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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我们时代少有的好作者

- 今年，你读刀尔登了吗？

- 我们时代少有的好作者！

- 邱小刚：不名之士

- 目录

- 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 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

- 家有小学生

- 童话皇帝：朱厚照

- 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 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 菹醢尽处鸾皇飞：李斯

- 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

- 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 凡忠必愚：冯道

- 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 有女莫嫁海主事：海瑞

- 谁令忠孝两难全：赵苞

- 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 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 人心惟危

- 放纵的权利：夏姬

- 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 果然名教罪人：钱名世

- 卿本贼人：宋江

- 畸人丰坊

- 避地何心遇晋人：张缙彦

- 百年持此欲何成：陶潜

- 此式非天下式：卜式

- 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王莽

内容简介

《中国好人：刀尔登读史》是北大才子邱小刚的第一部历史随笔集，共分三辑：“中国好人&#8226;中国坏人”、“世事&#8226;人情”、“以天下为狗任”；在作者的态度是，其实所谓好人也不是那么好，所谓坏人也不是那么坏，中国历来的以道德杀人、以忠压倒孝、以忠压倒仁，以及以所谓大节掩盖小节的评价标准和认识视角是有问题的，“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作者尤其对历史上无论是读书的还是放羊的，都“爱以天下为狗任”的传统抱有深刻的警惕，对海瑞一类道德迫害狂式的人物深恶痛绝。

作者一向惜墨如金，文章轻易不出手，常以“量莎士比亚或王国维的尺子”来要求自己，产出极低、质量极高。本书所收文章，都属短小精悍，篇篇堪称美文，且道前人所不及道、所不能道。

作者简介

从前叫三七，现在叫刀尔登，本名邱小刚。其人酒风浩荡，风骨脱俗，有如谪仙人。有人说他海内中文论坛才气第一，有人说他是1977年后北大中文系出品的最优秀的三个学生之一，有人说他是当代大隐，有人说他是古代竹林七贤之刘伶。他的文字，宗鲁迅惟妙惟肖，而兼有李零之“文”、王小波之“武”，文曰史识与古典功底，武曰科学与理性精神。

我们时代少有的好作者

我们都爱刀尔登：我们时代少有的好作者

王小波逝世十年之后，中国文坛又现“黑马”

60年代生学人的领军人物；我们时代少有的好作者

鲁迅、王小波、李零以来的第四大文章高手

检点中国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和你从前听说的不一样

今年，你读刀尔登了吗？

今年，你读刀尔登了吗？

在知道的人看来，刀尔登，这个名字迟早会成为一个流行符号，一个被赋予某种传奇浪漫色彩的文化符号，好像从前的“张爱玲”，和刚刚过去的“王小波”；而在不知道的读者看来，只觉得突然间有一本《中国好人》热了起来，有一个人名在人群间流转。在一向爱赶时髦的豆瓣网上，已经有豆友们打出了“今年你读刀尔登了吗？”的口号。

刀尔登，曾用名三七，本名邱小刚。很多人都是先知道“三七”这个名字，那可是当年曾迷倒多少重量级文章高手的ID呀！“海内中文论坛，三七才气第一！”在天涯社区的资深作者群里，在才子聚集的万科周刊论坛上，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几个自称是三七忠实粉丝的人，即使多少年后，提起“三七”这名号，还禁不住地心潮激荡。后来三七出了一本书，叫《玻璃屋顶》，书名和现在这本历史随笔集《中国好人》，有得一拼：“玻璃屋顶”是一篇书评的标题，“中国好人”则是作者一个专栏的名字。而其实在这本《中国好人》里，读者看到的会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一个没有，稍显例外的是包拯和海瑞，人性上无懈可击，在当时和后世，享有高名，却始终不怎么招人待见。也许，我们都爱有弱点的人性。

话说三七风靡一时，随即消踪隐迹，然后就出来了一个“刀尔登”，写历史随笔，也写杂文。都说高手的文字是带着印记的，无论题材怎么在历史与当下之间转换，笔名是刀尔登还是三七，雪亮眼睛的人民群众总还是能在“文字群中”一眼就认出“你”。刀尔登的文字，简洁、通透，看似随意而实斟词酌句，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大白话里露着一股雅意，每写一篇文章，必有不同寻常的新意。——弹不虚发刀尔登！

才子缪哲说刀尔登写文章，总以“量莎士比亚或者王国维的尺子来量自己”，所以轻易不出手，文章写一篇是一篇，质量极高。这本《中国好人》，文字优雅，生动风趣，论人论事，点到为止，且令人眼前一亮，常常拍案叫好；虽是薄薄一册，但极耐读，耐琢磨，一读再读三读，每读一遍都趣味无穷。

文兼李零、王小波之长：是美文，也是妙论

读刀尔登《中国好人》，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鲁迅和王小波，尤其是《中国好人》里收入的几篇杂文，鲁氏文风跃然纸上，那种味道，怕是王小波也写不出来。但刀尔登和王小波这两个人，又最容易被放到一起来说：他们都是绝对的“异数”，王小波写小说，不在“文坛”内，写杂文，也跳出学术圈外；刀尔登本人则更是闲云野鹤，避居石家庄（刀戏嘲为“天下第一庄”），不仅与文坛、学术圈不搭界，还嗜酒，如古竹林七贤之刘伶，爱酒胜过爱写作。他们的杂文风格也有异曲同工处，王小波的杂文里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与科学主义，文字是戏谑的，道理是曲折的；刀尔登则有点反着来，文字是曲折的，道理则是戏谑的，有点像醉里挑灯看剑，读他的书，需要点悟性。王小波的论据从西方来，刀尔登的论据从古代中国来。

但要说文字之美，王小波便要落了下风，与刀尔登相类的，当今作者里只有写《花间一壶酒》的李零。他们都文字考究，喜欢用短句，精读古典，文字通透，目光犀利，议论刁钻……

《中国好人》是一部历史随笔集，80余篇文章，篇篇堪称精品。全书共分三辑：“中国好人&#8226;中国坏人”以论人为主，讲的是历史上被脸谱化的一些人，好人也不是那么好，坏人也不是那么坏，中国历来行的是以道德杀人，以所谓大节掩遮小节，“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世事&#8226;人情”一辑以论事为主，落后就要挨打、先进就要挨骂，一语道出中国式道德天平上人们的生存境况；“以天下为狗任”是全书最激烈的一辑，中国历史上有个传统，无论是读书的还是放羊的，都“爱以天下为狗任”，用道德去倾轧人，用国家利益去压迫人，作者痛批法家式的出人头地狂，儒家式的道德混乱症，而这些病症，至今还深深缠绕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我们时代少有的好作者！

刀尔登：我们时代少有的好作者！

旁人说刀尔登——

著名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看了刀尔登的《中国好人》，我感觉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50年代生人的时代过去了，该是60年代生人说话了。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李零先生：刀尔登的书我看了，作者文笔很好，书读得也好，只是这本书涉及的多是小问题，也许人家是不屑于去谈宏大的问题吧。

著名学者、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刀尔登的文笔我很欣赏，尤其是他描写世态人心，简直太绝了，他待在石家庄真是太遗憾了，我一定要认识他。

资深出版人、书评人黄集伟先生：我刚迷上刀尔登，他的书就出来了，简直太神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好作者，太棒了！

著名学者、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先生：一看书就知道作者是个智商极高的人，而且有点蔫坏，对中国的典故极熟悉，信手拈来。

出版人、散文家徐晓：邱氏的个性是不按常规出牌，犹如他的文风：从容，收放有度，不铺张，见好就收。且选题和角度都很刁，常被误以为是深刻。其实他追求的不是深刻，就是刁。

《读库》的张立宪：邱小刚有着超出常人的风格、风韵、风骨：聪慧、饱学、冲淡、落拓、颓唐。

学者、翻译家缪哲：刀兄的学问渊博，识见敏锐，在刀兄面前，我们未免显得愚蠢。记得那一年高考，刀兄夺了鄙省的魁元；唯这一经历，成了他“平生最大的不体面事”，人说必掩耳。

邱小刚：不名之士

邱小刚：不名之士

张立宪

从高考状元的专业选择，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嬗变，如今商学院和计算机成了集纳这些高材生的系别，当年最吃香的可是中文系啊。如愿考入北大中文系的邱小刚就是1982年的河北省文科状元。北大醉侠孔庆东在他的大作中光顾表述自己是“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和“北大的马克？吐温”，没心思言及旁人，只是粗略一说他的同学邱小刚多少天不洗头云云。

所以，这个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

邱小刚是我见过的真正有酗酒倾向的人，尽管我也属于酒风浩荡的人，经常把自己喝得失态、失忆且失身而不可得，但他以更浩荡压住了我的浩荡。一次喝多了，他提议去市郊的河沟里裸泳，被我们一干俗物给拦住了。他便怀念起在深圳的一个朋友，那也是个裸体主义者，当即要买车票去找斯人，又被我们一干俗物拦住。更多的时候他是没钱搞这种把戏的，就越喝越多，偶尔打次小架。不知哪个流氓无产者有幸，能与这位隐于市的大隐过过拳脚。

一个人智商高了，玩心自然就重，因为什么事儿都难不住他，用比别人短的时间精通之，然后将比别人多的时间投入到其他玩物上去。邱小刚鼓捣起什么来，都能迅速成为高手中的高高手。在一个有六百多知识分子云集的单位里，他的象棋遍无敌手。他却说，自己最差的是象棋，最好的是桥牌。惜乎牌风不古，四人难凑，一直没有见他切磋桥牌。不过我曾有一次与在西藏云游的他通电话，他发布消息，说刚在一个围棋网站弄了个十比零。有一次拉了他和另外两个玩物丧志的家伙在我家打拖拉机，只觉得没过一会儿，天就亮了。我老婆醒来进到客厅，见四个男人端坐在烟雾中，沉默得跟四块金子似的，吓了一大跳。

除了玩，此人总是很懒散的样子。若干年前，单位分给一套房子，但他却嫌收拾起来麻烦，还得搬家，硬是把那房子给推掉了。这个故事搁到现在，听起来已经像个传奇了。

有时候他也会随意吐露点儿学问。现如今的小资大多知道《在路上》，一次喝酒时我提到国人对嬉皮精神的误读，他好心告诉我，比《在路上》更牛×的是《禅与摩托车的修理》，然后用纯正的迈阿密口音背了一大段。天啊。

邱小刚网名三七二十八，简称三七。本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马悲鸣却言之凿凿地说：“海内中文论坛，三七才气第一。”他写太太精心钻研美容术，这一天回到家中，“当门被打开一个小缝时，我看到了一盘没调好的蔬菜沙拉，上面还有两只眼睛在眨动”，这段话成为我和太太之间的笑料。他的文章中有一种特殊的DNA，尽管难以描述，却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其间有一处闲笔说到水均益，“电视节目主持人中最善于诱导观众去归过于人的一位”，我马上就断定，这是邱小刚写的。果然。

有一次在三里屯的“老汉字”，北大中文系的一群老战士聚会。邱小刚把我也叫去见见世面，在其中浸淫半夜，我马上得出结论：一间屋子里，如果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对不起，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恨不得让自己自杀的颓废、颓唐之气。

写到这里，你已经可以看出，邱小刚有着超出常人的风格、风韵、风骨：聪慧、饱学、冲淡、落拓、颓唐，是真名士自风流啊。被我写入这一系列，一点儿都不冤。

——且慢，风流则风流了，说他是名士倒也未必。迄今为止，邱小刚只出过一本薄薄的随笔集《玻璃屋顶》，前两年供职一张几乎不入流的小报，如今连工作都免了，除开“三七”这个网名外，恐怕从小资到中资、老资，都没有多少人知道。

睡足了的人打个呵欠，我们认为是种慵懒的风度，缺觉的人打呵欠，却只觉其寒酸。我们总是难以摆脱这世道的某些莫名其妙的规矩：只有那些过惯奢靡生活的人流露出对金钱物质的不屑一顾，我们才容易接受；只有那些曾经前呼后拥的人流露出对名利场的反感厌倦，我们才愿意深信。只有成了名士，才配享用“风流”这个字眼，对名气发出轻蔑的“呸”。你要是还没有名气就敢鄙夷名气——呸呸。

