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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一、金匮石屋，段氏执政(1)

- 第2节：一、金匮石屋，段氏执政(2)

- 第3节：二、段黎相争，元洪失败(1)

- 第4节：二、段黎相争，元洪失败(2)

- 第5节：三、段冯斗法，国璋下野

- 第6节：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1)

- 第7节：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2)

- 第8节：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3)

- 第9节：五、六回组阁，皖系终亡(1)

- 第10节：五、六回组阁，皖系终亡(2)

- 第11节：五、六回组阁，皖系终亡(3)

- 第12节：一、冯狗掌国，不敌段虎

- 第13节：二、曹锟势大，胜皖驱张(1)

- 第14节：二、曹锟势大，胜皖驱张(2)

- 第15节：三、总统贿得，败于老冯(1)

- 第16节：三、总统贿得，败于老冯(2)

- 第17节：三、总统贿得，败于老冯(3)

- 第18节：四、玉帅雅儒，榆关受挫

- 第19节：五、东山再起，兵败楚湘(1)

- 第20节：五、东山再?，兵败楚湘(2)

- 第21节：五、东山再起，兵败楚湘(3)

- 第22节：六、馨帅称雄，佛堂饮弹(1)

- 第23节：六、馨帅称雄，佛堂饮弹(2)

- 第24节：一、为匪招安，奉张崛起

- 第25节：二、直奉战争，入主京城(1)

- 第26节：二、直奉战争，入主京城(2)

- 第27节：三、国奉相争，势达江浙(1)

- 第28节：三、国奉相争，势达江浙(2)

- 第29节：四、少帅掌军，东北易帜(1)

- 第30节：四、少帅掌军，东北易帜(2)

- 第31节：四、少帅掌军，东北易帜(3)

- 第32节：五、西安事变，帅囚军解(1)

- 第33节：五、西安事变，帅囚军解(2)

- 第34节：五、西安事变，帅囚军解(3)

- 第35节：一、贫民小兵，玉祥崛起(1)

- 第36节：一、贫民小兵，玉祥崛起(2)

- 第37节：二、北京政变，驱逐清室(1)

- 第38节：二、北京政变，驱逐清室(2)

- 第39节：三、南口大战，五原誓师

第1节：一、金匮石屋，段氏执政(1)

一、金匮石屋，段氏执政 1916年6月6日，北洋集团首脑、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死去。袁世凯在世时，凭着他的资历、声望和手段，尚能控制整个北洋集团。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很快走向分裂，其中主要的派系，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及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这三个军阀集团，互相牵制，互相争斗，长达十年之久。我们在第二章里先谈到皖系，并不是因为最强大，而仅仅是在袁世凯死后，皖系首先控制了北京政权。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年生。他的祖父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淮军统领。其父也在旧军中任过管带。段祺瑞幼承家训，也立志从军，1885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由于学业精良，毕业后被派往德国，在克虏伯炮厂学习。一年后回国，被派往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在旧军中，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并不受重用，段祺瑞当了五年的教习。1895年底，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除了自己的亲兵亲将，他也起用一批武备学堂的毕业生。1896年初，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等调到小站，很快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不久越级提升为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那军官用马鞭指着王、段、冯三人称赞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因此，王、段、冯三人被吹捧为“北洋三杰”，后来，更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段祺瑞因而有“北洋之虎”的美誉。 段祺瑞遇上袁世凯，如鱼得水，尽力为之效力。袁世凯也对他倍加重用，先后任命他为常备军第三镇翼长、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北洋武备学堂监督、保定军官学校总办、第六镇统制等。此外，袁世凯还把义女张佩蘅嫁给段祺瑞做续配夫人，这样，袁、段的关系又更深入了一层。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起用被开缺回籍的袁世凯。段祺瑞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统领湖北前线各军，协助袁世凯向革命党人不断施加压力，并胁迫清帝退位，使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也被任命为陆军总长。1913年7月，段祺瑞还曾担任代理国务总理。 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精力分散，无暇专管军事。“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退隐正定，安于山林生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外调南京，任江苏都督，在中央长期任陆军总长兼总统府军事处长的则是段祺瑞。随着职务的提高和权力的增长，段祺瑞已不甘对袁世凯俯首听命，更不愿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总长，因此，对一些大事，他往往擅自决定，并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都担任了要职，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其中徐树铮（江苏萧县人，1880年生），是他的得意学生，长期在他手下任职，1914年迁陆军部次长，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智囊，被称为段祺瑞的“灵魂”。 对段祺瑞执掌军权，实力膨胀，袁世凯深有疑虑，但当时他正准备恢复帝制，不得不依仗段祺瑞。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热衷于实行帝制，希望能当上皇太子及皇位的继承人，他托阮忠枢去游说段祺瑞，想让段祺瑞率北洋将领来一次联名通电，拥袁称帝，不料被段祺瑞一口回绝。袁世凯得知此事，当然对段祺瑞更加忌恨，决定逐步夺回他的兵权。1914年5月，袁世凯听从袁克定的献计，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硬把正隐居正定的王士珍请出担任办事处坐办。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均为该处办事员，须每日到府办公。如此一来，陆军部名存实亡，总长段祺瑞退为办事员，袁世凯把全国兵权又总揽手中。1914年10月，袁世凯又建立陆军混成模范团，作为自己的亲军，以进一步加强军事集权，逐步把段祺瑞的势力排挤出去。模范团团长开始由袁世凯自兼，为了提高袁克定在军中的威望（袁克定因骑马坠地而成了跛子），到第二期便把团长职务让给了袁克定。1915年，袁世凯加快复辟帝制，更极力排斥段祺瑞，经常说他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段祺瑞无奈，只好以“养病”为名避居西山，不久又提出辞呈。袁世凯假意挽留，到了5月，下令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6月，借故免去徐树铮陆军次长的职务；8月29日，袁世凯正式批准解除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由王士珍继任。

第2节：一、金匮石屋，段氏执政(2)

段祺瑞被解职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终于当上洪宪皇帝，但是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云南护国军兴，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很快陷入众叛亲离，岌岌可危的困境。袁世凯打算请出段祺瑞，替他应付局面。他先任命徐树铮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借以讨好段祺瑞，然后再请段出山。但是，段祺瑞却以“宿疾未痊”，拒不受命的做法。袁世凯不得已，最后放弃帝位，再亲笔写信请出段祺瑞，委以参谋总长，后又委以国务卿，希望他帮助自己维持总统的职位。但是袁世凯紧握军权及用人权不放，段祺瑞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他当然不肯为袁世凯效死力。 1916年5月下旬及6月初，袁世凯因忧愤病生。6月5日，袁世凯自知死期将至，传命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及表弟张镇芳、长子袁克定等到病榻旁交代后事。徐世昌问及总统继任人，袁世凯只说出“约法”二字。袁克定急忙追问：“金匮石屋？”袁世凯此时只能把头微微一动，似表示同意。原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这个约法已被袁世凯下命废止，另搞一个新约法，关于继任总统的人选，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从中选定一人为总统。袁克定所问的“金匮石屋”，显然指袁记约法所规定的做法。 6月6日，袁世凯死后，大家打开金匮石屋，见嘉禾金简上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字。据后人透露，袁世凯是在几天前将袁克定的名字换上段祺瑞，因为他意识到不会有人推举和辅佐自己的儿子当总统的，害得袁克定白做了一场黄粱美梦。 名单找了出来，究竟应选谁继任总统？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便也不会推举自己，并认为在这个时候段祺瑞也不是合适人选，最好让北洋派及护国军都能接受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利用他来收拾残局。徐世昌的主张一提出，段祺瑞也不便再说什么，表示同意。段祺瑞并不是不想当总统，他是意识到自己的威望和实力还不足，如果由他继任总统，必然会招惹冯国璋的忌恨和争斗，以及西南护国军的反对，不如把手无寸铁的黎元洪扶在傀儡总统的位置，自己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独揽大权，利用责任内阁之名，行军事独裁之实，这是他同意推举黎元洪为总统的主要原因。

第3节：二、段黎相争，元洪失败(1)

二、段黎相争，元洪失败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在这里，有必要简介黎元洪其人，因为他走上政坛，身居高位，有一段颇为离奇可笑的经历。 黎元洪，字宋卿，祖籍安徽，本籍湖北黄陂，后人也称他黎黄陂。1864年生于汉阳。14岁随父上直隶。19岁考上北洋水师学堂，是水师学堂的优等生，严复很欣赏他，称赞他“德胜于才”。他曾参加过朝廷的两次秋操，并指挥南军两次取得南北对抗的胜利，段祺瑞便是他的手下败将，这为后来的“府院之争”埋下伏笔。毕业后，黎元洪在广甲舰任职，甲午海战中死里逃生。1895年投两江总督张之洞，备受器重。1905年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平时表现出治军严整、刚正不阿、和善开明，在湖北军政各界留下良好印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10月11日，革命党人攻占武昌，黎元洪已知局势难以控制，换上便装逃往随从参谋刘文吉家躲藏起来。不料，革命党人找到刘文吉家，把黎元洪从床下拽了出来，把他带到楚望台的起义军临时指挥部，后又把他簇拥到咨议局会场。黎元洪以为要把他处决，不料，会场中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欢呼，黎元洪不知所措。原来，革命军攻下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吴兆麟等及原咨议局长汤化龙等清朝旧员商议，要推出一位众望所归的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后来想到了黎元洪。当黎元洪明白事情的原委后，连声高喊：“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的都督名下签字。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用枪对着他的脑袋，逼他签字，他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干脆将笔夺过，在布告下端画了个黎字，布告于是发出。到12日、13日，汉口、汉阳光复，黎元洪见局势已定，也表示接受出任军政府都督一职。10月16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人都笑他是个“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开始合作，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他还说：“满洲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是一味地屠杀和镇压，因此才爆发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该记者惊呼：“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其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当上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南北议和结束，袁世凯篡夺了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果实，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黎元洪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授衔陆军上将，仍兼湖北都督，坐镇武昌。黎元洪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底细，有些武昌起义元老并不把他放在眼内。为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杀害了张振武和方维，造成民国第一大冤案。1913年二月革命爆发，袁世凯调兵南下，湖北再度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黎元洪全力投向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打败国民党人。尽管黎元洪已甘心投靠袁世凯，但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汉口，以“磋商要政”为由，迎驾黎元洪北上。谁知，到北京以后，黎元洪便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只能挂着个副总统的空衔，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但是，北京政府的实权，却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所控制。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傅良佐被称为“皖系四大金刚”。此外，段芝贵、吴光新、卢永祥等都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凭借其军事实力，控制着北京政权，控制全国。但是，黎元洪自当上总统以后，也不甘做政治傀儡，争欲执掌实权，于是，黎、段的冲突不可避免，演出了一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黎元洪上台后，重提裁兵，想将全国军队集中于中央，并削弱段祺瑞的军权，但身兼陆军部长的段祺瑞极力阻挠，使裁兵终遭流产。后段祺瑞任命亲信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只得勉强让步。徐树铮上任后，根本不把大总统放在眼中，平时只到总统府催黎元洪盖印，凡事不须他过问。为反击段祺瑞的嚣张气焰，黎元洪授意总统府秘书长丁世铎制订划分府院权限的文案，主张大总统对国务院自由行使职权，这次，段祺瑞不得不稍作让步。不久，徐树铮又借故打击内务部长孙洪伊，一连四次，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亲赴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均遭拒绝。最后，段祺瑞亲自出马，黎元洪依旧不准。段祺瑞盛怒之下弃职离京。黎元洪想请出徐世昌组阁，但徐世昌不肯得罪段祺瑞。黎元洪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向段祺瑞屈服。结果，在徐世昌的调停下，徐树铮、孙洪伊及丁世铎同时被免职，段祺瑞才官复总理原职。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日本和美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在中国对德的关系问题上，分别支持主战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并怂恿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参战，是以企图攫占德国在华的权益，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段祺瑞则企图以参战为名，向日借款扩充军备加强实力，借日扶持编练“参战军”；以黎元洪为首的主和派反对参战则企图利用全国反战舆论打击主战派。结果，两派你争我夺，各不相让。黎元洪请出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出面帮忙，但三人也不敢得罪段祺瑞。结果，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 之后，段祺瑞又积极准备对德宣战，遭到黎元洪及各方人士的反对。4月，段祺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集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到北京，成立督军团，以图逼迫黎元洪同意参战，但黎元洪依然拒绝。5月10日国会审批此案时，段祺瑞又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通过。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所为，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任命伍廷芳为国务代总理，王士珍为京津临时警备司令。

第4节：二、段黎相争，元洪失败(2)

段祺瑞被免职后，退避天津，指使九省督军脱离中央宣布独立，并授意在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倒黎。于是，张勋通电拥护总统，自愿充当府院之争的调停人。黎元洪在皖系压力下内外交困，孤立无援，只好同意由张勋作“调人”，并明令张勋入京“共商国是”。 张勋，江西奉新人。早年投清军。1895年到小站投靠袁世凯。清末曾任云南提督、甘肃提督、江防营统领、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等。张勋效忠清室，部队皆留发辫，人称“辫子军”，他也被称为“辫帅”。袁世凯死后，邀集七省军阀代表主盟徐州会议，组成“十三省区联合会”，阴谋复辟清室。这次北上“调解”府院之争，其真实意图也在于趁机搞复辟。6月7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自徐州北上，经天津时与段祺瑞密谋。入京后，张勋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再逼黎元洪辞职。黎元洪如梦初醒，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只好只身逃往日本使馆避难。之后，张勋与清朝遗臣筹划复辟。7月1日，拥逊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清朝官制，大加封官授爵。张勋被封为忠勇亲王、自任首席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张勋复辟遭到举国一致反对，如任命谭延闿为湖南巡抚的电令发到时，谭正在宴客，见此连呼“滑稽”、“滑稽”不已。当时各省奉满清诏谢恩的，只有“安徽巡抚”倪嗣冲；挂龙旗的，也只有北京和蚌埠两地而已。黎元洪接受秘书长张国淦的建议：一则致电冯国璋，令其代行大总统职权；另则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命其出师讨伐张勋。段祺瑞见借张倒黎的目的已达到，便摇身一变，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进京讨伐张勋。辫子军一战而溃，死不逾百，市民遭池鱼之殃者3人，学校仅停课1天。许多人在从北京往天津的列车上观看了两军对垒，如同看戏。张勋战败，于7月12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度宣布退位。 张勋复辟仅十二天便告收场。张勋复辟失败后，躲在荷兰使馆的洋楼中，生活舒适。曾有访客问他：“复辟是否符合国情，姑且不论。倘公及早宣布立宪已安人心，虽败亦足解嘲，胡不见及此？”张勋说：“我不懂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等人瞎闹而已！” 段祺瑞赶跑张勋，接任国务总理，俨然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后，他假惺惺到日本使馆，恳请黎元洪回府复职。黎元洪作为府院之争的失败者，无意再当“北洋之虎”的政治傀儡，后迁往天津居住。

