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南京总统府：旧去的时代

- 鸭绿江：战争后的战争

- 一江山岛之战

- 山西长治：农业合作化之始

- 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

- 大庆：能源之渴

- 第一汽车制造厂：共和国的车轮

- 罗布泊：核之地

- 北大荒：“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 凤阳小岗：变革之声（1）

- 凤阳小岗：变革之声（2）

- 凤阳小岗：变革之声（3）

- 中英街起落

- 汉正街：天下第一街变迁

- 白天鹅酒店

- 上海新天地

- 保卫平遥

- 798：从工厂到艺术区

南京总统府：旧去的时代

在1949年发生了众多变动的诸多地方中，南京总统府由于它的特殊地位而具有了标志性意义：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古称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的南京总统府更是见证了整个近代史的发展。南京总统府所在地曾经是明朝的归德侯府和汉王府；是清朝的江宁织造署、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和康熙、乾隆下江南的行宫；是太平天国政权的“天王府”。1912年孙中山在此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且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此后，南京总统府成为国民党的圣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在此办公。1937年南京沦陷日军之手，国民党政府西避重庆，1946年又重新“还都”南京。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行宪国大”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后，这一办公地点改称总统府。1949年南京总统府被渡江而过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因为南京总统府作为国民政府办公地点的特殊意义，它成为此后60年的一个发端地标。一个旧的时代被埋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他们在凌晨时分进入南京，在曙光来临之前的夜幕下穿行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设想中的激烈战役后来并未打响。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来到了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总统府。

三扇大铁门紧闭着。但抵达的战士们发现，铁门仅仅是用插销插着而已，并没有上锁。失败者或许和胜利者一样急切，对于他们而言，命运的叩门声随时会传入双耳，占领者的到来正像日出一样不可避免，只是无法确切知道他们何时来临。焦急的等待让人备受煎熬。所以，不难解释，当占领者来到总统府的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了反应，很快，就出来了两三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打开”，管玉泉回忆说。

那是1949年4月23日，28岁的山东小伙子管玉泉率领着部队进入南京，直抵总统府。他担任营长的三野第七兵团35军第104师312团3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渡江战役的先遣部队。

涌入总统府的年轻军人们迅速占领了这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庞大建筑。它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明朝时期是王爷的府邸，居住其中的帝王后裔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后来的权力削弱和来自兄弟的威胁。满清入关建立新王朝后，它被当做两江总督和江宁织造署的办公场所，担任过两江总督这一显赫职务的清末名臣们都曾经生活在这里，从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到左宗棠、张之洞，他们在这里目睹了一个帝国无可避免的衰落，而自己忝为人臣，忧心忡忡，却回天无力。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将它扩建为天王的宫殿。这位出生在中国广西一个偏僻山村的落举秀才，在南京建立了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农民起义政权，但在这座辉煌的宫殿中，却上演了与北京紫禁城相比毫不逊色的钩心斗角，高高在上的“天王”没有耐心等待命运的叩门声，重病身亡，留下他的儿子在骁勇善战的忠王掩护下突围。1912年1月1日，匆匆从日本赶回的孙中山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这里成为中国新的中心。但即使是孙中山也没能挽留行政和军事重心的北移，在权力争斗方面，相对于在北京城内的技术官僚和军事野心家袁世凯，孙中山仍然是一名初学者。但是他挑选的继承人蒋介石实现了他的部分梦想，在袁世凯身故之后的军阀争斗中脱颖而出，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自己则成为中华民国军事和行政上的最高领袖。南京总统府也因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同长江路292号的历任主人不同，蒋介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他和他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亡国的威胁。

1937年日军攻占了南京。在日本人眼中，这是蒋介石对抗日本帝国军队所要付出的代价，他要承受被驱逐出自己的首都的耻辱。而南京长江路292号的这所房子，则先后成为日军团部和伪政府的所在地。不过，接下来发生在南京的事情让整个人类文明都为之蒙羞。直到今天，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学家，仍然在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争论不休。当英国作家西蒙&#8226;温切斯特沿着长江旅行，来到南京时，他为这座城市的忧伤而震惊，甚至觉得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表现得像一座无根之城。他的朋友解释说：“你知道，南京就像你们的爱尔兰城，唯有历史。它表面看起来焕然一新，有酒店、商铺还有漂亮女孩，像香港，可是如果你在这里长留，你会发现它们在根上就不同。这里的人们似乎都被这座城市的过去所困。它那些悲惨的过去，让这座城市比其他地方更忧伤。”在每个纪念日，总有人眼角含着泪水，嘴里说着应当惩罚那些伤害这座城市的人。这是大多数外国游客所看到的情景。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将他的政府迁入了中国广阔的腹地。他在重庆成立了临时政府，继续顽强地抵抗来自邻国的侵略。而他之前的同事，国民党的另一位元老汪精卫进入了他在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政府府邸，在日军的支持下成立了傀儡政权。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那位崇拜曾国藩、信仰基督教，从一介平民成为大国领袖，不是身穿戎装就是衣着中式长袍的浙江将军才回到这里，继续领导他的政府和军队。

中国已经发生变化。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国内局面。他不再需要运用自己灵活的手腕去安抚、拉拢或者打压那些不可一世的地方诸侯们。经过漫长的战争，这些军阀的实力多半已经损耗殆尽，但是新生力量却已经成长得强劲无比。

与此同时，尽管蒋介石成功地赢得了美国的支持，甚至迫使罗斯福总统将同自己意见不合的杰出将领史迪威将军调回美国，但是二战也让中国的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苏联在军事上更加强大。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为了寻求政治合法性，召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联合各党派共同制定宪法，但他们又违背政协决议，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断然拒绝参加。1946年年底，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强行召开国民大会，出台《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年底，完成国民代表普选；1948年5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总统。在所有这些政治手腕进行期间，使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各地同共产党军队兵戎相见。

当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之后，长江路292号正式改称总统府。在1948年5月20日的正副总统就职大典上，身着中式马褂的蒋介石和一身戎装上挂满勋章的李宗仁志得意满地踩着红地毯步入总统府礼堂，在画像上国父孙中山的注视下，对政府官员和国民代表发表就职感言。虽然蒋介石毫无悬念地出任了总统，但在副总统职务上的竞争却表现出国民党内部的不合，旧时军阀分庭抗礼的阴影仍然盘踞在总统府上空。李宗仁后来对他的口述自传记录者唐德刚抱怨说，蒋介石耍手腕让他穿军装，这使得走在蒋介石身后一步半距离的李宗仁看上去像是总统的侍从官，而不是副总统。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这种局面既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也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不停施压，尽管这种压力从来不能动摇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军队内深植的根基，但却促使他像在曾经的政治生涯中所做的那样，以退为进，将头衔和职务交卸给倒霉的继任者，自己冷眼旁观，并且等待时机重新出来收拾残局。

但是这次，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没能再回到他在长江路292号的办公室。在李宗仁谋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划江而治的谈判失败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长江天堑并没带给总统府太多的安全感，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

当他们进入总统府后，并未遇到任何形式的抵抗。留下来的十几名总统府卫兵也没有佩带枪械。解放军迅速转移到总统府的建筑顶端，将仍然在黎明的晨光中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降下，换成象征着革命胜利的红旗。后来，画家陈逸飞根据这幕场景创作了他的名作《攻占总统府》，画面上身着黄色军装的战士们奋力将鲜艳的红旗升上旗杆。

其实在当时，随军摄影记者邹健东已经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战士们在总统府门楼上列队，欢庆胜利，他想用这一幕来表示时代的变迁。的确，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10月1日才宣布成立，但在总统府降旗升旗的瞬间，政权的转换已经完成。毛泽东在听到占领南京的消息后，兴奋地写了一首诗。他知道，在那里，一个旧的时代已被埋葬。

鸭绿江：战争后的战争

鸭绿江的名称来自满语Yalu Ula，意为“边界之江”。它是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的界河，吉林省、辽宁省均和朝鲜隔河相望。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南麓，源头海拔2 300米，此后南流至朝鲜惠山，然后折向西北至吉林省临江，然后由西南注入朝鲜湾，进入黄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爆发的朝鲜战争（1950~1953）中，鸭绿江成为举国皆知的一个地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这条界河，参与国内战争之后的第一次战争。而这场战争关系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新生的国家要证明自己并不脆弱；同时它还标志着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抗，有着极为深远的国际影响。中国、朝鲜和美国，这三国的关系直到今日仍然牵动人心。

“我曾在一个资料电影中看到过鸭绿江，但是现在，当我从近处看时，我发现它跟我想象中的不同。它没我想得那么宽，却要汹涌澎湃得多。它浪花四溅，充满旋涡，水的颜色微微泛绿。一个在街上卖五香南瓜子的老人告诉我，夏天的鸭绿江经常泛滥成灾，冲走岸上的庄稼、苹果树、房屋，有时泛滥的江水还会淹死牲畜和人。”在他2005年出版的小说《战争垃圾》中，作家哈金这样写道。

1985年离开中国前往波士顿的哈金如今是波士顿大学一名英语教授，是尚在人世的最杰出的华裔作家之一。《战争垃圾》描述的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官员如何亲身经历朝鲜战争，被俘之后，又如何经历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在小说中，当这个名叫俞元的年轻人随着部队来到丹东，准备跨过鸭绿江时，他在高处的营地仔细观察这条后来在歌谣中出现的大江。

1909年和1940年，鸭绿江上分别建起两座跨江大桥，连接了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第一座桥在1950年朝鲜战争中，被美军飞机炸毁。如今，如果得到允许，人们仍然可以沿着第二座长940米的大桥，办理相关手续后，乘坐火车或汽车，来往于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之间。

这条河水浅绿的江后来进入歌谣，是因为它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卷入的最大一场国际武装冲突的标志性地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进，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国际歌》、《社会主义好》、《南泥湾》、《红色娘子军军歌》等一起，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传唱甚广的红色歌曲。

当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慷慨激昂的年轻人志愿加入了这场抗击帝国主义的战争。荣誉感、民族自豪感支持和激励着人们，或者参军，或者出钱出物，支持一场发生在他乡异域的战争。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之外，同样传诵一时的，还有作家魏巍描写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杰出表现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最可爱的人”这个词组流行一时，专用来描述军人，一直沿用到60年后的今天。在朝鲜战争中表现杰出的军人后来受到举国人民的尊敬，比如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还有为了不暴露隐蔽目标、身上被燃烧弹引燃但仍然一动不动的邱少云。他们的英雄事迹被写入小学和中学的课文，表现一些著名战役如上甘岭战役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应接不暇。

这场战争给了中国人极大的自信。如果说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次内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仅仅是同使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拼杀，那么，在朝鲜战争中，则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短兵相接，直接对抗。要知道，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缔造了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军事实力在实战中得到提升，它们拥有一整套完善的战争机器，以及大量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美国正是其中之一。而在描述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时，人们总会使用一个形容词：一穷二白。长时间的战争已经把这个国家拖累得疲惫不堪。因此，决定参加这场战争，对于新中国而言，需要极大的勇气。而能够获得胜利自然极大地激发了一个长期处于内乱的国家的信心。毛泽东的“所有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又一次得到验证。

但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却异常诡秘。美国最著名的记者和非虚构作家之一戴维&#8226;哈伯斯塔姆在2007年出版了描述朝鲜战争的《最冷的冬天》。在这本书中，哈伯斯塔姆说：“朝鲜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对于美国人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足以让所有人都对一场新的战争心有余悸。对于大部分观察家而言，美国的真正挑战仍然在欧洲。他们正同苏联人在柏林陷入一场危险的对峙。

朝鲜战争在美国国内几乎被遗忘，没有人愿意或者有兴趣重新提起。在哈伯斯塔姆写作《最冷的冬天》期间，他曾经有一次无意中走进佛罗里达州的Key West图书馆。他发现，书架上有88本书是描述越南战争的——其中包括哈伯斯塔姆本人的经典名作《出类拔萃之辈》，但却只有4本书是关于朝鲜战争的。

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们苦涩地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濒于被遗忘。擅长制作大场面战争电影的美国人，视角大都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越南战争，而没有人将目光对准朝鲜战争。安登&#8226;罗雷，一位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在中国战俘营度过两年半岁月的年轻机械师注意到，从2001年到2002年，美国制作了三部著名的战争影视作品，《珍珠港》、《风行者》和《士兵宣言》，没有一部是关于朝鲜战争的。

哈伯斯塔姆对此的解释是，其中一个原因是，朝鲜战争没有扩大为让很多国家卷入的大战，也不像越南战争那样引起了美国自身的疼痛；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朝鲜战争发生的年代，电视媒体还不发达。朝鲜战争对美国国内而言，是一场“黑白的战争”，报纸上的黑白印刷体远不如后来历次战争时电视上鲜艳的画面那样震撼。

但这场战争却持续了3年，超过33 000名美国士兵阵亡，105 000名士兵受伤；415 000名韩国士兵阵亡，429 000人受伤。这是哈伯斯塔姆给出的数据。他没能列出朝鲜和中国士兵的伤亡情况，也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至少，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他的儿子。

这场战争的另外几个主角是韩国政治领导人李承晚、朝鲜领导者金日成，以及自大的军事天才道格拉斯&#8226;麦克阿瑟将军。在战争之前，李承晚和金日成各自相信，如果不是他们各自的盟友美国和苏联过于约束他们，他们早已经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正像李承晚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击败北部对手一样，金日成开始时亦相信自己根本无须向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和她的领袖毛泽东求援。而麦克阿瑟当时则正忙于在日本重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并且试图恢复它的经济。

战争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短期而言，在中国国内，在抗美援朝中发现的一些商人的不轨行为，让共产党下定决心整肃这些不法商人。长期而言，它使朝鲜和韩国分裂至今。而且，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拥有核武器和集权政治的朝鲜，至今仍是一个潜在的火药桶。这种情况，又随着鸭绿江对岸的中国的日益强大而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可以劝说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但是中国的反应同样也让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时，需要考虑如何避免陷入大国之间的争执。

鸭绿江绝不是一条温情脉脉的河流。

一江山岛之战

1955年的一江山岛登陆之战在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国军队现代化作战上都有标志性意义。一江山岛位于浙江海门椒江口台州湾东南方，南距大陈岛11公里，北距头门山岛8公里，东北距高岛12公里，西南距琅机山20公里，西北距海门35公里，分南江和北江两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占据台湾的国民党认为，大陈岛是“台湾的北大门”，而一江山岛则是“北大门的门闩”。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以海岛作为跳板骚扰大陆沿海地段，同时也由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迫切想要解决的领土问题，中国军队在1955年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是针对台湾问题的最卓有成效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采用海陆空协同作战的方式。一江山岛战役后，国民党的浙东岛屿防御体系遭到破坏，而且军队从大陈岛不战而撤，随后，美国加强了协防台湾。它是理解今日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之地。

