求刺激，以及男欢女爱。

除了学生以外，外籍学校的老师们也喜欢三里屯。特别是在周末的晚上，德国的中年人一般也会外出活动，先去餐馆吃饭，之后看场电影、听场音乐会、去咖啡馆或酒吧聊聊等。在1998年的北京，一到了周末，外国人如果去餐馆，却不知道该怎么点菜，很多人也不喜欢吃中餐。去看中国电影，又看不太懂。而且那时也不大习惯去身边坐满了中国人的场合，大家只好在三里屯的酒吧街上选个角落聚一聚，找些娱乐。中国是我的故乡，因此我可以很大胆很随意地跑东跑西，到了任何地方都不会害怕。而这些外国人在北京能活动的空间压缩到了聚集咖啡馆、酒吧以及西餐馆的那一条街上，老师们、学生们，甚至父母们都能在那里碰上。不过对我的同学们来说，周末来到三里屯，往往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担心被老师或父母看见自己抽烟喝酒。

在德国时我晚上都待在家中，几乎从不一个人出门。虽然在那些喜爱的年轻人电视剧中经常看到开派对的景象，幽暗的房间，震天响的音乐，一屋子的男女，狂喝豪饮，挤在一起扭动着身体跳舞，到凌晨才回家……但那时觉得，那种生活离自己太遥远。现在可不同了，一方面长大了，而且与德国时相比，相对自由得多。另一方面，既然同学们都来这里，我更应该“入乡随俗”，和他们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于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首次来到了在北兄的德国人都知道的三里屯酒吧街。

我跟着一群德国学校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朋友一几个美国学校的学生一起走进了一家酒吧，里面很闷热，乌烟瘴气，灯光昏暗，音乐声吵得根本听不到身边的人说的话，外国人和中国人挤成一团，男男女女搂抱在一起，气氛火辣。我一眼就发现了不少同校的学生，有比我年级高的，也有比我年龄小的。女孩们几乎都浓妆艳抹，上身只穿件小背心，就是那种在秀水街上随处可见的五颜六色的吊带背心。她们人手一杯饮料，有些在舞池里忘我地扭着，有些和陌生人嘻嘻哈哈地聊着，还有些搂着男生正在接吻……我的同学们陆续都在吧台买了喝的，望着那一层层透明的印着各种字母的酒瓶，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和我一起的两个女孩把手中的酒杯递过来让我品尝。我拿起其中一杯，抿了一小口，味道真不怎么样。同学介绍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伏特加柠檬，每次都点。我又尝了另外一杯，是类似奶油巧克力的味道，不过也能尝出浓重的酒精味，我觉得挺好喝的。于是在同学的帮助下，要了一杯同样的。我后来才知道那种酒叫“81673”，是威士忌加爱尔兰奶油，这不仅是我在三里屯喝的第一杯酒，也是我有生以来除啤酒以外喝的真正的酒。酒虽浓烈，但量很少，杯子里满满的主要是冰块。

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对我来说很陌生也很新奇，我默默地观察着这个“全新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那个晚上，我很兴奋，和同学们聊得格外起劲，很羡慕他们的英语语都那么好，和美国学生聊起来很地道。有的同学告诉我，这都是在三里屯练出来的。他们每个周末都来这里，和大批欧洲人以及美国人混在一起时，大家主要用英语交流，已经习惯了。难得碰上一群德国人，大家才改说德语。我也试着和大家一起挤进舞池里，跟着音乐随意扭摆。不过很多时刻，我觉得自己真是站错了地方，进错了“电影院”，完全不属于这样的环境。

那次夜生活后，我在凌晨打车回到了爷爷家。一觉醒来，奶奶和家里的其他人把我围成一圈，然后很认真地跟我谈话。我这才知道，原来大家看我一直不回家，都很担;我，特别是奶奶，几乎一夜都没好好合眼，直到听到我上楼的声音。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对家里人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十六岁是个不大不小的年龄，对世上的大部分事情似懂非懂，勇于冒险，安全意识很薄弱。于是家里人苦口婆心地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险恶好好地给我讲了讲，一个女孩子半夜在外面很容易遇到坏人啦，出租车司机也很难说每个都是好人啦，爸妈不在身边，爷爷奶奶以及家里的其他人就要对我的安危全权负责啦等等。那个年代，在家里人的思维模式中，只有不三不四的男女才会去酒吧和倶乐部那种地方“鬼混”，对于年轻的中学生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很容易学坏，搞不好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我希望和身边的人过同样的生活。于是，只要有活动，我还是坚持晚上出去。我心里很清楚，如果同学一次次邀请都不去，久而久之，我就会被大家认为不合群，会被同学们冷落甚至嘲笑。同时我也不想让家里人为我担心，就尽量想办法晚上住在别的德国同学家，免去了夜里单独回家可能遇到的危险。我天真地以为，告诉家里人我不回家过夜，他们就不会担心我了"

3在这样一个外国人圈子里，我渐渐感到自己与之格格不入

北京生活了大约一年多以后，我开始厌倦德国学校的生活，慢慢体会到那里不是一个让人安心学习的地方，而是一个小社会，反映了各种人的各种问题。刚到北京时曾经努力加外国年轻人圈子的我，渐渐明白，自己与之格格不。

德国学校里很多女孩子都抽烟，早上上课前就先要站在学校门抽一根，课间大休息时再来一根，放学后就随便抽了。经常一圈人围坐在一起，大家边聊天边吞云吐雾，样子显得一个比一个酷。他们时不时也把烟递到我的面前问道：

“要不要来一根？”

也许是因为爷爷家没人抽烟，这种嗜好对于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因此我的回答永远是：

“不用，谢谢。”

碰到不理解的人我还会附加一句解释：

“我不吸烟也很快乐！”

就算很多人尊重我的选择，但还是经常会忘记这一点，自己拿烟时习惯性地问我要不要一根。不少德国女孩年纪轻轻就已经进了“没办法想象喝咖啡时手上没根烟”的状态。在三里屯的酒吧里或是派对上的时候，他们往往烟抽得特别厉害。一手夹着香烟一手捧着酒杯，这是德国年轻人夜生活时典型的形象。

抽烟毕竟无伤大雅。可吸毒就让人毛骨悚然了。我听不少同学说，在三里屯很容易就能买到毒品，主要是些外国人在兜售。西方游客走在夜晚的三里屯大街上，经常是迎面走来一个大摇大摆的外国人，操着一流利的英语，上来就说：

“嗨，朋友，想买点粉吗？可卡因？这是我的号码，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据说他们手上什么都有，从摇头丸、大麻这些软性毒品到可卡因、海洛因等烈性毒品，价钱对于德国人来说还算消费得起。据说，中国警察对于北京外国人之间发生的乱子经常不理不睬。有一次，几个外国人打群架见了血，可没有中国警察敢插手，最后是靠外国人自己解决的。不过真正吸烈性毒品的学生还在少数，在这一点上，几个外国学校都管得很严。国际学校每个星期都会收集所有学生的尿液，只要化验出哪个学生吸毒，就会要求学生立刻退学。德国学校虽然没有那么严的监督机制，但只要是确认谁吸毒，这个人也会被赶出学校。因此大部分寻求刺激的德国年轻人也就是在周末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围在一起吸吸大麻。我从不敢尝试这些，有时看到他们一个个吸完大麻后熏得红红的眼睛，我都离得远远的。

除了烟酒毒品之外，外国年轻人圈子里最乱的就要数男女关系了。我在学校的校车上曾经听一个低年级的十三四岁的女孩毫无忌讳地大声告诉朋友：

“三里屯的一些外国男人专喜欢带年轻的外国女孩回家，我最好的朋友昨天就和一个十八岁的法国学校的人一起过了一夜。”

据我所知，基于太多的空虚和寂寞，生活在北京的不少德国女生，年纪轻轻就都有了性经验。一些德国女生频繁地更换男友，这个周末和国际学校的某个男生酒醉后发生一夜情，一个星期以后和法国学校的人在三里屯搂搂抱抱，过段时间又对自己学校的男生产生了短暂的激情。而外国男孩们在这方面就更加没有节制了。

三里屯酒吧也出过意外。一次，德国同学中奔走相告一个消息：一个国际学校的美国男孩在酒吧里喝过了头，跑去厕所里呕吐时，可能呛进了气管里，结果当场憋死了。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为一个年轻人就这样失去了生命而感到惋惜。那件事情以后，我对三里屯的那些酒吧不仅感到厌恶，甚至产生了一些恐惧。对于家里人担心我晚上出去这一点，我也有极大的心理压力。

十六七岁是一个需要得到他人认同的年龄，和一个群体抱成团才会让人有安全感。想和身边的同龄人做同样的事，得到同龄人的重视。达成这样的愿望的同时，也必须经受着来自群体的压力。但我却感到，我跟这个团体里的人的反差越来越大。在有一点上我跟他们是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处时间越长，越失去内心平衡。这些德国年轻人生活不稳定，课外生活单调，朋友圈子又小，在中国既不懂语言，也没法融入当地的文化，但却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在中国的社会享有特别的地位，被中国人另眼相看，使这些年轻人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而对于我来说，在开始相处的阶段产生的新鲜感已消失殆尽之后，越是在这样的圈子里，我就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样的团体中是多余的，是被迫挤进去的。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孩儿，可当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而同样受到另眼相看的目光时，就会在我的心里激起强烈的不平衡，好像进错了车厢一样。也许没人在乎你持有什么车票、坐在哪节车厢，但在我的心里却总有坐错了位子的感觉。

这时，我开始尝试着远离德国学生圈子的生活，很少再去参加德国学生们在夜间举行的活动，和大家课外接触以及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了。

4看到她手臂上的针眼，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那是注射毒品后留下的

十一年级开始以后，我和同班的欧亚混血女孩黛成为了同桌，也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她曾经在北京的外国年轻人圈里有一段辉煌的生活：住在外交公寓，夜晚经常像块蓝宝石在三里屯的酒吧里闪来闪去，男朋友迈克是我们学校公认的帅哥，对她百般疼爱。我去过黛的家，她的妈妈当时正在用结结巴巴的中文教中国保姆如何清洁厨房的地，一星期几次。她的妈妈是印度尼西亚人，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黛告诉我，她的爸爸那时在印尼工作，对她的妈妈是一见钟情。她父母约会的时候发生了件有趣的事，那就是他们去看一个村子里的寺庙，她的妈妈不小心摔下了通向庙宇的石阶梯，由于声音大而且有回音，跑来了几个受了惊吓的村民，她们以为是菩萨像摔下来了，那将是非常不吉利的，搞得黛的爸妈很尴尬。

说到迷信，黛的外婆长年生活在印尼的一座岛上，黛告诉我，那个岛上有个奇观，一座连着河的瀑布边经常出现一个美女，可是游客们拍的照片上却永远不见她的身影，应该是鬼魂一类的。黛的外婆懂一些巫术，外公去世后，外婆曾经把女儿以及外孙女们召集到一起，大家围着一个桌子，手拉着手，外婆念念有词地让大家进了一种催眠状态，带着大家在意识中来到了外公的坟前，按照黛的讲述，大家当时都能看见外公躺在那里的样子，还可以和外公对话。

黛的爸爸在北京德国大使馆工作，那次离开黛的家，她的爸爸刚好和我们一起出门。在电梯里，父女俩面对面站着，父亲没有讲话，只是一直对着女儿微笑，黛也咧开嘴对着她爸爸笑。到了楼下，我对黛说：

“你和爸爸关系蛮好的嘛！”

黛有两个妹妹，她很得意地告诉我：“我是爸爸最喜欢的女儿，妈妈喜欢我小妹的。”

可惜好景不长，新学期刚刚开始，黛的爸爸因为心肌梗塞差点就没抢救过来。为了好好恢复和休养，父母带着两个年龄还小的妹妹搬回德国。黛由于已是高年级学生了，不适合再转去新的学校，于是她一个人留在了北京。黛不能继续居住在外交公寓，她花了很久时间在北京找房子。为了住得离学校近一些，她最终决定搬进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也是为了离学校近一些，我也曾在经干院住过。我不知她是不是从我这儿得到的信息。不过对于黛来说，住在那里有双重优势，因为除了离学校近，也离家在西门子公司公寓区的男朋友很近。因此每天付一百块钱，也就是每个月出三千元的住对以及的家来是的。

家人离开了以后，黛凡事都特别依赖男友，每天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粘着他。早上迈克坐出租车到经干院校门接上黛；上课时，两个人面对着面；课间泡在一起；下课后一起吃中饭，搭伴回家，一起做回家作业，一起看片子听音乐；晚上要么出去玩，或者待在男友的家中。黛经常就在那里过夜。日子这样一天天地重复着。到了周末，迈克还是喜欢去三里屯玩，黛却不想去，只想迈克陪在自己的身边，填补她所有心里的空缺。为了把迈克拴在家里，她甚至傻乎乎地跑去三里屯的酒吧，花高价买回了男友最喜欢喝的酒。迈克几次耐心地尝试说：“黛，你找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做吧，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身上。”但是没有任何改变，黛对于男友的态度永远是恳求他陪着自己，结果最终迈克提出了分手。

也许是因为黛和我的情况相似，父母都不在身边，而且她现在住的环境也是我曾经生活过的，所以她诚心诚意地把很多事情都告诉我，她相信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

黛是一个很爱干净、整洁的女孩儿。她喜欢打扫和布置自己的房间，甚至对每件东西的摆放位置都很在意。黛以前在外交公寓的房间有落地窗，阳光很充足，梳妆台上摆放着她收集的各种香水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透亮。和妹妹合用的浴室里，摆放着各式蜡烛和在印度尼西亚海滩捡拾回来的贝壳。家里雇用的中国保姆也总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把屋子清扫得一尘不染。可是自从家人搬回德国，她一个人搬进了经干院的旅馆之后，她的生活完全变了。她提不起任何兴趣去打理和关爱自己的小屋。黛说男友去了一次她的房间，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完全不知道可以干些什么，从此便去。

黛向同学们提到自己住在某个中国学校的旅馆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想象得出，她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会怎么生活。除了迈克之外，可能班里只有我去过她的房间。房间里没有什么摆设，阳光也很难照射进来。到处都堆放着黛的衣物、化妆品和杂物。两张单人床并在了一起，角落里堆放着箱子。旅馆里的浴缸有不少裂缝，很旧的浴帘上霉点斑斑。她说她偶尔也会去食堂里买饭，用结结巴巴的中文告诉里面的人，自己要买个馒头或包子。当她端着食品离开时，食堂的人都会指指点点。

“我想，他们也许在猜我这个欧亚混血女孩来自何方。”

黛淡淡地笑了笑，对我说道。

“我倒很佩服你的勇气，就这样生活在普通中国老百姓当中。在德国学校里，你可能是第一人吧。”

她知道我不是在恭维她，说的是真心话。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有些自我解嘲地反问道：

“是吗？”

她的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望向窗外。目光中却透露出些许悲凉。我当时还想象不到这悲凉背后的故事。可当我知道以后，震惊之余促使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却又促使我逃离北京。

那是在我再次看望她的时候，黛挽起了衬衫的袖子对我说道：

“你看。”

我一时有些疑惑。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她细长的手臂上。几条青色的血管在白皙的皮肤下清晰可见。突然间我骇然地瞪大了眼睛。我在她的胳臂关节处的动脉血管上看到了几个明显的针眼。

“黛，你……”

我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那是注射毒品后留下的。

黛仍是那样悲凉地笑了笑，目光投向窗外。我急忙把黛的袖子拉下来，严肃地对她说道：“千万别给别人看到，要被赶出学校的！”

黛告诉我。她这个周末在三里屯花了一千块钱人民币买了海洛因。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个周末，她在三里屯酒吧一个人喝闷酒，然后买了海洛因。回到旅馆后就醉醺醺地给迈克打电话，威胁他如果不马上来到自己的身边，就开始注射毒品。迈克立即赶到了，把所有的毒品都倒进马桶里冲掉了。

这个在北京外籍学生中很受欢迎的美丽女孩渐渐显现出了吸毒者的形象，脸庞极其消瘦下眼圈特别黑，我经常发现她上课时心不在焉。除了吸毒以外，黛也不好好吃饭，时不时靠咖啡、红牛饮料加几根烟顶过去。我为同桌接下去的生活感到十分担心，害怕她在学业上不能顺利毕业，而从身体角度讲，说不定哪天就垮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毒品竟然离自己如此的近，黛的生活处境多少和我有几分相似。想到自己的生活轨道，一股冷气由后脊背冒了出来。

第七章

1我要重新回到德国去

有时候早上睡过了头，想起学校里的那些人和事，以及拥挤的公共汽车和那遥远的路程，我就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学校了。刚开始到北京时，哪怕是再寒冷的冬天，就算是再昏暗的清晨，也会兴致勃勃地踩着矫健的步伐奔向长安街去挤公交车。可现如今，那劲头和动力好像已经消失殆尽，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对这种心理的变化感到很无助。身边的亲戚们给了我一部分家的感觉，但这毕竟代替不了爸妈在身边的呵护。生活上的事情基本都是自己说了算。其实在很多事情上我真的很希望有人能帮自己做决定，比如在没有动力去学校的早上，大人们催促我去上学，我就是再不想去，可我还是会下意识地背上书包，拖着脚步跨出家门。而现在，几乎一切决定都来自于自己的心情，哪怕是逃学这样严重的事情。而且决定一旦下达，身体便会立刻停止一切试图改变决定的反抗。这种反抗往往来自内心深处，来自于理性的呼唤。能轻松做出逃学这样的决定，也是因为心里很清楚，家里没有人了解德国学校的教学制度，我是唯一知道哪天发生什么情况的人。只要说学校今天放假，没有人会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我充分利用了这样的“自主权”，一旦起晚了，错过了校车，我就放任自己干脆不去学校了。不过这种时候我往往没有心情继续赖在床上，而是依旧按部就班地出门。在不知道该去哪里的情况下，我就去附近的快餐店，吃完东西后，纸杯里留上一咖啡，这样杯子就不会被服务员收走，那么我也有继续坐在那里的理由。这时我会拿出日历记事本，看着上面用红圈标出的各门课的考试日期，算一下还有多少天可以复习。然后就拿出本来要带去学校的那些课本，翻开其中的一本开始自学。如果想到了更好的去处，我就会收拾东西换个地方。

通过自学，多少能让我心里平衡一些，不会因为自己没去学校导致浪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而感到内疚和自责。那段时间里，我走遍了北京的大小公园。不要说北海、景山、中山公园这些离西单近的大公园，也不要说坐上专线车就能直达的颐和园、香山、八大处、天坛，就是很少作为游乐场所的八一湖、陶然亭、地坛、日坛、月坛这样一些公园，也是我选择的地方。在这些公园里，一路荡过公园中的几乎每一处景点，回廊花圃，水榭楼台，一边欣赏着随身听里传来的流行歌曲，一边想着心事。我回忆着在德国时自己的生活，按时上下学，难得生病时请一天假；不论在校上课还是回家做作业，都带着极大的兴趣；特别喜欢读德语课的小说；拿自己打工赚的钱去买东西时倍感自豪；和爸妈一起度过的周末以及节假日；做完健美操后的满身大汗……那时候自己的生活是积极的，向上的，充满着活力、朝气和动力。回国后，在北京第一年的生活是令人兴奋的，经历更丰富了，眼界更开阔了，物质条件更优越了，接触的人更广泛了，自由太多了。开始跟着外国人在北京过较奢侈的生活，开始出酒吧和派对过夜生活，开始完全靠自己控制和约束自己，但却开始厌烦去学校了。表面上我是和自己度过了自由散漫的一天，但实际上，心底的深处是对于目前生活状态的某种厌倦，甚至绝望，为自己的前途和将来感到深深的困惑与焦虑。

此时的我很向往曾经在德国的生活，那段生活虽然平凡、简单，但是很稳定，让人心里踏实。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很想回到德国去，虽然德国的签证已经过期一年多了，但这几个月来我心中一直酝酿着一个念头：我要重新回到德国去！

2我被拒签

申请了回德国的签证以后，我和小时候有一种同样的预感，那就是一定能拿到。主要是因为面对的签证官都格外亲切。心里想着马上就要回德国了，结果便出现了小学时候知道要去德国前的状态，彻底放松了学习。此前我不去上学的那几天，都会在下午或晚上的时候，硬着头皮给班里几个关系最好的同学打电话，问一下当天课上都上了些什么内容，老师布置了什么回家作业。每当听到电话那头说：“放心吧，你没有错过什么！”都会让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申请签证期间，德国学校刚好在放两个星期的复活节假。两个星期之后，假期虽然已经结束，我却让它继续下去。带着很快就能回德国的希望，我没有打算再去学校，也停止了和任何同学的系。

这所在北京的德国学校假期确实特别的多，首先是德国文化的假日：2月份有几天狂欢节假，4月有两星期的复活节假，5月有一个星期的圣灵降临节假，7、8月份是将近两个月的暑假，1月底一星期的秋假，12月底又开始了将近三星期的圣诞节和新年假。诸如像德国国庆节之类的单日假，也是一大堆。又因为是在中国，处于中国文化背景当中，学校也会在春节、五一劳动节和中国国庆节给大家放假。这样不仅是为了让学生和老师感受一下中国节假日的文化氛围，也是为了让为学校服务的中国人，如中文秘书、校车司机和清洁工等，會旨在自己的传统节假日里和家人一起度过。

正是因为在家人的印象中，我的学校假期很多，所以每当连着几天见到我在家不去上学时，大家便都会以为我的学校又放假了，只是习以为常地说一句：

“德国学校的假期可真够多的！”

当我从德国签证官那里得知了拒签的消息以后，在电话的这一头很久都没有反应过来，不相信自己听到的是真的。挂断了电话以后，我面对着窗户站了很久，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心里尽管冰凉，但还是止不住地乱跳，手在微微地颤抖，胃里剧烈地翻滚，六神无主，目光恍惚，感觉脚底离开了地面，整个人悬在半空中，马上就要狠狠地摔在地上了。小时候的那种幸运仿佛已经离我远去。那时我对于出国根本没有概念，只知道要去的地方住着我的爸爸妈妈。在没有拿到德国签证的情况下，我的生活按部就班地继续着，几乎忘记了自己去办过德国的签证。后来确定要去德国了，我才开始放松了中国小学的学习。那时候年纪太小，生活上的一切由大人们控制，因此走得顺利。

而现在签证没拿到，自己却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去学校了。教导主任曾经打来电话询问，我就说自己准备回德国一趟，之后再也没有和学校里的任何人联系过。身边的家人都觉得我是因为放假才没有去学校。爸妈知道我在办签证，但是完全不知道我在等待签证期间已经停止了学习。我承认自己不成熟，做事欠考虑，做了错误的决定，让自己进退两难，失去了方向，后悔自己在没有拿到签证的情况下贸然离开学校。不过此时此刻我更后悔的是不该放弃在德国的学习机会，甚至抱怨父母，当初就不该出国。如果留在国内，我跟大家一样，普普通通地过日子，根本不需要这么折腾。

3我撒了个弥天大谎

现在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真让我感到焦虑万分。在去不成德国的情况下，只能硬着头皮先回学校去。可如何跟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解释呢？这让我的心里翻江倒海。我又回到了德国学校，能明显感觉到同学们异样的眼神，少数人见到我会问问前段时间怎么回事，许多人对我是爱理不理，态度相当冷淡。为了促进班级气氛的和谐，以及我与班里同学的沟通，班主任在上课时直接当着大家的面让我解释一下这两个月为什么没有来学校。我面不改色地把早就准备好的谎言搬了出来：“我回德国去了，在那里的中学跟了一段时间的课，但是老师们都认为高年级期间不适合转学，结果决定还是在北京继续读。”这个谎话中关于回德国这个目的是真的，只是没有成功。而高年级，也就是十一年级以后，不适合转学也不是瞎编。确实，北京德国学校里有一些学生，在进高年级阶段以后，父母因工作调动去了别的国家或回了德国，但是他们继续留在了北京，几个人租了一套房子自己照顾自己。这是因为高中毕业成绩中一半的分数是靠最后两年累计起来的，所以这几年最好不要间断，也不适合接触新的环境以及新的教学内容。

把事情“解释清楚了”以后，我漫无目的地在学校又混过了几天，不是为了去学知识，只是不敢再逃学。我以为自己的谎话编得天衣无缝，但却在几天后遭受了更大的打击。一天音乐课前，大家都站在音乐教室门等着老师的到来，我站在一角低着头复习乐谱，通过眼睛的余光，感觉到同班的两个女孩慢慢靠近了自己，桑面容严肃，压低了声音质问我：

“你根本没有德国的签证，为什么要骗我们去了德国？”

桑身旁的女孩是她最要好的朋友，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眼神里充满了鄙视以及幸灾乐祸。面对这样的当头一棒，我突然特别的冷静，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并没有否认或为自己辩解，只反问她是从哪里知道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桑能知道这件事完全是因为她的爸爸在德国使馆的签证部工作。

那整节音乐课上，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如果自己撒谎这件事被抖出来的所有后果，应该不会严重到被赶出学校，最多就是自己在学校里名誉扫地，从此以后日子更艰难而已。我像个“没有了灵魂的躯壳”般熬过了在学校剩余的时间，周围发生的一都好像是个。

走在北京的街上，我感觉所有擦肩而过的路人都要比自己幸福。夹在奶奶爷爷中间又蹦又跳的幼儿园小朋友，他们的人生才刚刚起步，有的是机会好好地走下去。就像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污点，可以尽情去描绘任何美丽的画面。三三两两推着自行车说笑的北京中学生，看上去虽然显得疲意，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所有的人过得都是一样的生活，都为同样的目标而奔波忙碌着。看到和表姐一样的上班族，登上小巴或招手拦出租车，他们已经顺利完成了学业，作为成年人，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想要的生活。而远处那些拿着相机拍照的外国人，他们来中国只是观光旅游，即便在异国他乡有什么不适应，也都是很短暂的。眼前所有的人都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行走着，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中生活着，他们不需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子中来回跳跃。他们也许会在自己的文化圈子里迷失自我，但不会在面对另外一种不属于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失去方向，也不会因为一种文化而被另外一种文化所抛弃。更不会因为两种文化有难以融合的地方而产生被两种文化同时拒之门外的焦虑。而此时的我恰好就被两种文化裹挟着，坠这两种文化对撞时所掀起的巨大漩涡中，旋转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父母没办法改变我的现状，为了避免他们担;，也不能实话实说。在北京的家人完全不了解我真实的生活，更不可能帮我解决实际的困难。跟学校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自己搞不好很快就会成为同学们嘲笑讨厌的对象。十一年级的课程落后了太多，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还能高中毕业。如果失去了在德国学校上学的机会，那自己的人生怎么继续下去呢？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心里明白在回不了德国的情况下，北京的这所德国学校是自己唯一的机会，是继续求学的唯一桥梁，如果断了，那么自己就会从此掉进深渊里，再也爬不上来了。可目前自己确实不想再回到那里去了，该怎么办呢？在绝望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圣经》里的话：

“如果你生命中的一扇门关上了，上帝永远会帮你打开一扇窗！”

