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自序

- 叹机缘：袁世凯发迹之谜（1）

- 叹机缘：袁世凯发迹之谜（2）

- 叹机缘：袁世凯发迹之谜（3）

- 袁司马：张謇为何与袁世凯闹翻脸（1）

- 袁司马：张謇为何与袁世凯闹翻脸（2）

- 老上司：李鸿章痛斥袁世凯（1）

- 老上司：李鸿章痛斥袁世凯（2）

- 红顶子：袁世凯是否出卖了“六君子”（1）

- 红顶子：袁世凯是否出卖了“六君子”（2）

- 背运时：张之洞取笑袁世凯“无学有术”（1）

- 背运时：张之洞取笑袁世凯“无学有术”（2）

- 拔树论：袁世凯玩弄清廷于股掌间（1）

- 拔树论：袁世凯玩弄清廷于股掌间（2）

- 手无策：“北京兵变”恐非袁世凯操纵（1）

- 手无策：“北京兵变”恐非袁世凯操纵（2）

- 手无策：“北京兵变”恐非袁世凯操纵（3）

- 公民团：袁世凯的总统制造记

- 子欺父：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1）

- 子欺父：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2）

- 子欺父：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3）

- 滑稽戏：袁世凯关起门来做皇帝（1）

- 滑稽戏：袁世凯关起门来做皇帝（2）

- 愧已晚：袁世凯后悔不听挚友言（1）

- 愧已晚：袁世凯后悔不听挚友言（2）

- 二陈汤：一剂催命剂要了袁世凯的命（1）

- 二陈汤：一剂催命剂要了袁世凯的命（2）

- 临终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1）

- 临终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2）

- 临终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3）

- 平凡人：袁世凯的衣食住行（1）

- 平凡人：袁世凯的衣食住行（2）

- 好运气：赶鸭子上架的大都督（1）

- 好运气：赶鸭子上架的大都督（2）

- 菩萨蛮：黎元洪拒受“武义亲王”（1）

- 菩萨蛮：黎元洪拒受“武义亲王”（2）

- 动干戈：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职（1）

- 动干戈：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职（2）

- 夺印记：黎元洪二度出山受辱而归（1）

- 夺印记：黎元洪二度出山受辱而归（2）

- 倔老头：段祺瑞的大脾气与真性情（1）

- 倔老头：段祺瑞的大脾气与真性情（2）

- 倔老头：段祺瑞的大脾气与真性情（3）

- 小军机：徐树铮为何得到段祺瑞的重用（1）

- 小军机：徐树铮为何得到段祺瑞的重用（2）

- 念弥陀：段祺瑞吃斋念佛为哪般（1）

- 念弥陀：段祺瑞吃斋念佛为哪般（2）

- 终不忘：冯国璋与禁卫军的不解之缘（1）

- 终不忘：冯国璋与禁卫军的不解之缘（2）

- 大忽悠：袁世凯愚弄冯国璋（1）

- 大忽悠：袁世凯愚弄冯国璋（2）

- 吝啬人：冯国璋聚财有道（1）

- 吝啬人：冯国璋聚财有道（2）

- 徐阁老：总统来得容易去得快（1）

- 徐阁老：总统来得容易去得快（2）

- 水晶球：徐世昌的为官之道（1）

- 水晶球：徐世昌的为官之道（2）

- 图一乐：曹锟贿选总统与猪仔议员（1）

- 图一乐：曹锟贿选总统与猪仔议员（2）

自序

北洋时期的历史，情势最为错杂纷繁，非深知内情者，不能得其真相。譬如彼时有人在报纸上做打油诗曰：“怀芝步步学曹锟，光远遥遥接李纯”，其中既提到了北洋时期的四个军阀（张怀芝、曹锟、陈光远、李纯），而又蕴含了不止一个典故。

先说上一句“怀芝步步学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常与人说：“曹三爷是我长兄，他走一步，我随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这话直白却也不假，譬如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逼黎元洪大总统出走时，黎派人运动曹锟拥护，曹锟发电至总统府，张怀芝也跟着发电支持；尔后曹锟受段祺瑞运动，宣言否认，张也跟着宣言否认。后来，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张怀芝也要去当山东督军，说是“要跟曹三爷走也”。

不过，张怀芝做参谋总长的时候，不识字而好弄文，某日下一命令：“派某人到参谋部”，却把“派”字写成了“抓”字，结果所派之人，被抓到参谋部等候发落，闹出一个大笑话。北洋*王士珍得知后，莞尔笑道：“怀芝事事学曹仲山，仲山不乱动笔，自为藏拙；怀芝独对此事，未曾学得到家。”

下一句“光远遥遥接李纯”，说的是江西督军陈光远与江苏督军李纯之关系。民国二年，南方原民军五都督举兵抗袁，李纯以第六镇师长*有功而坐镇江西，陈光远时为旅长。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被推翻后，黎元洪续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后来黎元洪被张勋逼走，冯国璋便在北洋派的拥戴下入京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在入京前，将亲信李纯安排继任自己的江苏督军之位，而李纯遗下的江西督军之职则由陈光远接任。陈光远无大作为，事事随李纯主张。李纯死后，陈光远徬徨无所适从，不久便被其部下取而代之。

当然，北洋时期的人物远不止这四位，只需稍微捋一遍，赫赫有名者便不下二三十位。作为民国初年的最重要的团体，这里有必要说说这北洋派的渊源。时人吴虬曾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称，清廷在鸦片战争后与洋人约定五口通商，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南洋”最初的来源由此而起并衍生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北洋医院之类的名目，当时有滑稽家戏称，“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对，正好囊括了整个世界。

但这里说的“北洋”，与民国史上所称的“北洋系”却是有区别的。但凡说到“北洋系”，必然要从袁世凯在清末时的“小站练兵”说起。小站原名新农镇，距天津约60余里，原本是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了近20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作战溃败，营制不再，此地便成了废垒。后来，这里又有一支新部队开拔进来，这便是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定武军”成立不久，胡燏棻改调卢汉铁路督办，袁世凯由此接手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也是北洋系之滥觞。

说起“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新农镇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站，而新军队伍入驻开始，通过铁路来往的军事及商贸活动与日俱增，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了“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性地称之为“小站”。时至今日，当地人对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壮观场面仍旧耳熟能详：茫茫旷野，炮声隆隆，手持新式枪械的大兵们在阵地上一字排开，年青的军官们纵马驰骋……

在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地方，走出了清末民初诸多重要的军政人物，史家也习惯性地冠以“北洋系”之名。除首领袁世凯外，当年的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后来担任各省督军或巡阅使的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倪嗣冲、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田中玉、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等。就连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冯玉祥，还有孙岳等革命党，当年也都是袁世凯部队的出身。除了一干武人之外，袁世凯还在日后的升迁中笼络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这些人也随着北洋系的势力消长而浮沉，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

庚子年后，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其为领头羊的“北洋派”由此逐渐成型。即便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洋系仍旧作为一个有形的势力长期存在。譬如北洋*王士珍在受邀调和各派矛盾时，经常用的一句话便是“我北洋团体”，而盘踞湖北近十年的督军王占元也常在大庭广众之中自称“我们北洋派”如何如何。殊不知，派系原本是上不得大雅之堂的私人党援之名，武人无识，竟然引以为荣。

跟随袁世凯的大多是武人出身，袁世凯亦常戏言：“到底是?识字的人靠得住。”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也未必。在袁世凯称帝之时，北洋派已经是各抱私心，摇摆不定，最终演化成逼宫之势。袁世凯以为不识字的人可靠，但不识字的人其实也靠不住。

袁世凯死后，北洋派更是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由此也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最为复杂的时期，各位大佬如同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又有军阀、政客、文人等不同品种，这些人派中有系，系中有派，朝秦暮楚，时聚时散，由此也衍生出各种野史趣闻，可谓是笑料百出，层出不穷。本书作为北洋时期的野史集合，其作用还不仅仅是茶余饭后供消遣的谈资，更重要的是，它从侧面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复杂历史，甚至揭示了部分的历史真相。

是为序。

叹机缘：袁世凯发迹之谜（1）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人物、大枭雄，这固然是人所皆知的，但老袁一不是皇亲国戚，二不是进士举人，他是如何在晚清的官场中步步升迁，最后竟然搞垮了大清朝并当上民国大总统的呢？这事可真不简单。

袁世凯，字慰亭，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在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在数百年间，这老袁家虽说家道还算殷实，但数代人也仅仅是以耕读传家，谈不上有什么名气，但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的祖坟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从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开始，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这在当时的科举场上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实在是了不得。于是，项城袁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

有人说，袁家之所以发迹，主要是因为他们家祖坟的风水好。这不，曾有专门看风水的相士去袁家坟头上看过，说老袁家的坟地“左龙右凤”，龙凤相配，有帝王之相。这事说来挺邪乎，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估计也是那些靠这个混饭吃的人故意附会而已。

风水不风水的事情姑且不去管它，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的事实，那可是千真万确，没有掺一点水分。所谓“父子进士”，说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父子俩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而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分别中了举人。

有人或许要说，这和袁世凯没啥直接关系嘛，中进士、中举人的，既不是他的祖父也不是他的父亲，血缘最近的也就是他的亲叔叔袁保庆，他不过是中了个举人而已。但是，各位可别小瞧了这个举人，这举人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考来的，当年范进同志中举后激动得发了疯，这虽是小说，但是来源于现实啊。

古人常说，科举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换句话说，读书人要想科举得中，一靠命，二靠运，三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得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繁星，科考之路大多坎坷不平，譬如比袁世凯大一岁的康有为康老夫子，他老人家应该算是有才吧？但他光考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更是考了七次、耗费近20年才中举，可见当年的科考是何等的难考……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袁家区区不过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这真是了不得、不得了。

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他的文才不如弟弟袁甲三，他家的读书人也比不过弟弟家。袁甲三家出了两个进士、一个举人，袁树三只有次子袁保庆中了个举人，算是给袁树三挣回了点面子。但是，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女儿倒有好几个），于是便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这个人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

说来也巧，在袁世凯出生不久，袁保庆的夫人牛氏也产下一子，但却不幸夭折，而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奶水不足，于是袁世凯便交给了牛氏哺乳。牛氏在丧子之余，自然把所有的母爱都转移到袁世凯身上，她对袁世凯视同己出，极为疼爱。袁世凯七岁那年，袁保庆要去济南做官，于是袁世凯便正式过继给了袁保庆，并随嗣父一起前往济南。

叹机缘：袁世凯发迹之谜（2）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不如弟弟袁保庆，也从来没有出去做过官，但他有一点比袁保庆强，那就是他能生儿子，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这过继给袁保庆的袁世凯排行老四，所以袁世凯的外号“袁老四”就是这么来的。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后便跟着嗣父袁保庆在济南、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袁保庆对袁世凯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他给袁世凯请的塾师都是当地的名举人，但袁世凯虽然聪明，却不喜读书而好拳脚。当时有一个名叫曲沼的老师，这个人文武双全，他见袁世凯喜欢舞枪弄棒，于是便教给他一套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

但不幸的是，袁保庆44岁那年在南京任上突然感染时疫，当年便抛妻弃子，离开了人世。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

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在回乡省亲的时候见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袁保恒是个饱学的翰林，在其严格教导之下，袁世凯参加过两次乡试，但一次都没有考中。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他在看过袁世凯的文章后，也说袁老四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羞愤之下，袁世凯将之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恨恨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就另立门户，造反了。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据《朝野新谭》上说，袁保恒在天津海关道任上的时候，曾经带着袁世凯去拜见直隶总督兼北洋总督李鸿章。李鸿章见袁世凯聪明伶俐，很是赏识，便要赏给他差事，但袁保恒还是希望袁世凯能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便替袁世凯婉拒道：“我家侄儿年纪尚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派他差使的话，恐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听后，摇头说：“你真的这样看不起你这个侄儿吗？据我看啊，他将来的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的百倍以上呢！”

持此观点的人还不止李鸿章一人。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

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以后来的之事实验证，此人真不愧为“神算子”。

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他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据说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得知后，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认为袁世凯虽然制艺不足但才气有余，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

叹机缘：袁世凯发迹之谜（3）

1878年，袁保恒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旧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

1881年5月，22岁的袁世凯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当时他拿到一份有分量的荐书，而且堂叔袁保龄当时也在李鸿章的幕下；二是去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

在考虑再三后，袁世凯觉得李鸿章的幕下名士如云，去了恐怕也未必会得到重用，而吴长庆的名气和地位虽然与李鸿章比要差得太远，但那里地方小，加上父辈的交情，倒是有可能出人头地。

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吴长庆是当时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颇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对于袁世凯的到来，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

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的时候因整顿军纪和*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据《容庵弟子记》中记载，在到达朝鲜后，袁世凯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当时半是取笑半是夸赞的对小袁说：“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部授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5000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

1884年12月，在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又在“甲申事变”中立下大功，次年11月，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26岁。

26岁！要知道，比袁世凯大一岁的康有为康老夫子，此时还在为考举人而埋头苦读，而比袁世凯大五岁的盟兄徐世昌在次年才考中进士（授六品翰林）……袁世凯这时已经是三品的候补道台，他的堂叔袁保龄做官23年，此时也不过是二品的直隶候补道！

所以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关键的其实也就一两步，上天赐予的机会也不过两三次。成功的人，未必是最有才的，但一定是最善于把握机会的。风云际会，机缘巧合，袁世凯的升迁真不可不谓是官场之奇迹。

袁司马：张謇为何与袁世凯闹翻脸（1）

俗话说得好，“从小看到老”。袁世凯在北京跟随堂叔袁保恒读书的时候，他的另一位堂叔袁保龄就说他“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在科举上恐怕没有大的前途。而同在吴长庆幕下并曾给袁世凯做过一段时间老师的张謇，这位日后成为状元郎的大才子，他在批改袁世凯的文章时也认为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以至于无从删改。不仅如此，张謇还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好权术”，在道德文章、科举仕途上难成大器。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欢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并且不求甚解。据说，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有一次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的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在文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实在是哭笑不得。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还在世的时候，闲暇之时经常向袁世凯讲述自己多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因而袁世凯年轻的时候最爱读兵书。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袁世凯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谈，大加卖弄，因而人送绰号“袁书呆”。

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朝野新谭》中说，在袁世凯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之后，吴作为袁的长辈，认为袁世凯年纪尚小，应该多读一点书，于是让袁世凯拜在他的幕府张謇和周家禄的门下，好好学习。张謇是个大才子，他对袁世凯的要求非常严格，袁世凯交上文章后常被批评，两人深以为苦。周家禄对袁世凯则相对比较宽容，经常给予鼓励。大概因为如此，后来袁世凯做上直隶总督后，周家禄入了袁世凯的幕府而与张謇几乎断交。

不过，袁世凯与张謇交恶的事情，却并非是因为当年受教之故。

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他处理军务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对此，张謇也在写给袁世凯堂叔袁保龄的信中曾表示赞许说：“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但他的举动总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不过，要说起他的才能，恐怕是您家族中谢玄（指挥淝水之战）那样的人物。他现在从军驻扎在*的国家（即朝鲜），希望您嘱咐他谨慎从事。”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继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但吴兆有等人昏庸无能，袁世凯反而大包大搅，成为朝鲜事务的主心骨，因而也遭到了吴兆有等人的忌恨。在1884年12月的朝鲜“甲申之变”中，吴兆有等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而袁世凯行为果断，处置得当，这才挫败了日本和朝鲜亲日派的阴谋。

袁司马：张謇为何与袁世凯闹翻脸（2）

事后，袁世凯得到了清廷和李鸿章的大力褒奖，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将袁世凯在朝鲜飞扬跋扈的“劣迹”告知了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尊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借机挑拨的信件后，他随后便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口气十分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叫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之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古之司马，其中也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如何能妄自尊大，竟然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接着，张謇又说，你既然是吴兆有的会办，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就应当让吴兆有走在前面；处理朝鲜事务的时候，也应该把吴兆有的职衔放在前面，如何事事任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你这是凭势力震慑人、靠权诈来处世吗？在信的结尾，张骞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出于师生之谊的劝导，而是为吴兆有等人张目了。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攻讦所误，因而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大概也是张謇所没有想到的。

由此，张謇和袁世凯便结下梁子，双方互不理睬近20年之久。在此期间，袁世凯青云直步，屡屡升迁，并在庚子年后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可谓是风光无限。而张謇在退出庆军幕府后，在科举上也还算顺利，考中了1894年的状元（康有为于次年中进士）。但时运不济的是，张謇刚当上状元郎不久，他的父亲便撒手人寰，按历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

三年后，张謇到北京销假却又赶上“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官，张謇自知官场险恶，从此绝意仕途，并回到家乡南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直到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张謇才投入到当时的立宪运动中，并成为江苏立宪派的主要干将。

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也表现积极，张謇才逐渐化解了与袁世凯之间的这段恩怨，并开始有了共同语言。1904年7月，张謇主动给已经在朝廷中做了大官的前学生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当即回信，表示立宪时机未到，还需要等待时机，双方算是恢复了交往。

武昌起义后，张謇被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提名为实业部长，但身为立宪派的张謇对革命党并不信任，他当时站在袁世凯一边并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局面。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也盛情邀请张謇出任实业总长一职，张謇认为当时的局势不稳定，因而推却相邀而表示愿意在野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直到“二次革命”结束后，张謇才在熊希龄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并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但是，袁世凯在帝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心要搞实业的张謇终究难圆其梦，最终被迫辞职。

有意思的是，在袁世凯初投吴长庆军中的时候，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张謇执弟子之礼，每次写信也是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但随着袁世地位的不断升迁，对张謇的称谓也日渐不同，开始由尊敬有加到平视之称“仁兄”，令张謇感到啼笑皆非，心里很不痛快。

中国传统的道德，“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张謇随后便在给袁世凯的回信中调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制定了“旧侣、故友、耆硕”等名分，用来安排他的那些老朋友。譬如张謇，当时便是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之一（其余三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

尽管袁皇上给予了“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等待遇，但张謇对此并不领情，随后他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孔老夫子曾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学问人未必是君子，但像袁世凯这样连学问也不肯去做的，大抵是做不成君子的。不过，君子有德有才如张謇者，时运不济，也未必能成事；而小人无德有才，反倒会顺风顺水，前途无限。这说来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呢。

老上司：李鸿章痛斥袁世凯（1）

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在朝鲜知事无可为，托词返回国内。在回到天津之后，李鸿章以袁世凯人才可用，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升迁，这与李鸿章提拔重用是分不开的，但让李鸿章不能容忍的是，袁世凯竟然求到了自己的政治死敌翁同龢的门下，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可是犯了大忌的。由此，李鸿章开始疏远并冷淡袁世凯，而袁世凯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后，干脆就改投门户，另找靠山。

在经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清廷中改练新军的呼声渐高，而袁世凯凭借自己曾经帮朝鲜练过新军的经验，也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以西法练兵的计划。为此，袁世凯上下奔走，向权贵们推销他的练兵计划，并最终获得成功。

李鸿章从日本谈判回国后，便一直闲居京城贤良寺，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当时的李鸿章，因为代表清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非但官居闲职，门前冷落，而且为舆论所不容，因而心态不免有些失衡。

时人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说：“甲午战后，军机大臣李鸿藻用袁世凯为将，并令其在小站以新法练兵。李鸿章从日本马关回来后，李鸿藻曾对他谈及此事，李鸿章冷冷地道：‘我是败军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打一仗试试看’。袁世凯听说后，心里十分不悦，引以为终生憾事。”

无独有偶，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也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他与直隶的官员及候补官员一同进见，当时的袁世凯已被授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但并未到任而是专职练兵。直隶按察使是地方大员，自然在进见官员的前列。李鸿章到后，袁世凯便上前汇报练兵事宜，说初步的计划也已经部署，德国教习也已经聘请，日内便可签订合同，马上就可以正式展开了。

