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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自序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2）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3）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4）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5）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6）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7）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8）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9）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0）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1）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2）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3）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4）

-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5）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1）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2）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3）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4）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5）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6）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7）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8）

-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9）

-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1）

-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2）

-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3）

-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4）

-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5）

-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6）

-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7）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1）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2）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3）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4）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5）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6）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7）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8）

-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9）

自序

还在1996年，我在陆军指挥学院读研究生，学习解放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时，毛泽东对战争中决战问题的关注引起了我的注意。决战，通常都是两军主力之间决定胜负的作战，是战略进攻中的精彩篇章。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在我军还十分弱小、处在战略防御的“围剿”与反“围剿”、扫荡与反扫荡的游击作战中，就十分关注两军之间的决战问题，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我军特色的决战思想和作战理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这正是中国革命战争得以取得最后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7年，我以一篇《决战的理论与实践》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回到福建的部队，在司令部任作训参谋。这年10月，我开始将自己学习和研究战史的笔记整理出来，历时两年，形成了一部近20万字的书稿，定名为《决定性战役与决战问题》，这其实只是一部战争史的读书笔记，记录了我学习解放战争史的过程和心得。但当时对很多问题的研究还很初步，有些观点还心里没底。于是这部书稿就一直搁置了。之后近10年来，尽管工作环境不断变化，工作岗位不断调整，我对战争史尤其战争中决战问题的兴趣和关注始终不减。不断地搜集资料，不断地思考和研究。在建国6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人民军队对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贡献，联系到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确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在“和”“战”问题的短暂徘徊之后，国共之间终于撕破脸面，拉开架式，一决雌雄。战争波澜壮阔，错综复杂。但在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各战略区首长之间，围绕与敌主力展开决战的时机和方式等问题，从战略判断与决策、战略方针与布局，到战役指挥与协同、战术手段与谋略等方面，展开反复磋商，似乎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线条。本书就是试图沿着这条主线展开，通过回顾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分析探讨在决战问题上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最后两章则是我十几年来思考研究这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的初步结果。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阅历有限，书中难免有些浅薄幼稚的见解，特别是最后两章，敬请诸位军事专业学者不吝赐教。

对于大多数非军事专业的读者来说，我只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从热闹的战争故事中，看出一些战争的门道。

让我们用毛泽东在中国前途命运决战前夜的一段话，来翻开这段历史画卷：

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⑴

作　者

2009年7月18日

注 释

⑴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1053页。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

抗战胜利伊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之间，就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展开了一场极为错综复杂的较量。抗战胜利后，中国将建成什么样的国家，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斗争的焦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实现民族解放。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扶植下，调兵遣将，加紧向解放区推进，抢夺胜利果实，企图在全国恢复和建立国民党*的*统治。这场较量和斗争以重庆谈判拉开序幕。

重庆谈判的来龙去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1945年，形势急转直下。*日，苏、美盟军在柏林以南易北河畔胜利会师。4月30日，走投无路的希特勒绝望自杀。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数万生灵顷刻间灰飞烟灭。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军队以80个师的陆军、万多门火炮、55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800多架飞机、500多艘舰艇和1500多架海军航空兵飞机，总计达150多万人的庞大兵力，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同时向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并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作战。⑴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同时“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⑵

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10日晨7时，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当晚7时，消息传到中国陪都重庆。晚8时，延安方面也从盟国电台里接收到日本乞降的消息。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国共双方都表现出异常兴奋和紧张。8月10日，蒋介石命令所有战区指挥官，“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连络，掌握其令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将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⑶次日又发布《对沦陷区的地下军、伪军的命令》，强调：“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维持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同时指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不准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⑷与此同时，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8月10日午夜发出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向附近的敌伪军送出通牒，限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绝投降缴械，应即予以坚决消灭，接受其所占城镇交通要道。⑸

8月11日，延安八路军总部又接连发出六道命令，直接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军队迅速行动，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同时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抗日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同日，蒋介石发出两道命令：一个是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则致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⑹试图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以便由国民党垄断受降事宜，独吞抗战胜利果实。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2）

毛泽东接到蒋介石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的电报后，激愤难平，立即起草了《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军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⑺

8月13日，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严正声明：“‘驻防待命"一说，确与中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⑻

同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在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造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⑼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虽然下定了打内战的决心，但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是有许多困难的。在国内，人民刚刚经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家园破碎，满目疮痍，强烈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重建家园。从国际上看，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加以蒋介石的精锐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于是，蒋介石接受国民政府文官长、政学系首领吴鼎昌的建议，于8月14日致电延安的毛泽东，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⑽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事”，其真实意图无非是要首先稳住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以便为其调动大军抢占抗战胜利果实赢得时间。这一点，毛泽东等人是非常清楚的。两天后的8月16日，毛泽东先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这份电报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以及准备和部署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同时严正声明：“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⑾接着，毛泽东给蒋介石回电，称：“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1895-1995世纪档案》，第286页。)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3）

蒋介石伸出橄榄枝，发动和平攻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借此对*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妥协，争取不战而胜；若*不接受谈判，就将“破坏和平”、“好战”的帽子扣在其头上。毛泽东一眼就看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并给予了漂亮的回击。在8月16日的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立刻接见了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表示目前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复电后再作考虑。这样，蒋介石就轻信了“毛泽东不会去重庆”的绝密情报，决定乘胜追击，扩大战果。8月20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二封邀请电，先是作了一番自我辩解，然后倒打一耙，把发布错误命令的责任推到*身上，称：“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⑿

蒋介石的和谈姿态深得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称赞，他立即致电*，担保毛泽东在重庆的人身安全，并表示愿亲自前往延安迎接。与此同时，苏联的斯大林也对国共和谈给予了很大关注。斯大林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称：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有被毁灭的危险，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消灭你们，但他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此时一味拒绝，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担保。⒀

针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毛泽东决定暂取缓兵之计。8月22日，他给蒋介石发去第二封复电，称：“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1895-1995世纪档案》，第287页。)至于他本人是否接受邀请，仍避而不答。次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战略区负责人刘伯承、*、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提出“和平、*、团结”的新口号。并决定接受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但要恩来同志先去，谈两天就回来，然后再一起和赫尔利同去。针对去重庆的安全问题，毛泽东对即将奔赴前线的高级将领说：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根据驻延安的联络参谋的情报，蒋介石断定毛泽东是不会在国共两党关系如此紧张之际到重庆来的，否则为何先推出朱德，后又以周恩来做拦箭牌呢？蒋介石决定穷追不舍，将和平的调子唱得更高更响。就在*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发出第三封邀请电，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1895-1995世纪档案》，第287页。)至此，国内舆论界关注的视线都投向了共产党，似乎只要毛泽东一到重庆，中国就可以安享太平了。次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称：“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⒁毛泽东准备接受挑战，但仍决定让周恩来先行，以探虚实，自己“亦准备随即赴渝”，即并未打算与恩来同行。而是“恩来同志先去，我随后就到”。这一来是为了安全，二来也给蒋介石的僚属们设下一道关子。此正是毛泽东的高妙之处。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4）

8月25日，*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8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毅然决定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当天即电告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清楚地说明了*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着，而国民党派驻延安的特务周励武、罗伯伦却懵然不知，在重庆的蒋介石更是两眼如盲。8月26日，蒋介石在得到周励武密电，报告毛泽东不会来重庆的情报后，得意地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派一位政府大员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随美国大使赫尔利，一同乘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来渝。8月28日上午，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被婉言回绝，并被告之：毛泽东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张治中去重庆。得此“情报”的周励武、罗伯伦，又一次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下午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

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这封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毛泽东已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庆的飞机。当毛泽东与赫尔利等同机来重庆的消息传到重庆时，蒋介石恐怕多少有些意外，大概还会有“上了共产党、毛泽东的圈套”的感觉。⒂

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戒备森严。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各*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由于国民党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所以几乎没作什么谈判的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等，均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9月3日，*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11项主要问题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谈判要点》，对*的11项提要作出书面答复。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自由的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因此，蒋在表面上承认中囯共产党的地位，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这些问题就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至9月21日，谈判一度陷于停顿，一星期后才恢复谈判。为使谈判获得进展，*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争端。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5）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定的问题。

上党战役的有力配合

正当国共双方在重庆唇枪舌剑的同时，在山西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国共两员宿将却剑拔弩张，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

“山西王”阎锡山是这场争斗的始作俑者。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陆军一级上将。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7年7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此间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两年后回国。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山西军政府大都督。1917年又兼任山西省省长。1924年北京政变时支持冯玉祥，两年后又联合吴佩孚、张作霖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冯军败退西北后，阎锡山控制绥远，并将军队改称晋绥军，成为北方军阀。1926年北伐军进至武汉时，他主动与北伐军联系，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元旦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年3月又与冯玉祥公开发出倒蒋通电，4月在太原成立陆海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5月与蒋展开中原大战。9月在北平组织国民政府，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兵败，避居大连。1932年3月被蒋起用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山西大权。抗日战争中，任第2战区司令长官，组织了著名的忻口会战。与八路军有过一段比较好的合作。全国解放后逃往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60年5月病逝于台北。

还在1945年8月中旬，盘踞在晋西南的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命令所部迅速进占了太原及同蒲铁路(大同至蒲州)沿线城镇，同时集中以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万余人，乘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正向日伪军大反攻之际，进占了上党地区已被我控制或包围的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企图以此为依托打通白晋铁路，扩占整个晋东南地区，配合沿正太、平汉铁路向石家庄、北平（今北京）推进的国民党军第1、第11战区部队的行动。

晋冀鲁豫军区是刘伯承、*的部队。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1911年响应辛亥革命参加万县学生军，开始戎马生涯。次年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在川军第5师任排长。1916年率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参加护国战争，是年3月率部进攻丰都时，右眼中弹致残。这年秋重返军旅，任川军第9旅参谋长，因作战有勇有谋，常出奇制胜，被誉为“川中名将”，成为远近闻名的“独眼将军”。1918年参加护法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任四川各路军总指挥。次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起义军失败后转赴香港，不久潜赴上海，被亲生儿子告发，险些被俘。1927年11月受*中央委派赴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不久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回国，任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等职。长征中率红1师强渡大渡河。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奋战在太行山地区，与阎锡山多有龃龉。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6）

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东控太行，西据太岳，北出东阳关可视幽燕二州，南下天井关可俯中州。地势险要，扼据雄关要塞，资源丰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日战争前一直是阎锡山的地盘，抗战中为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抗战刚一结束，阎锡山就得到蒋介石的密令：迅速收复上党。

8月26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歼灭进入长治之敌，收复上党地区，消除腹心之患，以便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进。9月4日又指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应适时机动兵力，要有歼灭自太原、临汾来援之敌的灵活作战准备。刘伯承、*依据上述指示，决心以太行、太岳、冀南军区3个纵队及地方武装共3万余人，在5万民兵支援配合下，先由北而南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并在野战中将其歼灭，而后围长治诱阎锡山部出援，以便相机歼其于运动中。

刘伯承手下有几员久经沙场的得力战将：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太行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陈再道和陈锡联早在红军时期曾任红4方面军红4军11师师长和政委，长期并肩战斗，革命战争实践使他俩同时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陈赓乃黄埔一期生，抗战时期曾在刘伯承129师任386旅旅长（陈再道任副旅长）。那时，陈锡联任385旅769团团长，曾率部夜袭阳明堡，炸毁日军飞机24架，歼敌1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忻口会战。“三陈”领导下的3个纵队是此次上党战役的主力。刘伯承对这几位将领的性格特点、指挥作战特长可谓了如指掌，因而能运用自如。

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曾在刘伯承身边担任过129师参谋处长，后长期担任刘伯承的参谋长，是刘帅的得力助手。

9月1日，李达亲自指挥太行军区部队解放了襄垣城。刘伯承及时总结这一战斗的经验教训，主持起草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准确分析了阎锡山军的作战特点，并提出了克敌制胜的战法，做到了知彼知己。

上党战役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9月10日至19日）：扫清外围。这一阶段正是重庆谈判陷于僵局的时期。国共双方一面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一面把很大的注意力投向了上党战场。都希望从这里传来振奋人心的战报。9月10日，陈锡联率太行纵队首先攻击屯留，拉开战役帷幕。长治守敌曾两度出援，但与我打援部队一经接触即迅速缩回。我太行纵队于12日攻克屯留。17日，陈再道率冀南纵队攻克潞城，截断了长治与太原之间的联系。19日，太岳纵队一举解放长子，太行军区部队也同时拿下壶关，使长治国民党守军完全陷于孤立。

第二阶段（9月20日至10月6日）：围城打援。9月20日，我军开始集中主力围攻长治。24日，刘邓获悉自太原出援之敌3个师，自子洪镇沿白晋路南下增援，遵照毛泽东“你们在前线仗打得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的指示精神，刘邓决心放开手脚打大仗。遂定下“围城打援”的战役决心：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并佯攻长治，吸引援敌，同时集中主力迅速北上迎击援敌，求歼援敌于运动中。28日，刘邓发布第7号命令：令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和其他围城部队伪装主力，继续佯攻长治，以吸引敌人来援，并准备打击长治突围之敌；令陈赓、陈锡联率太岳、太行纵队主力北上打援，结合监视白晋路的晋冀鲁豫军区直属第17师等部，设伏于白晋路虒亭以南地区。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7）

