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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1）

- 1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2）

- 1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3）

- 2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1）

- 2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2）

- 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1）

- 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2）

- 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3）

- 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4）

- 4北京饭店第一楼（1）

- 4北京饭店第一楼（2）

- 5乱世中的“诺亚方舟”（1）

- 5乱世中的“诺亚方舟”（2）

- 9大将军光临，小门僮挡驾（1）

- 9大将军光临，小门僮挡驾（2）

- 11蒋总司令为何而怒

- 12蒋介石、张学良首晤北京饭店（1）

- 12蒋介石、张学良首晤北京饭店（2）

- 20换了人间（1）

- 20换了人间（2）

- 23在开国大典上（1）

- 23在开国大典上（2）

- 24开国第一宴（1）

- 24开国第一宴（2）

- 35毛泽东、苏加诺、红玫瑰和银烟盒（1）

- 35毛泽东、苏加诺、红玫瑰和银烟盒（2）

- 41最可爱的人回来了（1）

- 41最可爱的人回来了（2）

- 42为毛主席飞车送饭（1）

- 42为毛主席飞车送饭（2）

- 43迎接建国十周年（1）

- 43迎接建国十周年（2）

- 43迎接建国十周年（3）

目录

01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

扛洋枪的洋兵闯进了古都，“江米巷”变成了“交民巷”。

两个到中国来淘金的法国人开起了一个小酒馆。

中国人和洋老板争吵，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却是个半大小子。

02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

1901年，一个冬天里阳光和煦的日子，在北京东单牌楼的西北角，傍扎和佩拉蒂的新店要开张，它高悬起一块牌匾，上有四个金光大字……

0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

老板发疯死了，奇怪的独眼龙来了。

卢苏发大财的奥秘，小伙计看不明白的世界和看不懂的人，他只好跟着独眼龙老板作美妙的梦。

04北京饭店第一楼

卢苏走了，那五层楼大楼由谁来建？

小伙计的命运会如何？

突然冒出的“中法实业银行”，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

05乱世中的“诺亚方舟”

哪里有一条真正的诺亚方舟？

董事会上的争辩，饭店外响起了枪声，一根辫子被齐根揪了下来……

09大将军光临，小门僮挡驾

大将军光临，小门僮挡驾。虽是个案，却有深意。

11蒋总司令为何而怒

“神仙眷属”下榻北京饭店，蒋介石被小道消息激怒了。

“敬谒总理灵柩”的幕前幕后，“拜把兄弟”不欢而散。

12蒋介石、张学良首晤北京饭店

张学良忽然进关，阎锡山“抱病”看望，蒋介石突然夜访，这一切都发生在北京饭店。

可是谁知道这一切的幕后？

20换了人间

夜间，一队士兵行进在北京饭店前的通衢大道上。深夜，有人抢粮！

北京饭店很重要，周恩来不仅亲自定名，而且亲自点将。

为北京饭店员工的工资，新华社发文批驳造谣者。

老战士遇到了新问题。

23在开国大典上

解放后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的礼宾哨。

24开国第一宴

世上有几家饭店举办过开国盛宴？北京饭店承办“开国第一宴”。群星荟萃的大宴席上，一口大锅振声威。

35毛泽东、苏加诺、红玫瑰和银烟盒

领袖的风采、诗人的浪漫，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枝红玫瑰，带着一脸灿烂的微笑，迎着苏加诺总统走来。

总统说，有了北京饭店服务员，以后不再带自己的服务人员。有银烟盒为证。

41最可爱的人回来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归来了，总理和人民一起欢庆胜利。

英雄奏凯，总理醉酒，豪气冲牛斗。

42为毛主席飞车送饭

长于人民战争的毛主席竟被热爱他的人民困在休息室。

长街飞车，为毛主席送饭还怕丢了司机本？

一场“激战”只为半包烟。

43迎接建国十周年

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的难题搅在了一起，为承办国庆十周年招待会，郑连福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中，绞尽了脑汁。

1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1）

扛洋枪的洋兵闯进了古都，“江米巷”变成了“交民巷”。

两个到中国来淘金的法国人开起了一个小酒馆。

中国人和洋老板争吵，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却是个半大小子。

在北京城东南，有一条举世闻名的街道——东交民巷。这里本来叫“江米巷”，元代以后，从江南运来的大米在这里集散，故有此名。明代，这里建起了正阳门，把江米巷截成两半，东边的叫做“东江米巷”，西边的自然就称做了“西江米巷”。

那时的东江米巷风光旖旎，它的西边有一条河，名为御河，夹岸四季景物不同，春有嫩柳含烟，夏有绿荫清流，秋有黄栌红枫，冬天更有银镶玉裹的雪世界。这番美景常引得文人墨客或诗兴大发，或灵感突降。正是由于这里景色优美，风光宜人，中国人又向有好客的传统，于是自明代开始，就在御河桥边建立了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机构——“会同馆”。据记载，1441年建成的“会同馆”分南北两馆，有客房763间，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饭店”。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以后又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向清政府提出，要建立使馆，常驻京师。

国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互设使馆，本来是一件对等互利的好事，可是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胆量与本钱，只能唯唯诺诺。于是，御河桥所在的东江米巷一带就成了使馆云集之地了。

北京人常以所在地的特点作街道和胡同名。某条胡同住过一位姓石的驸马爷，于是这条胡同便称为“石驸马胡同”。某地曾有一个戏楼，这里就叫做“戏楼胡同”，虽然戏楼早已是人去楼塌，连废墟都找不到了，可是名字却传了下来。依据这种传统，北京人又约定俗成的把“江米巷”，改称了“交民巷”。望文生义，倒也算贴切。及至后来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行将使馆区扩大，中间设立隔离带。于是人们也就把东交民巷周围的一大片地方都称作了“东交民巷”。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中国农历算是庚子年，鼠年。以美、英、俄、法、德、意、日、奥组成的八国联军，借口镇压义和团，保卫使馆，大举入侵中国。6月17日，他们从大沽口登陆，克天津，陷河西务，下杨村，一路攻城掠地，于8月14日占领了北京。

因为义和团曾经进攻过东交民巷使馆区，因此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东交民巷自然成了屯兵重地。是军队就要操练，于是东单牌楼以南，崇文门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就成了洋兵的军营和练兵场。

八国联军的入侵，打破了北京的宁静与祥和。从此，晨曦中东单一带再也听不到那悠远古老的驼铃、巧啭百啼的鸟鸣和苍凉遒劲的叫卖，取而代之的是操着各国语言的口令声和军刀的碰撞声，还有炮车碾过古老的街道的轰隆声，马队踏过文明古都土地的铁蹄声……

以洋枪洋炮开路，外国的资本、商品、各种各样的商人、实业家、投机者也纷纷来到中国。

可是东单一带的平民百姓总要生活下去，“洋兵”也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剑拔弩张的过日子。时间长了，一些善于抓住商机的小商小贩就在东交民巷和东单外国兵营周围开了些小酒馆、小饭铺，赚外国人的洋钱以养家糊口。慢慢地，有些外国商人也从中悟出了生财之道，于是也在这一带做起了各种各样的买卖，甚至还有妓院。从此这里便成了外国兵的聚集之地。

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有一条苏州胡同。这名字是怎么来的，说法不一，有人说这里曾经有苏州人聚居，有人说，这里曾经是苏州会馆的所在地。不管怎么说，反正和苏州有关系。苏州人讲起话来，吴侬软语，如莺啼翠柳，鸟鸣花间，非常动人。可是现如今，离这条胡同西口不远的地方，却有人在大声争吵，一方是京腔京韵，平上去入，四声分明；一方却是洋腔洋调，出口滔滔，不知说的是哪国话。

原来，这里开着一家酒馆。这酒馆不算大，门外不仅有中国式的招子、幌子，还有几行洋文。过往的人们一看就明白，这是专门招揽外国人的买卖。从此，东单这一带，这种专门招揽外国人的店铺越来越多了。

这天，一位达官显贵不知为什么兴致突发，要用“番菜”待客，于是就派佣人到这家小酒馆订一些煎牛排和红葡萄酒。酒馆的老板是两位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外国人。买卖双方连比划带猜，总算把交易做成了。可是没想到，正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一位瘦瘦的洋老板用手捏着佣人交到他手里的银元，在手里掂了掂，头一歪，“嗯哼”一声，显出一脸的狐疑。

那个佣人以为是问他，应当找多少钱。他心想，“洋人大概不识数，这点账都算不明白。”就说，“这位洋大人，您应当找我十枚大钱。”

他怕外国人听不懂，又在柜台上写了个“十”。没想到，那位洋老板对着那个“十”字左瞄瞄右看看，摊开两手耸?肩，随后又伸出右手的食指摆了摆，嘴里还吐出一大串洋话。

佣人不高兴了，他心想，“怎么着，这洋人不找钱了？”于是就和洋老板理论起来。可是因为语言不通，两人越说越乱，正在纠缠不清，另一位洋老板出来了，他不但个头儿大，脾气大，嗓门儿还大。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就朝着佣人大吼大叫起来。佣人因为事关自己的利害，也就扯开嗓子，和那位火暴脾气大嗓门的洋老板争吵了起来。

北京人爱看热闹，洋人和中国人吵架，更觉得新鲜，于是门口堵满了看热闹的人，有胆大的还进了店，瞪着眼珠抻长了脖子细细地看。在店里喝酒的洋兵，由于占地利之便，更是拥来了一堆。

围观的人都是想看热闹，谁也没有居中调停的意思，就是想调停也办不到，因为这些中国人里没有一个能听懂外国话。而这些外国大兵呢，也没有一个能说中国话，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官员是最好对付的，中国的宝物是最容易得到的，可是中国的话却是最难学的。

正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个半大的小子忽然挤了进来，他哈哈一笑说：“都别争了，你们闹误会了！”

大家定睛一看，这个半大小子也就是十四五岁，唇红齿白，模样倒也周正，一双眼睛中透着灵气。

出乎大家意外的是，这半大小子竟然用洋话，对那两个外国老板叽里咕噜了一阵，两位外国老板乌云密布的怒相，立刻就变成了春风满面的笑脸。

围观的人一阵惊愕，有人不禁啧啧连声：“神了，这么大的孩子就会说洋话。我活这么大一把年纪，连这洋人说的是哪国话都闹不清。这孩子必是大户人家子弟。”

原来，那个半大的孩子叫邵宝元，年方14岁。邵宝元一家原在天津。天津从地理位置上讲，有拱卫北京的作用，于是又叫天津卫。

邵宝元的父亲本是个手艺人，但是他把教育子女看得很重。1892年，也就是邵宝元7岁那年，被送进了一所私塾读书。邵宝元不仅聪颖好学，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表哥因为才学过人，曾经当过晚清摄政王家的老师，表嫂的学问也很好。邵宝元每日放学之后，都要到表嫂那里，由表嫂充任“家教”，解惑答疑，另外还要补充些在私塾中没有学过的内容。邵宝元的学识长进很快，11岁时就粗通文墨，写得一手好字。“初生之犊不畏虎”，一次，有人拿扇面来求他书写，他竟也不推辞，挥笔而就，对方看了很满意，高高兴兴地捧了回去。

邵宝元最难忘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在街上拾到了几十个铜钱，喜出望外地把这笔“小财”拿回家去给父亲看。都说见钱眼开，没有想到邵宝元的父亲一听钱的来路，脸都变了色，把儿子叫到祖先牌位下，郑重地对邵宝元说：“儿啊，做人有两不可，‘不义之财不可取，缺德之事不可为’。你知道你表哥为什么那么早就过世了吗？”

邵宝元摇摇头。父亲按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说道：“你表哥学问好，可是他帮人家分家。好嘛，分家，那还不是有损祖德吗？结果呢，年纪轻轻，还没来得及中举就吐血而亡。所以缺德的事万万干不得，不义之财万万取不得。这钱说不定是哪位上有七十老母，下有黄口乳儿的人，辛辛苦苦挣下的养家钱。咱要是花这钱，那不是缺了大德了吗？”

1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2）

见邵宝元低头不语，父亲知道儿子是把自己的话记在心里了，就说：“把这钱拿上，在哪儿捡的，就到哪儿等着去，一定要等失主来找为止。”

就这样，邵宝元真的就在捡钱的地方等着失主，一边等，脑海里还翻腾着父亲的话：“不义之财不可取，缺德之事不可为。”

这个人生道理很朴实，在现在某些人看来，也许还很迂，可是它却给了邵宝元很深的影响。

邵宝元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外国资本借不平等条约，大举入侵中国之时，洋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赚钱。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不仅难产，而且一生下来就得挣扎于生死线上。看着这种形势，为求生计，邵宝元进了一所补习学校，学了一些法语。这就给他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和便利。

邵宝元13岁就进入天津的一家钱铺当学徒，靠着他的勤奋和聪颖，很快就学会了一般的业务知识，而且，真假银元，到了他的手里都能分个一清二楚，因此人送绰号“小精豆”。这个绰号不单概括了他小小年纪便精明过人的特点，而且含有一种亲昵之情。

钱铺里钱多，“事情”也多，可不是正经事，而是如今人们所说的“人事纠纷”。邵宝元看着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觉得这不是缺德吗？缺德的事不能干！他就想辞了钱铺里的事，另谋出路。

也就在此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天津的军民曾经和八国联军激战月余，沦陷后，天津的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邵宝元的父亲看看在天津实在难谋一个像样的职业，也就同意了邵宝元的要求，请邵宝元在北京做事的哥哥帮他找一个能学点本事，能混碗饭的地方。

在进京的路上，邵宝元沿途所见是满目疮痍、弹痕累累的城镇和乡村，是挈妇将雏、背井离乡的难民，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这一切都在他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到北京后，邵宝元的哥哥为弟弟的事情真没有少费力气，可当时北京比天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是店铺还是作坊，没有关门或是迁走就算不错，谁还有扩大经营的打算？市面如深秋的荒原，一片凋敝萧索。不过在这一片萧条中，只有一块地方犹如泛着艳红的痈疽，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这就是东单一带为外国人和外国军队服务的店铺。邵宝元的哥哥和那里的一些外国老板有交往，因此，他决定让弟弟到那里去闯闯。舍此，别的办法也实在没有了。

于是，邵玉元就和哥哥来到了苏州胡同一带。也巧，就在离那家酒馆门前不远的地方，邵宝元的哥哥遇到了一位熟人，不能不应酬几句。邵宝元听见酒馆里传出争吵的声音，又见围着很多人，为好奇心驱使，就凑过来看热闹。这一看才明白，原来是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争吵。他再一听争吵的内容，不由得乐了，于是就充起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邵宝元半路杀出，一下子就拨散了漫天阴云。原来，洋老板怀疑银元是假的，并不是想赖账不找钱。而佣人却认为洋人不识数，不知道应当找多少钱，于是就一边说，一边写下了一个“十”字。可他没有想到，洋老板不识中国人写的数字，他只认得阿拉伯数字“1，2，3，4，5”和罗马数字“Ⅰ，Ⅱ，Ⅲ，Ⅳ，Ⅴ”，那位佣人写了个“十”，收钱的洋老板误认为佣人画了个十字架，是表示“我向上帝发誓，这银元是真的”。

洋老板虽然是上帝的忠实信徒，可是当别人用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金钱担保时，上帝的信用和权威也就不够了，于是他摆摆手说：“上帝太忙了，这样的事情，他是无法担保的。”

这么一来，佣人就以为洋人不肯找钱给他。以后双方虽然争得脸红脖子粗，可是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两句话，一方说：“您必须设法证明这银元是真的。”

另一方则说：“您不能不找钱。你们该赚钱赚钱，可不能讹我。”

可是一个操一口法文，一个却是满嘴“京片子”，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由于邵宝元出面，当起了“通译”，双方才弄明白，原来是闹了一场误会。邵宝元又告诉法国人，他有办法能鉴别银元的真假。他接过银元先吹了一下，放在耳边听听；然后又放在手心里掂了掂，用手指甲掐了掐，最后他告诉两位外国老板，这银元是真的，只不过时候长了，看上去不那么光亮。

两位洋老板赚了一笔不算太小的钱，自然高兴。经过这么一场风波，更觉得需要一个像邵宝元这样的伙计，于是当即和邵宝元的哥哥说好，把邵宝元留下。邵宝元虽然当了一回程咬金，可是真要他跟着两个“洋鬼子”当学徒，他却不大愿意。可是哥哥却说，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办法为他找个学本事、挣钱的地方了。那位头发已经花白的佣人也对他说：“孩子，你看看如今的世道，哪儿还有个安生的地方？你又会说洋话，人又机灵，就在这儿干吧。告诉你，现在洋兵在街上看着谁不顺眼，就说谁是‘拳?’，不是砍头就是枪毙。现在只有洋行和吃洋饭的还能赚钱。中国人的买卖不是被抢光了，就是关张了，剩下的也如秋风里的枯叶，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被吹下来了。再说，进了洋人开的店铺，洋兵不会随便欺侮你。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可别随随便便糟蹋了，是阳关道还是鬼门关，都得闯闯看。”就这样，邵宝元留下来了。

时间长了，邵宝元才弄清了这两个外国老板的底细。原来，这两位洋老板，一位叫傍扎，另一位叫佩拉蒂。他们在法国的时候，就听说过关于古老中国的种种传说和神话。而且，还见到有人因为贩卖中国古董发了大财。这越发刺激了他们，他们想冒险、想淘金、想游历、想开眼界、想实现发财梦，于是就搭了一艘法国军舰从土伦军港出发，向中国驶来。

那时，他们根本搞不清中国的情况，甚至不知道北京和天津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军舰上和水兵们聊天时才知道，到中国一定要到北京去。那里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现在，中国皇帝和他的母亲为躲避战乱，已经离开了宫殿。中国皇宫里的珍宝多得数也数不清。中国的瓷器更是精巧，只有上帝才会有那么灵巧的手，能造出那么神奇的瓷器。

两个想淘金的法国人，觉得北京遍地都是宝，处处有黄金，乞丐到了那里也会变成大富翁。就这样，傍扎和佩拉蒂到了北京。可是他们看到的北京和他们听到的太不一样了。他们大大的失望了，宫殿里的宝贝是不少，可是能抢的都抢完了。就是想贩一些中国的古董也不容易，他们不会辨别真假，接连上了几次当。而那些贩卖中国古董的，又有自己的集团和帮派，他们根本插不进去。傍扎和佩拉蒂虽然想致富，但并不想杀戮；虽然想发财，但并不想抢掠。他们认为，那不是20世纪应有的文明。他们沮丧极了，好像从万里之遥赶来赴一个丰盛的晚宴，好不容易赶到了，却发现宴会已经散了，连残羹剩饭都没有留下。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就想回国了。

有一天，他们到东单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借酒浇愁，那里有五六张八仙桌，桌子的四周摆着黑漆条凳。空气里弥漫着酒味、烟味、汗味、狐臭味和劣质香水的怪味，混杂着外国兵的谈笑声、吵闹声。老板和伙计忙着为他们端上白酒、黄酒和“摊黄菜”、“木樨肉”等一个小饭铺能做得出的美味佳肴。

正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开始人们都很惊奇，后来才知道他是想家了。他哭诉道，在法国的时候，每当他回到家中，母亲都给他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餐，而且一定有一杯红葡萄酒。现在，他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不但看不到妈妈的身影，就连喝一杯真正的法国红葡萄酒也办不到，因为这一带的酒馆都是中国人开的，只卖中国的白酒和黄酒。那个活像大孩子似的法国士兵抹抹眼泪说：“如果现在能有一杯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再有一份哪怕是煎猪排、摊鸡蛋那样简单的晚餐，我都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来交换。因为它们能使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就像回到妈妈的身边。”

话说到此，小酒馆的法国士兵也都听得黯然神伤，陷入了思乡之苦中。于是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唱，有人叫，弄得中国老板莫名其妙。

1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3）

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傍扎和佩拉蒂忽然看到了商机，为什么不开一家酒馆呢？这个酒馆应当专卖欧美人爱吃的食品和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那样一定可以赚到钱。

他们好像看到了滚滚而来的法郎、美元、卢布、还有银元和“大清光绪通宝”……

于是他们就在苏州胡同南边，开了这么一家只有三个门脸的小酒馆。

傍扎和佩拉蒂的小酒馆生意的确不错，几乎天天满座，虽然这里常常乌烟瘴气，甚至常有洋兵喝醉了酒撒酒疯，可是毕竟赚到了钱。邵宝元是个学徒，钱拿得不算多，可是比在中国人开的店铺里当学徒要强。再说，邵宝元的法语在这里大有提高，就连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也学到了一些。