第5节：三、段冯斗法，国璋下野

三、段冯斗法，国璋下野 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掌政权后，全国舆论呼吁恢复第二次解散的国会，但遭到段祺瑞的拒绝。孙中山即于7月17日自上海率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此外，西南滇、桂军阀在这个时候或者标榜自主，或者公开反对段内阁。段祺瑞急于扩充军备，决心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借款（由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代表西原龟三经手，故名）就有八次之多，约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用以购买日本军火，编练“参战军”。 袁世凯死后，以直隶河间人冯国璋为首的军阀结成联盟，世称直系。直系的势力当时主要在长江流域，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称“长江三督”。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不无顾忌，但能将冯国璋调离他的势力范围，反倒容易对付。冯国璋也有他的打算，他表示可以北上就职，但必须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自己带一师人马入京。在这些条件满足后，他才动身离开南京。冯国璋虽然当上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总统，但新的“长江三督”则是他的外部力量。 冯国璋入京后，段祺瑞即以控制黎元洪一样对他加以架空和利用；冯国璋当然力图摆脱控制，当一个有名有实的总统。双方的矛盾，亦即直、皖两大派系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府院之争”。而相争的焦点，是在对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的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从而对抗皖系。 1917年8月，段祺瑞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调北洋第8师、第20师入湖南。湖南的争夺战，拉开了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冯国璋一面与西南实力派陆荣廷等暗中往来，互通声气，一面指使“长江三督”加以牵制。于是，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通电公开讨段，出兵大举援湘。长江三督则联名发表和平建议，与西南军阀呼应。 11月，正当湖南战事继续扩大之时，北洋军第8师师长王汝贤、第20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王、范两将均系直隶人，与冯国璋关系良好，故有此举。紧接着，长江三督以及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停战。形势的突变使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占了上风的冯国璋不失时机，于11月25日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解职，不过退居幕后，徐树铮仍在前台活动，在他们的背后，有日本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徐树铮于12月2日策动了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齐集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12月6日，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在督军团的逼迫威胁下，只得表示让步，下达讨伐令。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使皖系得以东山再起。此时，由冯国璋原先授意，李纯与陆荣廷达成了谅解。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的条件，一旦满足这些条件，两广即取消自主。这样一来，冯国璋又发出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但北方主战派立即又展开攻势。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锟等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实际是想“合法倒冯”。在这种形势之下，冯国璋改变策略，声称要亲自出征讨伐西南，亲率拱卫军一旅，乘车沿津浦路南下，实质想逃离皖系控制下的北京，回到直系大本营南京。不料，专车开到蚌埠时，被皖系干将倪嗣冲拦截，迫使冯国璋回到北京。这样，冯、段两派的斗争更趋白热化。 为了从根本上打击冯国璋的直系力量，段祺瑞派徐树铮到奉天与奉系首领张作霖商讨合作，调奉军入关“兵谏”，迫使冯国璋就范。以日本运来的军火，作为换取奉军入关的条件。奉系得到军火后，迅速出兵入关，进逼天津。皖、奉联合，冯国璋的处境更加危险，不得已再作妥协，又一次请出段祺瑞当国务总理。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继续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时按原定合法驱冯的计划，指使临时参议院通过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修正案。1918年8月12日，皖系一手操办的安福国会开幕，合法倒冯的时机已成熟。 在这里，很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安福俱乐部、安福系及安福国会等几个名称。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的御用团体。1917年3月，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和操纵是年9月的总统大选，指使王揖唐、唐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住宅组织俱乐部。3月8日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开会，且本部设于此，故取名安福俱乐部。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下设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评议会，会长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李盛铎。以安福俱乐部为组织形式而形成了一个派系，称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其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等。1917年7月24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9月29日下令召集，11月10日开会。临时参议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务是修改民国元年所定有关国会的各种法规，以便组成有利于皖系的“正式国会”。1918年2月17日公布了《修正国会组织法》，选出参议院议员168名，众议院议员406名。8月12日国会成立。参议院正副议长为李盛铎、田应璜，众议院正副议长为王揖唐、刘恩格。由于它是由安福俱乐部一手包办选举产生，而且安福系占绝对多数议席，故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的目的是倒冯。冯国璋自知无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因此提出以段祺瑞同时下台为他下野的条件。正当此时，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原来倾向皖系的直隶总督曹锟及他的第3师师长吴佩孚等前线将领由主战变成了主和。吴佩孚还公开痛骂安福国会甚至段祺瑞本人。沉默已久的长江三督也发出先决时局，后选举总统的通电。这些，都旨在挽救冯国璋，冲击段内阁。面对直系的反扑，段祺瑞决定迅速组织总统选举法，尽早完成合法倒冯计划。为避免直系的直接报复，段祺瑞表示与冯国璋同时下野。9月4日，大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结果徐世昌当选，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 冯、段的结局，形式相似，内容则完全不同。段祺瑞不过是以退为进，他依旧在幕后操纵和控制着中国政治。而冯国璋则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下野后回到河间隐居，经营产业，一年后在北京帽儿胡同私宅病逝。

第6节：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1)

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 冯、段相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早年便认识袁世凯，还有个故事：徐世昌微时，曾在项城县署襄助文案。一日，慕名拜访袁世凯，门卫阻之，徐恍若未闻，昂然入内。袁世凯正在仰山堂执卷而读，徐世昌径自走到他的面前长揖作礼。袁世凯起立还礼，延之上座。两人座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之事，互相倾服，于是订交。徐世昌回到县署，对县令说：“吾今日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县令问是何人，徐世昌大声回答：“项城袁世凯！” 1895年，徐世昌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袁克定非常讨厌他，称他为“活曹操”。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北洋旧人都认为“伺候项城（袁）易，伺候东海（徐）难”。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欲与日本争霸东方，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统一南北的劝告。当时，国内也群情厌战，徐世昌即因势利导，发布和平令，实施“南北议和”。这样做，一则顺应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则也是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对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徐世昌交欢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当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满，尤其对“南北议和”，更是极力破坏。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第7节：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2)

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社会各界人士都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并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曹、章。新文学运动的头号敌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货。北洋系前线将领吴佩孚通电支持学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政府罢免曹、章、陆，力争收回青岛。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提交辞呈，迫使政府收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他还坚决拒不签署解散有关学校的命令。就是被学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这种形势，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以处理“外蒙自治”为由，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管理西北边防事。8月，又特派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原参战军改称西北边防军。 徐树铮受命率部赴外蒙古，军威甚威。他又以礼物宴会联络安抚主要官员，并十分策略地主张外蒙撤治不需订立条约，而是劝蒙方宗教活佛出面率众呈请撤治。1919年11月，在外蒙举行了册封典礼，中国政府加封活佛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徐树铮武功文治，改组外蒙官署，设立边业银行，筹还外蒙俄债，注销外蒙欠前清户部的债务。他还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创办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推行汉化教育，且在库仑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自称“绝域蹋踘”，大有汉朝霍去病、赵充国之遗风。徐树铮做了许多有益于外蒙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好事，造成了外蒙自治问题的缓解。由于徐树铮的积极经营，不仅控制了西北地区，而且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徐树铮在外蒙撤治成功后，回驻京都，库伦事务委托李垣副使代理。不久，吴佩孚从湖南撤防，行抵保定，声言行将入京。吴在张作霖、曹琨等人的支持下，罗列徐树铮的罪状，并请中央削去徐的兵权。段祺瑞迫于形势，免去了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职务。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帖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月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第8节：四、段徐较量，祺瑞再起(3)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曹锟于保定、吴佩孚于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与此同时，直系还利用皖、奉的矛盾，积极争取张作霖，共同把矛头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八省军阀代表会议，讨论反皖对策，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与此同时，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出迎击准备。6月22日，曹锟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举行会议，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销边防军等多项条件，继而再提出惩办“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徐树铮。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时局对策，坚决不肯退让。几经反复，徐世昌在直、奉双方的作用之下，于7月4日发布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免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月8日，他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李进才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最后时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惩办吴佩孚，将曹锟“褫职留任”，但已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吴佩孚则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7月14日晚，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皖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京汉路和京津路之间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直系兵分两路，吴佩孚任直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任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7月14日晚，皖军首先向直军的杨村进攻，直军放弃杨村败退北仓固守。初战皖军告捷。7月17日，战情发生变化。吴佩孚率军退出高碑店，奔袭皖军西路军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挥曲同丰被俘，余部投降。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并肩作战，令27师、28师开进关内，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系东路军指挥徐树铮在廊坊不战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绥路败走。至此，东西两路皖军均大败。在战争开始后，南方军阀支持直系。孙中山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也发布讨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月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月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缉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王揖唐、丁士源、梁鸿志、王郅隆、张宣等人；夺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官职；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弱下去。

第9节：五、六回组阁，皖系终亡(1)

五、六回组阁，皖系终亡 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除了皖系已声名狼藉，直系迅速崛起等原因外，奉系的介入起到决定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无多大的利用价值，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战后在中央政府中和直系平分秋色。直、奉两系共同把持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在其后数年间，直、奉两系不断摩擦和争斗，终于爆发了两次直奉大战。由于事件繁多而复杂，留待后两章再详述，这里仅谈皖系残余势力的活动。 直皖战争后，段祺瑞避居天津，等待时机，以图再起。而徐树铮则逃往上海，因皖系干将卢永祥占有浙江、上海一带的地盘。卢永祥，山东济阳人，清末曾任北洋军统带、统领。民国成立后，历任陆军第24师师长、第10师师长、淞沪护军使等。1919年8月起任浙江都督兼第10师师长。直皖战争后，提倡“省自治”以及“联省自治”以求自保。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一时间，反直势力齐集杭州、上海，浙、沪一带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奉系张作霖也起而响应，并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与浙江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军阀为拔除浙、沪这个钉子，吴佩孚支持江苏都督齐燮元联合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福建都督周荫人、江西都督蔡成勋、安徽都督马联甲联合进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 1924年9月3日晨，江、浙两军正式开战，激战于上海外围的嘉定、宝山、松江、太仓、浏河和宜兴一带，初战浙军略占优势。后孙传芳率兵乘虚越过仙霞岭，9月16日攻下江山，击溃浙江守江山的张载阳第三路，逼进杭州。这时，浙江警务处处长夏超倒戈，暗通孙传芳，导致浙军放弃杭州，收缩兵力于上海。9月25日，孙传芳部进入杭州。10月初，齐军、孙军攻下上海外围的宝山、嘉定、松江等地。10月1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偕同部将何丰林等乘船逃往日本。浙沪联军残部推皖系键将徐树铮为总司令，继续作战。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工部局软禁，浙沪联军遂告失败。 江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和前哨战，江浙战争爆发后，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立即发动。这场战争双方有40多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2日晚，冯部李鸣钟旅及鹿钟麟旅开回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23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率残部乘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吴佩孚失败而告结束。直系政权亦随之倒台。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为国民军。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冯玉祥通过摄政内阁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于11月5日派京师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冯玉祥还与胡景翼、孙岳等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改组北京政府。冯玉祥的这些做法，深为北洋各实力派所忌，各帝国主义也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同时，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后，冯、张很快又发生了尖锐矛盾，而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势力还随时可能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平衡与奉张的关系，阻止直系势力北上，便决定联络皖系军阀郑士琦，使他在山东截阻直军，并决定请段祺瑞出山。1924年11月15日，由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以联名推戴的方式，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不仅为冯奉两系所推戴，而且还受到直系及西南军阀所拥护。四年前曾经受到国人唾骂的卖国贼，这时突然变为全国实力派所拥护的对象，这也属怪事一桩。不过，说怪也不怪，当几派军阀都暂时无法称霸时，请出一位政治傀儡来平衡各方的关系，恐怕也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了。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陆军部宣誓就职，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职宣言中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里所说的“外崇国信”，显然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 临时政府成立后，公布了临时政府的组织条例，规定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以执政兼理内阁，总揽军政事务，统率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国，其身份、职权和总统相当。11月25日，任命唐绍仪、龚心湛、李思浩、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王九龄、杨庶堪、叶恭绰为阁员，梁鸿志为秘书长。其中，梁鸿志与财政总长李思浩、陆军总长吴光新都是安福系人物。

第10节：五、六回组阁，皖系终亡(2)