如果这时候身边出现一个心理学家，哪怕一个僧人甚至一个算命的，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心声都告诉他，让他来分析整件事，让他来解开我的心结，让他来给自己指一个方向。我并不奢望有人能帮助自己，只求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目前的状况。我天生性格外向，喜欢和别人交流，但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压在心底，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好像自己一个人在和整个世界做斗争，就快要抵抗不住了。

4校长太太说：“当着许多人编一个那么大的谎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我一定要找人帮帮我。”

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就在脑子里搜索着所有自己认识的人，突然眼前一亮：

“对了，就是她了！”

我毫不迟疑地拿出手机就给德国学校的校长麦先生家拨了电话，不是为了找校长，而是找他的太太，她是我觉得目前最适合跟我谈心的人。首先她是学校唯一的校园心理学家，能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地帮我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而且在职业操守方面她要对所有谈话的内容严格保密。其次作为校长夫人，她对很多事情有一定的发言权以及决定权，再力上她是个非常耐心以及宽容的人，认识她的人都愿意和她谈6，听她指点迷津。

电话拨通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电话那头有人拿起了电话。我一直担心是麦先生接电话，直接对着校长说话难免会有些紧张，而且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打电话的原因。还好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麦。”（德国人接电话的习惯是报上姓名）

“是麦太太吗，我是那个十年级的中国女生芊芊。我很想和您谈谈，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空？”

那边停顿了片刻，好像感到有些突然，但是很快传来了麦太太缓慢又温柔的声音：

“你要是愿意现在就可以来我们家，我丈夫今天会很晚回来，我们将会有安静的环境以及足够的时间，可以敞开谈。”

我预感到这是自己不能放过的好机会，就立刻回答道：

“好，我很愿意今天来您家。”

在地图上找到了校长家的位置，虽然离西单很远，但只要换一趟公交车就可以直接到他们家附近。坐在车上，我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想象着待会儿谈话的情景，构思着我应该怎么开头，如何继续，猜想着谈话的结果。路程特别长，我真想快点到达“现场”，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仿佛这次谈话重要到可以完全扭转自己的命运，不过这的确是我的期待。

校长家在一片高级公寓区里，虽然外面街上闹哄哄、乱糟糟的，但小区里却是戒备森严。门卫对于访客的身份检查得很仔细，还要通过电话和里面的主人联络确认。因为心里忐忑不安，所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上的楼，如何进的门，只感觉校长夫妇的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不像那些德国外交官的家。

转眼间我已经到了校长家温馨的会客室里。大玻璃窗前是一个圆形的桌子，我背朝着窗户坐下。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小壶麦太太准备的绿茶，还有两个纯白的小瓷杯。

面对着麦太太和蔼的笑容，我默默地深吸了一气，然后尽可能平缓地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现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在德国时，我的签证遇到了问题。但自从得知北京有个德国学校，我和妈妈就选择回到中国生活。在北京可以住在爷爷奶奶家里。可惜刚回国不久，妈妈就回到了她原来在杭州的工作单位。这是可以延续工龄的唯一选择。奶奶今年年初因为肺癌去世了，家里的生活不像以前那么稳定，我感到很孤独。在北京的第一年，我生活得很好，和学校里的同学也相处得很融洽，那次哈尔滨滑雪旅游，大家一起帮我卖了好几个星期的蛋糕来凑钱，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刚来北京时，我很积极地参加各种校内校外的活动，包括在三里屯酒吧里的聚会，在同学们家里开的派对。但是经常搞到深夜才回家，我爷爷奶奶家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家庭，不认为女孩子夜里出去娱乐是正常的事情，这个和德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每次晚上出去，家里人都很担心我会不会出什么事，我理解他们的担心，但同时也很想和学校里的同学们搞好关系。特别是在奶奶生病期间，我几乎很少再出去，偶尔出去一次也会遭到家里人的责怪。可能是因为很少再参加什么课外的活动，我明显感觉到学校里有些人对我很有意见，上课时如果我主动发了言，课后就会有一堆人议论我，让我在学校里感到很不舒服。总的来说，我认为在北京不是一个让人专心学习的地方，而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所以很想回德国和爸妈在一起，为此我前段时间去办了一次德国的签证。”

我感到自己声音明显有些激动，便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茶，麦太太好像预感到要听到什么不太好的事了，便微笑着安慰我道：

“慢慢说，我们有整个晚上的时间。”

“我以前的德国签证过期了，所以我必须重新办理。我跟教导主任说过我准备回德国去，当时认为签证一定没问题，所以等签证的那段时间我就一直没有去学校，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结果……结果……”

我开始哽咽，泪水在眼睛里打转，麦太太立刻起身去拿了一盒面巾纸，抽了一张递给我。我接过纸巾后道了声谢，心里平息了一些，接着说：

“结果我被拒签了。最糟糕的是，我对全班撒了谎。那天我又回到了学校，当然需要解释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去学校，我就在上课时撒谎说我回了德国，因为最后觉得不适合转学，才又回到这了。”

我觉得既然这是自己唯一的质诉机会，那就要豁出去，大胆说出事实，才能得到别人真实的看法。

听到这些以后，麦太太有几秒钟的表情非常惊讶，但是很快，她的脸上又恢复了平静的笑容：

“我也听同事们说你回德国去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当时也觉得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撒谎是不好，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背后的原因，我能理解你，觉得你也很不容易。当着许多人编一个那么大的谎话也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你做这件事时心里一定有巨大的压力。”

听到了麦太太对于这件事的第一句评价，我感觉松了一气，心里早就做好了接受麦太太任何批评的准备。既然是质诉真相，那就坦然地面对任何猛烈的批评。其实此时真正让我感到轻松的是，自己终于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了第二个人。

麦太太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用很轻松的态度继续说：

“其实人的任何一种行为，也包括逃学，从每个人的个人角度看，都是有一定意义和收获的。比如为了抵抗不能解决的问题和压力，或是出于自我保护。逃学属于学生尝试极端行为的成长过程，反映的往往是别的方面的社会和心理问题。我想，如果在开始阶段你是出于躲避和同学的矛盾而不去学校，那么渐渐地也会演变成因为担心落下的课程越积越多而不敢去学校。是吧？”

我点点头，心里佩服麦太太看事情怎么那么透彻。

接下去她笑着问我不去学校的一天是怎么过的，脑子里都想些什么。我对麦太太关注的并不是逃学问题，而是我的个人生活而感到有些意外，便把在快餐店自学，逛公园，把自己封闭在中国的文化中，盼望回德国去过正常的生活，瞒着父母和家人，无限的害怕、担忧和绝望等等，一股脑儿全都吐露了出来。在这一刻我对面前的这位校长夫人完全放下了任何戒心，我把她当成自己最后一根。

“现在还有一件很糟糕的事。”

听到我这样讲，这位五十岁出头的校园心理学家皱了皱眉头，心里完全猜想不到，这件事怎么还可能更严重。

“我们班里的桑，她的爸爸是在德国使馆专门管签证的，她知道了我撒谎的事，也私下找我谈了，我不知道她将会怎么做，我清楚一旦她把事情说出来，我在学校的处境会非常难，目前我不能想象再回到学校去。”

说完了，我感到一阵轻松。麦太太终于明白了我的担忧，为了让我的这种轻松保持下去，她莞尔一笑，好像是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接着把茶杯往我眼前推了推，慢慢地说：

“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会对你和大家的关系很不利。我承认，这个学校有些复杂，学生们形形色色，我听说过不少学生之间的矛盾。让我们一起来想想怎么挽救这件事。你最希望怎么样？”麦太太诚心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最想回德国继续上学，爸爸也在帮我想办法。我目前最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就是回到德国学校去。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继续学习，以后还要上大学，要不然我就没有将来了。但对我来说，中国大学的门已经关闭了。”

“好，我知道你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困难，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找回勇气，才能继续完成学业。你在我和我的同事印象中一直是个向上的学生，为人很成熟，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进德国的大学。目前我可以理解你暂时不想回学校去，那我们来想想你可以去哪里，你觉得在哪里最放松？”

我转着眼睛想了想，说道：“杭州我妈妈那里。那里还住着我的外婆和外公。”

想到了杭州以及外婆外公，我仿佛找回了小学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心情。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的脸上第一次开始展现出笑容：“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那里上了中国的小学，杭州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西湖……”

“我和我先生带着学校的班级去杭州旅游过，风景确实很美。我们在西湖上划过船，吃过西湖醋鱼，还在龙井看农民们怎么采茶叶，我们现在喝的就是从那里买来的龙井茶。”

这时我细细地品了一茶，感觉真的是龙井，其实我根本不懂得区别茶的味道，但是当温热的茶水湿润嘴唇的那一刻，我感觉西湖仿佛近在咫尺。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回杭州妈妈那里生活一段时间，休息放松一下，同时让爸爸那边继续试试看德国的签证，可惜这方面我一点也不懂，没办法帮助你。但是我可以做的是，把你的情况跟我丈夫谈一下，我相信他会和我一样理解你。老师那里包括你们班的桑我会去沟通的，这点你尽管放心。如果德国的签证遇到问题，我想你可以随时回到学校里来，我不觉得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为了能跟上课程，我建议你在杭州期间自学一下，据我所知学生请过长假以后，需要参加一些学考试，以证明学生跟上课程的进度没有问题。”

我没有想到，和麦太太谈了之后，不仅心情松弛了下来，她竟然还真的帮助自己解决了实际问题。虽然只是暂时性的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建议真是太合自己的意了。

“但是，这件事还是要符合学校的规定，和学校请长假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比如生病，那就可以用医生开的假条来证明，我想你去开一个这样的假条不是很大的问题吧？”

我心里不太肯定，但是表面上说：“应该没问题。”

“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想办法。”

一晃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觉得谈得也差不多了，就和麦太太告别：

“很感谢您的帮助。来找您真是太对了，我从没有想到有人能帮到我，只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憋在心里很久的话，我真的很高兴能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谢谢您！”

临走时麦太太还夸了我一句：

“遇到问题时能主动和人沟通，自己寻求帮助是很正确的态度，我很希望学生们都能这样积极地面对困境。”说完还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并祝我在杭州有一段美好的时光。

走出了校长家，我心里又升起了一轮新的太阳，真希望能快点去。

和麦太太谈话的过程和结果对我来说有些意外，因为我期待多少会听到她的几句批评。能够和校长夫人讲述自己的烦恼和恐惧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尽管在德国的教育环境中已生活了多年，但由于在中国的小学时经历的那种老师和学生间上下级的关系印象太深刻，感受太恶劣，那种害怕上级的心理好像已经融进了我的性格中，因此我经常在和德国的老师、校领导以及长辈接触时要刻意去调整一下，使自己处于“低人一等”、必须低着头受批评的下级的思维模式。我反复告诉自己，在德国的环境中，学生、老师和家长之间都是双向的关系，大家相互尊重、理解和帮助，大家的关系是平等和民主的，而不是一方逼迫另一方听从和顺从的权力关系。在很多时候，我在意识中明明清楚德国的老师是朋友，他们的态度会很宽容和人性化，但是在内心深处仍会有一些恐惧和不肯定。

让我感到心情很舒畅的是，校长夫人对我个人的快乐、烦恼、希望、失望和恐惧等等都能耐心认真地倾听，她的态度丝毫没有让我感受到，撒一个天大的谎和两个多月不去学校是不好或者不正常的，而是反复告诉我，一切都属于人的正常行为和心理，她可以理解背后的原因，也可以体会我的感受和压力。麦太太让我自己选择之后的生活，像对待成年人一样接受了我暂时不想回学校的决定，并让我选一个最放松的地方去度假和修复心情。她告诉我不要放松学习的那一刻，其实已经给我铺好了一条回学校的路。

虽然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知自己最终是去德国还是又回到北京的学校，但是至少我可以把所有的烦恼先放一放，离开一段时间，不再是逃学，而是经过校方批准的长假，我的一个大包楸落了地。我迫不及待地买了火车票，收拾了行李，临走时和家里人说：

“我又放假了！”

就这样，我逃离了北京。

第八章

1对于我长期请假，校方看作是我自动退学

在杭州，映眼帘的满是青山绿水，走到哪里都是刻有历代文人词句的名胜古迹。这里没有使馆，也难得有外企，很少见到外国人。人都说，有野、的人一来到杭州，见到了碧波荡漾、垂柳围绕的西湖，就会放下雄心壮志，乐得在湖边的茶楼里品一杯清茶，赏一湖柔水，对着美景过起悠闲的生活来。

外婆家还住在老地方，那是我小学时代每天生活的地方。一路上，小时候的生活景象就像是存储在脑海里的“老照片相册”，被一页一页地翻开了，历历在目。

回到杭州以后，我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很多。有时晚饭后，妈妈带着我来到西湖边乘凉。夜色下的湖面上洒着温柔的月光，周围的柳树全由翠绿色的灯光映照着。湖岸边高楼上的霓虹灯倒映在水中，使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显得五彩斑斓，流光溢彩。坐在湖边的石椅子上，我和妈妈海阔天空地聊着，回忆着小学时爸爸去德国以后母女俩相依为命的生活，想起一家人在德国时的点点滴滴，谈到爸妈初到德国时的艰辛，也聊一些我在爷爷家和上德国学校的种种经历，评论着生活在德国的好与坏，离开德国的利和弊。此时母女俩心连着心，话题中唯一刻意回避的就是我的上学问题。所有的人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我上中国的学校，在赶鸭子上独木桥式的教育体制下，我肯定是最早被挤下独木桥的人。所以一定要想办法继续待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

在我回到杭州期间，在德国的爸爸正为我第二次赴德的签证申请忙碌着。他联系了我以前在德国的中学，校长给签证处开了张证明，上面表示学校非常愿意重新接收我。

到杭卜没几天收到了校长麦先生以个人名义写来的一封信，信是电脑打印的，上方有中文秘书手写的我在杭州的地址，信的下方是校长的签名。首先提到我给学校寄去的医生假条，根据学校中文秘书的说法是无效的，因为上面没有医院的公章，但学校还是接收了。然后说我十一年级的下半学期几乎没有再去学校，所以不能拿到进十二年级的成绩单。对于我长期请假，校方看作是我自动退学。如果想回到学校，就要向校方重新提出学申请。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参加几门额外的考试，主要是十一年级下半学年数学、法语以及两门自然科学课的内容，以此来证明自己进十二年级上课没有问题。校长说当然衷心祝福我能顺利回到德国上学，他建议不管是哪所学校接收我，都会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十一年级课程的测试。最后校长以及别的老师们都祝愿我在杭州生活愉快，很希望得到我进一步的消息。校长还附了一张北京德国学校给可能接收我的新学校开具的证明，说明我的情况，还在证明最后加了这样一句话：

“芊芊一直是一个学习努力积极向上的学生，我们坚信她一定能顺利通过考试！”

平时我尽量在家自习学校的课程，既然不管到哪个学校都要通过十一年级课程的考试，那这就是目前自己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在补习功课的同时，心中多少存有幻想，盼望第二次申请去德国的签证能被批准。终于，北京的爷爷家转寄来了德国大使馆签证处的回信。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对不起，您的签证没有被批准。”

虽然很想回德国，但是自从第一次签证被拒绝以后，我对再次拿到德国的签证就已经是心存烧幸。但是这个明确的消息还是很难让人接受。同时我的心里也基本肯定自己不会再回北京的德国学校。

那天夜里，我蜷缩在床上伤心地哭了很久，心里感到特别的痛苦，哭累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结果又被梦中自己在北京因逃学而被赶出学校的情景所惊醒，一张开眼睛，泪水就又一串串地划过面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心里极其矛盾，潜意识里明白，自己只能回到北京去生活，回到德国学校继续学习，只是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因此还是能给自己想出很多条不理智的退路。我眼看就要十八岁了，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遇到如此大的挫折，还是很难接受，很伤心，没有办法解脱。

就在我十八岁生日前，爸爸从德国赶了回来。跟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德国朋友，她在德国是位中学教师。十八岁生日那天，全家和那位德国阿姨一起来到西湖边的“怡乐”餐厅。那是爸爸出国前，一家三给我庆祝生日的地方。可大家面对满桌的菜肴，却没有什么食欲，生日会变成了讨论会。我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绝对不想再回北京去，但是可以去上海或是别的城市找一份能用上德语的工作。但爸妈极力反对，认为在不能回德国的情况下，北京的这所德国学校是我唯一的去处，一定要回到北京去，一共只剩下两年时间了，再难也要咬牙熬过去，度过了这个难关就能回德国上大学。德国女老师也赞成爸妈的说法。她告诉我，自己当年在中学时辕学，由于没有高中毕业文凭处处都遇到难题，后来为了补这个文凭，她花了很久的时间在成人夜校补习。她总结出的人生经验是，求学的过程是不能中断的，一旦中断就需要付出双倍甚至多倍的辛苦才能补回来。她后来选择当教师，也是为了把这个道理告诉学生们。

人的经历就是这样，一旦长时间离开了你旧日的故土与熟悉的生活，便很难再回到以前的那个环境继续曾经的生活。北京的生活经历使我明显感到，想要轻轻松松地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跳过来又跳过去实在是太难了。特别是东西方这两个世界，从文化传统到生活习惯，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从文明程度到行为准则，相差实在是太远了。如果光是在衣食住行方面还好说，吃奶酪还是吃霉豆腐，我都接受。但在学习方面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刚到德国时，我在面对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时，感到恐惧甚至痛苦，特别是要去适应另外一种学校生活。但是一旦适应了新的生活，让我再回到中国的课堂，参加高考，我同样会惶恐地感到无所适从。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天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一个电影剧本。看得出他对我的生活境遇很感愧疚。我也知道他毫无办法改变这一切，就像他当年被从北京赶到农村插队落户一样。这部电影剧本所描写的故事就是他在农村插队时的经历。我无法理解当时的情况，也觉得不应该将父母这一代经受的苦难跟我这一代相提并论。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历磨难是难免的。

晚上，当我躺在床上翻看爸爸的电影剧本时，我还是被里面如此荒唐的故事震惊了。爸爸插队的地方在山西省定襄县滹沱河旁。当地人有结鬼亲的习俗。就是人死了之后，找个活人与之配婚。没想到爸爸竟然也遇到这样的鬼事。一位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在解放前举家逃到了南洋，就是黛身上流淌的另一半血统的国家一印度尼西亚。文革前大地主的女儿回老家办学。听爸爸说，上世纪6年代有很多南洋华侨回国参力建设。爸爸的中学就分到好几位老师。其中一位是爸爸的生物老师，还有一位是教数学的。地主女儿回国后要求回家乡，为建设家乡出力。后如愿以偿。她回到家乡后，生产队就将已经归队里所有的原地主家宅院的一部分腾出来当校舍，地主女儿也住在里面。文革开始后，地主女儿被揪了出来，最后在老宅院里自杀。此后村里总是闹瘟疫，不是牲畜病死就是人莫名其妙地生病而死。村里老人认为是地主女儿的冤魂不散造成的。可巧中国大地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爸爸正好被分到了这个村子。村里的人听说是北京来的，都觉得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身上都沾着仙气立刻想到正能压邪。于是就设计圈套，愣是把地主女儿的尸骨从地里挖出来装殓棺，放在老宅里。接着又把爸爸安排在老宅居住。住那天又是鼓乐又是鞭炮。看似欢迎仪式，实际是当地婚礼的仪式。就这样爸爸被莫名其妙地结了鬼亲。电影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

好在故事情节大都是演绎而来，未必都发生在爸爸身上。可作为爸爸的女儿，看了却是毛骨悚然。爸爸说他是坐在海德堡市中心的步行街上写完这个剧本的。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问他，那么吵闹，能静下心来写吗？他说看着人来人往，芸芸众生，正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个是滹沱河畔的愚昧村庄，一个是内卡河旁的著名城市，可能正是这两者的奇妙结合，演绎了爸爸这一代人的特生。

这个节骨眼上送我这样的物，我当然能感受到爸爸的深意。看来回北京已成定局，我虽然不情愿但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在杭州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抓紧时间复习十一年级的课程，准备迎战学考试，直到我和爸爸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看着窗外的风景，我的脑子里回顾着懂事以后人生中走过的“每一站”，明白下一站对我来说十分关键，一定要顺利到达。

2校长真心希望我不仅人回来了，而且心也回来了

为了离学校近一些，爸爸安排我住进了他的一位朋友的家中，在北京安定门的一栋居民楼里。伯伯和阿姨是爸妈的好朋友，伯伯和爸爸从小住在一个大院里，是一起玩到大的发小。坐着出租车一路穿过北京的街道，眼前的景象如此熟悉，我心里不禁感叹到：“终于又回来了。”离开这座城市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在心理上，我曾经离这里却是异常遥远，一度把它关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之外。现在回到了现实中，我逼着自己重新接受这里的一切。

这家人我很小时候就认识了。一家都是文化人，伯伯为媒体工作，阿姨设计制作动画片，满头白发的爷爷是著名的诗人、画家。他是中国著名国画家徐悲鸿的弟子，最擅长画马。他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长诗《石碑坊的传说》曾风靡全国。

大家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在这里，我有自己单独的房间，那是因为房间的主人，伯伯和阿姨的儿子去了美国。

“你看，上帝对我们多好，刚送走了儿子，又给我们送来了个女儿。”

阿姨搂着我对伯伯说道。伯伯和阿姨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看，住在我们安定门，多吉祥，以后的生活一定安安稳稳！”伯伯接着说。伯伯阿姨的话让我感觉特别温馨，真的像是回到了一个安定的家。

在爸爸的陪同下我重新回到了北京德国学校。首先在秘书处重新填写了学申请表格，学费依然被免，一切跟以前一样。来到了校长办公室，麦先生以及教导主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和爸爸，对我不能如愿以偿地回德国表示遗憾，但强调所有人都非常欢迎我回到学校来。在和学校领导交谈时，我看到自己班的几个同学透过校长办公室的玻璃窗向我拼命挥着手，我也微笑着和她们打招呼。这次来到德国的学校，我比小时候在德国第一次走进中学时多了无数倍的自信和勇气，但也比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德国学校时少了几分兴奋。

离开时，校长握着我的手诚恳地对我说：

“我们争取每一个学生能长久性地回到学校的常规生活中来，我真心希望你不仅人回来了，而且心也回来了，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作为一个校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学生和老师们都张开双臂迎接你。”

看着我走进了自己的班级，爸爸便离开了。我带着“胜利者”的自信和笑容面对着同学们，从这里“逃跑”时自己是失败的，但是经过“挣扎”以及自我反省后能重新回来，我身上透着更坚强成熟的自我。上十二年级的人少了很多，不少同学在高中毕业前的最后阶段离开了北京。我的德语老师接任了班主任，为了尽快让我回到班里，也为了让同学更多地理解我的行为，从而促进同学们之间的关系，老师又腾出了半节课的时间，让大家围绕“芊芊的再次出现”进行交流。他强调：

“只有把这些疑问都敞开谈了，课堂才能有一个和谐的学习。”

首先我介绍自己经历了一段成长，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种种原因自己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庭中都过得很不快乐，中间尝试好几次重新回到德国去，但是都没有成功。现在自己愿意放下心来，在北京好好地度过高中的最后两年，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爱开玩笑的森林对着所有人说道：“芊芊是个漂亮的女孩，有美丽的女孩在班里做伴，我当然感到很高兴。”我不太喜欢他的这种幽默，不过至少缓解了整个班里的气氛。对我特别有意见的桑和她最好的一个朋友头也不抬，讨论时一直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但出人意料的是，她们在下课后当着我的面对班主任老师说：“我们接受她需要时间，但应该是可以的。”再次回到学校，能有这样的开始我就已经很满意足了。

很快就轮到我参加检测自己自学成果的考试了。法语考试是读一篇文章，后面有几个围绕文章的问题，二十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在法语老师以及另外一位老师的面前头回答，大约用十分钟时间陈述了答案以及自己的看法以后，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数学以及物理课的考试针对的是十一年级下半年的课本内容，每门课都是几道题，依然用头的方式解答，老师要求我用画图的方式把自己的思路在黑板上表现出来。为了保证评分的公平，每次都会有第二位老师在场，一边听我的回答，一边记录着。老师们偶尔会给我一些启发性的小提示，或干脆说：“你从黑板退后几步再想想看。”因为离远了看，往往看得更全面，这是德国老师启发学生时常用的一句头语。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化学课，每次上课都提不起兴趣。错过的课要靠自己补习实在是难上加难，很多地方都不是很理解，为此伯伯和阿姨还专门请了一位化学老师给我补习了几周的课，最后考试勉强通过。幸亏从高年级开始实行选课制，学生们可以在法语、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中去掉两门课，德语、英语、数学以及历史课是必修的。大多数男生们觉得学法语本来就是多余的，时不时在课上嘲笑法语中的语句。而女生们基本都对物理或化学很反感，所以会和这两门课说拜拜。我喜欢文科，选择文科也意味着跟化学和物理说拜拜。

高年级时除了德语，其他语言课的主要内容都以读小说为主，英语课研究《威尼斯商人》《麦克白》和《人鼠之间》等原著，法语课评论《羊脂球》《基督山伯爵》以及《悲惨世界》等法语文学作品，德语课上先后读了《柏林亚力山大广场》《玻璃玫瑰》《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等，小说一本接着一本，著作中的人物一个个登场，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度过了。

一次德语课上，老师讲到德语诗的一种形式，由十一个词语组成。格式是第一行一个词，第二行两个词，一直到第四行，以此类推，最后一行又恢复一个词，并让每个人都尝试写一首。我想到前段时间的生活经历，一时百感交集，思索片刻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生活

每个人都一样

一条不平坦的路

有人赢，有人输

继续走下去

老师看了后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朗读出来。大家听后都沉默了很久，似乎勾起了所有人对于这样那样经历的回忆。这是我通过亲身体验所得出的人生道理，简单但是真实。

自从北京德国学校从建国门外的私人公寓搬到丽都饭店的一角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地改革开放，跟父母来中国生活的德国学生越来越多，学校日渐显得拥挤。学校开始计划筹建新的学校。于是向德国政府申请资金，招聘德国建筑师，设计新学校图纸，最后承包给了中国的建筑公司。

学校终于在2000年底搬到了三环和四环之间的亮马桥附近，凯宾斯基饭店对面的北京第三使馆区。新学校非常现代化，从外面看是一片红色的建筑群，红色的外墙，红色的柱子，红色的大型装饰方框，红色的跑道。在宽阔的多层次校园广场上摆放着由学生们自己设计并上色的几头大塑像牛。另外，幼儿园也一同搬了过来，配有带各式各样玩耍器械的绿色花园。进教学楼里面，满眼是红色的塑胶地，白色的墙壁，配黑色框架的落地窗和玻璃门。每个教室都有一套顶着天花板的视频组合柜。给每个学生配备的是宽大的木质课桌和转椅。学校一层的大礼堂后面是由自动升降板隔开的最先进室内运动馆，配有多个换衣间。二楼阅览室里摆放的电脑给学生们提供了随时上网的机会。旁边是由一面玻璃墙隔开的平台，平台像个大花园，也摆放着阅览桌。除此之外，学校还拥有各种自然科学实验室、音乐室、手工绘画操作室，以及配有将近三十台电脑的计算机室。巨额的投使德国学校的新校舍拥有最新颖的设计，高档建筑材料以及全套德国先进设备。校门挂上了学校的新名字“北京德国使馆学校”。