1955年1月17日晚，张爱萍几乎一整夜没合眼。

从3年前他被调任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开始，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就在谋划攻打台湾海峡大陈列岛之事。由于朝鲜战争牵涉大量兵力，中国不宜再开始一场新的攻坚战，另外，攻打大陈列岛必定会涉及美国的反应和态度，所以计划一推再推。

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在张爱萍到任之前，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就已经开始利用华东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空袭和登陆骚扰大陆沿海地区。蒋介石的空军仅仅在1950年就曾经多次轰炸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张爱萍到任之前不久，1952年1月28日，金门的国民党军队登陆湄州岛，抓走居民300多人。

42岁的新任华东战区参谋长张爱萍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登岛作战，“单纯防范不是办法，要坚决夺占沿海敌占岛屿，把他们赶到海峡的另一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后来回忆时说。

在国民党针对大陆的海峡部署中，最关键的两个犄角是，北边正对着浙江的大陈列岛，以及南面正对着福建的金门岛。

抢过海峡，登陆小岛，攻占它并占有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28军攻打金门，结果由于轻敌和准备不足，登陆部队3个多团9 000多人全军覆没。第10兵团司令，同样身经百战的叶飞总结说，最重要的教训是国民党军队有完备的海军和空军，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在空中没有空军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持。跨过海峡登陆作战，不仅仅需要陆军的攻坚，更需要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作战。而张爱萍本人，正是新中国第一支人民海军部队的组建者。

在大陈列岛的登陆作战方案中，究竟先攻取哪个岛，也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大陈岛是整个大陈列岛台方攻防体系的核心，如果攻下大陈岛，其他岛屿自然唾手可得，但是大陈岛防御完备，而且距离大陆又远，解放军难以形成对登陆军队的有效支持。

作为大陈列岛门户的一江山岛成为最理想的选择。当时的台湾“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曾经说，“一江不保，大陈难守”。距离大陆较近的一江山岛又在大陆岸炮的火力攻击范围内。因此，一举夺取一江山岛，从而造成威胁，进而进攻大陈，成为作战方案的最佳选择。

为了选择登陆地点，张爱萍对着航拍照片一张一张翻来覆去地看，最终选择了西北角的两个突出地段。

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选择。一旦时间确定，也就确定了攻打一江山岛，从而攻占整个大陈列岛的方案。但是在台湾海峡的任何一场军事行动都相当于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举动都需要考虑到美国的反应。没有人希望引发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尽管它们已经隐秘地在朝鲜战争中掰过手腕。

首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请示过毛泽东之后，对华东军区和张爱萍的答复是：关于发动一江山岛登陆战时间的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张爱萍和华东军区选择的时间是1955年1月18日，根据收集到的20多年的气象资料，1月17日、18日、19日的风、浪、潮汐都适宜海空作战，在1月19日后天气可能转坏。因此建议在17日做好一切准备，18日发起攻击，19日结束战斗。

但是总参谋部仍然建议推迟攻击。张爱萍情急之下直接打电话给总参部副总参谋长陈赓。陈赓问张爱萍：“你有绝对把握吗？”

张爱萍回答说：“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个字不好说。”

陈赓和总参部总参谋长粟裕于是迅速报告给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彭德怀，彭德怀对毛泽东报告了华东军区建议在1月18日登陆攻打一江山岛。毛泽东征询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意见之后，授权彭德怀下决定。彭德怀当即表示，要“相信前线指挥员”，“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可是去视察海岸前线的张爱萍内心却忐忑不安。一路上狂风呼啸，16号晚上集结起来准备参与作?的船只在风浪中摇晃，互相碰撞。一直到17号晚上，海上风仍然很大。张爱萍半夜打电话到空军气象科问天气情况，气象科的回答是，这是短时大风，即将结束。

“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张爱萍回忆说。

他是要跑到外面去看天气，看还有没有风。

当天的天气预报说：1955年1月18日，大陈岛海域云量0~3，云高3 500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3~4米/秒，能见度10公里以上。

登陆战从早上8点整开始，飞机轰鸣着开始了第一次空中袭击。彭德怀说：“告诉张爱萍，给我杀鸡用牛刀！”

中午时分，炮兵群开始炮击一江山岛，几乎同时，登陆部队乘坐的船只起航。接下来，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对一江山岛进行轮番的火力攻击。直到下午3时，步兵两个团在海军、空军的配合下全部登陆，然后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

攻占一江山岛迅速引发了台湾和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军在菲律宾、台湾海峡和日本的三支舰队迅速向大陈岛集结，美军第7舰队司令普莱德说：“目前对大陈岛的任何进攻，都将被美国解释为干涉第7舰队的任务。这种干涉可能遭到美国方面的报复。”

但是在私底下，美方鼓励台湾军方从大陈岛撤出，国务卿杜勒斯打电话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请求苏方出面缓和中方的攻击态势。

而国民党方面则由蒋经国亲自到大陈岛组织名为“金刚计划”的撤退行动。9天之内，台方从大陈岛上撤走全部军民33 000多人，由美国提供运载舰船。

2月12日，大陆军队登陆大陈岛。随后几天内，大陈列岛全部被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一役，得到了大陈岛不战而胜的效果，这可能也是彭德怀让张爱萍杀鸡用牛刀想要取得的结果。

后来有人形容一江山岛战役为“中国的诺曼底登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第一场，可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场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攻克一个海上岛屿的战争。

登陆一江山岛的战役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宣扬。但是这场战役的意义却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热烈议论。毫无疑问，它首先换来了台湾海峡的宁静，至少是表面上的宁静。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无休止的侵扰随着大陈列岛被逐个攻占而停止。它也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之后开始建设的空军和海军的攻击能力，以及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海峡的军事主动权开始转移到大陆一方，台湾和大陆进入相峙阶段。大陆忌惮于美国的卷入而慎重考虑军事攻击台湾，相对于一江山岛而言，那是一个庞大得多的三军协同作战计划；而台方也开始收敛，不再频频进犯大陆沿海地区。

此后，虽然在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炮击金门，但是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交锋。而台湾海峡虽然数次陷入危机，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最终都获得解决。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有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危险，让所有身临其境者都持谨慎的态度。

在《经济学人》前任主编比尔&#8226;艾默特于2008年出版的论述中国、日本、印度三国关系和竞争的《对手：中印日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塑造今后的十年》中，艾默特列举了亚洲可能引爆大规模对抗行为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台湾海峡。但是艾默特认为台湾海峡引爆危机的可能性要小于朝鲜和巴基斯坦，因为在台海可能发生的危机中，中国、美国以及中国台湾方面都会慎重地考虑各方得失和可能的后果。毕竟，这一地区的问题已经悬留了如此长的时间，三方都知道它的严重后果，也曾经无数次考虑过危机发生后该如何应对；而且，在过去的漫长的时间里，为了能在危机发生时讨论出合适的应对方法，他们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

一江山岛战役，因此有可能成为台湾海峡最后的战役。当然，这是最幸运的一个结果。

山西长治：农业合作化之始

1951年在长治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试验，让这个地方成为中国农村系列变革的第一环。长治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东倚太行，与河北、河南两省为邻；西屏太岳，与临汾接壤；北交晋中；南连晋城。长治也是山西著名的米粮产地。在由“土改分田”到“土地集体所有”这个土地制度的流变过程中，长治是重要的地标。在之前的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和“耕者有其田”的措施在农村赢得支持。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什么改变了这种农民个人拥有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方式？对于土地重新集中和农村重新出现贫富差距的担忧是其中一个答案。长治出现的农业合作化，正是这种流变的关键一环。

1951年，距离山西全省完成土改已经过了5年。

作为自己最早站稳脚跟的一块土地，中国共产党迅速在这里完成了土地改革。从1942年开始，山西老区开始施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到1946年为止，整个山西省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耕者有其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权变更，新崛起者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团结农民，让他们站在自己一边，共同反对旧有的政权。

但是分散之后的土地，总是会重新集中。当然，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这种土地集中并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土地私有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之后，土地高度集中，形成大地主和贫农的极端两极。

1951年的山西省委就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山西省委了解的情况是，农村这几年有两个新的现象出现：一个是农村阶级有所分化，有人卖地，有高利贷，一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方向发展；另一个是原来的长期互助组，特别是高级互助组，现在有些涣散，巩固不下来。”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中央农工部的杜润生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在写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说，有一些互助组得到了巩固，是因为搞了一些公积金和公共财产。赖若愚后来找到了当时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向王谦表示，长治是太行山革命老区，应该想办法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

“王谦做了调查研究后，认为可以把长期互助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农业社，一方面按劳分配，一方面允许土地入股分红。同时要积累一点公共财产，退社时不允许带走。农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许自己留一点，自种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体劳动，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财产和按劳分配，就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使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组织程度都能进一步提高。

“山西报告的另一个方面，是考虑如何在互助组织内部限制富农的问题，因为担心互助组会变成富农的‘庄园’。”杜润生回忆说。

在此之前，东北地区的领导人高岗也发现了相似的问题。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外一些农民则开始买地，并且雇用工人帮自己种地——这批人中间还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高岗的对策也是鼓励互助合作，同时在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来限制单干户。当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个问题后，刘少奇批示说：“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农村内部，土地私有和出现富农是这个阶段的正常事件。

但是王谦在长治的变革却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场大争论直接导致中国农村开始大规模推广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所有权开始从私人所有向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转变；它也导致了一些中共领导人个人命运的变迁，那些在这些争论中倾向于反对大规模推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从邓子恢、薄一波、彭德怀再到刘少奇。

王谦将他在长治建立合作社试点的经历写成报告，递给建议（或者说命令）他在长治想办法加强互助合作组织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赖若愚又根据王谦的报告向他的上级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报告。薄一波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山西和长治考察。工作组回来之后，对长治试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在华北局组织召开的华北五省互助合作会议上，华北局劝说山西省委修改他们的意见，以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领导认为，长治试验“利用农业社动摇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总精神”。而来自山西的代表，包括长治试验的施行者王谦在内，极力维护山西省委的意见。

薄一波和他的副手华北局副书记刘澜涛，将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争论报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给出的批示类似于他对华北局的回复：农村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并不可怕，提出用合作社动摇私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杜润生的回忆，刘少奇还提到，“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以后，才可以考虑社会主义问题。“因为当时的设想是先国家工业化，后农业集体化。”

但毛泽东却表示支持山西省委?长治试验，“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当前针对长治试验和农业合作化所产生的争论。

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毛泽东建议大家去找一位熟悉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听取他的意见。找到的这位作家，正是“山药蛋派”的大师赵树理。赵树理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经典。

在会议上，“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和“笔杆子”陈伯达发生了争论。赵树理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认为，农民并不愿意参加合作社，甚至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赵树理一口山西话，福建人陈伯达听不懂。而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赵树理也听不懂。当赵树理的意见被人用陈伯达听得懂的语言告诉陈伯达时，他勃然大怒：“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

这种争论并没有解决问题。至少杜润生所在的中南局就仍然坚持将互助合作局限在“试办”的范围，“我们当时还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贫农是有不少困难，但不会由于有困难，就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杜润生说。

1953年1月杜润生和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出来，两个人互相交流对山西和长治试验的看法，杜润生的观点仍然是：“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对两极分化也估计过高，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当然，他也认为刘少奇指责长治试验为代表的合作化冲动是“空想社会主义”有些夸张。

赞同杜润生看法的邓子恢建议杜润生写一份报告给毛泽东。杜润生并未照办。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陈伯达提起时，陈伯达很不高兴，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

而在1953年的后期，天平已经开始向陈伯达和长治试验倾斜。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而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认为应该改变所有制的形式，消灭私有制，“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占领”。而占领农村阵地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化，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变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不赞成合作社，为私有经济说了好话而没有为合作社说好话的中共领导人，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包括刘少奇、薄一波、邓子恢和陈云。

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一些地区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村干部在街上摆两张桌子，分别代表两条道路，让群众选择，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杜润生回忆道。

邓子恢主持解散了一批强制成立的合作社，这被毛泽东批为“冒退”。1955年5月，决意加速合作化的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在7月3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邓子恢和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

可是当毛泽东在几天后（8月3日）找邓子恢谈话，希望加快合作化速度，将原定的100万合作社增加到130万时，双方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这种“大炮轰”就发生在1955年10月4日到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彭德怀和杜润生都做了检讨。

会后，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年10月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为325％，到了1956年3月比率达到803%，一个月之后达到903%，接下来，在1956年底，比率达到962%。除了西藏和有限几个牧区之外，全国实现了“合作化”。

长治试验引爆的结果最终就是如此。

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

由于第一个公社诞生于此，遂平成为1958年中国的明星之地。遂平县位于河南省南部，驻马店以北。总面积1 080平方公里，2000年之后总人口一直在50万左右。但是在考察中国60年农村问题流变时，这个小县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标，因为1958年在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公社的出现对此前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而言都意味着一场革命。1958年11月13日，毛泽东曾亲临遂平视察。公社的形式后来席卷全中国，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组织形式。直到后来小岗村的大包干，这种形式才被打破。

三角形的旗帜一片一片，在飘扬的旗帜下是拥挤的人群。天气仍然炎热，人们都穿着短裤和短袖衫或者背心。一些年轻的汉子们双手持着铜锣，相对而鸣。他们脚下是凹凸不平的土地。如果不去留意它的背景，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中国某个遥远的村庄的人们，在庆祝一个传统节日。人们脸上的笑容、手中的铜锣、舞动的姿势和飘扬的旗帜都表现出一种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没人知道他们所庆祝的事情最终将席卷整个中国，并且演变成一种针对他们自身的灾难。他们庆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后来，著名作家、记者凌志军在描述公社时说：“公社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

按照凌志军的记述，“公社”这个概念和这个名称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这列列车的乘客包括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几个政治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以及邓力群。 “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回忆说。

一到郑州火车站，刘少奇就让前来火车站见他们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回去试验这个想法。接下来，火车继续南行。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目的是去见毛泽东。

两周之后，毛泽东这样阐述他理想中的农村，它将由公社组成：“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还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吴芝圃的试验地是遂平，位于河南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或者也有可能，是遂平自身变成了历史的试验地。