10月2日，我军北上部队将援敌全部包围于虒亭以南老爷岭附近地域，并立即展开攻击。围歼中，我军发现援敌不是3个师，而是国民党军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23、第83军共6个师及由伪军改编的省防军一部共万余人。为确保兵力优势，刘伯承、*又急令陈再道率冀南纵队北上参战。10月5日，我军从左右两翼向敌发起猛攻，并在北面虚留一缺口，诱敌突围。当日夜，左翼陈赓部攻克敌老爷岭主阵地，敌军果然向北突围，被我先机抢占虒亭以北土落村制高点的部队截住。我军实施平行追击和跟踪迫击的主力部队，多路向敌发起猛攻。激战至6日，敌除一部2000余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

第三阶段（10月7日至12日）：追歼逃敌。援敌悉数被歼后，长治守敌待援无望，遂于10月8月向西突围。我围城部队立刻跟踪追击，同时令太岳纵队自虒亭取捷径直出沁水以北的马壁，迂回截击敌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我军于10月12日将逃敌全歼于沁河以东地区，俘第19军军长史泽波，并解放长治城，战役遂告结束。

此役历时32天，经过近10次作战，我军以约4000人的伤亡代价，歼灭阎锡山部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约万人，其中俘敌军、师长等10名高级将领以下万余人。解放了除沁县以外的全部晋东南地区。

上党战役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为争夺晋东南战略要地，而进行的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战役中，敌我双方均投入了当时在晋东南地区所能调动的全部主力，都企图通过一战而解决晋东南问题。这次战役的胜利，显示了我解放区军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力量和决心，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有力地促使了《双十协定》的签字。其政治意义十分重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场作战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的需要。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战争自身特殊的规律性。战场作战的成败及其经验与教训，又往往反过来对*和战略决策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影响甚至左右着战争指导者的思维和意志。

上党战役作为战略过渡阶段国共之间的第一次正面较量，不仅仅是对重庆谈判的一种有力配合，其结果对双方尔后的战略指导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上党战役的沉重打击，可谓给他发烧的头脑泼了一盆冷水。然而，正是这盆冷水，使蒋介石多少有些清醒地意识到他的部队的战斗力，如不进行全面整训，将难以在全面战争中击败共产党军队。这盆冷水的直接结果，是随至而来的长达8个月的以“休战”与“和谈”为特点的过渡阶段的出现。过渡阶段对于国民党军也就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备战阶段，在这期间，蒋介石接收了日军约100万军队的装备和美国大批军援，完成了部队的初步整编和整训，在其86个整编师中，有22个师为全美械和半美械装备，蒋介石正是依靠这些嫡系的整编师为核心，完成了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准备，并企图以此作为迅速剿灭我军的中坚力量。

相反，上党战役的胜利，使我党的高级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为战胜国民党军树立了信心，摸到了蒋军的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轻敌思想，认为我军有能力与国民党军主力作战，有能力与国民党军争夺地盘和交通要道。这一思想认识，对尔后我军作战方针的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如1945年10月，中央军委在部署绥远战役时，要求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中主力与傅作义主力作战，并强调：“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在进军东北的问题上，毛泽东曾过早地设想在锦州、山海关地区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企求一战而从战略上解决东北问题。后来又要求东北我军死守四平，达成在四平地区歼灭敌新1军和新6军等国民党精锐主力的战役目的等等。这一决战歼敌的要求，显然与当时我军的作战实力不相符合，后来的作战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到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央还曾制定了一个南北两线作战计划，要求北线我军夺取“三路四城”，南线我军以主力实行外线出击。所有这些对我军作战能力的过高要求，都或多或少受了上述轻敌思想的影响。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8）

毛泽东的文化魅力

在重庆谈判期间，还有一段插曲不能不说。

毛泽东在重庆，大多住在化龙桥红岩村13号第18集团军办事处。这里地处重庆城郊嘉陵江畔，是*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因离市区较远，与各界朋友会面不太方便，张治中就把他位于市区中四路曾家岩桂园的住宅，腾出来给毛泽东使用。桂园后来便成了毛泽东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每天早上8时左右，毛泽东从红岩村乘车到桂园办公和会客，下午6时左右，再从桂圆乘车回到红岩休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蒋介石特别将一辆黑色高级防弹车拨给他使用。这是蒋介石的三辆防弹车之一，另两辆分别由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专用。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时间里，一直使用这部车。⒃

抵达重庆的第3天，毛泽东就在桂园设宴招待故旧。老友重逢，柳亚子兴奋地流出热泪，并即席赋诗一首：

赠毛润之老友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周谷城问毛泽东：“过去你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回答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土匪’了。”但为了回复柳亚子的赠诗，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于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10月7日，将他早年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并附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⒄

《沁园春?雪》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这年1月26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从陕北瓦窑堡出发，于2月上旬抵达清涧县，准备渡黄河东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2月5日至20日，毛泽东于东征途中曾驻节东距黄河20华里的清涧县袁家沟。早在1935年冬，红军初到陕北时，适逢连降瑞雪。直罗镇战役前正是大雪封山，岁末由于再次降雪，积雪盖地足有两尺多厚。毛泽东抵袁家沟的次日即2月6日，大雪又一次纷纷扬扬自天而降，皑皑白雪把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这也激起了素爱白雪的毛泽东的无限诗兴。7日清晨，他登上山梁观赏雪景。当日夜，毛泽东处理完军务后，毫无倦意，也无心用夜餐，就在窑洞里点燃香烟，凝神遐思，仿佛把整个身心全部融入那洁白晶莹的冰雪世界。于是，《沁园春?雪》这首雄冠千古的名篇就在陕北这个小小的窑洞里悄然出世了。

沁园春

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烧。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气魄雄浑的词，先是在山城转抄，后于10月14日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公开发表，立刻轰动整个山城。一时间，骚人墨客，纷纷填词唱和，蔚然成风。据粗略统计，从1945年11月起至1946年2月止，重庆等地的国内报刊发表《沁园春》和词达30余首。⒅不仅如此，甚至“沁园春”词牌也有口皆碑，连一些酒店门口也挂出“沁园春”招牌，内壁上更书有“沁园春”百阕。人称《沁园春?雪》“睥睨六合，气雄千古”、“风调独绝”。仅此一词，彻底粉粹了国民党对朱、毛，对红军的妖魔化，不仅改变了毛泽东本人在中国士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是改变了蒋介石在士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9）

长期以来，国民党掌控的媒体一直歪曲宣传朱、毛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甚至在茅台酒池子里面洗脚……那么人们要问，一个土匪能写出如此大气磅薄、*倜傥的词来吗？别说土匪，身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委员长能写得出来吗？蒋介石看到这首词后，首先是不敢相信这是毛泽东写的，他问侍从室主任、“文胆”陈布雷：毛泽东能写出这个词来吗？是不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据我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很深，像是他写的。蒋介石更加气急败坏，对毛泽东的“野心”心有余悸，对毛的才气更是妒火中烧。当即令陈布雷组织文坛诗坛健将写词，企图把毛词给灭了。陈布雷领命而去，把重庆一流的诗人作家教授都叫来，开会布置任务，连夜加班加点写。很快抛出一批官方和词及文章，竭尽能事对毛词进行歪曲丑诋，大肆围攻，有的说《沁园春?雪》是“封建余孽的抬头”，是“革命家”“透出些谋王图霸的初衷”；也有人把“数*人物，还看今朝”曲解为想当“英王霸主”，狂妄叫嚷要共产党“把霸图收拾，应在今朝”。但无论怎样，他们终究弄不出一首可以跟毛词相媲美的诗词来。这种狂吠喧嚣，倒从反面印证了《沁园春?雪》一词本身的巨大精神威力。这首词，征服了国统区无数的文人雅士、知识分子。人们不禁要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做个比较和权衡：一个是满身戎装、窃得中国统治大权的蒋介石，倒酷似那“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一个是衣著随便的毛泽东，已不复是一农民造反领袖，而是“千古*”的大政治家。⒆

蒋介石说这首词有帝王气，要批毛泽东的帝王气。确实不错。读这首词给人的感觉，是江山底定，霸业已成。就在毛泽东将这首词书赠柳亚子的第二天，10月8日，国共双方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毛泽东也敲定了离渝返延安的行程。这决不是巧合。

再从这首词的写作背景看，1936年2月，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人枪不过三、五万。而这年上半年，蒋介石已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等共30万大军进抵潼关一线，准备往陕北压过去，一举剿灭中央红军。形势如此严峻，红军命运危如累卵，但从毛泽东当时写这首词来看，好象根本没什么危险，而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他的自信和底气从何而来？只能说主要来自文化，来自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高深领悟，“天无绝人之路”；来自他对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回首笑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就在这年年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并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沁园春?雪》虽然写于1936年2月，但它的真正“问世”，应该说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自己诗词的艺术魅力，撼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使他们的心理天平朝自己的一方倾斜，从此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选择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心理基础。可以说，*在重庆谈判的收获，一半要归功于《沁园春?雪》，并不为过。

争取和平的最大努力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为解决抗战中的诸多政治问题，双方谈判从未间断过。其中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0年1月至7月，为争取第一次*高潮后时局的好转和国民党继续抗战，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等的谈判；第二次是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为改善“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中央派周恩来、*等与蒋介石、张治中等的谈判；第三次是1944年5月至11月，为缓和国共关系，争取*合法地位，*中央派林伯渠、董必武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的谈判。上述这些谈判，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民族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0）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其实都有争取“和平”的意愿。不过内容与涵义不同罢了。蒋介石是想共产党交出军队，放弃解放区政权，只允许几个共产党员到政府做官，实现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则对建立各党派平等参政的“*联合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并付出了很大努力。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专门作了《论*联合政府》的长篇政治报告，并将这份报告印发全体代表，作为七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学习讨论的主要文件。

但国共双方在争取各自“和平”的同时，都十分清楚没有强有力的武力做后盾，谈判桌上的话语是缺乏底气和力度的。蒋介石在抛出“和平”的橄榄枝的同时，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和准备内战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5日，*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

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晚上，就在周恩来等的陪同下，应邀到蒋介石的别墅——山洞林园赴宴，和蒋介石会面。这是相隔19年之后，两个宿敌的再一次握手。出席宴会的除国民政府的大员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帧、周至柔、蒋经国外，还有赫尔利大使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席间，蒋介石和毛泽东相继致词，几次举杯互祝健康。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因蒋介石的力邀而留住于山洞林园二号楼。

次日，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确定了双方的谈判代表：*方面为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30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并入住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9月1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鸡尾酒会，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00多人参加。

毛泽东飞抵重庆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新华日报》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为和平、团结和*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大公报》8月29日的社论写到：“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同一天的成都《华西晚报》社论认为，毛泽东来重庆“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则称：“毛泽东到重庆，这好像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前途祝福！”

蒋介石本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没想到弄巧成拙，有苦难言，决定尽量缩小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影响。他专门指示《中央日报》，对“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对于谈判，国民党方面甚至没有准备具体的谈判方案。蒋介石在29日的首次商谈中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1）

9月2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就此次谈判提出八点原则性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据此拟定了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其要点是：(1)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义(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2)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3)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4)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6)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8)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9)政治*化之必要办法；(10)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11)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⒇

这一方案，*方面不但放弃了抗战以来坚持多年的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且明确表示愿意实行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阐述的三*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作了许多明显的让步，表现出争取和平的极大诚意。但即使这样，也没能被蒋介石接受，反使他“脑筋深受剌激”。蒋介石随即召集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商量对策。除对*方案中实行三*义和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感到满意外，其它的一概反对，统统拒绝。蒋介石并亲拟了《对*谈判要点》，就毛泽东提出的*100多万军队至少应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的问题，蒋介石答复最多只能编12个师，并声称是“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对毛泽东提出的由各党各派派出代表参加中央政府，并立即对现政府进行改组，使之*化的提议，蒋介石表示，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暂不更动，必须待国民大会开过之后，才可“依法接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但“*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从而专给*留下一个诱饵。针对*要求国民大会的代表应当根据*原则重选，抗战前国民党单方面“选出”的代表应宣布无效一项，蒋介石坚持已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方面如欲增选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面对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的顽固立场，*代表团制定了“据理力争”的谈判对策。既考虑大局，做出适当让步，以换取谈判的成功；又坚持原则，绝不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周恩来和王若飞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巧妙地与国民党代表展开了马拉松式的唇枪舌战。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争论主要出现在如何实现和平、*、团结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其焦点迅速集中到军队整编和解放区政权这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2）