德国学校的旁边是两栋高高耸立的德国使馆工作人员公寓楼，这片德国大使馆的新区域由于围墙不高，红色教学楼和明黄色公寓楼颜色又无比鲜艳，因此非常显眼。每天中午放学，除了学校的校车外，也有不少出租车排队做生意，只要坐进一辆等待的出租车，司机首先就会好奇地问一句：这儿是什么地方。有些人已经多少摸清了一些情况。有一次，一位司机以为我是德国学校的中国老师，就想多打听些信息：

“我接送过不少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放学的时间好像每天不一样，摸不准规律。我应该天天这个点儿上来等，还是……”

以前，学生跟出租汽车司机说自己要去德国学校，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于是要解释半天。自从学校搬到新家之后，只要说燕莎购物商城或凯宾斯基饭店对面的红房子就可以了。

由新鲜兴奋到彷徨犹豫，到求变抗争，再到沮丧逃避，跌入低谷，慢慢地又由绝望到茫然，再由茫然到产生新的勇气与力量，最后又重新站在了生活的面前。经过这样一个轮回，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一晃三年半过去了，眼下我清楚地知道，我在北京德国学校的学习以及在北京的生活接近尾声了，已经是十三年级的我马上就要进最后毕业考试阶段了。我早就不再去评价北京生活的好坏，眼前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高中毕业。

班里的其他同学，各有各的想法。大部分同学都迫不及待地想回到西方去，不论是回德国上大学，还是去美国或英国留学。对他们来说，跟着父母满世界跑，去一个个自己完全不能选择的陌生国家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个别学生计划留在北京。作为外籍学生，他们凭着德国高中的毕业文凭居然可以直接进像北大、清华这样中国一流的高等院校学习，这让我大感意外。但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头上，因为我是中国籍学生。好在我现在已经把这些看得很淡了。当然，无论何去何从，大家都开始了新的梦想，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

3高中毕业考试时草稿也是要上交的，老师需要准确把握住考卷背后那一个个独立的思想

转眼进了2001年的春天，德国学校新一轮的高中毕业考试开始了。我所在的毕业班里一共有十二个学生，大家在考试第一天都参加了德语的笔头考试考试时间五个小时，考试内容是写一篇文章，有三个问题供大家选择。第一题是对比两首诗，要求从结构、手法以及内容上进行详细分析；第二题是探讨德国戏剧家与诗人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寓言故事《如果鲨鱼是人的话》；第三题是对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关于“舒适的生活本身并不是人类本性中所追求的，而人类追求的是通过勤奋工作换取舒适生活所得到的尊严”这句名句的探讨。

休息一天以后进行历史笔头考试，也是写文章，两道题供选择。第一道是关于德国1919年至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的。有两篇文章供参考，一篇是一位德国记者在1930年写的关于穆勒政府下台的亲身经历的报道；另一篇是193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工人阶级的号召书。第二道题是冷战中的超级大国，1978年6月美国总统卡特的演讲可作为参考文章。三个小时后交卷。十二位学生中仅有一位选择以头方式进行历史考试。

英语考试大家也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要求写一篇论述文。有两个选择，根据发表于2年的一篇文章《A Promising Way to Reform the Electoral College》来评论美国总统选举，或者围绕美国作家约翰史坦贝克的作品《人鼠之间》中的一段文字来写一篇评论。

数学毕业考试总共四个小时，分别回答微积分学、分析几何学和随机学的问题。还有一道是摇六合彩数字的力分题。

生物考试中的两道是必答题，有关环保的，参考文章是来自2年《中国日报》的一篇名为《蓝藻窒息云南的一个湖》的报道，还有就是关于生物进化的讨论。

所有学生都必须通过德语和历史这两门课的毕业考试，其中只有德语是必须以笔头方式进行的。除此之外要求每个学生各参加一门语言以及理科方面的考试。笔试还是口试由学生自选。最终每个人总共参加三门笔试，一门试。大部分女生都选择生物课的笔试和英语的试，我的选择是参加德语、历史以及数学的笔试，语言方面以头方式考法语。

德国高中毕业考试的特点是时间充裕，气氛轻松。由于人数少，所以每个人都拥有很大的工作空间，可以随时吃喝以及去厕所。考试中还可以自由选择休息时间。学生们可以在几乎每门考试中选择自己有把握的题目来回答，题目也不多。解答方式都是写一篇文章。但无论哪个问题，回答起来都很复杂，需要以学过的知识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必须让自己的大脑充分活跃起来，深地去探讨和分析。

每个人都会得到学校发的一摞草稿纸，上面随便你记录、涂画、整理自己的思路。但草稿纸最终是要和学生们写的文章一起上交的，因为批改试卷的老师必须寻找学生的思路，沿着考生的思路再去考察考生的见解，老师需要准确把握住考卷背后那一个个独立的思想。因此草稿上的每一笔每一画都不会轻易放过。假如一个学生在文章中没有提到某个关键的看法，但这个观点却在草稿纸上出现过，阅卷老师还是会为这个观点的出现给出一定的分数。

这样的毕业考试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作弊的，因为被评价的是活的思想，而不是那些书本上死的、靠死记硬背得到的知识。书本上的知识是随时可以重新回顾的，学生们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与世界观，却是在学习以及生活过程中一天天地形成、发展、积累、变化和完善的。

为了保证公平，每份试卷都经三位老师过目和评分，最后取一个平均分。毕业考的分数仅仅占据总成绩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最后两年平均考试成绩以及上课参与的评分得出的成绩。一些科目没有毕业考，学生得到的是以最后两年的平均成绩作为毕业成绩。如果学生认为自己哪一门课笔头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可以申请再参加一次头考试来提高分数。只有在平时成绩和毕业考所得分数相差太远的情况下，才会由老师要求学生额外参加一次简短的口头考试。没有通过毕业考试的学生会得到第二次考试的机会。总之，要想得到好的毕业成绩是有很多条路的。在德国的教育体制中，分数是相对的，而且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得成绩的平均值占有很大比重，从不会因为某一次考试中的失误而一锤定音。

4“我要特别祝贺你，因为你是这所在中国开办的德国学校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姑娘。”

我终于快要毕业了。最后一门毕业考结束后，我和班里的同学彼此拥抱。桑的母亲提着一篮子香槟酒早就等在门外，大家在新学校的广场上举杯欢庆。和桑互相祝贺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中隐隐泛着泪花。

毕业典礼在北京的希尔顿酒店里举行。酒店里到处都有标示“北京德国使馆学校21年毕业典礼”的指路牌给来宾指路。每个毕业生都带来了自己的家人。我特意打扮了一下，身着紫红色的长裙，在北京家人的陪同下，踏进了酒店。

在灯火辉煌、装饰很隆重的典礼大厅中，毕业生们坐在最中间的一个大圆桌前。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满了鲜花，还摆着晶莹透亮的酒杯、雪亮的刀叉和叠放几层的盘子。家人们坐在外围的圆桌旁，其中一桌坐的全是中国人。有人帮着听不懂德语的宾客翻译几句。首先是祝酒辞，校长、老师代表以及学生家长代表一一上台讲话。这时班主任老师悄悄来到了我的身边，递给我厚厚一沓条幅，有的写着“卧虎藏龙”，有的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个条幅的内容都不一样。原来，老师们在最后一刻为每一位毕业的学生选了描写他性格的话语，都是中国的成语、俗语或是对联，让我临时登台翻译一下。在学生上台领毕业证书时，这一条条红底金字的条幅也发送到了同学们的手中，引来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老师们一致认为我在北京的德国学校期间，不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表现得很独立，遇到了难关也能靠自己闯过去，因此送给我的是“当家作主”这四个字。

大家在标着“告别的时刻”的毕业生留言板上写下了各自的心声。

来自南斯拉夫的拉娜写道：

“十三年中学生活就这样过去了，我仿佛昨天才第一次背上书包，也同时背上了新的知识、友谊、义务和责任。我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踏进北京德国学校的那一天，不但要面对陌生的国家和文化，同时也要适应新的学校以及语言，心中充满了忧愁和担心。不过在今天，这一切对我来说已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现在我又站在了人生新的交叉路，有太多的梦想等待着被一一实现，幸福在哪里对我微笑？是意大利、奥地利还是我的故乡？哪种职业更适合我？我将要离开京，离开我的学校以及我的家人。不管未来要面对什么，对北京这段生活的美好回忆将永远伴随着我。”

曾被毒品伤害得快不成人样的黛，这时又恢复了以前秀美的容貌。她对大家深情地说：

“北京永远会在我的心中，我在这座大城市生活了六年，其中的两年我独自住在一个中国校园里的小房间中，这段日子促进我成长，使我变得独立，能更乐观地去看待这个世界。我衷心感谢一位在我经历困难的时候一直给我安慰和帮助的人，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光芒……”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我，抑或是迈克。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帮助过她，而她也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困难。

桑的感言也令我感动，尽管我曾经觉得她伤害过我：

“我的一部分将会留在北京，这是一段带给我最多快乐但同时也使我最烦恼的生活，不过这些难忘的经历也将跟随着我一起踏新的生活，希望在将来能够有同样多的扣人心弦的时刻！”

一个同学幽默地写到：

“我将会带着一只流泪的眼睛和一只微笑的眼睛离开学校，可是一个独眼的人该怎么办呢？就让那只流泪的眼睛留在北京吧！”还有一个同学引用了王尔德的一句名言：

“思想是奇妙的，但是更奇妙的是经历。”

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求学经历确有与众不同之处，真的很不容易，换国家，换学校，离开老朋友，认识新朋友。有的形容就像是坐过山车，忽高忽低，我也有同感。特别是在北京的这段日子里，大家更深切地体验到了这些高和低。

文笔最好的吾尔嗒写下的这段话让我也颇感慨：

“一段新的人生展现在我面前，向无限的远方延伸。广泛的兴趣，每个构想产生一条新的路，不存在的只是回头。现在的将变成回忆，保留的都是美好。那些烦忧，只要度过了，很快就会褪色。终于挣脱了费时的学校日常生活的枷锁，我展望一个未知的将来，带着喜悦，但也充满疑惑，同时我希望给自己的人生找到意义。”晚宴是西式的自助餐，光甜点就有十几种，吃得小表妹满嘴都是奶油和草莓酱，白色的服上也沾上了不少巧克力。拍毕业照的时候，灯光闪亮的舞台上，同学们前面坐一排，后面站一排，所有的老师、家长们以及几个专业摄影师都把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舞台上这些不同肤色但是却有缘同在北京生活多年又在德国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今天犹如一群明星。随着闪光灯的闪烁，大厅里响起了低音贝斯很强的音乐，音乐把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的心带向了令人充满无尽遐想的夜空。

典礼结束后，年长的宾客们都离开了会场，对于年轻人，特别是毕业生们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于是大厅的灯光被调暗，迪斯科彩球灯开始旋转，酒5台上一瓶瓶香槟杯打开，随着嘭嘭声，木塞冲向天花板，香槟酒喷涌而出，泡沫四溢。我和同学们一起在舞池中疯狂地扭动，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庆祝，时不时举杯相碰。校长麦先生和夫人也一直挤在大家中间随意地跳着舞。校长先生特别邀请我跳了一曲舞。在我随着校长先生优雅的舞步滑动时，校长先生悄悄地在我的耳畔说道：

“芊芊，我要特别祝贺你，因为你是这所在中国开办的德国学校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姑娘。”

我突然愣住了。

“哇，你踩了我的脚。”校长刻意提高了嗓门，停下来微笑地看着我。

舞会在半夜里结束。离开酒店时，我和黛以及她的新男友一一个在美国长大、现在北京实习的台湾帅气小伙一并肩走在北京的夜空下。整个晚上我和黛拥抱了无数次，看着我坐进了一辆出租车，黛突然冲过来，再次紧紧地和我抱在一起，差点折坏了我手中的毕业证书。

看着黛和新男友拉着手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感到很欣慰，这个女孩早已成功地戒了毒，也早就不再纠缠她的前男友，她变得坚强独立，并耐心地等到了一份新感情。我、黛，以及班里所有经历了风雨的同学们，现在每人手上都握着一把开启新生活大门的钥匙。

老师想在毕业班的学生们离开北京以前留下些纪念，这也是下一本学校年册的主要内容。我的德语老师一校刊的总编，特别约我写一篇讲述自己经历的文章，我隐隐约约感到这是老师和学校给我的一次自我总结人生的机会。我想起了校长的祝贺，我是第一个在这所学校毕业的中国人。我满怀激动的心情，连夜写开了自己的经历，特别写道，我从没想到，在自己的故乡也会经历那么多难题，也许正是因为自己身上带有两种文化的元素而使每天的生活都处于差异巨大的中西文化之间吧。另外我在文章中当然要感谢所有在我遇到困难时帮助过自己的人们，也表示自己通过这几年生活变得成熟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眼睛一次次被泪水模糊。

看了我的稿件，老师兴奋地对我说：

“写得太好了，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老师在文章前添上了一小段编者按：

“以下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编辑部约稿写的，希望这篇文章能传达一些作为中国孩子来到德国，在几年以后又回到自己的文化中，但同时却是在一所德国文化氛围的德国学校上学，在这样的路途中所遇到的困难，在跨越两国文化时所经历的波折。感谢作者的语言天分，她学习了很好的德语，在高中毕业考中围绕深刻的问题进行深地探讨。这一切都难不倒她。在突破了所有的障碍之后，她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籍学生成功地在我校拿到了德国高中毕业文凭。”

第三卷德国的大学生活

第一章

1海德堡是座大学城

21年的夏末，我再次降落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观赏着两旁那些由小镇、树林以及卧着牛羊的大片草地组成的欧式风景，很难相信自己离开这里已经整整四年之久了。那几年在北京的生活各方面都不容易，我经受了一些挫折。不过天谢地，我终于怀揣着德国的中学毕业证书回到了这片土地。其实从生活角度讲，我认为中国和德国各有各的好，在两个国家生活都可以适应。可是眼下求学的路程是我生活的中心，我只能在德国走完这条路。

爸爸把我们在德国的家搬到了路德维希港，这是一座紧占着莱茵河的城市。路德维希港是德国巴斯夫集团总部的所在地，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工业城市。从莱茵河的这头眺望河对岸，就是我小时候一直居住的城市曼海姆，只需穿过河上的大铁桥就能走到对面。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海德堡大学注册。在德国，火车是再方便不过的交通工具，有很多频繁往返于城市间的短程火车。从路德维希港坐火车出发，三分钟后便驶进曼海姆的火车站，二十几分钟以后就到达了海德堡。

我一出火车站就登上了开往大学广场的公交车。车上很拥挤，车厢里站满了人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猜想他们一定都是大学生。小时候第一次来到海德堡的时候我就听爸爸说过，这里三分之一的居民都是大学生。我留意了一下那些女孩们，她们的打扮都很成熟。正逢秋转冬的季节，不少人套着短的呢大衣，围着各色的毛围巾。我发现女孩中很多人都不背书包，而是挎着单肩包。站得离我很近的一个女孩正在打电话，我听到她和电话那头聊着自己这学期选了些什么课，她提到了好几位教授的名字，说假期里好不容易才完成了论文，今天准备去还书。我看到她手上拎了一个布袋子，里面塞了好些书。电话中出现了好些对我来说陌生的词汇，不少内容都是我根据前后关系猜想的，我感到大学生们懂的要比我。

由于小时候经常跟着爸爸来到这里，因此海德堡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公交车经过了海德堡著名的俾斯麦广场，从那里又上来了大批的学生。当公交车沿着内卡河边行驶的时候，我陶醉在海德堡如诗如画的景色中。内卡河面碧波荡漾，河上游着一群群悠闲的天鹅和野鸭，河畔两旁是大片的草坪，河的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各式各样的别墅在山腰的丛林中若隐若现，据说那里居住着不少名人。山顶云雾缭绕，给人恍若仙境般的感觉。海德堡市中心就坐落于这梦幻般的青山绿水之间。城市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位于国王宝座山上用红褐色的内卡河砂岩筑成的中世纪古城堡的遗址。这座城堡始建于13世纪，历时四百年才完工，但在17世纪德法战争中多次遭到破坏，如今只剩断壁残垣。城堡的一面残破的墙壁如今仍在山谷间巍然屹立，凭空眺望着山下的老城，像是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在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灰飞烟灭。站在老城的中心，向着古堡望去，使人在油然而生的凝重感中又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残缺美。老城中的街道、小巷和建筑大多都保留了古色古香的风格，整个城市到处弥漫着浪漫的气息。再力上海德堡是一座大学城，人们在这里能感受到十分浓厚的学术文化气氛。

2海德堡大学没有围墙，所有设施几乎都对公众开放

学生们都在大学广场这一站下了车。我随着人流一路走过几家小店，分别是面包店、书报杂志店、文具店以及代卖大学教材的书店。接着，我来到了一栋两层楼前，原来这是大学的中心食堂。门站着一些学生，他们面带笑容地递给路过的学生们一些五颜六色的传单，我接了几张，上面印的都是专为大学生们举办的活动，有某个系的讲座以及大学举办的派对等等。大家通过一扇较小的转门进食堂，不少学生捧着纸杯装的咖啡和放着夹馅面包的小纸盘从里面出来。我了解到食堂里有一个专门帮助学生找房子、卖餐饮卡以及学期月票的办公室。

穿过宽阔的大学广场再往前走一段，我便来到了海德堡大学的管理中心。德国籍学生和外国籍学生在不同的办公室注册。为外国学生服务的有好几个办公室，根据学生姓的第一个字母把大家安排在不同的办公室里。我正赶上了新生注册的高峰，门排起了很长的队伍。我利用等待的时间走进了一个贴着“新生请入内”的房间，里面的办公桌前坐着几个大学生，一个女生对我笑脸相迎，她迅速地从接待台上摆放着的一堆堆小册子和传单中各抽取了一份递给我。

我仔细地翻看手中的一沓资料，其中有海德堡的市区地图，上面标着大学各个系和楼的所在地。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堡大学的各科学院以及研究机构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的院系主要坐落于内卡河畔的老城区，而自然科学的院系以及医学院则位于河对岸的新校区。

在海德堡，大学校区、商业步行街以及各大景点全都融合在了一起。海德堡大学完全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学校的所有设施几乎都对大众开放。我想起小的时候，就住在浙江大学的家属区，那时候很喜欢去大学的校园里玩耍。浙大的校门有个大铁门，铁门边的传达室里永远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老爷爷在值班。骑着车的人快到校门时，都要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推着车穿过学校的大门。后来门的老大爷不见了，换上了好几个身穿制服、戴着大盖帽的保安。可在海德堡的学校建筑前面，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管门人员或保安。

德国是一个社会保障系统非常完善的国家，除了靠所有在职人员的税款提供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以外，连大学也是免学费的。但是每学期需要交纳不到一百马克的学校管理费和学生服务费，所有的书本教材以及住宿餐饮的费用也靠学生们自己解决。不过，学生享受许多优待条件，比如，一学期的交通卡六十马克。我在资料中找到了一张学期票能够到达的交通范围图。由于许多学生并不住在海德堡，每天要坐火车和公交车来上课，拥有这张半年有效的车票，不但可以在海德堡，而且可以在整个巴登符腾堡州境内乘坐包括火车、铁轨电车以及公共巴士等一切公共交通工具。有一年，一个女生在夜里遭到歹徒的强奸。于是大学和城市又专门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女生在晚上1点以后可以免费搭乘出租车。再比如，大学生打工赚的钱是免缴税的，食堂的饭菜价格便宜，是因为获得了国家补贴，许多娱乐场所对学生也是半价。如果生活费紧张，学校还帮助学生们向国家申请学业贷款，如果拿贷款的学生不但能按时完成学业，而且成绩优异，那么在开始工作以后，只需要还贷款的一半就可以了，另一半作为对他的鼓励和奖赏。

在德国，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医疗保险，按照收比例缴纳保险费。父母收较低的学生，则由国家社会救济机构帮助他交纳医疗保险费。在国家社保范围内，不论保险费的种类如何，数额是多少，每个人最终得到的是一样的医疗待遇和服务。大部分德国学生在二十五周岁前都可以随父母参加家庭保险。一般每个家庭只由一方家长的工作单位按月扣除医疗保险费即可使全家获得医疗保险，不需要额外付费。孤儿、父母在国外工作以及外国留学生，每月花大约五十马克购买医疗保险，其保额相当于在职工作人员的一半。

外国学生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则不可以在大学注册，也不可以延长签证。

信息中也包括介绍大学的课外生活，比如大学体育中心各个体育项目的时间表，以及大学组织新生们在周末去德国著名城市文化之旅的行程安排等等。在手中一大堆资料里有一本厚厚的小册子，我翻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学期日历本，里面罗列了作为大学生需要知道的一切信息，日历中的每一天都有空白处供学生们记事，当中也标明了大学的假期以及重要的活动等。我发现，在德国的大学里，例如大课、考试、论文、学生食堂等等都使用从拉丁文演变过来的名称，和中学里的叫法完全不同。大学生们还习惯用缩写的字母来表达一些名词，我感到自己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不禁想起了早上在公交车上听到的那个女孩打电话时说的我没听到过的一些词，结合新学到的这些大学生的专用词汇，我立刻理解了全部的意思。

在专门管理外国学生事务的办公室里，我在一份表格上填了自己的信息。当办公人员看到我的中学毕业证书是“北京德国使馆学校”颁发的时候，愣了好半天，怀疑是中国的高中，但一看到我毕业证书的原件，才确定是一所正规的德国学校。我是中国籍学生的身份，但同时也属于德国教育体制内的人。在德国有大批的学生都是这种身份，拿外国的国籍，在德国接受教育。不过在中国籍学生当中，“德国的教育体制内的人”比较少见。

3海德堡大学的宗旨在二战后被定为“服务于真理、公正和人道的活跃精神”

我注册的当天，学校在大礼堂里安排了新生欢迎仪式。在一个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古典礼堂中，坐满了来自各国的新生。校长站在讲台的话筒前很骄傲地给大家介绍着海德堡大学。建于1386年的海德堡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德国境内建立的第一所大学。从16世纪开始，海德堡就已经成为欧洲艺术、文化以及宗教改革的中心，海德堡大学因此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许多世界知名的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都曾经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等等都在海德堡大学担任过教授。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的名人数不胜数，其中除了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有在1817年于法国巴黎发明自行车的德国人德莱斯。大学里还流传着一件事，那就是在二战中，盟军空军在空袭德国的时候，没有向海德堡投下一颗炸弹，据说是因为盟军的不少高级将领都毕业于海德堡大学，于是特别在空袭地图上抹去了海德堡。

校长还特别介绍，在1919年到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期间，海德堡大学曾经充满了民主的精神，大学的题词以及追寻的宗旨为“活跃的精神”。可惜在希特勒以及纳粹党控制德国的时代，海德堡大学是德国第一所宣布追随纳粹主义的大学，很多犹太血统的教授和学生们被赶出了大学，其中一位就是有名的德国哲学家以及精神病学家卡尔雅斯培。1933年5月，师生们还在大学广场进行了烧书运动，大学的宗旨也从“活跃的精神”改为了“德国精神”。海德堡大学的名声因此一落千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卡尔雅斯培等教授回到了海德堡大学。为了更新学校的风气和思想，把大学的宗旨再次定为“服务于真理、公正和人道的活跃精神”。二战后，盟军于1945年开始在德国教育、文化、媒体、司法等社会各方面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化、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运动，目的是把德国改建成和平、民主的社会。1947年，美国人开始在德国推行“再教育”的运动，通过杂志文学、电影、演讲以及艺术展等向德国老少揭露纳粹主义和反民主的本质，试图通过这样的再教育给德国人“注新的灵魂”。去参加此类活动的德国人可以得到很多特殊待遇，例如得到更多的食品。当时的美军把德国民众视为“精神和心理上的病人”，而“再教育”这个词，美国人在二战之前只用于精神病学。那个时代，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理论，美国人认为民主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而首先应该体现在生活方式当中，是共同生活中彼此分享的经历。美军还邀请了不少德国的中学和大学教师去美国学习以及亲身体验“民主”，也是为了让德国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自愿接受新的价值观，不再关注于“国家”，而是关注于“人们”以及“社会”。由于美军的司令部就在海德堡，因此这座城市以及海德堡大学也就成为了“新思想”传播的活跃之地。城市以及大学的很多建筑中都定期举办讲座和讨论会，德国人会自嘲地称它们为：给我们洗脑的方。

在德国的大学里，读硕士学位的学生们都有一门主修专业、两门副修专业，或者两门主修专业。我选的主修专业是社会学，副修专业选的是人类文化学和东亚艺术史。社会学系在大学广场对面紧贴着中心食堂的一栋楼里，里面的环境我不太喜欢，塑胶地，灰色的墙，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来自食堂的饭菜味。我在二楼的秘书处买了一本课程介绍，秘书是一位瘦瘦的中年妇女，她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有点像北京德国学校的那位校长夫人麦太太。她翻开一本课程介绍，带着和善的笑容拿着笔指向其中的一些关键内容，耐心地给我讲解着。其实我到秘书处的门时，她正在给另一位新生讲着同样的内容，她对于每一位学生都是同样的吻和态度，丝毫也没有不耐烦。秘书回答完我的一系列问题后，我忍不住说了一句：“您人真好！”她笑着说谢谢，并提到自己以前也是社会学系毕业的，那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不过那时候她们系的秘书是个急性子，学生们都有些害怕她，不敢多问。我面前的这位女士表示，新生对所有的情况都不熟悉，因此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去找她帮忙。秘书帮我在课程表上勾画出了三门必修课，她说第一学期上这几门课就足够了。

这一天结束后，我从大学广场沿着布满大小商店、咖啡屋以及餐馆的步行主街走到了俾斯麦广场，整个路程只花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回到海德堡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到那里到处站满了返回别的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在一起喝咖啡、学习和聊天城市的大学生们。我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和刚认识或还不认识的大学生一起搭讪着，喝着饮料聊着天等车，感到十分的惬意、畅快。面对着秋天下午明媚的阳光，想着自己终于重新回到了德国，以后每天都会过着大学里丰富多彩的生活，一股暖洋洋的幸福感涌上我的心头。

4重访故居

回到德国不久，我便迫不及待地坐着6路车去新东方家园看看小时候住过的地方。除了路边几家新开的小店，一切都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就连路上溜达的鸽子和散步的猫咪都仿佛还是以前的那几只。我缓慢地走在新东方家园的街道上，脑子里浮现的是小时候那一幕幕情景，第一次跟着爸妈在河边散步，第一次喂内卡河的天鹅，爸爸如何教自己骑自行车，跟着妈妈在路边采野櫻桃，自己第一次独立去家庭医生那里看完病并从药店里取了药后走回家时的自豪感，第一次自己坐车去学校……终于来到了小时候住过的那幢淡绿色的房子前面，我看了看门铃旁贴着的住户名，除了楼下的两位老太太依然住在那里以外，别的住户全都换了人。