呜呼，这个规矩真的就那么重要吗？不重要吗？重要吗？不重要吗？

目录

目录

零 刀尔登说今

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

家有小学生

嘲笑链

被小学生批判过的

壹 中国好人&#8226;中国坏人

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

童话皇帝朱厚照

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菹醢尽处鸾皇飞李斯

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

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移羞做怒刘瑾

打严嵩

于今为笑古为义宋襄公

凡忠必愚冯道

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有女莫嫁海主事海瑞

谁令忠孝两难全赵苞

载不动这许多道韩愈

制造小人阮大铖

彼此即是非李光地

如何天理胜人欲熊赐履

贰世事&#8226;人情

落后就要挨打，先进就要挨骂。

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生命在于运动乾隆

无事和酒读离骚

人心惟危

庾信文章岂老成

放纵的权利夏姬

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吴三桂的信

生女必强撼汪士铎

何事辛苦怨斜晖朱熹唐仲友

徘徊不尽孤云意蒋宗鲁卢楠

雅集图中衣帽改吕留良黄宗羲

果然名教罪人钱名世

烧萧条兮以御水于成龙靳辅

谁使祖龙绕柱走荆轲

卿本贼人宋江

天下有事谁可属甘凤池

畸人丰坊

避地何心遇晋人张缙彦

谁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寂寂廖廖扬子居扬雄

百年持此欲何成陶潜

此几何非彼几何徐光启

穷岛至今多义骨田横

世风越俗，雅人过得越好

叁以天下为狗任

中国历史上有个传统，就是爱以天下为狗任。

一编书是王者师韩非

以师为吏

丈夫遭遇不可知主父偃

此式非天下式卜式

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

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王莽

使汝为善我为恶张俭

《大学》的故事

栽培不待风声落王柏

此心跃跃何尝隐何心隐

一朝了我平生事刘宗周

最是为难谈天衍杨光先

重围不解还家梦岳钟琪

眼大心雄知所以曾静

积善坊中相扶行袁了凡

不尝豆沫亦识味武训

唧唧唧唧复唧唧木兰

猫及其他（代后记）

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有人把我派作鲁迅一党，我说非也，鲁迅是不喜欢猫的，而我不但喜欢猫，还因为狗与猫作对，把狗恨恨不已。我的不喜欢狗，很多朋友都知道，一同去乡下玩时，常有人叫道，那里有只狗呀！便是想挑拨我去和狗打架。城里的狗都不是好欺负的，因为每条狗都领着一个人，高低惹不起，只好偶尔去饭馆吃顿狗肉，聊抒快意。狗的样子我也不喜欢，小时候在山里见过一只狼，以为是狗，不知道害怕，现在想来，很是对不起，因为狼的脖子和尾巴分明是粗硬的，而进化为狗之后，都细软起来，以便摇头摆尾，哪里还有一点狼的样子。尤不喜的是乖而顺之的狗脾气。当然，这种脾气，也是人教给的，而且教学相长，人再重新从狗身上学过来，动不动就“上怀犬马恩”，眼眶也湿。不知道早先狗是怎么被改造过来的。现在店里卖的狗粮，至少是小康水平，但想当初，五十者才衣帛食肉，轮到狗头上，恐怕只剩下猪狗不食其余的东西，较之狼在山林里的伙食，远有不如。不过，毕竟是一份安稳饭，头顶上“嗟”的一声，面前就有吃的，在改造好的狗看来，已经是福气。明人陶宗仪的《辍耕录》里面讲，驿站里拉车的狗，口粮有“狗分例”，要是被人克减了，它们会反啮其主。这样的狗脾气倒讨人喜欢，不过日常里所听到见到的，全是克己奉主的故事，甚至有自愿饿死，以成狗节的。所以陶宗仪多半是在瞎编，别的不说，居然要“辍耕”，可见其不是什么良民。

现代人满耳是汽车喇叭声，所以做起诗来，不再说什么“无使尨也吠”，而是慨叹听不到鸡犬之声了。但我对狗叫有两种意见，第一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别狗的。我有几次夜间进到乡村，一点坏事没来得及做，忽然之间，就有上百只狗在黑暗里大叫不已。其实它们也只是瞎叫叫，互为声援而已，并不知道在叫什么。蜀犬吠日，粤犬吠雪，总还有点由头，像这样不明不白地以天下为狗任，实在是只有“狗脚朕”们才喜欢的脾气。我并不是反对狗叫，狗不叫，性乃迁；但西谚云：“无论大狗小狗，都应该有自己的吠声。”

第二种意见是狗只讲恩属，不论是非，所谓桀犬吠尧是也。最坏的人，也可以有最好的狗，因为这“最好”者，标准只在于“吠非其主”。人有人道，狗有狗德，人被别人的狗咬死了，人们并不觉得那狗有什么不是。这虽然是犬监主义，未始也不是更多的人的立场。据说最好的狗，对主人最柔媚，永远夹着尾巴做狗，对不是主子的人毫无情面，不管高矮胖瘦，黑白妍，一概作势欲啮。假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那还好办，但并不是这样，而且养狗的人也很多，走在这些人之间，犬牙交错，我们实在不知道是该怕人，还是怕狗。

喜欢狗的形貌，不妨算是人情之常，我不敢非议；喜欢狗德，在我看来，就有点不同寻常。在中国，“狗”是骂人的话，可见爱狗的人，对狗也是看不起的，至于赫胥黎声称愿意做达尔文的斗犬，齐白石有一方印上刻着“青藤门下走狗”，不过是比方而已。而我们爱猫的人就不是这样，以“猫”字加于人，并不觉得可恼，但也并不宣称要做猫。爱狗的人经常对我宣讲狗的种种用途，狗宝狗皮，引车救人之类，我同意，不过谁要是说这些事只有狗才能办，那我是说什么也不信。

临难狗免的事是没有的，倒霉的总先是狗；犬吠云中我也没听到过，呜咽一声死掉，倒是见过几次。所以若说“恨”狗，是不确的，其实只是憎厌而已。至于吃狗肉，因为它们毕竟是狗，不是人，人肉我是不吃的。而狗咬人，早已不是新闻了。

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

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

我不喜欢牡丹，看到它的胖样子，就觉得有股俗气扑面而来；我也不喜欢梅花，看到它的瘦样子，就觉得有股酸气冲鼻欲入。——为什么说这个，而且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因为以后可能说不成了。

不出今年，或者牡丹，或者梅花，或者两个一起，就要被定为“国花”。我现在这般挖苦，至多是口齿轻薄；以后再这么说，没准儿罪在亵渎。现在胡说八道一番，拥戴牡丹或梅花的人听了，心里虽不高兴，也奈何我不得；以后呢，人家眼里寒光一现，我就要吓得闭嘴——国花呀！大概不会有相关法律禁止侮辱国花，不过就算如此，我也自会小心：瞧，世界上不能批评、不能拿来开玩笑、惹不起之物，又添两种了。

其实，我并不是真的不喜欢牡丹和梅花。之所以要挖苦它们，主要是我实在不喜欢有些人的一种脾气，那就是，他喜欢的，不许别人冒犯；他敬重的，不许别人轻视。

自结成社会以来，在意见纷殊的众人之间，只有一种真实的状态，那就是妥协。

我种了一园芍药，邻人种了半亩牡丹，如果要相安无事，第一，彼此管管自己的嘴巴，不要把对方挖苦过甚；第二，对对方一般性质的异议，要能忍受，不要摆出惹不起的架势。两条缺一，都得打起来。

所以，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一通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说到这，我要再次恭维中国社会的世俗性质。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对释道二氏都没有毕恭毕敬，开玩笑的话很是说了几句，但没听说斯人斯书受过什么打击，这样一种宽容的姿态，使释道这两种信仰，同主流社会以及彼此之间，经历千年仍能和平共处。

但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刚播完，却就有了一片批评之声，指责有节目“拿农民开玩笑”。这真是让人没办法。为什么就不能拿农民开玩笑呢？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谁能讲明其中的道理吗？

举而反之，推而广之，能拿工人开玩笑吗？能拿学生开玩笑吗？能拿……能拿任何群体开玩笑吗？能拿任何个人开玩笑吗？最后，还能开玩笑吗？

我拿我的道理同一位前辈争论，他一时无话，半闭了一会儿眼睛，说：“那就不能什么玩笑也不开吗？”我说不能，否则便成严峻的社会，遍地禁忌，动辄得咎，我不知道有谁喜欢这样的日子。

其实，“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

据我接触，农民在各阶层中是最豁达的，他们的玩笑，对什么都开，时常会让外人吓一跳。我也不曾发现，他们认为自己因其劳作而变得神圣不可冒犯，享有“不被开玩笑权”。

“春晚”的一位批评者质问：“为什么农民会在城里人眼里显得可笑？”——有谁听得懂他在问什么吗？我是听不懂的，或者说，这么上纲上线地问问题，我宁可装听不懂。在重农的古代，或在“工农兵学商”的时代，农民的“精神地位”是非常高的，不妨问一问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因此而怀念彼时吗？

通常，拿富人开玩笑都无妨，拿穷人开玩笑往往招非议，因为人的境遇好了，就不用再那么敏感了。我这么说，可能要被批评为贬低穷人，但是，哪里又有规定，说人穷了就批评不得呢？

再回到“国花”上，“国花”有也罢没也罢，本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不要一日被选为国花，便俨然正房。少看一眼是不敬，多看一眼是亵渎，那样，大家只好去看芍药了。

家有小学生

家有小学生

我家的三年级小学生下课回来，眉飞色舞地报告：“今天我们班选三好学生，有三个人选我哩。”

我心里想这样的傻瓜全国也不过四五个，居然有三个和你同班，也是一奇。但嘴里还是说：“好小子！这儿是四块钱，一块钱是给你的，三块钱是给他们的。”

恰好一个朋友在我家做客，看到这个情景，脸一下子就绿了。儿子又拿出一张考试卷，挣到两块钱。朋友的眼睛鼓了出来。然后儿子下楼去玩，走时带上垃圾袋，又赚了五角钱。这时，我的朋友已经快昏过去了。等小学生一离开，他喘出一口气，语无伦次地说：“你还不如把他送到孤儿院去。”

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我承认我的教育方针未必得当，不过，我也不能接受他的办法。他的女儿是严格按照各种规范、守则、礼仪培养出来的，是远近闻名的小君子。有一次我到他家，小姑娘送上一盘水果，说：“先生吃大的，园园吃小的。”我心里说：“哦，这个小伪君子。”

我也研究过新版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小学生守则》。那里面的内容真的很好，很全面。有些条目，如“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远离毒品”，我本来就没想起来，幸亏阅读了《规范》，才加到对儿子的教育内容中去。

有些条目我知道怎么实现，如“不逃学”，我可以用罚款的办法来促使他遵守；有些条目，会有别人用罚款的办法来促使他遵守，如“不在建筑物和文物古迹上涂抹刻画”。经过朋友的劝说，现在我承认罚款不是好办法，应该讲道理，如有一条是“在公共场所不拥挤，礼让他人”，对此我应该告诉他：“你想被踩死吗？”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但确实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里面的“关心父母身体健康”，合乎古训，我非常希望儿子能做到，可怎么实现呢？我给他看过《二十四孝图》，他对鲤鱼跃出的故事有些兴趣，却说别的人物“变态”，我该怎么讲解？我的妻子感冒了，吃早饭时连打了四个喷嚏，儿子顿时乐不可支，我该批评他吗？

而父母最大的难处，任何《守则》或《规范》里面都没写。我们，与许多父母一样，既希望孩子能是个好人，又希望他有好的前程。也就是说，既希望他是个正直的人，又希望他在社会中成功。而以现在的情形，或可以预见的将来看，这多少有些矛盾。

上个月，儿子要我们“买荔枝，多多的”。他一向不喜欢荔枝，我和妻子自然要问是怎么回事。原来，他的班主任要过生日，而几天前，她曾偶尔谈到最喜欢的水果是荔枝。我非常不喜欢让孩子做这种事，老师过生日而学生讨好，这种事让我厌恶。但我们应该怎么指导他？

与此相类的事，以后还会有很多。成年人懂得分寸，懂得哪些事需要固守，哪些事可以通融，既可不失原则，也能保持人际关系的润滑，而孩子不可能理解这些。他一直不喜欢这位班主任，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要他什么也不送，那样直则直矣，危亦在其中也。我只好建议：“估计你的班主任会收到大量的荔枝，所以，你也许该送点别的，比如……一盒庆大霉素？”这个主意没被采纳，最后他按照母亲的建议，送了一张卡片。

既不想让他长成个骗子，又不想让他成为与别人格格不入的“狷”者。《老子》里面讲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那是非常好的境界。不过但凡写进《老子》的，那肯定是做不到的事，何况对一个孩子！

我觉得他学到了好多虚伪的东西，却不知如何纠正。纠正而不趋于另一端，是很难的事。我不反对儿子学一点虚伪之术，不过我想，对此他将来也许会有非常多的机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还是先学诚实比较好。