*的基本立场是：国民政府必须承认人民的抗日武装和解放区的*政权，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时，应允许*军队编为16个军48个师，占现有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解放区政权可先实行*，后由中央政府委任，或由*推荐人员分别担任解放区占其绝大部分的晋、察、冀、热、鲁五省之政府主席，担任解放区占其一部分的绥、豫、苏、皖、鄂、粤六省之政府副主席，担任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之副市长。蒋介石以“军令和政令必须统一”为由，拒绝了*的要求。

为表明诚意，*方面决定再做一些让步。关于军队数目，仅要求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即263个师中的43个师。以后如果缩编，即按这一比例递减。并表示将黄河以南之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等8个解放区的军队撤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对这一新方案，张治中在谈判中说：“军队问题，兄等要求太过，不必讨价还价。余以为此一问题，非距离大小问题，而为根本观点不同的问题。*之观点，以为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而中央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则之下，始能解决问题。如依*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所谓*乃分裂之*，所谓统一乃分裂之统一。兄等试想：*军队悉数撤退到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21)

至9月中旬，谈判实际上陷入停顿状态。不管*方面如何努力，国民党方面丝毫不松口。蒋介石还亲自出面，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屈服。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毛泽东勇敢地面对挑衅。次日见到蒋介石时，毛泽东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9月20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去一份绝密电报。电报说：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22)

能战方能言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深知这一古训。在谈判的背后，一场大规模的武力较量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在华北战场，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直接指挥7个军的兵力，分别向晋南、晋中、晋北地区的解放区进犯，主力进占同蒲铁路沿线，一部进入上党地区。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部6个军向绥东大举进攻，在勾结伪蒙军从八路军手中夺取归绥(今呼和浩特)后，进占武川、和林、凉城、集宁、丰镇、陶林等地，9月上旬又沿平绥铁路东进，矛头直指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3个军，沿平汉铁路北上，经广武、郑州北渡黄河进占新乡，一部前出汲县，企图与胡宗南部会合，占领平津等地。

在西北地区，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一次出动8个军，以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进入渑池、新安、洛阳、巩县、辉县、安阳、登封等地；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铁路进至临汾以北，占领运城、安邑，企图东出娘子关，进占石家庄、北平、天津等地。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3）

在华东地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领3个军由项城、太和、阜阳北上，进占商丘、徐州，企图继续北上打通津浦铁路徐州、济南段和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段后，沿津浦路及其以西地区北进，向济南地区进攻。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出动3个军，进占浦口、蚌埠后，向苏皖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与徐州的国民党军打通联系。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5个军向浙东游击纵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进占浙东根据地。

在华中地区，第5战区的国民党军也奉命进攻位于中原的新四军第5师和河南、鄂豫等解放区，进占太康、扶沟、通许、杞县等地。

在华南方向，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挥2个军向广东东江解放区大举进攻，占领始兴、英德、翁源、佛冈等地，侵占东江以北全部解放区。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3个师配合第7战区部队一部对湘粤边境之八路军南下支队实施进攻，迫使该支队北撤。

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个军，则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直接从大西南空运到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以接应由陆上沿铁路线开进的国民党军。

*中央、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的动向，指示解放区对沿铁路干线推进的国民党军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阻滞，在铁路沿线开展交通破击战，集中力量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条铁路线组织几个战役，以阻滞国民党军向华北解放区的进攻，以利于争取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之目的，掩护八路军、新四军一部顺利进入东北。中央军委在提出新的战略任务的同时，决定组织几个有力的战役，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这样就把充当蒋介石内战急先锋的阎锡山部确定为重点打击目标，一举收复上党地区，以自卫战争反击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配合重庆谈判。因此，上党战役的胜负对于重庆的谈判关系极大。

9月21日，正当上党战场两军酣战之际，赫尔利突然向毛泽东提出，*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这个最后通牒式的劝慰，显然是得了蒋介石的授意。蒋介石对上党战场的阎锡山看来是寄予了过高的希望。而毛泽东对刘伯承更是充满信心，他对赫尔利从容不迫地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毛泽东还向赫尔利表示：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困难很多，但总会想出克服的办法。我们不主张谈判破裂。

上党战场激战至10月6日，担任增援的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以下2万余人悉数被歼，第19军军长史泽波部万人也已成瓮中之鳖。胜负已定。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代表团顺势提议，先就有关问题达成会议纪要，而将未决的问题留待以后继续商讨，或提交政协会议讨论决定。国民党方面权衡利弊后，勉强同意签订一个会谈纪要。

11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共12条：

第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义。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4）

第二，关于政治*化：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

第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提出应重新选举；国民党认为，只增加新代表就可以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留待政协召开后解决。

第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之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之自由。

第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承认一切党派的合法地位。

第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拘捕和处罚人民。

第七，关于释放*问题：原则上*一律释放。

第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

第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

第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方面表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表示，解放区这一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第十一，关于奸伪问题：*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国民党方面表示，此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

第十二，关于受降问题：*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国民党方面表示，*接受中央军政统一命令后，再考虑参加受降。(23)

10月10日，下午，双方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曾家岩桂圆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双方代表频频举杯，互致祝贺。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

当晚，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到山洞林园向蒋介石辞行、话别。蒋介石再一次邀请毛泽东下榻于林园官邸。两人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毛泽东则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使《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协会议前得到解决。

10月11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在张治中等陪同下前往机场。登上一架C-47型运输机，在张治中、王若飞陪同下，飞返延安。

国共双方历时43天的较量，随着《双十协定》的签字和毛泽东返回延安而暂时告一段落。但协定的签字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相反，它只是一场较量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24)

第一章　中国前途命运的较量（15）

注 释：

⑴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党史出版社2005年6月第二版，第528、555页。

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二卷，第817页。

⑶ 张宪文等著：《*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四卷，第4页。

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62页。

⑸ 《20世纪中国实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四卷，第3254页。

⑹ 1945年8月13日重庆《大公报》。

⑺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至3页。

⑻ 1945年8月14日《解放日报》。

⑼《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0至14页。

⑽《1895-1995世纪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86页。

⑾ 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报》。

⑿ 1945年8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

⒀ 张宪文等著：《*史》，第四卷，第28至29页。

⒁ 《1895-1995世纪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86至288页。

⒂ 徐忠良编著：《二十世纪重大军事会议》，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16至118页。

⒃ 《二十世纪重大军事会议》，第123页。

⒄ 《20世纪中国实录》，第四卷，第3263至3264页。

⒅ 胡为雄著：《毛泽东诗赋人生》，*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5月，第118至119页。

⒆ 参阅《毛泽东诗赋人生》，第5页；朱向前：《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讲演稿。

⒇ 《二十世纪重大军事会议》之“重庆谈判”，第125到127页。

(21)《二十世纪重大军事会议》之“重庆谈判”，第130页。

(22) 《二十世纪重大军事会议》之“重庆谈判”，第134页。

(23) 《20世纪中国实录》第四卷，第3260至3261页。

(24) 参阅《20世纪中国实录》第四卷，1945年世纪热点之“重庆谈判”、“上党战役”；《二十世纪重大军事会议》之“重庆谈判”。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1）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就有关未决问题与国民党进行谈判。1946年初，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后，蒋介石以“接收主权”为名向东北大举增兵，抢占战略要地。国共双方遂在以四平为中心的地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激烈争夺战。四平保卫战是东北*联军为配合国共停战谈判，争取我军在东北地区有利战略地位，而进行的一次城市防御战役。它在我军战争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战役过程中，在中央军委与战区领导人之间进行的关于作战方针的磋商和探讨，对于我军尔后内线作战方针的确立，起了重大的推动和借鉴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理主席之职。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谈判回到延安，但不久因过度劳累住进和平医院休息，刘少奇继续代行主席职务，直到次年3月才结束。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国，参加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和安源路矿工人大*。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中国白区工作和党建工作有过杰出的贡献。皖南事变后，出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在这块风云变幻最复杂的地区，始终在政治上保持着清醒头脑的刘少奇，经受住了各种斗争的考验，并从这里直接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全国解放后，在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上，均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1969年11月，受*、江青反革命集团*逝世，担任共和国主席之职长达10年。

刘少奇不仅在政治工作方面很有建树，而且对于战争和作战问题也颇有见解。在他代理主席的第二天，就亲自起草了致新四军领导同志的指示电，指出：“在顽军向你们进攻时，……不要轻易以主力和敌人决战，也不要浪打，而必须是一战再战即须解决问题，如果机会不好，主力决不打，以后还是有机会打的。可以让桂军进占津蒲路一段之后，再行决战，只要决战胜利，消灭桂顽大批有生力量之后，一切暂时失去的地方，是可以恢复的。但如决战不胜，则须失去更多的地方。和桂顽主力决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部，而不要一下企图消灭其几路。”⑴可见，少奇同志对毛泽东关于战争中决战问题的思想已有相当理解把握和灵活运用。

重庆谈判期间，9月14日，延安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从东北飞来的苏联军用飞机。早先从冀热辽边区率部挺进东北，时任我军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陪同苏军远东最高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特来延安有要事相告。苏联代表向朱德总司令透露了苏军不久即从东北撤退的消息，并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关于在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的意见。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就以其远见卓识考虑到抗战胜利后经略东北的问题，并看到山东乃是我进军东北的必经之路。他在1942年7月给当时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⑵1945年8月下旬，苏联红军已控制东北大部地区，取得对日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及时指示我军迅速从关内抽调部队开赴东北，并明确指出：我军北上任务是“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曾克林部就是率先进入东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的。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2）

苏联代表透露的重要情报，使刘少奇等人更加意识到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9月14日当天，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工作的汇报后，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10万部队和2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第二天，即9月15日，中央正式决定建立东北局，并先后派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及*、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吕正操、肖劲光等去东北工作。三天后，刘少奇、朱德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察，彻底改变在战略上长期受敌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依靠东北已有的工业和资源，将其建成我军主要战略基地和大后方，以支援关内斗争。在得到毛泽东复电同意后，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于9月19日发给各战略区。《指示》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够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指示》同时对我军今后一个时期的行动作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和部署。其中命令“山东主力及大部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苏军撤退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求得发展并取得装备”；“新四军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发展山东根据地，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北撤苏南、苏中，皖南部队撤向皖中。中央华中局改为华东局，迁往山东临沂地区，另组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晋冀鲁豫军区全力阻止和打击国民党军北上部队，并准备3万兵力于11月调往冀东和进入东北”⑶。

以此为标志，“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正式确立，这一方针的核心内容就是进军东北。它的确立和实施，将国共双方政治、军事斗争推向高潮，并使东北地区成为当时中外瞩目的焦点。

挺进东北，抢占要地

东北地区，面积100余万平方公里，当时有人口3400余万。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等9省。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帝国主义在这里进行掠夺性开发较早。日本自日俄战争后，长期独立经营东北，使这一地区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东北地区的东、西、北三面分别与朝鲜、蒙古和苏联接壤，它背靠苏联，南与我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相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军长期受敌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对于今后支援关内解放区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鉴于东北的重要地位，国民党早在抗战后期就设立了“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由政学系骨干熊式辉主持制定战后接收东北的计划。

这里先说说政学系。前面说了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正是政学系骨干吴鼎昌的主意。看来政学系在蒋的政策决策中份量不小。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但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不愿参加，他们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国会中成为一个派系，称“政学系”。该集团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孙中山逝世后，政学系又积极参加蒋介石的*活动，为蒋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出谋划策，成为国民党内的重要派系之一。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吴鼎昌、熊式辉、吴铁城等。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3）

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陆军二级上将。1915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1920年留学于日本陆军大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独立师师长、第13军副军长兼11师师长、第1集团军第5师师长等职。1930年5月被特派为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次年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因上任时飞机失事致残，遂脱离军界从政。先后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江西保安司令等职。抗日战争中曾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后作为高级军事代表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主任。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熊式辉经香港寓居泰国，1954年迁居台湾，1974年病逝于台中。

蒋介石让熊式辉执掌东北，主要是因为熊式辉有与苏联谈判的重大经历和成功经验，而且蒋起初还主要想依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来阻止*军队进入东北，从而便于顺利地接收东北。⑷早在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曾将伪满冀东姜鹏飞部改编为第14军，空运长春、哈尔滨一带，并四处收编伪军、土匪武装，成立保安团队，作为接收东北的“东北挺进军”、“中央先遣军”、“东北救国军”。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37种名目，先后加委“总司令”和“总指挥”32人、“军长”33名、“师长”158名。⑸但是，这些收编的杂牌军根本无法阻挡进入东北的*军队。10月初，国民党军在美舰的运送下试图在大连登陆，但遭到苏方的拒绝。10月中旬，熊式辉、张公权等人在长春同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等苏方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谈，但熊式辉提出的种种要求，几乎全部被苏方加以拒绝。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对于国军登陆大连之事，双方必须举行谈判；国军可以在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但苏方不负安全之责(实际上苏军已将这两个港口转交给*军队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于11月26日进占锦州之后便停滞不前。蒋介石也被迫于11月上旬宣布东北行辕从长春退出。⑹