邵宝元满意了，可是两个法国老板却不满意，因为钱赚得越多，他们越觉得自己的酒馆太小，太简陋，只能供应酒和“煎鸡蛋”、“炸牛排”，更没有住宿功能。

1900年以后，外国人到中国的越来越多，有的来传教、有的来做生意。此外还有一批人，因久慕中国的东方情调、秀丽山水，特意远涉重洋跑来游玩。这些人都需要有个下榻的地点。而当时北京只有客栈一类的小旅馆，条件差、规模小，外国人很不习惯。善于发现商机的傍扎和佩拉蒂看清楚了这点，就想办一个吃住功能齐全的现代饭店。

应当说，他们的想法在当时很“新潮”，甚至可称得上“与国际接轨”。19世纪初，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些大饭店，被称为“Grand Hotel”，它们建筑豪华，装饰高雅，只有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才能住这种饭店。另一方面，那时在乡镇和农村还有大量的客栈，这些客栈设施简陋，有的甚至让客人挤在一起睡觉，吃的也只是家常饭。西方人称其为“Inn”。到了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了，火车、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了，商务活动空前发展了，旅游业开始兴起了。对于广大商人和旅游者来说，“Grand Hotel”不适用，它们太奢侈，而且门槛也太高，“Inn”又太简陋，连一些基本的设备都不具备。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既能提供舒适、周到的服务，价格又比较适中的饭店。傍扎和佩拉蒂的想法不仅适应当时这股世界潮流，而且更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很早就有了旅馆类的设施，当时叫“逆旅”。“逆”，按《说文解字》的意思是“迎也”，“逆旅”即是“迎接旅客”的意思。不过早期的“逆旅”只是农家的庄园田舍，是主人在农耕时兼营的“第二职业”，因此，只有最基本的食宿。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的发展，才有了驿馆、馆舍、驿站、旅店等。明代（公元1441年）在北京御河桥边建立的“会同馆”，有客房763间，其规模之大，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饭店。那时外地来京者，有身份的官宦住官邸；普通人住会馆或是友人的宅院。当时北京城内私人旅馆很少，供一般行人食宿的客栈、客店大都设在城外，它们设备简陋，往往是一房一炕，一炕睡四人。客栈没有饮食供应，只能代客去饭馆购买。此外，还有设于城门附近的骡马店，它们以来往北京运输的大车夫为服务对象，这样的骡马店当然很简陋。不过条件最恶劣的还是“鸡毛小店”，这种小店每晚只收五个铜子，投宿者只是免去露宿之苦而已。因为长期的闭关自守，更由于长期的内乱与外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抑制，因而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也只有客栈性质的“客店”和“馆驿”，现代意义上的饭店一个也没有。而傍扎和佩拉蒂想建现代饭店的想法，正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

2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1）

1901年，一个冬天里阳光和煦的日子，在北京东单牌楼的西北角，傍扎和佩拉蒂的新店要开张，它高悬起一块牌匾，上有四个金光大字……

没有烟花和爆竹，没有春联和欢笑，1901年悄悄地来到了北京。这一年和1900年一样，是在中国历史上写满了耻辱的一年。9月7日，历史上有名的不平等条约之一——《辛丑条约》在北京正式签字。

一个冬天里少有的阳光和煦的日子，在北京东单牌楼的西北角，有一家店铺要开张，这在当时冷清、萧条、凄凉的北京是十分难得的，因此一大早就有人聚在这里，想看看热闹，借以暂时忘却生活的不幸与艰难。按当时的风俗，老店重新开张或是迁址的店铺在新址开张，都称为“重张”，只有新的店铺开业时才称为“开张”或是“新张”。无论是开张或是重张的店铺，开业前一天都要把各界名流、亲朋好友、同仁同业送来的贺幛高悬起来，既是让过往行人观看，显示自己的实力与影响，也是对送贺幛的人表示谢意，这称之为“亮张”。这家店铺从昨天起就开始“亮张”了，在门前搭起了牌楼，挂起了彩球。一面面杉槁支起的架子上挂满了大红的贺幛，上书各种吉利的贺词：“大展宏图”，“财源茂盛”，“前程如骏”，“本固枝荣”……直到开业仪式开始之前还有贺客络绎不断地抬着贺幛前来祝贺。看热闹的人中间，有人在互相询问：“这儿开的是什么买卖？哪位大掌柜开的？”

“是饭店，洋人开的。”

“我说呢！如今这年头，中国人谁还敢开买卖？赚了钱也得让洋兵抢了去。”

“饭店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饭庄子，就像‘聚丰堂’、‘东兴楼’一样？”

“不一样，这饭店不光有宴席，还能住店。”

原来，这就是傍扎和佩拉蒂新迁来的店，地点就在现在东方广场的东边（原东单菜市场的西边）。1949年以后，这里一度是北京日报的社址。新店开张，两位老板就想给自己的酒馆取个既响亮又动听的名字。这不但是图个新鲜，更因为他们要开办的是一家食宿功能齐备的新式饭店。可是取个什么名字呢？他们真是绞尽了脑汁。德国皇帝的尊姓、法国王后的尊名、欧洲的名山、美洲的名川、花卉的芳名如“勿忘我”、“郁金香”，女人的爱称如“玛丽”、“碧姬”；动物的大名如“袋鼠”、“狐狸”等都考虑过了，可就是想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名字。

这天，傍扎和佩拉蒂又在为店名心烦。后来，两人干脆走进餐厅，想借葡萄酒来刺激一下腻住了的脑子。这天，客人不多，只有两桌。其中一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一边吃，一边在争论着中国的富国强兵之道。另一桌的客人凑巧都是傍扎和佩拉蒂的朋友。他们听说两位老板为店名绞尽了脑汁，就关心地询问了起来，并且说，他们都准备了贵重的贺礼，但不知道礼单上怎么题写两位老板新开张的宝号。

傍扎和佩拉蒂叙述了一番他们的苦恼，也讲了一番那些搅得他们头昏脑胀的店名。傍扎叹口气说：“这些名字简直就像炸得太老的牛排，咬又咬不动，丢掉又可惜。”

“的确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更没有任何新鲜感。活像一堆穿旧了的皮靴。”客人们也都说。

席间有一位锦衣绣袍、举止儒雅的中国人说：“依鄙人之见，不妨叫‘巴黎大饭店’。巴黎城美、花美、人亦美，有‘花都’之称，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是在北京开一家‘巴黎大饭店’，中外人士慕名而来者，必然踊跃。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开始，还有人说这名字不错，可是马上又被另一位客人否了。他说：“诸位先生，你们可能忘了，巴黎已经有一家举世闻名的‘巴黎大饭店’了。”

傍扎拍拍前额说：“是的、是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建于1880年，比我们到中国的时间还早20年。”

佩拉蒂也说：“非常对，它是1880年建立的。它非常豪华，非常大，在欧洲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

有位外国客人说：“都说中国很大，可是中国太落后了，连现代一些的饭店都没有。这真是遗憾。”

闻听此言，邻桌一位穿长袍、蓄长髯的先生忽然感慨起来，他激动地大声说：“诸君听到了吗？莫说大清国没有新式工厂、新式军队，就连新式饭店也没有。巴黎有‘巴黎饭店’，北京可有‘北京饭店’？”

此言一出，两个法国老板受到了启发。傍扎叫道：“对，巴黎有‘巴黎饭店’，为什么北京不可以有‘北京饭店’？我们就叫‘北京饭店’吧！”

佩拉蒂也说：“太好了，这真是个好主意。‘北京饭店’这个名字非常好！它能够给人丰富的想象，让人想到红墙黄瓦、雕梁画栋的宫殿，绿树成荫的街道，穿长袍马褂的男人，还有穿旗袍的苗条女人。是一个充满了东方情调的名字。”

那些客人也都说这个名字好。巴黎是西方的大都市，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北京是东方的古都，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何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北京”充满了神秘的东方色彩，是中国皇帝的所在地，有着皇家气派。

大家越说越高兴，就这样，傍扎和佩拉蒂决定把自己的新店命名为“北京饭店”。他们还决定，开业典礼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要按中国的规矩办，以便显示他们已经是“中国通”了。按中国的规矩，迁址的店重新开业本应当叫“重张”。不过，既然现在名为“北京饭店”了，那就是新生的一个饭店，就应当叫“新张”或“开张”，而不叫“重张”。

不用说，为筹备开业，邵宝元更是忙。当金字招牌刚刚做好时，傍扎和佩拉蒂都曾经问他：“邵，‘北京饭店’这四个字，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被北京有名的风沙磨得褪色吗？”

邵宝元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想了一想说：“不会吧。”

他说这话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他只是宽慰老板，也是宽慰自己，因为饭店不倒，他的饭碗才有保证。

傍扎和佩拉蒂点点头，其实他们对邵宝元的话也是将信将疑，甚至不信比信的成分更多些。可是他们比邵宝元更需要宽慰自己。

无论是傍扎、佩拉蒂还是邵宝元或是那些贺客，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北京饭店”这四个字从此将深深地渗入中国的历史中。

开张盛典热闹非凡，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在一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由一位特别邀请来的名人把盖在金匾上的红绸揭去，顿时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北京饭店”展现在人们面前。傍扎和佩拉蒂为了展现他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今天特意穿上了中国的长袍马褂，胸前戴着红花，满面红光地向前来祝贺的客人频频行礼，和有的客人握手，对有的客人打千，朝有的客人作揖，向有的客人鞠躬，与有的客人拥抱，间或还得吻女宾的纤手。

总之，根据来宾的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中外古今的礼节都得用到，把两位洋老板忙得不亦乐乎，甚至累得汗流浃背，可是这一点也不能减去他们的兴奋与欢乐。

2金字镌刻的“北京饭店”（2）

贺客们向主人致过贺忱之后，就走进那高悬彩带、彩球和“北京饭店”匾额的大门，去赴庆贺新张的宴会。他们看到的虽然是一个中国式的院落，却是一个崭新的饭店：前院是三合房的布局，房子是新漆过的；东厢房是酒柜，有洋酒，也有中国酒；西厢房是摆着沙发的客厅，北上房是餐厅，院中还有一口井，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自来水，这口井自然给饭店和客人带来不少便利。饭店用气灯照明，那时北京没有电，这也属当时最“现代化”的设备了。饭店的后院开了二十多间客房，洁净轩畅，闹中取静，幽雅恬适。它的布置是中西合璧的，四梁八柱的中国式房屋里摆的许多用品，如沙发、软床等却是西式的。据说，这“中西合璧”式的装修风格由北京饭店开风气之先，在清末民初竟成了北京装饰高档旅馆和宅第的一种“时尚”。这时的北京饭店，单人间每天三块，双人间五块。一日三餐，饭店都有供应，早餐七角，午餐一块五，晚餐一块七。这个价格对外国人来说，不算贵，因此开业以后，几乎日日客满。

中国人认为成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

傍扎和佩拉蒂占有天时之顺，他们经营苏州胡同南边的小酒馆和“北京饭店”时，正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联军在北京的驻军曾达到十万之众，再加上到中国传教的、经商的、进行文化交流的，那外国人就更多了。而北京饭店在那时就能够为外国人提供食宿服务，正迎合了外国人的急需，因此是占天时之顺。

傍扎和佩拉蒂也据有地利之便。根据列强和清政府达成的不平等条约，使馆区范围扩大，要在使馆区周围设置“隔离带”，把中国人和使馆区隔开，这么一来。东单头条往西的一片民房和建筑就要拆掉。傍扎和佩拉蒂选的新址正好在拆除民房以后的马路边，也就是在现今东长安街的路北，靠近东单牌楼。那里很快成了一个为使馆区服务的商业区，因此，在百业凋敝的北京，那一带却成了一花独秀的繁荣地区，同时也成了外国人寻欢作乐的地方，被商家认为是个财源。饭店的东邻有一座小洋楼，那是一家外国女人开的洋妓院。“北京饭店”开在这里不可谓不占地利之便。那时，这个“北京饭店”的单人间每天为银元三块，双人间五块，早餐七角，午饭一块五角，晚餐一块七毛五。住房吃饭当天结算。

傍扎和佩拉蒂也善于经营。比如，为了方便外国人在北京游玩，饭店组织了人力车夫在饭店门口为客人服务。这些车夫都穿着北京饭店的“号坎”，一是表示这些车夫都是由饭店严格挑选的，二来为的是客人丢了东西便于对着“号坎”上的号码寻找。三来也是为了避免车夫们为“争座儿”而打架。他们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而且模样透着精神，一如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同时还要会说几句京味儿十足的“洋话”。因为住店的客人大都是外国人，不会“洋话”无法沟通；这些“洋人”动不动就要去香山、颐和园、潭柘寺，路程长、道也不好走，年纪大的车夫绝对顶不住。饭店还对车钱作了规定，客人不会被敲竹杠。北京饭店管理有方，由此可见一斑。

傍扎和佩拉蒂善于经营，并且占有天时、地利之便，然而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做到“人和”。

北京饭店开业没有多久，钱就赚了不少。钱多了，两个法国老板反而产生了裂痕，后来发展到即使在邵宝元等人的面前也毫不隐晦，他们经常口沫四溅、瞪着眼睛吵架。外国人的个头大，脾气大，嗓门也大，吵得连房顶都打颤。邵宝元和其他的中国伙计劝也不好，不劝也不好，左右为难。

中国有句俗话，“古今多少英雄汉，纷纷落马美人关”。这话也可演绎成“中外多少英雄汉，纷纷落马金钱关”。

钱，可以成为弥合裂隙的粘补剂，又可以成为制造分歧和仇恨的元凶，为分利、分财产而兄弟反目，亲友结仇的事，古今中外都不鲜见。他们是因为经营思想不同而争执吗？也有可能。“道不同不相与谋”，许多朋友曾经同赴患难，最终却因为“道”不相同而分道扬镳的事，直到现在也是屡见不鲜。傍扎和佩拉蒂发生争执的真正原因，史无记载，不便乱猜。

有一天，傍扎喜滋滋地把雇员们都找来，他告诉大家：“那个家伙滚蛋了！”

中国雇员们愣了一下，这才明白他说的“那个家伙”是指的佩拉蒂。

接着傍扎又指指身边的一位身材细高，脸色苍白、双眼有些凸出的外国人说，“这位尊贵的先生是从意大利来的，他叫贝郎特，从今以后他是我们的股东之一。你们要听从他的吩咐，就像听从我的一样。”

邵宝元后来才知道，佩拉蒂因为实在无法和傍扎合作下去，独自跑到长辛店另谋发展去了。

虽然两位法国人没有能够合作下去，但是他们建成了北京第一家新式饭店，并且创下了“北京饭店”这个店名，旅游业和饭店管理业的专家们认为：“1901年北京饭店的开业标志着北京有了第一家新式饭店，随后，‘六国饭店’（1907）、‘三星饭店’、‘宝珠饭店’、‘长安春饭店’（1912）、‘东方饭店’（1918）、‘中央饭店’（1922）以及‘西山饭店’、‘华东饭店’、‘德国饭店’、‘威尔根饭店’等相继开业。可见，北京饭店的开业，不仅标志着北京有了第一家新式饭店，而且大大地推动了北京旅游业和饭店业的发展。

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1）

老板发疯死了，奇怪的独眼龙来了。

卢苏发大财的奥秘，小伙计看不明白的世界和看不懂的人，他只好跟着独眼龙老板做美妙的梦。

傍扎和贝郎特合作的时间不长。不久，傍扎也走了，只剩下了贝郎特。贝郎特这个人脾气比较怪，一会儿喜，一会儿怒，也许这就是傍扎无法和他继续合作的原因之一。

傍扎离开没有多久，有一天黄昏时分，贝郎特说他那里来了客人，要邵宝元送一杯咖啡去。邵宝元端着咖啡走进经理室，一抬眼，吓了一跳。只见一个洋人正端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模样实在是怪，一只眼紧闭，另一只眼圆睁，而且，那只紧闭的眼睛还结有厚厚的疤……虽然邵宝元已经练出了在客人面前不露声色的本领，可是在这样古怪的客人面前，他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异。

贝郎特看出了邵宝元的疑惑，就指指那位怪人对邵宝元说：“这位卢苏先生今后将是我们的店东，也就是说，这家饭店将是他和我的共同财产。你今后要照他的吩咐办。”

出了经理室，邵宝元心里又嘀咕开了，这两个店东，一个脾气怪，一个模样怪，这饭店还能开好吗？

其实，不光是邵宝元担心，其他人也担心。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有钱能买个饭店，可是光有钱不一定能管好饭店。那个独眼龙有这个本事吗？”

有个在清军当过差的伙计悄声说：“你们瞧出来没有，他那眼睛上的疤是枪伤留下的，我见过枪伤。你们琢磨啊，一个商人怎么会有枪伤？”

有人说：“听说卢苏是个暴发户，不然他怎么会有钱买下傍扎的股份？”

大家都在想：“真的，卢苏的钱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干净钱？”

时间不长，邵宝元和其他伙计们就发现，卢苏不但会赚钱，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赚了很多钱，饭店利润陡增，简直就是“财源滚滚”。脾气古怪的贝郎特有时候乐得合不上嘴。中国店员们都很奇怪，饭店的规模没有扩大，经营范围没有扩大，菜价和房价的变化也不大，那么这钱是怎么赚来的？

有一天，卢苏叫邵宝元去买些大柿子。这段时间，邵宝元忙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下他可有机会出门了。可是他刚出门就发现门口贴了一张用中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书写的大幅广告：

“本店新到真正法国葡萄酒，陶醉在葡萄酒的美味中，犹如夏夜和情人躺卧在故乡的葡萄架下，冬日和亲人同坐在家中的壁炉前。”下面还有标价，“特等每瓶三元六角，高等每瓶二元二角，优等每瓶一元六角。货真价实，决无掺假，批零均可，欲购从速。”

从那已经略有些褪色的红纸来看，这张广告贴出已经有些时候了。邵宝元这才想起来，现在是有不少人来买瓶装的葡萄酒。可市面上这种瓶装酒一般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进价就很高，靠卖这种酒赚不了太多的钱。

等他把水果买回来的时候，又看见几个伙计正把一大桶一大桶的洋酒搬进后院的一间仓库里。他忽然想到，莫非是靠卖桶装洋酒赚的钱？再细算算，也不对。

那时，一桶洋酒进价约七十块银元，并不高。可要是加上运费和关税等等，就得翻上几倍。饭店再把它论杯零售给客人，利润也就有限了，赚不了太多，更不会像卢苏赚的那么多。卢苏的钱究竟是怎么赚来的？真是个谜！

邵宝元拿着柿子走到经理室，刚要进门，恰好听见卢苏、贝郎特和一个外国海军军官在争论。那个军官说：“我虽然是个军人，但是一笔交易做得是否合算，我还是能算出来的。如果你们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能继续下去，那就满足我这个很小很小的要求。否则，我可以控告你们。”

“讹诈，你在讹诈！你的要求是很大很大，不是很小很小。”贝郎特气急败坏地嚷着。

“先生，”卢苏的声音倒是从容不迫，“我提醒您，中国政府不会受理您的控告，他们现在正被内政和外交问题困扰着。如果您向意大利政府或是贵国政府控告我们，您也逃不了走私的罪名。顺便提醒您一句，在中国，干这行的外国军舰多得很，我们可以和别人合作。而您要想从与其他人的合作中取得这么丰厚的报酬，那是很困难的，因为其他货主对桶装酒的需要量远没有我们多。”

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是那个海军军官垂头丧气地说：“好吧，算我倒霉。如果不是我欠了人家的债，我决不会再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买卖了。”

卢苏嘲笑他说：“得不偿失，嘿，您会失去什么？军舰是贵国海军的，军舰上所烧的煤以及舰员的军饷都由贵国的军费中支出，我们支付给您的报酬，远比您的军饷高。您能损失什么呢？”

“可是你们获得的超额利润也是人们想象不出的！”那个军官说，“谁都知道酒的关税是非常高的，而你们一分钱关税也不用交。”

……

邵宝元终于明白了，那大桶的葡萄酒是通过洋人的军舰走私进来的。这样，饭店的利润当然就大了。

当邵宝元拿着柿子走进经理室的时候，卢苏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他绅士派头十足，笑容可掬地对那个军官说：“为庆祝我们的合作终于能继续下去，我特意准备了一些北京特产。这种水果叫柿子。请尝尝。”接着他拿起一个柿子朝那位军官晃晃，补充说，“柿子很甜，甜得让您一生忘不了它；可是如果吃法不当，它又很涩，涩得同样让您一生忘不了它。您明白了吗？”

卢苏的独眼里闪烁着意味深长的寒光。

听了两位老板和那个海军军官的对话，邵宝元心里很不平静，可是回来以后，他仔细一算账，发现还是不对。因为就是靠走私大桶酒，卢苏也赚不来那么多的钱。这真是怪了，卢苏的钱是从哪里赚来的呢？

