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序言

- “人口激增”（1）

- “人口激增”（2）

- “人口激增”（3）

- 乡村重现生机

- 扰乱乡村

- 圈占森林

- 一个更为稳固的工匠阶层

- 采矿业的繁荣

- 副作用

- 金钱的重要性

- 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 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 铸币的恢复（1）

- 铸币的恢复（2）

- “货币墙”

- 商业

- 富人的轮廓

- 分崩离析的社会

- 力量的新界限

- 大人物在乡村的胜利

- 小人物的末路

- 失败

- 劳工问题（1）

- 劳工问题（2）

- 走向“近代”国家

- 组织军事力量（1）

- 组织军事力量（2）

- 接下来是钱（1）

- 接下来是钱（2）

- 国家的经济

- 新老国王（1）

- 新老国王（2）

- 新老国王（3）

- 一个国王，一个国家

- 帝国主义在行进

-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1）

-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2）

序言

对世间万物的信仰与喜爱，兼具浪漫与理性的哲学引导基督徒从地狱走向天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神曲》中的伯纳德（Bernard）、贝亚特里切（Beatrice）和维吉尔（virago）引导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游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但丁在14世纪初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呐喊比后人创作的任何诗歌都更能代表这个世界的苦闷，这个世界已走到了尽头，但它还要面对人们本以为已经永远消失的阴霾、恐惧和灾难。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和他们那个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要面对毁灭、饥荒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思想体系对此无能为力。从圣路易（Salt Louis）到宗教改革爆发的这三个世纪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中世纪晚期处于衰退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因而更喜欢称之为“困难时期”，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这一时期很难界定，因而那些称呼不可避免地就有些模棱两可。中世纪何时结束？有什么标志性事件？是政治事件，如标志古代遗迹最后消失的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是当时被人们低估，后来却被证明影响深远的事件，如1492年哥伦布在未知的大西洋上的航行？还是1517年路德为公开反抗传统基督教的陈腐组织而对教会发起的挑衅性行为的爆发？又或者是现代学者们提出至迟在1540年或1560年新大陆的发现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日益明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很久以前就提出了类似问题，但至今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也应该小心处理。亨利五世生活在中世纪，亨利八世则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界定。除了被人们诋毁的10、11世纪以外，欧洲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时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潜能，为其扩张准备如此多的财富，为未来发展积聚如此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转折点，但不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但丁的后裔们走出欧洲，征服新的大陆。这一光环必将闪耀在欧洲的上空。在那里，人们在抛弃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的同时正在打造征服之剑。阿尔汗布拉（Alhambra）、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m）、苏莱曼以及东方和南方世界的其他名字将被人们铭记，但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往往集中在欧洲世界。

“人口激增”（1）

1420年至1430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之前的章节里分析的所有腐朽的因素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致于可以摧毁一种文明。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以及许久以后，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感受到的。米什莱（Michelet）认识到14世纪潜藏的隐义，然而他只是众多健在的或故去的诋毁中世纪的“危机”和“衰落”的人之一。为何不在此停止，以圣女贞德遭受火刑的熊熊柴堆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直至很久以后这种情景才发生了改变，这是在查理五世、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时代之后，当时拉伯雷和加尔文正四处云游，他们的思想哺育我们直到1530年或1540年：介于贞德和路德之间的整整一个世纪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一时期被视为旧世界的终结：百年战争的结束，拜占廷的崩溃，黑死病，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忽略了：多桅小帆船已经在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文艺复兴已然开始，近代国家已经建立。历史被武断地切割。但是，在过去15年多的时间里，对法国的区域经济、意大利艺术和思想、德意志精神和英国社会的研究取得的进展，已经使这一概念化为乌有。这一段历史确定无疑地属于中世纪。在1450年和1540年至1450年之间，基督教的欧洲焕发出与之前的衰落截然相反的活力，尽管确如近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宣称的那样，至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基督教的欧洲已经恢复到了1300年或1320年的水平，那是直到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欧洲才能见到的情况。但正是这段令人厌恶和排斥的时期，奠定了近代欧洲的根基。

这个有些过分的评论，略带错愕，是一位伦理学家于1520年做出的，它针对的是一种舍其则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的根本现象：即人类寿命的缩减最终结束。在1420年之后尤其是1470年的档案中有大批材料已被发现，所以相当可靠的人口研究首次得以进行。当时肯定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其中的原因却是复杂和模糊的。

曾经肆虐加剧人口锐减的传染病逐渐退去。黑死病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发生于1437年和1440年，偶尔的发作则持续至1465年。例如，斑疹伤寒的记录见于1470年到1560年南特地区的一系列瘟疫记录中，90年里的51年有病情记载。而另一方面，麻风病只不过是一段令人不快的回忆，它从未席卷全部人口。它的消失是由于肺结核的发作——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后者对社会非特权阶层威海更大——还有梅毒，这种病在法国和那不勒斯的军队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在1498年至1525年之间的“意大利战役”中也是如此。与这些相比，黑死病的影响相形见绌。其杆菌的致命性并不因医护条件的改进（直到1600年后才有所发展）或民众免疫力的逐渐增强而减弱，是人们体质的增强遏制了它的影响。与这一胜利相比，瘟疫的失败成了次要的现象。人们足以抵御它的侵袭，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战争在这一时期起了什么作用呢？与瘟疫相比较，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在不同时期和地点，由骑兵队或由雇佣兵的攻击所造成的破坏较以前不那么频繁了。波尔多的收复（1453年），意大利的洛迪（Lodi）和平（1454年），波希米亚的胡斯战争的结束以及皇帝斐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在1470年左右予以支持的城市间协议的制定，与游荡在阿尔萨斯的雇佣兵或被消灭，或于1440年到1450年之间应召成为皇家军队一样，这些都积极的。但是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尽管法国境内的战争大体上结束了，在路易十一挫败大公军队的蒙特利尔（Montlhéry）之战（1465年）和一百年以后的宗教战争之间，阿图瓦和勃艮第的争斗一直持续至1480年，而且在1488年，吸血鬼（écorcheurs，敲竹杠者）还结队游荡在诸如法兰西岛（?le-de-France）这样的乡下。在英格兰，内战爆发了；在德国，骑士们，即里特（Ritter，中世纪有贵族身份的骑士、武士、骑士团成员），在整个莱茵兰和中部德意志强行采用武装自卫权（Faustrecht，封建贵族动用武力的权力），即武力原则；意大利自1490年以后再一次惨遭战火蹂躏。尽管战争如同我们早先看到的，是贵族们地位衰败的结果，在贵族们被消灭之后，政治扩张在国王的名义下得以迅速恢复。

“人口激增”（2）

尽管农业生产的发展意味着食物短缺的情况日益减少，但饥饿依旧在大约1465年袭击了波旁（Bourbon）王朝的领地，1481年和1492年北部法国和低地国家受到波及，在1522年和1525年之间阿尔萨斯和西德意志也未能幸免。这些粮食短缺的危害在于，虽然很少有人直接死于饥饿，但它们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免疫力。总之，在这些外部因素影响下，没能形成可以使出生率上升所需的相对安全的环境，而延缓了最终的复苏。

尽管我们的信息在这一基点上是不充足的，但这确实表明促进人口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逐渐增强。农业的复兴是（贵族）对土地和农产品的需求瓦解的直接结果。农民能够通过改进农具和耕作方式获得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口粮，这就使他们如同11和12世纪那样，得以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死亡率，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尽管在1427年佛罗伦萨的灾难中一些家庭的20个儿童中有15个，或11个中有6个，年龄很小就已夭折（鉴于这一灾难记录了“家庭的平均值”，这些结果不会出错），但富裕家庭儿童的存活率开始重新增加。在里昂，瘟疫前平均每个妇女有个子女，这一数据到1430年跌至，并在这一水平上保持稳定，到1480年又攀升至或。毫无疑问，食品供应的改善在这种恢复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回归先前的“婚姻模式”对于人口的增长同样重要，在这种模式下女子很早就出嫁，这有利于提高出生率。但是根据1427年的相关记述，有74%的农村女子到这一年龄已经出嫁（这一比率在城市中仅为58%），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Bernardino of Siena）据此在1425年声称，米兰有20 000名年逾20的女子还未出嫁。1480年之后，婚配陪嫁（Monte delle Doti）——一项由佛罗伦萨发起为适合结婚的女子提供嫁妆的基金因为缺少顾客几乎被迫关门。就我们所知，在这种婚姻中男子往往年龄较大，但是到15世纪，年龄介于23和27岁的男子被视为合适的新郎，与此相比，在1320或1340年之前30多岁的新郎则是屡见不鲜的。

一个迄今尚未能被科学验证的决定性因素也应被考虑到：即女性在人数上占据优势。这是当时环境中的一个偶发现象，例如由于可以对分娩提供更好的照顾和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或者是因为一种我们无法分析的长期的生物性趋势，这一事实经过开展这样的人口调查得到了确认。尽管在1427年的托斯卡纳男子仍然远远多于女子，而到1455年至1470年，巴塞尔、纽伦堡、阿图瓦和低地国家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那里男女的平均比例为85至90个男子对110至115个女子。从道德或经济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婚姻市场上的女子已经饱和，使得女子结婚的年龄降得更低而且更早地开始家庭生活。

对于导致人口趋势发生逆转这些因素，我们能否量化或确定其时间？总体趋势的发展是缓慢的，而且相当多样化，但毕竟没有类似1347年至1350年的明显的中断。在某些地区，如上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法兰西岛，直到15世纪末，人口水平持续下降；而在其他地区，像奥弗涅（Auvergne）、勃艮第、里昂、埃塞克斯（Essex）、埃诺（Hainaut）以及郎格多克的部分地区，人口从1440年起激增。如果谁选取英格兰、诺曼底和埃诺的平均值，就可以声称人口是从1410年至1420年之前的负增长向情况最好的大约1420年至1440年重新正增长转变，每年的增长系数为—。真正的增长始于1450年至1460年之后，当时的增长系数已经稳定在—。1475年后，尽管科（Caux）和郎格多克的增长率分别是和，但每年的增长率稳定在和之间，这代表了人口在3或4代间翻了一番。不幸的是，十五世纪初的数据表明这一趋势趋于停滞，大多数国家居民的数量只有1310年或1320年的3/4或4/5。这就是为什么把“人口激增”归结于生育显得名不副实，而且大约在1550年左右人口数量重新开始下降更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超出了我们研究的时间范围，简略提及的目的在于强调这一现象的不确定性。

“人口激增”（3）

还应提及一个决定性的、不应被忽视的方面：城市的形势似乎很特别。当然，情况一向如此，14世纪的危机使它们经受了一次次残酷的通货膨胀和衰退。每一次城市移民的大潮都在其身后留下了一片残迹，我已指出这种增长拉开了城市对农民残酷掠夺的序幕。一旦最紧迫的危险过去，城市的魅力就不会暗淡，因为在它们的高墙背后，失业者和逃亡者意外的发现他们受到欢迎，而且工作比起乡下来也许更为轻松。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1450年后，几乎各地的移民都如此之多，使得城市议会面临严重的容纳问题。人口的流动因突发因素改变方向：在巴黎，大约1480年或1500年，来自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移民（占巴黎移民总数的31%）同塞纳?埃?瓦瑟（Seine et Oise）的两个先前富庶地区的移民（占巴黎移民总数的29%）以及来自卢瓦尔河（Loire）南部（直到后来被驱逐，其构成了18%的巴黎移民）的移民形成了竞争。很难对这种人口涌入的数量作出估计，据推测，在1435年和1455年之间移民分别占兰斯（Rheims）和斯特拉斯堡人口的25%和35%。若干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城市因移民的涌入人口重新大幅度增加，如瓦纳（Vannes）、雷恩、塞莱斯塔（Sélestat）或科尔马（Colmar）。此外，诸如阿尔勒（Arles）或佩里格（Périgueux），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之，尽管人口的数字并不能真正证明根本性的诸多变化已经发生，但在1500年，绝大多数城市拥有和1300年一样多或者更多的人口，里尔、第戎（Dijon）和根特的情形既是如此。这种增长姗姗来迟，甚至比乡下来的还晚，而且在147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在这些新的压力下，城市社会的立场坚决了，他们抛弃了新来人口中无利可图的部分，把其分派到郊区或者特定的城区。为了获得公民准入权（droit de cité）——在普罗旺斯、中央高地（Massif Central）和莱茵河沿岸的城市特许给予的公民权——一个人必须谋取一些土地或获得一处拥有契约的住宅（acte d’habitation），即使波尔多，也被先后两次大批的移民涌入瓜分殆尽。那些没有获得这些资格的人被抛出了城市，如同在大约1460年或1470年的勃艮第公国发生的一样。在短期内采取过激措施的统治者，并不认为通过清除一个反叛城市中的居民然后强制性地以新居民加以代替，就可以获得支持，就如同法国—勃艮第战争期间在阿腊斯和列日发生的一样。

乡村重现生机

农业复兴的条件与人口复兴类似，并与之相联系，由于各种分歧和矛盾是如此之大，农业复兴的总体进展难以确定。首先，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乡村重现生机的意义：约1460年，康布西斯（Cambrésis）每公顷土地的平均产量是6公升（16 1/2蒲式耳），凯尔西（Quercy）在1473年的产量仍是微不足道或是可以被忽略的，两者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奥佛涅和普罗旺斯直到十六世纪初才开始耕作它们荒弃的份地。其他地区，如1484年法国的许多大庄园，或1489年当约翰·劳斯（John Rouss）和其他人向国王亨利七世纷纷抱怨时，1498年的托斯卡纳——如果萨沃纳罗拉（S*onarola）可以相信的话，以及1500年的丹麦，人们仍在抱怨乡村并没有完全复苏。但是，这一复苏的各种技术条件是可以确定的。例如，凯尔西的情形已经表明赋税经常由集体确定（在1450年和1490之间占到了这一地区税收比例的80%之多），因此也代表了一个特定地区各个阶层的共同的努力。另一方面，谷物的价格在1470年之后稳定下来, 这就使农民未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而种植更多的谷物。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人数众多的工人而使工资增长速度趋缓。在英格兰，工资水平甚至在1430年到1450年之间以及1470年到1490年分别下降了10%和15%之多，也许这也是城镇之间竞争的结果。

这种复苏在各个阶段的诸多结果在整体上也许是这样呈现的：在1440年和1475年之间，人们大量种植能经济性作物，尤其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人们经营亚麻、葡萄园、果园以及橄榄园。从1475到1520年人们开始在贫瘠土地上清除份地，但是直到1520年，在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才开始开垦早在十四世纪就被抛荒了的荒村。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20%的农地重归耕犁之下。

尽管谷物的价格在1460年或1470年后略微上涨了，但耕地并未升值。在英格兰或诺伊堡（Neufbourg）每亩可耕地的价格保持其在1420年至1425年的水平。造成这种价格停滞的原因很清楚：农民在逐利的过程中，尝试用其它作物追逐利润，而且从14世纪中期起，一种土地专业化的趋势开始出现了。如果像在大约1450年的勃艮第一样，一个葡萄园的维护费用为20里弗尔而收益为45里弗尔，为什么要冒险去种小麦呢？把小片的耕地变成赚钱的葡萄园可能包括停止所有的生产。在大约1500年，即使是容克贵族地主也设法将葡萄移植到萨克森。将葡萄和橄榄或是葡萄和坚果树混种，现在仍是许多南欧国家的特色风景，在当时的确极为普及。

农业的另一方面——畜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农民的兴趣。肉奶制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各种以羊毛为原料的纺织业生产的惊人增长。（使养羊业合同格外受到关注，城里人买下一群羊然后将其租借出去，农民出卖羊羔并且每年繁殖以保证自己免于拮据，在这方面二者是一样的）这些都证明这类投资是正确的。投机的因素，或与之相反的转让所有权的因素，（在许多这样的牲畜契约合同里——如同他们在南部或北部法国的不同地区所称的一样），或者是意大利的家畜赁贷契约（soccida）的因素——也不应该被忽视。1460年之后，在阿尔卑斯山或比利牛斯山南部，许多农民经常不能负担他们的农业费用，只有出卖自己牲畜的所有权来换取现金。（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仍然必须劳作，但他们只能在年末抽取产出的一小部分）可能是由于这些合同变得更为普遍，以致牲畜开始被分开饲养。这对我们似乎平常自然，但在中世纪却是非常奇怪的：不再有盲目的季节性牲畜移动，牲畜不再在危险的森林中觅食，而代之以马厩、猪圈和专业化的牧人。

导致畜牧业形成迄今从未有过的规模的因素之一是来自“异邦”牧群的毁灭性的竞争。匈牙利约在1480年向西方出口了大量的牛肉和奶制品，以至于不得不实行限制性甚至系统性的保护措施，如在1492年的科隆。至于养羊，南欧引进长毛羊种导致其他地方重新从事地区性牧羊。尽管我们不清楚“美利奴”（merino）羊的来源，但自从1278年和1344年起它们就分别出现在西西里和西班牙。它们的名字可能源于摩洛哥的梅里尼兹（Merinids ），或来自一个柏柏尔人部落。热那亚人也许在沿着第勒尼安海（the Tyrrhenian Sea）引进它们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无论他们引进的源头是哪里，并不意味着它们被迅速地在各处集中牧养。在多菲内（Dauphiné）、肯特（Cantal）和上普罗旺斯，由于这些牲畜的大量繁殖和贪食对下层灌木丛的破坏和侵蚀迅速蔓延，或重新开始。在普罗旺斯，羊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人的数量。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季节性牲畜迁徙的传统如此牢固，足以延续到我们研究时段之外的几个世纪），是仅有的能在最初组织一套采集、筛选、运输和对羊群征税的合理体系的国家。麦斯达（Mesta，西班牙古时的牧主公会，该词的词源仍有争议）作为一?普通的行会诞生于约1275年，因其主要的供货方是西班牙的“大公”（grandees）和军界，可以影响他们的国王安排合适的税收和土地专款政策，所以其日渐成长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强权集团。到1360年，羊的头数据估计达到了100万，到1450年，在这一庞大的联盟手中逐渐积聚的羊群总数达到了300万头，到1490年增至470万，当时阿拉贡的斐迪南德接管了僧侣骑士团而且成为西班牙的头号牧羊人。这种权势不仅保障他拥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和臭名昭著的免税权，同时保护他抵制农民的要求——由于成千上万的羊群践踏耕地而要求获得赔偿。因为在这些羊背后集结的是全体贵族和国王。

