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英] 杰拉德·马丁 著

陈静妍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英）马丁著；陈静妍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书名原文：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a life

ISBN 978-7-5086-4550-6

Ⅰ. ①加… Ⅱ. ①马… ②陈… Ⅲ. ①马尔克斯，G.G.（1927～2014）－传记 Ⅳ. ①K837.7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4685号

2008 by Gerald Martin

This translation of Garbiel García Márquez: A Life is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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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著者：［英］杰拉德·马丁 译者：陈静妍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四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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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序曲 卑微的出身1800—1899

第一部 家乡：哥伦比亚

第一章 上校和他注定失败的事业 1899—1927

第二章 阿拉卡塔卡的家 1927—1928

第三章 牵着外公的手 1929—1937

第四章 学校的日子：巴兰基亚、苏克雷、锡帕基拉 1938—1946

第五章 大学生活与“波哥大大暴动” 1947—1948

第六章 回到海岸区：卡塔赫纳的实习记者 1948—1949

第七章 巴兰基亚、书商和波希米亚团体 1950—1953

第八章 重返波哥大：王牌记者 1954—1955

第二部 旅居海外：欧洲及拉丁美洲

第九章 探索欧洲：罗马 1955

第十章 饥寒交迫的巴黎时期：波希米亚人 1956—1957

第十一章 铁幕之下：冷战时期的东欧 1957

第十二章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格兰德大妈”的诞生 1958—1959

第十三章 古巴革命和美国 1959—1961

第十四章 逃避墨西哥 1961—1964

第十五章 魔术师梅尔基亚德斯：《百年孤独》 1965—1966

第十六章 终于到来的名气 1966—1967

第三部 见多识广：名人与政治

第十七章 巴塞罗那和拉丁美洲风潮：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1967—1970

第十八章 孤独的作家缓慢地写着： 《族长的秋天》与大千世界 1971—1975

第十九章 智利和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革命 1973—1979

第二十章 回归文学：《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以及诺贝尔奖 1980—1982

第二十一章 声名大噪和番石榴飘香： 《霍乱时期的爱情》 1982—1985

第二十二章 以官方历史为背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玻利瓦尔《迷宫中的将军》 1986—1989

第二十三章 回到马孔多？历史变故的消息 1990—1996

第二十四章 七十岁及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回忆录及忧伤妓女 1996—2005

后记 永垂不朽——新的塞万提斯 2006—2007

附：家族族谱

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和巴尔查·帕尔多家族

加西亚·马丁内斯家族

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

前言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是第三世界最有名的作家，也是文学形式“魔幻现实主义”的最佳代表，这种写作风格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小说家之间颇受欢迎，萨尔曼·鲁西迪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许是拉丁美洲文学界有史以来最受尊崇、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小说家；在这个公认名作难求的时代，过去四十年来，他在欧洲及美国“第一世界”的地位无人能及。

的确，若是检视20世纪的小说家，我们发现目前评论家公认的“伟大”作家皆来自前半世纪（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伍尔芙）；然而，20世纪后期也许只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真正地成就一致公认的伟大作品。他的杰作《百年孤独》于1967年出版，出现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转折之际，也许是1950年到2000年之间，唯一不分国籍、文化而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在这方面，就主题（概括地说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和接受度而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真正“全球性”的小说，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其他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鲜有的现象。他是一位严肃但受到一般大众欢迎的作家，就像狄更斯、雨果或海明威一样，不但作品广受欢迎，知名度直逼运动员、音乐家或电影明星。1982年获奖时，他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拉丁美洲，自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发明“马孔多”之后，他就变得家喻户晓，大家都亲昵地称他“贾布”，如同无声电影时代的“查理”或足球界的“贝利”。他虽然是20世纪拉丁美洲最知名的四五位人物之一，却来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小镇，不到十万的人口大多是文盲，镇上没有铺路也没有下水道，而且这里的地名“阿拉卡塔卡”（也就是“马孔多”）也只会让第一次听到的人发笑（虽然听起来像咒语“阿布拉卡达布拉”而使人们心生好奇）。来自拉丁美洲的著名作家很少有出身如此小镇的背景，然而，他们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也少有他如此深入地投入与了解。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名利双收，在五个国家的光鲜地段置有七个家。最近几十年来，他可以要求（或更经常地拒绝）半小时五万美元的受访费，他也可以选择任何报纸发表文章，收取高额稿费。正如莎士比亚，他的作品标题如鬼魅般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头条上（“一百个小时的孤独”、“预知灾难纪事”、“家长制的没落”、“爱在金钱蔓延时”）。他大半辈子的时间都被迫面对、忍受惊人的知名程度。有钱、有名、有权的人都希望得到他的青睐和友谊——弗朗索瓦·密特朗、菲利普·冈萨雷斯、比尔·克林顿、近几任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总统，以及其他名人。然而，虽然他在文学上和财富上如此的成功，他一生仍然信奉左派革新主义，捍卫对其有利的主张，并致力于进步的事业，包括成立具影响力的新闻、电影学院。三十多年来，他和另一位政治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亲密友谊也不断引起争议与批评。

我花了十七年的时间撰写这本传记。有别于早期每个人所告诉我的（你永远见不到他，就算见到，他也不会合作），我在开始着手的几个月内就见到了我的主角，虽然不能说他很热衷（“你为什么想写传记？传记代表死亡”），但他很友善、亲切、包容。的确，每次我问到自己所写的这本传记是否算得到认可，总是得到同样的答案：“不，这不是经过认可的传记，只是经过默认的传记。”不过令我感到意外和感激的是，200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告诉世界媒体我是他的“正式”传记作者。也许，这也使我成为他唯一正式授权的传记作者！这真是一项非比寻常的殊荣。

众所皆知，传记作者和传记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相处，但我非常幸运。他是一位专业记者，也是专业作家，熟悉如何把别人的人生故事用在自己的小说里；就这一点儿而言，轮到他成为被写作的对象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说是相当的宽容。1990年12月，我首次在哈瓦那见到他时，他说他答应我的请求，只有一个条件：“做好你的工作。”我想，他会同意我没让他代劳我的分内工作，我需要他的协助时，他也伸出援手回应。为了撰写这本传记，我进行了大约三百场的采访，许多参与的人已不在人世；然而，我知道若不是“贾布”暗示我“没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菲利普·冈萨雷斯可能不会接受采访。如今他总算可以读到这本书了，我希望他仍然觉得我没问题。他始终不愿意给我每个传记作者梦寐以求的“掏心掏肺”，因为这样的互动“不适宜”。然而过去十七年来，我们在不同时间、地点、私下和公开场合的相处，加起来相当于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他告诉我一些少有他人知道的事。然而，他从来未曾试图以任何方法影响我，而且，他总是以天生记者的职业道德与犬儒主义说：“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你写什么我就是什么。”

这本传记的研究以西班牙文进行，所阅读的资料也是西班牙文，大多数的采访也是以西班牙语进行，却以英文写成、出版（西班牙语翻译版于2009年出版）。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传记，特别是第一本完整的传记，应该由传记对象的同胞撰写，对于祖国和对象本身了如指掌，能够理解每次沟通之中最细微的神韵。但我的情形并非如此（除此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国际知名人物，不只是一位哥伦比亚知名人物），如同他本人听到我的名字被提起时，也许曾经不那么诚心地叹息：“嗯，我猜每个有自尊的作家都该有个英文传记作者。”我怀疑，在他眼中我唯一的优点是我一直以来表现出明显地对他所出生的拉丁美洲的热爱，并为之倾倒。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中所有重要的时刻，他都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整理这些版本并不容易。如同马克·吐温一般，他喜欢编造故事，更喜欢吹牛，他也喜欢故事有令人满意的结尾，尤其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同时，他也非常喜欢开玩笑，反学术、非常偏爱神秘、明目张胆的离间，正好让记者或教授失去线索。这是他称为“格兰德大妈主义”的一部分（稍后再补充，目前也许可以小心地译成“戏谑”）。就算你可以确定某些特定的逸闻来自某些“真正”发生过的事，你还是没办法写成某个特定的故事，因为你会发现，他人生中大多数知名的故事他都说过好几个版本，每一种版本都有某些真实的元素在内。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种渲染的狂热，而且也很乐意受到感染（不过是我自己的生活，希望不是这本书）。对于我总是不屈不挠、准备好只有应付疯狗和英国人才会使用的调查伎俩，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总是印象深刻。因此，我觉得无法抹杀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散播、明显相信的神话，以至于我（显然是我狂热的特质）曾经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坐在阿拉卡塔卡广场的长凳上，只为了“感受”我的传记主人公知名出生地的氛围。

经过这么多年，难以想象这本书终于完成了，而我在此写着前言。许多疲倦不堪、比我更杰出的传记作者认为，投入如此苦劳的时间和精力根本划不来，只有傻瓜和头脑不清楚的人才会开始这样的工作。也许以为有可能与伟大、优秀或仅是有名的人物交谈、得到认同，我也许同意这样的结论；然而，若是有哪一位对象值得投入人生四分之一的时光，无疑地非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寻常的人生与事业莫属。

杰拉德·马丁2008年7月

注：我累积了超过两千页、六千个注解时，终于了解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因此，读者所见到的是一本更长传记的缩略版；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打算过几年再出版这接近完成的完整版。不过，理智告诉我应该暂时停下这庞大的工作，趁这位已年过八十的传记主人公还能够阅读此书时先把累积的资料写成简短、相对紧凑的故事。

注：缩写：GM即García Márquez意指加西亚·马尔克斯；GGM即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意指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序曲

卑微的出身 1800—1899

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初，场景是哥伦比亚北部的热带海岸地区，一个炎热得令人喘不过气的早晨，一位年轻女性坐在联合水果公司的火车上，凝视着窗外一排又一排的香蕉园，随着阳光的变化由闪闪发光而变得逐渐朦胧。她所搭乘的蒸汽火车从加勒比海的港口城市巴兰基亚出发，一路上被蚊子围攻，这夜车越过谢纳加大沼泽，此时正经由香蕉区前往内陆小镇阿拉卡塔卡。许多年前在这里，她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长子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留给年迈的父母。除了加夫列尔之外，此时的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伊瓜兰·加西亚还有三个小孩儿。当时，她的先生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带着她离开此处前往巴兰基亚，把贾布（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昵称）留给外公和外婆照顾，他们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西亚上校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马尔克斯，这是路易莎·圣蒂雅嘉那之后第一次回到阿拉卡塔卡。马尔克斯上校自世纪初苦涩的“千日战争”中退役，毕生忠贞拥护哥伦比亚自由党，后来担任阿拉卡塔卡当地市政机关的出纳局局长。

对于路易莎·圣蒂雅嘉和英俊的加西亚的恋情，上校和特兰基利娜夫人相当愤怒地反对。他不只是个穷小子、外地人，而且还是私生子、混血儿，也许最糟的是，加西亚热情支持令人厌恶的保守党。他遇见路易莎这位城里最适婚的年轻女子时，才当了没几天的报务员。路易莎的父母把她送出城，寄宿亲戚家近一年的时间，希望借此浇熄她对这位充满魅力的外地人疯狂的迷恋，但终究失败了。至于加西亚，如果他以为和上校女儿的婚姻会让自己发财，那么，结果令他失望。虽然想尽办法安排在这地区的首府圣玛尔塔举行婚礼，但新娘的父母仍拒绝出席，他也丢了阿拉卡塔卡的工作。

望着车窗外时，路易莎在想些什么？也许，她早已忘记这段旅程有多么不舒服，她在回想着度过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大宅院吗？大家对她的出现会有什么反应？她的双亲、她的姨妈、姑姑、两个许久没有见到的孩子：最大的贾布，还有如今也和外公外婆同住的妹妹玛格丽妲。经过小香蕉园马孔多时，火车发出汽笛声，让她想起自己的童年。几分钟后，阿拉卡塔卡映入眼帘，在阴影下等待的是她的上校父亲……他会如何迎接她？

没有人知道他说了什么，不过，我们非常清楚接下来所发生的事。[1]回到老上校的家，大屋里的女性帮贾布作好准备，迎接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她到了，你的母亲到了，贾布，她到了，你的母亲。你有听到火车的声音吗？”附近的火车站再度传来汽笛声。

后来，贾布说自己并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她在他有任何记忆之前就离开了。如果现在她对他有什么意义，那是外公外婆从来没有解释过的缺席、一种焦虑、好像有什么事不对劲，也许有问题的是他。外公在哪里？外公总是把一切说得很清楚，但外公此刻并不在家。

接着，贾布听到他们进到房子的另一头，一位姨妈牵起他的手，一切都如梦境一般。“你妈妈到了。”姨妈说。他跟着进去，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位不认识的女士站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背对着关上百叶窗的窗户。她是位美丽的女士，头戴草帽、身上的宽松洋装长袖及腕。她在中午的热气中沉重地呼吸着，他则充满陌生的迷惑，因为他喜欢这位女士的外表，却马上了解到自己并没有像他们所告诉他的，以他应该爱母亲的方式爱着她，也不像他爱自己的外公外婆那样的方式，甚至不像他爱自己的姑婆姨妈一般。

那位女士说：“你不来拥抱一下你的母亲吗？”她把他拉向自己，拥他入怀。她有一种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味道，母亲离开时他还不到一岁，如今他已经快七岁了。只有现在，因为她的归来，他才明白了一件事：母亲离开过他。对此，贾布永远无法释怀，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因为他始终无法面对这份感觉，不过与此也相去不远。接着很快地，她再度离开了他。

1905年7月25日，上校任性的女儿、贾布的母亲路易莎·圣蒂雅嘉出生于小镇巴兰卡斯，位处内华达山脉以东，遥远的瓜希拉和山区省份帕迪亚之间。[2]路易莎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属于溃败陆军的一员，在哥伦比亚内战“千日战争”（1899—1902）中被保守党击溃的自由党。

1864年2月7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西亚出生于哥伦比亚北大西洋岸的里奥阿查，此处阳光普照、海洋气味浓厚、满布灰尘，是这片未开化地区小小的首府，也是令人敬畏的瓜希拉印第安人的家乡，从殖民时期到现今都是走私毒品的避难所。关于马尔克斯早期的生活所知甚少，仅知他只有小学教育程度，却能充分发挥所学；曾经有一阵子被送往西部和表妹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一起住在埃尔卡门德尔·玻利瓦尔市，位于雄伟的殖民城市卡塔赫纳的南部。这对表兄妹在此处由外婆何瑟法·法兰希丝卡·维达抚养长大。后来，尼古拉斯花了几年时间游历了整个海岸区之后，法兰希丝卡加入他的家族，住在他家，终身未嫁。尼古拉斯在卡玛罗内斯住过一段时间，位于距离里奥阿查约十五英里的瓜希拉沿岸。传说当时早熟的他参与过一场或一场以上19世纪时哥伦比亚经常发生的内战，他在十七岁时回到里奥阿查，在父亲尼古拉斯·卡门·马尔克斯·埃尔南德兹的监督下成为银匠，这是传统的家族事业。尼古拉斯虽然完成了小学教育，但他的工艺家族无法负担他继续接受教育。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强的“生产力”，回到瓜希拉的两年内，这位恣意而为的少年旅人就已成为两名私生子的父亲——在哥伦比亚称为“自然的孩子”——何塞·马利亚出生于1882年，卡洛斯·阿贝尔托出生于1884年。[3]他们的母亲是里奥阿查性格古怪的未婚妇女阿塔葛拉西亚·韦德伯朗奎兹，来自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保守党家族，比尼古拉斯年长许多，我们并不清楚尼古拉斯为何没有娶她。两个儿子都跟母亲的姓，都养育成坚定的天主教徒和保守派，但尼古拉斯却是热情的自由派。直到最近为止，哥伦比亚的传统向来是孩子接受父母的政治立场，但这两个孩子并不是由尼古拉斯所抚养长大，而是由母亲那边的家庭。因此在“千日战争”里，两个儿子都对抗自由派，也就是他们的父亲。

就在卡洛斯·阿贝尔托出生后一年，二十一岁的尼古拉斯娶了一位年纪相当的妻子，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她出生于1863年7月5日，同样来自里奥阿查。虽然特兰基利娜也是私生女，她的姓氏却来自当地两个主要的保守党家族。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都明显可见是欧洲白种人家族的后裔，尼古拉斯这个无可救药的猎艳高手则流连于不同种族、肤色的女性之间，不过不论在家还是出外，基本上还是维持这种由浅到深的肤色阶级。许多事最好先作保留。

因此，我们开始摸索着回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知名小说《百年孤独》的读者所熟悉的晦暗的家谱迷宫。在书里，他故意不提供提示以助读者厘清家族关系；通常只用名字（而非姓氏），而且重复好几代到夸张的程度。对读者而言，这也成为本书不言而喻的挑战，但无疑也复制了作者所经历的迷惑和焦虑及孩童时期试着解开的纠结不清的家族传说，及其历史架构。

以尼古拉斯为例，他出生时是私生子，不是由父母养育，而是由外婆抚养长大。当然，在一个以旁系家族巩固安全的边塞社会里，这是很寻常的事。如我们所见，他在二十岁前就已经有了两个私生子，这一点儿也很平常。在那之后，他马上娶了特兰基利娜，她和阿塔葛拉西亚一样来自比他高的社会阶层，虽然为了门户相当，但她也是私生女，而且还是他的表姐，这一点儿在哥伦比亚也稀松平常。即使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有所改变，拉丁美洲仍然维持这样的习俗，但如同私生子一般仍然带有污名。这对夫妻的祖母是同一人，胡安妮塔·埃尔南德兹，她在19世纪20年代从西班牙来到哥伦比亚。尼古拉斯来自她原先的家庭，特兰基利娜则是她和外遇的后代，发生在她守寡之后，和一个比她小十岁、在里奥阿查出生的欧洲移民后裔。结果只过了两代，胡安妮塔的两个孙辈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西亚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这对表姐弟也在里奥阿查结婚。虽然他们的姓氏并不相同，不过，他的父亲和她的母亲都是胆大敢为的胡安妮塔的小孩儿，互为同母异父的兄妹，却是事实。你永远不确定自己结婚的对象究竟是谁，这样的罪恶也许会带来诅咒，或是更糟糕的，如同《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所害怕的，生出一个带着猪尾巴的小孩儿，至此绝子绝孙。

不用说，除了身为私生子，更不可避免地笼罩着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的乱伦的阴影，也为两人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更黑暗的一面。后来，尼古拉斯在婚后又生了更多，也许十来个私生子。然而，他却生活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社会，这个社会有着所有的传统社会阶层以及势利眼，最底层的是黑人或印第安人（当然，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可敬的家庭愿意和他们扯上关系，虽然在哥伦比亚几乎所有的家庭，包括最上层社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关系）。这样混乱的族群混合和阶层使得私生子成为轻而易举之事，然而，通往上层社会却只有一条又直又窄的路。许多年后，小婴儿加西亚·马尔克斯成长的社会也是同样的令人感到困惑和虚伪。

就在他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结婚不久之后，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离开怀孕中的她——以家族家长的观点，这总是离开女人最好的方式——在当时仍属哥伦比亚一部分的巴拿马待了几个月，和舅舅何塞·马利亚·梅西亚·维达尔一起工作。在那里，他和似乎是一生至爱的女子，美丽的伊莎贝尔·卢伊兹生了一个私生女玛丽亚·葛列高利亚·卢伊兹。然后，他的第一个婚生子胡安·迪奥斯出生之后，他才在1886年回到瓜希拉。[4]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还有两名婚生子女：玛格丽妲出生于1889年，路易莎·圣蒂雅嘉在1905年7月出生于巴兰卡斯，虽然因为觉得自己有难言之隐，她一直到死前不久都坚持自己也是在里奥阿查出生的，本文稍后提及。她也嫁了一个非婚生的丈夫，最后生了一个婚生子加夫列尔·何塞·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论不伦关系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受到如何幽默调侃的待遇，非婚生关系在书中如此多的着墨，其来有自。

尼古拉斯的非婚生子女并没有在内战中惨死，如同上校最喜欢的外孙后来在小说中幻想的（总共有十七个私生子）[5]。比如说，莎拉·诺利耶卡是尼古拉斯和班恰·诺利耶卡的“自然”女儿，以“那个班恰·诺利耶卡”为人所知，后来和葛列高里欧·班尼拉结婚，住在丰达西翁，就在阿拉卡塔卡的下一个火车站。1993年，我在巴兰卡斯见到她的孙女艾莉妲·诺利耶卡，镇上只有她还拥有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所设计的小金鱼。安娜·里欧斯是阿森妮雅·卡利尤的女儿，在1917年和尼古拉斯的侄子以及关系密切的工作伙伴欧亨尼欧·里欧斯结婚（他和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有亲戚关系，也和尼古拉斯住在一起），安娜·里欧斯说莎拉和路易莎长得很像，“皮肤如花瓣一样迷人”，[6]她大约在1988年左右去世。艾斯特班·卡利尤和艾尔维拉·卡利尤是莎拉·曼努耶拉·卡利尤的非婚生双胞胎。根据安娜·里欧斯所言，艾尔维拉是贾布的“巴姨妈”，和尼古拉斯一起住在阿拉卡塔卡，临终前住在卡塔赫纳，在那里，与她差很多岁的同父异母姐妹路易莎·圣蒂雅嘉“收留她，并料理她的后事”。根据另一项资料，尼古拉斯·戈麦斯是亚蜜利亚·戈麦斯和乌巴诺·索拉诺的儿子，和莎拉·诺利耶卡一样住在丰达西翁。

结果，尼古拉斯最大的儿子，非婚生的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是所有孩子里最成功的一个：战斗英雄、政治人物、历史学家。他年纪轻轻就娶了曼努耶拉·莫雷乌，生了一子五女。其中一个女儿玛歌的儿子是何塞·路易斯·迪亚斯 - 葛拉那多斯，也是作家。[7]

早在他成为上校之前，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就从不毛的海岸首府里奥阿查搬到巴兰卡斯，也怀抱着成为地主的野心，看上巴兰卡斯附近的丘陵地既便宜又肥沃。（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些事的陈述不是很可靠，说尼古拉斯的父亲留了一些那里的土地给他。）很快的，在山坡上一块所谓牧场的地方，他从朋友手上买了一片农场，以当地的果树命名为“乡下佬”。马尔克斯开始种植甘蔗，用家用蒸馏器酿出粗酿的朗姆酒，称为“奇连奇”（私自蒸馏的烈酒）。如同其他地主一般，他应该有非法贩卖这些烈酒。后来，他在兰切利亚河畔买了另一座较接近镇上的农场，由于不论从哪一边走过去都必须越过河水，他称之为“海峡”。他在那里种植烟草、玉米、甘蔗、大豆、丝兰、咖啡和香蕉。这座农场如今依然存在，只是有一半已经废弃，建筑物倒塌，有些不见了，不过，一株芒果树仍然如同挥霍一空的家族标旗般地耸立着，整个热带景观充满了忧郁和怀旧的气息。也许，这个回忆起的影像只是游客的想象，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尔克斯上校离开巴兰卡斯的时候并不太光荣，这片阴云至今仍笼罩着整个社区。然而，早在这发生之前，战争阴霾早已笼罩着呆坐着的上校。

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更不为人知的，是他父亲早年的生活。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于1901年12月1日出生于玻利瓦尔的辛瑟，此地比大沼泽还要偏僻，甚至比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内战中活跃建立名声的马格达莱纳河还要偏远。加西亚的曾祖父显然叫佩德罗·加西亚·高登，据说在19世纪初出生于马德里。加西亚·高登如何或为何来到新格拉纳达总督区，不得而知，也不知道他和谁结婚。然而，1834年，他在玻利瓦尔的开米托（现属苏克雷省）有一个儿子，叫阿米纳达·加西亚。根据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指出，阿米纳达和三个不同的女子“结婚”，生下三个小孩儿，接着又成为“鳏夫”。他认识了比他小二十一岁的玛丽亚·安赫列斯·帕特尼那·布斯塔曼特，玛丽亚1855年出生于辛瑟列霍，他们也生下三个小孩儿，埃利塞尔、海梅和阿尔赫米拉。他们虽然没有结婚，阿米纳达仍接纳承认他的孩子，让他们跟他的姓。小女孩儿阿尔赫米拉·加西亚·帕特尼那于1887年9月出生于开米托，也就是她父亲的出生地。她十四岁就成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的母亲，因此是我们的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祖母。[8]

阿尔赫米拉[9]的一生多半在牧牛镇辛瑟度过。她是西班牙文化里所称“众人的女人”：高挑、如雕像般优美、皮肤白皙。她一生未婚，但和几名男性有过几段感情，和其中三人生下了七名非婚生子，特别是其中一名贝哈拉诺（她的孩子都跟她姓加西亚）。但她的第一个情人是加夫列尔·马丁内斯·贾里多，当时已经是名教师，也是保守派地主的继承人，但古怪到精神错乱的程度，几乎花光自己继承的财产。[10]他在阿尔赫米拉十三岁的时候就诱惑她，不幸的是，当时加夫列尔·马丁内斯·贾里多已娶了同在辛瑟出生的罗莎·梅萨，他们育有五个婚生子女，没有一个叫加夫列尔。

因此，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一生都用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的名字，而非以加夫列尔·埃利希奥·马丁内斯·加西亚的名字闯荡。[11]任何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几乎都可以马上想到他是非婚生子。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摆脱了这些不利的处境。当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战争中得到军衔，成为“上校”之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这位自学的自然疗法医师也开始把“医生”加在自己的姓名前：马尔克斯上校和加西亚医师。

[1] 尽管此部分略具文学形式，实际上是根据我在1991年于卡塔赫纳、1993年在巴兰基亚与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的访谈，加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妹妹玛格丽妲（以下简称玛歌）两人的回忆。

[2] 序曲及接下来的三章内容来自1991年至2008年间，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家庭成员以及多位分支家庭的成员所进行的访谈，加上多次在哥伦比亚沿岸的旅行，包括从苏克雷至里奥阿查及更远之处，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也参与了其中几次。其中最具权威的消息来源是名为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摩门教徒，她以研究自己家族历史为己任（家谱完全归功于莉西亚）；20世纪20—30年代，玛歌·韦德伯朗奎兹·迪亚斯 - 格拉纳多斯于其外公马尔克斯上校的住处居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卡多·马尔克斯·伊瓜兰在1993年至2008年期间提供我关于在瓜希拉家族分支的珍贵信息；而Rafael Osorio Martínez在2007年提供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的家庭在辛瑟的背景相关细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本身对家族历史的细节并没有概念，但他非常熟稔家族的基本结构以及家谱变动的状况，这些事件包括哪个亲戚的生老病死或受赐福或被诅咒、或多彩多姿或戏剧化的独特故事，构成了他小说的本体。一般而言，一部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也非常仰赖断断续续在哥伦比亚新闻中出现的片段信息。在此之前仅有的相关传记是Oscar Collazos的García Márquez ：la soledad y la gloria（巴塞罗那，布拉扎·贾内斯出版，1983），有帮助但过于简短；以及最重要的达索·萨尔迪瓦尔所著《回归本源》（García Márquez ：el viaje a la semilla. La biografia，马德里，丰泉出版，1997），写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到1967年为止的生命历程，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两边家族的家谱背景，以及他童年及学生时代的相关信息。历史上第一个出现的相关传记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巴塞罗那，巴拉尔出版，1971），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尽管真实度不足，却是一盏明灯，因为巴尔加斯·略萨大部分的信息是直接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另一本同样重要的书是由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埃利希奥·加西亚所著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historia de "Cien años de soledad"（波哥大，标准出版，2001）。他曾在2002年写了一部出色但不甚精确的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生活》（Living to Tell the Tale，伦敦，Jonathan Cape，1993）（其书题词“生命不是一个人经历的生活，而是一个人所记得的，以及他为了叙述而回忆的方式”，大家一定要有所警惕），在此之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为人重视的自传式反思是收录于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所著《番石榴飘香》（The Fragrance of Guava，伦敦，Faber，1988）；但整体而言，《观察家报》（波哥大）及《国家报》（马德里）于1980年至1984年间所刊登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每周专栏相对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与指引，但是这部分没有英文版。Juan Luis Cebrían所著Retrato de GGM（巴塞罗那，Círculo de Lectures，1989），是一部具有出色图示的传记体散文。门多萨《番石榴飘香》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关传记中仅有的两部重要英文著作，然而，Stephen Minta所著Gabriel García Márquez：Writer of Colombia（伦敦，Jonathan Cape，1967）以及Gene Bell-Villada所著García Márquez：The Man and His Work（教堂丘，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1990）也有帮助。相关文学批评分析（尤其参见Bell、Wood）可见参考文献。

[3] 关于“自然的孩子”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Telepatía sin hilos，《观察家报》（波哥大），1980年11月23日。《百年孤独）中可见如何使加西亚·马丁内斯及马尔克斯·伊瓜兰在正式与非正式婚姻间摆荡的家族历史。

[4] Guillermo Henríquez Torres所著El misterio de los Buendía ：el verdadero trasfondo histórico de "Cien años de soledad "（波哥大，Nueva América，2003，再版修订2006）。Henríquez是地道的谢纳加人，他相信《百年孤独》中的布恩迪亚家族是以他的家族为背景；Henríquez家族有一部分是自阿姆斯特丹移民至加勒比海的犹太人后裔。虽然很少读者会全盘接受Henríquez的论点，但他的书为《百年孤独》 的一种解读法提供了珍贵的背景与氛围。

[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66-67有这个事件的修正版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所有私生子女都没有继承他的姓，他们都从母姓。

[6] 访谈，1993年于巴兰卡斯。

[7] 1991年我第一次在波哥大遇见何塞·路易斯·迪亚斯 - 葛拉那多斯时，他向我解释他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关系如下：“马尔克斯上校十八岁时已经与阿塔葛拉西亚·韦德伯朗奎兹育有一子，叫何塞·马利亚，从母姓韦德伯朗奎兹。他是我的外公。之后马尔克斯上校与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结婚，也就是我父亲的姑姑，他们有了另外三个孩子，其中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伊瓜兰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换句话说，我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双表兄弟。”这故事是我所见复杂关系的典型，不只发生在公认富有异国情调的瓜希拉，而且是我20世纪90年代在哥伦比亚各地游历时所见的普遍现象。事实上，何塞·路易斯·迪亚斯 - 葛拉那多斯在1972年还与表亲结了婚。

[8] 访谈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1991年于波哥大。

[9] 有理由相信阿尔赫米拉是《百年孤独》主角特内拉的原型之一。

[10] 关于本应称为加夫列尔·贾里多·马丁内斯的加夫列尔·马丁内斯·贾里多，我的资料来自他的孙子Rafael Osorio Martínez。他的陈述让我了解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本来很有可能叫作加夫列尔·贾里多·马尔克斯（或更确切地说是加夫列尔·贾里多·科特斯）；而这更让我进一步了解，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认同他来自瓜希拉的自由派外公外婆，而非来自辛瑟（当时属于玻利瓦尔省）的保守派地主祖父母，是多么意义深远的做法。

[11] 小加夫列尔于1958年结婚需要出生证明时，家族说服阿拉卡塔卡的神父更改其祖父母的名字，因此他们文件上的名字是加夫列尔·加西亚及阿赫米菈·马丁内斯。

第一部 家乡：哥伦比亚

第一章

上校和他注定失败的事业

1899—1927

欧洲人发现拉丁美洲已经五百年，然而对于此处的居民而言，拉丁美洲似乎令他们非常的失望，仿佛它的命运已经被哥伦布这位“伟大的船长”所决定，他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新大陆，误名为“印度”，在16世纪初苦涩而幻灭地死去。又甚或拉丁美洲的命运是由“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决定，他在19世纪初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却因为新近解放地区不团结，苦涩地认为“起而革命的人乘风破浪”，最后绝望地死去。更接近近代的是切·格瓦拉，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革命象征，于1967年在玻利维亚牺牲，这一切只是更加肯定了一个想法：拉丁美洲仍是未知的大陆，仍然是属于未来的土地，是浮夸梦想和悲惨失败的家园。[1]

早在格瓦拉的名字闻名世界之前，在一个哥伦比亚的小镇上，一个小男孩儿就听着他的外公讲述持续了一千日的战争。20世纪初，以波士顿为总部的联合水果公司选择在此种植香蕉时，历史也曾有过短暂的闪光。故事结束时，这个小男孩儿也经历了战败者苦涩的孤独、过去年代的光荣传说，以及如鬼魅般英雄和恶棍的故事。这些故事让小男孩儿知道，正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正义并不总是代表胜利，故事中占据许多男女心思的理想也许会失败，甚至从地球上消失。除非他们忍受存活下来的回忆，并活下来诉说这些故事。

自西班牙独立七十年后的19世纪末，共和体制的哥伦比亚只有不到五百万的人口，但掌控它的是也许仅有三千人的大农场地主精英，大部分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也有许多律师、作家或文法学家，这也就是首都波哥大为何被称为“南美洲的雅典”之故。19世纪有超过二十起全国性和地方性战争使哥伦比亚遭受重创，其中，“千日战争”是最后一场，也是最惨烈的一战，由自由党对抗保守党，中央派对抗联邦派，布尔乔亚对抗地主，首都对抗地区。在大多数的其他国家，19世纪由自由党或其相似政党赢得历史地位，然而在哥伦比亚，保守党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保持优势，自由党于1930年到1946年之间短暂地居于主导地位，但保守党于1946年再度执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仍势力庞大。在20世纪末期，哥伦比亚的大选仍由传统的自由党和传统的保守党竞争，没有其他党派占有一席之地。[2]此现象的确无出其右，但终于在过去十年间改变。

虽然名为“千日战争”，这场冲突其实在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保守党政府占尽资源优势，自由党只能仰赖他们虽然能启发人心，但却无能的领袖拉法耶·乌里韦·乌利贝的古怪行径。然而，这场战争仍然拖了将近三年，战况越来越惨烈，越来越苦涩，越来越徒劳。从1900年10月，两方阵营都不再押解战俘；双方宣布“死亡之战”，哥伦比亚至今仍然与这灰暗的含义共存。此战役于1920年11月结束时，整个国家已经民不聊生，百业萧条，即将永远失去巴拿马省，也许有十万名哥伦比亚人遭到屠杀，双方冲突导致结下的仇恨与报复延续了数十年。这使得哥伦比亚成为一个奇特的国家，两个主要政党曾经互为死对头将近两个世纪之久，却在此策略性地结合，确保人民永远无法抒发真正的民意。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变或是独裁政权比哥伦比亚少，然而，哥伦比亚人为这看似安定的政权所付出的代价，却高得惊人。

“千日战争”的触角深入全国各地，但重心逐渐往北转向大西洋沿岸地区。一方面，身为政府首都的波哥大全然没有受到自由党反动分子的威胁；另一方面，自由党的领袖经常接受命令到邻近富有同情心的国家或美国避难，并为下一轮的冲突筹募基金购买武器时，他们的阵线不可避免地往海岸线败退。此时，北方三分之一的地区称为海岸区，居民则称为“岸边人”，此处包括两个主要地区：西边的玻利瓦尔，首府为卡塔赫纳港，以及东边的马格达莱纳，首府为圣玛尔塔港，隐身于伟大的内华达山脉之下。内华达山脉两侧的大城包括东边的圣玛尔塔以及西边的里奥阿查，其间所有的城镇，山脉四周的运输道路遍及的谢纳加、阿拉卡塔卡、乌帕尔山谷、新庄、圣胡安、丰瑟卡以及巴兰卡斯等，这些城镇在战争中换手多次，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最大的两个儿子（私生的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和卡洛斯·阿贝尔托·韦德伯朗奎兹）提供剥削的机会。

1890年初的某一段时间，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带着两个孩子，胡安·迪奥斯和玛格丽妲搬到哥伦比亚瓜希拉地区的小镇巴兰卡斯。他们在妥土莫街租了一栋房子，距离广场只有几步路，如今这栋房子仍然存在。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开了一家珠宝店，出售自己打造的作品——项链、戒指、手镯、链子，以及他所专长的小金鱼。这看来安定而又营利的生意使他成为社区里受人尊敬的对象，他有一名年轻学徒欧亨尼欧·里欧斯，后来成为他的合伙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待他几乎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把他从玻利瓦尔的卡门带到里奥阿查之后，曾经一起共事。里欧斯是尼古拉斯的表妹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同母异父的哥哥，尼古拉斯和表妹一起在卡门长大，后来带着她一起去阿拉卡塔卡。“千日战争”开始时，三十五岁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已经在自由党历经多年苦涩的挣扎，年纪已不适合冒险。况且，他已经在巴兰卡斯为自己建立了舒适、富有而满意的生活，很乐意累积财富。不过，他还是加入了乌里韦·乌利贝的军队，在瓜希拉、帕迪拉和马格达莱纳省打仗，有证据显示他参与得比别人更久、更认真。身为司令官，他从一开始就参与战役，也参与自由党军队占领家乡里奥阿查，在1920年10月冲突结束时，他都参与其中。

1902年8月底，如今乌里韦·乌利贝经常不定时地公开露面，刚刚得到增援的自由党军队接受他的指挥，从里奥阿查向西朝山脉前进，于9月5日抵达已知为自由党要塞的小村阿拉卡塔卡。在此处，乌里韦·乌利贝会同克罗多米罗·卡斯堤欧、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以及其他军官会谈了两天，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名列其中。在阿拉卡塔卡，他们做出了再度奋战这一命运性的决定，结果导致谢纳加一役灾难性的挫败。

乌里韦于1902年10月14日清晨朝谢纳加推进，政府军的战舰一从海上开炮，自由党便处于劣势。乌里韦·乌利贝在他的骡子上被射伤，好几颗子弹打中他的外套，却奇迹般没有打进身体（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此事也许会愤怒地说：“这些野蛮人以为我有几套制服可以换！”（野蛮人是自由党给保守党的封号）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年少的儿子卡洛斯·阿贝尔托英雄式战死，而担任保守党军队卡拉祖阿师第四号主帅的哥哥何塞·马利亚则幸免于难。

两天后，受到卡洛斯·阿贝尔托之死的冲击，何塞·马利亚骑着骡子离开谢纳加，朝着被击溃的自由党营地而去。他的父亲身处自由党阵营，正在疗养伤口。何塞·马利亚带来保守党的和平协议，他骑的骡子接近溃败的自由党时，被一群先遣部队拦截，他被蒙住眼睛、骑着骡子将保守党的和平条件递交给乌里韦·乌利贝。在这样历史性的一刻，十九岁的非婚生子与其反叛军的父亲之间笼罩着年轻儿子的死亡阴影，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流，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乌里韦·乌利贝和他的高阶军官讨论保守党的提议之后，决定接受。年轻的信差骑着骡子回到谢纳加，很晚才抵达火车站，兴奋的群众在此处兴高采烈地迎接他和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十天后，1902年10月24日，带着旗下的高阶军官，保守党领袖和乌里韦·乌利贝在离谢纳加不远处名为“尼兰地”的香蕉园会面，签署和平协议。难以掩盖的是苦涩的真相：自由党遭到空前的溃败。

1902年年末，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回到巴兰卡斯和妻子特兰基利娜的身边，恢复旧日生活。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路易莎·圣蒂雅嘉于1905年出生，生活似乎恢复正常。[3]然而1908年时，尼古拉斯参与一项暴力事件，此事永远地改变了他家族的命运，他亦被迫离开巴兰卡斯。八十五年后，我于1993年经过巴兰卡斯时，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故事。不幸的是，每个人的版本都不同。不过，没有人否认以下的事实：事件发生于1908年10月19日星期一，一个雨天的下午，大约五点钟，这一天是长达一周的毕拉圣母节的最后一天，游行队伍举着她的照片向几条街外的教堂而去。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是当地的政治人物、地主、银匠，也是顾家男人，当时四十多岁的他，开枪杀死了一位叫梅达多的年轻人，他是朋友兼军队同行法兰西斯科·罗梅若将军的外甥。另一件没有人会否认的事是，尼古拉斯很“受女性欢迎”，或者更直率地说，他是个风流坯子。对于某些读者而言，这样的特质也许和他在邻居中受尊敬有所冲突，然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至少有两种声誉是男人沾沾自喜的：其一是他的“好名声”，传统上受人尊敬，总是混杂着恐惧，知道如何以此对付别人；其二是“唐璜”或“男子汉”，其他人很乐意为他传播这样的名声，通常也在本人的默许之下。而秘诀在于确保这两种名声相辅相成。

我听到的第一个版本和接下来的版本同样有说服力。费雷蒙·艾斯特拉达正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出生，如今已经全盲，但由他说来，这个久远的故事却残留着其他人所无法传达的生动。费雷蒙说，当时已经有数名非婚生子女的尼古拉斯诱惑老朋友罗梅若将军的妹妹梅达达·罗梅若，并在广场上喝酒时夸耀。有很多流言蜚语流传着，大部分是针对梅达达，有些和特兰基利娜有关。梅达达对她的儿子说，“我的儿子，你一定要用血把这个中伤人的嘴巴洗干净，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你不去解决，我会帮你穿裤子，你可以帮我穿裙子！”梅达多是个优秀的射击手，在战争中和尼古拉斯并肩作战，如今住在附近的马铃薯田里。他不断地公开挑战、侮辱他的前任指挥官，而他的指挥官也很认真地面对这个警告，等待着年轻人的出现。庆典的那一天，梅达多穿着白色斜纹呢雨衣骑马进城，走一条（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小巷抄近路。下马时，他一手拿着一株草，另一手拿着朝圣者点燃的蜡烛。尼古拉斯说：“梅达多，你有带武器了吗？”梅达多说：“没有。”“那么，记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尼古拉斯开了枪，有人说是两枪。住在巷子里的一个老太太出来说：“所以，你终于把他杀了。”“正义的子弹战胜了力量。”尼古拉斯说。

“接着，”盲眼的费雷蒙说，“老尼古拉斯·马尔克斯骑马到街尾，跳过水坑，一手拿着他的枪，一手拿着雨伞，找朋友罗伦索·索拉诺·高梅兹陪他去自首。他被关进监狱，但后来他聪明的律师儿子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设法让他出狱；由于梅达多是非婚生子，不确定他是姓帕伽科还是罗梅若，因此，韦德伯朗奎兹认为被害人的身份并不清楚。你知道，这是技术问题，韦德伯朗奎兹就是这么让他免于受罚的。”

不过，最清楚地莫过于尼古拉斯的合伙人欧亨尼欧的女儿安娜·里欧斯，她当然比其他人有更好的理由知道，她告诉我，特兰基利娜和整件惨剧有着密切的关联。[4]她回忆特兰基利娜非常的嫉妒，而她当然也有很好的理由去嫉妒，因为尼古拉斯总是背着她偷腥。梅达达是寡妇，小镇居民对寡妇总是有很多流言蜚语，大家都谣传她经常扮演尼古拉斯的情妇，特兰基利娜因此开始沉迷于这样的可能性。也许因为梅达达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因而比他其他的战利品更加危险。据说，特兰基利娜曾经问过女巫的意见，从河边带回河水清洗门槛，在房子四周洒柠檬水。然后，据说有一天她上街大叫： “梅达达家失火了！失火了！失火了！”她付钱给等在圣何塞教堂钟塔的小男孩儿敲钟报警，很快，尼古拉斯就被撞见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偷跑出梅达达的房子（他的将军朋友应该是出门了）。

提供笔录给有关当局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被问到自己是否承认杀了梅达多·罗梅若·帕伽科，他说：“是的，如果他活过来，我会再杀一次。”保守党市长决定保护尼古拉斯，派部下去领取梅达多的尸体。他被放在雨中，面朝下双手反绑之后才放在车上运走。大多数的人都接受这场冲突是由梅达多起头，发生这种事是他“自找的”。即使如此，仅有的事实似乎显示是尼古拉斯选择了最后一场表演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能解释他行为的合理性，或是该受到多少谴责，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件事毫无英雄气概；尼古拉斯并不是什么呆坐的农夫，而是有经验的退伍军人，他偷袭杀死的是自己的军队下属，也比他年轻。

巴兰卡斯有许多人将此看成是宿命，这种事的西班牙文是“不幸”，比较接近厄运而非羞辱。据说，梅达多的许多家人都同情上校的不幸，不过，还是有谈论到私刑处死和暴动的恐惧，因此，尼古拉斯一被释放出来就有武装警卫把他送回家乡里奥阿查。不过，连那里都不安全，因此又送到圣玛尔塔的监狱[5]，位于内华达山脉的另一边。看来似乎是特兰基利娜颇具影响力的亲戚设法让刑期减为在圣玛尔塔服刑一年，第二年以“城市作为监狱”。特兰基利娜、孩子们和其他家人在几个月后随他而去，有些人说他用自己工艺品卖的钱换得释放，他在监狱将他做的珠宝、小金鱼、蝴蝶和圣餐杯出售，以贿赂出狱。尚没有人发现和这案子有关的文件。

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从来没有面对这个事件完整的意义，只流传经过“消毒”的版本。根据这个版本，在某个阶段谣传梅达达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她又在“给本地男子些好处”。在广场喝酒的时候，尼古拉斯的一个朋友评论这个流言，尼古拉斯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而梅达达听到这故事的方式则显示尼古拉斯才是散播流言的源头，因而要求她的儿子捍卫她的名声。后来，路易莎常常回忆到，暗示没有提到的这一段时，特兰基利娜说： “都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这个版本中，枪战由“双方”参与，死的那个死有余辜，杀人犯成了这场谋杀“真正的受害人”。[6]

1967年，《百年孤独》成功之后（相比于其他家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书中对这场谋杀的版本美化程度较少），略萨问作者书中的主角是他童年的哪些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是我外公。不过，请注意他是我在书里后来找到的绅士。他很年轻的时候不得已杀过人，住在小镇上，似乎有人一直找他麻烦，挑衅他，他没有多加注意，直到处境变得很困难，他只好给对方一颗子弹。小镇居民似乎对他的作为抱以相同的意见，因此死者的一个兄弟那天晚上睡在门口，在我外公的房门外，以防死者的家人来报复。我外公因为无法忍受小镇上对他所存在的威胁，动身起程离开了此处，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去别的地方，他和家人去了很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城镇。是的，他离开建立新的城镇，但我对外公记忆最深的是，他总是对我说‘你知道死人的重量吗？’”[7]在那之后的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我说：“我不知道外公为什么惹上那些事，又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但那是战后很艰难的时期，我仍然相信他是不得不这么做。”[8]

也许只是巧合，然而，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10月总是最抑郁的月份，邪恶预兆的月份。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羞愧地离开巴兰卡斯，随后的行踪围绕着一股神秘气息。[9]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路易莎所说的版本则因对象而有所不同[10]，她告诉我，尼古拉斯被转到圣玛尔塔监狱的几个月后，她和特兰基利娜从里奥阿查坐船到圣玛尔塔（路易莎只有四岁），他在一年后被释放，这家人搬到附近的谢纳加住了一年，于1910年抵达阿拉卡塔卡，这成了官方版本。

然而，谢纳加的居民坚持尼古拉斯一家人从1910年到1913年在那里住了三年，到1913年才搬到阿拉卡塔卡。[11]也许，尼古拉斯以谢纳加为基地，在邻近的地区寻找新的机会，若果真如此，他也许在阿拉卡塔卡这个主要为自由党的城镇开始发展政治和商业的兴趣，然后才把家人迁到那里。另一个可能性是，无论他为了什么理由留在谢纳加，无论是一年或三年，事实是，住在谢纳加的是伊莎贝尔·卢伊兹。尼古拉斯于1885年在巴拿马认识她，大约是他和特兰基利娜结婚之时，她则在1886年生下他的女儿玛丽亚·葛列高利亚·卢伊兹。

有别于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圣玛尔塔，谢纳加现代化、商业化、喧闹、无拘无束，也是此地区的交通枢纽。这里位处加勒比海沿岸，是和大沼泽及大沼泽区的连接点。轮船穿越大沼泽区连接陆上交通，通往马格达莱纳河和波哥大，以及快速成长的商业城市巴兰基亚；并且在1887年后连接这地区的第一条铁路，从圣玛尔塔到谢纳加。这条铁路在1906年到1908年之间延长，延伸至香蕉区的山脊到阿拉卡塔卡和丰达西翁。

香蕉区位于圣玛尔塔以南，往西位处谢纳加大沼泽和马格达莱纳河之间，北邻加勒比海及大西洋，东边是大沼泽和内华达山脉，最高峰为哥伦布和玻利瓦尔。位于山脉西部的宽广平原和大沼泽之间的就是称为阿拉卡塔卡[12]的小聚居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地。较高处是内华达山脉，爱好和平的克寂族在此隐居。不过，首先建立阿拉卡塔卡的则是好战的齐米拉人，隶属阿拉瓦克族的一支。这个部落与其族长称为“卡塔卡”，意谓“清水”。因此，他们把河流重新命名为“卡塔卡”，他们的部落“阿拉卡塔卡”（在齐米拉人语中，“阿拉”为“河流”之意）即清水之处。[13]

1887年，来自圣玛尔塔的农人把香蕉栽种引入此地区，1905年，以波士顿为总部的联合水果公司进驻。工人从加勒比海各地移民到此，包括卡恰克人[14]（意谓内陆人，“岸边人”如此嘲弄地称呼来自内陆的同胞，尤其是波哥大），还有来自委内瑞拉、欧洲，甚至中东和远东，即所谓的“枯叶垃圾”，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的主角所贬抑的对象。几年之内，阿拉卡塔卡从一个小聚居地转型成繁荣的小镇，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之为“大西部繁荣之镇”。此处于1915年成为自治区，成为哥伦比亚国家政治体系运作完整的一部分。

有别于他孙子常常声称的，这个小镇真正的领袖并非马尔克斯上校，而是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15]杜兰拥有阿拉卡塔卡附近数座大型种植园，他带领自由党势力在地区性的战争奋战二十几年，近半个世纪来是阿拉卡塔卡自由党实质的领袖。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是他亲近的下属，在1910年到1913年之间，也许也成为他在阿拉卡塔卡最信任的政治同盟。当时，也是杜兰协助马尔克斯在这里安顿，在阿里瓜尼买地，在镇上置产，并取得地区税务员的职位，后来则是地区财政局局长。[16]这些职位，加上他在军方的声誉，无疑使得马尔克斯上校成为当地社区最受尊敬和最有力的成员之一，不过他总是必须仰赖杜兰的善意，接受来自保守党政府政治指派的人，并承受联合水果公司经理的压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路易莎告诉我，尼古拉斯在20世纪初被指派为阿拉卡塔卡的“区税务员[17]”，也许是1909年，但他没有马上带着家人前往，那是因为新兴发展中的热带城镇卫生环境不良，当时只是一个人口不到两千人的小村庄。不过，让我们想象一下他们抵达时的场景：1910年8月，一行人坐在香蕉公司漆成黄色的火车上，充满乐观、探索精神地来访——包括马尔克斯上校、特兰基利娜夫人、他们的三个婚生子女胡安·迪奥斯、玛格丽妲和路易莎，他的非婚生女艾尔维拉·卡利尤，他的姐姐韦内佛列妲·马尔克斯，他的表妹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以及在瓜希拉以一人一百比索的价格买下的三个印度仆从，阿利里欧、阿波利纳和梅梅。不幸的是，阿拉卡塔卡附近的区域仍然对健康有害，疾病丛生，这个刚抵达的家庭立即惨剧上身，二十一岁的玛格丽妲死于伤寒。她总是脸色苍白，浅色的头发扎成两把辫子，是上校最钟爱的女儿，对于她的死亡，他和他迷信的家人可能诠释为这是对他在巴兰卡斯所犯下的罪行的惩罚。如今，她永远无法进入父母对她期望的婚姻，因而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小路易莎身上。家族传说提到，就在她临死之前，玛格丽妲坐在床上看着她的父亲说：“你房子的眼睛不见了。”[18]她苍白的形象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特别是在她十岁时拍摄的一张照片。在上校开始在玻利瓦尔广场附近盖起大而舒服的房子里，永远不会纪念她的忌日，12月31日。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虽然并不富有，而且总是徒劳地等待着政府应允给内战退役老兵的抚恤金，不过他却成为当地社区显赫一时的人，小地方的大人物。他最后拥有一座大型木制房子、内铺水泥地板，比起大多数镇民所居住的简陋房舍，阿拉卡塔卡的居民公认这是十足的豪宅，只有他的孙子不这么认为。

1924年7月，一位新的报务员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从本家辛瑟来到镇上时，上校的女儿路易莎已经快满十九岁，她的父亲则已经六十岁。[19]当时，阿拉卡塔卡已经“繁荣”了好几年，路易莎被送到圣玛尔塔最受尊敬但沉闷的修道院“显灵学校”就学，不过在十七岁就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离开。“她没有回学校，因为我们的外公外婆说她看起来很瘦、很憔悴，他们担心她会像姐姐玛格丽妲一样死掉。”她的女儿莉西亚回忆道。[20]路易莎会缝纫、弹钢琴，她所接受的教育代表着他们从瓜希拉搬到香蕉区之时，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对于社会地位提升的渴望与慰藉。因此，他们细心呵护的女儿会爱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黝黑、微不足道的报务员，而且这个年轻人既没有父亲，也没有什么未来可言，这让上校感到非常的惊愕。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女儿的追求者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见面时，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不过讽刺的是，这个主题经常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中出现：一群非婚生子女。虽然尼古拉斯是婚生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非婚生子，他们二十几岁结婚的时候，却都已经拥有不止一名非婚生子女。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早年生活的细节鲜为人知，仅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非常贫困——的确，连他的小孩儿似乎都很少问到这些细节：重要的总是马尔克斯那一边，和瓜希拉的关联。[21]我们知道的是他有一些同母异父的兄妹，包括路易斯·安立奎、贝妮妲、胡利奥、恩娜·马奎西达、亚当·雷纳多和艾列瑟。我们也知道他在亲友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学教育——这在当时的世界各地都是值得注意的成就。我们也听到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设法在卡塔赫纳大学的医学院开始上了一些课，但很快就被迫放弃。他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说，他身为教师的父亲本来愿意资助他接受训练，但遇到财务问题，只好收回承诺。没有人资助他的学业，他离家到加勒比海沿岸的科多华和玻利瓦尔省工作，主要当小镇的报务员，也担任自然疗法的医生，游历了整个前哨地区的河川、沼泽和森林。他也许是马干奎的第一个报务员，接着在妥鲁、辛瑟列霍和其他城镇工作。由于报务员的工作需要依赖机器的现代科技和操作员的读写能力，因此在当时的下层阶级之间无疑比较受尊敬，但也是很辛苦、要求很高的工作。在苏克雷以南、高卡河上的一个小镇阿契，四个非婚生子女中最大的阿维拉多在此出生，当时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只有十九岁。1924年，在如今的苏克雷省，当时为科多华省边境的阿亚贝尔，大沼泽的边缘，他惹上了更多的麻烦。1924年8月，他第一位真正的情人卡梅利娜·艾墨西优为他生下另一个孩子卡门·罗莎之后，他在此要求她嫁给他。然而，就在一趟前往巴兰基亚安排事宜的旅程中，他显然被亲戚卡洛斯·安立奎·帕雷哈[22]给说服，打消了这个天真的决定，跑到阿拉卡塔卡这个种植园的小镇，在此找到报务员的工作。当时的他对于如何引诱女子已经很有经验，以诗词和情歌粉饰他在性事上征服的饥渴。或者，如同他有名的儿子后来所写的，他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加勒比海男子”，这也表示除了其他特质，他有着爱说话、外向、夸张、皮肤黝黑或非常黝黑的特色。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抵达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家时，带着卡塔赫纳一位神父的推荐信，这位神父早年认识马尔克斯上校。根据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的版本，由于这个原因，以好客闻名的上校温暖地接待他，邀请他吃饭，第二天带他到圣玛尔塔，他的妻子特兰基利娜和唯一的女儿路易莎在此地的海边避暑。在圣玛尔塔的车站，上校买了一只笼子里的云雀给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让他送给路易莎当作礼物。坦白说，此举听起来难以置信，却是上校的第一个错误，虽然再次有别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的说法——他对路易莎并没有一见钟情。“老实说，”他回忆道，“路易莎虽然非常美丽，但一开始我对她并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23]

路易莎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她总是坚持他们一开始不是在圣玛尔塔认识的，而是在阿拉卡塔卡参加一个当地小孩儿的葬礼后，她和其他年轻女性唱歌送别那小孩儿到更好的地方时，一个男声加入合唱，她们生气地看是谁时，却看见一名英俊的年轻男子，穿着深色夹克，四个扣子全扣起来。其他女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我要嫁给他。”但路易莎说对她而言，他看起来似乎只是“另一个陌生人”。[24]路易莎虽然没有经验，但也不是唾手可得之人，加上她性格谨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断然拒绝他的每一次追求。

报务办公室就在教堂对面，在阿拉卡塔卡主要广场后面，靠近墓园，离上校的家只有几条街。[25]这个新来的人有第二封推荐信，这次是来自教区神父。善良的神父是否注意到这个新来的人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有女性访客，我们并不知道，然而，据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报务办公室后面的房间不只有自己的吊床，还为他的情人提供安稳的床铺。他是个有天分的业余小提琴手，擅长表演《舞会之后》，这是一首来自美国黄金年代令人悲喜交加的华尔兹舞曲，劝诫年轻情人不要错过他们的机会。神父邀请他演奏小提琴，伴随着所谓“处女的女儿”合唱团，此举正如放狐狸进鸡窝一般。他的情史包括当地一位刚合格的小学教师罗莎·艾雷娜·费格森，谣传他们之间有婚约，且传得很厉害，以至于他在路易莎家的宴会上和上校的女儿开玩笑，说她会是主要的伴娘或教母。这无疑是个经过算计的笑话，如果她已经受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吸引，正好故意说来让路易莎嫉妒。彼此互称“教母”、“教子”，可以让两人在并不认真、虚构的正式关系伪装下，打情骂俏，愈增亲密。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女性很有一套，而且又很英俊。不过，他一点儿也不愤世嫉俗，而是毫无羞耻，比任何同样背景、资格、天分的人要自信得多。他来自玻利瓦尔的热带大草原，那里以外向和喧闹闻名，与来自前哨瓜希拉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特兰基利娜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不安、自省、完全怀疑打招呼的人。20世纪初，瓜希拉仍然被认为是印第安人的领地，上校公开的友善所掩饰的是根深蒂固的瓜希拉部落对于旧思维和地方的怀念和对外人的疑心。况且，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不合格的女婿及额外的负担，他心目中所谓成功的结合对象无疑是更高地位的家庭，至少能像自己一般受尊敬。

身为父亲的至爱，路易莎多少有点脆弱，有点被宠坏。说来也许有点夸大，但传说形容她是“阿拉卡塔卡的美女”[26]。事实上，她并不是典型的美女，但的确很吸引人，活泼而优雅，虽然也许有一些特立独行的行径，而且颇为不切实际。她被她所爱与尊敬的父母亲封闭在家里和所属的社会阶层，由于父亲放荡不羁的过去，对于她在性方面和社会的安全上更神经质地加强保护。[27]此外，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记载，这家人已经培养出长期、矛盾的“乱伦”传统，拒绝所有外来的追求者，因此把男人变成“偷偷摸摸的街头猎人”，因而经常迫使女性变成老处女。无论如何，比起眼前这位抵达阿拉卡塔卡八个月之后，目光坚定地放在她身上，后来娶她为妻的男人，路易莎的经验少得多。

他们开始在周日弥撒时交换热切的眼神，1925年3月，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寻找方式表达他的感情，要她委身下嫁。他会伫立在房子前的杏树下，午睡时间或是傍晚时，路易莎和她的姑姑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会坐在那里缝纫；偶尔，他们有机会在院子内的大栗树下聊一两句，法兰希丝卡姑姑总是斥责路易莎的追求者，同时以年长女伴的姿态在附近监视着，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不幸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姑一般。[28]最后，在那棵值得纪念的大树下，他演出浪漫民俗里最不殷勤的追求：“听啊，马尔克斯姑娘，我整晚醒着，想着我急需结婚，我心里的女人就是你，没有别人。告诉我你的灵魂是否对我有意，但别认为你一定要同意，因为我对你并非至死不渝。我给你二十四小时考虑。”[29]他被令人敬畏的法兰希丝卡姑婆打断。不过，二十四小时之内，路易莎派了其中一名印第安仆从送来一张纸条，建议私下会面。她说自己怀疑他是否认真，他似乎很会打情骂俏。他说他不会等候，天涯还有很多芳草。她要求他保证许诺，他发誓，如果她愿接受，他永远不会再爱别人。他们同意彼此会和对方结婚，没有别人，“只有死亡”可以阻止他们。

上校很快看到令人忧虑的征兆，他们彼此之间的迷恋，决定趁这场恋曲还没有萌芽之前赶快阻止，却不知道如今已经开花。他拒绝报务员上门，拒绝再和他说话。对于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而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让加西亚追求自己的女儿。有一次，上校主持一场无法排除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社交活动时，他是房间里唯一没有被邀请坐下的人。年轻人觉得自己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买了一把枪，但却无意离开这个小镇。当时路易莎虽然已经二十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二十四岁，但她的父母亲告诉她，她太年轻了。无疑，他们也指出他黝黑的肤色，是私生子，又是令人可憎的保守党政权公务员，而这政党又是上校在战时所对抗的，他也是“枯叶垃圾”的一员，我们镇上随风飘荡的垃圾人渣。然而，这场恋情仍秘密地持续，在弥撒后的教堂外、去戏院的路上、四下无人时在上校房子的窗边发酵着。

这些新的约会方式由法兰希丝卡姑婆告诉她的上校表哥，他则决定采取激烈的做法。由特兰基利娜和一名仆从陪同，他把路易莎送上前往瓜希拉的旅程，途中投宿朋友和亲戚家。即使今日，这都是一趟不舒服、辛苦的路程。由于尚无公路可用，那个年代必须行走狭窄的小径，爬上俯瞰内华达山脉较低坡的峭壁，路易莎以前从来没有骑过骡子。

上校的计划完全失败。如同他自己过去的行为一般，路易莎轻易地智取特兰基利娜。这位历经许多战役的老兵没有算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会想出自己的“游说策略”，更不该低估了报务员的资源。《霍乱时期的爱情》书中详述了这整个密码传情的故事，借由母亲和女儿所经过的每个镇里有同情心的报务员帮忙传送。安娜·里欧斯回忆电报传信的效率，路易莎在玛瑙瑞被邀请去跳舞时，她要求未来的丈夫许可参加，同一天就收到肯定的答复让她跳舞到早上七点钟。[30]由于其他报务员的团结，这对母女在1926年年初抵达圣玛尔塔的海边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已经在等着迎接他穿着“浪漫”粉红色洋装的爱人下船。

显然路易莎拒绝回到阿拉卡塔卡，她和哥哥胡安·迪奥斯及其妻子迪莉雅待在圣玛尔塔，住在波索街。就家庭的冲击而言，可以想象她为反抗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虽然有胡安·迪奥斯代表父亲紧盯着两个女人，迪莉雅本身经历过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部落般排外的恐怖，很高兴可以帮上小姑的忙。在此比较自由的条件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会在周末时探视路易莎，后来他被调到里奥阿查，距离已远得无法在周末探访。路易莎和圣玛尔塔的教区神父佩德罗·艾斯毕霍阁下谈过，他以前也待过阿拉卡塔卡，是马尔克斯上校的好朋友。神父在1926年5月14日写信给上校，说服他这两位年轻人非常相爱，婚姻可以避免他的隐讳所谓“更糟糕的不幸”[31]。上校终于心软，同时，他一定知道路易莎再过几个星期就满二十一岁。于是，1926年6月11日早上七点，这对年轻情侣在圣玛尔塔的大教堂成婚，这是“受祝福之心”之日，也是此城市的象征。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后来会说，他是因为一场梦境才拒绝邀请岳父岳母出席婚礼，不过，看来似乎应该是他们拒绝出席。在1969年到1970年左右，略萨大部分的消息直接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说上校自己坚持这对夫妻应该住得“离阿拉卡塔卡远远的”[32]。提到这一点儿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总是反驳说自己其实非常乐意照办。他们坐船到里奥阿查时，两人都晕船，他向新娘承认自己成为乡下猎艳高手的第一年时就已经诱惑了五名处女，有两名非婚生子女。他是否告诉她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记录，我们必须存疑，然而，新婚丈夫关于自己不良行为的告白，必定使她深深地不悦与震惊。不过，后来路易莎一辈子都记得的是，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里奥阿查租的房子里共度的几个月，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33]

即使不是在婚礼之前，路易莎也可能在婚礼后的第二个晚上就怀孕了。家族传说中，她的怀孕必定会化解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上校之间的冰冷关系。据说，“礼物”经由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之手送到。不过，一直到胡安·迪奥斯从圣玛尔塔抵达的那一天，转达了特兰基利娜很想见自己怀孕女儿的心声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才让她回到阿拉卡塔卡待产。[34]

离开近十八个月之后，在没有丈夫做伴的情况下，二十一岁的路易莎在一个二月的早晨回到阿拉卡塔卡。怀孕八个月的她从里奥阿查又经历一次大风大浪的旅程到达圣玛尔塔。几个星期之后，1927年3月6日星期天早上九点钟，在不寻常的暴雨之中，她产下了小男婴，加夫列尔·何塞·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莎告诉我，当情况“非常糟糕”之时，她的父亲提早离开去做弥撒，等他回来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据说婴儿的体重九磅五盎司（约8.5斤），出生时脐带绕在脖子上。后来，他把自己幽室恐惧症的倾向归因于这个早年的不幸。他的姑婆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提议用朗姆酒涂抹，用受洗水保佑他，以免发生更多意外。事实上，又经过将近三年半的时间，这名婴儿才和他的妹妹玛歌一起受洗，玛歌当时也和父母亲分开，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贾布对于受洗记得很清楚，是在1930年7月27日，在阿拉卡塔卡的圣何塞教堂，由法兰西斯科·安卡利达主持，教父教母是他父母婚礼的证人，他的舅舅胡安·迪奥斯和姑婆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

虽然上校心爱的女儿已然成为他另一个失败的事例，但马尔克斯上校执意将这个失败视为一小场战役，并决心赢得整个战争。他庆祝这个婴儿的出生，生活会继续，如今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她的第一个孩子，即他的长外孙“我的小拿破仑”身上。

[1] 见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所著GGM，la imaginación al poder en Macondo，Crisis（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重新收录于Alfonso Rentería Mantilla，ed.，GM habla de GM en 33 grandes reportajes，（波哥大，Rentería Editores 1979，pp.III-17），马尔克斯在书中提到他希望拉丁美洲的革命不再成为“殉道者”，他要这片大陆及其人民开始获得胜利，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这个目标的纪念碑。

[2] 见David Bushnell，The Making of Modern Colombia. A Nation in Spite of Itself（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Eduardo Posada-Carbó，The Colombian Caribbean ：A Regional History，1870—195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及Frank Safford and Marco Palacios，Colombia ： Fragmented Land，Divided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 “姨妈玛格丽妲较我母亲年长十六岁，且这之间还有其他的孩子，他们皆在出生时夭折：一个女孩，两对双胞胎姐妹，还有其他……舅舅小胡安较我母亲年长十七岁，她称他为‘教父’而不是哥哥。”引述莉西亚于希尔维雅·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Los García Márquez）（波哥大，Arango，1996），p.152。

[4] 与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关系最亲密的是欧亨尼欧·里欧斯，他是尼古拉斯的侄子及生意伙伴。路易莎经过此地时他的女儿安娜·里欧斯只有两岁，但记得所有那些母亲阿森妮雅·卡利尤所告诉她，如今已成传奇的岁月。她的姐妹法兰希丝卡·路易莎·里欧斯·卡利尤出生于1925年8月25日，两周后由路易莎施洗，成为她的教母。

[5] 感谢Gustavo Adolfo Ramírez Ariza提供1908年11月号的《部门期刊》（Gaceta Departmental）于马格达莱纳的文件复印件，显示尼古拉斯于1908年11月7日在圣玛尔塔因杀人入狱但未受审。

[6] 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原文版），p.44。

[7] 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novela en América Latina ：diálogo（利马，Milla Batres，1968），p.14。在《百年孤独》中尼古拉斯的角色由何塞·阿卡迪诺·布恩迪亚扮演，而梅达多则成为布鲁登西欧·阿基拉尔。

[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话，墨西哥城，1999年。

[9]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原文版），p.40，记述了关于这个事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本。

[10] 在《枯枝败叶》（原文版），pp.51-54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提供了一个罗曼蒂克的福克纳式版本，关于这个我们姑且称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虚构神话，他将移居外国这件事情怪罪于“那场战争”（相对于之后《百年孤独》中美化过的版本，不用说的确是更不坦率而接近“史实”）。

[11] Henríquez（El misterio）反驳萨尔迪瓦尔所说的，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的版本。

[12] 阿拉卡塔卡海拔四十公尺，距圣玛尔塔八十八公里，平均温度二十八度（这也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工作时偏好这个温度的原因）。

[13] 见Lázaro Diago Julio，Aracataca...una historia para contar（阿拉卡塔卡，1989，未出版），一部描述当地历史极为珍贵的作品，尽管他倾向于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作品当作其史料佐证。

[14] 这个词在哥伦比亚极具争议性，外地人随意使用是相当鲁莽的行为。一般大家都认同“岸边人”是加勒比海或该国北部大西洋热带低地的居民。一开始“卡恰克人”是波哥大的上等居民。但许多“岸边人”开始认为所有该国“内陆”（主要指安第斯山脉）的居民都是卡恰克人，有时甚至包括乡下人或者安堤欧奇亚的居民。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原文版），pp.41-42。

[15] Judith White，Historia de una ignominia ：la UFC en Colombia（波哥大，Editorial Presencia，1978），pp.19-20。然而毋庸置疑地，马尔克斯上校是城里的自由党领袖之一。（他年轻时就曾担任里奥阿查解放社团的会长）

[16] 见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原文版）p.50。White所著Historia；以及Catherine C. LeGrand所著Frontier Expansion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olombia，1850—1936（Albuquerque，New Mexico University Press，1986），p.73.

[17]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原文版），p.1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错误地坚称他的外公曾两度担任阿拉卡塔卡市长。

[18]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原文版），p.4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事的叙述。

[19] 同上，pp.44-60，关于他们交往的过程，在此有令人惊讶的长篇叙述，因为加夫列尔·加西亚 ·马尔克斯已经在《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以另一种方式说过这个故事。

[20] 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151-152。

[2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回忆录中未直接提及他父亲的姓。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值得注意的。

[2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在波哥大求学时曾见过帕雷哈。帕雷哈是法学教授，拥有一间书店，并于1948年担任“波哥大大暴动”之领袖。

[23] 由何塞·丰特·卡斯特罗引证，El padre de GM，《民族报》（加拉加斯），1972年7月。亦见丰特·卡斯特罗所著Las claves reales de 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oléra，《国家报》（马德里），1986年1月19日。

[24] 这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1955）中重建的版本。

[25] 除了那栋房子以外，其余所有部分今日仍可见。该房屋于2007年年初因要重建房子及一座博物馆而拆除。

[26] 以西班牙文来说：“阿拉卡塔卡的漂亮女孩。”（"La niña bonita de Aracataca"）巴尔加斯·略萨与萨尔迪瓦尔皆使用这个词。

[27] 阿拉卡塔卡的人告诉我，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从未在街上看见过路易莎。

[28] 如前所述，《霍乱时期的爱情》绝大部分来自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圣蒂雅嘉两人交往的过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中叙述法兰希丝卡姑婆是这对年轻情侣恋情的推手。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总是坚持她是他最厉害的敌人，称她为“门神”（“la cancerbera”）。

[29] Leonel Giraldo所著Siete Diás en Aracataca，el pueblo de "Gabo" GM，Siete Días（布宜诺斯艾利斯），p.808，1982年12月8日至14日。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始终不曾改变。多年后他与妻子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他们最美好的回忆时，路易莎回答“就是他给我那只戒指的时候”，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回答“是我单身的日子，当时多么快活！”

[30] 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露丝·阿里萨·科特斯访谈，2007年于波哥大。

[31] 访谈何塞·丰特·卡斯特罗，1997年于马德里。

[32] 巴尔加斯·略萨，《弑神者的历史》（原文版），p.14。

[33]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原文版），pp.59-60。事实上他们度蜜月时所住的房子是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的家，紧邻里奥阿查的海关办公室。里卡多·马尔克斯·伊瓜兰曾在2008年7月带我到当地。根据他的说法，那里就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他“精湛的枪法”引导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26年6月12日至13日晚间的想法。两周后这对夫妻迁居到隔街另一个较小的房子。

[34] 很明显，关于尼古拉斯为何不甘愿地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以及为何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日期总是无法确认，背后有些秘密。最简单的解释是，古今中外皆然，因为路易莎·圣蒂雅嘉未婚先孕，结婚的日期似乎没有争议，因此贾布的出生日期远早于6月6日（或是在6月6日但远超过预产期），也因此直到三岁前都没有受洗及注册（这毕竟是一个非常崇高、正派、守法敬神的家庭）。路易莎·圣蒂雅嘉坚持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身为私生子、不够格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这是个不寻常的故事。既然她对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爱毋庸置疑，有可能为了确保她的父母勉强同意，只好怀孕。不过除了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线索。

加西亚·马尔克斯摄于周岁生日。此照片被用于其2002年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的封面。

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西亚（1864—1937），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约摄于1914年。

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马尔克斯（1863—1947），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母。

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伊瓜兰（1905—2002），加西亚·马尔克斯母亲，摄于结婚前。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1901—1984），加西亚·马尔克斯父亲；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于1926年6月11日，结婚当日，摄于圣玛尔塔。

第二章

阿拉卡塔卡的家

1927—1928

“我最永恒而生动的记忆并不是关于人，而是阿拉卡塔卡的房子，我和外公外婆住的地方，至今仍然令我魂牵梦萦。更重要的是，我每天都带着这种感觉醒来，不论是真实还是想象，我梦到自己在那栋老旧的大宅院里，并不是我回到那里，而是……而是我就在那里，没有特定的时空，没有特别的理由，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即使现在在我的梦里，主导我整个童年那种夜晚的不祥之感仍然持续地存在。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感觉，每天从傍晚就开始，一直到睡梦中仍然纠缠着我，直到我从门缝里看到曙光的到来。”[1]

半个世纪后在巴黎，和老朋友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聊天时，这些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起他在哥伦比亚小镇阿拉卡塔卡“奇妙”童年的主要影像。贾布人生前十年的时光都没有和父母或后来定期报到的许多弟妹住在一起，而是和外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西亚上校、外婆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夫人一起住在他们的大宅院里。

大宅院里住满了人——外公外婆、姑婆姨妈、临时工、仆从、印第安人——但也充满着鬼魅（也许最重要的是它缺席母亲的魅影）[2]。许多年后，即使他在时空上皆已经远离此地，此处却还持续地占据他的心灵。而他重新发现、重新刻画、重新掌握这段记忆的企图，成为他作家养成的一大部分。这是从童年时期就存在于他内心的一本书，朋友回忆，贾布才不到二十岁的年龄就已经在写一本冗长的小说《家》，描述阿拉卡塔卡那座老旧、被遗忘的大宅院；虽然在1937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再次带着妻儿搬离阿拉卡塔卡时曾经出租，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座宅院都属于这个家族所有。这座大宅院最后终于再次出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于1950年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中，完整但带着某种程度的幻想成分。然而，只有在后来的《百年孤独》（1967）中，他才完整、详尽、具体地呈现了占据他心灵的宅院。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描绘，贾布生性好动但焦虑，令他害怕的童年永恒地在马孔多的魔法世界里成形，其中，从马尔克斯上校家望出去，视野不只包括阿拉卡塔卡这个小镇，并且扩及他所出生的哥伦比亚，以及实际上的拉丁美洲，甚至更远之处。

贾布出生之后，当时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还闷闷不乐地在里奥阿查工作，等了好几个月才头一次回到阿拉卡塔卡。他把里奥阿查的工作辞掉，永远地放弃了报务员的工作，希望在阿拉卡塔卡以自然疗法谋生。然而，由于他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才能，也没有什么钱，在上校的家里显然也不受欢迎（虽然与家族传说完全相反），因此，最后经过了一些诡谲的协调后，他同意把贾布留给外公外婆照顾，自己则带着路易莎前往巴兰基亚。[3]

当然，这两对夫妻的协议在当时大家族的传统社会里几乎是很正常的，然而，一般人仍然很难理解路易莎明明可以继续哺育新生儿好几个月，却选择在他年纪这么小的时候就离开。看起来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她对丈夫的忠诚相当坚定——就算她的父母亲如此地批评他，就算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有诸多缺点和古怪之处。她一定是很爱她的男人，才会毫不犹豫地委身于他。更重要的是对她而言，丈夫的重要性超过长子。

路易莎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留下自己的新生儿，坐上火车离开阿拉卡塔卡到巴兰基亚时，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或是对彼此说些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对夫妻初次尝试在财务上独立完全失败，几个月内，路易莎再度怀孕后回到阿拉卡塔卡，于1928年9月8日产下第二个小孩儿路易斯·安立奎。这表示当年12月，谢纳加香蕉园工人屠杀事件发生之前的那段时间，以及后来在阿拉卡塔卡及附近发生杀戮事件时，她和第二个小孩儿正在阿拉卡塔卡。贾布自己最初的记忆就是士兵行进经过上校的房子。令人好奇的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于1929年1月前来带母亲和新生儿回到巴兰基亚时，他们让新生儿在离开前迅速地受洗，贾布却直到1930年7月才完成受洗。[4]

让我们瞧瞧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封面上的这张照片，这是一岁小孩儿的面孔。这张照片拍摄的几个月前，他的母亲把他留给外公外婆，如今，拍摄的几个月后，她回来了，却被困在罢工和接踵而来的屠杀冲突之中。这起屠杀事件不只极为重要，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不仅改变了哥伦比亚的历史，直接导致自由党在半世纪的内战、排斥后于1930年8月重新执政，因而也把这小男孩儿和其祖国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这起屠杀事件发生的时机也正是小男孩儿的母亲本来可以带他一起回到巴兰基亚的时候，但她最后带走的却是另一个小孩儿，刚出生、受洗的路易斯·安立奎，把贾布留给外公外婆，让他们一起在大宅院里，从而确定贾布得知自己承受被遗弃的这个事实，承受她的缺席，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难以解释的事件顺序和对这个故事的阐述，他塑造了一种和所有身份一样，把自身情境、所有的欢乐与痛苦和外界结合的特质。

虽然他记忆中非常的孤独，然而，贾布并不是大宅院里唯一的小孩儿，只是唯一的男孩。他的妹妹玛格丽妲从贾布三岁半开始也住在那里，还有他妙龄少女的表姐莎拉·艾蜜莉亚·马尔克斯——舅舅胡安·迪奥斯的私生女，他的妻子迪莉雅拒绝抚养（有人说，迪莉雅认为那女孩是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的女儿，不是她丈夫所出）——也在那里和他们两兄妹一起长大。大宅院其实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时而声称的大宅。[5]事实上，在1927年3月时，那并不是一栋大房子，而是三栋分开、木制加砖块建造的房子，几座附属小屋，以及后方的一大片土地。等到贾布出生时，这三座建筑物已经有了美式的水泥地板、铁窗、防蚊纱窗、红色镀锌斜屋顶，不过有些附属小屋仍然保留比较传统哥伦比亚式的棕榈叶屋顶，房子外有杏仁树为入口遮荫。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最早的记忆时，进大门之后左侧之处已经有两栋建筑物，第一栋是上校的办公室，连接着一间小小的会客室、美丽的小阳台，花园里有茉莉花树，以及许多美丽的玫瑰花、茉莉花、甘松、缬草、天竺葵、百合，这里总是飞满了黄色的蝴蝶，更远处是三个房间的套房。

这三个私人房间的第一间是外公外婆的卧室，1925年才完成[6]，贾布两年后在这里出生。隔壁是所谓的“圣灵室”，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十年间，贾布其实睡在这里，婴儿床睡不下后，他就睡在吊床上，分别或同时由妹妹玛格丽妲、姑婆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表姐莎拉·马尔克斯陪伴，加上不变的圣人供奉，日夜以棕榈油灯照明，每一位都守护着家族中特定的人： “守护外公、守护孙子、守护房子、没有人生病等——都承袭自我们曾曾外婆的习俗。”[7]法兰希丝卡姑婆一生中许多时间跪在这里祷告。最后一个房间是“行李间”，放着许多古老的物品、从瓜希拉移民时带来的家族信物。[8]

房子左侧位于走道对面的是六个房间，前面的露台上罗列着花盆，家人称为“秋海棠的露台”。入口处这栋建筑右边的三个房间，加上对面的办公室和会客室，可称为大宅的公共区域。第一间是客房，给尊贵的客人住宿，包括如艾斯毕霍先生本人。不过，来自瓜希亚、帕迪拉和马格达莱纳各处的亲戚和战友也投宿此处，包括自由党战斗英雄拉法耶·乌里韦·乌利贝和本雅明·艾雷拉将军[9]。隔壁是上校的银匠工作室，直到去世前，他都在此不断练习此工艺，虽然他的市府职责使他过去的职业只能成为嗜好。[10]巨大的餐厅位于房子的正中央，对尼古拉斯而言，这里甚至比隔壁的工作室更重要。餐厅的空气通畅，餐桌可以容纳十个人，也有几张摇椅，有需要的时候供餐前餐后喝酒用。隔壁是第三个房间，也就是“盲女之房”，家里最受敬重的鬼魅，特兰基利娜的姐姐毕特拉·科特斯姨妈几年前在此过世[11]，拉萨罗舅舅也是，如今，其中一个或其他姨妈会睡在那里。再来是食具（储藏室），必要的话，比较不重要的客人安置于此。最后是特兰基利娜的大厨房，有烘焙师傅的大烤箱，就像餐厅一样的开放式。外婆和姨妈们做面包、蛋糕、各式甜点让客人享用，也让家里的印第安人拿去街上贩卖，补贴家庭收入。[12]

圣灵室和行李间后面还有一个小阳台，这里有一间浴室和大水槽，搬运工何塞·康特雷拉斯每天运送五桶水到这里，特兰基利娜在这里帮贾布洗澡。在一次难忘的场景里，贾布爬上屋顶，正好看到姨妈在下面裸身淋浴。他以为她会发怒，赶紧把自己遮掩起来，她却只是对他挥挥手。至少，《百年孤独》的作者是这么记得的。从浴室旁的阳台看出去，右边的一个院子里矗立着芒果树，角落有一座很大的工具棚，作为木匠的工作室，也是上校实现他改装、重建房子的战略基地。

这座巨大房舍的财富和野心似乎夸耀地代表着阿拉卡塔卡的快速成长，在浴室，芒果树的后方蔓延开来，仿佛融入乡间，连接成一片广阔的成为开垦地的半野生空间。[13]这里的番石榴堆在一个巨大的铁桶里，特兰基利娜会拿来做甜点，而这个味道永远会让贾布联想到他在加勒比海的童年。这里隐约可见到那高大、如今颇具传奇性的栗子树，在《百年孤独》中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绑在一起的场景；也正是在这栗子树的树荫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向路易莎求婚，而她的“守卫”法兰希丝卡姑姑在阴影下对着他咆哮。这些树上有鹦鹉、金刚鹦鹉、金莺，而面包树上甚至有树懒。后方的闸门旁矗立着马厩，养着上校的马和骡子，来访的客人如果只是吃午饭，会把自己的马绑在外面街上，如果打算久留，客人会把马匹拴在此处。

大宅院隔壁是孩子们总认为是鬼屋的建筑，他们称之为“死人之屋”，镇民也流传着血腥的故事，因为一个叫安东尼奥·莫拉的委内瑞拉人在里面上吊自杀，死后还继续住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听到他在里面咳嗽、吹口哨的声音。[14]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早的记忆开始定型之时，阿拉卡塔卡仍是个充满戏剧性与暴力的前哨城镇。几乎每个男人都随身带着开山刀，也少不了枪支。他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在外面露台玩耍时，一名女子路经大宅院，以布包着丈夫的头，斩首的躯体则拖在身后。他还记得自己因为那尸体被毯子覆盖所以很失望。[15]

白天是生动、多样、永远在改变中的世界，时而暴力，时而充满神奇；夜间则总是一样地充满恐怖，他回忆道：“大宅里充满神秘气息，我的外婆非常紧张，她看得到很多东西，会在晚上告诉我。她谈到死人的灵魂时会说 ‘他们总是在外面吹口哨，我常常听到’。每个角落里都有死人和回忆，晚上六点之后，根本不能在里面走动。他们会让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我停留在那里，就像《枯枝败叶》里的男孩一样[16]。”难怪那小孩儿会在浴缸里、厨房的火炉边看到死人，有一次，他甚至在自己的窗户上看到恶魔。[17]

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由特兰基利娜主导，她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叫她“米娜”，她是个娇小紧张的女人，灰色、焦虑的眼睛，银色白发从中分线，框住她明显的西班牙裔脸庞，发髻挂在苍白的脖子上[18]。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如果按分析事务的状态来说，我的外婆才是大宅院真正的主人，不只是她，还有那些她永远与之沟通的神秘力量，决定那天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她会诠释自己的梦境，根据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来安排家里的事务，就好像罗马帝国由鸟来主宰一样，由雷声和大气所传达的信息解释气候的改变、情绪的改变。他们虽然应该是非常虔诚的天主徒，但其实我们被看不见的神明操纵着。”[19]她的衣着总是戴孝或半戴孝，也总是濒临歇斯底里的边缘，特兰基利娜从早到晚轻飘飘地在房子里来去，唱着歌，总是试图表现出镇定、不为所动的氛围，但也始终注意保护她所照顾的人，免于总是存在的危险：受折磨的灵魂（快点，让小孩儿上床）、黑色蝴蝶（把孩子藏起来，有人要死了）、葬礼（把孩子叫起来，不然他们也会死掉）。她总是在夜晚结束时提醒孩子们这些危险。

罗莎·费格森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位老师，她回忆特兰基利娜非常迷信，罗莎和妹妹在傍晚抵达时，老太太可能说：“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听到一个巫婆……跌在那边的屋顶上。”[20]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许多女性角色一般，她也习惯回想自己的梦境。有一次她告诉众人，她梦到自己感觉到一堆跳蚤，所以把头拿起来放在两腿中间，开始杀死一只一只的跳蚤。[21]

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姑婆又叫“奶妈姑婆”，在贾布的童年时期，她是当时住在家里的三个姑婆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有别于特兰基利娜，不管是自然还是超自然的事物，据说这位姑婆都不怕。她是上校在巴兰卡斯的伙伴欧亨尼欧·里欧斯同母异父的妹妹，从小和表弟一起由上校在玻利瓦尔的卡门抚养长大。梅达多杀人事件发生之后，她和上校一起从巴兰卡斯搬到阿拉卡塔卡。她的肤色比较黝黑、体格健壮，她会把黑发像瓜希拉印第安人一般编成辫子，再绑成发髻后才上街。她的衣着全黑、靴子绑得很紧、抽浓烈的香烟、永远都一派精神，大声喊叫着问题，以她高声、深沉的声音命令、主张、安排着孩子们的一天。她照顾每一个人、每一位家庭成员、所有的流浪儿。她为客人准备特别的甜点和他们喜爱的食物，在河里帮孩子们沐浴（当有头虱的时候用石碳酸帮他们去除），带他们去上学、上教堂，带他们上床睡觉、要他们祷告，然后才把他们留给特兰基利娜夜晚追加谆谆叮咛。她得到信任而保管教堂和墓地的钥匙，在圣日装饰祭坛，也帮教堂准备圣礼，孩子们则兴奋地期待吃到受过保佑的剩余圣礼，而神父也是这家的常客。“奶妈姑婆”一生未婚，她认为自己大限将至时，就动手开始为自己缝裹尸布，如同《百年孤独》里的阿玛兰妲一般。

对孩子们而言，第二重要的是“巴姨妈”艾尔维拉·卡利尤，于19世纪末出生于巴兰卡斯。她是上校的私生女之一，和艾斯特班·卡利尤是双胞胎。她二十岁时搬到阿拉卡塔卡，虽然一开始相处时不可避免地充满紧张气氛，但特兰基利娜视她如己出，在许多年后她也在苏克雷照顾特兰基利娜直到老死。她的脾气很好、不爱出风头、努力工作，总是在打扫、缝纫、做甜点贩卖，虽然比较不喜欢上街。

另一位是“娜娜姑婆”韦内佛列妲，也就是尼古拉斯唯一的亲姐姐。她虽然自己另外有房子住，但也经常出现在大宅院里。她和丈夫拉法叶·金特罗一起搬到阿拉卡塔卡，就在上校去世前不久，她在尼古拉斯的家里去世，生前大多数时间都在他的办公室里。

家里也有几名女佣，大多是兼职工人，负责打扫房子、洗衣、碗盘等工作，这里也的确是一栋满是女性的房子，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使贾布注定和外公这唯一的男性有特别密切、实际上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也使他一生和女性的相处都很轻松，并且仰赖她们。对贾布而言，男性的角色要不像他外公一样是效仿的对象，不然就是像父亲一般令人恐惧。他早期和女性的关系则较为多彩多姿、较为复杂（大宅院里几个印第安仆从根本就是奴隶，而那男孩阿波利纳不能算是男性，因为他不算是完整的人）。

读到童话故事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定很讶异其中有多少是关于小男生、小女生和外公外婆的故事——故事总是围绕着外公外婆，就像他、玛歌、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一样。就心理上而言，这是个复杂的世界，他后来对朋友普利尼奥·门多萨解释，“奇怪的是，我希望像外公一样实际、勇敢、保守，可是却无法抗拒不断发生的诱惑，也想要一窥外婆的世界”[22]。“傻爸爸”（Papa Lelo）在孙子的记忆中如狮子般伟大，为一群引人注意的女性带来秩序和纪律，为了寻找安全和重获尊严，他带领这一屋子女性到阿拉卡塔卡，他也给人坦白而直率、果断的印象，提供直率的意见。贾布觉得自己才是他的嫡系子孙以及继承人。

上校到哪里都带着小外孙，向他解释一切，如对事物存疑时就带他回家，拿出家里的字典，用书里找到的解答来加强自己的权威。[23]贾布出生时上校六十三岁，和妻子一样貌似欧洲人、结实、身高一般、宽广的前额、日渐稀疏的头发、浓密的八字胡。他戴着金边眼镜，当时右眼已经因为青光眼而盲。[24]他会穿着无垢的白色热带西装、颜色明亮的吊裤带，头戴巴拿马帽。他是个直率而善心的人，有着单纯而自信的权威，眼里的光彩显示他了解身处的这个社会，在任何情况下尽力而为，但道德上并非故作正经之人。

外公是世故、合理化的说教，外婆则是另一种世故、天启般的口若悬河，两者的语调都是绝对的肯定。许多年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成功地重现这两种诠释与描述现实的方式，再配上无可比拟的幽默感时，他发展出一种和世界观相辅相成的叙事技巧，在他的每一本新书里，读者都可以马上认出来。

虽然在“千日战争”中挫败，马尔克斯上校仍然成功地在和平时期致富。敌对状态结束之后，保守党政府开放共和体制下的哥伦比亚接受外来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随之而来的时期，全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美国的投资人集中投资在石油输出、矿产和香蕉等产业，美国政府最后付给哥伦比亚政府两千五百万元作为失去巴拿马的补偿，这笔资金投资在一些公共建设上，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债务，这些美元和比索满天乱飞，造成财务上的失控，哥伦比亚的历史学家称之为“百万之舞”。对于这短暂几年容易赚钱的时光，许多人的记忆是加勒比海沿岸一段空前的繁荣与机会。

香蕉是热带水果，需要七八个月的生长期，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收成、运送。香蕉可以分别包装，再加以现代的种植、运送方式，有助改造世界资本主义城市的饮食和经济习惯。圣玛尔塔的地主赶不上形势变化，哥伦比亚北部海岸地区的开放亦为时已晚。19世纪90年代中期，本来就已拥有中美洲和牙买加许多土地的美国实业家小凯斯开始在圣玛尔塔附近购买土地。接着，他在1899年成立联合水果公司，办公室在波士顿，主要的运送港口在新奥尔良。就在他购买土地的同时，小凯斯也买下圣玛尔塔铁路的股份，最后水果公司不但经营铁路，而且还拥有六万股中的两万五千股。[25]

一位评论家说，小凯斯的股份在哥伦比亚相当于“海盗的特许状”。[26]1920年中期时，香蕉区是全世界第三大香蕉输出地，每年在圣玛尔塔港口离开联合水果公司的香蕉超过一千串，其铁路网从圣玛尔塔延伸六十英里到丰达西翁，其间有三十二个车站。联合水果公司几乎垄断所有土地、灌溉系统、输出海港，输出至圣玛尔塔，横跨大沼泽，也几乎垄断电报系统、水泥制造、肉类和其他食物，还有电话与冰块。[27]由于联合水果公司拥有香蕉园和铁路，实际上控制了区内的九个城镇，并间接控制了当地警方、政治人物以及媒体。[28]属于联合水果公司的最大农场之一名为马孔多，位于瓜卡玛雅尔区塞维利亚河畔一百三十五英亩的土地上。

虽然政治上仍属保守派，但圣玛尔塔的指挥高层、统治阶层已和纽约、伦敦、巴黎有来往，文化素养较高。然而，如今联合水果公司的白色舰队每天都为众人带来与美国、欧洲和加勒比海其他地区的接触。同时，来自世界各地、哥伦比亚两地区的移民，包括瓜希拉半岛以及从前奴隶逃奔至此的玻利瓦尔地区，他们来到此地在香蕉园工作，或是做小生意，为农场和工人提供服务。工匠、商人、船夫、妓女、洗衣女工、音乐家、酒保都出现了。吉卜赛人也来来去去，不过在那个年代，几乎香蕉区所有的居民实际上都是吉卜赛人。日渐成长的社区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引进新产品，戏院每周播放两三部电影，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的目录、桂格麦片、曼秀雷敦、代替发酵粉的安诺水果盆、高露洁牙膏等，当时许多在纽约和伦敦找得到的东西这里都有。

1900年，阿拉卡塔卡的人口只有几百人分散在乡间河畔。到了1913年增加到三千人，在那之后，人口于20世纪20年代末遽增至约一万人。这里是此地区最炎热也最潮湿之处，也是香蕉产量最大的地区，每天工人都非常的辛劳，因为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在阿拉卡塔卡的温度下，即使坐着或躺着都很不舒服。到了1910年，上校开始带着家人搬到此处之时，铁路已经一度从圣玛尔塔经由谢纳加、阿拉卡塔卡通到丰达西翁，这也是此地区最边界的一站。香蕉园种在铁路两旁，延伸将近六十英里远。

阿拉卡塔卡是繁华的城镇，也带有这样的氛围。星期天有彩票开奖，乐队在大广场演奏。首次于1915年举办的阿拉卡塔卡嘉年华会特别吸引人，每年广场上满是临时搭起的酒馆、摊位、舞池，商人、治疗师、药草师各色人等出场，女性穿着外国风情的服装、戴着面具，当地男子穿着卡其裤和蓝色衬衫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融入一阵雪茄烟雾、朗姆酒和汗水之中，由谢纳加沼泽吹来的盐味微风散播着气味。据说在那样的黄金岁月里，几乎每样东西都可以出售；不只是世界各地的消费品，还有舞伴、选票与魔鬼的契约。[29]

即使在最兴盛的时期，这个小镇的大小也不过只有每个方向约十条街道的面积。如果不是这么可怕的温度，任何稍微健康的人都可以在二十分钟之内从一头走到另一头。镇上只有几辆车子。联合水果公司的办公室就在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家的正对面，靠近他委内瑞拉朋友阿夫列多·巴尔波萨医生的药店。铁路的另一侧是另一个社区，亦即美国公司的行政营地，旁边的乡间俱乐部有休闲草坪、网球场、游泳池，在这里可以见到“美丽慵懒的女性穿着印花布洋装、戴着宽边薄纱帽，在花园里用金色剪刀剪着花朵”[30]。

在香蕉园的时代，阿拉卡塔卡这个地方对于上帝或法律仅有有限的尊敬。为了回应当地居民，圣玛尔塔的教区从里奥阿查派驻了第一位神父佩德罗·艾斯毕霍来到阿拉卡塔卡，他以兼职方式运作，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推动教区教堂的兴建[31]，某一天弥撒时，以能让人浮在空中而闻名的也是他。他成为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亲近的朋友，每到阿拉卡塔卡时就住宿在他们家。如今许多年之后，旧宅所在的街道仍称为“艾斯毕霍先生之街”。

1928年年底，阿拉卡塔卡的黄金时代以暴力的方式结束。联合水果公司需要劳工建造铁路、灌溉运河、清理土地、种树、收获水果、把货物装上火车和船，并把香蕉运走。一开始，公司很容易分隔、统治工人；不过，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组织成工会，并于1928年11月提出一连串要求，包括加薪、减少工作时数、更好的工作环境，但管理阶层拒绝了这些要求。1928年11月12日，香蕉区的三万名工人宣布罢工，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婴儿，只有二十个月大。罢工的工人在同一天进驻香蕉园。执政的保守党总统米盖尔·阿瓦迪亚·门德斯回应的方式是在第二天派卡洛斯·科特斯·巴尔加斯将军来到这个地区领导平民和军队，随他前往的还有来自高地的一千八百名士兵。科特斯·巴尔加斯将军到达圣玛尔塔时，他和手下军官受到联合水果公司管理阶层的盛情款待，士兵住在联合水果公司分散四处的营房和仓库里。据说，联合水果公司高层为军官举办放荡的宴会，当地的妇女被欺负且受到侮辱，妓女亦一丝不挂地骑在军队的马匹上，并在公司的灌溉沟渠里赤身裸体地洗澡。[32]

1928年12月5日清晨，三千名工人抵达谢纳加，占领广场，因为控制谢纳加就是控制了整个地区的铁路通信。谢纳加和阿拉卡塔卡是此地区最强烈支持罢工的城镇，如同谢纳加的商人一般，阿拉卡塔卡当地的商店和地主直到罢工最后一天都给予罢工工人显著的物质协助。[33]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有着好雇主的名声，他尝试和工会维持良好的关系；的确，许多保守党认为他对“社会主义者”太过友善。[34]12月5日中午，杜兰将军（当时在军队通讯中形容他是“整个地区的自由党领袖”[35]）发了一封电报到圣玛尔塔，要求火车载他和同行到圣玛尔塔，他希望能够由奴涅斯·罗卡州长协助，在工人和公司之间居中协调。科特斯·巴尔加斯将军表面上虽然同意，但无疑是不情愿地派了火车前往。[36]杜兰和他的代表团包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一行人终于在当天晚上九点抵达谢纳加，受到工人热烈的欢迎；他们继续前往圣玛尔塔进行协调，却在抵达时遭到逮捕。保守党政权、联合水果公司和哥伦比亚军队似乎已经准备好血腥镇压，给工人一个教训。

在谢纳加，与军队对抗的群众超过三千人。[37]每个士兵都有一把来复枪和刺刀，火车站前立了三挺机关枪。小喇叭响起时，一位军官贾拉维托上尉向前宣读“一号命令”：开始包围状态、宣告宵禁、马上生效，禁止四人或四人以上的群众集结，若不在五分钟内解散就会遭到射击。群众一开始还对着军队欢呼，高喊爱国口号，如今开始破口大骂。过了一会儿，科特斯·巴尔加斯本人向前对群众喊话，要求解散，不然就会被开枪。他又给了他们一分钟，此时，群众里有一个人大叫出一句不朽的还嘴之言，永远地记录在《百年孤独》中：“我们再送你一分钟！”“开火！”科特斯·巴尔加斯大叫，三挺机关枪里的两挺（另一挺卡住了）以及两三百支来复枪的枪声在广场上回响。许多人倒在地上，可以跑的赶紧跑。[38]科特斯·巴尔加斯后来说，炮火只维持了几秒钟，但将军的儿子萨尔瓦多·杜兰当时在广场旁的房子里，他则说维持了五分钟，之后周遭安静到他可以听到房间里蚊子的嗡嗡声。[39]据说，士兵用刺刀杀死了那些受伤的人；[40]据说，科特斯·巴尔加斯威胁所有士兵当晚如果不服从命令，就当场枪决。[41]当局早上六点钟才开始处理尸体，官方的说法是九死三伤。

到底死了多少人？四十年后在《百年孤独》一书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发明了三千人这个数字，他的许多读者都信以为真。1929年5月19日，波哥大的《观察家报》则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同样地，美国驻波哥大代表杰佛逊·卡菲利在写于1929年1月15日，但许多年后才公开的一封信里写到，根据联合水果公司的总经理汤玛士·布莱德科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1955年，联合水果公司当时的副董事长告诉研究人员，这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四百一十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死亡人数则超过一千人。[42]）至今，这个数据仍在被讨论以及受到激烈的争辩。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当时在巴兰基亚工作，无法与家人联系，不过阿拉卡塔卡的报务员告诉他大家都平安无事。路易莎才刚生下路易斯·安立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正计划把他们带回巴兰基亚。他总是站在政府估计的死伤人数这一边，甚至为科特斯·巴尔加斯道歉，说谢纳加一个贾布的姨夫告诉他，不可能有多少人死伤，因为“没有人不见”。

犯人在大屠杀之后立刻遭到处决。联合水果公司的职员带领一小队军队在阿拉卡塔卡“到处开枪，格杀勿论”[43]。在阿拉卡塔卡，某一个晚上就有一百二十个工人失踪[44]，教区的安卡利达神父第二天晚上整晚没睡，努力确保另外七十名犯人不被处决[45]。大屠杀之后的三个月间，官方和阿拉卡塔卡的居民领袖，包括出纳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和他的药师朋友阿夫列多·巴尔波萨，放逐的委内瑞拉人马可·夫列特斯将军，以及整个议会，都被说服写信宣告围城期间军队的行为毫无不当之处，并且是为了社区的福祉。[46]此举必定掺杂了非常痛苦的道德逆转和几乎无法承受的羞辱感。接下来的围城维持了三个月。

这次罢工和痛苦的收场对此地区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并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事件之一。1929年，二十六岁的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成为全国性的领袖，他发起强烈的国会游说对抗政府、军队和联合水果公司，而这位政治人物的遇刺也激发了短暂但惊人的暴动，史称“波哥大大暴动”。他拜访了大屠杀的现场，和数十人谈过之后，于1929年9月花了4天的时间向波哥大的众议院报告。他所提出最具戏剧性的证据是一块儿童的头骨碎片，以及安卡利达神父的一封控诉信[47]，正是这位神父在几个月后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施洗。由于凯坦的惊人证词，谢纳加工人的刑期都被撤销。虽然自由党依然软弱，全国性的组织力也不强，但受到激发继而行动，开始在政治上得到优势。开始起而夺权，于1930年执政，但在1948年4月凯坦被暗杀后画上句号，这起暗杀是哥伦比亚20世纪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

联合水果公司及其员工关系的破灭，香蕉区大屠杀的影响突然遭逢变化，大萧条不但吞噬了整个地区，也吞噬了全球的贸易系统。这惊人的衰败使得公司严格管制人事，高层和行政人员离开，阿拉卡塔卡开始漫长而无法停止的衰落，而这段时期也正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他外公生命的最后岁月。

[1] 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17。

[2] 见John Archer所著Revelling in the fantastic，刊于《 周日泰晤士报 》（伦敦，1981年2月8日）： “他们让我在夜里安静的办法之一是告诉我如果我乱动的话，死人会从每个房间里跑出来。所以当夜色暗了。我会吓得半死。”以及German Castro Caycedo所著 "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我不怕黑，我怕大房子，因为死人只会从大房子里跑出来……我只买小房子，因为死人不会从那里跑出来。”

[3] 艾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99 ：“所以外孙在我外公外婆家住了下来。”在一次面谈时，贾布告诉一个记者，“我父母把我当作礼物给了外公外婆以取悦他们”，这个版本能够协调其他数个彼此矛盾的版本。

[4] 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23。

[5]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2-36，其中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那栋房子的回忆。我的叙述是根据仔细比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忆录，引用于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的建筑师分析及2008年负责重建的建筑师所确立的版本。

[6] 同上，p.34，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到那个房间刻有“1925”，也就是它完工的那一年。

[7]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5。

[8] 见《枯枝败叶》及《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5。

[9] 稍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想起来”乌里韦·乌利贝曾拜访过他，尽管这位将军在他出生的十四年前已经遭到刺杀。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3。

[10] 一如《枯枝败叶》中以他为基础的角色，尼古拉斯总是在那房子里晃荡，找寻一些零碎的小工作，像是上紧螺丝、补补漆之类的。后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慢慢让自己适应这些活动，当作写作之间的一种排遣；那段时期他都是穿着工人工作裤写作的。

[11] 见《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 》，p.33，pp.73-74 ：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她是“我外公的姐姐”。

[12]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Watching the Rain in Galicia，The Best of Granta Travel（London，Granta/Penguin，1991）pp.1-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形容特兰基利娜料理面包和火腿的方式，他一直没机会再尝到类似的味道，直到去拜访西班牙的加利西亚自治区；尽管他在20世纪60年代在巴塞罗那已经吃过类似的东西（猪前肘）足以让他回顾当时的愉悦，但更多的是童年时的焦虑与寂寞。

[13] 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52。

[1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Vuelta a la semilla，《观察家报》，1983年12月18日。

[15] 见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二台制作《 在马孔多长大：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家与地方 》（Growing Up in Macondo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Writers and Places），于1981年2月12日播出，制作人John Archer。

[16] 见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6，《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关于无法动弹的小孩儿的影像，充满恐惧，以及他的作品中对于葬礼的着迷。

[17]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在马孔多长大》：“家里每个人都是加勒比海人，而每个加勒比海人都迷信。我母亲到今天都还是，有许多非洲及印度的信仰系统仍在天主教势力内活动……我自己相信心灵感应、预兆，以及我们至今仍无法了解的梦境的力量……我是在那个世界长大的，至今依然非常的迷信，而且我仍会去解自己的梦，并经常跟随直觉行事。”

[18] 从我与玛歌·韦德伯朗奎兹根据她的回忆录及家族照片所作的讨论；亦见萨尔迪瓦尔所著《回归本源》，pp.96-97，根据莎拉·艾蜜莉亚·马尔克斯的回忆。

[19]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马孔多长大》。

[20] Recuerdos de la maestra de GM，《观察家报》，1982年10月31日。

[21] 由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告诉何塞·丰特·卡斯特罗的故事。

[22] 见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18。

[23]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La vaina de los diccionarios，《观察家报》，1982年5月16日，他回忆其外祖父盲目地信任字典，并承认自己抓到错误时乐在其中。

[24] 参见我与玛歌·韦德伯朗奎兹根据她的回忆录及家族照片所作的讨论；亦见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p.103-104，根据莎拉·艾蜜莉亚·马尔克斯的回忆。

[25] White，Historia，pp.19-20.

[26] 见Gabriel Fonnegra，Bananeras ：testimonio vivo de una epopeya（波哥大，Tercer Mundo，n .d.），pp.27-28。

[27] 见Gabriel Fonnegra，Bananeras：testimonio vivo de una epopeya（波哥大，Tercer Mundo，n .d.），p.191。

[28] 同上，p.26。

[29] 见Catherine C. LeGrand所著Living in Macondo ：Economy and Culture in a UFC Banana Enclave in Colombia，收录于Gilbert M. Joseph编著Catherine C. LeGrand and Ricardo D.Salvatore，eds.，Close Encounters of Empire ：Writing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33-368（p.348）。

[3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18。

[31] 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54，p.522。

[32] 对此事件尚无历史定论，遭军队杀死的平民人数也没有一致的数字。不可避免地，大多数作家通过自己意识形态的眼镜来看待这件事情。

[33] Carlos Arango，Sobrevivientes de las bananeras（波哥大，ECOE，2nd ed.，1985），p.54。

[34] 见María Tila Uribe，Los años escondidos ：sueños y rebeldías en la década del veinte（波哥大，CESTRA，1994），p.265。

[35] 见Carlos Cortés Vargas，Los sucesos de las bananeras，ed. R. Herrera Soto（波哥大，Editorial Desarrollo，2nd edition，1979），p.79。

[36] Roberto Herrera Soto and Rafael Romero Castañeda，La zona bananera del Magdalena ：histnria y léxico（波哥大，Instituto Caro y Cuervo，1979），p.48，p.65。

[37] White，Historia，p.99.

[38] Herrera and Castañeda，La zona bananera，p.52.

[39] Arango，Sobrevivientes，pp.84-86.

[40] Fonnegra，Bananeras，pp.136-137.

[41] 同上，p.138。

[42] 同上，p.154。

[43] José Maldonado，引述自Arango，Sobrevivientes，p.94。

[44] White，Historia，p.101.

[45]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Vuelta a la semilla，《 观察家报 》，1983年12月18日，在此他坦白地说“我几年前才发现他（安卡利达）在罢工与屠杀香蕉工人中明确且持久的地位非常清楚”。让人惊讶的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撰写《百年孤独》的时候，并不清楚与罢工相关的大部分实情——包括他祖父、杜兰、安卡利达及其他与他亲近的人的作为。

[46] Cortés Vargas，Los sucesos de las bananeras，pp. 170 - 171，p. 174，pp. 182 - 183，p. 201，p. 225 . 难道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学过写这些字 ?

[47] 文件的抄本，包括安卡利达的证词，可以在1928年的La masacre en las bananeras（Bogatá，Los Comuneros，n.d.）中找到。

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在阿拉卡塔卡的旧所（修缮前）。

艾尔维拉（巴阿姨），在阿拉卡塔卡照顾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妹妹玛格丽妲（玛歌）的阿姨。

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西亚（后排，左一），于20世纪20年代，穿着时髦的出游照。

第三章

牵着外公的手

1929—1937

虽然阿拉卡塔卡衰落的种子已经种下，然而，衰败的现象还要数年的时间才会显现；这时，上校家中的生活一如往常的继续。在大沼泽的另一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白天在胜家公司所属五金行上班，最近也开了属于自己的药店，在路易莎的帮助之下，这简朴的药店在晚间和周末营业。这对年轻夫妻忍受着艰辛的贫困生活，养尊处优的路易莎过去习惯了母亲、姑姑、仆从的照顾，一定觉得生活非常辛苦。

时间来到1929年11月9日，路易莎的第三个孩子玛格丽妲出生后，上校和特兰基利娜带着贾布来到巴兰基亚。对于这位年仅两岁半的小男孩儿而言，他对此行主要的记忆是第一次看到红绿灯。1930年12月，由于艾妲·罗莎的出生，他的外公外婆再次带他回到巴兰基亚，这是他第一次在城里见到飞机，这也是哥伦比亚航空旅行的先驱。[1]由于艾妲·罗莎出生于12月27日，是他第一次听到了“玻利瓦尔”这个字眼，这天刚好是这位伟大的自由派英雄百年纪念日，巴兰基亚和整个拉丁美洲地区都在纪念他。贾布对父母亲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然而，对于一个尚在试图了解这个世界以及自己处境的小孩儿而言，对于这些探视一定深感困扰。[2]最后一次探访时，特兰基利娜见到玛格丽妲的病容及她内向的性格，认为她所需要的照顾远远超过一个烦恼的年轻母亲的能力所及，因而坚持把她带回阿拉卡塔卡，和贾布一起抚养长大。[3]

因此，贾布成长过程中决定性的时期从两岁继续延伸到近七岁，从他母亲第二次离家到父母亲和弟妹回到阿拉卡塔卡之前的这段期间，这五年的记忆才是世界的读者后来所认识的神秘马孔多真正的基础。虽然，所谓他和亲生父母没有联系并不是真的，不过，他确实在1928年之后便和他们或其他的弟妹没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他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唯一的家长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妹妹是玛格丽妲，如今叫玛歌，她直到三四岁才成为令人满意的同伴。只是，当时已经是1933年年底，其他的家人已经快回到阿拉卡塔卡。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决定，与其不断地解释他的父母亲需要离开（还有离开的原因，以及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不如对他的出生盖上沉默的面纱，这样孩子相对会没那么痛苦。当然，其他孩子一定问过这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可能如自己总是声称的那般无知。比如说，路易莎从来未曾出现在床前祈祷的记忆中，确实对他而言很难想象。然而，他很清楚地知道母亲和父亲是禁忌的话题，也学会尽量不要触及。

根据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传统，女性属于家里，男性属于街上。是他的上校外公渐渐把他从女性世界的迷信和预兆中解救出来，还有那些似乎从自然的黑暗本身所延伸出来的故事；也是上校把他放在属于男性世界的政治和历史中，带他出门，可以说是把他带到光天化日之下。（“我会说，直到八岁为止，和外公的关系是让我和现实保持联系的脐带。”[4]）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会以感人的单纯记得外公是“镇上公认的统治者”[5]。

事实是，如大地主一般真正有势力的男人鲜少占有地方上的政治要位，如财政局局长或税收员，而比较喜欢把这些职位留给较不重要的亲戚，或是通常对于法律无知的中产阶级政治代表。[6]市长由省长指派，省长由波哥大的政治人物决定，他们和地方的利益有关。像尼古拉斯·马尔克斯这样的自由派，通常必须以颇为羞辱的方式和保守党及联合水果公司等其他当地势力来往。当时，整个政治体制非常的腐败，仰赖个人关系以及各种形式的资助。像马尔克斯这样重要的当地人士可以得到联合水果公司的好处，如公司商店里新鲜的肉品，以及其他吸引人的豪华享受，因而可以得到信赖，继续协助维持这个体制。贾布和玛歌许多最生动的回忆是和外公探索家对面的商店，如同阿拉丁神灯的洞穴一般，上校和贾布会凯旋，用美国制造、输入的神奇商品让玛歌惊喜并神魂颠倒[7]。

当地的财政局局长和税收员主要的业务是收取地区（有时候是个人）税捐，来自当时唯一存在的重要税捐来源，也就是酒税。这表示上校自己的收入大幅仰赖受人鄙视的“枯叶垃圾”的财务福祉、个人饮酒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纵欲行为。尼古拉斯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地履行他的责任，我们无从得知，然而，这个系统并没有为私人善举留下太多自由的空间。[8]1930年之后，自由党五十年后首次执政，一切应该对尼古拉斯比较有利，他在自由党参选人安立奎·欧莱亚·艾雷拉胜选的过程中投入甚多，然而，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显示情况越来越糟。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他是家里我唯一不怕的人。我总觉得他了解我，关心我未来的志向。”[9]上校非常钟爱他的小外孙，每年都为他的“小拿破仑”庆祝生日，任他予取予求。不过，贾布自己并不会成为战士，或是运动员，而是一辈子活在恐怖的支配之下——鬼魅、迷信、黑暗[10]、暴力、拒绝，全部源自阿拉卡塔卡，源自他焦虑、混乱的童年。然而，他的聪明、敏感，甚至频繁地闹脾气，让他宠溺的外公更深信这个孩子非常值得疼爱，而且，也许注定成就伟大的事业。[11]

这个男孩儿当然值得教育，是他承继了老人的回忆、他的人生哲学、政治道德、他的世界观，上校在他的身上因而生生不息。是上校告诉他“千日战争”的故事、自己和朋友的罪行、英勇自由派的故事；是上校解释香蕉园的存在，联合水果公司和他们的公司宿舍、商店、网球场、游泳池，以及恐怖的1928年罢工，战争、伤痕、枪战、暴力和死亡。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的阿拉卡塔卡，老人睡觉时也总在枕头下放一把左轮手枪，虽然在梅达多杀人事件之后，他已经不再带枪上街[12]。

贾布六岁或七岁时，已经完全是个哥伦比亚人。外公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即使这个英雄也受制于美国经理和保守党的政治人物。他输了战争，即使小男孩儿一定也略微地猜到，也许枪战并不如当初刻意让他相信的，是英雄式的无瑕行为。许多年后，家人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是贾布坐着听外公说故事，不停地眨着眼，忘了自己身在何处。[13]玛歌回忆道：“贾布总是在外公身边听着所有的故事。有一次，一位朋友从谢纳加来访，他是和外公一起参加过‘千日战争’的一位老人。如往常一般，贾布站在那位男士身旁专注地聆听着；可是他们给男士坐的椅子一只椅脚卡到了贾布的鞋子。但他只是安静地忍耐着、安静地站着，直到拜访结束，因为他想：‘我如果出声的话他们会注意到我，会把我赶出去。’”[14]

后来，他的母亲告诉我，“贾布总是很成熟，他小时候就很懂事，仿佛像个小老头儿一般。我们就是这么叫他，那个小老头儿。”终其一生，他的朋友都比自己年长许多，比较有经验。虽然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支持自由党，后来支持社会主义，但他总是有意无意被他喜欢的人身上的智慧、权力和权威的结合所吸引。如果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的人生中最强烈的冲动是重现外公的世界，这样的说法并非凭空想象而来。

最恒久而重要的是马尔克斯上校提供了一连串具象征意义的探险、印象深刻的事件，停留在他外孙的想象之中；许多年后，在他最著名的小说里，他把这些记忆融合成一个完整、成形的影像。有一次，小男孩儿还很小的时候，老人带他到公司的商店去看冰冻在冰块里的鱼。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我伸手去摸，感觉好像被冰块烫到。我在《百年孤独》里的第一句话需要冰，因为在这全世界最热的城镇里，冰块是神奇的东西。如果不热的话，这本书就不会有意义。光是这句话就已经让这个地方够热，不需要再提起，充满整个氛围。”[15]同样地，“《百年孤独》最初的影像已经在《家》（他第一次尝试的小说），以及《枯枝败叶》中出现。不论是参观香蕉公司，或是去看火车站，每一天都是一个新奇的发现。香蕉公司带来电影院、收音机等；马戏团带来单峰骆驼和双峰骆驼，嘉年华会带来摩天轮、过山车、旋转木马。外公总是牵着我的手去看所有的东西，他带我去电影院，我虽然不记得电影的内容，但记得影像。外公没有分级的概念，所以我看过种种影像。不过，其中最生动、总是重复出现的，是一个老人牵着小孩儿的手。”[16]结果，在他最著名小说的第一行他写下：“许多年后，当他面对行刑枪队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会记得那个遥远的午后，他的父亲带他去寻找冰块。”作者把他和外公一起探险的不同影像转变成阐述自我的经验，虚构的儿子和他的父亲，从而下意识地确认尼古拉斯不只是他的外公，也是他觉得自己从来不曾拥有过的父亲。

因此，将近十年的时间，那小孩儿和老人住在一起，大部分的时间都和他一起在城里走动。他们最喜欢的散步路线之一是星期四到邮局，查看上校二十五年前那场战争的抚恤金是否有消息，却从来都没收到过，此事在小男孩儿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他们最喜欢的另一条路线是到车站去拿当天来自上校的儿子胡安·迪奥斯（小胡安舅舅）的信，因为两个男人几乎天天写信给对方——大部分写的是公事，还有亲戚朋友的动向。[18]他们会从车站再走到短短的大道上，也就是纪念哥伦比亚国庆日命名的7月20日大道，蒙台梭利学校在此（尼古拉斯的好朋友何塞·杜兰将军捐的土地）[19]；接着，他们走土耳其人街，经过“四角落”、阿夫列多·巴尔波萨的药店，回到位于第六街和第七街之间六号公路的家里。或者，他们也许经过家里、自由党总部，继续走到当时还在兴建中的圣三一圣詹姆士教堂，这里有三座小小的中殿、三十八张木椅、许多石膏圣像、一座很大的十字架，下面有骷髅旗。（贾布是此教堂的辅祭男童，总是去望弥撒，童年期间皆参与教堂事务。）[20]接着他们会走过玻利瓦尔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伫立着秃鹰，他们走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前工作的报务办公室，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实是否曾经被提及。从此处再过去不远就是墓园，沿着一排棕榈树——如今埋葬着杜兰将军、当地生意人何塞·维达·达康德以及韦内佛列妲姑姑——这里最近才为开放间，过去曾经是森林、放牧的草原，此时则由无止境、完美排列的香蕉园隔离起来。

其实，帮助贾布来到这个世界的是一位委内瑞拉女性璜娜·夫列特斯，她的丈夫马可·夫列特斯将军和独裁者胡安·维森德·戈麦斯失和，因而走上流亡一途。他成为联合水果公司的仓库经理，他家是联合水果公司办公室区的一部分。夫列特斯夫人不只在贾布出生时帮了很大的忙，后来还告诉他和他的小朋友们一系列古典童话故事——地点都在加拉加斯！——因而造就他一辈子对于委内瑞拉首都的热爱。[21]另一位委内瑞拉人住在泥巴路的另一边，贾布家的对面，也就是药师阿夫列多·巴尔波萨，亦是戈麦斯的受害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来到此地，当了镇上的医生，娶了当地女子阿德莉亚娜·贝杜果。香蕉潮时期，他拥有镇上首屈一指的药店，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也受制于经济衰退，就在吊床上摇晃着打发时间。[22]

另一个比较静谧、遥远的存在是“美国佬”，他们在联合水果公司工作，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称为“通电流的鸡舍”的公司宿舍，有空调的房子、游泳池、网球场和修剪整齐的草坪。是这些世故的人使河川改道、发动罢工和后来的大屠杀；是他们修了两条河之间的运河，在1932年10月的暴风雨中造成惊人的水灾，五岁的贾布从外公家的阳台上凝望，因而留下记忆。[23]

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达康德·法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到此地。借由他的电影院“奥林匹亚”，他带来默片、留声机、收音机，甚至出租脚踏车给对此感到惊讶的居民。安东尼奥·达康德和两姐妹轮流住在一起，一个只帮他生了儿子，另一个只帮他生了女儿。[24]至今，阿拉卡塔卡仍住着许多达康德的后代。

某些贾布最恒久的记忆是关于一位人称艾米里欧大爷的“法国人”，只不过他其实是比利时人，带着拐杖和脚上的一颗子弹，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抵达。艾米里欧大爷是位有天分的珠宝商兼木匠，晚上都和上校下棋或玩儿牌，直到有一天他去看了《西线无战事》，回家后用一颗氰化物自杀。[25]葬礼是上校安排的，整起事件后来写在《枯枝败叶》中（他是书中的“医生”，角色部分融合了忧愁的委内瑞拉药师阿夫列多·巴尔波萨），以及《霍乱时期的爱情》（他是圣爱耶勒米）。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外公在一个8月的星期天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当时我们正走出八点的弥撒，他几乎是一路把我拉到那比利时人的家里，市长和两个警察正在那儿等着。紊乱的卧室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强烈的气味，他所吸入而致死的氰化物气体有着一股苦涩的杏仁味。尸体躺在行军床上，盖着一张毛毯。他身边的一张木凳上有一只托盘，他在上面蒸发毒药；还有一张纸，上面用画笔小心地写着：‘别人没有错，我自杀是因为自己毫无价值。’外公把毛毯移开的那一刻仍然仿佛昨天一般留在我的脑海中。尸体没有穿衣服、僵硬而扭曲，皮肤没有颜色，像是覆盖着一层黄色的薄纱，淡淡的眼睛仿佛还活着一样看着我。回家时，外婆看到我的脸就预测说：‘可怜的孩子，这辈子都没办法安稳地睡觉了。’”[26]

有理由相信艾米里欧大爷的尸体的确纠缠着这个易受影响的男孩的想象力，以及他的整个童年时期，当然也可能融入了其他他看过或仅只想象过的尸体；这在他第一篇出版的故事里明显可见，默想着把自己当成尸体（或可能曾经是尸体）。在《枯枝败叶》中，小说的故事重心围绕着下葬，也受到诸多质疑，然而即使在此之后，这个主题却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从他受创的意识下浮现。也许，这烟幕之下掩盖的是上校本人的尸体，只是贾布永远没有机会见到。

有时候，上校会在贾布上床前带他出去最后“一转”。“外婆总是在我晚上和外公散步回家之后讯问我，她会问我们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我记得某天晚上和其他人一起经过一间房子，看见外公坐在客厅里，我从远处看着他仿佛坐在自己家里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对外婆提起这件事，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他情人的家，他去世的时候，那女人想见他，我外婆不肯放她进门，说只有合法的妻子可以见最后一面。”[27]他的外婆不肯放进门看尼古拉斯尸体的女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伊莎贝尔·卢伊兹，她似乎在20世纪20年代搬到阿拉卡塔卡。[28]就连贾布班上的一个女生特兰基利娜都说不可以和她有任何关系：“你永远不可以和她结婚。”只不过，小男孩儿要到长大之后才懂得这个警告的意义。[29]

贾布和上校出门散步，和上校的同志、朋友们打招呼时，家里的女人永远忙着安排招待客人，有些抵达的是高官显要、上校过去参加战争时的战友，或是他自由党的好友。许多是他过去不当行为而衍生出来的“人情债”，他们通常骑骡子抵达，把骡子拴在房子后方，睡在林中开垦地的吊床上。[30]不过，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坐火车来；“火车每天早上十一点儿抵达，外公总是会说： ‘我们不论鱼、肉都要准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客人比较喜欢鱼还是肉。’所以，我们总是很兴奋地看来的是谁。”[31]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所转变。香蕉园罢工和大屠杀，加上1929年的大萧条，一切开始倒退，阿拉卡塔卡短暂的繁荣不敌正开始的急速衰退。虽然发生了大屠杀事件，而且许多人对于香蕉公司普遍的傲慢亦多有怨怼，然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这家公司在阿拉卡塔卡留给人的记忆却是充满怀念之情。许多对话都臆测着公司重新回来的可能性，顺便带来旧日好赚的钱，以及不断的刺激。[32]尼古拉斯从酒类和其他来源的收入大幅减少，不久，稳定的收入变得稀稀落落。至于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他们自瓜希拉出走之后永恒的失落感如今更加严重，感受到阿拉卡塔卡最风光的日子已然逝去。没有抚恤金的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一面开始正视贫穷，一面进入不安而令人害怕的老年。

1934年年初，路易莎回到阿拉卡塔卡探望长子和长女，和父母沟通。从任何角度看来，这都不是一次轻松的会面。她不但不服从父母，且令他们蒙羞，把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女婿带进这个家族，他们一直没有原谅她。1933年年初，巴兰基亚的状况已经陷入绝境，她可能说服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让自己想办法回到阿拉卡塔卡。她在一个早上坐火车从谢纳加到来，火车误点。玛歌非常害怕她这位不认识的母亲，躲在外婆的裙子里，害怕自己被带走。[33]贾布当时六岁多快七岁，对于这个陌生人的到来感到十分迷惑，见到房间里有五六位女性，不知道哪一位才是自己的母亲，当她比手势要他靠近时，他又觉得难为情。[34]

等他重新和路易莎熟稔时，贾布已经开始在新的学校受教育，这所位于7月20日大道上的学校在火车站附近，由于大致上使用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教学方式，因而用她的名字当作校名纪念。蒙台梭利体系只限于幼儿园的活动，只要在小学时导入好的天主教教育，一般认为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个方法强调儿童的创意潜能、成长学习的内在欲望以及独特性；也着重教导自发性、自我引导、借由儿童本身的感官作为媒介。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好像是在“玩儿一场活着的游戏”[35]。

结果，贾布的第一个老师罗莎·艾雷娜·费格森是他父亲在阿拉卡塔卡的第一个情人（至少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如此声称），也许贾布不知道这一点儿是件好事。罗莎·艾雷娜出生于里奥阿查，据说是当地第一位英国领事的后代，和玻利瓦尔的侍从威廉·费格森上校有亲戚关系。她在圣玛尔塔的师范学校读书，随着家人来到阿拉卡塔卡，她的父亲和祖父在联合水果公司上班，她的一位亲戚成为市长[36]。蒙台梭利学校开办于1933年，贾布一年级读了两次，因为第一次读到一半时，学校因为运作问题而关闭；因此，他直到1935年八岁时才学会读写。

罗莎·艾雷娜是一位优雅、温柔、美丽的女性，两度被封为阿拉卡塔卡的嘉年华会皇后。她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在西班牙黄金年代的诗歌上，后来为她这位聪明的学生一辈子所热衷。[37]她是他的第一个纯纯之爱，能够接近她让他既兴奋又尴尬，她则鼓励他欣赏语言和诗歌。六十年后，罗莎·艾雷娜对于她有名的学生有着特别生动的记忆：“贾布像个洋娃娃一样，头发颜色如同打过的棕糖一般，苍白的皮肤带着些许粉红色，在阿拉卡塔卡是很奇怪的肤色。而且，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清洗得很干净，梳理得很整齐。”[38]加西亚·马尔克斯这边则说，费格森小姐“让我沉浸在光是为了见她而去上学的愉悦之中”[39]。她把手臂放在他身上教他写字的时候，他会有无法解释的“异样感觉”[40]。费格森回忆道：“他很安静，话很少，非常非常害羞。由于他的勤奋、爱干净、聪明，同学很尊敬他，但他从来都不喜欢运动。他以能够首先完成老师的指示而自豪。”[41]她教贾布两个关键的工作习惯——准时、没有错误的作品，这后来成为他一辈子的坚持。

本来，贾布在读写方面并没有早熟的表现，他也没有在家自学。[42]然而，他在开始学习阅读很久之前就已经自学画画，直到十三岁那都是他最喜欢的活动。他很小的时候，老先生甚至允许他在家里的墙上画画。除此之外，他还喜欢临摹外公报纸上的漫画小故事[43]，还会重述上校带他去看的电影情节： “他以前会带我去看各种类型的电影，我特别记得吸血鬼……第二天，他会要我再讲一次电影内容给他听，看我有没有认真看。所以，我不但电影记得很清楚，而且很注意如何讲故事，因为我知道他会要求我一步一步地说，看我懂不懂。”[44]因此，电影使小男孩儿心醉神迷，对他们这一代而言，电影包括有声片，是比书写文学更早的体验，而这当然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后来，是上校教导他对文字及字典的敬意，字典“什么都知道”，甚至比罗马的教皇还要绝对的正确。[45]相比于尼古拉斯以权威和加强个人能力为基础较为传统式的教育，蒙台梭利体系永远着重鼓励、探索与发现，两者必定有着完美的互补。

不过，如今贾布和玛歌的生活却发生了撼动性的改变。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总是精力充沛，但行事风格上却是想到什么做什么；他对财务一窍不通，搬到巴兰基亚的时机正是这个城市开始繁荣之际，但他的个性想在这样的大城市重头开始，本来就不被看好。因此，一旦哥伦比亚开始面临衰退，情况只有更糟。他成功地拿到了药师执照，离开五金店的工作，在市中心开了两家药店，“第一神父”以及“第二神父”。[46]但这项创业失败了，一家人慌乱地搬回阿拉卡塔卡。路易莎先带着路易斯·安立奎和艾妲回去，住在上校家里；艾妲·罗莎1930年12月出生时，路易莎已经是在四年内生完四个小孩儿之后，隔了三年才又怀孕的，可是她如今又怀孕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总有其他的“公事”要忙，一离开就是好几个月，终于，他在1934年12月1日自己生日那一天回家，但时间离8月出生的第五个小孩儿莉西亚已经很久了。[47]

他回家的时间是那段时日中少数确知的日子，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动地记得一位陌生人的到来：一位“消瘦、黝黑、聒噪、愉悦的男人，穿着白色西装，戴着草帽，散发出20世纪30年代加勒比海的味道”[48]。这位陌生人是他的父亲。他清楚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有人祝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生日快乐，并询问他的年龄。出生于1901年12月1日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回答道：“和耶稣同年。”几天后，小男孩儿和这位陌生的父亲首次出游，到市场为其他的孩子买圣诞礼物。贾布也许一方面感觉这个经历很荣幸，可另一方面，原来圣诞节买礼物的不是小耶稣或圣诞老爷爷或是圣尼古拉斯，而是自己的父母，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理解到这一点儿时幻想破灭的感觉。[49]在未来的日子和几十年间，这父亲时常使儿子失望，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轻松也不亲密。

时间来到1935年初，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开设了新的药店“G.G.”（加夫列尔·加西亚的缩写），并设法说服医疗单位给他一张有限制的执照以开设自然疗法诊所，让他诊断、治疗病人，并开立处方，贩卖自己江湖郎中的药方，作为唯一适合的诊断药物。他浏览杂志和医学期刊，执行自己时常骇人听闻的实验。很快地，他发明一种“本月综合药方”，以“G.G.”为品牌名称，如同《百年孤独》里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样闹笑话，这位无能、只会做白日梦的角色无疑带有几分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特有的不切实际，至于这点是从哪里继承而来的，则一点儿也瞒不了人。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一直很不安定，持续接受来自马尔克斯上校的接济，他自己也越来越穷。接受这些接济很丢脸，却是必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回来之前，路易莎趁他独特而任性的丈夫不在时暂时搬去和父母同住。[50]罗莎·艾雷娜·费格森甚至记得尼古拉斯开始加盖房子容纳新搬进来的家人，也许希望他不喜欢的女婿不会回来。[51]然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真正回来时，他和路易莎在离上校家几条街的地方租了房子，在那里，他们的第六个孩子古斯塔沃于1935年9月27日出生。

在他们年轻、生活处于挣扎中的父母家里，老实说孩子比较像是在院子和街上长大，而不是在家里；路易斯·安立奎和艾妲长成正常、健康、难管教的孩子，好动、外向，但没有明显的性格。同时，贾布和玛歌则由老人家带大，发展出比较不同的世界观，执迷、迷信、宿命论、恐惧，但也勤勉而有效率。两个人都很乖巧，不算胆小，在家里的时间比在街上多。[52]贾布和玛歌一定曾经感觉被自己的父母无法解释地抛弃，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们？然而，又对于在受到尊敬、受到喜爱的外公外婆家被照顾觉得很特别。是这两个外来者，玛歌和贾布，在后来的日子里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人一起免于在困境中挣扎。

新的环境很难适应。[53]艾妲记得，贾布对于外公、外婆的感情善妒，其他弟妹来访时，他总是睁大眼睛看着一切，看着每一个人，想确定他们待的时间不久，没有人可以介入他和外公之间。对面药师的儿子安东尼奥·巴尔波萨比贾布大十岁，是这家人的好朋友，他记得贾布很娘娘腔，或是“撒娇鬼”，会玩儿陀螺和风筝，但从来不和街上的孩子一起踢足球。[54]

也许因为贾布从来没有受到爱好探险的鼓励，因此，借由画画、阅读、电影院，以及他和大人之间的互动，他发展出很活跃的想象力。他似乎变成一个爱炫耀的人，总是试图以自己别出心裁的想法或有趣的逸事让访客印象深刻，而且对这些故事的要求越来越高，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特兰基利娜深信他是个通灵的人。不可避免的，大人把他爱好讲故事和幻想的行为解释为不诚实的倾向，终其一生，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难以面对他们对自己正直的质疑。[55]也许，没有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如他一般的受人注目，却又神秘地凸显了真实与虚构小说之间的关系，逼真性和真挚的特性。

最大的两个孩子还住在外公外婆家，通过玛歌动人心弦的逸事可见。“外公不让人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一点儿的时候，他们准我们自己去妈妈家里。我们大约早上十点离开的时候，外公在切奶酪，我们要了一片。我们到妈妈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路易斯·安立奎和艾妲在禁食，他们吃了对付寄生虫的药，好几个小时不可以吃东西。他们自然很饿，看到奶酪的时候也要了一些。我父亲发现时非常生气，开始骂我们。贾布说：‘快跑，玛歌，他要打我们了。’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赶快跑掉。我们很害怕地回了家，我在哭。我们告诉外公发生什么事之后，他去骂我爸爸，问他为什么对我们大叫，为什么威胁我们。”[56]

不过在1935年，旧世界真的开始结束了。一天早上六点钟，年过七十岁的尼古拉斯爬上房子旁的梯子去抓家里养的鹦鹉，因为鹦鹉被卡在屋顶大水槽上防止芒果树叶掉进去的麻布里。他不知怎么失足跌到地上，几乎无法呼吸。玛歌记得每个人都在尖叫：“他摔下去了！他摔下去了！”[57]从那时开始，本来还算健康的老人健康状况急速恶化。在这个时候，偷看医生为外公看病的贾布看到外公靠近大腿根部的地方有一个弹痕，一个不可否认的战士印记。可是，这个老战士跌倒之后一蹶不振。他开始用手杖走路、病痛不断，不久就去世了。发生摔倒的意外之后，他们不再在镇上散步了，小男孩儿和外公之间最重要而基于安全感的魔法也开始凋谢。上校甚至要让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代表他去收税和其他费用，对他的自尊而言，此举必定是很大的打击。

1936年年初，贾布转到阿拉卡塔卡的公立学校[58]，突然对阅读认真起来。他的外公和费格森小姐已经启蒙他的学习，如今字典开始发号施令。然而，最刺激他想象力的一本书是他在外公的旧行李箱里找到的《一千零一夜》，这本书似乎影响了他如何诠释当时在阿拉卡塔卡大部分的经历，部分类似波斯市场，部分类似大西部。因为书的封面不见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他发现书名的时候，想必在有异国情调的神话《一千零一夜》以及更具当地气息、历史性的“千日战争”之间做了联想。[59]

如今上校成了真正的废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觉得自己可以再度申请两个寄养孩子的权利。因此，纵使贾布刚学会读写没多久，正感受到这份魔力，但他爱冒险、坐立不安的父亲就已决定要把整家人带去辛瑟，他自己的出生地。这次也包括贾布。这位他几乎不认识的男子已经决定儿子主要的特质是天生的骗子，这个孩子“去一个地方，看了什么东西，回家来讲的完全是不同的故事，他夸大一切”[60]，这个男人把他从家里、外公外婆和妹妹玛歌身边带走。1936年12月，这位生来只会空谈、令人生畏的父亲带着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先去辛瑟探路，查访那里发展的可能性是否比越来越惨的阿拉卡塔卡要好。[61]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让两个男孩和当地的教师一起读书，但这些课程并不为权力单位所认可，贾布又损失一学年。难怪他最后决定往小修改自己的年龄以弥补所有失去的学年。如今，两个男孩开始认识多彩多姿的祖母阿尔赫米拉·加西亚·帕特尼那，四十多岁的她仍然未婚。她十四岁生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之后，至少又和三个男人分别生了六个小孩儿。“我现在了解到，她是位很了不起的女性。”六十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她是我所认识的最自由的心灵，她总是多准备一张床，让想要与人分享的人使用。她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一点儿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当然，我们以为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她的几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叔叔，他们比我还年轻，我以前还和他们一起玩儿，我们会出门去捕鸟之类的。我从来没有多想，那就是我们所在的社会。当然，当时的地主会诱惑或强暴十三岁的少女再抛弃她们。我父亲和一家人长大之后回去看她，她当时四十多岁，他发现她又怀孕时非常生气。她只是笑了笑说：‘有什么好气的？你以为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世上的？’”[62]

虽然他晚年拿这件事来开玩笑，然而对于这次的停留，贾布的回忆是破碎的，也无疑是痛苦的。不难想象离开生病的外公使他焦虑，受到较不风光那一边家族的文化冲击。如同阿拉卡塔卡一般，辛瑟是个小而密集的城镇，有更大的中央广场，一如往常像结婚蛋糕般的教堂，一样有玻利瓦尔的雕像，居民大约九千人。这里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家畜、米、玉米。和大多数畜牧地区一样，政治氛围基本上是保守派。人称阿尔赫米拉祖母为“西美大娘”，她住在斜坡广场上一栋小小的两房木屋里，离主要广场很远，房子漆成白色，棕榈叶做的屋顶，她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63]这样的体验必定让贾布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已经不再是马尔克斯上校所保护的小孩儿，必须适应他那些非婚生叔叔、堂兄弟们比较狂野的生活方式，更别提他自己叛逆、日渐鲁莽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

同时，在阿拉卡塔卡的家里，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在1937年3月初达到极限。意外发生的两年后，马尔克斯上校在圣玛尔塔死于支气管炎，他一直没有从1935年梯子上摔下来的意外中复原。1937年1月21日，老人因为在他家去世的姐姐韦内佛列妲就已悲痛不已，我们只能想象他至爱的“小拿破仑”离开对老士兵的精神有什么影响。1937年年初，为了做喉咙开刀手术，他的儿子胡安·迪奥斯把上校迁到圣玛尔塔。3月他染上肺炎，于3月4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葬于另一个英雄玻利瓦尔去世的城市，在他的教堂里安息。

马尔克斯上校于同一天下葬于圣玛尔塔市民墓园，《 国家报 》（El Estado）以短暂的讣闻记载了他的去世。玛歌清晰地记得圣玛尔塔的葬礼： “我哭了一整天，可是贾布和我父亲，还有路易斯·安立奎都在辛瑟，只为了他的另一次探险。贾布好几个月后才回来，所以我不记得他的反应。然而那一定是很深很深的悲痛，因为他们深爱对方，他们是不可分离的。”[64]

在辛瑟的贾布是间接听到父亲和祖母的对话，才得知这个死讯的。许多年后，他会说自己听到消息时哭不出来，只有长大后才了解到老人对他的重要性。他甚至轻描淡写地说：“我有其他让我担心的事，我记得当时我有头虱，觉得非常难为情。以前，他们说你死了头虱才会离开你，我记得自己很担心：‘完蛋了，如果我现在死掉，每个人都会知道我有头虱！’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外公的死讯不可能为我带来太大的影响，我主要的忧虑是头虱。事实上，我在后来长大之后才开始想念外公，我无法找到人代替他，因为我的父亲从来都无法真正取代外公。”[65]这样突兀的回忆和挑衅、夸张的语气，是他典型而间接地表达个人情绪的方式，不仅清楚地否认，而且隐藏着一个更简单、更残酷的事实——在这个痛苦而时常无法理解的童年里，他最爱的人、所有智慧的源泉、所有安全感的根本，他始终无法好好地哀悼他的离去。

如今，他被新的核心家庭所围绕，他真正的家人，他小时候离弃他的家人已在身边，但贾布就像个孤儿一样。1971年4月，在自己的亲生父亲面前回答记者关于外公的死，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他独特而残酷的夸张：“他死的时候我八岁，从那之后，我的生命中再就没有发生过重要的事，一切都很平淡。”[66]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带着两个男孩儿暂时回到阿拉卡塔卡，说服路易莎到辛瑟加入他们。路易莎坚定地表示她对此行一点儿也不热衷。在1993年她告诉我：“我不想去。想象一下，带着一家子的幼儿以及我们的家当，坐火车到谢纳加，换坐船到卡塔赫纳，再坐车到辛瑟。可是，我总是做他想做的事，而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所以我们租了两辆卡车，路易斯·安立奎和贾布坐在第一辆，他们的父亲坐在第二辆，路上还翻了一次车。”[67]只有他们最近刚结婚的表妹莎拉·马尔克斯留在阿拉卡塔卡的旧房子里，陪伴特兰基利娜和法兰希丝卡姑婆。

对于这些家族命运的改变，玛歌的回忆很苦涩：“我们在外婆家一直住到开始缺钱，然后，她必须用小胡安舅舅寄给她的钱，接着决定贾布和我应该搬到辛瑟和父亲一起住……太糟糕了，从一个安静的环境搬去和魔鬼住在一起，与我的弟弟妹妹们，加上我父亲的个性既粗暴又聒噪。他永远不放过任何一件事。他以前打艾妲打得很凶，她都不在意，我想：‘如果他敢碰我，我就去跳河。’可是，贾布和我都不曾反抗过他，我们总是听他的话。”[68]

然而，他们在辛瑟的生活过得很糟，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投资牲畜，尤其是一群山羊，结果是灾难一场，他们一家人在几个月内就回到阿拉卡塔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没有陪妻小走完全程，而是在巴兰基亚停留，在那里设法又开了另一家药店。在阿拉卡塔卡，其余的家人在家中的院子里把上校的衣服烧掉，贾布不知为何在火焰中看到老人重生。贾布慢慢地接受失去外公、外婆病倒的事实，外婆已经失去视力，因为失去结缡五十多年的丈夫而悲不可抑，同时，再加上令人敬畏的法兰希丝卡姑婆体力衰退，她和尼古拉斯在一起的时间比她的丈夫还要长。对贾布而言，这是整个世界的尽头，沉浸在自己甚至不认识的悲伤之中。如今完全身处多年前曾经抛弃他的家人之中，他很不情愿地重新融入阿拉卡塔卡其他孩子的生活里。

路易斯·安立奎比较没有那么多思虑，也没有哥哥那么多的负担，他马上恢复了加勒比海家乡的生活方式，而超级敏感的贾布要在许多年后才有办法欣赏此地，他悲哀地怀念的不只是自己失去的世界，还有他错过的乐趣。两个孩子都回到男子公立学校，路易斯·安立奎回忆到，很快连吉卜赛人和马戏团都不经过这里了，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庭一般，许多人都准备离开：“连妓女都走了，那些在‘学院’执业的人，他们是这么称呼享乐之屋……自然的，我从来没有（进去），但我的朋友告诉我有关的一切。”[69]

许多许多年间，贾布心目中的阿拉卡塔卡比他鲁莽而吵闹的弟弟所记得的要黑暗许多，如同他第一本文学画像《枯枝败叶》所描述的。虽然很久之后，他已能温馨地谈到这个城镇。但他总是害怕回去，直到四十岁时才有足够的距离，通过以流浪汉冒险为题材的滤纸重新审视。然而，路易斯·安立奎从小就已经有这样的能力。

他们每个人的尽头都到了，如今，十一岁的贾布正要离开“那炎热、满是灰尘的城镇，我的父母向我保证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梦到自己身在那里——天真、默默无名、快乐的模样。这样说来，也许我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我，也许会是更好的，只是自己永远不会写出来的小说里的一个角色”。[70]

[1]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11-13，p.80，pp.122-125，关于这两位来访者的回忆。

[2] 同上，p.123，他让她说“你不记得我了”，但这可能算是个诗人打破规格的自由之范例。

[3] 玛歌是个不正常的小孩儿，她持续地嗜吃泥土直到八九岁的年纪。她可能启发了阿玛兰妲与洛卜嘉《百年孤独》中这两个角色的创作。

[4]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马孔多长大》。

[5] ElmicrocosmasdeGM，《卓越》杂志（墨西哥城），1971年4月12日。

[6] LeGrand，Frontier Expansion，p.73.

[7]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摘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60-61。很明显，玛歌与贾布是被宠坏的，如他在La conduerma de las palabras文中承认，《观察家报》，1981年5月16日。

[8] 在阿拉卡塔卡大家都相信尼古拉斯在所谓的卡塔基塔区买下厂房并随后出租，而后成了一个“学院”，或者说是舞厅，在那里可以获得免费的酒与性。见Venancio Aramis Bermúdez Gutiérrez，Aportes socioculturales de las migraciones en la Zona Bananera del Magdalena（波哥大，November 1995，Beca Colcultura 1994，I Semestre，unpublished ms.）。

[9]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马孔多长大》。

[10]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82，关于他一生都怕黑。

[11] 见Carlota de Olier，Habla la madre de GM ：Quisiera volar a verlo...pero le tengo terror al avión，《观察家报》，1982年10月22日：“‘如果我父亲还活着，’路易莎夫人说他会感到高兴，他一直认为死亡会使他无法分享贾布的成功。他直觉认为贾布总有一天会达到非常杰出的地位，并且常说，‘真是遗憾呀，我没办法亲眼看到这孩子的聪明才智未来会带给他的成就。’”

[12]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anos arriba?，《观察家报》，1983年3月20日，其中提到大部分来访的客人都带着枪。

[13] 见Nicolas Suescún，El prestidigitador de Aracataca，《彩印》杂志（波哥大），1982年10月26日，pp.24-27，在此开始勾勒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肖像，孩童闪烁的眼光像电影的摄影机吸收处理这个世界，再将它变成故事。

[14]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64-65。

[15] La memoria de Gabriel，La Nación（Guadalajara），1996，p.9.

[16] Elena Poniatowska，Los Cien años de soledad se iniciaron con sólo 20 dólares（interview，September 1973），收录于Todo México（墨西哥城，Diana，1990）。

[1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 "Gabo" cuenta la novella de su vida（《 观察家报 》，1997年3月23日）中告诉Germán Castro Caycedo，直到他正在巴黎等钱的时候，他总是在思考这个戏剧性的仪式。

[18] 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4。上校也经常写信给他的长子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

[19]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著Vuelta a la semilla，《观察家报》，1983年12月18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提到这位熟识的将军何塞·罗萨里奥·杜兰的房子，这栋房子他与上校一定经过或者拜访过很多次了。

[20]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马孔多长大》。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84，出自神父安卡利达。

[21]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emoria feliz de Caracas，《观察家报》，1982年3月7日；亦见于《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43，关于在阿拉卡塔卡的委内瑞拉人。

[22]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24-32。

[23] 萨尔迪瓦尔所著《回归本源》，p.67，pp.71-72。

[24] 在阿拉卡塔卡访谈安东尼奥·达康蒂（孙），2006年11月。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18，pp.87-88。

[25]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87-88，pp.91-92。

[2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nostalgia de las almendras amargas，《变化》杂志（波哥大），2000年6月23日。以及艾米里欧先生，见“El personaje equívoco”，《变化》杂志，2000年6月19日至26日。

[27]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马孔多长大》。

[28] 见Henríquez，El misterio，pp.283-284。

[29] 访谈玛歌·韦德伯朗奎兹·迪亚斯 - 格拉纳多斯，波哥大，1993年。

[30] 见《百年孤独》与《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66-67，关于十七个额头上满是灰尘的坏蛋来临。

[31]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马孔多长大》。

[32]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62-64。

[33] 见盖尔维斯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59。

[34] 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创伤性而令人困惑的经历。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他五岁以前没有“见”过母亲。很明显地他是指“记得”，因为在他两次造访巴兰基亚中，至少其中一次一定曾见过她。无论如何，他的第一次回忆，尽管受到记忆与意念的影响，是他生命的关键性时刻，之后记录在《枯枝败叶》与《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原本集中在其外婆身上的注意力，如今他的姑婆及仆人将注意力都放在这个新人身上：他的母亲。

[3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uánto cuesta hacer un escritor?《变化十六》杂志，哥伦比亚，1995年12月11日。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94-95，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忆与对学校的态度。

[36] 根据Fonnegra，Bananeras，pp.96-97，佩德罗·费格森曾于1929年担任阿拉卡塔卡市长。

[37]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poesís al alcance de los niños，《观察家报》，1981年1月25日。

[38] 萨尔迪瓦尔著《回归本源》，p.120。

[39] Recuerdos de la maestra de GM，《观察家报》，1982年10月31日。

[40] 访谈玛歌·韦德伯朗奎兹，波哥大，1991。

[41] 萨尔迪瓦尔著《回归本源》，p.120。

[42] 见萨尔迪瓦尔著，GM：LanovelaqueestoyescribiendoestálocalizadaenCartagenadeIndias，durante el siglo XVIII，Diario 16（马德里），1989年4月1日。

[43] 见Rita Guibert，Seven Voices（纽约，Vintage，1973），pp.317-320，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早期连环漫画作品与他对于大众表演的欲求之间的关系，最后由于自我意识太强而无法成功。

[44]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马孔多长大》。

[4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vaina de los diccionarios，《观察家报》，1982年5月。

[46] 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123-124。

[47] 家族的出生：贾布（阿拉卡塔卡，1927年3月），路易斯·安立奎（阿拉卡塔卡，1928年9月），玛歌（巴兰基亚，1929年11月），艾妲·罗莎（巴兰基亚，1930年12月），莉西亚（阿拉卡塔卡，1934年8月）（她记得阿拉卡塔卡的那栋房子，载于盖尔维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52），古斯塔沃（阿拉卡塔卡，1936年9月），接着是莉妲（巴兰基亚，1939年7月），海梅（苏克雷，1940年5月），埃尔南多（南奇）（苏克雷，1943年3月），阿夫列多（库奇）（苏克雷，1945年2月），以及埃利希奥·加夫列尔（伊尤）（苏克雷，1947年11月）。

[48] 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21（作者译）。

[49]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túnica fosforescente，《 时代报 》1992年12月；亦见Estas Navidades siniestras，《观察家报》，1980年12月。他说这一切发生时他五岁。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70中他提到，他当时十岁而非七岁，如年表所显示一般。

[50] 在《枯枝败叶》pp.50-54，以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为蓝本的角色马丁是个邪恶又无趣的人（他使用瓜希罗的巫术，包括用针刺人偶的眼睛）。很明显地，他从未爱过伊莎贝尔（以路易莎为原型的角色），只是想贪图上校的影响力和金钱，而他在小孩儿（该角色部分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为原型）开始对他有印象以前就离开了，这一点儿当然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身的经历一模一样，除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把路易莎一起带走。因而在《枯枝败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一偿夙愿）将母亲留给自己，而把父亲永远地送走。

[51] Recuerdos de la maestra de GM，《观察家报》，1982年10月31日。

[52]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1。

[53]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85。

[54] 见Leonel Giraldo所著Siete Días en Aracataca，el pueblo de "Gabo" GM，Siete Días（布宜诺斯艾利斯），p.808，1982年12月8日至14日。

[5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82-84中提到这个问题。

[56]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2；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84-8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他父母回来的时候。在书中，紧接着他就谈到殴打，因此显示他将父亲联系到暴力。（关于此事他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后来道了歉。）当然，那个时代大部分父母都会体罚小孩儿。

[57] 见玛歌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8中的回忆。

[5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os cuentos de mi abuelo el coronel，ed. Juan Gustavo Cobo Borda（Smurfit Cartón de Colombia，1988）。

[59]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95-96。

[60] Ramiro de la Espriella，De "La casa" fue saliendo todo，Imagen（Caracas），1972.