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向有风度的李鸿章这次却没有等袁世凯说完便勃然变色，他举起手中的手杖，“砰砰”地敲打着地面，厉声道：“嗐！小孩子懂得什么练兵！又订的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说有什么把握。兵是这么容易练的吗？你雇几个洋人，扛上几杆洋枪，喊几个洋口令，便算是西式军队了么？”

袁世凯当年36岁，在遭此斥责之后，顿时面红耳赤，亦不敢反驳。周围的同僚们，从来没有看到李鸿章发那么大的火，大家都低着头，既不敢看李鸿章，也不好意思看袁世凯，场面十分尴尬。在吴永看来，袁世凯当时已经有崭露头角之像，李鸿章似乎有意要杀杀他的威风。

事实上，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个人政治生涯中最低潮，他对于袁世凯奔走于政敌翁同龢门下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气的老领导，李鸿章终于再次爆发并痛斥了袁世凯一顿。巧合的是，这次吴永又在旁边耳闻目睹。

据吴永的记载，当他与李鸿章在贤良寺闲聊的时候，袁世凯前来拜见，于是他便避入别间。袁世凯寒暄了几句后，便为老上司的遭遇表示不平：“中堂当年铁马金戈，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朝廷只给予内阁首辅的空名，虽然每日随同上朝请安，实则无所事事，这样太不公正了。中堂大人不如暂时告假还乡，等到朝廷遇到难事了，届时必定会想到股肱老臣，这样中堂再次出山，岂不是名正言顺，而且能挽回昔日的声望？”

老上司：李鸿章痛斥袁世凯（2）

甲午战争后被权贵们排挤的李鸿章，此时却十分敏感，袁世凯话音刚落，他就厉声呵斥道：“停，停！慰亭，你这是给翁叔平（叔平是翁同龢）当说客来了吗？我要是请辞出了缺，那他就可以依次升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他想得倒挺美！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想都别想！要是别人出了缺，让出一个位置给他，那我管不着，但要想让我空出一个位置来给他，这万万办不到！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不会无故请辞，奏请开缺。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对朝廷哪能说三道四，计较这计较那的？你要是受他所托，在这里花言巧语，我是不会受你们愚弄的！”

袁世凯听后不敢反驳，只能向李鸿章道歉并唯唯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余怒未消，他把吴永招呼进来，问：“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吴永说：“知道，但并不熟悉。”李鸿章恨恨地说：“袁世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他为了巴结翁叔平而来这里做说客，嘴巴里说得天花乱坠，想要欺骗我乞假开缺，一边给翁叔平让出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当年老师（即曾国藩）教我‘挺经’，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们挺着，看他们有什么招？我刚才当面训斥袁世凯，就是要免得他再来啰嗦，我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我难道还会受这种人的捉弄吗？”

不过话说回来，李鸿章这次呵斥袁世凯却是错怪了他，因为按照翁同龢的作风，是绝不会随便请一个人去做说客的，何况袁世凯和他还不算太熟悉。李鸿章之所以对袁世凯发怒，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翁同龢得势，而他自己失势。在世态炎凉的感叹之余，正好赶上袁世凯说了不中听的话，结果把火全发他身上去了。

相对而言，袁世凯做人还算可以，他在李鸿章失意的时候还常去看望这位老领导，原因就是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相比一些落井下石的朋友，袁世凯已经是难能可贵。在被李鸿章呵斥之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言语和举动，就这点而言，他的官场修为和涵养，甚至已经超过了李鸿章呢。

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但他多年经营的淮系势力仍旧存在，正如袁世凯所说，一旦国家有事，还得请老将出马，届时李鸿章为朝廷重用，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在庚子事变局势失控后，当时清廷能想到的，还是被贬斥到广东做总督的李鸿章。可惜的是，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油尽灯枯，他在主持完与列强的谈判后便一病不起，不日便撒手西去。

不过，李鸿章在临终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向朝廷力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这也意味着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此说流传甚广，不过据考证似无此奏）。此时的袁世凯，不过四十出头。

袁世凯的付出，最终有了丰厚的回报，而他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也确实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表现突出，为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袁世凯有李鸿章这样识人善用的领导，幸莫大焉；而李鸿章能有袁世凯来继承他的事业，何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红顶子：袁世凯是否出卖了“六君子”（1）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后，对于维新派的变法自强运动一贯积极支持，譬如1895年当康有为的上清帝书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就曾经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足见其态度诚恳。后来，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也没少捐钱支持，并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还经常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一起谈论新政，并通过亲信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接触，以示关注。

这样一来，维新派也把袁世凯列入己方，并建议光绪皇帝加以笼络。在“戊戌变法”到了极为危险的时刻，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建议下，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在顽固派即将反扑之时，谭嗣同认为只有袁世凯和他的新军才能挽救局势，于是他当晚便自告奋勇前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围颐和园，成非常之功。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谭嗣同传》里绘声绘色地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

两人见面后，谭嗣同开门见山地问：“你觉得当今皇上怎么样？”

袁世凯说：“旷代少有的圣主啊。”

谭嗣同说：“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利用阅兵废黩光绪皇帝），你可知道？”

袁世凯说：“好像听说过这么回事。”

谭嗣同便拿出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看密诏的时候，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现在到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

袁世凯顿时正色厉声说：“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不光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到大喜，说：“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废黩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节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

谭嗣同还不放心，说：“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

袁世凯笑而不答。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笼络罢了。”

谭嗣同说：“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

袁世凯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的大营，杀荣禄不过就像杀一条狗罢了。”

谭嗣同见袁世凯这么说，这才放下心来，和袁讨论了具体计划。袁世凯最后表示，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禄亲信之手，而营哨各官，也多是荣禄的人，要先回天津调换几个守旧的军官，准备枪支弹药。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这才在深夜中离去。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倒是确有其事，但当事人到底说了什么，至今也是众说纷纭，也不好认定梁启超描述的便一定是真实的。

但是，还没有等维新派动手，风暴就已经爆发了。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皇宫，随后便软禁光绪皇帝，并下旨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据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的描述，是日慈禧太后御临便殿，并召集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太后设竹杖于座前。

红顶子：袁世凯是否出卖了“六君子”（2）

慈禧太后开始便疾声厉色地讯问光绪皇帝：“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竟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了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随后，慈禧太后又责骂群臣说：“皇帝无知，你们为何不加以力谏，难道以为我真不管，听由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国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暗中留心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只唯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将来必不会辜负你们。今年春天，奕劻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地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说：“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问光绪皇帝说：“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聩至此？”

光绪皇帝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战栗对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厉声怒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

可怜光绪皇帝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慈禧太后又厉声问道：“你知不知道？还是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对道：“知道。”

慈禧太后说：“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这个故事当然也算精彩，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所说的“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很多人以为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但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就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来看，只是收回了光绪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基本上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手段也只限于下令捉拿康有为兄弟和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除此之外，并没有涉及其他变法人员，也没有立即宣布停止新政，光绪皇帝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受到限制。

以往都盛传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发生，袁世凯也为此背上了千古骂名，当了多年的冤大头。“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至法华寺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佯作答允，初五日袁世凯回天津后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立即报告慈禧太后，慈禧遂于初六日训政。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但是，据目前的学者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时间上是来不及的。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但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却未涉及罪行更大的谭嗣同，这说明慈禧太后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八月初六晚上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才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有罢黜太后之意后，恼怒至极，顿时“雌”性大发，整个事件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进而转向一场流血的政变了。

据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慈禧太后在得知光绪与闻“围园之谋”后，极为伤心愤怒，她厉声质问光绪道：“我抚养了你20多年，今天你竟然听信小人之言来谋害我吗？”光绪战栗了半天，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看着这不争气的皇上，叹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事实上，袁世凯确实知道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谋”，但据他后来的自辩，当场便吓得魂飞魄散，哪里敢去做这种叛逆之举？即便是真的围了颐和园，杀了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些维新派能否控制局面，这显然是一个未知数。

要说起来，就康、梁等人的政治经验和成熟度，恐怕还不及袁世凯的一个指头，如何能成大事？倒是袁世凯平白无故的背上了杀害“戊戌六君子”的罪名，就算是“背骂名、得实惠”吧！

背运时：张之洞取笑袁世凯“无学有术”（1）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谈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时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像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确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告密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致书载沣，说：“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

这样看来，袁世凯在靠山慈禧太后死后，他的日子是不好过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传闻中的光绪和载沣这场兄弟会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载沣当时正接到慈禧太后的懿旨，让他赶紧把溥仪送进宫准备立为皇帝，这事已经够他忙的了。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载沣和光绪见了面，恐怕也只能行个问安的常礼，因为光绪被囚禁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监视并向慈禧太后报告。何况，载沣当时恐怕也没有想到光绪会这么快去世。

不管有没有这场“杀袁”的兄弟会，载沣上台后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在清末实行新政以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得很，也着实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袁世凯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旧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唯他袁世凯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清朝本是马上打天下的，但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太平军一起，满人竟然已不能打仗，绿营也是遇战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势力兴起的机会。由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清廷的政权也开始软化。

乱世当中，偏偏那些满人亲贵还不争气，这能做实事的找不出几个，却在朝廷中占着茅坑不拉屎，朝政当然搞不好。所以，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便直指满族亲贵，幸好慈禧太后“英明”，及时扼杀了这场改革运动。但是，后来那些愚昧的亲贵们乱出昏招，结果导致“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侵华，险些葬送了清王朝。而在庚子年中，南方的那些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并宣布“东南互保”，清廷隐然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党羽甚众又年富力强，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他们建议载沣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和载沣有过节的溥伟都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手刃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背运时：张之洞取笑袁世凯“无学有术”（2）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在1906年的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对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记忆犹新。虽然老太后在前两年已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处置一个位极人臣的军机重臣，必须要经过军机大臣们的同意，其所颁上谕也须有军机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再三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地说，这事得和军机重臣张之洞商量才能决断。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听后，忍不住长叹一声。张是汉人大臣，年纪又大了，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为此稳定的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据时人刘体智在《异辞录》中的记载，宣统元年（1909年）的年末某日，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袁世凯像往常一样，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这一天，当袁世凯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地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在脑袋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地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和亲信招来商议对策。亲信张怀芝（也有说是袁克定）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我们的人。袁世凯听后，立刻简单收拾行装，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

说起张怀芝，原是袁世凯的马弁，一次阅操中，袁世凯不慎落马，张怀芝急步上前，一手按住马头，另用头颈和肩膀扛住坠马的袁世凯，袁这才避过一难。由此，张怀芝被袁世凯认为忠诚可嘉，后来也一步步做上了镇统制并在民国后当上了山东督办，这是后话。

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让袁世凯万不可来督署，万不可让人看见，他随后就派人处理这事。

袁世凯正在生闷气时，杨士骧的亲信来了。他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便决定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当时北京的袁府更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间纷纷扰扰。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的张之洞听说袁世凯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事后，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袁世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地离开了北京。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被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清末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固然是忠厚老者，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不算太好，但在关键时刻，他的话实在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他，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至于袁世凯，他虽然混迹官场近30年，不但“有术”而且“术”还挺多，但在皇权体制下，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何尝不慌张？这时的他，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矣。

再强的人，也有落难的时候，摄政王载沣当政的这几年，恐怕就是袁世凯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吧。

拔树论：袁世凯玩弄清廷于股掌间（1）

袁世凯被赶出北京后，并没有回到老家河南项城，因为庚子年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因严厉剿杀义和团而遭到朝廷大臣的弹劾，结果袁世凯把他的长兄、时任营官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结果本已是候补知府的袁世敦，其大好仕途便被袁世凯毁于一旦。

袁世敦灰头土脸地回到项城老家后，不免含恨在心。数年后，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但袁世凯希望将生母葬入祖茔正穴的要求却被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袁世敦之所以不给当时已是朝廷红人的弟弟面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族规、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

由此，袁家兄弟彻底闹翻。袁世凯一怒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可如今北京容不下他，老家又不好意思回，袁世凯后来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在此安身隐居。

归隐期间的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当时的《东方杂志》上曾刊登了一副著名的“披蓑垂钓图”，袁世凯以此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不问世事的取意。不过，从那幅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事实上，“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界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

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是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

拔树论：袁世凯玩弄清廷于股掌间（2）

说句实话，小小的湖广总督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呢。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袁世凯是可以不急，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他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道：“嗐！庆贺个啥，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要什么价。袁世凯见是熟人，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指挥水陆各军的兵权”等六点要求，不然绝不出山。清廷无奈之下，只能全盘接受六点要求，袁世凯才勉勉强强地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袁世凯出马，北洋军的表现果然大不一样，很快便攻下汉口。随后，袁世凯又返回北京，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内阁，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一地的问题，而是各省分崩离析的大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的革命军，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难关，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今天赐良机，他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听从清廷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

据说，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200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但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决定再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随后，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并很快攻下。正当前军指挥冯国璋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时，袁世凯却命令暂时停战，这就让冯国璋没法理解了。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

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说来说去，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

果不其然，袁世凯最终用高超的政治技巧，不费一兵一卒便将那些皇族亲贵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一并扫地出门，赶出朝廷，最后又诱迫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最终结束了清朝200多年的历史。

手无策：“北京兵变”恐非袁世凯操纵（1）

在袁世凯如愿以偿获得了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南京的革命党人试图以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来限制袁世凯的势力，但袁世凯是何等人物，他岂有孤身南下、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之理？

为促使袁世凯尽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团长，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王正廷、汪精卫等人为成员的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团到北京后，被安排到一个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馆舍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外面还有兵士环卫，加以特别保护。

当晚，京城中的知名人士纷纷来访，宾主双方展开闲谈，无外乎相互刺探口风：南方客人说人民期盼袁大总统早日赴南京就职，以安民心；北方人士则大多是为袁世凯做说客，说什么袁大总统若是南下，北方无所依托，一旦人心不稳，未免生变云云。虽说是闲谈，但双方却也各持己见，针锋相对，说了好大一会，彼此都不能相互说服。

次日一早，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便前往袁府商议南下一事，袁世凯倒也不曾怠慢，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行过礼，蔡元培便将参议院投票决定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公文和孙中山的书函一并交给袁世凯，并说明来意。

袁世凯将公文书函略看了看，皱眉叹道：“想我四年前便已退隐山林，不料去岁国事巨变，无奈之下方才重出江湖，以解黎民之困。如今共和已定，我只想做一太平百姓，为何南方诸君非得选中老朽，催促南下？难道这泱泱中华，竟没有比老朽更适合的人才吗？”

听了袁世凯自负无人却又故作谦抑的一番言辞，宋教仁心中不免冷笑，正待他想反唇相讥的时候，专使团的负责人蔡元培却首先应道：“老先生何必自谦，如今清帝已经退位，共和国一扫数千年之专制制度，老先生功莫大焉。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老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实乃众望所归，还望老先生以大局为重，早日赴南京就职，以慰各方人士之愿，则共和事业幸甚！”

袁世凯故作为难，道：“南方人士希望我早日南下，北方人等又苦苦挽留我在北京，可我又没有个分身术，如何使得？我倒是想去南京就职，但如今北方局势不稳，恐怕形势不允许啊！”

宋教仁毕竟年轻气盛，这时终于忍耐不住，便朗声道：“袁老先生此言差矣！此次推翻帝制，乃武昌起事，南京告成，何况南京已设临时参议院及临时政府，如今孙总统已辞职并推举老先生继任总统，即当以民意为重，为何迟迟不肯南下就职，有碍共和大业呢？”

袁世凯见宋教仁言辞激烈，不免也有些气愤，正当他想驳斥时，昨日一同从南京回来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却正好走了进来，顺便还帮领导解了围：“宋兄！你又在这里大发高论了！如今各位来此，不过请袁公南下一就，何必多费唇舌？至于袁公之虑，也并非没有道理。只待北方局势稍微平静，即当拨冗启程，不负南方之盛意。”

袁世凯听后微微一笑，便起身道：“各位所言极是，既然南方诸君盛情相邀，我亦当竭诚尽力，早日南行便是。”

袁世凯充满诚意的一席话，说得专使团的各位心里颇为舒畅，紧张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袁世凯倒也善于把握机会，随后便下令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南方贵客，推蔡元培坐了首座，袁世凯自坐首席，唐绍仪也一起陪同。只见杯觥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却已不再论及国事。

手无策：“北京兵变”恐非袁世凯操纵（2）

待到散席回馆，专使团的成员都有三分醉意，却还剩下七分清醒。说句实话，他们对交涉的结果虽然还算满意，但对袁世凯是否真的南下就职，却也说不上有十分的把握。

当天晚上，专使团的成员正在商议对策时，突然城北传来数声炮响，随即便是人喊马嘶，仿佛有事变发生。蔡元培等人极为困惑，他们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却见不远处已是大火熊熊，一片乱象。

借着大火的余光，专使团的成员发现不远的街道上突然冒出成群的大兵，这些持枪的丘八老爷不停的朝着天空中开火，只见子弹带着长长的亮光，不断撕扯着本是安静祥和的夜空。清脆的枪声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友善，更糟糕的是，这群乱兵一路上呼呼喝喝，沿途纵火抢劫，方向却似乎正朝着馆舍而来。

专使团等人大为惊恐，正待商议如何是好时，一颗流弹突然划破窗户飞了进来，将室内墙壁砸出一个洞又折射了出去。汪精卫大叫道：“不得了！幸好这个子弹没有击中人，不然还不被它取了性命！”蔡元培说：“不好，恐怕这是兵变了！”宋教仁却还算冷静，当即一语中的：“这定是袁世凯的手段！”

宋教仁的话音未落，一群乱兵便已举着火把，“嘭嘭嘭”的猛砸馆舍大门，馆舍里管事的人前去招呼说：“这是南方专使团的所在，还望弟兄们不要惊扰！”

兵士们听后，大声嚷嚷道：“什么专使不专使！越是专使，我们越要打他！”随后，乱兵们又是十几声乱枪，子弹“嗖嗖”的从专使团成员所住房间的窗户前呼啸而过，将蔡元培等人惊出一身的冷汗。

危急形势下，蔡元培对专使团的其他成员道：“情况不妙，看来这些乱兵似乎是冲着咱们而来，不想我们使命尚未完成，却将性命白白送在这里！”汪精卫说：“多说无益，我们不能在此束手待毙，不如从后院觅条出路逃生罢！”众人听后点头称是，当时也来不及收拾什么文件衣物，便一起下楼朝后院奔去。

还没等到后院，前面乱兵们已经将大门砸出几个大窟窿，嚷嚷着要冲进来，蔡元培等人听到后，一个个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长出翅膀飞过墙外。要说馆舍的后院并不算高，但由于黑灯瞎火的，专使团的成员们又都是些谦谦君子，一时间竟然翻不过去。所幸后来有人从房内摸了一条板凳，专使团的成员们这才借以过墙逃生。

次日清晨，袁世凯得知蔡元培等人已经逃到六国饭店避难后，随后便派人前来慰问，并将他们接到府上压惊。等蔡元培等人再到袁府的时候，袁世凯却也是一夜无眠，而且已经换上马裤、马靴，一身戎装打扮。对于昨夜之事，袁世凯似乎也是一头雾水，正急急忙忙的命人四处打探，查明究竟是何人带头闹事，又闹成何等情形。

不久，各路探子回报，发生兵变的是曹锟统制的北洋第三镇，他们原本驻扎在北京城外，不知何故突然冲进城内，跑到东城和前门一带大肆哄抢，一路焚烧，还跑到专使团所住的煤渣胡同胡闹。到下半夜，兵变继续扩大，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当地的土匪闻风而动，趁火打劫，而部分巡警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等到清晨，被砸被抢的店铺、钱庄、民居已经有数千家，还有几百间房屋被焚烧，似乎是为了掩盖抢劫的痕迹。

这次兵变，是不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不过，坊间倒有个传闻，说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找几个北洋军的将领商议，说如果家父南下就职的话，到时直隶都督就要由别人接手，届时北洋军恐怕要被裁撤一部分，对大家很是不利；要想不让家父南下，首先是要把南方专使团给赶跑。

