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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刘绪义读春秋》：目录

- 《刘绪义读春秋》：相关内容

-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1)

-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2)

-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3)

- 两大疑案，云遮雾罩(1)

- 两大疑案，云遮雾罩(2)

- 工侔造化，思涉鬼神(1)

- 工侔造化，思涉鬼神(2)

- 一个谣言

- 谣言之惑(1)

- 谣言之惑(2)

- 女人之魅(1)

- 女人之魅(2)

- 烽火之谜(1)

- 烽火之谜(2)

- 平王东迁

- 东迁之谜(1)

- 东迁之谜(2)

- 秦公受封(1)

- 秦公受封(2)

- 秦公受封(3)

- 周郑交质(1)

- 周郑交质(2)

- 周郑交质(3)

- 周郑交质(4)

- 平王之累

- 莽夫当国

- 周郑交恶

- 庄公小霸

- 隐公观鱼(1)

- 隐公观鱼(2)

- 隐公观鱼(3)

- 卫国初乱

- 孔父之死(1)

- 孔父之死(2)

- 杀婿逐主(1)

- 杀婿逐主(2)

- 杀婿逐主(3)

- 杀婿逐主(4)

- 杀婿逐主(5)

- 烝母夺媳(1)

- 烝母夺媳(2)

- 烝母夺媳(3)

- 鲁难难了(1)

- 鲁难难了(2)

- 鲁难难了(3)

- 逍遥东海

- 逍遥东海(1)

- 逍遥东海(2)

- 逍遥东海(3)

- 逍遥东海(4)

- 淫妹杀夫(1)

- 淫妹杀夫(2)

- 长跑争位(1)

- 长跑争位(2)

- 崛起东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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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东方(3)

- 崛起东方(4)

- 千秋功罪(1)

- 千秋功罪(2)

- 千秋功罪(3)

- 千秋功罪(4)

- 千秋功罪(5)

- 齐桓托孤(1)

- 齐桓托孤(2)

- 齐桓托孤(3)

- 宋襄图霸(1)

- 宋襄图霸(2)

- 宋襄图霸(3)

- 宋襄图霸(4)

- 宋襄图霸(5)

- 曲沃代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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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沃代晋(3)

- 骊姬之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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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骊姬之乱(3)

- 骊姬之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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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公子(1)

- 流浪公子(2)

- 流浪公子(3)

- 雄霸北方(1)

- 雄霸北方(2)

- 雄霸北方(3)

- 雄霸北方(4)

- 天方授楚(1)

- 天方授楚(2)

- 天方授楚(3)

- 天方授楚(4)

- 天方授楚(5)

- 楚始图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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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始图霸(3)

- 初试锋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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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试锋芒(3)

- 初试锋芒(4)

- 问鼎中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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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鼎中原(4)

- 问鼎中原(5)

- 操戈徒叹息(1)

- 操戈徒叹息(2)

- 操戈徒叹息(3)

- 操戈徒叹息(4)

- 操戈徒叹息(5)

- 大夫干政(1)

- 大夫干政(2)

- 大夫干政(3)

- 大夫干政(4)

- 独霸西戎(1)

- 独霸西戎(2)

- 独霸西戎(3)

- 东进梦灭(1)

- 东进梦灭(2)

- 虎兕相逢(1)

- 虎兕相逢(2)

- 虎兕相逢(3)

- 虎兕相逢(4)

- 赵氏孤儿(1)

- 赵氏孤儿(2)

- 双雄逐鹿…(1)

- 双雄逐鹿…(2)

- 双雄逐鹿…(3)

- 止戈弭兵…(1)

- 止戈弭兵…(2)

- 止戈弭兵…(3)

- 止戈弭兵…(4)

- 生不能用(1)

- 生不能用(2)

- 生不能用(3)

- 生不能用(4)

- 生不能用(5)

- 生不能用(6)

- 生不能用(7)

- 生不能用(8)

- 浪迹求道(1)

- 浪迹求道(2)

- 浪迹求道(3)

- 浪迹求道(4)

- 浪迹求道(5)

- 浪迹求道(6)

- 主要参考文

内容简介

王霸之争，天下诸候皆失礼；法统所系，变革时代圣人出。

读春秋大国起落沉浮，悟今朝中华图强崛起。

第一本以现代价值对“史书之宗”的性情解读，《百家讲坛》主力作者重磅推出。

本书从周幽王“烽火戏诸候”引起国破东迁说起，通过对礼崩乐坏、王室失势后列国争霸的叙述，勾勒出整个春秋的历史脉络。本书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的“礼”为评判尺度，言简而要、事详而博，对春秋时代的政治、战争做出独到的点评。作者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将经书中那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时代呈现给广大读者，带人们走进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

《刘绪义读春秋》：目录

第一辑乱自上作

1、为不刊之言，着将来之法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

两大疑案，云遮雾罩

工侔造化，思涉鬼神

2、一则谣言，一个女人，一台烽火

谣言之惑

女人之魔

烽火之谜

3、平王东迁，历史不可承受之变

东迁之谜

秦公受封

周郑交质

平王之累

4、莽夫当国，历史不可承受之累

周郑交恶

庄公小霸

隐公观鱼

卫国初乱

孔父之死

5、佞人弄权，淫猎谁知一旦诛

杀婿逐主

鲁难难了

卫国初亡

烝母夺媳

第二辑大国崛起

6、逍遥东海，尊王攘夷成霸业

逍遥东海

淫妹杀夫

长跑争位

齐桓初霸

千秋功罪

7、宋襄图霸，是是非非都成空

齐桓托孤

宋襄图霸

8、多难兴邦，霸权转移常在晋

曲沃代晋

骊姬之乱

流浪公子

雄霸北方

9、江汉汤汤，问鼎中原唱大风

天方授楚

楚始图霸

初试锋芒

问鼎中原

10、雪上加霜，宗室操戈徒叹息

王子三乱

大夫干政

11、虎兕相逢，可怜赳赳力绝伦

独霸西戎

东进梦灭

虎兕相逢

赵氏孤儿

第三辑霸业迷梦

12、双雄逐鹿，是非成败终寡义

13、止戈弭兵，勾心斗角仍未修

14、吴越争霸，一衣带水相煎急

15、万千情人、红颜之命难自主

16、分晋代齐、卿大夫升格贵族

17、鲁出圣人、东方之光破拂晓

《刘绪义读春秋》：相关内容

用现代价值解读春秋大义把全民读史旋风刮到悠远的先秦

继《瓦砾下的思想》、《历史给谁来酿酒》、《刘绪义诗经心得》之后，青年学者刘绪义以他湖湘学人特有的狂狷而又不失耿直的性情和笔锋，推出了他对于“史书之宗”研习心得的菁华之作：《刘绪义读春秋》。

从早些时候电视荧屏里的评书演义，到时下百家讲坛上的趣解历史，都验证了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当下，历史时而是迎合权贵脾胃的道具，时而是迎合读者口味的商品。

刘绪义读史，他的狂狷呈现出这样一种敢于藐视这种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历史观的精神，他的耿直体现在追求大本大原的同时，用现代价值来剖析历史的本相。其实，这样读史，读者反而更容易读出一种弥久的趣味。只不过这种趣味是读者从读史中发现历史真相的由衷的喜悦。

《刘绪义读春秋》就是当下读史热中难得的一部用现代价值来剖析历史的通俗史书，也是第一部用现代价值来解读春秋大义的学术畅销书。所谓“现代价值”，就是用现代人类的普世价值来洞悉古代历史，从中发现历史的“古今之变”，在回到历史的现场之时，强调历史为何成为了我们所见到的这样一种历史记述。

《刘绪义读春秋》一书，贯穿春秋数百年历史，铺陈出那个中华历史轴心时代的世间万象，其探究的问题涵盖经学、史学、文学、政治学、人学等诸多领域，是在当下历史热中第一部重读《春秋》的重量级作品。刘绪义博士倾情讲述春秋时代的权势纷争和王霸成败，把全民读史旋风刮到了悠远的先秦。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1)

1、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

中国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文明古国，人们常说《二十五史》，加起来有几千万字，码起来比一层楼还高。那么中国的历史是不是都浓缩在这里呢？显然不是的。虽然人们把这二十五史称为正史，正史就是官方的史书，在此之外，还有数不尽的野史，野史算不算历史呢？又算又不算。除开野史而外，还有许多史料都还没有被包括进来。比如说二十五史是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这其实就有误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不是《史记》，在它之前，就存在有官修的史书，比如《春秋》就要比它早将近一千年。《春秋》无疑也是官修的史书，与之配套的是《左传》，同样是官修（史官）的史书。只不过，在汉代，人们不把它归入史部，而是归入了经部。“经史子集”是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它起于西汉的刘歆。经比史重要，故经是排在第一位。

什么是“经”呢？经和纬是对应的，经字的本义是丝织品中的纵线，横线就称纬，和现在地球仪上的经度和纬度是一致的。古代称“经”的意思就是从这里引申来的，它有几个意思，一是“常”，就是人类社会的常道；另一个意义是“法”，就是必须遵照执行的大法。所以能称为“经”的，都是些很了不起的东西，如同今天所说的“经典”。谁说中国人没有法律意识呢？“五经”就是五部成文法。到汉代时，有五部作品被人们称为“经”，俗称“五经”，它们分别是《诗》、《书》、《礼》、《易》和《春秋》，本来还有一部《乐》，合称“六经”，但这一经到汉代就没看见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当然，也不是汉朝人才开始称“经”，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的一些著述里面就开始把它们称作”经”了。《庄子·天运》里就有了“六经”的说法了，这六经里面就有《春秋》。

那么，《春秋》本来不是一部正史吗？如何变成了经呢？原因就在于这部正史太重要了。“春秋”本来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它是官修的，各个诸侯国都在修史，而且都把他们的史称作《春秋》，如晋国有《乘》，楚国之有《梼杌》，鲁国有鲁春秋，齐国有齐春秋，孔子说他曾见过120国的《春秋》，墨子也说“吾见百国春秋”。那个时候各个诸侯国都有专设的史官，史官还是世袭的，爷爷做了史官，他的儿子无疑也会是史官，他的孙子、甚至子子孙孙都可以做史官。甚至到了汉朝还是这样，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公，所以谈太史公死了，司马迁就接了他的班，班固的父兄也都是史官。那个时候的史官是很严肃的，而且是很独立的，诸候和王的话可以不听，他们只坚持一条基本原则：秉笔直书，就是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就怎么写。谁想开后门或者行政干扰都是不行的。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史官叫做董狐，他的老板晋灵公无道，正卿赵盾屡次劝谏，灵公就是不听，还想杀他，赵盾就只好逃亡国外。后来他的同族一个叫赵穿的就把灵公杀了，赵盾就结束了政治避难回国，回国做为一个原先的正卿是应该讨伐弑君的臣子的，但因为赵穿是自己本家，赵盾也就没有找他麻烦。这时董狐就在晋国的史书《春秋》上写道：“赵盾弑其君”。这个赵盾很冤枉，明明不是我杀的嘛，怎么要说是我杀的呢？这不是胡写嘛？但在那个时代就不是胡写，赵盾当然要辩解咯，董狐就解释了，他说，你要流亡国外，却没有离开边境（亡不越境），回国后做正卿的你有义务讨伐逆贼，而你不履行义务就等于是放纵逆贼，（反不讨贼），你就是主谋，不是你杀了老板还会有谁？（非子而谁）所以孔子连声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个董狐大约就是西汉董仲舒的先祖。

当然，不止董狐一个人是这样，还有许多，只是很多没有留下姓名，做了无名英雄。齐国还有一家三兄弟，前赴后继，为了在齐国的《春秋》中如实记上一笔”崔杼弑其君”，付出了两条人命。事情的起因是齐国的国君叫做齐庄公，庄公看中了他的臣子崔杼的妻子，就上她的床，这就给崔杼戴了一顶绿帽子，这还不打紧，庄公荒淫到又把崔杼的真帽子都送给了别人，等于把奸情都公诸于众了。崔杼非常恼火，就设计把庄公杀了。其实，崔杼的这位妻子也是二手货，是齐国的一个棠邑大夫的妻子，因为长得漂亮，崔杼看中了，棠公死后老崔就把她霸占了。看来两个人半斤八两，都是差不多的货色。国君被杀了，这是大事啊，齐国的太史就在《春秋》上写了一笔：“崔杼弑庄公”。崔杼看了，“杀之”。太史的弟弟来做太史，他仍旧这么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太史的小弟弟出来做太史，还是这么写。崔杼没办法了，杀不怕啊，他自己反倒怕了，于是只好“舍之”，放了他。这件事被司马迁写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现在的中学教材里还选了它做范文。

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史官真的是六亲不认，刚正不阿的。这样写出来的《春秋》当然意义非凡啊。可惜后世再也难得看到这样的正史了。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2)

不过，我们这里要讲的《春秋》是特指的，它既不包括晋国的《春秋》，也不包括齐国的《春秋》，它是鲁国的《春秋》。原因在哪呢？是因为晋国的、齐国的以及其它诸侯国的《春秋》都不见了，到孔子的时候，只留下鲁国的《春秋》了，孔子是鲁国人，他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整理，把它拿来做为教育弟子的教材。因为有了孔子的手迹，所以这本鲁国的《春秋》后世就流传下来了，并成为“经”。

但是，鲁国的《春秋》，写得很简单，它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时系年”的记事形式，全书只有16000余字，采用分条记录，故后世称之为编年体史书，与《史记》之后的纪传体史书都不一样。我们上面讲到的“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也好，都只有寥寥几个字，鲁国的《春秋》也是一样。这就相当我们现在的“大事记”一样，既无因，又无过程，只是一个结果或者说一条事实，让后世的人搞不清白事情的原委。所以便有人在《春秋》的基础上作传。

什么叫“传”呢？传就是阐释经的意义的文字，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以传来解经，配经，经传就是这么来的。传其实也是一种史，司马迁作《史记》采用的就是这种纪传体。

为《春秋》配传，也就是阐释《春秋》经的意义的传有三种。一种是叫《春秋左氏传》，是一个叫左丘明的人写的，这个左丘明到底是什么人呢，现在可能搞不清了。历史上又确实有一个叫左丘明的人，至少与孔子同时，因为孔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还有两部分别称《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这三部“传”影响都很大，大家知道，西汉大儒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也就是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而闻名天下的。这三部”传”有同有异，但是《朱子语类》中说“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因而写得最好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春秋左氏传》，后世又称它为《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它的价值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这本书记载有日食36次，其中33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断完全相同；发生于公元前687年的“星陨如雨”和公元前613年的“星孛于北斗”这两条记录，还是世界上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因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春秋》“为不刊之言，着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正是这部《春秋》（包括《左传》），开创了中国的史学先河。

因为有了这“传”，春秋的内容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它把原来“大事记”里面所记的事件都交代了来龙去脉，而且文笔很生动，后世文学家又把它当做一部散文经典。我们要讲的《春秋》，实际上是指《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正史，称之为“中华第一史”毫不为过。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就大量参考引用了《左传》，有些章节甚至全部照搬《左传》，没有人提起版权或者著作权官司。

《春秋》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知道，关公在军营里读的就是《春秋》，我还敢说，他读的肯定是《左氏春秋》。一个武夫尚且在金戈铁马声中夜读《春秋》，可以想见一般的士人了。钱穆先生在论及孔子与春秋时这样说：“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下及二程和朱子，才始提高《论语》地位超过了《春秋》，于是讲孔学的，更要研究《论语》了。但这一观点，到清代乾嘉以后又变了，似乎他们看《春秋》又复重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春秋》的地位有三变。一变在隋唐之际，从秦汉到隋唐，《春秋》的地位是五经之首，隋唐以后，确切地说是到了两宋，《论语》的地位才超过了《春秋》；二变是在清代乾嘉盛世，《论语》又不那么重要了，《春秋》复地位高涨；三变是在近年，《论语》又超过了《春秋》，故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难以胜数的《论语今读》之类的著作，但真正写得好的，我看还是李泽厚的。虽然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硬伤也不少。

这样变来变去做什么呢？是为的啥呢？这个问题不难讨论，问题是说起来话长，这里不便深说。但不管怎么变，无非是在《春秋》《论语》之间起沉转折。

大家知道，中国是拜孔子为“教父”的，那时没有“国父”一说，要不然，当今的“国父”怎么样也轮不到一个叫中山先生的人。而《论语》正是“孔教父”的语录，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是中国人的“红宝书”，可能还不止人手一本，因为一个人一生可能不止读烂一本二本《论语》。《论语》的地位有多高，大家只要想象一下当年《毛主席语录》的地位有多高就行了。而《春秋》竟然一直在和《论语》争高低，虽然粗略算来，两本书的输赢在时间上不相上下，也可以想见《春秋》有多么重要了。而我还认为，《论语》虽然打着“教父语录”的招牌，可是它的成书时间较《春秋》要晚得多。我专门做过一篇三万字的文章，考证《论语》成书大概也就是汉武帝时代。而这个时候，《春秋》博士都开了好些年了。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从五经到七经，从七经到九经，还是从九经到十三经，这里面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春秋》作为经的首席地位始终不可动摇。

读《左传》之前因后果(3)

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春秋笔法”。什么叫“春秋笔法”呢？就是人们认为，《春秋》中每用一个字，都必含有褒贬的意义在，真的是“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后世因而称这种以曲笔而寓意褒贬的文字叫做“春秋笔法”。这种笔法对于在中国写历史的人来说，真是太有用了。大伙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就是帝国时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发展到后来，文字狱盛行，“清风”的“清”字可以指涉清朝的清字，“灯光”的“光”字可以指涉皇帝的出身——和尚。总之在中国，不仅说话要格外注意，写字就更需要小心谨慎了。在这样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国度，春秋笔法简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太有用了。没有这个法宝，我们的历史不知如何写下去，那二十五史恐怕都只能是一堆垃圾，早就被丢进昆明湖了。

《春秋》还是一部集经学、史学和文学及人学于一体的经典。《春秋》是经学，这毫无异议。董狐的后人董仲舒就是凭着一部《公羊春秋》而成为当时的大儒，后世的儒学宗师。司马迁就跟老董学过春秋，汉武帝也在董仲舒手下念过春秋。《公羊春秋》比起《左氏春秋》来，说实话又要稍逊那么一丁点，所以后世治《左氏春秋》的，不仅官做的比董仲舒大，而且声名也比董仲舒高。

汉代治“春秋学”的人太多了，然而，个个都治出了些名堂，不管是资质浅的还是悟性差的，最终都能功成名就。公孙弘就是一个。

公孙弘这个人小时候是个替富人在海边放猪的娃，是个没有什么才干的人，做一个县的狱吏这么不要动脑子的官都做不好，还被开除了；后来出使匈奴，因为不会办事又一次被开除；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苦读《春秋》，读到六十岁，川国的地方官推荐他去应皇帝的求贤诏，他当时还不敢去，后来终于去了，这一去不得了，皇帝要这些应征的文学儒士写对策，他一写，就被皇帝定为第一名，拜为博士。后来又出掌京师的地方行政长官左内史，才进京第四年就做到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又过了两年，被提拔做丞相。做丞相还不打紧，又封他为平寿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先例就是从他老人家那里开始的。而董仲舒还只做到汉代一个王的丞相。可见，汉代的政治始终是离不了《春秋》的。

唐代的啖助、韩愈也是对《春秋》颇有研究的。不过后来韩愈主张把《春秋》束之高阁，因为这个时候社会上“三传”齐出，互相诋毁，就有了一股怀疑《春秋》之风。但是尽管如此，时人对《春秋》的评论还是相当高的。晚唐有个叫陈岳的，他在总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圣人之道，以《春秋》而显；圣人之义，以《春秋》为高；圣人之文，以《春秋》而微；圣人之旨，以《春秋》而奥。”而到了“治《春秋》者莫多于两宋”的时代，一代大儒朱熹更是要求把《春秋》当史来看。

用《春秋》治国，竟然经久始衰，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仅仅只是一部史书，后人为何如此看重呢？其原因之一，就是春秋是我国历史上人文世代的开端，而且还是儒家文化的先声，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儒家传统是如何来的，不知春秋是无法知后世的。

《春秋》是史学，这同样不用多言。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何意？从字面上来解，就是《诗经》时代消亡了，人们都不再用诗引诗唱诗了，春秋时代就来到了。可见，春秋时代是紧承诗经时代的，二者合起来又构成是封建时代的主体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战国，而战国无正史），它们又是秦始皇所开创的帝国时代的先声。只有知道这个封建时代，才可能理解秦始皇为何要改制成帝国时代，也才明了，为何“千载犹行秦法制”。

《春秋》还是文学，这也不用质疑。尤其是《左氏春秋》，自古以来便是作文之范法和圭臬。至今，中小学教科书里面甚至大学里面的语文教材都大量选用《左传》中的章节。

《春秋》还是一部那个时代的人性史。这个可能要多说几句。在春秋以前，特别是诗经时代以前，中国也是一个奉行巫史宗教的”国家”，最高的权威是天，人间最大的权威是王即巫，有大巫、小巫，差不多巫风遍地。人们相信的也是天命。就是在《诗经》里面，也还有大量的“天”字，粗略一算，约有148个“天”字。这些“天”字，主要还是宗教性的天的意义，只不过，从《诗经》时代开始的时候，天的权威就受到了怀疑，虽然人们还敬畏天，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敢于质疑天的声音。越到了后来，天的权威开始进一步扫地了，诸如“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如何昊天，辟言不信”等等。

到了周初，便慢慢地重视起礼来。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思想在此开始萌芽。虽然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礼”，但殷人是信鬼的，“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周人呢，则是反的，是“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到了春秋，一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泱泱礼义之国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礼成了“国之干”，即国家的支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无上法宝。这表明，一个人文世纪到来了，人从过去愚昧的巫鬼文化中解脱出来，人性意识出现了。人，作为有生命的主体，在这个时代表现出崭新的面貌。而《春秋》正好如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人性的具体表现，及其发生发展变化。所以说，一部《春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性史。

两大疑案，云遮雾罩(1)

《春秋》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间共242年的历史。作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只是以当时周朝的一个诸侯国鲁国的历史为线索，但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周王朝的大事。如元代有个叫陈则通的人统计，载有“侵伐”272例，“朝聘”154例，“会盟”198例，“杂事”（包括祭祀、婚丧、城筑、搜狩、田赋、地震、日月食、灾旱等217例，都是信实的原始记录，后世因而把这一段历史称之为“春秋时代”。这也是历史上以一本书而命名历史时代的唯一一例。

那么《春秋》的作者是谁呢？说起它的作者，几千年来史家与学者大都认定是孔子。《左传》和孟子首先提出孔子“修”、“作”《春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滕文公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后人如刘知几、郭沫若等人都认为这是《左传》和孟子在圣化孔子。事实上也是有道理的，《左传》成书一般认为是与孔子差不多同时，当是时也，人们怎么可能称孔子为圣人呢？

到了董仲舒那里，《春秋》更进一步圣化：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

太史公司马迁同样认同孔子作《春秋》：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儒林列传》）

此外他还在《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世家》、《报任安书》中都明确记载孔子作《春秋》。

总之，在有汉一代中，孔子作《春秋》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钱穆就说：孔子在汉代，要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古帝明王并列了。但唐以后的孔子，在人心目中，时时把来和佛陀与老聃并列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古代的史记理应当是史官之职，孔子并没有做过鲁国的史官，而不是史官的人不是能随便写史的，孔子为什么敢打破惯例“修《春秋》”呢？

我认为，《春秋》的原作者本应是鲁国的史官，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笔则笔，削则削”。这也是汉人之所以要把《春秋》称为“经”而不称为“史”的原因所在了。称“史”，则孔子不能专享著作权。

果然，到了晋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晋代有个大儒叫杜预的，他写了本《春秋左传集解》，就认为孔子修《春秋》不过是“遵周公之遣制”，明“周公之志”，而《左传》“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春秋》与《左传》相比起来，《左传》的意义更大。换句话说，汉人把《春秋》神圣化，而晋人则要把《左传》神圣化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两大疑案，云遮雾罩(2)

我们回到汉代看看就明白了，原来汉代《公羊》学的地位是极高的，董仲舒便是公羊学的代表，他是“群儒首”，是“儒者宗”，他的那一套理论奠定了汉武帝以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但到了东汉郑玄的时候，《左传》的地位开始取代《公羊》。

《左传》地位上升，《春秋》的地位反降。到了宋代，甚至当时的大学者王安石还把《春秋》称之为“断烂朝报”。这又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让人明白，那就是人们认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那么《春秋》自然就不是孔子作的，《左传》、《孟子》不过是“得之传闻”而已。“述而不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子在传道中只说而不动笔。孔子三十岁以后授徒，大概特别重视讲解《春秋》，故而人们误以为《春秋》就是孔子作的了。

后来，孔子与《春秋》之间的联系就逐渐断了，自然人们就不重《春秋》了。那么《左传》的地位为什么又上升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古学遂明”。也就是说在西汉，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但后来今文经学衰落了，古文经学大兴。《左传》在汉代是用先秦时文字写成的，属古文。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又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孔子。这样，孔子与《春秋》联系逐渐割断，而与《左传》的联系倒紧密了。《左传》的地位到了什么程度呢？“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这是唐代刘知几的话，刘知几是把《春秋》和《左传》都当成史的。

那么《左传》的作者又是谁呢？这又是历史上一个千古疑案。

大概说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分别是左丘明说、子夏说、吴起说、刘歆说。

其中影响最大的说法是“左丘明说”。这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说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个说法言辞肯定。此说也有几个证据：一是这是最早指出《左传》作者其人的。二是司马迁本人的影响；三是有旁证。《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严氏春秋》作者严彭祖略早于司马迁；所引《观周篇》见于西汉本《孔子家语》。四是左丘明本身是一史官。

左丘明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里。“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语气中看得出孔子将左丘明引为同道。这与严彭祖所说孔子与他一起西观书于周室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新近发现的孔府档案新资料《左传精舍志》称左丘明“世为鲁左史官”。司马迁还说过“左丘失明”，似乎他也符合古代制度中的瞽史身份。

但是这个说法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就有人提出质疑。如有人认为左丘明要早于孔子，他们虽然无法证明《左传》是孔子所作，但却主张不是左丘明所作。到宋元之时，有人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这又进一步说明《左传》既不是左丘明也不是孔子所作。明末顾炎武认为《左传》不是一时一人之作；清代康有为等人认为是刘歆伪造；清代同时还有人认为是孔子所作。

那么《左传》至于是何人何时所作呢？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讼呢？上述说法哪一个更可靠？

首先要知道引起这千古疑案的根源何在。

前面讲过，《春秋》记事为242年，《公羊》、《谷梁》二传所载时间与《春秋》同，独《左传》的记事推延到了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也就是说《左传》记事的时间要多出了13年。《左传》还“预言”了战国初年的史实。

其二，孔子有“不语怪力乱神”之说，但《左传》则“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多与孔子思想不合，故“其失也巫”。

其三，据《史记》，《春秋》“感麟而作”，“当一王之法”；“绝笔于获麟”，“讲义法，重名分”。而《左传》续至“获麟”之后，不在乎获麟不获麟；也不重名分，如《左传》记吴国楚国之国君都自称为王，《春秋》始终坚称为子，而《左传》王、子混称，没有区别。

这些显着的差别，正是引起人们对其作者怀疑的重要因素。这样一来，司马迁所说《左传》作者是左丘明的观点也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而，现代人更相信《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非一时一人所作。

工侔造化，思涉鬼神(1)

归根到底，《左传》正是由于历史上有过太多的辉煌与争讼，才使得它既不入二十四史之列，也不如《史记》为大众所熟悉。如今，拨开历史上种种迷雾，平心来看，《左传》在很多方面要比后世的正史高明得多，清代刘熙载说得好：“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太史公司马迁不过是以文学的手法将其强烈的爱憎情感泼之于笔端，从而造就了一部鸿篇巨制，而无论是从史实与史笔来看，《左传》的价值与地位都不应在《史记》之下。

第一，直书不讳，史识鲜明。

写史，理所当然的是要实录，客观冷静。《左传》发挥的正是古代良史的这一优良传统。不似《史记》作者那样充满了个人的是非爱憎，爱其所爱，悲其所悲，材料取舍服从作者的感情需要。后人津津乐道的，如《史记》专门为失败者项羽立传，固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慷慨悲歌、荡气回肠的末路英雄形象，但也显示出作者立传以出奇为胜的“好奇”心理。

其次，人们格外称赞的便是他对大汉开国皇帝与“今上”的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因为吻合现代人的阶级意识，因而倍增好感。事实上，作为那个时代的史家，是不可能有什么阶级意识的，其爱憎纯是出乎个人的眼光和心理。殊不知，如此书写显然不合作史的规范，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不得某个人的喜好，尤其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太史公如此匆促给历史人物下结论，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直接左右了后人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典型的把个人意见等同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左传》则完全符合实录的良史精神，它的直书不讳，基本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礼”与“非礼”。合礼的录，非礼的也照录不误。同时还要直接点出，让后人一看即明。这一标准完全是时代意见，也是历史意见，没有掺合半点个人感情在内。因而，读《左传》给人以一种冷峻之感，同时也让后人深感史笔之可畏。

第二，言简而要，事详而博。

《左传》作为《春秋》的丰富与补充，同样属于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不仅丰富了《春秋》的内涵，也补充了《春秋》记事简略之不足。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评价：“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堪为的论。后人津津乐道《史记》的文学魅力，其实正是发端于《左传》。《左传》记言，那种行人辞令之美，是《史记》所无法可比的；它不仅写出了当时行人辞令的史实，还写出其中的味道与意义。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展喜犒齐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宾媚人责晋”、“知罃对楚王问”、“戎子驹支责晋于朝”、“子产论毁垣”等，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左传》记事，尤其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同样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全书描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尤以晋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晋楚泌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把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而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史识堪称后无来者。再如那篇选入中学教材的“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其中并没有作者任何个人感情和意见在内，但读者读来如临其境如视其人。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代表着古代文字运用能力的最高水准。后来《史记》中的文学描写无出其右，不脱其范。

第三，伦理视角，贵族立场。

后人说史，向来标榜平民立场或平民视角，以此凸显他们的亲和力。在他们看来，似乎贵族生来就面目可憎，不可亲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贵族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产物，始终是平民的对立面甚至敌对关系。事实上，历史证明，催动人类社会与文明向前发展的总是那个时代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去古越远，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往往越不是平民，恰恰是出身贵族，是贵族中间一批具有人民性，能够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知识者。孔子就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平民，他甚至要求自己的弟子努力学习贵族文化知识礼仪，以期能通过这种修身使自己脱胎换骨，跻身贵族上层社会。古代的贵族除了特写的时代之外，绝大多数贵族并不是后人所想象的那样，除了吃饭、做爱亲力亲为之外，其它都须他人代劳。孔子对弟子们的培养就着重于他们的贵族性的精神气质的道义，这是因为贵族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正是这种精神，催发起人们追求高雅精致的人生，激发起人们摆脱低级趣味、愚昧野蛮的生活。

工侔造化，思涉鬼神(2)

长期以来，“贵族”一词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遭受误解甚至批判，究其实，贵族源出于血缘氏族，其本义是指殷商西周时期那种以氏族制为社会基本建制，统治阶级由若干氏族联合组成，各氏族之爵位世代相袭的制度下，统治阶层及其权力世代相因而成为尊贵的一族，即为贵族。这种贵族便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贵族地位的形成和持续，与他们自身的努力分不开。冯达文先生指出，中国上古的贵族阶层，特别是周族统治者，不仅重自然血缘，亦重人文教养。所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首先是为了营造一种贵族性的精神气质，其次才是传授技艺。所以西周以来的贵族，己是自然血缘与人文教养相结合的产物。到了春秋之世，一方面，就社会历史而言，是血缘氏族的统治体制走向衰败，这似乎使贵族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势之中。然而，人文教养却因逐渐摆脱对血缘的依附性，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士的出现，士以道为依托而不以势（势位、权势）为凭借乃至成为一独立的阶层，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与血缘贵族统治体制的衰败相联系，是平民的壮大与社会功利化趋向的日益加强。这也是一种势（时势），这似乎对贵族性的身份认同亦十分不利，然而人文教养及其固守的道借与功利走势的抗争，却显得尤其光彩。钱穆就曾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嚣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己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如“士大夫交往总要以诗起兴”，借赋诗可以化解政治危机或缔结盟约，将帅之任用，亦常以：说礼乐而敦诗书为准，乃至有宋襄公为确保不失身份虽败不悔的例子。这些例子所显示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中，富国强兵这种功利目标还不占首要的地位，整个社会还被笼罩在人文教养的氛围之下；士大夫亦并未被职能化而成为技术官僚，他们仍被浸润在精神气质的追求之中。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族文化有如此光辉的展现并不常见，但影响深远。唐代有一段时期士人仅凭诗赋即可进身，以诗人而可治国，行事之作风如此地奢华，也可以说是贵族性的精神文化的又一次闪现。所不同的是，春秋士人为礼乐教化所陶冶，多温文尔雅，为儒者所尚；唐代士人渗透了宗教的丰富想象与出世追求，多浪漫狂放，为道家所崇。

事实上，贵族精神或贵族立场与人民性并不矛盾，甚至在历史进步的征途上，人民性就往往代表着贵族精神。《左传》的贵族精神就集中体现在书中贯穿着的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公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公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公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公元年）等，都反复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平民提出来的，恰恰都是当时的贵族提出来的。

《左传》就始终坚持了勇于担当的贵族立场。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伦理视角。伦理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差别之一。而礼又是伦理的核心内容。所以《左传》始终坚持以“礼”作为历史人物的评判依据。正是这样，中国历史上才催生出灿烂的先秦诸子时代，这一时代被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

一个谣言

2、一个谣言，一个女人，一台烽火

周代的历史似乎离我们很遥远，遥远得似乎只剩下几处遗址，几多叫做传说的历史；周代的历史又似乎与我们很陌生，陌生得似乎使我们无法理解古人的作为。《管子·侈靡》中有一段对话：

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

曰：同。

其人同乎不同乎？

曰：不同。

接着打了个比方：“可与政诛”。就是说这一点可以从政务与刑罚两方面可以反映出来。帝喾和尧的时代，山里有好多值钱的东西都没人开发，这倒不是因为帝喾他们的执政水平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山上的树木用不着砍光就足够用的，河里的鱼用不着捕尽就足够吃的。人们耕田种地，收成足够养生，多余的部分供养天子，因而天下太平无事。放牧牛马的人不会在道上相遇，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互不相知，人们讨生活也用不着到远处奔波。所以，虽然有官吏却没多少事可做，政务清静简单。至于犯罪的人，让他两只脚分别穿上两只不一样的鞋就算是惩罚了。而到了周公执政的时候，砍断的人手、人脚和人头堆满台阶，可人民还是不驯服。贪生恶死是人的天性，人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社会发展了，人口增加了，耕地相对减少了，活命越来越不容易了……

《管子》所说的到了今天仍然足以引起我们很多人的同感，确实活命越来越不容易了。不过，我们今天所说的“活命”又与古代所讲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命似乎比以前值钱了，娇贵了。这其实是因为活的标准也不一样了。活的标准不一样了，是因为人们的思想不一样了。

与殷商相比，如果说殷商是一个崇尚力（神秘力量）的时代，那么周代则是一个崇尚“思想”的时代。周代的“思想家”很多，可以从周公算起。历史上有名的“制礼周乐”就是他老人家的贡献。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名旦。他的祖先也就是周人的始祖名弃，是一个耕牧于渭水流域的古老部族首领，被尊为农神，号为后稷。周人几经迁徙，到古公亶父之时就迁居到了周原（现在的陕西岐山县），始以周为名，以姬为姓，并臣属于商，又称西岐。后来古公亶父之子季历被商王太丁所杀，季历之子姬昌继位，他就是周文王。文王统一了渭水流域之后迁都到丰邑（现在的陕西沣水西岸）；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发起兵灭商，建立周朝，定都于镐（现在的陕西西安西南）。

武王克商以后，就面临一个大问题。因为周只是当时的一个小邦，文化上也落后于商，面对那么多的殷商遗民，如何来管理他们，就成了一个大课题。这个时候，周的“思想家”出现了，他就是武王弟弟周公旦。他采取了两大手段，一是怀柔，一是镇压。这两大手段至今仍然被广泛适用。一方面，周公大造舆论，宣扬“殷革夏命”的合理性。这话殷商遗民爱听。因为殷商成汤的政权就是从夏朝手里“革”来的。夏桀无道，殷革夏命是替天行道。但到了商纣之时，商纣和夏桀一样无道，上帝（这是殷商人特别相信的最高神）震怒，这才有周革殷命。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周公的目的无非是要消除殷商遗民心理上对周的抵触情绪。这是怀柔政策。

另一方面，结合怀柔，周公一边分封商王后裔建国管理商遗民，一边又大肆分封自己的同姓子弟，叫做周之“藩篱”，以便让大家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同时又便于监视殷遗民和镇压叛乱。史称“封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荀子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晋书·地理志》说：“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余国。”

自武王、周公传到后来，共传了十一代，历十二王，到了幽王之时，这个当年周公苦心积虑建构起来的周王朝，没料到却被一个很小的异族给灭亡了。这个民族叫犬戎。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给灭亡了，周王朝真的有些冤。即使是现在看起来，周之灭国也有些奇怪。怎么说灭就灭了呢？当年周武王灭商，尚且要“孟津大会八百国”，“甲子昧爽会牧野”，“血流漂杆脂如泉”，可谓艰辛。而周之灭亡事先好像没有一点征兆，弹指一挥间，说灭了就灭了。

不过，虽然在军事上没有多大的动静，硬要说周之灭亡没有一点征兆却是不对的。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征兆。

第一个征兆是地震山崩。公元前781年，周宣王崩，其子周幽王即位。幽王名宫湦。就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史载“西周三川皆震”。《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一诗就记载了当时的异常天气。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公元前780年发生的这场“三川竭，岐山崩”的严重自然灾害，无论如何危及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况且，天灾往往是与人祸相联系的，在古人看来，天灾是人祸的写照。当时的一个周大夫叫伯阳父的（《史记集解》云：伯阳父，周柱下史老子也），便预言“周将亡矣”。他的理论依据是：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伯阳父是用周代流行的阴阳两气之说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的，应该说，仅就这一点来说，还颇具辩证法。“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这一东方式思维模式包举了宇宙演化、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广泛内容，是周代天人一体的宏观宇宙哲学观念。他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不是某种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而是事物内部固有的一阴一阳两种对立力量作用的结果，地震就是其中一例。应该说，这种理论在当时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他又把一国之兴亡与山川的崩竭联系起来，显然又带有原始的巫术思维。不管这种思维是对是错，毕竟他能够把天灾与周幽王的暴政（人祸）联系起来，说明二者相加，必然导致亡国。这种预见是对的。

果然，历史完全按照他的预言前进了。《史记·周本纪》说：“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然而，天灾毕竟不是西周灭亡的必然要件，倘若当政者善修国政，完全是可以亡羊补牢的。那么，周之灭亡，其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说起来挺有意思。

谣言之惑(1)

谣言，可以说是周幽王亡国的第二个征兆。

历史上的谣言是很有意思的。人们不难发现，每到一个王朝的末世，社会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谣言女神以温暖的姿态光临天下。举个非常熟悉的例子，秦始皇时期，公元前213年，贵为天子的秦始皇刚刚从北边巡视回来，谣言女神便降临到他身边。有童谣唱：“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人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正是这样一句谣言断送了刚刚一统天下的秦王朝。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一句谣言呢？我们略作分析：

首先这句谣言出现的时机正是秦始皇从北部边境巡视归来之际。秦始皇巡边的目的一来是展现自己一统天下的伟大功绩，向黔首们昭示自己的威德；二来安抚边境。但谣言偏偏出现了“胡”字。

“胡”是秦王朝对北部边境少数民族的通称。早先周王室灭商借力于胡，周的灭亡也是胡(犬戎)所为。胡对秦朝也构成一定威胁。也正为如此，当秦始皇一听此谣言，首先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发兵北境击胡，继而进一步的举措便是修筑长城。在此过程中，秦始皇为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掘墓人，陈胜吴广便是被征发前往修筑长城的士卒。然而，有意思的是，谣言中的“胡”最终指向的却不是对秦构成威胁的“胡”，而是萧墙之内，自家的儿子胡亥。

秦始皇为何没有想到此“胡”呢？从当时秦朝的政治来分析，秦始皇自不必想到此“胡”会是断送自己江山的罪人。秦历来重视法家学说，在他的封建制下，自己的儿子是和普通平民一样的，没有特殊的权力。况且，在秦始皇的众多儿子中，胡亥只是其中的第十八个儿子。但历史偏偏给秦始皇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政权偏偏落到了此“胡”手上。

此“胡”之所以成为秦二世也仅仅是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原因只是一个叫赵高的宦官害怕秦始皇的法定继承人长子扶苏而制造出来的一个阴谋。“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句五字谣言实则道出了秦王朝的全部政治和短短的历史。

与其说秦亡于农民起义，倒不如说亡于一句谣言。谣言之可怕，由此可见一斑。因而，数千年来，人们对谣言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想制止谣言的传播。结果呢？往往事与愿违！

笔者通过对谣言的研究发现，第一，谣言是一种意识形态；第二，并非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说什么“谣言止于智者”，恰恰相反，“谣言起于智者”。西周末年的一句谣言可以作为明证。

这则谣言见载于《国语》和《史记》。其实只有8个字：“檿（眼，yǎn）弧箕服，实亡周国”。而且，这则谣言还不是出现在周幽王朝中，而是出现在其父宣王之时，公元前788年。“檿弧箕服”是什么意思呢？韦昭是这么解释的：“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大意是桑木做的弓，箕草编的箭囊，将使周王朝灭亡。这个谣言直指周王的兴亡，事关重大。于是，宣王听到之后，立即下令，天下凡是有这工具的都可以被视为妖，逮而杀之。正好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靠卖这种檿弧箕服为生的，宣王知道后，就派人把他们抓来准备杀掉。谁知半路被他们逃掉了。夫妇俩在逃跑的路上，又发现路边有一弃婴，“夫妇哀其夜号”，就把这弃婴拾起来，逃到了褒国。这弃婴是怎么被抛弃的呢？说来还话长。

谣言之惑(2)

《史记》是这么说的：

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

原来在夏朝末年，二条龙来到夏桀的朝堂上，自称是襃国的二君。面对这不请自来的两条龙，该如何处置呢？于是问卜，杀之不吉，赶走也不吉，留住他们还是不吉利。怎么办，巫师占卜发现，唯一的办法是杀掉他们藏起他们所吐之沫，并书以简策祭告。夏朝灭亡后，收藏龙沫的匣子就传到了殷；殷商灭亡后又传到了周。三代之中，没有人敢揭开匣子看个究竟。

到了周厉王之时，他不信邪，就打开来看，结果，龙沫流得朝堂之上到处都是，怎么也清除不掉。厉王想了个办法，打发很多妇女裸体欢呼，结果，龙沫就化成了一只玄鼋（黑色的蜥蜴），进入厉王的后宫去了。后宫一个宫女还只有七岁，正好碰上，等到她及笄之年就怀孕了，并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是未婚而孕，害怕舆论而只好抛弃。

没想到这弃婴却被那对逃亡的夫妇捡到，辗转又回到了褒国。后来那弃婴大概被卖给了一个叫褒姁的褒人，又逢褒姁犯了罪，便把此女献给周王，以赎其罪。这样弃婴即妖女便进入宫中，因称褒姒。到了幽王继位之后的第三年，幽王在后宫见到了褒姒，观其倾国倾城，便爱上了她。

这样，阴差阳错，谣言最终成为现实。

说“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或许只是无心者一句戏言，或许是有心人精心编造出来的政治谣言，这样的谣言和《周易》里的一些卦语一样，都需要在以后的事实中得到落实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古代众多的方士深知谣言不可能一下子被人理解（否则就不是谣言了），就依靠这样的手法来编制了大量的谣言来骗取荣华富贵或其它私利。不管是哪一种，它的最终“兑现”历尽了多种偶然，且不说由此又钩沉出三代中的“龙漦”、童妾无夫而生妖女的故事是何等曲折而荒诞，倘若幽王得到妖女后稍稍收敛，也不至于“实亡周国”。

那么，幽王又是如何对待此女的呢？周之灭亡果真是因为这句谣言吗？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发现，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女人之魅(1)

褒姒由一个弃婴进而成为周天子之宠妃，其经历可谓坎坷。其实，谣言所说，无非是要证明褒姒大有来头，印证她之所以成为红颜祸水的根源，以及天命所归。故《国语·郑语》说：“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使侯淫德而加之焉。”意思是说褒姒就是天生的一个大毒瘤，由褒国而来，历三代，又回到褒国，最后又来到周天子身边，似乎其目的就是要报复。

褒姒之进入王宫，《史记》说是褒人为赎罪而献，《国语·晋语》则说是“周幽王伐有襃，襃人以襃姒女焉”。两种说法其实都差不多，《史记》说得笼统，而《国语》说得明确罢了。大约这也一如当年越国为讨好吴王而献上美女西施一样，只不过，西施成功地灭了吴国而留下美名，而褒姒成功地灭了西周却留下了骂名。其结局天渊有别，个中原由耐人寻味。

周幽王一见到漂亮美人儿，大概早就把当年的谣言忘得一干二净了。其父宣王还没来得及解开的谣言之惑，此时早己被美女之魅所取代。

褒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美人儿，史书上都付之阕如。倒是有一个特点，史书所载都是反复强调的，那就是这个美人儿不爱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冷美人。这倒合乎逻辑。从上述记载来看，褒姒是一典型的苦命女，先是被弃，再是被卖，十几年间受尽了人间冷暖，听尽人他人摆布，如今即便是灰姑娘变成了白天鹅，进了王宫，有天王宠着，有众人侍候，怎奈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怎么笑得起来？那种心情，让我想起王维的一首《息夫人》诗：

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女人之魅(2)

息夫人就是春秋时息侯的夫人息妫。楚文王灭息后，把她据为己有，并生下二子。但她一直不和楚王说话，也展示了一个不为富贵和淫威所动的灵魂。只不过息夫人的“子不语”是出于旧时恩，褒美人的“吾不笑”是囿于旧时苦。

不管是哪一种，在女人的魔力面前，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不由得把持不住。周幽王应该也算是一个正常男人，虽然史上说他荒淫。荒，是指荒于朝政；淫，则指他宠爱女人。此二者是历史上不少帝王的通病，在幽王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综合史籍所载，周幽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第一信用小人，以贪财善于迎逢的石虢父主持朝政；造成小人在朝而君子在野，因而民愤极大；第二是宠爱褒姒，甚至废后及太子。其实宠爱褒姒，只是他的私生活，与旁人无干，关键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后者，即废后与太子，直接招致另一种政治势力的反对。

一般而言，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是差不多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幽王之爱褒姒，也不例外。面对一个冷美人，身为天子的幽王使尽了浑身解数，都无济于事，不能使美人一笑，这对于一个血性男儿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

试想一下，即便是今天，你能忍受你所爱的人对你从来不笑吗？当然不能，周幽王也是如此。不过，作为天子，他有的是资源，如今面对这天下男人共同的难题，幽王要动用他的资源了。

于是一道赏格以天子诏书的形式发布天下：谁能使得娘娘一笑，即赏黄金千两。

可想而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更何况天下这么大，不就是要使得娘娘一笑么？天下多的是奇人怪事，不怕你不笑！

于是，前来献策领赏的人络绎不绝，可是他们一个个兴致勃勃地来，一个个灰头土脸地走，就是没有一个人能使得娘娘一笑。不过，天下有的是人才。这不，幽王宠信的大臣石虢父终于想出了一招“妙棋”。他对幽王说：娘娘不笑，只因为她见多识广，那些小儿科的玩艺怎么能使娘娘高兴？如今天下太平，好久不见硝烟了。娘娘也从来没有见过焰火，如今之计，不如玩一场焰火晚会，让娘娘开开眼界，一定能博得她一笑。俗话说，狗急跳墙，幽王也是黔驴技穷了，听了石大人一席话，如拨云去雾，那绵延二十多座烽火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一试。

有道是，千金难买一笑，一个滑稽的举动倒能引起人忍俊不禁。那场相去三千年的焰火晚会虽然远去了，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笑话。仅此而已吗？

烽火之谜(1)

烽火晚会如期举行，可以想见，当时一定是卜问了良辰吉日的。

没有人反对吗？据载幽王的叔叔郑伯友得知此讯后，便赶来劝止。无奈一个人的声音太小，未能改变幽王的行动。也可以想见，当时满朝文武大臣反对的声音也不多。

每每读这段历史，就想起一则寓言故事，说的就是“狼来了”，牧童好玩，放羊之际百无聊赖，无意中大叫“狼来了”，竟引来了附近村人的全体出动，当他们发现没有狼的时候，那种上当的神情让牧童感觉开心极了，好玩极了。于是，不久后他又故伎重演，好心的村民忘记了上当的教训，再一次赶来驱狼，结果发现还是上当。不过游戏到此结束，当狼真的来了之后，牧童发现他喊破嗓子都无人理会。

后人把幽王的这场焰火晚会称之为“烽火戏诸侯”，大概也是看成了“狼来了”的另一版本。据载，当冷美人褒姒看到二十多座烽火台燃起冲天的烟火，临近诸侯带着士兵在黑夜里举起火把，从四面八方赶到骊山脚下，前来勤王，那鼎沸的人声、战马的嘶鸣，再加上无数条游动的火龙向焰火晚会中心集中之时的那种养病壮美景观，真是大开眼界，联想起这是宠爱自己的天子谎报的战警，不由得莞尔一笑。

娘娘终于笑了，这说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用心。问题是，天子成了“牧童”，诸侯成了被戏弄的“村民”。一朝上了当，十年心犹怕。不久之后，当“狼”（外敌）真的打进来了之后，烽火台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成为摆设。

如果说，幽王仅止于此，偶尔逗美人一笑，倒也情有可原。关键的问题是，幽王被成功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史记》载，“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看到美人笑了，幽王后来又玩了几次焰火晚会。这样一来，他彻底打破了把戏不可久玩这一底线，把一个焰火台完全演变成了焰火晚会的试验场。这就是乱自上作的真实注脚。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疑，周幽王果真是亡于“烽火戏诸侯”吗？如果细心推敲这大历史里面的小细节，真相就不难明了。

第一个理由，历史上果真有过“烽火戏诸侯”吗？很多人据《史记》认为太史公言之凿凿，焉能杜撰？然而，我们从常识来判断，即可发现，“烽火戏诸侯”逗美人一笑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幽王之世，西周虽然天灾严重，气数将尽，但其势力范围还是很大的，王畿千里，与临近诸侯国的距离不可能是一个晚上即可到达的。美人如何可以在焰火晚会的当天晚上即可看到前来勤王的各路人马的壮观场面？显然，只须从常识判断，不难发现，这个故事里面就有着许多破绽，至少是后人附会的“小说家言”，不可信。

第二个理由，烽火台果真有那么大的作用，能够决定周王室的兴灭？首先，骊山上的烽火台只不过是王畿之内的战警，如同于三国时关羽在长江沿岸设立的烽火台，只能对内起到敌情预报的作用，不可能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起到让诸侯国前来勤王的作用。或者说，即便是临近的诸侯国也不大可能可以看到骊山燃起的火警。《正义·括地志》云：“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土地记云骊山即蓝田山。”

其次，周幽王之世，天子的军力虽然有所衰弱，但还不至于衰弱到靠诸侯前来勤王的地步。西周王室本身就有三支强大的军队，分为西六师、东八师、殷八师。西六师驻守在都城宗周一带，即丰、镐之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周围，以保卫王朝的本土；东八师驻在成周，即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由于东八师驻守成周，所以也称成周八师。东八师的位置极为关键，它向东可镇守东方的广大境域，向西可拱卫宗周的安全，是周王挥下一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殷八师则是一支驻守东方殷商故地的军队。此外，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军队，根据周王朝的体制，他们之间是辱齿相依的，终春秋战国之世，尽管大国并小国，强国凌弱国，但在对外战争上，各国旗帜鲜明，团结一心的。

何况，即便是到了西周末年，周王室仍然打赢过好几场战争，如《国语·晋语》还载，周幽王出兵征讨有褒，胜而归；《竹书纪年》也载，后十年，幽王还命伯士伐六济之戎，这一次虽然失败，伯士战死，但并不等于周王室毫无抵抗能力。况且胜败乃兵家常事，战败的责任史书上也没有说是幽王所致。

烽火之谜(2)

第三个理由，果如司马迁所说，幽王数举烽火游戏，诸侯不信，也不至。这是很自然的，后来说犬戎攻入都城，幽王举烽火征兵而诸侯救兵不至。这是因为幽王失败得太快，诸侯来不及相救。否则，何以西周灭亡之后，反倒有好几个诸候国前来勤王？平王何以得以东迁？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中指出：“史公言幽王宠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为之数举烽。及犬戎之，举烽，诸侯救不至，遂杀幽王。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此说甚有理。根据周代诸侯国的分布情况来看，各国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同时到达。军队的调动、集结、备粮、行军，再到最后赶到陕西境内，近则十天半月，远则一年半载，幽王和褒姒怎么可能在烽火台边野营等待几个月呢？

幽王灭亡的真正原因，归结起来，既不是由于谣言，也不是因为一个女人，更不是因为一台烽火。那么，真正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史记》中更有详细的记载：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西周的灭亡，是内外勾结的结果。否则，犬戎是不大可能那么神速地攻破都城，杀幽王、虏褒姒、取周赂。因此，西周灭亡直接的原因是申侯勾结卖国，间接原因是幽王信用小人，但仅此一点不足以动摇根本。真正动摇王室根本的是幽王之废申后和太子，另立褒姒为后，立伯服为太子。这直接触犯了申侯等人的根本利益。当时太史阳伯就说：“祸成矣！无可奈何。”就是针对这件事而发。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此后，二王之间相互之间打了二十一年之久，直到周平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携王为止。

结合《诗经》毛诗序中标明刺幽王的诗，我们可以看到幽王的灭亡正是乱自上作的生动写照。这些诗有10首之多，多在《小雅》和《大雅》之中。《瞻卬》讽刺的是幽王宠幸褒姒，斥贤良，导致国运濒危；《小旻》谴责幽王任用小人，不遵王道，不纳良言；《节南山》谴责太师尹氏祸国殃民；《正月》谴责的也是幽王及其身边的小人；《雨无正》揭露的是幽王及其大臣只顾享乐，不顾国家；《巧言》讽刺的是幽王信谗言，斥忠良；《大东》写的是东方诸侯国对周王室剥削他们的怨恨；《北山》写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召旻》讽刺的仍然是幽王信奸臣，远贤人，导致政事腐败。归结起来，导致内部分裂的严重矛盾其实主要是权力分配不公所引起的。

总而言之，西周之灭亡并不是出人意料的。也不似后人所说的，幽王之错，错就错在爱错了一个女人，放错了一台烽火。女人也好，烽火也好，不过都是遁词。

平王东迁

3、平王东迁，历史不可承受之变

公元前771年，在位十一年的周幽王终于在内外勾结、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战败于骊山，并被犬戎所杀。他的死直接导致三个结果：第一，印证了他父亲生前的那个谣言；第二，他宠爱的美人褒姒也被犬戎虏走了，这个美人的结局如何，史上是不会有人再关注的，谁叫她是红颜祸水；第三，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事实上，幽王之亡国，既不是因为那个谣言，谣言本身透露出来的也许正是王室内部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也不是因为一个女人，但女人的背后其实聚焦着一个权力的焦点。可惜的是，幽王至死尚不知为何而死，也许他在临死之前也和后人一样，会感叹非吾之罪，乃天意也。他哪里知道，他身边早就有人在算计着他的位子和权力。他虽然有罪，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好色的幽王怎么都比不过他那残虐的祖父厉王，厉王的残暴到了国人道路以目的地步，尚且不过遭到流放的下场，为什么幽王却获得了比乃祖严重十倍以至于身死国亡的下场呢？谣言也好，烽火也罢，只不过是后人为了掩饰这一切而施放的烟幕，撇开这烟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只是由于这烟幕太曲折太诱人了，几千年来人们宁愿沉迷于其间。

幽王死后，他原来的太子宜臼在申侯的拥戴下继天子位，他就是周平王。另一派势力以虢公翰为代表拥立王子余臣在携地继天子位，史称携王。应该说，幽王死后，周朝并未灭亡，犬戎畏于诸侯的实力，很快就撤兵了。可是历史上为什么要说周朝灭亡了呢？新王即位为什么要迁都洛邑呢？

东迁之谜(1)

读这段历史，我曾多次涌上这样一种疑问，申侯为什么不借助中原其它诸侯国之力来造反，却偏偏选择与中原诸国共同的敌人犬戎相勾结呢？要知道，在当时，不管怎么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始终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的。这一举动，无论如何是不得人心的。为什么呢？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申侯等人的举动是得不到中原诸侯国的支持的，他想要造反，只有借助于别的力量。这也许正是人们要把平王之后的周称为东周的谛奥所在，更是平王东迁之后得不到广大诸侯国的支持和拥护，王室迅速衰落的谛奥所在。

事实上，幽王死后，周朝并没有灭亡。一方面，骊山一役，虽然以幽王身死宣告结束，但周天子管辖下的各诸侯国依然存在，没有伤筋动骨，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实力依然十分强大，对付一区区犬戎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另一方面，幽王的继承人随即在公元前770年继位，周祀得以延续，甚至出现了两个周王。

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时也并没有说当时有两个周朝，平王之前为西周，平王之后为东周。那么历史上西周东周之分，又是怎么来的呢？简单地说，那是后世历史学者为研究方便起见而划分的。这就造成一种误会，其实，灭亡的只是后世历史学家眼中的西周，真正的周并没有灭亡。

那么，平王即位之后，为什么要东迁呢？

我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平王东迁是诸侯国分裂的标志。史书所载平王东迁大都略而不详，只说“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至于为什么要迁都，也是语焉不详。《史记》说是“辟戎寇”。这当然是事实，但堂堂一个大国，为什么对付不了犬戎呢？

我们不得不来看看犬戎。戎是周人对分布在周人西方民族的称呼，称北方的民族则称狄。有时又混称西北方民族为戎或狄。这些民族在殷商之时，就成为劲敌，史载武丁征北方的鬼方，历三百多次征战，三年才得以平定；到了周，其北方还有鬼方和严狁，一说严狁就是犬戎，经常骚扰边境。所以《诗经》中就有“靡室靡家，严狁之故。不遑启居，严狁之故”，都表明严狁对周民族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但周建立之前，周文王就是靠征伐西戎起家的，因而，穆王之时，“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但到了周穆王后期，犬戎就不再来朝，于是有了西征犬戎之战，这一次战争以“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结束，犬戎被迁到太原（现在的甘肃平凉一带）；周宣王时又多次出击严狁，并多次大败他们。但宣王后期，兵伐太原，竟然“不克”，此后多次以王师败绩结束。但王师失败，并不表明犬戎不可战胜，史载晋侯就曾大败犬戎于汾水。这说明，只要周王朝团结起来，犬戎不过构成一种威胁，尚不至于那么可怕。钱穆先生也指出：“《史记》不知其间曲折，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

事实上，幽王被杀是申侯与犬戎合谋之作，周平王是申侯的外甥，所以申侯实为外甥弑君夺位。许国与申国同姓，也参与立平王，也应是同谋。对申侯和周平王而言，犬戎是友非敌，平王东迁根本不是什么“避犬戎”，而是申侯、犬戎、周平王之间分脏的结果。所以说，如果一定要说等到王室为避犬戎而“被迫”迁都之时，也就意味着周天子及其所辖诸侯国开始分裂，不能共同抗击外敌侵略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的带兵护送下东迁洛邑（现在的洛阳）。稍后，携王在虢公的支持下也称王，形成对立分裂之势。

二，平王东迁并非不得己，我的估计，极有可能还有这几个诸侯国的要求。公元前771年说到底是一场内乱，战争随着幽王之死和犬戎的西归而告结束，虽然给首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与损失，但犬戎的目的并不是要灭你周国，而是为了掠财。再说毕竟那是王室经营了数百年之久的基地，比起雒邑那块新的处女地，谁更适合做都城，一眼便了。

三，平王东迁与当时的东迁潮有关。前面讲过，幽王继位之初，即发生了川竭山崩的天灾，在当时的天命观念下，这便是“天不吊周”。因而，包括周的贵族在内，人们想想方设法逃避这场大灾难。这个时候，以郑国的东迁最为典型。

本来，郑国是在现在的陕西华县一带，这里是属于周王畿之内。郑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桓王之弟，时任周司徒的郑桓公。这是一个深得民心的重臣，连他都因为“王室多故”，而心生逃避之念。

东迁之谜(2)

史载，他向太史伯阳父请教“其何所可以逃死”，伯阳父指点他设法逃往中原的济、洛、河、颖一带，这一带就是虢国和郐国辖地。于是郑桓公便听从伯阳父的指点，“乃东寄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国语·郑语》和《史记》都记载有这件事。不过，郑桓公的东迁逃命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郑国的百姓，因而，两年后，发生了犬戎之祸，郑桓公与幽王一同在骊山被犬戎所杀，而他国内的百姓却躲过了战乱。

郑国东迁后，在现在的河南新郑建都，当时的新郑可谓是一块新的土地，有待开发。《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大夫子产回忆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可见其开发之艰难。

除郑国以外，杨宽先生还通过对周原考古发现的窖藏特点的研究，指出，这些窖藏都是原先居住在周原的大小贵族为了临时避难而埋藏的。与郑桓公类似的是另一个周卿士皇父，这是一个为非作恶的大臣，他为了把搜括来的财贿保护好，也在中原地区建立新的城市，《诗经·十月之交》一诗就讽刺了他的做法。可见，在当时的情势下，周贵族的大量东迁，势必带动平民百姓的东迁，东迁成了当时的一个大趋势。

杨宽先生说得好，周贵族与平民的东迁，一方面加剧了周王室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催动了中原的开发。平王东迁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进行的。说到底，平王东迁还是申侯等贵族为了能够进一步控制天子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他们并没有去思考复国，更多的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平王东迁对诸如郑武公在内的几个热心诸侯无疑带来了不少好处。郑国早就迁到了中原，让天子随之东迁，有利于控制天子；秦穆公本就是幽王之世内乱的最大受益者，东迁后，王室丢下的土地，后来都成了秦国的属地，故穆公何乐不为？晋卫等国同样出于这种心态，而积极派兵保护。自王室东迁之后，即公元前770年至前707年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周王室就主要依靠晋、郑两国的支持和保护。《左传》所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其实质应该反过来说，是“王室是依”。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平王东迁之后，王室会衰落得那么快呢？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另一部分诸侯对幽王之死和平王的即位与东迁心有怀疑，甚至不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幽王罪不当死，平王继位不正，周平王的合法性甚至都受到诸侯的质疑。

自此以后，莫怪诸侯对王室不恭，实应是这场内乱所导致的恶果所致。《诗经》“王风”中有一首《扬之水》，写的就是被周平王派遣到申、甫、许等国驻守的周兵，不满与怨思：“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甫、许）”，士兵们埋怨，为什么申、甫、许国的人不来和我们一起站岗放哨呢？名义上是防止楚国入侵周之门户，实际是替平王的母家当看门狗。

这就是东迁的内幕。东迁的最大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周王室国力的进一步衰微，从此以后，王室再也无力西顾，以至于后来王室大臣出差来到周之故都，见到禾黍离离，不禁悲从中来，不可自禁。不仅王室从此一蹶不振，就连此后的周天子从此都要受制于人，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际上沦落到还不如一个诸侯国君的地步。

一句话，平王东迁，实是无可奈何的周平王的一着臭棋，每每读到这里，笔者心里总感慨万分：这一迁，真是历史不能承受之变！

秦公受封(1)

幽王之乱，受惠最大的当数秦国；平王东迁，受益最深的也当数秦国。

早先，秦仅只是嬴姓的一支游牧部族，原居于犬丘（现在的甘肃礼县东北），周孝王封以秦邑，就是把现在的甘肃张家川东边一块地方封给他们居住，作为附庸。其始封之君是非子，伯爵。也有学者认为，秦部落原本也属于东夷族，大概是在周朝刚兴起时，迁到了关中。《史记·秦本纪》也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当年是不可能的，颛顼的孙女女修织布时，一只凤从天上掉落一枚蛋，女修吃了这枚蛋，生下儿子。吞鸟卵而生子，可能是以鸟为图腾的一种印迹，由此产生了这种传说。

这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但更多的学者都倾向于前一种。原因是在于，太史公把天下诸侯的祖先都追溯到三皇五帝名下，仿佛他们的后代都了不得，哪有那么巧的事呀？这极有可能是太史公为顺应汉时那种“大一统”的观念，而刻意做的文章。事实上，从文化渊源来看，我们至今看不出秦人与东夷族的确凿关系。直到后来孔子出来，他老人家周游列国，已经走到了秦国的边境，都不愿意跨入秦国，认为是“秦之野人”。

“秦”，本意为黍。1978年，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了一期农业文化遗址，该遗址位于“秦”邑之西约30公里处，两地属于同一个文化社区。在距今8200年前的大地湾一期遗址中，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了已碳化的粮食作物黍和油菜籽的残骸，这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旱作谷物黍之一。大地湾黍和油菜籽的发现，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农业文明起源的看法。考古实物与研究表明，黍在甘肃地区已有八千年的种植史。正因如此，这一地区也就得名“黍”，象形文字后来演化为“秦”。秦之所以得名，原由就在于非子被封在“秦”（黍）这个地方。

根据《水经注·渭水注》的记载：“(秦)水出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非子所封也。”经学者考证，秦邑位于今甘肃天水市东北的张川县城西南一块长6公里、宽1.6公里的河谷平川上。此地地势开阔，依山傍水，西有后川河；东北部有六盘山支脉大陇山，其势十分雄伟。山水均可作为当时抵御西戎的天然屏障，秦邑是阻挡北方戎族入侵的天然要塞。山水之间是由秦水冲积而成的河谷川地。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十分宜于农牧经济，而且至今仍是张川县最富庶的产粮区，是设庸建邑的最佳选择。秦邑扼守着出入关中的交通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宗周的西陲亭障和防范西戎的前沿阵地及桥头堡。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并邑之于秦，就是从这个战略角度出发的。非子为周室放牧家畜有功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裂土一方，但当时的秦人最多也只能算是周王脚下的一个封邑、一个附庸兼小部族，与“国家”这个概念差别甚大。

秦国的发家史颇有些类似于周当年之西岐。西岐原来也是商的一个属国，秦之祖先原来也臣事商王，“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后来才成为周人的附庸。《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斋

西戎是当时生活在西方的游牧民族的一种泛称，自周穆王时起就是宗周西方的一大强敌。至周宣王晚期，犬戎的威胁更是令统治者寝食难安，“宣王中兴”最终归于失败，一个直接原因就在于戎患。所以在周宣王的后期，为了抵御戎患、打击戎人的嚣张气焰，自然而然的想起了镇守陇山通道、且日益发展壮大的秦人。《竹书纪年》云：“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意思是说秦仲以前的秦部族尚无年代世系的记录，可见此前的秦人在周王朝中还是个无名无份的附庸小族。秦人自非子受封秦邑起，经秦侯、公伯，至秦仲一代才得到了一次真正堪称为崛起的发展机会。

秦公受封(2)