由于东北问题未在国共谈判中列入正式议项，为*经略东北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之地，同时*又意识到蒋介石必定会调集重兵争夺东北。10月31日，*中央发布命令，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为副总司令，萧劲光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

11月初，*北进各部队到达东北的有3万余人，另有约8万人正赴东北途中。国民党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约2个军6万人，准备首先与*争夺锦州、海城一线。从这时开始，*军主要作战方向转至东北方面，而华北、华中方向之作战也主要以阻止和迟滞国民党军北进为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作战：

1945年10月20日至11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以3个纵队及地方部队共6万人，在10万民兵配合下，于河北邯郸以南地区举行了邯郸战役，歼国民党军第11战区部队约2万人，其中俘敌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万余人，另促使高树勋率新8军约万人举行战场起义。这一战役的胜利，对迟滞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掩护*军队调整部署起了重大作用。

1945年10月18日至12月14日，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中主力14个旅万余人，举行了绥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万余人，收复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军控制平绥路的企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北进行动。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4）

1945年10月18日至次年1月13日，以新四军北上部队为主组成的津浦前线野战军，为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山东解放区，举行了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歼敌万余人，控制铁路200余公里，挫败了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有力配合了兄弟部队进军东北。

随着国共双方陆续到达东北的部队的增多，敌我之间在东北地区的交锋将战略过渡阶段的军事斗争推向了高潮。11月4日，山海关保卫战打响。中央军委一面命令冀热辽军区副司令李运昌和山东军区第7师师长杨国夫率部坚守山海关一线，一面电令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和山东第1师梁兴初加速开赴锦州地区，要求集中各部共7万人，由*亲自指挥，于最有利之时机和地点举行反攻，并与国民党北进部队举行决战，求得一战而“从战略上解决问题”⑺。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设想在东北锦州地区与国民党军举行决战。11月下旬，山海关、锦州相继失守，我军决战计划未能实现。于是不得不调整部署，决定东北我军立即从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但蒋介石拒不承认*在东北的地位，遂以“接收主权”为名，向东北大量增兵。不久，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已达6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31万人。与此同时，我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联军，并将原来划分的10个军区合并为东满、南满、西满、北满等4个军区，作战重点转向农村，重在剿匪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到1月底，东北解放区已初具规模，总兵力与国民党军基本持平。

2月上旬，国民党新6军海运登陆，车运至锦州、沟帮子一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为确保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的安全，命令新6军第22师和13军第89师展开对该段两侧的扫荡作战，由此拉开国共两军在东北激战的序幕。至2月中旬，国共两军在秀水河子、勿欢池、沙岭子几乎同时打了三仗，一胜一负一平，没有分出高下。⑻

3月12日，苏军撤出沈阳回国，国民党军于13日进占沈阳。14日，苏军从四平街撤退。17日，东北*联军第一政委彭真致电中央询问：“我可否在辰兄同意下及时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及其他长春路支线小城市，作为将来谈判时让步之资本？这在政治上有无坏的影响？又，对长春是否确定，纵使可以夺取，而辰兄又希望我夺取时，我亦坚决不夺取？”中央立即复电指出：“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接着，中央又将周恩来的电报批转给东北局，并进一步提出：“速与辰兄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同日，*联军西满军区部队攻占四平街，俘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张学良前部下刘翰东。⑼

国民党军进驻沈阳后，熊式辉和杜聿明立即集中5个军11个师，从沈阳地区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动进攻，企图抢占本溪、鞍山、四平等战略要点，继尔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控制全东北之目的。其进攻部署是：以新1军、第71军向沈阳以北进攻，预期4月2日夺取四平；以新6军、第52军及第94军之第5师，向沈阳以南进攻，完成对鞍山、本溪等南满工业区的占领。尔后集中新1军、新6军等部沿中长路向四平以北发展进攻，企图逼我主力于松花江南岸地区举行决战。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5）

国民党新1军和新6军，全副美械装备，官兵训练有素，抗日战争中曾远征缅甸配合盟军作战，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部队之二。蒋介石将这两支王牌主力调入东北战场，充当争夺东北的骨干力量，足见其对东北战略要地势在必夺。

决战四平街

东北*联军总司令*、政委彭真，遵照中央关于集中兵力“坚决扼守四平，以利谈判”的指示，决定以一部兵力保卫本溪，解放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以主力于四平地区组织防御，坚决阻止国民党军向北满进攻。

我军四平地区防御作战总指挥是*。

*，1907年生，湖北黄冈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28年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因在作战中攻守兼优而倍受毛泽东和朱德的赏识。23岁就任红4军军长，25岁任红1军团军团长，28岁出任抗大校长兼政委，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因出色指挥了平型关对日首战大捷而名声大震。1938年3月被阎锡山部士兵误伤，次年去苏联就医。1942年回国，直到抗战结束时，一直在延安总部工作。1945年8月出任东北*联军总司令。对*，毛泽东寄予了厚望。

为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配合东北停战谈判，*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确定了如下部署：以新四军第3师10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实施运动防御，迟滞杀伤北进之敌，掩护1师、2师、7纵，新四军3师7旅、8旅主力、独立旅等部向四平地区集中，并相机歼灭北进之敌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以南满3纵、4纵及保安第3旅等部担任本溪地区作战，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四平主战场作战；以山东7师主力等部夺取长春，以359旅等部夺取哈尔滨，以新四军3师一部夺取齐齐哈尔。

3月17日至4月4日，由沈阳北犯之敌新1军、71军大部分别占领铁岭、开原、昌图和法库；由沈阳南犯之敌52军、新6军大部、71军之88师分别占领抚顺、辽阳、鞍山、海城、营口。至此，形成了大举进攻四平与本溪的基本态势。

4月5日，熊式辉到达沈阳，即令孙立人率新1军由开原、陈明仁率71军主力由法库出动，分两路向四平方向进犯。7日，又令52军军长赵公武指挥25师由抚顺进发、新6军军长廖耀湘指挥14师由辽阳出动，分两路进攻本溪。东北*联军遂在两个战场迎击敌人。四平方向，*联军1师、2师、新四军3师及7纵等部，在昌图以北、四平以南地区实施运动防御，节节阻击敌人。4月8日，在昌图以北兴隆泉、潮阳堡地区歼灭新1军2000余人。本溪方向，我南满3纵、4纵及保3旅等部展开本溪保卫战，两度击退敌进攻，歼灭敌25师和新6军14师各一部共4000余人，并将其击退至抚顺、苏家屯一线。敌两路初期进攻均被挫败。

不久，杜聿明到达沈阳，就任四平前线指挥官。决定采取先南后北，“先取本溪，后攻四平”的作战方针，企图于四平南北地区与*主力举行决战，一举歼灭我东北*联军主力。

杜聿明，1905年生，陕西米脂人，字光亭。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参加北伐战争和长城抗战。历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师长、第5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副司令长官。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抗日战争中，曾率部参加徐州会战，后因指挥昆仑关大捷而名震中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他的名声一直较好，属于能征善战的行列，深得蒋介石赏识。抗战胜利后，杜聿明率国民党主力新1军、新6军等远征军主力从大后方北上东北，并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对他，如同毛泽东对于*一样，蒋介石同样寄予了厚望。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6）

4月16日，我军突然发现敌71军87师在四平西南的大洼、金山堡地区比较孤立，*及时抓住战机，立即令1师、7纵、新四军3师8旅等部主动出击，一举歼灭87师4000余人。17日，敌新1军进至四平以东、以南地区。

4月18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回国述职后返华调处国共冲突，国共之间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之前占据更有利的军事地位，国共双方均调集主力于四平南北地区，展开了双方进入东北后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要地争夺战。四平保卫战拉开战幕。

四平街，位于东北中部平原，系中长铁路、四洮铁路、四梅铁路的交叉点，是南满通往长春进入北满的必经要道，也是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枢纽之一。

4月18日，敌新1军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对*联军扼守的鸭湖泡、泊罗林子、三道林子等四平外围阵地发起猛攻。*联军保1旅、7纵、3师和刚完成解放长春任务后南调的7师各一部顽强抗击，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争夺。为坚决扼守四平，*以保1旅和7纵各一部共6000人防守四平，而将大部主力集中于四平以西、以北地域作为机动兵团，准备待机歼敌。

19日，中央致电彭真、*，指出：必须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长、哈、齐三市能否确保，“决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人，故争取战争胜利，是基本环节。”⑽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东北局及*，指出：“大战将在四平至公主岭地区打，不歼灭顽方三四个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凡可调与应调之兵力必须早调，兼程向公主岭集中，争取主动”，“一切决定于打胜仗，望全力争取之。”⑾21日，毛泽东又对求歼敌新1军作出部署，指示*“集中优势兵力，争取这一有决定性的战役胜利”⑿。

为保障四平翼侧安全，*联军逐步向东西两侧延长战线，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50余公里战线上部署了6个师的机动部队。至27日，国共双方形成对峙状态。这样，虽然挫败了敌人迂回包围四平的企图，但*联军也因此而无充足的机动兵力实施有力反击。

4月28日，*介于四平方面敌我已成对峙，遂决定抽调本溪方向的3纵主力两个旅、保3旅及新四军3师独立旅等4个旅北上开辟第二战场。杜聿明遂乘机集中5个师再次猛攻本溪。这时，蒋介石拒绝了马歇尔、民盟和*三方同意的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他一面派参谋总长白崇禧亲临沈阳督战，一面限令杜聿明一周内拿下四平。从5月1日起，杜聿明令廖耀湘统一指挥本溪前线各部猛攻本溪。5月3日，本溪失守。敌占本溪后，杜聿明即将新6军、52军195师及71军88师北调四平，使四平地区兵力增加到10个师。

为抗击敌人新的进攻，*继调3纵主力北上后，又将保3旅由南满地区北调，同时调359旅由哈尔滨南下，参加四平作战。至此，*联军在四平地区的兵力已达14个师（旅）。这时，敌我双方实际上已将进入东北的几乎全部机动部队，都投入到了四平战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

5月15日，杜聿明集中10个师的兵力，编成中央、左翼、右翼3个兵团，在坦克掩护下，对四平实施轮番攻击。西北方向，陈明仁指挥的左兵团第71军（欠第88师）进攻受挫；中央兵团新1军向三道林子等地连续冲击，进展不大；唯廖耀湘指挥的右兵团新6军等5个师进展顺利。该敌由东面迂回四平，于16日攻取叶赫站，17日占领火石岭子、平岗等地，并继续向四平东北赫尔苏急进，其一部于18日攻占哈福车站后，与中央兵团新1军会合，一举占领了四平东南塔子山阵地，企图迂回四平东北，封闭四平守军退路。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7）

*介于全军已血战1个月，伤亡较大，而且越来越陷入被动局面，遂决定放弃四平。4月18日，*急电报告中央：“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当日晚，在未得到中央复电的情况下，*临机处置，果断率部撤出四平，战役结束。

四平之战的得失检讨

四平保卫战，自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激战1个月，歼敌近万人，东北*联军伤亡亦达8000人。连同外围战在内，敌我双方均投入了10余个师的兵力，成为战略过渡阶段最大规模的要地争夺战。这一战役，直接受制于政治和谈判斗争，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和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交错在一起，形势错综复杂，我方有得有失，而最主要的是受到一次空前的锻炼和考验。

国民党军进占四平后，又于4月23日攻占长春，28日占领吉林，30日进抵松花江南岸。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我*联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往松花江北岸休整，国民党军也因战线拉长而无力继续前进。根据马歇尔的提议，国共双方经过蹉商，于6月6日分别发表了自6月7日起在东北休战15天进行谈判的声明。期满后，蒋介石又两次宣布延长停战期限。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武力争夺暂告一段落。

四平保卫战前后，在以*为主的东北局与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央军委之间，就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

早在3月24日，中央就东北地区战略方针问题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令西满军区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阻止敌向长春前进。

4月11日，国民党新1军两个师进至四平以南35公里的泉头、兴隆岭一线，71军两个师进至昌图以西、金家屯以南地区，并且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大有对四平等地势在必夺之势。*介于这一新的情况，致电中央和东北局，陈述了对当前四平地区作战的看法。提出：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守城市为主”，以免损失了力量，造成将来遇有利歼敌条件而不能集中足够兵力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动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⒀

次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和*，肯定了“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的意见。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加上我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军事、*中还缺乏经验，所以对*的意见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直到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各战区几个月内外线作战的实践，在总结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最终确立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内线作战方针。对这一方针的最后确立，*的建议和四平保卫战的教训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毛泽东多次拒绝*及黄克诚等东北将领提出的“撤守四平，取机动作战”的建议，明确指示东北我军“坚守四平”，“死守本溪”，“以利谈判”。要求东北*联军加强四平守备力量，化四平为马德里（马德里为西班牙首都，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阵线力量在马德里组织了强有力的保卫战），以利在停战实现时争得有利地位。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8）

5月1日，毛泽东电告*，要求东北我军“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使敌6个月来调集的兵力、武器和弹药，受到最大消耗。至此，中央对四平地区作战方针，似乎由“与敌主力举行决战”的坚决态度，转变为“与蒋介石在四平地区打消耗战”方面来了。