尽管段祺瑞以总统而兼总理，又组织了一个以安福系为中心的政府，但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主角毕竟已不是段祺瑞和安福系，而是手握兵权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及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对段祺瑞及安福系，我们只简述以下几件事。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则为使其统治合法化，并延续北洋军阀统治的寿命，积极筹备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会员共86人，绝大多数为各省军阀代表及政客，这实则是一次各系军阀权力分配的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会议通过了几项条例后，于4月21日草草收场。 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为收回庚款展缓之款一千零三万余元以解临时执政府各项军政费用之急需，并争取与法国政府通过悬而未解的金佛郎案的解决，使海关二五加税得到实现以增加临时政府的财源，于4月正式公布金佛郎案新协定。这是一件曹锟政府也不敢做的事。金佛郎案成立后，中国方面在金纸对比上所受损失达到八千几百万元。 善后会议之后，段祺瑞为了巩固地位，装点门面，设立了临时参政院为代替国会的临时立法机关，由各省军民长官所派代表，各省省议会议长及执政特聘人员组成。临时参政院实际是军阀、官僚、政客的“联合交易所”，丝毫不能代表民意。 1925年5、6月间，帝国主义者制造了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段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反帝斗争日益高涨，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临时执政府更被全国人民所厌恶。段祺瑞为了逃避集于一身，特于1925年12月26日公布了《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任命国务总理，恢复责任内阁制，借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但是实际上，依然由他严密控制一切。 随着冯、奉两派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段祺瑞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满足冯、奉两系的地盘欲望，坐稳临时执政的位置，他先后牺牲了手下的皖系干将卢永祥、郑士琦、王揖唐、吴炳湘、吴新田等的利益和地位，使皖系已名存实亡。江浙战争以后，徐树铮出走欧洲。段祺瑞重新上台后，由于徐树铮的名声不好，不敢召他回国，叫他留在国外以专使的名义进行外交活动。徐树铮在欧洲，也有些故事。徐树铮访德，时传他将与德国签订卖国条约，在德留学生为此冲击了中国驻德使馆。公使陈箓只好签字画押：“陈箓谨以身家性命，担保徐树铮君此次来德，确无卖国行为。”徐树铮匆匆离开德国，在途中致电段祺瑞：“陈使阘茸失体，乞予撤职。”陈箓于是被免，从此退出外交界。徐树铮访问法国，在巴黎宴请朝野名流，膳单十分华贵。徐以中国人特有的谦虚致词：“今晚所备菜肴皆菲薄粗陋，不堪招待各位贵宾，万望原宥！”酒店经理听后大为震怒，认为徐影响其名誉，竟要提起公诉。不得已，徐只好登报解释这种中西文化差异。 1925年12月10日徐树铮回到上海，27日入京见段祺瑞，后在北京到处公开活动，引起物议沸腾。因徐树铮过去杀害了冯玉祥的舅父——陕西军阀陆建章，段祺瑞叫他不要在京久留。29日晚，徐树铮乘坐专列离京。十时到达廊坊车站，即被人拉下车去枪杀。事后证实，是冯玉祥指使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替父报仇把他打死的。徐树铮被杀，段祺瑞惶惶不可终日，但又舍不得辞职。 1926年初，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3月，日本军舰协助奉系，炮击大沽口。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日本纠集各帝国主义将二十多艘军舰集中于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胁。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约五千人在天安门前集合抗议。会后，两千多群众赴国务院请愿。竟遭到事先布置的军警枪击，当场被打死47人，打伤二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文化界名流如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

第11节：五、六回组阁，皖系终亡(3)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已难以维持统治。国民军退守北京，遭到奉、直军阀的包围。这时，段祺瑞为保住执政的地位，又企图联合奉系，指派吴光新联络奉军张学良，作奉军的内应，先将鹿钟麟逮捕，与奉军里应外合赶走在北京的冯军。不料，消息被鹿钟麟发觉。4月9日，鹿钟麟率所部国民军包围执政府。因消息走漏，段祺瑞及李思浩、曾敏隽等皖系政客逃匿东交民巷。4月15日，吴佩孚电令部将唐之道拘捕段祺瑞。4月20日，段祺瑞与曾敏隽、梁鸿志、吴光新、姚震、姚国祯、许世英、曲同丰、儿子段宏业等在直鲁联军保护下乘汽车赴天津，临时执政府倒台。段祺瑞先后六次组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十年之久，这一次则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皖系军阀的最后消亡。 段祺瑞下野之后，闲居天津。段祺瑞酷爱围棋，但水平远不及其子段宏业。有一次父子对弈，汤济武作壁上观，眼看段祺瑞大负，只见他气哼哼地以手乱之，怒斥道：“你一无所能，就会下棋，有什么出息！”足见其可爱的一面。 此外，段祺瑞的晚节也值得称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1933年，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1935年，蒋介石曾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但他没有就职，后移居庐山。1936年11月2日，曾经在中国政坛上煊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在其上海寓所中病逝，享年71岁。

第12节：一、冯狗掌国，不敌段虎

一、冯狗掌国，不敌段虎 直系是北洋军阀的主要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北洋军阀分裂而成。因首领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都是直隶（今河北）人，故称直系。 冯国璋，字华南，直隶河间人。1859年生于一个农家。1884年到天津大沽口投淮军当兵。1885年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1890年毕业后，留学堂充任教官，又任大清国贵胄学校总办，对学生管理甚为严格，颇得王公贵室器重。不久，冯国璋投聂士成幕，很受青睐，后被推荐给中国驻日本公使裕庚做军事随员。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一批日本军界人士，并留心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编成兵书数册。1896年回国后他将兵书呈送聂士成，聂士成转交给了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 袁世凯见到兵书，如获至宝，大赞“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很快将其罗致门下。冯国璋到小站后，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干，帮助袁世凯编定新军兵法操典，很快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后来亦称“王龙”、“段虎”、“冯狗”。在袁世凯麾下，冯国璋历任新建陆军督练营务处总办、军政司教练处总办、中央练兵处军学司司长、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督办、军咨使等。他也不忘袁世凯的提携之恩，袁在1908年被放逐回籍后，仍不时前往探望，并时常联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派荫昌统率北洋两军南下镇压，由荫昌亲率第一军，第二军则由冯国璋督率。冯国璋受命当天，便秘密跑到彰德拜见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北洋军早已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再加上冯国璋从中作梗，部队走走停停，令朝廷惊慌失措，不得已下令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以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任务，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为后方接应。 袁世凯出山后，冯国璋便率军猛攻汉口，用重炮轰击人烟稠密的市区，革命军被迫退出汉口。占领汉口后，冯国璋击退了黄兴所组织的反攻，不久又攻克汉阳。冯国璋因军功被授予二等男爵。袁世凯在军事上占上风之后，便命令停止进攻，开始私下与革命军谈判，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谋取私利。此外，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袁世凯这时即调冯国璋回京，接替载涛任禁卫军统领。在辛亥革命中，冯国璋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谋刺宋教仁，解散国会。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在江西、安徽、南京、上海等地首先起事。冯国璋再次被袁世凯委以重任，出任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第四师、第五师各一部及雷震春、倪嗣冲部，会同辫帅张勋沿津浦路南下，很快攻占徐州、蚌埠，再合攻南京。攻下南京后，北洋军进行了残酷的洗劫。冯国璋镇压二次革命立了大功，晋升陆军上将，出任直隶总督，江苏都督由张勋出任。由于张勋不属袁世凯亲信，袁世凯不放心他占据江苏这块东南重地，于是，以张勋在南京纵兵烧杀抢掠引起外交压力为由，改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冯国璋为江苏都督，这使得冯国璋不仅有了实力，也有了块富庶之区作为自己的地盘。 不久，袁世凯为抑制北洋将领私人势力的扩大，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对全国局面的控制，陆续抛出废省改道、裁撤都督、设立将军府等方案。冯国璋作为地方实力派，正想扩展自己的地盘，当然联络其他北洋将领暗地抵制和反对，从而与袁世凯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不过，袁世凯对冯国璋还是尽力笼络，当冯国璋元配夫人新故，袁世凯便撮合婚姻，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介绍给他做夫人，并派自己的第三妾金氏送亲到南京与冯国璋完婚。 其后，袁世凯积极推行帝制，但又不便自己出面，对冯国璋这样的手下大将也不说真话，使冯国璋极为恼怒，因此，冯国璋拒绝参加“拥戴”活动。如此一来，袁、冯之间的裂痕更加扩大。袁世凯称帝后，即下令调冯国璋入京做参谋总长。冯国璋知道袁世凯想调虎离山，装病拒不赴任。1915年底，护国军兴，云南、广西等省宣布独立，冯国璋知道袁世凯气数将尽，暗中与各省北洋军人频繁联系，造成在袁世凯与护国军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将来准备出来收拾残局。冯国璋暗中支持四川将军陈宦独立。接着，冯国璋联络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名密电各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这就是“五将军密电”。直隶将军朱家宝得此密电，急忙告知袁世凯。袁世凯惊得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绝望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当大总统。冯国璋知道袁世凯迟早要倒台，宜采取穷追猛打的策略，4月16日通电劝袁世凯退位，震动了北洋集团，不少军阀纷纷效仿。6月6日，袁世凯终于在四面声讨之中死去。后人作了副对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陈树藩、陈宦及汤芗铭的反叛固然令老袁气愤，其实冯国璋更是他主要的送命人。 袁世凯死后，国务总理段祺瑞取?代之，成为北洋集团首脑。为了缓和南方护国军的态度及堵住冯国璋等北洋将领的进路，便“拥戴”副总统黎元洪为总统，以责任内阁制的名义造成其国务总理的独裁地位。 为了对抗段祺瑞的专制，国会议员孙洪伊等人希望“以冯制段”，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牵制段。冯国璋想到能当副总统，也是一件美事。于是，在1916年10月30日就任此职。不过，冯国璋也深知段祺瑞是想让他入京当个没有兵权的副总统，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因此，他顶着副总统的头衔，却依然留在南京。 其后，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愈演愈烈，冯国璋静观局势，似乎持中立态度。府院之争，最后导致张勋入京，黎元洪倒台，段祺瑞以讨伐张勋复辟为名，“再造共和”，重登国务总理的地位，冯国璋也被推上大总统的宝座。冯国璋深知段祺瑞的粗暴奸诈，对是否就任总统犹豫不决。他的手下也意见分歧。女婿陈之骥等持反对态度，认为冯国璋不能离开自己的军队和经营多年的长江地盘，到北京做空头大总统。参谋长景云等则认为，当下中央无主，元首虚悬，正是冯国璋执掌中枢，扩大权势的大好时机。曹锟、李纯等直系将领也纷纷通电拥护。于是，冯国璋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安排好一切以后，离开南京。1917年8月4日，冯国璋正式代理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第四位总统。 冯国璋就任总统以后，以直系首领的身份与国务总理、皖系首领段祺瑞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斗，终于在1918年10月被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逼下台。这段历史，详见前文，这里无须赘述。 冯国璋下野后，回到河间隐居，经营他的家业，所谓家业，主要是他在野时专设的由他直接控制的第十五、十六两师粮饷局，是他的敛财机关。此外，他还投资开滦煤矿、中华汇业银行等。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肺病死于北京帽儿胡同寓所，享年60岁。冯国璋死后，段祺瑞亲往吊丧，放声大哭，哀伤不已，冯国璋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第13节：二、曹锟势大，胜皖驱张(1)

二、曹锟势大，胜皖驱张 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的代表人物。 曹锟，字仲珊，1862年生于直隶天津一个小业主之家。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字，好习武。世传曹锟不识字，给人题字，只会题一“虎”字，实则曹锟颇通才艺，犹善画梅。十六岁后，以贩布为生。二十岁时，投淮军当兵。不久，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入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凭着他的善于投机钻营，很快博得袁世凯的欢心，成为“北洋三杰”之外的第四号人物，历任帮带、管带、统领、统制、总兵等。 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派员至北京迎接其南下就职。曹锟当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在袁的操纵下，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年4月，曹锟被袁世凯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曹锟投袁世凯所好，拥护他称帝。1916年1月，曹锟又受命率军入川，与护国军交战。袁世凯死后，曹锟被调任直隶督军，驻守保定。 曹锟是直系重要头目之一，但他在当时直皖两派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常以两面敷衍的手法求得自保。他与皖系段祺瑞保持良好关系，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和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他又附和冯。曹锟的官瘾大、野心大，当时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副总统一职虚悬，曹锟垂涎不已，段祺瑞、徐树铮便以“副总统”一职作为钓饵，争取他加入了主战派，并成为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1918年2月，曹锟亲领大军南下入湘，3月攻陷岳州，4月占领衡阳。可是，段祺瑞并没有兑现“副总统”之约，反而连他亲手抢下的地盘湖南也让给张敬尧。曹锟一怒之下回到天津。6月，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曹锟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向他百般解释，“副总统”之约一定会兑现。曹锟觉得尚有希望，又继续主战，但和徐树铮讨价还价。徐主张先南下作战，立功后送副总统之座；曹锟坚持先定下副总统归自己，再去南征，双方争持不下。8、9月间，曹锟部将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曹锟亦暗中支持。面对这种局势，段祺瑞也只得决定让曹锟出任副总统，指使安福国会开会荐举。但是，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议员在徐世昌的策动下，以“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为由，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拒不出席会议。结果，折腾了一番。终因法定人数不够而“流会”收场。曹锟白做了一场“副总统”美梦。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曹锟与吴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应配合，准备与皖系决一雌雄。同时，积极拉拢奉系张作霖，共同对付段祺瑞。于是，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14日爆发了直皖战争。战争只进行了4天，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详见第二章第四节）。 直皖战争段祺瑞战败，通电辞职。曹锟和张作霖举行天津会议，商量组阁。曹锟本意推荐王士珍，但为了巩固同张作霖的关系，最终同意了张作霖请出其儿女亲家靳云鹏组阁的建议。于是，靳内阁于8月11日组成。8月14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帅乘坐专列进京，徐世昌迎之以帝王之礼。

第14节：二、曹锟势大，胜皖驱张(2)