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2）

有一天傍晚，贝郎特叫邵宝元和其他几个伙计加班。加班对邵宝元来说是常事，他问也没问，就跟着贝郎特向库房附近的一间房间走去，只见这里放着几大桶走私来的葡萄酒，还有许多空酒瓶，有两个人正在把酒装进酒瓶里，贝郎特对邵宝元说：“你和他们一起，把这些酒装进瓶子里。一桶要装五百瓶。记住，这里的一切你都不可以对别人说。否则你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一桶酒装完了，不多不少正好装了五百瓶。贝郎特又让他们把装好瓶的酒分成三批，往酒瓶上贴标签。一批贴红的，一批贴绿的，一批贴黄的。

“一种酒为什么要贴三种标签呢？”邵宝元觉得很奇怪，他忽然想起了门口的那张广告，他终于明白了，原来桶装酒是通过洋人的军舰走私来的，一桶酒也就七十多块，卢苏再把它们装瓶，一桶能装五百瓶，而且同一种酒贴三种标签，卖三种价钱，每一种的价格都不低，一瓶怎么也得赚一块来钱到二块来钱。这样，五百瓶至少能赚八百多元，几乎是本钱的十倍，那洋老板还不发大财了？

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他感到奇怪，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却震惊了。他想起了父亲对他说的，“缺德的事不能干”。这么做不是坑人吗？他觉得自己办了一件亏心事，好像卖假酒的不是卢苏和贝郎特而是他邵宝元。

第二天一早，在经理室附近干活的邵宝元忽然听见经理室里传来争吵声，是卢苏和贝郎特在争吵。贝郎特的声音特别大，后来卢苏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我没有错，没有错！”贝郎特说，“如果不是你催得急，我还不会找人加班呢！”

“我讲过，这种工作只能派我挑选过的人去干，可是你却让邵宝元去做这件事。”

“邵是可靠的，他不会乱讲的。”贝郎特说，“你不是对他不信任，而是对我不信任！”

卢苏说：“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商业机密。难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贝朗特不服气：“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全都知道！”贝郎特狂叫起来，过一会儿又狂笑，“哈哈，卢苏，你是在用魔鬼的办法赚钱，你是个魔鬼！”而后又是神经质的哭嚎，中间还夹杂着含混不清的喊叫，“那些假酒是魔鬼做的，我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啦，抵押给魔鬼啦……”

接着，就听见卢苏急促地朝院子里大叫：“来人，快来人！”

邵宝元和几个伙计应声跑进了经理室，只见贝郎特捶着自己的胸口，坐在地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指着卢苏对伙计们叫着：“他是个魔鬼，魔鬼！”

卢苏对邵宝元他们急急地说：“这个人大概是疯了，快，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后来才知道，贝郎特早就有精神病，因为和卢苏的争执，他的病加剧了。没有多久，贝郎特就因为严重的精神病去世了。

贝郎特死了，饭店成了卢苏一个人的了。邵宝元和伙计们就更加关心一个问题，这个卢苏到底是个什么人？邵宝元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有关卢苏的一幕又一幕在他的眼前掠过……

他为什么是个“独眼龙”？他眼睛上的疤是枪伤吗？他为什么会有枪伤？

贝郎特说卢苏是用魔鬼的手段赚钱，这卢苏是不是个心黑手毒的“魔鬼”？

那天因为贝郎特让自己加班，发现了老板赚钱的秘密，卢苏为这事还和贝郎特吵了一架。卢苏会不会加害于自己？

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担心。

没过几天，有人来找邵宝元，说是老板请他去一趟。

邵宝元心里一惊，“卢苏为什么要找我？恐怕凶多吉少。”

他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当邵宝元走进经理室的时候，他看到桌上摆了两瓶洋酒，还有一些下酒菜和瓜子、花生、糕点之类的食品。卢苏满面笑容，不像是对待一个小学徒，倒像是在迎接一位久别重逢的朋友。

“来，来，请坐，请坐。”卢苏居然为邵宝元让了座，“今天我们一起喝两杯，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说着就给邵宝元倒了一杯酒。

这下，邵宝元更加起疑了，老板和小伙计一起度周末，天下有这样的事？怕是鸿门宴吧？邵宝元没有办法，只能怯生生地接过酒杯。

“邵，你不要奇怪。今天是周末，我非常想和亲人在一起，可是他们都在意大利，而我在这里又没有家。我在中国的朋友都忙着赚钱。因此，我才把你找来。因为在这里，只有你还能和我交谈。其他的人——”他耸耸肩，“不是他们听不懂我的话，就是我听不懂他们的话。”

邵宝元开始还很拘谨，老板给他的酒，他不能不喝，即便是里面放了毒药。于是他道了声谢，一仰脖子，把一杯酒一饮而尽。卢苏见他很痛快，非常高兴，和他接连干了两杯。

第三杯还没有喝完，卢苏的话就如打开了闸的河水，滔滔不尽地涌了出来。

“邵，你们是不是很讨厌我？”

“没，没有。”邵宝元决不敢说是，除非是想砸饭碗。

“不，你们一定讨厌我。”卢苏挥挥手说，“我是个让人讨厌的人，连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说到这儿，邵宝元忽然发现卢苏的那只独眼里竟闪着泪花。他暗暗吃惊，老板这是怎么啦？

“邵，你很英俊！真的，很英俊！”卢苏又莫名其妙地赞扬起邵宝元的长相来了。这更使邵宝元坐立不安。

卢苏抚弄着手里的高脚酒杯，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的确是个很让人讨厌的人。我的眼睛瞎了一只，你看，它简直像个烂胡桃。一只瞎眼毁了我的整个容貌，我现在连镜子都不敢照，而且，它还可能毁灭我的一生。可是你知道吗？我也……”

说到这儿，卢苏掏出了一张照片：“请看看这张照片吧。”

邵宝元接过那张照片一看，只见照片上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外国小伙子，一头卷发，高鼻梁、棱角分明的脸庞上，透着刚毅的气质。尤其是那双眼睛，闪着快乐、聪慧的光芒。邵宝元不禁脱口而出：“真英俊！”接着又好奇地问，“他是谁？”

卢苏叹口气说：“你一定不相信，那就是我。确切地说，曾经是我。”邵宝元万没有想到，他面前这个丑陋的洋老板，怎么会是照片上那个英俊的小伙子？

“是的，我原来是可是个挺英俊的小伙子，甚至是许多姑娘追求的对象。可是……”

前几年，他在一个奥地利人开的公义行管账，他又精明又肯干，而且对老板忠心耿耿，深得老板的信任。

有一天，老板叫他去谈账目上的事。老板一边听着卢苏介绍公司的账目情况，一边漫不经心地擦着一支手枪。为了保险，他把弹匣取了下来……

卢苏一心讲诉着公司的盈亏状况，讲着自己的看法：怎么减少成本，怎么样赚取更多的利润……

而老板这时正拉动枪机，想试试擦好的枪有没有问题，就在这一瞬间，只听“乒”的一声巨响，接着就是卢苏惨叫着倒地的声音，呆若木鸡的老板透过弥漫开的硝烟看见卢苏捂着脸，痛苦地叫着，在地板上翻滚着，半边脸都是鲜血，他翻滚过的地板也染上了许多血……

后来才知道，老板擦枪时，竟忘记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幸亏那子弹是打在地上，反弹到卢苏脸上的，不然，他连命都保不住了。

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3）

就这样，卢苏的一只眼睛没有了，按他的话说，“变成了一个丑八怪”。老板为了息事宁人，赔给他一大笔钱。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思考，他认为，他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用财富赚取他的幸福，为此，他才用那笔钱，买下了这家饭店的股权。他叹口气说：“我知道，我赚钱的手段在正人君子眼中，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我对此也惴惴不安，常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也讨厌我自己，我甚至问我自己，我是人还是魔鬼？我还对贝郎特谈过我的苦恼。所以他犯病的时候才骂我是魔鬼，其实那不是他骂我的话，而是我谴责自己的话。”

说到这里，他沉默不语了，一脸的痛苦，一脸的烦闷。他那独眼流淌着泪水，结满疤痕的眼皮在颤动……

听了这番话，邵宝元已经没有了对卢苏的恐惧和厌恶，只剩下了同情和怜悯。

卢苏努力稳定住自己的情绪，他又对邵宝元说：“邵，我有一个想法。不过暂时还是秘密。”他往邵宝元面前凑凑说，“我要盖一个真正的大饭店。”

“真正的大饭店？”邵宝元想，“现在这个饭店不就是真正的大饭店了吗？”

“对，真正的大饭店。”卢苏说，“它起码应当有一座五层楼。”

邵宝元兴奋的眼里都放着光。要知道那时北京城里根本没有五层高的楼房，五层高楼在当时北京人的眼里就是“摩天大楼”。

“那不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饭店了？”邵宝元问道。

卢苏笑了，“邵，你很聪明，可是你的见识太少。世界上有许多大饭店，比如说巴黎的里兹饭店，它有209套客房，每间客房都有卫生间，可以洗澡。它的总统套房有300多平方米，到处都镶着玉石，它的水龙头、门把手和电灯开关都是镏金的。它富丽堂皇，豪华无比。那才是真正的饭店呢。”

邵宝元听的都发呆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豪华的饭店。卢苏说：“你不用去想象，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它的豪华。你也不必为我们饭店目前还不够豪华而羞愧。有一天，我们也会有那么豪华的大饭店。邵，只要我们好好干，关键是尽快赚到钱。”

他又亲昵地拍拍邵宝元的肩说：“是的，我们要尽快赚到钱。如果不这样，不仅盖不起大饭店，而且可能要完蛋。因为其他饭店也想变成大饭店，也在发展。那样的话，我们就要关张倒闭。那时，亲爱的邵，我将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穷光蛋。而你呢，也许你会找到新的东家。可是不会有人像我这样了解你的为人和你的本领，即使要了解清楚，也要很长时间。而在我这里，我担保，只要大饭店一建起来。我就让你当Number One，你们中国叫‘拿摩温’，也就是领班的。”

邵宝元毕竟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子。这时他的心里只愿卢苏的大饭店早日建成，至于卢苏是人还是魔鬼，他早已忘到脑后去了。他一心只想好好干，让卢苏尽快赚到许多钱，能实现盖大饭店的愿望。要是自己能在五层楼的大饭店里干，那多光彩，而且还是个领班。

有人说卢苏是真心换真心，八两换半斤。

有人说卢苏真会笼络人心。

有人说卢苏的手腕真高。

终于有一天，卢苏兴高采烈地对邵宝元说：“邵，我买了一处新址，我要建大饭店了。”说着，他指着西边，对邵宝元说，“它将建在那里，铁路局的西边。”

卢苏的独眼放着光，邵宝元从来不知道他的独眼还能放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来。

“我经过详细了解，这里将来是——”

卢苏想找一句中国话来表达他的意思，可是最后说出来的却是——“这里金子的价格将和黄土一样。”

邵宝元使劲憋住了笑，问他：“您是不是想说，这里必是寸土寸金之地？”

“对，对，就是‘寸土寸金之地’。”卢苏说，“其实它们的意思都差不多。”

邵宝元告诉他，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给卢苏解释完，卢苏也哈哈大笑起来。看来他的心情的确不错。

原来，卢苏接了饭店之后，钱赚了不少，他就想趁势发展，圆自己开大饭店的梦。可是凭着他经商的才能和精明，他意识到东单这块地方虽然占有地利之便，已经成了一块商业区，可是要谋发展却不很理想。因为它的客户主要是使馆区的洋人，可是相对于使馆区来说，它的位置又偏东，使馆区人员到这里来并不是特别方便。再说，它又受到东单北大街的制约，不能向东发展，要发展只能向西，而西面又为宝珠饭店所阻，如此一来，卢苏就想到了王府井大街南口。

王府井一带自晚清就有了商业活动，到清朝末期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不但有小摊、小贩，而且饮食业也相当发达。聚丰堂、福寿堂、源丰堂、东兴楼等大饭庄也都陆续在这里开张，而且生意日渐兴隆。尤其是聚丰堂，号称“内城第一饭庄”。后起的东兴楼虽然时间不长，可是生意红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就说明这里商业发达，而且势头看好，正在步步走高。如中国商人所说，这里是聚财气和人气的地方，否则饮食业决不会这样兴旺。再说，王府井大街的中段和北段又有两大教堂：天主教东堂和位于灯市口大街路北的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这都是外国人尤其是使馆区人员经常出入的地方。可是要到这两个地方去，都以走王府井大街为捷径。此外，东单三条还开了一家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来往的中外人士也很多。另外，作为新兴的商业中心，东安市场也初露端倪了。

王府井有这些便利，一些外国人也开始选择这里作为住所。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逊就买了王府井的一所房子当作私宅。他也算是有些影响的人物，以至有相当一段时期，王府井大街在外国人口中竟被称为“莫里逊大街”。有此羊带头，还没有随之而来的羊群吗？因此，在这里居住的外国人也会越来越多。

再说，王府井南口离紫禁城、天安门及京奉铁路东站，也就是前门火车站不远，尤其方便客人们的来往；王府井南口又处在通衢要道东长安街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都比旧址更靠近市中心。正是考虑了这么多因素，卢苏才费尽周折，出重金在当时的铁路公司西侧买了一片地。

1903年，卢苏在新址上打下了五层楼的地基，但只盖起了一层。因此，这段时间的北京饭店只供餐，没有住宿。邵宝元也结束了学徒生涯，不但当起了伙计，而且负起了训练学徒之责。新店新房也得有新规章，饭店初步有了分工。伙计们有的专管打扫卫生，有的专管桌面的事，如上菜、摆菜等。比起在旧址没有分工的时候，这也是朝现代化管理进了一步。

邵宝元升了职，也加了钱，心里自然高兴，可是他还关心着建五层楼大饭店的事呢，卢苏不是给他许过愿吗？大楼一建起来，就让他当领班。

有一天，卢苏似乎格外高兴，说起话来眉飞色舞，见谁都笑，总是乐呵呵的，邵宝元就借机问卢苏：“您什么时候盖大楼啊？”

卢苏做出一副神秘相说：“最近我要办一件大事，这件事比盖大楼重要得多。猜猜看，我要办什么大事？”

邵宝元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对这位独眼的洋老板来说，还有什么比盖大楼更重要的事了。看着邵宝元迷惑不解的样子，卢苏哈哈大笑起来，他高兴地张开手臂，仰着脸、旋转着朝天大叫：“哈哈，为我高兴吧，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位新娘，我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

邵宝元和其他中国伙计看着卢苏兴高采烈的样子，直为他担心，担心他乐疯了。

也许是新址带给他的好运，也许真如他所说，他的财富给他带来了幸福，他真的娶了一位意大利姑娘做妻子，而且还是一位美丽的妻子。

又过了一年左右，正是一个风和日丽、鸟鸣花艳的日子，卢苏笑逐颜开地来问邵宝：“你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是说一个人好事来了一个又一个，这句俗话是怎么说的？”

邵宝元告诉他是“好事成双”或是“双喜临门”。

“对，好事成双！”卢苏高兴地叫着，“我也好事成双‘双喜临门’了。我有一个女儿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3莫名的暴利和梦中的大厦（4）

邵宝元向他道了喜，心想，这个独眼的家伙能娶上老婆，又添了千金，也真是不容易。他又问卢苏：“您说双喜临门，这第二喜是什么呢？”

卢苏拍拍他的肩说：“我马上要盖起一座五层大楼，我要用这座大楼庆贺女儿的诞生。瞧着吧，那将是一座北京城，不，是全中国最漂亮的大楼，比你们传说的，玉皇大帝的天宫还要漂亮！”

邵宝元一听，乐得几乎要蹦起来。卢苏又说：“邵，楼盖好，我要提拔你当‘拿摩温’，也就是领班。这是我以前的许诺，我没有忘。”

邵宝元对卢苏的话深信不疑。他想，就是为了妻子和孩子，卢苏也会盖起那座大楼来。那是积聚财富的工具，是成功的标志。

听说要盖大楼，不单是邵宝元，就是饭店其他职工也为此高兴，谁不希望自己工作在宽畅、干净、漂亮的环境中呢？更何况那将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厦。

邵宝元觉得可能是自己神经过敏，这些天，他总觉得卢苏神情不大对头，常常面露惆怅。这是怎么了？最高兴的就该是他了，可他怎么反而……

不久，大家也发现卢苏的情绪的确和平常不大一样。有时，他心事重重，办事情心不在焉；有时脸上总挂着笑，高兴得像个孩子。

一个伙计还小心翼翼地对邵宝元说：“瞧出来没有？卢苏现在有点儿像贝朗特要犯病的时候……”

没过几天，有位伙计忽然跑来告诉邵宝元说：“卢苏要回国了！”

“瞎说！”邵宝元不信，“他正想盖大楼呢，怎么忽然就想回国了，不可能！”

“不信您自己看去，卢苏正收拾行李呢。”

难道卢苏真的不想盖大楼了？不可能，盖大饭店是他最大的心愿，他不可能轻易放弃。他正想去打听个究竟，卢苏却来了。他对大家说：“各位，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我要回到遥远的意大利去了。”

“您不是还要盖五层大楼吗？”邵宝元惊奇地问，“怎么就要走了呢？”

卢苏摊摊手说：“邵，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我的思乡之情越来越重，越来越浓。我当然知道，现在回意大利，我就要抛弃即将到手的滚滚利润，告别我曾经付出了许多心血的饭店。我曾经相信，凭着我的才能和上帝的恩佑，我一定会成为饭店业的大王。直到现在我也坚信这一点。可是人啊，真是奇怪得很！当我伸手即可触到那顶光芒四射的王冠时，我忽然感受到家乡的召唤，母亲的召唤，亲人的召唤，顿时，我觉得那王冠失色了，财富也变得无足轻重。邵，相信我，当你没有体会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没有体会到只有人类才有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时，你会觉得财富就是一切，而当你有了财富，却没有办法得到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时，你会觉得财富和名望竟是那样的无意义。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决定把饭店卖掉，我要回到意大利去，去接受妈妈的爱抚。”

卢苏走了，带着他心爱的妻女，坐着轮船驶往他那遥远的意大利去了。

可是又有知情的人说，卢苏回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资金不足，毕竟，要建一座五层楼的大饭店，需要的资金太多了。而且要管理这样一个大饭店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卢苏的管理经验也不足。因此，他才在最后一刻知难而退，把饭店卖掉了。

不管卢苏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出于什么动机，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为北京饭店选了一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寸土寸金的宝地，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功劳。以后的北京饭店基本上是在卢苏选定的原址上发展起来的。

4北京饭店第一楼（1）

卢苏走了，那五层楼大楼由谁来建？

小伙计的命运会如何？

突然冒出的“中法实业银行”，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

20世纪刚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就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1911年10月发生了辛亥革命，年底，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隆裕太后为大势所迫，发布退位诏书，从此清朝的统治正式完结了。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并开始密谋恢复帝制。

1913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采用行贿、拉拢、封官许愿、投毒暗杀等等手段，铲除政敌、培植亲信……不顾一切地要登上皇帝宝座。

要维持自己的统治，需要钱；要当皇帝，需要钱；可是钱从哪里来？于是他又不惜采用一切办法搞钱。

这时，欧洲的经济正在增长，刚刚兴起的旅游业也正在发展。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可是许多人还闻不到硝烟的味道，仍然在到处投资，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中国，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肥肉了。

卢苏刚走，北京饭店就来了几个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先是在饭店转了几圈，接着又找饭店的雇员问话，有的问得多一些，有的草草问几句就算完事。轮到邵宝元了，有的伙计告诉他：“留点神，是个洋人问话，派头大着呢。”

开始问话的时候，那位洋人仰靠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朝一位翻译说，“问问他，如果我们把这里扩建后，不增加工资，他是不是愿意干下去。”

邵宝元一听，这人说的是法语，没有等翻译译成中国话，就用法语反问道：“请问先生，你们将怎样扩建这座饭店呢？”

那个外国人一下子坐直了身子，惊异地瞪大眼问道：“怎么，你会说法语？你是在哪里学的？”

邵宝元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经历，那个法国人高兴地说：“中法实业银行已经买下了你们的饭店，并且准备在此基础上扩建一座五层楼的饭店。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需要懂得法语，又有一定经验的中国员工。当然，我们会量才而用，并且根据你的能力考虑你的工钱。”

邵宝元犹豫了一下，说是再想一想。那个法国人立刻表示理解，他很宽容地说：“我明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们可以等待你的考虑结果，只是不要拖得太长。”

其实，邵宝元倒并不是挑剔这份工作，他是不了解这个中法实业银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银行。他问了几个伙计，人家也不知道。事也凑巧，第二天，邵宝元出外差，看见街上有许多人在挤着看路边的一排展柜。出于好奇，邵宝元也挤进去看了一眼，这一看，他竟被吸引住了，展柜里面摆的都是各种大小硬币，金条银块，各种元宝和银元角币，还用钱币摆成“招财进宝”四字。邵宝元再一看旁边的展板，赫然写着“中法实业银行资本雄厚，殷实可靠，笃守信义，开展各项金融业务，欢迎各界人士光临”。