国民党军方面，杜聿明为保护其后路安全，至5月12日，先后抽调新1军50师一部、88师及新6军，北上开原一带增援，向我3纵攻击。我出击敌后的4个旅遂转入阻援，开辟第二战场计划也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事后看来，放弃本溪，抽兵北上开辟第二战场，还不如就地坚守本溪，作为第二战场，增大四平防御作战的弹性，更为有利。

5月15日，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提出“*军队撤出长春，政府军现时不进，只让军调处执行部派人进驻长春”的折中建议，要求国共双方考虑答复。中央即致电*、彭真：“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同时，中央致电各战略区指出：“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迟全国内战时间。”但为了使长春等地不为蒋介石所占，毛泽东仍坚持不丢弃四平，遂指示*、彭真：“作战方面，希望用全力击溃新6军，并坚守四平”⒁。因为四平乃长春的西南门户，只要坚守四平一线，让出长春，蒋军也无法进占。

关于四平保卫战的得失，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四平保卫战得以坚守1个多月，在战术上确有某些成功之处，但在战略上却是失败的。还有的认为：四平保卫战仅仅阻敌1个月，却付出8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得不偿失，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

对此，作为当时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同志，于1984年1月11日作过这样的评述：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我们刚刚进入东北地区不久，而且东北的敌情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我们对当时的整个形势和东北的情况处在一个认识过程中。在这个过程里，对于东北的和战问题、作战方针问题提出这种或那种考虑意见都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上提出的一些意见，而不应当把这些意见说成是毛泽东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

战略过渡阶段的国共斗争，从上党战役拉开帷幕，我军首战告捷，一举歼敌11个师万余人。此后即展开了全军规模的整训，各解放区相继组建野战军，并逐步实现作战形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迎接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奠定了基础。然而，新的国内战争，我军应取何种作战方针，整个过渡阶段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战略构想与侦察。

起初，中央曾设想：“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但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生效及美国等的干预，使这一战略方针已无实现可能，我党又及时将其改变为“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的方针。后来，东北问题日渐成为国共谈判斗争的焦点，我党又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是进军东北，东北之战随即成了整个过渡阶段的重心，成了中央部署全国作战的战略枢纽。

第二章 四平保卫战的战略检讨（9）

在作战问题上，无论是上党战役，还是其后的平汉战役、绥远战役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均要求各解放区集中主力一举歼灭当面敌军主力的全部或大部。以打歼灭战为指导，设想并部署战役决战，成了这一阶段我党指导作战的突出特点。然而，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除上党一战外，其它战役在歼敌规模和作战效率方面均未能超过首战，绥远战役中还出现了围攻绥远半月未克，数度攻击包头未果而不得不撤出战斗的被动局面。

到作战重心转至东北时，毛泽东更是大胆地两度设想与国民党军举行决战，企图集中主力一战而解决东北问题。当第一次设想在锦州、山海关地区决战的计划落空后，毛泽东又设想部署了四平决战，并直接干预了四平保卫战的战役指挥。四平作战中，毛泽东还曾于5月9日电示其它战区各部队“效法”四平守城战法。当东北我军不得不放弃四平等地后，中央又及时修正这一态度，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⒂

既然四平防御战不能作为我军一般的作战方针，那么我军“一般的作战方针”又是什么呢？四平作战期间，*、黄克诚等先后提出了“以歼灭敌人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为主”作为今后作战方针的建议，但这一建议并未及时被中央采纳。因而，关于一般作战方针问题的确立在过渡阶段并未实现，这一战略侦察直至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华东战场的苏中战役和华北战场的大同、集宁战役，这一内线成功和外线失利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我军才最终全面确立了战争初期实行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

注 释：

⑴ 《中央文件汇编》1945年下卷，第96页。

⑵ 毛泽东1942年7月9日致刘少奇电：《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681页。

⑶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⑷ 张宪文等著：《*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四卷，第10页。

⑸ 常城、李鸿文、朱建华著：《现代东北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

⑹ 张宪文等著：《*史》第四卷，第14至15页。

⑺ 毛泽东1945年11月15日致*彭真电：《从内线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三个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43至144页。

⑻ 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613页。

⑼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中央致彭真、*电》(1946年3月17日电)，转引自《国民党的“联共”与“*”》，第620至621页。

⑽ 《集中优势兵力在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73至174页。

⑾ 《全力争取四平公主岭地区作战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75页。

⑿ 《歼灭新一军的作战部署》，《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82页。

⒀ *1946年4月11日致中央和东北局电，《东北作战须统筹全局作战长期打算》注(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64页。

⒁ 中央1946年5月15日致*彭真电：《美蒋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及我方的对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18页。

⒂ 《四平防御战不能成为一般作战方针》(1946年5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36页。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1）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央依据当时的战略判断，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南线战场的苏中战役和北线战场的大同、集宁战役，成为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战略首战。其中苏中战役是在对南线计划进行修订后的情况下，于战略内线举行的歼灭战，它是我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取得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胜利，对于全面确立战争初期内线作战方针，提供了依据。具有战略试战的性质。

南线战略计划的调整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以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原我军实行突围，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陆军正规部队86个整编师248个旅，约200万人。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并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其装备现代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在86个整编师中，有22个师为美械、半美械装备。与其相比，我军总兵力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66万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单一步兵，只有从日伪军缴获的少量火炮。与国民党军相比，我军在人员、武器装备上均处于绝对劣势。

蒋介石凭借军事力量的优势，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基本企图是：集中80％的正规军，即193个旅约160万人，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实行南攻北守的战略，在东北“无限期”停战，力争在3－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我军，尔后再全力解决东北问题。

面对大战在即的严重情况，*中央于6月19日致电各战略区，对全国形势作了初步分析，认为：大战后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⑴

这个战略判断体现了两点精神：（一）我军战略目的是争取全面和平，而不是彻底消灭蒋军，即使6个月交战我军大胜，也是以实现议和为目的；（二）或战或和，取决于6个月交战结果，蒋介石扬言6个月解决关内*，*也把“和”“战”的前途及尔后战略步骤寄托在6个月交战上。这一战略构想，实际上要求我军集中各战区主力在6个月内外迎击蒋军进攻，与蒋军决定胜负。

从这个战略判断出发，中央拟定了一个南北两线作战计划：北线，以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时间，夺取三路（正太路、同蒲路及平汉路北段），并相机夺取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使以上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南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山东野战军分别向豫东和津浦路徐蚌段进击，着重在野战中歼敌有生力量，另以华中野战军出击津浦路蚌浦段作为策应。尔后，视情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推进。⑵

这一外线作战计划的主要精神，是要求我军以各战区主力积极进击，在外线与国民党军争夺“点”“线”。这其实还是我军在过渡阶段战略构想和战略计划的延续，并没有估计到新的情况和制定新的对策。全面内战爆发时，我军分别在6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迎战国民党军的进攻，这6个大的作战区域分为南北两线。南线有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解放区（包括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中原解放区，以及彭德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北线有聂荣臻等领导的晋察冀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晋绥解放区，以及*、罗荣桓等领导的东北解放区。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2）

中原我军突围以后，在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的华东地区，我军有两支大的部队在这里迎战：一个是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部队，一个是华中军区部队。这两支部队都是由原新四军主力部队演变而来的。抗日战争后期，为开辟苏浙根据地和经营东南，粟裕、叶飞率新四军1师主力等部渡江南下，执行中央发展东南的方针。1945年1月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任副司令，下辖第1、第2、第3、第4纵队。此后，在浙西天目山和孝丰地区，苏浙军区部队进行了三次反顽作战，共歼敌万余人，部队提前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抗战胜利后，遵照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奉命率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挺进东北，新四军各部也作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黄克诚率新四军第3师进军东北，新四军军部率江北主力部队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长陈毅和政委饶漱石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地区部队。陈毅率新四军主力北移山东后，粟裕奉命于1945年10月率苏浙军区主力由江南撤至江北，11月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下辖第6、第7、第8、第9纵队，共4万余人。1946年1月，北移山东的新四军主力和原山东军区留守部队组成的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委，宋时伦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2纵队和第7、第8师，共7万余人。随后，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进行了高邮战役和陇海路东段战役，使山东和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在此期间，华中野战军第8和第6纵队改称第1、第6师，粟裕、谭震林分别兼任师长，另外增建了第10纵队。

粟裕，侗族，湖南会同人，1907年8月生，与*同龄。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从未受过正规的军校教育。23岁任红军师长，后任红7军团、红10军团参谋长、挺进师师长等职。抗日战争中历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第1师师长兼政委、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和参与指挥了黄桥战役、天目山三次反顽作战等著名战役战斗。粟裕智勇双全，能征善战。朱德称他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刘伯承预言粟裕将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在我军战争史中的地位和影响，真正是从苏中战役开始的。

中央设想的南线作战计划，要求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少于15个团，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粟裕从当时苏中地区实际出发，认真分析了影响作战的各种因素后，于6月27日致电军委和新四军军长陈毅，电称：

中央作战方针完全正确。唯在三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⑶

粟裕斗胆提出的“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的建议，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视。7月4日，中央军委在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可能同时向苏中解放区进攻的情报后，认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⑷，实际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并立即对华中分局下达了这一指示。这样，中央实际上就对原定外线出击计划中的南线计划，作了一次重大调整。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3）

7月上旬，蒋介石调集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进攻华东地区，其中，位于南通的第1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7月中旬由李默奄接任），指挥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人，企图首先攻占如皋、海安等城，巩固沿江一线，尔后向北进攻，策应向淮南、淮北进攻的国民党军，夹击我苏皖边区首府淮阴，预计7月15日开始进攻。粟裕、谭震林依据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仗再转至外线”的指示精神，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凭借内线作战的便利条件，从7月13日至8月31日，在苏中地区连续七战七捷，取得了苏中战役的胜利。

苏中“七战七捷”

一战宣泰。华中野战军首长粟裕等获悉敌将于7月15日向我发动进攻后，决定先机制敌，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地主动攻击位于宣家堡和泰兴的蒋介石嫡系整编83师，夺取战场主动权。战斗于7月13日夜打响，1师攻击宣家堡，6师攻击泰兴，7纵于次要方面攻击佴家庄之敌。战至15日晨，为保持战场主动权，我军在基本达成预定目的后主动结束战斗，歼敌全副美械装备的整编83师19旅两个团等部3000余人。首战告捷，初步掌握了战场作战的主动权。

二战如南。宣泰战斗后，李默奄急调江南沿岸的整编65师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的第99旅增援泰兴，并进犯黄桥，以拖住我军主力，同时令49师乘虚夺我如皋城。尔后，49师从如皋，65师从黄桥，83师从泰州，三面夹击我军。粟裕指挥部队迅速转移兵力，集中1师、6师主力奔袭60余公里，直插进犯如皋之敌49师侧后，同时令7纵一部先期赶回如皋，协同一分区部队扼守该城。战斗于7月18日夜发起，至23日我军主动撤离如皋城，歼敌49师1个半旅，连同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计歼敌1万余人。

三战海安。如南战斗后，李默奄立即集中6个旅兵力，由如皋、姜堰合击苏中重镇海安，企图依仗其优势兵力在海安寻找华野主力决战，一举消灭我华中主力。此时，华中我军如固守海安，与敌决战，则必将陷入被动。粟裕从海安赶到华中首府淮安，华中分局立即召开常委会讨论海安的弃守问题。最后，会议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以保持主动，创造新的战机。从7月30日至8月3日，7纵在海安外围实施运动防御，掩护1师、6师于海安东北地区休整。7纵仅以3000多兵力抗击了敌人5万余人的轮番猛攻，杀伤敌3000余人，自身伤亡仅200余人。

四袭李堡。华中我军撤出海安后，国民党军纷纷拥进海安，并大肆吹嘘“战果”。8月6日，敌65师和105旅由海安东进，连占西场、丁家所，7日占李堡，8日占角斜。10日晚8时，敌新7旅和第105旅各率1个团正在李堡换防，粟裕侦悉这一情报后，立即令1师突然对李堡发起攻击，战至次日中午，全歼守敌。11日晨，我6师和7纵又在海安以东地区全歼了前来增援的敌新7旅1个团。此战共歼敌1个半旅9000余人。

五战丁林。李堡战斗中，我淮南第5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已调来苏中战场，使苏中作战兵力由原来的19个团增至23个团。8月20日晚，粟裕、谭震林遵照军委指示精神，亲率主力1师、6师、5旅、特务团向南插入敌人侧后，21日午夜，突然对丁堰、林梓守敌发起攻击，战至23日，歼敌交警5个大队及26旅1个营，共计3000余人，打开了西进的门户。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4）

六战邵伯。扬州之敌整编25师为了配合宿县之敌向我淮阴的进犯行动，于8月23日开始沿运河北上攻击我江都县的邵伯镇。华中野战军遂以10纵及二分区2个团共计5个团兵力在邵伯组织防御，以配合主力攻击黄桥的作战。我防御部队坚守阵地4天多，歼敌2000余人。敌整编25师得知99旅已在如黄路被我歼灭后，于26日黄昏撤回扬州，始终未能攻破我邵伯阵地。