扰乱乡村

英格兰的情况有些不同，要对其进行分析请先允许我介绍欧洲农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即萌生林的蔓延。在不列颠群岛，无法进行牛羊的季节性迁徙放牧。为了弥补这一点，英格兰人尽力保障其羊毛的高品质，在西班牙引进美利奴羊之前羊毛是其主要的出口商品。自爱德华三世继位以来，形势发生了改变。首先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佛兰德斯劳工问题（即使在英王于1362年在加莱设立了一个贸易中心，使货物可以完全安全地卸载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其次，由于许多手工匠从低地国家，阿图瓦和莱茵兰来到英格兰，使英国制造业发展起来。在此，我们应该稍停片刻：即使抛开完全不起作用的1381年《航海条例》（N*igation Act），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奠定18世纪英国经济优势地位的基石。假如拿不列颠群岛的投机活动与以前相比的话，从那时起，养羊变得更为有利可图，这是因为出口税负突然降低了。在圣艾夫斯（Saint Ives）、南安普顿、斯坦福、布里斯托尔和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商人不再是皮卡底人或佛兰芒（Flemings）人，而是英国人。西多会修士似乎在养羊业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是他们自12世纪以来最为传统的活动之一。从那时起，他们把精力集中在羊毛上，甚至达到了组织护航队去赫尔（Hull），为邻村装运船只和提供劳务的程度。他们树立的榜样被许多贵族仿效。在城市里，一种新型的羊毛商人出现了，他们开始时或多或少是带薪水的掮客。他们奔走于英国农村，寻找处于财政困难的业主，向他们提供预付款以获得未剪下的羊毛，然后进行廉价地饲养（据羊毛商人所说是有风险性的），当剪羊毛的时间来临时，再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出卖掉。其他养羊人设法避免这类陷阱并使羊成为农村一种收益不错的投资，正如古谚所说，羊蹄变沙为金。

这种养羊业，即使没有在大陆上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大规模运动，也需要大片土地。羊群贪婪而未经驯化，对庄稼和森林危害巨大，牧养它们的田地不得不围拢。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圈地现象，其实际上可能是无害的，并对个人的种种决策做了限制，但是在敞田耕作的环境里，（英格兰和其他地方的这些土地如今长满了草），圈地意味着抛弃古老的各种公社农业惯例，把公有土地用栅栏圈起来不让其它动物在上面吃草。圈地破坏了庄稼轮作制，并逐渐摧毁了农村社区，不夸张地说，英国的圈地从长远来看对不列颠群岛的农民与麦斯达对西班牙农民的种种盘剥一样是有害无益的。英王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1235年亨利三世便已经禁止夺取和圈占公用土地，但是和其他措施一起，这在1380年至1390年高涨的畜牧业浪潮中被扫到一边，约1430年至1450年这种增长仍然强劲，当时不断上升的农业收益使许多家庭进行了大规模圈地。这一现象常常与那些废弃的村庄相联系，这些村庄在许多情况下随着可耕地的消失而毁弃，或者被迫不能再从事正常的农业生活，迫使农村社区解体和农民离乡背井。大批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形成了一支脆弱的劳动力，他们准备从事任何工作，这为后来英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圈地运动在1450年至1489年间波及大约2 000个地区：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兰开斯特附近或林肯以及纽卡斯尔北部，2/3的村庄被圈占，但在诺福克和伦敦东南各郡只有一半，约克和伯明翰乡下所受影响较小。抗议之声沸腾而传到了君主耳中，即著名的1489《大请愿书》（the Grand Petition）。红衣主教渥尔塞（Cardinal Wolsey）奉命于1517年展开调查。但事实上，国王对发展英国的羊毛工业很感兴趣。他对滥占土地现象视而不见，只被迫发布了几份抗议书。此后，这一运动就肆意扩展。在16世纪末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达到顶峰，这已超出了我们的研究时期。

欧洲大陆上相似现象的存在引发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如英国那样广袤开阔。在草场增长显著的所有地方：埃诺、昂古穆瓦（Angoumois）、佛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蒂罗尔（Tyrol）和巴伐利亚，首次围栏的时间和范围都不确定，唯一不争的事实是畜牧业在这些地区有了进展。在欧洲较为寒冷的部分，像布列塔尼、普瓦图或中央高地，开放的村庄（gastes）围绕封闭的牧场（coutures、trests、gaignettes）已有数世纪，围栏和高墙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在英格兰，与圈地相伴的是封闭的小块园地的数目在不断的增长。

圈占森林

我们遗留了一个有关森林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见，森林蔓延到了许多原先的耕地上。并无证据表明，清理森林是十六世纪农业复兴的一部分。为了获得这方面的依据，我们必须进入到18世纪，当时重新恢复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无论如何，得自木材和杂材的收入不断增加，使那些对此感兴趣的精明能干的地主们很满足。在大约1500年，诺伊堡的领主能从其森林或灌木上得到907里弗尔而从其平原上仅能得到400里弗尔。在德意志，投机性企业的大量涌现甚至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在纽伦堡附近，市民或如同许尔普切尔（Hülpuchel）一样的木材商砍掉橡树林而代之以生长迅速的针叶林（其木材可以满足各种用途）。松树、冷杉和落叶松对原有的落叶林地的不断侵袭无疑肇始于此时。我们已经开始把它们视为本地树种，但其实它们却是15、16世纪城市投机的结果。它们也是毒果，因为厚积而且没有肥力的松针层覆盖在森林地面使其日益贫瘠，家禽不能再从中觅食。由于不尽相同但具有同样灾难性的因素，德国和洛林的农民如果不大批逃亡的话，就只能被限制于干一些纯粹的农活。

森林也许从未停止过扩张：在15世纪的索洛涅地区，72%的农庄（称做谢佐，chézeaux），都拥有森林。在那里森林并不十分密集，是他们不懈的忙碌弥补了这一点：包括烧炭者、林地所有人、戈丁斯（godins，源自德国的瓦尔德？）在森林里安家落户，他们像11世纪的隐士和逃亡者一样，组成了一支完整的“原始”手工匠群体，也像其11世纪的先辈一样，可能在复兴“第二产业”方面扮演了基础性作用。当然，所有可利用的空地的主人有根据地怀疑或臆测这些林地主人在胡作非为，并且可能背后有两套措施，这些措施的弊端大大超过了它们的优点。首先，打猎的自由——一切自由人继承祖先的权利，曾被农民顽强地捍卫过（即使今天也是这样）而今却被禁止了。已经到了对包括猎捕狼、狗熊、野猪和成年牡鹿所需的昂贵的猎枪，成群的猎狗，猎网和诱猎者进行限制的地步，这些往往成为了贵族们的特权。但是，狩猎的艺术在十五世纪不断改进，并且更为精确，日益与贵族提高了的动物知识相适应。他们不再视打猎为进行战争而必需的训练或是为了谋取除猪油之外的其他食物的方式，它已经变成了一项妇女也能参加的运动技能，这样就使他们扩大狩猎活动和猎杀不太可怕的野兽。像狐狸、雌鹿、狍，甚至兔子和多种鸟类，都成为贵族的猎物，直到后来它们被留给农民的弓箭、捕网或猎夹。在西方社会，鹰猎的更多采用（腓特烈二世与穆斯林接触后，获得了这一技术的入门知识）需要专业训练的人员。不久，不同品种的猎狗被培育出来以进行不同的狩猎。贵族们现在通过组织持续几天的打猎来展示他们的慷慨，如同奥尔良的路易（Louis of Orléans）和安茹的勒内（René of Anjou）在15世纪所为。个别君主甚至在表现狩猎技艺上显示了相当的才能。在14世纪，一位名叫加斯东?菲伯斯（Gaston Phoebus）的人创作了关于狩猎的真正作品。国王们也经常感觉到要使这种活动极其盛大和不落于人后：从查理七世到路易十六，不止一个法国国王把此视为己任。这种情况的发展与乡下人的直接利益背道而驰。从1450年开始，先前制定的禁止在领主保留地里偷猎的法律公文开始禁止日常的活动。首先遭到打击的是村民们的狩猎方法，法令声称——也并非总是错的——他们是在凶残的灭绝动物（同样的规定针对捕鱼）。然后，若干种动物留给领主狩猎。一些统治者深谙他们从这些冲突中得到的物质利益，1470年，路易十一出售给一些领主垄断若干森林的狩猎权。这证明开始把农民从在森林中从事各种形式的狩猎活动中逐步排除在外了。其借口是从中获益的动物生命并非没有价值，就如同偶尔需要组织对狼或野猪的围赶一样。但是，无论是国王对其收入，还是贵族对其技艺的关切都对农民的法律和经济权益产生了不良后果，迫使他们去偷猎画眉，家兔或困于陷阱的鸟兽。

围拢林地再将其变成公园和饲养区是再造自然环境这一新趋势的一部分。这与生物知识的总体水平有关。我们已经看到，从13世纪末以来，甚至早于西多会修士，人们就开始清除下层灌木以加快高大树木的生长，并被许可从农民的牧场里划出大片的森林加以利用，以促进其生长。从1340年或1370年开始应用的种种方法——而且后来用于大西洋沿岸和德国——在达到这一目的上是有效的，但就其实施程度是有争议的。弗兰西斯一世于1516年发布了一道法令，此后被广泛效仿：规定砍伐要有十二年的间隔，并且每年对下层灌木进行清除。进行了勘察的部分森林被围拢和砍伐之后，按照每英亩20棵幼树的标准重新种植更多耐活的树种，例如橡树或山毛榉，然后任其生长。在栽种的最初三年里，森林成为禁区。至于狩猎，这些措施的积极方面不容置疑，但是它们包括惩罚和驱逐，勿庸说投机性的冷杉种植的后果，这一切都对农民社区造成了危害。

这样，林地作为中世纪经济的第二支柱，往往落入把它们据为己有的领主之手——尽管他们的动机很好。这一问题是复杂的，由于无法解决凌驾于任何相对重要林地上的领主权的混乱，农民的抵抗在十六世纪初结束。这不仅是因为关于伐木、狩猎和再生林的禁令互相矛盾，而且因为看守人、王室护林官和管家这些监视机构也因争夺利益而深陷其中。例如，88位领主和牧师（不包括国王），都声称对奥尔良的森林拥有权力。森林的例子是15世纪末大规模竞争的典型代表，尽管其包括了积极的因素，但它的结果是有限的，其成效是有争议的。

一个更为稳固的工匠阶层

尽管用多种方式解读了农村地区所经历的问题，（尤其是如果考虑到14世纪的种种灾难的程度的话），但城市却展示了令人振奋的一面，这在解释中世纪城市上升态势方面迈出了一定步伐。出现这种繁荣的原因是多重的：尽管熟练工人分布很不均衡，但并不缺乏劳动力，不论是在蜂集着农村逃亡者的城市里，还是在如今依靠干零活勉强度日的乡村中最为贫困的家庭里，情况都是这样。那里也绝不缺乏工作：西方劳动史的特点之一是在商品制造业的预备阶段便开始逐渐分工。精湛的技术和一支专业化的劳动力大军保证一批品种更多的制造品在市场上供应给顾客，顾客们也变得更为多元化和比以前消费欲望更强。因为生产奢侈品的成本在上涨，诸如昂贵的纺织品或金属制品，货摊上为精英阶层准备的物品和那些提供给其他大众的货品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在这方面，制造阶层在加剧社会歧视和导致阶级冲突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我仅举一个显著的例子： 13世纪，服装成为人们互相区分的要素，的确，这只要在普通服装上加上一条皮镶边，金滚边或条纹染上一种昂贵的颜色——例如红色，就可以如愿以偿。从那时起，农民的服装就不同于穿戴似骑士的商人服装。服装风格的演变（所有这一切都夸大了，因为服装成为了社会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用于把人们相互区分开来。尽管如此，这是一种在工业化国家直到50年前还很熟悉并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的特征。我当然不会在此讨论陶器，家具和手织花毯，它们的演变是按照相同的顺序进行的。

除此之外，技术方法的不断进步保障了工匠阶层的生命力。我已经提到过采矿业，但在几百年来处于领先地位的纺织业，14世纪的革新成果已成为标准。转轮、桨柄和丝磨在1420年前从伊普尔（Ypres）扩展到佛罗伦萨，这些工具不仅使工作能在更为规律的基础上展开，而且为我早先提及的生产的多元化提供了便利。例如，廉价的轻哔叽（如果相当粗糙和易碎的话）开始在15世纪的英格兰——布里斯托尔、温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附近，尤其是在默兹（Meuse）山谷和佛兰德斯沿海之间的城镇生产。老中心如阿腊斯、图尔奈（Tournai）、艾尔（Aire）和于伊（Huy）重现了生机；其他市镇如翁斯科特（Hondschoote）、梅嫩（Menin）、圣特莱登（Saint-Trond）和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eres）也因为轻哔叽而得益。同时从东方引进棉花到意大利，经威尼斯到米兰，然后到南部德国——康斯坦茨、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刺激了亚麻棉布的生产，这或者是丝和棉的混合物，通常更多的是羊毛和棉花的一种混合物。这为如富格尔（Függer）一样的家族们提供了发家的坚实基础。

制造业阶层已经拥有两种重要的促进其发展的力量源泉。首先，城市和乡村的联系此后已非常牢固。很早的时候，先是意大利然后是莱茵兰的行会主人就已经授权农民进行全部或部分制造工序。十四世纪初的热那亚，70—80%的纺织工人被居住在亚平宁的城市企业家雇佣。这种做法往往反映了行会师傅对他们当地学徒的敌意，学徒们被迫降低要求，因为村民们比他们所得的薪水更少。就如同在佛兰德斯，学徒们会不时地冲进与他们争工作的小村庄捣毁其设备。到15世纪初，这些野蛮的做法不再通行。一方面，不断专业化的学徒们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在技术方面无法与他们同日而语的农民的竞争；另一方面，把一门技艺划分为两个层次不同的技术的思想开始普及。纺织业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最佳证据：亚麻的收集、在流水中漂洗、染色和纺织只能在露天作业；各处纺织业的这种分支于十五世纪形成，在爱尔兰和威尔士，在勃艮第和比热（Bugey），在士瓦本（Swabia）和巴伐利亚，在乡下早已准备好的成束亚麻被运往城市。羊毛衣物、哔叽和丝毛哔叽的编织由乡下负责，而城市则处理加工程序和染色，并保留了罗呢的整个工序——它需要一个不大但却非常昂贵的转动装置，并与它本身紧密联系。在这些条件下，乡村的布局就与城市分配给它的工作相联系，并在加工中心附近发展起来。乡村都沿着康斯坦茨湖岸集中在拉芬斯堡（R*ensburg）附近，赛文（Severn）河谷的居民聚集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约1400年在普拉托（Prato），达提尼（Datini）公司雇佣了城市里的17个工人和城市周围40公里的453名工人。在坎特伯雷，15%的农村人口在大约300个村庄里业余从事制衣业。农村的从属地位隐约形成了。

工匠阶层结构的第二个方面把我们带进后世：这就是商业的日益集中。当克雷蒂安?特鲁亚（Chrétien de Troyes）描述在12世纪末有100位少女在制衣，他意在使他渴望奇迹的听众们惊叹不已。两个世纪以后，这一切的确发生而且更为普遍了。我想起了巴第（Bardi）家族和现在的普拉托家族。15世纪初，泽卡（Zecca）和威尼斯的兵工厂和铸币厂雇佣了2 000名工人。稍后，托尔法（Tolfa）的明矾矿有500名工人在工作，使历史学家印象深刻的是，在同一所有人之下的作坊变的集中，而不是在一个作坊里对工人们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单独来看，单个作坊仅雇佣10或12名学徒，即使在佛罗伦萨或法兰克福的纺织业中也是这样，但是这些作坊构成了一个集团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设备经常公用，合伙购买产品，这些不同部门的联系由一个共同的家族或业主提供，例如，佛罗伦萨的博纳科尔西（Buonacorsi）控制了超过300个作坊。这些企业家实际上都是商人，稍后我们还将谈及这些首领和金融家。

采矿业的繁荣

15世纪是矿山的世纪。1460年之后在中欧，尤其在德国，采矿业直至18世纪甚至那以后都是按照固定的方式组织的，它决定了采矿业的进展和可行性。这是由于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占据先机，这也与当时适度的国内和平相适应，所以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获甚至得了超过意大利的经济优势。当这种进程刚刚开始时，形势并不是非常明朗，有许多历史学家声称这仅是自13世纪以来长期增长的结果。事实上，其起源的问题是相对次要的，主要事实是在殖民扩张前夕，欧洲既能充分开发其地下资源，也掌握了允许其在其他地方这样做的技术。

这不是一种间断性需求的结果，它不仅是正在进行中的铁矿开掘和铝矿开采，而且是要搜罗地球上所有的产品。矿物盐在萨克森、上波兰和萨兰（Salins）附近的孔泰开采，这说明了市场对盐需求的剧增，盐产量因此与王室或王侯们得自盐务税或盐税的收益相联系。这种需求也增强了位于索恩河畔的沙隆（Chalon-sur-Sa?ne）、梅斯、拉芬斯堡和巴塞尔）——这些位于莱茵河—罗纳河（Rhine-Rh?ne）轴心的集市和市场的重要性。从那时起，海边的尤其是那些在朗格多克的盐碱滩都遭到了破坏。威尼斯是仅有的设法对付“洛陶林吉安”（Lotharingian，在匈牙利）的竞争的南部国家，阿维尼翁教皇不久就对此表示积极支持。

罗马教皇自己掌管铝矿开采，铝是制衣过程中必需的一种化学品，其于大约1461年在圣彼得（Saint Peter，即教皇领地）地界的托尔法被偶然发现。发现铝所带有的半奇迹特征（这意味着不必再去奥斯曼控制下的小亚细亚索取福西亚出产的铝，或去埃及马穆路克那里购买铝了），以及其开采过程中的极其丑恶无耻的特征（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管理开采和营销，教皇则负责将任何拒绝购买铝的人开除教籍），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除此之外，热那亚和威尼斯作为传统上东方铝的供应者的位置，已被佛罗伦萨所取代；这只不过是美第奇家族成功地崛起于权力舞台之一斑。应当指出在北欧，木灰和粉碎的浮石已长期替代了铝，从而使铝比起盐来成为一种赢利较少的商品。

铜的开采也得益于施蒂里亚（Styria）矿床的发现，在那里一个富含铜（2%）的铁矿中发现了含银的铅，超过了莫桑（Mosan）或伊比利亚矿床的储藏量。这种金属在炮兵和海军装备，或者仅仅就是烹调器皿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整个15世纪，尤其是1451年后不断增加。当时一位名叫方克肯（Funcken）的萨克森工程师完成了从银中分离出铜，以及从锑中分离出铜的过程。仅过了两年，古腾堡（Gutenburg）验证了这一金属的特性并选用其为印刷厂铸造了第一枚活字。来自铜矿的收益也解释了富格尔家族从中所得的利益。他们获得了斐特烈三世的特许，达到了近于垄断铜开采的程度，而且享有这一特权直到大发现时代的第二阶段于秘鲁发现铜矿为止。