前几天我看到他写的作文，叫《国庆游记》，里面有大量的溢美之词，无论是对路旁的风光，还是对他自己的幸福感。而他描写的那个地方，我简直就没去过。他洋洋洒洒地写：“拐过去我就看见了大瀑布，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我也看见过那个所谓的“瀑布”，比我高一头，用来淋浴倒正好。而语文老师在这一行浓圈密点，批云：“贴切！”我还能说什么？随他“直下三千尺”去吧。

我承认我的一些教育办法也不怎么样，但我有时“反着干”的理由只是想让孩子知道，除了正规的教育，世界上还有各种见解、各种行为。也许这给三年级小学生出了太多的难题，所以我已经着手纠正自己，比如我不再给他“工资”和“奖金”。而对他已经积攒起来的过多的资金，也开始陆续清理：我和他打扑克，把他的钱一点点赢回来。

童话皇帝：朱厚照

童话皇帝：朱厚照

旧史中有趣的事不多，一旦遇到，哪里舍得再板起脸来读？如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若观其政，自然要皱眉头，若论其人，只好微笑。贪玩的年轻皇帝，代有其人，但花样百出如他这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说前无古人，只成立一半。南朝刘宋的后废帝刘昱，在某些方面，可算明武宗的先鞭。单看这位小皇帝最后一天的日程，便知道他的作风：先是微行出北湖，匹马先走，羽仪不及；随从张五儿的马掉到湖里去了，刘昱大怒，自己动手把那匹马刺死，又屠割之来出气。接下来在一个叫蛮冈的地方比赛跳远，然后闯到一所尼寺去，详情不明。晚上，去新安寺偷狗，到昙度道人那里把狗煮来喝酒。夜里回宫，饮酒至大醉，遂在醉梦中被人杀死了。

正德有刘昱的滑稽，但没有他的残暴。正德脾气是不错的，被人冒犯了，从不大生气。在明朝，这样好性子的皇帝可没几位。他的性格，只是童心太盛，做太子时，贪玩的名声已经远播，等十五岁上做了皇帝，更觉手脚伸展，于是今天到西海擎鹰搏兔，明天上南城攀险登高，还在宫中演武，火炮声响彻昼夜，士民听到，无不变色。

正德的故事流传很多，只说他三件事。第一件是热爱旅游，起先是在京城微服出行，时常单骑远出，满山遍野地乱跑。把附近的景致玩遍之后，又要出远门。在近处逸游，臣下尚要唠叨不休，每一出格，谏疏雪片般飞来，哪里能够容他到远处乱跑？正德便琢磨偷偷溜掉。某年的八月初一，他起个大早，趁天未亮，带上亲信，徒步出宫，溜出德胜门，一路北行。走得累了，在路上雇了大车，奔向昌平。群臣上朝，等了小半日，知道皇帝失踪，飞马来追，在沙河将他赶上。正德不听劝阻，继续北上，在居庸关被巡关御史张钦执剑挡回。在宫中装了几天老实后，他又一次溜掉，这次计划周详，又赶上张钦出巡在外，正德顺利地闯出居庸关，玩到第二年才回来。

从这次开始，他在外面的日子多，在京里的日子少。常年住在宣府，号称“家里”，臣子请旨，只好去宣化，什么事都要耽搁，那是不用说的了。便回京时，他也不回宫，住在豹房，那是他登基的第二年，在西华门内造的大宅子，留做逃避之用。

第二件是爱打仗。有一次蒙古的小王子犯边，正巧他在山西阳和，不畏反喜，自将兵迎战。小王子之来，只是例行骚扰，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合在一起不足百人，但毕竟让正德过了回瘾。

几年后宁王朱宸濠造反。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德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欢喜不胜。理所当然，他要御驾亲征。这一次他师出有名，群臣自然是无话可劝。可惜刚走到涿州，消息传来，叛乱已被王阳明等平定。正德好不扫兴，便压下捷报，继续“南征”。他想让王阳明把捉到手的叛王朱宸濠释放回鄱阳湖，由他自己率兵，再战一场。

我们时常听说什么人拿什么事为儿戏。像正德这样，能拿所有的事——包括造反这样的大事——为儿戏的，哪里还有第二人？

王阳明好不容易捉到朱宸濠，放是不肯放的。后来君臣妥协，在南京把朱宸濠放到一个大广场中，正德以威武大将军的身份，全盔全甲，威风凛凛，动手把朱宸濠再捉了一遍，捆绑起来，自己向自己献俘。可怜朱宸濠，造了一回反，倒被捉了两次。

第三件事也匪夷所思。他“南征”到扬州时，不知听了什么人的主意，下令禁止民间宰猪养猪——

“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既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

正德属猪，又姓朱，所以要禁止养猪。此令一出，天下骚扰，百姓只好将猪杀掉，或贱价抛卖，或做成腌肉藏起来。大臣杨廷和后来上过一篇一本正经的《请免禁杀猪疏》。正德的禁令，与此疏对读，更显有趣。

正德虽然怪，但一不疯，二不傻。所以怀疑他的胡闹，至少一部分是有意为之。禁猪的荒诞，如果说他不太可能意识不到，便可能是故意捣乱。他的一些极端举动，如放着皇帝不做而要做将军、公爵、法王，如他听到直谏，会假装要举刀自刎，以此撒赖，如他亲自做强盗去抢人。——一半出自童心，一半出自烦闷，一半出自性格，一半出自观念。

他的臣下显然完全无法理解这位君主的心思。杨廷和只好叹气：“事之不经，名之不正，言之不顺，一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群臣只好继续拿大义来劝皇帝，而没有意识到皇帝恰恰是被大义和责任逼反。既然做不到尽去人欲，尽守祖训，尽合大义，索性破罐子破摔，还落得个响儿。

常常疑惑的是，伴着这么一位君主，那时的臣子，难道除了发愁，就不大笑吗？依人之常情，笑是一定要笑的?只是不敢形诸笔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料，只是一位怪诞的皇帝，和一群愁眉苦脸的臣子。

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什么事是以任何借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可惜不曾仔细讨论，而且行不义与杀不辜并举，降低了这个命题的意义。再说，孟子也讲权变，这一主张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确知。

唐代张巡，是极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乱，张巡固守睢阳，城破被执，骂贼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说。这样一位大忠臣，乱后议封赠时，居然有争论。原来张巡守城，粮草断绝，连老鼠都吃光了，士气低落。这时张巡杀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吃。以此为开端，先以城中妇女为食，食尽，则食老幼，共食三万人。城破时，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许多名士纷纷请求表彰张巡，这种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张巡被追赠为大都督，立祠祭祀。至于食人一节，李翰在《张巡中丞传》中说，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食人过小，守城功大，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这便是历代的主流意见。至于杀妾及食人一节，毕竟是不太好的事，连舌长如韩愈者，在给《张中丞传》做的序文中也觉难以为言，干脆略过不提。《新唐书》的传文，也只提杀妾食妾，不提食尽城中妇孺，大概是作者觉得，妾是自家人，杀也罢吃也罢，近于以私奉公，无可厚非。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古代杀妻、食子之类的事，代不绝书。杀妾饷军，在张巡之前，便有三国时的臧洪，之后又有金国的乌库哩海罕。汉末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及一个同伴，三人出行，粮绝，与弟弟共杀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议论说，管秋阳爱先人遗体（自己的身体，先人所遗，爱惜是谓孝），吃同伴不算错，反正这人又不是什么至交好友，那么，不过如“禽兽而能言耳”。——孔融好为偏激之论，但他的主张，用传统的语言，竟难以驳倒。俗谚说“两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信矣。您想啊，只要两个人一商量，就拥有了多数的名义。鲁迅说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另一种议论，如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人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说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说的“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说的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残忍总是残忍。正是这些议论，使人读史时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讲过一个鬼故事，说的是张巡妾的后身向张巡的后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里说出这样一句话：“君为忠臣，吾有何罪？”读此知人的同情心，虽经千年碾磨，终于不灭。不过纪晓岚又反驳说：“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一点错也没有，本来就是那样。

明代有一部戏曲，叫《双忠记》，须读此剧，才知如何“仗义杀人”。剧中张巡要杀妾，心中不舍，可见是有情有义的汉子；然后，那位娘子不待张巡开口，自己先猜出来，又免去了张巡的启齿之难。下一步，张巡表示“心凄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别”，听着倒像是要自杀，他的妾则很知大义地说“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对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敢情被吃一回，还不过瘾。许多事情，都如《双忠记》之于张巡事，涂饰一番，便成高节，成大义，成美谈。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顺便说一句，《双忠记》在京剧和粤剧里还在唱，尽管版本不同。

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假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盗贼也没有，岂不是政治清明，社会完美，大同盛世、大大同盛世？假如这么想，你就错了。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幸运的是，人类的政治还从未曾达到过这种极致，尽管有许多次都相当地接近。

严延年任河南太守，“野无行盗”，庶几太平。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多杀人。他的朋友看他杀戮太重，写信劝他，他回信说：河南当天下咽喉之地，又承周代余弊，坏人多好人少，怎么不可以痛加铲除？为了树威，他把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河南人恐惧战栗，背地里叫他“屠伯”。

西汉的酷吏，往往有立致太平的政声。郅都做济南太守，如狼牧羊，郡内道不拾遗；义纵治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其治定襄，以前的坏蛋都改行做了官府的帮手。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尹赏任长安令，几个月后，本来嚣张的盗贼，死的死，逃的逃，长安顿时安定。其余诸人，大致如此。

酷吏的另一个好名声是清廉。腹诽罪的发明人，酷吏之宗张汤，死后遗财不到五百金；王温舒死后，家产不值五十金。郅都最有廉名，从不收礼，在官不拆私信，常说：既然出来给皇帝做事，家里的事，只好不顾了。

酷吏最大的特点——在我们平民看来，简直就是美德——是和豪强作对。酷吏之祖侯封，便是被吕后用来压制刘氏宗室。宁成也是如此，皇帝委任他做中尉，便是专门让他约束宗室。余如郅都的诛戮济南大姓，行法不避贵戚，权贵都不敢正眼看他；王温舒到广平，一下车便捉捕郡内豪强，连坐至千余家，往往族灭。张汤擅长整治诸侯王，排挫富商，锄灭豪强，也是他的拿手事。

严延年更是如此。他的治术，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之人犯了法，他不惜舞文弄法，为他们脱罪；豪门若欺负小民，他同样舞文弄法，必致之于重罪。这一点有些像后代的海瑞，海瑞力不能多杀人，但手段一同汉代的酷吏，其清廉也很像其中的几位。

可惜酷吏的功用，并不是解纾民困。西汉的酷吏，正史中有传的一共十八人，有十二人是汉武帝之臣，不是巧合。中国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汉武帝，谓之秦三世，亦无不可。帝师李斯的理论之一，是把社会压扁。在他看来，对帝权的威胁，不来自易于胁制的小民，而来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对李斯的五蠹之说，汉武帝去其二而用其三；酷吏或自以为得意，其实他到底在干什么，自己未必清楚，而是简在帝心。

小民从酷吏那里得到的好处，纵有也是暂时的，酷吏能去恶人于一时，却助纵恶之制长命百岁。何况酷吏绝不是秉法之人，如杜周所说，哪里有什么法律，人主的意旨就是律令。酷吏往往善伺上意，便在于此。为酷吏鼓掌的人，需得有把握自己绝无可能犯法，或者犯忌，否则不要抱怨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严延年做官是在汉宣帝时。汉宣帝初政苛察，后来渐渐和缓。酷吏治郡有方，各地曾纷纷模仿，然而不数年间，老百姓更加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无可奈何，重视酷吏的风气，便渐渐止息。——并不是以后没有，只是少用酷吏之目了。

为帝爪牙，换来的名声却不好，皇帝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西汉酷吏，能善终的没几个。严延年做官时，去汉武帝已有二三十年，前辈的命运，他便视而不见，也有人替他看到。他的母亲来河南探望，看见他杀人，大吃一惊。再三劝阻无效，便告辞说：我可不忍看见自己的儿子被刑戮，我还是赶紧离开，回老家替你预备后事吧。一年多后，严延年果然被朝廷处死。

又严延年治河南时，邻郡的黄霸以宽恕为政，郡中也很太平，连凤凰都给面子，数次光降。不过，什么凤凰于降，以及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类，都是汉代官场中的套话，当不得真的。

菹醢尽处鸾皇飞：李斯

菹醢尽处鸾皇飞：李斯

李斯临刑前，对儿子发出著名的感叹：“现在，就是想再与你牵大黄狗，出上蔡东门捉兔子，又哪里还能做得到呢？”李斯本是上蔡小吏，某日见到溷厕和米仓中的老鼠生活不大相同，便有所触，发愿不为厕鼠，力争上游，前往荀子那里学“帝王术”。