此外，还有中法实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样钞，围观的人都啧啧称赞，说这钞票印得漂亮，精致。

有的人说：“这是谁的买卖？是袁大总统和法国人合开的买卖，能没钱吗？”

“有钱就往这家银行存，错不了。”

邵宝元越看心里越高兴，看来，这个中法实业银行真的是有钱。他这才下定决心，在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后的北京饭店干下去，而且要干出个样子来，要干出自己的前程。

说中法实业银行“是袁大总统和法国人合开的”，虽然不够准确，但中法实业银行的确是一家很有实力的股份公司，总股本4500万法郎。法国方面是商股，即以财团和私人入股，而中国则是由袁世凯政府投资的“官股”。它的中方发起人王克敏和周自齐，都是北洋政府财政部的要员，曾先后担任过“财政总长”和“中国银行总裁”之职。1922年周自齐还担任过“总理兼教育总长”。王克敏更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些“名气”的人物。袁世凯恢复帝制，他们都是积极鼓吹者。由这样两个“大人物”出面担任“中法实业银行”的发起人，可见这家银行在袁世凯心目中的分量。一般都认为，袁世凯是个亲日派，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可是这个城府极深、诡计多端的家伙心里到底打什么算盘，谁也猜不透。据袁世凯的七子袁克齐回忆说：“我父亲当总统后，看到中国政局变幻不安，考虑退路，曾在法国银行存过200万法郎。”

既然在袁世凯的心目中，法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由这两个人担任中法实业银行的中方发起人，就不足为怪了。在一般人的眼里，这家银行有深厚的背景，又有法国人撑腰，信用自然是很高的，于是就纷纷把钱存进中法实业银行，或是与它开展业务。而且，在法国的数万华工向家乡汇款也都是通过这家银行办理。如此一来，中法实业银行就发展得比较快，资本一度增至15亿法郎，在法国、英国、日本、美国、朝鲜、越南等国都开设了分行。从表面看，这家银行完全是按照现代银行的管理体制建立的，除了董事会以外，还有管理委员会，设立了权力同样大小的两个“平行总经理”，中方总经理为王克敏，法方总经理为法国方面的发起人之一裴诺德。不过，据当时在这家银行工作过的中国员工说，实际上，在银行里真正有实权的职务都是法国人担任的。

银行成立了，就要投资，要赚钱。从表面看，为了选择合适的项目，银行是很谨慎的，比如，为了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投资，在北京分行设立了专门的分析化验室，由法国工程师对有关的矿样进行分析化验。可是实际上，银行的运作主要操纵在裴诺德一人的手中，此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中法实业银行的资产也算不小，可是裴诺德的胃口更大，以致后来终于酿出一场大风波……

饭店的五层楼很快盖好了。饭店竣工的时候，有些好奇的市民前来观看，有的人手搭凉棚，仰着脸，眯着眼睛望着大楼，惊叹着，“好家伙，这么高的大楼，看得我直晕。”

有的说“住这么高，多冷啊！”

来看大楼的人中间有位老太太，却怜惜地对北京饭店的员工说：“不易啊，你们在这儿干活真不易啊，这么高的楼，往上搬个东西多累！不说别的，光往那楼上挑水就够呛吧？”

人们告诉她，这儿有水泵房，有水塔，在五层楼里只要一拧开水龙头，水就流出来了，不用挑水。解释了半天，老太太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道理，最后，她也不想弄明白了，只感叹说，水都能往高处流了，这世道变得可真快。

20世纪20年代，北京饭店全体员工合影。楼高了，房也多了，五层楼共有48间客房，在当时，这都是最豪华的客房，地板、地毯、席梦思床，样样俱全。那时北京还没有大规模的发电厂，饭店用的是德国电灯房的电，于是电灯、电话、电扇也都装了起来，并且开设了自己的电话总机。另外，为防停电，饭店还自备了一部小型发电机。

楼大了，事情也多了，于是饭店又招收了一些新职工，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饭店的职工扩大到了几十人，分工很细，有的专管服务，有的专司卫生，有的专看泵房……同时还有了一套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新式饭店了，英文称为“Hotel”。中国员工大都没有正经学过英文，于是就用汉字注音，用京腔京韵的“洋泾浜”式英文称为“好太楼”，倒也像那么一回事。

4北京饭店第一楼（2）

当时，能和北京饭店的规模、档次相比的只有希腊人经营的六国饭店。为了满足接待外国人的需要，六国饭店翻新加盖了一层，当时《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一首描写六国饭店的，词曰：“饭店直将六国称，外人情态甚骄矜。层楼已是凌云汉，更在层楼建一层。”

另有注解：“六国饭店在中御河桥桥边，层楼摩天，已极宏。今复加一层，知欲穷千里目者，必当乘兴而上也。”

然而，北京饭店不仅比翻新加高后的六国饭店还要高。而且在当时中国早期的一批高级饭店，如上海的“礼查饭店”，“一品香旅社”；天津的“利顺德”大饭店中，它也是雄踞第一的了。

为了管好饭店，中法实业银行以募集来的股本，成立了北京饭店股份有限公司。法国人还把几个中国人提为了领班，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邵宝元没有被提为领班。别人感到奇怪，他自己也想不明白。那时中国员工根本不能向法国经理提意见，他只能把委屈憋在肚子里。没过两天，那位一见面就要他留下来的法国人却对他说：“邵，别人要想提升你当领班，可是我认为你当簿记更称职，因为我们的账目都是用法文记的，而你是为数不多的，懂得法文的中国人之一。这项任命拉费勒经理已经同意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现在起就可以担任这一新的职务了。”

和法国人打了多年交道的邵宝元明白，法国人说话是很客气的，一般都是用商量的口气，“抱歉”，“对不起”，“如果您不反对”等等，经常在嘴边挂着，即使对中国员工也是如此。而实际上，他们在对下属使用这些“文明礼貌用语”的时候，他们所说的内容却是不容更改的。再说，相比之下，当法文簿记，也算是不错的差事。那时，饭店的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都是法国人，中国人能干到这个位置就算是很高了。

从此，邵宝元就成了北京饭店的法文簿记，如果套用现在的话，也算得上是“白领”了。

5乱世中的“诺亚方舟”（1）

哪里有一条真正的诺亚方舟？

董事会上的争辩，饭店外响起了枪声，一根辫子被齐根揪了下来……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国家，1917年都是多事之年。欧洲战场上，风烟正浓，战火正酣，中国的政局也是乱纷纷。在北京饭店一间铺满栽绒地毯，摆着真皮沙发和橡木大圆桌的会议室内，却是雪茄与香烟吐雾，美酒共咖啡飘香。中法实业银行的高层决策者正在召开重要会议，商议下一步的投资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进一步扩大对北京饭店的投资。

一位董事正在发言，他说：“诸位，我认为现在扩建北京饭店是绝对错误的。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国政局就像狂风恶浪中的一条小船，而且是一条丢失了舵和桨，千疮百孔的小船。清朝皇帝刚下台，袁世凯又当上了皇帝，可是当了仅仅83天，又完蛋了。然后又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如果把股东的钱放在这样一条大风大浪中的小破船上到处漂流，谁能放心？”

另一位董事会成员冷嘲热讽地说：“与其现在扩建北京饭店，倒不如为中国的有钱人造一条诺亚方舟，当中国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高价向他们兜售这条方舟的船票，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投资项目。”

不少人同意他们的意见，可是法方经理裴诺德却冷冷地看着他们。直到反对投资的人把话都说完了，裴诺德才开始说话：“一些尊敬的先生们对北京饭店的扩建计划讲了许多反对的理由，尤其是中国政局不稳，这是投资者们最为担心的问题。当然，各位说得很对！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据权威人士说，中国的政局在可以预见到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没有稳定的希望。”

这时，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脸上露出了得意的表情。没想到，裴诺德忽然话锋一转说，“可惜这些先生们只具有常人的见解，他们想到的问题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到的。而只具有常人见解的人，是不可能赚来高额利润的。只有那些具有远大的眼光，非凡的魄力，富于想象力的人物，才可能赚取一般人赚不到的钱。因此，鼠目寸光的人不能理解他们，循规蹈矩的人不能接受他们，亦步亦趋，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反对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成功的人只是少数的原因。而我们扩建北京饭店的决策，就是由这样富于想象力，有远大眼光和非凡魄力的人做出的，因此，它是为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天才决策。”

参加会议的人们被震动了。那些反对这项投资计划的人喊着：“要用事实说话，投资不是作诗，光靠美丽的辞藻是没有用的！”

“不要摆企业家的派头，更不要吹牛，就连拿破仑也有吃败仗的时候！”

裴诺德成竹在胸，摇摇手中的财务报告说：“是的，我是使用了一些美妙的辞藻，这是因为我们当初的投资已经得到了更美妙的回报。请看，这就是目前北京饭店的利润情况——用48套房间，每天赚2400块银元！”

这一下会场上真正轰动了。

“这，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吗？”有人惊愕了。

“难道是创造奇迹了？”有人将信将疑。

裴诺德知道，即使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也是夸张地谈论过去，小心地审视未来。于是他推开窗子，对与会者说：“先生们，如果有谁还对扩建北京饭店存有疑虑。那就请看这条王府井大街吧，它虽然现在还不算繁华，但是它已经有了东安市场和一些商店、洋行，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区。”

接着，赞成对北京饭店扩大投资的人又纷纷补充起投资的理由来。有人说，北京饭店西邻紫禁城、太庙，北靠景山、北海，南望前门、天坛，现在欧洲正在兴起旅游热，这些地方都是游客们最喜欢的景点。有这样的条件，还怕不能盈利吗？

有人说，北京饭店离前门火车站只有三里路。每天客来客往不断，还怕没有客源吗？

裴诺德补充说：“至于说到中国的政局，各位请放心，正因为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才是我们赚钱的良机。因为不管谁统治中国，都离不了我们西方国家的支持。他们都不敢得罪我们——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洋人’。因此，我们的饭店是绝对安全的。正因为这样，每一次政局动荡的时候，都会有许多人到我们的饭店来避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饭店就是一条真正的诺亚方舟。因此，如果我们的北京饭店仅仅用那48套房间来接待客人，就好像到了堆满金块的山上，却只满足于捡回一颗砂粒。不，我们应当把整个金山都搬回来！”

他的豪言博得一片掌声，尤其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董事们看了那无懈可击的财务报告后，终于改变了态度。毕竟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只服膺一个权威，这就是利润。会议终于决定，进一步扩大招股，对北京饭店投资，再建一座新楼，让一所最现代化的饭店矗立在北京的中心地带，矗立在王府井大街与东长安街的?接处。

随后，1917年3月13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中法实业银行的扩大招股广告：

“本行系股份有限公司，股本4500万法郎。中华民国政府认购股本三分之一，即1500万法郎。银行章程业经中华民国政府于1913年批准、立案。总行：法国巴黎圣风扎街74号，分行：北京、上海……”

5乱世中的“诺亚方舟”（2）

招股广告刊出后，认购的人不少，中法实业银行的股本进一步增加了，扩建北京饭店的工程正式启动。不过，在董事局会议上不同意这项投资的人，仍然在等着看笑话，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正如暴风雨中的航船，飘摇不定，什么事都可能出。

1917年7月的一天，进出北京饭店的客人不多，忽然，不远的地方传来几声“砰，砰”的声音。开始，人们还以为有人在放鞭炮。可是接着就看见街上有一队队的士兵跑步而过，接着又传来一阵更密集的“砰、砰”声，人们这才明白，那不是节日的鞭炮声，而是枪声！

枪声惊动了住客，他们有的打开房门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有的一边穿衣服一边慌慌张张地从房间里跑出来问：“出什么事了？”

街面上更加混乱了，有人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跑回饭店，慌里慌张地喊着：“坏了，打仗了！打仗了！”

饭店里的员工们，心一下悬了起来。庚子年，八国联国入侵时的景象，大家至今记忆犹存。水灾、火灾，莫过于兵灾，别说败兵、乱军谁也管不了，就是有几个散兵游勇捣乱，饭店也难以招架。

这时，已经下班的员工也赶来了，饭店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必须各司其职，这饭店的规定。也有的人是来打听消息，他们既为饭店担忧，也为自己的生计操心。

原来，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就灰溜溜地下台了，不久郁郁而死。接着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又闹了起来，“总统”和“总理”谁也不服谁，由暗斗转为明争，史称“府院之争”。军阀张勋借机拥兵进入北京，推翻了总统黎元洪，将躲在故宫里的溥仪推上皇帝的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大清朝”的丑剧。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就连北洋军阀都认为有机可乘，纷纷举起“讨逆”的旗帜。段祺瑞更是积极，他在天津马场誓师后，组织“讨逆军”从天津和保定进攻北京，张勋的士兵都拖着根辫子，以表示忠于“大清朝”。辫子兵凭着这条辫子，可以买东西不给钱，坐火车不买票，横行霸道无所顾忌。可是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呢？这样，段祺瑞的军队就一直打到了北京。这时在北京饭店听到的，正是讨逆军和张勋的辫子兵在紫禁城东门对峙时，互相射击时的枪声。

枪声还没有落，又有许多人往北京饭店跑，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些人还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他们争先恐后地往门内挤，门卫想拦住问个究竟也不可能。因为都是在慌乱之中出逃的，所以他们个个衣冠不整，人人神色慌张。这些人拥到柜台前订房，订不到房的就乱吵乱叫，有的女宾甚至嚎啕大哭了起来。

这时，总经理麦义赶来了，他是1916年接替拉费勒担任此职的。他神情自若，从容不迫，嘴里还叼着一支老大的雪茄烟，朝那些客人挥挥手说：“先生们、女士们，也许你们都知道，进了北京饭店的门，就意味着安全。因为根据有关条约，中国的军人、警察、侦缉队都不准许进入我们这所外国人办的饭店。这一点正是我们无可比拟的优势。”他喷了一口烟，停顿了一会儿说，“可是我们的饭店再大，也容纳不了这么多想避难的客人。对那些定不到房间的客人，我们非常同情，因此，我建议您租一段走廊。”

客人们嚷了起来：“租走廊，怎么租啊？”

经理笑眯眯地说：“聪明的先生们，你们可以在这段走廊上摆一张床，或是铺一张席子。当然，我无权强留你们，你们完全可以找其他安全的地方，但是现在外面很乱。任何外国人和有身份的中国人遇上了溃逃的士兵都很危险。”

经理这番话果然有效，那些没有订到房间的人，大都租了一段走廊。他们有的在走廊里加了床，有的在走廊里铺了席子，在这动荡不宁的时候，能求得个安全之所，已是十分满足了，至于其他，什么大人物的身份，价格的高昂，全都不顾了。

看到客人们只为租一段走廊，甚至只为一席之地就争先恐后地出高价，麦义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不易被察觉的微笑。

新来的几位员工看着这一切，觉得很奇怪，他们问邵宝元：“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越乱，饭店越赚钱？”

邵宝元说：“你们没有听麦义说吗？这是外国人开的大饭店，中国的军人、警察、侦探，都不准进来。这是和中国政府和洋人在条约里规定的。”

“一段走廊，租金就那么高，这是不是有点儿……”

麦义正好走到他们后边，大家的议论他都听到了，发了笔意外之财的总经理心情舒畅，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呵呵地说：“要知道，安全也是需要钱来购买的。普通人养看家狗、富人建高墙深院大铁门，皇帝和总统有成千上万精锐的禁卫军、侍卫队，不都是用钱买的吗？我们既然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证，就应当收取相应的报酬。何况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都有钱，不需要我们发慈悲之心。”

忽然，走廊的一角传来一阵哭叫声，原来有个拖长辫子的客人正跪在地上哭叫着：“皇上啊，大清朝可不能完啊！”

可是他的老婆却立在一边，横眉怒目地喊叫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留辫子，不要脑袋了啊！”

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伸出手就去揪那男人的辫子，那位遗老用两手护住辫根，嚎叫了起来，可是女人揪住辫子狠命一拉，竟把那条长长的辫子齐刷刷地从根上揪了下来……

旁观者的心里都一惊，这女人也真心狠手毒，那么粗一条辫子，竟从根上揪下来了，那男人还不得疼死？想到这儿，他们觉着自己的头皮都在发炸……

正在这时，那个女人把手里的辫子一扔，说了声：“这遭罪的东西，给我滚得远远的吧！”

这条辫子正好甩在邵宝元他们身旁，大家开始吃了一惊，可是再定睛一看，忍不住又笑了，原来那竟是一条用马尾巴做的假辫子。

事过之后，北京的许多报纸都报道说，张勋复辟时，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兴高采烈，为了表示孝忠清朝，他们纷纷穿起了清朝的官服，一时间估衣铺里的清朝官服被抢购一空，后来就连戏装和寿衣都被抢光了。衣服还好办一些，辫子却不是立刻就能长出来的，于是他们只好装上用马尾巴做的假辫子，真可谓丑态百出。

张勋复辟的闹剧只上演了12天就告失败。张勋躲进了荷兰使馆，辫子兵们为了逃命，纷纷把辫子剪掉，胡乱一扔，换上抢来的便衣跑了，当时北京许多地方都能捡到剪下的真辫子和遗老遗少们扔下的假辫子，以及朝服、戏装、寿衣等物。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动荡年月里，经过一场又一场风波，北京饭店保险、安全的名声远播。于是更被那些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军界中的乱世枭雄以及破产的前任“巨商富贾”看作是做寓公的良所，避风浪的港湾，因此一旦有事，不惜重金也要入住。

1919年，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席卷了中华大地，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深入人心。一队队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火烧赵家楼的火光，吓得一批批达官显贵和“洋人”又跑进了北京饭店躲藏，虽然这次北京饭店仍然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也常常连连拍着心口，余悸未平地说：“幸亏有北京饭店，幸亏有北京饭店……”

自然，北京饭店的利润又增长了一大截。

经过这样一场场风波，坚持要投资扩建北京饭店的裴诺德也被看成是一个超凡的“能人”，更加受到信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局的成员们被他身上的光芒照花了眼，谁都没有看出他的肚子里藏着另一把算盘。

9大将军光临，小门僮挡驾（1）

大将军光临，小门僮挡驾。虽是个案，却有深意。

其实，员工素质的高低与否，关键取决于饭店最高管理层能否进行严格而正确的管理。北京饭店的老职工都知道一个“上将军骑驴、小门僮挡驾”的故事。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队将领冯玉祥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北京政变，没有枪声、没有流血，就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将溥仪从故宫逐出。这是一件大好事，得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支持。

在“北京政变”期间，北京饭店却出了件趣事。这天，北京饭店门前车马不多，客人也不多。一位员工一边清扫着门厅，一边悄悄和新来的门僮说着话。

“您初来乍到，可得留点神。让不该进的人进来，或是把该进的人挡在外面了，您的麻烦就大了。”

“放心吧，饭店的规矩我都记住了：穿军装的不让进，衣冠不华美者不准进……”

“可有的人从外表就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您听说过吗？冯大帅前些时候就在咱们北京饭店住过。”

“听说过，可那会儿我还没来呢。”

“冯大帅就和别的大官不一样。他出身贫寒，也没怎么念过书。从一个小兵卒子干起，一步步干到国民军总司令，实在是不容易。他的国民军军纪不错，比吴佩孚、段祺瑞的军队强多了。”

门僮对冯玉祥也很佩服：“他把曹锟赶跑了，又把退位的宣统皇上赶出了故宫。干得痛快，是条好汉！”

“可是这人的穿着打扮，根本就不像个大官，您要是见了他，准保看不出他是国民军总司令。”

门僮乐了：“我再眼拙，也不至于把他看成是庄稼汉吧。”

打扫门厅的员工转到别的地方去打扫卫生去了。此时，进出饭店的客人不多，门僮就看着街景解闷。他看见，远远地，有人骑着一头驴，慢慢悠悠地走来；不远处还有一队士兵，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门僮一点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

不想，那个骑驴的越走越近，最后竟然走到北京饭店的门口，把驴拴在门前，从容不迫地朝着饭店大门走来。门僮这才看清，这是一个中年汉子，四方脸，两道浓眉，穿一身旧褂子，戴一顶旧帽子。门僮一看来人的这身打扮，心想：“不是个赶脚的乡下人，就是个做小买卖的。要是这种人也进了北京饭店，法国老板不把我辞了，也得扣我一个月薪水。”

这时，那个骑驴的人已经走到了门口，门僮赶紧把他拦住，问他：“这位，您进店有何贵干？”

“我来访客。”

“对不住，您不能进去。”

那人觉得挺奇怪，问：“这不是饭店吗，为什么别人能进，我不能进？”

门僮说：“我们这儿的规矩，穿军装的不能进……”