七战如黄路。8月24日，华中我军截获黄桥守敌99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的情报后，粟裕当即决定与该敌在如黄路打预期遭遇战。25日，敌99旅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时与我6师遭遇，当即被我包围。此时，如皋之敌187旅等部奉令急向西南增援99旅，旋即被我1师包围于分界、如皋间的加力、谢家甸地区。随后，我军通过转用兵力首先将1师1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于分界，配合6师等部以10个团兵力迅速围歼敌99旅2个团。尔后又将6师及1旅等部东调，会同1师主力以15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之敌3个团，战至27日全歼该敌。接着，华中我军乘胜于31日攻克黄桥，歼敌106旅5个连。此战，共歼敌两个半旅万余人。

苏中战役历时45天，华中我军以3万兵力与敌12万之众反复周旋，连续七战七捷，积小胜为大胜，共歼敌万余人，对南线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线其他作战及其影响

华东战场的苏中战役，是在中央军委接受粟裕的建议后适时修改了南线计划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在当时具有战略试战的性质，对我军尔后作战影响极大。因此，苏中战役实际上成了当时南线战场敌我关注的焦点。在苏中战役期间，粟裕又于8月1日提出“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的建议。⑸

在南线其他战场，各战略区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在战略上遥相配合，对整个南线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是陈赓、谢富治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等部发起的闻夏战役。它与苏中战役几乎同时打响，而且这两个战役正好处在当时南方战线的两端──苏中战场和晋南战场。两个战役同是对进犯的国民党军发起的主动进攻战，是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军在南线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发起的首次攻击。战役于7月13日发起，至22日结束，共歼敌胡宗南整编27师之31旅全部及整编1师一部。接着，陈、谢纵队又乘阎锡山部从晋南北调，造成同蒲路兵力薄弱之机，挥师北上，于8月14日突然发起同蒲战役，至9月1日，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等十余城，歼敌1万余人，控制铁路100余公里。切断了阎锡山第2战区和胡宗南第1战区之间的联系，为尔后作战开辟了战场。

二是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主力，执行进击津浦路徐蚌段计划举行的朝阳集战役和泗县战斗，歼敌8000余人，迫使国民党军向淮北增兵，从而策应了我军在其它战场的作战。粟裕在其《战争*》中这样评价说：“苏中战役之能够顺利实施，得助于陈毅同志率数万大军作战于淮北，使我们的翼侧与后方有所保障。如山东野战军不先给对峙于泗阳、众兴之敌以打击即转至沭阳作战，有使该敌迅速乘隙占领两淮和运河线，迫使我军放弃华中的危险。”⑹

三是刘邓野战军主力举行的定陶战役。刘邓野战军主力所处的晋冀鲁豫战场，处于陇海线和平汉线两条大动脉的垂直交汇处，又正好位于当时敌我交战的南线中央。如果把当时的南方战线比作一条扁担的话，那么，刘邓野战军就是挑起这条扁担的巨人，它一头挑着华中战场，一头挑着晋南战场。一年以后，正是这三路大军密切协作，直插蒋介石心腹之地，以巨大的“品”字形阵势逐鹿于中原大地，一举拉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5）

9月2日，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被刘邓野战军6纵2个团诱至桃园，刘邓计划4日发起战斗。这时突然获悉，刘峙将整编3师和整编47师会攻定陶的原计划改为分别攻取荷泽、定陶。这就使该两师的间隔拉大到20余公里。于是，刘邓当即决定，集中2纵、6纵、3纵、7纵共9个旅的兵力，分左右两个集团，待敌整编3师进至定陶以西大杨湖地区时，首先割裂其与整编47师的联系，尔后南北夹击，一举歼灭整编3师。9月3日夜，敌整编3师（辖第3和第20旅）进至大杨湖地区被我包围。刘峙急令整编第41、第47、第68、第55师增援。4日夜，刘邓首先集中主力攻击整编3师之20旅，战至6日晨，全歼该敌，并重创第3旅。当日下午，敌整编3师师部率第3旅向西南方突围，企图与整编47师靠拢。刘邓野战军当即全线出击，乘敌混乱之机一举将其歼灭于秦寨附近地区。这时，西路援敌整编47师立即向考城、兰封之线撤退，刘邓主力迅速转移兵力向该敌侧背卷击，8日歼其2个旅于途中，并乘胜收复东明，余敌退至考城、兰封转入防御，我军即结束战役。此役，刘邓野战军以35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敌4个旅共万余人，俘敌整编3师中将师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战后，郑州绥署主任刘峙被撤职，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该署主任。

刘邓野战军在战略内线举行的定陶战役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突围和苏中战役后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三个战役的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⑺

内线作战方针的确立

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粟裕不仅是这一战略调整的积极建议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执行者。他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依据这一战略方针于7月15日一举取得苏中战役的首战胜利。这是自四平保卫战以来，我军首次打破敌我之间长达1年多时间的战场僵持局面，取得战场主动权的一次有力作战。并且，通过苏中战役，初步摸索了夺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的方法──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很快认识和把握了这一新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7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电中指出：“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⑻毛泽东这一思想认识上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表明我军内线作战的指导思想已基本形成。

然而，这一新的指导思想一时还不能为各级指战员所普遍接受。中央在没有正式对原战略计划作出明确修改之前，各战略区战役指挥员当以执行中央原计划为基本要义，这是对战役指挥员的基本要求。苏中宣泰、如南两战后，陈毅从执行外线出击方针考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⑼对这一建议，毛泽东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提出了两个方案征求粟裕的意见：一是要求粟裕率主力与陈毅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在外线）配合陈（毅）宋（时伦）、刘邓作战；二是8月内仍在苏中内线再打一仗，然后西移。⑽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6）

粟裕认真分析研究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并从战争实际出发，认识到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争初期，“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⑾。李堡战斗刚一结束，毛泽东未等粟裕就下一步行动方向表态，于8月12日直接致电陈毅、宋时伦，以答复陈毅要粟裕立即出淮南的建议。指出：粟部此时调淮南，“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⑿次日，毛泽东又致电粟裕、谭震林，指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⒀

8月14日，粟裕向军委呈报了主张在苏中再打一仗的意见。1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粟谭：“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⒁。此间，陈毅也致电指示粟谭：“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⒂经过如此反复讨论以及当时苏中战役的实践检验，使战争初期的内线作战方针，首先在南线的华东战场得到进一步明确。

然而，北线的情况又如何呢？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总的企图是首先集中主力将我南线部队就地解决，或将我军赶过黄河以北，以确保其京、沪、杭心腹地区的安全。当时在北线的华北战场，敌我双方的总兵力基本相当。全局破裂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考虑让华北我军攻占山西大部城镇，使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作为蒋介石占我中原区的代价。晋北战役后期，华北我军又拟定了大同战役计划。并组成了大同前线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统一指挥两区主力及地方部队一部共30个团的兵力，遂行夺取大同的任务。

1946年7月31日，大同外围战开始，至8月4日，华北我军歼敌2000余人，基本扫清外围据点。8月6日，中央发出“立即开始执行三路四城之任务”的指示，要求华北我军第一步夺取大同，第二步夺取平汉路，第三步夺取正太路及太原城。⒃8月14日，华北我军开始攻城。9月初，敌第12战区傅作义集中第35军3个师、暂编第3军2个师及4个骑兵纵队共3万余人分三路南下，企图首先攻占集宁，尔后南援大同。9月5日敌进占卓资山。我军立即调整部署，以3个旅及地方武装围困大同，抽调4个旅准备打援。7日，敌从卓资山开始东犯集宁，我军遂以3个团守城，主力5个旅集结在集宁以南，准备突击敌侧背，另以1纵2个旅为预备队，控制在丰镇。9月10日，援敌3个师向集宁西、北两面攻击，敌我主力遂在集宁外围展开激战。随后，敌另一路援军也已抵近集宁城外。由于我大同前线指挥部在判断敌情与部署打援时产生失误，以疲惫之师转攻敌新锐援兵，致使援敌乘隙于12日攻入集宁城内。13日，我军被迫撤出集宁。16日，援敌大举逼近大同，我军遂撤出对大同的包围。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1个半月，以我军失利而告终。它作为我军在北线战场的初战，对尔后作战影响较大。由于它的失利，使我华北战略区首府张家口处于敌东西夹击的不利态势之下。战役结束后的第2天，聂荣臻等致电中央，建议主动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主动。中央军委于9月18日复电同意，并明确指出：今后作战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⒄。这一方针性的指示，与5个月前*在四平保卫战期间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完全一致。10月1日，中央又指示晋察冀军区：“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正面抗击敌人，而集中主力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此后，华北我军被迫在不利态势下组织了张家口保卫战，10月11日，张家口陷落。12日，我华北机动主力撤出怀来地区。同日，中央致电晋察冀军区指出：“我们方面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⒅

第三章　苏中战场的战略试战（7）

这些指示，标志着我军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定的在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外线作战计划，而改取内线歼敌的方针。至此，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内线作战方针最终全面确立。

苏中战役的基本经验

苏中战役是中央军委在南下作战、外线出击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战略决策指导下进行的，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在中原突围后成功举行的第一个战役，带有战略试战的性质，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初战。粟裕称这一战役“初步探索了解放战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⒆，为中央确立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及对战略内线作战的战役指导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实战依据。粟裕所称的“解放战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苏中战役所提供的一些对我军尔后作战带有指导性的作战经验：

（一）战役战斗上的先发制人是打破敌进攻计划的有效手段。当时，我华中野战军只有主力15个团约3万余人，而当面之敌是第1绥清区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人。敌我兵力对比为4∶1，敌人占据绝对优势。如果等敌人完成进攻部署之后，则我将很难摆脱被动。当粟裕等判明敌军将于7月15日开始进攻时，立即决心集中两个主力师6个团先机制敌，于13日晚突然对宣家堡和泰兴守敌发起攻坚战，初战获胜。这一战完全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使我军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战役战斗作战的基本要决。苏中地区作战，我军在总兵力上处于对敌1∶4的劣势，然而每次作战均集中最大主力打敌一部，各个歼敌，如在如黄路遭遇战中，我军首先在分界集中10个团包围歼灭敌2个团，而后移师加力，集中15个团围歼敌3个团，均形成了5倍于敌的绝对优势。毛泽东于8月28日向各战略区推广华中野战军作战经验时，指出：华中野战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⒇

（三）以进攻为主要作战形式，而以防御为次要的辅助作战形式。苏中七战七捷，有五次是进攻战斗，只有二次战斗是防御性的。一次是为保障主力休整而由7纵两个团实施的海安运动防御战，连续阻敌5天，歼敌3000余人；另一次是为保障主力于如黄路歼敌，而以10纵及地方武装实施的邵伯阵地防御战，牵制敌整编25师主力，不使其向主战场增援。这正如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21)

（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夺取和保守地方为主要目的，始终保持作战的主动权。如南战斗后，我主力转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敌集中6个旅分两路合击海安，企图与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决战。我军为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与敌进行主力决战，于8月2日主动放弃海安，继续休整待机，保持主动，终于在10日又在李堡获得了歼敌良机，一举歼敌3个团。我华中野战军依据苏中内线的有利条件声东击西，巧妙打击敌人，1个半月里，主动放弃了如皋、海安两城，始终保持了行动的主动权，取得了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

注 释：

⑴ 《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1946年6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77页。

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第43至44页。

⑶ 《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244至245页。

⑷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946年7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320页。

⑸ 《粟裕军事文集》，第245页。

⑹ 《粟裕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399页。

⑺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

⑻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354页。

⑼ 《粟裕战争*》，第381页。

⑽ 参见《粟裕军事文集》，第250页，注释(10)。

⑾ 《粟裕战争*》，第382页。

⑿ 《粟裕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更为有利》(1946年8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402页。

⒀ 《望苏中再布置几次作战》(1946年8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406页。

⒁ 《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苏中歼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410页。

⒂ 《粟裕战争*》，第383页。

⒃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379页。

⒄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487页。

⒅ 《张家口失陷后晋察冀部队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20页。

⒆ 《粟裕战争*》，第354页。

⒇ 《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438页。

(21)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241页。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1）

苏中战役后，华中我军主力作战方向由原定向西机动，调整为向北机动，以配合山东野战军南北夹击进犯我华中首府两淮之敌。山东战场遂成为全国战局的重心。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在一个战场作战役性配合作战，势必走向最终合并，组成更大规模的超地方性的野战兵团，率先实现我军由游击性战术机动作战到能够组织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的战役决战的战略性转变。

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6年9月10日，国民党军集中整编74师、28师和第7军分两路向泗阳和两淮发起猛烈进攻。9月11日，粟裕奉命率华中野战军主力由海安北上增援两淮，但已来不及参战。9月19日晨，敌整编74师乘隙占领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城，我两淮守军在谭震林领导下，为保存有生力量，在给敌以一定杀伤后，于当日晚撤出两淮，到达苏北地区待机。