所以，后人说秦人原是替周王养马的。孝王想把大骆之女赐秦，遭到了申侯的反对；但孝王仍然分土于秦。

秦嬴生秦侯。秦侯在位十年。秦侯生公伯。公伯在位三年，生秦仲。秦仲在位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被戎人所杀。其子五人，年纪最大的是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大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秦到这时由附庸而为大夫，由主司养马到出征作战，秦的变化与进步实在很快。其地盘也逐步扩大，先是宣王赐其西邑，后又给原居地犬丘。秦之成长正和文王当年一样，也是在与犬戎作战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到了犬戎与申侯勾结攻周之时，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所以说，当周宣、幽之乱，秦是最大的受益者。

平王东迁，秦人当然巴不得。于是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至此，秦国始受封为诸侯。此后，随着周王室的一步步衰微，而远处西鄙之秦国却一步步兴起于周之故地。由此也可以看出，说平王东迁是避犬戎只是一个借口，否则秦何以不避而东迁？相反力量本来弱小的秦国却在和犬戎的征战中反而逐步强大起来，加上有周王之盟誓在前，秦国放手而且尽力与犬戎作战，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被犬戎侵占的周地，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秦仲是秦赢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之一，《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宣王任命秦仲为大夫，率兵讨伐西戎。从秦仲被任为大夫开始，秦人正式跻身于周王室的百官之列。秦仲后在战斗中被戎人杀死，他的儿子庄公又继承父亲的爵位，再奉王命西征，并因军功被宣王加赐封地，且命为西陲大夫。秦仲父子在抗击戎人的战斗中屡建功勋，秦人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当时的秦人依然是周王之下一有实无名之辈，且身处戎患肆虐的最前沿，秦人在与戎人的战斗中经常血流成河，丰子以前秦人的大骆一支就被戎人所灭，部族很难得到继续发展壮大的机会。

《秦本纪》记载：“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意思是秦人的部族首领秦襄公将妹妹嫁给了丰王。丰王何许人也？此前大多认为丰王是某位戎王，有人甚至将此段记载翻译为秦襄公将妹妹嫁给了“戎丰王”。但这种解释遭到了学者的致疑。晁福林先生认为，此丰王乃周幽王与褒姒所生之子伯服。

周平王被周幽王废除之后，逃奔至姑舅家申侯那里，随即招来周幽王兴兵讨伐。周幽王何以要讨伐儿子，原因不外乎儿子串通申侯及西戎，有谋反预兆。但晁先生指出，周平王有可能在当时已经称王，而且称“天王”，与父亲周幽王分庭抗礼，这才遭至父王必欲杀之而后快。晁先生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乃是他基于对周幽王当时早已立伯服为王的判断。理由有三，其一乃汲冢材料所说的“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意为伯服被立为王已多年，诸侯才将其废除，立周平王即位；其二是《秦本纪》所言“以女缪嬴为丰王妻”之说；其三为石鼓文《而师》一诗中叙述的内容。

汲冢文献中“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一句是一条重要史料。“积年”之说表明，伯服称王并不止一年。伯服称王当发生在郦山之难前，且已“积年”，而且应该发生在周平王奔申之前。

《秦本纪》的丰王说，部分人将丰王理解为戎丰王实为想当然之举，文献从无戎丰王一词。晁福林先生认为，秦与戎为世仇，嫁女弟给戎王，断非襄公所能为。另外，在《秦本纪》中，“戎王”与“丰王”并见，丰王定非戎人之王。他说：“由携王之称例之，丰王之‘丰’当和‘携’一样，也是地名。”顾颉刚先生也在《史林杂识》中认为：“号曰丰者，当以居丰京之故。”丰京为周文王所建，在周灭商之前曾一度是周文王的都城，地在今陕西长安丰水西岸，与周武王所建镐京一水之隔。西周金文中屡有周王和大臣在丰的记载。晁先生还认为：“西周后期，虽然镐京地位日隆，但丰京仍为周都的一部分，其地位非寻常城邑可比。尽管幽王昏庸，但也不至于将跟镐京一望之遥的丰京拱手送给戎人，况且丰京有周王祖庙在焉，自当不会有戎族之王。若有‘丰王’，则必定是姬姓之王。由当时形势看，周幽王让伯服在丰称王，与镐京为掎角之势，以壮宗周声威，应当是极有可能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证明伯服为丰为之说的可能性，晁先生还谈到了出土的周代“丰王斧”，所以晁先生基本认定《秦本纪》所说“丰王”当为褒似之子伯服。

此外，推断丰王为伯服的另一个理由乃是先秦石刻石鼓文。

秦公受封(3)

在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当中，石鼓文属时间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石文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直径三尺余。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原以为是周成王或宣王时所刻，后经专家考证，断定其为秦人所刻。但其作成的具体时间至今仍有争议，有秦襄公、文公、德公、穆公、献公等多种说法。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多个角度考察认为，石鼓文为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后凯旋时的纪功之作。然而石鼓文不记杀伐献俘之事，所述皆升平景象，凯旋纪功之作一说似有不妥。有学者认为此文所记乃秦文公大狩习兵之事，但其所记之事单以“大狩习兵”概括也远远不足。还有人认为石鼓文为秦德公修建鄜畤时所作，但也与石鼓文的大部分内容不合。

晁先生先生认为，石鼓文当为秦襄公嫁缪嬴于丰王时的叙事志庆之作。从石鼓文总共十首诗词所言之事来看，晁先生的说法较为恰当。最关键的是，其中《而师》一诗有“天子□来，嗣王[始]□”之句。“天子”与“嗣王”并见，这一情况极为罕见。过去学者大多认为此二者为一人，即某位周王。但这种说法是很难说通的。嗣为继承之义，“嗣王”即继承之王。对于周王的称谓，从来只有“王”、“天子”，周平王称“天王”，故东周之后文献又有“天王”一称，从无一例“天子”与“嗣王”并称者。若说嗣王乃太子，也不合情理。太子是明天之君，今日依然为臣，故历代之称已确定的王位继承人为“储君”、“太子”、“嗣君”，从未有以“王”相称的情况出现。有论者发觉“天子”与“嗣王”并为一人之说的破绽，猜测嗣王乃秦王。这种说法也很难另人信服。从全文内容看，作者对周天子十分恭谨的，并无不臣之意，在“天子”面前僭号为王，实在难以致信。所以，由石鼓文《而师》来看，当时的情况是周天子尚在，同时又有“嗣王”，有利支持了晁先生有关周幽王生前便立伯服为王的观点。“丰王”极有可能就是此“嗣王”，即伯服。

这就是说，尚未即位还在做太子时的周幽王已娶褒姒并生于伯服。据周平王发动郦山之后在东周初年在位51年一事来看，周幽王在位时周平王应当少弱。以周幽王其父宣王、其祖厉王的在位时间来看，周平王很难是周幽王的长子。褒姒之子“伯服”以“伯”相称，伯、仲、叔、季的命名方式在周人的命名习惯中是非常严格的，几乎没有次子或幼子被命名为“伯”的例外出现。伯服应为长子。

秦襄公元年，即公元前777年，也就是周幽王五年，秦襄公把妹妹嫁给了丰王。秦作为周室之下一附庸小邦，连诸侯国的资格都没有，能嫁女为周室之王，这当然是自诩为荣之事，所以作大型石刻文字《石鼓文》以为纪念，这是合乎情理的。由支持幽王和伯服转为支持平王，秦襄公是很有政治眼光。

秦襄公助平王东迁之后，周平王除了封他为诸侯以外，还对襄公有这样的命辞：“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岐、丰之地为周王室的祖业、根基，他之所以拱手赏赐于秦，是因为岐、丰之地这时并不在平王手里。他让秦去攻取，颇有些宁予家奴、勿厚敌邦之意。周平王乐得做顺水人情，以空头支票笼络正在崛起的秦国。秦襄公乐得受到正式册封，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八百里秦川开拓疆土。周秦双方各得其所，可谓皆大欢喜。

到春秋之世，秦终于成为十二诸侯国之一。秦献公十二年便迁都栎阳，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潼，到秦孝公时又迁都咸阳。一个后起之秀，终于在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首，令东方诸侯人人畏惧，并于公元前221年最终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大帝国。

可以说，逃避不是办法，真正的英雄，是敢于直面困难与敌人的。周衰秦兴，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正是平王东迁，为自己培养了一个掘墓人。

周郑交质(1)

平王东迁，另一个受益者是郑武公。

郑武公是郑桓公之子，桓公名友，姬姓，是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同母弟，宣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伯爵。

郑国也是一个建国较晚的诸侯国，然而，在春秋史上，却也是一个早期实力较大的小霸主。这除了得益于郑桓公的“英明决断”，于幽王之世迁国于虢、郐之间，因而保存了百姓之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桓公和武公先后在周王室中充当了卿士，并借平王东迁之机，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郑国北靠黄河，西边紧接着周王室，国土面积不大，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当时中原的中心，大家知道，中国的中心在中原，那么，郑国等于就是中心的中心了，交通自然十分方便，经济也就比较发达，国力也较强，加上郑桓公曾担任幽王的司徒，史书说他“和集周民”，因而很得人心，后来他发现周天子的情况愈来愈不妙，就在雒东开辟新的国土。前771年，周幽王被杀了之后，郑桓公也一起被杀，他的儿子郑武公即位后，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郑国也随之东迁，建都于新郑，仍然是中原的中心。郑武公因有功于平王，也和晋国一起一直鼎力扶助周室，长期担任王室的卿士。因而，郑国在当时各诸侯国中的地位很特别。郑国最先在齐、晋、楚等大国强大起来之前就成为中原小霸，为周边小国所畏惧。

郑武公是历史上一位足智多谋的国君，名掘突。这个名字取得很怪，《史记索隐》就认为，武公之孙郑昭公名忽，郑厉公名突，岂有孙与祖同名之理？“盖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旧失而妄记之耳”，“当是旧史杂记昭厉忽突之名，遂误以掘突为武公之字耳”。不过，名字取得怪，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有为之主。

公元前770年，平王元年也就是郑武公元年，因武公护送东迁有功，周平王便拜他为卿士，继承其位桓公之职。前面说过，郑桓公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主，当年的东徙虢、郐就定了后来郑国的基石。幽王九年即公元前773年，郑桓公请教于伯阳父，二者之间的对话也堪称一篇《隆中对》：

郑桓公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

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

公曰：“何以？”

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

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

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

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

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

公曰：“周衰，何国兴者？”

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

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

这里，伯阳父替郑桓公谋划去路的计策与后世三国时诸葛亮替刘备之谋划荆州和西蜀如出一辙。果然第二年，周幽王十年，桓公便袭郐而取其地。

有其父就有其子，桓公死后，武公继续谋求郐国，于公元前769年，周平王二年终于灭郐，将桧都邑更名曰新郑。这便是“反客为主”。

武公所做的第二件事便是灭胡。但胡国不是那么轻易可以灭掉的，雄心颇大的武公却志在灭胡，为此，他又使了一计。这一计估且名之为“美人计”。《韩非子·说难》载：

周郑交质(2)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武公所灭之胡不是《左传·定公十五年》中所说“二月，楚灭胡”之胡。这一点，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已有考证。先秦时嫁娶之间也称“兄弟”，兄弟之国就是有婚姻关系的国家。可见，美人计并不要等到战国时才得以运用。武公不惜以女儿为诱饵，以大臣做牺牲，没有点雄才大略只怕是做不来的。而同时，武公为结好申侯，于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为夫人。这个女人稍后即会出现在郑国的历史舞台上。所以，富辰谏周襄王曰：“夫婚姻，祸福之阶也。”武公嫁女儿、杀大臣，此举开春秋战国政治婚姻之恶例。

武公的政治谋略在春秋时期算得上一个政治家。武公晚年，其夫人也就是申侯之女武姜偏爱小儿子共叔段，在武公病危之际，多次请求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武公不听妇人言，坚执不允。《史记·郑世家》特意记载此事，表明了太史公对武公的赞赏。

武公在位27年，死后，太子寤生继位，他就是郑庄公。

郑庄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过去，许多人对他有着种种评价，说他是一个阴险小人、失道奸臣、好兵黩武的诸侯。对不对？应该说既对也不对。这话怎么说？说它对，因为《左传》对他的事迹记录甚详，如“克段”，段是他的亲弟弟；“囚母”；“叛周”。说它不对，就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看问题。

郑庄公是《春秋左传》开篇第一个着重记叙的人物，其中“郑伯克段于鄢”一节入选中学语文教材，郑伯就是郑庄公，这段典故因而得以家喻户晓。这件事发生在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它由两件大事组成，其一是“克段”，其二是“囚母”；前者留下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成语；后者则留下了“黄泉相见”的典故。“克”是什么意思？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克”就是攻克、战胜的意思。但在《春秋》里，一个“克”字大有深意。《春秋公羊传》解释道：“克之者何？杀之也。”那么，段既是郑庄公之弟，为什么不书杀，也不称弟？《左传》是这么解释的：“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一句话，史家书一“克”字，其目的要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既批评了“不弟”的段，又讽刺了“不教”之兄。要知道，周代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氏族宗法社会，这个社会以周礼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和伦理本位，要求人人都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由此形成一个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秩序，称五常（伦）。兄弟之道便是五伦中重要一环。而且这一伦和父子之亲一样，是绝对的，命里注定的，不能选择的，也是改变不了的，因此称“天伦”。一个人不能尽父子之道，将来也不可能行君臣之道；一个人不能行兄弟之道，将来也不可能尽朋友之道。这是由近而远、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家而国的一个顺势推延。正像张东荪所说的，所有的人，不是父便是子，不是君便是臣，不是夫便是妇，不是兄便弟。梁漱溟也说，什么是好父亲，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父亲；什么是好儿子，常以父亲为重的就是好儿子。他甚至还说一切都是这样。所以说，孝弟这些观念是从家庭直接提炼出来的，而礼法则是后来为了进一步维系这种关系而制定出来的。春秋时期的孝弟观念不必等到孔子的出来。然而，我们打开《春秋》，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档子兄弟不弟、母子不和的混帐事，真让后人叹息。所以，《春秋》不隐恶。《左传》也在这方面大力发挥。

那么，郑伯为什么要“克段”呢？段到底做了哪些“不弟”之事？为兄长的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可以从郑庄公的名字讲起。庄公的名字和武公名字一样都有些怪。庄公名寤生，为何唤做寤生？意思就是倒着出生的，不是顺产；顺产的话是头先出来，倒产才是脚先出来，脑袋在后面才出来，这一下吓坏了武姜，武姜就是武公所娶申侯之女，申为姜姓，故称武姜，武就是武公，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女子都是把丈夫的名置于自己的姓前。武姜就不喜欢这个儿子，取名寤生。《东周列国志》说是武姜夫人分娩之时，不曾坐蓐，在睡梦中产下了，醒觉方知，姜氏吃了一惊，以此取名寤生。两种说法谁是谁非？不知道。

周郑交质(3)

三年后，武姜又给武公生了个小儿子，取名为段。余邵鱼说这个小儿子长得一表人才，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又且多力善射，武艺高强，因而武姜格外偏爱。偏爱到了什么程度呢？先是值武公病危，武姜多次请求改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武公没有答应，按周礼，立嫡以长不可乱。庄公即位后，武姜先是要求封段于制；制，就是虎牢关，这个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事要地，庄公当然不敢轻易答应，便借口说，制这个地方地势险要，虢叔就死在那里，怎么能让弟弟去那里冒险呢？其它地方随便选都可以啊。武姜一听，就要求改封到京，庄公答应了，于是段就到京那个封地去，人称京城大叔。

京这个地方虽然地理位置没有制重要，但却是一个大邑。所以庄公的一个大臣叫祭仲的就提醒道：“凡属都邑，城垣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了。按先王制度，大都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现在京这个地方已经超过规定，违制了。”庄公装做很吃惊的样子回答说：“我娘要这样啊，怎么办呢？”祭仲说：“你娘贪得无厌，不如早图之，莫使蔓延，否则只怕难以收拾。”庄公叹了一口气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

且说庄公之弟本来就好武，到了京地后，就要求西鄙和北鄙两个地方归属自己管。于是又有一个叫吕的公子看不惯了，他跑来找庄公，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若是要让位于大叔，那么就请让我去侍奉他；若没有这个打算，就请你除掉他。莫使民心有二。”你看庄公是怎么说的？他说：“没关系，他会自己倒霉的。”不久，大叔段又自行收取了一个城邑。一个叫子封的大臣又跑来告诉庄公，说：“该动手了啊。”庄公不以为然，还不到时候。

接着大叔段秣马厉兵，做好了袭取郑国都城的周密计划，并与母亲武姜约好做内应，到时打开城门。“公闻其期”，大概庄公早就在京地安排了卧底，探知这个讯息，便大喊一声：“该动手了。”于是命子封伐京，先发制人，京地百姓都纷纷背叛大叔段，段只好逃往鄢，庄公又伐鄢；大叔段只好逃到共。这就是“克段”的前因后果，史称“兄弟阋墙”。

《左传》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花了很多的笔墨，可见对这件事之重视。为什么呢？正如后世所责难的那样，就要揭露郑庄公如何伪善，如何处心积虑要置弟弟于死地的真面目。

段叔跑到共国做寓公去了，可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的后台还在。庄公迁怒于其母武姜，顾及母子名分，就把武姜软禁到城颖，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永不相见”。但不久庄公就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史书没有记载。清人吴楚才、吴调侯认为是庄公“天性萌动”，“宛然孺子失乳之啼”（《古文观止》），我认为不大可能。我的猜测，大约这一做法太绝了，遭到了国内舆论的压力。可以想见，到了宋代，著名学者吕祖谦尚且批评庄公的做法是“天理已绝，古今大恶”，更何况周代那种重视人伦和礼制的时代。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身为诸侯，当无戏言。后悔也来不及了啊。一个叫颖考叔的大臣看穿了庄公的心思，于是跑来找庄公，替庄公想了一招，叫做掘地道相见。地道大概离“黄泉”不远了，这样既没有违背庄公的誓言，又解决了庄公找不到后悔药的困窘。《左传》并没有赞美这种母子如初的做法，相反，倒是重点赞美了颖考叔，称他是纯孝，并惠及他人。

郑庄公为后人所非议的另一件恶名，便是说他叛周，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周纲解纽罪之魁”，“周纲之坠，郑伯罪之首也”（清·吴闿生《与李右周进士论左传书》）。郑庄公为什么会享此“大名”？这就涉及郑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了。

周郑交质(4)

郑本是周之同姓、宗亲，又是平王东迁有功之臣，故武公死后，庄公继续在周朝做卿士，辅佐平王执掌朝政。但周平王看到郑国日益强大起来，也于心不安，于是试图削夺郑庄公的实权。怎么削夺？平王东迁后，主要靠的就是晋郑两国的支持，这个郑国不仅有功而且也得罪不起。唯一的办法是分其权。凑巧的是，这一段时间庄公忙于处理国内平叛之事，不能在平王身边理事，平王便想趁机叫虢公忌父参与政事，名义上补庄公之缺，实质上是要与郑庄公分掌权力。当然，这种做法，除了傻瓜之外，明眼人一看就知，更何况郑庄公是一雄才大略之主。庄公由此心生不满和怨恨。

但是，平王毕竟是天子，他想给谁权力就给谁呀，你庄公再能干也只是一诸侯。庄公憋着一股气，就向平王打辞职报告，拜还卿士，退守藩国。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庄公知道天子离不开他，故而以此相威胁。平王自然也明白庄公的用意，知道他生气了。由于王室力量如江河日下，平王不敢真的批准庄公的辞职报告，只好尽力挽留，支吾着解释。无奈一方面庄公心有芥蒂，平王也心虚；另一方面，庄公也不想真的撂担子，平王也不敢决绝于郑，双方只得各退一步。但是双方又互不信任，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可能是平王想不到的。最后于隐公三年，双方提出一个折衷策略，以互相交换人质的方式求得妥协，平王继续保留庄公的卿士大权，庄公继续为天子效力。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的内容其实只一条，就是周天子叫太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而郑国则派世子忽到周天子身边做人质。交换人质本是双方对等的，这一来，就把周天子降格到和郑国平起平坐的诸侯之位了。所以宋代吕祖谦谴责道：“（《左传》）并称周郑，无尊卑之辨，不责郑之叛周，而责周之欺郑。”

其实，《左传》并没有责周欺郑，它只是如实记录这件史事。并称周郑，无分尊卑，是郑庄公做出来的事，与《左传》何干？事实上，《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对此表明了态度：“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吕祖谦显然是激愤于《左传》把周、郊并称为二国。他还认为，东迁之后，周“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盖由平王自为不振。如郑庄公为卿士，当用则用，当废则废，何必以虚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体”。这话貌似有理，其实却没有理会当时的历史情境？平王不是不想振作，实在是他能力有限，想振而振不起来，更兼君弱臣强，他也曾试图一振，想收回郑庄公之权，不就是一次尝试么？关键是他太心虚了。

周郊交质，确实不好说罪责在谁。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他要削夺诸侯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站在郑庄公的立场，他要争取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无可厚非。但是站在周礼的立场来看，周天子削压诸侯权力，并不违礼，郑庄公打辞职报告也不违制。然而，他们妥协的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谁想出这样一着损招？让周天子和诸侯互相之间交换人质呢？是谁出的主意已经无从查证，但总是周天子点头的。因此，身为天子的周平王自应知道这一做法之不妥，同样，身为诸侯的郑庄公，更应明了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看，周天子的做法似是无可奈何，身不由己之举，而郑庄公的做法则是不顾纲纪，执意而为。所以后世多责庄公，自是没错。犯不着为他辩护什么。

周郊交质，在春秋史上可以看作为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这意味着王纲解纽的开端，也意味着礼崩乐坏的时势已经来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谁之过呢？

平王之累

后世史学家把这一切都归诸周平王。平王能够承受起这样一种重责之累吗？

后世治西周史和春秋史的学者，大都以冷冰冰的态度来看待平王这个非常时期的非常天子，而很少顾及到他的实际处境。

平王其实是很累的。这种累，笼统言之，一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他既不幸，又幸。说他不幸，是由于他也是起于乱军之中，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的能力又不足担当起中兴的历史重任。在他之前的诸天子，都是作为天下宗主标榜于史册，而随着他的东迁，宗周灭亡，王室迅速衰微，不仅无力中兴，而且原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周景观不复存在；他的不幸还体现在他的一生始终有一个强大的臣子相伴，先是郑武公，后是郑庄公，这两父子的能力实在是平王不可同日而语的。主弱臣强，是主之大不幸。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周王之中，他的在位时间是最长的，长达51年，这一“吉尼斯纪录”直到清代才有皇帝打破。这49年间，总体说来，周王朝在他的统治之下，基本上也天下太平，除了有二十年与另一个周王携王作战外，基本上也无大的战事。因而，他总算保持住了周天子的天下宗主名号。他的谥号“平”可以恰当地概括他的一生。既说明了他才能平平，也表明了他在位期间政绩平平，天下基本太平。

就他本人而言，平王比起前几任天子如厉王、宣王、幽王来说，要好得多，至少他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他的君王品德还是较这几任天子要强得多，也没有留下什么骂名。这样一个天子，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好天子了。但是就历史来说，后人痛感周王室从此不能重振雄风，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而平王正处于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因而，人们把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加之于他身上，认为他应该承担起这种历史责任。客观上说，这种责任过于情绪化了。清人冯李骅倒是说了一番公道话，他说：“周十四王，都无甚昏虐，第忠厚之遗，过失之弱耳。”（《春秋左绣·周十四王说》）确实如此，人们只看到了自平王之后，王室衰乱败亡之象，而没有深究这一乱象背后的原因。

51年间，前49年平王都有些什么作为，史载不明。但他的最后三年《左传》是有记载的。这三年间，《左传》主要记录了他的两件事。

一是隐公元年七月，周平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也就是派人到鲁国馈赠鲁惠公及惠公夫人仲子的丧葬之礼。根据周礼，赠送丧礼应在死者下葬之时送到，此前此后都不合礼。但周平王“归赗”之时，鲁惠公早已入土为安，而其夫人仲子却并未去世，再加上她并非正夫人而只是一妾，天子更不就下赗。这本是一件小事，现在不知道平王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摆着不合规定嘛，但透过这件小事也可反映出平王之行事不周。更何况这样的小事在周代却不小，特别是出乎天子所为，更是破坏周礼之举。故《左传》评价道这是“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天子尚且非礼，这不摆明了说乱自上作，礼崩乐坏始于天子吗？不过，细想一下，这应该不是平王有意为之，联系起平王懦弱无能的性格来看，或许还是出于臣下的主意，或者只是图省事，反映出当时王室那种心力憔悴的困境。

第二件事就是上文提到的“周郊交质”。周郑交质反映的便是平王既想有所为又不能为的那种进退失踞的尴尬。熟知周史的老子后来提出“无为而无不为”，莫非有鉴于平王？虽然“周郑交质”导致的后果很严重，但平王的出发点是不错的。只是他一人已无力顶起这片青天。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历史之大变，可以想见，平王的心是有多累。

然而，不管怎么样，平王之累，在他去世后，还将由历史继续承受。历史能够承受如此之累吗？

莽夫当国

4、莽夫当国，历史不可承受之累

周平王51年，隐公三年即公元前720年，也就是“周郑交质”的当年，平王崩。

平王死后，太子狐即回国准备即天子位，郑国也迎回了公子忽。太子狐痛父之死，未得侍疾含殓，哀痛过甚，归不久周而薨。其子林嗣立，是为桓王。众诸侯俱来奔丧，并谒新天子。

新天子是平王之孙，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能一振雄风吗？

周郑交恶

周桓王即位后，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撕毁周郑当年交质的盟约；第二件事是郑庄公来朝，桓王“不礼焉”；第三件事是发动繻葛之战。

这三件事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事件，都是针对郑国的。

第一件就是撕毁盟约。就在隐公三年平王尸骨未寒之际，桓王“将畀虢公政”。“畀”（bi）就是给予的意思，打算给予虢公忌父很大的权力。不想郑庄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桓王没办法，只好憋着一股气。

桓王三年，郑庄公前来朝见桓王，桓王心里的气仍然不顺，于是对郑庄公“不礼焉”。这是第二桩。什么是“不礼焉”？大概就是没有按照朝见的礼节接见他。周公黑肩也即周桓公就劝谏桓王，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黑肩的意思是要桓王好生善待郑庄公，目的是树立一个榜样。但桓公没有接受他的劝谏。黑肩的话更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自此开始，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开始不如以前了，大概是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后来的发展果然应了黑肩的话，“郑不来矣”，郑国多年不来朝见天子。这件事后，桓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隐公八年公开授政于虢公，“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至鲁桓公五年，周桓王十三年，“夺郑伯政”，郑庄公“怒而不朝”。同年，周桓公即亲率虢、蔡、卫、陈等多国联军伐郑。郑庄公组织百姓奋起抵抗王师，大败桓王于繻葛。这就是周郑繻葛之战。

不自量力的周桓公在此役中被郑国大夫祝聃一箭射中了肩膀。祝聃还想乘胜追击，被郑庄公阻止，他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损，多矣。”这里郑庄公仍然以君子自居，不想把天子逼得太甚。当天夜里，庄公还派大夫祭足前往桓王军营慰问桓王。

郑庄公做到这个份上，似乎有理有节，无可挑剔，然而，《左传》对此却没有半句评价。这是为什么？不能不令人生疑。我的理解是，作者大概不好评价此一役的是与非，战端本是桓王挑起，但他是天子，天子讨伐诸侯是理所当然的；郑人抗击王师，并射伤天子，其理有亏，但没有赶尽杀绝也属仁义，只好干脆置而不议。然而，这一著名的战事却开启了春秋诸侯与天子作战之先例。

读到这里，不免要问，周桓王为什么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针对郑国呢？他的爷爷平王都不敢做的事，他怎么敢做得如此彻底？

《东周列国志》是这么说的：“桓王伤其父以质郑身死，且见郑伯久专朝政，心中疑惧”，故而把郑伯作为自己最大的威胁。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桓王的性格使然。平王与桓王祖孙俩的性格截然相反，平王心虚胆怯，而桓王却血气方刚，刚愎自用。前者是一介懦夫，后者则是一介莽夫。上述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不过，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庄公之霸。

庄公小霸

历史上的郑庄公确实给人以雄霸之感。首先是他的政治才能远在周天子之上。观其平定弟弟共叔段谋反的故事，便可看出这是一个颇有心计和城府，能深谋远虑，且有理有节的国君。在对待周天子的问题上，郑庄公也做到一报还一报，又不过份。

其次，他的军事才能也是有目共睹的。郑庄公即位时年仅十四岁，在位四十三年，享年五十六岁。在平定内乱之后即着力于对外扩张，先后经历了14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基本上做到了战无不胜。

隐公元年，克段于鄢，把共叔段赶到共国；

隐公二年，伐卫，讨公孙滑之乱；

隐公五年，侵卫、伐宋，报前一年诸侯伐郑；

隐公六年，侵陈，大胜；同年长葛之役；

隐公九年，以王命伐宋；又大败北戎侵郑之师；

隐公十年，入宋之郜、防而归于鲁；同年宋卫蔡伐戴，郑围戴而取三国之师；

隐公十一年，伐许；同年大败息侯伐宋之师；伐宋而大败宋师；

桓公五年，繻葛之役，大败王师；

桓公六年，北戎伐齐，郑救齐大败戎师。

再次，郑庄公颇有雄心壮志，具体体现在他行事果断，既敢作敢为，又能审时度势等方面。比如在这些战争中，有许多次都是别国先伐郑，而郑每次都必以回报。最后，于鲁桓公十一年春，郑在恶曹这个地方与宋、卫、齐结盟，郑国实力达到高峰，形成了一个小霸局面。如郭沫若先生就称“庄公在中原称盛一时”，徐中舒先生也说“郑初图霸”，开春秋霸业之首。

目睹自己的王国里出现这么一个风云人物，作为周天子的桓王怎么能安坐于朝？他那“天下宗主”的面子往哪里搁？如果说平王之时，王室尚得力于郑国的支持，而郑国的锋芒尚且没有显露，平王可以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那么桓王之时，庄公的图霸之心已然昭明，实力也逐渐强大，桓公怎可能再忍再让？所以削弱郑国的实权，打击郑国的实力，就成了桓王即位之初的既定政策。

无奈，桓王在积弱之际却碰上了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他在位23年，始终没能实现他的目标，相反倒成了对手的手下败将。鲁桓公十五年，也就是桓王23年，桓王临死之前还派大臣家父前往鲁国“求车”。《左传》认为这是一件“非礼”之举。按周礼，车与服只能由天子赐给诸侯，哪有诸侯朝贡天子之理？然而，桓王并非不知道，只是不得己而为之，原因在于，到这个时候，王室已经穷得连一辆车都置不起了。

对这件事，《左传》作者认为，这是天子在求“私财”。

因此，宋代学者吕祖谦便直言“左氏只有三般病”。“三病”其中主要是指记郑庄公，一是“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为列国；二是“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这种批评确实有事实依据。试举几例：

一是隐公十年，宋公不王，郑庄公以王命伐宋。《左传》以“君子曰”的口气称赞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二是隐公十一年，鲁、齐、郑三国共谋伐许，许君逃亡至卫；庄公让许大夫百里奚且许叔居于东鄙安抚百姓，让郑大夫公孙获助百里，并令其不可与许相争，在庄公死后即离开许国。《左传》叙述甚详，并以“君子曰”赞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也。”

读到这里，不免给人以《左传》的作者莫非是郑国人之感。他似乎是站在庄公立场替他说话。以至于后世学者认为，《左传》作者对郑庄公的评价是肯定。其实，这都是误读《左传》。《左传》作为《春秋》之传，并没有一句半句是从总体上来肯定或否定一个人的，相反，《左传》叙事的重心不在人，而在事。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只是就事论事，某一件事做得好，合礼，就充分肯定；不合礼就指出为什么不合礼，他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字“礼”。这既是《左传》的良史价值的体现，也是作者历史观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时代意见。至于后人怎么看郑庄公，怎么评价桓王，那是后人的个人意见。他不可能如后人那样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同样也不能误读古人。《左传》作者从不把自己的个人意见施诸于文字，《左传》的可贵正在这里。

隐公观鱼(1)

公元前722年，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份。因为，据现有的记载，这一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但这一年又是很特别的，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就在这一年，鲁国的史官开始记他们国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一定就是开创性的第一次，也许在此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别的国家还在他们前面就开始了，但是就算有，也没有保存下来。现在保存下来的《春秋》却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就是鲁兴春秋。

这一年是鲁隐公元年。鲁隐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春秋》为什么要从他这里开始记起呢？

鲁隐公生于何年何月，历史上没有记载。他在位十一年，到隐公十一年死去（前722－前712年在位），他的上台是不合礼法的，因此导致他的死也如此，他是被异母兄弟所杀。原来，鲁隐公只是鲁惠公的庶子，也就是惠公的小老婆隐公的后妈所生的。周朝的礼制，是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也就是说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侯位。但是，惠公死的时候，他的那个正妻所生的长子却太小了。隐公抓住这个机会做了诸侯，实际上就是侵位，名为摄政，实则是鲁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春秋》记的是“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当然是春秋笔法，《左传》却讲穿了，虽然《春秋》写了一个”立”字，但其实并没有书”即位”。”立”是一个中性词，而”即位”则是礼法，就是说只有合乎礼法的”立”才书”即位”的，这大概就是春秋笔法的第一笔。

鲁国是一个什么国家，我们应该知道，当年周武王革命灭了商，大搞封建，所谓”封建”不是后世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那个意义上的”封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是指封土建国，分封了一大批诸侯国。而当时打天下的最大功臣就是太公和周公。太公封齐，周公封鲁。太公就是我们熟悉的姜太公姜尚，他被封到齐国做诸侯，周公则是武王的弟弟，历史上的周公不仅打江山有功，而且是文化上的巨人，所谓”周公制礼”，就是讲他。

周朝建立以后，周公要改制，把殷商的那一套糊弄鬼神的做法去掉，于是便搞起了一套新的礼法典章和官制，后人称之为”礼制”，就是从他老人家手里来的。故孔子是非常崇拜这个周公，孔子一生的志向就是要恢复周公的礼制，叫做”克己复礼”，就是要学周公，回归到周公时期的那种”郁郁乎文哉”的世道。后世的儒家，算起道统来，周公是第一个，孔子才是第二个，所以叫做”孔老二”，我认为是这么叫起来的，而不是因为他排行老二。至于有人要把这儒家的道统算到尧舜身上去，那就太牵强了，不过是托古而已，以为越古越好。

周公虽然算是鲁国的开国之君，但其实他并没有“之国”，到封地上来实际治理这个国家，而是留在朝中辅佐朝政，周公甚至还因为新主成王年幼，一度还做过摄政王。为了这个摄政问题，后世人争了几千年还是没有争清楚，他们争周公到底称没有称王，周朝不称皇帝而是称王的，所谓“王道”就是这么来的，诸侯不能称王，最多只能称公，实际上大多又不是公，公是五等爵位最高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诸侯不过是子爵、侯爵，如楚国就只是一个子爵，称”楚子”。但是文献上都叫他们做”公”。这些诸侯公行不了王道，就行霸道，这样就有了王霸之分。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上的一个大关节，后来的先秦诸子们都反复宣讲他们的王霸之道。

周公只派了他自己的儿子伯禽到鲁国来实际治理鲁国。但因为周公的功劳和威信太大了，周成王为了褒奖他的德（德也是周代的一个新观念，我们留待以后再讲），特许鲁国可以郊祭文王。这一权利可不得了啊，因为照周公自己制定的礼制，”诸侯不得祖天子”，而鲁国不仅有了祭天子的特权，还立有文王的庙，这样鲁国就成为除中央政府外惟一拥有”天子礼乐”的封国。这还了得，所以，鲁国一直是与中央政府最亲、关系最密切，也是地位最高的诸侯国，它的礼乐文化也是最完善最发达的，到了鲁昭公时即公元前540年，就有人讲”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山东省南部及其周围，齐鲁两国大约就差不多是把今天的山东一分为二，所以鲁国其实只是一个小国，国虽然小，牌子蛮大。更加上鲁国出了个后世的圣人孔子，以及鲁国的《春秋》又传世久远，因而鲁国在当时与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很深的。

隐公观鱼(2)

鲁国自己也一直以正统自诩，极力维护周之礼，绝不允许有越礼之举。所以鲁隐公做着很实质性的国君，也只能称摄政。但是这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大家都心里清楚，看到隐公老霸着摄政的位子不退，他的那个本来应”即位”的兄弟，也就是桓公就想办法把他杀了。从此，一直标榜礼仪的鲁国，也开始乱起来了。

鲁隐公在位十一年，都做了些什么事呢？应该说，他没做几件大事。倒是《左传》大书了“隐公观鱼”这么一件“小事”。而此前，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隐公竟然不去奔丧。这件事只是一笔带过。

“隐公观鱼”说起来很简单，《春秋》载：“公矢鱼于棠”，用了五个字。《左传》则花了一大段文字。

事情发生在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春。具体什么日子也不清楚，只说隐公忽然决定到棠地去观看渔人捕鱼。棠在鲁国边境。按礼法，打鱼是贱业，身为诸侯去看这个热闹，是大大的掉价儿，“非礼也”，何况还是边境。于是一个叫臧僖伯的大臣便出面劝止。

他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作为一个国君要去“观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休闲，度假，未尝不可啊。为什么当时的人要反对呢？从臧僖伯的话里，我们发现，这并非是小题大做，只不过，他绕了一个大弯，好像给隐公上了一场严肃的政治课。

僖伯的意思是说，作为国君是要抓大事的，什么算大事？纳民以轨，取材以物才算大事。否则不轨不物就是实行乱政。作为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凡事要讲个时节。国君的大事就是只要宣讲这个道理就行了，至于山川之实，器用之资这些具体事儿都有皂隶和有司去做，国君无须亲力亲为。现在，你隐公不仅不抓大事，不去向百姓宣讲节令之顺，反而要在春天去观鱼，这就没有道理了。更何况，春天本应是休渔季节，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违反节令的吗？

隐公一听，脸上挂不住了，只好找了个借口，说：“吾将略地焉。”“略地”，用现在官方的话说就是去视察，去调研。找了个冠冕堂皇的话打发了僖伯。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従。

历史上称之为”隐公观鱼”。看鱼本来是件极小的事，但《春秋》却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写入了鲁国是年的”大事记”里边，可见，这又实在是件大事。

《左传》虽然没有记述隐公观鱼的直接后果，仿佛仅仅只是一则花边新闻，但实际上用意颇深。

此后《春秋》和《左传》所叙写隐公之事，基本上都没离开隐公之“无礼”。

隐公五年秋，隐公又做了件蠢事。他主持了鲁太子亲娘陵寝的落成典礼，并且在典礼上跳了个六佾之舞（执羽的舞者八人一列为一佾，六佾就是六列）。按礼法，第一，隐公只是摄政，鲁太子亲娘不是他的娘，他不该去做节目主持；第二，这个舞跳得好蠢，礼制，天子八佾，三公六佾，诸侯四佾，士大夫二佾，隐公身为诸侯（实则是个摄政）却搞了个六佾，这就是谮礼。因此《春秋》说：“初献六羽，始为六佾”，这个”初”和”始”两个字都是春秋笔法，意在讥讽隐公带头开始不守规矩。此后，连鲁国的大臣都敢在自家院子里跳八佾之舞了。

隐公观鱼(3)

隐公在十一年时间做了这三件”小事”，都堂而皇之地记在《春秋》里。从这些小事，我们可以认清隐公到底是个什么人。当然，他也做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被当做”小事”被一笔带过了，那就是搞了几次”外交”，一次是在和戎修好，但同时又拒绝了对方会盟的要求；一次是和齐会盟修好；还有就是先后拒绝参与郑、卫、宋、陈之间的争斗。这些事在现在看来都是国之大事也，因为它使得鲁国可以不参与这些纷争，获得一个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但在《春秋》经传中都只是轻描淡写了一笔，究其原因，那个时候的会盟也好，结盟也好，都是稀松平常的等闲事，今天会盟结盟，说不定明天就开仗，远没有”失礼”来得重要。

《左传》用心地叙述这些事，其实都是在为隐公之死埋下伏笔。

隐公是死得很蠢的，也死于他自己的愚蠢。

隐公十一年冬，鲁大夫羽父自作聪明地来跟隐公商量，说太子已经长大啦，我帮你把太子干掉吧，事成之后，你提升我为太宰怎么样？

隐公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做摄政，是因为他还小，我很快就要归政给他了；我在乡下早已盖好了房子，我也快老了，即将隐居了。隐公拒绝了这笔”交易”。

后世有人说隐公太仁慈，或者说他本不想取而代之的，甚至还有人说隐公是担心这个叫做羽父的人可能是太子派来的间谍。我认为都不是。说他本不想取而代之吧，自己做摄政一做就是十来年，有些久了吧；说他仁慈，那是妇人之仁；说他担心是圈套，更是胡扯。因为，太子不至于蠢到叫一个大夫来做间谍吧。

谁知，这个拿太子性命来做交易的鲁国大夫，听了隐公的回答，害怕了。他怕隐公把事情捅给未来的国君，于是，先下手为强，反过来他又跑到太子那里去，向太子进谗言，反劝太子杀了隐公。太子可不像隐公那般仁慈，他本来早想亲政了，可老不死的占着茅坑好些年了，一点没有动窝的意思。现在有人主动答应来帮自己杀掉他，不亦乐乎？于是他便叫羽父大夫雇了一个黑社会的，趁隐公在祭拜时把他杀了。

隐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死了不仅没人说是”弑”，而且还不写”葬”，《春秋》写的是”薨”，即便这样写也是很慎重的，”薨”是什么意思呢？古代，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这就怪了，隐公既不是诸侯，为何又以诸侯之礼称他呢？原来这又是春秋笔法，《左传》解释了，不书葬，是因为没有举行应有的丧礼，为何无丧礼呢？是因为隐公是被桓公”弑”掉的，只是碍于桓公的面子，不敢写桓公”弑”君。其实，《春秋》在最后关头还是把隐公当做一个正式的国君的，因而以诸侯之礼来待隐公。总之，《春秋》礼为先，正是因为“礼”到了十分混乱的地步了。

卫国初乱

还在鲁国的隐公观鱼之前，中原就发生了大事，“天祸卫国”。

事情本来与卫国毫无干系，春秋初期，中原各诸侯国的势力大致比较均衡，除了郑国有图霸之心外，其它齐、鲁、宋、卫等国都还没有实力称霸，相互之间还需要互相依赖。

郑庄公把弟弟大叔段赶出国门后，大叔段逃到了共国，政治避难。所以大家就称他“共叔段”。他的儿子公孙滑，则逃到了卫国。郑国和卫国本来没什么矛盾。卫国又是商人的后代，武王灭商后，为了收买人心，先是把武庚封到殷，后来武庚谋反，被周公平定，另行封文王之子康叔于卫监管殷人。“殷”和“卫”在周人那里读起来是一个音。所以卫国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在西周还被王室尊为客。在春秋时期，郑国和宋国的矛盾要大得多，因为卫国的势力一直不怎么样，但宋国的实力却可以和郑国一比。宋国也是殷商的后裔。周革殷命之后，周公把殷大臣微子启封于宋。微子启是个贤人，当年极力反对纣王造孽，后来武王伐纣时，微子启料知纣王必败，便抱着商代的文献典籍向武王投降。“宋”和“商”在周代也只是一音之转，宋人也就是商人。因为有微子启在宋，而且宋人的文化水准实在要高于周人，所以宋国虽然国小，但势力是比较强大的，后来一度出现宋国在春秋称霸的局面。这个时候，郑国和宋国又是邻国，两强相遇，自然就不断碰出火花。

但那个公孙滑跑到卫国政治避难时，卫国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出兵来帮助公孙滑来报仇，还夺了郑国的一个城池。郑国就向周天子和虢国借兵进行反攻，后来又请一个小国“邾”出兵帮忙。这样，几国联合，形成了对卫国的进攻。

本来卫国在春秋初期就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国家，它西北两面皆邻戎狄，东面则是大国齐国，南面还有两个实力较强的郑国和宋国。而卫国恰恰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内讧。事情是这样的，卫庄公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州吁，《左传》说他是“有宠而好兵”，庄公溺爱他，不怎么管他。而卫庄公的大老婆叫庄姜，是齐国太子得臣之妹，长得很漂亮，就是可惜没能生子，《诗经》里有一首诗《硕人》就是专门写她的，她将庄公的另一个小老婆也就是厉妫的妹妹戴妫生的儿子公子完过继给自己，视为己出。这样一来，庄姜就很讨厌这个州吁。而这时，庄公的一个大臣叫石碏（que）的，便出来对庄公说，我听说，一个人爱儿子就应该教他走正道，而不是走邪路。骄奢淫泆，自来就是取祸之邪路。而你现在对小儿子州吁过分宠爱放纵。如果你决定立州吁为太子，那么就要赶快定下来，如果没这个打算，就最好想办法了却这个祸害，降服他。接着，石碏又给庄公讲了“六逆”“六顺”的道理。所谓“六逆”是指“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地位低的人想要伤害地位高的，晚辈欺凌长辈的，关系疏远的离间关系亲密的，新来的离间旧相识的，年龄小的踩在年龄大的头上，荒淫的击败重义的，这几条，州吁都做到了。所谓“六顺”，是指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几条恐怕州吁不占一条。话讲到这个份上，卫庄公仍然不听。而且他最终也没立州吁，而是立公子完（就是卫桓公）。

卫桓公即位，第二年即隐公四年，果然就发生了州吁弑公子完自立的故事。起因只是州吁过于骄奢，公子完就贬斥了他一顿，结果州吁就逃出卫国，正好碰到从郑国逃出来的公孙滑，两个“遇难人”一拍即合，联合起来，收集卫国的逃亡者回国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州吁这个人骄奢而又好兵，好兵就是喜爱武力甚至暴力。他既与公孙滑交上了好朋友，便自然想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时也可以借对外战争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于是便策划了一起宋、陈、蔡、卫四国联军来伐郑，将郑国的都城东门结结实实围了五天。卫州吁的这一刀不仅没插好，最后反而累得自己身死异处。

州吁有一个死党，铁哥们，就是那个劝谏的石碏的儿子石厚。石碏不许石厚与州吁交往，把他锁在空房里，结果他竟然踰墙而出，跑到州吁家里，同吃同住不回家，石碏也莫可奈何。为避祸，石碏等到桓公即位便申请退休了。

州吁虽然做了国君，却因为弑兄之事早闹得沸沸扬扬，为了安定民心，石厚便向父亲请教。石碏见事己至此，只好告诉他，说：“朝见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

但是周代有严格的朝聘制度，一方面诸侯要定期朝见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各诸侯国刚开始都表面上还算听话，朝聘不断，因为根据孟子的说法，“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另一方面并不是谁想朝见，天子就可以见的，因为有制度，即便到了周桓王之时，他都可以拿这个来摆摆架子，有时还为了以示惩罚还不让一些诸侯来朝见。

隐公四年，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的州吁听了建议便想去朝见天子，企图以此来安抚民心，但他知道天子不会让他朝见的，怎么办？石碏便告诉他儿子：“陈桓公目前正受天子的宠信，而且陈、卫两国关系也正很好，如果先去朝见陈桓公，请他代为讲好话，说不定大事可成。”于是州吁和石厚便启程去陈国。

这个时候，胸有成竹的石碏便立即派使者告诉陈国，说：“卫国地方狭小，我年纪大了，不能有所作为了。这两个人（指州吁和自己的儿子石厚）确实杀死了卫国国君，此二人乱臣贼子，杀之可正臣纲，天下幸甚，请见到这两个人就立即采取措施。”石碏曾位居上卿，不仅素为国人所信服，在邻国也有厚望，故而陈国听从使者的话，就等二人一进入陈国就把他们抓住，请卫国派人来处置他们。卫国右宰丑就前往陈国，在濮地把州吁杀了；石碏也派他的管家獳羊肩杀了石厚。

《左传》以“君子曰”的形式称赞石碏为“大义灭亲”。州吁死后，卫人立公子晋即位，是为宣公。

石碏大义灭亲换来的这个宣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能否给卫国带来福音？且听下文分解。

孔父之死(1)

孔父是谁？宋国大司马孔父嘉。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说：“一个人如果在历史上没有什么重要性的话，就不可能在《左传》中被提及。”并把这作为他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孔父嘉的重要性在哪里，值得《左传》在此专门谈论他呢？

孔父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对于宋国，而且对于整个春秋历史而言都可以这么说。

第一，他是托孤重臣。隐公三年，宋穆公得了重病，召大司马孔父嘉，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了他的儿子与夷，而把君位传给了我，我怎么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我能得以保全首领而死，先君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请你奉立与夷为君，主持社稷国家，我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孔父回答道：“群臣都愿意奉您的儿子冯继承君位啊。”

穆公说：“不可，先君认为我有德行，让我主持社稷。倘若抛弃德而不辞让，那是丢掉先君的美德啊。怎么算得上是贤能呢？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不正是当务之急吗？先生不要废弃了先君的功业啊。”

先君是谁呢？就是宋穆公的哥哥宣公。他临死之前没有立自己的儿子与夷为君，而是把君位传给了弟弟也就是穆公。故穆公临死，思回报兄之大德，要孔父嘉奉与夷为君，同时把自己的儿子冯打发到郑国去了。所以“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

穆公临死，将这样的托孤大事交给孔父嘉，可想而知，孔父嘉的份量。

其二，孔父嘉是殷商后裔，为人刚直无私。不单如此，如果告诉你他还是后世大圣人孔子的乃祖，就不难明白此人的重要性了。所以宋宣公知人，宋穆公也知人，把这样的重托交给此人，他可以放心。

其三，孔父嘉之死，导致了孔子由贵族而平民，是春秋时期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缩影。那么，孔父嘉又是怎么死的呢？

导致孔父嘉之死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宋殇公的听谗言而弃忠谏。卫国州吁自立为君后，为了巩固其地位，一面讨好诸侯，一面征伐郑国，想以此来转移国人的注意力。宋国是当时和郑国矛盾较深的一个国家，州吁便想拉拢宋国一起伐郑。他派人来见宋殇公，挑拨他与公子冯的矛盾。原来殇公虽然即位，但心眼狭小的殇公一直把穆公之子公子冯看作是他的心腹之患，而公子冯此时正被其父穆公打发居住在郑国，所以州吁要他一起兴兵去攻打郑国，正合他的心意，一拍即合，宋殇公竟然同意了。

无端攻打郑国，首先就遭到了宋国两位大臣的反对。一是孔父嘉，他认为州吁弑兄有罪，不可轻信，但殇公不听；一是华父督，他是宋国的太宰。他与公子冯一向私交很好，当然不愿意看到宋国去伐郑国。他口里不敢反对，但心里却颇有怨气。

接下来就发生了郑国东门之围，宋国因为爵位最尊还充当了盟主角色，把郑国东门围了五天没有取胜，只好退兵；第二年，为报东门之围，郑国先是采用讲和的方式离间了宋陈卫蔡四国之盟，采取个个击破的方式，单单以宋国为目标，并宣称是王命，“奉天伐罪”，约同齐、鲁、许三国攻宋。这期间虽然有胜有败，但宋国绝对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第二个原因是，华父督见色而起杀心。《左传》桓公元年载：“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左传》记桓公元年之事很简略，仅仅只有五句话，其中竟把这样一件小事记下来了，足见这事不小，作者之用心也由此可见一班。这里虽然没有半点褒贬，然而，读者自然而然地明白其中的奥妙。“目逆而送之”，古时男女授受不亲，男女相会于途，理当回避，可是华父督不仅不回避，反而把目光迎上去（逆就是迎），又目送她远去，口里还情不自禁念念有辞：好漂亮！好风骚！一个毫无礼仪的十足的好色之徒的形象就跃然纸上。

孔父之死(2)

《左传》向来惜墨，却在这样一个细节上作了精心刻划，为什么呢？这就为后来华父督攻杀孔父嘉埋下了伏笔。

第三个原因是，煽动兵士情绪，借刀杀人。孔父嘉既是托孤大臣，又颇受宋殇公信任，因而执掌军权，华父嘉虽然起了杀心，却也无奈他何。于是华父督就使出了借刀杀人计。

宋国的对外战争都是孔父嘉统率的，因为他是托孤大臣，又是国防部长，他虽然不乐意打仗，但也只好顺着殇公。这样就让太宰华督父心里不快了。一方面他一直向着公子冯，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大权旁落。自孔父嘉带兵以后，十年之间先后进行了十一次对外战争。华父督借宋国百姓颇有怨言之机，到处散布谣言，说这一切都是孔父嘉造成的，于是把国人的怨恨都指向孔父嘉。

桓公二年即周桓王十年，孔父嘉照旧加紧操练人马。由于他治军颇严，更兼长期的作战，已使得老百姓难以忍受。华父督看准时机，令人暗地里在军中散播谣言，说是大司马又要出兵攻打郑国了。于是一下子人心浮动。一些士兵甚至跑到太宰府来诉苦请愿，但华父督拒不接见，背地里却叫人好生安慰。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兵士都聚集在太宰府门前，希望得见太宰，一直闹到黄昏，兵士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华父督知道时机到了，便佩剑束甲而出，对兵士发表讲话。他一边假意劝说，叫兵士不要冲动，以免大司马得知，会受军法处置；一边却以同情的姿态说这都是主公偏听偏信大司马，不听劝谏所致，故意激起兵士对孔父督的仇恨。直说得兵士鼓噪而起，要求华父督带领他们为民请命，为民除害。于是，华父督就在兵士们的簇拥下来到了大司马府，当孔父嘉得知消息迎上前来，就被一刀砍死。华父督忙不迭赶到孔父内室，抢了孔父之妻。

《左传》桓公二年载：“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无缘无故不待君命擅杀托孤大臣，这一做法引起了宋殇公的愤怒。于是华父督就害怕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宋殇公也杀了。不过，《春秋公羊传》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孔父嘉之死是因殇公而死的。本来华父督是想弑殇公，但由于孔父嘉“义形于色”。什么叫“义形于色”呢？就是说孔父嘉作为元老大臣还活着，他站在朝堂上就没有人敢去为难国君，因而要想杀殇公，就只有先杀掉孔父嘉，而孔父一死，殇公必来救他，这样就好杀了。

总之，殇公和孔父嘉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做了冤死鬼。华父督得以偿心愿。他迎回公子冯，立为庄公，自己把持朝政。

孔父嘉就是孔子的六代先祖。孔父嘉在宋国内乱中被杀之后，他的曾孙孔防叔，害怕华父督而逃到了鲁国。自此，孔氏的贵族身份与卿位就失掉了，由贵族公卿变为士族，即平民中的读书识礼者。春秋时期，不少贵族就类似于孔氏一样，随着社会混乱程度加剧，或因为战争，或因为内乱，逐渐失去了贵族身份和地位。

杀婿逐主(1)

5、佞人弄权，淫猎谁知一旦诛

也许真的就了“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古语，继鲁国、卫国、宋国相继发生内乱之后，春秋时期第一个“中东”小霸主郑国也发生了内乱。

郑国之乱仍然是围绕着权力斗争而开展的。不过，郑国的由乱而衰，经历更曲折，更富有故事性。一连串的故事表明，郑国到了多事之秋。

细究起来，郑国由霸而乱到衰有这么几个因素。

一是嗣君出了问题。

郑国打败了率多国联军前来征伐的周天子，声名大震。加上郑国在中原，居黄河之南，拥天子之东，成为一个“中东”最有势力的小小霸主。公元前706年，齐国受到北戎的侵犯，齐侯想到了向郑国求救。郑国也摆出大国的架式，派公子忽前往救援。这个公子忽也是个厉害角色，一举打败了北戎，并俘虏了他的两个大帅，斩获三百大小军官，并把首级献给齐国。齐僖公自然非常高兴，就想把自己的女儿文姜嫁给太子忽，以示好。谁知公子忽竟然拒绝了这个公室的美女。大夫祭仲急忙劝他，说：“您一定要娶她，主公宠妾很多，您如果没有有力的外援，将来怎么能够继承君位？其它三位公子都有可能继位的啊。”公子忽还是不同意。公子忽的理由是“人各有耦（偶），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这个文姜后来嫁给了鲁桓公，鲁桓公到齐国去，把她也带去了，她竟然和自己的哥哥通奸，把鲁桓公害死在齐国。公子忽所谓的“自求多福”，后人津津乐道，然而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或者是公子忽政治上太幼稚，或者是他骨子里瞧不起别国。

打败了北戎，齐侯为了答谢包括郑国在内前来帮助齐国的各国大夫，也像今天开大会一样要在主席台上排领导座次，在排座次的时候，齐侯请鲁国来定谁先谁后，而鲁国也没有按照姓氏笔划或者英文字母顺序来排，而是把郑国排在后面，这本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齐、卫两国皆为公爵，而郑国不仅只是伯爵且封建又较晚，自然应排在其它各国之后。但郑太子忽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在此次战争中功劳最大，理应排在前面。因而，太子忽暗地里对鲁国有了不满。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太子忽内心的骄横与无礼。

公元前702年，郑国联合齐、卫侵伐鲁国。此一役就是先前鲁国排座次种下的祸根。

那么郑庄公怎么会选择公子忽这样一个来作接班人呢？

公子忽本是郑庄公的长子，按照周公当年制定的嫡长子继承法，郑庄公没得选。但进入春秋后，这个嫡长子继承法开始遭到破坏。

公元前701年也即郑庄公四十三年，郑庄公得了重病，临死之前召来大夫祭足，对他说，我有十个儿子，子忽、子突、子仪和子亹（wei）都不相上下，只是我觉得子突能力更大，我打算传位给他，你觉得怎么样？

祭足是什么人呢？又叫祭仲，此人是祭封人，庄公很看重他，拜为卿。他还帮庄公做媒，娶来了邓国的女子邓曼，生子忽。他当然要帮子忽说话。他说：“按照君位继承法，应该立子忽，他是长子啊。再说子忽又多立战功，还曾到天子身边做过人质，带兵支援齐国获得大胜，齐侯都很欣赏他，还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呢？因此这样一个在诸侯中间有些名气的人，怎么可以废掉呢？”子突就是子元，子突的情况却不一样，他是庄公宠妾雍姞所生，雍姞是宋国人，后台也很硬。而且，说起来论能力，子突比起子忽要大，后人视之为一位颇有才能的军事家。当年，周桓王率多国联军来讨伐郑国，郑国奋起反击，参与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子突。

他首先对敌情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他认为，陈国国内刚发生动乱，因此它的军队没有斗志，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王左路军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蔡、卫两军战斗力本来不强，也难抗衡郑军的进攻，同样容易击溃。因此，公子突建议首先击破周室联军薄弱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

杀婿逐主(2)

听了公子突的分析和建议，郑庄公欣然接受，即让子突指挥一路人马。在子突的指挥下，郑军还一改过去传统的战车冲锋、步兵跟进的战法，拉开战车间距，将步兵与战车交错起来，排成“鱼丽之阵”，提高车步配合的威力，然后发起进攻。

会战开始后，郑军方面即按照既定部署向周室联军主动发起猛烈的进攻。郑右军方阵首先攻击周室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兵无斗志，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联军左翼随之动摇。同时，郑军左路方阵进攻蔡、卫两军所在的周右路军，蔡、卫军战力低下，也纷纷散去。郑庄公见状，立即将中军投入战斗，三军一并向周中军发动攻击。已被斩去臂膀的周中军无法抵挡郑军的合击，虽奋力抵抗，却渐落下风。千钧一发的关头，郑军之中杀出一匹黑马，大夫祝聘抓住一个机会，迅速逼近周桓王，抬手射出一箭，箭矢不偏不倚正中桓王肩部。郑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以郑庄公才认为子突的能力更强。

因此，庄公听了祭足的建议后，说，要是子忽做了国君，子突肯定不会服气，怎么办呢？祭足想了个主意，说，不如先把子突送到别国去。他以为这样以来就可以避免二子相争。送到哪一国好呢？庄公想都没想，就觉得还是送到宋国去好，因为宋国是他的外婆家，再说宋国州吁之乱后，原来寄居在郑国的公子冯现在做了国君，两国关系有所好转。

但是，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安排，郑庄公还是不放心，他叹了一口气说：从此以后郑国不太平了。

郑庄公的先见之明随即很快就应验了。同年郑庄公死去，公子忽在祭足的支持下即位，他就是郑昭公。

与此同时，宋国也在算计着郑国。昭公即位没有多久，宋庄公就用计把祭足诱捕，并威胁他说：如果不立子突为国君，你就会脑袋搬家。于是，祭足只好和宋国暗里结盟，派宋国大将南宫长万护送子突回国即位。

同时，宋庄公还派人向子突索取贿赂，子突为了做国君，都答应了。此后，宋国先后多次向子突索取三座城池、白璧和黄金。

为了进一步让祭足死心蹋地帮助子突，宋国还要求祭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宋国雍氏之子雍纠，让雍纠到郑国去做大夫。

宋国这样处心积虑，终于使得才即位没几天的郑昭公子忽被迫逃到卫国去了。子突在祭足的拥立下，做了郑厉公。

二是掺合王室内乱。

这个时候，周天子又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公元前705年，郑国纠集齐国和卫国的军队，夺取了周天子的两个城邑盟和向邑；到此，原来平王东迁时方六百里的周天子，只剩下一二百里的土地了；原来靠各诸侯国定期的朝聘，周天子还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而这个时候，前来朝聘的诸侯越来越稀、越来越少，这笔收入也朝不保夕。

公元前725年之时，周天子还派人到鲁国来“求赙”，讨一点助葬的小钱；公元前717年，周天子因为天灾，还派人来向鲁国告饥，鲁隐公只好请宋、卫、齐、郑等国来共同赈饥；公元前697年，周桓王来私自来向鲁国求车，堂堂一个天子连车子都买不起了；郑厉公四年，周桓王崩。

周桓王死后，没有钱下葬，拖了七年才得以入土为安；公元前694年，周庄王即位三年，王室即发生内乱。郑国也掺合进来。周公黑肩想杀庄王而立王子克，周大夫辛伯向庄王告发，庄王与他一起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到燕国去了；公元前675年，周惠王即位第二年，王室又生内乱。庄王的爱妾姚生了子颓，很受庄王宠爱，庄王派大夫为国做子颓的老师，惠王即位后夺取为国的园圃来做天子的宫苑，还将大夫边伯的宫室拿来改做王宫，又强夺大夫子禽、祝跪、詹父的田地，没收了膳夫石速的工资，这样五位大夫联合起来作乱，一起拥戴子颓，不想却遭到了失败，另一个在桓王时就被夺去了十二个邑的大夫苏氏也来帮忙，并保护子颓逃到了卫国，卫国和燕国就联合起来伐周，并立子颓为王。

王子颓庆功，为参与政变的几个大夫犒劳，憯用了黄帝、尧舜、夏商周六代之乐，郑国得知后，又趁机联合虢国一起伐周，此一次成功地杀了王子颓及政变的五大夫。谁知，周惠王复位后，郑国宴请周王，又故伎重演，同样用了六代之乐。惠王为了报答郑国，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了郑国，将酒泉之地赐给了虢国，周天子的土地更小了。

杀婿逐主(3)

本来就一蹶不振的周王室，经过这几次内乱之后，其情形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中东霸主郑国又想做好的，出面来调停，却没有成功。郑国就逮捕了不买帐的燕国的一个大夫仲父。于是郑国就把惠王送回国，并一直打到成周，把周天子的宝器都抢回来了。

掺合王室内乱的直接结果，《左传》虽然没有叙述，但历史事实表明，正是郑国的掺合，揭开了春秋时期，卿、诸侯参与周王权政变的序幕，也启发了齐桓公认识到利用王室来称霸中原的好处，于是齐桓公打起了“尊王”的旗帜。齐桓公此举虽然与郑国小霸地位的衰弱没有直接关系，但正因为桓公决策的正确，齐国逐渐强大，齐强大的另一面便是郑国的衰落。

三是祭足弄权。

权臣，在春秋战国时期始终是诸侯的心腹大患，祭足就是他们的代表。史学家们认为，这表明权力正逐渐从国君转移到卿大夫，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转变呢？第一，贵族内部之间的权力争夺，使得他们不得不努力争取卿大夫的支持，二者之间结成利益同盟，成功之后不得不与之分权；第二，随着春秋战争频率的增加，国君不得不将军权甚至外交领导权交给卿大夫。到了襄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70年的一次列国会盟，与会的几乎全部是卿大夫。而根据周制，会盟是诸侯的权力，国君必须亲自参加。

祭仲其人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则认为他是贤相，这种意见以《春秋公羊传》及汉代经学家何休为代表，“祭仲知国重君轻，君子以存国除逐君之罪，虽不能防其难，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臣也。”一则认为他弄权。以杜预、孔颖达、刘敞为代表：“祭仲之为人臣也，处则不能守，出则不能权，贪生而好势，废正以立乱……春秋之乱臣也。”说他是贤相，依据在于他是郑国的重臣，不仅辅佐郑庄公提升了郑国国力，而且还是托孤之臣，懂得权宜之计。具体表现就是前面说到祭足这个人被宋国算计，赶跑昭公，把郑厉公推上了君位，这件事也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他懂得权宜之计的人就说，他这样做是保全郑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听宋国的安排，扶厉公上台，他就必死无疑，他一死，郑昭公也必死，郑国必乱。所以他屈从于宋国的计谋，既保全了自己，也留住了郑昭公的性命，是两全。《春秋公羊传》就这样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这是说，权宜之计的原则就是：贬损自己来实行权宜之计，不损害他人来实行权宜之计。这是一种看法。

另一种看法则是相反的。即认为祭足这样做就是正宗的弄权。因为事实上，祭足这样做，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半点损害，相反自己一直稳居相位；而他一忽儿赶跑这个，一忽儿赶跑那个，害的正是国家和百姓，郑国自此衰落。更关键的是，郑国虽然衰落，但终春秋一世，宋国始终是没有能力摆平郑国的。祭足完全可以不这么做。

哪一种看法更合乎情理，近似正确呢？我认为最好由读者来评说。

我们来看祭足这个人到底是怎样弄权或者说行权宜之计的。

郑厉公即位后，宋国多次要求厉公履行当年的承诺，实际上就是向他索要财物甚至城池。弄得厉公非常恼火，不堪忍受，终于和宋国反目成仇，于桓公十三年，郑国约鲁、纪两国出兵伐宋。

那么他为什么不约更强大而且关系友好的齐国，反而去约与齐关系尴尬的鲁、纪两国呢？这里面有个奥妙，早先在郑庄公谋求壮大郑国势力之时，齐僖公也在暗里扩大自己的实力。僖公的战略意图就是远交近攻，先联络郑国，同时结好近邻鲁国，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近邻较有实力的宋、卫。后来郑庄公死了，郑国二子争位，僖公因当年公子忽救齐有恩，而子突竟逐走子忽，对子突也没多少好感，同时也预见到郑国将乱，便改变过去的策略，开始把郑国作为自己的打击目标。于是宋国见大兵压境，便向齐、卫、燕寻求帮助。齐僖公根本不愿看到自己两个近邻的势力抬头，决定完全抛弃郑国和鲁国，出兵助宋。这样就形成了宋、齐、卫、燕一方，郑、鲁、纪三国为另一方，两个集团互相攻杀，展开了一轮诸侯混战。