遂平县的变化是将县里的四个乡合并到一起，成立一个大社，这个大社不但是经济联合体，还有武装和公安机构，它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卫星集体农庄”。

1958年5月，国务院分管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来到河南。谭震林也知道了刘少奇让吴芝圃在河南做试验的事情，他到河南的目的，就是要看吴芝圃的试验是否已经有了一些结果。于是，他看到了这个名叫“卫星”的大社。凌志军说，谭震林“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和巴黎公社差不多。

谭震林向有些困惑不解的农民们解释共产主义公社的前景，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一，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鸭、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在郑州的省委会议室中，谭震林还对既期待他的评价但又忐忑不安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说，卫星集体农庄，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级别要高。于是，对谭震林的汇报一结束，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们，马上打电话回去，让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晚把遂平县所有的集体农庄名字全部改为公社。于是，这个叫卫星集体农庄的大社就被改?为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李友久到遂平县调查。李友久虽然地位不如副总理谭震林显赫，但是以《红旗》杂志当时的地位，它的编辑也自然就站立于理论上的高地。而当时的理论对实践的影响是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们难以想象的。李友久对卫星公社的党委书记建议说，公社的名字中最好有一个地名。这里什么地方最有名？当然是嵖岈山。但是嵖岈山只是遂平县南的一个小村庄，公社不能建到那边。李友久说这没关系，公社可以建在其他地方，但是名字中带嵖岈山的地名。李友久又开导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这是谁的公社？”

公社书记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面应该加上人民两个字。”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就有了自己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卫星公社名不虚传，成立第一年就放出一颗“卫星”。6月夏收，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宣布自己达到了小麦亩产量3 821斤的高产。这条新闻被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媒体放大。

6月18日，《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韩楼大队小麦亩产高达3 821斤的高产量。

后来，人们发现，亩产3 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10 2109斤，除以29，将20亩地的产量算到29亩的头上，又每亩加了300斤，如此计算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会去想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高产。或者，按照农民的常识，基层的干部和农民不可能不知道遂平的这个数字存在谬误，这简直是在吹牛，是在欺骗党和毛主席。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刷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1 075公斤。3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1 197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1 332公斤；18日，2 206公斤；23日，2 3445公斤；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为2 5515公斤。到7月，纪录又连续4次被刷新，亩产高达4 400公斤。8月，由7 500公斤增至21 5375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6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60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纪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412 2625公斤。”凌志军记录道。

按照遂平县的计算方法，亩产3 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算做29亩的总产量，那么最高的一个数字，水稻亩产41万多公斤（注意，单位是公斤），是将多少土地的总产量算做一亩地的总产量？终于，由遂平县卫星公社开启的荒唐的试验，到了极端无理智和荒谬的地步。

此后许多年，人们也无法明白，理智何以丧失，常识何以被抛弃，而抛弃常识、丧失理智的人当中，很多人正是以坚持常识和理智闻名。

大庆：能源之渴

大庆油田在1959年的发现，结束了中国的油荒历史，也让大庆成为中国工业史上最知名的地点之一。大庆油田是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中国最大的油区，位于松辽平原中央部分。滨洲铁路横贯油田中部。大庆油田于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48个规模不等的油气田组成，面积约6 000平方公里。勘探范围主要包括东北和西北两大探区，共计14个盆地，登记探矿权面积23万平方公里。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连续25年5 000万吨以上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油田勘探开发成果与“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共同载入了中国科技发展史册。截至2000年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624亿吨，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40％以上；出口原油355亿吨，创汇4948亿美元，上缴各种资金3 24208亿元，承担原油价差4 190亿元。大庆油田对当时刚刚建国十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重大，因为它将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支持，同时也是中国人用以自我鼓舞的强心针。

这一天同他们一生中度过的其他日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模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已经在松嫩平原上奔波了许久。在后来大庆油田编撰的《大庆油田大事记》中，他们被记录为“32118”钻井队。他们来到这个名叫大同的小镇，开始钻井，寻找石油。

这不是19世纪的美国，人们在财富的驱使下，前往广阔的腹地，去探寻涌动在地下的黑金。这是1959年的中国，一个同样与众不同的国度，所有人的辛劳的付出都出于对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和对一个崭新国家未来的向往。离乡背井和日夜劳作并不能带给他们财富，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机构一层一层赋予他们的荣誉。只是在40年后已经没有人

能够记得清楚他们的面庞、他们曾经的荣耀与辛劳。但是，油出来了，而且，它随后牵动着更大的发现——这块平原上的小镇下是一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

发现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巨大喜悦。在一张据称拍摄于1959年9月26日发现油田现场的照片中，大概20个人站在平原的黑土地上合影。他们可能正是那支编号为“32118”的钻井队的人员和家属，每个人脸上都绽放出毫无伪装的笑容。男人们头上戴着厚厚的“火车头”帽，帽沿放下来可以长及脖颈，外面是军绿色布料，里面是绒毛，可以保护他们的头、耳朵和脖子免于中国东北的严寒。所有人身上都是厚重的冬装。他们中还有老人和小孩，最小的孩子是一个被抱在母亲怀里的小女孩。有人把戴着手套的手举过头顶鼓掌，脚下的黑土地上还有丛生的尚未被完全踩踏殆尽的草。

这并不是新中国寻找石油的第一次尝试。《大庆油田大事记》是从1958年开始记录的，它以邓小平的一个批示作为开端。1958年2月28日，邓小平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之后，说：“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虑……真正有希望的，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

之前中国一直处在对石油的渴望和自我怀疑中。这个大国已经开始了它自己的工业建设，而且这种仿照苏联方式开始的工业建设对能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而这个国家尽管具备丰厚的煤炭资源，但却被认为在石油方面相当贫瘠。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流行的地质理论认为，“由于油、气是远古时代海洋生物的尸体在高温高压下经过化学变化而生成的，所以大型油气田只能在远古时代曾是海洋的海相地层中找到，陆相地层则无油或贫油。”而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恰恰属于陆相地层，所以绝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的油气储量抱悲观看法。1949年之前，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也仅有14万吨。新政权的领袖不止一次表达了对石油的忧虑，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朱德则直白地说，没有石油，坦克、飞机还不如打狗棍。

在理论上支撑着所有人信心的是李四光和黄汲清。李四光是新中国的首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总喜欢称自己“对大地构造有些特殊看法”，他根据大地构造条件和沉积条件——也是石油生成的两个要素，为中国的石油勘探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当1953年底毛泽东邀请李四光就中国石油资源前景发表自己的看法时，李四光对在座的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等说，中国油气资源蕴藏量丰富。总理周恩来后来谈到石油问题时总说：“地质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黄汲清则是著名的“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者。

一步一步地接近石油让人激动。1959年2月11日（农历新年正月初四），在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的一次会议中，地质部和石油部讨论松辽平原上石油的勘探?开采。会议由何长工年仅10岁的女儿弹钢琴唱歌表示欢迎开始，然后何夫人送来点心，石油部部长余秋里跪在地上摊开的地图上，用他的右臂指着地图讲解，左臂空着的袖管垂在一边（余秋里左臂在战争中因伤被切除）。

等到1959年3月22日，人们已经确定之前圈定的松基1井没有石油流出。但是接下来的松基3井带来了好运，“7月初至7月20日，松基三井取芯，见到含砂油层，含油饱满，气味浓烈”，“9月26日，松基3井喷出工业油流，发现大庆油田”。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发现油田的日期也临近国庆，于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将油田所在地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以出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接下来，石油工业部将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定名为“大庆油田”。

不同于在大同镇钻探出石油的默默无闻的32118钻井队成员，王进喜鼎鼎大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可能不知道提出“陆相生油”，而在理论上支撑了大庆油田的发现的地质学家黄汲清，甚至不知道石油工业部的部长余秋里，但是一定知道王进喜。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让大庆和王进喜闻名全中国，“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而且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可作参考”，王进喜则是大庆油田的杰出代表。5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庆和大寨开始并列成为社会主义重工业和农业的样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王进喜和陈永贵则成为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和人民明星。

在去大庆之前，王进喜已经是一名受到尊敬的劳动模范。后来，在描述这位“铁人”备受尊敬的经历时，大多数作者都会写道，当王进喜在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劳动模范参加的会议）时，他在大街上看到公共汽车车顶上有一个大气包，他很好奇——这也是工人王进喜第一次来到北京，于是，王进喜问人，公共汽车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大气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汽油，车烧的是煤气。”

“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平静。”

这个工人的关于诗歌的情感是豪放和实用（夸张的实用）的，“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王进喜》这篇通讯写道：“王进喜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石油！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为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他付出的代价是腿被砸、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癌，而且，真的如他在那首诗中所言，他的寿命真的因为工作而缩短了20年，当他1970年因病逝世时，只有47岁。但是这个朴实的工人直到今天仍享受着大庆的尊敬。大庆为他建立起一座漂亮的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对大庆的劳动模范最崇高的称呼是“新铁人”。

正是因为大庆等特大油田的发现，新华社在1963年12月4日播发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中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1999年底，大庆油田重组改制，2000年，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且，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被列入上市公司中石油的资产。

但是，从1993年起，中国重新成为原油进口国，当年进口量930万吨，占总需求量的6％；到了2004年，进口原油占总需求量的比重增长到457%，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加大。一组数字表明，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45亿吨以上，国内可能产出18亿~2亿吨原油，预计缺口252亿吨。世界各国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个能源饥饿的大国。大庆油田发现将近50年之后，中国突然发现自己仍然处于对能源的巨大的饥渴状态。

第一汽车制造厂：共和国的车轮

1953年开始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长子。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中国东北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选址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个原因是靠近“老大哥”苏联，方便接受技术和人员援助；而另一座汽车城湖北十堰的选址则处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这种选址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温度衡量标准，一汽是“交好”，十堰则是心生戒心。一汽工业园作为60年的一个地标出现，是因为它反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工业上的巨大渴求。这座1953年动工兴建的工厂，3年之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1958年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

即使在今天，具有55年历史的长春一汽的厂区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能达到它所在的绿园区的一半。在长春，它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曾经同样声名赫赫的长春市柴油机厂和长春市拖拉机厂都已经辉煌不再，而成为一汽的员工，仍然值得骄傲。

对于25岁的于吉利来说，能够在1999年成为一汽大众的员工，他感觉自己实在是幸运。小时一起玩耍的同伴，很多人都没能得到这个机会。于吉利的父母都是一汽员工，姨夫一家、姐夫一家也都是一汽员工。他的邻居一家三代都是一汽的员工，从最开始建厂为新中国造汽车，到后来跟德国人合资，接受德国人严格的质量检查。

他是在工厂中长大的，一汽的孩子最自豪的就是能够坐到爸爸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卡车上。“当时街上的车都很少，而我们这些一汽的孩子们则能够坐在新生产出来的、还未出厂的东风车上”。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一汽就已经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我们那时候看的刘德华版的《神雕侠侣》和《萍踪侠影》，都是长春市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上完中学后，于吉利没有选择考高中，进而读大学，而是考了一汽的一个中专。这个中专几乎成为一汽的后备队。学生都是一汽子弟，毕业后也顺理成章进入一汽。但是到了于吉利那一届，情况变得特殊。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整个东北老工业区都变得步履蹒跚，甚至连一汽也不能吸纳自己全部的工人子弟了。

“我都准备好了要到外地去打工了，这时候我们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的成绩优秀，我有资格参加进入一汽大众的考试。我们学校，参加考试的只有8个人。”于吉利说。他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几个数字，那一年一汽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有2 000多人，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有589个人，一汽大众会录取100人，而他的考试名次是第23名。

在准备考试的两周内，爸爸说，儿子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用功过。发榜那天，全家人都兴奋极了。

于吉利的工作是“CP8整车终检验收”，从焊装到油漆到整装，都归他检验。最近由于新型宝来的生产和验收，他格外繁忙。因为别的车子验收完之后，直接送到厂里做露天试验，而新车型验收完之后，则要送到德国让德国技术人员再来检查。“整车下了生产线就很晚了，我还要检查验收，每天下班都特别晚，而且还要想着不能给鬼子漏洞。”

他退休在家的父亲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否则，他也会像一汽旁边的公园中的退休老工人一样，手里提着一个小马扎，四处转悠，碰到熟人就坐下来天南海北地闲聊。看到我坐在他们旁边，惊讶了一下又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议论粮价、食品安全、一汽的发动机和刚刚被抓住的贪官。

相对于生活在老工业区的很多同龄人而言，于吉利是幸运的。他正在和女朋友商量，他们的孩子，将来是要继续到一汽工作，还是要上大学干点别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庞大的汽车工业园区四处都是冠以一汽名字的学校、公园、医院、商店。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们在街上行走，他们穿行在规划整齐的街道之间，这些街道中的一条名字是“奔驰路”，还有一条叫“飞跃路”。

立在街两侧的是四层和六层的居民楼，整齐而干净。这些厂区的住宅发展速度很快。在于吉利记事的时候，他能记得自己家所在的楼是413栋，一汽住宅区的最后一栋楼，当他在一汽九小读到五年级时，厂区住宅有了800多栋。而当他上中学时候，一汽住宅区放弃了用栋作为单位，改用街区为单位。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不像他的一些同僚，比如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从没有在他国访问或者生活的经历。此刻他以一个大国的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访苏联，目的是希望苏联“老大哥”对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施以援手，帮助中国建设一些重工业项目。

苏联人安排了毛泽东参观斯大林汽车厂。从没有目睹过汽车生产制造的过程，仍然乘坐着苏联提供的轿车的毛泽东，看着流水线上一辆一辆下线的汽车，对身边的陪同者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

没有什么比汽车工业更能激发人的欲望，并且满足一个领导者的勃勃雄心了。亨利&#8226;福特可以不耐烦地打断年轻人的发言，后者试图告诉他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老亨利不屑一顾地说：“年轻人，时代是我创造的！”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对时任福特公司总经理的麦克纳马拉说，他可以为他提供两份工作供“神童”麦克纳马拉挑选，一份是美国商业部部长，另一份是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想要影响美国商业，那我还是留在福特做总经理好了。”

也没有什么比制造汽车更能显示出一个国家重工业制造的实力。那些奔驰在马路上的钢铁怪物几乎催生了整个现代的公路网、零售业和郊外的房地产市场，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不休，为什么偌大的中国难以制造出一辆整车。而且，在战争时期，整个汽车工业可以毫不费力地转换成军事工业。瞧瞧福特和通用汽车在战争时期都为美国干了些什么！对于有着强大中国的抱负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而言，钢铁、汽车和粮食，都是衡量这种强大的标准。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一年前，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写得一手好字的毛泽东还为这个汽车工厂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大字。