[61] 见盖尔维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124-125中路易斯·安立奎对这趟旅程鲜活的回忆；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96-97。

[62] 访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城，1999年。

[63] 我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妹夫阿方索·托瑞斯（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妹妹莉妲，她曾住在当地），1998年造访辛瑟时。

[64]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8。

[65] 萨尔迪瓦尔，GM ：La novela que estoy escribiendo está localizada en Cartagena de Indias，durante el siglo XVIII，Diario l6，1989年4月1日。很明显的，这些叙述十分重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与小说对尸体非常着迷，但他自己似乎从未见过那些对他很重要的人的尸体，直到1984年他父亲去世。在他的第一个故事《第三次无奈》（1947）中，叙述者本身死了，但他的尸体却不腐烂，也不埋葬。

[66] 基耶尔莫·奥乔亚，Los seres que inspiraron a Gabito，《卓越》杂志（墨西哥城），1971年4月13日。他的外公过世时，他当然不是八岁而是十岁（见El personaje equívoco，《变化》杂志，2000年6月19日至26日，他说当时“我最多不超过五岁”）；事实上，他的外公发生致命的意外时他已经八岁，而他那饱受父母及弟妹返回所威胁的生活最终结束。

[67] 访谈路易莎·马尔克斯，巴兰基亚，1993年。

[68]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9。

[69] 路易斯·安立奎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30。关于那个“学院”及前辈的故事，爱恶作剧的路易斯·安立奎是否比他装出来的知道更多？

[7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greso a la guayaba，《观察家报》，1983年4月10日。关于他与阿拉卡塔卡的关系，亦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Vuelta a la semilla，《观察家报》，1983年12月18日。

艾妲·罗莎、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表弟爱德华多·加西亚·卡巴耶罗、玛歌（后排，从左至右）；莉西亚（前排）。1936年，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父亲摄于阿拉卡塔卡。

第四章

学校的日子：巴兰基亚、苏克雷、锡帕基拉

1938—1946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带着贾布一起前往巴兰基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成立药店，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十一岁的贾布发现，他们身边没有可以炫耀的对象时，他父亲反而对他比较好。然而，他也常常一个人被丢着不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常常忘了给他吃饭。有一次，小男孩儿甚至发现自己在市中心的街上梦游，显示出严重的情绪困扰。[1]

巴兰基亚位处马格达莱纳河开始展开流入加勒比海之处。半个世纪以来，这里从原本仅是位于历史殖民港湾卡塔赫纳和圣玛尔塔之间的一个部落，转变成也许是哥伦比亚最有活力的城市、哥伦比亚船运业的希望，以及航运中心。这是唯一一个拥有众多海外移民的城市，因而在某种层次上成为一个首都，比起波哥大灰暗的安第斯传统派，或是邻近卡塔赫纳的贵族保守派，巴兰基亚有着自己强烈的现代感。这里到处都是国内外的进出口生意、工厂和工作室、德国的航空公司、荷兰的制造商、意大利的食物制造商、阿拉伯的商店、美国的开发商，以及众多小银行、商业机构和学校。许多公司由来自荷兰以及安地列斯群岛的犹太人成立。不论经由水路或空路，巴兰基亚是外国游客进入的地点，也是前往波哥大的游客枢纽。哥伦比亚最负盛名的嘉年华会就在巴兰基亚举行，许多当地人仍然整年不耐烦地期待2月的这一个星期，这时原本就充满活力的社区会更加的热闹。

在辛瑟以及短暂回到阿拉卡塔卡时，由于双方许多亲友在场，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然而，当他们在1938年晚期抵达巴兰基亚，把特兰基利娜和姨妈留在阿拉卡塔卡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核心家庭第一次自己单独相处。贾布和玛歌沉默地哀悼着外公，想念如今生病的外婆，再度感到适应困难的程度几乎使他们无法忍受。然而，他们还是必须承受。两兄妹都知道对方很痛苦，但他们从来不提。而且，他们的母亲也正经历类似的哀悼，且明显不情愿搬回巴兰基亚。新的药店位于市中心，新家在下区，或是下城，也许是巴兰基亚最知名、最受欢迎的地区。房子很小，却意外的有模有样，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了解到，再度怀孕的路易莎完全没有心情对这一切处之泰然。他们家只有两间卧室，大客厅有四支多利斯梁柱，屋顶上有一个小小的仿塔楼。漆着红色和奶油色乡间油漆，当地人称之为“那间城堡”。

几乎马上令人很清楚的是，新开的药店又是个灾难式的失败。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几乎被自己的不幸所淹没，再次往他处另谋发展，留下怀孕、没有谋生能力的妻子和孩子。如今迎来了这家人最困苦的日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马格达莱纳河的上下游以及北部来来去去，治疗特别的病人、做临时工、寻找新的门路。路易莎一定怀疑他到底会不会回来。她的第七个小孩儿莉妲在1939年7月出生，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不在场，由巴姨妈到巴兰基亚帮路易莎的忙，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提道，小孩儿命名为莉妲是为了纪念圣莉妲·卡夏，她在世的圣行是“以耐心忍受她放荡不羁丈夫的坏性格”[2]。在此之后，路易莎·圣蒂雅嘉又生了四个孩子，全是男丁。

她被迫仰赖哥哥胡安·迪奥斯的慷慨解囊，他在圣玛尔塔当会计师，已经供养阿拉卡塔卡的特兰基利娜和姨妈。[3]其实路易莎有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永远无法显露出来的韧性、切合实际及常理的性格。她是个安静、温柔的女人，看起来可能被动而天真，虽然她从来没有足够的钱安稳地抚养他们、给他们衣服、让他们受教育，却有办法养育、保护十一个孩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幽默感低俗而古怪，路易莎则是尖酸的讽刺——这一点儿也是深藏不露——她的幽默感从嘲讽到欢乐都有，在她儿子笔下的许多女性角色身上永生不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百年孤独》里令人难忘的乌尔苏拉·伊瓜兰。在巴兰基亚的这段日子里，贾布和母亲一同对抗真正的贫穷，彼此之间发展出新的紧密关系，并持续不再中断；加西亚·马尔克斯强调这一点儿对他的重要性，但掩盖自己所受的伤害，说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也许是我最重要的一段关系”[4]。

虽然生活很困苦，路易莎仍然决定送贾布去上学，让他完成小学教育。他是最大的孩子，成绩也最好，代表这家人未来最大的希望。美洲卡塔赫纳学校的校长胡安·文图拉·卡萨林对他的新学生很照顾，能有来自成年男性的鼓励与同情一定是神的旨意。即使如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学校仍然是感到孤独、克服许多考验和磨难的记忆。他把自己沉浸在《金银岛》和《基督山伯爵》这些书里。

他也必须寻找真正的工作，帮一家叫“东京”的商店油漆招牌，赚点小钱，这家店现在还在老家的隔壁。小男孩儿会帮店主写一些告示，例如“如果找不到，问就对了”，或是“让人赊账的在外面讨债”。值得记住的一次是他在当地的公交车上刷油漆，得到二十五比索（哥伦比亚的公交车是拉丁美洲最艳丽的）。另一次是他参加广播电台的才艺比赛，他记得唱闻名的华尔兹歌曲——《天鹅》，但不幸只得到第二名；他也记得母亲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自然她也希望他赢得五比索的奖金，却难掩失望。他也在当地的印刷厂找到一份工作，包括在街上叫卖样品。他遇见阿拉卡塔卡一个朋友的母亲之后，丢了这份工作，她在他身后大叫：“告诉路易莎·马尔克斯，她该想一想，如果她的父母看到最喜欢的外孙在市场发广告单会怎么说。”[5]

这个年纪的贾布身体不好，苍白、营养不良、发育不足。路易莎试着保护他不得肺结核，她会在丈夫不在的时候给贾布司各脱鱼肝油，一种有名的鱼肝油牌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旅行回来时会说贾布身上满是“鱼的臭味”。男孩儿最感到沮丧的童年记忆之一是，有一天，一位常来家里卖牛奶的女人当着孩子的面，很无知地对路易莎·圣蒂雅嘉说：“我很不想这么说，夫人，但我不认为你这个孩子能活到成年。”[6]

家人偶尔一次打电话给失去联系的家长时，路易莎说她不喜欢他说话的语调，下次打电话时她又劝他回来。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也许她感觉特别不安。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只写着：“无法决定”。她察觉不对劲时，给他一个很干脆的选择：请他马上回家，不然她马上带着所有的孩子动身去找他。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屈服了，一个星期内就回到巴兰基亚，但马上又开始梦想新的门路。他怀念地回想着一个年轻时去过的、叫苏克雷的河边小镇。无疑那里有一个他中意的女人。他从供应药商那里借了一笔钱，很快地，就在几个月内，这家人又从哥伦比亚最现代的城市搬到偏远乡下的小地方。

如同往常，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先去新地方探路，留下再度怀孕的路易莎负责搬家或卖掉家当。这次她卖掉了大部分的家当，接着带着七个小孩儿出发。一年半前贾布和父亲前往巴兰基亚时，已经被赋予超过自己年龄可承担的任务，此时发现自己的角色也成了家中的男人，几乎包办所有的事务，包括打包、订搬家公司的卡车、买轮船票带家人前往苏克雷。不幸的是，售票员的票卖到一半竟改变规则，公司说所有的孩子都要买全票，路易莎发现自己钱不够。绝望的路易莎只好孤身静坐抗议，结果赢了。多年后，八十八岁的路易莎本人在巴兰基亚和我聊天时，还记得这场长征：“十二岁的贾布是最大的孩子，必须安排这趟旅程。我记得看到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数孩子，突然惊慌地说：‘少了一个！’结果是他自己，他忘了把自己算进去。”[7]

行走河上的船把他们往南带到马格达莱纳北部最大的城市马干奎，从这里他们必须改坐汽艇上溯到较小的圣豪尔斯河，再沿着更狭窄的莫哈纳河前进；河的两旁是沼泽和丛林，这是个让孩子的想象力奔驰的大探险。最小的儿子古斯塔沃只有四岁，1939年11月抵达苏克雷是他早期最生动的记忆：“我们坐汽艇到苏克雷，踩着一块木板下船。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母亲走下木板，全身穿着黑色，洋装袖子上是珍珠的纽扣，她当时应该三十四岁左右。好多年后，在我自己三十岁的时候想起这件事，仿佛在看一幅画像，然后我了解到，她的脸上有着一种听天由命的表情。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我母亲上的是修女学校，她也是城里最重要的家族里最受疼爱的小孩儿，被宠坏的小女孩儿，上绘画课和钢琴课，突然之间，她住到了一个小镇上，这里有蛇跑进房子里，没有电灯，淹水的时候情况更糟，冬天时土地都淹没在水里，只剩下一群群的蚊子飞来飞去。”[8]

苏克雷是一个人口大约三千的小镇，对外没有道路或铁路，仿佛一个浮在水中的小岛，被遗忘在交错的河流小溪之中，夹杂着曾经茂密的热带丛林，现在由于大量的人口进驻而稀薄，但仍然被树木及灌木丛覆盖，有大片空地留给牲畜、稻米、甘蔗和玉米，其他的农作物包括香蕉、可可、丝兰、甜薯和棉花。在灌木丛和平原之间，视季节的不同、河流的高度，景色永远在改变。1900年到20年代中期，移民来自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意大利和德国。比较富裕的居民住在大广场附近，不是一般的广场，比较像是长一百五十码，也许宽三十码的地区，一端是河流，另一端是教堂，中间的街道两旁有一排色彩明亮的两层楼房。在这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租下他的新房子，一楼充当药店。

他们抵达之后不久，路易莎坚持提出贾布中学教育的问题，并说服她不情愿的丈夫应该送贾布回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她提道自己在离开前已经查询过了，“他们那里出过州长。”她说。[9]贾布也许感到自己再次被拒绝，但决定表现出勇敢的样子，“我觉得学校像地窖一样，我痛恨被铃声操纵的生活，但这也是我从十三岁开始唯一享受自由生活的希望，能与家人和平相处，但远离他们的控制。”[10]

一位朋友描述他当时的外表：“他的头很大、很宽，头发如金属丝般蓬乱。他的鼻子有点粗糙，像鲨鱼翅一样长长的。他的鼻子右边有一颗痣已经开始长，看起来一半像印第安人、一半像吉卜赛人。他是个消瘦、沉默寡言的男孩儿，去上学是不得已的。”[11]他快十三岁了，受教育的程度严重落后。回到海岸大城的前十五个月，他和其中一个舅舅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他的妻子欧登希雅和他们的小女婴住在一起。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虽然他怀疑自己的能力，还有其他有才华男孩儿的竞争，但贾布在学校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异。他以几篇文学练习作成名，《我的愚蠢幻想》是幽默的讽刺诗集，写的是他的同学以及严格或愚蠢的校规，老师注意到这些诗集的时候，常常要求他朗诵。[12]他也在学校的杂志《青年》上发表其他短篇及诗集，在学校的三年间得到一连串受信任的职位。比如说，每周成绩最好的男生可以在早上升旗，而贾布担任这个工作很久。学校杂志里有一张他和奖牌的合照，他稍微侧脸看着相机，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在怀疑自己成功的公平性。这个感觉伴随他很多年。

第一年结束时，少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家里，度过每年12月和1月的假期。家里不可避免地又有小孩儿出生了，这次怀胎七月就早产—— 他的弟弟海梅注定要虚弱七年。贾布成为他家的教父，后来海梅也成为贾布最亲近的弟弟。如今，这家人已经适应新的环境，一如往常，贾布有很多需要弥补。弟弟妹妹逐渐把他当作偶尔出现的哥哥，因为他偶尔出现、安静、害羞、有点孤独、年纪最大又最有距离感。父亲从少年时期一开始就经常缺席加深了这男孩儿和父亲之间的鸿沟。他的父亲从来都不了解他，似乎也没有尝试过。但贾布从来没有忘记妹妹玛歌，她也同样地畏惧他们的父亲；而他们的母亲永远没有时间理会她。她非常想念他（“我们好像双胞胎一样”）。贾布意识到她的孤独，他不在家时，每星期都很认真地写信给玛歌。[13]

他不喜欢回家。如果仰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7年和2002年自传中的陈述来了解苏克雷，那么，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仅有小说中的间接证据，例如20世纪50年代写的《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20世纪80年代初写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些怀有恨意的陈述只是确认这些小说所给人的冷酷、忧郁的印象。苏克雷是匿名的村庄、黑暗马孔多的邪恶姐妹镇，他甚至不直呼其名，就像他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在他的心里把两者视为同一。（《恶时辰》原来的篇名是“这个狗不拉屎的小镇”。）然而对其他较年轻的孩子而言，特别是莉妲和其他四个在那里出生的，这是个遍布河流、丛林、野生动物和自由的热带天堂。

这也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作为药师和自然疗法师最成功的一段时期。他不但自力更生，还和当地的诊所有联系。对于当时这样的春风得意，站在保守党这边有很大帮助，因为有别于阿拉卡塔卡，苏克雷是个保守党居多的城镇，同时，暴力永远随时会爆发。海梅受洗的那一天，当地的号兵在正要吹到最高音、最奔放的音符时被割喉。有些人说血喷了三公尺远。路易斯·安立奎马上听说了这件事，赶快跑去看。不过等他到场的时候，那不幸的男人尸体还在抽搐，但血已流尽。[14]这样戏剧性的事件没有再公开发生，直到一位家族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他们的隔壁邻居——1951年1月在整个镇的人眼前被谋杀，他们的生活都无法回头地改变了。

对贾布而言，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家族带来了震撼性的改变。20世纪40年代末，贾布回到苏克雷，从汽艇上走下来时，被一个活泼的年轻女性抱住，说自己是他的姐姐卡门·罗莎，同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还有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也在镇上当裁缝。阿维拉多的出现一定使他非常的震惊。贾布和这个几乎不认识的家庭在一起唯一的安慰就是自己是老大，如今，这个唯一的安慰也被夺走了：他不是父亲的长子，只是母亲的长子。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事业挫折和对专业的自卑情结是他和贾布之间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贾布总是以外人的眼光看待他。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大多数的孩子对他的医药专长和成就的故事信以为真。[15]而贾布已经见过世面，比起弟弟妹妹无疑是抱持存疑的态度。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显然读得很多，懂得很多，但也厚颜无耻，当他毅然决然地听从自己的直觉时，他的病人只能跟着冒险。他在巴兰基亚时是合格的自然疗法医生，在那里当药师的时候，辛苦地在卡塔赫纳大学学习，希望得到完整的医生资格。最后，在漫长的协调之后，他被赋予“自然科学博士”的学位，但他在那之前许久就已经自称为“医生”。[16]贾布不太可能认真看待他父亲假冒的头衔，而且无疑地，他比较喜欢“上校”这个头衔。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常常夸耀自己的技术一点儿也不传统：“我去看病人的时候，他的心跳告诉我他怎么了，我会很认真地听，‘这是肝脏的问题，’心脏会如何如何地对我说，‘这个男人会死于说话。’ 然后我告诉他的亲戚，‘这个男人会死于说话’，结果这个男人就死于说话。不过后来我失去了这个本领。”[17]

并不意外，特瓜（tegua，意谓“术士”，是轻蔑的字眼，指介于西方庸医和印第安药草师之间的所有医疗人员）以及所有的自然疗法医生，在当时的哥伦比亚都有着性行为放荡的名声。他们毕竟是旅行的专家，和经过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关联，接触异性的机会无人能及，对于任何令人警觉的行为都有合理的解释。附近一个村落的女人雇了一个律师指控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麻醉时强暴她，虽然他否认较严重的强暴行为，但承认他是她小孩儿的父亲。[18]和病人发生性行为是刑事犯罪，但他成功地从这也许是事业中最危险的一刻脱身，才免于失去一切。后来，另一位女人出现说自己的孙女也被加西亚医生弄怀孕了，她没办法照顾她。在不可避免地争执和责怪之后，路易莎和她的母亲一样，接受了丈夫的后代也是她的子女。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提道：“她非常愤怒，然而她接纳这些孩子，我真地听到她说：‘我不希望家族的血亲在世界各地流浪。’”[19]

第一次放年假时，贾布不但必须学习接受阿维拉多和卡门·罗莎的出现，还得忍受关于其他的私生子的黑暗私语，此外还有一个创伤的体验等待着他。他带着父亲给的一张字条，结果去的地方是名为“时光”的妓院。女人打开门上上下下打量他，然后说：“喔，当然，这边走。”她带他进到一间昏暗的房间，脱下他的衣服，然后——以他第一次公开谈论时说的用语——她“强暴他”。他后来回忆道：“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非常确定自己快死了。”[20]雪上加霜的是，那妓女很残忍地告诉贾布，他应该请显然已经是常客的弟弟给他上一课。他一定把这个下流、恐惧、羞辱的经历怪罪在父亲身上。的确，在拉丁美洲的悠久传统下，巴西人惯称为“派小男孩儿去买糖”，这很有可能出自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之手。

在圣何塞的第二年正如第一年一样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初中的文学之星，低调地广受欢迎。他写了一篇游记，是关于1941年3月到海边的校外旅行，这是一篇令人享受的文章，充满幽默、少年的热情，才华洋溢：“在车上扎迪瓦尔神父要我们唱一首歌献给圣女，我们照做了，虽然有些男孩儿提议唱波罗民谣[21]（哥伦比亚的黑人音乐歌曲）如《老母牛》或是《无毛母鸡》。”这篇游记的结尾是“想知道是谁写这些‘愚蠢幻想’的人应该写信给贾布。”他是用功的那一个，对运动和打架避之唯恐不及，休息时间别人在踢足球的时候，他常常坐在阴影下看书。不过，如同许多其他好学又不爱运动的学生一样，他学说笑话，用口才保卫自己。

只是，眼前这神秘少年可不是代表全部的他。贾布正盛开的受教育的时光在1941年中断，由于5月发生情绪失控的事件，长期缺席，他错过了下半学年的功课。就在儿子成名之后，一向不会守口如瓶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1969年的采访中谈道：“他好像有精神分裂症，会突然发脾气之类的。有一次他对着神父丢墨水瓶，那是一位很有名的耶稣会修士。因此他们写信给我，认为我应该把他带离学校，我就这么做了。”[22]家族传说则认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打算在儿子头上——“意识和记忆所在之处”——凿洞，只因为路易莎威胁公开这件事才使他作罢。[23]不难想象，这样的计划对于原本已经对家庭医生没有信心的小男孩儿有什么样的效果，想到父亲真正进到他的脑袋里，他一定非常的害怕。

可怜的贾布回到苏克雷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直言他需要的是“好好爽一下”，当圣何塞的其他男孩儿还在忙着向圣女祷告时，他提供了一连串乐意配合的年轻女性，想给他最早的性经验。当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身处一个非常具备男子气概的社会里，觉得自己比其他男人没有男子气概，这些太早熟的探险让他觉得在性这件事上和他们站在同一国，不论他经历什么其他复杂的情节，这种感觉一直没有离开他，并且支撑他面对其他各式各样的焦虑与挫折。[24]

正在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角色何塞·帕伦希亚出现，他是当地地主的儿子。正如贾布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一般，帕伦希亚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也是个花天酒地的能手（喝酒、唱歌、诱惑女性）。他和贾布成为好朋友，一直到波哥大时期仍是。他也很英俊，很会跳舞，这是很会唱歌的贾布并不拿手的。帕伦希亚后来成为许多流浪汉冒险小说的主角，甚至是几年间夸张逸事的主角，直到他过早却非意料之外的去世。对于成长中的少年而言，得到这样的朋友无疑是另一个激励。

1942年2月回到学校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师生温暖的欢迎。虽然在回忆录里对这个经历只有轻描淡写，但他一定对于自己缺席以及必须编谎话解释而感到尴尬与羞辱。对于他的“治愈”，他的父亲得到很多赞颂。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不和何塞·马利亚与他的妻子欧登希雅·韦德伯朗奎兹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现在有两个小孩儿。如今他和父亲的叔叔艾列瑟·加西亚·帕特尼那住在一起，他是银行员，以正直和慷慨闻名，热衷英语。艾列瑟的女儿瓦伦蒂娜和贾布一样很爱读书，带他参加当地“沙与天空”的诗人聚会。[25]

有一天，他在其中一个诗人家等候时，一个“倒进混血模子的白种女人”来访。她的名字是马丁娜·丰瑟卡，她嫁给一名约一米八二高的黑人河川领航员。贾布只有十五岁，以他的年龄而言身材算矮小。他和她聊了几个小时，一边等诗人到来。后来，他又看见她默默在等他，据他表示，他们在“圣灰礼仪日”从教堂出来时她就在公园的凳子上等待着。她邀他一起回家，开始了一段激烈的艳遇——如野火一般燃烧的秘密之爱——维持了整个学年。领航员常常一次离家十二天，同时间的星期六贾布必须在八点之前回到艾列瑟叔叔家，假装去看星期六下午国王电影院的演出。不过几个月之后，马丁娜说她认为他最好去别的地方读书，因为“这样你就会了解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26]。他泪眼婆娑地离开，一回苏克雷就宣布他再也不要回圣何塞或是巴兰基亚。根据他的版本，他的母亲说：“那么你必须去波哥大。”他的父亲说没有钱让他去，贾布突然了解到自己还是想继续读书，脱口而出说：“有奖学金。”几天后薪水来了，“赶快准备，”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你要去波哥大了。”[27]

贾布于1943年1月前往首都碰运气。对这个家庭而言，此举是极大的冒险，波哥大的旅程是昂贵的投资，小男孩儿的入学考试却多半可能会失败。波哥大几乎等于另一个国家，这段旅程既漫长又令人却步。他的母亲修改了父亲的黑色旧西装，全家人都前往登船甲板送行。从来不轻易放过旅行机会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贾布一起坐上小汽艇，他们沿着莫哈纳河和圣豪尔斯河，下行大马格达莱纳到马干奎市。贾布在那里和父亲说再见，坐上江轮大卫·阿朗哥号往南到萨卡尔港。这段航程通常需时一周，但如果河水较浅或轮船搁浅时则可能需要三周。虽然他第一个晚上哭了，原本看来似乎令人担忧的前途却成了意想不到的旅程[28]。船上满是其他年轻人，如他一般充满希望地第一次申请奖学金，也有一些更幸运的学生和已经注册在长假之后回学校的大学生。在他的记忆中，这趟旅程仿佛浮动的节日一般，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唱着波丽露、瓦伽娜多（哥伦比亚民族音乐）以及昆比亚音乐自娱，一方面也赚了一点儿钱，在那“行驶的木制明轮船，在这赤道支流弥漫栀子花的香味和腐朽的蝾螈中留下钢琴圆舞曲的琴声”[29]。

几天后，贾布在旅程尾声告别这群较有经验的旅伴，他们嘲笑母亲强迫他携带的行李 —— 一块棕榈叶睡垫、纤维做的吊床、粗毛毯、紧急用的尿壶——并从他手上抢走，丢到河里。这条河流记录着进入可伦丘文明（Corroncho），“岸边人”对于波哥大的鄙称，暗示他们所有人都粗鲁而无知，无法分辨好坏。[30]看来身在那些邪恶而傲慢的卡恰克人之中，他所知道或拥有的一切在波哥大都毫无用处。

在东安第斯山脉山脚下的萨卡尔港，乘客搭上前往波哥大的火车。蒸汽火车爬上安第斯山脉时，“岸边人”的心情改变了。铁路每转一个弯，空气就变得更冷冽，更稀薄，使得呼吸越来越困难。[31]他们大多数人开始发抖、头痛。在八千英尺的高原上，火车开始朝首都城市加速前进，越过波哥大的萨巴纳，这片长三百英里、宽五十英里的高原在终年阴雨下是一片灰暗的深绿色，然而，安第斯山的太阳高高地自深蓝色的天空照耀时，这片高原则呈现亮丽的祖母绿。萨巴纳散布着小小的印第安村落，有灰色泥砖黏土的小屋、茅草屋顶、柳树和桉树，连最低下的小屋都装饰着花朵。

火车于下午四点钟抵达首都。加西亚·马尔克斯常说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的一刻。他来自阳光、海洋、热带的繁茂之地，那儿有着悠闲的社会习惯，相对也是一个对着装要求和偏见都不多的世界。在萨巴纳，大家都紧紧包着哥伦比亚式的披风；而在多雨阴沉的波哥大，后方的安第斯山脉高达八千六百六十英尺，似乎比萨巴纳还要寒冷，街上满是穿着深色西装、马甲、风衣的男子，就像伦敦的金融区一般，不见女性的人影。这个很不情愿的小男孩儿发自内心地叹了一口气，戴上据说在波哥大大家都戴的黑色软毡帽，下了火车，把沉重的金属行李箱拖到月台上。[32]

没有人在等着接他。身边随处都是陌生的煤灰味，他几乎无法呼吸。车站和外面的人群渐渐消失时，贾布为他抛在身后的世界哭泣。他是个孤儿，他没有家人，没有阳光，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一位远亲到来，带他坐上出租车到靠近市中心的一间房子里。在街上大家都穿黑色衣服，在室内他们则都穿披风和浴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第一天晚上上床之后马上又跳下床，大叫有人把他的床弄湿了。“不是有人把你的床弄湿，”他们告诉他，“波哥大就是这样，你要习惯。”他整晚没睡，为自己所失去的世界哭泣。

四天后的一大早，他站在希门内兹·奎萨达教育部外面排队，这条大道以纪念征服哥伦比亚的西班牙征服者而命名，是他建立了波哥大。[33]排队的人从教育部三楼开始，沿着希门内兹大道延伸两条街，似乎没有尽头，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站在接近尽头之处。随着早晨的时光逝去，他愈见绝望。中午过后，他感觉有人拍他的肩膀，是他在马干奎的轮船上认识的律师阿多尔夫·戈麦斯·塔马拉，来自海岸区的他整趟旅程都在读书，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富尼耶的《美丽的约定》。戈麦斯·塔马拉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歌唱能力印象深刻，要求他写下其中一首波丽露的歌词，他要唱给自己在波哥大的爱人听，作为回报的是他自己的那本《双重人格》。正发抖的年轻人脱口而出自己也许没有希望拿到奖学金。不可思议的是，原来这高雅的律师不是别人，正是负责掌管全国教育奖学金的主任，他马上把这位疲倦不堪的申请人带到队伍前面，进入一间大办公室，接受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申请。他在旧波哥大的圣巴托勒梅学校接受考试，从殖民地时期，哥伦比亚的上层阶级就在这里受教育。他通过了考试，得以在三十英里外锡帕基拉的新学校国立男子学校入学。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在比较有名的波哥大圣巴托勒梅注册，因而难掩失望。

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回家和骄傲兴奋的家人一起庆祝。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锡帕基拉，不过还是直接前往，于1943年3月8日坐火车抵达，正好在他十六岁生日的两天之后。锡帕基拉是个小型的殖民地城市，典型的安第斯风情，气候如同波哥大一般。这里曾经是奇布查族印第安人帝国的经济中心，以盐矿作为根据地，至今仍是吸引游客的主要景点。主要广场围绕着巨大的、堂皇壮观的殖民地房子，蓝色的阳台，沉重、悬挑的红砖屋顶，前方则是苍白如教堂般的拱门加上双塔，对于当时其实只是个大村子的地方而言，似乎太大了。锡帕基拉满是小型工作室，黑色烟囱用来蒸发处理盐，再将产品卖回给政府。盐矿分子如灰尘般飘浮在整个社区之上。对于一个来自海岸区的男孩而言，此处的气候和环境都很寒冷、黯淡而压抑。

学校是刚成立的，但位于一栋旧的殖民地建筑里。这里曾经是圣路易斯·贡札卡学校，一栋俭朴的两层楼建筑，可回溯到17世纪。校内有一座内院，周围是殖民式拱门。[34]校园包括校长的书房和私人空间、秘书室、绝佳的图书室、六间教室、一间实验室、一间储藏室、一间厨房、一间餐厅、厕所和淋浴室，八十名左右的寄宿生睡在一楼的大宿舍。他后来会说，得到奖学金去锡帕基拉像“抽奖抽到一只老虎”。学校是“惩罚”，这“冰冷的镇是不公义”[35]。

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并不喜欢学校，却从哥伦比亚历史独特的两个情境中得益。保守党在1927年放弃了国立中学教育，交与私营，基本上就是教会；然而，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在1934年当选总统时，宣布“进步革命”。政府决定团结这个国家，使其民主化，建造新型的公民社会。这个转变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拥有真正的国家教育体系，第一个成立的“国立学院”正是锡帕基拉国立学院。此时，全哥伦比亚只有四万名中学生，那一年只有不到六千人毕业（只有十九名女性）。大多数的哥伦比亚人对于自己国家地域的复杂性只有很模糊的概念，但在锡帕基拉，来自四方的学生都共处一室。[36]

锡帕基拉的老师非常优秀，许多老师因为革新派的立场被其他学校拒绝，但他们大多是非常努力的理想主义者、激进自由派，被派到锡帕基拉是为了防止他们污染波哥大上层阶级孩子的心灵。他们都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大多有在哥伦比亚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岸边人”精神科医师何塞·法兰西斯科·索卡拉斯所领导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学习经历，索卡拉斯是马尔克斯上校旧时战友的亲戚，也是上校妻子特兰基利娜的亲戚。[37]他相信哥伦比亚的年轻人应该接触各种想法，不要排除社会主义的潮流。此地的许多老师都刚毕业，和学生之间建立了非常轻松且友好的关系。

学校的课程很紧凑。起床铃声六点钟响起，六点半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洗了冷水浴、穿好衣服、擦好鞋、修理指甲、铺好床。学校没有制服，不过大部分的学生穿蓝色西装外套、灰色长裤、黑皮鞋。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能尽量利用父亲的旧衣服，接下来几年都因为磨损不堪的旧西装外套和特别长的袖子而尴尬不已，不过在没有暖气的学校里，这套旧西装至少可以帮他保暖。晚上九点钟，学校的一日活动和家庭作业完成之后，男孩儿们回到宿舍，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来此之后，学校也开始了一项值得纪念的传统。宿舍有一个小隔间给老师坐着打盹儿，到熄灯之前有一个老师会坐在那里，从窗口读书给男孩儿们听，等他们睡着。他通常尝试读些古典文学名著，如《铁面人》，但有时也读更沉重的《魔山》。[38]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说法，他首先朗读的作品来自马克·吐温，在他的回忆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对于他而言，马克·吐温的文学就是一片沃土，是自己国家的象征，为民族幽默感下定义，撰写地域及中央之间关联的年代记。宿舍有铁床，上面铺着木板，这些木板常常是男孩儿互相窃取的对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常常半夜做噩梦，尖叫吵醒整个宿舍而变得有名。他承袭了母亲路易莎的倾向，他最糟的噩梦“不是发生在最糟的背景，而是在欢乐的气氛里，和平常人或是在一些寻常的地方，然后马上借由不经意的一瞥，发现一些不详的信息”[39]。他最近刚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对此应该毫无帮助。

星期六上课上到中午，下午六点前他们可以到镇上自由活动，去看电影或安排舞会——幸运的话在当地女孩子的家里。星期六他们可以踢足球，不过“岸边人”比较喜欢打棒球。星期天到六点以前完全自由，学校虽然有神父的宗教教学，但并不需要每天做礼拜，而且星期天上教堂也不是强迫性的——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前会出席，也许如此一来就不用在写给母亲的信里说谎。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哥伦比亚而言，这样的自由是非常不寻常的。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想起来，每天三餐好饭，比家里更多的自由—— 一种“监督下的自治”——锡帕基拉的生活毕竟还是不错的。

他永远感谢学校帮他在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历史所打下的基础。然而，文学不可避免的还是他的最爱，涉猎范围从希腊和罗马文学到近代的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文学。他当时的拼写和现在一样意外的古怪（虽然没有他悲惨的数学那么差劲），他安慰自己，听说伟大的玻利瓦尔拼写也很差。他后来说，自己最好的拼写老师是他的母亲路易莎，他读书的时候，她都会纠正信上的拼写错误，之后再寄回去给他。

周末他通常打球，在学校和朋友一起踢足球，上电影院，在街上或是锡帕基拉高地草原的桉树下散步。有时候，星期天他会坐火车到三十英里外的波哥大，拜访同是“岸边人”的亲戚，在一次这样的场合里，一位朋友在街上介绍他认识一位远亲贡萨罗·冈萨雷斯，他在《观察家报》工作。冈萨雷斯也在阿拉卡塔卡出生，对当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着鲜有的印象：“他大概十七岁左右，体重不超过五十公斤。他一直没有跟我打招呼，我说话前他不会先说话，我马上猜想这孩子是个有条不紊、细心、有纪律的人。他没有从所在的地方走开，很旧但很干净的鞋子一只踩在人行道上，另一只踩在波哥大十六街的第七大道柏油路上。也许他是个胆小的人，不表现自己的恐惧。他态度谨慎，几乎有点悲伤，非常的孤独，不为人知。然而一开始的保留与拘谨解除之后，他开始沟通，表现出一种有节制的唠叨，我后来听他说那是他的‘好人表演’。一两分钟之后他就开始谈到书……”[40]

阅读是这个难以捉摸的年轻男子在锡帕基拉主要的活动。在巴兰基亚，他已经读过每一本可以找到的便宜的朱尔·维尔内和艾米里奥·萨卡尔小说，以及程度浅显的诗集，加上西班牙黄金年代的古典文学，他可以背诵里面的许多诗。如今，孤独的少年开始读每一本可以到手的书。他读完图书馆里所有的文学书籍，接着转向历史、心理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恩格斯——甚至弗洛伊德和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同时，他对正式教育的要求及僵硬感到无聊，整天都在做白日梦，严重到差点失去奖学金。然而努力了一两个星期之后，他让同学和老师很惊讶地拿到满分五分的成绩，成为“顶尖学生”。

1943年末期，贾布再度回到苏克雷。从巴兰基亚和锡帕基拉的学校，从波哥大的大学，从卡塔赫纳和巴兰基亚的工作，他总是回到这个偏远的河边小镇，直到家人在1951年搬到卡塔赫纳。在这里以及许多附近的城镇里，他遇见笔下许多最知名角色的原型，包括“纯真的埃伦蒂拉”的同名角色，《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他称为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的妓女。他前往锡帕基拉读书的第一年，家里的第九个孩子埃尔南多（南奇）在3月底出生，妻子怀孕的时候，多情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再度惹上麻烦，又有一个私生子出生。这一次，路易莎和她的长女玛歌都充满女性的愤怒，有很长一阵子，连加夫列尔·埃利希奥都认为自己太过分，但一如往常，他又再度说服了她们。[41]

这一次的假期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又发生了另一次热烈的性经历，这次是和一位性感的年轻黑人女性，他称为“妮格罗曼塔”（通灵人之意，他在《百年孤独》的倒数第二章里也给了同样性感的黑人女性这个名字），她的丈夫是警察。路易斯·安立奎说了一部分故事：“一天午夜，贾布在苏克雷的阿瓦雷兹桥上遇见一名警察，警察正要去妻子的房子，贾布从警察妻子的房子出来。他们向对方打招呼，警察问候贾布的家人，贾布问候警察的妻子。如果这是我母亲说的故事，你可以想象她知道但没有说出来的那些。她也没完全讲清楚，因为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警察向贾布借火，他靠近的时候警察做了一个鬼脸说：‘真是的，贾布，你一定是去了‘时光’，你身上有妓女的味道，连公山羊都不愿意跳过去。’”[42]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版本，他和警察的妻子被捉奸在床（很不幸，他睡着了），警察用俄罗斯轮盘赌威胁他，要贾布加入。警察最后放过他，不光是因为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立场相同，也因为他感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最近治好他的淋病，其他医生都无法医治。[43]

贾布开始长大，终于开始看起来像他真正该有的年纪。在锡帕基拉，同年龄的人记得此时的他很瘦，双目发直，总是在发抖，抱怨天气太冷，从前梳理整齐分边的头发变得毛茸茸，不再容易顺服。[44]他不再试图看起来像卡恰克人，不再穿着严肃、整齐的衣服，头发总是上发油，梳理整齐，而是开始展现自己的特色。一撮纤细的“岸边人”胡子出现在他少年的嘴唇上方，任其留长。前任校长被一位年轻诗人卡洛斯·马丁取代，只有三十岁的他英俊得像个俊俏的男演员偶像，他是流行的“石头与天空”诗歌运动的一员，而诗歌运动在波哥大风行一时。这些诗人的名字来自西班牙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作品，在当时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共和国里不会被认为具有革命性。不过在哥伦比亚，诗总是比散文受欢迎——除了演讲，此乃另一个国民专长——这也是文学保守主义的重地。这里的诗歌传统非常丰富，在充满伟大诗人的土地上是最优秀的。然而，在不寻常的狭隘、主观主义者的驾驭下运作，哥伦比亚的社会及历史现实使当时的文学几乎完全缺席。新兴的哥伦比亚诗人如爱德华多·卡兰萨、阿杜罗·卡马丘·拉米瑞兹、豪尔斯·罗杰斯、卡洛斯·马丁先是以希梅内斯的作品为榜样，后来是以西班牙的“1927年代”为镜，同时借鉴了拉丁美洲的前卫诗人如聂鲁达——他也在1943年9月拜访波哥大，并联系这个团体。

接下来的六个月中，诗人马丁代替谦逊的卡洛斯·胡利奥·卡德隆·厄米达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西班牙文学教授。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用假名“哈维尔·贾塞斯”写诗。马丁特别专注在鲁文·达里奥的作品，他的《蓝》在1888年发表，到他在1916年去世之间，这个伟大的尼加拉瓜人几乎独力使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诗歌语言做了重大的变革。达里奥的童年刚好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仿，成为年轻哥伦比亚诗人殿堂中主要的神明。[45]他开始“模仿”、技巧性地拼凑伟大的西班牙人，如加西拉索·维加、克维多、罗尔卡，以及拉丁美洲作家如达里奥和聂鲁达的作品。在男孩儿们的要求下，他帮他们写十四行诗给其女友，有一次甚至由轻率的收信人又引述回来。[46]他也用自己的经验写情诗，由自己和当地女孩儿的感情启发灵感。较年长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对这些早年间作的努力有点罕见的难为情，甚至否认许多作品是自己笔下之作。

“岸边人”学生一有机会就在镇上安排舞会。借由这个机会以及其他可能的机缘，他认识了一些年轻女性。其中一位是贝蕾妮瑟·马丁内斯，她在锡帕基拉的末期曾经是他短暂但显然充满激情的浪漫伴侣。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同一个月出生，她在2002年时回忆——当时她已经是寡妇，有六个孩子，住在美国——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见钟情”，他们主要的共同爱好是当时流行的波丽露，他们会在谈情时唱给对方听。[47]还有令人难忘的是西西莉亚·冈萨雷斯·皮扎诺，“她不是特定人的爱人，可是，对所有迷恋诗的人，她是缪斯。她的反应很快，很有个人魅力，来自旧式保守党家庭，却不受传统拘束，对于诗有超自然的记忆力。”[48]西西莉亚被很残忍的西班牙文称为“独臂人”，因为她只有一只手臂，用袖子遮住另一边。她是个漂亮、活泼的金发美女，贾布常常和她谈诗。大部分的男孩子都猜测她是他的女朋友。

当然，这儿还有其他的探险，夜间在戏院里胡作非为，男孩儿们用打结的床单溜出宿舍，在黑暗中去参加一些不正当的聚会。学校门房似乎永远没办法抓到潜逃者，男孩儿们认为他是他们沉默的同党。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和另一位较年长的女性发生关系，她是一位医生的妻子，趁丈夫不在的夜晚，加西亚·马尔克斯去她的卧室，位于锡帕基拉的旧殖民地房子之一，迷宫般房间和走廊的尽头。这个值得让薄伽丘诉说的故事在《百年孤独》开场不久难忘的一景中出现，年轻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一次的性经历就是发生在黑暗中穿过一整屋子睡在吊床上的人，在摸索找路之后。[49]

卡洛斯·马丁认识那一代所有杰出的诗人，他到达的几个月后，其中两位最有影响力的爱德华多·卡兰萨和豪尔斯·罗杰斯就被他邀请来锡帕基拉演讲。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一位朋友很荣幸地在马丁所租的靠近镇广场殖民式房子的大厅里采访他们。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在世最高位的文学家，马丁把他介绍给两位名人客人，说他是“伟大的诗人”时，他立刻觉得既高兴又难为情。[50]很不幸，两个男孩儿所创立的杂志《文学论坛》成为国家政治发展的受害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体验到，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试图改革下新的哥伦比亚所受到的暴力威胁。1944年7月10日，洛佩斯·普马雷霍第二任期的第二年，他在帕斯托镇遭到绑架，主谋是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人物劳雷亚诺·戈麦斯所支持的意图政变者，自由派称他为“怪兽”。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压力，洛佩斯·普马雷霍在1945年7月31日辞职，由另一位自由派阿贝尔·耶拉斯·卡马尔哥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做完剩下的任期。政变阴谋发生的几天身为校长的卡洛斯·马丁发了电报到总统府声援。不久，锡帕基拉的保守党市长托后带着警察到学校来，没收了所有第一期的《文学论坛》，这是特别在波哥大的工作室加印的。几天后，教育部部长打电话召唤新校长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辞职。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德隆·厄米达先生的班上，继续自己的阅读。他曾经表示，弗洛伊德的作品和朱尔·维尔内同样的令人深思[51]，充满想象力，并且启发他写了一篇文章《强迫性精神病》；讽刺的是，他是在被学校课后留校时写的。[52]这篇文章写的是一名变成蝴蝶的女孩儿飞到远方，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历险。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学嘲弄这是刻意做作时，老师赶忙给他支持、鼓励，并且在他可能用得上的叙述结构以及修辞上给予实质的建议。故事在学校里流传，一直到学校秘书那里，他预言说，这篇文章让他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自己第一次听说卡夫卡是1947年在波哥大的时候，并直接影响到他第一次出版的作品[53]。然而，看起来他似乎在学校时就已经读过卡夫卡的作品。有趣的是，如送书的人所观察到的，戈麦斯·塔马拉给他的《双重人格》这本书必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奇特的作品之一，而且是最不为人知的作品之一。不过，弗兰兹·卡夫卡却是那个有读者的人。对于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年轻人而言，他的内心已经非常不安，也在先前的学校经历过严重的情绪困扰，如今不但要面对自己的自信问题、更大的自我挑战，而且要面对波哥大在权威、品位和文明方面陈腐的规矩。我们都具有不止一个性格、不止一个身份的这种想法，想必让他非常的安慰，并且具有相当的疗愈作用。卡德隆先生后来声称，他告诉这个有才华的学生——当时观察的人认为他身为艺术家的才华比作家更高——说他可以成为“哥伦比亚最伟大的小说家”[54]。这样的精神支持当然是无价的。

虽然有这些课余活动，他对学校的课业只偶尔投注一下心力，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校的地位却越来越高。1944年的最后一天，他在学校第二年的尾声，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报纸《时代报》（El Tiempo）在文学副刊登了他的诗，用的是笔名哈维尔·贾塞斯。将近六十年来，作者都对此非常的难为情；然而，当时对于一位年仅十七岁，还有两年才读完中学的人而言，一定是非常美妙的肯定。[55]这首诗《歌曲》献给一位朋友罗莉塔·波拉斯，她不久前悲惨地去世。这首诗由“石头与天空”团体的会长爱德华多·卡兰萨写了一首诗引文。诗文如下：

歌曲

“这首诗在下着雨”

爱德华多·卡兰萨

下着雨：这一个下午

是一整片云层。下雨。

这一个下午浸润在

你的悲伤之中。

偶尔风带来

他的歌曲。偶尔……

我觉得灵魂紧贴着

你缺席的声音。

下着雨。我在想着你。

梦想着。

这个下午没有人会

了解我的哀愁，紧闭。

没有人。

只有你的缺席

时时刻刻地使我痛楚。

明日你的存在

会和玫瑰一起返回。

我想着——

下着雨——

你温柔的凝视。

女孩儿如新鲜果实，

如节庆般喜悦，

今日你的名字如黎明般在

我的诗里。[56]

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价自己学生时代写的诗道：“它们比较像没有灵感或抱负的技巧练习，我并没有赋予什么诗的价值，因为并不是出自我的灵魂。”[57]事实上，第一次读这首诗——更别说标题——当然暗示其情绪的负荷颇为强烈。技巧方面，虽然值得肯定，却必须承认并非独创——是模仿20世纪20年代的聂鲁达拼凑而成，不过也不坏——确实是次等的。事实似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难为情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位处拉丁美洲最有“诗意”的共和国，早期写诗全然可理解其技巧上的缺失，而是没有表达出来的少年时期更强烈的情绪。

承续少年时期在巴兰基亚的英勇，他越来越高的文学声望可以解释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何会在1944年11月27日负责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感言，对大自己两岁的同班同学道别。演讲所选择的题目是友谊，也是他未来人生的主题之一。

1944年，回家的路只带他到马干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人本来以为自己很快乐地在苏克雷定居，然而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而言，快乐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经历，他决定把为此感到不情愿的一家人搬到下游的马干奎，这个炎热、不规则延伸、平坦的城市四周围绕着沼泽，位于马格达莱纳河上方的一个海角，马格达莱纳河是巴兰基亚和巴朗卡贝梅哈之间最重要的河流，也是马格达莱纳和哥伦比亚西部重要的主要连接道路。有理由相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为了逃离自己的风流韵事和难堪才离开，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惩罚第二个儿子路易斯·安立奎的不当行为，他被送到梅德茵的感化学校待了十八个月。

在马干奎，贾布的妹妹记得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未来的妻子梅塞德斯·巴尔查。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总是声称，他们认识的时候她才九岁，这样算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应该在1941年11月到1942年11月之间——甚至在他离开前往锡帕基拉之前，他当时（才十四岁）就知道自己会娶她。[58]梅塞德斯自己声称“对于过去一点儿记忆也没有”，只确认自己第一次遇见未来的丈夫时“只是个小女孩儿”。[59]如今，1945年年初，他写了一首诗，题为“给不可捉摸女学生的黎明十四行诗”，有很好的理由猜测这位女学生就是梅塞德斯·巴尔查，她正在读小学的最后一年。这首诗在锡帕基拉和马干奎流传，是另一首热衷于拼贴聂鲁达的诗。现在留存的版本标题只剩下“女孩儿”，署名是“哈维尔·贾塞斯”：

女孩儿

她经过时向我致意，

从她清晨般的声音中呼出的空气，

模糊的不是我窗户四周的光线

倚靠在玻璃上，而是我自己的呼吸，我的灵魂深处。

她如晨光一般早起，

如所有故事般不可思议，

正当她抄近路穿过，

晨光散发出纯白色的血滴。

如果她身穿蓝色上学，

没人得知她步行或飞行，

她的脚步轻盈，宛如微风

晨间的忧郁中无人能辨，

三者何为微风，

何为女孩儿，何为晨光？[60]

如果这首诗果真是为梅塞德斯而写，那么，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少数公开写到她，却不带有一丝幽默讽刺的作品。

他在1945年2月回到学校时一定是带着混杂的情绪。他学会抽烟，一天抽四五十根，这个习惯维持了三十年。[61]上课时他常找借口上厕所，并焦虑地等待下课时间。他的表现一方面像是对于体制失望的反叛派，另一方面又像叛逆诗人，不满意任何制度。除了文学之外，他开始对所有的科目感到乏味，几乎无法忍受必须读自己没有兴趣的科目。他总是对自己的课业成绩感到惊讶，猜测老师是用个性假设他的聪明才智所打的分数，而不是真正的学业成就。

虽然感到孤立，他的行为表现和记录却很好。校长前往波哥大总统府向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的紧急代替人选耶拉斯·卡马尔哥总统要求，希望提供学生补助到海岸游学时，他是被选上同行的三位男学生之一。耶拉斯不但同意，而且在学年结束时前来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后来的日子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老练的自由派政治人物变得很熟稔，和他一起与波哥大的伟大权贵们建立了令人好奇又矛盾的关系。当然，十八岁就初次和总统见面、接触政府职位是太早了一点儿。在这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最成功的演讲之一，也是唯一一次即兴演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校师生欣喜若狂，他被要求说几句话。他宣称富兰克林·罗斯福如同伟大的西班牙英雄希德一般，“死后也能获得胜利”。这个用语不但在学校驰名，而且传遍市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讲声誉又更上一层楼。[62]

他在1945年年底回到苏克雷。父亲关掉了马干奎的药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又回到闲荡的老样子，留下再度怀孕的路易莎（她没有怀孕的时候几乎不准出门），在杂乱无章的大房子里自己想办法带着一大家子。他回来之后又把家人迁回苏克雷居住，但这次住的房子不在上次待的同一条街上。他放弃了药店，又专注于全职的自然治疗师。第十个孩子阿夫列多（库奇）在2月出生，但这个孩子实际上是由玛歌带大的。

如今，贾布任由自己被他善良但无可救药的弟弟带着堕入歧途。他立刻加入路易斯·安立奎的乐团，整晚不回家，常常光临当地的妓院，把他从乐团赚来的那一份钱第一次放纵地花在喝酒上。圣诞节期间，他本来应该如往常在年底的庆典上做出贡献，结果，他消失在附近的马哈瓜尔十天，待在妓院里：“都怪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我在第一个晚上遇到这个非比寻常的女人，就一头栽下去，这是我一生中最长也最狂野的一次狂欢。”[63]

在许多的叹息和沉默之后，路易莎终于问他的长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我受够了，就这么回事。”“什么？受够我们？”“受够一切。”他说自己厌倦他的生活、厌倦学校、厌倦旁人对他的期望。由于这番话并不是母亲可以直述转达给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所以她思量了一下，最后建议解决的办法是让贾布和当时拉丁美洲其他有抱负的年轻男子一样，去学法律。“毕竟，”她机灵地说，“这对写作是很好的训练，人家说你可以成为很好的作家。”根据他的回忆录，贾布对母亲这一席话首先的反应是负面的：“既然要当作家就要当伟大的作家，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伟大的作家了。”读者这时才惊讶地了解到，虽然这位年轻人还没有读到乔伊斯或福克纳，他没兴趣成为那些可怜的20世纪庸才所代表的作家，在他尚未成熟的内心深处，他想成为像但丁或塞万提斯这样的作家！路易莎并没有因为他的异议而打退堂鼓，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完成了了不起的协调工作，甚至不需要父子俩面对面讨论；虽然风度很差，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接受儿子不会步他的后尘进入医界，贾布也接受自己不但要完成大学学位，还要去国立大学读法律。如此这般，严重的少年逆反和灾难性的家庭危机都解除了。[64]

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性生活道德败坏的人，随着圣诞节接近，他必定很惊讶地发现那位来自马干奎的“不可捉摸的女学生”搬到苏克雷了。她的全名是梅塞德斯·拉奎尔·巴尔查·帕尔多，她和他一样是药师的孩子。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还年轻时，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马格达莱纳盆地的河流和丛林旅行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女孩儿的父亲。她在1932年11月6日出生，和贾布一样也是老大，有着一种神秘的美丽：高高的颧骨、深色弯曲的眼睛、长而苗条的脖子、非常优雅的举止。她住在大广场上，就在贾布的好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家对面，他则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搬到马干奎之前住的房子隔壁。

和她的父亲德梅特里奥·巴尔查·维利亚一样，梅塞德斯的母亲拉奎尔·帕尔多·洛佩斯来自一个农场畜牧家庭。不过，虽然在可罗萨尔出生，而且是天主教徒，但德梅特里奥·巴尔查·维利亚有部分中东血统。德梅特里奥的父亲艾利亚斯·巴尔查·法古雷出身亚历山大港，也许来自黎巴嫩，可能因此梅塞德斯身上才具备“暗藏的美丽，尼罗河的诱惑”[65]。艾利亚斯于1932年5月23日取得哥伦比亚国籍，也就是梅塞德斯出生的六个月之前。他活到近一百岁，帮人们读咖啡渣、看星盘。“我的祖父是纯粹的埃及人，”她告诉我，“以前，他会把我抱在膝盖上跳着，唱阿拉伯文歌曲给我听。他总是穿着白衣，打黑色领带，戴金表、草帽，像墨利斯·谢瓦利尔一样。他去世的时候我大概七岁。”[66]

梅塞德斯·拉奎尔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和外婆，她是德梅特里奥和拉奎尔六个孩子中的老大。这家人在她出生后搬到马哈瓜尔，又搬到马干奎，最后终于搬到附近的苏克雷。德梅特里奥做各种的生意，包括一般的杂货，不过，如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一般，他的专长是药学。梅塞德斯刚在马干奎对岸的孟波克斯圣方济修女学校“神圣之心”读了一年，距离也许是哥伦比亚保存最完整的小型殖民地城市主要广场上有名的圣巴巴拉教堂的八角形塔楼，只有一街之遥。[67]

在马干奎的一位童年时期的朋友告诉我，“梅塞德斯总是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她的身材姣好，又高又瘦。虽然公平地说，她的妹妹马丽亚·罗莎更漂亮。但梅塞德斯总是得到比较多的赞美。”[68]当时，她在家里的药店帮忙，加西亚·马尔克斯家的小孩儿帮父亲跑腿办事时，常会碰见她。当时与后来的日子里，他们都知道梅塞德斯很有自信，有着一股安静的权威感。贾布很少直接做什么，只是常常逗留在药店里，和梅塞德斯的父亲德梅特里奥·巴尔查聊天，贾布总是比较喜欢年长的男子。虽然德梅特里奥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好朋友，但德梅特里奥却有着身为自由派的美德。梅塞德斯本人总是坚持自己很幸运，她并不知道这位害相思病的爱慕者的目的。通常，她甚至不会搭理贾布，她的父亲透过镜子看着她经过，温柔地训斥她：“要打招呼。”她告诉贾布，她的父亲总是说“会娶你的王子还没有出生”。她告诉我有很多年的时间，她都以为贾布爱慕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

1945年到1946年之间的圣诞节假期，他们在派对上巧遇，他终于有机会接近这位冷淡、心不在焉的女孩儿。在《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叙事者回忆：“许多人知道，我是在其中一个派对正热烈的时候要梅塞德斯·巴尔查嫁给我，当时她连小学都还没读完，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这一点。”[69]派对后的几天，他看到她带着两个小孩儿走在街上，她笑着说：“对，这是我的小孩儿。”他把这个成人的笑话方式当成来自这神秘年轻女子的暗号，他们有着同样的思考方式。这让他细细回味了好几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锡帕基拉读书的最后一年，这段时期有着非常光鲜的开端。他鲁莽的朋友帕伦希亚在卡塔赫纳最后一年的功课未通过，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知怎样让他在国立学院注册了，而帕伦希亚回报的方式是帮他买了一张机票。他们坐非承压的DC-3到波哥大，这趟旅程花了四个小时，而不是十八天。[70]帕伦希亚在广场上最好的房子里租了一个大房间，从窗户可以看到大教堂。这个房间提供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用的藏身之处，他得以享受身为十二年级生的学长地位。帕伦希亚帮他买了深色西装表示感谢之意，读书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为了自己邋遢的旧衣服而难为情，这样的光景终于可以结束了。

在这学校最后一年的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满十九岁。他是已经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在同学之间有其傲人之处。他常常以幽默或嘲讽的诗文娱乐他们，并特别为他们的女朋友写诗，或把同学和老师画成讽刺漫画。即使在这个年纪，他仍然饱受噩梦之苦，不但自己，连同宿舍的学生和老师也饱受惊吓。因此，这最后一年他搬到比较小的宿舍，他的尖叫相对而言不会打扰到太多人。

如今，整个哥伦比亚的情势非常的紧张不安。依照预测，保守党在全国选举中打败了分裂的自由党。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46年11月毕业时，他们已经在恶毒地报复政治敌人及其支持者，特别是在乡间，农民希望土地改革可能成为政治议题，但根本没有发生。有史以来态度最尖锐的豪尔斯·艾列瑟·凯坦越来越受欢迎，如今是自由党毋庸置疑的领袖，他已经宣布担任1950年选举的候选人，为击退保守党又增加了些许的歇斯底里的张力。“暴力事件”指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期间一波波可怕的暴力冲突，造成二十五万哥伦比亚人死亡。这段冲突通常从1948年4月开始起算，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锡帕基拉的最后一年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了。

由于紧张自己的考试，并且迫切希望实践对母亲的承诺，不过他很幸运，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在最后的考试中得到与其天分相等的考试成绩。考前复习的时候，他和帕伦希亚整晚在外喝得醉醺醺，他们很有可能被退学，并且禁止参加考试，这表示他们要过一年才能以“学士”毕业。不过，校长了解到如果他最好的学生这样结束学业，不但难为情也令人遗憾，因此改变了决定，亲自护送两名迟考的少年到波哥大参加考试[71]。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我所学的每一件事都要感谢在锡帕基拉读学位的这段历程。”[72]

如此这般，英雄回家了，仍然深信自己的成就是一个大型自信的假象，也为了同样的原因而缺乏自信心。然而，他也稍微地意识到，如果可以像那样蒙骗每个人，也许表示自己比他们所认为的还有才华。虽然对此他抱有罪恶感，但下了决心继续欺瞒家人，在取得律师学位这件事上虚与委蛇，同时实际上追随着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

从马干奎回到苏克雷不久之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镇上广场有一段距离之处又租了一间房子，可是却又要开始盖一栋自己的房子。这栋颇具野心的一层楼乌托邦位于芒果树间，距离莫哈纳北岸大约五十码。是否终于决定落地生根了？这家人后来称他们的新家为“乡间别墅”。不过，认为全世界只有一间房子算是家的贾布称它为“医院”，因为他的父亲在那里看病、做实验；因为房子漆成白色，也因为他吝惜赞美这男人最小的成就。

然而就苏克雷的标准而言，虽然比不上镇上广场相对豪华的家，但新房子令人意外的宽阔。海梅·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那是一栋很好的房子，虽然没有电（当时阿拉卡塔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或是卫生设备（阿拉卡塔卡也有完整的卫生设备）。这家人使用的油灯总是围绕着热带昆虫，晚上常有蛇蜷缩在窗台上。邻居瑛娜小姐会来煮饭、打扫、和孩子玩儿，诉说由当地传说而来的恐怖故事。

这家人的情况还有另一个很大的改变，莉西亚回忆道：“特兰基利娜外婆和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巴姨妈来跟我们一起住在新家。巴姨妈向瓜希拉印第安人学习，知道所有大自然的秘密，可以预测干旱和下雨。我们都很爱她，她帮忙照料我们长大。是她告诉我们所有关于家族祖先的故事……我们的外婆去世的时候，母亲建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种了玫瑰和雏菊让她带到墓里。”[73]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当时特兰基利娜已经既瞎又痴呆，只要收音机开着就不愿意脱衣服，因为她想象发出声音的人也许在看着她。[74]

无疑，关于新房子还是有感人的故事。贾布特别难为情的是，家人在1946年年底庆祝他返家。他和父亲一起在此居住，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并且他感到父亲在不久及长久的未来还打算欺骗他，让他失望，但这一刻是双方的胜利：贾布是“学士”，当时即使对中产阶级也是很稀有的成就。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盖了一座不错的新房子，决心在大家庆祝儿子的学业成就时，提醒大家他自己的成就。艾妲·罗莎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贾布高中毕业时父亲在苏克雷办的派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先生真的去镇上邀请了苏克雷的每一个人，杀了一只猪，每个人都有酒喝，我们跳舞跳了整个夜晚。”[75]

在这段过渡的假期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尽可能地远离家人，希望这样的时光尽早结束。他完成了中学教育，虽然仍无法确切料想到，但尽可能累积他在生活里会需要的正式教育。他仍然不确定自己要做些什么，但眼前展开的是回到阴沉的安第斯城市波哥大，花数年读一个大学学位，一个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觉得非常疏远的职业，还有他希望永远不要进入的专业。

[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128-129。

[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132。

[3] 同上，pp.142-143。

[4] 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19。

[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Vivir para contarla（墨西哥城，Diana，2002），p.173（作者译）。

[6] Vivir para contarla，p.163（作者译），事实上他的存活要归功于路易莎·圣蒂雅嘉，因为她每天给他鱼肝油。见基耶尔莫·奥乔亚，El microcosmos de GM，《卓越》杂志（墨西哥城），1971年4月12日：“‘这孩子整天都有鱼的味道。’他的父亲说。”

[7] 接下来关于苏克雷的部分是利用我在1991年及1993年与路易莎·马尔克斯·加西亚在卡塔赫纳及巴兰基亚的访谈、1991年于墨西哥城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对话，以及多年来与他许多弟妹的对话加上注释中记载的各出版物。

[8] 古斯塔沃·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85。

[9]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155。

[10] Vivir para contarla，p.188（作者译）。

[11] Juan Gossaín，Herlberto Fiorillo引用，La Cueva ：crónica del grupo de Barranquilla（波哥大，Planeta，2002），pp.87-88。

[12] 萨尔迪瓦尔的《回归本源》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圣胡安（San Juan）学院时期最好的资料来源。但亦可见José A.Núñez Segura，Gabriel García Márquez（Gabo-Gabito），Revista Javeriana（波哥大），352，1969年3月，pp.31-36，在此，其中一位学校的耶稣会老师保存了部分加夫列尔 ·加西亚·马尔克斯少年时期的作文。

[13] 盖尔维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70。

[1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227-228中提到这桩谋杀。

[15] 最年轻的伊尤并不完全同意：出生在苏克雷的他告诉我，他们家年纪较小的那几个都是“无可救药”，包括他自己，正因为他们是父亲亲手接生的！

[16] 见Harley D. Oberhelman，Gabriel Eligio García habla de Gabito，in Peter G. Earle，ed.，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德里，Taurus，1981），pp.281-283。Oberhelman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进行访谈，讨论他的医学训练与经验。

[17] 基耶尔莫·奥乔亚，El microcosmos de GM，《卓越》杂志，1971年4月12日。

[18]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24。

[19] 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访谈，墨西哥城，1999年。

[20] Rosario Agudelo，Conversaciones con García Márquez，Pueblo，suplemento，"Sábado Literario"（马德里），1981年5月2日。在其他版本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个创伤性经历一笑置之；《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提供一个较为中庸的版本，而《苦妓追忆录》中则有加油添醋的叙述。

[21] 热门的加勒比音乐风，其风格超脱了昆比亚传统哥伦比亚国家舞蹈节奏。

[22] Roberto Ruiz，Eligio García en Cartagena，El abuelo de Macondo，El Siglo，1969年10月31日。

[23] Gossaín in Fiorillo引用，La Cueva，p.88。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之后否认有此意图。

[24]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cuento del cuento（Conclusión)，《 观察家报 》，1981年9月2日，他回忆在苏克雷的少年时光，称其为“我生命中最自由的几年”。关于他对妓女的态度，见Claudia Dreifus，“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收录于《花花公子》，30 ：2，1983年2月。

[25]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166。

[26] 作者译。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168-171。

[27] 同上，p.174。

[28]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波哥大1947》，刊登于《观察家报》，1981年l0月21日。以及El río de nuestra vida，刊登于《观察家报》，1981年3月22日。作家Christopher Isherwood于20世纪40年代造访哥伦比亚时亦搭乘大卫·阿朗哥号，其游记为The Condor and the Cows（London，Methuen，1949）。

[2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秋天》（伦敦，Picador，1978），p.16。

[30]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179-180。

[31] 描述到达波哥大及整个旅程最好的游记是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1 and 2，《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

[3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波哥大1947》，《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8日。

[3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184-185。

[34] 关于锡帕基拉的学校生活最好的资料来源是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一书，我所得到的资料大多根据1998年于波哥大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同学何塞·艾斯琵诺沙的访谈。

[35] Rosario Agudelo，Conversaciones con García Márquez，Pueblo，suplemento，Sábado Literario（马德里，1981年5月2日）。

[36] 见Aline Helg，La educacíon en Colombia 1918—1957 ：una historia social，economíca y politica（波哥大，CEREC，1987）。

[3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stoy comprometido hasta el tuétano con el periodismo político”Alternativa entrevista a GGM，《抉择》杂志第29期（波哥大），1975年3月31日至4月13日，p.3。

[38] 见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坡达，“Cuatro horas de comadreo literario con GGM”（1981年3月23日访谈），收录于Silva，Arciniegas，Mutis y García Márquez（波哥大，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1997），pp.469-482（p.475）。

[39]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196。

[40] 由Carlos Rincón引述，GGM entra en los 65 años. Tres o cuatro cosas que querría saber de él，《观察家报》，1992年3月1日。

[41]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3年告诉我：“妈妈怀了南奇之后又发生同样的情形，这次连妈妈也失望了。她躺在苏克雷广场的两层楼的屋子里，不愿意起来。那次她甚至对着他尖叫。妈妈每次怀孕都病得很重，呕吐，体重减轻；很惊人但都是真的。我对她感到难过，想做些什么，但她不准。”

[42] 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46。

[43]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217-218。

[44] 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156。

[45] 达里奥也是来自一个加勒比海小镇，也是由母亲带大，他也曾听过一个老上校讲述战争故事。三十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还将成为达里奥富有诗意话语的礼赞。

[46]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05。

[47] La ex-novia del Nobel Colombiano，《国家报》（马德里，2002年10月7日）。

[48] Vivir para contarla，p.242（作者译）。

[49]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伦敦，Picador，1978），pp.29-30。

[50]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04。

[51]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193。

[52] 同上。

[53] 见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166；亦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193-194。

[54] 见Germán Santamaría，Carlos Julio Calderón Hermida，el profesor de GM，Gacete（波哥大，Colcultura）：39，1983，pp.4-5。

[55] 于其成名后的面谈中，他经常否认曾写诗。例如，他与María Esther Gillo的谈话，Escribir bien es un deber revolucionario，Triunfo（马德里），1977，见Rentería，ed.，GM habla de GM en 33 grandes reportajes。

[56] 见La Casa Grande（墨西哥城 / 波哥大），1 ：3；1997年2月至4月，p.45，此诗发表于该处，"thanks to Dasso Saldívar and Luis Villar Borda"。

[57]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205-206。

[58] 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65 ：“贾布爱上梅塞德斯时，她是个八岁女孩儿，穿着印着小鸭子的围兜。”

[59] 见Beatriz López de Barcha，（Gabito esperó a que yo creciera），Carrusel，Revista de El Tiempo（波哥大），1982年12月l0日。

[60] 由Héctor Abad Gómez重新出版，GM poeta?，El Tiempo，Lecturas Dominicales，1982年12月12日。亦见Donald McGrady，Dos sonetos atri-buidos a GGM，Hispanic Review，51（1983），pp.429- 434。哥伦比亚最热门的昆比亚，数年后所创作，名为 "Colegiala"（《女学生》）。

[61]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emorias de un fumador retirado，《观察家报》，1983年2月13日。

[62]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00。

[63] Vivir para contarla，p.281（作者译）。亦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cuento del cuento（Conclusión），《观察家报》，1981年9月2日，在此他回忆十五年后回来时，如何发现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变成了修女学校。

[64]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236-239。

[65] 《百年孤独》，p.301。

[66] 访谈，卡塔赫纳，1991年。

[67] 梅塞德斯在孟波克斯有个好友叫玛格丽妲·奇卡·萨拉斯，她住在苏克雷，不久她牵连到卡耶塔诺·贞提尔的命案。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家族的好友。

[68] 访谈，Gertrudis Prasca de Amín，马干奎，1991年。

[6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波哥大，黑羊出版，1981）（作者译）。

[7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生活的河流》（El rio de nuestra vida），《观察家报》，1981年3月22日，其中提道“无法挽回的何塞·帕伦希亚”。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239-243。

[71]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243-244。

[72] 萨尔迪瓦尔，GM ：La novela que estoy escribiendo está localizada en Cartagena de Indias，durante el siglo XVIII，Diario 16，1989年4月1日。

[73] 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58。

[74]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Telepatía sin hilos，《观察家报》，1980年11月16日，其中他表示特兰基利娜“将近一百岁”才过世。

[75] 艾妲·罗莎·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99。

加西亚·马尔克斯，1941年摄于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

锡帕基拉的国立中学，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43—1946年间在此读书。

梅塞德斯·拉奎尔·巴尔查·帕尔多，后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妻子，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梅德茵的学校。

加西亚·马尔克斯，萌芽的诗人，20世纪40年代中期摄于锡帕基拉。

贝蕾妮瑟·马丁内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锡帕基拉的女朋友。

阿尔赫米拉·加西亚（1887—1950），加西亚·马尔克斯祖母（右）；恩娜·马奎西达·加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姑姑（左），据称1944年，她24岁时死于中了巫术。

加西亚·马尔克斯（右一）和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及其表姐妹、朋友，1945年摄于马干奎。

第五章

大学生活与“波哥大大暴动”

1947—1948

1947年2月25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国立哥伦比亚大学注册，这意味着得在波哥大待上四五年，对于已经知道自己痛恨这个地方的年轻人而言，他对此前景必定非常的沮丧。从苏克雷到高地首都坐轮船再坐火车的这段漫长旅程，并不是他之前所经历过、充满期待的假期。哥伦比亚内部正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居于少数的保守党新政府决心捍卫政权，占多数的自由党由于做了错误评估，让两位候选人图尔瓦伊和凯坦与保守党的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对抗，只好在挫折感中挣扎。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本来希望儿子成为医生、神父或律师，送他去首都读书是为了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收入。如今，既然保守党当权，当然应该有钱可赚，文学只是个充满风险的副业。贾布成功地避免在此时摊牌，然而，在他俩之间，受到诸多争执的法律学位现在成为他假借的托词，结果，贾布也被迫成为父亲总是指称的那个骗子。

波哥大位于满山的盐矿、金矿和祖母绿之中，是神秘黄金城的所在之处，由安达卢西亚探险家贡萨罗·希门内兹·奎萨达建立于1538年8月6日。他命名此城市为圣念巴卡大，因此，波哥大本来是圣念巴卡大，接着是圣念波哥大。许多年间“圣念”省略掉，但在20世纪晚期又短暂恢复，仿佛宗教称号可以解救这个城市，重新回到祖母绿的王位之上，超越下方这个蛮荒国度。在历史上，波哥大总是站在对的这一边，而哥伦比亚的其他地区总是在错的那一边。然而，对于如此多元、基本上处于热带的国家而言，位于海拔八千英尺的高度，这个时常寒冷、通常下着雨的城市却是个很奇怪的首都，在1947年拥有七十万居民，称为卡恰克人（可译为纨袴子弟或花花公子）。[1]

传统上，波哥大认为自己拥有除了西班牙以外，全世界“最纯正的”口语西班牙文。[2]在20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律师，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国立大学教书，特别是自由党的律师。新的大学城是艺术建筑的地标，于1940年开始兴建，1946年大致完成，矗立在波哥大的市郊，后方是辽阔的平原。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代，这所大学的学生超过四千名，一半来自乡下的省份。

这名新学生在之前的弗罗利恩街，现在的八号公路找到寄宿之处，地点在靠近希门内兹·奎萨达大道的角落，许多“岸边人”学生都住在这里。弗罗利恩街是市内最古老、最知名的街道之一，和最闻名的第七大道平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廉价旅社距离第七大道和希门内兹·奎萨达的交叉路口大约三百码，一般认为是城市的心脏地带，甚至被当地的拥护者称为“全世界最棒的街角”。

在寄宿之处的二楼，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几位“岸边人”学生共享一个房间，包括难以约束的何塞·帕伦希亚。房间很舒服，但不豪华；虽然食宿很便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手头还是很紧，总是缺钱，“我总是觉得自己缺五分钱”。虽然很痛苦，他从来不曾大声张扬。由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努力，家人的生活总是比农民和无产阶级舒适，然而，在贾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贫穷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辱是时常出现的，甚至延伸到后来的生活中。

他对于这个时期的痛苦回忆，让人想起卡夫卡评论学法律“如同在智慧的层次上仰赖锯末维生，而且是已经有好几千人的嘴巴先帮我咀嚼过的锯末”[3]。学校的老师包括前任总统之子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他也是未来的总统。第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未通过，宪法学勉强过关，那正是洛佩斯·米切尔森的课。他在四十五年后对我说：“不，他不是个好学生。可是，由于我自己“岸边人”的家庭背景，所有来自帕迪拉和马格达莱纳的学生都会选我的课，他们知道我一定会让他们及格。”[4]

一位学生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回忆道：“我一开始就认识贾布，法律系有大约一百名新生——只有三个女生——按照字母顺序分成两组。贾布在第一组，我在第二组。我对法律很有兴趣，但贾布一点儿也不，他很早就开始不去上许多课。我们以前会谈论文学：多斯·帕索斯、海明威、福克纳、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还有一些苏联作家。我们很少谈到哥伦比亚文学，只有几个诗人，例如巴尔巴·亚克博、雷翁·葛雷夫、路易斯·卡洛斯·洛佩斯。我们中午会回到市中心，坐在咖啡馆，那也是我们读书的地方。住在廉价旅社是没有地方可以读书的，咖啡馆的老板会让学生占据一个角落，就像常客一样。”[5]

有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岸边人”朋友会安排即兴的周六晚舞会，然后星期天早上九点钟，年轻的“岸边人”会走第七大道和十四街到播放“‘岸边人’时间”的广播电台，接着，他们会在外面的街上跳舞。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骄傲地代表着自己的文化，比他刚开始在圣何塞学校穿得更花俏，以弥补他的贫穷。那是“拉丁”音乐第一个伟大的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位处其核心时期之中[6]。

他也和保守的卡恰克人交朋友，有些人在他的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位是贡萨罗·马亚利诺，他的母亲被这位悲伤的“岸上人”卓别林式的形象所打动。[7]其他包括维亚尔·博尔达、卡米洛·托雷斯[8]，后来以游击队宗师烈士扬名南美大陆。他一生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是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他是波亚卡一位杰出政治人物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当时大概是凯坦最亲近的政治同盟，他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几岁。

看起来，有些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行似乎对他带有一丝同情的意味；普利尼奥·门多萨说许多人是藐视他，并认为他已经“无可救药”。他回忆维亚尔·博尔达在奥地利咖啡馆介绍自己认识这位年轻的“岸边人”时，他“穿过拥挤的桌子以及黑帽子，以他闪闪发光的米色热带西装使我们惊艳”。然而，他也被这位新生的举止行为所震惊，女服务生过来桌子旁的时候，“岸边人”对她全身上下地打量，低声建议：“今晚？”接着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臀部。她推开他的手，带着夸张的厌恶表情转身离开。[9]

在多彩多姿的装扮、“岸边人”的嘲讽[10]与少年的自尊（“我有问题？我孤单？”）背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深感孤独的年轻人，有着非常矛盾的自我价值。除了友谊，他此时的生活寂寞、孤立、没有方向，也没有才能。但也带着藐视权威的态度——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他才装成是个活泼的“岸边人”。星期天，为了逃离孤独，他在灰暗单调的城市里无止境地坐着电车，阅读、思考。[11]有时候他接受贡萨罗·马亚利诺的邀请，他也是卡米洛·托雷斯和维亚尔·博尔达的朋友。马亚利诺只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晚四天出生，有着杰出的双亲。他告诉我：“对于一个异乡人而言，波哥大的那些周末可以非常漫长。贾布以前会在星期天到我家玩儿，我们总是有巧克力和南美洲馅饼（玉米汉堡）。我的母亲在我九岁时就守寡，很同情他，在她的眼里他总是很寂寞，她总是对他很好。她也像他一样，来自乡下，他们很容易就知道和对方聊些什么。”[12]

如同马亚利诺和维亚尔·博尔达所观察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大学生活一开始时，就在“岸边人”性格的保护色下发展自己的文学使命；不过，他不愿意承认这样的野心，以免失败。当然，法律的魅力无法和文学相比，他长而混乱的头发、颜色刺眼的长裤、诡异的格纹衬衫[13]，使他仿佛如鱼离水，无意识地反叛着自己每一个尴尬的动作。

维亚尔·博尔达和卡米洛·托雷斯编辑一本称为“大学生涯”（La Vida Universitaria）的文学出版物，是报纸《理性》（La Razón）星期二的增刊，登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两首“石头与天空”风格的诗。[14]“海螺诗”在6月22日刊登，就在托雷斯做出命运性的决定，放弃大学成为神父的几个星期前。其中两段如下：

第八段

因为我的大海是永恒的大海，

童年的大海，无法忘怀，

漂浮于梦境之中

仿如空中的鸽子……

第十二段

是我们初恋的大海

在秋日的眼中……

一日我想望大海

——童年的大海——为时已晚[15]

写这首诗的小男孩儿不仅非常清楚自己失去了童年，并且失去了其他的家园——加勒比海海岸，海洋与阳光之地。

在这座鬼魅般的高地城市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寻找的是类似卡夫卡的东西，而他最后找到的也的确是卡夫卡。一天下午，一位“岸边人”朋友借他一本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翻译的《变形记》。[16]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寄宿处，进到房间里，脱掉鞋子，躺在床上，他读了第一行：“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个不安的梦境中醒来，发现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对此深深着迷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他对自己说：“见鬼了，我外婆就是这么说话的。”[17]

无疑，卡夫卡拓展了他的想象力（包括他想象自己是作家的能力），就长远来说，让他了解到就算是最古怪的段落也可以用很平实的方法叙述。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从卡夫卡身上得到的，似乎与他后来回想时说的不太一样。首先很显然的，卡夫卡的主题是在都市中存在的孤立感，但在这表面之下，弥漫在他所有作品之中的是他对于另一个权威的恐惧，他的父亲——他同时痛恨又崇拜的暴君先祖。

四年前抵达波哥大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背景位于受压抑更甚的圣彼得堡。卡夫卡的版本是直接从那本小说衍生出来的，对这个年轻作家的影响毋庸置疑。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了欧洲现代主义，更有甚之的是，他发现欧洲现代主义一点儿也不只是复杂而做作，现代主义的创新来自当代的精神，从当代解析现实的结构，可能和他直接相关……纵使他身处拉丁美洲偏远的首都城市。

《双重人格》和《变形记》书中的主角都是分裂性格的受害者，这些角色非常的敏感，恐惧权威，借由内心把外在的世界变形，最后推论出是他们自己生病、变形、变态、不得其所。对于自己的能力和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上，许多年轻人深陷矛盾的冲动和防卫性的攻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信有时带着令人惊吓的傲慢（他是上校的孙子，很擅长傲慢），但同时又有着不安全感和自卑的情结（他是庸医的儿子，被他抛弃，但也许又很像他），两者之间的鸿沟无疑非比寻常，也制造出一种活力使他发展隐藏的野心，如凶猛、长久的火焰一般在他的内心燃烧着。

读过《变形记》的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坐下来写了一个故事，标题是“第三次无奈”，是他身为拥有严肃作品的准作家以来的第一篇作品。听起来已经很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征，深具野心、深刻的主观意识，弥漫着荒诞、孤独和死亡。这部作品开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时常出现的风格：从一具未埋葬的尸体开始，以此为中心思想开始编撰故事。[18]最后，他的读者会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忍受着三种互相关联、却不可能的矛盾的基本原理：对于死亡以及被埋葬的恐惧（或者更糟的，被活活地埋葬）、必须埋葬他人的恐惧，以及尚未被埋葬的恐惧。“死人可以快乐地忍受他已无法改变的状况”，这部作品的叙事者宣布，这个人不确定自己还活着还是死了，或者同时或连续存在，“但活着的人无法顺从地就此让自己被活生生地埋葬。然而，他的四肢不回应他的呼唤，他无法表达自己，这也是让他最恐惧的，无论死活，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会把他活活地埋葬。”[19]

借由补偿的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似乎提出了新的美洲起源—— 一个家谱概念中所找到的历史族谱：

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棵二十五岁的树……也许后来他会觉得有一点点儿怀念，怀念不是作为正规的、解剖学上的尸体，而是想象的、抽象的尸体，只存在于他亲戚模糊的记忆中……然后他知道自己会从苹果的血脉中升起，在秋天的早晨发现自己被饥饿的小孩儿吃掉。那时他会知道——这样的想法的确使他悲伤——他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20]

借由一个人失去的个体性融入一棵树中，这样自然以及历史上的象征（一代一代的家谱），显然受困于处于房子内部的恐惧，受困于生命和死亡之间，如同受困在棺材中一样（也许在记忆中），这些恐惧因而得以缓和。这年轻人从出生就和生父生母以及随之而来的弟弟妹妹分开，他对于家谱的感受如此强烈，既无须说明，也不需要心理分析的专家来质疑这位年轻作家是否在下意识里感觉——如同他回顾自己早年的生活——自己的父母把他活生生地埋葬在阿拉卡塔卡的房子里。而他真正的自我埋葬存在于第二个自我之中，他必须建立的新身份，如同哈姆雷特一般，保护自己对于母亲真正的感觉，以及对于篡位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可能存在的残忍的感受。这位迟来出现的男人声称自己是他的父亲，但其实贾布非常清楚，他真正的“父亲”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敬仰、尊敬他，亲切地存在于他早年的生活之中。然而这一切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有可能是一篇文学上的惊涛骇浪（达成愿望的一种形式），或是作者真正达到明智（以及“听天由命”）：“那些可怕的现实并没有带给他任何焦虑。相反的，他在那里很快乐，和他的孤独一起。”

虽然这篇作品的故事情节很笨拙，但有着神奇的催眠效果，叙述方式带着无可置疑的自信，不只是文学上的自信，对于新作家而言也有着令人意外的果断，结局完全显露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

已经断念了，他会听到最后的祈祷，拉丁文呢喃着最后的字句，辅祭男童笨拙地回应着。墓园里泥土和骨头的冰冷会穿透他自己的骨头，也许可以驱散那“味道”。也许——谁知道！——不可避免，那一刻会强迫他不再如此的无力。当他感觉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汗水中，一层浓厚有黏性的液体，好像出生前在母亲的子宫里，也许那一刻他会觉得自己活着。

但到那时他会对死亡这件事认命，他也许会死于断念。[21]

在《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迷宫中的将军》这些二十年、二十五年、四十年后写的书里，读者会认得他的语调、主题，以及文学构思。也许著作中也有显而易见、互相矛盾（令人厌恶的叙事本质）的对权威的争夺。

8月22日，写完这篇故事的一两个星期后，他在《观察家报》艾德华·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每日专栏“这都市及世界”中读到，萨拉梅亚·博尔达“很焦虑地想认识新的诗人和说故事的人，尤其是那些由于作品没有得到适合或恰当的出版而未令人知晓或受到忽略的”[22]。萨拉梅亚是左翼同情者，是最受尊敬的报纸专栏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自己的故事寄去。两星期后，他坐在磨坊咖啡馆里，快乐又惊愕地看到自己作品的标题盖满整页的“周末”增刊。他兴奋地跑出去要买一份，却如同往常一样发现自己刚好“少五分钱”。他回到寄宿的地方拜托朋友，他们一起去买了《观察家报》。1947年9月13日，第十二页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第三次无奈》，加上艺术家埃尔南·梅利诺所画的插图。

他快乐至极，也受到许多的激励。六个星期之后的10月25日，《观察家报》又刊出他的另一个故事《夏娃钻进了猫的肉体》（Eva está dentro de su gato），同样也是关于死亡和后来的再生，关于一个女人夏娃沉迷于吃橘子而不是吃苹果的欲望，决定借由宠物猫的身体使灵魂转世，却发现自己受困于——埋葬于——三千年后，一个崭新而令她迷惑的世界。她是个美丽的女人，非常希望逃离男人的注意力，她身体的魅力却开始如恶性肿瘤一样使她痛苦。她开始意识到大动脉充满了小小的虫子：

她知道它们来自哪里，那些冠上她姓氏的人必须忍受它们，必须承受它们的折磨，如同她承受着直到清晨仍无法征服的失眠症一般地承受着。就是这些昆虫在她前人的脸上刻画了那些苦涩的表情、无法安慰的悲伤。她看过他们从消失的存在中向外看，从他们古老的画像中，相同焦虑的受害者……[23]

那些深深执着于家谱的《百年孤独》以及早期的版本《家》很快就会开始构思（也许已经构思了），可以通过这一异常出众的段落预先见到端倪。

第二篇故事才刊出三天，他并没料到的文学恩人就在自己的每日专栏里宣布，一位新的文学新星已经出现在国内的舞台上，他这位一年级的学生还不到二十一岁。萨拉梅亚很肯定地宣布：“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位异常出众的作家问世。”[24]如此给予他信心鼓励，也有其副作用，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忽略他的课业，对于阅读和写作的沉迷则愈发觉得有正当性。经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位闻名世界的作家评论自己一开始写的故事是“琐碎、抽象、有些荒诞、完全没有真实感受作为基础。”[25]他再度做出与实际情况相反的诠释，这一点也显示他痛恨自己那些诗和早期写的故事，正因为它们来自其“真实的感受”。后来，他学会掩饰这些感受——但并非完全压抑——也就是让自己容易受伤害、尚未成熟的浪漫主义和情感主义，后来可能露出马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成为作家的功劳给波哥大[26]。

1947年的圣诞节假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波哥大，留在廉价旅社费用很贵，但回到苏克雷的旅费更贵。梅塞德斯对他的主动仍然不为所动，而且他的外婆去世，母亲又要生小孩儿了。不过除此之外，他虽然勉强通过考试，只有统计和人口统计学不及格。但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做法律这一行，只是还不愿意面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他讨论这件事。前两篇故事的成功显示对他而言，也许人生还有另一条路，他想好好利用这也许短暂的独立。

也许就是在这次的假期，他开始写下一篇故事《死亡的彼岸》（La otra costilla de la muerte）。如果第一篇故事是关于自身死亡的冥想，这篇故事则是省思他人的死亡（或者也许一个人的母亲的死亡，一个人的替身，在这里是指一位兄弟）。因此叙述方式以现代主义的“他”和“我”交替，是很恰当的，我们无疑再次处在一座城市里，但如今主导的主题是双胞胎、替身、认同、反省（包括内在反省、意识）。作品中这位兄弟死于癌症，叙述者对其有极度的恐惧，现在则变形为另一具身体。

在他之后到来，夜晚和他一起沉浸于母亲子宫的流质之中，他和他一起攀爬祖先家谱的支系；和他一起属于四对曾祖父母的血液之中，他来自许久之前，盘古开天之际，以自己的重量，以神秘的存在维持着整个宇宙的平衡……他的另一个兄弟，羁绊着出生，勾在他的脚踝上，一代一代地翻滚下来、夜复一夜、以吻传承、以爱承接，经由血脉与睾丸，如同一段夜间旅程般，直到他抵达最近的一个母亲的子宫。[27]

这种对于族谱、朝代的着迷，以及对于平行宇宙完全的探索（时间、空间、物质、灵魂、想法、生命、死亡、埋葬、腐败、变形）是一种思想和感受的结构，一旦明确地探索、阐明，显然就会立刻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消失，但事实上却又变得模糊，实际表现出来的则是拘谨而有计谋的使用，以达到最大的效果。一开始身为文学角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焦虑、超级敏感、怀疑自己有病并焦虑的——卡夫卡式；与他后期小心建构的叙事表达大相径庭，比较接近的作家是塞万提斯。显然，他并没有受到哥伦比亚或其他拉丁美洲作家的影响——他连这些最有名的作品都没有读过——早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攻击拉丁美洲基本的家系（等同、存在、历史）及认同问题（存在、本质、神话）。无疑，这些元素构成当代拉丁美洲的基本问题： 在一个没有令人满意的起源神话的大陆，一切待价而沽，家谱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问题。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尚未写到非婚生子的问题（这才是真正折磨他的问题，在此处当然也暧昧不明）。然而很清楚的是，这位叙述者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漫长的假期终于结束，情况也似乎好转。1948年新学年开始时，路易斯·安立奎来到波哥大，表面上是为了继续中学教育，实际上，他在高露洁—棕榄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是贾布帮他找的。他空闲时则一如往常地闹事。如今，他们的胡安舅舅（胡安·迪奥斯）在母亲特兰基利娜死后已经搬到波哥大，在国家官僚体系工作。路易斯·安立奎带来一件秘密礼物，本来应该留到3月6日贾布二十一岁生日，然而，他的哥哥和朋友在机场告诉他没有钱可庆祝时，路易斯·安立奎狡猾地透露自己口袋里的惊喜是一台新的打字机。“下一步就是拜访波哥大市中心的当铺，那家伙打开盒子，转动把手，拉出一张纸条。我记得他看着打字机说：‘这一定是给你们其中一人的。’ 我们的一位朋友拿起纸条大声读出：‘恭喜。我们很以你为傲，未来属于你。加夫列尔和路易莎写于苏克雷，1948年3月6日。’接着，当铺的助理问：‘你们要多少？’打字机的主人回答：‘越多越好。’”[28]

有了路易斯·安立奎新的收入，加上贾布自己的朋友提供报纸插画赚的钱，接下来几个星期的生活水平改善许多——随之而来的是酒、女人和唱歌的探险——路易斯·安立奎揭露他和鲁莽的何塞·帕伦希亚之间无赖般的友谊。同时，贾布如今已经是大学诸多学生中最优秀的，有着自命不凡的文学地位，不去上更多的课，把时间更加狂热地用在阅读和写作上，包括阅读另一位现代主义作家的大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当时，哥伦比亚的政治风暴正在快速集结中直接扑向波哥大。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吸收了各处的政治影响力，包括来自墨西哥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墨索里尼，也是20世纪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拉丁美洲在平民政治年代最成功的政治领袖。他是上升的无产阶级以及快速发展的城市中许多中下阶级的英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知道他，即是他1929年登上全国舞台时，他于1928年12月在谢纳加接下香蕉园工人大屠杀事件的案子。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知道的是，在他许多的关键线人中，有法兰西斯科·安卡利达神父，也就是在阿拉卡塔卡帮他受洗的神父，也许还有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虽然凯坦所属的自由党因分裂而造成选举失败，但他的势力仍然越来越强，很快得到领袖的地位，以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格开始了拉丁美洲最保守的共和国之一。由于他的演说铿锵有力，还有演讲时的声调，有些人称他为“舌”，其他人称他为“喉”。直到最近，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从来没有在公开访谈中谈到凯坦，最可能的原因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属于拉丁美洲的平民主义左派，另一部分的原因则无疑是因为1948年4月时，虽然他直觉地支持自由党，但他的政治意识大概尚未发展完全。

1948年4月，第九届“泛美会议”在波哥大市中心举行，在美国的敦促之下，美洲国家组织正式成立。4月9日星期五，就在下午一点过后，在弗罗利恩街他寄宿的地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安立奎以及一些“岸边人”朋友一起坐下来吃午餐，当时，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正离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走在第七大道上，要和自由党的同事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以及其他人一起用午餐。他接近希门内兹大道和第十四街之间的十四至五十五号时，一名叫胡安·罗阿·西亚拉的失业工人从对面的黑猫咖啡馆走过来，在短距离的射程内朝他开了三四枪。凯坦倒在人行道上，距离“世界最棒的角落”只有几码。此时是一点五分。他们把他抬起来之前，来见父亲的少年、十六岁的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惊恐地向下凝视着奄奄一息的领袖的脸。私家车紧急把凯坦送到中心诊所，送达不久就宣告死亡，聚集在诊所外的大批群众感到伤心不已。

那是谋杀事件的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波哥大大暴动”（Bogotazo）[29]。一波波愤怒和歇斯底里的情绪立刻横扫这座城市，波哥大一阵骚动，开始了一下午的暴动、掠夺和杀戮。自由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保守党在背后策划的暗杀计划；几分钟之内，罗阿就被杀死，残破不堪的尸体被裸身拖在街上，朝向总统府。波哥大市中心开始燃烧，那是哥伦比亚政治反应中枢的象征。[30]

加西亚·马尔克斯马上跑到谋杀现场，但凯坦垂死的尸体已经被紧急送到医院——哭泣的男女大众用自己的手帕沾满领袖的鲜血——罗阿的尸体已经被拖走。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记得那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在凯坦倒下几步路的地方见到马尔克斯，他回忆道：“我看到他很惊讶。‘你从来都不是凯坦的支持者，’我说。‘是的，’他说，‘但他们把我的廉价旅社烧掉了，我所有的故事都丢了。’”[31]（这个夸大的事迹随着时间更增神秘的地位）在同一条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回到廉价旅社——当时还完好存在—— 吃完午饭时，在第十二街碰到一位叔叔，法律教授卡洛斯·帕雷哈。帕雷哈在街上挡住他的年轻侄子，催促他到大学去代表自由党安排学生起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不情愿下动身出发，但帕雷哈一走出了他的视线，他又改变主意，穿过混乱的人群回到弗罗利恩街的寄宿处，如今波哥大已经是致命的危险之处。

路易斯·安立奎和其他的“岸边人”在庆祝末日的来临。在他们的喧哗之间，从收音机已经可以听到卡洛斯叔叔和作家豪尔斯·萨拉梅亚一起（他注定像他的堂弟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一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们两位都力促哥伦比亚人民站起来对抗卑劣的保守党，因为他们暗杀了哥伦比亚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以及未来唯一的希望。帕雷哈自己这边极端派经营的书店是纵火的受害者，他们嘶吼着“保守党必须用更多条人命赔偿凯坦的命。”[32]贾布、路易斯·安立奎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廉价旅社的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武装呼吁，但都没有回应他的召唤。

在不远之处有另一位年轻的拉丁美洲人，除了喜悦和兴奋的情绪，二十一岁的他也正不知所措。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学生领袖，以反对“泛美会议”学生代表的一员来到波哥大。卡斯特罗完全忘了拉丁美洲学生会议，走到街上去，希望在人民起义、暴力、非正规的行动上赋予一些革命的色彩。仅仅两天前，卡斯特罗在七号公路的办公室采访过如今已经殉难的领袖，此举显然也让这位哥伦比亚的政治人物印象深刻。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两人同意在4月9日下午两点再见一次面，有人发现凯坦当天的记事日历上用铅笔写着卡斯特罗的名字。难怪哥伦比亚保守党政府及右翼媒体很快就声称，卡斯特罗不是和谋杀的计划有关，就是共谋颠覆“泛美会议”，挑拨起义，或两者皆有。有几次，卡斯特罗距离他未来的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必定只有数百码之遥。[33]回顾起来，在卡斯特罗对于革命政治的了解上，“波哥大大暴动”之于他的重要性，不亚于后来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之于他未来的同志切·格瓦拉。[34]

卡斯特罗开始组织尚未发生的革命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痛惜自己失去的打字机——那家当铺也被掠夺——并准备着说辞好面对他父母。烟雾开始从寄宿房子后方燃烧中的昆迪纳马尔卡州立建筑飘过来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兄弟安排他们来自苏克雷的朋友前往胡安舅舅的新家，就在四条街外。这群朋友和兄弟加入了一般大众的掠夺，路易斯·安立奎抢到一套天空蓝的西装，未来几年中他的父亲也在特别的场合穿了好几次。贾布找到一个优雅的小牛皮公文包，成为他的战利品。不过，此次掠夺的最大奖是一个十五公升的大酒壶，路易斯·安立奎和帕伦希亚找到几种酒，灌了几瓶进去，以胜利的姿态扛到胡安舅舅家去。

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当时十二岁，她如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的私人秘书，她仍然生动地记得自己最喜欢的表哥、她哥哥和他们的朋友的到来。房子里满是来自海岸区的难民，晚上喝私酿的酒喝到醉醺醺，年轻人到建筑物的屋顶，胡安舅舅也加入其中，惊愕地看着燃烧中的市中心。[35]同一时间在苏克雷，家人唯恐最糟的情况会发生，如同贾布的妹妹莉妲所回忆：“我小时候唯一一次看到母亲哭泣就是4月9日。当时，看得出来她非常难过、担忧，因为凯坦被刺杀的时候，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都在波哥大。我记得第二天下午大概三点钟的时候，她突然换衣服去教堂。她要去感谢上帝，因为他们刚刚告诉她，她儿子很安全。此事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不习惯看到她出门，平时她总是在家照看我们。”[36]

在波哥大，年轻的“岸边人”在家里待了三天，政府宣布进入围城状态，狙击手还在拦截那些零星出门的人。市中心继续慢慢地燃烧，大学关闭，波哥大旧城大多已毁。然而，保守党政府依然存在。自由党的领导人物和出乎意料果决的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达成了令人不满的协议，他们把其中一些人放回内阁，但实际上在未来十年仍然是没有实权的政党。他们觉得街上够安全可以回去之后，两兄弟的父母督促他们飞到苏克雷，他们开始找机票回海岸区。路易斯·安立奎决定到巴兰基亚碰碰运气，他最近的最爱在那里等待着他，贾布决定在卡塔赫纳大学继续读法律，或至少决定试着假装这么做。4月9日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和年轻的古巴人卡斯特罗从波哥大搭乘不同的飞机出发，前往他们不同的历史命运。

至于哥伦比亚则成为历史的陈词滥调；然而，凯坦之死和后续的“波哥大大暴动”把20世纪的哥伦比亚历史一分为二，这一点儿毋庸置疑。凯坦可能的成就只能留待臆测。从那之后，没有政治人物能够如他一般感动群众，他死后，哥伦比亚真正解决本身政治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他死后的危机使得游击队运动有机会崛起，直到今日都持续危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如果说“千日战争”显现的是上层阶级联合对抗农民的需要，“波哥大大暴动”同样地显现了都市无产阶级群众所代表的势力。然而，这样的反应在乡间最为直接，开始了世界上最残暴、代价最大的二十五年内战：“暴力事件”。

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公平地说，他不像其他人一般深陷这个事件之中；对他而言，“波哥大大暴动”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这件事打断了他在哥伦比亚最优秀的大学研读法律学位，让一个想找借口逃离教育的年轻人为之一振，也给他以无可辩驳的托词好放弃这令他痛恨的地方，回到他所爱的海岸区。不过，他得先熟悉这个首都城市，这对于更开阔的国家意识非常重要。他从此不再完全认真地对待两个政党，逐渐开始发展出成熟的政治意识。随着他失去或抛弃大部分所拥有的物质，对于这个国家的本质，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吸收了重要的教训。这位年轻人坐飞机到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时，这些新的体验也许是他随身最重要的资产。

[1] 本章取材自各种消息来源与访谈，特别是以下的访谈：贡萨罗·马亚利诺（波哥大，1991），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波哥大，1998），雅克·吉朗德（土鲁斯，1999，2004），以及古斯塔沃·阿多尔夫·拉米瑞兹·阿里萨（波哥大，2007）。

[2] In M. Fernández-Braso，GGM ：una conversación infinita（马德里，Azur，1969），p.10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道哥伦比亚学院认为连西班牙皇家学院都算“先进”，并谈道“保护”这种语言（即使他们反对西班牙！）。

[3]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1919年11月）。卡夫卡的父亲从未读过这封信。

[4] 访谈，波哥大，1993年。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是远房亲戚，在科特斯这一边有共同的曾祖父，他们成为朋友后发现这件事。

[5] 访谈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1998年。关于该时期，亦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波哥大1947》，《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8日。

[6] 见Juan B. Fernández，Cuando García Márquez era Gabita，El Tiempo，Lecturas Dominicales，1982年10月。他此时最重要的同伴之一哥伦比亚非洲裔的医科学生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之后将分别在不同时间对他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他重要的“岸边人”学生还有豪尔斯·阿尔瓦罗·艾斯琵诺沙，他介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借他卡夫卡《变形记》 的多明戈·马努耶·维加。

[7] 阿尔瓦罗·穆蒂斯，Apuntes sobre un viaje que no era para contar，Aura Lucía Mera，ed.，Aracataca / Estocolmo（Bogotá，Instituto Colombiano de Cultura，1983），pp.19-20，他在1982年诺贝尔之旅将马利亚诺形容为“我们的校长”，他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时期最年长的卡恰克朋友。

[8] 关于卡米洛·托雷斯以及他决定成为神父乃至于之后发生转折之重要细节，见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2，《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

[9] 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波哥大，Gamma，三版，1989），pp.9-10。

[10] 直译为 "cock-sucking"，是指当斗鸡的主人讽刺而挑衅地紧盯着对手，一面下巴顶着自己心爱斗鸡的鸡冠，以嘴唇深情安抚的画面。

[11]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波哥大1947》，《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8日；及El frenesí del viernes，《观察家报》，1983年11月13日，提到他在波哥大那些凄凉的周日。

[12] 访谈，贡萨罗·马利亚诺，波哥大，1991。

[13] 第二部Celestial Geography，于1947年7月1日发行。

[14] 见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2，《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米洛·托雷斯的告别。

[15] La Vida Universitaria，Tuesday supplement of La Razón，波哥大，1947年6月22日。见La Casa Grande（墨西哥城 / 波哥大），1 ：3，1997年2月至4月，p.45，在此这首诗再次发行，归功达索·萨尔迪瓦尔和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

[16] 见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坡达，Cuatro horas de comadreo literario con GGM，Silva，Arciniegas，Mutis y GM（波哥大，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1997），pp.469-482，这个故事众多版本之一。（博尔赫斯曾翻译卡夫卡作品，但《变形记》并非出自他的译笔。博尔赫斯本人确认过此事。——编者注）

[17] 当然这不是卡夫卡的祖母的说法——精确地说，这就是不同之处。

[18] 见John Updike，Dying for love ：a new novel by GM，《纽约客》，2005年11月7日：“读来如行云流水般愉快，尽管有时深思后未必同意，具有对精巧短篇故事的恋尸癖倾向，对于行尸走肉的着迷，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二十出头时所发表作品的特点。”

[1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Todos los cuentos（1947—1972，巴塞罗那，Plaza y Janés，第三版，1976），pp.17-18（作者译）。

[2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Todos los cuentos（1947—1972，巴塞罗那，Plaza y Janés，第三版，1976），pp.14-15。

[2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Todos los cuentos（1947—1972，巴塞罗那，Plaza y Janés，第三版，1976），pp.17-18。

[2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赫尔曼·卡斯特罗·卡耶希多整个故事，"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3，《观察家报》，1997年3月23日。

[2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ollected Stories（纽约，Harper Perennial，1991），p.24。

[24] La Ciudad y el Mundo，《观察家报》，1947年10月28日。

[25]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71。

[26] 古斯塔沃·阿多尔夫·拉米雷兹·阿里萨正在准备大规模修订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的关系与经历。

[2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ollected Stories，p.19。

[28] 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132-133。

[29] 字尾 -azo在西班牙文中意指猛烈地吹过或对抗某件事。

[30] 见贡萨罗·桑切兹，La Violencia in Colombia ：New research，new questions’，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65 ：4（1985），pp.789-807。

[31] 访谈，波哥大，1998年。在1981年10月18日刊登于《 观察家报 》 的《 波哥大1947》 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肯定地说他在那场大火中遗失了文件，因而毁了他的抚恤金，特别提到“电车中的羊男”。《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88中则有不同的说法。

[32] 见Herbert Braun，Mataron a Gaitán ：vida pública y violencia urbana en Colombia（波哥大，标准出版，1998），p.326。

[33] 讽刺的是，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帮一个抢匪砸烂一台打字机；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向卡斯特罗保证那台打字机是他的。

[34] 见Arturo Alape，El Bogotazo ：memorias del olvido（波哥大，Universidad Central，1983）。

[35] 访谈，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波哥大，1998。

[36] 莉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237。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一），1948年4月与其他学生摄于“波哥大大暴动”时。

蒸汽船“大卫·阿朗哥号”。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世纪40年代乘此船前往波哥大。

第六章

回到海岸区：卡塔赫纳的实习记者

1948—1949

1948年4月29日，就在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出发的两天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乘坐的道格拉斯DC-3客机降落于巴兰基亚。路易斯·安立奎留在巴兰基亚开始找工作，很快进入哥伦比亚国家航线航空公司，在那里工作了十八个月。同时，在“波哥大大屠杀”的余波中，哥伦比亚所有的运输系统仍然一片混乱，在加勒比海沿岸的高温下，贾布带着沉重的行李箱和同样厚重的深色西装，坐着邮车朝卡塔赫纳而去。[1]

卡塔赫纳已经光景不再。西班牙人在1533年抵达时，此地成为殖民系统的要塞，连接西班牙、加勒比海和南美洲；不久，旧城摇身一变成为整个新世界运送、贩卖奴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它还是成为（如今依然是）整个拉丁美洲最优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2]

然而，19世纪自西班牙独立之后，巴兰基亚扩张成为哥伦比亚所需的大型贸易城市，卡塔赫纳的发展则停滞，默默疗养自己的伤口、哀痛，以过去的光荣和被蹂躏的美丽自我安慰。这个颓废的城市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家。他回到加勒比海沿岸，回到这个感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体的美丽、丑陋、脆弱皆以原来的样貌被接受。他从未造访过这个威风的城市，但同时被其堂皇与荒芜所震慑。此处并未完全避开“波哥大大屠杀”的影响，但如同整个海岸地区一般，即使处于围城状态，宵禁，有审查制度，也很快回到了一种不安的正常。这位年轻人直接来到位于仕女街的瑞士旅馆，此地也充当学生宿舍，却发现他富有的朋友何塞·帕伦希亚尚未抵达。主人不愿意在没有预先付款的情况下给他房间，又饥又渴的他被迫在旧城墙内游荡，最后在大广场的板凳上躺下来，希望帕伦希亚很快会出现。然而帕伦希亚并没有如期出现，在板凳上睡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违反宵禁被两个警察逮捕，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香烟可以贿赂。他在警局牢房的地板上过了一夜。这是他在卡塔赫纳的初体验，不是什么好预兆。第二天，帕伦希亚终于出现，两个年轻人终于得以住进宿舍了。[3]

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只有几条街外的大学去，终于说服校方让他继续完成法律系第二年剩下的课程，包括通过他第一年不及格的科目，而校方则在他未来的同学面前为他进行测验。他和帕伦希亚持续着先前在波哥大的生活，喝酒、狂欢，纵使有宵禁，他们的行为还是如帕伦希亚一样闲荡的上层阶级学生一般，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根本无法负担的生活。这样闲静的生活终于在几个星期后结束，帕伦希亚决定另觅他途，加西亚·马尔克斯搬到集体宿舍，一个月食宿加洗衣的费用只要三十比索。

接着，命运之神大手介入。正当他在城墙隔壁葛瑟马尼旧奴隶区的恶行大街上闲逛时，遇见前一年在波哥大认识的黑人医生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萨巴塔后来成为哥伦比亚有名的作家兼记者，他一向对朋友乐善好施；第二天萨巴塔带着这位年轻人到天主圣约翰街的《宇宙日报》（El Universal）办公室，就在他学生宿舍的转角，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总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他刚好是艾德华·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朋友，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登在《观察家报》的短篇故事，早已经是他的仰慕者。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年轻人很羞怯，但总编辑让他当了专栏作家，并没有讨论薪资待遇内容，只说期待第二天见到他，第三天报纸就刊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只是把记者这一行当成谋生工具，而且是层次比较低的写作。不过，此时刚过二十一岁生日的他之所以能够被雇用为记者，就是因为他之前得到的文学地位。他马上联系父母，告诉他们现在自己已有能力支付生活费用。既然他有意尽快放弃这些法律课程，而且即使拿到文凭也不打算执业，这些念头让他大大地心安理得起来。

《宇宙日报》本身是崭新的报纸，十个星期之前才由贵族的自由党政治人物、曾是省长和外交官的多明戈·洛佩斯·埃斯瓜里亚萨创办。如今，鉴于越来越多的保守党暴力，他决定在海岸区的传播战中打开新的战线。“波哥大大屠杀”发生的一个月前，在这个极度保守党的城市中，从来没有其他自由党的报纸。

大家都认同萨巴拉是报纸的王牌人物。由于这位总编辑的努力和洞察力，虽然办公室并不讨人喜欢，《宇宙日报》却也渐渐成为政治理念连贯性的典范；并且依照当时的标准，也提供相当不错的写作园地。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新进人员而言，所提供的优秀的写作环境来得正是时候。萨巴拉是名纤弱、紧张的男子，五十多岁的他出生在圣哈辛托，有着“印第安人”的特征，头发、肤色黝黑，有一点儿小肚子，总是戴着眼镜，很少见到他手上没有香烟。根据谣传，他是未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把头发染黑对抗老化，一个人住在旅馆的小房间里。他曾经是凯坦的政治伙伴，据说他年轻时曾经是本雅明·艾雷拉将军的私人秘书，也在将军的《民族日报》（El Diario Nacional）工作过。20世纪40年代，他在教育部工作，后来和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的杂志《解放行动》（Acción Liberal）密切合作。

萨巴拉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另一位新进人员艾科妥·罗哈斯·赫拉索，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诗人和画家来自加勒比海港口的妥鲁。他没有认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八年前在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里，他曾经短暂地当过他的艺术老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中不断地出现此类非比寻常的巧合。罗哈斯·赫拉索自己则注定成为哥伦比亚最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是位颇为受人景仰的画家。[4]他的长相粗犷，威风凛凛，嗓门比较大，体格健硕，有些固执己见，显然也比他的新朋友热情、感情奔放，同时也易怒。

由于记者不受宵禁限制，因此，午夜过后很久，萨巴拉检查、订正过报纸八页的每一篇文章之后，他会邀请两位年轻的徒弟去吃饭。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新生活，这样的生活形态会维持许多年；他工作整晚，白天大多数的时间在睡觉（如能睡觉的话）。在卡塔赫纳，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法律系的课早上七点就开始，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六点钟才到家。晚上唯一营业到深夜的地方是一家餐厅酒吧，外号“洞穴”，位于市场后面的海边，由非常俊美的年轻黑人同志何塞·聂维斯（雪中的乔）所开[5]。在这里，记者和其他的夜猫子可畅快地享用牛排、牛肚、米饭加虾子或螃蟹。

萨巴拉回到自己的单人房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哈斯·赫拉索就开始在港口区游荡，从先烈步道开始，这里有九座雕像纪念1816年对抗西班牙帝国的首批反抗者。[6]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家工作，在这焦虑的几个小时之间，他沉迷于自己的写作、修辞，然后脚步轻盈地给老板看第一个专栏稿。萨巴拉读过后表示写得不错，但还不够好。第一，他的个人性太强、文学性也太强；第二，“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吗？”萨巴拉拿起桌上一支红色的铅笔修改。几乎从一开始，结合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与萨巴拉的专业热情，就制造出了可读性高、令人着迷又明显原创的作品。[7]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宇宙日报》所有的专栏都以“新段落”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受到编辑的注目最多，内容关于宵禁和围城状态，巧妙地伪装成城市的冥想状态。年轻作家预言式地问道，在一个政治暴力和去人性化的年代，如何能期待他这一代成为“善意的人”？显然，这位新手记者因为4月9日的事件突然间言论变得极端。第二篇文章也同样的杰出。[8]如果第一篇是传统上较含蓄地谈论政治，第二篇几乎是文化政治的宣言：捍卫手风琴。卑微的手风琴是乐器中的游牧民族，然而，在海岸区由默默无名的音乐家发展出的音乐形式瓦伽娜多中，却是基本要素；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更是此地区人民与其文化的象征，更别说代表他自己挑战统治阶级成见的欲望。他坚持手风琴不只是游牧民族，而是无产阶级的象征。第一篇文章拒绝来自波哥大的政治，第二篇则拥抱作者新发现的文化根源。[9]

这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中第一次对于未来有一定程度的安心。他不但有工作，而且其他人认为他做得很好，他是个新闻人。他会继续零星、消极地研读法律，但他已经找到逃避法律专业、进入新闻和文学世界之路。他不会再回头。

接下来的二十个月里，他为《宇宙日报》写了四十三篇署名的文章，未署名的则有好几倍。基本上这还是明显老式的新闻业，评论加上文学创作，娱乐意义大于政治改革，的确比较接近每日或每周“记事”，在20世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报界还不算过时。另一方面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任务之一是过滤收到的电报，以选择新闻、提出评论和文学延伸的主题，这点在当时的新闻界是非常重要的。这项每日的磨炼必定让他得到宝贵经验，把每日生活中发生的事物转化成“新闻”，成为“故事”，立即揭开日常现实的面纱，对他最近探索卡夫卡的作品提供有力的纾解。这个时期的新闻界几乎到处都不得不采取美国式事必躬亲、卷起袖子的新闻从业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就如鱼得水，这也使他成为与当代拉丁美洲作家非常不同的作家；对这些作家而言，他们所遵循的典范仍是法国以及法国式的作风，然而在这个年代，法国本身却一开始就失去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掌控。

不过，他还有许多需要学习之处，这位新专栏作家的原创性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对于雇用他的编辑而言必定是一大惊喜。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写到卡塔赫纳的非洲裔哥伦比亚作家豪尔斯·阿特尔时，他含蓄地召唤兼具当地色彩又具大陆色彩的文学作品，足以代表“我们的种族”，并且给大西洋岸“属于自己的认同感”、身为马尔克斯上校的孙子，在二十一岁的年纪就采取这样的立场，相当惊人。[10]

那第一年的7月中旬，保守党警察在玻利瓦尔地区的卡门屠杀自由党家庭，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和法兰希丝卡姑婆长大的地点。卡门有着悠久而光荣的自由党政治传统，刚好也是萨巴拉的出生地圣哈辛托最邻近的大城镇，因此，两个男人对于那里发生的事件特别注意，也都发起运动，以“玻利瓦尔的卡门发生了什么事”作为口号。在每次重新发起运动，却面对政府的否认和迟钝时，总是以此收尾：“毫无疑问，在玻利瓦尔的卡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是萨巴拉冷酷的笑话。[11]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著名的一段中写到虚构的马孔多时，在关键的香蕉工人屠杀事件发生之后，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词汇。

就某些方面而言，当时在哥伦比亚当记者实在是最差的时机。1948年4月的事件后，审查制度又马上开始，只是海岸区比较没有内地那么严格。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进入新闻界是因为“暴力事件”，然而，“暴力事件”却严重限制记者可以做的事。接下来的七年间，在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劳雷亚诺·戈麦斯、乌尔达内·阿尔贝埃斯、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政权统治下，虽然程度不同，但政府仍然持续实施审查制度。更有意义的是，1948年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事业的第一篇文章中暗示了清楚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他后来并没有偏离这个主要的立场，但也从来没有在最终状况下（如马克思主义所言）限制或曲解他的小说。

到《宇宙日报》上班才两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要求放假一星期，他前往巴兰基亚，上溯马干奎，接着到苏克雷探望家人。他是否在孟波克斯停留去看梅塞德斯一眼，不得而知。他出发的时候，一定已经发现自己的薪水并不如他让父母亲相信的那么多，但他显然不忍心说明白。这不但是他在“波哥大大屠杀”之后第一次回家，也是他在1947年2月前往波哥大就读大学之后首次返家，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因此，自从他外祖母去世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母亲，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幺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如同他自己一样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只是命名的方式更完整。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大二十岁，他晚年常常开玩笑地说，新生儿如此命名是因为“我母亲失去我，但她想确定家里永远都会有一个加夫列尔”。事实上，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1947年11月亲自接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后来家人都叫他伊尤，这位父亲宣布：“这婴儿长得很像我，有别于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我的贾布，所以这一个新生儿用我的名字命名，只是反过来——埃利希奥·加夫列尔！”[12]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塔赫纳。虽然他几个星期前就通过面试，但6月17日才正式在大学注册。他的工作很顺利，但经济上，这位年轻作家却正面临灾难。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实际上是全职记者，他的薪水却是按照篇数计酬。他自己从来都不是数学家，对于预算问题也漠不关心，不过，一个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后来计算，不论署名与否，他每篇文章的稿酬是32分，相当于三分之一比索，而其他工作则根本没有薪水，比任何想象得到的最低工资还要低。6月底，他已经被赶出廉价旅社，又开始睡在公园的板凳上，或其他学生的房间里，或是众所皆知的，睡在《宇宙日报》办公室一捆捆的新闻纸上，因为那里永远不关门。一天晚上，他和同事走在世纪公园里，他们常常坐在“勿触摸我”（耶稣复活后见到抹大拉的场景）纪念碑前的台阶上喝东西、抽烟、聊天，另一位记者豪尔斯·佛朗哥·姆内拉问他住宿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加西亚·马尔克斯坦言自己遇到困难。同一天晚上，佛朗哥·姆内拉带他回到自己位于“布告栏角落”烧酒屋街的家，靠近旧城的薪传剧场。这家人拥抱了这位饥饿、无家可归的学生，特别是豪尔斯的母亲卡门·姆内拉·娥兰[13]，其他人的母亲总是很容易喜欢贾布。在卡塔赫纳剩下的日子里，他偶尔会在那里吃饭、睡觉，但尽量吃少一点儿以缓和自己良心的不安。

因此在这个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比他在波哥大时更加残酷、绝望，他现在根本就已经习惯性地忽略自己的生理需求。即使在这海岸地区，他以自己恐怖的彩色衬衫（他通常一次只拥有一件衬衫）以及格纹外套、下身穿的来自一套旧西装的黑色羊毛长裤、套在脚踝的鲜黄色袜子，以及沾满灰尘、从来不擦的印第安式鹿皮平底鞋而闻名。他一撮撮的胡须并不明显，有些蜷曲，没有整理的黑发鲜少碰到梳子。就算住到佛朗哥·姆内拉的房间之后。他还是一样累了或清晨来临就随处席地而眠。他骨瘦如柴（瘦得像扫把一样），朋友见到他时，他总是永远保持愉快，似乎从来不可怜自己，也不求助，因而受到感动的朋友，白天总是凑钱请他吃饭，晚上则携他一同参加在夜晚的探险娱乐。

他的朋友和熟识的人意见各有不同。许多人，特别是社会保守主义派，认为他特异的行径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常常认为他是同性恋[14]。就连罗哈斯·赫拉索这样的朋友后来回想起来都认为他有点娘娘腔（“真是个好孩子”[15]）。罗哈斯和另一位朋友卡洛斯·阿雷曼都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男孩子气，生气勃勃的步伐——他一直保留着——每当有人提供新的灵感，或是他想到新的故事而兴奋时，他总是欢天喜地地跳舞。[16]相识的朋友记得他等待午餐时总是在桌上敲着手指或是手上的东西，安静或大声地唱着歌，他身上似乎总是传出音乐声。[17]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惊人年轻的年纪从朋友和同事身上学到他们教他的东西，也发展出自己一套关于职业的重要想法。比如说，萧伯纳的宣言表示从今往后要致力于广告标语和赚钱，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进一步评论，对于像他这样“决心不为了商业理由写作，却发现自己因为虚荣而在做”的人而言，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18]

他在卡塔赫纳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大部分的课都没去上，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点名，自由党的老师认同这位年轻人面对新闻与审查制度的冲突感，以及整体上与主管机关的冲突，因后者不止一次派军队前往报社办公室恐吓员工。在他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里，古斯塔沃·伊巴拉·梅拉诺是其中一位，他是读古典文学的学生，毕业于波哥大师范学院，如今在《宇宙日报》办公室附近几码之处的当地学校教书。伊巴拉·梅拉诺已经是罗哈斯·赫拉索的好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两位一起散步，一毛钱也不用花，也不需要接受任何施舍，因为他们既不喝酒也不狂欢，主要讨论和诗以及宗教哲学相关的高尚议题。[19]

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有其他朋友，他们的喜好比较没有那么严肃。其中，比较重要的友人是艾斯毕里埃亚兄弟、拉米罗和奥斯卡，他在1948年时偶尔和他们碰面，1949年时往来更频繁。他们不只对政治有兴趣，特别是对极端自由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更有兴趣，也比较有世界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们以及其他人一起喝酒，上妓院。1948年7月刊出三篇意外有挑衅性的文章中显示，当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迷恋一些夜莺，也有可能当时他对于性和爱情的态度正在摸索成长，并描绘在后来的作品中。他第一次颇为明确地描绘年轻女性的胴体时，一面若有所思，“想到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被死亡取代，”接着结束第一个句子，“想到在你身体里面，远离自己的存在，这痛苦有一天会找到自己最终的解救”。[20]幸好，卡塔赫纳保守的天主教徒不看《宇宙日报》，正如同他们不会赤身裸体走在玻利瓦尔广场上。

到第三篇文章时，这位年轻作家已经找到自己的一些关键想法之一，后来在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赋予典型的形式：爱情可以维持永恒，但更容易像花朵一般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凋谢，就像生病一样。[21]只有少数男性访客能忘记第一眼见到卡塔赫纳或哈瓦那这些加勒比海港口女性肉感、衣不蔽体的景象，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时就住在海岸区，正是加勒比海妓院最风光的时代。至于认真、正经的女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记得他只提过一个，即当时十六岁的女学生梅塞德斯。“不过，我没办法想象她看上他哪一点；他只是个孩子，一点儿也不显眼，长满青春痘，好像得了疟疾，看起来发育不良，没有一点儿存在感……如果在街上看到他，你会以为他只是个送信的小子。”[22]

梅塞德斯的家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大部分的家人都还住在苏克雷，不过，住在巴兰基亚的路易斯·安立奎常常在周末和假期时前往卡塔赫纳：“贾布在卡塔赫纳就像在波哥大一样，假装在读法律，其实在写作。”[23]当时是拉丁美洲波丽露舞曲三重唱兴盛的年代，路易斯·安立奎的梦想就是如班丘斯一般成立自己的三重唱——“比起听到贾布在写作，这会给我父亲带来更大的震撼。”[24]

大约在此时，萨巴拉收到波哥大的萨拉梅亚·博尔达捎来的信息，询问这位年轻学徒的文学活动。其实，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放弃了他的故事，但他无法对萨拉梅亚说不，很快修改了《死亡的彼岸》，于1948年7月25日刊登在《观察家报》。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一位很重要而且具影响力的人物还在挂念着他，而且还在波哥大继续协助他发展写作兴趣，这必定让他既感到受宠若惊，又觉得非常安慰。

1948年9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报社公务前往巴兰基亚，但没有直接坐巴士回卡塔赫纳，而是决定去见几个由卡塔赫纳的朋友所推荐的记者。这是另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他前往《国民报》（El Nacional）的办公室，赫尔曼·巴尔加斯和阿尔瓦罗·塞培达当时工作之处。他们是一群松散的波希米亚同好，后来称为“巴兰基亚团体”。[25]第一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讨论的热情、有见地的贡献，已经让这个团体的第三位成员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印象深刻，这位自由党报纸《前锋报》（El Heraldo）的助理编辑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卡塔赫纳之前去找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很高兴地知道这些显然见过世面的记者已经知晓他的名声，并且像失散已久的兄弟般拥抱他，把他介绍给当地的文学大师，也就是卡泰隆作家拉蒙·范恩斯。他们出发前先往酒吧和妓院作乐，最后来到一个叫作“黑色尤菲米亚”的传奇地点，此地后来在《百年孤独》中名垂千古。在那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曼波和波丽露歌曲，奠定了个人的胜利，以及和这个团体之间的联结。他在阿尔瓦罗·塞培达的家里过夜，有别于其他人，他们的年龄相当，对于花衬衫和艺术家的长衫品位类似，只是塞培达的头发更长，穿凉鞋，像个拓荒时代的嬉皮士。塞培达嗓门很大、性格容易夸大，固执己见。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一整面墙的书籍，大多是北美和英语的书，他大声地说：“这些是目前最好的书，唯一值得阅读的，由唯一知道如何写作的人写的。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全部借走。”

根据回忆录，第二天早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被送走时带着一本小说《奥兰多》，由一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著。塞培达似乎认识她，因为他总是称她为“老伍尔芙”，就像整个团体的人显然都和他们最喜欢的作者威廉·福克纳有亲密关系，他们通常叫他“老头子”[26]。许多年后，这些硬汉仍然讶于拘谨的伍尔芙夫人的文字所显示的热情。朋友回忆到，对于当时声称在她的某篇小说中读到一句显然不像女士写作的句子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特别感受到冲击。“爱就是脱掉内裤”是来自《奥兰多》中“爱就是脱掉衬裙”的“缩略”翻译[27]。这句引述对于他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乍看之下还要深远。无论如何，他告诉每个人“弗吉尼亚”是个“强悍的老娘们儿”[28]。

第二年的考试时间渐渐逼近，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绝望。他的上课率非常不稳定——正式记录上就有十五次缺课——即使听进去，吸收的也很少。一位当时的同学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报社工作到凌晨三点，在新闻纸卷上睡到七点，那时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他总是说自己待会儿要洗澡，因为他来大学之前没有时间洗澡。”[29]那一年他的平均成绩及格，但罗马法未通过，而且数年后还回来纠缠他，并且很可能在他永远无法取得律师资格这件事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与此同时，他与巴兰基亚团体的来往不仅启发他，也让他更有自信，并且开始写第一本小说，标题为“家”。这本小说写的是他自己的过去，的确也可能是他酝酿许久的一本小说。他最开始写这本小说是在1948年的下半年，接着在1949年的上半年加快步伐。他的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和哥哥奥斯卡住在父母位于旧城墙内的巴帝尤二街上一座庞大的19世纪大屋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去拜访，常常在那里吃饭，偶尔也在那里睡觉。那栋房子里收藏着很多书籍，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被人发现躲在图书室里阅读哥伦比亚的历史。哥哥奥斯卡记得：“我父亲称他有‘公民勇气’，因为他说，像他那样穿着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母亲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疼爱……他会带着用领带绑起来的一大捆纸，也就是他在写的东西，他会打开稿子坐下来读给我们听。”[30]

从存留的手稿以及后来刊登在巴兰基亚《前锋报》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故事背景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外婆家，主题使人联想到福克纳，不过风格却不相同；小说非常有趣，有潜力，但流于平淡，现存的手稿看不出受到福克纳或乔伊斯，甚至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书中的人物有点像他的外公外婆以及他们的祖先，地点有点像阿拉卡塔卡，有一场类似“千日战争”的战争，不过，此时他尚无法超越片段的插叙，平淡，看来似乎是毫无生命力的叙述。看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无法逃离那座大宅院。或者换句话说，他尚无法分辨“家”和现实中的房子，小说和灵感的起源。然而我们毋庸置疑的是，在此篇小说中《百年孤独》以令人讶异的程度萌芽，孤独、命运、怀旧、父权统治、暴力，这些主题都在等待着十多年后才会找到的特殊语调和观点。一部分的事实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无法完全地讽刺自己的文化，当时无法想象任何和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有关的事物可能是荒唐或甚至可笑的。讽刺的是，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可以将卡夫卡的幻想世界和他回忆里的真实世界联系起来。[31]

1949年3月，他突然病重。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引发此次危机的是他和萨巴拉在政治上的争执。3月底的某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萨巴拉坐在“洞穴”里吃着他们的深夜晚餐。自从去过巴兰基亚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行为越来越差劲，在《宇宙日报》的工作表现不稳定，由于和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交往而显露出青少年叛逆、漫不经心的迹象。萨巴拉汤喝到一半停下来，透过眼镜看着他，尖酸地说：“告诉我，加夫列尔，你做这些愚蠢的行径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正一步一步朝向毁灭？”[32]受到刺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喝酒，结果在“先烈步道”的板凳上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他在一阵热带倾盆大雨中醒来，衣服全湿，肺部剧痛，后来被诊断罹患肺炎。他因而回到苏克雷，不管需要多久时间，都必须在父母的房子里休养——对于支气管病人而言，苏克雷不是很理想的地点，因为此地附近的水位比以前还要高，镇上就像《恶时辰》或《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里一样常常淹水。

这成为重要的一次返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他预期大概得待上半年跑不掉，虽然后来其实并没有超过六个星期。不过，这不但是许多年来他和家人共度最长的时间，也是他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关在家里很长的时间。他当时并不了解，但其实内心已经开始了一场安静无意识的革命。如今他的众多弟妹都已经长大，这场革命的速度尚无立即的效果，但长期而言，对他的文学、历史想象和观点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说，如今纠缠他想象力的不只有死人，还加上活着的人。

如今当上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开始注意苏克雷这个地方。当地最有意思的传奇人物之一是西尔贝（女）侯爵，据说这名金发的西班牙女子，应该是住在偏僻的村落西尔贝（为毒蛇之意），她从来没有结婚，也不曾和男子发生过性行为。她会魔法，名下的农场有好几个城镇大，活了两百多年。每一年她都会巡回当地帮人治病，帮助她所保护的对象。她死前让牲畜游行经过她的房子，花了九天的时间，直到它们踩在湿土的脚步终于形成苏克雷西南方、圣豪尔斯河以及高卡河之间的西尔贝大沼泽（谢纳加）。然后，她把剩下最珍贵的遗产、宝藏以及永生不死的秘密一起埋在大沼泽里，剩下的财产分给服侍她的六个家庭。[33]

这个传说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何塞·帕伦希亚的堂弟安赫尔·卡西·帕伦希亚转述，加上自己收集的其他故事，不仅有助于为三四年后他所写的一系列才华洋溢的文章奠下基础，也启发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了不起的文学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那毋庸置疑是首部具有成熟加西亚·马尔克斯风格的作品。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是苏克雷一位富有的居民，她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人的朋友贞提尔·奇门多家族隔壁。她的名字是玛丽亚·阿马利亚·参帕尤·阿瓦雷兹，这名女子看不起教育和文化，无止境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她在1957年去世时，举办了一场特别豪华的葬礼。[34]另一个同样不寻常的故事是一位十一岁的女孩儿，被外婆强迫卖淫的她在许多年后成为他笔下许多个虚构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是“艾伦狄拉”。[35]

事实上，身为一位讲故事的人，如今他的发展以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受到质疑。在一封给巴兰基亚朋友的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暗示对方，如果可以收到一箱书以平衡苏克雷的荒芜以及父母家的不文明，那将令人期待。[36]书籍依照他的愿望寄到，包括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村子》《我弥留之际》《野棕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内森《珍妮的画像》，以及赫胥黎的《针锋相对》。不幸的是，阅读这些才华洋溢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的结果就是，《家》的写作慢到几乎停止[37]。更重要的是，他在逐渐恢复健康之际，也开始恢复余兴活动。他一直没有到西尔贝村，但在路易莎·圣蒂雅嘉极度的反感之中，他和肉感的妮格罗曼塔又恢复了关系（她当时已成寡妇）。他也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之一是来自孟波克斯的卡洛斯·阿雷曼，当时他已经被选为县议会的成员，他回忆自己在1949年5月抵达苏克雷时的场景：“在临时茅屋里，一群欢迎我们抵达的群众之中，一名男子的穿着带着异国风情，特别显眼：农人凉鞋、黑长裤、黄衬衫。我对拉米罗说：‘那只鹦鹉是谁？’他回答：‘那是贾布。’他穿着那些衣服非常显眼，其他人都穿卡其布。”[38]

因此，应该尚处于疗养之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朋友哈克波·卡西、另一位自由党战士一起加入一个团体，他们一起坐三艘汽艇航行于整个莫哈纳地区，每艘船都插上自由党的旗帜，船上有整桶的朗姆酒，以及一个铜管乐团。自由党的支持者在河边喝彩，当地的老板通常是自由党的地主，会在他们上岸时安排庆典和会议。奥斯卡·艾斯毕里埃亚后来回想：“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都在等待革命，但卡洛斯·耶拉斯从来都没有下命令。”[39]

5月中旬，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身体已经复原，可以回到卡塔赫纳进行日常活动。身为新选上的县议员，他的朋友卡洛斯·阿雷曼并没有妄自尊大，不过，利用自己的新地位和预算安排大吃大喝，通常可以让他贫穷的朋友有足够的食物可以维持一个星期，加上总是一成不变地在妓院落脚。[40]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苏克雷回来，写下一篇关于学生选美的署名文章时（此举已经非常罕见），他并不是署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是“塞提莫斯”，这是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达洛维夫人》角色名字所启发的笔名。[41]在第一篇署名“塞提莫斯”的文章《星期五》中，最显著的是笔下的自信，几乎傲慢的语调中包括以下轻蔑的声明：“我们是学生，我们已经发现了完美国家的程序，也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公平的薪资，剩余价值的公平分配，解散得支薪的国会，完全、集体的放弃选举。”

加西亚·马尔克斯生病前严重忽略了法律系的学业，康复之后更下定决心不予理会。他大声宣扬自己对法律的痛恨，在大学肃静的走廊上安排即兴的足球赛，因此名噪一时。危险的是，他如果得到律师资格，有可能因诱惑、家人因素或良心被迫去执业。卡塔赫纳的法律课程比波哥大更加烦琐，最后，他的医药法和民法讨论课都不及格（报复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民法考试则低分险过，另外五科及格。如果考虑到他缺课的状况，有这样的成绩实在是个奇迹。然而，他没有挽救罗马法，因此带着三科不及格升到大学生涯的第四年。[42]

11月9日的波哥大，现任保守党政府了解到自由党领导阶层的分歧和软弱，再度实施围城，并且关闭国会——所谓的“体制内政变”。几天后，政府宣布八点开始实施宵禁。由于自由党未能实时反应，等于鼓励保守党无须再克制，此次再加倍的“暴力事件”使得整个国家尸横遍野，最严重的是乡下地区。不过虽然一如往常，北部海岸区受到的影响最少。

在国际上，1948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也是非比寻常的年代，是20世纪最紧张、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新的泛美体系在波哥大创立，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在波哥大。这个组织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直到最近才主导在欧洲一项关于成立联合国的讨论，并且足具象征性的安排将此新机构的会议地点从伦敦迁往纽约。不久前，杜鲁门总统才决定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中央情报局于1947年成立，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角色之一 ——教皇则沉默地站在美国这一边。杜鲁门总统因为这方面立场强硬而获选连任。以色列在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建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苏联对柏林实施禁运，美国以空投回应，苏联测试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决定主导自己的人生，离开卡塔赫纳。在最近宣告的冷战及随之而来的时期中，运作于世界的新国际体系已经稳固的到位，这是他成年生活及其当时的时代背景。

此时，黑人流浪汉作家、革命家及医师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的生命路径再度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交会，正如同未来再度所发生的。此时，他带加西亚·马尔克斯首度游历曾经是帕迪拉的这个省份，马尔克斯上校在“千日战争”中经常出没此地。萨巴塔·欧立维亚刚从波哥大的国立大学毕业，虽然出身卡塔赫纳，他却动身前往雪山脚下、距离乌帕尔山谷大约十二英里的小镇拉巴斯，在此从事他的新专业。萨巴塔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一起前往新居，年轻人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拉巴斯和乌帕尔山谷，他第一次见到瓦伽娜多和梅伦格舞歌手在他们的自然环境里表演——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裔哥伦比亚手风琴家小亚伯·安东尼奥·维亚，他是第一位录制瓦伽娜多音乐的人。[43]

回到卡塔赫纳时，他终于下定决心 ,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若要回顾他的文化传承，从巴兰基亚来看更适当。他在卡塔赫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月22日的派对上，庆祝十七岁的朋友豪尔斯·里·毕斯维尔·科特斯的小说《蓝雾》（Neblina azul）出版。他在《宇宙日报》以些微的赞许、施惠以及藐视的评论抨击。

奥斯卡·艾斯毕里埃亚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唱着自己宣告为“我所学的第一首瓦伽娜多歌曲”时，第一句是歌词：“我会给你一束勿忘我，让你照着花名做。”[44]这句歌词被卡塔赫纳的作家含蓄地用来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些不公平的“遗忘”——实际上断绝关系的，不只是这个城市被公认为势利、保守的上层社会价值，还有帮助过他的朋友、启发过他的同事，另外还有最重要的，爱他、教导他的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直到1994年《爱情与其他魔鬼》的序曲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公开提过他。[45]

这位年轻人显然后来对于某个人有不知感恩的情况，针对卡塔赫纳时期对他往后发展贡献良多的人，他也始终如一地轻描淡写。但同样清楚的是，如今卡塔赫纳的作家声称，这城市及其知识分子对这位发迹时期的小说家的影响过于巨大，却低估了他在此地的遭遇让他吃了多少苦。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校的这七年是个可怜的男孩儿，仰赖奖学金和他人的善举。在波哥大他永远缺钱，在卡塔赫纳——以及后来在巴兰基亚——他根本就是一贫如洗。然而在那些年间，他仍然有办法微笑，几乎总是抱持正面的态度，不论友善或不友善的见证人都证实他真的从来未曾自怜，或要求他人的同情。他如何维持泰然自若，如何保持信心，如何建立自我的决心，如何有办法在如此艰巨的环境下养成、强化他的使命，加上家里有十个弟妹也居住在相对而言贫穷的环境中，也只能用像是勇气、性格、无法动摇的毅力这样的字眼来诠释他的处境。

[1]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04。本章描述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之访谈，包括：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波哥大，1991），卡洛斯·阿雷曼（波哥大，1991），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波哥大，1991），胡安·萨巴塔·欧立维亚（卡塔赫纳，1991），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艾科妥·罗哈斯·赫拉索（巴兰基亚，1998），以及玛妲·杨恩斯（卡塔赫纳，2007），及其他许多人。

[2] 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时期有两部佳作：Gustavo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 ： García Márquez en "El Universal"（卡塔赫纳，《 宇宙日报 》，1995）及Jorge García Usta，Como aprendió a escribir García Márquez（Medellín，Lealon，1995），此书在2007年出了一部书名较不轰动的修订版：García Márquez en Cartagena ：sus inicios literarios（Bogotá，Planeta，2007）。两者皆表示这个城市对于他发展成为一个作家的影响较证据所显示的更深远，但他们都想修正多数人的观点，一般认为其后于巴兰基亚（1950—1953）的时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尤其反对法国学者雅克·吉拉德的著述，他在20世纪70年代收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宇宙日报》（卡塔赫纳）、《前锋报》（巴兰基亚）、《观察家报》（波哥大）以及其他报章的所有文章。不管对这个无止境的论战采何种观点，都无损于吉拉德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关研究的贡献，而他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闻作品》系列所著之序言更是不可或缺。自1948年至2008年为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发表的一千多篇文章、散文以及短篇文学，只有少数曾以英文发表。针对这个时期的作品请参考Jacques吉拉德主编，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iodística vol.I：Textos costeños 1（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3）。

[3]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06-316，提供了有关这几个星期的大量细节。

[4]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profile of Rojas Herazo，《前锋报》（巴兰基亚），1950年3月14日。

[5]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13-314，pp.320-321。在此书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他为“何塞·桃乐瑞斯”。

[6] 见Un domingo de delirio，《观察家报》，1981年3月8日，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塔赫纳，提到它的魔力并揭露阿尼玛斯海湾的码头曾是他最喜爱的地方，就在市场以前的位置。亦见Un payasopintado detrás de una puerta，《观察家报》，1982年5月1日。

[7] 在卡塔赫纳，一般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因为向他学到很多而正式地向萨巴拉致谢，在198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对记者Donaldo Bossa Herazo表示“萨巴拉是一位绅士，多亏他造就了现在的我”（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136）。

[8] 这两篇文章皆无标题，出现在《宇宙日报》，署名“新段落”，于1948年5月21日及22日发表，距“波哥大大暴动”六周之后。

[9] 这些以及其他所有这时期的文章都可在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1找到。

[10] 见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1，pp.94-95。

[11]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24-325。

[12] 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69。

[13]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178.

[14] García Usta，Como aprendió a escribir García Márquez，p.49.

[15] 这个词在西班牙文中是“tan modosito”（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67）。

[16] 同上，p.275。

[17] Franco Múnera引述同上，p.178。此细节非常重要：在种族主义的哥伦比亚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波哥大，对所有“岸边人”文化及部分黑人文化而言鼓声是种信息代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乐器的明确的情感，同时也象征着他对区域文化的情感，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看待卡恰克人观点的藐视姿态。

[18] 《宇宙日报》，1948年6月27日。

[19]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爱伦·坡的文章，刊于《宇宙日报》，1949年10月7日。关于他与伊巴拉·梅拉诺的关系，见哥布·坡达，Cuatro horas de comadreo literario con GGM，op.cit.。

[20] 《宇宙日报》，1948年7月4日；见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149。1950年2月16日该文于El Heraldo（巴兰基亚）重新刊出，增加了一个名字：Albaniña。

[21] 《宇宙日报》，1948年7月10日，1950年2月1日于El Heraldo重新刊出，略有不同。

[22]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08，p.222。

[23] 与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面谈于巴兰基亚，1998年。

[24] 与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面谈于巴兰基亚，1993年。

[25]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33-339。

[26]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viaje de Ramiro de la Espriella，《宇宙日报》，1949年7月26日，同时提及两位作家。

[27] 见弗吉尼亚·伍尔芙《奥兰多）（纽约，Vintage，2000）p.176 ：“然而爱情——如同男性小说家所界定的——究竟谁在这方面比较有权威 ?——和好意、忠诚、慷慨或诗都没有关系。爱情是脱下衬裙，然后——但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什么。奥兰多有这么做吗 ?”（笔者强调）。

[28] 这句话的原文是 "mucha vieja macha"，见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20。

[29] Rafael Betancourt Bustillo，García Usta引用，pp.52-53。

[30]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31.

[31] 但这个世界已经再次发明了称为“魔幻现实”的东西，那些年长他两倍的作家们比如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en of Maize，1949）及阿耶霍·卡彭铁尔（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1949）才刚接触到这个想法，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和“家”搏斗，在这样一个（即使以当时拉丁美洲的标准来看）小说仍极度落后的国家。

[32] Vivir para contarla，p.411（作者译）。

[33]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西尔贝”的文章，收录于吉拉德主编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iodística vol.II ：Textos costeños 2（波哥大，Oveja Negra，1983）。

[34] 见埃利希奥·加西亚，La tercera muerte de Santiago Nasar（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7），p.61。

[35]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cándida Eréndira y su abuela Irene Papas’，《观察家报》，1982年11月3日。

[36] Fiorillo，La Cueva，p.95.

[37] 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50，他说他现在开始 ! 到了p.363，他说那一直都是“半成品”而已 !

[38]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66.

[39]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43。海梅·安古罗·波萨回忆在卡塔赫纳的日子，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摇对方的左手（同上，p.302）。说来也真讽刺，虽然评论家不断争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卡塔赫纳或巴兰基亚开始阅读现代小说，他们之中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积极的政治教育无疑就从卡塔赫纳开始，从一开始的萨巴拉直到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政治从来就不是巴兰基亚团体的主要议题。

[40] 见Juan Gossaín，A Cayetano lo mató todo el pueblo，《观察家报》，1981年5月13日。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道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的非凡事迹，她位于苏克雷的临时妓院“有点像某种办公室，我们都会在假期时在那聚会……我的母亲从不担心贾布很晚都还没回家，因为她知道他在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那里。我不晓得人们是否能了解三十年前当时的状况而不感到震惊……”

[4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宇宙日报》（Viernes），1949年6月24日。这本书对他的重要程度可能有点夸张，他之后认为不论是真实生活或是小说中他所有对于时间的了解，都要归功于《达洛维夫人》。

[42] 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1，pp.7-10；萨尔迪瓦尔，GM，pp.556-557。

[4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Abelito Villa，Escalona & Cía，《前锋报》，1950年3月14日。

[44]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37.

