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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1）

-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2）

-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3）

-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4）

-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5）

-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1）

-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2）

-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3）

-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4）

-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5）

-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6）

-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7）

- 三 庭审前后（1）

- 三 庭审前后（2）

- 三 庭审前后（3）

- 三 庭审前后（4）

- 三 庭审前后（5）

- 三 庭审前后（6）

- 三 庭审前后（7）

- 三 庭审前后（8）

- 三 庭审前后（9）

- 三 庭审前后（10）

- 三 庭审前后（11）

- 三 庭审前后（12）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1）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2）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3）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4）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5）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6）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7）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8）

-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9）

- 五 关于“批‘周公’”案（1）

- 五 关于“批‘周公’”案（2）

- 五 关于“批‘周公’”案（3）

- 五 关于“批‘周公’”案（4）

- 五 关于“批‘周公’”案（5）

- 五 关于“批‘周公’”案（6）

- 五 关于?批‘周公’”案（7）

-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1）

-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2）

-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3）

-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4）

-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5）

-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6）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1）

1.江青显得很平静

我在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后，曾听到过许多关于抓捕“四人帮”的情况，特别是江青被捕，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负责执行任务的张耀祠是提着手枪冲进去的；有人说当时江青听到宣布后，就倒在地上打滚，不肯站起来；有人说江青想反抗，同时还指责去抓她的人；更有的书刊上将此事描写得如同传奇一般，说是江青听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的宣读后，‘忽’地跳下床，手指向办公厅副主任，横眉瞪眼骂道‘滚！你给我滚出去！警卫员！来人哪！快来人哪！’接着江青又指责这是在‘搞阴谋，搞政变’，并反身抓起床头的一只瓷瓶，奋力朝张耀祠砸去。张耀祠闪身躲过，猛扑过去一把将她按住……

从我参加对于“四人帮”预审和审判前后所了解到的情况，以及看到的相关材料却完全不是这样。当时负责拘捕江青的张耀祠穿便服，没有带手枪。行动小组的人员穿军装，但也都没有带任何武器。张耀祠仅带着几名行动小组人员，来到江青所住的万字廊二零一号住处。

由于张耀祠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南海的安全警卫工作，警卫人员同他很熟，当他出现在江青的住处时，两名警卫人员并没有进行阻拦。张耀祠命令行动小组人员缴了两名警卫员的枪。

这突然的行动，使两名警卫员不知发生了什么，就笑着问：“张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呀？”

江青吃完晚饭后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休息，见张耀祠进来，像平时一样地只向他点点头。

毛泽东主席生病期间，张耀祠是经常来这里的，这次江青没有想到的是，张耀祠站在她的面前，很严肃地向她说了一段令她吃惊的话：“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

此时的江青并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向张耀祠扔瓷器，而是仍坐在沙发上，双目怒视着张耀祠，然后才慢慢地站起来，板着一张脸，从腰上取下一串钥匙，轻轻地扭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只牛皮信封，看了看，再找来一支铅笔，在封面上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将钥匙放在信封里面，并将信封用封条封好。

从这些行动可以看得出来，江青对于这一天是有了一定准备的。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2）

江青被押送到中南海一个秘密的地下室去时并没有换车，坐的仍然是自己过去的那辆轿车。

江青被逮捕时并没有作任何的反抗，她显得很平静，后被押送到中南海一个秘密的地下室去时。

我所知道的震惊中外的抓捕江青的行动，就是这样平淡，这样毫无一点惊心动魄之处。

……

2.张春桥大喊“你们这是干什么？”

“会议室”里，被行动小组人员扭住的张春桥对坐在沙发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大声地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

拘捕张春桥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春桥的贴身警卫员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军人，他正在家乡休假，被张春桥突然召回北京，外出时寸步不离。

张春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就带上这位警卫员来到怀仁堂。

二人刚走到门口时，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迎上去，向张春桥行了一个军礼。

张春桥板着脸，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到了吗？”

答：“到了，他们正在等你。”

于是，张春桥朝里面走去。

门前的两名卫兵立刻将张春桥的警卫员拦住。

张春桥回过头来，有些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卫兵回答说：“没有什么，首长们开会，随行人员按规定都在外面的大厅里休息。”

这一说，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只好对自己的警卫员点点头，独自进去。

当推开“会议室”门时，突然冲出几个人来，将张春桥一下子扭住。

张春桥立刻大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张春桥的警卫员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休息。他进门一看里面都是警卫局的熟人，就向大家点点头，然后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喝起来。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3）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时刻听着里面的动静是真。

警卫团一名副团长朝屋子里的行动小组人员使了个眼色，行动小组的几个人就冲上去缴他腰上的手枪。

谁知他后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枪。

昔日警卫团里的熟人，此时“各为其主”，怒目相视，谁也不敢向前。

如果双方发生枪战，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粉碎“四人帮”的计划。

那位副团长大声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逮捕张春桥！”

这是令张春桥的警卫员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着就说：“我只听汪东兴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并将话筒递给他。

听完汪东兴电话后，他回答说：“是！我服从命令！”

“会议室”里，被行动小组人员扭住的张春桥对坐在沙发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大声地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

华国锋拿出一张“决定”来，对张春桥念道：“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张春桥被戴上了手铐，然后从后门将他押走。

3.王洪文的最后挣扎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乘机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头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早已等候在此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平静地坐在那里。

在此之前，汪东兴将写好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

具体的抓捕行动，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实施。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4）

在解决了张春桥之后，王洪文接着就到了。

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

他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服。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乘机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头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叶剑英到底是经过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连拖带架地将王洪文带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4.姚文元“有话要说”

姚文元听了后只是问了一声：“这是谁叫你们干的？

接着又说：“我还有话要说啊！”

姚文元是王、张、姚三个人中接到“开会”通知后唯一产生怀疑的人。

他开始对是否去开这个“会”有些犹豫，觉得此事有些“出格”。

他认为“出格”的理由：

一是自己不是政治局常委，过去除曾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列席过这样的会之外，从来都没有这样正式通知他去参加过。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这样的会议，这有点儿太突然。

一 我所知道的抓捕“四人帮”经过（5）

另一个理由是开会的地点。过去开这样的会议，大都在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这几个警卫严密的地方，而这次仅有四个人参加的常委会，却选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怀仁堂，其中究竟有何原因？

姚文元认为：“此时此刻，风云莫测哟！”

他想借故请假。

可是，一种获取更大权力的强烈欲望，使他又对自己的前程产生了一种幻想。

我曾看到一些报刊在记述这件事情时，将此时接到通知去开常委会的姚文元描写成“欣喜若狂”，同时还很不高兴地指责通知者：“搞的什么鬼，早就该开这个会了！”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合乎姚文元这个人的个性。通过我在预审和法庭上与姚文元的接触、观察来看，在“四人帮”中他比其他三个人更谨慎，也更注意自身的安危。

姚文元此时既对此表示怀疑，又不愿放弃自己有可能升为“常委”的机会。

据我所看到的参加执行这次拘捕姚文元任务的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武健华的文章——《对有关粉碎“四人帮”文章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回忆：“对姚文元的隔离，完全是按照预定方案进行的，即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采取行动的时候，对姚文元不动任何声色，此时，他悄然不知……”

武健华在这里写道，当姚文元即将到来时，华国锋对叶剑英说：“还要我们出面吗？”

叶剑英说：“免了吧。”

于是，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共同作出决定，此事由在场的武健华来代为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

姚文元是在一种复杂而多虑的情况下，于8点2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开会”。他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第三个来“开会”的。

武健华让行动小组的人员将姚文元带到怀仁堂东的休息室去。

武健华这时向姚文元宣布了华国锋写的命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姚文元听了后只是问了一声：“这是谁叫你们干的？”

接着又说：“我还有话要说啊！”

武健华未与他纠缠，当即命令行动小组的人员立刻将姚文元带走。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1）