我按了一楼老太太的门铃，门开处，满头白发的两位太太出现在眼前。她们都明显老了很多，腿脚也不灵活了，看到了我显得格外兴奋，好像在精神上也把她们带回到了几年前。我和老太太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叙述着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说完自己，我急切地想知道邻居们的情况。两位老太太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幸的是，房东罗登太太几年前就因为癌症去世了。她的弟弟先她而去，也是癌症。罗登太太当时死在自己的家中，是她们几天后发现的。曾经跟我们住在同一层的邻居威力还是挺长寿的，只不过他很多年前开始就再也没有出过门，甚至没有下过楼。罗登太太在世的时候还时常照顾他，关心他。房东太太去世以后，顶楼也就没有再出租给别的住户，除了社会工作者，也没有人再照顾威力。

威力的境况也反映了德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过去与他为邻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他是独身。一天，我放学回家，经过他的门，就见他倚靠在门旁，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看着我。那是一种喜悦和惶恐、犹疑和彷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神态。我看得出，他在等我，有话跟我说。自打我德语说得流利之后，放学回家，我也喜欢跟他聊会儿天。他有时也愿意向我诉说他的烦恼。比如有一次，房东太太为他过生日，我正好在厨房煮东西，看他穿得西装笔挺，手握一束鲜花。我知道是他生日，也祝他生日快乐。他很开心地挥了挥手中的花，说是送给罗登太太的。然后下了楼。没一会儿楼下传来了他与二楼罗登太太的寒暄声。也不知为了什么，没多会儿他气呼呼地又转回到了自己的小屋，脱去西装，又换回了他那件围裙肚兜，来到厨房，在我旁边转来转去。我知道他有话说。

“跟罗登太太吵架了吧？”

“哼！给我过生日，还数落我生活疲沓。”

这一次不知又是为了什么。

“威力，找我有事吧？”

“你看，我该怎么办才好呢？”他递过来一封信，表情还是那么复杂，让人捉摸不透。

我一看信的内容，真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这是他女儿写来的。

“哇！你还有女儿？！”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刚刚当上了外公。我明白了他神态中的喜悦之情。可为什么还显得不知所措呢？爸爸妈妈听到我的声音，也开门出来。

“爸，妈，威力当外公了呢。”

爸妈听了也一下愣住了，急忙将威力让到屋里。原来威力不仅有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威力很早就离了婚。儿女成人之后就离开家过自己的生活去了。据威力说，他跟儿子、女儿已经有十五年没有联系了。这是十五年来女儿的第一封信，只为告诉他，他有了外孙。这样一件大喜事，听来却有点凄凉滑稽。可更滑稽的是，面对这惊天喜讯，威力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说他已经这么久没有见过女儿了，见面怎么办呢？要不要带物去呢？给小外孙买什么呢？他去的车费、年品的费用从哪儿出呢？这些钱花出去了，他下个月的生活费怎么办呢？面对这一大堆问题，我扭头看了看爸妈，只见他们已经要背过气去了。后来在爸妈的一再劝说下，威力终于决定去看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带去的年物是一个他从他那间近似仓库、他曾带我去看过天文望远镜的房间里挑出来还可以修的电视机。

看样子，此后威力再也没有跟他的子女保持联系。房东太太去世之后，威力也不再下楼，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只靠社会工作者定期给他送超市的食品和饮料过日子。家里的垃圾越积越多，到最后整个顶楼都堆满了垃圾，人脚很难再跨进去。社会工作者看不下去了，联系了养老院，大家一起把满头长长的白发和满脸长长的白胡子的威力给抬下楼，强行送进了养老院。

之后房东太太的远房亲戚对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夫妇一接收了罗登太太和她弟弟的全部家产。她的亲戚把楼上两层重新装修，据说威力的那些垃圾是雇清洁工花了好些天时间才清理完的。装修后的房子焕然一新。底层的老太太们被允许继续住在这里，只是从此以后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房租是在新房东名下。新房东一家和她们之间相处得很和睦。我去的当天，刚好新的房东太太在家，一听说我这个中国女孩曾经在他们的房子里住过，便很热情地邀请我上楼去看看。我开始还很期待看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房间，但是一踏进楼上的房门才发现那里已经面目全非，满眼是崭新的现代式的装修和摆设，活像是“宜家”里的样子。那个小房间改成了婴儿房，墙刷成了淡蓝色，上面画了些黄色的星星。我很难把这里和小时候的家联系起来，幸亏那些童年的画面还较完整地保存在记忆中。

虽然火车的速度更快，但是我从大学回家经常会刻意选择坐连接曼海姆和海德堡的5路铁轨电车，因为那趟车刚好穿过新东方家园和内卡河之间。短短的几分钟路程，不论坐了多少遍，每次经过时依旧能让我的心中充满喜悦，仿佛在车窗外的路边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身影，以及和爸妈一起在河边散步时的景象。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刚刚开始在德国的学校上学那段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自己的小脸上布满了担心听不懂德语的那份忧虑，第二天又要开始像聋子一般的生活……

铁轨车经过新东方家园以后，接下去还有另一段路程让我感到很亲切，那就是内卡河边的两幢一后局局的住宅楼，这一幕也很容易引起我的联想。同样是两幢高楼，同样耸立在河岸，这景象不禁让我想起自己住在北京安定门的高楼里生活时的点点滴滴。尽管这里找不到地铁站，也缺少嘈杂的街市，但还是能让我触景生情，勾起大量在北京生活时的回忆。对于我来说，5路车这一段短暂的路程是很神奇的，它“倒影”出了我从第一次到德国再重新回到德国上大学期间的两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第二章

1阶梯教室的后排竟然坐着一个乞丐模样的人

大学每天的第一节课一般在早晨9点开始。课程表上会写明是9点c·t或是s·t这是大学课程表表达时间的特殊用法，c·t是拉丁文，意思是“有时间”，就是说9点的课其实9点15分才开始。如果表明是s·t,代表“没有时间”，就是说课是9点整开始。这样安排时间是为了给学生和老师们在课和课之间提供一定的休息、赶路以及准备的时间。为了在不同的系上课，大家往往要从一个教学楼赶到另一个教学楼，有时甚至需要穿越半个城市。这种教学时间的运用在瑞士和北欧国家很普遍，而在德国并不是每所大学都使用。

大学里绝大部分课都是自选式的，只有某些必修基础课，规定必须在一定的学期内修完并且拿到学分。由于每个学生都有好几门专业，上课的时间上往往有很多冲突，因此大家都精心安排自己每个学期的课程表。大部分学生的上课时间都是同样的：上午是9：15-10：45以及11：15-12:45，下午在14:15-15：45和16：15-17：45学生们都选择在中午13：00-14：00吃午饭，这个时候，大学食堂里的每个收银台前都排起了长队。

学生食堂的对面便是主教学大楼，三层楼分布着十三个分别可以坐下一百至二百个学生的大阶梯教室，每一个系都会安排在这里上大课。老师站在教室前方的讲台前，或者脖子上挂一个大话筒或者在胸前别一个小型的话筒，念着著作中的段落，讲着理论。我明显感到课的内容要比中学时代深奥多了。不少教授也运用现代科技，通过投影仪在黑板后的墙上展示着幻灯片或是自己手提电脑里的内容。大部分大课主要是听老师讲，不需要学生们参与和发言。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学生除了写笔记，也抽空聊聊天，有些甚至看杂志或吃东西。不过也有的教授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听课，喜欢在大课上点名让学生回答问题。学生们走进这样的大课堂，往往都喜欢往后排坐，避免被叫到。教授来到讲台前时，看到前面几排座位几乎空着，便笑着让学生们往前坐，一边大声说道：

“你们不用害怕，我不会咬人！”

我们在阶梯教室里上大课的时候，听众中除了正规注册的大学生们，经常出现老年人。曾经有一位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人家坐在我的旁边听课。他听讲的时候全神贯注，笔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我询问了他的情况后得知，他以前在一家企业里工作，退休后认为自己的精力还很好，再加上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都很感兴趣，现在终于有时间来好好钻研一下了。通过申请和交纳一定的费用就可成为正式的“旁听生”。他已经是老“旁听生”了。他告诉我，旁听生需要交一定的费用，根据听课的总数量，每学期的费用在五十到七十欧元之间，如果经济上不宽裕，只需要交二十几欧元。

我们社会学的大课上，曾经来过一位老太太，看上去也快七十岁了，打扮得很庄重，银白的头发烫得蓬蓬松松，穿着鲜红的高领毛衣，戴着金色的首饰。老太太听课也很认真，手握着镶着金边的老式钢笔记录着，时不时还举手提问和发言，好几次几乎变成了老太太和我们社会学老师两个人的单独讨论。好几次老太太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比如当她提到二战时期的社会状况时，老师觉得她的发言占用了太多的课时，就设法婉言打断她。谁知道她竟然和老师争了起来，最后略显不满地倚老卖老起来：

“年轻人，怎么说我的生活经验也比你丰富，那个时期的历史你们都是从书本上了解到的，而我是亲身经历了的！”

看着我们那位四十岁出头的男老师一脸的无奈，很多学生都捂着嘴笑了起来，议论着老太太真是胡搅蛮缠，生活经验又不等于学术研究。我脑中不禁浮现出了那句中国老年人在教育年轻人时常说的话：“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两相对比真令人忍俊不禁。下课后我听坐在老太太身旁的一位学生说，老太太的丈夫去世了，她自己一个人生活，养了条宝贝狗，平时没事就来大学里听课，我们讲义中的文章她全都看过了。听到这些，我看着那位身穿貂皮大衣和长筒皮靴的老太太远去的背影，刚才对她产生的滑稽印象瞬间变成了钦佩。

有一次，我看到阶梯教室的后排竟然坐着一个乞丐模样的人，过长的头发和一圈大胡子都极其蓬乱，粗糖的皮肤上红一块紫一块的，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老远就能闻到一股从他身上散发出的异味，应该是很久没有洗澡了吧。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竟然也手捧着我们的讲义在读！学生当中有人认出了他，说看到过他在步行街上卖小报《无家可归的人》。我走过步行街时，经常也会听到路边卖这种报的人吆喝：

“您要买份《无家可归的人》吗？”

我每次都低头走过。据说那份小报除了提供普通报纸的信息以外，有专门给无家可归的人们或是穷人们提供很多救助方面的信息：比如哪些社会机构提供些什么服务、在哪些部门可以得到哪方面的帮助、如何便宜地吃和住等等。付一个多欧元买一份这样的报纸等于给无家可归的人们捐钱。卖报的人也可以得到微薄的收，他们经常从早到晚，风雨无阻地在街边站立一天。

在海德堡老城的步行街上还常常能看见一个推自行车的中年大汉，满脸大胡子，很像马克思。靠近你的时候能闻到他身上满身的酸臭味。自行车后架上架着一个筐子，里面都是废旧物品。有一次我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听讲座，没想到他也来了，而且坐到了我的身旁，问我可不可以坐在这儿。在德国，只要不是对号入座，无论是在哪儿，一般都要问问已经坐在那儿的人的旁边的位子是不是空的。这也是一种习惯。我虽然冲他微微地笑了笑，点头表示可以，可还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椅子往边上挪了挪。看起来是给他空出了更大的空间，实际上确实有点受不了他身上的味道。他也许看出来了，冲我善意地点了点头。主讲人讲完了，到了听众提问的阶段。让我大感意外的是，他不仅举手提问，而且提出的问题我还不大听得懂，是有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纯粹是哲学问题。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讲座后聊了聊才知道，他是位印度哲学博士，东亚学某个学科的硕士。后来听人说，他捡拾废旧物品，过简单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环保，主要在实践古老东方哲学中回归自然的理念。更有奇者，比他还神，是位教授，在海德堡市郊的青山绿水中过着完全是野人的生活。海德堡的报纸还专门报道过他。

在海德堡大学有不少免费向大众开放的演讲以及讲座，但是听平常的大课确实需要注册“旁听生”的身份，也需要交费，不过这个规定是1998年才出台的，不知道在这之前是否向大众免费开放。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的课堂从没有人把门或检查身份，只要授课老师本人没有意见，实际上谁都可以旁听。我个人认为，任何有求知欲望的人都应该得到机会，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有没有钱。

有些下午甚至傍晚的大课，能明显感到学生们都有些疲劳了。这时不少学生习惯用手托着下巴，欣赏窗外的风景，放松眼睛和大脑，思绪飘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远处是海德堡连绵不断、云雾环绕的山峦，时不时飘洒着细雨。每当看到这样的景色，我都会想起杭州。虽然海德堡的青山绿水显得雄伟壮观，而杭州的湖光山色透着轻柔秀气，但这两座旅游城市都因无尽绵绵的细雨而频添了更多浪漫的气息。

除了大课以外，最常见的上课形式就是小型的专题讨论课。上这种课，教室里一般只坐二十来个学生。因为对参加的人数有所限制，所以大家需要在开学前报名。许多课都在新学期开始时向学生们出售讲义，主要是理论名著中必读文章的复印件。讲义按讲课顺序装订成册，每本售价在十马克左右。每学期的第一节课上，老师公布专题报告的题目，每个需要学分的学生都会轮到一次在课上做报告的机会。报告内容是介绍一篇讲义里的必读文章，这也是当天讨论的主题。每一次讨论课都是由一个或一组学生先作二十分钟的报告。介绍的文章是大家都泛读过的，只是报告里必须反映出深层的理解。之后大家围绕这篇必读文章以及报告内容展开讨论。讨论课的目的是促进学生们积极参与学术问题的探讨，老师只起一个带领的作用。

大部分基础门课或是必修课都给新生提供相应的练习课，由成绩优异的高年级学生来负责上课。他们把所有新生分成十个人左右的小组，提供不同的上课时间供大家选择。在练习课上，高年级学生往往用深浅出的语言把教授大课上的内容归纳一遍，并补充一些其他的相关内容。有的人则撰写一份扼要的说明发给大家参考。他们也应该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各个系的图书馆都有一排书架专门摆放这学期每门课程的重要讲义以及辅助教材。老师在课上提到的有关文章以及书籍，课后，学生都可以在这排书架上找到，学生也可复印。

参力大课的学分一般通过学期末的考试获得，而讨论课的成绩则是由学期中所做的报告，再力上假期中写一篇论文来获取。此篇论文，要求低年级同学写十到十五页，而高年级则会要求至少写二十页。每学期的成绩单出来以后，学生自己去各系的秘书处领取。

我参力的专题讨论课上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全职妈妈或是半工半读的妇女。她们和我们一样是拿学分的，应该是为了补大学的文凭。她们和学生们一样做报告，写学术论文。看上去她们往往比刚大学的学生更力珍惜学习的机会。遇到期末考试，练习课上的高年级学生就建议大家分成小组一起复习。三四个学生通过邮件或电话联系碰面的时间，利用课余或周末坐在大学食堂或咖啡店里一起复习。大家见面时往往先讨论一个小时，然后休息一下儿，再继续讨论。我参加过的各个复习小组里时不时也会有老年人或是中年妇女，为了迎接考试，他们会和我们年轻人一同努力。大家都称呼对方的小名，有问有答，有说有笑，没有任何的隔阂。

2亲爱的韦伯爷爷，求您指点迷津

申请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的时候，我在社会学系的网页上频繁读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斯韦伯的一生中，海德堡大学以及海德堡这座城市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1882年起他海德堡大学就读法律专业，在柏林大学取得了法律博士学位并在那儿获得教授资格。之后，马克斯韦伯正式在大学授课。1897年开始，韦伯在海德堡大学担任国民经济学的教授。但是由于严重的精神问题，不得不中途离职休假。直到1902年才返回海德堡大学继续任教。他1919年和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藤尼斯共同成立了德国社会学协会，并于1919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设立了德国大学的首个社会学系。马克斯韦伯最有名的著作就是从1904年出版并一再再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马克斯韦伯还在海德堡的一间陆军医院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院长。马克斯韦伯和夫人玛丽安妮在海德堡拥有较大的住所，女今已改建成为海德堡大学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德语和文化课程的学院。他们夫妇被埋葬在海德堡的山同墓地里。

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学科中，不管哪一门课都要研究马克斯，韦伯。我在社会学和人类学课堂上都做过关于韦伯的报告。我和大学的不少同学交谈过之后才知道，不论是政治学、哲学、经济史、法律学、历史学或宗教学等等，马克斯韦伯的著作都是必读的，他的理论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人和社会理解得很深刻，分析得很透彻，是一位无人能及的大师。

社会学系有一系列的阅读课，主要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一些社会学家的经典著作。学生们在课前自己阅读一些章节，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解深奥的内容。几乎每个学期都有马克斯韦伯著作的阅读课。我曾经参加过两次这样的课程，一次是在夏天。老师是一个很年轻的帅哥，刚刚三十出头，是马克斯韦伯某一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生。夏天的时候，楼顶的教室里比较热，我们每次走进教室，那位帅哥总是已经坐在讲台前了。他一般都脱掉了鞋子，只穿着袜子踩在地毯上，全神贯注地看着韦伯的著作，时不时歪嘴微笑一下，完全沉浸在书中，仿佛在和马克斯韦伯悄悄对话。课上，每当学生提出问题，帅哥都不急于回答，而是让我们自己先通过讨论去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一步一步地给我们提示。我每次都感到这位帅气小伙儿好像带着我们一群学生在一座巨大的埋藏宝藏的地方寻宝。他自己已经知道通往宝藏的地图，但还是翘首以待，希望学生们自己找到那里去。

另一堂阅读课的女老师是一位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研究了多年的专家，名字后面跟着法国人的姓。她头发和眼睛是黑色的，她也只穿黑色的衣服，包括各式各样的上衣、裤子、裙子或大衣。甚至佩戴的耳环和项链也是黑色的材料打制的，全身上下永远是黑色。不论是在课堂里还是在街上，从没有学生见她用别的颜色打扮过自己。这位四十多岁的女讲师让学生们轮流准备当日必读章节的报告。我感到准备关于韦伯理论的报告实在很有难度，如果是关于某方面总体的理论还可以参考很多分析和讲解的文章。但是按照一个个段落，一字一句地来解释和分析韦伯的文字，基本只能靠自己大脑的理解能力。韦伯的语言一句套一句，各种因果以及条件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德语中，一句主句可以由很多复句来修饰。有时书里的一整页面就是一句话。这跟中国的古典文献正好相反，通篇是言简意赅的警句，语句越短，所蕴涵的意义越丰富，表示越有文采。为了解释清楚各方面的关系，韦伯在每一页里都加了大量注解，正文经常只占用页面上的几行，而剩余的全都是附注的内容。

还好，女老师一再强调，不期待学生们个个都是理解马克斯韦伯的专家，就算是他们这些长年研究韦伯的讲师和教授们，也不认为对于韦伯书中的每个意思都百分之百地正确理解了，时不时还会对于某些语句的看法产生变化。因此老师只要求学生解释那些自己认为真正读懂了的内容。不过不理解的地方不但要提出来，而且还要报告关键的部分，讲明自己的思路卡在哪句话，甚至哪个词上。如果没办法追随、理清其中复杂的逻辑关系，就摆在课堂上大家一起讨论，这样才能帮助大家理解。老师经常说：

“一个学生看不懂的地方，很可能大部分学生都看不懂，千万不要藏着掖着，或停留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上！”

听了她的话以后，我发现学生们做报告时都大胆和自信多了，时不时会问一句：

“这句话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不知你们大家怎么看？”

有时干脆直接转向老师，问道：

“这一段韦伯的话我看不太懂，有这几种猜测……您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女老师经常把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文章放进学期资料架上的文件夹里，供感兴趣的学生们复印。当她发现那个文件夹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不少页数都脱落了以后，会幽默地提醒大家：

“文件夹里的材料被翻乱和撕破应该说是个好现象，代表用的人多了。但是你们不要把身上那些后青春期的好斗性发泄到那些材料上，也要为别的学生多考虑一下。”

在人类学系的课中也频繁讲到马克斯韦伯的世界观。在宗教人类学的练习课上，高年级的学生也给大家分配了报告的题目。我和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女孩一起准备韦伯关于学术研究中的客观性的报告。主要说明，本身不信教的学者如何客观地去分析宗教这种现象以及相关的理论。我们各自读了讲义中的学术文章，在大学的阅读咖啡屋里讨论了好几次。有一次下午，我们的脑子实在转不动了，开始互相抱怨，为什么韦伯的文章要写得如此晦涩难懂。不少社会学系的学生都说，有些地方，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一页面的内容，其实可以用一句简单易懂的话来概括。不过我听老师在教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曾经说过，在韦伯和马克思那个年代，文章通常都写得很复杂，他们习惯于一句主句附加很多关系从句，这样也代表了学术的深度。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学生们写论文时，语句表达应该以简单明了为主，不要重复，也不要用过多的关系从句。

塞尔维亚女孩住在海德堡的学生宿舍，对海德堡整个城市要比我熟悉。

“芊芊，你知道吗，这位有意为我们画了一幅迷宫图的老爷爷，他的墓地就在那儿。”

她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山。就在此时，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叫道：

“去墓地！”

既然钻研不下去了，为什么不去老人家的墓地寻找灵感？

虽说墓地在山上，其实离老城的大学广场也就几站路而已。在“山冈墓地”那一站下车的时候，天空开始飘飘洒洒地下起了小雨。墓地的大门敞开着，里面绿树成荫，和公园有几分相似，只是环境特别幽静，几乎没有人。我们合用一把伞，踏着青石阶拾级而上。山路上的两侧都是一排排的墓碑，修建得很整齐，每一块都很有特色，墓碑上的文字和花纹都雕刻得优美而精致。一些墓前摆放着鲜花。据说海德堡的山冈墓地，无论是环境还是风景，都是德国数一数二的，许多德国政治、文化以及学术界的名人都埋葬在这里。我是绝不会一个人去墓地的，还好现在两个人搭伴。由于很多大师们埋葬在这片土地之下，因此我们走在墓和墓之间的小路上，能感受到空气中那些充满智慧的灵气。我们俩都放轻了脚步，生怕惊扰了他们的睡眠。

按照墓地管理员指的路，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在树荫下、被灌木丛包裹着的马克斯韦伯的坟墓。它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简陋得多，只是一块极其简单的长方形墓碑，上面分别刻着：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和“玛丽安妮韦伯1870-1954”。

在墓碑的背面刻着马克斯韦伯的这样一句话：

“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这句话我在书中读到过，是夫人玛丽安妮为先她而去的丈夫的墓碑特意选的墓志铭。

就在我们俯身用手清扫墓碑前的落叶时，突然感悟到，躺在墓里的老人，思想曾经如此活跃。我们后人所面对的，不应是死气沉沉的文字，而是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和他如音符般跳跃的思想。我思索起报告中的某些内容，那一刻，我似乎茅塞顿开。

我和塞尔维亚女孩一起并肩站在马克斯韦伯的墓前。我大声和墓碑说了几句话：

“亲爱的韦伯先生，我们是海德堡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一个来自塞尔维亚，一个来自中国，都在读您的著作，希望您能指点迷津，帮助我们多理解一些您的思路，非常感谢！”

塞尔维亚女孩补充到：

“恳求您保佑我们明天的报告一切顺利，拜托，拜托，再次非常感谢！”

说完之后，我们相视而笑，心中感觉豁然开朗了起来。

人类学课上的报告确实很精彩，我们首先简短介绍了去拜访马克斯韦伯墓地的经过，给大家读了墓碑上的文字，同学们一个个颇有兴趣地听着。那节课上，我们仿佛把韦伯的灵魂带到了海德堡大学的课堂里，他也坐在学生中间听我们介绍他的理论。他曾经在这儿讲过课，应该对整个环境再熟悉不过了。我相信，他如果地下有灵，知道一代代的大学生都在绞尽脑汁去理解他的著作，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3“我的心遗失在了海德堡。”

几乎每个系都给新生提供作学术研究的门课，比如怎样使用图书馆和电脑系统进行著作和资料的查询，以及用什么方法写一篇学术论文等。

其实，在大学做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走一条相似的路。首先是选题，方法就是看一定数量的理论著作，从中找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各方讨论的观点，然后确定将要研究的课题；接着去找和自己研究课题有关的书籍、文章以及别的研究材料，通过仔细阅读，在书中寻找所研究问题的答案；然后在一篇文章中有条理地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探讨以及结论叙述下来。在德国的大学中，学生们最终所要学习到的能力就是怎么学术性地讨论问题，写短篇文章是这样，写硕士和博士论文是这样，毕业考试中也要体现这种。

大学的老师和教授们在教导学生时，所强调的永远是三点，第一，所研究的课题一定要是自己相对感兴趣的，因为理论上的探讨本身就很枯燥，如果完全不感兴趣，那就很难得出好的研究成果；第二，一定要带着问题去看理论著作，只有这样，书中的内容才会在脑子里有所保留，这本书才算没有白看；第三，学生论文中所有引用的来自别人的文章、书籍或材料中的内容，一定要标明引言出自于哪位作者，哪一年出版的哪一本书或哪一篇文章中的第几页，要不然就属于“盗窃别人的思想”。在第三点上，德国的大学是非常严格的。我交上去的第一篇论文就立刻被老师给退了回来，我在文章中好几处都看到老师写的话：“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引用了别人的话，如果是后者，那请标明，让读者能看出来。”据说教授们手中拥有一份电脑软件，里面是个数据库，收集了大量学术文章，学生们所交的电子版的毕业论文都会使用这种软件来核对，抄袭的部分很轻易就能被找出来。不过对于低年级的大学生，老师们还是比较宽容的，他们往往会提出问题让你自己修改，有时也提出修改建议。

说到写论文，不得不提海德堡著名的“哲学家小路”，大学生们总是期待在这条路上寻找写论文的灵感。哲学家小路是海德堡的一大景点，虽然标有路牌，但是游客很难找到它，因为太不起眼。

“哲学家小路”的在内卡河的东岸总共大约有两公里长，前面一段是上山的蜿蜒盘旋的小径，路上经过的一个花园，门竖立着一个大型的手掌雕塑，手心上写着一句话：

“今天已经哲学过了吗？”

“哲学家小路”的主要部分是一条横穿半山腰的较宽的路。走在这条路上，往下望去，内卡河和老城的全景尽收眼底，向前望，是被郁郁葱葱的山林掩映着的壮观的古堡。听说这里是海德堡观赏日落的最佳位置。小路上每隔一小段就摆放了一张长条木椅。经常能看到大学生坐在长椅上读着讲义，或是在手提电脑上敲打着键盘，时不时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其实哲学家小路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山路，由于居高临下，面对如织如画的美景，人的眼界往往变得特别开阔，思维也特别清晰和活跃。海德堡的大学生们都知道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描写这段小路的一句诗：

“漫游的人，来哲学家之路瞧瞧吧！在山谷中，你能寻找到答案。”

宗教人类学中最经常出现的一句名言就是：“任何事物本身没有意义，人类用自己的思想赋予了它们意义与文化。”之所以在人们的眼中，海德堡的这条哲学家小路拥有厚重的历史意义，那是因为很多著名的文人和学者都曾经来这条路上散步：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维克多雨果、马克吐温、海明威，等等等等。最有名的就要数歌德了，据说那时每天下午4点，这位文坛大师都会准时出现在这条路上，从一头漫步到另一头。歌德一生中八次来到海德堡，他曾经说过：

“我的心遗失在了海德堡。”

因此不论是海德堡的大学生，还是来自各方的游客，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去哲学家小路走一走，在那里感受一下海德堡历史上的一幕幕，同时也为自己找些灵感和启示。