手无策：“北京兵变”恐非袁世凯操纵（3）

曹锟等人听后，大为恼火，便说：“这事也不难办，只有我们让弟兄们趁夜把专使团的住处围一围，放两枪，把他们吓跑就是。”袁克定听后大为满意，说：“只要你们一闹就好办，到时就算专使团不跑，东交民巷的外交团也会出来抗议，当时家父就走不成了。”

还有人说，在兵变的第二天早上，正当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情况的时候，曹锟突然推门而入，向袁世凯报告说：“昨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妥！”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起身大骂道：“胡说八道，滚出去！”

在北京兵变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果然迅速作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在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的同时，还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不仅如此，公使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他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

在简单告知了兵变的情况后，南方专使团便被袁世凯请回了六国饭店。在随后的两天里，袁世凯也不再同他们会面，却不时的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给蔡元培等人阅看，其用意不说自明。专使团看到各地电报报来的尽是些坏消息，而北京当地的报纸舆论都纷纷要求袁世凯留在北京以安定民心，免得局势进一步恶化而导致外国势力进行干涉；有的报纸甚至干脆指责是专使团的到来使得人心不稳，导致了兵变的发生云云。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称：“北京及天津等地兵变后，无政府状态为害甚大，外人也似有干涉之像，经过专使团成员几次会议讨论，全体成员一致认为，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次来京之目的，以保全垂危的之大局。”

所谓“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道；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像袁世凯一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在当时的情势压迫下，南京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当晚的兵变中，袁世凯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亲信们毫无动作，譬如陆建章的执法处并没有对兵变进行干预，而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在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参与了抢劫活动。

更蹊跷的是，这次兵变虽说抢劫的规模很大，却基本不杀人伤人，似乎是专门冲着有钱的地方而去，特别城中的银号，更是一网打尽，遭灾最重，就连官府的存银处也遭到抢劫。据后来的统计，乱兵们在当晚的骚乱中至少抢走300万以上的银两。

当时任京畿五路备补军管带的冯玉祥在自己的*中称，认为这次北京兵变的主谋是袁世凯显然是高估了他的实力，事实上，袁世凯在回乡数年后，已经失去了控制第三镇的能力，何况第三镇的军纪本就极坏。从这些乱兵的抢劫行为来看，这次兵变可能的确是因为裁减士兵军饷的传言有关。至于这个传言是怎么发出来并由谁调唆的，这就不得而知了。

公民团：袁世凯的总统制造记

1913年，在宋教仁遇刺后，革命党发起“二次革命”，但终因为力量悬殊而很快失败。在用武力打败了革命党人后，袁世凯的威势暂时达到了高潮，但他摸了摸脑袋才发现，自己现在仍旧是“临时”大总统，于是“转正”便成了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在民国的第二个“*”来临前，759名国会议员（按法定总人数在800人以上，俗称“八百罗汉”）来到选举会场，正式选举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按照新公布的《总统选举法》，选举大总统须2/3的议员出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候选人必须在得票3/4以上方可当选。

刚开始的时候，选举还算正常。第一次投票后，经统计，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154票，其他还有几个候选人只得零星数票。袁世凯这次虽然得票最高，但因为某些议员投了无效票，因而袁世凯的得票仍旧没有达到法定的3/4多数，因此还需要再进行一次投票。

就在这时，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人的不相干人等，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当袁世凯首次没有当选的消息传来后，这些“观众”便整齐严肃地大踏步进入会场，将正在投票的议员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个水泄不通，就算插翅也难飞。

议员们何时见过这等“*”架势，只得推议长去交涉，要求这些人退出会场，不得干涉选举。谁知那帮人听后，反而大声嚷嚷起来：“我们都是‘公民团’，今日推选大总统，关系重大，倘若你们选出辜负众望的大总统，我们是不答应的！我们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所选非人，今天各位就甭想走出会场！”

如此情形，议员们也就明白了七八分。但是，令人敬佩的是，当时的那些议员们还是颇有些骨气的，在如此高压之下，他们偏不肯将票投给袁世凯。

在第二次选举后，袁世凯虽然得了497票，但黎元洪也多得了几票（162票），袁世凯仍旧没有达到法定多数。从效果上来看，“公民团”的做法其实是添乱，黎元洪多得的几票很可能就是国民党议员投的，虽然他们未必支持黎副总统。

由于当时投票流程不甚熟练，从发票、填票、投票、开票、唱票，这一圈搞下来大约要4个小时，因此议员们此时肚皮也饿了，于是打算明日再进行第三次选举。但是，这些“公民团”们就不答应，他们早已将会场团团围住，许进不许出，就连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不选出袁总统，谁也别想跳出这禁锢圈。

时间到了晚上，议员们饿得急了，想闯出大门找点吃的，但那也不行。议员们还没等走到门口，便被“公民团”的人拽住，轻则破口大骂，重则饱以老拳，把议员们打得抱头鼠窜，狼狈地逃回会场。最可笑的是，某些议员好吸大烟，一时间烟瘾犯了也没法补充，这群人在会场上哈欠连天，鼻涕不是鼻涕，眼泪不是眼泪，真是急得抓耳挠腮，捶胸顿足，徒然让“公民团”笑话。

也有送饭的。比如支持袁世凯的公民党给他们的议员送饭来了，“公民团”的人便放他们长驱直入。进步党也派人来送吃的，但这些凶神恶煞的“公民团”不让他们随便进去，进步党的人急忙说：“我们是拥护袁总统的！”公民团听了喜笑颜开，大手一挥，说：“那就赶紧进去吧！”

国民党派人送饭来，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给议员们送饭！”“公民团”大怒，骂道：“国民党的不准进，多饿死他几个才好，活该！”

眼看不继续选举就不许出门，议员们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接着进行第三次投票。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也就是说，这次只能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中间选举一人，而且只要过半数就可当选。

待到选票发到各议员的手中，“公民团”的人又叫嚷起来了：“选举袁总统！”“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出门！”“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吃饭！”

在此喧嚣的声浪下，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们早已是手脚发软，头昏眼花。但即便是这样，仍旧有部分硬骨头议员在选票上画叉，以示抗议。等到投票结束，袁世凯得了507票，自然是过了半数，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公民团”的行为实在是弄巧成拙，本该下午就结束的投票非被他们弄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差点还饿出几条人命来。等到宣布投票结果，那些议员们不是饿得发晕就是憋得发昏，哪里还有力气去鼓掌祝贺新总统当选。

那些“公民团”的人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倒是兴高采烈了一下，他们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去规定地点领赏了。只可怜那些饿了十几个小时的国民党议员，在一片狼藉中，他们扶着墙颤颤巍巍地摸出门外……啥也别说了，直奔面馆去吧！

此时的总统府却是热闹非凡，里边鞭炮齐鸣，三呼万岁，前来热烈祝贺的人几乎挤破了门槛。由此，?世凯导演的这幕选举丑剧终于拉上了帷幕。

呜呼！袁总统在背后动用武力搞小动作，这*共和还如何搞法。尽管后面还有很多掩耳盗铃、*民意的丑剧要上演，但袁世凯作为第一个，开了如此恶劣之先例。始作俑者，难辞其咎。

子欺父：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1）

袁世凯一生中妻妾众多（一妻九妾），其原配于氏是他当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时在乡完婚的。两年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出生，这也是于氏唯一所出。

袁世凯到朝鲜后，陆续添了多房妾侍并生了众多子女（总共十七子，十五女），但这些弟弟妹妹们都与袁克定的年龄相差很大，譬如次子袁克文就比袁克定要小足足12岁，因此袁世凯对袁克定当然是另眼相看，好生培养。袁克定从小就跟着袁世凯，无论袁世凯是驻节朝鲜还是小站练兵，或者巡抚山东、总督直隶，袁克定就未曾离开过一步。

要说起袁克定，倒也算是出落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赳赳武夫之形象。袁世凯在清朝为官的时候，袁克定也供职于农工商部，但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初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作为父亲的袁世凯看了十分痛心，便于次年送他到德国继续治疗。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见*大总统的长子前来就医，自然十分重视，招待也极为殷勤。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当时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于是趁着宴会的时候在袁克定耳边吹风：“中国现在搞的*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

不仅如此，威廉二世在袁克定回国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他转交袁世凯，信中的大概意思也是中德亲善提携并劝告袁世凯称帝云云。

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惜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却对家人、亲戚十分避嫌，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前清的时候倒在官府里做过一些事情，但到了民国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反而没有一个人在外做官，这让袁克定十分胸闷。

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在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发现他的北洋军已经暮气沉沉，而且派系林立，自己掌控起来也已不再得心应手。从上次“北京兵变”中，袁世凯已经感觉到，原来他手下的那些将领们，现在已经大都各有山头，指挥不易。

于是，袁世凯在掌握政权之后便着手重建自己的军队，而这时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蒋方震提出编练“模范团”以重整军威，袁世凯便采纳了这个意见。所谓“模范团”，就是从各师中抽调各级军官分别充当军官和士兵，建制为团，训练半年后派到各师充当军官，以改造优化军队中的军官结构。

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打算让云南来京的蔡锷（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担任“模范团”团长，但这一提议因遭到北洋系将领的反对而作罢。袁克定在听说此事后，便也想学习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的经历，于是他就向老头子提出由他来担任“模范团”团长。袁世凯开始觉得不妥，袁克定便说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皇族在国内只能担任军职，不得干涉内政，这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好办法。

子欺父：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2）

在袁克定的软磨硬缠下，袁世凯只好答应去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商量下。段祺瑞本来就和袁克定有矛盾，他在听说要让袁克定担任“模范团”团长后，立刻大摇其头：“什么？让大公子担任团长？这怎么行？！他对军事一点都不懂，派他去练兵岂不是大出洋相？再说了，他腿脚不好，实在是有碍军容啊……”

袁世凯还没有等段祺瑞嘟嘟囔囔说完，就气呼呼走了。

由于“模范团”团长人选难产，袁世凯最后只好自己兼任了。直到办“模范团”第二期的时候，段祺瑞当时已经被排挤到西山“养病”去了，袁克定才如愿以偿，当上了“模范团”的团长。但问题是，袁大公子可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那份吃苦的劲头和责任心，他从小就是公子气派，怎肯和袁世凯当年那样“每日与士兵们共奔走”？颐使气指、目中无人，他倒是有一套。

尽管袁克定是个“野心大、能力小”的主，但凭着袁世凯大公子的地位，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趋奉门下的，毕竟袁克定是“太子”嘛，万一押宝押对了，岂不是鸡犬升天、飞黄腾达？中国从来就不缺这号势利钻营的人物。当时紧跟袁克定的人中，文的有杨度、梁士诒之流，武有段芝贵、陈光远之辈，袁克定这“太子”尚未做成，“*”倒是人才济济，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袁克定的人。

之前的“北京兵变”一事，据说袁克定就颇有嫌疑。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等人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袁克定知道老爹不愿意离开北京，于是便背着袁世凯策划了这场兵变。不过，袁克定的计划是指使北洋军第三镇攻进皇宫，将小皇帝溥仪赶走后效法宋太祖“陈桥兵变”，给袁世凯来个“黄袍加身”。

可笑的是，袁克定的计划没有通知禁卫军，结果禁卫军不知就里，拼死抵抗，袁克定的军队竟然攻不进去，这帮丘八老爷恼羞成怒之下，最后反演变成一场抢掠商家的浩劫。对于这事，袁世凯当时的表现也颇为惊慌，似乎事前确实不知，不过这也算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当时正愁找不到推脱去南京就职的借口呢。

在袁世凯称帝前，便有人称袁克定为曹丕，而他还有一个二弟名叫袁克文，因一向诗酒*，温文儒雅，而被人称为曹植。据说，某次兄弟俩因为琐事吵了起来，袁克文竟对他大哥说：“你要做曹丕，竟不许我做曹植？”

这事后来让袁世凯知道了，老头子怒气冲冲地把两人找去臭骂一顿，说：“怪不得外面有人骂我是曹操，原来是你们兄弟俩在自比曹丕、曹植，真是岂有此理！”

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最为敏感。袁克定当时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竟然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报纸每天送给袁世凯看。

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子欺父：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3）

虽然袁克定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都没有活过60岁，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是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

在年届60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的保证，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毕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嘛，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把板子全打在袁克定的屁股上也不公道，毕竟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哪。

据说，有一天袁世凯在书房睡午觉，一个婢女端着一碗参汤进了房间，一个不小心把汤碗掉在地上，这下可把小丫鬟给吓坏了，因为这个汤碗并不是寻常的汤碗，而是慈禧太后当年亲赐的玉碗，最为袁世凯所钟爱。

袁世凯被惊醒之后，发现他最心爱的玉碗被打了个粉碎，他怒气冲冲地呵斥小丫鬟是怎么回事。这个小丫鬟却还聪明，她急中生智，“扑通”一声跪下说：“大老爷，我端着参汤进房间时，突然看见大老爷的床上盘着一条金龙，我一害怕，就把玉碗给摔了！”

此时的袁世凯正忙于帝制，他听了这话立刻转怒为喜，非但没有怪罪小丫鬟，反而赏了她一百大洋，并叮嘱她不得在外面乱说。

说起这个小丫鬟打碎玉碗的事，其实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小丫鬟见到的不是金龙，而是一只超大的癞蛤蟆，这大概与袁世凯是癞蛤蟆转世的传闻有关。老北京常有这么个传说，说北京的西山有十个“暴戾”，即十个修炼千年的动物，它们通了人性，转投人间，祸害百姓。这十个精灵便是熊、獾、呺鸟、狼、驴、猪、蟒、猴、狐、癞蛤蟆，分别为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和珅、海兰察、年羹尧、曾国藩、张之洞、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简称“西山十戾”。

据传，在袁世凯闹登基的那年，北京陶然亭周围的蛤蟆叫声震天，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元神到了陶然亭，这才引得那里的蛤蟆“叫坑”。当然，说袁世凯是蛤蟆转世肯定是牵强附会的迷信，只不过袁世凯脖子短、腿脚粗，样子有那么一点神似罢了。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之*，姑且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诗的最后两句是诗中的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想必袁大总统头脑一发热，早已忘却了。

据传，袁世凯临死的时候，曾嘟囔了一句：“是他害了我”。当时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之极。

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滑稽戏：袁世凯关起门来做皇帝（1）

在洪宪帝制中，最可笑的便是手下梁士诒等人搞的请愿和推举运动，但袁世凯认为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意，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

在袁世凯的暗示下，参政院很快制订出国民代表选举办法，袁世凯也就半推半就，同意在民国四年（1915年）10月后开始举行国民选举，并将选举办法发各省操办。为加速帝制进程，国民代表直接在各省投票决定国体，无需来北京召开国民会议。

按说之前也搞过几次选举了，各地应当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次的选举办法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这些“国民代表”大都是已经指定，首先在京的军政人员便占了一大部分，这些人当然都是拥袁的，不过这次是按照他们的籍贯分回各省去投票。至于那些给各省留出的名额，也是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来决定，方法便是每个县官推选一个选举人前往本身指定的场所报道，而在投票前，办事人员都会先招待选举人，试探下他们对帝制的态度，如果碰到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或者干脆就反对的，随后便有密令给原县官，指斥他办事不力，并限令重新推举选举人。

在如此方法下，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而在各省的投票日，在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各省代表进行记名投票。在此之前，选票上早已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便可投票了。

投票之前，每名代表都收到500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加上又是记名投票，谁要乱写保准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投票结果可想而知：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地写着“同意”二字。

在随后的皇帝选举中，程序也与国体投票完全一样，只不过选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是写上“同意”或者“反对”，然后签名投票。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壮观的，全国1993名国民代表，赞成帝制并恭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派。后来者的选举舞弊和这次完美的选举想比，简直就不值一提。

喜剧既然开场，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那秘书厅的秘书员早已是胸有成竹，不消十分钟便拟就了*百字的劝进书，一气呵成，通过也就不在话下。

当天下午，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袁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效仿下先贤的“三揖三让”，以示谦恭。在第一份劝进书被退回后，参政院也不气馁，随后又命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令人吃惊的是，秘书厅的秘书员竟然在十五分钟内再次拟定了一份新的劝进书……倘若不是提前准备，定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才子。

本来“三揖三让”应该是三道程序，但不知何故，袁总统竟然省去了中间第二道，在第二次拥戴书送来后的次日便急吼吼地加以接受，实在是让参政院的大人们觉得意犹未尽……第三份劝进书还没来得及写呢。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在承认帝制后，袁克定催促老头子赶紧举行登基大典，以免夜长梦多，但袁世凯认为登基仪式事关重大，应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挑个良辰吉日，也好从容筹备，免得届时仓促行事，有失体面。随后，袁世凯便任命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滑稽戏：袁世凯关起门来做皇帝（2）

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并让袁克定挑个好日子。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更滑稽的是，这次朝拜也没有统一服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九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来到居仁堂，而不是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这一天，袁世凯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反衬得他那大脑袋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由于那御干儿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遇到年长位高的，袁皇上还上前搀扶，以示谦逊。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嘛？

一直热心于此事的帝制派人物对主持仪式的御干儿段芝贵很不满意，由于没有过足瘾，这帮人见了那御干儿几乎就要老拳相加了。

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虽然没有举行登基仪式，但也算皇帝即位了。新朝嘛，自然得有点新气象，譬如觐见礼就由跪拜改成鞠躬，也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大清王朝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掐，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另外，按照外臣有贺长雄的意见，宫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改设女官，也算是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下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

至于其他的公、侯、伯、子、男（分三等），那受封的人就多了，大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而这次封爵中，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

据称，在袁世凯即帝位前，他曾找了一位郭姓堪舆家（即风水先生）到河南项城看自己家的祖坟。郭某在看过后，认为第七冢即袁世凯生母的墓最不同凡响，说“此坟来脉雄长，经九迭而结穴，每迭上加冕，应九五之象，左右边送护卫，罗列诸侯，直帝王肇陵之形势。”袁世凯听后十分兴奋，便问他“龙兴之运”有多少年。

郭某其实也只是胡诌骗钱，他灵机一动，便以“八卦”与“阴阳二气”为名，说有“八二之数。”袁世凯大喜，问：“是八百二十年，还是八十二年？”郭某一时间答不上来，便则故作神秘的道：“八二之数，天机不可泄露。”袁世凯听后，自言自语地说：“就算是八十二年，也有三代，我也很满足了。”

后来袁世凯的洪宪王朝只维持了83天……弄半天，郭某说的“八二之数”是82天，仅此而已。

最有意思的是，1916年元旦，北京的警视厅通令全市卖元宵者，一律改“元宵”为“汤圆”。原来，袁世凯认为“元宵”音同“袁消”，于新皇帝不吉，于是改“元宵”为“汤圆”。时人有诗云：“偏多忌讳触新朝，良夜金吾?禁条；放火点灯都不管，街头莫唱卖元宵”，讽刺的便是此事。

另外，还有人以“洪宪”二字作了一首嵌字联讽刺袁世凯：

洪水横流，淹没汉、满、蒙、回、藏；

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

最大煞风景的是，袁皇上本在称帝后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派人将做好的亲王服给“黎亲王”送去，但这个前副总统却很有骨气，屡加拒绝，就是不肯接受，惹得前去送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几乎要打上门去，但袁皇上却命暂且姑息，黎元洪也就闭门不出，在家苦练书法。

黎副总统拒受册封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

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做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愧已晚：袁世凯后悔不听挚友言（1）

袁世凯称帝过程中，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

严修是天津人，进士出身，他原本是贵州学政，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1905年，在袁世凯的举荐下，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在全国推广“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改革运动。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为此，严修也被清廷罢官，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

袁世凯复出后，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但此时的严修已经绝意仕途，他一心一意从事教育（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均为严修创办），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如袁克定、袁克文也与严修有师生之谊。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后，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他也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

严修见了袁世凯后也不客气，他开门见山地对袁世凯说：“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要变更国体，改行帝制，心里十分着急。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为了自己的发达而不择手段，大总统一定要小心此人。如今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大总统你想，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你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你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搞选举，闹得乱哄哄的，可大总统对外面的事情真相，知道多少呢？”