对于两淮的弃守，粟裕认为：“两淮并无死守之必要，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守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⑴我军撤出两淮后，华中、山东两支野战军得以集中于苏北、鲁南地区，十分靠近。

对于两支野战军下一步作战方向，粟裕等华中分局首长于9月20日联名向中央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以恢复淮北路东地区，第二步攻占津浦，配合刘邓包围徐州。⑵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于次日复电赞成两野战军集中作战，并主张两个野战指挥部合成一个。9月22日，中央电示：“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⑶随后，毛泽东又对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任务和作战方针作出指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⑷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求我军集中更大主力，敢于寻敌主力作战，打大规模的歼灭战。

10月1日，陈毅向中央报告了旨在确保华中的下一步行动部署，并提出：“华野、山野统一指挥”，“在军事上多由粟(裕)下决心”。然而，两大野战军的合并，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加上敌情不断变化，各部队必须以主要精力对付当面敌人。两军集中后的作战方向等问题，是部队合并整编的首要问题，因为大敌当前，只有实施大的作战行动才能使两军真正集中统一起来。10月15日，粟裕经反复考虑，认为：全军入鲁之前，须在淮海地区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以解决我全军入鲁作战的后顾之忧，同时告慰苏北人民，以稳定军心、民心。⑸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就两军会合后的指挥问题作出指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⑹。

中央将华中、山东两野战军集中后的战役指挥权交于粟裕，是对粟裕作战指挥能力的充分肯定。早在抗战后期的天目山反顽作战中，粟裕就初步显示出擅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干。苏中战役中，粟裕以3万兵力与4倍于己的优势敌人来回周旋，1个半月里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尤其他善于依据战场实际，客观分析各种作战因素，敢于提出合理建议的胆量和气魄，更充分显示了他作为高级战役指挥员驾驭战争的素质。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2）

曾有人私下议论说，陈毅在作战指挥上不及粟裕。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从某个方面来下结论，作战不仅仅只一个指挥问题，战役的胜负决定于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指挥正确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除此而外，参战各部队的密切协同、强有力的后方保障、与相临战区的战略配合、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以及深入而有力的政治发动等等，都是影响战役胜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华东我军战役指挥权交于粟裕，并不是中央单方面作出的决定，而是接受了陈毅10月1日电的建议后决定的。对于这一委任，粟裕在40年后深有感慨地回忆说：“我长期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十分尊敬和钦佩，在他领导下心情很舒畅。现在中央、陈毅同志要我担负这个重责，我决心竭尽全力挑起这副担子，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使陈毅同志用更多的力量抓全局。”⑺

在此期间，我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分别在鲁南及苏北地区迎击当面之敌，先后独立进行了东台防御战、涟水保卫战、傅山口反击战、公枣路反击战、淮沭路反击战、盐城保卫战。由于两大野战军主力尚未集中，直接影响了战役作战的规模，虽经6次战斗，仅歼敌3万余人。作战对象的集中与壮大，客观上对我在一个战略区各自为战的两支野战军的集中作战提出了要求。

12月上旬，敌徐州绥署主任薛岳从冀鲁豫地区将整编11师调入华东战场，拟定了一个一举结束苏北战事的作战计划：集中25个半旅的兵力，组成4个集团，分别从东台、淮阴、宿迁和峄县向苏北、鲁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华中主力，结束苏北战事。这时，山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峄县以东，华中野战军主力在盐城地区。12月8日，华中主力结束盐南反击战。12月11日，军委电示粟裕“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12月12日，粟裕只身从盐城赶到码头镇山野指挥部与陈毅会合，共同指挥此次宿北战役。⑻

宿北战役自12月15日打响，至19日结束，历时5天。全歼敌整编69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万余人，敌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为遂行此次战役，我华中主力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主力会师苏北，战场由解放区前部转入纵深。此次宿北作战，虽然主要由粟裕实施战役指挥，但直接参战的基本都是山东野战军的部队，粟裕之所以称它为两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仗，主要是从整个战役部署上而言的(华中主力在战役中主要担负了阻援任务)。

关于宿北战役后的作战方向，中央军委早在战役之前就有过“全军入鲁作战”的计划，但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陈毅、粟裕等还是设想了多个方案。就在宿北战役结束的前一天，12月18日，中央军委电示陈粟，指出：“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⑼陈毅、粟裕遵照中央指示，于宿北战役结束后的第4天，即12月23日，定下了集中两个野战军歼灭鲁南之敌的决心，并立即将1纵及1师、8师北调鲁南，会同原在鲁南的10师等部寻歼敌军。12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东主力回师鲁南的方案，并强调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毛泽东还特别指示陈、粟，要争取打一个比宿北战役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26师3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治安)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⑽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3）

鲁南战役与华东野战军的诞生

1946年12月31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企图将山东我军逼到陇海路以北，尔后集中全力会攻临沂，与我军决战的计划。为迅速打破国民党军围攻计划，扭转华东战局，陈毅、粟裕决心：集中山东野战军的1纵、8师、鲁中军区9师(附4师1个团)、鲁南军区10师、滨海警备旅及华中野战军1师等部共27个团的兵力，首先歼灭各路敌军中的强敌整编26师和第1快速纵队，尔后续歼敌33军或整编51师。同时，以华野和山野的6师、7师、2纵、9纵等部共24个团的兵力，由谭震林指挥，在苏北沭阳东西地区逐次阻击由涟水、盐城北犯之敌，掩护鲁南主战场作战。

这将是两支野战军第一次在一个战场的并肩作战。它的成败以及协同方式、指挥效能、作战效益等问题，对两军尔后实现完全合并、组建新的战役兵团，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和新的作战样式，关系重大，意义重大。

国民党军整编26师系鲁南地区的主力，战斗力较强。特别是该师建制下的第1快速纵队，乃是美蒋合建的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由美国军官直接训练，抗战时期曾远征印缅战场与日军作战，被国民党军视为战斗力最强的“拳头”部队。

为便于指挥，陈毅、粟裕将围歼整编26师的部队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右纵队以8师、9师、10师及滨海警备旅等部共12个团组成，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统一指挥，任务是切断敌整编26师与整编51师的联络，并相机歼灭石城崮、太子堂地区的整编26师之44旅；左纵队以陶勇的1师和叶飞的1纵共15个团组成，归野战军直接指挥，任务是切断敌整编26师与第33军的联系，并负责歼灭卞庄、向城地区的整编26师之169旅。然后，两个纵队会攻敌第1快速纵队。

12月27日，我参战部队主力由沭阳地区隐蔽北进。

1947年1月2日22时，我左、右纵队同时对敌整编26师发起突然攻击。该敌毫无戒备，师长马励武正在峄县度岁，部队仓猝应战，十分慌乱。战至次日上午，我左、右纵队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对该敌的战役合围与部分战术分割。3日夜，我参战部队连克马家庄、太子堂、卞庄，歼敌整编26师师部及44旅全部、169旅大部，并将敌第1快速纵队包围于陈家桥、作子沟狭小地区内。4日上午，天气忽然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企图突围溃逃的敌第1快速纵队和整编26师余部被压缩于下湖、漏汁湖间的洼地内。我追击部队猛打猛冲，以各种手段与敌坦克搏斗。战至下午3时，该敌除7辆坦克逃至峄县外，其余均被歼灭，战役第一阶段随告结束。

整编26师被歼后，陈毅、粟裕决定立即发起第二阶段作战，乘胜扩大战果。王建安指挥右纵队于11日攻克峄县城，歼敌整编51师1个旅一部、整编52师1个团及整编26师和第1快速纵队残部，俘中将师长马励武；左纵队先歼齐村守军整编51师之113旅，尔后在右纵队8师配合下，至20日攻克枣庄，歼敌整编51师师部和2个团，俘中将师长周毓英以下8000余人。战役结束。

鲁南战役从1947年1月2日至20日，历时18天，我军共歼敌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计万余人，缴获美制坦克24辆，榴炮、野炮、山炮89门，汽车474辆，为华东我军组建特种兵纵队提供了物质基础。我参战部队伤亡8000余人。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4）

鲁南战役是华东我军转入根据地纵深后，对敌实施的一次大规模歼灭战。战役过程中，华中、山东两支野战军由战略上的配合，发展到战役上的并肩协同作战。鲁南战役后，遵照党中央指示，华东战区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华中分局并入华东局，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机关，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司令，黎玉为副政委。同时，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建立党的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陈毅担任前委书记。新的华东野战军，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共11个纵队。除第10纵队暂辖2个师、第11纵队辖1个旅另1个团、第12纵队辖2个旅外，其余各纵队均编足3个师，3万余人。华东野战军还组建了特种兵纵队，下辖榴炮团、野炮团、骑兵团、工兵团、战车营、汽车大队。在11个步兵纵队中，除第11纵队留苏中，12纵队置苏北敌后外，其余9个纵队27万人均在山东解放区执行内线作战任务。此外，华东军区还辖有6个二级军区，有地方武装约30万人。至此，华东战区野战军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7万人，为当时我军兵力最大的战略集团。

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华东战局实现了一次战略性转变，其主要标志就是两支野战军的合并统一。宿北战役是这一转变的开始。宿北一战后，根据敌情变化，陈毅、粟裕设想了几个尔后行动方案，但中央却始终把鲁南一战视为这一阶段作战的枢纽和重心。要求华东我军在宿北战役后，立即全军入鲁，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鲁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会攻临沂，与我华东主力决战于临沂地区的企图，使我军实现了预定战略意图，夺取了战略内线的战场主动权。特别是使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在作战思想、指挥关系和组织编制等方面实现了统一，组成了新的华东野战军，成为更为强大的作战集团，为我军尔后举行更大规模的战役决战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鲁南会战”及其破产

1947年初，华东我军结束鲁南战役后，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蒋介石据此判断，*经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同时，蒋介石又为一连损失3个整编师而痛心，尤其是被新歼灭的整编26师和第1快速纵队。蒋介石把这些战场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的身上，指责薛岳指挥不力，遂决定以参谋总长陈诚取而代之。蒋介石对陈诚的指挥才能颇为赏识，认为只有陈诚亲自指挥华东作战，才能扭转战局。

陈诚比薛岳小1岁，两人同为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是蒋介石手下的得力干将。他俩关系不错。早在1933年，陈诚出任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教育长的时候，就曾向蒋介石极力保荐因怀才不遇而闲居九龙的薛岳，让其出任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总队长。1935年4月，他俩同时晋升中将，次年9月，又同时加上将衔。抗日战争中，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率部入缅对日作战；薛岳则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出色指挥了三次长沙会战，痛击了冈村宁次，并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是珍珠港事件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刘晓宁编著：《话说民国》，凤凰出版社2008年7月，下册，第97页。)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陈诚和薛岳的声誉都比较高，周恩来曾称赞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是国民党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他的长子陈履安，曾任台湾国民党中常委和前“国防部”部长。薛岳的老对手粟裕曾评论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5）

陈诚到达徐州后，并没有将薛岳的位置取而代之，而是仍留薛岳镇守除州，自己则进驻陇海路东段的新安镇(今新沂市)指挥。当时，我华东主力聚集临沂地区休整。蒋介石和陈诚判断我军在放弃华中首府两淮后，必将固守山东首府临沂。于是迅速拟定了与华东我军举行“鲁南会战”的计划：集中23个整编师53个旅，共31万余人的兵力，南北对进，企图压迫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举行决战，一战而结束华东战事。

该“鲁南会战”计划的要点是：以11个整编师共29个旅的兵力，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南线由整编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共20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陇海路东段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由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第12、第46、第73军共9个师为辅助突击集团，沿淄川、博山、明水(今章丘)之线南下策应，企图乘虚袭击华东我军后方莱芜、新泰、蒙阴地区，实行南北夹击。同时，蒋介石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整编27军军长王敬久指挥第5军和3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以阻绝我华野主力西撤和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东援。至此，国民党军“五大主力”部队除新1军、新6军调入东北战场外，其余3个：整编11师、整编74师(在南线欧震集团中)和第5军(在西线王敬久集团中)均已调来或准备用于华东战场，可见蒋介石在此次会战中是下了血本的。陈诚还声称：“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⑾

1947年1月31日，南线敌欧震集团兵分三路开始北犯，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鲁南会战”由此展开：左路以“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11师为中锋，含整编59师、64师共8个旅，沿沂河西岸北犯；中路以另一“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为主，含整编83师及第7军共7个旅，沿沂河、沭河之间的炎城、华埠向北攻击；右路为整编25师、65师及67师共6个旅，沿沭河以东向北攻击。三路人马浩浩荡荡，逐渐向我临沂一线攻击前进。