第二年，宋国攻郑，焚烧了郑国都城的渠门，并攻入城中，把郑国太庙里的椽子都拿回去做宋国卢门的缘子。可见，郑国实力己大不如前。

杀婿逐主(4)

厉公四年，周桓王崩。厉公闻之，欲前往吊唁，被祭足劝止。祭足说：“周乃先君之仇，若遣人吊丧，徒取其辱。”厉公想去却无法拂祭足的面子，无奈厉公只好听从，但心里不乐。且说祭足自恃有功，因而在国内专权，但很快就受到厉公的忌惮。

桓公十五年，厉公有杀祭足之心，便指使祭足的女婿雍纠行动。

雍纠接受使命，便寻思如何动手，因而回到家来，夫人雍姬见其神色不同于往日，便心疑而问，很快察知其中秘密。但女人家心里就想开了，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是自己的父亲，帮谁好呢？帮了这个就害了那个，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女人折腾了一宿，第二天雍姬便借探母之名回家，问母亲道：“父亲与丈夫哪一个更亲？”

其母说：“人尽可夫也，父亲只有一个，怎么可以相提并论？”这倒颇符合春秋人伦大义，父子（女）之情是天伦，夫妇之情是后天的选择。看样子祭仲的妻子是经济学家，当然是懂得物以希为贵的嘛。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父亲比丈夫亲，也是中国传统的血统伦理所肯定的。后世所谓妻子问丈夫，要是她和他母亲都掉进了河里，丈夫是先救谁呢？这个问题总是难倒了不少的男子汉，回答先救母亲的话，妻子不高兴了，人家天天和你同床共枕，海誓山盟，到头来还是不如母亲重要；回答先救妻子的话，不仅母亲不高兴，人家不仅怀胎十月，倍尝艰辛，又从小把你扶养大，饱经忧患，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小娘们重要，而且这种话说出来世人恐怕都不会容你，大不孝啊。处于这种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是不懂历史也。倘若参考一下“人尽可夫”的故事，我想是不难作出决定的。

果然，雍姬听了母亲的指点迷津之后，马上作出了选择。既然人尽可夫，小女子何患无夫？听到母亲的回答，雍姬明确了态度，便把厉公指使其夫雍纠打算谋害父亲的计谋合盘托出。祭足闻之，先下手为强，立即动手杀了雍纠，并陈其尸于周氏之汪。郑厉公知事已泄，便急忙驱车载了雍纠的尸体出逃，一路上连声叹息：“机秘大事和女人商量，你真是死得活该！”

这就是“人尽可夫”的出典。祭足杀婿逐主，厉公逃到蔡国，原先做了几天国君的郑昭公又被祭足迎回做国君。

然而，这个郑昭公真是不幸得很，他刚回国即位，就要忙着应付宋鲁蔡卫四国联军的攻打。这件事还没了难，他就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鬼。

昭公是被一个叫高渠弥的大臣杀死的。高渠弥为什么要杀昭公呢？这事还得追溯到郑庄公在世时。郑庄公原本打算让高渠弥做卿士，但子忽也就是昭公非常讨厌这个人，便劝谏父亲不要任用他，庄公不听。而眼下昭公又回国做了国君，高渠弥就害怕了，他担心昭公随时会杀了自己，干脆先下手为强，于是便多方想法，终于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射杀了郑昭公。

可怜的昭公做了不到一年的国君就这样死了。

高渠弥杀了昭公，祭足不在国内，他趁祭足出使齐国之机，便迎立子亹做了国君。子亹和子仪是在厉公赶跑昭公之时，心怀不平，又担心厉公加害，就出逃了，子亹奔蔡，子仪奔陈。

消息传到齐国，此时的齐襄公正面临着一大丑闻，就是和妹妹通奸，因奸情败露，把妹夫鲁桓公都杀了。此事传得沸沸扬扬，齐襄公自知理亏，为了稳定民心，转移国人注意力，就决定以对外用兵做文章。正好郑国出了臣子杀君之事，齐襄公便打算以帮助郑国清除佞臣的做法赢得国内外的好感。

齐襄公便设下骗局，先派使者告知子亹和高渠弥，声明两国结盟。正寻思如何稳定郑国形势的高渠弥和子亹看到送上门的大好机会，怎会放过？有齐国做为盟国，还用担心什么？子亹便叫祭足和高渠弥同往，可是狐狸般的祭足推说有病，不愿意去，子亹便只和高渠弥前往齐国。

杀婿逐主(5)

二人一到齐国，就被齐襄公杀了，并派人告知郑国，寡人已替你们除掉了乱臣贼子，咱们两国仍旧和好如初吧。

祭足为什么称疾不去齐国呢？这里面有什么奥妙？《东周列国志》讲了一件这样的事，说是原繁私问于祭足曰：“新君欲结好齐侯，君宜辅之，何以不往？”祭足曰：“齐侯勇悍残忍，嗣守大国，侈然有图伯之心。况先君昭公有功于齐，齐所念也。夫大国难测，以大结小，必有奸谋。此行也，君臣其为戮乎？”原繁曰：“君言果信，郑国谁属？”祭足曰：“必子仪也，是有君人之相，先君庄公曾言之矣。”原繁曰：“人言君多智，吾姑以此试之。”原繁闻齐杀高渠弥，叹曰：“祭仲之智，吾不及也！”这里说得绘声绘色，然而，只恐与实不符。当年齐国要以女儿妻子忽，子忽不答应，祭足极力规劝，“子必娶焉”，后来果应其言，如今子亹要修好齐国，祭足为何反而说“大国难测，以大结小，必有奸谋”？子亹死后，众人要立子突（厉公），祭足不同意，这里又说什么子仪有“君人之相”，为什么当年庄公问时，他不说立子仪呢？这些破绽，不难看出，多半是小说家言。

子亹死后，祭足拥立子仪继位。子仪虽在陈国避难，但对国内数子君位之争应该是心有余悸。于是，他干脆委国于祭足。

由此看来，祭足是弄权呢还是“行权宜之计”呢？我个人的意见，更倾向于祭足弄权。《史记·郑世家》记载，祭足死于郑子仪十二年（鲁庄公十二年），即公元前682年。如果从公元前744年郑庄公任命祭足为卿算起，直至去世，祭足在郑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时间竟长达62年。这在整个春秋史上都是极罕见的。可见他在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说，自郑庄公死后，郑国即进入了祭足执政时期，尤其是子仪继位后，国事被付予祭足，因此，此间12年，《春秋》《左传》均不见有郑国的任何记载。

三是再出妖孽。

子仪在位十四年，然《春秋》却不称其君，甚至连个谥号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厉公虽然逃亡在外，却利用郑国栎地百姓，把地方官杀了，占了栎邑，仍然称君，郑国就开始分裂。而原来一度被郑国灭掉了的许国，也乘机宣布独立。

十四年后，郑厉公又从栎地领兵攻郑，俘虏了郑国的傅瑕。傅瑕为保命，对厉公说，只要你放我一条生路，我一定设法使您回国继续做国君。厉公闻听，便赦免了他，并与他盟誓。傅瑕回到国都之后，就设计杀了子仪和他的两个儿子，迎厉公回国复位。

厉公复位，随即把傅瑕杀了。这一次他倒是做得很坚决，可叹傅瑕佞臣，原本想借人成事，可最终落得个如此下场。

庄公十四年，郑国的南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门内的一条蛇与门外的一条蛇相互争斗，结果呢，门里的蛇被门外的蛇咬死了。这件怪事发生后，仅六年，厉公回国复位。

《左传》煞有介事地记录了这件事，当时人们听了都觉得出了妖孽。鲁庄公甚至还向大夫申繻讨教，难道二蛇相争是妖孽？他怀疑，门里的蛇是子仪，门外的蛇就是子突。申繻是这么解释的：“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申繻是春秋史上一个很有学识的人，他的话也很有意思，一方面他还是肯定了妖的产生与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妖是由人心所生。

申繻的话很快又得到了印证。厉公杀傅瑕之后，对下大夫原繁说，傅瑕对国君有二心，对这样的情况，大周有刑罚规定，现在傅瑕以法论处了。那些帮助我的人没有三心二意，我都会承诺给他上大夫的官职。这件事我要和伯父您商量，而且寡人离开国家多年，伯父您也没有告诉寡人国内的情况。回国以后也不亲附寡人，寡人对此深表遗憾。

原繁是个有着多年从政经验的老臣，他岂能不知厉公是软硬兼施，零敲碎打，话里有话？他反唇相讥：先君桓公命我的先人管理国家宗庙，国家有君主而自己的心却在国外，还有比这更大的三心二意吗？如果主持国政，国内的百姓又谁不是他的臣子呢？臣子不应该有三心二意，这是天命。子仪做国君已历十四载，现在有人却阴谋策划君王回国，难道不是三心二意吗？庄公十子尚有八人在，如果都像您这样用高官厚禄作为诱饵以劝说别人三心二意的话，那您该怎么办呢？我遵命就是了。

说完，原繁上吊自杀了。

伯父原繁被逼自杀之后，厉公又进一步整治参与雍纠之乱的人，杀了祭仲党羽公子阏，砍去了强钥的双脚。就这样，郑国先后经历三次内乱之后，再也无法重振雄风了。这不是人心生妖孽么？

烝母夺媳(1)

就在郑国接而连三发生变乱的同时，卫国也上演了与之惊人相似的一幕。不过，相较而言，卫国之乱更有其“特色”。

说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就在于也是公子相煎；不同之处就在于，这里面多了女人香艳的身影。这一幕估且可名之为烝母夺媳。

说起烝母夺媳这段春秋史上最著名的“丑闻”，就不得不先介绍一下其主角，也就是“男一号”卫宣公。

卫宣公名晋，就是上一回《卫国初乱》中讲到的卫国大臣石碏“大义灭亲”换来的主。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好色，为人淫纵不检。做公子时，就与其父卫庄公之妾夷姜私通，还生下一子，寄养于民间，取名曰急子。我就奇怪，卫庄公戴了这顶绿帽子竟然全然不知。宣公即位后，元配邢妃无宠，只有夷姜得幸，如同夫妇，并把她由庶母摇身一变成为自己的第二夫人，并许立急子为嗣，属之于右公子职。

急子长大成人，已经十六岁，宣公就开始为之张罗娶媳妇。卫国与齐国有着长年的婚姻关系，齐国出美女，宣公这时仍然把眼睛盯在齐国。齐僖公生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齐姜，小的叫文姜（就是那个要许配给郑国公子忽却被拒绝的那个），个个都长得如花似玉，满目风流。齐僖公答应把长女齐姜嫁给急子。

没想到，近朱者赤，素知宣公好色的使者从齐国办完婚约返国后，竟在宣公面前极力夸赞未来儿媳齐姜有绝世之姿，言语之间颇有挑动其心、投其所好之意。宣公一听，当然心知肚明。但既许给了自己儿子，又怎么好反悔呢？宣公身边那些小人也看穿了他心贪其色，而难于启口的心理，便建议宣公请名匠筑高台于淇水之上，朱栏华栋，名曰新台。先以聘宋为名，把急子支使走，然后使左公子泄如齐，迎姜氏于半路，径直带至新台，自己纳之，在新台上先行享用起来，于是齐姜就变成了宣姜，时人作《新台》一诗，以刺其夺媳淫乱之丑闻：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

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不久，宣姜替宣公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叫公子寿，小的叫公子朔。宣姜有了新欢，早把原来的夷姜抛于九宵，还打算传位于公子寿。

这样一来，公子急子不仅老婆没到手，太子之位也岌岌可危。

但是，急子虽然很危险，却无甚过失，宣公找不到废立的借口。

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个不同。宣姜所生的这两个儿子，性格也完全不同。哥哥公子寿为人忠厚孝友，而弟弟公子朔则骄横虚伪，“阴蓄死士，心怀异志”。由此寿挺看不惯朔的为人行事。相反，他对急子这个异母兄长倒格外亲近，因为急子性情与之相似，为人非常孝道，哪怕是父亲阴夺已妻，他仍然能做到恭谨谦孝，没有半点怨言。所以当宣公两口子心里把急子看成多余人，左看不是，右看不是的时候，公子寿却常常在他们面前说起急子的好话。

这样一来，宣姜就急了，你这个傻蛋啊，你怎么就分不清敌友呢？人家正是你的拦路虎呀。寿越是与急子亲近，宣姜和宣公越是着急。你想想啊，这里面多尴尬啊。有急子在一天，父亲看儿子好像自己的情敌，母亲看儿子好像自己偷了人，心里多不是滋味啊。

于是，这对“鸳鸯”便开始合计怎么样才能解脱这种尴尬。桓公十三年，急子他娘夷姜自缢而死。二人的计谋也成熟了。这一年，齐僖公派人来约卫国出兵攻打纪国，卫宣公便借机打发急子出使齐国，临了交给他一面旗子（旄）当信物。然后派人假扮强盗埋伏于途中，见到打旗子的急子走过来，就把他杀了。却说公子寿隐隐察觉出不对劲，便向母亲宣姜打探消息，宣姜心想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自己所做的一切又都是为了他，没必要瞒着他，就把计谋透露给了寿。

谁知寿一想，如果急子真的被他们杀了，那么自己做了太子或国君，人家不会以为是我在谋害兄长啊？于是，寿便赶去把这个阴谋告诉了急子，并劝他赶紧逃走。

烝母夺媳(2)

然而，急子不逃跑。他说，不执行父亲的命令，那还需要儿子做什么呢？哪里有没有父亲的国度啊，我就逃到哪里去。说完执意举起那面要命的旗子继续前行。

寿见拦劝不住，又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他决定代替哥哥去死。

寿在河边上追上了急子，假托要为急子送行，于是上了船。兄弟俩在船上喝酒，寿趁机把急子灌醉，拿了他的旗子上了岸，把急子丢下，自己驱车前往那个有埋伏的必经之地。

到了那个地方，宣公安排埋伏在此扮作强盗的人见到那面旗子，不由分说，认旗不认人，跳出来就把寿杀了。就在这个时候，酒醒过来的急子见寿和自己的信物旗子都不见了，心知肯定是弟弟先走一步替他去死了，于是急急赶来，此时的寿已倒在血泊之中。急子见此，对那些“强盗”说，你们杀错了人，你们要杀的是我，他没有罪啊！“强盗”见杀错了人，也不知是真是假，索性把急子也杀了，然后回去复命。公子朔一听“一石二鸟”啊，心里乐开了花。

卫国人探知此恶讯，都念叨着急子和寿的好，于是有人又作了一首诗《二子乘舟》，诗云：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这首诗和前面那首诗都被广泛传唱，后来孔子编订《诗三百》，也收录其中。

且说，宣公虽然除去了急子，却又痛失爱子公子寿，心里也颇生悔意，既惊又悔，脑海里老是挥之不去哥俩的影子，不久竟成顽疾，几个月后就死了。

公元前699年，十五岁的公子朔即位，他就是卫惠公。

但是卫惠公没做多久的国君，就被卫国的左公子泄和右公子职赶跑了。原来，泄是急子的老师，职则是寿的老师，他们得知哥俩的死因后，就决定为他们报仇。桓公十六年，二公子联合起来趁卫惠公出国之际，另立公子黔牟为国君，卫惠公得知消息，有国不能回，只得匆惶逃到齐国去了。

齐僖公本来已约好与卫国一同出兵伐纪，可左等右等没等到宣公，知道卫国出事了，三年后又有卫惠公不请自来了，才知道卫国又出了大事。

本来，自己的外甥被赶下了台，齐国理应出兵相帮，但这个时候齐国迎来了“贵宾”，齐襄公的妹妹文姜偕妹夫鲁桓公来做国事访问了，这个襄公与妹妹文姜关系暧昧，考虑到妹妹出嫁后难得回来一趟，自她嫁到鲁国，兄妹俩已有多少年不曾亲热了，因此，天大的事都得搁下来。但又因为担心卫国杀害宣姜，就打发公孙无知纳公子硕（就是昭伯）于卫，并强令公子硕烝于宣姜。

烝（zhēng），就是与母辈淫乱。但公子硕念及父子之伦，坚不允从。不从？《左传》闵公二年载“强之”，就是强迫他们淫乱。齐襄公为什么要这么做？要不就是变态，要不就如《东周列国志》所说是要保持宣姜在卫国的地位。宣姜就与公子硕结为夫妇。宣姜又摇身一变由国母变成儿媳。后生男女五人：长男齐子早卒，次戴公申，次文公毁；女二，分别为宋桓公、许穆公夫人。这样一来，卫国宗室的伦理就完全乱了，这五子不知是叫宣姜为母亲好呢还是叫祖母好啊。作为公子硕之子，自然不能叫哥要称父，作为宣姜之子，又确实得叫他为哥。所以后世称：“夷姜生子宣姜继，家法源流未足奇。”

卫公子黔牟继位8年后，也就是鲁庄公五年，公元前689年，应流寓齐国的卫惠公之请，齐襄公约好鲁、宋、陈、蔡五国联军共同伐卫，目的是为了把卫惠公送回国。因为黔牟是周天子庄王的女婿，于是天子也派人救卫。战争一直进行到第二年夏天，联军终于攻进卫国，把公子黔牟驱赶到成周，把宁跪赶到秦国去了，同时杀左公子泄和右公子职，卫惠公复位，把卫国宝器大半送给齐襄公以赂之。至此，卫国方才稍安。但是，二十年后，卫国很快就被狄人灭亡。

烝母夺媳(3)

卫国本是春秋初期较有名的国家之一，其始祖乃西周初年康叔的封国，谁知春秋之后，历桓、宣二世，竟然发生长达40年之久的内乱。终于到卫懿公之世，这个当年的“诸侯之长”的国度，竟先于他国而遭到灭顶之灾。

卫惠公死后，其子懿公即位。“般乐怠政，不恤国政”，唯好“羽种一族，其名曰鹤”。这卫懿公好鹤到了什么程度呢？“自苑囿宫廷，处处养鹤，何止数百”，不但如此，卫懿公所养之鹤“皆有品位俸禄：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每逢出游，都会使鹤随行，号之曰“鹤将军”。卫懿公除了自己好鹤，还鼓励国人与他同好。只要有人向他进鹤，那些进鹤、养鹤之人都会得到重赏，以至于“厚敛于民，以充鹤粮，”而“民有饥冻，全不抚恤”，卫国上下“民皆怨之”。

公元前660年，狄人伐卫。此时的卫懿公正载鹤出游，闻听战报，慌忙征发国人抵御外侵。不想，卫国人都避之荒野，不肯与战。懿公大惊，使人强拘，问其缘故。只听人们说：派您的鹤将军去打仗吧，鹤将军实有禄位，我们怎么能打仗啊。懿公一听，问，鹤怎么能够打仗呢？他手下的大臣如石祁子等人原本多次劝谏不听，此时只好实话实说了，既然鹤是无用之物，国君养之，何以能服国人之心？懿公见事至此，方有诲意。只好打开鹤笼，不想这些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的“鹤将军”始终不肯离去。经石祁子等人到处做工作，宣讲卫懿公的诲意，国人才聚集起来，抵御狄人。但是，才与狄人接战，卫国即大败，狄人进入卫国，把卫懿公杀了。

卫国大史华龙滑和礼孔也被狄人捉去，二人便对狄人说：我们是卫国的大史，掌握着卫国的祭祀，如果我们不先回去，你们是不能得到国都的。狄人相信了他们的话，便让他们先回卫国国都。

二人一回到卫国国都，便对守军说，国君已死，卫师全军覆没，再抵抗也是无益的，赶紧想办法逃吧，不可坐以待毙。于是，他们带着卫侯宫眷及公子申，连夜乘小车出城东走，华龙滑抱着卫国的典籍跟在后面。国人携男抱女，随后逃命。狄人进入国都，发现人去城空，又长驱追赶。在黄河边上追上了卫人，又杀死不少卫人。幸得宋桓公遣兵来迎，备下船只，星夜渡过黄河。

等到过了黄河，卫国上上下下只剩下七百三十个人。连同共地和滕地的百姓加起来也只有五千人了。在宋桓公的帮助下，卫人立戴公做了国君。戴公的妹妹许穆夫人得知卫国灭亡的消息，向许穆公请求派兵救援，可是许国害怕狄人的强大，不敢出兵，许穆夫人便不顾当时的礼节，驾车赶到齐国，请求齐国帮助。在路上，许穆夫人写下著名的《载驰》一诗。齐国派公子无亏率战车三百乘，甲士三千守卫曹邑，帮助卫戴公复国。自此以后，卫国就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

鲁难难了(1)

有句古老：“庆父不死，鲁难未了”。说的便是这一时期鲁国之乱。庆父是谁？为什么说他是祸乱的根源呢？以至后人感叹：春秋篡弑叹纷然，宋鲁奇闻只来年。

在说庆父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鲁国的国君。

鲁桓公死在齐国之后，鲁国另立新君，他就是鲁庄公。按说鲁桓公有四个儿子，即庄公之兄庆父，两个弟弟叔牙、季友。但是庆父和叔牙都是桓公的姨太太所生，所以君位就由桓公继承。四兄弟分成两派，姨太太所生的庆父和叔牙结成一党，夫人所生的桓公和季友关系亲密。

我们先来看庄公这个人。庄公在位三十二年，这些年间，鲁国一直处于齐国的臣属地位，庄公始终未能有所作为，因而，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不高。但是，他的名气颇不小，这主要缘于著名的长勺之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之故。人们对他的印象也多从这篇课文里来。在人们的眼里，庄公是一个鲁莽、草率、无能、无知、无谋之辈。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庄公即位之初，就面临着强大的压力，一是父桓公死于齐之辱；二是母文姜淫乱之耻；三是齐国的威压。庄公虽然未能成功地完全化解这些压力，但毕竟还是保持了鲁国的安定，直到他死后。这么说，庄公绝非一个鲁莽、草率、无能之辈。

相反，我则认为庄公具有这么四大品质，第一，知耻为勇；第二，引咎自责；第三，善纳忠言；第四，富有远见。

庄公即位的第二年，就爆发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以庄公大胜告终，创下了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一个普通的乡里人曹刿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为由在战前请见，庄公见他，即是想看他的“远谋”。于是，君臣之间就“何以战”的问题有了三次对话。“何以战”，就是问战争取胜之道。

庄公先是回答：“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曹刿认为这是“小惠”：“小惠未遍，民弗从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曹刿何以认为这是“小惠”呢？显然曹刿认为吃饭穿衣对于战争来说并不是关键，而且以衣食分人，不能普遍化，所以百姓不会服从。对不对呢？我看既对又不对。

接下来，庄公回答：“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则认为这是“小信”：“小信未孚，神弗福也”。那么曹刿何以断定“牺牲玉帛”只是小信呢？“孚”也是信用。他认为的大信又是什么？他没说，我们也无从得知。庄公继续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到这里，曹刿则认为这才是作战的先决条件：“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刿的断狱以情，才是让老百姓尽忠的根本（过去许多人都把“忠之属”翻译成庄公“忠于本职”，显然是荒谬的，“忠之”就是“忠于你庄公”之意）。至于衣食、祭祀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虚的，这反映出庄公与曹刿思想的差异。春秋时期，衣食所安，是取信于民的关键，并非曹刿所说的是“小惠”；而按周礼，祭祀是取信于神的重要礼仪，在当时的贵族看来是一件大事，并不是如曹刿所讲的那样是“小信”。庄公的三次回答都充分反映了他以民为重，以敬事神，以情断狱，先民后神，先礼后法的治国理念，这怎么能说庄公“鄙”而未能远谋呢？我认为，曹刿这么说，是有用意的，先是故意贬低庄公为“小惠”“小信”，为的是引起庄公的重视，使之同意他参战。这个曹刿就是战国之世以游说见长的纵横策士的前身。

长勺之战，鲁国取胜，庄公问其故。后人便以为他连自己怎么得胜都不知道，非也！他是询问作战之道，总结经验。曹刿采用的“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的战术，其实也是鲁国军队不得己而为之。因为论兵力，鲁国根本无力与齐国正面冲突，因此，避免与齐国正面交锋，正是曹刿的聪明之处。但曹刿所凭借的全是他日常生活的经验而已。无论是他的断狱以情，还是一鼓作气，都是根据他的经验出发的。齐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战术“三鼓”法，被曹刿巧妙的化解了。因此，可以说，这次战争的胜利，偶然性远远大于必然性。事实上，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齐国在后来的战争中，多次打败鲁军，使鲁国不得不听命于齐。

鲁难难了(2)

长勺之战，正充分表明了鲁庄公有胆有识，敢于放手任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虚心纳言。庄公与曹刿的三次对答，也正是庄公应对他即位之初面临的三大耻辱和威压所采取的对策。

事实上，曹刿在春秋史上就出现过这么一次，此后也未见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作为。果真如他所言，“肉食者鄙”的话，那么，他这个食素者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庄公的知耻后勇，敢于纳言，史上还有记载。鲁庄公为齐迎婚之事集群臣商议。施伯曰：“国有三耻，君知之乎？”庄公曰：“何谓三耻？”施伯曰：“先君虽已成服，恶名在口，一耻也；君夫人留齐未归，引人议论，二耻也；齐为仇国，况君在衰绖之中，乃为主婚，辞之则逆王命，不辞则贻笑于人，三耻也！”鲁庄公蹴然曰：“此三耻何以免之？”施伯曰：“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先君之立，未膺王命，若乘主婚之机，请命于周，以荣名被之九泉，则一耻免矣！君夫人在齐，宜以礼迎之，以成主公之孝，则二耻免矣！惟主婚一事，最难两全，然亦有策。”庄公曰：“其策何如？”施伯曰：“可将王姬馆舍，筑于郊外，使上大夫迎而送之，君以丧辞。上不逆天王之命，下不拂大国之情，中不失居丧之礼，如此则三耻亦免矣！”庄公曰：“申繻言汝‘智过于腹’，果然！”遂一一依策而行。

庄公还有着引咎自责的品质。《礼记·檀弓》载，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为鲁庄公驾车，卜国在车右边护驾。拉车的马受惊，将车翻倒。庄公摔下车来。副车上的人递下绳子，拉庄公上了副车。庄公受此一惊后说：“卜国啊，这是你没有勇力呀！”县贲父说：“以前没有翻过车，今天却车翻人坠，这确实是我们缺乏勇气！”于是他和卜国两人双双殉职而死。事后马夫洗马时，发现马大腿内侧中了流矢。庄公知道后说：“原来翻车不是他们的罪过。”于是庄公作诔来追述他们的功德。“士之有诔，自此始也。”士人死后，人们为他作祭文，就是从庄公开始的。

应该说，发生在庄公死后的庆父之难，庄公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庄公好色，建高台，为的是可以看到党家，党家有个美女，叫孟任。庄公就可以站在高台上看孟任。孟任只好躲起来，闭门不出。后来，庄公派人告诉她，答应立她为夫人，孟任便同意嫁给庄公，二人破血盟誓。后来生了公子般。

庄公便打算立党孟任为夫人，立公子般为太子，可是庄公母亲文姜不同意，要他娶齐襄公之女。理由是齐是大国。一方面是自己有过誓言的孟任，不立她为夫人，则有负盟誓；一方面是自己的母亲，虽然她是个祸水，但不听她的，又有违孝道。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庄公只好听从文姜的，娶齐襄公之女哀姜做夫人。正是这个齐国来的哀姜，和文姜一样，给鲁国带来的是又一次灾难。

首先就不合礼，因为娶哀姜之时，用了玉帛，《左传》载，“大夫宗妇，行见小君之礼，一概用币。”御孙私叹息：“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采，女贽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而由夫人乱之，其不终乎？”

庄公的另一个姨太太叫风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公子申。她为了让公子申做太子，就私下里求季友，正直的季友拒绝了她。他说，公子般比公子申年长，要做太子也轮不到公子申，但我一定会尽力帮助公子申。风氏见话已至此也就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庄公娶哀姜后不久，党孟任就病死了。庄公不敢得罪哀姜，不敢用夫人的礼节安葬孟任。可怜党孟任到死都没有做上夫人，当年的破血盟誓的血也只能算是白流了。

庄姜也不喜欢哀姜，哀姜也没有给他生下儿子，倒是跟着姐姐嫁过来的妹妹叔姜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叫公子开。

哀姜没有得到庄公的爱，却另有欢爱。她的情人便是庄公之哥公子庆父。两人粘乎得不得了，甚至还拉上了叔牙，三人结成一党。并阴谋庄公死后，由庆父做国君，哀姜为夫人，叔牙为相。

鲁难难了(3)

庄公的女儿（女公子）在一次观看雩祭的演习时，被一个荦（luo）的圉人（马夫）调戏。正好被公子般撞上，公子般非常生气，就让人鞭打他。庄公告诉子般，这个人是不能打的，不如杀掉他。他力气大得吓人，可以举起稷门的城门。但公子般没有杀他，这人后来便逃到了庆父那里去了。成了后来庆父之难的帮凶，这件事也反映出庄公之远见。

公元前662年，庄公得病，要选择继承人。他先是问叔牙，叔牙说：“庆父有能力”；庄公又向季友征求意见，季友说：“臣以死来事奉子般。”庄公便告诉季友，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季友便派人以国君的名义责备叔牙，叫他等待在 巫家里，让 季送去毒酒。说：喝了它，你的后代还可以在鲁国享有禄位，不喝，你死了，后代也没有禄位。叔牙只好喝了毒酒，季友果然立他的儿子为叔孙氏。

不久，庄公死了，公子般即位，因为他的外祖父死了，为他办丧事，就住在党氏家里。庆父便派圉人荦在党家刺杀了公子般，季友知道后便只好逃到了陈国，哀姜打算立庆父为君，庆父不答应，因为他知道还有公子申和公子开在，但公子申成年了，他们不敢立他，便先立八岁的公子开，他就是鲁闵公。

别看闵公小小年纪，也知道哀姜和庆父那档子苟且事，便请齐桓公送季友回国为相。有了季友的帮助，加上公子申顾全大局，庆父和哀姜也不敢怎么样。

齐国的仲孙送季友回到鲁国，返回齐国后对桓公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还没完”（庆父不死，鲁难未了）。齐侯说，怎么才能除掉他？仲孙说：祸难不完，会自取灭亡。等着瞧吧。

齐侯问他，现在是取鲁国的时候吗？

不行。因为他们还守着周礼。周礼是立国之本。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如同大树必然是躯干先行倒下，然后枝叶才会落。鲁国不弃周礼，不动不得的，你这个时候应当做一些安定鲁国并让它亲近你的事，这是称霸所必具有的器局。

闵公二年，闵公手下的保傅夺了卜齮的田地，闵公也不管，共仲便让卜齮杀了闵公。

季友带着公子申（僖公）逃到邾国，鲁国人都恨庆父，见引起了公愤，庆父便只好逃到莒国，哀姜也逃到邾国，季友和僖公回国，立僖公为君。送礼给莒国，要求换庆父。莒国人收了贿赂便把他送回鲁国。庆父到密地，让公子鱼去求情，说愿意做一个老百姓，但僖公没有答应，庆父只好上吊自杀。哀姜见事已至此，鸡也飞了，蛋也打了，就自杀了。

庆父之难平息后，僖公便要封季友一座城，季友不答应。僖公便立公孙敖继庆父之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称叔孙氏；称季友之子为季孙氏。他们全是鲁桓公之子孙，所以后人称“三桓”。正是“三桓”后来惹出了祸端，鲁国日后的“三桓”三分公室，把鲁国弄得一年不如一年。

逍遥东海

6、逍遥东海，尊王攘夷成霸业

周代历史上有三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一个是前面讲过的西方秦国，一是东方的齐国，一是南方的楚国。说它们特殊，主要是指他们都不是周王室的同姓，而是异姓诸侯。在古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下，他们的存在确实是个尴尬，更可怕的是，这三个异姓诸侯到了春秋时期先后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原特别是周王室姬姓诸侯国的严重威胁。可以说，没有它们，那么，不仅春秋战国的历史会重写，就连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会重写。

逍遥东海(1)

齐国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诸侯时封吕尚所建立的国家。吕尚，本姓姜，字子牙，号飞熊，也就是妇孺皆知的那位“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姜子牙、姜太公。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姜子牙被描绘成除魔卫道、惩奸罚恶的大神，深入人心，广为人知。在历史上，也确有姜尚其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早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甚至思想家。曾在武王灭商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故而受封诸侯，成为齐国的始祖。

关于姜太公与武王灭商，史学家多有研究。他本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神农居姜水，以为姓。姜水，根据《水经渭水注》的解释，是“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也就是岐水的一部分。岐水，则在今陕西省的岐山县西面。传说中的炎帝出生在这里，以后姓姜的人也发源在这里。所以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因炎帝的出生地而得姓，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

但是《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所谓“东海上”即指今天山东半岛一带，《吕氏春秋》直解为“东夷之土”。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东夷”人。这么说来，姜尚又拥有东夷血统。

姜水和东夷实在一东一西，相隔千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合理的解释是，姜人先居于姜水，后来迁到东夷即山东半岛。东夷是汉民族的主源之一。在汉族起源时，东夷是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于黄河流域的。东夷集团主要由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族组成。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大致是：蚩尤部族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族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就其分布而言，东夷集团占踞着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一些现代学者认为，殷商民族也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和帝俊部族相融合而成的。也就是说商王朝带有东夷血统。

蚩尤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周易·系辞》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蚩尤部浇崭露头角。炎帝并非一个人，而是一种称号。

那么炎帝和蚩尤又是怎么决裂的呢？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援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说是蚩尤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第一种说法见诸《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是国号。第二种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

我个人的看法是取第二种说法，黄帝先是和炎帝联合起来打败了蚩尤，然后黄帝和炎帝之间又发生了争战，最后黄帝胜出。炎帝战败后，其一部分后裔就陆续东迁山东半岛。

《古史考》称姜尚“掌四岳有功”，封于吕，故以吕为姓；《史记·齐太公世家》则说，姜尚的先祖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部分族人被封在吕，另有旁支被封在申。姜尚以封地之名为姓，所以叫吕尚。

姜太公出道很晚，关于他的出道有多种说法，不管哪一种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一种说法如《说苑》所云：“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三日三夜鱼无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农人者，古之异人，谓望曰：子姑复钓，必细其纶，芳其饵，徐徐而投，无令鱼骇。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刺鱼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望知其异”。这是说姜太公年七十才出道。

逍遥东海(2)

一种说法是如《史记》所云“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这是说姜太公曾经一度非常贫困潦倒，不得不先在商朝首都做杀牛的屠夫，又到孟津做小贩。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史记》里面记载的，太史公写道：“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这是说姜尚原来是商纣之臣，见其无道，就背而弃之，转去游说诸侯，最后才投奔周文王。

《史记》又载：“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这是说姜太公本是一个隐士，是周文王集团求贤求来的。按此说，姜太公还是历史上较早策划和实施美女计的人。所以《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当年周文王得到吕尚归附，大喜过望，曾言：“吾太公望子久矣。”意思是说，自从我的祖父太公那时开始，我西歧就一直盼望着先生的到来。所以吕尚又得了个“太公望”之名。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呢？

综合上述数种说法来看，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指向周文王与姜太公的求贤得贤与合作。虽然这些说法不一定都很真实，但从其共同点来看，我们可以复原其中部分历史真相。

早先商民族与姜太公本有着族源上的亲属关系，但来，商民族较早地跨入了文明门槛，冲破了原始氏族社会，建立了商王朝，在征伐的过程中遂与东夷集团的其它部族发生冲突与矛盾，乃至于世代为敌。这里面就包括与姜尚所在的部族的冲突与矛盾。于是，以姜尚为代表的这一支部族就极力寻找复仇的机会，正好与地处西岐的周部族一拍即合，周也正想推翻商的统治，早在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时期，周人就展开了通好东夷的外交功势，以期用东夷牵制和消耗商王朝的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他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听说了姜尚的才能，故一直想得到他的帮助或辅佐。而姜人正苦于势单力薄，无力应对商王朝的压力和攻势。于是，姜尚便借周之力，与周联合攻商。周武王灭商之际，商军主力恰好正在东方与夷人交战，顾了东就顾不了西，措不及防的商纣王只能匆促组织奴隶来庆战，结果被周军轻易击败。这可能就是周太王实施的“联夷制殷”政策。而文王与姜尚之间的求贤用贤故事，其背后可能就是二者的合谋。强大的商王朝被文化落后很大的周民族所灭，关键原因就在于东西两面同时遭到东方的夷族部落和西方的周人联合夹击所致。所以《史记》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即暗指此。

武王克商之后，按照当年的约定，便封姜尚到原来的东夷部族建国，称齐国。为什么称“齐”呢？《史记·封禅书》云“齐之所以为齐者，以天齐也”。意思是齐国可以与天子相齐。姜尚就成了齐太公。这也就是为什么周公可以不之国，留在镐京辅佐朝政，而姜尚却不能留在朝中的缘故。因为，武王克商之后，强大的殷商王朝并没有完全臣服，反抗仍然在持续，正需要作为军事家的姜尚。

姜尚离开朝廷，到齐国作诸侯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三监之乱，三监是周武王建国之初制定的以殷治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先是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侯，继续统治原来殷都附近的地区。为了便于对武庚进行控制，又分封管叔、蔡叔、霍叔三位王弟，即为“三监”，分居殷都周围地区，以便监视武庚及殷人。后来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召公辅政，三监不满，勾结武庚造反，于是周公东征。周公不是军事家，他只是政治家兼思想家，因而，周公东征费了很大的劲，花了三年时间才得以平定叛乱。而且这里面还得力于姜尚和他背后的齐国的鼎力支持，要不然，只怕更麻烦。

所以《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三监之乱平后，召公奉王命前来齐国授命齐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意思是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各地官守，如有罪愆，你有权讨伐，无须告知朝廷。这样齐国获得了征伐“不臣”的特权。

还有两件史实可以进一步证明。第一件是齐国的政策不同于周。姜太公之国后，所采取的经济和文化政策都不同于周王室。经济方面，齐国格外注重经济，提出了“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基本国策，重视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的全面发展，为日后齐国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政治文化上，虽然周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礼乐政策，但齐国可以不执行这一政策。而是顺应“其民阔达多匿知”的原有文化，有条件地推行宗法制和集权制，“因其俗，简其礼”，为政简而不苛，平易爱民。因而，齐国与邻近的鲁国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执政风范。鲁国谨守周礼，齐国则民风开放，尤其表现在性关系和性观念上，这一点在《诗经·齐风》中多有反映。所以《国语·郑语》云：“齐庄、僖于是乎小?。”是说齐国在庄公、僖公父子在位期间已成小霸之势。即便在齐襄公之时，齐国一度出现了和宋卫郑鲁相似的内乱，却并没有导致和他们相同的结果，到齐桓公时，齐国终成为大国争霸中第一个名符其实的霸主。

逍遥东海(3)

第二件是齐与周王室的微妙关系。隐公八年，齐僖公想朝见周天子，还多亏郑庄公以卿士身份的引荐，《左传》载有此事。这表明，周齐关系很是尴尬。其实早在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夷王就用鼎烹杀了齐哀公，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迁都自己的封邑薄姑。但事后不久，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政变击杀胡公，自立为齐君，是为齐献公，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由此次齐国事变可以看到，周夷王时王室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导致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何在？史载阙如，不得其详。纪侯到底说了些什么谗言，导致周夷王下如此毒手？也不得而知，总之是纪侯一个“小报告”要了哀公之性命，可想而知，这个“小报告”一定要关王室要害，否则，势力已大为削弱的周王不敢也不至于如此下狠手。

齐献公姜山原本只是齐国一名大夫，胆敢违背周夷王的意志杀死夷王所立的齐胡公，并自立为君，事后夷王也未对其作出任何制裁，齐献公得以善终。这也说明，只有涉及到王室命脉的事，周王才敢对齐王采取行动，不惜与之翻脸。并不是某些学者所据以证明的，周王室至此已无力控制诸侯。即便王室再无力，类似这样的情况，进入春秋之后，王室尚且要做做样子，或亲征，或联合诸侯征伐。否则王室脸面何在？如桓公三年冬天，周天子还派军队包围芮国，把芮伯逮捕押至首都问罪。

相较于其它诸侯国，齐国国内形势要好得多，齐襄公末年，齐国虽然也出现过内乱，但总体情况下不如他国那么频繁，而且历时也较短。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归功于齐太公的治国之策。《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于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里对周初齐鲁两国的对比，很鲜明地体现齐国的根本特色。周公之预言，到了后世果然应印了。因为姜尚实行了这样因势利导的国策，故而民心归附，因而，即便上层之乱，也没有对民心造成多大的冲击。

其次，是齐文化的基因。齐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世学者认为，东夷文化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一种文化，加上齐国国君长期因其俗，故齐文化也一直保持着一种开放务实向上的姿态。具体说来，齐文化中有这么几大基因：

一是隆礼尚法。重礼，虽然齐国的基本国策是因其俗，顺其礼，但作为周王室的一个重要藩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周代礼乐文化的影响，《诗经》中的齐风，也反映出一定的礼文化特色。所以当管仲变法之时，尽管他强调尚法，但依然认为“法出于礼”，把法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如《管子》说：“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

逍遥东海(4)

二是开放务实。齐处于山东半岛，三面临海，用现在的话来说，齐文化是一种智能型沿海文化，表现出开放性与务实性。这一基因，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到。《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民阔达多匿智”，《史记·货殖列传》说：“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齐俗贱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汉书·地理志》也说：“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朱熹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论语集注·雍也》）。反映在齐人的语言上都有其特色，如著名的《齐谐》，“齐东野语”。正因为这样机智和务实，导致“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

又如庄、僖之世，正逢成周之变。处于这样一种时机，齐国国君善于审时度势，做到了避祸保国。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成周大乱，齐国消遥东海，因此不曾受影响。在两周交替的乱世中，父子二人治国有方，齐国社会长期稳定，国力明显大增；对外采取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积极周旋于周、郑集团和东方集团之间，即保持了齐国长年不受战乱侵扰，又巧借各方矛盾为自己的发展服务，势力日盛，史称“庄僖小霸”。这样就为接下来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灵活变通。由于齐文化开放尚智，务实进取，也就带来了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变通性，具体表现就是“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体现在齐人的思想行动上，则是齐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变革运动，即西周初叶的姜太公变革、春秋中前期的桓公管仲变革和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邹忌变革。“变则通，通则久”，在春秋一世，历代齐国国君都能审时度势，在对外关系上，也能够因时而动。因而，齐国始终能保持着强国态势。

第三，独特的审美风范。与春秋时其它诸侯国不同，齐国崇尚男性美。《诗经·齐风》就鲜明地反映出这一审美特色。时至今日，山东人一说起来，就很自豪地称“山东男人就是最优秀的中国男人”。确实，山东男人少有那种娘娘腔的男人，他们崇尚英武，《齐风》中有一首诗《还》，就道出了山东男人的这种美。齐国人心目中的好男人标准也与他国不同。如齐哀公时，在他的带动下，举国上下的男人都好田猎。所以《毛诗序》这样解释：“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遂谓之好焉。”有人说：湖南男人蛮，天津男人啰嗦，上海男人精明，山西男人憨厚，内蒙男人凶悍等等，而山东男人除了英武之外，还善解风情，因此深得女人之心。《诗经》中有一首《鸡鸣》，就道出了山东男人在女人面前的善解风情：善撒娇。

除了人的性格之外，齐文化中还颇有艺术因子。如：孔子曾在齐地闻韶乐，就不禁发出了“尽善尽美”的惊叹，为此“三月而不知肉味”。齐国的贵族也大多喜欢欣赏音乐，著名的“滥竽充数”就出典于齐国。

齐文化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很大，孟子居齐，长达近20年之久，齐文化的“社稷是主”和民本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终于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声音；荀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既接受了齐文化的熏陶，又为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成了秦始皇和汉高祖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齐地的神仙方士和海上仙话，使秦始皇和汉武帝心醉神迷；黄老之学和无为而治的思想，导致了汉初的文景之治。

淫妹杀夫(1)

独特的齐文化给齐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特性，给世人留下了不光彩的丑闻。

这里出场的“男一号”是齐襄公。齐襄公是齐僖公之子，名诸儿。齐僖公，名禄父，公元前731年至公元前698年在位，总计33年。僖公之父齐庄公名购，公元前794年至公元前731年在位，前后长达64年，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父子二人统治齐国长达一个世纪。然而，世间子不类父者多矣，这个齐襄公与齐僖公比起来，就好比曲木生直子，直子生犁弯。

前面提到，齐国出美女，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苟其取妻，必齐之姜。”春秋里面所提到的女子名字中有个“姜”字的，大凡不出乎齐、许、申、吕几国。《国语·齐语》曰：“齐、许、申、吕由太姜。”这几个国家都是姜姓。但尤以齐国的“姜女”最为出色。齐僖公有两个女儿，都是绝色美女。大女儿叫齐姜，生得勾人魂魄，后嫁于卫，就是那个本应嫁给卫世子急子后被其父宣姜半路要了去的宣姜。次女文姜，《东周列国志》上说她“生得秋水为神，芙蓉如面，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真乃绝世佳人，古今国色。兼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此号为文姜”。当然这是小说家言，有些夸张。但文姜的美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为什么呢？两大原因。一是在周礼的精神里面，女子不在乎其美，而在乎其德。《诗经》里面虽然屡有形容女子美艳的诗作，但那多有寄托。因此，如郑公子忽帮助齐国击败了戎敌，齐僖公主动提出把文姜嫁给他，他却傻乎乎地拒绝了，可见，那时的人并不在乎文姜之美。二则，历史上，文姜并不是以美而流传后世，恰恰相反，倒是她的淫乱或乱伦而留名史册。文姜就是这里要出场的“女一号”。

齐僖公世子就是诸儿，后世有人称他为酒色之徒，可除了他与“女一号”的暧昧关系外，历史上找不到他与别的女人有什么瓜葛的证据。诸儿与文姜是同父异母兄妹，比文姜大两岁，两人从小就比较亲，等到文姜出落成少女，不想兄妹俩竟做下了为中原诸国以及后世所不耻的乱伦之事：兄妹通奸。

世上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诸儿与文姜兄妹之间的混帐事，不知怎么就传出宫闱之外了，弄得沸沸扬扬，齐僖公只好到处物色女婿，想早点把文姜打发出去，两次向郑国提婚，两次都未成。僖公只好先为诸儿娶了个宋国女子。

就在这个时候，鲁桓公即位了，又还没有娶夫人。大夫臧孙达就把桓公的婚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子翚便向桓公建议，听说齐国打算把文姜许给郑公子忽，不知何故没有成，主公何不娶之？你看这个公子翚损不损，人家不要的你干嘛去凑热闹？桓公却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

于是，有公子翚做大媒，桓公三年正月，桓公和僖公特地在赢地会见，就是单为了这件事。是年秋天，桓公打发公子翚到齐国去迎娶文姜，《左传》载，齐僖公亲自护送爱女文姜到鲁国的讙地。为什么要记下这件事呢？因为这是不合周礼的。周礼规定，公室女子如果是国君的姐妹出嫁对等国家，由上卿送亲就行了；如果是国君女儿出嫁，那只能是下卿送亲；即使是嫁给周天子，国君都不能亲自送亲。

那么，齐僖公为什么非得要自己亲自送亲呢？莫非齐国完全不遵循周礼么？非也。当年僖公嫁大女儿齐姜时，他就没亲送。这里有个奥秘。原来，诸儿听说情人妹妹出嫁，知道留她不住，但毕竟舍不得啊，于是便主动向父亲请求送亲。僖公早就知道兄妹俩之间的苟且事，哪里敢答应啊？已经弄得不成样子，再让他去送亲，说不定还会弄出什么动静来，况且弄不好便是“国际笑话”。为了防患于未然，僖公干脆决定自己送亲，礼制么，早顾不得了。

文姜出嫁之后，诸儿一直盼望能和妹妹有见面的机会。一晃十五年过去了，桓公十八年正月，鲁桓公应齐侯之约，到齐国去做国事访问。这个时候的齐侯便是诸儿，齐襄公。他是于桓公十五年即位的。

如今国际间国家元首出访，为表慎重，一般还带着夫人一起去。但在周代，国君出国访问，只能带大臣，不能带夫人的。鲁桓公不知出于何故（大约是文姜也想念他的情人哥哥，便想借机回国一趟，天天在桓公枕边磨，桓公只好答应），决定带夫人文姜一同出国。鲁国本是谨守周礼的，对于桓公这一举动，马上就有一个叫申繻的大夫（此人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出面反对。申大夫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申繻这话说得很抽象，意思是说男女各安其份，才算懂礼。违礼，必然身败名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就不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吗？事实上，申繻这样说是不得己，话里有话。他肯定听说过国母文姜的陈年往事，但碍于国君面子，又不能说穿，故而如此说。

淫妹杀夫(2)

鲁桓公没听懂他话里的深意，还以为是大夫的迂腐之论，当然也就没当一回事。可见，鲁桓公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早在宋国内乱中，鲁国就发了一次国难财，就是一尊“郜大鼎”，这玩意本是权柄的一种象征，所以鲁桓公喜滋滋地把它拉回来供在鲁国太庙里。臧哀伯（鲁大夫）也曾劝鲁桓公说：在祖宗的太庙里供奉受贿得来的赃物，这不等于是教文武百官贪污腐败吗？如果当官的都腐败了，咱这国家不也要玩儿完了吗？可鲁桓公本是个弑兄上位的污点国君，哪里会在乎受贿赃物的这一点点不洁？所以这一次，他也根本没把申大夫的忠告听进去。

本来这个时候，郑国发生了内乱，他的外甥曾来投奔求救，但由于与桓公约好进行国事访问的，更加上十五年没见面的妹妹要回来，就抛下郑国那档子事，专门亲自到栎地迎接妹妹妹夫，待之格外热情。指不定还得给桓公安排桑拿按摩美人歌舞之类的，为的是让妹夫陶醉于此，而给自己和妹寻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一到齐国国都，襄公便把妹妹接到宫里去了，另派人把桓公安顿得舒舒服服的。《左传》只记了一句：“文姜如齐，齐侯通焉。”这话的背后是久违的兄妹情人做死的亲热。直到第二天早上，独居了一晚的桓公发现夫人文姜竟然还没有回来，就生疑了。就派自己人到齐侯宫殿打听，回报说，齐侯没有正妻，只有偏室连氏，就是大夫连称之妹，也向来失宠。昨日文姜夫人入宫，兄妹叙旧，至今未出。

兄妹叙旧？哪一家的兄妹能叙一个通宵的旧？桓公不是傻瓜，立即明白了其中内幕。于是非常生气。等到与哥哥缠绵了一夜的文姜回来，桓公痛骂了她一顿。受了委屈的文姜后来又哭哭啼啼地告知了哥哥襄公。

齐襄公一听知道不妙，自己的一档子非人之事露了馅。桓公很生气，问题很严重。不仅自己不好做人，就是甜心似的妹妹只怕也麻烦很大。于是，齐襄公便起了杀心。到了夏四月，齐襄公准备了享礼来执行桓公，算作为桓公送行。在国宴上，桓公很忧闷，加上在襄公及其群臣的力劝下，多喝了几杯酒。酒后，事先安排好的齐国大力士公子彭生去扶桓公上车，猛地一用力，生生把桓公勒死了。鲁《春秋》和《左传》在记载这件事时，都不敢如实记录，只说“公薨于齐”；“公薨于车”。毕竟是自己国家的丑事啊，不回避又只能徒取其辱。

消息很快传到鲁国。自己的国君好端端的站着出去，如今却直挺挺地横着回来，这是哪门子事？齐襄公和文姜做下这等事，总是捂不住的。鲁国人虽然心知肚明，却无处发泄。出兵讨伐齐国吗？一则自己不是齐国的对手；二则师出何名？莫非还要把这等丑事公诸于世？于是，鲁国人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上上下下强忍住这个恶气，同时又不得不派使者前往齐国通好，一边提出严正交涉。这外交辞令怎么说呢？《左传》是这么记载的：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

这话说得好，好在哪里呢？既好可怜，又好可畏。说可怜，是因为都是大实话。本来嘛，人家是来修好的，结果呢，人都死在你们国家，鲁国平白无故在众诸侯国面前获得极坏的名声，说自己的国君连身边的女人都看不住，还怎么管理国家？我国现在也不追究责任在谁，但事情总得有个说法，既然寡君之死，彭生脱不了干系，那就要治他的罪。这样才好有个交待。

面对鲁国这等要求，齐国怎么好意思拒绝？于是，公子彭生便做了替罪羊。这桩外交风波才算落下帷幕。

文姜死了丈夫，心想可以留在齐国，天天和情人哥哥厮守了。但继位的鲁庄公在大臣的建议下，前来齐国接母亲回国。文姜心知自己是鲁国的头号罪人和全民公敌，她既不敢也没有面目见鲁国父老。因此，她虽然不得不跟着儿子往鲁国走，但走到齐鲁边界时两腿就不听使唤了。她不走了，也不敢往前走了。儿子只好顺着她的意，一方面真要接她回宫，自己脸面也不好看；但不来接么，又说不过去，毕竟是自己母亲啊。正所谓，论情则生身之母，论义则杀父之仇，于是索性在边境盖了房子让她居住，也使自己有个全孝之名。

本应该吸取教训，有所收敛的文姜，此后并没有洗心革面，她那风骚劲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恢复了。此后，她曾多次和襄公私会通奸。所以文姜至死都没未能获得桓姜之称。

树欲静而风不止，外交上此事虽然尘埃落定，但舆论上此事仍然没完，齐国的君子都心以为耻，便作诗数首以讽。一是《南山》，一是《敝笱》，一是《载驱》，都收在《诗经·齐风》中。

文姜死于庄公二十二年，《春秋》称其“小君”。不过，话说回来，有文姜在，齐国数十年间没有侵鲁，除了鲁国挑起战事之外。但令人气闷的是，鲁国也太不争气，二十四年后，鲁桓公之子庄公竟?再一次迎娶齐国的“姜女”，导致鲁国又生内变，真是健忘。这是后话。

长跑争位(1)

周代就有话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齐襄公淫妹杀妹夫，又除去公子彭生，并继续与妹妹通奸，最终也并没有落得个好下场，正是应了这句古话。

且说齐襄公因为奸杀二事，闹得国内人心不安，为了转移国人的视线，齐襄公“临机应变”，多次开展对外战争。

公元前694年，襄公设计擒杀郑国子亹；

公元前691年，襄公伐卫；到公元前688年，送卫惠公回国即位；

公元前691年伐纪，报当年因纪侯的“小报告”导致周夷王烹杀哀公之仇；次年灭纪；

公元前686年，伐郕，郕国请降。

庄公八年，齐襄公自败子突，放黔牟之后，惟恐周王来伐，便派大夫连称也即自己的小舅子和大将管至父去葵丘防守。去时正逢瓜熟之时，于是襄公便顺口说待明年瓜熟之时打发人替换他们。

到了来年瓜熟，不见襄公派人换防，二将便上书请求换班，但襄公早忘了这档子事，见二人主动提出来，心里当然不高兴，就不答应。二将见如此，便商量谋反。怎么反呢？他们找到了公孙无知。公孙无知是谁？原来他是齐僖公的同母兄弟夷仲年之子，深得僖公喜爱，视同己出。但齐襄公即位后，就降低了公孙无知的待遇。这当然令无知心里忌恨。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当即约好连称那个不得宠的妹妹在宫中做内应，递情报。

不久机会就来了，齐襄公本好田猎，得知姑棼之野有山名贝丘，适合游猎，便往田狩。连妃得知此讯，立即遣宫人送信于公孙无知，无知星夜传信葵邱，通知连、管二将军，约定一齐举事，拥立公孙无知。

却说齐襄公打猎之时，碰上一桩怪事。一只硕大的野猪，猛地朝襄公冲过来，吓得他大惊，赶快拿起弓箭就射。不料那畜生竟然像人一样直立起来，发出一声骇人之惨叫，这一叫，把襄公吓得从车上跌了下来。不仅摔伤了脚，还丢了屦。兵士们私下议论这野猪就是公子彭生，襄公听了更加惊慌，竟然责打徒人费并令他去找屦，费刚出门，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连称他们也赶到了门口，费被他们捉住。费假意答应帮他们，率先返回襄公营地，把襄公藏好，拔剑出门与连称等人厮杀，结果寡不敌众被他们杀死。孟阳假装襄公躺在床上，被一刀杀了，掀开被子一看，却不是真襄公。于是他们又到处寻找，很快发现了襄公露在门边的一只脚，就把他提小鸡似的提了出来，杀之。

这样，公孙无知被立为国君。

齐襄公在位12年。执政期间，行事不守常规，兄妹淫乱，又四处征伐，这一切让一位叫鲍叔牙的大臣看了，私下里预言齐国将有祸乱发生，果不其然，襄公就这样死了。

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往莒国；公子纠在管仲和召忽等人的保护下逃到鲁国。

管仲和鲍叔牙是什么人呢？不用说，大家都熟悉这是春秋史上两个著名人物，他们的出现对于齐国的历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管仲就是上面那个参与造反的大臣管至父的侄子，名夷吾，仲是字，生年不详，有人说他生于公元前725年，颖上人（安徽）。家贫却自幼好学，精通诗书礼仪。管至父深知侄子有济时匡世之才能，于是在立公孙无知之后，便想招管仲出来辅佐。谁知，管仲早就护送公子纠跑了。

鲍叔牙是管仲的好友。他是临淄人。年青时，二人一起合伙在齐国做过生意。鲍叔牙投入的资金多，而管仲资金少，赚了钱，资金少的管仲每次都拿大头，鲍叔牙拿小头，这样引起了鲍叔牙身边人的不满，多有牢骚和怨言。但鲍叔牙总是向着管仲，说管仲家里困难，比我更需要钱，当然需要多分一点给他嘛。历史上就留下了一个典故，叫“管鲍分金”。

后来，两人不做生意了，一起当兵。打起仗来，管仲老是躲在后面；撤退的时候又总是跑在前面，所以很多人就讥讽他贪生怕死。这时，鲍叔牙又替他说话了，他哪里是贪生怕死啊。他为了侍奉老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打仗，这样的勇气你有吗？至于他跑前跑后还不是为了留一条命去养活老母亲啊。历史上称他二人的友谊为“管鲍之交”，意指生死之交。

长跑争位(2)

管仲后来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齐襄公诸儿即位后，娶鲁国女子，生长子曰纠；娶了卫国女子，生次子小白，都是庶出。后来，齐襄公要为二子请老师，管仲便对鲍叔牙说：“国君生有两子，异日为嗣，非纠即白。吾与尔各傅一人。若嗣立之日，互相荐举。”于是管夷吾和召忽做公子纠的老师，这主要是因为公子纠的母亲不为齐国人所喜欢，所以才这样安排，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老师，小白的母亲则正受宠。

待到齐国内乱之初，鲍叔牙便带着公子小白跑到离齐国很近的莒国去，管仲便带着公子纠跑到纠的外婆家鲁国去了。

不久，鲁庄公九年，齐国大夫雍廪设计杀了公孙无知。鲁庄公得知消息，便派大将护送公子纠回国，在路上，管仲考虑到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离齐国也不远，小白一定也会回国争位。于是管仲自带一路人马，飞速赶到齐莒边境，想去截住公子小白。如其所料，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也在莒国的帮助下，正往齐国国都赶。管仲赶到，见公子小白的车，弯弓张箭射去，只见正中小白，同时听到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仆倒于车。管仲料定小白必死无疑，于是率队离开，放心大胆地跟上公子纠的车队，一路上不紧不慢，六天后才赶回齐国。谁知，管仲来到城下，却被人阻止，原来公子小白早几天就已即位为齐国国君。管仲大惊，小白怎么死而复生呢？原来小白是以诈死瞒过了管仲，管仲尽管箭法高超，可惜没有射中要害，他之所以吐血倒下，其实是怕他再射而装出来的。然后一路疾驰赶到都城，抢先即位。这一场长跑比赛，最终以公子小白获胜。

长跑夺位这则故事，《史记》里记载甚详。然而，管仲箭射小白，则令人生疑。第一，如果说管仲事先确与鲍叔牙有约，小白与纠，各傅一人，其目的是确保一人做国君，同时也确保一人显贵，公子纠胜了，管仲必定推荐鲍叔牙，公子小白胜了，鲍叔牙一样会推荐管仲，这样，管仲有必要非要射死公子小白吗？第二，从莒国到齐国国都，与从鲁国到齐国国都，从地图上看，路程差不多，管仲胆敢冒险撇下公子纠先行阻击公子小白于齐莒边境吗？一方面从鲁国赶到齐莒边境，说不定小白早已到达齐都，另一方面，他舍弃公子纠，若纠先行进了国都，管仲岂不白白丧失护主之功？功劳全让给鲁国了。第三，即便管仲遇上了公子小白，他身边的人岂可让他随意接近小白？平白无故让他射一箭，射了一箭，又岂能让他轻易脱身？有此三条，足见太史公在记述这则故事时，也多是为出奇所致，采信了道听途说之小说家言。《史记》把迟到的责任又推给鲁国，说管仲自以为杀死小白之后“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等大事，鲁国不可能等到管仲杀了小白再动身的，难道鲁国的军队不敢直接前往齐国？

实际情形则可根据《左传》判定，庄公九年夏，鲁庄公伐齐，纳子纠。桓公（就是小白）自莒先入。这里明确讲述了，是鲁庄公派兵伐齐，目的是想通过武力，为公子纠进入齐国扫清道路。但鲁庄公和管仲打错了算盘，殊不知，武力犯齐，齐国必然派兵抵挡，结果自然耽误了时间。而公子小白则是采取悄悄的行动，轻装前进，故而一路畅通，先行进入国都。

小白做了齐国国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从此，春秋的舞台上，就成了齐桓公尽情表演的PK台。

崛起东方(1)

齐桓公是春秋历史上第一个称霸的诸侯。那么，他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霸主地位呢？归结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与人和。

先说天时。当齐桓公之世，周天子已日趋衰弱，这为齐桓公称霸准备了必要条件，倘若有一个强大的周王室在，那么齐桓公再能干，也不可能干出霸业来。此外，当年中原的小霸主郑庄公死后，郑国随之发生一系列内乱，其势力己大不如前；宋国和卫国都是齐国的邻国，也一直是齐国重点防御的对象，但当齐桓公即位之时，宋卫差不多同时发生内乱，其中，宋国还于庄公十年也就是齐桓公即位后的第二年遭遇了齐国的沉重打击，不久，宋国又生内乱；而卫国差一点被狄人亡国。南面的鲁国在齐桓公的父兄辈时，就成了齐国的下饭菜；虽然齐桓公即位第二年，两国爆发著名的“长勺之战”，鲁庄公在一个叫曹刿的“鄙人”帮助下，打赢了齐国，但不久之后，鲁国也发生了内乱：庆父不死，鲁难未了，就是指这一次，后依靠齐国的力量才得以平息。力量的此消彼长，给齐桓公称霸准备了“天时”。

其次说地利。齐国位于东海之滨，三面临海，且不说因此得渔盐之利，单从地理位置来看，就避免了四面受敌的窘迫，使得齐国一心向西南发展。这是地利。

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人和。得人是齐桓公得以称霸的核心因素。

广揽人才，用人不疑，是齐桓公即位后采取的人才战略。

上面说到公子小白抢先一步进入齐国国都，在众人的支持下即位做了齐桓公。一面整顿朝纲，一面派鲍叔牙带兵去抵挡鲁国和公子纠。齐鲁两国的军队随之大战于干时，鲁军不敌，鲁庄公丢了战车仓皇逃回。鲍叔牙派人照会鲁庄公，说公子纠是齐国国君的兄弟，请鲁国杀了他（以绝后患）；管仲、召忽是国君的仇人，请鲁国把他们交给我带回去处置。鲁国见大兵压境，没得选择，只好听从，杀了公子纠，召忽也跟着自杀。把管仲捉进囚车，交给鲍叔牙。于是鲍叔牙班师，在半路上就把管仲从囚车里释放出来。回到朝中，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管仲的治国才能比高傒还要高明，可以让他来辅佐国君。齐桓公听从鲍叔牙的建议，拜管仲为相。鲁人得知，方知上当，后悔不迭。

那么，鲍叔牙所说的高傒是谁呢？

高傒，字敬仲，又称高子。高傒是姜太公的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齐太公的六世孙齐文公（赤）之子被封于高，人称公子高。”高傒就是公子高的孙子。史载“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就是说齐国的国氏、高氏两家都是周天子亲封的卿大夫，他们世代袭有监国地位，为天子“辅佐”齐侯，因此在国内享有极大声誉。齐桓公在做公子时就一直有意识地与他们结交，获得了他们的好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高傒与小白的关系就亲如兄弟。小白逃到临近的莒国之后，高傒就一直与小白保持联系，因此，公孙无知一旦被杀，高傒便抢先暗中从莒国召回小白。凭借他们在朝中的威望和影响，齐人便立小白为君。所以说高子、国子是这次长跑争位比赛的关键人物，没有国子、高子，齐桓公是难以继位的，毕竟根据继承顺序，哥哥襄公虽死，但继位的应是公子纠，小白是三子，怎么也轮不到他。是由于高子等人力争，不以长幼为序而以能力大小而论，才数着老三。

所以鲍叔牙一说管仲的才能比高子还厉害，齐桓公这才任用管仲。《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桓公即得管仲，与鲍叔牙、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可以看出高傒不仅是扶立齐桓公继位的关键人物，还是辅助齐桓公和管仲进行改革治齐的重要人物之一。从上面也可看到，公子小白不愧为一政治家。

除了取得高子、国子等人的支持外，齐桓公朝中还有著名的“桓管五杰”，即王子城父、宾胥无、隰朋、宁戚、东郭牙五位名臣。

王子城父是齐桓公挥下一员名将，由管仲推举任大司马，掌管行军作战之事。管仲在推荐王子城父为大司马时对王子城父卓越的治军才能给予了高度肯定，说他在疆场上能让三军将士个个奋不顾身，视死如归。

崛起东方(2)

宾胥无，治法如山，断案公正，不杀无辜，不诬无罪。是齐桓公的大司理，主管司法刑律。

隰朋是齐庄公的曾孙，齐桓公的子侄。《管子·戒》记载，齐桓公曾经评价隰朋和管仲：“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隰朋出身于贵族世家，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行为处事颇有贵族风范，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周到细致；而且他的口才很好，言辞刚柔相济，所以齐桓公任命他为“大行”，即外交大臣。齐桓公要成就霸业、领导群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隰朋的特点十分胜任“大行”一职，他也成为春秋时期一位著名的外交大臣。后来管仲病重，齐桓公前去探视，询问万一有事，谁是接替他职务的最佳人选，管仲毅然向桓公推荐隰朋。管仲认为隰朋目光远大，而且为人谦和下问，以自己的善良和美德陶冶他人，所以没有人不心服口服。

宁戚，卫国人，自小聪慧好学，且怀有远大的抱负。因为卫国在当时局势不稳，内乱外患接连不断，宁戚家破人亡，无所归依，空有满腹才华却苦于无处施展。他听说齐桓公好贤纳士，就决定前去相投，赶着牛车来到齐国，夜宿于临淄城门之外。恰逢齐桓公有事要出城，正在车下喂牛的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十分惊奇，听了他的唱词，觉得这是个人才，于是留下并起用宁戚。“宁戚饭牛”的典故为后人津津乐道，成为齐桓公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的范例。齐国背靠大海，土质盐碱重，也就是《史记》所说的“地泻卤”。所以齐国的农业素来是一大薄弱环节。齐太公时就采取通鱼盐之利的方法将鱼盐等齐国富有的资源输往内地，换回粮食。但是粮食生产毕竟是一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不能实现自给自足终究是个麻烦事。正好宁戚熟知农桑之事，齐桓公就任命他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在宁戚的管理下，齐国的农业发展迅速，很快就取得了大丰收，为齐国的霸业奠定了物资基础。