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严修有些激动起来：“大总统！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你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我真是为你担心，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哪！”听到这里，袁世凯才频频点头，似有触动。但严修走后，袁世凯又故态复萌。

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也跟随袁世凯多年，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张一麐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几乎是形影不离。袁世凯一出山，便立即把张一麐调到身边，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麐的身影，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麐来起草和保存。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张一麐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一天，张一麐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大总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取代清廷，但那时你没有答应。如今时机已失，民心已定，绝不可改弦更张，重蹈覆辙啊！如果你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呢！”

袁世凯听张一麐说得这么认真，便敷衍他说：“这都是外面的传闻，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请仲仁（张一麐，字仲仁）放心！”张一麐听后很高兴，出去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为袁世凯辟谣。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气得直牙痒痒，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目的就是要把张一麐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

在北洋系的武将中，段祺瑞是唯一公开反对帝制的。在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北洋将领发电报逼宫，为袁世凯拿下江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自认为是促成共和的有功之臣。等到“二次革命”后，帝制派的活动日益露头，段祺瑞看袁世凯也真是有点想当皇帝，这下可把老段气坏了。

愧已晚：袁世凯后悔不听挚友言（2）

在民国建立后，段祺瑞继续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尽管当时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换，但段祺瑞担任的陆军总长却一直岿然不动。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段祺瑞还亲自代理国务总理，组织战时内阁并一举击败南方革命党人。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他发现段祺瑞在北洋军中也已经自成一派，而且段祺瑞为人刚愎自用，很多事情不向袁世凯请示便自行决定，提拔的军官也大多是自己的学生部属。长此以往，恐有军权旁落的危险。

1901年，在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袁世凯为了笼络这位干将，将自己视同己出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段祺瑞作续弦，两家女眷来往非常密切，袁世凯的子女有时候也叫段祺瑞姐夫。但在民国以后，段祺瑞与“太子”袁克定的关系一直不和，他对于袁克定试图插手军队的企图十分反感，而袁克定则利用各种机会在袁世凯的面前诋毁段祺瑞“擅权”、“图谋自立”等。时间久了，袁世凯终于起了疑心，后来便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委派其侍从武官荫昌、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等人为办事员，并请出王士珍出来主持常务，一切军政要务均需报袁世凯定夺。

段祺瑞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有意削夺自己的兵权，于是他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统帅办事处的会议，对于陆军部的事务也多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理。有一次，袁世凯将段祺瑞召至总统府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不太清楚，说还要到部里去查一下。袁世凯很生气，说：“你们部里的呈文都上来了，你还去部里查什么呢？”

原来，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事，而呈文也是次长代他签名送上去的。由此，袁世凯见人就大发牢骚：“你看看，我们北洋的人都成了什么样子！芝泉不到部里去办公，华甫（冯国璋的字）身为地方大员，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这像什么样子！”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袁世凯与段祺瑞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比如袁世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非常反感（此人有才，但人缘极差，比段祺瑞的脾气还要大），几次想把他调走，但段祺瑞一直袒护徐树铮，并声称：“要撤徐树铮的职也可以，那就将我也一起撤了！”

由于段祺瑞经常称病，袁世凯也就顺势让他养病休息，改由王士珍代理了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称帝前，段祺瑞曾召集心腹徐树铮、曾毓隽等人，十分悲愤地说：“项城看来真是要做皇帝了，无可救药啊！想当年，我领衔诸位将领发拥护共和之通电，如今我要是拥项城为帝的话，我在国人眼中还算人吗？试问二十四史，还能找出我这样的人物吗？所以无论公与私，我都宁死也不参与帝制，我打算归隐山林，决不多发一言。”

不过话说回来，像段祺瑞这等人物，本就是*的开国元勋，倘若按照民国政治的运作，他是完全有机会接袁世凯班的。如今袁世凯要搞“家天下”，断了段祺瑞等人做国家元首的念想不说，如今还要做袁家特别是那个袁克定的臣属，这就是降志辱身，令人难以容忍了。不过，段祺瑞毕竟跟了袁世凯这么多年，他当时并无反袁之心，不过以消极怠工加以杯葛，而袁世凯还是领着帝制的战车不断前冲，最后一哄而散，悔之晚矣。

“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李商隐有诗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苍天明月，故园秋风，想必老袁亦是愧悔自知，然往事不可追，虽悔何益？

二陈汤：一剂催命剂要了袁世凯的命（1）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曾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归纳其迅速败亡的原因，这就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在中医里，“六君子”指的是“人参、甘草、白茯苓、白术、陈皮、半夏”这六味中药，但这里是暗指帝制运动中筹安会的杨度、孙额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二陈汤”原本是指中药半夏和橘红，在这里却是在洪宪帝制后期陆续宣布独立的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人。

“筹安会六君子”鼓噪袁世凯称帝固然是人所皆知，但“二陈汤”这三位前后不一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先来说说汤芗铭。汤芗铭，湖北人，系著名立宪党人汤化龙之弟，他在18岁时中得举人，可惜后来清廷废除了科举考试，汤芗铭随后便改习海军并出国深造。在巴黎的时候，汤芗铭结识了孙中山并一度加入革命党，但后来他得知孙中山是三点会帮会首领后，又愤而退盟（他认为三点会是黑社会，不屑与之为伍）。

汤芗铭学成回国后，历任镜清舰机长、南琛舰长，并于1910年当上了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武昌起义后，在兄长汤化龙的指引下，汤芗铭率舰队投入民军，为袁世凯所忌惮。为了拉拢汤芗铭，袁世凯在授予他海军中将的同时，又将其调任教育次长，以解除他的兵权。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才再度启用汤芗铭，让他率海军与李纯的北洋第六师水陆并进，夹攻民军。

由于在驱逐李烈钧的湖口之役中立下大功，汤芗铭随后被任命为湖南都督，时年不过30岁出头，可为是少年得志。为了向袁世凯表忠心，汤芗铭在湖南大开杀戒，被屠杀的民党及帮会分子仅有名可查的便多达两万余人，人送绰号“汤屠夫”。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后，汤芗铭投其所好，在湖南创办了《民国新报》鼓吹帝制并率先在长沙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在汤芗铭的操纵下，湖南国民代表在国体投票中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恭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汤芗铭在各省都督将军中带头劝进，最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世凯称帝后，汤芗铭被册封为“一等侯”，而袁世凯的嫡系曹锟只封为一等伯；关外的张作霖才封为二等子，足见汤芗铭之得宠。

可惜的是，好运不长。在护国军兴起后，湖南倍感压力，汤芗铭最后在其兄汤化龙的劝说下宣布湖南独立，并通电全国：“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绝不为萁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

袁世凯看到汤芗铭的电文后，连呼“完了！完了！”由此病势加重，最终一命呜呼。汤芗铭虽然气袁有功，但因为之前的种种表现，终为湘人所不容，最后在袁世凯死后逃出湖南，从此在政坛上一蹶不振，并以研究佛学而终其一生（在建国后以九十高寿去世）。

陈树藩是陕西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出身，他在辛亥革命时为陕西新军中的一名军械官，由此投机革命并陆续掌握了军权。陈树藩的为人一贯首鼠两端，善于巴结领导并敢于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比如在陆建章做陕西都督的时候，陈树藩百般讨好并做上了陕南镇守使。陆建章对民党分子极为仇视，但陈树藩表面赞同，暗中却有意给革命党留下一条后路，以两边讨好。

二陈汤：一剂催命剂要了袁世凯的命（2）

由于陆建章在陕西严厉剿杀民党，杀人过多，加上积极支持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以至于激起了陕人的极大愤怒。陈树藩见陆建章已经失去民心，随后便设计驱逐了老领导，并请求袁世凯任命自己为陕西都督。袁世凯为了笼络陈树藩，对他的要求百依百顺，但随着反帝制运动的不断高涨，陈树藩最终在北方各省中率先宣布独立，这无疑给了袁世凯一个沉重打击。

陈宦，字二庵，湖北安陆县人，自幼便聪颖过人，15岁考中秀才，后来进入张之洞所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就读。在清末编练新军的热潮中，陈宦担任过北洋军第20镇的统制，后来又随云贵总督锡良入滇为陆军镇统。辛亥革命后，黎元洪以副总统兼领参谋总长，陈宦正好与之交游，于是便被推荐为参谋次长。黎元洪当时还兼任湖北都督，于是陈宦便以次长身份代黎元洪执行总长职权，这一安排，实则是袁世凯将陈宦安插为黎元洪身边的监视人员。

据《世载堂杂忆》中称，章太炎在民国初年入京时，他一见陈宦便矍然道：“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此话传出后，陈宦深以为恨，后来便设计诱章大师入京并将之囚禁在龙泉寺。有意思的是，当初人们都以为章太炎过于偏执，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章大师确实有先见之明。

民国初年，陈宦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当时便有“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宦”的说法。作为参谋次长，陈宦曾向袁世凯献计，将全国大势之重心分别三处：一为北京，袁统治之；二为武昌，副总统黎元洪坐镇之；三为南京，留守黄兴指挥之。这三方各有声势，各有后援，陈宦向袁世凯献议，如何笼络黎元洪，如何推倒黄克强，如何勾通各地军人，如何芟除异己，有策略，有步骤，言之甚详。袁世凯闻之大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二次革命”后，革命党兵力解散，党人尽走海外，陈宦又向袁世凯建议：“对付武昌的时机到了，扫武昌如扫落叶耳”；“世界上无副总统领兵者，美国副总统为上议院议长，如今最好请黎元洪入京，行参政院议长的职权。届时湖北也无须副总统坐镇，派一统兵大员足矣。”随后，段祺瑞南下湖北，陈宦则密访黎元洪，对之“晓之以理”，黎元洪在段祺瑞到达武昌的当夜便乘车入京，湖北官员竟无一人事前得知。黎元洪的亲随试图跟从上车，但都被陈宦下令阻止，所以当时又有“陈二庵押解黎宋卿来京”之说法。

在帝制运动发动后，陈宦向袁世凯大表忠心：“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知其他……伏乞大总统俯顺舆情，毅然裁断，早定大计，以幸天下”。随后，陈宦又自告奋勇请求出镇四川，以防止西南各省起事。在离京赴四川上任时，陈宦更是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死都不回来！”

这种肉麻的程度，连饱经沧桑的老袁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事后，在座并有幸看到此丑行的曹汝霖也忍不住说：“此种嗅脚仪式，乃是欧洲中世纪对罗马教皇所行的礼仪，陈宦居然在大庭广众中如此露骨，实在是官僚所不为也。”章太炎听说后，也讥讽道：“陈宦真的能与袁世凯共始终吗？无论如何，谄佞之人，事出常情，大事既去，必生反噬。陈宦这次远离都门，实则为北洋旧人所倾轧，不过是借此深固袁世凯之宠信，难道这种人能始终忠于袁世凯吗？”

果然，在就任四川将军没多久，陈宦因受到护国军的压迫，随后便宣布独立并发表通电，大概意思是：“鄙人多次忠告项城，希望他能主动退位，切不可将退位和善后二事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善后为由，加以推迟。最好的办法，是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鄙人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我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开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据说，袁世凯于某日拨款十万与陈宦，他问负责财政的梁士诒：“陈宦靠得住否？”梁士诒已经被陈宦买通，他向袁世凯保证陈宦是可信的。陈宦的独立电到后，袁世凯把梁士诒找来，并与之一同进膳。席中，袁世凯又问：“陈宦靠得住否？”梁答道：“靠得住。”袁世凯便将陈宦的独立电交给梁士诒，梁看完后呆若木鸡，而袁世凯则拂袖而起，一怒而入，由此落下病根。

更有离奇的说法是，袁世凯当时吃的是馒头，每个馒头一切为四，总共有四个。袁世凯含恨带怒的吃完三个馒头后追问梁士诒，“陈宦究竟如何”，梁士诒来之前听到点风声，便以“不致如此”对，袁世凯很生气，一口气把剩下的馒头给吃完了，由此消化不良，病势渐重云云。

话说回来，汤芗铭、陈树藩、陈宦这几个人原来是何等的忠心耿耿，何等的期盼袁世凯称帝，如今却调转枪头，反戈一击，这让袁世凯是何等的伤心与寒心啊。特别是陈宦，袁世凯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据说还将于夫人所收养的义女许配给他，现在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陈宦这些人被护国军逼得紧了，他们为了自保，只好宣布独立，加入民军，这才可以暂时保住自己的地盘。至于袁皇上怎么想，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了。

最绝的，还是这个陈宦，他不但宣布独立，还宣布与袁世凯断绝一切个人关系。据说，袁世凯在接到陈宦的电报后当场给气晕了过去，醒来后，袁世凯两颊红如炭火，双眼噙满泪水，半天都未出一言……估计陈宦这个投机小人把袁总统的心都伤透了，难怪连蔡锷都骂他是个四处讨好的无耻之徒。

说来好笑的是，护国战争其实是三军无主，不过是个泡沫战争，但袁世凯的洪宪王朝本质上也是泡沫王朝，一捅就破。没了老班底的支持，就算没有蔡锷等人的云南举义，袁世凯这个皇上恐怕也是做不成的。

罢罢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临终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1）

在洪宪帝制闹剧中，最逗的是连老袁的家里人也不给他面子。洪宪王朝开张还没两天，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居然登报声明与袁皇上脱离兄弟姊妹关系，令袁世凯实在是哭笑不得。

袁世彤是袁世凯的六弟，他虽然从来没有出来做过官，而是一直在老家操持家务，但这个弟弟却很关心政治，时不时就写信给老兄，指斥他这个不对，那个无理，这回老兄要做皇帝了，袁世彤非但没有高兴的意思，反而大骂袁世凯是“清室之逆臣、袁家之不孝子孙”。

为此，袁世彤还在家里拉起一支20来人的“讨袁军”，并号称“勤王”，要为清室*袁世凯这个贼臣。袁皇上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不能让他任意胡闹，于是电令当地警察局将“讨袁军”给*下去了。

袁世凯的妹妹袁书贞，早年嫁给原山东巡抚张汝梅之子为妻，她本来和袁世凯的关系很不错，两家人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走动，并常有书信往来，馈送更是常年不断。但这一次，因为袁世凯要复辟帝制，袁书贞便写信给兄长称：“袁张二姓，世受清恩。兄长代清为民国总统，还可以说是*，如今又要称帝，到时如何去见地下的隆裕太后？你虽假托民意，但以妹视之，其实就是叛逆罢了！”

就连袁世凯自己家里，也没有太平日子。在伪《顺天时报》的丑事露馅后，“太子”袁克定总觉得父亲已经不再信任自己而打算改立其他弟弟，于是他还想来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假想敌老二和老六一并干掉；而新华宫里的那些姨太太们，则成天在那里为谁封“妃”、谁封“嫔”而吵闹不休。据说，开始是这样安排的，正室于夫人为皇后自然没有话说，姨太太们则有子的封为“妃”，无子的封为“嫔”，这下好，一些陪侍多年而无子的姨太太们不答应了，结果闹起来后，惹得老袁暴跳如雷。

在四面楚歌中，袁世凯只得宣布退位，但保留了总统的职位。为此，袁世凯先派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友徐世昌和段祺瑞，并让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段祺瑞出任参谋总长，以帮他解脱困境。袁世凯本以为自己废除了帝制，又将老朋友请出来维持局面，按理应该可以混过去了，但西南各省仍旧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就地下野。

闹到这步田地，只要袁世凯霸占这总统位置不下来，这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便日夜不绝地不断涌来，比原来拥帝时的规模还要多上几倍。至于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们，什么“六君子”，什么“十三太保”，大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下也就溜的溜，跑的跑，没走的也早已是鸦雀无声，只剩下袁世凯这么个孤家寡人，衰病残年，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以为凭自己的老资格可以力挽危局的徐世昌也是焦头烂额，最后只能知难而退，挂冠而去。

徐世昌退后，由段祺瑞接任国务总理（取消政务堂，改回了原来的国务院），组建新内阁。段祺瑞在重掌大权后，情形就有点类似当年袁世凯逼宫了，只不过当年的袁世凯已经换成了今日的段祺瑞。当段祺瑞准备任命自己的心腹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袁世凯以“总理是军人，秘书长不宜再是军人”的理由加以反对，事后段祺瑞十分生气，他把烟斗狠狠地掼在桌上，厉声道：“今日还是如此！”

临终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2）

至于另外一个股肱干将冯国璋，这时也没有闲着，他仿照当年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也给老袁量身定做了一个“优待条件”：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之尊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予岁费十万元。这个“优待条件”，基本上代表了北洋系的意见，毕竟袁世凯是他们的老领导，做事情不好做得太绝，中国人还是讲人情味的嘛！

据说袁世凯看到这个“优待条件”后，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表示接受。据后来的历史经验，倘若袁世凯真的按照这个优待条件下野的话，袁世凯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袁世凯下台了，谁又可以真正取代袁世凯的地位呢？段祺瑞、冯国璋还是黎元洪？

谁也取代不了！后来的军阀混战就证明了这点。相反，如果袁世凯能够活下来的话，再次出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很多军阀头子、还有蒋介石，不都是屡屡下野、又屡屡复出吗？以退为进，有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但可惜的是，袁世凯自己的身体最终还是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又在袁世凯的面前大声争吵了起来。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交瘁，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但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却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

到底是谁害了袁世凯，是杨度、是袁克定还是他自己，随着袁世凯这么一蹬腿，谁又知道？事实上，在袁世凯几年的治理后，民国发展已经上了轨道，中央财政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可惜袁世凯偏要做什么皇帝，洪宪帝制这么一折腾，这几年的治理成果化为乌有且不说，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黎民何辜，遭受此难？

临终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3）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50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背叛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袁世凯的灵堂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从6月6日到27日，共停灵21天。在此期间，京城的文武百官每日按班次前来致祭行礼，驻京部队也分批前来，举枪致哀。灵堂外面，还搭建了数座牌坊，另有京城内外的高僧、名道和喇嘛也来念经诵佛，超度总统亡魂。

6月28日，袁世凯的灵柩从北京起运到河南彰德，当时起灵的杠木棺罩都是用的皇家规格，新华门内用32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改为80人的大杠，一路上黄土垫道，并有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外加文武百官、亲朋故旧，共计2000人前来送行。至于赶来观看的群众，那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比当年慈禧太后的葬礼热闹多了。

在灵柩的后面，袁克定和弟弟们披麻戴孝，手里拿着哭丧棒步行，妻妾、女儿和媳妇则坐着素轿跟在后面。最不和谐的是，次子袁克文因为和大哥袁克定为安葬的墓地发生争执，在一怒之下竟然出走天津，不来参加送殡仪式（真不愧是名士做派）。

在灵柩抬上预备的专列后（京汉铁路客运还为此停运一天），京中的一般官员也就送到车站，另一列专车则运送袁世凯的知交故旧（如徐世昌、严修、段芝贵等）、治丧人员、护送军队及其物品前往彰德。火车开动后，车站鸣炮101响，向已故总统告别。在经过保定、邯郸时，当地官员还举行了隆重的路祭。到彰德后，袁世凯下葬于故居洹上村以北一里的墓地，整个墓园占地20余亩，系德国工程师设计建造。当时墓地栽满松柏，当地人称“袁公林”（据说当地人还有折此地松柏辟邪的习惯）。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平凡人：袁世凯的衣食住行（1）

人一死，万事皆空，若抛开种种政治纷争，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袁世凯的话，老袁这个人其实还说得过去。

袁世凯出身于耕读官宦世家，几代人聚族而居，这种传统的家庭最重“忠孝”二字（这也是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与他断绝关系的原因），所以袁世凯在借革命党来逼迫清帝退位时也一再以民意为借口，不到关键时候自己不出头，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骂名。后来为了当总统、当皇帝，袁世凯也都是通过“选举”、“推戴”、“公决”等方式来进行，至少显得在形式和程序上是合理合法的。