顾炎武曾说，性、命、天道这些玄远的事情，孔子很少说，今天的君子则挂在嘴边；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孔子言兹在兹，今天的君子却不大提。春秋时，新士人与政治的结合，尚无常式，进退时时失据，所以孔子要再三申论。后人讨论李斯相秦，一方（如李白）说他得到如此功名，远胜于糟糠不饱的拘儒，另一方（如柳宗元）说他贪利杀身，还不如曳尾于泥中。——出处去就，在今天早已不是问题了，至少不该是问题，但在过去，可是件大事，如何能够出而不至于背义害身，入而不至于辗转沟壑，一直令古人头疼。

且说李斯跟着荀子和春申君，在楚国不得为用，掉头向西，投向六国的对头，新起的强秦。秦国虽强大，尚无文化的自信，也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武力。李斯的第一课辅导，便是为秦王立下平诸侯、成帝业的大志。当时关东之士，往投秦国的本来就少，李斯所言又恰中秦王的心事，所以一拍即合，秦王便让李斯主持大计，派辩士与剑客来招募六国名士，能利诱的利诱之，不能的刺杀之。

二十年后秦一统天下，李斯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力主郡县制，第二是禁止学术，行焚书坑儒之政。——李斯本是中原儒士，荀子的门生，乃禁百家，焚图书，视师道如寇仇，岂不自断后路？说起这一点，宋人通常归罪于荀子主张人性恶，学说本身便不醇。如苏轼说，荀子性格激烈，平时高谈异论，一时口舌之快，足为李斯之激。

其实，荀子的事业本在于将儒学改造为治术，其学说本身便包含权变的后门。且他及春申君的门下来路很杂，李斯所学，未必尽出于荀子，如他的中央集权思想，可能就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同学韩非。韩非被李斯设法害死，可惜后来焚书不彻底，使我们尚能知道先秦思想的脉络。

李斯是个杰出的人。有点让后人难办的，是如何处理他的双重身份。一面是政治家，一面是士人。他的文才的确非常好，足以配得上他的头脑。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不过鲁迅又加上一句“由现存者而言”，——是啊，别的士人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他自己了。李斯对同侪的态度，既与他的治国主张相副，又未尝没有固宠之意。在权力盛时，他已生惧意。那时他儿子娶的是公主，女儿嫁的是王子，整日拜谒填室，车骑塞门，李斯叹道：荀老师曾说事不可太盛，物极则衰，不知以后我会怎么收场。

当年李斯西投，除干求功名外，还有一番意思便是实践自己的政治理论。如今志得意满，又不免难继之忧。秦二世时，李斯为了保命，甚至对皇帝说：明主就是要灭仁义，绝辩争，大大方方，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种议论空前绝后，便是黄皓魏忠贤辈，也从没敢公开这么说。他还运用自己的学识，给这种奇特的主张以详细的论证。但如此阿上，也不能取容于赵高，后来李斯自知难保，索性与赵高反目，硬着头皮说些忠言，自然是想成则全身，不成也博得个身后之名。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那种水滨林下，可为他的退步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另外，不能说是李斯一手将关东卖给秦国。举天下以奉一人，李斯没这么大的本事。六国自己先失了方寸，当年的樽俎之容，会盟之礼，扫地无余，大家尽情攘夺，不知黄雀在后。至于士人阶层，分崩离析，疾走先得，与李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秦政的集体惩罚，实在是这些人有以自召。

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

山厌高而水厌深：曹操

谈曾静案时，我曾提到曾静有种迂阔的见识，以为皇帝该文人来做，而不该让“世路上的英雄”来做。其实，“我学中人”是出过一位“皇帝”的。那便是曹操。——或说，曹操并没有做过皇帝啊。是的。不过他无其号而有其实，算得上是无冕皇帝。不管他冤不冤，且按住他来说话。

曹操年轻时喜欢的三件事，是冒险、游戏和狎侮同侪。曹操一家都是老实人，对这么个孩子，想管也管束不住。史称曹操好游侠，那时世家子弟的游侠，不过是些半大孩子胡乱闯祸，惹出事来由家里承当，而对方看在家长的面子上，尽量不和他们计较，往往而成其名。

难怪那时的名士，多不说他好。在他们眼里，曹操既轻躁，还眼尖嘴利。也有说他好的，如桥玄。后来曹操对桥玄感念无已，称“士死知己，怀此无忘”。——曹操大张旗鼓地纪念桥玄，不无对别的品评者含讥带讽之意。

年少时曹操不是好学生。从顿丘令任上罢归后，他老老实实地在家读了几年书。再出来时，已经通经书，明古学，成为“知识分子”了。文士而称孤道寡的，此前有一位隗嚣。只是隗嚣不唯场面小，便是文才，也没有办法和曹操相较。

通常，政治领袖不需要特别优异的才能，不仅不需要，还最好没有。魏晋以下的皇帝都爱摆弄诗文，除了李后主和宋徽宗这两个背运皇帝，也都谈不上高明。后人每以后主和徽宗为玩物丧志之戒，但问题不只在玩物丧志。文才是文士的身基，武略是武士的食源，做皇帝的，如果对这些事太内行，臣下难免要不自安，即所谓“月明星稀”。至于乾隆与臣子争才，那是他没有自知之明，真以为自己的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他的臣下，口中唯唯，心里从没觉得皇帝的天才对自己有什么威胁。

曹操的诗才，比著名的“建安七子”还要高。这就有点咄咄逼人了。文人对君主的期待，是以爱好者的身份来做文学的保护者，像曹丕那样。而如曹操，许多事情都哄不住他，实在是有些为难。倒是曹操，可以在那里傲慢地感叹“天下人相知者少”。

不仅如此，曹操还可以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一些别的皇帝做不好的事情。比如他敢诛孔融，是因为他能估计出如此做的后果，在当时以及在身后。他知道士人的弱点，他知道舆论的构成；他可以借仗他和读书人的关系，他也知道孔融和别的文士集团的关系。他处死杨修后，可以以“圈内人”的身份给杨修的父亲杨彪写信，直言“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孔杨之死，不会影响帝权与士人的合作，因为曹操自己有一半的身份就是“士”，这一身份，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再看别人。嵇康之诛，便导致一大批士人与司马氏不合作。至今，嵇康之死仍然是著名的悲剧，至于孔融，人们多只记得他的“让梨”。

曹操之不称帝，和他的角色有关。“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皇帝果然是该“世路上的英雄”来做，诸葛亮再高明，做梦怕也不曾梦到自己当皇帝。后人每称道诸葛亮的“忠”，其实那是——用今天的话说——“敬业”，或守本分。曹操自明本志，声称“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其实是真话。

曹操的名声差，一大半是因为他不是皇帝。如果他做了皇帝，李世民就不好说他“有无君之迹”，许多人也只好闭嘴了。另一小半原因，则是他以士人的身份掌天下之柄，两边的好处都占到，而才能又高，用朱熹满怀嫉恨的话说，叫“连圣人之法都窃了”。

顺便说一句，《三国演义》是小说，而且是一本极其缺少历史感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看得入迷，会染上“纵横家气”。——实际上，这是一种风俗，从铁匠铺的学徒到大学里的教授，往往沾染。他们讲究的是运筹帷幄，撒豆成兵；把天下事运于指掌间来谈，仿佛面前是摆着万国图或地球仪的，所以能视五千年如盘水，二万里如掌泥，捭阖之方圆之，无不顺手。如此论史，“戏剧性”是有了，但也只有“戏剧性”而已，说来说去，还是说书的。——曹操年轻时也是有些纵横家气的，后来日渐其少，建安十年以后，就不大见得着了。

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兔角弓射无明鬼：司马相如

汉代“纯文人”中，我最喜欢与最不喜欢的，都是司马相如。他的文才，自不用说；他的性格，大有可爱之处。最有意思的是“当垆卖酒”这一出，迹近无赖，然而无赖得有风度。顺便说一句，当初他勾引卓文君，是看上了卓老太爷的家产，不过结尾圆满，历代不以为乱。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卓家在临邛。他把卓文君拐到成都，等了些日子，不见被迫做了老丈人的卓王孙送来一个大子儿。京剧里有几句词，“老爹爹百般施辣手，他那里皱双眉借酒浇愁。不如回转临邛走，开设酒店在街头”，说的就是这一段。他们回到临邛，在卓王孙鼻子前面开了家小酒馆，两人自操贱役，一个卖酒，一个跑堂。卓王孙斗不过他们，只好送上钱财，于是，像童话里说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司马相如本来也出身富家，花钱谋为郎官，家产荡尽，才出此下策。他是喜好事功的人，看名字便可知道。此番有了经费，不数年，又去做官，因为《子虚》、《游猎》二赋，得到武帝欢心。以后的年头，或宦或否，逍遥自在。若到此也就好了，但他终于肠热难耐，做了那篇《封禅文》。

封禅之说，起于齐国，但当年齐桓公想封禅，管仲谏而止之，不愿意让齐国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按早期的理论，改朝换代后才好封禅，相当于取得天的授权，合法地君临大地。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秦始皇，第二位就是汉武帝了。汉武帝很想成为接天贯地的名君，喜事功，好祥瑞，花样百出，心犹未足。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可以说马屁拍在了前面。

此前，封禅的事也有儒生提过，但没人能够像司马相如这样，详细而雄辩，力证汉武帝是如此伟大的君主，可以封禅，应该封禅，必须封禅，如不封禅，老天爷一千个不答应，老百姓一万个不答应。有意思的是，司马相如殚思极虑写了这篇雄文，一直藏在家里，待机而售；然而很快生了重病，便在临终前嘱托卓文君，皇帝若派使者来求书，把这一篇送上去吧。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日前一个朋友购入一批书，我帮他搬上楼。他养的一条狗，看到我们往家里搬东西，非常兴奋，打滚撒欢，伴以高唱，我想那唱词不过是“我家好兴旺”之类。我觉得奇怪，如果主人搬来牛肉，也或许有它的份，它的高兴，大有道理；但我们搬的是书，它又不识中国字，跟着瞎高兴什么？说不定里边还有本《怎样烧狗肉》呢。

这个就是境界了。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当然，他们并不是没脑子，自甘下贱，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约说的“鼠凭社贵，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预报，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轻侮之，因为他们一旦遇到批评，立刻就会招来主子，指示对手所在，以及种种可恶当诛之处。

话说回来，司马相如并不是这种人。他是豪迈的人，虽然有些不谨慎，而他的才学，足以掩羞。汉朝人就是不好，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当时的酷吏，在后代便是清官，史、汉《佞幸传》中的人物，如活在千载之外，大可为名臣。至于学不及相如之万一，谄谀则倍之千万的人，更是后世才有的了。韩非子《说难》，讲到若干条揣摩功夫，相如只会一条，叫做“主有私急而强之以公义”；他不会的，还多着呢。又总则云“饰其所矜而灭其所耻”，司马相如只懂得一点儿“饰之所矜”，至于“灭其所耻”的功夫，现在随便找个文化人，都可以做他的老师了。

凡忠必愚：冯道

凡忠必愚：冯道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

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鸟畏霜威不敢栖：包拯

读包拯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

宋仁宗时，海内无大事，士大夫乐享太平，诗酒往来十分稠密，我们看当时的名臣，无不留下这方面的丰富记录，唯独包公，其个人生活，几乎没有指爪可寻。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往来”的话）。他流传下的文字，有早年的一首短诗，晚年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峭直的典范。他从头到脚找不出一丝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似乎就从没有处过暗室，不曾道过中冓之言。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无道德冲突。《铡包勉》里的包公，有一番公私交战，但只是戏文，史上并没有这种可欢欣的记载。北宋时唐风未灭，人们还算开朗，不大遮头护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虽栖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呢。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宋祁即有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人称“红杏尚书”者。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弹劾过宋庠）来，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去的是张方平。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只凭这一点，似乎不足以立“无耻”之论，据司马光后来说，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清朝有人猜测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因而削去，毫无根据。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

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但没有，无论前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对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有这样的一位同僚，这样一位邻居，或这样一位表外甥。

元代名臣王恽夜宿开封府署，曾撰一绝云：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有女莫嫁海主事：海瑞