[45] 阿朗哥和加西亚·乌斯塔都用这句话。

第七章

巴兰基亚、书商和波希米亚团体

1950—1953

“老天，我认为他去巴兰基亚是为了新鲜的空气、更自由、更高的薪水。”[1]四十多年后，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如此解释朋友的决定，他为何从卡塔赫纳这个历史城市往东八十英里去到热闹的海港城市巴兰基亚。1949年12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卡塔赫纳时，已经又开始实施宵禁，在傍晚宵禁开始前抵达巴兰基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口袋里揣着路易莎偷塞给他的两百比索，另外，一位大学教授马里奥·阿拉里欧·菲利伯则不知道塞了多少钱给他。在波哥大搜查来的皮箱里放着《家》的手稿，一如往常，他比较担心弄丢的是手稿而不是钱。虽然他再次独自一人度过圣诞假期，却仍然非常兴奋；毕竟，如同一位喜好卡塔赫纳的人后来所承认：“在那个年代，来到巴兰基亚就像回到现实世界，真正的行动中枢。”[2]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向加西亚·马尔克斯保证，自己会动用一切关系帮他在《前锋报》找到工作。

巴兰基亚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历史，也没有杰出的建筑，却很现代，积极进取，充满活力而友善，而且距离糟蹋哥伦比亚内在的“暴力事件”非常遥远。此处人口接近五十万。“是巴兰基亚使我得以成为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93年这样告诉我：“这里有哥伦比亚最高的移民率——阿拉伯人、中国人等，如同中古世纪的科尔瓦多，是一座开放的城市，里头满是聪明但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是否很聪明的人。”[3]

后来以“巴兰基亚团体”[4]知名的精神创立人是加泰罗尼亚人拉蒙·维耶斯，他注定要成为《百年孤独》中有智慧的卡泰隆老书商。他于1882年出生于山村贝尔加，在巴塞罗那长大，在西班牙小有名声，后来才于1913年移民至谢纳加。巴兰基亚的谣言至今仍传说他是同性恋，这似乎其来有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加勒比海时期两位重要的导师萨巴拉和维耶斯似乎都是同性恋。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他时（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维耶斯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身材稍微粗壮，满头白发，额头上的头发像鹦鹉一样不受控制。他有办法让人同时感觉既害怕又友善，他虽然酒喝得不多，但很会聊天，有着非常细腻但尖酸的幽默感，偶尔也有非常残酷的坦白。[5]他在团体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知道自己不是伟大的作家，但他广泛阅读，对于文学的观点开阔而精辟。他从来不曾富有，但总是轻松以对。维耶斯使这个团体的成员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有信心相信即使身处一个默默无名、显然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历史，没有大学，没有有教养的统治阶级，但他们还是有可能受教育，而且很容易走在时代的前沿。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忘记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福克纳住在巴兰基亚，他会坐在此处。”[6]这一点也许是真的。早在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之前，他就已经以此为自己的中心思想。

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出生于1917年，是名作家何塞·菲利克斯·福恩马佑尔之子。他是团体中最安静的，也许是年轻团员中最认真的一位，但也是最关键的人物。首先是由于他和上一代有直接的关联，其次是因为他借由自己先前的关系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最后则是他首先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换到《前锋报》，福恩马佑尔自己工作了二十六年的地方。他广泛地阅读西班牙文、英文和法文作品，表面上缺乏远见，安静，谨慎，但如同其他人一般是经验老到的酒客，对于整个团体的和谐来说如同坚定的润滑剂。他有严重的口吃，但朗姆酒或威士忌常有舒缓之效。他强烈偏好古典文学和字典，无疑是此团体中真正博学、最广泛阅读之人。

赫尔曼·巴尔加斯是福恩马佑尔的好友兼同事，1919年出生于巴兰基亚。他身材高大、有双具有穿透力的碧眼，是位永不满足的读者；他做起事来既缓慢又谨慎，有点难以接近。福恩马佑尔虽然严肃，但不可避免地经常出错、邋遢又有趣，巴尔加斯则总是穿着白衬衫，一丝不苟——虽然偶尔在判断上冷酷无情，[7]但非常牢靠。（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手稿都是寄给他征求第一印象，写信要求增援书籍或金钱也是找他。）他是个老烟枪，烟草颜色越深越好。虽然他和福恩马佑尔是最安静、不好动的，喝起酒来却不遑多让，特别是一种主要配方为“兰姆、柠檬加兰姆”的酒。[8]

阿尔瓦罗·塞培达·萨穆迪欧是这团体中具活力的引擎，英俊、潇洒、有着全世界最开朗而明亮的笑容，女性无法抗拒——他和哥伦比亚一些重要女性艺术家有过很公开的罗曼史——却也受到男士的欢迎。他于1972年英年早逝，因而成为巴兰基亚的传奇。[9]他于1926年3月30日出生于巴兰基亚，但总是声称自己出生于谢纳加，香蕉工人大屠杀所发生的地点，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出生和这可恶的“卡恰克人谋杀‘岸边人’”的悲惨历史事件有某种渊源。他的父亲是保守党的政治人物，在阿尔瓦罗小时候就发疯去世，使得这小男孩儿身上带着一股悲剧的味道，但被他奔放而令人难忘的成人性格所掩饰。塞培达是个充满矛盾的个体，总是以愤怒的咆哮解决这些矛盾。他的外表像个流浪汉，1949年到1950年他在美国时弄到了一笔钱，和当地上流社会总是有紧密的联系，包括巴兰基亚商人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他有一小段时期曾经是会员，后来成为哥伦比亚首富，也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人之一。

更具自杀性而情绪不稳定的人物是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巴兰基亚时，他并不在此处。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的时候，欧布雷贡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但偶尔还是会来此探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停留期间的前后他都是重要的会员。欧布雷贡是位画家，1920年出生于巴塞罗那，其家族拥有巴兰基亚的欧布雷贡纺织工厂，以及市内的豪华旅馆“绿野饭店”。他结婚又离婚数次，如塞培达一般吸引女性。欧布雷贡是典型的充满激情的画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声誉往上攀升，[10]在费南多·玻特罗成名之前，于20世纪后成为哥伦比亚最知名、无疑最受喜爱、最受推崇的画家。他通常只穿条短裤，就这样。在巴兰基亚，他的“功绩”是个传奇：单挑数位美军陆战队队员，因为他们苛待一位妓女；一口吃下另一位酒客训练的蟋蟀；从当地马戏团租来一头大象，砸烂他最喜欢的酒吧的大门；和朋友玩儿威廉·泰尔游戏，只不过用的不是弓箭而是酒瓶；他最喜欢的狗在一桩意外之后瘫痪，因为他一枪打在它的头上。如此这般。

这些是后来以“巴兰基亚团体”闻名的主要角色，20世纪50年代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受邀参加他们所安排的永不间断的嘉年华会。其他许多成员几乎同样的多彩多姿、深具个人特色。赫尔曼·巴尔加斯在1956年写到这个团体的多元兴趣，谈到他的朋友在“后现代主义”存在之前就已是先驱之士：“他们可以以同样的兴趣，毫无偏见地思考不同的现象，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柯尔·波特的音乐、阿夫列多·斯特凡诺的技巧，或威利·梅斯的技术、安立奎·葛劳的绘画、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诗、雷内·克雷尔的评论、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梅伦格舞、加夫列尔·费格罗阿的摄影，或是‘黑色亚当’、‘黑色尤菲米亚’的生命力。”[11]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认为友谊比政治更重要，虽然塞培达倾向无政府立场，加西亚倾向社会主义，但他们几乎都是自由党。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这群朋友之间拥有所有令人想拥有的书，他们常会于夜深之际在妓院里引述书中内容，第二天早上把谈到的书借给他，而他读的时候还处于宿醉之中。[12]

这个团体似乎反对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但其实他们更反贵族阶级。塞培达和欧布雷贡都和城里一些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有关。他们最惊人的立场是对于北美许多事务的共鸣。在当时的拉丁美洲非常罕见。当时波哥大和拉丁美洲大多受到欧洲文化的束缚，巴兰基亚团体则认为欧洲已经成为过去、传统，比较偏好美国更直接而现代的文化例证。自然这样的喜好并不应用在政治问题上，也并不是不加批判。但不论好坏，这样的立场使得这个团体领先拉丁美洲其他重要的文学或知识运动大约二十五年。

当然，这样的倾向几乎使他们反卡恰克人，最极端的是塞培达，他对加勒比海大众文化深具信念——也就是反对安第斯，倡导现代化。他后来鼓吹加勒比海共和国的成立。1966年接受波哥大记者丹尼尔·桑佩尔的采访时，他强调“岸边人”“不是先验论者……不发明神话。我们不像卡恰克人是说谎的人、虚伪的人。”[13]桑佩尔是卡恰克人，不知道他的哥伦比亚同胞竟然可以做到这样，因而深深着迷于此超然的个性。塞培达率先热衷于不说废话的北美作家如福克纳与海明威，积极倡导这团体最喜爱的消遣：格兰德大妈主义（独裁主义）。

他们出没于巴兰基亚市中心的几条街。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世界从圣布拉斯街开始”，此处最近重新命名为三十五街。[14]事实上，圣布拉斯街夹在进步街（四十一号公路）和7月20日街（四十三号公路）之间的那一段，就是“世界书局”的所在之地，哥伦比亚咖啡馆、哥伦比亚电影院、快乐咖啡馆、美洲小馆也都在这里。往北一条街是“美洲撞球室”，往东一条街是位于西蒙·玻利瓦尔步道的罗马咖啡座。再过去一点儿是露天市场旁的哥伦布公园，维耶斯就住在那里，可以看到圣尼古拉斯教堂，此地以“穷人的教堂”而广为人知，距离《前锋报》的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15]

“世界书局”属于一位前共产党员豪尔斯·罗登·艾德立奇所有，在精神上被认为继承维耶斯在遥远的20世纪20年代就烧掉的书店。[16]每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这个城市时，都会来到此处，几周后他母亲来找他时也是在此地找到他。[17]如果喝酒喝到午夜或超过午夜，团体成员通常会到巴兰基亚的许多妓院之一再聚，通常在所谓的“中国区”，虽然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还是“黑色尤菲米亚”，当时位处三十几条街外的市郊。[18]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整个团体里最年轻、最天真、最没有经历的一位——根据伊巴拉·梅拉诺所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不但不会骂脏话，也不喜欢别人骂脏话。他酒喝得并不多，也从来不打架，虽然证据显示他经常与女人暗通款曲。赫尔曼·巴尔加斯后来说道：“他很害羞，很文静，就像我和阿方索一样，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我们之中最具小镇性格……也是最有规矩的。”[19]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年间，他一直处于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妻子，甚至好几年都没有正式女朋友的状态（和梅塞德斯之间半想象的感情使他免于拥有真正稳定女友的命运）。他像一些永远的学生或波希米亚艺术家一般，后来虽然回想当时很快乐，但从不认为自己会熬过来。[20]

他付不起真正的房租，结果几乎有一年都住在后来改名成“纽约宿舍”的妓院里；由于这栋建筑物高四层楼，在当时的巴兰基亚并不寻常，阿方索·福恩马佑尔遂为它取了个“巨塔”的外号。这栋建筑物位于皇家街，以“犯罪街”闻名，差不多就在《前锋报》办公室对面，非常接近维耶斯在哥伦布广场的家；一楼是公证人和其他办公室，楼上是妓女办事之处，由老鸨大卡达丽娜[21]严格管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栋建筑的最上层租了一个房间，一晚上只要一点五比索。房间只有三平方公尺大小，比较像一个小隔间。一个叫“玛丽亚化身”的妓女常常每周一次帮他烫两条裤子和三件衬衫。有时候他没钱付房租，只好给门房达马索·罗德里格兹一份最新的手稿作为抵押品。[22]

他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了近一年，夹杂在街上的吵闹声、妓院中的多元噪音、讨论生意和女人之间激烈的争吵中。他和妓女成为朋友，甚至帮她们写信；她们则借他香皂，分享自己的早餐，偶尔他唱几首波丽露或瓦伽娜多曲子回报。他特别欣慰的是，几年后他曾经崇拜的威廉·福克纳强烈推荐妓院是最适合写作的地方：“早上很安静，很平静，晚上有派对、酒，可以和有趣的人聊天。”[23]透过薄薄的墙壁，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许多大开眼界的对话，被他大量运用在未来的文学创作里。其他的时间里，他和一位开出租车的朋友“猴子”葛拉漫无目的地在夜间兜风。后来，他一直把出租车司机视为具有常识的榜样。

他继续沿用在卡塔赫纳使用的笔名“塞提莫斯”，每日专栏命名为“长颈鹿”，秘密地纪念他少年的缪斯梅塞德斯，因为她的脖子修长而纤细。从一开始，这些专栏就带有崭新的光彩，即使当时有审查制度，内容也常常低俗不堪。

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尽力维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不合时宜）。他在《前锋报》的事业之初就显示，自己不会受到吸引他的拉丁美洲左派、庇隆式的民粹所影响。写到艾娃·庇隆访问旧大陆时他说：“第二幕是艾娃袭击欧洲。在国际上煽动民众的炫耀行动中，她把整个财政部挥霍在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身上——与其说是慈善，不如说是在引人注目。在西班牙，那些政府丑角以对待高尚共事者的热情接待她。”[24]1950年3月16日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提道，每日以开式剃刀帮共和国总统刮胡子的理发师手上握有大好机会[25]，但他的这篇文章逃过一劫。1950年7月29日，以仿佛是熟识之人的身份，他冷淡地写了苏联最有效的宣传之一，伊莉亚·爱伦布尔访问伦敦一事。[26]1951年2月9日，他大胆地言明“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比西班牙的长枪党更令人反感”[27]。（当时的哥伦比亚由劳雷亚诺·戈麦斯主政，是拉丁美洲首先与佛朗哥将军统治下的西班牙恢复全面关系的政权，虽然有联合国的强烈警告，但他们视而不见，希望和佛朗哥以同样方式掌政。）

如果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审查制度，那么他的主题之一便是寻找主题。两者都在“长颈鹿的朝圣之旅”中幽默地提到这是他的每日功课：

长颈鹿这种动物对于任何轻微的编辑举动都很脆弱。从这个每日专栏的第一个字在这里生出来开始，在矮木丛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长颈鹿变成悲伤、无法自卫的动物，随便转个方向都有可能折断关节。首先必须谨记在心的是，不论作者的气质多么的愚蠢，每天写这十四公分的胡说八道可不是个笑话。接着还有“两个审查制度”的问题。第一个就在这里，在我身边，面红耳赤地坐在电风扇旁，准备好阻止长颈鹿拥有任何自然公开可允许以外的颜色。然后还有第二道审查，什么也不能说而不冒着长颈鹿的长颈被减少到绝对是最短的风险。最后这个无法防卫的动物进到排版的黑暗密室中，恶意的同事辛苦地把本来以光和昙花一现的树叶所写的东西变成铅字。[28]

在许多这些文章中，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快乐”，还有写作的快乐。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这几个星期里，他首先持续地享受着这个乐趣。

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渐渐习惯他的新生活时，却出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2月18日星期六的午餐时分，就在四旬斋嘉年华会开始的前一天，他的母亲路易莎·圣蒂雅嘉从苏克雷搭船到来，在“世界书局”找到他。他的朋友很谨慎地没有叫她去“巨塔”找人，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这个时间点作为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的开场陈述。他的家人又缺钱了，路易莎·圣蒂雅嘉正在前往阿拉卡塔卡的路上，开始办理出售父亲老家的手续。十五年前，路易莎一个人回到阿拉卡塔卡见她几年前留下、其时已经遗忘的小男孩儿，如今母子俩将走上同一条路。就在贾布二十三岁生日的几个星期前，她又回来了。[29]

写完第二天的文章，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路易莎坐上七点的汽艇横跨谢纳加大沼泽，回忆录中以令人难忘的方式重述了这段旅程。从谢纳加到阿拉卡塔卡，他们搭乘的是许多年前奔驰在两个城镇之间依然如故的黄色火车。他们到达阿拉卡塔卡后走过空旷的街道，试着在胡桃树下避暑。[30]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这趟旅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因而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文学职业和志向，并催生他认为第一篇严肃的作品，也就是小说《枯枝败叶》。这也正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为何以这段往事开场，而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刻；无疑，这段精彩的描述赋予整本回忆录鲜活的生命。

这趟回乡旅程的影响不仅令他叹为观止，似乎每一条街都带领着时光倒流，引领他回到自己出生的房子里。这真是他童年的阿拉卡塔卡吗？破落的房屋、满布灰尘的街道、颓落如玩具般的教堂。他记忆中忙碌翠绿的街道如今空无一人，仿佛永远不会再鲜活起来。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每一桩事物似乎都覆满尘埃，以他无法想象的程度老化。大人看起来都病恹恹，虚弱，狼狈，他的同辈老化的程度超过真正的年龄，他们的孩子无精打采，大着肚子。[31]流浪狗和秃鹰显然占据了这个城镇，放眼望去仿佛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他和母亲活着。或者，如同童话故事一般，他自己也死了，只是现在又复活过来。

这两位旅人接近艾斯毕霍先生大道上、外公旧家斜对面的街角时，在委内瑞拉医生阿夫列多·巴尔波萨的旧诊所停下来。在柜台后方，他的太太阿德莉亚娜·布度多正在缝纫机上工作，路易莎脱口而出：“教母，你好吗？”那女人看看四周，惊讶地想回答却说不出话，两人一语不发地拥抱，哭了好几分钟。加西亚·马尔克斯看着这一幕，惊讶地肯定这些日子把他和阿拉卡塔卡分开的不只是距离，还有时间本身。他曾经害怕的老药师如今一副可怜兮兮的光景，干瘦得像根棍子，头发稀疏，牙齿松动。他们问候他时，老人结结巴巴，以几乎控诉的语气说：“你们无法想象这个镇经历了些什么。”[32]

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前往阿拉卡塔卡的那一趟旅程中，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是，我了解到童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文学价值，而我现在才开始察觉到这一点。从开始写《枯枝败叶》的那一刻开始，我了解到自己想成为作家，没有人能阻止我，我唯一剩下能做的，就是尝试成为全世界最好的作家。”[33]除了所有回乡所带有的讽刺意味之外，此行本身的目的则完全失败，他的母亲无法和现任房客达成协议。的确，整趟旅程都是因为误解而来，而路易莎自己对于卖房子这件事也还犹豫不决。至于他，在他写下回忆录，详细描述自己和路易莎一起巡视摇摇欲坠的老家之前，他总是坚持自己那次无法踏入房子里，从此也没有进去过——“如果我进去了，我不会再成为一名作家。关键是里面。”[34]他曾经这么说。不过，在他书写的回忆录中他的确进入了房子里。

他说自己马上决定放弃《家》的写作，转移方向。乍看之下这似乎很令人意外；有人可能认为，回家一趟应该只会鼓励他继续回到因这房子启发而萌生的小说，而不是如同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他把焦点扩大到这房子所在的整个城镇。然而事实上他笔下重现于《家》中的那一栋房子其实上并不真的存在，而是为了掩盖真实的那一栋房子所虚构的结构。如今，他终于准备坦白地面对这栋纠缠他许多年的建筑物，顺着存留在他记忆之中的印象重建整个旧城镇，马孔多从而诞生。

这实在令人很难不想到普鲁斯特，除了一点：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虽然阿拉卡塔卡本身在很多方面都已死去，但他毕竟还活着。奇迹似的，他也重新拥抱、得回他的母亲；他完全没有和她一起住在那房子里的记忆，但如今他们总算一起回去过，是他一生中首次和母亲单独外出旅行。[35]自然，他并没有说什么——对此他什么也没说——然而，他们前一天在“世界书局”的会面重现了他六七岁时，他们之间“第一次”见面的故事（他所记得的第一次）——因为在后来的那一幕里，正如“俄狄浦斯王”所启发的角色，主人公加西亚·马尔克斯让她说：“我是你的母亲。”

这趟旅程不只引发他的记忆，改变对于自身过去的态度，也让他知道如何写新的小说。如今，他通过福克纳和其他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芙给他的镜片看待自己的家乡。《家》的构想起源其实是19世纪小说，卡塔赫纳人所推崇的书让他得到启发，如霍桑的《七角屋》。如今他已意识到可以用时间本身多重面向的叙事结构进行，他已经不再和外公一起埋葬在那冷冻的房子里，他已经逃出来了。

很明显，这在他对于文学和生活之间关系的了解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几个星期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小说的问题》，奚落当时在哥伦比亚和美国大部分的小说：

哥伦比亚尚未出现一本明显而幸运地受到乔伊斯、福克纳，或弗吉尼亚·伍尔芙影响的小说。我说“幸运”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哥伦比亚人在此时此刻能够免于受到影响。在《奥兰多》的序曲里，弗吉尼亚·伍尔芙承认她的影响。福克纳自己无法否认他受到乔伊斯的影响。有一些东西——特别是对于时间的掌控——是赫胥黎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共有的。现代世界的文学中到处可见弗兰兹·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如果我们哥伦比亚人要走正确的路径，我们必须不可避免遵循这道强流。可悲的事实是，这还没有发生，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发生。[36]

无疑，在重新改造的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不再流亡于自己的人生之外，他终于重获自己的童年。而且，他也发现了（或者更棒地揭露出）新的身份。他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全都是因为突然之间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的前卫作家如何学习从自己的艺术意识中观看这个世界。

不论在卡塔赫纳或是巴兰基亚，少有朋友知道他的出身。如今，“苏克雷来的男孩儿”成为“阿拉卡塔卡来的男孩儿”，他再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出生地了。如果有理由相信在此阶段，《家》是一部与苏克雷有关联的小说，那么，这本书如今会进化成为一本关于阿拉卡塔卡的小说，虽然书中使用的地名是马孔多。的确，要不了多久，前一本书会完全让出位子给新的这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写出更直接的自传式作品。此刻他告诉朋友和同事的笑话有了新的笑点，比如说，他“回家”去拿出生证明，市长手上没有正式的印章，所以要人拿一根大香蕉来，切一半盖在文件上。[37]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朋友保证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只是他没办法证明，因为他把出生证明留在“巨塔”里。他们哄堂大笑，但多少还是有点儿相信他。不论有没有出生证明作证，来自阿拉卡塔卡的故事大师诞生了，下一次化身时，他会成为来自马孔多的魔术师。他终于知道自己是谁，想要成为什么。

1950年2月，他和路易莎·圣蒂雅嘉从阿拉卡塔卡回来后不久，在“长颈鹿”上写了标题为“阿贝利多·维亚·艾斯克隆那及其他”的文章。[38]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和母亲的这趟旅程让他想起自己已经走过的旅程，同样重要地，这趟旅程也启发他未来计划的方向。此文短暂地回忆了1949年和萨巴塔·欧立维亚一起走过的探险，颂赞马格达莱纳和帕迪拉地区吟游诗人的生活和冒险，并特别对于另一位年轻人的作品赞许不已，不只是在他了解瓦伽娜多音乐上，同时也在他直接参与大西洋岸偏远地区文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位年轻人就是瓦伽娜多作曲家拉法叶·艾斯克隆那[39]，他和萨巴塔·欧立维亚谈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事，也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撰写赞赏他音乐的评论，打算认识他。1950年3月22日，他们在巴兰基亚的罗马咖啡座首次单独见面（也许前一年已经见过面）；此时他针对1949年旅程的这篇文章发表还不到两个星期，距离改变他此生命运，与路易莎·圣蒂雅嘉同行的旅程不到一个月。为了让这位年轻的吟游诗人对自己印象深刻，加西亚·马尔克斯去罗马咖啡座见他时，还唱着他作的曲子《中学的饥饿》。在一张来自那个年代稀有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着艾斯克隆那唱自己的一首歌，他撅着嘴，手指敲着吧台，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是唱歌时习惯这么做，还有抽烟的时候，生闷气的时候——不论对象是他如何迷恋的男女。[40]

1950年4月15日，维耶斯离开徒弟返回来处。他离开前安排了欢送晚宴，真的是最后的晚餐。在当晚的照片中，维耶斯兴奋地把手绕在闷闷不乐的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身上，他们身边是唯一没有穿西装或打领带的男人，也就是穿着鲜艳热带衬衫，在场最年轻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像鱼骨那么瘦”，“美洲撞球室”的女服务生说到。他的眼光炯炯有神，他在场时表情欣喜，真诚中带着些许讥讽，但最重要的是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

在这之后，他很快地被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说服，开始帮一家新的独立周刊写稿，在《前锋报》的工作室里以小报风格出刊，名为“纪事”（Crónica）周刊，于1950年4月29日首先创刊，一直维持到1951年6月。[41]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纪事》周刊一手包办所有事务，身兼周刊主任。他的有些文章是情急之下从真实生活中取材而来。《六点钟出现的女子》这个故事是来自福恩马佑尔设下的挑战，他想看他能不能写侦探故事。加西亚回忆一件逸事，欧布雷贡第一次尝试在天主教的巴兰基亚找人体模特儿，他的朋友着手寻找愿意的妓女，终于找到一位很有意愿的人选，她先要求欧布雷贡帮她写一封信给一位于布里斯托的水手，并同意第二天在艺术学校出现，之后却不见人影。[42]《六点钟出现的女子》是关于一名似乎刚谋杀了一位客户的妓女，她进到酒吧制造不在场证明。在这篇故事里，来自他新近热衷对象之一海明威也许是“杀手”）的影响明显可见。[43]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少数直接以他身处当时的巴兰基亚作为场景，又显而易见的少数例子。

《杓鹬之夜》（The Night of the Curlews）是另一篇更成功的故事，受到波哥大鉴赏家如穆蒂斯和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推崇。这个故事源自某次造访德利西亚斯的“黑色尤菲米亚”妓院，那群朋友通常每天晚上都会来此。后来福恩马佑尔坚持，仿佛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女人，不是为了“那些为了一口饭吃而上床的可怜小女孩儿”，而是为了用十三比索的价钱买一瓶朗姆酒，观赏美国水手踉跄地倒在地板上，醉卧在驻扎的杓鹬之中，仿佛他们丢了自己同为人类的伴侣，因而想和红羽毛的涉禽跳舞。一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那里打盹儿，福恩马佑尔把他摇醒说：“小心别让杓鹬啄了你的眼睛！”（哥伦比亚人相信这种鸟如果看到小孩儿的眼里有鱼在移动，会把他们啄瞎。）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直接回到办公室里，写下了三个朋友在妓院里被鸟弄瞎眼睛的故事，只为了填满《纪事》周刊。根据作者之后的表述，那是他笔下第一篇没有在半世纪后让他难为情的文学作品。

他深深地着迷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和美国现代主义作家的成就，对于他们的名声和声誉也感到好奇，包括一些作者如何看待这些关于他们自己及其作品的神秘色彩——主要是福克纳，最重要的是海明威。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从缺，福克纳虽然在瑞典学院中赢得多数票的支持，仍然无法得到一致同意。4月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又是诺贝尔文学奖》中写道，他预测自己总是称为“福克纳大师”的福克纳永远不会得到这个奖项，因为他是一位“太优秀的作家”。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于1950年11月补颁给福克纳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告这是迟来的荣誉，因为福克纳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古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此刻必须接受“成为流行的不自在的礼遇”[44]。在更久之后，他会解决这个巨大的两难——福克纳还是海明威——据他表示，福克纳滋养他的文学灵魂，海明威则教他如何作为一名作家。[45]

出名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自己一再地被诱导去讨论他的作品受到多少福克纳的“影响”；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个更阴险的问题： 他是否“抄袭”福克纳？也就是说，他是否缺乏真正的原创性？如果考虑到他们背景的相似度，福克纳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没有更大也许才是令人意外之事，何况福克纳无疑是整个巴兰基亚团体最喜爱的作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具有同样决定性影响力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则不常被提到，詹姆斯·乔伊斯几乎完全没有。就算被拿来与他相比较的作家众多，就算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位密西西比人抱有短暂的热情，他自己的原创性仍毋庸置疑，但他们之间有诸多的共同点，也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担心有人把他降格成“哥伦比亚的福克纳”。我们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时期的任何私人文件，甚至连他故事和小说的手稿都没有保存下来。然而，1950年中期，大约同年10月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受到某些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也许是酒精），写了一封两页的信给波哥大的朋友卡洛斯·阿雷曼，这封信奇迹似的被保存，以下是摘录：

我没有胡安的地址我要寄一封给你转给他

阿雷曼我写这封信回复你寄给我的荒谬的信因为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在这封信里写句号或是分号还有所有的标点符号我根本没有时间回信可惜没有心电感应可以用心电感应的信件回信一定是最棒的因为可以逃过审查如你所知我们在做纪事周刊让我们没有时间去探索寻找麻醉的草所以目前你只能满足于一般直到纪事周刊倒掉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出没的地方做夜之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问候你还有他的女儿瑞米迪奥斯半个婊子后来跟歌手出去推销员那儿子托比亚斯成为警察他们被杀了所以只剩下没有名字的女孩儿永远也不会有他们只是叫她那女孩儿整天坐在她的摇椅里听留声机就像世界其他东西一样都坏了现在房子里有问题因为镇上唯一知道怎么修机器的是个意大利鞋匠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鹅卵石做成的留声机他去到房子试着敲敲打打修理又没效而其他水上男孩儿都在吐口水吹口哨结果留声机的碎片跑到每一家房子里说奥雷里亚诺上校弄坏同一个下午人们穿衣服关门穿鞋子梳头发去上校的家他没有期待访客因为镇民已经十五年没有去他家因为他们拒绝埋葬葛列高里欧的尸体因为害怕警察上校侮辱神父镇民党员离开市议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因此十五年后留声机坏掉的时候人们会回到房子里发现上校和他的妻子索利达夫人完全不知道……那女人整个晚上在角落里谁也不理索利达夫人难为情终于捱到天亮人们离开只是东西你知道因为儿子变成警察警察去他的葬礼时上校如往常坐在门边他看到葬礼队伍接近时把门关起来向这样好像发生在蒙波斯这样你可以看到伟大的书进行得怎么样那部分我可以告诉你赫尔曼·阿方索·菲古利塔和我杀时间都是讲话写东西喝酒做纪事周刊不像以前喝酒嫖妓抽烟抽草因为人生不能像那样如果你不喜欢弗吉尼亚你可以去死拉米罗喜欢她而且比你懂小说所以去告诉拉米罗我欠他一封信但12月还是写给我我会向纪事周刊要一个假期帮我在公寓里留一个房间拉蒙阁下离开有写信都很好布林葛伊·爱德华多·布特伊叔叔老福恩马佑尔结果是个好人我们都问候你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你热情的朋友贾布[46]

这封信揭露了不为人知的一面。除了鲜少提及之乔伊斯明显的影响—— 以及弗吉尼亚·伍尔芙——信中栩栩如生地描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的生活以及他兴奋的感觉，让我们看到一位年轻人的思考方式仍然像个敏感的小男孩儿，完全沉迷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但对于那些熟悉他发展的人，这也显示了一位认真而投入的作家长期以来在《家》 和另一部《枯枝败叶》之间适应转变的过程；同时，他也写出许多后来出现在诗文选的故事，以及他的每日专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最为人知的角色，他就出现在信里。然而，他很快就被放到一旁，在一本又一本的书里像传奇人物一样被提及，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属于他的一刻终于来临，不过此刻还要等上一阵子。很显然，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放弃《家》的创作，虽然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主张。他尚在致力于细节，经过雕琢和修正之后，最终成为《百年孤独》的一部分。

因此，也许这封信中最有意思的细节是解释上校和镇民的问题，他为什么把房子关起来。也就是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没有说明的理由，他们不让他埋葬他的奴隶葛列高里欧，所以他自己把奴隶埋在院子里的杏树下。[47]在这本小说里，上校有责任安排一名男子的葬礼，而这名男子又为他的镇民所痛恨，他自己因而受到包围。毋庸置疑，此作品不仅是《枯枝败叶》的第一颗种子，也是《百年孤独》的种子，故事中的主人公被绑在院子里的树上，最后在树下死去。

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此时期他受到的另一个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很多期的《纪事》周刊中纳入了伟大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故事。就在1950年8月，保守党总统劳雷亚诺·戈麦斯就职的那一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读到的“奇幻文学”典型似乎开始发酵。博尔赫斯最有名的是灵感来源俯拾皆是，他已经写过这方面的散文表示，所谓“影响”的概念是误导的，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创作自己的先驱”。对于拉丁美洲的作家而言，这样的态度令人大大地解除束缚，而博尔赫斯对于他所使用的来源毫无敬意，这点也非常令人耳目一新。他有时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卡夫卡”，然而，我们在他幽默的讽刺之中却找不到一丝丝卡夫卡的影子。更确切的是，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吸收了许多博尔赫斯的想法（虽然并不是没有承认这个新的影响），选择写一个关于自杀的嘲讽故事，标题是“卡夫卡的漫画”[48]。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卡夫卡（以及他对他的“影响”）放到过去，并且通过博尔赫斯较为怪诞的镜片检视卡夫卡的主题。我们可以说，《家》一部分的问题在于带有许多卡夫卡式的风格，而《百年孤独》出现时，则明显是一本博尔赫斯风格的书。

后来出现的小说《枯枝败叶》写的是对于荣誉、责任和羞耻的不同设想。马孔多这个镇上一位公认的贵族上校发誓负责他的朋友比利时“医生”的殡葬事宜（当然，“医生”这个角色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代阿拉卡塔卡的“艾米里欧大爷”），就算医生背叛他的好意，和他的仆从上床，他还是想违反妻子和女儿的愿望，只为了实践自己的誓言；然而，连镇民都希望看到医生的遗体“腐烂”，因为许多年前他曾在一场政治冲突之后拒绝诊视伤者。如今他犯下更糟的罪，违反天主教徒所诠释的上帝法律，也就是他的自杀，上校只能希望把他埋葬在未被奉为神圣的土地上。

虽然这个道德情节是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变体，但在纯粹的事实上，《枯枝败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的小说中自传色彩最浓厚的一本。故事中主要的角色来自贾布、路易莎和尼古拉斯的三位一体，形成三方的家族浪漫史。但如果书中孩子、母亲和外公来自这些真实人物，这样的选择便需要压抑其他的真实角色，也就是特兰基利娜（小说中的外婆去世，由第二位妻子取代）、贾布的弟弟和妹妹（那孩子是独子），还有，贾布的生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不过在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例子里，他不是压抑这个角色，而是另行取代。书中的确有一个角色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相近，在小说里是小男孩儿的生父，但他的名字是马丁[49]——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第二个姓是马丁内斯，如果他是婚生子的话就是第一个姓——而且他结婚的动机非关道德，而是为了私利。更有甚者，他在短暂的时间后就抛弃妻子（她对他的感觉显然一直都只有冷淡），离开马孔多，小孩儿在整本小说里完全没有想起他。显然这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些许幻想的空间，他写到母亲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他母亲分开的是他的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而不是他自己，他的儿子贾布。

这本小说有着双线、福克纳式的情节发展。1928年9月12日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之间，三个角色在医生死去的房间里坐了半个小时，等着他被放在棺材里抬出去。因而处于非常紧张的氛围中，他们害怕痛恨医生的镇民会阻止葬礼的举行。然而在这半个小时之间，经由各自意识的倒叙片段，他们也回想起家人的整个人生，也就是上校来自瓜希拉的家人。这是福克纳《我弥留之际》较为复杂的版本，虽然也是比较静态而有技巧的版本；这本小说是侦探故事，读者必须破解迷宫或拼图。这位年经作家惊叹于福克纳、伍尔芙，也许还有博尔赫斯等天才的作品，既想表现出来又同样地想隐藏，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我们这里同时所见到的是回归，也是抽离——很清楚的是，这关键性的体验非常得强烈，融合了情绪与知识、过去和现在。如果这本小说对于哥伦比亚现实的看法尚且不是残酷的嘲讽，那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希望把外公包括在这责难之中，或是让自己的过去在回顾时太过苦涩（或太过迷惑）。此时，上校这角色虽然自相矛盾，但主要仍是受推崇的对象，只受到最轻微的嘲讽。然而，由于回到他的出生地，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解到马孔多已经被一种力量侵袭，此处的居民视之为命运，他现在则视为历史。

许多年后的197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道：“我对《枯枝败叶》有很深的感情，对于作者也有很深的同情。我可以如白日一样地看见他—— 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男孩儿，以为自己一辈子永远不会再写其他的东西，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因而尝试把一切都写进去，他所记得的一切，从所有读过的作者中学到的技巧和文学工匠的一切。”[50]未来的许多年里，他会断断续续地维持《枯枝败叶》的写作，不过，这本书后来有完善、真正开始开花结果。这个年轻人虽然永不自满，有了运气加上更多的努力，他的文学未来无疑更加光明。不过，他并不是可以写那些陈词滥调的人——他永远不会再回头。

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需要谋生，他继续帮《前锋报》写“长颈鹿”专栏，几乎每天都写，并且当《纪事》周刊的“发动机”。当时他所写的每一篇作品，不论多么微小，多么赶时间，几乎都在某些程度上带有探索和创造的特征。不过就传记而言，那时期最有趣的文章出现在1950年12月16日，标题为“女友”。西班牙文的“女友”可以是女性朋友也可以是女朋友。简单地说，这是他公开回应再次见到梅塞德斯·巴尔查的兴奋，这篇文章冷淡的语调中难掩兴奋。文中描述这位“朋友”正如当时以及现在的梅塞德斯，也是“东方面孔”、有着“斜斜的眼睛”、“高颧骨”、“黝黑的肤色”，以及“发自内心的嘲弄”态度。梅塞德斯会待在城里是因为家人几个月前面对“暴力事件”时逃离家园，出乎意料地来到苏克雷。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巴尔查之间的交往从头到尾都很神秘。[51]他们俩常常拿一件事开玩笑，他坚持她九岁时自己就已经决定要娶她，她则坚持直到他在1955年前往欧洲之前，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1950年12月的这篇文章当然没有做出直接的解释，不过，文章写到两位主角已经三年没有见面。事实上，1947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锡帕基拉毕业的那一年，他回家度暑假，接着前往波哥大上大学。在那之后，他尽可能少回家，反正梅塞德斯不在苏克雷，而是在梅德茵的修女学校读书，只有在年底的假期才回家。一直不断有故事传说，在1947年之前，她在孟波克斯读书时，贾布会在那里闲晃。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回忆到，他1949年在卡塔赫纳时曾谈到她，但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到后来的六年间，他们俩似乎都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联系，纵然第六年必定已经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年。

一切迹象显示，在他们见面的很久之前，他就预期她会在圣诞节从学校回到巴兰基亚。首先，他终于离开了“巨塔”，搬进一家比较体面的寄宿处；他经由苏克雷的关系认识经营它的阿维拉姐妹。她们住在上城离“绿野饭店”只有几条街之处，距离他的诗人朋友梅拉·戴尔玛的住处不远[52]，这里正好离德梅特里欧·巴尔查在六十五街和7月20日大道交叉口新开张的药店很近。加西亚改变了自己的打扮，剪短头发、胡须也比较整齐、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以较体面的鞋子替代热带凉鞋。他朋友的反应一点儿也不留情，有些人预测他只要离开“巨塔”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次搬家显然刚好碰上他领悟到新小说——一本关于他和自己人生的小说——此刻已是安全的现实，他因而决心要安排巧遇梅塞德斯。毕竟，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崭新的男人，比起过去有更多可以付出给女性。

不过，他的羞怯仍是个问题，家人至今仍然拿此事出来开玩笑。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梅塞德斯搬到巴兰基亚时，贾布花好几个小时在药店里和德梅特里欧·巴尔查聊天，就在他们家隔壁，所以人们对梅塞德斯说：‘贾布还在暗恋你。’她回答：‘不是，他暗恋的是我爹，他总是和他聊天，连一句晚安都不曾对我说过。’[53]”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自己当了十年“街角的男人”，在那里闲晃，就为了看一眼高傲又嘲弄的梅塞德斯，忍受一阵阵来自这女孩儿的挫折的痛苦，甚至偶尔的羞辱。似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很难认真看待他，对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54]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后来回忆到，有时梅塞德斯放假，离开学校后在药店里帮忙时，他们开着塞培达的吉普车兜风，加西亚·马尔克斯要求塞培达慢慢地开车经过药店，只为了看她一眼——无视他充满男子气概的朋友的嘲弄，因为他们对于女人的态度大不相同。梅塞德斯本人只接受过两家报纸的采访（其中之一是她的小姑，带有嘲讽的标题：“贾布等我长大”）。她在1991年告诉我：“我和贾布向来都只和一群人一起出去。但我有一个巴勒斯坦的姑姑会帮我们掩护，她总是尝试让我们共处，她每次一开口就说：‘等你嫁给贾布的时候……’”

1950年的圣诞节，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贾布终于说服梅塞德斯给他一次机会，带她去“绿野饭店”跳了几次舞。她总是逗他，不肯承诺，却也没有明显地拒绝这年轻男子的追求，他选择相信他们之间有什么默许的协议，相信自己大有机会。这是个全新的开始。

对于这些早期的约会，至少知道一些内情的是艾妲·加西亚·马尔克斯，她被父母亲驱逐到巴兰基亚，只为了把她和自己亲爱的追求者拉法叶·贝雷斯分开。她告诉我：“梅塞德斯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会一起去‘绿野饭店’跳舞，我会和她父亲跳舞，让贾布可以和梅塞德斯在一起。”[55]

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想象得到最乐观的心情开始于1951年，并不知道其实自己小心安排、得来不易的新生活正要受到残酷的破坏。1月23日，他又得到来自梅塞德斯的消息。一张简短的字条告诉他，他的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在苏克雷被谋杀了。这两家人非常亲近——卡耶塔诺的母亲胡莉耶妲是南奇的教母——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发现他的几个弟弟妹妹目睹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当时不在苏克雷的只有艾妲、在卡塔赫纳参加保守党会议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及贾布自己。

杀害卡耶塔诺·贞提尔的是梅塞德斯在孟波克斯的室友小玛格丽妲的兄弟。她结婚那天晚上，玛格丽妲对丈夫表露自己并不是处女，他把她当成损坏的商品送回娘家去。孟波克斯的谣传之一是，她在“暴力事件”时被一个警察强暴，因为怕被报复而不敢说出真相。她只好说是卡耶塔诺·贞提尔夺去了自己的贞操，而他也的确曾经是她的男朋友。真相永远不会大白。[56]她的兄弟马上出发重建家族名誉，就在整个镇的面前，在苏克雷大广场上把这名嫌犯杀死。三十年后的198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个故事写成他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是一宗残酷的谋杀案，纠缠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全家人数十年的时间却挥之不去。

一个星期后，他还没有机会弄清楚这桩可怕的事件，就先收到一封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参加完会议并没有回到苏克雷，而是去了巴兰基亚。贾布坐公交车到市中心的罗马咖啡座，打算去见他惊慌失措的父亲，他也听到了消息。由于政治暴力行为越来越频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圣蒂雅嘉早已为这家人的未来担忧，而这野蛮的暴行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老实说，自从一位真正的医生搬到镇上他住的那一区之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苏克雷的财务状况就不是很好。）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今后的得力助手古斯塔沃一起去过卡塔赫纳，在保守党朋友和城里的亲戚间打听，安排把家人迁到卡塔赫纳。他不但要贾布帮他们安定下来，还要贾布自己也搬回卡塔赫纳，以协助改善家里艰难但尚未绝望的财务状况。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这还有一个好处，贾布可以回去读法律。[57]

乍看之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恐惧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苏克雷基本上是保守党的地盘，他自己也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应该可以受到保护。如德梅特里欧·巴尔查这样的自由党才应该要逃走——他也的确逃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家人应该可以安然无恙。而且，卡耶塔诺的谋杀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只是，当时已开始出现造谣中伤的黑函，暗示了社会的崩解，而且不只是针对主要为腐败的政治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设计用来毁人声誉的性丑闻的指控。复仇的种子开始扩散，当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还有自己的性丑闻需要担心。

带着沉重的心情，贾布不情愿地同意父亲的要求搬回卡塔赫纳，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则回到苏克雷安排出埃及记，路易莎的心都碎了。莉西亚回忆道：“正如母亲到达苏克雷的时候哭泣，她离开的时候也哭泣。”[58]这家人在苏克雷住了十一年多，海梅、埃尔南多、阿夫列多、埃利希奥·加夫列尔都在此出生，特兰基利娜也在此去世。终于有一次，即使是短暂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一个被水围绕的小镇成就了些许的地位和权威，甚至在那里盖了第一栋房子。然而，正如先他们而去的巴尔查家族，正如1948年的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整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此刻成为逃离“暴力事件”的难民。

对贾布自己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我们只能想象他的焦虑。虽然几乎没有和他们长期住在一起过，他还是让自己被拖回家人的怀抱里。他和《前锋报》的管理阶层协调，继续从卡塔赫纳寄交他的“长颈鹿”专栏稿。他们很大方地同意先付他六百比索作为六个月的专栏稿费，以及每周七篇大致上政治立场中庸的社论。对他而言，生活变成一场噩梦，对福恩马佑尔却很轻松。

第一年的情况完全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孩子被送离家读书，比较小的那几个甚至连书都没读。在先前所有的失败之后，虽然有短暂的再尝试一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一定知道自己没办法在卡塔赫纳以药师的身份生存下去。他也半调子地尝试当医生，但对于江湖医生而言，卡塔赫纳并不是什么应许之地，一年不到他就又离家，在苏克雷地区到处游荡当医生，如同他们搬到巴兰基亚的那十四年间一般。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再也无法完全养活妻小，一直要等到十年之后，这家人才有办法说他们已能重新再站起来，而且那也只是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离家，并且是由玛歌承担大部分的压力。

看起来，很有可能贾布回到卡塔赫纳时本来抱着不需要待太久的希望，但又觉得需要表现出意愿，帮助家人在这个昂贵又不见得友善的新环境安定下来。他夹着尾巴爬回《宇宙日报》，意外而感谢地受到萨巴拉、洛佩斯·埃斯瓜里亚萨和其他老同事展开双臂欢迎——更令他意外而感激的是，他们给他比巴兰基亚更高的月薪。[59]

他没有再回去读书。他不情愿地去注册时才发现，自己在1949年年底结束时不及格的科目是三科而不是两科，这表示他不能升四年级，而是要重读三年级。[60]他很快地放弃了读书的想法，他的父亲听说了这个决定，对推诿的长子发了一顿脾气。古斯塔沃记得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质问贾布这件事时，他们正好在旧城外的“烈士滨海步道”上。听到儿子承认自己决定放弃法律而专注在写作上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所说的话在家里成为传奇，他怒吼着：“你最后会只剩纸可吃！”[61]

对于一个习惯把自己的贫穷与其详情隐藏在小丑的制服之下及其表演背后的年轻人而言，庞大、难以控制、贫穷的大家庭一旦与他自己都市的世界连接，一定让他非常的难为情，更别说感到羞辱。住进新房子的第一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踢到一包东西，是他外婆的骨头，路易莎·圣蒂雅嘉带来重新埋在他们的新家。[62]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对于这家人的处境感到啼笑皆非，他当时认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发明的称呼最为传神：“那个种马。”[63]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则毫不掩饰自己对儿子的感受。有一次，卡洛斯·阿雷曼遇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当他问候贾布时，身为父亲的他大声抱怨需要儿子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在身边，“叫那流浪的精虫去见他母亲！”他大吼着。[64]艾斯毕里埃亚试图帮贾布说话，捍卫其他的批评，说他现在被公认是“哥伦比亚最好的小说家”，他的父亲暴怒：“他会说故事，没错！他从小就很会说谎！”[65]

7月初还清债务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寄“长颈鹿”的文章到《前锋报》，直到1952年2月都不再有文章发表。在家庭的混乱之中，他同时尽力地继续自己的写作。古斯塔沃回忆一起事件，可略窥他的抱负：“贾布不记得了，但他……曾经对我说：‘你听好，帮我这个忙。’接着，他拿出《枯枝败叶》的原始手稿和我一起看。我们读到一半，他站起来说：‘这还好，但我还要写一些东西，将来读者会比《堂吉诃德》还要多。’”[66]3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篇作品在波哥大出版：《纳沃：让天使等待的黑人》[67]。这是第一个听起来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标题，开始有他后来作品的风格。[68]

大约在同时，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正在哥伦比亚四处旅行，包括海岸地区，试图寻找具有潜力的作品。他是一位放逐自我的秘鲁政治人物、探险家，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深具影响力的罗萨妲出版公司在波哥大的代表，当时可以捧红任何拉丁美洲的作家。他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手上的作品时交给罗萨妲，他们会考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作为当代哥伦比亚小说的代表。在兴奋状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崭新的活力和热情着手他的手稿。到了9月中旬，《枯枝败叶》的第一个版本已经大致上准备好了。

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人来到卡塔赫纳，后来成为加西亚毕生好友之一，那就是身兼诗人、旅行者、业务主管的阿尔瓦罗·穆蒂斯；他恐怕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哥伦比亚唯一能够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对等地位交谈的人。[69]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形容他有“传令官的鼻子，土耳其人的眉毛，巨大的身体，鞋子小得像水牛比尔一样”[70]。他在欧洲受过教育，九岁时父亲在欧洲去世，他也是著名的西班牙—哥伦比亚殖民植物学家何塞·塞莱斯堤诺·穆蒂斯的亲戚。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第一个故事之前，穆蒂斯第一本出版的诗集《两百〇四号》出现在《观察家报》，他的第二本作品《瞭望员马格罗尔的诅咒》在几个月之后出版。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他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之时，穆蒂斯已经创造了马格罗尔，一个同样注定成为世界名人的角色。然而，当时穆蒂斯已经在哥伦比亚保险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巴伐利亚酿酒公司当了四年的公关部部长，接着又当了快两年的广播主持人。如今他是哥伦比亚国家航线公司的公关部部长，也就是之前路易斯·安立奎工作的同一家航空公司，因此，传说穆蒂斯有本事可以在短时间内弄到机票。穆蒂斯刚在波哥大遇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同学贡萨罗·马亚利诺，穆蒂斯特对朋友展现好意热情的方式是，一发现马亚利诺从来没有去过海边，当天就把他的朋友带去。[71]

周末时，他们去《宇宙日报》找贾布，接着去“大口区”，在他们小旅馆的阳台上喝一杯。他们坐在那里喝酒时，热带风暴开始在身边增强，从灰白的加勒比海滚滚而来。最强的时候，身边的椰子都爆开，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混乱中踉跄着进来，一如往常令人痛苦的消瘦，苍白，瞪大眼睛，原本铅笔一样细的胡子现在变成钢笔的粗细。以及经常给人深刻印象的热带衬衫。[72]“何谓命运？”他大声问道，如同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见到阿尔瓦罗·穆蒂斯时都会问的问题。[73]接着，三个朋友花数小时的时间讨论何谓命运：人生、爱情与文学，以及其他话题。很难想象有两个人能够比穆蒂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更为不同，然而，他们的友谊却维持了半个世纪。他们唯一共同热衷的是约瑟夫·康拉德，而他们一认识就对福克纳意见完全不同。1992年，穆蒂斯告诉我：“他试着表现得像‘岸边人’一样，但五分钟之后，我了解到他是那种非常认真的人，他是个灵魂困在年轻人身躯里的老人。”这次的拜访时间非常恰当，因为穆蒂斯的人际关系总是让他的朋友很惊讶，他认识罗萨妲的经纪人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负责敦促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快完成工作，尽快把手稿寄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着手把混乱的打字稿整理成能用的稿子，几个星期之后，穆蒂斯回到卡塔赫纳，带着完成的版本一起回到波哥大，以航空寄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预言式的举动。许多年后，同一个阿尔瓦罗·穆蒂斯会亲自带着《百年孤独》的副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交给另一家大型的阿根廷出版公司“南美洲”考虑出版。

1951年12月初，加西亚·马尔克斯现身《前锋报》位于巴兰基亚的办公室，并回答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询问他再出现此地的原因时，他说：“大师，我已经受够了！”[74]如今小说已经完成，也无法再忍受和家人一起住在卡塔赫纳的压力，却让不知感激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逃避责任。当然，他回来的时机也许和年底假期开始，梅塞德斯·巴尔查回到巴兰基亚有关。她在一所暴君式的修女高中读完五年级，此学校由梅德茵的慈幼会经营，女生必须穿着特别设计的连身衫洗澡（她告诉我，“这样我们才不会看见其他女孩儿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即使需要额外花费，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要回去和阿维拉姐妹一起住，而不是回到“巨塔”。

2月初，他收到《前锋报》办公室转来罗萨妲出版公司的信。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望的事。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原先的理解，《枯枝败叶》的出版是几近定局的事，因此，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编辑委员会拒绝出版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拒绝了他时，他感到非常的错愕。而且，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委员会的这封拒绝信以主席基耶尔莫·妥雷的名义发出，他是放逐自西班牙的重要文学评论家之一，刚好是博尔赫斯的妹婿，又正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景仰的人。信中承认新手作家有一些文学天分，但宣告他作为小说家则毫无前途可言，毫不委婉地建议他从事其他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的朋友虽然同样难为情，但支持他、帮助他坚强地渡过——他正好需要，因为他所受到的震惊和失望已经让他濒临生病的危险。阿尔瓦罗·塞培达不屑地说：“大家都知道西班牙人是笨蛋！”所有的人都支持他们自己的判断，不同意妥雷的意见。[75]

1952年剩下的时间里，他继续在《前锋报》谋生，“长颈鹿”专栏持续一整年，但那些文章再也不如神奇的第一年那样令人耳目一新、新颖与热情洋溢。[76]没有多久，“塞提莫斯”就消失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写“长颈鹿”——可是对于自己和《前锋报》的关系，包括结束的方式与原因，他没有对任何一个团体成员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事实上，虽然他虚张声势，《枯枝败叶》受到拒绝还是一个很沉重、令人心碎的打击。他的自信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似乎没有理由再继续写“长颈鹿”了。这个专栏给了他什么？他这么努力的工作结果又如何呢？毫无疑问，由于他把自己视为失败的案例，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他觉得道义上自己应该再尝试一次研读法律课程，好养活家人。然而，当他再度看出这是一条死胡同时，便陷入完全的迷惘。

讽刺的是，提供他一条出路的，是他从前的对手，罗萨妲出版公司的经纪人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他也接受了。维耶卡斯开始自己的卖书事业，某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的时候，维耶卡斯出现带他去“绿野饭店”，灌他威士忌，允诺给他工作机会，给他卖书人的公文包，然后把他送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自诩要写下“新堂吉诃德”的人，此刻却成了兜售的业务员，在哥伦比亚东北部的小镇村落兜售百科全书和医学、科学手册。他必定想过自己已变成了他父亲的样子。

幸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有幽默感，并有着塞万提斯式的嘲讽，他大概也会接受这样的嘲讽，勉强可以接受而已。当他旅行在雷山和塞萨尔河之间、乌帕尔山谷满布尘埃的路上时，不用说，唯一的安慰是借由回顾外公许多年前的足迹，他现在可以知道更多的家族历史。这不是基耶尔莫·妥雷的世界，却是他的世界。碰巧的是，他第一次出门就在圣玛尔塔遇到弟弟路易斯·安立奎。路易斯·安立奎在前一年10月结婚，已经觉得婚姻是个枷锁，愿意不惜任何代价解开。他历经一连串实际和虚构的工作，先是在谢纳加，然后在圣玛尔塔。如今，他抓住和哥哥一起旅行的机会。他们一起去谢纳加，外公搬到阿拉卡塔卡之前短暂住过的一个小镇，贾布在此开始他的新工作。接着，路易斯·安立奎陪他一起走这趟连成弧形的旅程，经由瓜亚马亚尔、塞维利亚、阿拉卡塔卡、丰达西翁、科北、都巴河谷、拉巴斯、玛瑙瑞的路径，他们专门找医生、律师、法官、公证人和镇长。

路易斯·安立奎回到谢纳加之后，贾布去找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结伴在一星期的时间里穿越瓜希拉——乌鲁米塔、新庄、磨坊、圣胡安·塞萨尔，也许还有丰瑟卡。他们在路上和萨巴塔·欧立维亚会合，一起安排巡回的乐团表演，一种瓦伽娜多式的即兴演奏会以及比赛，活动有许多参与者以及大量酒精，包括朋友和亲戚，如阿拉卡塔卡的路易斯·卡梅罗·科雷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位表弟，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好友朋丘·科特斯都来了。[77]四十五年后，萨巴塔告诉我：“我们继续着庆祝之旅，某天晚上车子出现，第二天早上我们带着宿醉在瓜希拉或雪山醒来，当时的生活就是那样。我们去谁的农场，吃参科丘（一种用肉、木薯和香蕉做成的菜肴），或开车越过贝立哈山脉到玛瑙瑞，但最后总是和当代最棒的手风琴家艾米利亚诺·苏雷达、卡洛斯·诺利耶卡、罗伦索·莫拉雷斯在一起。”[78]如此这般，艾斯克隆那带他城里来的朋友去见牛仔吟游诗人，以及当地区的传奇人物。

此时，瓦伽娜多活动的历史中心已经照惯例公认是乌帕尔山谷本身的首善城市塞萨尔，位于乌帕尔山谷（瓦伽娜多就是“在山谷出生”的意思）。只要听过这种音乐，以后马上可以认得出来。传统的瓦伽娜多有着一种动人、轻快的节奏，融合了不寻常的乐器组合，欧洲手风琴、非洲鼓和一种印第安民俗打击乐器“瓜恰拉卡”；由雄浑、坚定、激昂无畏的男声所领导，通常是手风琴师自己。[79]一首阿龙索·费南德兹·欧纳德的歌曲非常简短地道出瓦伽娜多的一般思考模式：

我是真正出生在瓦伽娜多

灵魂血统皆纯正

静脉里流的是印第安人的血

加上一些黑人和西班牙人的

我有瓦伽娜多的作乐方式

女人、音乐、我的手风琴

我所爱的一切

以我的歌声传达[80]

没有几位拉丁美洲作家曾经和可称为真正的大众文化有如此紧密的接触，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下来五十年所做的。他甚至会说，自己和瓦伽娜多音乐以及创作音乐家的相遇才真正给了他《百年孤独》叙述风格的灵感。[81]这样的比较非常有意思，因为那本小说中每一页所描述的事件比任何其他可以想得到的故事都还要多。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更进一步，在瓦伽娜多的具体性与自己小说和生活的直接关系之间建立了对比：“我的书里没有一行字是无法不连上真实的经验，总是和某个具体的现实有关。”这就是他为什么总是主张自己并不是“魔幻现实”作家，只是个“可怜的见证人”，抄下放在桌上的东西。[82]也许，这一切唯一令人意外的层面是，一向以对女性的共鸣受人推崇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如此完全地认同这种非常武断地赞扬男性和男性价值的运动。

和艾斯克隆那在一起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了人生中另一次伟大的神秘奇遇。他们在拉巴斯的小酒馆一起喝冰冻啤酒和朗姆酒，一名年轻人走进来，穿着像牛仔，戴着宽边帽。干裂的皮肤，腰上挂着一把枪。跟他很熟的艾斯克隆那说：“让我为你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那男人握手的时候问：“你该不会和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亲戚关系吧？”“我是他的外孙。”“那么你外公杀了我外公。”[83]这名年轻人的名字是里桑德罗·帕伽科——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说他的名字是何塞·布鲁登西欧·阿基拉尔，正如《百年孤独》里以他为本的角色。艾斯克隆那总是随身带着手枪，他很快地靠过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此事一无所知，他和里桑德罗应该做精准射击，以清空弹匣。三个男人喝了三天三夜的酒，坐帕伽科的卡车在那个地区旅行——卡车主要用来偷渡。帕伽科将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几位上校战时的私生子。

他的朋友和旅伴没有空的时候，这位不情愿从事此行的百科全书推销员待在小而颓废的旅馆里，在高温下热个半死。其中一家比较好的是乌帕尔山谷的“迎宾饭店”。投宿在此之时，他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3月底时出现在西班牙语版的《生活》杂志，由巴兰基亚的朋友寄来。就像“一根炸药一样”[84]，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改变了先前对于海明威这位小说家不认同的态度。

除了《老人与海》，他清晰地记得旅程中在其他旅馆或妓院里重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在群蝇飞舞之间和令人窒息的高温之中，也许弗吉尼亚·伍尔芙本人也难以感到舒服的地方。虽然他的笔名来自她的小说，但他以前未曾受到如此的冲击，特别是关于英国国王坐礼车经过的那一段，后来对于《族长的秋天》有重要的影响。[85]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短暂的探险之后回到巴兰基亚，对他而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尾声，经历自己的地区流行文化、他自己的过去以及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86]。他如今已准备好栖息在“马孔多”——讽刺的是，正当海明威的例子引诱他离开回忆和虚构故事的世界之时。如今提到伟大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马上密切地联想“马孔多”，既代表拉丁美洲小镇，也是一种心境。然而如我们所知，“马孔多”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故事的一半，虽然是这一半给了他国际认同及声名。“马孔多”这个文学镇实际涵盖的地区是旧省份马格达莱纳的北部，从圣玛尔塔到瓜希拉，经过阿拉卡塔卡和乌帕尔山谷。这是他母亲和外公外婆的故乡，他父亲则是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所谓的“枯叶垃圾”。故事的另一半是父亲自己的地盘，即卡塔赫纳市、辛瑟和苏克雷镇，位于玻利瓦尔和苏克雷省份，带着狂妄自大梦想庶出之子过去和未来的地盘，因此是个被拒绝的地区；由于此地区具有殖民、压抑的光彩，同时也因为并不杰出的子孙仍然经历的羞辱，这个地区被浓缩成匿名的拉丁村落，不值得给予文学上的名字，但同样代表拉丁美洲——很容易被解读成“真实”历史的拉丁美洲。[87]

如今漫长的旅程结束，加西亚·马尔克斯暂时回到巴兰基亚，从最中心检视这整个被征服的空间——至少被他征服——位处整个保守地区的顶点，但并不属于这个地区。巴兰基亚不只是个门户，也是个现代的20世纪城镇，没有殖民式的做作，也没有罪恶感，可以逃离过去的沉重、鬼魅的世代，重新开始。到现在几乎是这样。

整个流浪时期将要结束，政治变化的威胁再度隐约可见。1953年6月1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巴士回到巴兰基亚，得知三军统帅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在政变之后接收了劳雷亚诺·戈麦斯的政府。在政变之前，戈麦斯已经从迫使他将权力交给副总统的疾病中充分康复；他尝试回到权力中心，但军队决定他的复位不符合国家利益，剩下的任期由罗哈斯·皮尼利亚带领他们负责治理。这场政变受到全国上下的支持，连某些全国性的报纸编辑都声援新领袖。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在罗哈斯·皮尼利亚着手推翻戈麦斯的第二天，自己在维耶卡斯的书店里和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激烈地争论着政治问题——维耶卡斯不久后就因为被指控诈欺而入狱。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主动挑衅朋友说道：“是的，我认同我的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政府。”[88]他的立场基本上是随便谁都比戈麦斯的长枪党政权要好，而艾斯毕里埃亚想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害怕军事独裁政权也许比保守党独裁政权还要糟糕，争论不能信任军队。两者都有道理，这是很重要的意见相歧，也具有预言的意义。后来，加西亚好几次争论渐进式的独裁比法西斯政府在民主的掩护下作恶要好。

虽然并不情愿回到《前锋报》，加西亚·马尔克斯逃离这个火坑的方法只是跳入另一个火坑。阿尔瓦罗·塞培达·萨穆迪欧已经卖了一阵子汽车，长期以来都有和《前锋报》竞争的欲望，想办一份更好的报纸，主导整个海岸区。大约10月时，他得到一个机会负责《国民报》，希望将之变成他在美国学到的那种现代报社。他雇用新近失业的朋友当助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想，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时期之一。两个年轻人日夜都在办公室里，却很少有成品出现，也很少准时完成工作。[89]不幸的是，并没有资料留存下来，因此无法评论他们的努力。我们只知道塞培达主持早上的编辑会议，送到内地贩售；加西亚主持晚报会议，在巴兰基亚贩售。他们的结论是，部分问题是有些老员工想破坏这个想创新的报社。不幸的是，事实似乎是塞培达当时无法拿出管理这样的运作所需要的纪律和敏锐度。加西亚·马尔克斯谨慎地回忆道“阿尔瓦罗甩上门离开”。[90]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还有合约在身，他继续努力试图用旧资料撑下去写稿，但他也因而开始写新的故事《星期六之后的某一天》，这也是少数他后来承认真正喜欢的早期故事。最有趣的是，这篇作品虽然让人联想到《家》，故事背景却是在一个叫“马孔多”的地方。不仅如此，去过的人都很容易发现“马孔多”就是阿拉卡塔卡的化身，虽然带着一点儿神秘感，却有着清晰的透明度，广阔的天空，而不是主导《家》和《村庄》（苏克雷的化身）的黑暗阴沉。而且，这里甚至有一座火车站！同时，这个故事——其实是简短、高度浓缩的短篇小说——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座房子里，也不再如大部分早期的故事以及出版的片段，其中带有明显的政治化，专注在市长和当地的神父身上。更有甚者，故事中出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名字，还有他们的亲戚蕊蓓卡这个“令人难受的寡妇”。作品中还有一名来自镇外的可怜男孩儿，加诸他身上额外的同情明显带着社会和政治批判的意味。同时，这个故事展现了一系列后来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主题，以瘟疫（此处是死鸟的瘟疫）及人类孤独的概念为开端。[91]

阿尔瓦罗·穆蒂斯如今是埃索公司的公关部部长，接近年底时回到巴兰基亚，见到朋友的困境，再次尝试说服他搬到波哥大，说他“在乡下生锈”。[92]穆蒂斯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得到《观察家报》的工作。这位“岸边人”心里一点儿也不想去，直言拒绝。穆蒂斯说：“那么，我会寄一张你随时可以用的机票给你，你准备好的时候再来。”[93]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重新考虑，但了解到自己即使想去波哥大也没办法去，因为他没有衣服穿。他把身上的比索凑一凑买了一套西装、几件衬衫、一条领带，然后把机票从抽屉里拿出来看着，放在新西装的口袋里。他已经尽力尝试过了，但一个没有学位的穷小子完全不可能在海岸区有像样的收入。也许有一天他能够娶梅塞德斯，他现在已经认定她，至少在心里。他的朋友说：“好吧，但你不要变成卡恰克人回来。”接着，他们带他去最喜欢的廉价酒吧“第三个人”庆祝他的离开。就这样。

[1]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22.

[2] 同上，p.311。本章资料来自访谈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弟妹，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巴兰基亚，1991、1993），赫尔曼·瓦尔贾斯（巴兰基亚，1991），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卡塔赫纳，1991），蒂达·塞培达（巴兰基亚，1991），Susy Linares de Vargas（巴兰基亚，1991），Heliodoro García（巴兰基亚，1991），Guillermo Marín（巴兰基亚，1991），Ouique Scopell（巴兰基亚，1993），Katya González（巴兰基亚，1991），Pacho Bottía（巴兰基亚，1991），Ben Woolford（伦敦，1991），Ramón Illán Bacca（巴兰基亚，1991、2007），Antonio María Peñaloza Cervantes（阿拉卡塔卡，1991），Otto Garzón Patiño（巴兰基亚，1993），Alberto Assa（巴兰基亚，1993），Juan Roda与María Fornaguera de Roda（波哥大，1993），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Guillermo Henríquez（巴兰基亚，2007），Meira Delmar（巴兰基亚，2007），Jaime Abello（巴兰基亚，2007），及其他人。

[3] 访谈，墨西哥城，1993。

[4] 关于巴兰基亚团体，参考阿方索·福恩马佑尔所著Crónicas sobre el grupo de Barranquilla（Bogotá，Instituto Colombiano de Cultura，1978）以及Fiorillo，La Cueva，有精彩的描述。Fiorillo创作了一些珍贵的作品，围绕着该团体的文化议题。关于Vinyes，见雅克·吉拉德所著Entre los Andes y el Caribe ：la obra americana de Ramon Vinyes（Medellín，Universidad de Antioquia，1989）以及Jordi Lladó，Ramon Vinyes ：un home de lletres entre Catalunya i el Caribe（Barcelona，Generalitat de Catalunya，2006）。

[5] What，you are Subirats? Subirats，the mediocre translator of Joyce?（Fuenmayor，Crónicas sobre el grupo，p.43）.

[6] Fiarillo，La Cueva，p.46，p.98.

[7] 见阿尔瓦罗·穆蒂斯，Apuntes sobre un viaje que no era para contar，见Mera，ed.，Aracataca-Estocolmo，pp.19-20。

[8] 见Fiorillo，La Cueua，p.108。

[9] Daniel Samper，Prologue，Antología de Alvaro Cepeda Samudio（Bogotá，Biblioteca Colombiana de Cultura，1977）；以及普利尼奥·门多萨，Requiem，La llama y el hielo。

[10] 见加西亚·马尔克斯，Obregón，o la vocación desaforada，《观察家报》，1982年10月20日。

[11] El grupo de Barranquilla，Vanguardia Liberal，Bucaramanga，1956年1月22日，由吉拉德引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Obra periodística vol. V ：De Europa y América 1（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4），p.15。

[12] Fiorillo，La Cueva，p.96.

[13] 同上，pp.136-137。

[14] 同上，p.58；之后，歌手夏奇拉的父亲在那里开了一间珠宝店。

[15] 本书作者在1993年曾在此地接受阿方索·福恩马佑尔所提供令人难忘的旅程，就在他过世前不久；海梅·阿贝罗在2006年让我的信息好好地更新了一番，他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伊比利亚 - 美洲新新闻”所设基金会的董事。

[16] 罗登可能是第一位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共产主义世界的人，见Estoy comprometido hasta el tuétano con el periodismo político ：Alternativa entrevista a GGM，《抉择》杂志（波哥大）第29期，1975年3月31日至4月13日，p.3，在此他提到与共产党组织休戚与共的关系，“当时二十二岁”。

[17]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第一段。

[18] Fiorillo，La Cueva，p.74. 尤菲米亚的妓院是另一个被赋予神话般地位的地点，起因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The Night of the Curlews及《百年孤独》。许多团体的恶作剧成了不朽的文学或当地传奇，比方说当阿方索·福恩马佑尔把一只鹦鹉从树上吓得掉下来，接着掉进了“参可丘”炖锅里，当时这故事总是在“岸边人”妓院的各种奇闻逸事中闹得沸沸扬扬；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假思索地拿起锅盖，让那只鹦鹉在香味四溢的炖锅里成了鸡肉的代替品。关于巴兰基亚的妓女及文学见Adlai Stevenson Samper，Polvos en La Arenosa ：cultura y burdeles en Barranquilla（巴兰基亚，La Iguana Ciega，2005）。

[19] Fioriilo，La Cueva，p.93.

[20] 1997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哈瓦那告诉我这件事。

[21]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63。在《苦妓追忆录》中，以她为本虚构的角色名为卡斯托丽娜。

[22] 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中他被称为拉西德斯，而不是达玛索。

[23] 福克纳在他出名的巴黎回顾访谈中提到此事，使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备受关注。关于早期“巨塔”与其居民的叙述，见普利尼奥·门多萨，Entrevista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Libre（Paris），3，1972年3 —5月，pp.7-8。

[24] Una mujer con importancia，《前锋报》，1950年1月11日。

[25] El barbero de la historia，《前锋报》，1951年5月25日。

[26] Illya en Londres，《前锋报》，1950年7月29日。

[27] Memorias de un aprendiz de antropófago，《前锋报》，1951年2月9日。

[28] La peregrinación de la jirafa，《前锋报》，1950年5月30日。

[29] 萨尔迪瓦尔在《回归本源》一书中驳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并十分坚持他与母亲拜访阿拉卡塔卡是在1952年，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是在1950年。只是为了让巴兰基亚成为《枯枝败叶》最初创作的地点。与母亲的这趟旅程成为其最初的想法——事实上，根据萨尔迪瓦尔的说法，《枯枝败叶》最初创作的时间与地点是1948年至1949年在卡塔赫纳 ! 由于萨尔迪瓦尔如此坚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设法使他与母亲的这趟旅程成为他整部回忆录的起点，同时彰显他的文学造诣。萨尔迪瓦尔的假设非常无礼，根据我的判断，完全错误。

[30] 往后他将运用这部分记忆创作他的故事《周二的午休》，关于一个死去小偷的母亲与妹妹，他们必须走过马孔多充满敌意的街道才能见到他的墓。打从《百年孤独）的第一行起，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1955）就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极大的影响。读过的人会注意到《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此段的风格与内容皆与鲁尔福的书一开头胡安·普雷夏多来到科马拉的场景似曾相识。关于此时的阿拉卡塔卡，见Lázaro Diago Julio，Aracataca…una historia para costar（阿拉卡塔卡，1989，未出版），pp.198-212。

[31] 相当讽刺，当地史学家Diago Julio表示1950年是阿拉卡塔卡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繁荣的一年（同上，p.215）。

[32]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6。

[33] 1981年，彼得·史东为《巴黎竞赛》采访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见Philip Gourevitch，ed.，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Vol. II（London，Canongate，2007），pp.185-186。

[34] 我于1999年得知，见Anthony Day和Marjorie Miller，Gabo talks ：GGM on the misfortunes of Latin America，his friendship with Fidel Castro and his terror of the blank page，《洛杉矶时报杂志》，1990年9月2日，p.33。

[35] 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回程几乎没有和母亲交谈，然而在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坡达的Cuatro horas de comadreo literario con GGM，他说他立刻开始问母亲“外公的故事，家族，我从哪里来”。

[3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Problemas de la novela?，《前锋报》，1950年4月24日。

[37] Fiorillo，La Cueva，pp.20-21.

[38] 《前锋报》，1950年3月14日。

[39] 艾斯克隆那一直是瓦伽娜多音乐最知名的作曲家，也是国宝。见康斯薇洛·阿劳候诺葛拉，Rafael Escalona ：el hombre y el mito（波哥大，Planeta，1988），由她所写的传记，她后来在乌帕尔河谷开创如今传统的瓦伽娜多音乐节，直到她于2001年死于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与哥伦比亚军队的战火之下。

[40] 见Fiorillo，La Cueva，p.36.

[41]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Fuenmayor，Crónicas sobre el grupo，又见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1。

[42] 见Fiorillo，La Cueva，pp.186-187。

[43] 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海明威，参考William Kennedy，The Yellow Trolley Car in Barcelona ：An Interview（1972），in Riding the Yellow Trolley Car（纽约，Viking，1993），p.261。

[4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Faulkner，Nobel Prize，《前锋报》，1950年11月13日。

[45]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360-361。

[46] 我们1991年在波哥大见面时，卡洛斯·阿雷受给了我一份信件副本。西班牙文版后来再次印行于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p.271-273。

[47] 说来奇怪，两年前凯坦葬于波哥大家中的庭院里，原因是担心他的坟墓会招来不良的注意力，不论是仰慕者或敌人。

[48] Caricatura de Kafka，《前锋报》，1950年8月23日。

[49] 马丁既阴险（他使用瓜希罗巫术，包括用针插人偶的眼睛）又乏味：一个怪异的组合。

[50] El viaje a la semilla，El Manifiesto（波哥大，1977），见Rentería，p.161。

[5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伊莲娜·波妮娃托斯卡（1973年9月之访谈，Todo México，p.224），表示他“在文学上一直无法使用梅塞德斯作为素材，因为他对她太熟悉，以至于他完全不知道她到底像什么”。

[52] 2006年11月和梅拉·戴尔玛谈论那些日子的故事。

[53] 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165-166。梅塞德斯在1991年告诉我同样的事。

[54] 见Antonio Andrade，Cuando Maconda era una redacción，《卓越》杂志（墨西哥城，1970年10月11日）。

[55] 艾妲·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巴兰基亚，1993。

[56] 见El día que Mompox se volvió Macondo，《时代报》，2002年12月11日。玛格丽妲·奇卡于2003年5月逝于辛瑟列霍。关于这桩谋杀及后续发展，最好的消息来源是埃利希奥·加西亚，La tercera muerte de Santiago Nasar（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7）。

[57]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 》，pp.384-386。

[58] 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54。

[59] 见安赫尔·罗梅若，Cuando GM dormía en El Universal，《宇宙日报》，1983年3月8日，他后来成为阿朗哥著述的重要消息来源。

[60] 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l，p.7.

[61] 古斯塔沃·加西亚·马尔克斯，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21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Elcuents del cuenta中提到这件事，《观察家报》，1981年8月23日。

[62]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90。

[63] 加西亚·乌斯塔，Como aprendió a escribir García Márquez，pp.34-35。

[64]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74.

[65] 同上，p.211。

[66] 古斯塔沃·加西亚·马尔克斯，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94。

[6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纳沃：让天使等待的黑人》，《观察家报》，1951年3月18日。

[68] 也很明显的“福克纳式”。

[69] 萨尔迪瓦尔说这次拜访是在1949年，这显然是根据错误的记忆，因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住在卡塔赫纳两次：1948年至1949年，及1951至1952年。穆蒂斯很清楚自己利用他在哥伦比亚国家航线公司的工作曾经前往卡塔赫纳会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而他1950年以后才进入这家公司工作。

[7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i amigo Mutis，《国家报》（马德里），1993年10月30日。虽然他在1951年之前从未见过穆蒂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仍在1947年至1948年在波哥大把他的故事告诉了穆蒂斯和马亚利诺。见《波哥大1947》，《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8日。

[71] 见圣蒂亚哥·穆蒂斯，Tras las rutas de Maqroll el Gaviero（Cali，Proartes，1988），p.366。

[72] 见Fernando Quiroz，El reino que estaba para mí ：conversaciones con Alvaro Mutis（波哥大，标准出版，1993），pp.68-70。

[73] Vaina. Colombianism ："whatsit"，"thingumajig". 仅“Vaina”这一个字就足以写一篇论文，这是哥伦比亚整个国家特性的一部分。一开始，当说话者第一时间没办法找到一个适当的字时，就会用上。然而在一个语言的精准度超过平常的国家里，使用Vaina这个字几乎都是刻意地，是一种全国的习惯甚至癖好，一种让事情保持不精确，甚至是一种用以表现他崇尚自由不爱浮夸的方式——或者，在一个“全世界西班牙语说得最好国家”中，是某种程度的逾矩。很明显的，因为Vaina在此意指“所有的事情”，但通常指不值一提、无足轻重的小事，此处用法显示出一种讽刺与不敬的态度。这个字受到男性广泛的使用——可能女性意识到这个字是从拉丁字的Vagina而来。

[74] Vivir para contarla，p.481（作者译）。

[75] 在1968年的访谈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维耶斯为了被拒绝的事安慰他。见Leopoldo Anzacot，García Márquez habla de política y literatura，Indice 237期（马德里），1968年11月；但理所当然维耶斯于该年4月离开了。

[76] 还是有一些非比寻常的时候。令大家记忆深刻的是The Coca-Cola Drinker（El bebedor de Coca- Cola，1952年5月24日），先是他对于拉蒙·维耶斯致敬，接着他在5月5日去世于巴塞罗那，就在他七十岁生日前。这是对“聪明的老卡泰隆”的见证，但也是贾布对自己创造力的憧憬，他最后的门徒找到了一种颠覆方式来说再见，自我嘲解而动人。事情是这样结束：“最后一个星期六他们将我们从巴塞罗那找来，通知他已经过世了。我坐着回想着这些事情；而这些竟都是真的。”

[77] 我于1993年在乌帕尔山谷访谈朋丘·科特斯。见拉法叶·艾斯克隆那·马丁内斯，Estocolmo，Escalona y Gabo，in Mera，ed.，Aracataca-Estocolmo，pp.88-90，关于他们的关系。

[78] 1991年于波哥大访谈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见萨巴塔·欧立维亚，Enfoque antropológico；Nobel para la tradición oral，El Tiempo，Lecturas Dominicales，1982年12月。

[79] 见Ciro Quiroz Otero，Vallenato，hombre y canto（波哥大，Icaro，1983）。

[80] 这首曲子于1977年获瓦伽娜多音乐作曲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本对瓦伽娜多音乐一无所知，在20世纪40年代因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与马奴耶·马奴耶·萨巴拉而开始探索（两人都来自海岸区玻利瓦尔省的那一边），甚至在他遇到艾斯克隆那之前：但他始终热爱本地的流行音乐。（作者译）

[81]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uando Escalona me daba de comer，Coralibe（波哥大），1981年4月。

[82] 参考范例La cercanía con el pueblo encumbró la novela de América Latina，《 卓越 》 杂志（墨西哥城），1988年1月25日。

[83] Vivir para contarla，p.499（作者译）。

[84] 哥布·博尔达，Silva，Arciniegas，Mutis y García Márquez，p.479。

[85] 见普利尼奥·门多萨，Entrevista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Libre，3，1972年3—5月，p.9，在此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引用此文，并承认这可能是《族长的秋天》的灵感来源。

[86] 在《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里，他虚构的自己变成了百科全书推销员是“在某个不确定的时期，我只尝试了解自己的某个部分”（伦敦，Picador，1983），p.89。

[87] 见Colombian Atlanticl/Caribbean Coast之地图。

[88] 见吉拉德主编，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iodística vol. III ：Entre cachacos 1，p.66。

[89] 记录在一封1970年5月26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巴塞罗那寄到巴兰基亚给阿尔瓦罗 ·塞培达·萨穆迪欧的信件，感谢蒂达塞培达让我能看到这封信。

[90] Vivir para contarla，p.504，（作者译）不过吉拉德被通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离开（Textos castenos 1，p.25）。

[91] 这个作品赢得1954年全国短篇故事奖，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454。在这里，如往常一般，他没有受到金钱与名誉的影响。

[92] 哥布·博尔达，Silva，Arciniegas，Mutis y García Márquez，p.480。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也提到他最喜爱的小说家，一位真正能让他的心随着故事遨游的就是康拉德。再次感谢穆蒂斯。

[93] Vivor para contarla，pp.505-507。（作者译）

赫尔曼·巴尔加斯（后排左三）、奥兰多·里维拉（“菲古利塔”，后排右一）、费列耶多（“鲍伯”，前排左一）、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居中）、拉蒙·维耶斯（前排右二），1950年4月于巴兰基亚的拉蒙·维耶斯的送别会。

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塞培达、阿夫列多·德卡多、拉法叶·艾斯克隆那、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从左至右），1950年摄于巴兰基亚的《前锋报》办公室。

第八章

重返波哥大：王牌记者

1954—1955

1954年1月上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虽然他对于飞行的异常恐惧逐年加深，但还是搭乘飞机回来，在机场迎接他的友人则是整个人生中充满飞机、汽车，甚至船舶的阿尔瓦罗·穆蒂斯。这位初来乍到者带着一个行李箱，手里拎两个包裹，交给来接他的朋友放在后车厢收好：那是《家》和《枯枝败叶》的手稿，两者都尚未出版。穆蒂斯直接开车载他到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回到冰冷的天气和雨中，回到紧张和疏离的世界，六年前他飞离这个城市时，以为可以从此永远将之抛在脑后。[1]

此时，埃索公司位于波哥大的总部和《观察家报》的新址都在希门内兹·奎萨达大道的同一栋大楼里，《观察家报》从几条街外的旧址搬过来。穆蒂斯公关部门的办公室就在报纸编辑基耶尔莫·卡诺四楼之上。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在波哥大的工作应该如何进行，穆蒂斯既模糊又语意不清——就连在《观察家报》的工作机会都无法确定——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愁苦又焦虑的心情开始越来越差。对于新环境或是陌生男女，他从来都没有自信。人们很少第一眼就对他印象深刻，他只有在亲近、熟悉的环境中，或是在周遭的人知道他的能力之后才会有信心。不过，穆蒂斯的性格中实业家和唯美主义者的个性似乎以少见的方式融合，他也不接受他人的拒绝。即使在不确定自己的产品质量时，他也可以是业务之神，手上有这样有价值的资产如这位几乎不为人知的作家时，他通常无法抗拒。阿尔瓦罗·穆蒂斯对文学非常关注，是个非常慷慨的人。

两人在外形上天差地别——穆蒂斯高大，优雅，狡猾；加西亚·马尔克斯矮小，瘦弱，邋遢。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十八岁就开始写小说和故事，当时穆蒂斯只写诗，从一系列的美国跨国企业退休之后，六十五岁才开始写小说。即使如今两人都是国际知名的小说家，但这两位哥伦比亚人由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学史所分隔。他们在政治上也总是站在两个极端。在一个已经共和制两百年的国家，穆蒂斯却是极端保守派，拥护君主制，以他自己的话说，一直都“对拜占庭帝国落入异教徒手中之后的政治现象完全没有兴趣”，也就是指1453年之后。[2]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1917年之后的偏好后来广为人知——虽然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比起其他的意识形态，他一辈子的实践投入的目标还是最接近这个世界观的广义定义。他们的关系长远而亲密，但从来未曾言明。

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坐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而是在穆蒂斯的办公室，抽着烟、发抖，就像他以前在波哥大一样，和穆蒂斯新近指派的“助理”交谈——也就是他的老朋友贡萨罗·马亚利诺，是在卡塔赫纳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介绍他们认识的——或是闲得发慌。有时候，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大部分民众完全没有力量，他也如他们般只能静候情况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小说和故事都是关于等待与希望，因为两者的西班牙文是同一个字：esperai——也许永远不会发生，通常不会发生的事。）接近1月底时，《观察家报》突然给他一个职位，月薪是难以置信的九百比索。如果在巴兰基亚想要有这样的收入，他必须写三百篇“长颈鹿专栏”——也就是每天十篇！这是他一生中首度在金钱方面有所余裕，这表示他有能力可以帮助卡塔赫纳的家人，寄给他们足够的钱负担房租和水电费。

他本来暂时借住在穆蒂斯母亲在乌萨昆的家，此刻搬到国家公园附近一家“没有名字的供膳宿舍”，靠近一名法国女子的家，她曾经收留过舞蹈时代的艾娃·庇隆。他有自己的房间，虽然在那里的时间不多，却已是想象不到的豪华。未来的日子里，他偶尔找时间与精力偷带一些临时寄居的女性到房间里。[3]不过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他的时间主要花在报社、宿舍、穆蒂斯的办公室，以及波哥大的哥特式剧院里，执行他身为编辑部职员、剧院评论员、最终明星记者的责任。

也许令人意外，波哥大报社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介于两家自由党大报社之间。《观察家报》由梅德茵的卡诺家族成立于1887年（于1915年搬到波哥大），因此比对手《时代报》历史悠久，《时代报》成立于1911年，于1913年由爱德华多·桑托斯买下。桑托斯家族仍然拥有《时代报》，并运营到2007年，才由西班牙出版商“行星”买下大多数股份。那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进入《观察家报》时，当时的社长是基耶尔莫·卡诺，这位创办人短视、谦逊的孙子最近才接手这个位子，不可置信的是他才二十出头。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超过三十年的交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已和两位重量级作家有完整的联系：六年前发掘他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以及他的表弟贡萨罗·冈萨雷斯（“贡哥”），他1946年当法律系学生时就开始在报社工作。后来全世界所熟知“贾布”这个名字首先出自萨拉梅亚·博尔达之口。当时一张闻名于世的照片里出现没有经验、完全令人陌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纤瘦、优雅、考究的面容，眼神中同时充满好奇与狡黠，拉丁式胡须下一抹浅浅的微笑。只有一双手泄露出这男人永恒地生活在紧张之中。

《观察家报》的新闻部编辑是何塞·莫诺·萨卡尔（莫诺是“金发”也是“猴子”之意），一位要求严格、不假辞色的主管，他的口头禅是“新闻、新闻、新闻”[4]。他从小接受报社的雇用，因此所受的教育包括新闻学院和社会大学，因而自成一格。从一开始，他就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声不以为然，深深地质疑他毋庸置疑的文学能力和无可救药的“抒情风格”。[5]

不过几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两篇关于皇室权力与孤独、神话与现实的文章显现了他的价值：第一篇《克里奥佩特拉》非常有趣，文章殷切地期望一座据说是埃及皇后的新雕像不会改变两千年来男性对她的浪漫印象；第二篇《孤独的皇后》是关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新近丧夫的母亲。这也许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当代特定主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心之作——特别是结合权力、名声和孤独——二十年后在《族长的秋天》中达到最高峰。

当时已经是祖母的皇太后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独自一人。由孤独陪伴着，她漫步在白金汉宫浩瀚的长廊里，想必怀旧地想起那快乐的时光，当时的她从来没有梦想，也没有希望梦想成为皇后，和夫婿与两个女儿住在亲情满溢的房子里……浑然不知神秘的命运之手会把她的孩子和孩子的子嗣变成国王和女王，她成为孤独的皇太后。一位孤独、悲伤过度的家庭主妇，她的家渐渐淡入白金汉宫迷宫般的无边无涯之中，无尽头的长廊，无边际的后院延伸到非洲边界。[6]

很诡异的是，萨拉梅亚·博尔达对于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情有独钟，这篇文章特别说服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准备好迎接更伟大的作品[7]。基耶尔莫·卡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必须适应报纸的谨慎以及似乎有些匿名的风格，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作家开始调整自己，配合新人杰出的即兴创作能力，并且起而模仿。[8]

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自己坐在办公桌前为报纸的“每一日”专栏写文章，在嘈杂房间的另一头，何塞·萨卡尔或基耶尔莫·卡诺会用大拇指和食指告诉他需要多少字数填补版面。他的新闻写作失去了些许的魔力，更糟的是，波哥大并没有提供他在海岸区随手拈来的重要灵感。2月下旬，他已经无趣到快要掉眼泪的程度，说服管理阶层让他尝试电影评论，于周六刊出。能够每周几次逃避“全世界最抑郁的城市里”独裁下生活的紧张、报社里令人厌倦又有些多余的学徒生活，能够逃到电影的幻想世界里避难，对他而言想必这是非常美好的解脱。而他也算是先锋评论员，因为在此之前，哥伦比亚的报纸并没有记者写过常态性的电影专栏，顶多只是限于提供情节大纲以及报道明星的名字。

从一开始，他对于电影的观感就是以文学性和人文主义出发，不是针对电影的拍摄手法。[9]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快速进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想必使他的思考能力更加敏锐，使他有机会“教育人民”，也许使他们脱离错误的意识，不再偏好整套包装的好莱坞产品，而是以美学塑造的法国作品，他特别喜欢来自意大利以“美学”构想并执行的作品。不过无论如何，20世纪50年代波哥大的影迷不太可能欣赏电影的前卫评论，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就很执着于从“人民”的角度审视现实，当然他也在进行中修正方向。无疑，他的电影评论所持的是美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可质疑的“一般常识”立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质之一就是他的“一般常识”不可避免的是“正确判断”，几乎从来不是“无稽之谈”。[10]

从一开始，对于自己认为是肤浅的商业片以及好莱坞体系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他抱持敌意的态度——他认为奥森·威尔斯和查理·卓别林是例外——他时常捍卫欧洲电影，希望把他们的制作和道德标准引进哥伦比亚，成为国家电影发展的标准；再加上拉丁美洲的角度，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永久坚持的目标。相当意外的是，他很在意技术问题，即剧本、对白、导演、摄影、音效、音乐、剪辑、演技，也许由此可见他后来所称自己文学作品的“工匠”；也就是他从来不愿意完整分享的专业“窍门”，至少关于小说方面是不愿意。[11]他坚持剧本应该精简、前后连贯、流畅，特写和长镜头应该有相等的分量。他从一开始就很关注故事完整性的概念，终其一生都如此执着，这也解释了他对于《一千零一夜》《吸血鬼德古拉》《基督山伯爵》以及《金银岛》持续的尊崇——这些都是以高明的技巧讲述的大众文学作品；在电影中，他也要求这些元素的存在。主导的应该是客观的现实，然而内心世界，即使是幻想世界，也都不该忽略。他特别提到维多里欧·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中，最杰出的特色就是其“人性的真实性”和“如人生的方法”。这些主要的概念主导他接下来几年的观点，距离融合成古典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布尔乔亚和社会写实主义也不远，不过并非前卫。对于当时在巴西、阿根廷或古巴电影中可以找到萌芽中的法国新浪潮，他似乎并无察觉。的确，他12月31日所选出年度电影，无疑显示出对1954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才是电影制作的王道。相当讽刺的是，他最喜爱的当代导演德·西卡和无可比拟的剧作家塞萨·柴伐蒂尼从来都没有参与写过像《枯枝败叶》这种情节的电影剧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再写像《枯枝败叶》这样的小说。

上班时间紧张忙碌，一周结束时他参加记者的常态聚会“文化星期五”，《观察家报》和《时代报》的员工碰面一起喝酒，互相辱骂，有时喝到清晨。[12]他也参加波哥大的电影俱乐部，策划人是这位年轻作家多年间所认识，众多精力旺盛的加泰罗尼亚人流亡人士之一路易斯·维森，他曾经和伟大的评论家乔治·萨杜尔一起合作《法国荧幕》（L’Ecran Français），此刻在哥伦比亚卖书为生，并和两位哥伦比亚人——影评人厄南多·萨瑟多和画家安立奎·葛劳一起主持电影俱乐部。聚会之后，他会继续参加在距离报社办公室不远之处，路易斯·维森和他哥伦比亚妻子南希的家里的派对，派对常常举行。[13]

然而，在“波哥大人”的世界里，这新颖、颇具中产阶级特色的生活形态无法取代海岸区生活中纯粹的玩乐和振奋，更别说兴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居住的早期写信给阿方索·福恩马佑尔：

如果我告诉您我在这里的状况还算不错，现在还是得再加强稳固自己的处境，您高贵父辈的关心也才能更放心。报社里的气氛很好，目前为止我享受和资深员工一样的特权。不过难过的是我在波哥大还是没有家的感觉，虽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习惯。因为我在这里并没有过着“才智”的生活，对于小说情节的发展有些迷失，因为《尤利西斯》（萨拉梅亚·博尔达），我在这里唯一见到的天才，他总是埋首在大本无法消化的英文小说里。推荐一些翻译给我，我收到一本西班牙文版的《萨托里斯》，但书散掉了，我把它退回去。[14]

新增的富裕并没有让他偶尔回到巴兰基亚拜访朋友，或知道梅塞德斯在做什么，也没有让他和家人保持联系——当然，还有晒晒太阳，以及光是离开波哥大就能得到的舒坦。不过，他的名字出现在阿尔瓦罗·塞培达不久后所导演的实验性短片《蓝色龙虾》中，显示他拜访海岸区的次数还算合理的频繁。[15]

如今，他的老朋友已经有了新的聚会场所，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不再那么自命不凡，不再是“洞穴里的恶作剧”，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五年后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为他们取的名字。他离开巴兰基亚不久之后，这群人就重新聚集，把活动焦点从旧城中心搬到波斯顿区，距离梅塞德斯·巴尔查住的地方不远。阿方索·福恩马佑尔的表弟爱德华多·维拉·福恩马佑尔是个有其他志向的牙医（梅塞德斯曾是他的病人），他开了一家酒吧，原先的店名是“徘徊”，后来这群人把它改名为“洞穴”（就像卡塔赫纳码头边那家酒吧一样）。虽然主角本人无法经常出现，然而，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关的传说中，此处被赋予名垂千古的地位，如神圣的庙宇一般。店内弥漫着喧闹、大量的饮酒和争吵，维拉最后不得不贴上告示：“在这里，顾客永远都不是对的。”

回到波哥大，1954年6月9日，他在近中午时回到希门内兹·奎萨达大道附近，探视当时正在模范监狱服刑的原来的老板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目睹了新军人政权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他突然听到一阵机关枪的声音，就在惊吓的作家眼前，政府军对着示威的学生开枪，造成严重伤亡，包括多人丧命。这个事件终结了政府和自由党媒体之间不安的停战协定。在《宇宙日报》工作的早期，加西亚·马尔克斯激进的政治观点就很明确，当时正是“波哥大大暴动”的几星期后。但此次第三度住在波哥大，接近波哥大，不只让他决心投入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社会主义——而且至少也有几年的时间观察和诠释现实的特定方式，以及特定的表达方式、沟通技巧。这样做的成果就是他的政治新闻报道、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故事。他已经渴望多年有机会成为记者，但《宇宙日报》和《前锋报》总是仰赖国际电讯，加上他们缺乏资源，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政权的审查制度之下，根本无法从事严肃的新闻报道。在许多方面，他们的任务是出版东西，只要不是以往的保守党宣传文宣，什么都可以。《观察家报》的老板是不可动摇的，如今他们手下有这位年轻作家，展现出对于国内不同领域的大众、他们所做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的好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喜欢故事的人，只要有机会就把自己的人生写成故事，他现在会把握这个机会，把其他人的人生也变成故事，抓住读者的想象力。

在当时的哥伦比亚，新闻通常都很可怕。当时是“暴力事件”的高峰，寡头政治野蛮的准军队杀手在乡间持续地屠杀自由党，他们又被称为“煽动低下阶层革命者”或“鸟人”；自由党的游击队则在许多地区努力地拼斗着无望的战役。酷刑、强暴、凌辱尸体皆属稀松平常。罗哈斯·皮尼利亚在3月6日开始新闻审查，在波哥大学生杀戮事件后又更加严格。前任总统洛佩斯·普马雷霍于3月25日提议两党协议治理国家，这个提议在三年后才修成正果，发明所谓的“国家阵线”，但此刻并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这些事件部分反映了冷战狂热时期外围国家的处境。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高峰，艾森豪威尔甚至在1954年8月使共产党成为非法，麦卡锡终于在同年12月遭到参议院谴责。同时，共产党集团正致力于1955年5月签署的“华沙条约”。在巴兰基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大多数的朋友和同事更有同情心地聆听共产党员豪尔斯·罗登的喋喋不休。他上次在巴兰基亚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后的几个月，哥伦比亚罗哈斯·皮尼利亚政变的几周后，当时一位假装卖表的男人拜访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来是一位共产党员在招募党员，特别是记者，以手上的钟表交换。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波哥大就开始和政治革新派的同事一起工作，另一位卖表的推销员随即又出现，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联系上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总书记西伯尔特·维拉，他秘密地住在距离市中心只有几条街的地方。[16]加西亚·马尔克斯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党从他和塞培达一起在《国民报》共事时就开始关注他，认为他是有前途的人才，但据他所言，他们同意他对共产党最好的用处是撰写严肃的报道，似乎在党提出的条件方面他并没有妥协。在未来的几年间，共产党似乎继续以此观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动，可能的话支持他的立场。

7月底，萨卡尔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安堤欧基亚去调查7月12日的泥石流“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搭乘前往梅德茵的飞机，城市东边的“半月”社区在两周前倒塌，死伤惨重。有些存疑者把责任怪在政府的腐败和偷工减料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任务是到现场重现事故经过。这位勇敢的记者后来承认自己对于飞行感到非常紧张，发动阿尔瓦罗·穆蒂斯和他一起旅行安抚他，把他安置在豪华的奴帝巴拉饭店。他独自一人时因为紧张而呕吐，完全被体能上的挑战和道德责任所淹没，差点在到达梅德茵的第一天就辞去报社的工作。镇定下来之后，他发现“半月”社区已经没有人了，因此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在他之前其他记者的相关报道。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一场暴风雨更延长了他的痛苦。他再次考虑逃回波哥大，最后，完全的绝望以及碰巧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促使他开始行动。他开始思考、真正地思考他在调查的这个事件：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他该去哪里、该做些什么？缓慢但带着越发的兴奋，他发现记者工作中调查这部分的乐趣，对事实的创新探索，某种程度上是发明事实，为数以万计人民塑造甚至改变现实的力量。他了解到“遭逢意外之死”就是他的“观点”，他要求出租车司机马上带他到“埃斯堂西亚斯”，这场灾难中最多死者原先出发之处。他很快地发现了官方疏失的证据，短期和长期都有（这场山崩似乎已经酝酿了六十年！），但也揭露了这场悲剧不可预期以及更具戏剧性的一面，大多数的读者比较不想知道的。许多的死亡是因为城市其他部分的人在没有官方指导或协助的情形下试图进行协助，因而引发第二次山崩。他采访了许多幸存者和目击证人，官方单位则包括当地的政治人物、消防队员和神职人员。[17]

接着，他开始写。很有可能一开始是非常海明威式的，但等他写完的时候，已经完全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风格，独特地呈现出人生是一场戏剧，充满恐怖和命运的讽刺，人类的命运注定活在由时间所主宰的未知的力量中：

经济系学生胡安·伊格纳希欧·安赫尔站在延伸向下的岩棚上，他的前面还有一名大约十四岁的女孩儿和一名十岁的男孩儿。他的同伴卡洛斯·加夫列尔·欧布雷贡和费南多·卡耶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前者一半被埋起来，窒息而死，后者有气喘，停下来喘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跑不动了！”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和那男孩儿女孩儿一起跑下去的时候，”胡安·伊格纳希欧说，“我来到一个凹洞，我们三个趴在地上。”男孩儿从此没有再起身，安赫尔后来从尸体中辨认出那女孩儿。她起身一会儿但又沉下，看到凹洞里的土又浮起来时，绝望地尖叫着。一阵泥石流崩塌在他们的身上。安赫尔试着再跑，但他的双脚不听使唤。泥土瞬间就到达他的胸部，他挣扎着挣脱右手。他维持这样的姿势，直到雷鸣般的声响停止，他感觉到在浓密无法挣脱的泥沼底部的双脚，那女孩儿一开始用尽力气抓住他的脚踝，朝他爬去，最后，逐渐减弱的载浮载沉之后，她抓住他脚踝的手已经松脱了。[18]

几乎可以肯定副标题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选的，“悲剧始于六十年前”，“梅德茵，自力救济的受害者”，以及“老旧金矿是否加速悲剧发生？”[19]他学到如何把自己的世界观融入一套新闻“角度”之中。他朋友的好朋友“贾布”最近才诞生，但伟大的故事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现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很乐意把部分责任怪罪在相关单位身上，但也很在意呈现出所有的事实，包括许多怀抱善意前往救援的人，却无意中增加了悲剧的规模。

下一篇《前锋报》的新闻报道是一系列关于哥伦比亚被遗忘的地区，位于太平洋岸的丘可省。1954年9月8日，政府决定把未发展、森林密布的丘可省切割之后分给安堤欧基亚、卡尔达斯和瓦耶地区。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摄影师基耶尔莫·参契兹前去报道激烈的抗议与冲突事件。旅程之颠簸、飞机之老旧让人惊讶，他记得“飞机里在下雨”，连飞行员都快吓死了。丘可这个省份的居民大多是非裔哥伦比亚人，立刻就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阿拉卡塔卡及其周边的环境。对他而言，把丘可地区分割解体的建议就是波哥大冷酷无情心态的表征，虽然其他评论员怪罪的却是具有野心的安堤欧基亚人。他抵达的时候发现示威行动已经逐渐衰落，他就找了朋友安排更多抗议行动！以确保他的任务成功。几天后，随着新闻越滚越大，越来越多的记者过来报道，政府取消了原先重新建构四个省份的计划。[20]

10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新的学习典范欧内斯特·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正如他迷恋福克纳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每一日”笔名写了一段，重复他先前关于诺贝尔奖现象的评论。这一次，对于这个已经颁发给许多“不值得”作者的奖项，他降低了奖项可能的重要性。至于海明威，他猜测对于一位一生中“充满兴奋时刻”的人，想当然这一刻必定比较没有那么令人兴奋。[21]

1955年刊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新闻报道，来自一场非常冗长的采访，每次四个小时，多达十四次，受访者是海军军官路易斯·阿雷翰德罗·委拉斯科。2月下旬，驱逐舰卡尔达斯号从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改装后要回到停靠港卡塔赫纳，据说途中因为暴风雨而失去控制，他是八名掉下船的船员之一。委拉斯科在救生艇上生存了十天，没有食物，可饮用的水很少。他成了全国的英雄，由总统赠勋，受到媒体的致敬，包括新的电视频道，享受一切的光彩，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采访他……这次采访是基耶尔莫·卡诺的主意，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则认为这个故事已经冷却下来。采访在希门内兹大道的小咖啡座进行[22]，委拉斯科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本身又是个叙事高手，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发展出一种能力，可以提出揭露事实的问题，凸显答案的精华或是故事中最人性化的一面。委拉斯科一开始只强调英雄的那一面，和海浪搏斗、控制救生艇的问题、对抗鲨鱼、心灵的挣扎，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打断他：“你难道没有发现已经过了四天，你都还没有大小便！”[23]每次采访之后，他在傍晚回到办公室，写相关的章节写到很晚。何塞·萨卡尔从他手上接过稿子，有时候不需更改就直接跑到印刷厂。基耶尔莫·卡诺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他可以写到五十章。在十四章的系列连载结束之后，《观察家报》于4月28日发行完整故事的特刊，这次声称是“哥伦比亚报纸出版的最大发行量！”

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详尽而不厌其烦的问题，寻找新的角度，无意中揭露军舰并不是在暴风雨中翻覆，而是因为载有不恰当安置的非法商品而下沉，其安全程序也不尽完善。这篇报道使得《观察家报》和军人政府直接对立，无疑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被认为是政权的敌人、麻烦的制造者。那些经常质疑他的勇气和投入的人应该慎重地回顾他这一时期的人生。无疑，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必是个被标上记号的人，虽然他惯常对当时的危险保持低调，但不难想象他的感受；他深夜必须走过阴森、抑郁的城市回家，不安地漂浮在军事专政的紧张气氛中。他居然毫发无伤地生存下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24]

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之后，这份报道再度出版，名为“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70）。惊人的是，这本书成为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售出一千万本。1954到1955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直接挑战过保守派政府，但在一篇又一篇的报道中，他所持的观点完全反驳官方版本，因而使许多比他更高声疾呼的左派同行更有效地挑战统治阶层，指引他的是详尽的调查、反思、沟通国内的现实状况。总的来说，他持久而优异地展现了说故事者艺术的力量、想象力的核心重要性，甚至在创作事实题材之时也是如此。

就在这些完全投入和推动性的文章之后，《枯枝败叶》终于在5月底出现于波哥大，由出版商利斯曼·包姆旗下鲜为人知的印刷品牌希巴出版社印制，每本要价五比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画家朋友西西莉亚·波拉斯负责设计封面，描绘一个小男孩儿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腿摇摆，等待着什么——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是的那个小男孩儿，在外公去世之前的梦想时代，如今转移到第一本出版的小说里。画家声称印制了四千本，但卖出的不多。[25]相对于他当时强而有力、高知名度的记者地位，这本书的出版是个奇怪的对比，因为它不仅属于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抛在脑后的年代，也是被抛在脑后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是静止，历经时间折磨，宿命论，虚构的。

不过，总算出现一本印制成书的作品。虽然完全没有解除，甚至平息他的执着，但这本书直接取材于他的童年，五年前他和路易莎·圣蒂雅嘉如故事般回到阿拉卡塔卡后，他突然“脱离”《家》而写出的作品。书名是1951年临时想出来的，为了把小说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前的几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类似序曲或是尾声的文字，标出的日期是“1909”，使标题更有意义，在历史上和神话上都给小说一个角度，同时理清它的社会意义，增加更清楚的颓废、失落和怀旧感。这些元素都由书中一位类似上校的叙事者传达，这个声音哀悼“枯叶垃圾”的来到，哀悼移民工人——而非哀悼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到来——接着不情愿地接受发生在镇上的事是“自然”情况的一部分，人生本身内在上下起伏的循环。此处所见的是一名二十五到二十九岁的男子，以七十岁的声音写作，但只用一点点儿的嘲讽看待他。此书献给赫尔曼·巴尔加斯，哥伦比亚的评论都还不错，不可避免，许多评论都出自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亲近的朋友和同事。

他非常疲倦，厌倦了波哥大，一篇篇的报道所需要的研究一点一滴地耗费着他的精力，责任感随着期待水涨船高，在使他觉得被掏空，加上其来有自的恐惧，政府也许会对他明显敌意的立场进行报复。因此，可以离开的机会来临时——而且是去欧洲——他很快把握住，虽然后来他反驳并非如此。一如往常，他这趟旅程的理由并不明确。传说他需要离开国内是为了逃避来自政府的威胁，也传言这个解释本身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据称自我戏剧化的直觉行为中的许多例子之一。但不能这么容易的排除政治因素的解释：在许多最具挑衅性的报道之后，他曾经数度到海岸区去避风头；许多《观察家报》的其他记者都受到威胁，或是遭到不具名的人身攻击。这趟旅程也许是伪装在记者任务背后一次短暂的自我放逐，或是伪装在政治动机下一趟自我放逐的游欧旅程。或者，也许只是如同报社所说的：一次短暂的国外任务，从会见“四巨头”开始——在日内瓦开会的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元首。

他离开波哥大的公寓，大多数的东西都送人。他在波哥大也存了一小笔钱，虽然卡塔赫纳的家人仍然窘迫，他还是随身带着这笔钱。[26]他显然同意至少去几个月——在某些报道里，他声称自己本来只打算离开“四天”—— 但心知肚明可能会待得更久。[27]然而，连他都无法想象自己会离开两年半。对于这些不同的版本，最不宽厚、但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无法向贫穷的家人或未来的妻子承认，虽然已经在波哥大待了十八个月，如今自己却必须刻意地遗弃他们更长的一段时间。他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但欧洲和未知的诱惑更强烈。

7月13日是他在波哥大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基耶尔莫·卡诺家有一场喧闹的送别会，结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因此而错过了第二天早上到巴兰基亚的班机，不过他还是坐上了中午那一班。据说，他的家人非常勉为其难地同意可以暂时不需要他的资助，然而，他们当然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要离开多久。他一定感到非常的不安和疲累，然而，还有如今芳龄已二十二岁的梅塞德斯要求会面——可是，他又能对她说些什么？当然，他还有在当地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办的另一轮送别会要参加。他的心里“认定”梅塞德斯已经超过十年，但现在终于要决定她是否会成为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说，决定他是否也会成为她“认定”的对象。其实，自从当初在苏克雷他要求她嫁给他，已经过了十年。没有人问过她的生命中是否有其他爱慕的对象——她很明确地告诉我，从来没有过别人——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认为可以拿她的忠诚冒险——或者，拿她的命运冒险。也许，他准备好接受自己害怕拒绝所带来的含义，以及自己并没有物质上的安全感可以提供给她的这个事实，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想的，不论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得到他心目中的女人，不论她此时做些什么，他们总有一天会在一起，她会属于他。这整段离别以许多方式诉说，覆盖着神秘的面纱。

最后，他向梅塞德斯求婚。如同所发生的，也许此事所显示的不只是他的焦虑、恐惧，害怕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以他漫长、非常漫长的方式；但却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害怕自己将失去哥伦比亚，失去未来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联系。梅塞德斯也来自他自己出身的地区、背景，保证会有人站在他这一边，一辈子了解他的“出处”。简单地说，她所代表的不只是但丁式的柏拉图理想——并不是说他不认为她的外表非常有吸引力——但也是非常实际、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完美的结合。他和但丁不同，他最终得以娶到难以得到的“心目中的女性”[28]，她才九岁时他就选择了她。那么似乎肯定的是，他现在之所以求婚，正是因为他打算离开她一阵子。也许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个有名望的记者，带着光鲜的任务要去欧洲，比较能够面对对方的拒绝。也许正因为同样的理由，她比较有可能接受求婚。但事实是，梅塞德斯甚少在回忆录中出现，而他们两位也甚少提供这场惊人恋情的细节。他在1954年离开巴兰基亚前往波哥大之前，他们根本很少有实质的交谈，但他却觉得他们之间存在一股默契。[29]

事实上，在他200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典型而顽强的以浪漫之姿出现最多的并不是他的一生至爱梅塞德斯，而是另一名女子马丁娜·丰瑟卡，他的初恋，少年十五岁时在巴兰基亚与之有过一段热烈恋情的已婚女性——直到她选择结束。他在波哥大那一章提过她好几次。[30]她真的存在吗？显然是，因为1954年年底的某一天，他在电话里听到她“开朗的声音”，在大陆饭店的酒吧里和她见面，这是十二年来的第一次，她开始显现出“不该有的老年人”迹象，问他是否曾想念她。“那时，我才告诉她实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可是她说再见的方式太残酷了，改变了我生命的本质。”她表现得很有风度，但带着一丝怨怼，甚至是恶意；她生了双胞胎，但向他保证不是他的。她说想看看他好不好，所以他问：“那我好不好？”她笑着说：“这一点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束这一段感情时，他逗趣地说，一接到马丁娜的电话，他就很渴望见到她，但又害怕自己也许必须和她共度余生，“那天之后，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感受过许多次同样凄凉的恐惧”。

这一段告白非常的引人遐思，更有意思的是，原意揭露了多少，又是为什么。这是关于他和女人的告白吗？也是对女性未曾言明的态度提供某种正当性？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对梅塞德斯许下承诺之前，马丁娜突然毫无理由地出现这一点，似乎有点奇怪。这是否以某种隐含的方式再次确认，在这样的文化中，男人如果和妓女、仆役或他人的妻子有频繁的性关系，就无法与打算结婚的对象有性关系，因而决定把两种感觉分开，一种是非正式的情圣唐璜，对“疯狂的爱情”敞开怀抱，另一种是正式的丈夫角色，在稳定、某种“安排”的婚姻关系中，终其一生厮守身为“处女”的女性（至少对其他男人是如此），一位忠诚、可靠的妻子，“好的爱情”的对象？[31]如果关于马丁娜·丰瑟卡的逸闻是真的——即使是杜撰，其他女性也曾对他有惩罚性的影响——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在自己的小说和文章里表达对于性爱分离的在意，为什么他许多年来都紧紧抓住这个想法，把自己安排给比他年轻许多的女子，为什么他在回忆录里没有表达对梅塞德斯的感情（这些感情永远可以、必须被视为理所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告诉过我，她（梅塞德斯）“从来没有说过她爱我”，也许这有可能是为什么当我在她的好友南希·维森面前问到她关于他们人生的这一段时，梅塞德斯带着一丝忧郁向我保证（虽然没有一丝苦涩）：“贾布是个非常不寻常的男人，非常不寻常。”[32]对我而言，再要求澄清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当然，这大部分是两个非常坚强、非常讽刺、非常讲究隐私的人之间的游戏。关于他离开之前他们之间的协议，许多年来虽然有许多版本[33]，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回忆录里向我们保证，他前往欧洲之前并没有“见到”他的甜心——除非他真的有在街上的出租车里透过车窗看到她，但没有停下来。因此，在没有见到梅塞德斯的情况下，他不可避免地在“洞穴”参加另一场送别会，已经带到波哥大的宿醉又加重许多。第二天，团员还有办法起床到机场送行。对于三十六小时横跨大西洋到旧世界的旅程而言，他的宿醉是最糟糕的准备。不过，他还是准备好迎接眼前的体验——二十八岁的他是个成功的记者、受尊敬的作家、已经出版首部作品，就这样的旅程而言是很恰当的一刻。欧洲闻名的风华等待着他，但了解他的人可以确定的是，他会以自己努力挣来的角度看待这些风华。不用说，他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尤利西斯》或珀涅罗珀。

[1] 我在1992年及1994年在墨西哥访谈阿尔瓦罗·穆蒂斯。为了本章的内容，我也访谈下列人士何塞·萨卡尔（波哥大，1991；卡塔赫纳，2007），Germán Arciniegas（波哥大，1991），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坡达（波哥大，1991），安娜·玛丽亚·卡诺（波哥大，1991），阿方索及费南多·卡诺（波哥大，1993），Alvaro Castaño（波哥大，1991、1998、2007），南希·维森（墨西哥城，1994），何塞·丰特·卡斯特罗（马德里，1997），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还有其他许多访谈对象。1993年，Patricia非常专业地带领我参观波哥大市中心所有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关的景点。

[2] 见Alfredo Barnechea和José Miguel Oviedo，La historia como estética（interview，Mexico 1974），reproduced in Alvaro Mutis，Poesía y prosa（Bogotá，Instituto Colombiano de Cultura，1982），pp. 576 - 597（p.584）。

[3]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439。

[4] Oscar Alarcón，《观察家报》1982年10月24日，p.2A。我访谈Oscar Alarcón，他是来自圣玛尔塔的表亲，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07年在《观察家报》中提到他。

[5] 出自于1991年我与萨卡尔之访谈。

[6] La reina sola，《观察家报》，1954年2月18日。

[7] 吉拉德主编，Entre cachacos. 1，pp.16-17。吉拉德的作品再次成为此时期无可取代之作。

[8] 见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88。Sorela，一位曾在西班牙《国家报》担任记者的人士，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报道独具慧眼。

[9] 吉拉德主编，Entre cachacos 1，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评的评论特别严厉。

[10] 这种一致性、可信度，以及——是的——人性光辉，是他与不朽先驱塞万提斯斩不断的连接。

[11] 有鉴于他如此喜欢旁敲侧击，他人生的后期通过电影与新闻“工作室”继续。

[12]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450。亦见何塞·丰特·卡斯特罗，Gabo，70 años ："No quiero homenajes póstumos en vida"，《时代报》，1997年2月23日，作为这个阶段的回顾。

[13] 1994年及1997年与南希·维森在墨西哥城的访谈。关于路易斯·维森，见E.García Riera，El cine es mejor que la vida（墨西哥城，Cal y Arena，1990），pp.50-53。

[14] 由Fiorillo引用，La Cueva，p.262。

[15] 见Diego León Giraldo，La increíble y triste historia de GGM y la cinematografía desalmada，El Tiempo，Lecturas Dominicales，1982年12月15日，在La langosta azul以及他在巴兰基亚与波哥大的电影评论。我的朋友古斯塔沃·阿多尔夫·拉米雷兹·阿里萨指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岸边人”朋友甚至更常来波哥大拜访。

[16]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463-465。

[17] 吉拉德主编，Entre cachacos I，pp.52-53。

[1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Hace sesenta años comenzó la tragedia，《观察家报》，1954年8月2日。

[19] 依序出版于1954年8月2、3、4日。

[2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向“Urabá”提起这次旅程，见Seamos machos，hablemos del miedo al avión，《观察家报》，1980年10月26日。然而他对于操作方式最仔细的说明之一，是在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4，《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亦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 》，pp.444-450。Daniel Samper，GGM se dedicará a la música，1968，in Rentería，pp.21-27，提供了一个关于这件逸事特别令人厌恶的版本：p.26，Y así fue como se salvó al Chocó。见GGM ："Tengo permanente germen de infelicidad ：atender a la fama"，Cromos，1980年1月1日，在此他做得更多（“我们是在操弄现实”），明显地震惊了部分E País的记者。

[21] Hemingway，Nobel Prize，《观察家报》，1954年10月29日。这篇文章未署名，但吉拉德非常确信作者就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22]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472中指出这是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观察家报》的办公室中。

[2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记者课程中与《国家报）的谈话，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1994年4月28日。

[24] 1997年干马德里访谈何塞·丰特·卡斯特罗。

[25] 见La desgracia de ser escritor joven，《观察家报》，1981年9月6日。第一次出现后的十二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出版后短暂地回到波哥大，他在二手书店发现很多本第一版的小说，以每本一比索的价钱拍卖，于是他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26]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482。

[27] 见Claude Couffon，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Express（巴黎），1977年1月17—23日，pp.70-78，特别是p.74。

[28] 见但丁《新生》（Vita Nuoua），第二章。

[29] 梅塞德斯是个优秀的中学生，她想在大学修习微生物学，但似乎由于她一直迫切地希望嫁给贾布，最后只好将计划束之高阁。

[30] 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467-470。

[31] 见Juan Ruiz，Arcipreste de Hita，《真爱之书》（El libro de buen amor，14世纪），对于西班牙文化及心理学极具影响。“疯狂爱情”之论述曾在他最后一本小说《苦妓追忆录》的第一页提及，并且毫无疑问的，在最后一页影射“真爱”，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七十七岁时出版。

[32] 墨西哥城，1997年。

[33] 见Claudia Dreifus，"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花花公子》30 ：2，1983年2月。他提到梅塞德斯说他最好去，否则他后半辈子会一直怪她，p.178。

加西亚·马尔克斯，1954年摄于波哥大的《观察家报》办公室。

第二部 旅居海外：欧洲及拉丁美洲

第九章

探索欧洲：罗马

1955

亚维安卡航空公司的班机“哥伦比亚人”是罗克希德超级星座号客机之一，由以古怪闻名的百万富翁霍华·休斯所设计，当时每周有一个航班飞往欧洲，途中停靠几个加勒比海城市，包括百慕大、亚速尔群岛，再飞到里斯本、马德里和巴黎。后来，对于第一次离开旧世界之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表示，他很意外这样壮观的飞行机器是由休斯先生设计的：“他的电影糟透了！”[1]至于他自己，虽然带着前所未有的宿醉，不过至少还清醒得足以写一封短信给梅塞德斯，在蒙特哥湾寄出。对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能否进一步发展，这是他破釜沉舟的努力。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样做的动机来自“后悔”没有让她知道自己要离开，但从其中所有隐含的意义看来，也许他只是没有勇气要求她写信。

飞机终于抵达巴黎，降落时扩音器传出警讯，飞机起落架可能有问题，乘客得有最坏的打算。不过他们最后安全降落，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旧世界，[2]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十周年纪念时期。他没有时间观光。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到日内瓦，于下午抵达，此时距离他离开巴兰基亚已两天。对于在巴黎短暂的停留，他向读者提及的只有法国人对于环法自行车赛的兴趣高于在日内瓦所发生的事。他于7月17日抵达日内瓦，发现瑞士人也同样如此，对于在日内瓦所发生的事，热衷程度远不如环法自行车赛。事实上根据他的观察，唯一对日内瓦发生的事有兴趣的，似乎只有被派往当地报道的记者。他狡猾地向读者暗示，除了哥伦比亚记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3]

他奔入沿途找到的第一家旅馆，换下衣服，开始准备经由美国电缆送出的第一篇“反高潮”报道，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只能无奈地接受使用航空挂号邮件的现状。那年夏天，下雪的瑞士竟然热浪来袭，他因而感到非常失望。他后来回忆另一件令他失望的事情是：“透过火车窗所见到的草地和我在阿拉卡塔卡透过火车窗见到的草地一模一样。”[4]他没有丝毫外语能力，也没有在异国街道上寻找方向的经验，但幸运地巧遇一位会说西班牙语的德国神父，在对方协助下奔回联合国大楼。如释重负的是，他见到一些拉丁美洲媒体团的成员，包括高傲的、代表《时代报》的卡恰克人赫尔曼·阿西涅加斯，他们的出现都是为了报道“四巨头”代表的谈判——苏联的尼古拉·布尔加宁、英国的安东尼·艾登、美国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克）和法国的埃德格·富尔。总共加起来共有来自世界各地大约两千名记者到场。

“四巨头”是冷战期间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政治家们，他们借由谈判各自掌控了对于战败城市柏林的部分控制权，也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并且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武器。如果世界要走出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的破坏所带来的全球核灾难的阴影，要在不熟悉又令人惧怕的新时代存活下来，那么，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有一段时间他们各自分别会面，而非经由统筹组织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随后迅速崛起的华沙条约组织。接下来，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法国和英国失去大部分的影响力，冷战聚焦在美苏之间的关系上。但此时“四巨头”的会面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道曙光——经常有人猜测“东西方关系解冻”的可能性——迎接的是欢声雷动和西方报业与电视媒体的大力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份电报想必让花钱雇他横跨大西洋的老板很失望，也让报纸的读者十分不安。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日内瓦对于会议漠不关心”，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什么推销报纸的好点子。后来的标题也同样泼读者冷水——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作品——包括《鲜艳的四巨头》《我的好客户艾克》《四个快乐的好朋友》，以及《真正的巴别塔》。上一次的“四巨头”会议于前一年1月在柏林举行，不用说，此次吸引全世界目光焦点是因为世人确实深深恐惧核灾难，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大多数人更了解真正的关键所在。由于前十八个月在波哥大的记者生涯带给他的政治教育，他把这次的会议贬低为好莱坞式的聚会，由社会主义专栏作家报道。终于，在这许多年后，他有机会亲眼透过高层政治的窥视镜观看—— 也许也很渴望这么做——但他从来没有被欢声雷动的景象所欺骗，更别说对于国际媒体报道政治新闻的神秘角色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的报道具有娱乐性，虽然报道内容是关于“艾克”、布尔加宁、艾登和富尔，更别提他们的妻子——他们个个小心翼翼地润饰着自己的形象，如电影明星一般，而世界媒体也参与润饰——这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新闻采访方式。

体悟到他这一行在资料收集和文化上的困难，他开始寻找立足之地。大部分的报道还是刻意的肤浅、幽默——好像既然他无法严肃地报道这些故事，他也就拒绝严肃地看待它们。很快他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欧洲的这段期间，他永远无法进行使他在哥伦比亚成名的那种直接性的调查报道，因此也不会有任何卓越的成就。不过，他渐渐地学习如何善加利用自己的处境，如何让他的资料看起来具有原创性，如何寻找“另一个角度的新闻”；[5]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形象地塑造自己的报道，让家乡的读者印象深刻。几乎是同一时间，他越来越意识到在“进步”的国家里，某些程度上所有的新闻都是编造出来的。因此，他也开始进行自己的新闻“烹饪艺术”。远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新闻学”成形之前，他那些波哥大的报道就显示了有资料根据的想象力量，不只是使其报道具备完整性的资料，更以其文学性带出了作为专业专长的部分风味；如今，当他最需要的时候，这些专业知识会一次又一次地帮他的忙。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既明确也带暗示性地，他的报道关于自己的部分相当于他应该报道的事件；从一开始他就明白地指出，新闻报道的对象不是那些有钱有名的人，而是由跟随他们的记者把他们变成的“故事”。[6]

不可避免地，使他印象深刻的部分比他愿意透露出来的要多——包括他紧张和恐惧的程度也一样。他在波哥大也许成为了一个人人畏惧的记者，但在那样的形象之下他仍有着胆怯和扭捏的个性。虽然有“岸边人”的“开玩笑”，但在欧洲的前几个星期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很深的影响，如同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很恰当的，在《观察家报》的文章中经常提及的经验显示出来。令人好奇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欧洲时明显欠缺的正是拉丁美洲意识。他满足于自己海岸区文化的认同感——而不是哥伦比亚文化，他尚未将此文化意识转变成完整的拉丁美洲“洲际民族主义”。他在日内瓦、罗马和巴黎最重要的发现并不是“欧洲”，而是“拉丁美洲”。[7]然而，他的内心仍然有所犹豫，必须等回到拉丁美洲本身才能理解他在欧洲发现了什么。

离开日内瓦之前，也许出乎意料但显然令他很愉快的是，他收到一封来自梅塞德斯的信。这无疑改变了他的整个前景——讽刺的是，虽然他既高兴又如释重负，但这也许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下决心善加利用自己在欧洲的经验，以及如今相比于从前只能算是暂时的自由。把自己和她绑在一起之后让他更有自信可以走得更远、更久。

经历过日内瓦的兴奋之后，“四巨头”的戏码还在上演之际，加西亚·马尔克斯到了意大利，预定在9月初采访威尼斯第十六届电影艺术展览，它更为世人熟悉的名字则是“威尼斯影展”。这无疑是他的主意，而不是他在《观察家报》老板的意思。他后来告诉朋友，自己急着去意大利是因为报社打电报指示他赶快到罗马，万一教皇死于打嗝[8]，那么他就可以预先准备。不过私底下，意大利始终是他个人的头号目的地。波哥大电影俱乐部的朋友给了他一张清单，列上所有该做的事。不过除此之外，他很想去罗马拜访有名的电影城“奇内其达”，他最心仪的剧作家塞萨·柴伐蒂尼大部分的作品完成之处。他另一个秘密的抱负是到东欧，希望可以比较铁幕下东西两边隐藏在“四巨头”浮夸语言下的两个世界。他知道自己心中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此刻他想亲眼目睹、亲身体验。

他于7月31日抵达意大利首都，此处和日内瓦一样炎热。一位搬运工带他从车站到附近国家大道上的旅馆；许多年后，他在回忆中习惯性地赋予其神话般的价值：“那是一栋非常古老的建筑，以多样材料重建，每一层楼都是不同的旅馆。窗户非常靠近罗马竞技场，不但可以看见数千只猫在露台的阳光下打盹儿，更可以闻到发酵的尿骚味。”[9]至于“永恒的城市”本身，此时这位哥伦比亚特派记者只寄了两篇稿子回去，一篇是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冈道夫寓邸的假期，他在那里参加了教皇的公开接见活动。这两篇报道中都含有恰如其分的敬意以安抚他的天主教读者，又有足够的暗讽娱乐那些相比之下没那么恭敬虔诚的读者，毕竟后者的立场是自由党左边偏中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不着痕迹地暗示着教皇不应试图加入好莱坞的名人之列，借由告知新闻媒体自己的身高和鞋子尺寸而进入这个如今政治人物也被吸引进去的圈子：他的读者受邀省思，这位可敬的人物毕竟只是个男人！

由于他计划中前往东欧的地方不可能寄发报道，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白自己必须先写出一些有内容的东西，提前赢得他的“假期”。对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他什么也没有写，当时意大利尚处于战前法西斯主义到战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转型期，从乡村社会转变成都市社会的过渡阶段。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第一篇重要报道是一系列关于所谓“魏玛·蒙特西丑闻案”，他整个8月都花在这件案子上，夸张地称之为“世纪大丑闻”。三十一岁的蒙特西，是罗马一位木匠的女儿，两年前当她被谋杀时这个案子被掩盖，加西亚·马尔克斯执笔时仍然不清楚个中内幕，但显然和上层阶级的腐败、警察内部腐化以及政治人物操作有关。（一般认为这个案子启发了费里尼的突破之作，即1959年的《甜蜜生活》。）加西亚·马尔克斯拜访蒙特西住过的地区和她的房子、距离她的尸体所出现的海滩四十二公里，以及几家酒吧，有些当地人可能有消息可以提供。至于剩下的，他非常有效地利用其他资源，一有时间就进行自己的研究，写下记者生涯最惊人的一篇报道。[10]刊载这一系列报道时，《观察家报》如是宣布：“过去一个月以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拜访这桩惨剧所发生的地点，发掘魏玛·蒙特西之死，以及随后审判最细微的枝节。”[11]

他马上了解到，这个故事的时空有着某种特性，超越案情细节、侦查神秘的案情本身，对未来埋下伏笔；后来文化评论称之为“电影、狗仔队、小报、女性特质、政治的交错”。[12]他自己尽力达到的目标是，探索是否如同意大利的拥护者相信的那样，电影的新写实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美学的进步有必要的关联。早在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影评家安德烈·巴赞分析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很清楚地直观地认为，当代的意大利电影是一种“重建式的写实报道”，加上“自然的遵守事实”，因而使得意大利的国民电影成为“极端人道主义形式”，[13]他在波哥大的电影评论中也如此表示。他可能同时也省思到，借由修正好莱坞所成就的神秘难解，意大利战后电影和新闻报道对于名人产生了新增更多批评的态度——等到他自己也成名之后，这项知识成为他无价的保护盾——然而，更加令人忧心的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连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也开始幻想自己是个名人，仿佛自己频繁地在摄影机前永恒性地处于曝光、被误解甚或背叛的危险中。在当时那场评论的游戏中，很少有人得到这样的结论，一开始就没有基本的事实或真相可以沟通。这个课题留给后现代的理论家去解决，不过他们理解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早了他们好几步。

蒙特西的报道安全地寄出之后，于9月17日至30日之间刊登。他前往威尼斯参加第十六届影展时，战后的冬天第一次提早抵达威尼斯以及东欧地区。加西亚·马尔克斯花了数天时间沉浸在伟大的欧洲电影竞争的氛围之中，夜以继日地看电影，偶尔出去探索威尼斯。他注意到意大利人的奇特之处，以及贫富之间的鸿沟——意大利的穷人总是输家，但他们“总是输得很愉快，别有风格”。[14]他对拉丁美洲人本来就抱持着这种观点，如今他把心力投注在让拉丁美洲人更多意识到这一问题上，比以前更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数年后他补充道，意大利人“除了生活没有其他目标”，因为他们“早就发现人生只有一次，这样的确定性让人们对于残酷很敏感”。[15]

如同在日内瓦报道中一般，他善加利用各种状况，寄出去的报道不只关于电影本身，也有更肤浅的内容，例如哪一个明星是否出席，其中，他对于海蒂·拉玛消退的吸引力表示失望，她曾经因为在《狂喜 / 诺言？》这部电影里的大胆裸露而使得威尼斯观众对她如痴如狂。此外他也鄙视索菲亚·罗兰对于性的虚伪，据说后者不情愿地每天在沙滩上穿着不同的泳装出现，并且对于阿努克·艾梅自我表现得像个明星，但行为却不像明星表示存疑。如预言般，虽然卡尔·德莱叶的《复活》实至名归地赢得首奖，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热衷的却是一位年轻意大利导演法兰西斯柯·罗西当时参展的影片《生死之交》（1955），“这位一头乱发的二十九岁男孩，有着足球运动员的面孔，也像足球明星一样站立着，答谢电影殿堂中最伟大的起立致意”。[16]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特里雅斯德上了火车，于1955年9月21日抵达维也纳，正是最后占领的部队离开两个月之后，维也纳歌剧院重新开放的两个月前。他假装维也纳是旅途的终点，10月都待在那里，关于这个城市他只写了三篇报道，分别在11月13日、20日和27日刊登。[17]要再经过四年，他才谨慎地认为已经可以发表旅程其他部分的报道。

如同当时的许多人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无法把维也纳和卡罗尔·里德的《黑狱亡魂》（剧本由格雷厄姆·格林所写）分开，他认真的拜访电影中神秘色彩十足的拍摄地点。也是在维也纳，他后来说遇见“洛卜妲女士”，后来重新命名为“佛列妲女士”，这位哥伦比亚同胞也是通灵人，在奥地利首都以“出租自己做梦”为生[18]。多瑙河畔某个满月的夜晚，这位不大真实的预言家告诉他自己最近梦见过他，他应该马上离开维也纳，这位来自阿拉卡塔卡迷信的男孩坐上了下一班火车。[19]他没有对读者提及的是，这班火车带他穿过了铁幕。

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奥地利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及波兰。在威尼斯影展时，他想办法帮自己弄了张华沙国际电影节的邀请函。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报道要到四年后才见报，因此我们无法确定确切的时间（他自己也不记得）和他最初的印象；等到发表时，这些印象已经被更新，融入他在1957年旅行到莫斯科和匈牙利时，顺道短暂地回到这两个国家的故事，仓促写下的纪事在1957年11月发表。1957年首次旅程的报道最后于1959年8月出现在波哥大的《彩印》（Cromos）杂志，此时他已经投身古巴革命，比较不那么在乎隐藏自己的行踪。他一直没有承认1955年独自前往的这趟旅程，不过，即使他最后出版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文章，也是安插在后来1957年在其他人的陪同的东欧旅程记录里。[20]

有鉴于这些压制和运作，很难清楚地建立清晰的时间表，并猜测加西亚·马尔克斯政治意识的发展过程。但我们明确可以推论的是，从一开始他就看出矛盾之处：布拉格是个富丽堂皇、放松的城市，表面上正如其他西欧国家首都；然而，居民却似乎对政治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当时的波兰葛慕卡尚未上任，各项建设发展十分落后，仍然处处可见纳粹大屠杀的伤痕；但波兰人对政治却较为热衷，是颇为令人意外的一群读者，他们成功地把共产主义和天主教融合在一起，是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所未曾尝试过的。四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波兰人是所有社会主义“民主国家”里最反苏联的。另一方面，他也使用一连串轻蔑贬低的形容词，如“歇斯底里”、“复杂”、“困难”，表示波兰人有着“几乎如女性般的过度敏感”，“很难知道他们想要什么”。[21]他不喜欢克拉克夫，因为在他的眼中对方是彻底的保守主义，退化的天主教。不过，他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描述虽然短暂，却非常惊人。终于有一次，这位轻浮的评论员承认自己处于哭泣边缘，对这趟旅程给了令人心碎而醒世的描述：

一间展览室巨大触及天花板的玻璃柜里盛满了人类毛发。一间展览室陈列着鞋子衣物，手帕上还有手缝的缩写字母，囚犯带到幻想的旅馆的行李箱上还有旅馆给游客的标签。一个箱子里塞满了儿童的鞋子，磨损的金属鞋跟：穿去学校的小小白色靴子，至于那些加长的鞋子来自那些死于集中营前竟然还费力从小儿麻痹病痛中存活下来的孩子。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塞满人工物品：几千副眼镜、假牙、玻璃眼、木腿、羊毛手套，所有人类的聪明才智所发明的让人类正常生活的小玩意儿。我离队安静地离开展览室，咬紧牙根压抑内心的愤怒，因为我想哭。[22]

10月底，他回到罗马，寄回哥伦比亚的是三篇关于维也纳的报道、四篇关于教皇，以及另外三篇关于索菲亚·罗兰和珍娜·露露布丽姬妲之间的竞争。有趣的是他评论道，除了她们之间“重要数据”的战争之外，显然比较没有天分的露露布丽姬妲的形象好很多，不过，他预测罗兰最后会胜利，当她了解到“在令人尊敬的索菲亚·罗兰这个角色里，索菲亚·罗兰是独特而脆弱的”[23]。他搬进帕里欧里的一家小旅馆，和一位哥伦比亚男高音歌者拉法叶·里贝罗·西尔瓦同住，对方已经在罗马住了六年。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里贝罗·西尔瓦来自贫穷的背景，年龄相仿。他也是另一个借由毅力和不断牺牲往上爬的人，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记载，其他人出门去城里的时候，他总是在家练习声乐。[24]

好几星期的时间，里贝罗·西尔瓦担任他非正式的翻译以及向导，傍晚时分，两人借一辆伟士牌摩托车游览城市，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是在夜幕低垂时观赏波格塞公园里的妓女揽客。由这个无害的嗜好所启发，里贝罗·西尔瓦留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意大利首都最甜蜜的回忆：“午餐之后，罗马沉睡之时，我们会骑着借来的伟士牌摩托车，去看穿着蓝色透明薄纱、粉红府绸或绿色亚麻布的小妓女，有时候她们会邀我们去吃冰激凌。一个下午我没有去，午餐后我睡着了，被胆怯的敲门声吵醒。我睡眼惺忪地打开门，在小巷的黑暗中我因为精神错乱而看到一道幻影。是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女孩儿，非常的美丽、刚洗好澡、擦了香水、全身覆盖着爽身粉。‘晚安，’她用非常轻柔的声音说，‘男高音要我来的。’”[25]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抵达就已经尝试和罗马东南部的电影城“奇内其达”联系，那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梦幻工厂，他很想在那里的实验电影中心研究电影制作。当时“奇内其达”并没有提供课程，但他成功地认识了活跃的意大利人和拉丁美洲人，例如阿根廷的费南多·比利，他是逃离庇隆政权的流亡分子，未来成为一位重要的朋友和合作对象；以及其他当时在罗马研读电影的拉丁美洲电影人，如古巴的托马斯·古堤瑞兹·阿列和胡利奥·加西亚·艾斯琵诺沙。比利穿戴新软呢帽和尺寸过大的长大衣欢迎年轻人，带他回到位于“西班牙广场”的公寓，去“西班牙咖啡馆”喝咖啡，因而开启了一段漫长丰富的友谊。

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实验电影中心报名上电影导演课程。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他最主要的兴趣在于剧本写作，这也是为什么德·西卡的编剧塞萨·柴伐蒂尼是这般重要的一个偶像，让他如此热衷，把“前所未有的人性”带入他那个时代的电影里。[26]回顾那些日子，他后来评论道：“今天你无法想象20世纪50年代初新写实主义的形成对我们这一代的意义，那是完全创新的电影。我们看的电影是战争片或是马赛勒·卡内和其他法国导演的电影，是他们带动艺术潮流。然后突然间，新的写实主义用退货的底片，据说从来没有看过摄影机的演员……似乎一切都是在街上完成，根本不可能看得出来这些场景如何凑在一起，如何维持节奏和色调。对我们而言是个奇迹。”[27]他发现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在意大利的接受度比其他地方低的时候，一定是既意外又失望，这一部分是因为所刻画的战后意大利正是他们所急于甩掉的。恰如其分地说是《米兰奇迹》（1952）这部电影，他和费南多·比利在1955年又看了一次，是这部德·西卡、柴伐蒂尼和费里尼合作的电影使他觉得电影能够改变世界，因为他和比利都认为从电影院出来时，现实本身改变了。事实上，当时正处于巅峰的“奇内其达”正打算提供费里尼作品的背景。费里尼从新写实主义美学出发，发展出一种“魔幻现实”，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受推崇的风格不无类似之处。[28]

结果，原来在电影中心编剧只是整个导演课程的一小部分。也许可以预测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马上感到乏味，除了朵托蕾萨·罗莎多所教授的蒙太奇，她坚持那是“电影的语法”。事实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任何一种正式的教育都不太感兴趣，如果不是真正必修的，他会避而远之。此刻他对“奇内其达”也是如此（虽然许多年后他会说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甚至有九个月的时间）。然而，他的朋友基耶尔莫·安古罗后来出现寻找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朵托蕾萨·罗莎多却记得后者这位真正懒惰的学生是她最优秀的学生之一。[29]后来，许多人会很意外地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电影制片过程的一些技术层面有很深入的了解，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其实是在“奇内其达”学的。

如同他后来所经常提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喜欢电影，只不过不知道电影是否喜欢他。不过，他对于柴伐蒂尼的好感从来没有消失，对于他自己眼中的天才有着非常独特的观点，“我是柴伐蒂尼之子，他是‘发明情节的机器’，故事就这么倾泻而出。柴伐蒂尼使我们了解感觉比知性的原则更重要”。[30]这样的信念使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抵抗自己未来面对的攻击，来自文学和电影界的“社会写实主义”，尤其是在古巴。仅凭这一点，就使得他在意大利的短暂停留、他与“奇内其达”的短暂邂逅意义非凡。

在欧洲的拉丁美洲人开始厌倦、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跳上火车去巴黎。加西亚·马尔克斯本来并没有如此打算，但在1955年年底的那几天却这么做了。讽刺的是，企图进入电影这一个领域时，他只找到回到文学的路——更别说他对于哥伦比亚的执着高于一切。他在思索一本小说、一本新写实小说，当然，就电影的层次而言是在罗马启发灵感，但注定要在文学的巴黎写成。他的火车在午夜之后进站，圣诞节前一个下雨的夜晚。他坐上出租车，第一个印象是一名妓女站在靠近火车站的街角、橘色雨伞之下。[31]出租车本来应该载他到诗人豪尔斯·凯坦·杜兰所推荐的“精益饭店”，结果他却下榻到了拉斯培尔大道上的法国文化协会青年旅社。他在巴黎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1] "Los 4 grandes" en Tecnicolor，《观察家报》，1955年7月22日。

[2] 本章取材来自与Fernando Gómez Agudelo的谈话（Patricia Castaño，1991年于波哥大采访）、与基耶尔莫·安古罗的谈话（波哥大，1991、2007）、与费南多·比利的谈话（卡塔赫纳，2007；伦敦，2008）、与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的访谈，以及与其他了解相关信息的人们的谈话——尤其是与John Kraniauskas的讨论。

[3] "Los 4 grandes" en Tecnicolor。他对这段旅程的另一段回忆，请参见1983年4月10日《 观察家报》的Regreso a la guayaba，里面他再次提到，他是想要“过几个礼拜后回到哥伦比亚”。

[4] 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4，《 观察家报 》，1977年3月23日。Castro Caycedo 4和5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日内瓦的经历有最好的记述。

[5] 吉拉德的作品十分重要，参见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íodistica vol. V ：De Europa y América 1（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4），p.21。

[6] 吉拉德的作品十分重要，参见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íodistica vol. V ：De Europa y América 1（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4），p.21。

[7] 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115.

[8] 其实此时教皇的危机 —— 事件刚发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波哥大 —— 早就结束了。但参见1982年6月6日，《观察家报》的Roma en verano，里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坚持事情就是这样，还详述了细节。

[9] 其实此时教皇的危机 —— 事件刚发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波哥大 —— 早就结束了。但参见1982年6月6日，《观察家报》的Roma en verano，里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坚持事情就是这样，还详述了细节。在Germán Castro Caycedo发表于1977年3月23日《观察家报》的“Gabo”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5里，他提到他在罗马待了“八个月，或一年”。

[10] 1988年3月19日的《卓越》杂志（墨西哥城）报道：都灵的La Stampa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蒙特西的系列文章对这事件没有新的见解。而更重要的是，若考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障碍，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记者能将整件事简述得更好。

[11] 《观察家报》，1955年9月16日，p.1。

[12] Karen Pinkus，The Montesi Scandal ：The Death of Wilma Montesi and the Birth of the Paparazzi in Fellini’s Rom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p.2。

[13] Karen Pinkus，The Montesi Scandal ：The Death of Wilma Montesi and the Birth of the Paparazzi in Fellini’s Rom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p.36中讨论巴赞的What is Cinema?

[1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1955年9月13日《观察家报》的Domingo en el Lido de Venecia.Un tremendo drama de ricos y pobres。

[15] Roma en verano，《观察家报》，1982年6月6日。

[1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Confusión en la Babel del cine，《 观察家报 》，1955年9月8日。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已是挚友的罗西到哥伦比亚，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拍成电影。

[17] 吉拉德主编，见De Europa y América 1，pp.5-8。

[18] 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Me alquilo para soñar，《观察家报》，1983年9月4日。佛列妲的故事比较接近拉法叶·里贝罗·西尔瓦在罗马的故事（在本章有提到）——她到欧洲，并成为一名古典声乐家。

[19] 对照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el mar de mis cuentos perdidos，《观察家报》，1982年8月22日，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多年以后突然的迷信，他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离开卡达盖斯，且不再回头。

[20] 但参见Polonia ：verdades que duelen，《 观察家报 》，1981年12月27日。由于当时已经安全了，他才在文中直截了当地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波兰，是1955年的秋天，待了两周。

[21] "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VI .Con los ojos abiertos sobre Polonia en ebullición"，《 彩印 》，2，203，1959年8月31日。

[22] "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VI .Con los ojos abiertos sobre Polonia en ebullición"，《 彩印 》，2，203，1959年8月31日。

[23] La batalla de las medidas. III. La batalla la decidirá el público，《观察家报》，1955年12月28日。

[2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Triunfo lírico en Ginebra，《观察家报》，1955年12月11日。

[2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Roma en verano，《观察家报》，1982年6月6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这个女孩归类为波格塞公园的“悲伤妓女”（sad whores）；这词在五十多年后，登上他最后一本小说的标题（译按：《苦妓追忆录》，出版于2004年）。

[26] 参见1982年11月14日，《观察家报》的La penumbra del escritor de cine，他在里面详细描述了对剧作家的欣赏，其中提到的剧作家几乎均不具名，唯独塞萨·柴伐蒂尼除外。

[27] 埃利希奥·加西亚引述，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408-409。

[28] 埃利希奥·加西亚引述，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432。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多年之后，反倒不是对费里尼，而是针对柴伐蒂尼评论道：“在拉丁美洲，艺术一定要有‘视觉’（vision），因为我们的现实常会让人产生幻觉，且本身就是幻觉的产物。难道都没人怀疑拉美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最可能的来源就是《米兰奇迹》（Miracle in Milan）吗 ?”