第三章

1首先让大家了解，中国人为何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

我除了上自己的专业课外，我还经常去汉学系听课。很想知道西方人怎么研究中国。

中国人常常误认为，西方国家大学的汉学系主要是学习中文。学汉学，语言当然要学好，不过这只是学习汉学的基本条件。在汉学系研究的是中国从远古到当今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哲学、文学、艺术、医药等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除了中国大陆，汉学也研究台湾以及海外华人等。大约在一百年前，研究汉学的学者们仅仅读一些中国的古文，主要是先秦的文献和儒家学说，像孔子、孟子、老子等。他们也研究中国的诗词和文学。那个年代国家间交流很困难，很难掌握当时中国的现实中的状况，所以研究古代汉学比较容易，因为拜中国的文化传统所赐，后世存有大量的古代文献，只要做书本上的研究、考证就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汉学的内容才逐渐丰富起来。美国投大量资金，开始研究现代中国。这样西方的汉学开始区分古典汉学和现代汉学。现代汉学实际上涵盖的是中国的近代、现代和当代。

在德国，汉学的起源和当时中德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密切。当时在汉堡和柏林有一些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都觉得实在不了解中国这个古老国家，文化差异太大，与中国人交往中障碍重重，他们需要一些了解中国的专家。于是大学里就出现了研究中国的教授们，像弗兰克和威尔汉姆。他们并不是埋头躲在资料室里工作的科学家，而是都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们在中国待过很长的时间，和中国人一起做研究工作，也把很多西方的思想带到了中国，并且促进了中国对外界的逐渐开放。

新一代的汉学家为了研究工作，经常飞往中国，或采访某些人物，或做一些实地的调查。大部分汉学家都有另外一门专业学科，他们的工作就是把这门专业学科和中国联系起来做一些研究，最终目的是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讲出一些有分量的关于中国的观点，并且传授给他的学生。

不少选择读汉学的学生多少都能和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沾上些关系，他们当中有些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或是中德混血儿；有些学生曾经跟着父母在中国生活过。我在汉学系就认识一个上世纪9年代初在北京的德国学校待过两年的德国女孩。个别学生在中学时参力过学习中文的兴趣小组，或者以前的学校和中国某个高中进行过交流活动；还有些德国男孩交了中国女朋友，因此想通过在汉学系的学习更多了解另一半的文化；也有些德国学生在译成德文的丛书中接触了中国文化的某些世界观，比如《道德经》《孙子兵法》，读完之后就迷恋上了中国这块充满智慧的土地。近几年在德国的高校中也兴起了将经济置于文化大背景力以考察的综合性的专业，其中在一些经济管理和国际贸易的课程中加了汉语和基础中国文化课，主要是为了培养一些德国派往中国的经济以及服务业方面的人才。这些学生也要修汉学系的课。总之大家基于不同的目的相聚在海德堡的汉学系。

学习汉学的学生们，第一年的大学课程纯粹是学习汉语，先学拼音再学汉字。在这期间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学。之后大部分学生会选择去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某所大学的中文系或对外汉语教学单位巩固语言，并在那里修一些文化课。往往回到德国后，也就是大学的第二年以后才能真正开始上围绕中国的专题研究课。

在汉学系的门课上，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学生中大多是德国新生，也有不少中国的留学生。一位名叫魏格林的中年女教授站在讲台前，她中等身材，头发短短的，显得很干练，从方框眼镜后透出的目光很有神。女教授习惯每次都先点名。学生中有一位出生在德国名叫阿比的印度学生，他同时也是社会学系的学生。阿比有一个又长又绕的印度姓，教授念不清楚，往往只叫他的名字，阿比会开玩笑地提醒道：

“那我的姓呢？”每次都引来学生们的一片哄笑声。

汉学系的学生们最喜欢听德国教授讲在中国亲身经历的事。魏格林教授讲起自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去中国留学的一段经历：放暑假时回德国探亲，行前问一个帮助过她的中国家庭需要从德国带些什么。那个家庭商量了一下儿，郑重其事地提出要一台德国的彩色电视机。学生们听了哄堂大笑。大家想象着教授背着一台大彩电上飞机的样子。教授也说起上世纪8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对外国人很不信任。在中国拜访某位学者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必须大开着，生怕被人误解为“里通外国”。当时大部分保存档案资料的地方，像中央档案馆之类，西方学者是不允许进的，很多大学和一些系科，如国际政治系一类，都不对外开放。那时候的中国大学生们都刻意避开外国留学生，大家住不同的宿舍，在不同的食堂吃饭，中外学生之间很少有交流，最忌讳的话题就是政治。

讲述了一些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之后，魏格林教授便正式把学生们引向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首先让大家了解，中国人为何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因为近代以前，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她说那是因为历史上中国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天下”，也就是“天底下最中心、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中国人虽然承认有邻国的存在，但是很鄙视他们，把他们当成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中国相比的野蛮人，这些国家必须向中国皇帝朝贡。教授一再强调理解“中国”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中国发生的一切太重要了。

后来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惨败在西洋人的枪炮下，就这样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得不正视自己，而原有的最强大国家的梦幻也完全破灭了。之后中国一直努力在世界上重新找回自己强国的地位。教授举着一个个例子，比如争取2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努力发展经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激起了中国人无比的愤恨等。讲的时候，她一次次在黑板上画着忽高忽低的水平线来代表中国在世界地位上的平衡。

汉学系的第一节课，学生们完全被教授所讲的内容给吸引住了，中国的“中心概念”深深地印在每个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的脑袋里。我思索着教授讲解的中国的逻辑：曾经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中国人彻底失望，从此之后一直费尽心血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找回自己在世界上的辉煌地位。我认为她分析得很有道理。

然而，学生们学习汉学的愿望和现实之间毕竟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学生们真正开始学习才发现，不但学习汉语非常难，而且整个中国的历史以及政治背景也极其复杂，必须抱着很大的兴趣并不断地坚持才能学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例子，一位汉学系的学生在学习了一年中文以后，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接着几个星期后，他便中断了在中国大学的学习，坚决回到德国改了专业，原因是完全没办法接受中国又脏又乱的景象，感觉和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古老而又神圣的文化和秀丽的田园景色相差得太远了。

当然，去了一趟中国从此就不再想回德国生活的学生也为数不少。他们爱上了半夜三更还是人来人往、布满小摊的中国街道；感叹在中国办事的灵活性和行为规则的模糊性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一些汉学系的德国学生，在自己的国家缺乏机会，于是想到国外闯荡一番。来到了中国以后，他们每天经历着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的热情和崇拜，好像你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只要你是外国人，往那儿一站，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和我同一届的一个汉学系男孩在中国参力过电影拍摄。那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德国男孩来到中国少林寺学功夫。不少汉学系的学生还参与过中国的广告拍摄，主要是一些电视购物中的广告。

与我北京德国学校的那些同学不同的是，大多数汉学系的德国大学生们喜欢一头扎进中国本地人的生活当中，不但喜欢用中文交流，有些甚至还能流利地说中国的地方方言。我认识的一个汉学系女生就能轻松地用地道的上海话和摊贩讲价，那些上海人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德国学生都渴望通过半年到一年的留学时间好好了解清楚中国的所有特色。许多高年级的学生每个假期都积极往中国跑，把所有打工赚的钱一股脑儿都花在了那里。

如今在汉学系毕业的学生们都有较好的就业前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德国大企业对汉学系的毕业生不怎么感兴趣，只喜欢聘用懂经济的专业人士。不久，这些大企业就发现，撇开汉学家跑到中国去做生意的结果并不理想。语言不通，不了解中国文化，一些大企业中的德国人在和中国生意伙伴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问题。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汉学系学生在中德合作的大企业中找到了工作，不少开始时只充当翻译的汉学系毕业的学生最终成为了公司的长期职员，甚至领导。除此之外，汉学系也培养出了很多出色的翻译。据说在美国，汉学家们和政府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外交部和国防部时不时邀请汉学方面的专家们去参加座谈，大家共同探讨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而在欧洲，政治和科学的结合虽然还在发展阶段，但是德国的一些研究所已通过汉学家们的工作整理出了大量的与中国有关的信息，提供给政治家以及经济学家。

对于我来说，通过在汉学系的学习使我对自己祖国的方方面面加深了了解，不但填补了小学之后中国背景知识和文化素养的空缺，而且还通过西方学者观察中国的角度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刚开始在汉学系听课时我感到自己很有优势，不光在语言上，而且很多事情从小就耳濡目染，或多或少有些概念。但是深进去才发现，我的优势仅仅停留在普通话以及汉语简体字方面，而很多德国学生都能读繁体字的文章，有些还参加广东话的语课。

2教授安慰道：“失恋是让人很伤心，不过中国有一句名言，叫化悲痛为力量！这样报告一定会准备得更好！”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主任是一位名叫瓦格纳的教授，在学生们眼中，这位教授就和“神”一样。

瓦格纳教授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浅蓝色眼睛，直挺的鼻梁上架着副金框架小镜片的眼镜，总是习惯地将一片头发梳向右边。上身永远穿着衬衫，套着西装外套，系着相配的领结。上课的时候，瓦格纳教授在讲台前侧身对着下面的学生们，从一边踱到另一边，来回走动。嘴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中国历史上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每当提到研究汉学著作的名字，他会突然转过身来，低着头，眼睛从眼镜上方盯着我们，抬高眉头，问到：

“这本书你们一定看过吧？”

我只能吐吐舌头。我身旁的学生们也都左顾右盼，个个都哑口无言。偶尔听到一位学生说：“看过。”瓦格纳教授便会接着问到：

“里面第1页的那个观点你怎么看？”

那个学生的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最后只好回答说：“我记不清了。”

将近七十岁的瓦格纳教授打趣道：“记忆力还不如我。”

于是继续讲课。时不时蹦出英文、法文、中文、日文等等的专业用词，每当讲完一段就用“”〔法语：好）这个词来结束，同时把脑门前的那缕头发向边上一思。讲课的时候瓦格纳教授完全沉浸在自己所讲的内容中，经常提到某些细节就自顾自哈哈大笑起来，有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些学生勉强跟着笑，大部分人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讲的是什么。所有学生都钦佩这位教授那个如同百科全书的脑子，每次听完课，我都感觉到教室里各科知识“满天飞”，海德堡大学广场如同天女散花，不但听到了关于中国的知识，还了解了整个世界各方面的信息。大部分学生都有边听课边记笔记的习惯。往往在瓦格纳教授上课时，刚刚开始记就放弃了，因为速度完全跟不上，外语单词太多，专业词汇太多，信息量太大，还在想这个怎么写的时候，教授已经讲完了下面十个。因此只能竖着耳朵听，课结束后脑子里一潭浑水，大脑吸收的速度完全跟不上。

我同学中的一个女孩失恋了，没有心情准备瓦格纳教授课上的报告，就在他的谈话时间跑去问能不能把报告的时间推后。她本以为一定会得到同意，没想到瓦格纳教授对着她举起右臂，攥紧拳头，像中国电影里常见的面对党旗宣誓那样，说道：

“失恋是让人很伤心，不过中国有一句名言，叫化悲痛为力量！这样报告一定会准备得更好。”

“化悲痛为力量”这句话是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出来的。

大部分学生从不因为私人事情去找瓦格纳教授往往都是为了做报告、考试或写论文的事硬着头皮去。因为向他讨教会令人发怵。问题不在于瓦格纳教授对学生的态度是否威严其实大家都觉得他不但很和蔼，而且还很幽默。问题是一旦向他讨教，他就会提出无边无际的研究资料：

“这本书要看一下。那本书最好也看一下。”

结果让人望而却步，就觉得永远也准备不完。一个同学谈起自己的毕业论文是跟瓦格纳教授写时，不忘补充一句：“我知道，我给自己挖了个坟墓！”

瓦格纳教授经常请一些汉学家来海德堡大学做各种汉学研究专题报告。一次，一个汉学家介绍自己关于中国“试点”政策的研究。提问阶段，瓦格纳先生举手提问：

“有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是怎么实施新政策的著作，您是否看过？”

那个报告人听了，脸上写满了尴尬。让我们这些下面的听众感到，无论研究走了多远，在瓦格纳教授面前永远像个需要继续努力的学生。

海德堡的老城大部分都是步行街和弯弯曲曲的小路。学生们为了方便都喜欢骑自行车。我也经常看到身穿西装的瓦格纳教授骑了一辆又大又笨重的自行车在老城里穿来穿去。偶尔瓦格纳教授会带着自己的外孙女们在老城的街上漫步，一只手领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姑娘，另一只手推着一辆里面躺着不满一岁婴儿的婴儿车。有一次，瓦格纳教授带着两个孩子站在汉学系的楼梯前踌躇不前。原来婴儿车里的小外孙女睡熟了，而婴儿车需要折叠了才能拿上楼，瓦格纳教授犹豫了半天，转身用英语问身边的小女孩：“你觉得我们应该叫醒她吗？”

看到这一景象的同学把这一可爱画面描述给了我。

瓦格纳教授曾多年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研究，客座讲学，说英语犹如母语般流利。我和同学好几次在周末凌晨三四点路过汉学系时看到瓦格纳教授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那一刻我们都非常佩服这位汉学家旺盛的精力，我们这些年轻人经常是为了娱乐才熬夜的。

第四章

1“你知道汉语中，像什么社会、文学、科学、艺术、历史等这些词是哪来的吗？”

2004年8月，在海德堡大学举行了两年一次的欧洲汉学学术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五十多位汉学家和学者们聚集在海德堡，针对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学术研讨。

有如此多的中国学专家来到海德堡让我感到特别兴奋。虽然学生们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但作为一个在中德之间长大的女生，我很想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多做一些事。于是我决定利用这次机会采访大会的主办者瓦格纳教授。

这位曾经在1996年被选为欧洲汉学协会主席的教授在百忙之中挤出了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们约好星期六晚上8点在中文系他的办公室里见面。那天晚上，海德堡老城里到处挂满了圣诞节前的彩灯，中文系的楼里只有一两间办公室还亮着灯。

8点整我准时敲响了瓦格纳教授办公室的门。从外面侧耳听听，办公室里非常安静。

“请进！”传来了瓦格纳教授很响亮的声音。

我开门进去，瓦格纳教授正坐在手提电脑前，他转过头来：

“我们不是约好7点的吗？我刚刚还在想，如果采访我的那位女士还不出现的话我就要走了。”

我确定是他记错了。

“好吧8点就8点吧。”

瓦格纳教授笑眯眯的好像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记错了。

“我从早晨五点半就在这儿了。”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瓦格纳教授的办公室格外宽大，有一排玻璃窗。除了几排书架以及办公桌上堆放得满满的书籍以外，在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摞得高高的书和打印出来的资料。教授的办公桌边立着一个中等大小的旅行箱，我不止一次见过他从汉学系直接赶往机场。由于经常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很晚，因此这里有一个沙发躺椅供他小憩。瓦格纳教授请我在会客桌边的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我的对面。他穿着衬衫，套着西装，打着心爱的领结，在夜晚的时间段依旧显得精力充沛。采访开始前瓦格纳教授问了句：

“我们是用德语、汉语、英语，还是什么别的语言？”

我连忙回答道：“就德语好了！”

于是这位面带和蔼笑容的教授微微低着头，碧蓝的眼睛透过眼镜片期待着我的第一个问题。

首先我当然感兴趣他怎么会学习汉学，瓦格纳教授笑着告诉我，自己当年很迷恋佛教和禅，曾经想去庙里当和尚，但在他母亲的印象中，庙里的生活条件很差，只能吃到米饭，而且没有暖气，因此她坚决反对。结果瓦格纳教授就稍稍改动了决定，转向了学习汉学。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给予孩子们很多自由，对于她来说，只要不出家当和尚，别的她都支持。瓦格纳教授强调，如今，德国人听到有人学汉学，一般都会说三句话，第一句是：“这肯定很难！”第二句话便会问到：“学这个你以后想做什么？”说第三句话时，他们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噢，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而在当时，尽管难得有人学汉学，妈妈也从没有抱着怀疑的态度问过他“你学这些将来有什么打算？”一类的话，因此瓦格纳教授很感谢母亲对他的支持。

学中文当然要花很多工夫，瓦格纳教授说自己的学习方法是每天背五十个汉字和词组。为此他做了很多生词卡片，在卡片的前面写上中文单词，反面注上拼音以及德文翻译。每当坐在车上或是别的空闲时间，他都会拿出来背，认出的词放进外套左边的袋里，没认出的词放回到单词卡片的最后面。就这样他每个星期复习一遍所有学过的单词，每个月以及每三个月进行一次总复习。不过瓦格纳教授承认，老一代的汉学家们只能看中文字，汉语几乎一句也不会说。那时对中国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通过读文献进行的，学习汉语的目标就是能看懂文章。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古典文献。阅读以及理解起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说到中文，瓦格纳教授突然问我：

“你知道汉语中，像什么社会、文学、科学、艺术、历史等这些词是哪儿来的吗？”

我一时没能反应过来。他是想问我来自哪些中国的古典文献吧。这我怎么可能知道。看到我犹疑的神态，他接着说：

“大部分都来自日本，是19世纪后期西方词语的日文翻译。”这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瞪大了眼睛，问到：

“真的吗？”

瓦格纳教授点点头，继续说道：

“这一点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如果你今天去问一个有学问的中国人，运动这个词从哪里来，他一定会说中国词啊！事实上这也是日本词语。劳动也来自日文。几乎所有科学上的专用词语都是这样来的。”

瓦格纳教授第一次去中国是在上世纪8年代初，他是和一个德国旅行团一起去的。不过他坦率地告诉我，那时候他几乎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汉字发音基本上都念成第四声，因此也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说到这儿瓦格纳教授哈哈大笑起来，自嘲自己当时的中文是无声中文。他们刚到中国，自然受到接待单位的热情欢迎。在欢迎会上，当中方代表上台用汉语发表欢迎词时，却看到西方汉学家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目光直愣愣的。中方问怎么回事，他们用很结巴的中文说：“我们一点也没听懂。”瓦格纳教授说到这里又是一阵大笑。他抹抹笑出来的眼泪，然后接着说，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和中国的接触很少，研究中国也都是书本上的功夫，和中国人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汉语水平也很难提高。不过瓦格纳教授说，如今的汉学家们都在努力说好中文，也花很多时间去中国学习。

2中国的某些专家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由于在德国时经常能看到《上海文学》之类的杂志，因此瓦格纳教授第一次去中国时，对于那里的城市生活并不感到很陌生，相比之下，对于农村了解得就很少。当时他对中国文化被破坏的程度感到很震惊，看到的所有房子和大部分建筑都是新盖的，中国文化唯一的象征好像只是偶尔在远处的山上看到的几座寺庙。瓦格纳教授提到自己去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拜访，他家的摆设以及房子周围的环境差到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会客桌上只放了一个很破的烟灰缸，家里唯一的摆设品好像只有一个列宁像。

瓦格纳教授回忆起在中国的特别经历时，脸上的表情格外兴奋，滔滔不绝。他讲到自己在上海的一家小书店里看到了一套小册子，是关于干部下乡应该怎么给农民讲解沼气在农业上的用处。出于好奇，他就花了一块多钱买了那套十本装的小册子。回到德国后，瓦格纳教授翻译了书中的内容，寄给了德国农业部。当时他的想法是，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方法如果好的话，发达国家也是可以学习的。结果德国农业部对沼气很感兴趣，就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考察团前往中国，瓦格纳教授当翻译随同前往。他再次强调自己学的是无声中文，由此可以知道他译的水平如何。我想象着他翻译时指手画脚、挤眉弄眼的样子一定十分可爱。他们去了好几个村。

“您想象一下那种画面，两辆面包车停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里，从车里下来的第一位是个留着很长胡子的印度人第二个下车的是个很胖的德国人挺着大啤酒肚，他一下车就拿着仪器开始测量土质，第三个人就是我，抱着一本厚厚的德汉科技辞典。”

为期三个月的农村实地考察却让他们发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农村存在很严重的虚报产量的问题。一次和地方领导一起吃晚饭，瓦格纳先生把德国考察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一些数据向他反映。

“没想到他却说，虚报产量的问题他们都很清楚，我当时惊讶得差点儿晕过去！”瓦格纳教授无奈地摇摇头。

此后，瓦格纳教授去中国越来越频繁，都是因公出差。他也经常为海德堡汉学系的图书馆采购新书。这位汉学系主任买书的习惯是一本一本精心挑选，从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摞一摞地买。瓦格纳教授在1993年被授予德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一莱布尼兹奖。他把高额的奖金几乎全都投在了图书馆的建设上，使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图书馆成为了欧洲条件最好以及资料最齐全的汉学图书馆之一，光在这里就能找到三百多份外文原文的汉学杂志。而他收集到的一些早期中文杂志，连中国国家图书馆都没有。

为了方便，瓦格纳教授在中国北京有自己的住房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他形容那辆车骑起来声音很大。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他望向窗外，自言自语，“是你们的一段著名的相声里的一句话。”

我无奈地耸耸肩，很惭愧，我对相声知道得不多。

“噢。”片刻，瓦格纳教授似乎想起来了，“这辆车除了铃不响，浑身上下哪儿都响。”

我被逗笑了，眼前浮现出这位年近七十的教授，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漂亮的领结，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浑身上下哪儿都响的破车，摇摇晃晃地穿行于京的大街小巷的身影。在北京的胡同里，一旦有人冷不丁从任何一个门洞里钻出来，他必定德语、汉语混在一起哇啦哇啦一通口舌叫。

瓦格纳教授的夫人也是一位汉学家，两人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照瓦格纳先生的话说：

“我们经常会在早饭桌上提起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某个话题谈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夫人的父亲是著名的美国华侨，母亲是美国人。她在北京上的小学和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农村。那个村子里只有两个姓氏，各占村子里居民的一半。可在一个共同的集体经济形式内，同姓总是向着同姓的，姓氏不同，其心必异。于是他们一直为谁来管账争个不休。好在村里来了个插队的学生，管账这个责任就交给了瓦格纳夫人，两姓人从此也就不争了。后来他夫人的父亲去世，她才重返美国。瓦格纳教授提到他太太当时看了大量的中外名著，这对她以后从事汉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和太太最终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校园里相识的。

瓦格纳教授还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特聘研究员，但在他的眼中，中国的某些专家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中国学者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看的都是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日本人或西方人说什么，他们并不关心。而西方汉学家认为，研究学问应该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并不是说，学汉学就只是外国人到中国去学习。另外，中国学者们的外语水平十分有限，给予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带来很大的限制。就算是在北京，瓦格纳教授感到，西方学者也很难进行学术工作。主要原因是在北京能找到的外国以及外文的学术著作极为有限。特别是来自日本、美国、欧洲的书很缺乏。而中国学者们习惯于你参考我写的，我参考你写的，因此学术范围很有限。

3隐瞒事实以及制造假事实，长期来说对社会是非常有害的

经常出中国各大书店的瓦格纳教授发现了一个典型现象，那就是，如果一排书架上陈列着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写的研究同样问题的书，那么大部分中国人一定会选择那些已经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的书。那是因为中国读者们普遍对于许多来自自己国家的信息缺乏信任，特别是像一些经济上的数据等等。

瓦格纳教授还观察到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媒体也不信任。中国媒体也能披露一些真实情况，但披露真实情况的媒体所在地往往离事件的发生地很远，而披露的永远都是别的地方的事。瓦格纳教授说，自己的一位学生研究关于中国进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发展情况，他建议学生去对比一些中国媒体中的文章。他让学生随便找五份大一点的中国报纸，找出最近两星期有关中国加世贸组织后的文章，看看文章的结构，有哪些中心词语，这些中心词语在文章中出现的顺序，中国加世贸组织后的利和弊。结果几天后那位学生来找瓦格纳教授，说：

“这太不可思议了，文章的模式完全一样，就好像是一篇文章！”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

“我认为，不论是媒体也好，学术界人士也好，他们的工作都应该是帮助这个社会更多更好地了解自己，让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以及它的发展趋势有真实的、清楚的了解，这是应有的社会责任。否则我会很为这个社会担心。隐瞒事实以及制造假事实，长期来说对社会是非常有害的，一些危机会越积越深。”瓦格纳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有些激动，我感到他并不是对着我一人说，而是在告诉整个中国。

同时，瓦格纳教授认为：

“中国学者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的肩上背着整个国家的担子，他们要负起整个国家的责任。而在西方，我们对政治也好，对别的方面也好，都会保持距离地去看待，不会把我自己和国家画一个等号，而中国人恰恰是这样做的。不过总的来说，头上发表意见，在中国相对已经自由多了。”

瓦格纳教授提起自己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一个郭沫若纪念会，当着全部是颂扬郭沫若的研究者的面，他在会上却尖刻地批评了郭沫若。

“说完以后，心想这下完了，肯定会有个年轻人出现，对我说，我陪您回宾馆去整理箱子，然后我们一起去机场，您以后也不必再费心办中国签证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发签证给您。”

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当天晚上，一位地位较高的干部来宾馆拜访瓦格纳教授，他以前是郭沫若的一位学生，谈话中他表示，瓦格纳教授在会上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谈到说真话，瓦格纳先生表示，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情况下，都说真话。他让汉学系的学生们读列宁、马克思和斯大林的著作，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了解中国人的一些思维模式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并一直教导学生们：

“你们不是中国人，也不可能变成中国人，所以不要让自己习惯于他们的思维方式。”

这位坚持说真话的汉学家承认，某些德国的在华企业也开始隐瞒一些亏损数据了：

“他们以为亏损几年后，一座金山的大门就向他们打开了。这种事我从来不相信。”瓦格纳教授斩钉截铁地说。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发展时，瓦格纳教授的看法大大出乎我意料。他认为，2世纪的中国，从思想角度来说不是很吸引人，没有扣人心弦的发展，没有写出什么世界经典文学，没有创造出大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经济理论家，其实就是一个追赶性质的发展。

“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坐下来，说，这个实在太有意思了，我研究这个不是为了以后能有个工作，而是完全出于兴趣，因为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不如在近代中国出现得多。”

不过瓦格纳教授表示，几乎所有的汉学家都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中国的稳定性，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来研究。看法很汉学系系主任瓦格纳教授多，从中国快要崩溃了到中国是21世纪的火车头，西方汉学家们这种极端的心理状态一直持续着，主要因为很多关于中国的数据不稳定。瓦格纳教授兴奋地对我说：

“所有快速的发展与变化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里的发展，对于西方学者们来说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如果明天中国真的崩溃了，将会对整个世界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那么重要的一个经济元素。”

一眨眼的工夫，采访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谈话的最后，瓦格纳教授很感慨地说道：

“学汉学的学生们给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我很佩服这些学生，因为他们不但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而且有勇气去走这条路。”我把对于瓦格纳教授以及别的一些汉学家的采访己录写成了一篇文章，我感到这是一些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很有价值的内容，能够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人对中国的一些看法，于是就想向中国的报刊投稿。文章有幸得到了一位资深编辑的帮助和支持，不久被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