在更为必需的金属中，铁继续占据首位。就我们所知，铁的产量在1460年和1530年之间增加到原先的四倍，但是我们仅能根据那些来自城市或王公们的记载来对此进行猜测，它们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普通的数据而已。不同于其他许多金属，似乎铁矿开采尚未脱离其以前的地点。我们未从哪里听说过有哪一次勃兴堪与13世纪控制马萨马里蒂马（Massa Maritima）后的繁荣相比，1225年和1250年之间一座庞大的城市在那里拔地而起。若干生产地区也许已经萎缩，如厄尔巴岛、米兰附近和比利牛斯山脉，而香槟、尼韦奈（Nivernais）、诺曼底、洛林、哈茨和图林根都加大了他们的出口量。在1525年左右的德国，有多达100 000名矿工，其中半数在铁矿工作。欧洲相对稳定的冶金业格局也许源自这一事实，即冶铁厂仍然受到燃料的可利用率和铁矿位置的严格限制。其它金属也受到这些限制的影响，但是由于它们的数量较少，可以最后进行运输。这一过程不断完善：四或五米高的烤炉通过一个入口安装，用风箱进行通风，但是在个别地区，尤其在林区，由于烤炉需要黏土，需用木材做燃料，水道要进行清洗，所以工作经常被打断。正如许多商人——像法国的雅克?科尔（Jacques C?ur）——所意识到的，这导致了生产中的一种瓶颈。或是由于森林的灾难性毁灭，或是来自生产停滞威胁的风险，耗费25立方米的木材才能得到50千克的铸铁。煤尽管从12世纪就已被人们了解，却尚未系统开采。在列日的乡村，煤被广泛地应用，但是这一地区于1468年被勃艮第的查理*，他的继任者们对煤的价值一无所知，而且致使这一采煤走廊被破坏和淹没。

另一方面，贵金属在欧洲如此缺乏——经常被称为“饥荒”——以至于人们为了补充不断下降的萨克森或普瓦图的银矿产量而费尽心力地探寻新的矿藏。在波希米亚的库特纳霍拉（Kutna Hora）和帕森（Plsen）发现了重要矿藏，使得需求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尽管欧洲的产量已经在16世纪初达到了85吨，但还远远低于需求。每个人都清楚需要到欧洲之外去寻找补给，这就推动他们踏上了海上远征的道路：他们需要更多的金银。自从1400年之后，基督教世界在依靠马格里布、拜占廷和亚历山大获取其日常的金供应量上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大约1475年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西发现的少量矿藏带来了希望，但不久就证明事实被夸大了。

副作用

从逻辑上讲，我们应该看看他们的一些重要金属制品。但是，事实上，无论如何，金属制品产量的重要性远没有极大改善矿井、矿山或如德国人所称的山中作业的工作条件重要。那时挖掘一条水平巷道非常困难，因为崩塌、窒息或水淹的风险而十分危险，只有奴隶、犯人和最贫穷的人们才被雇佣去干这种工作。在这些条件下怎么能希望提高生产率呢？开采局限在露天的煤层中或只有几米深的煤层里。除此之外，罗马法同意把煤矿底层的所有权交给邦国，这一决策也只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或兴味。在12世纪，像巴巴罗萨一样的统治者们已使这种所有权附属于他们的王权，并且最终得以授权，但是很少使用这项权力。所以中世纪的首部开采法得以保存下来，例如1249年伊格劳（Iglau）的开采法的确允许君主的自动干预。

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安排在14世纪失败了。当时，君主们开始垂青于财政的收益，因为如果他们出让其对部分矿山的权利，即可获得与其价值相符的一笔钱，他们就可以从中渔利。查理六世于1366年这样做了，附带条件是至少雇佣150名矿工，就如同爱德华三世在1377年保留了以最低市场价对铅的优先购买权（这是一种英国式的垄断）一样。在法国，国王把开采执照分发给或是像雅克?科尔一样的中间商，或者给当地的领主，他们在诺曼底和佩尔什（Perche）作为专门经营煤矿的男爵（Barons fossiers）而开始出名。到15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特许权似乎都已经变成了赚钱的机器。矿山主人，即贝格迈斯特（Bergmeister），一般自己保留十分之一的产品。他建立了（例如同意大利的商船）由资本投资人和部分煤层的收益分红者（这可能包括多达130名将积蓄投资于矿山的有产者、教士或小地主）组成的煤矿公司。招募的矿工都是全日制的，他们最后可以得到适当的工资。因为其为工作领域引进了一种全新的因素，所以是劳动史上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如果这种组织没有引入足以使生产得以展开的最小限度的改进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利可图了。大约1460年在波兰，清除来自巷道渗水的排水体系已经完善。几乎与此同时，煤矿支架在更危险的巷道出现，加上装备了流通空气的风箱的通风矿井的引进，矿工可以一次在地下呆上几小时。由于采掘和除土的方法不完善，矿井似乎没有深入到20米以下的地方。尽管如此，各种事故的记录单也非常长。当德国农民于1525年暴动时，许多矿工都参加了，这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有力控诉。低工资是他们抱怨的众多弊端之一。他们绝大部分出身乡村，和农民一样，承担着愈发富裕的社会的沉重负担。

金钱的重要性

那些想把中世纪的结束确定在1350年或1400年之前的历史学家，无疑会把他们的主要论点基于贸易之上。即使一个人禁迫自己不去越过海洋向更远处瞭望，那么1500年或1600年的欧洲与1250年或1350年的欧洲也是毫无关系的，无论是消费中心、商贸路线，还是商品，甚至技术，前后都有很大差异。但是准确地说，正是因为这种巨变，这种影响深远的欧洲基础结构的改变，我们迈进了16世纪，而且这是中世纪“危机”的一项遗产，揭开了基督教征服全球的序幕。

在这种巨变中，技术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们怀疑这是11和12世纪时的情形，如今，这一点得到了肯定。流通方面，能够与13世纪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相提并论的并不是很多：马掌、马车横木和移动车轴在美男子菲利普四世时代已经为人熟悉，但是在诸如索洛涅的关税表中，仍然记载着15世纪依然有没有钉蹄铁的马匹。运货马车可能已能运输更大的货物，我们听说过大约在1350年，一辆马车可以运输4吨石头和2吨沙，相当于一个大轮渡——但是又有多少马车能达到这种运能呢？人们对马车散架或道路上的凹坑抱怨的也越来越少，在里尔， 美男子菲利普四世甚至铺筑了公路网。但即使是为教皇服务的最快的信使，或者是路易十一于1471年设立的公共邮差，也并不比以前跑的更快。起源于14世纪20年代的一个有趣的、可能发生在英国的革新是游客用的四轮大马车。但其也不足以改变一个大洲。

在水上交通方面，河运的情况与陆上几乎一样：在包括巴黎、鲁昂（Rouen）和里昂在内的许多城市里，水运的重要性确保了几个码头得以维持：在佛兰德斯，运河和堤坝被疏浚和扩大。它们可以确保50至90吨的大三桅帆船通航，这些名目繁多的帆船，吸引了当地的博学人士；至于大海，虽然鼓舞了许多探索者，但其战利品却是最为吝啬的。斯堪的那维亚的船只，有着三角帆和圆形船身的高舷帆船可以载货300或400吨，它们可以一小时航行5海里，在顺风时还能更快。即使拥有75名桨手的地中海平底船，也不能航行得更快了。从13世纪开始，它被迫让位给运能为150至200吨、采用了印度的罗盘和斯堪的那维亚尾舵的船。由于配有帆的“战舰”在北部出现，因此在1420年至1425年间，这两种船一定有某种相互影响之处，在南方，卡拉格（caragues，一种商船名称）在热那亚被改进，运载量达到900或1000吨。大型船（nef，中世纪在法国发展出来的的一种非常正式的船只）和高舷帆船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杂交物，即小帆船，大约在1450年至1460年它以2至3个桅杆和方形帆的面貌出现，并长期被用于征服大西洋。但正如下列数字所示，这些革新并未改变当时的总体形势：在道治·莫塞尼哥（Doge Mocenigo）1423年的遗嘱中，列举了其在威尼斯所拥有的船队的船只总数，有45艘总吨位为300吨的平底船，300艘150吨的大型船和3000多艘中型的三桅帆船——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数据：在地中海首屈一指的商人最多可以运输60 000吨。同一时期热那亚的运载能力可能为20 000吨；整个汉萨同盟可能为60 000吨；西班牙和法国的大西洋港口为15 000吨，而英国则不可能比这更多。

为了弥补这一点，最为重要的是消费中心的改变，作为消费中心的大城市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某种公共权力的建立，或者其本身就是公共权力建立的结果。我已经说过，15世纪是大城市的世纪。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大城市是行政、军事和司法部门的一种可预见的或偶然的汇集，它们的出现使此前未受劫掠的通往市场和贸易中心的商路发生的偏移。对老城市来说，这一趋势只是巩固了它们的重要性，例如巴黎、里昂、巴塞罗那、米兰或罗马，或它们的溯源地——佛罗伦萨、鲁昂或里尔；皇家城市如第戎、波尔多、南特、南安普顿、昂韦尔（Anvers）、巴塞尔、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和里斯本，都在持续发展；而像波蒂埃（Poitier）、阿维尼翁和穆兰（Moulins，后来衰落了）等城市，则扩大成了依赖型的城市联盟，那里银行业兴盛，并且是交通网的枢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时的人口增长是一种城市现象而非农村现象。

生产中心也不能被忽略。许多先前供应农产品的地区，开始自产自用了，这样就使贸易的一个来源消失了或者说改变了贸易的结构，如英国羊毛不再运往佛兰德斯。其他新兴地区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剩余或稀有产品——波兰的小麦和松脂，西班牙的羊毛和藏红花——来弥补传统贸易中心消失带来的损失（这些传统的贸易中心由于缺乏贸易而从地图上消失）。

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因为总体的贸易形势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我将在作为所有商业发源地的地中海地区选取一些基础性的变革。的确，从伯罗奔尼撒到休达的整个穆斯林沿海地带为这种转变提供了背景。在巴尔干半岛取得巨大进展的奥斯曼帝国，和将其势力几乎扩张到阿尔及利亚、意大利、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许多城市的苏丹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同亚洲或非洲商队的出海口保持正常联系。他们之间日益默契，取消了许多烦琐和无用的会计制度，这些制度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巴勒摩和那不勒斯、巴伦西亚和马赛之间曾实行过。他们都不希望东方危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们不时被安茹、阿拉贡和奥尔良王室统治者的野心弄得烦躁不安，这些统治者对商业城市来说通常都是陌生的。蒙古大军挺进克里米亚，君士坦丁堡的完全孤立和马穆路克的强盛，都迫使意大利人为了确保通往关键港口的商路畅通而作出非常大的妥协。热那亚人关注卡法、特拉比松德（Trebizond）、拜占廷、塞浦路斯和拉塔基亚（Lattakia）；威尼斯人关注拜占廷、埃维亚岛、克里特岛和亚历山大；泰罗尼亚人则关注马格里布。这些都是传统的商路，在15世纪它们保持了原貌。尽管黑人或高加索奴隶贸易是不光彩的，但那不勒斯人、马赛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人却因此而发财。1430年左右在加泰罗尼亚总计有10 000名非洲奴隶，并且我们准确地知道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港有多少男女奴隶在出售。这一陋习由来已久，几乎早在葡萄牙人直接从塞内加尔或象牙海岸引进非洲奴隶的时侯就存在了，最终，1476年至1477年制定了一整套禁止法案。地中海贸易其他的传统项目逐渐脱离了意大利船队的控制：托尔法的铝取代了来自东方的铝；来自亚洲的辣椒不久就面对直接从西印度群岛运到里斯本的辣椒展开了竞争。尽管他们仍然运送朝圣者、木材、一些毛皮或少量铅到东方，但这些东西在用来获取当时急需的黄金上只是杯水车薪。威尼斯很保守，仍坚信他们的香料、羊毛和丝制品，但是在热那亚，罗美利尼（Lomellini）家族和塞图瑞隆（Centurione）家族则向前看得更远，他们在阿利坎特（Alicante）建立了基地，然后是塞维利亚，再是加的斯（Casiz），最后是里斯本，将未来指向了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由于在东方产品上的关税支出高昂（铝为33%，其他商品为20%），令人难以承受，使得东方的商品在欧洲的价格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意大利人似乎放弃了在黎凡特腹地、加泰罗尼亚和朗格多克全部的商业扩张，而转向当地运输甚或是内地市场。他们在麦地那（Medina）、锡古恩萨（Siguenza）或皮赞纳斯（Pizenas）的牛市上消失了。

新的力量使大西洋沿岸生机盎然。我不是指拥挤在从拉科罗克（La Corogne）到普利茅斯（Plymouth）海岸的渔夫和海盗们——巴斯克人、高卢人、布列塔尼人和高卢水手多年来就如此。长久以来，船只从波尔多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把红酒运到英国，再带回士兵。然而整个地区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致使其远离主要商路。第一个发生在1350年至1450年之间，第二个发生在1470年之后。在第一阶段，布列塔尼，也许还有纳瓦尔（N*arre）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由于别处的情况截然相反，因而这令人更为惊奇。是否有人想到十字架（Calvaries）和布列塔尼的大纪念碑（几乎都起源于这一时期），或者是比利牛斯雇佣军（后来可以确保得到他们的服务），人们不清楚这些现象究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的作用，还是一种新经济的黎明。巴约那（Bayonne）的崛起和南特、瓦纳（Vannes）和圣?马罗（Saint-Malo）的复苏都源于此时。1470年之后，当第一阶段接近尾声（布列塔尼和兰的斯仍与瓦卢瓦王室保持关系）的时候，第二个重要变革开始了：作为三个世纪来英国国王最为珍视的海外城市，波尔多脱离了其控制，并且似乎注定要灭亡，酒不再出口，周围的乡村也对其充满敌意。但事实上，城市迅速复兴，最初是依靠图卢兹的菘蓝染料，然后是加亚克（Gaillac）的酒，再然后恢复了美多克（Medoc）酒的出口。1475年之后，城市与体谅其处境的统治者和解了。当从巴约那到圣?马罗的整个战乱地区自诺曼底被同化后归于同一权力统治下时，路易十一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次叛乱得以平息。鲁昂的人口增长了三倍，迪耶普（Dieppe）的人口则翻了番。尽管弗兰西斯一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在1571年为鲁恩的勒阿佛尔（Le H*re）公爵寻找一个海港时却也从善如流。为了寻觅法兰西岛的海峡港口，法国似乎准备在英国之前开始大西洋探险。15世纪末，贝当古（Béthencourt）从迪耶普起航，雅克?卡尔捷（Jacques Cartier）于1530年从圣?马罗起航。塞纳河、洛林和加隆河（Garonne）先前被横跨南?方向的商路所阻断，但是现在商业动脉在王国内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因为总体的贸易形势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我将在作为所有商业发源地的地中海地区选取一些基础性的变革。的确，从伯罗奔尼撒到休达的整个穆斯林沿海地带为这种转变提供了背景。在巴尔干半岛取得巨大进展的奥斯曼帝国，和将其势力几乎扩张到阿尔及利亚、意大利、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许多城市的苏丹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同亚洲或非洲商队的出海口保持正常联系。他们之间日益默契，取消了许多烦琐和无用的会计制度，这些制度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巴勒摩和那不勒斯、巴伦西亚和马赛之间曾实行过。他们都不希望东方危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们不时被安茹、阿拉贡和奥尔良王室统治者的野心弄得烦躁不安，这些统治者对商业城市来说通常都是陌生的。蒙古大军挺进克里米亚，君士坦丁堡的完全孤立和马穆路克的强盛，都迫使意大利人为了确保通往关键港口的商路畅通而作出非常大的妥协。热那亚人关注卡法、特拉比松德（Trebizond）、拜占廷、塞浦路斯和拉塔基亚（Lattakia）；威尼斯人关注拜占廷、埃维亚岛、克里特岛和亚历山大；泰罗尼亚人则关注马格里布。这些都是传统的商路，在15世纪它们保持了原貌。尽管黑人或高加索奴隶贸易是不光彩的，但那不勒斯人、马赛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人却因此而发财。1430年左右在加泰罗尼亚总计有10 000名非洲奴隶，并且我们准确地知道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港有多少男女奴隶在出售。这一陋习由来已久，几乎早在葡萄牙人直接从塞内加尔或象牙海岸引进非洲奴隶的时侯就存在了，最终，1476年至1477年制定了一整套禁止法案。地中海贸易其他的传统项目逐渐脱离了意大利船队的控制：托尔法的铝取代了来自东方的铝；来自亚洲的辣椒不久就面对直接从西印度群岛运到里斯本的辣椒展开了竞争。尽管他们仍然运送朝圣者、木材、一些毛皮或少量铅到东方，但这些东西在用来获取当时急需的黄金上只是杯水车薪。威尼斯很保守，仍坚信他们的香料、羊毛和丝制品，但是在热那亚，罗美利尼（Lomellini）家族和塞图瑞隆（Centurione）家族则向前看得更远，他们在阿利坎特（Alicante）建立了基地，然后是塞维利亚，再是加的斯（Casiz），最后是里斯本，将未来指向了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由于在东方产品上的关税支出高昂（铝为33%，其他商品为20%），令人难以承受，使得东方的商品在欧洲的价格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意大利人似乎放弃了在黎凡特腹地、加泰罗尼亚和朗格多克全部的商业扩张，而转向当地运输甚或是内地市场。他们在麦地那（Medina）、锡古恩萨（Siguenza）或皮赞纳斯（Pizenas）的牛市上消失了。

新的力量使大西洋沿岸生机盎然。我不是指拥挤在从拉科罗克（La Corogne）到普利茅斯（Plymouth）海岸的渔夫和海盗们——巴斯克人、高卢人、布列塔尼人和高卢水手多年来就如此。长久以来，船只从波尔多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把红酒运到英国，再带回士兵。然而整个地区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致使其远离主要商路。第一个发生在1350年至1450年之间，第二个发生在1470年之后。在第一阶段，布列塔尼，也许还有纳瓦尔（N*arre）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由于别处的情况截然相反，因而这令人更为惊奇。是否有人想到十字架（Calvaries）和布列塔尼的大纪念碑（几乎都起源于这一时期），或者是比利牛斯雇佣军（后来可以确保得到他们的服务），人们不清楚这些现象究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的作用，还是一种新经济的黎明。巴约那（Bayonne）的崛起和南特、瓦纳（Vannes）和圣?马罗（Saint-Malo）的复苏都源于此时。1470年之后，当第一阶段接近尾声（布列塔尼和兰的斯仍与瓦卢瓦王室保持关系）的时候，第二个重要变革开始了：作为三个世纪来英国国王最为珍视的海外城市，波尔多脱离了其控制，并且似乎注定要灭亡，酒不再出口，周围的乡村也对其充满敌意。但事实上，城市迅速复兴，最初是依靠图卢兹的菘蓝染料，然后是加亚克（Gaillac）的酒，再然后恢复了美多克（Medoc）酒的出口。1475年之后，城市与体谅其处境的统治者和解了。当从巴约那到圣?马罗的整个战乱地区自诺曼底被同化后归于同一权力统治下时，路易十一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次叛乱得以平息。鲁昂的人口增长了三倍，迪耶普（Dieppe）的人口则翻了番。尽管弗兰西斯一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在1571年为鲁恩的勒阿佛尔（Le H*re）公爵寻找一个海港时却也从善如流。为了寻觅法兰西岛的海峡港口，法国似乎准备在英国之前开始大西洋探险。15世纪末，贝当古（Béthencourt）从迪耶普起航，雅克?卡尔捷（Jacques Cartier）于1530年从圣?马罗起航。塞纳河、洛林和加隆河（Garonne）先前被横跨南北方?的商路所阻断，但是现在商业动脉在王国内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铸币的恢复（1）