来自全中国的技术人才都被调集到长春，他们面对的是一片片空旷的黑土地。当抽调到长春的技术专业人员付金岭问接待他的人，我们的工厂在哪里时，接待者指着前方空旷的土地说，那就是。他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建设？”接待者看着他：“我们已经开始了！”

一汽所占据的土地面积几乎是整个长春市的一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聚集于此。一汽的厂长饶斌因而被长春人戏称为“饶半天”。

饶半天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下，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3年之后，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它被毛泽东命名为“解放”。这是一批载重量为4吨的通用型载重汽车，装备90匹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最大时速为65公里／小时，满载时经济时速为33~35公里／小时。在一汽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中，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解放”。

接下来，在1958年，一汽生产出中国第一辆小轿车，按照毛泽东在论断国际形势时的著名话语“东风压倒西风”，这辆小轿车被命名为“东风”。

5月22日，当这辆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的6座轿车被送往北京后，毛泽东坐着这辆车在后花园转了两圈，他开玩笑说，自己还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高速的轿车——第一辆东风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28公里。

第二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来看这辆车。周恩来让司机打开发动机盖，看了一眼，见多识广的周恩来说，这是抄奔驰的。周恩来说，抄是可以的，但应该抄得有技巧，关键技术抄，非关键技术要改得让人看不出来。

尽管如此，这辆车在北京依然受到英雄般的待遇，汽车开过之处，围观者掌声雷动。三个月之后，一汽又仿照克莱斯勒，造出了著名的“红旗”轿车。

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命运和它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盛转衰，继而重新找到自己新的增长点。著名的“解放”和“红旗”都一度停产。真正让一汽再度成为中国汽车业佼佼者的，是一汽和德国大众、日本丰田成立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生产的奥迪、一汽丰田、马自达和一汽原先的车型解放、红旗一样，奔驰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与乡村的公路上。

罗布泊：核之地

1964年原子弹的试验成功让罗布泊震撼了世界。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塔里木盆地东部。历史上，那里曾经是牛马成群、绿树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曾经有发达的古楼兰文明。但是随后成为一片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夏季气温高达70℃，天空中也没有飞鸟。斯文&#8226;赫定曾经在这里发现楼兰古国的遗址，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像谜一般令人着迷，同时也令人恐惧。后来中国科学家彭加木在这里失踪。但是对于中国军方的核专家来说，这里似乎是一个天然的试验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试验成功，从此中国迈入有核俱乐部。在那个年代，成为核国家毫无疑问极大增强了中国在外交上的信心和中国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直到今天，到罗布泊旅行的人，还会去踏访当年的核试验基地旧址。

倒计时“读秒到零，起爆！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地变换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竖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后来的二炮部队司令李旭阁在他的日记中如此描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的那一刻。

多年之后，年近八旬的李旭阁在接受采访时仍记忆犹新，“五颜六色”，他说。负责原子弹研究和试验的上将张爱萍规定，所有在场人员一律戴着万分之一透光率的墨镜。李旭阁开玩笑说，“豁出一只眼睛，我也想看看”，结果，“让张爱萍狠批了一顿”。

张爱萍自己也陷入惊愕。在他的戎马生涯中，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从没有见过如此威力十足的爆炸效果。震惊延续了4分钟之久，张爱萍拿起电话，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也是原子弹研发试验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打电话，告诉他原子弹试爆成功。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问张爱萍，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张爱萍后来回忆说。

他没有办法在电话里通过描述试验爆炸的效果，来证明这真的就是核爆炸。

张爱萍回过头去问身边的物理学家王淦昌，王淦昌看了看60公里外因为这次爆炸而产生的巨大的蘑菇云云柱，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作出了一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没有人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刻，参与缔造了这种杀伤性巨大的武器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它的巨大威力和它随后产生的政治效果，即使不提它的可能应用，都会让参与者陡然心情沉重。参与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奥本海姆在目睹它爆炸之后，猛然想起一句来自印度的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但这也正是这群军人和科学家来到罗布泊的原因，他们必须制造出这枚原子弹。这片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盛传的是关于楼兰古国的传说，关于恶鬼和幽灵徘徊的噩梦，关于宝藏和寻宝的故事，还有种种离奇事件。但是它的荒无人烟也让它成为制造“死神”的最好场所——如果要释放恶魔，最好选一个没有受害者的地方。

在1964年，仅有的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两极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同盟关系一直延续到战后。理论上，中国和苏联处于同一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主义的幽灵从亚洲至欧洲为整个世界降下铁幕，铁幕的两端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在欧洲，德国的分裂和在亚洲的朝鲜战争都是这种对抗的公开表现形式。

但是一侧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了裂缝。而且，是在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各个工业领域内苏联专家的撤出。

倔强的中国人必须自己去建立这一切，从遍地烟囱的重工业，到具备巨大威慑能力的原子弹。陈毅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可是谈何容易。一个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必须拥有与之相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不成比例地发展国防工业，将会像一个巨大的吸血机一样，抽干这个国家。

而根据负责国家经济的陈云和李富春的报告，1960年年底的时候，整个国家经济已经被以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为标志的“大跃进”严重破坏： 粮、棉跌到1951年的水平；生猪年底的存栏数，跌到不如1949年；轻工业全面滑坡；唯一有起色的重工业正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作为代价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后来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在苏联专家撤出之后，“负责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为激励全体人员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的这一天，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也叫‘争气弹’。”

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已经毫无悬念，即便这个国家几乎已经不堪重负。它会让中国变成第五个有核国家，它能让全世界真正开始认真对待这个红色国度。它也能够成为自立的标志，即使不借助外来的帮助，这个国家也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它燃起的蘑菇云会是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入场券，至少在当时剑拔弩张的国际环境中的确如此。

负责原子弹研发工作的任务交给了张爱萍——开国上将、第六任国防部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攻占一江山岛的总指挥。张爱萍回忆自己当时在会议上说：“我说，我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陈老总熊了我，说，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领到命令后，重任在身的张爱萍在一个月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张爱萍将原子弹研制完成的事件定在1964年，“1964年进行核爆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只是实现它的前提是倾尽国力的支持，这也正是为何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负责原子弹研发中央专门委员会，只有国务院总理才有权力和威望来协调各个部门，给予聂荣臻和张爱萍想要的支持。

后来，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所著的回忆父亲的书中写道：“据国防科委当时的统计，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阶段，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方面，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参与。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邮电部以及航空、电子、兵器等国防各工业部，外加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防化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帮助解决了近千项课题。在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倾全

国之力，一路绿灯，各行各业，大力偕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万众一心、偕同攻坚的局面。”尽管语有夸张，但这些最后汇集在罗布泊的努力最终带来了惊人的效果。

3年之后，1967年5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如今，当年的原子弹试爆基地早已荒弃。当游人们驾车前往罗布泊，游览这块当年的绝密基地时，所能看到的只是大漠黄沙和矗立其中的断壁残垣。连绵的房屋没有屋顶、没有门窗，墙壁屹立，但也已经残缺不全。墙壁上仍然保留着当年刷下的大字：“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一心为革命”。如果仔细寻找，运气好的游客或许还能找到当年留下的弹壳。

那些曾经在这里奋斗数十年的人们早已离去。他们中有的已经名满天下，但是却仍然经历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啼笑皆非的事。

1985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去医院看望他。他们谈到了国家为“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的事情。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说：“奖金人民币10元。”杨振宁大吃一惊：“不是开玩笑吧。”这时候邓稼先说话了： “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原来，1985年时，经过中央专门批准，决定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颁发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但是如何分这笔钱却让拿到奖金的领导很头疼，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的话说：“当年那么多人抛家带口的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待就是二三十年！谁没有作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于是，受奖的机构自身又拿出了十几万元，然后，按照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给有功者。分到邓稼先头上，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正好是20元人民币。

北大荒：“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开发北大荒运动，让北大荒成为无数知识青年此后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地方。曾经有一句诗形容北大荒：“百里无人断午烟，荒原一望杳无边。”这片广袤的原野原指中国黑龙江省北部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的广大荒芜地区。它的荒芜起因于清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祖先龙脉，禁止汉人入关进入东北地区。北大荒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部分为低湿沼泽地，生长季较短，但可以种植玉米、春小麦、大豆、甜菜、高粱等作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组织复员军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到北大荒进行大规模的垦殖，创建了一大批国营农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北大荒与毛泽东时代另外一个名词“知识青年”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代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被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激励，到这片荒芜之地挥洒青春。北大荒也成为这些人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无数知青作家将它作为描写对象。

“那一晚，我和老朱跟邓灿分手，没有回家，走出西华门不远，就走到了天安门。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和城门上方的毛主席画像，让我们感到那样神圣，我们的心里洋溢着说不出的激情，任那一年七月的夜风吹散。在天安门广场上翻滚着激荡的浪花，一朵一朵的，我们都看得见，看得那样清晰。第二天白天，我和老朱又特意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拿着照相机，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相片。我们就是揣着这样一张照片，像是在怀中揣着天安门一样，神圣而庄严得不得了地去了北大荒。

“是的，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的可笑。那时，我们激扬而时髦的口号是：不做笼中的鸟，要做云中的鹰。我们崇尚的是毛主席诗词里恢弘的意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今日何方，赣江风雪弥漫处。而我则在去北大荒的前一夜，在日记本上悄悄地却自以为是地抄下了两句古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我有辞乡剑，玉锋堪裁云。”

这是1968年，21岁的肖复兴和他的朋友决定从北京出发，到一片他们从未涉足过的原野去。

这片荒野位于北大荒，位于东经123°40′到134°40′，横跨11个经度；从北纬40° 10′到50°20′，纵贯10个纬度，总面积553万平方公里。如果今天从字面上的描述来看，这是一片诱人的土地，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在这片平原深处交汇，然后入海。它的旁边是浩瀚的兴凯湖，而完达山则横贯平原。它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有机质含量高，号称“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它是中国的最北边疆，从这里出发的骑兵曾经横扫中原。但随后它就成为一片荒芜之地，它的劣势被夸大：气候寒冷，耕作期短，人口稀少。“北大荒，北大荒，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同样也是民间流传的歌谣。它是丰饶与荒芜并存的土地。聂绀弩下放到北大荒时说：“秀色蕴于险峰之顶，瑰宝必藏于艰险之地。”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片藏有瑰宝的艰险之地的最早开发是在1947年的6月。新政权尚未成立，战争仍在进行，但是一批来自延安和南泥湾的军队已经进入荒原，他们开始在这里开荒拓地。而这也正是这支出身农民的军队擅长做的事情，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南泥湾，他们都曾经将荒芜化为丰饶。对北大荒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新政权成立之后。进入这片荒原的首先是军队，“1955年4月，由于开荒机械不足，而且低湿地无法作业，八五零农场老红军场长余友清带头试验人拉犁开荒。于是，荒原上出现身着军装的战士排着长队、喊着号子、人拉犁仗的壮观场面”。1958年，又有10万部队转业军人开赴北大荒。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谈论北大荒时，谈论的也不是它的丰饶与荒芜、广阔与寒冷或人在这片自然上创造的奇迹，人们总是谈论在其中振荡不休的青春，那青春犹如绕梁三日的琴声，美妙绝伦，但终究因其消逝而悲伤。

肖复兴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第一批从城市赶往荒原的青年。1955年8月1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上，包括杨华在内的5个北京的年轻人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成立北大荒青年垦荒队的宣言：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云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1932年出生的杨华在他20岁时，已经是北京市石景山区黄村乡的乡长兼团委书记，但是青年人的热血激励着23岁的杨华离开北京，去那些军人们已经去的地方，开拓新的边疆。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宣言的两周后，杨华从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手中接过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带领着与他志同道合的青年们来到北大荒。从此，他就一直生活在那片原野，除了到北京参加表彰会议和到全国各地作报告，他再未离开。在杨华到达荒原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全中国有14批垦荒队员?到北大荒，他们按照自己故乡的名称，成立了“天津庄”、“河北庄”、“哈尔滨庄”等8个青年集体农庄。

“知识青年”们大规模地涌入北大荒，正是在肖复兴们怀抱宏伟理想，揣着天安门照片启程前往荒原的那一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报道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肖复兴回忆，自己为了能够加入赶赴北大荒的青年行列，几乎竭尽所能。同样回忆起自己年少奔赴北大荒的作家陆星儿说：“序幕的时间背景是1968年。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又一次搅动了神州大地。那时的我，恰恰是一个极容易被口号鼓舞的热血青年，为加入第一批去北大荒屯垦戍边的革命行列，我用一把并不锋利的铅笔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决心。回到家，面对已同意哥哥、姐姐去新疆支边的母亲，我讲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们姐弟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前赴后继。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当初讲故事的那幕情景了，是天真可爱，还是天真可笑？

“那时的我，心里装的只有‘战天斗地’的激情和诗意。离开家时，我简单的行李里裹着一部描写开发库页岛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青春年少不怕山水迢迢，古时的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的浪漫被新的建设的浪漫取代。“整个十里长街所有的家庭都开始忙活了起来。家家都在那儿杀鸡剖鱼——家长们希望子女把好饮食吃个够，丰盛的饭席上却弥漫着惶恐的气氛，仿佛孩子们再也吃不到好东西了。家家户户哭声恸地，长辈们悲切的情绪让孩子们感到不满：我们马上要去迎接火红的青春，你们没来由哭什么？真是一群思想落后的小市民。”作家郑九蝉写道。

同一时期的西方，1968年的反叛浪潮席卷了整个青少年群体，从巴黎到华盛顿。1968年5月巴黎的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抗让全世界瞩目。它最终导致了总统戴高乐宣布议会解散，重新选举。在美国则盛行着摇滚乐、大麻、罢课、游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渴望品尝“革命”的滋味儿，就好像他们去尝试性爱与毒品一样，他们想要尝个鲜。林登&#8226;约翰逊从白宫出来，让司机绕着广场转了一圈，他说，他想看看嬉皮士们——美国年轻的一代。而尼克松则说：“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很贫乏……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