有女莫嫁海主事：海瑞

古代名气最大的三个直臣中，汉代的汲黯可爱，宋代的包拯可畏，明代的海瑞可叹。

上回曾说到包公廉隅，令人凛凛，尚在人情之常；海瑞的性格，每有常情不能度者。当初海主事骂皇帝获罪，逮下锦衣卫狱，第一个上疏论救的，是户部司务何以尚。为这件事，何以尚挨了一百廷杖，也入诏狱，日夜拷问。若干年后，海瑞出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何以尚是郎中，正是属下。二人相会，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说，若论官位，是该如此，但你我当年一场交情，就不能以客礼相待吗？海瑞坚持不肯。何以尚大怒，拂袖而去，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辈子是不要见你了。

我少时也喜慕非常之举，直到长大，读过些历史和大人物的传记，才踌躇起来，——人可以将最美好的东西献于社会，却将黑暗的一面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给我们的文明史伟大的财产，却让他身边的人万分痛苦。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也许只好让土归于土，水归于水，该感激的感激，该斥责的斥责。说到这一点，保罗&#8226;约翰森的《知识分子》，虽嫌未掩悻悻之色，还是值得推荐的。

海瑞极端厌恶乡愿。乡愿知善而不能尽从，知恶而不能尽去，与俗浮沉。说起来，普通人都有这个弱点，只是程度不同。所以海瑞满眼都是缺少道德勇气的乡愿，“举朝之士皆妇人”。在他自己这一方面，交战于胸中的不是善恶——善恶对他已不是问题——而是“正道与乡愿”。克制自己心中任何妥协的想法，对人对己不留情面，我们不知道海瑞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确实做到了。

他曾有个五岁的女儿。有一天，海瑞见她拿块饼子在吃，问起来，是家中的仆人给她的。海瑞十分愤怒，说，你是女子，怎么可以从男仆手中拿东西吃？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你要是能知耻而饿死，才是我的女儿。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哭啼起来，再不肯吃饭，七天后真的饿死了。

海瑞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刚直激烈，终始一致。但每次有人对我说起他的好，我一边同意，一边难免要想：去对他的女儿说吧。

与海瑞同时的文人王世贞曾诗论海瑞“胸中无黑白，止有径寸丹”。他是在批评海瑞执法，不论事之是非曲直，只凭胸中一团正气。原来正气不能取代一切，若不格以事理，便成蹈空。海瑞巡抚应天时的事迹流传最广，不多述，只说他事事偏袒弱小，不但未奏颠覆之功，反倒弄出些奇奇怪怪的效果。在海瑞这边，只要紧握高尚的动机，便问心无愧，在受治者那里，又难免有别的感受。

在汉代，清官每入酷吏传。海瑞在任上没做过什么残酷的事，虽衙门前总有枷号的人，但并不算出格，虽建议恢复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也只是说说，未得施行。他的意志可尽行的地方，是他的家庭，如果不算他母亲对他的控制。这位母亲也是非常之人，青年守寡，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儿子身上”，同处一室，日夜督问。

按我们的常识，被人倾注以全部心血，是很不舒服的事。不过海瑞是孝子。头两位妻子，与婆婆不和，都被休掉，其中的潘氏，过门不到一个月，便被逐出。第三位夫人在家最久，最后与一妾先后自杀。时人非议海瑞的，一是矫激，二是迂阔，第三便是“薄于闺阁”。家事不好妄说，但无论如何，这不像一个幸福家庭。

海瑞胸中的径寸丹心是什么？对弱者的同情心？从他的政令来看，似乎是的，因为他断起案来，总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但联系到其他方面，又未必然，因为很难想像一种广泛的感情会丰于彼而吝于此。看来那是一种抽象的正义，圣化的政治理想，强烈到可以克制正常的情感，而不是养成与丰富之。其实圣人哪里又是这样的呢？还记得孔子不与暴虎冯河，并厌恶果敢而窒者吗？

我本来相当厌恶《大学》里修齐治平这一套，近年渐渐觉得它不是毫无道理。修身齐家为先，治国平天下为后。没有一种借口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抛亲弃友，尽管曾有许多强人取得过相反的成功，对他们来说，亲密的人，不过是些可以在必要时牺牲而又不引起非议的人——不但不引起非议，还经常为人啧啧赞叹呢。

谁令忠孝两难全：赵苞

谁令忠孝两难全：赵苞

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就职的第二年，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任上来。路过柳城（在今天的朝阳县），遇上鲜卑人入塞钞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便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赵苞该怎么办？

在汉代，这个问题的意义与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要联想到“恐怖主义”或“民族大义”之类，但这两样，在那时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亲被劫一事。古代，“孝”在价值观中的地位数一数二，陷父母于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虑的事情。

类似的难题经常发生，尽管不都如赵苞的处境那样极端。君权与父权，忠与孝，家与国，难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直躬去告发。孔子认为这样不是正直，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算正直。强调君权的韩非子不同意孔子，他还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则有人说，在家为慈父孝子，在国必为贪官污吏，——你把公家的东西都搬到家里来，算不算一种孝顺呢？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

在春秋时代，家是高于国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以伐父母之邦，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汉人编了一本《孝经》，在里面，什么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这本书应该叫《忠经》才对。同样是汉人编的《礼记》，讲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这和孝有什么关系？——这是汉人在设法模糊忠与孝的冲突。

但这种冲突毕竟没办法给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统治是仿照父权建立起来的，把父权否认光了，君权何所依傍？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强大的事实，怎能视而不见？所以赵苞的处境，依然没有一种两全的出路。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在汉代给吹捧为“不以父命废王命”。但刘邦是皇帝，赵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说？

宋代的哲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种重病，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么，该救谁呢？

这个问题是曹丕提出来的。程颐肯定知道这个命题，但没有回答过。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孝，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但当君权越来越强大，“忠”越来越被强调时，与之颉颃的“孝”，也越来越添进些可怕的内容，——割大腿肉来给父母治病，这样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肠、剔肝抠眼等等，十分恐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

也许问题不在于“忠”“孝”这些范畴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前面我只说“家国”、“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说“公私”，就是因为古代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公”的结构，家也是私，国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私有之物（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们可以说“古代社会”，但得意识到那种“社会”并无清楚的边际，也无自己的价值体系。那种社会没有管理，像个战场，任由强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类的狭念像野兽一样不受羁束地驰骋冲突。

最后，赵苞选择了忠。他的母亲被杀。下葬后，赵苞也呕血而死。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

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像，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近日脑子乱。眼睛读袁崇焕事，心里总想起李陵。

汉朝人毕竟是汉朝人。李陵投北，明里暗里，仍有替他辩护的人。汉武杀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来。但我有时想，如果他回来，且不免于弃市，那么，长安的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鲁酒薄而邯郸围；先是因为武帝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或者说怀念，大宛国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广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没得到名誉；在朝中没人敢批评皇帝的行为，私下里则物议沸然。同李广利带回来的战利品相比，中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武帝是这样一种人，批评恰使其更加刚愎，李广利回来两年后，武帝又给他指挥战争的机会，以为他在同大宛国的战事中攒够了军事经验，总不会再出丑。

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作战对象，汉人的宿敌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开始的一连串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在军事上是意义不明的。在这次战争中，李陵像个牺牲品。除战争性质有些特别，李陵获得广泛同情的另个原因，是汉朝人的气质，与后代人不同。汉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头掷，甚至把他的舌头切开分吃。董卓之诛，长安人欢忭之余，给他肚子插上灯芯。不过这些事发生在乱世。平时，汉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显然不如“汉奸”。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涌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纾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那年汉历九月，李陵带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穿过寒冷的戈壁和干枯的草原，取道阿尔泰山和戈壁之间的平川，一个月后来到杭爱山脉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围的危险日渐浓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汉军的出现不可能被忽视。终于有一天，对面山梁上闪耀起兵器的光芒，且鞮侯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出现在五千汉军面前。

幸运的李陵。有此一战，负亦可以免于人言了。到了袁崇焕时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间的关系，早不像健壮的汉朝人和匈奴人之间那样；人们的性情变了，战争的攻守也不一样。李陵和袁崇焕几乎没什么可比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让我由此而联想及彼。

还要说的是，当年武帝发兵，找的理由是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这件陈年旧事，并引《春秋》复九世之仇的今文经义为支持，看起来是再无其他道理好讲——除了他对武功无休止的爱好，以及对李广利的眷顾，这两点他虽不必隐瞒，却也不便形诸正式的文告。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所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也至少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国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人心惟危

人心惟危

地域的话题，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有趣的，尽管任何时候都是无聊的。肆口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余的恶意，又可取悦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们喜欢的娱乐。在普通的时代，在普通的性格中间，它多半无伤大雅，只要机智的成分，远超愤怒或仇恨。

但对有些人来说，什么事情都会演成让人诧异的形态。明代中叶的大臣焦芳，对江西人的愤怒，几至常情难以测度。焦芳因为党附太监刘瑾，在明代的名声很不好。其实，他的劣迹并不丰富，只是性格褊急狭隘，每生一点恨意，便存在心里任其酝酿。他日常专以说江西人的坏话为乐，曾裁减江西的乡试名额，主修孝宗实录，则对江西籍的大臣任意丑诋，还举前朝名臣如王安石、吴澄的例子，说他们败乱国政，结论是不能“滥用江西人”。

通常以为，焦芳受过江西籍阁臣的气，故移怒于全省。但官场中的摩擦，本是顶普通的事情，何至如此？此人大概与人交往有一点障碍，积累下许多怨恨，江西云云，不过适得其会，易于发泄耳。明代人原本喜欢说江西人的坏话，《金瓶梅》中有段对话，一位说，那人这么蹊跷，肯定是江西人；另一位说，他虽然确是江西人，但并不蹊跷，——可见江西人常给戴上“蹊跷”的帽子。

那时江西人善做生意，在农业社会，这已足够成为嫉恨的理由了。远在更古的时候，齐地的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楚王曾当着晏子的面讽刺齐人善盗，悻悻之意，溢于言外；直到南北朝的时候，仍有人詈骂齐地风俗浅薄，专慕荣利，给齐地士子起外号叫“慕势诸郎”，甚至流传一个“怀砖”的故事，说太守初上任，齐地的百姓怀里揣着一块砖来磕头奉承（砖触地会很响），等到太守卸任，又怀砖而来，这次是来砸他。这种故事，一听就是编排的。

明代一位首辅李贤，说江西人把河南人的钱都弄光了。另一个叫王士性的人，说江西商人善做无本生意，“张空拳以笼百物，虚往实归”，意思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空手套白狼”。农业社会对商人的最初反应，便是如此。焦芳敢和江西全省的人作对，因时乘便罢了。只是他的心理实在问题不小，余怒未了，又把整体的南方人骂在一起。在朝中每次罢退一位南方人，就欣欣自喜，高兴上老半天。

南北之争是老话头。元明之后，这一争论本来已近平复。热闹的时候是在北宋，太祖赵匡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令不得用南人为宰相。这一离奇的政策施行了两朝，直到宋真宗时王钦若入相，才告终结。但那时分歧仍然存在，有名的寇准，便一直排挤南人。他试图压抑晏殊，理由只是晏殊是江西人；又曾在真宗面前敲边鼓，挤掉了一位南方人当状元的机会，下朝后洋洋得意地说：“又为北方人争得一状元。”北宋前期，北方状元二十四人，南方状元七人，便有地域歧视的成分在，而不能据此认为那时北方人的书念得更好。

寇准的洋洋得意，与焦芳的欣欣自喜，是很不一样的笑容。宋人平和，南北之纷纭从未构成祸端，或引出激烈可骇的言论。后来，大家一古脑儿跑到江南避难，更是不要提了。真正的南北之争，出在东晋至隋这么一个长长的时代里，因其牵扯了政权、文化、士族、民族诸多方面，利益相涉，表现得格外激烈。

一次著名的辩论，发生在公元五二九年。主辩的双方，一是南梁的使臣陈庆之，一是北魏的大夫杨元慎。陈庆之在酒席间说到北方是蛮夷猾夏，正统还是在南方政权，引出杨元慎一大篇演说。杨元慎第一攻击南方的风土，说那里气候潮湿，多生虫蚊，人皆断发文身，舟行水息；第二攻击南方的口音；第三攻击南方的政治，举刘劭、山阴公主等为例，以证其荒暴。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主张都很可笑，不能服人，反自见其狭隘。清儒顾炎武论南北学术弱点，说北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杨元慎的说辞，字字句句倒是言不及义。话说得越铿铿锵锵，越显得有所不能自喻，不然为什么这么愤怒？后来陈庆之病了，杨元慎还跑到人家家里，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号称咒鬼，实则骂人。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此即一例。

争斗总是为利益所驱动的。但人们争来争去，往往忘了当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复存在，则只剩下无聊了。杨元慎的论辩术，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们历两千年也学不会个逻辑，二是人总是无聊的时候居多，一无聊便会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连孔圣人也对这类话题有兴趣，何况庸常。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