曹锟、张作霖为共同垄断北京政府，达成分赃协议：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双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军费一千万元后，于9月4日离京返天津。到天津后，由张景惠、靳云鹏撮合，曹锟将七岁之女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八岁之子张学思（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曹、张两人又成了儿女亲家。 但是，曹、张两人的合作以及直、奉两派的联合极其短暂。直系要保住已得利益并继续抢占地盘，奉系为扩大势力范围而不断向关内发展，双方冲突很快尖锐化。靳云鹏内阁上台后，完全受直、奉两系的控制，凡事均需直奉双方同意方可。靳云鹏为了统一步骤，调处直奉矛盾，邀请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到天津开会，时称天津四巨头会议，也称巡阅使会议。从1921年4月下旬开至5月下旬，各方就财政、内阁、裁兵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争吵，虽有所妥协，各有收获，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直奉矛盾反而更加尖锐激化，最后不欢而散。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靳内阁支撑了数月之后，不得不在12月17日宣布辞职。12月24日，张作霖荐举亲日派梁士诒当了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后，干了一系列亲日卖国勾当，引起全国各界不满。直系的吴佩孚也趁机大肆攻击梁内阁，矛头实则指向了张作霖。张作霖则扬言，如果吴佩孚再反对梁内阁，即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加以讨伐。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则表示“军人不干政”。1922年4月初，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不料遭到奉系的反对。4月10日开始，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后分两路出击。 对奉军的进逼，曹锟不想和亲家张作霖开战，其弟曹锐等人也一意求和。曹锟电令直军不作抵抗，引起了直军将领一致不满。吴佩孚不顾曹锟指令，积极调兵准备应战。结果在吴佩孚的连连请命下，曹锟下了最后决心。他奋然说：“功名富贵皆是我挣来的，如今决计不要了！”又自拟一电致吴，电文说：“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曹锟任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 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东路在天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长辛店和琉璃河间的战斗尤为激烈，两军屡进屡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吴佩孚令董政国二十四小时内夺回长辛店，不然提头来见，结果半天时间，已有传令兵回来报告：“董旅长过去了。”曹锟一听大惊，以为董已死，乃惨然看了吴佩孚一眼，正准备征询该以谁继任旅长的时候，那传令官又频频催促：“大帅，总司令，您们也一起都过去吧！”曹锟才知是打了胜仗，不觉虎跃而起道：“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战至5月3日，吴佩孚转守为攻，以一部作正面钳制，另以主力绕到奉军背后，直扑卢沟桥，使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月5日，西路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师长邹棻倒戈，当日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奉军大败退至北京。奉军东路闻长辛店失守，军心大乱，斗志消失，纷纷溃退。张作霖被迫下令退却，后经天津、滦州率残部出关。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应直系要求，下令免除张作霖所任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5月12日宣布独立。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6月17日，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第15节：三、总统贿得，败于老冯(1)

三、总统贿得，败于老冯 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权后，一心想当总统的曹锟，想立即驱逐徐世昌，自己登台。还是吴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张召集旧国会，把黎元洪挖出来复位，用“恢复法统”的名义以为过渡，好使直系的统治“合法化”，让总统和国会都成为直系手中的傀儡，也利于曹锟在黎元洪“补足任期”后，“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宝座。曹锟同意了吴佩孚的主张，两人领衔发出征求恢复国会意见的通电，得到一大批军阀和社会名流的支持。直系将领孙传芳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要求徐世昌下野。 1922年5月24日，“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成立。6月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恢复”。6月2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徐世昌这位圆滑世故的北洋元老，由皖系安福国会推上总统宝座，任期三年零八个月后，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来，他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 此后，徐世昌在天津作了十七年的“租界寓公”，晚年拒绝出任日伪职务，还能保持民族气节。七七事变后，亲日派不断来游说他。曹汝霖巧言令色：“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与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徐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加以拒绝，等曹一走他便对家人说：“今后此人再来，就说我不在家。”日酋土肥原贤二约他见面，他也不见。日本人又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劝说他，他委婉推辞，拂袖上楼。后来，徐练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到北京动手术。他认为自己一出租界，必被日本人所劫留，于是放弃治疗，于1939年6月5日，从容而逝，享年84岁。逝前曾有客来访，说到抗战前途，他不答，但手指壁上“晚晴簃”横幅而已，是以“晚晴”象征抗战之必然胜利。 徐世昌下野后，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通电要求黎元洪“依法复位”。黎元洪表示同意，6月11日入京供职，6月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然而，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直系独掌北京政权之后，首领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立即表露出来，形成了以曹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为首的洛（阳）派。两派在制宪和选总统问题上斗争激烈。而内阁倾向洛派，深为保派不满。为了推倒王宠惠内阁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当上总统，1922年11月18日，在保派怂恿下，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揭发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遭受5000万元损失一事，逼迫黎元洪亲下手谕，命令步兵统领聂宪蕃、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带兵逮捕了罗文干，解送法庭处理。后在吴佩孚的干预下，也因证据不足释放。罗文干案件导致了保洛两派矛盾激化，吴佩孚最终屈从了曹锟，王宠惠内阁也于11月29日倒台。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利坐上总统宝座，但他急不可耐，想赶走黎元洪。黎元洪虽是个毫无实权的傀儡总统，但也不甘被人赶下台，所以联系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不肯下台。5、6月间，直系保、洛两派取得一致意见，提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先由亲直系的阁员高凌尉、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使张绍曾内阁不得不于6月6日全体辞职，张绍曾当晚被赶往天津。紧接着，曹锟便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夺印”戏。 6月8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佩刀闯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向大总统索要欠饷。9日上午，曹锟党徒又怂恿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卫队。10日下午，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饷。接着，“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千余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帜呼喊而来。12日，黎府又出现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轮番示威骚扰。黎元洪明知是曹锟要赶他下台，却坚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断了水、电，黎元洪大怒之下，决定离开北京。他把总统的大小印信十五颗拿出来，十颗留在公府，五颗送去交给他那住在法国医院的危氏如夫人，并作了其他一些最后交代。13日下午，黎元洪乘专车离开北京。

第16节：三、总统贿得，败于老冯(2)

曹锟得知黎元洪拿走了总统印信，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新站后，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专车，卸下车头，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拔枪自杀，被随员抢救没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说出实情，曹锟终于在14日清晨取回总统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经过这场耻辱和劫难以后，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后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动，试图东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隐居天津张园，从事工商业活动，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等。1928年6月3日，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64岁。 再说曹锟，指使直系军阀闹饷、逼宫、截车、夺印、赶走黎元洪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但曹锟对此全然不顾，为当总统一意孤行。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他在国会选举中出谋出力，又以高价收买和胁迫国会议员来京参加国会选举，并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设立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1923年9月10日，国会开预选会议，曹锟以五千至一万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议员。10月5日举行正式选举，曹锟派遣大批军警、宪兵“警戒”。原定十点钟开选，但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签到者也不过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会议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出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而已签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点二十分，签到者达593人，这才摇铃开会投票，四点钟选举完毕，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宣布就职。这次选举共支贿款1350余万元，因此，时称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丑恶的一页。 曹锟“当选”总统后，为巩固地位，一边竭尽全力扩大势力，将所有亲信均以封官晋爵，给直系诸将论功行赏，一边利用职权聚敛财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于他臭名昭著，民心丧尽，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抗，就是各地军阀也不听从他的号令，相互争斗，抢占地盘。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内部已经存在保定、洛阳两派，曹锟当总统以后，两派因争权夺利矛盾日深。吴佩孚居功自傲，自称是曹锟的长子，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取而代之。吴佩孚还把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因此，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结合起来的反吴三角联盟。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奉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卢永祥与直系齐燮元交战（详见第二章第五节）。9月5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作为反直三角联盟之一的奉系张作霖也率军入关为助，随即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15日，曹锟接到奉天发来的挑战书，立即电召吴佩孚进京，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9月18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 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受命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早已和吴佩孚矛盾激化，已有意倒戈反直。10月21日，冯玉祥乘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前方酣战之时，将所率部队后队改为前队，由李鸣钟、鹿钟麟率领，昼夜兼程140里，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22日午夜，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发动了北京政变。鹿钟麟派一营士兵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曹锟后，第一件事是将曹的一个佞幸李彦青枪毙，实际上是为了夺取他的巨额财产。不久又要曹锐去见他，曹锐不愿受辱，马上服毒而死。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锟辞职。曹锟只得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由新任的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车夺印，捧他上台的干将王承斌时，不禁酸甜苦辣，百感交集。11月25日，段祺瑞被冯、奉捧为临时执政，不久，即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实际是将曹锟保护起来。

第17节：三、总统贿得，败于老冯(3)

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联兵攻击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所部国民军交由张之江、鹿钟麟率领。鹿钟麟为分化直奉联盟，恢复了曹锟的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计。曹锟也派人转告吴佩孚，想出来再当总统。吴佩孚拒绝曹锟的要求，复电命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张、鹿获电后率部退出北京。 曹锟恢复自由后，还想恢复总统职务，派人到汉口找吴佩孚，但吴不予支持。曹锟只好在当年5月1日通电发表补行辞职宣言，声称“因病辞职”。不久，曹锟离开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郑州。他曾企图利用吴佩孚到郑州车站迎接他时，将吴杀掉，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但终因感到力不从心而放弃此计划。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河南，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过着休闲的生活。 对曹锟的评价，历来不好。但也不可一概非之。 他任总统时，亲信吴毓麟等人想借驻伦敦公使的人选问题，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锟拒绝出任日伪职务，显示出民族气节。华北沦陷后，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当曹锟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病重。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逝，时年76岁。

第18节：四、玉帅雅儒，榆关受挫

四、玉帅雅儒，榆关受挫 谈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总离不开吴佩孚。其实，曹锟是一个昏聩、粗野而充满野心的封建军阀，他的“功名”，几乎都得益于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故后来军中称他“吴玉帅”或“玉帅”。1874年生于山东蓬莱县一个小生意人的家庭。青年时考中秀才，因得罪当地士绅，1898年到天津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当兵，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年，吴佩孚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出山，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命曹锟率部入山西，镇压山西革命党人。部队从石家庄沿正太铁路入晋，目的地是井陉。当时是深夜行车，车过了井陉但没有停。原来炮兵第三标标统是革命党人，故意使列车开往由革命军占据的娘子关，想将曹锟的这个炮兵团全部吃掉。这事被吴佩孚觉察，及时将车上的革命党人制服。随后，又带人控制了车头，令司机把火车退回井陉车站，此时，协统卢永祥等才大梦初醒。随后，曹锟乘坐的列车也到达井陉，得知情况后惊呆了老半天，接着盛赞吴佩孚能当机立断，平息事变，当即提升吴佩孚为炮三标标统。井陉事变给吴佩孚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从此，他成为曹锟的亲信和得力部将。 民国成立后，吴佩孚依然在曹锟部任职。1916年1月，西南护国军兴，吴佩孚随曹锟入川作战，升任旅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时，随曹锟参加“讨逆军”，任西路军前敌总指挥。1918年南北战争时，任第三师师长，随曹锟入湖南作战，攻岳州，陷长沙，4月占领衡阳。5月底，第一路军司令曹锟以养病为辞回天津与段祺瑞讨价还价，第二路军司令张怀芝也回到山东，入湘的北洋军由吴佩孚直接统率。6月，吴佩孚在衡阳与滇桂军阀信使往还，暗定停战协议，通电主和。8、9月间，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称武力统一政策实为“亡国的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吴佩孚善于电报战，他讨徐树铮、段祺瑞、梁士诒、张作霖的电文都是绝好的头版内容，洋洋洒洒，激扬慷慨，时人叹为观止。而他参与的每次战争，都以电报战为序幕。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吴佩孚说：“当今国政有三，一曰官吏不卖国，二曰武人不争地，三曰召集国民大会。”五四运动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段祺瑞政府陷于孤立，成了众矢之的。吴佩孚从反皖的目的出发，极力使自己以一个“爱国将军”的姿态出现，大谈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甚至还高谈“劳工神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因而他获得良好的名声。 1919年11月下旬，吴佩孚又与西南军阀签订了密约，即救国同盟军草约。草约总纲为平息内争、力谋统一、合力对外。其宗旨是：军人以卫国保民为天职，无论何时，国内争战，不得牵功武力，惟须弭患无形，以尽保民之责务。并须保全现在之主权，兼收回已失之主权等。此草约充满了“爱国精神”，实质是直军与南军结成反皖同盟的标志，也为吴佩孚北上讨段消除后顾之忧。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和吴佩孚成为北洋直系的首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促使了掌握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与直系、奉系的矛盾加剧，直皖战争已不可避免。1920年5月，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返，至直隶保定。7月，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出任“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在奉系的援助下率部打败了皖系，迫使段祺瑞下台，直、奉两派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 直皖战争之后，吴佩孚获得“常胜将军”的美名，声望急速上升，由师长升任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1921年8月，升任两湖巡阅使。由于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到了1922年初，双方已决定兵戎相见。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祝贺吴佩孚的生辰，聚集洛阳，商讨对奉系作战计划。10月10日后，奉军相继开进关内。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最后以直系大获全胜告终（详见第二节）。 之后，奉系势力退出关外，直系不仅占领了黄河、长江流域的许多地盘，而且控制了北京政权，曹、吴赶走徐世昌，推出黎元洪。吴佩孚由于军功被授予将军府孚威上将军，依旧兼第三师师长，驻防洛阳，他拥有的嫡系武力，尽是全国精锐之师，一共有五师及一混成旅。吴佩孚虽身居洛阳，实际操纵“直系中央”政治，甚至连他的老上司曹锟，也得看他的眼色行事，每一次国务总理更迭，都由曹锟派专使到洛阳征求吴佩孚的意见。 几年前，吴佩孚为了对抗皖系，争取民心，曾大谈“救国救民”、“劳工神圣”，这时却完全剥下伪装，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出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举行总罢工表示反抗，并将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全线各站工人一致行动，使长达一千余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陷于瘫痪。罢工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其部将湖北督军萧耀南等在郑州、江岸、长辛店等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四十余人，造成“二七惨案”。经此惨案，吴佩孚凶残真面目暴露无遗。 几年前，吴佩孚也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称之为“亡国的政策”。但是，一旦大权在握，也积极推行武力统一。他计划把全国分为9个军区，编全国军队为40个师，军政大权归中央。1923年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10省，在英美支持下，一面准备打到关外与奉系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至南方，勾结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 1923年10月，吴佩孚帮助他的老上司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他对曹锟的“总统梦”，他本来不以为然，以他的威望和实力也完全可以取曹锟而代之。但是，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深受儒家“上下”、“尊卑”、“主从”的影响，终究还是服从了他那个昏庸的上司。 由于吴佩孚极力推行武力统一，使各地军阀纷纷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相抵制，并形成了奉粤皖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率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随之爆发。曹锟急电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27日，吴佩孚到达北京，28日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誓师。 点将誓师本是一件庄严慎重的大事，但吴佩孚只身穿便服，吸着纸烟，还歪坐一旁，随便宣读了讨张电文，接着宣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朝阳、平泉；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由于他事先没有认真考虑，把很多重要单位遗漏了，使得部下要起而提醒。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充分反映了他骄傲轻敌的心理，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初，直、奉两军在榆关（山海关）展开决战。正当双方酣战之际，早已同吴佩孚矛盾激化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22日晚率部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在榆关前线闻变，大惊失色，直军亦随即土崩瓦解，吴佩孚的精锐几乎被奉军全歼，仅率万余人突破重围疾趋天津，回师讨冯，但在杨村一战，又损兵折将。吴佩孚急盼的江苏齐夑元、浙江孙传芳、湖北萧耀南、河南李济臣等直系援军又中途受阻，无法北上。到11月3日，奉军和冯军逼近天津，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二千余人分乘三艘兵舰自塘沽出海南下，狼狈遁逃。