东郭牙就是鲍叔牙。鲍叔牙是齐桓公的老师，当年与桓公共同出亡避难。齐国发生内乱，鲍叔牙又辅佐桓公抢在公子纠之前回到齐国，捷足先登，继承了君位。后来，他又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打败了护送纠回国的鲁国军队，还迫使鲁国杀了公子纠。他文武兼备，而且为齐桓公夺得君位立下了头功。但鲍叔牙却拥功不恃，当桓公想拜他为相时，固辞不受，极力推荐公子纠的老师管仲，从鲁国将其要回。

鲍叔牙的职务是大谏，因为他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于犯言直谏的人。他能识君臣之有善与不善，对桓公之治多所匡正。当齐国的霸业蒸蒸日上，桓公、管仲都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鲍叔牙总是善意的及时提醒。《吕氏春秋·直谏》载，有一次，齐国君臣在一起饮酒，致酒酣之时，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我祝酒呢？”鲍叔牙端起酒杯向桓公敬酒说：“祝您不要忘记逃亡在莒国时提心吊胆、愁困落魄的那段日子。”又向管仲敬酒说：“祝您不要忘记了在鲁国做囚徒的时侯。”几句话，使齐桓公和管仲感悟颇深，猛然警醒。宁戚治理农桑有功，日久生娇，鲍叔牙为宁戚祝酒道：“使宁戚勿忘饭牛车下也。”提醒他要谦逊，不能居功自傲。

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集于齐桓公，焉有不成功之理？

特别是有了人和，上下团结，直接关系到齐桓公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那么，齐桓公到底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呢？

第一，尊王攘夷。

“尊王”就是推尊周天子，重新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和“天下共主”的名位；“攘夷”就是打击夷狄的势力。这是齐桓公执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个时候的周天子（周庄王）虽然其势力差强于一个诸侯，其管辖的范围大约只剩下一二百里，军力更无法与往日相提并论，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而且在政治上，周天子也形成虚设。然而，几百年形成的周天子为天下宗主的传统观念仍然深入人心，无法改变。天不可一日无主，这个主就是周天子。一方面，各诸侯国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大吞小、强凌弱的局面持续下去，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人物来改变这一局面，这个人物当然最好就是周天子。但是，天子很不争气，令人大失所望，又令人同情。与此同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少数民族，乘着中原诸侯纷争政局动荡的局面，向一些诸侯国发动进攻，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如僖公十一年，“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因而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观念支配下，在对待这些少数民族问题上，各大诸侯国都始终是一致的，谁能制止少数民族的进攻，谁就能受到拥戴，就可能成为霸主。

崛起东方(3)

由此可见，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可以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因而，颇具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齐桓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管仲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并在行动上得以落实。一是坚决扶助周天子，二是坚决打击夷狄侵夏。具体的行动有：

公元前664年，山戎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维护了燕国的安全，阻了北方“戎狄”的南下。燕庄公为感谢齐桓公，礼送至境，桓公说：“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并把燕君所到之地给予燕国，又劝其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天子。“老马识途”这个著名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说明管仲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划地送燕的故事，说明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手段运用得极为成功。（链接：老马识途）

卫懿公时，狄人伐卫，卫师丧师失地，懿公被杀，只剩下700余人逃过黄河，立戴公，公元前660年齐桓公接到求救，派公子无亏帅兵为卫戍守，并接济他们马和祭服等物，戴公死后，齐桓为之立文公，并派兵帮助卫人筑城。

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齐桓公发动宋、曹等国一同救邢，迎邢君至齐，护其宝器，又为其筑城。在齐国的帮助下，一时间，“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曹、许等八国军队讨伐楚国，指责楚国不向周天子纳贡，即“包茅不贡”。这次声势浩大的讨伐迫使楚国承认错误，阻止了南方“蛮夷”的北上。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内讧，齐桓公联合诸侯保住太子郑的地位，并拥立太子郑为王，即周襄王。

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大旗，一方面赢得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也壮大了齐国的势力与威信，为他的国内改革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后世三国时的曹操大概就由此受到启发，在众军阀逐鹿中原之际，他率先以勤王的命义，“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己一下子站到了正义（正统）的立场之上，为自己未来的“事业”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只不过，曹操的一些做法招致了人们的不满，被称之为“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而桓公自始至终就没有人对此非议。

第二，管仲改革。

管仲出任齐相之后，不久就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首先是户籍制度改革。即实行国野分治，相当于今日的城乡分治差不多。本来，西周就有国都和鄙野之别，但齐国没有实行。这一次管仲改革，就是把齐国分成“国”和“野”，“叁其国伍其鄙”。国中设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每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每十轨为一里，里设里司。每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每十连为一乡，乡设良人。再为臣设三卿，工设三族，商设三乡，泽设三虞，山设三衡，加强管理。对于野，以三十家为一邑，邑设邑司。十邑为一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设乡帅。三乡为一县，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属大夫分别治理。并划分各级官员的职权范围，属大夫管形狱，县帅管划分田界，乡帅管一般政事，要求他们兢兢业业，不许荒废政事，不然处以刑罚。每年正月，五属大夫要向桓公汇报述职，桓公根据政绩来进行奖惩。

崛起东方(4)

其次，实施“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同时又提出了“井田畴均”、“无夺民时”的指导原则，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其次，实行兵民合一。周制，鄙人没有兵役，只有劳役。管仲规定士乡的居民必须服兵役。每家出一人为士卒，每轨为一伍，伍由轨长率领。每里五十人为一小戎，小戎由里司率领。每连二百人为卒，卒由连长率领。每乡两千人为一旅，旅由良人率领。五乡一万人为一军，十五乡共三军，桓公、国子、高子各率一军。农闲时训练，由战事时出征。这样既提高了士兵战斗力，也不必支付养兵的费用。另外，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规定犯罪可以用兵器赎罪。犯重罪可以用甲和戟赎罪，犯轻罪的可以用盾和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金属赎罪，铜用来铸兵器，铁用来铸农具。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从此，齐国的兵器也渐渐充足起来。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终于使得原本疆域较大的齐国各方面的实力都强大起来。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形成，其霸主地位得以确立，齐桓公在位43年期间多达15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31个小国。因此，孔子后来称赞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外，齐桓公在策略上还采取了克已成信，和睦诸邻的办法，如历次会盟，虽然桓公心有不顺，但在管仲等人的力谏之下，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与情感，做到了克已以修信于诸侯。

如公元前681年，齐国和鲁国在柯地会盟，但中间发生了一件事，鲁国的曹沫戴盔披甲，手提短剑竟然登上只能是国君坐的高坛，当时两国国君正歃血为盟，曹沫突然拔剑，左手抓住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剑逼近他，正在大家被吓得不知所措时，管仲跑上去横在二人中间，在这种情势下，齐桓公答应归还鲁国土地，会盟之后，齐桓公有愤愤之气，在众人的建议下想毁约，但管仲不同意，劝说桓公不要因一时不快，失信于天下。桓公强忍住气，答应守约。于是归还给鲁国以前被侵占的棠、潜两邑，让鲁国作为南边的屏障；“诸侯闻之，皆信齐而附焉”。此后又归还卫国以前侵占的台、原、姑、漆里四邑，让卫国成为西边的屏障；归还燕国以前侵占的柴夫、吠狗两邑，让燕国成为北部的屏障。桓公五年春（前681年），在甄召集宋、陈、蔡、邾四国诸侯会盟，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齐桓公九合诸侯之后，欲封泰山，禅梁父，封泰山不是普通君王就可以做的事，那是天子才有资格的。管仲因此固谏，齐桓公开始不听，但他后来还是听了，这就是他的克己。

千秋功罪(1)

正如管仲之成一代名相，与鲍叔牙分不开一样，齐桓公之霸业，则与管仲分不开。后世也总以桓管并称。但是，对于这两个人，后世也都有不同的评价与看法。誉之者固然多，而且颇有重量级人物，讥之者亦众，同样有重量级人物为代表。虽然说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然而我们今天又当如何看待这其间的毁誉呢？

先说齐桓公。

历史上，对齐桓公最公允最客观的定位就是“春秋五霸之首”。但班固的《古今人表》却把他列为中中之人，比鲍叔牙都低了两个等级。是什么原因呢？是班固看错了人？还是我们看错了人？

应该说，作为一代国君，在春秋之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国君。他聪明，有政治头脑，而且有雄心大志，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他，成就了自己的功业，得以垂名青史。他敢于选贤用人，不专制不做独夫；而且他又能做到用人不疑，敢于放手让权让他的大臣，这说明他懂得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他能听得进忠言，在纳谏方面，能做到克己，懂得服从大局和长远利益，因此他有理智；他行事果断，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桓公妹妹哀姜是鲁闵公的母亲，她和鲁公子庆父淫乱。庆父弑闵公，哀姜想立庆父，而鲁人立僖公。桓公召回哀姜，将其杀死。他爱民，懂得为民争利，不做民贼。《说苑·建本》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正是有了他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直接影响并启示了后世孟子等人“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因此，孔子就认为“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但是，作为一个人，齐桓公也不是圣人、古今完人。他有性情，有感情。在他身上，呈现出智人风范与凡人性格的矛盾。很多时候，他也忘记了自己的国君角色，以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出现。因此，不能说他没有错误。

比如，他既有大国霸主的气度，又有一般男人的那种气量狭小的缺陷。举个例子，他为了立信于诸侯，又想树威信于天下，要求诸侯臣服于他，对于那些向他进贡朝见的诸侯，他不要求厚礼，只需他们进贡一些方便运输的薄礼，相反，他往往回赠他们几倍甚至十倍的重礼，以至那些使者总是“垂橐而入，稇载而出”，显示出一个大国之君的气度；而对那些不礼不臣的诸侯，齐桓公毫不客气，不问原由即三军挥之，其国其灭。再如，著名的“蔡姬荡舟”故事，也是发生在齐桓公身上。公元前657年，桓公二十九年，桓公和蔡姬在水中游玩，调皮的蔡姬故意晃动游船，令桓公担惊害怕，便阻止蔡姬。但蔡姬不听，晃个不停。齐桓公下船，大发雷霆，把蔡姬送回娘家蔡国。当然蔡国也不高兴，就把蔡姬又嫁给别人。桓公因此发怒，兴兵讨伐蔡国。

齐桓公的凡人性格还体现在下面几个具体事例上。一是扁鹊见齐桓公；二是易牙杀子以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

扁鹊是春秋时的名医，周游天下，救人无数。一日，他游至临淄，慕名谒见齐桓公。桓公待为上宾。会见的时候，扁鹊看出桓公有病：“君有病在腠理，不治将深。”桓公曰：“寡人不曾有疾。”扁鹊出。后五日复见，奏曰：“君病在血脉，不可不治。”桓公不应。后五日又见，奏曰：“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也。”桓公复不应。扁鹊退，桓公叹曰：“甚矣，医人之喜于见功也。无疾而谓之有疾。”过五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却走，桓公使人问其故。曰：“君之病在骨髓矣。夫腠理，汤熨之所及也。血脉，针砭之所及也。肠胃，酒醪之所及也。今在骨髓，虽司命其奈之何？臣是以不言而退也。”又过五日，桓公果病，使人召扁鹊，其馆人曰：“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装而去矣。”桓公懊悔无已。

这就是著名的“讳疾忌医”。这实际上反映出晚年的齐桓公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的克己从善，到后来的骄傲讳疾。

桓公晚年，又开始亲信小人，这大概都是历史上一些“伟人”的通病，一生为国，功成志遂，人到晚年，不免志足意满，剑老无芒，人老无刚，加上桓公也有一般男人耽于酒色的毛病，《新语》无为说：“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国中多淫于骨肉。一旦有人顺其意，圆其心，便也乐得接受。”

千秋功罪(2)

除了妇人，还信用易子而食的易牙。

齐之雍邑人名巫者，谓之雍巫，字易牙，为人多权术，工射御，兼精于烹调之技。一日，卫姬病，易牙和五味以进，卫姬食之而愈，因爱近之。易牙又以滋味媚竖貂，貂荐之于桓公。桓公召易牙而问曰：“汝善调味乎？”对曰：“然！”桓公戏曰：“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易牙既退，及午膳，献蒸肉一盘，嫩如乳羊，而甘美过之。桓公食之尽，问易牙曰：“此何肉，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对曰：“此人肉也。”桓公大惊，问：“何从得之？”易牙曰：“臣之长子三岁矣。臣闻‘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尝人味，臣故杀子以适君之口。”桓公曰：“子退矣！”桓公以易牙为爱己，亦宠信之。

《管子·小称》中所记载：

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易牙以厨艺服侍齐桓公。齐桓公说：“只有蒸婴儿肉还没尝过。”于是易牙将其长子蒸了献给齐桓公吃。）

其实，桓公之骄傲在葵丘会盟之际就有人看出来了。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夏，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派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诸侯朝服之车），不要桓公下拜受赐。桓公想不拜，管仲说：“不可。”于是桓公还是下拜收赐。宰孔对晋侯说：“齐桓公太骄傲了。”宰孔一点没看错，不久，桓公又对管仲说：“寡人向南打到召陵，望见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深入流沙之中。登上太行山，到卑耳山才返回。诸侯不要违背寡人。我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和诸侯会盟，定襄王太子之位。说以前三王伟大，现在我和他们有什么两样吗？我想在泰山封禅。”管仲劝说，桓公不听。管仲又说，要得到远方的珍奇怪物才能封禅，桓公才作罢。

管仲辅佐齐桓公四十年，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他临终前，齐桓公请他推荐相位接替人。

管仲说：“知臣莫如君。”管仲的用意大概是想试探一下齐桓公的意图。

晚年的齐桓公正宠幸着三个人：一个是把自己儿子杀了让齐桓公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个是背弃自己父母祖国的卫公子开方；再一个就是为了亲近讨好齐桓公而阉割自己的竖刁。齐桓公很想从这三个人中提拔一个接替管仲的相位。

齐桓公问：“易牙如何?”

管仲说：“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

齐桓公问：“开方如何?”

管仲说：“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

齐桓公问：“竖刁如何?”

管仲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

管仲说的“非人情”，意思就是：这三个人的作为，看似高尚，却违背了人之常情，完全是反常行为，怎能靠得住？

齐桓公的三次提议都被管仲否定了。于是，他以为管仲一定是想要提拔他的知交鲍叔牙，就说：“鲍叔之为人何如？”

不料管仲仍然没有同意：“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就是说，鲍叔牙是个正人君子，大好人，但是他太正直，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包容性太差，所以不宜为相。

最后，管仲向齐桓公推荐了隰朋任国相，可惜这隰朋不久就去世了。

管仲劝桓公斥远易牙、竖刁、开方三个小人，荐隰朋为政。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易牙。易牙便跟鲍步牙挑拨管仲说：“仲父之相，叔所荐也，今仲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而荐隰朋，吾意甚不平焉。”谁知，鲍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荐仲也。仲忠于为国，不私其友。夫使牙为司寇，驱逐佞人，则有余矣；若使当国为政，即尔等何所容身乎？”易牙大惭而退。

千秋功罪(3)

公孙隰朋继任作相。不足一月，他就病死了，桓公便要鲍叔牙继相位，叔牙不肯，桓公曰：“今举朝无过于卿者，卿欲让之何人？”牙对曰：“臣之好善恶恶，君所知也。君必用臣，请远易牙、竖刁、开方，乃敢奉命。”桓公曰：“仲父固言之矣，寡人敢不从子。”即日罢斥三人，不许入朝相见。鲍叔牙方才答应。

但是，时隔不久，齐桓公又重用易牙等三位小人，鲍叔牙忧闷而死。这三个人在齐桓公的儿子中拉帮结党，造成齐国大乱。

桓公先有三位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又有如夫人六位，俱因他得宠，礼数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亏；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郑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嬴，生公子潘；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华子，生公子雍。那六位如夫人中，惟长卫姬事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惟无亏年齿最长。

桓公嬖臣雍巫、竖刁，俱与卫姬相善，巫刁因请于桓公，许立无亏为嗣。后又爱公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邱会上，嘱咐宋襄公，以昭为太子。卫公子开方，独与公子潘相善，亦为潘谋嗣立。公子商人性喜施予，颇得民心，因母密姬有宠，未免萌觊觎之心。内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贱，安分守己。其它五位公子，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五只大虫，各藏牙爪，专等人来搏噬。

桓公生病，卧于寝室。雍巫见扁鹊不辞而去，料也难治了，遂与竖刁商议出一条计策，悬牌宫门，假传桓公之语。牌上写道：寡人有怔忡之疾，恶闻人声，不论群臣子姓，一概不许入宫，着寺貂紧守宫门，雍巫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俱俟寡人病痊日奏闻。

巫、刁二人假写悬牌，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亏，住长卫姬宫中，其他公子想进宫问安，都被挡住不许入宫相见。过三日，桓公未死，巫、刁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问男女，尽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室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缝不通。止存墙下一穴，如狗窦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不在话下。

再说桓公伏于床上，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光着两眼，呆呆而看，只见扑蹋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睁目视之，乃贱妾晏蛾儿也。

桓公叹曰：“我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齐桓公病饿而死，时值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年），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互相攻打对方，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十二月十四日，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敛。一代人杰，没想到落得个如此悲惨下场。

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晋大诗人陶渊明就写过这么一首诗：

姬辙东迁纲纪亡，首倡列国共尊王。

南征僭楚包茅贡，北启顽戎朔漠疆。

立卫存邢仁德着，定储明禁义声扬。

正而不谲春秋许，五伯之中业最强。

再说管仲。如果把齐国比作是春秋时一个跨国公司的话，那么，桓公是董事长，管仲则是齐国这个跨国公司的CEO。

管仲生前，桓公政事专任夷吾，尊其号曰仲父，恩礼在高、国之上：“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又禁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称仲，盖古人以称字为敬也。

管仲死后，对于他的评价就有了疑问。疑问集中在忠信、器具、懂不懂礼等几个关键词上。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又载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就是说，召忽死了，管仲为什么不去死呢?可见，关于管仲的陈年往事被翻出来了，特别是管仲何以不死的疑问，引起了当时人的深思与质疑，这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不然，何以子路、子贡都执着于此？

千秋功罪(4)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忠信问题。什么是忠信？就其内容言，忠信包括人际关系上的忠于人和政治上的忠于君。孔子的德行弟子与政事弟子就走的是两条路线。主张德行的弟子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他们讲的忠，不是忠君，而是像颜渊那样强调道德对权力的对抗和批判，“不容然后见君子”;而主张政事路线的弟子如子路、冉有、子贡对管仲”不死君”的行为表示了怀疑并持严厉地批评态度，他们认为管仲”不死君”是典型的不忠。后世儒家讲的就是做人与做事的统一，忠于人与忠于君的统一。形式上，管仲”不死君”确实难以摆脱别人对他人品和节操的批评，对于这一个麻烦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只烫手的山竽，所以管仲和后来的孔子都必须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与那些主张政事路线的弟子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如管仲强调自己与召忽不同：“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就是说他给自己规定了几种不死君的条件，作为对自己的辩护。《管子·大匡》载管子曰：“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也就是说他把君主与国家社稷区别开来了，认为一个君主死了并不影响国家社稷的长存;而且他还认为自己有安定、维护国家社稷的责任和能力，因此不愿意就在这时去死，也就是不一味的死君。类似的，后来齐国名相晏婴也如同管仲一样，不是简单的死君。史载，“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

那么针对弟子的疑问，孔子又是怎么看的呢？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对于子贡对管仲的怀疑，孔子回答：“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即面对走政事路线的弟子的怀疑，孔子坚定地维护了管仲，并给予管仲“仁”的崇高荣誉，这里面也反映出孔子的“薄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思想。

宋代的朱熹把孔子称赞管仲的“如其仁”解释作了进一步圆通，认为：“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然其利泽及人，皆有仁之功矣。”“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实际上也是对管仲提出了人格上的质疑与批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管仲的”器局”的评价.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

一方面孔子认为管仲的器具小，又不懂得节俭，但对于管仲有三归、有反坫，与国君同制，齐国人当时并不认为是侈，就是说管仲的做法在齐国是行得通的，而鲁国的孔子却称管仲“不知礼”，这里面反映了齐鲁两国对待有功之臣上存在不同的社会风气。后世学者认为，齐鲁两国在确定治国方略时就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齐国是以工商立国，采取尊贤尚功的政策，而鲁国则是农业立国，尊尊亲亲;工商立国当然允许甚至鼓励消费，农业立国一般则鼓励节俭;尊贤尚功则允许有德有才之人的地位超越贵族，即允许“贱临贵”、“疏制亲”，“管仲富拟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陈寿《三国志》)

那么管仲是不是真的”不知礼”呢?有这么几个例子可以说明，管仲其实是懂礼的.第一，在管仲平戎有功于周室，并且周天子嘉奖管仲，让他享受上卿规格的礼仪，一般人就会理所当然的接受了，僭臣也就会据以为合法了，但管仲还是牢守自己陪臣的身份，不肯做出有违等级的事，拒绝了周天子的好意。

其次，管仲认为“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终管仲一生也未见他有任何犯上、僭越的行为.那么孔子为什么又责他不知礼呢?这似乎同样是齐鲁两种文化的不同所致.所以，管仲的“不知礼”就不能简单地按照鲁国(也即后世儒家)的思想观念来理解。

管仲被鲍叔牙从鲁国”骗”回，要桓公拜其为相.管仲说了三件事，要桓公依了才答应为相.其一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桓公曰：“使之列高、国之上。”(高即高子，国即国子，当时齐国两大正卿，不仅有功于桓公，而且与桓公关系甚密.)其二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古代女子出嫁曰归。三归，就是答应让管仲娶三姓女子。其三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韩非子·难一》)所以韩非子说：“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韩非子·难一》

千秋功罪(5)

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这一点为时人所称道，但后来孟子却对他的霸道提出了批评，并且不愿意人们把他和管仲并提。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之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不肯与管仲并列反映了二人在治国思想上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分歧。

孟子认为管仲是霸道，是以力服人;自己则是王道，是以德服人，根本方向不同，并且认为王道高于霸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可以看出管仲和孟子虽然对待君主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进一步了: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对管仲的改革后人一直津津乐道，特别是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管仲改革有一点别出心裁之处，在国都设“七市”，置“女闾”七百，服务于达官贵人，四海商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因此也就成为娼妓业的祖师爷，俗称“老郎神”，“女闾”也就成了后世妓院的代称。这大概是最早的招商引资了。

司马迁认为，管仲的改革政策是：“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这种做法，在后世儒家看来是不值得提倡的，当时人似乎也对此颇有非议，所以管仲有过解释，《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这也就是”与俗同好恶”.由此也可见，管仲的改革是有特定土壤作支持的，倘若管仲在鲁国为相，这样的措施只怕是行不通的.。

不过，历史上，人们总体上还都肯定管仲的功绩。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每自比管仲、乐毅”。连诸葛亮那样的非凡人物也以之自比，管仲之名因而更着。那么，我们不禁想问：诸葛亮为什么要拿他来自比呢？历史上比管仲厉害的人多了去了。我们思考，诸葛亮自比管仲，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老乡”观念(关系)。诸葛亮是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其出生与少年时期的生活之地正处于当年管、乐二人建功立业区域内。诸葛亮自称“布衣”，虽为实情，但其远祖却是有文化素养的人，并且为汉朝建过功业。诸葛亮是西汉诸葛丰之后。《汉书》《诸葛丰传》说：“诸葛丰，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举侍御史。元帝时，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上嘉其节，加丰秩光禄大夫。”诸葛亮之父诸葛硅为东汉太山郡丞，此官虽小，但是，其家学没有中断。中平五年(188年)，诸葛亮父诸葛硅死，其叔父诸葛玄开始抚养诸葛亮兄弟。诸葛亮15岁那年(195年)，才随叔父南下。诸葛亮从小读书，对其出生地附近过去的名人如管、乐二人的事迹当极为熟悉。他在齐地生活了15年，从情感上讲，对管、乐二人的了解，很有可能比对其它名人的了解程度要高。

二是境遇相似。诸葛亮之处汉末乱世正与管仲所处的春秋非常相似，都是天子虚弱，诸侯力征之际。因而，对管仲感同身受。巧的很，齐桓公与管仲虽为君臣，然其关系远出于君臣之义，他敬重管仲，称其为“仲父”；诸葛亮与刘备也名为君臣，其关系也非一般君臣关系可比，刘备死后，令其子尊亮为“仲父”。

三是能力相似。诸葛亮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有过自己的评价：“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陈寿也有过评价，他说：“亮之奇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他不以乐毅反以汉代之萧何来比诸葛亮，也说明他认为诸葛亮之才与管仲更相近，都重在管理、治国，而不是如乐毅那样是个将才。

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原因，那就是历代名臣将相，大都建有丰功伟绩，然而他们的死却大多死于非命，独管仲、乐毅这类能得以善终的实在太少，是故，诸葛亮以此相比也多少带有某种心理上的吉兆或安慰。

齐桓托孤(1)

7、宋襄图霸，是是非非总成空

齐桓公死后，其霸业会落在谁身上呢？这是一个问题，既是当年诸侯十分关切的一件头等大事，也是今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按理，自应由继承齐桓公国君之位的人来承继霸主之位，可惜的是，齐桓公一死，齐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放眼中原，郑国可谓气数己尽，自己国内都忙不迭的内部倾轧；邻近的鲁国，自己的麻烦也了不得难；南方的楚国，虽然已正在崛起，但这个时候仍然鞭长莫及。中原诸国中势力稍大的国家就数宋国，这时的宋国国君就是宋襄公，他会不会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呢？

宋是殷商后裔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人灭亡了商王朝。按照当时的观念，胜利者不能灭绝前朝的宗祀。所以，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以奉商汤宗祀，并分封自己的三名王弟管叔、蔡叔、霍叔于故商之地为“监”，监督武庚治民，史称“三监”。武王死后，周公旦摄政，引起了“三监”不满，“三监”便与武庚联合叛乱，发动了著名的“三监之乱”。主政的周公东征征讨“三监”、诛武庚、平三监。

“三监之乱”后，周公对殷商遗民进行了新的规划，那些反抗情绪激烈的殷商遗民被强行迁至东部，由中央政府直接加以管束。为安抚起见，周成王又另封微子启于宋，公爵，建都于商之发祥地商丘，以续商之宗祀。

微子启是商王帝乙之子，商纣王帝辛的同母长兄，名启，被封于微，故称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云：“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仨仁焉。”微子、箕子、比干，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周武王伐纣灭殷，微子携祭器归周，在后人看来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

史称微子启受封宋之后，颇有德政，深受臣民的爱戴，国家很快稳定，周人的“以殷治殷政策”也终于收到了良好效果，一度困扰统治者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殷商遗民从此开始与周人融合。

西周时期，宋国作为前朝后裔，“于周为客”，周王给予宋国以“贵客”的待遇，规定它不必向中央纳粟，并有权使用商朝的礼仪制度，享受着其它诸侯国所没有的特权。不过，除了优厚的政治待遇，宋国的分封对于周王室而言，还有一项特殊的作用。宋国地处黄淮平原，所处的地理位置近于东南，正是阻挡淮河流域东南夷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宋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周王屏藩，战争是宋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又是周室封国，宋即有遵守西周礼法制度的一面，又被允许保留商朝礼乐和文化传统。商王朝脱胎自东夷族，民风膘悍，十分好战。读《诗经·商颂》，或是《尚书·商书》，都可以发现商人的文化内涵与周人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殷商（包括宋人）重鬼神与祭祀，而周人则重人文；二是对殷人宋人都崇尚力，而周人重德。宋人继承了商人的文化传统，对武力和征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崇尚，神权与尚力的思想贯穿始终。相比之下，周人的文化内涵是“德”与“孝”等道德观念，而将战争视为“刑”。周人将战争与刑罚视作同一类事物，仅仅视征伐为惩罚有罪者的手段。宋人作为商人的直接后裔，又身处与强大的东南夷作战的最前沿，强悍的民风始终没有退色。微子以后，历代宋君继续尊守“于周为客”的祖制，以维护周室为己任，富国强兵，发展生产，终西周一代，宋国从受封之初的百里之国逐渐随着周与东南夷的战争进程而向东南地区扩张，至春秋初年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的一等大国，其疆域含今河南东部、江苏西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地处黄淮，横跨四省。

到春秋初年，当郑国小霸中原之际，宋国一直就是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左传·桓公二年》载，宋殇公即位的十年间，曾发动了十一次战争。宋殇公于隐公四年即位，即一战伐郑，围其东门；再战取其禾；隐公五年，三占取邾田；四战邾、郑，入其郛；五战伐郑，围长葛；隐公九年，郑伯假以王命伐宋，殇公于是与郑六战；七战于隐公十年，宋鲁大战于菅；八战，宋卫入郑；九战，宋蔡卫三国伐戴；十战，郑伯入宋。隐公十一年，郑伯以虢师大败宋师是为十一战。这些战争大多还是宋国主动出击而挑起的，足见宋国的势力。

齐桓托孤(2)

宋国地处一望无际的平原，面对膘悍善战的夷人进攻时无险可守，也易攻难守。因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这是宋殇公在世时选择的战略。除此之外，如何有效的防御外敌，也是历代宋国国君考虑最多的问题。没有地理之便，那就只有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宽阔深渊的护城河来抵御。最早的“高筑墙，广积粮”就发端于此。考古发崛证实，宋国城池大多达到了顶宽12—15米，底宽在25—27米之间，高11.5—12米的规格。而直到战国时期的魏国城墙高度通常都只在6米上下，厚也不过十来米；鲁国城墙高不过4.5米，底宽20米。一般情况下，城墙的高大坚固是与其国力成正比的。可以看出他们的战斗力丝豪不弱。

宋国为商朝之后，“以奉先祀”，保留着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祭祀，就连政治制度也于其它的诸侯国存在很大差异。宋国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独特的君位传承方式。商王朝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大多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自商汤至纣王帝辛，二十九帝中有十四帝是以弟继兄之位，即便传子也多传兄弟之子。这与西周及绝大多数诸侯国所采取的嫡长子继承制有很大区别。依嫡长子传承制，君主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别子、庶子、兄弟均无缘大位，嫡长制的明显优势便是从制度上尽可能减少了兄弟争立情况的出现。相比之下，兄终弟及的传继方式可以让国家得到“长君、贤君”，不至于弄出个少不更事的幼君而导致大权旁落，但缺点也很明显，君位继承不成定制，容易引发君位争夺战。

宋国是由殷商遗民建立的国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包括继承制度。宋国的君位传继同样也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并存，这为后来的宋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微子死后，立他的弟弟子衍为国君，这是宋国建国后第一次以兄终弟及传授君位。

据说微子的嫡子早死，所以这次兄终弟及没有留下后遗症。宋国第五代君主宋愍公去世后，立弟弟宋炀公即位，这次兄弟相继就出了乱子，宋愍公的儿子鲋祀杀死了叔叔宋炀公，夺取了君位。进入东周初年，宋宣公成为第三个立弟弟继位的宋君，把君位传给了弟弟宋穆公；宋穆公临死前，为了回报哥哥的恩情，又不立自己的儿子公子冯，而立哥哥的儿子宋殇公与夷，再次引发内乱。殇公与夷在十年后被执政大夫华督所杀，太子冯随后夺取了君位，即位为庄公。之后，宋国的内乱始终不断，几易其君，《春秋》讥讽宋国的动乱从宣公废掉太子让自己的弟弟即位开始，国家连续十代都不得安宁，宋国就是在这十世之乱中渡过了东周初年的一百年，直到宋襄公的出现为止。

前面我们说过，宋殇公之时的宋国之乱，并不完全是因战争频繁引起的，实实有华督贪人美色的成分在；而宋庄公之乱则是因他贪赂无信之故。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死，宋庄公参与郑国的内乱，他设计逼迫郑国另立国君，随后又向其索取贿赂，最后迫使郑国反击，并且与郑结仇，其间鲁国多次充当宋郑之间的调停人，但都因宋庄公自大固执而失败。鲁桓公十二年，宋鲁盟约也随之破裂，宋国的老百姓又重新卷入战乱之中。鲁桓公十二年，《左传》便记载“宋有无信之誉”。

宋庄公死后，闵公即位，宋乱并未停止。宋闵公之死则完全是因为一句玩笑引起的杀身之祸。

鲁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大水；鲁庄公派使者去慰问灾情。宋闵公说：“孤对于上天不诚敬，上天降灾，还以让惊动了邻国的国君，实不敢当。”你听，说得多好啊。于是鲁国大夫臧文仲便不禁赞叹说：宋国恐怕要兴起了吧。禹汤责罚自己，他们勃然兴起；桀纣责罚别人，他们马上灭亡。而且列国发生灾荒，国君称孤，这是合礼的。言语惶恐而名称合于礼，这就差不多了。然而不久又听说这是公子御说的，臧孙达便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爱护百姓之心。

鲁庄公十一年夏，宋国为了报复乘丘一役而侵鲁国，庄公出战，鲁国“败宋师”，就是对方还没有摆开阵势。如果摆开了阵势，那就是叫“战”了。大崩溃叫“败绩”，俘虏敌方勇士叫“克”，伏兵而击败敌人叫“取某师”。

乘丘一役中，鲁庄公用一种称之为“金仆姑”的箭射中了宋国主帅南宫长万，鲁庄公的车右孙 活捉了他。在宋国人的请求下，鲁国最后释放了南宫长万。

南宫回国后，宋公就和南宫长万开玩笑说，过去我很尊敬你，现在你成了鲁国的囚犯，我就不再尊敬你了。这本是一句玩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南宫长万因此对宋闵公怀恨在心。

齐桓托孤(3)

鲁庄公十二年的秋天，南宫长万在蒙泽杀死了宋闵公，《春秋公羊传》说，宋闵公是被南宫长万这个大力士玩摔跤摔死的。弄死闵公后，南宫长万又在门口把仇牧一巴掌打死，继又杀了太宰督，拥立子游为国君。公子游逃到萧国，公子御说逃到亳地。南宫牛，猛获率军包围亳地。十月，萧叔大心和宋戴公、武公、宣公、穆公、庄公的族人率曹军进攻。杀死了南宫牛，和刚刚立为国君不久的宋闵公的堂弟公子游。

这样公子御说被立为国君，他就是宋桓公。猛获逃到卫国，南宫长万也逃到了陈国。南宫长万自己拉车载着母亲，一天就到达了。《左传》记载这一句话挺有意思。原来，宋国至陈，相去二百六十余里，长万推辇，一日便到，如此神力，更兼其逃亡之快，古今罕有。

宋人请求卫国人归还猛获，卫国人不想给他们。只有石祁子坚决反对，他说，这种做法是不行的，普天下的邪恶是一致的，在宋国作恶而在我国受保护，保了他有什么好处？得到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结交邪恶的人而失去友好的国家，这不是好主意。

于是卫国人只好把猛获送还卫国。宋人又到陈国去请求引渡南宫长万，并送上了礼物。陈国人打发女人去劝南宫喝酒，把他灌醉，用犀牛皮把他包起来，送往宋国。等到到达宋国，南宫的手脚都已经挣破牛皮露在外面了，宋国人把这两个人都煮熟了腌起来。

宋桓公即位后，鲁庄公十三年，宋国人又背弃了当年齐鲁陈蔡等国的北杏会盟，说是背盟，其实就是宋桓公见齐桓公被推为盟主，心有不甘，便趁会议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提前回国了，不辞而别，这就是“背盟”。第二年，诸侯便以此为名联合攻打宋国，齐国甚至还要成周出兵。战争的结果是宋国被迫顺服于齐桓公。齐桓公也就是在这次鄄地会盟上正式开始成为霸主。

鲁庄公三十一年，即公元前651年，宋桓公死，其长子兹甫（父）继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吸取了前任宋国国君的教训，这位宋襄公一开始就成为齐国最忠实的追随者。此后齐桓公九合诸侯，宋国都是其会盟的中坚。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姜小白去世，在春秋历史舞台上风云四十年之久的桓公时代结束了。宋襄公的努力没有白费，齐桓公临死之前，将齐国的太子昭托孤给了宋襄公。宋襄公也不负所托，在桓公死后尸骨无人收拾，而群公子争位的复杂情况下，他发兵拥立太子昭即位，是为齐孝公。当然，也有学者如吕思勉先生就认为，齐桓公托孤于宋襄公，“其事羌无证据”，即使有，“亦非正法，盖乘乱伐齐之口实耳”。这聊备一说。宋襄公死的那一年，齐国就伐宋。这一条似乎可以作为佐证。

齐桓公之死对齐国是一个打击，加上齐国公子之乱，齐桓称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于宋襄公来说，则是一件大好事。宋襄公认为，桓公死后，中原霸主地位理应落到他身上来了。他或许还认为，堂堂的霸主桓公死后都托孤于他，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希望他能担负着新霸主的重任。

那么，齐桓公为何要托孤于一个“外人”宋襄公呢？

除了齐桓公看到宋襄公长期跟随自己在霸业舞台上的“忠诚”之外，在齐国国内他也别无选择，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宋襄公有仁义的令名。

宋襄公本身是宋桓公之嫡长子，有一庶兄名目夷，字子鱼。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危之际，襄公对他父亲说，“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但目夷不敢，当即就推辞道：“能以国让，仁熟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宋桓公死后，襄公即位，他就让目夷做了大司马，主管宋国军政。

这样一件事，发生在春秋一世父子相夷，兄弟相煎这种内部倾轧习以为常的背景下，自然是个另类。因而，这一让国壮举，就为宋襄公赢得了仁义之美名。但这件事也引起了后世人的严厉批评，说宋襄公不过是虚情假意，钓名而已。

这样说的理由便是，公元前651年春，宋桓公死后，未及下葬，宋襄公以戴孝之身，就迫不及待地会合诸侯以树威。宋襄公若是真正仁义，首先便不应该在国内大丧期间内发兵。此其一。

其二，公元前642年，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五公子争位，宋襄公出兵平定齐国内乱后，为在诸侯中树立威信，他便决定先惩罚几个小诸侯，杀鸡儆猴。他先抓了滕君婴齐作为榜样处罚不服从的诸侯。又邀请曹、邾等国在曹地结盟，鄫国国君迟到了一会，宋襄公便以为他有意怠慢自己，竟然杀了鄫君，又把他的尸体放到鼎里煮熟来祭睢水之神。当时大司马子鱼就一针见血地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连以仁著称的子鱼都说他这样做能够善终就是大幸了，由此可见宋襄公不但不仁义，而且是个性情凶狠残忍之人。

宋襄图霸(1)

公元前638年，宋楚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大腿受伤，第二年伤发而死。这样的下场，似乎正应了司马子鱼的话。

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国这样的事在春秋那样一种父诛子、子弑父、兄弟相残的环境下，可以说极其罕见。宋襄公虽然因为是嫡长子而得以立为储君，但根据宋国的传统，兄终弟及都可以，怎么就不能另立公子目夷为君呢？况且他的“仁”此时己举世公认。如果说宋襄公之让国于公子目夷是虚伪的话，倘若万一真的让成了呢？他就不怕假戏真做？退一万步讲，即使宋襄公是假意相让，但比起“郑伯克段于鄢”，“州吁之乱卫”，齐五公子相争来说，宋襄公的做法也够得上仁义了。至于戴孝在身就急急忙忙会合诸侯，明摆着是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有关，倘若宋襄公按照传统的礼仪，待孝服满期后才出面会合诸侯，那不太晚了吗？宋之南有强楚，北有大晋，莫非还会等待宋襄公服孝期满才行动？宋襄公在诸侯中树立威信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宋国的利益？至于杀人家国君，则是宋襄公采取的一种策略，后面我们会详细讲到，我认为不应该受到严厉的指责，至少杀一君树威比杀戮一国百姓要仁义得多。

后来，宋襄公邀请楚国参加由他领导的会盟，公子目夷极力阻止，不要与强楚争盟，“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宋襄公不听。公元前639年，宋国主持了由齐、楚参加的鹿上（安徽阜南）之盟，决定以三国之名召开诸侯大会。这年秋天，宋楚陈蔡曹许等国会于宋国盂地（河南睢县西北），宋襄公为显示自己遵守信义，未做军事准备，拒听公子目夷以兵车之会往的建议，固执地要以乘车之会往。没想到楚国则事先埋下了伏兵，结果，宋襄公被楚人劫持并载以攻宋。由于宋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楚军才没有攻下宋国。楚人知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不愿杀一无用之君，加之鲁僖公为宋国说情，于是在当年冬天释放了宋襄公。

那些持批评观点的人认为，受此一辱的宋襄公本应清醒了，但他仍执迷不悟，公元前638年，郑国与楚国相亲，宋襄公效法当年的齐桓公，发兵征讨亲附蛮夷的郑国，楚人伐宋以救郑，两军战于泓水。泓水之战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战例。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对宋襄公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古往今来人们都毁誉不一。毁贬之人除宋国国人外，大司马子鱼也说：“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

宋军二度坐失战机，结果不仅宋军遭受大败，连宋襄公也受了重伤，卫队被杀殆尽。第二年宋襄公就因伤而死去。直到现在仍有学者极力贬斥，说他“由于泥守‘古道’，实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失去良机而致败，成了一个历史上的笑柄。”

宋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列出宋襄公三条罪，一是平齐内乱立孝公是“奉少夺长”(齐孝公不是嫡长子)，二是以小国国君为祭祀牺牲，三是武力胁曹，以证明其无德。泓水之战的表现不过是“计末遗本，饰小名妨大德”。

怀疑宋襄公作伪的看法到了清代成为主流意见，大多数清儒都对宋襄公不以为然，其思路与胡安国大体相同，而且说法往往更趋激烈。吴曾祺《左传菁华录》说：“(宋襄公)用人于社，昏暴甚矣，一败之后，无以自解，乃姑托以仁人君子之言。何不知羞耻如此。窃谓宋襄公此番举动，是为后世伪道学之祖。”清人高士奇则讥宋襄公为“妇人之仁”：“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朁于残人骨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诡之杀，曾子之用，以视重伤于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后来伟人毛泽东还骂他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是纵观这些激烈言词，大都过于感情用事，缺乏足够的证据，用人于社，怎么就是昏暴甚矣？秦穆公以108人殉葬又该如何论断呢？泓水之战，怎么就是计末遗本？仁义之名怎么就是小名？还是颜世安先生说得好：“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句话影响很大，很多知识分子蛰伏在中国文化深处的实用主义理念，便常在不自觉之中成为知识分子衡量事情的内在标准。诚哉斯言！

宋襄图霸(2)

但是更多的学者还联系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多以宋人为愚蠢的嘲弄对象这样一种现象来说明宋襄公之愚笨而不能变通是宋文化的一种普遍心理与性格所致。如“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的故事，主角便是“宋人耕者”；“拔苗助长”（《孟子·公孙丑上》）的故事主角也是宋人；《战国策·魏策》记有宋人外出学习三年后回家直呼母名的笑话；《晏子春秋》载有宋人沽酒的寓言；《左传》还载有宋大夫狂狡把一个敌兵从井里救出来，结果反而被其俘虏的故事。此外，还有宋元君“匠石运斤”（《庄子·徐无鬼》）、宋人有“不龟手药”（《庄子·消遥游》）、宋人“重带自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楚交战而不知变（《韩非子·五蠹》）、宋人湿木建房（《吕氏春秋·别类》）、宋人以石当宝（《吕氏春秋·阕子》）、宋澄子亡缁衣而强抢路人（《吕氏春秋·淫辞》）等等。这些故事的主角宋人都是集迂腐机械、幼稚无知、自以为是、冒失蛮干为一体。有人对此进行归纳，“庄子以前的愚人几乎全是宋人，韩非子之后，宋愚人仍然占很大比例。”王利器先生辑录的《宋人愚事录》20则，全都是贬低宋人，每及蠢人蠢事，多系宋人所为。且这些记录多出自于诸子著述。

为什么包括宋襄公在内的宋人会成为众人讥讽的焦点？真的是他们愚笨、无知、自大、冒失吗？只要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就不难发现，这种指责是不能成立的。举例说来，宋人远祖、亡国之商纣一直就是周朝立国后用以打击、恶魔化前代殷商的重要道具，而作为无道暴君。《尚书》是先秦最可信的典籍之一，历数了商纣的几大“罪状”。其中最大的罪名是酗酒。其次，分别是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其实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特别了不得的罪名，但到了战国及以后，诸种罪名都加诸于其身了。恢复商纣的真实面貌有助于了解殷商文化与宋文化。

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意识到这种现象，并开始为商纣“平反”：

孔子弟子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荀子说：“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

《淮南子》也说：“故三代之善，知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这就是商纣亡国与获得骂名的真相。既然要夺取他的政权，又要他的后代不造反，就只有在名誉上搞臭他，在舆论上战胜他。《尚书》中不少的篇幅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后世丑化宋人，亦出乎同样的心理。

因此，我认为，东周之世，诸侯力征，相互之间除了武力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岐视，特别是针对宋国。虽然在西周之世，宋国被尊为“客”，实际上不是把你当主人看。到了东周，齐楚晋等几大国逐鹿中原之时，宋国自始就是他们最强大的阻力。因此，通过歪曲宋人形象来打击殷民的文化自豪感与自尊心就成了最突出的现象，这一点从军事上也可以看出来。其它中原小国一旦受到攻击，一般都有诸侯前来救援，而宋国多次被楚进攻，则少有人救援。《孟子·滕文公下》一语破的：“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一国行王政，竟然成为别国入侵的理由，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命运的还有杞国，著名的杞人忧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杞国是夏之后裔，杞受周封，地位本与宋同，但《春秋》有意贬其为子。

孔子所说“三仁”之一的箕子，名胥余，是殷商王族成员，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商朝末年，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曾一度出现严重危机。据说箕子为避祸，曾披发佯狂，纣王见此，以为箕子真的疯了，便将他贬为奴，并囚禁起来。如此箕子才躲过一劫。武王灭商建周后，派人出囚牢中释放箕子，并向箕子询治国之道。这段史事见载于《尚书·洪范》，《史记》亦照单收录。为了瓦解殷商遗民的斗志，箕子后来被远远地赐封到朝鲜，这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朝鲜半岛地区最早出现的文明，朝鲜首都平壤至今尚有箕子陵。

箕子远赴朝鲜之前去朝见周天子，过殷商故都，见其宫室毁坏，悲从中来，作《麦秀》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殷商旧民听了，没有一个不流泪的。

正因为宋国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境地，宋国三朝老臣正考父，孔子的远祖，其鼎铭就载有：“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左传·昭公七年》）.这简直就到了忍辱负重的地步了。

宋襄图霸(3)

不过，也正是这样，培养了宋国人不屈的文化精神。《左传·宣公十五年》就体现得很明显，是年楚国围宋都长达九个月，城中缺粮，可宋人哪怕易子而食也不屈服，这种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宋国做得到。也因了这种精神，这才有了宋国封国早，灭国晚，存在时间长达800年。范文澜先生还认为春秋战国三大文化中心，其一就是宋，其光可照后世。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中国思想史三分天下，其中一份就在宋。

前面讲过，鲁僖公十九年夏，宋襄公指使邾文公杀害曾国国君来祭祀东夷人的一种古老社坛。有学者指出，此举意在笼络东夷人。宋国是殷人之后，东夷与殷人渊源甚深，宋襄公为聚集力量，显然是想把殷商旧族以及东夷的力量动员起来。其实子鱼反对的也只是用活人祭祀，他说：“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同年秋天，因曹国不服宋，宋国军队围困曹国。子鱼又不同意，对宋襄公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缺而后动。”鲁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想要会合诸侯，鲁国著名的君子臧文仲听说以后，也批评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前后三次记载对宋襄公的批评，都出自某种道德标准。子鱼和臧文仲都是那时著名的君子，他们的批评代表着舆论。那么，这种道德标准又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这种道德标准就是一个“德”字。“薄德”、“崇德”、“省德”上述三种批评都指向一个“德”字。就是说，他们的指责都认为宋襄公没有顾及“修德”。“德”是周人建国后新兴起来的一种观念，所谓“德”，最初是指一种氏族图腾。后来，有了“恩惠”、“好处”的意思，也就是说德是由抽象的天命色彩逐渐具体化，到管仲，首次把德与礼相提并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后来赵衰进一步提出“礼乐，德之则也”，《左传·文公元年》则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子产则提出“夫令名，德之兴也。”由此可见，子鱼所说的“德”更侧重于“恩惠”“好处”，而宋襄公所持的德则主要是与礼相结合的德观念。二者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实际上，历史上亦不乏对宋襄公充满赞誉之人。《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宋楚泓水之战是这么评价的：“君子大（注：尊崇之意）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何休注曰：“《军法》以鼓战，以金止。不鼓不战。……君子不战未成陈之师。”

军礼是周礼五礼之一，《淮南子》则认为：“古之兵，弓箭而已矣，槽矛无击，戟无刺。晚世之兵，隆以攻，渠巾詹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这是认为由于人们的战争观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军礼的消失，以至将军礼的应用视为笑柄。从《淮南子》所记载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我们可见，宋襄公在泓之战中是遵循了军礼的。《孟子·离娄上》记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造成这种战争的残酷性加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之世，礼崩乐坏首当其冲的便是军礼的崩坏，到战国已全无军礼可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顾炎武语）

《左传》虽然一再强调时人对宋襄公的批评，但从其客观的记录中却能看出，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的最初三四年的努力实际上很有成效。

在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年)，宋、齐、楚三大国在鹿上会盟，宋国竟能够迫使楚国屈从于宋之盟主地位。论实力宋国不能与此时的楚国相比，这中间除了一批中原国家在背后支持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宋襄公采取的策略得当之故。鹿上之盟表明宋襄公之争霸几乎眼看就要实现，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宋楚间利益冲突的日益尖锐，这时宋国的子鱼就预感宋国将有祸难。就在这一年秋天，诸侯在盂地举行会盟，楚国竟然不顾会盟规矩，出兵拘押了宋襄公，并挟持着襄公前来攻打宋国。《左传》对这事的记录采取了略而不详的手法，只说到这年冬天诸侯会盟于薄地时，楚国又把宋襄公释放了。

宋襄图霸(4)

《公羊传》不重记史事，却对这事有记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宋襄公与楚成王约定盂之会是不带兵车的“乘车之会”，会盟之前，敏感的子鱼估计到楚国可能要背约，会有所动作，便建议宋襄公有所提防，但是宋襄公坚守信约不带兵力赴会，结果在盟会上被不守军礼和盟礼的楚国武力拘押。幸赖宋襄公在国外临危镇定，子鱼在国内主持大局，才使楚国无机可乘，最后不得不释放宋襄公。并不如后世某此学者所说的，楚国没必要杀一个无用之君。《公羊传》对宋襄公是持赞赏态度的。

颜世安先生也说，战国时代，人们谈到宋襄公大多不以为然，显然与战国崇尚智谋武力的风气相关。而汉代经学兴起，认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逐渐占了上风，代表性的说法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的。他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春秋繁露·俞序》)这里说的《春秋》是《公羊传》，《公羊传》里所记古代君子盛赞宋襄公泓之战可比于周文王，是相信他本来应该像文王一样取得成功，把他失败的原因归因于宋国臣民的萎缩。董仲舒则只问是否合乎道义，不问是否能成功。

在宋楚争霸中，宋襄公的雄心与子鱼的隐忍求全正好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泓水之战前，作为大司马的子鱼极力劝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矣。”襄公不听。为什么子鱼极力反对宋国争霸呢？为什么襄公又屡谏不听呢？到底是谁代表着宋国的民意或舆论呢？

1934年，胡适先生发表了一篇长文《说儒》，指出春秋时有一个“殷人复国的大运动”，说殷商亡国以后的几百年中，其遗民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商颂·玄鸟》中，可以看出殷人在期待一位民族英雄来做复兴的大事业，宋襄公图霸便是受到这复兴梦想的鼓荡。宋襄公失败以后，殷人武力复兴的梦想破灭，便渐渐转化成对一位本民族文化英雄的期待，孔子的学说便由这样背景而生成，故原始儒学实是以古代东方殷人文化为根本之学说。胡适先生的说法虽然有些臆测之辞，但他指出的殷民族复兴梦想应该是合理的。要不然，宋国子鱼也不会说出“天之弃商久矣”的话来。

我认为，在宋国国内可能本身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以子鱼为代表，认为这个时候，若想复兴，谈何容易，不如求全保身；一种意见以宋襄公为代表，认为这个时候若不奋起，机会只会一瞬而过。虽然最终以宋襄公的意见占了上风，但也许正是由于国内意见不统一，才导致宋楚之战，宋师损失惨重。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国人皆咎公”。至于国人为什么要“咎公”，《左传》也没有明说。但看得出来，宋国人是把泓水之战宋师大败的责任归诸襄公的。从战争结局来看，宋师之败，襄公难辞其咎；但是，从整体来看，宋襄公虽败犹荣。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暂且搁下这个疑问。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不得不提出一个新的疑问，那就是，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会两次主动放弃有利的战机?这已经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奇特事件。

春秋时代人们对此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宋襄公是不懂打仗的道理，子鱼在战后对宋襄公的批评，主要是说在战场上没有礼义可言，如果讲究礼义，就不如不要打仗。从“国人皆咎公”这句话来看，子鱼的批评可能也代表当时宋国的民意。《左传》作者大段记录了子鱼的批评，显然也是赞同这种看法的，后来司马迁在《宋世家》中写到泓水之战时基本上是照录《左传》的原文，显然他也是赞同子鱼看法的。另一种看法以《公羊传》所记的议论为代表，《公羊传》记述泓之战的过程与《左传》差别不大，但最后引用的春秋时人评价则与子鱼完全不同：“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里的“君子”便是春秋时与子鱼意见相左的一些人，《公羊传》显然赞同他们的观点。另外，司马迁在《宋世家》“太史公曰”中也提到：“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他提到的“君子”对宋襄公的嘉许，证实了《公羊传》所言不诬。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呢？正方观点中既有君子，也有民意作为支持；反方观点中也主要是君子的看法。但仔细分辨，仍然不能看出，正方的观点主要是从战争的结果来看问题，反方的观点则是从战争的过程来看问题。

我认为，宋襄公图霸之举，不能纯粹从实力和结果来看。论实力，宋国确实比不上当年齐桓公时代的齐国。泓水之战之前十八年即鲁僖公四年，齐桓公带着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迫使楚国签订召陵之盟。但此次南征，中原联军只能说是略挫了楚国北进的锋芒。中原联军与楚国从春对峙到夏，始终没有正面交过锋。一方面楚国不敢贸然应对八国联?，但另一方面中原联军也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不是对楚的军力心存畏惧，庞大的北方联军何以拖延近半年，最后以谈判了局呢?

宋襄图霸(5)

实力强大如此的齐桓公尚且只能如此，那么再看距泓水之战六年之后爆发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更加清楚了。城濮之战虽然是晋国战胜，也是中原华夏族第一次打败蛮夷楚国。但这一次是晋国倾全国之力对付楚军的一支偏师，且晋文公战前仍然疑虑重重，甚至一度想放弃，若非部下给他打气，城濮之战就打不起来。北方国家对楚的畏惧由此可见。而泓水之战是宋国独立抗楚，宋国军力远不逮齐、晋，几乎没有取胜的希望，即使宋军乘楚军立足未稳出击，又能有多少胜算?子鱼事后的批评，也说过即使利用险阻出击，“犹有惧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宋襄公不是傻瓜，也不是战争狂人，颜世安先生就认为，从宋襄公争霸的前后行动来看，他并不迂腐，很会用灵活手段处置不同问题，有时颇为刚狠。如为笼络东夷不惜用人祭，曹国不服则诉诸武力。他在与楚军对阵时坚持军礼，并非不会打仗，相反他运用的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策略。而不是在对付中原诸国时灵活强硬，而在对付楚国时就变成了迂夫子。宋襄公与楚国争锋时一贯注重礼义，并非泓之战时心血来潮。宋襄公自然明白宋国武力不能敌楚，利用齐桓公时形成的夷夏之辨局面，以文化故国的名义号召中原诸夏联合御楚，确乎是宋国能够扼制楚国北进的一个最好策略选择。

那么，可不可以这么说，宋襄公是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我不这么认为，假使没有宋襄公，宋楚之间的战争就能避免吗？不能！因为宋国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其势力来说，都是北进中原的楚国霸图路上的拦路虎，即便宋国不主动出击，楚国的入侵只是迟早的事，也就是说，宋楚之间难免有一场恶战。这一点，我想宋襄公比我们考虑得更早。

有宋八百年间，其早期受周王室的防范，后期则长期处于南北诸大国冲突的锋芒处，其

特殊的身份、文化背景、经济实力以及战略位置，一直为各诸侯国所垂涎。

据杨宽先生考证，宋国的经济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比较繁荣的，宋国所以能成为中原较强的诸侯国，自然条件的优越也是因素之一。《禹贡》徐州，土是赤埴坟，田是上中等。战国时分属鲁、宋、楚等国。“宋国以有桑林着称，蚕丝事业也很兴盛”。

当时有名的大城市：宋的陶邑（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齐的即墨、安阳、越的吴（苏州）、秦的咸阳等。在这些商业城市中，宋的陶邑最为重要。它北临济水，东北有菏水沟通泗水，自从鸿沟开凿以后，济、汝、淮、泗之间构成水道交通网，陶邑正处于这个交通网的中间。陆路交通也是发达的。由此向东北是商业发达的卫国，向东是鲁国和齐国，向西是魏国和韩国。因为它地处中原地区水陆交通的中心，“诸侯四通”，就成为“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这里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人口众多，范蠡就曾在陶邑“三致千金”。范蠡“以为此天下之中，交通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陶朱公”之名便据此而来。直到汉初，包括定陶在内的济阴都还是个人口众多的地区。鲁仲连给燕将写信，就曾说：“请裂地定封，富比陶卫。”

在齐国灭宋前，齐秦赵三大强国都曾想夺取定陶，引起了激烈的斗争。不仅齐愍王要攻灭宋国，而且秦的穰侯魏冉和赵的奉阳君李兑都曾想攻取定陶作为自己的封地。后来张仪游说楚王，谓楚王“举宋以东指，则泗上十二诸候尽王之有己。”到秦汉之际，刘邦还在定陶称帝。由于争夺宋地，曾发生一系列合纵、连横的战争。宋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仅在军事上，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上。这一点楚国最深知其厉害，楚在逐步吞并周围小国后，将重要目标锁定在宋国，故楚北举必攻宋。它不仅自己出兵不断攻打宋国，而且还经常指使郑国等宋周边国家攻宋。《左传》中关于宋楚之战的次数最多。

宋襄公死后，不久，宋与楚媾和。宋成公亲往楚国，主动把宋国放回了二等国家的地位，自此以后，终春秋之世，宋国再也没有机会觊觎霸主宝座。

宋襄公死后第二年晋文公立为晋国国君，不久就成为中原霸主。史家说到春秋霸主都说齐桓晋文，没有宋襄公的位置，直到汉人才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中。

曲沃代晋(1)

8、多难兴邦，霸权转移常在晋

晋国是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说他重要，一是因为晋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一是因为晋国特殊的政治格局。

读春秋史，晋国始于一句玩笑，终于一个玩笑。

晋国的始祖唐叔虞是周武王庶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受封建国，始于一句玩笑。一天，年幼的周成王和弟弟叔虞一起在院子里做游戏，成王把一片桐叶削成珪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给你。”站在一旁的周公（《史记》说是史佚）听到成王此番话，便请求选择一个吉日封叔虞为诸侯。周成王说：“我这是和弟弟开个玩笑呢，怎么要当真吗？”周公（或史佚）答道：“天子无戏言。只要说了，史官就应如实记载下来，按礼节完成它，并奏乐章歌咏它。”于是周成王只好封叔虞为诸侯。正好当时周公刚刚灭掉了今天山西远城、临汾之间的唐国，也需要有人去那里镇守，叔虞就被封为唐侯。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后来的晋国。

这就是“桐叶封弟”一典的由来。

唐代大才子柳宗元不相信这个“桐叶封弟”的故事，专门写了一篇《桐叶封弟辩》。

“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柳宗元说王弟如果应该封，周公应该及时地跟成王说，不能因为开玩笑而弄假成真。王弟如果不应该封，而周公把一句玩笑弄假成真，将唐地封给一个孩子，如此作为怎么能算是圣人？假使成王随便拿着一片叶子去跟宫女、太监们开分封的玩笑，难道周公也要成王兑现吗？大凡君王的道德好坏，要看他做的事怎么样。如果做得不对，即使改变十次也不要紧，一定要做得对了才算，何况他明明是在开玩笑呢？如果开玩笑的话也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教成王做错事了。

柳宗元这一辨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但是，我认为，柳宗元也有些过于认真了，他只是认为这个桐叶封弟的故事不应该是周公所为，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就是周公在教唆成王做错事，但周公是圣人，是不可能去这么做的。但《史记》明确写的是当时的史官史佚而不是周公，柳宗元为何不去辨史佚呢？因此柳宗元对“桐叶封弟”一典的完全否定，也不全对。周公固然不会拿孩子之言来决定国家大事。但事实上，作为武王之子的叔虞本就有资格受封。由于这事年代久远，未能详情，很有可能是等到叔虞成年后，周公或史佚想起成王当年的戏言，便趁机要求成王封弟于唐。并非当即就要成王兑现“戏言”。至于柳宗元说假设是一个宫女、太监，成王会不会开这种玩笑呢？我想不至于。即使要当真，封一桐叶又如何？这件事本身大可以不必当真，真正当真的背后是因为叔虞本身有资格受封。唐本来是一个“戎狄之民实环之”的夷夏杂居国家，民风民俗，价值观念多不一致，故而成王赐唐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因地制宜的治国方针。可见，成王封弟并非仅仅是一句玩笑。

但是，春秋历史上的晋国却是以乱闻名的。先是长期发生弑君篡位的故事；后来则是自毁公室。

弑君篡位风潮始于晋昭侯之际，公元745年，当年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的晋文侯去世，史载，“我周东迁，晋郑是依”，这时的晋君就是晋文侯，公元前760年，晋文侯杀死了与平王对峙了二十余年之久的携王，周平王才真正安定下来，史称“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感激涕零的周平王发布《文侯之命》，给文侯颁发奖状，称赞文侯“克慎明德”，后人将这一锡命收入了《尚书》。文侯之子晋昭侯即位后，分封了叔父成师于曲沃，是为曲沃桓叔。曲沃桓叔成师就是晋穆侯之子、文侯之弟。他娶了齐国公主姜氏为妻，生一长子，取名曰“仇”；后生一庶子取名“成师”。仇，就是晋文侯姬仇，成师就是曲沃桓叔。当晋穆侯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时，晋大夫师服就指出，太子名曰仇，少子名曰成师，这是嫡庶名字的颠倒，预示着晋国将要发生内乱。果然，穆侯死后，他的弟弟殇叔自立为君，太子仇无奈出奔，内乱开始。几年之后，仇又杀了回来，把叔叔干掉，夺回了大位。等到晋文侯仇死后，他的弟弟成师又杀死他的儿子晋昭侯，掀起了六十年晋国内乱的大幕。

曲沃代晋(2)

当然，晋大夫师服的预言仅仅是一种巧合，仇的儿子晋昭侯被弟弟成师所杀以及晋国的六十年内战，其根本原因在于君子所言：“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就是说因为成师的封地曲沃大于晋君的都城翼，叫做臣强主弱，而桓叔受封时已五十八岁，正是有经验、有谋略的年纪，他受封后大肆好德施德，使“晋国之众皆附焉”，因而势力超过了都城翼。又赶上春秋初年那种乱世，桓叔便开始了代翼的谋划。

晋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曲沃桓叔指使晋大夫潘父杀昭侯于绛，弑君成功。但因为晋人还不能接受小宗跃居大宗之上的事实，桓叔不敢进入国都翼，篡位失败，只好等待时机。昭侯之子平立为晋孝侯，晋孝侯十五年（公元前725年），曲沃桓叔之子庄伯率师攻入都城，杀死晋孝侯，由于都人抵抗和荀国军队的增援，篡位也未成功。孝侯之子郄立为国君，是为晋鄂侯。

七年后即公元前718年，曲沃庄伯联合郑邢二国并得到周桓王的支持，讨伐晋侯，晋侯郄放弃国都，逃奔随，（山西介休县东南），周桓王立郄的儿子光为晋哀侯。两年后，公元前716年，庄伯死于曲沃，其子称为曲沃伯，即曲沃武公。晋哀侯为翦灭曲沃连续向曲沃武公发动进攻。但在公元前710年的径庭（山西曲沃县东北）一战中，武公大败前来讨伐的哀侯军队并捕杀哀侯和晋大夫栾共叔栾成于汾水之滨。晋又立哀侯之小子为君，史称小子侯。仅隔四年，公元前706年，曲沃武公设计诱杀了小子侯。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缗为晋侯。晋侯缗二十八年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终于灭晋侯缗，事后曲沃武公以晋之宝器贿赂周僖王，周僖王眼见晋国统一已成事实，无法改变，做了一回顺水人情，正式承认晋武公位列诸侯。《诗经》唐风有一首《无衣》诗写的便是这一史事。

曲沃小宗连杀五君、逐一君，最后取而代之为大宗，在春秋史上堪称罕见。表明晋国公族内部严重缺乏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观念，这种宗法等级观念的缺乏，在曲沃小宗代替大宗立为晋侯后，又演变为自上而下的大宗灭小宗的灭亲风潮。

这一风潮始于晋献公时期。曲沃武公列为诸侯即成为晋武公的次年，就在伐翼之战中死去。公元前677年其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诡诸之名字也是带有纪念意义的。晋武公伐夷的时候，俘虏了夷的首领诡诸。蒍国请而免之。但他不知报答。等到周王室公子子国作乱的时候，就对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武公便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同样的名字诡诸。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晋国的宗法制。虽然晋是周王室的宗亲，按周的宗法制，有大宗、小宗之分。大宗就是嫡长子，继承王位，同一代中的余子称庶子，都为小宗，只能分封诸侯。诸侯也就是小宗中又有大宗小宗之分。大宗仍是嫡长子，继承国君，余子都为小宗，分封卿大夫。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亲亲尊尊”这样一个宗族内部的等级制度。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权力和财产继承的合法性。但是晋国却是权力观念高于宗法观念。“亲亲尊尊”的观念在晋国是很淡漠的。如后来的骊姬对晋献公说的一席话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故长民者无亲，众以为亲。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以众，故不敢爱亲。”“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国语·晋语》）

曲沃代晋(3)

正是由于曲沃伐翼的成功，唐叔嫡系的老宗亲一蹶不振，而桓庄一支的其它室家仍属别子，但已成显族。晋献公为防小宗攫取君位的历史重演，不断诛杀公族。公元前671年，晋献公受到本宗要求公享权力的威胁，采纳士蒍的离间计，先与桓庄一支的群公子合谋将另一支的领袖富子逐出国外。次年，士蒍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又次年，晋献公使士蒍教唆桓庄借群公子之力尽杀游氏之族。公元前669年，士蒍又诱使他们“城聚而处之”，然后进行围歼，尽杀群公子。这样，桓、庄之族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全部被戮，其情之惨，令后来虞国大夫宫之奇感叹不己。他说：“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宫之奇就看出了晋国自毁公室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至此，晋国等于废弃了周王室数百年来亲亲尚恩的世袭制度，也切断了如鲁国那样由近亲贵族把持政权的途径。