“我没有穿军装啊！”那人拍拍身上的旧褂子，门僮赶紧往后退了退，生怕他拍出一身灰土。

“对，瞧您这样儿也不像个军人。”门僮和他开着玩笑，嘲讽道，“可是我们这儿还有一条规矩呢，‘衣冠不华美者不能进店’。您瞧瞧您这身褂子，不是估衣铺里虫吃鼠咬的陈年老货，就是您爷爷那辈传下来，预备给重孙子当尿片子的看家宝贝。穿着它还想进我们这北京饭店？”

那人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呵呵大笑起来，笑完后才心平气和地对门僮说：“现在是民国了，不应以衣冠取人。不错，我的衣衫是不华美，可是孙中山先生提倡民权，我虽一介平民，也是国民一分子，为什么我不可以进这个饭店呢？再说，中国四万万同胞，啼饥号寒者比比皆是，他们连我这样的衣衫都没有的穿。中国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不就是因为有一群衣冠禽兽祸国殃民吗？他们才是真正的蛀虫硕鼠。因此，以衣冠取人的旧习气应当改一改才对。你说是吗？”

门僮一听此人谈吐不俗，也郑重起来，解释道：“这是店里的规矩，我也没有办法。我要是放您进去了，回头洋经理怪罪下来，我养活家小的饭碗可就保不住了。您要见客人，还是另外想办法，到别的地方去见吧。”

正在这时，那队士兵已经走了过来，他们一身戎装，臂章上都有“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的字样，一看就知道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带队的军官跑过来对门僮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一步。这位就是我们冯玉祥将军。”

门僮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位“赶脚的乡下人”竟然是把溥仪撵出了故宫的冯玉祥将军。这年头，“将军”、“大帅”之类的可是不少。可他们或是乘外国制造的高级汽车，或是乘豪华的马车，至少也是骑高头大洋马，自古以来，哪有骑毛驴的将军？

门僮两头为难了，饭店的章程是，“衣冠不华美者不能入内”，并没有说，将军或元帅不在此例。再说了，如果让冯玉祥进，让不让他的卫士们进饭店？他们可都穿着军装，带着枪呢。想来想去，他还是不敢放冯玉祥进店。

冯玉祥虽然还是心平气和地给门僮讲道理，可是他的卫士们不耐烦起来，有的说：“我们抓曹锟的时候，进北京城的城门也没有这么难。”有的说：“故宫的大门厚不厚，严实不严实？那个小皇上不是照样得打开，然后滚蛋。”

门僮听着这些话，虽然心里也打鼓、头上也冒汗，并且尽力赔着笑脸，可死活就是不吐“请进”二字。

直到麦义闻讯后，亲自出来迎接冯玉祥将军进店，门僮的尴尬才算解除。可是那位门僮却越想越后怕：今天这祸惹大了，谁叫自己把冯玉祥拒于门外？还嘲笑冯玉祥破衣烂衫呢？就算冯玉祥不计较，麦义也不能饶了他，得罪了这么重要的客人，那位洋经理还不得狠狠地“拾掇”他？

想来想去，他只好找邵宝元，请邵宝元给出个主意。邵宝元听完门僮讲了事情的原委，觉得冯玉祥一向以平民司令著称，不会为这点事怪罪一个小小的门僮。倒是名声赫赫的冯玉祥被阻于北京饭店门外，他的饭碗可真要难保了。于是他决定到麦义那里，替门僮说个情。没有想到麦义竟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东方人和我们西方人太不一样了。一个人的穿着应当和他的身份相吻合，可是冯玉祥将军却穿一身旧衣服、骑个毛驴，啧啧。至于那个门僮嘛，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北京饭店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他执行饭店的规定没有过失。”

9大将军光临，小门僮挡驾（2）

自从冯玉祥先生在北京饭店下榻，以及发生了“上将军骑驴、小门僮挡驾”的事件后，北京饭店的员工对他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此后，冯玉祥于1924年底被段祺瑞和张作霖所迫，通电下野，退居北京附近的天台山。在李大钊等人的劝说下，他离开北京，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他在北京饭店住的时间不长，到北京饭店的时候也不多。可是他一生追求真理、反抗恶势力、爱国爱民的思想和朴素清廉的作风，给北京饭店的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更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我》

平民生、平民活

不讲美，不讲阔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奋斗不懈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从饭店经营的角度看，小门僮敢挡将军的驾，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个案。虽然饭店以衣冠取人的规定是否合理，大可商榷，但当时的管理层和员工认真执行饭店的规章，无疑是应当称道的。

11蒋总司令为何而怒

“神仙眷属”下榻北京饭店，蒋介石被小道消息激怒了。

“敬谒总理灵柩”的幕前幕后，“拜把兄弟”不欢而散。

1928年，正是蒋介石志得意满之时，一方面他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了。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他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1927年12月1日，他与宋美龄结婚。“蒋宋联姻”不仅对蒋介石个人生活很重要，对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更为重要。他曾经在结婚的当天发表一篇文章《我们的今日》，文中说：“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果然，进入1928年后，凭着各种因素的推动，蒋介石终于攀上了一生中的顶峰。

这一年夏天，蒋介石与新婚妻子宋美龄一同到达北京，那时宋美龄仪态万方，而蒋介石也正当盛年，留着短须，戎装笔挺，披着他常爱披的黑色斗篷，倒也显得气度不凡。这一对夫妻，当时被一些文人捧为“神仙眷属”。蒋介石夫妇抵京时，受到了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等人的欢迎。在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张灯结彩、欢呼献花、军乐仪仗，应有尽有。据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的回忆，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下榻于北京饭店，住进北京饭店五楼的客房。蒋介石还邀请了他的“金兰之交”冯玉祥将军到北京，说是和阎锡山、李宗仁等北伐时的集团军司令一起参谒中山遗容。

“蒋总司令到了北平”（此时，北京因国民政府南迁已被更名为北平），这在当时的新闻界中引起了轰动，大小报纸都想抢独家新闻，蒋和宋的驻跸处每天都有许多端着照相机的记者，苦苦地寻觅机会，想要拍摄这对“神仙眷属”的照片。可是蒋介石正忙着筹办谒陵，忙着削弱异己，对记者似乎并没有多大兴趣。因而各报也难以得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不过，当时的“时闻社”却有一番神通，别的报纸搞蒋介石的新闻颇为不易，可是“时闻社”却每天都发表一个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起居注”，内容有蒋介石夫妇乘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将要会见哪位要人、谈多长时间，“神仙眷属”何时睡觉，宋美龄穿什么旗袍，配什么颜色和式样的鞋，都一一报道。一时间，“时闻社”的这类消息成了社会上无聊之徒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引起了其他一些小报记者和编辑的嫉妒，可是他们又弄不清时闻社是从哪里搞到这类新闻的。

蒋介石夫妇到北平后的第三天，终于传出消息，他要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了。这自然引起了新闻界的重视，各报社都派出了精兵强将前往采访。北京饭店的会场早早就挤满了新闻记者。

蒋介石出场时，记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细心人却发现，蒋介石阴沉着脸，内中有略通医道，会“望、闻、问、切”的，一看便知，这是“心有内火”。

果然，蒋介石一开口，就用他的宁波口音，“这个，这个”地哼了好几次，这是他惯用的口头语，也是在他生气或是思维不连贯的时候常爱用的。现在又是“这个，这个”地不停，更证明有什么事让他非常恼火。

蒋介石终于把心火暂时压下了一些，这才能够语气连贯地说话。他说：“这个北平是几代古都，封建传统很浓厚，希望新闻界勿沾染坏习气。”

说到这儿他的目光扫了一下会场上的记者们，尤其是时闻社的人。记者们听到这儿，个个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吭气，可是都在心里盘算：“不知这位总司令为何事生气？莫不是我们对他有不敬的地方吧，他可是中国政坛上的新贵，招惹不得哟！”

蒋介石又接着说：“对女人评头品足的坏习惯最要不得，这是对女性的侮辱……”

蒋介石越说越气，他本来口才并不太好，现在为一口恶气所动，竟然变得滔滔不绝起来，连“这个，这个”也没有了。

记者们这才听明白，原来蒋介石被时闻社的报道激怒了。自己的夫人成为小报花边新闻的内容，无聊者酒后茶余的谈资，不要说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就是任何一个男儿也咽不下这口气。

蒋介石滔滔不绝地痛斥了一番时闻社的无聊和对妇女的不尊重以后，才简单地说了一下到北平来的目的，无非是“敬谒总理灵柩”，“北伐成功，告慰总理在天之灵”之类。看到蒋介石余怒未消的神情，记者们也不好提什么问题，免得自讨没趣。于是招待会草草结束。

尽管记者当中各类政治倾向的人都有，但是对蒋介石斥责新闻界某些人对妇女评头品足的一番话，有异议的倒也不多。人们倒是关心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生活琐事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有人披露，时闻社所以消息灵通是因为社长买通了北京饭店五楼的服务员。可也有人怀疑是蒋介?身边的人通风报信，因为北京饭店的服务员能够提供宋美龄穿什么，戴什么的“小道消息”，可是提供不了蒋介石将在何时，与何人谈话的内容。这类绝密消息，只能是蒋介石的心腹人物才知道。

现在再去追究这段历史旧案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可当时为蒋介石服务的北京饭店员工们一天到晚看蒋介石吊着脸，不免要小心一些就是了。也有人说，咱们北京饭店也真有幸，宋氏三姐妹，两位都到过了。要是有一天，她们能一起来到咱们饭店该有多好！

这次蒋介石到北平，名义上是“谒陵”，实际上另有打算。因为北伐中，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很有战斗力，屡立战功。蒋介石看到冯玉祥名声大振，兵力雄厚，就联合阎锡山企图削弱冯玉祥的力量。蒋介石当时把平津地区的要职几乎都封给了阎锡山，只把北平市长和一个税务官的职位留给了战功赫赫的冯玉祥所部。冯玉祥大为不满，故意拖延北上“谒陵”，让蒋介石在北平苦等了他好几天。北平“谒陵”后，蒋介石又召开“善后会议”，实际上是削弱异己，引得冯玉祥等人大为不满，不仅一对“拜把兄弟”不欢而散，此后的“蒋冯阎大战”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12蒋介石、张学良首晤北京饭店（1）

张学良忽然进关，阎锡山“抱病”看望，蒋介石突然夜访，这一切都发生在北京饭店。可是谁知道这一切的幕后？

1929年7月的一天，北京饭店忽然得到通知，说是张学良进关，要住北京饭店。因为张学良在北平时是北京饭店的常客，北京饭店的人很熟悉他。北京饭店熟悉张学良，而张学良也熟悉北京饭店。几乎是从北京饭店的大楼刚刚落成伊始，张学良就经常光临。那时他常来往于北京和天津之间，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能做一路好文章，而且多才多艺，他会开汽车、驾飞机、打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喜欢听音乐、跳舞。

自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治理东北的重担落到了张学良的肩上后，张学良就再也没有机会到北京饭店来了。1928年底，张学良为了中国统一大计毅然决定“易帜”，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许多人都说，这个行动说明张学良是真心的爱国者，绝非那种只知抢地盘，抓枪杆的旧军阀。现在，张学良又要来了，虽说时间很紧，但北京饭店的员工训练有素，有条不紊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122房被打扫得窗明几净，厨房准备了张学良爱吃的菜肴，舞厅的乐队准备了张学良喜爱的曲子。北京饭店在恭候着张学良的到来。

张学良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当时北京饭店的员工和普通平民百姓一样并不清楚。不过，大家都猜测，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6月25日到达了北平，住在西山。接着阎锡山也到了北平。张学良这次又到北平来，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果然，张学良在路过天津时就发表了声明：“余赴平之目的因蒋介石之电召，躬亲对蒋报告自易帜以来东北四省之外交、军政、党部诸问题。”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召他来，他没有说明。

张学良此次到北平，可谓声势浩大，随行人员有王树常、邢士廉、荣臻、于学忠等人。随专列而行的卫队有1100多人，另有张学曾带领的1000多人的卫队先行开路。不过这些人都另有安排，不然，即使北京饭店“爆满”，也容纳不下。

7月7日晚五时许，张学良的专列徐徐进入车站，受到北平各方面代表的盛情欢迎。张学良进京后对记者谈话时说，东北非常重要，他不能在北平久留，住个两三天就走。记者们都纷纷猜测，他到北平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但是还来不及细问，张学良一行就驱车直向北京饭店驶去。

张学良刚在北京饭店（老三楼）落脚，有一位客人忽然带了一批随员，到北京饭店来了，进了门就匆匆向张学良住的房间走去。在场的北京饭店员工一看，这不是阎锡山吗？阎锡山担任平津卫戍司令时，曾多次到北京饭店来。许多人都有印象。前些时候，阎锡山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京饭店的员工们也当作一件新鲜事，你传我，我传你地议论过。可是没多久，又听说他生病住院了，住院，总不能是小病。可是没有几天功夫，他怎么到北京饭店来了？大家觉得奇怪。

那时候，大人物来店，大都事先通告一声，“某某人要在某时到饭店来”。一是为了让饭店有个准备，二来也是摆摆他的架子，北京人叫“摆谱”。可是阎锡山要来，饭店事前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怪不得北京饭店的员工们惊奇，因为阎锡山6月30日到北平，7月2日就称病住院了。现在忽然出现在北京饭店，人们焉能不觉诧异？如果说阎锡山还有哪一点像病号，那就是他尚带忧虑之色、有些神情不定。这一行人进得饭店后，就急匆匆地向122房走去。这时，张学良已经在等候了。他的神情和阎锡山完全相反，他诚挚地握着阎锡山的手，笑逐颜开地欢迎着这位新上任不久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

在大人物会晤时，饭店的服务人员照规矩在上茶之后就退出了。张学良和阎锡山究竟谈了些什么，员工们并不清楚，但是阎锡山告别时却和来时相反，他面带喜色，笑呵呵地连连和送行的张学良道别。这下，北京饭店的员工更奇怪了。要说阎锡山是抱病来看望张学良的话，那么现在阎锡山一脸的喜悦，就更无法让人相信他是个病人了。

到了满天星斗，有些喜欢早睡的客人已经入眠的时候，忽然又有一位客人由一批随从前呼后拥着，走进了北京饭店，他也是来访张学良的。这位客人穿戴朴素，一身便装，留着一行短须，可是他的随从却个个着笔挺的中山装，有的还戴着礼帽。大家一看，这不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怎么这时候来了？”北京饭店的员工更是感到意外。因为现在天色已晚，而大人物们一般是不在这个时候正式访客的。

难怪北京饭店的员工们感到奇怪，因为这是蒋介石亲自策划的一场权力角逐，此中内幕当然是不能明说的。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蒋介石想把权力集于一身，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妙计，简单说，就是先削冯玉祥的势力，再裁阎锡山的兵力。为了打击冯玉祥，就要先拉拢阎锡山，蒋介石先许给了阎锡山一个“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而阎锡山也是老谋深算，他一方面心中窃喜，另一方面又装病住院，故意拿点儿架子。可是蒋介石更是工于心计，他脑袋瓜一转，就把张学良请到北平来，实际上是给阎锡山和冯玉祥看，告诉他们自己另有王牌。阎锡山一看张学良到北平，就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了。因此，特意到北京饭店找张学良摸底，他在和张学良的谈话中，感到张学良只想建好东北，根本无心参与这场权力的角逐，心里有了底，甚至忘了自己还在装病，竟然露出了喜色。

阎锡山抢先会见了张学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正在西山别墅和宋美龄一起其进晚餐的蒋介石耳朵里，蒋介石立刻意识到阎锡山是想“先下手为强”，挖自己的墙脚，于是毫不犹豫，立刻下令，“驱车进京，直驶北京饭店”。这时已是晚间8点钟了。

为蒋介石和张学良服务的北京饭店员工看到，当他们两个人见面时，都很高兴。这次在北京饭店的会晤，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历史上首次见面。

12蒋介石、张学良首晤北京饭店（2）

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心仪已久，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蒋介石不仅是“中央政府”的“领袖”，还是“北伐的英雄”，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而张学良对孙中山是非常敬佩的，孙中山曾赠之以“天下为公”的墨宝。在孙先生逝世之前，张学良亲自到孙先生的病榻前探视，孙先生对张学良和东北的青年讲了一番勉励的话，以及自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张学良很感动。蒋介石不仅因为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有功，更因为当前的形势下，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对张学良也格外热情。

在北京饭店宽畅豪华的大客厅中，灯光通明，蒋介石一边和张学良握手，一边用宁波官话，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表示欢迎的话。他特别注意到张学良穿了一身平常不大穿的中山装，这当然是张学良拥护当时的中央政府，维护中国统一的一种表示。这一切，蒋介石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一向板着的脸上，竟也微露出了笑意。他还特意与张学良并排坐在一起合影，蒋介石一生中照片不少，或者是长袍马褂、或者是戎装笔挺、或者是为表示秉承孙中山衣钵而穿的“中山装”。像在北京饭店和张学良这样亲同手足，着便装、并排而坐的照片却不多。

这一晚，两个人密谈到夜间十点多，才意犹未尽地告别。第二天，两人又举行了正式会谈。

7月10日，蒋介石先行离开北平，张学良和阎锡山在送走了蒋介石之后，也于当天晚上离开了北平。

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会面后，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变故，东北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在和苏军的冲突中，损失惨重。对此，史家多有评点。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看到张学良在东北发展很快，为了扼制他的势力，故意挑动张学良干的。有的说，这是两人的不谋而合。不管哪种说法，从张学良和阎锡山、蒋介石的会见，以及孙中山下榻于北京饭店；蒋、冯、阎、李（李宗仁）谒陵等活动中，都可以看出，北京饭店这时已经成了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

20换了人间（1）

夜间，一队士兵行进在北京饭店前的通衢大道上。深夜，有人抢粮！

北京饭店很重要，周恩来不仅亲自定名，而且亲自点将。

为北京饭店员工的工资，新华社发文批驳造谣者。

老战士遇到了新问题。

曙光初露，雄鸡啼叫，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一个普通的小平房里，又是彻夜未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手握一支红铅笔，正凝着一对浓眉，一面细细看着一幅地图，一边思索着。那是北平城区的地图，上面已经画了很多红圈，他思索了片刻，便在市中心区的天安门东侧，又画下了一个红圈，这里是北京饭店。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就像一位棋艺高超的大师，即使是布下一颗闲子，也会让它发挥出影响全局的巨大作用。现在他要让北京饭店在中国革命的大局，甚至国际交往的大局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这天的日历用醒目的红字标明——“公历1949年1月23日，星期日”。

月明星稀，在北平，从前门火车站到天安门的马路上，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急速行进。这支部队名为“纠察纵队第一大队”，是由华北步兵学校选拔出的优秀官兵组成的，一个小时之前才从良乡乘火车赶到前门车站。对许多北京人来说，这是他们见到的第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支部队中的分队长付发家，后来还担任了北京饭店副经理。此时，北平许多地方还是由傅作义的部队在维持治安，形势很复杂……

与此同时，在通往北平的大路上，齐燕铭、申伯纯、金城、周子建等四位同志正披星戴月地急急赶路。他们都是革命资历深，政治、文化水平很高的老同志，周副主席刚刚召见过他们。周恩来用他特有的爽朗，兴奋地告诉他们：“北平和平协议签字了！”接着又指点着那张北平地图说，“你们连夜赶赴北平，接管中南海、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为中共中央进驻北京做准备，并且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四位同志激动不已，他们意识到，中共中央将要进驻大城市了，这标志着一个新中国将要诞生了！

夜阑人静，旧北平的阴影还没有退去，有些地方还有散兵游勇、匪特流氓在活动，人们晚上还不敢随意上街。不过“话匣子”里播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公告”，已经代替了以往深巷中苍凉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声……

此时，“纠察纵队第一大队”的指战员正行进在东长安街上。他们引起了行人的注目，有的市民还跑出来看热闹。对许多北京人来说，这是他们见到的第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

第一纠察大队的指战员都是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工农子弟，可以说什么阵势都见过，但就是没有见过大城市，所以看着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看见地上横着两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大钢条”，他们不免犯起嘀咕来，这时前面传来一声口令，“小心电车道！”

战士们一听“电”字，都惊了一下。电车他们没有见过，只听说“电”这东西能把人打死，于是都小心翼翼地抬脚迈过那黑乎乎的玩艺儿，就像过地雷阵生怕触了绊弦一样。

当他们走到王府井东口时，天色已晚，两座并肩而立、灯火通明的大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时北京饭店的周围大都是被遮蔽在林荫中的平房和一些二三层高的小楼，因此，北京饭店更显突兀。

有人惊叹着：“好家伙，这么高的楼房！”

这时前面又传下口令：“这是北京饭店，快跟上！”

这是战士们第一次听到了“北京饭店”这个名字。

离北京饭店不远的苏州胡同派出所，来了一位报警的三轮车工人。

“快瞧瞧去吧，一伙儿散兵在粮库抢粮呢！”