第五章

1我向驻中国的德国记者站发出了申请信

德国的大学鼓励学生们在大学期间多积累些工作以及社会经验，最好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看看，或者多学习一门外语。每个系都设有专门的办公室帮助学生们申请实习，联系去别的国家做交换学生或留学，以及找工作。因为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学生们都是在学校学习基础课，基本上没办法根据个人兴趣来选择学习的内容，回到家后的生活也主要由父母监管，年纪太轻，不够成熟，还不能完全独立。而大学毕业以后，大家面临着走上社会，每天的工作生活时间往往固定得很死。再之后就会慢慢组建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当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空间和自由就会越来越少。因此大学生经常得到的建议是，好好利用大学期间的自由和独立去闯荡世界，开拓眼界，不给将来留下任何遗憾。

采访了汉学家们之后，我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利用自己的双语条件和两国文化背景的优势在中国和德国之间更积极地做一些事，我很想去做一个实习。

在德国电视中，有时也能看到有关中国的专题片，一般都是通过个人、家庭生活的变化和某一地方的变迁解读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比如几个在“文革”中一起插队的青年三十多年后再次相聚，专题片就是循着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进行拍摄、探询，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而且通过他们自身的不同遭遇，反映了在时代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所碰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再比如，一部反映三峡搬迁的片子，解读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通人的命运。针对重大事件的专题片，则通过对事件中当事人的采访，尽可能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找出事件的深刻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这些专题报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强化了我去中国实习的想法。何况自己一直对媒体很感兴趣，何不去中国当一名见习记者？于是我就上网查询了一下德国媒体在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德国媒体一般分常驻和临时采访两种。常驻中国的有德意志新闻社、德国广播协会、明镜周刊、时代周刊和经济周刊，还有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等。我在北京德国学校时，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曾经来到我们学校做报告，主要介绍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当时我就萌生了当记者的念头。于是我向北京以及上海的德国记者站发出了申请信，没多久就一一收到了回复。大部分德国媒体得知我是中国身份以后，都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监管得十分严格，中国国籍的人在他们那里实习或工作会遇到很多麻烦，首先持中国护照无法进他们办公室所在的外交人员区，几乎没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出去采访，更不可能跟着一起出差去中国别的城市做报道。就在我几乎准备放弃这一实习计划的时候，没想到德国广播协会驻上海的女记者娄瑟弗里德利西却在回信中欢迎我去实习。她没有提到限制问题，只是告诉我实习生没有报酬。就这样我来到了上海。

上海这些年在经济上发展得很快，到处耸立着有落地玻璃窗的高楼大厦。在这座国际大都市里，我感觉不到北京的那些政治气氛。城市中也没有很多名胜古迹和公园，我看到不少晨练的老年人都站在路边的花坛里打太极拳。在这里，耳中飘进的几乎全是上海话。我在好些地方询问的时候，对方都用上海话来回答我。我突然间明白，为什么来过上海的汉学系的学生多少都能说几句这里的方言，因为用得实在是太普遍了。我观察到，上海的外国人比北京的还要多，甚至在地铁上，我的身边也挤着不少金发碧眼的人。他们身着西装，手提公文包，我感到这些西方人已经完全融了上海本地的生活，能自如地应付这里的一切。

一个半月的实习首先需要解决住的问题。德国记者站位于上海铜仁路，我曾经尝试沿着那条路找单间的房子。在德国找房子主要靠报纸，上面的租房信息非常全面。我对上海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就靠一个一个居民小区问过去，还真找到了几间正在出租的小屋，基本都是和别的学生合住，不过大部分住房条件都较差，特别是卫生间很脏。碰到了一两个合适的房子，房东要求至少住半年，结果一天下来没有任何收获。

从外婆那儿听说浙江大学在上海有个招待所，我决定去那里看看情况。浙大招待所位于上海四川中路的一幢旧楼里，坐很窄的电梯到顶楼，顶楼给人感觉像是新盖的，里面刚装修过，雪白的墙，木质地板，有双人、三人和五人房，房间里配有空调和电视。打开窗户面对的是苏州河，厕所和浴室是合用的，还算干净。招待所前台的小姑娘热情好客，我们很爽快地谈好了住宿价格，她承诺尽量不安排别的客人住进我的房间里。

之后，小姑娘带我去看看他们房顶上的平台，顺着他们自己搭的楼梯往上爬，还没到顶我就已经透过一旁的玻璃窗看到了外面的景色，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站在楼顶的平台直接面对着明珠塔和外滩，之间没有别的楼群遮挡，繁华的外滩近在眼前，感觉伸手就能触碰到明珠塔上的那颗巨大的圆球。我想象着夜晚站在这里，晚风袭来，对面的夜景尽收眼底。我立时觉得自己能住在这里真是很幸运。

第二天清早，我随着苏州河上传来的轮船的汽笛声醒来，兴致勃勃地直奔德国广播协会。上海的生活节奏很快，我一身办公室小女生的打扮，肩挎大包，精神抖擞，踩着轻快的步伐，加上海白领上班族的人流之中，我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还好住处附近有一趟直达铜仁路的公交车，我随着大量的人流挤上车。

娄瑟弗里德利西女士的办公室坐落在一座高耸的现代化商务办公楼的第十层，虽然我早已确认过地址，但却是第一次上到十楼。下了电梯，我一眼就看到左手那扇厚实的花玻璃门，门上的牌子用德文和中文分别写着：德国广播协会。我看了一下表，此时还不到8点，我便坐在靠门的地上，耐心地等待娄瑟弗里德利西女士的到来，脑子里想象着和她见面时如何介绍自己。不一会儿，电梯门开了，一位外国女士从里面走了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娄瑟女士个子特别高，绝对在一米八以上，看她的脸我必须高高仰着头。她一头金色的直短发，浅蓝的眼睛，戴着金边眼镜，高耸的身段让她的脸庞显得有些小。她身着灰色西装套裙，脚上一双深色高跟鞋。她虽然挎着女士手提包，但是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稍稍有些男性化。这位在上海独挡一面的德国记者热情地和我握手，脸上带着平易近人的笑容。我向她介绍自己：

“我就是来您这儿实习的海德堡大学的学生芊芊，很高兴能见到您！”

“哎，海德堡，我也曾经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很期待有机会能回到那座美丽的城市去看看，我想一切还是老样子，不像上海，几天一个变化。”

我笑着回应道：“是啊，我小时候曾经来上海的德国使馆办签证，和那时候相比，上海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娄瑟女士一边询问我在上海的住宿安排，一边拿着一大串钥匙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我跟着她进了一套高级公寓，内部很宽敞，一排落地玻璃窗代替了一部分墙，窗外是上海立交桥上穿梭来往的车辆。室内的装饰是中西合璧式的，所有出现文字的地方都是德文或者英文，而几乎所有的摆设品都是中式的。客厅划分成三个功能不同的区域，摆放着圆形会议桌的是会客区；由组合大沙发以及电视和音响设备组成的休息区；办公区里摆放着两张面对面的大写字台，上面安放着电脑，电话以及一系列媒体器械。娄瑟弗里德利西女士带我参观了里面的两间主要办公室，大一些的那间是她自己的，一排书架上堆满了书。我瞟了几眼，发现里面除了媒体书籍，也有很多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书籍和汉学家的著作，大堆的工具书中有我熟悉的德汉和汉德字典。她的办公桌很宽大，正中间摆放着电脑屏幕和媒体录音装置，物品都排放得很整齐。旁边的那间办公室是专门为实习生准备的，我看着自己的那张办公桌和上面的电脑，心里感到很兴奋。记者告诉我，旁边那台电脑里存有一些她录制的节目，我可以听听，以便了解一下儿她的工作。公寓里配有两个卫生间以及一间浴室，都铺着白色的大块瓷砖，通向阳台的厨房里配有冰箱、烤箱、微波炉甚至洗碗机等全套设备。我后来听说这套公寓是属于香港商人李嘉诚的。

这时办公室里来了两位中国人，男的五十岁出头，戴着眼镜，手腕上的金表闪闪发亮，旁边和他正讲着上海话的女孩披着乌黑亮丽的长发，一身碎花连衣裙让她显得年轻秀美。娄瑟女士把我介绍给他俩。原来他们都为德国记者工作的，女孩简称颖，是她的助手，同时充当秘书、翻译以及采访员。中年男子叫阿旺，主要给德国记者当私人司机，也算半个管家，帮她打理办公室里里外外以及生活中的一些杂事。

我刚开始实习期间，娄瑟女士刚巧被选为中国外国记者倶乐部的主席。她带我出席了好几次由外国记者倶乐部在上海举办的聚会，使我认识了很多国外各大媒体的记者。外国记者经常在某个豪华地点举行聚会。有一次是在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的宴会厅，主要节目是自助晚餐，以及给几位外国记者颁奖。每位来宾场费为人民币三百元。在节目正式开始前，我作为德国记者的助理在门接待宾客并收场费。所有的记者先交费，然后签到，最后把自己的名片塞进一个大玻璃瓶里。这种外国人在中国酒店里举办的活动让我很快想起了北京德国学校的一些庆典，只不过心情不同于往日，我已是大学生了，也没有签证上的烦恼。外国记者倶乐部举办的这种活动，主要目的是给外国驻中国的记者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场合，第一话题永远是在哪些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监控和限制，以及利用哪些办法可以绕过去。所有的记者们每天都在重新认识和射战媒体自由在中国的意义。

2采访穿着花花绿绿睡衣上街的上海人

短暂的新生活开始了。娄瑟女士给了我一把办公室的钥匙，我每天在她之前到达办公室，首先就是坐在给自己安排的那间办公室里上网收集当天的新闻大事，主要是登陆国际通讯社路透社的网页，在那里找出所有和中国有关的当日新闻，然后打印出来，放在娄瑟女士的办公桌上。她来到办公室以后，根据当天的时事来看是否需要特别报道。确定采访对象之后，由颖负责联系采访对象，安排采访时间，我从旁协助。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她就做自己选定的或是德国总部要求的并已经计划好的专题节目。娄瑟女士虽然毕业于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和政治学系，但是我很少听她说中文，她一般都把采访问题用英文写出来交给颖，小采访就让颖自己去做，遇到大一些的采访，就让颖陪同她一起去，由颖来向中国人提问，回到办公室以后颖会把采访记录翻译成英文交给记者。

采访完以后，娄瑟女士一般会根据采访内容和背景资料写一篇稿子，然后靠自己录音制成可以直接在德国广播中播出的节目，中间经常穿插一些接受采访者的“原声”以及一些背景的声音，例如上海街道上嘈杂的声音，用以增添节目的真实感。每当她录音的时候，紧闭的办公室门上会亮起红灯，表示完全不能打扰，大家保持安静，这时候颖、阿旺以及我都停止说话，做事时尽量不发出大的。

开始阶段，除一些翻译和文秘等工作外，我也跟着娄瑟女士外出采访。第一个采访任务是“西气东输”工程。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娄瑟女士带着我一起去上海水利局采访了某位官员，娄瑟女士把一些用德文写的问题交给我，我负责翻译和录音。

工作一段时间后，娄瑟女士也放手让我和颖一道出去采访。那次刚好赶上韩国和日本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第一个晚上是中国大战哥斯达黎加，第二天迎战巴西。当时上海市区的人民广场上支起了巨大的露天屏幕，直播比赛实况。球迷们把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我和颖奋力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寻找着采访的对象。其实在那种情况下，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情绪高昂，高举国旗，兴奋地喊着“中国必赢”的口号。采访谁都一样。只可惜中国队总是输。

随着对工作越来越熟悉，我也获得了独立采访的机会。一次娄瑟女士想做一个“马路上穿睡衣的上海人”的报道，她认为中国人穿着睡衣在大街上逛来逛去对于德国人来说是很新鲜的。夏天傍晚时分，住在小弄堂里的上海市民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吃完晚饭再冲个凉，然后换上睡衣，便很惬意地走出家门，或是在附近的小商店里逛逛，或是跟左邻右舍聊聊天，下下棋，这确实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繁华街市后面的特殊景象，是普通居民的生活场景。娄瑟女士让我和颖下班后，各自在回家的路上寻找采访对象。于是我特意提早几站下了车，在里弄里转来转去。每当看到生活小区附近穿着花花绿绿睡衣的上海人，我便迎上前问几句。他们大多对我的问题感到很好笑，穿睡衣出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还值得采访报道吗？其实，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家附近也是家，反正路上碰到的人都是认识的，穿得随便点也没关系。我轻轻松松就采访了好些人。采访过后我走进小区的一家超市买瓶水。付钱的时候，我前面站了一位穿着睡衣的老伯，看上去快七十岁了，睡衣上的那些小熊图案把我给逗乐了，我便又顺便采访他。他伸手指给我看小区门站着的一位大叔，光着上身，下身只穿着小短裤，老伯幽默地说，跟那个人相比，我穿着睡衣已经算是很文明了。说完，我们一起哈哈笑了。其实穿着睡衣上街体现的也是一种特殊地方的社会文化生活习惯，跟是否文明没有什么关系。德国人听到这样的报道也只会当成一种趣闻，决不会产生负面的看法。

上海高考期间，娄瑟女士派给我一个采访任务，但不是去学校采访参加高考的学生，她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去附近的酒店转转。开始我还有些奇怪，既然是高考，当然应该去学校，为什么要去酒店？当我来到酒店一打听，立时明白了娄瑟女士的用意。这真的很能反映中国教育背后的社会形态：一人高考，全家上阵，全社会大动员！

我来到了一家酒店，酒店的业务经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津津有味地给我介绍了他们酒店给高考生提供的特殊服务：休息房间和营养配餐。高考阶段，这里的生意特别好，房间已经全部订满。订房原因五花八门，有些是因为家离考场路程远，怕耽误了考试；有些家里来了客人，怕孩子分心；有的是因为邻居正在装修，怕吵得孩子睡不好觉；有的仅是租个钟点房间，供参加高考的孩子考试间隙来午休。酒店给学生们准备了一日三餐的各式“高考营养套餐”，经理说是请专业营养师配制的，能保证体力，帮助集中精力，可防紧张、虚脱。我惊讶地听完了这一系列的特殊服务，强烈地感到就两个字，那就是“累”和“弱”。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中国古代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秀才进京赶考，有钱人家派个书童跟随，也不过如此。可到了现代化的中国，高考成了每个中国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关卡。望子成龙本就是中国的传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期望值就更高了。农村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在社会竞争激烈、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城市，城里的孩子更是背起了三代人的期望，活得实在是太累了。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能够有幸参加高考的学生，成了众人手中的薄胎瓷碗，被小心翼翼地捧着，生怕一个不小心摔了。而孩子一方面紧张，甚至恐惧，一方面自我弱化，结果整个社会形成恶性循环：教育的目的被改变了，原是从中学开始，后来从小学开始，如今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生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愿望，考上重点班、校，这样参加高考的机率才大。结果家长和社会也是原来从中学开始，后来从小学开始，如今从幼儿园开始，强迫孩子心理弱化，孩子也不断地自我弱化。看看每年大学新生校那几天就足已令人震惊地感受到这种自我弱化的态势：不仅大学周围的酒店全都住满了送孩子上大学的家长，就连学校的体育馆也住满了人。如果仅让人看到体育馆铺满卧具的画面，人们一定以为这里发生了自然灾害。

后来娄瑟女士让我自己选题做一个报道。我思索了几天，终于想到了和我最有关联的一个群体，那就是：想去德国留学的中国中学生。我在网上浏览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了解到在上海，想去德国留学的学生们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自己申请德国的大学，另一种就是给留学中介公司交一笔钱，请他们全权代理。在上海德国领事馆的门，我利用那些年轻学生排队等候的时间，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对于那些奔着自己理想去德国留学的学生，我当然祝福他们能够顺利获得签证。但是根据我在德国接触到的一些中国中学生出国留学的情况，我对他们出国留学的前途感到不是太乐观。

刚进大学不久，我找到了一份给一批中国留学生补习德语的工作。这十几个来自中国东西南的学生们都是在中学期间通过中介公司来到德国的。由于德国不承认中国的学历，因此他们想要进德国大专院校学习，不仅要过德语关，还要补习德国中学的一些基本课程。而当时不少学生都是因为在中国的中学读不下去了，父母才想办法让他们出国。在中国时就不喜欢学习，到了德国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况且德国的学校以及老师给学生们很多的自由，不少中国学生往往滥用这种自由，经常逃学，身边既没有老师的管教，又没有父母的唠叨，真像是到了“自由世界”。没有过语言关的学生们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语言班，拿着父母汇过来的钱一笔笔交学。

我曾经帮助那些中学生解决和德国房屋管理员间发生的矛盾。走进了中国学生居住的楼层，我不敢相信自己是在德国。铺在走廊的地毯上全都是油迹和污渍，整个走廊两边的地上铺满了长长的一捆捆的电线。德国管理员解释说，学生们成天上网玩游戏，所以把电脑和各类游戏机、电器的电线都连接在了一起。偶尔看了一眼学生们开着门的房间内的情景，里面真是乌烟瘴气，床上、地上到处堆得乱七八糟。来了几个中国学生，我一看，全都是些“黄毛”和“红毛”，女生们打扮得比德国的“朋克”还要超前。他们见到我便一拥上前，像是向老师告状一般，个个都是滔滔不绝，又是何时何地打群架了，又是谁抢了谁的女朋友了，我到最后也没听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由于学生们经常到了半夜三更还吵吵闹闹，附近的住户投诉了很多次，有几次还叫来了警察，可是吵闹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我把管理员的意见翻译给学生们听。可没想到，有些学生竟然觉得管理员是多管闲事。他们认为自己交了大量的学费，所以可以为所欲为。我根本不好意思把他们的话翻译给管理员听。我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如果外国人管理局那里有他们太多的负面记录，也许等到这一次签证到期就不会给他们延签了，那他们就得回中国去，付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在这方面德国人是很不讲情面的。我无奈地走出那栋住宅楼，心里很为这些学生们的父母感到不值。花了大量钱财和心血把孩子送到德国，他们却在这里混日子，不仅不是在认真学习，反而因为太自由而玩得更疯狂。中国父母们肯定根本不知道这些真实情况，见到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父母们可能还会自豪地说：“我的孩子在德国留学呢！”那几年在德国出现了大批手持假毕业证书的中国学生，因此所有想去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从21年开始一律要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资格。

我在德国领事馆门采访期间，一位德国女士出来问过我的身份，我就告诉她自己是德国广播协会的实习生，想做一个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她听后微笑着走了。结果我刚回到娄瑟弗里德利西女士的办公室，就被她好好批评了一番，责问我为什么没有经过使馆的同意就自说自话地在那儿采访，她使馆的朋友打电话来证实我的身份，弄得她很不好意思。对于自己欠考虑的行为，我向德国记者道歉，但也解释说，我只在使馆门外采访，想利用学生们排队的时间，整个过程是悄悄地进行，并没有大张旗鼓，希望没有妨碍或影响到任何人。

3采访孙道临

这次之后，娄瑟女士安排了一个关于上海名人的专题报道。这让我心中多少有些激动。会是谁呢？娄瑟弗里德利西女士对上海名人并无概念，她只能把确定采访对象和联系工作交给颖。助手颖是通过上海外事办公室的批准才能为德国媒体工作的。颖在这儿也工作几年了，业务也算驾轻就熟，但我也能明显感觉到，颖为德国记者工作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那天颖兴奋地告诉我，她联系到了孙道临老人，而且他老人家也同意了接受德国电台的采访，还很热情地请我们去他家采访，因为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出来不太方便。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后，我天天期盼着能早日见到他。为了更好地了解孙道临老人的一生，也为了准备几个想问他的问题，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他的资料。

孙道临毕业于燕京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做过职业话剧演员。抗战胜利后，步影坛，先后出演过《大团圆》《雷雨》《乌鸦与麻雀》等多部著名的影片。1949年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主演过《渡江侦察记》《家》《不夜城》《永不消逝的电波》《革命家庭》《早春二月》等影片。他还是著名的电影配音演员，为《王子复仇记》《基督山恩仇记》《白痴》等二十多部外国影片配过音。可以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看孙道临等著名演员演的电影长大的，而且大部分是革命题材的电影。看电影是他们少年时代的最好的艺术享受。直到现在，他们的中还时不时冒出几句那个年代的电影的经典台词。孙道临的电影我只看过一部，那就是《家》。

到德国后，爸爸怕我忘记中文，常常带我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图书馆借中文书。那时的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图书馆，却在德国的环境中看到了十分丰富的中文书籍。书按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医药、自然科学、文学作品分类，排列在不同的房间里。爸爸曾经带我去看图书馆在地下室的“宝藏”，那里不但可以看到电子版的《四库全书》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档案，收藏年限最长的报纸一直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当时我毕竟还小，能引起我兴趣的也只局限于小说区的几排书架。我特别喜欢看琼瑶、张爱玲、老舍等的作品，巴金的《家》就是那个时候看的。除了书，爸爸也会偶尔从图书馆借一些中国的片子回来。我们也一起看了电影《家》的录像带。孙道临在影片中扮演大哥觉新。因此孙道临在我的脑海里定格的形象就是梅花前身穿中式丝绸服装的青年，英俊潇洒，文雅而又懦弱。我禁不住想象，如今他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他会跟我们谈些什么呢？

那天天气晴朗，阳光不是特别强烈，阿旺载着德国记者、颖和我来到了孙道临在武康大楼的家。这是一幢极其普通的中层住宅楼，显得有些旧了，没有围墙，也没有保安。我们一节节踩着灰色的楼梯往上爬，每一层有两家住户。到了某一层，颖站在左手边的门前摁了门铃。孙道临自己开的门，这位八十多岁的著名电影演员慈眉善目、笑容可掬，他一一和我们握手，德国记者感谢他接受采访，并介绍说，颖和我是她的助手。我感到孙道临面对高大的德国女记者时稍稍有些拘谨。但是看到颖和我这两个中国姑娘时就展现出老爷爷面对孩子惯有的慈祥神态。他热情地把我们请进了他的客厅。孙道临家里的布置和摆设都极为朴素和大众化，像是任何一位普通中国爷爷的家。老人请我们三个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在我们对面书桌边的藤椅上，背对着堆满了书籍的书柜。虽然已是满头白发，但是他精神矍铄，眼睛里很有神。我很想问他一些关于生活方面的问题，比如如何保持健康和养生。

在寒暄之后开始了正式采访。首先娄瑟弗里德利西女士询问起了他的演艺生涯。这位经历过历史沧桑的白发老人突然神态凝重，语调也高了起来，开道：

“西方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中国……”

他眉头紧锁，目光严厉和我外公讲起日本如何侵略中国时的神态几乎一模一样。接着他控诉起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资本家们的恶行。这时采访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我明显地感觉到这些不是德国记者想听到的。果然，我注意到，娄瑟弗里德利西女士手握的话筒虽然对着孙道临，但是记者迟迟没有按下录音键，好像一直等待着别的内容。十几分钟过去了，孙道临老人依旧是“帝国主义”不离，娄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感觉到她就要爆发了。还好，她继续忍着。没过一会儿，采访就提前结束。大家感谢这位著名演员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这么草率地就离开这位名人的家让我感到很惋惜，自己准备的关于他如何养生的问题没有机会问了。

到了楼下，女记者的脸已经涨得通红，突然转向颖：

“你怎么能找这么一个人做采访对象？！这样的报道在德国是没有人会听的。”

接着她抱怨整整浪费了一个上午宝贵的工作时间。她命令颖立刻回办公室重新联系别的采访对象。

我愣在一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颖红着眼睛，黯然离去，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的。一方面，采访的是位中国的名人，而且年纪这么大了，这位老人很容易让我想到和他几乎同龄、从小参力革命的外公。不论是什么年代，外公总是拿着红色的笔，坐在永远是摊开着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或是其他宣传毛泽东思想以及共产党的政策的书前，伏案阅读，不停地一行一行地画着。孙道临可能和外公一样，属于正统的“革命者”。我觉得即便是意识形态不同，可既然安排了采访，出于对他的尊重也应该把这次采访做完。孙道临专门安排了时间，但是他的话语却完全没有被尊重，因为一个音也没有录下来。我觉得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常常被大部分中国人指责为带有偏见的歪曲。撇开中国官方的舆论导向不谈，单就个人情感而言，至少存在着远近亲疏的文化、社会背景因素。我同情孙道临，而不赞同娄瑟女士的做法，因为在我与孙道临和她与孙道临的文化、社会关系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我与孙道临的关系中存在着他塑造的形象、这些形象对我的父母及我的影响、我外公与他相似的革命经历等等可以触摸到的亲近因素。而她与孙道临之间完全是陌生与空白。这种陌生与空白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就催化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娄瑟女士早就认识孙道临，甚至跟他是朋友，即便话不投机，也不可能如此的不客气。

实习期间我渐渐了解到，德国电台播放关于中国的一般报道确实难以吸引听众，照娄瑟的话：“往往两分半钟的报道都觉得已经太长了！”听众所关心的来自中国的信息，一般都是经济方面的，比如德国企业在中国是否成功或怎样和中国人做生意一类的。许多听众一听到对中国政治方面的分析或是有关中国发展的讨论就会立刻换台。不过有关中国负面的新闻报道往往更会引起西方听众或观众的注意。但对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这类报道的工作难度会很大，因为来自中国的负面消息大部分刚好都是中国政府监控最严的敏感话题，如少数民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等等。外国记者去外地采访必须向当地“外办”申请许可，等于是向监视自己的人报到。如果被发现私自采访很可能会被逮捕。

实习结束的前一天，娄瑟弗里德利西女士一大早就写好了对我的评语。评语中特别提到了我的双重文化能力以及遇事时能保持平和的心态，还有就是独立解决实习期间的生活和费用。她在晚上请大家去一家高档餐厅吃饭，算是和我辞行，吃饭时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昂。实习结束的那天，德国记者因为赶着去采访，所以匆匆和我握手告别。

第六章

1学生要给主考教授提供一张书单

转眼间，大学的学习生活接近尾声。我终于拿齐了所有的学分，可以正式进最后的毕业考和写论文阶段了。

在德国的大学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先写论文还是先考试，分别是半年时间。给予学生们半年之久的考试时间，主要是因为每个学生都有两到三门课，每门课都要考好几个课题。考试的题目由学生们自由选择，可以从曾经上过的课里面选课题，也可以通过看理论的著作自己命题，然后找一个做这方面研究的教授讨论考试的范围。

在社会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课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现代化理论：一个国家从远古走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哪些是必经的发展环节，要具备哪些内在与外在的因素，以及普遍会遇到哪些问题；另一个就是社会政策：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社会政策，一个国家为什么需要社会政策，以及各个国家出现了哪些不同的社会政策。

社会学是一门西方的学科，理论以及结论都是西方的社会学家提出总结的，主要研究的对象也都是西方社会。每当接触到一个新的社会学理论，我都会联想到中国，思考着这个理论在中国是否也能够得到验证。

我很想在社会学的毕业论文中探讨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结合我最感兴趣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社会政策。在这个领域，涉及所有公众利益的无疑是社会保障体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转变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所有社会问题中，医疗卫生的问题最为突出。而医疗保险最能说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因为自1949年以来，医疗保险制度就始终存在着。

一般敲定考试的题目以后，学生要给主考教授提供一张书单，一般是八到十本书左右，考试就围绕这些著作中的理论而展开。但要选定这八到十本书就需要看更多的书，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为只有在泛读了大量的著作之后，才能决定哪些书对论文最有帮助，以及如何限制理论的范围。然后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精读自己选出的理论著作，要深层次地理解，最终目的是能够和教授用学术的方式去探讨一个课题。