[29] 基耶尔莫·安古罗，1991年的访谈。并参见基耶尔莫·安古罗，En busca del Gabo perdido，in Mera，ed.，Aracataca-Estocolmo，p.85。

[30]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408。

[31] Claude Couffon发表于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Express，1977年1月17日至23日，p.7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Couffon他第一个晚上就直奔法兰德斯饭店了。

第十章

饥寒交迫的巴黎时期：波希米亚人

1956—1957

1955年12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法国首都之时，谁知道他在寻找些什么？任何认识他的人都可以猜得到，对这位哥伦比亚的海岸人而言，意大利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同质性比较高。这北方笛卡儿的国度在他眼中相比之下冷淡、自信、具有殖民气息，也更吹毛求疵。从一开始他大致的态度是：欧洲可以教导他的，他大多已经在书上或他处学到，好像他是来这里看着它腐烂——可以说像水煮卷心菜的味道，而非总是触动他心弦和感官的热带番石榴。然而，他毕竟还是来到此处，巴黎。[1]

他从法国文化协会青年旅社搬到一家比较便宜的旅社，此处较受拉丁美洲游客的欢迎。拉丁区里由拉瓜夫妇所经营，位于居亚斯路十六号的法兰德斯旅社。此地正对面是相比之下更为富丽堂皇的圣米歇尔大饭店，也受到拉丁美洲人的喜爱。[2]其中一位长期住客是颇具影响力的非裔古巴诗人、共产党员尼古拉斯·纪廉，他是一大群独裁者时期流亡海外的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作家群中还包括：秘鲁的欧德里亚（1948—1956）、尼加拉瓜的索摩萨（1936—1956）、危地马拉的卡斯帝尤·阿尔马斯（1954—1957）、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尤（1930—1961）、古巴的巴蒂斯塔（1952—1958）、委内瑞拉的裴雷兹·希门内兹（1952—1958），最后，甚至是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1953—1957）。整个拉丁区在文化上由相邻的索邦支配，虽然邻近地区的耸然巨物万神殿才是最雄伟的建筑。

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立刻就联系上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他们在1948年4月的暴动前于波哥大短暂相识。门多萨是个严肃、有些做作的年轻人，在父亲的政治挫败及凯坦被暗杀之后几个月的放逐期间，他对世界的观感受到重创，倾向极端社会主义，同样正投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麾下。他在波哥大的媒体上读过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的出版报道，“从他的照片和标题上认为他必然是个很糟糕的小说家”。[3]1955年的圣诞夜，他和两位哥伦比亚朋友在拉丁区的“巴黎人马克杯酒吧”与穿着粗呢大衣、从冬日的午后进到酒吧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相遇。他们一开始聊到文学、生活和新闻业时，门多萨和他的朋友对这位新人的第一印象是傲慢、自满，仿佛最近在波哥大的十八个月把他变成了典型的卡恰克人。他声称自己认为欧洲毫无赞赏之处，其实他似乎只对自己有兴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只有在谈到第二本的故事情节时才变得活泼起来。

结果，在普利尼奥·门多萨身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遇见了自己未来最要好的朋友，虽然并不是最经常联系的，但他后来比谁都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而且比起其他人较不受限于一般自由判断和品位的顾虑。讽刺的是，他后来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和发展最可靠的证人之一。虽然第一印象是负面的，但门多萨仍邀请这个新人参加圣诞节的晚餐派对，这是由来自安堤安基亚的哥伦比亚建筑师埃尔南·维耶科与其蓝眼睛的美国妻子在位于塞纳河畔葛内果路的公寓举办的。这里聚集了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和放逐者，他们吃着烤猪、菊芭色拉、大量的波尔多红酒。加西亚·马尔克斯拿起一把吉他，唱着由朋友艾斯克隆那所做的瓦伽娜多乐曲，改变了那些哥伦比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女主人仍向普利尼奥抱怨，那个新来的是个“可怕的家伙”，不只看起来以为自己很重要，而且还用鞋底踩熄烟蒂。[4]三天后，在冬日的第一场雪之后，两人再次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来自热带的孩子高兴地沿着圣米歇尔大道在卢森堡广场上跳舞，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粗呢大衣上闪闪发亮的雪花一般，门多萨对他的保留态度也消融了。

1956年1月和2月，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后来门多萨回到加拉加斯，他大部分的家人如今居住在那里。在先前的几周里，这两位新朋友的时间多花在门多萨在索邦最喜欢出没逗留之处，苏夫罗街（或雅典古卫城）上的“卡普拉德咖啡座”，这是一家便宜、友善的希腊餐厅，就在医学院路的尽头。如果让此时认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形容他，他们也许会无情地说他并不讨人喜欢，也许普利尼奥·门多萨也是如此，或更有甚之。况且，少数哥伦比亚人听到他们的名字时会以漠不关心回应，他在哥伦比亚四处以“普利尼奥”闻名，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贾布”闻名。许多人认为门多萨很不老实、偏离正道，门多萨被认为是所出身博亚卡高地的典型产物。但没有人否认他是个杰出的记者与雄辩家。他是个无法预测的人、多愁善感，但也很有意思、会自我解嘲（真正的自我解嘲，非常罕见）、既热心又慷慨。

1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两位朋友坐在学院路的咖啡座读着《世界报》（La Monde），这才发现，由于审查制度和直接感到的威胁，愤世嫉俗的罗哈斯·皮尼利亚终于把《观察家报》关门大吉（《时代报》已经在几个月前关门）。门多萨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个事件轻描淡写：“‘没有那么严重，’他说，只是像斗牛士被牛角抵到之后一样。其实事情可严重多了。”[5]报纸在前一个月已经被处以六十万比索的罚金，如今完全关闭。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再收到支票，到了2月初，他已无法负担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租，善心的拉瓜夫人让他暂时欠着。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版本之一，她后来慢慢地把他的房间一层一层地往楼上搬，直到最后他住在七楼没有暖气的阁楼里，她假装忘记他的存在。[6]朋友来访的时候发现他戴着手套、披着哥伦比亚人的厚披巾、戴着毛毡帽在阁楼里写作。

听到《观察家报》的坏消息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生活得很拮据，门多萨很讶异他从哥伦比亚带来的家当这么少。门多萨把他介绍给尼古拉斯·纪廉以及另一名共产党活跃分子、富有的委内瑞拉小说家兼记者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他和其父于1943年共同创立了颇具影响力的加拉加斯《民族报》。就在门多萨前往委内瑞拉之前，他们在居亚斯路的酒吧巧遇，奥特罗·西尔瓦邀请他到雷阿勒市场旁的知名餐馆“猪蹄”用餐。许多年后，当他们已经成为朋友，奥特罗·西尔瓦并没有记得这位苍白、消瘦不堪的年轻哥伦比亚人，一面认真地听着他以共产党的观点分析法国和拉丁美洲的情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下这天佑的免费一餐。[7]奥特罗·西尔瓦和纪廉刚听说在2月25日第二十次苏维埃共产党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出人意表地指责斯大林以及个人崇拜。他们对于这新宣告的共存政策非常不安，认为它是失败主义者，并焦虑地揣测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8]

在这段巴黎时期，纪廉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逸闻主角之一： “当时，庇隆统治阿根廷、欧德里亚统治秘鲁、罗哈斯·皮尼利亚统治我的国家、索摩萨、巴蒂斯塔、特鲁希尤、佩雷斯·希梅内斯、史托斯纳尔——事实上，整个拉丁美洲都是独裁者。尼古拉斯·纪廉习惯早上五点起床，一面喝咖啡一面看报纸，然后他会打开窗户大叫，如此一来，两家住满拉丁美洲人的旅馆里都可以听得到他，仿佛他是在卡马圭的阳台上。某日，他打开自己的窗户大叫：‘他下台了！’每一个人——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多米尼加人、秘鲁人——都以为下台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独裁者。我听到他的话，心里想着：‘去他的，罗哈斯·皮尼利亚下台了！’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下台的是庇隆。”[9]

1956年2月15日，《观察家报》关门六星期后，一家新的报社《独立报》（El Independiente）成立，直接取代《观察家报》。有两个月的时间由前自由党总统阿贝尔托·耶拉斯·卡马尔哥担任编辑，他也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前任秘书长。在相当困难而焦虑的几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得以松一口气。普利尼奥·门多萨月底前往加拉加斯时，他很满意这位新朋友得以重新站起来，生活无虞。加西亚·马尔克斯近三个月来的第一篇文章于3月18日出现在报纸上。他寄出的这篇报道分成十七部分——最后重印放在书里时将近一百页。这桩审判中的被告被控在最近的间谍丑闻中，即越南处于法国统治下的最后几个月里，把法国政府的机密送到共产党的手里。1956年3月12日，《独立报》在头版宣布“《独立报》特派员前往采访本世纪最轰动的审判”。（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以夸张闻名）讽刺的是，纵然他在这一系列报道上投注了相当多的心血，《独立报》却在4月15日关门，这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机会追踪报道审判的高潮，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他对于新闻报道最杰出的贡献，也不能说是最好的故事结尾，让他的读者非常的沮丧。不过再一次的，虽然他自己不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遇见了在他后来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这场司法审判的明星是前任内政部部长、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是一位淡然的年轻人、穿着淡蓝色西装，让审判过程多了一丝电影的味道。”[10]由于众所周知的对越南殖民地战争的反对立场，密特朗自己在本案中也受到嫌疑。不过目前，密特朗和法庭里的人物正进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小说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下榻的阁楼听得到索邦的钟声，他坐在此处写信给梅塞德斯·巴尔查，他相识甚浅的未婚妻从床头柜上方一张裱框照片里凝视着他。普利尼奥·门多萨回忆他第一次登上朋友阁楼房间时的景象，“我走到墙边去看他未婚妻的照片，挂在那里的一位年轻女孩，一头长长的飘逸直发。‘是那神圣的鳄鱼，’他说。”[11]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欧洲之后，梅塞德斯开始写信给他，每星期至少两次，通常是三次。他也很认真地回信。[12]寄给她的信通常经由他的父母转交；他的弟弟海梅当时十五岁，记得在巴兰基亚时有时候帮他送信给梅塞德斯。

新小说的灵感来自他和梅塞德斯第一次见面时那偏远的河畔小镇，不过这本书的内容一点儿也不浪漫，最后的书名是《恶时辰》。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本命运多舛的小说直到1962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的时间背景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查·帕尔多家族一起居住于小镇的时间，而是设定在几年后，当代都市化的时期，主要聚焦在“暴力事件”对于当地的影响。这是因为“暴力事件”影响着海内外所有哥伦比亚人的思维——他自己再次成为一位间接的受害者——离开波哥大之前，他最近的新闻报道把自己反政府的立场更鲜明而尖锐地表达出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里所描写的小镇几乎就是苏克雷。的确，地形上的细节非常精确，读者几乎可以自己画一张当地地图，所有的注意力着重在河流、木板走道、大广场，以及周遭的房子。接下来的几年里，苏克雷成为许多短暂、令人不安的小说背景：《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全都直接地表达着其暴力充斥的命运。

许多年后才有人开始注意这个河边小镇原有的身份，的确，大多数的读者持续但徒劳地试图使这些相当不同的描述和气氛符合马孔多（阿拉卡塔卡）。在未来的年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接受采访时，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苏克雷，就像他几乎从来不曾提到自己的父亲，这两个事实必然密不可分。在某个场合中他曾经提道：“这是一个村落，这里没有魔法，也就是为什么我写到它时总是带有新闻性的文学意味。”[13]然而可以说，他用来在批判写实主义占有一席地位的真正的苏克雷——对抗他的父亲、对抗哥伦比亚保守主义，启发他创造受苦已久的角色，使人回忆起德·西卡的《风烛泪》或《偷自行车的人》——在社会背景上和阿拉卡塔卡并非如此不同，的确，如他的弟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作证，在某些方面苏克雷更具异国情调也更浪漫。一如往常，信者眼中出魔法。不同的是，贾布住在苏克雷时，并不是以婴儿到十岁的孩子立场体验此处，如同他体验阿拉卡塔卡一般；也不是和所爱的外公上校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在那里住过，因为他被送去读书——虽然被送去读书是个特权，然而，当时他无疑解读成再次被家人排挤在外。除此之外，他住在阿拉卡塔卡的年代是令人振奋的经济热潮时期，苏克雷时期则是见证“暴力事件”的开始。

《枯枝败叶》在他离开波哥大之后、前往欧洲之前出版。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共产党朋友曾经评论说，虽然这本书很杰出，但对他们的品位而言，书中充满太多神话和诗。加西亚·马尔克斯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他们当时同意共产党员的批评，他发展出一种罪恶感情结，因为《枯枝败叶》这本小说“既无谴责也没有揭发什么”。[14]也就是说，这本书并没有遵从共产党针对投身社会文学的概念，唾弃资本主义的镇压，刻画更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确，对于大部分的共产主义者，小说形式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的工具；电影是20世纪唯一真正的大众媒体。

虽然《恶时辰》是一部政治性的作品，意在“揭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个敏锐的叙事者，拐弯抹角地批判政治和意识形态。例如，他甚至没有明示自己所描述进行压制的政权是个保守党政府——不过当然，这一点对任何哥伦比亚读者都显而易见。在他所质疑的那段期间，虽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被警察、军队、准军事组织所谋杀，其中许多是以可以想象的最野蛮、残酷的方式对待，但这本小说里却只有两件死亡事件：一件平民“荣誉犯罪”，预测了后来《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中心事件，另一件则是较可预测、由政府所犯下的政治犯罪——虽然乍见之下比较是无能的结果而非设计使然。事实上，小说的目的是要在没有明白的陈述之下表达出一点，书中所描绘的权力结构一定不可避免地、重复地制造出这样压制的行动；明白地说，如果市长想要生存的话，就得让一些对手毙命。

这出乎意料之外的冷静，对于权力本质的了解，使得小说家超越把浅薄的宣传变成道德教化或参与此宣传的欲望，虽然他对保守党的心态深感遗憾，但他从不哗众取宠。在自传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市长这个角色是由他的黑人情人“妮格罗曼塔”的警察老公所启发，但赫尔曼·巴尔加斯记得他先前曾经提供另一个解释：“其实，《恶时辰》中的市长，来自苏克雷附近的一个小镇，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表示。他是妻子梅塞德斯的一个亲戚，是个真正的罪犯。他想杀掉梅塞德斯的父亲，因此身上总是带着一把枪。有时只是为了惹恼她，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醒她，这家伙是来自她的家族。”[15]

尽管他已经尽力，但这小说仿佛顽固地拒绝有所进展，他也开始失去控制。他沉浸在自己所重现的哥伦比亚最沮丧的时期，在他笔下那不再着迷的世界里漫无目地挥舞着双手；随着时序由冬日进入春季，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少见到巴黎。不过，他偶尔也会出门见一见这个世界。“第四共和国”、无精打采时期的法国也是令人沮丧的状况，皮耶·孟戴斯·法朗斯这位理想派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曾经试图劝法国人以喝牛奶代替葡萄酒而名噪一时，他最近被迫下台，由埃德格·富尔取代，但也没有太久。法国在越南被击溃，在阿尔及利亚也力不从心。然而，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巴黎却处于最唤起人记忆的时刻，就在如今的欧洲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改变它之前，从烟熏蓝到太空时代的银色。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常在便宜的学生餐厅吃饭，如“卡普拉德咖啡座”和“雅典古卫城”；为了偶尔启迪才智，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觉得需要漫步到索邦或卢浮宫一带，在闪闪发光的巴黎镜子上观看和自己一样的其他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通常在街道大学上打发时间。

然后，出乎意料之外，他的生活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一位葡萄牙记者为巴西的报纸采访法国间谍案的审判过程，3月的一个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葡萄牙记者一起出去时，因缘际会地认识了一位年轻女性—— 二十六岁的西班牙演员塔奇雅，她正要首度发表诗作。将近四十年后，回忆起加夫列尔（她总是这么叫他）拒绝去听她的发布会：“‘诗的发布会，’他轻蔑地说，‘真是无聊！’我假设他痛恨诗。他在圣贾曼德佩大道上、靠近教堂的马毕雍咖啡馆等着，我们在发布会结束后去找他。[16]他骨瘦如柴、看起来像个阿尔及利亚人，卷发加上胡须，我一向不喜欢有胡须的男人。我也不喜欢粗犷的男人，我总是有着西班牙种族及文化的偏见，认为拉丁美洲男人比较低下。”[17]

塔奇雅的本名是玛丽亚·龚瑟希翁·昆塔那，1929年1月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吉布兹哥亚省的内瓦。她是天主教家庭的三姐妹之一，在内战后支持佛朗哥政权。她的父亲喜好诗，在她小时候经常读诗给她听，并不知道这会决定她的未来。1952年，她在毕尔包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西班牙诗人布拉斯·奥特罗，她当时在此做保姆，这是佛朗哥时期少数西班牙女性能够独立工作的机会之一。奥特罗比她年长十三岁，帮她取了一个接近“龚奇塔”（小贝壳之意，暗指女性性器官）的新名字：“塔奇雅”，并且色诱她。在那之后不久，她就跑到马德里去学戏剧——虽然当时必须要满二十五岁才能在没有父母许可下离家成为演员，她和这名男子在马德里开始了一段热烈但注定不幸的恋情。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但非常反复无常，并且是个无法自制的登徒子。塔奇雅这名字出现在他一些最为人知的诗里。奥特罗疯狂而无法预测的个性让她吃尽苦头，为了离开他——虽然要完全地离开他是很多年后的事——她逃离西班牙：“我在1952年年末生活在巴黎，做了六个月类似保姆的工作。这个城市让我眩惑不已，接着在1953年8月1日，我又回到那里定居。我没有生活需要的技能，只能去上戏剧课试着挤进这一行。”

塔奇雅好冒险、吸引人、好奇、勇于尝试新的体验。虽然她自己的最爱是戏剧，在战后存在主义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期始于巴黎的新浪潮电影中，像她这样的女性被认为特别迷人：纤细、暗肤色的左岸人、通常身着黑色衣料、留着后来因珍·茜宝而开始闻名的小男生伏贴短发、具有源源不绝的活力。不过在感情上，此时的她并没有归属。身为外国人，她进入法国戏剧圈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她并不打算回西班牙，也没有打算寻找长期恋情。她在自己的国家经历了一段“狂野的恋曲”，从那之后，再没有任何人与事物如此吸引她，或激发她的想象力。如今在这里，她向眼前这不讨人喜欢的哥伦比亚人诉说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会说，我第一眼就不喜欢加夫列尔，他似乎很专横、傲慢，但又很害羞，并不怎么吸引人。我喜欢詹姆士·梅森那一型——布拉斯看起来很像他——就是英国绅士那一型，不是像泰隆·鲍华那种漂亮、年轻的拉丁情人。而且，我一直都比较喜欢年纪大一点儿的男人，加夫列尔和我差不多年纪。他很快开始吹嘘自己的工作，似乎认为自己是个记者，而非作家。朋友十点钟离开酒吧，我们继续聊天，随后在巴黎街头漫步。加夫列尔说了一些法国人的坏话……虽然后来法国人也报了一箭之仇，因为他们太理性，无法接受他的魔幻现实。

塔奇雅发现，一旦和这个擅长讥讽的哥伦比亚人开始聊天，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面。他的声音、自信的笑容、讲故事的方式都很特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直率的年轻西班牙女人开始亲近，很快就十分亲密。这也许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接下来的年代里，最有名的拉丁美洲小说是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于1963年出版。这本书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一位拉丁美洲移民漫步巴黎的故事，他被一群波希米亚朋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围绕，主要着墨在拉丁区。那漫无目标的主角奥利维拉已经不再年轻、没有工作，也没有兴趣找工作，他在书里寻找自我、寻找世界、他的灵感、他忧郁的缪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类似嬉皮的诞生，称为“女巫师”、“女魔法师”。科塔萨尔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这样的浪漫，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们一起散步聊天，慢慢地熟稔起来：“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加夫列尔，虽然一开始持保留态度，但我们之间慢慢地发展起来。几星期后，我们开始稳定下来，我想是4月的时候。一开始，加夫列尔有足够的钱请女生喝饮料、一杯热巧克力，或是看电影。后来他的报社关门，他什么也没有了。”

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塔奇雅的三个星期之后，波哥大的《独立报》就关门大吉了；虽然他不可能知道，但这一次关闭了将近一年，对于一段新的感情是灾难性的处境。报社没有寄来欠他的钱，反而寄来一张回哥伦比亚的单程机票。机票送到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咽下一口水、深呼吸，然后把机票拿去换钱。他这么做是来自想要更深入认识欧洲的欲望，想完成新小说的欲望，还是因为坠入爱河？他的《恶时辰》已经写了三个月，他打算继续写。因此，由于诸多原因，他完全没有打算离开巴黎。在波哥大，他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写作，如今，他再度一意孤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生活注定会很辛苦。还因为身边有了塔奇雅。

我自己于1993年3月在巴黎见到塔奇雅·昆塔那，我们漫步于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样漫步的街道。六个月后，在墨西哥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我鼓起勇气问他：“那么关于塔奇雅呢？”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故事来龙去脉的人则更少，我猜他一定希望我放过这一段。他也同样的深呼一口气，仿佛看着棺材慢慢打开：“嗯，是发生过。”我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吗？”他说：“不行。”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告诉我，脸上表情像个治丧的人一般，决心把棺材盖子重新盖上，“每个人都有三个生活：公开生活、私人生活，以及秘密的生活。”自然的，公开生活摊开来给所有人看，我只要去找资料查访就好了；至于私人生活我则偶尔被允许一窥，显然应该由我自己揣摩出其他部分；而秘密生活，“不，绝对不行！”他暗示道，如果存在什么地方，会是在他的书里，我可以从那里开始。“总而言之，别担心，你写什么我就是什么。”因此，对于塔奇雅·昆塔那这个人，她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心目中的地位，得在1956年以及之后，通过在他的书中寻找才能得知。不过，塔奇雅本人倒很乐意诉说她这边的故事。

认识加夫列尔的时候，我正要搬进阿萨路的一个小房间里。我不记得原来住在哪里，你永远不会相信我在巴黎住过多少旅社和公寓。我甚至和比奥莱塔·帕拉同住过一个房间。这个新住处靠近蒙帕纳斯，在“伤兵院”和圣贾曼德佩之间，靠近圆顶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圆顶餐厅以及精英咖啡馆，距离卢森堡花园、蒙帕纳斯的剧院、电影院、爵士酒吧都只有几步之遥。我们有时候会去他在法兰德斯旅社的房间，但大多睡在阿萨路。那是一栋别墅改造的房子，我住在旧厨房里，很小，像女佣的房间一样，佣人房，外面有一片小小的露台院子。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水果箱，想象一下，以前有十二个人坐在那张床上。房东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不过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为所欲为。最棒的是露天的小院子，他常常坐在那里等我！通常手撑着头。他真是把我弄得很心烦，但我很喜欢他。

遇见塔奇雅不久之后，这位哥伦比亚人发现自己原本的创作过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至少有重要的进展，如今却渐渐地离他而去。许多年后，他成为世界上技巧方面最有自信的“专业”作家，总是知道要写些什么，也必定完成。但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每一件工作似乎中断后又变成另一件，写作是痛苦的经历，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达到预期发展的过程。因此是在这个时候，书中一位配角开始渐渐发展出自主的故事内容，最后要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环境。此故事为一位羞怯胆小却又顽固不已的老上校、逃离马孔多的难民，来自充满过度成熟的香蕉气味的地方，他在“千日战争”中服役，事件发生的五十年后，这个男人还在等待着积欠他的抚恤金。原来的小说如今已搁置一旁，这本来是一部冷漠、残酷的作品，需要勇气和某些疏离，但作者发现自己意外地在热情和艰难的时刻，活出自己版本的波希米亚精神。

正如同陪同母亲的旅程所带来的怀旧心情是催生《枯枝败叶》的力量，在类似的情绪下，感伤的情绪（怀念不可能活在当下）是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西班牙文直译《上校没人写信给他》）从《恶时辰》这本无止境延迟和延期的小说之中独立出来的力量。再一次地，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一位女性；以一种绝望、萦绕不去的方式，这本关于上校的小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在巴黎和塔奇雅亲身经历的投射。他们的恋情在意料之外、令人兴奋、热情、完全不在预期之内，然而，他们很快开始缺钱。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就被贫穷制约，接着很快受到悲剧的威胁。因此，这也不是第一次，这部仍然在进行中的第一本小说被一条旧条纹领带捆起来，塞到法兰德斯旅社摇摇欲坠衣柜的最里层；而饥饿的上校与他不幸、饱受折磨的妻子之间澎湃激烈、令人着迷、绝望的故事则在1956年5月或6月初开始成形。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下榻的旅社所积欠的房租令人忧心地不断累积，然而也许显而易见，就算他付不出钱，或者说自己付不出钱，他还是保住了那个房间。几星期之后，他和塔奇雅开始连吃饭都成问题。当然，他以前也在波哥大、卡塔赫纳、巴兰基亚经历过类似困境，仿佛他必须要挨饿才能为抓住这份职业提供一个合理性。因为生活得挨饿，他的家人不能怪他没有追求法律学位，塔奇雅不能抱怨他没有工作养她，因为他自己为了写书不惜承受任何程度的辛苦。没错，他的法文还很生涩，工作也不好找，但事实是，他并没有真的在找工作。卖机票的钱用完之后，他收集空瓶子和旧报纸，在附近的店家换取几分钱。有时候，他说自己从肉店“借”一根骨头让塔奇雅熬汤。[18]有一天，他在地铁站向路人索讨车钱——又少了最后五分钱——反而被赏他钱的法国人羞辱了一顿。他写信向哥伦比亚的朋友求助，发觉自己满怀希望的等待，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如同他的外公在那许多年前等待抚恤金，如同他新书里的上校一般。也许，这样的反讽反而成为支撑他的动力。

在某种层面上，他和塔奇雅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修成正果。他们认识三个星期后他就丢了工作；几个月后发生了另一场灾难：“一天晚上，我们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有很奇怪的感觉，我就是知道。怀孕之后，虽然一面工作一面呕吐，我还是出去照顾小孩儿、打扫。我回来时他什么也没做，我却必须开始做饭。他说我很霸道，叫我‘将军’。同时，他在写他的文章和‘上校’——当然是关于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感情。他一面写我一面读那小说，我很喜欢。但我们九个月间不断地吵架，不停地吵。很辛苦、很累，我们互相把对方逼疯，我们只是在斗嘴吗？不是，是真的很激烈地争吵。”

“可是，”塔奇雅回忆，“他也很热情，他的内心很温柔，我们互相倾诉一切。男人很天真，所以我教他一些事，关于女人的事，给他的小说很多材料。我的印象是加夫列尔有过的女人很少，当然，当时他还没有和女人同居过。我们虽然经常吵架，但也有美好的时光。我们以前会谈小婴儿的事，他会长什么样子，帮他想名字。加夫列尔告诉我无数的故事，关于他的童年、他的家人、巴兰基亚、塞培达等迷人的故事。实在很棒，我很喜爱。加夫列尔也常常唱歌，特别是艾斯克隆那的瓦伽娜多——像《空中之屋》。他也唱昆比亚音乐，像《我的漂亮女孩》。他的声音很美。当然，虽然我们每天都吵架，但晚上对彼此的了解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加夫列尔常常在埃尔南·维耶科位于葛内果路家里无尽的派对中唱歌。维耶科非常有魅力、蓝眼、浓眉、很吸引人。他是唯一有房子、有钱、有车子的人——他非常喜爱MG跑车。加夫列尔总是在那里唱着歌、弹吉他，他舞也跳得很棒。我们也有法国朋友住在榭鲁毕尼路，河的另一边，是在那里，我们认识了所有布拉松的歌曲。我第一次去共产党的‘人道节’也是加夫列尔带我去的，同行的有他和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在那一方面，我仍然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我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听着男人谈论政治。当时，我对政治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想法，不过我的直觉是要支持进步的思想。在我看起来，加夫列尔是个值得赞赏、专注、有原则的人，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政治道德这方面，我的印象中他是个非常正直、严肃、值得尊敬的人。当时在我的眼里，他和其他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自己曾经说，仿佛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想共产党员也有好坏之分。’加夫列尔看我一眼，有点严厉地回答：‘不，女士，只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分。’”

“我必须承认，在怀孕的过程中他非常平和讲理，这一点儿应该可以这么说。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他问我想要什么，我想，关于生小孩儿这件事他很乐观其成。‘他很自满’，如他们这里的人说：只要我想要的，他都可以忍受。是我自己不想要的。他知道我对孩子的事很认真，所以他知道我希望他娶我。对于这件事，他很大方也很软弱，他只是放手让我决定。我不认为他像我一样对这件事那么的害怕。也许，从他拉丁美洲人的立场来看这件事并非不寻常或值得震惊，据我所知，他也许还觉得很骄傲。”

“后来，我在巴黎北部找到一位男护士，他放进一根探针。我记得似乎是加夫列尔找到他的。因为第一次掉出来了，他必须再做一次，实在是太糟糕了，但还是没有用。这完全是我的决定，不是他的。当然，到那时，虽然可能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和上帝已经疏远，但等到我们经历这些时，我已经怀孕四个半月了，非常的绝望。这是一段很痛苦、很痛苦的时期。后来我出血，他非常的害怕，差点昏倒——加夫列尔看到血时，嗯，你知道……我在皇家港产科医院住了八天，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晚上到探病时间的时候，加夫列尔总是第一个到医院的父亲。”

“流产之后，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段感情结束了。我一直威胁要离开，终于真的走了，就这样离开，先到维耶科他家去疗养，然后到马德里。我很难过，筋疲力竭。对于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一直能够掌握，但这场怀孕伤害我很深。1956年12月，我从奥斯特利兹火车站离开巴黎，加夫列尔安排一群朋友带我到车站。虽然我的身体已经从手术后康复，但内心仍然非常脆弱。当然，我们抵达车站时已经迟到了，行李必须仓促抛上车，我急忙上车，甚至没有时间一一说再见。我有八个行李箱，加夫列尔总说是十六个。火车开走的时候，我很难过，双手捂着脸贴着窗户哭泣。接着，车子开始移动时，我瞪着窗外的加夫列尔，表情感伤的加夫列尔，他开始起步跟上，又被抛在车后。其实，他在1956年真的伤了我的心，他就是无法面对。当然，我不可能嫁给他，对此我从来没有一丝丝的后悔。他太不可靠了，有这样的父亲我不能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对不对？然而在某种层面上，我却错得一塌糊涂，因为，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好的父亲。”

塔奇雅是位勇敢、幸运、有毅力、勇于冒险的女性，愚蠢或聪明得足以在这些特质成为女性的“权利”之前就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虽然她的故事是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不难想象并非出自她的选择。经历过一段重要的感情之后——她在这段感情里也发现自己为文学这个职业“牺牲”——很难想象她会忍受任何对她而言无法接受的事。也许，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很强烈的联系，但在她怀孕之后变调，对事物要求太多——要不就是结婚，要不就是结束。这并不是她第一段认真的感情——不过，这却是双方第一次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

对于堕胎的尝试，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概不太高兴，海岸区的传统并不认为孩子会是问题。在他的家庭里，包括他的外婆特兰基利娜、母亲路易莎，她们都接纳许多和她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孩子，他也许因而对于孩子的死亡感到非常不安。如果他和别的女人生小孩儿，梅塞德斯会很不好受，但拉丁美洲人对此比较习惯，不如欧洲人一般地严厉批判。至于他很快回去迎娶梅塞德斯，他也许会想：那又如何？她之前也不过是个孩子。对于一个二十八岁的拉丁美洲男子而言，在巴黎谱出恋曲本来就是意料中之事，若是没有的话，他的朋友反而会很失望。如果塔奇雅把孩子生下来，也许他终究还是会离开她。在他选择梅塞德斯时，他似乎也刻意选择了一个和他来自相同背景的女人，她能够完全了解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喜好。

塔奇雅离开了，但他还有他的小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本小说非常的独特，所设定的时空背景正是他写作的时间，1956年年底，欧洲处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处境之中。详细情节早在塔奇雅前往马德里之前就已经形成，时间是10月，主角是一位上校，读者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住在马孔多，七十五岁的他在哥伦比亚森林深处一个令人窒息的河边小镇腐朽、凋零，上校等他参加“千日战争”之役的抚恤金已经等了五十六年，没有其他谋生方式。上次收到国家发放抚恤金之机构的来信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然而他仍然每天满怀希望的去邮局查询。因此，他的人生就是在等待永远没有出现的消息。他和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奥古斯丁，他是个裁缝，年初时因发放秘密的政治宣传册而被政府杀害。[19]本来是奥古斯丁在照顾两个老人家，他遇害之后留下他的冠军斗鸡，值一笔不少的钱。上校忍受无数的侮辱，只因为不愿意把这只鸡卖掉。对他和儿子的朋友而言（朋友名为阿方索、阿尔瓦罗和赫尔曼），这只斗鸡成为尊严和抵抗的象征，也是回忆奥古斯丁的纪念品。上校的妻子比较务实、体弱多病的她需要治疗，并不同意他的作为，时常催促他把公鸡卖掉。小说结束时，上校仍然在顽固地抵抗。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这本小说有多重的灵感：第一，由于他总是先有视觉灵感才开始创作——这是他许多年前的记忆，他在巴兰基亚鱼市场看到的一名男子，“带着些许沉默的焦虑”等待着一艘船。[20]第二，属于比较个人方面的，是他自己的外公等待“千日战争”抚恤金的回忆。但就体型上而言，主角的雏形是拉法叶·艾斯克隆那的父亲，也是一位上校，他比较瘦，因而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象中挨饿的主角。[21]第三，很明显的灵感来源还有“暴力事件”期间哥伦比亚的政治局势。第四，就艺术灵感而言，有来自德·西卡的《风烛泪》、柴伐蒂尼所写的剧本，关于另一名男子与他另一个珍藏的物品（他的狗），在同代的普遍的冷漠之中，在战后的罗马过着沉默、如耶稣苦难之路的生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承认的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来自第五点，也是最直接的一点——他和塔奇雅当时所经历的戏剧性人生，以苏伊士运河危机作为政治处境的背景，在他们的生活和小说里俯拾皆是。[22]

在现实生活与小说中，两位女性都忍受他所诠释为同居男性的自私或软弱，这个男人必须顺服自己，他有比她还重要的历史任务。两位女性都照顾这个男人（在小说里老夫妻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在真实的世界里，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塔奇雅最后厌倦了照顾加夫列尔），她负责家里所有必要的重要工作，发挥母性天分，做着所有的实务工作，他则无益地卖力于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世界里，毫无希望地迟滞着，以斗鸡象征他的勇气、独立、最后的胜利。她坚信在最后会以悲剧收场，他则维持不屈服的乐观。上校儿子的死和小说主要的情节过了九个月时，妻子对上校说：“我们是儿子的孤儿。”此话足以当成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之间恋情的墓志铭。那公鸡（小说、作者的自尊）是个人认同集体价值的象征，让生活得以继续，可平息仿佛纪念碑一般的罪恶感及哀伤（流产，儿子的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个人信条可能一直都是：“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越。”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某种散文体，虽然无可否认归属于“写实主义”，但具有如同诗一般的功能。中心主题的等待、希望、气候现象、身体的功能（尤其是排泄，或者在不幸的上校身上，无法排泄）、政治和贫穷、生与死、孤独和休戚与共、天命和宿命，都不可能切割。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对白不是他的强项，但他借由笔下厌倦人生的角色所传达的幽默，轻微的调整不同，借以凸显差别，是他成熟作品里最重要的特色。如同塞万提斯的独特，那毋庸置疑的幽默在这个优美的短篇小说中得到明确的表现，正如上校自己一般，不论多么短暂的描绘，都成为20世纪小说里最难忘的人物。最后一个段落是所有文学里最完美的一段之一，似乎集中、进而释放整本书所引领出来的主题和影像。疲累不堪的老人想办法睡着了，但他恼怒的妻子无法控制地、用力地把他摇醒。既然他终于决定不要卖掉斗鸡，而是帮它准备上场，她想知道他们现在要靠什么过日子。

“我们要吃什么？”

上校花了七十五年 —— 他七十五年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来到这一刻。他感觉纯净、清明、无敌，那一刻他回答：“狗屎。”[23]

读者也感受到这释放的感觉，在完美融合的结局和释放、解脱感之间不言而明的对比，找不到什么美学的乐趣；一种提升的意识、抗拒、反抗。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如此重要的尊严，如今已然恢复。

数年后，《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成为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巨作，如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其中完整的张力、谨慎安排的情节节奏，以及杰出的结局几近完美。作者本人后来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有我“从新闻学来的紧凑、简洁和直接”。[24]

然而，小说的结局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总是有另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二十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本奇特、令人不安的故事《雪地上的血迹》，也可以称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修正版。如果前一部作品是他对于当时情境的诠释版本，无疑的是为自己辩驳，那么，后面这一本同样清楚的是自我批评，并且对塔奇雅迟来的辩白。他是改变了心意，还是尝试抚慰许多年前的情人？在后者的故事里，一对年轻的哥伦比亚情侣到马德里度蜜月，然后开车到巴黎。他们离开西班牙首都时，那年轻女子妮娜·妲贡德收到一束红色玫瑰花，刺伤了她的手指，一路流血流到巴黎。她一度说： “想一想，雪地里的血迹一路从马德里到巴黎，可以写出一首好歌。”自然，失去这么多她自己的血之后，作者一定记得塔奇雅走了相反的方向，在寒冬之中一路从巴黎回到马德里。这一切是在驱魔吗？在故事里，这对年轻的情侣抵达巴黎时，熟悉法国的妮娜已经怀孕两个月，住进同一家医院——“一家大型、晦暗的医院”，就在当费尔—罗什罗大道旁，1956年塔奇雅治疗出血之处，她当时极有可能在此死去，但实际上死去的是她未出生的婴儿。妮娜未受教育的丈夫这次到欧洲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哥伦比亚，他在巴黎的雪中手舞足蹈，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看到雪时一样。结果，在冰冷、充满敌意的巴黎，比利·桑伽兹·阿维拉完全无法面对危机，而妮娜在医院中死去，他甚至没有在她死前见到最后一面。[25]

塔奇雅离开了。圣诞节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法兰德斯旅社，全部的时间都住在那里，他后来称之为“1956年悲伤的秋季”[26]结束时，大多数的朋友把塔奇雅的问题与她戏剧性的离去怪在他的身上。然而，这本小说已经在最后阶段，他已经找到方法为发生的事提供正当性，至少对他自己而言（他认为不和其他男人谈自己的感情问题是一种荣誉），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虽然有个唠叨的女人，小说尾声斗鸡的存活也是小说本身的存活；最后，小说就在塔奇雅前往马德里的几星期之后完成，他把日期定为“1957年1月”。小孩儿没有诞生，诞生的只有小说。塔奇雅说，在那几个月那样的情形之下他居然还能完成小说，他很“幸运”。很难同意这和运气有任何关系。

如今没有塔奇雅买食物、讨价还价、煮便宜的餐点，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能勉强度日，就像老上校在小说第一页刮他的咖啡壶一样。他后来告诉朋友何塞·丰特·卡斯特罗，自己曾经在冰冷的阁楼上躲了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只喝自来水，只为了躲避旅社的经理。他的弟弟古斯塔沃回忆道：“我们在巴兰基亚喝酒的时候，我记得贾布告诉过我一个秘密：‘《百年孤独》出版之后，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但没有人知道我付出什么代价才走到那里。没有一个朋友知道我已经沦落到在巴黎吃垃圾堆里的食物，’他告诉我，‘有一次，我去一个帮过我忙的朋友的派对，派对结束之后，女主人请我帮她把垃圾拿到街上去，我饿到当场就从里面捡东西来吃。’”[27]

在其他方面，他也有未解决的困难。有些朋友认为是他抛弃塔奇雅，因而和他渐行渐远，不再对他亲切大方。他在一家拉丁美洲俱乐部“休息站”找到一份唱歌的工作，他和塔奇雅曾在那里度过几个夜晚，她自己曾经也偶尔在那段时间找到工作。他大多不是唱瓦伽娜多，而是唱墨西哥传统音乐，和一位委内瑞拉画家兼雕刻家赫苏斯·拉法叶·索托唱二重唱，他是动态艺术的先锋之一。他一个晚上赚一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八美元），到处吃人家的饭。他尝试回到《恶时辰》的写作上，然而，和老上校在一起这几个月之后，《恶时辰》对他已经失去魅力。巴兰基亚“洞穴”的朋友成立了“帮助贾布朋友社团”，他们集资凑了一张百元大钞，在“罗登书店”苦思用什么方法寄给他们的朋友最好。豪尔斯·罗登利用他在共产党的经验，解释自己如何学到用明信片寄送秘密信息。他们按照这个方法，同时寄了一封信解释这个做法。当然，明信片比信早到，而愤怒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盼望的不仅是祝福，嗤之以鼻地大骂：“混蛋！”把明信片丢进了废纸篓。当天下午，解释的信件寄达，幸运的他在旅社的垃圾堆里翻出了那张明信片。[28]

然而，他没有方法可以换钱。当时在罗马寻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摄影师基耶尔莫·安古罗回忆道：“有人介绍他一位叫‘妞妞’的朋友，她刚从罗马来，而且刚领到薪水，身上应该有很多钱。所以他去见她——那时是冬天，他包得很紧——‘妞妞’打开门，迎面而来的是暖气房倾泻出来的一阵暖风，‘妞妞’没穿衣服，她并不漂亮，但身材绝妙，不需要挑逗她就会脱掉衣服。所以，‘妞妞’坐下来——根据贾布的说法，让他很不舒服的是她继续好像穿得端端正正一般——跷起二郎腿，开始谈起她所认识的哥伦比亚和哥伦比亚人。他开始告诉她自己的问题，她点点头，走过房间到一个小小的钱柜旁。他了解到她想和他上床，但他却想吃饭。结果，他离开去吃东西，吃得太多，因为消化不良生了一个星期病。”[29]无疑，这则二手逸闻在传诵的过程中被许多人加油添醋。是“妞妞”带了一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回罗马给安古罗读。虽然安古罗说得非常谨慎，塔奇雅回到马德里之后，“妞妞”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似乎有过一段短命桃花。这无疑对于受伤的自我很有好处。

不过事实仍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巴黎时，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只能仰赖机票换来的现金、偶尔来自朋友的接济、些微的储蓄过活，也没有钱回哥伦比亚。不过，如今他会说法文，对巴黎很熟，有不同的朋友和点头之交，包括一两位法国人、来自几个国家的拉丁美洲人，以及几位阿拉伯人。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常常被误认是阿拉伯人——这个年代不只有苏伊士运河事件，还有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不止一次，他在例常的安全搜查中被带去警察局：

一天晚上，我正要离开电影院，一个警察在街上抓住我，在我脸上吐口水，一边揍我，一边把我押到警车上。车上都是安静的阿尔及利亚人，也是在附近的咖啡馆被抓起来痛打、吐口水。他们和逮捕我的警察一样，以为我是阿尔及利亚人。所以，我那个晚上和他们在一起挤在警察局附近沙丁鱼罐头般的牢房里，穿着衬衫的警察谈论他们的孩子，吃蘸过葡萄酒的面包。为了惹恼他们，那些阿尔及利亚人和我整晚不睡地唱着布拉松的歌曲，对抗法律与秩序的凌辱以及愚蠢。[30]

这一夜他在里面交了几位新朋友，阿赫梅·铁巴是位医生，针对这场冲突提供他身为阿尔及利亚人的观点，甚至让他参与了几次代表阿尔及利亚利益的颠覆活动。[31]不过在经济上，情况越来越糟，一个冷酷的夜晚，他看见一个男人穿过圣米歇尔桥：

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的处境，直到某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在卢森堡花园旁，整天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地方睡觉……我走过圣米歇尔桥，感觉自己在雾中并不是一个人，因为可以清楚地听到另一头传来的脚步声。我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雾中，在同一个人行道上，和我一样的速度，我清楚地看见他的格纹外套、红黑方格，那一刻，我们在桥中央经过对方时，我看见他凌乱的头发，土耳其人的胡子，白天饥饿、晚上无眠的悲伤表情，我看见他的眼中满是泪水。我的血顿时凝结，因为那个男人的长相真的酷似在回家路上的我。[32]

后来谈到那些日子时，他会宣告：“我也知道等待信件、饥饿、行乞的滋味；我就是这样在巴黎写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的体内有一点点儿的我，一模一样。”[33]

大约这个时期，财务状况非常不同的埃尔南·维耶科在塔奇雅流产后收留了她，解决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大部分的问题，并借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12万法郎让他去付给法兰德斯的拉瓜夫人。某天晚上，从派对出来的路上，虽然酒醉但意识仍然清醒，维耶科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需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问现在旅社的账单累积到多少？加西亚·马尔克斯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他年轻时，人们经常帮助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总是看得出来，不论他的情况有多糟，他从来不会特别自怨自艾，也不会开口求助。最后，在一阵酒醉的戏剧之后，维耶科掏出一支钢笔，在路边一辆车的车顶上开了一张支票，塞进朋友的大衣口袋里，面额大约相当于三百美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加西亚·马尔克斯深深的感激，但也觉得羞辱。[34]他把钱拿给拉瓜夫人时，她的反应是结结巴巴，反而还红着脸不好意思——这里毕竟是巴黎，波希米亚和困苦的艺术家之都——“不用、不用，先生，这样太多了，你先付我一部分就好，其他的以后再付。”

他因而得以活过那个冬天，没有小孩儿的父亲这个角色，没有被一位欧洲赛丝（妖妇）给困住，梅塞德斯还在哥伦比亚等着他。1957年年初，某个晴朗的日子，他看见偶像海明威和妻子玛丽·威尔许在圣米歇尔大道上朝着卢森堡公园走去。他穿着旧牛仔裤、伐木工人衬衫，戴着棒球帽。加西亚·马尔克斯害羞得不敢靠近，又兴奋地想做点什么，结果他从马路的另一头大叫：“大师！”这位伟大的作家，他关于一位老人、大海和一条大鱼的小说某部分启发了年轻人最近完成的小说，一部关于一位老人、政府抚恤金和一只斗鸡的作品。海明威举起手，以稍微带着点稚气的声音大叫回应：“朋友，保重！”[35]

[1] 本章引用的采访包括：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波哥大，1991）、赫南·维耶科（波哥大，1991）、赫尔曼·瓦尔贾斯（巴兰基亚，1991）、基耶尔莫·安古罗（波哥大，1991、2007）、塔奇雅·昆塔那·罗索夫（巴黎，1993、1996、2004）、拉蒙·乔欧（巴黎，1993）、Claude Couffon（巴黎，1993）、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及许多其他的受访者。

[2] 因为巴黎是巴黎，所以这两间旅馆都还存在，只是法兰德斯旅社现在改名为三学院饭店（Hôtel des Trois Collèges）。2007年旅馆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下榻的时光记录在一块匾额上。他的儿子贡萨罗和塔奇雅·昆塔那参加了这块匾额的揭幕典礼。

[3] 普利尼奥·门多萨，Retrato de GM（fragmento），收录于Angel Rama，Novísimos narradores hispanoame- ricanos en "Marcha" 1964—1980（墨西哥，Marcha Editores，1981），pp.128-139。

[4] 普利尼奥·门多萨，Retrato de GM（fragmento），收录于Angel Rama，Novísimos narradores hispanoame- ricanos en "Marcha"，1964—1980（墨西哥，Marcha Editores，1981），p.137。并参见GM 18 años atrás，《观察家报》，1974年2月27日。

[5] 普利尼奥·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参见普利尼奥·门多萨，GM 18 años atrás。

[6] 不可思议，四年后，另一位伟大的拉美作家，后来成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朋友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为了同样的理由，而住进一间由拉瓜夫人出租的阁楼。

[7] 关于奥特罗·西尔瓦，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Un cuento de horror para el día de los Inocentes，《观察家报》，1980年12月28日。

[8] 门多萨，《火焰与冰》（La llama y el hielo），pp.49-51。（《火焰与冰》一书造成了门多萨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的嫌隙，尤其是门多萨和梅塞德斯，因为梅塞德斯觉得门多萨揭露的一些事情是背叛了他们的信任和友情。）

[9] 参见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García Márquez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o Qué conversan Gabo y Fidel），（哈瓦那，1984，未出版手稿）。1997年我造访哈瓦那时，努聂兹·希门内兹破例让我读到手稿。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Desde París con amor，《观察家报》，1982年12月26日中也说了纪廉的故事。其实庇隆——他也怎么都不算是独裁者——1955年9月就下台了，所以有可能这声大叫是在说7月28日心有不甘离职的秘鲁总统奥德里亚，或9月21日遭暗杀的尼加拉瓜总统苏慕萨。

[1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El proceso de los secretos de Francis. XII. El ministro Mitterrand hace estremecer la sala，《独立报》（波哥大），1956年3月31日。这些文章可在吉拉德主编的De Europa y América 1中找到。

[11]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19-20。

[12] 参见康斯薇洛·门多萨·利安诺发表于La Gaba，Revista Diners（波哥大），第80期，1980年11月。其中记载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周写信给梅塞德斯三次，但“听说在巴黎有个西班牙女友”。

[13] Peter Stone，García Márquez（Paris Review1981），收录于Gourevitch主编的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p.188。

[14] 参见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56。

[15] 引述者为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403。

[16] 关于马毕隆、其他咖啡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参见胡安·哥蒂索罗，Coto vedado（巴塞罗那，巴拉尔出版社，1985），pp.209-212。

[17] 这段叙事是根据1993年3月在巴黎一段很长的访谈。

[1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吃的苦，最详尽的版本可能是Jean Michel Fossey发表于Entrevista a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Imagen（加拉加斯），1969年4月27日。但Germán Castro Caycedo发表于“Gabo”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5，《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也有重要的细节。

[19] 奥古斯丁的三个朋友，都是裁缝师，分别名为阿方索、阿尔瓦罗和赫尔曼，是加夫列尔·加西亚 ·马尔克斯在巴兰基亚挚友的名字。

[20] 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25。

[21] 他的舅舅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在波哥大政府工作了数十年。1993年我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口气酸溜溜的表弟里卡多·马尔克斯·伊瓜兰在里奥阿查喝了好几大瓶威士忌，他20世纪40年代在退役军人辅助部门和韦德伯朗奎兹共事了几年——“年复一年地工作，我们从来也没领过一次抚恤金 !”

[22]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叙事时间发生在1956年10月初到12月初——因为提到了苏伊士运河。这表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写作时间大约就是书中描述的哥伦比亚——中东事件发生之时，且显然是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昆塔那在一起的时候（1956年3月至12月中）写成。

[23] 作者译。

[24] Sorela，El otro GM，p.133.

[25] 这个故事的架构与同时期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相同：一位口气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叙事者，多年后在卡塔赫纳跟比利谈话，之后在巴黎调查医院的记录，看妮娜何时住进医院。并与在哥伦比亚大使馆当顾问的官员比利谈话。

[26] 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El argentino que se hizo querer de todos，《 观察家报 》，1984年2月22日。

[27] 古斯塔沃·加西亚·马尔克斯于盖尔维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206。

[28] 福恩马佑尔在Crónicas sobre el grupo de Barranquilla里讨论了这一段。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是献给赫尔曼·瓦尔贾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的朋友叫阿方索、阿尔瓦罗和赫尔曼——这三个人和拉蒙·维耶斯（还有梅塞德斯等）都出现在《百年孤独）里。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告诉采访者，他写书“是为了让好友们更爱我”。一个人儿时有这样的家庭经历，会如此紧抓住让他初次体验到归属感的朋友，也就不足为奇。

[29] 引述于Silvana Paternostro发表于La Mirada de los otros，《第十二页报》（布宜诺斯艾利斯），2004年5月5日。

[3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Georges Brassens，《观察家报》，1981年11月8日。

[3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Desde París，con amor，《 观察家报 》，1982年12月26日。其中他回忆曾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工作。（二十五年后，在独立庆典上，他说这是唯一一个让他入狱的斗争活动。）

[3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Desde París，con amor，《观察家报》，1982年12月26日。

[33] Couffon发表于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Express，1977年1月17日至23日，p.76。

[34] 普利尼奥·门多萨，收录于Mera编辑的Aracataca-Estocolmo，pp.100-101。

[3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Mi Hemingway personal，《观察家报》，1981年7月26日。

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摄于巴黎法兰德斯旅社。

塔奇雅·昆塔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前女友），摄于巴黎。

第十一章

铁幕之下：冷战时期的东欧

1957

1957年5月初，普利尼奥·门多萨带着妹妹索蕾妲回到巴黎，发现他的朋友更消瘦、更修长、更刻苦。“他的套衫袖子上有洞，鞋底走路的时候会进水，粗犷的阿拉伯脸庞上颧骨很明显。”[1]不过，对于朋友的法文进步，对巴黎环境以及问题的了解，则令他印象非常深刻。5月11日，他们一起在著名的双叟咖啡馆听到罗哈斯·皮尼利亚被推翻、流亡的消息，就在他被哥伦比亚天主教会谴责的十天之后。接收的是“五人军政府”，这两位朋友对随之而来的未来都不乐观。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都有左派的渊源以及幻想，非常希望前往东欧，前一年互相矛盾的报道尤其给了他们强烈的动机，一开始是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接着是苏联入侵匈牙利的骚动。他们决定从莱比锡开始，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流亡时曾以学生奖学金在这里住了一年。之前还有工作的门多萨，为了这个夏天买了一辆二手雷诺四门汽车，6月18日，他以时速大约一百零五公里载着活泼的索蕾妲和沉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驰骋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沿途经过海德堡和法兰克福，[2]再从法兰克福进入东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这另一个德国的文章——再一次，他必须等待许久才见得到文章发表，提到铁幕其实只是红白相间的木制路障。对于边境的情况、破旧的制服、边境警卫的无知，这三位朋友感到相当震惊；边境警卫几经困难才有办法写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地，也许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接着，由索蕾妲·门多萨开夜车把他们载往魏玛。早餐时分，他们在一家国营餐厅停留，再次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惊讶。门多萨记得他们进门之前，下车时伸着懒腰打呵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说：“听好，大师，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了解什么？”“关于社会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到，进入这家一点儿也不吸引人的餐馆好像“一头栽进一个没有准备的现实”。[3]大约一百名德国人坐在那里吃着火腿和蛋的早餐，丰盛得足以供给王公贵族，不过他们自己看起来泄气而怨恨，就像受尽屈辱的乞丐。当晚稍后，三位哥伦比亚人抵达魏玛，第二天一早，他们从此处前去参观附近的布亨瓦德集中营。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自己一直无法把这些死亡集中营的现实和德国人的性格连在一起，“就像好客之于西班牙人，慷慨之于俄国人”。[4]

这三位朋友继续开车前往莱比锡，莱比锡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波哥大南区，而这并不是什么最高礼赞。莱比锡的一切都很破旧、令人沮丧，他回忆道：“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衬衫的我们，身上满是来自公路的尘埃，我们是唯一‘人民民主’的迹象。”[5]此时，他并不清楚问题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本身，还是俄国人的腐败。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提到，他和“佛朗哥”（普利尼奥·门多萨）“忘了”莱比锡是马克思—列宁大学的所在地，他们可以认识一些“南美洲的学生”，更具体地讨论目前的情形。[6]事实上，这才是他们选择这个城市的原因：这里是维亚尔·博尔达的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报道中给了他一个假身份，一个名叫“瑟席欧”的智利共产党员，三十二岁的他两年前从故乡流亡，在此攻读政治经济学。维亚尔·博尔达的确是生活在流亡之中，只不过是从哥伦比亚流亡在外，他在波哥大和共产党青年团密切来往，成功地找到一份奖学金在东德的城市读书。[7]回巴黎申请延长签证的时候，他曾去塔奇雅在阿萨路的房间看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贾布和我，”维亚尔·博尔达在1998年告诉我，“对于共产主义体制的想法差不多，想要的也差不多：就是博爱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的许多时间都围绕着同行的旅人、共产党，更常见的是前共产党员。在后者之中，有后悔的前共产党员，他们坚持左派路线；以及怨怼的前共产党员，许多转为极端左派。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情愿地下结论表示，民主的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理想，至少从实际的角度上观察是如此。[8]

维亚尔·博尔达带朋友到一家国营歌舞厅，看起来就像妓院，厕所门口还有出租车用的码表、酗酒过量和从事低级活动的情侣。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这不是妓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严格禁止并重罚卖淫。这是一家国营机构，但从社会观点来看，这里比妓院还要糟糕。”[9]他和门多萨觉得追求女人的行为还不如转移到街上。他们所认识的拉丁美洲学生，甚至是认真的共产党员，都坚持加诸东德体系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希特勒已经消灭了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当地的领导只是官僚走狗，在没有征询人民意见的情形下就把所谓“放在行李箱从苏联带来”的革命加诸人民身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道：“我相信在本质上绝对有人道上的失落感，对于大众的关心使得个人隐形。这一点在德国人来说是成立的，对于苏联士兵也是成立的。在魏玛，人民反对由苏联士兵带着机关枪看守火车站，但没有人在乎可怜的士兵。”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要求维亚尔·博尔达让他们释怀，借由一些辩证法解释东德的现况。维亚尔·博尔达一生都是忠贞的社会主义者，一开始滔滔不绝，忽然又停下来咒骂：“一堆狗屎。”

总而言之，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东德的反应几乎完全是负面的。他对于自己在西柏林的时间有着混杂的情绪，在那里，美国人以更强烈的热情除旧布新，这个寻常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苏联的那一边看起来很糟糕：

第一次接触这个运作于社会主义范围内的巨大城市让我留下空虚的感觉……在粗野而精密的运作下，有些东西开始成形，却与欧洲完全相反。闪亮、无菌的城市，一切事物有着不幸的效果，看起来太新……西柏林是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宣传媒介。[10]

讽刺的是，这个宣传工具在他身上非常有效，包括他对东柏林的描述，在冷酷中带有摆脱幻想的清醒：“到了晚上，相对于西柏林一大片的彩色广告牌，东边只有红星的闪耀。这城市如此阴沉的气氛，唯一的好处是符合这个国家的经济现实，除了斯大林大道之外。”[11]斯大林大道这巨大的规模很不幸地也只有巨大的粗俗感。加西亚·马尔克斯预测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其中一个政权胜利时，柏林会再次成为一个庞大的城市，“庞大的商业博览会，建立在两个系统所提供的免费范例上”。[12]鉴于东西两方的政治紧张局势和竞争，他的结论是，柏林是个惊慌失措、无法预测、无法理解的人类空间，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如同表面所见，每一件事物都经过操作，每个人都和每日的欺骗有关，没有人具备无瑕的良知。

在柏林待了几天之后，这几位朋友尽可能快速地回到巴黎。索蕾妲·门多萨继续前往西班牙，两个男人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13]也许他们的印象太草率，也许别的国家情形比较好。几个星期之内，莱比锡和柏林的朋友本来就安排好要前往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大会，建议他们应该一同前往。早先在罗马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试图取得前往莫斯科的签证，但由于他没有正式的赞助人，被拒绝了四次。然而在巴黎，由于非比寻常的运气，他现在又和自己的护法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联系上。萨巴塔的妹妹迪丽雅是一位哥伦比亚民俗专家与表演家，正带着一个主要由哥伦比亚黑人组成的团体，从帕伦奎和马帕雷前往参加莫斯科盛会。[14]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歌手、吉他手、鼓手，他和门多萨加入这一团体，接着前往柏林去和其他人会合。其他前往参与节庆的哥伦比亚人在柏林会合，包括埃尔南·维耶科和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

直到最后一分钟，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行。他寄了一封颇为夸张的信到马德里通知塔奇雅，也许当时两人想不到会又恢复联系，信中表示，索蕾妲·门多萨几天后会飞到那里，宣布自己要不是在“今晚午夜之前”出发前往莫斯科，不然就是在回到哥伦比亚之前去伦敦，在那里继续未完成的小说（《恶时辰》）。信中也提及他那天稍晚在马毕雍咖啡馆和索蕾妲碰面。（提到他们第一次说话的马毕雍咖啡馆，无疑他是刻意的，就像大部分显然漫不经心的信件，目的是要伤害他的旧情人。）至于《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本书属于他们两个人：我对它失去了兴趣，“如今角色已经独立自强，他现在可以说话吃泥巴。”事实上，他也大可以对它失去兴趣，因为这本书已经写完了。他说自己常常见到塔奇雅的小妹帕姿，暗示自己和昆塔那家三姐妹之间的关系。最后，说他很高兴离开“这个悲伤而孤独的城市”，之后，他以明显（或伪造）的苦涩教训她：“我只希望你会了解到人生很苦，总是、总是、总是会如此。也许有一天你会不再发明一些关于爱情的理论。了解到当一个男人诱惑你的时候，你也必须做一些事去诱惑他，而不是要求他每天爱你更多。马克思主义对此有一个名称，但我现在想不起来。”[15]

柏林到布拉格这段路真是噩梦一场，在这段长达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和后者的哥伦比亚朋友帕布罗·索拉诺必须站在厕所外，头靠在对方的肩膀上睡觉。接着，他们在布拉格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恢复体力，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很快地更新两年前对于此地的印象。下一段路程比较轻松，到布拉提斯拉瓦，接着是位于斯洛伐克、乌克兰和匈牙利交接之处的差普，再前往基辅、莫斯科。[16]对于托尔斯泰祖国的幅员广大，他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进入苏联的第二天，火车都还没有横跨乌克兰。[17]一路上每次火车停下来时，乌克兰和苏联平民就对着火车丢花束、献上礼物，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前半个世纪几乎没有看到过外国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西班牙人聊天，内战时他们还只是小孩儿，当时撤离的他们曾经因为苏联生活困难而尝试回到西班牙，但此刻又在回莫斯科的路上。其中一个“无法了解人们为何有办法在佛朗哥政权下生活。不过另一方面来说，他了解人们在斯大林政权下如何生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失望地注意到，莫斯科电台是火车上唯一的无线电频道。在将近三天的旅程之后，他们于清晨抵达莫斯科，大约是7月10日，就在莫洛托夫败给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一个星期。[18]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莫斯科第一和最持久的印象是“世界上最大的村落”，如今有九万两千名访客，其中近五万是外国人，他们为了参加庆典而来。他们许多是拉丁美洲人，有些如巴勃罗·聂鲁达已经很有名，不过，其他年轻人后来对自己的国家也有极大的影响，如卡洛斯·丰瑟卡，后来尼加拉瓜桑地诺组织的领袖，或者也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节庆的主办单位运作良好，如同许多前人和来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思考着苏维埃政权何以举办这样的活动，或者三个月后如何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然而，在提供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或是制造美观的衣服和其他消费品上，这个政权却显得如此失败。[19]

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和他们的新朋友几乎马上就放弃参加青年大会，花了两个星期探访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在一张一群朋友拍摄于红场的照片中，一如往常消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蹲在大家前面，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朦胧不清的黑白照片里，他还是显得很突出、散发活力，并难掩一等快门按下就迫不及待要行动的欲望。他在当时的文章里承认，他们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对俄文又一窍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绝对的结论。”[20]莫斯科一派光鲜，呈现最好的一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 “我不想认识整理好头发之后才出来待客的苏联。一个国家就像女人一样，你要在她们刚起床的时候认识她们。”因此，他尝试挑衅这国家的主人（斯大林是罪犯吗？），最后甚至问到，莫斯科都没有狗，是否因为都被吃光了？他被告知这种口吻是“资本主义媒体的诋毁”。[21]最具启发性的对话是和一位老太太，虽然斯大林的名声应该在1956年2月就已经被赫鲁晓夫弄得信誉全失，她却是莫斯科唯一敢和他谈论斯大林的人。她说自己原则上不反对共产主义，但斯大林的政权穷凶极恶，他是“俄国史上最嗜血、邪恶、具野心的人”——简而言之，她在1957年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事情要在许多年后才得以见光。他的结论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位女性疯了，除了可悲的事实——她看起来的确如此。”[22]也就是说，他怀疑对方讲的都是事实，但没有证据，也就并不愿意相信。

加西亚·马尔克斯多次尝试造访斯大林和列宁的坟墓，最后终于在第九天得到许可。他表示，苏维埃联邦禁止卡夫卡是因为他是“有害的玄学家”，但他本来有可能是“斯大林最好的传记作家”。苏联大部分的人根本没有见过他们的领袖，虽然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一棵树上的树叶都不准动，有些人更怀疑他是否存在。因此，只有卡夫卡的书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所准备，让他能面对苏维埃体制下最不可思议的官僚体系，包括获得许可造访斯大林之墓。他终于如愿进去时，非常惊讶里面竟然一点儿味道也没有，他对列宁感到失望，看来像是“蜡像模型”，很惊讶地发现斯大林本人“无悔地沉浸在长眠之中”。斯大林的确类似自己的宣传口号：

他有着人类的表情，活泼、一抹微笑似乎不只是肌肉的收缩，而是情绪的反应。那表情里带着一丝讥讽，除了他的双下巴，其他都和这个人不搭配，他看起来不像个愚蠢的人。他是个才智沉潜的人、一个好朋友，有着一定的幽默感……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双手的细致、薄而透明的指甲。这可不是女人的双手吗？[23]

后来普利尼奥·门多萨说，他相信是那一刻，点燃了《族长的秋天》的第一丝火花。[24]在某种层次而言，斯大林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微妙而含蓄地解释他如何借由“乔大叔”的形象，成功地欺骗社会，用自己真正的方法与动机。[25]

有别于大多数的外国游客，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与其把钱浪费在莫斯科的地铁上，倒不如花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他很失望地发现，如今自由恋爱只是这令人意外、一本正经的国家里含糊的回忆。他不认同地注意到前卫电影导演艾森斯坦在自己的国家竟几乎无人知晓，但他认同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革新马克思无神论者的企图，社会也逐渐恢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视并容忍爵士乐（虽然摇滚乐还不行）。[26]他很意外地注意到，这里并没有仇恨美国的迹象——相比于拉丁美洲是尖锐的对比——他特别注意到一个事实，苏联似乎经常需要发明已经存在于西方的东西。他努力地试图了解事情的本质，但显然和一位年轻学生的反应有所共鸣，这位学生受到一位采访法国的共产党员的谴责时反驳：“你只活一次。”他认为自己所拜访的集体农庄主任就像是“社会化的封建地主”。他在其他代表离开后留下来，试图了解苏维埃经验中非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无法被简约成简单的配方，在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宣传中两者择其一”。[27]因为他停留的时间比别人久，过边境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一位看起来像查尔斯·劳顿的苏维埃口译对他说：“我们以为所有的代表都已经离开了。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再把小孩儿叫出来丢花朵，可以吗？”[28]

整体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苏联的看法是认可的；这许多年之后的此时，让人想起他后来对于古巴及其20世纪70年代困境的反应。然而，他也并没有企图掩藏所见到的负面印象。回程的路上，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帕布罗·索拉诺一起造访斯大林格勒，从此处扬帆到窝瓦大运河的入口，那里有一尊巨大的斯大林雕像，得意地主掌着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成就。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基辅和普利尼奥·门多萨分手，继续前往匈牙利。门多萨后来被困在布勒斯特 - 立陶夫斯克一个多星期，因为索拉诺得了肺炎，门多萨则经由波兰回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眼前情景非常失望——“我们失去了纯真”，他后来说，渐渐地相信所有共产政权都被同样退化的遗传密码所诅咒（不过他后来还是再尝试了一次，在1959年相信古巴）。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中产阶级的过去可以哀悼，也没有中产阶级的品位需要培养，他仍然渴望更多体验。他想办法让自己加入一群十八人的外国作家和观察家的团体，包括两位记者——他自己和比利时的墨利斯·梅尔——一起受邀访问布达佩斯。

此时距离1956年10月苏联入侵不到一年。苏联军队于1956年11月镇压匈牙利起义之后，雅诺斯·卡达取代艾姆瑞·纳吉成为领袖。时间是1957年夏天，匈牙利已经封闭了十个月，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他所参与的团体是第一个被允许到这个国家的外国代表。这一次的访问为时两周，官方安排的行程中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可以接触这个城市或匈牙利人；“他们尽一切力量阻止我们对于现况形成任何具体印象。”[29]第五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午餐后逃离他的护卫，独自前往市内参观。他对西方媒体针对1956年起义镇压的报道存疑，但市内建筑的情况和匈牙利人给他的信息，让他相信匈牙利人真正的死伤人数（估计五千人死亡、两万人受伤）应该比他在西方媒体上所读到的数字更高。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他和普通匈牙利人谈话，包括几名妓女、家庭主妇和学生，他们的疏离和犬儒主义让他非常震惊。他和同伴墨利斯·梅尔大胆的行为导致了始料未及的结果：官方决定必须更慎重地对待这些外国人，因此介绍他们给卡达本人，也随同前往他的巡回演讲地之一，距离布达佩斯八十英里的乌比斯。这个策略奏效——这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一次因为直接上达权力最高点而陶醉。他描述卡达显然只是个平凡的劳动者，“星期天到动物园喂大象吃花生”，他是个谦逊的人，只是刚好掌权，显然没有怪兽般的胃口，认为必须选择支持民族主义的极右派或是支持苏维埃占领他的国家，进而保全他强烈信仰的共产主义。[30]

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乐意接受对方提供的论点，让他对于匈牙利街道上所见到的沮丧景象能够稍微释怀。他分析共产主义政权的矛盾之处，工人为何被剥夺自身劳力的成果，才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并且生动地说本来可以避免前一年的掠夺。[31]如今，他的结论是卡达需要协助以跳出身陷的泥沼，但西方国家只在意让情况越来越糟。而情况的确越来越糟，政府被迫引进监视系统，综合的成效是“真正的可怕至极”。

卡达不知道该怎么做。由于手上的烫手山芋而使他从堕落地呼救苏维埃部队的那一刻起，已经无法挽回，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信念才能向前走。然而处境却是把他往回推。他被困在对付纳吉的行动里，指控对方出卖国家给西方，因为这是他唯一可以为自己的政变提供正当性的方法。既然他不能加薪，也没有消费品，既然经济已经破坏、他的间谍未经公开审判或无能，既然人民不会原谅他带进俄国人，也无法制造奇迹，既然他无法丢掉这块山芋，也无法从侧门溜出去，他只好把人民关进监狱，继续在违背自己原则的情况下维持政权，比从前他曾经对抗过的政权还要糟糕。[32]

虽然努力地为卡达找借口，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深深地感到震惊、泄气。9月上旬，他从布达佩斯回到巴黎，在普利尼奥·门多萨返回加拉加斯之前打电话给他。虽然他持续努力地对于自己在匈牙利的经历写下正面报道，他仍然宣称：“目前为止我们所眼见的一切都不及匈牙利。”[33]当然，此时这趟旅程仍然是个秘密，直到12月中旬他才通知在卡塔赫纳的母亲“一家委内瑞拉杂志赞助一趟长途旅程”，但他还是没有说明这趟旅程带他去了哪些地方。[34]

加西亚·马尔克斯经过漫长的旅程回到巴黎，既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去。“坐了五十一个小时的火车之后，我口袋里只有一个打电话的铜板。我不想浪费掉，但时间又太早，我等到早上九点才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在那里等着，’他说，朋友带我到他在弩伊利租的一间佣人房，借给我住。在那里，我再度坐下来写《恶时辰》。”[35]不过在1957年9月下旬和10月，在巴黎的佣人房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先写下他对于最近这一趟旅程的印象，天衣无缝地加入1955年对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印象。结果是一系列的文章，最后在1959年以《铁幕下的九十天》发表，虽然他在苏联和匈牙利的经历是能随即经由普利尼奥·门多萨于《时代》杂志（加拉加斯）发表[36]。对于历史的一刻，这些文章成为非凡的见证——一位心怀善意的观察家非常有见解地、有先见之明地批评苏维埃体制的弱点。[37]他把这些文章寄给良师——《独立报》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人称“尤利西斯”刊登，他现在是副总编辑。天知道这个老左派编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收到这些文章，将其搁置在自己的档案柜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两年后才找到稿子，终于设法让它们刊登于《彩印》周刊。[38]

同时，塔奇雅在西班牙待了九个月。“和加夫列尔的恋情结束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都十分迷惘：受伤、苦涩，所有的感情都出错，我身边一个男人也没有。”12月圣诞节前她直接前往马德里，马上被录用。她在一位委内瑞拉富人玛丽特萨·卡巴耶罗的剧团工作，相当讽刺的是，她担纲主演《安提戈涅》，这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密切相关的剧作。她饰演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美妮。

接着，她回到巴黎：“我的老板玛丽特萨·卡巴耶罗开着她的奔驰车一路送我，真是个光鲜的经历。”某日，从现今圣米歇尔大道上卢森堡咖啡座的窗外，她看见他——“比我想要的还要早发生”。她走进去，他们聊了一下，决定应该“好好地结束”，于是去附近一家便宜的旅馆共度春宵。“很难、很闷，但比较好。那是在他离开巴黎不久之前，在1957年最后的分离之后，加夫列尔和我直到1968年才再度碰面。”[39]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的时光差不多已经接近尾声。戴高乐于6月重掌政权，本来应该让“第四共和国”免于失去阿尔及利亚，他却宣布“第五共和国”开始，最后借由放弃阿尔及利亚，从法国人手中拯救了法国人。

11月上旬，阿尔贝·加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宣布几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搬到伦敦，[40]打算在这里撑越久越好；就像在巴黎一样，他希望文章可以刊登在《独立报》以及委内瑞拉杂志《时代》上，如今由普利尼奥·门多萨担任总编辑。门多萨只在11月下旬刊登了其中两篇：《我访问匈牙利》以及《我在俄国》。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很想学英文，到东欧的这段旅程更是直接凸显出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那里没有人会说西班牙文。刚好，他到达欧洲之后也对英国事务开始表示兴趣——皇室以及政治人物（艾登、毕文、麦克米兰），就算他自称兴趣其实只限于英国旧习的衰微。虽然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禁止其他的意识形态（也许他惧怕自己在那里会被捕，因为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有紧密关系，也惧怕他有可能在罗哈斯·皮尼利亚政府反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他和一名西班牙女子在一起快一年，显然访问欧洲其他旧殖民国家是他伟大远景的一部分，同时也合乎逻辑。的确，考虑到当时的困难、悲惨的经济状况，他还能够见识到东欧和西欧这么多的地方，真是相当令人吃惊。不过，他既希望以微薄的收入住在伦敦，又不懂当地语言，也没有在巴黎随手可及的拉丁美洲关系，的确堪称为他勇敢的意图。

他在南肯辛顿的一家小旅社撑了将近六个星期，不是在写《恶时辰》，而是更多从中延伸的故事，后来出现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及其他故事》时，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如同他关于上校及其抚恤金的短篇故事，但不同于《恶时辰》，这些故事的背景不是关于管理小镇的冷酷官方，而是关于穷人面对逆境时的作为，如同他希望自己在巴黎的黑暗岁月所做的，加上角色与正面价值，一个柴伐蒂尼型的故事。他虽然怀抱善意，却没有给自己什么机会学习当地的语言，只有周末会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者角落听人演讲。在《伦敦的周六》一文中，他几乎民俗式地总结自己在英国首都的经历，也许是“他在欧洲写过最好的新闻报道”[41]。写这些文章时他还在伦敦，1958年1月文章刊登于加拉加斯《民族报》及《时代》杂志。他在其中提道：

我到伦敦的时候以为英国人在街上自言自语，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说“抱歉”。星期六整个城市的人挤到皮卡迪利圆环，根本不可能走动而不撞倒人，接着就是一整片嗡嗡作响、整齐的街上合唱：“抱歉”。因为雾的关系，我对英国人唯一所知的就是他们的声音。在中午的阴影下，我听到他们道歉，用他们的乐器找路，就像飞机在黑暗如棉花的雾中所做的。最后，上个星期六在阳光下，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都在街上边走边吃。[42]

不过，他后来告诉当时也住在伦敦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主要的不满是没有黑烟草，他大多数的钱都拿来买进口的“高卢人”牌子。然而，他也说，伦敦对他有着奇怪的吸引力：“你很幸运地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由于神秘不可知的理由，除了对我而言是世界最棒的城市，这里也是最适合写作的城市。我以观光客的身份前来，却有某种力量使我关在房间里，真的可以飘浮在烟雾之中，一个月内我写了《格兰德大妈》里差不多所有的故事。我浪费了所有应该去探访各地景点的机会，但得到一本书。”[43]

12月3日，他经由巴兰基亚的梅塞德斯寄了一封信给卡塔赫纳的母亲。在信中，他提到写信给波哥大的迪莉雅舅妈，应该是为了向她最近去世的丈夫胡安·迪奥斯致悼念之意，后者即路易莎·圣蒂雅嘉唯一的兄弟。当时，他虽然说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家，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计划其实尚未成形：“我在伦敦两个星期，准备好回到哥伦比亚。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考虑很快地去一趟巴黎，接着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既然西班牙是我唯一还不认识的欧洲国家——所以，我算好应该最晚圣诞节或新年就会回到哥伦比亚。我还没有厌倦游历世界，但梅塞德斯已经等我太久了，要她再等下去不公平。我没想错的话，也许她还有那么一点点儿耐心，但要她再等下去是不对的，因为我在欧洲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像她一样忠实而认真。”[44]他说自己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有《观察家报》似乎有一点儿希望。他要求母亲寄两份出生证明给他，加注：“信不信由你，我没有在欧洲结婚。”

不到两个星期后的12月16日，他意外地收到来自加拉加斯的一份电报，普利尼奥·门多萨的老板提供他一张机票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到《时代》杂志与他和门多萨一起工作。这个良机不容错失，加上伦敦显然并没有留下任何让他可以选择的余地。他后来告诉我，在这个城市“外国人没有准备最低消费根本不可能生活”[45]。不过，他还是打电话给门多萨，说有一个疯子从加拉加斯打电话抱怨他（疯子）的不幸，并提供他一份工作。门多萨表示卡洛斯·拉米雷斯·麦奎格的确疯了，但有工作可做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于圣诞节前离开伦敦，不是如他最近承诺的回到哥伦比亚，而是前往委内瑞拉。

四十年后他对我说：“你知道，1956年年初在欧洲丢掉那份工作时，就像在巴兰基亚一样，我又放弃了一切。我可以很容易在其他报社找到工作，只是我仍流浪了两年，直到理所当然地停下来返回我自己的创作上，大部分的时间我只是聆听自己的情绪、我的内心世界；我有这种经验，也建立了一个个人的世界。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在欧洲接受文化的洗礼，我却完全没有。”[46]

[1]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21。本章引用的采访包括：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基耶尔莫·安古罗（波哥大，1991、2007）、赫南·维耶科（波哥大，1991）、塔奇雅·昆塔那（巴黎，1993）、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波哥大，1991）、贾克·吉拉尔（土鲁斯，1999、2004）及其他。

[2] 即使在对这趟旅程发表的文章里——而且在1959年自己修订过，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将索利达佯称为来自印度支那的法国平面艺术家“贾克琳”，且将普利尼奥佯称为意大利自由撰稿记者“法兰科”。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哥伦比亚人就算到铁幕外旅游：都必得冒着最惨重的政治和个人风险。参见吉拉德主编De Europa y América 1，p.7。

[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 La "Cortina de Hierro" es un palo pintado de rojo y blanco，《彩印》，第2卷，第198期，1959年7月27日的。这些文章都收录在吉拉德主编的GGM，Obra periodistica vol. V及vol. VI ：De Europa y América 1 and 2。

[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VI. Con los ojos abiertos soble Polonia en ebullición，《彩印》，第2卷，第199期，1959年8月3日。

[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I. Berlín es un disparate，《彩印》，第2卷，第199期，1959年8月3日。

[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II. Los expropiados se reúnen para contarse sus penas，《彩印》，第2卷，第200期，1959年8月10日。

[7] 多年后，维亚尔·博尔达成了哥伦比亚驻东柏林的末任大使。

[8] 2004年7月，贾克·吉拉尔告诉我，“在某个场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我，他不确定他在波哥大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觉得是。肯定的是，他1955年到维也纳与参加共产党会议的豪尔斯·萨拉梅亚碰面时，他确实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一分子”。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是党员。

[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II. Los expropiados se reunen para contarse sus penas，同前。

[1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 Berlín es un disparate，《彩印》，第2卷，第199期，1959年8月3日。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文章里说，只有“Jacqueline”回到巴黎，而他和“法兰科”留在拍林，并把车留在那里，再搭火车到布拉格。这样一来，除了1957年5月的德国行，也顺便把195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之旅纳入了后来1957年7至8月的苏联与匈牙利之旅。如此这般，三段不同的行程，最后便融为一段所谓的“铁幕下的九十天”之旅。

[14] 阿朗哥，Un ramo de nomeolvides，p.88。这个演出团体是Delia Zapata民谣乐团，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写过一篇他们的文章（"Danza cruda"，刊登于1954年8月4日的《观察家报》）；而且，命运真奇妙，这个团体刚好缺了手风琴手和萨克斯手。

[1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夏天从巴黎写到马德里给塔奇雅·昆塔那的信。

[16] 这段旅程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Allá por los tiempos de la Coca-Cola，《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1日中有所描绘。

[1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VII .URSS ：22,400,000 kilómetros cuadrados sin un solo aviso de Coca-Cola”，《彩印》，第2卷，第204期，1959年9月7日。写苏联的这四篇文章后来于1959在波哥大的《彩印》发表，最初是两篇文章：Yo visité Rusia 1、2，《时代报》，加拉加斯，1957年11月22日和29日。两个版本都收录在吉拉德主编的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iodística vol. VI ：De Europa y América2（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4），但我在此引述1959年版，因为这些文章较完整，且结合成一个全面的观点。

[18] 莫罗托夫后来于1957年6月1日遭到罢黜。

[1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 "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VIII. Moscú la aldea más grande del munda"，《彩印》，第2卷，第205期，1959年9月14日。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X. En el Mausoleo de la plaza Roja Stalin duerme sin remordimientos”，《彩印》，第2卷，第206期，1959年9月21日。

[23] 同上。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El destino de los embalsamados，《 观察家报 》，1982年9月12日。里面讨论到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提到艾娃·庇隆、圣塔安娜和欧布雷贡，并比较了斯大林、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细致的手。

[24]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30。

[25] 后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遇到另一个有着超细致双手的领导者，卡斯特罗司令官，世人称他“菲德尔”——不算是叔叔，却是每个人的朋友和同志。那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是每个人的朋友昵称“贾布”。

[2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X. En el Mausoleo de la plaza Roja Stalin duerme sin remordimientos”，《彩印》，第2卷，第206期，1959年9月21日。

[27] 同上。

[2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X. EL hombre soviétic empieza a cansarse de los contrastes，《彩印》，第2卷，第207期，1959年9月28日。

[2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Yo visité Hungría，《时代报》（加拉加斯），1957年11月15日。

[30] 同上。

[3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Yo visité Hungría，《时代报》（加拉加斯），1957年11月15日。

[32] 同上。

[33]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32。

[3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12月3日从伦敦寄到卡塔赫纳给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中间经过巴兰基亚的梅塞德斯）的信。

[35] Claude Couffon发表于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Express（巴黎），1977年1月17日至23日，p.76。

[36] 见吉拉德主编的De Europa y América 1，pp.33-38。

[37] 参见Anthony Day与Marjorie Miller发表于Gabo talks ：GGM on the misfortunes of Latin America，his friendship with Fidel Castro and his terror of the blank page，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1990年9月2日：“他说：‘从中学开始直到我首次周游社会主义国家，我有点算是政治宣传活动的受害者’。他说：‘我（1957年从东欧）回来时就很清楚，理论上，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公正的系统。但也明自，实际上，这不是社会主义。就在那时，发生了古巴革命’”（pp.33-34）。

[38] 1957年11月15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时代报》发表了《访问匈牙利》，11月22日和29日则一样在《时代报》分别发表了《人在苏联》一、二两集。将近两年后，1959年的7月底到9月底，又在波哥大的《彩印》周刊发表了十篇以“铁幕下的九十天”为大标题的文章——三篇写德国、三篇写捷克斯洛伐克、一篇写波兰、四篇写苏联（实为重复1957年的文章）；奇怪的是，他并未重复匈牙利的文章。欲了解这系列写作及出版物详细的顺序重现，请参阅吉拉德主编的De Eurapa y América 1，pp.33-38。

[39] 塔奇雅·昆塔那，访谈，巴黎，1993。

[4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12月3日从伦敦寄到卡塔赫纳给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中间经过巴兰基亚的梅塞德斯）的信。

[41] 吉拉德主编的De Europa y América 1，p.44。

[4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Un sábado en Londres，《国民报》（加拉加斯），1958年1月6日。

[4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66年10月1日从墨西哥城寄到伦敦给马里奥·瓦尔贾斯·略萨的信。

[4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12月3日从伦敦寄到卡塔赫纳给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中间经过巴兰基亚的梅塞德斯）的信。参见克劳蒂雅·德瑞福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花花公子》，30 ：2，1983年2月，pp.65-77和pp.172-178 ：《花花公子》杂志“梅塞德斯（对他到欧洲去）怎么反应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是她性格中我永远无法参透的谜团——到现在还是不懂。她完全笃定我会回去。每个人都跟她说她疯了，说我会在欧洲找到新的人。而在巴黎，我确实过着全然自由的生活。但我知道，结束后我会回到她身边。不是为了名声，而比较像自然注定地，就像已经发生了的事。”

[45] 会谈，墨西哥城，1993。

[46] 会谈，墨西哥城，1999。

1956年苏联军方坦克进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朋友（左一为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1957年摄于莫斯科红场。

第十二章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格兰德大妈”的诞生

1958—1959

1957年12月23日，收到来自加拉加斯电报的一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飞到委内瑞拉的麦奎蒂亚机场，内心充满着兴奋与期待。他的旅程经由当时大雪纷飞的里斯本，接着远远地飞离欧洲，降落于苏里南的巴拉马利波；这里令人窒息的热气与随处可见的番石榴有着他童年的味道。[1]他穿着蓝色牛仔裤、特价时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买来的棕色尼龙衬衫，每天晚上都洗一遍，其他行李只放在一个硬纸板的行李箱里，主要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手稿，也就是他在伦敦开始写的新小说，以及仍然尚未命名的《恶时辰》。门多萨记得大约下午五点钟他的朋友抵达，和姐妹索蕾妲一起简单地带他游览了一下加拉加斯市中心，然后带他到时髦的圣伯纳迪诺郊区，让他住在一家意大利移民开的廉价旅社里。

这是他第一次造访哥伦比亚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加拉加斯是一座人口大约一百五十万的集合城市，坐在门多萨白色MG敞篷跑车进入市中心时，加西亚·马尔克斯问他和索蕾妲市中心在哪里？当时的加拉加斯已经是个以不规则状扩张、漫无条理、汽车当道的城市，在绿色山丘及阿维拉山红紫色的山脊前闪闪发亮，有如热带地区的北美城市一般。当时的委内瑞拉处于无情的军人政权掌握之下，这也不是第一次。的确，伟大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家乡几乎没有议会民主的传统或经验。魁梧的马可·佩雷斯·希梅内斯将军专政统治已达六年之久，不过在他统治期间，来自石油工业的工业潮带来一连串建筑和公路的兴建风潮，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尚未体验过的。[2]

《时代》杂志的老板卡洛斯·拉米雷斯·麦奎格（员工叫他“疯子”）是个秃头的瘦子，常会有一阵阵的歇斯底里，至少门多萨是这么说的。他穿着皱皱的白色热带西装，大半辈子都戴着当时军事独裁政权主导的拉丁美洲下正受欢迎的深色镜片。第一天的早上，他甚至没有回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招呼，也许，正如之前在《观察家报》时的基耶尔莫·卡诺，他无法把眼前这位华而不实、消瘦身材的男人和门多萨口中所描绘的杰出作家、记者联想在一起，他早已有相当牢固的声誉，在欧洲的两年半间又更加的稳固。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为所惧。他后来描述，虽然并未马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但在加拉加斯这一段时期里他“既快乐又无拘无束”（他后来在那里所写文章选集的标题）。对他而言，在欧洲灰暗的压抑之后，委内瑞拉稍嫌专横。但在过度的分贝以及欢迎这方面，加拉加斯的气氛令人想起他所热爱的巴兰基亚，热带生活欢乐及随性的气氛，加上一项非比寻常的优势：加拉加斯真的是这陌生的加勒比海国家的首善之都。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很兴奋又能在一起，他们在普利尼奥另一个妹妹艾尔维拉的家里庆祝圣诞节和新年。前一年，贾布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相当孤单，在伦敦的短暂时间完全与世隔绝，此时的他非常高兴有观众听他无穷尽的故事的最初想法，纵使偶尔并不情愿，自从遇到“奇内其达”和柴伐蒂尼的电影剧本之后，这些灵感大幅地增加。门多萨以前未曾近距离地接触过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非常惊讶他在报社办公室如此认真工作，居然还有办法维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我都目睹他身为小说家的秘密工作，总是找机会进行自己的书稿创作。我甚至也染上了小说家的怪异分裂人格，每一天，他和自己的角色生活在一起，仿佛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写每一章之前他会先说给我听。”[3]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委内瑞拉停留期间，最重要及最难忘的一刻发生在第一个星期。12月15日，他从伦敦飞到加拉加斯的几天前，佩雷斯·希梅内斯才经由非常可耻的作弊公民投票确认掌权。1958年1月1日下午，准备完年末特刊、前一晚参加了新年狂欢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和门多萨的妹妹计划去海边，然而正当大家都拿起毛巾和泳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股家人和小说里经常发生，更别提他自己总是不可预测的人生里经常发生的预感。他告诉普利尼奥：“糟糕，我感觉有事要发生了！”他继而偷偷告诉大家要小心注意。几分钟后，他们站在窗口看着轰炸机飞过城市上空、掠过屋顶，听着机关枪开火的声音。迟来的索蕾妲·门多萨在这时抵达，从街上大叫着新闻：“马拉卡市的空军基地起义了，他们正在轰炸米拉佛瑞斯的总统官邸！”大家急忙跑到屋顶上观看这幕奇景。[4]

起义受到镇压，但加拉加斯却陷入混乱之中。紧接着而来的是令人紧张的三个星期，充满了焦虑、阴谋和镇压。经历了数天的恐怖和威吓之后，从1月10日起，一群群示威人士开始在市内各处抗议、反抗警察。一天下午，这两位哥伦比亚人在大楼外时，国家安全警察突袭《时代》杂志办公室，逮捕了在场的所有员工，并把他们全部带到总部去。当时老板在纽约，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整天都开着那辆白色MG跑车在处于危机的城里，直到宵禁时间，因而逃过被逮捕及搜查资料的命运。1月22日，委内瑞拉媒体全体停止工作，这是纽约的民主党领袖“爱国执政团”策划发起全体罢工的序曲。当天晚上，紧张情势升到最高点，这两位朋友熬夜在门多萨的公寓里听着收音机，凌晨三点，他们听到头顶飞机的引擎声，看到佩雷斯·希梅内斯的飞机灯光将他带到放逐地圣多明戈。街上满是欢欣鼓舞的人民在庆祝这个新闻，汽笛声一直响到凌晨仍然不绝于耳。[5]

佩雷斯·希梅内斯离开才三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与门多萨和一群记者在市区的总统府焦虑地等待着前一晚刚宣布的执政团、军队作何决定。房门突然打开，门内一名士兵显然属于争论失败的那一方，手持机关枪倒退着走出房间，从官邸撤退进而流亡，只留下地板上的泥脚印。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那一刻，那士兵离开房间的那一刻，从他们讨论如何成立新政府的房间里，我才第一次对权力有了意会，感受到权力的神秘。”[6]几天后，他与门多萨和米拉佛瑞斯总统官邸的管家促膝长谈，他从委内瑞拉典型强人独裁者胡安·维森德·戈麦斯上任第一天就服侍过所有的委内瑞拉总统。胡安·维森德·戈麦斯从1908年到1935年统治这个国家时，有着令人闻之色变的名声；然而总管谈到他时，却带着特别的崇敬以及毋庸置疑的怀念。直到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独裁者总是抱持着往常民主式的本能反应，但这次的邂逅让他开始思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受到这类人物的吸引？几天后，他告诉门多萨自己开始产生兴趣想写一本关于独裁者的伟大小说，大声地说：“你们没有注意到吗？还没有出现？”[7]最后，戈麦斯成为中心主角的原型，也许是《族长的秋天》中心主角的原型。

在这些发人深省的邂逅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快就读到桑顿·怀尔德的小说《三月十三日》，重现塞萨尔大帝死前最后时日。这本书使他想起最近在莫斯科看见斯大林以防腐保存的尸体之姿，他开始搜集一些细节，最后赋予自己的独裁者生命，生动地呈现出对于权力、权威、无能和孤独的沉迷，它们自童年时期就萦绕在他的想象里。门多萨回忆到，当时他的朋友，不露倦容花很多时间阅读拉丁美洲看似无止境的一连串暴君的资料，他们一起在附近餐厅用餐时，会以他们生活中生动、最夸张的细节谈论他，进而逐渐的发展出轮廓；没有父亲的男孩、对母亲有着不健康依赖的男性，对于世俗所有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8]（戈麦斯的名声是把委内瑞拉当成巨大的牧场在执政）。新小说的元素很快各就其位，然而再一次地，这个计划完全的开花结果还得经过许多年。

然而至少在目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其所哉。他回应新环境的喜悦和机会，仿佛自己是委内瑞拉国民，开始对人权、正义、民主发展出更明确的论述。根据许多读者的评断，他为《时代》杂志写的文章是整个事业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在欧洲时，他以第一人称的观点赋予自己的报道的可信度和直接性，如今，他进展到一种几乎非个人的超然，只更增加了他陈述的明确度，甚至潜在的热情。[9]

佩雷斯·希梅内斯下台才两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写了一篇非常深刻的政论文章。标题为“在此奋斗过程中教士的参与”[10]，解释了委内瑞拉教会大致上的角色，特别是某些神父的勇气，更别提加拉加斯大主教本人，在许多民主政治人物都已经放弃之时，是他促成了独裁的瓦解。他非常清楚教会对于拉丁美洲政治的持续影响力，许多次都在文章中提到教会的“社会教诲”。这不只是实用主义的想法，也是先见之明，因为同年10月，约翰·保罗二十三世成为新的教皇，后来以“解放神学”广为人知的第一个征兆此时在拉丁美洲已经非常显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时期的大学朋友卡米洛·托雷斯，成为全拉丁美洲以新宗教教义的信条为基础介入游击队战斗，而最广为人知的神父。

3月的某一天，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何塞·丰特·卡斯特罗以及其他朋友坐在加拉加斯的“豪华咖啡馆”喝着酒，他看看手表说：“他妈的，我快错过飞机了！”普利尼奥问他要去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去结婚。”丰特·卡斯特罗回忆道：“这使我们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有女朋友。”[11]自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向梅塞德斯·巴尔查求婚以来，已经超过十二年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自从他第一次决定要娶她为妻算起来已经超过十六年。此时的他刚满三十一岁，她二十五岁。除了通信内容之外，他们其实并不太认识对方。另外，普利尼奥·门多萨很清楚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昆塔那的恋情——她甚至写信问他是否有可能在委内瑞拉找到工作——他的妹妹索蕾妲见过这位西班牙演员，并且两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的确，就在他抵达加拉加斯后不久，她曾经问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何能放弃这样的女人？梅塞德斯会搬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世界，她丈夫的世界——的确，她对丈夫的世界，了解远远不及身边这些新朋友。对于自己身为这个外向但也非常注重隐私，甚至守口如瓶的男人生命中的女人，要到很多年后，她才终于对此角色感到完全的自信。

哥伦比亚的家人已经将近三年没有见到贾布了，就算是在那之前，自从1951年年底他短暂地和他们一起住在卡塔赫纳后回到巴兰基亚以来，他们也只见过他一两次。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塔赫纳家人的处境变得很差，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但即使如此还是很困难。不过，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旧房子终于在1957年8月2日卖掉了。[12]由于房租收入变得微不足道，随着建筑物慢慢残破，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决定以七千比索卖给一对贫穷的农人夫妇，他们刚刚赢得当地的乐透奖。这笔钱帮助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完成他在卡塔赫纳的皮耶·玻帕所盖的新房子。

路易莎衷心地想确定贾布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也许她在父亲死前如此向他保证过——然而，她渐渐地被身为十一个孩子母亲的生活弄得筋疲力尽，而她挂念着排行比较前面几个女孩子的教育问题，似乎是因为不希望她们落入苏克雷“当地乡巴佬”的魔掌，帮助她们走向独立的未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艾妲，从圣塔玛尔坦毕业之后，她在卡塔赫纳的慈幼会修女学校教低年级学生，贾布在1958年回家之前的几年，她突然决定成为修女，离家前往梅德茵。当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圣蒂雅嘉都反对艾妲的决定——正如同他们反对她和拉法叶·佩雷斯之间的感情，苏克雷一位想要娶她的男孩——但这次没有用。无论如何，这家人很快就要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于教育自由放任的态度付出惨痛的代价，如今处于青春期的库奇（阿夫列多）开始误入歧途，成为毒品的受害者，最终断送了他的生命。

同时，最小的妹妹莉妲则卷入一场闹剧，差点演变成“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唯一的情人是我的丈夫阿方索·托瑞斯。我1953年11月从辛瑟回到卡塔赫纳，12月在邻居的妹妹家认识他，悲剧从此开始，因为除了古斯塔沃以外，没有人喜欢他。”[13]她认识阿方索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家人非常反对他们在一起。阿方索虽然英俊过人，但暗肤色却一点儿帮助也没有。尽管面临极大的阻挠，莉妲和阿方索还是秘密地交往了四年。有一次，她对于这样的情况非常难过，把头发全部剪掉以示抗议父母的态度——他们甚至不让那年轻人进到屋内。他们永远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结婚（如同艾妲一般，玛歌在苏克雷也有她自己的拉法叶·布耶诺，等她决定反抗父母时，他已经把另一个女孩的肚子搞大，玛歌从此不再接受爱情）。如今，莉妲的大哥贾布会来拯救她，她在学校读过他写的故事（她最喜欢《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休了四天假。飞到巴兰基亚，住在七十二街和四十七号公路路口的旧阿罕布拉旅馆，只带着一个空行李箱。“加拉加斯的衣服很贵[14]，”他说。后来，梅塞德斯坚持是他“突然出现”在她家，不过他大概事先联系过她，而这只是长期以来有人问到他们的求爱过程和婚姻时，他们惯常摊出的滑稽版本。她告诉我，她总是栩栩如生地记得自己躺在药店楼上房间里的床上，一个妹妹大叫：“贾布来了！”[15]不过，她不肯说自己是兴奋还是只有惊讶。当天晚上，路易斯·安立奎从谢纳加坐飞机过来，加上贾布、福恩马佑尔和巴尔加斯，他们到“洞穴”共度朝圣般的单身汉之夜。

1958年3月21日早上11点，订婚不到三年之后，这对新人在7月20日大道上的永援圣母教堂结婚。[16]“洞穴”的成员几乎全体出席，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记得贾布看起来似乎因为那一刻的庄严而感到迷茫，穿着暗灰色西装的他比往常更为清瘦，领带极为罕见的工整。新娘姗姗来迟得令人忧心，但穿着令人惊艳的蓝色长礼服，戴着面纱。喜宴地点则选择在她父亲坐落于街道另一头的药店里。[17]

两天后，这对新人前往卡塔赫纳拜访梅塞德斯的婆家。对路易莎而言，自己的儿子离开这么久，出现的时候已经结婚，这种感觉一定很奇怪。阿方索借此机会安排去美丽华冰激凌店见女朋友的大哥。第二天早上莉妲上学时，路易莎对她说：“贾布昨天和阿方索谈过了，他今天会和你的父亲谈，所以今天会决定你的事情。”莉妲后来听说大哥对父亲说：“该是你开始把那些商品卖掉的时候了。”阿方索终于可以进到屋子里。为了表示他是认真的，他说自己准备再等一年，等莉妲读完高中。而为了表示自己一点儿也不严苛古板，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他不赞成长时间订婚，这对情侣应该马上成婚。结果这起婚事在三个月内就完成，莉妲因而高中没有毕业，反倒生了五个小孩儿，接着在当地的政府机构工作，支撑家计二十五年。阿方索·托瑞斯则渐渐成为卡塔赫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中的男人。[18]

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里年纪最小的是伊尤，四十年后，他回忆起贾布闪电般的造访：“他才刚结婚，和梅塞德斯一起来卡塔赫纳度蜜月，或是说再见，或者两者都有，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清楚地记得他们：两个都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在皮耶·玻帕的大房子里，我在那里度过青春期。他们不停地说话、抽烟。他们抽得很凶：在大厅、厨房里、餐桌上，甚至在床上，上面他们有自己的烟灰缸和三包香烟。他很瘦，她也是。他很紧张，有着细细的胡髭，她长得很像索菲亚·罗兰。”[19]

对于亲朋好友而言，这对新婚夫妇太早离开，他们经由马拉开波飞往加拉加斯。她幼时朋友后来告诉我，在苏克雷下午的阳光下，这小女孩儿曾经靠在露台墙边说：“喔，我想去环游世界，住在大城市里，住遍不同的旅馆。”如今她出发了。在她过去拥有的人生里，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梦想会成真。他们在飞机上聊天时，贾布告诉梅塞德斯一些自己的梦想：他会出版一本名为《家》的小说；他会写另一本关于独裁者的小说；四十岁的时候他会写出毕生杰作。她后来仔细回想：“贾布出生的时候眼睛张得开开的……他总是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就算是我们的婚姻也一样。我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对他的父亲说：‘我知道自己要和谁结婚。’当时我们只不过刚认识而已。”[20]如今，她嫁给了这个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男人。

这是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着结婚的现实、新的责任而改变，此刻坦然地计划未来。自然地，这不只是夫婿试图让妻子印象深刻，他也在创始一个新的年代、新的计划。即使是他心爱的文学，属于他自己的领域，都是这新方程式的一部分。他再也不能只是随随便便的活着，左手进右手出，一切都必须经过计划、组织——包括写作在内。

门多萨全家都出现在加拉加斯机场，包括如今垂垂老矣的前国防部部长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他渐渐地知道自己在哥伦比亚的政治抱负已经随着时间烟消云散。在哥伦比亚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保守党，在委内瑞拉显然永远地输了。

面对这嘈杂、外向，也许过于自信，甚至专横的新家人，梅塞德斯感到不知所措。二妹索蕾妲无疑暗中，也许甚至负面地拿她和见过世面的塔奇雅比较。二十年后，在一本时髦波哥大杂志的文章里，最小的妹妹康斯薇洛无意地揭露了梅塞德斯觉得如此不安的原因。回忆起许多年前她抵达之时，康斯薇洛写道：“她有着海岸区女性典型的体型，苗条但骨架较大，肤色黝黑，较高而不是较矮，凤眼，丰唇微笑，严肃同时也带点嘲弄。那是梅塞德斯·巴尔查第一次出国，她抵达加拉加斯时，看起来似乎是个羞怯、安静的平凡人，穿的窄裙似乎比流行的要大一号，短发，那头永远的卷发对她没有好处。”[21]简而言之：她可能有非洲血统、过时、一点儿也不显眼。毫不令人意外，梅塞德斯后来告诉我，她在加拉加斯“花了太多时间”和门多萨一家人在一起，这些时间“不合乎我的品位，一点儿也不有趣——坦白说，我很想离开门多萨一家人”。只是，刚开始她几乎每天都必须和他们一起用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圣伯纳迪诺的罗莱马大厦安排了一间小公寓，里面几乎没有家具或家庭用品[22]，此等糗事被这对新婚夫妻讲了好几年。普利尼奥·门多萨从来没有离开加西亚·巴尔查家，即使在蜜月期间也一样[2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三十年后告诉我这个故事时，还对此哈哈大笑。门多萨自己的回忆录《冰与火焰》含蓄地证实了这个故事。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普利尼奥原本承诺要守口如瓶，但到头来却告诉全世界梅塞德斯第一次尝试下厨的灾难——梅塞德斯承认自己连颗蛋都不会煮，是贾布教她的[24]——以及她到加拉加斯之后一句话也没说的事实：“我见到梅塞德斯三天后告诉我妹妹，‘贾布娶了个哑巴’。”[25]

不过，梅塞德斯说自己和丈夫之间的沟通没有问题。1991年，我问她认为维系他们之间感情的是什么？她说：“我觉得问题在于肌肤相亲的效应，你不认为吗？没有这一点的话，什么也没有。”[26]但那只是开始，她很快就进入他的内心，不过和他真正认识她之前那些年的挫折有所不同，这个男人以为自己绝对能生活于自给自足中，自从外公在他十岁过世之后就不再指望任何人，但她如今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她为他的生活带来冷静、秩序。渐渐地，随着她越来越有自信——或者，随着她找到方法把内在的自信转化成外在的表达——她开始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诸多衍生的杂事中加诸传奇性的秩序感，她整理他的文章、新闻剪报、文件、故事、《家》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打字稿。

事实上，在婚礼之前，虽然在他到达加拉加斯之后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和新闻抗争，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狂热地投注在他的文学作品上。门多萨建议他的朋友参加一个由《民族报》发起、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赞助的短篇故事比赛，他几乎一鼓作气地写下第四个马孔多故事《周二的午休》。普利尼奥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篇故事写于1958年复活节的那一个礼拜（如果他朋友说的是实话，但再一次，很可能早就有普利尼奥没看过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来自他从小就记得的事件，先是听到有人大叫“那小偷的母亲来了”，接着见到一名可怜的妇人走过阿拉卡塔卡上校的房子[27]。这个短篇故事所描述的是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坐火车抵达马孔多，被迫在镇民敌意的眼光下走过街道，才能拜访她儿子所埋葬的墓地，他在企图抢劫时被射杀。这虽然是少数设于阿拉卡塔卡——马孔多的故事之一，但风格上谨守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段时期新写实主义的美学特色。他常常说自己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故事，最引人入胜、“最亲密”，可能是因为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神奇地融入了自己和母亲归乡的经验，1950年在正午的炎热中走在阿拉卡塔卡的街上[28]。虽然有这些可取之处，但文章并没有得奖。

当然就灵感而言，这一篇以及其他马孔多—阿拉卡塔卡的故事写出作者“奇妙”的童年记忆，许多是怀旧的；而背景设在“镇上”（苏克雷）的故事则驱走他痛苦的青春期记忆。然而，不论背景是马孔多还是“镇上”，这些故事并不是专注在管理两个地区的冷血官方——虽然马孔多的神父永远没有“镇上”的神父冷酷，其他官方也是如此（马孔多甚至没有市长）——而是专注在平凡的人们身上，以贴近的观察、温暖的颜色描绘他们在严苛困境中试着过活，在总是逆境的情况下以最大的勇气、礼仪、尊严、荣誉生活着。如果这听起来很多愁善感，不可能是“现实的”，那么，是这个作者的天才使他有办法说服最多疑的读者认同他的看法。

加西亚·马尔克斯碰巧可以利用5月下旬和整个6月写他的故事，因为再一次，如同1948年和1956年，不受欢迎的不幸却为他带来文学上的好运。佩雷斯·希梅内斯不久前才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颁为美国之友，5月13日，就他在下台不到四个月之内，共和党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前往委内瑞拉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友好访问。尼克松的车子被困在离开机场的路上，被丢石头、吐口水，差点丧命。这个事件受到世界各地媒体的报道，认为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降到冰点的历史征兆，而针对这次被羞辱的挫败检讨，也引致三年后“进步联盟”的成立。如同其他报社老板，拉米雷斯·麦奎格决定写一篇特别的社论悲叹尼克松的遭遇，其实就是在为这个事件道歉。关于这个事件，门多萨则参与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对着老板尖叫“去吃屎吧！”当场辞职走人。下楼梯时，他遇到迟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转头和他一起走出去，两人都丢了工作。[29]

两名失业的记者回到圣伯纳迪诺，接了梅塞德斯去喝一杯，到当地餐厅“巴别拉寒舍”吃饭，一面做事后分析，一面庆祝。后来证明，梅塞德斯不但为人较安静，而且还有黑色幽默感，他们一边告诉她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被炒鱿鱼，她一边放声大笑。这多出来的时间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延长他的蜜月期，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这对新婚夫妇因而有更多时间相处在一起。[30]

她随身带着一大捆贾布写给她的信到加拉加斯，总共六百五十页。几个星期后，他要求她把这些信销毁，因为，根据她的回忆：“它们有可能会落入他人手中。”他自己的版本则是，每次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她总是说，“你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从巴黎写给我的信说你永远不会这么做。”当他确定她不愿意销毁时——根据他们的个性，一定是经过非常谨慎而困难的讨论——他建议从她手中买下这批信件，最后他们同意象征性的一百委内瑞拉银币，之后她就这些信件全数销毁。[31]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么实在非常有意思（甚至如果不是真的也一样）。首先最主要的，这显示他含蓄地保证一辈子都会和她维持婚姻关系，对她而言永远不会有所谓的“贾布”时期可以回顾，因为他们之间永远不会有距离存在，因此也永远不需要借由看旧信件来怀旧。其次，也许私底下，这些信件是给他自己的，一段他的确曾经抛弃她的时期的纪念品，他和塔奇雅的恋情、和“妞妞”之间的露水姻缘。无疑，他的良心要求销毁这些证据（可能因为他没有排除再度和塔奇雅恢复联系，他和梅塞德斯结婚前正好是他和塔奇雅认识两周年）。最后，不论乍看之下有多么不可能，也有可能是当这个年轻人在飞机上吹嘘着未来的功绩时，其实他知道自己将来会出名，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直觉，因此应该提前销毁生命中所有的证据，为未来的学生、评论、传记作者建立一个现成的形象。不论哪一个才是真相，这个行为都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心中深植的直觉，不要紧紧抓住过去不放，也不要收集纪念品或定情物——即使是来自他的小说。

普利尼奥·门多萨再度被国内顶尖的新闻杂志《精英》（Elite）邀请。在那里，加西亚·马尔克斯遇见了未来最重要的委内瑞拉朋友西蒙·阿贝尔托·康萨尔维，他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经由拉丁美洲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集团之一卡普里列斯集团的所有人米格尔·安赫尔·卡普里列斯，门多萨成功地在同一家机构帮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另一份工作。因此，6月2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卡普里列斯杂志中最轻佻的《委内瑞拉影像》（Venezuela Gráfica）总编辑，这本杂志素以“委内瑞拉色情照片”而广为人知，尤其是诸多穿着清凉的“名角”[32]。他刚帮《精英》杂志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匈牙利前总理纳吉的死刑（1958年6月28日），但帮新杂志则写得很少。

来自哥伦比亚的好消息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突然刊登在6月号的《传奇》（Mito），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1955年前往欧洲之后，这本文学评论杂志曾经刊登过《伊莎贝尔于马孔多之望雨独白》。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他给了赫尔曼·巴尔加斯一份小说的稿子，但巴尔加斯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转手给编辑凯坦·杜兰[3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刊登于文学杂志上这件事，再一次地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几乎总是悄悄地刊登，因此只有几百个人会读到。不过总比没有好，当时他一定是这么想。当时，畅销书这样的概念并不在他的期望之中。

不过再一次，另一种政治力量正要介入，进而对他的命运做出极端的改变。1956年初在巴黎，尼古拉斯·纪廉告诉他一个叫卡斯特罗的年轻律师是古巴唯一的希望，他是7月26日运动的领袖，自此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一直注意这个男人的功绩，包括他在墨西哥的准备，搭乘格拉玛号游艇，史诗般但灾难性地前往古巴的旅程，以及在古巴马埃斯特拉山脉的游击战。卡斯特罗很快地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直觉中的另一个焦点人物。经由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不会忘记的过程，委内瑞拉正摸索着走向新的民主秩序，但委内瑞拉不是他的国家，随着时间的逝去，对他的吸引也逐渐淡化；无论如何，他借由写作参与报道、编辑的能力已经不再。卡斯特罗的奋斗无疑具有代表拉美大陆之意，更别说抱负，也许古巴真的会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国家。

他曾经在加拉加斯采访过卡斯特罗的妹妹艾玛，《我的哥哥菲德尔》于1958年4月18日刊登在《时代》杂志，他在该年年中也以持续的热情注意着古巴的发展。虽然卡斯特罗尚未宣布自己的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在他长久的记者生涯中，他第一次能够对一位政治人物表现出无限的热情，对他的革命运动有着明显的乐观。他提到卡斯特罗最喜欢的食物是意大利面，他自己是烹饪此料理的高手，接着注记：“在马埃斯特拉山，菲德尔仍然在煮意大利面。‘他是个好人，一个简单的人，’他的妹妹说，‘他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最重要的是，他很会聆听。’她说他可以听上好几个小时，以同样的兴趣聆听各式的对话。关心身边同伴的问题，加上坚不可摧的意志，似乎是他人格的核心特质。”[34]四十五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说出几乎同样的话——更别说吃着由卡斯特罗在他自己的厨房里所煮的意大利面——并不奇怪：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少数他能够相信的人物之一。如今，发现卡斯特罗曾经参与“波哥大大暴动”，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对于这位年轻古巴人史诗般的冒险投以浓厚兴趣之外，他们之间的联系又多了一层传记体上的巧合之处。的确，在他和艾玛·卡斯特罗善意的访问之后，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在加拉加斯的成员开始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情报，然后他再提供给他所任职的杂志。

1958年除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去了由卡普里列斯家族举办的新年派对，凌晨三点回到自己住的大楼时，电梯坏了。他们两人都喝了很多，因此每爬一层楼就要坐下来休息，才能爬到六楼。他们终于打开门进公寓时，听到城里传来喧哗声，人声、汽车喇叭、教堂钟声、工厂的汽笛鸣叫声交织一片。难道是委内瑞拉又一次的革命吗？他们的公寓里没有收音机，只好赶快再跑下六楼去查明发生了什么事。管理员是名葡萄牙女子，告诉他们不是委内瑞拉，而是古巴的巴蒂斯塔下台了！[35]当天稍后，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他的游击队进入哈瓦那，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开启新页；自从拉丁美洲被发现以来的第一次，全世界都会直接地受到此地政治事件的撼动。也许，拉丁美洲孤独和失败的时期终于结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臆测着。当天稍后，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一起庆祝这个消息，在门多萨家族于“丽山”的露台上畅饮冰啤酒，看着汽车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上鸣着喇叭，车窗外飘着古巴国旗。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两个朋友在各自的办公室里追踪媒体电报的每一个细节。

1959年1月1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整理他在《委内瑞拉影像》杂志办公室的办公桌，整理完了正准备回家，此时一位古巴革命分子出现，表示飞机在麦奎蒂亚机场等着带领有兴趣的记者前往岛上观察巴蒂斯塔罪犯的审判，史称“真相行动”。问他有兴趣吗？他必须当场决定，因为飞机当天晚上就要离开，连回家打包的时间都没有。反正梅塞德斯已经回巴兰基亚一阵子和家人度假，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打电话给普利尼奥·门多萨——在行李箱里放两件衬衫，马上去机场，菲德尔邀请我们去古巴。他们两个当晚就出发，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穿着身上的衣服，没有护照，从巴蒂斯塔军队接收来的双引擎飞机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尿骚味”。[36]他们上飞机时，媒体和电视摄影机记录着整起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惊恐地看见坐在驾驶舱的是一位有名的电台主持人，没人知道这位流亡的古巴人是个飞行员。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听见他对航空公司抱怨飞机超载，乘客和行李堆在走道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颤抖的声音问驾驶员，他是否认为他们有办法飞到目的地，驾驶员告诉他安心信任“处女号”。飞机在热带风暴中起飞，半夜还必须在途中的卡马圭紧急降落。

他们于19日早上抵达哈瓦那，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总理的三天后，古巴仍然沉浸在新革命的兴奋、迷惑和波折之中。四处都是红旗，蓄胡的游击队员肩上扛着来复枪，混杂在似梦般眼神、戴着草帽的农夫，以及无法忘怀的喜悦之中。两位朋友首先注意到的是，巴蒂斯塔的空军如今也允许蓄胡，表示自己也是革命分子。没多久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发现自己来到总统府，他回忆到，这里一片混乱——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外国记者都混在一起。门多萨记得他们依序进入媒体室时，见到卡密罗·西安富耶格斯和切·格瓦拉在说话，他很清楚地听到西安富耶格斯说：“我们应该枪毙那些混蛋！”[37]几分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传奇的西班牙将军阿贝尔托·巴尤时，听到头顶上直升机的声音，是卡斯特罗搭机过来，向建筑物前沿着使命大道聚集的百万民众解释“真相行动”的宗旨意义[38]。卡斯特罗进入这个大房间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中断他的采访；新领袖准备他的演讲时，他们之间只隔了三个人。他开始说话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感觉背上有一把手枪抵着他，总统随扈错把他当成偷偷混入的间谍。幸运的是，他有机会及时解释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两位哥伦比亚人前往“体育场”，目睹被控为战犯的巴蒂斯塔支持者的受审，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天一夜。“真相行动”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革命只审判、处决战犯，而非所有的“巴蒂斯塔支持者”，像部分美国媒体已经指称的那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出席了赫苏斯·索萨·布朗哥上校的审判，他是巴蒂斯塔军队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员之一，被控谋杀没有武装的农民。台上有一个像拳击台的地方，以探照灯照明，被告戴着手铐站着。两位哥伦比亚人坐在前排，同时，群众吃着临时的餐点、喝着啤酒，一面围观吃喝着，而索萨·布朗哥脸上带着轻蔑、讥讽和恐怖的神情，试图为自己辩护。索萨最后终于被判有罪时，普利尼奥·门多萨手拿麦克风对着这位被定罪的人，让他可以回应判决，但索萨拒绝回应。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这个事件改变了他对于《族长的秋天》的想法，他如今设想一场最近被推翻的独裁者的审判，由尸体旁的独白陈述。当局问他和门多萨晚上是否有意与其他记者一同去探视被定罪囚犯的牢房，但被他们回绝；第二天早上，索萨·布朗哥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双胞胎女儿去饭店请求外国媒体签署陈情书请求特赦，他们全都签了名。那位母亲前一天晚上给女儿吃了药，让她们保持清醒，“她们才会永远记得这个晚上”[39]。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签名似乎是基于同情这家人，以及毕生反对死刑的态度，而不是出自于关心程序的正义。如同索萨·布朗哥所抗议的，审判的确实像“马戏团”，但也不算血腥，他的罪行并没有疑问。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表示，虽然有一些不合规则，但他们相信处刑是公正的。[40]

三天后，这两位朋友飞回加拉加斯。普利尼奥·门多萨已经被他在委内瑞拉所见愈演愈烈的仇外情绪所激怒，决定回到波哥大。他在2月底离开，开始为《彩印》和《街道》（La Calle）等杂志做特约撰稿工作，一面等待来自古巴的消息。门多萨一直都比他年长的朋友容易受影响，也比较冲动，乌托邦的喜悦说服门多萨自己应该以某种方式为新革命尽力，两人都认为这个现象的规模和重要性将会遍及整个拉丁美洲。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明白地向古巴的联系人表示，如果他们找到恰当的职务给他做的话，自己也可能准备为新政权效力。

美国媒体则以非常悲观的态度谈论着哈瓦那的“杀戮”，一批批地处决任何可以找得到的“巴蒂斯塔支持者”，而新的革命政府继续坚持它只是在审判、处决罪证确凿的战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被新政府说服古巴革命具有正当性，相信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反应是不公正的。一位阿根廷记者豪尔斯·里卡多·马塞提在“体育场”的事件中接受采访，宣称美国对于古巴事件的报道“再次显示需要拉丁美洲媒体的力量来保护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41]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报道新闻这个议题向来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关切重点，最后，新政府邀请马塞提在哈瓦那成立他所推荐的那种新闻机构，后来称为拉丁美洲通讯社，一旦对这个不可或缺的革命工具达成共识，马塞提开始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寻找同仁以及撰稿人，在拉丁美洲所有主要城市设立办公室。

4月，就在卡斯特罗访问华盛顿和纽约十一天，受到美国政府刻意的冷落之后不久，一位叫罗德里戈·苏阿瑞兹的墨西哥人来到波哥大，醉醺醺的他带着一行李箱的钞票。此时的基耶尔莫·安古罗娶了意大利人，带她回波哥大，和基耶尔莫·安古罗谈过之后，苏阿瑞兹提议普利尼奥·门多萨应该负责设立波哥大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办公室。门多萨接受了，同时也表示自己有个朋友在委内瑞拉，是个杰出的记者，并且热心支持革命，只等着对方提出邀请。“现在就去找他！”是当场的回答。[42]这场革命真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都是口头承诺，没有支票、没有收据，那个时代的革命就是这样。”[43]几天后，加拿大皇家银行通知门多萨有一万美元汇到他的名下。他打电报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要他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波哥大。

真的需要下决定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想为古巴工作的欲望，克服了他不愿意回到波哥大的心情。虽然委内瑞拉有问题也有踌躇，但政治进展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但古巴则更进一步——其实是好几步。根据门多萨的版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在5月上旬抵达波哥大时，仍然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门多萨把他们从机场接到车上时，贾布才庆祝这个消息：“古巴！太棒了！”[44]担任记者十二年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做自己想要做的那种工作，没有审查制度、没有妥协——至少他是这么认为。新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办公室位于七号公路——第七街，在十七街和十八街之间的坦帕咖啡座对面——光是这一点就觉得是在革命；而且，其实距离他十五年前第一次到波哥大，要去锡帕基拉之前所住的宿舍颇为接近。[45]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波哥大已经不再是坚不可摧的卡恰克人堡垒。如今，这个城市是1948年4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学习革命重要一课之处，他和普利尼奥要在此散播革命的种子。他马上开始工作——有太多需要学习，太多需要即兴发挥。没多久，七号公路的办公室就成为哥伦比亚左派的聚会之处。其中的员工包括梅塞德斯的弟弟爱德华多，他们参与了拉丁美洲20世纪历史上最骚乱、热情、但结果也最悲惨的开始。当时，世界各地的革新主义者都以最热烈和热情的注意力锁定古巴的发展，拉丁美洲的年轻人开始把“古巴实战经验”应用在自己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各处成立游击队运动。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常常在办公室附近的街上安排支持古巴的集会。

虽然有以上如火如荼的活动，但哥伦比亚一如往常地证明它置身于大陆规则之外。在革新主义人士的眼中，哥伦比亚的发展并不如古巴或委内瑞拉一样有希望。哥伦比亚教会谴责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政权之后，罗哈斯·皮尼利亚在1957年3月开始动摇，自由党领袖阿贝尔托·耶拉斯·卡马尔哥领导的公民运动号召全面罢工。独裁者于5月10日辞职，属意由加夫列尔·巴利斯·高尔迪尤将军所领导的五人执政团接手，勉强答应恢复民主。7月20日，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岸的滨海休闲地希切斯，耶拉斯和流亡的保守党领袖劳雷亚诺·戈麦斯策划“国家阵线”，未来保守党和自由党将以双头政府组织轮替，以避免政治混乱——其实指的就是左倾——以及恢复军事统治的危险。执政团于10月宣布全民公投，1957年12月1日，公民投票通过这个计划。一轮诡异初选似的投票决定自由党和保守党最受欢迎的参选人之后，耶拉斯在1958年的选举中同额竞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巴尔查在3月的婚礼之后回到委内瑞拉，自由党领袖很快地在1958年8月以哥伦比亚下一个“民选”总统的姿态接受欢呼。

在一篇他结婚当天刊登于加拉加斯的文章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确而有力地总结哥伦比亚最近的历史：

1949年11月9日，原本低调的百万富翁、保守党总理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下令解散国会，经过没有选举的八年九个月十一天之后，哥伦比亚人再度回到投票所，重新选出国会。此解散国会的法令于某星期六的三点三十五分生效，开启连续三个的独裁政权，使得国内二十万人死于非命，以及历史上最糟的社会以及经济的不平等。毫不留情地军事追杀自由党，毁损了我们国家的选举事实。[46]

他的评论还不止于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自由党在1946年失去政权终究归咎于耶拉斯·卡马尔哥，并且鄙视他居然成为参选人，因为他其实是保守党，果不其然地从二十年前曾经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同一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中招募自由党参选人。由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于1959年2月13日所成立的新政党“解放革命运动党”在20世纪60年代虽造成一时的骚动，不过，对于两个政治恐龙之间的争斗终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一如往常，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也不乐意回到惨淡的波哥大，更甭提哥伦比亚政治带给他的挫折感。不过，对于波哥大人的背信弃义，如今他有妻子分享他的感受，以及他身为“海岸人”的抗拒。梅塞德斯已经怀孕好几个月，剪了短发，常常穿长裤，此举使波哥大的邻居非常震惊，特别是对怀孕女性对于古巴高跟鞋的偏好以及她丈夫俗气的衬衫。[47]普利尼奥·门多萨还是单身汉，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家，贾布忙的时候则由他带梅塞德斯去电影院。他和他的朋友都有着相同深蓝色的雨衣，他们的朋友总是开玩笑，“看起来好像是由同一个母亲所打扮的两个男孩子”。[48]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7年所写，关于访问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文章于1959年7月27日至9月28日间刊登于《彩印》杂志，系列标题是《铁幕下的九十天》。也许重要的是他没有重复匈牙利的文章，这也许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予卡达如此好的评语之后，他却处决了纳吉。因此，他针对这个议题另外写了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并未令他的读者想到他和卡达之间的交情，而且可以注意到，他怪罪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匈牙利人：“即使是我们这些原则上相信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扮演决定性角色的人，也必须认清这位苏维埃总理已经开始令人起疑地看似斯大林。”[49]有趣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强调的一点是处决纳吉是“愚蠢的政治行为”；面对也许原则上该受谴责的极权政策时，他不是最后一次采取如此实际的立场。写下这篇文章的人此时明确地相信在特殊的情境下有“对”与“错”，冷血地把政治置于道德之上，最后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如菲德尔·卡斯特罗般“无可取代”的领袖，这一点，也许我们不该觉得意外。讽刺的是，比起他两年前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之前写的稿子，东欧这一系列文章在1959年时反而比较具有实质意义，因为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拉丁美洲激烈的左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一再地引起辩论，甚至有人为它不惜杀人。

8月24日，梅塞德斯生下他们的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这不幸的婴儿生为卡恰克人，但他的受洗却使他注定有个光明的未来。不出所料，他的教父是普利尼奥·门多萨，教母是赫尔曼·巴尔加斯的妻子苏珊娜·莉娜瑞斯，如今住在波哥大，但婴儿由卡米洛·托雷斯神父施洗，后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47年在国家大学时同为法律系学生的激进派神父。托雷斯于1947年年底离开大学，他不幸的女友选择了僻静的修道院，他则于1955年成为神父，接着在天主教鲁汉大学研读社会学，和其他大学旧友正好同时都在欧洲，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普利尼奥·门多萨、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回到哥伦比亚之后，他回到国家大学教授社会学，他们全体首度重逢。等到1959年这群人再度碰面的时候，托雷斯神父在波哥大的边缘社区非常活跃，越来越疏离传统的教会体系[50]。毫无疑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托雷斯担任施洗仪式的主祭神父是因为感情因素——但他也是他和梅塞德斯唯一认识的神父。起初，托雷斯拒绝普利尼奥·门多萨担任教父，不只因为他并不是信徒，更由于众所皆知他并不虔诚。婴儿受洗时，托雷斯吟诵着：“相信圣灵现在降临于这婴孩身上的人应该跪下。”在场的四位都站立不动。[51]

罗德里戈出生之后，每当这两位“父亲”从办公室回家（几乎总是在深夜），他们会想办法把婴儿吵醒和他玩儿；梅塞德斯抗议时（她总是这么做），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说：“好啦，好啦，别埋怨我们两个爸爸了。”[52]卡米洛·托雷斯仍然经常拜访加西亚·巴尔查家，六年后，单纯一如往常的托雷斯神父加入国家解放军游击队，却在第一场战役中牺牲。他仍然是20世纪拉丁美洲史上最有名的革命神父。

古巴革命的1959年已近尾声。早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完成了无疑被公认为他所写过最重要的短篇故事。事实上，这篇非比寻常的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从来都不应该放在那些从伦敦开始创作而最后在委内瑞拉完成的选集里，那些作品其实承袭新写实主义，风格和意识形态上都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相辅相成。《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全然不是承袭，甚至也不是那个意识形态年代和文学类型的高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颇为新颖的作品；它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整个文学和政治轨道上最关键的一篇作品。首度结合他的两个文学类型“写实”和“魔幻”，并为接下来半个世纪完整的成熟作品铺路，特别是两部重要巨作《百年孤独》 以及《族长的秋天》。的确，此篇故事规模之巨大，特别是结局，融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的神话与诗意中不同的元素，他自己都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理清最重要的脉络，才有办法设想出接下来的数年间等待他的两部巨作的结局。

事实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在政治层面上，即使回到哥伦比亚这件事带来的文化冲击在意料之中，却也是非常强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欧洲写成，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还是对家乡和一些人带有一些感伤的情怀。即将出版的选集里的其他故事也是在欧洲开始写，在委内瑞拉的前几个月内完成；这些作品中对一般哥伦比亚人散发出的情感以及他对于未命名的上校的情感，无疑是类似的。然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他回到哥伦比亚之后的产物，不仅是在离开哥伦比亚超过三年之后。也无疑是在欧洲、委内瑞拉、古巴之后。首次阅读时，就能感受到这些不同的体验接连影响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感受；感受到作者累积的挫折感，藐视、愤怒一个国家竟能无止境地耗弱自己的子民，而且似乎永远、永远不会改变。

因此，对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首先的评论是，故事里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段毫无意义的歌舞；或者，几乎毫无意义。这篇作品诉说—— 的确，由非常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叙事者诉说这个故事—— 一位老哥伦比亚女族长“格兰德大妈”的生与死（关于死多于生）。哥伦比亚所有的政治人物和显贵，甚至来自国外的贵客如教皇等，都来参加她的葬礼。故事中暗示但并没有明说的是，格兰德大妈一生都在蛮荒之地度过，她的财富来自无耻又无情地剥削劳动农民阶层，她自己丑陋、粗俗，在每一方面都可笑而荒唐。然而，在她那没有命名的国度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明显的事实。也就是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寓言，其中刻画了首先由凯坦所建立、仍然封建的半“寡头政治”中真正的道德状态；以及统治阶层卡恰克人的虚伪，假装哥伦比亚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土地，唯一令人失望的却是被这些高人一等的人所欺压的人民，这些人民可怜、出身低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由19世纪的政治体制监管的殖民式土地占有体系。什么时候，喔，什么时候，哥伦比亚的20世纪才会来到！因此，他的故事由里到外。以倒转方式开始描写这个世界：

对于世界的异教徒，这是格兰德大妈的真实故事，马孔多王国绝对的主权者，享年九十二岁，上个9月的某个星期二死于圣洁的味道之中，教皇出席她的葬礼。[53]

十五页后的结尾：

如今至尊教皇的身体与灵魂都可以上升至天堂，他在世间的使命完成，共和国的总统可以坐下来根据自己健全的判断能力来执政，过去与未来的万物之后都可以结婚，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并生下许多子嗣，平民老百姓也可以架起他们的帐篷，在格兰德大妈无边无际的土地上过着他妈的快乐无比的生活，因为唯一能够与他们为敌，唯一有足够势力反对他们此举的人，已经开始在那铅座下腐烂。唯一剩下的只有一人靠在门边，坐在椅凳上讲述这个故事给后代子孙，作为警喻和榜样，让全世界的异教徒都知道格兰德大妈的故事，因为明天星期三，清道夫就会把葬礼遗留下来的垃圾扫得干干净净，永远清洁。[54]

这使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本人的语调和修辞。[55]这位叙事者的声音和观点只差一点点儿就是完全的讽刺，近乎斯威夫特或伏尔泰式的讽刺，如此地有力，他可以反述的方式铺陈自己的理念，也很肯定读者能了解他的意思。

显然，《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哥伦比亚长达四年之后，对于国内情势和回国感到失望、愤怒的反应。如今，最大的差异在于他的声音有着作者的权威，他在更宽广的世界中的体验赋予他身为作者的藐视和轻蔑。[56]叙事者所描绘的哥伦比亚无法改变，但从这个观点（苏联？委内瑞拉？古巴？）知道改变是可能的，而这一点是《枯枝败叶》的作者所尚未知晓的。这样的故事只有可能在1959年完成，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过马克思称之为“辩证”的经验之后——哥伦比亚国家前线对照古巴革命——从而给他早已隐约出现的魔幻现实一种野性、嘲讽、狂欢节似的政治意涵。的确，这个故事在精华和平衡上都属于一个独特的时刻，其中所诉说的一点是：“我已经无法再写如选集里的那些故事。我的‘写实’阶段已经结束。”然而，如今他也将成为盛大的历史讽刺的受害者。

命运的轨迹虽然已经达到写实主义的尽头，或是新写实主义阶段，但他如今很热心地和古巴联系；矛盾的是，古巴政权打开许多拉丁美洲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却迅速地支持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已经无法写出的社会写实主义作品。他需要见到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出版以神话和魔幻为题材的小说使自己安心，才能完成整部属于自己的小说，其中忽略——或该说是明确地拒绝——社会写实主义的信条。接下来的几年间，严密的自传性元素也起了作用。另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以及需要抚养的妻小，对于即将来临的时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今令他从使命分心的元素已不再和从前一样，因为他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奢侈，饿着肚子还能随时随地回应灵感的召唤。因此，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格兰德大妈》看起来只是一个年代的结束（或者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他身为作家事业的结束）；只有在更遥远的未来，才能看出这不可或缺、历史上的关键点，也是他成熟时期的开始。

因此事实上，就文学方面而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尚且未成定数，如果古巴革命的工作不顺利的话，他甚至考虑回巴兰基亚和阿尔瓦罗·塞培达一起从事电影工作[57]。某次他去巴兰基亚时，梅德茵电影院的代表阿贝尔托·阿基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坐在“绿野饭店”等待塞培达，他本来应该带着国家电影机构的企划案出现，却没有现身。午餐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提到梅塞德斯从波哥大打电话告诉他，他们需要付六百比索才不会被断电。阿基尔身兼律师和编辑，两年前《传奇》杂志出版《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时，他非常推崇。午餐结束后，他提议再出版这本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你疯了，你知道我的书在哥伦比亚卖得不好。记得《枯枝败叶》的初版惨状吗？”不过，阿基尔打算说服他，提议付他八百比索，预付两百。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到电费，当场同意。在一年后的一封信里，他抱怨他是“唯一一个在热带炎热的下午，瘫坐在竹制的摇椅里，带着宿醉，还跟人作口头约定的人”[58]。不过，他对阿基尔说得没错。1961年出版的时候，前面的两千本只卖了八百本。如果他要在哥伦比亚等待成功，可能要永远地等下去。

[1] 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aribe mágico，《 观察家报 》，1981年1月18日。本章与次章引用的访谈包括：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康斯薇洛与艾尔维拉·门多萨（波哥大，2007）、何塞·丰特·卡斯特罗（马德里，1997）、Domingo Miliani（匹兹堡，1998）、Alejandro Bruzual（匹兹堡，2005）、读过本章手稿的胡安·安东尼欧·埃尔南德兹（匹兹堡，2004、2008）、路易斯·哈尔斯（匹兹堡，1993）、何塞·路易斯·迪亚兹·葛拉那多斯（波哥大，1991及其后）、José（“Pepe”）Stevenson（波哥大，1991，卡塔赫纳，2007）、Malcolm Deas（牛津及波哥大，1991）、Eduardo Posada Carbó（牛津，1991）、爱德华多·巴尔查·帕尔多（阿尔荷纳，2008）、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波哥大，1993）、赫尔曼·阿西涅加斯（阿齐尼格斯）（波哥大，1991）、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波哥大，1991）、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Rafael Gutiérrez Girardot（巴塞罗那，1992）、Jesús Martín Barbero（匹兹堡，2000）、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Rita García Márquez，及其他许多人。

[2]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35-36。并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emoria feliz de Caracas，《观察家报》，1982年3月7日。

[3]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89。

[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No se me ocurre ningún título，《美洲之家》（哈瓦那），第100期，1977年1月至2月，pp.85-89。

[5] 参见《族长的秋天》的结语，其灵感无疑是来自加拉加斯的这些庆祝活动。

[6] 参见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40-4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Los idus de marzo，《观察家报》，1981年11月1日中回想起这件事，并连接到《族长的秋天》和《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7] 当时和之后，他都忽略了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这本书是以危地马拉的暴君马努耶·艾斯特拉达·卡布列拉为基础的小说，194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时造成轰动—— 其出版商罗萨妲拒绝出版《枯枝败叶》——且于1952年登陆法国时，赢得了《百年孤独》在其后十八年才赢得的国际书籍奖项。

[8] 见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p.80-90，及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García Márquez ：ahora doscientos años de soledad，《凯旋》（马德里），第44期，1970年11月14日（见Rentería，pp.49-64）。

[9] 见吉拉德主编的De Europa y América 1，pp.50-51。

[1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clero en la lucha，《时代报》，1958年2月7日。

[11] 何塞·丰特·卡斯特罗，访谈，马德里，1997年。

[12]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232。

[13] Rita GM，收录于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243。

[14] 费欧里罗，La Cueva，p.266。

[15] 梅塞德斯·巴尔查，1991年于卡塔赫纳的访谈。参见Beatriz López de Barcha，Gabito esperó a que yo creciera，《时代报》，“旋转马车”（Carrusel，Revista de El Tiempo）（波哥大），1982年12月10日：“1958年贾布从巴黎来到加拉加斯，然后‘有一天他出现在这房子’。两天后他们就结婚了。”

[16] 参见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其中包含了与梅塞德斯的简短交流。

[17] 见阿方索·福恩马佑尔，El día en que se casó Gabito，Fin de Semana del Caribe，日期不详（见费欧里罗，La Cueva，pp.265-267）。

[18] 莉妲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46-47。

[19] 埃利希奥·加西亚，“Gabriel José visto por Eligio Gabriel，el benjamín”，《彩印》（波哥大），1982年10月26日，pp.20-21。

[20] 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3，《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

[21] 康斯薇洛·门多萨·利安诺，La Gaba，Revista Diners（波哥大），1980年11月。

[22] Domingo Miliani，Diálogo mexicano con GGM，《民族报·文学副刊》（加拉加斯），1965年10月31日。

[23]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会谈，英国史特拉福，1990年。

[24] 梅塞德斯·巴尔查，会谈，墨西哥城，1993年10月。

[25]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46。

[26] 梅塞德斯·巴尔查，访谈，卡塔赫纳，1991年。

[27] María Esther Gilio，Escribir bien es un deber revolucionario，《凯旋》（马德里），1977年（见Rentería，pp.141-145）。

[28]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424。

[29]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44。

[30] Domingo Miliani，Diálogo mexicano con GGM，《民族报·文学副刊》（加拉加斯），1965年10月31日。

[31] 见康斯薇洛·门多萨，La Gaba，Revista Diners（波哥大），1980年11月；贝阿翠丝·洛佩斯·巴尔查，Gabito esperó a que yo creciera，《时代报》，“旋转马车”期刊（Carrusel，Revista de El Tiempo）（波哥大），1982年12月10日；及克劳蒂雅·德瑞福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花花公子 》，30 ：2，1983年2月，p.178。

[32] Sorela，El otro GM，p.185.

[33]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366。

[3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i hermano Fidel，《时代报》（加拉加斯），1958年4月18日。

[35]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3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No se me ocurre ningún título，《美洲之家》（哈瓦那），第100期，1977年1月至2月。

[37]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60。

[38] 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En marcha con Fidel（哈瓦那，Letras Cubanas，1982），重新收录了这席话。

[39]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67。

[40] 见吉拉德主编的De Europa y América 1，p.53；及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67-68。

[41]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75-77。

[42] 门多萨的记述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门多萨记得都是门多萨在波哥大——而非加拉加斯——做的，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未被提及。门多萨同意“条件是薪水要对，且要以同样薪水雇用一个他在加拉加斯的朋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努聂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里头有着颇为不同的记述。

[43]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44]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71。

[45] 2007年3月与José Stevenson于卡塔赫纳的访谈。2008年我也在阿尔荷纳与梅塞德斯的弟弟爱德华多·巴尔查·帕尔多谈过。他那时在波哥大读书，征选入拉丁美洲报，然后和姐姐与姐夫住在他们波哥大的公寓。

[4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olombia ：al fin hablan los votos，《时代报》（加拉加斯），1958年3月21日。

[47] José Luis Díaz Granados，访谈，波哥大，1991年；并参见康斯薇洛·门多萨，La Gaba，Revista Diners，1980年11月。

[48]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72。

[4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Nagy，héroe o traidor，《精英》（加拉加斯），1958年6月28日。

[50] 参见门多萨，Entrevista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Libre，第3期，1972年3月至5月，pp.13-14。其中门多萨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Torres的事。

[51]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74。

[52] 同上，p.71。

[5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ollected Stories，p.184。

[54] 同上，p.200。

[55] 参见埃尔南迪亚斯在为拉丁美洲报工作时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描绘。他行为举止的改变十分明显且惊人。

[56] 见吉拉德主编的De Europa y América 1，pp.60-63。

[57] 见吉拉德主编的De Europa y América 1，pp.53-54。亦参见吉拉德，García Márquez：un projet d’école de cinéma（1960），Cinémas d’Amérique latrine（Toulouse），第3期，1995，pp.24-38，和 "Un carnaval para toda la vida"，de Cepeda Samudio，ou quand García Márquez faisait du montage，Cinéma d’Amérique latine（Toulouse），第3期，1995，pp.39-44。

[58] 参见丹尼尔·桑佩尔，GGM se dedicará a la música，《时代报》，1968年12月，收录于Rentería ：p.24；及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p.389-390。

1958年5月13日，示威抗议群众在卡拉卡斯攻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这是美国开启拉丁美洲政策的历史性时刻。

切·格瓦拉与同志们战后休息，随后进军哈瓦那，1958年12月，摄于古巴。

加西亚·马尔克斯，此时为拉丁美洲通讯社工作，摄于1959年波哥大。

梅塞德斯·巴尔查，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结婚前摄于巴兰基亚。

1959年于波哥大，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门多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好友），摄于拉丁美洲通讯社办公室。

第十三章

古巴革命和美国

1959—1961

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创办人是出身阿根廷的豪尔斯·里卡多·马塞提，1960年9月，他在前往巴西的路上来到波哥大。马塞提有着电影明星的长相，风度翩翩直逼他的朋友兼同胞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其时格瓦拉已经参与对抗共产党派系斗争的沉重奋斗，那是马塞提在哈瓦那时经常和普利尼奥·门多萨讨论的话题。拜访波哥大短暂的两天里，马塞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探访，告知他和门多萨，自己已经无法在哥伦比亚同时负担两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薪水，问他们两人谁愿意离开前往另一份工作？虽然门多萨未婚，但他那一年已经去过古巴七次，也去过旧金山参加美洲新闻协会的会议，他想留在哥伦比亚。一开始就和马塞提相谈甚欢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同意前往[1]，本来的想法是让他在哈瓦那进出几个月，摸清拉丁美洲通讯社最新的运作方式，协助训练新进记者，接着再派往特定任务。他很快就动身出发，路过巴兰基亚时，让梅塞德斯和罗德里戈留下与她的家人一起度假。

接下的三个月里，他前往哈瓦那至少四次，有一次待了一整个月。哈瓦那是座被包围的城市，始终恐惧反革命，每天都似乎无法避免美国侵略的可能，并在这其中挣扎着推动革命的进展。那一年年初，卡斯特罗已经把许多企业国营化，8月，他终于征收了岛上所有的美国财产，以报复美国的“经济侵略”。一个月前双方关系开始紧张时，赫鲁晓夫支持基于历史沿革下的古巴立场，对于美国在古巴的一小块基地——关塔那摩，古巴拥有所有权。9月3日，这位苏维埃领袖要求联合国从纽约迁往较中立的地点，到了29日，他在同一个联合国用鞋子拍桌子，夸张地拥抱菲德尔·卡斯特罗。无疑，这是战争，或至少是战争的序曲。

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办公室距离滨海步道只有两条街，是沿着哈瓦那加勒比海海岸线的一条蜿蜒大道。外面的马路以沙袋和路障阻挡，随时都有革命军站岗。停留哈瓦那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一位巴西记者阿罗尔多·华尔一起住在医疗养老院大楼二十楼的一间小公寓；里面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以及眺望大海的露台，用餐则在一楼的“西芭利餐厅”或附近的餐厅。在断断续续停留哈瓦那的那三个月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只见到这些地方[2]。然而，他再一次发现自己又处于一个新计划的开端，需要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得努力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需要的时候就得配合工作，每天都有新的危机。有时候他晚上溜到电影院里，深夜回办公室的时候，马塞提还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和他一起工作到早上五点钟，然后马塞提九点钟又会打电话给他。

不久，办公室就被正统的共产党所渗透，由深具影响力又有经验的安尼巴尔·埃斯卡兰特所领导，显然计谋从内部接收革命工作。有一次，马塞提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抓到他们安排深夜秘密会议。[3]强硬派（在哥伦比亚称为笨蛋、傻瓜）、“教条主义”、“派系”在古巴长久以来就有和别人合作的历史，有时候是“机会主义者”、“改革”、“中产阶级”政党和政府，只要不是党员他们就会起疑。他们的情报保密森严，试图以莫斯科式的观点、使用莫斯科式修辞和教条传播新革命的政策，破坏他人所领导的提案，就算这些提案其实符合新政府的目的。如同此时这样的贴近观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学到苦涩的一课，奠定了未来所有的政治态度和活动。他开始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一个几乎岛上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而且半个世纪后还在问：卡斯特罗到底有什么打算？

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是马塞提以及另一位阿根廷作家兼记者鲁道夫·华许，他和妻子普琵·布兰莎一起负责所谓的特殊服务。1957年，华许写了一篇拉丁美洲经典的报告文学《屠杀任务》，关于阿根廷的一次军事阴谋，风格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遇难水手的故事》有些许雷同之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古巴的事业高峰是华许破解了中央情报局的加密情报，内容是后来所知“猪湾入侵事件”的准备工作（对古巴人则是“西隆海滩”）。马塞提每天都会追踪每个国家机构的工作，注意到电报机上来自“热带有线”混乱曲解的段落。“热带有线”是“全美有线”在关塔那摩的附属机构，马塞提开始觉得事有蹊跷。华许有几本译码手册，几天几夜没睡后想办法破解了整份文件。这是一份从华盛顿发到关塔那摩的加密文件，关于1961年4月入侵古巴的计划。密码破解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被通知一起去庆祝，马塞提要华许扮成卖《圣经》的新教神父，前往查访关塔那摩瑞塔胡娄的反革命训练基地，但古巴政府有其他相比之下没那么浪漫的情报策略，华许只好留在哈瓦那。[4]

前往古巴的这几趟旅行之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和家人身边。他最后一次到古巴是1960年12月，搭乘泛美航空班机由巴兰基亚经由卡马圭前往，他在卡马圭等候转机到哈瓦那时，天气变差，飞机误点。就在他站着等候消息时，机场大厅突然一阵骚动，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伴侣希丽雅·桑切兹抵达。司令官肚子饿了，在机场餐厅要了一份鸡肉料理；被告知没有鸡肉时，卡斯特罗说他已经参观养鸡场三天了，为什么革命没办法把鸡送到机场，尤其那些在拉丁美洲的美国佬说古巴人快饿死了，机场餐厅的状况刚好帮他们印证了这点。加西亚·马尔克斯试图接近希丽雅·桑切兹，解释自己的身份，在古巴做什么，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干预。卡斯特罗走过来，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打招呼，对他指出古巴鸡肉和蛋的问题。卡斯特罗和桑切兹在等一架DC-3载他们回哈瓦那，同时，厨师终于找到鸡肉，卡斯特罗消失到餐厅去。接着他再度出现，被告知哈瓦那的机场因为持续的天气不佳而关闭。卡斯特罗回嘴说：“我五点一定要到，我们要出发。”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如往常地希望自己的班机会误点很久，不确定那位古巴领袖是疯了还是单纯的鲁莽。几个小时后，他搭乘古巴航空子爵式客机抵达哈瓦那时，如释重负地见到卡斯特罗的飞机停在跑道上。从那之后，他就担心这位古巴领袖的安危。

就在圣诞节前，马塞提有一天顺路经过，他说：“我们要去利马，那里的办公室有问题。”他们在墨西哥城停留了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眼就被这堂皇的阿兹特克首都所眩惑，更没有想到将来会在这里度过许多时光。阿尔瓦罗·穆蒂斯最近从雷昆贝利监狱被释放，他在哥伦比亚把雇主埃索公司给他的公关费用拿来过分慷慨地招待朋友，因而被控盗用公款而在此服刑十四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去探视他，一如往常地受到温暖的欢迎，穆蒂斯即使拮据的时候也一样慷慨好客。

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塞提坐上一架707客机，经由危地马拉市向利马飞去，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次超音速客机体验。由于马塞提和华许发现危地马拉参与古巴流亡人士的准备工作，马塞提对于要停留在这玛雅城邦的首都城市非常的兴奋，即使时间非常短暂。在机场，冲动之下，马塞提争论要前往起义分子的训练基地，华许找出地点是在瑞塔卢，因而造成了一些伤害。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是有勇无谋，马塞提不屑地说： “你只是个胆小的自由派，不是吗！”所以，没有冒险，他们和当地的独裁者米格尔·伊迪格拉斯·富恩特斯闹了一场恶作剧。关于起义军训练基地的情报并没有刊登在国际媒体上，但马塞提却有点不负责任地决定给伊迪格拉斯一场虚惊。机场有一张巨幅的照片，是火山前的危地马拉国家公园。两人在这张照片前照相，然后把照片放在信封里，附上一段话：“我们走遍了你整个国家，发现你为了协助古巴入侵做了些什么。”他们在信中写下地点、军队的数目。把信寄出去之后，机场因为天气不佳而关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马塞提说：“你知道我们今晚要睡在这机场里，明天那混蛋伊迪格拉斯会收到那封信，把我们的卵蛋切掉！”幸运的是机场及时开放，他们得以搭机离开。[5]

在那趟旅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根本没到利马。他们在巴拿马停留时，马塞提听到他尝试打电话给梅塞德斯，梅塞德斯问他现在人在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答说“巴兰基亚”，马塞提叫他回到妻小身边，因为圣诞节马上要到了。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改了机票飞到巴兰基亚，不过在那之前还被巴拿马警方短暂拘留。

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哈瓦那的短短几个月间，拉丁美洲通讯社里马塞提的人和共产党派系分子之间的关系恶化，他们希望这场革命符合苏维埃联邦世界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他和门多萨焦虑地看着这些得过且过的官僚，引述着莫斯科的咒语，开始骚扰、取代、最后迫害那些马塞提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认同的浪漫、心胸开放、长发的革命浪子。这些男女以及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古巴人民建立了一个风格，由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所推动，一切都是随性、随意、非正式的；因此首先，这两位领袖叫“菲德尔”和“切”，还有“劳尔”和“卡密罗”。但马塞提已经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共产党的眼线观察着他们在哥伦比亚的一举一动，跟踪一位古巴官员拜访波哥大办公室。马塞提责骂门多萨写信向他抱怨，这封信可能被他的敌人读到，转寄给他的上司；结果，其中一封跑到切·格瓦拉本人手上。[6]新古巴，每一条筋脉、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家工厂，都全心全意、满腔热血地为革命奋斗。普利尼奥·门多萨相信老式的共产党员赢了第一回合——因此马塞提才会遭遇困难（还有最后格瓦拉的困难）——但卡斯特罗会赢得第二回合，就等他让埃斯卡兰特受审，对共产党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7]这样太过复杂，无法轻易诠释的奋斗，自从那时就一直持续。

新年时再度回到哈瓦那，马塞提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决定派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蒙特利尔开设新的办公室，但此举却很快成为泡影。不过纽约有一个职缺，比原先的更好！加西亚·马尔克斯回波哥大整理哥伦比亚办公室的东西，退掉了承租的公寓，把餐桌椅和其他家具留给门多萨，秘密地住在卡塔赫纳的老朋友佛朗哥·姆内拉家里，佛朗哥·姆内拉当时也已经住在波哥大[8]。接着，他飞到巴兰基亚接梅塞德斯和罗德里戈，他们一直和她的家人在一起。他把所有的书都留给卡塔赫纳的妹妹莉妲，放在一个巨大的木箱里。家族的书虫埃利希奥有许多年都猜测“贾布的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9]

这年轻的一家人于1961年1月初抵达纽约。美国已经在1月3日和古巴断交，因此，这并不是个适合进行如此探险的时机，但也再度显示出加西亚·马尔克斯非比寻常的能耐，在每件事正要开始发生的时候刚好到达正确的地方。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职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虽然被前一任政权的古巴政策所连累，他大概也会支持入侵古巴的行动。纽约的拉丁美洲通讯社位于靠近洛克菲勒中心的一栋摩天大楼里，人手不够，所以他们很乐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加入。[10]这段时期，大家的猜疑心都很重，因此这位新来者对于自己的前景不是很乐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更适合被谋杀的地方，”他后来写道，“那是个肮脏、孤单的办公室，在洛克菲勒中心旁的一栋旧大楼里，房间里满是电报机，编辑室只有一扇窗户，看出去是下面的庭院，永远阴暗、闻起来像冰冻的煤灰。这里日夜都有老鼠在垃圾桶里争夺残羹剩饭。”[11]数年后，他告诉美国小说家威廉·肯尼迪说，当时的纽约“无出其右，腐败，但也处于重生的过程中，就像丛林一般使我着迷”。[12]

此时的迈阿密约有十万名古巴难民，每个月都有更多人抵达，许多人来到纽约。美国正计划在入侵时利用这些难民，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的秘密基地训练。虽然接下来入侵古巴应该是国家机密，但在迈阿密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的：“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更早地被人预知。”[13]在纽约，支持和反对革命的拉丁美洲人小心翼翼地各自选择不同的酒吧、餐厅和戏院。不小心进入敌人的范围是危险的，常常发生暴乱，警方也时常小心地等到一切结束后才抵达现场。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同样小心避免参与这些冲突。

这家人在纽约只待了五个月，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他们住在靠近第五大道上的韦伯斯特饭店，就在曼哈顿市中心。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员工经常受到来自古巴难民以及反卡斯特罗组织的歇斯底里的压力。来自反革命的“古萨诺斯”（虫，革命分子使用的名称）电话谩骂每天都会发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照例会回答：“说给你妈听吧，混蛋！”他们也必须确定身上总是带着可以充当武器的东西。某一天，梅塞德斯接到一个电话威胁她和罗德里戈，来电的人说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她几点钟带孩子出去散步——通常在附近的中央公园。梅塞德斯有一个朋友住在纽约市另一头的牙买加，这个电话的内容她没有对丈夫露出丝毫消息，只借口整天待在旅馆很无聊，想去找朋友住一阵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时正在修改《恶时辰》——他最邪恶的一本书，也许这样评价是适合的。

梅塞德斯离开旅馆之后，在越发紧张的情势下，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办公室，晚上睡在那里的沙发上。3月13日，他在华盛顿参加了一场历史性的记者会，由约翰·肯尼迪宣布成立“进步联盟”。[14]这预言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者数十年之后，美国开始使用人权、民主、合作这些语言；不过，美国会再度回到这个政策——1964年在巴西——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回归，且更加强烈。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肯尼迪的演讲“值得称为旧约先知”，但认为“进步联盟”只是个“为了阻挡古巴革命的新风潮所用的紧急补丁”。[15]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纽约办公室里的内部紧张介于旧式强硬派古巴共产党和马塞提所招募的新拉丁美洲左派之间。“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我被当成马塞提的人。”[16]情况很快糟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考虑自己的立场，最后他决定脱身。一天午夜，独自在办公室里，他收到来自一个加勒比海口音的直接威胁，宣布：“准备好，混蛋，你的时间到了，我们要来找你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报机上留了言：“如果我离开前没有把这个关掉，那是因为我被杀了。”来自哈瓦那的信息回复：“好的，伙伴，我们会送花的。”接着在惊慌之下，他一点钟离开大楼时忘了把机器关掉。[17]他害怕地溜回旅馆，在雨中经过圣派屈克大教堂的灰色庞然大物，害怕自己的脚步声，甚至穿着身上的衣服睡觉。

没多久，冲动的马塞提由于来自共产党员愈增的压力而辞职。4月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寄了一封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通知他马塞提辞职的消息，说自己也决定起而追随；他已经递出辞呈，告知会做到4月底，告诉门多萨他考虑去墨西哥。4月17日“猪湾入侵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卡斯特罗才刚宣布革命如今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家早就怀疑正是如此；入侵事件发生之后，卡斯特罗本人要求马塞提继续坚守岗位，参加反革命囚犯的现场直播采访。马塞提同意，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决定继续工作，直到入侵后的危机结束。[18]事实上，他从那时就宣称自己当时真正想做的是从纽约回到古巴。

古巴在猪湾得到伟大胜利的那一天，卡斯特罗亲自指挥岛上的防御以及逮捕入侵者，普利尼奥·门多萨发现，神秘的波哥大的电信公司第一次拒绝传送他的电报，便马上怀疑美国对哥伦比亚单位施压，切断了对古巴的通信。他打电话给纽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等一下，第五大道上有一家公共电报公司，就在办公室隔壁。”因此，在反革命入侵者传奇挫败的那一天，古巴人宣称是“拉丁美洲领土上第一个对抗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两位朋友很骄傲地智取中央情报局。不过不久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旅馆，手写了封信给马塞提——他几乎很少这么做（他甚至在信上写下日期）——简略写下他的牢骚，他如何反对莫斯科式的派系主义，万一正统共产党路线胜出的话，他对于革命未来的恐惧。他把信留在旅馆房间里，等待他知道的不可避免的辞职的那一刻。还好他待到“猪湾事件”之后，如果他就在那之前离开，永远会被冠上不顾大局、只求自保的名声。[19]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是，马塞提也很快就永远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随后回到阿根廷，在1964年死于毫无希望的革命征战之中。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普利尼奥·门多萨飞到哈瓦那和马塞提讨论情势。消息传来，“他们”——笨蛋强硬派终于在新社长西班牙人费南多·雷伏耶塔领导下接收了拉丁美洲通讯社，此时门多萨正和马塞提及他的妻子龚其塔·杜莫耶斯午餐。5月下旬，门多萨再次坐着泛美航空的班机从哈瓦那回家到纽约；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侦讯之后，梅塞德斯和罗德里戈在机场接他。梅塞德斯以她神色自若的方式微笑着说：“所以， ‘那群笨蛋’接收了通讯社吗，教父？”“是的，教母，没错。”他告诉她自己已经向新的拉丁美洲通讯社社长递出辞呈，另外一份寄给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她则告诉他贾布自己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只等他来。[20]

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些问题绝口不提——包括后来和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之间的讨论，他是一位正统的共产党员；在没有提到细节的情形下，他只是表示觉得强硬派共产党员是“反革命分子”。[21]然而1961年的这些事件对他人生的阴影超过十年之久，显然因为他不断地认为古巴革命是“有要领的”强硬派（当时应以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为代表）和较为直觉式的革命浪漫派（以卡斯特罗本人为代表）这两派之间无止境的斗争。二十五年后门多萨表示，紧接在1957年东欧旅程之后，他自己在古巴的经验对于远离社会主义有决定性的影响。[22]

门多萨留在纽约几天，等待关于朋友欠薪以及机票的消息。他白天和梅塞德斯以及罗德里戈在中央公园散步，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在办公室收拾细软。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一起在第五大道、时代广场和格林威治村闲晃，讨论发生的事、古巴的未来，以及他们自己不确定的计划。困在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他们两人都将要开始遭逢困境。5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阿尔瓦罗·塞培达：

如今，槽糕至极的危机持续一个月之后，这星期才终于开始有进展，拉丁美洲通讯社一些不错的年轻人都滚蛋了，递上夸张的辞职信。尽管我们可以看见眼前的狗屁，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情况会变得这么令人无法抵挡，我以为自己在纽约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过，我留下来最后的希望今晚已经消失殆尽，我6月1日要去墨西哥，走陆路，目标是横穿混乱的南方。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但我在尝试从哥伦比亚抢救一些美金，希望能让我在墨西哥住一段时间，让我一边找工作。谁知道他妈的要做些什么，因为身为记者我已经投降了，也许该找个知性的工作。[23]

就在门多萨离开纽约之后，马塞提打电话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情况又改善了。他和多尔蒂科斯总统谈过，被告知原来他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属意的名单上。他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延迟到墨西哥的行程，但此时这位哥伦比亚人已经订好计划，只等着他的遣散费，而拉丁美洲通讯社并不急着照办。他想说服他们给他一些遣散费加上他和家人去墨西哥的机票，所以不情愿地拒绝了马塞提的恳求。他在一封信里向门多萨解释：

我了解马塞提：不论我们试着做什么，他要求私下的帮忙一开始会变成某种巨大复杂的任务，我会深陷其中，直到同志看到番石榴成熟了决定要吃，如同他们对拉丁美洲通讯社所做的。而且，如果马塞提仍然深陷其中，而且有危险，正如你告诉我他的情况，我会推翻自己计划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但我的印象是总统找到了方法协助他，他已经不这么急着需要帮助了。[24]

后来他表示：“我在自己应该无微不至地管理的办公室里已经成了陌生人。幸运的是，四十八小时之内一切就会结束了。”[25]他担心拉丁美洲办公室不会支付他家人的回程机票，而自己名下只有两百美元。

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人没办法飞回哥伦比亚，因此他们由陆路前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们尝试寻找协助回家（虽然门多萨自己相信在墨西哥长期滞留一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渴望的心愿，也许接下来的几年间，他的动态和动机遭到误解，那是因为他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想回到哥伦比亚以及一大群家人身边）。毫不意外，纽约的管理阶层说他已经辞职了，不是被炒鱿鱼——显然他被认为，如果不是反革命的“虫”的话，那么就是逃兵——他们并没有被授权允许给他机票去墨西哥。后来，共产党告诉在哈瓦那问起他的朋友们：“加西亚·马尔克斯转投反革命阵营了。”[26]6月中旬，对于从拉丁美洲通讯社能拿到费用已经断念，对革命也是，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坐上往新奥尔良的灰狗巴士，门多萨从波哥大又寄了一百五十美元到此地给他。

带着十八个月大的孩子，那十四天的旅程对他们而言非常的吃力，至少可以这么说，频繁的停靠，如同这对夫妻后来所说，没完没了的“厚纸板汉堡”、“木屑热狗”、塑胶桶的可口可乐。最后，他们开始吃罗德里戈的加工婴儿食品，特别是炖水果。他们经过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南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以及密西西比州。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带他走过福克纳的国度，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后来十年间人权改革发生之前，如同当时所有的外国游客一般，这对年轻夫妻震慑于遍布美国南部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在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他们在蒙哥马利失去了一个晚上的睡眠，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房间出租给“肮脏的墨西哥人”。等他们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非常渴望“真正的食物”，他们用掉门多萨寄到哥伦比亚领事馆的一百五十美元里的一部分，在一家高级法式餐厅“旧广场”饱餐一顿。不过，他们很失望地看到送来的牛排上放了一大颗水蜜桃。[27]198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起他们伟大的探险时说：

在这趟英雄式的旅途尾声，我们再次面对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棉花田里完美无瑕的巴特农神殿，农人在路旁旅舍的屋檐下午休，黑人的工厂残破不堪，盖文·斯蒂文森大叔的白人子嗣和他们穿着薄纱的偷懒女人星期天上教堂祷告，约克纳帕塔法郡可怕的世界从巴士车窗经过我们的眼帘，就如同小说大师创作的一样真实，一般生动。[28]

他在这趟旅程之后的第一封信里告诉门多萨：“我们安全地抵达了。这趟非常有意思的旅程一方面证明福克纳和其他人对于自己的环境说的是实话，另一方面，罗德里戈是个非常灵活的小家伙，可以适应任何紧急情况。”[29]

最后，在漫长而难以忘怀的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到了边界的拉雷多，在这全世界充满最强烈对比的前哨，他们找到一个肮脏、污秽的小镇，不过，他们在此却觉得人生突然又是真实的了。一间便宜的餐厅提供了美味的一餐，梅塞德斯发现墨西哥人知道烹饪米的秘诀以及其他一切，认为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她也许可以过得下去。他们坐上火车，于1961年6月下旬抵达墨西哥城。在那里，他们遇到的是一座巨大但仍然可以适应的城市，大道上排列着花朵——在那个时代——非常遥远的天空通常是透明、亮丽的蓝色，仍然可以看到火山群。

[1]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87-88。

[2] 见E. González Bermejo，Ahora doscientos años de soledad…，《 凯旋 》，1971年11月（收录于Rentería主编的García Márquez habla de García Márquez en 33 grandes reportajes，p.50）；及Angel Augier，GM en La Habana，Mensajes，1970年9月10日（古巴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竞赛，哈瓦那），1 ：17。阿罗尔托·华尔之后成了胡里奥·科塔萨尔与古巴革命之间重要的联系。

[3]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88。

[4] 十六年后，不屈不挠的华许因为在所谓的“污秽战役”中英勇反抗，被阿根廷军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凌虐致死。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odolfo Walsh，el escritor que se le adelantó a la CIA，《 抉择 》，第124期，1977年7月25日至8月1日。亦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cuerdos de periodista，《观察家报》，1981年12月14日。

[5]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亦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cuerdos de periodista，《观察家报》，1981年12月14日，以参照其中不同的细节。

[6]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84-86。

[7] 同上，p.81。

[8] 阿朗哥，Un ramo de nomeolvides，p.179。

[9] 见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474-479。

[10] 见Orlando Castellanos在哈瓦那电台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访：《形式上的不正式》（Formalmente Informal）；重刊于Prisma del meridiano（哈瓦那），第80期，1976年10月1日至15日。

[1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greso a México，《观察家报》，1983年1月23日。

[12] 肯尼迪，The Yellow Trolley Car in Barcelona，p.258。

[1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Nueva York 1961 ：el drama de las dos Cubas，Areíto，1979年6月21日，pp.31-33。

[14] Miguel Fernández-Braso，Gabriel García Márquez（Una conversación infinita）（马德里，Azur，1969），p.31。

[1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fantasma para el progreso，《观察家报》，1982年2月28日。

[16] 努聂兹·希门内兹，García Márquez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1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Nueva York 1961 ：el drama de las dos Cubas，Areíto，1979年6月21日，p.33。

[1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4月26日从纽约写到巴兰基亚给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信，只在信件的最后提到“入侵”。

[19] 当然，反革命分子无论如何都会指责他。见基耶尔莫·卡布列拉·因凡特，Nuestro prohombre en La Habana，《时代报》，1983年3月6日。他自称是一位“知道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真正生平”的人，然后不慎表露出这并非事实（或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刻意误导），他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听到“猪湾入侵事件”，因为担心入侵会成功，就逃离了纽约。这个故事在其他有影响力的反革命作家之间——如卡洛斯·法兰奇与卡洛斯·阿尔贝托·蒙塔内尔等人—— 广为流传，但明显与事实不符。

[20]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104。

[21]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22]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75-106。

[2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5月23日从纽约写到巴兰基亚给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信。

[2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5月29日从纽约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25] 同上。

[26]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106。

[27] Ernestro Schóo，Los viajes de Simbad，《封面故事》（布宜诺斯艾利斯），第234期，1967年6月20日至26日。

[2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greso a México，《观察家报》，1983年1月23日。

[2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6月30日从墨西哥城写到波哥大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20世纪6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妻子，摄于波哥大。

1961年1月，古巴国民兵准备迎战美国军队入侵，摄于哈瓦那；加西亚·马尔克斯此时到达纽约为古巴革命效力。

1961年4月21日，美国支持的入侵者在西隆海滩（猪湾）被击溃后，遣送至监狱；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准备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后前往墨西哥。

第十四章

逃避墨西哥

1961—1964

1961年6月26日，星期一，载着加西亚·巴尔查一家到墨西哥的火车慢慢停靠在美景车站。“我们在一个紫红色的夜晚抵达，身上只有二十美元，没有未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如此回忆。[1]在月台上迎接他们的是阿尔瓦罗·穆蒂斯，他以1954年在波哥大欢迎贾布时一般开怀、邪恶的笑容欢迎他们来到墨西哥。穆蒂斯带着这累坏的一家人到美利达街的邦南帕克公寓旅馆，就位于新兴流行的“粉红区”附近，距离市中心只有几条街，在阿兹特克战士瓜特莫克的凝视下，两条活跃的动脉“改革步道”和“起义大道”交错之处。不管米饭煮得好坏与否，梅塞德斯已经开始肠胃不舒服，大部分初次来到墨西哥首都的旅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而初来乍到的日子总因此或其他原因而非常难以适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他们当时在墨西哥城只有四个朋友：穆蒂斯、哥伦比亚雕塑家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当古、在纽约认识的墨西哥作家胡安·加西亚·庞瑟，以及在此之前帮他代收信件的加泰罗尼亚电影制片人、书商路易斯·维森。[2]

在墨西哥的一党体制下——由模糊命名的“革命制度党”统治，政府的政策在修辞上远比政治操作来得激进。“革命制度党”在1910年到1917年墨西哥革命后的几年间出现，这是20世纪世界首次社会革命，持续作为拉丁美洲革新派的榜样，直到卡斯特罗于1959年胜利地进入哈瓦那。然而，四十年的权力使得革命派的进步缓慢得相当于停滞不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必须尽快地学习这个新鲜、复杂的国家，比起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此处的一切永远不如表面所见。

一星期后——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总说是他抵达的第二天——他一早就被加西亚·庞瑟叫醒，“你来听听这个！”那位墨西哥人大声说，他曾经造访过喧闹的巴兰基亚，很快学会如何像“岸边人”一样说话，“那混蛋海明威用霰弹枪把自己的脑袋轰掉了！”[3]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墨西哥不久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对已故美国作家表达敬意的长篇作品。7月9日，这篇随笔《自然死亡的男子》由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费南多·贝尼特兹刊登在墨西哥主要报纸之一《新闻报》（Novedades）的文学副刊“墨西哥文化面”（Mexico en la Cultura）。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被这数年前在巴黎大街上遇见的男人之死所撼动，预言“时间会让我们看到，身为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海明威对于人性心理的了解以及他的文字技巧终将使他超越许多伟大的作家”。[4]

他也表示海明威的死亡似乎标记“新的年代”。[5]他浑然不知，这是他自己目前为止在文学创作上最歉收的时期，因为一种风格的写作结束了，却没有很快或自动地引致另一种写作风格的开始。更有甚之，除了一个人之外，他或其他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篇文章也是他这位天生的记者接下来的十三年间最后一篇严肃、重要的作品。

阿尔瓦罗·穆蒂斯来到墨西哥时，是此地被称为“最透明的地区”的最后那几年；如今，透明的天空开始涂抹上20世纪末污染的灰色条纹。其实，墨西哥一点儿也不是穆蒂斯会喜欢上的那种国家。然而，他从雷昆贝利监狱被释放出来之后，以迷人魅力进入上流社会的能力，正是他能惊人地重返社会所非常需要的，如今这也同样带领加西亚·巴尔查夫妇毫不费力地进入一个如同多刺仙人掌果实一般难以进入的社会，亦非常的宝贵。有了穆蒂斯的帮助，这对新来乍到的夫妇在靠近市中心的瑞南街找到一间公寓，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直接睡在地板的床垫上。他们有一张餐桌、两张椅子，桌子用来吃饭和工作。一开始，如同在加拉加斯，接着在波哥大、纽约时，梅塞德斯必须带着幼小的孩子住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如今他们又没有钱了，又回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加西亚·马尔克斯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中写道：“三年婚姻里的第三次，我们进驻一间空荡荡的公寓。和往常一样，光线很好、玻璃窗很多，但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6]