当时，敌南线集团总兵力有50多个团，加上北线集团共有63个团，用于山东作战。而华东我军也集中了近60个团的兵力迎敌，敌我兵力对比相当。但国民党军在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上占有很大优势，此时华东我军若使用主力与敌决战，显然没有决胜的把握。于是，“集中兵力打敌一部”的传统打法，成了我军的首选方案。据此，华野首长制定了一个集中约50个团打敌南线右路的初步方案，于1月26日上报中央军委。次日，军委回电批准这一方案，并指出：“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⑿

1月31日，正当国民党军展开“鲁南会战”的当日，*中央忽然获息蒋介石企图在3月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前击败我军的情报，当即指示华东我军“似宜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后方机关须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须准备万一失去。”“总之，此次蒋军孤注一掷，我军必须有全盘计划，准备以连续作战歼灭其10个旅左右，便可彻底打破其进攻，而这是完全有把握的。”⒀随后，毛泽东、中央军委又就华东我军作战问题连电指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精神：(一)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要等到敌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地点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三)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每次歼敌数量不宜求多求大，最好是3个旅，以确保既能速决又能全歼；(四)不求急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避免做被动的固守决战，完全立于主动的进攻地位。⒁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6）

从以上几点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在部署鲁南作战时，已较四平保卫战时有了很大发展。比较这两次作战，有两点极其相似。

(一)战役关系全局很大，受制于政治因素比较突出。四平作战直接受当时国共东北和谈的影响，蒋介石企图在东北停战之前击败我军，并进占长春等地。此次鲁南作战也直接受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的影响，因为此次会议将讨论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协议的执行情况，蒋介石在鲁南地区孤注一掷，企图在会议之前击败我华东主力。

(二)蒋介石在这两次作战中，均摆出了决战的姿态。四平作战中，蒋介石投入了“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企图在四平地区与东北我军决战；此次鲁南会战，蒋介石、陈诚更加寄于厚望，将“五大主力”中的三支主力全部投入山东战场，企图一战解决华东问题。

然而，我军在部署这两次作战时却完全不同。四平作战时，毛泽东多次拒绝*等东北将领关于应主动放弃四平，避免作被动的固守决战，而应取积极的主动进攻姿态，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等建议，坚决要求东北我军“死守四平，以利和谈”，等待东北全面停战的到来。此次鲁南作战，“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思想，已为全军高级将领和毛泽东、中央军委普遍接受，军委明确指示华野首长：一切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而不是固守临沂，则此次作战我军必能胜利。

中央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目的是要华东我军实行大踏步的进退，诱敌深入至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时，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路或一部。至于究竟以打哪一路敌军为有利，则要求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实际和当面敌情“按实情决定”。这样，就给了战场指挥员很大的机动权力和部署战役的灵活性。

陈毅、粟裕等华野首长在制定“先打南线敌人右路”的初步方案时，是做好了保卫华东首府临沂的准备的，并把保卫临沂作为这一方案的前题。中央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方针性指示，使华野首长顿时开阔了思路。一贯思路敏捷的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首先提出了“舍南取北”的设想：既然敌南线欧震集团重兵密集，我军多次调动、分割敌人均无战机可寻，而北线李仙洲集团孤军深入，威胁我后方安全，何不改变原定作战计划，置南线敌重兵集团于不顾，而以主力迅速北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北线之敌。

陈毅，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在我军高级将领中，素以文武全才的儒将风度而著称。早在南昌起义后，陈毅就和朱德一起率领一支起义队伍转战粤、赣、湘地区，粟裕当时就在陈毅任党代表（相当于团政委）的第73团担任5连指导员。从那以后，粟裕长期在陈毅的领导下工作和战斗。抗日战争中，陈毅任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时，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后来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时，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他们共同指挥了黄桥决战、车桥战役等作战行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战斗生涯中，陈毅以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善于把握全局、善于协调各方力量的优长，赢得了包括粟裕在内的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党政人员以及中间派人士的尊敬，陈毅在他领导下的华东军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7）

陈毅对经常担任其副职的粟裕的指挥才能非常欣赏和高度信任，也经常创造条件和机会让粟裕去锻炼和成长。在我军连连获胜，所向披靡的时候，陈毅曾对记者们发表讲话说：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战愈胜，愈打愈妙”。后来，“七月分兵”后华野连续几仗未能打好，陈毅又电告中央，主动承担责任，并诚恳写道：“我党20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陈毅、粟裕在几十年的革命战斗生涯中，结成了无限深厚的战斗友谊。陈毅能知人善任，爱才重才，不愧为德高望重的战区统帅；粟裕智勇又全，年轻有为，不愧为我军不可多得的将才。在他俩和华东其他将领的领导下，陈粟大军愈战愈强，仗愈打愈大，成为我军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

粟裕在对陈毅“舍南取北”战略设想进行深入具体分析后，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于2月5日急电报中央军委。次日，军委复电批准了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的作战方案，并指示：“为使王耀武放手南进，我渤海区应停止攻击”⒂。

2月6日，华野第2纵队发起“讨郝战斗”⒃。至7日黄昏结束，我军全歼叛军郝鹏举总部及其2个师，生擒一贯投机取巧的郝鹏举。

2月10日，陈毅、粟裕下达了华野全军主力北上作战的行军命令。为了达成战役突然性，陈粟作了“示形于南，击敌于北”的部署：留2纵、3纵伪装华野全军，由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在临沂以南地区实施宽正面防御，以迷惑敌人；1纵、4纵、6纵、7纵迅速隐蔽北上，会同原在北线的8纵、9纵、10纵，集结于莱芜以西、蒙阴东北等地一线待机。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企图，粟裕还借用了三十六计之一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古老计谋：令一部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佯作西进与刘邓野战军会合的模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计谋还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陈毅“舍南取北”设想的提出，预示了蒋介石和陈诚“鲁南会战”计划的破产，粟裕对这一设想的具体部署和实施，则促成了莱芜战役的胜利和敌“鲁南会战”的彻底破产。

莱芜战役及其战略意义

华野我军主力北上后，2月15日，南线之敌进占临沂，并大肆吹嘘“歼灭*16个旅”的重大“胜利”。当晚，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发觉有*经费县向西北运动，同时又得知南线欧震集团未经激烈战斗即进入临沂。于是，性格大胆果断、用兵谨慎的王耀武即判断华东主力有改变作战方向的可能。因顾虑其所部李仙洲集团有被围歼的危险，王耀武当即自行决定，令已前出至颜庄、新泰的46军和73军于16日后撤至莱芜。

敌情的这一突然变化，使当时华野很多将领担心抓不住敌人，因而纷纷要求提前出击，至少可以歼敌后尾。粟裕沉着冷静，坚持我军主力完成集结之前，决不过早惊动敌人的原定决心，没有采纳“提前出击”的建议。这时，我军在运河上架桥和在黄河边筹集渡船的举措，加上敌南线部队在临沂“歼灭*16个旅”的“成绩”，使蒋介石和陈诚误以为华东我军企图渡黄河西逃。于是，严令李仙洲再度南进，以免破坏了“鲁南会战”的全盘计划。2月17日，李仙洲部奉命重新进占颜庄、新泰。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8）

2月19日，发生了戏剧性的两件事。

这天，蒋介石在南京“军官训练团”作《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的演说。称：“现在关内的匪军约可分为五部，此五部中，以陈毅一部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但自国军收复苏北攻克临沂以后，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⒄

然而就在此时，我华东野战军主力陆续集结于莱芜地区，并对李仙洲集团完成了战役包围。王耀武判明我军真实企图后，急令进驻颜庄的46军和进驻新泰的73军主力迅速向莱芜收缩，并令73军之77师自博山南下至莱芜归建。

2月20日中午，当敌77师进至博山西南之和庄，不动(地名)地区时，我军在该地设伏的8纵、9纵主力在8纵司令员王建安的指挥下，立即发起攻击。战至次日晨，全歼该敌。当日晚，我军对李仙洲集团发起全线进攻。至22日，宋时伦指挥的10纵(附独立师)攻占锦阳关，构成了阻击明水方向援敌的对外正面。许世友指挥的9纵位于博山以北，准备阻击张店方向可能来援之敌。王必成的6纵以主力围攻莱芜以北交通咽喉吐丝口，另以1个师在吐丝口南担任对莱芜方向的堵击。1纵、4纵、7纵、8纵逐步紧缩对莱、颜之敌的包围圈，但由于4纵和7纵在运动时路线交叉，耽误了时间，未能切断敌46军的退路，致使该敌退入莱芜城与73军主力会合。我原定将该两军分割歼灭于莱、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

陈、粟判断，敌46军、73军2个军集结莱芜后，有固守待援或向北突围两种可能。于是重新调整部署，以1纵、7纵，并调南线的2纵主力北上组成左路军，由1纵司令员叶飞指挥，负责歼灭莱口线(不含)以西之敌；以4纵、8纵为右路军，统归8纵司令员王建安指挥，负责解决莱口线以东之敌。

2月22日，王耀武令李仙洲迅速向北突围。次日晨，与我党建立了联系的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遵照陈毅指示，毅然放弃指挥，脱离部队。这一突发情况立即增加了突围敌军的混乱。敌先头部队进至吐丝口以南时遭我6纵顽强阻击。中午，敌后尾部队撤离莱芜城时立即被我4纵切断后路。随后，我军对该敌发起总攻，战至17时，敌大部被歼，李仙洲被俘，73军军长韩浚率千余人，会同吐丝口守敌12军之36师残部向博山逃窜，被我担任阻援的9纵歼灭于博山以南地区，韩浚也被俘虏。

莱芜之战，仅持续3天，我军以8800人的伤亡代价，歼敌1个绥靖区前进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计万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打乱了蒋介石进攻山东的部署。

从1月31日南线敌军开始北犯，至2月23日我军在莱芜获胜，24天内，我华野部队通过示形于南，造势于西，击敌于北等战役行动，变敌军企图于临沂附近与我主力举行“鲁南会战”，为我军主力于莱芜地区歼灭北线李仙洲集团的战役作战，使我军以一个方向上的战役胜利打破了敌人于一个战区举行“会战”的企图。我军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莱芜战役，是华中和山东两支野战军实现完全合并，组建新的华东野战军后，由战区前沿转入纵深腹地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战役中，敌我双方统帅部和战区指挥员都尽力投入了各自可能集中的最大兵力。这次战役，我军舍南取北，出敌意料，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故能速战速决。战役后，我军乘胜扩张战果，几天内控制胶济铁路250多公里，解放县城13座和几十个重镇，使鲁中、渤海、胶东、滨海4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战后，敌徐州绥靖公署被撤销，薛岳被免职，实际上成了陈诚和蒋介石的替罪羊。从这以后，薛岳虽也担任过其它一些职务，但再无任何战绩。随后，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陆军总部移驻徐州，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署所辖部队。

第四章 从鲁南到莱芜的战略性转变（9）

莱芜战役及全国其它各个战场的一系列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势。到1947年2月底，经8个月作战，我军以105座城市的暂时放弃，换取了歼敌66个旅71万人的战果。使敌军用于第一线作战的机动兵力，由原来的117个旅减为85个旅，这一变化及新的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的战略方针，而改取集中兵力对我解放区的两翼陕北和山东战场实施重点进攻。

莱芜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在大敌当前、逼我决战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在国民党统帅部精心策划和实施“鲁南会战”过程中，陈毅、粟裕以沉着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敌人进攻部署中的薄弱环节，并果断地以隐蔽而快捷的战场机动和强有力的战役突击，“示形于南，击敌于北”，一举打破了蒋介石企图逼我华野主力于临沂地区举行决战的计划。莱芜战役本身并不具有某种“决定性”，但它是华东野战军巧妙避免与强敌举行战略性决战的成功范例。

注 释：

⑴ 《粟裕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403页。

⑵ 《华中山东野战军集中作战的建议》(1946年9月20日)，《粟裕军事文集》，第282页。

⑶ 参见《粟裕军事文集》第285页，注释(3)。

⑷ 《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00页。

⑸ 《粟裕战争*》，第406至407页。

⑹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25页。

⑺ 《粟裕战争*》，第407页。

⑻ 《粟裕战争*》，第411页。

⑼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81页。枣峄台，指山东枣庄、峄县(今峄城)和台儿庄，今均属枣庄市。

⑽ 《鲁南首战以歼敌二十六师为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91页。

⑾ 《粟裕战争*》，第455页。

⑿ 《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641页。

⒀ 《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649页。

⒁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651页。

⒂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658页。

⒃ 指*郝鹏举的战斗。国民党军第42集团军总司令郝鹏举，在抗日战争中曾率部投降日军，任汪伪军第1集团军参谋长、徐州绥署绥靖主任、淮海省保安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郝部被国民党收编为第6路军，任总司令，率部参与对鲁南解放区的进攻。1946年1月，在山东野战军主力举行的津浦路徐济段战役中，郝迫于军事形势压力，率部起义，改编为华中*联军。一年后，在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郝又于1947年1月27日率部叛变，再次被蒋介石收编为第42集团军，位于鲁南白塔埠地区，担任进攻临沂的国民党军南线欧震集团侧翼掩护。

⒄ 黄佳伦编著：《战略防御中的精彩篇章》，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