此时的鲁国正发生“庆父之难”，楚国也是子元当权。当然这一切，对于周立国以来那种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晋国不任亲而任军功，建立起尊贤尚功的用人制度。凡有军功者，即可以予以提升或赐封。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晋国的这种做法也为后来的晋国三分埋下了祸根。

公元前656年，晋国又发生自毁公室的事件。晋献公诸子，除嫡长子申生外，均为戎族诸姬所生。戎俗更重子以母贵，因而最得宠的骊姬，务必立己子为储君。这时申生已立为太子，号称贤明，“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但晋献公仍屈从骊姬意向，欲立庶子为太子，迫使申生缢于新城。其弟重耳、夷吾虽同为戎夏混血儿，也被迫流亡国外。直到晋文公即位，晋献公之子唯重耳独存。史称“自是晋无公族”。《左传》昭公三年，叔向云：“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曲沃代晋不仅在晋国历史上就是在春秋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晋经历频繁的内乱之后转而势力大为增强。随后在晋献公统治晋国的二十余年时间，晋国大力开拓疆土，先后兼并了今山西中南部多个诸侯国；又向南、向西发展，占据了今晋、陕、豫之间的三角地带，国力迅速上升，很快发展成为中原北方第一强国。《史记·晋世家》写道：“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晋国在春秋整个战略格局当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也就显现出来了。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召晋献公与盟。这是有史以来齐桓公第一次邀晋国参加中原盟会，也表明晋国的崛起甚至引起了东方霸主齐桓公的关注。正在病中的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丝毫不敢怠慢，立刻起程。晋献公走到半路上，遇上了刚从葵丘会上慰问完齐桓公后回返的周襄王使臣宰孔。两人一番长谈之后，晋献公竟然停止脚步，不再赶去葵丘，而是调头返回，这又是为什么呢？

骊姬之乱(1)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三十五年，晋献公二十六年，刚刚将周襄王扶上天子宝座的齐桓公雄心勃勃广发英雄贴，大会诸侯于葵丘。这是齐桓公完成立威、称霸、攘楚、尊王室之后的又一大重要举措，他欲以此会将自己的势力所及扩张到此前尚未到达的西北高原。如果成功取得晋国的加盟，那么普天之下将无处不被笼罩在齐桓公霸业之下。

过去的晋国，偏居西北，其影响力根本谈不上，齐桓公也不把它放在眼里。虽然晋献公跟齐桓公有着某些“姻缘”。原来晋献公娶了个贾国的美女，中看不中用，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结果呢却和齐姜勾搭成奸。齐姜，只要一看这个名字就是知道来自齐国。齐姜就是齐桓公之宝贝女儿。本来是嫁给晋献公之父晋武公的。但武公为了以小宗取代大宗，长年打仗去了。这就给自己的后院留下了宝贵的空间，让自己的聪明儿子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并且还生下了太子申生和秦穆夫人。这种事，齐桓公应该也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了嘛，他能不知道？因此，晋献公也是齐桓公事实上的女婿。晋献公即位之时正是齐桓公称霸之日。过去的晋国和过去的齐国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前，齐国的霸业尚在草创阶段，齐桓公无暇染指西北。可今天不同了，在齐桓公的规划中，东方诸侯、中原列国，南方楚国，成周洛邑，这些事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就剩下西北地区了。而此时的晋国也不再是过去那个任人捏拿的柿子了。要实现齐桓公的整个规划，必须收服晋国，因此齐桓公专门召开了此次葵丘论剑，邀请准女婿晋献公前来参加，其意是很明显的。

接到葵丘论剑的英雄贴，晋献公肯定是非常高兴，就好比今天的一些人接到什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函一样，丝毫不敢怠慢，竟然不顾自己重病在身，急忙收拾行装起程出发。走到半路上，碰到了刚从葵丘大会返回的周公宰孔。人们要问，这边晋献公才出发，为什么周公宰孔却已经回来了呢？原来，葵丘论剑，得到了新即位的周襄王的格外重视。本来嘛，这位周天子就是齐桓公一手扶上马的，如今恩公要开会，作为周天子的本来发一个祝贺电就行了，可他为了表示慎重，特意派了周公宰孔前去赏赐齐桓公一些祭祀的肉，还特别称齐桓公为“伯舅”，声明他年纪大了，又有功于王室，可以不用行下阶跪拜礼。

《左传》说，齐桓公本来打算下阶行礼，听到天子要求他免礼时，齐桓公不同意，说，我小白岂敢不下阶跪拜？于是下阶跪拜，复又登上台阶接受祭肉。但《史记》的记载却不一样，《齐太公世家》说，这时的齐桓公霸业正隆，听说天子特别允许他站着受赐，便伸手过去拿。站在旁边的管仲马上拉住桓公，示意他不可。齐桓公这才马上反映了过来，回答说：“天威近在咫尺，我如果不行下拜之礼，那就是侮辱了天子。”于是下拜受赐。

而且《左传》和《史记》都记载了两次葵丘之会，周天子赐祭肉是在夏天，同年秋，齐桓公复会诸侯于葵丘，这时，周天子派了宰孔与会，桓公“益有骄色”。

两种记载有这么大的差别，到底是哪一次葵丘论剑引起了宰孔的不满，导致他在回程途中碰到晋献公，就劝晋献公不要去参加葵丘之盟呢？据《左传》的记载，夏天那次的葵丘之会，周公也参加了，但没有晋国，只有齐、宋、卫、郑、许、曹这么几个国家。晋国为什么没有参加呢，是不是就是这一次晋献公被宰孔说服不去赴会呢？而《史记》却明确说明是秋天这次会盟，因桓公“益有骄色”而引起了周公的不满。据我分析，太史公的记载很有可能有误，至少如果那年秋天真有第二次葵丘之会的话，晋献公也不可能参加了，因为鲁僖公九年的九月，也就是秋天晋献公就已死了。献公死后，晋国国内随即发生了骊姬之乱。

那么，晋献公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胆敢忽悠起东方霸主来，不去会盟呢？原因可能就出在周公宰孔对晋献公所说的一番话。

宰孔与晋献公究竟说了些什么？《史记》、《左传》、《国语》，都有记载。

《史记》关于宰孔的话记有两种版本，其中《齐太公世家》是这么写的，宰孔说：“齐侯骄矣，弟无行。”而《晋世家》是这么写的，宰孔说：“齐桓公益骄，不务德而务远略，诸侯弗平。君弟毋会，毋如晋何。”后面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齐桓公越发骄横了，不尽力修德而图谋侵略远方，诸侯们都愤愤不。老弟您就不要去凑这个热闹了，他能把晋国怎么样。晋献公就听从了宰孔的话，打道回府了。

骊姬之乱(2)

《左传》僖公九年的记载是：“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所记与《史记》大同小异。《国语》的记载就要详细得多，而且其中似乎还话里有话。

《国语》的记载是，宰孔说：“君可无会也。夫齐侯好示，务施与力而不务德，故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怀之以典言，薄其要结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属诸侯，存亡国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譬之如室，既镇其甍矣，又何加焉？吾闻之，惠难遍也，施难报也。不遍不报，卒于怨雠。夫齐侯将施惠如出责，是以不果奉，而暇晋是皇，虽后之会，将在东矣。君无惧矣，其有勤也。”

翻译过来就是：我看你没必要去参加那个会盟了，齐侯好大喜功，喜欢施些小恩小惠，却好武功而不修德。诸侯到他那里只献一些薄礼却能换来满载而归，其目的就是想让诸侯受到感动，又使那些背叛他的诸侯心怀羡慕。而他每次盟会也就是重申一遍原来那些誓言，多给诸侯些好处，以此拉拢他们。他先后主持过三次盟会保住过三个国家，用以显示他的热心助人。他北伐山戎，南攻楚国，现在为了经略西方又发起了这次盟会。打个比方，一间房子，已经在栋梁上加了屋顶，还能再往上加瓦吗？我听说，施恩的人难以遍施天下，受恩的人又难以报答。施恩不普遍、有恩不报答，最终都会结下怨仇。齐桓公施恩就好比放高利贷，目的就是想要别人报答他，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看他根本没功夫来和你们晋国打交道，东方已经够他忙活了。你也不用害怕他。而且我看你们晋国的危机应该是在国内。

《国语》的记载信息量极大。第一，可以看到，当时就有有识之士看穿了齐桓公施予别人的恩惠的真实用意，道出了齐桓公的野心，也暴露了“尊王攘夷”口号的虚伪性。此前齐桓公对跟随自己的诸侯实现“厚往薄来”，在诸侯遭到狄戎攻击时施以救助，都不是出于真心，仅仅是在笼络他国，为实现自己的霸业服务，他的每一次施予都要求回报。第二，说明了中原诸国虽然不得不暂时团结在齐桓公的旗帜下，但也流露出了一些因为不公平而导致的不满。一般而言，参与盟会的国家之间既有权利又有相应的义务，比如盟主对你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那么你就得付出一定的报酬，这就差等于今天的美国对外援助一般都附带有政治条件。具体的例子就是后来晋国称霸时也规定各会盟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明文规定各国向自己定期定量交纳贡币，借此从别国那里榨取财物。同时，各会盟国还得为盟主国服兵役和劳役，凡盟主有征伐兴修之举，同盟国必须跟从。第三，宰孔的话里还透露出齐桓公之霸权也行将衰落。第四，宰孔还意识到了晋国内部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上述三种可信的先秦文献对此事的记载都指向一点，那就是齐桓公骄，因为骄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故而就有宰孔力劝晋献公莫参加葵丘论剑。应该说，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作为堂堂一国之君，就听了人家一席话而打消自己的既定方针，我认为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再说宰孔的能耐也还不足以动摇晋献公的打算。

倒是极有可能是宰孔想从中破坏葵丘会盟，作为周王室的大臣，宰孔当然不希望天有二日，更看不惯齐桓公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于是便想拉拢晋献公借以遏制齐桓公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因为晋国毕竟是周王室的一个重要屏障。但是，宰孔要说服晋献公也并非易事，凑巧的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宰孔得以说服了晋献公。

其一是他看到了晋献公身有重病，于此次出行不利；其二是晋献公到了晚年也有了一般雄霸之主固有的通病，即和齐桓公一样的骄气。于是他极力渲染齐桓公的骄横，藉此激起晋献公的不满。其三是宰孔有意透露出了诸侯国对齐桓公的不满，以及齐桓公目前的问题，打消了晋献公的顾虑。所以，抱病在身的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了解了齐桓公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强大，也知道他并没有达到对中原地区牢牢的控制，连东方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相信他还无力染指西方，这才促使晋献公随即中道返回。

骊姬之乱(3)

两次葵丘论剑，晋献公都没有参加，我分析，第一次晋献公没有参加，直接导致了葵丘会盟的失败。天下竟然还有不买齐桓公帐的人，这消息一出，敢问江湖群雄会怎么看？于是齐桓公只好再次在老地方葵丘召集群英会，第二次的葵丘会盟，晋献公也没有参加，那是因为晋献公很快就病死了。

晋献公回国之后，病情愈发严重，他将奚齐托附给心腹大臣荀息，不久一代英豪晋献公就撒手而逝了。荀息何人？他怎么就成了托孤大臣？

荀息是晋国两朝元老级大夫，本姓原，晋武公灭荀国后，拿荀国的地来分赏原氏，就改姓荀。晋献公早年雄图大略，荀息是其主要的帮手之一。

当时，地处黄河南北的虢国(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是晋国向中原发展的首要障碍。晋献公遂下决心灭虢，但灭虢又必须经过南部边境的另一小国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境内)，而虞、虢两国唇齿相依，关系又十分密切，晋献公为此而常常头痛。后来荀息献计，请晋献公用北屈的良马、垂棘的玉壁，献给虞君，假道虞国而伐虢。晋献公舍不得宝马和美玉，荀息劝他说：“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晋献公担心虞国有贤臣宫之奇，恐怕虞君不会上当。荀息申辩说：“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于是，晋献公决计贿赂虞君，假道灭虢。

晋献公派荀息带着千里马和名贵的玉壁出使虞国，劝说虞君借给晋师道路而伐虢。果然不出荀息所料，贪婪而又目光短浅的虞君，拒绝了宫之奇的切谏，欣然接受了晋献公的礼品，答应借给晋国道路。晋献公十九年(前658年)任命里克、荀息率兵通过虞国，并会同虞军，向虢国挺进，攻下虢国的下阳(今山西平陆县东北)。为了迷惑虞国，这一次没有去动虞国一草一木，取得了虞君的信任。三年后，晋国再次借道虞而伐虢，灭掉虢国，虢公狼狈逃往周地。在荀息的策划之下，晋师于返回晋国的途中，乘虞国毫无戒备，突然发起袭击，轻而易举地灭掉虞国，俘虏了虞君。晋献公从策划出兵，到借道灭亡虢国和虞国，前后用了大约5年时间，留下假道伐虞，唇亡齿寒等著名典故。荀息因灭虢袭虞有功，更为献公所重用，升为太傅。所以当时与骊姬关系密切的优施就说：“荀息以一璧、马，灭虞、虢二国，其智在里克之上，其功亦不在里克之下。”要她把儿子交付给荀息就无忧矣。

晋献公一死，内乱接踵而至。晋献公还没来得及下葬，献公的托孤大臣荀息也刚刚把奚齐立为国君，早有怨愤的大夫们就联合起来，冲进灵堂杀死了幼君奚齐和骊姬。荀息又立了骊姬妹妹所生的儿子卓子为君，大夫们又冲进去杀死了卓子。荀息眼看无法完成先君嘱托，也悲愤自杀了。晋国陷入了无君局面。

这什么原因使刚刚从内乱中喘过气来的晋国再一次陷于内乱呢？

史上都归诸于骊姬之乱。

骊姬是什么人？骊姬是晋国附近的邻居骊戎首领的女儿。晋献公十五年，出兵击败骊戎，骊戎求和，以国君的两个女儿作为见面礼献给晋献公。长女就叫骊姬，给献公生了个儿子叫奚齐；次女叫少姬，也给献公生了个儿子，叫卓子。天姿国色的骊姬获得了献公的专宠，甚至于到后来，晋献公一天都离不开这骊姬。

那么她真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左右整个晋国甚至是一代雄主晋献公吗？

我认为在这场内乱中，骊姬固然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角色，但更为关键的因素还在晋献公身上。

历史上对晋献公其人的评价，也是毁誉、功过参半。他是曲沃代晋后第二代国君，对日后晋国百余年的霸业确实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他西伐骊戎、北征皋落狄、灭霍、魏、耿、虞、虢，兼并了今山西中、南部多数国家，没有晋献公在军事上的赫赫功业，晋国日后会是怎样的结果，那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周惠王甚至还一度想组建周、郑、晋、楚四方联盟。在他执政的二十六年间，无论晋国内部存在多少权力争夺，也不论晋献公杀了多少人，这些事都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于国家整个的发展走向没有多大关系。晋国在此期间在国力上实实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奠定了大国强国的地位。但是，晋献公为了权力的巩固杀尽亲族；为了废长立幼逼死太子、逼走儿子，这无论是与周季宗法传统还是整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都是背道而驰的，都是犯罪。倘若说完全是为美色所惑的结果也于理不通。那么，深层的原因何在？我分析，晋献公的为人处事，始终只是围绕着他的政治目标，也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宗法制。因为在晋国这样一个特殊的诸侯国，宗法制确实有不适宜生存的土壤。

骊姬之乱(4)

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于汾水流域，非常狭窄，又处在戎狄杂居的边境，但却使其远离中原，尤其是远离齐、楚这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这使得晋国在齐桓公图霸中原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多少外界力量的影响，可以关起门来一心一意搞建设。晋国的周边大都又是实力弱小的国家，甚至是是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游牧部落，这一点晋国和秦国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存在其实是为边疆国家的壮大所准备的食物，晋国和秦国一样都是靠与这些游牧民族的长年征战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逐渐形成了这些诸侯国的虎狼性格，时过境迁，分封之初看似并不理想的地理位置到后来反而成了先天优势。一方面迫使他们走上以武力手段对外扩张的道路；一方面又使得他们为求生存，果断地抛弃传统的包袱，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的政策制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和戎狄打交道，显然就不能采用西周那种“郁郁乎文哉”的礼制。因此可以说，晋献公的所作所为，也是被环境所逼出来的。当然这并不能掩盖他性格上的缺陷。

前面说过，早先晋献公与他父亲的老婆齐姜通奸，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后来嫁给了秦穆公，史称秦穆夫人。反过来，后来秦穆公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穆公夫人的兄弟晋文公，“秦晋之好”就是这么来。申生作为嫡长子理当就是太子。

有了骊姬之后，献公便想立骊姬为夫人。按当时的习惯，要占卜。但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不死心，又占筮，占筮的结果却吉利。献公就很高兴，但占卜的人告诉他，占筮常常不灵，而占卜则要灵得多。况且占卜的卜辞说：“专之渝，攘公之羭。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专宠会使人心生不良，很可能会偷走你的公羊。香草和臭草如果放到一起，十年之后还有臭氧。所以这件事万万行不得。献公哪里肯听。骊姬便立为夫人。

接着，献公又想废掉太子申生，另立奚齐为太子。公元前661年，晋一军扩编为二军，晋献公统领上军，太子申生统领下军。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献公派太子申生领兵去攻打东山皋落氏。这时大臣里克便进谏说：“太子是事奉宗庙祭祀的，国君外出就守护国家，如有别人守护就要跟随国君，跟随在外就叫抚军，守护在内就叫监国，这是古制。统兵打仗，战略决策，发号施令那是国君和正卿的事，不是太子的事。太子领兵，如果遇要都要请示，就失去了威严，如果不请示，那就是不孝，所以国君在太子是不能带兵的。”

晋献公怎么说？他说：“我有好几个儿子，还不知道立谁为嗣君呢。”大家听听，这像是一个国君说的话么？里克只好退了出去。后来，太子申生带兵出征，献公让他穿左右两色不同的衣服，佩上金玦。派狐突做战车司机，派先友做车右。先友傻里傻气，说什么穿国君衣服的一半，掌握着军队的机要，这样可以远离灾祸。而狐突老到，他叹着气说，时令是事物的征兆，衣服是身份的标志，佩饰是心意的象征。如果重视这样的事，应该在半年前就要发布命令，要让这样的事办不成，就给他穿杂色衣服，要想疏远他，让他佩金玦。杂色意味着凉薄，冬天意味着萧杀，金意味着寒冷，玦意味着决绝，况且狄人怎么可能消灭干净呢？因为在中国古代，一直将玉视为国之重器，玉器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同时，玉也是温润之物，是赠送他人表达友善的物品。古代的男子，他们从不会像今人那样在身上带什么金银饰品，因为金银是寒物，无法给人带来温暖，用它们送人就更不可能了。献公不送玉而送他金，这是国君要抛弃太子的迹象啊。由此可见，献公早在这个时候就有另立国君的打算了。他这样做很有可能就是是想借狄人之手去完成自己废长立幼的大计。

对太子申生更不利的事情还在后头。其实，骊姬这个女人和当年宣姜差不离儿，也是一个靠献媚取怜而实则奸狡诡诈之辈。她早就和中大夫预谋好了，为了把自己的儿子变成储君，决定先在太子申生身上下手。

骊姬之乱(5)

但是申生这个人又没有犯什么错误，不是说废就能废的。骊姬第一步是要给申生抹点黑才行。她想了一个理由对献公说太子久居曲沃，您应该多关心关心他呀。你只管说我很想念他把他召来吧，我也想与太子交好，以免将来旦夕有个依靠。献公听她说得如此动听，便召申生。申生应呼而至，先见献公，再入宫参见骊姬，骊姬设飨待之，言语甚欢。

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饭。可是到了晚上，骊姬就变了，在献公面前流泪不止，献公反复询问，骊姬装做很不情愿的样子说：我本来想结好太子之心，故召他来以礼相待，不想太子无礼。

献公问，怎么回事？骊姬说：太子竟然调戏我，还动手动脚。你若不信，他还约我明天同游花园，你到时候来看。第二天，骊姬召申生同游花园，骊姬预先用蜂蜜涂在头发上，远近的蜂蝶果然都聚集到她头上，骊姬便要太子为她驱蜂。老实的申生就从她后面挥舞蹈长袖驱赶蜜蜂。这边献公望见，就以为申生真的是在调戏骊姬，他自然不愿意自己当年的“往事”再一次重现，于是心中大怒，当即要杀申生。骊姬立即跪下求情，说我召太子来反而要杀太子，别人会怎么看？算了吧算了吧，姑忍之。

第一招已然凑效，不久，骊姬故伎重演。她派人送信给太子，说你父亲梦见了你母亲齐姜，你得赶快祭祀一下你母亲才是。太子在曲沃祭祀母亲，按规定，要把祭祀用的酒肉分给自己的亲人。于是申生便把祭酒和祭肉送给父亲一份。这时献公恰好外出打猎去了。六天后献公才回来。献公看到酒就要喝，骊姬马上制止，说外面来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吃呢？于是把酒往地上一洒，地上马上突起成坟堆状，把一块祭肉扔给狗吃，狗立马就死掉了，给一个宫人吃，宫人也死了。骊姬便哭天喊地，大叫阴谋阴谋啊，太子要杀我，我还不如自己死了好。献公明白这酒和肉都是太子申生送来的，便劝好骊姬，对太子申生起了杀心。也有好心人密报太子，太子只好逃亡到新城，献公便杀了他的保傅。

有人劝太子到父亲那里去解释一番，父亲一定能弄清楚。太子申生说：我父亲一天没有骊姬，就寝食不安，坐卧不宁，我如果去解释，骊姬必定获罪。父亲年纪老了，假如因为没有骊姬而不好过，我的心也怎么能高兴起来？那人就说，那你赶快逃跑吧。太子申生又说，父亲还没有查清我的罪过，我就带着这样的罪名出逃，有谁会接纳我呢？于是，太子申生自杀。

申生死后，骊姬仍然不放过。她说还有重耳和夷吾两个公子也参与这样的阴谋。重耳这就是后来的一代霸主晋文公，他的母亲是犬戎人，当年献公伐戎时，收编了犬戎的两个女人，大戎子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子允姬生了夷吾。所以好色的晋献公娶的差不多都是些“楼兰新娘”。

于是重耳吓得逃到蒲城，夷吾逃到屈城。蒲城和屈城都是献公早先为他们两个准备的城池。实际上是献公为了另立新储君而有意把这些非侯选人外放，于是他使赵夙为太子城曲沃，比旧益加高广，谓之新城。派太子申生驻守曲沃，派公子重耳守蒲(今山西隰县西北)，公子夷吾守屈（今山西吉县）。等于是把他驱逐出政治权力中心。当时士蔿（就是那个帮助晋献公杀尽公族的人）监筑蒲、屈二城，士蔿聚薪筑土，草草完事。有人说：“这样草率恐怕不坚固。”士蔿笑曰：“数年之后，此为仇敌，何以固为？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今天果然应验了。献公得知后便派大内高手寺人披攻打蒲城，重耳的舅舅狐偃受其父狐突之命连夜赶来帮助，只好中跳墙逃跑，在逃跑之际，还是被寺人披砍断了一只袖子，好险，最后还是逃出来到了翟国。从此这位二公子开始了多年的流亡生涯。

流浪公子(1)

话说晋献公病死，太子奚齐即位。大臣里克和邳郑在吊孝时把十一岁的奚齐杀了，拥立奚齐的大臣荀息为报答献公的知遇之恩，又立卓子为国君，里克又杀了卓子和荀息。至此，骊姬的一番心血完全付诸东流，她在彻底的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晋献公的五个儿子，死了三个，跑了两个，晋国成了一个没有国君也没人管的国家。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里克大集百官于朝堂，商议推举公子重耳为国君。丕郑父曰：“此事非狐老大夫（突）出面不可。”可是狐突不答应曰：“老夫二子从亡。若与迎，是同弑也。突老矣，惟诸大夫之命是听。”里克遂执笔先书己名，次丕郑父，派人奉表前往重耳浪亡的翟国，准备奉迎公子重耳。重耳见表上没有狐突的签名，就起疑心。魏犨曰：“迎而不往，欲长为客乎？”人家来接你，你不去，是不是打算在这里长住？重耳曰：“你不知道啊，我的兄弟中还有人在，况且二孺子新诛，其党未尽，入而求出，何可得也？天若祚我，岂患无国？”确实，重耳被血腥的亲族残杀吓怕了，他最担心的就是进得了晋国，万一到时要想再出来，就难上加难了。其实，颇有心机的重耳看到他最信任的人狐突没有出面，就担心里面有阴谋。而狐突的儿子狐偃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以乘丧因乱，皆非美名，劝重耳莫回国。乃谢使者曰：“重耳得罪于父，逃死四方，生既不得展问安侍膳之诚，死又不得尽视含哭位之礼，何敢乘乱而贪国？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违。”却说里克等人听到重耳不愿意回国，不得已，只好派人去接公子夷吾。因为里克曾经说过夷吾的坏话：“夷吾贪而忍，贪则无信，忍则无亲，不如重耳。”

公子夷吾在梁，梁国国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生一子，名曰圉。夷吾安居于梁，日夜盼望国中有变，乘机求入，闻听父亲献公已死，就派吕饴甥袭了屈城据为己有。荀息因为国中多事，亦顾不得过问。及闻奚齐、卓子被杀，诸大夫往迎重耳，吕饴甥立即把这一机要情报告知夷吾，夷吾与虢射、郄芮商议，就打算效法当年齐桓公小白与公子纠长跑争位的故事。正在这时，忽然听说国内己派梁繇靡等来迎接，不由得以手加额曰：“天夺国于重耳，以授我也。”喜形于色。

不过，夷吾身边也不乏高参，其中有郄芮就劝道：重耳并非讨厌做国君啊，他不回国必定有缘故，公子切勿轻信。呵呵，到了这个时候，两公子及其身边的人都疑心重重，完全不似当年公子小白与纠。可见，晋献公所做的一切太让人刻骨铭心、不寒而粟了。郄芮还说，国内的人到国外来接新君，都有大欲啊。目前晋国大臣理事，以里克、丕郑二人为首，你还是先厚赂他们为好，即使如此，只怕还有危险。就好比深入虎穴者，必操利器。你要是想回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邻晋之国，惟秦最强，不如打发人去请求秦国，秦国如答应帮我们，那么就可以回国了。

夷吾相信这位十九年的患难之交的话，先是派人承诺里克，一旦做了国君，就把汾阳之田百万赏赐给他，承诺丕郑父负葵之田七十万，并都立下字据封起来送给他们二人。同时打发人去秦国，送上自己的手书，把晋国诸大夫奉迎之意写明，希望得到秦国的支持。

此时秦国的国君正是秦穆公，其夫人是太子申生的妹妹，她恐怕父母之邦灭亡，就天天催促秦穆公帮助晋国快立新君。秦穆公极有心计，他想试探夷吾和重耳哪一个更合适，就派公子絷去向这两位公子吊唁。公子絷先去狄国慰问重耳，对他说：“现在晋国无君，你应赶快回去即位，去晚了就被夷吾抢去了。”重耳流着泪说：“父亲去世了，做人子的悲伤还来不及，哪能丢先人的脸呢？”他谢绝了秦国的好意。公子絷又去见夷吾，夷吾没有流泪，而是对公子絷说：“敝国的大臣里克和邳郑答应帮助我，事成后我分别给他们上等田一百万亩和七十万亩。贵国如果能帮助我，我愿将河外的五座城当做谢礼。”公子絷回去对秦穆公描述了这番状况，大家一致认为重耳贤良，如立夷吾为君，他一定会把国家弄糟，秦国可从中捞到油水。这油水便是秦国几代人都梦寐以求想得到的通往中原的战略要地。

恰巧夷吾也派使者来秦，同时也得知重耳不愿意回国，就打算支持夷吾。

流浪公子(2)

这时东方的齐国闻晋国有乱，也打算联合诸侯谋之，乃亲至高梁之地，又闻秦师已出，周惠王亦遣大夫王子党率师至晋，乃遣公孙隰朋会周、秦之师，同纳夷吾，吕饴甥亦自屈城来会。里克、丕郑父请出国舅狐突做主，率群臣迎夷吾于晋界。夷吾即位，他就是晋惠公。

国人素慕重耳之贤，欲得为君，这回见回来的不是重耳而是夷吾，乃大失所望。

惠公即位，遂立子圉为世子，以狐突、虢射为上大夫，吕饴甥、郄芮俱为中大夫，屠岸夷为下大夫，其余在国诸臣，一从其旧。使梁繇靡从王子党如周，韩简从隰朋如齐，各拜谢纳国之恩。惟公孙枝要求惠公兑现当时的承诺，索取河西五城之地，晋惠公舍不得。群臣中有的说国君即位，秦有大功，应该兑现承诺，把河西五城割让给秦，以免失信于诸侯。有的则反对，因为割去五城等于割去了半个晋国矣，况且这五个城是先君百战经营，苦心孤诣才得到的，怎么能轻易送人呢？退一万步，秦国即使想派兵强行索取，也不至于把五个城全部抢走。面对两派不同意见，晋惠公心里这时又开始打起小九九来，他说，不给秦以五城则失信，如给其五城则自弱，可不可以打个折，给他一两座城呢？呵呵，当时为了国君宝座，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如今得了宝座，才知道这位子实在是坐如针毡。

但是这个打折措施也遭到了群臣的反对，理由是既不是全信，也依然自弱。于是，晋惠公只好听从大家最后的意见，派使者入秦说明不能兑现承诺的原因。派谁去呢？丕郑父。

其实丕郑父心里也有气，原来惠公回国前曾白纸黑字答应赏赐他和里克的土地，等到惠公回国即位后，早就舍不得了。丕郑父到了秦国，说明原由，秦穆公恨惠公自食其言，一怒之下要杀丕郑父。吓得秦穆公手下大臣急忙喊慢。穆公恨恨不己，必报此仇不可。丕郑父就道出了晋国不给五城的奥妙，都因吕饴甥、郄芮阻止，便与秦穆公阴议要先除此二人。

却说郄芮因为里克等人劝说要兑现秦国承诺，反诬他私心为己。里克心里不得意，流于形色，被郄芮看出，便告穆公说，此人原本就向着重耳，后又见国君不肯给他许诺之汾阳的田，心怀怨望，必有所图，如今之计最好是除之以绝后患。

于是晋惠公便以里克弑二君之名，杀了里克。丕郑父从秦归来，听说里克被杀，心中惊疑，便与狐突等人谋议欲另立重耳为君。郄芮早派屠岸夷打入丕郑父他们中间，佯作歃血为盟，却暗地里把盟书交给了郄芮。结果第二天早朝，晋惠公按书索人，丕郑父等人都一一伏诛。

晋惠公先杀了里克，继而一朝又杀了九大夫，仍然认为在外的重耳总是一个心腹大患，就派上次刺杀重耳的寺人披再次前去刺杀重耳。

重耳在狄国一住就是十二年，晋国一些较为有才能的人也跟他跑到了狄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狐毛、狐偃、赵衰、胥臣、魏犨、狐射姑、先轸、介子推、颠颉等人，他们大都在狄国娶妻生子，打算长期住下去。

一天，重耳接到情报，为了躲避追杀，重耳令人拾掇东西，准备逃走。重耳对他的妻子季隗说：“如果过二十五年我不来接你，你就改嫁吧。”季隗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就走吧。我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就是五十岁的老太婆，想嫁也没人要。你不必担心，尽管走吧，我等着你。”不想重耳还没来及启程，追杀令就到了。惊慌失措的重耳来不及等行李跟上，慌忙逃走，从此害得重耳一行人狼狈不堪，不得不到处行乞活命。

重耳听说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去世了，决定去齐国，希望得到齐国的帮助和保护。但去齐国必须先经过卫国。卫国当初造楚丘时晋国没有帮忙，卫君心中怒愤，况且重耳是个落难公子，何必帮忙，卫君就吩咐城门卫兵不让重耳进城。

重耳一行只好忍饥挨饿，绕城而去。在经过五鹿这个地方时，看到几个锄地的农人正蹲在田头吃饭，重耳就叫狐偃去跟他们要一点。农人们看见是一群官老爷，心中有气，说农民们成天饿肚子，没有东西伺候他们，就从地里拿起一块土坷垃送给狐偃。魏犨是个大老粗，脾气暴躁，提起马鞭要打，狐偃却连忙拦住说：“老百姓送土地给我们，就象征着我们将来一定会重回晋国，得到国土，这可是吉兆啊！”重耳这才止住魏犨，大家一起前行。

重耳正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介子推拿来一碗肉汤，重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喝完了才知道那肉是从介子推的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才好。

流浪公子(3)

重耳一行忍饥挨饿地来到了齐国，得到了齐桓公热情地招待，桓公送给他们二十辆车，八十匹马，不少房子，把这一行安排得很舒服，并把自己的宗族的美女齐姜嫁给了重耳，他们就在齐国住了下来。重耳在齐国开始过上安逸的生活，大有后来刘备入吴之势，沉溺于美人计而不思归一样，放弃了君位的想法。

齐桓公死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争位，把齐国弄得一团糟，齐国的霸主地位从此失去，连齐国自己也归附了楚国。重耳等人本是希望借助齐国的力量回国，看看没了希望，重耳的随从就打算离开齐国，到别的国家去想办法。但这时重耳正跟齐姜如胶似膝，不愿离开。

公元前639年的一天，赵衰、咎犯在一棵桑树下商量如何离开齐国，一个女仆在桑树上听到他们的对话，回宫以后偷偷的告诉了重耳的妻子齐姜。齐姜害怕女仆泄露秘密，不但没有给她奖赏，反而马上把她给杀了。齐姜也劝告重耳赶快离开齐国，但是重耳不肯。因此，赵衰等人让重耳喝醉了，把重耳抬到马车上离开齐国国都临辎。重耳醒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只好听从部下的安排。就这样，重耳来到了曹国。

此时曹国国君是曹共伯，只让他住了一夜，而且很不客气，还戏弄他们，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连成一片，很好奇，所以乘重耳洗澡的时候，偷看了他的裸体。重耳得知曹共公对他如此无理，就不由得颇有怨恨之心。唯有曹国大夫僖负羁见重耳手下人才众多，日后必成大事，就暗暗地施以饭食，赠以白璧接济他。

前638年，楚国打败宋襄公军队不久以后，重耳到了宋国。刚打了败仗的宋襄公仍然款待了他，并送他二十辆马车，但是没有能力帮助重耳回国。后来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拒绝接待他。他们就来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贵宾款待，重耳对楚成王也十分尊敬，两人成了好友。

一次，楚成王设宴接待他，楚王开玩笑说：“公子将来回到晋国，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玉石、绸缎、美女你们很多，名贵的象牙、珍奇的禽鸟就出产在您的国土上，流落到晋国去的不过是剩余物资，真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您。如果托您的福能回到晋国，万一有一天两国军队不幸相遇，我将后退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来报答您。如果那时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好驱兵与您周旋了。”“退避三舍”这个成语就出典在这里。

楚国大夫子玉建议楚成王马上杀死重耳，以免给自己留下后患，但是楚成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不久，秦穆公派人去请重耳到秦国，说是要送他回国即位。原来，晋惠公对秦国多次忘恩负义，秦穆公当初打算立个坏国君以便自己可从中弄点好处，结果事与愿违。

晋惠公即位不久即发兵攻打秦国，秦国兵强势大，打败了晋国，并俘虏了晋惠公，后来秦穆公还是将晋惠公放了回去，但让他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善待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后来秦灭梁国，梁是公子圉的外公家，他怕自己失去靠山无法即位，于是在父亲病重时偷偷跑回晋国当了国君，秦穆公十分生气，决定送重耳回国即位。

重耳到了秦国，秦穆公热烈接待他，并把五个女子许配给他，其中就有秦穆公的亲生女儿怀嬴。怀嬴就是过去曾嫁给公子圉的那个，等于是重耳娶了自己的侄媳妇。春秋时期两性关系还是比较自由的，家庭中同辈男女可以再娶再嫁，也可超越辈分嫁娶。子侄弟可以上娶父伯叔兄之妻妾，甚至孙辈也可上娶非直系的祖母。鲁文公十六年，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这就是孙辈娶祖母。鲁宣公三年，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鲁哀公十年，卫大叔疾出奔宋。卫人立遗，使室孔姞。公公娶儿媳、儿子娶后母的情况也很普遍，更不用说堂伯父娶侄媳了，况且重耳一行人都极想跟秦国交好，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秦穆公举行宴会，赵衰在宴会上朗诵了《诗经·黍苗》，表达对穆公的感谢：

芄芄黍苗，阴雨膏之；

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重耳朗诵了《诗经·沔水》，表达了他急于回国的心愿：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穴鸟）彼飞隼，载飞载止。

秦穆公则朗诵了《诗经·六月》，表达了对这些流浪人的同情：

六月凄凄，戎车既饬；

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这时，公子圉已即位，他觉得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流浪在外的伯父重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重耳及其随从的家属写信召他们回来，三月不归，都有死罪。狐偃、狐毛的父亲狐突因不愿写信被杀害了。公子圉还在国内屠杀大臣，弄得人心离散。秦穆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又见时机已到，就决?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大军到了秦晋交界的黄河。过河的时候，重耳掌管行李的人把过去落难时用的物品全搬到了船上，重耳见了，就让他扔到河里。狐偃一见，心里咯噔了一下，赶忙跪下说：“现在公子外有秦军，内有大臣，我们放心了。我们这帮老臣就不必回去了，就像您刚才扔掉旧衣服旧鞋子一样，让我们留在黄河这边吧！”

重耳一听，恍然大悟，立刻让人把破衣服、鞋子、瓦盆等搬上船去，并把玉环扔到河里行过祭祀河神之礼后发誓说：“我重耳一定暖不忘寒、饱不忘饥，不忘过去的一帮旧臣。”这样，狐偃等人才跟随他过了河。

过黄河后随即攻下几座城池，由于公子圉已众叛亲离，晋国的大臣们就不再抵抗，迎立重耳，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四十三岁逃往狄国，五十五岁到了齐国，六十一岁到了秦国，即位时已六十二岁了。他在外流浪了十九年，虽说也有过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过的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受尽了人情冷暖之苦，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见识了各国的政治风俗，锻炼了各方面的才能，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晋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折腾，到了这时人心思定，晋献公的五个儿子中也只剩重耳这一个了，加上重耳的好名声，所以，重耳即位确是理所当然，人心所向。

雄霸北方(1)

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六十二岁即位的晋文公凭借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多年的流亡生涯，即位后就先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首先是安定人心，晋惠公的旧臣吕省和郄芮害怕遭到晋文公的报复，就想谋杀他。他们计划放火烧他的宫室。寺人披听到了他们的阴谋，想预告晋文公，但是文公拒绝让他觐见，因为他有曾经两次刺杀文公的案底在。寺人披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说，当年他要刺杀文公，完全是奉命行事，忠于主上。并提醒他，过去齐桓公没有记恨管仲的一箭之仇。晋文公听了，便宽恕了他。寺人披就揭露了吕省和郄芮的阴谋。

这样，吕省和郄芮得知机事不官，就只好逃走，不久就被秦穆公俘获并毫不留情地杀死了。

至此，晋文公下了一道命令，说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清除，其余概不追究。但原来支持过惠公、怀公的大臣们还是不敢相信，外面谣言很盛。文公正为此事发愁，那个曾经挟带他行李逃跑的管家来见他了。文公当然很生气，见面就骂。但管家却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见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如果您能用我做车夫，在街上走几圈，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能蒙您原谅，那就不会担心了。”重耳觉得有道理，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平息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重耳烧的第二把火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季隗，从齐国接回齐姜，从秦国接回文赢（即怀嬴，因为她原是晋怀公即公子圉之妻，故称怀嬴；后改嫁重耳，做了晋文公之妻，故称文嬴），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封爵。”赏赐的标准则是“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受次赏。”

百余年后，晋国贤大夫叔向与上卿韩起谈起文公流亡十九年却能成功夺位的传奇故事时，曾经做过一番精辟的论述。

叔向说：“我先君文公……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赵衰）、子犯（狐偃）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意思是说，晋文公的成功，首先有赖赵衰、狐偃、魏犨、贾佗这般亲信随从的悉力辅佐，流亡在外又得到了齐、宋、秦、楚等国的帮助，更关键的是在国内还有栾、郄、狐、先等大家族作为内应。

这些人都是功臣啊。

其中文公的舅舅狐偃、连襟赵衰、以及魏武子（魏犨）三人的功劳最大，史学家公认。《史记》把先轸也称为“五贤士”之一，此人后来成为晋楚大战中晋军的三军元帅，声名显赫。但是，典籍中都没有先轸伴随文公出亡后的记载。只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的说法，《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还说：“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狐毛与先轸御秦……退舍（三十里）。”可见，狐氏家族（不算狐偃）和先氏家族实际可能是晋文公在晋国内部的内应，秦穆公率军送文公回国时，先轸还率军阻击秦军，结果却不战先退三十里，加入了文公阵营。狐毛虽有随文公出亡的记录，但史书却也没有提起他在文公身边有过什么言行，反倒也有率军御秦的说法。史载上的矛盾，很可能是史家弄错了。

史载，这些功臣们一个个争先表述自己的功劳，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

介之推心情郁闷，又不愿意表功，只好对着母亲发牢骚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就剩下主公一个还在世。惠公、怀公没有亲人，国内外都厌弃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后嗣，一定会有继承爵位的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主公还能是谁？主公是上天立的，而那几个人还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这不是荒谬吗？盗窃别人的钱财的人被叫做小偷，何况这些窃取上天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的人呢？下面的人现在在赞美他们的罪过，上面的人在奖励他们的欺诈，上下相互欺骗，我难以和他们相处了。”

雄霸北方(2)

于是他带着母亲隐居山林。晋文公得知以后，派人四处寻找，但还是没有找到，只得以绵上之田虚封介子推。民间还流传着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而放火烧山，介子推宁肯烧死也不愿出面，结果与母亲双双被焚的传说。据说“寒食节”就是因为悼念介子推。不过这种放火烧山的说法仅仅是民间传说，史无所出。

后人皆以介之推贤，而说重耳忘恩。其实非也，纵观介之推之功，仅仅够得上那种“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最多能够受次次赏。想当年重耳流浪在外，立这种功劳的又何止一人，介之推怎么好意思当众提他这点功劳？重耳记不起来也是自然。再说，用自己的肉给主子吃，这种人，我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好。这可能是重耳有意不提他的功劳的原因。

《吕氏春秋》说，介子推不肯受赏，出走前曾赋诗一首悬于宫门之上，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诗中将君主比作龙，五贤士比作五蛇，并以“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以鸣自己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此说也不足为信。介子推曾对其母说：“身欲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如是，介子推一心淡出世事，以求退隐山林，那有何必作诗悬于宫门来为自己鸣不平呢？所以，到了《史记》中，这首诗就变成了“介子推从者”悬书宫门，也就是他的随从所为。介子推只怕仅仅是一个因为封赏不公而退隐山林的人，是文公流亡时的一个普通随从。如果史载介之推对母亲所发的牢骚确有其事，那么，这更加只能证明介之推根本不了解晋文公。他认为，重耳得以继位是上天的功劳，与五贤士无关，五贤士表功就是贪天之功，这显然是不符合实情的。

相比起颠颉而言，介之推还算是幸运的。

颠颉应违反军纪而被晋文公处决。

颠颉之死经过是这样的：晋文公后来率军攻灭了曹国，由于文公流亡时曾路过曹国，而且在曹国碰了丁子，所以破曹之后对曹人进行了报复。上到国君，下到兵卒，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惟独对一个名叫僖负羁的曹国大夫善待有佳，命令全军官兵谁都不许骚扰僖负羁及其家倦，理由是当年过曹时，曹国上下只有僖负羁对晋文公很好，还送了食盒和一块玉璧给文公。颠颉和魏犨（魏武子）不满，他俩都曾追随晋文公流浪，可却只得到了他二、三等的赏赐。魏犨倒还受赐继承了魏氏家族的大宗，可颠颉于史册中却找不到显赫的出生记录，想是待遇不佳。二人一怒之下，一把火把僖负羁的家给烧了。晋文公大怒，决定处死二人以正军法，但最后处死的却只有颠颉一人。并将颠颉的首级传于三军，三军上下悚然。

那么，文公为什么独独只杀颠颉一人呢？

根据《左传》的解释，晋文公只杀颠颉一人的理由是因为魏犨乃勇将，舍不得杀。且不

说此种说法对不对，不妨想一想，如果魏犨一同被处决，日后人们在谈起晋文公的五贤士时还会否提及魏犨？显然不会。若魏犨被杀，而再提他为五贤士，这就意味晋文公只因贤士曾犯过纵火案这么点不大不小的错就杀死了与自己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手足兄弟，这未免有辱君严。因违法而被杀的人本就不合“贤”的定义。颠颉在《僖公二十三年》还被列为五士之一，百多年后的叔向却绝口不提，更晚的《吕世春秋》、《史记》都不提，这反倒另人怀疑。因为，后世将贾佗列入五贤士之一，但是贾佗直到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即位后才有活动记载，这就越发奇怪了。即便贾佗确有随文公出亡的事实，只怕当时也是一普通随从，并非核心成员。由此可见，杀颠颉而不杀魏犨，是因为一个是文公流亡时的核心成员，一个则不是，其亲疏远近决定了文公之所以一杀一舍。介之推显然和颠颉一样，都不在核心成员之列。

这一次论功行赏在晋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在晋献公之时，国内公族被他一杀殆尽。而这一次受到文公奖励的人从此跃居为晋国的贵族。

重耳烧的第三把火是安定周王室。

雄霸北方(3)

这时的周襄王想趁着齐桓公刚死的大好机会重新树立王室的威信，为此做了许多事。比如宽赦当年召群戎攻击自己的弟弟子带，把他从齐国请了回来，以彰显宽厚仁义。郑国伐滑，周襄王又出面干涉，跑来做和事佬。郑国一旦尊奉王命，停止对小国的掠夺，那么周襄王就能重树天子的威信，也能让诸侯对东周的能力刮目相看。可是周襄王的戏演砸了，郑文公一心搞扩张，根本不由得周襄王摆布，不但不接受东周的调停，反将两名周使扣压，以示对周襄王的警告。

郑国无礼拘禁天子使臣，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做着重树天子威信大梦的周襄王的脸上。这记耳光打的周襄王龙颜大怒，于是他奋而兴兵。树不了仁义，只好树武威，周襄王要采取军事动作，以战争来说话。可是东周财竭民寡，力量不足，周襄王为了凑齐一支大军，竟然不惜借狄人之力。为了得到狄人的大力支持，襄王与狄人联姻，娶狄女隗氏为王后。

没有想到，这个隗后竟然是一个下流淫荡的女人，嫁到东周没多久就闹出了红杏出墙的绯闻。更麻烦的是，她相中的情人偏偏和当年召戎攻周的王弟子带。王子带本是周惠王中意的王位继承人，但因为齐桓公的干涉而无缘大位；周襄王即位后，他又勾结戎狄攻王；事败之后逃往齐国，又得到了齐桓公的政治庇护；齐桓公本打算那他要胁周襄王，周襄王奋然不应，子带只好在齐国待了十年，直至齐桓公死后才被赦免回朝。回朝后，子带并不感觉王兄对自己的宽宏大量，依然贼心不死，与隗后私通，又与王朝内的亲狄派大臣搅和在一起。周襄王大怒，废黜了隗后。

这一来，原本想结交狄人做后援的周襄王，因废后之事反而得罪并惹怒了狄人。

王子带看见王兄怒废隗后，乐不可支，以为机会到了，马上勾结了几个亲信，联络了狄人，又一次里应外合攻击周襄王。

狄军大举突袭东周，周军措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一批将帅拼死迎战，但未能挡住狄军的进攻，不是战死即是被俘，首都很快就沦陷了。

狄军攻克首都后，王子带自立为王，并迎娶了被王兄废黜的隗后。周襄王本人却早在首都失陷前就自顾自逃之夭夭了。

公元前635年，也就是文公即位的冬天，周襄王逃到了郑国，郑文公前不久才被周狄联军痛揍一顿，吃了大亏。如今自己的对手落魄来投，本可以趁机报复一下。但郑文公没有做这种落井下石之事。相反，理智的郑文公更不愿看到一个牢固的周狄联盟出现在自己身旁，便摒弃前嫌安顿了周襄王，跟他一起谋画对付子带一伙。周襄王在郑国主了下来，然后就向诸侯们写信，言明自己当前的困境，请求帮助。没想到的是，周襄王的求救信号发出后竟然没得到多少人的回应，诸侯只顾自己掠夺扩张，不问天子死活。有心介入此次事件的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

接到周襄王的求救，秦穆公第一个作出快速反映，派军队马上出发，驻于黄河之畔准备迎纳襄王。晋文公得知天子蒙尘，也不顾晋国刚刚安定下来，百废待兴，立即决定采取行动。特别是晋国大夫狐偃敏锐的意识到了问题的特殊性，向晋文公进言，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他的想法与晋文公非常一致。他迫切需要在诸侯中树立威信，此次天赐良机，怎么可能拱手让给秦穆公？

秦穆公虽然动作更快，无奈秦的疆域只达河西，鞭长莫及，无法跨越晋国的势力范围，而晋国得地利之便，抢在秦穆公之前，发兵迎到了周襄王。公元前635，即晋文公二年，晋军南下平定周王子带之乱，子带被杀，狄人败退，护送周襄王回京城。周乱遂告平息，周襄王重归首都复位。

为了感谢晋文公的恩惠，周王把河内、阳樊等地区赏赐给了晋国。因此，文公名利双收，不仅得到了天子赏赐的土地，而且在诸侯中树立了威信，提高了晋国的地位。

雄霸北方(4)

三把火烧完，晋国一时间人才济济，君明臣和，上下同心，出现一幅崭新的政治局面，晋文公开始了他的霸业之旅。

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把晋军分成五个军，赵衰担任新上军的司令，胥婴担任新下军的司令。奖励军功，首开以法制军的先例。西周时期的军事制度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军队在数量上是比较有限的。“师”为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范围上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靠战车的阵地会战来取得，当一方的战车兵被击溃以后，真正的战斗就结束了。所以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双方的胜负归属。进入春秋后，“军”级建制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等一系列社会条件的迅速发展，各国军队数量急剧增大。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战争的方式从春秋中期起有了大的变化。晋国的军队编制正是适应这一时代潮流的。

继而晋文公把目标瞄准了强大的楚国，要与楚国决一雌雄。为了这个目标，晋文公先争取宋国加盟，然后再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国，争取齐国、卫国、鲁国，孤立楚国。在这次战略性的进攻中，晋文公对当年曾经施惠于他的人都慷慨报答，对曾经羞辱过他的人也毫不客气，这就是所谓的“救患报施”。

公元前633年（周襄王二十年），宋国都城商丘被楚军包围。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文公高度重视，他说：“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就是说，这一仗非打不可，打得赢打不赢，晋国都坐赢不输。于是在作了充分的战前动员之后，公元前632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双方在卫国的城濮摆开阵势对垒。

雄心勃勃的楚国也想借此机会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楚、晋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当时，楚军在大将子玉的统率之下，气势很盛，但是楚国对晋国的力量估计不足，楚成王太小气晋文公了，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氏三个部队前来会战。

而晋国除了高度重视之外，还联合了秦、齐、宋等北方联军，同时晋文公又暗中与被楚打败过的曹、卫约好，以帮助他们复国为条件，换来了曹卫的加盟，同时也激怒了楚国大将子玉。

晋文公为报答当年楚国在他流亡国外时的礼遇和款待，下令军队于战前退避三舍（九十里），兑现了他的诺言。本来，根据当时的惯例，一方是国君亲临战场，另一方是以臣子作统帅的话，一旦国君退避，为人臣者是不能追赶的。但楚国子玉一方面怒火攻心，一方面又立功心切，对晋军的后退穷追不舍，这一举动反过来激发起了晋国的士气。晋军后退又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退避三舍”实际上反倒成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楚军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结果两军在城濮（今山东濮县南）展开决战。

晋军主力有军车700乘，每车按25人计算，总计约五万二千余人，由于晋国实行军功制度，故而将士效命，同甘共苦，士气旺盛；而楚军主力主要是若敖氏，他们心高气傲，个个骄横。这样对比之下，谁胜谁败一目了然。《史记楚世家》记载，战一役，晋军纵火焚烧楚军，“火数日不息”，不用说大败楚军。城濮一战，晋国一战而定输赢。事后，晋国还向周天子献俘。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阻碍我了！”这次著名的城濮之战，彻底阻止了楚国的向北攻略，此后，在晋楚争霸的近百年间，楚国虽然几度想打开进入中原的门户，都未能如愿。同时在北方，形成了以晋国为核心的一个稳定的军事集团。战后的五月，晋文公广发英雄贴，召集齐、鲁、蔡、陈、郑、莒以及周天子，举行会盟。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中原霸主。

公元前628年冬天，晋文公逝世，他儿子晋襄公即位。世上子不类父者多矣，那么这位晋襄公能否承继用父的雄风，保持其中原霸主之位呢？这是一个疑问。

天方授楚(1)

9、江汉汤汤，问鼎中原唱大风

就在中原世界大战紧张进行之际，在南方，一个被称为蛮夷之邦的诸侯国正悄然崛起。这就是楚国。

谁也没料到，一个小小的蛮夷之邦最终在中原大地掀起了问鼎巨波，春秋的历史近一半是由楚史写成的。

楚国原是江汉流域的一个小诸侯国，春秋以后，楚国迅速发展，成为占据南中国半壁江山的一个大诸侯国。楚国又被称为“荆楚”、“荆蛮”。“楚”就是荆棘之意。荆棘则有坚韧、顽强和多刺之义。楚国的渊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楚王族的祖先出自中原的颛顼高阳氏。楚国贵族屈原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颛顼高阳氏的活动范围大致在现在的河南濮阳，也就是古代的帝丘。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是帝喾高辛氏的火正，据说能光融天下，因被称为祝融。

在夏王朝时期，祝融发展成夏的一个同盟部落，活动在中原，后又分化出8个部落，俗称“祝融八姓”，其中一支芈姓，始祖季连，季连是祝融之弟吴回（后继任火正）的第六子，就是楚人的先祖。商汤灭夏后，季连这一支不得不从中原南迁江汉、荆山，与当地土著融合。

另一说楚国是九黎、三苗的后裔。九黎是指以蚩尤为首的九大东夷部族，司马迁认为，蚩尤姜姓，炎帝之后。黄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而以九黎的失败告终。有战神之称的蚩尤被杀。蚩尤的死，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一说黄帝使女魃杀蚩尤，一说黄帝受玄女之兵符杀蚩尤。蚩尤死后，东夷九黎集团随之瓦解。一部分族人便退至南方江汉流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建立起一个新的部族，后来称之为“三苗”。梁启超先生说：“三苗九黎，一族两名。”韦昭曰：“三苗，九黎之后。”

那么，一说是黄帝之后，一说是蚩尤之后，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呢？应该说，上古这些史实与传说随着年代的久远，已难以分辨谁是谁非。我认为，楚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它既有黄帝后裔，也有蚩尤后裔，还有更多的土著后裔。

楚国与三苗的关系渊源还有许多的记载可以证明。史载，尧帝征讨三苗的战争就发生在丹水流域，即河南西南部和河南、湖北交界的之处。此次战役大约就是尧舜禹与三苗之战的开始。尧击败三苗，三苗又一次向南迁徙。《史记·五帝本纪》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

童书业先生等认为楚人有可能本是东方种族，是在东征期间被周人硬迁至西方湖北去的。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按此说淮夷和楚人是同一族源。淮、徐、荆、舒等南方种族常连言，故为同族。

蚩尤部落后裔向南迁，虽不载之于经传，但民间都有传说。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如黔东南有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苗族始祖姜央（炎）是从枫树树心中生出来的。苗族学者联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论证苗族为蚩尤之裔。《苗族简史》还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从枫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传说，实涵蚩尤再世之象征意义。另《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蚩尤（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被称为信史的《尚书·吕刑》也将蚩尤与苗民相提并论：“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

天方授楚(2)

当苗民溯湘江而上进入苍梧之际，舜的反映丝毫不比他的前任尧逊色，亲自带领人马御驾亲征，杀向苍梧。三苗之众在退无可退的局面下奋起反击，舜仓皇之下遭到惨败，自己也因此而死。《史记》言“舜崩苍梧之野”。《淮南子·修务训》直接了当：“舜征三苗，道死苍梧。”苍梧就是现在的湖南永州，以前称零陵。

《古史传说》载：夏禹继任后也向三苗发动战争，而正当此时，洪水汜滥，三苗提出配合夏禹治水，以期免除战争。三苗在配合禹治水工程中是作出了贡献的，否则如此大的治水工程，如果没有三苗的参加，单凭夏禹之力，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难以疏通洪水，平贯九州。但三苗终归是华夏集团的心腹大患。夏禹治水成功后立刻征剿三苗。典籍记载，这次征剿三苗之战，三苗遭到了惨重的伤亡。《墨子·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有冰，地圻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镱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竹书纪年》也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圻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金匮》又云：“三苗之时，三月不见日。”

此类记载虽然有些夸张，但形容三苗地区遭夏禹剿灭时战争的残酷。血流遍地，几无人烟，故龙(蛇)出于旷野，犬哭于市郊。三苗就此衰微，但是，三苗并没有就此灭亡，后来逐渐与南迁之楚人融合。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尧舜时称三苗﹐春秋时称蛮。《六韬》说：“尧伐有苗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8231;召类》则说为“尧战丹水以服南蛮”。可见三苗又被称为南蛮。至于三苗与现在的苗族是否有关，学者们也有分歧。一说三苗就是现在的苗族；一说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有文献记载三苗“惟作五虐之刑”﹐最早发明了刑罚，王桐龄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说：“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武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教，大抵皆苗所创，而汉族因袭者”。宋文炳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也写到：“苗夷文化，在现代似无可称述，惟于上古时期，极为发达，影响汉族亦很大。”可见苗蛮文化并不落后。楚人南迁后融合了三苗这一支血脉，逐渐得以发展壮大。“楚”，这一称号大约出现在商王朝时期。《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在商王朝最强盛的武丁时期，楚人被征服。这时的楚人作为殷商的一个方国附庸存在，至商末，楚人在首领鬻熊的率领下，背弃商王，与周联合。《史记周本纪》载，“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这里的西伯就是周文王，鬻子就是楚人领袖鬻熊。《史记·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后来周成王“举文、武勤劳这后嗣”时，因楚祖鬻熊有功于文王，就楚人的故地封熊绎以子男之田，芈姓，居丹阳。这里说的“有功”应该说是鬻熊参与了灭商，有史载鬻熊颇有学识，故而称鬻子，还做过周文王的老师。

但尽管如此，由于周人的宗法制以同姓为大，成王的做法也不过是论功行赏，加以抚慰而已，对楚人自始就不重视。虽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但楚人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回报。《周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连盟会的资格都没有。不仅如此，后来，周对楚人的征伐就开始了。西周金文中就有多处记载，如《过伯簋》铭：“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宝尊彝。”后来周成王长大，辅政的周公遭到他人和成王的猜疑。有人诽谤周公有擅权之心。周公惧而奔楚，还到楚国避难。后来周成王幡然醒悟，又请回周公，再次执掌朝政，即所谓“周公归政”。“周公奔楚”这一件事本身就说明周楚关系不好，否则周公也不敢逃到楚国来。

天方授楚(3)

周昭王时期，周开始南征。但《左传》记载，昭王南征，西六师全军覆没，周昭王本人都命丧汉水。周王室的这一系列征伐，当然引起了楚人的抵制与愤怒。楚人多次表达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与委屈，如《左传》云：“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又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这样的委屈虽然是借口，但也道出了楚人心中的不平。

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伐楚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85年），“伐楚，涉汉，遇大兕”。第二次只隔了三年，“十九年，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同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所谓“南巡不返”只不过是讳言周王死于汉水。周昭王死因，晋代《帝王世纪》认为是楚人设计献上底部凿空后用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行至江中，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周宣王时期，继续南征，先后征服了汉水流域，并分封了“汉阳诸姬”，在周与楚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

周夷王之时，王室衰微，诸侯不朝，楚君熊渠公然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叫板周天子。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明显的叫板和挑衅却只能默不作声，毫无办法，只得任其所为。公元前740年，熊通自封为武王，到武王之时，楚国由“土不过同（一同为方百里），慎其四境，犹不城郢”发展到“小国皆畏之”的一个有影响的国家。他的儿子于公元前689年改国号为楚，称楚文王。到《左传》桓公二年，中原诸侯国开始“惧楚”。《史记》也说：“周衰，楚必兴！”

这段时间，楚国共历熊渠、若敖、蚡冒、熊通几代楚君，他们筚路篮缕，以启山林，兢兢业业，励精图治。

熊渠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据《韩诗外传》云：“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足见其勇力过人，胆略非凡。后来汉唐人称赞飞将军李广，就是袭用这一典故，所谓“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史记·龟策列传》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羿名善射，不如雄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作为。

他沿丹水而下，渡过汉水，进入广阔的鄂西地区，将矛头指向那里的庸国和扬粤。庸，位于今湖北竹山县。《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灭商时曾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一同攻商。庸列于八国之首，应为西土大国。周室分封天下，庸国是否得封，未见史料明确记载。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确认，庸在两周之际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鄂西大国。楚与庸的战争自熊渠一代开始，直到两百多年后的楚庄王时才将它彻底灭亡。熊渠涉汉水南下，先向西攻打庸国，再东向攻打扬越。

《晋侯苏钟》铭文载：“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意思是说，周厉王亲自率众南下，巡狩东南之地。与之对应，《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周宣王曾派大将召伯虎大举南征，《诗·大雅》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周宣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日辟国百里”。楚之锋芒稍稍受挫。

到若敖即熊仪即位二十年后，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楚君蚡（音愤）冒即熊眴。蚡冒十三年，曲沃代晋。蚡冒在位十七年，至公元前741年逝世，其弟熊通杀死蚡冒的儿子而代立。熊通，楚人的又一位铁腕英雄，他的政治远见和才能还在其祖熊渠之上。他的即位真正使楚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勃兴。熊通即位后，正碰上了中原大乱这样一个有利时机。他即位的第十九年，郑伯弟共叔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恰恰相反，这时楚人在熊通的率领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征战，最终消灭汉阳诸姬、冲破周宣王时设置的汉江封锁线。

熊通的动作可以概括为三步曲。

天方授楚(4)

首先是灭权。权国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南，国家不大，但国力却不弱。楚国从熊渠至熊坎几代国君想灭都未能灭掉，到熊通终于实现了先君凤愿。熊通灭权后，以权国故地设权县，命斗缗(权国国君)为权尹。“设县”这一举措意义重大。

中原的县虽在西周就有了，但西周的县还只是泛指郊外地区，不能构成一级行政区域。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即自熊通灭权国而置权县始。直到当代，县仍是中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不久，斗缗反叛。熊通作出果断决策，发兵平板，包围了权县，捕杀了斗缗，然后将权县迁到那处(今湖北荆门市)。此后，楚每灭一国，便把该国的公族迁到楚国的后方，严加监管，对该国的故地则通常设县，因俗以治之。《左传·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事在公元前710年，熊通三十一年。蔡国离楚国较远，郑国离楚国更远，它们都在中原，但也开始怕楚国了。

接着是破邓服随。

汉东诸国中，邓国(今湖北襄樊西北)是地理位置最特殊的一国。他扼守着楚国从鄂中北上河南腹地的水路要道。以邓为界，攻邓则可北上进入河南南阳；不攻邓国，从邓南部东进则可先进入鄂东地区。熊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决定首先沿邓国南部东进，而其实目标则是指向鄂东的随国，计划以逼迫随国臣服来瓦解汉东各国的联盟状态，然后再图北上。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公元前706年，周郑繻葛之战次年，熊通率其三军渡汉伐随。这是在若敖、吩冒时都不敢有这样的奢望。随国在今湖北随县境。是周王朝封在汉江以东的最大的诸侯国，也是汉东诸国之首。熊通采取的是伐谋，想以逼服随国的方式示威汉东，先断汉阳诸姬半壁江山。楚军进逼随国，随侯派人责问缘故。熊通回答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左传》桓公六年也载，楚国陈兵于瑕地，先派人到随国去求和。随国派少师主持和谈。斗伯比便建议楚王把精锐隐藏起来，让随人看到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果然少师回去后便请求随侯追赶楚军，随国大夫季梁劝止，说：“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随侯害怕，便只好答应楚国向周天子转达楚君熊通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天子的拒绝。熊通得知后不知是假装义愤填膺，还是真的生气了，他大吼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在公元前704年自立为王，成为春秋历史上楚国第一王，即楚武王。

熊通称王之后便在沈鹿会盟周边诸侯，但随、黄兩都国没有参加。楚武王就亲自率军攻打随国，大败随军，俘虏了随国的戊车和右少师，随国承认了楚国的王号之后，楚国撤军。

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派使臣前来楚国通报欲与邓国交好。楚武王对巴国的要求表现的很大度，专门派出向导领巴使前往邓国行聘。但到了接近邓东南部边地时，巴使一行突然遭到当地人的袭击，楚武王派出的向导也被杀害。楚武王大怒，立刻派人赶赴邓国予以谴责，并要求邓国应对此事负责。邓国态度傲慢无礼，对楚武王的要求不屑一顾。楚武王怒，派大军联合巴军攻打邓国，大败邓军。

天方授楚(5)

楚武王四十年（公元前701年），楚武王派大将斗廉护送大夫屈瑕去与汉东贰、轸两国结盟。郧国（今湖北沔阳县）为了阻遏楚国势力东进，陈兵于蒲骚(今安陆东南)阻挡楚国使团，并联合随、州、绞、蓼等共谋攻楚。

面对五国联军，楚使团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楚将斗廉主张率兵奇袭，先击破陨军。斗廉认为只要趁他国军队未到的时机先将事件的策划者陨国击败，其它各国自然望风而逃。大夫屈瑕则认为手中军力不足，提出向楚王要求增兵，斗廉说：“军队的胜败在于团结与否，而不在于人数多少。当年周商之战，将军应该是听说过的。今天我军已准备就绪，又何必请求援军呢？”莫敖说：“那我们占卜吧。”斗廉毅然拒绝，说：“遇到无法决择的事才需要占卜，现在我等决心已下，何需占卜?”随即出锐师袭击陨军。郧军措手不及，很快失败。其它各国见陨军大败，果然调头返回。于是楚军败郧军于蒲骚，并最终完成了会盟凯旋而归。