第19节：五、东山再起，兵败楚湘(1)

五、东山再起，兵败楚湘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吴佩孚的轻敌，加上冯玉祥的倒戈，使吴佩孚落得个泛海南逃的可悲结局。吴佩孚一帆南下，故交凋零，天地茫茫，竟似无容身之处，此时，他收到了张謇的来信，信中说：“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吴佩孚叹道：“季老真乃穷途知己也。”他当然不甘心失败，南下到南京，到汉口与齐燮元及萧耀南商议由黄河上游与长江流域各省在武昌成立“护宪军政府”。齐燮元表面应允，事后又反悔，并与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蔡成勋、杜锡珪、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李炳之等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此时的直系将领都急于自保或联省自保，并不想刺激风头正盛的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失败后众叛亲离，无处落脚，在苦闷中饮酒作诗，“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可自由。”最后，他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避居。他自己也很难预料，能否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竟也会发生。如同段祺瑞蛰居四年后有人将他捧上临时执政的宝座一样，无兵无钱的吴佩孚也在倒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的奉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北京政权，奉冯两派亦不断扩张势力，尤其是奉系，多次向关内进军，到1925年9月，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此外，邢士廉等部进驻上海。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到直系的利益，使得直系将领们不得不谋求联防自保。 江西督军方本仁，首先发起湘、鄂、赣三省联防。湖南督军赵恒惕开始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岳州居住的吴佩孚乘机鼓动赵恒惕：“我们何不来个湘、鄂、川、黔四省联防呢？”赵恒惕觉得这主张不错，就答应了。很快，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组成，公推吴佩孚为盟主。不久，豫、陕、晋亦加入，四省联防扩大到七省联防，吴佩孚的声威一下猛增。 浙江督军孙传芳，原来曾联奉自保，此时也乘势而起，组织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并用这五省联军与吴佩孚的七省联防合流，推吴佩孚为盟主。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发表通电，决心“再与天下群雄共角逐”。

第20节：五、东山再?，兵败楚湘(2)

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听说吴佩孚东山再起，挥兵北上“讨贼”，急忙央求张作霖和冯玉祥出兵，讨伐吴佩孚。但在此时，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异常尖锐，势同水火。1925年11月，冯玉祥串通掌握奉军大半精锐之师的郭松龄和时任直隶督军的奉系将领李景林，结成反奉三角同盟，并签订了“反奉密约”。11月下旬，郭松龄倒戈，发动反奉战事，向张作霖发起突然攻击，杀得张作霖措手不及，险些束手待毙。12月，张作霖得到日本关东军之助，杀败了郭松龄（详见第四章）。从此，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当吴佩孚挥军北上讨奉之时，张作霖暗中向吴佩孚修好，希望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冯玉祥。吴佩孚因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弄得自己浮海南逃，早已恨透冯玉祥，今见张作霖的态度，便决心与之合作，共同讨冯。这样做，也符合英、日等帝国主义欲压制国民军及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要求。于是，吴佩孚将“讨贼军”改为“讨赤军”，联合奉军夹击国民军。史称“国奉战争”。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的压迫下，通电“引退”。1月4日，将全权交给张之江，准备赴俄游历。1月9日，段祺瑞发表冯玉祥为考察欧美农业专使，另委任张之江继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由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棻分任京畿及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等省区军事长官。

吴佩孚与奉系联合之后，并得到英国的援助，即向国民军发动进攻。1926年1月下旬，由寇英杰部及靳云鹏部合攻河南，3月初全部占领河南，国民军岳维峻率残部西逃。另外，东北的奉军占领山海关，山东的奉军李景林部越过马厂北进。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固守北京。4月初，北京被直、奉军再包围，鹿钟麟为缓和与直系的矛盾，释放了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但吴佩孚不为所动，要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把守南口。此后，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于南口达四个月之久，终于失败，退往西北。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表示要捐弃前嫌，还交换兰贴，结为兄弟。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7月6日，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直指湖南。7月11日，已攻克长沙，随即向湖北推进。吴佩孚急忙率数万精锐于8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25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固守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备要冲。 汀泗桥位于咸宁以南，东面为山岭，其他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吴佩孚企图凭借天险顽抗，等待北方大部援军开到，再进行全力反攻。他亲临前线，往返指挥，还派出八个大刀队督阵。但北伐军第四军英勇善战，经两昼夜血战，于8月27日夺取了汀泗桥。吴佩孚仍想固守贺胜桥，亲乘装甲火车在桥北督战，仍派出大刀队督阵，但很快也被北伐军攻破防线。吴佩孚只得退回汉口。不久，北伐军兵临城下，吴佩孚的部将刘佐龙率部起义，武汉三镇相继失守，吴佩孚只好率残部败退河南。此时，吴佩孚结拜兄弟张作霖不但见死不救，而且派兵占领了直隶全境，阻止吴佩孚进入直鲁地区。吴佩孚东面、北面无去路，又处在南面北伐军和西面冯玉祥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的夹击之中，虽然尚号称有二十万之众，但将士已无斗志，纷纷瓦解。1927年3月17日，奉军占领郑州，吴佩孚只好率领随从卫队西行入川，投奔四川军阀杨森，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 吴佩孚在四川生活了五年，似乎又回复到“秀才”的本来面目，终日读书、写作、吟诗、画梅。他先后住过白帝城、万具、广安、大竹、绥定等地，其中在绥定住得较久。吴佩孚并非不想东山再起，但当时中国的政坛已由国民党新军阀所操纵，他只能抒发一些英雄末路的慨叹。 本来，军阀头子的晚年不必多提，但吴佩孚的晚年却需要大书一笔。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第21节：五、东山再起，兵败楚湘(3)

1931年底，吴佩孚由四川入北京，受到“世侄”张学良的盛大欢迎和殷勤接待。吴佩孚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从此，吴佩孚蛰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有说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正值妙龄，对吴佩孚无限仰慕，相思无门，径直写信向吴佩孚求婚。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书译出呈上。吴佩孚见信，挥毫写上：“老妻尚在！”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说明他对中日和议所持的态度。 1939年1月30日，130多名中外记者聚集在吴公馆，而公馆附近军警林立，特务往来。吴佩孚首先出示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确是他的所为。接着，吴佩孚明确地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吴佩孚的鲜明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之后，大汉奸汪精卫多次劝说吴佩孚与他合作，日方要员包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也一次又一次促请他“出山”，甚至决定划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河北六省的地盘，交请吴佩孚主持一切，但吴佩孚始终不为所动。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在北平病逝，享年66岁。不过，有学者研究认为，吴佩孚是由日本人以为他治牙为名将其杀害于手术台的。吴佩孚出殡时，北平人民顶住日本压力，自发到街上给吴佩孚送葬，可见他还很得民心。

第22节：六、馨帅称雄，佛堂饮弹(1)

六、馨帅称雄，佛堂饮弹 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属于直系，但并非曹锟、吴佩孚的嫡系。他可以称得上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几年中，他凭着自己的多谋善变，使得势力逐渐扩大，曾一时称雄于东南五省。 孙传芳，字馨远，故后来军中称他为“馨帅”。1885年生于山东泰安。早年入保定军校速成学堂，后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归国后在北洋军第2镇任职，后以战功升任第6师团长。1917年1月，升任第二师第3旅旅长。同年10月升任第21混成旅旅长。1921年8月升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同年12月，奉吴佩孚令率军援闽。1923年3月任福建军务督理。 与孙传芳一起受命援闽的，还有陆军第2师师长周荫人。两人合谋驱逐了福建军务督办王永泉，夺取了福建地盘。此后，周荫人自恃在倒王之举中出力较大，对孙传芳处处排挤。有一天，孙传芳在福州西大街遇到汽车被炸事件，孙传芳虽幸免于难，但已感到来自周荫人的威胁。他也知道，一山难藏二虎，自己暂时无力与周荫人争斗。于是，1923年5月，以王永泉残部在闽南与各县民军结合谋变为由，电请曹、吴批准，出任闽粤边防督办前去剿灭，而将福建军务督理一职让与周荫人。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进行激战，孙传芳认为有机可乘，便决定让出福建，率军入浙，援助齐燮元，当然，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入浙开辟新地盘。周荫人也巴不得孙传芳离开福建，所以表示支持。于是，孙传芳率部入浙。为了使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孙传芳发给官兵每人一本《入浙手册》，内容大意是说，我们是被周荫人给逼出来的，福建不能再回了，我们要勇往直前，进入杭州。孙传芳规定，部队宿营、休息、吃饭，甚至行军时，都要由官长领着士兵念，激励斗志。所以，孙军入浙时，穿短裤、着草鞋、戴斗笠，凶猛如饿虎。浙江屏障仙霞岭防守司令张国威，慑于孙军的勇猛，未战即降，引孙军直取杭州。卢永祥见大势已去，仓皇北逃。孙军乘胜追击，与齐燮元部夹击卢永祥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通电下野，残部为孙传芳所收编。孙传芳入浙成功，坐收渔利，并出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冯玉祥自古北口班师回京，通电主和，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迫使吴佩孚浮海南逃，直系迅速溃败。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处于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共同控制之下。段祺瑞就任后，即命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要消灭齐燮元部，夺回地盘。张作霖也企图向南扩张，派张宗昌率部南下。 齐燮元得此消息，急约孙传芳在上海晤商御敌之策，决定成立江浙联军第1、2路司令部，共同御奉，维持直系的一线生机。1925年1月，孙传芳出任江浙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督办浙江军务。孙传芳虽与齐燮元联合御奉，但他也知道，区区的江浙联军难以抵挡奉军的进攻，为自己着想，他暗中派其亲信、浙江盐运使王金钰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也有意拉拢孙传芳，当即保证消灭齐部后，停止向浙江进军。1月中旬，奉军张宗昌部及卢永祥部向沪宁线的齐军步步进逼。1月17日起，两军大战于丹阳、无锡间。在此时候，孙传芳突然将协同齐军作战的部队撤走。1月25日，齐燮元从苏州狼狈败退上海，通电下野，旋赴日本，部队为孙传芳所接收。奉军进入上海，张宗昌约孙传芳会晤，两人结拜为兄弟。后卢永祥被任命为江苏督办，与孙传芳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这样，孙传芳依靠其不光彩的手段，稳得浙江这一地盘。 1925年间，奉军多次入关，到当年9月，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奉系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传芳既感到恐惧，但他也看到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冯玉祥和张作霖已势成水火；而吴佩孚又有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之势。于是，孙传芳决定利用这一时机，与奉军一决雌雄。他派王金钰为代表住在奉天，迷惑张作霖。又派心腹杨文恺到福州联络周荫人，到上海联络国民党人，以缓解后顾之忧。之后，再派杨文恺到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请冯玉祥在北方牵制奉军。冯玉祥还与孙传芳结拜为兄弟。此外，杨文恺再衔命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杨文恺还游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约定里应外合，驱逐奉系江苏督军杨宇霆。孙传芳还利用江苏人民痛恨奉军这一有利条件，发动上海、南京等地的士绅、群众举行抗议奉军暴行的游行请愿，为进攻奉军制造舆论准备。 1925年10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几省的直系军阀，以“双十节”检阅为名，调集大军，于10月15日自称为浙闽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5路出兵进攻上海，奉浙战争爆发。奉系杨宇霆、姜登选等兵败弃职而逃，孙传芳很快占领上海、南京。接着，孙传芳命谢鸿勋、卢香亭等率部往北推进。 张作霖不甘心失败，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率领白俄军等部南下收复失地。张宗昌?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从兖州、泰安防地出发，进占蚌埠。施军与孙军在蚌埠一带激战，结果施军战败，施从滨也被俘。当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连发3个电报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内应，但施不予理睬。孙传芳俘虏施从滨后，即于当晚将其斩决，并弃尸旷野数日。 孙传芳大军乘着屡战屡胜的声势，一直打到徐州以北的山东边境，才停止追击。此时的孙传芳，急欲筹组5省联军，称霸东南。于是，奉浙战争结束，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摆庆功宴会。11月23日，孙传芳由徐州凯旋南京。25日，召开五省联军大会，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任命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邓如琢为江西总司令、刘宗征为总参谋长、杨文恺为总参议、万鸿图为秘书长。又聘请日本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社会名流蒋百里、章太炎为顾问。从此，孙传芳统辖富庶的东南五省，成为吴佩孚以外另树一帜的直系巨头。 1926年夏，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吴佩孚在两湖连遭惨败，多次急电孙传芳出兵援助，但孙传芳却按兵不动，他想趁吴佩孚失去两湖后，再由他坐收渔利。9月，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才出兵应战。他根本没把北伐军看在眼里，应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武汉、长沙。但是，不到一个半月，孙军遭到惨败。谢鸿勋战死，邓如琢溃败，卢香亭部受重创，九江、南昌难保，孙传芳狼狈逃回南京，孙军亦全部退出江西。