前两个月里，几乎什么都不顺利。虽然有穆蒂斯和维森的努力，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找不到工作，他和梅塞德斯长期都在布卡瑞利街的内政部排队以取得合法的居留文件。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完全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电影业似乎是他比较想去的地方。他开始变得焦虑、沮丧。拉丁美洲通讯社似乎决心不支付给他积欠的薪水。他继续等待；在一封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中，他开玩笑地表示如果情况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唯一合理的发展就是再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可是，这个故事早已经完成了。[7]门多萨接到消息，说梅塞德斯如今怀了“阿蕾罕德菈”——加西亚·马尔克斯坚持会是个女孩，已经取好名字——预产期在明年4月。[8]不过，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我一辈子梦想却从未拥有的女儿”[9]，因为是个男孩，而且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

眼见朋友似乎开始心烦，8月下旬，穆蒂斯带他坐上二轮马车到加勒比海岸墨西哥湾上的海港维拉克鲁斯。加西亚·马尔克斯此时才真正注意到，墨西哥这个满是沙漠和高原的国家其实也是个加勒比海国家。他们来到此地是因为维拉克鲁斯大学计划在哈拉帕出版《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及其他故事》，这本书的预付款一千比索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付了公寓一个月的押金，开始用分期付款买“我们婚姻的第三台冰箱”。[10]他没有钱，没有工作，而且还有妻小要抚养。政治上他已经脱离了曾经启发他的拉丁美洲政治首波发展，亦即其他数以千计人民加入的革命浪潮。文学上，他也失去了自己的风格；《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这个故事是以“后古巴观点”所写成，然而，他已经和古巴这故事的灵感来源分道扬镳了。不论如何不情愿，如今他必须接受新的、非常不同、异常复杂和强而有力的文化世界，也许需要许多年才能同化。在墨西哥，他们都需要学习适应。

某一天，穆蒂斯带着两本书爬了七层楼，没有打招呼就进到公寓里，把书扔在桌上大声嘶吼：“别再厮混了，读点东西，这样你才知道该怎么写作！”这些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是否总把粗话挂在嘴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不过在这些逸事中他们总是如此。这两本薄薄的书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其一是1955年出版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另一本是1953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燃烧的原野》。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天就把《佩德罗·巴拉莫》读了两遍，第二天读《燃烧的原野》，声称自从第一次读卡夫卡之后就未曾对任何文学作品印象如此地深刻，表示《佩德罗·巴拉莫》他可以倒背如流。那一年他没有再读其他作品，因为其他的文学作品看起来都如此的低劣。[11]

有趣的是，对于那位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小说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一无所知。1961年他三十四岁，但此时的他对于拉丁美洲这个大陆或其文学都所知甚少。此时，以“文学爆炸”闻名的拉丁美洲小说及新浪潮已经开始——然而在如此风潮的后期，他仍然不认识任何一位即将成为同侪、同事、朋友、对手的作家，也不清楚他们作为主要先锋的诸多作品：巴西的马里奥·安德拉德、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墨西哥的鲁尔福，或秘鲁的何塞·马利亚·阿尔格达斯。他真正熟悉的只有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虽然已经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但许多方面看来却是最不“拉丁美洲”的。在这方面，在欧洲居住的那段时间并没有使他如同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作家一般断然地“拉丁美洲化”；事实上，他在巴黎的朋友几乎都是哥伦比亚人。我们可以说，他把其他的拉丁美洲人视为远亲而非兄弟。（这是非常哥伦比亚式的观点：这充满杰出人士的国家几乎从来没有在拉丁美洲运用过自己在文化上的分量。）“拉丁美洲化”这决定性的过程在墨西哥完成；幸运的是，对他而言这位老师再适合不过。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20世纪“身份认同之追寻”的过程大多由墨西哥所发起，于40年代注入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西班牙难民，如今正处于另一次伟大文化运动的开端。

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尝试新的角度。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很久以前某一次拜访米乔肯州时，他看到印第安人用当地的服装装饰做稻草天使，给了他一个故事的灵感。他虽然开始写，但到1968年才终于完成，标题是“拥有巨大双翼的老人”[12]。他说，当时那是“我从前写一本奇幻故事的旧计划”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故事很快就被弃置一旁，从而改写《虚度年华的海洋》（El mar del tiempo perdido），也是初到墨西哥时绝望的那几个月里所写的。他并没有明说，但这些和其他故事的灵感似乎来自怀念旧时的好日子，不论来自记忆或想象，在巴兰基亚前后的年代是他自己最想念的时光，塞培达梦幻似的电影《蓝龙虾》间接叙述所传达的世界。虽然《虚度年华的海洋》起初是独立的发展之作，但是十分重要。这个故事在文学评论家之间引起混乱和迷惑，因为似乎同时传达了许多不同的意念。这个故事承续了自《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开始的风格，只是更加低调，也没有穿插叙事者的慷慨陈词。这就是后来在拉丁美洲、最终在世界各地众所周知的“魔幻现实”风格，早已由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和鲁尔福发展出的一种技巧，故事全部或部分以角色人物自己的世界观叙述，作者没有指出这样的世界观是古怪的民间传说或迷信，而认为世界就如书中角色人物所相信的一般。

或几乎如此。事实上，在《虚度年华的海洋》之中就有一个角色知道得比其他人多。后古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限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国家议题，如今首次介绍经济帝国主义，借由赫伯特先生这位“美国佬”以世俗福音教士的身份来到这个已经差不多被遗弃的小镇。他出现之前，村人就知道有什么超凡的事情在酝酿之中，因为原本充满盐味和鱼腥味的空气里此刻却到处都是玫瑰的味道。接着，这位新来者抵达，做了以下宣布：

“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说，“我拥有的钱财之多，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而且，因为我的心胸开阔到连胸襟都放不下了，我决定游遍世界，解决人类的问题。”[13]

不用说，赫伯特先生并没有解决问题；他榨干本已贫穷的小镇，让自己更富有，继续他的旅程。不过，他这么做之前得先像个好莱坞电影明星一般，在居民的心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景象，留下的却只有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不满，以及几乎无法表达的渴望。因此，同名角色——赫伯特先生、实际上是完全同一个角色——后来在《百年孤独》中把香蕉公司带到马孔多，也造成类似的影响。《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理清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哥伦比亚的看法，把这个国家的问题归因于破产的政治体制、保守的统治阶级，以及中古的国家教会。《虚度年华的海洋》终于介绍了伟大的拉丁美洲产物，亦即美国帝国主义，就在卡斯特罗开始攻击巴蒂斯塔以及古巴统治阶级，接着又对付曾经支持、赞助他们的美国帝国主义之际。

也许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曾经数年间与共产党如此接近的人，如今必须等这么久才把“帝国主义”这个诊断应用到自己国家的病症上。我们因而必须判定，他于1955年到1957年间在东欧所见证、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及他曾经灌输给“长颈鹿”专栏的那些美国文化，与造就今日的他而贡献良多的美国作家，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并不容易，大多数上一代的拉丁美洲作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攻击受到嫌恶的“美国佬”。有别于后来恶意批评他的人所嘲弄的，他从来不是个急于评断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除了有时候他喜欢给布尔乔亚媒体挑衅的印象）；在知识分子的省思上，他总是以最耗费精力的方式慢慢地思考，从来不求轻易脱身。他最典型的作品中说不明白的可读性总是得来不易。

就更长远而言，这个短篇故事有另一个面向，也是未来的指标：远离马孔多—阿拉卡塔卡和村庄苏克雷，也就是远离哥伦比亚，朝向不局限拉丁美洲，而是文学的普世性。《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终于融合了两个小镇，在某种层面而言同时嘲讽了两者，作者寻找方法在更大的画布上作画时，也做好了就此搁笔的准备。《百年孤独》的背景仍然设在马孔多，但对于博学的读者而言，从第一页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是以拉丁美洲整体为象征；马孔多从国家一跃成为洲际象征。

他尚未清楚看到的是，令人意外的，一位拉丁美洲小说家于历史的此刻通往伟大之路是借由拉丁美洲本身，借由洲际的视野与观点。此时的他仍然只是个哥伦比亚人。讽刺的是，国家政治意识发展程度比他低的他国作家却已经跨出他尚未准备好的一大步：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最重要的，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这些作家察觉到自己身为拉丁美洲人的意识，当时正撰写乔伊斯式《尤利西斯》风格的书，正是关于他们自己意识的改变，如何再次征服拉丁美洲，如同来自殖民国家较早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曾经写过，他自己四十年前征服欧洲的故事（记得史蒂芬·戴德拉斯的抱负：“打造……我的族群尚未存在的意识。”）。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必须对他所执迷的对象赋予新的定义—— 他的外公、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哥伦比亚——以拉丁美洲的观点看待他们。其他拉丁美洲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阿杜罗·乌斯拉尔·皮耶德里都在二十出头时就已经有了身为拉丁美洲人的认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到三十八岁才有此觉悟，要不是有“文学爆炸”，特别是“文学爆炸”最伟大的创作家、宣传者、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也许根本没有此察觉。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幸运的是，他很快就认识了富恩特斯，而这次的相遇对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

再一次地，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位作家非比寻常、也许无可比拟的自制力，早在成名之前就总是知道该如何等待一本书出版的时机，时而面对巨大的压力或强烈的诱惑。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个寂寞的故事《虚度年华的海洋》是以反帝国主义的观点陈述，是古巴所给他的，他却和古巴不再有所接触—— 相反，古巴似乎反过来唾弃他。如今他失去了古巴，身处墨西哥的他如此这般的盲目，他不禁再次开始思索自己是否应该永远放弃文学写作，尽快改行写电影剧本。如今的他有家庭，为了自己仍然尚未实现的文学天职而牺牲梅塞德斯、罗德里戈和未出生的孩子，他于心不忍；他在单身时都无法做出重要的突破，难道为了等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成功，他们就必须要受罪？反正他一直都想从事电影工作，看来也越来越像是他如此处境的男人最合理的志愿，他也全心朝这个方向投入。毕竟，这仍然是某种形式的写作。

在所有西班牙语系国家里，墨西哥拥有最大的电影工业；[14]不过，起初电影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机会。接着，某一天晚上他找工作铩羽而归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请求帮忙一向都不拿手——梅塞德斯告诉他自己身上已经没有钱买食物了，没办法让罗德里戈喝睡前奶。加西亚·马尔克斯抱着两岁的儿子坐下来，向他解释情况，并发誓绝对不会再发生。那孩子“了解”、没有抱怨地去睡觉了，那天夜里也没有醒来。第二天早上，绝望到底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打电话请穆蒂斯帮忙，而穆蒂斯似乎判断他的朋友也许终于勇敢地面对饥不择食这回事。他利用自己生意上的关系安排了几个面试，首先是古斯塔沃·阿拉特利斯特，这位实业家前一年才不可思议地从家具制造业多样化扩展到许多其他企业，其中之一就是电影和新闻业。

1961年9月26日，阿拉特利斯特安排他们在统领饭店的酒吧碰面，刚好是他抵达墨西哥满三个月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他因自己的一只鞋底翻开了，所以提早到场，而且等阿拉特利斯特离开之后，自己才啪嗒啪嗒地离开。[15]阿拉特利斯特制作了一些路易斯·布纽尔最好的电影，与希尔薇雅·毕纳尔结缡，她是当时墨西哥最具魅力的演员，也是布纽尔三部电影的女主角。[16]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希望自己能通过阿拉特利斯特的关系，直接进入电影圈。然而，阿拉特利斯特最近才买了几本大众出版品，包括女性杂志《家庭》（The Family）以及《社会事件》（Stories for Everyone），一份非常墨西哥风格的犯罪与丑闻印刷品。阿拉特利斯特打算提供给这位不再幻想的恳求者的，就是编辑这几份杂志的工作，虽然他自己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但穆蒂斯犯了一个错，为了推荐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给阿拉特利斯特看了一些对方以前的新闻作品，阿拉特利斯特很惊疑：“这家伙太厉害了！”他低声吼着。不过，穆蒂斯向他保证这位朋友只要一着手，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犹豫了一阵子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接了这两份工作，回家后问罗德里戈全世界最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球。”他的父亲出门找到最大的球，买回家来。

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暂别他对电影的梦想，接手阿拉特利斯特的两家杂志，唯一不寻常的条件是他的名字不得出现于员工名单上，他也不做任何具名。他负责《家庭》和《社会事件》——“大后方”及“街头”，他一定是这么想的，这不但是极尽羞辱地倒退回新闻业，而且还是最低俗不堪的新闻业。他的办公室在南起义大道上，没有打字机，好像只用手套火钳在指挥调度，他几乎无法忍受。他上次如此这般被迫牺牲自己的天职，是1951年父母从卡塔赫纳搬到苏克雷之后的危机，就算是当时，他都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继续写《枯枝败叶》。如今，就算他自己习惯挨饿，家里的妻小也要吃饭。不仅对电影业，还有文学，他咬牙准备说再见。

另一本旗下的杂志《势利》不负其名地成功了，虽然当时几乎一本也卖不出去，但如今得以寄生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民粹代言人而生存。当时，《势利》杂志由两位前卫作家萨尔瓦多·埃利桑多以及胡安·加西亚·庞瑟经营，加西亚·马尔克斯强烈地抱怨他们是剥削他劳力的文学封建贵族——并不知道有一天自己尚未出生的儿子会娶埃利桑多尚未出生的女儿。[17]偶尔雪上加霜的是阿拉特利斯特忘记付薪水给这位艰难已久的员工。有一次积欠的薪水累积到三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到处追他，最后追到一家土耳其浴室，冒汗的阿拉特利斯特只好在蒸气中开支票给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出门后却发现字迹都湿掉了，只好急忙再回去，直到把阿拉特利斯特追进更衣室为止。[18]他开始越来越像墨西哥的喜剧演员康定法拉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非常厌恶这份工作，然而他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改善了两份杂志的排版、风格以及内容编排。《家庭》杂志有一大群拉丁美洲读者群，在食谱、编织样式，以及《社会事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和血腥照片中，他穿插了浓缩形式的伟大小说、传记连载、侦探故事、普罗大众有兴趣的其他文化特写，以及他能想得到的有质量的充填物。这些他都做过，以前巴兰基亚的《纪事》周刊，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影像》杂志。大多是搜罗来自其他国家的杂志，用剪刀剪贴，这样的行为始于几分无可奈何、大部分的无趣，以及一丁点儿的愤世嫉俗。[19]1962年年初，《社会事件》每期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千本，而且还在增加之中。到了4月，比较平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普利尼奥·门多萨报告，自己“有办公室，里面有地毯、两位秘书，几乎算得上一个家、一个院子，老板要不是少有的天才就是完完全全的疯子一个，我还不确定。我还不是个富豪，不过已经搬到距离办公室不到三条街的地方，考虑7月买一辆奔驰车。如果我从这里搬到迈阿密去组织反革命活动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即将来临的阿蕾罕德菈的预产期只剩下十天，梅塞德斯正处于那个非常的时期，不论是身为妻子或身材壮观的景象都令人无法忍受。不过她正在为她想要的报复做准备；她的身体回到正常尺寸之后她要买很多洋装鞋子和其他东西。”[20]

1961年9月，基耶尔莫·安古罗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拿出他未出版的手稿《恶时辰》，报名参加埃索赞助的1961年哥伦比亚文学奖，在1962年颁奖。[21]阿尔瓦罗·穆蒂斯也给他压力，据说埃索收到一百七十三份报名作品，没有一件看起来有希望，因此才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最后一分钟报名。主角自己回忆说，他松开领带，再次看了看这份随着他四处奔波的打字稿，进行了最后一次严整的修改。[22]《恶时辰》不受主人的钟爱，也从来不受评论家欢迎。情节有点过度讲究，角色不够鲜明，然而却有着一股清澈、电影摄影的特质，以及一种超然、不加干预的技巧，读者不得不觉得印象深刻，就连阴沉的主题都不因为幽默或地方色彩而得以缓和。

哥伦比亚学院代表埃索决定得奖名单，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手稿被判定获奖，他被要求提供标题，他把“这个狗不拉屎的小镇”丢在一边，想出了“恶时辰”。不过根据透露，哥伦比亚学院的院长斐利克斯·雷斯特雷波神父不但守护西班牙文，也守护教徒的道德，对于文稿中含有“避孕药”、“自慰”这样的字眼感到不安。雷斯特雷波神父要求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阿朗哥·维雷兹带一封信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谨慎而巧妙地和他讨论，并要求他删去这两个字眼。如同所罗门王一般（虽然三千美元的奖金已经全部在他的口袋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允许大使可删除一个词，他选择了“自慰”。

仿佛命中注定，评审决定的那一天，也是加西亚·巴尔查家的老二贡萨罗出生的那一天，1962年4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说这小孩儿“六分钟”就出生了，“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他在前往诊所的路上在车上出生”[23]。获奖之后，他暂时经济充裕些，用一部分的钱付了梅塞德斯待在诊所的费用。不过，如他后来所言，也许有些言不由衷，由于他觉得这钱是“偷来的”，为奖金参赛是他一生中做过最糟糕的决定——因此，他迷信地决定不把钱花在一般家用，而是买了一辆车，一辆红色内装的白色欧宝六二年轿车，用来在这座大都会中接送他的家人。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这是我一生中最特别的玩具，我半夜还爬起来看车子是否还在。”[24]

不过这些都不够。他赢得一座文学奖，但已经不是个作家了。他继续烦恼，发现自己还是渴望在电影圈工作。虽然满怀希望，而且以献身工作为策略，希望诱使阿拉特利斯特助他转到电影圈，但什么也没有发生[25]。的确，他越是大幅翻修、改善这两份低俗的杂志，帮阿拉特利斯特赚越多钱，阿拉特利斯特越不可能把他调去做其他工作。

即使在合适的情况下，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写作。自从结婚以来，他只写了几篇短篇故事；对他而言，就连讨人厌的《恶时辰》似乎都是本很长的书。事实上，他脑袋里满是工作上的垃圾、家事，或是和朋友谈论的电影内容。他毫无信念地开始写《百年孤独》之后的下一本书——《艾伦狄拉与其他故事》（Eréndira and Other Stories）——却无法写他就某方面而言等了一辈子要写的小说，想到这一点儿不免令人觉得讽刺。因此，几个月后他在空闲时再回到这本书的写作上，也就是回到《家》的写作上。然而，《家》 这本书充满鬼魅，他再次毫无进展，因而选择了内心深处认为是首选的想法，一本名为《族长的秋天》的小说。[26]此时，《百年孤独》连书名都尚未存在，但这另一本曾经放弃的小说却有了最后的书名。《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于1962年4月出版，也就是《恶时辰》得奖的同一个月，他收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首印本不久之后，整理了三百页《族长的秋天》，但还是觉得方向不对。最后，他又一次地放弃这个稿子，后来他会说，书中保留的只有人物的名字。[27]也许，他必须先把这本关于家人和过去的《家》的问题处理完，才有办法再写这本部分关于当下独裁者的小说。绝望、消沉、烦恼，他再次把手稿放在一旁，首度思索没有文学的未来。

然而，无法忍受的是，这两份平凡杂志给他的挫折感越来越深，此时，他向死党普利尼奥·门多萨抱怨：“目前我把镇静剂当面包上的奶油一样吞下去，但每天仍然睡不到四个小时。我想我唯一的希望是让自己完全地重新开始……如你所能想象的，我什么也没在写。自从我打开打字机已经超过两个月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想到最后我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会变得比较有钱就觉得很害怕。没什么可说的了，兄弟。我完了，顺服命运下的受害者。”[28]

政治上，他和古巴的关系使自己更为烦躁。就他而言，此事悬而未决，就古巴而言则已经结束了。虽然有他在纽约经历过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觉得他的问题来自派系成员，而不是古巴政权本身。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应该再待久一点儿。他看着这位年轻的古巴领袖和钢铁般的格瓦拉公然反抗美国的力量，以及布尔乔亚自由派拉丁美洲国家紧密站在一起，他对卡斯特罗的推崇只会越来越高。1962年4月，卡斯特罗面对的难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古巴共产党中的教条主义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喜欢炫耀自己有内幕消息，他写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我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证明安尼巴尔·埃斯卡兰特清白的完整故事，我很确定马塞提很快就会恢复名誉。菲德尔对他的同志说了非常严苛的话——‘别以为这场革命是中彩券赢来的’——有那么一阵子我担心这个危机非常的险峻。别的国家要十年二十年才经历的阶段，古巴却飞速地经历，真是不可思议。我的印象是这些同志对卡斯特罗屈服，但我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也许很快就会杀死他了。不过目前，我很为马塞提和我们全体高兴，当然，也为我们美丽的小古巴高兴，证明对大家都是不可思议的教育。”[29]

这封信非常具有启发性，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两年，随着派系人士企图控制而幻想破灭，但他仍然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梦想投资在古巴的未来上，他对古巴领袖有信心，有着无限的推崇。此处我们看到对卡斯特罗两种不同的看法相合：首先，这种谈话的方式显示，如同当时许多的社会主义分子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他认识私下的菲德尔，几乎像个朋友或兄长，就如同我们认为自己认识某人，但其实仍置身事外；其次，更不寻常的是，这位小说家感受到自己对这位古巴领袖有内观看法，仿佛卡斯特罗是他其中一本书里的角色，行动言语或多或少实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愿望。不过古巴暂时对他关上大门，电影也是；而他唯一能够控制的文学似乎也是如此，他开始失去希望了。

1962年拖拖拉拉的。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又结束，受到震撼、不安的世界总算幸免于难。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无止境的隧道里仍然看不见尽头的亮光。然后，哈利路亚！ 1963年4月，他终于从《家庭》和《社会事件》 中逃离，如同他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信里的欢欣鼓舞，终于成为一位“职业作家”，[30]他的意思是“剧作家”，但这是个透露真情的同义词。和梅塞德斯讨论过自己的境遇之后，他冒险孤注一掷，在复活节假期中主动在五天内写了一个剧本，一部称为“牛仔”（Er Charro）的电影。加西亚·马尔克斯撰写这剧本时以墨西哥演员佩德罗·阿尔门达利兹为假想的主人公，阿拉特利斯特听说这个计划时，希望把这个企划介绍给一位最地道的墨西哥导演艾米里欧·费南德兹，请他执导这部电影。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答应把剧本交给年轻导演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雷翁，交换条件是对电影剧本有完全的控制权。他深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违背对其他导演的承诺，但阿拉特利斯特却突然改变了先前的立场，愿意支付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杂志编辑同样的薪水，让他在家一年再写两本自选的电影剧本。[31]加西亚·马尔克斯很高兴自己的赌注得到回报。

不幸的是，没想到阿拉特利斯特在夏天就把钱用完了，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解约，并答应继续提供他签证所需要的身份。既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制片间有过挑起竞争的成功经验，他也联系了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另一位朋友制片马奴耶·巴尔巴恰诺，他表示只要是以特约的方式，非常乐意接受。巴尔巴恰诺最着迷的作品之一是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他计划把《黄金斗鸡》（The Golden Cock）的故事搬上银幕。这个故事描述一名穷人救了一只垂死的斗鸡，才发现自己救的是一只冠军斗鸡，书中角色立志追求财富以及当地的美女—— 一位富人的情妇，最后，书中人物失去了他们所奋力追求的一切。在许多方面，这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世界，穆蒂斯推荐他非常兴奋的朋友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好的机会，洛卜多·贾瓦尔登是国内最有名、政治地位最稳当的导演，而摄影导演加夫列尔·费格罗阿可能是全拉丁美洲最卓越的摄影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在1963年11月的一场婚礼上见到了故事作者——受酗酒之苦的胡安·鲁尔福，这也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控刺杀肯尼迪总统不久之后死去的那一天。在作者当时不佳的状况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焦虑和忧郁所允许的程度之内，他们尽可能地熟稔起来。

巴尔巴恰诺并没有提供给他如阿拉特利斯特一般的安全感，还有账单要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于9月打电话给广告经销商华特·汤普森，并马上被录用。这份工作虽然和他理想中的工作差很多，但他的脾气比较适合广告业，比跑步机般的杂志编辑工作拥有更多的自由。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里，至少他比较能做自己一向拿手的有效率、负责任的工作，同时仍然有办法保留精力，并找到时间从事他真正有兴趣的创作。[32]1963年的下半年、1964年一整年，以及1965年大部分的时间，他注定要同时做特约电影工作以及广告代理商—— 一开始是华特·汤普森，接着是史丹顿·普利查德——伍德公司，另一家全球巨人麦肯世界集团的一部分。华特·汤普森和麦肯世界集团是世界前三名的广告公司，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度发现自己效力的对象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龙头的麦迪逊大道分公司，他认为不怎么光彩。穆蒂斯在此和其他方面，早已超越他，因他在墨西哥的早期从史丹顿一成立时就已经为其效力。

讽刺的是，由于这段多少不寻常的插曲所得到的经验，有助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准备好面对未来的名人地位——了解名声、思考自我表达、制造个人品牌形象，以及如何经营。更讽刺的是，早期在广告业和公关的训练让他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得以公开维持政治上的自我矛盾，却从来没有遭受怀着敌意的美国评论界的严厉批评，因为他找到了窍门。只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到灵感，他的经理，一位改过自新的酒鬼，就会举起右手，仿佛职业拳击手一般在空气中挥拳。他在家里也有帮手，梅塞德斯总是想出好记的商品用语，“不能没有舒洁面纸”是其中之一，他也把她许多脱口而出的评语变成获利的广告词语。[33]

如今，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风起云涌的时刻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融入了墨西哥的文化环境之中。墨西哥的“粉红区”相当于时髦伦敦的卡纳比街和国王路，于1964年真正开始繁荣起来。新近成立的左翼出版公司“年代”（Era）于1963年9月刚买下了第二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虽然只印了一千本，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喜出望外。他开始进入名人社交圈，穿梭于身着黑色皮夹克、戴着深色眼镜框的墨西哥城时髦作家、画家、电影明星、歌手以及记者之中。这对夫妻如今既顺遂又穿着得宜，罗德里戈和贡萨罗上的是私立的英语学校，先是威廉学院幼儿园，接着是圣安赫尔的伊丽莎白女王学院。[34]这家人拥有一辆车子，开始物色更大的房子。

开始从事特约电影剧本写作的几个月之内，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鲁尔福写了《黄金斗鸡》的剧本。[35]巴尔巴恰诺认为剧本非常优秀，只有一点儿保留——他认为这剧本使用的是哥伦比亚的语言，而非墨西哥的语言。在这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运气越来越好，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墨西哥重要的年轻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小十八个月，在欧洲停留了稍长的时间后于1963年晚期回到墨西哥。[36]他和这位哥伦比亚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不论是谁介绍他们认识，对于他们第一次的见面都有帮助——富恩特斯已经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谁，并且推崇他的作品。根据这位墨西哥作家回忆道：“我第一次听说加夫列尔是经由阿尔瓦罗·穆蒂斯，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给了我一本《枯枝败叶》。‘这是发表过的最好的一本。’他说，明智地没有明说时间或地点。”[37]由于这次推荐，富恩特斯在《墨西哥文学期刊》上刊登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以及《伊莎贝尔于马孔多之望雨独白》。他也于1963年1月在《墨西哥文化（永远）》上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了一篇热烈的评论。

然而，光是富恩特斯就足以让任何人的自卑情绪愈发强烈。他的成长背景优裕，自己也善加利用，英文和法文流利，有着典型墨西哥男高音强而有力但缓和的声调。他英俊、潇洒又充满活力，迷人至极。1957年，他娶了有名的女演员莉妲·马塞多；命运多舛的好莱坞明星珍·茜宝在墨西哥的杜兰戈拍摄《硬汉卡拉汉》时，也与其有过一段情史。1958年，他出版了公认为宣告了即将来临的拉丁美洲小说潮的作品《最明净的地区》。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般，富恩特斯也在革命后马上前往古巴，但在政治上立场总是很独立；他最后居然以不太可能的本领同时被共产古巴、法西斯西班牙和自由美国列入黑名单。1962年，他又出版两本杰出的书，哥特短篇小说《奥拉》（Aura）以及《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The Death of Artemio Cruz）——20世纪最伟大的墨西哥小说之一，也许是关于墨西哥革命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他在哈瓦那完成这部作品，在那里，他以古巴新的角度观察自己国家凋落的革命过程。无疑，当时三十五岁的卡洛斯·富恩特斯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年轻作家，也是国际上的新星。

两人有这么多共同的兴趣和才能，很快发展出亲密以及互利的关系。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得到的益处是无限的。富恩特斯不只在事业发展上领先他许多年，而且是居于母国的墨西哥人，在先前的十年间，他和世界上诸多领域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之间发展出非凡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渴望加入的。富恩特斯可以带他进入许多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之处，他在知识上的慷慨也无人能及。除此之外，富恩特斯的拉丁美洲意识比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要成熟，因此得以带领和培养这位仍然生涩、不稳定的哥伦比亚人，在广阔的拉丁美洲文学戏剧界里担任要角；比起其他人，富恩特斯可以预见这样的角色，也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投入。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开始与洛卜多·贾瓦尔登一起投入《黄金斗鸡》的剧本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声称自己和富恩特斯花了漫长的五个月和导演争论剧本内容，却毫无进展。最后，电影在1964年6月17日和7月24日之间拍摄，内景地点是著名的丘鲁布斯科片厂，外景则选在克雷塔罗，由明星伊格纳希欧·洛佩斯·塔尔索和露恰·薇雅主演。这部90分钟的电影在1964年12月18日首映时，无论在票房收入和评论上都彻底失败。鲁尔福的作品是充满仪式、含蓄的神话，充满想象空间与暗示性，但一点儿也不明确，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改编登上大银幕的了。

虽然两人都坚持继续这个类型，特别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说这是“释放我的鬼魅的安全阀”——对于电影工作，两人都没法完全适应[38]。不过，也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坚持下去：当时的文学界无钱可赚，至少看起来是如此；而电影可以直接对广大的拉丁美洲群众意识做出诉求。况且，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这般相对压抑的社会里，电影对性别和裸露提供崭新的观点，使用美丽的女演员、年轻外向的前卫导演，以鲜少而特许的管道一窥光鲜与文化的未来。不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也鼓励热烈而空洞的无稽之谈，尤其是在墨西哥。当时，熟知潮流、跟上流行、“搞清楚状况”，或者更好的，让“时尚”也成为必要，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都发现自己受到这些文化标记及其公关机器的诱惑。

7月，他向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对阿莱霍·卡彭铁尔最近的小说《光明世纪》的推崇开始让自己思索热带以及文学巴洛克风格之间的关系——此举无疑是追随富恩特斯。他提醒普利尼奥前一年欧洲一些翻译作品的成功：《光明世纪》、富恩特斯的《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以及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等，这名单包括当时尚未得知为“文学爆炸”的前三部小说。[39]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第四本，也是最有名的一本，会是由自己所写。

如今，贾布和梅塞德斯有机会搬到适合他们的新家[40]，他告诉普利尼奥“是栋好房子，有院子、书房、客房、电话，满足了所有布尔乔亚生活所需要的舒适感，坐落在一个非常传统而安静的区域，满是有名的寡头政治支持者”。这点有些夸张，的确，这房子距离这个地区很近，但中间隔了一条大马路，不过无疑仍是一座令人愉快、安静、舒服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满是纸张的洞穴”。房子里只有零星的家具，但比这家人之前住过的地方都还要宽敞，虽然身无长物，但总是充满音乐，尤其是巴托尔克以及披头士的音乐。[41]

然而，在这一阵阵的社交旋涡之中，冒充波希米亚人之后，即使有了新得的安全感以及尊敬，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越来越不快乐。他这个时期的照片非常惨不忍睹：浑身散发出紧张和压力，有人说看见他在派对上差点挥拳。他当时写的是自己一点儿也不在乎的东西，除了偶尔写写《族长的秋天》，但又觉得毫无进展。他是个小布尔乔亚剧作家，也是个广告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些成功的作家并没有革命的经历，却被古巴革命猛献殷勤，他自己则被冷落一旁。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是深具影响力的乌拉圭文学评论家。后来不仅是对于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逐渐扩大的“文学爆炸”中许多作家，都为其在宣传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于1964年1月访问墨西哥，在墨西哥学院教书，非常担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心理状态：“受尽折磨的灵魂，栖息于最惨烈的地狱中： 文学的贫乏。如果和他谈到早期的作品，或是赞美（例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用西班牙宗教法庭里最敏锐的刑具折磨他。”[42]

他硬撑着。1964年年底，他重写了第一个原著剧本《牛仔》，原本由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雷翁所拍摄，如今由二十二岁的奥图罗·利普斯坦执导，重新命名为“大限难逃”（Tiempo de morir）[43]。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作品，这部作品的源头来自一个影像、一个记忆，来自一桩过去经历过的事件。他曾经回到哥伦比亚的公寓找到以前的门房，曾经是杀手的他在织着毛线。[44]在剧本里，一名男子因为被挑衅进而杀人，坐了十八年的牢，虽然死者的儿子发誓要杀了他，他仍然回到家乡，他也开始织毛线。小儿子改变心意，但其他儿子不断挑衅老人——历史重演——直到最后，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主角开枪杀了大儿子，而小儿子在主角没有抵抗的情形下把他杀死了。这显然是重写他外公在巴兰卡斯的经历，他当时也是被一名年轻男子挑衅，只不过，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开枪杀了他的对手，他只入狱一年而不是十八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剧本的几个星期后，这部电影于1965年7月7日到10日之间在丘鲁布斯科和帕兹跨罗拍摄，由豪尔斯·马丁内斯·欧尤斯、马尔嘉·洛佩斯以及安立奎·罗恰主演，卡洛斯·富恩特斯改编对白，摄影工作则由伟大的亚历克斯·菲利普斯负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维森德·罗侯负责字幕。电影长达九十分钟，1966年8月11日于墨西哥城的综艺电影院首映。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参与的电影被公认失败，虽然年轻导演生涩的电影拍摄天分也显而易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利普斯坦互相责怪对方。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投入的是他参与电影拍摄时典型会出现的优缺点：他的情节完美得足以媲美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对话对电影而言则说教意味太浓。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幻灭的清醒看到，对他而言，就算没有人读，但写剧本没有写文学故事来得有成就感：首先，写剧本和为大众阅读而写完全不同；其次，写剧本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政治和道德的完整性，甚至自我认同，因为到最后，制片和导演不可避免地仅仅把自己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一个商品而已。[45]

即使如此，在许多方面，这个终极幻灭的新年代开始之时，几乎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界最具历史性的时刻，1964年10月下旬，朋友中许多墨西哥的著名人物参与拍摄他的故事《咱们镇上没有小偷》。这个故事描述某镇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决定在当地的撞球间卖象牙撞球赚钱，结果却为自己、他长久受苦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新生儿带来灾难。[46]电影在墨西哥城和库奥特拉拍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参与剪辑，并扮演村外电影院的收票员；他在这样的情形下总是觉得难为情，因此表演上格外受到拘束。路易斯·布纽尔扮演神父的角色，胡安·鲁尔福、阿贝尔·奎萨达、卡洛斯·蒙希维斯饰演玩儿骨牌的人，路易斯·维森饰演撞球间老板，何塞·路易斯·库耶瓦斯和艾米里欧·加西亚·里耶拉饰演打撞球的人，马莉亚·路易莎·门多萨饰演餐馆歌手，画家丽欧诺拉·卡林顿则饰演穿着丧服上教堂的人；主演的是胡立安·帕斯托、罗希欧·萨卡翁以及葛拉谢拉·安立奎兹。《咱们镇上没有小偷》长九十分钟，于1965年9月9日首映，显然是那个年代较优秀的电影之一。

虽然有以上及其他的发展，就在他开始在这一行完全地安稳下来，终于开始好好赚钱之时，电影却开始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失去魅力。这就是重点吗？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看见自己继续在墨西哥电影业工作，拥有差强人意的成功。然而，他也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自己的天分之所在，写剧本所带来的成就与满足感有限，而且无论如何，剧作从来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他再次觉得受困。而且，拉丁美洲文学的世界改变得很快，讽刺的是，甚至变得比电影还要更加光鲜亮丽。差不多就在此时，随着电影对他丧失吸引力，他开始认为电影就是他和文学之间问题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因为他为不同的媒介写文稿，虽然的确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年前，电影占据了他对于小说的构思方式，他需要回到自己的文学根源。许多年后再回头看，他回忆道：“我一直认为，借由惊人的视觉力量，电影是最佳的表达工具。我在《百年孤独》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受到这个不确定感牵制。有过度的欲望想提供角色、布景、对话和行动当时最细枝末节的视觉效果，沉迷于指出镜头观点以及架构。不过，真正在电影业工作过之后，我不只了解到可以做到的，还有做不到的。我看到影像超越其他叙事元素的力量当然是优点，但也是一种限制，这对我而言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只有在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小说本身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个事实。”[47]

1965年，玛雅考古遗迹奇琴伊察有一场盛大的知识分子座谈会。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路易斯·库耶维斯以及威廉·史泰龙都有出席，这是一场真正喧闹的聚会，原本广为宣传的知识似乎被各式各样的喧闹抢尽风头。当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要邀请在国际上尚未出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想到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不过，这些参与的人经由墨西哥城前往各自的目的地时，富恩特斯在他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做客，遇见了智利小说家何塞·多诺索，他推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并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丧气、忧郁的人，饱受写作瓶颈的折磨，如同埃内斯托·萨巴托、胡安·鲁尔福……威廉·史泰龙遇见永恒的瓶颈一般的传奇”。[48]

派对结束之后，后来证明两位来客的拜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文学以及生活上的彻底改变有着重大的影响。6月，利普斯坦正在帕兹跨罗和米乔肯拍摄《大限难逃》，一位年轻的智利裔美国人路易斯·哈尔斯拜访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1961年曾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短暂地碰过面，哈尔斯现在正在准备一本书，对过去两个世代拉丁美洲重要的小说家进行评论性质的采访，以回应后来称为“文学爆炸”的风靡现象。[49]他原本计划采访九位作家，包括经过严格挑选但仍众口一致的选择：来自上一个世代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霍·卡彭铁尔、裘安·吉马连斯·罗萨、胡安·卡洛斯·欧内堤，以及胡安·鲁尔福；和来自“文学爆炸”世代的胡里奥·科塔萨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其中独特的例外，可想而知，当然是由富恩特斯所推荐。[50]

这位把他包括在十大重要作家名单上的哈尔斯来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必是一大鼓励。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一开始就称哥伦比亚文学是“伤兵名单”，但在当时这首次严肃的重要采访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尚未发展出后来所拥有的轻浮名人态度，这次采访因而至今仍保有最非比寻常的洞察力。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接受公开采访，对于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分析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哈尔斯如此形容他：

他很结实，但脚步轻盈，有粗短的胡髭、花菜一样的鼻子、牙齿很多填补的地方。他穿着开襟运动衫、褪色的蓝色牛仔裤、肩膀上挂着一件笨重的夹克……换成另一个男人也许就因这样艰苦的人生而挫败，但这却提供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丰富的个人经验，形成他作品的核心。他已经住在墨西哥许多年，如果可以的话他会回家——他说如果需要他的话他会放下一切——但目前他和哥伦比亚对彼此都没有用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政治观点在那里不受欢迎，而他对于这个议题有很强烈的感受。同时——如果海外的生活可以是很大的考验，也有弥补之处——他就像是个努力擦亮宝石的珠宝商，已经写了几本书，每一本都是发自内心不计酬劳的作品，如同牡蛎里的珍珠，他开始为自己奠定不可动摇的名声。[51]

不过在采访的尾声，加西亚·马尔克斯试图削弱哈尔斯认为他不屈不挠、生命力强的看法：“我有很坚定的政治理念，但我的文学理念则根据我所理解的而有所改变。”哈尔斯注意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也带着一股浓浓的戏剧效果：

天使加夫列尔拉紧皮带，从走廊的黑暗转弯处出现，眼中闪烁着光亮。他让自己不声不响地进到房间里，有点不安，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但同时似乎也兴奋地搓揉着双手……他成功地被自己的思维吓到。如今，夜晚充满芳香、惊喜，他躺在床上，如同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一般，把香烟按熄。他说话速度很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像纸做的彩带一样弯曲又再平顺，跟着它们从这一头进去，从那一头出来，却在抓住它们之前就失手了。随性的语调带着深层的逆流，仿佛刻意的疏忽。他有办法可以偷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同试着偷听隔壁房间的对话。但重要的是没有说出口的。[52]

加西亚·马尔克斯真的是像这样，还是经由自己所参与的这些精彩丰富的事件所驱策，一面说一面成为这样的人？谁知道？哈尔斯所使用的采访标题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或失去的和弦”。

首次公开出现于镁光灯之下的几个星期后，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公务探访。1962年起，巴塞罗那的出版人卡门·巴尔塞斯开始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纪人，主要是有前提地帮他与出版社协商翻译，然而目前为止，他的小说连原文出版都有困难。前往纽约之后，巴尔塞斯于7月5日星期一抵达墨西哥，她在纽约和“哈波与罗”出版社的罗杰·克莱恩协商一纸合约，以四本长篇一千美元的代价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英文版。[53]她是个有野心的国际出版人，而他是位有前途的年轻作家，拼命想成功。她向旗下的新作家自我介绍，解释合约内容，等着他的反应。“这合约一文不值。”他如此回答。兴高采烈的巴尔塞斯有着圆润的体态和面孔，她与其先生路易斯·帕罗马瑞斯本来就对这个哥伦比亚人那股令人好奇、混杂着羞怯、冷淡、傲慢的个性感到不安。他们一定非常的错愕，这个几乎没人听说过的作家居然如此高估自己的价值，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开始：“我觉得他非常不讨人喜欢，脾气坏，不过，关于他的合约他说对了。”[54]幸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很快地振奋起来，拿出三天有详细解说的旅游行程以及派对，于1965年7月7日到达高潮，签下第二份戏谑的合约，如同上校在他的故事里一般，并由路易斯·维森在场见证，他授权巴尔塞斯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代表他本人处理大西洋两岸所有的语言版本。如今，他自己的短篇故事开始编织魔法；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自己的“格兰德大妈”，而且是长期的。她马上和“年代”协商新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以及《恶时辰》，很快和费尔特伊纳里协商意大利文的翻译权。她也许认为他应该为自己的幸运感恩，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

在这些突如其来的远方访客以及他们的好消息之后，由于离家到帕兹跨罗拍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在接下来的周末里带着一家人到阿卡波可度一个短暂的假期。往阿卡波可的路是墨西哥最曲折、最具考验性的道路，可怕的弯道蜿蜒曲折。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很喜欢开车，很乐意开着娇小的白色欧宝汽车蜿蜒在墨西哥不断变换的景致中。他常常说，开车这种技术立刻就自然上手，却需要专注力，可以取代他思考小说过剩的专注力。[55]不过，那一天他还没有开多远，“不知从何而来”，小说的第一个句子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在这个句子之后，虽然看不见但很明白的是整部小说，仿佛从天庭直接聆听书写——下载——而来。强而有力、如魔法般无可抗拒。这个句子的秘密配方是其观点，最重要的，它的语调：“许多年后，当他面对行刑队……”加西亚·马尔克斯仿佛受到催眠一般，把车停在路边，转头，往墨西哥城的方向开去。然后……

在此处干预故事的发展似乎很可惜，但传记作者被迫指出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如同许多其他故事一般），而前述不可能是真的，至少不像叙事者所声称的如此神奇。不同的版本也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的是第一个句子，或是一个祖父带着小男孩儿去寻找冰的影像（或者的确，发现其他的东西）。[56]不论事实是什么，神秘、更别说神奇的东西、确实发生了。

在刚刚中断的经典版本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听到脑袋里的那一个句子马上回头，断然取消这趟家族旅行，开车回墨西哥城，一到家马上开始写小说。其他的版本说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句子，一面开车一面思索着它的含义，一到阿卡波可之后就写下许多笔记，回到首都的家里之后就开始正式写这本小说。[57]这当然是许多不同版本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个，然而，在所有假期被打断的版本里，两个男孩和长久受苦、不知道自己还要受苦多久的梅塞德斯，必须吞下他们的失望，等待另一个旅程开启——漫长的等待。

[1]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greso a México，《观察家报》，1983年6月23日。其中他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抵达的日子（1961年7月2日），因为翌日有位朋友致电告知他海明威之死。但是，1961年6月30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一封信中，证明这个大家最爱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说——他在海明威去世当天抵达墨西哥城——是假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参见Breves nostalgias sobre Juan Rulfo，《观察家报》，1980年12月7日。文中提及他再度搞错了自己在墨西哥期间大部分的日期和时间。再好的记性也有出错的时候。

[2] 本章与之后两章取材自与下列人士的访谈：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阿尔瓦罗·穆蒂斯（墨西哥城，1992、1994）、马利亚·路易莎·埃利欧（墨西哥城，1992）、卡洛斯·蒙希维斯（墨西哥城，1992）、法兰西斯科·波鲁瓦（“帕可”）（巴塞罗那，1992）、卡门·巴尔塞斯（巴塞罗那，1991、1992、2000）、Berta Navarro（墨西哥城，1992）、玛丽亚·路易莎·门多萨（“La China”）（墨西哥城，1994）、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城，1992）、詹姆斯·帕布华斯（墨西哥城，1992）、贡萨罗·加西亚·巴尔查（墨西哥城，1992、1994；巴黎，2004）、Berta（“La Chaneca”）、埃尔南德兹（墨西哥城，1993）、Aline Mackissack Maldonado（墨西哥城，1993）、Tulio Aguilera Garramuño（匹兹堡，1993）、马奴耶·巴尔巴恰诺（墨西哥城，1994）、Margo Glantz（墨西哥城，1994）、Augusto（“Tito”）Monterroso与Barbara Jacobs（墨西哥城，1994）、伊莲娜·波妮娃托斯卡（墨西哥城，1994）、豪尔斯·桑切兹（墨西哥城，1994）、Juan及Virginia Reinoso（墨西哥城，1994）、路易斯·库德耶尔（墨西哥城，1994）、维森德和阿尔碧塔·罗侯（墨西哥城，1994）、南希·维森（墨西哥城，1994）、伊格纳希欧·杜兰（“纳丘”）（墨西哥城，1994，伦敦，2005）、Guillermo Sheridan（瓜达拉哈拉及墨西哥城，1997），及其他许多人。

[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greso a México，《观察家报》，1983年1月23日。

[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Un hombre ha muerto de muerte natural，México en la Cultura.Novedades（墨西哥城），1961年7月9日。在与努聂兹·希门内兹的对话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新闻报》的人告诉他海明威逝世的消息，他在1961年7月10日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里也是这么说的。

[5] 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海明威的感觉，其评论在Alejandro Cueva Ramírez发表，收录于García Márquez ："El gallo no es más que un gallo"，Pluma 52（哥伦比亚），1985年3月至4月。并参见 "Mi Hemingway personal"，《观察家报》，1981年7月26日。

[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8月9日从墨西哥城写到波哥大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参见Breves nostalgias sobre Juan Rulfo，《观察家报》，1980年12月7日，其中描绘了相似的无电梯建筑和公寓。

[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8月13日从墨西哥城写到波哥大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9月26日从墨西哥城写到波哥大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12月4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信，其中写道：“5月你要来为阿蕾罕德菈施洗，她即将在4月底出生。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这是我们能给你的最后一个教子。之后我们就要歇业了。”

[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i otro yo，《观察家报》，1982年2月14日。

[1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8月9日从墨西哥城写到波哥大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11] 关于鲁尔福的评论，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Breves nostalgias sobre Juan Rulfo；并参见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592-599。

[1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8月13日从墨西哥城写到波哥大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13] The Sea of Lost Time，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ollected Stories，p.220。

[1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此前不久在纽约工作一阵子，工作时间大多在深夜，协助阿尔瓦罗·塞培达拍摄巴兰基亚一年一度狂欢节的电影，电影的出资者是“圣多明戈鹰牌”（Santo Domingo Aguila）啤酒公司。

[15] 见Darío Arizmendi Posada，El mundo de Gabo. 4 ：Cuando Gabo era pobre，El Mundo（Medellín），1982年10月29日。

[16] 费欧里罗，La Cueva，p.105。

[17] 而胡安·加西亚·彭瑟之后与艾列索托的前妻同住，这位女士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

[18] Eduardo García Aguilar，Entrevista a Emilio García Riera，Gaceta（波哥大，Colcultura），第39期，1983年。

[1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12月初从墨西哥城写到波哥大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2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2年4月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21] 参见La desgracia de ser escritor joven，《观察家报》，1981年9月6日。其中，他说1954年收下这个奖及前一个以《星期六之后的某一天》（One Day After Saturday）赢得的奖，是他作家生涯里唯一的遗憾。

[2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231。

[23] 见Bernardo Marques，Reportaje desde Cuba（I）.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pasado y presente de una obra，《抉择》（波哥大），第93期，1976年8月9日至16日。

[2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2年6月16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3年春天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一封信中，他承认自己在烂醉如泥之下撞毁了这部车。

[2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2年3月20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信。

[26] 在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429引述，穆蒂斯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未在墨西哥撰写《族长的秋天》，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64年7月1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则证实了这件事。

[27] 何塞·丰特·卡斯特罗，Anecdotario de una Semana Santa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en Caracas，《时代报》（加拉加斯），第771期，1971年4月，pp.34-37。他表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3年读《族长的秋天》的第一部分给他听（p.37）。

[2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2年9月底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2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2年4月4日从墨西哥城写到波哥大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30] 不是1963年9月，大家，包括萨尔迪瓦尔，讲的都一样。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3年4月17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31] Antonio Andrade，Cuando Macondo era una redacción，《 卓越 》 杂志（墨西哥城），1970年10月11日。他在其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表示阿拉特利斯特开除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而在他苦苦哀求下，付了一些钱给《牛仔》。

[32] Raúl Renán，Renán 21，收录于José Francisco Conde Ortega等人编辑，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 celebratión. 25° aniversario de "Cien anós de soledad "（墨西哥，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1992），p.96。

[33] 同上，p.95。

[34] 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告诉我：“我们一直都上英语学校。这是父亲走火入魔的事情之一，他对于自己不会说英语有个严重的心结，所以决心要让我们都会说英语。”

[3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3年12月8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今早”完成了剧本。

[3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在1961年遇见富恩特斯；埃利希奥·加西亚说是1962年；富恩特斯自己则说是1963年；Julio Ortega，Retrato de Carlos Fuentes（马德里，Círculo de Lectores，1995），p.108，他却表示是1964年。

[37] 卡洛斯·富恩特斯，《国民报》（墨西哥城），1992年3月26日。在墨西哥和其他地方一样，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往最频繁的是最重要的作家（只有欧塔维欧·帕兹例外，他通常对他充满敌意）。他在重要作家中最友善的关系，就是富恩特斯和卡洛斯·蒙希维斯。

[38] Miguel Torres，El novelista que quiso hacer cine，Revista de Cine Cubano（哈瓦那），1969。

[3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4年10月底从巴拿马市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4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4年11月底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4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Sí，la nostalgia sigue siendo igual que antes，《观察家报》，1980年12月16日。

[42] 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Novedad y anacronismo de Cien años de soledad，Revista Nacional de Cultura（加拉加斯），第185期，1968年7月至9月。

[4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5年5月22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其中提到他“一周前”完成了剧本，且当时有了确定的标题“大限难逃”。

[44] Miguel Torres，El nouelista que quiso hacer cine，Revista de Cine Cubano（哈瓦那），1969；艾米里欧·加西亚·里耶拉，Historia documental del cine mexicano（墨西哥城，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1994），12（1964—1965），pp.229-233。

[45] 见普利尼奥·门多萨，Entrevista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Libre，第3期，1972年3月至5月。其中，他说他在墨西哥写电影剧本（“据专家说都很糟糕”），并学会了电影产业里所有该学的事和所有的限制（p.13）。他表示他最欣赏的导演是Welles和Kurosawa，但他最喜欢的电影是Il Generale della Rovere和Jules et Jim。

[46] 艾米里欧·加西亚·里耶拉，Historia documental del cine mexicano，12（1964—1965），pp.160-165。

[47] Miguel Torres，El novelista que quiso hacer cine，Revista de Cine Cubano（哈瓦那），1969。

[48] 何塞·多诺索，The Boom in Spanish American Literature ：A Personal Histor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 Center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1977），pp.95-97。

[49] 他的书后来的西文书名为 "Los nuestros"，意思是：Our People（作者英译）我们的人，但英文版的书名则较有历史意义："Into the Mainstream"，意思是：进入主流。

[50]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55-56，第469期。

[51] 路易斯·哈尔斯与Barbara Dohmann，Into the Mainstream ：Conversations with Latin-American Writers（纽约，Harper and Row，1967），p.310。

[52] 同上，p.317。

[53]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68-69。

[54] Carme Riera，"Carmen Balcells，alquimista del libro"，Quimera，1983年1月27日，p.25。

[55]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608。

[56] 他在信中跟门多萨说，他十七岁时就有了这第一句 !

[57] 举两个例子：在《番石榴飘香》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确地向普利尼奥·门多萨保证他把车掉头（“是真的，我根本没抵达阿卡布可”，p.74），但在La novela detrás de la novela，Cambio（波哥大），2002年4月20日中，他又表示他们确实一路开到了阿卡布可度周末（“我在海滩上一秒钟也不得安心”）而“在那个周二”回到墨西哥城。

加西亚·马尔克斯（前排右三，戴着眼镜，显得格格不入）、路易斯·布纽尔（前排左二）、路易斯·阿科里萨（前排左一）、阿尔曼多·巴尔特拉（后排左一）、凯撒·萨瓦提尼（不确定，后排左三）、阿杜罗·利普斯坦（后排右三）、阿尔贝托（后排右二）、克劳迪欧·伊萨克（后排右一），1964年摄于墨西哥。

第十五章

魔术师梅尔基亚德斯：《百年孤独》

1965—1966

多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到，回家后的第二天，他一如往昔地坐在打字机前，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我十八个月都没有起身”。[1]事实上，这次他只花了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写作，从1965年7月到1966年8月，其中包括好几次中断，但他总是说自己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又或许这个故事其实耗费他十八年的时间。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开头，我记得非常清楚，费尽千辛万苦完成第一个句子之后，我害怕地问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事实上，直到帆船在丛林间被寻获时，我都还不知道这本书接下来的走向。然而就在那个情节转折之后，整个过程又变得令人目眩神迷，我也开始乐在其中”。[2]

换句话说，等他进行到大约第十页，第一代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热带丛林里找到帆船以后，他才理解这段魔幻旅程不会那么快结束。行笔至此，他总算能松口气。这样的情形在第一个星期特别明显，当时他还处于休假的心态之中。他逐渐地放下过去五年的包袱，预计用打字机写完八百页的稿纸，最后则减少为四百页，结果还算估计得差别不大。在这四百页的稿纸里，他诉说了布恩迪亚家族四代的故事，这个家族在19世纪来到哥伦比亚一个名为马孔多的地方，他们以困惑、顽固、执迷、黑色幽默经历了哥伦比亚百年的历史。这个家族从宛若婴孩的纯真，经历男女成长的各种阶段，以及随之而来的堕落，在故事的最后一页，布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被飓风席卷而去。自从这本书问世之后，书评家就不断地猜测这个结局的意义何在。书中主要六位主角从一开始就出场，主宰了前半部的故事走向，包括建立了马孔多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的妻子乌尔苏拉不仅是整个家族的支柱，也纵贯全书；他们的大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与次子奥雷里亚诺上校——后者被视为书中的主角；自小备受折磨，长大后同样受苦的女儿阿玛兰妲；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不断带来外界的消息，最后定居在马孔多。哥伦比亚的历史经历了两次翻天覆地的变迁，即“千日战争”以及1928年发生于谢纳加的香蕉工人屠杀事件，后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期重要的事件。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希望写出阿拉卡塔卡的家族传奇，但把阿拉卡塔卡改名为马孔多；如今他在写的这本书的确是以阿拉卡塔卡为背景的家族传奇，只是重新命名为马孔多。然而，这已不仅只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的家族，如《枯枝败叶》里沉浸于怀旧之中、渴望名留青史，如今待以蔑视的讽刺态度视之；这也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的家族，饱受世人的嘲弄与批评，在戏谑中时而温暖，时而讥讽。写下这本书的，不是那二十岁时写下《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是通过一种奇妙的方式，由他心中的小男孩儿执笔，由二十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怀旧的心情回顾小男孩儿的体验；与小男孩儿手牵手的不是马尔克斯上校，而是如今将近四十岁的家居男人，饱读世界文学、历尽沧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为什么如今他总算可以下笔？在灵光乍现的那一刹那，他总算明白，与其写一本关于童年的书，不如写下他的童年记忆；与其写一本关于真实的书，不如写下真实所呈现出来的样貌；与其写下阿拉卡塔卡与当地人的生活，不如写下他们眼中所看见的世界；与其让阿拉卡塔卡在他的书中复活，不如以说故事的方式向它告别——不仅通过当地人的观点，也通过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通过他所理解的世界、过去的他，也通过他身为20世纪末拉丁美洲人所体会到的一切。换句话说，与其把阿拉卡塔卡与那间房子从世界中抽离出来，不如带领世界进入阿拉卡塔卡。除此之外，在情感上，与其唤醒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鬼魂，不如让他自己成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

他所从中感受到的，是千百个角度、不同层面的如释重负，生命中所有的努力、痛苦、失败、挫折都得到纤解；在这段无与伦比的创作过程中，他得到了解放、自我认同与肯定，从写作一开始他就知道——真切地知道—— 这部作品独一无二、极有可能成为不朽之作；随着愈发激动的创作过程，这本书也开始展现出属于故事本身庞大的格局。在写作的过程中，当然对作者本身也散发出魔幻、神奇、欣喜的感受，稍后对读者而言亦如是。如此这般的体验把文学创作的魔力提升到最高的境界。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还具有疗愈性：马尔克斯不再心心念念、疯狂执迷地尝试重现记忆中不同的事件，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整理了听来的故事、过去的经验，让整个故事以作者希望的方式呈现。因此，这本书的确充满了魔幻、神奇、欣喜——治愈了他许多的苦痛。

于是，那个曾经一天只写一段文章的人，如今每天写好几页。那个曾经颠三倒四、不管故事顺序结构的男人，如今如同上帝塑造地球成形般按部就班、一章接着一章地写下去。那个每次写作都被故事转折、角色走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如今戏耍起自己的生命经历：把外公、父亲与自己结合，把特兰基利娜、路易莎·圣蒂雅嘉与梅塞德斯融合；许多角色里都有路易斯·安立奎和玛歌的影子；他把祖母变成特娜拉；把塔奇雅写进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角色里；把整个家族历史与拉丁美洲的历史合二为一，把他所知所有拉丁美洲文学中重要的元素——博尔赫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鲁尔福——结合《圣经》、拉伯雷、《西班牙侵略史记》、欧洲骑士故事、笛福、伍尔芙、福克纳、海明威。难怪他觉得自己像个炼金术士，难怪他把自己——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诺斯特拉达姆斯、博尔赫斯融入伟大的作家（发明家）梅尔基亚德斯这个角色中，另一位把自己关进小房间里的天才，在文学这个世界里把整个宇宙浓缩在充满魔法的空间里，穿越了历史与永恒。简而言之，他所做到的不只是综合了所有的元素，更重要的（根据许多人的说法，这是他成功地写出作品被誉为拉丁美洲《堂吉诃德》的原因）是面对、结合这鲜为人知的、不凡的、增加生活乐趣的拉丁美洲中两个主要、互相矛盾的特质；在侵略与暴力、悲剧与失败这些晦暗故事的另一面，是嘉年华会的精神、拉丁美洲人民的艺术与音乐，即使在最黑暗的角落也能够颂赞人生，在最平凡的事物上找到快乐，这样的快乐对于许多拉丁美洲人而言不仅是受压制与失败时的安慰，而是预见更好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总是非常的接近；他们不只借由他们的革命颂赞，也借由日常生活的欢乐礼赞。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当然否认这种野心勃勃的意图，“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任何意图”，他在1973年告诉伊莲娜·波妮娃托斯卡，“我只是个说故事、讲古的人。”[3]

到了9月的第一个星期，他已经大有进展。他很快发现自己需要百分之百地投入创作，必须暂停其他活动。一面写书一面在广告公司工作让他非常痛苦，于是，他决定放弃两份支付薪水的工作和固定的社交生活。对于一位有家庭的男人而言，这是非常大的赌注。

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化名马孔多的阿拉卡塔卡，但如今马孔多已经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代名词。他对拉丁美洲了解甚深，不过他也曾经在旧世界中生活，亲眼见证资本主义世界里的自由民主，及其与新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之间的差异。他也曾住在苏联历史劲敌国家最具象征意义的城市里，这个国家不但正在界定世界的未来，并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牵制、主宰拉丁美洲的命运——也就是美国。这个人非常了解这个世界，早在我们开始回顾他对于文学的理解之前，他已经对此知之甚详。

马孔多已经成为哥伦比亚或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小镇最鲜活的形象（或者，如同非洲与亚洲的读者后来所证实的，第三世界最鲜活的形象），进而象征任何一个受历史力量摆布、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小镇。

如同现今呈现于世人眼前的，《百年孤独》这个传奇故事诉说的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他们于19世纪从瓜希拉迁徙至非常类似阿拉卡塔卡的小镇。故事里的父亲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荣誉与男子气概的影响下杀了他的至交，在朋友鬼魂的纠缠下被迫离开家乡。何塞·阿尔卡蒂奥建立了一个名为马孔多的小镇，他与坚韧的妻子乌尔苏拉在此盖了一栋房子，并成为当地公认的领袖。他们有三个小孩儿，分别是阿尔卡蒂奥、奥雷里亚诺与阿玛兰妲，并随着时间的演进增加了一些角色。透娜拉是家中仆人之一，几年下来与家族数名男子都曾发生过关系，混乱的性行为导致布恩迪亚家族最恐怖的梦魇，最后因为乱伦而生下带有猪尾巴的小孩儿，造成整个家族的灭绝。吉卜赛人时常来访，其中一个特别精明、聪明的家伙叫梅尔基亚德斯，最后在马孔多待了下来，并住进布恩迪亚家族的房子。故事里也有不受欢迎的访客——波哥大（书中未明述）的政府派来的政治与军事代表，以控制这个淳朴的小社区；这样的安排导致了好几次内战，让布恩迪亚家中的二儿子奥雷里亚诺长大后以激进的自由党身份参战，最后成为举国皆知的传奇英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随后，更加邪恶的势力来到马孔多——来自北美的水果公司进驻当地，大大转变了马孔多的经济与文化结构，于是劳工们以罢工对抗，在“美国佬”的煽风点火之下，政府派兵镇压，造成三千名工人与家人在马孔多外围的火车站遭到屠杀。经历了这一最黑暗的章节之后，马孔多逐渐走向毁灭，乌尔苏拉自己则成为毁灭的征兆——这个故事的灵魂逐渐死去，年青一代的角色越来越没有活力，他们不再创造神话，反而像是历史中的受害者，展现了人类性格中最原始的黑暗面。最后，一如梅尔基亚德斯的预言，布恩迪亚家族最后一名成员与年轻的姨妈在疯狂的爱恋之后生下了带有猪尾巴的小孩儿，他和整个马孔多最后被末日飓风卷走。

《百年孤独》也是一部现代主义作品，这本书集合了所有文学作品之大成，层层叠叠、蕴含丰富；它的开头与结束宛若《圣经》一般充满神谕，其中又掺杂了神话与人类学的元素、西方文化的神话特质，独特的消极性嵌入了拉丁美洲特有的宏伟抱负以及受到羞辱的失败，还有最知名拉丁美洲思想家形形色色的大陆理论。不过，书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的生活体验。只要是稍微了解他一生波折的人，几乎都可以在每一页找到他自身人生的写照——作者本人也声称书中每一桩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我只是个卑微的见证者”）。

最令人惊叹的还是这本书的形式，书中元素五花八门，以口授形式杰出地结合至高的文学艺术。然而，尽管书中大量呈现哥伦比亚的普罗大众生活文化，却没有沦为乡野奇谈。马尔克斯最大的成就，且是不凡的成就，是以魔幻手法呈现民间智慧，毕竟书中居民最明显的特质就是毫无智慧，面对他们注定要不幸栖息的世界，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在他们的世界里，智慧派不上用场，也无立足之地。然而，这本书的形式与那些用来当作参考依据的典型现代主义作品天差地别——仿佛是一部“不朽经典”，但其实来自20世纪前六十年中小说里所发现的一切，仿佛是詹姆斯·乔伊斯以说故事的语调，结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姑婆法兰希丝卡的叙事技巧所写的一本小说。[4]

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使用他所发现的伟大西方神话故事（希腊、罗马、《圣经》、外来的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伟大的西方古典文学（拉伯雷、塞万提斯、乔伊斯）以及美洲大陆的先锋（博尔赫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鲁尔福），这位写下村庄、国家、世界的故事的人写出一部作品——一面镜子——其中他自己的美洲大陆终于认同自身，因而也找到了得以传承之处。如果博尔赫斯设计了观景窗（如同过世的鲁米埃兄弟之一），那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了第一幅真正伟大的集合描绘之作，使拉丁美洲因而不只可以认同自己，也受到普世大众的认同。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伊瓜兰·加西亚的儿子在这庞然、混乱的第三世界城市，在弥漫烟雾的小房间里粗糙、窄小的书桌前所写下的书，正具有这样的意义。他的激动不已其来有自，其中不安、欣喜的张力更贯穿整部作品。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好运似乎还没用完，事实上，他的好运似乎永远用不完。路易斯·哈尔斯在6月底离开墨西哥之后，又前往几座拉丁美洲首都城市，最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留；当时，知名的“南美洲”出版社正准备出版他的采访集。后来，哈尔斯在“南美洲”的朋友法兰西斯科·帕可·波鲁瓦承认：“哈尔斯跟我提起之前，我从来没听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人。然后他就这样出现，与博尔赫斯、鲁尔福及其他大作家并列，我脑中第一个闪过的念头就是：‘他是谁？’”哈尔斯写信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询问他的书，几个月之后便达成交易。[5]

9月初的一个下午，加西亚·马尔克斯暂停手上的写作，到国家艺术局参加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新书《换皮》的座谈。座谈会的最后，富恩特斯提到几位朋友，其中一位就是这位哥伦比亚人：“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不只是我们的周日仪式，还有我对于这位阿拉卡塔卡诗人古老智慧的推崇。”也许颇富指示意义的是，富恩特斯在此主张追求名气与财富是作家抱负的一部分：“我不认为作家就必须穷兮兮的。”[6]座谈会结束之后，阿尔瓦罗·穆蒂斯夫妇邀请众人前往他们在阿莫伊河大街的公寓吃海鲜饭，包括富恩特斯与莉妲·马塞多、荷米·加西亚·阿斯考特、玛丽亚·路易莎·埃利欧、费南多·帕索、费南多·贝尼特兹与艾莲娜·贾罗，当然，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7]从离开座谈会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路上不断描述和他新小说有关的逸事，在街上、在车里、在穆蒂斯的公寓里，大家都听到耳朵出油，最后只有玛丽亚·路易莎·埃利欧还在认真听。在那狭小而拥挤的公寓里，玛丽亚·路易莎整晚不断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讲故事，她最爱听的就是那个为了漂浮而吃巧克力的神父。由于她如此着迷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他当下就承诺要把新书献给她。他有讲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功力，她则拥有她的美丽。

自从小说在1967年出版之后，拉丁美洲的评论家与记者就对这段时期着迷不已。《百年孤独》出版三十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埃利希奥写了一整本书探索此书的创作源起，赋予每个细节神秘感，更不用说盲目崇拜的重要性。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工作的房间却一点儿都不神奇，尽管许多年后许多人都称这个房间为“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称这个房间为“黑手党的洞穴”，约三乘两米见方，连接一间小浴室，一扇门及窗户通往外面的庭院。房间里有一座沙发、电暖炉、几个柜子，一张非常小而简单的桌子，上面放着奥利维蒂打字机。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穿着蓝色的连身服写作——现在的他比较传统（甚至还会打领带）。他做了重大的变革，把写作时间从晚上改到白天。以前，他总是下班后留在广告公司或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写作，现在则从早上就开始动笔，直到孩子放学回家。从前，家人对他的需求扼杀他的创作灵感，给他拘束，如今不得不做出调整反而改变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面对工作以及自律的方式。梅塞德斯本来只需扮演妻子、母亲、管家的角色，现在则身兼接待员、秘书与经纪人的身份。[8]她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一辈子，这些改变也让他在写作新小说时如虎添翼。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早送两个儿子上学，八点半前就坐在书桌前，一直写到大约下午两点半小孩儿放学回家。两个小孩儿记得父亲关在那小小的房间里埋首写作，隐身于蓝色烟雾之间，很少注意孩子的一举一动，只有吃饭时间才会出现，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时总是心不在焉。他们怀疑他把自己这些行为也写进了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第一章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沉迷于实验时，是如何对待自己被忽略的小孩儿。

加西亚·马尔克斯事后回想：“远在出版之前的一开始，这本书就对与之有关的人施了魔法，包括我的朋友、秘书等，甚至是肉贩和我们的房东，他们等着这本书出版我才能还清欠他们的钱。”[9]他告诉伊莲娜·波妮娃托斯卡：“我们欠房东八个月的房租，在我们只欠三个月房租时，梅塞德斯打电话给房东说：‘我们这三个月的房租不付了，接下来六个月的房租也不付。’ 一开始她问我：‘你到底什么时候会写完？’我说大概再五个月。所以她自己多加了一个月。房东对她说：‘如果你可以保证，我就等到9月。’到了9月，我们去找房东付清了房租。”[10]

另一位等着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小说写完的是打字员佩拉（艾斯佩拉安萨）·阿莱萨，她为巴尔巴恰诺工作，也帮富恩特斯打字。每隔几天，加西亚·马尔克斯会给佩拉一部分小说稿，通常他自己先打好字但上面涂满了手写的修改，接着佩拉誊好一份干净的打字稿。由于他的拼字惨不忍睹，非常仰赖佩拉帮他做编辑校对；不过，他们开始合作的第一天他差点失去佩拉与小说的开头——她在街上差点被公交车撞上，稿纸四散在墨西哥城秋天潮湿的街道上。后来，佩拉承认自己每星期都邀请朋友来读小说的最新章节。

我们对于这个时期所知的一切都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确受到魔法的恩赐，终于一偿想当魔术师的夙愿。他沉醉在创作文学的狂喜中，他是奥雷里亚诺·巴比隆尼亚，他是梅尔基亚德斯，荣耀就在前方等待着他。这本书受到伟大神话般的虔诚待遇；每天傍晚他做完笔记后，朋友来到家里，差不多者都是阿尔瓦罗·穆蒂斯、卡门、荷米·加西亚·阿斯考特和玛丽亚·路易莎这些一整年间不断支持他的朋友，他们也见证他成为西方文学巨擘的过程。随着小说逐渐成形，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解到其格局之大，自信和自尊也随之水涨船高。白天，他坐在烟雾缭绕的地窖里写作，下午则参考书目、查证史料。荷米和玛丽亚·路易莎总是迫不及待地等待最新的章节。特别是玛丽亚·路易莎，她知道自己正在见证一个伟大的过程，也是他最亲密的知己。他后来总是说，虽然玛丽亚被他的书吸引，他却不断折服于她对于这魔幻世界充满智慧的见解，许多她对于事物的观察后来都被写进书里，他随时打电话让她读到最新的书稿。[11]

几个月后，马尔克斯受邀前往墨西哥外交部文化局演讲，以往他总是拒绝这类邀约，但这次答应了，特别声明他要朗读作品而非演讲。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高，总是充满批判，如今陷入焦虑，生怕阿尔瓦罗、玛丽亚·路易莎这些朋友对他的崇拜已经把他催眠，让他迷失于自己的世界里：

我在光线充足的舞台上坐下来朗读，“我的”观众坐在完全的黑暗之中。我开始朗读，不记得是哪个章节，但我继续念着，大厅里一阵沉默，那寂静而充满张力的时刻让我惊慌失措。我停下来，向黑暗里凝视，几秒后我看见前排的几张面孔，出乎意料之外，我看到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这样，于是我继续平静地念完。真实的观众受到我的文字吸引，不是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念完后我走下台，第一个拥抱我的是梅塞德斯，她脸上的表情——我想那是婚后第一次我了解到她爱我，因为她看着我的表情！这一年来她省吃俭用让我专心写作，而那天她脸上的表情让我很肯定这本书正往正确的方向前进。[12]

梅塞德斯继续努力维持家计。1966年年初，来自上一份工作的存款已经用完，虽然丈夫已经突破写作瓶颈，这本书却越写越长，眼看着就要再写一年。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算开着他的白色欧宝汽车到塔古巴亚典当，换来一笔家用，[13]他的朋友得担任他们的司机。他甚至考虑切掉电话线，除了省钱，也避免让自己分心，因为每次跟朋友打电话都没完没了。卖车的钱用完之后，梅塞德斯开始典当起其他物品：电视、冰箱、收音机、珠宝。她坚守的三道“最后防线”是吹风机、食物调理机以及马尔克斯的电暖炉。她向肉贩菲利普先生赊更多账，说服房东路易斯·库德耶尔宽限房租更久，他们的朋友则固定提供各式各样的补给品。不过他们倒是保留了录音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时的写作中不能有音乐干扰，但也无法忍受生命里没有音乐，他最爱的巴托尔克、德彪西的前奏曲或披头士的《一夜狂欢》都是当时他生活里的背景音乐。

整个写作过程中最糟糕的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死去的那一天（第十三章）。如同许多作者一般，书中主要角色的过世就像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甚至像是一场谋杀。这场死亡的描述中加入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鲜活的童年记忆，虽然许多评论家没有察觉到，但比起之前的作品，这位小说家在这个冷血的角色里放进了更多自己的影子。奥雷里亚诺是家中次子，却是“第一个在马孔多出生的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他在3月出生；而且，奥雷里亚诺出生时眼睛已经张开，一离开母亲的子宫就盯着房间看，据说贾布出生时也是如此；他从小就有敏锐的洞察力，正如贾布在家族里的名声一般。他爱上一个小女孩儿（她尚未到青春期就娶了她），但在她死后已经“无法爱人”，一切行为皆出自“万恶的傲慢”。身为年轻人，他虽然有强烈的同情心以及仁慈（还会写情诗——后来让他很难为情），但奥雷里亚诺是个孤独、自我为中心、残忍的人，他的野心不容任何阻碍。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的身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一些马尔克斯上校的回忆（战争、工作室、小金鱼），融入几乎是自我批评的自我画像；而在这自我批评所累积的观感中，他也累积如今成就了一生的抱负，但过程中却是机关算尽、燃烧殆尽、最终是自恋以及自私等。后来他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一书中非常强烈地强调写作这个使命（为了成为梅尔基亚德斯），事实上阻挡了另一个较为基本、也许较没有那么惬意的本能，也就是征服的意志力，对于声名、荣耀以及财富的欲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族长的秋天》 一书中，如此这般自我批评的篇幅更加惊人。

凌晨两点钟，任务终于完成之后，马尔克斯来到卧室，梅塞德斯睡得很沉，他躺下来啜泣了两个小时。[14]不需要传记作者的洞察力也可以知道，杀死他的主角不只使他面对自己的人性以及这本小说的结束，也是这独特欣喜经历的结束——的确，结束的不只是他生命中一整个时期，过去曾经存在的那个自己，也是他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间那特殊、无法言喻关系的结束，也就是他的外公（如今真的永远地失去了他，因为就连文学也无法使他复活）。最讽刺的是，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却回到自己笔下第一个故事中预见的那名男子，每次他离开生命中的一刻或曾经爱过的人与事时，注定要面临多次、接连的死亡，除了他的妻小。

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一直待到小说完成，不过，有个免费前往哥伦比亚的机会来临时，他考虑许久之后决定前往。他说服导演利普斯坦以电影《大限难逃》报名参加卡塔赫纳电影节，他们从维拉克鲁兹搭邮轮前往卡塔赫纳，于1966年3月抵达（当时身为游击队的朋友卡米洛·托雷斯死后两个星期）。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利普斯坦的作品颇有疑虑，但那部电影在电影节里拿到首奖。3月6日那一天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他的电影成功、小说前景看好、他回到卡塔赫纳与家人共度三十九岁生日。他短暂造访了波哥大，接着飞往巴兰基亚，当时普利尼奥·门多萨住在那里。门多萨工作时接到电话。

“贾布，听到你的声音真开心，你在哪？”

“正坐在你家里喝威士忌，王八蛋。”[15]

他把新小说的事说给门多萨与阿尔瓦罗·塞培达听：“跟其他作品完全不同，朋友。这次我终于感到无拘无束，不是大红大紫就是跌个狗吃屎。”这次的造访中，他与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一起走过巴兰基亚许多老地方，唤起不少旧时回忆。为了让这次旋风式的造访更为完整，他十年来首次回到阿拉卡塔卡。[16]不过，这次与他同行的不是他的母亲，而是阿尔瓦罗·塞培达开着吉普车载他旧地重游。在这趟回到过去的旅程中，他们恰好由《时代》 杂志驻巴兰基亚的记者陪同，他后来写了一篇详细的报道；蜕变为超级作家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被媒体改造成民族英雄。[17]

他本来打算停留个几星期，但几天后就动身前往墨西哥，在3月底到达。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对他的离开表示不满，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前解释，他离开的前一晚突然很清楚地看到小说的结尾，可以一字一句地念给打字员听。他又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开始反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所想到的结局——也许在某个层次上显示他如何继续往前走，而他的哥伦比亚朋友停留原地，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结局。

《百年孤独》这本书几乎从一动笔就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每天都有作者可以仰赖出现的热心观众，这位兴奋的作者也不太需要鼓励——他已经着魔，着魔于流窜于体内的文学创意，肯定这部作品的成功写在星空里，早已注定。知识渊博之人知道将要出现，也知道会是伟大的作品时，神话作品中最接近的例子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然而，乔伊斯当时并没有出版商的青睐，也无法预期会成为畅销作家。不过，通常超级谨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却充满自信，完全不如以往一般笼罩在束缚他的迷信之中。3月造访波哥大期间，他把第一章给了《观察家报》的老同事，于5月1日刊出。此时，卡洛斯·富恩特斯已经回到巴黎，于1966年6月收到前三章，惊艳不已[18]。他把文稿转交给友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得到相同的反应。接着，富恩特斯把第二章交给艾米拉·罗德里格兹·蒙内哥尔，1966年8月刊于新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的第一期。

接受编辑的采访时，富恩特斯宣布自己刚刚收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中作品”（毫无疑问和乔伊斯有关）的前七十五页，认为毫无疑问是绝对的杰作，这番话马上把所有拉丁美洲先前的区域性古典文学打入历史尘埃之中。

接着，富恩特斯寄了一篇文章到《墨西哥文化》，也向国人宣布《百年孤独》将于6月29日出版。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概根本还没写完）；“我刚刚读了非常有分量的八十页——《百年孤独》的前八十页，加西亚·马尔克斯目前创作中的作品。”[19]人们几乎无法表达他们的震惊，如此发生的事并无先例。

有鉴于整个期盼的氛围，还好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终于完成了小说。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这本书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就这么自然地结束了，在早上的十一点儿。梅塞德斯出去了，我打电话找不到人告知这个消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迷惑，仿佛昨日一般；我不知道如何自处，试着找事情做撑到下午三点！”[20]后来一只蓝色的猫进到屋子里，这位作家想：“嗯，也许这本书会大卖。”几分钟后，两个男孩儿进到屋子里，拿着刷子，手上和衣服上都沾满蓝色的油漆。

稿子寄到“南美洲”出版社之前，他先寄了一份给波哥大的赫尔曼·巴尔加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询问巴尔加斯是否介意书中写到他和他在巴兰基亚的朋友，巴尔加斯和福恩马佑尔接连回复，很荣幸可以当布恩迪亚最后一代子孙的朋友。接着，巴尔加斯用自己很慢的方式理解了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会引起骚动的一本书”，1967年4月刊登于《自由交锋》（Encuentro Liberal），他自己在波哥大编辑的周刊。巴尔加斯的评论引发骚动，首先预测了这本小说未来的地位[21]。巴兰基亚的普利尼奥·门多萨也收到一份稿子，他取消了当天的工作，从头读到尾，然后告诉新婚妻子，前任选美皇后，未来的小说家玛维尔·莫雷诺：“他做到了！贾布写出了他要的杰作！”普利尼奥把稿子转给阿尔瓦罗·塞培达，阿尔瓦罗读完之后，把雪茄从口中拿出来大叫：“真不是盖的，贾布写了一本了不起的小说。”[22]

依照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述，他回到这世界的方式几乎和《李伯大梦》一样具有戏剧性，而且令人迷惑。[23]那是“摇摆伦敦”的同一年，甘地主掌世界最大的民主体制，许多年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会见这位印度领袖的卡斯特罗，则忙着安排1967年8月在哈瓦那举行的首次亚非拉三洲会议。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急着离开马孔多的魔幻世界，赶快开始赚点钱，觉得连休息一个星期来庆祝都做不到。他很担心也许要好几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偿还累积的债务。他后来说，自己写了一千三百页、寄了四百九十页给彼鲁瓦、抽了三万根香烟、欠债十二万比索。可以了解的是，他仍然没有安全感。书完成后没多久，他参加了英国友人詹姆斯·帕布华斯在家里举办的一场宴会，帕布华斯询问书的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说：“我手上所有的，要不是一本小说，就只是一公斤重的纸，我还不确定是哪一个。”[24]他直接回到写电影剧本的工作上。接着，1966年8月，五年来的第一篇文章里，仍然不是为墨西哥的消费者而写，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观察家报》 写了一篇自我参照的文章，标题为“写书作者的不幸”。

写书是个自杀性的职业。比较起实时的利益，没有其他职业需要如此多的时间，如此多的精力，如此多的心血。我不认为许多读者会在读完一本书之后问自己，这两百页花了作者多少个小时的痛苦与家庭灾难，或是他的作品收到多少钱……在这样冷酷地评估不幸之后，基本上要问：我们作家到底为何而写？而答案无疑既感伤又真诚：一个作家之所以为作家，就如同他之所以为犹太人或黑人一般。成功当然有所鼓励，受到读者的青睐是很有激励的，然而，这些只是附加价值，因为，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如何都会写，即使他的鞋子需要修补，即使他的书卖不出去。[25]

前一年的3月，他抵达卡塔赫纳时接受的一次采访中，焕然一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只不过初露头角，如今却真正地诞生了。他开始说和自己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反的话，他写到自己的不幸，因为这个不幸已经几乎结束了。那个从不抱怨，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从不小题大做的人，现在开始打算对每件事都小题大做——不仅是对于出版商和书商的贪婪，一个他未来将会执迷的话题。如今在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会无止境地使群众惊艳，永远恼怒评论家，特别是那些深信他并不值得如此成功，深信自己更具优越感、较不粗俗、在文学上的造诣远远超过其重要性，他们才应该拥有他闪闪发光的奖牌。显然，他的这个新角色是20世纪60年代真正的男人——挑衅、固执己见、蛊惑人心、伪善、刻意的粗野，却无法约束。然而，人们却因为所有的这些理由而爱他，因为他似乎是他们其中之一，扬名立万而不需要妥协，归功于他的才智，也就是他们的才智，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就在小说完成不久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长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以他当时的感受起头，令人印象深刻，接着解释他新近完成的杰作，以及对他的意义：

这么多年来，我像畜生一样地工作，感觉被疲倦所侵袭。除了唯一喜欢、但无法养活我的一件事：小说，并没有明确的未来。其实，我的决定是无法抵挡的冲动，所以我必须安排诸事，以便继续写我的东西。相信我，不论是否具戏剧性，我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关于《百年孤独》的第一章，你所说的让我很高兴，那是我为什么出版的原因。我从哥伦比亚回来后读过自己写的东西，突然觉得士气大挫，我所踏上的这个探险旅程，灾难的可能和成功一样容易。所以，为了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我把那一章寄给吉列尔莫·卡诺，我召集了要求最高、最专业、最直言不讳的人，再读一章给他们听，结果很棒。而且，我读的是最冒险的那一章，美女雷米迪奥斯上到天堂，身心皆是……

关于我如何写自己的作品，我试着不带一丝谦逊地回答你的问题。实际上，《百年孤独》是我第一本尝试写的小说，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当时的书名是《家》。我写了一阵子就放弃了，因为对当时的我而言实在太沉重。从那之后，这个故事就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我试着在心里观照，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描述，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句子和我二十年前所写的一样，连标点符号都差不多。我从这一切得到的结论是，有一个题目纠缠着你的时候，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爆炸的那一天，就算冒着谋杀妻子的风险也必须在打字机前坐下来。[26]

这封信很清楚地显示，写下这一些的同时，他已经准备好公开捍卫自己的观点——以及他的小说——也预期了与新闻业同等高知名度的事业。他也说，自己现在有三本不同小说的计划在“推动”着他。

8月上旬，写下这封信的两周之后，仿佛两个大灾难的生还者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陪着梅塞德斯到邮局去寄文稿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包裹里有四百九十页打好字的文稿，柜台职员说：“八十二比索。”加西亚·马尔克斯看着梅塞德斯在皮包里翻钱，他们只有五十比索，只能寄大约半本书。加西亚·马尔克斯要柜台后方的职员像数薄片培根一样，一页一页地数着纸张，数到五十比索够寄的张数。他们回家把电暖炉、吹风机、果汁机拿去典当，一回到邮局寄出第二批稿子。走出邮局的时候，梅塞德斯停下脚步转身向她的丈夫说：“嘿，贾布，我们现在只需要这本书一点儿都不受欢迎。”[27]

[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penumbra del escritor de cine，《观察家报》，1982年11月17日。

[2] 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80。

[3] 波妮娃托斯卡，访谈，1973年9月，Todo México，op.cit., pp.218-219。

[4] 见Alastair Reid，Basilisk’s Eggs，收录于Whereabouts. Notes on being a Foreigner（旧金山，North Point Press，1987），pp.94-118。Reid特别擅长把加西亚·马尔克斯解读的真实与逼真。

[5]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59。在一封信里，帕可·波鲁瓦告诉我“贾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经历——活在交心与热忱的狂喜之中——无疑是非常特殊的。街上的书、街上的戏院。……贾布是在街上受欢迎的人物，也是夜复一夜派对中受欢迎的人物。有些情景几近歇斯底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为数惊人的太太都说她们的叔伯或祖父就跟Aureliano Buendía一模一样。”（1993年5月6日于巴塞罗那）

[6] 卡洛斯·富恩特斯，No creo que sea obligación del escritor engrosar las filas de los menesterosos，La Cultura en México，Siempre!（墨西哥城），1965年9月29日。

[7] 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433。

[8] 见何塞·丰特·卡斯特罗，Anecdotario de una Semana Santa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en Caracas，《时代报》（加拉加斯），第771期，1971年4月，pp.34-37。

[9]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617。

[10] 波妮娃托斯卡，1973年9月的访谈，Todo México，op.cit., p.195。

[11] 我在1992年与马利亚·路易莎·埃利欧及1993年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过此事。

[12] 波妮娃托斯卡，1973年9月的访谈，Todo México，op.cit.，p.197。

[13] Claude Couffon，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 Express，1977年1月17日至23日，p.77。

[14] 何塞·丰特·卡斯特罗，Anecdotario de una Semana Santa con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en Caracas，《时代报》（加拉加斯），第771期，1971年4月，p.36。

[15]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110-1l1。

[16]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88-91。并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Valledupar，la parranda del siglo，《观察家报》，1983年6月19日。

[17]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505-506。

[18] 同上，pp.570-571。

[19] 卡洛斯·富恩特斯，García Márquez ：Cien años de soledad，La Cultura en México，Siempre!（墨西哥城），第679期，1966年6月29日。

[20] 普利尼奥·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77。

[21] 费欧里罗，La Cueva，pp.105-106。

[22] 费欧里罗，La Cueva，pp.268-269。

[23] 就如Jorge Ruffinelli的洞见所言，要讲述这本书写作、出版及受欢迎的故事（和此书最常为人传述的方式）就像在讲述一个神话 [ La viuda de Montiel（Xalapa，Veracruz，1979）]。

[24] 詹姆斯·帕布华斯，访谈，墨西哥城，1994年。

[2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Desventuras de un escritor de libros，《观察家报·周日期刊》（Magazín Dominical）1966年8月7日。

[2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6年7月22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27] Claude Couffon，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Express（巴黎），1977年1月17日至23日，p.77。然而在门多萨的《番石榴飘香》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梅塞德斯独自把包裹拿到邮局（p.75）……（也许是第二个包裹 ?）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手风琴手，这项即兴活动为其后乌帕尔河谷的哥伦比亚民族音乐节瓦伽娜多音乐节播下种子，1966年摄于阿拉卡塔卡。

卡米洛·托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大学同学），为加西亚·马尔克斯长子罗德里戈受洗，拉丁美洲最有声望的革命神父，1966年在战事中牺牲。

巫师或笨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揉入了大量的巫术内容，此图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头顶《百年孤独》著名的神秘封面，1969年摄于巴塞罗那。

第十六章

终于到来的名气

1966—1967

相比于此书最后的成功，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比较焦虑的是两个包裹是否平安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瓦罗·穆蒂斯担任20世纪福斯公司的拉丁美洲代表已有一年，马上要前往阿根廷，加西亚·马尔克斯要他带另一份文稿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交给“南美洲”出版社办公室的帕可·波鲁瓦。穆蒂斯于抵达时打电话给波鲁瓦，说自己手上有手稿，波鲁瓦说：“别管你手上的，我已经读过了，实在是太精彩了！”[1]如果波鲁瓦认为这本书“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就意味着很有可能造成轰动。

人在墨西哥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将所有日常笔记和家谱写在四十本学校的作业簿里；一听到手稿安全抵达阿根廷，他和梅塞德斯就着手把这些笔记撕掉、烧毁。他曾经说，这些笔记主要记载的是结构与过程。他的一些朋友比较有学术和史料方面的考量，非常惊骇地表示他不应该烧毁，而应该为子孙后代保存下来（或甚至，依照事情后来的发展，也可以从中获取一笔不小的利益）。[2]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解释自己的难为情，为这个决定辩解，表示他并不希望别人仔细审视他的文学草稿，如同他不希望家里的纸片或家庭亲密细节的八卦被流传一般。“就像被撞见只穿着内裤一样。”[3]当然，部分原因也是艺术家或魔术家希望保护自己的专业秘密。不幸的是，他对传记作家也抱持同样的态度，在揭露自己生活中最无伤大雅的细节时，关于他的生活，他总希望可以控制流传于世的版本——或者述说许多版本，因而没有一个版本可以完全涵盖他自童年以来所有的失落感、背叛、遗弃，以及自卑感。

他已经受到广泛的讨论，当时带领拉丁美洲所谓“文学爆炸时期”、吸引国际目光焦点的是一小群先锋队，他被认为是他们中的第四名成员。这四位作家——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以及从此时开始涵盖其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在未来受到无可比拟的宣传。然而，当时这个运动尚未完全成形，没有证据显示单一作家可能被称为这个非比寻常的新作品的典范。但他的同行已经知道，如隐喻一般，他们对其已经俯首称臣，此人非加西亚·马尔克斯莫属。《百年孤独》出版之后，拉丁美洲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首先了解到这一点的，是阿根廷人。

就高雅文化而言，阿根廷在拉丁美洲居于领导地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即将在光鲜的都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这里就像新世界的巴黎融合伦敦。此处的文学和文化非常严肃，有时甚至做作，但辩论的质量总是很高，对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毋庸置疑；特别是在西班牙内战之后，母国对于南方大陆已不再有重要的知识或文学上的影响。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读卡夫卡，1950年到1953年间在巴兰基亚阅读的许多作品，必定是阿根廷的版本。罗萨妲出版社十五年前曾经拒绝他的小说，如今，他早期的梦想即将实现，那早期的错误也将弥补；他的书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

在阿根廷的首都，对于自己手上有一个拉丁美洲的天才这回事，南美洲出版社毫不掩饰——甚至可能成为重要的轰动。碰巧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名字在先前的几个月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一些宣传。大约在1966年年中，豪尔斯·阿瓦雷兹论刊出版了拉丁美洲短篇故事选集《十诫》，包括《咱们镇上没有小偷》。这本书企图从早期成长中的热潮获利，在1966年下半年居于畅销书的地位。[4]出版商邀请每个作家提供文学自我画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自我画像所象征的是，他一旦深信自己将在文学上成功时，就有全新的自我宣传方式。

我的名字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抱歉，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只是由一连串很平凡的名字所组成，我自己也无法有所认同。我在四十年前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我仍然不觉得遗憾。我的星座是双鱼座，我的妻子是梅塞德斯，这两者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因为，感谢他们，至少迄今为止，我才有办法以写作生存。

我因羞怯而成为作家。我真正的职业是魔术师，但我变魔术的时候会很紧张，只好逃入文学的孤独之中。无论如何，两者都引致我自小唯一有兴趣的事情——我的朋友应该爱我更多。

在我的例子而言，身为作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的作文很差。我必须让自己遵守非常严苛的纪律，才有办法在八个小时的工作之后完成半页。我以身体对抗每一个字，几乎每一次都是文字赢，但我非常的固执，因此有办法在二十年间出版了四本书。我在写的第五本比其他的速度要慢，因为，在债主和头痛的干扰之间，我的空闲时间很少。

我从来不谈论文学，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我十分相信如果没有文学，世界还是会一样运转。另一方面来说，我深信世界如果没有警察则会完全不同。因此，我认为如果自己不是作家，而是恐怖分子的话，对人类的贡献恐怕还比较大。[5]

此处显然是一个知道自己会成名的作家。再一次地，他诉说的大部分与事实相反。这样的方式经过算计，让他不但更引人注意，而且更受人喜爱。他所传递的影像是一个平常人，有着（暗中、害臊的）不寻常的才能。表面的羞怯和自嘲、内在自信和吸引目光焦点的对比非常明显，也极度惹恼未来的竞争对手。阅读这篇告白的读者也能看出这个平常人在政治上是革新主义者，虽然对于政治和其他事物都很有幽默感。他属于那个年代，那个时候读了这些之后，谁会不注意他的书？

当时，阿根廷最具影响力的周刊是《封面故事》。主编是波鲁瓦的朋友、作家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他后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好朋友。《封面故事》对舆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每周卖六万份，老板总是在找下一个文化刺激。1965年12月，在帕可·波鲁瓦的鼓吹之下，他们决定派明星记者、编辑群的一员埃尔内斯托·休奥到墨西哥采访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的机票钱对于任何杂志社都算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投资，但《封面故事》信任波鲁瓦，知道他们投资的对象是什么。这位阿根廷记者在墨西哥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住了一整个星期，六个月后，杂志终于出版他的采访文章时，封面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不是在他日常出没的单调的街上拍的，而是在旧圣安琪风景如画的石板路上。照片由休奥本人拍摄，加西亚·马尔克斯穿着60年代典型的搞笑服装，熟悉的红黑格纹夹克。阿根廷作家不这么穿，这更像杰克·凯鲁亚克的风格，但这很快地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色。有别于路易斯·哈尔斯在休奥的采访几周前出版的、具有影响力的书里所形容的抑郁作家，休奥照片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快乐、有着真实喜悦的小说家，基本上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怡然自得。[6]

4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刚出版了自己才华洋溢的第二本小说《青楼》，骑着自己的小马加入战局，宣布加西亚·马尔克斯即将出版的书不是如卡洛斯·富恩特斯所断言的，是拉丁美洲的《圣经》，而是拉丁美洲伟大的“骑士小说”。巴尔加斯·略萨一定被这突如其来的哥伦比亚对手所震惊，如同富恩特斯一般，他显然选择骑士的角度。他所写的突破性文章《美洲的英雄阿马迪斯》4月出现在《封面故事》，宣布《百年孤独》是家族传奇，同时也是冒险故事：“尖锐、专注的散文，毋庸置疑高度技巧的魔法、恶魔似的想象力，这些武器使得此描述成为可能，是这本杰出小说的秘密。”[7]阿根廷人决定给加西亚·马尔克斯优厚的待遇。他受邀于6月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面宣传小说，同时代表《封面故事》担任“南美洲”出版社小说奖的评审，其间，“南美洲”出版社和《封面故事》都加倍努力地宣传小说。《百年孤独》终于在1967年5月30日付印，长三百五十二页，售价六百五十比索，约两美元。初版时原本打算印标准的三千本，就拉丁美洲标准而言算很多，但在阿根廷则很平常。然而，由于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无法抵挡的热情，加上波鲁瓦自己的直觉，他们决定冒险。因此决定初版改印五千本，不过，书商又要求出版前的提案，因而在付印两星期前改成八千本。他们预期如果顺利的话，这八千本会在六个月之内卖完。一星期后，这本书卖了一千八百本，位居畅销书第三名，对于一个默默无名的拉丁美洲作家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第二周结束时，单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销售量已经增加为三倍，首先销售一空。如今看来，初版的八千本完全不够。

讽刺的是，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之下，《封面故事》本身却显得动作缓慢，他们本来打算在6月13日到19日那一期出版休奥已经搁置了六个月的采访，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为封面。然而，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6月10日早上三点十分，中东“六日战争”爆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访被拖延到29日。杂志内页有一小段本期介绍写到，这不只是不寻常的事件，而且它（指那本书，也暗指那一期的封面）是圣洗池，新的拉丁美洲小说自此诞生。休奥的评论标题为“辛巴达的旅程”，显然一开始就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和《一千零一夜》相提并论；的确，这本书在他想象力形成的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空气中充满魔法。就在书付印和出售之间，披头士的《胡椒军曹》也注定达到神话般的地位，在世界各地的唱片行出现。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维森德·罗侯很伤心他的哥伦比亚朋友没有把书卖给他的墨西哥朋友艾拉，为了安慰罗侯，加西亚·马尔克斯邀请他设计封面。罗侯很努力地传达小说的混乱、多元、大众口味。他把“孤独”（SOLEDAD）里的E颠倒，引发文学评论界最深奥、难解的理论，以及厄瓜多尔书商的一封信，抗议收到瑕疵品，他们必须手工更正才不会惹恼顾客。[8]罗侯这本书的封面成为拉丁美洲的文化象征，但由于没有及时送达，因此并没有出现在初版。所以，初版的封面由出版社的设计伊丽丝·帕哥诺画了一艘淡蓝色的西班牙大帆船，在淡蓝色的丛林里怒吼，灰色的背景、三朵橘色的花在船下盛开着。这是后来收藏家寻找的封面，不是墨西哥主要艺术家所设计的高雅封面。第二、第三和第四版在6月、9月和12月出版，都使用罗侯的封面，每版印两万本，这在拉丁美洲出版史上史无前例。

6月上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接受《视野》杂志的采访，它的地位相当于拉丁美洲的《时代》杂志，也是唯一销售美洲大陆各地的杂志（虽然是从华盛顿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采访者，他计划带家人到“靠近巴塞罗那的海滨度假中心”住两年。[9]他重复着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的故事，“十七岁”就开始写《百年孤独），但处理整个“包裹”对他而言太沉重。他也说了一些令人意外的话：“我写完一本书之后就失去兴趣，如同海明威所说的：‘每一本写完的书都像是死去的狮子。’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追捕大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厌倦《百年孤独》，他是认真的吗？这样的话在拉丁美洲各地的杂志报纸上印出来，成为典型的新闻现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式的笑话。[10]这样的现象在许多层面都互相矛盾：刻意的漠不关心、恼怒评论家的原因之一、眨眼故意的虚伪、伪装成谦虚的自我傲慢，都包装在一种受欢迎的诙谐里，使作者以卓别林式、看似毫不费力的方式逃离侵略。然而矛盾的是，在表面之下，却也总是带着无可否认的部分核心事实。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在6月19日出发前往阿根廷，迎向他们的命运。他向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自己“像蟑螂一样害怕”，希望有“一张够大的床让我躲在下面”[11]。他们先飞到哥伦比亚，途中把两个儿子留在外婆家。两个男孩都算是墨西哥人，许多年后才回到家乡。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上，他们的双亲讨论未来的选择，梅塞德斯必定想到将近十年前他们第一次一起坐飞机时，贾布对于未来的目标所作的承诺。如今，他的确在四十岁写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小说”。6月20日，小说出版的三周之后，他们所搭乘的飞机于凌晨三点降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塞萨机场。虽然到达的时间很晚，帕可·波鲁瓦记得整个城市“立即臣服于小说诱人的魅力”，似乎处于派对的气氛中。[12]他和马丁内斯去机场迎接这对无戒心的夫妇，他们生活的改变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没有因为旅途而疲劳，他要求看彭巴草原，吃阿根廷烤牛排。[13]双方妥协之下，他们带他到蒙特维多街的一家餐厅，一面习惯这位来自热带的男子，他穿着迷幻的伐木工人外套、紧身意大利长裤、古巴靴子，戴着黑色牙套的牙齿。他令人好奇，说话言简意赅又态度淡漠，他们说服自己，的确，《百年孤独》的作者应该就是长这样子。至于他的妻子，她是个美丽的幻影，看起来就像美洲印第安人版的埃及皇后娜芙蒂蒂。[14]

布宜诺斯艾利斯使加西亚·马尔克斯眼花缭乱——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体验一个看起来不像“发展中的”拉丁美洲大都会。一天早上、他坐在街角的咖啡座吃早餐，见到一名女子提着购物袋，他的小说就夹在西红柿和生菜之间。他的书已经“受欢迎又很普遍”，以“不像小说但像生话”的方式被接受。[15]同一天晚上，他和梅塞德斯去参加特拉学院剧院的一项活动，这是当代阿根廷文化活动的动力。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记录下这一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西亚·马尔克斯永恒地成为自己先前写好故事里的一个角色，如同他笔下的人物梅尔基亚德斯；梅塞德斯和贾布向舞台走去，因为许多太早出现的皮草和闪亮的羽毛而惊慌失措。观众席处于黑暗之中，但不知为何，探照灯跟着他们。他们正要坐下，有人大叫“了不起！”开始鼓掌。一名女子回应这叫声：“是你的小说！”她说。整个戏院的观众起立，在这一刻，我看到名气从天上掉下来，包在光鲜的床单里，如同美女瑞米迪奥斯一般，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包裹在这些光亮之中，免于时间的荒竭。[16]

马丁内斯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地编织他的魔法。一天晚上，他正要离开拉普拉塔河岸的一个派对，注意到“一个年轻女性快乐得几乎要飘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个年轻女性真的很难过，但不知道怎么表现。等一下，我要去帮她哭出来。”他在年轻女性的耳边轻声说了几个字，汹涌、无法控制的眼泪从她眼中流下。“你怎么看得出来她很难过？”我后来问他，“你说了什么让她哭？”“我告诉她不要感觉这么孤单。”“她感觉孤单？”“当然。你见过不觉得自己孤单的女性吗？”马丁内斯继续说：“他离开的前一晚，我又悄悄地去找他，他们告诉他，巴勒摩森林里有一片空地，情侣会躲在黑暗酷热的洞穴里，可以自由地接吻。”“他们称为垃圾场。”他大胆地说，“做爱的角落。”我翻译。“梅塞德斯和我很需要，”他说，“我们每次一想接吻，就有人打扰。”[17]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可能知道自己会变得多么有名，但他一定有点概念。回到墨西哥城，他和梅塞德斯开始计划、收拾行囊，决定善加利用近期得到的自由。面对突然而来全新的名人地位，甚至是财务上的安全感，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离开墨西哥，搬到西班牙。他急着出发。

小说于7月2日在墨西哥城出版，此时这家人抵达这个国家六年。[18]这本书是献给玛丽亚·路易莎·埃立欧的，她回忆道：“我们都疯了，他带了一本书给我，我们一家书店一家书店地去买，买给我的朋友，我要他在上面题字。贾布说：‘你快破产了！’我在能力范围之内买下所有的书。我们去贾布家里，和梅塞德斯一起举杯庆祝。第二天，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钱，现在也没有，但我们还是可以生存……你也许记得《百年孤独》里有一段……下了黄色雏菊的雨，我那天买了一大篮，在找得到最大的篮子里，我装满黄色雏菊，手戴金手链，我拿起来放在篮子里，接着去找一条小金鱼、一瓶威士忌，全部放在篮子里，然后去他家。”[19]现实世界变成《百年孤独》的魔幻世界这个趋势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快，不久就使作者非常担心自己不同寻常的小说如何被诠释。最后，他会希望赶快离开60年代，却发现自己无止境地被拉回去。

8月1日，他前往加拉加斯参加匹兹堡大学所举办的第十三届拉丁美洲文学国际会议，刚好碰上新成立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奖要颁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庆祝他1966年的小说《青楼》。他们所搭乘的飞机分别来自伦敦和墨西哥，几乎同时降落在麦奎蒂亚机场，足具象征性的，他们在机场碰面，两人在未来都将再度搭乘许多次的飞机。[20]在场已经有记者，如今他们成了室友，这也成为一段根深蒂固但有起伏的文学友谊。

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不知所措，他没有面对这种结局的脚本。在“文学爆炸”的这场盛宴里，他算是晚到的人。虽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小了九岁，从1959年就住在欧洲，在巴黎和巴塞罗那时已经认识几乎所有其他的作家。他既英俊、优雅又很聪明（当时正在修博士学位），然而，他也知道如何散发文学魅力。面对这样毋庸置疑的明星特质，新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突然觉得紧张，受到威胁，想保护自己。在一场宴会上，他要他的委内瑞拉朋友拉起一个标语写着：“不准提到《百年孤独》”。虽然如此，他还是为媒体表演：他面无表情地告诉他们，书是梅塞德斯写的，因为实在写得够糟糕，她强迫他签名。接着，被问到当地的圣牛、前任总统罗慕洛·加列戈斯是否是伟大的小说家时，他回答：“他的小说《卡奈玛》里有一段关于鸡的描述写得很好。”[21]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认识任何堪称名人的人。有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爆炸”真正存在，也开始有了希望。这个男人是魔法，他的书是魔法——他的名字是魔法；“贾布”是沃荷时代的梦，而他的名声不止十五分钟。

艾米拉·罗德里格兹·蒙内哥尔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飞到加拉加斯的两天前，他和富恩特斯、聂鲁达去巴黎的“圆顶”咖啡馆，富恩特斯不停地向聂鲁达谈论《百年孤独》，并预测此书对拉丁美洲的重要性相当于西班牙的《堂吉诃德》。[22]

贾布与马里奥之间的戏码在8月12日于波哥大继续。《百年孤独》尚未发行，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回应也零零落落。《观察家报》和《时代报》 在前几个星期都没有刊登关于小说的报道。看起来仿佛哥伦比亚人故意压抑自己的兴趣，直到这本书在当地成为无法忽视的热潮为止。事实上，他在家乡受欢迎的程度不及拉丁美洲其他地区。[23]普利尼奥·门多萨与塞培达一起前往波哥大：“我记得《百年孤独》在哥伦比亚出版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起来到波哥大，马里奥刚在加拉加斯以《青楼》赢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当时与会的知名人士都现身，‘整个波哥大’ 都纷纷上前恭喜他。所有人团团围绕在他身边，遵循着成功的规则，完全不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炸弹尚未引爆，他们只是礼貌地把他视为家乡的作家，就不再搭理他。”[24]

8月15日，巴尔加斯·略萨前往利马，不过，9月初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一起在当地参加一场为期一周的文学活动时，这场戏码再度上演。这段友谊足具象征意义的紧密融合，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担任马里奥和帕特里夏·巴尔加斯·略萨次子的教父，命名贡萨罗·加夫列尔。

他在9月底回到卡塔赫纳，趁机与阿尔瓦罗·塞培达、拉法叶·艾斯克隆那造访了乌帕尔山谷。一位名为康斯薇洛·阿劳候诺葛拉的年轻女子筹备了一个小型的瓦伽娜多音乐节，正如前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塞培达在阿拉卡塔卡临时举办的活动一样，这个音乐节在隔年成为定期的活动。结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安排离开的相关事宜。离开前能够和哥伦比亚的家人相聚让他非常开心，但尽管前嫌尽释，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父亲的关系似乎已无可挽回。埃利希奥回忆道：“1967年10月，贾布和梅塞德斯以及两个小孩儿在卡塔赫纳。我仍记得当时见到他坐在床上，被躺在吊床上的人——我的父亲吓坏时，我有多么尴尬。我父亲好像总是能让周遭的空气充满恐惧，几乎是恐怖，其实是错误的印象（那是我家人的专长！）。后来，我和海梅、贾布讨论过，结论是贾布只要在他面前就是手足无措。”[25]这样的说法再真实不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原因不再是因为他对父亲恐惧。另一个可以肯定的是，父亲始终没有对他的成就给予肯定，纵使贾布现在完全不是靠当初所说的吃纸为生，而是丰衣足食。我们也可以肯定这位逍遥在外的儿子其实也想要得到这迟来的肯定。他始终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为自己的继父。

无疑地，政治仍是他们之间未解的难题。9月，加州州长里根鼓吹美军在“越战”中加温，西方国家对此意见分歧。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概与父亲讨论过切·格瓦拉之死，马尔克斯曾与其在哈瓦那见过面，他的死讯于10月10日由玻利维亚最高司令部宣布。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与随后传来的信息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心中更加五味杂陈；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不认同这位视为其父亲形象的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拉丁美洲小说家。（1945年获得此奖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智利诗人。）显然地，阿斯图里亚斯的得奖被诠释为世界认同拉丁美洲小说风潮将持续。阿斯图里亚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两位“魔幻现实”作家有太多相同之处，很快地开始厌恶对方。得到迟来荣耀的阿斯图里亚斯害怕这位年轻的竞争者，后来戴上桂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被视为执意违背伦常。[26]

逃往欧洲无疑让马尔克斯得到一些自由，逃离日常生活的压力，也给他空间重新整理自己。什么鸡毛蒜皮的事记者都拿来问他，其中最常问到的就是政治。然而，认为他意图逃离政治责任是错误的。他心知肚明的是，自己唯有写出成功的小说才有影响力，因此，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创作下一本书——因为就像《百年孤独》一般，他的下一部作品已经酝酿许久。当然，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更公然地行动，表达伪装的象征性立场，几个月前没有人会在乎。11月出发前往欧洲之前，面对学生要求公开承诺社会以及政治改变的压力，他告诉《观察家报》，哥伦比亚的文化人被保守的统治阶级迫害[27]。另一段他与阿方索·蒙萨尔夫共同接受的采访，在他离开后刊登于《国内焦点》，他在采访中表示，“写出好文章是作家的革命任务”，[28]这篇文章于隔年1月中旬再度刊登在《时代报》上。几年前，菲德尔·卡斯特罗首次（也是最后一次）针对这个话题发言，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法有些出入。在他最著名的演讲《给知识分子的话》中，卡斯特罗明确表示文学形式理应自由，但文学内容则否：“革命代表一切。”卡斯特罗也表示，最具革命感的作家是为了革命放弃写作的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感到非常苦恼（以及通过媒体而产生的与新读者的关系），在早期的那几年，他比想象中还要努力地为自己在政治与美学之间寻找更多空间；如果认为自己陷于道德与意识形态的抉择中，他的决定会是独立的抉择，或者至少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他告诉蒙萨尔夫，认真“专业”的作家应该将自己的使命放在一切之上，永远不该接受任何的“补助”或“奖助”。他说自己对读者有深远的责任感，《百年孤独》 出版之际，其实《族长的秋天》已经差不多可以出版了，但如今他却觉得应该全部重写——不是为了让它成为伟大的畅销书，而是应该要写出不一样的东西。此处他所表达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百年孤独》的成功有某部分原因是通过他独特的“专业技术”（他之后称为“窍门”），他可以把这些当成自己的特色，但如今他宁愿舍弃，写出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我不想模仿自己。”他说。蒙萨尔夫向同胞提到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比较像墨西哥人，而非哥伦比亚人，直到他放松下来，“找到思路的条理”，成为“典型的哥伦比亚‘岸边人’，健谈、坦率、直接呈现自己的观念，在每一次的意念表达中加入融合了黑人与西班牙血统在热带太阳下的智慧”。很清楚，他以明显的友善意图呈现的这位作家，即使身处自己国家的首都却仍感觉像个异乡人，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他在自己家族中也是如此的感受。

这样的感觉一直持续存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离开。

[1] 萨尔迪瓦尔，GM，p.498引述Alvaro Mutis的话。本章取材的访谈多数来自穆蒂斯（墨西哥城，1992、1994）、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华盛顿，1997；Warwick，2006；卡塔赫纳，2007）、帕可·波鲁瓦（巴塞罗那，1992及通过信件）、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José（“Pepe”）Stevenson，与其他许多人。

[2] 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618-619。

[3] 见克劳蒂雅·德瑞福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花花公子》，30 ：2，1983年2月，p.174。

[4] 见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z，pp.32-33。

[5] 如A. D’Amico和S. Facio，Retratos y autorretratos（布宜诺斯艾利斯，Crisis，1973）再版所载，其书中也收录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6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照片。

[6] Ernesto Schóo，Los viajes de Simbad，《封面故事》（布宜诺斯艾利斯），第234期，1967年6月20日至26日。

[7]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Cien años de soledad ：el Amadís en América，Amaru（利玛），第3期，1967年7月至9月，pp.71-74。

[8]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poesía al alcance de los niños，《 观察家报 》，1981年1月25日。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批评文学评论家时，说到就连Rojo都不晓得他为何要在封面上放倒置的字母。

[9] Cien años de un pueblo，Visión，1967年7月21日，pp.27-29。

[10] 例如，见De cómo García Márquez caza un león，Ercilla（Chile），第168期，1967年9月20日，p.29。

[1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5月30日从墨西哥城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12] 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500。

[13] 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El día en que empezó todo，收录于Juan Gustavo Cobo Borda主编的Para que mis amigos me quieran más… ：homenaje a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波哥大，Siglo del Hombre，1992），p.24。

[14] 同上。

[15] 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p.501。

[16] Martínez，El día en que empezó todo，收录于Cobo Borda，op.cit.，p.25。

[17] 同上。

[18] José Emilio Pacheco，Muchos años después，《美洲之家》（哈瓦那），第165期，1987年7月至12月。

[19] Paternostro引用，Paris Review，第141期，op.cit.。

[20] 见巴尔加斯·略萨，《弑神者的历史》，p.80。

[21] 同上。

[22] 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Diario de Caracas，Mundo Nuevo（巴黎），1967年11月17日，pp.4-24（p.11）。

[23] 《星期》（波哥大），1987年5月19日。其中提到《百年孤独》在当时极少受哥伦比亚媒体提及。

[24]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111。

[25] 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257。

[26] 例如，见Félix Grande，Con García Márquez en un miércoles de ceniza，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马德里），1968年6月，pp.632-641。

[27] Iáder Giraldo，Hay persecución a la cultura en Colombia，《观察家报》，1967年11月2日。

[28] 阿方索·蒙萨尔夫，La novela，anuncio de grandes transformaciones，Enfoque International（波哥大），第8期，1967年12月，pp.39-41；重载于Lecturas Dominicales，《时代报》，1968年1月14日，p.4。

克雷门特·金特罗、阿尔瓦罗·塞培达、罗贝多·帕瓦侯、加西亚·马尔克斯、埃尔南多·莫利纳、拉法叶·艾斯克隆那（从左至右），1967年摄于哥伦比亚乌帕尔河谷。

第三部 见多识广：名人与政治

第十七章

巴塞罗那和拉丁美洲风潮：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1967—1970

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于1967年11月4日抵达西班牙[1]，在马德里停留将近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来到巴塞罗那。本来只打算短暂停留，但如同墨西哥一般，这一住就是六年。[2]由于当地的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管，加上他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也无法以担任记者维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墨西哥城远离新闻与政治，让他写下了《百年孤独》，在巴塞罗那则让他写出另一部杰作《族长的秋天》。

对许多人而言，一位拉丁美洲左派拥护者造访巴塞罗那似乎是很奇怪的行为。长久以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声称自己因痛恨佛朗哥的独裁政权，所以选择回避前往西班牙。[3]所有西班牙语国家中，墨西哥对西班牙政权最不友善，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有许多加泰罗尼亚的朋友从西班牙流亡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他自己却从墨西哥搬到西班牙，这一点儿当然颇为讽刺。对于他酝酿许久的这本关于一位更年老的拉丁美洲独裁者的小说——对于他无助而长久饱受折磨的人民而言，这位独裁者的权力似乎永无止境——这位西班牙独裁者晚年与当权末期的凄凉处境，不可避免地成为引发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的动力，尽管他再三否认这点。

事实上，这个决定涉及的层面甚广。他的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出生于巴塞罗那，当时崛起为西班牙乃至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纪人之一。在佛朗哥的极权政权下，巴塞罗那仍有像巴拉尔出版社与其他已经存在，或正如雨后春笋冒出的出版社，使得此处成为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小说发展的中心。支撑这股风潮的力量也许是受到打压但再度兴盛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也或许是佛朗哥独裁政府成形所带来的经济翻转，其中最强烈的动力当属拉丁美洲小说作者的创作“风潮”，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又是其中最闪亮的明星。

他抵达巴塞罗那时，正是拉美小说风潮的重要性受到瞩目之时。这虽短暂但前所未见的开阔视野定义了20世纪60年代，且成为文学最肥沃的养分。这种接受另类文学的胸襟，在当代正统拉丁美洲文学的题材以及结构之中都显而易见。而这一切都来自拉丁美洲的时代背景以及历史与传说对当代拉丁美洲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拉丁美洲未来可能会有的影响，不管这个未来是好是坏。

回顾过去，这股强烈的拉丁美洲文学风潮从1963年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开始，一直延续到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这波风潮中最优秀的一本小说。大家一致公认《跳房子》足称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因为这股风潮被视为20世纪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运动具体化、到达巅峰的时期。然而，《百年孤独》的出现完全地改变了这个观点，一下就让人明白，一部更深远，且更宏观的作品已然出现，如同一致公认的，《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的《堂吉诃德》”。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也几乎成为这股急速发展的文学运动的代名词；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篇幅几乎是其他作家的总和。尽管没有人直接表明，但这显然是某种异国风情、某种高贵的野蛮人、某种在文学中丑恶残忍的人神奇的变形，进而成为这流行文化与后殖民革命时代互相矛盾中作家的新形象。经过三十年的佛朗哥政权统治之后，西班牙媒体在文化与政治上都发展不足，对于拉丁美洲这股新奇复杂的新浪潮毫无准备，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接受了不少不经思考、令人难堪的采访。对他们而言，这个人和他的作品从第三世界即兴的风潮中无中生有地冒出来，不论他对这些容易受骗的记者脱口而出说些什么，他其实是个非常严肃、有着无法想象的刻苦精神、毅力惊人的作家，不屈不挠地努力了二十年才有今天的成就，也准备以同等的韧性维持此成就。不过，却鲜有记者对这一点有兴趣。这位作家依靠自己在文学上的名人地位成为公众人物，其程度也许只有雨果、狄更斯、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等前人足以比拟。

然而，他还是持续受到低估。近四十年来，评论他的人始终无法清楚看见眼前的事实：他比他们更聪明，能任意操控他们，社会大众喜爱加西亚·马尔克斯更甚于那些评论家，愿意原谅他的一切，不只是因为他们喜欢他的书，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们站在同一边。就像社会大众喜欢披头士的原因一样，部分因为他们不受媒体的控制（如猫王或玛丽莲·梦露），披头士知道如何操控媒体于股掌之间：表面上好像把媒体看得很重要，事实上却一点儿都不在乎。加西亚·马尔克斯看起来像个平凡人，不做作，不浮夸，也不卖弄学问。他和他的读者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只不过他能把真正的文学作品写得浅显易懂而已。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引起一股风潮。没多久，何塞·多诺索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来到巴塞罗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快地认识了西班牙重要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了评论家何塞·马利亚·卡斯特雷、胡安·哥蒂索罗、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与胡安·马塞。[4]此时，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地下势力在西班牙如野火燎原，主要由共产党的圣蒂亚哥·卡利尤、豪尔斯·塞普恩、费南多·克劳定等人物领导、整合，其他组织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早期的秘密战斗组织菲利普·冈萨雷斯则处于平等地位。[5]在历史上，加泰罗尼亚不仅是布尔乔亚商人的故乡，也是由他们在19世纪时带动西班牙的繁荣，这里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学家、画家、建筑师的地盘，孕育出高迪、阿尔贝尼兹、格拉纳多斯、达利、米罗，以及曾居住在这里的毕加索。巴塞罗那是仅次于巴黎的“拉丁”文化摇篮与温室，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间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与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垮台时，巴塞罗那都是一座前卫城市。如今来到20世纪60年代，在政府打压当地的语言与文化之时，巴塞罗那这个西班牙最刻苦、最具有生产力的城市开始为自己发声；然而，60年代的政治需要伪装于文化的包装之下，当时加泰罗尼亚正兴起的民族主义受到言论自由的压制，只能通过一群成分复杂的团体表达极端左派的立场，包括主要为中产阶级的作家与建筑师、电影工作者、教授、画家、媒体名人、哲学家，甚至被视为“神圣左派”的模特儿。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西班牙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就是罗莎·雷加斯，如今西班牙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与文化策划人；当时的她是一位高挑、美丽的年轻女性，看起来就像安东尼奥尼《春光乍现》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同时也是当时“神圣左派”的缪斯之一。她的哥哥欧利欧尔人脉极广（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与西班牙时期认识的朋友一样），是当时最时髦夜店、蒙特纳街“鳍鱼”的老板，所有最美丽、最危险的前卫年轻人都在此聚会。爱穿迷你裙的罗莎当时三十几岁，已婚，有小孩儿，却有着60年代自由奔放的生活形态，在许多卫道人士眼中是离经叛道的代表，却同时是文化与时尚的象征。当时，她在卡洛斯·巴拉尔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公关事宜，不过，60年代末期时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布块科学”。她读了《百年孤独》之后非常“震惊”：“我疯狂地爱上这本书，而且，我现在每次旅行都会带着，就像以前带着普鲁斯特的书一样，每次阅读都有新的发现。这本书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我相信会成为不朽的杰作。当时，这本书简直就直接写到我的心坎里，是我的一切。我们都爱死了这本书，像小孩儿疯狂迷上什么东西一样，想要介绍给更多人。”[6]

罗莎·雷加斯立即邀请贾布与梅塞德斯参加为他们举办的派对，介绍一些巴塞罗那前卫社团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在这里，他们认识了路易斯和拉蒂希雅·费度其这对夫妇，也是接下来三十年里他们最亲密的西班牙友人。费度其夫妇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并非加泰罗尼亚人；如同在墨西哥一般，加西亚·巴尔查夫妇主要和移民互动。路易斯·费度其是一位出生于马德里的精神科医师，拉蒂希雅则来自马拉加，当时在巴塞罗那大学读文学专业。[7]派对结束后，他们载“贾布一家”（现在开始这么称呼他们）回家，停车后聊了很久，当场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叫他们的三个女儿“小公主”，她们和罗德里戈、贡萨罗年纪差不多，同样也成为一辈子的好友，五个小孩儿就像关系密切的表兄妹一样。[8]

另一位早期认识的友人是年轻的巴西女子贝阿翠丝·莫拉，她是另一位“神圣左派”的缪斯；她和罗莎·雷加斯一样，在1969年时以三十岁的年纪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杜格拉斯”（她的夫姓）。如果这像法国的沙龙社会，那么这些新的女主人真是年轻得不可思议。贝阿翠丝是外交官之女，来到西班牙是因为与她保守的家人政治理念不合，靠着才能以及她的美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如果罗莎像安东尼奥尼《春光乍现》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贝阿翠丝就是楚浮《夏日之恋》里的珍妮·梦露。）

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巴塞罗那是为了工作，他与梅塞德斯很快地为自己的社交生活设限。他们搬了几次家，都选在“对角线大道”北边舒服但不时髦的葛拉西亚和萨里亚区，最后终于在卡邦纳塔街上一排新建筑里一间安静、小巧的公寓安定下来，还是在萨里亚区。来访的宾客讶于他们家清新的装潢风格——以墨西哥式的白墙为基调，每个房间不同颜色的家具——这也成为他们从此之后所有住所最显著的风格。这个令人愉快的地区意外地使人联想到他们在墨西哥那自然、方便、近乎郊区的地带。他们在此住到离开这加泰罗尼亚首府为止。

他们决定把罗德里戈和贡萨罗送往当地的英国学校肯辛顿学院就读。校长保罗·盖尔斯来自约克郡，曾在剑桥攻读法律。他和加西亚·巴尔查夫妇有共同点：在巴塞罗那办学之前，他也曾住在墨西哥。身为学生中最有名气的家长，加西亚·马尔克斯爱嘲讽人的个性让盖尔斯这位典型的英国人不太欣赏：“我没有很注意到他，他当时也不是那么有名。他很好相处，但有点爱挑衅，我猜他对英国人有点反感。但为什么要反对别人的文化呢？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在别人的薄酒莱葡萄酒里倒啤酒？……你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吗？什么？媲美塞万提斯？我的老天，是谁说的？我猜是他自己说的。”[9]

巴塞罗那最知名的两位编辑是可畏的卡门·巴尔塞斯以及巴拉尔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卡洛斯·巴拉尔。尽管巴拉尔对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宣传不遗余力，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拉尔的关系那时已经注定不顺利。据说，他在1966年“错过”或“丧失”（西班牙文是同一个字）出版《百年孤独》的机会，如果谣传为真，那么，这是西班牙出版史上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相对地，巴尔塞斯无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也是继路易莎·圣蒂雅嘉与梅塞德斯之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她原本为巴拉尔谈作家合约，后来自立门户。“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走到哪里都碰到势利眼和漂亮女孩，跟他们比起来我就像个土包子。当然，后来我成功了，最早的客户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但贾布却是那个为我冒险的人。”[10]

有了梅塞德斯为他掌管家务（他告诉记者，“她给我零用钱买零食，就像对待儿子一样”）[11]，卡门为他打理事业与工作上的杂务，她一开始即欣然接受，后来则全心投入；如此一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掌控他的名声，专心写下一本书。他很快地了解到世界唾手可得；他打电话的坏习惯达到无法想象的境地，他可以每天随时打电话到任何一个战略据点——哥伦比亚、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西班牙、法国——与世界各地联系。在事业上，他不需要追求任何机会，不需要积极追求，也不用汲汲营营；通过卡门，世界主动走向他。尽管他需要一点儿时间调适，但他终究会习惯。

这个调适过程的一部分存在于解释（特别是对他自己）已经神化但成为“死狮”般的《百年孤独》，和他进行中的新作《族长的秋天》之间的关系。就算没有再写其他的书，《百年孤独》已使他永垂不朽，但他已经不想再讨论这本书；他希望专注在新书上。因此，他开始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厌倦《百年孤独》——就像他已经厌倦记者的蠢问题一样——最可怕的是，他说《百年孤独》是非常“肤浅”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作者的“把戏”。[12]简而言之，他表达的似乎是自己并不是魔术师，只是一个很会变戏法的人。

就某种层面而言，他显然没错：《百年孤独》的确充满了“把戏”；不只是读者喜爱的那种《天方夜谭》式的把戏（为梅尔基亚德斯的某些主题与铺陈写下伏笔），还有努力得来的现代主义写作技巧，让这位作者远离对《家》 的专注，因而得以消弭所有终生的执着于无形——人生的执着与文学上的执着。[13]然而在此一面的背后，无疑有更多层面的失望，甚至怨怼。如今，仿佛这本书夺走了他心目中的那个家、那个过去。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不一定想了解到这一点。[14]

另一个让他不想再讨论《百年孤独》的原因是成名之后随之而来的压力、责任，与来自他人的期望。[15]对此，他觉得很矛盾，有时甚至有些虚伪，但毫无疑问地，从一开始，他——很大一部分的他——就发自内心为其哀悼、悲伤。如同他的前人一般，他希望享有荣耀，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因此，这本书虽然把他从过去的折磨中释放出来，却注定赋予他一个复杂的未来。他余生的故事有一部分便是如他现今这般得享名声之人，必须学习如何与此名声共处，满足期望与责任，并再度地克服（这次的对象是名声与成功本身），持续地以每一本新作得到荣耀。[16]

从这个角度看来，《百年孤独》显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的分水岭： “马孔多”的结束（他之前未被同化的世界），以及“马孔多”的开始（如今已经成功地写出其描绘之作，放诸脑后）；默默无名与隐姓埋名时期的结束，他“权力”的开始（如同《族长的秋天》其中所言）；他现代主义时期的结束，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开始。更宏观地来看，《百年孤独》这部作品也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分水岭，毋庸置疑是拉丁美洲唯一一部登上世界历史殿堂，堪称世界典范的小说。更长远地来看，虽然不见得是事实，但这本小说是轰动世界事件的一部分，以第三世界后殖民时期的到来以及站上世界舞台的文学标记所有“现代性”的结束（古巴与卡斯特罗的重要性亦如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从拉伯雷开始（以讽刺中古世纪的世界观向其告别），以塞万提斯的作品作为实证；《尤利西斯》宣告其结束，我们可以主张《百年孤独》 亦是其结束的证明，[17]但认知到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这个想法，即使只是表示其可能性，并不容易。

1968年4月及5月，这家人首度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和意大利，吉安贾科莫·费尔特利奈里在此出版第一本外文翻译版的《百年孤独》。费尔特利奈里出版书的方式总是很“盛大”。媒体把文学作家当成名人报道。虽然费尔特利奈里把这本书介绍为“新的《堂吉诃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忠于自己，拒绝为这本书的发行上市做宣传。他坚持认为出版商剥削作家，认为他们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既然编辑没有帮我写书，我为何要帮他们卖书？”[18]

1968年5月，一场近乎革命的事件在巴黎发生时，这场欧洲之旅已近尾声。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没有提起这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但卡洛斯·富恩特斯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匆忙赶到巴黎参与，富恩特斯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目击报道《巴黎：五月革命》，分析这场失败的暴动。[19]当然，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起事件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他本来就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抱持非常根本的保留态度，因此，对于法国布尔乔亚阶级，甚至年轻学子转变这一切的能力有所存疑。无论如何，他还是专注于拉丁美洲的情势发展。不过，他也决定夏天再回到巴黎，结束时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自己的感觉：

巴黎之于我，就像拔起插在脚上的一根木刺……把我和法国人联系起来的最后一根绳子已经断了。法国人那种精准、神奇的能力已经老化了，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到达巴黎时，五月暴动过后毁损的道路还没修好，法国人已经被那些暴动吓坏了：出租车司机、面包师傅、杂货店老板，他们对这场抗争的评论了无新意，将大量的自圆其说灌输给我们，让我们觉得那场暴动似乎只有言语上的冲突。实在太令人愤怒了……

我的命运如同斗牛士一般，却不知如何面对。为了检查《百年孤独》的翻译，我必须躲到塔奇雅的公寓里，她现在是位成功的女士，先生会说七国语言而且不带口音，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与梅塞德斯成为好朋友，主要是基于两人可以联合对付我的感情。[20]

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见到了塔奇雅。她与查尔斯·罗索夫住在一起好几年，罗索夫是位法国工程师，出生于1914年，父母在1905年起义失败后离开苏俄。他的父亲于1917年回到苏俄参加革命，列宁死后他心灰意冷，又于1924年离开。认识罗索夫之前，塔奇雅有几段短暂的缘分，但没有认真的对象——尽管布拉斯·奥特罗找到巴黎来再度追求她，希望旧情复燃。讽刺的是，1960年，她是通过布拉斯才认识了这位后来结婚的对象。但如今196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新回到她的生活里。“大家在我们巴黎的公寓见面，我非常紧张。我们异常地有礼貌，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话，其实却充满了张力，相当诡异，也非常困难。但我们都演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装作若无其事。”

8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仍在巴黎，苏联军队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亦即由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领导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比巴黎的暴动更重要，因为前者似乎显示苏联的共产主义无法进化。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我的世界已经崩毁，但我现在认为这样子比较好；清楚地证明我们其实夹在两个同样残酷、同样贪婪的帝国主义之间，其实在良心上是一种解放……一群法国作家写了一封信给菲德尔，刊登于法国的《观察家报》，表示他支持认为苏联入侵是‘古巴革命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希望我们签名支持，但我们的回复非常清楚：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处理。但其实我不认为很容易处理。”[21]

政治上，1968年是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年。1月，哥伦比亚与苏联恢复睽违二十年的外交关系；8月，教皇保罗六世首度以教皇身份访问拉丁美洲时，也访问了哥伦比亚（《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已预言了此类访问）。4月，马丁·路德·金于孟菲斯遭到暗杀，6月，鲍勃·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同一个月安迪·沃霍尔于纽约遭到枪击；芝加哥警方在8月民主党大会中与抗议群众发生激烈冲突，11月，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当然，还包括5月法国学生在巴黎的暴动，当时大部分的劳工阶级选择袖手旁观；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则有古巴支持；10月初，就在第三世界首度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夕，墨西哥军方在墨西哥城的特拉特罗克广场血腥镇压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虽然身处真正的极权统治之下，这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把自己关在巴塞罗那创作他纸上的“独裁者”。[22]

至于在西班牙，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都不关心这个国家的政治，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对政治产生“政治冷感”。他在巴塞罗那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发生两次具体反对佛朗哥政权的静坐抗议，他的许多朋友都参与其中，包括巴尔加斯·略萨以及“神圣左派”差不多每一个主要成员，但马尔克斯却缺席。三十年后，贝阿翠丝·莫拉告诉我：“那段时间，贾布的确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强调‘政治冷感’。他从来不提政治，旁人根本无从得知他的政治意见。当时，参与政治是社交礼仪的一环，贾布却不涉身其中。”[23]

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冷感”，小说家胡安·马塞有颇为不同的回忆。1968年夏末，马塞受邀担任第四届古巴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竞赛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外国评审之一。主办单位得知诗人奖得主是据称反革命诗人的艾贝托·帕迪拉，戏剧奖得主是同志剧作家安东·阿鲁法特时，危机马上爆发。马塞告诉我：“评审把奖项给帕迪拉是因为他的作品最优秀，主办单位却持相反意见，当然，消息很快从上面传出来。虽然后来证明帕迪拉的确是个内奸，一个扭曲、疯狂的家伙，但就算他们当时知道，也不会改变决定，认为他的书是最好的，就是如此。总之，我回到巴塞罗那，卡门帮我办了一个派对，我说出事情经过。一切都还历历在目，贾布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我在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时，他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极为愤怒，对我非常生气。他骂我是个白痴，一点儿都不懂文学，更遑论政治。政治永远最重要，就算他们把我们这些作家吊死也无所谓。帕迪拉是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混蛋，我们不该把奖颁给他。这真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他并没有真的痛骂我，但清楚地表达我们在知识上、道德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后来我们还是朋友，但我觉得一切已经不复从前，尤其是对他而言。”[24]

马塞当时不知道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意识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私下针对帕迪拉一事直接向卡斯特罗表达支持之意。9月中旬，他延长另一次造访巴黎的时间，安排和胡里奥·科塔萨尔见面，他们一直有联系，但始终没有见过面。科塔萨尔刚与第一任妻子奥萝拉·贝纳德兹分居，写了一封非常沮丧的信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可·波鲁瓦。信中提到唯一的好事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我想让你知道，我见到加夫列尔了，他为了见我多待了两天，他跟梅塞德斯都很棒，与这样的朋友见面，友谊就像泉水般涌出。”[25]他们讨论了古巴的现状——正好非常恰当，因为他们后来是支持革命的死忠派，因而与其他朋友产生了距离：巴尔加斯·略萨、多诺索、卡布列拉·因凡特、哥蒂索罗，甚至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是他提议私下共同写信给卡斯特罗，但科塔萨尔却说这个想法是他提出的。大体上的意见就是私下向卡斯特罗求情，不要惩罚帕迪拉，含蓄地表示他们会以沉默回报。他们没有收到回音，但本来遭到“美洲之家”解雇的帕迪拉又复职。1971年，这整起事件再度爆发，但巴尔加斯·略萨、胡安·哥蒂索罗和普利尼奥·门多萨等人已经在1968年就不再支持古巴，一切不复从前。

12月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启程远征布拉格一星期，同行的有他的新朋友胡里奥·科塔萨尔、他的新伴侣乌格内·卡尔维利斯——她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作家与翻译，为巴黎最重要的出版社伽里玛尔工作。再加上卡洛斯·富恩特斯。他们急于想知道刚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发生了什么事，也希望和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讨论这场危机。[26]根据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说法，“昆德拉要我们在河岸边的一家桑拿店碰面，告诉我们布拉格发生了什么事，显然那是少数隔墙无耳的地方……冰上有一个巨大的洞，邀请我们将不安沉浸于其中，再度启动血液循环。米兰·昆德拉轻轻地把我们推进这‘万劫不复’之中。于是一身青紫如兰花的我们，来自巴兰基亚的男子、我自己、来自维拉克鲁兹的男子，浸没在那对于我们热带本质如此陌生的冰水里”。[27]

尽管有这些冒险，这段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的形象是个孤独的英雄，一个丧失了灵感却死守写作的作家，每天在空荡荡的豪宅里游荡（但他住的是小公寓），好像小说版的电影《公民凯恩》一般；又或者如海明威老爹一样，只是文学子弹里装的是空包弹，而非实弹。创作《族长的秋天》时，他不像写《百年孤独》时那样每天关在家里。虽然拉丁美洲的报纸时不时就以可笑的角度重复报道他个人的磨难，然而，他的苦闷却是真切无比。

过了一阵子之后，每星期有几天他开始在傍晚五点到七点之间前往卡门·巴尔塞斯的办公室，表面上是要把《族长的秋天》最新的段落交给她保管——卡门·巴尔塞斯从1969年4月1日开始收到这本书有分量的章节，直到1974年的8月底，每一章都附有“不准阅读”的严格指示。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要无限制地使用她的电话，以安排他所有的商业交易与秘密活动；如此一来就不用在家处理，也省得梅塞德斯知道那些会让她不开心的事，包括接下来的几年间选择把自己的财富一大笔一大笔地捐出去，以及日后让他涉入越来越深的政治活动。除此之外，巴尔塞斯越来越像他的姐妹，一个他可以倾诉一切，得到深深关爱、且会牺牲的姐妹。“他来巴塞罗那一阵子之后，”她告诉我，“他会走进来说：‘快点准备，我有工作要给超人。’他说的是我，我后来就一直当他的超人。”[28]（不过，她后来把这些事拿来当笑话讲。多年后，马尔克斯在电话里问她：“卡门，你爱我吗？”她回答：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占有我们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

此时，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原以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动关系千古不变，却在60年代产生巨大的转变；懂得变通的父母维持年轻，一成不变的父母看起来年迈许多。罗德里戈如今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人，他告诉我：“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尽管我们的社交生活非常精彩，但真正永远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家四个人。全世界就是我们四个人。我们是支撑车轮上的四根轮辐，不是五个。因此，我弟弟几年前有了小孩儿之后，我觉得很受伤，我就是无法接受那第五根轮辐，我都已经离家好几年，还是有这样的感觉。”[29]

他又说道：“我们两兄弟都是吃母乳长大，母乳有许多好处。有些事你必须要知道，一是友谊的重要性，对别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感到好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也是我父亲的秘方。你必须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他们在忙些什么，互相分享你们的经验。我们两个被教导完全没有偏见，但有些特殊情况除外——首先，拉丁美洲人是全世界最棒的人。他们也许不是最聪明也不是最强壮的，但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最有人道胸怀，最慷慨大方。另一方面，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要知道那都是政府的错，有什么问题都是政府的错。但如果不是政府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错。我发现父亲热爱美国，对美国的成就非常推崇，对某些美国人非常有好感，但随着我们长大，世界上发生什么坏事好像都可以怪罪到美国头上。回想起来，那真的是非常人性化、政治正确的教养方式。尽管我接受卡米洛·托雷斯的施洗，但我们从来没有接受宗教教育。宗教很坏，政治很坏，警察跟军队都很坏。”[30]“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事。‘认真’是我们一再听到的字。举例来说，我的父母非常重视教养的培养。要替女士开门、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我们家人坚持做事认真、有教养、准时。而且，你成绩要好，就是不能功课差。但你也要会玩儿，知道怎么玩儿、什么时候玩儿；玩儿甚至成为‘认真’ 的一部分。但如果玩儿过头我们会受到处罚。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值得尊敬： 服务人群——如医生或老师或其他类似的职业，最了不起的是当个艺术创作者。我们都被洗脑，认为名气一点儿都不重要，他总是说不需要‘认真’看待名气。一个烂作家可能很有名，更确切地说，名气也可能很值得怀疑。他以他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和泰托·蒙蒂罗梭为例，他们都是很棒的作家，但没人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另一方面，我们两兄弟却很喜欢父亲在街上被认出来。”[31]

加西亚·马尔克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戒烟。他从十八岁开始抽烟，到他戒烟前常常一天可以抽到八十根黑色烟草卷的香烟，而且两年前他才说过宁死也不戒烟。[32]戒烟的对话发生在某天晚上，他和精神科医师朋友路易斯·费度其一起吃晚餐，路易斯解释自己一个月前如何戒烟及其原因。后来的三十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不肯透露这段对话的细节，不过，他熄掉当时手上的香烟之后，就再也没抽过烟；只是两星期后发现路易斯·费度其开始抽烟斗时，他勃然大怒。[33]

1970年1月，《百年孤独》在法国获选为最佳外语小说，这个奖项设立于1948年，身为获奖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断然拒绝参加颁奖典礼。几个月后他告诉一位采访者，“这本书翻成法文之后变了调”，而且，尽管书评很好，却不畅销——很不幸，也许是因为在法国“笛卡儿的精神击败了拉伯雷的精神”。[34]讽刺的是，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近代史上没有人比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更多毫不保留的赞美。约翰·伦纳德在《纽约时报·书评》里这么写道：

读完这本书就像从梦境中醒来，整颗心都燃烧了起来。火炉边一个黑暗、永生的身影，是历史学家，也是占卜师，声音如天使般甜美却又疯狂，一开始的现实感诱惑你慢慢地失去控制，再把你锁进传说与神话里……只通过一个家族的连接，加西亚·马尔克斯跃上了君特·格拉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舞台，他的野心跟他的想象力一样宏大，他的宿命凌驾一切。此书令人目眩神迷。[35]

随之而来的是4月16日在伦敦。《泰晤士报》是当时英国业界的栋梁，某种层面来说也是全世界最保守的报纸，那时才刚能核准刊登照片，却在6月用一整版的版面刊登了《百年孤独》的第一章，插图可能是从披头士的卡通电影《黄色潜水艇》偷来的照片，充满了迷幻感。12月，《百年孤独》 被《纽约时报》列为年度十二本好书之一，也是唯一入选的一本小说。格雷戈里·罗边萨令人感动的《百年孤独》英译本也公认为当年的最佳外语翻译书籍。

至于其他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终于在那年夏天如宣告已久地搬到西班牙。他在前一年完成了最著名的小说《酒吧长谈》，如今辞去伦敦大学的教职搬到巴塞罗那。他的朋友总是叫他“军校生”，不只因为那是他最畅销的书《城市与狗》（1962）的主题，也因为马里奥自己非常爱干净、整洁、井然有序，至少在理论上总是要做对的事。然而，他身边也围绕诸多争议：这个聪明、表面上非常传统的男人娶了他的表妹派翠希亚，把少年时和舅舅小姨子的丑闻婚姻抛在脑后，这段婚姻后来成为他的小说《胡莉姨妈和作家》的题材。同时，他的另一部作品是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自传元素，是文学史上一位伟大作家对另一位伟大作家最慷慨也最了不起的敬意，此书的书名就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这本书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题材中最棒的一本，亦是基本的资料来源，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众多人在评论它——就算如同许多评论家所说的，此书把这位哥伦比亚人变成一位具有许多特质的作家，把马里奥自己变成执迷于此的人。

另一位拉丁美洲文学风潮作家是患有疑病症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他第一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是1965年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家里。多诺索是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第五位成员，最知名的作品是极受好评的《淫秽的夜鸟》（1970）。多诺索后来又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编年史，分别是《“文学爆炸”亲历记》（1972）《隔壁的花园》（1980），书中讽刺亦嫉妒地描绘卡门·巴尔塞斯（努丽雅·蒙克鲁斯）与他“最喜爱”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马瑟罗·奇利波加）之间的关系。[36]

普利尼奥·门多萨和妻子玛维尔·莫雷诺也决定搬到大西洋的另一边，先到巴黎，再到西班牙的马约卡。[37]门多萨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慷慨解囊下，他得以经常造访巴塞罗那。但他后来发现待在那儿并不舒服：“我会待在他家，位于卡邦纳塔街上的公寓很宽敞、很安静，但同时装腔作势，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士、社交名人也都在此。”[38]

在这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了巴勃罗·聂鲁达与他的妻子玛蒂达。聂鲁达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诗人、老派的共产党员，也很会享受生活，即使是最会享乐的阿尔瓦罗·穆蒂斯也会羡慕、嫉妒他的生活方式。然而，聂鲁达也是一位害怕搭飞机的拉丁美洲作家，因此，他从欧洲搭船回家参加一场最后由社会党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的选举。胜利的阿连德首先的决定之一就是任命聂鲁达为驻法大使，于1971年派他前往巴黎。聂鲁达所搭乘的船于1970年夏天停靠巴塞罗那时，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39]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门多萨：“你没见到聂鲁达真是太可惜了。那个混蛋午餐时引起一股骚动，被玛蒂达好好地修理了一顿。我们把他从窗户推出去，带他来这里睡个午觉，他们回船上之前，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40]也是在这个场合，还没睡饱的聂鲁达送了一本书给梅塞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梅塞德斯说要请聂鲁达在上面签名”，我回她：“别做这种事！”我说完就躲进了厕所……结果，他在书上写：“给在她床上的梅塞德斯”，聂鲁达看一看说，“这样写会让人想歪”，于是他加上“给在他们床上的梅塞德斯与贾布”。然后他又说，“这样看起来更怪”，于是他又写，“好兄弟，帕布罗”。全场哄堂大笑下，他说，“现在看起来糟透了，但已经改不了了”。[41]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丁美洲文学风潮达到最高峰。这短暂时刻的开始是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舞台剧《独眼为王》于8月在亚维农首演时，他邀请所有拉美文学风潮的朋友出席。他们打算从巴塞罗那一起出发，包括刚搬到这加泰罗尼亚首府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派翠希亚，何塞·多诺索和琵拉尔，贾布、梅塞德斯和两个儿子，都准备一起从巴塞罗那搭火车前往亚维农参加首演。另一位风潮的荣誉成员是西班牙的小说家胡安·哥蒂索罗，他则从巴黎前往。胡里奥·科塔萨尔在沃克吕兹的塞纽有一间乡村小屋。距离亚维农只有四十英里，8月15日，富恩特斯租了一辆巴士，载着众人还有许多奉承的人前去和科塔萨尔与乌格内·卡尔维利斯见面。身为主人的科塔萨尔在当地餐厅安排盛大的午宴，餐后所有人到他家，消磨了一整个下午及晚上的时光。

由于诸多原因，这次的聚会留下传奇的色彩，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拉美文学风潮的成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聚在一起。不幸的是，在这愉快气氛的背后潜藏着几个愈发明显的问题，其中之一从1968年古巴的帕迪拉事件以来越来越严重，并且在古巴支持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更为加深。如今，这两个问题都濒临危机边缘，这六位朋友之间的歧见再也难以产生共识（不过此时也还没有）。

派对一个星期之后，科塔萨尔写道：“这场聚会非常棒也非常奇怪，感觉像在时间之外，当然无法再来一遍；对我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却想不出是什么。”[42]这群风潮作家对于乌托邦的共同渴望尚足以支撑他们成为一个团体，但也是最后一次。讽刺的是，这场如同朝圣般的聚会在科塔萨尔隐秘的住处举行，他一向避免人群和假波希米亚，但如今他不只成为一群男子情谊所组成的极大规模帮派成员之一，也深深受到他们共同的社会主义梦想的吸引。

9月4日，萨尔瓦多·阿连德险胜对手当选智利总统，并于11月3日宣誓就职，向智利人民宣示将实行“自由的社会主义”。然而，就在他上任前的10月22日，一场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的攻击，使智利军队的指挥官雷内·史耐德将军受到重伤。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久前才与智利作家豪尔斯·艾德华见过面，他后来为聂鲁达写传记，当时担任智利驻古巴大使，帕迪拉事件最后的结局他涉入甚深。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科塔萨尔与他的妻子乌格内从巴黎开车经由塞纽到巴塞罗那。他们抵达之后，所有作家夫妇一同前往旧城区一家名为“鸟泉”的加泰罗尼亚餐厅用餐。这家餐厅由顾客直接填写点菜单，但这些作家忙着说话聊天，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点菜单都还是空白的。于是，餐厅服务生向老板抱怨，老板面色不善地从厨房出来，以加泰罗尼亚式的讽刺语气讲了一句永垂不朽的话：“你们难道没有人会写字吗？”当下一阵沉默，带着一丝尴尬，些许愤怒与滑稽。过了一下子，梅塞德斯说话了，“我会写字”，她开始看菜单，替大家点菜。她的冷静已经成为传奇，有一次琵拉尔·索拉诺焦虑地告诉她，重度疑病症的多诺索深信自己得了血癌，梅塞德斯回答：“不用担心，贾布刚得了癌症，他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43]他们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小公寓里度过平安夜，好让这对秘鲁夫妻打发年纪还小的孩子上床睡觉。科塔萨尔已经向全部的人丢过雪球，如今和巴尔加斯·略萨玩儿着孩子收到的圣诞礼物，专注地用电动赛车比赛起来。圣诞节过后，路易斯·戈伊狄索洛和妻子玛丽亚·安东妮雅办了一场派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客人都受邀。1971年，多诺索维持他近乎英国式的严谨与礼仪回忆道：“对我而言，拉美文学风潮这个实体（本身）已经走到尽头—— 如果真的曾经不只是我们的想象，事实上也已经结束了——1970年，在路易斯·戈伊狄索洛的巴塞罗那的家里，马利亚·安东妮雅所主持的派对上，她戴着夸张、贵重的珠宝，穿着五彩缤纷的热裤和黑色靴子，跳舞的姿态让我想到里昂·巴克斯特作品《雪拉哈萨德》或《彼得罗希卡》里的模特儿。科塔萨尔全新的胡子是不同层次的红色，非常有活力地在围绕他们的众人面前与乌格内跳着舞。巴尔加斯·略萨夫妻跳着秘鲁华尔兹，随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也加入，在众人的掌声中跳起梅伦格舞。同时，我们的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厚实的抱枕堆里，舔着手上的食物、翻搅着美味的炖肉，在费南多·托拉、豪尔斯·艾拉德、瑟席欧·毕都的帮忙下，喂着房间墙上装饰闪闪发光水族箱里的鱼。卡门·巴尔塞斯假装手上有线，牵动着我们跳的木偶舞步，她还研究我们：也许是因为崇拜，也许是因为渴望，也或许是两者都有，就像研究水族箱里的鱼那样研究我们。那一天晚上最重要的是他们讨论《自由》杂志的成立。”[44]

科塔萨尔和乌格内在12月底的大风雪中回到巴黎之后，节庆气氛渐渐散去。比起圣诞节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一向更喜欢新年派对，因此两人在他们家，与拉美文学风潮剩下的一小撮成员——巴尔加斯·略萨夫妇以及多诺索夫妇——一起迎接1971年。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庆祝，或以兄弟般的情谊聚在一起讨论任何一件事。“拉美文学爆炸时期”即将烟消云散。

[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10月30日从波哥大写给在巴黎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的信。

[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12月21日从巴塞罗那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3] 本章及其后两章取材的访谈来自：胡安·哥蒂索罗（伦敦，1990）、Luis与Leticia Feduchi（巴塞罗那，1991、2000）、Paul Giles（巴塞罗那，1992）、赫尔曼·阿西涅加斯（阿齐尼格斯）（波哥大，1991）、赫尔曼·巴尔加斯（巴兰基亚，1991）、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1993）、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1991、1998）、海梅·加西亚·马尔克斯（Santa Marta，199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华盛顿，1994）、豪尔斯·艾德华（巴塞罗那，1992）、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Nieves Arrazola de Muñoz Suay（巴塞罗那，1992、2000）、卡门·巴尔塞斯（巴塞罗那，1992、2000）、Rosa Regás（哈瓦那，1995）、Beatriz de Moura（巴塞罗那，2000）、胡安·马塞（巴塞罗那，2000）、José María Castellet（巴塞罗那，2000）、塔奇雅·昆塔那（巴黎，1993）、拉蒙·乔欧（巴黎，1993）、Claude Couffon（巴黎，1993）、Jacques Gilard（Toulouse，1999、2004）、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哈瓦那，1995）、Víctor Flores 0lea（Providence，罗得岛州，1994）、Rafael Gutiérrez Girardot（巴塞罗那，1992）、Joaquín Marco（巴塞罗那，1992）、Annie Morvan（巴黎，1993）、帕可·波鲁瓦（Bacelona，1992，及信件）、Juan Roda和María Fornaguera de Roda（波哥大，1993）、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波哥大，1993），及与其他人的许多谈话。

[4] 关于这点以及与西班牙有关的事，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spaña ：la nostalgia de la nostalgia，《观察家报》，1982年1月13日。

[5] 注意，迟至1978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 国家报 》 的安赫尔·哈根迪（Angel Harguindey）宣称，如果他是西班牙人，他就会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参见Rentería，ed.，p.172）。值得一提的是，他总是强调这件事取决于一些特殊的情况。

[6] 罗莎·雷加斯，访谈，哈瓦那，1995年1月。

[7] 路易斯和拉蒂希雅·费度其，访谈，巴塞罗那，1992年和2000年。

[8] Rodrigo和Gonzalo García Barcha两人都跟作者这么说。

[9] 保罗·盖尔斯，访谈，巴塞罗那，1992年。

[10] 卡门·巴尔塞斯，访谈 . 巴塞罗那，1991年。

[11] Francisco Urondo，La buena hora de GM，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马德里），第232期，1969年4月，pp.163-168（p.163）。

[12] 他对评论家的厌恶后来几乎走火入魔，而他自己从1947年开始的新闻写作也曾偶尔担任评论家的角色，有时也很毒舌。从他1949年在《 宇宙日报 》（El Universal）批评毕斯维尔·科特斯（Biswell Cotes）的书《蓝雾》（Neblina azul）可见一斑；详见吉拉德主编的Textos costeños I。

[13] 1973年，电影导演帕索里尼同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百年孤独》及其构想的看法，甚至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可以说是最严苛的攻击。见GGM，un escritor indigno，Tempo，1973年7月22日，这是一篇典型的帕索里尼式狂热及夸饰的文章。

[14] 在《异乡客》（Strange Pilgrims，1992）的序言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到，在巴塞罗那待了几年后，他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梦：他在自己的葬礼上 [ 西班牙文entierro（入土、埋葬）： 请记得这个具象的字，在该语言中最常用来当作funeral（葬礼）解释 ]，且和老友聊得很开心，直到最后他发现朋友们在仪式后都要离开，而他却不行。

[1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7年后常重复说及此事，因而惹恼许多评论家（不用说，没一位评论家和他一样出名）。但对比鲍伯·迪伦，Chronicles. Volume I（纽约，Simon and Schuster，2004）：“过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隐私这东西你可以贩卖，但却买不回来……媒体 ? 我想你就对它扯谎吧。”（pp.117-118）

[1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百年孤独》的反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延伸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他第一次为名气所扰的地方。在一封信中，促成他大红的帕可·波鲁瓦告诉我：“我在巴塞罗那再见到贾布时，注意到一些改变。尤其是我感觉到贾布和我谈话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然而然地富有灵感；还有他在某方面也开始建构一个新的人物。多年后，在1977年，我又在巴塞罗那见到他，跟他和梅塞德斯聊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子。嗯，我独自一个人开始述说那些时光多美好。贾布和梅塞德斯有点儿勉强地听着，几乎有些反对的味道。后来我想，他在巴塞罗那做的那个有名的、参加自己葬礼的梦，显然已经指向其他某种死亡。”（巴塞罗那，1993年5月6日）。

[17] 见Franco Moretti，Modern Epic ：The World 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ía Márquez（伦敦，Verso，1996）。请将上述帕索里尼的回应与Moretti对这本书卓越地位的评价，两相比较和对比。

[18] Fernández-Braso，Gabriel García Márquez.（Una conversación infinita），p.27.