鲁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前往送行。回来的路上，对他的司机说：“莫敖必败。我看他走路把腿抬得很高，这是心意浮夸摇摆不定之表现。”就去见楚王说：“必须派援军接济才是。”楚武王不同意。回到宫跟夫人邓曼说起这事。邓曼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是邓国人，作为楚武王夫人，聪明识人，一些事武王决定不下，常常是邓曼给他出主意，是个贤内助。后人因而把她收入《列女传》。邓曼说：“斗大夫之意并非是指人数多寡，而是说君王要以信用来镇抚百姓，以美德来训诫官员，以刑法来使莫敖有所畏惧。莫敖习惯了蒲骚之役的胜利，就会自以为是，必然轻视罗国。君王如不加镇抚，他就会轻率大意而缺乏防备。大夫就是要君王训诫大家好好督察他们，召集有关部门勉之以美德，见到莫敖要告诉他上天不会宽恕他的过错。否则，斗大夫难道不知道楚军已全部出发了吗？”楚武王听后立即派人追赶，可惜来不及了。

莫敖派人通告全军：“敢于进谏者要受刑。”到达鄢水后，军队一哄而上渡过河后，就乱糟糟地不成行列了，哪里顾得上设防。刚到达罗国，罗军与卢戎两军两面夹击，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莫敖畏罪自缢于荒谷，其它领军将领自囚于冶父等待处罚。楚王下令道：“这都是孤的罪过。”全部赦免了他们。

公元前689年，七十岁的楚武王壮心不减，再次亲征随国。行前，楚武王自感心率不齐，有些力不从心，便告诉夫人邓曼。邓曼对武王说：“大王的福寿怕是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途中与世长辞，国家也算是有福的”。这样楚武王仍然出征。

到汉水东岸后不久，心疾猝发，坐在一棵满树下歇息，当即去世。协助武王伐随的楚令尹斗祁，秘不发丧，率楚师仍按原计划东进。楚军兵临随都城下，随侯不胜惶恐，被迫派人与楚人签订合约，臣服于楚。屈瑕派屈重代表武王进入随都，与随侯会盟。会盟既毕，楚人才收兵回国。到汉水西岸后，才为武王发丧。

楚始图霸(1)

楚武王在位之时，觊觎着中原这块肥肉，一边稳定自己的后方，把楚国的势力伸向江汉；一边为突破周王室设立的“马其诺”防线，展开了第一次对外扩张的灭国高潮。至楚武王死时，“天下之势尽在楚矣”。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楚武王病死军中后，其子熊赀即位，是为楚文王。

楚文王同样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史载其人“强硬如挟雷带电，诡谲如翻云覆雨。”但年青时候他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吕氏春秋·直谏篇》说他“淫于田猎，得茹黄之狗，箘路之矢，以田于云梦，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期年不朝”，有人说“良犬、利弓和美女舟之姬”是他的“三宠”。楚文王得到了茹邑的良犬，宛邑制作的利箭，喜不自胜，带着到云梦去打猎，三个月不回都；他得到一位被称为“丹之姬的美女，宠爱逾常，一整年不上朝。保申就是文王的老师对文王说：先王命臣做大王的师傅，占卜利吉兆。现在大王有罪，臣请大王受罚。文王说：寡人不是小孩了，已经与诸候同列，寡人改过就是，请师傅免罚吧！保申说：臣受命于先王，不敢稍违。大王如不受罚，就是违先生之命了。臣宁开罪于大王，决不开罪于先王。文王无奈，表示“敬诺”，趴在地席上，保申把50根细荆条扎成一捆，自己先中跪下，然后举起地捆细荆条；轻轻放下，让它落在文王背上，这样重复了一次，才说：请大王起身吧！文王觉得这么表演一下无关痛痒，便说受罚不受罚一个样，保申听了，深感痛心，对文王说；臣听说君子受苔为辱，小人受苔为痛。现在大王不以为耻，说痛不痛还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保申快步走出门去，说要投水以请死罪。文王这才认了错，把保申请固来，随即杀死了那条良犬，折断了那些利箭，还放逐了丹之姬。自此后，楚文王顿时像换了一个人，开始励精图霸。

关于这个人，历史上有一段“完壁归赵”的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故事中的那块“和氏壁”不仅令秦王垂涎三尺，也给现代人以无限的暇思。虽然和氏壁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早已遗失，不知所终，但它的横空出世却与蔺相如护壁而归一样，同样也是令后人叹为观止。

《韩非子·和氏篇》记载了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公元前七百多年前，在一个现在叫“玉印岩”(又名抱璞岩，今湖北南漳县西南的地方，附近住着一个石匠，叫卞和。卞和到山上采石的时候，经常看见有一对凤凰栖落在附近的一个石台上，他想起了古人所说的“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就仔细地观察，结果惊奇地发现了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块，他凿取出来后，抱回家让知宝的爷爷辨别，爷爷惊呼：“这是千古罕见的宝石”。经全家商议，决定由卞和把它献给楚王。然而一次、二次的献宝，都被玉尹说成只是一块顽石，以欺君之罪刖去了双足。五十多年后，楚文王即位时，卞和已有七八十岁，成了生活潦倒的一个残废人，伤心地抱着璞石在荆山脚下哭泣，哭了三天三夜，不仅眼泪干涸了，而且流出了血泪。哭声惊动了楚文王，派人去问，卞和说：“我不是哭我自己呀，我哭的是普天之下竞然没有识玉的明君。”文王受其哭声感动，便叫人剖开璞石，果然就发现了里面所深藏的宝玉，后经楚国最有名气的工匠雕琢成了一块宝璧。

文王十分高兴，因玉是卞和献上的，就将这块壁命名为“和氏璧”，准备封卞和为官，但卞和却不愿接受，说：“宝玉面世了，我的心愿也实现了，我就满足了。”卞和献玉的故事本身是个悲壮的故事，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却能够看到楚文王的闪光点，他不偏听偏信，不唯上的作法向我们昭示出他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明君。此外，楚文王还是一个颇能识人用人之君，如《左传·哀公十七年》说文王任命从申国俘获过来的申人彭仲爽为令尹，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职权很大，楚文王敢于所自己国家的朝政交给一个俘虏，可见其用人识人的气魄，后来彭仲爽也不负所望。

由于其父楚武王在位长达51年，因而等到文王即位，早已是人到中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即位后便将都城迁至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郢地处鄂中江汉平原腹地，兼有水陆交通之便，东接云梦，西扼巫巴，北连中原通衢，南临长江天险，自然条件优越，战略地位突出。楚文王定都郢后，楚国已牢固控制了江汉地区。

楚始图霸(2)

接下来，为承继乃父“欲观中国之政”的大志，楚文王随即开展了北进的征途。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北上伐申。

申就是当年帮助外甥周平王杀父的那个申国，是河南南阳境内的封国。楚文王伐申自然是想将触角伸向中原腹地。但楚申之间还隔着一个邓国，如果伐申，必须假道于邓。楚文王和其父一样，都想伐邓，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尤其是此时的邓国国君还是楚文王的舅舅。邓国对楚文王提出的过路要求非常紧张。邓国作为楚的近邻，又扼守着汉江水道，本就是楚国北进第一个应该消灭的国家。邓国很担心楚国会借机灭亡自己，国内的大臣竭力劝说邓侯设计杀掉楚文王。但邓侯胆怯，不敢应允。

《左传·庄公六年》载当时邓国极力主机乘机杀掉楚文王的三位大夫骓甥、聃甥、养甥见此无可奈何，说：“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楚文王很顺当的从邓国国土经过攻打了申国，除掉了周朝南土最大的一个异姓国，将申变成楚国的一个大县。回兵途中果然攻打邓国。

公元前684年，楚文王举兵伐蔡。蔡国在楚文王的北伐计划里是本来排名比较靠后的国家，也没有想到这么早对蔡国动手。文王伐蔡纯粹事出偶然。

原来，息国和蔡国本是友好邻邦，蔡侯、息侯分别娶陈国一对美女姐妹做夫人，两家因此成了“连襟”。有一年，息侯夫人息妫（妫是姓，息为息国之意）回陈国娘家探亲，途经蔡国，就顺道去探望姐姐和姐夫。史载息夫人面若桃花，娇艳动人，是一位绝色美女，楚国人至今都口口相称她为桃花夫人。赶巧了她的这个姐夫蔡侯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色狼，一见美丽小姨子不由得大为感叹，在家宴上对息妫胡言乱语、动手动脚。息妫大感耻辱，拂袖而去，回到息国后就向丈夫哭诉姐夫的无礼。息侯一听，深感欺人太甚，顿时火冒三丈。正所谓兄弟之妻不可欺，何况两家还是连襟，蔡侯竟做出这等事来，此仇不报不是男人!息侯决意报复。

可是怎么报复呢？两家刀兵相见？息侯想了个借刀杀人计，他邀请楚文王去攻打蔡国。说：“蔡自恃与齐联姻，不肯朝贡于楚。若楚军攻我，我求救于蔡，蔡侯年轻而又勇敢，必然亲自来救。我与楚合兵攻蔡，就可以俘虏蔡侯。既俘虏了蔡侯，就不怕蔡国不朝贡。”楚文王一听，好事呀，于是依计北上伐蔡。

小小的蔡国哪是楚国的对手？很快，蔡哀侯在莘地被俘。做了人家的阶下囚，蔡侯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他深知自己的下场是怎么回事，便在楚文王面前盛赞美化息妫。楚文王动了心：“我若能得见息夫人，虽死无恨。”便趁息侯答谢之机来到息国，主动设享礼招待息侯，在席中对息侯加以袭杀，灭了息国。把息妫带回楚国，还生下了两个儿子堵敖和成王。

息妫到楚文王身边之后几年时间里，息妫都没有主动和楚王说过话，楚文王便问她何故。读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周幽王身边也有一个不笑的褒姒，二者何其相似啊。不笑的褒姒与不说话的息妫，对于男人来说无疑都是心头的一种痛。息妫见文王发问，便说：我一个女人，侍候两个丈夫，即使不能死，又能说什么呢？楚文王听了，大为感慨，认为息妫说的是真心话，自己因为蔡侯的一句话才灭亡了息国，这一切都是好色的蔡侯使的鬼。于是文王又率兵攻打蔡国，入其国，灭之。

春秋时的君子感叹蔡哀侯，《商书》说“恶的蔓延，如同火的燎原，不可以接近，难道还可以扑灭？恐怕说的就是蔡哀侯吧。”后来大唐才子诗人杜牧作诗叹息妫云：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

毕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楚始图霸(3)

就因为一个男人好色，阴差阳错成就了一段凄美的故事。此事对楚国、对息妫、对息国、对蔡国乃至当时的国际形势产都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称霸。《史记·楚世家》云：“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见此情势，楚文王加快了北上的进程。公元前678年，楚文王出其不意，灭邓，这一年是楚文王十二年，齐桓公八年。齐楚两大国一西一北同时向中原展开了争锋。

至此，北进中原的大门完全洞开。同年，楚文王以郑厉公复位“缓告于楚”(《左传·庄公十六年》)为由，发兵讨伐郑国，直抵栋(今河南禹县)而还。郑是姬姓国，又是春秋初期大国，楚文王竟借口惩罚，足见楚国已挺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了。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代明主楚文王竟然莫明其妙地死在战场上。

公元前676年秋，巴师袭击楚国权县的所那自。楚国君臣轻视巴人，疏于防范，终至于酿成大祸。事出突然，权尹阎敖因无备而弃守，只身泅水逃命以致巴师长驱北上，一度进逼郢都的南门。文王大怒，处死了阎敖留在那处的净敖的族人不胜其忿，竟与巴事谋反叛，

楚文王仓促间出城迎敌，被巴军打败。等到文王战败想退回郢都时，掌管郢都城门的楚将鬻拳居然拒绝开门迎王。文王没想到自己出城打了一仗，打完了竟然连家都回不了，无奈之下只得领兵渡汉水东进，攻击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打败黄国后再撤回。回程途中，文王身染重病，不幸去世。文王葬在楚俗称为“夕室”的墓地中，葬毕，鬻拳自尽，葬在楚俗称“经黄”的宫门内。

楚文王之死是一大疑案，疑就疑在一个管城门的鬻拳怎么会胆敢将国君文王拒之门外。鬻拳的官职是大阍。相当于一个城门校尉官，地位并不高。郢都乃楚国都城，城内王室公卿大有人在，鬻拳区区一城门校尉，怎么可能压制住所有高官显贵，不让文王进城呢？更蹊跷的是，文王死后竟然也是由鬻拳将他安葬，葬后鬻拳也立刻自杀。这就更奇怪了。

问题出就出在楚王室内部。《史记·楚世家》记载，文王死后，其子熊囏继位。称楚王堵敖。堵敖三年（《史记》误作五年），堵敖想杀死自己的弟弟熊恽。熊恽便逃到随国，然后联合随国将堵敖杀死，自立为君，即位为楚成王。

熊囏和熊恽兄弟俩都是文王与息妫所生。息妫被虏至此时仅仅四年，所以当时的熊囏年纪最多不超过三岁，弟弟熊恽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年纪的一对兄弟怎会杀来杀去？“堵敖欲杀其弟熊恽”的背后其实是楚国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相互争斗。哥哥熊囏和弟弟熊恽均代表各自一方的利益。后来，年幼的楚成王即位后，楚国的权柄落入了楚文王的弟弟子元手中。这么说来，有人怀疑，楚文王之死其实是死于自己的亲弟弟子元之手。

那么子元为什么要谋害哥哥楚文王呢？

初试锋芒(1)

楚文王死后，其子熊囏被拥立即位，欲杀熊恽，文王之弟子元携熊恽出逃随国，借助随国的力量杀回郢都，铲除反对派之后再立熊恽为国君，这就是楚成王。

楚成王享国46年，自幼登基，到最后在中原初试锋芒，也是春秋历史上难得的一代明主。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是时楚人势力几已席卷中原，为中原事实上之霸主矣”；“不特庄王是霸主，成王亦为霸主也。”只可被他的孙子楚庄王更辉煌的霸业所掩盖，一直被人们忽视了。

剪除子元，用贤为政。

子元是杀堵敖、立成王的主要策划者，所以楚成王即位后他就理所当然的当上令尹，执掌国政。子元以王叔自居，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当时的楚国，论势力，最强大的除子元之外还有若敖氏。若敖氏乃楚国国内一大世族，其先祖是两周交替时楚君若敖的直系后裔，是楚王室的分枝。此家以先君之号为氏，故称若敖氏；又因其被封在斗这个地方，所以其后人以斗为姓。若敖氏一族在东周初年可谓人才倍出，比如楚武王手下的一文一武两位名臣：斗伯比和斗廉。此家族为武、文两代楚国的崛起做出了无可争议的巨大贡献，家族势力也日渐炙热，是楚国内一股不可乎视的力量。

子元贪恋嫂嫂文王夫人息妫的美色，《左传》记载，子元竟在王母宫室旁边建馆舍，振铃铎，跳《万》舞，惑以淫乱。岂料文夫人一听此曲，就伤心地哭泣。她说：“先夫当初奏此乐舞，是用来操练军事的呀。如今令尹不把它用来对付仇敌，却在我这个寡妇面前演奏，岂不让人奇怪吗？”《万舞》是当时的武舞，用于演习军事。《春秋公羊传》中说：《万舞》即“干舞”，是手持干、戚、扬、弓、矢一类武器起舞的，以表示威仪。子元表演《万舞》，其本意是想讨得嫂子的欢心。然而却引起文夫人对其夫深切的思念，弄巧成拙，自讨没趣。但没过多久，子元变本加厉，公然住进王宫，企图挑逗文夫人。若敖氏的斗射师找到子元，痛斥他的无道，结果反被子元囚禁。若敖一族本就对子元的嚣张跋扈隐忍太久，现在子元又做出此等有辱尊卑伦常之事，还囚禁谏阻的斗射师，更是怒不可遏。事已至此，若敖氏当机立断，时任申公的斗班率众闯宫，怒杀子元，平息了持续八年的子元之乱。

楚成王任用了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令尹来辅助自己，他便是一代名相：斗谷于菟。

斗谷于菟，字子文，故有人惯称其为斗子文。子文是楚国历史上一代名相，其知名度也许不如同时期的管仲，但对熟知春秋史的朋友来说，他的名声一点不比管仲差。

斗子文是楚武王时的一代名臣斗伯比的儿子，从斗子文的姓氏上大家就能够看出他出自若敖氏，可见子文系出名门。但子文的早年境遇却与他贵族子弟的身份大有区别。子文的祖父若敖（非楚君若敖，乃若敖之后、以若敖为氏的斗伯比之父）娶郧国之女为妻。若敖早死，他的儿子斗伯比曾一度生活在陨国的姑舅家里。伯比在陨国邂逅郧国公主，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生，郧女未婚先孕，生下了子文。

未婚先孕，这对于陨国来说是一大见不得人的家丑，所以郧夫人知道后大发雷霆，为保颜面，不顾女儿哀求，断然把尚在襁褓之中的子文丢弃于荒郊野外，希望将这个不光彩的事情隐瞒下来。正巧当时郧公出外田猎，路过子文被遗弃的地方，赫然看见一只老虎的身下躺着一个初生的婴儿，老虎不但没有伤害孩子，反而以乳哺之。郧公大惊，刹是好奇，回家后就把这件事讲给夫人听了。郧夫人同样感到不可思异，认为这孩子必非凡胎，急忙派人把孩子抱了回来，如此子文才得挽回性命。由于这个小孩子曾被老虎喂养，所以得名谷于菟，即老虎哺养之意。后来斗伯比回国辅佐武王成就功业，被老虎养大的子文也就跟着回到了楚国。

子文任相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度过经济难关。为此，子文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暂停对外战争，全力恢复生产，使楚国迅速度过了难关。特别是他“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毫不犹豫地“自毁纾难”，将全部家财倾囊捐出，为国效力，成为千古佳话。《说苑·至公》还载子文族人犯法，廷理以其为令尹族人而将其释放，子文则大义刑亲，此事深得民心。国人相与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后世有个狂人嵇康还写了一首《六言诗》，其中便写到：“楚子文善仕，三为令尹不喜”。所以不待几年，楚国的经济状况就发生了很大好转，国力亦迅速恢复和增张。如此，楚国北上争霸计划再次启动。

初试锋芒(2)

楚成王初年，大事付诸于令尹。由于其得位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不好冒然北上进犯中原，于是采取了与中原诸侯结好的外交政策，暂时停止了北上，而是着力开拓夷越之地，借以巩固后方，静待时机。夷越是杨越的一支，属百越，湖南东北部、湘中、湘南皆为古越族聚居之地。楚成王的开拓夷越，就是着力开拓湘江中下游的越族地区。不仅扩大了楚国的地盘，而且增强了楚国的经济实力，为楚国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公元前659年，楚成王即位第十三年，他乘齐国正忙于存邢救卫，在北边忙活之际，首次挥师北上，进攻中原门户郑国，开始了与中原诸侯争霸之旅。郑国是春秋史上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诸侯国，“中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得郑则可以拒中国”。对于郑国来说，其“附此则此重，附彼则彼重”。郑国的屁股侧向哪一方，哪一方的份量就不由得增重。紧接着，连续三年三次伐郑，并囚郑聃伯，逼迫郑文公几次试图向楚投降。而当时的中原霸主齐桓公为了保住郑国这块战略要地，制止楚国的北进势头，就在楚国三次向郑用兵之际，齐桓公也先后三次会盟诸侯，合谋以救郑。齐桓公采取的谋略是“夺楚援”、“翦楚党”，“孤楚势”。

地理上的障碍，伐楚必须先经过楚国北面的蔡国。当时蔡国是楚国的属国，无法拉拢。这就意味着攻楚必先攻蔡。可是蔡国没有任何违逆之举，同时它又是姬姓封国，齐桓公“尊王攘夷”也攘不到它的头上，战争理由又从何来呢？为了寻找先伐蔡国的借口，齐桓公使出了一个绝招，一个今人看来都觉得绝得不能再绝得绝招。

齐桓公爱美人，一生宠幸无数，身边姬妾甚多。话说某日风和日丽，正是湖上泛舟的好日子，齐桓公与娶自蔡国的蔡姬一同在园子里坐船游玩。想必蔡姬也是颇得桓公宠爱的宠妾，平日里的相互调情恐怕也少不了，所以蔡姬和自己这位霸主丈夫在一起时也没什么放不开，毫不拘束，有意晃动船身与桓公打趣嬉戏。船身在水中荡漾，桓公表现的很害怕，叫蔡姬住手，蔡姬全当玩笑，依然如故。霸主丈夫借此发怒，叫她滚蛋，把爱妾一脚踢回了娘家蔡国。

蔡姬只因与齐桓公嬉闹就被遣送回国，这对蔡国岳父家来说可谓奇耻大辱。自己家的女儿嫁了给你，到你那儿也没任何品行不端的事情发生，你齐桓公竟然找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就把女儿给我踢了回来，你叫你老丈人的脸往哪儿搁啊？蔡侯一怒之下就将蔡姬另嫁他人。

老丈人觉得脸上挂不住，怒嫁蔡姬于他人，这在我们看来也是情有可原。但不要忘记，蔡姬虽然被齐桓公遣回，可婚姻关系并未解除。何况蔡侯也不想想，如今这天下只有女婿齐桓公欺负他人的事，那有别人敢在自己这位蛮横女婿头上动土的道理？蔡国将尚未与自己解除婚姻关系的蔡姬另嫁他人，齐桓公马上以此为借口，会合诸侯讨伐蔡国。

公元前656年春，在经充分准备之后，齐桓公亲率齐、鲁、宋、卫、郑、陈、许、曹八国联军约千余辆战车，浩浩荡荡南下伐蔡。八国大军刚刚抵达蔡国境内，蔡崩，军民不战自散。联军随即继续兴师南下问罪于楚，直抵楚国北境。楚国突遭八国联军入侵，也不甘示弱，楚成王和斗子文立刻进行全民动员，楚将屈完率大军北上迎击。齐、楚这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真真正正的兵戎相见，双方十数万之众荷枪实弹，对郅于楚国北塞陉山（今河南漯河市东）之下！

楚使到达联军大营后，向齐桓公询问伐楚的理由：“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你齐桓公住在山东（北海），我楚国住湖北（南海），千里之遥，真正是风马牛不相及，你老人家千里迢迢带着这么一大帮人开着战车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什么意思啊？

面对楚国的质问，齐国方面当然要给出回答，回答此次伐楚的理由何在，这叫做师出有名。管仲代齐桓公向楚使列出了三大兴兵理由：一、我齐太祖姜尚当年受周天子的特令，“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也就是说我有尚方宝剑，想征哪里就征哪里，你楚王管不着；二、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二、昭王南征而不复。意思是楚国没有按规定进贡包茅给周王室，害的周王连酿酒的东西都没有了；其次是当年周昭王南征死于汉江，没能安然返回，我现在问你要人。

初试锋芒(3)

其实这三条理由都不成立。第一条，西周开国之初周天子赋予姜太公的特权，那是陈年往事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还翻这个老黄历？再说姜太公有这个特权，又不等于你齐桓公仍有这个特权，无非是显示一下齐国的老资格罢了。第二条，不向周天子纳贡，更是莫明其妙，你齐桓公什么时候也向周天子进贡过呀？再往天下看看这个时候有几个诸侯像以前那样毕恭毕敬地定期向周天子纳贡？第三，昭王南征没有回去，那同样是老黄历了，他到我楚国来，又不是我不让他回去，他自己要掉进水里，谁管得着啊。真正的理由无非两条：一是楚国自尊为王，公然与周天子叫板；二是“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是不给我齐桓公这个霸主面子。但是这两条理由却是齐国万万不能说出口的，前者是因为楚国自视蛮夷，俨然独立于中原正统诸国之外，加之之前曾两次称王，当时齐国当时也都装聋作哑，此时也不便提及；后者则是齐楚之间争地盘的缘由，齐也是不好意思讲出来的。只好甩出前面三条理由来，只等楚人接招。

所谓“箭来碑挡，弓开弦断”，齐人怎么锋来，楚人就会怎么撄其锋。楚使回答说：没有按时进贡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会立刻补上的。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安然返回，还是请你到河边去打听打听吧。楚使的态度非常明确，承认你齐国有想尚方宝剑，也承认我未向周王进贡有错，但这时问题都不足以你兴师动众，我知错就改还不行啊。同时断然否认了自己与昭王南征不返有任何瓜葛。

经过此番交涉，齐、楚双方相互打探了对方的虚实，齐国未能给出足够的伐楚理由。迫于楚军全数北上迎战的压力，八国联军暂后撤至召陵(今河南郾城东)驻扎。齐、楚双方一方面在对峙，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妥协的办法。经过几番磋商，双方同意订盟媾和。

楚国派出大将屈完代表楚成王北上召陵联军驻地，与齐桓公举行首脑峰会，商讨会盟事议。

屈完来到召陵，为了展示军威，齐桓公请屈完与他同车检阅诸侯三军。后来国家元首出访外国，也都搞这个仪式，大概就渊源于这个时候吧。一边检阅军队，齐桓公一边向屈完炫耀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哈哈大笑，针锋相对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轻轻一语把齐桓公射来的箭挡了回去。楚国占有南阳盆地之后，曾为了抵御当地的戎患在此地修建了一座成东、北、西三面有规则方形的长城，此城唯有面向楚国本土的南段不修，故称方城。如果齐国率军南下进入湖北境内，其军若欲攻打郢都则必须跨过汉江天险，到时位于河南南阳的方城就将完全处于联军北方。楚国军民自当以汉江天险阻击联军，方城守军南下攻其侧后，联军必将身陷前后夹击。若是联军先攻方城，则方城易守难攻，楚国本土之军亦可北上支援。楚国凭借天陷地理，再加军民同心，齐桓公军队再多，也未必能取胜。这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齐国固然势大，高科技装备齐全，但我也可以像伊拉克那样，和你打打巷战或者游击，你尽管人多武器好又有什么用呢？看谁耗得起。

齐桓公权衡得失，最终做出妥协，同意与楚媾和，与屈完签订了盟于召陵，史称齐楚召陵之盟。楚国暂切隐忍，表示不再北上攻打中原诸国。八国联军随即北归。

召陵之盟，表面上楚国的北进之势暂时受到遏制，实则双方打个平手。但这无疑是春秋历史上的重要一笔。

此事之后，楚国反而更进一步的认清了未来大势的走向，明确了自己欲要图强就必须首先面对北方新兴强国挑战的事实。楚国在此后更全面完整的制定了自己的北上方案，为日后逐鹿中原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相反，召陵之盟也是齐桓公霸业走向衰落的开始，所以，召陵之盟实际上是大国争霸的先声之作，它终结了某一个霸主独霸中原之势，开启了群雄争霸的历史大门。

泓水之战，与宋争锋

召陵之盟会，楚成王审时度势，重新部署，决定经略淮域，与齐国迂回争锋。召陵之盟的第二年秋天，齐桓公又会诸侯于首止，以定太子郑之位。这一来触怒了周惠王。这时的周惠王正想废长立幼，想改立王子带为太子。于是周惠王便唆使郑文公叛齐而投楚、晋。郑文公喜得王命，退出了首止之盟。齐国同盟内部出现分裂。楚成王趁此良机，灭掉了弦。给了齐国一个下马威。公元前649年，成王又借口黄国不归楚贡，出兵伐黄。黄国守了三个季度，都没有等来齐国的援军，于第二年夏天被楚所灭。公元前646年，楚国又乘胜灭英。如此三国一灭，打破了齐国的犄解之势，为楚国东进齐国扫清了一条道路。而齐国竟然无力救助，一方面表明齐国己无力与楚国正面交锋，另一方面又使齐国失信于诸侯，造成“诸侯日散，霸业日衰”。公元前645年春，楚成王又深入东夏，起兵伐徐。徐是齐的忠实属国，兼有姻亲关系。楚国拿徐国开刀，就是想杀鸡给猴看。齐国不得己等到楚国与徐国打了两个月之后才有所反应，召集宋卫等国会盟商讨对策。不想诸侯救徐，楚师并不后退。齐桓公又不得不另想办法，伐厉以救徐。厉在徐楚之间，是楚的属国。这种围魏救赵之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相反，齐军陷入厉国，进退不得。不得己，齐国和各诸侯国只好各自自行撤兵回国。这一仗表明齐国已不敢和楚国正面交锋。

初试锋芒(4)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齐国发生内乱。齐国联盟也随之作鸟兽散，诸侯转而投靠楚国，郑文公就曾亲自到楚国聘问。于是楚成王掉转锋芒，直指北方中原。这时楚国的矛头就是中原的宋国。

而这时宋国的宋襄公见齐桓公已死，渐有称霸之心。公元前641年，楚成王示意陈国出面，召集齐鲁陈蔡郑等与楚国关系好的诸侯会盟，意在“无忘齐桓之德，修桓公之好”。此时齐桓公仍是名义上的盟主，其实背后真正的盟主是楚成王。这次会盟的结果就是“自有此盟，然后宋孤”。公元前639年，不甘寂寞的宋襄公也决定大会诸侯。一心想以仁义之名号召天下的宋襄公不听大臣劝告，结果在会盟现场被楚成王伏下甲兵，活捉了。并且要挟着宋襄公，把他绑在战车上前来征讨宋国。无奈宋国国内有备，楚成王未能如愿，只好释放宋襄公，宋襄公也因此威风扫地。图谋报复的宋襄公于第二年借口郑国朝楚而伐郑，楚国派兵相救，宋楚两军于泓水展开大战。泓水之役，宋襄公大败而归，并留下了千古笑话。

公元前633年，楚国又联合陈蔡郑许四国联军伐宋。十二月，楚成王大会诸侯于宋。到此时，“春秋列国，陈蔡郑许以地近而从楚，宋以先伐之后，至此不得不从楚。”诸侯俱拱手南向。

楚成王初露锋芒，至此一帆风顺。然而，公元前632年，晋楚之间爆发了著名的城濮之战，当时晋君就是曾经逃难时受到楚成王款待而不杀的重耳，重耳为报楚成王，退避三舍，以激怒楚国的大将子玉，子玉因为骄兵轻敌而大败。但是楚国虽然战败，但于大局无碍，元气未损。

公元前628年，阳处父率晋师伐蔡，楚成王派令尹子上率楚师救蔡，两军夹滴水而阵，晋军不能前进，又惧怕楚军，不敢渡河，阳处父想退兵，但怕人家笑他害怕楚军。就派人对斗勃说：“来者不惧，惧者不来。你要是想与我开仗，我就退三十里，让你们过河来布阵，我与你决一死战。如果你不敢过河，就请你们退三十里我过河去与你决战。”斗勃大怒说：“晋军欺我不敢过河？”就想渡河决战，成大心说：“晋军说退三十里，是诱我渡河中时，乘机袭击。不如我们退三十里，让晋军渡河，我们必胜。”斗勃醒悟了，就退军三十里。阳处父对将士说：“楚军怕我们，已经跑了，现在已是秋末，天气又寒冷，暂时回去，以后再来打他们。”就班师回晋国了。斗勃过了两天才知道，也只好班师回国。于是各自引退，太子商臣对成王说，子上是受了晋人贿赂才退兵的，这本是商臣有意进谗言，成王未能觉察。商臣是楚成王的长子。原来，楚成王打算立商臣为太子，便去征询子上的意见，子上对此持异议，子上说：“君王的年纪还不大，而且内宠又多，如果立了商臣又加以废黜势必带来祸乱。楚国立太子常常选择年青的。而且商臣这个人，眼睛像胡蜂，声音像豺狼，个性残忍，不适合做太子。”楚成王不听，商臣为此而衔恨。果然立了以后，又想废而另立王子职。商臣知道了这个情报，但还不敢肯定。于是就去问他的老师潘崇如何才能弄清楚真相。潘崇便给他出了主意，你可以设宴招待江芈，故意表示不尊敬就行了。

江芈是什么人呢？她是成王宠妾的妹妹，也就是商臣的姑母。

商臣设宴接待她，中途故意对她不礼貌。江芈果然发怒道：“你这个畜生，难怪君王要杀掉你另立职为太子了。”

商臣告诉潘崇，事情弄清了。潘崇对他说，你可以事奉公子职吗？商臣回答：不能。潘崇又问，你能逃亡吗？商臣说：不能。那么你能办大事吗？潘崇再问。这时商臣回答：能！

要办大事，先得除掉令尹子上。这时，正好令尹子上出征晋国无故退兵，引起了成王的疑问，商臣趁机离间。此时的成王头脑己不如当年清楚，宁愿相信自己的儿子商臣，不经查证，便处死了子上。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楚成王废掉了商臣的太子之位。十月，商臣率领东宫的甲士包围了王宫，逼成王自尽。成王请求死之前煮一只熊掌吃，有人说成王生前好吃熊掌，有人说熊掌难熟，成王意在拖延时间等候救援。但不管怎样，商臣不许，成王终于被迫自缢而死。

一代明主楚成王死后，商臣给他上谥号为“灵”，楚成王死不闭眼；改谥为“成”，才闭上眼睛。成王的一生，假如置个人的荣辱不计，专论国家的盛衰，可以说楚国的霸业无疑是在成王时奠基的。后世有学者认为，楚成王应是一个真正的霸主。

问鼎中原(1)

商臣逼杀楚成王之残忍与情节之恶劣在楚国乃至春秋史上写下了令人厌恶的一页，但是

丝毫不影响楚国的内部稳定和图霸中原的既定方针。商臣即位，他就是楚穆王。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前625—前614年），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穆王镇压了企图谋杀自己的楚大夫斗宜申(子西)与仲归(子家)后，国内形势基本稳定。

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却发生了新的变化。

主要变化就发生在曾与楚国争霸的晋国。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晋襄公卒，晋卿争立新君，相互攻杀。第二年，晋襄公之子继位，是为晋灵公。晋灵公年幼，无志图霸，实力已不如前。但河西之秦国却已渐渐崛起，秦穆公亦力图插足中原。早在公元前628年(楚成王四十四年)，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即命孟明视等袭郑，次年灭滑(姬姓，今河南偃师东南)而还。晋与姜戎在殽(山名，今河南灵洛、灵宝间)截击秦军，秦全军复没。秦原有恩于晋，从此原来的“秦晋之好”开始转变成世仇，相互攻伐不止。楚、秦则因为利害相同，两国结为姻亲之国。据秦《诅楚文》载：“昔我先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相壹。绊以婚姻，蕝以斋盟。”楚成王与秦穆公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有助于楚国的继续争霸。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国势不盛，对楚国扩张，不形成障碍。楚穆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向北、向东进取的。

公元前624年(楚穆王二年)初，晋联合宋、鲁、陈、卫、郑等攻打楚之附属国沈(今安徽沈丘东南)，沈败溃。四月，秦军渡河攻晋，至殽，埋葬秦晋殽之役中阵亡的秦军尸骨而还。秋，楚军出兵围攻江国(嬴姓，今河南息县西南)，晋亦即举兵攻楚救江。第二年，秦又攻晋，楚乘机灭江。江既是晋的盟国，又是秦的同姓国，楚穆王乘秦、晋交战之机，迅速攻灭，也显示了楚穆王的果断。

公元前622年(楚穆王四年)，秦军攻打从楚之鄀（今河南淅川西南)，楚穆王未予理会，不久，让鄀君南迁建新都，史称上鄀(今湖北宜城东南)。楚国西境息宁，即移兵东向，同年秋，楚穆王遣成大心(子玉的儿子)、仲归(子家)率军灭叛楚即东夷的六国(偃氏，今安徽六安北)。冬，楚公子燮又率军灭蓼(姬姓，今河南固始东北)。

这一年是楚穆王攻城夺地的丰收年。他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在淮河流域灭掉了两个国家。

公元前621年(楚穆王五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卒，晋又争立新君，秦、晋交战不断，第二年，晋国由赵盾大夫主持国政，与齐、宋、卫、陈、郑、许、曹之君会盟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自此开始由大夫主盟诸侯。《左传·文公九年》载，针对这样一个有利形势，楚大夫范山就对楚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公元前618年(楚穆王八年)春，楚穆王听从了这一意见，即挥师北上，驻于狼渊(郑地，今河南许昌西)，攻打郑国，囚禁了郑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郑国被迫与楚国媾和，等到晋国来救，楚军已还。夏，楚国又攻打陈国，以惩罚陈之附晋，占领了陈的壶丘(今河南新蔡东南)。秋，楚息公子朱自东夷伐陈，为陈所败，公子筏被俘。陈以小胜大，反而惧怕而请和。冬，楚穆王遣越椒访问鲁国，以示亲善。

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夏，楚穆王杀斗宜西、仲归，消除了内患，于这年冬，会陈、郑、蔡等国国君驻军于厥貉(今河南项城境)，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左传·文公十年》谓宋昭公“遂道以田孟诸”。）宋、郑、陈等中原国家转而附楚。麇(今湖北西北部)君本从楚伐宋，中途却逃归，楚穆王于次年即兴兵伐麇，败麇军于防渚(今湖北房县)，兵锋直抵锡穴(麇都，今陕西白河东南)。

厥貉之会和“田孟诸”，是楚国城濮败北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

公元前615年(楚穆王十一年)，《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群舒”按杜预所说就是东夷的一个血族相同、居地相近的群体。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鲍、宗、巢等偃姓部落和小国，其地望约在今安徽六安市东北地带。令尹成嘉(子孔)率军镇压，执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

问鼎中原(2)

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十二年)，穆王卒。子旅即位，他的即位，标志着从此，楚国历史上乃到春秋历史上一位最有为的国君开始了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就是楚庄王。

要认识这个人，我们先来讲两个故事。

一是“问鼎中原”。

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领兵至洛水，在周天子脚下耀武扬兵，检阅部队。刚刚即位的周定王不知道这个向来不顺从的楚子到底要干什么，于是派王孙满去慰问楚军，实际上是探探楚国的虚实。王孙满就是崤之战以前在成周北门之上观秦国之兵，并认为秦军无礼，判定秦军必败的那个童子。楚成王风光了一阵子，还觉得不过瘾，正好天子派人来了，于是就想趁机向周天子挑衅一下。

在闲谈之际，楚庄王装做不懂而好奇，向王孙满询问周天子的那个宝贝九鼎到底有多轻多重多大多小。

鼎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最先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两千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一般来说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成为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列鼎通常为单数。有的学者根据文献及考古发现九鼎应为诸侯之制，七、五鼎为卿大夫，三、一鼎为士级，天子之制为十二鼎，是双数，但至今未见周天子之陵墓，故这个记载是否正确还有待证实。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统治者往往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周易》中有“鼎卦”，象征革故鼎新，卦象十分吉祥，亨通。《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九鼎的来历，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岛，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因而“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等。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这种礼俗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为庆贺联合国50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5年10月21日在联合国总部，向联合国赠送一尊青铜巨鼎——世纪宝鼎。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之际，中央政府向西藏自治区赠送“民族团结宝鼎”，矗立于拉萨人民会堂广场。

既然九鼎是天子的神器，作为诸侯的自应不能心有邪念。如果说一般人问问倒也罢了，但是楚庄王来问，就有了另外的含义。最明显的就是周天子是王，你楚子也称王，本身就是一个僭号，此时再来问鼎，岂不有取而代之之心？

所谓言为心声，王孙满何等聪明的人物，一眼就看穿了楚成王的用心。但碍于面子身份又兼楚王势大，不敢发作。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楚庄王：“在德不在鼎”。这五个字也可谓一言九鼎。因为春秋时期尽管周德已微，但名义上仍然是诸侯之主，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的强大在于施德政，而不是某种器物。然后他又历数了九鼎的光辉历史。他说夏禹实施德政，各地诸侯都把自己那里的奇异之物绘制图，献给朝廷，九州岛的长官也把金属制品上贡。于是夏禹就把这些金属品做成九鼎，上面铸出各种奇异之物的形状。这样，百姓在山川林泽就不会碰到妖怪，不会遇到不顺利的事。因此上下和睦，都可以受到上天的赐福。夏桀昏乱，九鼎就迁到商朝。商纣暴虐，九鼎又迁到周朝。有美德的时候，鼎小也是很重的；背离德行的时候，鼎大也是很轻的。而且上天保佑有德行的人也是有限。成王定鼎于郏（辱耳）之时曾经占卜，结果说可以传三十代，历七百年。于今”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成王听他上了这一大段政治理论教育课，也无话可说。大道理都讲到这个份上了，再说他也并不是真正想灭掉周王室，再看王孙满也不是个孬种，天子身边还是有能人的，凭自己眼下的势力还无法跟周天子争天下，况且天下还有那么多的诸侯虎视眈眈着呢？于是收兵而去。

问鼎中原(3)

这就是著名的问鼎中国。这个典故给楚庄王添了不少的名气。后世把诸侯争霸，群雄逐鹿就称之为问鼎中原。

二是一鸣惊人的故事。

楚庄王刚即位之时，晋国见楚国忙于办丧事，便趁机又重新会盟诸侯，将楚国拉过去的陈、郑等国又收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一举动激怒了楚国的贵族大臣们，他们都要求与晋国决战。但是，楚庄王仍无动于衷。三年过去了，楚庄王依然整天打猎、喝酒，不理政事，还在宫门口挂起块大牌子，上边写着：“进谏者，杀毋赦!”这一天，大夫伍举进见楚王。楚庄王手中端着酒杯，口中嚼着鹿肉，醉醺醺地在观赏歌舞。他眯着眼睛问道：“大夫来此，是想喝酒呢，还是要看歌舞?”伍举话中有话地说：“有人让我猜一个谜语，我怎么也猜不出，特此来向您请教。”楚庄王一面喝酒，一边问：“什么谜语，这么难猜?你说说看。”伍举说：“我听说‘楚京有大鸟，栖上在朝堂，历时三年整，不鸣亦不翔。令人好难解，到底为哪桩?"我猜了好久都猜不出来，心中犯疑，不鸣也不翔，这究竟是只什么鸟？”楚庄王听了，心中明白伍举的意思，笑着说：“我猜着了。它可不是只普通的乌。这只鸟啊，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等着瞧吧。”伍举明白了楚庄王的意思，便高兴地退了出来。

然而，过了几个月，大臣们并没有等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大鸟。倒是楚庄王这只大鸟依然故我，既不”鸣”，也不”飞”，照旧打猎。喝酒欣赏歌舞。大夫苏从忍受不住了，便来见庄王。他才进宫门，便大哭起来。楚庄王惊问：“先生，何事这么伤心啊?”苏从回答道：“我为自己就要死了伤心，还为楚国即将灭亡伤心。”楚庄王很吃惊;便问：“你怎么能死呢?楚国又怎么能灭亡呢?”苏从说：“我想劝告您，您一定听不进去，肯定要杀死我。您整天观赏歌舞;游玩打猎，不管朝政，楚国的灭亡不是在眼前了吗?”楚庄王听完大怒，斥责苏从：“你是想死吗?我早已说过，谁来劝谏，我便杀死谁。如今你明知故犯，真是傻极了!”苏从十分痛切地说：“我是傻，可您比我还傻。倘若您将我杀了，我死后将得到忠臣的美名;您若是再这样下去，楚国早晚是要灭亡的，您就当了亡国之君，您不是比我还傻吗?我的话说完了，您要杀便杀吧。”

楚庄王忽然站起来。动情地说：“大夫的话都是忠言，我必定照你说的办。”随即，他便传令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决心要大干一番事业。楚庄王首先整顿内政，起用有才能的人，将伍举、苏从提拔到关键的职位上去。当时楚国的令尹和斗越椒野心勃勃，想要篡位。楚庄王便任命了三个大臣去分担令尹工作，削弱了他的权力，防止了斗越椒作乱。

这就是著名的成语“一鸣惊人”的出典。

《史记·楚世家》记有此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同是《史记》，司马迁又在《滑稽列传》中把这一故事写到了齐威王与淳于髡身上。同一个故事怎么可能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身上呢？这就是司马迁的不察了。后人一般都倾向于此事发生在齐威王身上。但我不这么认为，司马迁之前韩非子在其书中《喻老》篇就记载有此事，主人公是楚庄王。从故事本身来看，发生在楚国的可能性要比发生在齐国的可能性大得多。

从这两个故事大致可以看出楚庄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第一，他有敢于问鼎的气魄，第二，他沉得住气，又有一鸣惊人的大志。

周定王二年，也就是楚庄王问鼎之后回来的次年，趁楚庄王不在国内，原来被削职的斗越椒公然造反。庄王知道硬拼于己于国都不利，便首先稳住他，说：“斗氏一家于楚有大功，宁肯使越椒负我，我决不负越椒。”接着派苏从去讲和。斗氏以为庄王怕他，愈发骄横。庄王假意退兵。暗中于途中河边设下埋伏，同时又派一队士兵在附近活动以作诱饵，单等斗氏来追。斗氏果然来追，待过了河，遇上伏兵，方觉上当，正要退回，河上的桥己被人拆了。慌不择路的斗氏只好涉水过河，就在此时，岸上庄王的士兵早已箭如雨下。其中一位神箭手叫养由基的，一箭就把斗越椒射死。斗氏之乱平息。

问鼎中原(4)

斗氏之乱平息后，楚庄王召开庆祝会。六年没有喝酒，六年没有听钟鼓之音的楚庄王高兴之至，把自己最爱的许姬叫来，让她为大臣们献舞敬酒。突然，一阵风把殿上的蜡烛都吹灭了。黑暗中，有人拉住了许姬的袖子，捏她的手。许姬非常生气，顺手把那人帽子上的缨揪了下来，许姬拿着帽缨来到楚庄王跟前，悄悄说了几句。楚庄王一听，立即吩咐正在点蜡烛的佣人停下来，大声对群臣说，今晚难得高兴，君臣之间也不必拘束那么多礼节，大家把帽子及帽缨都摘下来，痛痛快快一醉方休。大臣们都莫明其妙地照其吩咐把帽子摘了下来。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黑暗中对许姬非礼这件事了。许姬怪他，楚庄王呵呵一笑，大家都喝醉了，见了你这美人儿，哪个不动心呢？非要查出来，也就没有意思了。

7年后，楚庄王伐郑。一名战将主动率领部下先行开路。这员战将所到之处拼力死战，大败敌军，直杀到郑国国都。战后楚庄王论功行赏，才知其名叫唐狡。他表示不要赏赐，坦承7年前宴会上无礼之人就是自己，今日此举全为报7年前不究之恩。楚庄王大为感叹，便把许姬赐给了他。这桩灭烛绝缨的典故，有力地表明了楚庄王的气度与风范。

问鼎中国，吹响了楚庄王北进的号角，加上内乱平息，楚国这时全力向北。公元前598年，楚国收降了陈国，把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当时陈侯还在晋国作国事访问吧；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发兵攻郑。这年6月，晋国赶来救郑，随之晋楚双方在河南荥阳一带的邲展开了一场恶战。史称晋楚邲之战。

邲之战，晋景公派出中军将荀林父为帅，先谷副之，士会领上军，郄克辅之，赵朔领下军，栾书辅之，赵括、赵婴齐任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任下军大夫，韩厥任司马，兵车六百乘。而楚国这边是楚庄王亲率大军，沈尹领中军，子重领左军，子反领右军。当晋国前来救郑之时，其实郑国早投降，楚军深入他的大路上，郑伯脱了衣服，露出上身，牵着羊迎接楚庄王，表示郑国已服楚国，如果要把郑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也好，继续保持郑国的宗祀也好，都听楚王发落。楚庄王看到郑伯能够自下于人，应该会取信于他的百姓，就答应退兵三十里，与郑国讲和。荀林父本来刚刚执政，见楚国收兵，也就打算收兵回国，但副将先谷不同意。他说：“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

先谷是说晋国之所以能领袖诸侯，是因为军队勇敢，臣下尽力。现在有了敌人却不敢迎战，不能说勇敢；看到敌人强大而退却，这不是大丈夫。于是他自率本部人马渡过了黄河。

楚庄王本来伐郑得胜，已经打算回去了。这时听说晋国过了黄河，庄王大约还记得当年的城濮之败，一开始也不想与晋军正面交战。他和群臣商议，伍参和叔孙敖围绕打还是不打争了起来。叔孙敖不想打，他调戏伍参说：“去年攻进陈国，今年攻进郑国，战事已经不少了（言下之意就是说楚国不愁没有仗可打）。如果打起来不能得胜，你伍参的肉足够让大伙吃吗？”伍参想打，他一听这么说，也反唇相击：“如果打赢了，那就是你叔孙敖没有谋略。如果打不赢，伍参的肉就到了晋国人手里了，你哪里吃得上？”楚国的令尹听到他们两人斗嘴，已经把兵车朝南，倒转旌旗，准备回国了。伍参又向楚庄王进言：“晋国参战的主帅是新人，不能行使命令。而他的副手先谷却为人刚愎自用，不肯听从主帅的命令。他们的三个统帅，想要专权行事又无法办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这一次晋军一定失败。况且国君逃避臣下，楚国怎么能受此耻辱呢？”意思是晋国派的是臣子，你楚王作为国君怎么能避而不战呢？难道国君怕臣下不成？故庄王听了自然不舒服，当即命令令尹再把车头和旌旗掉头向北。

实际上伍参的分析非常有道理。晋军方面，中军主帅荀林父不想打的原因，《左传》也有记载。他说：“没有赶到郑国而劳动百姓，出兵又有什么用呢？楚归而动，不后。”就是说他的使命是来救郑的，现在救也迟了。等到楚军退兵时趁他动起来时再打不迟。老将士会也赞成他，说：“我听说用兵之道，观察敌人的空隙而动，德刑政事典礼都不违背常道，就不好对付了。不能攻打这样的敌人。楚军讨伐郑国，是因为愤恨他有二心，但又哀其卑下，顺服了就赦免了他。恩德和刑罚都达到了目的。去年楚攻陈，今年又伐郑，楚国百姓并不疲劳，国君也没有受到怨恨，政令合乎常道。各行各业都不废时令，百姓和睦。蔿敖做令尹，能够实行好的法典，军队出动，右军跟随主帅的车辕，左军替他打草准备休息之所，前军旄旌开路以防意外，中军斟酌谋划，后军精兵押阵，军事政令不必等待命令就已完备。楚王选拔人才，同姓中择其亲支，异姓中选其世旧，举贤不遗漏有德之人，赏赐不忽视有功之人，对老者加恩，对旅客有赏?，君子和小人各有各的衣服颜色。对尊者示以礼节，对贱民示以威严，可谓政和礼顺。德行确立，刑罚施行，政事成就，事务合时，典则执行，礼节顺当，这样的国家怎么可以匹敌呢？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就是治军之道。兼并暗弱攻伐昏庸，这是用兵之道。大帅估且整顿军备，筹划兵略，何必一定要与楚国争斗呢？”

问鼎中原(5)

但是荀林父不能制约他的副手，只得听任他自领本部人马单打独斗去了。荀首叹息：这一支部队危险了。根据卦象看，先谷必有大难。韩厥对荀林父说：倘若先谷失败，您作为中军主帅的责任就大了。军队不听命令，这是谁的罪过？不如干脆进军。战，如果不能得胜，责任还可以大家分担，与其让你一个人担当责任，还不如六个人一起分担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全部渡过了黄河。

这时，郑国派人来到晋军，解释郑国之所以顺从楚国的原因仅仅是为了保国，对晋国并没有二心。如今楚军出师在久己久，得胜而骄，历久气衰，没有设防，如果晋国攻击他们，我们郑国作为后援，楚师必败。先谷听了，跃跃欲试。但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他说：楚自克庸以来，对于百姓，楚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无日，戒惧他们不可懈怠。对于军队，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他们胜利不可能长久，商纣打了一百次胜仗，但没有好结果。又用楚之先祖若敖、蚡冒等革命先烈筚路蓝缕，开山辟林的感人事迹来教育国人。使楚人永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样怎么能称得上骄傲呢？我国先大夫子犯说过，出兵打仗，理直就会气壮，理曲就会气衰，楚军并没有进攻我们，而我们主动去找人家麻烦，我们已经不合于道德了，又结怨于楚，是我们理曲而楚人理直，怎么说他们气衰呢？子良是郑国的精英，师叔是楚国的名人，师叔入郑与盟，子良入楚为质，他们两国关系亲近得很哪，现在反而来劝我出战，如果我们打赢了，他们就来归服；如果我们打输了，他们就会奔楚。这是好比利用我们来占卜一样。郑国的话不可信。

但是赵括和赵同都说：我们领兵以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战胜敌人而得到属国，还等待什么呢？一定要听郑国的，和楚军拼一下。

荀首说：你们两个人的主意，是取祸之道啊。

就在晋国内部争执不休的时候，楚军君臣同心，已打定决心和晋国一搏。战前，楚庄王先后三次派人到晋军中挑战，旨在激怒晋军，扰乱他们的阵脚。第一次派少宰去，说，楚王年轻，不善于辞令，听说诸位先生来训斥郑国，希望你们不要在这呆得太久。士会回答说，以前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和郑国一起辅佐周天子，现在郑国不听天子的命令，晋侯派我们来质问郑国，岂敢劳动您的大驾。中军副帅听了，很生气，认为这样的回答是在奉承楚国，就派赵括去更正，说，你这样说不妥，国君命令我们来是要把楚国的足迹挪出郑国，要求我们不要躲避敌人，我们不敢违抗命令。

第二次，楚王再派使者到晋军中求和，晋军答应了，约好了谈和的日子。然而，楚王却又另派人去晋国中挑战。担任挑战任务的是许伯和乐伯。许伯对乐伯说，我听说单车挑战，驾车疾驰而使旌旗偃倒，迫近敌营然后回来。乐伯说，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左用利箭射敌，代替司机执掌马缰，司机下车，整齐马匹，然后回来。摄叔说：我听说单车挑战，车右进入敌营，杀死敌人折取左耳，抓住俘虏，然后回来。这三个人都按照自己所说的做了。晋军追赶他们，乐伯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晋军不敢前进。箭只剩下一支了，有只麋出现在面前，乐伯一箭射中麋的背部。晋国的鲍癸正跟在后面，乐伯就让摄叔拿着麋献给他。鲍癸只好阻止部下追赶。

晋国一个叫魏锜的曾经要求做公族大夫，晋侯不答应。此时他想报复晋侯，便故意想让晋军失败，于是要求单车挑战，但也没有批准，于是要求出使，这回同意了。魏锜到楚军中请战后回来的路上，楚国人的潘党追赶他，魏锜也射了一只麋献给他。还有一个叫赵旃的曾经请求做卿而没有批准，也很生气，要求领兵出战，没有同意，要求去召楚人来和谈，同意了。郄克说，这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一定要加以防备才是。先谷说，领兵没有固定的策略，要防备做什么？士会说，还是防备一下为好。士会就派人埋伏在山前，所以这支部队后来没有失败。

赵旃在夜里到达楚军那里，铺开席子坐在军门之外，派遣他的部下先进楚营。后来，楚庄王乘坐左广的指挥车追赶赵旃，赵旃丢掉车子跑进树林里，晋国人害怕他激怒楚军，就让战车去接他，潘党远望飞起来的尘土，派战车去通报楚王，说晋国的战车来了。楚人也担心楚王孤军进入晋军，也出阵迎战。孙叔敖就命令楚人前进，说，宁可我们迫近敌人，也不能让敌人迫近我们。抢在敌人前面可以夺敌人的斗志。于是，楚军战车飞驰，士卒奔跑，一路掩袭晋军。荀林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声宣布，先渡河的有赏。于是中军、下军争相渡河，先了上船的用刀砍那些攀在船舷上的手，“舟中之指可掬也”，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那可都是晋军弟兄们的手啊。

到了黄昏，晋国剩余的士兵都溃不成军了。有人建议乘胜追击，楚庄王不肯，他说，这一次大胜，足以洗刷过去的耻辱，晋楚都是大国，迟早会议和的，何苦多杀人呢？于是放晋军逃回。晋国人有战车陷在坑里不能?进，楚人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晋军有马盘旋不前，楚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这样才逃了出去。晋军还有人回过头来调戏楚人说，我们不像大国那样习惯于逃跑，很有经验。邲之战，楚军大获全胜，为楚国问鼎中原廓清了道路。

随后，楚国又降服了宋国，晋国有心想救，但骇于楚军威力不敢相救。此后，中原大多数国家都对楚纳贡称臣，楚国势力所及，东达吴越、齐鲁边境，北至鲁卫郑宋腹地，西至秦邦，南达洞庭，威震中原。楚庄王成就一代霸主，雄霸中原长达23年。

操戈徒叹息(1)

10、雪上加霜，宗室王子之乱

此时，我们应该来看看周天子的情况了。

与齐桓公同时的周王是东周的第五任天子周惠王。前面四位天子分别是周平王，周桓王（林），周庄王（佗），周僖王（胡齐）。周惠王，名阆，乃周庄王之孙、周僖王（一作周厘王）之子。周惠王即位之初，东周内部发生了著名的“子颓之乱”。子颓是周襄王的叔叔，周庄王的庶子。

过去宗周时期的周天子作为天下宗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入春秋之后，王室衰微，郑庄公率先抵抗王师并射伤天子之后，周王室几近名存实亡，天子权威一落千丈，“周之子孙日失其序”。这个时候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只剩下一个鲁国与他保持着亲近的关系。然后就是这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春秋》记载了诸侯间朝聘盟会共450次，其中鲁国国君朝齐、晋、楚三国多达33次，而朝周天子仅仅只有3次。后来，鲁国大夫执政后，他们朝聘列国多达56次，朝周天子仅仅4次。相反，《左传》记载周天子和王室的事迹笔墨不多，倒是突出了几次“王子之乱”。甚至按惯例周天子驾崩与葬礼，一般都要通报诸侯的，但《春秋左传》自鲁桓公十五年载有周桓王崩，鲁庄公载葬桓王之后，其它诸天子的崩与葬长时间不复见于《春秋》，这表明，王室衰弱到了无法与诸侯互通的地步。

清冯李骅作《春秋左绣》一书，对周东迁之后十四王有过简单的评述，他说：

周十四王，都无甚昏虐，第忠厚之遗，过失之弱耳。然平王赗惠及仲，首昧匹嫡之训；桓王助沃逐翼，全懵裂冠之戒，干纲不正，宜繻葛之肆逆而无忌也；庄锡鲁桓之命，而法漏于吞舟；僖列晋武为侯，而赏僭于窃国。积而至于子颓；惠犹不鉴，反令郑逃首止之盟，而叔带之衅不旋踵矣；襄王守匹夫之孝，自致鄙汜之辱，顾始则告难齐桓，王人会洮而位以定。终则策命晋文，河阳下狩而名亦尊。知人则哲，庶几近之；自顾及匡，王室无事；若乃定却楚庄问鼎，王孙犹布周德之盛；简命单、刘，会伐晋厉，犹假周室之威；无如灵王，生而有髭，虚有其表；景王多言，举典徒托空言，以至心疾不瘳，已牺酿祸，悼猛不终；敬仍 杌，狄泉姑莸，奔走不暇，赖晋始城成周，继戌胥靡，迄于春秋犹然共主。

事实上，冯李骅的说法一点不假，都有史实作证。如平王之昧，有“周郑交质”为证；桓王之懵，有“繻葛之战”为凭；庄王之法漏吞舟，有册封杀兄自立的鲁桓公为证；僖王之僭赏，有承认曲沃代晋为诸侯为证。

正因为天子尚且如此，因而，王室内部接而三连三地发生“王子之乱”。

先说庄王时的王子克之乱；公元前697年（鲁桓公十八年），周桓王有三个儿子，太子佗，就是周庄王，王子成父，王子克。三个儿子中最笼爱王子克（《左传》称子仪），桓王病重，把王子克托付给周公黑肩，意思是如果太子佗善终，就希望兄终弟及，传位给王子克。桓王死后，庄王即位，周公黑肩就想杀掉周庄王而立王子克，与辛伯商量，辛伯向周公进谏，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什么是“并后”？就是宠妾与王后地位相当；“匹嫡”就是把庶子的地位提升到太子一样高；“两政”，就是二卿权力一样大；“耦国”就是大城与国都一样。但周公不听。辛伯就把这件阴谋告辞了周庄王，周庄王与辛伯联合起来先下手为强抢先一步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出亡到燕国。王子成父避子克之乱奔齐，并在管仲的推荐下做了齐国大夫，后又做子大司马，成为齐国的国防防部长、首席将军。《左传》所载的这次“子克之乱”，揭开了春秋时期，卿、诸侯参与周王权政变的序幕。公元前693年夏天，周庄王为了笼络齐国，要将女儿嫁给齐国国君。他让鲁桓公作媒，并派卿单伯先将女儿送至鲁国。冬天，姬佗又派臣荣叔赴鲁，“赐命”(即册封)杀兄自立的鲁桓公，鲁桓公就派人将王姬嫁往齐国。

接着又发生了惠王时的王子颓之乱。这一次动乱，更能充分明说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操戈徒叹息(2)

鲁庄公十九年，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笼，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这一次子颓之乱，就源自惠王太岁头上动土，侵占了子颓的老师的财产。由此激怒了五大夫联合起来作乱。惠王二年(公元前675年），蒍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等五名大夫联合贵族苏氏，串通王叔子颓发动叛乱，攻打惠王。然而，惠王似乎早有准备，五大夫竟然没有打赢，出逃到温。又在温子的帮助下逃到卫国，再联合卫国和燕国攻打周惠王。卫国的国君是卫惠公，在卫惠公即位之初，卫国也发生了一次内乱。卫惠公的两位叔叔：左公子泄、右公子职起兵叛乱，迫使惠公败逃到了齐国。左、右公子拥惠公的弟弟公子黔牟做了国君。黔牟即位八年以后，当时的齐襄公，也就是齐桓公的那位乱伦哥哥，正在四处扩张，于是借此机会率诸侯联军攻卫，杀死了左、右公子，护送卫惠公回国。《左传》记载，时“王人子突救卫”，就是说周王室派子突率军救援卫国，卫君黔牟逃到了周，得到了周天子的政治庇护。正因如此，卫惠公复位之后，对东周保护自己的政敌一事耿耿于怀，周卫关系也一直很紧张。几年后东周发生了“子颓之乱”，子颓不敌周惠王，逃难到卫，卫惠公与子颓一拍即合，又联合属国南燕，三方一同发兵攻周。周惠王不敌卫、燕、子颓联军，被击败，逃奔到了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

《左传》载，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

周惠王出逃后，也在想办法谋求复位，他联络了郑国和虢国。郑、虢两国都是当年跟随周平王东迁的国家，一个身在成周正东，挡在东方诸侯面前;一个扼守洛邑西侧关中东进要道，两国如同两名轿夫，一前一后簇拥着成周，保护它的安全。虽然此前周、郑关系曾发生严重危机，但事过境迁，当时已不是郑庄公争霸中原的那个年代了，郑国的锐气早已不在。东周发生内乱，卫国横插一杠，一旦东周被卫国控制，郑国被挤在周、卫之间，从长远来看，这对郑国有害无益。相反，当时郑国霸气尽失，齐国正强，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能与东周和虢国这两个老朋友重温旧谊、加深感情，反倒是明智之举。所以郑国在接到周惠王的求救之后，也决定出面干涉东周内乱。

此时的郑君是郑厉公。郑厉公就是郑庄公那位颇有军事造诣的别子，他曾经在宋国外公的帮助下夺下了哥哥郑昭公的位子，后来在内乱中被迫出逃，后来又杀回国复了位。当时的郑国自从郑庄公去世之后一连发生了三、四次内乱，换了好几次国君，在国际上也日限孤立。郑厉公是出色的军事人才，眼见国家的处境一天不如一天，也不得不从政治全局为自己多做考虑，他在恢复周、郑联盟的问题上态度是积极的。东周发生内乱，郑厉公先是出面调解，没有成功。为了示好落难的周惠王，郑厉公将流亡在外的惠王接到了郑国的别都栎(今河南禹县)，取得惠王的信任之后，郑厉公立即着手实施打击卫国和子颓的计划。

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

郑国首先出兵攻打南燕，俘住了南燕君。南燕是卫之属国，郑执燕君，实为牵制东北方的卫国。完成对卫国的牵制之后，郑厉公又与成周以西的虢国秘密结盟，两国共谋大事。一方面虢公自平王东迁以后颇受周王重用；另一方面，虢公与五大夫之一的詹父二十多年前有怨。《左传》桓公十年，虢仲言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虢公才与郑厉公一起站在王子颓的敌对面。

操戈徒叹息(3)

公元前673年夏，郑厉公、虢公会于弭地(今河南省密县内)誓师出征，郑、虢联军突袭成周，很快攻入王城。子颓和五名共谋大夫措手不及，全部被杀。周惠王在郑厉公和虢公的拥护下回到都城，重登天子之位。历时三年的子颓之乱遂告结束。为了感激郑、虢两国的援助，姬阆将酒泉赐给虢，将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以东之地赐给郑。

然而，周郑之间的短暂蜜月很快就结束了，“二十一年五月，郑厉公卒。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本来，周郑关系的恢复，是郑国看到齐桓公的霸业对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的情况下采取的对策。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对郑国无疑有着某种深刻的教训。然而，随着郑厉公的死，周郑关系又开始交恶。周惠王不久以后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盟主地位。

就在周郑联盟出现破裂的同时，周齐关系开始呈现出蜜月光景。然而，这种局面到了周惠王晚年，又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公元前655年，就是八国联军伐楚的次年，“胜利归来”的齐桓公于当年大会诸侯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目的是定周太子之位。何谓定周太之位？事情是这样的。周惠王晚年宠爱惠后，惠后是陈国女子，本非惠王正妻，是续弦。当时惠王打算废去太子郑，改立惠后生的庶子子带为太子。周惠王的这一做法遭到了齐桓公的干涉。周太子郑与齐桓公通好，请齐桓公为自己说话。齐桓公欲控制周王室，为己所用，欣然应下。当年夏，齐桓公主盟，邀集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之君，外加周太子郑，九方相会于卫国首止，公开宣布全力支持太子郑为周室嗣君，拒绝接受周惠王的废立计划，以八国联军伐楚之余威恐吓周惠王，逼他就范。

东周内部王位的嗣立本该由东周自己决定，齐桓公明面上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以忠实臣子自居，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周惠王废长立幼之念有违礼法，那做臣子的也只能以死相谏，怎可蛮横逼迫？由此事可以看出，齐桓公的内心也没把周天子真的当成天子，只是拿他当政治工具，“尊王攘夷”的虚伪性就此暴露无疑了。八国会于首止，以军事联盟的强大实力恐吓周天子，这哪还有点忠实臣子的样子？

齐桓公的蛮横、嚣张、狂妄，极大的惹怒了周惠王。他不甘心受制于人，不甘心国势衰落之后再沦落为臣子的掌中物，决意反击。这样一来，事情就演变成如下状态：一边是齐桓公在首止大会诸侯，向周惠王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另一边是周惠王联络他国对抗齐桓公。

周惠王与郑国的关系从郑厉公助他复位开始一直与郑国关系紧密，又早与北方的晋国取得了联系，所以周惠王派遣周公宰孔暗中告知被齐桓公约去参加首止会盟的郑文公，对他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指使他背离齐国去联络楚国，自己则派人去联络晋国，试图组成一个以周、郑、晋、楚四方为主新的联盟，与齐国的七国联盟抗衡。郑文公果然“逃其师而归”，逃离了首止大会。

郑文公受周惠王指使不与诸侯会盟，周惠王又左右开弓，联络晋、楚。齐桓公对此反映非常激烈，先发制人，率齐、宋、陈、卫、曹、鲁六国之师攻入郑国，迅速合围了郑之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不盟首止及亲楚行径。同年秋，楚成王亲自率军北上围攻郑国西南方邻国，也是齐国的同盟：许国(今河南许昌)，以此援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许以救郑”。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不得不暂时放弃攻郑，率联军南下救许。楚成王见郑围已解，不与联军接触，立刻退兵。但楚军并未退回郢都，而是驻兵北部边防的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继续以军事压力震慑中原诸国。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的带领下，自绑双手、口衔璧玉、着丧服、抬官木，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而齐桓公为了破坏周惠王和楚成王的图谋，也顾不得许国这么多，第二年春齐国又攻郑。郑国在齐桓公的严厉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齐桓公力挺的太子郑顺顺当当的继承了王位，是为周襄王。