第23节：六、馨帅称雄，佛堂饮弹(2)

面对北伐军的步步紧逼，孙传芳想谋求北洋各系的大联合，挽回颓势。他邀请段祺瑞、吴佩孚各派代表到南京开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但孙、吴、段各派矛盾重重，互相讥骂，会议不欢而散。孙传芳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1926年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到济南见张宗昌，又到天津见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此时的张作霖，也不想计较旧怨，表示双方联合，化敌为友。于是，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当面道歉，并与张宗昌等推举张作霖为最高军事首领，统一指挥，成立“安国军”。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张作霖答应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为孙传芳接济军械。孙传芳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孙传芳以为有了奉系支持，可以挽回颓势。但是不久，周荫人与孟昭月为争夺浙江总司令一职发生内战，陈仪、周凤岐等归附北伐军，陈调元、王普也先后起义编入国民革命军。这样，北伐军很快占领杭州、嘉兴、安庆、芜湖等地，直逼淞沪以及南京。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逃往扬州。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南京。至此，孙传芳的五省割据局面完全垮台，残部退往山东，完全投靠张作霖。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后，命孙传芳率兵反攻徐州。孙传芳一战而夺回徐州，继而攻克蚌埠，进占浦口。孙传芳自恃兵多将广，贪功心切，即挥军渡江，结果伤亡惨重。过江的部队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围歼。此役，孙传芳损失四万多人，元气大伤，退回山东。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孙传芳与张宗昌在山东战场顽抗，不败退守济南。蒋介石、冯玉祥两路大军进逼济南，孙传芳与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传芳残部在冀东宝坻一带挂旗投降，被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可以说，直系军阀势力至此已完全消亡。 孙传芳到沈阳后，还想劝导张学良割据东北，与蒋介石争天下，但张学良权衡利害，最终归附南京政府。孙传芳感失望，移居大连。1931年定居天津英租界，出资建一佛教居士林，皈佛诵经。 孙传芳号称残暴，但一生中也有几处可圈可点：他以五省联帅驻节江浙时，裁减赋税，尤其善待农人，颇得乡人之望。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畀之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有乡绅主动进言，希望能每亩征银二角以助军费，孙坚决不许。因此他失败后，江浙农人颇有悯伤之感。 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居士林被刺身亡，时年仅50岁。刺客何人？原来，1925年奉浙战争中，施从滨被俘后遭孙传芳残杀，其女施谷兰立志为父报仇，改名施剑翘，经过10年的准备，终于找到这一报仇的机会。孙大帅最后立地不成佛，饮弹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第24节：一、为匪招安，奉张崛起

一、为匪招安，奉张崛起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天。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2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8路40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27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如果因此以为张作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那就错了，对于他的身世和发迹，还须细细道来。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于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14岁丧父，后投奔外祖父。但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20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后过了一段时间，赌瘾发作，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时时寻找机会招安，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宏图。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琪家眷路过八角台回奉天，张作霖与汤玉麟商议，将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将军建议收编你们。”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琪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琪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一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 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5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27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28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 张作霖早就想赶走段芝贵，独霸奉天。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28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火若干，调专车离奉。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没收了段芝贵的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驱段是张、冯的共同行动，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他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 张作霖曾进京，着旧式衣冠觐见溥仪，偷目四觑，觉得大清皇家威仪不过尔尔。溥仪见他贼目兮兮，心中不悦，略致数语而退，对近侍说：“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殊失臣下礼！”张作霖闻之大怒，对人说：“这小子已属平民，还摆什么臭架子！”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张作霖控制了冯德麟的第28师，独揽了奉天大权。 之后，张作霖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张作霖与吉林督军孟恩远素来不和，为了让奉系掌控全东北，他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4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不听指挥。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独霸东三省，张作霖并不满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27师、第28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

第25节：二、直奉战争，入主京城(1)

二、直奉战争，入主京城 张作霖借直皖战争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了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是，这个北京政权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 1921年12月18日，靳云鹏内阁因财政困难辞职，张作霖支持亲日政客梁士诒组织内阁，但吴佩孚坚决反对，双方都不肯退让，于是引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兵分两路出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抗。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战争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在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战况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5月3日，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月5日，张景惠部第16师师长邹棻倒戈，西路奉军大败，东路奉军闻讯亦纷纷溃退，张作霖率残部经天津、滦州出关。奉军战败后，张作霖被免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张作霖于5月12日宣布独立，5月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以图反攻。6月17日，直奉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奉系势力被迫退回关内。 奉系之败，重要原因便是其带有绿林气味，纪律涣散，兵不精，械不良。奉军首领中，除臧式毅、杨宇霆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外，张作霖以及不少重要将领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张海鹏、张宗昌、马占山等，都是绿林出身。在这次战争中，奉军只有张学良的第3混成旅和郭松龄的第8混成旅略有小胜。张、郭都是军校出身，曾对所部进行了严格的整训，所以3、8两旅成了奉军的精锐。张作霖痛定思痛，决心对奉军进行全面彻底的“整军经武”。而协助他筹划的，就是他的长子张学良。 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由张作霖元配夫人赵氏所生。张作霖出身低贱，他希望儿子能饱读诗书，学贯中西，文武双全。所以，张学良从小便得到名儒及博学洋人的教授，熟习中国经史典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1918年，他便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卫队旅营长。1919年2月，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与战术教官郭松龄交往甚密，并深受其思想影响。1920年，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卫队旅团长、第3混成旅旅长。当年11月，年仅19岁的张学良，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第26节：二、直奉战争，入主京城(2)

张学良受命协助整顿东北军，他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兼任整理处参谋长。同时，他还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和航空学校校长。在郭松龄、孙烈臣、姜登选、韩麟春等协助下，他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整编和扩充陆军；扩大奉天兵工厂；购进数十架新式飞机，充实空军；在哈尔滨设海军司令部和海军学校，加强海军建设。另外，张学良还注重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对排连长以上干部都做了调整选拔，大量吸收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新进人才。东北军经此整理，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增。张学良经过这次整军，也表现了他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提高了他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威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奉军张作霖立即响应。张作霖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又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浙江的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以壮声威，待机而动。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进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指责齐燮元，并率兵入关，响应卢永祥反直。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张作霖将奉军编为6个军，仍称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别担任军长。1924年9月15日，15万奉军分6路向榆关、朝阳进攻。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入京主持战务。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分3路迎战。双方投入兵力共达40多万，出动了陆海空军，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下旬，直奉两军激战正酣之际，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形势急转直下，奉军乘机进逼天津，最后逼得吴佩孚率残部2000余人乘舰狼狈南逃，奉军大获全胜。 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北京政府暂时由冯系、奉系、皖系三种势力联合主持。 1924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12月，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等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为谋求扩张势力于长江流域，又以援助卢永祥为名，派张宗昌率兵偕卢南下。1925年1月，张宗昌、卢永祥联合在丹阳、无锡间与齐燮元军激战，结果齐军战败，张宗昌率奉军1万多人进入上海。 1925年，奉军多次入关，抢占地盘，到9月，津浦路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任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任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任江苏军务督办。奉军的入关势头，严重威胁到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孙传芳联络直系势力，以及北方与张作霖已矛盾激化的冯玉祥，发动了奉浙战争。 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出兵进攻奉军，派李宝章师攻上海，谢鸿勋师取南京，卢香亭师袭丹阳。奉军进驻上海后，整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听到枪炮声响，早已鸡飞狗走，师长邢士廉惊慌失措，略事抵抗，即逃入租界。旅长刘翼飞化装成和尚逃走。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见南京被孙军包围，也渡江乘车潜逃。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早已与孙传芳勾结，电令浦口、花旗营苏军将杨宇霆所乘专车截住。照例，一切紧急军电都应从尾译到头，因为结论大都在末尾。不料，花旗营苏军的电务员换了一位新手，他从头译到尾，结果，让杨宇霆早了一点点逃脱。城内的奉军不是被歼就是被包围缴械，师长丁喜春也作了俘虏。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见沪宁失利，也弃职而逃。 张作霖得知江南奉军溃败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率军南下，收复苏皖。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从兖州、泰安防地出发，进占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军向南急进。但是，张宗昌的白俄军毫无纪律，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致使突前的施军失去了掩护和退路，在蚌埠一线被孙军击溃，施从滨被杀。张宗昌率残部退回山东境内。孙传芳一直打到徐州以北，才停止追击。他一则担心孤军深入，恐有不测；二则他横扫苏皖，急欲筹组五省联军，所以主张罢兵息战。张作霖一败再败，本想亲率大军南下，与孙军决战一场，但由于北边有冯玉祥的牵制，不敢轻举妄动。更为严重的是，奉系内部矛盾激化，郭松龄倒戈反奉，他更无暇南顾。于是，奉浙战争于11月8日孙军占领徐州后遂告结束。

第27节：三、国奉相争，势达江浙(1)

三、国奉相争，势达江浙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冯玉祥按照双方划定的势力范围，沿京汉线及豫、陕、甘发展，但屡屡遭受奉军的压迫，冯、奉矛盾激化，准备兵戎相向。冯玉祥自知难敌，于是利用奉军新旧派的矛盾，与郭松龄联合反奉。 奉军军阀原分新旧两派，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首领为杨宇霆。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两派互相倾轧，由来已久。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均居要职，而曾任张学良老师的郭松龄尤为张学良所倚重，因而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都得到了一省地盘，惟独郭松龄一无所得，欲求一热河都统，也被杨宇霆所阻，双方矛盾由是加深。另外，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7年南下投靠孙中山，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警卫军营长，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对张作霖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也一直深为不满。 1925年11月，郭松龄、李景林与冯玉祥暗中结成反奉三角同盟。11月22日，郭、冯正式签订了“反奉密约”。主要内容有：反奉成功后，由李景林治理直隶、热河；郭松龄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这几条，实质是战后三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同一天，郭松龄选发通电，要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宣布国奉两军停止交战等。11月23日，郭松龄率7万大军，在滦州宣布独立，并将驻守关内的奉军将领姜登选等诱捕，发兵出关攻奉，杀回东北。24日，郭松龄再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行，拥举张学良为司令，以“清君侧”为号召。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26日，郭军突破榆关防线。27日，郭军过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同日，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30日，郭松龄将所属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2月5日，又克连山，6日，占领锦州，7日，逼近沈阳。日本帝国主义最初要求郭松龄承认张作霖与日本订立的一切条约，遭到拒绝。12月8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同日，关东军向郭军发出“警告”。13日，郭军进抵营口河北车站时，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截。22日，奉军在日军支持下，重新调整，与郭军激战巨流河。郭军孤军无援，大败。24日，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潜匿到新民县苏家屯菜棚附近，被奉军马占山部抓获，押到辽中县老达房。25日，郭松龄夫妇被枪毙。 在郭松龄倒戈反奉的同时，冯玉祥也在待机而动。热河都统阚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12月初，冯玉祥向李景林发起全面进攻，12月24日占领天津，迫使李景林败走山东依附张宗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直隶全境，与河南的国民军连成一片。郭松龄被杀后，余部由魏益三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4军。原直军师长方振武也通电脱离张宗昌，改称国民军第5军。冯玉祥在此事变中，既占了地盘，又得到人马，因此张作霖对他是恨之入骨。正好吴佩孚此时也挥军北上讨伐冯玉祥和张作霖。因为有共同的仇人冯玉祥，吴、张暗中勾结，一拍即合，联合攻冯，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爆发。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1月下旬，张作霖的奉军由东北向山海关进攻；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由山东向河北进攻；湖北直系军阀向河南进攻；阎锡山的晋军也从山西方面进攻。帝国主义也公然助张作霖讨冯。这样，国民军处于各派军阀的联合包围之中。2、3月间，国民军岳维峻部大败，开封、郑州相继失守。3月22日，李景林占领天津。4月15日，国民军由北京撤至南口，改编为7个军，与直奉晋联军激战四个多月后，退往西北（详见第五章第三节）。

第28节：三、国奉相争，势达江浙(2)

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 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不忘“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尚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46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蒋介石与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也阻滞了北伐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3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1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60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70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伐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 日本最早在“东北王”张作霖身上打主意。张作霖既利用日本人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又不肯受日本人控制，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张作霖既拉拢又恼怒。现在张作霖兵败，日本人认为是个大好机会，想以出兵相助为诱饵，迫使张作霖就范，答应他们的条件。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登门求见，张作霖将他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由于张作霖不肯与日本合作，不肯出卖主权，日本帝国主义者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6月4日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9时30分死去。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第29节：四、少帅掌军，东北易帜(1)

四、少帅掌军，东北易帜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对父亲被炸死深感悲伤。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拥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年仅27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张学良回东北后，才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如何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奉军内部对于易帜，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日本会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才取得内部的一致。 1928年10月，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宁，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联名通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三省、热河省同时“改旗易帜”，即将过去东北悬挂的五色旗取消，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出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将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全国统一。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宇霆，1886年生，奉天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军团长、安国军总参议等要职，是张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军新派首领。由于他所处地位的特殊，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对张学良也全不放在眼里。在张作霖被炸前后，杨宇霆与常荫槐结成死党，私自扩编自己的武装实力，并有意驾空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认为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处理。杨宇霆不但不听，反而逼张学良马上签字。张学良痛下决心，要芟除杨、常，以稳定东北政权。于是，借口晚饭后再谈。晚上，当杨、常再次来见张学良时，被早已做好准备的卫士双双击毙在大帅府老虎厅。杨常事件后，张学良的权力更集中，并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第30节：四、少帅掌军，东北易帜(2)