被无数青年视为精神领袖的披头士乐队在1968年发行了《白色专辑》，这张双碟长篇中，约翰&#8226;列侬写了一首歌《革命》：“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论破坏，你不知道你无法搞定我，你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你说你想要改变体制，你知道吗？我们都要改变你的头脑，你告诉我这就是制度，你知道吗？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在中国，毛泽东则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概当时没有比毛泽东更受本国青少年爱戴的政治领袖了。没有人要求这些为理想而激动的年轻人，“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据说当年有2 000多万的年轻人从城市奔到边疆和农村。梁晓声说：“我认为他们是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可歌可泣的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鲜明的可悲的时代烙印，也具有闪光的可贵的应充分予以肯定的一面，仅仅用同情的眼光将付出了青春、热情乃至生命的整整一代人视为可悲的一代，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也是极不公正的。”黑龙江作家贾宏图在《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中，将这些故事称为“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

关于北大荒和知青的故事已经被无数人叙述和阐释。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亲历过北大荒开荒或者亲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且，他们大多数也都是最终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留下的，才是默默无闻的一代人。青春的虚掷和对人生的浪费是不能被提及的话题。事实已然如此，或者，那段青春毕竟已经燃烧完毕。

他们活在保尔&#8226;柯察金的世界，想象要用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和辛劳把自己锻造成钢铁。1969年来到北大荒的杭州知识青年孙文珍在1989年病逝时，留下的遗言是：妈妈，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拿到北大荒。1957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包括吕士恒在内的南京农学院学生写给高等教育部部长的信：“我们要去的边疆是一个艰苦的地方……我们将带着劳动的双手去建设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热的心燃烧起大地的青春。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农学家，我们立志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干上一辈子！”

“（北大荒）已经开垦的三千万亩土地，每一寸土地上都浇灌着我们的汗水，有人甚至为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北大荒已经成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是我们创造的，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光荣的开垦史。

北大荒的开垦事业是与治水休戚相关的，我们从挖沟、筑堤，发展到现代的喷灌，经历过多少艰难的岁月，我们的勘探人员，我们水利施工大军，踏冰窖，趟沼泽，与天斗，与地斗，还要跟野兽斗，都是真正的英雄。”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锡禄在关于北大荒史志的一部文集中说。

现在看来，这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已经过去，北大荒也成为重要的产粮区和一家上市公司的名称。无论当时的青春是多么炙热，我们都要找回自己的头脑，而且要去解放它。

凤阳小岗：变革之声（1）

1978年中国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一个名叫小岗的农村——因为它“包干到户”发明地的身份。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沪铁路5公里，距省道307线7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20公里。但这些看似方便的交通网络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在1978年之前此地一直为饥饿和贫穷困扰。 它当时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这年年底发生在小岗的自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让小岗领风气之先。在此后每当提及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变化，小岗都会被提起。

有些故事注定要被描述无数次，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会觉得厌烦。1978年12月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农村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这个冬天，农闲，缺粮，心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又有一种说法是20户人家），聚集到一间草屋中，开始密谋一件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同时无意中传遍整个中国的事。

草屋的主人是严俊昌。他是这个拥有571亩地和10头牛的生产队的最高领导者。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中，这样的民间领袖总是不断地冒出来。他们是旧时代的家族领袖，是新时代的生产队队长或者村长，或者任何时代和统治者加给他们的名称。他们负责组织生产，调停邻里矛盾，处置家庭纠纷，或者集体出面做一项重大的工程建设和投资决策。

严峻昌和他的弟弟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名叫严宏昌的弟弟是这18户人家中唯一读过中学的人。按照农村尊重读书人的传统——在过去的时代中，乡村领袖基本上都是基层的知识分子——这个大耳大嘴，高颧高鼻的年轻人和他的兄长一样，成为这些村民中的领袖。按照作家凌志军的说法，他的相貌“与他的那位同乡，即600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了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后来有人评论说，凤阳出了两件影响中国的事，一个是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另一个则是严峻昌和严宏昌兄弟参与的“包产到户”。

严氏兄弟面临的是这个阶层的另一次生存危机。

凤阳花鼓传遍天下，“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它描述的是这一地区长达600年的生存困境，仅仅为了博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凤阳的农民们要背井离乡，四处乞讨。

这种困境被立志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改变。当共产党的军队解放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的策略首先是进行土地改革。他们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生存的艰辛，实践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49年1月，凤阳解放之后，当地的农民们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到1955年，凤阳全县32万人的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99 00多万斤上升到26亿斤。这样的数字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歌颂新政权的英明，庆幸自己得到新的生活。

但是这种丰衣足食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凄凄惨惨，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麩、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175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39个人和1头牛。”凌志军如此写道。《凤阳花鼓》中的情形在短暂中断之后重新出现，没有人再会庆幸自己赶上好时候，人们只是扶老携幼，外出乞讨而已。安徽省省委，每年春节之后，都要接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的政府机构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前去领回来自凤阳的乞讨盲流。上级的中央机构也会要求安徽省省委作好相关工作，解决人口外流的问题，甚至处罚到外地乞讨的党员，但这也无济于事。

18户聚集在严峻昌、严宏昌家中开会的农民，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自己的生存困境。

《农民日报》的前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天夜里，他们一直在吵架。此前，小岗生产队采用的正是已经有所革新的“大包干”，先是生产队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但是矛盾仍然在不断爆发，人们不断地在为各种微小的利益纠葛争吵不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微小的利益可能决定着自己家人的生死。

凤阳小岗：变革之声（2）

会一直开到天亮，严峻昌和严宏昌仍然未能解决这些矛盾。这时开始有人提议，干脆包干到户，这样再也没得吵。副队长严宏昌回答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但是必须解决两位领导者的后顾之忧。有位年长的村民提议：“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而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抚养到18岁。”

众人都表示同意，赌咒发誓按照这三条规矩来，顾不上休息，像1949年土地改革时那样，重新分田地、牲畜和农具。

这些胆大包天的村民们应该庆幸的是，安徽和凤阳的领导者们，即使不是公开，也在私下里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

1977年12月，也就是小岗农民秘密订约之前的一年，陈庭元才任凤阳县县委书记。这位凤阳县第14任县委书记出身农民，曾经被打成右派。在重新成为基层一个县的最高领导者时，陈庭元放出豪言：“这次出任凤阳县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碗，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而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万里，在中共的大员中，则是出了名的务实派。他在不到40岁就成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但是此后却随着邓小平的命运，在政坛上沉浮。邓起则他起，邓落则他落。此次邓小平重新出山，万里又受到重用。凌志军说他“不了解乡下，正好没有人民公社的重负；没有学过大寨，自然不会为大寨所累”。万里曾经直言不讳：“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

上任之后，他到各地巡视，发表言论，对自己胆大包天的下属们表示支持，甚至还会鼓励和煽动他们进一步的行动。当万里巡视到陈庭元治下的凤阳时，面对自己忐忑不安的下属，万里说：“让他搞。就怕你不增产，只要增产了，什么都好办……现在不怕别的，就怕群众的积极性起不来。我们自己不要有倾向性，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干。你们说群众愿意‘大包干’，三年就能富裕，就让他搞三年。哪怕他搞一万年也可以。我只反对两种倾向，平均主义和单干。其实，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斯拉夫单干，还不是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现在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万里还表示会为自己的下属们承担决策的责任：“你干吧，搞了再说。我不提倡，可是错了我负责，有问题我检讨。”

其实此时小岗已经开始单干。而且，按照万里“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小岗显然没有让他失望。

1979年年底，小岗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是1978年的4倍。另外，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 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以达到5 000多元。

后来，一个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想学小岗包干到户是不是可以，万里爽快地回答：“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学哪个都行！”

随后几年内，“要吃粮，找万里”的顺口溜开始传开。比这句口号流传更为广泛的刚是小岗的包干到户。

如果说小岗是改革年代中国在农村的先驱，那么1979年的蛇口就是中国在城市的试验。蛇口（现蛇口工业区）在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这片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希望之地，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但是蛇口的试验又没有仅仅停止在商业上，它在各个方面都震撼了当时的中国，蛇口的价值观、人才观、时间观、金钱观都迥异于此前的中国。它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在现在来看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它是一个实验室，是此后涌现的众多特区的雏形。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袁庚到蛇口实地考察。

此时他已经是一个61岁的老人，但从他在当时留下的照片来看，袁庚丝毫不显老相。他总是身着西服，西服内的衬衣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衬衣的下摆扎到西裤内。头发仍然漆黑浓密，整齐地向脑后梳去，露出宽阔的前额。他的身高是176米，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经是高个子。在一张1981年10月拍摄的照片中，袁庚站在李嘉诚和霍英东之间，要比两位香港大亨都高出半头左右。李嘉诚和霍英东都系着领带，友善而自信。相比之下，袁庚和他的同事们的衣着显得并不正式。那时他们希望这些香港的大亨们能够在新生的蛇口工业区投资。袁庚双手交叉在背后，脸上露出的笑容表明自己同样骄傲——后来他很豁达地对自己的下属说，超级富豪团不是扶贫团，他的同事们当时已经难以掩饰对这些香港大亨没有来蛇口投资的失望。

凤阳小岗：变革之声（3）

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袁庚拥有傲人的履历，但这份傲人的履历并没带给袁庚多大便利。他1938年开始参与抗战工作，1939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工作（从事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三野战军，后来在第四野战军工作，解放后加入中央调查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袁庚被捕入狱，罪名是特务和汉奸。他和他东江纵队的同事们被诬蔑为敌方的情报人员。康生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说袁庚“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曾生即是袁庚在东江纵队的上司，后来出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

直到1973年的9月30日，由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袁庚才从被关押了5年半时间的秦城监狱释放。2008年作家涂俏所著的《袁庚传：改革现场》中写道：“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说不定他会被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到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1978年，61岁的袁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退休养老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必都会认为，袁庚已经度过的60年生涯丰富而缤纷：他经历过战争，在战争时期从事的又是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他和他的同志们成功缔造了一个国家的新的政权，他们都可以被称为“建国兄弟”，这带给他们荣耀与权力；但随后他又经历了起起落落，经历了几近无望的冤屈和监禁；接下来又是一轮新的抗争和崛起，他重新得到权势人物的信任，在国内和国外重新为一个羽翼初生的国家奔波。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已经经历的一切可能仅仅不过是一场预演。就好像没有人能够想到英格兰的雄狮丘吉尔将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迎来怎样的辉煌。人们，甚至可能包括他们自己，也都认为他们的故事已经讲述完毕，他们的余生将以旁观者的角色度过。

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而且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中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开拓新的边疆。当61岁的袁庚被交通部部长叶飞问及，他是否愿意到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时，他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景。涂俏在她的书中写道，“‘打开局面’四个字让袁庚怦然心动。”雄狮的心脏仍然没有衰老。

袁庚到招商局“打开局面”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招商局自己发展工业区。最初袁庚考虑在香港购地，后来终因地价高昂而放弃。反而是同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也正是袁庚到蛇口考察的目的。

涂俏描述蛇口说：“蛇口公社所在地是蛇口镇，坐落在荒寂的海湾边。不远处有一片晒鱼场，海风一路泄露着晒鱼场上难以遮掩的秘密，老街上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也挡不住阵阵腥臭。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在人们头顶盘旋、骚扰。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拆下来后运过来的机器，原本是买下来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铁。街上不见人，偶或看到三三两两老弱妇孺，瑟缩在门前或墙角，脸上的表情木木的。”

它同东方的明珠香港迥然不同，尽管两者的物理距离很短，但在时间上却相差很远——当时没有人计算过蛇口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达到香港的水准，或者，达到袁庚自己内心的期望——“东方夏威夷”。

有太多人想要穿越很短的物理距离和很长的时间距离。因此，“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镇上人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昏头昏脑地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

这并不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些偷渡客的悲剧。它是整个国家的悲剧，经历了漫长的内部消耗、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斗争、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萧条，这场悲剧终于行将结束。在农村，它表现为萌动的土地改革，农民们自发地要求承包土地，要求劳动的权利和享有劳动果实的权利；在城市，或者说在南方的边疆城市，则表现为袁庚在蛇口的突围，以及随后特区的扩大。

因为他丰富的经历，袁庚能争取到几乎所有当时和后来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支持（在涂俏的《袁庚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李先念慷慨地满足袁庚将蛇口设为特区的要求：“我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决了电话和通信的难题；胡耀邦则直接询问袁庚，为了蛇口的改革，他需要多大权力；谷牧在了解到深圳市和蛇口特区的冲突时，对袁庚说，有问题，可以到北京找国务院解决；万里则鼓励这位改革家说，你大胆去闯吧；当邓小平到蛇口视察时，这位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权威人物则肯定了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那是1984年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在蛇口，袁庚决意要从这位领袖口中获取对自己努力的认可。他在向邓小平汇报时回忆蛇口的往昔：“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粗具规模。党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1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终于，邓小平的一个“对”字让袁庚和蛇口长出一口气。

蛇口的先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这种经济基因直到今天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一个例子是平安保险、中集集团、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这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公司都同蛇口相关。袁庚和蛇口在新闻出版与媒体自由、人才的引进和改革、蛇口的政治治理结构上都是先行者。只是在经济上的先行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宣扬，而在其他方面的先行却像荒无人迹的沙漠上的一串足印，无人跟随，也前途不明。

中英街起落

20世纪80年代，深圳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是中英街。这条街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时，就开始显得特殊。它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街一侧属于深圳，另一侧属于香港。因为它是边界，又因为它靠近的是商业发达的香港，它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接近资本主义的敏感之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是靠近香港的机遇之地，这让它在当时也成为繁荣之街。但是，当开放的步伐加快后，地理位置带给它的商业优势逐渐丧失，中英街又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了。

这里原先只是一条沙石河，河边有小路。随后河流改道，于是人们把旧河道的低洼地改成了水田，把草坡开垦成菜地。再然后，有人在旧河道的两侧把地填平，盖上房子。也有人做生意。这条由旧河道改成的小路有个好听的名字：鹭鹚径。

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它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的摆弄。1898年，英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北部一大片土地和附近230多个岛屿，面积975.07平方公里，统称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期满。在划定“新界”边界线时，边界线通过0.6平方公里的小镇沙头镇，上面刻着“光绪二十四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把小镇一分为二，也把这条街一分为二。于是，开始有人称呼这条长约250米，宽3~4米的街为“中英街”，街的一侧属于中国，街的另一侧，属于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小镇属英租界的部分叫新界沙头角，属中国大陆的部分称为华界沙头角，或者叫沙头角镇。从这时起，这条街开始与众不同。小街两侧，鸡犬之声相闻，互相多有来往，但彼此的命运却仿佛从同一起点出发，向着相反方向前行的两个路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越来越不相似。而这种差异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愈发明显，这或许是因为，1949年之后，这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开始强烈起来。