操戈徒叹息(4)

对周惠王，冯李骅给他作出的政治鉴定是“不鉴”，就是不吸取教训，即位之初有王子颓争位之乱，临到晚年不吸取教训欲行废长立幼之事，从而又导致了周襄王即位之初的王子带之乱。这就是不鉴。

襄王时的王子带之乱

与对周惠王的评价不同，清人的马骕则称襄王为“春秋之贤王”。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周襄王名郑，周僖王之孙，惠王之子，与其弟王子带同为惠后所生，只因惠后宠爱王子带，惠王就想废去郑的太子之位，因而，襄王很早就处于王位继承的火炉上。鲁僖公七年，惠王去世，襄王即位，他担心王子带作乱而影响自己的王位继承，就不发丧，只告难于齐。直到僖公八年春与齐桓公、鲁、宋、卫、许、曹、陈等诸侯会盟于洮，定位之后才发丧，这说明二十来岁的周襄王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政治谋略。

周襄王在位33年，在东周诸王中仅次于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天子周敬王，他在位44年。

周襄王本不是其父周惠王生前中意的继承人，周惠王因为爱女人而爱屋及乌，想传位给王子带，一度引起齐桓公大老远跑来主持公道。惠王在世时的废立风波虽然过去了，周襄王最终能够依靠齐桓公的支持得以继承王位。但是，周王室的内部矛盾，以及周王室与齐桓公之间的矛盾，并未就此尘埃落定。稍后，在周王室和中原霸主齐桓公之间，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南兰考县附近），继惠王唆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之盟之后，周公宰孔故伎重演，唆使晋献公从前往葵丘之会的途中折返，导致齐桓公的经营西北战略落空；第二件事则是发生在周襄王三年的群戎攻周事件。

现在想来，周公宰孔离间齐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是出自周襄王之谋，至少周公也明白襄王的意图。只是我就奇怪，鲁国的史官何以得知周公与晋献公之间的这番对话？莫非史官偷听了不成？然而，周公这么做又是无可奈何之举，难道看着一个强大的藩臣凌驾于天子之上？更何况此时的齐桓公已大有一匡天下之势。

可以说，此时的周襄王及其臣下一些明智之人，正在审时度势，力图重振天子雄风。目前的天下格局，东方齐国的势力几近顶峰，但南方的楚国，已开始成为一个令中原诸侯闻之畏惧的神秘国度；西方并起两强，一是秦国正风起云涌，历百余年的拼杀，特别是西征犬戎节节胜利，也已成为西方新兴强国；一是晋国正结束了长期的内乱走向兴旺，开始雄起于北方。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现在四虎齐出，周襄王觉得这也许正是坐山观虎的好时节，于是，周惠王即位后，就一心想摆脱傀儡的角色。那么要改变这一角色，关键的办法是如何让老虎们斗起来。《左传·庄公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公元前676年，周襄王元年，即位之初就开始谋划联络拉拢诸侯，以对抗齐桓公。晋国便是他这次重点拉拢的对象。借齐桓公的葵丘峰会，周公宰孔成功地把晋献公拉到了天子的阵营。

周襄王三年，即公元前649年，因争位失败而心怀不甘的王子带勾结成周周围的各戎族部落联合攻打王城，试图重演西周末年骊山那出戏。《左传》记载：“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此次戎狄攻周事件，成周附近各戎族部落几乎全部参加，在王子带的引领下对王朝京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侵略，并烧毁东门，攻入王城。襄王被迫逃出京城，跑到了郑国，此事一出，天下震动，首先作出反映的是在地理上与东周最为接近的秦、晋两国。

群戎攻周，天子蒙尘，正值晋惠公二年，晋惠公夷吾刚刚依靠许诺“且入外河列城五”为条件，同时又奉送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的私礼，“尽国以赂外内”成功做了国君，先后处死里克，粉碎了邳郑等人的叛乱，初步稳定了晋国政局。王子带之乱发生之后，晋惠公就想利用这一次勤王的机会取得国际社会的好感，于是刚开始晋惠公就出面调解周王室与王子带及群戎之间的冲突，试图不以武力化解它。

操戈徒叹息(5)

与晋惠公有着同样想法的是秦国。当时的秦穆公得知天子蒙尘之后，也立即出兵勤王。秦晋同时出兵援周，立即引起了齐桓公的关切，试想，齐桓公乃天下霸主，天下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老人家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于是，齐桓公立即着手派大臣管仲出使首都，目的也是想调解周王室与王子带及诸戎的矛盾；同时又派外交部长隰朋出使晋国，调解晋国与戎人的矛盾；其实这两大措施都是马后炮，然而，这样做却能显示出作为霸主的威严。然而，齐桓公却试图两面讨好，既不得罪天子，又不得罪王子带，一面为逃亡到齐国的王子带提供政治避难，一面又派人替子带向周襄王求情，请求周襄王宽赦王子带。结果怎么样呢？据《左传》记载，当时齐桓公派了一个叫仲孙湫的大臣去朝聘天子，顺带着向周襄王请求赦免王子带。但仲孙湫行完聘礼之后，一看周襄王的脸色，显然是怒气未消，就不敢提起此事，只得就此作罢，打道回国。《史记》写的更直白：“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诸侯联军戍卫京师。

齐桓公想火中取粟的做法招致了周襄王的极度不满，怎么我的仇敌你竟然帮他说话呢？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天子？如果说，周襄王对齐桓公的不满刚开始还只是因为齐桓公想驾驭他但鉴于当初的拥戴之恩而隐忍在胸的话，那么此时已荡然无存了。那么齐桓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原因，一不是自恃拥戴有功；二不是过于轻视这个周襄王，还以为他和以前的诸王一样，甘心情愿做齐桓公的马仔。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齐桓公已隐约感觉到这个天子不同于以前诸王，与自己并不亲近。所以才打起了小算盘，通过庇护子带以牵制周襄王，甚至在适当的时机另立新主。他太小看了周襄王的意志，没料到自己挺起来的周襄王偏偏是个愣头青，事后的发展出乎齐桓公的预料。

联军入周之后，周襄王面对齐桓公咄咄逼人之势，冒着王位不保的危险，竟然顶住压力，没有向对方做丝毫让步，始终未宣布赦免子带。

周襄王在齐桓公健在时始终没有宽免子带，直到齐桓公死后多年才将其赦免，允许他回朝，这说明东周与齐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齐桓公生前一直没有改变。齐桓公在周襄王强硬的立场面前没能实现自己的图谋，控制周室的战略大计到此刻为止实际已经失败。

王子带之乱，直接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齐桓公与周王室的矛盾，表明了齐桓王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对手，特别是楚国两次利用机会攻灭齐国的盟国，彻底翦除了侧翼威胁，给予齐桓公巨大打击。更糟糕的是北方的晋国也在这个时候雄起，晋惠公不失时机的利用这次王子带之乱及群戎攻周的机会向东周靠拢，显示了晋国的存在与影响。后来晋文公保护周襄王回都复位，并杀王子带于隰城，靖难之功最终落到了晋文公的头上。这当然是齐桓公看不到了的事。

面对晋文公的雄霸之势，周襄王也显露出自己的个性。王子带之乱平息后，晋文公入觐天子，顺便提起希望死后能够用“隧葬”之礼下葬，但周襄王没有答应。因为“隧葬”是天子之葬礼，襄王说：“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指晋文公）之所恶也。”坚持君臣有别，果断地拒绝了晋文公的无礼要求。《国语晋语》也载有此事，并说周襄王一番义正辞严的话说得晋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从中可以看出周襄王的不凡气度。只是无奈，此时即便是周王室也不得不承认“周德虽衰”，周襄王的努力没能改变诸侯继续坐大的局面。

然而，我们细心读《左传》，却发现，《左传》作者在对周襄王的评价上却是另一种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王子带之乱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王位，虽然历经十年逃难，王子带仍然醉心于以不义手段夺取王位，甚至勾结狄人引狼入室，终至引起了诸侯的愤怒，被诸侯所杀。可是《左传》作者并没有突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王子带，相反，多次借他人之口来责备周襄王。一是僖公二十四年，郑伯“怨襄王”，由此引起襄王之怒，欲以狄人伐郑，并由此引出了富辰话里有话的劝谏。富辰是这么说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 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既聋、从昧、与玩、用嚚，奸之大者也。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富辰这么反复强调“亲亲”，其实是说周襄王弃德。但襄王不听。紧接着《左传》又记载了襄王的一个“不听”。即襄人以狄人伐郑后，欲纳狄女为后，富辰谏，不听。两相对照，《左传》作者之意明显地表露出对襄王内外不分、亲疏不分的批评，鲜明地传达出《左传》作者那种“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的经世治民思想，也是对周襄王失败原因的深刻总结。

大夫干政(1)

那么，为什么，终春秋一世，周王室会如此频繁地发生王子之乱呢？

如果说前三次的王子之乱与周天子自身有着重要关系的话，那么，发生在鲁昭公时期的周王子朝之乱，更是扑朔迷离。

据《史记周本纪》，“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早卒。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

这里明说王子朝是在景王生前喜爱的儿子，未来得及立为太子，景王猝死之后，就引发了二子争位的故事。

历史上对“王子朝之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罪在王子朝；一种看法认为罪在单氏诸人。

我以为，要分清个中是非，必先来了解以下几个关节：

一是内乱究竟是谁挑起的？

如《史记》所载，挑起王位之争的是子丐及其党羽；结果立的却是子猛。司马迁说子猛是“国人”所立，那么“国人”又是指谁呢？《史记》没有明说，但其实是晋国及诸侯。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局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奔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子周。”

二是究竟谁才有资格争位？

这一次内乱与前三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周景王猝死后，法定王位继承人空缺。那么，根据周代礼制，立嫡以长。问题是周景王本身有太子，只是早夭了。这个太子应该就是嫡长子。那么嫡长子死后，由谁来继承王位呢？

根据周礼，继承王位者，要么是长子，要么子以母贵。

然而，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洪亮吉在《春秋左传诂》中说，贾逵以为太子寿卒，景王不立嫡子。郑众以为寿卒，王命猛代之。后欲废猛立朝耳。服虔以贾为然，按服氏遵贾，杜注则从郑众说。然究以贾说为长。

洪亮吉是说，郑众说景王在太子死后曾经令王子猛做太子，后来又想废猛立王子朝。

那么，王子猛究竟有无资格做太子呢？这要看王子猛是否为周景王长子。《史记》称王子猛为长子。但《左传》却认为王子朝才是长子。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说：“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

王子朝自言“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表明了他才是长子。

但《左传》又接着写到鲁国的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闵马父在此直指王子朝“无礼”至极，其理由是他“干景之命，远晋之大”。后世注此一语，多以为是说王子朝违背了景王之命，然而，刘知几在《史通》外篇申左中却说：

《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说法呢？其实，“干”字既有违背之义，还有捍卫之意。闵马父所言，正是《左传》明抑暗扬的笔法，他真正的落脚点是说王子朝自以为既有父亲的宠爱，又恃长子之位，没有把晋国放在眼里，才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光有文辞没有实力，正是王子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基于同样的考虑，昭公二十二年，闵马父又有针对性地说了一句话：“子朝必不克，其所与者，天所废也。”预言王子朝必不能胜。

大夫干政(2)

那么，王子朝是否母贵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首先，没有记载表明王子猛母贵，其次，同样也没有记载表明王子朝母贵。在这一点上，两人都差不多。

但是，历代学者一般皆以为这一次王室内乱，是由于王子朝无道所致，杜预、孔颖达、高士奇都认为这样。然而，韩非子则不认同这种观点，他曾明确指出是“单氏取周”。

“单氏取周”语出《韩非子·说疑》，原文如下：

“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韩非子是战国时人，离春秋末年发生的这场内乱相距不远，他把这场王室内乱与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相提并论，应该就是历史的真相。但不知何故，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记载。

在王位之争上，《史记》与《左传》虽有差异，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其实也不难发现，所谓的王子朝之乱，严格意义上就是单穆公之乱。现代也有学者开始支持这一观点。

襄公十年，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此即为单氏执政之始。单氏，姬姓，但为周王室远亲。到昭公二十二年，单氏、刘氏并执周政。而刘氏为王室近亲，地位较单氏为高。刘氏与晋范氏有婚姻关系。到哀公三年，在多年的刘、单相争中，刘氏逐渐失势，原因是刘氏的一个重要谋臣苌弘被周人所杀。周之政权一度落入单氏之手。

可以说，“王子朝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也并非仅仅是由于三子争位而引发的。这次内乱有着必然的深层原因。试举几例：

第一，昭公十五年，叔向论周天子“一动而失二礼”，暗示王子朝之乱不可避免。

所谓“一动而失二礼”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一年的十二月，晋国派荀跞和籍谈二人出使成周，安葬穆后。葬礼完毕后，除去丧服，天子和他们饮酒，用鲁国进贡的壶作酒杯。天子问：伯父，诸侯都有礼器进贡王室，为什么独独晋国没有呢？

荀跞让籍谈回答这个问题。籍谈说：诸侯受封的时候，都在王室接受了明德之器，所以能有彝器进献于天子。晋国住在深山，戎狄与我们为伴却远离王室，天子的福威达到不我们那里，我们顺服戎狄还来不及，怎么能进献彝器呢？

天子听了说：叔父啊，你忘了吧。叔父唐叔是成王的同胞兄弟，难道反而没有分得赏赐？密须的鼓和它的大路之车，是文王用来检阅军队的；阙巩的皮甲，是武王用来克商的，唐叔都接受了，用来所居住的晋国地界。这以后襄王所赐的大路、戎路之车、斧钺、黑黍酿成的美酒，红色的弓和勇士，文公都接受了啊，保有南阳的土田，安抚和征伐东边各国，这不是分得赏赐是什么？有了功勋而不废弃，有了劳绩而记载在史书上，用土田来奉养，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彰，用旌族来显耀，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这就是福啊。这种福不记在心里，叔你的心到哪里去了呢？而且从前你的高祖孙伯厌掌管晋国的典籍，以诗国家大事，所以称为籍氏。等到辛有的第二个儿子董到了晋国，就有了董氏的史官。你是司典的后代，为什么恰恰忘记了呢？

周天子的一席话说得籍谈哑口无言。

客人都走后，周天子又说：籍谈的后代恐怕与福禄无缘了吧，数典忘祖啊。

数典忘祖就出典于此。

籍谈回国后，就跟晋国的大夫、知名人士叔向说起了周天子。叔向便说：天子恐怕不得善终吧。我听说所据以欢乐的必以此致死。现在天子把忧虑当成欢乐，又要求彝器，把忧虑当成欢乐到极点了，且不合礼啊。彝器是要嘉奖功勋的，不是因为吊丧。三年的丧礼，虽然贵为天子，服丧也要满期，这是礼。现在天子即使不能服丧期满，饮宴奏乐也不能太早了。礼是天子奉行的重要规范。一次行动而失却两次失礼，这就是忘了规范。言语用来稽考典籍，典籍用来记载行为规范。记了规范而多以言语，数典又有何用？

大夫干政(3)

叔向是春秋史上著名的贤大夫，能言善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晋国人，叔向常常代表晋君或其执政大夫做新闻发言人，并处理有关事务。因而，考察他所说过的话，同样也要把他的立场和出发点考虑进去。虽然叔向的话是合理且合礼的，但不排除他是在替晋国不向天子进贡讳饰。

这件事，本身是晋国无礼，其他诸侯国都向天子有所贡献，唯独晋国没有。要知道，此时的周天子主要靠各诸侯国进贡度日。因此，天子不可能不问。而且这一问，问得籍谈无言以对，可以说是切中要害。

如果撇开周王室当时的环境，叔向的话确实也道出了王室动辄失礼的窘迫处境，这可以成为预示王室不稳的征兆。

第二，是昭公十八年，《左传》作者借原伯鲁不说学，来说明周王公大夫的精神面貌。这年秋天，在参加曹平公的葬礼上，有人得知周大夫原伯鲁根本不爱学，有人回去跟鲁国的闵子马说起，闵子马就说：周朝恐怕又要发生动乱了。“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意思是说一定是某种观念形成了气候，才会传染给贵族。古代的贵族大夫们本应担心失去职位而勉力学习以明事理，而今的贵族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像原伯鲁所说的“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就表明了当时的贵族大夫的精神气质到了什么地步。所以闵子马又说：这些贵族大夫认为不学没有害处，因而忽视学习，得过且过，这样就会发生陵上欺下，怎么能不发生动乱呢？学习如同种植啊，不学习就要堕落、落后，原氏恐怕就要灭亡了吧。

一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应该说来是代表当时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特别是在先秦那种学在官府的时代，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如何，就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晴雨表。所以闵子马能够从这件事上预见到周王室即将发生动乱。

第三，是昭公二十一年，泠州鸠论周天子“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进一步预示着王室之乱即将爆发。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春秋，周天子准备铸造无射大钟。泠州鸠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天子大概要因心病而死了。周天子确实死于心病，这在《左传》有记载。但泠州鸠何以得知呢？是《左传》作者故作神秘吗？泠州鸠说：声音，是音乐的车舆，而钟，是发音的器具。天子考察风俗而制作乐曲，用乐器来汇聚，用声音来表达。小的乐器发音不细腻，大的乐器发音不粗犷，这样才会和谐。和谐了，美妙的音乐才能产生。因此，和谐的声音入人耳朵而藏人心间，心里就安乐了。太细腻了就不能使四周都听到，太粗犷了就难以忍受，内心因此不安，不安就会生病。现在钟声粗犷，天子的内心一定受不了，这样难道能长久吗？

什么是无射（音亦）？无射是六律之一，亦为十二律之一。十二律分别是黄锺、大吕、太簇、夹锺、姑洗、仲吕、蕤宾、林锺、夷则、南吕、无射、应锺。周景王以之制成钟，律中无射，故以律名名之。此钟重而大，须用专车承载。秦灭周，此钟搬到了长安，历汉、魏、晋，常在长安。及刘裕灭姚泓，又移於江东，历宋、齐、梁、陈，时钟犹在。东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游赋》云：“珍是淫器，无射高县”。到了隋开皇九年平陈，又迁於西京，置大常寺，时人悉共见之。至十五年敕毁之。

再看王子朝之乱，从昭公二十二年正式爆发，到定公八年内乱结束，历时十九年，破坏之大，触目惊心，从中可以看出这场内乱的复杂性。

第一阶段：昭公七年始至昭公二十二年。事虽发生在昭公二十二年，实际则萌芽于昭公七年。先是有昭公七年、十一年，单族之乱；继之昭公十二年，原族之乱、甘族之乱；再则在昭公十八年，又有毛族之乱。从这一系列内乱来看，《左传》的记载都表明单氏、甘氏、毛氏无道。他们是内乱的主要角色，且都是王子猛的同党。

第二阶段：昭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王子朝与众王族、单氏、刘氏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杀。以晋国出兵干预，王子朝效当年周公奔楚故事，亦奉周之典籍逃亡到楚国而告一段落。可见，王子朝之乱爆发后，王室中绝大多数人包括王子还、灵、景之族群公子，都支持王子朝。昭公二十二年，“群王子追之，单子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杜注，“八子，灵、景之族”。而王子猛正是景王之子、灵王之孙。可见，王子朝深得王族支持。卿大夫中还有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原伯等一大批追随者。

大夫干政(4)

第三阶段，昭公二十七年到定公八年。其中，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载：“京师杀召伯盈、尹氏固、原伯鲁之子。”别有深意。这里《左传》作者不指明是谁杀了这三个人，只是含糊地点明“京师”二字，正是为尊者讳。三人被杀后，《左传》又补充尹固回去复位时的一段插曲，说是一个女人在成周的郊外碰到了尹固，责备他，说：“待在位子上就不要怂恿别人惹祸，出去了几天就回来，你这个人啊还能活三年吗？”

这里的“别人”无疑是指王子朝，女人对王子朝的同情显而易见，在她看来是尹固之流怂恿王子朝所为。

定公五年王人杀子朝于楚。定公六年，周儋翩率领一批忠于王子朝的人联合郑国再次起兵，显然，王子朝虽死，但人心并未服。也说明王子朝的同情者大有人在。

最后，这一场内乱，晋国出力犹多。可以说，晋国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内乱。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三月庚戌，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杜预注曰：“众曰子朝曲故。”晋人派士伯前去成周了解这段内乱的幕后真相，谁知士伯仅仅只是于大门口（乾祭）就此事询问大家（介众），并没有深入了解，只听了一面之辞，就作出了结论，晋国才决定不拥护王子朝。

有人据此说王子朝的德行并不怎么样，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多人说他的坏话呢？又据《左传》在这件事之后还记载了一件事：“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圭于河。甲戌，津人得诸河上。”这是说王子朝在得不到诸侯的拥护之后，又想祈求神灵的护佑。然而“津人得诸河上”，张守节注解说：“河神不敢受故。”这件事能否成为王子朝无德的证据呢？显然鬼神之说不足为信，即便河神敢受，又能说明什么？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件大事，春秋时期的贤人君子竟然没有半点评论，也看不到秦、楚、齐、鲁等国的态度。这件事看来只有晋国格外积极。

晋国站在王子猛一边，其实与晋国国内的政局有关密切关系。此时的晋国正是六卿专权时期，也是三空分晋的酝酿期，晋国公室已经衰弱到了毫无作用的地步，政权被诸家卿大夫瓜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王室之乱中的刘氏，与晋国范氏有着姻亲关系。晋国卿大夫那么迫切地插手王室动乱，说到底就是为了扶植自己的势力，根本不会顾及到公理、道义在谁的手上。

事后也表明，晋国大夫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三家分晋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立即宣布承认了韩、魏、赵为诸侯的事实。此时离王子朝之乱只相隔了不到一百年。

综上所述，春秋末期所谓的“王子朝之乱”，只不过是此前周之大夫动乱的延续与升级而已，其背后真相是“单穆公之乱”。因此有学者认为，“王子朝之乱”是春秋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假错案！它的大背景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是相吻合的，它们共同构织了春秋史上“陪臣执国命”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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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谷于菟之祖曰斗若敖，娶郧子之女，生斗伯比。若敖卒，伯比尚幼，随母居于郧国，往来宫中，郧夫人爱之如子。郧夫人有女与伯比为表兄妹之亲，自小宫中作伴游耍，长亦不禁，遂成私情。郧女有孕，郧夫人方才知觉，乃禁绝伯比不许入宫，使其女诈称有病，屏居一室。及诞期已满，产下一子，郧夫人潜使侍人用衣服包裹，将出宫外，弃于楚泽之中，意欲瞒过郧子，且不欲扬其女之丑名也。伯比羞惭，与其母归于楚国去讫。

其时陨子适往梦泽田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不中，其虎全不动掸。郧子心疑，使人至泽察之，回报：“虎方抱一婴儿，喂之以乳，见人亦不畏避。”郧子曰：“是神物，不可惊之！”猎毕而归，谓夫人曰：“适至梦泽，见一奇事。”夫人问曰：“何事？”郧子遂将猛虎乳儿之事，述了一遍。夫人曰：“夫君不知，此儿乃妾所弃也。”郧子骇然曰：“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夫君勿罪。此儿实吾女与斗甥所生，妾恐污吾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梦泽。妾闻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翼覆之，姜嫄以为神，收养成人，名之曰弃，官为后稷，遂为周代之祖。此儿既有虎乳之异，必是大贵人也！”郧子从之，使人收回，命其女抚养。

逾年，送其女于楚，与斗伯比成亲。楚人乡谈，呼乳曰”谷”，呼虎曰“于菟”，取乳虎为义，名其子曰谷于菟。表字子文。今云梦县有于菟乡，即子文生处也。谷于菟既长，有安民治国之才，经文纬武之略。父伯比，仕楚为大夫。伯比死，谷于菟嗣为大夫。

及子元之死，令尹官缺，楚王欲用斗廉。斗廉辞曰：“方今与楚为敌者，齐也。齐用管仲、宁戚，国富兵强，臣才非管、宁之流明矣，王欲改纪楚政，与中原抗衡，非斗谷于菟不可。”百官齐声保奏：“必须此人，方称其职。”楚王准奏，遂拜斗谷于菟为令尹，楚王曰：“齐用管仲，号为仲父，今谷于菟尊显于楚，亦当字之。”乃呼为子文而不名。

独霸西戎(1)

11、虎兕相逢，可怜赳赳力绝伦

周襄王勇敢地克服了对一代霸主齐桓公的恐惧，同时又果断地斩断了新霸主晋文公要隧葬的念头。如此这般，使他获得了后世史学家给予的“春秋贤王”的嘉奖。此时的周襄王还没有预料到真正危及到王室的另一只虎影就在自己的身后。

一个人一旦安全地进入了一个世界之后，往往很难从这个世界跳出来。相反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倒更容易使他奋起。周襄王及其后世的诸王都不曾意识到，埋在自己王朝脚下的定时炸弹此时已开始读秒。

这颗定时炸弹就是周平王东迁时留下的。东迁之时，周平王把宗周的故地抛给了刚刚受封的秦襄公。虽然从当初看来，周平王是耍了滑头的，他所许诺的这些土地名义上是周天子的，而实际上并不受周天子的控制，它的主人是西戎。所以周平王给秦襄公开出了这样一张空头支票，以作为对秦襄公的奖赏。

令周平王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张空头支票竟然不出二十年，就可以兑现了。公元前750年，晋文侯率兵杀进关中，把与周平王对峙了二十余年的携王杀了，这对于周王室来说是一件大事。与此同时，也就在这一年，西方的秦国也兵伐西戎，“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里的文公已经是秦襄公之子秦文公了。

从周平王的空头支票来看，这些土地本来不必献给周天子的，但秦文公还是表达了对周天子的尊重，把岐山以东的土地还给了周天子，而留下了岐山之西。岐山是周族人的故地，周人花了数百年时间的苦心经营，使之成为当时古代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方。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还有不少拥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秦人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这里筑城，建立根据地，使原来落后的游牧经济向较先进的农业经济转型。

秦文公之后，又经宁公、武公数代国君的努力，秦国百姓抱着“与子同袍”和“与子同仇”的精神，在谋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在讨伐西戎之战中节节胜利，歧丰之地皆纳其下，又先后灭荡社戎，击败邽、冀两戎部，征彭戏戎，兵临华山，收复杜、郑（郑国旧地，今陕西华县）之地，灭小虢（曾扶持携王的虢公之国），版图一直推进至关中东端。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秦迁都城至雍（今陕西凤翔东南)。至此，秦人经东周初年近百年的艰辛创业，已占有关中平原大部分领土，实现崛起，成为西方新兴强国。

秦德公迁都是继秦襄公于公元前776年的迁都之后的第四次迁都了。秦文公这时于公元前762年，因郊天应梦，迁居汧渭之会(现在的陕西眉县一带)；秦宁公于公元前714年迁都到平阳(陕西岐山县)；秦德公这一次迁都于雍是在公元前677年，此前不久晋国也已结束内战开始出现了一番新气象。后来秦献公于公元前363年又迁都于栎阳(陕西临潼)；秦孝公时再迁都于咸阳。前前后后一共六次迁都，一步步向东紧逼。

即位仅两年，时年只有三十五岁的秦德公猝死，长子秦宣公即位。宣公四年（公元前671年），秦军与刚刚统一不久、与自己同样处在高速扩张状态中的晋国发生边境冲突：“四年……与晋战河阳，胜之。”（《秦本纪》）这是史书中秦晋两国的第一次明确交火记录。秦宣公十二年（公元前664年），宣公英年早逝，其弟秦成公即位。成公在位四年又暴亡，少弟嬴任好即位。嬴任好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戎霸主：秦穆公。

秦穆公即位时，天下格局大体如下：齐桓公霸业已成，东方诸侯多归附；南方楚国快速崛起，汉阳诸姬尽食之，并积极图谋北上；晋国也结束内乱，开始出现一种高速扩张与崛起之势；而秦国也由替周人养马的边陲附庸发展为小有势力的诸侯。对于已稳坐关中的秦穆公而言，他也不满足局促于关中一隅。年轻的嬴任好刚刚从父兄手中接过国君的大印，锐意进取之心就驱使着他做出了秦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东进中原的战略性试探：“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秦本纪》）

茅津，又名陕津，或曰大阳津，就是现在的山西平陆县西南的黄河渡口。此地乃是关中通往关外的必经要地。秦穆公元年亲征茅津，企图控制该地，显然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目的在于打通出关通道，为东进中原做战略试探。

独霸西戎(2)

秦穆公伐茅津戎这一年是公元前659年，也是晋献公九年。同样处在高速崛起状态中的晋国对这块战略要地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秦国，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晋献公同样深知此地的重要价值，所以在秦国攻茅津后次年也加快了对该地的争夺。公元前658年，晋献公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假途灭虢之战”。

假途灭虢为后世的兵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但对秦国来说，更重要的不在这里，其深远影响在于：第一，虞虢二国一在今山西运城一带一在今陕西宝鸡一带，其地理位置正是秦国通向中原的门户，而今门钥匙被晋国夺去，秦国就丧失了这个重要通道，从此将秦国的势力范围封堵在关中地区，使得此后数百年间，秦国历代国君都无法向东前进一步，此其一。第二，这次战争，秦国意外的得到了一笔财富，那就是此次战争的一个俘虏，叫做百里奚的。

百里奚原是虞国大夫，他被晋国俘虏自应留在晋国，为何落到了秦国的手里呢？原来，秦穆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灭虞，百里奚没有逃跑，而是跟随在虞公身边，晋国俘虏了虞公及其大夫百里奚，没有把这些俘虏当作人才，后来还将他们作为穆姬的媵人（随嫁的人）陪嫁到秦国，充当了“秦晋之好”的附属物。后来，百里奚想方设法逃离了秦国，《史记》说他逃到宛（今河南南阳），不料又被楚国人捉住。

与此同时，一直力图东进的秦穆公，也在到处搜罗人才。有人告诉他，穆姬媵人百里奚是个难得的人材，穆公不知百里奚是何人，但他还是喜出望外，急忙派人去请，却得知百里奚已经逃到楚国。秦穆公正打算许以重金去赎回百里奚，但又担心楚人不肯。于是，穆公设计，派使者到楚，说：敝国有一个叫百里奚的奴仆逃到了贵国，请允许以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楚国一听，知道是个奴隶，不值钱，也就答应了秦国的要求。

百里奚回到秦国，秦穆公亲自迎接，要与他商谈国事。百里奚说：我不过是一介亡国之臣，哪里值得国君如此礼遇。穆公说：虞君不用你，才使你被掳，并不是你的过错啊。百里奚见穆公是真心实意，便与他倾心相谈，一谈就是三天。穆公随后即任命百里奚为相国。百里奚不肯，推辞道：我不如我的朋友蹇叔。蹇叔贤能而不为世人了解。当年我在外漫游受困于齐，不得已向别人乞讨，是蹇叔收留了我。我因此想到齐君无知那儿做事，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幸免与无知一起被杀。我到周地，见王子颓喜欢牛，就以养牛去接近他。后来，王子颓想用我，又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免于被诛。我到虞君手下做事，蹇叔又阻止我。我也知道虞君不会信用我，只是为了那一份俸禄和爵位，暂时留下来，想不到就当了俘虏。从这三件事，我深知蹇叔的贤能。秦穆公听后又用贵重的礼品，将蹇叔请来秦国，任命他为上大夫。

百里奚相秦七年，勤理朝政，平易近人，生活简朴。《战国策》载：“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使秦大治，终成秦国霸业。百里奚死的时候，“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由于百里奚是用五张公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称其为“五羖大夫”。

茅津之战前，秦晋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崤之战。

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年）冬，晋文公死。这时，杞子从郑国派人送信回国，说：“郑人将北门的钥匙交给了我，如果大王悄悄地派军队来，郑国就能唾手可得。”

这里读者要问，杞子是什么人？怎么到了郑国呢？原来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30年，晋文公约好秦穆公合兵攻打郑国，杞子就是秦穆公这次出征所带的副将之一。秦晋联军声势浩大逼近郑国，吓得郑文公没有主张。他的大夫叔詹便提出派人去做秦穆公的工作。派谁去呢？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人。

烛之武此时年纪很大了，身体弯得成了一把弓。他听说要派他去劝说秦穆公退兵，立即推辞，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我年青力壮的时候尚且不如他人，做不了什么大事，如今七老八十了，还能做什么呢？郑文公一听，这是倚老卖老，话里有话，哪里是谦虚啊，是在责备自己过去不曾重用他。所以郑文公一听这话，只好立马认错，过去没有重用老先生，如今有事了才想起您，这是寡人的过错。不过话说回来，郑国要是灭亡了，对老先生也没什么好处啊。这话说得好，棉里藏针，先是认错，然后将他一军。烛之武见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答应了。

独霸西戎(3)

《左传》载烛之武见秦穆公是“夜缒而出”。半夜里从城墙上掉根绳子才出了城，可见秦晋联军把郑国围得是非常紧。烛之武见到秦穆公，展开其三寸不烂之舌，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余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先是明白告诉你，郑国反正知道这次要亡国了，不打算抵抗。问题是，郑国亡了，对你秦穆公又有什么好处呢？“邻之厚，君之薄也。”这话说得非常精辟，秦穆公一听此言，二话不说，当即与郑国人结盟。并派副将杞子、逢孙、杨孙帮助郑国戍守城池，大军退还。

郑国好不容易度过这一次危机。但晋国仍然对郑国步步紧逼。一边加紧围攻郑国，一边向郑国提出条件，要郑国答应两件事，一是立公子兰为太子；一是交出叔詹大夫。郑国无奈之下，只好答应这两个条件。公子兰和晋国关系密切，秦国副将见郑国顺从了晋国，心里有气，秦国派兵帮你守城，你却去亲近晋国，这不明摆着欺侮秦国吗？于是，杞子才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事实证明这也是个凭意气用事的馊主意。

秦穆公得到内线的这一机要情报，就立即找蹇叔和百里奚询问，谁知两人都反对这一冒险举动：“经过几个国家几千里路去袭击别人，很少有成功的。我军的行动郑国一定会知道，不能去！”但秦穆公主意己定，说：“我已经决定了，你俩不必再说。”于是派遣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乞丙三位大将带兵出发伐郑。百里奚和蹇叔哭着为军队送行，秦穆公很生气，说：“我出兵，你们却哭着沮丧我军的士气，这是为什么？“二位大夫都答道：“我们并不敢沮丧士气。只是我们年纪大了，儿子要出征，怕以后再也见不看了！”并对其儿子说：“你们的军队一定会吃败仗，晋人将在崤山阻击。”

公元前627年春，秦军东去，经过成周北门时，车左、车右都脱去头盔下车致敬，随即跳上车去的有三百辆战车的将士。王孙满看了以后说：“秦军轻挑而无礼，一定会失败！”

秦军经过滑国时，郑国的商人牛贩子弦高正贩了牛准备到周去卖，在路上见到秦军，就将所带的十二头牛全部送给秦军，说：“听说大国将要到我们郑国来，我们国君派我先迭十二头牛犒劳贵军士卒。”这个聪明的牛贩子，一句话就把秦国的三位大将唬住了。三位将军商量道：“郑国已经知道我军要去袭击，去了也没有用。”于是灭了滑国，往回撤兵。滑是晋国的同姓之国。当时，晋文公还没有下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丧父，乘机攻灭我的同姓之国。”于是，将丧服染成黑色，出兵在崤山阻击，大败秦军，将三位秦将全部俘获。

晋文公的夫人文赢，是秦穆公的女儿，她对襄公说：“这三人挑拨我们两国国君的关系，穆公对三人恨入骨髓。你何必自己去杀他们呢？不如放他们回去，让穆公去将他们煮死！”晋襄公同意了。秦穆公穿了素服，哭看到郊外迎接孟明视等人，说：“我不听从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使你们三位遭受耻辱，你们有什么错？你们要专心谋划报仇雪耻，不可懈怠！”恢复了三人的官职，对他们更加信任了。

穆公三十四年（前626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视等带兵东向，与晋军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秦军再次失败。两次较量，秦东进的路被晋牢牢地扼住，只得转而向西发展。穆公三十六年（前624年），秦穆公亲自率兵讨伐晋国，渡过黄河以后，将渡船全部焚毁，表示誓死克敌的决心。秦军夺得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和郊。晋军不敢出战，秦军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南岸崤地，在当年的战场为战死的将士堆土树立标记，然后回国。三十七年（前623年），秦军出征西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绵诸，在酒樽之下活捉了绵诸王。秦穆公乘胜前进，二十多个戎狄小国先后归服了秦国。秦国辟地千里，国界南至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到黄河，史称“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派遣召公过带了金鼓送给秦穆公，以表示祝贺。

东进梦灭(1)

晋献公末年，晋国发生了著名的骊姬之乱，杀死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二人出逃。不久晋献公死，晋国大臣不能接受骊姬的儿子做国君，晋大夫里克设计杀死了骊姬的儿子奚齐、卓子，一时晋国无君。秦穆公认为此时是个好时机，如能在重耳、夷吾二人中间选立一人，做了国君，就能受秦国节制，对秦国的东进大有好处。于是秦穆公派公子挚以吊唁为名，到狄国见了重耳，至梁见了夷吾。夷吾对秦公子许诺，愿意以河东列城五座作为报答。并悄悄地送了秦公子挚“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秦穆公对夷吾此举很是不肖和鄙视，公子挚说：“君若求置晋君以成名于天下，则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且可以进退。”秦穆公听了公子挚的建议，便决定立不仁的夷吾为晋国国君，于是夷吾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即位，他就是晋惠公。

谁知晋惠公回国后便食言，拒绝了原先答应给秦国的“列城五”，并且不愿意和秦国合作。公元前647年，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国便输粟于晋。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使乞籴于晋，晋国竟然不肯。于是秦国为报复晋人，便派兵攻打晋国，秦国之间发生了韩原大战，晋国大败，晋惠公都被活捉去了。

晋惠公被活捉，完全是咎由自取。先一年，晋国大饥荒，向秦国求救，秦穆公舍弃前嫌，卖粮给晋国，使晋国百姓得以度过饥荒；转眼第二年，秦国大饥荒，向晋国求援，晋惠公竟然不肯，这就犯了两个大错：一是背恩忘义，让秦国百姓切齿；二是无亲不仁，让晋国百姓含羞。秦穆公趁此机会，倾全国之力，誓师伐晋，秦国百姓众志成城、发扬“与子同仇”的气慨，战斗力倍增；相反，晋国军民因为自己国君背德，而不肯努力与当年有过救命之恩的秦国作战。

公元前645年，秦穆公十五年，晋惠公六年，秦穆公亲率全军主力东向伐晋，三战三捷，连续击败晋的边防部队，突破了河西防线，渡过黄河，深入晋之腹地。晋惠公亦倾起全军精锐迎战，两军会于韩原(今山西河津东)，秦晋大战全面爆发。韩原大战，双方力量对比是秦军少而晋军多。但战斗力却颠倒了。晋国大夫韩简侦探敌情后说了四个字：“我怠，秦奋。”晋军人数虽然众多，但士气低落；秦军人数虽少，但战斗力高昂。战前晋国巫师照例要进行占卜，结果也显示不祥。

然而，晋惠公别无选择，“一夫不可狃，况国乎？”明知理亏且得胜的把握不大，也只能硬着头皮与秦穆公展开决战。开战以后，晋惠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结果却因冲锋过猛，适得其反，把大部队远远甩在了后面，接着他的战车还陷进了泥泞之中，盘旋久久不出。晋惠公只得高声呼叫最近的大夫庆郑来救驾，庆郑却因为自己曾经几次进谏没有被晋惠公采纳，而心怀怨恨，不但不救，关键时刻还说起了风凉话：“是你自己不听人言，不从占卜，自求失败，干嘛还要逃？”竟然毫不理会晋惠公的死活，大摇大摆地走开了。

东进梦灭(2)

这一边的秦穆公也发现了晋惠公的车陷进泥泞出不来，于是亲自驱车杀来，欲图将其俘虏。晋国大夫梁由靡、韩简、虢射三人见状赶忙率兵前来截击秦穆公，并把他包围，企图将他俘虏。这时，见死不救的庆郑也赶到了，告诉梁由靡等三人，要求他们回去救晋惠公，于是晋国三位大夫只好舍了秦穆公先去救晋惠公，这样一来，秦穆公反倒解了围。最终的结果，晋军没能捉住秦穆公，也没能救出晋惠公，晋惠公反被秦军活捉。

不过，带回这个俘虏，倒引起了秦国上下的一片争议。首先是穆姬听说了这个消息，就以死来威胁，说，两国国君不是玉帛相见而是刀兵相见，这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如果穆公早上把晋君带进国都，那么晚上穆姬就自焚，如果晚上进入国都，那么早上就自焚。于是秦穆公只好把晋惠公暂时放在灵台。而秦国大夫却要求把俘虏带进国都。有的甚至要求把这个俘虏杀了。最后大夫子桑出了个主意，《左传》和《国语·晋语三》都记载：秦国大夫公孙枝献谋曰：“不若以归，以要晋国之成，复其君而质其嫡子，使子父代处秦，国可以无害。是故归惠公而质子圉，秦始知河东之政。”

晋惠公获释归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在战场上见死不救的大夫庆郑。韩原之战两年后，秦国将黄河以东土地归还晋国，秦、平分桃林、崤函的控制权，这样，秦晋间的较量以秦国取胜，不仅夺取了河西之地，且不久，秦灭梁、芮，秦的疆土又向东扩大了一步。

秦国为了拉拢晋国，又把秦穆公的女儿嫁给了质于秦国的晋惠公之子圉，“秦归河东而妻之”，但公子圉非但不感谢，反而想法从秦国逃回了晋国。晋惠公死后，公子圉即位，他就是晋怀公。

晋怀公逃走后，秦人非常恼怒，便派人把公子重耳接到秦国，发兵送重耳回到晋国，求晋人作内应，把晋怀公杀死，立重耳为晋君，重耳就是名震中原的晋文公。

秦人帮助晋文公即位，本以为晋国从此可以听从秦国的摆布，殊不知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备尝艰难，随从将士也都是卿相之才。公元前632年，晋楚之间又爆发了著名的城濮之战，把楚国打得大败，晋国一跃成为北方霸主。秦国不仅不能左右晋国，反而还不得不听从晋国的要求随同征战

公元前630年，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攻打郑国，原因是晋文公流亡到郑国时，郑人无礼于文公，而且城濮之战中郑国又助楚。郑国派烛之武为使，说服了秦穆公退兵，晋国亦罢兵。

秦国的东进，受到晋国无情的阻击，晋国也认识到，秦晋之间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种“秦晋之好”，相反二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晋大夫先轸说过：“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在晋国君臣强大的阻力下，秦国不得不调整战略，任用贤能，南结楚国，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虎兕相逢(1)

秦晋争斗的同时，晋楚争霸也长达百余年，楚是晋国最强大的敌手，秦晋关系破裂后，秦与楚国结成联盟，互为姻亲之国，秦人还不时帮助楚国出征。

此外，秦穆公开始大力招揽贤才。他摒弃了贵贱等级，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除了百里奚之外，还从宋国迎得了蹇叔，把晋国的来丕豹、公孙友拉拢到身边，又从戎人那里得到了贤臣由余，掌握了戎狄的情况；开始出征戎。

《尚书·秦誓》就记载了当年秦穆公的盟誓：“予誓告汝：……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公元前627年之殽之战，秦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后秦穆公吸取教训，重用被俘过的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三将，刻苦练兵，伺机报仇。特别是孟明视“修国政，重施于民”的精神震慑了晋国。晋国大夫赵成子说：“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慑而增德，不可当也。念德不怠，其可敌乎。”《史记·秦本纪》载：（穆公）“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高，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一个知错必改，不甘失败的明君形象。

公无前621年，秦穆公死，安葬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殉葬而死的有一百七十七人，其中包括子舆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人十分善良、勇武，国人对此悲痛万分，赋《黄鸟》之诗，唱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意思是说，青天呵，怎么将这么善良的人给殉葬了？如果可以赎命，我们宁愿出一百条命将他们换回来！

人们将秦穆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实际秦穆公的霸主之名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几位霸主有明显区别。那就是齐、晋、楚三国的霸主之名均是中原霸主，是全局性、国际性的霸主，而秦穆公却只是西戎霸主，他的称霸范围仅仅局限在关中西戎之地，因为秦国根本没有打开东进通道。二十多年后，秦穆公也曾进行了一次东进尝试，但结果却也以惨败告终。秦国再次夺回崤函之地的时间远在330年后的战国中期，也就是公元前325年，秦国当时的君主已是第二十七君：秦惠王。

秦穆公死后，晋襄公不久也病死了，这个时候，中原诸国一时也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就在这个时候，春秋史上开始上演了一幕幕大夫干政的好戏。

首先来看晋国。

公元前620年，晋襄公病死。临死前遗嘱赵盾立公子夷皋为国君。正当大臣们要立夷皋做国君之际，身为托孤大臣的赵盾却出面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赵盾认为公子夷皋只有十七岁，而眼前晋国的形势非常糟糕，一方面，原来的重臣如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等先后去世；一方面，秦国刚刚打败晋国，独霸西戎，随时随地会打进晋国，一个十七岁的少年难以受命于危难之际。因此，赵盾要求立年长的公子雍为国君。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兄弟，此时的公子雍还在秦国，与秦人关系较好。如果立公子雍为国君，可以重结秦晋之好。另一个大臣狐射姑（贾季）也不主张立个十七岁的毛孩子。但他却希望立公子乐为国君。公子乐是公子雍的兄弟，此时还在陈国。赵盾不同意，理由是陈国太弱小了，离晋国又远，而秦国强大，且离晋国近。大臣们大都赞成赵盾的意见，就派人去迎公子雍回国。但狐射姑心里不服，也偷偷地打发人去陈国接公子乐。赵盾得知这一消息，就派心腹公孙杵臼在半道上截杀了公子乐。狐射姑由此更加恼恨赵盾，派人把赵盾的得力助手阳处父暗杀了。

虎兕相逢(2)

阳处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值得狐射姑这么重视？应该说阳处父是晋国一个重臣，《左传》多有记载其事：僖公三十二年报楚平；三十三年追孟明视，又侵蔡、退楚师；文公二年盟文公；三年伐楚以救江。文公六年，晋国改搜、易中军，阳处父起了关键作用。这年春，晋国在夷地阅兵，撤销了两个军，狐射姑任中军统帅，赵盾为副。太傅阳处父从温地到来后，改在董地阅兵，调换了中军主将，他认为赵盾更有才能，就把赵盾和狐射姑换了个位置。自此后，赵盾开始掌握国家的政权，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察逃亡，用契约，清除政治上的污垢，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职，选拔贤能，并把政令法规交给阳父处和太师贾佗去执行，作为晋国的常典。

阳处父为何要这么做？原来阳处父过去是赵盾之父赵衰的部下，因此心里自然向着赵氏。《左传》文公五年，以宁赢的一席话道出了阳处父这样做的目的和结果：“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阳处父之死，正是赵、贾之争的牺牲品。

谁知，暗杀阳处父的凶手却被当场逮住。狐射姑只好逃往潞国。赵盾也没把他怎么着，只是处置了凶手，顾念他过去的功劳，还把狐射姑的妻儿老小都派人送到他身边去了。

那么，赵盾为何要这么做呢？是因为他心太软吗？林汉达先生就是这么认为的。或者是因为他贤良之故？《左传》宣公二年中引孔子之言称他为“古之良大夫”；《春秋谷梁传》则称其为“忠臣之至”。

我认为都未必然。赵盾行事果敢而手辣。《左传》文公七年载狄人问贾季，赵衰和赵盾哪一个贤？贾季（就是狐射姑）回答道：“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注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他一点儿都不会心太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权。狐射姑暗杀阳处父，他不穷追猛打，只是不想留下一个欺人家小的骂名，相反把人家家小送走，其实是断了狐射姑回国之念。

他更不是孔子所讲的良大夫和谷梁传所说的忠臣。《春秋左传人物谱》中归纳得很是恰当。

首先，赵盾是一个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之人。身为托孤大臣，违背命令，另立新君，这算得上忠吗？如果先君命令不该执行，就应该在先君死之前力谏，而赵盾没有。违背遗嘱，另立新君，其实不过是赵盾排斥异己的一着棋子。在立新君问题上，他当初要立公子雍的时候，理由是为了结好秦国。但当他把狐射姑逼出国去之后，晋襄公夫人拉着公子夷皋到朝堂上哭闹之后，赵盾又改了主意，决定立夷皋为君，派人到秦国去阻止公子雍回国。而这个时候，先前被派到秦国去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已经护送着公子雍过了黄河。这时，赵盾一反原来要结秦晋之好的态度，断然改口说，立公子雍，秦国便是我们的朋友，现在立了公子夷皋，那么秦国就是我们的敌人了。于是他亲自出马，率大军去阻止公子雍。秦国人没提防赵盾来这一手，冷不丁被赵盾打了个束手不及，公子雍死于乱军之中。先蔑和士会一气之下不愿意回国，留在秦康公手下做了大夫。这样出尔反尔的做法，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这是赵盾谋划深远的一招，就是要逼走先蔑和士会这两位极有才干的大臣。先前他故意不立公子夷皋，其实就是在试探国内有谁反对自己，引蛇出洞，结果把与自己有怨的狐射姑引出来，逼走一个；继而不立公子雍，其实是他早就打算好了的，目的是为了逼走士会。这样，士会在秦，狐射姑去狄，国内再无人敢与自己作对。

先蔑出使秦国之前，荀林父便有言在先：“夫人和太子都在，反而要到国外去寻国君，这是一定行不通的。并且建议他借口生病不要去。否则祸患就要降临。不想先蔑不听，荀林父又给他朗诵了《诗经·板》这首诗的第三章，先蔑没有听出诗里的意思：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

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当刍荛。

然而，赵盾出尔反尔的做法还是招致了大臣的不满，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蒯得五位大臣便一起商量着要起来反对赵盾。这个时候，赵盾一点也没有心太软，相反，他命荀林父逮住这五人，关进监狱，报告晋灵公，要定他们的死罪。晋灵公回去告诉襄公夫人，襄公夫人大惊，这一杀又是五个，朝廷上的大臣都快没几个了啊。晋灵公又把他妈的话学给赵盾听，赵盾斥之为不懂事，这五个人照杀不误。

虎兕相逢(3)

其次，赵盾是一个用人唯亲，偏袒本族的人。赵盾所做的都是为了赵氏宗族。一是对赵穿的任用。赵穿这个人，士会当年有交代：“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晋臾骈之佐上军也。”士会并没有冤枉赵穿，秦晋之战中，赵穿的表现可资证明。文公十二年，赵穿违反军纪，赵盾不但不追究其责任，反以大军袒护他；宣公元年，赵穿伐崇不力，赵盾未能惩罚他。

宣公二年，赵穿攻晋灵公于桃园，其背后显然就是赵盾的指使甚至谋划。这与晋灵公欲杀赵盾有着直接的关系。

宣公二年，晋灵公先是派一个叫鉏麑的人去暗杀赵盾，鉏麑跑到赵盾家，欲行暗杀之事，却看到赵看像平时一样，早己“盛服将朝”，“坐而假寐”，见此情景，这个刺客竟然被吓怕了。《左传》却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说完，这个刺客就触槐而死。

我对《左传》这段记载深为怀疑。试想，一个穿着朝服，坐在那里假睡的人，怎么就看得出“恭敬”？刺客最后死了，他讲的这段话是如何传到他人耳朵里的？依我看，这刺客显然是行刺不成，反倒被赵盾所杀。而赵盾为了粉饰自己，故意编出这样一段话来欺世盗名。

行刺不成，晋灵公不死心，同年九月，他请赵盾饮酒，暗中埋伏了甲兵，准备收拾赵盾，不料，被赵盾的家臣提弥明察觉，便借口臣子陪国君喝酒，过了三爵就算非礼，把赵盾拉了出来，灵公又唆使猛犬去攻击赵盾，提弥明拼力与犬搏击，并杀了恶犬，提弥明也死了。

试想，一个国君敢于一而再，再而三，非要置一大臣于死地，君臣关系恶劣到了何等程度。宣公二年，被赵盾设计赚回的士会与赵盾同时谏晋灵公，二人对晋灵公的不同态度也能看出十分微妙的君臣关系。

史载晋灵公无道不君，有这么几件事，一是重征税收来彩绘宫墙；二是从高台上用弹丸打人而看着他们躲避的情形而笑；三是厨子煮熊掌不熟，杀之而置于畚箕中，让女人顶着它走过朝堂。

士会和赵盾都准备进谏，士会先去，他是这么说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群臣赖之。君能补过，兖不废矣。”

灵公答应改过，但是却没能改。那么赵盾又是如何进谏的呢？《左传》只记载了一句话：“宣子骤谏，公患之。”宣子就是赵盾。为什么说是“骤谏”呢？为什么引起了灵公的害怕呢？可见，这“骤谏”二字大有深意。极有可能是赵盾说了威胁废立的话，才引起了灵公想先下手为强，打算置赵盾于死地。

而受此惊吓的赵盾，怎么可能忍气吞声到毫无作为的程度呢？这才有了赵穿杀灵公之举。

这一次赵穿犯下的是弑君之罪，要株连的，赵盾非但没有追究其罪，反派他迎立新君。

可见，赵盾所做，根本不能算得上忠于国君，嫉恶如仇，恰恰相反，都是为了赵氏宗族在晋国的权势与地位。宣公二年，赵盾借迎立新君之机，又请以赵括为公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这进一步加强了赵氏的权势。

其三，赵盾是晋国由盛转衰的“功臣”。由于一片私心在赵氏，赵盾屠杀大臣，树立亲族，也导致了原来晋国的附属国如郑国、陈国、蔡国和宋国等纷纷脱离了晋国，归附楚国去了。晋与春秋列国关系也落到了个个不睦的程度。本欲与秦相亲，结果却招致秦国的报复和攻击，秦康公利用士会的才干，一口气占了晋国的数座城池，害得赵盾吃不下也睡不香；文公十四年，赵盾以诸侯盟主身份率同盟国兴师问罪于一小小邾国，结果却一无所成；此时的齐国早已无甚实力，齐鲁关系也十分紧张，然而，即使如此，鲁国也不亲附晋国，宁愿巴结实力大不如前的齐国；后来，晋侵齐，竟然取赂而还，平宋之乱，毫无结果；宣公元年，小小的郑国竟然说出了“晋不足与也”这样的大话，背晋而附楚。就连更弱的卫国，也长期不肯附晋。僖公二十八年温之会、二十九年翟泉之会，卫国都不参与，后来卫国在晋国的威逼之下发生内乱，卫君成了俘虏，卫国才不得己屈服于晋。宣公二年，楚伐宋，而晋不能救；秦伐晋，而赵盾不敢敌。

当然，有人会说，赵盾设计赚回士会，使秦国失去一个重要谋士，晋国失去一个重大的威胁，应该算是赵盾的一大功劳。士会回国后，赵盾能和他和平相处，怎么能说他一片私心呢？

虎兕相逢(4)

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赵盾设计赚回士会，是不得己而为之。文公十三年，经历了前一年秦国几次入侵的晋国，十分害怕秦国任用士会。有士会在秦，晋国就别想打胜仗。于是，赵盾就派一个叫魏寿余的文官假装去秦国叛变，并把他的妻小逮捕入狱。秦康公接纳了他，于是秦人驻军河西，与河东的魏相对。魏寿余说，可派一个能够与魏地人说话的人与我同去，就可以收伏魏地。秦康公就叫士会去。士会不想去，说，晋人是虎狼之辈，如果背信弃义，不让老臣回来，老臣死了，妻子儿女也活不成，这对君王没有好处。秦康公答应他如果晋人背信，也不怪他，并送还他的妻小。士会也正想回到阔别的家乡，于是就过了河，果然，士会就中了赵盾之计。士会回国后，赵盾没把他怎么样，主要原因在于赵盾此时地位非常牢固，无须担心士会。

再来看齐国。

公元前613年，赵盾趁楚国刚死了国君之机，便以为称霸的时机到了，约会宋鲁陈卫郑曹等国诸侯在宋国的新城会盟。本来齐国国君齐昭公也收到了赵盾的请帖，但这时，他病得快要死了。没多久，齐昭公死，其子舍即位，三个月不到，其叔父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桓公之子杀了舍，他的本意是想自立，却假意请自己的兄弟公子元做国君，不料，公子元不吃这一套，说：老弟，别连累我，你让我安安心心做一个普通百姓，我就知足了。这样，公子商人自己做了国君，他就是齐懿公。

赵盾得知齐懿公弑君，便纠合与会八国诸侯，联合伐齐。齐懿公立即派人向赵盾送上了厚礼，赵盾便退兵了。

齐懿公做公子时，曾与大夫丙原发生过争夺土地的纠纷，当时的相国管仲判定齐懿公理亏，把地给了丙原。现在齐懿公还记恨此事，就把丙原家的地全夺过来了，恨管仲向着丙原，就把管家的地也夺回一半，管仲的后代只好逃到楚国去了。丙原死了好多年了，齐懿公就叫人把他的尸体从坟里挖出来，砍去一条腿，问丙原的儿子丙蜀：“砍去你父亲的一条腿以治其罪，你恨不恨我呀？”丙蜀回答说：“家父在世时没受到刑罚，这已是造化了，现在砍的是枯骨，我怎么会怨主公呢？”齐懿公一听，便把丙蜀当成自己的心腹，把地都还给了他。

齐懿公听说大夫阎职的妻子很美艳，就召她进宫，一看果然漂亮，就不准她回去了，吩咐阎职另外娶一个。阎职没办法，做不得声。

公元前609年，齐懿公到一个叫申池的地方避暑，带上许多美丽的宫女，吩咐丙蜀和阎职随驾。一天，天气热得不行，齐懿公又喝多了酒，更加热得慌，就叫人把竹榻置于林中，叫宫女们打扇，准备好好睡一觉。

丙蜀和阎职见没有事，便一起去洗澡。丙蜀拿竹竿打阎职脑袋，用水泼他，阎职火起，便骂丙蜀不是东西。丙蜀笑道：人家抢去你老婆，都没看你发这么大的火，我跟你闹着玩呢，你怎么就有火了呢？阎职也不甘示弱，顶起他：人家砍了你老子的腿，你都不说什么，我老婆的事算个球。说到这里，二人的心事都已明白。于是他们不闹了，很快地商量了一下，便穿衣带剑，跑到林子里来。齐懿公早鼾声大作，丙蜀做了个手势，叫宫女们去准备热水，把她们都打发走了，两个人便一个按住齐懿公的手，一个掐住脖子，没多久，齐懿公就在梦里死去了。然后，把他的头砍下来丢进了池子，坐着车回到家，把家小收拾妥当，慢悠悠地投奔楚国去了。

齐国人倒没把齐懿公被杀当做什么大事，他们立公子元为国君，做了齐惠公。

有样学样，宋国的公子鲍看到齐国的公子商人这么轻而易举做了国君，送了礼物给晋国就坐稳了君位，也在心里盘算开了。公子鲍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兄弟，深受祖母宋襄公夫人的宠爱，与宋国上上下下也都合得来，而且他还时常把家产和粮食分出来接济穷人。到了公元前611年，宋国碰到了大饥荒，公子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救济百姓了，宋襄公夫人就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施舍给灾民，于是宋国上上下下都称赞公子鲍，并盼望他有朝一日能做宋国国君。

于是，一班大臣就刺杀了宋昭公，立公子鲍做了宋文公。

赵盾得知宋昭公被杀，立即出兵，派荀林父为大将，联合卫、陈、郑三国攻宋。宋国大夫宋华元受命来到晋国军营见到了荀林父，说明宋国上上下下都拥戴宋文公，同时奉上好几车的金银财宝，名为犒劳军队。荀林父照单全收，但郑穆公反对，说：“我们是来征讨乱臣贼子的，你怎么好收人家的厚礼呢？”荀林父说：宋国跟齐国的情形差不多，咱们对齐国宽大，对宋国也不能太过分了，况且人家自个儿愿意，我们何必那么死板？

这样，宋文公的事也就顺利搞掂了。

紧接着，鲁国也眼红了。

鲁国的大夫鲁庄公的儿子东门遂也把国君杀了。公元前609年，鲁文公死了，公子恶即位。齐惠公听说后，?派人去吊丧。东门遂对叔孙得臣说，齐国派人来我们小国吊孝，这是示好的意思，我们可要抓住这个机会与他们亲近才好。于是二人一起来到齐国，一面祝贺新君即位，一面回谢齐国吊孝的好意。

齐惠公待之以礼，席间顺便问及你们鲁国国君为什么要取个“恶”的名字？东门遂回答说：天底下的好字眼多得很，只是先君不喜欢他，故意给他起个坏名字。先君喜欢的是公子接，他品行好，有本事，对人也很好，鲁国上上下下都希望他能做国君。只是公子接虽是长子却是庶出。齐惠公说：历来立庶长子者大有人在，只要人贤就好。叔孙得臣赶紧说：贵国要是能够帮助我们立个贤明的国君的话，我们都愿意事奉贵国，年年进贡。

齐惠公一听非常高兴，就与他们盟誓，并把女儿许配给了公子接。

东门遂和叔孙得臣有了齐国的支持，就大着胆子把公子恶和他的兄弟公子视都杀了，立公子接做了鲁宣公。鲁宣公即位后就把济西之田送给齐国做为答谢。有人对东门遂说，你就不怕晋国来讨伐吗？东门遂就笑了几声，回答道：你看看齐国和宋国就知道了，只怕赵盾自己都还忙不过来呢。

赵氏孤儿(1)

历史上的赵盾本是一个一片私心在赵氏的权臣，可惜孔子并不知道个中详情，因而道出了“赵盾，古之良大夫”的称誉。到后世，赵盾更获得了忠烈的美名。著名的《赵氏孤儿》就是一曲为赵盾唱赞歌的护忠除奸的好戏，只可惜，这只不过是后人的寄托而已。戏中的奸臣屠岸贾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赵盾身后获得了满门抄斩也是咎由自取。

屠岸贾和赵盾的矛盾始自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屠岸贾显然是要维护晋君公室的权力的，他和赵盾的矛盾其实就是在赵盾极力发展家族势力的背景下发生的。屠岸贾维护晋灵公，其意就是要与赵盾抗衡，阻碍赵氏势力的膨胀。晋灵公三番五次想谋害赵盾，其背后显然有屠岸贾的影子。赵盾死后，赵朔、赵同、赵括、赵旃等人的势力照样非常强大，屠岸贾孤掌难鸣，于是他在背地里积极联络栾家、郄家等力量。

晋成公去世后，其子继位为晋景公。赵盾之子赵朔继承了爵位。赵盾时埋下的隐患这时突然暴发了，屠岸贾做了司寇，主管政法工作。开始追究杀晋灵公的旧案。抓一批人、审讯一批人、惩治一批人，这就顺理成章地牵到了赵家。晋景公也看到了赵氏家族势力过于宠大，早就想有所动作，就继续重用屠岸贾。

屠岸贾遍告将领说：做臣子的杀害了国君，他的子孙却还在朝为官，这还怎么能惩治罪人呢？请各位诛杀他们。他和将领们率领军队在下宫攻袭赵氏，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且灭绝了他们的家族。

史上记载称屠岸贾是不请示国君就擅自动手的，但这就和赵盾说赵穿杀灵公与他无关一样，没有人相信屠岸贾是在晋景公不知道的情况下敢这样灭掉一个国家重臣、功臣的家族。不知道这是不是董狐的记载？

然而，在抄灭赵氏家族时，发现了漏网之鱼，就是赵朔的媳妇庄姬。庄姬是晋成公的女儿、景公的妹妹，正好怀孕在身，躲在母亲的宫里。屠岸贾要求斩草除根，晋景公发了慈悲，借口母亲很爱这个女儿，不再追究。但同意如果庄姬生下的是儿子就要杀了他。

就在屠岸贾打听庄姬生产的日子之时，赵家的两个家臣也在盘算着。一个叫公孙杵臼，一个叫程婴。他们却在想方设法为赵氏保留这一根血脉。不久庄姬生下了一个儿子，营救这个赵氏孤儿迫在眉睫。根据赵朔在世时的想法，他们给这个婴儿取名叫赵武。如何保住赵武的性命，成了两个家臣的使命。这时程婴想出了一个掉包计，原来他的媳妇在上个月也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便打算用自己的儿子去换取赵氏孤儿的性命。

程婴和公孙二人想尽办法终于把赵氏孤儿从屠岸贾禁卫森严的内宫中偷了出来，为了躲避屠岸贾的追杀，公孙和程婴商量着万全之策。公孙问程婴：扶助孤儿和慷慨赴死哪一个更难？程婴回答说：死倒是容易，扶助孤儿可就难上加难了。公孙说：我老了，请你担当那件难事，把容易办的事让给我吧。于是程婴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公孙，而把赵氏孤儿另行藏了起来。

赵氏孤儿(2)

程婴自己去见屠岸贾，说：我跟公孙都是赵家的门客，赵氏孤儿现正在被我们抚养，我知道这事终有一天会被查出来的，为保性命不如早些自首。如今我知道赵氏孤儿的下落，请将军饶恕我一家。屠岸贾闻之，率兵来到首阳山。程婴领路，找到了隐匿山中的公孙杵臼和婴儿。

杵臼当着众人的面，大骂程婴，他一边骂一边伴装乞求：“杀我可以，孩子是无辜的，请留下他一条活命吧！”众人当然不允。程婴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子和好友公孙杵臼死在乱刀之下。

程婴身负忘恩负义，出卖朋友，残害忠良的“骂名”，偷出赵氏孤儿来到了山高谷深、僻静荒芜的盂山隐居起来。这一隐居就是十五年，就是这片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深山中，赵氏孤儿，在程婴的教养下终于长成了顶天立地的汉子。

晋景公死后，其子即位成了晋厉公。晋厉公害怕郄家的势力膨胀起来，重演当年赵家故事，一下把郄锜、郄 、郄至三人都给杀了。

眼看三人被杀，晋国大臣栾书、荀偃等人惟恐自己也落到三郄的下场。他们也联合起来，杀了晋厉公，同时联合韩厥、屠岸贾、荀罃、范匄等人拥立晋悼公。

《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即位后，“施舍、己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弁纠御戎，校正属焉，使训诸御知义。荀宾为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这时，赵氏孤儿赵武开始位列晋卿。这得益于韩厥的功劳。原来晋悼公这时开始担心屠岸贾的权势过大，做了中军主将的韩厥就有意无意总在晋悼公面前说起过去赵衰、赵盾的功劳。悼公也有意想替赵氏申冤，只是考虑到赵氏一族被灭了满门，不知如何是好。深知内情的韩厥便告诉了悼公，赵氏还有一个孤儿在。悼公听说，立即表示把赵氏孤儿找来。苍天不负有心人，程婴与赵武，在朝中韩厥的帮助下，里应外合，灭掉了权臣屠岸贾。赵氏冤情大白于天下，程婴忠义大白于天下，公孙杵臼忠烈大白于天下。最后的程婴，并未品味胜利的美酒，十数年积聚的丧子之痛，丧君之痛，丧友之痛一并袭上心头，程婴自刎而死，赵武为此服孝三年。自此，赵氏势力又开始恢复。