我们假定的对非洲或亚洲矿藏的勘探带给欧洲的影响直到1535年或1540年才可以感受得到，在此之前，欧洲不得不经历一百年的货币短缺，这种短缺直到15世纪60年代才得以缓解，人们发现了中欧的银矿和匈牙利的金矿，使得一整套优质的铸币得以流通。这些新的退斯通（testons）、荷兰盾（Gulden）、格罗申（Groschen）等等，对欧洲和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即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的富裕国家的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刺激作用。威尼斯，作为一个纯粹的商品进口者，是贵金属流失的重要源头。在1498年和1503年之间，它丧失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贸易地位，自1479年和1490年逐渐丧失塞浦路斯以及黑海之后，其商人被迫去叩打*世界的大门，这扇大门在东方是臭名昭著和不友好的，对西方则是非常不安全的。尽管有这些限制，物价伴随着王室舰队和军队、豪华的建筑、严厉的行政管理和远征的出现而上涨。国家和个人的债务激增却仍旧在借贷，但是出借者自己的金库却不是无底洞。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即把金钱从它们的藏身之处取出来。当时并不缺乏教会财宝、工人工资和商人存款。在15世纪末，货币存款开始实行，这被称为公共税，没有它城市就不能配备帆船。这从城市首先开始：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从1415年或1420年把他们的公共基金置于一种国家银行的管理之下，这种银行存储了查没款、间接收入、圣职税和在朗格多克被称为埃斯蒂姆（estime）的强加在财政收入上的征税款。在托斯卡纳，虽然类似情况在此后20年中再未发生过，但为了对富人课以重税而于1427年进行的大规模普查被称为灾难。在利古里亚（Liguria），卡撒迪·圣·乔治（Casa di San Georgio）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公共财务主管之后，执政官把公共税视为一种公共金库，迫使它于1445年停了所有支付。与此同时，一系列银行破产，如巴比（Balbi）和法拉万提（Fior*anti）银行，导致这一集团的信用崩溃。只有君主可以通过强征税款来避免这些灾难，但是因为具体情况不同，15世纪末之前各国的情况不可能相同。在法国，查理七世，尤其是路易十一设法将户口税（壁炉税）的税金增加至1440年的四倍，并将其变成了一种王室平民税（摊派税）。1471年，针对间接税的新规定使得一种新的货币复苏有了可能。但是，瓦卢瓦王室无力发行优质铸币。英格兰则不同，尽管毁灭性的内战刚刚结束，英国货币也因《格雷沙姆法》（Gresham’s Law）的实施而受到影响——当时皇太子查理使质地粗劣的法国铸币涌入诺曼底，以作为他同贝德福德（Bedford）摄政王的黑暗时代（1420年—1430年）进行斗争的组成部分，但其铸币从未贬值。勃艮第的查理公爵，处于欧洲新的主要商业轴心边缘，最重要的是，他基本支配了从马孔（Macon）到弗里西亚（Frisia）的惊人的财政差额，并且野心勃勃。尽管有成为奥地利王室的著名格言——Austriae est imperare orbi universo,AEIOIU:“奥地利保有统治全世界的权利”，但是，帝国不再能够指望，哈布斯堡王朝的斐特烈三世根本不能指挥任何人，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被称为穷光蛋马克斯（Max ohne Geld）也是名至实归。还有西班牙，他们征服了格拉纳达，不久又远航大西洋，这使得他们领先于欧洲各国。

铸币的恢复（2）

“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也于1469年在布鲁日惊人地开创了召*议制，在那里，他的财政大臣和路易十一以及约克王朝的爱德华四世的财政大臣们，试图首先建立两种贵金属之间的1:或1:的共同比率，以限制投机买卖。然后，恢复含有更好合金的货币流通以保证他们的税收。在德国，一种新的佛罗林从1386年起已在全莱茵兰发行，查理同斐特烈三世达成了协议，尽管从未付诸实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联合起来以对付这一联盟。佛罗林和杜卡特仍旧是标准金币，在更北的地区也是这样。

欧洲建立这种中世纪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甚至荷兰，黄金的极度匮乏，加上财政的混乱，使得金银比率攀至1:12，甚至于1505年左右或1510年达到1:13。金币原则上与莱茵河或荷兰的佛罗林挂钩，但即使在科隆和安特卫普，其币值也处于低位，至多是20克拉。至于银质货币格罗申，尽管其比率迅速恢复到价值40丹尼尔（1380年其值为20，但在1433年是300），在1488年至1489年之后，又重新开始贬值。1500年左右，货币形势发展到这种程度：1格罗申=95丹尼尔，以至于整个国家都沦为投机的牺牲品。如果不希望贬低宗教感情的价值，而评论1/4世纪后各个地区向路德主义的残酷转变是很困难的，不必急于对因为近于破产而夺取教会财产的大公们进行斥责——丰厚的战利品重新添满了他们的金库。

谁能够否定法国瓦卢瓦王室对旧教的相对笃信不是因为他们的财政地位自从路易十一以来有了极大改善？瓦卢瓦王室首先废除了最后一个不在王权控制之下（1481年的安茹—普罗旺斯）的铸币厂的特权，然后，又施加巨大的财政压力，使经济形势好转，从而获得了最富有人群（尤其是城市里的）的首肯。1475年，国王铸造了新版的金埃居库罗纳（écu à la couronne），称为埃居奥索莱伊（écu ausoleil）。至于格罗申的银含量，已于1455年调整为92/100纯银，现值是30丹尼尔，1472年后比率固定为每枚铸币含银3克多，但是还有其他成色较次的铸币作为补充，如利亚德（liards）、布朗斯库罗纳（blancs à la couronne）等，直到1514年出现了含银量达到几乎10克的退斯通，其纯价值相当于10个辅币。自16世纪初，法国相对独立的经济环境值得赞赏，当然也应考虑纳税者所承受的沉重税负。在一定程度上，14世纪“大骚乱”的后果我们今天仍能看到。

英格兰的形式也不明朗。从玫瑰战争结束到大约1517年至1519年红衣主教渥尔塞强征赋税，其进程与法国的完全相似。一种新的高品质金币——先令，被铸造出来，投入了流通，但在亨利八世战争期间开始衰落，从而令克兰麦（Cranmer）和其他的王室顾问们忧心忡忡。尽管都铎王朝与罗马决裂绝对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夺取修道院教产的念头似乎也从未在他头脑中产生过，但英国国教会对国库做出了重大贡献。

最后，在欧洲的南侧，货币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得最为明显。西班牙的情况并非如此，对格拉纳达的征服比起哥伦布带回的少量黄金有用的多，足质的铸币如1497年的上等金币得以铸造，而且外国商品大量涌入的影响尚不明显。意大利的问题却很复杂。首先，因为黄金持续流入市场，布鲁日的计划落空。供应奇缺的银与相对充足的金之间的比价，于1480年降至1:，甚至1:10。这往往驱使黄金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北流动，或者迅速地被用于投资。这种选择——贫困化或黄金的飞速流动，解释了意大利在1460年至1470年后开始进行的大发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这不包括他们作为水手和旅游者的经历。流通中的各种货币遭受了这些厄运般涨落起伏的影响：1472年，威尼斯发行了据推测币值相当于10格罗申的一种里拉，像后来法国路易十二的退斯通一样。但是这些铸币无法抵御来自西班牙（通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从1440年开始实施）或德国的竞争。至于佛罗林，因其传奇的稳定性，20世纪60年代前的历史学家赋予其“中世纪美元”的美名。相对于佛罗伦萨银币，佛罗林的稳定性导致使其币值剧增。在非凡的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统治末期，夸特里尼（quattrino，意大利几个省的旧铸币）开始贬值，尤其在萨沃纳罗拉时期（1490年—1498年）更为严重。到16世纪初，夸特里尼的威尼斯老对手杜卡特，已经取代它成为标准货币，这主要是由于威尼斯少量但稳定的黄金供给。这是另一个“近代” 的特征。但在16世纪初，欧洲的货币形势依然严峻。的确，众所周知，欧洲被她复兴的动力和临近大洲的虚弱所鼓舞，而脱离自身的束缚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同样为我们所熟悉的解释是，那些控制或准确地说被黄金统治的公民们，他们鼓励、支持和推动了“大发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 “商人”如今是国家的领导者。

“货币墙”

由于控制了生产环节的两头，即原材料和分配；由于通过对支付工资和购买、更新设备所必需的资金的掌控，控制了生产的各个中间环节；由于通过对分配环节的控制而将生产限制在家庭水平；最后，由于国家是他们的首席顾客和仆人（即使他们不必大肆宣扬），中世纪的商人是社会的新主人。人们可以就他们逐步引入经济领域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是否是“资本主义”进行争论。但我们对这个理论问题没有特别的兴趣，我们应该避免自己将这个词仅限于收入和工资的概念，它也意味着通过私人利益、社会张力和阶级冲突来控制公共领域，以及运用殖民的、帝国的或不论何种形式的暴力以维持和增加利润的企图。我打算讨论的这一小撮人体现了这些特征的许多方面。但是，其余的人则没有。

使商人初步形成一个社会阶级的雏形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仅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立法。商人不属于旧的社会等级，自11世纪起，或至少在12世纪，他们已经要求并获得了保护，即一种商业法庭的设立，这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然后，伴随着迅速增加的赋税，14世纪持续的骚乱出现了，他们到处取得被保护权，例如法国美男子菲利普时期的一种保障贸易稳定的安全行为方面的市场契约（cartae mercatoriae）。更为充分的保护措施是在像威尼斯一样的古老的城市里，一种海运费——穆达（muda），被支付给武装的护航队，因为商业被视同城市自身。15世纪，商人摆脱了宿命：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庭和他们专属的街区和书记员，他们被免征若干摊派税；他们获得由君主赐予的王地；他们被委派担任官员和征收部分公共税收；一些商业立法甚至授权商人集团可以要求武装护卫担任他们的仪仗队，这在德国较为有名。

商人们可以保证货币流通的范围尽可能广大，但是这种货币也许与他们买卖货物时使用的货币并不一样。商人们感觉到，货币交易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而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意（可能导致商人阶层中出现分化，而此种情况以前则不太明显）， “银行”的称谓就始于那时。商人的生活一如从前。他们送年轻的男实习生飘洋过海，到他的分支部门里为他充当送信人、雇工和代理人，而自己仅算算帐并时常光顾市政厅或王室宫廷。这种发展模式——在贸易全球扩张前夕并非没有危险——对商人的社会地位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住在城市里，以靠近他的债务人、公债发行机构、当铺（在那里他占有不可赎回的债券），以及存储他的顾客基金的宅邸。商人们熟识时务，知道每个人的隐私和从那里轻易到达权力殿堂所采取的捷径。他们用节俭的人、同行以及君主信托给他的金钱，来开拓新的生意。1402年后的德国（曾经是最重要的）和1450年的意大利，银行家甚至可以准许用这些钱去贷款。这是作为信用中心和交易所的许多地方的惯例——热那亚、佛罗伦萨、罗马，当然还有威尼斯；以及帝国的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和汉堡；法国的蒙彼利埃、巴黎、里昂；还有布鲁日和安特卫普，伦敦和巴塞罗那。

此外，在14世纪取得了很大进步的会计技术继续得到改进。这体现在既简单地完善老方法，也保证最优的方法得到普及运用。例如，航海险于1440年后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处流行，其附加条件（在一封文书前面规定）是以货值的3%到5%作为保险费，联盟形式的合同（保证个人资本可以与别的劳动相联系）也遍及德国，根据当地的习惯，在那里它们被称为Wedderleging或Furlegung。行商一般收取1/3的利润（当然这一比例也可以变动），并且在更大的意义上，这些合同包括了整个一个行业的小业主们都能参与的一份协议，这样他们就能参与大生意。至于各种基金（sors，loca），社会各界都在这些公司投资，它们最终成为可以出卖、遗赠或保存的“股份”。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发展水平下，支票并不是作为会计们的信用工具被引入的。事实上，15世纪不得不容忍汇票交易。这一做法始于13世纪，它无疑是仿效了在香槟集市或意大利市场起草的经公证过的交易合同，其主要目的是避免运输铸币（这通常有很大风险）。债务人可在另外某处用当地的铸币清偿债款，按照当天当地的汇率会从他的银行帐户中划出。按照惯例所用的时间，从热那亚到巴黎或布鲁日之间是两个月，到塞维利亚是三个月，到伦敦是四个月，批准时间不仅依据被执行的偿付信的快慢，而且有必要的话，也根据支付者安排补充其帐户的快慢。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可以延伸，这足以让商人们利用不同地区汇率的差额谋利，或在一系列的汇票交换之后，实现资本的显著增值。这种汇票就变成了一种生息贷款工具。然而，我们对担保阶段，包括就这些结果背书（在票据背面签名）和谈判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如1463年的路易十一一样，一些君主无论如何都对他们视为投机手段的作法非常仇视。的确，这些投机手段是基于一年内特定时期汇率的众多变化，当现金短缺或充足的话，就可以经过计算从中谋利。例如，当船队九月或四月离开热那亚，或当教皇在罗马决定派某人去捐赠，或转移到一处夏宫，或赶在七月瓦伦西亚收割麦子或谷米前，钱是拿不到的——这是就只能安排赔偿了……

至于纯粹的会计方法，如著名的复簿记帐法，在意大利之外传播得非常慢，仅发现在16世纪的图卢兹或科隆出现过。另一方面，*数字于1432年前在意大利或西班牙被广泛运用，大约1490年推广至整个欧洲。

商业

像巴第这样的公司的历史肯定可以追溯到商贩刚刚出现的古代。我现在要指出的是，从此以后资本运作成为了获取财富的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富人们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商业联合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经常有私人企业，甚至有极少数家族企业——如之前一样，他们从不为了资金或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求助于他们的关系网。这些私人企业经常可以发展为更大的企业，雄心勃勃的冒险家或者严格实行自我封闭的豪门世家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巨大的生意和利润往往集中于一人之手。一个著名而顽强的人物的例子立刻闪现脑海，那就是纽伦堡的富格尔家族，后来定居于奥格斯堡， 14世纪麻纱引入德国南部是，格奥尔格（Georg）、乌尔里希（Ulrich）和雅格布（Jakob）兄弟创令其声名鹊起。几兄弟中最为活跃的雅格布二世设法取得了匈牙利的金矿以及施蒂里亚和波希米亚的铜矿的股份，从而控制了从威尼斯到莱比锡的金属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未开设分支机构和雇佣职员，而仅雇了一些勤快的临时工。雅格布二世过人的精力使他投入了银行业，这归功于他雄厚的资本积累，这使他不需中介，从而省下了“生意费用”，他得到了马克西米连一世的敬重并曾以极高的利息向后者提供贷款，当时其他人都认为皇帝没有偿债能力。这使他赢得了哈布斯堡王室私人银行家的地位。我们知道他不惜一切代价投入他所有的信贷于1519年的帝国选举并促成了查理五世的成功。此后，他继续采取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他既付钱给在帕维亚击败弗兰西斯一世的瑞士军队，也付钱给洗劫罗马的德国人。这使他可以影响帝国的政治，可以说，路德和教皇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他以高龄死于1525年。

这并不是此类情况的唯一例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商业活动的多样性使商人们形成了集团，或是在地区基础上，或是因专营某种特定商品。这是帝国频繁出现的情况。拉文斯堡集团（R*ensburg Company），大约1380年由哈姆皮斯（Humpys）建立，就属于第一种类型，其营业部门遍布整个欧洲。到1500年，他们在德国南部连同母公司共有4家营业部，在巴塞尔和蒙彼利埃之间有5家，西班牙有3家，在意大利和英格兰也各有3家。每一个营业部都按照他们的方式现场处理所有生意。这可能有羊毛、铅、藏红花、木材、酒，当然还有贷款。汉萨同盟的商人喜欢卡斯托普（Castorp）、威尔泽（Welser）、韦肯英朱塞（Veckinchusen）这样的家族，与拉文斯堡集团不同，他们雇佣的是专精于某一特定商品的代理人。一个人负责皮毛生意，一个人负责小麦生意，而负责木材生意的又是另一个人。尽管它们从根本上讲是独立的公司，但都被支付它们雇员工资的吕贝克（Lübeck）或汉堡统治集团控制。这种体系因分散了风险而比以前的更为灵活，但是，它容易受到其中一个营业部门突然失败的影响。

准确地说，这就是14世纪导致一些意大利公司倒闭的缘由。吸取了自己的教训之后，意大利的商业联盟采取了一种更灵活和明智的制度。美第奇家族的例子是最为著名的。起初，在萨尔维斯特罗（Salvestro）时期，甚至在大约1430年至1435年的科西莫（Cosimo）时期，其生意有一点类似于富格尔家族，表现在权力集中于几个人手中。不管怎样，萨尔维斯特罗在1378年佛罗伦萨暴动时期摸棱两可的角色，还是暴露了其作为城市领袖的商人对意大利之外的世界不了解的局限。为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卡西莫需要两个胜利：一是装出自由的风度，而不把自己推到最前线；二是搜集大量债务人，既有可以被控制的客户，也有可以影响大人物和填补职位的依附关系网——在此之后，他经常谦虚地被选为为期一或两年的行政长官，直到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慷慨的资助人、“国家之父”于1464年逝世，他经历了托尔法的铝的发现，战胜了米兰和威尼斯。科西莫设法积聚了二百五十万佛罗林的资本，但是，他认真而熟练地分配其收益的来源和收获的时机：布匹店、银行、土地、谷物和来自象征着他的主要财产的收益。这一组织有12个分支机构，它们的主管由科西莫提名。他提供基金帮助他们开业，然后却让他们自负盈亏。这意味着他可以砍掉不盈利的部门而不影响公司的总体平衡。总之，科西莫在各个城市建立可以为其盈利分支分支机构：伦敦、布鲁日、科隆、日内瓦、里昂、阿维尼翁、米兰、威尼斯和罗马。有时，他投身于旨在消除竞争者的联盟中，但这也把他和其领导下的城市拖入武装冲突：如为了托尔法的铝与教皇合作，对抗那不勒斯国王和威尼斯。他必须既灵活又精力充沛地控制其像九头蛇一样的商业帝国。其子皮耶罗（Pieno）在他之后死去，继承者是两个兄弟洛伦佐（Lorenzo）和尤利亚诺（Giuliano），这暴露了公司势力的局限。尤利亚诺在1478年*城市反抗者时死?，洛伦佐也投身于昂贵和危险的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的政策中。他的艺术和文学成就以及佛罗伦萨的光辉使他赢得了他假意拒绝的“佛罗伦萨之王”，以及与他更相符的“非凡者”的头衔。但他在商业上缺少作为：1477年，伦敦的分支机构倒闭了，布鲁日和米兰的机构也在次年重演了悲剧，而1479年这一幕在阿维尼翁上演。洛伦佐对这种导致溃败和破产的领导者的命运都无动于衷（布鲁日的负责人是波尔蒂纳里，他1501年死于霍斯皮斯），他关心的只是诗歌和市政阴谋。到1492年他死时，这一公司除了政治之外已别无其他作用。

富人的轮廓

虽然这些是中世纪商业精英里最杰出的人物，而我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展示了中世纪商界中的若干行为模式。这样也许忽略了其他特征，但是与其起草详尽的名册，不如让我们见识一下他们发家致富的主要手段。