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慢慢地，人们发现，新界沙头角的女孩子越来越少嫁到这边来；而华界沙头角的女孩子越来越多嫁过街去。“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中英街两边在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消费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经指示过，要把中英街建设成商业街，因为这条街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具备了天然的市场要素。于是，当时宝安县商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受命来筹建这条商业街。他白天在街上工作，晚上带民兵巡逻。那时候，华界沙头角不通电，夜里只能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而街的那一边，港英政府的照明工具是48支水银灯，明晃晃照过来，极大地刺激了拥有敏感自尊心的中国人。

市场建立起来了。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华界沙头角这边开始动不动就开大会、游行。每隔几天就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一发表，马上传达，连夜开大会，庆祝游行。中英街另一侧的居民，像所有爱看热闹的人一样，站到街上往这头望。“‘文革’刚开始那一阵子，人们在街上涂大标语，那边的香港工人、农民、老师、学生看了觉得很新鲜，有的还到这边的书店来看书，买毛泽东著作和学雷锋的书。后来，看到这边随便抓人打人整人斗人，他们就害怕了。”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

据说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60多岁的老头，到街这头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他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于是，万分警惕阶级敌人的群众就把他抓起来，批斗了一番，人们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然后全场大笑。想必此时戏中的人也感到了这出戏的荒谬。

然后就是中英街这侧的人想方设法向那一侧跑。物质的诱惑只有当存在稀缺和丰裕的对比时才特别明显。“文革”时期，过境耕作口（因为双方居民各有土地在对方领地）被当成资本主义的虎口。结果有人说：虎口，我们不怕！我们要学武松和杨子荣，虎口拔牙去。于是，能跑的全跑了。

当时沙头镇隶属的宝安县党政机关的中心任务就是制止外逃，堵截外逃者和偷渡者。他们方法是：派武装民兵站岗警戒，把偷渡者被鲨鱼咬过的尸体放到海滩上展览，用高音喇叭播放《社会主义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风景这边独好！》，没收偷渡者的交通工具，办班、写检讨、批斗、罚款拘留，对逃过去的，规定家属每年交几百块公积金，在门板上贴“偷渡户”黑招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沙头角居民人均年收入仅有100元人民币，而街另一侧的香港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7万港币。从1979年起，沙头角镇开始把农副产品直接运到香港新界销售，并且允许居民利用农闲和空余时间，过境打工和收拾废旧物资。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立经济特区。中英街和中英街所属的沙头镇则成为特区?的特区。这条街和这个小镇开始随着深圳的繁荣而繁荣起来。因为中英街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甚至成了一条购物的黄金街道。

当时，大陆其他地方的人到深圳去要办边防通行证，否则不能入关。而如果到边境的沙头角镇，需要再办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因为沙头角镇被划归为边防禁区。一项统计说，1984年，每天平均进入深圳特区的人数由35 000人上升到136 000人，车辆由065万次上升到198万次。而到深圳去的人大都希望到沙头角去看一看，到沙头角就得办特许通行证，到了沙头角镇，没有人不希望到中英街去买一些免税商品，而那时候在中英街上购物只能用港币。因此在深圳，曾经有两种人被认为很有能耐，一种是能帮人办到去沙头角的特许证的人；另一种是能帮人用人民币兑换到牌价中或者中价的港币的人。

中英街最鼎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这条短短的街道上有各类商铺300多间。光是给人捎货的水客就有好几千，两个同中英街相连的村子沙栏吓村和中兴村几乎家家都有铺面。一个村民后来回忆说：“80年代‘万元户’在内地是有钱人，可要是放在当时的中英街，这又算得了什么？当时家里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村民比比皆是。” 购物、付款、开票都要排队。人们似乎对这条街上的所有货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录像机、照相机、金首饰、衣服，甚至连力士香皂都抢着买，基本上不说价。” 几乎所有的店铺日营业额都能达万元以上，甚至十几万元。最抢手的是黄金首饰，老板连数钱的时间都没有，金铺的日营业额多达到百万元以上。当时深港在中英街开设的黄金店铺有几十家之多，销售的黄金量要按吨计算。一项统计说，１９８８年５月至１０月间，中英街上的金铺共销售黄金饰品达５吨，金额６５亿港元。‘购金热’一直持续，在１９９２年达到高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都在中英街设有营业机构。中英街仅上缴税收1年就超过１个亿。

一篇关于中英街的报道引用深圳方面的统计资料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中英街每天有超过１万人次的游客，节假日和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10万人次，１年游人数量达1 500万以上。

但是中英街的优势仅仅在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免税的便宜商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英街的游客数量开始直线下降了。1998年游客人数跌到800万人次，到2002年只有128万人次，然后进一步减少到百万人左右。商铺从300多间萎缩到100多间，沙栏吓村和中兴村９０％以上的商铺改建成了住房。2005年时，最后一家仍在街上的金融机构工商银行也撤了出去。

媒体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射到这条特殊的街道上，但不是像以往那样使用惊叹和艳羡的口吻，而是开始对这条街道的前景忧心忡忡。2008年3月18日——3月18日也是当时英国政府和中国清朝政府在中英街上划定地界的日期，一批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们应邀参加研讨会，开始讨论中英街的转型。这条如今门庭冷落的街道在试图重新找回它曾经的辉煌。

单一的商业手段已经难以维系中英街当年黄金街的美名，而地跨香港和深圳反而成为一种麻烦，因为游客们需要申请特殊的许可证。于是，有人建议中英街应该从单一的购物功能发展成吃、住、游、娱乐、购物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旅游区，也有人建议挖掘中英街的历史价值，将这条街变成博物馆一条街。人们不知道，再过10年，中英街是否会成为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唯一的特殊之处，只是拥有浓厚的历史记忆。

汉正街：天下第一街变迁

1982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让汉正街名正言顺地成为小商品市场的代表之地，它吸引了无数政府官员和游人前来参观。与汉水平行的汉正街是武汉汉口最早的中心街道，它在大多数时间都是一条繁荣的商业街，只是在把“做小生意”视为投机倒把的年代，汉正街一度衰落。1979年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重新恢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里这里迅速恢复生机。

1967年，武汉汉正街被更名为“兴无街”。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一年。众所周知的是，武汉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风光的城市。

从兴无街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无外乎消灭资本主义，振兴无产阶级。而给汉正街冠以“兴无街”的名称，却格外具有讽刺性，因为这条街道在历史上正是富商大贾云集之地，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淇曾经在一首关于汉口的诗中写道：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后来这两句诗几乎会被所有撰写武汉历史的人引用。它所描述的繁荣景象为武汉人津津乐道。武汉作家刘富道在他2001年出版的关于汉正街的著作《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中说：“这是武汉人引以为荣的历史，几乎所有武汉史志都要引用。在当今汉正街的门面上、礼品盒上、纸杯上，到处都印着这两行诗句。如果吴淇能拿版税，一定会是汉正街的头号大款。”明朝时期的汉正街“沿街店铺林立，多为两层楼房，白墙灰瓦，古朴别致”。

这条与汉水平行的街道是过去500年汉口发展的基石。在汉口，与汉水、长江平行的东西向街道，称为某某街，其主要干道称为某某大道；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南北向街道，则称为某某路。汉正街一代的街巷名称也基本上反映了它自身的商业气息，它们中很多都是以店名和产品名作为街道名字，诸如衣服、袜子、剪子、芦席、草纸、打扣。明朝中期开始出现的打扣巷以打制中式衣服的“扣街”为主，繁荣时期汉口的众多钱庄票号也云集到打扣巷。在这条长3 194米的街道上，流传着无数关于一夜暴富和不孝子败家的传说。汉正街上一个歌谣唱道：第一代勤扒苦做，第二代眉清目秀，第三代好吃懒做，第四代光光溜溜。

但是在1949年之后，这个自然规律和所有传说都被终结，停止更新。汉正街上的几家著名老店都在公私合营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成为国有企业，或者消逝。谦祥益布店创建于1885年，1954年3月，其老板孟乃泉和纪星五将其估值为人民币47万元，加入武汉市百货公司的公私合营阵容，1958年谦祥益更名为国营谦祥益商场。和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齐名的药店叶开泰，在1956年公司合营高潮时，将全部资产交公，在职员工也由国家统一安排。

对私营商业的打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沉重。在《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中，刘富道写道：“自从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个体经营活动就受到冲击。当年（石乔）口区3 415户个体商贩，就有400多户自动交出营业证照，汉正街市场内三成以上的个体工商户自动停业了。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到1969年，一些私下进行买卖的个体经营者，被当做投机倒把分子加以批判处罚，有的被遣送到农村去强制劳动改造。到了1971年，武汉市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停止向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贩颁发经营证照，对原有个体经营户采取‘逐渐安排出路，成熟一户，安排一户’的政策。至此，汉正街市场个体经营趋于消失了。汉正街个体商贩的一切商业活动，统统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定性为投机倒把活动，被围追堵截。那时候，汉正街只有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自古以来的一条商业街变成了一个萧条冷清的居民区。”

王任昌正是受到这种变化影响的人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王家的王润记纱号和谦祥益、生计布点是汉口纱布业最显赫的三家公司，并称“汉正街三把刀子”。王润记的老板，王任昌的父亲王裕卿被描述成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道的儒商。但在1949年之后，他被定为需要打倒和改造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三大改造之后，王裕卿只能在街头卖大碗茶、西瓜，或者开个气枪摊。王任昌是王裕卿的大儿子，尽管他上了大学，但是“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和自己火爆的脾气让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戴着脚镣手铐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在不断申诉之后，王任昌被放出监狱，但不久之后又被抓了进去，这是1977年6月，这一次王任昌讲了一句惊人之语：“邓小平出来了，我马上就出来了！”

他在1981年6月二度出狱，回到汉正街。“汉正街没有他的户口，连个临时工都找不到，生活没有着落。到归元寺当和尚总该可以吧，没有户口开不到介绍信，连和尚也当不上。十里汉正街，何处是落脚地？他只好替老娘看气枪摊子。”刘富道说。

汉正街上的另一位传奇人物郑举选在1979年6月30日出狱。1940年出生在汉阳的郑举选6岁那年因为天花而视力减弱，最终双目失明。但是他已经是个幸运儿了，因为他的5个兄弟姐妹都因为天花丧生。他从1961年开始经商，“文革”期间被屡屡抄家，一个原因是郑家有人在1949年之前去了台湾；另一个原因是郑举选是汉正街上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1978年的1月8日，郑举选被关进大牢，出来之后，郑举选“宁可到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也不敢再经商了”。

但是此时整个中国的气氛已经在悄然变化。当时分管市场的汉口（石乔）口区工商局副局长任正选回忆说：“汉正街‘投机倒把’多。郑举选总在搞（生意），明禁暗搞。1978年以投机倒把论处，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又无罪释放。1982年10月，

国家工商局召集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各省市区工商局长都来了。当时，汉正街只有103户。还凑不起这么多户。变通一下，发临时执照。中央说行，就发；说不行，就收。大家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场会以后，像雨后春笋一样，从利济路到集稼嘴一下子摆满了。1982年，我当局长。有风险，压力大。好多人说，汉正街资本主义复辟，你老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保护伞。如果第二次“文革”来了，批斗是逃不脱的。就在1981年，一个工人写了篇文章，《汉正街投机倒把多》，寄给北京某某日报。”

最初在街上摆摊的103户个体户中，就有郑举选。这个身材魁梧的盲眼商人俨然已经是汉正街上没有言明的商业领袖。他也成为汉正街最早的万元户。《加拿大周刊》评价郑举选说：“小商品市场的个体户也有自己的英雄。45岁的郑举选就是勤劳、坚毅的中国人的典型。”

王任昌稍后也在汉正街成为知名人物，通过贸易为自己积累了百万财富。在1993年时，他甚至试图从汉正街拉走1 000多个个体户到武汉新火车站，创建另一个可以同汉正街媲美的市场。不过，真正让王任昌扬名的可能还是根据他的小说《曲线人生》改编的电视剧《汉正街》，让汉正街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28日发表的评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则让汉正街摆脱了应接不暇的指责声。

随后，汉正街的商业基因开始展露无遗。1988年这条街上出现了全国第一所民办个体户学校，1993年汉正街人李裕安的大地公司兼并了武汉国营火柴厂。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争论“雇工是否存在剥削”时，汉正街的有些公司已经雇工上百。

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这条街上开始重新演绎冒险家和财富的故事。

但是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拥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才能始终在市场中领先。2005年时，《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汉正街市场规模扩大了6倍，税收增速却从31%降到了102%，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每年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天下第一街’的美称被‘水货第一街’的恶名所取代。大多数武汉人已经不去汉正街了。”

曾经和汉正街齐名，街上充斥着便宜的名牌水货的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都面临着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压力，甚至终至衰落。汉正街自然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汉正街找到自己的新定位。2008年8月5日的《湖北日报》上一篇文章说：“汉正街也正在重塑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今天众多的店铺背后，是集群化的生产企业。汉川等地的汉正街服装工业园，正是汉正街‘前店后厂’模式的全新表现。汉正街正在实践自己概括的‘总部经济’：汉正街是信息中心、销售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发单中心。”它渴望成为武汉的经济发动机。

这一转型能否成功，汉正街能否捍卫自己商业中心的位置，只能留待日后判断。约瑟夫&#8226;熊彼特的“破坏式创新”又一次在发挥作用。汉正街如果不想被迅速更新的现实遗忘，只能进行这种破坏式的自我革新来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和增长点。

白天鹅酒店

1983年开始营业的白天鹅宾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这座由香港红色大亨霍英东投资的酒店是中国最早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位于广州沙面岛南的白鹅潭。它的选址颇费苦心，宛若一个闹市中的“世外桃源”，其处榕荫如盖，风景秀丽。它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吸引外商投资的项目之一，从构想诞生到开始建设，再到最终建成，从某个方面显现出这个国家在最初开放时存在的各种问题。

1978年，时任国务院华侨办主任的廖承志邀请了一批著名香港商人到北京访问，其中包括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和彭国珍。廖承志希望这些香港大亨为中国旅游部门的一个计划慷慨解囊——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建立八家大的中外合资酒店。

访问期间，邓小平接见了这些商人。这位1978年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对这些著名的商人们说，中国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希望这些华商中的佼佼者能够到中国大陆来投资。