张学良虽然易帜，服从中央政府，但蒋介石仍担心张学良的势力日渐强大，不受指挥，于是有意煽动张学良强制接收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挑起与苏联的火并，使张学良陷于困境，不得不依赖南京政府。张学良不知是计，果然于5月间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39名苏联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以及各处处长职务，并驱逐回国，以武力回收中东铁路。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中东铁路现状。张学良不予理睬。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东北军惨遭失败，伤亡严重，被俘8000多人，旅长韩光第等战死，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联政府谈判，12月22日签署《伯力会议草约》，两国息争，恢复冲突以前状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吃一堑长一智，此后，他致力于发展东北的经济，振兴实业，同时，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开始，张学良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卷入内战。但交战双方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极力拉拢。事实上，东北军倒向哪一方，则意味着哪方取胜。最后，张学良认为倒向蒋介石一边，有利于国内统一。于是，1930年9月，张学良率10余万东北军入关，9月21日占领天津，9月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为了“感激”张学良参战助己赢了这场战争，蒋介石于11月特邀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到南京。蒋介石以最隆重的仪式和规格接待张学良夫妇，并亲自陪他们谒中山陵，游览汤山。于凤至拜宋母为干娘，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姐妹相称。蒋介石又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授张学良以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八省区军队之全权，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张学良管辖。大批奉系人物进入南京政府当高官，如张作相、王树翰出任国府委员，张景惠任中政委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刘尚清任中政委兼内政部长，鲍文樾任参谋部次长等。蒋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动了张学良，他表示“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多次在东北借机寻衅。如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被中国屯垦军逮捕并处死。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反诬中国官兵“对日本皇军进攻”，是对日本帝国“闻所未闻的侮辱”。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以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上旬，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将中国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关押审判，借以平息事端。然而，10天后，九一八事变即爆发。 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等将领的策划下，故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遂炮击沈阳，并向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王以哲旅进攻。这就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亦称柳条湖事件。事变之夜，张学良、万福麟在北平，张作相在锦州。其时，张学良正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在沈阳主持工作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急电张学良，张学良亦急电南京政府请求对策，蒋介石竟下令“绝对不抵抗”。张学良只好命令在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随后，日军分兵占领东北各地。至1932年1月，仅三个月一百天，中国东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东北沦陷，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界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马君武写诗讽刺他。诗云：（其一）“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第31节：四、少帅掌军，东北易帜(3)

历史的事实是怎么样的？原来，张学良当时正患恶性伤寒在协和医院住院，不可能抱佳人而舞。即便张学良活该受辱，但朱五小姐、胡蝶与张学良并无关系，实属冤枉。张学良是否忍辱代蒋受过？暮年的张学良回忆九一八事变时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为了表示对东北问题负责，他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12月，他被罢免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主任。 尽管张学良承认当时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并非国民政府的事，但是，从当时及之后的局势来看，最高统帅蒋介石同样是“不予抵抗”的。他幻想国联会出面调停此事变，因而压制军民的抗日行动。 当时，在东北尤其在黑龙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国军队。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电令部属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2旅旅长马占山（吉林怀德人）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受命后，没有执行蒋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组织了嫩江桥的阻击战，中国官兵在劣势条件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日军以允许黑龙江自治为条件，诱使马占山赴沈阳参加伪满洲国“建国”筹备会议，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职。马占山从沈阳到长春后，了解到日军扶植傀儡的真相，遂于4月2日潜回黑河，重整旧部，组织保卫团和民众义勇军，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召开出征誓师大会，随后部队南下，于5月28日到达海伦，与北犯的日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马占山率领少数人马退入苏联境内。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后，即策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清逊帝（宣统）溥仪于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被逐出故宫，后移居天津日租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土肥原的诱胁下，由天津秘密到了东北。1932年2月16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操纵下，以奉军元老、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出面召开了伪满洲国建国会议，以溥仪出任“执政”，清朝余孽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张景惠以及奉军将领原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出任要职，定都长春“就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伪满洲帝国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政治工具。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伪满洲帝国灭亡。 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人员，其后都成了“伪满战犯”，遭到历史的审判。在这里，我们还想加上一笔，谈谈溥仪的结局。伪满洲国灭亡时，溥仪被苏联军队拘捕，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12月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研究专员，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溥仪由清朝末代皇帝和伪满皇帝改造为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食其力的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确成为长久的话题。 日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蒋介石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要求按照国际盟约及九国公约，制裁日本，迫其撤出东北。国联派遣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视察，张学良对此也存有幻想。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三地同时发表。张学良认为，中国虽有数点不能满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内，公然退出国联，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为废纸，使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幻想完全落空。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这回，张学良已忍无可忍，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张学良决心用赤血抵抗，保卫国土，洗刷自己以及东北军“不抵抗”的污名。不久，山海关失陷，日军向热河进逼，蒋介石为了应付全国舆论和敷衍张学良，答应派刘戡、黄杰、关麟征三师北上支援，同时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20多位军政大员于2月初前往北平，以帮助张学良谋划。张学良将东北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约20余万人。张学良自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军团等东北军主力；张作相为第2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孙殿英军团、汤玉麟军团等。 热河抗战于2月21日开始，日伪军10余万人，分兵3路向热河进攻：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日伪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兼任第5军团总指挥，但他在日军入侵面前惊慌失措，不思抵抗，竟然急扣200余辆军车，把他多年搜刮而来的私人财物，装运到天津租界。3月3日，他放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万福麟军团及孙殿英军团等不是望风溃逃就是观望不前。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张学良闻承德失守，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并命令万福麟等立即率部反攻。但各部为保存实力，纷纷后退。旬日之间，热河全省沦陷。 热河之变，遭到全国人民同声谴责，汤玉麟被撤职查办，后寓居天津，1935年7月病死。除了处罚汤玉麟，蒋介石又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移到张学良身上，迫他辞职。其实，蒋介石并没有真心支援张学良热河抗战，这一次，还是要找替罪羔羊。张学良深知此事，于3月11日通电下野，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由蒋介石授意张学良推荐何应钦接任。 3月12日，张学良飞往上海，准备出洋。在出洋之前，张学良接受宋子文、夫人于凤至、女友赵绮霞（赵四小姐）及儿女的规劝，用一个月的时间把烟（毒）瘾戒除。4月11日，张学良在顾问端纳（澳大利亚人，1928年起任张学良私人顾问）、于凤至、赵绮霞及儿女等陪同下，乘轮船到欧洲旅行。张学良不知道，此番出洋，何时才能返回祖国。

第32节：五、西安事变，帅囚军解(1)

五、西安事变，帅囚军解 1934年1月，蒋介石为了驱使东北军参加“围剿”红军，特地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历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共”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等职。起初，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是，张学良在和红军的较量中，不断损兵折将，尤其是109师在1935年10月于陕北直罗镇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死，给他思想上极大的震动。是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替罪羊及鹰犬，还是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当一位爱国英雄？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将士都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1935年10月底，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蒋介石对他在“剿共”中受损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军政部长何应钦不但不给丝毫补充，还要减发军费，张学良感到异常愤懑。他痛定思痛，思想开始有所转变。五全大会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其时，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华北自治”。国民政府竟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12月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使张学良看到了出路和希望。 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双方不谋而合。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两人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竟夜长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逼蒋抗日的协议。 从延安归来后，张学良积极地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培养抗日力量，宣传抗日思想，支持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但是，张、杨的所为激怒了蒋介石，他派来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特务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120多处，搜集张、杨联共抗日的具体证据。8月29日，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

第33节：五、西安事变，帅囚军解(2)

1936年10月20日，蒋介石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班军政大员飞抵西安，亲自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50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趁机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结果，遭到蒋介石的训斥。12月4日，蒋介石又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安“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事已至此，张、杨决定第一步“苦谏”，“苦谏”无效，第二步则实行“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及以后，张学良几次到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劝谏，痛哭陈词，但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说：“现在他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从临潼回到西安，决定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以及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介石，由105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月12日凌晨，刘多荃等率部秘密开往临潼，12日5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介石的卫队，包围了骊山。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浑身发抖、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谈判结束。蒋介石对张、杨答应的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一律不究。蒋介石对共产党答应的条件是：一、日本侵入华北，必须抗战。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队编成三个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必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就这样，通过三方的谈判，尤其是共产党和张、杨的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开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有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都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可张学良却坚信蒋介石的人格，他对人说：“这次我们放他回去，以后还是要争取、团结他共同抗日的，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使他能保持威信，好见人，好办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当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时，蒋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送蒋介石，于是登上了飞机。周恩来赶到机场想劝张学良回来，但张、蒋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不禁慨叹地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第34节：五、西安事变，帅囚军解(3)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10年徒刑，褫夺公民权5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在囚禁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实行分化瓦解，东北军内部也很快出现内讧。张学良离西安后，王以哲代理张学良主持东北军工作，因与东北军内少壮派意见不合，1937年2月2日，被少壮派刺杀于西安寓所。随后，蒋介石将东北军编为第51军，由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统率，但东北军已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这支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了20多年的军阀武装，自此已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第51军成为东北军仅存之一脉，掌管第51军的于学忠并非奉系出身，他原为毅军连长、北洋陆军炮兵营营长、吴佩孚部团长、旅长、第26师师长、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后投张作霖部，任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晋升为陆军中将。所行皆与日本侵略军针锋相对，日军多方利诱、威胁，甚至使出暗杀手段，于学忠皆不为所动。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任甘肃省主席，支持张学良“兵谏”，并积极配合张学良的行动。“西安事变”后，奉张学良手谕，全权负责东北军。并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上海等地积极活动，要求释放张学良，因此获罪，被撤职留任。1938年任第三集团军副司令，率部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年改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其去台湾，他隐居四川乡间未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在抗日战争中，原东北军的将领而为国捐躯者，亦有多人，如曾任东北军团长、国民革命军陆军骑六师少将师长刘桂五将军；曾任东北军骑兵团长、陆军骑八师第315旅旅长卢广伟少将；曾任东北军团长、陆军第51军第102师第306旅旅长扈先梅少将；曾任东北军团长、陆军第57军副旅长李兰池少将；航空第六队队长、第四大队大队长、驱逐司令高志航空军上校。 原奉军的其他元老们，他们的归宿怎样？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其后只出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等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顾问等。1948年，张作相出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0月，在锦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不久被宽大释放，寓居天津，1949年5月7日病逝。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保定、武汉等地的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在台中病逝。 臧式毅，1930年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人抓去，为诱使他投降，特许家属送饭进牢。臧式毅的母亲便将一块鸦片烟贴在碗下送入，希望儿子服毒殉国。但臧式毅最终还是决定投敌，当他被释放回家，却看到母亲已经投缳自尽，以身为诫！后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伪满洲国民政部总长、伪民政大臣、伪国务院参议府议长等。抗战胜利后被苏军逮捕，后引渡回国。1956年11月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至于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囚禁，1946年到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籍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但张学良仍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蒋介石在1975年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才算真正获得自由。1991年4月，张学良获准与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张学良曾表示，在方便和合适的时候，他会回大陆，回东北看看。他在美国时，也曾会见从中国大陆专程赴美探访他的原东北军军人、后为解放军上将的吕正操。然而，基于某些原因，张将军始终没有再踏足中国大陆，没有再踏足东北故乡。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将军亦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第35节：一、贫民小兵，玉祥崛起(1)

一、贫民小兵，玉祥崛起 前两章中，我们都多次提到冯玉祥其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是一个重要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小兵，升至一级陆军上将。他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将领，却倒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亲共。他曾联蒋又反蒋。他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最终转变成一位民主的斗士。冯玉祥的国民军（也称西北军），曾是中国近、现代军阀混战中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谈到中国近代军阀，不能不提及冯玉祥及其冯系也称西北系的军事集团。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冯玉祥少时家贫，只读了1年零3个月私塾。11岁时，为了挣得每月3两3钱的饷银，在他父亲所在的营中补了兵。他本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是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1896年他14岁时，正式入营当兵，参加过修筑大沽口炮台的劳役。熬到20岁那年，他才作为教习，每月拿4两8钱饷银，担任喊口令的任务。这时，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装备等方面比旧式军队先进，于是，他抛弃了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 到新军以后，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键，声如洪钟，加上勤学苦练，颇得上司赏识，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3年后便升至哨长（排长）。不久，他与协统（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到陆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军第20镇的管带（营长）。 1911年前后，冯玉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军中的革命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一起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玉祥被拘禁，随后被递解回籍。1912年民国成立后，冯玉祥重被陆建章起用，授任营长。1914年升任第7师第14旅旅长。同年10月，14旅改为第16混成旅，冯玉祥任该混成旅中将旅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战争爆发。当时，冯玉祥率军在四川，归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指挥。袁世凯的领兵大将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也都在四川，他们共同威胁和利诱冯玉祥支持袁世凯称帝，好从中得到升赏。在此关键时刻，冯玉祥深明大义，反对倒退，加入了讨袁护国的行列。他一方面与护国军首领蔡锷将军联系，一方面力劝陈宦不要与护国军为敌，应宣布四川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陈宦在冯玉祥的劝说和压力下，终于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反袁称帝。此举给予袁世凯沉重的打击，不久袁便忧愤死去。 1916年，冯玉祥被反动势力排挤，离开部队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赋闲。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以后，冯玉祥立即回到部队驻地廊坊，指挥部队参加讨伐军，并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冯军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复辟丑剧。冯玉祥还主张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把皇宫的财产和文物收归国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冯玉祥的主张当时无法实现。 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派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去福建和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冯玉祥趁南下之机，率部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穷兵黩武。段祺瑞十分恼怒，要罢免冯玉祥。但全军将士拥护冯玉祥，坚决要求冯继续任职。段祺瑞害怕事态扩大，只好收回成命。但是，时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的陆建章因支持冯玉祥，被段祺瑞指使徐树铮诱杀于天津。从此，冯玉祥开始和孙中山先生交往，并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10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第36节：一、贫民小兵，玉祥崛起(2)