2瓦格纳教授说：“看看我上次去中国时带回了什么！”

我在社会学系的图书馆找了大量关于医疗卫生保险体系和社会政策理论的书，之后也来到汉学系的图书馆，找了不少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书，还有一些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著作。但翻看之后总觉得资料不够充分，数据也令人生疑。在撰写学术著作时，严谨的学者很难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资料，即便不得不采用，也必须加一句：资料来源中国官方，不准确，仅作参考。面对这样一些中文图书资料，我怎么才能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呢？

正在我一筹莫展、怏怏地跨出了汉学图书馆大门的时候，刚巧看见瓦格纳教授迎面走来。看到我满面愁容的样子，瓦格纳就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把我的苦恼告诉了他。瓦格纳教授听了，很自然地说了句：

“我帮您找找看。”

于是他快步走进了图书馆，我赶紧跟上去，一路感觉瓦格纳教授腿脚真是好，我得加紧步伐才跟得上他。瓦格纳教授来到了医药的书架前，拉了张旁边放着的椅子，“噌”的一下就站了上去，我刚想伸手去扶他一下，只见他已经稳稳当当地站在高处翻书了。他很快地从一排排书架里抽出了五六本，一本本递给我，我每接到一本就大概翻翻，觉得都非常有用，有讲毛泽东时代的医疗体制的，也有对比中西方医疗体制的书。瓦格纳教授一边从椅子上下来，一边说道：

“这几本我个人认为是写得比较好的体现中国医疗体制的书，都在医药类这块儿，而不是放在社会类那里，希望对您有帮助。”

瓦格纳教授用一只手拎起椅子放回原处，我刚要感谢，他突然眼睛一亮，说道：

“您跟我来！”

又是瓦格纳教授风风火火地走在前面，我紧赶慢赶地跟在后面。我们穿越了几条长走廊，来到了通往楼下的楼梯，瓦格纳教授如年轻人般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我因为手上捧着几本书，动作没那么快，险些就没跟上。

我们来到了汉学系的地下藏书室，站在了管理员办公室的门前。瓦格纳教授敲了敲门，里面的人开了门，小房间里堆满了刚从中国运来的大邮包以及新书。

“我上次带回来的那几本研究报告呢？”瓦格纳教授问道。

管理员从一个书架上翻出了几本大册子，瓦格纳教授赶紧接过来，对我：

“看看我上次去中国时带回了什么！”

我好奇地瞪大了眼睛，他把一本书的第一页目录翻给我看，全部都是探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给医疗卫生保险体系带来的后果以及评价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学术文章。

从瓦格纳教授手上接过这本宝贵的研究材料以后，我立刻跑去复印。仔细读了前言后才知道，这本名为《中国发展评论》的研究报告属于内部资料，厚厚几大本，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情况向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其中在25年出版了一本增刊，全部是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专题研究报告。

这样在我的手头已经汇集了不少著作、资料，有中国卫生部门内部的政策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评估报告，大量来自西方社会学家和汉学家的专著，以及中国本地研究人员和学者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保险体系的研究著作和评论文章。

3我的两位指导教授

就这样，我基本确定了自己的论文题目。接着就是找指导教授。社会学系的科尔教授愿意当我的指导教授。

撰写论文，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和指导教授沟通，了解他们的看法，听取他们的建议。当然，作为教授，给学生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有社会学系的教授，每人每星期只有一次谈话时间，一般是两个小时，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这段时间去找教授谈。每位教授的办公室门都贴着一张谈话预约表，每个学生一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有些学生只是需要教授的一个签名，很快。但是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十分钟太短了。在谈话时间，教授办公室门的椅子上和地上往往都坐满了学生：看着书，喝着水，聊着天，等待。轮到一个学生进办公室，大家就希望他能快点出来，这样就能早点轮到自己。但大部分来商量考试内容以及毕业论文的学生，往往都想多得到些答案，经常就把十分钟变成了二十分钟，甚至三十分钟。有一次，一个同学在过了四十多分钟后才走出来，红扑扑的脸上出了不少汗，细碎的头发都粘在了脸庞上。看到门那些等得不耐烦的学生们略带责备的目光，只好低头快步离开。

第一次踏进我的指导教授科尔先生的办公室，我就感到空气非常不好，窗门紧闭。在我之前教授已经见过不少学生了，所有人吐出的二氧化碳混合在空气中。科尔教授的办公室很小，方方正正的，四周都是堆得满满的书架，中间是他的办公桌，上面摆放着电脑以及一堆堆打印出来的资料，毫无秩序地铺满了整个桌面，地面上也全都是资料和一摞摞的书籍。科尔先生的会客桌很小，靠着墙，三面摆了三张椅子，一张靠门的给学生坐。我坐下之后，他自己坐在正中间那一张。为了在会客桌上留出一小块地方放我的资料，他就把桌上能腾开的东西一股脑儿都堆在了旁边的椅子上。结果没放稳，一厚沓纸张散落了一地。

科尔教授是社会学系公认的老好人，脾气特别好，他的研究方向是社会保障。在阶梯教室上大课的时候，经常是捧着讲义一句一句地“照本宣科”，这样的上课效果自然不好。下课前十分钟，有些学生就开始不耐烦地用手指的关节敲击桌子。在德国的大学课堂，学生们往往在课结束的时候用敲桌子来表示感谢老师的课，但是由于科尔教授的课不是很生动，因此很多学生早早开始敲桌子，是为了催他快点下课，显然不是礼貌的做法。这位社会学教授每次听到敲桌子声，都会马上看看表，然后就腼腆地笑着说：“还有一点时间嘛！”，接着继续讲课，学生们的聊天声却是越来越响，不少同学开始把桌上的东西一样样收回包里。科尔先生看在眼里，脸上布满慈祥的笑容，坚持把课讲完，没等他说完那句：“我们下星期见！”立刻震耳的敲桌子声响起。

这一次，我是倒数第三个进了科尔教授的办公室，刚准备针对我的论文提问，便发现他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算算他已经连续讲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话了，我赶紧问他要不要喝点水，他笑了，缓慢地说道：

“对，我是该喝些水了，午饭以后我就没再喝过什么。”

于是低头抬头满屋子找，结果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喝的东西。我看见教授的书架上的一角有一盒薄荷袋泡茶，旁边是一罐中等大小的卡布奇诺粉，以及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插了一个小铁勺。但是环视了一下教授的办公室，却没有找到电水壶。看着教授很想喝水却又找不着水的样子，我很想帮他做点儿什么。这时候，我想到了旁边的洗手间。德国的自来水是可以饮用的，特别是海德堡的水来自山泉，同学们经常拿着水瓶在洗手间里接水喝。于是我就主动提议去洗手间给教授接一杯水来，他听了很高兴，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很干脆地说道：

“好啊。”

于是我拿着教授递给我的杯子，迅速地冲向同一层的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刚要接，才发现那个杯子的底部有一圈污垢，就先把杯子洗干净了再接水，然后端着水杯小心翼翼地回到他的办公室里。科尔先生在谢我的同时迅速地接过水杯，喝了几大，他看上去舒服了很多，请我坐下，开始和我讨论我的论文。谈话中，科尔教授又拿着水杯喝了几。

在科尔教授的谈话时间里，我是比较拖延时间的一个学生，有太多的问题想要好好讨教。科尔教授一谈到社会保障政策的发展就一发不可收拾，一会儿从这边的书架中抽出一本书，几分钟后又起身站在另外一个书架前寻找着某一本社会学理论著作。和学生谈话时，他很少刻意控制时间，而是尽量细心地回答学生所有的问题。谈着谈着，好几十分钟就过去了，想着外面等待着的那些同学，我不得不起身和教授道别，觉得还有一大堆问题没来得及问呢。

显然仅靠固定的“教授每周谈话时间”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的。因此我决定在论文课后去找科尔教授谈谈，我知道这样占用了他的休息时间，但我实在是太需要他的指导了。

这天，我整理了一些论文中困扰我的问题。在傍晚的论文课结束后，我敲响了科尔教授办公室的门，他开了门，面带笑容地和我打招呼：

“哈喽！”

“我能不能打搅您一会儿，我有几个关于论文的问题想问您。”

“当然可以，请进！”科尔教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时候天已经有些暗了，教授的办公室里开着日光灯，电脑屏幕开着，看得出他刚刚一直在电脑里写着什么。

我听出科尔教授的嗓子又是沙哑的，便又一次问到：

“您要不要先喝点水呀？”

“是呀，是呀。”科尔教授开始四处找着，还是什么喝的都没找到。

我之前想到了这个问题，来之前顺路去超市里买了一大瓶饮料，我从包里拿出来，问科尔教授：

“我这里有瓶饮料，给您倒一杯吧。”

科尔教授这次也不客气，挺高兴地回答道：

“噢，您带来了喝的，那我就喝这个好了！”

接着他不知从哪里翻出了两个玻璃杯，一人面前放了一个，我将两杯都倒满了，他立刻拿起自己面前的那杯，也不管是什么，一气就给喝完了。

“喝点儿水真是舒服啊！”科尔教授感叹道。我再次给他倒满。我把收集到的那些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保险体系的发展状况和中国政府对此的认识过程，以及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概括在三页纸上，摆在了科尔教授的面前，他迅速地用目光从上到下“扫”了一遍，看完后并不感到吃惊。他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也经历过。那个时代，资本家们的心思都花在赚钱上，根本不管工人们的死活，在非常劳累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工人们病的病、死的死，最后结果是人力资源的减少以及生产力的下降。渐渐地，工人们也开始组织抗议活动。科尔教授强调，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出现在德国，当时的俾斯麦政府注意到了工业社会中大量劳动力无任何保障的生活处境，因此德国政府为他们建立了医疗、工伤、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并投了大量资金。

“您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政府并不是完全出于人道主义才给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的，而是因为社会保障政策不但帮助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和生产能力，也维护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科尔教授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道。

聊着聊着，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社会学系的管理员，他看到了办公室的灯光，便来通知我们要锁大门了。这时我一看表，已经快9点了，上帝啊，我占用了科尔教授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不过，”我刚想起身告辞，科尔教授却像想起什么：“我对中国的状况非常感兴趣，但毕竟不了解具体情况。因此你应该再找一位汉学家作为你的指导教授。您心里已有这样的人选了吗？”

“您觉得原来汉学系的魏格林教授怎么样？”

我知道魏格林教授也在关注中国的医疗健康问题。她还与中国某大学合作，在中国某地区调查那里的儿童健康状况。

“她当然很合适。不过我听说她现在在维也纳大学任教。这样您可能需要花不少路费。”

“我爸爸现在也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我常去他那儿。”

“那就再好不过了。”

和科尔教授不同的是，魏格林女士是一位比较严厉的教授，和学生面对面谈话的时候，难得见到她的笑容。她也不像科尔教授那样，自发地说很多话。很多学生都喜欢选科尔教授考头考试，因为不是一问一答，而更像是在和教授围绕一个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哪怕你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该从何说起，也不会冷场，因为科尔教授往往会主动说一些启发性的话。而与魏格林教授谈话，往往事先要作充分的准备，因为她大都静静地靠在座椅背上，等着你开，犀利的目光透过镜片一刻也不离开你的眼睛，好像在审视你，仿佛在通过你的话语来评价你的知识面，让人感觉每一句话都要想清楚了再说。不过严厉归严厉，我经常听汉学系的学生们说，魏格林教授是个好心人、细心人。

为与她谈话，我专程去了维也纳。魏格林教授听学生说话时经常缓慢地抽着烟，等学生说完了，她会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或是架在烟灰缸的边沿上，然后开始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她的话不多，但极为精炼，等她开说话时，往往早已把学生的想法和思路当中的问题摸索得很清楚了。魏格林教授讲解问题时，面前放一我终于从社会学系毕业了张白纸，她喜欢一边说一边把提到的关键词记下来，以及用箭头之类的符号标明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谈话结束，往往也写满了整整一张纸，她会很自然地把那张写满内容的纸递给你，方便你回家参考。

不过有一点魏格林教授和科尔教授很相似，那就是想起了什么随时起身去书架找书。也许这是所有德国大学教授的习惯，对所有自己研究领域的著作都如数家珍。教授们习惯了说话有凭有据，也习惯自己随时更新记忆中的某些知识，当然主要还是为了能立刻提供给学生准确的信息：哪位作者在哪一年写的哪本著作中的什么地方提到相关内容。当魏格林教授欣然接受作为我的另一位指导教授之后，便立刻跟我展开了讨论。她提到一本对我很有帮助的参考著作时，立刻起身去书架找，她在书架前仔细地翻过来看过去，终于找到了那本和我的论文课题息息相关的著作。

“啊，在这里！”

魏格林教授自言自语地说着，又快步回到办公桌前。半路上突然绊了一下，原来没看到地上堆了一摞书。魏格林教授身子向前倒的时候及时用手撑了一下地面，才没摔倒，原本捋在额头一边的头发全滑到了眼镜前面，她把头发往边上一甩，重重地叹了气，笑着对我说道：

“还差一根头发我就摔倒在地了！”

在两位教授专业和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在半年后递交了毕业论文。

第七章

1我为去北京参加或观看残奥会的人做报告

递交了毕业论文便意味着快要毕业了，心里总有点儿恋恋不舍，舍不得舍弃学生身份，舍不得离开大学生活。作为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总希望毕业前能多接触一些社会工作。行将毕业之前，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我计划2008年冬季学期毕业。毕业前能再做些什么呢？我挺怀念在上海实习的生活，紧张、丰富又饶有兴味。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正望着天花板发呆，突然一个念头从天花板上蹦了下来：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接着又在北京举办残奥会。我为什么不能去那些国际盛会再当一次见习记者？！这个念头一萌生，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不仅能够以学生身份参加最后一次社会实践，还能回到北京去看看。

从时间安排上来看，我更有可能去9月份的残奥会。可我从未接触过残疾人的工作，我的毕业论文跟残疾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凭什么去申请这样的机会？又到哪儿去申请这样的机会？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得知，汶川地震之后，海德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建立了一个帮助残疾人的小团体。组织者是我在海德堡参加为汶川募捐活动时认识的一位在海德堡大学法律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说来也巧，他们也在找我，希望我能参与他们的工作。海德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本来不多，学社会学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可能是他们找我的原因。在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不久，这个组织得知时任中国残疾人协会副主席的张海迪正在德国，他们立刻跟张海迪取得了联系，邀请她来海德堡作一次演讲。现场翻译的工作就交给了我。

在张海迪演讲现场的第一排，有一位坐着轮椅的德国男人，学生团体把他介绍给我认识。原来他是海德堡附近一家残疾人轮椅以及康复用品公司的老板，名叫海勒，看上去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黄头发，蓝眼睛，长相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有几分相似。上身穿着短袖衬衫，露出健壮的双臂，穿着休闲长裤的双腿非常细，总是安放在轮椅上。海勒先生曾经是一名警察，二十岁的时候滑雪出了事故，成了高位截瘫，从此坐上了轮椅。后来他改了职业，成为了一家小型轮椅制造企业的职员。他坚持体育运动，并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残疾人体育项目。1993年，海勒先生创建了自己的企业，取名康复，后来在德国开了不少家分店。

自从了解到我们是一个帮助中国残疾人的学生组织以后，海勒先生经常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康复中心的体育以及文化活动。他们企业的不少顾客和工作人员都定期参力在某些城市举办的手动自行车比赛，而更吸引我的是他们公司经常在周末举办的残疾人活动。

那次，我和几位同学一块去参加他们的聚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坐轮椅的人聚在一起。在公司的门，很多人刚停好车，正从驾驶位子上下来。我特意仔细观察了一下儿他们下车的状况扶着车身，缓慢地挪动着脚步，来到车的后备厢，一只胳膊扶着车，另一只手熟练地从里面拎出折叠着的轮椅，放在地上，撑开，把背包挂在轮椅背上，身子坐上轮椅，然后就开始用手臂滚动轮椅，滑向前方，灵巧自如。很多人三三两两地在公司前的广场上聊天，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坐着轮椅，大家和新到场的人相互打着招呼，男士们人手一瓶啤酒，每喝一就和周围的人碰一下瓶子。一位身穿橘黄色T恤男士，每当看到新到的客人，便大声问道：“嗨，怎么样，我去给你拿瓶啤酒！”有些客人笑着说谢谢，一些回答道：“我自己去拿，顺便也拿些吃的。”再一看，很多男男女女都穿同样的T恤。原来他们都是海勒先生公司的成员，当中的不少人自己也坐着轮椅。很多客人都是成双成对来的，有些是丈夫坐着轮椅，妻子站在一旁，有些是妻子坐着轮椅，由丈夫推着。还有不少坐轮椅的孩子，由爸妈陪着来参力活动。

那几年在北京生活时，我在大街上很少见到残疾人。通过跟大家聊天才知道，中国的残疾人其实很多，只是残疾人出门太不方便，下不了楼，进不了电梯，上不了马路的坎，坐不上拥挤的公交车，也无法上下台阶去乘地铁。很少有出租车司机会愿意载残疾人，因为太麻烦，要扶他们上车，无法折叠的轮椅也放不进出租车的后厢。所以在中国，残疾人几乎都不出门的，我当时听了感到很震惊。

在德国，去大学的公车上几乎每天都有残疾人上上下下。他们都从前门上车，因为那里的上车踏板是可以升降的。在海德堡的步行街上，我时常见到几个坐轮椅的残疾人一边向前行驶，一边有说有笑的，也经常看到残疾人逛商店，泡咖啡馆。在大学里，有些学生是坐轮椅来上课的，我们能去的地方，他们一定也能去。任何楼层，任何教室，对他们来说都是通行无阻的。

来到公司的大厅，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家围着圆桌或长条桌，大部分人都坐着自己的轮椅。每人面前都摆着饮料，放着盛烤香肠以及土豆沙拉的盘子。大家聊得热火朝天，到处都充满着笑声。穿过公司的大厅来到后广场，这里更热闹，临时搭的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奏摇滚乐，声音稍稍有些嘈杂，一角的几个烧烤架上摆满了泛着油光的牛排和香肠，底下的木炭冒着烟。不远的地方展示着几辆新款的轮椅和手动自行车，一些工作人员帮着几个残疾人试用这些新器械。我注意到，那些坐在轮椅上工作的人员的手臂都极其粗壮，帮着调整轮椅上的装置，他们活动起来仿佛比正常人还要活。

海勒先生先四处招呼着客人，然后他来到我们这桌，介绍说，他们公司几乎每星期都搞一次周末聚会，来宾都是他们公司的客户，他们和所有的客户都是朋友，定期请大家来吃吃喝喝，听听音乐，同时也帮他们调整轮椅，调换某些零件和用品，并给大家介绍最新的残疾人用品以及康复器材，帮助他们试用。不少客户的轮椅以及开的车都是量身定做的，费用昂贵，但是医疗保险公司支付所有的费用。因此，大家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更新自己用的器械和产品。大部分活动都是自由交流，公司也经常放幻灯片和录像给大家看，都是残疾人坐着轮椅到世界各地旅行时拍摄的情景，或是一些残疾人的体育比赛。

海勒先生准备去参力即将在北京举办的残疾人奥运会，他在德国的合作伙伴奥托博克是这次残奥会的主要赞助商之一。海勒先生想请中国留学生为准备去北京参加或观看残奥会的人做一个报告，介绍一下中国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我来做这个报告比较合适，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的德语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是社会学系的。大家给我提供了很多信息和图片，我认真准备，最后大约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给海勒先生公司的员工以及顾客介绍了中国的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以及残奥会的大概情况，海勒先生以及大多数观众都带着极大的兴趣听着我的介绍。

2他想坐着轮椅在故宫的宫殿屋顶拍照片

做完报告后不久的一天，我接到了海勒先生的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喝一杯咖啡。我们约好在海德堡火车站见面。海勒先生说只要一走出火车站，我向右转就能看见他。果然，我一转头就看见了海勒先生。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竟然扶着车门站着迎接我。我们握了手，他请我上车。由于我当时不会开车，对于车的各种功能还不太熟悉，因此不能很好地说出这辆残疾人专用车和普通车的区别，只能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靠手来操纵的。海勒先生开车的速度较快，很快就到了海德堡的市中心广场。停好车后，海勒先生拖着一只腿挪到车的后背厢从里面拎出折叠着的轮椅，拉开，铺好坐垫，坐下，最后从后车厢取出他的手提电脑包，放在双腿上，便开始很自如地行动。我们穿过海德堡老城的步行街，我要稍稍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用手臂的力量转动的轮椅。我们一路遇见了不少坐轮椅的人，他们和海勒先生相互打着招呼，原来都是他的顾客。我们来到了一家有无线上网的咖啡店前，门是几个台阶。我犹豫了一下，从来没有和坐轮椅的人一起出过门，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正在思忖，却见海勒先生已经轻松地上了旁边的斜坡。我松了。

服务员笑脸相迎，问好时直接叫着海勒先生的小名，我想他一定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我们选了位置坐下，服务员很快送来了我们点的咖啡。

海勒先生笑着对我说：

“我对你在公司做的中国介绍很满意。你也知道我很快就要去北京参加残奥会了，我需要一个陪同，我认为你很合适，如果你有时间去中国的话，我很愿意负担你的机票！”

德国人说话就是这样单刀直。听到他这样说，我心里特别兴奋。我实话告诉海勒先生，其实自己一直在找去北京残奥会的工作机会，我非常乐意陪同他。

海勒先生打开手提电脑，给我看了些他旅行了大半个地球拍的照片。他坐在轮椅上，背景或是高山，或是大海，或是沙漠，或是热带雨林。海勒先生很激动地给我介绍这些照片背后的意义。比如在冲浪板上放着一个轮椅，或是在很陡峭的山坡上放着轮椅。人们会觉得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照片却告诉人们，这一切残疾人都能做到！借此来鼓励坐轮椅的残疾人，首先让自己的心先飞起来，让自己的意志先飞起来，这样残疾人也会跟正常人一样，获得肢体的自由。海勒先生告诉我，他这次去北京除了看比赛和观光以外，也想拍一些这样有挑战性的照片。一方面出于鼓励残疾人这个目的，另一方面也有些商业价值，可作为残疾人用品的广告。他的一个设想是拍穿着龙袍的中国皇帝坐在轮椅上，而轮椅却立在故宫里的宫殿的屋顶。他希望我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

第二天，我便开始帮海勒先生在网上搜索酒店，德国人去中国旅游，往往都想看到那些中国本土的特色，他们不喜欢看到高楼大厦和西式的高级酒店。海勒先生希望能住在中式的酒店里。我上网查了很多地方，大多数在北京的中式旅馆都是庭院式或四合院型的，到处都有门槛和台阶，就算配有残疾人专用的无障碍房间，出出进进还是有不少障碍。经过反复询问和商议，海勒先生的住宿最后定在了北京的竹园宾馆。

帮助海勒先生安排中国的旅程期间，我接了第二份残奥会的工作，一个名为“残疾人之声”的德国电台找到了中国留学生组织，表示要去北京现场报道残奥会，需要聘请一位了解中国、懂中德文的工作人员，他们负责这个人在北京的住宿。结果中国留学生组织还是推荐了我。就这样，我从海勒先生那里得到了去北京的来回机票以及作为“国际残奥委会客人”的通行证，又从德国电台那里得到了我在北京的住宿费用和残奥会“媒体记者”的通行证。

3我得到了一张残奥会开幕式的贵宾票

9月初，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满眼都是残奥会的横幅和标语，一路迎接客人的是无数个身穿蓝白制服的残奥会志愿者们，给大家引路、讲解、发着各种信息的小册子。

我早就在各国的报道中得知，通过举办奥运会，北京的城市现代化程度被推进了十年。如今亲眼看到了北京的城市风貌，我惊呆了。虽然在北京生活过很长的时间，但是不少地段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了。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靠街的旧楼全都被装饰一新。几乎每一条马路都重新整修过，配上了绿树和鲜花。听出租车司机说，所有的出租车都换成了新的。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浓厚的国际盛事的气氛中。

我住的酒店离奥林匹克公园很近，于是在酒店登记完毕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出门去看残奥会的中心现场一“鸟巢”和“水立方”。中心区域全部戒严，很多警察排成一排拦在那里，行人车辆都不让过。我从包中取出了“国际残奥委会客人”的证件，刚想问去媒体中心怎么走，那个警察一看我的牌子，刚刚还很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他半弯着腰，打开栏杆，伸出手臂说了句：

“您请过！”

我对残奥会注册牌的功能还不大了解，虽然对警察的这种反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心里还是挺自豪的。当天晚上是残奥会开幕式的彩排，整个奥林匹克公园只对持有门票的观众开放。由于天色已黑，我只在远处观赏了一下光芒四射的鸟巢。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奥林匹克公园的媒体中心登记我的记者证。好像很少有人手持两张身份注册卡，把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搞糊涂了，我一再和他们解释是因为有两份不同的工作。我把正式使用的身份证挂在脖子上。两张注册卡的功能可以互卜，我可以自由地出奥林匹克公园、各大比赛场馆、国际媒体中心以及残奥大家庭饭店等等地方。

在竹园宾馆，我见到了海勒先生。他到北京后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滔滔不绝地说着他初到中国的情景：无论是在首都机场还是在酒店里，中国人总是那么热情地接待他、帮助他。显然残奥会的东道主给海勒先生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我们一起在酒店的茶室里喝茶。海勒先生小声问我：

“中国人喝绿茶时是不是不放糖。”

我点头说是。他立刻开玩笑抱怨道：

“这个细节你之前应该告诉我的。怪不得刚刚我往茶里放糖的时候，那个服务员一直偷偷在笑！”

接着他从衬衫袋里抽出两张票，递给我一张，我一看，立时瞪大了眼睛。那是残奥会开幕式的票，我真是感到太意外太惊喜了。海勒先生在德国时曾说过，因为申请得太晚了，所以拿到开幕式的票希望不大。海勒先生告诉我，他在最后一刻从残奥会的赞助商奥托博克那里得到了两张票，而且是位置极好的贵宾票。

同一天我见到了德国电台“残疾人之声”的团队，除了电台的头头和秘书以外，几个记者都是残疾人。原来为这个电台工作的人大都是志愿者，而这几个记者都是曾经参加过残奥会的运动员。丹尼拉是轮椅击剑运动员；碧阳卡是马术运动员，她天生就没有双臂，三个手指头直接长在肩膀下面；瘸腿的克劳斯曾经是残奥会的田径运动员。工作是每人拿一个采访录音机，每天下午在国际媒体中心参加由德国残奥会倶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还要采访德国的残奥会运动员。我专门负责报道在残奥会大环境中的中国社会情况，以及采访一些中国人。