放纵的权利：夏姬

放纵的权利：夏姬

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像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真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

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也许春秋时代是个选择。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不会想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春秋的另一个好处，是那时的人讲究体面。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事务——战争中，都客客气气的。很少有偷袭的事，宣战一方总会辞令优美地说，对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样优美地说，我不得不还手，实在是没办法，抱歉得很。

对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如后来那样暴跳如雷般地过敏。

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这位中国的海伦出身郑国的公室，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陈国的御叔，在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陈灵公私通，大臣孔宁和仪行父也是她公开的情夫。这三个人四处宣扬，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你看徵舒，长得多么像你呀。仪行父说，也像您呀。这个下流的玩笑使夏姬的儿子徵舒再也不堪其辱。徵舒埋伏下箭士，在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

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徵舒自立为陈侯。一直想扩张的楚国借机主持正义，攻破陈国，杀死徵舒，顺便把夏姬掳到楚国。楚庄王想自己娶夏姬为妻，屈巫进谏说：您不能这么做。您召集诸侯伐陈，名义是声讨罪恶。如果娶了夏姬，人们就会以为您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想得到夏姬……

后面还有一篇大道理。楚庄王只好做罢。楚国的上卿子反也想娶夏姬，屈巫又劝阻说：

“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她先克死了两任丈夫，后又害死了陈灵公和她自己的儿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苦要自陷于那样的危险？天下美妇人多得多，为什么非得娶她呢？”

子反也被吓退了。最后，不怕死的襄老娶到了夏姬。第二年，晋楚间发生了著名的邲之战，襄老战死。

屈巫一直是正言正行的人。没有证据能说明他此前的议论，是竞争的策略，好让自己能娶到夏姬。肯定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多半是他见到了夏姬，便被征服，大大地改变了心意。襄老死后，襄老的儿子居然还想把夏姬娶过来，屈巫坐不住了，把自己那一番大道理抛诸脑后，派人给夏姬送信说：你先返回郑国，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屈巫使了种种巧妙手段，哄过了楚王，终于娶到了夏姬。

这位从前的“祸水论”者，从前的直臣拂士，便这样向爱情投降。屈巫在楚国心不自安，索性携夏姬逃到晋国，在那里给楚国捣了许多乱。夏姬的故事到此总算结束，她和屈巫留下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晋国的名臣叔向。

史籍不曾描述夏姬颠倒众生的容色，人们只好去想像。后世的正人君子，想像之后吁一口气，着手攻击夏姬。刘向《列女传》说她“殆误楚庄，败乱巫臣”，不过是祸水论的老调。而在春秋时期，夏姬的名声虽然不好，也绝不曾坏到人人攻之，要她替世道人心负责的地步。在春秋人眼里，她是一个多情而放纵的美丽女人，如此而已。

春秋人对许多后世视为比天还大的事情，都持松弛的态度。战国时还有这样的遗风。楚攻韩，韩求救于秦。秦宣太后向韩国的使者解释秦国无力救援，是这样说的：“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脸皮薄的也有。孔子见南子便是有名的故事。其实，逾礼的事孔子是不会做的，南子虽然名声不好，但求见孔子，也只是致敬之意，当时，君夫人会见外臣，是常见的事。但子路竟然生疑，而孔子也指天划日地发誓。——所以说春秋时代包含着各种观念的苗头。到了后儒那里，对此事看得比孔子还重，腾口辩说不甘人后，本来挺干净的一件事，让他们越描越黑。

私通不是好事情。但它确实也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处境。《诗经》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地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

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古来哪有望妻石：荀粲

荀粲字奉倩，魏晋时的名士。他的父亲是荀彧，岳父是曹洪，都是《三国演义》的读者所熟悉的人物。荀粲以玄学名家，但最出风头的，是他对女性的议论。他说，妇人的才、德都不重要，要紧的只是容貌。如此想和做的人当有许多（不然孔子就不会抱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了），如此说的，他可是头一个。后来他践行自己的主张，听说曹洪的女儿生得好看，设法娶了过来。

在今天，对这样的见解，不要说女性主义者和道学先生，便是普通人，也要反对，至少在口头上。在荀奉倩的时代，那也是离经叛道。妇女四行，德言容工，德行居首。至于容貌，按班昭《女诫》的规定，不必颜色美丽，讲卫生，常沐浴，便是容了。在正统的见解中，女性的美丽是危险之物。甚至，美人本身便是祸乱之萌，万一遇到姜太公，是要被“掩面而斩”的；除非她另有某种奇特的性格，善于制止男性的亲近之心。

按教科书，荀奉倩重色轻德的结合，一定不会牢靠，总要弄出些乱子，不是亡国，就是破家。令人失望的是，荀奉倩婚后，夫妻情好至笃。好到什么程度呢？曹夫人生了重病，虽在冬天，身体燥热。荀奉倩便到院子里，以身取冷，再回来用身子为太太降温。

曹夫人最终还是不起。荀奉倩痛悼神伤，不能自已。朋友傅嘏劝慰说：才色并茂固然难遇，至于你，只讲容貌，得人并不为难，又何必如此伤心？荀奉倩说：佳人难再得，逝者虽然算不上倾城之貌，毕竟是难得的颜色啊。他天天伤心，天天伤心，过了一年，自己也死了，死时不到三十岁。

可怜荀奉倩，死得不明白。在《诗经》之后，唐宋之前，中国士大夫的心中没有“爱情”这一范畴。这不是说他们不会恋爱，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感情的性质。司马迁曾很正确地说：“妃匹之爱”，连威君严父也没办法制止。但对这种情感，诸子百家都无所议论。上古到中古前期，“情”、“爱”这些词都意义宽泛，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那时并没有一种词语来专门形容之。比较相近的，是“宠”、“嬖”、“惑”之类，又都不是什么好话，不知其名而强字之。虞姬的故事流传广，在《史记》中，对她和项羽的关系，用三个字来概括：“常幸从。”汉武帝爱李夫人，叫做“有宠”；韩寿偷香，出于“心动”。

如果抛开民间文学，在主流的诗文或史乘中，男性的爱情，找不到描述（如前所说，这里讲的仍然是唐宋以前的情况）。能称得上是描述的，或出自女性笔下，或以女性为主角。难道如《女诫》所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而达人正士压根儿就不会发生那种软弱的感情？——不会的。爱情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不得其人以载记之。甄皇后《塘上行》中有这么几句：“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而对男性一方的类似描述，在士大夫笔下，一行也没有。

再看另一件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与姑母家的一个使女偷情。阮咸服母丧期间，这位姑母到别处去，带走使女。阮咸正会客，听到消息，跳上客人的驴子，飞奔赶上，和这个使女共驴而归。这时他还穿着丧服呢。人们自然有许多议论。阮咸的解释是：“人种不可失！”——瞧，阮咸也不谈感情。他的以嗣继为词，正如荀奉倩的以容色为词。

当代人与荀奉倩在天堂相见，彼此说起往事，当代人告诉他：“您老兄这是恋上爱了。”荀奉倩问：“什么叫恋爱？”当代人便解释给他，或者拿本正版的爱情指南给他看。大概要到这时，荀奉倩才知道自己的死因。

用汉人的话说：“既见嬖近，惑心乃生。”爱情是人之常情，故号称永恒的文学主题。但在唐宋之前，这至多算个潜伏的主题（连《关雎》都给说成是后妃之德呢），与之相干的，倒有妹喜、妲己、褒姒等一连串罪人的名字。对女性一方的相思病，歌咏很多，而在男性一方，不可说，无以说，不知其怎么来无法光明正大地享受爱情。从南到北，有成百上千的望夫石，可曾见过一块望妻石？

果然名教罪人：钱名世

果然名教罪人：钱名世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诗文，在“出事”之前，很有声名。他和年羹尧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人都如此的。后来年羹尧奉旨自杀，雍正担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讥，乃大兴株连。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钱名世倒霉，也给扯了进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尽知。通常，是以为他的某几句颂诗，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尧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还有的是；况且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再谨慎的诗作，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还有一种说法，以为是钱名世的人缘不好，所以成了软柿子；但他的名声大坏，是在诗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说，雍正选中了钱名世，来做反面榜样。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钱名世骂得龙血喷头，还别出新裁，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自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隔三岔五去钱家检视。

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发明，颇为后人继承。如清廷摧残士气，一开始只会用暴力，以后渐渐深入灵魂。雍、乾两位皇帝，自己就是半个文人，知道何者为耻，何者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杀钱名世，显得仁心宽大，而对对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试想钱家老少，出入于这样一块匾额之下，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就叫心刑。

雍正很会用裹胁之术。钱名世革职出京前，雍正命在京的文官，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既然小说可以谋反，诗歌当然也可批判。奉诏作诗的，一共三百八十五人，“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怪尔颜何厚，偏偏谄媚词”等等，痛骂钱名世无耻，颂扬皇帝宽大。雍正把这些诗，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集，发给各省学校，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无耻的钱名世。

这三百八十五人，各依才学，奉上官样文章。据说最工的两句为陈万策写的，“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但今传本《名教罪人》诗，陈万策的诗中并没有这两句，可知只是传言。——碰到这种事，谁也不想一不小心作出首名篇。没见到有哪人格外地雕词炼句，也没见哪人把这次写的声讨诗收到自己的诗集中，因为这些人还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照人之事。

在这三百八十五人之外，也有作诗不用心，或不忍心的，各被惩处。有一家姓陈的，父子三人在京为官；两个儿子作诗不称旨，被撤了职，父亲的诗有句云“负涂一豕玷儒绅”，骂钱名世是猪，便合了格，进入《名教罪人》合集。原来此事是一次政治考试，要人人过关。

只要一写，就如同交了一次投名状。无耻之事，无论多小，尽管是被迫，一旦做下，便将自己的名誉，与强迫自己的人，绑在一起，渐渐荣辱与共。单单是为了减轻罪恶感，这样一个最小的动机，就足够让大家纷而诋毁钱名世，说他种种不好，好像如果钱名世本非端士，奉旨声讨便有了某种正当。

万斯同编明史，曾以钱名世为助手。万斯同死去，在京中的遗书流散，多为轻薄所窃。忽然之间，人都说是钱名世拿了去。并无证据的事，传来传去成了铁案。又剽窃一事，在有清一代，如戴震之窃赵一清，毕沅之窃邵晋涵，人多缄口不提，或者曲为之辩，而万斯同的《明史稿》本为王鸿绪攘去，世人却相信无端的传说，把钱名世也编派在里面，指为剽窃了万斯同的“三王纪”。这就叫人居下流，众恶归焉。

人落到钱名世这种地步，所有的恶行都会被揭发，所有的嫌疑都会被当成事实，换上等闲的人，早已是体无完肤。钱名世被传说的恶行，翻来覆去，不过二三件，可知此人，多半竟是格外端谨之士。

有些事，早晚是要轮到自己的。大诗人方苞，因《南山集》案下过狱的，这次在骂钱名世“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查嗣庭，五个月后就将被拿问，第二年就死于狱中的，此刻还在讽刺钱名世“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翰林院检讨谢济世，此次诗称“自古奸谀纵败露”，几年后因为注《大学》得罪，在刑场被赦，吓得半死。

《名教罪人》这部奇特的诗集，没过多少年就很难得见了。按作者及其后人的心意，原是恨不得它早早失传的，但毕竟还是存下来一种本子，让我们今天能够见到某种文体的祖宗。如不知后来事，会觉得那时的人很无耻；但从后来看，一部《名教罪人》，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至于钱名世，诗集已经不传。如今能见到他的诗不多，大半存于《江左十五才子诗》中。有一首《题〈放鹇图〉》，里边有两句云“予食呼名就掌驯，此生长傍谪仙人”，好像那被驯的鸟还挺高兴。

卿本贼人：宋江

卿本贼人：宋江

水浒故事的流传，有两个系统。咱们熟悉的《水浒传》，属于文人改造过的、适合出版、于世道人心暂无大碍的那个系统。不过，便是这本《水浒传》的读者，对那批好汉或逃犯，有自己心目中的座次，而和书中的座次大不一样。鲁智深名列中品，读者倒喜欢。卢俊义是坐主席台的人，而读者不买账。