在孝道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也无可指摘。他的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只要条件允许，袁世凯必定晨昏定省，很能讨老太太的欢心（想必这也是袁世凯能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原因之一）。另外，据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回忆说，袁世凯非但事嗣母极孝，对其姐也是极为敬畏。袁世凯的姐姐在年轻的时候，未嫁而夫婿病死，遂终身不嫁，平日则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世凯尊敬而畏惮之，就算当了大总统后，每次向姐姐请安也不敢坐下。后来，薛观澜称袁世凯“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应当不是护人之短的溢美之词。

在清末民初的时期，大户人家一般都是妻妾成群，袁世凯也不例外（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腐朽没落、反动至极）。袁世凯一生中有一妻九妾，子女32人，这样一个大家庭肯定会很多矛盾，但至少在袁世凯生前，全家人唯他是从，家庭基本维持了和睦的状态（死后姑且不论）。

袁世凯对子女的管教也很严格，他在自己家中设立了私塾，并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指点，女馆也聘请多位才女，如冯国璋之继室周女士），不但子女都要入学，就连年轻的姨太太也要入女馆学习。袁世凯虽然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没少责打他的儿子（哪怕是成家后也在所难免），但他对子女还是难免舔犊情深。据袁静雪在晚年所作的《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说，袁世凯经常和她们讲故事，有时候还故意将银元放在不易找到的地方让她们去找，谁先找到就赏给谁；有时候她们实在找不到，袁世凯就提示她们，最终帮她们找到。

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袁世凯也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多要求门当户对。当时与袁家结亲的多为晚清民初的高官巨户，如长子袁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长女袁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之女，其他亲家还包括孙宝琦（内阁总理）、陆建章（陕西督军）、张百熙（邮传部尚书）、杨士骧（直隶总督）、薛福成（驻外大使）、荫昌（陆军大臣）、陈启泰（江苏巡抚）、周学熙（财政总长）、那桐（军机大臣）、黎元洪、曹锟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结亲这也是袁世凯扩展自己势力的一种方式。

袁世凯待人接物，虽然从来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但面色和善，双目炯炯，很尊重人也很注意听人说话，所以各方人才奔走其门如过江之鲫。袁世凯的身材并不算高，但多年的军旅生涯所养成的气质让人觉得不怒而威。

阎锡山曾跟人说，他见过袁世凯两次，但最后还是不清楚袁世凯长什么样，因为在接见的时候，阎锡山既敬又畏，不敢直视。袁世凯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腰板，哪怕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他也直着腰靠着沙发背，从来没有歪斜着，更不会陷进去。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每次坐下的时候，总是鼻子先发出“嗯”的一声，然后一边摸着胡须，一边慢慢坐下。由于腿比较短，袁世凯坐下后一般是双脚叉开，两腿垂直，仿佛“骑马蹲裆”的姿势，从来也没有跷过二郎腿。

平凡人：袁世凯的衣食住行（2）

至于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基本是常年不变，非常之刻板。他每天的作息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七点下楼办公会客，十一点半午饭（菜的花样也大都不变，他最喜欢的清蒸鸭子必不可少）；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两点到五点继续办公会客，然后带着家人去中南海各处散散步，晚上七点吃饭，九点归寝，十分有规律。

袁世凯的穿着打扮也很简单，从不讲究，除了上朝时穿朝服袍褂外，在家中一般只穿短装制服（练兵时的习惯）。袁世凯一般不喝酒，只有在过年过节全家聚餐的时候才喝点绍兴酒；烟除了雪茄外，其他如水烟、旱烟、香烟一概不抽，对鸦片烟更是深恶痛绝。

袁世凯生前为官多年，如果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应该置下不菲的家产，袁世凯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其“贪权不贪财、不以公谋私”的名声还是为人所公认的（比他有钱的部属可多了去了）。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受老友之托给袁家分配遗产，他把袁世凯一生所积累的田产股票现金折为30份，儿子与姬妾无子者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共计200余万元。

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在袁世凯死后，很快便将分到的家财挥霍一空。袁克定在解放后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为生，而袁克文虽然*一生，死后却未留一文，连后事都是他在青帮的弟子凑钱办的。这些公子哥儿，哪里是做皇帝的料。袁世凯的子孙中除了袁克文的第二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外，其他大多默默无闻。

人生如梦，不过百木一秋。做皇帝到底有什么好处？你想那袁世凯袁皇上，从1912年12月12日接受拥戴到1916年3月23日撤销帝制，这洪宪王朝不过维持了83天。在这83天里，袁世凯既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也没有戴过皇冠、穿过龙袍，搞个百官见面会还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结果却落得众叛亲离，声名扫地，更有史书上如潮涌的千古骂名，这又是何苦来哉？

从古至今，最难做的便是皇帝，要做得好了，人人景仰，千古一帝；要做得坏了，那可就众叛亲离，身家不保。所以，皇帝的背后，他的名字也叫独夫民贼。与其去做个真皇帝，倒不如去做个*快活的土皇帝，因为土皇帝没有名号，也就毫无责任与道义，亦不求传子传孙……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晚年常念叨的那个家族魔咒在他的子孙中却基本无效，袁家的后代不仅大都活过了60岁这道坎，而且长寿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袁克定就活了80岁，袁克文虽然只活了43岁（应是与他长期*不羁的生活有关），但他的儿子袁家骝却是91岁的高寿，直到近年才去世（2003年）。如果袁世凯泉下有知，会不会为自己的称帝决定而苦笑不已呢？

好运气：赶鸭子上架的大都督（1）

据传，袁世凯死前曾把下一任总统的推荐名单写在“嘉禾金简”上，而金简又藏在“金匮石室”中。于是乎，在袁世凯去世的当天，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数人便一起去开启“金匮石室”，想要看看袁世凯到底打算让谁来接班。

所谓“金匮石室”的做法，其实是仿照前清雍正皇帝的秘密建储制度，只不过清朝的建储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之下，而“金匮石室”则秘设于中南海万字廊内。段祺瑞一行人在打开金匮后，只见里面藏有一个黄布包裹，包裹里有一张考究的泥金纸，纸有一尺多长，上面和下面分别写着“兆民托命”和“民国万年”四个大字，中间则写着几个人的名字。

大家凑近一看，上边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

也有人说，这份名单并不是袁世凯最初书写的，而是在护国战争爆发后因局势变幻而临时更改的。据说，袁世凯最初写的只有他的大公子袁克定一个人的名字，但随着护国军的步步紧逼，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又不肯用命，袁世凯知道老袁家没有“家天下”的这个命，于是背着袁克定将“嘉禾金简”的名字偷偷地改成了“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以求补救，也为袁家子孙留条后路。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生前曾对黎元洪这个儿女亲家（黎女嫁袁子）开玩笑说：“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人多颂扬我的才，我看还不如你的福。”袁世凯一语成谶，黎元洪还真是个福气人。

要说起来，素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也的确是运气不错。黎元洪的父亲名叫黎朝相，他早年曾加入鲍超的“霆军”，并在*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后被擢升为游击（武职从三品）。但在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像黎朝相这样的军功人员多如牛毛，清廷也不可能一一安置，最后大多数人只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休致费”后解甲归田。

黎朝相退役之后，便将全家迁到汉阳，并用遣散费盖了一所房子，一半供家人居住，一半对外出租，以换取一些生活费。黎元洪于当年（1864年）出生于汉阳，因其祖籍是湖北黄陂（今属大悟县），所以民国时期也称他为“黎黄陂”。

如果正常的话，黎家可能就在汉阳安家立业，做个普通老百姓安度一生。但晦气的是，承租黎家房屋的一个房客因为涉嫌谋反而被官府捉拿，结果黎朝相也被连带“窝藏罪犯”之嫌，最后房屋竟被官府没收。

在走投无路之下，黎朝相只好重操旧业，跑到天津北塘再度投军，又一次栖身于行伍之间。黎朝相走后，黎家立刻陷入了窘境，好在这时黎朝相从天津将饷银寄来，这才缓解了家中的衣食之忧。1877年，14岁的黎元洪突然染上重病，几乎不治。父亲黎朝相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地从天津赶回来探视，好在黎元洪福大命大，这才渡过这一鬼门关。

在黎元洪病愈之后，黎朝相考虑再三，决定将全家迁到自己的驻地北塘，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后顾之忧。在临行前，黎朝相将比黎元洪小6岁的儿媳妇（娃娃亲）同时带到北塘，这就是黎元洪后来的夫人吴敬君。

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元洪从小也对军事很感兴趣，他经常在读书之余去父亲的兵营观看操练，由此也产生了弃文从武的念头。1883年，20岁的黎元洪在父亲的支持下考中了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舰艇操作与海军战术。但不幸的是，黎朝相在次年突然壮年猝死，而母亲早在1878年去世，这样黎元洪独力担负其家庭的重任，并在读书之余负担继母、夫人和幼弟的生活。

好运气：赶鸭子上架的大都督（2）

好在当时水师学堂的学生有一笔不菲的津贴，黎元洪省吃俭用，就靠着这点钱勉强养家糊口，但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为了省钱，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视时都是徒步往返，来回要走上近百里的路程，目的就是为了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来远”舰上见习。“来远”舰是当时北洋舰队中最新的装甲巡洋舰（与“经远”舰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1887年刚刚下水。在见习一年多后，因为广东水师急需人才，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便将黎元洪派到“广甲”舰上充当三管轮。

甲午战争爆发后，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也随同北洋舰队参战。在黄海大战中，由于与之编组的“济远舰”擅自撤离战场，“广甲”舰在管带吴敬荣的率领下随之逃跑，最后又在惊慌失措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由于担心日舰发现，“广甲”舰最终自毁以免资敌，而黎元洪等人跳海逃生，回到旅顺。

甲午之战后，北洋舰队全部覆没，广东水师也是损失惨重，那些原本为人所钦羡的海军将领也大都被朝廷革职，正当失业后的黎元洪彷徨无计之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此刻正在南京设立延才馆，招聘武备人才。黎元洪得此信息后，急忙赶到南京去投奔。张之洞对黎元洪的海军背景并不感兴趣，他当时要招募的是炮台防御专才，黎元洪灵机一动，便把自己曾经学过的陆上防御理论叙述了一遍，张之洞对此很是赞赏，于是委派他负责监修南京城外的炮台。由此，黎元洪弃水登岸，由一名海军军官开始转型为陆军将领。

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由于黎元洪在南京干得不错，张之洞便将他带回老家湖北，继续效力。在甲午战后，鉴于旧式军队的拙劣表现，朝廷随后出台了编练新军的政策，其中便有南北两个试点，北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南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由此，黎元洪得到了张之洞的极大重视，并于1898、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学习东邻强国的陆军训练和军事工业等。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黎元洪还是非常赏识的，他曾经写了个“智勇深沉”的条幅赠给黎元洪，并上奏朝廷称其“忠勇可靠，堪当重任”。由此，黎元洪官运亨通，由帮带升管带、千总，再升守备、都司，随即又晋升为副将，成为武职中的从二品大员。1906年，清廷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36镇，湖北新军的计划任务是两镇，当时暂时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制，后者则由黎元洪出任协统。由此，黎元洪也就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二号人物。

黎元洪虽然是新派军人，对手下的士兵也还不错，但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因此对革命党原本并无好感。据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的记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亲自坐镇第四十一标并令关闭营门，禁止士兵外出参加革命。其间，一个名叫周荣棠的革命士兵翻墙而入，前来四十一标联络起义，但很不幸被抓获，黎元洪为防止军心动摇，当即下令处决。直到午夜时分，革命党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轰击四十一标，黎元洪方知大势已去，只得打开营门，各自逃生。

黎元洪逃出营门后，便来到幕友刘文吉家中暂避。在慌乱当中，黎元洪感到大难将至，他语无伦次地对刘文吉说：“我身居协统，如今部下兵变，死也是死，不死也是死。如果革命党失败，朝廷必定要重罚我；如果革命党成功，我恐怕也是性命不保，这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刘文吉劝他说：“现在事态不明，还是先观望一下好，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这个刘文吉，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在一夜激战后，尽管革命党已经取得胜利，但有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临时指挥起义的首领都资望太浅，不能服众，而原先的那些革命党首领又下落不明，革命士兵们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不经意间。黎元洪没想到的是，正当他惶惶不安的时候，革命党人已经探得他的下落，并决定由他来出任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对此十分惶恐，连称：“莫害我，莫害我！”

但革命党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大笔一挥，便在军政府的布告上签下了黎元洪的大名……这就叫霸王硬上弓，想不做都不行。

三天后，黎元洪也想通了，反正这“黎大都督”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认与不认已无区别，倒不如干脆就认了算了。于是，黎元洪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一举成为首义元勋，并进而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

据说，黎元洪的发达与其父亲选择的墓葬所在地有颇大的关系。如上文所叙，黎元洪在随同父亲从湖北来到天津北塘后，有一次他去野地拾取柴禾，突然看见某处的芦苇又高又壮，于是便过去看个究竟。等走过去后，黎元洪发现芦苇中间是一块空地，而令人称奇的是，空地上有一只鹌鹑和一条蛇正在缠斗，黎元洪用一根芦?棒想将它们分开，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黎元洪觉得很困惑，便在周围用几块石头做了记号，随后便回家告诉了父亲黎朝相。

黎朝相听说后，便让儿子带着他去那里看看是怎么回事。等父子俩到达那块芦苇地后，那只鹌鹑和蛇仍旧纠缠在一起，没能分开。黎朝相看看周围的地势，欣喜地对儿子说：“等我死后，你一定要记得要把我葬在这里！”

黎元洪觉得莫名其妙，便问为什么。黎朝相神秘地说：“现在不能告诉你，这是天机。这要是说破了，就不灵了。”后来，黎朝相病死，黎元洪便按照父亲的嘱咐安葬在这篇芦苇地。黎朝相的墓占地半亩有余，远望如白雪皑皑，因而北塘的人也称之为“白坟”。

若干年后，黎元洪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随后又当上了正式大总统，成为民国家喻户晓的大人物。这时候，人们才醒悟过来，原来黎朝相的这块墓地乃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当年相斗的鹌鹑和蛇其实就是“龙凤斗”，黎朝相已经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只是不能说出来罢了！

菩萨蛮：黎元洪拒受“武义亲王”（1）

民国初立后，由于黎元洪并非是北洋系中的成员，因而遭到了袁世凯等人的猜忌。在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要将黎元洪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所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黎元洪在当上湖北都督后，他深知控制地方对个*势的重要性，因而对袁世凯的调虎离山计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北上一事，黎元洪是想方设法，一拖再拖，死活不肯离开湖北半步，他非得以民国副总统的名义兼任湖北都督。副总统可以不做，湖北都督不能不当，黎元洪也不傻。

袁世凯见黎元洪不肯轻易就范，不免也有些踌躇。这时，袁世凯的手下们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他们纷纷献计献策，要霸王硬上弓，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让北洋的人去做湖北都督。最后，据说是“太子”袁克定想了一条妙计，最终迫使黎元洪乖乖就范。

袁克定从小便十分机敏，胸怀异志且不在其父之下，在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后，袁克定也就野心膨胀，成天琢磨着让父亲登基为帝，好将这袁家江山传将给他，过过皇帝的瘾。在对朝政进行一番仔细的观察后，袁克定发现，当时最显赫的人物除了袁世凯之外，其次便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此人握有军权，倘若复辟帝制，必须要有他的支持。于是，袁克定便屡次派人去探段祺瑞的口风，看他是否支持袁世凯称帝。去的次数多了，又稍微露骨了点，结果把老段惹怒，袁克定的心腹也被他痛斥一顿：“袁总统屡次宣言，誓不为帝，克定身为长子，岂有不知之理？如何一味痴心妄想，想做皇帝，岂不可笑？”

袁克定在碰了一鼻子灰后恼羞成怒，于是便心生一计，要将段祺瑞从北京调开，让他离开袁世凯的身边，慢慢冷落他，削去他的兵权，到时段祺瑞不就范都不行。再者，当时袁世凯正为无法调动黎元洪一事而烦恼，如果让段祺瑞去办理此事，并让老段担任湖北都督，岂不是一石二鸟，妙计得逞？

袁克定的这点小聪明打动了袁世凯，并促使他派出段祺瑞去湖北办理这趟差事。袁世凯当时还考虑到另外一点，那就是将黎元洪调往北京后，湖北的军队如何处理的问题。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袁克定说得对，此事非段祺瑞出马不可。

段祺瑞来到武昌后，黎元洪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因为黎元洪当协统的时候，段祺瑞早已是统制，军阶远高于黎元洪，而如今又是陆军总长，在实权上比他这个虚职的副总统强多了。对于黎元洪的谦恭，段祺瑞也不客气，无论是在阅兵还是宴席上，老段都摆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样子，丝毫没有把黎副总统放在眼里。

第二天，等到酒足饭饱后，段祺瑞把黎元洪叫了过去，说：“我此次来湖北，主要有两件事。一来呢，是和副总统商议下湖北军队的整顿问题；二来呢，是大总统特派我前来邀请你去北京，有要事相商。”

黎元洪听后一愣，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在表面上还故作镇定，说：“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走不开。既然段总长说起整顿军队一事，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完成之后，再行赴京如何？”

段祺瑞摆摆手，说：“黎副总统尽可放心，我段某混迹军界十几年，其他的不敢说，但整顿军队这点小事恐怕还难不倒我。怎么，难道黎副总统还不信任我的能力？”

菩萨蛮：黎元洪拒受“武义亲王”（2）

黎元洪听后赶忙说：“岂敢！岂敢！”

段祺瑞说：“既然如此，黎副总统也不必耽搁，这里的事情我会妥善处置。大总统催得急，不如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可怜黎元洪还没有来得及和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这也是段祺瑞南下的专列），即刻赴京去了。黎元洪在临走之前，还幻想能够再回来当他的湖北都督，但没有想到的是，他这前脚一上车，袁世凯的电令后脚便到了：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等段祺瑞将湖北的军队裁编得差不多了，北洋军的将领段芝贵和王占元先后担任了湖北都督，这里已经没黎元洪什么事了。

可笑的是，段祺瑞南下武昌的时候，黎元洪还挖空心思地想着如何盛情款待，没想到自己反被袁世凯和段祺瑞给“霸王请客”了。

黎元洪到北京后已经是身不由己，他去见袁世凯的时候更是诚惶诚恐，那简直比见段祺瑞还要谦恭十倍。按当时人所描述的，黎之见袁，简直就是“一极可敬之少年见一极尊严之长辈”。这下，黎副总统总算是尝到“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了。

最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黎元洪安排的住处：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的东北处，四面环水，虽然风景甚佳，但终究是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未免有些不吉利。对于这个典故，袁世凯岂有不知。他为了避嫌，早已命人将这里打扫干净，并换了一块匾额叫“小蓬莱”……看来，袁世凯是要黎元洪在这里做快活神仙了。

神仙嘛，不就是不管俗事，混吃等死呗（黎元洪毕竟成不了仙）。

至于黎元洪从湖北带来的少数随行人员，并没有入住“小蓬莱”的资格，他们大都被安置在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由此，黎元洪也就失去耳目，真的和当年的光绪皇帝差不多了。

当然，袁世凯还是讲人情的。黎元洪到京数日后，其家眷也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来到北京，一起住进了南海瀛台。在生活待遇上，袁世凯也给予了黎元洪十分优厚的待遇，每月薪俸1万元（仅次于袁世凯），办公费2万元。光这两项，黎元洪每月便可拿到3万元，因为他实在是无公可办，每日不过散散步、读读书、看看报、写写字，真是优哉游哉，做了一个政治寓公。

说袁世凯软禁黎元洪也不完全对。为了向黎元洪示好，营造大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和谐气氛，袁世凯还经常在晚饭后邀请黎元洪一起散步聊天，还让子女们常去黎元洪家拜访，造成总统和副总统两家人亲密无间之假象。

为了更好地控制黎元洪，袁世凯还提出两家换亲，即黎元洪的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袁世凯的儿子娶黎元洪的女儿。这个计划的前一部分由于黎元洪夫人的强烈反对而未果，而后一计划则顺利实施，可惜是个悲剧。黎元洪当时只有八岁的小女儿黎绍芳与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定亲，后来终于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不幸福而郁郁寡欢，最终发展成精神病并死于精神病院。