1.神秘的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领导筹建的。他哪里想到，在“文革”中不但自己遭受残酷迫害被监禁，而且妻子郝治平竟被关进了这座由他一手兴建起来的监狱。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座秘密监狱建于1958年，因为建在秦城，所以称秦城监狱。它位于燕山南麓的监狱，除了朝南的方向是一马平川之外，三面全是险峰峻岭，连绵相接，如同一把钳子，将这山下的监狱牢牢地钳住。山岭上树木葱郁，隐约可见古长城的断壁残垣，蛇形般环绕着山岭。此前归公安部管辖，鉴于当时国民党的许多战犯和美蒋特务都被分散关在北京的一些监狱里，一来不便于统一管理，二来审讯时也不太方便，因此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决定修一座监狱，将这些人集中关押起来。当时有四个监区，四百间监房，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设施也一应俱全。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看着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了两个监区，四百间监房，将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监狱建成了一座特级监狱， 成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民族精英们的一座“据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知识分子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冤狱遍布神州，秦城监狱扩建成特级监狱便是一个缩影.后来我看到监狱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讲道，在对待被关押的老干部时，名义上是“关心生活”，实际上炒鸡蛋时连蛋壳都炒在里面，致使这些老人无法吃菜，只能啃点窝窝头充饥。有的在这里被关押几年之久，还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文革”中这是一座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集中营。”

2.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之死

1966年冬天的北京缺雨少雪，干寒酷冷。

11月29日深夜，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还没有回家。由于突然爆发“文化大革命”，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各地请示的材料和汇报的情况，不断地送到他的办公室。可是，形势已不能让这位负责主持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的市委第二书记正常地工作了。为了避免红卫兵冲击，他将自己的办公室移到五楼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坚持领导北京市委的正常工作。

现在这间屋子成了他写“反思”的地方。他写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写的，正准备在床上躺下休息时，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2）

这时，只听一阵刺耳的玻璃被砸碎的声音。一伙人趁着夜色，冲进了屋子。

在这个漆黑的冬夜里，这伙人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他光着一双脚被强行带走了。

无辜刘仁被“四人帮”指使的一伙人戴上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自从进了这里之后，他就再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则是一个数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号码：6803。

1968年1月，一个捕风捉影、颠倒是非的简报送到了“四人帮”手中，刘仁于是就被“升级”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敌特分子”。“四人帮”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要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

刘仁经常被突击提审。

这种提审，实际上是对人从肉体到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人就是在这种“突击提审”后，不久便痛苦地死去了。对刘仁的突击提审更是残酷至极，每次都长达三天三夜。几十天折磨下来，经常咳嗽不断，有时一天吐痰达一公斤之多。不能立，不能睡，极为痛苦。“四人帮”妄图用这种办法来摧毁刘仁的意志。

在审讯室里，刘仁总是用一双炯目怒视着专案人员。

专案人员见刘仁经过如此多的折磨之后，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头认罪”，就大声地问：“刘仁，你知道‘二月提纲’吗？”

就像当年从事地下斗争面对敌特的审问一样，刘仁泰然地回答：“当然知道”。

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文革搞的吗？”

刘仁：“不知道。”

专案人员逼问：“你一直在家养病，为什么突然要跑去参加彭真的这个会议？”

刘仁反问道：“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真让我参加讨论，我能不去吗？”

专案人员未想到刘仁会如此反问自己，就大声吼道：“刘仁，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和彭真为什么要背着中央文革的首长，搞这个‘二月提纲’？”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3）

刘仁坦然地回答：“讨论‘二月提纲’的会议，他们（指“四人帮”）参加了，可为什么又说没有参加，是彭真背着他们搞的呢？这不符合事实。在会上，我也未见他们之间有过不同意见，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论，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事情。”

专案人员一听，气得直拍桌子：“刘仁，你胡说，你要为你的这些言论负责！”

这时，刘仁将戴着手铐的手高高举起，毫不退让地说：“我是自觉自愿参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讲违心的话，不能不尊重事实，决不能把党搞乱，我敢为我的言行负责！”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鉴。

刘仁再次被提审时，他已经被折磨得举步维艰了。

可是，他的意志却坚如钢铁，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千百万同志的生命线。

当年刘仁领导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开展斗争时，全市共有三千多名地下党员，都是按照党的地下工作原则进行的，是单线联系。作为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的刘仁，以“老头”的代称领导着这支地下党员的队伍，一条条北平地下党员的线索，最后都归到刘仁这个“老头”的总指挥部，他是唯一一个了解北平地下党员全部情况的人。“四人帮”一伙知道，要想达到将北平地下党打成“特务窝子”的目的，唯一能够提供全部情况的就只有刘仁一个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攻下刘仁，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可是，“四人帮”一伙儿却打错了算盘，刘仁这个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资格地下党负责人，又岂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对于“特务窝子”的审问接连不断。

专案人员：“刘仁，你得老实交代你的特务问题！”

刘仁：“特务，谁是特务？”

专案人员：“你就是特务，新中国成立前就潜入了党内。”

刘仁听后一阵大笑，用手提了提脚上的镣铐，屋子里便响起了铁镣的声音：“请问，你们有凭据吗？有证人吗？要说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到城工部工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组建北平地下党的，为解放北平作准备。当年全市的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开展斗争时，你们都在哪里？你们凭什么说这些话，凭什么来审问我？”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4）

专案人员被驳得理屈词穷，就冲上去拧刘仁手上的手铐，疼得刘仁头上直冒冷汗。

专案人员：“说，你这个特务头子说不说？”

刘仁忍着疼痛站在屋子里，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党中央，问毛主席，问周总理，我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党员们，当年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工作的，他们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劳是不容污蔑的。我刘仁个人的问题你们可以审查，但绝不能任意污蔑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面对个人的生死，刘仁就是这样大义凛然。他深知自己作为当年北平地下党的“老头”，在这个问题上是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绝不能因为个人的安危而编造历史，嫁祸于人。如果自己有半点不慎，就会给当年的城工部，给北平地下党的党员同志们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面对监狱、镣铐和非人的折磨，刘仁宁死不屈，不为解脱自己而尾随于人，不为苟且偷生而取悦于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挺身而出，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证明。有些同志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的问题，经过他的证明而得到了澄清，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捍卫了党，保护了同志。

刘仁在被关押的五年多时间里，每到吃饭时，就得举着被戴上手铐的双手，到大门下面的小洞去掏窝窝头。睡觉时被规定脸必须朝外，那被冰冷的手铐铐住的双手就得一直压在胸口的同一侧，时间长了疼痛难忍。到了冬天，手铐也一刻不准取下来，连穿衣服都不准取，棉衣的衣袖无法伸进去，只能披在身上。由于胸口长期受寒，导致肺炎不断，最后发展成严重的肺结核。长期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加之没完没了的无情审讯和折磨，就连上厕所也要作为要犯严密看管，刘仁的一双手被手铐磨得露出了骨头，脚也被脚镣磨烂。

1973年10月26日，刘仁在秦城监狱含冤而死。

“四人帮”的专案人员规定“他还没有结论，孩子们不能戴黑纱，不能向别人讲”。就连对刘仁的遗体进行火化时也不能写上他的真实姓名，而只能写上他的囚号：6803。

正如当年刘仁在秦城监狱里面对审讯时所说：“我这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坐过外国侵略者的牢，想不到还要坐我们自己建造起来的牢房。”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审判员，与我一起在第一审判庭工作。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5）

审判张春桥时甘英(女)和王文正(二排左一)在特别法庭上。(新华社稿)

1980年12月23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罪行时，甘英担任主审审判员，她与同时担任此案审判员的刘丽英、曲育才、黄凉尘坐在审判台的第一排。中央电视台特地对甘英播放了一个特写镜头，人们看到这位主审法官威严面容的时候，也同时看到她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对于此案，特别法庭经过庭审后将此列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大罪行：“在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指使、策动下，夺取了北京市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十三人遭到诬陷迫害，市委书记刘仁、邓拓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

3.“四人帮”被押入秦城监狱

两名女狱警将她带到牢房里。这是秦城监狱里一流的一间牢房，有抽水马桶，其他卫生设施也都齐全。女狱警很快就给江青换上犯人穿的号衣，从此这位“红都女皇”便在这里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1980年11月20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被告王洪文在被告席上。(新华社稿)历史给林彪、江青一伙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四人帮”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扩建的这座用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特级监狱，竟成了关押自己以及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地方。

据秦城监狱的值班记录记载，押送“四人帮”到秦城监狱的秘密行动，是在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的。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时“四人帮”被抓获之后，他们一直被隔离在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随着案件的进展，大量证据说明，“四人帮”一伙儿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决定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进行严惩。在对其进行审讯前，由部队移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行动之前，负责押送的部队事先侦察了地形，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认为秦城附近大都是起伏的丘陵，少桥梁和涵洞，有利于夜间行车。同时夜间行人少，交通不会出现堵塞，易于保密。从时间上计算，从中南海到秦城，汽车中速行驶，将人送到后就返回，来回需要两个半小时。为了不引起人们注意，四个人最好不要集中在一起，而是进行分散押送，这样目标小。分两天时间，来往四趟，到当天的天亮可以完成预定任务。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6）