自古已如此。明代有一种马吊牌（麻将的前身），大牌上印着二十名水浒好汉的像，头牌自然是宋江，值万万贯；其次武松，千万贯；其下又有三阮、鲁智深等，各值百万至数十万贯；而大刀关胜，靠关公的老面子，忝居其列，只标三万贯。——卢俊义贼气不足，图像上不得马吊。那么宋江呢？在流行的《水浒传》版本中，宋江并无什么英雄之举，难得出手，只杀了个女人。他为什么仍值万万贯？一个原因是，在民间的系统里，宋江也是个狠角色，不像在书中那样首施两端。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做两种理解。第一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Q，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小人物的最高幻想，大致如此。至于“解民倒悬”云，是历代逐鹿者编造出来的，而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便是宋三郎来，恐怕作风更像李逵，排头价砍将过来，你还来不及叫一声“我是阶级兄弟”，头已落地。在历史上，宋江便是这么个强梁，他若是真的心怀仁义，早已下场如王伦，而来不及做故事的主角，呼保义而天罡星了。

“水浒气”的第二种，是随时可以为贼，在道德观上，并无障碍。匪首上法场，万人同观，快意之余，兼复嫉妒，哪怕自己也遭过他抢。远的事情，细节不能尽知，民国间有几年，豫皖数省，宋江多如牛毛。有的农民，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不能发大利市，至少给家里省些花用，而其所抢劫的物色，从脚下布鞋到头上毡帽，不走空就行，有失贼体，实介于山大王与破烂王之间。

这种价值观，与官方的自然冲突，所以历代禁刊《水浒传》，禁演水浒戏。晚明左懋第上书请禁水浒，说《水浒传》“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他说的并没错，《水浒传》就是这么一本书，去掉忠义的表面，不过是杀人放火，自己痛快。左懋第又指《水浒传》为“贼书”，“此书盛行，遂为世害……始为游手之人，终为穿窬劫掠之盗，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

这就夸大了。先有梁山泊，后有《水浒传》。书中阮小五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金圣叹评论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金圣叹之意，便是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但事有未尽于此。中国的罗宾汉如此之多，罗宾汉的叫好者如此之多，简单一句“官逼民反”，已不能解释。

老话叫“少不读水浒”，意思是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所斗为何？真宋江的事迹流传不多，大致和别的盗匪无异，剽掠而已。小的盗匪，攻村掠寨，大的盗匪，冲州撞府，都是在打粮草，最大的要夺天下，化为官府。这种以暴力为优先手段的“水浒气”，为官民所共享，所以禁水浒也罢，禁《打渔杀家》也罢，实在是抽丝之举。论其高明，还不如文人之改造水浒故事，使宋江心向朝阙，最后大家欢喜，共做同志。文人以天下为狗任，往往多事；历代改写或续写的《水浒传》，不下数十种，都是应时之作。比如民国时的几种续作，多写宋江抗金，官匪同赴国难的故事。公法退而私刑进，礼失而求诸野；但国难当头，诉于盗匪，也是够有想像力的。

宋江再怎么说，也是个贼。只是贼与英雄，在老价值观里，不过是一线之别。在官方而言，只差着合法性，在民间，只需要有一点点理由。有了这点理由，便可大大方方地杀人放火，而以“凶猛为好汉，悖逆为奇能”了。至于以为这种力量，对官府有什么牵制，令其有所忌惮，实在只是帝制下的幻想。

写剧盗或妙贼的好莱坞电影，一向好看，可见人往往而有贼心。女性找丈夫，不妨先问问是否爱看《水浒传》，若是酷爱，婚后一定要严加看管。顺便说一句，宋江杀惜的情节，不是没来由的。《水浒传》里类似的故事最多，除阎婆惜，还有潘金莲、王婆、潘巧云、李瑞兰，以及别的好几个，最后都被好汉“嗝嚓”一声杀掉。《水浒传》的价值观大抵如是，而这并不是文人加工后的结果，在民间一系，有凶狠过于此者。所以《水浒传》鲜有女性读者，一来没资本做英雄，二来兔死狐悲。

畸人丰坊

畸人丰坊

丰坊字存礼，是浙江鄞县人，后来改名道生，字人翁，一字人叔，别号是南禺外史。他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做过几种不大的官儿。关于他的事情，最为人道的有三种。第一，是他以书画名世，特别是书名，生前身后都很大；第二件是他在嘉靖十七年上疏“请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为世所讥；第三件是他伪造多种古书。

这第三件上，我以前讲过他伪造石经本《大学》的事。除此以外，世传的《子贡诗传》，一般认为，也是他伪造的；还有几种经书，他也分别撰造“古本”。有趣的是，他把自己改编的“古书”称为“世学”，如《古书世学》、《鲁诗世学》之类，或者说是传自远祖丰稷，或者说是他曾祖丰庆从朝鲜、日本使臣那里见来的（黄宗羲《丰南禺别传》说丰庆是丰坊爷爷，错了一辈儿）。这有一点贻先人羞，不过我们知道他的为人后，便会觉得这对他实在算不得什么。

第一件不必多说，他的字今天还可以见到，写的一本《书诀》也传了下来，在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书法的见解。需要解释的是第二件。说来话长，正德皇帝没有子嗣，杨廷和主持立储，选的是兴献王（宪宗次子）的世子朱厚，便是嘉靖帝了。嘉靖登基不久，便为了皇统和家系继承问题，在朝中发生了“大议礼”之争，简单说来，就是群臣要依古礼行事，要嘉靖以孝宗为皇考，把自己的爸爸兴献王作“皇叔”。嘉靖不肯，君臣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暂听了群臣的意见，只是把兴献王改称为本生父母，没有叫“叔叔”。但此事不过搁了起来，并未解决，更总有人顺着皇帝的意思，重提此事，以为进身之阶。嘉靖得了支持，便改了前议，遂至大起风波，二百多大臣跪在左顺门前呼天抢地，大哭孝宗皇帝，算是一种示威行动。最后的解决，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的官员被廷杖，十六人被打死。在被廷杖的名单里，头一位便是翰林学士丰熙，他幸免于死，给谪到福建镇海卫，死在那里（漳州云洞岩有他当时写的《鹤峰云洞记》石刻，很有名）。丰坊是丰熙的儿子，自己也因为议礼被贬，却又违背父志，上这样的疏，所以人们要看不起他。他大概是揣附帝意以干进的意思，嘉靖看了他的上疏，确实也很高兴，由严嵩主持讨论，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却没有让他做官，估计丰坊一定很失望。

丰坊是个怪人。有许多故事，听来像是笑话，却可能是真的。有一个叫方仕的人，从他学过写字，后来常冒他的名，丰坊气得不得了，恨恨地说要挖出他的眼睛来。便有人拿了一对什么动物的眼睛来骗丰坊，说是方仕的，丰坊居然信之不疑，大大地报酬了一番。第二天便见到双睛完好的方仕，丰坊吓了一跳，方仕说被抉去眼睛，有鬼可怜他，取死人眼放在他眼眶里。丰坊也信了，置酒为他庆贺。

丰坊曾设醮三坛，祈请一灭倭寇，二灭伪禅伪学，三灭跳蚤虱子。他把蚤虱恨得无以复加，尤在倭寇之上，每年都要请道士来驱虱，他们便串通仆人来骗他钱。又一事，丰坊要下乡收账，仆人和债户串通，拿来农人簸谷用的大扇子，说乡下各家造了这东西，要等他下乡时来偷偷扇他，要他中寒。丰坊说，这些乡下人真鬼，那我就六月间再下乡，他们就拿我没办法了。仆人又骗他梅雨期应该把钱拿出来晒晒，他便晒，仆人趁机偷去一件，丰坊一数不对，仆人便再偷一件，要他重数，这回却对了，因为他只会数单双。——这样的人，果然败了家，没有保住先人留下的万卷楼。他是个信口开河的人。曾和别人闲聊，说起几十年前曾在正阳门上见着凤凰，别人不信，他就指着十三四岁的书童说：“他也见着了。”小书童说：“是。”又对一个和尚说他曾在通州见到屋子那么大的西瓜，钻到里面去喝浆，也请那书童来作证。所以他其实是个滑稽玩世的人，对世俗的一套很烦。有人要他留宿，他先是说非自己的床睡不着，那人居然把床从他家里搬了来，他见计不成，又说肚子疼，还是溜走了。——因为他讨厌那人求他写字。

他这类的故事还很多，不一一讲了。明代理学很盛，丰坊的性格，便是压抑下的怪胎。他的先人以理学名家，他自幼也浸在里面，后来造作伪经也罢，写注疏论文也罢，都摆不脱那些道道。但他心里可能是厌恶的，我们看他骂朱熹的话，十分难听，又骂杨荣只因为老婆姓朱，便采用朱子的学说等等，虽然都是信口开河，也可见出他的性情。

避地何心遇晋人：张缙彦

避地何心遇晋人：张缙彦

清初流放罪人到荒徼之地，最有名一处是黑龙江的宁古塔。传说中舜流共工于幽州，不过是如今的河北辽宁一带；须到得宁古塔，才知祖国之地大物博。从北京出发，要走上几个月，沿途人烟绝灭，白骨暴野。活着走完这长路的人，见到目的地，本该油然而生幸存之感，但面前的景色又会让他心中一凉：几个零落的村屯散布在海浪河边的平野，而那个被一种像是栅栏的东西围着的大村子，就是声名响亮的宁古塔城，黑松流域第一要镇，满洲发祥地，宁古塔昂邦章京和两位副都统的驻所，流放者中的大多数从此将要度过余生的地方。

清政残暴，流人极多。曾有那么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说的是塞外流人之众，成千累万。另一种说法是“居民共道天气暖，迁客来多天意转”——流人一多，气候也跟着转暖了。在宁古塔，十三省无省无人，倒像个代表会议；名卿硕彦至者接踵，相嘘相濡，翻将边外绝域，化成避世桃源。

宁古塔的第一位士人领袖，便是今天要说的张缙彦。

此人颇有些不倒翁的气味，走到哪里，也是兴致勃勃。——其实，他一生中，在宁古塔这最后几年，或是最兴致勃勃的一段时光。当初来宁古塔时，便浩浩荡荡地带着大批图书，十来名歌姬，一副要扎根边疆，从此乐不思蜀的架势。到了宁古塔，便呼朋引类，送往迎来，主持起事务来。

谪戍到宁古塔的诗人很多。这些人大抵敏感而脆弱，从妩媚的江南，落到这举目无非荒山古碛、白草黄云的地方，心情可想而知。这时张缙彦便要出场，请他们聚会，帮他们安排生活，或许还将随遇而安的享乐哲学传输给他们。比如有一位祁班孙，初到时极其苦闷，慢慢就高兴起来，学着张缙彦的样，置办女乐，还娶了一妾，给自己煮蘑菇吃。不过此人最终未能安心于边疆建设，日夜谋归，后来以贿得脱，逃回浙江，做了和尚，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名诗人吴兆骞说张缙彦虽是“河朔英灵（张是河南新乡人），而有江左风味”。张缙彦在宁古塔发起七子之社，约了一班吴兆骞这样的人，重新玩起过去的一套，载酒征歌，竟无虚日，看来是要将这烟瘴之地，认作山阳竹林了。他性喜山水，遍访当地风景——名山大川自然是没有的，但小山小水还是颇可登临，其中多数连名字也没有，他便一一给取上名字，记载下来。

他（以及流人杨越）的另一件功德之事是教授当地土人以中原的耕种之术。

在这些活动中，意外地展现出一种享受生活的独立姿态。——之所以说意外，因为这些性格，在从前的张缙彦身上，简直是找不到。

在到宁古塔之前，他的大半生可以用“游移”二字概括。在正史中，他是入“贰臣传”的。先是，李自成兵临城下时，他从兵科给事中给超擢为兵部尚书。此时此职，乃是俗话所谓的“别人偷驴你拔橛”。转眼间大顺军进城，他便投降，后来又逃走，到家乡治兵，和南京的福王搭上关系，仍得授原官。顺治三年，走投无路的张缙彦又向洪承畴投降，从此改做大清的官。最后因党争和文字狱的缘故，流徙宁古塔。

这样的人，气节二字是绝谈不上的。但明末士人的遭遇，实在凄苦。不唯政局早已崩溃（在汉人建立的百年以上政权中，明朝肯定是最坏的一个），信仰也发生危机。贰臣如此之多，而坚守大义的那一班人的抗争又如此激烈，都说明着一些情况。生死事大，不能以责人。只好说儒家建立的两大评价体系，一曰忠信，一曰仁义，内在便是冲突的。至于低贱的戍卒或土人，自己还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不然张缙彦死后，宁古塔不会满城皆哭。

张缙彦给自己做过不少辩解，今日读来无趣。他晚年在宁古塔时，不知心里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但我们看到的是，徙宁的士人，有各种立场，各种身份，有顺民，有遗民，有曾当政的大员，有民间的反对派，都相处得极好。在宁古塔，政治消失了，生活并没随之破碎，反倒恢复了些自治，甚至——虽然身为罪人——比关内的人更自由。