尽管在表面上给予极高的尊崇与礼遇，但袁世凯对黎元洪仍旧不放心，因为以黎元洪的地位和名望，毕竟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而且当时想利用这点的人也不少。为了监视黎元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袁世凯特意派出总务厅长唐在礼对瀛台严加防范。

当时总统府本来就是警备森严，能进出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瀛台收到了特别的“优待”。对此，黎元洪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连他的湖北朋友来访，也都会有人监视并报告袁世凯。到后来，黎元洪也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干脆就深居简出，有钱就收，也不过问政治，袁世凯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去。

在瀛台的日子里，黎副总统没有做成神仙，倒做成了菩萨，人称“黎菩萨”。

不过，顺从归顺从，黎元洪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还是保持了坚定的立场，保住了革命气节。袁世凯称帝后，其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册封原副总统、亲家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所谓“武义”，其实便暗含“武昌起义”之意，正因为有了武昌起事，这才给了袁世凯做总统、做皇帝的机会；而作为副总统的黎元洪，最适当的礼遇莫过于封他一个“亲王”了。

但是，黎元洪对这个“武义亲王”的封号十分反感，因为他是靠武昌起义才获得政治生命的，如今却要被迫做共和的叛徒、民国的罪人！他这次拿出十二分的勇气，冒着杀身之祸，拒不接受这个不伦不类的封号。

据当时人的笔记记载，当洪宪王朝的满朝文武前来黎元洪家致贺时，黎元洪却冷冷地答道：“大总统的美意，我是万分不敢接受的，要是我厚着脸面接受了这个封号，如何对得起民国？如何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先烈？”说罢，黎元洪竟然拂袖而去，弄得那一大帮人无趣而归。

在听说黎元洪拒绝接受“亲王”的封号后，袁世凯便派来高级裁缝，声称要为黎元洪量身定做亲王制服。黎元洪听后大怒，对来人骂道：“我又不做什么鸟什子亲王，做的什么制服？”随后，黎元洪便令人将来人赶出门外。

再次被拒后，袁世凯仍旧不死心，他随即又派步军统领江朝宗亲自将册封令送到黎元洪家中。江朝宗来到黎宅门前，他双膝跪地，捧着诏书大呼：“请王爷受封！”黎元洪听后，躲在宅中不理他，但江朝宗仍旧不肯起来，双方僵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黎元洪忍无可忍，便从内宅奔到门前，指着江朝宗的鼻子大骂道：“你还要不要脸，还不赶紧滚开！”江朝宗修为到家，他非但不生气，反直挺着身体呼道：“请王爷受封！”没办法，黎元洪只好让人把江朝宗等人赶走，落个清静。

正因为黎元洪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抉择，这才顺顺当当的接了老袁的班。和正儿八经的民国大总统相比，“武义亲王”算个怎么回事啊？

“菩萨也会发蛮威”，所以说，黎元洪也是个高人哪。

动干戈：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职（1）

在黎元洪接任总统期间，正值一战临近结束，德国为了挽回败局而不惜采用“无限制潜水艇战”的政策，结果引发了各国的抗议甚至参战浪潮，其间，段祺瑞内阁便在美国、日本的鼓唆下决定对德绝交，并打算对德国宣战。

但当段祺瑞带着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案上盖印时，却遭到黎元洪的拒绝。黎元洪认为，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

由此，内阁阁员们便与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被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肯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

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黎总统说得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黎总统的印还是不肯盖。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地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

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在老段将要离开之前，正好来北京开会的冯国璋副总统在得知消息后，急忙赶来，竭力劝说段总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负气出走。老段气呼呼地说：“老哥你不知道，这个黎元洪太难共事了！他口口声声地说宣战媾和是总统的特权，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总理还是别干了，该回哪回哪去吧！”说罢，老段便登上专列，奔天津去了。

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后，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哈汉章等人，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黎总统乘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组阁算了。

按《临时约法》的规定，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但按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与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

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总统也是难辞其咎的。

想到这里，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希望他们能从中劝解转圜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给劝回北京。毕竟，这三位北洋系的*级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袁在的时候，大家共事了这么多年，多少要卖点面子嘛！

动干戈：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职（2）

但这时，冯国璋给黎元洪带了个坏消息，那就是老段要在天津发辞职通电，并请各省的军政长官评个是非曲直。冯国璋的话里带话，黎元洪岂有不知，一旦老段辞职的事闹得全国皆知，恐怕就更不好收场了。于是黎元洪便请冯国璋不辞辛劳，一定要亲自去天津一趟，把老段接回为好。

冯国璋倒是乐意去跑一趟，但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就一定能说服老段。要说起来，段祺瑞的年纪比冯国璋、徐世昌几个人都小，但脾气却最大，一向是军人作风，说一不二，少有转圜的余地。冯国璋也知道这次是因为对德断交宣战的事情引起，于是他得向黎总统要个准信，不然事情还真不好办。

为了说服黎元洪赞同对德绝交案，冯国璋也不免费了点口舌，说如今德国虽强，但毕竟是寡不敌众，这次又触犯众怒，战争肯定不能持久，要是我国对他绝交，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再说了，协约各国已经答应在战后修约，加入岂不是件一本万利的好事？

至于黎元洪，他在听说老段要将各省督军引为后援后早已是乱了方寸，这时哪里还顾得上对德外交的事情。无可奈何之下，黎元洪也只能满口答应，只要段总理肯回来，外交上的事情全由他做主；只要国会通过，他绝不干涉。

段祺瑞回京后，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元洪盖印，并在国会那边顺利通过。但是，绝交案虽然通过了，但对德宣战案却一波三折。段祺瑞的人马为了让国会尽快通过，不惜使用了一些军人甚至地痞流氓组成“请愿团”对议员们进行胁迫，结果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段祺瑞内阁中的一些成员也在压力之下提出了辞呈。

这时，北京的《京报》又突然披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那就是段内阁正在与日本秘密谈判，主要内容是日本借给中国一亿日元帮助中国参战，条件是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军队、聘用日本管理人员来主持中国的军事工业等等。

这消息披露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质疑和骂名纷至沓来，令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多次出来辩明并无此事，其暗中与日本的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在段祺瑞陷入被动的时候，总统府的人却兴奋了起来，他们一致建议黎元洪乘机将老段赶下台，而黎元洪也觉得这次舆论上的胜利扬眉吐气，大快人心，从此腰杆子也可以硬起来，也不必再看老段的脸色了。

此刻的老段，也感觉到了总统府和国会的压力，他不得不后退一步，不再纠缠参战案的事情，而是重新拟定了一份内阁改组的名单，准备替换那些辞职的阁员。为了向黎元洪和国会示好，段祺瑞还特意挑选了一些亲近总统府的人入阁，以便顺利通过。

但是，黎元洪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倒段祺瑞的阁，他对这份内阁的新名单挑三拣四，一会说这个不行，那个不信任，老段忍耐不住，便和黎元洪争论了起来：“内阁应由总理全权组织，通过与否是国会的事情，不是总统的职权！”

黎元洪“哼”了一声，说：“国会对你已经毫无信任，之前‘公民团’的事情又闹得不像话，现在督军团还干涉制宪，说什么要解散国会，这难道不是你总理的责任吗？”

段祺瑞听了这话，气得鼻子都歪到了一边。他站起来一拍桌子，吼道：“我不干了！”说罢，段祺瑞一跺脚，掉头便走。

有了段祺瑞的这句话，黎总统一不做、二不休，当天下午便签署命令，将内阁总理段祺瑞免职，理由是段内阁阁员长期虚悬，对国事不利，应重新选择总理并另行组阁。

黎菩萨终于发飙了，这可是他到北京以后所干过的第一件大事。

此令一出，老段的鼻子再次歪到了两指开外。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黎元洪竟敢真的将他免职！要知道，上次他不过出走天津，黎元洪便被吓得屁滚尿流，连连求饶；想不到这还没几天，翅膀就硬起来了！好，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不让我干，老子走！

当天晚上，段祺瑞便收拾行李，带着手下乘火车前往天津。由此，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也就以段祺瑞的去职出走而告一段落。

夺印记：黎元洪二度出山受辱而归（1）

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后，各省督军纷纷抗议并宣称要独立，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只好请求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暗怀鬼胎，结果引发复辟丑剧，国会被解散，黎元洪的总统也就当不下去了。

在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黎元洪一度退出政坛，隐居天津。但有句古话说得好，“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五年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真的来临了。

原来，在1920年直皖战争和1922年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大佬曹锟、吴佩孚势力相继逼走皖系段祺瑞和北洋*徐世昌，他们为了扶持曹锟当总统，需要中间有个人来过渡一下，这找来找去，便以“法统重光”的名义找到了黎元洪的身上。

黎元洪心里也清楚，直系这些人并非真心拥戴他上台。因此，开始他并不想去趟这趟浑水，而是直截了当地跟那些请他出山的人说：“你们直接选曹三爷做总统不就结了，何必搞得这么复杂？”

但是，拥戴的大戏既然已经开演，黎元洪想不参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绝后，曹、吴加强了邀请的力度，他们先后派出各路代表亲赴黎府，盛情相邀。而各省督军也也在曹、吴的指使下纷纷发表通电，请求黎元洪以国事为重，出面挽救危局，说得是义正词严、情真意切，连黎元洪看后都有点陶醉，不免怦然心动了……既然是众望所归，那我就勉为其难，姑且出山风光一次罢！

当然，黎元洪也不想被人随意摆弄，于是他提出了出山的条件，那就是各省督军应立即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否则自己决不当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曹锟得知后极为恼怒，大骂道：“请他做个现成的总统，他竟然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吴佩孚虽然也很愤怒，但他却劝曹锟暂时忍耐一下，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于是，在曹、吴的建议下，直系的各省督军如萧耀南等人也就假惺惺地随声附和，表示愿意听命。

黎元洪这时却得寸进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锟、吴佩孚处要求给予切实保证，并要求等到全体督军都通电支持后才肯复任总统。曹锟手下的人气得要命，连声嚷嚷着踢开黎元洪自己干算了，吴佩孚则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对黎元洪的亲信代表金永炎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

黎元洪和幕僚们一番商议后，觉得台阶已经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势复任总统算了。于是，在阔别政坛五年后，黎元洪再次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由于曹锟、吴佩孚只是想让黎元洪暂时过渡一下，因而在黎元洪做了半年多总统后，便不断暗示他主动引退，以便为曹锟腾出位置。在黎元洪不肯就范的时候，这些人干脆就弃文从武，派出了陆军校阅使冯玉祥、京津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衍率所部军官300多人去总统府索饷，随后又有“公民团”去总统府门前闹事，接着是北京的警察们*并前往总统府请愿，目的就是要让黎元洪赶紧自动下台。

对于这些人的胡闹，黎元洪早有心理准备，他对身边的幕僚说：“民国六年的时候（即1917年），我受到督军团和张勋的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祸，一直没有机会弥补。这一次我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不能再犯糊涂。我的任期如何，应当由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认为我任期满了，我一天都不恋栈。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来迫使我去职，那我就要为国家维持纪纲法律，绝不能重蹈覆辙，贻害百姓。”

夺印记：黎元洪二度出山受辱而归（2）

黎元洪的节气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吴这些人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内阁总理辞职，接着京津卫戍司令、步军统、警察总监都纷纷辞职，黎元洪发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总统府。再接着，总统府的水电、电话也被掐断，黎元洪在北京已经无法立足，但他还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在逼走黎元洪后，辞职的王怀庆那些人立刻复职，*的警察也随即上岗，“公民团”也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总统府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不见了，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有意思的是，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地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的罢，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骂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地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

王承斌见黎元洪还不交印，便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吧，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淡！”

黎元洪的随从见势不妙，慌忙说：“王省长别动怒，印在总统府，不曾带来。”

王承斌厉声道：“你别跟我装傻！北京已经来了电话，总统府只有十颗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颗呢？在哪里？”

见黎元洪还不吭声，王承斌便命人将火车头摘除，另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进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为止。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话休想离开这里，只得写下纸条让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里，让她把五颗印信交出。王承斌说：“这一来一往太麻烦，还是请大总统亲自打个电话吧！”

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监视下去车站电话室给如夫人打电话，让她把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光交印还不行，王承斌在曹锟、吴佩孚的授意下，又拟了一份电报让黎元洪签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云云。这一来一往，黎元洪最终捱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后来曹锟紧锣密鼓地进行贿选之时，黎元洪还想做最后一次抗争。当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孙中山号召反直的议员南下到上海召开特别国会，以破坏曹锟的贿选。当时卢永祥也发出电报，邀请黎元洪到上海重组政府。

但黎元洪到了上海之后，他发现“反直联盟”虽然欢迎他的到来，但并没有人希望他组建政府，就连卢永祥的那封电报，原来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这才明白，这次又陷入了一个政治陷阱当中，这些人也并非是真心拥戴他，只不过是借他的名气壮声势罢了。

在曹锟贿选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对复任总统彻底死心，从此不再过问政治。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寓所内，享年65岁。在开祭之日，黎元洪的死对头段祺瑞也亲自前往吊唁，对着遗像“三鞠躬毕，凄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

倔老头：段祺瑞的大脾气与真性情（1）

说起黎元洪的政治对头段祺瑞，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段祺瑞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其祖父段佩与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等人既是同乡，又同隶属于李鸿章的淮军体系之下，早年因*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段祺瑞于1865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太平集北的段家老宅，其父亲段从文倒是人如其名，一直耕读在家。段祺瑞五岁的时候，父亲段从文在合肥买下百亩良田，随后举家搬迁，因此段祺瑞又被人称为“段合肥”。

段祺瑞小时候主要受到祖父的影响，他在七岁的时候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迁的兵营，由此耳濡目染了军旅生活。尽管祖父给段祺瑞请了塾师带他念书，但年少时的段祺瑞却最喜欢舞刀弄棍，看书也只爱看排兵布阵、奇门遁甲之类的兵书（难怪袁世凯赏识他，原来两个人都有如此经历）。在那段日子里，作为小少爷的段祺瑞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但是，段祺瑞的好日子在14岁的时候戛然而止，因为他的祖父段佩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的小段在军营中无以托身，只得将祖父的灵柩扶送回合肥老家安葬。不久，小段又只身一人步行2000多里，在风尘仆仆数十天后，终于赶到山东威海投奔了堂叔段从德，并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这一年，段祺瑞才16岁。

不幸接踵而至。就在段祺瑞来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后，在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离家不过30里地），盘缠掳掠一空，年仅39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八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回到家中后，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大妹启英12岁，二弟启辅10岁，小弟启勋9岁），18岁的段祺瑞心情十分沉重。作为家中的长子，段祺瑞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

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时来运转的是，李鸿章在1885年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并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刚满20岁的段祺瑞听说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决心要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刻报名应征并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

两年后，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随后又被选派到德国去学习军事。据说，在初选名单里本来是没有段祺瑞的，但李鸿章看到选派人员中安徽籍的只有两个人，心中十分不悦，于是把山东籍的划掉一个，而改选了一个自己的小老乡，这个小老乡就是段祺瑞。说起来，李鸿章被人称为“李合肥”，段祺瑞后来也被称为“段合肥”，这两人还真有点缘分呢。

到德国后，段祺瑞等人进入柏林军事学校学习。在校期间，段祺瑞还闹起了剪辫风波，因为德国人看到中国人留着长辫子，觉得十分可笑，暗地里骂他们是“中国猪”，段祺瑞气愤难平，于是拿起剪刀要剪掉脑后的辫子。这时，督学荫昌正好进来，他看见段祺瑞要剪辫子，慌忙加以制止，这才避免了一场麻烦。

在其他人已经学成回国后，李鸿章再次指派段祺瑞前往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直到1890年底，25岁的段祺瑞才返回国内，在进入北洋军械局不久，又调入威海随营学堂充当教习。

倔老头：段祺瑞的大脾气与真性情（2）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军对这些军校毕业生不甚重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委以教习之类的闲职，而没能进入军营中做带兵官。当时的军界风气，那些行伍出身的旧派军官大都看不起军校毕业生，他们认为这些娃娃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即便段祺瑞这样留洋回来的优秀军官，也屡屡遭到这些旧军官的排挤。

直到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后，那些军校毕业生才开始得到重用。当时袁世凯请当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的荫昌推荐人才，荫昌很自然的便想到了段祺瑞，并将他推荐到袁世凯的门下。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就有近2000人，段祺瑞随后被委任为炮队统带，并得到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当时段祺瑞带的这支炮队有速射炮、重炮等60门，战马近500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以说的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

随着袁世凯的不断升迁，段祺瑞也跟着沾光，陆续做到了北洋六镇的统制之职。在清朝覆灭后，段祺瑞做过几任陆军总长，后来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隐居西山。袁世凯死前，命人将段祺瑞找来并将国事托付给他，段祺瑞也由此做上了民国的内阁总理，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段祺瑞的为人一向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给人的印象是不太好打交道。他平时的生活也是很有规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在家吃早饭，随后上书房看公事；看完公事后去衙门，中午再回来吃饭。

吃过中饭后，老段一般会在内客厅睡个中觉，然后有客的时候会客，无客的时候就与棋手们下下围棋，或者找一些诗人搞搞诗会，当时王揖唐、梁鸿志等人便是段府的常客。晚饭之后，老段照例要打一会牌（麻将）。

段祺瑞非常喜欢下围棋，当时他还特意养了一批棋手，后来加入日本籍的国手吴清源，他小的时候便经常陪老段下棋，每月发给工资。据说，那些棋手和段祺瑞下棋时都十分识相，既不能赢段祺瑞，因为老段自尊心很强，输了他会很不高兴；但也不能多输，因为多输的话，会让段祺瑞看不起。

据称，有一次段祺瑞和儿子段宏业下棋。棋到终盘，段祺瑞大负，气得他跳起脚来，把棋盘掀翻，并怒斥段宏业道：“你这小子，一无所能，就知道玩这个，你以后有什么出息？”段宏业被斥后，只得诺诺而退（想必儿子输给了他，段祺瑞又会笑骂：“你这小子，连个棋都下不好，你以后还能干什么？”）。段宏业是到段祺瑞的大儿子，平时最喜欢吃喝玩乐，素无大志，他在外面一向是花天酒地，唯独见了老段就像是老鼠见了猫，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这不，赢了棋还被老段斥责一顿，他屁也不敢放一个。

唯独有个小棋手却不畏惧段祺瑞，这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棋手的吴清源。吴清源做段府的棋手时年纪还小，也最受段祺瑞的喜爱。他在和老段下棋的时候到是毫不客气，俩人经常能下个旗鼓相当，但随着吴清源水平的不断提高，段祺瑞和他对弈往往输多赢少，后来也就不再和他下了。吴清源后来入了日本籍，成为日本围棋界的一流高手。

段祺瑞脾气大，治家严，手下的人都战战兢兢，不敢犯错，特别是不敢向来宾索取门包。按前清的规矩，一般大官的门房都有一个陋规，那就是收取门包，否则就进不了门。段祺瑞大概吃过这个“门包”的亏，因而最恨别人收门包，他要是听说谁收门包，还真能把人拉出去枪毙。

倔老头：段祺瑞的大脾气与真性情（3）

按中国人的习惯，过年过节的，终究要礼尚往来，而地方上的官员来京办事，也一般会给重要的京官送点礼，这个规矩，唯独到了老段这里行不通。每逢有人将礼物送到段公馆，门房都是将之放在内客厅门口的条案上，等段祺瑞亲自过目后定夺。段祺瑞每次路过时，总是仔细地看了又看，最后挑一两件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全部让人送回。

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给段祺瑞送了一个精美绝伦的围屏，围屏上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段家的人喜欢得不得了，晚上还偷偷起来观看。但第二天早上，段祺瑞便令人送回。张作霖有一次给段祺瑞送了一些东北的特产，如江鱼、黄羊等，在其副官的一再恳求下，段祺瑞才收下两条江鱼，这已经是非常大的面子了。唯独有一次冯玉祥给他送了一个大南瓜，老段倒是很中意，没有送回。