[19] París ：la revolución de mayo（Mexico，Era，1968）.

[2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8年10月28日从巴塞罗那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2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8年10月28日从巴塞罗那写到巴兰基亚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2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从未对特拉特罗克一事作任何评论，就连私人通信亦然。乍看之下这挺不寻常，因为他在墨西哥住了六年（但若思及他有意回去，似乎又有点儿合理），且应考虑此事件与1928年谢纳加大屠杀相似之处，因这大屠杀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毕生作品中，用典最著名且最具争议性的桥段。

[23] 阿翠丝·莫拉，访谈，巴塞罗那，2000年。

[24] 胡安·马塞，访谈，巴塞罗那，2000年。

[25] 胡里奥·科塔萨尔于1968年9月23日写给帕可·波鲁瓦的信。见胡里奥·科塔萨尔，Cartas，奥萝拉·贝纳德兹编，三册（布宜诺斯艾利斯，丰泉出版社，2000）。

[2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argentino que se hizo querer de todos，《观察家报》，1984年2月22日。

[27] 卡洛斯·富恩特斯，Geografia de la novela（Mexico，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93），p.99。他们在布拉格时，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斯德哥尔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很热衷于读他的作品。

[28] 卡门·巴尔塞斯，访谈，巴塞罗那，1991年。

[29] 贡萨罗的第一个孩子马特奥（Mateo），生于1987年。

[30] 见Régis Debray，Les Masques（巴黎，伽里玛，1987），其中对于20世纪70年代谨慎左派分子的心态有精辟的见解。

[31] 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访谈，纽约，1996年。

[32] 见Memorias de un fumador retirado，《观察家报》，1983年2月13日。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忆及“十四年前”戒了烟。

[33] 见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Aracataca-Estocolmo中的记录（pp.22-24）：“费度其是那抽一千根烟斗分析家，他协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的谋杀动机，并且帮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戒烟；只是很讽刺的是，他自己却未能坚持戒烟”。

[34] 见E. González Bermejo，Ahora doscientos años de soledad...，《凯旋》，1971年11月，收录于Rentería，p.50。

[35] 约翰·伦纳德，《纽约时报·书评》，1970年3月3日。《纽约时报》在3月8日发表了一份语带赞赏的书评，后于1996年收入该报庆祝百岁生日的精选书评集。

[36] 见何塞·多诺索，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巴塞罗那，巴拉尔出版社，1983；玛丽亚·琵拉尔·索拉诺，有附录的第二版，El boom doméstico）。英文版，The Boom in Spanish American Literature ：A Personal Histor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Center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1977）。

[37] 这段关系从开始到结束都极具戏剧化。见雅克·吉拉德与Fabio Rodríguez Amaya，La obra de Marvel Moreno（Viareggio-Lucca，Mauro Baroni，1997）；亦参见普利尼奥·门多萨的小说，Años de fuga（1985）及La llama y el hielo。

[38]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120。关于巴塞罗那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那里的风雅之事，见pp.120-125。

[39] 见Adam Feinstein，Pablo Neruda ：A Passion for Life（伦敦，Bloomsbury，2004），p.351。

[4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0年夏从巴塞罗那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信。

[41] GGM evoca Pablo Neruda，《彩印》，1973年（引述自Rentería），p.95。

[42] 胡里奥·科塔萨尔1970年8月15日写给Eduardo Jonquières的信，收录于Cartas，p.1419。

[43] María Pilar Serrano de Donoso，收录于何塞·多诺索所著，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p.134。

[44] 多诺索，The Boom in Spanish American Literature，pp.105-106。

梅塞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贡萨罗（次子）、罗德里戈（长子）（从左至右），20世纪60年末摄于巴塞罗那。

加西亚·马尔克斯，20世纪60年代末摄于巴塞罗那。

1968年8月，苏联进入斯洛伐克，折断了许多苏联支持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学爆炸”时期的夫妻档：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左一）及其妻子派翠希亚（左二）、何塞·多诺索及其妻子（居中）、梅塞德斯（右二）、加西亚·马尔克斯（右一），20世纪70年代初摄于巴塞罗那。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

“文学爆炸”时期的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何塞·多诺索（从左至右），只少了胡里奥·科塔萨尔。

胡里奥·科塔萨尔、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70年摄于西德。

第十八章

孤独的作家缓慢地写着：

《族长的秋天》与大千世界

1971—1975

时序来到197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巴塞罗那住了三年多，小说还是没有完成；他决定释放一下写作的压力，前往拉丁美洲九个月，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再度熟悉这个属于他的世界。他自己比较属意巴兰基亚，但前一年3月他告诉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不确定家人是否会让他回去：“两个男孩整年都在想念墨西哥，我现在才了解到，他们在墨西哥住了很久，足以成为一辈子随身带到世界各地的‘马孔多’。这屋子里唯一腐朽的爱国者是我，但我一直比较没有分量。”[1]不过，不知他如何设法说服不情愿的家人，总之他们决定再度造访墨西哥之前，先到巴兰基亚住几个月。

因此，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于1月中旬抵达了哥伦比亚。在巴兰基亚下飞机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简短地微笑，并对迎接他的人群竖起双手大拇指。照片上的他穿着一整套加勒比海式服装——墨西哥“瓜亚贝拉”薄布短衬衫、皮制帆布鞋、没穿袜子——神色有些焦虑。由于在巴塞罗那的活动量比较小，加上他经常摄取淀粉类食物，发量也多了起来，如今是那个年代所流行的半黑人头，还有同样具特色的沙巴达小胡子。梅塞德斯戴着深色太阳眼镜，显然假装自己身在他处，但两个男孩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看起来既大胆又兴奋[2]。当地媒体和广播电台派出大批人马，出租车司机从远处大叫，看在旧时的分上，只要三十比索就可以载贾布到马孔多。离开巴塞罗那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乍看之下颇为冷淡地宣称他回家是为了“排毒”[3]，如今，对于自己的来访想到更正面的解释，并新创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说法，说他是“闻到番石榴飘香”[4]，一路跟着这个味道回到加勒比海。

这家人南下到阿尔瓦罗和蒂达·塞培达的家，他们如今住在市中心和绿野区之间一座豪华的白色别墅里，但有点不幸的是，塞培达本人正在纽约的医院接受一些检查。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和蒂达一起住到找到适合的房子或公寓为止。一位记者胡安·葛萨殷得到许可，在他们喝第一轮啤酒时听他们聊天。好像开会一样地，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挥霍地回来。他一生都想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为此当了数年的记者，忍受了贫穷日子。如今，他真的是个全职的“专业”作家，他希望自己再度成为一名记者，寻找信息，如此一来他的人生就完整了：“已经不在的那个角色，才是我一直渴望的。”[5]

几星期后，一位墨西哥记者基耶尔莫·奥乔亚说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前往探望父母的途中到卡塔赫纳的沙滩上停留，和梅塞德斯、两个男孩在椰子树下休息。奥乔亚的第一篇文章专注在路易莎·圣蒂雅嘉身上，开始了她的传奇。为了庆祝长子回家，她慈爱地养肥一只火鸡：

“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没办法杀这只鸡。”她告诉我们。接着，带着《百年孤独》里她所启发灵感的角色乌尔苏拉·伊瓜兰特有的坚定温柔，她补充道：“我越来越喜欢它了。”贾布回家时，火鸡还活得好好的，回到这个城市之后他只能满足于每天都吃的海鲜汤，路易莎·马尔克斯·加西亚就是这样的女人。她从来不在晚上梳头发，“我如果这么做的话会耽搁到水手。”她解释道。“你生命中最满意的是什么？”我们问她，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一个当修女的女儿。”[6]

贾布和梅塞德斯在巴兰基亚租的房子当时差不多就在市郊。对于贡萨罗而言，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环境，他对此保有非常愉快的回忆。虽然父母事先安排好了学校，但两个男孩清晰记得的是一段居住异国的时光，有大蛇进入屋子里，他们搜捕鬣鳞蜥，取它们的蛋。不过，回到热带地区，被卡塔赫纳和阿尔荷纳两边的大家族和巴兰基亚整个网络的新朋友所围绕，虽然这一切都很令人兴奋，然而，这两个男孩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来自墨西哥城的男孩：“事实是，罗德里戈和我都是都市小孩儿，我们对乡下的世界没有什么经验。而我们的父母都是乡下来的，而且还是热带地区来的。他们在卡塔赫纳或哈瓦那时，我几乎认不出他们。在其他地方时，他们相对比较拘谨。”[7]

4月的第一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独自前往加拉加斯，他寄望重新充满自己加勒比海的电力，为新书注入活力。然而，实际上这是一段充满象征意义的旅程，回到他们一开始同居之处。接下来在加勒比海附近的旅程开始了往后越来越常发生的模式，也就是两个男孩留在家里，他们的父母环游世界，回应加西亚·马尔克斯日益递增的名声所带来的诱惑与义务。

不过，在这加勒比海上航行的二度蜜月中，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发生在这里最大岛上的问题使得这一段航行成为他政治存在中相对最不复杂的时刻。3月20日，古巴政府逮捕了艾贝托·帕迪拉，[8]这位作家的诗作于1968年夏天在岛内外引发了争议风暴，并且导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愤怒地和胡安·马塞争论。如今，这位古巴诗人被控从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的颠覆活动。4月5日，仍然在狱中的帕迪拉签署了冗长的声明，自我批判。

虽然有这么多的作家住在巴塞罗那，但在许多方面而言，巴黎仍是拉丁美洲的政治首都。4月9日，一群以欧洲为基地的作家安排联合署名一封抗议信给菲德尔·卡斯特罗，首先刊登在巴黎的《世界报》，联合署名名单上包括让 - 保罗·萨特、西蒙娜·波伏娃、胡安·哥蒂索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此抗议信真正的发起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和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与即将出版《自由》杂志的哥蒂索罗一起负责斡旋），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9]

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联合署名那封信：普利尼奥·门多萨假设他会支持这起抗议，就帮他签了名。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把名字删除，但这对他和古巴的关系已经造成伤害，接着和他那些依然签署的朋友之间也建立了持续的鸿沟——这是所有结果里最糟糕的。这无疑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政治最重要的危机，未来的数十年间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之间造成歧见。作家和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在这场文化内战中靠边站，一切不复从前，尤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之间的关系，是这场政治纷争所有影响中最高分贝也最激烈的。更加讽刺的是，就在当时，巴拉尔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巴尔加斯·略萨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于1971年12月出版），但他们之间著名的关系却缓慢而肯定地开始冷却。巴尔加斯·略萨有三十五年的时间都不允许这本书印行第二版。[10]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亲友记得这段时期的他非常心神不宁，但仍然成功做出最冷静而慎重的公开回应。接受巴兰基亚记者胡利奥·罗卡精心策划的“采访”时，他坚持自己从来没有联合署名第一封信，声称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被恶意地断章取义，并宣布自己继续支持古巴政权；并且以他特有的举动声明古巴政权如果带有斯大林主义的元素，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如同他十年前即1961年时一样，第一个跳出来。[11]

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应很低调，且意图像所罗门王一般取悦所有人，但却适得其反。7月10日，哥伦比亚媒体要求他“对于自己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公开说明清楚”，第二天，虽然已经比较不明显，仍然迂回闪避的他宣布：“我是个还没有找到定位的共产主义者。”他大部分的朋友和同行比较喜欢的是智利的社会主义路线，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一开始就不是。对于他的行为，胡安·哥蒂索罗后来以毫不掩饰的苦涩加以批评：“贾布以他全身而退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和朋友的批评立场保持距离，也避免和他们有所冲突：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着超凡才能的才气雄略，是名气的受害者，热爱这世界所有伟大美好的事物，在全世界的层次上倡导真正或是‘高深的’ 主张。”[12]

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了一段非常独特的苦闷、焦虑和举棋不定的时期。就在帕迪拉的危机发生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6月初接受荣誉学位的颁赠，这个时机实在糟得不得了。他非常清楚著名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巴勃罗·聂鲁达和一开始就支持古巴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两人都因为访问纽约而遭到1966年革命的驱逐。1961年“猪湾事件”的时候，他已经被许多人当成逃离将沉没船只的鼠辈，在古巴人的眼里，接受纽约知名大学的荣誉显然是美方企图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收买”他。[13]

最后，他对外公开的说辞是自己“代表哥伦比亚”接受这个荣誉，每一个拉丁美洲人都知道，他并不支持当时的美国政权，哥伦比亚大学的立场也相同。而且他宣布，为了做决定，他咨询过公认是常识冠军的“巴兰基亚出租车司机”的意见。[14]他虽然批评美国，但美国人仍然欢迎他；如果说此举使他建立未来和美国的关系，他明显如释重负；对古巴而言，他又回到丧失颜面的角色。虽然他的声明向世界保证自己没有联合署名那第一封信，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和这革命之岛再也没有任何的关联。

然而再一次地，幸运之神降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如果古巴暂时对他关上门，另一起争议正要爆发，并且证明除了古巴和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敏感度仍然非常准确。此事是否巧合我们无从得知，几个星期之后，一位西班牙记者拉蒙·乔欧把麦克风塞到1967年诺贝尔奖得主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面前，问他有人主张《百年孤独》的作者是抄袭巴尔扎克《绝对之探求》，他的意见如何？阿斯图里亚斯愣了一下，表示他认为这主张可能有其真实之处。乔欧把这篇独家新闻刊登于马德里的周刊《凯旋》，巴黎的《世界报》于6月19日转载。[15]

1967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成为第二位赢得诺贝尔奖的拉丁美洲人，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拉丁美洲小说家。然而，他近年来由于接受政治上颇为争议的驻巴黎大使职位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他发现，如今代表拉丁美洲文学的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而非“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事实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挑衅阿斯图里亚斯多年，不顾老作家对这位年轻人的作品和成就慷慨的评论。1968年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誓以这本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独裁者的新书，“教训”写出《总统先生》——这部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的作者，并教他“如何写真正的独裁者小说”。[16]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阿斯图里亚斯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部分原因似乎有可能是因为阿斯图里亚斯得了诺贝尔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位赢得此奖项的拉丁美洲小说家。另一部分的原因是，阿斯图里亚斯显然不只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的先驱（《百年孤独》常被认为是范例之一），而且，他因为写了《总统先生》也成为独裁者小说的先驱（类似的《族长的秋天》企图成为最具权威的作品）。阿斯图里亚斯因接受大使职务这件事落人话柄，同时在辩论这方面思路并不清晰，也没有连贯性，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现在的他已经又老又病，拿他下手就好像从安全距离射杀大象一样。事实上，阿斯图里亚斯决定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60年代对世界共产主义扮演一种文学旅伴的角色，大体上他支持这历史性的运动，但不把自己和特定的组织牵连在一起，这样的角色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希望做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重演了阿斯图里亚斯和危地马拉马克思主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之间的关系，很快地和所有拉丁美洲共产主义革命家里最有魅力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友善的关系。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还不知道，他将再度地从古巴政治的黄金国中被逐出，对左派的观众而言是一场完美的表演。他并没有直接为难阿斯图里亚斯，但协助挑起这些争端，使阿斯图里亚斯遇上埋伏，可以说是“大象的陷阱”。接着也有人问起，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也为他当代唯一真正的对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设下了一连串心理的陷阱，而这些在几年后又引发另一桩更加强烈的冲突。《族长的秋天》这本书是关于一位自我批判的男人无法忍受身边人的竞争，不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人生活里，此书最后的版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补偿这些罪恶。

7月9日，回到哥伦比亚短短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之后，加西亚·巴尔查家族离开巴兰基亚的索利达机场前往墨西哥。加西亚·马尔克斯于7月11日抵达墨西哥首都，抱怨他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一个女孩也没见到，因为“行政权力机关”在他身边，梅塞德斯想必对于这个笑话越来越厌恶。他在首都的第一天被记者和来自《卓越》的摄影记者簇拥着，他向他们宣告这是他全世界最熟悉的城市，觉得自己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记者看着他吃墨西哥玉米卷、换钱、说笑话（“我的内在很严肃但外表不是”）。年轻的罗德里戈说，他宁愿当棒球选手或工人也不要当学生，他从容的父亲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在摄影记者持续的陪伴下，他去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演员老婆莉妲·马塞多在圣安赫尔的家里探望他们，莉妲穿着黑色皮热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车子到达时，富恩特斯大叫“抄袭！抄袭！”[17]当天晚上，富恩特斯举办他有名的宴会，一群熟悉的墨西哥革新派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受邀参加。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有了不同的地位，且此后一生都会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之子、荣誉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永远不会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他们的首都写下《百年孤独》，而不是巴黎或伦敦。这种正面宣传是掩盖1968年特拉特罗克大屠杀那些黯淡回忆的方法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好伸出援手。8月21日，他到总统官邸“松园”见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他在特拉特罗克暴动期间担任内政部部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他们谈话的内容是“写作和解放”。[18]他从来没有为了1968年的事件公开批评埃切维里亚或前任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正如他从未因任何古巴的争议而批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和墨西哥都和美国有复杂的外交斗争，而且，彼此之间的外交也有些摩擦。墨西哥人被迫和美国的反共产党势力合作，但坚持和古巴维持外交通道，直到20世纪末期“革命制度党”时期尾声。卡斯特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都非常感谢他们的坚持。

9月下旬，这家人从墨西哥城经由纽约、伦敦和巴黎回到巴塞罗那，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回到工作上。他的新书出版已经四年多，他很渴望减少压力。自从1967年末的那段时间以来，虽然《族长的秋天》无疑是他主要的计划，他也定下来写阔别数年的短篇小说，除了早先1961年的《虚度年华的海洋》之外，[19]也包括《拥有巨大双翼的老人》等几篇。这些作品以《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合辑于1972年出版。《纯真的埃伦蒂拉》本身有很长的历史，从某方面来说回到他外公外婆在瓜希拉沙漠的神秘世界，然而，直接灵感来源则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也启发过《百年孤独》中的一小段，其中讲述一名年轻妓女被迫每天和一百名男子上床。（在成为短篇故事前，这个完成的故事其实本来的构想是电影剧本，也早在1970年11月就以剧本的形式发表于墨西哥杂志《永远》）[20]。由于所有的故事都已经开头，有些甚至写得很早，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利用这些故事“为手臂暖身”，回到他未完成的小说里。

《纯真的埃伦蒂拉》故事内容一点儿也不如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回到加勒比海重新体验“番石榴味道”的作家会写出来的作品，乍看之下，也的确比《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故事粗糙、基本、神奇（海洋、天空、沙漠和前哨），不过，以颇为艺术及文学的方式，仿佛先前那些故事里奇异的元素不知为何地被应用在一个实际的地理脚本里，仿佛“马孔多”和“村庄”是真的，而瓜希拉（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见过）是一个神奇与神话的王国（相比之下，波哥大与其附近高地则是充满魅影和威胁的妖怪之地）。讽刺的是，虽然评论家的意见两极，这些故事却使人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的先驱，也就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最令人生厌的故事，如《利达·萨尔之镜》。[21]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写《族长的秋天》，第一次很确定自己会完成。已经没有任何的借口了，他已经休过假，也无处可逃，就算是内心也一样。“帕迪拉事件”发生还不到六个月，当初在科塔萨尔法国南部家里的宴会开始讨论这个议题已经经过一年，第一本以“文学爆炸”为主的杂志《自由》已经在巴黎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接受了第三期《自由》杂志编辑普利尼奥·门多萨的采访，无疑地，在古巴会受到缜密的审视。

10月，阿连德派驻巴黎的大使巴勃罗·聂鲁达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传统左派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手下受到围剿的智利人民联合党政府都受到鼓舞。记者形容看来很脆弱、带着病容的聂鲁达被问到他是否可推荐其他拉丁美洲人得这个奖项，他说第一个想到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西班牙文最优秀小说之一的作者”。[22]在奖项正式宣布之前，聂鲁达打电话给加西亚·马尔克斯，邀请他和梅塞德斯第二天晚上到巴黎参加晚宴。加西亚·马尔克斯自然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到达，因为他害怕飞行，但聂鲁达使用他有名的策略，用听起来好像要哭出来的声音恳求，这对哥伦比亚夫妇因而觉得有义务成行。等他们抵达的时候，获奖消息已经宣布了。和他们一起在聂鲁达家用餐的有：墨西哥壁画家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有人怀疑托罗斯基是他暗杀的，不过他当然也曾经尝试过）、智利画家洛卜多·马塔、最近从古巴被驱逐的豪尔斯·艾德华、法国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这位刚从玻利维亚的监狱获释后回到巴黎，紧接的一段时间和智利的阿连德政权关系密切），以及伟大的摄影家亨利·卡提尔·布列松，这是一场政治上诸多挑战的晚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的话。

12月，巴尔加斯·略萨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由巴拉尔出版社于巴塞罗那出版。来自那个年代的朋友形容这两位作家“情同兄弟”，他们的共同点比乍看之下还要多：同样经历过童年“家族罗曼史”特别痛苦的版本；和后来才认识的父亲之间都有问题（巴尔加斯·略萨十岁前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攻击他们的人格、质疑他们的文学使命；两人同样受到宠溺，是书呆子，一生中最初、最重要的年代都在外公外婆家长大；同样离开早年舒适有安全感的家，前往疏离、严苛的寄宿学校就读，并且很早就有熟悉妓女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的经历；同样在早熟的年纪就担任记者，接着前往巴黎，最终待在同一家旅社，只不过时间有所不同；同样都对朋友很好，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强烈支持古巴革命，差别只在于年纪较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支持古巴的这个过程中经历过困难，而巴尔加斯·略萨最艰难的时期尚未来到。他们当时虽然很亲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坚称自己从来没有读过马里奥所写的这本关于自己的书：“如果有人让我看我作品中的秘密结构、来源，和我写作的原因，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些，我想会使我无法动弹，你懂吗？”[23]

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聚在一起，是这位年轻的秘鲁人于1967年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时。如今，时序来到197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这个奖项的第二位获奖人，他的反应凸显了这份特殊友谊中巨大的鸿沟：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把奖金捐给支持古巴革命的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把他的奖金捐给不同立场的委内瑞拉政党“迈向社会主义运动”，此政党由一位曾为共产党的朋友泰奥多罗·佩科夫所领导。如同佩科夫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服自己，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也不关心拉丁美洲真正的需要与利益。卡门·巴尔塞斯曾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到加拉加斯，她告诉我：“虽然我们坐的是头等舱，一路上都在喝酒，但那是一次漫无止境的旅程。贾布已经知道他要把所有的钱捐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和佩科夫，一路上都在担心马里奥的言辞里最细微的细节。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事。”[24]

这位委内瑞拉人很惊讶地见到一名头顶黑人头的男子。这位穿着开襟夏威夷式热带衬衫、灰色长裤、白鞋、没有袜子的男子悠闲地走上加拉加斯“巴黎剧院”的讲台上接受颁奖。回忆到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捐出奖金给拉丁美洲的武装奋斗，拉丁美洲人都在猜测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如何处理他的现金。颁奖仪式后，他马上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宣布自己已厌倦贫穷，会向加拉加斯认识的人或巴塞罗那的卡洛斯·巴拉尔“再买一艘游艇”，这成为他最有名的俏皮话之一。[25]梅塞德斯没有和他一起搭机前往，她稍后才和费度其夫妇一同抵达，同样目睹这场表演的还有十二岁的儿子罗德里戈，以及两位和他同名的人，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及幺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幺弟最近才娶了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平原的女孩蜜丽安·贾尔松。贾布邀请他们到加拉加斯度蜜月，配合他接受加列戈斯奖颁发的时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不请自来，这三人组拜访了十四年前贾布和梅塞德斯度蜜月的地方，一起投宿同一家旅社。蜜丽安还记得：“埃利希奥的父亲被安置在旅馆的另一栋别馆，很不甘愿地向经理抗议：‘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他是我儿子。’ 第二天早上他六点钟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几点下去吃早餐？’”[26]

可以想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儿子在这巨大而尊贵舞台上的应对并不以为然，但完全不知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第二天早上，贾布带着他那张两万两千七百五十比索的支票、儿子罗德里戈和弟弟埃利希奥，因为埃利希奥已经和《时代报》安排好，要针对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文学奖颁给他哥哥一事，撰写一系列报道，同行的还有两位有特殊待遇的记者、一位摄影记者、一个大袋子。他们前往一家加拉加斯的银行，在那里把支票换成现金；然后，他带着袋子、现金和身边这群护卫到“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总部，把钱交给党主席泰奥多罗·佩科夫，他的“多年朋友”。[27]他解释道，“迈向社会主义运动”是拉丁美洲所需要的一个崭新、年轻的运动，和共产党运动没有关系，也没有既定的路线或信条。

批评自四面八方涌入，远近皆有，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家人。“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织，却有很大的争议。大部分的左派人士认为他是“异教分子”，右派把他冠上“颠覆分子”的头衔。虽然最后透露这笔钱其实是特别要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杂志，不是给他们的游击队，但到了8月下旬，连莫斯科都开始叫他“保守分子”。有人发现他的父亲通知加拉加斯的媒体，说他的长子“很狡猾——从小就是如此，总是编造故事”。[28]不过，比较困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应该是他回到欧洲时来自巴勃罗·聂鲁达的批评，这位智利人是长期的共产党员，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同。他们再度碰面时，聂鲁达告诉他自己能理解他的行为，但此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分裂远比为了“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做出的善举来得多。[29]也许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应用他自己制定的原则——永远不要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团体，包括莫斯科阵线的共产党，因为此举只会带给他们的敌人安慰。[30]

处理完自己的事务之后，他于8月中旬飞到纽约，探望正在纪念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老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非常害怕医院和死亡，这个经历只是更加深了他对于这个伟大城市惊人的无情印象。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巴塞罗那时，写了一封信给塞培达的妻子：

蒂达：

我没办法打电话给你，而且我无话可说：大师想这么向我保证，他让我相信他根本没有生病，而是热衷照顾我。我觉得他非常的苍白，几乎已经筋疲力尽，但我很快了解到这是因为放射线治疗的缘故，因为休息一个星期后，他恢复了许多，这星期之中我们只有聊天和吃饭。我警觉到他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声音，但他说服我那也是因为放射线治疗的缘故。的确，他使用减充血药膏之后，我读了处方，他开始在几天内恢复声音。我没办法和他的主治医师讨论，不过我和我其他的医生朋友谈过，他们认为某些淋巴癌这六年来已经可以治愈了！

大大的拥抱，贾布

然而，他再次因为中断了《族长的秋天》而觉得丧气，但也不太愿意回到这件工作上。没过多久，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打电话告诉他，事情已经没有希望，塞培达快死了，此时普利尼奥·门多萨和他一起在巴塞罗那。经过一天的苦恼，加西亚·马尔克斯买了一张机票。门多萨回忆道：“但他没有去。他去不了。他的勇气和膝盖都不足以让他前往：在家门口，他手上拿着行李箱，出租车从街上朝他驶来，他却好像眩晕一般。他没有去机场，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躺下。梅塞德斯在厨房里告诉我这件事，身旁的洗衣机仿佛人一般地呻吟叹息着。‘贾布一直在哭。’我很惊讶。贾布在哭？贾布关在房间里？我从没见过他阿拉伯的脸庞（如同我家乡会说的）有一滴眼泪。只有老天爷知道他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31]

1972年10月12日是哥伦布纪念日，阿尔瓦罗·塞培达于纽约去世。虽然在各方面都反复无常，而且对美国有深深的渴望，但塞培达却是巴兰基亚团体里唯一一位没有长久离开巴兰基亚的人。（阿方索、赫尔曼、阿尔瓦罗都出现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之中，他们全都出现在《百年孤独》 里，书中预测阿尔瓦罗会最先去世，接着是赫尔曼，然后才是阿方索。）两天后，他的遗体运回哥伦比亚，欧布雷贡和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守灵到15日的早上，灵车由一大群哀悼者护送到巴兰基亚的永眠花园。[32]几个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信给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回顾塞培达之死：“唉，大师。要这么说真是一件他妈的痛苦的事。我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处在这个既灰心又气馁的可怜处境下，生平第一次找不到出路。我对你说这些事，因为我认为，对你说对我有帮助，也许我对你说，也会对你有好处。贾布。”[33]

第二年，聂鲁达去世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波哥大的记者：“去年我的好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之死对我的打击之大，我才了解到自己无法面对失去朋友。‘去他的，’我想，‘如果我不正视这件事，下次如果这样的事再发生，我再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死去的会是我。’”[34]的确，纵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有名，他仍然努力地探视与病魔搏斗的朋友，他的哀伤当然也是真切的。但同样真切的是，他和塞培达以及所有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亦已渐行渐远，1971年拜访这个城市只是更强调了这一点儿。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其他人更深刻地念旧，但早在人生早期就学会如何抵抗。如今，塞培达之死为他巴兰基亚的时期画下明确的界线。

随着朋友的亡故而来的是一个黯淡的秋天。11月7日，有则不祥的新闻说，理查德·尼克松获选连任为美国总统。同一个月，阿根廷前任总统胡安·庇隆在离开十七年之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起先的兴奋终究演变成灾难；萨尔瓦多·阿连德必须重整他的人民团结党以终止智利一波波的罢工；巴勃罗·聂鲁达的癌症迫使他辞去智利驻法大使的职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场看着这位老共产党诗人最后一次启程回到南美洲，从此天人永隔。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非常沮丧的情况下继续写着《族长的秋天》，但也奇妙地带着复苏的活力。阿尔瓦罗·塞培达的死让他更清楚地体会到生命的短暂，也许了解到拉丁美洲的时事只能从眼前飞逝时，他不想待在欧洲。在西班牙一切都停顿了下来，大家都在等待佛朗哥将军断气。这个政权显然气数已尽，但尽头却还要等很久，几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快完成小说里的那个“独裁者”的消逝一样久。6月8日，独掌大权三十四年后，佛朗哥指派路易斯·卡瑞罗·布朗哥上将为总统。1973年5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告诉记者他完成了《族长的秋天》，不过要先放一年或更久的时间，“看到时我是否还喜欢这本书”[35]。在他无动于衷的表面下——这位作家显然并不在乎他的书是否出版，当然也不会回应来自出版商或读者的压力——显然对小说还是抱着同样的不安，自从1971年末期从巴兰基亚和墨西哥回来之后，他就很努力地处理这样的心情。

《百年孤独》之后的第一本书应该是小说，这是典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先知灼见，不仅在名声和权力完全吞噬他之前就正面处理这些陷阱，也早在中年和老年来临之前就已经预见，并且早已麻木。不过，不可能以简单的逻辑讨论《族长的秋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他的作品都不及接近本书的复杂性，也许刻画最佳的是此书诗意描述的诱人美女与其主题的丑陋。[36]实际上，这件作品的诞生有其奇妙的历史自相矛盾之处。《城市与狗》《克鲁兹之死》《跳房子》这些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了拉丁美洲风潮，但说穿了大多只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伟大的欧洲和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更新版本，如《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曼哈顿中转站》《达洛维夫人》，或《押沙龙，押沙龙！》。然而，使拉丁美洲风潮具体化以及神圣化的小说《百年孤独》中，其错综复杂及现代主义的表现程度似乎比起其他小说相对较小。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尚未发明的年代，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尼格尔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时讲的是“时代倒置”，因为显然很清楚易读，即使是只有些许文学素养的人也容易理解[37]。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接下来需要写一本更接近典型拉丁美洲风潮的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也就是那些有经验的读者而言，他们可以马上很清楚地看出《族长的秋天》里具有乔伊斯以及伍尔芙风格的片段。在这个时刻，大多数其他作家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刺激，从典型拉美文学风潮的风格转向创作更透明的“后现代”作品，如同《百年孤独》所应该代表的。

新小说历经许多版本。这个故事描述的是一名没有受过教育的拉丁美洲士兵，他来自一个没有命名、拼凑而成的国家；他虽然没有什么经验，却仍然取得政权，图谋以独裁统治他的热带国家两个世纪。对读者而言，他们所知此书描述的是一位“独裁者”，这穷凶恶极的主人公不但孤僻又有权力、既多愁善感又野蛮。虽然他显然迟钝到愚蠢的地步，对于权力却有非比寻常的直觉，对于其他人的动机也有直觉性的见解；但是女性，包括他亲爱的母亲，对他而言仍然非常神秘。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采访者自己的领悟，亦即如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赢得他的战争，就会成为这位独裁者；也就是说，如果哥伦比亚的历史可以重写，19世纪赢得胜利的会是自由党，而非保守党。[38]为了让他的主人公维持神话般的力量，他决定他不该有名字： 只有“独裁者”（他的属下则以“将军”称呼他）。颇为惊人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他对此人物的刻画是相对同情的，因为“从底比斯国王克里安以降，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受害者”。他坚持，不幸的事实是拉丁美洲历史的发展并非如人民所愿：大部分的独裁者来自平民阶级，从未曾被他们所压制的人民推翻；并不是神话战胜了历史，而是历史本身被当成神话解释。他认为展现这样的过程是文学的基本目的，但他并没有打算提供更多的启发：“这本书的政治样貌比表面上复杂许多，我不打算解释。”[39]

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书中两个中心主题，亦即权力与爱情这对复杂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利用它们之间的回忆、怀旧、孤独及死亡等共同特色，在这本新的小说里不但改变，也加深了他的处理方式。权力和爱情、对权力的爱、爱情的力量，这是人类经验的中心样貌，是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和文学中特别强烈的要素。

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加勒比海国家，哥伦比亚（或者更精确的说是波哥大）似乎是其邻国，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海岸区本身。在这方面，这无名的国家类似由约瑟夫·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1904）书中，或是西班牙拉蒙·马利亚·瓦耶 - 殷克兰在《暴君班德拉斯》（1926）中所发明的国度。书中对于拉丁美洲独裁者残酷以及暴力的刻画，特别着重在他的“秋天”，也就是政权的晚期。

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所横跨的是一个不可能的时代背景，延伸大约两百年的时间，大约从18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40]大部分的叙述借由回溯拉丁美洲历史的脉络前进，直到独裁者秋天的“迟暮之年”，“美国佬”把大海据为己有，紧接着的是他的死亡，随之而来他政权的结束（冬天及腐烂）。在主人公所居住的世界里，教会和美国佬不断争夺权力，“人民”本身完全处于被动；小说里没有历史、没有真正的时间变迁，也没有真正的社会或政治的参与或互动，因而也没有辩证式的进展。然而，独裁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许才是小说的中心焦点。也许可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本企图表现的是小说结束时应把作品从独裁者交给人民，他写人民的喜悦，似乎原本的意思就是喜悦而非讽刺。

在更为个人的层次上，独裁者在世上最亲密的关系对象是他的母亲班迪西翁·阿尔瓦拉度。他的妻子拉蒂希雅·娜萨雷诺曾是修女，是他绑架来的，他也许也谋杀了她。他追求但从未到手的是选美皇后曼努耶拉·桑切兹；诡异的是，他唯一成功的情爱关系是他衰老时和一位十二岁的女学生的情谊。在男性这方面，他有一个双面、公众的面孔帕特里西奥·阿拉贡尼斯，他只有一位好友罗德里戈·阿基拉尔；还有后期一位邪恶的天才，即光鲜的安全部部长何塞·伊格纳希欧·萨恩兹·巴拉，类似20世纪70年代在这本小说正要完成之时，在智利和阿根廷军事执政团的顾问样貌。这种关系结构顺应西方神话里典型的模式。[41]

然而这是事后诸葛亮。读者无法抵挡的体验是不确定和迷惑感。小说的整个角度、结构，甚至年表，是由一连串什么都不确定的叙事手法的不确定所决定。也许可以说，独裁者是否控制“他所有的权力”这永恒性的两难也许正是小说中最反复而令人迷惑的一点儿——因为事实上是他的观点（同时愚蠢而轻率、虚伪而图私利）无限的放大——由一种三方摇摆所支配：也就是第一，古典启蒙观点中认为人类意识是理性一致的主体；第二，较为马克思观念的阶级支配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就是现代主义的观点）；第三，福柯式的观点，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与认知有关，永远都要抗拒，但不可能战胜，即使是最“有力”的能力都无法控制（当然这是后现代的观点，事实上主宰了小说）。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历史的观感非常黯淡，接近在历史上由马基亚维利首先立论、莎士比亚所不断阐释的，在这件作品对于人类、权力和影响的愤世嫉俗观感中，我们发现自己被迫考虑可供使用的权力，“有人必须这么做”。他完成这本书之后随即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关系，一位曾经是社会主义解放者，后来成为拉丁美洲的政治人物，也有潜力成为拉丁美洲最持久、最受爱戴的一位“独裁者”。

小说的句子非常冗长：第一章只有二十九个句子，第二章二十三个句子，第三章十八句，第四章十六句，第五章十三句，第六章只有一句，因此，全书显然只有一百个句子。前面几章的第一页由三或四个段落开始，像管弦乐正在调音，随后越来越长。叙事人称不断转变，从第一人称（“我”、“我们”）到第二人称（“将军大人”、“我的母亲”等）到第三人称（“他”、“他们”），但是第三人称几乎总是在另一个声音之内。身为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几乎是绝对的缺席，然而，却没有一本小说比此书更由他典型的文学声音所支配。每一章以他一如往常执迷的殡葬事宜开始，虽然读者不确定找到的尸体是否真的属于暴君——或者实际上如果是的话，他是否真的死了。因此，所谓的“我们”——找到尸体的我们——经由每一章第一页几个短句，加上发现尸体时不同的细节，以回顾的方式回想起一个世界，之后叙事钻进迷宫或旋涡般的片段回顾“他”“将军”的人生，逐渐化成自传式的“我”，在位之人。如同所有现代主义的作品，迷宫同时是主题（人生），也是技巧（穿过的路径 / 方法）。

很清楚地，《族长的秋天》是描绘一位执迷、孤独的独裁者，由一位孤独的作家执迷地写下。然而根据作者，许多评论家感到愤怒的是他居然以温和、同情的角度描绘这个可怕的角色，但这些评论家对于这本书真正的内涵却很迟钝。因此，1975年12月在墨西哥城，小说完成将近两年，出版数个月之后，挫折感很深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布，他的评论者毫无例外地都只“肤浅地”读他的书，并且完全出人意料地为此书的含义提供了诠释。他坚持这是某种自传：“几乎是个人的告解，一本完全自传类型的书，几乎可说是一本回忆录。当然，写出来的是一本需要加以诠释的回忆录。不过，如果读者看到的不是独裁者，而是一位对于自己的名声非常不安的作家，那么有了这个线索之后，你可以读到此书真正的含义。”[42]

乍看之下，这是非常惊人的主张。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人尝试以之前这部经典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作品，外界以为他在受到压力时也许创作会期望迎合大众；然而，《族长的秋天》却以十分丑陋的方式描绘一位十分丑陋的人物。虽然这位独裁者在某些方面受到宽容的对待，然而，他是有史以来最令人厌恶的角色。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敲锣打鼓地向媒体宣告自己其实写了世界文学史上最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的作品之一，相当于卢梭《忏悔录》的小说版，以此尝试震撼国际上的中产阶级？在某些方面，作者和男人、女人以及世界之间整体的关系和他丑陋但可悲的创作，是否有类似之处？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认为，他是否只是在一个比我们所能想象更充满不幸尸体和危险关系的世界里，用自己作为例子；或者，这只是单纯私人的、因而独特而强烈的自我分析？考虑到这自我描绘如此严酷枯燥，在他如今展望未来之时，他在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晚期怪诞、贫瘠的停留，很快地转变成对于过去的自我分析、自我承担的忏悔，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写《族长的秋天》也许在某部分是他企图让自己在道德上符合现有的名声，也试图展现他在文学上拥有应得的名声（虽然讽刺的是，许多读者将这明显的抱负结果视为自以为是的傲慢和自满的证据）。

独裁者的“第一个死亡”也许很可能是暗指1967年，《百年孤独》的那一年，当“真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消失在名人和神话的光环背后；也许他描述的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告别默默无闻、正常生活、个人隐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的失败危机以滑稽的讽刺变成70年代名声和成功的危机，这也许同时也代表他自己的意识中对青春的告别（《百年孤独》出版时他刚满四十岁）。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提早开始省思老年，因此把自己的中年危机提前，比任何人都早开始他自己的“秋天”，因而把自己在巴塞罗那的中年危机和声望危机混杂在一起，完全不令人意外。也许在将这些教训全都融入这部噩梦般的作品之后，他会把名誉和影响运用在好的那一面，就像全盛时期的独裁者一样，变成“他所有权力的主人”，只是他是有意识且善意地作此改变。

也许，加西亚·马尔克斯突如其来的名人地位真的导致另一个分裂的人格，他从少年时期就迫切想要与之合而为一，这种挣扎的蛛丝马迹在早期的故事中清晰可见，并且，也许可以推论，《百年孤独》的完成战胜了这样的挣扎。但也许他解决了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后，却发现如今要面对另一个： 一方面是他后来称为秘密私下的自我，另一方面是他的公众自我，两者之间的分离。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引发一个可能性，人们在每一章节开头所发现的尸体可能根本就不属于独裁者。如今他也成名了，如同那暴君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在媒体上面对自己的代表，“他完美的替身，看到自己处于如此对等的状态真是羞辱，天杀的，这个男人是我”。至于暴君的“分身”，他正式的分身或公众形象，帕特里西奥·阿拉贡尼斯，“他已经认命，要永远过着一个并不属于他的命运”。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真的那一个”和“分身”两者都是他。一开始，独裁者觉得很难适应人民、媒体，或后来官方政府选择叫他的新名字（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标签名字：“贾布”、“马孔多的主人”、“魔法师梅尔基亚德斯”等）。不过，不论他如何因为分身确实多重的存在感到为难，他永远不像身边的人那样混乱。

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这本书时，自传性的元素凌驾一切（特别是他自己身为独特名作家的境遇），这本书似乎是关于一位男人，这个男人是他极端的反面，因此，独裁者慢慢地变成他，就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在《百年孤独》里变成他一样；只是，如今他是真的挖掘人类存在最黑暗深处并深刻地反映在他自己的灵魂上。独裁者，那就是我：一方面是名声、魅力、影响、权力；另一方面，孤独、欲望、野心、残酷。不用说，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写这本关于权力和名人的书，在他真正开始体验这些现象的许多年前，于他自己人生的际遇而言其实是非常大的讽刺。无论如何，等他开始对这个主题做最后的进击时，他自己也已经是有名又有权，他也很孤独，他也是“他”，那“另一个人”，那被渴望的对象。他所创造，但决心嘲讽并揭穿（但在别人身上他可能总是羡慕以及渴望）的文学恶棍是他自己所成为的一种现象。

1971年接受胡安·葛萨殷的采访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爱情与权力的主题连接起来，坚持他所有的角色在某种层次上都带有自传色彩，他宣布：“你知道，老朋友，对于权力的胃口是来自对于爱的无能。”[43]由这个声明中可以开始追踪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小说中隐藏的关联，这个蛛丝马迹帮助他的读者走出由他的作品所创造出的错综复杂的道德以及精神的迷宫。也许一开始，随着他感觉自己的潜力逐渐增加，他开始幻想自己可以全部拥有：他可以得到权力，也可以因而被爱。接下来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与70年代初期发生了声望危机，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具有绝佳自制力、绝佳语言潜能，以及绝佳心理透视力的男人（除此之外还拥有私密劝说的惊人力量，对于亲密、非公开活动具有惊人的能力）突然发现自己任由他人摆布，而且常是公众领域中较没有才华的那一群——评论人、记者、经纪人、出版商、跟班。他也曾经享受过记者的权力，如今却仰赖记者的恩泽。他成了自己无法完全控制的一个形象、一件商品。难怪卡门·巴尔塞斯对他变得那么重要：在许多方面，她是他的“经纪人”，不只是和出版商安排他的合约。无疑地，她帮助他了解到在人类能力范围所及之内，成为“他所有权力的主人”的可能性。

因此，也许如同“独裁者”一般，他决定掌控那个公开的自我形象，成为另一个自我（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但现在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形象）。他不再如过去八年一样抗议自己的处境，而是承担这个有名气的自己，利用他的名声超越竞争对手，成为一个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不只来自他经由写作的孤独行为所带来公众的成功，也来自他私下、幕后的才华洋溢以及诱人的力量。

不论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详细描绘中看起来有多么的残酷，这位独裁者是位政治天才，理由非常简单：“他能看穿别人，别人却无法猜透他。”[44]虽然自我封闭，但独裁者“非常清楚自己看透他人现实和未来的能力”。[45]他的耐心惊人，且最后总是胜利，就如同最后——正如他难读又显然不可缺少的顾问萨恩兹·巴拉所言——“在那迷惑他的黑曜石墙上，他发现自己多年来所寻找微不可见的裂缝。”[46]这景象是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总是想要“胜过”所有人，亲友、妻子、情人、事业竞争对手（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乃至全世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否成为唯一一位——属于他自己的人、他外公的形象——他没办法、不敢，甚至不想胜过的男人？

这本小说的读者通过与独裁者勉强共存，终于学到——说是事后诸葛亮也好——人生无疑是不可能了解的。尽管有我们所有的幻影和我们所有当代的相对性，但还是有某些道德“真相”[47]。他们联结的不只是宽容和怜悯，也联结到权力、责任、孤独、承诺，以及最后还有，爱情。也许，这些人性问题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成名之时所学到的一课，也是他非得成名才会学到的——更确切地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也许只有有名有权的人才能学到——纵然随着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增加，如同独裁者他自己，大多数经此学习过程的权力人物继续成为更卑劣的人物。这引致一个偏激的可能性；大约1972年和1975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接受关于政治和道德的采访，这是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学到过去那个旧的、仍然相当单纯和“天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决心变得更好、做得更好，如今，名声已经让他看清真相。

至于现在的读者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爱情的关联时会微微一笑，并想到《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重现于几千万本小说封面上那个睿智而会意的表情。然而，不论是《族长的秋天》或其他的书里，他处理爱情和性爱的方式奇妙地粗暴又令人清醒。独裁者对于女性的态度极为粗糙又缺乏想象力，只有两个例外：选美皇后曼努耶拉·桑切兹，他从远处视这位难以得到的女人为偶像，但从未认识；另一个极端是十二岁的女学生洛丽塔形象，他已经衰老之时还想诱惑的对象。然而，他唯一爱过的女人显然是他的母亲。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路易莎·圣蒂雅嘉之间的关系是这本小说的关键吗？曼努耶拉·桑切兹是否代表他错误地追求仅存的外在魔力？拉蒂希雅·娜萨雷诺是否代表所有妻子的命运（梅塞德斯是拉蒂希雅其他的名字之一）？这本书里一个祖父也没有，这一切是否也代表另一层意义，他的黑暗面试图压抑他的父亲？因为独裁者认为自己是自我产生的：

……他认为没有人是任何人的母亲，只有他的母亲，只有她。这样的笃定即使对他而言都似乎有据可依，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没有父亲的男人，就像历史中最著名的暴君一样，他唯一知道的亲戚，也许他唯一有的亲戚，是我的心中他的母亲班迪西翁·阿尔瓦拉度，学校的教材把她没有男性来源就怀胎的奇迹和梦中的出现归因于他弥赛亚命运的奥妙关键，他宣告她为大地的女族长。[48]

看来平凡而深切的真相，是男人希望妻子是他们的长期情人，但当他们找到妻子的时候，他们其实真正想要的是母亲，同时也继续想要其他合于理想的情人。独裁者和拉蒂希雅·娜萨雷诺刚在一起的时候，她每天让他坐下来学习读写，他每天下午裸身在她的蚊帐之中，她像婴儿般帮他梳洗穿衣。因此，一半的男人进行的是压制、强暴明显被认为比他“年轻”、低下、从其他男人身边夺来的女性；另一半的男人希望像孩子或婴儿一样被同样的女人对待，甚至是比他在先或是高他一等的女性——因为再一次地，平等和民主的互动被认为不切实际，甚至（因为不刺激）不被渴望。在这本书还有其他作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少用“性”这个字，以致对于爱情的意义、性与爱之间的关系永远模糊不清。显然唯一肯定的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可以有的爱是母亲对我们的爱，无论我们有什么缺点或做了什么坏事。然而如我们所知，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的早期连这样确定的爱都未曾得到。

在他生命尾声之时，独裁者记得的很少，“他甚至无法分辨出声音的幽灵对话”[49]，在这所有老年的迹象中，他仍然妄想有性生活，因为爱情永远地摒弃了他，因此，他的下属从国外带女人给他，但还是没有用，因为他仍然喜欢工人阶级妇女，她们总是让他又开始唱歌（明亮的正月的月亮……）[50]。最后，在小说结尾之处，他想起自己毕生致力于遗忘，“遥远的童年第一次是他自己的影像在冰封的不毛之地颤抖着，以及他的母亲班迪西翁·阿尔瓦拉度的影像，她偷了垃圾堆老头儿的山羊内脏当作午餐”[51]。如同《苦妓追忆录》提醒我们，童年的经历不一定是辩白的理由，但也许可以作为解释。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3年后期继续修改这本小说，一直进入1974年[52]；不过，这本书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得开始计划未来。他是个孤独的作家，和一个孤独的主人公一起，关在孤独的矛盾之中，但同时和世界进行着无止境的对话，谈论关于他的孤独、他最具共同性的议题：政治。对于报纸读者而言，这是一幅诡异的景况，至少可以这样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成功地对付这个努力，没有在国际之间丢自己的脸；然而虽然成功地面对，这样的经验使他成为更为强韧的文学和政治动物，给他更厚的脸皮，用来面对他的才华和名声带给他的几乎所有的挑战。

1973年早春，他和梅塞德斯从巴塞罗那前往巴黎参加塔奇雅的婚礼，她和查尔斯终于在3月完婚——那时他们的儿子胡安已经八岁——住在1956年她流产时住的医院对面；后来搬到巴克街。她回忆道：“加夫列尔是我婚礼的伴郎，我的妹妹艾琳是主伴娘。加夫列尔也是我儿子胡安的教父。我本来希望布拉斯也来参加婚礼，如果他来就好了，但他一点儿也不可靠，又无法预测。”[53]除了分手的方式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之间恐怕也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然而，对于一个不断坚持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家，她仍然是非常丰富的参考对象，象征没有选择的那一条路，婚外的关系，成为一夫一妻制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那一年稍后，正当他在《族长的秋天》最后阶段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另一项重要的国际荣誉纽斯塔奖，由杂志《海外书籍》与俄克拉荷马州大学联合颁发。他把加列戈斯奖的奖金捐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事发生的六个月后，仍有美国的机构决定颁此奖项，实在令人意外，也的确值得赞美。[54]在俄克拉荷马州草草敷衍的表演，尽责回报银制老鹰羽毛奖座和支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飞到洛杉矶和旧金山与家人一起度过短暂的假期，接着到墨西哥城，这家人在此度过夏天。他们非常兴奋能一起回到墨西哥，在罗德里戈和贡萨罗真正的故乡和朋友相聚。他们在因马尔科姆·劳瑞的《火山之下》而得到恶名的美丽度假圣地库埃纳瓦卡郊外，买了一栋摇摇欲坠的乡居，[55]购得的价格其实很便宜，有一千一百平方米的花园，靠近他们的老朋友维森德和阿尔碧塔·罗侯在别墅区那一边的家，可眺望山景。这一次，不像他在巴塞罗那市外差点买下的乡居，加西亚·马尔克斯径自进行交易。他到公立公证处去注册地产时，隔壁办公室的员工全都拿着自己的《百年孤独》请他签名。加西亚·马尔克斯得意地说：“我是资本家，我有一栋房产！”此时的他四十八岁。

停留超过两个月之后，他于9月9日离开墨西哥。梅塞德斯则飞往巴塞罗那，两个男孩在不乐意的状态下回到这里的学校上学，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动身前往哥伦比亚办公事。不过，他告诉墨西哥媒体，对于自己在墨西哥受到的待遇十分满意，他要去巴塞罗那打包行李，尽快回到墨西哥。[56]他也宣布拉丁美洲非常缺乏伟大的领袖，拉丁美洲唯一真正的领袖是卡斯特罗和阿连德，其他都只是“共和国的总统”。两天后，在第一个充满劫数的“9·11事件”中，其中一位领袖丧命，拉丁美洲的样貌从此改变。

[1] 费欧里罗，La Cueva，p.271。

[2] 胡安·葛萨殷，Regresó García Márquez ："Vine a recordar el olor de la guayaba"，《观察家报》，1971年1月15日。

[3] 后来发现他是故意暗指在西班牙布尔戈斯（Burgos）对巴斯克分裂主义团体（ETA）成员所进行的审判，其中有三名被声称为恐怖分子的成员被判死刑。

[4] 这句话后来在一本以此为名的访谈录问世时，巧妙地被翻译为英文“the fragrance of guava”（番石榴飘香）。

[5] 胡安·葛萨殷，Ni yo mismo sé quién soy ：Gabo，《观察家报》，1971年1月17日。

[6] 基耶尔莫·奥乔亚，Los seres que inspiraron a Gabito，《卓越》杂志，1971年4月13日。

[7] 贡萨罗，访谈，巴黎，2004年。

[8] 见Lourdes Casal主编的El caso Padilla ：literatura y revolución en Cuba. Documentos（迈阿密，Universal and纽约，Nueva Atlántida，1972），p.9；及豪尔斯·艾德华，Persona Non Grata（纽约，Paragon House，1993），p.220。

[9] 这封抗议信发表在西方世界各地的报纸上，例如，1971年5月6日的《纽约书评》。

[10] 2007年他允许西班牙学术界在当年出版的《百年孤独》特别版中，加入这本书的片段。

[11] 这则访谈在1971年5月29日发表于《时代报》，其重要性立即受到《拉丁美洲报》重刊的肯定（但是是以“限量”/“不可出版”的形式），而这则访谈一定在当地激起了各种复杂的回响，其后不久也重刊于《自由》第一期。

[12] 见Realms of Strife ：1957—1982（伦敦，Quartet Books，1990），p.153。

[13] 见Guibert，Seven Voices，pp.330-332。

[14] 胡利奥·罗卡专访，Diario del Caribe，1971年5月29日。

[15] "Cien años de soledad es un plagio" ：Asturias，La República，1971年6月20日。

[16] 见Félix Grande，Con García Márquez en un miércoles de ceniza，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马德里），第222期：1968年6月，pp.632-641。

[17] Gabo pasea con Excelsior y come tacos，《卓越》杂志（墨西哥城），1971年7月12日。

[18] 哈瓦那“美洲之家”数据库的档案。

[19] 巴尔加斯·略萨对于此故事的解读，参见《弑神者的历史》，pp.457-477。

[20] 1973年6月，The Incredible and Sad Tale of Innocent Eréndira发表于Esquire。欲知Eréndira的解读，可参见A. Benítez Rojo，Private Reflections on GM’s Eréndira，收录于The Repeating Island ：The Caribbean and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6-293。

[21] 见Jaime Mejía Duque，La peste del macondismo，《时代报》，Lecturas Dominicales，1973年3月4日。

[22] 多米尼克共和国屡败屡战的总统候选人、于1965年被美国人罢黜的Juan Bosch，也于1971年6月将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赛万提斯相提并论。

[23] 波妮娃托斯卡，访谈，1973年9月，Todo México，pp.202-203。

[24] 卡门·巴尔塞斯，2000年于巴塞罗那的访谈。参见Ricardo A. Setti，Diálogo con Vargas Llosa（哥斯达黎加，Kosmos，1989），pp.147-150。

[25] 埃利希奥·加西亚，《时代报》，1972年8月15日。

[26] 蜜丽安·贾尔松，谈话，1993年。

[27] 见《卓越》杂志，1972年8月5日：En vez de yate，donativo político ：García Márquez cedió su premio。

[28] 见1972年8月17日《 卓越）中的访谈：GM es muy embustero，dice su padre. Lo era de chiquito，siempre inventaba cuentos。

[29] 参见聂鲁达逝世后一份给《彩印》的访谈，GGM evoca a Pablo Neruda，《彩印》，1973年（收录于Rentería，op.cit.）。

[30] 就连“迈向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Pompeyo Márquez在文章Del dogmatismo al marxismo crítico，Libre，3（1972年3月至5月），pp.29-34中都表示：“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是绝不采取“反苏维埃立场”（p.33）。

[31] 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196-197。

[32] 费欧里罗，La Cueva，pp.161-162。

[3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2年11月初从巴塞罗那写到巴兰基亚给福恩马佑尔的信。（见费欧里罗，La Cueva，pp.162-163）。

[34] GGM evoca a Pablo Neruda，《彩印》，1973年，p.96。

[35] 《 卓越）杂志，1973年5月13日。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及成就的评价，有较为严谨的看法，参见Hoja por hoja y diente por diente，Cambio，2001。

[36] 由此观之，可直接与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1946）相提并论。

[37] 见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尼格尔，Novedad y anacronismo de Cien Años de soledad，收录于他所著的Narradores de esta América，Tomo II（Alfadil，加拉加斯，1992）。

[38] Guillermo Sheridan及Armando Pereira，GM en México（entrevista），Revista de la Universidad de México，30 ：6，1976年2月。

[39] 同上。

[4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时间表最好的说明收录于Odete Lara，GM，《金龟子》（El Escarabajo de Oro，布宜诺斯艾利斯），第47期，1973年12月至1974年2月，pp.18-21。

[41] Anatomy of Criticism（1957）中可见Northrop Frye对角色与季节（象征性的阶段）之原型的思想。

[42] Sheridan与Pereira，GM en México（entrevista），Anatomy of Criticism（1957）。

[43] 胡安·葛萨殷，El regreso a Macondo，《 观察家报 》，1972年1月。参照Conrad的Nostromo（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刻意而古怪的扭曲源自于此），里头的主角死于“孤独”。

[4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秋天》（伦敦，Picador，1978），p.45。

[45] 同上，p.74。

[46] 同上，p.180。

[47] 同上，p.205。

[4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秋天》（伦敦，Picador，1978），p.39。

[4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秋天》（伦敦，Picador，1978），p.199。

[50] 同上，pp.200-202。

[51] 同上，p.203。阿斯图里亚斯先前在《总统先生》中写到过，独裁者（艾斯特拉达·卡布列拉）的角色塑造来自被剥夺的童年，而这痛苦的童年经历因挚爱却地位低下的母亲不断的努力而稍微缓和。

[52] 卡门·巴尔塞斯，访谈，巴塞罗那，2000年。

[53] 塔奇雅·昆塔那（罗索夫），访谈，巴黎，1973年。

[54] 此奖项在前一年的11月公布。见《卓越》杂志，1972年11月19日。

[55] 波妮娃托斯卡，访谈，1973年9月，Todo México，p.194。

[56] 《卓越》杂志，1973年9月10日。大约在此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与《卓越》的记者达成某种共识。从此时开始，似乎有人向这些记者透露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行动，而他则比任何一个墨西哥作家更常上报，且报道内容比任何墨西哥作家更正面。此状况持续了十五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1971年摄于墨西哥市。

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写作《族长的秋天》，20世纪70年代罗德里戈摄于巴塞罗那。

加西亚·马尔克斯、贡萨罗、基耶尔莫·奥乔亚（墨西哥记者）、路易莎·圣蒂雅嘉（加西亚·马尔克斯母亲），1971年摄于卡塔赫纳。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勃罗·聂鲁达，1972年摄于聂鲁达在诺曼底的院子。

查尔斯·罗索夫（前排左）、塔奇雅·昆塔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女友，前排右）的婚礼，加西亚·马尔克斯担任伴郎。1973年摄于巴黎。

第十九章

智利和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革命

1973—1979

1973年9月11日，如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改革主义者，人在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电视机前，惊骇地看着智利空军的轰炸机攻击位于圣地亚哥的总统府。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几个小时内就已确认死亡，是谋杀或自杀则不得而知。发动政变的军政府接掌政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开始搜捕超过三万名所谓左翼分子，许多人死于狱中。在位于智利太平洋海岸黑岛的家中，罹患癌症的巴勃罗·聂鲁达已不久于人世。在他疾病缠身多年的生之末尾，最重要的两起事件便是阿连德的死与智利落入法西斯政权之手，两者皆摧毁了他的政治梦想。[1]

世界各地的政治评论家及政治活动分子视阿连德的人民团结党政府为一场实验，观察社会是否可经由民主工具达到社会主义。阿连德把铜、铁、煤、大多数的私人银行及其他重要的经济机构国营化；然而，虽然不断受到右翼分子的丑化、瓦解，1973年3月的期中选举中，他的政权选票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却只促使右翼加倍努力地破坏这个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在阿连德的选举之前就开始对抗他：美国陷在“越战”的泥沼之中，对古巴已经相当执着，非常热切地希望西半球没有更多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就在全世界的眼前，智利的实验受到粗暴的破坏，对左翼的影响如同四十年前西班牙内战对共和党的影响力一样。

那天晚上八点钟，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电报给智利新执政团的团员：“波哥大，1973年9月11日。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古斯塔夫·雷、塞萨尔·门德兹·丹曜、何塞·托利比欧·梅利诺上将，政变军团成员：你们是阿连德总统之死实质的凶手。智利人民绝不会允许自己被一群受北美帝国主义雇用的罪犯统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2]写这封信的时候，阿连德的命运尚不得而知，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他对阿连德的了解足以肯定他绝对不会活着出总统府；而且，政变集团一定也知道这一点。虽然有些人认为，寄发电报这样的举止比较适合大学生而不是伟大的作家，但结果这成为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个政治作为，崭新的他已经在寻找一个新的角色，阿连德的历史实验暴力性的结束使他的政治立场变得极端专注而强硬。他后来告诉一位采访者：“对我而言，智利政变是一场灾难。”

可以预测的是，帕迪拉事件演变成拉丁美洲冷战历史的分水岭，影响所及不只是针对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虽然饱受朋友的批评，从“投机分子”到“天真”都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拉丁美洲重要作家中政治立场最一致的。在他的心目中，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从拉丁美洲的角度而言，它却是对抗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堡垒。在他的心目中，这不是“同路人”，当属现实的理性客观评断。虽然古巴也有其不确定性，却比苏联更积极革新，所有严肃的反帝国主义，拉丁美洲人都应该支持它，也该尽力节制这个政权的任何压制、不民主，或独裁的行为[3]。他选择看起来对世界似乎是和平正义的路：也就是广义的国际社会主义。[4]

无疑地，他希望智利在政治上的尝试可以成功，但一点儿也不相信客观情况会允许此事发生。他在1971年回答一位纽约记者的问题时提道：

我的抱负是使整个拉丁美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今人民受到和平立宪的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如果是为了选举，那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但我相信这是完全的乌托邦。智利正走向暴力及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果“人民阵线”继续下去——以智慧、机智、合理、坚定而快速的脚步——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遭遇一片严肃的反对声浪。美国目前没有干预，但不会永远冷眼旁观。美国不会真的接受智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这样允许，对此我们也不需存有任何幻想，并不是我认为（暴力）是解决之道，但我认为会有那么一天，那一片反对声浪只能以暴力对抗。不幸的是，我相信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发生在智利的情况就改革而言是非常好的，但就革命而言却不是。[5]

很少有观察家如此清晰地剖析未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解到，他如今正处于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接下来的几年间，即使打心底对政治悲观，他仍然对自己投身政治做出一连串的声明。也许可以以1978年的采访作为代表：“这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和天主教徒的‘圣徒相通’一样，对我的意义非常明确。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影响整个人类。一个人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政治意识达到了最高点。不谦虚地说，对我正是如此。对我而言，我人生中的行为没有一项不是政治行为。”[6]

他也寻找行动的手段，更深信古巴走的这条路是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独立唯一可行之路——也就是尊严。然而，他再次被排除在古巴之外。既然如此，他决定这条路首先必须经由哥伦比亚。他和年轻的哥伦比亚知识分子交流有一阵子了，特别是最近认识的《时代报》集团的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7]，认识十年的丹尼尔·桑佩尔，后来所认识的上层阶级自由派小说家爱德华多·卡巴耶罗·卡尔德隆之子安东尼奥·卡巴耶罗，他们以创造哥伦比亚新形式的新闻为出发点——特别是成立左派杂志。[8]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他根深蒂固的保守祖国想要自我改革，唯一的方式是借由他以“诱惑”、“颠覆”的戏谑说法提及老旧统治家族之下的年青一代。[9]其他主要成员是国内知名的“暴力事件”编年史家、备受国际尊敬的社会学家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以及左翼实业家何塞·维森德·卡塔莱因，后者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出版商。这本新杂志名为《抉择》（Alternativa），出发点是“哥伦比亚社会信息垄断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而垄断者则是控制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同一群利益分子”，目的是展现“日渐屈从于政府控制的大媒体或电视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另一个哥伦比亚”[10]。第一期于1974年2月出刊，这本杂志维持了六年起伏的状态，虽然尽力，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时间相对较少，不过他仍然经常投稿，且永远有空提供咨询或建议。他和其他重要的参与者在这宗充满冒险本质的生意中投资自己大笔的钱财。同时，他宣布自己要搬回拉丁美洲，更轰动的是，他不再写小说了；从现在开始，直到智利皮诺切特将军的执政军团下台为止，他进行文学“罢工”，全心投入政治。

12月，仿佛强调心意已决，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邀请，成为颇具盛名的“罗素民间法庭”的一员，负责调查、评定国际战争罪行。也许比表象乍看之下更具意义的是，他希望在其他拉丁美洲作家未曾达到的领域中受到国际认可，他抱有这样的企图心，而接受此邀请是第一个清晰的开端；这也表示纵然他对古巴的投入具有争议性，但他仍可以在自由选择时间、地点的情况下相对自由地参与政治活动。

1974年，第一期的《抉择》杂志在二十四小时内卖了一万本。波哥大的警方没收了数百本，不过在这本杂志的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受到直接审查（虽然还有借由炸弹、法院干预、经济封锁、通路破坏的“间接审查”，最终导致杂志关门大吉）。这家杂志社往后不断地面临财务问题，但早期得到的回应非常惊人。过不了多久就卖了四万本，就哥伦比亚的左翼刊物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数字。第一期中有一个关于自觉起义的口号——“勇于思考就是开始争取”——及一篇社论《给读者的一封信》，其中阐明新杂志的目标是“对抗布尔乔亚媒体对于国内现实的扭曲”、“对抗假消息”（这个主题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百年孤独》里香蕉园大屠杀的余波）。

这是一本双周刊，其中刊载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篇文章里的第一篇，标题为“智利、政变以及美国佬”[11]。这是他成名后首次公开的政治新闻写作，成功地刊登于世界各地（3月在美国和英国发表），立即得到崇高的地位。对于他分析为萨尔瓦多·阿连德误入歧途的结局，加西亚·马尔克斯哀悼地表示：

他7月就满六十四岁。他最伟大的美德是坚持不挠，但命运只许他以罕见的悲壮，为了捍卫那不合时宜的愚蠢布尔乔亚法律而死；他捍卫不承认他、但使他的谋杀者合法化的最高法院，也捍卫宣告他不合法的悲哀国会，而国会却自满地屈服于篡位者的意志之下；他捍卫反对党的自由，而反对党部出卖灵魂给法西斯主义；他捍卫这个烂体制所有陈腐的一切，他提议要废除，但完全没有机会。这场历史事件发生在智利，在智利人的苦难之中，但在历史上这事件发生于我们所有人身上，所有这个年代的子女，且会永远停留于我们的人生之中。[12]

以同样藐视的语调，加西亚·马尔克斯从20世纪50年代就谈到哥伦比亚的国会体制，以《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为最佳范例。至于萨尔瓦多·阿连德，他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一个角色，在拉丁美洲失败英雄苍白万神殿中的另一个烈士。还有许多人追随他的脚步，以及许多乐观的人也是，但亦有胆怯的政治人物在或许带有绝望或迷信的心态下努力，希望避免那样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也纷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

正如同《百年孤独》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在偿还债务后逃离墨西哥，如今，他完成《族长的秋天》之后，打算离开巴塞罗那，准备他的小说选集。[13]对于西班牙，他总是有股漫不经心、些许分神、偶尔自命不凡的态度；如今，他的心思早就专注在别的事务、别的地方。接下来的一年中，他逐渐习惯居住的地点，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拉丁美洲，从文学转向政治。同时，在他之后抵达巴塞罗那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则比他先离开。1974年6月12日，卡门·巴尔塞斯为准备回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举办了一场送别会。[14]大部分当时居留在此的拉丁美洲作家都出席，包括何塞·多诺索、豪尔斯·艾德华、加泰罗尼亚人何塞·马利亚·卡斯特雷、卡洛斯·巴拉尔、胡安·马塞、胡安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曼努耶·瓦兹尔克斯·孟达尔曼，还有其他许多人。巴尔加斯·略萨要离开，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正为自己的离去准备，无疑，这场仪式代表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光辉在欧洲画下句号。[15]巴尔加斯·略萨和妻子家人起航前往利马，留下巴塞罗那许多感到失落的朋友，只有卡门·巴尔塞斯继续提供注目的焦点。

夏天结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做出了非比寻常的决定。他们把两个男孩留在巴塞罗那，由朋友费度其一家人、卡门·巴尔塞斯、煮饭打扫的女仆一起照顾，夫妻俩则令人意外地前往伦敦。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决定，该是解决他认为生命中唯一真正失败问题的时候了——也就是他始终学不会英文。他和梅塞德斯建议罗德里戈和贡萨罗，也许可以考虑在伦敦待个两年，但两个男孩儿断然拒绝。然而，听到父母打算把他们留下，而自己还是要成行时，他们很惊讶也很愤怒。[16]这对夫妻在他们熟悉的肯辛顿的希尔顿饭店住了一阵子，也在牛津街的凯兰英语学校注册进阶课程，保证使用“万无一失”的方法，以平常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优秀的成果。

加西亚·马尔克斯学习英文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也并非他唯一全神贯注之事。奇妙的是，他在伦敦踏出再次与古巴革命结合的第一步。自从1971年帕迪拉事件以来，他比以前更加地放逐于古巴之外，但他在伦敦联系上利桑德罗·奥特罗，这位作家和艾贝托·帕迪拉的冲突直接导致1968年事件第一阶段的发生。奥特罗认识雷吉斯·德布雷，德布雷同意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外交部部长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的中间人。他告诉罗德里格兹，革命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么重要的人物留在“政治的地狱边缘”是很大的错误。罗德里格兹同意，驻伦敦的古巴大使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共进午餐，通知他：“卡洛斯·拉法叶要我告诉你，该是你回古巴的时候了。”[17]

他在伦敦的早期，几位来自亲美周刊《视野》（Visión）的拉丁美洲记者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住的旅馆找到他。他闪避了他们大部分的问题，但对伦敦的印象则提供了有意思的见解：

伦敦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最后一个消失中的殖民帝国，宽广而忧郁的都会。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此地时，在雾中还有可能找到戴着圆顶硬礼帽，穿着条纹长裤的英国人，看起来就像当时的波哥大人。如今他们隐身于郊区华厦，独自在凄惨的院子里，最后剩下的狗，最后的大丽花，被来自失落帝国无法抵抗的人潮压力所击败。牛津街看起来就像巴拿马、库腊索岛、维拉库兹的街上一样，刚毅的印度人坐在满是丝绸和象牙的店门口，亮丽的黑人女性穿着明亮的衣物贩卖酪梨，魔术师在大众眼前让球从杯子下面消失。取代浓雾的是炎热的阳光，闻起来像番石榴和睡着的鳄鱼。进到酒吧里喝一杯啤酒，像拉瓜伊拉的小酒馆一样，炸弹会在你的座位下爆炸。你可以听到身边的人在说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希腊文。我在伦敦遇见的所有人里，唯一一位说一口流利牛津腔英文的是瑞典财政部部长。所以，不必讶异在这里找到我：在皮卡地利圆环里，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卡塔赫纳的糖果屋中。[18]

少有观察家这么早、这么清晰地预见了伦敦未来“世界城市”的身份。被问及拉丁美洲的政权是否可能如英国一般配置没有武装的警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反驳早就有了：古巴便是如此。他继续说明，拉丁美洲的大新闻是古巴革命力量的巩固——当时不友善的观察家相信这样的“巩固”事实上是“斯大林化”——如果没有古巴革命，不可能会有目前拉丁美洲革新的发展——而且，他补充道，也不会有“文学爆炸”的发生。最后，他重申除非智利反抗军推翻由美国五角大厦所资助的智利独裁政权，不然他不会再写小说。在这不友善的采访中，很清楚地可以感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断后路，升起坚定支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很肯定自己正在回古巴的路上。

在伦敦没有上英文课的时候，他修改着《族长的秋天》的书稿，尝试几个激进电影剧本的不同想法。他的幺弟埃利希奥和妻子蜜丽安于9月搬到巴黎，而今前来伦敦探望他和梅塞德斯。虽然相差二十岁，埃利希奥和他有名的哥哥贾布却愈发亲近。1974年的圣诞节，埃利希奥、蜜丽安和贾布、梅塞德斯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巴塞罗那度过。

1974年9月，《抉择》的社论组出现政治问题，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的派系离开了杂志。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后来告诉我：“我们原本打算成为多元的团体，但大家很快分成几个小团体。贾布深受困扰，他觉得很难面对朋友之间相处引发的内在张力。他每次偷偷摸摸地回来都让自己很烦恼，但他们也把他政治化，让他从武装挣扎的现实中醒来，并把他当成左派的偶像。”[19]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变节的菲利普·阿杰，他揭露局里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很快会在世界各地造成轰动。[20]如今，没有人会拒绝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74年的哥伦比亚选举中，国家战线公约正式结束之后，自由党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百分之六十三点八的得票率接掌政权，但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虽然对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政治立场有所疑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乐意他能当总统，因为经由帕迪拉的科特斯家族，他们有远亲关系，他以前在波哥大上大学时上过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法律课，也很乐意可能有机会和一个显然不是保守派的人合作。[21]

《族长的秋天》终于在1975年3月于巴塞罗那出版。拉丁美洲的媒体充满谣言，说这本小说（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令人期盼的一本书）的出版迫在眉睫，上架前一天才完成出版前的工作。这本书由他的西班牙出版商“布拉扎·贾内斯”出版，一版印了惊人的五十万本精装本。6月，“布拉扎·贾内斯”出版他的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文学读者之间目前为止的账算是结清了。然而，在此书的评论方面，也许因为评论家有过高的期待，因而呈现出毁誉参半的狼狈结果，许多评论明显地不友善[22]。有些评论喜欢这本书超凡的诗意和讽刺的修辞，两者同时加深、嘲弄拉丁美洲最黑暗的幻想；其他人不喜欢也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声称其粗俗到指称其中持续夸张的，从缺乏标点符号到显然有问题的政治立场。这些分歧的意见在出版当时特别显著，但极端的异议则持续多年。

不过，《族长的秋天》终于肯定加西亚·马尔克斯专业作家的身份，证明在《百年孤独》之后，他还可以写出一本成功的小说。就算是不喜欢这部书的人也没有试图否定它出自伟大作家之手。虽然《百年孤独》很明白地宣示一个宽广、毋庸置疑的大陆面向，但仍然可以认出来这是一本哥伦比亚的小说。相反地，《族长的秋天》是一本属于拉丁美洲的书，书写时心中怀抱着象征性的读者群，几乎没有显著的哥伦比亚元素，不只是因为哥伦比亚从来没有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独裁者；体制上，20世纪的哥伦比亚大多时间属于“民主”国家。

在某种层次上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为作家最重要的作品是《族长的秋天》，而非《百年孤独》；因为有别于第一印象，这本书把他其他的作品压缩在其中。不论这本小说是否公认为他自己经常主张的“最佳”作品，但并不难看出他为什么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本，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它简明扼要之外再加上两个已经提过的理由：坚持独裁者所描绘的就是他自己；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在《百年孤独》麻醉性的成功之后，“证明”自己仍然是个作家。如此这般，也许可以说，如果《百年孤独》无疑是他“人生”的分水岭（就范围更大的世界以及后代子孙而言是最重要的一本书），那么，《族长的秋天》 是他作品的中心点；讽刺的是在这之后，他在文学上执着于权力这耗尽一切心力的本质会结束——而且就在权力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主题之时。他宣布除非皮诺切特下台，否则自己不会再写小说，他有两个很好的理由：其一，也是最重要的理由，他决心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接触；其二是他暂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可以写。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作家事业的前半段并不是在《百年孤独》的狂喜之中结束，而是在《族长的秋天》的痛苦中结束。就文学层面而言，他一点儿也不确定接下来往哪里去，因而只好专注在卡斯特罗身上。

那年春天，他又和利桑德罗·奥特罗在伦敦碰面，他回忆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我、马塔在阿尔及利亚大使布拉希米家用餐，一位仆人来到餐桌旁，带给贾布紧急口信。他去接电话，是卡门·巴尔塞斯，她带着第一批印好的《族长的秋天》刚从巴塞罗那抵达。我们一吃完晚餐就去她下榻的旅馆，她给贾布五本下午刚印好的书。他马上拿起笔，题字签书给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劳尔·罗阿、我。毫无疑问地，我觉得他是借这样的姿态宣示自己对古巴革命的投入。”[23]

假设他对于卡斯特罗主动效忠的姿态成功，他的新策略则需要一种复杂而低调的自我表达方式。借由属于他自己秘密的“人民阵线”，他同时支持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1975年6月初，他为了罗素民间法庭的事宜飞到里斯本，处理的就是人权和民主事宜。但1974年4月爆发葡萄牙革命，且初期是由士兵贯彻完成：这场发生在欧洲的革命也许代表着极大的可能性。这场革命对于非洲的意义和古巴一般深远，如同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一般。除了其他人之外，他见到瓦斯可·贡萨尔维斯首相及诗人何塞·高梅斯·费莱拉，并很快地在《抉择》杂志发表三篇重要的文章，内容关于革命之后葡萄牙的后续发展。[24]他支持葡萄牙革命、当时热烈进行中的秘鲁军事革命以及重度武装的古巴政权，他对于军事介入的态度开放得令人意外。在里斯本，他说秘鲁征用的报纸和他所赞成的征用石油没什么不同。他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乔亚的媒体自由，“归根究底那只是布尔乔亚的自由”。[25]这样的意见激怒了当时回到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加西亚·马尔克斯经由墨西哥城前往加勒比海，抵达墨西哥首都时，他向上帝祈祷永远不要得诺贝尔奖；不过后来发现上帝并没有听他的，但显然《卓越》杂志听到了，其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得到此荣耀的文章深植许多人的心里。[26]至于财富方面，6月17日的《卓越》报道，《百年孤独》加上《族长的秋天》使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富有，[27]显然他负担得起这自我加诸的文学假期，也可以拿他的名望冒险、进而追求政治使命。

回到加勒比海，他继续寻找此时沉迷追求的答案。古巴政府由革命游击队主掌，他们把自己、全体古巴人民变成士兵；阿连德被革命军推翻；如今，葡萄牙这个欧洲最长久的独裁政权也被军队推翻。革命士兵——西蒙·玻利瓦尔将军起死回生！——这是拉丁美洲问题的答案吗？他前往中美洲寻找答案。在那里，他采访了一位如暴雨般神气活现的人物，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吸引力仅次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从1968年起就是巴拿马民粹派独裁者，他的立论也认为，由于拉丁美洲当代新殖民地的特殊状况，有时为人民、属于人民，但非以人民为主人的独裁政权是必需的。[28]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和托里霍斯成为好朋友，几乎像亲兄弟一样。（托里霍斯坐下来读过《族长的秋天》后抬起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如此。”）托里霍斯的个性和卡斯特罗不太一样（有些人很悲观地说，卡斯特罗“受欢迎”的表演是经过严格的设计），托里霍斯当时已经开始了一场历史性的运动，要为巴拿马收复巴拿马运河。他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自己正和美国谈判一个新的运河条约，以及他愿意接受和不愿意接受的条件。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指出，美国所经营的美国学校所在地的国家里有军事反抗军出现，而这些大陆士兵又学会对抗自己人民的暴动，对美国而言非常麻烦。托里霍斯告诉他的新朋友，他打算直攻“最重要的后果”，也就是收复运河，驱逐殖民主义于无形。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巴拿马特别有兴趣，不只因为美国帝国主义鼓励巴拿马自己接手之前，巴拿马曾经属于哥伦比亚；也因为他的外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年轻时在此旅行，追求他最重要的一段爱情。托里霍斯大有可能是出生于巴兰基亚——的确，他在许多方面，特别是长相和举止，都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他已逝的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很快地，这两人在感情上深深地互相吸引而建立友谊，经过一段时间后成为一种爱慕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是唯一的一位，即使是冷冰冰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也和这位巴拿马领袖发展出密切而深厚的关系，最后针对这个过程写了一本毫无防备的书《与将军相识》。

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已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和他比起来托里霍斯只是小角色。很容易可以想象对于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从年轻时就沉迷于权力这个主题的人，能够认识卡斯特罗必定使他欣喜若狂。在《族长的秋天》中，有些类似之处是毋庸置疑的。这本小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十四年来第一次访问古巴的三个月前出版，书中形容一位沉迷于乡间活动特别是牲畜繁衍的独裁者，却有着“平滑少女之手、权力之戒”，这两个细节都指向菲德尔，当然提及之处有些可能是巧合，其他则毋庸置疑：“他盖了加勒比海最大的棒球场，授予我们的球队胜利与死亡的训言。”

不过，1975年，卡斯特罗较成功的一段时期正要开展。这个政权正安然度过包括帕迪拉事件的“斯大林主义者”时刻，并很快地在非洲开始其深具历史意义、大胆的军事行动。1975年，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和这岛国政权恢复外交关系；哥伦比亚于1961年阿贝尔托·耶拉斯执政时，与其中断的外交关系，也会在3月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恢复。这是洛佩斯·米切尔森所下的决定，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必定是个吉兆，他先前就已经暗自决定要重新和古巴革命建立关系，并早在四天前就抵达波哥大。

这一刻终于在7月来临，他和罗德里戈一起前往古巴。他们终于回来了，革命军政府提供他们所有需要的交通工具，任意前往岛上四处自由地与人民交谈。罗德里戈拍了两千多张照片，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我的想法是写出古巴人如何在自己家里打击禁运，不是政府或国家的作为，而是人民自己如何解决煮饭、洗衣、缝纫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日常生活的问题。”[29]他在9月发表了三次难忘的特稿，大标题是“古巴走透透”，他如此巧妙地结合强烈的恭维与细微的批评，以向官方表明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位重量级，但令人无比安心的革命舵手。[30]

夏季，这家人在墨西哥再度相聚。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在墨西哥城南部找到一栋房子，就在天使石砾区国立大学后方的祝融街上。三十几年后，这栋简朴的房子仍是他们主要的住所。这家人需要重新联系感情，这也许是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知罗德里戈一定会让他分心，仍带他一起前往古巴的原因。罗德里戈告诉我回到墨西哥的事，“其实，墨西哥才是我们一直回去的地方，而不是哥伦比亚，仿佛父母亲在1961年到1965年之间成了墨西哥人”。[31]

回到墨西哥可以让两个男孩重新确认，并重新建立他们长期的认同感。他们俩都不觉得自己是哥伦比亚人或西班牙人，然而，他们和墨西哥的关系却无法得以继续。罗德里戈决心建立自己的独立生活，不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生活，最后他也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小儿子贡萨罗对此没有那么敏感，但也尝试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虽然这在墨西哥特别困难，但他并未太过仰赖父亲的名望。再一次地，两个男孩被送到英语学校完成中学教育。

在这期间的1975年11月，一颗炸弹在波哥大《抉择》杂志的办公室爆炸，归因于某个保安组织，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后来告诉我，“就发生在我们谴责军队最高层腐败问题的同一时间”。[32]人在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安然无恙，但无畏地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炸弹显然是哥伦比亚军队的杰作，一定是来自最高层。他表示，洛佩斯·米切尔森显然是拒绝关闭杂志，才刺激军队采取如此的行动，显然他最近对于士兵的热诚并没有延伸到哥伦比亚的军队。更具挑衅意味的，他特别指名国防部部长卡马丘·雷瓦将军个人和这些压制政策有关。哥伦比亚军队不会忘记此事，他们也不会忘记自己怀疑《抉择》的发起人同情中产阶级精选的反抗军游击队M-19，他们于1974年象征性地偷去西蒙·玻利瓦尔之剑，也许甚至与其共谋。

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得很快，显然越变越好。不顾来自世界的抗议，佛朗哥将军的政权于9月27日处决了五名巴斯克激进分子（瑞典首相奥罗夫·帕尔梅说西班牙政府是“血淋淋的刽子手”），佛朗哥在10月21日严重心脏病发作，胡安·卡洛斯王子接任国家元首。在世界各地左翼分子的衷心喜悦中，佛朗哥终于在11月20日去世，胡安·卡洛斯于11月22日成为国王，三天后宣布大赦。西班牙开始转型为民主国家，发生剧烈的改变。11月10日，虽然有暴力冲突，安哥拉仍自葡萄牙殖民中独立；苏联顾问协助主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的马克思思想力量，对抗受美国支持的荷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安哥拉全面独立国家联盟”。11月11日，古巴宣布决定派数千名部队前往安哥拉，且一待就是十三年。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展现记者长才，为革命出力的机会。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行为所吸引。1976年2月12日，如今成为墨西哥城市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我们要活着回去》的电影首映会。他抵达时，为此活动来到当地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本片编剧——正站在大厅。贾布敞开双臂大叫：“兄弟！”马里奥是个颇有成就的业余拳击手，他不发一语地一拳打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脸上，让他倒地不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倒下的时候撞到头，躺在地上呈半昏迷状态。根据消息来源，马里奥在那时大叫：“这是为了你对派翠希亚说的话！”或是“那是为了你对派翠希亚做的事！”这成为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拳，至今仍然是大众热心猜测的焦点。在场有许多目击者，除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之外，此事背后的原因也有许多版本。[33]

据说，巴尔加斯·略萨的婚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危机，加西亚·马尔克斯自愿安慰马里奥显然心乱如麻、愤怒的妻子。有人说他的做法是建议她开始离婚程序，其他人说他所提供的安慰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马里奥的结论据称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对于派翠希亚的关心，置在他们的友谊之上。只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派翠希亚·略萨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或没有发生什么事[34]。只有派翠希亚·略萨知道，她和先生复合时，自己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只有她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35]至于梅塞德斯，她永远没有原谅巴尔加斯·略萨；不论由什么原因挑起，她也未曾忘记这个她认为是怯懦而有损名誉的行为。

毕竟不论比例如何，政治、性和私人恩怨这些素材组成强而有力的构合，在巴尔加斯·略萨感到被背叛的感觉背后，也许有着一股焦虑，他无法忍受这位矮小而不讨喜的哥伦比亚人。马里奥自己很不寻常且实至名归的文学成功及他如电影偶像般的英俊外形并不足以令他释然，因此，也许他唯一剩下的武器是那有力的一拳。他也许只因为出其不意才得以得逞；可以想象，受到警告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定会像查理·卓别林一般在他身边跑来跑去，不断从背后踢他。不论马里奥自己写得多好，不论他受到多少瞩目，报纸和大众最想知道的仍然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关的消息；不论马里奥认为拒绝卡斯特罗和古巴有多少正当性，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从帕迪拉事件中全身而退，成为拉丁美洲左派无人能敌的文学冠军。马里奥的挫折感一定异常深刻，[36]两人也从此没有再见面。

3月和4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古巴。他针对智利政变所写的文章已经得到世界的喝彩，他必定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至于愚蠢到忽视他这样的才能。因此，他提出这位古巴领袖无法拒绝的提议。他向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提议自己撰写古巴军队远征非洲的史诗故事，这是首次有第三世界国家干预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超级强国有关的冲突。由于古巴有奴隶和殖民的历史，因此特别注意当时的非洲解放运动。而且，如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物后来都认为古巴对于推翻南非的种族隔离有显著甚至非常重要的贡献。

古巴外交部部长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提议传达给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哥伦比亚人在哈瓦那的国家饭店等司令官的电话等了一个月。[37]某天下午三点钟，卡斯特罗坐着吉普车出现，他亲自开车，让当时还带着贡萨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坐在他身边。他们往乡间开去，菲德尔就食物讲了两个小时。“我问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忆道，“‘为什么你对食物知道得这么多？’‘年轻人，当你要负责喂饱整个国家的人民时，你就会去了解食物！’”如同许多人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讶异卡斯特罗对于事实的热爱，并且他也惊人地熟知各种细节。也许光是听过这位伟大领袖没有准备讲稿仍侃侃而谈的八小时演讲就可以想见，但他并没有预期到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及亲和力，不仅两人之间密谈时感觉如沐春风，即使是房间里有二三十个人时亦有相同的感受。

在这段探险旅程的最后，菲德尔说：“邀请梅塞德斯过来，然后和劳尔谈一谈。”梅塞德斯于次日抵达，但他们又等了一整个月才接到劳尔·卡斯特罗的电话。劳尔是军队领袖，他亲自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做简报：“所有顾问都在那个房间里，他以连我都很意外的方式，用地图开始揭露军事和国家机密。专家解释密码电报、译码，对我解释一切：机密地图、行动、指令、所有的一切，一分钟一分钟地交代。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他们给了我一张关键人物名单，这些人接到指示可以自由地与我交谈。我把所有的资料带到墨西哥，写成完整的叙述，名为‘卡罗达行动’”。[38]

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文章之后，寄给菲德尔先睹为快。三个月过去，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古巴讨论，咨询过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的意见之后，他做了修改，“理清重要的问题、补足缺少的细节”。这篇文章在世界各地同步发表，卡斯特罗兄弟非常高兴。加西亚·马尔克斯赢得他的革命荣耀，或者，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后来所说的，成为卡斯特罗兄弟的“走狗”。

他取悦的不只有菲德尔。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篇关于古巴和安哥拉的纪事，得到国际媒体组织的世界记者奖，这或许表示他们并不知道他有三位杰出的消息来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被理解地沉浸在他和拉丁美洲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的私人交谊里，他告诉记者自己不愿意谈论菲德尔，因为他担心这会让自己看起来很谄媚——然而他还是说了。而他说的话则惹恼了迈阿密以及其他地区的古巴流亡人士。

身为消息灵通的古巴革命捍卫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他的研究与自我教育。因为禁运，他也许已经放弃了书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但继续以此身份掩护了一段时间。他从一开始就了解到，人权和政治犯的问题是敌人会丢给他的重要议题，但既然尼克松和基辛格掌控下的美国已经对拉丁美洲进步运动做出毫不留情的处理，也就是以所谓的“安全方法”训练军事政权，包括刺杀、囚刑和假情报。如今他站在卡斯特罗的古巴这一边，他需要就监狱议题记下自己的想法——即使这表示他得不计一切地说服自己、认为在任何的情况下这处境都是可以接受、支持的。（在他为罗素民间法庭所做的工作中，他学到很多关于监狱管理的细节。）同时，讽刺的是，美国如今有新的领袖，清教徒似的吉米·卡特总统宣扬人权，对于这个议题似乎很真诚。因此，尼克松让加西亚·马尔克斯认清美国政府永远不会真正地改变，但卡特让他了解到，公共关系、外交、宣传如今也是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的奋斗中重要的部分。加西亚·马尔克斯深信，这些外在的反对力量其实希望古巴有政治犯，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继续攻击，也许他因而太过天真地相信这个国家应该把政治犯的人数尽可能减少到接近零，这是他在接下来几年中不遗余力的主要事务，也把注意的焦点从维持《抉择》杂志的战斗精神、捍卫古巴干预非洲，转移到国际外交上；渐渐地，随着处境越来越困难，只好转而作为捍卫古巴主权完整的后盾，如此而已。

1976年晚期，他和巴坦纳波监狱长期被拘禁的反革命犯会谈。他从名单中随机挑选了雷诺尔·冈萨雷斯。冈萨雷斯是反对派领袖，参与基督工会运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实质上是基督民主党。[39]他在1961年遭到逮捕，被控在朗丘·波耶罗机场附近，策划以火箭筒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纵火焚烧哈瓦那的“魅力购物中心”，杀死一位名为费·瓦耶的行政人员。冈萨雷斯后来承认这些指控皆属实。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冈萨雷斯在巴坦纳波监狱会谈之后，他的妻子特蕾希塔·阿瓦雷兹联系这位墨西哥城的作家，请他协助释放她先生。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她的恳求感动，也看到双赢的可能性。他决心和卡斯特罗谈一谈，但见了四五次面都不敢触及这个话题。

最后，卡斯特罗带着他和梅塞德斯坐着吉普车出去兜风。归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我们有点儿赶时间，我在小卡片上记下六点我想向他提起的事。菲德尔嘲笑我对每一点的精准提问，说‘这个好、那个不行、我们得做那个、我们得做另一个’。他回答第六点时，我们正经过通往哈瓦那的一座隧道，他问我：‘第七点是什么？’卡片上没有第七点，我不知道是否魔鬼在我耳边低语，但既然他这么说，我想，‘这可能是适当的时机’，我说：‘第七点在这里，不过很尴尬！’他说：‘好，告诉我是什么。’仿佛带着降落伞跳下飞机的人，我说：‘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带着获得自由的雷诺尔·冈萨雷斯，到墨西哥和他的妻小共度圣诞，有一家人会非常满足。’我没有回头看身后，但菲德尔没有看我，却看着梅塞德斯说：‘为什么梅塞德斯脸上那个表情？’还是没有回头去看梅塞德斯脸上的表情的我回答：‘她大概在想如果我带走雷诺尔·冈萨雷斯，假如他又对革命玩弄什么卑鄙的把戏，你会觉得我搞砸了。’接着，菲德尔对着梅塞德斯而不是对我说：‘你听我说，梅塞德斯，加夫列尔和我会做我们认为是对的事，如果在那之后发现那个人其实很卑鄙，那是另一个问题！’”回到旅馆房间后，始终谨慎的梅塞德斯指责丈夫的鲁莽，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却兴高采烈。不过几个月过去了，卡斯特罗却说他还没有办法说服国务会议的同人。面对事关复杂的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冈萨雷斯必须有耐心地等待。[40]

1977年8月，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和一位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重要的接触，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成为他重要的联系人和朋友，那个人就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袖菲利普·冈萨雷斯。6月15日，冈萨雷斯在西班牙睽违四十一年的选举中当选为马德里议员，而阿道夫·苏亚雷成为中间偏右的执政党中间民主联盟的总理。传奇的共产党激进分子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热情之花）自内战后首次回到西班牙参与这场选举。8月底，身为律师的冈萨雷斯在波哥大接受《抉择》杂志安东尼奥·卡巴耶罗（编辑）、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社长）、加西亚·马尔克斯（编辑顾问）的采访，文章标题为“菲利普·冈萨雷斯：严肃的社会主义者”。[41]社会党的拉丁美洲政策是在多少有点民主色彩的国家里支持所有以人民为本的政权，在非民主国家中支持解放运动：“使我们团结的目标是消除阻碍民主脚步的政权”。这篇文章并未包括冈萨雷斯对古巴的看法，但许多年后，这个问题终究在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造成问题。[42]

这次的采访很可能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心里勾起许多回忆。虽然他对其信仰和活动有所怀疑，不过，不久他就和一些温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国际”成员密切来往，包括好友委内瑞拉总统安德烈·佩雷斯、他父母哥伦比亚的亲戚、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菲利普·冈萨雷斯自己。密特朗和冈萨雷斯都密切注意着关于阿连德的事件进展及其死亡——但想当然在欧洲的观点有所不同。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和雷吉斯·德布雷有过一段认真的谈话，他也曾为革命派，如今考虑民主之路（他最后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旗下走上此路）。此时，德布雷自己已经是法国社会主义党的一员，加西亚·马尔克斯问他是否仍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他对拉丁美洲革命进展的看法[43]。几乎可以肯定从这一刻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离开《抉择》，寻找另一个角色，而且是一个双重角色：一个出现在拉丁美洲，一个出现在欧洲。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寻找布局的空间。6月初，他发表另一篇关于朋友奥马尔·托里霍斯的文章，公开地在标题中引用自己的作品：《有人写信给托里霍斯将军》。[44]当然，这在当时和未来都足以象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问题。他到底是在写关于有权力的男人，写给有权力的男人，还是为他们而写？如同在古巴一样，他先针对巴拿马的人权问题下笔，表示自己是现实和读者间诚实的中介（正如同最后他试图一方面扮演卡斯特罗和托里霍斯之间的媒介，另一方面则是冈萨雷斯和密特朗之间的媒介）。如此这般，他刻意地发掘据称是巴拿马政治犯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托里霍斯被控参与刑囚——并作为托里霍斯政权和墨西哥巴拿马流亡人士间的媒介。8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发表，写的是关于这位巴拿马的地方首领和美国的谈判、他所受到的生命威胁。[45]加西亚·马尔克斯把托里霍斯塑造成“骡子和老虎的结合”，可畏的对手、高明的谈判高手、认真的人且受到民众的爱戴。[46]

1977年9月7日，新的巴拿马运河协定终于在巴拿马市签署。巴拿马代表包括两位额外成员：格雷厄姆·格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两人都使用巴拿马护照——如同世界许多罪犯惯常的作为——并全然享受这个体验，像两个大男孩，[47]他们特别享受贴近怯懦的皮诺切特。10月，巴拿马人以公民投票通过新协定，虽然美国继续修改内容，但终于在1978年4月18日批准了修改过的协议。

1977年，随着两个男孩长大，也开始走上自己的路，加西亚·巴尔查这家人终于开始适应无法避免的分离。虽然，在某些方面而言，贾布和梅塞德斯在1974年至1975年就在两个男孩能离开他们之前先丢下过他们，但至少当时巴塞罗那还有一个家，可以让他们很自然地回去——尽管只是暂时的。如今，两个男孩要离家了，特别是罗德里戈要去巴黎上厨艺学校，贡萨罗则考虑跟着一起去学音乐。

这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在等待消息，回应他针对雷诺尔·冈萨雷斯的提议。终于，在1977年12月，情况开始有所进展。[48]在哈瓦那一场欢迎牙买加首相米歇尔·曼雷的宴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走向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他：“好啦，你可以带雷诺尔走。”三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感到大吃一惊的雷诺尔·冈萨雷斯抵达马德里，他的妻子特蕾希塔很快地和他们会合。1978年1月初，加西亚·马尔克斯、梅塞德斯、罗德里戈和冈萨雷斯及其家人在巴塞罗那碰面，听他详述古巴监狱里的悲惨遭遇。随后，冈萨雷斯一家人于1月15日飞往迈阿密。后来，卡斯特罗决定该是降低和三千名受监禁反革命分子的家人之间紧张关系的时候，革命军开始和流亡组织对话，冈萨雷斯扮演关键的角色，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策略和卡斯特罗的允诺辩护。

许多年来，对于自己协助说服古巴领导人做出重要决定，释放大多数犯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并不居功。他让卡斯特罗兄弟见到自己不只是充满善意，而且非常真诚地支持革命，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像自由派，而是更接近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如同他们的直觉可见，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渐渐地，他们互相因彼此的注意受到恭维，和菲德尔的关系从单纯的工具、政治手段，转变为近乎友谊的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对媒体坚称，他和卡斯特罗主要谈论的是文学。）

切·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也以没有太多重要的男性朋友为人知，只有他永远忠诚的弟弟劳尔和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马努耶·皮内罗、阿尔曼多·哈特这些人。因此，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友谊非比寻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仔细回顾之下，意外的程度又是另一回事。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西班牙语世界自塞万提斯以来最有名的作家，而且还刚好是社会主义者，又支持古巴。此外，他和菲德尔年纪相当，同样来自加勒比海，而他反帝国主义的原因，部分是为了反抗邻近美国垄断香蕉生产的联合水果公司。其中一则逸闻是，1948年4月“波哥大大暴动”时，两人都在波哥大，有些阴谋论者甚至相信他们从那时就开始一起意图颠覆拉丁美洲。虽然是个伟大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没有唯美主义的影子或知识分子的傲慢，他的生活方式允许他继续协助卡斯特罗和外界保持联系，虽然他实际上是被囚禁于阳光小岛之中。卡斯特罗自己告诉我，对于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两人相仿的加勒比海传统以及共有的拉丁美洲使命是极为重要的基础。“而且，”他补充道，“我们都是乡下人，我们都是海边人……我们都相信社会公理，相信人的尊严。加夫列尔最特别的是他对于旁人的爱，他对人休戚与共的感情，这是革命人的特性。如果没有爱与信任，是无法成为革命人的。”[49]

一般而言，古巴一切顺利，新的革命热诚也注入非洲。然而，一个崭新时代的曙光正要乍现。教皇保罗六世于8月6日去世，约翰·保罗一世继任，但于一个月后去世，导致约翰·保罗二世卡罗尔·沃伊蒂瓦的任命，他暗中与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结盟，两人都在他被任命的十八个月内当选，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教皇改变了对抗古巴的政治交易筹码（更别提加速了苏联瓦解）。更糟的是，从古巴的角度而言，就在1978年8月教皇保罗六世去世的两天之后，伊朗领袖实施戒严，这项行为使得他更快被推翻，进而迫使吉米·卡特总统垮台，以及右派总统罗纳德·里根当选。

1978年，在哥伦比亚选举中，左派的表现前所未有的糟糕，自由党参选人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阿亚拉当选总统，于8月7日开始任期。从一开始，《抉择》杂志对图尔瓦伊这位右派自由党就相当不友善，用漫画和文字强调他有多么肥胖，嘲弄他的招牌领结，眼镜后面空无一物暗示他没有大脑。[50]他们希望逼他退选，迫使自由党寻找更温和的参选人，杂志不断地质疑他的动机以及他当选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抉择》杂志以不寻常的激烈手段攻击他的任期，却只发现图尔瓦伊或他所代表的力量，轻易地以更激烈、实际上更意外的方式反击。

同时，中美洲继续震荡的革命过程，吉米·卡特像本丢·彼拉多一样，显然无法决定是当裁判还是球员。在尼加拉瓜，桑地诺反抗军（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整年都对索摩萨独裁政权施加压力。桑地诺阵线的领袖时常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位于墨西哥城的家会面，他有时候在古巴会见桑地诺运动的共同发起人托马斯·博尔赫。加西亚·马尔克斯协助谈判协议，把三个反抗军团体结合成一个共同的桑地诺阵线，后来甚至声称是他把这些年轻革命军称为“这些小伙子”。[51]1978年8月22日，一群桑地诺阵线的突击队员由艾登·帕斯托拉领军，占领马拿瓜的国会大厦，挟持二十五位众议员两天后，把其中四人用飞机载到巴拿马，并释放六十位政治犯，以换取其他人质的释放。帕斯托拉是“零号司令官”，八年前就已经想出这个计划。[52]加西亚·马尔克斯马上打电话给托里霍斯，表示他希望宣传这非凡的革命成就。托里霍斯自告奋勇地让游击队暂时不与外界沟通，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他马上出发，花了三天时间在一座军营里，和这起轰动一时的攻击中筋疲力竭的领袖谈话，包括艾登·帕斯托拉、朵拉·马利亚·特耶兹、雨果·托瑞斯，并于9月初发表一篇报道。[53]到了月底，美国强烈要求索摩萨辞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他放弃文学、选择担任政治新闻记者时，想做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艾登·帕斯托拉和雨果·托瑞斯倦极而沉睡，我继续和朵拉·马利亚这位了不起的女性一直工作到早上八点，接着回旅馆写报道。他们醒来的时候再修改，特别注明武器的正确用词、团体结构等。第二天晚上，我兴奋得无法入睡，就像二十岁第一份记者工作时一样。”[54]那一年稍晚，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抉择》杂志，他参与了尼加拉瓜危机中数次的高层讨论。

9月，就在他父亲狂热、积极于政治之时，罗德里戈因对厨艺学校幻灭，前往哈佛大学主修历史。身为这个革命家庭的一员，这似乎是个令人意外的目的地；也许是这明显的矛盾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0月向《时代报》保证，“我的家人比我的小说更重要”。

图尔瓦伊在哥伦比亚掌权之后，情况开始变得更糟糕。8月就职的一个月后，他提出安全章程以证明自己保守派的信誉，后来受到国际特赦组织严厉的批评。这几个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几位左派朋友参与、安排“人身保护令”这项人权运动。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虽然无疑是具有诚意，对于转移注意力到其他组织也是有效的工具，他们抗议、质疑拉丁美洲右派独裁政权的浪潮——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当然，卡特辩称古巴和巴拿马政府也是独裁政权，至于桑地诺组织则希望建立同类的政权。加西亚·马尔克斯出面担任新机构的负责人，总部位于相对安全的墨西哥城，于1978年12月26日在一家大都会旅馆就任。[55]（至于他们是否向墨西哥官方保证墨西哥本身不会成为攻击的对象，则不清楚。）在那次的会议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成功地宣布古巴已经不是政治囚犯之地，他小心翼翼，不为此事居功。

“人身保护令”成立的目的是作为拉丁美洲的人权组织，特别是为政治犯辩护，这奋斗的目标首先使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4年秋天结盟[56]。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个新组织的利器，他承担的方式就是从接下来两年的版税里拿出十万美元资助。他的朋友丹尼罗·巴尔图林曾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私人医生，他在莫迪纳官邸里陪着阿连德度过最后的几个小时，他也曾担任执行秘书。机构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代表，包括尼加拉瓜的革命神父埃尔内斯托·卡登纳尔，以及许多拥有类似才能和革新派背景的人。他们大多有反美的历史，不太可能有人想把“人身保护令”问题应用在古巴上——而且，想到智利、阿根廷、乌拉圭正发生的恐怖情形，其他人也不太可能想这么做。加西亚·马尔克斯挖苦地宣告《抉择》杂志打算“协助吉米·卡特总统实现他的人权政策”。他建议美国领袖应该从波多黎各开始，革命爱国者如罗莉塔·雷布伦已经被囚禁二十五年，许多罪名比她轻的都已经受到古巴政府的特赦。[57]

1979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谒见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请他支持“人身保护令”。他在梵蒂冈图书馆与教皇会面十五分钟。[58]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没有说，但显然他对这场短暂的会面深感挫折。他后来陈述，教皇无法想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甚至拉丁美洲异议人士的“失踪”——而不和他对东欧事物的“执迷”连在一起。接着，2月29日星期一，他谒见西班牙国王夫妇，由国家文化局音乐部主任阿尔巴公爵赫苏斯·阿基尔陪同。会面的地点在清歌剧院，他们对于拉丁美洲人权问题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重要，不只重要的左派人士如雷吉斯·德布雷和菲利普·阿杰必须见他，许多国际社会成员亦如是。被问到和皇室人员的相处与他所习惯的政治人物相比之下如何，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喔，其实他们是很自然的人，和他们谈什么都可以。至于礼仪，国王让我很安心……他们对于拉丁美洲所知甚详，我们对一些人物和景致有共同的回忆。他们一直以很真诚的感情谈及我们的大陆。”年轻的宪政君主领袖和如此重要的国际人物谈话，而这位国际知名作家上一本小说批评的却正是专制主义的权力，《国家报》认为这是非常正面的迹象。[59]

1979年7月19日，桑地诺组织在尼加拉瓜掌权。这则新闻已经被焦虑地等待一整年，特别是从美国和索摩萨政权在2月8日断交之后。索摩萨于6月6日宣布围城状态，终于在7月19日面对现实，远走海外。拉丁美洲左派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好消息了，这一年情况似乎有好转的迹象：毛里斯·毕晓普的亲古巴“新宝石运动”在3月13日拉下了格林纳达的首相，10月27日，这个岛屿自英国独立；巴拿马运河协定于10月1日生效，中美洲以军事政变继续革命之路，于10月15日罢黜萨尔瓦多总统卡洛斯·罗梅多。桑地诺组织掌权的四个星期前，在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电话向哥斯达黎加的朋友、同事、作家瑟席欧·拉米瑞兹进行采访，他刚宣布尼加拉瓜临时政府五位领袖之一已经流亡[60]。这两人讨论新政府的组织和功能、军事状态，哥伦比亚在不与索摩萨断交的政策下，美国可能的反应。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作家为何涉足政治时，拉米瑞兹回答：“你知道，在爱国战争、解放战争时，为了对付索摩萨这样的占领军，大家都抛下自己的工作，拿起来复枪，包括诗人。我认为自己是在战场上。”[61]

加西亚·马尔克斯持续关注尼加拉瓜革命，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但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和对古巴同样的热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尼加拉瓜没有像卡斯特罗一样的熟悉，当时他和任何领导团里的成员也没有像他和卡斯特罗一般亲近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想必总是有着不可避免的疑虑，如同他对智利实验所表现出来的；除非一个国家如同古巴一般采用同样无情的军事和政治手段，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容忍任何一种左派政权。而且，古巴自己的回应也加深了他的疑虑。古巴人帮助尼加拉瓜，但以拉丁美洲的观点看待持续的革命，他们现在也必须对美国更加敏感，美国自己被迫接受苏维埃否决入侵古巴一事，但永远不会接受任何接近“第二个古巴”的事情发生。

这家人在夏天游遍世界各地，包括日本、越南、香港、印度、莫斯科，随后罗德里戈回到哈佛，贾布、梅塞德斯、贡萨罗继续前往巴黎，贡萨罗在此开始研习音乐、主修长笛。他的父亲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事务上，他受邀在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服务，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际媒体的信息垄断。他接受朋友拉蒙·乔欧和伊格纳希欧·拉莫奈特的采访时表示，这篇文章的灵感是来自他和委员会的工作，标题是耸动的“信息战争已然开打”。[62]这两位记者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几乎是微服出游、几乎是秘密行动”。

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委员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6年的讨论之后，由首长阿马哈杜·马塔波成立，从一开始就出现重大的妥协，因为苏联人当然希望有完全国营的媒体，而美国人要完全私营的媒体。官方语言是英文、法文、俄文，1980年10月下旬，报告会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会。[63]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身为“孤独的文字猎人”，他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觉得这么无用，但同样地，他也从没有学到这么多过——更重要的是，信息从强者流向弱者，是富人支配穷人的重要工具[64]。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受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最后导致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奇妙的是，正是这个时候——苏联灾难性地进军阿富汗——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改变他的公开声明以及公开角色。较早的例子是他1980年2月25日在墨西哥城一场会议中的声明，表示拉丁美洲是无依无靠的受害者，只是美国和苏联冲突中的局外人。[65]虽然他向乔欧和拉莫奈特高谈阔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一般而言的世界的未来，或者如他所说的针对拉丁美洲的部分还不是那么有自信——当然世界的未来不可能一定会是社会主义。回顾罗纳德·里根的选举，他公开的深思熟虑，既然里根没有他假装的那么难缠，他会在拉丁美洲证明自己神枪手的名声，“那一片辽阔、孤独的后院，我们之中没有人打算为其牺牲自己的快乐”。[66]这证明是非常准确的预言。

但无论如何，他已经渴望回到文学。如今许多采访不断地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厌倦了近六年前自己所做出与皮诺切特有关的鲁莽的承诺。12月12日的《卓越》报道他在写一系列关于拉丁美洲人在巴黎的故事，会在皮诺切特下台的二十四小时后发表。有些人把他的“罢工承诺”解释为直到这位智利独裁者下台为止，以为他不只是停止发表，而是停止所有文学活动，对于如此解读的人而言，这样的消息令人失望。原来，他显然仍在写作，他的“文学罢工”一旦结束，作品就会像喷气式飞机盘旋世界最大城市上空等待降落般的排队出版。

他仍然不愿意承认更重要的事实是，他已经开始一本新的小说。那年稍早，他还是宣布自己已经“用光了题材”，他脑袋里“没有另一本小说”。[67]其实，他的下一本小说显然无关政治，是重要转变的预兆。他的读者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都没有了解到，他其实是在寻找爱情。世界各地都出现一股强烈的潮流，回归个人身上，与初步印象不同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抉择》杂志经历了一段了不起的努力过程，但已经遇到越来越多的财务困难，特别是图尔瓦伊掌权之后，政府施压阻止广告刊登。到了1979年年底，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杂志负责人继续用自己的资源补助，但1980年3月27日终于关门时，桑托斯·卡尔德隆和桑佩尔回到《时代报》，那些和波哥大的机构没有关系的人开始寻找其他的谋生方式，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自由地重新考虑他的政治和文学选项，计划下一个阶段的事业。

[1] 见普利尼奥·门多萨，Fina，Gentes，lugares（波哥大，行星，1986）。其中他在政变之后，立即把自己奇特的智利之旅通过Arica告诉当时是摄影师的Fina Torres。门多萨是唯一一个抵达聂鲁达家的外国记者，且在聂鲁达过世四个小时之后便见到其遗体，后来Fina Torres的照片传遍了全拉丁美洲。

[2] 重刊于《卓越》杂志，1973年10月8日。

[3] 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La imaginación al poder en Macondo，Crisis（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年（重印于Rentería，op.cit.）。在这则1970年的访谈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希望古巴考量自己的状况，创造一个社会主义，一个像古巴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富有想象力、喜悦，且没有任何官僚的腐败。”

[4] 胡安·葛萨殷，Ni yo mismo sé quién soy ：Gabo，《观察家报》，1971年1月17日。

[5] Guibert，Seven Voices，p.333. 但在p.329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苏联让他彻底不再抱幻想，因为那个体制“不是社会主义”。

[6] 见Luis Suárez，El periodismo me dio conciencia política，《街道》（La Calle）（马德里），1978年（收录于Rentería，pp.195-200）。

[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2年4月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时代报》的读者在哥伦比亚大选里举足轻重。

[8] 本章的基础是与以下三位记者的访谈：Antonio Caballero（马德里，1991；波哥大，1993）、丹尼尔·桑佩尔（马德里，1991）及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波哥大，1991、2007），且取材于以下人士的访谈：何塞·维森德·卡塔莱恩（波哥大，1993）、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波哥大，1991）、贝利萨里欧·贝当古（波哥大，1991）、Hernando Corral（波哥大，1998）、胡利奥·安德烈·卡马丘（卡塔赫纳，1991）、何塞·萨卡尔（波哥大，1991）、José Stevenson（波哥大，1991；卡塔赫纳，2007）、Fernando Gómez Agudelo（波哥大，1993）、Felipe López Caballero（波哥大，1993）、萝拉·雷斯特雪波（波哥大，1991）、Jaime Osorio（波哥大，1993）、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Jesús Martín Barbero（匹兹堡，2000）、玛丽亚·路易莎·门多萨（墨西哥城，1994）、伊莲娜·波妮娃托斯卡（墨西哥城，1994），及其余许多人。

[9] 见玛格丽妲·薇达尔，GGM，《彩印》，1981年。访谈重新刊登于Viaje a la memoria（entrevistas）（波哥大，Espasa Calpe，1997），pp.128-139。

[10] 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Seis años de compromiso ：breve historia de esta revista y de las realidades que determinan su cierre，《抉择》，第257期（最后一期），1980年3月27日。

[11] 第一篇刊登于1974年2月15日至28日号。第二篇刊登于1974年3月1日至15日号，包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El golpe en Chile（II）. Pilotos gringos bombardearon La Moneda。

[12] 取自英文版Why Allende Had to Die，New Statesman，伦敦，1974年3月15日，p.358。

[13] 两者均发表于1975年。

[14] 见Rafael Humberto Moreno Durán，Como el halcón peregrino（波哥大，Santillana，1995），p.117。Moreno Durán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派对上迟到，因为他“在马德里参加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葬礼”。2002年，作者曾询问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否认这件事。时间上应该是对的，但我来不及在2005年Moreno Durán去世前问他为何这么说。亦参见Julia Urquidi Illanes，Lo que Varguitas no dijo（拉巴斯，Khana Cruz，1983）。

[15] 见多诺索，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pp.148-149。

[16] “感觉好奇怪，我们以前总是一起到处旅行”（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访谈，纽约，1996年）。

[17]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18]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de la ficción a la política，《视野》（Visión），1975年1月30日。

[19] 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访谈，波哥大，1991年。

[20] 在此访谈中，采用评论阿杰著作Inside the Company ：CIA Diary，Harmondsworth，（Penguin，1975）的形式。刊登于《纽约书评》，1975年8月7日。

[21] 然而，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洛佩斯·米切尔森后来多年的关系有颇多批评。

[22] 最强烈的反应是哥伦比亚左派评论家Jaime Mejía Duque在1975年7月号Medellín发表的，"El otoño del patriarca" o la crisis de la desmesura，出版者不是别人，正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合作的黑羊出版社。

[23] 利桑德罗·奥特罗，Llover sobre mojado ：una reflexión sobre la historia（哈瓦那，Letras Cubanas，1997），p.208。

[24] 6月30日至7月7日，《抉择》，第40期，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Portugal，territorio libre de Europa；7月7日至14日，第41期，Portugal，territorio libre de Europa（II）. Pero qué carajo piensa el pueblo? ；及7月14日至21日，第42期的Portugal，territorio libre de Europa（III）. El socialismo al alcance de los militares。

[25] 见《卓越》杂志，1975年6月5日，引述Lisbon的Diário Popular。

[26] 《卓越》杂志，1975年6月30日。

[27] 《卓越》杂志，1975年6月17日。

[28] 见GGM entrevista a Torrijos. No descartamos la violencia，《抉择》，第38期，1975年6月16日至23日。

[29]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亦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Allá por los tiempos de la Coca-Cola，《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1日，实亦为禁运的故事，讲的是切·格拉瓦在革命早期设法找到可乐的替代品。

[30] 见《 抉择 》，第51期，1975年9月15日至22日，Cuba de cabo a rabo（I）；第52期，1975年9月22日至29日，Cuba de cabo a rabo（II）. La necesidad hace parir gemelos；第53期，1975年9月29日至10月6日，Cuba de cabo a rabo（III）. Final，si no me creen，vayan a verlo。

[31] 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访谈，纽约，1997年。

[32] 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访谈，波哥大，1991年。

[33] 例如，见马莉亚·路易莎·门多萨，La verdad embarazada，《卓越》杂志，1981年7月8日。

[34] 这就是六万四千美元的问题。大部分记者和许多读者一见到倒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作者就都想讨论这问题。

[35] 两位男士均不愿讨论这件事，但我与数位目击者讨论过此事，包括梅塞德斯·巴尔查及两位男士亲近的朋友。2008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本人发表了一出名为“塔梅西斯脚下”（Al pie del Támesis）的戏剧，其中主角忆及三十五年前揍了他的挚友一顿，且之后就未再相见。

[36] 见Perry Anderson，A magical realist and his reality，The Nation，2004年1月26日，一位赏析家读过两人的回忆录后对两人的比较，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再度略胜一筹。

[37]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38] 同上。

[39] 见他自己的证词，Y Fidel creó el Punto X（迈阿密，Saeta，1987）。

[40]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41] 菲利普·冈萨雷斯： 严肃的社会主义者（Felipe González Socialista serio），《 抉择 》，第129期，1977年8月29日至9月5日。

[42] 见Felipe，《观察家报》，1983年1月2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中回想第一次在波哥大的会面。

[43] GGM entrevista a Régis Debray ："Revolución se escribe sin mayúsculas"，《 抉择 》，第146、147期，1977年12月26日至1978年1月20日。

[4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general Torrijos sí tiene quien le escriba，《抉择》，第117期，1977年6月5日至12日。

[4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Torrijos，cruce de mula y tigre，《抉择》，第126期，1977年8月8日至15日。

[46] 见格雷厄姆·格林，Getting to Know the General ：The Story of an Involvement（伦敦，Bodley Head，1984）。献给“吾友奥马尔·托里霍斯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及巴拿马的朋友”。

[47]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raham Greene ：la ruleta rusa de la literatura，《 观察家报 》，1982年1月27日，及Las veinte horas de Graham Greene en La Habana，《观察家报》，1983年1月16日。

[48] 见拉蒙·乔欧，García Márquez ：El caso Reynold González，《 凯旋 》（马德里），1978年4月29日，pp.54-56。

[49] 卡斯特罗，访谈，哈瓦那，1977年1月。

[50] 例如，见Turbay，el candidato enmascarado，《抉择》，第94期，1978年8月23日至30日。

[51] 见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249。其中提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袖的关系。

[52]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dén Pastora，《观察家报》，1981年7月19日。

[53]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ocura maestra，tomar palacio，《 卓越 》 杂志，1978年9月1日；这是当天报纸头版头条新闻。

[5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dén Pastora，《观察家报》，1981年7月19日。

[55] 《卓越》杂志，1978年12月21日。

[56] 见Habeas ：de verdad por los derechos humanos，《 抉择 》，第194期，1978年12月25日至1979年1月22日。

[57] 1979年10月在巴黎对拉蒙·乔欧和伊格纳希欧拉莫奈特的一场访谈，La guerra de la información.Tres casos ：Nicaragua，Vietnam y Cuba，《抉择》，第237期，1979年11月1日至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到罗莉塔·雷布伦和她波多黎各的同志当时获卡特释放，“但仅是为了选举的考量”。

[58] 见Habeas y los derechos humanos ：despegue por lo alto，《 抉择 》，第201期，1979年2月26日。其中宣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月19日见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且于2月3日见到西班牙国王与皇后。

[59] 引述于《时代报》，1979年2月8日。

[60] Gobierno de post-guerra ：GGM entrevista a Sergio Ramírez，《 抉择 》，第218期，1979年6月21日至28日。

[61] 约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电影剧本《桑帝诺万岁》同时发表。此剧本后来以“绑架”及“突袭”为名。

[62] 乔欧与拉莫奈特，La guerra de la información. Tres casos ：Nicaragua，Vietnam y Cuba，《 抉择 》，第201期，1979年2月26日。

[63] 针对麦克布莱德报告，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comisión de Babel，《 观察家报 》，1980年11月2日。并见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250，其中提到1980年、1981年间有过八次会议：四次在巴黎，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埃西亚）、德里（印度）和阿卡波可（墨西哥）各一次。

[64] 最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智利籍同事胡安·萨莫维亚（Juan Somavía）（其人后来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的秘书长）不满委员会达成的妥协方案，合递了一份弱势纪实文件。

[65] 这些意见发表于“拉美记者联盟”（Feder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Periodistas）在墨西哥城为墨西哥总统波提罗举办的午宴上。

[6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Del malo conocido al peor por conocer，《观察家报》，1980年11月9日。

[67] 见La Revolución Cubana me libró de todos los honores detestables de este mundo，Bohemia（哈瓦那），1979，收录于Rentería，pp.201-209 ：“我完全没了写书的灵感。若有一天又有了灵感，那就棒极了。”

1973年9月11日，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捍卫莫迪纳官邸，阻挡反抗军。他身后是丹尼罗·巴尔图林医生，与阿连德不同的是，他逃过一劫，后来在哈瓦那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好友。

皮诺切特将军（前排，反叛军陆军总司令）与其亲信，1973年9月11日摄于智利圣地亚哥。

1976年2月，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

“菲德尔是国王”：20世纪80年代，古巴总统卡斯特罗。

巴拿马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摄于20世纪70年代。

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菲利普·冈萨雷斯，1977年摄于波哥大。

加西亚·马尔克斯、卡门·巴尔塞斯、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1977年摄于波哥大黄金城机场。

加西亚·马尔克斯、康斯薇洛·阿劳侯诺葛拉（“贾西卡”）、基耶尔莫·卡诺（《观察家报》编辑），1977年摄于波哥大。基耶尔莫·卡诺于1986年被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手下杀害。据称康斯薇洛于2001年被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杀害。

第二十章

回归文学：《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以及诺贝尔奖

1980—1982

如今安居于巴黎的索菲特饭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间分成两部分： 早上是写作时间，下午则处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事务，其组织任务与当时“第三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亦即考量“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可能性，跳脱由西方机构全权掌握国际新闻内容的局面。[1]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认同这样的理念，这次的合作却代表他公开战斗生涯的结束，再也没有罗素民间法庭或麦克布莱德委员会，也没有《抉择》或《战斗新闻报道》（20世纪70年代于波哥大发行的政治论文选集），他甚至连“人身保护令”这类激进主义的努力都放弃。他下定决心停止激进的政治做法，转战幕后外交调解。既然皮诺切特近期内不太可能下台，他决定放弃等待，选择回归小说创作，同时，这也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宣传方式。1981年9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大言不惭地表示“身为作家的他比政治家危险多了”。[2]

虽然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但从《恶时辰》发表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其实只出版了两本小说——《百年孤独》以及《族长的秋天》，他必须写出更多作品才能成为当代伟大的作家。至于政治，他永远不会抛弃拉丁美洲或自己的政治核心价值，然而，他也下定决心把关注的焦点及政治渴望全部投注在古巴，当然还有哥伦比亚，投入的程度，足以使他对这个悲哀的国家保有乐观的前景。姑且不论古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劣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古巴至少代表道德上的胜利。菲德尔是拉丁美洲人，是屹立不动的象征，代表整个拉丁美洲的希望以及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的尊严。马尔克斯决定停止冲撞拉丁美洲历史的这堵墙，乐观以对。

除了古巴和哥伦比亚，他把自己从对拉丁美洲直接冲突的状态中微妙地抽离出来，转而开始花时间在之前所不喜欢的两个地点：巴黎和卡塔赫纳。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在这两座城市购置了公寓：蒙帕纳斯的史丹尼斯拉路上以及卡塔赫纳的“大口区”，眺望观光海岸及他深爱的加勒比海。1980年9月，他终于重新执笔写了短篇小说《雪地上的血迹》，故事起于卡塔赫纳，止于巴黎，完全反映了他的情况（甚至还放进了他与塔奇雅在巴黎的那一段过去）。[3]同时，他典型的直觉、时机、运气融合为一，他的两位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朗获任法国公职，分别成为总理和文化部部长。另一位朋友雷吉斯·德布雷成为重要但颇具争议的政府顾问。至于卡塔赫纳，感谢航空服务的改善及卡恰克价值观的改变，此处逐渐成为波哥大权贵的度假胜地。

对于一个如今五十多岁，理所当然可以大声说自己曾经为革命尽力的人而言，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回春时期。带着短暂精通法国高级料理的经历，罗德里戈开始他的“出埃及记”——离开巴黎。如今，既然罗德里戈已在哈佛读书，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帮小儿子贡萨罗在此物色合适的音乐课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埃利希奥也在巴黎住了几年，稍后搬到伦敦。同时，年青一辈的哥伦比亚记者，如曾任《抉择》的伙伴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安东尼奥·卡巴耶罗，以及《观察家报》的马利亚·希门纳·杜赞等，他们都在巴黎，普利尼奥·门多萨则在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高层的关系对他们都很重要。[4]虽然梅塞德斯在巴黎的时间比贾布短，但她照顾这些年轻的哥伦比亚人，偶尔当他们的媒人，在他们爱情受挫时安慰他们。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则参与友人深夜冗长的讨论，也让朋友知道他虽然改变了做法，但是背后的信念依旧。[5]

拥有自己小公寓的贡萨罗很快地对长笛失去兴趣，让父亲很失望。如今十九岁的他，于1981年开始学习绘画，并遇见了未来的妻子，也就是曾任《势利》杂志编辑、墨西哥前卫作家萨尔瓦多·埃利桑多的女儿——帕·埃利桑多。贡萨罗的父母不在时，塔奇雅就像姑姑一样地照顾他，她还住在观测所大道上，他们自己《恶时辰》中灰暗医院的对面。《雪地上的血迹》在1980年9月6日刊载于《观察家报》时，《主日》杂志的封面是一张滴血玫瑰的图片。

这个寓含深意的故事发表几星期后，出现了一篇有关梅塞德斯的罕见文章，出自普利尼奥的妹妹康斯薇洛·门多萨·利安诺。文中公开而婉转地评论贾布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之爱，提到他“或许曾经很爱她”，并暗示梅塞德斯对这件事，甚至其他事太过天真。姑且不论梅塞德斯是否完全理解最近出版的这篇短篇小说，但这篇毫不避讳的导读刊登，必定造成意外的难堪局面。然而，这篇文章以受访人大胆的反击收尾，康斯薇洛·门多萨写道： “她一点儿都不为那些女性书迷感到困扰。她说：‘你知道，贾布一直很崇拜女性，从书里就看得出来。到处都有他喜爱的女性朋友，而且多数都不是作家。不过，女性作家有时候也很麻烦，你不觉得吗？’”[6]

1980年3月19日，在一次访问古巴的行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布自己在没人知道他在写作的情况下，“上星期”完成了一部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小说。他表示，这本小说“不算是合格的小说也不算是报道文体”。稍后他又声称此作品“其实类似美式的‘新新闻’写作手法”。他不断重复一个最喜欢的意象——写故事就像是搅拌水泥，而写小说正如砌砖块。接着他又加了一个新的比喻：“小说就像婚姻，可以每天不断修正；但故事就像外遇，即使行不通也没法修正。”[7]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接受这崭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当他试图为最近涌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古巴政治难民潮辩护时，意见不同的古巴作家雷纳多·阿瑞纳斯写了一篇文章，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容易受骗，其中难以翻译的双关语标题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驴蛋还是混蛋？”（an Ass or an Asshole?）文中特别提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越南船民及古巴政治难民的评论。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作家，之前一直在西方生活、写作，在那里他的作品被广泛地接受，并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让他在当地有了生活上的保障，并且拥有了较高的声望。让这个作者得以得到世界给予他的自由和机会，而他应该为此向共产主义道歉，他将知识分子变成了警察和世界警察（没有其他的存在可能），从而成为所谓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肆无忌惮的宣传者，他们自由的生存在共产主义的担保和设施的庇护下，并且渐渐地破坏着它。[8]

5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纽约时报》亚伦·莱丁的专访。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美国与古巴调解难民问题之际去过哈瓦那”，他在专访中向莱丁解释自己已经成立“人身保护令”，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联系左派以及当权者，协助释放游击队绑架的受害者”。[9]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某人两边都想讨好，并且明显已受到“当权者”的引诱，不论当权的是谁。至于期盼已久的关于古巴的书，“有许多门为我敞开，但是我知道这本书备受争议，可能会让有心人士拿来批评古巴，因此，即使许多古巴人希望我出版，我还是拒绝出版”。莱丁也写道，“他虽然常常造访哈瓦那，却无法在此定居：‘因为我从没历经过所有过程，所以无法在那里定居。现阶段我也很难在那里定居或适应那边的状况。我会错过很多东西。我无法住在一个缺乏信息的地方。我渴望阅读世界各地的新闻与杂志。’然而，他也认为自己无法住在哥伦比亚。‘我在那里毫无隐私可言，’他说，‘每件事都和我有关，每件事都牵扯到我。如果总统笑了，我必须对他的笑发表意见。如果今天他没笑，我也必须对此发表意见。’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自1961年起就长住墨西哥城。”

一如往常，这本最终命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作品其实来自过去；小说背景来自三十年前他的好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在苏克雷遭到谋杀；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故事主轴与《恶时辰》相去不远。然而，已经投身政治七年的作者，把小说的时空背景更往前推，设定在哥伦比亚政治较为安定的时期，如此一来，他无须如《恶时辰》中一般，把故事内容归因于资本主义、遥远而残酷的保守党政府，而是年代更久远、深层、深受天主教影响的社会体系。而且，故事一开始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的执迷，就远不如对于道德和社会差异的执迷。即使读者及评论者没特别注意到这个情形，但他的文学架构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

在现实世界里，1951年1月在小镇苏克雷，一位年轻人米格尔·帕伦西亚在结婚当天收到一封短笺，其中提及他的新娘玛格丽妲·奇卡·萨拉斯已非完璧之身，他因此感到受辱而把新娘退回。1月22日，在全镇镇民眼前，新娘的兄弟维多·马努耶和何塞·华金·奇卡·萨拉斯在大广场杀了她的前男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奇门多，据称他引诱玛格丽妲、夺去她的童贞后又遗弃她。[10]这起谋杀案的手法相当凶残：贞提尔的尸体被大卸八块。[11]贞提尔的母亲是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的好友（教母），卡耶塔诺则是贾布、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大妹玛歌的好友。路易斯·安立奎前一天还与卡耶塔诺在一起，玛歌在他被杀的几分钟前才和他见过面；年仅十一岁的海梅目睹了他的死亡。从那天起，贾布就一直想写出这起惨剧背后的故事，但因为这个事件关系到他与家人的密友，他的母亲要求他必须等到事件主角的双亲亡故之后，方可写出这个故事。（这起谋杀案也是1951年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离开苏克雷的原因。）1980年，贾布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时，当年关系密切的人物多已过世，他得以如《族长的秋天》一书中加入自己的角色一般，冷酷地把他所了解的事实情节与人物放入这本小说里。[12]

在1979年全家环游世界返家的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作终于成形。他在阿尔及尔机场见到一位带着猎鹰的阿拉伯王子，灵光一现地想到该如何表现卡耶塔诺·贞提尔与奇卡氏兄弟之间的冲突。有着意大利移民血统的贞提尔，化身为阿拉伯人圣蒂亚哥·纳萨，因而较为接近梅塞德斯·巴尔查家族的血统；梅塞德斯的朋友玛格丽妲·奇卡则化身为安赫拉·维卡里欧，来格尔·帕伦西亚成为书中的巴亚多·圣罗曼。维多·马努耶和何塞·华金·奇卡·萨拉斯分别化身为双胞胎兄弟佩德罗与帕布罗·维卡里欧。书中大部分的其他细节与现实有雷同或类似之处，有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受到修正，特别是阶级的部分。自然地，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运用小说家魔幻的角度，将故事写得更戏剧化。

现代主义风格的《枯枝败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具自传意味的小说，但他避开所有直接的自述手法；在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却有着明确而鲜明的自传体元素：书中的叙事者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即使在小说里没有名字，但读者清楚地知道就是他，因为书中叙事者的妻子叫梅塞德斯（而且作者似乎预期我们知道她是谁）、母亲叫路易莎·圣蒂雅嘉、兄弟分别为路易斯·安立奎和海梅、妹妹玛歌，另一位是没有具名的修女，这甚至是他的书中第一次出现父亲一角，只是没有名字。由于书中细节与他的家人和生活有很大的相关性，但不全然真实，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利用这些细节玩弄读者以及现实。例如，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路易莎·圣蒂雅嘉、路易斯·安立奎、玛歌以及海梅的确都在苏克雷，但贾布、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艾妲和梅塞德斯并不在；还有，韦内佛列妲姑婆早已葬于阿拉卡塔卡多年，却在小说最后活生生地出现。小说中，他的家族成员不但以本名出现，连个性和说话的语气也都栩栩如生。叙事者提到他在梅塞德斯还是小女孩儿时就向她求婚，事实也是如此；不过，他在小说里加了一位妓女，用的名字是他在苏克雷认识的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他在小说中多次与这位妓女共度春宵。小说里故事发生的小镇没有名字，但和苏克雷一样有河流经过；这个家族的房子就坐落在河畔、远离大广场的芒果园里，和现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在苏克雷的家地点一模一样。不过，现实中的苏克雷从未如小说一般见过大型轮船或汽车；当然远处也看不到卡塔赫纳。除此之外，这个小镇的描述几乎和现实的苏克雷一模一样。

这部小说在酝酿之初便以成为文学杰作为目标。如今，作者明显地判若两人，是位截然不同的作者，散发出不同的光芒。在这本小说里，他仿佛斗牛士一般以令人难忘、兼具戏剧与美学的方式将牛一击毙命，其作品成果也如同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般受欢迎，让人不由自主、无可抗拒地接受。小说同时有自我嘲讽之处，亦是其可取之处。作者含蓄地嘲讽悬疑的概念，在小说第一章的第一行就明白地指出角色的死亡，并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提了数次，最后（或许是独特的地方）由主角像拿着玫瑰花束般地握着自己的肠子。在小说的最后一页说：“韦内佛列妲小姐，他们杀了我。”接着，这个可怜的角色倒下，故事结束。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书名中提到的“事先张扬”，指的不只是故事本身，也是他选择叙述这个故事的方式。整个故事的讽刺与矛盾都很技巧地隐藏在复杂的作品中，由这位经验老到的作者从容不迫地引领读者走过整个故事。

新婚之夜，巴亚多·圣罗曼发现安赫拉·维卡里欧不是处女，把她退还给她的家族，她最后承认引诱她的是圣蒂亚哥·纳萨。她的兄弟为了报复而杀掉纳萨之后把他藏身教堂里，并告诉神父：“我们是在全盘了解的情况下杀了他，但我们是无罪的。”双胞胎的律师争辩这起谋杀是合法的保卫名誉，然而，虽然他们并不认罪，却似乎尽了一切力量，警告纳萨或让自己受到他人的制止——他们选择等待他的地点是他最不可能出现之处，而且是在众人的眼前。叙事者评论道：“没有比此更预先通知的死亡。”对于小镇的其他人而言，只有一位受害者，也就是受到欺骗的新郎巴亚多·圣罗曼。一直到二十三年后，叙事者再次见到他时，他依然保持神秘，什么也没说。神奇的是，安赫拉原本不太愿意嫁给他，却在被他拒绝的那一刻起转而爱上他，为他着迷。最后，等他们两人都垂垂老矣之时，他带着两千封未拆开的信件出现，简短地说：“是的，我来了。”

如同17世纪“黄金年代”以降到20世纪罗卡的戏剧一般，许多西班牙作品的中心主题皆以这部小说中的荣誉、耻辱、男子气概为社会主轴。（从此主题选择的本身，明显可看出作者谨慎地改变路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结论或许是：由于他们加诸女人的行为，他们彼此之间的暴力相向完全是活该。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此书时，马尔克斯上校以及梅达多的故事必定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能负责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其实这一切由命运掌握？讽刺的意味出现在每一个层面；最荒谬的是，圣蒂亚哥·纳萨可能根本没有犯下为他招来杀机的那档子事，而双胞胎也不是真的想杀死他。真正招致死亡的，其实是命运结合了不可靠的人性，甚至是两者之间的认知混淆。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或许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标题。出现在无数的报纸头条、杂志版面上。使用的原因，当然是暗示不管什么样的宣告都可以受到阻止，人为的介入可以决定世界的方向（虽然颇具讽刺的是，小说传达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信息）。整体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倾向暗示事情多半是归因于人为介入，有别于拉丁美洲人民一般普遍倾向于相信宿命。整体而言，他后期的作品似以更存疑的态度质疑何者受到人为介入，并展现许多事并不是事在人为。矛盾的是，他早期的作品较为悲观，却出自含蓄乐观的社会主义观点，目的是改变人心与观念；他的后期作品较为活泼，却来自几近绝望的世界观。

1973年至1979年间，他活跃于政治宣传及运动，这个时期结束时，同时也是为了准备他所直觉之未来的到来，他如今拥抱先前拒绝的角色：成为名流。完成《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之后，预料到自己会回到哥伦比亚，他与媒体的朋友沟通，希望从事完全不同的新闻报道。他的新作回归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卡塔赫纳及巴兰基亚时所写的文章，更接近文学体而非新闻。[13]这些文章同时具有政治与文化评论，类似连载的回忆录，或是给朋友的每周一信，或是供书迷传阅、持续的公开日记[14]。不过，这日记并非来自一个需要笔名、让自己有身份证明的专栏作家，这是“名人”日记。

他的文章同时发表于世界各大媒体，最重要的是波哥大的《观察家报》 和西班牙的《国家报》，还包括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其他平面媒体。从一开始，这些文章最显著的就是他出人意料的立场上的改变。虽然许多文章仍然与政治时事相关，却已经少了左派急迫的语气。为这些文章执笔的是一位“伟人”，仿佛是一位19世纪已经受到普世赞扬、肯定的小说家。他依然很亲切——的确，如此重要的人依然如此亲切显然是一种荣幸（两者含义都存在于字里行间）——但这已经不是年轻的“塞提莫斯”，以独特的疯狂写他的“长颈鹿”专栏，也不是最近《抉择》杂志记者的同志情谊。如此这般立场与语气的转变，是他最有效的宣传伎俩，以熟练的戏法进行。很明显，这冷静、谨慎的语气知道一切，但别无所求，其主人即使回到文章每周日发表的波哥大，也不会引起波澜。

这些文章从1980年9月开始发表，持续到1984年3月，这位作家在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居然还能每周一篇地发表，而且累积到惊人的一百七十三篇。[15]然而回顾之下，其中最惊人的恐怕是前四篇文章都和诺贝尔奖有关。[16]字里行间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做了许多研究，而且非常熟悉斯德哥尔摩，更夸张的是，他不但见过重要院士亚图·隆德尔克斯特，还去过他家拜访。他研究诺贝尔委员会的组成、遴选方式、授奖仪式的程序。他在第一篇文章提到瑞典皇家学院就像死亡一样，总是出人意料之外。但就他的情况而言却并非如此！

从一开始，他就让读者以为自己可以一窥“富有名流的生活”，同享“香槟、鱼子酱的生活梦想”[17]。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不断地提起自己目前的生活与生活方式、他所认识的重要人物，还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过去，仿佛世界各地的读者不证自明地都对此感兴趣。从1979年刊载于《抉择》的最后一篇文章，到1980年9月《观察家报》的第一篇文章之间，仿佛二十五年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是发生在博尔赫斯笔下《秘密的奇迹》中的角色身上，倒是有可能发生。同时，在不背离国际自由派主流意见的情形下，他成功地以高尚的手法，持续反对里根政府在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所进行的新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项卓越的成就，他必须以声誉卓著的民主政治人物如冈萨雷斯、密特朗、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取代革命同志及联系人，如“迈向社会主义”的佩科夫、M-19的海岸人游击队队长海梅·贝特曼。

他的读者发现这位伟人和多数人一样惧怕飞行，而且，他揭露其他伟人也深受其苦：如布努埃尔、毕加索，甚至是经常旅行的卡洛斯·富恩特斯。纵然他如此害怕，却似乎经常在旅行，而且提供光鲜旅程中的见闻和热情的书迷分享：去了哪里，见了谁，这些人什么样子，有什么弱点（因为很明显的，每个人都有弱点）。他也很迷信，而且，他似乎相信自己因此更受人喜爱。他甚至也有迷惑、不安全感。1980年12月，他在巴黎回想遇害的约翰·列侬，怀念起披头士跨越好几个世代的音乐，难过地说：“这天下午，透过雾茫茫的窗户看着外面的大雪，想到经过了五十几年，我还是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些什么，我的印象是从我出生到有披头士的音乐前，世界都是一成不变的。”[18]他强调列侬最重要的就是代表爱。回顾起来，他的读者或许认为他比较显著的特质是权力、孤独、缺乏爱；不过，他们即将改观。

这篇关于约翰·列侬的文章隐含寓意，但这次提供他方向的答案并不是巴黎、欧洲。尽管他此时接受一连串的采访，他需要回到最近一本小说的背景地，也就是哥伦比亚。他多年前就承诺要回去，但1980年初《抉择》关闭时，当地局势又返回混乱的困境：新的暴力势力、新的贩毒浪潮、新的游击队出现，三者结合做出惊天动地的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于1981年2月回到图尔瓦伊政权下受压制、保守的哥伦比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举办了家庭聚会，最受注目的是艾尔维拉姨妈，也就是“巴姨妈”，她惊人的记忆力惊艳全场。[19]在此之后，他开始在最近为最喜欢的妹妹玛歌在“大口区”买的公寓里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后不久，哥伦比亚诗人兼评论家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博尔达前往拜访，并获准带走《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手稿，他在邻近旅馆的十九楼花了两个小时读完。[20]哥布·博尔达的报道中提到，作者每天都在玛歌的公寓工作，然后走下四楼、开车前去探视住在曼加的母亲，听“父亲说难懂的笑话”。

3月20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出席法国大使馆所举办的荣誉勋位晚会，他再次见到哥布·博尔达，他们同意这可称为“卑鄙的卡恰克人和下流的‘岸边人’之间的会面”。哥布·博尔达表示，他从没见过他的受访人在哥伦比亚这么快乐。这小小的满足并没有维持多久，两人谈话当天，总统宣布与古巴断交。更严重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收到情报，政府试图把他和M-19游击队扯上关系，也就是与古巴扯上关系，甚至谣传他可能遭到暗杀。他事后告诉墨西哥记者，关于哥伦比亚军方计划暗杀他的故事，他至少听过四种不同的版本。[21]3月25日，在朋友的包围保护之下，他前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在那里过夜。[22]第二天晚上七点十分，他在墨西哥驻哥伦比亚大使马利亚·安东尼亚·桑切兹 - 贾维托的保护下往北飞；在墨西哥机场，有另一大群朋友与更多的记者等着迎接他。墨西哥政府马上派了贴身保镖给他。

飞行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哥伦比亚记者玛格丽妲·薇达尔长谈，她后来针对此事写了一篇深度报道。[23]随着飞机经过加勒比海上空，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她保证，卡斯特罗或托里霍斯都没有提供武器给哥伦比亚游击队：卡斯特罗和洛佩斯·米切尔森达成协议，不提供军事协助，也谨守承诺。他预期自己会在洛佩斯·米切尔森再度成为总统时返回哥伦比亚。他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不论代价为何，革命是唯一长远的解决之道，但他看不出如何能达到目标。哥伦比亚一直是一个自觉性很低的国家，就民粹主义而言时机成熟，就革命而言却不然。哥伦比亚人已经对一切失去信心，政治从未有所助益，如今人民各自为己，社会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有组织的左派，或是只有无法说服人民的左派、只会分裂的左派，这样的国家成不了事。”

对于一部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小说而言，这一切是非比寻常的背景。可以想象，对于这位自以为是的左派“岸边人”即将遭遇的不愉快和讽刺的意外事件，军营里的哥伦比亚军官几天前可能还在暗自偷笑。总之，主角逃跑了，庆祝他返回哥伦比亚的礼物——他的新小说——在波哥大发表，但主角缺席。

读者觉得《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所叙述的故事非常曲折离奇，然而，这本小说本身出版后亦遭逢自己曲折的故事。首先，小说在西班牙（布鲁奎拉出版社）、哥伦比亚（黑羊出版社）、阿根廷（南美洲出版社）、墨西哥（蒂安纳出版社）同时出版时，销售成绩斐然。1981年1月23日，《卓越》报道西班牙语世界印制超过一百万本——四个国家各印二十五万本平装版、西班牙五万本精装版。据报道，黑羊出版社4月才完成印刷，是拉丁美洲历史上单一印刷最耗时的小说。4月26日，《卓越》报道光是墨西哥的广告就耗费十四万美元，此书并翻译成三十一种语言，拉丁美洲各地街角的报贩和零食摊都买得到。

小说出版不久，黑羊出版社的老板何塞·维森德·卡塔莱因接受采访。[24]原来，小说印制的数量不是一百万本，而是两百万本：哥伦比亚一百万本，西班牙和阿根廷总共一百万本，不过，卡塔莱因所引用的数字并不是太可信，正如同他的公司名称“黑羊”所暗示的。在此之前，哥伦比亚最高的初版数是一万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书初版印刷量是世界文学作品之最。印制两百万本所代表的意思是，购买了两百吨的纸张、十吨的硬纸、一千六百公斤的墨水。光是把哥伦比亚的书运送出境，就需要四十五架波音七二七客机。仿佛锦上添花，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29日宣布《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是“我最杰出的作品”。不过，5月12日，某些哥伦比亚评论声称这本书是“冒牌货”，只不过是一篇较长的短篇故事，对于作者先前的成就并无再上层楼之意。[25]但此书跃上西班牙畅销书排行榜，并在11月4日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西班牙1981年最畅销书——洛卜·维加的《羊泉村》作比较。伟大的小说家贾布声势浩大地复出了。

5月7日，一位波哥大的律师安立奎·阿瓦雷兹控告加西亚·马尔克斯诽谤小说中描绘的兄弟，因为他们在现实中获判“无罪”，但小说里却把他们写成杀人犯，他并且求偿五十万美元。想到三十年前倒霉而且可能无辜的卡耶塔诺·贞提尔真的被这对兄弟谋杀——就算法律上不追究——这样的行为似乎是恶意的雪上加霜。[26]书中一些其他“主角”，包括被描绘在其中或认为自己被描绘在其中的人，以及其他的家族成员聚集在哥伦比亚——有些从世界各个角落搭飞机前来——讨论他们的不平之声。他们都无法得其所愿，他们永远无法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庞大的获利中分得一杯羹。哥伦比亚的专业人士一直有着扎实的文学素养，因此，哥伦比亚的法院判定史实与小说之间仍有差异，作者的创作自由得到完全的保障。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之一，不仅是一般大众，就连评论者一旦读过也无法忘怀。然而，这也许是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悲观的一部。很显然地，这样的转变必定与1974年至1980年期间，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这段时期结束时哥伦比亚的情况有关。

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参加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总统就职典礼，一同出席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遗孀欧登希雅。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还会参加其他朋友的总统就职典礼，不过都没有这首次体验如此令人赞叹、派头十足，并且充满诗意，因为这富丽堂皇的典礼，由最具自觉、最具历史意识的政治人物所演出。从近乎巴黎流浪汉的日子到今天的地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非吴下阿蒙。[27]6月，他前往哈瓦那，住在官方安排他永久专用的里维耶拉饭店套房。他和菲德尔的关系有了固定模式，他们开始每年一起在卡斯特罗位于长沙洲的寓所度假，有时只有他们，有时其他宾客加入，搭乘他的快艇或游艇阿跨拉马斯号出海。梅塞德斯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因为菲德尔对女人特别有一套，总是以老派的殷勤周到的招待，让她觉得既舒服又无微不至。

如今，贾布和菲德尔之间的关系，已经自在得足以让这位哥伦比亚人扮演讨人厌的兄弟角色。贾布一点儿运动细胞也没有，一天到晚绷着脸抱怨烦人的事务、饥饿、生活中不幸的急迫任务，这些闹剧总是引来卡斯特罗一笑。当然，朋友的弱点并不总是让司令官莞尔一笑，不过如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总有破例的理由。他不只扮演兄弟的角色，总是进退合宜，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什么时候扮演宫廷小丑，谨守分寸。一般而言，菲德尔不见得对作家就有特殊礼遇，也不见得尊重他们的自由，但对于这一行的顶尖好手，他总是乐于肯定。

比卡斯特罗更尊敬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视为较年长、较有智慧，但同样无礼的兄弟的，是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菲利普·冈萨雷斯后来告诉我，对于托里霍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一起在托里霍斯的寓所之一喝威士忌，开怀畅饮和“互相讥讽”之后，一场热带大雨倾盆而下，两人从喝着酒的露台上跑下来，像两个要好的小男孩儿般在雨中的草坪上打滚、双脚在空中踢着、放声大笑。[28]7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还有希望赢得隔年选举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一起探望托里霍斯，一起在美丽的孔塔多拉岛上度周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军人好友多待了几天之后回到墨西哥。此时，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全世界都紧盯着电视转播，观赏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斯宾塞女士在伦敦举行的婚礼。然而，7月31日发生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而言最大的打击，政治上则是萨尔瓦多·阿连德1973年去世后的最大冲击： 根据报道，托里霍斯死于巴拿马山区的一场空难，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不陪他搭乘那班飞机。

对于托里霍斯是否遭到暗杀，媒体诸多揣测；接下来的四天里也臆测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会出席葬礼，他的缺席令人意外和失望。他的解释马上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圆其说的经典：“我不埋葬朋友。”[29]《枯枝败叶》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两部小说都处理殡葬事宜，并且如同《安提戈涅》一般，小说基调也认为有尊严地处置尸体是重要的道德责任，也许是我们不可靠的人性中最微小的要件；但这两部小说的作者却对葬礼做出如此的声明，令人咋舌。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埋葬他的朋友，但继续赞扬他们，他的死者略传文章《托里霍斯》于8月9日刊登于《观察家报》，他则在西班牙的科伦尼亚出席加利西亚节。[30]有些人认为他的行为既无情又矛盾，然而，托里霍斯之死对他的打击很大。梅塞德斯后来提到：“他和托里霍斯感情深厚，他真的很爱他，对他的死非常悲伤；而且因为悲伤过度而生病。他非常想念他，因而不愿意再回巴拿马。”[31]后来他自己回顾：“我认为托里霍斯坐飞机的次数太频繁，有时候根本没必要：他是强迫性旅行，给了命运和敌人一样多的机会。但也有高层传出的谣言，说他的一位助手搭上公务飞机不久前，把一支无线电留在桌上，他们说等随后再去拿时，已经被换成里面有炸药的无线电。”毕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又补充：“就算不是真实故事，也是个很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32]