“多少人，有枪没有？”

“好几个，都带着枪！”

以派出所的力量，无法对付带枪的乱兵。派出所只好给东单国民党宪兵队部摇电话报警。根据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在人民解放军没有接管的地方，傅作义的部队有维持治安的责任。

摇电话的警察一边摇，一边说，“恐怕不一定有人了。再说，就是有，他们也不一定管。”

没有想到，不但有人接电话，而且很痛快地答应马上派人去。连那个打电话的警察都感到意外，嘟哝着：“这些宪兵大爷怎么今天这么痛快？”

待五位荷枪实弹的战士赶到了，大家才疑窦顿解，原来是人民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战士在三轮车工人的指引下，很快赶到粮库，抓住了三个抢粮的国民党散兵，其余的四散而逃。粮库的工作人员和那位三轮车工人都激动地对解放军战士们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没有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真像水浒里的神行太保！”

“更像‘及时雨’啊！”

这五位战士就是以付发家为首的一大队的战士。他们刚刚奉命接管了东单三条的国民党宪兵队部，就接到了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1949年的3月，正是春意初现的时候?一串串迎春花已经绽开了金色的花瓣。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要加强北京饭店工作的指示精神，选派了王韧（王倬如）同志担任北京饭店经理。在王韧走马上任前，周恩来同志又亲自找王韧谈话。周恩来手拿红铅笔，敲击着地图上用红圆圈圈起来的北京饭店对王韧说：“现在派你去接管北京饭店，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管好。”

周副主席随后又交代了一番要注意的问题有和关的政策。此时，周恩来正在协助毛泽东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拟订建国大计，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正准备渡江，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周恩来肩负着重任，此时竟拨冗找一位师级干部谈话，王韧知道北京饭店的分量之重。

20换了人间（2）

北京饭店这时已经由人民解放军的警卫部队接管了，饭店里住满了准备南下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他们大都是四野的干部。据老职工说，当时的规定很严格，只有师以上干部才能在这里住一晚。这是解放后北京饭店的第一批客人，北京饭店的员工高兴极了，解放军进驻北京饭店，不仅使饭店的员工们有了一种安全感，更有一种新鲜感。解放军警卫战士自带铺盖，说话和气。铺床叠被、打扫卫生、洗衣缝补，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从不让员工“侍候”。吃饭时，他们请服务员和他们坐在一起，吃他们做的黄澄澄、热乎乎的小米饭和香喷喷的白菜炖肉，就连高级指挥员对员工们也是一团和气，有时还和他们说说笑笑，完全亲如一家。他们还和饭店的员工们一起开联欢会。

在联欢会上，解放军战士唱起了“我端起了三八枪，我子弹推上了膛，我拿起了手榴弹呀，刺刀闪闪亮……”

北京饭店的员工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她一心为民主，共产党她一心救中国……”

一位部队的文工队员在用那架贝森多芙钢琴给大家伴奏，这架名牌钢琴第一次为这些朴实的战士和饭店员工伴奏，那声音竟也铿锵有力，雄壮刚劲。

北京饭店充满了欢笑、充满了歌声。整理委员会的成员如卢开瑗等，已经基本不露面了。

北京饭店的员工真正感到天亮了、解放了。那时被严重破坏的经济还没有来得及恢复，通货膨胀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为了避免因为物价不稳给职工造成损失，饭店支付给员工的薪金是按小米的市价来折算的。当时厨师长的薪金是500斤小米，一般员工约300斤小米，虽然不算高，但是有保证。不会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总是担心今天刚到手的工资，明天就一文不值了。

那时，饭店领导经常给大家讲翻身做主人的道理，而且带领大家向国民党时期的“整理委员会”负责人进行说理斗争，索回了欠员工们价值800袋面粉的小费，解放前，小费就是员工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北京饭店的员工们都说：“到底是解放了，不但政治上翻了身，当家做主人了，生活上也有了保证。谁再欺侮咱们，可就不行了。”

在北平刚解放时，关于北京饭店职工的工资问题，还引起过一场“国际风波”。事情的起因是，北平刚解放时，美联社记者和合众社记者写了一些歪曲、诽谤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北平市民的报道。为此，新华社从1949年2月11日起，接连发表批驳美国记者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美记者蓄意挑拨，继续绯谤北平人民》的电文。

新华社16日电：美联社和合众社记者从北平发出去的电讯已开始有蓄意挑拨的形式。

在仔细核对了一些他们新近发出去的故事之后，一个人不能不得出结论：美国通讯社的这两个记者，为了制造迎合他们美国雇主的很大的宣传作用的故事，是不需要丝毫事实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决不以他们在2月1日和3日所作的已经众所周知的诽谤为满足。

合众社记者迈克尔·基昂于2月5日说，在以前为国民党所有，而现在已由人民解放军接收的北京饭店，全体人员—从经理到侍役—都得同样的工资。

事实上，现在这里的政策，和一般一样，是保持各人原有的工资水平，按新币予以调整。

……

美国记者关于北京饭店职工工资的不实报道，实际上是影射中国共产党人搞“绝对平均主义”，搞“共产”。这当然要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也理所当然地要予以驳斥。从这则电讯稿和北京饭店老职工们的回忆中，都可以看出那时党和人民政府对北京饭店采取的政策是稳妥的，既让员工们感受到了翻身解放的幸福，又保持了工资待遇有必要的差别。

1949年3月7日，王韧就任解放后北京饭店的第一任经理，原来的“北京饭店整理委员会”被正式宣布解散。王韧毕业于中法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而且长期在北平以办企业为名从事地下工作，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建国初期，他为北京饭店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此也可见周恩来的知人善任和对北京饭店的重视。

那时，还有人提出给北京饭店改个名字，而且众说纷纭，有的想突出人民翻身做主的意思，有的要突出推翻三座大山的意思……最后，这件事情竟被提交到周恩来那里，他详细听取了各方意见，沉思了一下说：“我看还是叫北京饭店好嘛。”

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决策过程，却表现了以周恩来同志尊重历史的胸怀，历史证明，这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与此同时，付发家接到命令，要他和七位同志一起，到北京饭店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保卫工作。他们又兴奋又紧张，一边打背包，一边议论。

“听说站在北京饭店楼顶上，能看到全北京。这地方可太重要了！”

“住北京饭店的都是高级首长和重要客人，咱们这担子可不轻。”

此时，住在北京饭店的解放军指战员已经南下，饭店由野战部队的一个连守卫。付发家等人进驻几天后，上级又从第一纠察大队调来一个中队，把野战军的连队换下来。这个中队被编为两个区队，一区队警卫北京饭店；二区队警卫六国饭店，付发家任一区队区队长。

出身贫寒，长期生活在艰苦环境下的战士乍一进入北京饭店，真是跨入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过去，他们住的是草房，点的是油灯，而现在，他们工作生活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里，夜间亮如白昼的大型水晶吊灯，让他们觉得光亮刺眼，很不习惯。饭店里的暖气烧得很足，本来可以给人温暖如春的感觉，可他们还穿着厚厚的棉军装值勤，热得汗如雨下，简直就像在蒸笼里一样。

不久，上级了解到他们的困难，再加上出入的饭店都是重要的内宾或外宾，警卫战士的着装有关新中国的形象，就给他们每人做了一身藏蓝色的呢子制服。那时候普通人有一身呢子制服简直就是“奢侈”，是想也不敢想的事。这些健壮朴实的战士，穿上它，还真是神气十足。不过，仅仅穿上呢子制服并不等于他们适应了现代大都市生活，刚进大都市，战士们还闹了不少笑话。现在讲起来，付发家还忍不住要喷饭。进驻饭店第一天，有个战士在东楼执行任务时想上卫生间，就问服务员，“同志，厕所在哪里？”服务员指给他说，“那就是厕所”。

那位队员进了厕所，却怎么也找不到便坑。没有办法，他看到洗脸池中有个小洞，心想这可能就是解大便的地方，于是就爬到了洗脸池上，可是站也站不住，蹲也蹲不下，就在这时，那位服务员进来了，一看此景，大吃一惊。待问清了原由，赶紧拉开大便池隔间的小门告诉那位队员，“这里才是便池，完了事，把这根绳子拉一下，便池就被冲干净了。”

那位战士用完便池后，用手一拉绳子，果然冲出一股水来，“嘿，真神了！”他高兴得叫出声来。可他还没有高兴完，又慌起神来，“坏了，这水怎么不停呢！”

他又赶紧找那位服务员道歉说：“对不起，我把便池弄坏了”。

可是当服务员陪着他进去再一看，又愣了，这水怎么又没有了？便池干干净净的，真是奇怪！服务员也莫名其妙地说，“这不是好好的吗？”

那位队员不知道水箱会自动关闭，只得怪不好意思地走了。

还有一次，指导员在宴会厅执行任务，他长得像模像样，再穿上一身笔挺的呢子制服，不知底细的，还以为他是一位大首长呢。执勤时间长了，他有些乏，正好别人刚送给他一支吕宋烟（雪茄），他就掏出那支宝贝般的吕宋烟，想提提神，可是火柴划了好几根，那烟就是点不着，急得他直冒汗。万般无奈，只好到宴会厅去请教服务员。服务员看看烟笑了，说：“您点倒了，您点的这地方是烟嘴。”

执勤完毕，指导员把这事给大家一说，引起一场大笑。

23在开国大典上（1）

解放后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的礼宾哨。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日子，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这一天举行开国大典。

北京饭店这些天特别繁忙，许多参加开国大典的宾客在这里下榻。他们当中不仅有政协代表，而且有在10月1日当天上午赶到的苏联文化代表团。他们是苏联政府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使者，也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

苏联文化代表团是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他的著名小说《青年近卫军》在50年代曾经对中国青年产生过巨大影响。当他们在10月1日上午到达北京时，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前往北京车站欢迎贵宾，以表示对第一个来访的外国代表团的重视。当日中午，即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代表团一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和我国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人、著名作家、艺术家都参加了这个宴会。这也是北京饭店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为第一个来访的外国代表团举办宴会。在此以前，北京饭店的员工接待的外国人当中，以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为最多，很少接触到苏联人。这些热情、豪爽的苏联人有什么风俗习惯，在饮食方面有什么偏好，员工们还没有摸透。有许多员工是第一次接触苏联人，他们都想看看苏联人是什么模样，甚至听到苏联人讲话都感到新鲜。有的年青职工问老师傅：“您会说英语、法语，会不会说苏联话？”

“那可不会，说俄语可得有本事，你们没听见，苏联人说话舌头会打卷，这功夫可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学会的。要不你们问问郑师傅，他会说好几国话，说不定也会说俄语。”

虽然饭店不少老职工都会说英语、法语、日语，可是能说俄语的人却是寥寥。不过饭店的职工都知道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和新中国友好的国家，因此也就尽力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尽心尽力地为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苏联朋友服务。在宴席上，气氛非常热烈，中国人学着用俄语讲：“欧亲哈拉寿！”苏联艺术家也学着用汉语说：“很好！”

苏联客人对中国的松花蛋很感兴趣，他们非常认真地询问松花蛋的制作方法，饭店的职工不会说俄语，就用手势比划，用手势比划不清，就用笔和纸画，苏联客人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有的还非常认真地用笔记下来，准备回国后在自己家“仿制”。在宴会上，一位仪态万方的苏联女艺术家特别引人注目，陪同他们的中国译员告诉北京饭店员工，“她就是苏联的国宝，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苏联的芭蕾舞是世界一流的，而乌兰诺娃又是苏联最好的芭蕾艺术家。她代表了芭蕾舞的最高艺术成就，就跟梅兰芳代表中国京剧一样。现在把她派来，可见苏联政府很重视这次访问。”

参加宴会的中国来宾们听说这芭蕾舞是用脚尖跳的，跳芭蕾舞得从很小的时候学，因此，得知眼前这位漂亮的女艺术家就是芭蕾大师的时候，都想找个机会多看两眼，不仅看她的芳容，更多的是看她的脚。不过，他们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她怎么能用脚尖跳舞？她的脚和普通人的也没有什么两样啊！

开国大典的夜晚，苏联艺术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精彩演出，当洁白的“天鹅”在优美的音乐中轻盈飞翔、翩翩起舞时，引起了一阵阵掌声，乌兰诺娃的表演获得了热烈的欢迎，一个孩子天真地问妈妈：“妈妈，天鹅阿姨在哪里睡觉呀？”

“在很远的地方。”妈妈只好这样说。

“不，她就在那边的一个大楼里睡觉。”一位负责接待艺术团的工作人员逗着孩子，“那座大楼叫北京饭店。”

在北京饭店接待过的许多名闻世界的艺术大师中，又增加了乌兰诺娃的名字。人逢喜事精神爽，北京饭店的员工们和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们在一起，沉浸在强烈的喜悦中，竟也不觉得辛苦劳累了。

北京饭店员工对开国大典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接待任务，而且还为开国大典的礼仪和警卫工作做出过贡献。北京饭店警卫部队的付发家和赵文生就光荣地担任了天安门上的礼宾哨任务。

那是开国大典前一天，队长把付发家和赵文生叫到了设在北京饭店后院二层小楼的队部里说：“上级指定咱们部队派两名同志担任礼宾岗哨。队里研究之后，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这可是一件大事，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然后又补了一句，“你们两个真是好福气啊！”

付发家和赵文生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好觉。更让付发家和赵文生兴奋不已的是，他们的哨位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多少年来，他们和战友们转战南北，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为了胜利，用生命铺平前进的道路，也聆听过首长和老战士讲红军和八路军为了革命胜利不惜流血牺牲的事迹。现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即将成立了，那些牺牲在前进道路上的战友们没有看到这一天，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们没有看到这一天，而自己却有幸能保卫开国大典，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同时他们也更加感到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

10月1日中午刚过，付发家和赵文生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了哨位。当首长们登上天安门，跨进休息室的朱红大门时，就会看见两位英姿勃发的解放军战士一左一右，身穿崭新的黄军装，腰间佩着手枪、胸前斜挎着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卡宾枪，威武地保卫着首长们的安全，保卫着开国大典，他们就是付发家和赵文生。

当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政府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时，付发家的心怦怦直跳，要不是职责在身，他们真想向他一向崇敬的领袖们问声好。

开国大典开始了，毛主席身着黄绿色军便装，胸前佩戴着绸条制作的出席证，手中拿着讲话稿，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毛主席启动了升旗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了。

庄严威武的阅兵式开始了，人民空军的飞机隆隆飞过。付发家和他的战友转战多年，每当天空响起飞机的声音时，都要防空，因为那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而现在，蓝天白云间飞过的是自己的雄鹰，他多想抬头看看啊！但他的职责不准许他这样做。不过，他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激动，看到群众游行队伍中那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尤其是那些朴实慈祥的老人时，付发家好像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也是那样朴实、慈祥。前不久，他到北京来治病时，曾经亲眼看到付发家在北京饭店担负着多么重要的任务。他拉着付发家的手，颤颤地说：“好好干！”

付发家感到父亲的手真热……

23在开国大典上（2）

老人将要辞别人世时，请人到北京通知付发家的哥哥和妹妹回去，但是不让付发家回去。他说：“不要让发家回来啦，他那里任务很重要。”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正是这些朴实的老百姓默默奉献的结果吗？元帅诗人陈毅同志曾用诗歌表现了开国盛典的壮观情景和自己的胜利豪情：

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

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

天安门上望，京阙换新采。

亿众大革命，流血三十载。

天安门上望，红旗翻作海。

万岁涌潮来，军民真主宰。

这首诗不仅写出了陈毅同志的豪情，也写出了北京饭店员工和全国人民的喜悦与欢欣。

北京饭店的职工可以骄傲地说：“在开国大典上，我们不单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过，还为他们站过岗。”

他们还可以无愧无悔地说：“不仅是我们，就连我们的亲人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贡献。”

24开国第一宴（1）

世上有几家饭店举办过开国盛宴？北京饭店承办“开国第一宴”。群星荟萃的大宴席上，一口大锅振声威。

夜幕降临了，古城百万军民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喜悦中。群星璀璨，从没有今天这样明亮；明月如璧，从没有今天这样圆润。北京今天没有夜晚。

北京饭店在华灯的映照中流光溢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在这里举行新中国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今晚这里真正称得上“群星荟萃”，新中国的领袖、中共中央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少数民族代表，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的代表共六百多人将聚集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举杯祝贺新中国的诞生。

“开国第一宴”！世上有几家饭店有幸举办过开国盛宴？世上又有几位饭店工作人员有幸为开国盛宴服务？仅凭这一点，北京饭店就可以在世界著名饭店中傲视群雄。

今晚出席宴会的有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建国初期，任何一个普通群众能够见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的幸福与光荣。然而，为“开国第一宴”服务的北京饭店职工却来不及细细品味这无上的光荣与巨大的幸福。他们现在更有一种使命感。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遭，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头一回。

虽然在9月30日晚上，北京饭店的员工刚刚在怀仁堂承办了政协闭幕式宴会。然而，相对于今晚的开国第一宴来说，那只是一个中型宴会。而现在却是一个大型宴会。办大型宴会是一种艺术，宛若一部大合唱，从选订菜谱、原料采购、质量鉴定、烹调制作，直到摆桌上菜，犹如合唱队的各个声部，必须配合默契，才能有最完美的艺术效果。反之，有一处不慎就会影响全局。合唱必须要有指挥，大型宴会也必须有一位宴会总管。郑连富荣幸地担任了开国第一宴的“宴会总管”。郑连福为此非常激动，刚刚解放，饭店领导就让他承担如此重任，这是多大的信任啊！他想到解放前，自己也当过一些大型宴会的主管，可是哪一个宴会比“开国第一宴”更有历史意义？说句不算是吹牛的话，世界上的宴会主管有多少？那肯定是数不胜数，可是操办过开国盛宴的又有多少？那肯定是凤毛麟角。

开国第一宴，菜肴必须是上品，除了用料考究外，更要有名厨掌勺，要表现出我们这个烹饪大国的水准。开国第一宴的总厨师长由朱殿荣担任。那些天，朱师傅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可是他没有工夫笑，而是忙个不停。他知道这任务的光荣、艰巨。他做了一辈子菜，办“开国第一宴”，那可是头一遭。

宴会开始，乐队奏起欢乐庄严的迎宾乐曲，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步入了宴会厅，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和各界代表也走进了会场。

在今天的宴会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是为洋人服务，为达官显贵服务，为豪商巨贾服务。他们不知看过多少法国女郎、英国绅士、美国大亨、日本军人，也不知看过多少身着长袍马褂的老爷和西装革履、挥着“斯蒂克”的假洋鬼子，可是今天却完全不同，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像红高粱一般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国家。

还有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光明的刘善本，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后，向飞行员祝酒，祝贺他们今天的成功。为了保卫开国大典，今天受阅的部分战斗机是带弹起飞的。因为就在前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轰炸了南苑机场。因此，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不仅要完成受阅任务，还要时刻准备和敢于来犯的国民党飞机作战，保卫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没有哪个国家的空军会在开国大典肩负这样的双重任务。朱德总司令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我过去是一个军的总司令，现在不同了，从今天开始，我是陆、海、空三军的总司令了！”

宴会进入了高潮，员工们也进入了最紧张的状态，饭店领导们更是把心悬了起来。宴会的成功与否，就在此时了！

郑连富的组织与安排完美无瑕，600多人的宴席，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交谈，也便于?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不过，饭店领导当时最担心的还是主菜的烹制，中餐厨房建立不久，条件还比较差，尤其是厨师人手不够，虽然临时又从玉华台饭庄借了两位，但仍显紧张。60多盘菜，要烧得都能达到色香味俱佳，是厨师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为开国盛宴掌勺的几位厨师，个个身手不凡，孙久富号称“孙快手”，不但干活精细，动作麻利，而且制出的点心也很有特色。他做的“淮扬汤包”和“火腿江米烧麦”软糯鲜香，满兜汤汁，而且从不破皮。仅烧饼，他就能做出四五十种之多，如“黄桥烧饼”、“萝卜丝烧饼”、“冬菜肉末烧饼”、“焖炉烧饼”等。

24开国第一宴（2）

朱殿荣出身鼎镬世家，14岁起师从名厨，练就了做大菜，办筵席的过硬本领。他精通淮扬菜的各种技法，代表菜是“烧狮子头”、“烧四宝”等。开国第一宴的策划和实施都是由余心清亲自布置，并由杨绍德具体落实的。他们既考虑到赴宴者的口味，也考虑到厨师们的擅长和当时能够采购到的原料，这个值得载入历史的菜谱是：

冷菜四种：

五香鱼，油淋鸡，炝黄瓜，肴肉。

头道菜：燕菜汤。

热菜八种：

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焅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