一个由来已久的制约商业发展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商人们对货物周转中不可避免的突发事件和风险无能为力，许多预防措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商人们在对其货物的处理上信心不足，这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储存更大宗的商品，尤其是食品。在普拉托（Prato），达提尼（Datini）公司计算其绝大部分来自海上贸易的利润不超过7%到12%。当然，确实有人赚了大钱：美第奇家族经营托尔法矿山的最初三年多时间里获得了48%的纯利润（25 000杜卡特）；1494年至1500年，富格尔家族发现他们由图尔佐（Thurzos）掌管的斯洛伐克铜矿的利润约为33%。银行业也许是唯一能获得更多利润的生意；借贷利率因贷款的重要性或期限而有所不同，短期贷款通常收取15%—20%的利息；恰好低于教会禁止（并非一直认真执行）的高利贷利率，因为其盟友——佛罗伦萨人，往往以33%的利息提供贷款。信用只有当借贷人是大人物时才重要，不管他有无偿还能力。如果是普通人，他就很少能通过这样的交易获得资金。货币兑换商，伦巴第人，萨沃伊的皮德蒙特人和犹太人的借贷是不需要担保的，但是一个债务人的逃跑可能毁灭不止一个债权人，正如我们在布鲁日见到的。至于贷款给大人物，其风险同14世纪的情形相似。美第奇家族在布鲁日的分支主管波尔蒂纳里，由于借贷了太多的钱给当时正处于瑞士人和洛林军队攻击下的大胆查理而破产。

其他两种赚钱的方式也应提到。其中之一当然是土地所有权。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市民们有他们自己的花园和小农场；商人们也从事股票交易合同，诸如地中海各国的牲畜契约合同或家畜赁贷契约，还投资于庄园。此类例证可在所有国家发现：美第奇家族从土地中抽取1/4的收入，他们的总经理佛兰西斯科·萨色蒂（Francesco Sassetti）在1462年拿出其多达32%的资金进行投资。即使在威尼斯，在特雷维索或维罗纳拥有土地的巴勃瑞奥（Barberigo）家族，在贸易上的投资也不超过他们总收入的10%，他们的合伙人卡特瑞纳·科尔纳罗（Caterina Cornaro）从其塞浦路斯的地产上抽取67 000杜卡特的年收入。越过阿尔卑斯山，情况也完全一样，因为每个富格尔家族成员拥有的只是城市的住宅，以及所有的韦尔泽家族（the Welser）、哈姆皮斯家族（the Humpys）、许尔普彻尔家族(the Hülpüchel)、伊姆豪夫（the Imhof）家族，他们的住宅都在吕贝克、拉芬斯堡、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海姆，不要忘了1457年德国最富的人卡斯帕·包波劳（Kaspar Popplau），他是土地和村社的主人，并且是森林和田地的所有人。法国人则更不热衷于冒险，所以那里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佩尔捷（the Pelletier）家族住在诺曼底，若桑德（the Jossard）家族住在里昂，德霍伊（the d’Heu）家族住在梅斯。至于图卢兹的萨尔圭赫家族（the Ysalguier），他们每年从其1 000公顷土地、四座庄园，以及他们在博瓦尔（Beauvoir）的城堡和在欧特里沃（Hauterive，大约1458年）的男爵权属上抽取多达1 000里弗尔的收益。

同样是在法国，另外一条致富的途径被拓宽了：即获得公职。国王不很快就开始得意于他从售卖官职中所得的利润。他在欠债时就开始售卖官职，有时候还授予买官者某些特权——税费、城堡、森林和监管权。这种做法被证明很有效。那些发现他们自己掌管铸币厂，征收贡金或招募水手的官员，在与社会的最高阶层打交道前，已经使自己富了起来。例如安茹时期的勒内（Rene），还有马赛的福尔班家族（the Forbin）中的一个人在1474年发迹为普罗旺斯的总督。在所有这些关于雄心勃勃和失意的例子中，再没有比雅克?科尔更好的了，作为法国的首席大商人，其奢侈的生活方式超过他的所有前辈。他是布鲁日一位制革工的儿子，通过在当地的小市场进行羊毛贸易，以优先发放贷款给查理七世的扈从官员而崛起。然后，他获宠成为王室的委托人，1436年成为铸币厂的主人，1437年成为国库税和盐务税的包税人，1442年担任国王的财政主管和顾问。他因此成为了国王的委托人，为其提供了借以成功夺回诺曼底的炮兵。作为外交使臣，他被派往那不勒斯和罗马。科尔设法充分利用了这些经历和职务，以至于他能以惊人的活力开办各种企业：在塞文山脉开采煤矿；在阿维尼翁和利摩日做酒贸易；在伦敦和布鲁日从事经纪业务和兑换货币；在马赛造船。从意大利到英格兰，有300多名仆人替他打理。他的个人地产和住宅价值600 000里弗尔，一些繁华遗迹在布鲁日仍能见到。这对当时的法国来说太过分了，更有甚者，他没有亲戚、目标或保证人。1453年他以贪污罪被捕，正好是在他的女保护人及国王的情人阿内?索雷尔（Agnès Sorel ）死后，但是他设法逃至罗马，并在那里乘船驶向爱琴海，并于1456年在去往希俄斯岛的路上去世。尽管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故事，但也为金钱的权势和背叛提供了绝好的例证。

分崩离析的社会

在考察了这些新的经济结构之后，如果对社会的基础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一些巨大的变化。一个有序社会的旧结构在13世纪已经落伍，业已分崩离析。一些牧师——神学理论家或与当局关系密切的代理人——仍然宣称存在三种秩序，的确，这笔“遗产”直到1789年仍被谈起，并且仍然可以在对过往的辉煌念念不忘的作品中读到。所有疯狂的意念都经不起公正的注目。从属于某种上帝和共和国领导下的预先选定的组织，为所有人谋求更多利益的意识，使这种社会和谐得以延续。除了阿卡迪亚（Arcardia）从未存在这一事实之外，到1500年这种意识还留下了什么呢？只有擢升、罚没、暴行、冲突、再分配，简而言之，一个极其多变而崭新的社会，已经建立或即将建立在观念已经落后的社会阶层上。这一点不容否认。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论上，维系“封建体系”中个利益集团间关系的主要支柱是仅可勉强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同依靠剥削和“公债”确保其权利的主人之间的一种默契的协议，以及司法制度、保护制度和安全体系。这在15世纪不会构成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新型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从原则上来说是有害的，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

力量的新界限

长期存在的现象，例如财富的重新分配或新社会关系的确立，很少震动当时的人们，他们更为敏感的是突如其来的事件——破产、债务、*和审判——因为这些现象他们都不能充分解释。然而，到15世纪——如同12世纪，心理的转变、几代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发生在人们所熟悉的结构里的种种变化都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道德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指责年轻人的堕落和懒惰，而怀疑论者还在谈论短暂的时尚和偶然的际遇。历史学家也开始发现这种大量琐碎细节的某种连续性。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要考察深刻的道德与精神变化，这种变化使世界深受磨难，人们不愿承认这是基督教世界，这种观念在1450年至1520年间变得毫无意义。现在，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应被认识，否则，上面所述的内容则会难以理解。

首先，人们的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章开头所提起的人口复兴——无论是原因还是结果，使得家庭结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都改变了。基本的催化剂似乎是与其社会或家庭组织相联系的个人的逐步解放。他们个人的命运起初被视为是“孤独的”和被厌弃的，但是雅克·科尔，佛朗西斯科·斯福尔扎（Francisco Sforza）或克利斯托佛·哥伦布却为人们做出了表率。人们互相间的交往也有助于把他们从原来的根基中分化出来，以至于一封“归化书”就可以改变他们，并通过公共认可，在他们新定居的国家成为与其他人平等的居民。这并不意味着以亲情或友情维系的小团体的消失，他们继续在市政事务、商业、地产管理或法律援助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更多的仍在涌现。也许，各处的人们形成新的团体是出于恐惧或对政府不信任。可以看到，大约1480年或1490年在低地国家，科茨沃尔德人（Cotawolds）和佩伊科人（Pays de Caux），数十人组成的紧密团体居住在一起，勿庸说与世隔绝的、基本上是山区的巴斯克农村、凯拉（Queyras）或萨伏伊以及亚平宁地区，在那里，这些都是惯例，并可能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这肯定是逐渐衰退的一种旧式特征。但是并未掩盖个人不断增强的作用，其中包含了家庭细胞的迅速解体，私生子所具有的新意义，先辈和子孙之间突现的代沟，以及与旁系亲属凝聚力的缺乏。金钱日益增加的作用有时被视为更大的实体解体的萌芽，它变成了所有渴望的目标、自由的工具和一切不满的源泉。所有社会阶层都患上了一种使他们互相敌对的营利精神病：对薪水的关注使他们忽略了义务。

另一个难以辨别的因素值得简略地提一下。在富有人情味的各种团体中，假定个人的命运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两种发展趋势便产生了，这初看起来没什么联系，但却有着同样重要的源头。一方面，无论男女，外向或自我，个人的狂热迷信导致了惊人的行为：诸如自私和野蛮，过于纵情的自我怜悯，以及由于对长生不老的渴望（如同对可怕的末日审判的恐惧）而进行的过分炫耀奢华的盛大丧葬。有人曾回忆起卡普塔尔?布赫?让?格拉伊（Captal de Buch Jean de Grailly）并未使他的双手完全干净，据说也在希望拯救其灵魂的周年祭礼上组织和赏赐了四万名群众。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仅自己就赏赐了两万人。这表明了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毁灭了贵族，他们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为痴迷于这些仪式。另一次变革影响了15世纪的女性。我们看到，或是由于自然选择，或是由于围产期死亡率和秘密杀害女婴现象的下降，从此女性的数量多于男性了。她们的道德声望肯定遭受了损害，这种现象可以在苛求妇女为贵族服务的混乱的“骑士阶层”里看到，这显示了这种“效忠”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的不真实。一支重要的新兴妇女劳动力冲入了城市制造业阶级，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事实。这一定很有效地遏止了工资的上涨，因为妇女的收入通常比男子少一半。律修会的律师或哲学家似乎没有发现这种改变，即使在20世纪，我们对此也毫不感到吃惊。

大人物在乡村的胜利

尽管已经逐渐被城市的触角包围，乡村还是保持了其重要性。应该考察那里的社会变革。农业的复兴在地主和农民社会中产生的鸿沟在持续扩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受益于向牧场转变的过程。首先，这是因为谷物价格被投机性农产品更高的价格压低而上涨很慢：例如以大约1350年的小麦价格作为100的基准线，在15世纪中期小麦价格在法国还仅是35，英格兰是60，德国是65，直到1510年或1515年，他们也没有恢复到1350年的水平，至少在法国和德国以及西班牙是这样，而英格兰的价格仍然停滞不前。小农户们不敢梦想改种另一种作物。只有业主和具备相当财力的农户才能从中获益，自从农业工资停止上涨以来更是如此。除了城市的竞争，人口的增长和妇女劳动力的涌入也是导致这种紧缩的因素。1340年至1350年的农业水平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得以恢复，这通常是运用统治权力进行行政干预的结果，在1345年至1340年的英格兰和加泰罗尼亚、1452年的德国东部、1460年的萨克森、1465年至1470年的法国北部和东部以及1482年的朗格多克，农业发展水平达到了最高值。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中最为贫穷的人们被驱赶到邻近的城市里从事计件工作。这并不意味着1340年或1350年前的形势在恢复，当时进城工作的小农可以获得高薪。1520年前这一切都没有恢复，除了在德国（在那里这成为1525年大爆发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且物价到1550年才开始上升，并引发了一种以高价格和低工资为特点的新的“古典”型危机，这与我们的论述无关。

若干因素导致土地按照有进取心的市民和富裕地主的利益重新分配，对此我们不应忽视。其中有一些与环境有关：荒弃的土地（例如凯尔西、昂特和梅斯之间的地区以及香槟）被夺取并为最早来到者制定了优惠的条件，根据非常古老的葡萄苗圃原则，在租赁期满后，有1/3甚至一半的地产转移到佃农手中。更有甚者，在1447年的法国，理论上如果所有人不能证明其身份的话，国家允许抛荒地归相邻的所有人拥有。这往往发生在奢侈的世俗人士身上，他们比教士（他们会设法相当迅速地修复其被劫掠处）更为严重地受到危机的影响。1489年，国王授权摧毁小于10公顷份地上的闲置住宅，这是挫败一切企图重建小农终身保有不动产的决定性手段。其他方法也允许最为大胆的占地活动，这一次是没有政府干预的：除了在露天乡间变更边界和范围外，作为抛荒的必然结果，经常性地*出租定额的因素，尽管已降至最低水平，也应考虑在内。地主抓住每个机会，例如在继承权和份地重新划分上引进了一种新增税，或者当铸币贬值时，要求以坚挺的“旧”铸币来支付。在法国的许多地区，里昂、普瓦图、埃诺和图卢兹，这样的一系列行为使主人甚至他的佃农都能受益。他们将这种明显矛盾的事实解释为，村社在同地主的斗争中成长壮大了。实际上，这些村社是由拥有50、100或更多公顷土地的农户组成的。

土地的这些新的集中化现象成为了整个欧洲乡间的一种特征。从中受益的只能是农民和佃农：落入他们手中的是其已经消失的邻居和他们没有子女的亲戚的份地。劳动力不足的地主提供给他们小块土地。他们甚至建立了西多会修士那样的自主耕地（bouverots），如在勃艮第的乌热（Ouges），或是由他们所建立的持续一百年的真正农耕王朝，如在法兰西岛和康布莱西斯。埃诺的桑西（censes）、图卢兹的博尔德（bordes）、凯尔西的科勒克（collques），都是达到200公顷农用地的耕作单位。在英格兰，我们从一些郡志里知道，在1450年和1480年之间农场在50—200公顷组土地中所占份额从40%增至55%，在更大的农场里则是100%的增长。新来者与这种真正农村的核心交融在一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中的一些是商人，也有律师，他们（始于1440年至1475年，并在1490年后又有所增加）定居在乡下，在那里没有人敢于拒绝与他们交往，他们常常借此晋身贵族。仅在法兰西岛，比罗（Bureau）、蒙塔尤（Montaigu）、布拉科（Braque）、比尤德（Budé）、多尔芒（Dormans）、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s）都有这种新来户。他们经常以一种规范而非琐碎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地产，档案中地产文件的极大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

除了教会，最大的地产属于地主、容克、古老家族的领主显贵们，或是13世纪末从社会大动荡中新生的贵族。这些人牢牢控制着他们的土地，即使因为他们的军事或司法职务使得他们较少露面。他们经常花费可观的资金（一般是来自施加财政压力）去获得土地。英格兰的威廉?谢波特（William Sheppart）花了7 000镑买了8个村庄；1489年，珀西家族（the Percys）在他们地产上征收的间接税达2 000镑，与此相比，他们的“常规”收益仅为600镑。地产也成长为政治胜利的必然结果：沃里?克（Warwicks）在1400年统治着5个村庄，1550年增至25个；伊丽莎白·伯赫（Elizabeth de Burgh）在10个不同国家获得了庄园领地。德国也不落于后，尤其是在1470年或1480年之后：斐特烈·冯·普法兹（Frederick von der Pfalz）、埃伯哈德·冯·维特姆贝格（Eberhard von Wurtemberg）、斐特烈·冯·霍亨索伦（Frederick von Hohenzollern）拥有的地产超过20 000公顷；在卡斯提尔（Castile），阿尔瓦雷兹家族（the Alvarez）、卡里略家族（the Carillo）、阿罗家族（the Haro）、古兹曼（the Guzman）家族和一些门多萨（the Mendoza）家族成员则拥有的更多。但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种集中则不太严重，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人口更为密集或他们的农民能够更有力地对其进行抵制。

小人物的末路

不是所有的领主都像诺福克公爵或勃兰登堡侯爵一样。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懂如何抓住时机敛财的人逐渐沦落了。许多先前显赫的、倍受尊敬的家族被迫接受其社会等级降低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同意并不体面的联姻，放弃给他们带来荣誉的职位、主教的职权以及市政官的宝座，他们被迫顺从地仅仅充任管家或带薪的城堡总管。不再像那些被封为爵士或进入骑士阶层的人那样开支惊人。他们只不过是乡绅，尚未封为骑士的青年贵族或下层贵族成员（特指西班牙）。即使在帝国，里特（Ritter，特指德国或奥地利贵族最低阶层中的成员）这一词语的法律含义也丧失了。家族的传统有时默默终结——当某人成为了一名书记、教区牧师或律师时。依附其靠山的小乡绅们再无力去统治生机勃勃的劳动村社。我们从15世纪的许多农场纪录中知道，绝大多数小贵族的收益在减少。英格兰所记录的情况好于其他国家：例如，在苏塞克斯（Sussex），支出比重在1436年和1456年间从年收入额的1/7增加到2/5。在莱斯特郡（Leicester），1408年贵族从其地产而来的直接和间接收入总值从基准线的100开始下降，并已经相当低，1477年（所设想的经济复兴中期里）则降到80。领主势力越弱，农民越不情愿交他们的人头税或罚款。在法兰西岛的若桑斯（Josas）附近，拖延的支付款累计可能达收入的20%并于1508年增至45%。这份名单还可以扩大，我要强调的要点是：王室平民税的比重，出卖狩猎权的新做法，及1480年建立并采用的贵族领地上繁重的死手捐（“五分之一的税”和“五分之一税的一倍税”=40%的收益），最后是盔甲登记税，为此，当旧贵族发现自己被乡下佬包围时，他们更为顽固地坚持这一切。

重新出现在新设立的公职上的统治者毫不放松地榨取着钱财，有年金，有用于军事的，有用于法庭义务的。那些土地贵族想要恢复他们曾被夺走的那部分东西，通过逐步而巧妙的成为公爵或最好是国王的委托人来达到其目的。1480年，法国设立了皇后荣誉女官，这是一个为贫穷贵族妇女保留的位置，而军队里军校学员的设立，提供了一个驯服贵族阶层的手段。所有欧洲君主建立这些机构的用途众所周知，即使人们怀疑在最初阶段他们是否真的打算通过这些途径摧毁掉一个过于笨拙的贵族政体。那些不想勉强离开自己破败的堡垒，出于对他们土地的挚爱或怀有要在村民中发挥作用的感情的人，已经厌倦了暴力。例如英国内战这样的环境，对他们非常有利。在那些诉诸暴力的地方，只有大贵族从中获益，像1440年至1444年没有统治者干预的法国北部的普拉格尔（Praguerie），以及在路易十一治下初期反对他的“公共利益”同盟。从此以后，他们被迫像普通农民一样生活，除了他们的教堂席位和被赐戴之剑之外，没有什么特权。