那天深夜，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秦城监狱“迎接”的第一个是王洪文。

王洪文是“四人帮”中最年轻的，参过军，在抓捕的时候他也曾本能地进行过反抗，因此将他定在第一个押送。

王洪文押到时已是深夜。前后是两辆警车，中间是押送王洪文的一辆防弹车。押送的军人都是全副武装。

这次行车路线是：从中南海东门至德胜门，经沙河镇拐弯，到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监狱。立即办理各种手续，移交王洪文随身所带杂物，王洪文被带至牢房，换上号衣。

第二个“客人”张春桥是9日凌晨3时到达。他双手戴着手铐，面部毫无表情。

第二天，也就是1977年4月10日凌晨1时左右，江青被“请”到了秦城监狱。这时，监狱门前出现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情况，站了许多人。这些人有的是监狱接受移交的工作人员，也有的是专门来看江青“尊容”的，看一看这个“文革”中闹得全国上下不得安宁的“红都女皇”的下场。江青下车后伸着两只戴着手铐的手，抬着头，就直朝里面走，根本不理睬两边的人群，脚步走得很快。

两名女狱警将她带到牢房里。这是秦城监狱里一流的一间牢房，有抽水马桶，其他卫生设施也都齐全。女狱警很快就给江青换上犯人穿的号衣，从此这位“红都女皇”便在这里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请”到这座监狱的，一路上同样顺利。

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达一百八十七天的“四人帮”，被全部准时地移交秦城监狱关押。

后来有很多熟人问我，“四人帮”被关在秦城监狱，那陈伯达呢，此时为什么不将他也关到秦城监狱？

我说，陈伯达由于身体的原因，这时住在北京复兴路上的公安部监狱医院里，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得先给他看好病，然后才能进行预审。因此押送“四人帮”到秦城监狱时没有押送陈伯达。

二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7）

1980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将起诉书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十名主犯提起公诉。

11月6日，我参加了特别法庭召开的第一次审判员全体会议，讨论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移送的起诉书，并通过了特别法庭规则。

11月8日，特别法庭召开第二次全体审判员会议，我同全体特别法庭审判员一起，共同讨论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所送的起诉书，并决定受理特别检察厅起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决定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

11月10日，特别法庭派书记员到秦城监狱将起诉书副本分别送达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并告知他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三 庭审前后（1）

1.庭审前的准备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实际上是一个军事法庭，最后决定从三军仪仗队中抽调几名战士担任特别法庭的男法警。

可是三军仪仗队里没有女兵，到哪里找合格的女法警呢？

为了不打无准备之战，在正式开庭之前，特别法庭的法官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这场审判最关键的人物是江青，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加上预审时她的态度，审判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如果把江青审下来了，整个审判也就算基本成功了。

审判前，第一审判庭对此作了很多设想，并决定对开庭审判“四人帮”进行预演。

预演地点选在国家公安部礼堂。

这天晚上7时，我和特别法庭的其他审判员准时走上审判台就座，台下坐满了参加旁听的公、检、法机关的人员，这些人很多都是参加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工作的，他们对情况熟悉，便于在开庭前提出一些可以避免的问题，使审判达到预期的效果。

“江青”被押上来了——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形象、气质装扮得很像江青。

由于她曾参加过对“四人帮”的预审，了解情况，又特别善于辩护，在反辩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都特别难以答复。“法庭上”双方一直辩论到晚上十点钟。通过这种预演，特别法庭的法官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这场审判的重要性和艰难程度，是他们从事法官生涯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庄严的审判就要开始了，在这场决定共和国未来命运的审判中，除了法官之外，庭长江华强调法警形象也事关大局，出场的法警必须威严、庄重。

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法警呢？

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在全国的法警中进行调查和了解，希望能够找到合乎要求的法警。

可是，找了好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太满意。

眼看着离庭审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江华就向有关方面催问此事，见法警的事情迟迟没有落实，感到非常着急。

江华问道：“为什么还没有落实？”

有关方面答道：“按照要求，选了好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太满意。”

三 庭审前后（2）

江华说：“我们那么一支法警队伍，难道就选不出几个像样的吗？”

对方答道：“这十年来这支队伍早就被搞垮了。十年里都是靠专案组在审案子，还要法警干什么？队伍没有了，更无法训练，一时要找合适的真难。”

江华一听，大声地说：“有什么难的，实在没有合适的，我看三军仪仗队不错，就找他们要人，让他们派人来当法警”。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实际上是一个军事法庭，最后决定从三军仪仗队中抽调几名战士担任特别法庭的男法警。

可是三军仪仗队里没有女兵，到哪里找合格的女法警呢？

开始决定同样在军队里挑选，可是选了几个部队，都不太理想，主要是身高达不到要求。

大家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到体育学院里去挑选。

很快，从天津体育学院选拔了几名高大、端庄的女学员。

可是，她们平时是运动员，从来都没有干过法警工作，对于如何看犯人，如何押送犯人，如何在法庭上体现威严与庄重，一点儿都没有经验。

江华一看急了，立刻从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抽调一名处长负责特别法庭法警的工作，并对这些体育学院的女学员进行基础教育，对这些特别法庭未来的法警从押解、提审、开庭、退庭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2.律师辩护组的成立

当张思之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一同去见江青时，江青则说：“我是要辩护律师的，但我要找史良，找周建人，找刘大杰，找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江青根本就不相信张思之会真心诚意从法律上来帮助她这个“罪人”，并怀疑张思之是叶剑英、邓小平派去的。

按照特别法庭规定，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要允许他们聘请律师，如果他们自己聘请有困难，法庭也可以为他们代为聘请相关的律师为其辩护。

司法部决定由北京出四名专职律师，上海出两名专职律师，一共在全国抽调十八名律师组成辩护组，组长由北京大学的政法教授陈守一担任。

有一天，我与北京律师协会主管业务的副会长张思之一行五人乘坐一辆面包车外出。到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路过北京大学，张思之提出，把车开到北大里面去拜访一下陈守一。于是就将面包车开进了北大燕园东院的教授住宅区，来到陈守一的家。

三 庭审前后（3）

根据司法部的意见，不但由陈守一教授担任辩护组的组长，同时还让他担任王洪文的辩护律师。

我在预审时是分在王洪文预审组，后来在法庭上又成为审判王洪文的主审法官之一，因此特别想会见一下陈守一。

陈守一听说后，请人转告司法部，由于身体不好，自己不能担任这个组长，也不能担任王洪文的辩护律师。

后来，司法部根据上述情况，指定由张思之出任辩护组组长，并指定张思之为江青、李作鹏的辩护律师。

张思之1927年11月12日出生于河南郑州，1947年考入朝阳学院法律系，1949年2月，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以优异成绩选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课程。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张思之都是一名资深的律师。

辩护律师组最后决定由以下人员组成：

韩学章、张中、甘雨霈、傅志人、马克昌、周亨元、张思之、苏惠渔、王舜华、周奎正。

与此同时，除被告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也不要特别法庭指定辩护人为他们辩护之外，最后确定：

辩护人律师韩学章、张中，为被告人姚文元辩护；

律师甘雨霈、傅志人，为被告人陈伯达辩护；

律师马克昌、周亨元，为被告人吴法宪辩护；

律师张思之、苏惠渔，为被告人李作鹏辩护；

律师王舜华、周奎正，为被告人江腾蛟辩护。

当张思之和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一同去见江青时，江青则说：“我是要辩护律师的，但我要找史良，找周建人，找刘大杰，找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江青根本就不相信张思之会真心诚意从法律上来帮助她这个“罪人”，并怀疑张思之是叶剑英、邓小平派去的。

史良年事已高，精力和体力都不如从前。后来江青便不要律师，因此，在法庭上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江青自己在为自己辩护。

在“四人帮”中，有一个人却对请律师的事情很感兴趣，这个人就是姚文元。

在法庭最后宣判时，对姚文元所判罪行的量刑程度，远远低于与他同案的其他三个人，有人说是他的律师为其辩护的结果。

实事求是地来看，姚文元的律师的确从法律的角度为他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辩护，但更主要的是法庭依据法律，依法量刑的结果。