百年持此欲何成：陶潜

百年持此欲何成：陶潜

人人都爱陶渊明，因为他确实是个浑然的人，借用苏轼的评论，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不像后代许多人，先要喧之再三，“我要隐居了”，等大家都听到，才找个地方隐起来。——如藏猫猫游戏，虽说藏，还是希望被人找到的。曾经假装隐遁的李白有名句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李白笑什么呢？他以处为出，曲线求仕，佩服自己的精明，所以要偷笑。

严格说来，只有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才有隐士。另外，只有“士”，才能成隐士，普通人不做事，顶多算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身为士，不去治人或候补治人，也不愿被人治，不事天子，不友王侯，便成化外之民。皇帝必然痛恨隐士的废君臣之义，但隐忍不发，因为要给儒士面子。——自称孔孟之徒的儒士与皇帝合作，心里多少有一点不好意思，需要高抬隐士之德，作为幻想中的价值平衡，良心的后路。

陶渊明归隐后做什么呢？种种地，看看山，喝喝酒，写写诗。这样的生活，听上去高妙，认真过起来，是有些单调的。散淡如陶渊明者，也未必满足。我们看他的诗文，时有郁气和寂气流露。平日闲居寡欢，慷慨独歌，一听到有访客，就很高兴。他的心情比做官时要好很多，但还是有些闷。《易》里说，遁世无闷。但事情哪里有那么容易。

在有所不为这一方面，陶渊明做到了，做得非常好；但在有所为的另一方面，则未知何所止泊。宋儒真德秀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就真德秀的原意而言，本是再可笑不过的痴人妄语，但细想起来，居然说到了悲剧的主题。不是陶渊明的个人悲剧，他归隐后虽然穷一点，寂寞一点，大多时候还是快活的，比真德秀辈所能想像的快活得多；但几千年中的所有隐士呢？

在陶渊明，无可指责。就算任何事也不做，也无可指责，何况他还写下了不起的诗呢。就个人而言，任何一位隐士都无可指责。奇怪的只是，一代一代的隐士，挣脱一个网罗，却挣不脱另一个网罗，人身独立了，精神依旧徘徊在旧局中。隐士是批“说不”的人，但仅仅说不，还是在回答人家的问题，不意味着有自己的新问题。纵然背道而驰，还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呀。我们看各朝各代的隐士，从《后汉书》的《逸民传》翻到《明史》的《隐逸传》，两千年间，一点儿进化也没发生。做的事还是那么几样，想的问题还是那么几个。一种历经千年的传统，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史，原因谁也说不清，但事情确实如此。

举一个最表面的例子。隐士都喜欢渔弋山水，喜欢写山水诗，画山水画。陶渊明是这样，后来的人也是这样。没钱的，要找一处风景美好的地方，山居岩栖起来；有钱的，会盖园子，装点山林，虽只是片山数石，也以为野趣盎然。人都欣赏自然之美，为什么隐士为甚呢？也许是简单的象征，也许是面对山峦，更觉得自己体玄识远，萧然远寄吧。

但是，如此爱山，如此爱水，止于观赏，对满目的松师石友，竟从不曾发生知识的兴趣，是件奇怪的事。没有一个人想到事实的考索，没有一个人去建立新知的体系。天天混迹在自然界中，对自然的运行，毫无体察，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惭愧。人人如此，代代如此，一直到两千年后，才出了一位徐霞客。

在人皆入彀的时代，隐士是最当被寄予希望的一批人，难得的独立群体。可惜一直没有独立地发展，像镜中人，虽然相反，却仍是主流的影像。没有新的价值观，所以屈原会自杀；没有新的思想，所以陆羽要大哭。从道不从君，但道又在哪里呢？隐居求其志，但何为其志呢？这不是他们的遗憾，这是我们的遗憾。

在陶渊明，已经觉到精神的孤云无依。天道幽远，鬼神昧然，他就像没有信仰的苦行僧，虽可屡空晏如，终究顾影自怜。他的喝酒，大概也是想摆脱灰暗念头的纠缠。鲁迅说陶渊明“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这抚慰就是酒了。“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其实天运并非仅此，只是他不知道。

此式非天下式：卜式

此式非天下式：卜式

想当年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烦费巨亿，天下虚耗。弄钱的办法，也都想遍了，直到连打鱼也要收归官营。只是国用未见丰足，贫者反而益贫。那时毕竟是古代，富人还没什么觉悟，不要说不肯捐输以佐公家之急，有一回山东发水，向他们借，都借不出钱来。

忽有河南养羊大户卜式上书，愿意捐出家财的半数，以助军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呢？汉武帝又喜又疑，派使者去问他有什么要求。卜式说：没什么个人要求，只是觉得县官和匈奴打仗，有官爵的应该出命，有财产的应该出钱。话说得如此朴实，在武帝耳中，不啻时代的最强音。汉武把这话和丞相公孙弘商量，公孙弘却说：此非人情，不可以为“化”以乱法。此事便搁下。几年后，招赏降人花费太多，迁徙贫民的钱告缺，卜式再次提出捐输二十万钱。当时富人争相匿财，一捐就是这么多的，普天下不多不少，只有卜式一位。这一回武帝感动得再也受不了，立拜卜式为中郎，另有赏赐，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这里提到风和化。风就是教，如风行草上，化则是从风而服，随风而化。古代以德治天下，风化是主要手段，后来流行的旌表烈女孝子，都属此列。在林立于古代的种种榜样中，卜式算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位。有意思的是，对道德榜样的褒扬，是许以名利，想让人知道做好人可能得“好报”——即有利可图，一方面宣扬反功利即为道德，一方面又以功利劝善，只能令道德的涵义本身发生堕落，执行长久，后果不问可知。

数年后吕嘉造反，已经官为齐相的卜式又上书“愿死之”，即报名从军。他养羊的本领了得（曾传有《卜式养羊法》，虽是伪托，可见他在古代畜牧业的声望），打仗是不行的，年纪又老，确实和送死一样。武帝不让他去，下诏表彰说：今天下有事，各方官员贵显没一个挺身而出的，只有卜式一个好人，“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让百姓学习，“天下莫应”。

武帝一手颁告缗令，一手褒扬卜式，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而百姓仍然不肯分财给天子。于是大棒上场，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抵破家。结果怎么着？“民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挣点钱都花了，也不肯留给官家。每回读《汉书》至此，我都要叹气：怎么汉朝人的觉悟这么低呀？

从卜式前后的作为看，这个人确实是老实的好人，没理由怀疑他的真诚。问题出在武帝身上。古代政治理论，一大核心是要与人类趋利的本性作斗争。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是率天下为善，倒是率天下为伪。

至于如何富国，既充实中央财政，又不使民间经济失去活力，说老实话，在抑商扼巧、天下以贫的古代，是条死胡同，不可能有什么好办法。通常的情况是，对富人，无事任其胡为，有事力加搜刮。明末崇祯年间，财政崩溃，亡国在即，这时有一位李琎想出主意，请搜刮江南富户，以实军饷（郭沫若曾夸赞此议为“相当合理的办法”）。大学士钱学升疏论曰：

“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

这自然是典型的富人立场；历代也多批评此论代表着富贵阶层的自私、不与国家共患难。是的，确实如此。但自私毕竟根于人性，是通过制度来利用亦即限制，或通过制度来抵制亦即纵容，那也是古今之分野了。

“秦皇不行于巴清”，说的是巴寡妇清（据说近年已被封为“中国的首位女企业家”），采矿致富，用财自卫，不受强秦的侵犯。至于“汉武不行于卜式”，自是指汉武大力树立卜式，终于无补于事。当然，所有这些都怪不到卜式头上，他的本色是牧羊，爱国，做好人，哪里能够对后面的事负责？

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王莽

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王莽

王莽篡汉，几乎开创“恶劣的先例”。本来，士人也罢，儒生也罢，在权力中的角色，至多为辅弼，为师保，大如孔子，也不过人称素王；庖人便不治庖，自有草莽英雄取而代之，士人或强仕而死，或另投贤君，或退守其身，哪有图穷匕现，自己要做皇帝的，岂不破坏了合作关系？从这一方面说，后儒之喜欢骂王莽，也不无撇清自己之意。

王莽年轻时，时人有个评价，说此人“敢为激发之行”。什么是激发之行？拿今天的事打比方，公务活动中人家宴请，虽然不甚妥，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大家都循旧例，鱼贯而往；偏偏有一个人不肯去，弄得别人不舒服，他也不管，这便是敢为激发之行了。这类人，按古代的说法，或是至情至性之人，或是大诈大伪之徒。王莽呢？哪样也不是。他的孝悌和廉俭，和家族的风气太不一致，似乎巧伪，但在他而言，既非发乎性情，也不是从小立志骗人，只是读经走火入魔，真想以身为天下率。

虽然出身权势之家，但在政治活动之外，此人仍是儒生本色。他当皇帝，一半是迷醉权力，一半还是因为攒了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抱负，施展不开，看着刘家的政治不耐烦，忍不住赤膊上阵，先是想当周公，后来就要当尧舜了。不只他自己想干，当时的儒生，把理想放在他身上，推着他往火坑里走，算得上众望所归。

汉武帝与儒生立约，共享天下，但儒生不是铁板一块，有得意的，有失意的，有持此论的，有持彼论的。汉昭帝的时候，有一个叫睦弘的儒生，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上书称汉运将终，劝皇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以顺天命。又有一个名儒盖宽饶，在给汉宣帝的封事中议及“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被定为意指禅代，和睦弘一样，下吏而死。

官天下就是把帝位传给贤人，家天下就是传给儿子。五帝在三王之前，按越古越好的理论，自然优越于夏商周，而为儒家的理想社会。这种禅代理论，后世是不大有人提的，而在西汉，还是儒学中的普遍观念。王莽当皇帝，在西汉儒生看来，也算不上怎么大逆不道。

王莽初掌大权，给儒生大做好事，广修学校，增加儒生做官的机会，还在长安“为学者筑舍万区”。很快天下的儒生骚动起来，以为于私则高官立至，于公则大同可期。几次征召之下，各地的学者成千成千地奔赴长安，还有更多自费前来的，共襄盛举，唯恐人后。尤其弹冠相庆的，是古文学派的儒生。西汉后期今文学派得势，古文学派在野；王莽兼学今古，但后来遵奉古文经学。古文学者果然给他贡献了许多方略，大者如按《周礼》对社会大动干戈，小者如修明堂，也按《考工记》的说法，修成四室五向。

王莽筑明堂、辟雍，本是工匠役夫的事，偏有太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他平毁傅丁二后的陵墓，又有许多读书人亲执畚锸。两件大工程，都是二十天便成。王莽拒受新野县封田，全国有四五十万人上书请愿，要加封王莽，宫门前连着好几天都有众人聚集，有点像静坐示威，直到王莽得到九锡之赏。这些事情，固然有出于王莽的布置，但与后世如魏忠贤事等大不一样，舆论确实站在王莽一边，而舆论从来是由士人控制的。

当时的名儒，多和王莽交好，著名的有刘歆、扬雄、桓潭，还有平晏、马宫、唐林、薛方等辈。他能当上皇帝，内靠家族势力，外靠的便是儒士。当皇帝后，他一板一眼，按照儒家思想，托古改制。他的改革，在今天看来，大多荒唐，但没一样是他的发明，而都来自经书。有些举措（如改官名，地名，人名，甚至匈奴名），只是让人笑话，有些如公田口井（土地国有），五均六管（工商国营），望似不那么可笑，恰弄得天下沸腾。而做这一切，本来是要直奔大同的，那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旨归。

新莽末，起来造反的，是农民、商人、吏员和刘氏宗族，儒生只是在大势已去后才投奔新主。东汉以下，王莽的名声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王莽篡汉和改制，对儒家是尴尬事。大家痛骂新莽，而对理想的破产，缄口不提。此后的儒学，转为以价值观为核心、以个人理想为补充的看守主义，不再有什么社会理想，故得以从这次破产中存活下来，当然，从此也脱却了激进的色彩，不再有什么高调可唱。王莽没有背叛儒学，不知可不可以说儒学背叛了王莽？把他一个人扔在道上，独领千年骂名，自是丢卒保车之意。

王莽确实不是个好领袖，他固然很有政治手腕，但在别的方面，又顽固又迷信，能愚蠢时绝不做一点聪明事。此人唯一的好处是敢于任事，又很有探索精神，比如他试验人力飞行，又主持解剖人体。尽管是解剖别人，让别人去摔死，仍不失为有些好奇之心。至于胡适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是有所误解，以童子言为智者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