当然，农民的境遇更差，他们不能参与经济的重建，逐渐被驱逐出村社，远离村社中的种种便利，最终在被奴役的边缘挣扎。我称其为“新版奴隶制”，它在法国中部和加泰罗尼亚延续，更不用提英格兰了，在那里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末还存在。尽管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量化这一趋势，但我们就英格兰有一些深刻的见解。在莱斯特郡，茅舍农的比例，鉴于他们的身份和财产肯定被忽略了，而隶农（他们享受各种自由）的比例，在1400年到1455年间从67%增至72%，茅舍农和牧场主，居住在庄园边缘的小块份地上，被剥夺了参加法庭的权利。占有权的情况更糟，因为地主可以增加基于土地的赋税劳役，而且佃农被法律文书（Book of Copyholder）牢牢地束缚在份地上，文书列举了他们的义务、继承权和劳役。

尽管可以保持自由（这在大陆上是必需的东西），但农民却发现偿付其税款非常困难。王室的赋税在增加，农民被规定通过他们的主人来支付，更糟的是，征税的限额由村里的显贵们决定。平民税在法国惊人地增加：其从查理七世死时的1 200 000里弗尔增加到路易十一时的4 600 000里弗尔，路易十二时为5 300 000，到1540年变为6 800 000里弗尔。因为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工作方式、生产方法甚至他们的工具都未真正改进，他们处于可怜的境地，这产生了三个严重而且不可避免的后果。

其一是赚取工资，这只有城市才能提供。这一趋势可以在索洛涅地区、布拉班特、兴起于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到奥德纳得（Audenarde，靠近丝毛哔叽中心）的乡村制衣厂中，在香槟或塞文河谷中寻到踪迹，也可以在威尼托区的玻璃厂、图卢兹的纸厂、茹拉岛的木材厂里看到。市民们有时需要补充他们的劳动力。在里昂附近，粮食囤积者提高一半工资雇用劳动力帮助市民的酿酒，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波尔多附近。当大约1470年路易十一试图在图尔（Tours）和里昂附近种植桑椹时，吸引了周围乡村的丝绸厂厂主，就如热那亚长久以来的情况那样。在?希米亚，矿工在冬季有时按周被雇佣。这种雇佣是有风险的，迫使乡下人不得不对城里人俯首听耳。

当没有工作需要他们去干时，第二种意料中的结果是去借债。向谁借呢？或许是制衣工，或许是对剪下的羊毛做估价的羊毛工；牧场主或牲畜契约持有人，购买羊群的人；市场商人或城市居民；用他们的工具做担保进行借贷或违反王室1476年颁布的法令出卖他们囤积的小麦的人。至于最终结果，只不过是之前经历的重复而已：在农业金字塔的顶部，是更大的土地集中，在底部，是不断增加的经过划分的份地。这一过程曾于危机时期中止，但是现在又恢复了，其悲惨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大约在1500年，纽伦堡乡下农场块地的70%小于4公顷；在法兰西岛则是94%。

失败

在过于艰难的时代，当庄稼歉收和国王过于横征暴敛时，人民便造反了。然而到这时，这不再是一个由负债沉重而想保护其所得的人们发动的起义，而是源于空荡荡的胃的绝望，那些最早的造反事件是受文艺复兴和大发现时期的饥饿和贫困所驱使的。

因为这些运动与强盗（Tuchins）或一个隐蔽的反对党相联系，他们不怎么出名，并且他们给今天的历史学家留下的印象要比当时的编年史家更深刻。但是，当某人通过针对他们的*来观察时，他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最直接的震撼是这些运动如此声势浩大；除了意大利，在16世纪初的普遍性破坏期间，大量宣传品肯定已丢失了，欧洲的每个地区都受到影响。在英格兰，罗拉德派运动（Lollard movement）在1430年左右仍然一触即发；肯特和埃塞克斯在杰克·凯德（Jack Cade）的号召下于1450年爆发了，如同1381年那样；但是，王军*了这些“叛乱者”。在1411年至1454年的斯堪的那维亚，有经常性的起义，是由或多或少的真正的农民领袖领导的：如“戴维王”（King D*id）、奥格尔布雷希特（Engelbrekt）、雷文特洛（Reventlow）。在法国，这种运动被等同于盗贼，对其的惩罚如同对暴徒一般，像1411年至1465年巴黎和罗纳河三角洲之间的*和1435年至1445年勃艮第的科基亚尔（Coquillards）骚乱，甚至是福雷（Forez）的“同盟者”*（他们也许是逃跑的学徒）。那时的国王用自己的军队对其加以*。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还未平息：尽管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于大约1445年许诺废除陋习，但这些陋习仍继续发展，起义在1484年至1487年又复发，逃亡奴隶和落泊地主的斗争在秘密地继续进行。

德国是一个特例，那里的宗教与赤贫者的呼声密切联系，可能是因为与精神需求和教会的丑闻相联系的*力量更为强大。图林根和阿尔萨斯的巡回贝根哈德男修会（béghards）与1476年的 “尼克劳斯少森贞女”（Virgin of Nicklaushausen）运动很难划清界线。清楚的则是，领主以异常暴力的方式*他们。有人认为，斐特烈三世和马克西米连的德国是建立在富格尔家族的铜和绞刑架上的。应当对此予以重视，因为我所强调的社会分化的绝大多数特征以鲜有的深刻性存在于帝国中。所以我们对接着发生的事情丝毫也不吃惊——而不是像当时的人一样：在1524年6月，在一个叫闵采尔（Münzer）的人的布道下，在黑森林和康斯坦茨湖之间爆发了一次起义，他相当直接地号召用刀剑推翻贵族和世俗社会。在三个月内，他夺取了阿尔萨斯、帕拉提内特（Palatinate）、黑森、图林根、萨克森，在南方，他占领了蒂罗尔、巴伐里亚和斯蒂里亚。似乎整个德国农村都被波及了，城市也是这样，在那里，被粗暴虐待的学徒们为农民军打开了城市的大门：察贝恩（Zabern）、乌尔姆、弗赖堡向他们投降；美因兹、特里尔和法兰克福被迫与他们谈判。数千名饥民袭击了公共粮仓，杀掉了许多骑士和教士，他们号召摆脱所有的束缚和分配所有贵族的财产。1525年，黑森、萨克森和布伦瑞克的统治者组建了游击队以追踪农民军。整个事件的结局与扎克雷起义一样：市民们厌倦了农民们的过激，并拒绝帮助他们。农民军分裂为孤立的组织，闵采尔被捕并于5月被吊死，阿尔萨斯被*，剩下的反抗势力被各个击破。*是极其残暴的，在100 000个处决令下，运动并未停息，一直持续到二十或三十年后宗教战争爆发。以往的德国乡村世界再也不复存在了。

劳工问题（1）

在付出用刀剑消灭了他们最为贫穷的农村的代价后，国家觉得农村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至少得到了缓解，这对帝国和其他各处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城市里，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是因为城市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出于自身需要统治者被迫慎重地对待它们；隶农也许只是一种动物，但手工业者绝不仅于此。

14世纪最后25年发生在西部城市的运动，向许多头脑清醒的观察家和编年史家，如维拉尼，阿兰·夏蒂埃（Villani Alain Chartier）和格尔森（Gerson），表明了城市居民处于极其拥挤和杂乱生活条件下，他们因职业或邻里关系的联合极其紧密，以及他们生活的困苦，不能像对待一个大乡村的居民一样来对待他们。城市作为一个市场、王宫、要塞、制造中心的日益显著的角色，给予几乎在农村里看不到的各种社会关系一个粗陋的特征。告诉的生产节奏是劳动者之间相互敌视，加上社会阶层相互体现出的彼此鄙夷和他们共同对乡下人的鄙视，是自14世纪以来城市社会的特征。

同时，随着“危机”末期对城市内部结构进行的深刻的改造，这些特征在15世纪显得更为明显。首先，新来者——经常是新受洗者——比起那些被他们取代的人更为傲慢自大。他们有时人数极其众多：在法国，在对1470年至1510年若干案例的研究中，他们在里昂占人口总数的9%，在瓦朗斯（Valence）占47%，在佩里格占66%，在卡隆占75%：这些新近的移民很快就证明了他们不好对付：贝亚奈（Bearnais）人被赶出了图卢兹，佛兰芒人被从里昂驱逐。

其次，准确地说是市民活动——地中海人的狂欢，使1100年到1400年之间的意大利城市的历史虽如此独特不凡，却极大地衰落了。当时国王或商人集团已掌管政治事务，城市管理问题只是专家关心的事；律师，文书和官员如今坐在执政官和市长的位置上，为他们的主子或商业利益服务。就更为精明的国王而言，这已足够了，例如对着其“忠实的城市”微笑的路易十一。在低地国家，勃艮第大公最终征服了根特和列日，意大利也落入了其统治者的手掌。

这种政治上的漠然使历史学家无事可做，但其也危害极大。以前，城市议会反映了（或相反，不能反映）其所代表的社会。城市议会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充满兴趣，社会的规则，不管优劣，都由城市议会促成。一旦落入专家之手，城市便任凭一种经济紧张的气氛自由发展，这加剧了现存的问题。最为奇特的现象是城市自身的逐步分化：除了那些在落伍的建筑基础上修建的巨大而壮观的建筑物外（其内部花园依据巴黎的圣·保罗饭店的模型），根据他们所从事的特殊的行业或一个特定行会或宫殿的情况，城市里的各个街区也受到社会差别的影响。与此相同，在他们自己的住宅区里，一部分人在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变得更为“中产阶级化”了。也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1390年至1392年的大屠杀之后，这一过程最终完成了，犹太人被有计划地隔离在特殊地区，这些地区在晚上被关闭，但也不可避免地被侵袭和抢劫，在每次恐慌来临时情况更糟：仅朗格多克在1424年至1430、1460年、1473年、1486年和1493年的情况就如此。

劳工问题（2）

一旦商人们分化出来，师傅和学徒们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对于前者，对那些至少还没有富裕到尝试担任公职或投资地产的人，1470年至1480年后的形势只在某种程度上令他们满意。他们的开支肯定因工资上涨的停滞而减少了，1464年至1468年后这一点更为明显，但是制造品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他们曾希望的额外收益。他们的态度暴露了他们的忧虑，贸易的复兴是不充分的，而且他们的顾客离去了。按照“古典的”、中世纪的原则，师傅决意通过全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消除竞争来摆脱困境。监察人被委派到各地——佛兰德斯的监管人（eswardeurs）和伦巴德的皇室总管——以保证学徒遵守工作规章和工作时间。1480年后，学徒们晋升为师傅的道路实际上被封死了，师傅成为一种世袭的身份。15世纪末之前，许多规章制度限制生产并使生产萎缩。商人们不满足于将生产限定在某个既定的水平上，每当他们希望推进生产发展时，师傅们就结成同盟，进一步降低工资，如同在莱茵兰的师傅—锻工们的情况那样。

但是这不是乡下。学徒们远非缺少支持和力量。最初，他们充分利用时势的困难逐渐壮大他们自己的组织（在师傅控制的官方行会之外），那里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参加那些在13世纪已经使博马努瓦（Beaumanoir）担心的讨论会。由于是秘密的聚会，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记载，但是在1440年前的慕尼黑，这种活动已经由面包师、铁匠和制帽匠学徒举行过；1442年在巴伐里亚和罗纳河沿岸的皮货商也发起过。到1500年，在波尔多有40个这样的组织，由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分化，这些结社非常容易组织，行东们不再与他们的学徒们合住，从而不再能够监督他们。一旦工人们团结起来，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组织联盟、采取行动、*和要求加薪呢？

他们肯定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被迫承担繁重的赋税，王室平民税注定更多是由农民承担（达到85%），但是其他许多的征税几乎完全落在城市上，士兵寄宿的平民税（1451年），以及维护作为城市建筑风格标志的围墙的费用（据计算，在巴黎和阿维尼翁，15到20年里为维护围墙花费了他们城市预算的一半；兰斯的这笔开支是160 000里佛尔）。在此还必须加上盐务税、城市中修建粮仓的必需费用、通行费，当然还有罚款、租金、死手捐等等。所有这些赋税在1480年至1485年大约相当于劳动者80个工作日的收入。商业从1490年至1500年以来的发展相对缓慢，更特别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法令规定，把工资降至1410年的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的困境。

城市的不满通过两个途径表现出来，那里有野蛮的暴动（有时是出于个人报复），还有叛乱。我们只有通过法庭记录才能获知第一种情况，这些记录表明个人暴力事实上占了所有已知案件的80%。这些通常是恶意破坏或抢劫，而不是人身攻击的案件。1455年对巴黎一位行东的谋杀导致了一次轰动。因为流浪者和乞丐有时包括在这些集团中，这种犯罪已经不能归因于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暴动盛行在1442年至1451年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当时低地国家、莱茵兰和多瑙河地区都颇受影响；1516年至1527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时德国的大部都受到波及。除了这一最后例证（其极端的暴力可归因于其农村的背景），逝去的15、16世纪的分散的工人抗议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则显得苍白无力了。虽然稍后宗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尚未形成，但“强硬”反抗的现象在城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互相对立，既是有组织的也与它们在社会中的根本地位相一致；这不是强弱要素之间的分裂（这一点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而是两个相对立的对手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中世纪给近代留下了一个劳工方面的问题。

走向“近代”国家

我这里使用的“近代”一词，指按照历史传统所定义的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端这一时段。尽管这是很荒谬的，但至少有助于减少混乱。“国家”亦被赋予多重含义，法学家们在这一多面性的艰巨问题上煞费心力。就像有城市国家或部落国家，同样也有封建国家。“近代”国家通常被描绘为集权国家：所有权力，至少是实体性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或者在最坏的情形下，集中于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充分自由地使用它。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绝对”权力必须源自社会整体。它应包括传统、公共利益、全体人民的荣誉。正如奥尔良的路易（Louis d′Orléans）被刺时，让·波蒂（Jean Retit）指出的那样：谁不同意这一点那就只是一个“暴君”。他可能会像残忍者佩德罗（Pedro the Cruel）那样被杀掉，或像英格兰的理查二世（Richard Ⅱ）那样被废黜。这意味着这个统治者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行使行政职能，即使他的“臣民”（从此之后他们就被这么称呼）其实并没有被征求过意见；他是这个共和国的神圣受托人，即使他像查理六世那样是个疯子或像卡斯蒂尔的亨利六世那样被证实是个白痴。

直到15世纪初，西方还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宣称拥有这种权力。家族世系、庞大的区域性的血统门第、来自于各阶层的代表*组织，这一切都很活跃，侵蚀着统治者的积极性、首创性。像教会和城镇这样的实体介于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事实上统治者只是偶尔才真正控制着权力的基本要素：行政、司法、货币和军事力量。然而一旦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制王朝就出现了，形成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刚刚提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奠定了这一进程实现的基础。

组织军事力量（1）

这是一个很敏感，也不道德的信条。恰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政权无论它多么合法，其意旨都必须依靠威胁或强力才能保证得到遵守。人们是如此具有倾向性，以至于作为群体，只有强制才能使他们信服。只有教会拒绝承认这一点，尽管它也以自己的所有形式使用强力。事实上其他中世纪“国家”都依赖强制能力。到15世纪中叶，在许多军事力量相互撕杀而造成的欧洲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的末期，所有的统治者都明白了这一道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取得了成功。

法国的例子最清楚，最有持久的意义。查理五世曾经评价过“封建”制度的无能、雇佣军的不可靠、支付士兵和租用大炮的花费。尽管原则上可以依赖10万人，但实现出现的从来没有超过二、三万人。因此查理五世开始注重防御问题，采用要塞战略——由可靠的将领、在村庄受过训练的步兵和弓箭手组成的民兵把守，并且在鲁昂——“战船之园”（the clos des galées）新建造船厂。另外他还依靠老窍门。查理七世则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利用1444年与英国人在图尔（Tours）缔结的条约，将王室部队的三个支翼转化成其后的法国军队的基础。由于一些雇佣兵已经死于多次对瑞士的征伐之中，他采用大胆的一步：征募其他士兵，向他们提供报酬、食宿，并派遣可靠的力量作为这支军队的骨干。1445年，20个武装的传令兵连建立，1450年达到35个，这使国王拥有了一支约三千人的长矛轻骑军，每一支由六个人组成，其中两个骑马。1448年，每50个农民或城镇家庭出一人，组成“自由弓箭手”连。他们必须参加每周的射箭训练，并要提供1 8000到2 0000的步兵。1449年，他委任“河务局”组建一支炮兵部队，由一百五十门“飞炮”（中世纪长管轻型火炮）组成，几年后，这支部队保证他取得了对英国人的胜利。对贵族和城市民兵组织的动员令保留下来，以防有时需要他们的帮助；同样也需要一些雇佣兵队长及雇佣兵，尽管他们被认为是忠诚的，但要经过严格的评价或审查。在其它地方，要塞继续修建，战船继续下水。查理七世的成就——为路易十一所承继——备受指责。平民恼怒的是军队驻扎在他们那里，或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以支付士兵的食宿开支。贵族们瞧不上这些武装起来的新队伍。同时还有许多其它省份维持自己的军队。最后，自由弓箭手在几次战斗中表现不佳，而新的船舰未能成功地控制海峡。但至少直到18世纪，法国的炮兵保持欧洲第一，而步兵通过与雇佣军或职业化的火枪手的合并，在战场上表现逐步好转。

其它国家在控制公*事力量方面未能如此成功。但在英格兰，统治者在盎格鲁—撒克逊推行民兵制，即对自由人的普遍性征兵。尽管由于英国人口少，国王从未能从其有权征召的3万人中集结超过5到6千人的军队，但在步兵作战中，这支使用长矛和弓箭的军队却体现了不可估量的优势。 另一方面，向大陆运送大炮的困难使英国统治者忽视这方面的军械装备，认为这太笨拙不便。到了都铎时期，征兵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但大量的钱花费在海军力量上。英国涉足海上贸易之事已经探讨过，英国舰队的建设问题同时被提出来。尽管亨利七世在1485年颁布了《航海条例》并开启了赫尔和布里斯托尔海军船坞，但这一首创仍必须归功于爱德华四世。历史转换很奇异，竟然是路易十一的法国间接促成了英国海军力量的诞生，因为这其中很大部分的资金是依据1475年在皮基尼（Picquigny）达成的条款，由瓦卢瓦王朝支付给爱德华四世的5万英镑的年金。到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时，15艘本国人驾驶的大船已能出海。

组织军事力量（2）

伊比利亚王朝的表现更出奇地落后。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对摩尔人和对海洋的征战，其实应促使他们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缓慢地但却挟带着灾难性的力量，西班牙人向他们的国王提供了一支特别的军队。由于“天主教王朝”不能像在1492年攻占格拉纳达那样付钱给雇佣军，伊莎贝拉（Isabella）和费迪南德德这两位军事事务上的专家，转而求诸于瓦卢瓦王朝式的征募。然而在西班牙这儿，并不是从村里召集自由弓箭手，国王是将有长期作战经验的贵族和乡绅视为军队的基础，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与*世界作战。所有的领主都是军人，所有的仆从都会用剑。另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土地贫瘠所逼而到军队谋生。这一切再加上严酷的气候，约束和训练着他们的躯体，使他们习惯于特别卖力，促成他们变成特殊的战争工具。1496年，国王决定每12个人中的1人义务服兵役，由冈萨沃·德·科尔多瓦（Gonzalvo de Cordoba）和冈萨罗·德·阿亚拉（Gonzalo de Ayala）对其进行严格训练。由长矛兵、带剑骑士、火枪手编成的战斗单位——科若那里亚（coronelia），以其反抗性、勇气和残酷从16世纪初开始闻名，这时期西班牙进行了征服和*之战。瑞士人销声匿迹，西班牙步兵团主导了战场，直到三十年战争。