三 庭审前后（4）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审判和量刑，标志着我国的法制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3.法庭上下的一场误会

黄晨感到很吃惊，怎么能让这样的“家伙”在法庭上做审判江青的公诉人呢？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竟然还让他们的爪牙堂而皇之地坐在上面，那还了得！

黄晨对此提出了怀疑。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上海人应该都不会忘记，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两个在当时极具影响的“10&#8226;8”事件。

这两个事件正好发生在上海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首尾。

这后一个“10&#8226;8”事件，就发生在1976年10月8日的武装叛乱事件，而前一个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6年10月8日。

两个事件，前后衔接，整整十年。

前一个“10&#8226;8”事件是这样开始的。

那天午夜，万籁俱寂，大上海沉浸在甜蜜的睡梦之中。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夜空中响起。

这声音来自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三楼三室。

保姆听见响声，就起来走到门前，轻声地问：“谁呀？”

一个男人用命令式的口气大声地说：“快开门！”

保姆不敢开门，仍然追问：“你是谁？”

门外的人明显有点儿不耐烦了，用一种不容再问的口气粗声大气地说：“开门，我们是红卫兵！”

一听说“红卫兵”，保姆不敢怠慢，只好开了门。这伙人一拥而进，有男有女，进屋后就对保姆宣布：“不准乱动！”

这伙人很老练地将房门反锁起来。

这时，里屋的男女主人已被惊醒，刚穿上衣服准备朝外走，谁知这伙人早已冲到面前，立刻将他们看管起来，不准他们在自己的屋子里乱动。

接着，这伙人拉上了窗帘。

三 庭审前后（5）

令人意想不到的抄家搜查开始了。

他们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动作熟练，很少向两个主人问话，只顾埋头查抄。他们对屋子里的书籍、纸条，尤其是一些信件特别感兴趣。对于堆放的书籍，一本也不放过，用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竹片，将其中有折页的地方，一张一张地挑开，仔细查看里面是否还夹有别的东西。

他们将那些从这屋子里查出的一些信件和纸片，包括主人平时工作的笔记，单位开会时的记录，就连孩子上学做的作业和成绩单，也都毫不客气地统统装进了几个早已准备好的黄色拉链提包里。

当上海海关的大钟敲了六下的时候，这伙人才结束了“战斗”，提着几包查获的“战利品”夺门而出，立刻消失在黎明的晨雾中。

直到这时，两位主人和保姆，才从惊吓中回过神来，立刻给自己工作的单位打电话。

此时，主人的工作单位——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已被改名为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接电话的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他感到很震惊，是谁如此大胆，不通过他们就闯进了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家，还蛮横无理地抄走了那么多的“文字”？

著名电影明星赵丹同时也从自己的家里——湖南路八号三楼打来电话，反映了与郑君里同样的情况，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相同的。

与此同时，已改为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值班人员，也接到了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和陈鲤庭的电话，这两位曾经导演过《小二黑结婚》、《丽人行》等影片的资深电影导演，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时间也是相同的。

这四个人都认为，这伙人不像是强盗，因为他们不要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他们自称是扫“四旧”的“红卫兵”，专门只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而且越旧的他们越感兴趣。可是，这四个电影界的名人又都表示怀疑，反映这伙人的年龄好像比“红卫兵”稍大一点儿，有几个负责指挥的人，从年龄上看明显应该是“红卫兵”的“老师”了。

很快，这两家电影制片厂就将情况反映到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那里。

此时坐镇上海的李文静，是张春桥留在这里的一个耳目，在接到两家电影制片厂的电话之后，她很快又获悉了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家同样在昨晚同一时间被抄的情报。

李文静预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查抄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这五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家是小事，可竟然有人在一个夜晚，突然将手伸进了由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严密控制的上海，这些人显然是有背景的。

三 庭审前后（6）

这次有预谋的行动，究竟是“红卫兵”自发的，还是别的“司令部”精心策划的，李文静虽经多方打听，仍无法解开这个谜。

她速将以上可疑情况，写成一封密信报告了正在南京“视察”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情报后十分惊讶，不知何方“刀客”，竟然闯进了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后花园”？

本来盼着能得到一个答复了，可李文静得到的却是张春桥让警卫员带来的一个口信：“你们不要管了”。

被无辜查抄的五家，更是被推进了云里雾里，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生活着。

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屈辱而亡，扔下了遗孀黄晨。

1970年6月18日，顾而已含恨去世。

这两个冤魂到了天国也没有明白，到底是谁派来那些气势汹汹的“红卫兵”，这些人抄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情轰动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上海，也一直谜一样地“捂”了十年之久，直到这场浩劫结束，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在秦城监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进行预审时，才逐渐地解开了这个“谜”。

在法庭上，黄晨出庭作证。江青歪过头来对黄晨说：“阿黄，这我完全不知道。”

黄晨听后更是怒火万丈，她对江青斥责道：“你蓝苹，把我们搞得家破人亡，你这个人多么毒辣！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可是，黄晨在法庭上作证下来以后却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一场误会。

作为公诉人的特别检察厅检察员江文，长得面目清秀，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黄晨一出庭，就注意到了他。

从法庭下来之后，黄晨总有些闷闷不乐。

在回上海之前，她找到审判员甘英，向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原来，黄晨在法庭上看到江文时，就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后来，她终于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当年领头去抄她家的“那个人”。

黄晨感到很吃惊，怎么能让这样的“家伙”在法庭上做审判江青的公诉人呢？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竟然还让他们的爪牙堂而皇之地坐在上面，那还了得！

三 庭审前后（7）

黄晨对此提出了怀疑。

从江文的个头和面部长相，确实与在上海领头抄郑君里家的刘世英极为相像。抄家的那天由于是晚上，黄晨只能粗略看清其面部和个头，更细微的差别无法辨认。因此到了法庭上后，很自然就将江文误认为刘世英了。

由于对“四人帮”一伙所作所为十分愤怒，黄晨在听了甘英的解释后仍然将信将疑。

甘英这时便找到我，让我回上海后再做做黄晨的工作。

1981年4月，我在特别法庭审判结束后回到上海，为此事去过黄晨的家，专门向她作了详细的说明。

黄晨问我：“怎么他们这么相像呢？”

我说：“作为一名特别法庭的审判员，我对这件事情是负责任的。那个公诉人的确是江文，而不是抄你家的那个刘世英，这两个人我都见过，他们的确长得很相似，抄你家的人根本不可能是江文同志。”

黄晨又问：“你怎么证明他们是两个人呢？”

我解释说：“我在1950年春天从胶东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工作时就认识了江文，成立部机关党支部时，江文任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副书记，每天都要见面的。1954年华东大区撤销，江文被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厅长。抄你家的那个人名叫刘世英，是空四军军部的秘书处处长，所以我说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黄晨听了我的解释之后才消除了怀疑，笑着说：“真是搞错了呀！”

4.刘少奇的炊事员被囚禁六年之久

审问的人一听高兴了，就说：“说具体点儿”。

答：“孩子上学呀，为孩子买什么衣服呀，王光美母亲的身体如何呀……”

问：“别说了别说了，我们问你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答：“有一次我烧菜时盐放多了点儿，刘少奇笑着对我说，小郝，你在哪买的那么多盐呀!”