4残奥会的贵宾席却没有残疾人的专用通道

开幕式的那天晚上，我在被称为“残奥大家庭”的港澳中心和海勒先生一起乘专车前去参加开幕式。车上大都是外国人，一些是残奥委会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一些是国外轮椅制造商，很多人都坐轮椅。专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鸟巢。站在残奥会的中心会场，近距离地面对鸟巢和水立方，心情无比激动。这时天色已暗，在红色灯光映照下的鸟巢和透着淡蓝色光芒的水立方比我想象中的要壮观很多倍。从鸟巢中传来音乐声，奥林匹克公园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大家在各个场景前合着影，闪光灯四处闪烁。海勒先生到处张望着，从他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也被雄伟的建筑和热闹的场面给镇住了。我们随着大量人流进鸟巢，按照票上的编号找到我们的座位。路过一楼的时候，我看见所有坐轮椅的人都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也就是离舞台最远的地方，去阶梯形的观众席全都要走楼梯。我很庆幸地对海勒先生说：

“还好，我们在二楼的贵宾席，要不然我们就要坐在最后一排了！”

终于乘电梯来到了二楼的贵宾席，我们很快找到了我们的座位所在区。可实地一看便傻眼了。要登上一节节楼梯才能到达座位。这是怎么一回事，残奥会的贵宾席却没有残疾人的专用通道！我让海勒先生稍等片刻，自己上去观察，问题更严重了：那是成排固定的塑料座椅，可坐轮椅的残疾人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坐上去，他们需要停轮椅的地方，但是这里没有。我感到心里凉了半载，突然意识到，给轮椅安排的位置不会全都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吧？那里实际上就是走廊。那一刻，我感到很郁闷、很生气，这算是什么无障碍场馆，基本就没有考虑到坐轮椅的残疾人！

我一边和海勒先生解释上面看到的情况，一边想着办法，旁边坐轮椅的外国人聚集了好几个，都在和场内的志愿者们理论着。他们手中拿着和我们一样的贵宾票，可是既不知道怎么上去，也不知道上去了以后要怎么坐，全都傻在那里。我知道他们几个都是国际残奥委会很尊贵的客人，但是除了道歉，志愿者们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海勒先生听我说完以后，脸色也不太好看，想了想说，要不就去一层坐。我找来了附近的几个志愿者，和他们商量着办法，最后他们同意按照我说的，安置好海勒先生的轮椅，然后把他扶到贵宾席的座位上。我拿着海勒先生离不开的坐垫，在他坐下前垫在了塑料椅子上。我们终于坐下后，舞台在眼前一目了然。可惜我们没能帮到另外几位坐轮椅的先生们。由于海勒先生经常锻炼，因此他偶尔可以坐在别的椅子上，而很多残疾人是不能长时间离开特制轮椅的。坐轮椅的残疾人的双腿往往没有知觉，所以他们很长时间是一个坐姿，不会挪动身体，变换姿势。这样就很容易让身体的某个部位发炎，而轮椅和坐垫都是特制的，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每个座位下都有一个袋子，里面是些荧光棒、小旗子和手环之类的赠品。每一片观众席前都站着一个志愿者，示意大家按照他的动作挥动荧光棒。开幕式的节目确实很精彩，显然排练了很久，我想起德国媒体报道说，奥运会的开幕式彩排时，很多人都带着尿不湿，因为长时间排练不能去厕所。一些媒体评价这是东方人的团队精神，但更多的媒体则批评这是为了国家的面子而不顾个人的需求"海勒先生整个开幕式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不停地拍着照，为那些由残疾人演的精彩节目而赞叹不已。开幕式结束后，来了好几个志愿者，又把海勒先生抬下了观众席。他的轮椅已经等在那里。我们来到电梯等电梯，旁边是一个坐着轮椅的中国女孩，年龄大约二十岁出头。她的父亲推着她。那个女孩不停地注视着海勒先生的轮椅。终于，女孩忍不住开问我：

“姐姐，你是这个外国人的翻译吧，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他，他的轮椅样子怎么那么奇怪啊？”

我把女孩的话翻译给海勒先生听，他对女孩的问题感到有些奇怪，不解地说：

“德国的轮椅就这种式样呀。”

他说完，似乎觉得没有正确理解这个女孩儿的问题，便仔细地看了看那个中国女孩的轮椅，突然明白了问题所在。我也对比了一下两人的轮椅：海勒先生坐的轮椅，靠背比较低，刚好顶着腰部，轮子应该是比较特别的，我们一起坐扶手电梯的时候，轮椅可以安全地固定在电梯上；他习惯用双手扶住两边的扶手，就像是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的行李车一样，可以完全卡在扶手电梯上，上下安全，不用人手扶；还有就是海勒先生的轮椅折叠后体积很小，不是很占地方。再看那个中国女孩的轮椅，真是所谓的“轮椅”，椅背很高，样子就像是一个折叠椅子架在轮子上，椅背上装了两个手柄。

在仔细观察了中国女孩坐的轮椅之后，海勒先生让我一定要告诉那个女孩，她坐的轮椅对脊椎的伤害是很大的，靠背几乎高到脖子，整个人窝在轮椅里，背部直不起来。海勒先生耐心地用手在女孩的轮椅上比划着，解说着，告诉她和她的父亲，这个轮椅应该如何改造才可以避免对女孩的身体造成伤害。

我一句句认真翻译，女孩好像发现了一个新世界，竖着耳朵听，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对海勒先生的感谢、敬佩之情，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样。她的爸爸表现得很腼腆，不太说话，只告诉我们，女孩最贵的用品就是轮椅上的坐垫，要六千多块钱。我发现，女孩的爸爸不太说话，是为了把一点一滴和我们交流的机会全都留给女儿。此刻，我回忆起张海迪坐的轮椅，靠背撑着腰，虽然跟海勒先生的轮椅不一样，但是差不多。张海迪还学会了开车，应该是给残疾人特制的那种车。

坐轮椅的女孩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先是关于残疾人用品，接着问残疾人在德国怎么生活。她听到我翻译海勒先生的每一句话时，几乎都瞪大了眼睛，好像听到了另一个星球上的生活。在谈话中，我们得知，这个女孩是此次残奥会的形象大使，曾经是跳水运动员，很小年级就摔成了高位截瘫。当时医生觉得她一定活不了多久，结果她却活了下来。只是家里人照顾她很辛苦，为了医药费，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女孩需要二十四小时的照顾，父母不能正常工作，收微薄，精神状态常常到了崩溃的边缘。

听了这些，海勒先生并不觉得很惊奇，他跑遍了世界很多国家，多少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刚刚起步的社会保障系统。当女孩知道海勒先生的身份后，求着让他帮自己完成一个愿望，那就是进奥运村去看看。海勒先生思考片刻，答应尽量帮忙。在这一刻，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无奈，那个女孩身为残奥会的形象大使，也就是残奥会的主人，却要一个外国的观光客帮忙进自己国家的。

为了帮女孩办进奥运村参观的手续，我和海勒先生在残奥大家庭饭店约好和女孩见面。他们一大早就来了。首先要办女孩和她父亲进港澳中心的访客证。我去门取他们的证件，填表，最后要海勒先生签字，花了不少的工夫。他们父女俩终于如愿以偿，异常兴奋地进了酒店的大堂。女孩是残奥会的火炬传递手，她手中抱着自己的火炬，说为了感谢海勒先生的帮助，想让他摸一摸火炬。虽然海勒先生对这种感谢方式感到有些奇陸，但还是表现出很荣幸的样子摸了摸。

等待获取残奥村访客证的过程中女孩的爸爸不停地对着酒店大堂的各个角落拍着照，拍了无数张我们和女孩的合影，张张都举着那个火炬。拿到了证件以后，父女俩继续不停地感谢着我们，继续一张张拍着照，偶尔也会拉一两个酒店大堂中别的外国人一起拍。渐渐地，我看出海勒先生累了。眼看一上午快过去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做，但却不忍心扫他们的兴。我们狠不下心对他们说，我们还有事儿，现在该离开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离开了，作为访客的他们自然也要离开。我们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完完全全可以理解他们，残疾人在中国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偶尔得到来自国外的专业人士的关心，他们当然想多交流一下。

把父女俩送走后，海勒先生对我感慨地说了句实话：

“我也许可以帮那个女孩很多忙，甚至可以在德国给她订做一个完美的轮椅，然后寄到中国，请人交到她手上。但是这又能怎样呢？我帮不了全中国那么多的残疾人，这些人要靠中国政府来帮忙。”

5听到德国的残疾人在生活上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瞪大了眼睛

在北京期间，海勒先生每天上午都要来残奥大家庭酒店会会各国的老友们，结识些新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毕竟是个商人。然后，我带着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观光。遇到石台阶和马路坎一类的障碍，我们就请大街上随处都可找到的残奥会志愿者帮忙抬。

海勒先生想试试乘坐地铁。也许我们乘地铁的地方不是中心位置，下去依旧是靠走楼梯，显然不是无障碍的。我们正在无可奈何，一位在地铁值班的志愿者男孩见状，请我们稍等片刻，便向远处挥手喊了几声。只见跑来了八个同伴。几个年轻小伙还推来了一个装着轮子的平板车，两边是两排扶手，把海勒先生和轮椅抬上了平板。7个人一起一节节抬下楼梯。我跟在后面走下楼梯面对着我的海勒先生一路向我吐着舌头我明白他的意思，早知道坐轮椅上地铁的“无障碍”意味着是被一群人抬下去，我们就不坐地铁了！在正常情况下，受到别人如此超常的帮助是件很难为情的事。

在故宫，海勒先生基本上能轻松地坐着轮椅转悠，不过也感他的轮椅质量好，把导游看得一愣一愣的，好像从没见过坐轮椅的人能如此灵活地在迷宫般的故宫里到处转动。只见他灵巧地转动轮子，一会儿跳上矮矮的台阶，一会儿又一节节蹦下宽宽的阶梯。只是在太和殿前碰到一段坡度比较陡的路，我帮忙推一下。倒不是他上不去，而是因为为了欢迎参加残奥会的代表，特意在原本平滑的斜坡上铺上了地毯。海勒先生告诉我，其实地毯反而加大了轮椅上坡的阻力。

海勒先生每天下午都去看比赛，这时候我就和“残疾人之声”电台的记者们活动。那天我也安排他们来游故宫，他们几个人一起坐出租车赶来，还带来了一个德国运动员的母亲，她一听说有翻译，便期待着来好好玩玩，多买些礼品。我们为了拍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在那里多逗留了一会儿，结果遭到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的围观，后来简直到了水泄不通的状况。大家纷纷挤上来与这些老外合影，开始我还能控制住秩序，而且德国残疾人也愿意和中国人合影。可到后来就招架不住了。围观和要求合影的人却越来越多。德国人越来越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他们感兴趣。因为天安门附近到处都是外国游客。后来他们渐渐也意识到，好像因为他们是残疾人，成了特殊的“摄影道具”。最感无奈的就是没有双臂的碧阳卡，她的形体好像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

折腾了很久以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故宫的门，大家都感到有些疲惫，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休息。我给每人买来一根棒冰，大家边吃边说说笑笑。看到他们又恢复了自然的表情，我心里也轻松了些。残疾人在德国不会受到歧视，基本都过着和非残疾人一样的生活。能够独自居住，开车出门、上下班、购物、和朋友们聚会，和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大大减轻了身体残疾给他们带来的心理负担，他们心里没有害怕被别人嘲笑或看不起的顾虑。只要不是被人盯着看或围观，他们生活得都很自然和轻松。

去故宫的路上，大家不时停下来在小摊贩那里买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品。坐轮椅的丹尼拉有个五岁的女儿，她给女儿挑选着小旗袍；碧阳卡在肩膀上挎个小包，付钱时就用牙齿拉开包的拉链，用嘴取出钱包，递给我，让我帮她取出钱，再把找的钱放回去。我之前嘱咐她，钱币上有不少细菌，需要拿钱的时候，我尽量帮她拿。瘸腿的克劳斯对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不太感兴趣。丹尼拉见克劳斯走得有些辛苦，就让他双手搭在自己的轮椅扶手上，扶着轮椅走。

刚准备进故宫，那个脚有些瘸的运动员的母亲就说自己走不动了，表示要先回去。看上去，她确实神情疲惫，刚才被围观的时间确实太长了。看着她失望的样子，大家都感到很惋惜。此时我突然灵机一动，翻出了包里的一张名片。和海勒先生来故宫的时候，一个在门坐轮椅生意的人塞给我他的名片，说需要轮椅服务可随时打电话给他。我给那人拨了电话后，他很快就赶到了，推来了一个轮椅，要价一百元。德国母亲觉得很便宜，高兴地坐上了轮椅，由他推着进了故宫。

回到宾馆后，北京的一些民间残疾人团体和社会组织请海勒先生吃饭。饭桌上，各团体的头头们都滔滔不绝，争先恐后地向海勒先生反映着中国残疾人遇到的各种问题。我感到大家好像在期望海勒先生来解决中国的残疾人问题。而海勒先生却始终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帮助残疾人，只是还没有形成这种意识。他相信，通过这次举办残奥会，一些问题会慢慢得到改善。他目前还不准备进中国市场，原因是德国的器材费用太高，中国残疾人靠自己是消费不起的，必须先建立保险系统和相应政策来保证费用。也就是说，大部分费用不应该由残疾人自己承担，而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

宴请刚结束，碧阳卡又找到我，说中央电视台要采访她，请我帮她翻译。我们在媒体中心见到了一个很年轻的女记者，她身后的人背着大摄像机，记录着采访的过程。那个女记者问着碧阳卡的成长经历以及她在德国社会的生活，听到德国的残疾人在生活上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瞪大了眼睛不相信似的问道：“是吗？”

采访完毕，女孩让摄影记者拍碧阳卡是如何用嘴巴从挎包里取出钱包的镜头。对于残疾人的生活，她感到非常新奇，仿佛发现了新大陆。残疾人在德国习以为常的生活，到了中国就成了新闻。当我看到摄像师在拍碧阳卡的残疾肢体的特写镜头时，不禁觉得在中国社会，包括媒体在内，还需要从基本处学习如何尊重残疾人。

海勒先生如愿以偿地拍了他设想中的具有挑战视觉效果的照片。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好了摄影师，借到了戏服一中国皇帝的龙袍，让海勒先生在故宫里好好过了把坐轮椅的中国皇帝瘾。另一张照片时，他身穿中国红军的军服，头戴五星八角帽，坐在轮椅上坚守长城。看到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残疾人，一身中国红军的装扮，像模像样地举起胳膊，并起五指敬着军年，把围观的游客逗得前仰后合。接着便是大家排队，一个个地跟他合影。这样的围观比天安门前碰到的围观合情合理得多，因为海勒先生的造型实在是太新颖、太滑稽了。

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海勒先生准备继续中国的旅程，可惜我还要为电台工作，不能陪他。为了安排行程，我们来到了媒体中心的门，准备去里面上网查询外地的信息。海勒先生没有进媒体中心的许可证。不过他一点儿也不担心，几天的北京生活已经使他看出了些端倪，变得有些狡猾了：

“只要我们动作快，就一定能进去。”

他刚说完，我们已到了门，迅速地闪进大门。把门的志愿者看到了我的记者证，还没来得及检查海勒先生的，我们早已闯了过去。那个志愿者突然意识到好像没看到，转过头来找我们，刚用英语喊出“嗨……”一看我们已经走远，也就放弃了。

海勒先生得意地说：“在中国，只要你比别人快半步，就是陪同德国残疾人士参加2008年残奥会你赢！”

没想到在他离开中国之前还不断生出故事。这些故事被他记叙在日记中。在他离开中国前一天晚上，中国的几个非政府组织请他吃饭，聊天聊到很晚。海勒先生在去竹园宾馆的胡同和我们告别，然后独自一人回宾馆。谁知道，那条漆黑的小胡同当天晚上开始修路，挖了很多坑，到处是土堆。海勒先生左手摸着墙，右手费劲地摇着轮椅，一路“翻山越岭”，最后总算满身大汗地到了宾馆。他后来说，那天晚上感觉仿佛是到了地狱。在他乘坐国内航班的飞机时，为了上飞机，在中国某机场被好些人抬上抬下了好几回，居然仍然上不去。因为他的“国际残奥会客人”的特殊身份，飞机还专门更改了登机，让所有的乘客多等了半个多小时。他还被从经济舱升级到了头等舱，空姐把原来座位上的人请走，让他坐在那个人的位置上。

“上帝啊，真是太尴尬了！”

其实他和大部分残疾人想法一样，最希望被看作是普通人，不希望老是得到别人的专门照顾，他们想一切靠自己。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给残疾人提供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自己独立生活；社会则应该排除对残疾人的歧视，“无障碍”应该首先在思想中开始。

尾声学生与教授的对话

魏格林教授曾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完成这部书之后，我曾跟她在电话中聊起书中有关她的情节。聊着聊着，话题便转向了中国的教育。于是有了以下对话：

魏格林！我听说您最近写了一本书，是吗？

芊若！是啊，我来到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面对不同的文化和对于人生的经历特别有感触。我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开始只是流水账般记录自己的经历，我今年2月份去了一趟中国，他们认为我的经历背后反映的主要是中国和德国教育的差别，提议我应该再加一些教育的内容。

魏格林！这是因为教育体制、学校制度和教育方法目前在中国是很热门的话题，对吗？

芊若！对，我回到德国后，开始联系以前我在德国中学的老师们，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魏格林！是吗，他们的反映怎么样？

芊若！他们都很热情地帮助我，给我讲了不少个人的想法和经魏格林，汉学家，奥地利科学院院士，现任维也纳大学常务副校长。

历，我也看了一些德国教育方面的资料，把这些宝贵的内容都添加到了我的书里。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特别想了解您作为大学的资深教授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于中国教育的一些看法，首先我很感兴趣您怎么评价中国的大学教学和学术工作。

魏格林！我没有深层地研究过教育，只能以个人经历讲讲。总的来说，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并不完全同意那个普遍的说法，说中国的学生缺少创造和革新；另一方面我也经历到，中国的大学生往往没有那种勇气去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普遍应该拥有的想法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维也纳，这里也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学习汉学专业，我发觉他们有能力表达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学术性地论述和提出根据，不带任何成见地去讨论问题，也就是说讨论的最终结果是未知的，这方面我观察到，不仅仅年轻人就连那些从事研究工作多年的学者们也很难做到。我不认为这种在政治方面有指标的做法是符合学术性的。例如我们谈到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政治方面的观点在研究问题和分析情况之前便已经存在了，有些赞同，有些反对，所有的论述都引向相应的目的地。我们和中国的学者们在中国一起做过研究，发现研究工作主要为了证实或反对一种基本的政治观点。这目前在中国人文科学中是的现。

芊若：在维也纳大学，在德国的大学，都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您认为他们和欧洲学生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和学术工作方面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或者您能看到些什么问题？

魏格林！我能观察到，世界各地的大学生，特别是在中国，大学的学习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变成了一种很形式的事情，对于研究和了解某项事物的热忱大大减少了。欧洲的大学接受外国留学生一般比较容易，比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门槛要低，大学收费也很低。从在维也纳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身上我看到，他们很少对于大学的某样学科真正感兴趣。大多数学生来国外只是随便学习和完成一门课，对于中心课题没什么兴趣，随便拿拿分数。尽管这是一个目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学生身上尤其突出。我不相信这只是留学生的问题。实际在中国自己的大学里也是这样的，学生们学某门学科的目的是功利性的，只是为了找工作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选什么课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最主要他们学了一门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芊若！大部分中国学生都选择去美国或英国留学，您认为相比之下欧洲的大学有什么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吗？我知道德国的大学学术要求很严谨，学习时间也较长。

魏格林：美国有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名校，但很多州立大学的名气在世界上不如德国的某些大学，像海德堡、哥廷根大学等。再说德国的大学收费很低。唯一的问题是在德国上大学要学习德语，而德语不像英语那样是世界语言，德语是门较难的语言，学术德语更是难上加难。现在很多德国大学的自然科学也提供英语教学。不过对于学习人文科学的学生来说，德语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大量来自19世纪末2世纪初的人文学科理论都是德语的。这些学科在今天的德国大学也是很强势的。在哲学方面，德国跟英语国家的理论是很不相同的。这些都跟德语紧密相关。

芊若：我在书中提到自己在中国五年小学期间基本就是在背书，到了德国以后，通过德国老师的教学方式立刻获得了更多的自信，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也调动了自己的很多潜力，喜欢学习了。我在北京生活期间，在公共场合经常听到人们吵架，而且都是为一些琐碎事争吵。我觉得吵架的人之间缺乏相互的尊重。

魏格林：今天的教师已经完全不清楚自己在政治和道德方面应该持有什么立场，只在专业知识方面下功夫，但使用的很多教学方法是相当吓人的。今天给予老师报酬的目的，是为了让老师在专业知识方面把学生能教多好就教多好。结果老师就会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恐怖吓人的教学方法，因此学生也不可能对老师产生尊重，只有恐惧。老师不应该只是专业方面的代表，社会普遍要求老师在道德方面也是一个成熟的人，给学生带来方向，当一个好的向导。让学生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看看应该怎样为人处事。在这方面，如果我的观察是正确的话，这在今天的中国是缺乏的。恰恰是基于这一点，学生就产生不了对老师的尊重。在缺乏尊重的情况下，学校的学习就缩小降低到了最最小的范围，那就是背书。长远来说，对孩子们的成长会带来非常不好地后果，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我完全可以理解，现在在中国，很多人批评中国的教育，也有很多人反抗中国的教育。背书的方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很深的根基，这不是2世纪才引进的，中国千百年来学习就是背书。跟汉字的学习有一定关联。学汉字，背是必要的，背书对学外语也是有益的。在国际比赛中，中国和韩国学生的数学永远名列前茅，背数学公式是必要的。但数学测试要求不只是复述，而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因为数学解题的答案是未知的。如果背书是在逼迫的情况下、让学生产生恐惧感的状态中完成的，老师甚至用暴力的手段，那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比背书本身不知要恶劣多少倍。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老师们已经不能够作为受人尊重的人物站在学生们面前。我认为，特别是对于年纪小的孩子，能有喜欢和信任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渐渐产生对老师的尊重，特别是青春期的学生需要父母之外的榜样。青春期的孩子在寻找家庭以外的榜样时，一般情况下老师应该成为首选。当然在学生的心目中，他的所有的老师不可能都成为榜样，但能有一两个就很不错了。学生会说，啊，这个老师真棒啊！但是在中国，今天以经济和竞争为主的教育体制中，这种能够成为学生榜样的因素都消失了。而中国的教学又选择了缺乏人的相互尊重条件下的背书形式，这是最糟糕的。其实中国的教育系统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教育系统没有太大的差别。目前国际上也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不是为了做学问，不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去钻研，而是为了找工作去求学。但在功利性方面，中国往往处于极端位置上。大部分学生只是为快点读完拿到毕业文凭而学习。这种学习并没有加个人的热情和兴趣，我个人坚信，这样的学生在毕业后不可能做出杰出的事情。当遇到危机时，或比较严重的问题时，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有愿意付出的心态去解决问题。

芊若：您是不是觉得，出于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到现在没有在科学方面获得诺贝尔奖？

魏格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必须用他的头发和皮肤〔德国成语即全身心地投去研究问题，没日没夜地在思考他的研究。这种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于研究状况的人，必须有一个充分的、良好的环境使他能够完成研究，这包括在经济上有足够的经费，社会环境能够让他安心地完成他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要花很多时间挤公共汽车、等公共汽车或是排长队购买东西等等一要知道中国脱离这样的生存状态还很久。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中国必须改变这种生存环境，等经济和社会环境能够使一个人去安心地研究了，才能再谈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这必须是一个组合，一方面是没有任何烦恼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具备最优秀的研究环境，包括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还有一方面是自由的研究环境。在研究中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你就去按照自己的思考去做而不受限制。得诺贝尔奖的人也不仅仅是个人，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的人和他的家庭也必须是在上述环境中谋生。目前在世界上还只有少数国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印度虽然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某些方面也不符合上述条件，所以至今也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在印度一直没有达到基本无烦恼、无忧愁的生活状态。巴西、印度都缺乏这样的生活条件。拿诺马克斯韦伯（尔奖必须有很多正面的条件相辅相成，是一个优秀的组合。中国目前处于一个经济改革的时代，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这跟创造力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在中国，人们把接受教育、上大学当成很重要的改变社会地位的跳板。如果是农民的话，以前只有两种途径能够主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个是参军，一个是接受教育。从1978年开始，农民可以通过人流动来到城市谋生，以求改变社会地位。自古以来，受教育是中国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途径。你看，在中国农村，还有那么多应该接受教育而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人。这些人一旦要求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会产生巨大的动力。而这种为改变命运而产生巨大学习动力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也恰恰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来自个人的巨大的学习动力，使得人们在综合评价中国教育时，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积极因素。相对于个人的学习动力，背书式的教育方法也不那么突出了。很多中国的科学家去了美国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我个人的看法，自然科学的多一些，社会科学的弱一些。

芊若！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跟您聊一聊。我把书中的一大部分内容给中国的一个资深编辑看过。他对于德国教育中怎样反思自己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德国的学校教育是怎样让孩子们认识纳粹时代的？如何反思自己的国家历史上的错误？

魏格林！德国特别重视批评自己国家的历史。也不能忽视，在德国，有些情况也是被禁止的，比如学生参与美化纳粹，老师这样做也是不允许的。假如一个学生接受新纳粹的观点，那么他在课堂上就没有机会去宣扬他的观点。这样做也是对的，也是德国在对待自己国家历史时的一个特色。谈到中国方面，我也经常跟中国学者一起研究像文化大革命、大跃进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国学者总说德国做得真好啊，自己批评自己国家的历史。但是在德国，这种批评是有法律根据的。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德国在法律上是禁止美化纳粹和希特勒的，也禁止宣扬新纳粹的观点。德国这种自我批评意识是从小培养的，让孩子们从小就清楚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犯了错误以及怎样犯了这个错误。我跟我的丈夫也常常讨论这个问题。在欧洲，比较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德国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芊若！我曾经在汉学系的课上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中国学生因为不满德国老师对中国的批评，课上到一半就起身离开了教室。这样的经历您也碰到过吗？

魏格林！这么极端的例子我本人还没有经历过，但时不时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认识很多中国学生，他们要么完全不理解课上在讨论些什么，要么对课上讨论的话题根本不感兴趣。当然，这样的学生不会得到好分数，或者根本得不到分数。但是我也认识一些中国学生，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也能批评性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一些中国学生特别选我当他们的论文的指导教授，正因为他们知道通过在我这儿写论文，可以增强他们的批评意识和批评能力。

芊若！我对您汉学历史门课印象特别深。特别是您跟我们讲，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国家面前彻底丢尽了面子，从此通过各种政治事件，例如申办奥运会，来赢回自己曾经在世界上的辉煌地位。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你曾经讲述您在上世纪7年代在中国留学时，跟一家中国人成为好朋友，在回德国探亲之前，您问中国朋友，为他们从德国带点什么回来。后来这家中国人在商量了之后，向您提出，能不能带一台德国彩色电视机。

魏格林！（笑）是啊，我在课上说过这个故事。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这门门课我今天还在坚持上。我觉得，重要的是，在学生上这门课的开始阶段就能让学生知道，对这门课感不感兴趣，能不能产生学习动力。我个人认为，学生能不能进这门学科，第一学期是最关键的。所以应该由最有经验的教授来上这门课，而不是随便请一些人来上。直到今天，我一直坚持在大学的第一学期上“中国20世纪历史”。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引言

第一卷去德国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卷回国求学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三卷德国的大学生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