第二道和第三道热菜之间上四种点心，咸点有：菜肉烧麦、春卷。

甜点有：豆沙包、千层油糕。

点心、冷菜可以先做好，但热菜却必须现做现上桌，因此，朱殿荣的“压轴戏”如何唱，就关系到“开国第一宴”的成败问题了。

该上主菜了，却见朱殿荣抄起一口大锅来，就是大食堂做“大锅菜”的那种大锅，一位正等着上菜的服务员一见，吃了一惊，这不是“开国第一宴”吗？人们要讽刺饭馆的菜不好吃常斥之为“大锅菜”，可见大锅做不出美味佳肴来。朱师傅怎么竟然用起大锅来了，别是忙糊涂了吧！

说时迟、那时快，朱殿荣已经把主料投入大锅中，只见火光闪动、炒勺飞舞，接着下配料、辅料，迅速果断，都是一次即毕，决不拖泥带水。还不等人们看清，只觉香气四溢，朱殿荣手下生花，几百人的菜，一锅就烧出来了。

那位等着上菜的服务员看得眼花缭乱，一方面佩服朱殿荣，一方面又担心，用大锅烧，能做出好菜吗？他看看其他人，许多人的眼睛里也露出怀疑的神情，他心里直嘀咕，“要是菜做不好，首长批评起来，问我们这菜是怎么做的，我可怎么说？”

况且，自己负责的那几桌还有民主人士，其中有好几位是有名的美食家，糊弄别人可以，想糊弄他们，那可别想！

服务员们端着一口大锅做出的几十盘菜上桌了。那位服务员心想：“到底是一锅里炒出来的，模样颜色都一样，闻着也挺香，可就不知道吃到嘴里是什么味儿。”

其实，不光是那位服务员担心，饭店的领导们更担心。宴会的气氛非常好，千万别因为菜没有做好，影响了这必定要写进历史的开国盛宴。

那位服务员先给几桌民主人士上了菜，然后又给几桌解放军高级将领上菜。部队同志吃宴席也有战斗作风，菜一上桌就进了嘴，评价跟着就出了口：“嗯，味道好极了！到底是大饭店，比我们的小灶强多了！”

“那怎么能比，这是世界有名的大饭店！”

“我们小灶的炊事班长以前也是大饭馆的名厨师呢！”

可是那位服务员还不放心，他从那些民主人士的桌前经过时，又特意留心听了听他们对菜的议论：“好！味道极佳，真可谓上品。”

“依我之见，可称‘神品’。只不过有一事不明，请各位赐教。宴会规模盛大，各桌的菜却是同时上的，不知饭店动用了多少厨师，开了多少灶？”

“北京饭店名厨林立，十几位厨师同时上灶，不成问题。”

“可是诸位不妨细看一下，各桌的菜颜色、式样都如此一致，莫非是一口锅烧出的？”

“那不可能！除非这是大锅菜，要是用大锅能做出这种‘神品’，那除非是‘神厨’……”

服务员听到这儿，心里乐了：“朱师傅真有两下子，一口大锅能烧出几百人的菜，而且连美食家都赞不绝口！”

其实这正是朱殿荣的“绝活”——善用大锅。几百人的宴会，他都是用一口大锅一次烧出，下料果断，口味极准。从“开国第一宴”以后，他这一口大锅更是声威大震。

看到客人们吃得满意，北京饭店的领导和员工都非常高兴。此时，宴会的气氛达到了新的高潮，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界来宾互相敬酒，共祝新中国的繁荣强盛。

“开国第一宴”，是北京饭店建国后向党和人民交上的第一份答卷，也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献上的第一份礼品。

35毛泽东、苏加诺、红玫瑰和银烟盒（1）

领袖的风采、诗人的浪漫，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枝红玫瑰，带着一脸灿烂的微笑，迎着苏加诺总统走来。

总统说，有了北京饭店服务员，以后不再带自己的服务人员。有银烟盒为证。

北京饭店的员工和全国大多数普通百姓一样，在解放初期，对于毛泽东的理解是——“人民领袖”，“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还是一位大诗人。领袖自有领袖的风采，诗人自有诗人的气质。北京饭店员工能够有幸一睹领袖风采与诗人气质相结合的毛泽东，还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之时。

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风光秀丽，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家。可是在近代，印度尼西亚受到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蹂躏和摧残。印度尼西亚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高举反帝反殖的旗帜，国际声望日益提高。尤其是作为亚非会议的发起国和东道国，苏加诺总统坚持团结反帝，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好评。1956年9月底，苏加诺总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中国来访问，受到了热烈欢迎。毛主席亲自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沿长安街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一直驶进新华门。考虑到住在便于两国领导人随时交往，总统被安排在中南海勤政殿下榻，这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苏加诺总统访华的重视。

为了表示主人的热忱，毛主席为苏加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席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苏加诺看到毛主席抽烟抽得厉害，就开玩笑说：“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56年10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国宴招待印尼总统苏加诺，北京饭店服务员在席间服务。毛主席知道苏加诺爱吃辣椒，就说：“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

宾主的幽默，引起了一片友好的笑声。

为苏加诺服务的仍是北京饭店的职工，其中有四名厨师，三名服务人员，王松年也在其中。苏加诺此次访华所带的贴身侍从只有两名。苏加诺总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曾经到圣地麦加朝觐过，被印尼人民尊称为“哈吉”，是一位很讲仪容仪表的人。此行，他带了许多衣服。苏加诺的侍从们要求中方服务员人员在洗熨这些衣服时，衣领必须浆硬、衣服洗熨后不能叠，无论是西服、便服全部要挂起来。交待完了衣服，他们又搬出了一只大箱子，里面全是苏加诺总统穿的鞋，并说鞋也由中方服务人员负责管理。至此，为总统服务的工作就全由中方服务人员承担起来了。这么多的衣服和鞋，应当怎么管理，这本来是个难题。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以及鞋帽衣服怎么搭配，不仅有礼仪问题，更有难以确定的个人喜好问题。但是这难不倒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他们向来以出色的管家服务而著称。在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之前，他们就从有关部门调来大量资料，详细研究分析苏加诺总统的着装爱好、生活习惯，做好了服务方案，因此，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每天清晨，他们就和苏加诺的两名侍从，选好衣服，配好鞋帽，请总统过目后，再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地点的要求，把这些成套的服装一一编上号，到时依编号顺序拿就行了。仅此一件事，苏加诺的两位侍从就对北京饭店的员工大为称赞。

不仅是由于地利之便，更是因为重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住在中南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常来拜会苏加诺总统。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到勤政殿看望过苏加诺总统，有时和他亲如一家的谈谈天，有时一起进餐。

一天，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匆匆赶来通报说：“毛主席要来看望苏加诺总统。”

大家一听赶快做准备。毕竟是北京饭店的精兵强将，不一会儿，准备工作就做好了。苏加诺总统也急忙整理衣冠，修饰仪容，然后匆匆从屋内走出，准备到门口迎接毛主席。恰在这时，毛主席已经到了，两人在走廊中相遇了……

服务人员一见毛泽东主席，都惊愕地睁大了眼睛。眼前的毛泽东和他们见过的毛泽东大不一样，不是那位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毛泽东，不是那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毛泽东；也不是那位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诞生或是挥着手，高呼“人民万岁”的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手里竟捏着一枝红色的玫瑰花，一边随意拈动着，一边带着一脸灿烂的微笑，迎着苏加诺总统走来，也迎着北京饭店的职工们走来，那神情有如在花园中漫步、又如去老朋友的舍中小坐闲谈。此情此景，已使迎上前去的苏加诺总统喜不能胜，毛泽东径直走进总统的卧室，把那支红玫瑰放在了苏加诺的枕榻上，更让苏加诺总统激动不已。这时，两位领导人都会心地笑了。北京饭店的员工都很激动，在这一瞬间，他们不仅目睹到毛主席那领袖的风采?而且还看到了他那诗人般的浪漫气质。那时中国的报刊和广播上都按印尼人的习惯，把苏加诺称作“朋加诺”，意思是“加诺兄”，毛主席的这一超乎常规，出于所有人意料的行动，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只有兄弟之间才有的亲密无间、不必拘泥礼节而又情深意长的友好关系。

35毛泽东、苏加诺、红玫瑰和银烟盒（2）

毛主席用一枝玫瑰花，把两位领导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许多。苏加诺总统对毛主席滔滔不绝地讲开了知心话，从两国关系到他对亚非拉形势的看法，无所不谈。毛主席也谈兴很浓。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说：“毛主席送给苏加诺一朵花，那是中国印尼友谊之花，我们只是普通人，添不了花，就为这中国和印尼的友谊之花添一点叶吧。”

他们为两位领导人奉上了香茶。

1956年国庆节来临，照例，国庆招待会仍是由北京饭店承办。这一年的国庆招待会规模空前，时逢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八大”的各兄弟党代表团都应邀出席了宴会。正在北京访问的苏加诺总统和尼泊尔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夫妇也光临了这次盛宴。9月30日下午6时宴会开始，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到会，与会总人数达3100多人，占用了宴会厅、中餐厅、西餐厅、舞厅和西七楼五个地方。宴会开始前，周恩来总理、陈云、彭德怀、李富春、乌兰夫副总理等在西楼大门内迎接来宾。陈毅、贺龙、李先念副总理在中楼大门内迎接来宾，邓小平总书记在西七楼大厅门口迎接来宾。宴会开始时，周总理用通向各厅的传声系统向全体来宾致词。致词提前用英、法、俄、印尼、阿拉伯、日本六种文字印好，在总理讲话时分别发给各国贵宾。晚八时，毛主席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苏加诺总统和尼泊尔首相夫妇到各厅和来宾会面。苏加诺总统非常高兴，接过北京饭店的服务员为他斟上的美酒，频频举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离京前，苏加诺总统亲切地对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说：“我出国访问喜欢带本国的服务人员，因为他们了解我，他们的服务我很满意。可是来到北京后我发现，中国的服务员更令人满意。中国的服务人员更热情更周到，我下次再到中国来，就不带自己的服务人员了。”

苏加诺总统又拿出一批闪闪发亮的银质烟盒，赠送给服务员们。大家都婉拒说，为苏加诺总统服务，是很荣幸的事，能得到总统的褒扬，就是很高的荣誉了，这样贵重的礼物实在是不好意思接受了。这并非客套话，苏加诺总统对北京饭店员工的赞誉不就是最高的奖励了吗？但是苏加诺总统的一片真诚，也不好损伤。最后，经外事局特别批准，为苏加诺总统服务的人员还是收下了这些寄托着中国印尼友谊的、闪闪发光的银质烟盒。

41最可爱的人回来了（1）

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归来了，总理和人民一起欢庆胜利。

英雄奏凯，总理醉酒，豪气冲牛斗。

1958年的秋天，长安街上红旗招展，人如海，歌如潮，人们正在欢迎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

1950年，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闯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入朝作战，经过三次战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被打回了三八线。经过三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不得不回到板门店的谈判桌前。庄健、邢雅兰、韩文玉、谷文庆等北京饭店员工参加志愿军后，就被分配在志愿军司令部，为参加板门店谈判的我方代表团服务。他们亲眼看到了曾经骄横一时的侵略军，在中朝人民的打击下，垂头丧气地走到谈判桌前，不得不在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

1958年，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和志愿军司令部从朝鲜凯旋，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在这期间，志愿军英模代表团下榻于北京饭店，客房服务员为了让这些“最可爱的人”能够很好休息，又能有一个良好的仪容仪表，就坚持在客人睡觉后，给他们擦皮鞋。本来这是服务的一项内容，可是给“最可爱的人”擦皮鞋，却是不一样的，服务员们干起来特别起劲，手快的一晚上能擦五六十双，而且锃光瓦亮，真可谓“光可鉴人”。志愿军英模代表们怕给服务员添麻烦，千方百计把鞋藏起来，但是服务员都能找出来给擦好。

因为北京饭店青年服务人员的良好服务，陈代增等四人还被评为“青年红旗手”，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的亲切接见。

为了欢迎这些“最可爱的人”首都各界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欢迎会。当天，长安街北侧路戒严，只供志愿军的车队通过。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在彭真同志和郭沫若副委员长的陪同下，乘敞篷车，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在旗帜和鲜花的海洋中，缓缓行进，接受人民的欢迎和感谢。

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北京饭店乐队在西楼门口演奏起欢乐热情的迎宾曲和凯旋曲，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带领志愿军英模代表列队迈着雄壮整齐的步伐，步入宴会厅。周总理亲自主持宴会，郭沫若、万里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出席，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三百多人参加了宴会。宴会的主会场设在西楼宴会厅，同时在东楼和中楼还设有分会场。参加宴会的都是志愿军的英模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那次宴会吃的是涮羊肉。北京饭店的许多服务员都为这个宴会服务过。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把“歌星”、“影星”、“球星”，作为自己的“心中偶像”，而当时，年轻的北京饭店服务员们，也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是把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当作学习的榜样。他们在这个宴会上，以最大的热情，最好的质量为“最可爱的人”服务。

现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为那次宴会服务过的北京饭店服务员还绘声绘色地介绍说，在宴会中讲话的有志愿军英雄代表黄治富，他讲了战斗故事，讲得“特有意思”。参加宴会的还有许多志愿军文工团的女团员，她们佩肩章，扎武装带，戴无檐帽，英姿飒爽，个个都“特精神”。

当时为总理服务的李路回忆说，周总理那天非常高兴，许多人都争相和总理干杯，他概不拒绝。李路看到总理喝了不少，而敬酒的人源源不断，就去找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商量，要不要“控制”一下。成元功也正在担心总理喝得太多，当然同意“控制”一下。于是两个服务员在前面，给客人倒真酒，掩护李路往总理的酒杯里倒“假酒”。这种“假酒”是饭店为首长健康而特制的，因为在外交场合，为礼仪所限，首长常常不得不喝酒，尤其是在大型外交活动中，宾主往往互相敬酒，客多主少，主人就是有容纳百川之量也招架不了，在此情况下，服务人员就会拿出这种特制的假酒，名为酒，颜色也和真酒毫无二致，其实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如果问及其他成分，直到现在，有关“研制”人员也是笑而不答，或只说：“反正不含酒精和有害健康的成分。”这是和不法商贩为图暴利而制的假酒根本不同的。李路他们“弄虚作假”的本事非常高，不仅那酒和真的一样，而且在倒的时候，也让人觉得，他们是从一个瓶子里倒出的，客人绝看不出一丝破绽。这种功夫完全可以作为魔术节目登台演出。开始，总理接过一杯假酒，喝了之后没有说话，李路以为总理认可了他的这种“控制”办法，心里挺高兴，又给总理倒了一杯假酒。没有想到总理把李路叫住了，他说：“小李，过来！”

李路不知何事，只好乖乖地过来。总理拿起他托盘上的假酒瓶，当众对敬酒的同志们揭穿了李路搞的“把戏”，“你们看见没有？他要我和你们耍外交手腕呢。”

?说完就把假酒瓶放到了一边的桌子上，不许李路再拿了。李路可急了，他对成元功说：“总理把假酒没收了，这可怎么办啊？”

精明能干的成元功此时也束手无策了，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总理的酒量上，既像是安慰李路，也像是给自己解宽心说：“他的酒量还行，能喝几杯。”

41最可爱的人回来了（2）

两个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豪情满怀的总理，和前来敬酒的志愿军代表以及应邀参加宴会的群众代表们，干了一杯又一杯，心里默念着：“总理，您可少喝点呀。”

总理的酒量是有名的，真可称得上是海量，但是他平常并不多喝，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和外交场合，这次是为迎接凯旋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更是一个充满胜利豪情的日子。而且这里都是同志、战友、朋友，总理终于开怀畅饮了。自1840年以来，旧中国的腐败政府在列强面前不是屈膝求和，签订城下之盟，就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力还很弱，就敢于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怎不值得自豪，怎不值得开怀痛饮。总理和英雄们一起痛饮着醇香的美酒，凯歌震云霄、豪气冲牛斗。

宴会结束后，舞会开始了。李路发现总理没有跳舞，他头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似乎在养神，这种情况可是少见的。总理爱跳舞，跳得也好。可是今天总理的情况却反常。李路赶紧找来成元功和总理的保健医生，这才发现总理醉了。看来，总理今天是有意要喝个一醉方休。大家赶紧把总理安置在一个房间里，轻手轻脚地为他铺好被褥，心想，让他安安稳稳地睡一觉，总理太高兴了，也太累了。

第二天，总理醒来，李路又倒了一杯酒，送到总理面前说：“总理，听人家说，酒醒之后得再喝一点，不然，见到吃的就反胃。”

总理笑了，说声“哪里有这样的事嘛”，随即推门而出。又是一个清新的早晨，又是一天的朝霞，总理披一身霞光，又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42为毛主席飞车送饭（1）

长于人民战争的毛主席竟被热爱他的人民困在休息室。

长街飞车，为毛主席送饭还怕丢了司机本？

一场“激战”只为半包烟。

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新落成的工人体育场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全国性的体育盛会。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这个盛大的开幕式。北京饭店照例负责主席台贵宾休息室的服务工作。

开幕式上举行了大型团体操表演和文艺演出。那时大型团体操的表演还不多见，第一届全运会的大型团体操又是我国首先使用活动背景的大型团体操，因此格外受欢迎。开幕式举办得非常精彩，非常成功。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开幕式的安全保卫工作很周密、很细致，在开幕式结束后，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那时候，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大会组织人员和保卫人员当然都很清楚，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散场之后，竟有数万群众围在体育场外要见毛主席。住在周围的居民听说毛主席来了，也加入到“包围圈”中，“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的欢呼声响彻体育场上空。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用尽浑身解数，好言相劝、晓以利害、苦口婆心，一概无用。包围体育场的人越聚越多。服务员们从窗子里望去，只见周围都是黑压压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犹如汪洋大海一般，几位女服务员吓得直吐舌头。毛主席，这位善于运用人民战争克敌制胜的伟大战略家，此时竟也无奈地陷入了热爱他的人民群众的重重包围中，只好坐在休息室里，和其他首长抽烟谈天、以逸待劳了。负责保卫工作的汪东兴见状，急得不行，也许他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金蝉脱壳”，竟使出一条妙计，他让司机把主席的汽车开出去，吸引群众的注意力，同时，用扩声器反复广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退场，请大家迅速疏散，以免阻碍交通。”

也许正如毛主席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根本不睬那辆空轿车，也不理睬广播中的内容，只是痴迷地想见心中的伟大领袖。如山如海的人群竟没有一点动摇，“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仍不绝如缕地回响在工人体育场外。

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请示毛主席怎么办？毛主席说，走不了，就在这里吃吧。惜时如金的毛主席又提出一边吃饭，中央领导同志还可以开个临时会议。于是总理就要汪东兴找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解决吃饭的问题。饭店在工人体育场的总领队是总经理程清祥，餐厅科长是付发家，他们两位一听就急了，因为事先没有通知说首长要在这里用餐，一切都没有准备。而工人体育场只有运动器械，根本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到附近的餐厅买吧，考虑安全和卫生问题，又不能那样办。情急之下，程清祥只好叫过李广德对他说：“你马上回饭店，准备饭。”

那时因为保密纪律很严格，中央首长在外面吃饭一类的事，不准用电话通知。程清祥只能派小李“杀出重围”，回饭店准备午饭。李广德那时二十多岁，身材高大，是大名鼎鼎的北京饭店足球队的守门员。他不仅四肢发达，而且头脑灵活，因为常为首长服务，和市公安局长吕展同志很熟悉。李广德临危受命，立刻找到吕展说：“主席要在这儿吃饭，饭店的车走不出去。怎么办？”

吕展二话没说，朝一辆轿车一指说：“坐我的车出去。”

那时没有专用的警车，李广德和付发家就坐进了吕展的专车，吕展又派一位交通警察坐在副座上，把指挥棒伸出车外，充当警灯，一边大声喊“让路！让路！”权当警报器。群众看到车里并没有毛主席，也就放他们通过了。这样，李广德、付发家等人总算冲出重围，直向北京饭店驶去。

李广德为毛主席服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他总忘不了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那是1954年，李广德正在宿舍里睡觉，按那时的规定，宿舍不能插门，因为随时都可能执行紧急任务。夜间三时，果然有紧急任务，饭店派人叫醒了他。他急忙起床，做好准备工作，然后乘车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是胡志明主席访华，毛主席要在中南海宴请胡主席。开宴前，李广德正蹲在地上擦汽水瓶。他一抬头，看见毛主席来了，他一时心慌得不行，赶紧悄悄溜到郑连福身边，郑连福问他擦完汽水没有，他说：“没有，毛主席来了……”

郑连福鼓励他说：“毛主席来了怕什么？赶紧回去接着擦吧。”

于是李广德又回去接着擦，不一会儿，朱德、周总理等首长陪着胡主席来了，宴会正式开始……

回到饭店后有人问李广德：“你昨天半夜出去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那时饭店有纪律，为重要活动去服务的人，对外不能乱?，只有经理和当事人知道。在执行任务时也不能打电话、写信等。于是李广德只好说：“到火车站送个朋友。”