审讯人员一听，就大声制止，不让他再说下去，接着对他就是一阵毒打。

1967年6月8日夜晚，对于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来说，这是一个他终身也忘不了的日子。

三 庭审前后（8）

由于这天的天气比较热，郝苗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就没有关上房门，不知何时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他从床上拉起来。

郝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奇地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要干什么？”

那伙人冷笑着说：“不用你问，跟我们走一趟。”

郝苗一边穿衣服一边问道：“到什么地方去？”

对方生气地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郝苗说：“不知道我怎么能跟你们走。”

对方见他不肯跟着走，就大声吼道：“你走不走，不走我们就将你押走！”

郝苗说：“我走了谁来给少奇同志做饭？”

对方几个人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看来你对走资派还挺亲热的，你这个保皇派，到底走不走？”

郝苗说：“为少奇同志做饭是我的工作，这是上级派给我的，我得遵守。”

对方一群人问道：“你说的是哪个上级，是不是刘少奇他们？”

郝苗说：“不是，是事务管理局。”

对方一群人火了，大声地说：“你到底走不走？”

郝苗说：“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带我去干什么？少奇同志的饭谁来做？”

那些人说，让他去“对案子”，刘少奇的饭就不要他管了，一个走资派，饿死了有什么了不起。

郝苗心中直犯嘀咕，一个整天烧饭的炊事员，连柴米油盐都是上面每次派人送来的，手中掌握的就是饭勺，去对什么“案子”？可是对方不听他的解释，就硬把他拉着推进了汽车，并在汽车上宣布：“你被捕了。”

就这样，郝苗被莫名其妙地投进了监狱。

接着，残酷的审讯开始了。

问：“你是不是整天都同刘少奇、王光美在一起？”

答：“我为他们烧饭，当然在一起。”

三 庭审前后（9）

问：“那你说说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答：“什么都有。”

审问的人一听高兴了，就说：“说具体点儿”。

答：“孩子上学呀，为孩子买什么衣服呀，王光美母亲的身体如何呀……”

问：“别说了别说了，我们问你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答：“有一次我烧菜时盐放多了点，刘少奇笑着对我说，小郝，你在哪买的那么多盐呀!”

审讯人员一听，就大声制止，不让他再说下去，接着对他就是一阵毒打。

直到这时，郝苗才知道自己是因为刘少奇的事情被牵连，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军统特务”。

审讯人员要他揭发刘少奇、王光美的“罪行”。

问：“你新中国成立前是否认识王光美，是不是知道王光美是特务？”

答：“刘少奇是一个大干部，我是一个厨师，成天在厨房里，怎么能知道他的情况呢？关于王光美的事，新中国成立前我是一个学徒，从来没有见过她，她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

审讯不出结果，于是又逼问郝苗是否了解刘少奇与丁觉群、孟用潜的关系。

郝苗说不知道，连这两个人都不认识。

审讯人员于是开始诱供说：“这两个人是刘少奇在1927年和1929年前后在湖北和满洲里认识的，他们曾一同从事地下工作。”

郝苗说：“这我就更不知道了，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给刘少奇当的炊事员呀！”

审讯人员再次诱供说：“他们几个都曾被敌人逮捕过。”

郝苗说：“这就更不对了，你想一想，那时我才几岁，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

审讯人员生气地说：“你这个军统特务，你应该知道刘少奇的叛徒罪行，你必须老实交代才有出路！”

整天只与锅碗瓢盆打交道的郝苗一听“军统特务”这几个字，吓得差一点儿昏了过去。

就这样郝苗被反复审问多次，始终得不到结果，最后还是被戴上了一个“军统特务”的帽子。

于是，社会上便有了刘少奇的炊事员是“军统特务”的传闻。

三 庭审前后（10）

1980年12月5日，特别法庭对江青进行审判时，郝苗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到庭，但他主动向法庭写了证词，揭露江青等一伙人迫害刘少奇的罪行。

接着特别检察厅检察员江文发言指控：“江青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同样是根据逼出来的口供。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为了取得所谓刘少奇叛党的假证，认为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丁觉群，1927年在湖北总工会跟刘少奇一起工作过；一个是孟用潜，1929年在中共满洲省委担任组织部长，和刘少奇同时被敌人逮捕过。这样，1967年5月孟用潜被拘留审查。在长期的审查中，对他进行多次突击审讯，逼他编造假口供。这里有确凿的证据，请法庭宣读。”

法庭宣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肖孟1980年7月4日的证词：“……孟用潜被监护之后，开始阶段没有进展，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汇报过情况。江青在呈阅件上作了指示。”

法庭接着当庭出示、宣读和投影江青1967年5月29日在“王光美专案组”呈阅件上的批语：“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审判员问江青：“呈阅件上的批示，是不是你写的？”

江青：“我刚才看了，是我写的，但我不记得。”

事实面前无法赖账，但又千方百计地想将自己的罪行赖掉，如此回答，可见江青这个人除了对抗法庭之外，此时还是很有心计的。

面对江青如此态度，检察员指控：“丁觉群和孟用潜被逼作了假口供以后，他们都推翻了，并且提出申诉。孟用潜从1967年8月至1969年3月写了二十多次材料，提出申诉”。

法庭宣读孟用潜1968年1月22日、1969年3月18日申诉材料。

孟用潜在申诉材料中说：“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中，我确实也交代过刘少奇和我1929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法庭宣读丁觉群1967年11月13日的“笔供”：“……照揭发材料去揭发去坦白，可能立功赎罪而脱干净，但对党是不忠实的。”

此时，江青一再地破坏法庭秩序，审判长多次予以警告。

三 庭审前后（11）

法庭宣读完后问江青，对于这些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江青表示“没有什么要说的”。

法庭审判中，大量事实都说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是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蓄意诬陷的结果。他们对1927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丁觉群、1929年同刘少奇在沈阳被捕的孟用潜，进行诱供、逼供、制造做伪证。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对专案工作人员说：“审讯要有狠心，下得了手。”“要集体审讯，一审几个钟头，非攻破不可。”丁觉群被逼供不久就翻了供，说他“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孟用潜更是连续二十多次写信声明，他写的关于刘少奇“自首叛变”的材料，是在逼供下写的，应该撤销，并说：“刘少奇这一案搞错了”。

法庭宣读在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的廖如愿的材料：“刘少奇、孟用潜在警察局听候处理，没有转侦缉处和高等法院，就是没有把他们当做政治犯来处理。在一般情况下，不会牵涉到政治关系，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作一般案情应付，没有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法庭接着宣读王广恩1967年7月被拘留后写的“关于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一案”的材料，其中说：“1929年下半年，一天傍晚，听孔管理说，所逮捕的两个人什么也不承认，只说你们厂的工人合伙诬陷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过路的”。

法庭又宣读杨一辰1967年10月2日写给中央办公厅专案调查组的信，证明刘少奇被捕出狱后，党的其他组织和机关没有受到破坏。

特别检察厅检察员江文发言：“通过法庭调查，揭发的大量事实，完全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是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蓄意诬陷的结果。……他们为了搜索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变材料，采取非法逮捕无辜，指挥专案人员进行逼供信，制造伪证，妄加罪名等。这些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论江青如何抵赖、辩解，都不能逃避她应负的罪责。”

江文还提请法庭注意，江青在法庭上不老实认罪，而且继续攻击诬陷国家的领导人，这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

江文的发言证据确凿，言辞激烈，也许是击中了要害吧，我看见江青几次抬起头来，看着台上发言的江文，张了几下嘴想为自己辩解，或者是想同前面一样地破坏法庭秩序，但她终于没有了这个勇气，接着又把头低了下去。

三 庭审前后（12）

为了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四人帮”一伙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由于郝苗不肯昧着良心去害人，他在监狱里一直被关了六年多。在这些时间里，除了没完没了的审讯再没有别的事情。如此相同的审讯一共有几十次，而郝苗也总是如实地回答了几十次，这自然不能令他们满意，审讯时的火气也就越来越大。郝苗由于面对审讯过度地紧张，致使得了高血压、心脏病，直到出狱后都不能正常工作。

经法庭确认：“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诈、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法庭在审判林彪、江青集团迫害刘少奇一案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郝苗主动为法庭写了证词，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无辜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滔天罪行。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1）

1.在北京西郊军用机场

同年9月5日和6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

经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审判，终于搞清了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幕后策划情况。除了我与你合作的那本《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上所披露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内幕，我在这里必须作一些补充，因为它们一直都未曾公开过。

这起事件得从1971年9月11日夜晚，在北京西郊军用机场的一次密谋开始说起。

这是机场旁边一间极不起眼的小平房。当天黑下来之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这里组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和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等人在此召开秘密会议。

这里，正在策划着一场震惊全国的巨大阴谋。

林立果一副十分自信的样子，对那几个老军人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会议以前要开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一开，首长（林彪）就不占优势了。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

林立果接着又对其他几个军人说：“‘歼七’打不成，就看鲁珉部长在硕放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强击机轰炸。硕放有的是炸药……把炸药往铁路上一摆，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被称为“B52”的正是毛泽东主席，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阴谋活动中所使用的代号。

担任打头阵的江腾蛟代号为“歼七”。

为什么林彪集团想谋害毛泽东主席呢？

因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过自己的趋势，为此图谋提前“接班”。

为什么林彪会有这个想法呢？

原来他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江青的野心在当时都绝难实现，但是要毛泽东主席将自己的位子马上让出来，让他提前“接班”，那也是绝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撕破一切假面具，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2）