双雄逐鹿…(1)

12、双雄逐鹿，是非成败皆寡义

早期的春秋是郑齐等国的天下，中后期的春秋便成了晋楚的天下。晋楚争霸自始就没有消停过。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中原小国便成了两头受气的出气筒。比如郑国。楚国是想利用郑国作为北进中原的跳板，晋国则想用郑国作为抵挡楚国的马其诺防线。

偏偏郑国也不争气，国力不振，只好疲于应付这两大强国。郑灵公在位之时，不开什么正经事，却老拿大臣们开玩笑。一次，郑国大夫公子宋和公子归生一起上朝，公子宋的食指突然跳动起来，归生看见了，感觉很奇怪，忙问是不是抽筋了。宋则呵呵一笑，说，食指跳，说明有好东西吃了。归生只当是他开玩笑。一到朝堂上，看见一只大鼋拴在那里，一问，方知这是郑灵公预备招待大臣们的，两个人不禁会心大笑。正好郑灵公出来看到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便问何事。归生指着公子宋说，刚才他的食指跳动，说有好东西吃，我还不信，看到这只大鼋，才知他的手指头很灵。郑灵公一听，便说，手指头这么灵？未必吧。

后来，郑灵公招待大臣，叫厨子从地位较下的大臣们送起，每人送一碗大鼋肉，轮到最后只剩下一碗了，给谁呢？郑灵公指点说，给归生吧，这样公子宋就没有得吃了。郑灵公哈哈大笑，对公子宋说，你命不好啊，手指头并不灵嘛。公子宋想起先前说过的话，而眼下独独没有自己的一份，这面子往哪搁啊，再听到郑灵公的哈哈大笑，心头便火上加油，恼羞成怒。他一下跳起来，跑到郑灵公面前，把手指头伸进郑灵公的碗里，蘸了蘸放到嘴里咂一咂，一边也哈哈大笑，我尝到了美味，我的手指头还是蛮灵的。郑灵公气得大骂公子宋。好在其它大臣都跪下来求情，郑灵公只好作罢，不欢而散。

归生见公子宋和郑灵公闹翻了，心里很痛快。他本来和灵公兄弟公子去疾关系很好，因为担心公子宋和灵公的关系，而不敢废灵公而立公子去疾。

这下有机会了，他跑到公子宋那里，决定为此添把柴。他对公子宋说，主公一定不会放过你，你得想想法子。一席话说得公子宋果然大怒。

第二天，归生拉着公子宋去见郑灵公，表面上是当和事佬，其实别有用心。郑灵公不说话，公子宋也不张口，两人唱哑戏。归生便替他说了：公子失礼，向主公赔罪，请主公饶恕。郑灵公见公子宋的模样，哼了一声，他怕得罪我吗？是我怕得罪他呢。说完拂袖而去。

公子宋说，看样子，咱得先发制人才好。公元前605年，公子宋没费多大劲就把郑灵公给杀了，请公子去疾即位，去疾怎么也不肯，于是只好立公子坚为国君，就是郑襄公。并派人去告辞晋国，与晋国订立盟约。

楚人知道了，便觉得师出有名了。于是发兵郑国兴师问罪，郑国向晋国求救，晋派荀林父率兵前往。于是楚国掉转头来进攻陈国，避开了与晋国的正面冲突。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之，郑国仍然面临着晋楚两国轮番攻打，于是，郑国一会儿臣属于晋，一会儿又臣属于楚。只要哪个国家打来，郑国不假思索地与之订立盟约，纳贡服降。正所谓晋来从晋，楚来从楚。那么这样下来，晋楚二国都觉得没完没了，不是个办法。晋国的荀罃便说，要想收服郑国，一定得先把楚国弄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才行。到了楚共王之时，晋国便把军队分成三个军，每次出征，只动一个军，轮流上阵。楚军一到，晋军就后撤，他们一走，就把第二军派上去，等到楚国再来，就撤回第二军，他们一走，又派上第三军。直弄得楚国没有头绪，到了后来，楚国也只好改变策略。

郑襄公即位三年后，楚庄王再次攻打郑国，郑国怕晋国不肯相救，就杀了公子宋，在归生的棺材上砍了几刀，派人告知楚人并向楚王赔罪，表示依附。楚庄王便约陈、郑，想订立三国盟约。

此时的陈国是个什么情形呢？此时的陈国正乱着呢。陈侯被夏征舒给杀了。

双雄逐鹿…(2)

原来夏征舒的母亲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早年守寡，住在株林。夏征舒之父夏御叔在世时，有两个要好的朋友，一个是矮胖子孔宁，一个是肉头鼻仪行父，都是陈国大夫。对孤儿寡母也很照顾。

一次，孔宁带着夏征舒去打猎，天色不早，就亲自把夏征舒送回株林，又碰上大雨，于是当晚孔宁便住在夏家，竟和夏姬勾搭上了。孔宁从夏姬那里出来，里面穿着从夏姬那里偷来的锦裆，向仪行父夸耀。仪行父心中羡慕，也私交夏姬。夏姬见仪行父身材高大，鼻准丰隆，也有相与的心思。二人苟且之后，夏姬解下她穿的碧罗襦赠给仪行父。

孔宁见自己有些失宠，便心生一计，去见陈灵公，言谈之间，向陈灵公盛赞夏姬的美艳，并告诉陈灵公夏姬娴熟房中术，天下无双。好色的陈灵公便借微服私访之机前往株林，竟然也和夏姬勾搭成奸。夏姬便把自己的贴身汗衫送给陈灵公。

有一天，陈灵公把孔宁和仪行父召集在一起，灵公撩起衣服，扯着衬衣向二位大夫显示，孔宁则撩开衣服，露出锦裆，仪行父解开碧罗襦。灵公又笑，说：“我们三人，随身都有所证，改天同往株林，可做连床大会！”

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渐渐长大知事，不忍见其母亲所为，只是碍于国君灵公面子，无可奈何。每次听说灵公要到株林，就托辞避出，落得眼中清静。

转眼间夏南长到十八岁，生得长躯伟干，多力善射。灵公为取悦夏姬，就让夏征舒袭父亲的司马官职，执掌兵权。夏南因感激嗣爵之恩，在家中设宴款待灵公。夏姬因儿子在座，没有出陪，酒酣之后，君臣又互相调侃嘲谑，毫无人形。夏征舒因而心生厌恶，便退入屏后，偷听他们说话。灵公对仪行父说：“夏征舒躯干魁伟，有些像你，是不是你生的？”仪行父大笑：“夏征舒两目炯炯，极像主公，估计还是主公所生。”孔宁从旁插嘴：“主公与仪大夫年纪小，生他不出，他的爹爹极多，是个杂种，就是夏夫人自己也记不起了！”三人拍掌大笑。

夏征舒听到这里，羞恶之心再也难遏，暗将夏姬锁于内室，从便门溜出，吩咐随行军众，把府第团团围住，不许走了灵公和孔、仪二人。夏征舒戎装披挂，手执利刃，引着得力家丁数人，从大门杀进去，口中叫道：“快拿淫贼！”陈灵公口中还在不三不四、耍笑弄酒，孔宁却听到人声嘈杂，叫了声不好，三人起身就跑。陈灵公还指望跑入内室求救于夏姬，哪知门早已上锁，他慌不择路，急向后园奔去。夏征舒紧追不舍。灵公跑到东边的马厩，想从矮墙上翻过去，夏征舒扳弓“飕”的一箭，没有射中，灵公吓得钻进马厩，想躲藏起来，偏马群嘶鸣不止。他又撤身退出，刚好夏征舒赶到，一箭射中灵公胸口，陈灵公即刻死在马厩下。再说孔、仪二人，见灵公向东奔，知道夏征舒必然追赶，就换路往西，从狗洞里钻出去，不敢回家，赤着身子逃到楚国去了。

夏征舒杀了陈灵公，然后谎称“陈灵公酒后急病归天”，他和大臣们拥立太子午为新君，就是陈成公。但他想到，没有不透风的墙，害怕别的诸侯来问罪，就请陈成公出面朝见晋国为之说情，想找个靠山。

与此同时，从陈国逃出来的孔宁和仪行父也到了楚国，见了楚庄王，叙说夏征舒杀害陈灵公之事，请求楚国出面做主。楚庄王如今群臣商议。一个叫屈巫（又称申公巫臣）的大臣便劝楚王讨伐陈国。原来这个巫臣曾在陈国见过风流美艳的夏姬，一直想有机会得点好处。正巧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也认为既然是霸主，就应当出面平定陈国的内乱。于是楚庄王便率军征伐陈国。陈国大臣害怕楚军势大，不敢抵抗，便把一切罪名都推到夏征舒头上，开门纳降。夏征舒听说楚军已到，正想抵抗，不料大臣们早己大开城门，他只好退回去带着母亲夏姬出逃。还没有逃出多远，就被楚大军包围，寡不敌众的夏征舒束手就擒，最后惨死在楚军手里，楚军把夏姬带到楚庄王面前。

夏姬见到楚庄王，并不慌乱，说：目前如今是国破家亡，一条性命完全捏在大王手里，如果可怜我不杀，我情愿做个丫头服侍大王。楚庄王见夏姬容颜艳丽，颇有风情，也动了心，便对大臣们说：我打算把这个女人带回宫去，你们看怎么样？这边巫臣早急了，急忙阻拦：万万不可，大王征伐乱臣贼子，是为正义而出师，如果为了一个女人而损害大王霸主的威望，是划不来的。庄王一听，要是杀了她，也觉得可惜了啊。一个叫公子侧的大将主动站出来说，那请大王把她赏赐给我吧。巫臣又赶快阻止，道：你没看到夏御叔、陈灵公、夏征舒都死在这个女人手里吗？这样一个克星你也敢要啊。一听如此说，大将公子侧也不敢要了。于是，楚庄王干脆把她赏赐给了尹襄。

双雄逐鹿…(3)

然而，不知是尹襄没有福气享受艳福还是夏姬这女人果真克夫，反正没多久，尹襄就战死沙场，且不见尸。然而楚国大夫巫臣，以替夏姬寻找其夫尸之名要夏姬借迎丧之名而回到郑国。巫臣借出使齐国的机会，绕道郑国，在驿站馆舍中与夏姬幽会，结下鱼水之欢。后楚共王即位，打发巫臣出使齐国，巫臣“尽室以行”，就是把家中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显然是不打算回来了。他并没有去齐国，而是直奔郑国，去会夏姬了。接着他就准备带夏姬去投奔齐国，听说齐国刚刚打了败仗，巫臣不愿意投奔一个打败仗的国家，于是转而投奔晋国。晋国很高兴，让他做了邢的大夫。

楚王派公子婴齐率兵抄没了屈巫的家族。一个年过四旬的女人，居然让一个大国的外交大臣放弃整个家族与之私奔，可见其能量之大，古往今来独此一人而已。

夏姬一生，与陈灵公等三个国君有不正当关系，故称“三代王后”；她先后嫁了七次，又称“七为夫人”；有九个丈夫死于她的手，又称“九为寡妇”。成为春秋史上著名的女性人物。

巫臣在国内时，前得罪过楚国大臣子重、子反。子重打了胜仗，希望得到申、吕作为赏田，被巫臣谏止；子反想得到夏姬，巫臣亦劝止他，并且自己将这个女人带走了，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便抄没了巫臣全族，分其室。还打算派人厚赂晋国，要晋国把巫臣引渡回国，被楚共王劝止。

谁知，巫臣自此以后，不仅天天拥有美人陪睡，而且位居晋国大夫，于是一门心思对付楚国，使得楚国为之付出了沉重打击代价。

话说巫臣得知子重、子反斩没其家族后，从晋国给二子寄来一封信，信中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这是说，你们滥杀无辜，我会使你们疲于奔命而死。

巫臣请求出使吴国，晋侯同意了。吴子寿梦见到大国晋派使者通好，大喜。巫臣就使吴晋通好。“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两之一卒”就是合两偏成一卒之车，即兵车三十辆；“舍偏两之一”就是留其卒之一偏，即留十五辆兵车于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巫臣教吴射御和以兵车作战，甚至还把自己的儿子孤庸留在吴国做行人（即执掌外交的官）。自此，晋国开始大力培养楚国背后的劲敌吴国来对付楚国，导致楚国大臣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年七奔命”。

吴国开始强大起来，楚国面临腹背受敌。

止戈弭兵…(1)

13、止戈弭兵，勾心斗角仍未休

虽然楚国受到腹背之敌的挤压，在晋楚争霸之中显得力不从心，但晋国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方面长期的争霸战争使得晋国的军功贵族发展得很快，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许多权力，公室逐渐削弱，国君难以掌控，政出私门。到了昭公三年，用叔向的话来说，就是晋国到了“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堇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郄、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可见，晋国内部的权力混斗，也使晋国无力南向与楚争锋。

齐鲁等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公元前594年，鲁国开始实行了一次大改革，就是把公田制改为按亩数收税的所谓“初税亩”。这种改革对国君自有好处，过去公田制，农民种田，不能同时供应官差，一遇战争就会荒了公田，这样受损失的是公家；实行税亩制之后，庄稼收成好不好，政府不管，只管向有田的人按亩数收税，这样一来就是把战争和赋税分成了两件事，都得由农民来负担。

齐国呢，到齐顷公即位后，开始萌发了东方霸主的想法，仗着与楚国亲近，连年侵略周围的小国。公元592年，晋国派郄克出使齐鲁两国，也是打算联络他们，郄克先访问了鲁国，准备上齐国去，鲁宣公便打发季孙行父跟着郄克一起去。走到齐国边境，正好碰上了卫国的使臣孙良夫和曹国的使臣公子首，于是四人一起到了齐国。

没想到，齐顷公一见到他们四个，就差点笑出声来。回到宫里，顷公拜见母亲，仍然忍不住笑。他母亲太夫人便问何事。齐顷公便道出了发笑的原因，原来晋鲁卫曹四国的大夫一齐来访问，本来就很凑巧了，更巧的是，晋国的郄克老是闭着一只眼睛，鲁国的季孙行父则是一个光头，卫国的孙良夫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曹国的公子首，却是一个罗锅。你瞧，一个独眼龙，一个秃和尚，一个瘸子，一个罗锅，碰巧了走到一起，不觉得有意思吗？太夫人一听，也来了兴趣，便决定明天亲自去看看。

齐顷公成心想与四国使臣开个玩笑。第二天，他特意挑了四个人去招待四国使臣，要他们陪同四国使臣到后花园来。他故意派了一个独眼龙去招待晋国的郄克，派一个秃头招待鲁国的季孙行父，派了个瘸子去招待卫国的孙良夫，派一个罗锅招待曹国的公子首。齐顷公的母亲太夫人站在楼台上望见独眼龙、秃子、罗锅和瘸子，是那样成双成对地走过来，不由得哈哈大笑。惹得旁边的宫女也都跟着大笑不止。

等到他们明白过来后，才知道这是齐顷公的成心戏弄，因而非常生气。四国使臣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都个个气得脸儿发青。四人对天发誓，一定要报此一仇。

郄克回国后，要求晋景公发兵讨伐齐国，但景公不同意，此事只好作罢。第二年，鲁宣公死了，鲁成公即位。鲁成公不肯服侍齐国，就倒向晋国，齐国就派兵夺了鲁国的城和土地。齐国打了胜仗，乘胜攻击卫国，卫国的孙良夫顽强抵抗，但以失败告终，于是，鲁国和卫国都派人向晋国求救，晋景公为了霸主的地位，只好发兵讨伐齐国。

公元前589处，晋景公拜郄克为中军大将，率兵车八百，联合鲁、卫、曹三国，一起兵伐齐国。

齐顷公也不示弱，派兵车五百前往鞌（今山东历下），于是双方爆发了著名的鞌之战。

这场战争，齐顷公亲自出马，他派国佐和高固两个大将对付鲁、卫、曹三个小国，自己率队对付晋国。他冲锋在前，他的兵车冲到哪里，齐军士兵的箭就射向哪里，让晋军吃尽了苦头。晋国大将郄克见此，亲自擂鼓以激励士气，替他驾车的解张胳膊上中了数箭仍然咬着牙关拼命赶车，郄克的肩膀也中了箭，血流全身，鼓声也慢慢缓下来了。解张大叫，提醒郄克中军的旗鼓就是全军的耳目，要使劲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于是郄克也就不顾一切把战鼓擂得山响，晋军士兵听到后勇气倍增，以排山倒海之势杀了过去，终于齐军抵挡不住，四散而逃。齐顷公也只好逃往华不注山，晋国司马韩厥代替郄克去追齐顷公，把华不注山团团围住。

止戈弭兵…(2)

齐国大将逄丑父见此情景，对齐顷公说，这回是逃不出去了。主公和我换了服装，我扮做主公，主公扮做臣下，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齐顷公只好照办，两人刚刚交换了衣服，韩厥的人马就赶过来了。韩厥拉住齐侯的马，向假扮齐顷公的逄丑父行个礼，要求他下车跟他到晋国去。逄丑父用手指指嗓子，显得口渴得说不出话，又拿出一个瓢来，交给齐顷公，让他去舀一瓢水。齐顷公拿着瓢下了车，得到韩厥的同意后，就装做去打水，一去不回溜了。韩厥等不到齐顷公回来，就把假齐侯逄丑父带回兵营，没想到，郄克出来一看，这哪是齐顷公啊。韩厥大怒，质问逄丑父交代齐顷公的下落。逄丑父便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诉晋人，齐顷公拿着瓢儿跑了。

郄克率大军继续进攻临淄，想一举灭了齐国。齐顷公只好派国佐带上厚礼去见韩厥，请求和平解决。

郄克提出了讲和的两个条件，一是要以萧太夫人就是齐顷公的母亲到晋国去做人质；二是要把齐国田地的垅沟全都改为东西向。这样一来，假如齐国背约，晋国的兵车就可顺着垅沟从西向东一直开到临淄。

国佐回答道：将军的这两个想法都不对。萧太夫人是齐国的国母，自古以来没有拿国母做人质的道理。至于田垅沟的方向都是依天然地势形成的，怎么可能全都改成一个方向呢？将军提出这样的条件想必不是真心讲和。

郄克道，那就怎么样？

国佐说：将军也不要太小看齐国了，一次失败并不等于永远失败。如果将军不肯讲和，那么我们只好再战，第二次打败了，再打第三个回合，如果仍然输了，大不了亡国。将军同不同意，请看着办吧。说完，国佐扭头就走。

鲁国的季孙行父、卫国的孙良夫都担心这样一来仇恨就无法解开了，便来劝郄克宽容一下。郄克是个聪明人，便顺水推舟地说，既然二位大夫都这么认为，我也只好答应吧。

齐晋之战，齐国虽然失败了，但晋国也没有得到多少实惠。

鲁成公七年，晋楚在汜这个地方爆发战争。晋军包围了楚军，俘虏了楚国乐官钟仪，把他押回晋国，关到一个军用储藏室。

两年后，晋景公在视察军库时，见到了楚囚钟仪，景公问：“南冠而絷者，谁也？”

有司回答曰：“郑人所献楚囚也。”景公让人放了他，并召见且慰问他。钟仪再拜稽首。景公问他的世官，对曰：“泠人也（乐官）。”景公问：“能奏乐吗？”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景公问：“你们的君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曰：“这种事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景公再三盘问，钟仪只好回答说：“他早年做太子时，师、保事奉着他，每天早晨向婴刘、晚上向公子侧去请教。其它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景公跟范文子说起这事，文子说：“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景公听从范文子的话，对钟仪礼遇有加，叫他回去通晋楚之好。

这一年十一月，楚国派公子辰出使晋国，以回报钟仪之使，修晋楚之好；第二年，晋派大夫籴伐如楚。这样晋楚二国互派使臣，逐渐有修好之意。

宋国大夫华元得知这一消息，便决定进一步促成二国修好。华元与晋国执政栾武子交情甚好，和楚国的令尹子重关系也不错。于是，华元奔走于晋楚之间，以调节晋楚关系，促成两国和好。

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在华元的安排下，晋楚二国决定会盟。晋派士燮、楚派公子罢在宋国的西门外会盟。盟约上是这么写的：

止戈弭兵…(3)

晋、楚二国不再刀兵相见，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

历史上称这次晋楚会盟为第一次弥兵之会。

只是晋楚二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斗中积累起来的仇恨和隔阂非一朝一夕即可化解，两国都是考虑到自己的不利处境，才希望暂时休息，等待时节。

不久，秦晋之间也举行了一次弥兵之会。晋国似有诚意，晋侯先期到达盟地，而秦君则不肯过河，只派了一个大夫与盟。秦国的用意十分明显，只不过是借会盟麻痹晋国，真实用意在于“唯利是视”。不久，晋国派吕相给秦国下达了绝交书。

公元前578年，晋国的绝秦书下达后，秦晋关系马上紧张起来。秦桓公立即召集狄人和楚人背弃盟约，相约以伐晋。

秦晋战于麻隧，晋军一方精诚团结，取得麻隧一战的大捷。楚军则北伐郑、侵卫。在楚人的打击下，郑又叛晋。公元前575年，晋国兴师伐郑，晋楚二军战于鄢陵。

鄢陵之战，楚国错误地选择了将领，中军主将是司马子反，左军主帅为令尹子重。这二人素有仇隙，不和。军纪焕散，没有斗志，再加上二个原因，一是郑国执观望态度，一是晋国得到了熟悉楚军的楚国逃亡大臣的帮助，晋军集中主力攻击楚王左右，楚共王还被吕 射中了眼睛，楚军伤亡惨重，宵遁。楚共王迫使子反自杀。

鄢陵之战后，楚国再也无力北上进攻。

晋国也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一方面晋国内部大族与国君之间的争斗并未消息，一方面秦国频频出击晋国。在晋的盟国中，齐国又发生新的内乱。

先是齐顷公死后的齐灵公不买晋国的帐，也想取代晋悼公的霸主地位，退出了晋国的联盟，尔后是齐灵公死后，齐国又发生大臣弑君的事变。事情是这样的：

公元前555年，齐灵公死了，其子齐庄公即位。

庄公名光，本是太子，但在公子牙之乱中被废，襄公十九年，公子光借崔杼之力发动变乱得以继位。

齐庄公这个人，不好怎么评价。应该说，他做太子的时候，多次出使国外，做过晋国的人质，有些能力。特别是襄公十八年，齐灵公在晋军压境时逃跑，公子光抽刀断鞅，发出了“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的声音，可见他是有胆识的。

但是在后来，他叛晋联楚的做法，又显得那么不识时务。在晋国栾、范之乱中，他不仅支持栾氏与晋君作对，甚至还曾两次伐晋。这一做法得到了国内主要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甚至连崔杼也公开表示这种做法不行。主要原因是楚国的力量已经逐渐削弱。

当然，齐庄公的致命错误还在于对崔杼的信用。崔杼其人，历史上对他评价不高，如他信用东郭偃而导致家乱，信任庆封而致家亡，就是被看作刚愎自用的。

崔杼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原来嫁给了棠公，所以叫棠姜，生下一子名棠无咎。棠公死后，棠姜嫁给了崔杼，生一子叫崔明。东郭偃和棠无咎都受到了崔杼的信用做了他的家臣。

后来，齐庄公见了棠姜之后就爱上了她的美艳，跟她暗中有了勾搭。慢慢地也让崔杼知道了。崔杼盘问棠姜，棠姜倒并不隐瞒，直言道：他是国君，他要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一个女人有什么办法，是你不能保护我，害我受人欺负，还好意思怪我啊。崔杼便在心里打定主意要报复。

公元前548年的一天，齐庄公听说崔杼病了，暗中高兴，便带了四个卫兵上崔府去看崔杼的病。名为看病，其实是去和棠姜私会。崔家人告诉庄公，相国病很重，刚服药睡下。齐庄公就直奔内室。待庄公进了棠姜的内室，庄公的近侍贾举便把卫兵们阻在外边，贾举一个跟了进去，一一关了中门和内门。原来这个贾举早被崔杼买通，只是因为一点小事庄公鞭打了贾举一百下。

止戈弭兵…(4)

棠姜见了庄公，立即过来迎接。正要亲热，一个丫头跑来说，相国想喝蜜汤。棠姜便要庄公先休息一会，她去去就来。

一会儿，一片乱哄哄的嘈杂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庄公忙喊贾举，没人答应，到窗户一看，只见四周都是兵士，他吓得爬起来想往外跑，不想门都被锁上了。破门之后，四周都是士兵，庄公忙喊：我是国君，赶快放我走。棠无咎应声回答：我们奉相国之命前来捉拿淫贼，哪里有什么国君？庄公没办法，想跳到屋顶上逃跑，却被棠无咎一箭射中大腿，从屋顶上掉了下来，死了。

可怜的齐庄公才做了六年国君就这样死了。说他没有头脑吗，却也是真的，你看他和棠姜私通后，竟然“以崔氏之冠赐人”，这不是逼起崔杼杀自己吗？真是该死。说他昏庸吗？却也未必。庄公死后，齐国竟然有一批忠良之士追随他。有自杀的，有躲起来的。

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复命。不说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渔者，退，谓其宰曰：“尔以帑免，我将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

只有晏平仲跑到崔杼的家里，扑到齐庄公的身上，哭了一场。棠无咎说，砍了他吧。崔杼道，他有点名望，杀了他，反叫人乱说。晏平仲的手下人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我以国家社稷为重，国君若死于国家社稷，我当从死，如今国君是为了私事而死，我何苦白白搭上一条性命？他依然故我，与崔杼、庆封等人来往如常。

崔杼弑了庄公后，立其兄弟做了齐景公。

齐国的太史对这件事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他重写，太史不肯。崔杼把他杀了。按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乃兄的职，崔杼想看他怎么写，新太史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气得不行，你长有几个脑袋？难道不知你兄弟是怎么死的吗？说完，把他杀了。其三弟做了太史后，仍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仍旧把他杀了。其四弟再做太史，照旧这样书写，崔杼一连杀了三个太史，又气又怕，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放了他，不再杀他。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太史都被杀了，特地执简前往，准备续写，走到半路，听说这句话已被写上，就回去了。

为了缓和矛盾，齐国不想再兴兵。此时赵氏孤儿赵武做了晋国的执政，他听说齐国崔杼新立国君，想善交诸侯，楚国的新令尹也行礼靖兵，这样一来，战事可以消停一会。

就在崔杼连杀太史的同年，秦景公也派其弟弟来晋国通好。晋国大夫叔向对此事非常重视，说，秦晋不和久矣，今天这件事是件大好事啊。可见，晋国也急于息兵。

宋国大夫向戌探知晋楚秦齐都有意息兵于是发起第二次弥兵运动。

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等14国会盟于宋国的西门外。此次会盟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就是说晋的附属国要朝贡楚国，楚的附属国也要朝贡晋国，除了齐秦两国之外。

即使如此，弭兵会上也是刀光剑影，气氛紧张。正如楚国令尹子木所说的：“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这一次弭兵会后，春秋争霸之战暂告一段落。一方面，晋国大夫专权，政在家门，公室微弱，危机四伏；一方面楚国因灵王改制而扩张失败，加上吴国进入郢都，战祸未了。双方都无力发动战争。

生不能用(1)

18、鲁出圣人，东方之光破拂晓

孔子是中国第一大圣人，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如何成为什么圣人的？恐怕至今仍然是一个大课题。汉代时司马迁作《孔子世家》，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钱穆作《孔子传》也没有明说，他只是说：“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相比伦。”“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后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即在此。”“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

不过，翻开《春秋》，即可感觉到二千五百年前的史官的眼光是那么伟大。现存史籍中，最早记载孔子之事的就是《春秋》。《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都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的经文中载有，是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而《左传》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经文里则恰载有“夏四月已丑，孔丘卒”。三者完整地记载了孔子的生卒年月。

这是《春秋》一书中是非同小可的。要知道，像郑国公族执政子产、晋国的叔向这一类在与孔子同时代的显贵人物与杰出的政治家，《春秋》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他们的名字，更遑论记载他们的生卒年月了。而孔子只不过是短时间做过鲁国的司法部长，其它时间大半是在周游列国和讲学授徒中度过的。《春秋》对孔子这样的人物，予以如此重视，不单单因为孔子是鲁国人而对他另眼相看。

而到了《左传》的作者那里，孔子其实就成了一个符号，或者一个标尺。《左传》中的孔子有两个。一是《左传》作者的代言人，通常在叙述某人某事之后，以“孔子曰”或“仲尼曰”的形式，简短的发表意见，和先前出现的“君子曰”一样，都成为表达作者某种倾向与情感的断语。这个时候的孔子虽然离圣人尚有一段距离，但显然已经超越了时代，进入历史的层面。

《左传》中另一个孔子，便是现实中的孔子。

《左传》作者写那个时代的孔子，一开始就是把孔子置于一种崇高的地位。昭公七年，借鲁国大夫孟僖子之口说：“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这里的“圣人”就是指商汤；孔子的先祖即宋闵公之子“弗父何”就是微子启的后代。宋闵公死后，本应是弗父何继承宋国国君之位，但他让给了弟弟宋厉公。弗父何的曾孙即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是三朝上卿。正考父之子孔父嘉在鲁隐公初年即担任宋穆公的大司马，因过五代，别立公族，改称孔氏。宋穆公死后，于桓公元年、二年，因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美而艳”，为夺其妻，孔父嘉被华父督无辜杀害，孔父嘉之后人奔鲁。

《史记》明指奔鲁去宋的是到了孔父嘉的曾孙孔防叔之时，孔防叔就是孔子的曾祖父，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

奔鲁之后，孔氏的贵族地位和身份自动丧失，孔氏沦为平民。

到了叔梁纥时，也做到了鲁国的陬邑大夫，人称陬人纥或陬叔纥。他曾两次立有战功，一次是在襄公十年，鲁晋等国联合攻打偪阳。偪阳城有两重门，一为早晚开关之门，一为高悬之门用于防卫。偪阳人开其早晚之门，诱使攻城者入城，随即放下悬门，阻隔进入者复出，即把晋鲁军队拦腰截断。叔梁纥就在偪阳人把悬门放下之时，用双手托举起即将落下的悬门，让先期进入的士兵赶紧退了出来，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因而，孟献子赞赏他是诗经中所说的“有力如虎”者，因而，叔梁纥名声大震。一次是在襄公十七年，齐国侵入鲁国北部，叔梁纥等人带三百甲士夜袭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救出鲁国臧纥率领的士兵。

生不能用(2)

《史记》称“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钱穆先生考证，颜氏女即孔子生母名征在。所谓“野合”，是指“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非礼，不足信。”颜氏女为孔氏续妻。孔子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

孔子生下来，三岁左右便失去了父亲，十七岁时母亲也去世了。《礼记·檀弓》云：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叔梁纥死后葬于防，但孔子年幼，不知父亲葬所，其母死后，依礼当合葬，但找不到其父准确的葬地，只好先将其母浅葬。邹曼父亦即挽父，他知道孔子父亲的葬地，然后才得以合葬。

孔子大约继承了其父大力士的特性，《史记》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然而，孔子给后人的印象根本不是大力士，恰恰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礼乐之儒，人讥之为“五谷不分，四体不勤”。

孔子自述十五志于学。学的目的还是为了出仕。孔子自己说过，“吾少也践，故多能鄙事。”具体什么鄙事，孔子说的含糊，孟子则曾经具体化地说过：“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己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委吏一般认为就是主管仓库之事；乘田是主管牛羊蕃息之事。这些事大概就约略相当于今天的一般公务员吧。

孔子十九岁的时候，娶了宋幵官氏，一年后生下了伯鱼，鲁昭公打发人赐给他一条鲤鱼，故取名为孔鲤，字伯鱼。

鲁开春秋之后，被中原诸侯称之为“周礼尽在鲁”，是泱泱礼乐之国，但到了孔子出生之前的鲁襄公十一年，鲁国的“三桓”已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桓即季孙氏、叔孙氏、孟叔氏。到昭公五年，又“四分公室”；二十年后，昭公攻季氏，三桓联合反昭公，昭公逃亡到齐国，直到三十二年，这中间鲁国七年无君，政在季氏，“民忘君矣”。

可见，孔子出生之时，即使是鲁国，也到了礼崩乐坏的时候。

孔子一生佩服的人不多，只有这么几个。

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周公。孔子可以算是周公最忠实的“粉丝”。

孔子“十五志于学”，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季孙氏请客，孔子也去了。但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见了他，说：我们请的都是名士，你来干什么？孔子只好沮丧地退了回去。受了这个刺激，孔子格外用功。当他后来成了名之后，阳虎想见他，他就一直回避不见。

那么，孔子为什么会去参加这样一个宴会呢？阳虎又为什么要阻止孔子与会呢？难道是季孙氏没有邀请而孔子自己主动找上门去的吗？我想，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么，真实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昭公七年，鲁国大夫孟僖子病危，他召见他的大夫说了一番话：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正考父……‘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

孔子很高兴接受了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作弟子，这一年，孔子十七岁，也是孔子第一次在《左传》中第一次正式露面。

那么，为什么孟僖子对年青的孔子这么推崇，称之为“达人”，而阳虎却要讥讽他呢？

这里的奥秘就在于两人的政治主张不同，阳虎作为季氏的家臣，季氏虽然在鲁国独揽朝政，但终其一生都没有发生像齐、晋两国那样的取而代之的情况，而阳虎却是有野心的，他一直图谋背叛季氏。而孔子恰恰主张裁抑贵族奢僭非礼的做法。由此，阳虎对孔子的不满是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孟僖子和阳虎对孔子的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所在。

生不能用(3)

在孔子的思想深处，他是以鲁国的开国之君周公为学习和崇拜的对象。也许正是目睹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这几件春秋史上的大事，孔子对周公所制定的礼乐是充满了向往之情。孔子多次谈到他对周公的崇拜。比如，《论语·述而》中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泰伯》中孔子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孔子自然是以周公的粉丝自居。

其次是老子。

孔子三十岁那年，（公元前522年），南宫适向鲁昭公请求派他和孔子一起去考察周的礼乐，昭公给了他们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仆人，他们就到了洛阳，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老子。

《史记·乐书》索隐引《大戴礼》云：“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

《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已。’”

《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己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伪，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说苑·敬慎篇》载：“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鍼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这是说孔子入周问礼时，在周室太庙里看到“金人”的事。《孔子家语·观周篇》则说: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聘，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以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

老子是周王室的征藏史，也就是今世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之类人物。早年的老子身处周天子身边，对周礼自然非常熟悉，他留给后世的那部《老子》给人的印象却是反礼的，这正是老子对周礼的崩坏特别是周礼的形式化越来越明显之际，看到了在这个时候，周礼对于治世已经无能为力，因而，才主张废除周礼。孔子与老子明显是两类人，孔子没有受过正规的官学教育，而老子显然是官学的代表。

老子临别时，赠言孔子：“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己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蔂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我想，这一次见面，孔子肯定与老子大谈周礼之好处，并表达了要克己复礼的决心。所以老子对他既泼了冷水，又提醒他注意保身。老子以“得时”二字提醒孔子不可鲁莽，以去骄与欲告诫孔子注意行事方法，这种关切，表现出一个长者对年青好学的孔子的关爱。

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从孔子这次见老子回来后对他的评价就可看出来，他说：我见了老子，没法捉摸他，他大概就是一条龙吧。

此后，孔子又有三次去专程见了老子。

一次是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礼记·曾子问》载:

生不能用(4)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枢就道右，止哭以听变。即明反，而后行，日礼也。’反葬，而丘问之。”

这里的“堩”，是墓地的道路，“巷党”为地名。《论语·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高亨先生指出：“《论语》有巷党，《曾子问》也有巷党，都与孔丘有联系，当然是一个地名。……《论语》的巷党即在鲁国，《曾子问》的巷党也在鲁国，更是没有疑义。”

一次是孔子南之沛见老聃。有人认为这是寓言故事，因其出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至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五十一”时当为定公九年(公元前499年)，这一年鲁定公即“以孔子为中都宰”。孔子结束流浪生涯回到鲁国，因而，孔子这一次见老子，就是在此前应楚国邀请至楚之时。至于因“《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钱穆语），也过于绝对化。不能因为有这样一句“寓言十九”的话，就全盘否定《庄子》中所载的任何史实，细节可以寓言化，而史实是想象不出来的。凭一点而断言其“断不可信”才是真正断不可信。

一次是孔子西藏书于周室。此事也见诸《庄子》，因而同样被人称之为汉人附会之辞。《庄子·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如钱穆先生就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则明非庄子书。”这种说法当否？其实也未必。十二经也不一定就是六经六纬，凭这一点也不能断定非庄子书。

孔子与老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后世的人们都误以为老子和孔子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其实大错。孔子的思想中多方面受到了老子的影响，孔子向老子主要学习和请教的就是关于“道”。老子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孔子也是老子的粉丝。

其次是子产。

孔子在洛阳会见老子的同一年，郑国执政大夫子产死了，消息传来，孔子哭了。

孔子为什么哭？他们又不是亲戚，也不是老乡，更不是师生，他哭哪门子丧呢？

子产（前565—前522年）比孔子年长，一个地位显贵，是郑国的大夫兼执政，一个地位较低，仅仅是一个懂礼的青年后生。但孔子对子产的评价可谓相当高，他说：子产就是我非常怀念的“古之遗爱”啊。

那么子产到底哪些方面令孔子佩服呢？

第一，子产是个懂得道的人。就在昭公十七年冬，有彗星出现，当时有人预言将有火灾发生，郑国大夫裨灶建设祭神禳灾，子产未听。等到昭公十八年，大火星出现，宋、卫、陈郑国相继发生了火灾，裨灶等一些政府官员就纷纷要求子产去祭祀求神，他们担心火灾再次发生。子产不同意，他说了一番著名的话：“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天道遥远，人道切近，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我们还是要多讲与百姓生活有关的人道，求神是免不了火灾的，裨灶哪里知道什么天道呢？这种天道人道相分的思想表现出重人事、轻鬼神的倾向，深得孔子的赞同。

同时，为了防止邻国趁火打劫，子立“授兵登陴”，派军队荷枪实弹守护边境，并告诫大夫：“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

生不能用(5)

其次，在《左传》的作者那里，子产不仅知书识礼，善于积德，而且主政有道，治国有方。在后世史学家眼里，子产颇有诸葛孔明之风。子产第一次出现在《左传》中是在襄公八年，十多岁的子产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智。他的父亲子国与子耳率师侵蔡，想讨好晋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非常高兴，只有子产例外（唯子产不顺）。子产这么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小年纪的子产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茌是楚国的属国，郑国无故侵蔡，楚国岂可坐视不管？若楚国来问罪，郑国怎么办？是附楚还是抗楚？抗楚，小小郑国根本不是楚国对手，附楚，则晋国必然来伐，这样一来就招致了晋楚的轮流打击，所以子产预言：“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子产所言，郑国就在从楚和从晋之间摇摆不定，楚来从楚，晋来附晋，民不堪命。

子产的见识和才能很快引起了郑国高层的关注，襄公十九年，郑国任命子展执政，子西听政，拜子产为卿。

襄公二十九年，郑国执政子展去世，其子子皮继任执政。此时的郑国一方面正发生饥荒，民众多饿死；另一方面，又发生了伯有与公孙黑（即子晳）之乱。正是天灾人祸并致，子皮及众大夫无计可施，便有很多人呼吁请子产出来主政以安定郑国。襄公三十年，子皮让位于子产。子产一上任，即表现出大刀阔斧的改革风范。他采取了先定安大族，逐罪之轻者的办法。昭公元年，公孙黑又与公孙楚争娶徐吾犯之妹，徐氏本来已嫁公孙楚，公孙黑想杀了他压其妻，公孙楚被迫自卫，并打伤了公孙黑，子产明知公孙黑无理，但因为其势大，只判其“幼贱有罪，罪在楚也”，这样宽严相济的手段很快起到了应有效果，使得那些兴风作浪、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不敢轻举妄动。但是，等到条件成熟，子产对公孙黑这种大族不再忍让。昭公二年，公孙黑又准备作乱，被众大夫捉住，准备杀他，子产闻讯，立即前往，当即公开了公孙黑“专伐伯有”、“昆弟争室”、“矫君位”三条罪状，这等于给公孙黑算总帐。宣告完毕，子产令其自杀。这种以义逼死大族的做法，换来了人心，使郑国摆脱了祸乱。

接着，子产制定章程，“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有井伍”；作丘赋，向贵族增收兵赋，并令其服兵役；昭公六年，“铸刑书”，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特别是那些贵族守旧分子坚决反对，连晋国大夫叔向都给他写信表示反对和担心，但子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使贵族与平民同罪同刑。

子产执政一年后，就有人表示谁杀了子产，我将我的衣服送给他，将我的田畴赠给他。然而，阻力重重却并没有动摇子产改革的决心和步伐。昭公四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说出一句被后人视为经典的名言：“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就是抱着这种“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三年后，子产的改革终于见成效了，又有人作诗，不过这一次不是诅咒子产，而是传诵他的功德：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原来不惜悬赏要子产的命，而如今天天担心子产死去，这前后鲜明的对照，不难看出郑国人对子产的爱戴之情。

其次，子产又是一个有个性的近乎完美的“贤相”。子产出身于郑国公室，其父子国是郑穆公之子（司马迁认为是郑成公的少子，是误还是别有所本，不得而知），子产执政之时，郑国君弱臣强，大族争利，而晋楚两大强国夹击其间，可谓是内忧外患，未尝稍解。因此，在各种场合，子产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审时度势，忠心耿耿，努力保持着郑国的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

生不能用(6)

范宣子为政，加重了诸侯朝贡的负担。“郑人病之”。子产便寄书给子西要他转告范宣子，他说：“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接着，子产又说出了一句经典名言：“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范宣子读到子产的信，心悦诚服地下令“轻币”，减轻了各国的贡赋。

襄公三十一年，子产陪郑简公访问晋国，晋平公以遭鲁丧为由迟迟不肯会见。子产知道这是晋人故意无礼怠慢，遂下令破坏郑国使馆的墙壁，让车马停进去。晋国知道了，便派士文伯来责问。子产借势一番义正辞严的辩驳，他说：

郑国介于大国之间，“诛求无时”，时刻不敢安居，随时准备着应付大国的索求。这次我们来贵国，无奈没有得到大国的召见命令，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见，我们准备的贡赋既不敢进献，又不能暴露在外，生怕大国怪罪。我听说晋文公做盟主时，广修宫室仓库，扩大诸侯使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而现在呢，“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好一番铁齿铜牙，通过古今对比，一方面把晋国今不如昔的现状直指出来，让晋人不敢自大，一方面反诘了晋人的无礼自大。赵文子听到这番话之后，不得不承认“我实不德”，立即派人向郑伯谢罪，并立即会见郑简公，同时修缮各诸侯国的使馆。

昭公十六年发生的两件事，更充分说明了子产个性鲜明，有气节，又颇有机智。一次是玉环事件。

韩宣子有一对玉环，其中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宣子向郑定公请求得到那只玉环，子产不同意给，说：“这不是国家府库中保存的器物，我们国君不知道。”子大叔、子羽对子产说“韩宣子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对晋国也不能怀有贰心，如果恰好有说坏话的人在两国之间挑拨，鬼神再帮助他，从而激起晋国、韩子的凶心怒气，后悔还来得及吗？您为什么爱惜一个玉环，这会因此招来大国的憎恨的呀，何不找来给他呢？”子产说：“侨听说君子的忧虑不是没有财物，而是身居官位却没有好的名声。侨又听说治理国家的忧虑不是能否事奉大国，安抚小国，而是有无礼仪来安定它的地位。那些大国的人，对小国下命令，如果他们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那将用什么来供给他们，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有时供给了，有时又没有供给，所得的罪过更大。对大国的要求，如果不依礼指责他们，他们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了他们的边境城邑，那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如果韩宣子奉命出使来求取玉环，他的贪婪邪恶就太过分了，这独独不是罪过吗？拿出一个玉环而引起两种罪过，我们还会失去作为国家的地位，韩宣子因此而成为贪婪之人，哪里用得着这样呢？”韩宣子向商人购买玉环，已经成交了，商人说：“一定要告诉君大夫。”子产在强权面前，发挥政治家的智慧，巧妙惋转地拒绝了晋国宣子的无理索求。

同年，晋国上卿韩起访问郑国，郑定公亲自设宴招待。会前子产告诫各位大夫注意礼仪，不要失礼。可是公族大夫孔张偏偏在宴会时迟到，后又“失位”，只好先立于客人中间，被司仪挡住，只好又站到客人的后面，最后又被挤到挂乐器的间隙中站着，晋国的客人因此感到好笑。事后，郑国大夫富子来谏子产，说孔张失礼是子产之耻，子产听后非常愤怒，他说：

生不能用(7)

“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着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

这段话简直如一泄江水一泻而出不可阻遏，他首先指出，什么样才是我子产的耻辱，而孔张既为宗室之后，又位居显贵，他失位，完全是他自己的德行有问题，这种失礼的人都能够位及显贵，那是先王的责任。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的子产形象。

同时，子产又是一个善于纳谏的人。著名的“子产不毁乡校”便是这样的例子。

襄公三十一年，大夫然明得知郑国人喜欢在乡校谈论时政，便建议子产毁乡校，子产断然否决，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纳，指出我们的错误，加以改正，这便是子产从政重视社会舆论的出发点。

孔子事后听说了这件事，赞叹不己，他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子产成了孔子心目中的“古之遗爱”，并由此影响到孔子的执政理念。

孔子三十五年那年，鲁国“三桓”争权，鲁昭公被赶到国外，鲁国无君，国家一片混乱，孔子便也离开鲁国，到齐国去谋求发展。

齐景公对孔子很客气，有意重用孔子。然而，遭到了晏子的反对。当齐景公征求晏子的意见时，晏子说：孔子这种人有两大毛病，一是能说会道，过于讲究礼节，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一是过于清高自以为是，不能作为臣下使用。他们重视丧事，为了葬礼不惜让人倾家荡产，他们四处游说诸侯乞求高官，不能让他们的这种做法形成风气。听说孔丘外出的时候，车马的装饰可讲究啦，吃饭的时候，对于饭菜的讲究可多啦，另外他还成天琢磨走路应该是什么样子，上台阶要什么步法，这样的繁纹缛节，就是几代人都学不会，一辈子也搞不清的，这样的人来是请来治理齐国，老百姓可就没法活了。

齐景公听了晏子这番话，就没用孔子。孔子在齐国呆了三年，只好又回到鲁国。

齐国之行实为孔子从政的第一次挫折，其原因有二，一是晏子的阻挠，晏子这个人，后世都对他推崇备致，然而，根据我的分析，晏子是一个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所做的基本上都是明哲保身，出于自己的安危而打算的。或者说，晏子说的比做的好听。他上述对孔子的看法，显然就是有意贬低孔子。二是齐景公失政。景公曾问政孔子，孔子对他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其实直指景公的要害。景公听了不得不承认：“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实，景公并没有采信孔子的话。景公之时，众所周知，正是田氏代齐的最关键时节，田氏借景公失政，滥用刑法、厚索于民之际，而厚施于民；此时的景公多宠内嬖，不立太子，而晏子却并不能谏，听信其发展。历史上找不到做为相国的晏子对此有任何作为，最后导致田氏代齐，或者为田氏代齐埋下了伏笔。

生不能用(8)

史载，孔子在齐国的时候，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可见这时危机四伏的齐国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孔子离开齐国之时，孟子说是“接淅而行”，端起正在淘洗的米边滤干边跑，不知何故如此窘迫而着急。

回国后的孔子开始大力创办私学，私学的出现是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从此，由过去长期的“学在官府”向民间的私学转移，真正反映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面貌。这一转移，其深远的意义不在于孔子收了多少学生，而在于这表明一个日益壮大的士阶层开始出现，它势必加剧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一方面，本来当时已经出现了大批的贵族或由于战争或由于内部权力斗争而走向没落，另一方面，大批出身平民的子弟由于通过私学掌握了贵族的礼仪和知识而得以跻身上层社会，也有一部分没落贵族通过私学重新获得上层社会的身份与认可。

由于众多弟子的“炒作”，孔子声名大震。当年拒孔子于门外的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他萌生出想见孔子的想法。

此时的阳虎地位也等同大夫，此人虽为季孙氏家臣，却一心想扫荡“三桓”的势力，只是他这么做，并不是要恢复鲁国国君的权力，而是想取“三桓”而代之，于是他便打起了孔子的主意，目的无非是想借助于孔子的影响力或名人效应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但是他担心孔子还记得当年的闭门羹事件，害怕自己也吃闭门羹。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阳虎打听到孔子不在家，趁这个时候他给孔子家里送去了一头蒸乳猪。为什么要送他礼物呢？根据当时的礼制，别人送你礼物，你却不在家，那么作为礼尚往来，你应当登门拜谢。正当阳虎坐在家里等着孔子上门答谢的时候，孔子却不理不睬。为什么？孔子不是很讲礼制的吗？原来孔子也自有办法，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也打听到了阳虎不在家的时候，趁此时他去登门拜谢。结果呢，阳虎的妙计落了空。

那么，孔子为何不愿意接近权势如日中天的阳虎呢？

前面我们提到，孔子主要是看不惯阳虎的作为。本来，阳虎利用季孙氏对他的信任，在鲁国国内大力专权，发展到后来，竟然逐渐控制了季孙氏，把季孙氏、孟孙氏等权贵玩弄于股掌之中，又勾结一部分人试图驱逐三桓，这些做法颇能为鲁国人解气。因为这“三桓”长期在鲁国横行霸道，毁公室，夺君权，不可一势，只差没有自立了。特别是孔子对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发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慨叹。八佾，即以八人为一佾，八八六十四人，是天子的礼节。

然而，对鲁国政治有着清醒认识的孔子，却并不看好阳虎。一是他可能看出了作风并不正派的阳虎并不是真心为了鲁国着想，二是可能看出了才识平平的他不能成事。果然，定公八年，阳虎决定驱逐三桓，结果却失败了，不得不于第二年逃奔齐国，后来又奔晋国，投奔赵简子去了。

浪迹求道(1)

到了公元前501年，孔子已经五十一岁了，此时孔子终于做到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县长），第二年又做了司空（建设局副局长之类），并晋升为大司寇（司法部长）。

孔子出现在鲁国的政治舞台上，也是费了不少劲的。

先是鲁国季氏家臣公山不狃据费邑公开背叛季氏，请孔子加盟。孔子还真打算去，但被子路所劝止。子路大概不高兴自己的老师到一个背叛主子的家臣那里去做官，他是个直性子，直话直说：老师你没地方去就不去吧，怎么想到公山氏那里去呢？意思是老师你怎么下贱到与这种叛贼为伍啊。孔子被子路说得不好意思，只好解释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现在要是有人用我的话。我就会将文武周公的事业在东方复兴为一个东周出来。

话是说得很大，难怪老子要劝他不要那么骄傲了，可是，从中也看到孔子从政的想法实在太迫切了。是啊，即使是搁现在，50岁的人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至少某些级别上都不再能提拔了，孔子他能不急吗？

同样，当晋国的佛肸与赵简子对抗时，也来请孔子去帮忙，孔子也打算去，这一次，性直的子路仍然坚决反对。

考虑到作为老师的身份，孔子两次都接受了子路的劝谏。鲁定公九年，阳虎反叛三桓，被三桓赶出国去，鲁国希望有人出面支撑危局，这时，鲁定公和季桓子都想到了孔子，于是51岁的孔子终于等来了名正言顺的出仕机会了。

于是孔子翩然而出现在鲁国的政治舞台上。数十年的等待与奔波，终于有一个用武之地了。圣人孔子做个小小的县长当然是小菜一碟，《史记》说“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于是，由县长而司空，由司空而大司寇，孔子连升三级。

史载孔子做大司寇，非常漂亮地做了一件光大鲁国的外交事件，那就是夹谷会盟的胜利。

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国君在夹谷会盟，孔子出任相礼即司仪。会盟前孔子有鉴于当年宋襄公与楚国会盟的教训，要求鲁国提前做好一切准备，特别是作好战争动员，防止齐国混水摸鱼。

果然，貌似与鲁国强大的齐国，在会盟上极力压制鲁国，想逼迫鲁国乖乖就范。齐国大夫犁弥向齐景公建议，说：孔丘知礼而无勇，如果叫夹谷的士兵武装劫持鲁定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于是，在会盟中，齐国士兵果然鼓噪而出，谋略挟持鲁定公，定公吓得不知所措，这时，担任司仪的孔子从容不迫地站出来，登坛怒斥：

“你们这些人要干什么？两君合好，却被你们这些裔夷之俘以武力来捣乱，你们的国君还想号令诸侯啊。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你们的国君一定不会这么做吧。”

可以想见，听到这一声呵斥，齐国君臣是何等尴尬，齐景公只好把士兵都呵退了。一场危机总算化解。

在起草和约时，齐国要求增加一条，将来齐国出征，鲁国必须出动三百乘兵车助战，否则就算破坏盟约。这样的要求，明摆着是欺负鲁国，鲁国又不是你齐国的附属国。

孔子当即立断，使人出面提出增加一条，即如果齐国不把先前阳虎作乱时侵占鲁国的汶阳三地归还鲁国，也是违反盟约。

结果，双方达成协议，齐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不得不派人归还三地。

孔子在大司寇任上，所做的另一件大事便是堕三都。

《左传》定公十二年：

浪迹求道(2)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仲由即孔子弟子，做了季氏的家宰，这也表明季氏对孔子颇为信任。三都就是鲁国权力很大的三桓各自占据的城堡。三桓其实就是前面讲到的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其中孟孙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季孙氏为司徒，这三卿分享鲁国军政大权。他们的根据地即三都分别是郈邑（叔孙氏）、费邑（季孙氏）、成邑（孟孙氏）。三都之中，以费邑最为厉害。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复杂，作为三卿的“三桓”实际都不住在三都，而都在首都曲阜。三都则成了他们的家臣控制的地盘，他们趁主人不在，为所欲为，甚至欺凌自己的主人而直接干预朝政，“陪臣而执国命”，令人堪忧。阳虎据费邑而囚季桓子，挟汶阳之田而奔鲁，就是典型一例。

三都也成了三桓的心病。

孔子见此情势，便决定堕三都，其意就在于剥夺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所控制的领地和权力，使之重归公室。

孔子的这一做法，经过了深思熟虑，一方面，三桓并没有意识到堕三都与剥夺自己的权力有关，相反，这有利于解决他们长期头痛的问题；另一方面，鲁定公肯定会支持。于是，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向鲁定公和季氏提出了“堕三都”的计划与打算。其内容是家不藏甲，即剥夺三都的武器；损其过制，就是有些过分了的、违礼了的制度要废除。

这一计划得到了鲁定公和三桓的赞成和支持。

首先是叔孙氏的郈邑（山东东平）得以顺利的拆除。初战告捷，事情应该好办得多。谁知，轮到季孙的费邑要拆除时，却遭到了激烈的抵制。此时盘踞费邑的正是当年参与阳虎逐三桓时的公山不狃，拆掉费邑等于拆了他的根据地，要了他的老命，他哪肯答应。

为了抵制堕费邑，公山不狃竟然趁首都曲阜空虚之际，率费人来了个突然袭击。临此大事，孔子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率兵反击，败公山不狃于姑蔑，迫使其逃往齐国，费邑这棵钉子户得以拔除。

事情到此成功了一大半。到了堕孟孙氏的成邑时，本来支持堕三都的孟孙氏突然改变态度，孔子面临难以逾越的关隘。到底为什么呢？

原来孟孙氏的家臣、成邑的公敛处父出于对孟懿子的忠诚和远见，便对孟懿子道出了孔子堕三都的实际用意和危害，并想好了应对之策，他对孟懿子说：

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孔子没有料到老谋深算的公敛处父来此一招。孟懿子表面上仍然支持孔子，但暗中却支持自己的家臣。眼见计划要落空了，鲁定公于年底决定亲自出马率兵围攻成邑。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包括季氏、叔孙在内的三桓都持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久，围成之后始终无法攻克，这标志着堕三都计划宣告失败。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挫折，孔子怎么办？连国君出马都未能成功之事，孔子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于今之计，要么就此放弃；要么选择离开。

浪迹求道(3)

“道不行，行桴浮于海。”孔子是这么说过的，孔子面临这一痛苦的抉择，选择去么，自己的理想就无从得以实现了；选择留么，又与自己的性格违背。“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不是那种贪恋富贵之徒。

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促使孔子坚定了尽快离开的决心。

原来，孔子在鲁国堕三都的消息传到齐国，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是啊，孔子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做法确实让齐人担心孔子不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于是黎鉏便说：“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不敢贸然进城，派人先联系季桓子。季桓子竟然微服往观再三，准备收受，但又担心鲁定公不肯，便告诉定公“为周道游”，结果鲁定公“往观终日，怠于政事”。

得知这个信息，憨直的子路又直言不讳地对他老师说：“夫子您可以走啦。”孔子实在舍不得离开，不得己说：“鲁今且郊祭，如果郊祭完了分祭肉给大夫们，那么我还可以呆下去。”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祭之后，又不分祭肉给大夫。到这个时候，孔子遂行，离开了鲁国这个是非之地，也结束了他四年的政治生涯。是年，孔子55岁，离退休也不远了。

被齐国的“美人计”逼走的孔子，开始周游列国。

齐国肯定不能去了，那么先去卫国看看运气吧。

卫多君子啊。孔子大概是这么想的，然而，他忘记了卫国也多昏君。出了名的就有卫宣公、懿公、成公、献公、灵公、庄公等。卫宣公上烝庶母、下夺子妻、卫懿公好鹤亡国前面都说过了。卫成公残害异已臭名昭著，在位仅两年就被国人驱逐出境，在晋人的帮助下回国复位，其弟叔武正要洗澡，听说他回来了，高兴地握着头发跑出来相迎，却被成公射而杀之，后来又杀人灭口。

卫献公是著名的“困民之主”，他耽于游乐，狎近群小，凌辱臣下，杀戮异己，又是个暴君，与成公是一路货色。卫庄公则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在做太子蛙，有一次跟随晋国赵鞅和郑人战于铁丘，他看到郑国兵力多而害怕，自已跑到车子下而躲起来，因而被晋国人讥笑为“妇人”。即位后强行剃掉别人妻子头上的美发用作自己老婆的假发，最后招致杀身之祸。

此时孔子适卫时的卫灵公便也是一个昏君，胡作非为，荒淫无耻。说他荒淫无耻，是因为他好男色，有同性恋倾向。子路的连襟弥子瑕生的非常俊美，深得卫灵公的宠爱，有一次，他将一个吃过了的桃子给了卫灵公吃，灵公不仅不有生气，反而称赞弥子瑕关心他，要将桃子先尝尝，甜的才给他吃。但当弥子瑕年老后，这件事又成了他侮辱国君的罪证。因而，卫灵公后来被孔子称作无道之君。

孔子及其弟子到卫国后，寄住在子路爱人的哥哥弥子瑕（《史记》说是颜浊邹）家里。不久，卫灵公知道孔子来到了卫国，于是，便亲自去拜访孔子。一见面，卫灵公问孔子：“你在鲁国的工资是多少呀？”孔子据实相告：“六万小斗小米。”卫灵公很爽快：“好！我也给你六万小斗小米。”在卫国呆了一段时间，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竟然派人监视孔子的一举一动，孔子很恼火，在卫国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

刚走到一个叫匡的地方，就被当地人当作是阳虎被抓起来了。因为阳虎曾欺诈过匡人，匡人恼恨他，恰恰孔子和阳虎相貌有点像。子路是个猛男，便想和匡人打一打，孔子拦住了他。好在后来经过解释，消除了误会，孔子一行只被关押了五天就被释放了。但从此，“子畏于匡”。

浪迹求道(4)

刚刚逃出匡人之手，卫灵公倒派人来接孔子，于是孔子又回到卫国。

重返卫国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子见南子”事件。

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宋国人，生得十分俏丽，富有风情，传说她早年在宋国即有人私通，为了她，卫国发生过争斗，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她的名声很大。看样子她也是一个追星族，久慕孔子之名，如今孔子来了，得好好见一见，不过我就不解，上一次孔子在卫国住了将近一年，南子为何不见他？《史记》说：

（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就是“子见南子”。按理，这一次会见，不过是极普通的一个追星族与名人的见面，比起孔子见老子，意义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不少史籍都对此予以记载，其奥妙何在？

其实，这里主要是因为子路不悦的缘故。

子路这人也怪，自己的老师去见了一个漂亮的女粉丝，有什么值得小题大做的呢？

然而，子路也不是一般人啊，他的不悦肯定有其道理，况且，因子路不悦，导致他的老师竟然反复对天发誓：“天厌之”。

针对这段话，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说起来还挺有意思。一种是李泽厚的理解。他认为，这是因为南子是一个淫妇，不道德之人，孔子却去见了她，引起了弟子子路的怀疑，以为他和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孔子不得不自我表白：

我如果做了错事，老天会惩罚我的！老天会惩罚我的！

这表明孔子不是那种假道学，不装腔作势。

一种是南怀瑾的理解。他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你们对南子的看法都不对，我所否定的人是那种不可救药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不但人讨厌他，天也讨厌他，那种人我是不会与他来往的，可是南子不是这样的人。

两种理解都有意思。不过，南怀瑾的理解显然有漏洞。因为孔子去见南子之前并不了解她，他怎么知道她不是那种不可救药的人呢？只能说是孔子见了南子后，发现她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人。

然而，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南子想见孔子，孔子为什么一开始就不愿意见她呢？是男女有别？非也，春秋战国时期，男女相见是极自然的事，《诗经》里面有大量的记载表明那个时候，男女关系还是比较自由的。再则南子也说了，四方之君凡是愿意与她的丈夫卫灵公结为兄弟的，都要拜见她的。是南子名声不好？非也，倘若孔子在这之前就听说南子不好的名声，那表明南子一定有什么劣迹，且一定会载于史册，不会如现在这样简单的。那么，到底这里面什么奥妙呢？恐惧谁也无法解答了，这只能是一个千古之谜。

孔子在卫国又住了个多月。一天，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

孔子发牢骚说：“完了呀！我没见过喜欢美德像喜欢美色的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当天晚上，卫灵公还兴致勃勃地向孔子请教行军打仗方面的事，孔子很不耐烦，回答说：“礼仪方面的事，我还知道一些，行军打仗方面的事，我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卫国。

我觉得在这里，孔子也似乎过于敏感了。先前，齐国使美人计，子路要孔子离开鲁国，孔子尚且说要再等等看。这里，卫灵公和她老婆是仅仅同车，孔子怎么就受不了了呢？何晏说：“疾时薄于德，厚于色，故发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则弃邪而反正矣。”都是故作清高之说。所以钱穆先生说得好：“此事断不可信”。

总之，子见南子一事，十有八九是后儒附会所致，根本没有的事。

浪迹求道(5)

但是，孔子总是离开了卫国。离开卫国后，孔子到了宋国，在去宋国的路上，遭遇了司

马桓魋的刁难。然后又到了郑国，在郑国都城因为和弟子走散了，孔子一个人傻乎乎地等到郑国东门，因而被人耻笑为丧家之犬。

后来在陈国呆了比较长的时间。然而在陈国也没有什么发展，觉得还是卫国的好，于是又第三次回到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又回来了，非常高兴，亲自跑到郊外去迎接孔子。然而，这次回到卫国，卫灵公已经垂垂老矣，对政事不是那么关心了。一次，孔子与卫灵公一起边晒太阳边聊天时，正好一只大雁从天空中飞过，卫灵公抬头盯着大雁飞，把孔子搁在了一边。孔子知道卫灵公不可能再用自己了，非常伤心，感叹道：“如果用我来主持国家政事，一年就可以了，三年便可大见成效。”过了不久，卫灵公死了，孔子也第三次离开了卫国。

这一次，孔子到哪里去呢？老实说，孔子没有方向，他真的“迷路”了。他想过去晋国，但晋国老是打仗，国内也混乱不堪。他就边走边想，这样走到了陈国，可陈国又总被晋楚两大国像争肥肉似的争来争去，便想去蔡国。

正在这个时候，南方的大国楚国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之界，便打发人去请他。而陈蔡两国正恨着楚国，听说楚国派人来请孔子，便发兵把孔子围住。这就发生了“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有饥色，读书习礼乐不休”这么一个典故了。

幸好他的弟子中有几个懂得打仗的，在他们的保护下，孔子虽然几天没吃东西了，但还能弹弹琴来解闷，这真是君子也有倒霉的时候啊。

好在没过几天，楚国的军队到了，把孔子接到楚国。到了楚国地界，孔子接连碰到了许多个奇人怪士。先是长沮、桀溺，孔子以为他们是隐者，打发子路去问津。长沮说，既然是孔丘，他应该知津呀。桀溺则叹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与其从辟人之士，不如从辟世之士。孔子知道后，发出一声感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接着又遇到一个荷莜丈人。子路向他打听老师的下落，结果被他抢白了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尔后又碰到了楚狂接舆。《史记》记载道：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这是典型的楚地歌谣，意思是说：凤啊凤啊，你怎么这么倒霉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来得及。今天的从政者都差不多要完了。

言下之意是，这个时候你还跑出来干什么？

所以孔子想与他说上几句，结果他却跑了。

浪迹求道(6)

可以说，孔子一路上碰到的这么几个奇人怪才，心理感慨极了。到了楚国，原本打算封孔子七百里社地的楚王，听了令尹子西耸人听闻的言辞后，也对他冷了下来。孔子见事己如此，决定还是回到卫国去。

这一年，孔子已63岁了。

卫出公请他做大夫，心灰意冷的孔子拒绝了。

就在这个时候，鲁国执政季康子派人来请孔子回国。原来，孔子有个弟子叫厓有的在季康子手下做家臣。刚刚带兵与齐国打了一仗，打胜了，季康子很高兴，便问他的军事才能是怎么来的。这个厓有也不忘孔子，便说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自然也知道这个名人，听了他弟子的话便有了兴趣：请问孔子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有子也不怕牛皮吹破，说：“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

季康子便有了请孔子出仕的打算。于是便派人带上厚礼到卫国来请孔子。

晚年的孔子也受够了颠沛流离之苦，有道是：落叶归根。见季康子诚心来请，便顺手推舟，接受了邀请，回到阔别14载的故乡鲁国。14年的经历告诉孔子，他的这一套治国理念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这一年，是公元前484年，孔子68岁。

然而，鲁哀公和季康子分别和孔子交谈之后，发现孔子的主张并不合乎时宜。于是这“面试”最终失败了。鲁国终究没有任用孔子，孔子也不再求仕。

孔子从此绝了从政的念头，一心办私学，修诗书。

后来发生了著名的西狩获麟事件。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前往观看，发现这是一只麟，便把它带了回来。

为什么获麟为不祥呢？原来在那个时候，麟这一动物一般难以见到，它如果出现就意味着不正常，何休解释道：“麟者，太平之兽，圣人之类也。”故这一次获麟，鲁人“怪之，以为不祥也”。孔子大叹：“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古人认为，圣人受命，则河出图。反之则为不祥。

早先孔子弟子颜渊死的时候，孔子哭：“天丧予！”这一次西狩见麟，孔子说：“吾道穷矣！”因此，鲁国的《春秋》也就记到这里打止。这意味着，春秋这样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时代宣告结束了。

主要参考文

附：春秋地图

主要参考文献视点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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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迭興----春秋霸主論晁福林北京三聯書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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