……或者相反

欧洲其它地方则几乎没什么可比的。意大利城市里的民兵组织灰飞烟灭；16世纪武装的自治市注定比不上他们的莱尼亚诺（Legnano，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米兰省城市，1176年腓特烈一世在此被伦巴第联盟军队彻底击败）的祖先；了解其战士的弗朗西斯科·斯福扎公爵（Duke Francesco Sforza）第一个摆脱了他们。在罗马，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Ⅱ）和其他尚武的教皇更喜欢其来自德国的雇佣兵；在威尼斯，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被征召入伍。佛罗伦萨却依然故我——“非凡者”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不太关心这些问题。当查理八世的法国军队涌入意大利时，他们着急了。采用灵活巧妙的外交策略，战败一方最后能够在很少流血的条件下投降，这是顾惜其手下健康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喜爱的技巧，然而这一次不灵了。法国人炮声隆隆，凶猛冲杀。由于西班牙人也开始这么做，还是放弃为好。1512年在普拉托被击败以后，佛罗伦萨人也开始从帝国雇佣士兵。

德国实际上是一个“兵库”，传统上大量职业化士兵就是从这里征召的。如同在西班牙，贫穷驱使里特（Ritter，德语地区第二低的贵族阶层）入伍和抢劫。这里，没有美洲人可供灭绝；也没有意大利王国待征服；没有舰队供操纵；没有统治者待服务。尽管异教徒土耳其人离这不远，并正威胁着多瑙河地区，但此时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在阻止他们。盛行于德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也许只能解释为因为存在着过剩的未被雇佣的士兵。他们想服务于本地王室或邻近的统治者，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团帮，像弗兰茨·冯·席肯金（Franz von Sickingen）这样有名望的军官一次可集合到1 5000人，这相当于查理八世进入意大利所统率士兵的一半。与此同时，德国却没有能够组织起一只密切联合的军队的统治者。

这种混乱中的唯一例外，是瑞士山民创造的。14世纪末，他们从哈布斯堡王朝争取到了独立，因为缺少马匹便建立了步兵团，他们非比寻常的战斗力很快引起了他们的近邻的羡慕，这些邻居正在寻找充满活力而又诚实的战士。事实上，在1440年至1444年成功地捍卫了他们在阿尔萨斯和巴登的自由，紧接着又在纳沙泰尔（Neuchatel）湖畔摧毁傲慢的勃艮第军队之后，瑞士人证明重骑兵时代已经完全、真正地过去了，“战场上的王后”是步兵：二百人为一方阵，长矛林立，缓慢地行进在战场上，厚重的盔甲阻挡着灼烧的箭矢。这是马其顿方阵的再生！惟有弗兰西斯一世能打败他们，他将他的大炮对准了人而不是城墙。尽管作了改革，但1515年在马里尼亚诺（Marignano），瑞士步兵方阵仍不得不投降。然而10年后在帕维亚，情形却不一样，因为瓦卢瓦国王象平时一样心不在焉，竟然让他的骑士在自己的大炮前冲杀！17世纪已经逼近，涌入视野的是瑞士的步兵团——基本上步行，以及法国的炮兵和英国的舰队，而德意志和意大利将成为他们的战场。

接下来是钱（1）

国家需要钱来供养军队、装备船舰。铸币的数量和质量的确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这个问题却由商会掌管，并非依据国王们议定的意愿。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私人与公共利益的联合非常明显。国王像商人或者商人的人质那样行动：商人们的意愿——开矿、铸币重新估值、召开金银比率会议——都成为国王们的动议。围绕着各等级王室的圈子里，经济学思想的贫乏很突出。甚至像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这样的由商人转变而来的王公似乎也对财政事务完全失去了热情。让·博丹（Jean Bodin）超出了时代的局限。在他之前，法国国王身边没有理论家，连一个具备尼古拉斯·奥瑞斯莫（Nicholas Ore*e）那样才能的人都没有。格雷善姆（Gresham，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财务代理人，首先对“劣币逐良币”的现象进行了阐释）还没有诞生，而这样的一些顾问——像大胆查理的迪诺·拉庞迪（Dino Rapondi），路易十二的布里松内（Bri?onne）或者亨利八世的渥尔塞（Wolsey）——也不是专家，他们的经济学视野仅限于在怎样才能不杀鸡取卵这类问题上思考彷徨。

我们或许忽视了他们在掌管财富方面的努力。这里重要的是国王和统治者持续确保对所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控制。这方面没有什么革命性变化：权力占有者很久以前就开始朝着皇室征税和财政管理的方向努力了，但是尽管大方向相同，步骤及有时候所采用的方式却可能有所不同。统治者一般是尽力获得三个基本的支撑：首先他需要获得广大的、属于自己的领地，以提供个人收入。不能指望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资助公共开支，直到１1480年，甚至法国国王从他私人领地上所获也不超过其全部收入的15％，英国国王的“森林”获利更薄，但这却能够使王室在自己的领地上，在全部侍从的陪伴下，从王宫到城堡，来去自如。所以，国王会尽力增扩他的领地，就像任何一个善于经营的地主一样去购买，有时候是夺取反叛者的土地，这个反叛者可能会被合法地抢劫。我还提到过1523年以后，西班牙军事阶层的地产与王室领地的合并，经由教皇的批准而生效，但实际上自1495年起这种合并一直在进行。五颜六色的服装掩饰下的意大利呈现的是完全相同的面貌：美第奇家族的地产，威尼斯议员的地产，斯福扎家族没收来的地产，费拉拉附近的埃斯特家族（the Este）地产，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的。与往常一样，国王是惟一受到谴责的对象。

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普遍性征税的实施，但由于法国国王的财政大臣惧怕惹怒了商人，在把普遍性征税的基础建立在商业*这一问题上小心翼翼，这样就只好牺牲贵族或农民了。我已经解释过普瓦捷的战败是如何在这方面推波助澜的：通过强迫平民、士绅和教会支付年金用作赎金，瓦卢瓦王朝培植了固定税收的思想意识。他们不停地增加这种压力，我们已经能对人头税的压倒性的力量有些认识了。狩猎权的出卖，兵役人头税，每里弗尔商品一个苏（百分之五）的间接税，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法国国王高于任何一个相邻国家统治者的财政地位。他的确是一个快乐的统治者，金碧辉煌的宫殿，卢瓦尔河畔矗立的城堡，大大提升了他的特权。不幸的是臣民，他们被压垮了，压垮他们的是恢复足值的货币和“财政正统”，这是凯恩斯派的货币学家所热衷的。对我们来讲，要从思想上根除19世纪胜利的资产阶级反复灌输的观念是困难的：“好国王”带来好财政。查理五世和路易十一——“勇敢者”和“太阳王”让世界和弗朗西斯一世、亨利四世等为之惊奇。在其它地方，事情进行得不是这么快：都铎王朝在艰难地推行贸易税，这时英国商业已经起飞，因而羊毛和铅锭生产越多，征税就越多。大约在1450年以及1487年至1490年，贸易中心城镇对征税的反抗很多。西班牙也有同样的困难：尽管激烈反对封建领主征税，但现在这里是麦斯达，强有力的养羊者协会坚决捍卫自己的特权与免税权。费迪南德德最终被迫转而依靠城镇，指派地方长官去那里监督商业活动并对之征税。

接下来是钱（2）

尽管瓦卢瓦王朝的税收系统无疑比其他国家要先进（即使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征税方式的管理却不是这样。当我们想到这些统治者的顾问们几乎都是些律师，而律师比其他人都更倾向于形式主义时，对将注意力放在改进征税方式上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在这一领域，官僚们大大促进了税收的建立。法国的财政管理起源于查理五世，当时，王室户税的水平确定下来，催生了财政区，原则上讲这源于奥依（O?l）和奥克（Oc）地区三级会议的良好愿望。15世纪，这种细分再次被采用和普遍化，本质的差异在于“挑选的”收税人是被任命的，并且是有薪酬的。一些地区如郎格多克和普罗旺斯，1481年之后仍保留评估和征收人头税的权利。这些地区被称为国家领地，保留三级会议的省。自13世纪末或者14世纪，与会计账目及人头税一起出现的财政总管的职位，由国王严加掌控，他任命他忠实的仆人和债权人担任。在这种情形下，让人奇怪的是瓦卢瓦王朝并不争取更明确的集权形式。事实上，似乎路易十二和弗兰西斯一世明白，一个超级综合性的财务机构可能很不方便。颇令人起疑的雅克·科赫案令人泄气，他负责国王的私人财政，最后却被宣告有罪。在国王身边的四、五个大臣中，其中一个或许被委以财政监督的工作，但被弗兰西斯一世委派此项工作的雅克·塞姆布朗塞依（Jacques de Semblan?ay），却像他之前的马西尼（Marigny，约1260年—1315年，法国政治家，国王腓力四世的额顾问）一样死于蒙福孔（Montfaucon），富凯（Fouquet）时代还未来临。

勃艮第公爵们却与此相反，他们尽力要达到最终目标。这其中的原因很清楚：他们的领土非常分散，不得不为公国的主要部分提供不同的税收机构和税种。使用单一税收没什么问题：１1477年移至第戎的帐目部，其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Brabant）的分支，建立于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时期，分别应对辖区内的税收事宜。查理公爵想再前行一步，他废除了包括历史最悠久的佛兰芒城镇在内的所有城市的特权，这一措施引起了根特、布鲁日和其它地方的暴动并遭到*。他还于1455年创立了一个总收税官的职位，以协调据说总共达90万杜卡特的税收。不幸的是，大胆查理的计划对于一个灵活但却适中的机构来讲过分了。他签订借款合同，著名的是与塔玛索·波尔蒂纳里（Tommaso Portinari）签订的，后者是设在布鲁日的美第奇银行分行的总管，但这些很少能满足他征伐瑞士的开支。瓦卢瓦的国王们也向里昂的银行家借钱，但他们基本上是有偿还能力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王位的安全。勃艮第大公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所有的计划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

英格兰的情形介于这两极之间。从13世纪以来，英国的国王也像瓦卢瓦王朝一样对待其国库和保管库，即使他的收入因其领地不多而难免有限。议会最终取得控制权以及高级贵族的力量（1412到1480年，伯爵数目由25个减少到16个，这使得土地更加集中）限制了国王征税的自由。这就是都铎王朝放弃强加一个总机构的企图，放弃征收特定税收的长期斗争，转而系统利用王权的原因。这意味着一种能力：通过对直接、间接收入发行现金收据而获取所需要的钱财。至于西班牙，城镇成为税收的中心，1495年按法国模式建立的账目部（the Chamber of Accounts），使查理五世建立起特别税收的一整套系统，这种系统最终毁了这个国家。

国家的经济

尽管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但有些事情已足以产生确定的后果。西班牙与英国相对于法国的落后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热衷于从海上和新土地的征服中获取利润。法国国王毕竟不需要美洲和印度，这些地方丝毫不能激励瓦卢瓦王朝的商人或士绅的进取精神；就其所关心的而言，衰退时代还未来临。相反，所有这些国家共有一种重要的新现象：他们日益被视为利益共同的统一体，这得益于适当的管理。通过控制铸币和实施“政治经济”，商人在这一进程中无疑发挥了领导作用，“政治经济”不可避免地成为王室军队的基础。统治者被鼓励监管并开发其土地生产力。这种态度发展成为近代的重商主义，它与统治阶层传统上对贸易的漠视，以及基督教世界不谈经济的概念根本对立。然而一种调控经济活动的趋势也在强化，采用的是诸如限制在城镇从事生产、对所有交易征税、差别对待外国人等手段。所有这些解释了为什么政策总是在有调控的自由主义和生产垄断之间、在私人组织与建立中的“国家”机构的既得利益之间变动。有许多革新或适应的例子，我选择了三个方面，肯定适用于1500年以前。首先，统治者支持经济活动，不仅在他自己是一个商人时（如美第奇），或受到一个对此感兴趣的顾问的影响时（如查理七世听从雅克·科赫），而且也因为他自己确信大的计划能带来利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支持（支持值得帮助的地方）商人冒险者的努力，路易十一1470年鼓励里昂和鲁昂的丝织业，并发放有利于外国人的归化证，这些外国人有德国的矿工、意大利的吹玻璃工和佛兰芒的布商。但遗憾的是历史却颇具讽刺意味，那些缺乏商业意识的君主却是获利最大的：葡萄牙着迷于地理发现，西班牙抗拒任何形式的商业冒险。其次，国家政权受吸引干预那些原则上属于政治，而实践中却处于经济范畴的事务。这其中有一例子，就是伊比利亚的麦斯达，一开始这是西班牙大地主之间的协议，结果却支持卡斯蒂尔的财政；托尔法的明矾事件，将佛罗伦萨与罗马联系在一起反对热那亚与那不勒斯；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铜与黄金，促使富格尔挑唆哈布斯堡王朝对抗土耳其人；英国的大批羊毛在皇家政治的狂热中从加莱运到布鲁日再到安特卫普。这些事例以及成百个其它一些不那么突出的事例造成的效果是广泛和持久的，表明国家政治主要是由商人支配的。对我们20世纪的人来讲这没什么奇怪的。

最后一个方面甚至更“近代”，经济战争现在成为可能。查理七世的货币贬值已经影响了贝德福德的财政，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却不能说这位“市民国王”意识到了这一点。但1470年以后，这一点却不再有疑了。科明尼斯（Commynes，1447年—1511年，佛兰德斯的政治家和编年史家，所著《*》使他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告诉我们，路易十一利用这一武器使大胆查理的邻近土地上的货币流通不稳定。佛罗伦萨试图通过封锁港口以及阻止小麦和盐的通过饿死米兰。萨沃伊公爵在没有财政原因的情况下搁置对勃艮第公爵的年度支付。罗马通过提供双倍工资腐蚀威尼斯的雇佣军。在某种程度上讲，英国1485年到1489年的《航海条例》也受类似的启发，也别提亨利七世的1495年法令，该法令在汉萨同盟不允许英国进入格但斯克的情况下，对汉萨同盟的小麦进口实行禁运，这对汉撒同盟是一个威胁。这对商人有好处的，对英国尤其是都铎王朝也有好处。

新老国王（1）

16世纪的国王的态度仍然深受历史的影响。环绕王权的浮华情形也是如此。尽管这种浮华还没有变成17世纪的宫庭礼仪，但王权出现，国王的加冕典礼、葬礼、古老的装束和在重大场合展示的象征物（王冠、披风、权杖、金球），不论其特定象征性有无法律依据，却不具个人崇拜的特征，这是一种功能崇拜。所有14、15世纪的伟大律师，像阿喀索（Accurso）、阿伯莱纪（Ableiges）、勒维尼（Reviges）、珀蒂（Petit），都很了解中世纪的遗产：国王是共和制的化身；他行使教会牧师的职责。当然，这并不能阻止瓦卢瓦王朝减少对罗马教廷的依赖；不能阻止其滥用王室特权（1438年对市民的“国事诏书”），并在1472年、1502年以契约的方式拒绝教皇税；不能阻止其向法国天主教教会征税，就像伪善的天主教庭抢掠宗教阶层，像都铎王朝其后不久没收教会财产一样。这些姿态并不“近代”：罗马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权力，而国王长期控制着当地的教会。圣路易、爱德华一世和美男子菲利普的行为同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以及11、12世纪的皇帝们一样。但这并没有招致教权世俗化。教会不再是王冠的支柱成为事实源于它自身的软弱。

无论新旧，具体权力的内在属性是个体的，越来越依靠强有力的人物。但他们又是多么富有争议的一群人，权力绝不再是“封建性”的了，这首先是因为地区性的统治者逐渐取而代之，其次是由于国王不再与大大小小的封臣协商。虽然如此，国王的权力仍局限于家庭和国内。有血缘关系的亲王们发动阴谋，尽管很少能成功，但却一直延续至17世纪。至于王宫这一所有决策确定之处，则簇拥着一个个小集团。这里不再由一些忠诚的人所占据，而代之以一群门客：阿拉贡的斐迪南有200人，教皇那里有400人，查理六世的宫庭有800人，弗兰西斯一世周围有1 000人。这些人来源于各社会阶层和行业，国王可随意升迁或降贬。

由于意识到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时，或需要秘密做决定时十分不便，与亲戚或封臣协商是进行统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想法被逐渐抑制。这最终促使政府主要机构的产生，它有不同的称谓：枢密院（Privy Council）、国王会议（the King’s Council）、内阁（the Cabinet）、大臣（the Secret）。它包括十多个叫做“国务秘书”或“部长”的官员，这些官员秉承国王的谕旨行事。这一小团体或许包括一个王室成员，一个享有声誉的军人或教会高官，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在国家的法律或财政机构受过培训的人。他们中的一个人或许位于其它人之上：像托马斯· 贝金顿（Thomas Beckington）和克兰麦那样作为“枢密大臣（Privy Secretary）”，或者像勃艮第公国的尼古拉斯·罗林（Nicholas Rolin）及其后的格朗维尔（Granvelle，1517年—1586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大臣）作为国务大臣，或者法国查理七世时代像埃提尼·什维利埃（Etienne Chevalier）及皮埃尔·德·奥依奥拉（Pierre D′Oriole）那样耿直、倍受喜爱的人，以及路易十一身边的奥利维埃·拉·代姆（Olivier le Daim）和布里松内（Briconnet）。这些统治者的私生活提供了一些“近代”性的细节，而通过统治者的情人或女主人在提升或降贬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种私生活又汇入公共生活。在这些人中间，有1460年前后卡斯蒂尔的贝特朗·德·拉·库埃瓦（Bertrand de la Cueva），法国的阿涅·索雷尔（Agnès Sorel，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情妇，法国第一位公开的情妇），更不用说亨利八世的妻子们了。当然，在国家发展的每一阶段，这都不新鲜：美男子菲利普甚至圣路易都受到过关系亲密的人的影响。随后，这些人将变成一个整体。

新老国王（2）

最后，统治者的司法是对其权力具最终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这方面旧系统让位于新系统。由于法国王室法律顾问以及像布瑞克顿这样的英国律师取得的成就，司法的本质概念有了进化。个人非委托原则（The principal of non-delegation to individuals）这一封建制度的支柱已经被同化。即使是在14世纪，当法国三级会议、卡斯蒂尔议会和英国议会强烈抨击王室专制时，他们并不反对统治者的司法垄断。随着罗马法的教育越来越普遍，古老的格言“国王就是法律” 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他们也意识到，尽管国王不委托司法，但他自身也不可能独自管理，同时公共司法由于组织上的缺陷也已陷入争议。当然直到“公共利益之争”，法国还有一些小贵族甚至亲王对他们古老的权利存有幻想（尽管向王室法官上诉事实上是有效的）。从那时起，唯有国王才能任命、罢免和指导那些以他的名义掌管司法的官员的观念逐渐被采纳。由于法律的执行与司法没有明确区分，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滥用权力的危险。