1971年3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3月2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和七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负责人。

有谁能够想到，在全国人民以狂热的热情投入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怀着虔诚之心保卫毛泽东主席的时候，这位被称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副主席”，为着个人的权力，竟向党的领袖伸出了罪恶之手。

经特别法庭最后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四个方面的罪行：

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三、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对这些事件只有特别法庭的审判结果才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这件令国人震惊的事件，经特别法庭认真严肃的审判，现在都已经真相大白。

2. 窃取毛主席南下情报

这个空军党办调查小组是什么呢？这个小组就是以林立果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的“联合舰队”。

面对着即将覆灭的命运，林立果指挥“联合舰队”进行最后的挣扎。

1971年9月7日，江腾蛟家的房门被轻轻地敲响了。

他打开房门，见来找他的人是周宇驰。

周宇驰受林立果之托，送来了一份材料。

这是毛泽东主席在长沙会见广州军区负责人刘兴元和丁盛时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当时出行视察的路线和对广州军区负责人的讲话都是保密的，周宇驰又是如何将这样一份保密材料弄到手的呢？

1971年9月5日下午，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到广州军区去听刘兴元政委传达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首长时的重要讲话。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3）

当天晚上大约11点钟，于新野将电话打到顾同舟家里，向他了解传达的内容。

顾同舟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于新野。

这些内容包括：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等。

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次情报搜集活动，他们通过这些讲话，了解毛泽东主席的动向，以及有关的各种思想。

于新野连夜将记录作了整理，送给周宇驰。

9月6日，周宇驰乘直升机直飞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材料送给了林立果。

当天，周宇驰给顾同舟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于新野记录的我们都看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了，我们非常感谢你。林立果副部长说，要你整理一份文字记录，派人送到北京来。”

既然是林立果副部长要这份材料，顾同舟不敢怠慢，立刻赶着将这份材料整理好。

一场秘密窃取毛泽东主席行动和情报的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这份重要的材料由谁送去比较稳妥呢？顾同舟自然得找一个十分可靠的人才行。

在顾同舟对这个人还未考虑成熟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林彪集团对窃取毛泽东主席的这次谈话如此感兴趣？

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已察觉了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对其已有所防范。林彪眼看着接班人的位子很难保住了，便开始策划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活动。

其实，林彪、江青这两伙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早就相互勾结在一起了。

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形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

“两案”中，除已经死亡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六名主犯外，这次特别法庭判处的十名主犯，林彪这一边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这一边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陈伯达这个人同林彪、江青所犯的罪恶都分不开。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4）

在这十个人中，除江腾蛟之外，其他九个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都是举世瞩目的人物。

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曾说过，林彪、江青一伙“做贼是一致的，分赃有矛盾”。

就连林彪集团主犯之一的邱会作都说：“林彪是副统帅，江青是旗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事实也确实如此。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江青、叶群和吴法宪勾结，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郑君里、赵丹等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后来，江青挂着一台照相机，来到林彪工作室，为这位野心家拍了一张读毛主席书籍的相片。

这张照片冲洗出来后，登在1971年7~8两期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封面上，江青还为此取了个很响亮的标题《孜孜不倦》。光头林彪一副装腔作势读书的样子——这就是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杰作。

顾同舟最后决定派他的妻子张亚青亲自去送这份材料。

9日下午，张亚青乘坐空军三十四师的飞机直飞北京。

1971年9月7日下午，已经看过周宇驰送去的材料的林立果，在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对空军党委办公室调查小组的陈伦说：“我们马上返航，回北京……现在舰队进入一级战备”。

这个空军党办调查小组是什么呢？这个小组就是以林立果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的“联合舰队”。

面对着即将覆灭的命运，林立果指挥“联合舰队”进行最后的挣扎。

3. 林彪的“九&#8226;八”手令

江腾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后，当即表示三条：“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林立果十分高兴，就安排说：“你到上海作第一线的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

江腾蛟当即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上海市公安局送达王文正关于林彪死党王维国材料的便笺。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5）

1971年9月7日，周宇驰根据“首长”的指示，将毛泽东主席对广州军区领导人的谈话给江腾蛟看过以后，就向他传达了“首长”关于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计划。

周宇驰说：“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如果他们这些人上了台，我们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主席）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要回北京过国庆，我们看在经过上海的时候，就可以在上海动手。”

江腾蛟提出由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干。

王维国当时任驻沪空军第四军政委，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也可以想办法调动空军，由他来干这件事情当然是可以的。

可是，这却遭到了周宇驰的反对。

周宇驰认为：“王维国不行，王维国太粗糙，这个人太粗。”

江腾蛟最后决定自己亲自上阵。

江腾蛟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为什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罪行呢？

江腾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驻沪空军第四军政委提升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在南空机关内部大搞宗派活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安插亲信，排斥异己，煽动一些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南空司令员聂凤智打倒，而且要“揪出聂凤智的黑后台”，矛头直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1967年，掀起“揪军内一小撮”时，抄了许世友的家，使许世友无法正常工作，被迫躲进安徽大别山南京部队的后方农场。

1968年，由于江腾蛟在南京军区反军乱军，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指示：“对此人不能重用。”

此后，江腾蛟被免去了南空政委的职务。

就在这时，林彪却对他加以保护，特地在家中接见了江腾蛟，并私下封官许愿。

江腾蛟对于林彪的这种“信任”真是感恩戴德，给林彪写了不少的效忠信。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6）

林彪一家也看中了江腾蛟，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他们忠实的鹰犬，并通过吴法宪对其进行包庇重用。

我在参加预审工作时抄下来一封信，是江腾蛟写给林立果的，从这封信就可以看出江腾蛟对于林彪家族的效忠程度。

信是这样写的：

立果同志：

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答吗？！……

够了，够了，一个参加革命数十年，现已五十多岁的“将军”，竟然卑躬屈膝地要接受一个二十多岁的林立果的“教导”，这正暴露了江腾蛟在权力欲火炙烤下丑恶的灵魂。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招降纳叛的。

从此，江腾蛟对毛泽东主席怀恨在心，死心塌地卖身投靠林彪，积极参加林立果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小舰队”的阴谋活动，并充当了急先锋。

1971年9月8日，江腾蛟根据林立果的指示来到首都西郊机场。

林立果带着周宇驰早已在那里等他了。

林立果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条来给江腾蛟看。

江腾蛟接过看了一下，只见上面用红色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江腾蛟看完之后将纸条还给了林立果。

这就是林彪实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8226;八”手令。

这份绝密的手令是林彪集团实行反革命政变的铁证，后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乘直升机外逃时，随身带走了这份手令。

当直升机迫降的时候，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份手令撕碎扔掉了。

可是，这份手令最后还是在法庭上向被告作了展示，关于这份手令复原的过程，我与你在那本《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已作了全面的介绍。

江腾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后，当即表示三条：“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7）

林立果十分高兴，就安排说：“你到上海作第一线的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

江腾蛟当即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安排完后，林立果走到另一个房间，看见一棵灵芝草，就拿过去送给江腾蛟，并要他好好保重身体。

4. 人民领袖神机妙算回北京

毛泽东不愧是时代的伟人，他纵观风云变幻，明察秋毫，对于各种政治动向了如指掌，早已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诡计。

就在林立果一伙梦想着实现他们的阴谋之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9月9日上午，同样在西郊机场，同样在那间极不起眼的平房里，由李伟信在里面看电话，林立果、王飞、周宇驰、江腾蛟四人在一起研究，主要是继续昨天晚上没有研究完的问题。

在8日晚上，林立果、江腾蛟一伙就如何谋害毛泽东主席的事情进行了仔细的商量，可是未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所以，今天上午又叫江腾蛟和王飞参加，继续进行策划。

林立果讲了三条：

第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主席的专用列车。

第二条办法是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打毛泽东主席的火车。

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他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可是，8日晚上的这三条计划都被否决，大家讨论后觉得都不妥。因为这样的行动，非同小可，必须得万无一失，否则后果难以想象。在9日继续研究时，周宇驰提出是不是采取炸铁路的办法。

可是，也有人认为不妥。

王飞提出，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这时，周宇驰就问江腾蛟：“油库能不能爆炸？”