其时，张敬尧军驻湘北，吴佩孚军驻湘南，冯玉祥驻湘西；张荼毒湘人，吴、冯却甚得民望。吴善治军，且识时势，每有惊人之论，冯叹曰：“此君鹏程万里，必不久居人下也。”于是曲意交欢，事之如兄长。吴也重视冯的口碑，倾力提拔。 冯玉祥驻军湖南时，百姓抵制日货，冯也倡导甚力。日本领事闻讯，派人到常德质问冯，认为他没有尽力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冯拍胸脯说：“烦您转告贵领事，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是我的职责所在！”即日传令，每家日货商店，均派兵两名为守卫，昼夜不辍。这样一来，日货商店无人敢问津，日商损失甚巨，日领事又派人来质问，冯玉祥怫然不悦：“从此以后，其有危害贵侨生命财产者，恕不负责！” 1920年的直皖战争，直、奉联合打败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权。1921年，北京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为入陕接收的先锋部队。冯玉祥将全旅编成3个纵队，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从河南直入陕西，经过几番激战，击败陈军，并把陈树藩赶出西安，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第16混成旅作战有功，扩编为第11师，冯玉祥升任师长。同年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奉军占了上风，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急调冯玉祥救急，同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冯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不久，大破奉军。5月5日，与奉军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军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破赵部，并追击赵部残兵至开封。这场直豫战争（也称河南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 冯玉祥在河南很快开始着手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加上原有的一个师，冯军开始变得举足轻重。由于冯玉祥屯兵开封，与洛阳的吴佩孚在一条铁路线上，朝发夕至，鸡犬相闻，遂成为吴佩孚的心头大病。冯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风，治军严谨，严禁烟赌娼妓，这些做法，使吴佩孚怒不可遏，斥责他是“赤化”，两人关系日益恶化，吴佩孚操纵中央，于1922年10月由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这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实际上是把冯玉祥逐出河南。 冯玉祥出任陆军检阅使两年期间，主要精力用于训练部队。冯玉祥是小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军严格，又十分爱护士兵。他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长与士卒同甘苦。他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对下级军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与士兵打成一片，毫无大官的架子。他还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 冯玉祥祖辈贫穷，历经磨难，成为高级军事将领后，他身上还保持着普通农民和下层士兵的许多优点。他曾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冯玉祥要求部队要爱护老百姓，他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冯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那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开了过去，也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 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他始终如一日地抓教育训练，并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提高训练水平。1917年7月他率第16混成旅进驻常德，有了两年能正规地系统地训练部队的时间。他组织了教导队培养干部，成立官佐体操团提高技术水平，经常组织阅兵和行军；组织官兵学习文化、政治等知识。而他自己，也刻苦学习。他每天学英文两小时，学习时，即在门外悬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学完后开门除牌，向人说：“冯玉祥复活了。”后来，他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用英文作反蒋演说。1922年10月他出任陆军检阅使后，又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他在办教导队的基础上又办了高级教导团，对以前教导队毕业的人员再作培训。此外，还办了学生团和电学传习所、高级战术研究会等。 冯玉祥还是基督教徒，故他除了有“民主将军”、“布衣将军”的美誉外，又有“基督将军”之称。 由于冯玉祥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冯军的军风与当时凶恶蛮横的军阀部队完全不同，既得民心，战斗力也强盛，这为他日后发动北京政变，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37节：二、北京政变，驱逐清室(1)

二、北京政变，驱逐清室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齐燮元进攻皖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责直，率兵入关，响应浙卢。9月15日，15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到京主持战务，吴佩孚于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这一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吴佩孚故意如此，企图使冯部陷于绝境。但却促使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相机倒戈，发动政变。 冯玉祥受命以后，借口筹措军粮，修理军械，故意拖延出发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前进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了下来。在古北口，冯玉祥静观战局变化，一面秘密与张作霖的代表达成倒直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胡景翼和孙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都曾参加倒袁运动和护国战争，胡景翼还曾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他们都赞同冯玉祥倾向革命的主张和行动。 几天以后，冯玉祥得到东线直系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21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昼夜兼程。22日午夜，冯军第8旅旅长李鸣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首先率部开到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鹿钟麟派出一营兵力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24日，冯玉祥迫使曹锟发表命令，撤销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务。不久，冯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动辞职。曹锟的佞幸李彦青被枪毙，巨额财产被夺取。曹锟之弟曹锐服毒自杀。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逃回天津，后又只得率残部乘舰狼狈南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威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清室的八项条款，使清逊帝溥仪仍留居故宫，沿用宣统年号，享受皇帝的生活，如民初溥仪大婚，各地遗老及士民均奉贺礼，曾为大清国重臣的徐世昌贺礼 2万元为最多，张勋、张作霖、曹锟等都有重礼，大总统黎元洪则特别从关税内拨出10万元，8万为清室优待费，2万为代表民国的贺礼。各地遗老到京祝贺者极多，而奉贺礼最多的一省，却是始倡革命的广东。对此，冯玉祥早已深恶痛绝。北京政变后，北京一些清末遗老和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复辟清帝之谣纷起。为此，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把溥仪驱出故宫。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条件。并限令溥仪即日出宫。是日下午，溥仪及其妻妾，少数太监、宫女随其移居什刹海溥仪父亲醇亲王载沣的故居醇王府，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 北京政变成功之后，冯玉祥联同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自成一派。国民军共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次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驻扎北京、察哈尔及绥远地区，第一军改称西北陆军，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并增编为六个师又三个旅，因此，冯玉祥所属各部又被称为西北军。

第38节：二、北京政变，驱逐清室(2)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清室，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组建国民军，这些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方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祺瑞、张作霖手中。 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及接到冯玉祥的电邀，在广州正在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孙中山先生，也极受鼓舞，马上打电报给冯玉祥：“……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冯玉祥也立即回电孙中山，请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针。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先生。冯玉祥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达上海，22日到达北京。当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却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已离开北京。孙中山在旅途中积劳病倒，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原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此时皖系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段祺瑞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冯奉两系的军事均势之上。冯奉控制北京政权后，双方的矛盾不断产生并激化，11月及12月间，冯玉祥和张作霖先后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提出辞职，恫吓对方。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解，作出“巧妙”处理。1925年1月，段祺瑞准冯玉祥辞去陆军检阅使一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准张作霖辞去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各省巡阅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清楚，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由于段祺瑞的撮合，冯张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 由于冯玉祥部将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并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冯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电取消国民军的名称，并且宣布解除国民军总司令一职，但是国民军这个名称仍然被沿用，与西北军并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表面上仅有三个师，即宋哲元的第11师、鹿钟麟的暂编第1师和刘郁棻的暂编第2师，但是实际上该军已经扩充到7、8万人，加上国民军第2、第3两军，共有近18万人，成为北方除了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冯玉祥将军的民主倾向，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关注。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对冯做工作。经李大钊和徐谦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决定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1925年10月，苏联顾问到达张家口，冯玉祥派他们去训练军队，他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给他讲政治课，并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部长。 国民军的日益强大以及冯玉祥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各系反动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冯的战争很快爆发了。

第39节：三、南口大战，五原誓师

三、南口大战，五原誓师 1925年下半年，奉系张作霖加紧扩展地盘，多次入关，不仅南侵至长江下游地区，占有江苏、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极力压迫冯玉祥，在京畿地区构成了对国民军的三面包围形势。 1925年11月，冯玉祥支持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与郭松龄签订了“反奉密约”。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冯玉祥利用郭松龄回师进攻张作霖，奉军阵脚大乱之机，出兵占领了热河，继而攻下天津，驱走了奉系直隶督办李景林，夺取了直隶地盘。 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国民军的处境会大为改观，但郭松龄与张作霖激战一个月，终因奉张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兵败被杀（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北方战事正酣，南方的吴佩孚已东山再起，在武汉组成十四省讨贼联军，挥军北上。吴佩孚与张作霖很快达成“谅解”，“讨贼”变成了“讨赤”，共同攻击冯玉祥。 冯玉祥在直奉两军的前后夹击之下，为了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于1926年1月1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赤化”。冯玉祥还派人分别去见张作霖、吴佩孚，希望停战议和。但直奉军阀意在消灭国民军，仍然调兵遣将，不断进逼。冯玉祥只好出走包头，准备赴苏联考察，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面对日益危急的形势，国民军诸将领由孙岳出面（当时胡景翼已病逝），主张通电商请冯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当时的许世英内阁，也派陆军总长贾德耀亲赴包头面见冯玉祥，敦劝他打消出国下野之意，务请出山。但冯玉祥不愿卷入这场军阀混战的旋涡，去意已定，坚辞不允。他为了寻求革命的道理，于是年五月赴苏联考察。 1926年1月下旬，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正式开始。东北张作霖的奉军，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为名，兵进山海关，进攻热河、滦州。在山东由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在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河南打败了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后，兵进河北石家庄，在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与吴佩孚相呼应，兵出娘子关，南攻顺行，北攻保定。国民军遭到了直、奉、晋等军阀的联合进攻和包围，最后退守北京。鹿钟麟在北京发动了第二次政变，驱段下台，释放曹锟，愿意迎吴佩孚进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吴佩孚拒绝。4月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退至怀柔、延庆、蔚县、多伦、怀来、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预设阵地的南口。 国民军推张之江为总司令，将国民军编为七个军，以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郑金声、门致中、石友三、刘郁棻分任军长。以鹿钟麟为东路司令，率国民军主力守南口、怀来；以韩复榘、石友三守地泉、丰镇，以防晋军断其退路；以宋哲元为西路司令，由热河撤防回守多伦。1926年5月，南口大战爆发。“讨赤”联盟军分别在延安、赤城、独石口、沽源、多伦和南口等地向国民军各部发起进攻，在约两千里战线上展开战斗。直奉晋联军共五十多万人，战况空前激烈。直军吴佩孚在直鲁联军张宗昌的配合下，担任南口正面攻坚战；奉军吴俊升率部出热河攻多伦，直下张家口；晋军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断国民军的退路，企图将国民军消灭在塞北草原上。国民军顽强抵抗，在南口战场，国民军阵地沟深壕涸，前置电网，后设地雷，防御工事长达百余里，联盟军猛攻多日，竟不能前进一步。 联盟军的兵力虽然多于国民军数倍，但直、奉、晋各派军阀各有各的打算，联盟军内部并不统一，作战亦难以协调，在直军中，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夺取山东；靳云鹏在南口前线按兵不动，并和国民军信使来往不断，准备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在奉军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回师天津。国民军既与孙传芳、靳云鹏、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于5月中旬，在晋北丰镇、阳高突然向晋军发起猛攻，大破晋军，雁门关外要地尽为国民军占有。 6月，吴佩孚免去靳云鹏的十四省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等职务，张宗昌也将李景林部缴械，直、奉、晋各派军阀取得了谅解后，7月，又重新部署兵力，进攻南口。在北路，奉军吴俊升部由多伦攻沽源直下张家口；在正面，由直鲁联军为主攻，经昌平、沙河攻南口，其右翼为奉军一部，在张学良的指挥下经永宁、延庆直下南口后背；其左翼为直军，下分两线，一线由门头沟向怀来，一线由涞源、蔚县攻天镇；在晋北，晋军也发起反攻，攻占广灵。 国民军在联盟军三面围攻之下，艰苦作战，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由于多方作战，给养困难，饷械无补，且各部将断绝联络，加之士兵伤亡过半，不得不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突围。退路线均是穷僻之地，联络困难，交通不便，给养医药无着，加之天气寒冷，后面追兵不舍，国民军节节溃败，损失惨重。各部将深感前途无望，因此自寻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阎锡山手下，一部开往绥远等地。至此，为时近5个月的南口大战全部结束。这场军阀大战从1月战至8月，双方死伤惨重，这也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次大混战。 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通电辞职后，即离开部队到了包头。同年5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8月，冯玉祥结束在苏联的考察访问，偕同苏联顾问多人秘密离开苏联经库伦回国。途中，冯玉祥派出刘骥到广州同国民革命军商谈南北会师问题。9月16日，冯玉祥等抵达绥远五原后，即同当地国民军将领孙岳、方振武、弓富魁以及于右任、徐谦等共同决定组建国民军联军，由冯玉祥出任总司令。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宣告国民军联军正式成立。冯玉祥在典礼上发表宣言，声明国民军联军是民众的武装，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要为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解除军阀之压迫而奋战；宣布国民军联军完全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并宣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加入国民党。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各部纷纷来投，计约集五六万人。其所属各部是：第1军军长为陈希圣；第2军军长为方振武；第4军军长为徐永昌；第6军军长为石友三；第8军军长为韩复榘；第2师师长为孙良诚；第5师师长为冯治安；第7师师长为马鸿逵；第10师师长为刘汝明；第12师师长为孙连仲；骑兵第1师师长为张万庆；骑兵第2师师长为赵守钰。 冯玉祥面对当时的局面，根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当时阎锡山已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陕西，国民军第三军第3师杨虎城部和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的第10师等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7万军队围困已达8个月之久，西安城战况危急。冯玉祥命令佟麟阁、孙连仲两师入甘肃，帮助在甘肃的孙良诚、张维玺部肃清了吴佩孚的势力，随后入陕。又命韩复榘等部进驻宁夏，徐永昌率部入晋，归阎锡山指挥。11月下旬，国民军联军孙良诚、方振武、马鸿逵、刘汝明、孙连仲等部合击刘镇华军，使刘军全线溃退。11月28日，西安之围得以解除。国民军联军接着分数 本书精华已连载完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