紧接着的10月1日国庆庆典，已经被称为“超人”的李嘉诚接到邓小平的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和中国的政治要人们一起参加国庆观礼。李嘉诚为此特意换上了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后来的记载说，他为自己定下了八个字的规矩：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而被称为“红色大亨”的霍英东，已经表示对中国旅游部门的八大合资酒店有浓厚的兴趣。霍英东主动提出要参与这项酒店计划，而且，经过仔细考虑，霍英东已经决定把酒店建在广州，而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北京和上海。他考虑的是广州毗邻港澳，往来客商居多，而且又会得改革开放之便利。于是，在和广州市政府接触之后，霍英东每次去广州都会驱车兜风，同时考察酒店的建设地址。几经挑选，霍英东最后选择了广州西部的沙面为酒店地址。这里风景秀丽，既处市区，但又无市区之喧嚣，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霍英东需要为自己的酒店填江造地。

1979年4月10日，霍英东和广州市旅游局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建设一幢高达34层的宾馆。这也是八大合资酒店的第一份协议书。而酒店的名字，在叶剑英的建议下，定为“白天鹅”。

在众多香港大亨中，霍英东和中国政府一直走得较近。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朝鲜战争期间，美英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于是一批香港商人就组织船队向大陆运送各种战争物资，这些商人中就包括霍英东。有人说这位出身贫寒的大亨正是从朝鲜战争中做走私生意起家的。参与向大陆运送物资的还包括当时的香港船王包玉刚和澳门赌王何鸿燊。霍英东和包玉刚更是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后来包玉刚亲自到美国抗议，才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取消。

在接受自己的传记作家冷夏的采访时，霍英东一直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每次冷夏提起这个话题，谈不了几句，霍英东就会转向别的话题，但是他说自己决没有向大陆运送军火，也没有发过“国难财”。“当时，在香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不少商人都趁机与内地做生意。我认为自己赚的钱很少、很公道、很合理，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发‘国难财’，当然，没有这笔钱，就很难有下一步的发展。”

霍英东后来涉足地产行业，一时之间成为香港“地王”。进入地产业之后，霍英东又发明了印制楼盘说明书和卖楼花的方法，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一跃成为香港最显赫的商人之一。霍英东自己后来说，做房地产“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下去，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但是此时港英政府开始因为霍英东在战时扮演的角色对他发难。首先是传来霍英东因为战时走私被递解出境的谣言，这对要卖楼花的霍英东是相当不利的，因为接下来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买他的楼，因为他可能拿着钱出逃。根据冷夏的描述，港英政府更是有意在地产业限制霍英东的发展，直到霍英东被迫淡出香港地产，甚至连涉足码头行业也不得。不过霍英东此时规模庞大的投资让他香港商业大亨的地位并未发生动摇——他的投资也包括澳门的博彩业。

地产业发展受限，想要进入码头又被阻，霍英东把注意力转移到市政工程和体育运动上。同时，他与中国大陆政府走得更近了。霍英东跟另一位香港大亨利铭泽，经常邀请一些香港商人到家中聚会，让内地官员同这些香港大亨见面。这些经常受到邀请的商人包括李嘉诚、冯景禧、郭得胜、李兆基。霍英东甚至还带着郭得胜、郑裕彤等香港大亨到内地去，而他自己更是和家人频繁往来于内地和香港，要知道，那还是在1978年大陆决定改革开放之前。众所周知的是，霍英东还在中国加入亚足联、创立省港杯等事情上东奔西走，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作出莫大贡献。

在白天鹅酒店之前，霍英东就已经顶着莫大压力，在中山县投资修建了中山温泉宾馆，并且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片高尔夫球场。

有了这些背景之后，霍英东踊跃要求在广州修建中国大陆第一座五星级酒店，就不让人意外了。

1979年7月，霍英东开始在沙面填江造地，11月，白天鹅酒店开始全面施工。霍英东将酒店的建筑设计交给两位内地的建筑师佘峻南和莫伯治。因为内地久未对外开放，霍英东担心建筑师对新事物已经陌生，他请这两位建筑师到香港去参观一些著名建筑，并且同一些香港的著名建筑师交流。结果，这两名中国建筑师的设计为白天鹅酒店赢得交口称赞。后来贝聿铭到白天鹅酒店参观时，赞扬说“可见中国有天才的设计大师”。

但是其中的阻力却也是霍英东所没有想到的。霍英东曾经说：“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甚至霍英东要求宾馆服务员穿丝袜也被人说是有意识形态问题。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时，中间的茶话会上，霍英东听到上面有两个人说相声，说“有一个打领带的人想要精卫填海”，霍英东四下看看，在座的只有他一个人打着领带，而且，那时他正在填白鹅潭以建白天鹅酒店。霍英东建白天鹅时，提出要自己设计、自己采购、自己管理。设计问题解决了，但采购却成大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

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代替。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几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

霍英东想出了一个把压力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方法。1982年10月14日霍英东决定在部分试营业的白天鹅宾馆请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吃饭，结果早上他到宾馆一看，发现宾馆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更别提提供餐饮。他到厨房，厨房没有煤气，炉灶也没装好。霍英东焦虑异常，却毫无办法。无奈之下他找来一个主管，说，今天晚上我已经邀请任仲夷来吃饭，无论如何，“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结果没想到晚上任仲夷带来了一百多号人。霍英东陪坐一旁，内心更加忐忑。“但出乎意料，客人入座之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十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喜：看来宾馆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啊！”

霍英东又提出酒店要在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他把请柬广为散发，然后拿着请柬去需要审批的各个部门催办手续，把压力转移到这些机关之上，竟然也顺利成功。

1983年1月份，霍英东到白天鹅巡视，发现工程进度缓慢。这位大亨索性自己住在宾馆内，一住13天，天天到现场做监工。后来霍英东回忆：“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到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几乎宾馆所有涉及到的，我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

结果，白天鹅宾馆开业那天，因为霍英东执意要开放宾馆，竟然有一万多人涌入宾馆参观。更有人称白天鹅是“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包括邓小平、李光耀、美国的两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英国女皇等政要名流都对白天鹅赞叹有加。而在酒店行业，霍英东秉持“三自”方针建设起来的白天鹅酒店，也被人称为“白天鹅模式”而在中国的高级酒店中大加推广。后来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霍英东说，白天鹅不是一家酒店，而是邓小平开放路线正确性的见证。

2003年2月6日，合作期满，霍氏将白天鹅酒店交与广东省政府管理。2006年10月，84岁的霍英东病逝。此时人们重新想起当初在首都机场，他四下张望，寻找那幅《泼水节——生命赞歌》画作，看其中一个裸体少数民族少女画像是否还存在，以此判断国内的开放政策是否还在延续。每念及此，都给人恍若隔世之感。

上海新天地

2001年竣工的上海新天地表明了旧城改造的另一种可能：文化、历史和商业如何很好地结合。它不是纯粹去旧建新的商业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牺牲商业的保护主义。上海新天地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在淮海中路南侧、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毗邻黄陂南路地铁站和南北、东西高架路的交汇点。新天地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万平方米，由一片石库门建筑群构成。建筑群的外表保留了当年的砖墙、屋瓦、石库门，仿佛时光倒流，置身于20世纪20年代。但是，每座建筑内部，则按照21世纪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而设计。这些建筑成为国际画廊、时装店、主题餐馆、咖啡酒吧入驻的场所。

1999年1月，香港人罗康瑞烧香拜佛，开始自己改造上海老弄堂的冒险之举。后来的媒体说：“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

开始改造这片后来被称为上海新天地的弄堂时，罗康瑞51岁。1948年出生的罗康瑞，其父是香港富商罗鹰石。15岁那年，罗康瑞就被父亲送到澳大利亚读书，回到香港之后，罗康瑞先是在父亲的公司工作，而后，1971年，拿着父亲借给他的10万块钱和交给他的一个工程，24岁的罗康瑞开始自己创业。这就是后来的瑞安集团的雏形，一家小型的建筑公司。

罗康瑞真正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是在1984年。那一年，很多香港商人对香港的前途判断不明朗，在香港掀起了一阵公司迁移注册和商人移民的浪潮。

而香港地产界的后生小子罗康瑞反其道而行，开始北上考察中国大陆的市场，并且在1985年正式宣布进入内地市场，此时罗康瑞已经有了政治身份——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凭借这个身份，罗康瑞在上海编织起了自己的政府关系网。1996年拿下卢湾区政府批给他的52公顷太平桥地区地皮，这成为罗康瑞和瑞安集团的关键一役。

罗康瑞的第一步就是改造一片位于商业中心淮海中路旁的老街区。《金融时报》描述罗康瑞要动工的这片土地说：该地区由弄堂组成，占地约3万平方米，住着大约2 380户。该地区已明显年久失修，埋没在新建的豪华酒店和未来主义风格的摩天大厦的阴影之中。在目前保留下来的弄堂里，晾挂的衣物一字排开，如同家家户户悬挂的彩旗，一排排水槽排列在弄堂两侧，为了防止邻居盗用，水龙头都上了锁。房屋的院子内摆满了数百户住家的自行车。居民们通常会在弄堂里临时支张桌子吃饭，在这里压根就谈不上什么私人空间。

但是罗康瑞却下定决心要让这片步行10分钟就可以环绕一圈的老街区重焕新生。甚至不仅仅是重焕新生，他要让它的商业魅力不亚于毗邻的淮海中路。他邀请住在波士顿的美国旧房改造专家本杰明&#8226;伍德建筑设计事务所和新加坡日建设计事务所为自己的改造计划提供咨询建议，“其他人都希望把这一地区推倒重建，但是他们要我立即前往上海”。罗康瑞为本&#8226;伍德和他的同行们开出的价钱是3 000万人民币，要求是尽可能保留该地区的历史特色，同时又让它对大公司和奢侈品品牌具备商业上的吸引力。罗康瑞想要一朵与众不同的花，但无论这朵奇葩多么与众不同，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它必须能招来蜜蜂。不然这个项目就毫无意义。

本&#8226;伍德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赢得了这个项目。后来媒体报道说，“在花了1 000个小时研究上海的旧建筑后，设计师们决定在整体规划上保留北部地块大部分石库门建筑，穿插部分现代建筑；南部地块则以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建筑为主，配合少量石库门建筑，一条步行街串起南北两个地块。”

而一些地区的石库门已经被时间和人为的破坏摧毁得面目全非。为了达到旧建筑的效果，瑞安公司从档案馆找到了当年由法国建筑师签名的图纸，按照图纸来还原建筑。

但“这并不是‘忠实的’复原重建。我不是一个保护主义者。我的目的是尊重这一地区的特色风貌，同时创建一种商业上可行的居住环境。”本&#8226;伍德说。他们加固楼体，翻修外观，加装窗户，改造水电系统，加装地底光纤电缆和空调系统，几乎全面改造了内部结构，让公司和品牌可以入驻。他们甚至专门从德国进口一种昂贵的防潮药水，像打针似的注射进墙壁的每块砖和砖缝里。这样折腾一番之后，新天地每平方米的造价达到了2万元。而为了动迁这一地块上2 300多户、8 000多名居民，瑞安集团付出了6亿元人民币的动迁费。有报道说，为了改造新天地，罗康瑞投入了他全部资产的一半——14亿人民币。

这场豪赌最终以罗康瑞完胜结尾。精明的罗康瑞把新天地的竣工日期定在2001年6月30日。因为7月1日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庆典，而中共一大会议旧址，就在新天地里面，罗康瑞丝毫未动，原样保留。10月份则是上海APEC会议。后来罗康瑞得意地对媒体说：“庆祝建党80周年，中央的高级领导都会到一大会址，不用宣传全国都会知道；APEC在上海开，各国总统元首会到上海来，有6 000多名外国记者，不用宣传你也宣传了。”果然，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都光临了罗康瑞的新天地。这些照片被瑞安集团妥善保存着，一有需要，就可以拿出来展示。而各个时髦的餐厅、咖啡厅、服装店、饰品店和酒吧，都开始陆续进入新天地。

后来，作家凌志军在他的《变化》中将新天地作为中国“新人类、新生活”的一个例证写了出来：“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把这块地方介绍给从外地来的朋友：‘去吧，你一定喜欢，在那里喝咖啡就像在巴黎街头一样。’年轻人毫不掩饰他们心中快乐的消费主义倾向，相信新的生活就在这里……历史学家说它‘看上去旧意浓浓’，新闻记者说它有‘别样的风华’，作家们说它是‘上海的一个童话’，经济学家说它‘提供了2093个就业岗位’。石库门博物馆是用下面这句话来描述它的：‘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它很洋气。’”

罗康瑞则留了一手，他规定，自己的新天地房屋只出租不出售。“一卖给这些商户就没法控制了。我坚决不能卖。”这会让他的投资回收非常缓慢，但是，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如意算盘：“但这里我有52公顷的地呀，我边上的房子卖得很好，每平方米2 500美元，是上海的最高价。”

在规划新天地的同时，罗康瑞就开始在新天地旁边规划修建翠湖天地公寓，这也是他的太平桥地区重建项目的一部分。翠湖天地第一期5幢公寓楼在2003年竣工，共有277套公寓房。它的房价1999年前开盘时是3 229美元每平方米，2005年价格涨到了8 611美元每平方米。而这只是罗康瑞手中52公顷土地中的一部分而已。

上海新天地让罗康瑞一战成名。尽管瑞安集团在香港地产界只能算后起之辈，但据说连李嘉诚和新鸿基的郭炳湘这样的地产大亨见到罗康瑞，也拍拍他肩膀，赞扬说，这么早就想到进入大陆市场，好样的。

上海新天地成了和外滩、徐家汇一样的上海地标，也成了罗康瑞的成名之作。当他出席全球性的社交场所时，经常有人走过来，对罗康瑞说：“我刚刚去过上海，看到了你的新天地。”罗康瑞自己也说：“新天地可能是我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一块了。”

新天地这样的旧城改造，既能讨得政府和市民欢心，又能带来切实的商业利益，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城市，纷纷邀请罗康瑞到自己的城市进行旧城改造，建设一片新的天地。罗康瑞也毫不客气，在杭州的西湖边建起了新天地，在重庆建起了新天地，在武汉的长江边也建起了新天地。而且在每个地方，即使难以再现上海新天地的盛况，也都成了当地的显赫地标。

保卫平遥

1997年12月，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的整体保护和经营是古城发展的另一种思路：城市发展没有必要完全走工业化之路，城市的规划也没有必要全部是高楼和大马路——很多古城正是毁于这种“现代”思维。地处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 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同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城墙、镇国寺、平遥双林寺、慈相寺、平遥文庙。其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游览整座城市，从中可看出中国明清城市的规划和营造蓝图。从2001年起，平遥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国际摄影节。