这一年，哥伦比亚举办大选，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的洛佩斯·米切尔森代表自由党，对抗保守党参选人贝利萨里欧·贝当古。3月1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警告只有洛佩斯·米切尔森才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最大的希望。[33]两天后，他在专栏里揭露自己在右派敢死队MAS的暗杀名单上（不是委内瑞拉佩科夫的政党）。同在名单上的，还有两星期前去采访M-19游击队的马利亚·希门纳·杜赞。加西亚·马尔克斯控诉军队和政府与“MAS”共谋，说他一直希望死于“嫉妒丈夫之手”，所以当然不会死在“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笨拙政府”的行动之下。[34]

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洛佩斯·米切尔森，但百分之五十五现身投票的选民大多并不认同。保守党的贝利萨里欧·贝当古，以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的得票率，打败洛佩斯的百分之四十一，换句话说，分裂的自由党参选人路易斯·卡洛斯·贾朗以百分之十点九的得票率帮保守党赢得选举。卸任的图尔瓦伊总统解除马孔多之地三十四年来断断续续的围城状态。贝当古的儿子迪亚哥，代表毛派的工人革命政党大肆反对自己的父亲。贝当古接任之后，随即宣布特赦游击队运动，开始当代首次严肃的和平谈判。

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介入民主政治并不顺利，如今，另一起拉丁美洲的灾难使他更加失望。4月初，阿根廷军队占领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派出军队收复。阿根廷虽然是法西斯军事执政团，但仍然是拉丁美洲政权；接下来的一年里，这起与欧洲国家的冲突，考验加西亚·马尔克斯目前能表述的政治语言到达极限，如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般，他发现自己宁愿接受拉丁美洲独裁者，也不愿意接受欧洲殖民主义。他的第一篇评论《取舍福克兰》发表于4月11日。[35]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虽然阿根廷军队自取其辱的情势明朗化，但拉丁美洲灰心丧志的情绪却越发强烈。

的确，自从1979年桑地诺组织胜利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新闻似乎每况愈下。波兰有共产政权的问题，波兰“团结工联”领导的工会运动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世界各地的一切似乎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之间——也让他的读者知悉——包括一趟协和客机之旅，“身处呆滞的商人和容光焕发的高级娼妇之间”；[36]他也飞到“可怕的曼谷”，在香港租一辆劳斯莱斯汽车（“我的朋友没人拥有这种车”），再度说服自己“一如往常”，甚至在世界的性观光之都，“最佳的做爱地点还是美国饭店，他们过滤空气，换干净的床单”。[37]然而，在文学主题这方面，他似乎已经肠枯思竭。如今社会主义逐渐式微，如今他以孤独与权力为主的写作题材似乎已经征服全世界，他感受到寻找其他主题的需要，满足自己的乐观主义，启迪他人起而效仿。是什么？当然是爱情！贾布会成为文学世界里的查理·卓别林：他会使大家发笑，使他们坠入爱河。

这个行动的第一个公开迹象，是一篇名为“佩姬，给我一个吻”的文章，灵感来自墨西哥他家那条街墙上的一则涂鸦。[38]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这个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特别是来自哥伦比亚的消息，如此纯真的恳求令他感动。不过，他怀疑爱情是否真的令人叫好地重整旗鼓。四个月前他才向读者吐露，除非桌上有一朵黄玫瑰（当然是由他亲爱的妻子所置），否则他“不敢写作”。[39]他并不是反对性爱——他当场向全世界报告自己在早熟的十三岁就失去童贞——但加上其他元素之后的性爱比较美好，也就是完整的“爱情”。他宣告描绘爱情的小说会再度登上畅销宝座，就连年代久远的波莱罗舞曲都会再度时兴起来。

因此，他拒绝多次、但终于允诺《花花公子》杂志等待已久的采访时，也许时机上并非完全是巧合。自然地，地点选在巴黎这爱的世界之都，《花花公子》派出克劳蒂稚·德瑞福斯——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采访者，这也是这位作家接受的采访中，研究最透彻、内容最广泛的一次。[40]他向《花花公子》的美国读者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坚持他和菲德尔之间“讨论文化多于政治”，他们真的只是朋友！接着他谈到爱与性的话题，表示我们都无法完全地了解另一个人，他和梅塞德斯也不例外；他还是不知道她到底几岁。他解释自己年轻时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很单纯地为了找人做伴、逃避孤独。

我对妓女有很美好的回忆，我写她们的故事是因为念旧…… 妓院很花钱，所以是老男人才去的地方。性的启迪其实是从家里的仆人开始，然后是表姐妹，然后姑婆姨妈。但我年轻时妓女总是对我很好……那些妓女——包括那些没有和我上床的——我和她们总是有很好的交情。我可以和她们一起睡觉，因为一个人睡觉很可怕，或者我也可以不要。我总是开玩笑地说自己结婚是为了可以不用孤单地一个人吃饭。当然，梅塞德斯说我是混蛋。

他说自己羡慕儿子活在男女平等的时代：《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描绘了他年轻时的社会形态。他终于描述自己是个拼命需要爱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害羞的男人，但我也是最友善的。这一点我不接受争论或辩论…… 我最大的弱点？嗯……是我的心，在情绪表露以及多愁善感这部分。如果我是女人，我会一直说是。我需要很多的爱。我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爱，这是我写作的原因。”《花花公子》：“你把自己讲得像花痴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没错——是心灵的花痴……如果没有成为作家，我想当酒吧里的钢琴师。如此一来，我可以贡献一己之力，让情人更加相爱。如果身为作家我能做到这一点，让别人因为我的书而更加相爱，我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意义。”当然，如今他用自己的爱情故事为人类做到这一点，用他的仲裁协调为国家做到这一点。

这段采访在近一年后才付印，但在这场采访之前，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一本书出版了，并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大量地销售。《番石榴飘香》一书是为了帮普利尼奥·门多萨的忙，因为他遭逢困难。书中显然是坦白但精心算计过的对话——巧妙的安排——通盘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及作品，对事物提出自己的意见，再一次地从政治涵盖到女人。[41]很难不想象这些对于性爱挑逗时而惊人的暗示，可能的婚外情，在某些方面为这位作家打开了新的市场，而他从前在爱情的文学表达上，似乎总是带有暴力和悲剧的意味。

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证实自己回到写作的决定，只要他还能写，就不会再度将之舍弃。在此之前，写作是一种使命、冲动、抱负，有时候是折磨；如今，他开始真正地乐在其中。几年前他处于文学“罢工”之时，有点憧憬地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了解到自己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最快乐。[42]如今，他终于想到新书的灵感：一本关于爱情与和解的书。随着春天来到欧洲，他开始做笔记。

那年夏天，他、梅塞德斯、一位拥有波哥大主要古典音乐广播电台HJCK的哥伦比亚朋友阿尔瓦罗·卡斯塔兀欧，还有他的妻子，即哥伦比亚最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葛罗丽雅·瓦伦西亚，他们四人一起到欧洲各处游历。他们游览巴黎、阿姆斯特丹、希腊、罗马之后，贾布和梅塞德斯回到墨西哥。此时，他对新小说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具体的想法：在所有一切的可能性之中，他选择了自己长久以来拒绝接受的，也就是他父母之间的恋情，作为新书的题材。

8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再度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海岸度假。罗德里戈刚从哈佛毕业，与他们同行，此时的他考虑进入电影业。他们的密友费度其夫妇、卡门·巴尔塞斯也加入他们和司令官的假期。菲德尔不只以他的游艇阿跨拉马斯号欢迎他们，并且邀请他们到十一街的公寓晚宴，自从希丽雅·桑切兹去世后便少有外国人踏足此地。卡斯特罗热衷厨艺，也热衷谈论烹饪，尤其当时他参与生产的古巴卡门贝尔奶酪和罗克福奶酪。第二天晚上，一行人在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家里用餐，这次话题从烹饪转向金钱。[43]卡斯特罗考虑访问哥伦比亚，说“加夫列尔”（他总是坚持这么称呼他）应该同行，“除非你担心被控为古巴间谍”。

“担心这一点有点儿太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我听人家说卡斯特罗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梅塞德斯说，“我说那我们也该见到一点儿钱了。”

“如果你寄账单给我就太糟糕了，”卡斯特罗说，“但我有一个无法打败的理由。‘阁下，我们没办法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我们付不起。’不久前，为了不要炫耀我们无法被收买，我对一些美国佬说：‘不是我们不肯出卖自己，你懂吗，其实是美国人买不起我们。’这样听起来比较谦虚，对不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一样。我们没办法让他当我们的间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收买他，他太贵了。”

一直沉默的罗德里戈说：“我去一家北美大学的时候，他们问我父亲如何在政治理想和他的金钱、生活方式之间取得平衡。我尽力回答，但这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哎呀，你只需对他们说，‘那是我母亲该伤脑筋的问题，不是父亲’，”卡斯特罗说，“你应该说，‘其实我父亲身无分文，花钱的都是我母亲。’”

“而且她只给我汽油钱。”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苟言笑地说。

卡斯特罗回答：“我正在为别人向你问及你的银行账户时制订一条政策。你必须告诉他们，在社会主义的运作下，每个人根据他的能力付出，依据他的工作得到酬劳，加夫列尔是社会主义者——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能力付出，根据自己的工作得到酬劳。而且，共产主义的运作毫无应用之处。”

罗德里戈渐渐投入这个话题：“有一次，一个男孩子突然转身向我说道： ‘你的父亲是共产主义者。’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有党员证，还是他住在共产主义国家？’”

卡斯特罗回答：“你应该告诉他，‘我父亲只有在古巴时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一毛钱也没付给他；他根据自己的能力付出，他们印了一百万本他的书，他根据他的需要获取酬劳。’”

“他们一毛钱也没付给我，他们这里一毛钱的版税也没付给我。”贾布说。

在这次的古巴之行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也谈到贝当古在哥伦比亚当选的寓意，乍看之下似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革命都是相当大的挫败。贝当古于8月7日宣誓就职，他虽然是保守党，曾任保守派《世纪报》（El Siglo）的编辑，但他的声誉一直都是“文明”的政治人物，不赞成派系，而且他是业余诗人，和许多诗人有私交。大选后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在媒体采访时和新政权眉来眼去，不断重复强调自己有多么“思乡”。

虽然拒绝出席贝当古的就职典礼，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斯特罗提及这位新总统时，评价不差，宣告他“是我的好朋友”。贝当古的父亲是赶骡子的，他们从1954年就认识，当时贾布在《观察家报》工作，贝利萨里欧在《哥伦比亚人报》（El Colombiano）上班，他们从当时就互有往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解释，“在哥伦比亚，你一出生要不就是保守党，要不就是自由党，你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他说贝当古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真正的保守党，他的政府满是独立思考的人。“他非常擅长演说，他的演讲能够触动人心，真正地触动人心。而且，令人意外地，他常常征询我的意见。”[44]

诺贝尔奖的颁奖季节即将再度来临，如同前几年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再次被提及，只是这次更加坚决。更令人意外的是，他选在诺贝尔奖宣布不到一个月的前夕，毫不留情地攻击以色列领袖梅纳西姆·贝京，直接牵扯到1978年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诺贝尔基金会。6月上旬，贝京下令入侵邻国黎巴嫩，他的陆军司令官阿里耶尔·沙龙，未曾尽责保护巴勒斯坦难民不受攻击，因而造成9月18日贝鲁特撒布拉和恰提拉难民营的大屠杀。加西亚·马尔克斯建议沙龙和贝京应该获得发诺贝尔死神奖。[45]

然而，诸多迹象显示，他也为自己的提名施力。他的朋友阿方索·福恩马佑尔那年稍后问他是否曾经去过斯德哥尔摩，他咧嘴笑着说：“去过，我三年前帮自己安排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去过。”[46]自然地，这可能只是他的“笑话”之一，但事实上，他在20世纪70年代去过斯德哥尔摩数次，而且特别和左派瑞典文学院院士亚图·隆德尔克斯特联系，他是位杰出的作家，对于先前的诺贝尔奖颁给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勃罗·聂鲁达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于1981年夏天和瑞典大使一起在古巴度假。

如果他在寻找得奖的预兆，那么最佳预兆莫过于1982年9月19日瑞典大选中，奥罗夫·帕勒姆的社会民主党再度执政。帕勒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的好友，一直强调他个人打开文学视野，归功于隆德尔克斯特的文学作品。同时，家族里的文学专家，也就是弟弟埃利希奥一直都深信贾布1982年会赢得此奖，并确定贾布自己也是这么想。阿尔瓦罗·穆蒂斯说，这段时间他朋友的行径“令人起疑”。10月16日星期天，埃利希奥和他通电话提到诺贝尔奖时，贾布纵声大笑，他确定如果有人会得奖的话，瑞典大使应该早在一个月前会先告诉那个人……[47]

10月20日星期三，墨西哥报纸宣布加西亚·马尔克斯新小说的主题是爱情。他和梅塞德斯在中午过后坐下来午餐时，一位朋友从斯德哥尔摩来电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应该十拿九稳，但他必定不可张扬，否则学院可能改变心意。挂掉电话，贾布和梅塞德斯茫然地望着对方，无言以对。终于，梅塞德斯说：“我的天，我们如今要面对的是什么啊！”他们马上起身逃到阿尔瓦罗·穆蒂斯家寻求慰藉，直到凌晨时分才回家等待证实此荣誉的通知；他至少还想得这个奖，但对他们夫妻而言，却也是无期徒刑的开始。

他们俩整夜都没有合眼。墨西哥时间翌日清晨五点五十九分，瑞典外交部副部长皮耶·休利打电话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城的家中证实这个消息。加西亚·马尔克斯放下电话，转身对梅塞德斯说：“我完了。”[48]他们完全没有时间讨论，也没有机会对这不可避免的突袭做好心理准备，电话就开始响起。两分钟后，第一位来电的是波哥大的贝当古总统。贝当古的消息来自弗朗索瓦·密特朗，而密特朗是从奥罗夫·帕勒姆处听来的，不过，官方版本表示，贝当古是在波哥大时间早上七点零三分，从哥伦比亚新闻台的记者处听来的[49]。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一面穿衣服一面接电话，一面吃着女佣娜蒂听到他们在楼上活动时临时凑合出来的早餐。

除了《百年孤独》的创作过程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伟大的神话中，受到最多讨论的就是宣布他得到诺贝尔奖、接下来的混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这整个过程。如果是美国或英国的作家赢得此奖，可能还上不了新闻。（反正作家又不重要，瑞典人以为他们算什么……）然而，获得此奖的不只是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作家，而且是来自一个并不习惯国际祝贺之声的国家；原来，获奖的这位作家在一片辽阔、孤立的大陆各处受到喜爱与推崇，这大陆上的千万人民认为这位作家堪称他们的代表，并且是他们的英雄。祝贺的电话及电报从世界各地涌进墨西哥城的家里：首先是贝当古，接着是密特朗、科塔萨尔、博尔赫斯、格雷戈里·罗边萨、胡安·卡洛斯·欧内提、哥伦比亚参议院。卡斯特罗的电话打不进来，因此第二天寄了一封贺电：“正义终于得以伸张。此地从昨日便狂喜。电话无法打通。我诚心祝贺你和梅塞德斯。”格雷厄姆·格林也寄了一封贺电：“最诚挚的祝贺。可惜我们无法与奥马一起庆祝。”还有诺曼·梅勒：“你是最佳人选。”不过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终于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看法——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都称他为自己人——世界各地的报纸满是歌功颂德的文章，仿佛《百年孤独》才刚出版，刚出现五秒钟就有十亿人在某个奇特而魔幻的时间里同时阅读，想要一起庆祝。

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墨西哥城的家里已经遭到媒体包围，警方在祝融街两头设下路障。第一批记者邀请他到街上喝杯香槟，当然还有拍照，他的邻居也出来鼓掌。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那天早上出现在老朋友家，看见这混乱的景象时只想到：“他妈的！贾布死掉了！”（欧布雷贡来墨西哥修补一幅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画，这幅自画像的眼睛被画家自己发酒疯的时候打穿了[50]。）一大群记者蜂拥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不遗巨细地描述屋子内外的细节——特别注意到每张桌子上的黄玫瑰和番石榴，大家都争相要和当今红人做“独家”专访。

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和母亲通电话，因为她的电话坏了，积极的波哥大记者运用科技让他们公开连线。因此，路易莎·圣蒂雅嘉告诉全哥伦比亚，她认为这个新闻最大的好处就是“也许现在我的电话可以修好了”，事实也真是如此。她也表示自己希望贾布永远不要得这个奖，因为她相信如果一得奖他就会不久于人世。她的儿子已经习惯她这样的言行，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时会带着黄玫瑰保护自己。

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为蜂拥而至的一百多名记者安排了即兴的记者会。他宣布自己参加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时不会穿晚礼服，而是“瓜亚贝拉”薄布短衫，或是以哥伦比亚的传统服饰“利奇利奇”（好莱坞电影中拉丁美洲农民所穿的白色亚麻外衣长裤）纪念他的外公。直到典礼开始之前，这个话题一直是哥伦比亚卡恰克人的瞩目焦点，他们担心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引起什么国际丑闻，或以难堪的下流举止让国人失望。他也宣布奖金会用来在波哥大成立一家名为“其他”（El Otro）的报纸：他认为这个奖一半是对他新闻工作的肯定。他也会在卡塔赫纳建造他的梦想家园。

下午一点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把记者抛在身后，逃离祝融街到蚱蜢丘统领饭店，租了一个房间后开始打电话给亲朋好友。下午他们隐秘地只和八位朋友在一起，家里则仍然人声鼎沸。在媒体追逐新闻的期间，阿尔瓦罗·穆蒂斯担任加西亚·巴尔查夫妇的专属司机。

同时，华盛顿在同一天证实，刚受到桂冠殊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还是无法得到入境美国的签证，他从1961年起投身古巴革命之后便被禁止入境美国。（11月7日他在《观察家报》的专栏里写到自己宁愿“门完全关上而不是只开一半”——但这并不完全真实，因为他仍然对此禁令非常苦恼——因此，他在12月1日，鲁莽地语出威胁，发誓要禁止他的作品在美国出版，既然他们拒绝核发签证给他，又何必允许他的作品入境？[51]）这刚好碰上异议诗人阿尔曼多·瓦亚达瑞斯从古巴监狱被释放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斯特罗和密特朗之间协调。根据他的支持者描述，瓦亚达瑞斯被释放时由密特朗的顾问雷吉斯·德布雷陪同，本来大家以为他已经瘫痪，到达巴黎机场时他却从轮椅上站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同声庆祝。在巴黎的普利尼奥·门多萨流下热泪，但也不是只有他一个。相比之下，已经在前往墨西哥途中的何塞·维森德·卡塔莱恩抵达机场时听到消息，手舞足蹈起来；报摊的女孩问他是否中了乐透。的确如此。在卡塔赫纳，他的家人也欢欣鼓舞的庆祝，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到处跟人说：“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没人提醒他，他曾经预言贾布会穷到“吃纸”。路易莎·圣蒂雅嘉说她的上校父亲一定也在某处庆祝着；他一直认为贾布会成就非凡。大部分的报道把这家人写成他自己小小马孔多里的古怪居民：路易莎·圣蒂雅嘉是乌尔苏拉，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何塞·阿尔卡蒂奥，虽然有时他大声地质问自己也许应该是梅尔基亚德斯。但渐渐地，虽然他很骄傲、喜悦，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却开始不当的行为：贾布得这个奖是因为密特朗的影响力（“这些东西都算数，你知道的”）；贾布只是他家族里众多的作家之一，他不懂为什么独独这一个得到这么多的瞩目。

马格达莱纳省的省长决定把10月22日定为地方假日，提议马尔克斯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旧家应该成为国家纪念馆。在波哥大，共产党安排了示威游行，请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国担任受压制一方的发言人以拯救哥伦比亚。一位记者询问街上的妓女是否听到消息，她说一位客户刚在床上告诉她，这被公认为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高的敬意。在巴兰基亚，玻利瓦尔大道上的出租车司机，从收音机上听到消息后同声齐鸣喇叭：毕竟，贾布是他们的自己人。

报纸开始称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新的塞万提斯”，呼应巴勃罗·聂鲁达在1967年首次读到《百年孤独》后首先提出的意见，[52]往后几年间这个比喻不断地出现。把加西亚·马尔克斯放在封面的《新闻周刊》称他为“令人入迷的说书人”[53]。也许伦敦的萨尔曼·鲁西迪所写的文章，最能代表当时及往后盛行的意见：他的文章标题“魔术师马尔克斯”——许多年来，他是最受诺贝尔奖评审欢迎的作家之一，是当代文学中少数真正的魔术师之一，身为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少见的特质，既有崇高的地位又能触动、吸引一般读者。我相信马尔克斯的杰作《百年孤独》是战后世界各地出版的小说作品中，最重要、最完整的两三部作品之一。[54]

同时，就在宣布得奖一个星期后，他的好友菲利普·冈萨雷斯以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党魁的身份当选首相，是另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去年是密特朗，今年是冈萨雷斯。这个奖是否也意味着一切不可同日而语？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民：“既然现在我已经有了不朽的地位，可以死而瞑目了。”也许这是玩笑话。

12月1日，米格尔·马德里就任接下来六年的墨西哥总统。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没有培养出亲近的情谊，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出席就职典礼；同一天，菲利普·冈萨雷斯在马德里就任西班牙新政府的首相。12月初，前往古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马德里祝贺冈萨雷斯，也接受祝贺。他宣称自己在哈瓦那和卡斯特罗谈了十一个小时，里根仍然拒绝核发无条件签证让他前往纽约。同时，梅塞德斯在巴黎与儿子贡萨罗见面，但罗德里戈缺席。唯一令人失望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大儿子在墨西哥北部忙着拍片，无法抽空前往斯德哥尔摩参与他杰出的父亲在事业上最光荣的一刻。他们两人前一个月在萨卡特卡斯见过面，没人透露内容，两人也都没准备针对此事发言。

12月6日星期一晚上七点，一架亚维安卡政府包机从波哥大启程，开始前往斯德哥尔摩二十二小时的旅程，机上载着官方代表团，由教育部部长海梅·阿里雅斯·拉米瑞兹领军，加上由基耶尔莫·安古罗所挑选十二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密友——加西亚·马尔克斯拜托他的老友安古罗代为执行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加上他们的妻子、黑羊出版社所邀请的一大群人，文化部在人类学家葛罗丽雅·特丽安娜的建议及协助下，也邀请了来自各个族群的七十位音乐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宾客终于抵达斯德哥尔摩时，气温刚好降到冰点。数百位旅居欧洲的哥伦比亚人及拉丁美洲人聚集机场等候。随着夜色越深，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但瑞典人告诉他们——幸运的是气温没有更冷，而且没有下雪。[55]来自西班牙和巴黎的亲友于下午抵达：来自巴塞罗那的是卡门·巴尔塞斯和马格达莱纳·奥利维尔、费度其夫妇和记者拉蒙·乔欧；来自巴黎的有梅塞德斯和贡萨罗、塔奇雅和查尔斯、普利尼奥·门多萨、雷吉斯·德布雷和密特朗的妻子丹妮耶拉，不过，另一位朋友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在最后一分钟不能前往。哥伦比亚大使也在场，加上古巴大使、墨西哥代理大使，大家都在极地的寒风中引颈期待。[56]

塔奇雅自愿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友人担任正式摄影师，甚至成功地取得媒体通行证。她的旧情人从飞机走到接待室时，她抢先拍下这胜利英雄的第一张照片，接着，她拍下疯狂热烈的哥伦比亚人试图在北国夜色中，透过机场铁栏杆碰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景象。贾布和梅塞德斯前往豪丽饭店，三间华丽的套房等着在接下来的几天接待他们[57]。加西亚·马尔克斯既疲倦、兴奋，又有时差，一下子就睡着了。然后，“我突然在床上醒来，想到他们每次给诺贝尔奖得主的都是同一个房间——鲁德亚德·吉卜林睡过这张床，还有托马斯·曼、聂鲁达、阿斯图里雅斯、福克纳。这可把我吓坏了，结果我跑去睡在沙发上。”[58]

第二天早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一大群代表他整个过去的朋友一起在饭店用早餐，包括卡门·巴尔塞斯、卡塔莱恩。以前未曾有过这么一大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有些根本互相不认识，有些彼此看不顺眼。普利尼奥·门多萨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机场的表现，好像是视察的斗牛士对群众致意，他每天也像斗牛士一样，套房里有人帮他着装打扮，朋友围绕在他身边。有一次，他把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从“少数快乐几人的套房”拉到空无一人的卧室里，给他看自己的讲稿：“帮我看一看，大师，告诉我你怎么想。”福恩马佑尔崇敬地读完讲稿，终于表示他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立场。他的朋友回答：“你刚刚读的是《百年孤独》，不多也不少。”[59]

随着时间接近，门多萨回忆：“我看到贾布和梅塞德斯在休息室里，心平气和、无忧无虑地谈话，对于即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加冕典礼一点儿也不在意，仿佛这还是三十年前，他们在苏克雷或马干奎，星期六晚上在毕特拉姨妈或璜娜姨妈的家里。”[60]文学奖得主的演讲，于下午五点在证券交易大楼内瑞典文学院的演讲厅举行，四百位观众里有两百位是特别受邀的宾客，接着于六点半在学院秘书处以晚宴向所有得主致意。

下午五点钟，加西亚·马尔克斯穿着他注册商标般的千鸟纹外套、深色长裤、白色衬衫、红色圆点领带，由瘦长的劳斯·吉伦斯登介绍出场，他不仅是学院的永久秘书，本身也是知名的小说家，亦负责撰写宣布得奖的公报。由于哥伦比亚的口译员听起来好像在播报足球赛，几乎听不到以瑞典语介绍的吉伦斯登在说些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开始演讲的时候，必须做出“小声一点儿”的手势，才开始他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作者以挑衅、大胆、几乎咒语般的风格发表这场演说，以解构魔幻现实结合政治，毫不掩饰地攻击欧洲人无能或不愿了解拉丁美洲历史问题，欧洲人自己曾经需要的用来成熟、发展的时间，他们却不愿意给拉丁美洲。这场演说重新陈述他毕生反对“欧洲人”（包括北美洲人），不论他们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把自己的“规划”加诸拉丁美洲生活的现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宣称获得这个奖项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也因为他在政治上的活跃。他的演说在五点三十五分结束，观众起立致敬长达数分钟。[61]

12月9日星期四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前往瑞典首相位于哈普松德的官邸，接受私人招待的晚宴，出席的还有帕勒姆和其他十一位特别的宾客，包括丹妮耶拉·密特朗、雷吉斯·德布雷、皮耶·舒利、君特·格拉斯、土耳其诗人 / 政治家布伦·艾杰维、亚图·隆德尔克斯特。瑞典外交部表示，这场晚宴邀请是特别的荣誉，鲜有前例。几年前，弗朗索瓦·密特朗就在毕耶维禾街的寓所里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帕勒姆认识。此时，已经倦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和他谈了两个小时中美洲的情形——对于后来提议巴拿马周边六国总统参与“孔塔多拉谈判过程”的和平协议，有非常大的影响。[62]

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只是12月10日“诺贝尔节庆”的前奏：早上在音乐厅彩排，下午四点钟重头戏上场，在一千七百名观众的见证下，由瑞典国王颁发诺贝尔奖。当天“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梅塞德斯出现在哥伦比亚《观察家报》副刊“旋转马车”的封面上。她的妯娌贝阿翠丝·洛佩斯·巴尔查所写的文章标题为“贾布等我长大”[63]。我们只能想象梅塞德斯的妯娌对她说： “好吧，既然你想为康斯薇洛·门多萨去年写的那篇文章雪耻，何不让我写一篇真正让你满意的采访稿，加上令人称羡的照片？”梅塞德斯回答：“好，但是就这么一次。”

午餐过后，主角很快着装准备。从听到消息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断地提到自己的“利奇利奇”，有时候他宣布这是为了纪念他的上校外公，有时候没有那么谦逊，他说是为了纪念他自己最有名的创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颁奖典礼次日，《观察家报》刊登了哥伦比亚蒙特利亚一位阿利斯帝迪斯·戈麦斯·阿维耶斯先生的信，他清楚地记得马尔克斯上校，认为他宁死也不会穿“利奇利奇”：他是个很时髦的人，绝对不会不穿西装外套就上街，更何况是诺贝尔奖颁奖典礼。[64]在这些讨论中，一位年轻时真的穿过“利奇利奇”的人从未被提及：那人就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

1982年12月10日下午三点钟，斯德哥尔摩豪丽饭店208号套房。离开巴黎之前，塔奇雅帮加西亚·马尔克斯买了达马特牌的御寒内衣，出现在一张有名的照片里，这位伟大的作家穿着贴身衣物，被男性友人包围着，他们各自穿着二十克朗租来的西装外套。梅塞德斯一个一个帮他们别上黄玫瑰驱走“母火鸡”，加勒比海地区西班牙语所谓的“厄运”：“来，教父，让我看看……”然后她安排拍照，[65]接着出现“利奇利奇”。《观察家报》的安娜·玛丽亚·卡诺三天后恶毒地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典礼会场时看起来 ‘皱得像手风琴一样’。”[66]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此时，他大胆地穿着他的“利奇利奇”——终究最接近拉丁美洲下层阶级制服的象征——结果可怕的是，他也穿了黑色的靴子，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为这重大的一刻所准备的。如果“利奇利奇”是皱的，无疑尼加拉瓜的奥占斯都·桑地诺诺、古巴的何塞·马提，还有其他拉丁美洲英雄反抗军的军服也是皱的，更不用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他穿上一件大外套抵御北国的寒冷，普利尼奥·门多萨回忆那一刻：“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陪贾布一起走下台阶，迎接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刻。”[67]他接着说：“街上覆满了白雪，到处都是摄影师。在贾布身边，我看到他的面孔紧绷了一下，以我的上升星座双鱼座的性格，我可以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张力。花束、闪光、黑色的人影、红毯，也许埋在遥远瓜希拉沙漠里的祖先正在和他说话。也许他们在告诉他荣耀的华丽和仪式，与死亡的华丽与仪式没有什么不同。大概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当他继续穿过镁光灯以及穿着礼服的人影，我听到他以突然、惊觉、痛苦的惊讶喃喃地说：“他妈的，这好像是在参加我自己的葬礼！”[68]

进到音乐厅中，在令人想起希腊神殿的大舞厅里，他们大步向前。一千七百位观众中包括三百位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穿着一身全白衣服出现时，大家倒抽一口气：他看起来好像身上只穿着御寒内衣！舞台右方覆盖着黄色的花朵，坐在蓝金交织沙发椅上的是皇室成员：卡尔·古斯塔夫十六世、西尔维娅王后（她是巴西混血儿，在圣保罗度过童年时光）、莉莉安公主、伯帝尔王子，他们在国歌奏起时抵达。他们身边有一个讲台—— 终身秘书吉伦斯登稍后发言之处。获奖人皆坐在左方的红色座位上：瑞典的苏恩·伯格史东、班特·山缪森；英国的约翰·范恩（医学奖）；美国的肯尼斯·威尔逊（物理奖）；南非的阿龙·克鲁格（化学奖）；美国的乔治·施蒂格勒（经济学奖）。后方还有两排座位，坐着学院院士、瑞典内阁、其他显要。穿着“利奇利奇”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围绕着晚礼服、长披肩、皮草、珍珠项链。他和国王之间的地板上有一个圆圈，里面是诺贝尔的字首“N”——漆上去还是粉笔画的？——正等待着他。

瑞典皇家学院的吉伦斯登教授开始发言时，显然很紧张。轮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候，他是倒数第二位，吉伦斯登先用瑞典语发言，接着转向这位哥伦比亚的“岸边人”，他如同巴兰基亚圣何塞学校里那个倒霉的小男生一般地站着，以晶亮的眼睛看着全世界，接着，吉伦斯登改用法语发言，扼要地陈述刚刚说过的话，邀请这位哥伦比亚人向前接受国王颁奖。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巴尔托克的间奏曲作为伴奏，把他的黄玫瑰留在座位上，向前接受颁奖，有那么一下子，他得暴露在没有那图腾花朵、无法想象的不幸中，他随着背景的小号声，双手握拳走向辽阔的舞台，停在画好的圆圈里等待国王。接着，他和戴满勋章的国王握手，看起来像卓别林的流浪汉迎合着上流社会的人。接受奖牌和证书之后，他僵硬地向国王敬礼，接着向贵宾、观众致意。此时，他受到在这庄严典礼的历史上最久的一次起立致敬——长达数分钟。[69]

典礼于五点四十五分结束，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其他得奖人鱼贯走出会场时，他像拳击冠军一样举起双手，在今后的人生里，他多次做出这样的手势。幸运受邀的人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走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巨大蓝厅，参加豪华的瑞典皇家学院盛宴。盛宴的菜色由瑞典顶尖厨师约尼·约翰逊负责，是“典型的瑞典”菜肴。糜鹿排、鳟鱼和冰沙、香蕉和杏仁；香槟、雪利酒、波特酒。[70]大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点起一根雪茄。大家一致公认宴会的高潮是七十位哥伦比亚音乐家进场表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尼雷欧·洛佩斯用他的镜头捕捉他们的奇遇及不幸。[71]他看着葛罗丽雅·特丽安娜紧张地护送着所有的女性：“她们都是处女，我答应她们的母亲好好照顾她们。”市政厅挂着皇家的挂毡，他们抵达的时候，来自里奥苏西欧的团体其中一人以为自己在教堂内，当场跪下来祷告。看着“来自马孔多一群成分复杂的团体走下阶梯，包括对哥伦比亚认同的印第安人、黑人、加勒比海人、西班牙人”时，洛佩斯不知道这些瑞典人怎么想。据他表示，到那时为止，所谓的诺贝尔光芒一直是瞩目的焦点，如今注入了活力。由托托·蒙波席娜和哥伦比亚大黑妞蕾欧诺所带领的表演非常精彩，不断的掌声促使他们原定十五分钟的表演持续了三十分钟。[72]

每一位获奖人都读一段三分钟的谢词，伴随着举杯祝贺。加西亚·马尔克斯首先以“颂赞诗歌”开场，主张诗歌是“人类存在最绝对的证明”。[73]当时没有人知道的是，阿尔瓦罗帮了很大的忙，如一般人可能推论的阿尔瓦罗所做的，帮马尔克斯读讲稿、让他思考。两位获奖人要求他在《百年孤独》 上签名。举杯之后，大家鱼贯地走到一楼的“大黄金厅”跳舞，以华尔兹开舞，随后是各式各样的北欧舞蹈，接着还有令人意外的《吻我、深深地吻我》《背叛》和其他波丽露舞曲，以及狐步和伦巴舞曲。

当晚大家回到饭店之后，罗德里戈从墨西哥北部的沙漠来电。这位新科桂冠作家和二十位朋友在一起，还在喝着香槟。加西亚·马尔克斯眼睛闪亮地去接电话时，大家都静下来。后来，他骄傲地告诉记者，他的儿子有“母亲的风趣、父亲的生意头脑”。[74]

在数千英里外的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小镇阿拉卡塔卡，此时当然天色还早，更刺激、热情的庆祝才正要开始。早上九点，贾布受洗的教堂里有赞美感谢仪式，接着前往他出生的房子朝圣。有一项活动提议比照普鲁斯特的伊利耶—贡布雷，把阿拉卡塔卡变成历史观光小镇。马格达莱纳省的议员聚集在文化部，由精力充沛、出身阿拉卡塔卡的省长莎拉·瓦伦西亚·阿部达拉主持。[75]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妹妹莉妲回忆道：“颁奖那天，马格达莱纳省在阿拉卡塔卡安排庆祝的活动。省长租了火车载所有的宾客，一路接运家人，堂兄弟姐妹、叔叔伯伯、姑婆姨妈、外甥侄女，我们全部一起抵达阿拉卡塔卡，那里又有更多的表兄弟、叔伯姨甥、更多家人。有烟火、弥撒、露天烤牛肉、足够全镇享用的饮料。我们的亲戚卡洛斯·马丁内斯·希玛安是矿业部部长，他也在场。那天，他们为弟弟海梅盖的电信大楼举行落成典礼。不过，最棒的还是他们放出黄蝴蝶的那一刻。”[76]

回到斯德哥尔摩，主角开始放松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代表拉丁美洲向世界传达正面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他在哥伦比亚的敌人迫不及待地等他犯错，因为他们眼中这个国家的“正面形象”和他所努力的方向截然不同。他后来表示：“没人怀疑我在那三天里有多么不快乐，注意最小的细节，让一切顺利。我一点点错都不能犯，因为最小的错误，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导致灾难。”[77]（后来他们都回到墨西哥城之后，这位新科得主对阿尔瓦罗·穆蒂斯说：“告诉我斯德哥尔摩发生什么事，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只看到闪光灯闪个不停，我忍受记者都是一样的问题。告诉我你记得什么。”[78]）

然而，他的表现是如此成功，即使一向关系不算好的《时代报》，都在社论里对他赞誉有加，内文恭喜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他的人生很辛苦，每一分的荣耀都是他应得的。结语写道：“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欣喜之后，这个国家必须回到现实，面对问题，回归正常。但有些事永远地改变了：深信我们还有丰厚尚未开发的潜力，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才刚刚开始崭露头角。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宝贵的一课。”[79]

[1]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comisión de Babel，《观察家报》，1980年11月2日。

[2] Carmen Galindo和Carlos Vanella，Soy más peligroso como literato que como político ：GM，El Día（墨西哥城），1981年9月7日，两篇文章中的第二篇。

[3]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eorges Brassens，《 观察家报 》，1981年11月8日，及Desde París con amor，《观察家报》，1982年12月26日。这时期的许多文章皆以巴黎为主题。

[4] 马利亚·希门纳·杜赞，访谈，波哥大，1991年。

[5] 安立奎·桑托斯·卡尔德隆，访谈，波哥大，1991年。

[6] 康斯薇洛·门多萨·利安诺，La Gaba，Revista Diners（波哥大），1980年11月。

[7] 《卓越》杂志，1980年3月20日。

[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sbirro o es burro?,《宇宙日报》，1980年5月17日。

[9] 亚伦·莱丁，For GM，revolution is a major theme，《纽约时报》，1980年5月22日。

[10] 见胡安·葛萨殷，A Cayetano lo mató todo el pueblo，《观察家报》，1981年5月13日，p.7a，采访了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

[11] 见埃利希奥·加西亚的Crónica de la crónica，里头将原来的事件与小说相比，并将小说及原事件与电影及制作过程的事件相比。

[12]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cuento del cuento，《 观察家报 》，1981年8月23日，及El cuento del cuento.（Conclusión），《观察家报》，1981年8月30日。

[13] 关于1980年至1984年的文章，参见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255。

[1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6年7月22日写了一封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提及1966年，就在完成《百年孤独》后不久，但在出版前！——说到他会喜欢做这种报道。

[15] 见John Benson，Notas sobre Notas de prensa 1980-1984，Revista de Estudios Colombianos，第18期（1998），pp.27-37。

[16] 这四篇文章于1980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刊登于《观察家报》。

[17] 后来成了美国一个电视影集的名称和副标题。

[18] Sí，la nostalgia sigue siendo igual que antes，《观察家报》，1980年12月16日。

[1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Un domingo de delirio，《观察家报》，1981年3月8日。

[20] 哥布·坡达，Crónica de una muerte anunciada ：García Márquez sólo escribió su nueva novela cuando su mamá le dio permiso（1981 ：后来刊登于哥布·坡达，Silva，Arciniegas，Mutis y García Márquez，pp.419-427）。

[21] 见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p.259-262。写到这件事，他说他的确知道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这个威胁的看法是对的。

[22] 见El viaje de GM ：crónica de una salida anticipada，《彩印》，1981年3月31日。

[23] 见薇达尔，Viaje a la memoria，pp.128-139。

[24] GGM y su nuevo libro vistos a través de su editor，《观察家报》，1981年5月3日。

[25] 见《卓越》杂志，1981年5月12日。

[26] 《卓越》杂志，1981年5月7日。

[27]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itterrand，el otro ：el presidente，《观察家报》，1981年5月24日。

[28] 菲利普·冈萨雷斯，1997年于马德里的访谈。

[29] 《卓越》杂志，1981年8月4日。

[30] Torrijos，《观察家报》，1981年8月9日。

[31] 见Beatriz López de Barcha，Gabito esperó a que yo creciera，《时代报》，“旋转马车”（Carrusel，Revista de El Tiempo），1982年12月10日。

[32] 引述自José Pulido，No quiero convertirme en la estatua del Premio Nobel，Muro de confesiones（加拉加斯，El Libro Menor，Academia Nacional de la Historia，1985），pp.9-18。

[33] 并参见Habla GM ："Votaré por primera vez en mi vida por López"，《时代报》，1982年5月23日。

[3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rónica de mi muerte anunciada，《观察家报》，1982年3月14日。

[35] Con las Malvinas o sin ellas，《观察家报》，1982年4月11日。

[36] Otra vez del avión a la mula…!Qué dicha!，《观察家报》，1982年1月31日。

[37] Bangkok la horrible，《观察家报》，1982年3月28日。

[38] Peggy，dame un beso，《观察家报》，1982年4月4日。

[39] Como sufrimos las flores，《观察家报》，1981年12月6日。

[40] 克劳蒂雅·德瑞福斯，GGM，《花花公子》，30 ：2，1983年2月，pp.65-77，172-178。

[41] 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主编的El olor de la guayaba（巴塞罗那，布鲁奎拉，1982年4月）。

[42] María Esther Gilio，Escribir bien es un deber revolucionario，《凯旋》（马德里），1977，收录于Rentería，ed.，pp.141-146。

[43] 本段取材自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pp.69-103。

[44] 本段取材自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pp.69-103。

[45] Beguin y Sharon，premios "Nobel de la muerte"，《观察家报》，1982年9月29日。

[46] 阿方索·福恩马佑尔，Transparencia de un Nobel，收录于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pp.30-33。

[47] 见Gabriel José visto por Eligio Gabriel，el benjamín，《彩印》，1982年10月26日，pp.20-21。

[48]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William Golding，visto por sus vecinos，《观察家报》，1983年10月9日。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忆及他在1982年听到自己获奖时的情况。

[49] 埃利希奥·加西亚，Así se recibió el Nobel，Revista Diners（波哥大），1982年11月。

[5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Obregón o la vocación desaforada，《观察家报》，1982年10月20日。

[5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USA ：mejor cerrado que entreabierto，《观察家报》，1982年11月7日。

[52] 例如《拉丁美洲时代杂志》（Latin American Times），1982年12月，封面故事。

[53] Joseph Harmes，A spellbinding storyteller，《新闻周刊》，1982年11月1日。

[54] 萨尔曼·鲁西迪，Márquez the Magician，《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1982年10月24日。

[55] 见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其中关于马尔克斯的诺贝尔奖经历及其对哥伦比亚的意义，有最精辟的见解。

[56] 普利尼奥·门多萨，Postales de Estocolmo，收录于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pp.96-103。

[57] 见基耶尔莫·卡诺，Crónica anticipada de unas ceremonias，《观察家报》，1982年12月5日。

[58] Anthony Day和Marjorie Miller，Gabo talks ：GGM on the misfortunes of Latin America，his friendship with Fidel Castro and his terror of the blank page，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1990年9月2日。

[59] 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p.30。

[60] 门多萨，Postales de Estocolmo，载于同上，p.96。

[61] 埃利希奥·加西亚，Gabriel José visto por Eligio Gabriel，《彩印》，1982年12月14日。

[6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ena de paz en Harpsund，《观察家报》，1982年12月19日。

[63] 贝阿翠丝·洛佩斯·巴尔查，《贾布等我长大》，收录于《时代报》“旋转马车”（Carrusel，Revista de El Tiempo），1982年12月10日。

[64] 见《观察家报》，1982年12月11日。

[65] 门多萨，Postales de Estocolmo，收录于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p.98。

[66] 安娜·玛丽亚·卡诺，Para leer en la mañana ：El arrugado liquiliqui，《 观察家报 》，1982年12月13日。

[67] 普利尼奥·门多萨，La entrega del Nobel ：un día inolvidable，《时代报》，1982年12月12日。

[68] 门多萨，Postales de Estocolmo，收录于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p.103。

[69] La cumbia del Nobel，《人民》（布宜诺斯艾利斯），1982年12月。

[70] 见Tom Maschler，Publisher（伦敦，Picador，2005），pp.128-129。

[71] 尼雷欧·洛佩斯，Humanas y hermosas anécdotas de la delegación folklórica colombiana en Estocolmo，收录于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pp.91-95。

[72] 见葛罗丽雅·特丽安娜，Hasta la Reina Silvia se divirtió，《观察家报》，2002年10月6日。

[7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brindis por la poesía，《观察家报》，1982年11月12日。

[74] Alexandra Pineda，El Nobel Gabo piensa en El Otro，《观察家报》，1982年12月12日。

[75] 《观察家报》，1982年12月10日。

[76] 莉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249。

[77] 埃利希奥·加西亚，La entrega del Nobel ：Estocolmo fue una fiesta y una rosa amarilla，El Mundo al Vuelo，Avianca，第64期，1983年2月至3月。

[78] 阿尔瓦罗·穆蒂斯，Apuntes sobre un viaje que no era para contar，收录于Mera主编的Aracataca-Estocolmo，pp.19-20。

[79] 《时代报》，1982年12月12日。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哥伦比亚自我放逐后被媒体包围、备受瞩目的场景，1981年摄于墨西哥市。

海梅·卡斯特罗（前排左一）、赫尔曼·巴尔加斯（前排左二）、加西亚·马尔克斯、查尔斯·罗索夫（后排右三）、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前排右三）、普利尼奥·门多萨（前排右二）、埃利希奥·加西亚（后排右一）、赫南·维耶科，1982年10月，摄于斯德哥尔摩。

加西亚·马尔克斯头戴“岸边人”的“折边大宽帽”庆祝获得诺贝尔奖，1982年12月摄于斯德哥尔摩。

1982年10月，阿尔瓦罗·穆蒂斯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夫人的私人司机，以防止他们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摄于墨西哥市。

1982年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走向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所站的地标，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在一旁鼓掌，摄于斯德哥尔摩。

第二十一章

声名大噪和番石榴飘香：

《霍乱时期的爱情》

1982—1985

第二天早上，在卡门·巴尔塞斯的陪同下，贾布和梅塞德斯飞往巴塞罗那，住进索菲娅公主饭店，充分休憩直到新年；不过，他们还是抽空拜访了当时西班牙的新任首相。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每周一次的专栏里，忠实记录过去两个星期拜访了蒙科洛亚宫两次，不受一切干扰与年轻的“菲利普”相谈甚欢，“他看起来比较像大学生，而不是总理”。梅塞德斯与贡萨罗则陪伴他的夫人卡门。[1]很明显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越来越高调，也越来越不谨言慎行。在他的下一篇文章里，他提道，“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认为自己是最不拘泥形式的人……我始终无法习惯自己的朋友成为总理，也无法克服对于总统府倒胃口的感觉”。见多识广的他，深信菲利普对拉丁美洲的了解远甚于“所有非拉丁美洲人”，对于“拉丁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力”。菲利普是否有同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清楚地希望菲利普支持他长久以来对古巴、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策略，他也毫不在乎地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在与媒体的非正式交流中，冈萨雷斯首先提到的却是“古巴在区域内的形势，以及全面安全协议的必要”，这不见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如意算盘。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一的问题，也表示希望能赶快动笔写他以此为主题的新小说——他真希望自己是隔年才得奖，让他得以先完成这本书。[2]

12月29日，这位新科得奖人前往哈瓦那，宣称自己还是希望能成立报社，好让他得以再享受“古老而有尊严的新闻报道”，这也许听起来实在不像中间人的直觉，西班牙文有一个没那么好听的字眼：“皮条”——报马仔。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德里—哈瓦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关心的重点，然而他并无法调解卡斯特罗和冈萨雷斯之间的不同意见。[3]

诺贝尔文学奖有两件为人传诵的事实，其一是这个奖通常颁给江郎才尽的作家；其二是就算获奖的是年轻作家，他们也因为这个奖所占去的时间、注意力以及欲望而无法再写出佳作。第一个说法显然无法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得到印证：他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同时也是最受欢迎、最有名气的。预测第二个说法的人要不是憎恨他的成功，要不就是嫉妒他的名气，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早就过着其他诺贝尔得主鲜少享有的名流生活，并不会因为得奖而停歇，因为，他早在《百年孤独》出版的几年后就经历过这样的名气：就像赢得第一座诺贝尔奖一样。或者，也许大家期待他受到更多的刺激：写下更多作品，多旅行、多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结果也是如此，他对于这个新增的地位不只是得心应手。然而……

然而，他早在1980年就决定改变生活方式，以符合他新得的威信与尊敬。他已经是众多总统的朋友，除了和菲德尔的关系外，还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提尤、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伦比亚的洛佩斯·米切尔森和贝当古、法国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如今，他的名人地位已经提升到如总统一般。（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说：“对，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元首一样。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告诉自己他是在休息，但很清楚地，他是希望利用自己更强烈的影响力，更有效地在他这些新的总统朋友之间调解。有人也许会说，他公开的政治时期是从1959年到1979年，而1971年到1979年之间则是最密集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更有“外交手腕”的时期。问题在于，他在这“外交”时期是否只是在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图，扮演善意的旅伴角色，就像1950年到1979年之间；或者，在他调解、秘密谈判、文化事业的背后，其实是在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场？

衣锦还乡地回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时，不论有意或无意，就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很难不察觉名气的负担以及他肩上的重责大任。他已经得其所愿，但如同玛丽莲·梦露所唱的歌一般，得其所愿之后反而不再想要。他被迫适应不同程度的阿谀奉承已经有一段时间，除非亲眼目睹，一个严肃的作家几乎无法想象：这真的是“名人现象”。加西亚如今的生活成了必须小心安排的光景。

认识他大半辈子的人说，他在得奖之后变得更加谨慎。有些朋友对他还能与他们保持联系而受宠若惊，有些因察觉到他的冷淡而不满。有些人认为他的虚荣心不断膨胀，也有人说他平凡一如往昔；他的侄子高格说，他本来就活得像个“诺贝尔奖新科得主”。[4]看过无数文学界名人的卡门·巴尔塞斯则说，没有人能模仿、复制他功成名就的过程。[5]（如果你有一个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的客户，你可以组个政党、办个宗教团体或筹备革命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自己努力让一切“维持原状”，但自从他去了斯德哥尔摩之后，没有人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他说“名气”就像一盏“永远不熄灭的灯”，人们只说你想听的话；得了诺贝尔奖后就得自持庄重，你再也无法叫别人“滚远一点儿”；你必须随时维持自己的幽默与才智。就算只是在派对上和老朋友聊天，其他人也会停下来听你说话。讽刺的是，“周遭围着越多人，你就感觉自己越渺小”。[6]没多久，他开始打网球，因为他再也无法把在街上散步当成运动。只要他一进到餐厅里，所有的服务生都急忙跑到附近的书局买一本他的书让他签名。机场是最糟糕的，因为他无处可逃。他总是第一个登机，但仍逃不过空服人员要求他在书本、航空杂志、餐巾纸上签名。然而，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非常害羞、胆怯，很多时候都非常焦虑的人。[7]“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自己，但真的很难。你无法想象这一切如何把你压垮，但那是我自找的。”[8]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然而，他再也无法像创作《族长的秋天》时那样地抱怨。

1982年12月30日清晨五点钟，加西亚· 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飞抵哈瓦那长住，寄宿的礼宾别馆六号，在几年后成为他们在古巴的家。卡斯特罗刚去过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丧礼，与英迪拉·甘地讨论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参加1983年3月于德里举办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她提到诺贝尔奖宣布时自己正好在读《百年孤独》。）卡斯特罗在莫斯科买了许多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爱的鱼子酱，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为卡斯特罗带来菲利普·冈萨雷斯与奥罗夫·帕尔梅的口信、费度其的鳕鱼干、卡门·巴尔塞斯的白兰地。

那一个星期，格雷厄姆·格林和他的巴拿马朋友乔乔·马丁内斯路过哈瓦那，马丁内斯是托里霍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1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篇关于这位英国小说家的文章《格雷厄姆·格林在哈瓦那的二十小时》。他与格林从1977年之后就没有见过面，加西亚·马尔克斯透露，格林和马丁内斯的来访是最高机密，一切以高层人士的程序处理，搭乘政府的奔驰车。格林和卡斯特罗讨论他们十九岁时玩儿的著名俄罗斯轮盘实验。这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一个个离开时，我想到这段会面早晚会写进我们其中一人或所有人的回忆录里，使我感到非常不安。”[9]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话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谈话内容可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就登上国际媒体——有些人质疑诺贝尔奖得主以新闻人的身份采访其他名人是否得宜。

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基耶尔莫·卡布列拉·因凡特对于这篇写到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非常不满，以一篇《哈瓦那的显要》攻击：

我知道南美洲（与西班牙）的读者（及作家）每星期都会因拜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栏而哈哈大笑，以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谈论着市井小民，就像观察着粗鄙人之间的谈话或是非希腊人的动作……这篇文章究竟是荒谬至极还是只是陈词滥调？对某些见多识广的读者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国家报》的每周专栏无疑带来新的撼动，我则有不同的看法。我非常认真看待小说，这篇文章就是证明。也许有些人为了反驳我的意见捏造专有的借口：拜托，不值得，别花时间，根本没有人注意。但是我相信，我和高多尼都相信，唯有谦卑的人能击败权威。[10]

可以理解的是，拉丁美洲右派，特别是古巴流亡者对这座诺贝尔奖始终抱持不予苟同的心态，这一点开始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焦虑。这些人也许以为诺贝尔委员会知道他偏“红”，在他们的眼里差不多就等于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应该没有机会得奖。或者，如今他的声望已经到达顶点，公开攻击他一点儿损失也没有，还有可能得益。也有可能这些人就是无法忍受他的成功、他毫不掩饰的上流生活、他的广大人气。毫无疑问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放弃军事记者的身份之后，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他不断强调自己和卡斯特罗之间的私谊。如今非常明显地，卡斯特罗需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多过于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卡斯特罗。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诺贝尔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地位更加崇高、外交上更具影响力，却也引发右派对其持续二十年的敌意（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即使在提倡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有了诺贝尔奖的支持，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可免于所有的批评—— 除了最激烈、最坚定的批评。

就在他与贝当古、密特朗、冈萨雷斯、卡斯特罗交好之际，为了不让墨西哥感觉受到冷落，他写了一篇名为“重返墨西哥”的文章，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强调墨西哥对他的重要性，于1月23日刊登。[11]不过，他对墨西哥的感情并没有阻止他称这个城市是比曼谷还丑陋的“魔鬼城市”。除了委内瑞拉，如今他手上有五张深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王牌，代表他生命中重要的五个集团（哥伦比亚、古巴、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刚好对他梦想中自己所扮演的国际政治角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巧合。他手上这五张王牌能拿多久、能否换到更好的牌、能否成功地换牌，都非常吸引大众的目光。

1月30日，握着手上这五张总统牌，加西亚·马尔克斯针对里根总统发表一篇文章：《是的，狼真的来了》。[12]这篇文章写下自“猪湾事件”以来，他自己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体验。当时的苏联已在强弩之末，这掩盖不住的反美主张，多少让那五个国家团结起来。可惜的是，虽然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受欢迎的时期，国际上的政治情势却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尽管后来称为孔塔多拉集团（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部长才刚与他会面，他仍深信打破美国稳定的努力，将在那年开花结果。当然，他所信成真。

总统任期一开始，贝利萨里欧·贝当古就表示哥伦比亚将寻求加入“不结盟国家组织”，当时由卡斯特罗担任主席。[13]1983年3月上旬，古巴代表团出发前往德里，成员包括卡斯特罗、加西亚·马尔克斯、努聂兹、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赫苏·斯蒙塔内、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的领袖莫利斯主教（他于六个月之后遭到处决，接着美国占领格林纳达），以及恶毒的苏利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戴希瑞·狄拉诺·布特斯。卡斯特罗虽然佯装无事，但他整个主席的任期受到苏联侵略阿富汗失败的影响，如今，能够交接给较不亲苏联的人，他感到如释重负。在官方仪式之后，所有古巴人前往大会安排的住宿地点阿修克饭店；为了和一些老朋友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喜来登饭店订了一间特别套房。第二天早上，努聂兹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找到合适的衣服参加开幕仪式，他的衣服四散在房间里，因为通常是梅塞德斯为他打理衣着。他告诉努聂兹：“如果让男人知道婚姻的好处，世界上的女人可能会不够，这将会造成大灾难。”[14]他与梅塞德斯于3月21日庆祝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好不容易，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11日总算“返回”哥伦比亚，他上次回到这里是近六个月前宣布诺贝尔奖时。关于这次的造访，媒体诸多揣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的私人保镖却只字不提。不过，贝当古坚持哥伦比亚政府应该派出一组保镖。抵达的几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重回番石榴”的文章。[15]不用说，波哥大的读者非常清楚“番石榴”这个字眼就像密码一般，代表他不是回到哥伦比亚，而是回到他最爱的“海岸区”。如今从文章里难以得知他当时的所在地，（这些文章越来越不像日记，反倒有点像是连载的回忆录及记载他的一些怪癖。）事实是，他“休年假”的那一年时间大多在波哥大度过，无疑地，诺贝尔奖让他在拉丁美洲独裁者之间取得优势，如今他们只好对他大加赞扬，或至少尊敬他。不过，许多媒体仍抱持存疑的态度，部分媒体甚至开始攻击他。[16]

5月底，他飞往古老的殖民城市卡塔赫纳，此地很快成为他在哥伦比亚最常停留的城市，也成为他往后作品的背景地点。自从1982年港边建造了会议中心之后，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会议都选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举行。此时卡塔赫纳正要庆祝建城四百五十周年，卡塔赫纳电影节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外宾当属安达卢西亚人菲利普·冈萨雷斯；穿着他著名的“利奇利奇”，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西班牙领袖一起漫步穿过嘉年华会的人群，偶尔和一些幸运的仰慕者共舞，[17]完全沉醉在这个“神奇”又“混乱”的家乡城市之中。正如即将前往美国与之对谈的贝当古，冈萨雷斯全心投入、积极支援“孔塔多拉和平过程”，希望为中美洲带来和平；在卡塔赫纳时，他也和四国外长对谈，保证对话的决心。[18]

7月下旬，身为哥伦比亚官方代表团的一员，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加拉加斯，庆祝玻利瓦尔两百年诞辰纪念。他已经五年没有去委内瑞拉。在加拉加斯，他和梅塞德斯再度与流亡的阿根廷作家 / 记者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会面，希望一起创办新的日报《其他》。为了不让人认出如今太过出名的他，他们选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旁专门提供卡车司机休息的咖啡座讨论，马丁内斯回忆道：

我们碰面的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梅塞德斯当晚参加晚宴，坐在委内瑞拉总统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之间，此时她还穿着同一套美丽的晚礼服，不过，咖啡座里那些昏昏欲睡的卡车司机完全没注意到。懒洋洋的服务生端来一些啤酒，聊着聊着，我们突然聊起往事……但梅塞德斯把我们拉回现实。“这个地方烂透了，”她说，“你们就不能找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吗？”“要怪就怪你先生太有名。”我说。“要是在加拉加斯的酒吧，我们会一直受到打扰，”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们应该去‘做爱的角落’，就像第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纠正他，“是‘爱的巷弄’，不过恐怕已经不在了。”梅塞德斯狡诈地眨眨眼，“你以前能想象贾布会变得这么有名吗？”“当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晚，在戏院里，我就看到名气从天上掉到他的身上。像他这样的走红方式，绝对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你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那更早之前我就红了。”“是吗，是在巴黎，你写完《上校》的时候吗？还是之前在加拉加斯，你看到佩雷斯·希梅内斯的白色飞机离开，庇隆的黑色飞机那时？还是更早之前，”我挖苦地说，“在罗马，索菲亚·罗兰经过你身边对你微笑的时候？”“比那更早，”他非常正经地解释。外面山头上天色渐明，“我从锡帕基拉的学校毕业时就已经很红了，又或者是在更早之前，我的外公外婆把我从阿拉卡塔卡带到巴兰基亚时。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只是只有我自己知道。”[19]

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再一次突如其来地尝试在波哥大长住，他一面郁闷地思考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无聊的”英国作家威廉·高汀，和平奖颁给领导波兰团结工会的自由斗士列赫·瓦文萨；一面又接到坏消息：莫利斯主教遭到推翻，于10月19日在格林纳达遭到处决。[20]五天后，美国便占领格林纳达，此举证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来对于美国加勒比海政策的忧心。联合国于10月28日谴责美国的做法无效，作风强悍的撒切尔夫人抗议美国此举占领大英国协属地也无效。10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里发布一则讣闻，悼念这位被谋杀的领袖，追忆他们在新德里“不结盟组织”会议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的几星期中，贝当古在古巴与美国之间调停斡旋，希望美国释放格林纳达的古巴囚犯。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保持联系，后者于11月初媒体采访时告知全国人民。[21]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尽了全力，他在波哥大就是不快乐。媒体每周锲而不舍地臆测他是否无法融入哥伦比亚的社会；但问题不在哥伦比亚，而是波哥大。小说家萝拉·雷斯特雷波告诉我那个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个月前协助波哥大记者菲利普·洛佩斯得到特殊渠道近身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如今他又志愿指导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的儿子洛佩斯所领导的《星期》杂志旗下的记者。他们讨论到头条新闻，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如果他一走出杂志社就在街上被枪杀，他们会怎么做标题。“‘岸边人’遇害。”菲利普·洛佩斯很快地反应，带着一抹微笑。[22]在波哥大，诺贝尔奖并无法保护他不受到来自寡头政治及其代表的人身危害。

那一年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休息一段时间以实现一个承诺，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返乡：回到阿拉卡塔卡。他上次回阿拉卡塔卡是十六年前的事，这趟旅程实际上也结束了他的“年假”。一星期后，他写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名为“回到源头”，不言而喻地呼应阿莱霍·卡彭铁尔一篇著名的故事。[23]他承认没想到自己在当地受到这么温暖的欢迎（罪恶感的征兆？他总是被批评没有把阿拉卡塔卡从低度开发地区中“解救”出来）。他说自己记得一切，处于众多来自过去的面孔中不知所措，就像马戏团来到时他自己的面孔一般。但他也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把阿拉卡塔卡当成神话或是充满乡愁（似乎暗示其他人是如此）[24]。阿拉卡塔卡—马孔多之间的关系遭到过多的渲染；如今他回来了，这两个地方似乎一点儿相似之处也没有。“很难想象一个比此处更加被遗忘与遗弃、更远离神的道路之处。人的灵魂如何不因反抗的欲望而感到两难？”

在年假的尾声，他一如往昔地来到哈瓦那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次他邀请雷吉斯·德布雷和他一起来到里维耶拉饭店，同行的还有他的老友麦斯·马兰比欧，他曾负责阿连德的人身安全，如今在古巴的贸易组织中担任重要的中间人。德布雷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跟以前一样分裂，一半充满感情（为了和他的拉丁同胞同仇敌忾），一半则老是嘲讽与挖苦（为了太法国的法国人，傲慢而谨慎），谈起电影，喝着凯歌香槟，对布拉松歌曲的歌词倒背如流，又使我惊叹无比”。[25]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1984年是较为顺利的一年，对哥伦比亚则是命运多舛的一年。新年庆祝活动一结束，他连古巴不间断的外交要求都摆脱掉，开始了一连串的转变：从年假状态回到写小说的本行；从每周一次的专栏回到他在诺贝尔奖宣布之前的夏天就开始的这本关于“爱情”的重要小说；也从他始终无法适应的波哥大转换到卡塔赫纳和海岸区。

这趟阿拉卡塔卡返乡之旅一如预期地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回到自己最受欢迎的书里那名为马孔多的地方，启发他写第一本书《枯枝败叶》与《百年孤独》之处。另一方面，该趟旅程也让他确定自己已抹去那段经历：他已经成功地抹杀了他与阿拉卡塔卡之间的关系，一如他在许多方面抹杀了《百年孤独》本身一般。

如今，他准备重新改写自己的生命——再度改写他已经改写过的部分——然后填补一些错过的空白。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持续被童年的创伤纠缠，特别是和父亲、外公之间的关系导致的恋母情结，无疑地并不体面。目前为止，他仅仅忽略了某些本质上的事实、掩盖了一些问题，让自己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并在文学层面上进行巨幅的调整。如今，他要把那风流成性的父亲重新写回自己的故事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一年前曾经在诺贝尔奖庆祝时回到阿拉卡塔卡，也一如往常把自己当成重要的角色。（要说儿子遗传了他哪一点，那一定是他的活力。）但他也真心地为贾布的成功感到无比的喜悦，并首度公开他对于这过往的荣耀感到温暖。

获知自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记者宣布，他希望在卡塔赫纳建造自己的梦想家园，这正是传统卡塔赫纳人最不愿接受的一件事，因为重要的是保存已经存在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对他的返乡有着复杂的情绪，更别说负面情绪。[26]他已经决定摆脱波哥大带来的阴霾，营造全新的形象；又或许回到加勒比海让他感觉好多了，又或许是因为他决定全心全意投入爱情所带来的影响。总之，朋友与记者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变成一个全新的人——穿着他现在独特的加勒比海全白服装，瘦了五公斤，剪了清爽的头发，留着整齐的指甲，擦上昂贵的古龙水，悠闲地漫步在卡塔赫纳古老的街道、“大口区”的海滩、曼哈的大道上——要不就是开着他的红色野马汽车奔驰于大街小巷之中。[27]

他早上六点起床、看报纸、坐下来准备九点到十一点儿的写作时间，慢慢地进入状态（正如他在书里与电影《来自公园的信》中发明的气球一般）。他说最棒的是自己总算“重回哥伦比亚的怀抱”。中午时分，梅塞德斯前往海滩与朋友碰面，等他出现。接着，他们以虾子或龙虾饱餐一顿，睡个午觉。傍晚他和父母聊天，每天晚上都在城里散步，找朋友聊天，“隔天把这些事全写进小说里”。[28]

由于外形的关系，他住的房子被称为“打字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另一项突破性、科技性的转变。[29]也许幸运的是，当时他已经写好了新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前几章，让他在这本书与诺贝尔奖的体验之间有了文学性的连接。此时，他决定改用计算机写作，请打字员把所有已完成的手稿输入计算机里。对于一个坚持丢掉每一张带有错字稿纸的作家而言，他因而得以更有效率地工作，也有助他克服多年来困扰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写作障碍。评论家争辩这项新科技所可能带来的风格转变究竟是福还是祸。

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最大的转变，至少在精神层面而言，在于他与父亲的关系。这六十年的时光里他们鲜少交谈，如今，身为儿子的他与父亲和解的程度，足以使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开车前往曼加，几乎总是分别与他和路易莎·圣蒂雅嘉谈天——他们的年少时光、他们的恋爱过程。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动机是为了写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加西亚·马尔克斯总算准备好改变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以这本书作为借口让他得以保留自尊心，同时消除他对父亲的罪恶感。三年前，他笔下《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里的角色突然了解了她的母亲：“自从出生以来，安赫拉·维卡里欧第一次在那个笑容里看见她真正的模样：一个贫苦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接纳崇拜着自己的缺陷。”[30]无疑地，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算能冷静地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做出冷静，但也许较不那样严苛的评断。

这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从他身边带走，多年后又回来把他从最爱的外公、贾布心目中绝对高人一等的上校身边带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虽然不是个口出恶言的父亲，却总是以暴力威胁维持自己经常前后矛盾、任性的威权；他以严格、独裁的方式，把长久以来饱受折磨的妻子锁在家里，自己却任意离家，数次不是背着妻子偷腥就是闹出丑事；整体而言，虽然他让这个大家庭衣食无虞，大部分的孩子都受教育，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在他长子的眼中，他的善变、疯狂而动辄更改的计划、愚蠢却不得不附和的笑话、顽固而保守的政治立场、自我感觉良好与现实成就之间的鸿沟——加上贾布原即有所怨怼的恋母情愫，使他难以忍受。

在这样的关系里，几乎一切都变得更难处理，甚至雪上加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最常受到引述的话也许是，不管他有多么成功，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只是一位阿拉卡塔卡报务员所生的十六个小孩儿其中之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忍不住大发雷霆——他只当了一阵子的报务员，如今是个专业医生、诗人，也是个小说家。[31]上校如何影响他的儿子、启发他写出书中众多令人难忘的角色，这一点众所周知，然而身为父亲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却从来不曾被提及，似乎也刻意把他排除在外，这不但让他觉得受到冷落，也觉得备受侮辱。

1984年8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书已经写好三章，共两百多页，这本预计有六部分的小说已逐渐成形。他有计划地和父母聊天，据称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在很难称之为个案研究的模糊谈话中讨论他们的交往过程。他告诉《国家报》这本书的故事只要一语就可以道尽：“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仅有二十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八十岁太老而不能结婚。”他表示这本书非常冒险，因为书中充满流行文化的元素：集连续剧、肥皂剧、波丽露的粗俗于一身。这本小说同样受到法国19世纪传统的影响，故事从一场葬礼开始，幸福地以船上的场景结尾。[32]也许，这是他决定把故事的时空背景设在过去的原因；也许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不认为自己有办法成功地写出一个发生在20世纪末期、有幸福结局的爱情故事，还能受到严肃的看待。

最后，就在这本书完成一半之际，他在那年夏末离开了卡塔赫纳，并留了一份手稿给玛歌，指示她暂时保存这份手稿，等他平安抵达墨西哥后再销毁。“于是，我在腿上放一个空饼干盒，一张一张地把手稿撕碎，再把所有的碎片烧掉。”[33]那年秋天，他不情愿地为公事前往欧洲后不久，得知一则震惊的消息。1984年12月13日，刚过完八十三岁生日没多久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在生病十天之后，于卡塔赫纳的大口医院过世。伊尤（埃利希奥·加夫列尔）是家族里公认最容易紧张的人，他回想当时：“父亲的过世让我们乱了手脚。我在他去世的那天回家，家里一片混乱，没有人可以做主。我记得当时是下午五点钟，海梅和贾布都尚未现身，我得发号施令，把他们从“泥沼”中拉出来，让事情运作。第二天，我们聚在一起讨论、安排事宜，一切都糟透了，我们完全没有共识。”[34]

总算有这么一次，贾布终于参加了一场葬礼。在一连串的转机、十小时的飞行之后，他赶在葬礼当天抵达，就在仪式刚结束，正准备从曼加教区大礼堂移棺时。（古斯塔沃从委内瑞拉赶来，没有赶上葬礼。）贾布与玻利瓦尔省的省长阿杜罗·麦特森·费格罗阿一同抵达，一起帮忙抬棺。省长穿了黑色西装，贾布穿着千鸟格纹夹克、黑色开襟衬衫与长裤。海梅回忆道：“那场葬礼是场灾难，我们这些男人双腿发软，像一群小孩儿一样哭成一团，完全派不上用场。幸好有女人在场安排事宜。”[35]（就算双腿发软，也没有阻止这些兄弟依照惯例前往妓院缅怀过去——只喝酒——还有一点儿老式的联系感情。）

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才改善没多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却突然永远失去了父亲。事实上，他与家人的关系正开始变得亲近，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死却改变了一切。伊尤回想：“父亲过世之后几天，母亲像个正统瓜希拉女性一样对贾布说：‘现在你是一家之主了。’他不安地来回踱步：‘我对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让我陷入这样的处境？’麻烦的是，我的兄弟姐妹很多都不受掌控。”[36]这个闻名世界的作家如今得掌管一大家子。他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弟妹——帮他们找工作，付医药费、学费、贷款——但如今他也必须奉养自己的母亲。就在他逐渐回归哥伦比亚之际，又正好在写一本小说，其中的情节创作出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核心家庭，可以说，这些凑巧发生的事情，时机再恰当也不过。

父亲的过世及母亲丧偶的痛苦，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思考爱与性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并且更加深切地思考年老与死亡。虽然他总是说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过程中充满喜悦，但周遭的一切没有他说的那么轻描淡写。随着诺贝尔奖而来的责任已经让他难以承受。经历父亲过世、眼见母亲因此受到折磨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当然，这位小说家把这些感受写进他的书里，特别是最开始和最后的章节。他总是把手稿以及创作过程的蛛丝马迹销毁的习惯，使得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生命历程如何影响他的创作。无论如何，计算机不只改变他整个写作的过程，也让我们更难追溯他的写作架构。

对于这本小说，他一开始的构想就不只是关于爱情的省思，老年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爱情这个题材在诺贝尔奖后先行浮现。1982年夏末，他发表一篇文章《路易斯·布纽尔年轻的老年时光》[37]，可以看出他不仅细细琢磨这些议题，包括老年人坠入爱河、有性生活是否得体，也显示他读了西蒙娜·波伏娃的经典之作《成年》。1985年2月，回到墨西哥城，他告诉马利斯·西蒙斯，读过两名老人被船员谋杀的故事后，他对这本小说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两名老人搭船逃逸。[38]他表示，自己以前以老人为题材是因为外公外婆是他最了解的人，如今，他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里有一段描写，不断地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年老的人拥有死亡，年轻人拥有爱情。爱情可以拥有很多次，死亡只有一回。”[39]通过这段话，我们得以洞察他所有后期的作品。

1985年春天，他在墨西哥城接受哥伦比亚记者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探访自己的近况（《星期杂志》声称“他已经两年没有好好地和媒体深谈”），他告诉记者，自己不是感觉变老，只是发现老化带来的征兆，并面对现实。他发现，随着年龄渐长，更多的灵感涌现，只不过他如今了解到那并不是灵感，而是处在一种放松、写作的状态，暂时有“漂浮的感觉”。现在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动笔之前就已经知道书的最后一个句子怎么写。坐下来写的时候，整本书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好像我已经读过一样，因为我已经思考了很多年”。他觉得自己“没有归宿”，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感受都一样，因而感觉自己“无依无靠、愤怒”。接着，他说了一段很棒的话：“我所有的幻想都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成真。我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知道这些事会发生。自然地，我尽力让自己更坚强。”他认为自己“非常强悍”，即使像切·格瓦拉一样，他相信必须保有“温柔”的一面。举凡男人都有脆弱的一面，但女性“冷酷”的一面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他仍然爱女人，女人让他觉得“安全”、“受到照顾”。他继续说，如今，他对于和陌生人聊天感到索然无趣，很难让自己专心聆听。“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我是脾气最坏、最暴躁的，但我也因而是最自制的人。”[40]

当然，他也谈到爱与性。不过，很多人注意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里很少出现“性”这个字。他使用同样的字眼取代，像是“仰慕”、“爱”，这种混杂的用法，让爱与性在他的书里几乎没有分别，也因此解释了他书写这个题材时所带来一种特别的味道，一种或许受到诱惑的感觉。

这本关于爱情最重要的作品问世时，书里的题字是“当然，献给梅塞德斯”，然而法文译本推出时，书里的题字却变成“献给塔奇雅”……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故事发生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城市，很容易认出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洲卡塔赫纳。这本书的主题是爱与性、婚姻与自由、年轻与年老。故事内容描述一段三角恋情：主角是来自上流社会，气派十足的医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毫不起眼的船务员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美丽的新贵费尔米娜·达萨。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拥有的特质，胡维纳尔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不过，其实他最主要的角色灵感，还是知名的当地医师安立奎·维加，他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庭医师（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去世时由他照顾，但不到五个月后他自己也去世）；主角弗洛伦蒂诺的个性融合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与贾布自己，是非常有趣且令人神往的融合；费尔米娜的角色则结合了梅塞德斯（最主要）、塔奇雅的魅影、年轻时受追求的路易莎·圣蒂雅嘉。这本书共分成六部，第一部和最后一部描述老年及故事结构，第二部与第三部描述年轻时期，第四与第五部写的是中年。这六部又分成两半，每一半各有三章，二与三这两个数字也代表了这部小说的象征，代表着三角恋情总是有崩毁的威胁，终究变成两人一对。总之，这本小说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逐渐年迈之际与他生命中四段过往的和解：与法国巴黎（胡维纳尔与费尔米娜在此特别快乐）；与塔奇雅，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的爱；与卡塔赫纳，这个保守的殖民城市；以及也许最重要的，与他一直渴望被卡塔赫纳的父亲接纳。

故事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天，睽违政权半世纪的自由党再度掌权之后没多久。八十几岁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从梯子上摔死，当时他站在梯子上想抓回家里的鹦鹉，同一天，他也刚参加了一位老友的葬礼，并发现一则惊人的事实。在乌尔比诺的葬礼上，妻子费尔米娜的旧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试图重燃半世纪前青少年时期的爱苗。小说的其他部分小心地嵌入许多回溯，从他们一开始的爱情，胡维纳尔如何介入，费尔米娜嫁给胡维纳尔，和他一起前往巴黎，胡维纳尔的事业蒸蒸日上，在卡塔赫纳的医界享有名气，也是治疗霍乱的权威。同时，带有黑人血统的私生子弗洛伦蒂诺这边也有一段较不正统的奋斗故事：他决定自己也必须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在叔叔的船务公司逐渐受到重用；同时，他决定无论多久都要等到费尔米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等到她的先生过世；他与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大多是妓女与寡妇，更别提他十四岁的侄女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故事最后，弗洛伦蒂诺为了新寡的费尔米娜抛弃阿美利加，她也因而自杀。相比之下，胡维纳尔只有一段绯闻，是与他美艳的黑人牙买加病人，但差点儿毁了他的婚姻。

故事进行到一半时，第三章的结尾描述费尔米娜这位来自中下阶层的哥伦比亚人，如何为了上流社会的“法国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而拒绝了同为哥伦比亚人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跟着胡维纳尔因而熟悉了欧洲，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卡塔赫纳，也没有意愿离开。在某种层面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代表卡塔赫纳的上流阶级，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此书写作的对象。因此，他在故事中段描绘哥伦比亚下层阶级落后的克里欧人，或拉丁裔混血私生子被欧洲与现代作风完全击败。但这些叙事小说的后半部完全逆转，着墨在弗洛伦蒂诺力争上游，终于赢得女主角的“芳心”。

虽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这个“医生”角色，融合了安立奎·维加、马尔克斯上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但他其实代表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忌妒、羡慕、憎恨、厌恶的上流社会，亦即过去二十五年来相互交融的波哥大与卡塔赫纳的统治精英。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波哥大的精英拒绝接纳他，而卡塔赫纳的精英则排斥他和他的父亲。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与男人之间的冲突、竞争无关，着重的是不同男女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引言取自一位盲眼瓦伽娜多民族乐手雷安德罗·迪亚斯：“我准备表达的语言：他们本身已受到女神的加冕。”这集合引用，让人想起古老的希腊人、帝国主义西班牙皇室、哥伦比亚下层社会的选美比赛，小说聪明地融合了各种文化冲突。书名乍看之下，是他作品中最不切题的，但受到喜爱与仰慕，阐述爱情与时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爱情经常如生理状态或疾病般无法抵抗；时间不只是一段期间或历史的度量衡，更是最恐怖的一种疾病，啃蚀一切。这本书选在暂时受到挫败之际停止，不论这挫败有多么短暂。

随着这位光鲜成功的作家逼近中晚年之时，他做出许多和解，无论多么具有嘲讽、后现代意味，其中一个对象却是布尔乔亚小说本身；甚至不论多么讽刺与重要，和哥伦比亚的布尔乔亚统治阶级和解。这并不是司汤达、福楼拜或巴尔扎克（比较像是大仲马或拉尔波，虽然当然也是模仿嘲讽的对象）。[41]但这部小说“熟知”这些作品，却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从第一行就使用味道挑逗地带我们回到过去，“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想起单恋的爱。书中许多元素和一些廉价爱情小说、连续剧甚至拉丁美洲流行音乐一样，如同作者所暗示；然而，与之对照的却又是布尔乔亚婚姻中的习惯、强烈的不满，只为了维持表象。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本书拿他的文学名誉下了很大的赌注。整体而言，小说很奇妙地融合平庸和平淡无奇，加上无情的现实和寓意深远。敢于在报纸上解惑专栏的信件里，探索这最熟悉的陈词滥调，回复的真理也是绝望的老生常谈：你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一个人。你其实也无法评断他人。有些人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性格；其他人则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故我。你永远无法预知生命的下一步。只不过真正领悟生命时总是太晚——即使发生了，如果活得更久大约也会改变你的看法。爱与性很难赋予道德意义，爱与性也很难分开。大部分的人搞不清楚爱一个人究竟是出自习惯、感激，还是为了自己。你有可能同时爱上好几个人。世界上有很多种爱，也有很多种爱人的方法。你永远无从得知哪种生活比较好：单身与结婚、自由与规范；同样地，也无从得知安定与冒险何者为佳，但全都需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你只能活一次、只有一次机会。现在，永远不迟。还有，不用羡慕别人的人生。这些论调充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然后混杂在接下来的情节中。

在《百年孤独》中，读者发现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本身就是个充满文学的空间，梅尔基亚德斯在故事发生的一百年前就已经写下。《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的最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长信给费尔米娜·达萨，此举有类似“镜中镜”的效果：表面上这并不是一封情书，而是他“基于对男女关系的理想与体验而衍生的思考”，对她而言，则是“关于生命、爱情、年老与死亡的自我观想”。他所企图触及的领域，加上这么一个平易近人的故事，都让这本小说在某些程度反倒比《族长的秋天》更像《百年孤独》的续集。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永远”两字为这本书收尾，接着寄给巴兰基亚的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以及赫尔曼·巴尔加斯。卡门·巴尔塞斯在伦敦收到手稿，据说边看边哭了两天。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跟她谈公事，于是决定在前往欧洲之前与她在纽约碰面。他的老朋友基耶尔莫·安古罗当时是哥伦比亚驻纽约领事，摄影师埃尔南·迪亚斯也在纽约。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非常开心地完成这本对他而言是一大突破的小说，身为早期的计算机使用者，他也经历了计算机带来的兴奋与苦恼。有没有存档、存盘，是否可靠、安全，会不会受损或遭窃？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世界知名作家中率先——也许是第一位——使用电脑完成重要著作的人。在梅塞德斯、贡萨罗与外甥女亚丽珊德拉·巴尔查的陪伴下，他把存有小说的磁盘挂在脖子上，搭飞机到纽约，完全就像找到魔法石的梅尔基亚德斯一般，无法松手。[42]

加西亚·马尔克斯带他的小儿子来到纽约知名的史奎伯勒书店，他1961年在纽约工作时，每天上班都会经过此地。埃尔南·迪亚斯一开始非常惊讶地发现史奎伯勒书店居然没有他这位著名朋友的小说，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书都放在经典文学区。书店员工发现这位身穿千鸟格纹外衣的小个子的真实身份后，纷纷上前要求签名。在街上，他在摄影师的注视下，享用纽约著名的热狗，群众蜂拥而上。接着，在如同发现冰块一般的兴奋之中，他来到了一家专门店，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印好六份热腾腾的新书稿件。[43]

1985年秋天，脖子上还挂着那三张磁盘，加西亚·马尔克斯飞到巴塞罗那，亲自把磁盘交给卡门·巴尔塞斯，并投宿索菲雅公主饭店。这一次，就像他一直担心的，他的房间遭窃。但他后来告诉媒体自己并不认为那些小偷是为了偷窃《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手稿而来。

哥伦比亚的政治处于20世纪最关键的历史时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人还在国外。政府与M-19游击队的关系越来越紧张，7月3日，他们拒绝贝当古所提出的停火协议，整个国家因而陷入一连串的灾难。（许多游击队怀疑贝当古并非真心寻求长久和平，而是故意设下这个历史陷阱。）8月9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国防部部长米格尔·维加·乌里韦应该为刑囚的指控下台。8月2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海梅·贝特曼近日死后，接任M-19新领袖的伊凡·马利诺·奥斯皮纳遭到警方杀害。到了11月6日，M-19占领了司法大厦，也就是波哥大的最高法院，开始了一连串的恐怖事件，通过电视转播，全世界的观众都惊愕不已。哥伦比亚总统倒霉的弟弟海梅才刚被绑架，这次人又在现场。在世人的目瞪口呆之下，哥伦比亚军队以坦克和重炮进攻，结束了二十七小时的包围对峙。这场冲突的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人，包括最高法院院长阿方索·雷耶斯·埃恰恩迪亚。厄伯尔托·穆利西亚法官企图逃跑时被击中腿部——于是他扔下木腿，从燃烧的天井中逃脱。除此之外，丧生的还有游击队队长安德烈·阿尔马拉雷斯。谣言盛传这场冲突是军队主导而非贝当古造成的，这个传闻至今仍充满争议。贝当古后来告诉我，他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保持沉默是“友善的举动”[44]。一星期后，另一场灾难撼动了哥伦比亚：内瓦多·卢伊兹火山爆发，活埋了阿尔梅罗镇，至少两万五千人丧生。

最高法院这起冲突是压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波哥大买了一间公寓，搬了许多衣服和家当过去，但始终没有搬进去住。冲突发生时，他考虑飞回波哥大，但最后选择前往巴黎。在巴黎仔细考虑后，他决定取消回哥伦比亚的计划，选择回到墨西哥城。当时的墨西哥城刚经历一场大地震，整个城市虽然四分五裂，人心却振奋不已。此时，他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本小说，一个关于玻利瓦尔的故事，并在1985年9月已和历史学家古斯塔沃·巴尔加斯见过面。

如今时序来到12月5日，哥伦比亚经历了一连串的灾难，《霍乱时期的爱情》推出了。这本小说让读者与评论家同感震惊，因为它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让人摸不着头脑地，他把自己变形成现代的19世纪小说家，不再写权力，而是写爱以及爱的力量。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最受喜爱的小说。《百年孤独》出版将近二十年之后，《霍乱时期的爱情》再度带给评论家与普通大众一种纯粹的阅读喜悦。这本书的成功鼓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使他继续专注在人类关系、私领域这些令他关注的题材上，同时也成为他重回电影事业之后的重心。[45]他的名字不再只是代表爱情、情感、微笑、花朵、音乐、食物、朋友、家庭等，也与乡愁、回首逝去的美好年代有关：那番石榴的芬芳、充满香气的回忆。这本书大受欢迎，也让他得以用充满魔幻的笔，抚平深藏心底的那股暗流。

就连《时代报》也向他示好：12月1日，早在小说出版之前，这份报纸就预测本书将“为这不安的国家带来爱”。仅有很少的评论给了负面评价。整体而言，这本书大获全胜，英文译本推出时，汤玛斯·品琼这位总是抱持怀疑态度的小说家，也给了至高无上的赞誉，是典型的读后反应。品琼表示，在这样的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敢写爱情小说，拥有无比的勇气，但他“非常成功”：

而且——天啊——他写得真好。他的手法既热情又克制，疯狂中带着从容……我从未读过这么惊人的故事结尾，仿佛一首交响乐般，如此充满自信的力道和节奏，如同河上游轮一般地移动着；在这条我们都知道的河流上，如同船长一般，作者以他毕生的经验，精准地引领着我们远离怀疑与怜悯的迷雾，如果没有了方向领航，就没有了爱；若是逆流回头，仅仅空留下追忆的美名——所呈现的作品充其量让我们疲累的灵魂得以安歇，但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本既闪亮又令人心碎的小说。[46]

十五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我说：“我最近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说真的，我很惊讶。看得出我胆子真大，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办到的。其实我很引以为傲。总之我走过来了……我度过生命中某些非常黑暗的时刻。”

“什么？你是说《百年孤独》之前吗？”

“不，是得到诺贝尔奖之后的那几年。我常常觉得自己快死掉了；有些东西一直在那里，那些黑暗、躲在表面之下的东西。”[47]

[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Felipe，《观察家报》，1983年1月2日。

[2] Diálogo de Gabo con Felipe González，《时代报》，1982年12月27日。

[3] 亦参见Leo Braudy，The Frenzy of Renown ：Fame and Its History（纽约，Vintage，1986；1997）。

[4] 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259.

[5] 罗伯托·彭波，El año de GM，《星期》（波哥大），1997年1月。

[6] 大卫·斯特莱特菲尔德，The intricate solitude of GGM，《华盛顿邮报》，1994年4月10日。

[7] Juan Cruz，Relato de un tímido，《国家报》（马德里），1993年1月11日。

[8] 鲁道夫·布拉切利，El genio en su laberinto，《人民》（Gente，布宜诺斯艾利斯），1997年1月15日。

[9]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s veinte horas de Graham Greene en La Habana，《 观察家报 》，1983年1月16日。

[10] 重新收录于基耶尔莫·卡布列拉·因凡特，Mea Cuba（伦敦，Faber & Faber，1994），p.210。

[11]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greso a México，《观察家报》，1983年1月23日。

[12]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Sí ：ya viene el lobo，《观察家报》，1983年1月30日。

[13] 见Alfonso Botero Miranda，Colombia，no alineada? De la confrontación a la cooperación ：la nueva tendencia en los No Alineados（波哥大，Tercer Mundo，1995）。

[14]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1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greso a la guayaba，《观察家报》，1983年4月10日。

[1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很不寻常的反击，发表于Con amor，desde el mejor oficio del mundo，《观察家报》，1983年4月24日。

[1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artagena ：una cometa en la muchedumbre，《观察家报》，1983年6月5日。

[1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ontadora，cinco meses después，《观察家报》，1983年7月10日。

[19] 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El día en que empezó todo，《第十二页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88年8月21日。

[20]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Bishop，《观察家报》，1983年10月23日。

[21] 见María Teresa Herrán，GM ante el mito de Gabo，《观察家报》，1983年11月5日。

[22] 萝拉·雷斯特雷波，访谈，波哥大，1991年。

[2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Vuelta a la semilla，《观察家报》，1983年12月18日。

[24] 见克劳蒂雅·德瑞福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花花公子》，30 ：2，1983年2月，p.172。

[25] Régis Debray，Les Masques（巴黎，伽里玛，1987），pp.26-28。

[26] 见阿朗哥，Un ramo de nomeolvides，p.247。

[27] 同上，p.120。

[28] 见马利斯·西蒙斯，The best years of his life ：an interview with GGM，《纽约时报·书评》，1988年4月10日。

[29] GGM usa escritura computarizada，《卓越》杂志，1984年10月16日。

[30]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p.93。

[31] 阿朗哥，Un ramo de nomeolvides，p.136。

[32] Eric Nepomuceno，GGM afronta en su nueva obra los peligros de la novela rosa，《 国家报 》，1984年8月28日。

[33] 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7。

[34] 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p.285-286。值得注意的是，巴姨妈当时在场。她自己也于一年后过世。

[35] 海梅·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55。

[36] 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286。

[3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布纽尔年轻的老年时光》，《观察家报》，1982年8月1日。不仅《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且《苦妓追忆录》（2004）的种子也埋藏在这篇文章里。

[38] 《纽约时报》的马利斯·西蒙斯，Sexo y vejez ：una charla con GM，《时代报》，1985年4月14日。1988年西蒙斯又采访了他一次：马利斯·西蒙斯，The best years of his life ：an interview with GGM，op.cit.。

[39] 川端康成，La casa de las bellas durmientes（巴塞罗那，Luis de Caralt，2001），p.79。

[40] 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Habla Gabo，《星期》，1985年5月13日。

[41] 最明显的参照依据是瓦莱里·拉尔博的Fermina Marquez（巴黎，1911），讲的是一个在法国的美丽的哥伦比亚女孩及她所引发的爱恋。这标题必定吸引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注意，而故事情节也俘获了他的想象力。

[42] 《星期》，1985年12月9日。

[43] 埃尔南·迪亚斯，Una historia trivial antes del huracán，Revista Diners（波哥大），1985年9月。

[44] 贝利萨里欧·贝当古，访谈，波哥大，1991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的书《绑架》（1996）就是在回忆这些情况，目的是要为他本人叙述的事件（1990—1993）布下政治的脉络。

[45] “我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撰写爱情”，《卓越》杂志，1986年1月17日。

[46] 汤玛斯·品琼，The heart’s eternal vow，《纽约时报·书评》，1988年4月10日。

[4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墨西哥城，1999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1983年摄于加勒比海海边。

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妻子梅塞德斯、贝当古总统与其妻子艾伦娜·阿瓦雷兹，20世纪80年代中期摄于波哥大。

1985年11月6日（贝当古总统在任期间），火光中的波哥大司法大厦，军队保卫司法大厦击退M-19游击队。

第二十二章

以官方历史为背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玻利瓦尔《迷宫中的将军》

1986—1989

正如同他在1975年以《族长的秋天》证明《百年孤独》并不是侥幸的成功，世界文学界应该明白他会长远地存在；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霍乱时期的爱情》证明，他并不是那种会因为得到诺贝尔奖的压力而结束写作生涯的作家。就在他的写作题材转移到爱情的同时，他也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开始强调和平、民主、共存。很清楚的是，里根政权并没有打算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容忍任何革命政权的胜利；而启发大多数革命运动的古巴人也比以前更加谨慎，他们的阵线由于对南非的投入而被异常辛苦地拉长，无法再承受更多来自美国和加勒比海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发展似乎显示其对于世界革命发展的投入已无法持续太久。同时，里根在起诉尼加拉瓜革命战犯上遇到困难，连他都有可能接受和平谈判。（1986年年中，海牙国际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抗军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同年稍晚，美国本身爆发“伊朗门事件”，撼动整个里根政府。）

就算在哥伦比亚，贝当古1982年掌权之后就开始推动和平进程，但如今大部分的观察家都已经认为他不会成功，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对于国家的走势则是越来越悲观。1986年7月底，他警告哥伦比亚“处于大屠杀的边缘”，1985年年末，司法大厦的恐怖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肇因于不顾后果的游击队、压制的政府军、玩忽职守、暴力这些败坏元素的结合。[1]如果这个声明出现在贝当古在职的最后一周，中立的观察家也许会对此印象深刻，特别是在国际特赦组织严厉批评贝当古以军队侵犯人权之后；然而，这个警告的对象实际上是继任的维希里欧·巴尔可自由派政府，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保守党朋友贝当古。

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如今开始接受社会民主路线和纯粹反殖民的论述，以配合他和平与爱的信息，此举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使得亲痛仇快，他们要见到他和菲德尔都中箭下马才会满意。除了别的封号之外，巴尔加斯·略萨再度称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走狗”、“政治投机分子”。[2]对于一个因为支持古巴而使自己面临巨大政治困境的男人而言，后者是奇妙的绰号；而且，他还准备花大钱支持自己在政治上投入的对象，如同他在20世纪70年代在哥伦比亚和《抉择》所展现的，如同他正要在古巴再次展现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83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于诺贝尔奖之旅后，第一次在卡尤皮耶特拉斯和菲德尔见面时，他们开始梦想在哈瓦那开设一所拉丁美洲电影学校。菲德尔对于宣传略知一二，无疑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后的世界地位与影响力印象深刻，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意识冲击，虽然也许有点为时已晚。如今，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讨论电影时，他开始思考电影的力量是否比书籍来得强烈，质疑近来拉丁美洲电影不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伟大电影一般具有实质的意义，而这些年代的电影在拉丁美洲各地，包括古巴，正是由他的革命胜利所启发的。他们一起坐在加勒比海海边认真地讨论时，不可避免地，菲德尔有自己好战的理解方式：“我们真的需要让电影起飞……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奋斗，我认为这些电影就像对内外发射的大炮一样。我们的电影在这方面多么丰富啊 ! 当然书对人也有影响力，但读一本书需要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两天，看一部纪录片只需要四十五分钟。”[3]卡斯特罗是否由于好莱坞影星进军美国白宫的意外冲击而受到影响，这一点只能猜测，然而，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讨论在哈瓦那创立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的可能性，以此增加拉丁美洲大陆的电影生产、改善水平、鼓励拉丁美洲团结，当然，还有宣传革命价值的工具作用。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完成《霍乱时期的爱情》之后就开始投入这项新的计划。从1974年到1979年，他专注在政治新闻上；从大约1980年到1990年之间，他那股对于电影的着迷又回来了，他在1980年到1984年之间所写的文章常常都和电影有关，特别是他自己的计划。这一项对于电影最具野心的冒险，或者更精确地说，就是哈瓦那的新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包括设立一所新的国际电影电视学校，就位于市郊的圣安东尼奥·巴纽斯。[4]在这里，他比以往更甚地把自己资本主义的金钱投注在革命的刀口上。他的箴言可能是：既然政治已经行不通，就转向文化。这个电影基金会协助结合拉丁美洲的电影制作和学习，学校教授电影理论和实务，不但欢迎年轻的拉丁美洲人，也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到了1986年，这两个新机构的计划已经有所进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极端派的电影制作人密切讨论未来的发展。然而，这一年的开始，他所投入的工作却不是电影，而是关于拍摄电影的一本书。他的朋友米格尔·立丁是流亡的智利电影人，在1985年5月和6月偷偷回到智利，带着十万英尺关于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影片安全逃离。[5]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觉得自己在这位独裁者下台之前就回到文学，是象征性地被皮诺切特打败；他看到报仇的机会，在1986年年初和立丁在马德里碰面，讨论该选择哪些部分。在那里，他一星期内进行了十八个小时的采访，接着回到墨西哥，把六百页的叙述浓缩成一百五十页。他注记：“我比较希望把立丁的故事维持在第一人称，好保留个人的、有时候较亲密的语调，除去戏剧性的附加或历史的做作。当然，最后文稿是我的风格，因为一个作家的声音是无法改变的……然而同样地，我也试图保留所有原始的智利语词组，以尊敬叙事手法的思维，并没有与我自己的风格相吻合。”这本书《米格尔·立丁：智利秘密行动》 于1986年出版。[6]黑羊出版社印了二十五万本，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1月时一定有特别的满足感，因为其中的一万五千本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被烧毁。皮诺切特政府如果沉默以对，反而会是更有力的回应，虽然，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政府已经距离倒台不远。

虽然短暂地偏离正轨政治，进行挑衅，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自己和平使者的新使命是如此投入，那年夏天的8月6日，他成功地在墨西哥伊斯塔帕市第二次“六国团体”会议上发表一次演讲，他们的政治目标是避免核战争。广岛核爆四十一周年纪念时，这六个国家（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强烈要求全面停止核武测试。[7]这个会议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讲《达摩克利斯的灾难》（The Cataclysm of Damocles）开场，他警告虽然如今全世界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金钱却是花在武器上，这完全不理性，因为正如他所言，“核战争之后，唯一剩下的只有蟑螂。”[8]在某种层面而言，这场演讲是关于地球的未来，应和他关于拉丁美洲命运的诺贝尔奖演讲一起解读。

那一年秋天，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投入新电影基金会的准备工作，罗德里戈在洛杉矶美国电影学院注册——和他父亲在哈瓦那的活动成为鲜明的对比。他在那里读了四年；同时，贡萨罗和他的女友帕·埃利桑多一起搬回墨西哥，开始投入自己的计划，与荷米·加西亚·阿斯考特、玛丽亚·路易莎·埃利欧的儿子迪亚哥·加西亚·埃利欧一起成立一家高水平的出版社“走钢索的人”。[9]他们的第一个企划案是在10月出版《雪地上的血迹》的精装版。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有兴趣的，是鼓励拉丁美洲导演拍独立电影，但其他制片人比较有兴趣的是把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1979年，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剧本，墨西哥导演海梅·艾墨西优拍摄了一部电影《我心中的玛丽亚》。1980年初，巴西导演卢伊·葛拉拍摄了电影《艾伦狄拉》，这个故事几乎完全没有修饰地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是关于一位少女在哥伦比亚的瓜希拉被迫成为一位能力过人的妓女，每天服侍数十名男子——以补偿她意外地烧掉无情祖母的房子。最后，艾伦狄拉为了她的自由抛弃、逃离了尤利西斯，遇见一位爱上她且帮助她杀死残忍祖母的年轻人——这部作品很有意思地以女性主义观点改写灰姑娘、巫婆和英俊王子的欧洲童话。1984年7月，利普斯坦首度改编《大限难逃》将近二十年之后，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重拍的新版，于8月7日在哥伦比亚电视上播映。这次是在哥伦比亚制作，而不是墨西哥，并且是彩色影片，不是黑白，再一次地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杀死梅达多的事件做出无声的辩白。如同从前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如钟摆一般精准的“索福克勒斯”情节引人入胜，不过这个版本再度把说教警语放在现实对话中，却不幸地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1985年12月，《卓越》宣布法兰西斯柯·罗西、亚伦与安东尼·狄伦已在孟波克斯开始《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拍摄前的制作工作（亚伦后来退出）[10]，由艾琳·帕帕斯、欧梅拉·穆堤、鲁伯特·艾佛瑞特主演。《世界报》的米榭尔·布宏多在1986年9月写到这部电影时，描述拍摄这部电影的努力——在观光胜地卡塔赫纳以及孟波克斯——几乎像史诗一般的过程，正如故事情节本身。[11]

1986年12月4日，基金会在第八届哈瓦那电影节成立，由基金会主席加西亚·马尔克斯演讲、播放一段广为传播的卡斯特罗采访——先前并不知道他常看电影——并由正在采访哈瓦那的葛瑞格利·佩克发言。在演讲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到1952年至1955年之间，胡利奥·加西亚·艾斯琵诺沙、费南多·比利、托马斯·古堤耶瑞兹和他自己都在罗马的“意大利电影学院电影实习中心”。当时启发他们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就像是“我们的电影必须走的路，是资源最少的电影，却也是有史以来最具有人性的电影”。[12]英格玛·伯格曼、法弗朗西斯科·罗西、阿涅斯·瓦尔达、彼得·布鲁克、黑泽明等人都送上祝福。12月15日，国际电影电视学校也相继开办，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朋友费南多·比利担任校长。就在一个星期后，报道说基金会要拍摄七部由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所写的剧本，也许就内线交易的速度而言是世界纪录。接下来的几年间，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是电影基金会的古巴导演阿基米亚·潘纳，以及古巴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艾利西欧·迪亚哥的儿子艾利西欧·阿尔贝托·迪亚哥，大家都叫他“利奇”。利奇和新主席合作，不但在研讨会和“工作室”讲课，后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坚持使用的名称，也参与一整沓电影剧本的制作和推敲。加西亚·马尔克斯全心投入这些工作，他的精力、热诚、坚定，使合作对象和接下来数年间拜访这新机构的访客都印象深刻。

在这些喜事之中，哥伦比亚传来一件令人心碎的消息，为这新事业蒙上一层阴影：《观察家报》的新社长基耶尔莫·卡诺于12月17日离开波哥大的办公室时遭人谋杀。梅德茵毒品大王帕布罗·埃斯科瓦和哥伦比亚司法体系之间的战争，如今到了最高潮的阶段。埃斯科瓦已经是世界第七大富豪，以“贿赂或子弹”策略企图收买或铲除挡住去路的人，在哥伦比亚陈年的操控体系和暴力之上，又添加了第二层的腐败和无能。他的政治野心已经受到挫折，《观察家报》英勇地对抗他，也支持把运毒疑犯引渡到美国。如今，卡诺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国家警力首长都已经受到暗杀，但如此受到尊敬的记者遇害，强烈地打击了国内的士气。《观察家报》的记者马利亚·希门纳·杜赞告诉我：“1986年12月电影基金会开办之时，我在古巴再次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几天后他来找我，最后用电话找到我。‘他们杀了基耶尔莫·卡诺，’他说，‘刚刚发生。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回哥伦比亚，他们杀了我的朋友。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谁。’我去他家，完全处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打招呼的时候，贾布说基耶尔莫·卡诺是唯一一个真正捍卫过他的朋友。卡斯特罗来了，我在哭泣。贾布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卡斯特罗说了很多。贾布又告诉我他不会回去，他非常痛苦。我对他说：‘你知道，你真的应该说出哥伦比亚的状况。’但他不肯。我的结论是，他在1981年的图尔瓦伊事件后真的吓坏了。”[13]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针对这起谋杀做公开声明，也没有写信给卡诺的遗孀安娜·玛丽亚·巴斯奎特斯。

虽然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坏消息，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兴致勃勃地继续他在哈瓦那的新任务。他在古巴待了几个月，同时身兼多职，决定大小事务、参与每一件事。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报纸上经常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电影相关的活动、他的小说可能改编的报道，[14]才比较像样！电影不像文学，创作的人注定孤独。电影像宴会一样，聚集众人、主动出击、年轻；电影是性感的，电影很有趣，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时乐在其中。他身边围绕着漂亮的年轻女性，还有充满活力、抱负但谦逊的年轻男子。他完全得心应手，但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苦笑说，虽然梅塞德斯不赞成，他还是继续自己昂贵的兴趣：“我们穷的时候，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电影上；如今我们有钱了，我还是把钱花在电影上，而且我还投入相当多的时间。”[15]有些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年自己掏腰包给了学校五十万美元，还有他大部分无可估价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向欧洲或美国采访者收取一节两万或三万美元的采访费，为电影基金会募款。令人惊讶的是，采访者都付了费用。

他开始在新学校里特别就说故事和写剧本开课——他教授如何写故事，如何把这些故事变成电影剧本。接下来的几年间，访客和老师包括法兰西斯·福特·柯波拉、吉罗·庞特科沃、费南多·索拉纳斯、罗伯特·雷德福。[16]和罗伯特·雷德福的关系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特别重要，他后来亲自前往罗伯特·雷德福在犹他州的日舞电影学校，并在1989年8月的电影节中教授课程，以回报人情给这位英俊的美国激进派。[17]一般而言，他说自己的原则，是把作品高价卖给非拉丁美洲的制片，卖给拉丁美洲则是很便宜的价格甚至免费。有些书，特别是《百年孤独》，他永远不允许改编成电影，这样的立场使他在几年前和安东尼·奎恩有所冲突。（据说安东尼·奎恩愿意付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百万美元买改编版权，安东尼·奎恩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意之后又食言，但这位哥伦比亚人总是否认有这回事。[18]）其他的书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他会考虑出售电影版权——但当时他说只会给拉丁美洲的导演。最后在2007年，他终于允许另一位好莱坞电影制片，这次是英国人迈克·内威尔[19]，在卡塔赫纳拍摄这部电影，由哈维尔·巴登担任主角。当时，传言报道梅塞德斯终于对她先生不屈不挠的慈善失去耐性，希望为子孙留一点儿钱。毕竟，这是“她的”书。

既然他的文学主题从权力转向爱情，爱情在他的电影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很合理。古巴人对于这项发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接下来的几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探索电影的新闻盖过了电影基金会，这些探索经历一系列不同的导演，以人际关系中的“爱情”为主题，主要工具是总计六部的电影计划，全部统称“艰难的爱”，伊塔洛·卡尔维诺一本鲜为人知的短篇小说集的标题。（电影出现在美国公视频道时用的是《危险的爱》。）所有的电影都比广告所宣传的晦暗，而且都探索爱情与死亡之间的关系。[20]

六年后的199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制作一部完全“索福克勒斯”情节的电影《市长俄狄浦斯》（对照俄狄浦斯国王），再度和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合作（剧本则再度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哈瓦那电影学院的前任学生史黛拉·玛拉贡合写），电影中的市长，不但面对着20世纪末期哥伦比亚所有的暴行和恐怖——运毒、军事组织、游击队、国家军队——还有俄狄浦斯杀了父亲、与母亲同房的老旧悲剧，此处母亲由风韵犹存的西班牙演员安赫菈·莫利纳扮演。许多影评无情地批评这部电影，但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也许可以更公平而恰当地被当成是英雄般的失败；这部电影传达了哥伦比亚困境的复杂性和其中某些恐怖之处，而特丽安娜也成功地阻止神话色彩伤害政治的故事。他本来也想拍《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许也会做得不错，不过令人意外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项企划案交给了阿杜罗·利普斯坦，其实，他和利普斯坦之间的关系总是很棘手（据说利普斯坦对于特丽安娜重拍《大限难逃》一事非常愤怒），1999年，这本小说终于搬上银幕，虽然利普斯坦享有国际盛名，演员包括国际明星费德里哥·鲁汉、玛利莎·帕瑞迪斯、莎玛·海耶克，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改编作品中最没有说服力的。[21]

这混杂的体验确认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说的：他和电影的关系就像某种不快乐的婚姻。他和电影合不来，可是他们又不能没有彼此。也许更残酷的是，他的爱或许是没有回报的（单面镜，引述他墨西哥电视电影的其中一个标题）：他没有电影活不下去，但电影没有他其实也可以进行得很好。然而事实是，他常常因为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受到责怪，但其实他只是原始作者，对于最后的成果并没有最终的责任。梅尔·古索在《纽约时报》写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需要一个才华自成一格的电影人，也许需要布纽尔这种具有特殊才华的导演，才能拍出作品的精华所在。[22]（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才华远远不及布纽尔的艾墨西优却比其他人成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罗德里戈告诉我，他的父亲对于对白“不堪造就”，就算是在他的小说里也一样；然而，《大限难逃》的结构无疑是一部杰作，除了对白之外，电影构想也非常有力。可惜的是，费里尼没有尝试过，黑泽明那几年很期待能拍摄《族长的秋天》，却未能成功地开始这个计划。

虽然他在古巴的活动成功而令人兴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其实是异常辛苦的几年，就连他自己也必须体认或许承担了太多，以至于他的才华和精力都因而稀释。他发现自己被右派的敌人攻击，介入当时并无意参与的辩论和争端，更不用说一连串丑闻甚或配上恶毒的八卦，并不完全适合一个接近六十岁的男人。1988年3月，他在墨西哥城和库埃纳瓦卡庆祝六十岁生日，以及他和梅塞德斯结婚三十周年纪念（4月21日）。贝利萨里欧·贝当古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位朋友都在场。哥伦比亚媒体兴致勃勃地猜测这到底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六十岁生日还是六十一岁生日——当然是六十一岁。他们使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二次的六十岁”为标题，指出他不可能再继续这样欺瞒的闹剧。不过老实说，2002年出版《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之前，包括帮他推广的出版人在内，大部分的人都一直沿用1928年这个出生年份，有些甚至在自传出版之后也沿用错误的日期。

也是在这一个月，他出版转载过多次、诙谐、充满感情，描绘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终极版本《文字游戏》，书中强调的是卡斯特罗的口才而非军事特质。他提到朋友“铁一般的纪律”及“可怕的魅力”。他说“无法想象任何人会比他更沉迷于谈话的习惯”，卡斯特罗对谈话疲乏时“以说话休息”；他也是个“饥不择食的读者”。他揭露菲德尔是少数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古巴人，承认“我不认为这世上还有更糟糕的领袖”。但这位古巴领袖也是“一名对自我严格要求的男子，有着贪得无厌的幻想、旧式的古板教育、谨言慎行……我认为他是我们的时代里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这一点也许是他最伟大的美德，但却也是他最危险之处”。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某次问他，他最想做什么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袖回答：“在街角闲晃。”[23]

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注意力暂时转到剧场。1988年1月，阿根廷演员葛拉谢拉·杜福主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部短篇改编作品《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24]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这部戏是“乏味的重复”、反复、碎碎念、大放厥词，暗示碎碎念的人——当然通常是女性——没有从她的对象得到回应，也不期待得到回应。在他的成年生涯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和女人争论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样的主题、这样的形式，使加西亚·马尔克斯着迷许多年，在早期的《族长的秋天》里，独裁者人生中一位主要的女性便对着独裁者大放厥词。[25]

该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塞万提斯戏院的首演，后来延迟到1988年8月17日至20日。最后，焦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自己说“紧张得像个初次登台的女明星”）无法面对作品现场演出的压力，选择留在哈瓦那，派梅塞德斯、卡门·巴尔塞斯、她二十四岁的摄影师儿子米格尔面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批评，他们是拉丁美洲要求最高、最可怕的一群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个“政治和文化界”都出席，包括许多政府首长。值得注意的是，总统阿方辛和杰出剧作家本人的缺席。令人难过的是，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伟大剧院，并没有重复先前1967年的经历。这出戏剧只得到礼貌的掌声，没有起立喝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戏剧评论褒贬不一，但大部分是负面评价。典型的反应来自《民族报》重量级的欧斯瓦尔多·奇若嘉：“很难在这一位厌倦没有爱情而快乐的女性冗长的独白中认出《百年孤独》的作者……这显示他对于戏剧语言完全无知。无法否认，《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是一部肤浅、重复、单调沉闷的夸张通俗剧。”[26]

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一般，这部只有一幕独白戏的背景是一座匿名城市，可以肯定就是美洲卡塔赫纳。葛拉谢拉一开始的几句话，稍微改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引述：“世界上最像地狱的，就是快乐的婚姻！”小说有内含于文本的叙述讽刺，但戏剧仰赖的是剧情讽刺，需要不同的创作直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没有太多这样的直觉。不过比缺乏戏剧动作更糟的是，这出戏剧最具伤害性的瑕疵，显然是缺乏严肃的省思和分析。部分与《霍乱时期的爱情》类似的是，《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处理婚姻中的冲突（也如同三十多年前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27]其中心主张认为传统婚姻并不适合大多数女性，这一点显然很重要，虽然这位六十岁的作者，如今也许已经不够现代得能以根本或甚至有意义的方式探索。可惜的是，《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是部单一面向的作品，比不上《霍乱时期的爱情》，无法名列爱情的伟大经典。不久前，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表示他永远不想当电影导演，因为“我不喜欢输的感觉”。[28]剧院这个事业的风险更大，在这里失败了一次之后，他不会再尝试。

《霍乱时期的爱情》大获成功之后，他虽然享有不朽的名声，却时有一股恼人、烦闷的虚弱感不断出现；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表现得好像精力无穷，有无止境的能力面对一连串不同的活动，可维持高超的工作能力。只是，他此时的表现无疑已有磨损的迹象。《智利秘密行动》明显带有仓促的痕迹，《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是在他不熟悉的环境中实验，对任何人而言，同时进行六部电影剧本都算沉重的负担，加上他已经开始下一部重要的作品的创作，也就是关于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英雄人物——西蒙·玻利瓦尔。

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投入新的电影基金会和电影学校的政治和行政工作，但最近这几个月里，他投入在国际政治和斡旋协调的时间比较少。虽然中美洲的情势险峻，古巴似乎处于最安逸与自信的时刻之一，但情况也开始改变。随着乌云开始集结于古巴和哥伦比亚上方，直到世纪末都不会散去，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开始发现自己短暂离开政治和外交的时期很快就会结束。

1987年7月，他担任莫斯科影展的荣誉贵宾。7月11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受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接见，苦劝这位极端改革派的苏维埃领袖前往拉丁美洲。此时，戈尔巴乔夫是全世界受到最多讨论的政治人物。他们两人讨论的主题如下（至少这是官方公告的说法）：“苏联重建工作的国际含义、当今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人道主义价值的超越性。”[29]戈尔巴乔夫表示，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可以看到里面没有阴谋，是由人性的爱所启发。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表示，公开性和经济或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强烈的字眼，暗示巨大的历史改变——也许！他表示，有些人——无疑是指菲德尔·卡斯特罗——抱持怀疑的态度。他自己抱持怀疑的态度吗？他对于结果的三心二意出现在稍后的评语中，在其中他揭露自己告诉戈尔巴乔夫，他很忧心有些政治人物——应该是指里根、撒切尔夫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许想利用他的诚意，因此眼前充满危机。他表示在他自己看来，戈尔巴乔夫显然很有诚意，对他而言，这次的会面是他最近最重要的事件。[30]有这么一次，他也许没有夸大其词。

到了第二年年底，他终于接近墨西哥的权力中心，这个他目前为止已经住了二十几年的国家。1988年12月，卡洛斯·萨利纳斯·高塔利成为总统，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快就和新领袖建立密切的关系。往后的几年间，他们在国际政治上密切合作。他从墨西哥出发前往加拉加斯，出席委内瑞拉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的第二任就职典礼——为了实现他曾经做过的承诺，当时，只有他认为狡诈的人民党会再度重振雄风。

他几乎一完成《霍乱时期的爱情》就开始进行玻利瓦尔的小说。虽然所有的小说都是来自对于拉丁美洲和世界历史的理解，虽然他为了写《族长的秋天》对独裁者和独裁政权阅读甚广，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研究方法和书写历史本身。如今，由于他的中心主角是历史的演员，而且是最知名的一位，他觉得需要查证小说里的每一桩事件及其历史真实性，书中玻利瓦尔的每一个想法、声明或缺点，都必须经过适当的研究和背景查证。这不只需要阅读数十本关于玻利瓦尔的书籍、明白他的时代背景、梳理上千封玻利瓦尔的信件，还要咨询各类专家，包括多位了解这位伟大解放家的生平和时代的重要专家。[31] 20世纪70年代创作他的独裁者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随时自由地选择他所想要的面向、他所挑选的独裁者，以创造出一个综合体，在他综合的设计中带有意义。虽然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发现或发明玻利瓦尔不同的角色，但不可避免地，他的基本资料是比较既定、难以加工处理的；他很快地学到就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每一个诠释的主张背后都必须有一个以上的证据，且大多数的情况下需要多方证据，最后出现在作品中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32]他必须一方面设法处理这巨大的数据库。但另一方面仍然维持自己的创作性，使玻利瓦尔从资料中焕然一新地出现，而不是埋藏在一堆枯竭的事实之下。

虽然这位解放者写过或口述过一万封信，他自己以及见过他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加起来数也数不清；然而，对于他一生中某段时间参与过的事件，仍然所言甚少；还有他的私人生活——特别是他的感情生活——还是没有什么答案。由于私人和文学的理由，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兴趣的一部分是玻利瓦尔到马格达莱纳河的最后旅程——信件或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及，在历史真实性的限制内，这位小说家得以自由地“发明”自己的故事。

后来，他把小说献给了阿尔瓦罗·穆蒂斯，因这本书原是他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墨西哥的监狱时，他甚至写了初版的简短片段《最后的脸庞》。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让他勉强承认自己永远无法完成这项计划，因而得以自己着手。几乎早在一开始进行背景研究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已经决定了“迷宫中的将军”这个标题。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是克里奥尔贵族的一员。当时，将近三个世纪以来，如今所知的拉丁美洲全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控制下，而英国和法国则各自控制加勒比海诸岛屿。奴隶制度存在于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也存在于刚独立的美国。玻利瓦尔1830年去世时，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已经独立于外在势力之外，奴隶制度正式受到谴责，有些地区甚至废除。玻利瓦尔对这一切的付出胜过任何一个人。

玻利瓦尔的父亲是一位地主，在他两岁半时就去世，母亲则在他不到九岁时去世。十二岁时，他反抗收养他的叔叔，搬到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家里；游历过欧洲之后，他在十九岁那一年结婚，但年轻妻子在不到八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似乎认定自己在世上注定孤独一人。（他没有再婚，不过后来仍和十几名女性扯上关系，最知名的是他坚强的厄瓜多尔情妇蔓努耶丽塔·萨恩兹，她传奇般地不止一次救过他的命。）回到欧洲时，他出席1804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的加冕典礼；他受到拿破仑身为欧洲解放者的启发，但厌恶拿破仑让自己成为皇帝的决定。回到拉丁美洲的他，已经誓言献身解放西班牙殖民地运动，他开始了军事事业，最后在拉丁美洲各地成就非凡，得到“解放者”这个荣誉头衔。所有其他领袖，即使是伟大的将军如圣马丁、苏克雷、桑坦德、乌达内塔、帕耶兹，不管愿不愿意，无不一个个处于玻利瓦尔的阴影下。

除了战役的输赢之外，玻利瓦尔还在拉丁美洲四处行军，越过安第斯山脉，在处女之地沿着大河行走，更遑论战役之输赢，但这二十年间出征的事实和数据却相当惊人、可观，他居然从未在战役中严重受过伤。他第一次沿着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河出任务时二十九岁；三十岁时成为委内瑞拉解放者；三十八岁被选为哥伦比亚总统，当时领土还包括现今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关于拉丁美洲主体性的关键文件，最重要的是1815年的《牙买加信件》，其中，他争论所有拉丁美洲地区特点同多于异，应该接受、拥抱拉丁美洲的种族混杂认同。

然而，一旦西班牙人被击败之后，地方领袖开始维护他们在地方和区域的利益，如今解放的地区开始分裂、呈现无政府状态，独裁和幻灭如悲剧魅影般出现在地平线，而玻利瓦尔企图团结拉丁美洲这高于一切的梦想开始幻灭。他成为挡路石、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之声；其他人也许永远无法成就玻利瓦尔几乎不可能的本领，然而，他们如今认为在这解放后的情况至少比他力求的还现实许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哥伦比亚的法兰西斯科·保罗·桑坦德，他是玻利瓦尔难以对付的敌手，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是典型的卡恰克人。小说从玻利瓦尔了解到自己在哥伦比亚没有未来开始，他虽然有所成就、持续享有崇高的地位，却开始从波哥大撤退，也等于是从自己宏大的视野中撤退。在四十六岁的年纪，体弱、幻想破灭的伟大解放者出发前往马格达莱纳河，前往放逐的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暗示玻利瓦尔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仍然打算安排另一次的解放远征运动。

小说共有八章，再次分成两半。前半段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描述大河之旅，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一个世纪后前往学校的路上也走过这段路程[33]。在玻利瓦尔这边，这趟旅程发生于1830年5月8日到23日。下半段的第五章到第八章描述玻利瓦尔最后六个月的生命，从1830年5月24日到12月17日，他这六个月的时间在海岸区的海边，后来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和大部分少年时期的场景。西班牙最受喜爱的诗之一是乔克·曼里克的《悼亡父诗》，写于中世纪末期，以最重要的一行闻名：“人生是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流，终点是死亡。”另一行写到死亡是我们所陷入的“陷阱”、“埋伏”；或者，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说的，追随玻利瓦尔本人时我们所坠入的“迷宫”。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提到曼里克，他的小说使用与曼里克伟大诗句同样的逻辑。

标题的主词“将军”代表权力，但“迷宫”的概念在作品开始之前，便暗示就算是掌权者也无法控制命运和定数。当然，如此的无能也可能暗示对于掌权者的开脱，甚至同情；幼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他唯一认识的“掌权者”——保护众人、有影响力、受尊重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 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在整部作品中，他在某些层面反映了不可能死守老人。若有这么一位年老且脆弱的“父亲”，那么，身为小孩儿可以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唯一的安全感、亲爱的外公“很快”就可能 / 必须死去；而这样的一课所传授的是否是所有的权力都受到渴望或有其必要，但同时它也脆弱、虚假、短暂、引起错觉？加西亚·马尔克斯着迷于有权力的男人，并寄予同情，这在当代世界文学上几乎无人出其右。他虽然一直都是社会主义者，但他这贵族身份的永恒标记，不论如何由讽刺（甚至道德谴责）所缓和，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书有着一股显然无法说明的力量：无疑地，当主人公因为权力、孤立、孤独，还有尤其是他们对于千百万人生活及历史本身的影响所受吹捧时，这样的悲剧更伟大、更深远、更辽阔。

写《迷宫中的将军》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熟稔已久，他无疑很有希望继玻利瓦尔之后成为第二位拉丁美洲的伟人。光就政治寿命而言，难以否定掌权将近半世纪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纪录。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告诉我，菲德尔是“国王”。相比之下，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总是坚持他既没有那样的天分、才能，更没有能力忍受如此的孤独。严肃作家的孤独是非常巨大的，他总是如此断言；然而，伟大政治领袖的孤独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就算如此，在这本小说里，虽然玻利瓦尔的角色无疑来自解放者的生平事实，他的许多小缺点则综合了玻利瓦尔、卡斯特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弱点。

因此，中心主题是权力，而不是暴政。也就是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有时候被认为是站在掌权者的这一边，有时候站在无权力的那一边，但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激发对于暴君或“统治阶级”的仇恨，并不像拉丁美洲文学主流叙述手法中数以百计的抗议小说。他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不断错综交织的是历史的讽刺（特别是由权力转为无能、生转成死）、命运、天数、机会、运气、预知、预感、巧合、同步性、梦境、理想、抱负、怀旧、渴望、生理、意志、人类主观的谜。他的标题经常提到权力（上校、独裁者、将军、格兰德大妈），其权力通常以某种方式受到挑战（“没人写信”、“孤独”、“秋天”、“葬礼”、“迷宫”、“预知死亡”、“绑架”），以不同形式的现实为代表，连接到不同的表达方法，把时间安排进历史或叙事之中（“没人写信”、“百年”、“之时”、“纪事”、“新闻”、“回忆”）。他的作品几乎总是包括“等待”这个主题，当然只是权力的另一面、无能者的经验。比如在这整本小说之中，玻利瓦尔宣布自己的离去，首先离开波哥大，接着离开哥伦比亚，但当然他其实是离开权力，然而，他假装自己并没有要离开什么，尤其是这一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够延迟这不可避免地离开。因此再一次地，“等待”是重要的主题，但“延迟”（有权力者如卡斯特罗能做到、乐此不疲的）在此是更重要的主题（玻利瓦尔延迟离开哥伦比亚、延迟离开权力与荣耀、延迟接受现实、延迟死亡……）。

这本书有些动力必是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奖致词里所投入的心思，如同前人一般，他觉得有义务不只是代表一个国家发言；而是代表整个拉丁美洲。在这个场合里，他的所言许多是心照不宣的“玻利瓦尔式”语言，许多理想再度出现于小说之中；的确，他在诺贝尔奖的致词内容对于阅读、诠释这本书提供不可或缺的背景。如我们所见，讽刺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觉醒的形成上非常缓慢，就算他在欧洲的时候也一样。只有在造访过资本主义的中心及共产主义的中心之后，他才了解到自己虽然受到社会主义道德和理论的吸引，但这两个体系都不是拉丁美洲的答案，因为实际上，两个体系主要运作的利益都在于所提倡的国家。而拉丁美洲必须照顾自身，因此必须团结。小说中的玻利瓦尔对于不同的欧洲民族有犀利的见解，由于当时大英帝国对南美解放运动多加协助，他当然偏好英国人，法国人则非常不行，以玻利瓦尔自己的话来说，“对我们而言”，美国“拥有无上权力、令人惊骇且自由的故事会以悲惨的瘟疫结束”。

书中包含的主题以及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如此。然而，不论加西亚·马尔克斯投入多少心血研究，不论小说在意识形态的设计上多么一致，并以文学结构支撑，若是没有一个描绘生动的中心角色，这小说必定会完全失败。然而，主人公的确栩栩如生。加西亚·马尔克斯挑战拉丁美洲最有名、最熟悉的人物，以令人屏息的大胆程度、令人震惊的自然手法提供自己的版本。这当然不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但可以说是他最伟大的成就，因为这个挑战所具有的难度可受公评。只要是熟悉玻利瓦尔传记的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很有可能下此结论：在这部近三百页的作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描绘玻利瓦尔在最后六个月的生命中所完成的旅程，包含他的一生，从今以后，玻利瓦尔给后代子孙的任何形象都离不开此书。

小说的第一页，已经重病在身的玻利瓦尔还活着，裸身躺在——有人可能说是埋在——早晨的洗浴之中。他的裸体使许多读者惊讶——就像他们发现他呕吐、放屁、性交、诅咒、打牌作弊或闹脾气时一样震惊，他性格幼稚的一面，和拉丁美洲语言和礼仪中普遍的圣徒形象相去甚远。然而，他也在描绘中注入了感人的勇敢言行，当然，他因为自己的不幸而不快乐、受到拒绝、接近死亡，然而，就算在最黑暗、最没有希望之时，他也未曾被打败。无法否认地，玻利瓦尔在此书中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一个角色；然而，这位作家部分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他开始写玻利瓦尔之前，这位“拉丁美洲角色”就已经是如他所描绘并永垂不朽；此处揭露的伟大解放者是拉丁美洲无数受苦者的典范，在这个世界险峻的王国中力求挣扎，有时也屈服。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虚荣、偶尔自大，但只有少数作家能够想象他所承受的压力，他转而以优雅及少数作家能够达到的勇敢行为，回应这美学和历史的挑战。因而才有此书对于大多数读者所产生的感人影响。

小说在出版的几星期前就已经受到瞩目。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夸耀自己从来不参加新书发布会，经常暗示他的想法，他觉得把作品当作商品一般兜售，是非常贬低自己的行为，而书写就原始的动力而言是艺术创作，和最后在资本主义书市中不论以什么价值交换都不尽相同。然而实际上，就连《百年孤独》都在出版前许久就已经开始宣传，随着每周时间逼近而越来越令人兴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后，有些人开始叫他“加西亚营销人”。

2月19日，小说的第一手回应，来自阅读打字版的哥伦比亚前总统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他在信中回应道：“我一字不漏地读了您最新的小说。”此信发表于《时代报》，为了宣传这部即将出版的小说。[34]洛佩斯宣布，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现出惊人的多面性：他本该是个魔幻现实作家，却写出一部左拉才可能写出的自然主义作品。洛佩斯无法放下此书，他表示，虽然拉丁美洲人对玻利瓦尔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此书像侦探故事一般地吸引读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原创的新论点认为，玻利瓦尔临终时仍然希望在政治上重新再起，这一点是可信的，因为“我们这些失去权力的人都是如此”。后来才知道前总统贝当古也读了这本书（他没有那么谄媚，对他这位保守党而言，他当然无法如洛佩斯一般地接受其中对于“自由”的诠释）[35]，现任自由党总统维希里欧·巴尔可熬夜读完。[36]就连推崇古巴、自认为是解放者何塞·马提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也都读过这本小说，据说他宣布此书给了玻利瓦尔“异教徒的形象”[37]。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地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褒是贬。

西班牙语世界的报章杂志上有无数的评论。这不只是最伟大的西班牙语文学家最新的小说，所描绘的也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的角色和形象受到数千万人的敬爱，尤其是玻利瓦尔光芒的守护者，不论他们是严肃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或煽动者。大部分的评论都非常正面，不过，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不寻常但也不意外的是，也有一些打定主意企图破坏的人。少部分评论争辩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自我荣耀的自负，影响、阻碍了他所呈现的玻利瓦尔——据称他所呈现的玻利瓦尔故事充满语言效果，由恭贺自己的烟火所形成，并不符合玻利瓦尔自己可能的主观沟通，加上一连串陈词滥调、偶尔出现的结构，其真正的功用，是使注意力集中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商标身上，这本小说其实是作者本身的陵墓，而不是给他的主人公。[38]

也许可以预测的是，最负面的反应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过去所厌恶的《时代报》，而且是刊在其中的社论版，报道认为这部作品反哥伦比亚：

然而，此书有其政治背景。在两百八十四页中，作者无法掩饰他的哲学，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他毫无压抑地发泄自己对于桑坦德的仇恨，发自内心地厌恶波哥大及其典型产物卡恰克人，一面指出将军的个人特性，归因于他加勒比海的血统，其大部分的动力使他登上荣耀顶峰。他以十足的巧妙和技巧，强调玻利瓦尔的独裁性格及其混血血统、踏实的性格，创造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无法比较的差异。[39]

这令人不安的恶评显示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玻利瓦尔拿来私用，这点有多么冒犯到守护哥伦比亚国家认同的人。他触及每一个痛处，社论作者显然也失去了冷静。加西亚·马尔克斯无疑感受到战士的满足感，逼迫他的敌人现身，他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以前就说过《时代报》是疯狂的报纸，受到十分不寻常的豁免权保护……可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爱对付谁就对付谁，不需要考虑后果或思考可能对政治、社会、个人造成的伤害。大多数人因为恐惧巨大的力量、很少有人敢抗辩。”“我们需要发现自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结语说，“我们不希望哥伦布一直当我们的发现者。”不可避免地，《时代报》在4月5日回应了这席话，标题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脾气”，宣告“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接受赞美”，称他为“马孔多男爵”。[40]

很明显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和他的声誉有了变化。他和权贵的关系仍然保持稳定——卡斯特罗、萨利纳斯、佩雷斯等政治领袖显然认为他们比较需要他，而不是相反——然而，世界其他部分的人，开始注意到他在某些地方没有以前那么放任。而且，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突然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由于他与卡斯特罗和古巴的关系、捕风捉影的性丑闻媒体报道、衰老的中年、对自己受欢迎度下降，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力消退的恐惧——因而更容易对他人的攻击或批评反应过度。他似乎首次轻微丧失了自己的本领。的确，有哥伦比亚的文章写到，他的名声和影响力绝对把他冲昏了头，他只是以虚荣、自恋、超级敏感的傲慢做出反应。

不过，当然事实比此更为复杂。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冷战游戏比任何人都要拿手，但冷战已近结束——虽然少数观察家预测1989年11月就会结束——政治氛围的改变已难以衡量。比起一些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时事上着墨的手法，比较没有那么自信、放松、凭直觉就能获知，即使他们无法如他一般清楚地预知未来，也不可避免地回应这改变的氛围。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完这本有关于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玻利瓦尔的书之后，必定预测到自己也会卷入一连串在不同地方展开的不同层次的政治辩论。同时，他从前的朋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则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事务；的确，他以新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参与秘鲁总统的选举。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秘鲁事务有极端不同的看法，如同大部分拉丁美洲左派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条件地支持改革派军事政权胡安·委拉斯科将军，巴尔加斯·略萨则反对他；的确，讨厌军队一直是巴尔加斯·略萨的特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都是现实主义者，虽然并不赞成暴力，但知道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或政权有办法在没有军队的状况下生存，因此，必须给予军队某种形式的尊重。3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语带保留地祝福他的前朋友：“在拉丁美洲，只要有相当观众的人最后就会投身政治，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没有人像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如此深入地投入。我希望他不是被环境拖下水，但相信他真的可以解决秘鲁的情况。即使我们之间有这么多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我只能祝福他，为了秘鲁的利益，如果他选上的话，祝福他任期顺利。”[41]他又补充说，一个人有名的时候“不应该天真，才不会遭人利用”。结果，令大多数文学旁观者失望的情况出现了，巴尔加斯·略萨被几乎不知名的人民党参选人藤森谦也打败，而后者却成为拉丁美洲世纪末最恶名昭彰的统治者。

3月，盛怒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预测好几个月的事终于发生了。西班牙通过欧盟条例，拉丁美洲人不再自动得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签证。在一阵负气与偏执地回忆他在皮诺切特事件里出的丑事后，他宣布：“我永远不会回西班牙。”[42]不用说，他的语调必须改变，但他是真的毅然对抗。他嗤之以鼻地说，西班牙人在1492年来到拉丁美洲时也没有签证。而且，就连佛朗哥也允许拉丁美洲人成为西班牙公民。他告诉媒体自己警告菲利普·冈萨雷斯，西班牙一进入欧洲共同体，“你们就会拒绝帮助拉丁美洲”，此话果然一语成谶。[43]事实是，他和冈萨雷斯的关系虽然很亲密，但持续受到两件无法挽回的刺激所困扰。冈萨雷斯从秘密颠覆佛朗哥政权一路走来，不只让西班牙成为欧盟成员，甚至进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此，西班牙的利益已经不再如西班牙人所声称的，是和拉丁美洲“互补”，而是互不兼容：如今，西班牙在现代历史上首次真正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如同冈萨雷斯很快地会在1991年宣布西班牙派兵前往波斯湾对抗伊拉克。其次，冈萨雷斯非常希望满足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持续的要求，协助古巴慢慢地回到国际社会；然而，冈萨雷斯认为他现在的世界无法接受，也不方便接受卡斯特罗的独裁做法，并持续对卡斯特罗感到恼怒，因为他认为卡斯特罗的固执已无可救药，而且又缺乏适应世界新局的能力。（不用说，卡斯特罗越来越深信冈萨雷斯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

同时，古巴正经历自己的转折。1988年年底，所谓“百人委员会”发出一封信给卡斯特罗，谴责他在人权方面的国家政策，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1989年1月1日你就掌权三十年了，至今都没有举办选举，决定古巴人是否希望你继续当共和国的总统、内阁总理、国务会议主席、三军统帅。最近，经历十五年的独裁政权之后，智利人民得以自由表达他们对于国家政治未来的看法，我们以此信要求公民投票，让古巴以自由秘密的投票方式，简单地表达他们是否同意你继续掌权。”[44]

此事发生之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描绘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作品已经出版九个月，把他写成既可爱又健谈、爱屋及乌的好朋友。此信由巴黎各界名人与知识分子联合署名，不过基本上还是以《自由》杂志团体成员（胡安·哥蒂索罗、普利尼奥·门多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为中心的行动，再度结合主要的法国盟友。这是他们在帕迪拉事件后首次强烈出击，使得共产主义在欧洲更加摇摇欲坠。除了苏珊·桑塔格之外，联合署名名单中的美国人名，并不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拉丁美洲联合署名名单也一样（少了卡洛斯·富恩特斯、奥古斯都·罗阿·巴斯托斯等），但仍形成强而有力的挑战。

事实上，这是1971年以来对于卡斯特罗和古巴最严厉的一次语言攻击，而且确实也是其中较有效的，因为他们并非针对单一事件或单一问题，而是针对古巴的整个政治体制。而且，联合署名名单中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怎么也说不上是“右翼”。教皇支持里根和撒切尔恶毒地反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无止境的屈服表现更助长其声势，这很快地改变国际气候，也很快地会改变世界。菲德尔的古巴将是受害最惨重的一方。1989年是伤亡惨重的一年。几乎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正当这些乌云正在聚集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哈瓦那写一本关于另一位拉丁美洲英雄末日的小说。

古巴这些令人幻灭的事件，必定加深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回到哥伦比亚的欲望。正当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开始以堂吉诃德的方式竞选秘鲁总统时，古巴政府逮捕（6月9日）、审判阿尔纳尔多·奥乔亚将军，他是非洲远征中最伟大的英雄，由于报道这起冒险行动，才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接近菲德尔、劳尔及古巴革命。同时受审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两位好友，堪称是古巴詹姆士·邦德的托尼·瓜地亚上校，以及他的双胞胎兄弟帕特里西奥。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学校授课。被告被判走私麻醉毒品罪名成立，也等于背叛古巴革命，奥乔亚、托尼·瓜地亚与其他两人于1989年7月13日遭到处决。帕特里西奥·瓜地亚被判三十年监禁。

《迷宫中的将军》一书接近尾声之处，在雨中迷路的玻利瓦尔不耐等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跌落谷底，在睡梦中哭泣。第二天，他逃离自己最糟的回忆，也就是十三年前在安古斯图拉处决马努耶·皮阿尔将军。皮阿尔是来自库拉索的黑白混血儿，不断地代表黑人和白人印第安混血对抗白人政府，包括玻利瓦尔本人。玻利瓦尔不顾最亲近朋友的建议，以抗命判他死刑。然而，他却努力挣扎着不掉泪，也无法目睹处决。叙事者说明：“这是他一生中使用权力最粗暴的一次，但也是最适切的一次，他因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团结下属，清除前往荣耀的障碍。”[45]许多年后，玻利瓦尔对着他的随从何塞·帕拉西欧斯说：“要是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据说，马尔克斯上校在巴兰卡斯杀了梅达多·帕伽科之后就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没有必要把这桩以政治正当性为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的最残忍的例子放在倒数第二章，在此无可弥补地成为最后的主要情节、小说最后的叙事（不过此事发生在玻利瓦尔生命结束的十三年前，因此是以回顾的方式叙述）。然而，他却这么做了。因此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准确预测主要事件非比寻常的能力令人毛骨悚然。菲德尔·卡斯特罗参与判决奥乔亚命运的几周前，一定读到过这一章。他在下决定的时候还记得吗？[46]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处决了他另一位亲近的朋友。（自然地，卡斯特罗宣告决定权并不在他。）这项处决使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很烦恼，而且造成诸多政治上的难题。托尼·瓜地亚的家人不止一次亲自恳求他，他也保证会代为向菲德尔求情。如果他照做了，那说明结果并没有成功。

他在处决前离开古巴，行刑的那一天，他和朋友阿尔瓦罗·卡斯塔尼欧在巴黎，和洁西·诺曼及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见面，他们正在为另一场革命的两百周年庆做最后准备，这场革命最后的结果，是吞噬了自己的子民。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攻陷巴士底监狱两百周年纪念晚宴。他本来担心可能要坐在撒切尔夫人身边 [ 根据他们的主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说法，她拥有“卡利古拉（恺撒）之眼，玛丽莲·梦露的香唇”]。不过，他幸运地坐在亮丽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身边，撒切尔宣布法国革命“预示了共产党立场”，如同一家英国报纸所述，仿佛“庆典上的鬼魂”[47]。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马德里，说自己“上星期”见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告诉菲德尔他“不但反对死刑，而且反对死亡本身”。他表示处决四名革命士兵是“非常痛苦的事，我们都得承受的痛楚”。他说自己有“很准的情报”，死者受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的原因是叛国，不是运毒。“全世界的叛国罪都是处以死刑”。[48]

他颇具野心的新策略之一是回到哥伦比亚——他是已经断念，还是如法国人所说的以退为进？然而，如今哥伦比亚进入另一个梦魇，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路易斯·卡洛斯·贾朗是正式的自由党参选人，也许是哥伦比亚自凯坦以来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却遭逢与前任同样的命运，于1989年8月18日在波哥大郊外的一场政治集会上，被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杀手暗杀。即使在对恐怖行动已经司空见惯的哥伦比亚，这起事件都引起一片茫然与绝望之声。[49]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给其遗孀葛罗丽雅·帕夏任何问候，她是他1966年回到哥伦比亚时第一个采访他的记者；不过，他在第二天宣布这个国家“应该支持巴尔可总统”。接着他公开请求毒贩“不要把哥伦比亚变成一个丑恶的国家，让他们及其后代子孙能够生活”。[50]

政治上，这是非比寻常的一年。然而，最重大的事件才正要发生：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塌。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宣示，也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所预测的，西方历史的两百年已然结束，如今距离苏联的崩毁也不远。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确实没有转达他和卡斯特罗之间真正的谈话内容，他向世界吐露，“菲德尔害怕苏联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第三世界会被遗弃”。[51]他说，世界仍然非常需要苏联作为制衡美国的力量，收回对古巴的财政援助是革命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发生会像是“第二次禁运”。他承认古巴需要彻底的改变，有些在政治经济改革之前就开始了。但古巴的敌人持续反对她进入“她的自然世界”，也就是拉丁美洲，因为人们会把它视为菲德尔的胜利。菲利普·冈萨雷斯和他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在10月29日胜选连任，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定庆幸是如此，这是一片环顾四周、令人沮丧的景象中唯一少数的好消息。

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角度而言，世界上一整个板块的革新主义思维和政治行动正在消失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的改变；过去，经历改变的重要时刻时，不论如何迷失方向，至少都伴随着受到阐明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如今，驱动一切的是经济改革本身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同时，所有的意义看似都被科技和生物进步吞噬得不见踪影，随之而来的焦虑、恐惧甚至绝望，因而使人回归宗教基本教义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这样的思索，但没对外界多说什么。不论外面的拜金世界发生什么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寻找另一个乐观的方式面对。这是他过去回应所有黑暗时刻的方式；如今，他视为自己对世界的责任。

[1] Colombia está al borde del holocausto ：GM，《卓越》杂志，1986年7月28日。

[2] 刊在巴西及其他地方版本的《花花公子》杂志；于1986年1月，也出现在第四十五届“纽约笔会”尾声的君特·格拉斯的辩论中。

[3] 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

[4] 采访：卡斯特罗、托马斯·古堤瑞兹·艾列、费南多·比利、阿基米亚·培尼亚、Cacho Pallero、María Luisa Bemberg、Eliseo Alberto、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利桑德罗公爵、Jaime Humberto Hermosillo、Jorge Sánchez、Ignacio Durán、Mario García Joya、Berta Navarro；谈话：胡利奥·加西亚·艾斯琵诺沙、Dolores Calviño、史黛拉·玛拉贡、Martha Bossío、米格尔·立丁。

[5] 立丁最出名的是《纳胡托罗的共犯》（The Jackal of Nahueltoro），1971；但他也于1978年在墨西哥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Montiel’s Widow拍成电影，领衔主演的是洁罗汀·卓别林（译按：无声电影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的女儿）。

[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智利秘密行动》（Clandestine in Chile）（剑桥，Granta，1989）。

[7] 这件事使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密特朗疏远。法国当时仍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射。1985年，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彩虹勇士号”在（我们现在知道是）密特朗本人指使下，由法国间谍偷偷开进奥克兰港。

[8] Con emotivo discurso de Gabo se instaló“reunión de los 6”，《时代报》，1986年8月7日。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说，El cataclismo de Dámocles，Conferencia Ixtapa，1986（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6）。

[9] 贡萨罗和帕后来于1987年结婚，9月底生了一个儿子马特奥，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个孙子。

[10] 见Andrew Paxman，On the lot with GGM（访谈），Variety，1996年3月25日至31日。

[11] 米榭尔·布宏多，Le tournage de "Chronique d’une mort annoncée"，Le Monde，1986年7月。

[12] 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演讲的文字稿，见《理性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86年12月7日。

[13] 马利亚·希门纳·杜赞，访谈，波哥大，1991年。

[14] 参见马利斯·西蒙斯，GM on love，plagues and politics，《纽约时报》，1988年2月21日。

[15] 见Hugo Colmenares，El demonio persigue las cosas de mi vida，《 国民报 》（加拉加斯），1989年2月22日，in Caracas。

[16] 见Robert Redford es un admirador de GM，《卓越》杂志，1988年10月15日。

[17] Elías Miguel Muñoz，Into the writer’s labyrinth ：storytelling days with Gabo，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34 ：2，1995，pp.173-193。其中，谈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9年8月在“日舞”（Sundance）的工作。

[18]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Una tontería de Anthony Quinn，《观察家报》，1982年4月21日。

[19] 内威尔之前的电影包括：《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惊天爆》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20] 例如，见拉里·罗特，GM ：words into film，《纽约时报》，1989年8月13日。

[21] 见电影剧本Paz Alicia Garciadiego，《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墨西哥，Universidad Veracruzana，1999）。

[22] 《卓越》杂志，1990年8月7日；《纽约时报》对于萨尔瓦多·塔沃拉（Salvador Távora）在“拉丁嘉年华”（Festival Latino）中改写《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做出评论。梅尔·古索表示，只有像布纽尔这样天才的导演，才能够改编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

[2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Fidel Castro，el oficio de la palabra，《国家报》，1988年3月6日。参见Plying the word，NACLA，1990年8月2日。

[24]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Diatriba de amor contra un hombre sentado（波哥大，阿朗哥，1994）。

[25] Osvaldo Soriano，La desgracia de ser feliz，《第十二页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88年8月21日。

[26] 欧斯瓦尔多·奇若嘉，Soledades de un poeta que no acudió a la cita，《国民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88年8月21日。

[27] 当时听说Monica Vitti考虑要将这出戏搬上罗马的舞台。后来在波哥大上演时由Laura García饰演葛拉谢拉；2005年歌手兼演员的Ana Belén在西班牙演出同一个角色，2006年1月则是葛拉谢拉·杜福，尽管受着许多苦难，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新扮演这个角色。虽然评论家持保留意见，但这些女演员显然演这个角色演得都很快乐。

[28] GM sólo quiere hablar de cine，Occidente，1989年12月3日。

[29] Cordial entrevista en Moscú de GM con Gorbachev，《观察家报》，1987年7月11日。

[30] 《卓越》杂志。1987年7月21日。

[31] 见他在正式发表版的长篇“感恩”或谢词。

[32] 见苏珊娜·卡托，El Gabo ："Desnudé a Bolívar"，Proceso（墨西哥城），1989年4月3日。

[33]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río de la vida，《观察家报》，1981年3月25日。

[34] “Me devoré tu último libro”：López a Gabo，《时代报》，1989年2月19日。1975年7月29日，Santa Marta创办四百五十周年，哥伦比亚总统洛佩斯·米切尔森与委内瑞拉的裴雷兹及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在圣佩德罗·阿雷罕德利诺（San Pedro Alejandrino）碰面，并向1830年在当地去世的玻利瓦尔致意。有块匾额纪念这一事件。这三位男士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都成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至交及盟友。

[35] 贝利萨里欧·贝当古，《第十二页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89年4月2日。

[36] 《卓越》杂志。1989年3月21日。

[37] 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El general en su laberinto ：un libro vengativo. Entrevista exclusiva con GGM，《卓越》杂志，1989年4月5日。

[38] 例如，见Oscar Piedrahita González，El laberinto de la decrepitud，La República（哥伦比亚），1989年5月14日；及Diego Mileo，En torno al disfraz literario，《号角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89年6月22日。

[39] El libro（社论），《时代报》，1989年3月19日。

[40] La rabieta del Nobel（社论），《时代报》，1989年4月5日。

[41] 《 卓越 》 杂志，1989年3月28日。并参见Mario ha ido demasiado lejos ：GM. "Admiro el valor de Vargas Llosa"，《卓越》杂志，1989年6月28日。

[42] GM no volverá a España，《观察家报》，1989年3月28日。

[43] 《卓越》杂志，1989年3月28日。

[44] “百人委员会”（Comité de la Carta de los Cien），Open Letter to Fidel Castro，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uba，《纽约时报》，1988年12月27日。

[45] 《迷宫中的将军》（伦敦，Jonathan Cape，1991），p.230。

[46] 尽管卡斯特罗的敌人认定是他主导这决定，但这决定是集体的；他们也无凭无据地认为奥乔亚被杀的原因是要隐瞒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自己卷入加勒比海毒品交易。

[47] 《周日镜报》（Sunday Mirror）7月16日一篇题名 "Shabby ghost at the feast" 的文章，拿她与玛莉 ·安端内特（Marie Antoinette）作比较。

[48] El narco-escándalo cubano. Siguen rodando cabezas militares，《观察家报》，1989年7月15日。

[49] 见Geoffrey Matthews，Plague of violence scars land of magical beauty，《 卫报 》（伦敦），1989年9月3日。

[50] 见GM ："Hay que apoyar al Presidente Barco"，《时代报》，1989年8月20日。

[51] GM ："Castro le teme a la Perestroika"，《卓越》杂志，1989年12月22日。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劳勃·瑞福（美国著名演员），1988年摄于哈瓦那。

1989年11月，东西德的历史性时刻，庆祝柏林墙倒塌。

第二十三章

回到马孔多？历史变故的消息

1990—1996

1989年是哥伦比亚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年。3月，未来的总统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在波哥大黄金城机场的暗杀中受到多处枪伤，差点儿丧命。5月，准军事组织成员企图炸死秘密警察首长米格尔·马萨·马尔克斯，他也奇迹般生还。8月，一位重要的总统候选人，自由党的路易斯·卡洛斯·贾朗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暗杀。9月，《观察家报》办公室受到另一次攻击而损失惨重，卡塔赫纳的希尔顿饭店遭到炸弹攻击。贾朗的替代人选塞萨尔·贾维里亚是党内的专家治国论者，一被提名就接到贩毒组织的威胁。[1]在11月一次企图杀害他的袭击中，一架属于国营航空公司亚维安卡的民航机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不过贾维里亚不在机上。12月，另一颗大型炸弹在波哥大秘密警察大楼前引爆，炸死数十名路人。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都是前所未闻。当然，此时的死亡人数并未超过20世纪50年代“暴力事件”高峰时的死亡人数，但当时死亡的大多数是乡间的无名者；的确，先前对于哥伦比亚政治体系的牢骚，就是除了两个传统政党的候选人之外，几乎谁都有可能遭到杀害，除非（如同凯坦和贾朗的例子）那些候选人撼动了双方的共识之船，在这条船上，每个政党安逸地在事先安排的胜利下，在平稳的政治水域中轮流掌舵。

当然，如今不同之处在于毒品。由于国内资源有显著的比例已经不再由传统政党分配，他们已经无法完全掌控、维持现状的“安定”。如今，其他的利益处在危急关头，因此现在有新的目标。11月3日，《卓越》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目前看来所谓“对抗毒品战争”（越来越普遍的美国用词）的计划“注定失败”[2]。他开始催促政府、游击队和贩毒组织之间再度展开对话。他表示，如果不这么做，哥伦比亚会因为代表美国打这场战争，而代替南美大陆其他国家沦为美国自身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仅仅六周之后，希望看到的人都可以如愿地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再次显示他很了解自己身处的美洲半球。12月下旬，对于柏林围墙倒塌，美国的态度更加躁进，而不是安心，在乔治·布什总统的带领下入侵巴拿马，杀死数百名平民，史上第一次绑架现任拉丁美洲国家的总统安东尼奥·诺列加，而且他还是由美国政府推上台的。他当然是个独裁者、帮派分子、国际毒贩、真正的混蛋（这些都是入侵的托词）；然而直到几个月前，他都还是美国眼中的混蛋。因此就在苏联承认他们自己伟大的入侵阿富汗行动是个错误的同一年，美国又回归入侵他国的政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古巴的《格拉玛报》（Granma）（12月21日）谴责美国干预巴拿马的行动；他虽然嫌恶诺列加，但《格拉玛报》并不是为美国政府所主要注意的出版物。当然，不幸灾难的前兆再度出现，正如他先前的多次预言。

1990年的哥伦比亚如1989年般的继续。一群“显要”及重要公众人物显然在巴尔可总统的支持下发表一封公开信，提议如果贩毒组织结束这些暴力行动，则施以“较不严厉”的处罚。梅德茵组织的主要分子愿意以停止杀戮、交出可卡因提炼装备作为交换政府的保证。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贩毒组织都附和这项提议，因此很快破局。第二位总统候选人是爱国联盟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的前身）的贝尔纳多·哈拉米佑，他于3月下旬遭梅德茵组织暗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是最古老的游击队组织，他们的创办人源自“暴力事件”后期的自由党左派，成立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作为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的武装派系；这个游击队组织与农民有最深的渊源，据说哥伦比亚在21世纪初，拥有全世界最多被迫离家的农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走选举路线时，失去了高达两千五百名候选人和官员，他们皆遭到经常和政府军合作的准军事组织敢死队杀害。毫不意外地，这演变为全面的游击战争。）内政部部长卡洛斯·雷莫斯·西蒙斯被对手指控煽动对哈拉米佑的谋杀而辞职。4月下旬，第三位总统候选人是卡洛斯·皮萨罗，来自游击队运动M-19的他，在国内航班上被杀手暗杀，皮萨罗的兄弟指称出资的是警方或武装支持的敢死队。同时，主要贩毒组织头子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手下，每杀掉一名警察就可以拿到四千美元的赏金。全国各地都有炸弹爆炸，炸死数百人。总统大选时，贾朗的前任幕僚长塞萨尔·贾维里亚以百分之四十七点四的选票赢得选举，但全国一千四百万选民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出来投票。贩毒组织进一步提出停止暴力的建议，受到新政府的拒绝。贾维里亚的政策包括继续坚定地打击贩毒组织、改革宪法。