这一次必须以英格兰为例：庄园法庭的民间司法与治安法官公共巡回审判表明人们对王室和普通的法律体系确实都非常熟悉，且这种法律体系不受私人利益的压力。王室巡回法官的工作是处理上诉或违约行为。但从13世纪以后，这种非常古老的体系——显然是欧洲所知的最“*”的体系（在人身保护令被引入之前——人身保护令是很久以后才引入英格兰的）——才被议会采纳。原则上这种逐渐变得非常固定的合作有两个目标：一是批准或否决统治者的财政要求，然后控制他对钱的使用；二是调查王室的行为。这导致爱德华二世时，这一机构位于统治者和其臣民之间，专门对治安法官解决过的法律案件进行审理。由于对代表地主、绅士、贸易城镇的议会参与者的任命处在一种非常规情形下，是阴谋的结果，这种政府统治的工具存在着变为政治、法律施压机构的风险，在理查二世的某些时期，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这就是为什么兰开斯特家族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1406年至1463年之间，对议会本身进行深层次的重组。首先是由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实行机构选举，为此任命了64个贵族、乡绅和250个市民代表112个主要地区，这些地区的数目不能更改（在有荒废的村庄及圈地的时代，却有令人惊奇的计算错误）。随后在1453年，国王决定任命他自己为议会的领袖——议长，议会开始分裂，有些失衡，形成两个有明显区别的阵营：贵族与平民。最后在1463年，统治者保留了引入法案的权利，这就剥夺了议会统治的可能性。爱德华四世随后革除了议会的所有司法监督权，他在每一个治安法官身边都安插了王室的代表，一个死因研讯法官，由他起补充作用，然后取代老的郡法官。1478年，为了支持他重新获得王位后进行的对反叛的*，也为了阻止所有摆脱王室控制的企图，他创立了“星室法庭”负责政治案件以及许多其它够得上这种资格的案件。亨利八世随后设法使其宗教政治、战争野心或战争计划有效合法化，在军事与财政方面的状况比起海峡另一边的邻国糟糕的情况下，不单纯依靠强制，实现了对法律体系的完全控制。无法解释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新老国王（3）

法国的情况比较难限定。首先是在王国范围内，直到16世纪末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奥克一带）控制着自己的法庭的大领地和采邑，有时候甚至贵族（以纳税作为回报）还在行使对中小案件的司法权。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全国性司法体系难以迅速建立起来。法国的法官没有英国的治安法官那么大的权力，这意味着瓦卢瓦王朝的努力只在建立为各地采用的法律模式、程序的某种统一性方面（区别于只要有可能便通过打败封建领主，或给予大量的组织和个人上诉权利来削弱现存司法权利），以及在控制最高法院方面有效。1454年，路易十一坚持以通过蒙蒂斯-莱斯-图尔法令（Montils-lés-Tours）的形式起草一部新的普通法，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当1535年重申这一义务的法令颁布时，法令与当时正在争取的目标已相距甚远。在最高法院这一层面上，他取得几项较好的结果。事实上，13世纪从法庭里出现的单一的上诉机构尽管其可行性在增强，但很快就没有能力处理所有汇集到这里的案件了。许多成员都贪污受贿——这被称做“香料”，它加快或阻止特定案件的审理，除此之外，令人担忧的是法官和执事也能介入原告和国王之间，同时委派自己为真正的惟一的法律受托人。毕竟这才正是14世纪的三级会议所要求的。这意味着王室司法必须更接近原告。最高法院在1420年《特鲁瓦条约》签订之际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普瓦捷，另一半保留在巴黎，另外，自从1355年，法官会议、*官会议、刑事法庭、和三级会议分别在奥克的不同地方举行。这一切都在改革进程之后，改革最终产生了一个法律体系，这一体系适合即将形成的专制王权。1444年在图卢兹创建了一个最高法院，另外一个是1457年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还有就是1462年在波尔多，1477年在第戎，1499年在鲁昂，1501年在艾克斯，辅助法院不算在内，它可以在蒙彼利埃或鲁昂准备财政报告。统治者同时尽力废除诸如“香料”这样的贿赂习惯，并且谨慎地监督地方法官的任命。王国也被分为四个大的财政区：奥依、奥克、诺曼底以及包括约讷（Yonne）的外塞纳。这样的划分原则上是为了有助于财政控制，但负责这些财政区的监督官——这时还没有这么叫——却要向国王报告所有事情。在波旁王朝之前，这一进程还未完成，是波旁王朝最终使其完善。但这里面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却足以使我们原谅最后的几位瓦卢瓦国王，他们已经为未来奠定了基础。

帝国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它的确是一个由司法官负责治理的实体。统治者有时意识到这一点，但帝国议会，却从未能启动任何一种机构。许多亲王无意放弃其仰仗司法权而获得的权力和财富，帝国的皇帝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放弃。直到1460年前后，受西济斯孟德（Sigi*und）的鼓励，一种巡回法庭半公开地实行，他本人参与其中。神圣法庭同盟（Vehmgericht）诞生于威斯特法利亚，其成员对抢劫犯、异教徒和暗杀者进行审判，以一种奇异的私法形式进行，虽然不合法但却完全有效。这一运动在波希米亚战争后渐渐消失。腓特烈三世确保帝国法庭在1495年成立，它属最高上诉法院，但1500年之后却没有人响应它的召唤。皇帝本人陷于奥地利的麻烦之中，在他41年的皇帝生涯中（1452年—1493年），他有29年置身其帝国之外，他如何领导一个高效的司法机构呢？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及其后许多事件，包括宗教改革及1525年的农*动。

一个国王，一个国家

当然，富裕和强大的统治者是众人注意的目标和敬畏的对象。当他威严地走过时看着他，在硬币（一种新的实践）上识别他的形象，在他的臣民的心目中，他充满了半神的魅力。他被诌媚之辈——这些人也惧怕失宠——所包围，被阿谀奉承之声压倒。印刷技术被用来为这种宣传服务，一种小册子广为散发。非凡者洛伦佐、路易十一、弗兰西斯一世、查理五世，尤其是亨利八世，效仿古代帝王，成为歌颂的对象。统治者的巨大画像到处展示，并出现在神秘剧中，人民付费观看这种演出。大约在1515年，在对理想君主的描绘中，伊拉斯谟和马基雅维利加上了对荣耀的爱好和对和平、正义作出贡献的个人特权。没有人对其性格挑剔，正是这些性格使得一个统治者区别并优于其他人：大胆查理酗酒二十年，路易十一滴酒不沾，洛伦佐或安茹的勒内写诗、作画，亨利八世是一个运动员，查理五世常年卧病，弗兰西斯一世因法国人沉溺于寻求刺激的奢华之中。我们距把统治者当作宗教信仰及王权崇拜仅一步之遥。

毕竟还有一步之遥。首先，毕竟国王仍能接近：人们可以在路易十一参观市场时遇见他；人们碰巧能看到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赤膊角力；查理五世可能会被误认为一个布商，而腓特烈三世在从特维的溃退中，不得不在暗夜中为一匹马讨价还价。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的这种致命的香气还没有从西班牙飘送到欧洲其它地方。除此之外，民众认同的观念无论多么虚幻，却仍然没有消失。如果国王被授予一个神圣的职位，如同萨律塔蒂（Salutati）所描绘的“公民人文主义”，他占有这个职位当然凭血统，但也要依据他的臣民的意愿。他必须同他们协商，尤其是他需要他们出钱时。15世纪的君主不能不这么做，因而没有变成一文不名的帝王。我们刚刚看到英国议会是如何逐渐变成温顺的对王权的掩饰的，原则上保持代表形象，实质上已被国王主导。法国的情形或许更微妙一些，因为瓦卢瓦的财政问题迫使他们在14世纪常常——如果不是定期的话——举行三级会议，这里有的是尖刻难听的话语，但讲这些话的人一般是作出让步，并且至少产生了一种干预了共和政府事务的感觉。对一个正走向专制的君主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举止，但在法国国王最终甩掉他们之前，还有几乎3/4世纪的路要走。法国国王巧妙前行，一方面只召集地区性的三级会议，拿地区关心的问题来做出妥协，不涉及其它问题，接着将会议的目的限制为某一特定问题。这就是1439年、1444年、1454年、1468年和1470年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所做的。其间有几次，他们或者不召集三级会议，就像在狩猎权和膳宿税问题上，或者也听一听议会的劝告。只是在1484年，摄政王安妮（Regents Anne）和波茹的皮埃尔（Pierre de Beaujeu）感到有必要就解决已故的路易十一的事务所涉及的详细的程序问题，在图尔召开一次全会。就在这里，他们听到了激烈的诘责，这种责问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因为情况正在改善。在把这种谴责记录之后，他们解散了三级会议。1493年和1500年，有两次更为“技术性”的再结合，其后在1506年，在奥依有一次全会，路易十二谨慎地挑选了会议代表，摘取了“人民之父”的称号。接着沉默降临了。弗兰西斯一世太繁忙了，他的统治以发布大量革新性的法令为特色，这似乎表明这位统治者特别能倾听他的忠实的臣民的要求，至少是那些温和的要求，不需要人民大喊大叫。他感到他自己与国家是一体的。

的确，国家一词才刚开始具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思。它在根本上与中世纪格格不入，代表着这样的认识：一群男女，属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实体，归属于同一个族群，共有一种语言，特别是承认同一个统治者——只有一个首领，各自的利益汇集为一种共同的利益。1512年真的达到了这一阶段吗？肯定没有，但他们正奔向那里。或许英国人和法国人真正参与或感觉涉及到统治者的活动，只限于那些统治者与之协商过的事务。但是对这一点未多加考虑，他们就如此宣称，并且就这么做，尽管他们对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不感兴趣，更对布汶战役（Bouvine）不感兴趣。民族国家的欧洲的出现标志着中世纪真正地、完全地终结。

帝国主义在行进

如果这本书的目的是列举叙述那些充满活力的军事事件，那么我的任务将难以完成，而且读起来也相当乏味。虽然如此，这些事件尽管可以简短些但必须要触及。他们不再简单地是城市与君主解决彼此之间的事宜，而是被拖进了一系列一再发生的冲突中，这些冲突为近代历史所固有，也确实为以后许多历史所承继（例如，当人们想到意大利时），尤其是如果将我们此前讨论的东方事件也加上的话。有争议的王位继承、家庭野心、对堡垒的拥有权等导致了冲突，这些冲突由来已久，事实上在这些冲突的背后，王侯间的和经济上的敌对出现了，这将在以后的时间发展成为民族国家间的不和。我希望前面的章节已经表明这一点正变得多么重要。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混乱相当清楚地看到：西方君主的冲突以及成见将在其一直行走的土地上逐步结束，他们的竞争将转到其它地方。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因为面向大西洋的几个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君主都涉及到了，并且它也说明了这四个国家正准备涉足海外。整个欧洲的中东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变成冲突的舞台；东欧与*世界的冲突已在另一章中讨论过。在那里，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起着保护基督教世界东方边界的作用，他们首先被推出混乱的中欧之外，继而成为服从的哨兵，将欧洲世界向东方延伸。这样，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就剩下帝国和意大利成为其西部和北部邻居的猎物了。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1）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1）

在这一卷的开始阶段，我暂停了对百年战争的简短叙述，谈到了其最低点，即贞德在火刑柱被烧死，法国有了两个加冕并举行过涂油仪式的国王：瓦卢瓦王朝的查理七世和兰开斯特的亨利六世，其中一个优柔寡断，不明智，而另一个则是个十岁的孩子，受他叔父贝德福的约翰（John of Bedford）的控制。还有第三个“法国国王”——好人菲利普公爵，他根据自己的利益出尔反尔以报复他的父亲，把法国转送给英国人。英国的情况事实上不牢固，菲利普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得安宁，在低地国家更是困难重重，他曾经想使这幢漂亮的大厦独立的梦想未能实现。再者，他的妻弟摄政王贝德福之死，解除了他道德上的义务。尼古拉斯·罗林（Nicholas Rolin）给了他好的建议，他1435年发起了阿腊斯会议。查理七世准备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适中的道歉，归还索姆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免除公爵的封建义务。英国人未能如愿以偿，因为菲利普不再支持他们。查理七世为此付出的代价很高，布列塔尼于1435年重归菲利普治下，巴黎于1436年被征服，接着他稍喘了口气，经过两次围攻，最终于1451年攻占诺曼底，又于1453年攻占波尔多。只有加莱又在英国人手中保留了一个世纪。百年战争实际上已结束。但成群结伙的雇佣军和盗匪仍然在抢掠，英国人也从未彻底放弃。只是在1475年对皮卡底的一次突袭期间，爱德华四世在得到大量金钱的情况下，同意在皮奎涅（Piqiugny）向路易十一致以法国国王的礼仪。上一个时代的纷争真正结束了，因为这两个王国都致力于各自的任务：消除有能力阻碍王权更强大的地方势力。

法国一般将这称为摧毁封建阶级。人们通常把它归功于路易十一，然而公正地讲，更应该记住是查理七世通过创立永久性的给付薪酬的军队，消灭了布拉格里（Praguerie）的贵族联盟。从长远来看，这个贵族联盟比他儿子不得不面对的孤立或协作的封建叛乱更危险。从1465年，非常狡猾地摆脱“公共利益联盟”，到1481年梅恩（Maine）公爵查理——安茹家族最后一个成员——死去，瓦卢瓦王朝成功地抚平了此前几个世纪的封建*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影响。集中精力继续其打破早先的惯例、传统的未竟的事业是很重要的。国王采用了法律程序，接着惩处了真正的或假定的、想象中的反叛者，如圣波尔伯爵（Count of Saint-Pol）、阿朗松公爵（Duke of Alen?on）、讷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他又作为教会的世俗代表，打击了被控*的阿马尼亚克公爵（Count of Armagnac）。他也承诺付钱给阿拉贡国王，以帮助他打败瑞门萨斯（Remensas），接受鲁西永（Roussillon）为抵押物（1462年），只支付了部分钱他就保有了这个省（1473年）。他有时依靠简单的家庭外部联合，他的妹妹玛德莱娜（Madeleine）成了纳瓦拉（N*arre）的摄政，另一个妹妹约兰德（Yolande）成为萨沃依的女公爵（Duchess of S*oy）。更理想的是，他将他的一个女儿安妮（Anne）许给了波旁公爵，这样就使得波旁站到了自己一边，将另一个据说不生育的女儿让娜（Jeanne）嫁给了奥尔良的路易公爵（Louis Duke of Orléans），希望这样阻断这个家族的香火。他以取消其债务抵押品的赎回权威胁安茹的老国王勒内，迫使其先是承诺接着真的把普罗旺斯和安茹割让给他。至于布列塔尼，尽管他曾经指望重新占有它，但只是在他死后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当时他的继任者查理八世娶了布列塔尼的女公爵安妮，并把他的父亲从勃艮第家族获得的一部分土地给了他以前的未婚妻奥地利—勃艮第的玛格丽特作为补偿。到1500年，除了阿尔贝—纳瓦拉（Albret-N*arre）、昂古莱姆（Angoulême）、奥尔良和波旁之外，王国已经没有采邑封地了。事情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结果：奥尔良家族或许产生不了国王路易十二，昂古莱姆产生不了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波旁—阿尔贝产生不了国王亨利四世。到亨利四世即位时，通过消灭公国终结了这些因素。尽管如此，仍是路易十一完成了清理王国的任务。他被指责不诚实、狡诈，并在纳瓦拉和鲁西永阴谋反对西班牙，允许哈布斯堡家族定居在法国边境。这是些轻率的指责，看看英格兰，就知道这些指责更不合理了。

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2）

英国的问题不同，这是由于自治的公国诸候与其国王在血缘上联系更紧密。这些公国不是很多，他们趋于成为边境地区居民的贵族，在苏格兰边境有珀西家族（the Percys）和内维尔家族（the Nevilles），在威尔士有兰开斯特家族和都铎家族。激烈的竞争提供了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充满冲突的戏剧性场面，这种竞争在集聚于兰开斯特家族周围的红玫瑰支持者和以白玫瑰为象征的约克家族的支持者之间展开。约克家族是统治家族的最年轻的一个支系，不是象兰开斯特家族那样源于爱德华三世的第二个儿子，而是从他的第三个儿子传承下来。这场漫长的玫瑰战争贯穿了亨利六世的全部统治时期。亨利六世是阿金库尔（Agincourt）的胜利者的儿子，同他的外祖父查理六世一样变疯了，这是历史对《特鲁瓦条约》（the Treaty of Troyes）的讽刺性报复。既然国王无能，他的叔父贝福德的约翰（John of Beaufort）和表兄萨默塞特的约翰（John of Somerset），以及一个远房堂兄索福克的威廉（William of Suffolk），都宣称有权利以国王及其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的名义，以保护者的身份进行统治。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回想起了以前反对金雀花王朝理查（Richard Plantagenet）的兰开斯特家族的叛乱并接管了其武装。两个主要领导者一是王后，受路易十一的支持，另一个是来自内维尔家族，号称“国王制造者”的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约克家族的理查死后，他的儿子爱德华继续战争，并始终依靠沃里克一方，约克阵营于1459年战败，1460年取得胜利，1461年战败，最终当约克的爱德华加冕为国王时终于又重新建立其统治。战争在继续，1470年沃里克夺走了爱德华的王冠，1471年他自己又战败被杀。亨利六世尤其适时的消失保证了爱德华第二次的统治相当稳固。1483年爱德华去世，他的兄弟理查三世杀害了“塔中的婴儿”，攫取了皇冠。但是，一直与兰开斯特家族联合的都铎家族在路易十一的帮助下进攻理查并于1485年消灭了他。权力就这样转到了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手中，他由于父亲的婚姻成为兰开斯特家族的继承人，通过自己的婚姻成为约克家族的继承人。内维尔和珀西家族在这种无休止的争斗中一直妥协，直至服从；萨默塞特和索福克家族已经不再构成威胁，都铎家族成为统治者。然而，这种从头开始的解决方案使英国流尽了鲜血，一切归于平等，历史更友好地评价了路易十一的阴谋。

西班牙的情形没有这么混乱。经过14世纪和15世纪初相当激烈的家族竞争之后，三个伊比利亚王国经历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西班牙主要的王国卡斯蒂尔却面临继承问题。这是由于亨利四世（1454年—1474年）以愚蠢而声名狼藉，更糟的是无能（阳萎），而他的女继承人被认为是一个私生子，或许确实如此。这样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和阿拉贡的约翰二世就为继承权起了争端。后者通过使其儿子斐迪南德与亨利四世的妹妹伊莎贝拉于1476年联姻获胜。当约翰死时，这对夫妇以“天主教君主”的名义和谐共治，葡萄牙放弃了其权利。他们通过吞并格林纳达完成了再征服，似乎为半岛开启了共同的命运。但是没有人能控制命运：天主教国王的女儿乔安娜疯了——无能的亨利四世的相称的外甥女。她嫁给了大胆查理的孙子美男子菲利普。菲利普是哈布斯堡家族治下隶属于勃艮第家族的继承人。事实上，斐迪南德的寿命远超过了他那死于1505年的女婿，因而当阿拉贡的老国王于1516年去世时，菲利普和乔安娜的儿子查理，人称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继承了西班牙与勃艮第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