如果把时间向前推移一百多年，人们也根本无法想象平遥会成为一个旅游城市，如果有人从北京或者从其他地方来到这里，也只是为了到中国的财富中心寻求利益或者商业上的指导。

当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平遥出现时，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奇特的彷徨时代，这个国家仿佛一个犹豫不决的巨人，在蹉跎间把机遇尽失。

日升昌的成立被视为中国银行业的开端。日升昌之后，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票号，仅平遥就有票号22家。这三地都位于晋中平原之上，成一字排开之势。成为中国财富的集中之地。其中，平遥集中了最多的富商大贾，有“小北京”之称。

票号兴旺之时，其分号遍布全国，而其商人则富甲天下。以至于从未到过山西的古龙，在其武侠小说中，将山西的票号商人和东北关外的参客视为江湖之中最富有的人。梁启超则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词以对，独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与世界人之前。”等到了1836年，华尔街被视为纽约证券市场的代名词，纽约日益成为美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山西票号也已经发展成熟。慈禧太后曾经评价平遥的协同庆票号：“一个协同庆票号筹款支差，比得上山西藩司，也快比得上大清户部了。”

这种奢华富裕的遗留场景，在山西票号历经战乱衰落之后，仍然让远嫁到山西的宋蔼龄大吃一惊。在美国传记作家罗比&#8226;尤恩森的笔下，“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中国的华尔街”，如果更准确的话，它应该被冠名在晋中平原上这三个紧邻的县城的头上：太谷、祁县、平遥。如今，奢华尽散，这里仍保留着奢华的痕迹：一栋栋至少三进的大院，是票号商人的办公室，正门是揽柜房（柜台），一院是账房，二院是信房（分号和总号之间往来信息），三院是协理房（比经理低一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再往后，则是总经理房。后来的人们旅行到这些地方，完全可以从那些仍然保存着的深深庭院中遥想当年票号商人的富裕奢华。

平遥的再次引人注目起始于1981年。这一年，发生了后来所谓的“刀下留城”事件。后来关于此事的记述大都非常简略，主角只是几个人。20世纪80年代初，全中国的城市都在做规划、搞建设，平遥自然也不能例外。平遥县政府请人做了一份平遥城市总体规划。这个新的规划要在平遥开辟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与四条大街相对应的，则是平遥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城墙要打开8个豁口——平遥古城墙高12米，厚５米，周长6公里，城墙有3 000垛口，72敌楼，以对应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

规划出台之后，为了开辟这4条大街，要将城西门内的平房全部拆除。“当时城西门外的民居已经拆了100多米，现在刚进平遥城有一段比较宽阔，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东门以南也开了一个豁口。”柴泽俊说。柴泽俊是当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也是一名古建筑专家。这一拆迁规划当时的平遥县文管所所长李有华冒着丢去官职的风险通知的柴泽俊古城拆建一事。李有华甚至躺在门道里，以此来阻止拆迁人员。

接到李有华消息的柴泽俊带着他的同事们立即前往平遥，但是，“当时平遥古城还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城建系统又不归我们管，跑一次不行，跑两次三次还是不行”。

这时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出场。这份新的城市规划由平遥县交给山西省建委批准，恰巧，当时的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正在山西榆次协助当地进行城市规划。省建委的人就把平遥城的总体规划拿给阮仪三看。阮仪三看到这份规划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份规划相当于要把平遥城中心的古建筑，包括日升昌在内的票号全部拆除。

“山西省建设厅规划处的处长是我们同济大学的，?过他去找山西省建设厅的厅长，当时叫建委主任，这位孙主任就说，行，既然你说规划不好，平遥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暂时不要拆了。当时房子已经拆掉几百幢阁楼了。说做规划口说无凭，我就回来带了12个学生过去，做了规划之后，我知道这样光说还没用，就直接上京，找权威的人罗老（罗哲文）和郑老（郑孝燮），那时罗老是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手上管钱，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我就叫他们去，因为我阮仪三当时一介讲师，人家不当你是回事儿，我拉了他们去看，他们一到，省长也出来，才定下来，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去做。”阮仪三回忆说。

平遥古城街道

“平遥为什么能留下来，因为慢了一点，（慢是因为）它穷，它在这几个城里（太谷，祁县，忻县，解休）是最穷的，动作慢了一点。然而（它）也扒了城墙扒了口子，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公尺，拆掉30几幢明代建筑，一百几十幢清代建筑，人家拆了几百幢、几千幢了，它慢了一点。”阮仪三说。

为了做平遥城的规划，阮仪三自己贴上钱不说，还借了3 000元，这钱后来他慢慢用自己的教授经费还上。但是这份送到北京的规划却让罗哲文和郑孝燮决定对平遥施以援手。郑孝燮在阮仪三的规划上写道：“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阮仪三把平遥城墙、郑国寺、双林寺写下来上报国宝级别单位。文化部拨了8万元专款来修城墙，山西省也批准了阮仪三的规划。阮仪三还自己掏钱，为平遥县的政府官员办培训班，让他们到同济大学学习，了解古建筑和文物保护，“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心腹，那边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和我说”。

1986年，平遥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平遥的城墙、双林寺和镇国寺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政府的认可让各级政府都开始对平遥古城的修复慷慨解囊，到了1993年，国家对平遥古城修复累计投资有550多万元。

真正的辉煌是1997年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平遥保护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柴泽俊是平遥当年申办世界文化遗产小组的副组长。“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世界教科文组织说。结果，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平遥的旅游门票收入马上从申遗前的每年18万元增加到了每年500多万元。2007年，平遥的旅游收入则达到了7 700万元。

帮助平遥达到这一庞大数字的还有从2001年9月20日开始在平遥举行的国际摄影节。

2007年的国际摄影节就吸引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摄影家及20位策展人参展，展出作品一万多幅。平遥县旅游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开始举办摄影节的前一年，即2000年，平遥共接待游客163万人，门票收入780万元。而2007年摄影展举行的一周时间内，平遥就接待参观人数近21万人，其中外国游客近7 000人。这一年的旅游收入是7 700万元，几乎是2000年的10倍。昔日辉煌无尽的金融中心，今天则是城市保护的范本。

798：从工厂到艺术区

798艺术区在2002年后成为中国艺术品热潮的一个标志性地点。798位于北京东郊的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之前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工厂，在2001年后，不断有艺术家入住这片废弃的厂房，利用原有厂房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经过装修，把这片厂房变成了一个个工作室、画廊、文化公司、咖啡馆或者书店。798艺术区所占用的厂区，是原电子工业部所属706、707、718、751、797、798这6个厂的区域范围，这也是“798”这个名字的来源。如今，798几乎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将艺术商业化的成功范例。在中国，很多大城市都开始了模仿798的举动，艺术家们寻找废弃的工厂，将之变为艺术区，政府和公司也将之视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范例。

谁也没有想到，一片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工厂，它最辉煌的时期，竟然在将近50年后才到来，只是用途已全然发生变化。

这片工厂在它建立之初就被寄予厚望。它是新中国仿照苏联发展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央政府就开始谋划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此，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经济官员曾经根据苏联老大哥的建议，三次修改“一五”计划。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和陈云在内的中共高层官员都曾经先后访问苏联，以获得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中国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援助。

这片工厂位于北京东郊毫无工业基础的酒仙桥地区。它被命名为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又称718联合厂），由前苏联和原民主德国共同帮助中国建立。由于原民主德国的电子工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原民主德国的工程师基本承担起了建设这片工厂的重任。后来的一份资料说，为了建设这座工厂，“原民主德国副总理厄斯纳亲自挂帅，利用全原民主德国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因为原民主德国不存在同等规模的工厂，所以厄斯纳组织了原民主德国44个院所与工厂的权威专家，成立了一个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最后集全原民主德国的电子工业力量，包括技术、专家、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带有乌托邦理想的盛大工程。718联合厂的首任厂长李瑞在回忆文章里说：‘我看过德国20多个厂，没有单独一厂具有如此规模的。据我所知，在前苏联和社会主义其他阵营的国家中，此类规模的工厂也实属罕见。’”

负责718联合工厂设计的建筑事务所和包毫斯学校处在同一个城市，深受包豪斯风格的影响。因此，这座工厂也就具备了典型的包豪斯风格：实用、简洁、明朗、灵活。设计和建成的工厂建筑能够承受8级以上的地震；施工时使用的都是坚固的500号建筑砖；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后来再利用这片工厂被加以强调，那就是，建筑物的窗户不像当时通行惯例朝南，而是朝北。一篇描写这片工厂的文章解释说，朝北的设计“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光和反射光，有助于保持室内光线的均匀和稳定，而从视觉感受来看，恒定的光线又可以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美感”。如今鼎鼎大名的798工厂，正是718联合工厂的第三分厂。

后来，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历史学家评论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9％，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长每年平均约38％和187％。”而这156个核心的投资项目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几乎吸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工业投资的一半”。

但对于718联合工厂而言，这种工业上的辉煌却并没有延续到新世纪。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主题。在制定“一五”计划时，规划者有意避开了那些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东南沿海地带，但1978年之后，计划经济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占据了地理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带和南方城市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宠儿。那些曾经的先行者，那些已经建起的成片的工厂，如果不能得到国家的继续支持，而自身又时运不济，它们的命运就只能像铁西区那样沉沦，直到等到新生。718联合厂和它的第三分厂798厂在其中应该算是幸运儿，无意间踏上了承载着另外一个主题的跳板。

1964年4月上级主管单位撤销了718联合厂建制，成立了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2000年12月，包括798厂在内的6家原718联合厂的工厂被整合重组成一家名叫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公司。整合之后，包括798厂在内的大片厂房被闲置。业主七星集团开始陆续将这些厂房出租。

2002年2月，一个特殊房客进入798厂。这被认为是后来798厂转化为艺术区的起始。美国人罗伯特送自己在雀巢公司工作的妻子上班，每天经过798工厂，渐渐对这片包豪斯风格的建筑产生?感。于是，他决定在这里租一栋房子，“这里可比那些写字楼好多了”，回忆时他轻快地说。但在当时却没有那么轻快，因为尽管798厂的很多厂房都空着，物业公司却只愿意将原来的一个回民食堂租给这个美国人，“墙上全是油污，屋顶黑糊糊的，室内又脏又乱”，后来的一篇报道说。租金倒是不贵，只有每平方米065元——后来798厂的租金涨到每平方米四五块。

罗伯特将这个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整修了一下，变成前店后公司。店是后来著名的现代艺术书店。罗伯特当时做着和中国艺术相关的工作，和他交往的人当中，不乏中国大陆的当代艺术家。这样，通过罗伯特，他们就认识了798。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迁到这里来，因为这里便宜、空旷，而且，容易扎堆。

黄锐也是在这之后搬到798的。这名后来被视为798领袖人物的当代艺术家当时刚刚从日本回来，想在北京找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室。后来他对一个记者描述自己刚到798时的感受：“里面特别黑。当时是早春，晚上6点，有一点微光，从很脏的窗户里透出来。那个地方全是土，有几台旧机器，这种房子的弧线我特别喜欢——最美好的曲线都是弧形的。进入这个空间，毫无选择。”他也发现这里作为艺术家聚居区具备的天然的独特性：“798是北京这个拥有最古老文明的最新城市的最大工业遗产。”尽管当时已经有包括雕塑家隋建国在内的艺术家把工作室放在了这里，但是798成为艺术家和画廊大规模聚集之所，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后来一个叫方振宁的艺术评论家如此描述798如何成为画廊和工作室扎堆的地方：“在2002年10月末的一天，一家由经营亚洲当代艺术的东京画廊和艺术家黄锐合作的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画廊在798举办开张酒会，吸引了大约1 000多名北京艺术圈里的人。突然间人们发现，如果把这种具有包豪斯风格的工业建筑改造成画廊，将是再时髦不过的好主意。当时租金便宜得让你难以想象，每天一平方米的价格才04元人民币左右，于是，在只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出现了一大批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以及咖啡厅和艺术书店等等。”

只是事情就是如此无常。当这片地区终于繁荣起来，有钱人，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开始经常到798的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闲逛买画时，关于798已经太商业化的声音又开始出现，而且忧心忡忡者大都是其中的居住者。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这片地区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引来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客人。这让其中一些人自鸣得意——因为这把他们置于一个聚光灯下，也让另一些人感到不适——因为这种变化过于迅猛。

798最早的一批居住者之一，媒体人洪晃在接受采访时说，798的这种“从一个特别破烂的地方，到一个大家都在投入的地方”的迅猛变化，让她感觉“畸形”：“SOHO那样的商业化是一个必然发展过程，SOHO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才彻底商业化的，但是798几乎是3年之内，现在NIKE都进来了，在这儿是房租最高的客人，在这儿做展厅。它的商业化跟我们个人力量相比的话，它的力量太大了。798一下子就会变成一个运动总指挥部，再变成一个商业化的地方。”SOHO是纽约的艺术家居住区，后来也成为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后来的媒体在提到变成艺术区的798时，总是喜欢将798和SOHO相提并论。这种商业化的前景让艺术家们感到有些不适，尽管它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商业收益，让他们买得起豪华轿车和宽敞的住房。“现在那里（SOHO）一家画廊也没有，更不用说工作室，现在全部都是高档公寓和品牌店。像中国近些年的艺术区从圆明园、上苑、宋庄到798的流动一样，国外的艺术区也在不断变迁当中。商业社会总是很容易把艺术的果实吸收过去。”黄锐谈SOHO时的口吻像在说798。

除了商业化这个无法阻碍的趋势之外，2006年，北京市政府宣布将798规划为创意园区，之后以黄锐为代表的艺术家开始和园区的管理者之间发生争执。创意园区的管理者在2007年年初给黄锐下达了最后通牒，让这位租期已满的艺术家搬离园区。而黄锐的担心则是，业主方和管理方会通过让合同到期的艺术家搬走，然后以更高租金出租的方式，把798变成一个商业气息更浓厚的社区。

不过艺术园区最终会消失的担心很快就被消除。因为越来越多的画廊开始进入798——它仍然很商业化，进入798的不再是籍籍无名的艺术家，贪图这里的便宜和宽阔，而是知名的国际画廊和公司。2007年年末开业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就是其中一家。黄锐并不欢迎这种变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资金实力雄厚，因此随心所欲地搜刮所有看得上的艺术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帮助真正的艺术家。”但是这种变化却是无可避免的，而艺术家和商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会存在。这种关系真是奇怪，正是商业带给这些艺术家名望和金钱，这些原本贫穷的艺术家离不开商业，但他们又在内心深处担心商业会终究吞噬他们，或者还会抛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