另外，段祺瑞还不准家里人说私情。譬如有个老妈子托段祺瑞的一位姨太太替他的一个亲戚找个小差使，这刚一张口，段祺瑞的鼻子就气歪了。他大骂道：“好啊，你们想卖官还怎么着？你拿了人家多少钱！快说！”因此，在段祺瑞的面前，谁也不敢乱托人的。

段祺瑞不但对自己严苛，对别人也是非常严格。他手下有个姓苏的军需官，他买了个小丫头，而他的老婆经常虐待这个小女孩，三天两头把人家打得鬼哭狼嚎。不知怎么的，这事传到了段祺瑞的耳中，他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将苏军需和小丫头带来，自己则怒气冲冲在大客厅等着问话。

当时的场面可谓是杀气腾腾，如同旧时衙门上堂一样。等苏军需到后，段祺瑞拍着桌子大骂，并令手下用军棍重责40大棍。这下把苏军需吓得浑身发抖，连连求饶。段祺瑞骂了半天后，气才消了下去，随后便吩咐手下将小丫头送到后院，让自己的家眷收养下来。

不过，段祺瑞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严肃，其实内心也是真性情。段祺瑞少年的时候随祖父在宿迁军营，在当地私塾读书时认识了几个同年好友，后来段祺瑞做上了总理，发达了，其中的一个叫申孟达的好友便试着来北京找他。刚开始的时候，申孟达害怕段祺瑞已经认不得他了，于是先写了封信让人送到段府，不曾想段祺瑞在接信后便立即派人送上银元200元，三天后，段祺瑞亲自来接，一下子就开来了十几辆小汽车，并让人好生招待。

当年跟随段祺瑞祖父段佩的几个老人，后来也被段祺瑞接到府上。其中有一个叫刑宝斋的，他每次提到段祺瑞的时候，常说段祺瑞小时候一天到晚鼻涕邋遢，刑宝斋看不上他，那时骂他：“你这叫什么少爷啊，一点都不爱干净！”

刑宝斋常跟公馆里的人说这事，有的人听烦了，便反诘道：“你不是看不上他吗？可人家如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你现在还在给他买笤帚！”刑宝斋被堵得没话说，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我哪知道他有这一天啊，我要知道，当初也对他好点啊！”

《一士类稿》中有个这样的记载，说段祺瑞刚做上边防督办的时候，一日雪后，他偶至街头散步，忽然问随行的小僮：“边防处距此远不远？”小僮说不远，于是段祺瑞便让他带他去看一下。到了边防处，卫兵见一个衣冠朴旧的老头昂然入内，便厉声呵止。小僮赶上前斥道：“这是段督办，你怎敢如此无礼！”卫兵听后十分惊愕，慌忙请罪并报告处中重要职员，恭迎段祺瑞入内视察。众人平时都见不到段祺瑞，今天看到他突然莅临，以为有什么大事要宣布，于是一个个都肃侍静候训示。段祺瑞微笑道：“今日下雪，我乘兴闲游至此，你们不必管我了，各自回去办公吧。”说完，段祺瑞便让众人散去，自己则到督办室小坐了一会，随后仍旧缓步而归。

作为民国年间的大人物，段祺瑞一生不蓄私财，不徇私情，不拥兵自重，这在军阀中，无论如何也算是至为可贵了。

小军机：徐树铮为何得到段祺瑞的重用（1）

与袁世凯一样，段祺瑞也喜欢罗致人才，其中最得他信任的，莫过于徐树铮。

徐树铮是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他和老段是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原本只是老段手下的一名司书，不知怎么就给老段赏识上了，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小徐回国以后立刻扶摇直上，成为老段跟前的头一名红人。段府的人都说，老段起来得快是老袁一手提拔，而老段提拔小徐也像袁世凯当年提拔他自己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譬如民国初年，老段做陆军总长，徐树铮就当次长，另外还有一个次长蒋作宾，可陆军部里的事大小都是徐树铮说了算。不但蒋作宾当不了家，就连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因为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说一不二，从不被驳回；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小徐却不一定照办。当时就有这么件事，段祺瑞有个老部下被军队撤职了，穷得没办法来找老段，请求给个差使。老段看他可怜，就答应下来，并批交徐树铮办理。不料徐树铮后来却签呈上去，说：“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于是这事就算拉倒。

小徐去段府，从来就是随来随见，用不着要号房的人通禀。段府的那些人，见了小徐都躲得远远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脾气大，又好挑毛病，恶狼恶虎似的，当面就给你一个下不来。倒霉时候小者挨一顿申斥，搞得不好，他跟老段一说，饭碗就被他砸了。旁人还有个灵活，但在徐树铮这里从来都是言不二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沾他。

老段会客一般是在外客厅，但小徐一般是径直走进内客厅，而且只谈公事，三言两语，交代完了就走。他很少参加公馆的宴会，也不大陪着老段打牌，照例是公事公办，态度很严肃。正因为如此，不但段府的人对徐树铮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是老段身边的亲信，那些军政界的要人们也对小徐十分烦恶。有些事，大伙都避讳他，不愿意让他参加。为啥呢？因为只要一沾上徐树铮，就得实行*，听他一个人的了。

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段会对小徐这么信任呢？原来，小徐不但对老段忠心耿耿，一心护着老段，而且他这个人也真是有学问，有能力，才气过人。小徐的记性也不是常人可比的，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什么公文啊条例啊，他看得既快，记得又熟，只要老段一问他，他总是能对答如流，谁要是不信，找出公文来一对，还真是一字不差。所以段府的人都说：“这是人家有才，你想，老头子能不喜欢么？”

据民国将领陈调元回忆说，他在任北洋第74混成旅旅长的时候，有一次来北京办公事，在朋友做东的宴席上遇到徐树铮。经朋友介绍后，徐树铮便说已经看到他的公文，并将他要求补充多少枪、多少发子弹，及要多少军饷等全部说出。陈调元听后十分惊讶，因为他自己都没有徐树铮记得那么清楚。数天后，陈调元到陆军部拜访徐树铮，只见徐树铮一边与他谈话，一边还在批着公文，中间又有电话响起，徐树铮拿起话筒听电话，正当陈调元不自觉地把话停了下来的时候，徐树铮向他示意：“没关系，你继续说。”这一次，陈调元算是见识了徐树铮五官并用之能耐了。

徐树铮的聪明，从小就有点名气，据说他的老家徐州南关有位老先生象棋下得很好，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一时自负，竟把“将”钉死在棋盘上，说是没人能把它撼动。徐树铮听说后，便去找他下棋，双方在一阵猛烈厮杀后，老先生在徐树铮凌厉的攻击下，最后被逼得临时找来斧头起钉子，让自己“将”能离开原位，一时被传为笑谈。那一年，徐树铮才11岁。

小军机：徐树铮为何得到段祺瑞的重用（2）

有才归有才，但天底下有才的人大都有个恃才傲物的臭毛病。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做国务总理、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就与黎元洪的总统府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对于徐树铮的专横跋扈，黎元洪也是早有耳闻，最开始他是反对由徐树铮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因为他知道徐树铮这个人太难共事。后来老段托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和北洋*徐世昌代为转圜，黎元洪这才勉强答应。不过，黎总统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徐树铮到总统府见他的时候，必须有张国淦陪同，他不单独见徐树铮。

由于当时约法对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限不甚了了，而老段和老黎在平日里也不太互通声气，因此在一些事务上难免出现误会与冲突。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所决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呈递给总统府，由大总统盖印发布。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因此经常要往返于国务院和总统府办事，但这个小徐经常不给黎总统说明事件来由，只管催促总统赶快盖印。要是黎元洪多问上几句，小徐脾气上来就敢当面顶撞。徐树铮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若不是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从中斡旋调解的话，黎总统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有一次，徐树铮拿着福建省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元洪刚刚问了几句这三人的从前来历，小徐就不耐烦地说：“大总统问这些干什么？请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黎元洪被这么一顶，当场被气得半死。等徐树铮走了，黎元洪恨恨地对手下人说：“我本不想要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

徐树铮非但不把总统府的人看在眼里，就连国务院内部，他也是经常自作主张，凌驾于同事之上，譬如内务总长孙洪伊就与他发生过多次冲突。

孙洪伊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大出风头，他此时与黎总统及冯副总统的关系打得火热，自然免不了与老段、小徐发生矛盾。徐树铮仗着老段的信任，在国务院一手遮天是人所皆知，偏偏遇到的孙洪伊也是眼高手低的朋友，为人争强好胜，而且政治能量也不小，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这两位在一起几乎是“日日在火并之中”。

老孙是直隶人，年纪比小徐大十岁，哪里看得惯小徐这个嚣张劲。两人的日常口角就不消说了，这里说几次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是徐树铮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调令、命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省军队会剿护国军李烈钧部的事情引起。本来这事已经在国务会议上讨论过，决议是去电调解，而小徐却私自拟了一个*的命令拿给黎总统盖印，结果被拒绝了。小徐一怒之下竟然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将*之令发出，结果引起其他内阁成员的一片哗然，孙洪伊当面指责小徐违法越权，而小徐也不甘示弱，两人结下梁子。

紧接着，在八月下旬的时候，众议院将湖南议员提出的一个议案转给了国务院，其中对现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提出查办要求，理由是其在任湖南财政厅长时有贪污等劣迹。胡瑞霖是皖系的人，徐树铮接到议案后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为胡瑞霖辩护，并将议案驳回。

孙洪伊得知后十分恼怒，他怒气冲冲地找到老段说：“对民政长官的处分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我自己分管的事情，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王法？如果秘书长可以包办一切，那我这个内务总长还做它作甚？”

被这么一闹，老段也觉得这事做得荒唐，随即命小徐将咨文追回，徐树铮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却不了了之。

一个月后，孙洪伊为整顿内务部，裁减了部里的30多名职员。由于这些被裁者大都和北洋系的头头脑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岂能善罢甘休，而徐树铮也想利用他们来把孙洪伊给搞下去，于是便怂恿他们向平政院上诉。结果，平政院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被解职的那些人仍旧回去上班。

平政院是袁世凯时期设立的一个政治仲裁结构，孙洪伊不但不接受这样的裁定，反认为平政院是一个非法机构，随后他拟将此案提交国会审议。徐树铮害怕国会接受孙洪伊的意见，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在经过老段的同意后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的命令，准备交总统府批准。

徐树铮的这道命令，不但内务总长孙洪伊拒绝副署，黎总统也拒绝盖印，府、院之间反复争执，酿成政治风波。老段自上次就对孙洪伊十分不满，于是暗地里给孙传话，让他辞职算了。但是，孙洪伊非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而且口气十分强硬，拒不辞职。

老段这回真动怒了，他在十月中旬下了一道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让小徐拿给黎总统盖印。黎总统见后十分震惊，坚决不肯用印。徐树铮为这事来回跑了四趟，黎总统连拒四次，丝毫不肯让步。最后一次，徐树铮威胁黎元洪说：“总统不肯盖印也无妨，以后我们不准孙洪伊参加国务会议！”黎总统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冷笑道：“什么话？这是段总理的原?！”

过了几天，很少到总统府的段总理突然气呼呼地出现在黎总统的面前，他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交给黎元洪，说：“总统要是不肯免孙洪伊的职，那就把我免职了吧！”

老段下了最后通牒，黎总统也只好退让，不过他还想给双方留点余地，也给自己争回点面子，于是他建议：“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让他自动辞职吧！我来给他做做工作！”

偏偏孙洪伊这位朋友是个死硬派，他死活不肯主动辞职，还大声嚷嚷道：“什么官我都可以不做，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没办法，黎元洪只好把北洋系的大佬徐世昌请出来调解，最后孙洪伊和徐树铮两人同时被免职。

孔夫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可惜的是，对于老夫子的这句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认真对待，所以但凡有中国人，便有内斗；内斗不休，方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呀。

念弥陀：段祺瑞吃斋念佛为哪般（1）

段祺瑞为人一向严峻，脸上几无笑容，连他的家人也都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好在老段在饮食上有个习惯，那就是他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外，一般是一个人单吃，不和家人同桌的。不过这样也好，他的家人也乐得躲开，免得受他拘束。

不过可千万别认为老段一个人单吃是要搞特殊化，事实上，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主要原因是要避开荤腥，发展到后来，就干脆一口长斋，吃斋念佛了。

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老段身为军人，如何也会“阿弥陀佛”，变成个信佛的居士了呢？这事说来也属反常，因为按老段的人生经历及脾气禀性，他拜到关羽关圣人、岳飞岳将军的脚下倒是符合逻辑，但最后却拜在了菩萨的门下，这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不可理解。

其实说来也不奇怪。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老段与曹锟、吴佩孚恶战一场，但最终以惨败而告终，老段由此心灰意冷。他搬到天津后，便开始正式吃斋，并在家里辟出一间佛堂，每日清晨便起来焚香念经，并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

老段信上佛教，一则与他在袁世凯时期曾在西山休养、接触佛学有关；二则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战争惨败的阴影；三则他认为身为军人，杀戮过多于心不安，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

譬如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战役中，当时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其部下靳云鹏请求杀他几个以提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段祺瑞被人称为“北洋之虎”，但其人终究有虎相而无虎威，仁心宅厚可能是其原因。

段祺瑞信佛与当时天津的风气也有关系。在清末民初时期，天津的寺庙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无人不信神、无处不建庙”来形容。一些出名的寺庙，如海光寺、大悲院等，当时的僧人、居士数量都很庞大。一些在政坛上失意的政客、军人，还有前清的一些遗老遗少，他们在失势之后都纷纷来到天津做寓公，其中有很多人便热衷于宗教活动，其中尤以历史久远的佛教为盛。事实上，在当时的军阀政客中不仅仅是段祺瑞一个人信佛，其他譬如曹锟、曹汝霖、靳云鹏、孙传芳等人也是信佛的。

段祺瑞在皈依佛教后，便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由于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和尚们都以段祺瑞来自己的庙里做法事为荣，每每奉承段祺瑞是菩萨转世，为普度众生而下凡的。

被奉承久了，段祺瑞也有点飘飘然。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老段就在讲经大会上大骂：“这些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们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说到这里，他又不免沮丧地说，“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

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也是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之一，因为它经常与天神交战，因而战场也被人称为“阿修罗场”。老段把军阀们称作“阿修罗王”，但他自己当政的时候也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只不过他认为军阀们混战是穷兵黩武，而自己“武力统一”的目的却是为了“普度众生”罢了！

念弥陀：段祺瑞吃斋念佛为哪般（2）

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之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这老段！

时隔四年后（1924年），老段再次出山任*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老段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唯独与之前不同的是，老段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老段再次下野，从此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漩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或者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统一送出，当时段为学堂督办）。随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72岁。段祺瑞的病，据说与其常年吃素、营养不良有关，但之前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时，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

老段在信佛之后，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有趣的是，老段只养了几只母鸡，而没有公鸡，因为他认为这样下的蛋才是“素鸡蛋”，是可以吃的。后来他年老后身体虚弱，但仍旧不肯开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

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其生前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吴佩孚的这幅挽联何曾不是两人共同的写照？

终不忘：冯国璋与禁卫军的不解之缘（1）

武昌起义后，冯国璋率军攻克汉口，由此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拿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令他没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却将他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袁世凯将冯国璋调任禁卫军统领，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一是冯国璋一意主战，将影响到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谈判大局；其二是冯国璋练兵多年，又曾做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当时禁卫军的各级军官大都是他的学生或属下），这有利于袁世凯通过冯国璋之手控制这支特殊的军队，保持京城的安全和稳定。

当时禁卫军，共有两个步协（即步兵旅），每协辖有两个步标（步兵团），另外还有炮标、马标和工程营等。其中，除了步兵第四标是汉人士兵组成外，其他均为旗人，而原统领良弼是知名的宗社党领袖之一，其誓死保卫大清的态度也让袁世凯觉得非常为难，因为这支军队一旦不稳，很有可能让京城陷入险境，或者中了日本人和宗社党的计，将清帝护送出京城并成立独立的满洲国，这将导致中国分裂并让东三省最终落入日本之手。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原统领良弼在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也就顺利地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

当然，当时禁卫军之所以服从冯国璋，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觉得冯国璋是忠于朝廷的，譬如在段祺瑞发表赞成共和的通电后，冯国璋最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也不予赞同的。据他的幕僚回忆说，冯国璋在看完电报后，非常生气地说：“芝泉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电报？他本人现在保定，这个电报到底有人捏造、还是他的本意，我一定要问一下”。直到后来，段祺瑞亲自派人来向冯国璋解释，并透露这是袁世凯的意思，冯国璋这才默然许久，此事作罢。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由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据冯国璋当时的幕僚恽宝惠的回忆，在1912年2月初的某天，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了台，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终不忘：冯国璋与禁卫军的不解之缘（2）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拿出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唉”的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毕竟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

清帝退位之后，冯国璋对前朝的官服和官帽都是十分珍重的，他的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为了防止落尘，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袱子盖在官帽上。冯国璋身后的小辫，也是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的。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

在清帝退位时，禁卫军被改编成陆军第16师，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后来，冯国璋做上了大总统，第16师也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16师的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的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这时，他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了急性肺炎，没有多久便去世了，终年62岁。

大忽悠：袁世凯愚弄冯国璋（1）

1915年，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不断推向高潮的时候，他手下的两个心腹大将却不以为然。先是陆军总长段祺瑞，他因为与“太子”袁克定的关系一向不和，最后干脆请辞去西山休养去了。但是，袁世凯对已被解除兵权的段祺瑞还不太放心，于是又把他召来问话，说：“芝泉啊，你休息的这段时间里，外面的形势变化很大。现在各界人士纷纷请愿，要求变更帝制，你看我该怎么办？”

段祺瑞霍然站起身，大声道：“大总统，你别看我在养病，但这些人的勾当我一清二楚。目前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如果现在又走回头路，对国民如何交代？那些所谓的民意，都是小人所捏造，为的是自己升官发财，大总统你可千万不能轻信哪！”

袁世凯心里不悦，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说：“芝泉，民意不民意，我也不去管它真与假，我就问问，你的意思如何呢？”

段祺瑞愣了一下，说：“大总统，你待我20年，恩重如山，我自当言无不尽。我实在不愿意看你成为罪人啊！”最后，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段祺瑞受袁世凯多年的恩遇，一向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直言无忌，而袁世凯也对他多加笼络，比如段祺瑞的原配去世后，袁世凯便将自己的养女嫁给他作为继室。因此，段祺瑞与袁世凯不但有部属关系，而且还有亲眷关系。

和段祺瑞类似的是，冯国璋的继室也是总统府出来的人。原来，袁世凯家妻妾子女众多，当时不但设有男塾，而且还设有女塾，供年青的姨太太和女儿们读书之用。当时在总统府中做家庭女教师的便是一名叫周砥的女士，这位女士非常有文化和涵养，但快40了仍旧没有嫁人。在冯国璋的原配吴氏去世后，袁世凯便撮合了冯国璋的这段婚姻，也趁机加强了两者的联系。

1915年夏天也就是帝制初起的时候，冯国璋在听到一些人怂恿袁世凯称帝的风声后，感到十分不安，于是直奔京城找袁世凯问个究竟。袁、冯两人见面后，冯国璋先试探道：“大总统，共和政体搞了这么几年，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国人对此都很失望。如果能恢复帝制，未必不是国家之福。我最近在外面听说您要变更国体，不知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们在地方上应该如何布置，能否预为密示？”

袁世凯听后长叹一声，道：“华甫啊，这都是谣传！你想，我们老袁家就没有活过60岁的人，我今年都58了，就算做皇帝，又能做几年？再说了，做皇帝无非就是要把江山传给子孙，可你看看我的儿子中哪一个是成器的？这大儿子克定是个残废；二儿子克文就会装名士；三儿子克良不识时务，活像一个土匪。至于其他的儿子都年幼，哪一个能承继大业？况且帝王家的子孙大多没有好下场，我就算是为子孙着想，也不能这么做啊！我绝无皇帝思想，这点你尽管放心。”