江腾蛟说：“油库能不能爆炸我不清楚，但是油库可以燃烧，因为虹桥曾经发生过一次油库燃烧事件。”

周宇驰说：“油库燃烧起来也是很了不起的，趁那个混乱之机动手，谋害毛主席。”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8）

接着，就由江腾蛟画了一张从油库到将来毛泽东主席停专列位置的地图，交给周宇驰。

周宇驰看过之后，将图转给了林立果。

9日下午，除林立果、周宇驰、王飞、江腾蛟、于新野之外，又新增加了关光烈，这伙人继续在老地方，研究从关光烈哪个部队里面调火焰喷射器到上海去，以及如何调动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

江腾蛟看到王飞在看一封信，就走过去，一看竟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

后来，法庭上投影和宣读了这封信。

信的内容是：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林彪

接着，这伙人就研究了这次行动的密语：“如果毛主席已到了上海的话，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毛主席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已经好了，出院了”。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话，于新野跟你去，他全都有。”

于新野在一旁，对于所作的决定都认真地作了记录。

林立果说：“如果在上海动手的话，有线电、无线电同时使用，无线电发电报的时候，就发王飞转空军党委，以这样的办法发，有线电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线路占住，不让别人用。”

林立果将关光烈介绍给其他几个人之后，就直截了当地对关光烈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把你们那个师的火焰喷射器调到上海，交给他（指江腾蛟）指挥。第二，你们调一个营到北京来，协助王飞率领空军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林立果指出，林彪的决心已定，并布置说：“就在上海搞，如果‘B52’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

江腾蛟表示同意林立果的意见，但在具体方案上只同意在机场和市里这两个方案。

四 谋害毛主席的幕后策划（9）

9月11日晚饭后，在北京西郊机场的那间平房里，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四个人，又在一起研究行动方案。

这次主要是研究鲁珉到硕放去指挥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另一套行动方案。

林立果强调：“以检查为名，到那里去，借口说有些坏人坐着毛泽东主席的火车到处搞阴谋活动，对硕放就这么讲。”

江腾蛟认为：“如果这样讲的话，李世英真可能干。”

李世英是当时驻硕放的第十五师的师长。

林立果听后觉得有道理，一再强调：“到那个地方主要是炸铁路桥，那里有炸药”。

一场令中国人民震惊的谋杀即将开始。

毛泽东不愧是时代的伟人，他纵观风云变幻，明察秋毫，对于各种政治动向了如指掌，早已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诡计。

就在林立果一伙梦想着实现他们的阴谋之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林立果听完电话之后得知，“B52”到上海后立刻改变行程，此刻他的专列已经过了上海。

林立果炸硕放铁路桥的方案还未来得及实行，毛泽东的专列就已经平安地到达了北京丰台车站。

9月13日，林彪见反革命阴谋已经败露，乘机叛国外逃，最后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

一场妄图谋害毛泽东主席，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阴谋宣告彻底失败。

五 关于“批‘周公’”案（1）

1.“四人帮”借题发挥

此时此刻的周恩来怎么也想不到，会平地冒出这么一个运动来！在“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上，其目标对准的就是那个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人——周恩来。

在我参加预审工作之前，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担任王洪文预审组组长，是我参加预审时的顶头上司。有一天，他告诉我说，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主席召见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曾批评过外交部，让我再看一看有关材料，便于全面了解相关的情况。

后来我查看了这份材料，材料中说：“毛泽东主席指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尊孔反法’的，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外交部，对当前国际局势认识的若干问题大为不满，他的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我认为，毛泽东主席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转弯抹角地批评领导外交部的周恩来。

此后，毛泽东主席在同江青谈话时，又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十批判书》是“尊孔反法”的，并念了他写的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四人帮”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话，自认为心中有了“底”，所以在接着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一伙人就背着毛泽东主席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他们利用控制的报刊等舆论工具，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特别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笔名“罗思鼎”炮制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争论的社会基础》一文，他们批判吕不韦，因吕是秦王朝的宰相，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恩来。这篇文章全文登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

五 关于“批‘周公’”案（2）

1974年1月24日，江青主持在北京先后召开在京部队各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指使她的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对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利用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并将1973年1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联系在一起，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将周恩来打倒，取而代之，篡夺国家的大权。

江青又于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直机关、国家机关干部大会动员“批林批孔”，会前周恩来一无所知。当江青一伙人将周恩来找到会场时，周恩来一看中央机关召开这么大的会议，但自己事前却毫不知晓，就很伤感地说：“召开这么一个大会，不与我打个招呼，我一点不了解情况，使我措手不及。”

周恩来只好坐在那里听江青一伙早已策划好了的对自己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指名的攻击。连八十高龄的郭沫若老人，也只得到会听取迟群、谢静宜对他的批判，同时又几次被点名罚站起来。

周恩来在一旁爱莫能助。

毛泽东主席及时地察觉了这件事情。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上海帮”。

可是，“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

我从预审的相关材料中了解到，1974年春天开展“批林批孔”时，上海一些人说，“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积极紧跟”。

1967年8月，张春桥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积极抓紧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上海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妄图将上海变成他们一伙对抗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堡垒。

1970年前后，负责军队工作的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情，将此称为中国的“第二武装”。

五 关于“批‘周公’”案（3）

“九&#8226;一三”事件后，我从工厂“劳动改造”回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军代表分配我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由于在具体工作中接触到一些问题，我提出：“上海各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后改称民兵指挥部）设立监牢，并行使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乱打、乱捕，甚至可以判决案犯，写了判决书到区法院盖大印，制造冤假错案，这不是又成了第二个公安司法专政机关吗？”为此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批我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

我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后来在1981年1月特别法庭在判决书中所说的“民兵武装”。

“批林批孔”无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或是我们的国家，都是一场违背历史发展的灾难，更何况“四人帮”一伙还借题发挥呢！

此时此刻的周恩来怎么也想不到，会平地冒出这么一个运动来！在“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上，其目标对准的就是那个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人——周恩来。

2.这件事没有写入起诉书

在讨论时，大家提出要看看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密谈的记录。

于是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复印一份“密谈”记录给我们。

等了一会儿，回电说：“经请示领导不同意复印”，并说“这件事你们已经知道了，再不要向外传”。

江华院长接着就宣布，今天在座的知道就不要再说了。

1971年，一个神秘的美国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这个人便是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后又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和叶剑英负责接待和进行密谈。

中美关系从此打开了一扇大门。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由周恩来、叶剑英同尼克松举行会谈。

中美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可是，江青后来却诬蔑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的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

这件事起因于1973年11月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的最后一轮会谈。

五 关于“批‘周公’”案（4）

参加这次会谈的翻译是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

会谈结束后，王、唐二人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对会谈的某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有错误，同时也没有及时向他报告此事。毛泽东决定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这种做法。

实际上，办事一向谨慎、组织原则一向很强的周恩来事前已向毛泽东主席打过电话，回话说：“主席已经休息。”因此，毛泽东主席未能及时听到周恩来的汇报。

1973年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提出批评。

当时有些同志特别是外交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会上对周恩来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意见。

周恩来对这些意见都没有反驳。

可是，江青却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令周恩来，同时也令与会的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的行为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样说了江青还不满足，接着便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

据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后来回忆，在会议进行得紧张的时候，他们给周恩来总理送去的饭菜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会场里的紧张气氛和周恩来所承受的压力。

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近一个月。

12月，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次开得好，很好”。

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批评江青：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她说总理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1973年，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已经是很严重了。那时，他刚刚大量便血，却仍抱病与基辛格昼夜会谈，为国家、为民族的顽强意志，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动。

五 关于“批‘周公’”案（5）

1973年11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对他的意见和批评。他本人在那个总的形势下，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我在预审中看这些材料时，被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的高尚情操感动得热泪盈眶。

12月，政治局会议结束。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一伙趁机借题发挥批“周公”。

此时的周恩来病情已极其严重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医院。

病床上的周恩来，仍然在操持着国家大事。

从开始制造的“伍豪事件”，到最后将周恩来“逼”进医院，“四人帮”一伙始终没有放弃对周恩来的诬陷和迫害。

我在参加对“四人帮”的预审时，为了搞清江青诬陷周恩来总理这个问题，曾参加过有关的研究会。

那一次是在公安部小会议室开会，主要是核实查对材料。记得参加会议的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于桑，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江青预审组组长洪沛霖等十余人。后来有的文章说，“两案”办公室负责人刘复之、凌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好像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在讨论时，大家提出要看看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密谈的记录。