在这个时刻，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再次尽力把自己安置在哥伦比亚。不禁令人惊叹的是，要不是因为古巴在政治上如此令他为难，不知他是否仍会在这举国抑郁之时考虑这样做。他再次适应环境，开始巩固自己新的政治策略，目标已经不是推进古巴革命，而是协助拯救菲德尔——如果必要的话，从菲德尔他自己的手里[3]。如今在许多场合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虽然自己从前以前瞻的直觉推动理念，“我们都处于一个崭新、无法预测的时代正在开始的阶段，”但更详细、也许没那么有说服力地，这个新时代“似乎注定解放我们的思维”。[4]他所没有承认的是，这个新时代代表他所相信的一切被击溃。他决定不要完全说清楚，而是善加利用，表现得好像发生的一切都正是他所希望的：问题在于那些保守分子，特别是美国政府，他们没有领悟到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意义之深远、如今更多的机会等待着人类。他争论说，这一点需要每个人重新思考他们的政治信仰[5]。这真的是他思维中一个关键的时刻。

情况一定会好转吧？事实上不但没有，而且立刻变得更糟。2月下旬，就在巴拿马事件的几星期后，外界原本预测桑地诺政府会在美国的反对下，赢得尼加拉瓜政权并持续掌权，然而，在这片仍然由北方巨人所主导的土地上，他们却在选举中被厌倦战争、对未来悲观的人民以选票驱逐下台。加西亚·马尔克斯很茫然，但放话说桑地诺还是会赢得下一次的选举[6]。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尼加拉瓜的情势逆转不感到意外，但他一定非常失望，忧虑自己国家的未来。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拉丁美洲整体比60年代还要贫穷，大多数国家严重负债，经济衰退和司法不公到处可见。原本人们认为《百年孤独》是告别因60年代革命而开发不足的年代的纪念，事实却完全相反：80年代的拉丁美洲，似乎在回到马孔多的途中。

记者在哥伦比亚追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处跑。一如往常，他已经着手另一部关于情欲激情的历史故事，名为“爱情与其他魔鬼”；同时，他宣布自己回到哥伦比亚的方式，是表示将于10月推出豪尔赫·伊萨克斯《玛丽亚》（1867）的电视改编版，这是《百年孤独》出版前哥伦比亚最知名、最受喜爱的小说。他表示这是极大的挑战及责任，但他也非常期待。比起拉丁美洲这一代家庭主妇的曾祖母在19世纪70年代所读的原始小说版，他希望能让这一代因为电视版（也就是他自己的版本）而流下更多眼泪。他说道，“《玛丽亚》的确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为人知的爱的故事”，“爱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主题。有些人说是死亡，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万物都和爱有关”。[7]他借此传达自己在主题、重心方面的进化，再简洁不过。

虽然他宣称自己“回来了——听过许多次的哥伦比亚人不可避免地心存疑惑——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很快地又前往智利和巴西，接着暂时回到墨西哥这个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前往智利是为了参加1973年以来第一位民主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3月11日的就职典礼。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能够因见到皮诺切特下台而得到些许的满足感；皮诺切特和桑地诺政权一样，是选举失败下台的（虽然尚未从智利的政治舞台中消失）。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7年巴拿马运河协议签署时在华盛顿见过他，当时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罢工时期（正因为皮诺切特掌权）；如今他们再次共同参加一个典礼，这位智利将军一定觉得自己是比较不安的那一个。（颇为恰当地，伦敦《金融时报》评论皮诺切特如今“漂泊在自己的迷宫里”。）[8]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值得注意的经历是参与巴勃罗·聂鲁达在黑岛的家重新开放的象征行动，此朝圣之处被独裁政权关闭十七年。陪伴他的有何塞·多诺索、豪尔赫·艾德华、诗人尼坎诺·帕拉、新政府的秘书长恩里克·科雷阿。

8月时，5月当选的贾维里亚于哥伦比亚就职，他年仅四十三岁，率先提出的政策包括召开国民制宪大会以改革政府系统——目前的宪法回溯到哥伦比亚唯一的“岸边人”总统，即1886年的拉斐尔·努涅斯——当然，一直认为旧宪法只是“空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希望贾维里亚这么做。（9月4日，《国家报》反问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为“贾维里亚支持者”。[9]他的答案是“不，还不是”，但很快就会是了。）一部新宪法会重新界定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也许因而走向完全不同的未来。8月2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提议为制宪大会人选，任务是撰写这一份新文件；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媒体没完没了地讨论他参与的可能性，很乐意地指出这个人是“独裁者的朋友”，以及他一生从未投过票的矛盾。

虽然有此极富建设性的开端，贩毒组织并没有给贾维里亚蜜月期，在他就职的那个月，恐怖活动依旧进行。8月30日，前任总统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担任记者的女儿蒂安纳·图尔瓦伊及另外五名记者遭到帕布罗·埃斯科瓦手下的帮派分子绑架。8月31日，土匪企图绑架广播记者亚米德·阿马特。虽然此时还不清楚事件的模式，但这些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都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年后报告文学《绑架》的蓝本。9月3日，他找到新口号的第二个格言，第一个已经耳熟能详：“时代在改变，我们必须调整。”第二个格言是新的：“只有菲德尔能改变古巴。但美国总是需要一个怪物。”[10]这句格言异常高明而别出心裁，但古巴是否需要改变这回事，是否先征询过菲德尔的意见，则令人存疑。他当然没有公开这么说，但很快地会承认没有苏联的古巴经济孤立，加上美国的禁运仍在实施中，古巴很快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苦难，即所谓的“特别时期”。

199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改变他的哥伦比亚行动，确认自己打算长期分住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任命去世舅舅胡安·迪奥斯的女儿（他的表妹玛格丽特·马尔克斯）为他的所在地秘书，在他和梅塞德斯为他们回归波哥大所购买的宽敞公寓里工作。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一次回来的这个月，仍是异常暴力的一个月。一位祖母玛丽娜·蒙托亚从埃斯科瓦的人质中被带离之后遭到杀害。军队企图于1月25日救援蒂安纳·图尔瓦伊，但她在企图逃离绑架犯时死去，迫使一向不愿宣布支持哥伦比亚政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发声。1月26日，在蜗牛广播电台的采访中，他说这些“该引渡者”（应该遭到逮捕并送到美国受审者）应该“尊重记者的生命”。[11]人质贝阿翠丝·维亚米萨尔于2月6日被释放，但玛鲁哈·帕夏、《时代报》集团成员之一帕奇多·桑托斯（哥伦比亚未来副总统）仍然受到囚禁。更混乱的是，波哥大附近也有激烈的游击队活动。同时，贾维里亚总统在美国发出声明，宣布在通过盘考虑下，他仍然赞同引渡贩毒分子，这样的决定只是更确定目前的暴力程度不但持续甚至增加。贩毒组织和公民社会之间似乎注定对战至死。

7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短暂地回到墨西哥处理他的事务和承诺。不过在他离开之前，贾维里亚总统也许听进了他的话，和帕布罗·埃斯科瓦进行一起轰动但深具争议性的交易，在这个协定下，这位犯罪集团首脑自首可以得到减刑与舒适的狱中环境，而且不是如所有贩毒分子所恐惧地在美国服刑，而是在他家乡梅德茵附近。加西亚·马尔克斯形容这项必然受到哥伦比亚右派和美国谴责的协议是“智慧的胜利”。他指出美国本身长久以来就有和帮派谈判的历史，尤其是不道德但具有政治正当性时。[12]虽然很难支持接下来的三年里政府迂回转折的政策，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尽力协助。

贾维里亚对他也不无助益。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哥伦比亚时也有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让所有怀疑的人（而且为数不少）见到他不但真的实际上以行动长期地回到国内，也参与政治事务。他决定竞标晚间电视新闻报道的时段，节目名为“库阿贝”（出租车司机的俚语，意为“准备好了”、“为你服务”、“交给你”）。这是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的主意；其他参与的记者有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玛丽亚·伊莎贝尔·鲁耶达，《彩印》杂志的老板胡利奥·安德烈·卡马丘是重要的股东，当然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他后来声称自己只是这个企业的“圣灵”）。并不意外地，贾维里亚政府发给“库阿贝”执照，节目于1992年1月1日开播。

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以最实质的方式，展示他们是如何地真心想要回归。买了波哥大的公寓之后，他们为卡塔赫纳的新家选了一个地点，就在面海的旧城墙边，紧邻废弃的圣塔克拉拉修道院，市内最美丽的殖民建筑之一。哥伦比亚重要的建筑师罗赫里欧·萨尔莫纳曾于1957年在巴黎协助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回领导这个兴建计划。看起来，古巴似乎已不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优先选择；或者，至少他表现得好像古巴已经不再是他的首选了。

1991年8月，作为他持续适应自由资本主义胜利过程的一部分，他终于得以以一般签证进入美国，这是1961年来的第一次。针对共产主义和移民的新法律使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得以从黑名单上删除。他等这个普通签证已经等了三十年，如今，他得以前往美国为8月16日到30日的纽约影展开幕。被列名黑名单这件事，其实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愿意承认的，更令他生气。其中一个原因是如同大部分来自海岸区的人，尤其是巴兰基亚团体的其他成员，他对美国从来都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仇恨、傲慢地鄙视它的文化，这种仇视美国的情结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是他们与许多欧洲人的共同点，特别是法国人。（讽刺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也没有偏见，他一生热爱棒球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反美的本质，绝大部分在于政治方面。他很快地注意到美国读者比他的欧洲读者明显较为热心，令人意外地，他们对于他文学以外的立场也比较不那么觉得困扰。他的英译本一向卖得不错，评论的接受度也不错，他的两位主要译者格雷戈里·罗边萨和伊蒂丝·格罗斯曼都是美国人。近几年来，他很热切地希望和革新派的美国电影人建立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罗伯特·雷德福、伍迪·艾伦。[13]如今他以高知名度游客的身份来到此处，而不是不断遭到古巴反革命分子的包围，他也开始欣赏纽约。因此，他的处境能够合法化令他如释重负。他在纽约时，莫斯科正发生企图推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后来引致12月苏联领导人下台与苏联最后的瓦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饭店的房间里，看着电视上的报道讨论此事和其他世界发展，讨论的对象是他以前最讨厌的美国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此外他更讨厌的只有皮诺切特。[14]古巴也是重要的讨论议题。

晚秋，如今既然已和拉丁美洲最近的压迫者美国和解，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最原始的殖民国西班牙。1992年即将来临，这一年要庆祝所谓“发现新世界”五百周年纪念。西班牙人并不总是完全意识到自己在拉丁美洲人的眼里有多么神气十足，当拉丁美洲国家竞相宣布谢谢好意，但自己不需要被“发现”时，西班牙人非常灰心；拉丁美洲人或他们的印第安祖先在许多个世纪前就已经“发现”自己；对拉丁美洲人而言，西班牙人于1492年到来并误名“印度群岛”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构成庆祝的理由。西班牙人急忙把即将来到的五百周年纪念改为“两个世界的相遇”，进行一些紧急外交，让活动得以继续。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存疑者之中属于高知名度的一位，但暗地里他一定乐见如此前景。法国庆祝大革命两百周年时，掌权的是他的朋友弗朗素瓦·密特朗；如今，安排庆祝欧洲人抵达新世界五百周年的，是他的西班牙朋友菲利普·冈萨雷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历史总是非常敏感，他早已在为此场合进行恰当的文学计划。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某些层次而言，是自从他在50年代中期真正地住在欧洲开始，他就把玩着一些故事的想法，传达相反于西班牙人所庆祝的经验，也就是拉丁美洲人抵达欧洲，尽管发生的一切，对他们而言是陌生文化的故事。就某些方面来说，这就是他最近所谈到，美国的拉丁美洲移民是一种象征性的逆转殖民，有些人可能甚至会说是对于压制者的回礼。几年来，他写下十几个情节大纲，如今决定选择最有希望、经历最后筛选的几个故事，写出可以在1992年出版的选集。其中有些故事在1980年至1984年时期才出现，他才刚写了后来成为《艰辛的爱》系列电影剧本的年代记，因此，也有一些故事可以放进新的文学作品选集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都不急着出版，但他也鲜少错过机会；他的许多计划都进行数十年，在最后一刻，而且常常是最理想的时刻转化成艺术或书的形式。因此，他延迟新小说《爱情与其他魔鬼》的完成与出版，先专注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故事上。

他前往巴塞罗那。如今，他在城内最时髦的地段拥有一间豪华公寓，这条街由享誉盛名的建筑师阿方索·米拉重新翻修。随后，他在欧洲各地旅行，好像是在对这片曾为帝国主义领地宣称所有权，部分回忆着自己拉丁美洲的遭遇，除此之外还去了瑞士和瑞典。主要的原因是他决定把新的故事选集命名为“奇怪的朝圣者”。西班牙文中“peregrinos”的主要含义是名词“朝圣者”，但还有第二个形容词的含义，即“陌生的”、“意外的”、“异乡的”，因此，标题的英文翻译是“Strange Pilgrims”。他也是一位异乡的朝圣者，谈不上精通世界政治，却有更大的决心全力以赴，在思维或至少谈话上保持乐观。如今，他规划的短篇故事集，已经筛选到剩下十五篇故事左右；这段本来打算只是最后温习的欧洲旅程，比较属于感情之旅而不是现状更新，最后却让他有点慌乱起来。他记忆中的欧洲并不是今日的欧洲，似乎也不是他的书里所描绘的欧洲。他慌忙地写笔记，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认真修改这本新书，他本来答应经纪人和出版商，可以来得及出现在第二年7月的塞维利亚博览会上。

很不幸地，古巴以处决另一位入侵叛军爱德华多·迪亚斯·贝当古开始这五百周年纪念。加西亚·马尔克斯公开请求特赦，就连与古巴最友好的国家领袖也同声请求，但徒劳无功。[15]古巴政府认为在现况下，吓阻反革命和恐怖分子是生死之事。诗人欧塔维欧·帕兹是墨西哥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和拉丁美洲右派大做文章，加西亚·马尔克斯再次慌乱地为他和古巴领袖的关系自圆其说，解释自己协助犯人特赦和释放的记录。不过，他自己的人气并没有受到影响，至少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是如此。2月，他简短地出席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的一项会议，会场离他家只有几条街，他一进入会场，全场观众起立给了他两分钟的鼓掌欢迎，[16]他甚至不是与会者，但所到之处皆是如此。在历史上，拉丁美洲大陆并不曾赢得什么，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未被击败、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

然而，这位冠军却突然被不预期的敌人打倒。他觉得疲劳已经有一阵子，回到波哥大稀薄的空气中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决定接受检查。医生在他的左肺发现一厘米大小的肿瘤，几乎可以断定，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在打字机前吸入过多的黑烟草，医生建议动手术。他告诉新闻记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卡洛斯·萨利纳斯都在手术前打电话祝福他。卡斯特罗愿意提供私人飞机，让他和私人医生飞到古巴，萨利纳斯抱怨他没有选择回墨西哥治疗。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诺，身体复原之后的第一站会是墨西哥。他大可选择去古巴、墨西哥或美国就医，但仍然决定在哥伦比亚动手术。手术没有发现癌症扩散，并且完全成功，他不再呼吸困难，据说精神也很好。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恐惧死亡，因此也害怕生病。自从出名之后，他很听医生的话，也听从多数的养生建议。如今，他虽然小心翼翼却还是生病了，而且还是最可怕的肺癌。然而，他让自己和认识他的人都很意外。他接受挑战，坚持知道这场病所有的事实，可能的预后，还吹嘘“我是自己的主人”[17]。他本来应该完全休息六个星期，却在6月10日宣布自己在7月会如期出席塞维利亚博览会，不仅为哥伦比亚馆开幕，也参加自己的新书发布会。此时已经知道书中有十二则“奇怪的朝圣者”，书已经准备好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真的差点儿抢去了塞维利亚博览会的风头。虽然已经在马德里宣布塞维利亚不会有“马孔多馆”，[18]但抵达这个安达卢西亚的城市后，他却几乎称霸哥伦比亚展览馆的展览大厅。（他已经多年没有使用马孔多这字眼，如今使用了，暗示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在马德里一般，他一有机会就宣传印了五十万本的新书《奇怪的朝圣者》，所到之处，大家都争着要他的签名。哥伦比亚的政治人物及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欧拉西欧·谢巴等着进入哥伦比亚馆，听到两名西班牙人在评论《百年孤独》二十五周年宣传布条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那个人是谁？”“喔，他是哥伦比亚的独裁者，已经掌权二十五年了。”[19]事实上，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毕竟是1992年，而且是哥伦比亚的国庆节！还动员警方控制群众。由于帕布罗·埃斯科瓦越狱，贾维里亚取消前往西班牙的行程，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担任一日总统。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发现自己在马德里为一家哥伦比亚装瓶工厂开幕。

《奇怪的朝圣者》收集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写的拉丁美洲以外背景的作品，这些故事多少带有一些自传性意味。作者在序言中说明除了其中两篇（《雪地上的血迹》《弗尔佩斯夫人幸福的夏天》）作品外，其他都在1992年4月完成，但全部作品都早在1976年到1982年1月之间就开始构思，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抉择》工作，决心在智利皮诺切特下台前不出版任何“文学”作品的期间。回顾起来，他投入这些古怪、有些甚至颇为精致创作的时期，同时也和菲德尔、劳尔·卡斯特罗密切互动，而且还写出反对美国和哥伦比亚统治阶级的酷评，真是令人惊讶。

这些故事的时间或主题都没有明显的顺序。第一篇《总统先生，旅途愉快》以第三人称叙述，是许多读者的最爱，背景设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内瓦，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55年在巴黎下飞机后直接前往之处。主人公是加勒比海共和国圣港的前总统，从流亡的马丁尼克前往瑞士接受医学检查。如同另一个故事《玛莉亚·普拉瑟雷斯》和他最近的小说《苦妓追忆录》，这个故事描述的是一个人发现死亡可以无限期延后，而且最好完全忘记—— 因此，这个故事大概和作者准备这个选集的最后阶段比较有关。书中一位迷人但非常愤世嫉俗的统治者，赢得两位善意的无产阶级者支持，为自己的操弄提供正当性，“是谎言也不是谎言，如果和总统有关，最糟的耻辱有可能是真假同时存在”。

继被迫留在波哥大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在欧洲度过这五百周年庆的夏天，异乡的朝圣、逆向的自拉美入侵。见到他的人都说他的气色很好，“医生把我体内唯一健康的东西拿出来了。”[20]他如此宣告，接着到墨西哥。11月6日，梅塞德斯满六十岁，根据报道，她生日那天，萨利纳斯总统送来巨大的花束[21]。她有一大群有权有势的爱慕者，许多人甚至羡慕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这位伴侣。她从不炫耀，但总是表现出许多优秀的人格特质、可靠的判断力、永恒的支持。她善于做圆融的外交；不久前，她的丈夫才被问到对21世纪有什么期待，他认为女人应该接管世界以拯救人类。[22]

接着，承继这外交上的修正主义，他踏出政治的第一步，也就是对抗哥伦比亚左派的图腾代表——哥伦比亚游击队。11月22日，他联合署名一封信寄到《时代报》，联合署名的还有哥伦比亚的知识分子，包括画家费南多·奥特罗。这封信实际上支持贾维里亚最近的决定，也就是全面对付游击队，游击队对于他的和平提案完全没有兴趣。[23]毫无疑问地，这样做的结果，让游击队觉得受到疏远，特别是被“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排拒，他们因而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至今仍是如此。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无疑和他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所做的其他决定一致。也许，他最希望的是在生病后能静养一阵子，不希望一直被力劝支持那些几乎不值得支持的人。他再也不会拥有目前为止对哥伦比亚左派的影响力，然而，哥伦比亚左派也不再享有从前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谣言四处散播说他很快地也会远离卡斯特罗；毕竟，卡斯特罗是60年代起横扫拉丁美洲的大部分游击队运动的宗师及其象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谣言嗤之以鼻，他永远不会背弃菲德尔。[24]

他和游击队划清界限的时间，正好是一位新总统要进入华盛顿白宫的时机。据报道，十二年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迷。也许情况终于好转了——据说布什家族的家里没有书，他们比较喜欢看电视。

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留在卡塔赫纳，1月11日出现在《观察家报》的一张照片里，他在斗牛场和奥古斯特·洛佩斯·瓦伦西亚谈话，他是胡利奥·马里奥·参托·多明戈跨国企业“巴伐利亚”的董事长。[25]对于他们的会面，报纸没有评论也没有解释。在前一个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要不就是让这样的会面不对外流出，或者会提供一些解释，包括偶遇，但他已不再这么做。如今，他身处布尔乔亚的世界，已经准备好投身市场经济。身为社会主义者，他总是原则上反对慈善行为（虽然私底下他对于那些仰赖自己金钱的人总是很慷慨，但从不大张旗鼓）；然而，他所相信的主张并无法得到任何形式的收入，他因而转向19世纪末期以来一个正在回归西方世界的现象，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的伟大胜利，并且是美国“镀金时代”以来就没有见过的规模：公共慈善事业。（比尔·克林顿自己后来也针对“付出”写了一本书。[26]）他有一个古巴电影基金会要经营，开始思考另一个同样花费庞大的计划——新闻学院。武装与知识的公开社会主义战争已然结束，阶级斗争暂停，他越来越相信立场的文化战和政治战是目前的情况下最可行的革新行为，只有这是他能追求的。因此，他开始比从前更不屈不挠地结识有钱、有名、有势的人。

作为他在外交上重新定义自我的部分行动，他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省思座谈会”的名单上，或如哥伦比亚媒体所称二十一位“智者”的座谈会，讨论所谓的“新世界秩序”里世界上日渐严重的问题，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因这样的行为，受到美国和英国的严厉批评——花费甚巨的国际“野餐会”，只是“空谈”而没有具体行动。自从撒切尔和里根出现的几十年来，这是首度此类公开对话，然而，在西方世界自由派势力中心的眼中，对话是危险的，对话造成麻烦，是左派沉溺其中的行为；毕竟，如同撒切尔自己著名的宣告，“没有社会这回事”，那么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提名加西亚·马尔克斯参与的是路易斯·卡洛斯·贾朗的遗孀葛罗丽雅·帕夏，她也是哥伦比亚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当然还有她的老板贾维里亚总统。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此举是为了他的国家，也是为了这个世界[27]。座谈会的其他成员包括瓦克雷夫·哈维尔、安伯托·艾柯、米歇尔·瑟里斯、艾德华·扎伊尔德。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1月27日在巴黎举行，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认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位拉丁裔主席，亦即西班牙的费德里戈·马约尔，他们很快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友谊。仿佛为了强调自己高升的地位和尊敬，也许为了让家乡“南美雅典”的人民印象深刻，继巴黎这学术意识之都后，他又攻击西班牙皇家学院，声称他们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字典”的作者[28]。再一次地，过去他不会降格提到学术人士。但这结果就长期而言是另一次智慧之举，再次使他密切地与一些人接触——学院派、哲学家、右派诗人，以前的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些人身上。不久他就和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联系上，他最近还和校长劳尔·帕迪拉·洛佩斯建立密切的关系，他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为了向胡里奥·科塔萨尔表示敬意，而支持校长担任瓜达拉哈拉的主席。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讨论如何接触美国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推测他比前一任的共和党总统温和，也更具有文化素养。

6月，尽管抱怨这会让他无法专心写作，他仍前往巴塞罗那为菲利普·冈萨雷斯助选；在冈萨雷斯竞选后期的蒙特惠克晚会上，他在四万名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支持者面前造成轰动。也许他更该去的是委内瑞拉，另一位朋友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正深陷政治危机。5月20日，总统佩雷斯被控于1989年上任时窃取一千七百万美元公款，因而遭到解职。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公开支持，强调佩雷斯勇敢抵抗多次对他发起的政变——其中一次由目前服刑中的乌戈·查韦斯手下士兵发起——以及他“动人的友谊感”（这又有什么关系，许多读者问），只不过并没有发扬他坚持正直的原则。不幸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更进一步地批评起委内瑞拉的制度和民意代表，暗示这些指控是捏造的；他只差没有批评委内瑞拉人民。[29]他在委内瑞拉再也没有那么受欢迎，和当权者的私人关系使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见到葛罗丽雅·帕夏的妹妹，时任哥伦比亚教育部部长的玛鲁哈及她的丈夫阿尔贝托·维亚米萨尔。这对夫妇提议他写一本书，内容是玛鲁哈于1990年至1991年被绑架时的经历。他还在一心一意地准备《爱情与其他魔鬼》，请他们给他一年时间考虑；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他在几个星期后就回复接受。六十六岁的他开始另一项耗费心力的辛苦计划，一本名为“绑架”的书。结果，等他下定决心时，这个故事的两位主角已经去世：父亲拉法叶·加西亚·埃尔雷罗斯死于1992年12月24日，是他说服帕布罗·埃斯科瓦自首，埃斯科瓦自己则于1993年12月2日在梅德茵被哥伦比亚警方射杀身亡，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和他的受害者玛鲁哈和阿尔贝托谈话的几个星期后。

正当警方终于找到埃斯科瓦，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贾维里亚所有的努力也终于有所回报，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卡斯特罗正在前往玻利维亚新总统就职典礼回程的路上，他最近才刚以“私人行程”的名义前往卡塔赫纳，加西亚·马尔克斯至少得以在哥伦比亚的土地上迎接他的朋友；如今，就在几周后，两国恢复完整外交关系。菲德尔回来，埃斯科瓦出局，对贾维里亚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都是美好的一个月。

这一年的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终于在多年后，首次于卡塔赫纳聚会。一张历史性的照片里包括路易莎·圣蒂雅嘉和她的儿女，这样的聚会后来不复得见。

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忙碌，显然太忙碌。但一如往常地，他在几乎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又在进行下一本书，而上一本书根本还没出版。不过，目前他需要保密。3月，他和包括《纽约时报》詹姆斯·布鲁克在内的一群美国记者，一同前往哥伦比亚西北部梅德茵附近的伊塔圭，目的是拜访奥乔亚兄弟——继埃斯科瓦后最主要的贩毒分子。布鲁克回忆道：

总统来来去去，但这位一脸严肃、世界都以他的外号贾布叫他的作家却可以长存……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处一天的时间里，很快就可以粗略地了解这个人的面相。在卡塔赫纳机场，他所住的城市，游客认得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的作家，不断惊呼他的绰号。在梅德茵郊外的伊塔圭监狱，奥乔亚兄弟这三名判刑确定的可卡因毒贩，为了争夺能替他送上午餐的荣耀而绊倒。在内瓦的军营里，来自哥伦比亚缉毒警方的直升机驾驶忽视国家警察首长的存在，争相和作家拍纪念照。[30]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研究《绑架》唯一的一次旅程。两年后，他告诉众人，自己避开布鲁克和其他记者，单独和豪尔赫·路易斯·奥乔亚谈话。他不希望自己的消息来源受到羞辱，也不希望奥乔亚给他虚假的故事。突然之间，正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期待《爱情与其他魔鬼》的出版，墨西哥这个他的避难所、落脚处开始爆炸；先是他的好友卡洛斯·萨利纳斯开始遭逢困境，接着甚至比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还要倒霉。首先，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兴起了一项原住民运动，由神秘又具有魅力的游击队领袖“马可司令官”领导萨帕达拥护者，开始跃上世界新闻头版；萨利纳斯似乎没有提防，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然而更加戏剧化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好朋友路易斯·多纳尔多·柯罗西欧代表执政的建制革命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却在墨西哥北部遭到暗杀，这是20世纪20年代血腥革命时期以来，首度如此高位的政治人物这样死去。许多观察家怀疑是萨利纳斯策划暗杀自己的继任者；四年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哈瓦那面对朋友托尼·瓜地亚被另一位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处决，与今日的处境有似曾相识之处。他和柯罗西欧非常亲近，深深地希望这位非正统的候选人，也许可以带领国家前往更进步的方向。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违反个人原则以及墨西哥法律，针对这起事件发出声明，呼吁这个他所爱国家的人民冷静。[31]哥伦比亚、古巴、委内瑞拉，如今甚至墨西哥，他所有的要塞都失守了，一切彻底地回到马孔多。

加西亚·马尔克斯思索他自己的衰败是否也已开始。正当《爱情与其他魔鬼》准备出版之际，他于3月和4月接受《华盛顿邮报》大卫·斯特莱特菲尔德的采访。斯特莱特菲尔德注意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对死亡很执迷，而这些书的作者自己亦是如此觉得自己如果不再写死亡，也许就会死去： “不光是癌症，他的身体开始背叛他。他说：‘一个人如何开始领悟变老的征兆是件神奇的事。我自己的征兆是开始忘记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开始变得更彻底。我不记得单词、面孔或旋律。’”[32]无疑地，这有助解释为何比起从前，如今他的回忆录成为更加迫切的课题。

4月22日，在这所有的政治混乱之中，《爱情与其他魔鬼》出版了。新书发布时间刚好碰到波哥大书展，他的老朋友贡萨罗·马亚利诺以充满热情的演讲推荐朋友的新小说，宣告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33]他把这本小说献给卡门·巴尔塞斯，题上“浸在眼泪之中”。这本小说的背景再次设在卡塔赫纳：1949年年末，一位年轻的记者为一家报社工作，编辑是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年轻记者被派去调查一个故事。旧圣塔克拉拉修道院被改建成一座豪华饭店，有些旧坟被打开迁移。（提及、承认萨巴拉的存在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塔赫纳的过去和解；他想象自己进入目前的卡塔赫纳，因为他的新房子就盖在旧修道院的正对面。）其中一个墓穴里似乎有一颗头颅，长着一头明亮的红发，两个世纪以来持续地生长着，如今已超过22厘米。年轻记者决定调查这个案子，其结果就是这本小说。

小说想象殖民后期的一个12月里，一只患有狂犬病的狗在卡塔赫纳市场咬了好几个人，包括一名叫希尔娃·玛丽亚的红色长发女孩，她正要庆祝十二岁生日。她的父亲卡萨杜耶罗侯爵虽然是城里最富有的人之一，却也是个低能的人，允许不受母亲疼爱的希尔娃·玛丽亚在奴隶的院子长大。虽然没有演变成狂犬病，天主教会却相信她受到恶魔的附身，因为她只相信非洲人的信仰，故而怂恿侯爵帮她驱魔。她被带到圣塔克拉拉修道院，主教带来附身和驱魔的最新专家卡耶塔诺·德劳拉，他是一位神学家，据说内定为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女孩再也见不到卡塔赫纳的街道。

德劳拉对女人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女人，但在见到这女孩之前就已经梦到她。她在一个房间里——在他的梦境中，那是他在萨拉曼卡当学生时的房间——看着窗外被雪覆盖的景色，吃着大腿上的葡萄，有吃不完的葡萄，如果吃完她就会死去。第二天早上，他见到现实中的女孩，因为愤怒而手脚都被绑住，和梦境中的她一模一样。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修道院院长，受到这样的待遇任谁都会变成恶魔。他的第二个反应是对这个孩子开始着迷，开始探索图书馆里只有他可以看的禁书。他找到修道院的秘密通道，开始每天晚上去见希尔娃·玛丽亚，对她读诗。终于，他宣告自己真实的感受，拥抱她，睡在一起，虽然没有真的完成性行为。然而就在4月，她被带有狂犬病的狗咬到，将近五个月后，驱魔仪式开始，她的头发被剪下来烧掉。主教在当局和修女面前主持仪式却倒下；自然地，希尔娃·玛丽亚的表现就好像真的被附身一样。宗教法庭发现德劳拉的恶行，判他为异教徒。他当然是异教徒，的确，他有罪，而希尔娃·玛丽亚无罪。他被判住在麻风病院许多年。希尔娃·玛丽亚等不到他，三天后开始拒绝进食。她一直不明白德劳拉为什么没有回来；5月29日，她自己梦到雪景，焦虑中一次吃两颗葡萄，直到吃完最后一颗。她在第六次驱魔前死去，但她剪掉头发的头又长出一大堆头发。

这本书更深刻地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塔赫纳的投入。《霍乱时期的爱情》也许可以诠释为再次遭遇他的父亲以及哥伦比亚的过去，并且探索婚姻和性冒险主义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关于曼加的郊区—— 他的父母过去居住之处，他最近在此为母亲购置公寓。《爱情与其他魔鬼》 是关于旧城墙内的都市，写这本书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盖他的“华厦”；因此，两本小说都拐弯抹角地和他的财产、权力有关。这一次，他把哥伦比亚的历史还原到殖民后期。如同阿尔瓦罗·穆蒂斯的一些作品，这部作品有着一股荒凉、沉重的权威感，只有少数轻松之处。《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于1989年历史性的灾难之前；《爱情与其他魔鬼》的背景虽然设于殖民时期，但构思于1989年之后的世界，是一部较为黑暗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宣称对未来抱持乐观，但他的内心深处无疑看到一个两百年来首次倒退的世界，在某些方面，倒退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前，倒退到拉丁美洲自西班牙手中独立之前（如今至少在经济方面逆转），也从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梦想之中倒退。在他笔下的世界里，没有一个革命是可能的，玻利瓦尔式的概念，认为哥伦比亚的政治运动是无益的，这一点会再次开始主导他的思维。

这部作品在梦境的使用上才华洋溢——使用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少年时的经验（从家里放逐到冰冷风土的学校、他的行李箱、没有封面的书、可怕的噩梦），如同承袭希区柯克风格的德·帕尔玛，小说尾声令人不寒而栗，提醒读者这位作家专心一意的时候，召唤的能力无出其右。最后几页带给这部作品一种回顾性的精彩，也许并不完全应得。也许最伟大的奇迹特别在于读者在《迷宫中的将军》最后一页也注意到的，作者如何给我们读者所期待的——同样的主题（虽然安排有所不同）、同样的主人公、同样的结构、同样的风格、同样的叙事技巧——包括有点扭曲而矛盾的，我们最想要的：在熟悉的情境之中，以我们有些预期但却无法完全预料的方式，这位作者仍能让我们意外，让我们对于这样的手法心悦诚服。如同文学过山车上的一趟旅程，结束时仍余悸犹存。

这本书一般反应良好，尤其学术界很乐意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当刻意地运用目前“后现代”热衷的议题：女性主义、性别、种族、宗教、认同、启蒙运动的遗教，因为和这些议题全部相关。尚 - 弗朗索瓦·福格尔在《世界报》宣告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少数有能力召唤爱情却不需要讽刺或难为情的作家”。[34]纽约书评家拜雅特描述这本小说“几乎带点说教的意味，却动人心弦，是一部精心力作”。[35]伦敦《周日泰晤士报》的彼得·坎普提到以冷静风格叙述的事件：“同时怀旧又讽刺，耀眼的寓言，幽暗的比喻，《爱情与其他魔鬼》更进一步了不起地表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哥伦比亚总是在他心中激起的魅惑及清醒。”[36]无论如何，“马尔克斯”——正如大多英语系评论坚持这么称呼他，再度编织了他的“魔法”。

《爱情与其他魔鬼》在哥伦比亚出版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访问西班牙，继续他不出席新书发布会的习惯。他再度前往塞维利亚参加4月春会，出席一些传统季节初的斗牛表演。《国家报》的罗莎·莫拉在4月采访他的近况，他告诉她自己正在撰写回忆录，特别是他和母亲回到阿拉卡塔卡的故事：“我想，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趟旅程。”[37]但回忆录的进行再度中止，无论如何，他决定下一本书应该是某种报道文学。他说自己不只想读新闻专业，而且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他最珍贵的计划之一，即一个能挑战现代传播学校的新闻基金会，在他的眼里，那是“为了除掉新闻业”。

近年来，在哥伦比亚遭到杀害的记者比世界各地都要多。不幸地，这个国家也比世界其他各地有更多惊人且通常悲惨的故事需要报道。哥伦比亚的谋杀率偏高，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具有哥伦比亚那样的综合恐怖主义、贩毒组织、游击战、准军事活动的暴力，而警方和军方的反击有时几乎就和这些劣行同样暴力。在塞萨尔·贾维里亚幻觉般四年执政的尾声，他英勇地企图防止这个国家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但预计5月选出的下一任政府也面临着梦魇般的挑战。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手中秘密进行的一本书（“某种报道文学”）正是关于这刚过去的时期，但他尚未准备好做出完整的宣布，因为就这本书的情况而言，隐匿并保护他的消息来源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6月，他回到拉丁美洲，出席在卡塔赫纳举办，由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亚半岛所有国家领袖参与的伊比利亚 - 美洲高峰会。贾维里亚以哥伦比亚卸任总统的身份安排地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冈萨雷斯、卡洛斯·萨利纳斯·高尔塔利、菲德尔·卡斯特罗、贾维里亚都出席这实际上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乡举办的会议。包括国王在内的这些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都认为是“朋友”；虽然有些哥伦比亚人中伤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是古巴代表的一员，的确他也自愿担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保镖：“我在场是因为他们谣传要暗杀菲德尔。古巴的安全人员不让菲德尔参加游行，所以我自愿陪他坐马车。我告诉他们，在哥伦比亚，只要我和他在一起就没有人敢开枪。所以我们五个人坐上马车，全部挤在一起，还开着玩笑。正当我告诉菲德尔没事时，马匹却扬起前腿。”[38]在这场峰会中，卡洛斯·萨利纳斯提议成立“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并将古巴纳入。菲德尔表示，由于古巴每次都“被那些主掌这个世界的意志”排除在外，他很感激这项邀请。[39]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满意自己能让这位古巴领袖看到他积极从事外交活动的一些成果。

两星期后，哥伦比亚举行最后一轮选举。两位候选人是自由党的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和保守党的安德烈·帕斯特拉纳。帕斯特拉纳是波哥大前任市长，前任总统之子，也是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播，他在1988年被贩毒组织绑架时，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桑佩尔则刚在马德里做完一任哥伦比亚大使，第二年在波哥大黄金城机场差点儿死于一阵枪林弹雨，就哥伦比亚而言这具有深远的意义。桑佩尔应该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然的盟友：他属于左倾的自由党，是老朋友丹尼尔·桑佩尔（《抉择》和《时代报》的记者）的弟弟，1987年3月在古巴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邀请他和最得意的手下欧拉西欧·谢巴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但那次的会面并不顺利。[40]身为平民主义者，比起更保守但也很务实的政治人物如贾维里亚，桑佩尔对卡斯特罗主义反而更加怀有敌意。桑佩尔也是个剽悍、多疑、顽固的组织政治人物，虽然有波哥大的背景，在乡下却非常受欢迎，他的优先考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

大选结果，桑佩尔赢得选举，帕斯特拉纳却立刻疾呼弊端，因为他收到美国特务机关的一卷录音带，似乎显示桑佩尔的竞选总干事收到直接来自贩毒组织的大量献金。这不仅引发政治危机，更导致宪政危机，是哥伦比亚历史上少有的情形。此事完全咬住桑佩尔整整四年的总统任期；事实上，大家一直都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完成任期。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否认他在新总统任期刚开始时反对桑佩尔，但他也从来没有给予桑佩尔无条件的支持。的确，他当时已经开始和一些较年轻的政治人物建立关系，如另一位《时代报》时代的“皇太子”胡安·马努耶·桑托斯，他在贾维里亚时期曾经担任外贸部部长，由卸任政府指派在国宾抵达伊比利亚 - 美洲高峰会议时负责欢迎事宜。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桑托斯是哥伦比亚未来的总统，开始栽培他。桑托斯会成为桑佩尔最可畏的对手之一，而且是来自党内。

加西亚·马尔克斯带了《巴黎竞赛》周刊的一组人去参观他卡塔赫纳新家的兴建过程，表示自己“等了三十年才能在最完美的地点盖最完美的家园”。[41]如今他的美梦终于要成真，却笼罩着一层非常不幸的阴影。圣塔克拉拉修道院被改建成他在1993年《爱情与其他魔鬼》写作时虚构的五星级饭店，建筑物西侧所有的房间都直接眺望加西亚·马尔克斯仍在兴建中的新家，尤其是露台和游泳池。

1994年8月7日，桑佩尔就任总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寄给新任总统的贺电与祝福被转载在媒体上，然而，不需要多疑的人也看得出来，这并不是特别温暖的祝贺，而且含蓄地预期新政府艰难的工作。的确，这正如报纸头条所揭露的是某种警告：“总统先生，好好当心你的脑袋瓜。”[42]无疑地，事情的发展正如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转折。近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切顺利，桑佩尔则几乎从就职的那一天开始就诸多不顺，有可能一向谨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桑佩尔任期一开始就弄巧成拙。

不过，9月他终于得以进入世界权力的中心。他和卡洛斯·富恩特斯接受富恩特斯的朋友威廉·史泰龙的邀请，前往他在玛莎葡萄园的家会见克林顿夫妇，《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老板也在场。加西亚·马尔克斯本来希望讨论古巴议题——就在前一个星期，他才说服菲德尔让异议作家诺尔贝托·富恩特斯离开古巴——不幸的是，美国和古巴正经历关系最低潮的时期，据说克林顿拒绝讨论古巴议题。[43]不过，他们的确讨论了哥伦比亚的危机，加西亚·马尔克斯替桑佩尔辩护了一番，请克林顿不要为了桑佩尔可能的不当行为而惩罚哥伦比亚。在这场由衷热诚的会面中，如果这位美国总统和三位作家有所共识的话，那是他们对于威廉·福克纳作品共同的热爱。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惊讶地听到克林顿直接背诵《喧哗与骚动》 的段落。至于古巴，克林顿后来发现自己无法抵抗来自迈阿密古巴人的压力，以及誓死反共的共和党多数参议院，只能允许对这岛国进行愈加严厉的制裁。加西亚·马尔克斯未来和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为古巴或哥伦比亚带来正面的效果，并无明显的证据，然而无疑地，对他自己的光环和地位则有利无弊。

接下来的那一个月，塞萨尔·贾维里亚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讽刺的是，贾维里亚是中间偏右的新自由派，面对美国民主党总统的反对之余，觉得自己很难实行他所偏好和古巴半边自由化的关系；然而，他仍然不遗余力。因此，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包括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以及美国、墨西哥、古巴、法国、西班牙总统。唯一缺少的是哥伦比亚总统。同时，贾维里亚就任秘书长时，始终政治敏锐的卡洛斯·富恩特斯表示比尔·克林顿应该“失去佛罗里达但得到全世界”，菲德尔·卡斯特罗应该“失去马克思但拯救革命”[44]。不过，两者都没打算注意他的建议。

9月20日，巴兰基亚团体最后一位重要成员、也是核心成员的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在巴兰基亚去世。（赫尔曼·巴尔加斯于1991年去世，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则是隔年去世。）从他的老同事兼知己开始生病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躲得远远的，说自己“太没胆量”在如此的危机中面对他的朋友。[45]也许，他自己的疾病使他开始迷信“太靠近死亡”这档事。福恩马佑尔的儿子罗德里戈，以及团体成员奇奎·史科佩尔、磺丘·希内特独自参加葬礼后的聚餐，三人之间放着两瓶威士忌。如此一来，只剩下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显眼的老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仍然老当益壮。

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罗德里戈，在洛杉矶东区“秘录殿堂”低调的婚礼上娶了阿德莉亚娜·薛恩堡。这对新人的长女伊莎贝尔于1996年1月1日出生，次女伊内斯于1998年出生。前一年7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巴黎竞赛》周刊保证“我和两个儿子的关系都很好。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还有我希望他们成就的目标”。[46]罗德里戈在好莱坞的电影事业越来越有成就。

3月5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接受雅克·朗的电视专访，这是他首度接受电视采访，选择以电影《蜗牛的策略》备受赞誉的导演塞尔吉奥·卡比雷拉担任摄影师。雅克·朗即将卸任部长工作，如今病重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撑过两任七年任期，于1996年1月8日去世。法国社会党选举落败正要下台，在雅克·朗的政治生涯中不会再执政。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法国政治人物的接触开始减少。

此时，他正式为新伊比利亚 - 美洲新闻开办他的基金会，在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举办其常态“工作室”，卡塔赫纳逐渐取得优越地位，成为运作中心。他很爱“基金会”这个词，就像他喜欢“工作室”这个词，因为无疑让他想起上校外公，他总是声称自己“建立”了阿拉卡塔卡。这个新的基金会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送给收容他的哥伦比亚城市的礼物，同时，也是他对这个国家及其福祉重新投入最强烈的象征。（不过，基金会的年轻董事长海梅·阿贝罗来自巴兰基亚，而不是卡塔赫纳；这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基金会为来自拉丁美洲各地的年轻记者提供短期进修课程，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指导许多课程，授课者还有世界其他知名的记者，如波兰的瑞斯札德·卡普钦斯基和美国的乔恩·李·安德森。

《爱情与其他魔鬼》出版之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对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完全失去耐性。在墨西哥接受墨西哥记者苏珊娜·卡托的采访时，他毫不隐藏对桑佩尔的失望和轻蔑。她问道：“哥伦比亚人打算怎么做，才不会在21世纪落入与今日相同的处境？”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当我们还在努力到达20世纪之时，你认为要如何思考21世纪？仅是为了确定一本书里没有一丝错误的信息，我就花了三年的时间，这本书却是关于一个已经不知道真假的国家。如果一位总统候选人不知道他神圣的顾问是否为他的竞选收受了数百万肮脏钱，小说还有什么未来可言？指控他的人没有受到严肃的对待，是因为在他们说出的许多真相之间，他们也说了许多谎言。而总统本身也指控他的指控者，他的论点是他的确有收肮脏钱，只是没有用在竞选上，因为他们贪污走了……在这样的国家，他妈的，我们小说家没有选择只能找其他的工作。[47]

这是回到过去的争论，他抗议自己只想以自然主义记录每一天的现实，但哥伦比亚的恐怖超过报告文学的一般见解。马孔多仍然栩栩如生。

情况越来越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保镖由贝当古政权以来的政府相继提供，但如今人手不足又管理不当，他开始担心。这些保镖的流动率之频繁，最后有六十个人熟悉他的生活方式和个人资料。在哥伦比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问题让他思索自己在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安全。他和桑佩尔之间持续讨论，但关系也越来越紧绷，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士忌也喝得更多；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96年的复活节，他们在卡塔赫纳前任市长豪尔赫·恩里克·瑞索的公寓里最后一次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正要接受国会裁决的桑佩尔，他所考虑的宪政改革也许被认为是国会议员为他开脱的预付款。受伤的桑佩尔回答：“贾维里亚的支持者一定告诉你一些有的没有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反驳：“放尊重一点儿。为什么如果我的意见和你想听的一样，那就是我自己所思考的，如果不一样就是我被对手洗脑？”桑佩尔试图安抚他，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嘟哝着：“这里没什么可做的了。”从那一刻开始，他不再积极参与国内事务，他和桑佩尔许多年都没有再见面。[48]

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古巴流亡人士诺尔贝托·富恩特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好友，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刚说服古巴政府释放他离开岛国；诺尔贝托·富恩特斯最近写了数篇文章，其中一篇不但显示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也不感激，还严厉谴责他在古巴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面把他的影响力和成就减到最低。[49]一如往常，加西亚·马尔克斯拒绝回应。然而，4月他做了一件让认识他的人都很惊讶的事，在波哥大的高等军事学校演讲。在一些不自然的笑话中，他预言式地告诉他们，“桑佩尔总统把这个国家的未来握在他的手中”。他也不是很有外交手腕地表示，“如果你们的背包里放一本书，我们可能会安全点”。[50]复活节，他和丢脸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一起在加拉加斯度过。不知桑佩尔是否曾经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初批评委内瑞拉人让他们的总统下台，正如哥伦比亚人如今也想让他下台？

4月2日，正当5月波哥大书展中即将推出的《爱情与其他魔鬼》期待之声越来越高，一个先前不知名、位于卡利的团体称自己“为了哥伦比亚的尊严运动”，绑架了前总统贾维里亚的建筑师弟弟胡安·卡洛斯。这并不是贾维里亚的亲戚第一次被当成目标。在一篇公告中，这个团体宣布哥伦比亚的问题不在于“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显然是一个右翼组织，他们引述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说的话，认为哥伦比亚处于“道德灾难之中”，请他接任桑佩尔当总统，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哥伦比亚少数“手脚干净”的人。他们也要求塞萨尔·贾维里亚应该辞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职务。距离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版这本关于当代哥伦比亚问题的新书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其中一个主题是贾维里亚强硬地抵抗来自被绑架家庭和受害者的请求，而贾维里亚自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个情况的讽刺真是不言而喻。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在《时代报》上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变化十六》杂志的采访中曾经说到，他觉得他是生活在自己的报道文学之中。的确，见到前总统贾维里亚今日和当初人质家属处于同样的处境，或是见到目前的‘绑架天王’阿尔贝托·维亚米萨尔做出五年前相同的事，想释放他的妻子玛鲁哈·帕夏，令人不寒而栗。”[51]

维亚米萨尔和帕夏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下一本新书《绑架》的主角。从20世纪50年代《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之后，他就没有写过当代的哥伦比亚。正当他考虑回到哥伦比亚长住之时，他最具政治性的历史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使他非常不受哥伦比亚统治阶级的欢迎。讽刺的是，他永远不可能融入卡塔赫纳的上层社会——上层社会的“岸边人”永远不会尊敬来自下层地区的人——虽然他已经连续将三本书献给他们的“英勇城市”，不过的确也因为如此，他如今拥有镇上最大、最豪华、最昂贵的房子。

不，波哥大是他在哥伦比亚的目标，他在那里总是感到不安，但那里才是国内的权力中心。就某些层面而言，他的下一本书主要是描写波哥大的统治阶级，甚至有可能是为他们而写。他旧有的左翼支持者大多觉得新书不合自己的品位，但波哥大的布尔乔亚则觉得无法抗拒。谋杀和绑架一波又一波地恐吓着哥伦比亚的人民，路易斯·卡洛斯·贾朗绝不是最后一个牺牲者，但他的死绝对是其累积的结果与象征，自此之后，许多哥伦比亚人终于开始说服自己，他们的国家的确无药可救。贾朗一再拒绝帕布罗·埃斯科瓦加入竞选团队，也不接受他的资助。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是贾朗的同伴，也不景仰他们这种人，似乎觉得某些心灵或天意的任务是自己的使命。（只有菲德尔有资格这样虚荣。）贾朗的接替者塞萨尔·贾维里亚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似乎也太冷静、太严肃、太明确、太直接。但他们俩的确都在20世纪90年代结交有权力的朋友，都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别人，而且都不是来自波哥大。

事实上，这本新书是令人惊讶的成就。它对于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是显著的成就，因此对于一位完成时已是六十九岁的作家而言，更是非凡的成就。许多年来，评论家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才华比较适合写遥远过去的情节，说他如同大部分的小说家一般，也许无法写当代的议题。而且，大部分的观察家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把哥伦比亚这些年来的混乱理出头绪，进而创造连贯的情节、建构有利的叙事。然而这本书出现时，连那些不喜欢此书态度和观点的人，都同意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又写出了一本高水平、令人欲罢不能的书。的确，许多人说他们不看完没办法上床睡觉，有些甚至承认自己觉得若是没有一口气读完，书中这些人质可能无法逃离他们的困境：他的叙事就是如此的有力。如此一来，明显的第一个问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为了制造出他透视这个国家的清晰度，而牺牲了复杂度。

当然，作者的出发点是以七位中心角色的故事情节，涵盖哥伦比亚迷宫般的复杂性。首先，女主角玛鲁哈·帕夏是记者、福星电影基金会的主席，也是葛罗丽雅·帕夏（贾朗的遗孀及最近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的妹妹。第二位主角是男主角阿尔贝托·维亚米萨尔，他是玛鲁哈的丈夫，也是第二位人质贝阿翠丝·维亚米萨尔的兄弟，贝阿翠丝是玛鲁哈的朋友也是她的小姑；阿尔贝托尽力让大姨子（先释放）和妻子离开噩梦般的处境。法兰西斯科·桑托斯（一般人称帕奇多）是第三位主要角色，他是《时代报》的顶尖记者，也是社长厄南多·桑托斯的儿子（如今是哥伦比亚的副总统）。第四位主角是蒂安纳·图尔瓦伊，她是电视记者，前总统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的女儿，与几位同事同时被俘虏，后来一一被释放，悲惨地在军队拯救她的行动中遭到杀害。第五位主角是玛丽娜·蒙托亚，巴尔可政府一位重要成员的妹妹，也是人质中最年长、最先遭到俘虏、在最后唯一被贩毒组织杀害的人。第六位中心角色是贾维里亚总统，也许应该是叙事者口中唯一的英雄，若是考量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亲近关系，他居然不是英雄人物很令人意外。第七位中心角色是帕布罗·埃斯科瓦，他鲜少出现，但当然是小说中的坏人，整出戏背后的邪恶天才，加西亚·马尔克斯无疑对这个人有非常矛盾的感觉，包括推崇。许多家族成员和他们的仆从，许多小毒贩和他们的喽啰，许多政府部长以及其他公务员（包括米格尔·马萨·马尔克斯，秘密警察首长及作者的表兄弟）都有出现。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安排他们巧妙地重新诉说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他在序言里提到这“秋天的任务”是“我一生中最困难也最悲伤的”。因此非常意外地，一个本来对哥伦比亚或其中许多主人公（玛丽娜、蒂安纳、无名且很快被遗忘的“黑白混血儿”人质）而言都是没有圆满结局的故事，居然出现人为的圆满结局，其原因完全是因为专注在某些主人公上，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想成为“好消息使者”的欲望。他原本完美执行的政治新闻工作仿佛受到挟持、绑架，取而代之的这本书，有着所有好莱坞惊悚剧本所需要的元素及先入之见，加上连续剧式的结尾。作者说服我们得拼命地在乎玛鲁哈是否存活，虽然她的司机在第四页就被杀害了，这干净利落的叙事方式，正如杀手处理真正的司机一般，再也没有提起过（帕奇多·桑托斯的司机的遭遇一样）。从叙事手法效率的观点而言，还有多少人以多么低劣的方式死去似乎没有关系，只要主角活着就好。的确，在传统的惊悚小说里，某些人的死亡是必需的对比，衬托出所希望最适者的生存。这是本书叙事手法残酷甚至无情的艺术。他确实离柴伐蒂尼很遥远，甚至是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

本书的基本架构是奇数章处理人质和他们的绑架者，偶数章处理家人和政府，互相交替。这个故事的核心情节首先是对人质的折磨，以及他们为了生存而做的努力，和他们的守卫针对每天的生活讨价还价；第二则是家人努力与绑架者和政府谈判释放人质。在比较深入的层次上，当然真正的挣扎是在“该引渡者”和政府之间，人质和他们的家属只是棋子，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尽可能把它变成一个“攸关人类利益”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他专注在十名人质中四位关键的角色：玛鲁哈、玛丽娜、蒂安纳、帕奇多。这四名人质之中只有玛鲁哈和帕奇多存活下来，在第十一章结束时的1991年5月20日，他们被释放的时间仅相隔几小时；在被掳数月后的第六章，玛丽娜和蒂安纳的死亡时间相隔两天（1991年1月23日及25日）。

本书原来的构想是一个涉及危机（苦恼的闺女）的爱情故事，在勇敢的挣扎（骑士）后成功地返回家园，这本书真正的结束是在第十一章：玛鲁哈快乐地回到她住的公寓大楼，迎接她的是欣喜的朋友、邻居，还有她狂喜的丈夫。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希望表现出就算在哥伦比亚，也许甚至对哥伦比亚而言，还是可能有圆满的结局。埃斯科瓦的投降和死亡只是这个故事的附言，还有绑架者归还玛鲁哈的戒指，叙事在此结束，加上最后玛鲁哈本人的陈述——“这一切都该写成书”。然而，关于埃斯科瓦死亡的处理令人好奇。在连续剧和惊悚剧里，坏人的死，特别是像埃斯科瓦这种坏人的死，通常是作品的高潮。但此处却让人感觉到埃斯科瓦的死处理得相当草率，瓦解了似乎固定带到高潮的传统。

那么，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先前大部分的作品一般，《绑架》不是关于较松散的社会秩序（甚至这么久之前的《恶时辰》中被逐出家园的穷人，突然出现在“村庄”都令人惊讶）。真正关键、重要的是缺少秩序。这本书几乎完全围绕着中上层阶级，包括几位重要的右翼（蒂安纳、图尔瓦伊和帕奇多·桑托斯的父亲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先前反对、谴责的对象）。《时代报》 专栏作家罗伯托·波萨达·加西亚 - 培尼亚（《三个火枪手》里的“达尔尼昂”）自己是这个统治阶级的追随者，为了“赞颂波哥大的布尔乔亚”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展开激烈的攻击。[52]

几乎同样令人不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书中完全排除美国方面的角色。是贩毒组织对于被引渡到美国的恐惧决定了冲突——埃斯科瓦说“就算是哥伦比亚的坟墓也比美国的牢房好”，而这冲突是书中陈述事件的原动力，当然需要某种反帝国主义的批评。虽然他和古巴的关系友好，在这部作品中，他连游击队的“各种恐怖行动”都批评，[53]对于美国方面却完全没有处理，小说整个漫不经心解释的结构因而扭曲、失去焦点。这本小说的作者当然不会难为情，出版不久之后，他送了一本给比尔·克林顿，毫不意外地，克林顿欣赏的终究是它“人性”的一面；这个故事并没有其他的倾向。因此，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这本书的对象是否是波哥大的布尔乔亚及比尔·克林顿“Us（我们）”和“US（美国）”而完全不是“我们（us）”（读者）？或者用另一种说法，这本书是“为我们读者”而写，就像肥皂剧也是为我们而写，让我们满足于我们的处境，让我们相信有钱有名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只是一般人”？

然而，观察事物的角度总是不止一种。这当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本以波哥大为背景的书，此书仔细评价当代哥伦比亚，从他在1990年决定“离开”古巴（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决定“回到”哥伦比亚（虽然他从来没有完全“回来”）。不过，这不只是评价，也是获得力量。在某种层次而言，此书只是对他所有的哥伦比亚评论者示威又含蓄的回答。他没有住在那里？那么，有哪一个当代哥伦比亚人有办法像他一样。把这个国家近代史中所有的复杂状况融合起来，变成连贯、可理解的东西？他是个空虚的谄媚者，奉承权贵？那么，看看和掌权者有直接关系可以做些什么，此处这位“记者”（归因他显赫的地位）可以有任何层次的“关系”、“资源”，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些人永远无法如他一般得到“完整的故事”。他的写作技巧变得陈词滥调，重复自己、引述自己、自我满足？那么，这是只有这位将近七十岁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面对一部作品和一位作家公然占有这国家的象征之物，《时代报》嘲讽的社论，如同表态支持《迷宫中的将军》的评论一般不中肯。因此，这次他们的缺席格外重要。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表现出来，但从《迷宫中的将军》出版之后，他等了七年才得以复仇，只为了这本书如今给他的满足感。媒体采访中他已经完全不像少女般的表达对于新作品的“不安全感”，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时所发生的。“接受吧！”斗牛士说。看起来可能很意外，在六十九岁的年纪，哥伦比亚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属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使拉丁美洲臣服于他，甚至全世界，但其中并没有哥伦比亚。《百年孤独》是“马孔多”，当然，但波哥大以及其他内陆城市（梅德茵、卡利）的人都知道马孔多是海岸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所谈及的概念之中。如今，他们自己没有那么自信、那么自满，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接受了整个哥伦比亚，不只是海岸区。这背后的批评会一直持续——这是政治和社交生活的自然本质——但已经没有那么坚定。现在已经无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他可以为所欲为。

问题还是可以重复：部分以卡恰克人的观点为卡恰克人写《绑架》，他是否等于是向他们屈服；在他胜利的那一刻（或甚至因为那胜利的本质），他是否伤害了自己整个道德和政治的信念？也许就像那老人以疲倦而令人沮丧的方式成为保守派，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了保守派。或者他终于体认“政治现实”，特别是“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政治现实”。或者，他现在想要的，政治上是见到菲德尔和古巴革命象征性地抵抗历史的迷宫，直到最后伟大的迷宫让他们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也许他是在拒绝那些围绕的现实，以及所有的选择和诠释；也许，以只有他知道的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最后都在继续主张他的梦想。也许。当然这是问题所在。

自然地，这本书一出版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虽然书评一面倒地叫好，也有少数评论非常具有侵略性，甚至无礼的批判，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评论，在语调上和《时代报》对于《迷宫中的将军》的书评是颇为不同的角度。[54]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审视过他的选择，也做了选择。可以确定的是，他很满意。

[1] 这些事件，或简短或详细，大多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绑架》（伦敦，JonathanCape，1997）中提到。

[2] Condenada al fracaso，la guerra contra la droga ：GM，《卓越》杂志，1989年11月3日。

[3] 见Anthony Day和Marjorie Miller，Gabo talks ：GGM on the misfortunes of Latin America，his friendship with Fidel Castro and his terror of the blank page，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1990年9月2日，pp. l0-35，文中提到美国“对卡斯特罗几乎有如对色情文学般的着迷”（p.34）。如果不是因为卡斯特罗，他补充说，“那么美国早就向拉丁美洲长驱直入，直到巴塔哥尼亚了”。

[4] 见《卓越》杂志，1989年2月9日。

[5] Day和Miller，Gabo tolks，p.33。

[6] 《卓越》杂志，1990年3月10日。

[7] 见José Hernández，María es un texto sagrado，《时代报》，1990年3月10日。

[8] Imogen Mark，Pinochet adrift in his labyrinth，Financial Times，1990年11月25日。

[9] 报道于La Prensa，1990年9月5日。

[10] GM ：sólo Fidel puede transformar a Cuba；EEUU siempre necesita un demonio，《 卓越 》 杂志，1990年9月3日。

[11] 《卓越》杂志，1991年1月27日；并请见Llamamiento de Gabo por secuestrados，《时代报》，1991年1月27日。

[12] Gabo ："Es un triunfo de la inteligencia"，《时代报》，1991年6月20日。

[13] Redford ："Gabo es un zorro viejo"，《观察家报》，1991年3月3日。

[14] Renato Ravelo发表于1998年10月25日La Jornada的El taller de GM。

[15] Pide GM perdonar la vida a los dos infiltrados，La Jornada，1992年1月18日。

[16] 《卓越》杂志，1992年2月15日。

[17] GGM ：L’amour est ma seule idéologie，《巴黎竞赛》周刊，1994年7月14日。

[18] 《卓越》杂志，1992年7月31日。

[19] 《星期》，1992年7月14日。

[20] GM descubre la literatura y le gusta，《国民报》，1992年8月10日。

[21] 《星期》，1992年11月17日。

[22] 《星期》，1992年9月29日。

[23] Nunca es tarde，《时代报》，1992年11月23日。

[24] GM desmiente en Cuba el rumor de discrepancias con Castro，《国家报》，1992年12月14日。

[25] 《观察家报》，1993年1月11日。

[26] 比尔·克林顿，《付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伦敦，Hutchinson，2007）。

[27] 《观察家报》，1993年1月28日。

[28] 《卓越》杂志，1993年1月29日。

[29] GGM exalta "el talento" de CAP，《卓越》杂志，1993年6月18日。

[30] 詹姆斯·布鲁克，Cocaine’s reality，by GM，《纽约时报》，1994年3月11日。

[31] 声明于1994年3月24日以新闻稿的方式发布。

[32] 大卫·斯特莱特菲尔德，The intricate solitude of GGM，《华盛顿邮报》，1994年4月10日。

[33] 贡萨罗·马亚利诺在波哥大书展赞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新书的演说（1994年4月22日），刊登于1994年4月25日的《观察家报》。

[34] 尚 - 弗朗索瓦·福格尔，Revolution of the heart，Le Monde，1995年1月27日。

[35] A.S.拜雅特，Bylovepossessed，《纽约书评》，1995年5月28日。

[36] 彼得·坎普，The hair and the dog，Sunday Times（伦敦），1995年7月2日。

[37] 罗莎·莫拉，El fin de un ayuno，转载于《观察家报》，1994年4月17日。

[38] 见Silvana Paternostro，Tres días con Gabo，Letra Internacional（马德里），1997年5月至6月，p.13。卡斯特罗本人后来于2008年7月在《格拉玛报》中回想这件事。

[39] Unomasuno（墨西哥城），1994年7月25日。

[40] 见埃尔内斯托·桑佩尔，Apuntes de viaje，《星期》，1987年3月3日。作者于2007年4月在波哥大采访桑佩尔。

[41] GGM ：L’amour est ma seule idéologie，《巴黎竞赛》周刊，1994年7月14日。

[42] Querido Presidente，cuídese los sentidos，《时代报》，1994年8月8日。

[43] Una charla informal，《星期》，1994年9月6日。

[44] La Jornada（墨西哥城），1994年9月14日。

[45] 费欧里罗，La Cueva，p.85。

[46] GGM ：L’amour est ma seule idéologie，《巴黎竞赛》周刊，1994年7月14日。

[47] 苏珊娜·卡托，Gabo cambia de oficio，《变化十六》，1996年5月6日至13日。

[48] 见Por qué Gabo no vuelve al país，《变化十六》，1997年2月24日。

[49] 诺尔贝托·富恩特斯，De La Habana traigo un mensaje，1996年3月13日。富恩特斯的《古巴的温柔战士》（Dulces guerrilleros cubanos）于1999年问世，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中扮演一个骇人的角色。

[50] Pilar Lozano，Gabo da una lección a los "milicos"，《国家报》，1996年4月16日。

[51] 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Noticia，《时代报》，1996年5月5日。桑托斯·卡尔德隆提到，《新闻周刊》不久前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帕布罗·埃斯科瓦念念不忘，因为帕布罗·埃斯科瓦代表了权力，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真正迷恋的不是政治，而是权力。见Virginia Vallejo，Amando a Pablo，odiando a Escobar（墨西哥城，Random House Mondadon，2007），对哥伦比亚在埃斯科瓦时期的政治及社会有X射线般透彻的剖析。

[52] 罗伯托·波萨达 - 加西亚·培尼亚（达塔南），Las Cozas del Gavo，《时代报》，1998年5月22日。

[5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绑架》，pp.129-130。哥伦比亚游击队（The FARC）尤其相信这个说法，并在此后数年以掳人勒赎亲身实践。2008年他们深受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所苦，包括领导人“必杀”Manuel Marulanda死于轰炸副司令Raúl Reyes的事件中以及哥伦比亚军队解放贝当古等事。

[54] 例如，见Joseph A. Page，Unmagical realism，Gommonweal，第16期，1997年9月26日；以及Charles Lane，The writer in his labyrinth，New Republic，第217号，1997年8月25日。并请见Malcolm Deas，Moths of Ill Omen，London Review of Books，1997年10月30日。

加西亚·马尔克斯向他的仰慕者挥手致谢，1992年摄于波哥大豪恩·艾列瑟·凯坦剧院。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1993年摄于波哥大圣母斗牛场。

圣蒂雅嘉和她的儿女们：海梅、阿夫列多（库奇）、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古斯塔沃、埃尔南多（南奇）、埃利希奥（伊尤）、路易斯·安立奎（后排从左至右）；赫梅尼（艾米）、玛格丽妲（玛歌）、路易莎·圣蒂雅嘉、莉妲、艾妲（前排从左至右）。1993年摄于卡塔赫纳。

第二十四章

七十岁及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回忆录及忧伤妓女

1996—2005

现在他该做些什么？六十九岁的作家仍然充满活力、满是计划，仍然强烈地受到政治的吸引，如美国人所说的献身“改变”。然而，他还是位小说家吗？《迷宫中的将军》是一部历史小说，虽然加入卓越的虚构成分，但仍是一部历史小说。同样地，《绑架》是纪实小说，的确，纪实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很清楚的是，《迷宫中的将军》写的是“当时”，两百年前哥伦比亚如何开始；《绑架》写的是现在，哥伦比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两者都以无可否认的神韵写成。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内心是否还有颇具抱负的创作想象力，或者，世界历史的伟大泉源其实已然枯竭？毫无疑问地，世界虽然臣服于他的脚下，却已经不是成就他的那个世界了。他是否能够回应这个新世界——后共产党、后乌托邦、后现代的世界，如今正跨越时代，进入21世纪的这个疲惫世界？

老实说，没有多少人能够完整地对这个新时代加以反映，要求一位老人做出反映实在太过苛求，虽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这是他自找的。这是伟大文学的时代，但不是伟大作品的时代。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时期，一般大众和评论家对于大多数伟大艺术家的看法一致，但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少有作家或任何类型的艺术家，让他们以过去同样的方式得到一致的看法。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少数公认的伟大作家之一，《百年孤独》是少数公认的伟大小说之一，两者都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公认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名单上。除此之外，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也经常出现在20世纪“前五十”或“前一百”小说排行榜上。他还能再锦上添花吗？他该尝试吗？

他当然想继续下去。他曾经表示，自己在《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两本书之后完全掏空”。[1]不知为何，他总是有办法下定决心、找到灵感获得新的主题、新的形式，也想到下一个计划，先是他想写的小说，随后成为他需要写的小说，再变成绝对必须写的小说。现在也是一样，他还在寻找。的确，他告诉采访者自己希望“回归小说”。一如往常，他自有计划。他手上有三篇短篇小说，他认为加在一起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另一本关于爱情的书：爱情和女人。他告诉《国家报》：“我身边都是女人。我的朋友大多是女性，梅塞德斯必须学习那就是我存在的方式，我和她们的关系只是无伤大雅的打情骂俏。到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2]

他补充说自己已经开始失去记忆，这是他整个人生和作品的根源。（这也发生在《族长的秋天》受到自传灵感启发的主人公身上。）然而讽刺的是，碎纸机是他家中最常用到的机器。不过，最近他暂缓销毁《爱情与其他魔鬼》 的手稿，送给梅塞德斯当作礼物。他似乎没有察觉到在计算机时代，大部分的故事发展的蛛丝马迹都隐藏在计算机之中，手稿已经失去大半的魔法，包括财务上的利益。的确，从手写进化到打字机再到计算机生产，可以解释读者心目中作者光辉逐渐淡去的部分原因，或许也是作者自己失去信心的原因。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大多数的人成功地抗拒这个过程，他销毁大部分准备中或未完成的作品，刚好符合自己强烈的自信，虽然他不会想如此解释，但艺术家的工作是拿出传统典范上完整完成的作品。

退休这个话题隐隐约约地萦绕着，但所有的征兆都很糟糕。这是所有族长的秋天，即使数百万人都希望桑佩尔辞职，他仍然执拗地拒绝这么做；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被迫退休；卡洛斯·萨利纳斯成功地完成任期，但被威胁会被送进监狱或更糟的处境，只好乖乖出国；没人有办法强迫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但他很快就要满七十岁；革命已经逐渐年华老去，可是有谁能取代他？真情流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参加波哥大的新书发布会，而是前去探望另一位不情愿的退休人士菲利普·冈萨雷斯，他受到指控和丑闻缠身的困扰，在西班牙总理官邸蒙科洛亚宫待了十三年之后，被选民扫地出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到马德里就赶到蒙科洛亚宫，但总理不在家；大作家在蒙葛拉哥国家公园找到孤零零的总理和保镖，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另一位失去权力和荣耀的角色。[3]他们上次见面拥抱时，冈萨雷斯说： “老天爷，兄弟，我想你是西班牙唯一一位愿意拥抱总理的人。”如今，他宣布离职，准备退休；即将取代他的是右翼领袖何塞·马利亚·阿兹纳尔。

在西班牙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古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庆祝他的七十岁生日。这是另一场秋天的大事，和探望菲利普·冈萨雷斯也并非那么截然不同。菲德尔并没有考虑退休，但他正处于前所未有省思的心境。他是这么一个活在未来的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一分钟一分钟地征服现在，却终于有这么一次在思考过去，他自己的过去。他曾经说并不希望特别庆祝，但贾布宣布他仍然要和梅塞德斯一起前往古巴。菲德尔虽然由于公务繁重，无法在8月13日当天正式庆祝生日，不过，他那天晚上仍然出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接受他的礼物，一本哥伦比亚卡罗与库尔佛语言学院所出的字典。两星期后，菲德尔透露自己准备的惊喜：他带着贾布、梅塞德斯、几位亲近的同行、一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回到他出生的小镇比兰，“一次回到过去的旅程：他的过去、他的回忆、他学说话的地方；射击、繁殖斗鸡、钓鱼、学拳击，他受教育、成形之处；他1969年离开后就未曾再回去，一生中第一次可以在双亲墓前献上花束及敬意，在这一刻之前他都无法做到。是这样的一段旅程”。菲德尔陪着客人在小镇上到处散步，回到旧学校（他坐在以前的座位上），回想小时候的活动（“我比里根还像牛仔，因为他只是电影牛仔，我是真正的牛仔”）。他回忆母亲，还有她的个性及独特之处，他充分回想，感到满足之后宣布：“我没有把梦境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我的记忆里没有幻想。”[4]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在写自己的回忆录，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前和母亲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一定得到了很多思考的灵感。

9月，回到卡塔赫纳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家待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并没有家的感觉，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仅因为从圣塔克拉拉饭店可以眺望他家：他们在这里就是觉得不舒服；事实上，他们就是不喜欢这里。一位阿根廷记者鲁道夫·布拉切利曾经采访过玛鲁哈·帕夏在1990年到1993年间的经历，以及《绑架》里对他们的描绘；利用她的关系，布拉切利接触生气但仍乐于提供资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这阵子接受采访的表现越来越具省思与哲学意味，就像处于危险境地的老士兵，带着些许迷惘： 内容有趣、信息丰富，甚至颇具分析性，但已经不为了专注在单一项目上而排除其他，他对于下一个计划已经不像过去一般全神贯注。[5]他再度提到自己虽然是“记忆专家”，却已经开始忘东忘西，特别是电话号码。他的母亲如今有时对他说：“你是谁的儿子？”其他时间她又完全记得，他会问她对他童年的回忆。“她现在说得比较多，因为已经不需要隐藏，她已经忘了自己的偏见。”[6]

他告诉布拉切利自己发现有很多朋友突然满七十岁，这实在是个意外，“我从来没问过他们几岁。”他说自己对于死亡的感觉是：“愤怒。”六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死亡。

“我记得很清楚：某天晚上我在读一本书，突然之间，我想到完蛋了，这会发生在我身上，逃也逃不掉，我永远不会有时间思考这件事。然后突然之间，砰，天呐，逃不掉。我感觉到一阵冷战……就像六十年全然的不负责任一样。我解决的方式是杀掉角色。”他说死亡就像熄灯或是接受麻醉。

自从《抉择》杂志结束，他在《观察家报》和《国家报》的每周专栏开始，他就清楚地处于沉思默想、回顾的心境，至少一开始是如此。他虽然销毁了私生活大多数书面的线索，甚至是关于他的文学作品的，然而，对于工作上两个特别的层面，他越想越多。首先，在如何做到以及时间点这方面，也就是技巧和时机。他显然是个名匠大师，越来越能理解到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或海明威一样说故事，因而有了他在哈瓦那和墨西哥城写剧本的“工作室”，还有现在马德里和卡塔赫纳的记者工作室。这两者都是关于说故事：如何把现实分解成故事，把故事分解成有组织的元素；如何叙述，让每一个细节自然地引领到下一个细节；如何以组织结构让读者或观众无法停止阅读。第二是内容和动机：因为他的“羞耻和难为情”的感觉，他厌恶表现出感情及内省。然而近几年来，他更有兴趣辨识出自己人生经验中经历过的粗胚材料，几年来在他的作品中为了不同的文学和美学目的而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就某部分而言，这是他控制自己故事的方式，确定一定要经过他的诠释才能形成这些故事。他已经掌控自己的形象三十年了；现在他想要掌控自己的故事。

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加州帕萨迪纳参加第五十二届美洲媒体协会大会，有两百位媒体老板与会，加上中美洲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黎戈贝塔·门楚、奥斯卡·阿里雅斯、亨利·基辛格。《观察家报》的路易斯·加夫列尔·卡诺被选为下一届理事长，大家同意下次会议在瓜达拉哈拉举办。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关切他所领导的新闻基金会，发表了一场政策性演说，宣告“记者已经迷失于科技的迷宫之中”，团队作业不受重视，为竞争独家消息而伤害了严肃的专业工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个关键领域：“应该以才华与才能为优先；不应该把调查性报道当成特别活动，因为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应该是调查性报道；职业道德不应该是偶然出现，而是永远伴随记者，正如伴随苍蝇的嗡嗡声。”[7]（最后一句话成为他的新闻基金会的座右铭。最重要的口号是：“不要只是当最优秀的，还要以最优秀的记者为人知。”这非常具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正如他的新基金会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讲主要关切的是个体记者所应该做的事，以改善他们的专业及道德标准；70年代时，他最关心的则是媒体的所有权。如今，他所身处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也许，只有他会试图巧妙地应付这双重生活，凭此辩论民主国家中布尔乔亚媒体的问题，却又忠诚地支持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也就是古巴；古巴在卡斯特罗的掌权下从来没有媒体自由，也永远不会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步发表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哈瓦那的《格拉玛报》和《叛逆青年报》。在这个年代里，他已经不能用社会主义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当成借口，他越来越难维持这样的立场。但如果他还在谈论这些议题，甚至假使他想要谈论这些议题，就无法和那些富豪混在一起——例如他未来最大的金主，亦即蒙特瑞的水泥大王洛伦佐·赞布拉诺——也无法说服他们吐出钱来。

桑佩尔在圣诞节前宣布将引入新的电视法，成立委员会，决定电视频道是否不负所托地采取中立。大家都假设不久他就会取消“库阿贝”的播放执照，因为“库阿贝”批评桑佩尔不遗余力，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因此从1981年以来首次任由当权者摆布。他特地宣布自己不会在哥伦比亚庆祝七十大寿。3月6日，他、梅塞德斯、罗德里戈、贡萨罗和他们的家人，在国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度过生日。[8]不可避免地，所有的拉丁美洲报纸都登载他的七十岁生日，同样记录下来的是《百年孤独》的三十周年纪念。只要报纸上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销售量就和他的书一样好，因此报社只要找到借口就会刊登他的消息。虽然他坚持不要“还活着就接受死后的敬意”，但他打算更加强调自己不在哥伦比亚的事实，因而在所有的地点中，他选择接受9月来自华盛顿的多项周年庆祝邀约，以他第一个出版的故事五十周年作为基准点。在华盛顿，这样的庆祝通常需要主角祖国使馆的合作、安排、批准。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和不远之处白宫里的权贵一直维持联系，那些人士也是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的好友；不论美国多么具有霸权心态，在这个组织中也只是同辈中最年长的而已。贾维里亚唾弃他如今认为是桑佩尔政府的耻辱，愤怒地认为桑佩尔政府浪费掉他留给他们的遗产，却利用自己的关系，以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为名安排一系列的活动，以自己官邸的宴会及乔治城大学的晚宴达到高潮，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是大学校长里欧·唐纳文神父的贵宾。

随着重要的千禧年逼近，几年来西方文化中发展出周年纪念的趋势。1492年，1776年，1789年，在后现代主义的处境下，这些年份相当于临时的主题乐园。在控制范围之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开始变成自己的主题乐园，自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以来的文学世界里无可比拟。《百年孤独》这本书改变了世界，不但改变了拉丁美洲的读者，也改变了拉丁美洲以外的读者；《百年孤独》出版之后，他自己很快地意识到这一点。渐渐地，他开始了解到自己才是下金蛋的金鹅，包围他的“名人狂热”之剧烈、蔓延力之强，对于他所有的计划、策略、手腕而言，他做什么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他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也超越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进入不朽及永恒之中。营销手法可以调整，但他的魔法是自主的。他承受极大的压力，必须避免自己人生剩下的时间变成一场漫长、永远颂赞他一生的周年纪念。他如何才能逃离这个迷宫？他还想逃离这个迷宫吗？

9月11日，他前往白宫与比尔·克林顿共进午餐。克林顿已经读了《绑架》的手稿，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送他一本个人化皮面装订的英文版，“才不会这么痛”。（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版商把《绑架》的手稿复印本寄给克林顿时，他寄了一张短笺说“昨晚我把您的书从头读到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版商之一，希望在书出版时把这无价的夸奖用在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是的，我肯定他会同意，但如此一来，他永远不会再写另一张短笺给我。”两人讨论哥伦比亚的政治情势，也触及拉丁美洲毒品生产的问题，以及美国使用毒品的问题。[9]

然而，桑佩尔还是不肯让步。华盛顿庆祝会的几个星期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桑托斯家族的政治新星胡安·马努耶见面，讨论哥伦比亚持续恶化的状况。桑托斯宣布会在1997年下次总统选举时争取代表自由党参选。他们是否各自密谋，或共谋把桑佩尔拉下台，只有他们知道，不过，他们提出一个“和平计划”，涉及哥伦比亚所有阵线之间的谈判——但不包括桑佩尔政府！在压力下，桑托斯最后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来的（“我们必须做一些大胆的事，我们必须让大家表达，以便分担失败，因为我们全都打输这场战争”）。然而，此项计划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曝光之后，桑托斯否认自己试图把总统拉下台。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都飞往西班牙，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从华盛顿直接前往马德里，和前总理菲利普·冈萨雷斯会谈（因而冷落了新任右派总理何塞·马利亚·阿兹纳尔）。不过，菲利普·冈萨雷斯等于是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表示除非桑佩尔同意谈判，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才会支持。

1998年1月，经过严峻而困难的谈判之后，如今年老体弱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终于一偿夙愿，访问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7年向我保证，教皇是个“伟大的人”，我应该读他的传记。）这当然是菲德尔以他的方式表现古巴虽然坚持革命的原则，但也可以做出弹性的调整，也准备和世界上的强权国家谈判；在仅此一次的条件下，他甚至允许庆祝圣诞节。在这次访问的过程中，最有资格坐在卡斯特罗身边的莫过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教皇长期以来积极反共，但在许多层面上也以反资本主义、反对新消费社会的颓废闻名，因而似乎值得冒险接受他的来访。不幸的是，对古巴和卡斯特罗而言，这本来是大量正面宣传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美国，却被比尔·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性丑闻案挤下世界媒体版面。这是双重灾难：教皇的访问并没有达到应有的世界性冲击，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克林顿的政治影响力因为这件丑闻及随即而来的弹劾大幅地削弱。克林顿剩余的任期只能坐以待毙，就像桑佩尔一般的无助。其中的讽刺不可言喻。

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不回哥伦比亚参加5月的第一轮选举。不过，通过电视画面，他在墨西哥的家里，解释自己为什么支持保守党二度候选人安德烈·帕斯特拉纳：“和安德烈一起拼命！”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支持保守党候选人！马尔克斯上校会怎么说！他的家族成员以不赞同和麻木的心态看待他的举止。不过，据说帕斯特拉纳和迈阿密的古巴人很接近，也许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此举和其他方法有助于古巴。作为回报，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协助帕斯特拉纳制定教育政策，重要性仅次于他最关注的和游击队的和平谈判。

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自由党媒体凶猛但不情愿的批评。“达塔南”在《时代报》写了一篇才华洋溢的文章，很清楚的是写给目前为止干预哥伦比亚政治，但如今显然已逝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墓志铭。他对于帕斯特拉纳的政权究竟有多少影响力，令人怀疑。不论共同行动或各自努力，没人看见他或安德烈“拼命”。[10]就连头脑清楚的实用主义者贾维里亚，都尝试让古巴在缺席三十四年之后回到美洲国家组织，但这项决议毫不意外地遭到美国的否决。此事等于是对帕斯特拉纳的提前攻击，他也许反而觉得如释重负，这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让安德烈掌权的策略胎死腹中，无疑地解释他虽然承诺投入哥伦比亚事务，却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如此兴趣缺失。克林顿并没有兴趣改善和古巴的关系，但帕斯特拉纳的“和平计划”承诺终结毒品交易。秋季，经常前往墨西哥探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美洲开发银行主席借了一大笔钱给哥伦比亚，好“借由开发达到和平”。[11]接下来的四年间，在国内外的情势演变之下，帕斯特拉纳是华盛顿最尊荣、最受到款待的贵宾之一。10月27日，他首次以哥伦比亚总统的身份访问美国，是二十三年来的第一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出席，身边围绕着一群折中主义的美国“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大部分是音乐家和演员。[12]这样的荣幸是对帕斯特拉纳的反馈，他之前同意克林顿的“哥伦比亚计划”，让人想起冷战策略的颠覆政策。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必定觉得深深难为情，但他此时并未针对此事发表公开声明。

1997年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电视时段被剥夺之后，[13]他几乎马上决定买下《变化》，这份杂志原本和西班牙杂志《变化十六》有关系，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转型期间影响力很大。《变化》（“改变”刚好是安德烈·帕斯特拉纳竞选时唯一的口号）是哥伦比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周刊《星期》直接的竞争对手，类似《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之间的竞争。加西亚·马尔克斯听说弟弟埃利希奥的好友兼同事帕特里夏·拉拉准备出售杂志，他找了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库阿贝”的前任社长，也就是赫尔曼·巴尔加斯的儿子莫利西欧·巴尔加斯（曾在贾维里亚的政府任职，公开批评桑佩尔）、《星期》的记者罗伯托·彭波以及其他人竞标（包括梅塞德斯凭自己的能力竞标）。圣诞节时，交易已经完成，新公司名为“开阐有限公司”，以《爱情与其他魔鬼》中熟知怀疑论的医生命名。1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开始写长篇头条文章，主要关于如他自己的有名人士（查韦斯、克林顿、韦斯利·克拉克、哈维尔·索拉纳），以提高销售。《纽约时报》的拉里·罗特隔年采访他，记录下“1999年1月底的某个晚上，《变化》举办派对庆祝重生，他待到半夜，和两千名受邀宾客打招呼。接着回到办公室，彻夜不寐地写下一篇关于委内瑞拉新总统乌戈·查韦斯的长篇报道，赶在日出截稿前写完。‘我上次做这档事已经是四十年前了，’他说，声音透露出喜悦，‘真棒。’”[14]

查韦斯那一期的杂志揭露了许多信息。乌戈·查韦斯上校就是当初企图颠覆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友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总统的士兵。不过他在委内瑞拉掌权之后，卖给古巴可靠又便宜的石油，救了卡斯特罗的古巴一命，让菲德尔得以喘息。此外，他是个“玻利瓦尔主义者”，主张拉丁美洲团结与独立，他准备把委内瑞拉的前途和自己绑在一起。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在幕后帮助古巴以及促成拉丁美洲的团结，查韦斯也许期待受到他完整而秘密的支持。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查韦斯始终提不起劲，也许是因为他之前和帕斯特拉纳还有克林顿的关系；而且，查韦斯的反美立场不但持续而且还有害。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9年1月在哈瓦那和查韦斯碰面，回到墨西哥的路上，他们一起搭机前往委内瑞拉。后来他写了一篇全世界同步发表的长篇报道，帮《变化》赚了不少钱，而且深具影响力。结语写道：

我们的飞机大约在凌晨三点降落于加拉加斯。我看着窗外这个令人难忘的城市，一片光之海。总统以加勒比海式的拥抱道别。我看着他走开，身边围绕着保镖和他们身上的功勋，我有种奇特的感觉，自己和两个互不相干的男人一起旅行、谈话。一位有着顽强的运气，得以拯救自己的国家，另一位是个魔术师，却很可能是在历史上写下另一页的君王。[15]

若泽·萨拉马戈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至今仍是共产党员，也是位直言不讳的革命家；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以及如今同样无所不在的若泽·萨拉马戈一起在古巴庆祝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戴着眼镜的菲德尔朗读一篇讲稿，表示在跨国资本主义（得益者为大资本家）及消费资本主义（得益者为他们的客户）的时代里，如今世界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接下来的四十年具有决定性，祸福难料，要看人们是否了解世界生存唯一的希望是结束资本主义体制。[16]没人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作何感想，但从他的眼神看起来，他似乎生病了，疏远而心不在焉。然而，他还是非常努力地增加《变化》令人失望的销售率。一篇比写查韦斯文章流传更广的文章是《我的朋友比尔为何必须说谎》，此文震惊了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没有专注于共和党共谋弹劾的恶意，却把此事当成只是一个典型的男人追求的性冒险，如同所有典型男人明显的作为，试图向妻子和所有人隐瞒。

在哈瓦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到菲德尔呼吁，结束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破坏世界的资本主义。然而，如今他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回到欧洲，实现另一堆承诺，为他的《变化》文章采访名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涉入一个新的组织，一个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的奇怪组合，名为“伊比利亚 - 美洲论坛”，表面上的目的是跳出思维框架，思考世界发展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洲开发银行、西班牙新政府共同安排了初步会议。就某部分而言，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萨拉马戈联袂的另一场表演。在简短的来稿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告拉丁美洲的过去是不真实的命运：“我们成为失败的幻想实验室。我们主要的美德是创意，然而我们却只有重新加热过的教条、外来战争，以及不幸地成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后代，他只是在寻找印度人时不小心发现了我们。”他再度提到作为失败象征的玻利瓦尔，重复自己在诺贝尔奖演讲时所说过的话：“让我们安静地度过我们的中世纪。”稍后，他朗读最新的故事之一，一个外遇的故事《8月见》，事实上，对这样的场合非常不恰当。[17]萨拉马戈扮演以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角色，提议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变成黑白混血儿”，就没有必要再争论文化的问题。

几个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出席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国家报》老板赫苏斯·波朗哥在哥伦比亚卡罗与库尔佛语言学院的荣誉注册典礼。坐在台上的他看起来比以前更苍老，什么话也没有说。接着，如同1992年一般，他发现波哥大的海拔引发了他在欧洲不曾经历过的过度疲倦。他晕倒了，从公众视野消失了几个星期，梅塞德斯否认癌症的消息，要求媒体再“耐心”等一阵子。起初，报道说他得的是一种奇怪的病，叫“一般倦怠综合征”，但大家都忧心最糟的可能性。结果诊断出来是淋巴癌，即免疫系统的癌症。他再次在波哥大病倒，波哥大再次诊断出他的病症。不过这次由于诊断的严重性，他前往儿子罗德里戈所居住的洛杉矶寻求第二意见，证实的确是淋巴癌。一家人决定在洛杉矶接受治疗，加西亚·马尔克斯先是租了一间公寓，后来在医院地产上租了一间平房。淋巴癌的新疗法不断出现，他和当初阿尔瓦罗·塞培达在纽约面对类似挑战时已不尽相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拜访塞培达的女儿帕特里夏，她是一位口笔译员，他们以前拜访美国时就接受过她的协助，最出名的就是与比尔·克林顿的会面。帕特里夏嫁给克林顿的同事约翰·欧瑞利，出身律师的他曾任驻智利大使。如同他后来告诉我的，接受治疗和随之而来的检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每个月“去见医生，决定我会死还是会活”。不过，每个月的报告都传来好消息，到秋天时，他已经回到墨西哥城，每个月定期回洛杉矶接受检查。

1999年11月底，我飞到墨西哥城探望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比我以前见到时还要瘦，头发很短但充满活力。我想到他一生中都说自己惧怕死亡，却在重要的时刻表明自己是个伟大的斗士。这场会面充满感伤，他知道我四年前也得了淋巴癌，但存活下来[18]。他告诉我自己好几个月什么也没做，现在又在看回忆录的笔记，读他出生的那一段，描述给我听。梅塞德斯散发出沉着与决心，但我可以看到这样的努力对她而言已经很吃力。不过，她天生就有面对这种情况的能力，能让丈夫的生活维持正常，包括不特别大惊小怪的平常心。贡萨罗和孩子前来探视，眼前这位祖父的举止也一如往常。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告诉《纽约客》的乔恩·李·安德森，克林顿和帕斯特拉纳之间的“哥伦比亚计划”永远不可能成功，美国似乎回到“帝国主义的原型”。[19]9月，他威胁控告西班牙媒体埃菲通讯社，要求赔偿一千万美元，因为他们报道他“帮助协调美国军队援助哥伦比亚”。[20]这大概是他公开和帕斯特拉纳、克林顿以及他们致命的“计划”划清界限的信号。[21]如今他对我说：“至于哥伦比亚，我想我终于习惯了。我想你必须接受。此刻情况显然已经有所改善，就连准军事组织都了解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会有内战、永远会有游击队，永远都会有，这是哥伦比亚的生活方式。拿苏克雷来说，游击队其实住在那边的房子里，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游击队。哥伦比亚人来这里或波哥大探望我，他们说：‘我是哥伦比亚革命军，要不要喝咖啡？’这是很平常的事。”我猜，这表示他终于放弃以直接的政治活动改变这个无可救药的国家，更不用说含蓄地承认把自己的声誉放在政治保守派的手里实在太过分，如同他许多亲朋好友所告诉他的；也就是帕斯特拉纳及美国共和党挟持克林顿成为他们的政治囚犯。讽刺的是，这场病如今让他获得掩护，让他得以谨慎地从这些不快乐的同盟中引退。也许，该是回到写他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了。

他偶尔写些文章，和《变化》、卡塔赫纳新闻基金会保持联系，不过主要还是住在墨西哥城，避开镁光灯，专注在康复上；或者前往洛杉矶，他和梅塞德斯得以和罗德里戈一家人相处。贾布和梅塞德斯也和《变化》的记者兼投资人罗伯托·彭波发展出密切的关系，他和《时代报》集团有密切关系，目前派驻墨西哥城。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就像贾布和梅塞德斯的第三个儿子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杂志写越来越多自传性的文章，接受夏奇拉的采访，还有一个“贾布问答”专栏，可以让他发表由读者问题所启发灵感的文章。杂志上的广告表示，读者可以在网络上阅读这些文章的电子版。

不过，当然他主要的活动还是写回忆录。他时常开玩笑说，等到人们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通常已经老得什么都记不得了；但他没有提到有些人还没开始写回忆录就去世了。如今，完成这本名为“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的回忆录成为他主要的目标。他也许记得玻利瓦尔的两难，《迷宫中的将军》接近尾声时：“让他震撼的是，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幸和梦想之间的比赛此刻已经接近终点，其他只是一片黑暗。‘天杀的，’他叹息，‘我要怎么离开这座迷宫？’”

他试着远离政治，不过，偶尔《变化》会把他扯进去。如今，杂志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偏向右派，但如同年轻的记者可能回嘴，他自己也一样。身为第三世界人民领袖的查韦斯时有表现，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我，“根本不可能跟他说话”。卡斯特罗显然不同意这点，因为他和查韦斯经常见面聊天。我告诉他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菲德尔是试着要节制”。2002年年底，查韦斯说自从他们1999年年初见过面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和他联系过，他觉得很遗憾。查韦斯和巴拿马的奥马尔·托里霍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查韦斯统治的委内瑞拉拥有石油，所以权力比较大，而且他是以民主机制选出；看起来，除了个人问题之外（包括他和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泰奥多罗·佩科夫的友谊），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认为，对于新时代以及自己过去十年所参与的幕后民主而言，查韦斯是个无法预料的人。

2000年11月，新闻报道蒙特瑞的墨西哥实业家、水泥大王洛伦佐·赞布拉诺打算捐出十万美元，为卡塔赫纳新伊比利亚 - 美洲新闻基金会所主办的比赛提供奖金。[22]两个星期后，消息宣布媒体集团维沙电视台打算和《变化》合作举办墨西哥版的比赛，由罗伯托·彭波主导。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世界。墨西哥新任右派总统维森德·福克斯的就职典礼，刚好和“伊比利亚 - 美洲论坛”的会议撞期，这次不但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参与，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再度以驻会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加上西班牙前总理菲利普·冈萨雷斯、《国家报》的老板赫苏斯·波朗哥、国际银行家安娜·波丁，以及既是墨西哥首富又曾是世界首富的卡洛斯·斯利姆，他在2007年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密友；哥伦比亚首富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如今是《观察家报》老板，慷慨地赞助卡塔赫纳基金会。身为独立新闻基金会的主席，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应该和这些刚好拥有大报社、电视台的垄断资本家过从甚密，并不清楚，他显然从未公开谈论过。他现在通常拒绝回应所有媒体的发问，但曾经说不知道自己或其他人在这论坛做什么，直到听卡洛斯·富恩特斯精彩的演讲，解释商业世界和理想世界之间存在一个分界面的重要性！至于墨西哥，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进一步娱乐记者，说自己现在只是“梅塞德斯的丈夫”，有些人认为这是他终于承认自己最近依赖她，并感谢她协助自己经历最近和持续的检验和锻炼。[23]他大部分的头发都长回来，瘦掉的二十公斤又长回了十五公斤，虽然观察家耳语道，他尖锐的机智和完整的表达能力并没有复原。也许化疗加速了记忆力减退，他已经对此抱怨了很多年。

幸运的是，他人不在哥伦比亚。他的老朋友基耶尔莫·安古罗，在波哥大市郊前往乡间别墅的路上，被哥伦比亚革命军绑架。七十多岁的安古罗几个月后被释放，他告诉我，他很肯定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释放有关，因为哥伦比亚革命军的人质大多遭到囚禁数年，如总统候选人英格丽德·贝当古。[24]到了2000年年底，大家公认安德烈·帕斯特拉纳也许是哥伦比亚自1948年后的时代以来最无能的总统。2001年2月，一封由杰出人物如艾瑞克·霍布斯邦、埃尔内斯托·萨巴托、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联合写给帕斯特拉纳和小布什总统的公开信中要求，哥伦比亚与美国在哥伦比亚的任何联合行动，都应该让联合国与欧盟参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列名其中[25]。再一次地，他表达对于“哥伦比亚计划”的反对之意：这不仅表示他壮士断腕地切割和帕斯特拉纳的关系，也包括他所支持的贾维里亚。

3月，如他所保证，马可司令官率领无武装的萨巴塔拥护者游击队进入墨西哥城。在罗伯托·彭波的协助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短暂逃离退休生活，为《变化》进行一项采访。萨帕塔拥护者得到左翼的同情及全世界的支持，包括恰帕斯在内许多政治朝圣地的知名知识分子、艺术人士，然而，这已经不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花时间支持的团体。的确，对于普通人的受苦，特别是哥伦比亚农民被迫离开家园，被夹在游击队、准军事组织、地主、警察和军队之间的噩梦中，他对这一切的沉默，使得1980年之后观察他一言一行的人感到不安。然而，这个人从来不曾为了自己的良知而做出取悦群众的政治声明：他总是非常政治化、实际，做自己认为需要的事，与批评他的人所主张的相反，他并不会为了让自己受欢迎而刻意做一些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抗癌症时，他的幺弟埃利希奥也有自己的仗要打。如同贾布一般，他一面要克服脑癌晚期的病痛折磨，一方面努力想完成一本书《追随梅尔基亚德斯的线索：〈百年孤独〉的故事》。他无法如愿完成这本书，但他和亲友同意应该在他死前发表。5月出版时，埃利希奥坐在轮椅上，几乎无法说话。他是布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个，破解祖传文件之后不久就去世，正如《百年孤独》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1998年10月，库奇是兄弟姐妹中第一个过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无力前往埃利希奥6月底的葬礼。

9月11日，纽约世贸双子星大楼在基地组织的飞行员攻击下坍塌，世界政治局势有了重大的改变；这虽然不是小布什总统所设想的剧本，却加速了他本已看似坚决的战争之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近前往古巴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据说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下滑。纽约恐怖事件的两星期后，同时也是基耶尔莫·安古罗被释放的三个星期后的2001年9月24日，哥伦比亚前任文化部部长及检察总长之妻康斯薇洛·阿劳侯诺葛拉，在乌帕尔河谷附近遭到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的绑架；将近一星期之后的9月30日，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显然是被流弹射中。全国人民都叫她“老大”，她是乌帕尔山谷与其瓦伽娜多音乐节最主要的推动者，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塞培达、拉法叶·艾斯克隆那（她也是他传记的作者）、丹尼尔·桑佩尔（直到他们为了他所写的电视传记失和）、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朋友。比尔·克林顿也见过她，后来把她写进他的回忆录里。在那些声称为了捍卫哥伦比亚人民与其文化所杀的人之中，她是大家最无法想象的受害者。

到了2002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渐渐开始公开露面。见到他的人注意到他比以前更加踌躇，有时有点迷惑、记忆力不足，但看起来精神还不错。以他接近七十五岁的年龄而言，加上他持续投入《变化》和新闻基金会。这了不起的复原再度见证了他惊人的生命力。话虽如此，回忆录出版的延误，显示他的工作效率已经不如以往。他在2001年7月寄了初版给穆蒂斯，但有什么事耽搁了他的进度，最后，他找来儿子贡萨罗和哥伦比亚作家威廉·奥斯皮纳查证一些书中提到的事实，帮忙填补他日渐衰退的记忆缺口。为这本书做最后修饰之时，他的母亲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伊瓜兰以九十六岁高龄于卡塔赫纳去世。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已经先她而去。这一次，贾布还是无法出席葬礼。[26]

8月7日，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这位变节的自由党员，以反游击队的政见就职哥伦比亚总统。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据说他们杀了他的父亲——在就职典礼上对他发射火箭炮。自由党参选人欧拉西欧·谢巴是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忠实的追随者，他再度败北。哥伦比亚人很乐意见到帕斯特拉纳下台，但投给乌里韦似乎也是一大冒险。他是来自安堤欧基亚的地主，据说和准军事组织有来往。不过，他会以异常、几乎非常激动的活力执政，他的风格同时贴近平民及权力主义，使他的支持度几乎高得令人害怕。这个年代有查韦斯、巴西的卢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智利的拉各斯和巴切莱特、阿根廷的基内什尔，他的当选使得哥伦比亚成为南美洲唯一由右派执政的国家，虽然哥伦比亚已经非常习惯于跟不上脚步。乌里韦成为小布什总统亲密的盟友及支持者。

终于，回忆录出版的时间到了，此书涵盖的时期是从他出生到1955年。最后一刻，“Vivirpara contarlo”（living to tell“it”阳性，活下来诉说“活着”这回事）改成“Vivir para contarla”（阴性，活下来诉说“人生”，沉思人生）。一如往常，英文翻译多加了一点儿浪漫的色彩：“活下来诉说故事”，也就是从伟大的冒险中存活下来，诉说这些故事——但这并非事先计划，也不是当成一种生活方式[27]。当然，英文版还有一个重点：这本回忆录因为一场插曲而延迟，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抗死亡、对抗癌症的插曲，以及他英勇的胜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儿，特别是他的读者。

自从出版了关于马孔多的伟大小说之后，他就一直提到他的回忆录，此举应该会让读者稍微了解到他身为作家最深的动力来自何处。他只想回到过去，只想写自己的故事；纳西塞斯想要回到他自己原来的面孔之中，然而，就连他的面孔也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消失在所有的历史之中，就连他的面孔也不断地在改变，从来不会一样。因此，即使他找到原始的那张脸——不朽，神谕——每次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也会看见不同的面孔。然而，这就是他希望得到的。1967年听他说到这本回忆录的人一定会想：这个人还活得不够久。但纳西塞斯一直都活得够久，足以看自己的面孔是否还是一样；然而，如果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他，自己的面孔很美丽，那么他也注定要一直寻找她、找到她、回到她身边。因此，这本书从1950年路易莎·圣蒂雅嘉在巴兰基亚寻找她失去的儿子开始，为她十六年前的另一趟旅程带来鲜活的回忆：

母亲要我和她一起去卖房子。她当天早上才从家人所住的远方小镇来到此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找我……她在十二点整抵达。轻盈的脚步走在陈列书籍的桌子之间，停在我的面前，以她状态较佳时有点顽皮的微笑凝视着我，我还没能反应时，她就说：

“我是你的母亲。”

如此这般，在七十五岁的那一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这样的场景开始他的人生故事；再一次地，他的母亲担心他不认识她，因此必须自我介绍。他声称这场重逢是他回忆录的中心主题，发生在“我真正出生的那一天，我成为作家的那一天”。[28]是在那一天，他再度得回母亲；他们一起回家，回到最初。

关于他的回忆录，他早在1981年就开始向记者说一些令人意外的话：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在谈他的回忆录，他希望可以很快开始写，那真的会是‘虚假的回忆’，因为如此一来，并不会写到他真正的人生如何，原本可能如何，而是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如何。”[29]二十一年后，他会说出同样的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好，如今有跋来帮他理清：“人生并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人如何记忆、如何细述一切。”

结果，《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成了他最厚的一本书。如同他其他的作品一般整齐地（也许没有往常那么整齐）分成两半，不过，若细看结构，会发现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两半的结尾都是最没有意思的部分——对他而言没有意思，还有不幸的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关于卡恰克土地：首先是1943年到1946年的锡帕基拉部分，其次是1954年至1955年波哥大和《观察家报》 这一部分。

虽然大部分的内容非常卓越，但必须承认这只是一部实现愿望的作品： 其中隐藏所有的伤害（必须考虑到故事的开场并不是很容易面对）。偶尔深入写到他的父亲，只因为他的“个性”，不是因为贾布自己觉得有敌意或有恋母情结，或是仍然由马尔克斯·伊瓜兰那一边的家族所形象地塑造出来的世界观。一般而言，这本书继续他生命的和解——由《霍乱时期的爱情》所开始尝试的调解。作者谨慎而微弱（通常只有一个句子，有时候只有一行）地恭维他所有的朋友及他们的妻子或遗孀。书中并没有真正的私密情节或告白。这本书包括他的公开生活，以及他“虚假”、发明的生活，但并没有包括太多他的“私人”生活，关于他的“秘密”生活确实着墨更少。

此书的中心主题是叙事者经由成长、不可抗拒的才华、特殊的生活体验而成为作家。（并不是叙事者一面成为作家，同时又发展出复杂而严肃的政治意识，既丰满又形象地塑造他真正写出的作品。）那似乎没有察觉到的讽刺是（等他完成这本书时，他已经失去一些以前有的敏锐注意力）形象地塑造、支配这本书和他人生的，是他意识到这才华之前的时期，而且严格地说，是他能够读、写之前的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自传文体也许并不拿手；身为作家的他是外向、直言不讳的寓言作家；但写到自己的人生时，他比较像是个需要遮掩多余表演的通灵人。况且，在回忆录里声称自己知道其实并不知道的事，例如《百年孤独》中大多数幽默的源头，或主张自相矛盾的事实，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同样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色风格（夸张法、对句、格言、置换）在自传式文体中比较会产生问题。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所见到的是一部深具讽刺性的作品：这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公然可看穿的《族长的秋天》里全然地显露自己，如今却在显然透明的《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中完全地隐藏自己！

就算只有短暂列入考虑，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回忆录的执迷，很明显地不是因为他据传的虚荣，而是为了对付他的名声及苦闷，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出自己的故事，他自己版本的人生和性格。虽然在书的一开头看似如此，但其实这不是一本告白之书。

2002年10月8日，《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在墨西哥城出版，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真正惊人的预售成绩。魔法师又回来了，这次确实是死而复生。

不论从什么角度，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个伟大的存活者。他不但身心承受了癌症治疗的痛苦，也完成回忆录的第一部，他真的活下来说了故事，而且留下一个自己满意的形象，他知道会留存下来的形象。封面上手拿饼干的小婴儿如今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他所经历的人生真是一言难尽。他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走过我们都必须经历的迷宫，部分由世界构成，部分由我们对它的洞察所构成。回首过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他天生就是要创作故事，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诉说自己所经历过的存在故事。那个他选择放在封面上的焦虑小孩儿，永远地在寻找自己的母亲，等待这么多年后，终于得以告诉全世界这个故事，他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再度找到母亲，永远地找回她，此后如何得以重生为作家；他所走上的路使他成为风靡全世界的预言家。悲惨但恰当的是，在这一刻，正当他开始进入这本书最后写作阶段之时，她却开始失去记忆；与其说这本书是他的故事，不如说也是她的故事，就在他最后完成所有修饰的那一刻，她却离开了他在书中所记录的人生。

在回忆录的第一部里，实际上他的母亲找到他（完全相同），告诉他自己是谁，带他回到他出生的房子里，那栋他从婴儿到小男孩儿时期，她离开他时他所住的房子，此书真的是集不同文体之大成，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自传作品，也是现代文学伟大古典作家所诉说的故事。其实，这才是他特别想要说出来的故事；面对这趟旅程的生动色彩与启发，诉说这故事的热情时，其他的故事都黯然失色。此书的其他部分是阅读的享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直接地对他了不起的人生与时期娓娓道来，然而，将近六百页里却没有什么可比拟前五十页的辉煌胜利。当然，在他所有的书中，这一本肯定会让读者期待落空。然而，一旦他们改变认知，了解到自传（即使是文学奇才的自传）鲜少如小说般神奇，大部分的读者会认为此书令人满意，会在欣然赞同后再次阅读这本书；而阅读这本书的经验甚至像是温暖、舒服的泡浴，在水温还未冷却之时抚慰人生的艰辛创伤。

三个星期之内，这本书光在拉丁美洲就售出惊人的一百万本，比他所有的书卖得都要快。11月4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带了一本到墨西哥城的松园官邸，送给福克斯总统；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也收到一本，他不但表示祝贺之意，还在每周电视谈话上朝着镜头挥舞，号召委内瑞拉全国人民阅读。18日，西班牙国王与王后来到墨西哥城进行官方访问，自然地，他们拨出时间给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应该也有送上一本。

12月，他再度前往哈瓦那参加电影节，见到菲德尔、比利和其他朋友。1月从电影节回来后，他接受了最后一次的个人一对一采访，不是坐下来采访，而是和一位美国摄影师凯勒·巴赫漫无目的地在他墨西哥城的家里闲逛，从花园散步到书房。他的秘书莫妮卡·阿隆索·葛雷随侍在旁，她说老板记忆力惊人，但很明显地，她常常代表他回答问题。他和巴赫谈到为《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封面选择自己婴儿时期的照片，并对结果很满意。他提到自己有一只二十七岁的鹦鹉叫小卡洛斯；他也忘了自己曾经发誓永远不会说的秘密，透露70年代在巴塞罗那时，他的精神科医师朋友（路易斯·费度其）叫他戒烟那天他就戒烟的原因：抽烟会导致老年记忆力丧失。[30]

2003年3月，在联合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进军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其托词是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入侵者自己拥有，伊拉克却没有）并藏匿基地组织士兵（事实也是没有，但在入侵之后变成有这回事），有些人认为“9·11事件”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其他人则认为美国对“9·11事件”的回应中，入侵伊拉克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行动，改变世界的程度更大，不只如美国入侵者所预期，也如“9·11事件”谋划者所预期的。伊拉克人惊恐失措，世界上其他人则麻木而不可置信，特别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拉丁美洲网站刊登一篇名为“存活但不说故事”的文章，内容是关于报道战争的挑战。美国于20世纪初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比照巴拿马运河占领了一个区，盖了新的监狱；他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逮捕了数以百计、据称是基地的士兵，在此囚禁数年，可能遭到刑囚，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审判；就在同一个小岛上，美国一直声称卡斯特罗政府囚禁对手数年，可能加以刑囚，没有任何形式的审判。他们说古巴这个岛上没有人权。模棱两可的官腔。后来消息走漏，布什政府如今有了入侵古巴的官方计划，只等他们先处理朝鲜、伊拉克、伊朗这些所谓的“邪恶轴心国”。

7月19日，《国家报》刊登了一张老作家在墨西哥城的照片，图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让自己被人看到。越来越少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公开场合。”[31]他出现时拒绝对媒体发言。很明显地，《国家报》真的想说的是： “加西亚·马尔克斯怎么了？他为什么躲起来？他生病了吗？他为什么不发言？他失忆了吗？他玩儿完了吗？”

同时，回忆录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出版，封面相同，周边宣传也使用同样的家族相片。虽然不如西班牙语世界的成功，但此书在英语世界很受欢迎，在法国则差一些。为了配合出版时间，纽约笔会于2003年11月5日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安排了特别的致敬典礼。笔会传统一向保护作家的言论自由和人权，由于那年稍早，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古巴的关系受到多数美国人的攻讦，这是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主办人之一是罗丝·史泰龙，她不只是前总统克林顿的朋友（他以视频赠礼），60年代初，传说肯尼迪总统和杰奎琳为艺术家、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卡麦罗”晚宴上也见过她的身影[32]。许多纽约顶尖的上流人士、文学家、自认聪明的人都在场，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居然没有出席一定非常失望。没错，他身体不适；然而，对于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小布什总统任内在哥伦比亚和中东的政策，他感到极度幻灭。他送给在场观众一则很扫兴的信息，不但不圆滑，而且不知感恩，这也是他乐观不懈的个性中最悲观的宣言——他表示这不是庆祝的时候。虽然如此，2004年1月，拥有广大观众的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在“奥普拉选书”单元中推荐《百年孤独》，此书一下子从销售排行榜的三千一百一十六名跳到第一名。[33]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有一些长期投入的活动，他觉得无法忽略来自这些单位的邀约，大部分都出席，但仍然没有对媒体发言；如同和蔼的白发巫师一般，他会突然出现在指定的舞台上或颁赠适当奖项。《变化》在墨西哥开会时他仍会参加，此时罗伯托·彭波会照顾他，就像在西班牙有卡门·巴尔塞斯，在美国有帕特里夏·塞培达。

他本来希望自己可以更有活力，勇于冒险。他和梅塞德斯最近换了巴黎的公寓，他们卖掉史丹尼斯拉街上的小公寓，在巴黎最抢手的巴克街买了一间比较大的，就在塔奇雅家楼下。所以，现在他拥有她家楼下的公寓，对于注定失败的爱情，变成既困难又不自在的友谊而言，这是一种奇妙的忠诚。他很少有机会使用这间新公寓，但他的儿子贡萨罗2003年从墨西哥搬到巴黎时，与其家人在此定居了一段时间（贡萨罗想再度从事绘画）。

他暂时把回忆录放在一边，但他有一本已经计划多年的小说，至少已经计划了四分之一世纪，名为“苦妓追忆录”（后来翻译成英文是“Memories of My Melanoly Whores”）。1997年我在哈瓦那见到他时，他就是在思考此书；一年后我们谈起时，显然这本书已经颇有进展。很有可能初稿早在他出版《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很久以前就完成了，他在2002年秋天和2004年秋天出版之间做了少数显著的改变。原本估计是写一本较长的短篇小说，并不比中篇故事长，但最后以长篇小说宣传、出售。

10月，正当整个拉丁美洲期待这部新作时，他回到哥伦比亚，媒体拍到他走在卡塔赫纳街上，看起来有点迷惘、迷惑；同行的有梅塞德斯、如今在新闻基金会工作的弟弟海梅、海梅的妻子玛格丽妲、基金会常任主席海梅·阿贝罗。许多人预测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再回到哥伦比亚，这使他们非赏难堪。然而，老魔术师的身体状况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新小说终于推出时，大部分读者感到非常迷惑。简单地说，这个故事诉说一个老人庆祝九十岁生日，决定与一位年少处女共度热情良宵，便付钱给他经常光顾的妓院老鸨帮他安排。他虽然没有夺去少女的童贞，却深深地为她着迷，渐渐与她坠入爱河，决定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她。书中把这名男子描写得异常平凡，一名单身的新闻人，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有意思的事，直到九十岁才首次陷入爱河。惊人的是，虽然没有言明，这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唯一一本以巴兰基亚为背景的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灵感看起来通常都好像来自影像，但这次却由这引人注目的书名开始，它烙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意识之中，等了许多年才有机会变成一本小说。然而，这书名正是问题所在。首先，这是个惊人的标题（而且大抵本来就如此打算）。“妓女（puta）”这个字在文学上比“娼妇（prostikuta）”强烈，“娼妇”比较中性，不太具有轻蔑之意（本书作者在书名中选用的是puta一词），哥伦比亚有些电视和广播电台拒绝允许播报者说出“puta”这个字眼。其次，这个标题和小说内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小说本身坚持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其中唯一和叙事者有任何性关系的“妓女”是那位他深深着迷的十四岁少女，但她显然未曾有过性经验，不论收受金钱与否，也无法猜测她是“忧伤的”。（这样说起来的话，她也从来没有在角色之中清醒着。）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是，这个句子是一种称为“倒装法”的独特诗作巧思（把通常连在一起的字的功能分开），模仿了西班牙黄金年代颇具影响力的诗人路易斯·龚果拉（1561—1627）。如果这一行文字是来自他的话，有学识的读者会把它解构为“我关于妓女的悲伤回忆”或甚至： “我、悲伤、想起妓女”。虽然这并不能解决复数的问题：小说主文里仅有的两名妓女是所提及的少女德嘉蒂娜及老鸨卡芭卡丝（除非如我们所见，标题也包括叙述中短暂提到一位名为克罗蒂尔德·阿尔门塔的前妓女，更重要的是，书最后两行提到另一位老鸨卡丝朵琳娜，如此一来则有深远的意义）。最佳状态下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解决读者的疑惑：标题暗示的是一本完全情色的小说，但他（目标读者大概是个男性）得到的印象只是自己被这个标题欺骗。虽然某些读者仔细思索之后会认为它其实也够情色。

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承认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关于老男人来到此处，躺在受药物控制的妓女身边，不准碰触她们（这本身就是来自那本小说）[34]。但他承认这一点受影响，可能掩盖了一个事实，成熟男人与没有经验的少女之间的性关系，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

此处是同时发生两个社会现象，但分析上是各自独立的。首先，男人受到“少女”的吸引，少女根本就还很年轻，甚至（如《百年孤独》里的蕾梅黛丝）年纪小到不该有性行为。（大体而言，较传统的唐璜角色比较喜欢诱惑较年长的女性，特别是属于他人的女性，不论已婚或订婚。）其次，对于童贞的执迷。在《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童贞或伴随而来的荣誉与羞耻综合征是这个故事的中心焦点，但女主角安赫拉·维卡里欧并不是少女。不过，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深受大多数读者喜爱，已经七十多岁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他十四岁的侄女及被监护人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姓名缩写和安赫拉·维卡里欧相同）有性关系，虽然平心而论，他也和各种想象得到的女性有性关系。

在所有文学作品中，这个主题最为人知的作品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所谓的争议作品莫过于此。然而，这样的主题为何在拉丁美洲文学中如此风行？（并不是说对于女学生的着迷，只局限于拉丁美洲男子。）在拉丁美洲小说中，常被用来作为发现与征服大陆本身的象征，搜掠、占有未知与未探索的，是对于新事物的欲望，对于那些尚未被开发、发展的欲望，但这不太能解释拉丁美洲男人自己冲动的力量超越任何文学上的幻想。其中一个可能性是虽然在所有文化里，年轻女性总是被较年长、富有、有权力的男性诱惑、侵犯或收买，但拉丁美洲的少年典型第一次性关系是和较年长的女性，通常是女仆或妓女，因此许多人继续渴望自己从未有过的，即在他们天真没有受过指导时，和一位同样天真没有受过指导的少女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传统上，“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是拉丁美洲文学，甚至也并非普遍存在于拉丁美洲社会的主题。[35]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妻子九岁（或十一岁、十三岁，说法各异）时就决定娶她。显然他从坚持主张她只有九岁这回事，得到一些啼笑皆非或邪恶的乐趣（梅塞德斯自己也是如此）。然而，也许真正的直觉并不是讽刺或变态，也许他希望预先保留她、留住她，纯洁清白的她，只为他自己保留，永远如此。（当然，但丁很乐意让贝阿特丽切保持清白，连他自己都不碰。）

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和我讨论这本小说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但他一位少女时期就成为记者的朋友玛丽亚·希门纳·杜赞记得他五十岁在巴黎时就告诉过她这个故事。[36]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将近八十岁，他的主人公九十岁。这位伟大的小说家从他自己非常年轻时就开始写老人的故事，年纪越大时却益发着重于年轻女性的吸引力，这在现代文学中几乎举世无双。就一个外公对他如此重要的小男孩儿而言，他对于青春和年龄的对比（童话故事的精髓）越来越着迷，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世界各版本的封面，使用的是一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穿着深褐色衣服的照片，《苦妓追忆录》的西班牙语版封面照片是一位老人身着白装、龋龋而行，也许走下舞台，也许走进遥远的未知：仿佛最后一次转过身不理会生命（虽然小说本身否定这样的诠释）。不可能不令人想到这些年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出现许多退休上校，但这照片看起来也怪异得像同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身材消瘦、头发稀薄、气衰力微，那个在小说送到印刷厂前坐着修订的他。是否有人刻意这样对比，则不得而知。

由于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成，因而带有一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中相当陌生的手法，对读者来说虽然有意思但不易理解。在叙事手法和角色的距离之间，并没有什么讽刺之处使我们可以批评，甚至对主人公产生可靠的诠释。叙事者穆斯提欧·柯牙多（既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让我们以外号称呼他）在第一页写到他决定九十岁生日的那一天，和一位年轻处女共度春宵时，我们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谈到道德和纯洁的原则时，我们不知道该从今天的角度评断他，还是接受在他的社会里（20世纪50年代的巴兰基亚），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记者而言，这样说话并没有必然的矛盾之处。

柯牙多一生中从来没有不需要付费的性行为。他不喜欢横生枝节，也不喜欢承诺。老鸨帮他找来的女孩儿只有十四岁，比他年轻七十六岁。她是工人阶级，父亲去世，母亲病弱，显然并没有兄长；她的皮肤黝黑，带着下层阶级口音，在成衣厂工作。柯牙多希望把她当成幻想中的情人，活着但无意识的娃娃。他叫她德嘉蒂娜——有点怪诞，因为在西班牙民谣中，这个名字属于一位变态、残忍的国王，他想侵犯自己无依无靠的女儿，但柯牙多没有看出其中的讽刺之意。一天早上，女孩儿在他们饭店房间的镜子上留下一句话：“给丑陋的爸爸。”[37]他不希望知道她的真名（更不希望认识真正的她）。最后，在一系列只由老人的需要和幻想所引发的剧情之后，他决定自己真的爱上了这女孩儿，在遗嘱里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她。他没有如自己所害怕的在九十一岁生日死去，第二天早上他上街去，觉得精神焕发，自信会活到一百岁。（自然地，读者会想到对女孩儿而言他最好马上死去。）“终于，这是真正的人生，我的心脏安全无虞，百岁生日之后的随便一天，在欢乐的苦恼中注定死于快乐的爱（不是疯狂的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里，只有年轻人才会为爱而死：爱情使老人生气勃勃。

事实上，有两种可能的诠释尚未被评论提及。首先，曾经刀枪不入、剥削他人、残忍无情的老人如今却受到爱的影响，在女孩不一定知情的情况下被“邪恶的”老鸨卡芭卡丝欺骗并上当，她把贫穷的德嘉蒂娜变成妓女；在小说最后的情节（如今应该是在女孩儿知情之下）和字里行间之间，她仍然在欺骗他。这本小说完全没有处理一件事实，就是主人公所知关于德嘉蒂娜的一切（除了他色情的乱摸及恋童幻想的果实），都是来自妓院老板的中介，他也许就像《玫瑰传奇》的作者或好莱坞电影一般，编造女孩儿和她对客户的爱，给她的对象柯牙多他所需要的。当然，柯牙多拒绝知道所有关于女孩儿的真实细节，他非常明确而坦白地不想知道。如果这次要的情节其实才是主要的情节（或改正的情节），那么，这本小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自我批评面向。至少可以说的是，这老傻瓜因此变成轻蔑的对象（虽然不是怜悯），不过，这当然是对读者而言，但也许对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如此。

另一个解读（不见得被第一个排除在外）是柯牙多受伤的人格。他在十一岁时就与一个同是妓女的年长女性非自愿地发生性行为，地点就在书中同一栋建筑物，也就是柯牙多的父亲工作之处（刚好是现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前锋报》工作时和妓女同居之处：“巨塔”）。这样的经验先是使小男孩儿受创，接着迫使他对性行为上瘾。很明显地，这指的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前为贾布安排过类似的经历，也在类似的年龄带来类似的创伤；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把这段情节放在接近书尾之处，是否为之解释、开脱？是否有可能表示老人因此无法爱人、不能发展出亲密关系，解释他对于妓女的着迷、对于年轻处女的恋童欲望；也许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他可以回到少年时期的自己，他希望与其有第一次的性经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不可避免地诱导读者问自己，同样的分析是否可以回头应用在这位作者先前小说里类似的幻想；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由如今“终于脱离自十三岁以来就奴役我的劳役”的主人公所叙述的，[38]和三十年前所写的《族长的秋天》一样无情地暴露自己、批评自己。这也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里有意识地原谅他的父亲，却也许无意识地（不太可能）继续怪罪他的父亲，童年创伤的影响延续到成人时期。简而言之，如同他七十五岁所写的回忆录中，他回到那个想法；遗弃他的路易莎·圣蒂雅嘉害怕他也许不认识她，因此在七十七岁所写的“回忆”里，他回到那个想法，父亲在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带着母亲离开他，因而在他少年时期一开始时就扭曲了他性方面的萌芽。

《苦妓追忆录》可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称不上成就的一本小说。然而，如同每一本书，虽然此书的叙事手法相对平淡、平庸，然而，想象力的光芒、偶尔诗意的才华，仍然仿佛从银幕背后出现一般的耀眼。就作者的标准而言，这本书的结构松散，有时甚至简单得令人难堪，欠缺完成度。就他对世界潜在观点的深度而言（其潜力允许每一位读者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完成这个故事），此书与他其他小说同样具有多层次的模棱两可、矛盾心理、复杂度，比《爱情与其他魔鬼》和《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都更具层次；不仅大胆、厚颜地玩弄着幻想，也有在他的其他作品中缺少的传统道德指向。这虽然是个令人不安、骇人听闻的童话故事，但还是个童话故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某个层面上，这个结局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人生的文学和哲学旅程也带到终点。他在六十几岁时了解到自己会死，决定每件事都要快点做，“不能挥棒落空”。七十几岁得淋巴癌时，这样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只不过他需要优先级：因此，写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是他最急迫的目标，有些讽刺地，他暂时放弃其他所有的活动来完成这本书。当时已经很明显的是，他的记忆力消退之快令人害怕，因此他反其道而行，决定完成自传之后再开始顺其自然。《苦妓追忆录》的叙事者到最后一点儿也不急——继续赶下去遇到的只是死亡——但决心活得越久越好，并且活一天算一天。不过，他也是存活下来诉说自己的故事。痛苦或矛盾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有在现实体能已经不给他任何其他选择时，才得到这耐心的智慧——如果是智慧的话。

约翰·厄普代克于2005年为《纽约客》写书评时，以他惯有的机智与辩才弥补了可能的动机：

想要在九十岁纪念自己的爱情并不罕见，在生命的漫长啃噬中，如此回忆短暂地抵挡时间的流逝，静默了叙事者耳畔的喁喁细语：“今年或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不论你怎么做都会永远地死去。”趁他还有一口气在，七十几岁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他如常的严肃表情与无出其右的幽默，写了一封给迟暮之年的情书。[39]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发表时回到卡塔赫纳，有两个很重要的理由。“伊比利亚 - 美洲论坛”还有另一次会议。（如今他对于卡塔赫纳的会议及观光收入的贡献已经不可忽视。）西班牙国王与王后会在此之前抵达。他们于11月18日来到哥伦比亚，访问期间，这位老家伙和西班牙两位殿下谈笑风生，可能让乌里韦总统感到难为情。如果他们问到他的书，他无疑会解释启发灵感的来源是西班牙公主被国王父亲侵害的故事。当然，他只是在开玩笑。（照片里的他对着镜头吐舌头，现在经常被报纸引用。）

已经没有书要写了。到了人生的尾声，过起了退休的日子，他可以开始新生活。2005年4月，在所有的恐惧之后，他在生病后第一次飞越大西洋回到西班牙和法国，再次回到他在欧洲的公寓。再一次地，他旅程的目的是“伊比利亚 - 美洲论坛”在巴塞罗那的会议，如今他似乎对此比其他一切事务都要投入。媒体事先就开始庆祝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西班牙，特别是巴塞罗那；这是《堂吉诃德》出版四百周年纪念之时，在巴塞罗那它是年度小说。然而，报道指出他抵达时似乎有点踌躇，甚至暗示他神志不清。

此时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联系。我犹豫了一下，终于在10月飞到墨西哥城去探望他。梅塞德斯得了流感，因此他两度到我的旅馆来。他看起来不太一样，已经没有典型战胜癌症者的外表：他还是非常瘦，头发仍然短而稀疏，如同2002年写完《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时一般。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像以前一样，如同我在1990年到1999年间认识的那个人，只不过老了一些。不过，他现在比较健忘，适当提醒的话，他可以想起大部分过去的事，虽然书名有时记不起来，也能进行正常，甚至幽默的对话。然而，他的短期记忆变得比较差，也很明显为之苦恼，还有如今似乎开始的这个人生新阶段。我们谈了一下他的作品和计划，他说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再写作。接着，他几乎有点可怜地说：“我写得够多了，是不是？读者不可能会失望吧，他们不能期待我再写了，对不对？”

我们坐在静僻旅馆大厅的蓝色大沙发上，眺望墨西哥城南区的外环道路。21世纪在外面飞驰而过，八车道上的车流永不停止。

他看着我说：“你知道，有时候我很闷闷不乐。”

“什么？你，贾布？在你成就这些之后？不会吧，为什么？”

他指着窗外的世界（都市大道，在沉默的张力中，这些寻常人在一个已经不属于他的世界里照旧过着日常生活），回头看着我咕哝地说：“了解到这一切已经来到尾声。”[40]

[1] Darío Arizmendi，Gabo revela sus secretos de escritor，《彩印》，1994年6月13日。

[2] La nostalgia es la materia prima de mi escritura，《国家报》，1996年5月5日。

[3] 罗莎·莫拉，He escrito mi libro más duro，y el más triste，《国家报》，1996年5月20日。

[4] Ricardo Santamaría，Cumpleaños con Fidel，《星期》，1996年8月27日。

[5] 鲁道夫·布拉切利，El genio en su laberinto，《人民》（布宜诺斯艾利斯），1997年1月15日。

[6] 尚 - 弗朗索瓦·福格尔，The revision thing，Le Monde，1995年1月27日。

[7] 《国家报》，1996年10月9日。

[8] Pilar Lozano，Autoexilio de Gabo，《国家报》，1997年3月3日。

[9] Clinton y GM en el Ala Oeste，《观察家报》，1997年9月12日。

[10] 《时代报》，1998年6月7日。

[11] Pastrana desnarcotiza la paz.Con apoyo del BID se constituye Fondo de Inversión para la Paz（FIP），《观察家报》，1998年10月23日。

[12] Salsa Soirée ：fete for Colombian president a strange brew，《华盛顿邮报》，1998年10月29日。

[13]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同事听说桑佩尔会拒绝，而收回了出价。桑佩尔在2007年4月与我的访谈中，否认这决定，但直言“民主世界里，没有任何政府会感激敌人的恩惠”。

[14] 拉里·罗特，GGM embraces old love（that’ s news!），《纽约时报》，1999年3月3日。

[15]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enigma de los dos Chávez，Cambio，1999年2月。

[16] Castro augura el fin del capitalismo en el mundo，《国家报》，1999年1月3日。

[17] 罗莎·莫拉，GGM seduce al público con la lectura de un cuento inédito，《国家报》，1999年3月19日。

[18] 6月28日，我在英国，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诊断确定后打电话给我。他知道我1995年曾患过淋巴癌。他说：“我这辈子未曾像这一切开始时那么疲累过。我身上一丁点儿气力都没了。”我们讨论了这种病的历程，以及病患该如何医治才最有效——吃什么、想什么、怎么活。“好了，”他说，“这下子你和我成了同行了。”我感觉到他深受打击，但决意一战。但我也了解他已经七十二岁高龄。

[19] 乔恩·李·安德森，The Power of García Márquez，《纽约客》，1999年9月27日。

[20] 《时代报》，1999年9月23日。

[21] 见《族长的秋天》（1975）这段真知灼见：“但他认为思想贫乏的到会首长们的争辩不无道理，他们叫嚣着要海军回来，将军同时把他们连同替感染疾疫的人民消毒的机器一并带回来，让他们用那种机器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译文摘自杨耐冬译《家长的没落》，新潮文库1985年初版。）

[22] 《星期》，2000年11月14日。

[23] Juan Cruz，El marido de Mercedes，《国家报》，2000年12月2日。

[24] 基耶尔莫·安古罗，访谈，波哥大，2007年4月。

[25] 2001年2月27日。这封信发表于全世界各地的报纸。

[26] 弗洛伊德在父亲的葬礼迟到，且为此做了个充满罪恶感的梦；他后来又以身体不健康为借口，未出席他母亲的葬礼。

[27] 见Richard Ellman对乔伊斯的评论：“艺术家的生命，但特别是乔伊斯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不同之处在于，乔伊斯生命中的事件虽然会占据他当下的注意力，但会成为艺术的泉源。”James Joyce，新版及修订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p.3）。

[28] Matilde Sánchez，GGM presentó en México sus memorias ：“Es el gran libro de ficción que busqué durante toda la vida”，《号角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98年3月24日。

[29] 《卓越》杂志，1981年11月1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讲起他的回忆录，他希望能赶快写，且会是‘失败的回忆录’，因为这些回忆不会如实细数他的生平事件，也不会是些假想的可能性，而是他自己相信发生过的事。”

[30] 凯勒·巴赫，Closeups of GGM，Américas，2003年5月至6月。

[31] 《国家报》，2003年7月19日。

[32] 《星期》，2003年11月。

[33] 后来，《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收进奥普拉俱乐部精选书目中。

[34]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El avión de la bella durmiente，《观察家报》，1982年8月19日。后来改写，收录为《奇怪的朝圣者》中的一则故事。

[35] Isaacs的María某部分是例外。

[36] 玛丽亚·希门纳·杜赞，访谈，波哥大，1991年。

[3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苦妓追忆录》（纽约，Alfred A. Knopf，2005），p.74。

[38]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苦妓追忆录》（纽约，Alfred A. Knopf，2005），p.45。

[39] 约翰·厄普代克，Dying for love ：a new novel by García Márquez，《纽约客》，2005年11月7日。

[40] 我回家，回想这次对话时，我打开了《迷宫中的将军》，想看看他的最后几句是不是像我记忆中的，是另一首对生命光彩的赞歌。其中临死的玻利瓦尔对“生命中，即使穿过了永恒也无法重现的、最后的壮丽光辉”赞叹不已。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Un payaso pintado detrás de una puerta，《观察家报》，1982年5月1日。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想在卡塔赫纳时，每个早晨曙光乍现时，他自己灿烂青春的感性。

加西亚·马尔克斯，摄于1999年。

卡门·巴尔基斯（大妈妈），身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拍摄约在2005年，于巴塞罗那她的办公室。

后记

永垂不朽——新的塞万提斯

2006—2007

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波折尚未停歇，虽然我们最后一次在墨西哥城见面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可能会这么想。2006年1月，他接受巴塞罗那《先锋报》（La Vanguardia）的采访，很是出人意外——至少对于那些如今已习惯他不跟媒体说话的人是个意外。不过，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决定；看起来似乎是经过家族会议所决定的，考虑到目前的状况后，决定正式做出“最后声明”，接着引退，从此沉默。

梅塞德斯也在采访的现场，就在他们墨西哥城的家里，如同三年前他的秘书莫妮卡随侍在旁一般，记者似乎暗示结束访谈的是梅塞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说得不多，采访中描述多于对话；被问到一个关于过去的问题时，他说：“关于这种事，你要去问我的官方传记作者杰拉德·马丁，不过，我认为他在等我发生什么事之后才打算把传记写完。”[1]我花了很久的时间书写是事实，但这种“强烈的耐性”——引述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小说中关于巴勃罗·聂鲁达的邮差——如今得到回报，在十五年之后，我是这位伟大作家的“官方”传记作者，不只是我所得到的解释——“默认”的传记作者。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

重点似乎在于确定他还能够公开出现多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目前已经无法仰赖他对直接或意外的问题，给予清楚或明确的答案，他也没办法记住自己五分钟前说过的话。在我看起来很清楚的是，他已经无法再写书了。是否还有书可以出版，则要看他是否哪里还藏着作品，他身边的人如何决定，不一定是由他决定。对于各种不同形式记忆力丧失的过程，我并不是专家，不过我的印象是，他的情况稳定地持续中。看见一个以记忆为整个存在中心焦点的人被如此的不幸所围绕，真的很难过。“专业的记忆者”，他总是这么称呼自己。然而，他的母亲去世时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认得子女。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罹患帕金森症已经三十年；弟弟南奇显然也开始有此迹象；埃利希奥死于脑癌、古斯塔沃从委内瑞拉回来时也有记忆力丧失的迹象。如今，加上贾布的情况，“脑袋瓜的毛病，”海梅对我说，“似乎整个家族都有。”[2]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快满七十九岁。（自从隆重地庆祝过七十岁生日之后，他已经不再假装他是1928年出生，有人可能会说他终于不再幼稚。）尽管他的情况不明确，他身边亲近的人都不愿意揭露，媒体的保持沉默也令人意外，仍然要面对他的八十岁生日。1992年之后，西班牙皇家学院开始安排每三年一次的集会，庆祝西班牙语世界中的西班牙语言和文学，作为西班牙长期文化传播的计划。在屡经延迟的首次会议之后，1997年4月于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举办。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要求传统西班牙文法和拼写“退休”的建议[3]，虽然造成争议，甚至冒犯，但过去非常具有权威的学院，当时已经非常具有外交手腕和策略，不会让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有地位的作者脱队。同年11月，他受邀到马德里时访问了学院，与官方人士会面。然而，他仍于2001年宣布为了抗议西班牙有史以来首次要求拉丁美洲人必须申请签证，他不会出席西班牙萨拉戈萨举办的第二次大会。他表示西班牙似乎是宣告自己首先是个欧洲国家，然后才是个西班牙语国家。这争议持续到2004年，他没有受邀参加阿根廷罗萨里奥的第三次大会（反正他也很迷信地避免再回阿根廷）。接着，葡萄牙的诺贝尔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宣布，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受邀，他也不会出席；因此，学院赶紧宣布是因为行政疏失，这位哥伦比亚的诺贝尔奖得主当然在受邀之列；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没有出席。可是，2007年大会地点安排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在哥伦比亚的主要居住地，也在两本著名小说里吹捧过此处。

而且，为了庆祝西班牙历史及多方文学中最重要的书出版四百周年纪念，学院于2004年推出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大众市场版。如果可以紧接着于2007年在卡塔赫纳庆祝《百年孤独》的四十周年纪念，配合类似的版本出版，还有庆祝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八十岁生日，这不是很棒吗？先推出西班牙的天才，紧接着是拉丁美洲的天才。毕竟，许多书评都把这部哥伦比亚小说和它卓越的前辈相提并论，争论这本书在拉丁美洲已经拥有、在可见的未来也会继续拥有塞万提斯的作品之于首先西班牙人，然后西班牙裔美洲人的地位。当然，有些人不同意。不过，一位并不总是热爱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书评家，很快地会做出非常21世纪的类比宣告，认为《百年孤独》已经打入拉丁美洲文化的“基因”里，自从1967年首次出版后就已经不可分离。如塞万提斯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探索了笔下角色的梦想和幻想，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曾经为处于伟大帝国时期的西班牙所拥有，然后以不同的形式，为独立后的拉丁美洲所拥有。[4]而且，如同塞万提斯一般，他创造了一种情绪、一种气质，确实也是一种幽默感，不知为何马上可以被辨认出来，一旦存在，似乎一直都在，而且成为所提及的世界里融合的一部分。

1948年4月，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中第一次逃离波哥大前往卡塔赫纳；在那美丽但颓废而荒芜的殖民城市里，他认识了报社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他受邀在刚成立的《世界报》担任记者。1948年5月20日，这位新进人员在他新的文学之家受到褒扬。三百五十八年前的5月21日，某位米格尔·塞万提斯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要求前往海外工作，“可能是卡塔赫纳”；三百五十八年后的同一天，这位新进人员的第一个专栏出现[5]。塞万提斯从来没有到过美洲卡塔赫纳，也没有到东印度群岛的任何一个地方： 他没有见到新世界，不过在他笔下创造了一个甚至更大的新世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随着他的作品流传到新大陆，纵然西班牙禁止在新发现的疆土上阅读、撰写小说。2007年4月，配合皇家学院在卡塔赫纳的大会及西班牙国王与王后的来访，这旧殖民港的港边树立了一座塞万提斯的新铜像。

塞万提斯一生大多不为人所欣赏、深受挫折。随着八十岁生日的来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就算他是足球明星或流行天王，也不可能在南美大陆上成就更多的名声、受到更多的肯定。拉丁美洲的国际性组织打算趁他在世时就给予他塞万提斯死后且经过几世纪才获得的肯定。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时，从10月消息宣布到12月瑞典国王颁奖为止，拉丁美洲的庆祝、媒体报道持续了七个星期。1997年他七十大寿时，3月有一个星期的庆祝活动，伴随着媒体大篇幅的报道，接着，9月在华盛顿庆祝他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五十周年纪念，美洲国家组织的秘书长安排了庆祝晚宴，并前往白宫拜访他的朋友比尔·克林顿。如今，他即将庆祝八十大寿、身为作者的第一篇作品六十周年纪念、《百年孤独》 四十周年纪念、获得诺贝尔奖二十五周年纪念。他的朋友和仰慕者开始计划在2007年的3月和4月，进行为期八个星期的庆祝活动，媲美1982年那令人难忘的七个星期。

为了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变成活生生的纪念碑，已经进行了许多步骤。巴兰基亚团体的老巢“洞穴”酒吧，由当地记者埃里柏托·费欧里罗别出心裁的重新推出——兼具博物馆及酒吧餐厅。曾经有人提议比照普鲁斯特的伊利耶—贡布雷，把阿拉卡塔卡重新命名为阿拉卡塔卡—马孔多，虽然大多数的居民似乎赞成，可惜参与公投的人数不够，提案失败。如今，地方及全国性主管机关同意把马尔克斯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旧房子，也就是加夫列尔出生之处，改成主要的观光景点——已经是半塌到令人回味的博物馆——决定老房子剩下的部分应该拆掉，依照谨慎的研究重建。

时间来到2007年的3月。一年一度的卡塔赫纳电影节献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堪称恰当的是古巴是“重点国家”。（波哥大于4月开始为期一年“世界书籍之都”的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波哥大书展的主要作家。圆圈内的圆圈，一切如梦境一般的彼此相合。）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拍摄而成的电影几乎都播放了，许多执掌的导演也出席，包括费南多·比利、米格尔·立丁、海梅·艾墨西优、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利桑德罗公爵等。虽然他的生日就在书展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并没有出席。被问到原因时，他反驳：“没人邀请我。”这并不是他最成功的笑话之一，但怎么能不原谅他？3月6日，一场庆生会伴随着瓦伽娜多音乐在卡塔赫纳顶尖的饭店举办——恰如其分地，一家名为“热情”的饭店，主客没有出现，他和家人在其他地点较低调地庆祝。在这之后，紧张情绪开始升高，许多皇家学院活动的宣传海报——“语言大会”（西班牙文的“语言”和“舌头”是同一个词）中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宣传他是荣誉贵宾，对着观众伸出舌头。此举肯定著名作家知名的幽默感，无疑是为了凸显学院本身也有幽默感；然而，就算真是如此，他们未必会把这幽默感延伸到名人嘉宾没有出席他们为他精心准备的派对的可能性。

同月中旬，卡塔赫纳举办另一项重要的活动：美洲媒体协会年度大会。会中有两位贵宾：计算机巨头比尔·盖茨，世界首富（虽然几个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亿万富翁好友、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就超越盖茨。）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他不愿意发表谈话，但承诺出席。他只在最后一天出现，但一如往常造成轰动，也一如往常立刻使其他与会者相形失色。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闻基金会主席海梅·阿贝罗而言，这是重要的一刻；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如今是副主席的另一位海梅，也同样重要。这一刻对于西班牙皇家学院如此的重要，他们和哥伦比亚全国人民一般，可以偷偷地松一口气。

根据目击者的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看起来很好；虽然有点踌躇，但很高兴，似乎精神也不错。和我一年前的判断相反，他的情况似乎稳定下来了；决定不再接受采访，而是以他较为从容时期特有的乐观和勇敢，面对他的健康以及人民。朋友及仰慕者从全世界飞到卡塔赫纳，还有数百位语言学家及其他学者出席皇家学院大会。有一些大型音乐会、国际流行巨星、较小型的瓦伽娜多音乐表演、丰富的文学活动、许多其他非牟利机构及慈祥团体活动。天气也非常宜人。正如三年前学院配合前一次大会推出《堂吉诃德》的大众市场版本，如今也推出《百年孤独》新的评论版本。不意外地，其中包括两篇由他最亲密的文学好友所写的论文——阿尔瓦罗·穆蒂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引起议论纷纷的是一篇长篇，居然是由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所写。他们和解了吗？无疑，要把论文放进去需要双方的同意。不过，梅塞德斯·巴尔查对此决定作何感想则不得而知。

哥伦比亚首富以最有权势的商人、如今《观察家报》老板的身份，在就职典礼前举办了特别的派对，某种迟来的庆生会，荣誉嘉宾是贾布和梅塞德斯。举办的地点在另一家卡塔赫纳的豪华饭店，接下来的那一星期里，西班牙国王伉俪投宿之处；宾客包括卡洛斯·富恩特斯、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前任总统帕斯特拉纳、《纽约客》杂志的乔恩·李·安德森特别从伊拉克战地中抽空前来、尼加拉瓜前副总统及小说家塞席欧·拉米瑞兹，还有许多来自波哥大、卡塔赫纳，特别是巴兰基亚的名人。衣香鬓影之间流转的是香槟、威士忌、朗姆酒；夜色中回荡不去的是瓦伽娜多低沉的韵律。在走廊和露台上，宾客低声地讨论着最重要的话题：贾布是否会在大会第一天向他致敬的典礼上发表演说？如果会的话……

那最重要的一天终于来到：2007年3月26日，数千人涌进卡塔赫纳会议中心，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1948年到1949年间在《世界报》深夜下班之后吃饭喝酒的地方[6]。除了两个儿子，他的许多朋友都在场，还有大多数的家人。前总统帕斯特拉纳、贾维里亚、令人惊讶的是桑佩尔都在场，还有前总统贝当古，他和其他讲者在另一个讲台上，包括现任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那天天气非常闷热，但大多数男性都穿着波哥大风格的深色西装。一向慷慨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准备对他的朋友发表一份特别的颂赞；从脑瘤中复原的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也预计发言；预计致词的还有皇家学院的院长维克多·加西亚·孔恰、塞万提斯学院的院长安东尼奥·穆诺兹·莫利纳、哥伦比亚总统、西班牙国王，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进场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好几分钟。他看起来很高兴、很轻松。讲台上有两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随行（梅塞德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哥伦比亚文化部部长艾尔维拉·库耶尔多·哈拉米佑）及舞台另一侧的学院一行人，大家依序坐下。引颈期盼的观众几乎无法相信他们的运气，自己居然有幸在场。主角身后一个巨大的电视荧幕上转播着西班牙国王伉俪胡安·卡洛斯阁下和索菲娅夫人进场，观众看着他们走上阶梯，沿着会议中心走廊大步迈进，直到他们在播音员的宣布下抵达会场。包括国王在内有许多人致词发言，大多数的演说都很有趣。最突出的是加西亚·孔恰，他的任务是把第一本皇家学院版的《百年孤独》致赠给加西亚·马尔克斯[7]。他说了一个不是很得体的小故事，不过已经事先得到国王胡安·卡洛斯的首肯。原来，学院首先想到要在这次大会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意时，加西亚·孔恰请求作家的许可径自安排活动。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同意，但“我真正想见的是国王”。加西亚·马尔克斯下一次见到胡安·卡洛斯的时候，他自己带话：“你，国王，你一定要来卡塔赫纳。”（他所使用的“你”是西班牙文中对熟悉朋友所使用的第二人称。）这起双重或二重意义的逸事，引起错综复杂的狂笑声，要看聆听的人如何诠释，听者是西班牙人或是拉丁美洲人、拥护君主制度或共和体制、是社会主义者或是保守派；紧接着这个故事的是众人不断持续地起立欢呼。这个拉丁美洲人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吗？更糟糕的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对国王说话吗？或者最糟糕的，他觉得自己比西班牙国王还要上等，因此出言不逊？靠近讲台的那些人注意到加西亚·马尔克斯走近和这位皇室握手时，是以拉丁美洲学生致意的方式，大拇指和对方交缠，代表彼此的地位对等。波旁王朝在19世纪初失去拉丁美洲，如今，胡安·卡洛斯尽力以外交和经济赎罪。

对于知情的人而言，最戏剧性的一刻莫过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演说的开场。他踌躇地开始，第一句结巴了一下，但渐入佳境。这不只是一场演说，更是感伤地追忆在墨西哥时和梅塞德斯所经历的贫穷生活：希望有一天会中奖，出版一本畅销书。这是真正的童话故事——“这一切发生在我身西班牙语言学院协会，2007；由标准出版社在哥伦比亚发行）。上，我真的到现在都还感到意外。”并且，观众也感受到他是在感谢这位伴侣、肯定她半世纪以来陪伴他度过那些艰难日子、或悲或喜的时光。梅塞德斯焦虑而严肃地看着他，希望这位已经经历过这么多挑战的男人可以撑得过这一次。他成功了：他说完1966年他们俩在墨西哥城没钱寄出完整的手稿，只好先寄出一半的稿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8]。迎接这场演说结尾，大家起立致敬持续了好几分钟。早先在活动进行时，另一项宣布撼动了观众。“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美国前总统威廉·克林顿先生抵达会场了。”这位世界上最知名的男士走向会场前方时，观众起立；西班牙国王、五位哥伦比亚历任总统，再加上全世界最有权力国家里最受欢迎的前总统。有些观察家回顾，唯一缺少的超级明星是在古巴病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罗马教皇。这再次显示出，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权力着迷，深深地受到其吸引，那么权力也不断、无法抗拒地受到他的吸引。在西方文明为世界所创造的稍纵即逝之地，成就永垂不朽的地位，文学与政治是两种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少数人会认为政治上的荣耀，比写出有名小说的荣耀来得持久。

我离开卡塔赫纳之前，我们还能够非常简短地交谈几句：这是一切的终点。

“贾布，真棒的活动。”我说。

“可不是。”他说。

“你知道，我身边很多人在啜泣。”

“我也在啜泣，”他说，“只是在心里。”

“那么，”我说，“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场合。”

“那么，还好你在场，”他说，“这样你可以告诉别人，这故事不是我们编出来的。”

[1] Xavi Ayén，Rebeldía de Nobel. GM ："He dejado de escribir"，《 先锋报 》（巴塞罗那），2006年1月29日。

[2] 海梅·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谈，卡塔赫纳，2007年3月。

[3] 1997年4月8日的La Jornada刊登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原文，Botella al mar para el dios de las palabras。

[4] Ilan Stavans，GM ’s "Total" novel，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7年6月15日。在Stavans诉诸文字的两年前，Christopher Domínguez在墨西哥的Letras Libres（2004年12月）重提他早先说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的“荷马”的说法。类似的情况还有Roberto González Echevarría在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Primera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Libros（纽约）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评论说《百年孤独》一见便知是“完美的东西……经典之作”，并说此书为他的人生和事业留名。这三位都是严格、挑剔的评论家，不会一时兴起就无的放矢地批评人，更不会给左倾的作家过度溢美之词。

[5] 阿朗哥，Un ramo de nomeolvides，p.91。

[6] 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Un domingo de delirio，《观察家报》，1981年3月10日。其中他挖苦了在卡塔赫纳建会议中心的想法，多么讽刺。

[7]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Edición conmemorativa（马德里，西班牙皇家学院 /

[8] 在这个版本里，他说他和梅塞德斯不小心先寄了第二部分出去，而出版商帕可·波鲁瓦因为急着想看上半部书，用回邮信封的方式送邮资给他们。通过这份荣耀，皇家学院将他与他拼命努力想摆脱的小说紧紧捆绑在一起；而他的演说不仅是对夫人的一句感谢，也是与这本在四十年前就改变他们一生的书的和解。

200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卡塔赫纳庆祝自己八十岁生日前，在哈瓦那探望他患病的革命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比尔·克林顿，2007年3月摄于卡塔赫纳。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2007年3月摄于卡塔赫纳。

2007年3月2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岁庆生活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向他的仰慕者们挥手致意。

附：家族族谱

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和巴尔查·帕尔多家族

The García Márquez(GM) and Barcha Pardo(BP) Families

（加西亚·马尔克斯父母）

加西亚·马丁内斯家族

The García Martínez Family

（加西亚·马尔克斯祖父母）

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

The Márquez Iguarán Family

（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母）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前言

序曲 卑微的出身1800—1899

第一部 家乡：哥伦比亚

第一章 上校和他注定失败的事业 1899—1927

第二章 阿拉卡塔卡的家 1927—1928

第三章 牵着外公的手 1929—1937

第四章 学校的日子：巴兰基亚、苏克雷、锡帕基拉 1938—1946

第五章 大学生活与“波哥大大暴动” 1947—1948

第六章 回到海岸区：卡塔赫纳的实习记者 1948—1949

第七章 巴兰基亚、书商和波希米亚团体 1950—1953

第八章 重返波哥大：王牌记者 1954—1955

第二部 旅居海外：欧洲及拉丁美洲

第九章 探索欧洲：罗马 1955

第十章 饥寒交迫的巴黎时期：波希米亚人 1956—1957

第十一章 铁幕之下：冷战时期的东欧 1957

第十二章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格兰德大妈”的诞生 1958—1959

第十三章 古巴革命和美国 1959—1961

第十四章 逃避墨西哥 1961—1964

第十五章 魔术师梅尔基亚德斯：《百年孤独》 1965—1966

第十六章 终于到来的名气 1966—1967

第三部 见多识广：名人与政治

第十七章 巴塞罗那和拉丁美洲风潮：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1967—1970

第十八章 孤独的作家缓慢地写着： 《族长的秋天》与大千世界 1971—1975

第十九章 智利和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革命 1973—1979

第二十章 回归文学：《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以及诺贝尔奖 1980—1982

第二十一章 声名大噪和番石榴飘香： 《霍乱时期的爱情》 1982—1985

第二十二章 以官方历史为背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玻利瓦尔《迷宫中的将军》 1986—1989

第二十三章 回到马孔多？历史变故的消息 1990—1996

第二十四章 七十岁及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回忆录及忧伤妓女 1996—2005

后记 永垂不朽——新的塞万提斯 2006—2007

附：家族族谱

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和巴尔查·帕尔多家族

加西亚·马丁内斯家族

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