冯国璋听后又试探道：“话虽然这样说，但以后中国由弱转强，到时候天人与归，万民拥戴，大总统虽然以谦让为怀，恐怕还是推不掉的。”

袁世凯听完勃然变色道：“华甫，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现在有个儿子在伦敦求学，我已经让他在那里略购薄产，如果有人再逼我，我只好辞了大总统的位置去英国养老，再也不问国事！”

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冯国璋听后十分满意，于是高兴地告别袁世凯，并对周围的人说：“现在京城里虽然复辟帝制的事情闹得凶，但老头子不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不会称帝，大家尽管放心！”

大忽悠：袁世凯愚弄冯国璋（2）

回到南京后，冯又见了梁启超，把和袁世凯的对话告诉了他，梁启超也说：“袁总统是个聪明人，聪明人那会做懵懂事呢？”后来，梁启超还有意在报纸上将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谈话泄露出去，算是为袁世凯辟谣。

不料过了几个月，帝制运动就紧锣密鼓、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起来，冯国璋这才知道上了袁世凯的当，当时是把他气得两眼翻白，恨恨地说：“到这个时候，还不肯跟我说真话！”从此后，冯国璋就再也不相信袁世凯了。在地方选举袁世凯为皇帝的闹剧中，作为江苏最高军政长官的冯国璋几经劝告才稍微露个面，随便这些人怎么折腾，反正他不赞成，也不反对，一声不吭。

冯国璋反对帝制的原因和段祺瑞差不多，唯独不同的是，冯国璋多上了袁世凯一个当。冯国璋自认为自己不是袁世凯的第一心腹，至少也是第二第三，不料老袁竟然将他如此欺骗，冯国璋岂有不恼火的。再者，如果袁世凯不称帝的话，他和段祺瑞都有可能接班，而要是摊上袁克定这个主的话，“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冯国璋原话）。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也未必是有意欺骗冯国璋，只是他当时真是没下定主意。袁世凯对当皇帝又想又怕，正出于这种矛盾犹豫的心态，袁世凯这才会跟冯国璋说上面这段话。因为这段话有玄机嘛，袁世凯自认为活不过60，但袁克定说当了皇帝就可以破除这个家族魔咒，袁世凯这就动心了。

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当时袁世凯其实早知道冯国璋的用意，他是故意用这话来给冯国璋封口的。冯国璋刚刚走，袁世凯便气冲冲地上楼跟家里人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话说回来，当时上当的不仅仅是严修、冯国璋这些老部下，就连美国驻华使馆也上了老袁的当。当冯国璋和袁世凯的对话公布后，美国驻华使馆也信以为真，并据此上报，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可惜最终的事实证明，袁世凯也忽悠了一把国际社会。

孔夫子说得好，“君子不党”，“结党”必然“营私”。在整个帝制运动中，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多是一线重要干部，而热心的其实是那些二线的新进干将。道理很简单，这些人就是要投袁世凯所好，夺拥立之功，也好乘机排挤前面的老干部，为自己晋身求封罢了。

历史学家唐德刚就说过，当时的北洋系就是这样一个无组织无理论的大帮派，袁世凯这个帮主要做皇帝，那排名前几位的大佬就没了当帮主的机会，因为皇帝要传儿子嘛。至于排名靠后的那些人，他们要想挤到前面去的话，就要投帮主所好，因此拥护帝制就是谋取功名富贵的好办法，如杨度之流。

总而言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字，可解释万般问题，也可网罗芸芸众生，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吝啬人：冯国璋聚财有道（1）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里就曾记载，黎元洪做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36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候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的收到20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作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是为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的。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在幼年时入私塾就读，成绩还算优秀，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莲花书院读书，不久即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后来，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后来被营管带赏识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机缘巧合，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又顺利被推荐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被聂士成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冯国璋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是个老粗，他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

吝啬人：冯国璋聚财有道（2）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冯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却遇上一位大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中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冯国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

正因为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亏损失败，但总体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善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即袁世凯）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失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8000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15000元的中交票（折合8000大洋左右）。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地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数目来给他和师*，真算得上是“独叨异数”了。

冯国璋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老友王士珍负责，这些钱都按不同份额分给了其子女。

段祺瑞没有参与冯国璋的家事，但他后来也来吊唁。据冯国璋的子女回忆，段祺瑞仍旧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地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将盖帘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遗容，便回身走了。后来，段祺瑞派人送来亲拟的挽联，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这说的大概是他们分别做总统和总理那时的事了。

徐阁老：总统来得容易去得快（1）

说起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矛盾，还得从冯代理大总统说起。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从南京到北京接替黎元洪的职位，但那只是代理大总统，期限为一年。因此在1918年后，便要重新召开国会，选举新的大总统。

当时最有资格去竞争这个位置的，当然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冯国璋是代理大总统，顺势转正理所当然，而老段正要雄心勃勃地推行他的“武力统一”大策，也是非当总统不行。但正因为双方争夺太厉害了，反使得这个位置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要当不成，你也别想当。

冯国璋在国会选举的初期还是非常热心的，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冯系明显落于下风，冯总统也开始有点心灰意冷了。事实上，冯国璋在当上代理大总统后，也与段祺瑞的皖系较量了几次，但不管是“和战之争”还是国会议员的选举，都是以冯国璋的落败而告终。

对于这样一个空头大总统，冯国璋不免抱怨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居，我自己也实在不愿再干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我已经准备好了外面的私宅，继任之人随时可进府来居住。现在我无事可办，不过是一个看守印信的人”。在安福系把持了国会议员的选举后，冯国璋自知无望转正，更是多次发表谈话，表示自己不愿继续担任大总统，宁可选择回到河间老家“耕种自活”，退出政坛。

不久，冯国璋便发表通电，表示自己的告退决心。但在通电中，冯国璋提出要“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来作继任大总统，实际上是将了段祺瑞一军，暗示两人应同时退下来。

段祺瑞当时也很为难，因为皖系的党徒们非要把他推到总统的这个位置上去，而西南各省则坚决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此时冯国璋的表态大大影响了地方上的直系军阀，曹锟和长江三督再次联手，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段祺瑞要强行出任总统的话，不但会使得南北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就这点而言，段祺瑞还算是一个有风度的政治家，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与冯国璋一起引退。

在冯、段二人都引退的情况下，另一位大佬则捡了个便宜。谁呢？那就是人称“水晶球”的徐世昌徐阁老。

徐世昌作为北洋*，论资格当在冯、段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冯、段这些武人所能比拟。不过，与冯、段等人不同的是，徐世昌在北洋集团一直是以文臣的面目出现，他虽在清末已经做到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的位置，但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军阀时期却是屡屡不得志。

尽管徐世昌自觉大总统的职位非他莫属，但在接到段祺瑞抛出的橄榄枝后，他却欲迎还拒，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总统虽好，风险太大”。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让徐世昌认识到，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手里没有军队，很容易就会成为傀儡总统，弄不好自己的一世英名可就要付诸东流水。

想到这里，徐世昌对冯、段两人甘愿让贤的表示反应冷淡，他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这时，着急的反而是段祺瑞，他见总统难产，大局不定，只能通过多方努力，最终将徐世昌的出山条件打探清楚：“冯段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

徐阁老：总统来得容易去得快（2）

在冯国璋的逼迫与徐世昌的要挟下，段祺瑞最后发表通电，宣布在“元首改任之时，祺瑞自应及时引退”。有了段祺瑞的公开保证，徐世昌这才放心大胆出山了。在随后国会举行的总统选举会上，徐世昌以425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民国第二任、第四位大总统（前三人为袁世凯、黎元洪和冯国璋）。

徐世昌出任总统是一个多方妥协的产物，段祺瑞以退为进，但仍旧是当时最具实权的人物并在幕后继续把持北京的政局。徐世昌虽然是老资格，能不能把这个总统当好，也是个未知数。不过，徐世昌的运气还算不错，正当段祺瑞要继续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方都在呼吁和平，段祺瑞也只好暂时隐忍。

直到1920年，段祺瑞的皖系才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再起烽火，这就是民国史上的直皖战争。直皖战争持续时间很短，最终段祺瑞一败涂地，被迫下野。在抗战之前，段祺瑞强迫徐世昌签发对曹锟等人的*令（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等到段祺瑞失败并再次来到总统府请求发布停战令的时候，徐世昌不免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强权人物段祺瑞虽然下野了，但继续控制北京政局的曹锟、吴佩孚也不是什么善茬儿。仅过了两年不到，直系又与奉系开战，结果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等到曹锟、吴佩孚势力稳定之后，徐世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将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赶出政治中心后，曹锟和吴佩孚也就不再满足于现状：老曹要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则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要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两人心神默契，一拍即合。

曹锟要爬上总统的位置，那现任的总统徐世昌就应该识相下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个名叫吴景濂的政客给曹锟想出了一个奇策，这便是民国史上的“法统重光”。

所谓的“法统重光”，就是要重新拥戴当年被赶走的黎元洪复职，并恢复第一届国会。吴景濂的理由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不能视为自动离职，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新选举大总统（不消说，候选人便是曹锟了）。

更绝的是，吴景濂认为，将徐世昌选举上去的这个“安福国会”是段祺瑞一手操纵的非法产品，因此，由它选举产生的现任大总统徐世昌也就成了伪总统，因其不合法，所以要下台。因为吴景濂是第一届国会议员，段祺瑞搞的安福国会其实是夺了他们的饭碗，所以不“合法”嘛！

曹锟、吴佩孚与吴景濂细谈后，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于是开始在两方面着手，一是向徐世昌施加压力，让他自己识相点主动下台；二是制造并推广“法统重光”的概念和舆论，以便黎元洪重新出山，并为曹锟当总统做个垫脚石。

在吴景濂纠集一帮失业的旧国会议员们发出通电并要求徐世昌下台后，在曹锟和吴佩孚的暗中鼓唆下，一些地方军阀也纷纷附和。由此，“法统重光”的概念迅速走红，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身在漩涡中央的徐世昌，虽然常在大总统府内不大出来，但却最重视新闻舆论。当上总统不久，他还亲自邀请各大媒体的记者举行招待会，中国最早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雏形可能就是他首创。在听到这种“法统重光”的新舆论后，徐世昌心里明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看来曹锟和吴佩孚是要把他赶下台了。

但老徐也是个要面子的人，不能你要人家来人家就来，要人家走人家就走，何况他这个大总统算得上是最正常选举出来的，若是屈服于这莫名其妙的“法统重光”，岂不是带头违法？

徐世昌虽然不肯主动下台，那也无妨，别人自有手段。首先是吴佩孚不断派出代表，向徐世昌询问对“法统重光”有何看法，接着是让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出马，对徐世昌半劝半逼地说：“大总统，现在直系要人已经达成一致，事情到了这地步，捱下去也无必要，倒不如体面点自动引退算了。”

徐世昌想了想，不免又气又恼：“当初我也不是自己要来做这个受气总统，偏他们怂恿出来，可现在又这样逼我，我总不甘心！”

王怀庆冷笑道：“大总统，人家不跟你讲什么交情，你不如见机点罢！不然，他们要用武力来对付你，你又如何吃得消？倒不如现在就退了，还冠冕堂皇些。”

见徐世昌还未下定主意，王怀庆便说：“大总统现在退了，以我现在的能力，尚可以保你的身家性命、家庭财产，要是最后弄僵了，到时我可就不负责了。”

听到这里，徐世昌也只能仰天长叹。在“力大为王”的军阀时代，谁还跟你讲什么法？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法。在束手无策之下，徐世昌最后只好识相地退了。说起来，徐世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从1918年底到1922年中，已经做了三年多的总统，这在纷繁多变的民国时期，也算是有点本事的了。

水晶球：徐世昌的为官之道（1）

说到徐世昌的发迹，和其中的一位大人物分不开，这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为了优待他的那些老朋友而特别封了“嵩山四友”，让他们拥有免朝拜等特权，但老朋友徐世昌在得知自己被封“嵩山四友”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抱怨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

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说起来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同袁世凯一样，徐世昌也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但他没有袁世凯运气那么好，父亲很早便去世了，致使家道中落，家计困窘。未发达时，徐世昌曾当过塾师，又在洛阳、安阳、扶沟等县衙帮办文案事务，一直郁郁不得志。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淮宁县任文案一职时，得以结识了袁世凯。

袁世凯比徐世昌小四岁，他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有大志的人，两人随后结为金兰之好。袁世凯年轻时轻财尚侠，他在得知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便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此时袁世凯则已投入军中，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

徐世昌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尽管他在科举上一帆风顺，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对他的评价不佳，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督办乡试，大有油水可捞）。在此期间，徐世昌的生活非常清苦，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

也许有人会说，徐世昌中了进士还进了翰林院，那应该是吃香的、喝辣的，怎么会如此寒酸潦倒呢？其实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朝的翰林，当时有“黑红”两分的说法，所谓“红翰林”、“黑翰林”。“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者，指翰林可陪侍在皇帝身边（侍读侍讲之类），他们接近皇上，沾着皇帝的恩典，自然是前途无量；“入地”者，则是有机会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由此收一堆弟子门生（当然，弟子门生附带的孝敬，也是少不了的），不仅好处多多，日后还可以相互援引。

至于“黑翰林”，那就是上不着天，也下不着地，上下都不沾，只能在京师苦熬了。不幸的是，徐世昌当时便是这样一个“黑翰林”，他官阶七品，年俸45两银子，既没有外派的机会，也就没有额外收入，生活是很困难的。

徐世昌之所以混成这样，主要是他在翰林院不招领导待见。当时在翰林院掌院的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他暗地里给了徐世昌这样一个评价，说他“虚矫过人”，而这话又传到某名高权重并掌管官员升迁的亲王耳中，结果徐世昌就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老兄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2000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徐世昌与袁世凯为布衣之交，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如所有来往文书、随营学堂的阅卷、军营中的章程制度、操典律条等，都是出于徐世昌之手。袁世凯对徐世昌也十分优容，但凡家中有事，徐世昌可以来去自由。

水晶球：徐世昌的为官之道（2）

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要职。1907年的时候，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两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协理大臣等要职，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也是靠徐世昌的坚持举荐下才得以成行。

在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徐世昌作为他多年的至交好友，按理应该飞黄腾达，而当时袁世凯也是有意要让他出任国务总理一职的，但出人意料的是，徐世昌却和王士珍一样，退隐到青岛做寓公去了。

原来，徐世昌自认为曾受清廷厚恩，清帝退位时尚兼任太保，如果接受袁世凯的委任，难免遭到封建士大夫们的“一时之谤”。另外，徐世昌也考虑到民国初年局势不稳，与其去冒风险，倒不如闲居两年，看看风头再说，同时还可以赚个“不负皇恩”的好名声。

1914年，袁世凯在*“二月革命”后，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这时徐世昌动心了，正当他要登上火车的时候，其弟徐世光抱住他的腿痛哭：“大哥啊，难道你忘了清室对你的皇恩浩荡吗？你前年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怎能当成耳边风？当年议和之时，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如今再为袁世凯效力，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

徐世昌听后，也忍不住与弟弟抱头痛哭。但是，他最后还是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就此沉沦，终老林下，后来还是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并一度参与了洪宪帝制的活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在负责处理完老朋友的丧事后，再度退隐。

倒是张勋复辟的时候，徐世昌一度有点想法。当张勋前来拉拢他的时候，徐世昌提出一个条件——让自己的女儿婚配溥仪。“女儿做皇后，自己做国丈”——张勋和一帮子遗老遗少听说后，立刻跳脚大骂徐世昌是个“活曹操”（曹操曾经逼汉献帝立自己女儿为皇后），竟然狮子大开口，要价比他们那些干实事的人还要高！于是，双方的合作没有成功，而张勋的复辟也很快就失败了。

徐世昌为官多年，加上仕途颇为坎坷，因此他对做官深有体会。后来，徐世昌将他的为官之道总结为四点：一是说话要圆滑，模棱两可才主动；二是遇事要沉稳，不要急于表态；三是要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看出对方破绽再出手；四是反应要机警，时候未到要心平气和，时候一到要迅速抓住机会。

冯国璋下台后，徐世昌凭着纯熟的为官之道游走于各派军阀势力间，竟然也能维持总统之位不倒达三年之久，这在民国史上，仅次于袁世凯的在任时间。在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之后，徐世昌返回天津做寓公，开始过诗文“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他的诗，人称“超越前人”，书、画也堪称精品，但不轻易送人，因而流传不多。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85岁，是北洋系中是相当高寿的。

图一乐：曹锟贿选总统与猪仔议员（1）

前面说到冯国璋当总统的时候卖鱼，其实民国还有一个卖布出身的总统，这就是以“贿选”而闻名的直系军阀曹锟。

曹锟，人称“曹三爷”，直隶天津人，出身贫困，家有五兄弟。曹锟发迹后，他的兄弟们也跟着鸡犬升天，其中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做了天津镇守使。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有些悟性和志气，因而长大后不愿当农民而自告奋勇地去保定贩布。

曹锟性情爽直，年轻时好酒贪杯，经常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当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时，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

由此，曹锟当时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李鸿章在直隶招收新兵编成练军的时候，曹锟抛弃了他的贩布事业应征入伍。数年后，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曹锟得以进入学习，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

据北洋系的早期*唐绍仪说，曹锟加入北洋还有这么个典故，说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日静坐幕中，听到外边有人贩布走售，呼卖声甚为洪壮，袁世凯听后觉得此人不是常人，于是让人呼入，此即曹锟。袁世凯见曹锟的相貌雄伟厚重，于是劝其入小站投军，并屡蒙不次之擢（此典故在时间上貌似有冲突，姑存之）。

由于曹锟的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其实并不算特别出名，而且提升并不算快。事实上，直到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

据《民国官场现形记》说，曹锟为人豪爽，平时又喜欢以老大哥自居，动辄呼人“老弟”。他对于部下的军官兵士，一律实行有福共享主义。一年冬天，曹锟特地购置了一万件皮袍，凡属直系军官，每人发一件；又买几万袋曲粉，每兵士赏给两袋，因此部下欢声载道，士卒乐于效命。

更有意思的是，曹锟在散给皮袍时还亲自演说：“咱们军人向来有个‘同袍’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每人赏一件羊皮袍子，就是实行‘同袍’二字的意思”。下面人听了这个歪解，也都忍俊不禁。虽说是小恩小惠，却很能买服人心，这点曹锟不傻。

曹锟做事一向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譬如段祺瑞），反逐渐成了气候。在袁世凯死后，曹锟、吴佩孚先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随后又在直奉战争中赶走了张作霖，其后直系势力已经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曹锟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当个地方军阀，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曹锟是军人出身，也没有在政坛上混过，对政治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但他把握住了民国政治的最核心要素：钱！可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万事莫开口”，有钱什么都好办，古今一理。

1923年，在把临时客串的黎元洪逼走后，曹锟的贿选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具体工作当然不需要曹锟亲自出面，主要是由他手下的吴景濂等政客四处活动。按说，总统选举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但没有一次比这次更直接……那就是：贿选！贿选几乎就是公开透明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图一乐：曹锟贿选总统与猪仔议员（2）

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不过，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3/4的议员投票，虽然当时的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曹锟随后加大了贿选的力度。当时为在10月5日的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上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还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搞笑的是，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唱对台戏，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几十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滴滴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都费尽力气的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第六任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现在也无确切结论，但曹锟自己支付了一部分应属无疑，而其他可能是公款，比如直系各省发行的公债、借款等。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完全公开，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正如曹锟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总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而这正是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各路俊杰们（宋教仁大获全胜的那次）。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别说议员，就连一般的民众也比不上啊（不过民众是否会拒绝这5000大洋，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厢情愿罢了。

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的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而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薪酬一事，其他一无所成，至为荒唐。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无所不沾。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倒是为拉动消费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什么狗屁宪法，根本不管用，何况还是贿选的。

倒是曹锟，因为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个恶名），为人所熟知。想来这“曹三傻子”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12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君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所以后人们也就别为他惋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