然而到了夜里，他却怎么也睡不着觉，因为这是李广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一幕幕的情景总在眼前晃动。最后，他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用半截铅笔头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家人说，自己见到毛主席了。家里很快来信，父母在信中鼓励他：“好好干，你这辈子没白活，值了！不但你光荣，咱们全家、全村也都跟着光荣。”

从那时起李广德的工作就更认真、更努力了。李广德的经历和情感正是当时大多数北京饭店职工的真实写照，是很典型的，因此他们的工作充满了奉献精神。

付发家和李广德回到了饭店后，赶紧分头去准备饭菜和餐具，李广德负责为餐具消毒，付发家到厨房准备食品。不一会儿，两个人总算满头大汗地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一共准备了六个热菜，其中有毛主席喜欢吃的米粉肉，清炖羊肉。热菜放在小轿车里，凉菜放在后备箱中，然后开足马力，飞车向工人体育馆驶去。这时，北京的马路上正是车水马龙，司机怕耽误毛主席吃饭，把车开得飞快。通过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看得目瞪口呆，半天才明白，这辆车大大超速了，于是赶紧举起指挥棒命令停车。司机出于本能，一见警察举起指挥棒，急忙踩刹车减速。李广德一见就急了，他朝着司机黄玉昆大吼道：“给毛主席送饭，还怕丢了你的司机本啊！”

42为毛主席飞车送饭（2）

黄玉昆方才醒悟过来，“对呀！这是给毛主席送饭，我怕什么呀！”脑袋里想着，脚下就狠踩起油门来，那汽车就如脱缰之马一般，猛地蹿了出去，他这一下子，无论是警察还是坐在车上的人，都没有想到，也毫无准备。车身一晃，一锅羊肉汤一下子撒了半锅，不偏不斜，正好泼在李广德的脚上，那羊肉汤是滚烫的，把他的脚烫伤了，心急如焚的李广德一时竟没有发觉。

汽车在车少路平的地段如风驰电掣；在繁华拥挤的地区又像表演车技，左弯右绕地躲闪着密密麻麻的车辆和行人，一路向工人体育场急驰。

此时付发家的心情也不平静，他想到毛主席党中央刚进北京的时候，第一顿饭是他和战友送到香山的。那时的条件比现在要差，但那是有准备的，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今天完全没有准备，他能顺利完成任务吗？他很担心还有什么地方想得不周到，做得不细致，影响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进餐……

车子开到工人体育场，还没有停稳，付发家和李广德就端起锅往里跑，李广德一心只想让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能赶紧吃上饭，根本没有感觉到他的脚已经被烫得又红又肿，起了大片的水泡。当他们看到饭菜端上桌时，还冒着热气，才如释重负一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吃完饭，都表扬北京饭店的应变能力强，遇事不乱，井井有条。周总理也笑眯眯地看着服务员们，多少年来，总理和中央首长都关心北京饭店，信任北京饭店，凡是重大的活动都点名交给北京饭店去办，而饭店也从来没有辜负过周总理和中央首长们的信任，总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次又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和突出的应变能力，完成了任务。

饭后，首长们陆续离开了工人体育场，毛主席仍然坐在沙发上抽烟，护士为他换上了一双布鞋，让他放松一下。李广德又递给毛主席一块热手巾，请他擦擦脸。这些服务使得毛主席感觉很舒适，于是就点起一支烟，随手把半盒烟放在茶几上。没有抽几口，那如山如海的群众不知是终于被说服了，还是真的以为主席已经走了，只好无奈地散去了，这时汪东兴进来说：“主席，咱们走吧。”

主席说声：“好”，把没有抽完的烟往烟灰缸里一掐，站起身就向门外走去。那半盒烟却留在了茶几上。李广德很机灵，他早就盯上了主席的那半盒烟了，待看准主席已经上车走了，就急不可耐地使出足球守门员的本事，用鱼跃扑球的功夫扑到了茶几上，抓起那半盒烟想留作纪念。可是他没有想到，另外两位服务员也早就盯上了毛主席的半盒烟了，此时他们也扑了上来，三个人连叫带闹地争抢起来，李广德虽然身材高大，可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而且他脚上还带着严重的烫伤，不一会就被两人压在了身下，他们逼着李广德“快给我两根！”“也得给我分两根！”

恰巧，程清祥总经理从外经过，隔窗看见三个小伙子滚成一堆，以为他们在打架，不由火冒三丈，进门喝道：“首长刚走，你们就打架，你们要干什么！”

两位服务员把李广德死死地压在下边不放手，一边大声喊：“他小子要独吞毛主席抽剩下的半盒烟！”

程清祥一听，赶紧上前拉起那两个服务员，把李广德扶起来，也顾不上经理的架子了，好言好语地求李广德：“广德啊，也给我两根吧！”

最后，经过“和平谈判”，每人分了几根毛主席抽的烟。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包了又包，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留作纪念。直到这时，程清祥才发现李广德的脸色不对，而且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忙问：“你怎么了？”

李广德这时才感觉到疼，他指指自己的脚，程清祥一看，他脚上的血泡已经被磨破，和袜子粘在了一起，脚肿得像个大馒头。老程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不早说？李广德说：“我刚才又紧张又兴奋，早把这事忘了，主席他们走了，我才觉得疼。”

多年以后，年过花甲的李广德回忆起当年情景，还一往情深地说：“我们那时一听说为国事、为中央、为毛主席服务，多累都没怨言。晚上经常忙得回不了宿舍，就搭两个椅子，迷糊一会儿就算是睡觉。一通知有任务拔脚就走，宴会一个接一个，真叫忙！烫了脚算什么，能为国家大事服务那是光荣！”

43迎接建国十周年（1）

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的难题搅在了一起，为承办国庆十周年招待会，郑连福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中，绞尽了脑汁。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日子。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伟大成就。北京饭店的藏画中有一幅珍品，那就是徐悲鸿先生的《奔马》。徐悲鸿先生善画马，爱画马。徐悲鸿先生画马更是为了抒发胸臆，表达情怀，寄托志向。北京饭店珍藏的这幅《奔马》与先生其他的《奔马》一样，四蹄生风、疾如闪电，气似奔雷，锐不可当。这幅画寄托着他向往祖国突飞猛进的美好意愿。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正如这匹骏马一般，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前进、在飞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钢的年产量仅为158万吨。据联合国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而整个亚洲平均为44美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到了建国十周年前夕，我国的工业、科技、文化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兴建了一批大型工业基地，而且生产出了“解放牌”汽车、“东风”牌和“红旗”牌轿车、“歼五”喷气式歼击机、电子管和晶体管、研制出了第一代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

北京饭店的职工也亲身感受到了祖国前进的步伐。过去，出外会用的是外国生产的旧式大卡车，走在街上东摇西晃。现在用的是国产解放牌卡车，又新又稳又漂亮。过去客房里的收音机是日本造、美国造，后来用的是国产的高级电子管收音机。

与此同时，员工们也深切感受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在这一年里，北京饭店接待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著名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是二战时期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在北非战场上，他统领的英国军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军精锐，扭转了战局，此后又参与指挥诺曼底登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两次到中国访问。1959年，他刚刚退休就不顾当时世界还处在冷战时期，冲破各种阻力，毅然来到中国访问，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在这期间，他曾经下榻于北京饭店。在中国访问时，他不辞辛苦到工厂、农村、学校和部队参观访问。回国后，他在报纸上发表大量文章，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谈到参观解放军某部的观感时，他奉劝任何人都不要和中国人民较量。可惜，有人偏偏听不进这位元帅的名言，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国庆前夕，共和国的首都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天安门广场被整修一新，长安街被加宽了，并铺上了花岗岩条石。被老北京人称为“当当车”的有轨电车被淘汰了；在广场上空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电线统统不见了，造型美观的新式华灯代替了老式路灯。声音悦耳动听的音柱代替了高音喇叭，广场一东一西矗立起两座雄伟的大厦，这就是为了给国庆十周年献礼，以最快速度和最高质量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的西郊，建起了漂亮的钓鱼台国宾馆。人逢喜事精神爽，北京饭店的员工们也是喜滋滋的。有人在学唱那时影响很大的群众歌曲《祖国颂》——“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在那架古老的贝森多芙钢琴旁边，几位饭店的员工，正在议论怎么庆祝这普天同庆的节日。有的说，咱们北京饭店是最早把民乐推上大雅之堂，让民乐走向世界的地方，员工当中音乐人才不少，应当得开个联欢会，让他们表演表演。

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悦耳动听的钢琴曲，那是北京市少年宫的两位小钢琴家在表演钢琴四手联弹《快乐的节日》，她们弹得清新悦耳，人们听了都连连说：“真美，真好听！”

于是有人提议：“我们那架贝森多芙琴也应当请她们来弹。你们想，和祖国同龄的孩子弹着一架古老的钢琴，古琴唱新歌，就像咱们这家老饭店焕发了青春一样。”

可是说归说，和每一次节日一样，北京饭店的员工们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像其他单位的员工一样，看电影，跳舞，开联欢会，他们要用比平时更繁忙的工作来迎接这盛大的节日。

与此同时，北京饭店还要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承办十周年庆典的国宴，因此从领导到普通员工都感到担子很重，同时又很光荣。

国庆节前，在人民大会堂外，许多前来瞻仰天安门广场节日盛装的群众，围聚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欢笑着、嬉戏着，望着这雄伟庄严的建筑物赞叹不已，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时郑连福正独自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宽敞的宴会厅里愁眉紧锁、摇头叹气呢。郑连福本是一表人才，潇洒英俊，仪表堂堂，可是现在他的形象却有些“惨不忍睹”，他光着脚，脱去了外衣，正蹲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捏着笔，又画又算，又是用皮尺拉，然后是一声长叹；接着再画再算，再用皮尺拉，随后又是一阵摇头——他遇到难题了！

原来，郑连福承担了国庆十周年宴会的设计任务，不用说，这是光荣！可是比光荣感更为强烈的感觉是责任！国庆十周年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宴会，规模空前。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盛宴是乾隆年间的“千叟宴”，那是为了给乾隆祝寿而办的，也只有1000多人参加，而这次却有80多个国家的近5000名宾客参加。在国外，只有鸡尾酒会或招待会才有这么大规模，而国庆十周年招待会却是一次真正的宴会。

主办国庆宴会，北京饭店的员工可谓驾轻就熟。从1949年建国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国庆宴会，都是在北京饭店举行或由北京饭店承办、在兄弟单位协助下完成的。国庆宴会是我们国家最隆重的宴会，参加宴会的中央首长和外国政府首脑最多，盛大热烈，每次都给北京饭店的职工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56年国庆招待会，共有3000多位宾客参加。可是国庆十周年宴会却不一样，它的规模空前，共计有5000多人参加。早在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建设期间，有关部门就特意从各地选来60多位优秀厨师和服务员，准备为大会堂服务。这些服务人员的培训任务就交给了北京饭店。9月份，培训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可是为了更有把握起见，上级决定，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持，仍由北京饭店为主承办十周年国庆宴会，显然，这是对北京饭店的信任。

43迎接建国十周年（2）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十周年国庆宴会早在国庆前一个月，就开始细致、周密地进行准备了。首先，调集了精兵强将，集结了二三百位优秀厨师为这次宴会服务。北京饭店派出了罗国荣、范俊康、张志国等最优秀的老厨师，也大胆启用了一批新秀。比如，高望久这时在川菜名师叶焕林、罗国荣、范俊康的传授下，通过苦练苦学，已经学成了一身过硬本领，并积累了相当的烹调经验。师傅们认为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刀要磨才快，就把他推荐到了第一线。高望久不负众望，他精益求精，不仅精通了川菜的烹饪要诀，而且还努力学习粤菜、淮扬菜和谭家菜，成了一位多面手。建国十周年国宴，当然少不了高望久。此外，还有粤菜厨师康辉、川菜厨师黄子云、谭家菜厨师陈玉亮等，也都是作为饭店的“少壮派”名厨走上了第一线，担任起建国十周年大庆时的宴会工作。各地、各单位也都密切配合，只要说是为国庆十周年宴会，他们都把最好的原料，最好的设备按时按量地运到北京。北京的副食、运输、园林等部门也是不讲任何条件地全力配合。

这样盛大的宴会，光是服务人员就需要1200多人。从原材料采购、加工，直到菜肴的烹制，宴会的摆台上菜等等，都需要统一指挥调度。这可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一部恢弘的大合唱。郑连福又一次登上了指挥台。

郑连福非常清楚，这个宴会意义重大、规模空前，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建国十周年宴会”将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港澳台爱国人士代表等5000多人光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大庆，不仅前来祝贺的外国宾朋空前踊跃，而且级别也特别高。饭店副经理王志甲同志亲自挂帅，正带领一批精兵强将在新落成的钓鱼台宾馆，为这些外国贵宾服务，他们当中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朝鲜的金日成主席、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德纳拉西，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泽登巴尔、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波兰的西伦凯维茨等。他们都将出席这次规模盛大的国庆宴会。

如此规模的盛宴，如此重要的活动，说郑连福的担子有千斤重，能算是夸张吗？

郑连福不知安排设计了多少重要宴会，从1949年“开国第一宴”到1959年十周年国庆宴会之前，就招待了近30个国家的约40位国家元首。正因为他经验丰富、知识广博、每次出马必获全胜。因此，建国十周年国庆宴会的设计与安排就非他莫属了。

安排、设计大规格的宴会，本来就是郑连福的专长。对这次意义十分深远的“建国十周年宴会”，他自然更是重视。但是没有想到，他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规模很大，5000位来宾，按常规每桌十人，共需500张餐桌。如果只是简单地拿宴会厅总面积去除500，那宴会厅是足够大的，可是宴会上还要设主宾席和乐队，还要摆固定柜台、让出安全通道和服务通道，这些是一样不能少的，如此一来，宴会厅就摆不下500张餐桌了。而这5000位来宾却是一位也不能减，这可怎么办呢？

在空空荡荡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中，郑连福一个人光着脚在冰冷的地面上扯着皮尺拉来拉去地丈量、计算，一个又一方案在他的脑海里浮出、但又一个接一个被否定了，挪动桌子？不行，这500张桌子是一盘棋，即使挪动一个不重要的桌子，也会牵连带动主桌的位置。如果主桌的位置偏移了，那还能称为主桌吗？把安全通道和服务通道的宽度减少？不行，这些有关部门都有严格要求，不能随意更动。把主宾席的一桌30人减少？更不行！30位主宾，都是党和国家最主要的领导人和外国高级党政领导人，哪能随意变动？要不在每张桌上增加客人，这样可以撤去几桌？这倒是个办法，可是桌子怎么减、客人怎么加，位置又怎么摆，都有学问，不然就会顾此失彼。这时只有郑连福才真正能体会到“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深刻含意。为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宴会，郑连福真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筛选和比较，郑连福终于拿出了一个方案，就是主桌30人不变，撤去30桌，保留470桌，在其中的370桌上，每桌增加一个人。当上级批准了这个方案时，郑连福才像卸下了千斤重负一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的眼睛都熬红了，真想倒下睡上一大觉，可是时间紧迫，十年大庆宴会还有许多事要筹备，他不能休息，不能放松，如此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元首赴宴，卫生自然是马虎不得，郑连福从原料购进到出锅上盘都严格把关，冷菜从装盘到上桌也作了严格的时间限制，以保证食品的新鲜。宴会的每道程序都是以分、秒来计算的，精确得如一场重要的科学实验，紧张得像一场现代化战争，和谐得如一台大型交响乐。宴会的每一个环节也要进行严格细致的检查，餐具器皿如何摆、上菜的程序如何安排、服务人员的行走路线和服务位置，甚至每一件饰物的选用，都有严格要求。有些在外行人眼中看来纯属是小事，但就是在这些小事上，往往会出大问题，郑连福在北京饭店工作期间，曾经多次纠正了险些在“小事”上发生的大事故，为党和国家挽回了损失。

43迎接建国十周年（3）

有一次招待外宾，厨师为了让客人高兴，做了一只很大的鸡蛋糕，做完之后，他又觉得那蛋糕上面只是一片白色的奶油，未免有些单调，于是就信手抓起一枚大蜜饯樱桃端端正正地放在了蛋糕当中。乍一看去的确是很美观。就在蛋糕要上桌时，郑连福来检查了。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蛋糕，立刻叫服务员撤下去。服务员听了不免一愣，好好的蛋糕为什么要撤呢？郑连福对他们说，这蛋糕的确做得不错，可是上菜要看对象，我们今天宴请的是什么客人？大家一听，恍然大悟，今天宴请的是日本客人。而那白色奶油上的大红樱桃，不正是和日本国旗一样吗？当欢乐的宴席上，主人拿起刀叉切蛋糕时，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正因为郑连福的工作认真，技术过硬，因而深得中央首长的信任。中央首长常以家宴的形式款待外宾。在中南海内，通行于不同区域是要有通行证的，可是只有郑连福例外，他可以自由通行于各区域，根本不需要通行证。许多中央首长都和他很熟悉，他们亲昵地叫他“郑胖子”。有一次，一位中央首长设家宴招待一位重要外宾，郑连福因故没有来。席间，服务员不慎将冰激凌洒在了女宾的裙子上，使得主人和客人都非常尴尬。事后，首长发了脾气，并申明：“以后郑胖子不来，不开宴！”

1959年9月30日夜，在激动人心的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造型别致的崭新灯柱给天安门广场洒下了一片灿如白昼的灯光，那串串珍珠般的轮廓灯把新建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照得光华四射。80多个国家的贵宾和30多位友好国家的元首及政府首脑齐集人民大会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以及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各国领导人在乐声和掌声中步入宴会厅。

周恩来总理在国庆十周年庆祝招待会上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乐曲声响彻了整个宴会厅。

此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厨房里真可谓“热火朝天”，厨师们正在汗流浃背地炸、炒、烹、烩。

在这个应载入史册的盛宴上，究竟都上了哪些菜？由于十年浩劫，已无从查找原始记录。据北京饭店档案室保留的一份菜单记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的佳肴计有：

一、五双拼，香糟鸭片、香桃鸭肝、水晶羊糕、陈皮鸡蛋、炸三丝卷、姜汁扁豆、炝红椒、炝菜花。

二、口蘑鸡丝汤

三、黄烧鱼翅

四、炸鸡腿带花

五、鲜蘑菜心

六、松鼠鳜鱼

七、白菜卷折丝瓜

八、鱼香鸭子

九、核桃酪

十、点心四样：什锦包，蟹黄烧麦，炸酥角，白菱饼

而据程清祥、陈胜昌合著的《北京饭店》一书转引的记载，建国十周年宴会比较简单，更像一个当时的中餐冷餐会：“首先是11个冷菜，其中有七荤：麻辣牛肉、桂花鸭子、叉烧肉、熏鱼、桶子鸡、松花蛋、糖醋海蜇；四素：酱黄瓜、姜汁扁豆、鸡油冬笋、珊瑚白菜。然后上两道热菜：元宝鸭子、鸡块鱼肚。再上主食大蛋糕，2斤半一个，一席一个。最后上水果。为了尊重来宾的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还专设了35桌素席和清真席。”

可惜的是没有记载素席和清真席的菜单。这两个菜单，孰真孰伪，有待进一步的史料发现。

厨师们在大会堂的两个厨房里大显身手，用尽了全力，可毕竟是470桌，如此大规模的宴席，加工能力还是不够，于是许多食品和菜肴只能在北京饭店加工好以后送往大会堂。为了严格把好卫生关，冷菜从装盘到上餐桌有明确的时间规定，运输也有严格的计时。这对宴会的组织者和每一位厨师，每一位服务员都是考验。而作为宴会的“总指挥”，郑连福就更加忙碌了。他要亲自照看主宾席，还要指挥调度整个宴会的进度，要在服务员穿梭不断，客人觥筹交错之间，观察470桌酒席的情况，细致到要留意每一桌上菜的数量和时间，酒杯里的酒还有多少。其难度可想而知，没有相当的经验和技术，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而郑连福却一丝不苟地做到了。当时的服务是采用“卷地毯式”，就是所有各桌的服务员都看主宾席，主宾席换盘，其他桌也跟着换盘；主宾席上菜，其他桌也跟着上菜；就如海浪一波波地推进。因此盯主宾席的郑连福就是总指挥。而郑连福什么时候换盘，什么时候上菜，不仅要看主宾们的用餐情况，还要顾及厨师们的烹饪速度，总之一句话，要充当这里的总指挥，真得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硬功夫。

国庆十周年的宴会是一次盛大的宴会，更是一次成功的、足以载入烹饪史的宴会。参加宴会的许多国内外宾客都称赞这次宴会菜肴精致漂亮，味道鲜美，设计安排得近乎完美无缺，既表现了厨师们的高超厨艺，又表现了主办者很高的组织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