于是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复印一份“密谈”记录给我们。

等了一会儿，回电说：“经请示领导不同意复印”，并说“这件事你们已经知道了，再不要向外传”。

江华院长接着就宣布，今天在座的知道就不要再说了。

我认为，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对于这件事情还是应该还它的本来面目为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在预审结束后，公安部将这件事情定为江青的一条罪状，同时写入了起诉意见书。

特别检察厅在审查公安部提交的起诉意见书时，对这件事情又再次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在当时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不能全部都算在江青一个人的头上。根据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所定的，凡是毛泽东主席点头了的事情，都不能提起公诉的精神，因此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诬陷周恩来总理这件事，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没有提起公诉。

五 关于“批‘周公’”案（6）

3.法庭无法追究“揪叛徒集团”

后来，我所在的第一审判庭也认为，凡事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鉴于这种情况，法庭无法进行追究“揪叛徒集团”。在那种情况下，这些事不能都笼统地算在江青账上。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周恩来总理，曾经挑起一场令人震惊的“伍豪事件”，将周恩来诬陷为“叛徒”。（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详见我与你合著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

我这里要说的是那本书以外的内容，那就是对于这样一件证据确凿的事情，最后却没有给江青定罪，原因是法庭无法对此进行追究。

我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期间看到了江青煽动“红卫兵”成立“揪叛徒集团”，挑起影射周恩来为“叛徒”的“伍豪事件”的材料，感到非常气愤。

有一天晚上，因为天气太热，我与同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特别法庭审判员的曲育才、史笑谈等参加预审的法官一同到楼顶上去乘凉，大家不由得谈起此事，对于“伍豪事件”和“揪叛徒集团”感到不可理解，明明知道是错误的，为什么那时就这样难办？为什么就不及时纠正？

他们当时都曾感叹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周恩来总理，这太不应该了！

病危的周恩来在临进手术室前与邓小平谈话说“你干得比我好”，大家认为这是他看到国家的危局后发自内心的话。可是仅仅七十五天之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所深深爱着的人民。

五个月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特别法庭在接到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后，对于江青一伙制造“伍豪事件”，在全国上下煽动“揪叛徒集团”的情况，是不是要提起公诉，是不是要将这件罪行算在江青一伙人的头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从上面所说的事实来看，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算在江青一伙人的头上也是合理的。

五 关于?批‘周公’”案（7）

1980年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起诉意见书中第十五条指出，江青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江青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

特别检察厅组成后，对这件事情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在当时政治局开会“批周”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毛泽东主席完全了解并有所指示，对江青这次会上的发言所说的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的话，不予起诉。

后来，我所在的第一审判庭也认为，凡事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鉴于这种情况，法庭无法进行追究“揪叛徒集团”。在那种情况下，这些事不能都笼统地算在江青账上。

因此特别法庭在最后没有将此事认定为江青一伙的罪行。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1）

1.正义与公正同在

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认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六名主犯（包括已死去的）共有四十八条罪行，认定十名被告犯了刑法八条罪名，其中认定江青犯了刑法七条罪名。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经法庭评议，特别法庭判决书认定的罪行比起诉书减少了十六条，新增加了七条，认定的罪名也减少了，如江青从法庭合议时的八条罪，最后只定了四条罪。这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原则。

1980年11月17日，特别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开庭三日以前，派人向被告江青等人分别送达了出庭受审的传票。

发出传票之后，我和所有的法庭审判员一样心情显得特别激动，因为划时代的、庄严而神圣的审判即将开始！

庭审结束后有人提出，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煽动搞乱军队的问题，通过预审时证明已是事实，公安部的起诉意见书上也写了，可是特别检察厅却没有提出起诉，特别法庭也没有对此进行审判，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公安部在预审结束后的起诉意见书中曾提出，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说：“我是炮手，我有炮队。”并指派迟群、谢静宜等为“炮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空军机关和部队的一些基层单位“点火放炮”，煽动搞乱军队。江青诬蔑总参谋部是“林彪余孽”，“要放火烧荒才好”。江青还诬陷军委、总后勤部、海军、空军、军政大学的领导“捂盖子”，并伙同张春桥、王洪文策划在这些单位“点火”。3月5日，江青对陈亚丁（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等人说：“你们要放火烧荒，煽动搞乱军夺权”。

对于这件事情，公安部起诉意见书上的事实是清楚的。

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官们在分析公安部的起诉书时，对于江青一伙人所说这件事情的时间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特别检察厅考虑到，错误发动“批林批孔”的原因不应全部归于“四人帮”，更不能全部归于江青个人。1974年1月24日江青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在京部队各单位动员“批林批孔”大会，这件事情中央也是知道的。至于她在会上离开“主题”，讲了许多违背原则和搞乱人民军队的话，这都是事实。但考虑到这件事情中央事先已知道等因素，将其完全定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罪行不太合乎当时的实际。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2）

为此，特别检察厅没有将其作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条罪行向特别法庭提起公诉。由于没有写入起诉书，特别法庭在法庭上也未对此事进行法庭调查。

最后，特别法庭只是在判决书开始叙述集团犯罪部分中提到“阴谋颠覆政府和破坏军队”一句话，没有将此列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个人犯罪部分。

我认为，以上内容与之前那本《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所写到的关于上海武装叛乱不能算在姚文元头上的问题，江青的叛徒问题证据不足不应向特别法庭起诉的问题，江青操纵河南武斗起诉后未定罪的问题，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之死公安、检察未写入起诉书，而特别法庭却进行了法庭调查，查明事实真相后给江青以定罪的问题等，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并不是哪一个权威人士说了算，也不是哪一个部门说了算，更不是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样搞专案组，由一个所谓的专案组说了算，而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

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认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六名主犯（包括已死去的）共有四十八条罪行，认定十名被告犯了刑法八条罪名，其中认定江青犯了刑法七条罪名。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经法庭评议，特别法庭判决书认定的罪行比起诉书减少了十六条，新增加了七条，认定的罪名也减少了，如江青从法庭合议时的八条罪，最后只定了四条罪。这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原则。

2.全国一片喊“杀”声

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仅有的这么一件惊天大案，如果没有一个罪犯被杀头，特别法庭是否能向全国人民交代？向时代和历史交代？

庄严的法律与愤怒的民情，在特别法庭内外交织着，冲撞着……

特别法庭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十名主犯如何量刑？

从审判开始，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关注着这件事情。每当中央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几乎是万人空巷，电视机前人山人海，连一些商店里的营业员和顾客都停下来观看，收视率前所未有，可见全中国人民对这场审判的关心程度。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3）

庭审结束，特别法庭进入合议阶段，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在正式宣判之前，合议庭的一切行动对外都是严格保密的。

参加法庭审判旁听的各方面代表共达六万多人次，这些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法庭表达了他们各自的意见，有的认为王洪文、陈伯达在法庭上态度较好，可判十五年徒刑。姚文元在法庭上只认错不认罪，应判无期徒刑。林彪集团中的几个人，黄永胜认罪态度不好，应判二十年徒刑。李作鹏在法庭上一直都是一个“硬角”，也要判二十年。吴法宪、邱会作的认罪态度相对要好一点儿，应判十五年或十三年。江腾蛟谋害毛泽东主席，罪当杀头，但他有自首情节，法庭上认罪态度较好，革命战争年代立过战功，所以应免其死刑，判二十年徒刑。同时很多人还将林彪集团的几名主犯与江青集团的几名主犯进行了比较，认为江青集团的一伙人是靠“文革”中打砸抢，迫害别人起家的，要重判，判轻了说服不了人，不利于教育人民。林彪集团的几名主犯过去在战争年代都曾立过战功，建议法庭给以适当考虑。虽然对于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大多数人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主张将江青和张春桥两名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首犯杀掉。

党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也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其中包括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开始也都在一些场合发表过自己的个人看法，对于“四人帮”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中，最集中的一点就是主张对其中的首恶必须判以死刑，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1980年12月，法庭在紧张的审判中，就开始对以后的量刑进行准备，并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由军队方面选出八十八名代表，代表全国数百万官兵，来到北京京西宾馆，对十名主犯的量刑进行投票。结果是有三十三人主张对江青判死刑，立即执行。有三十六人主张对张春桥判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其他几名主犯，也有主张判无期徒刑的，也有主张判二十年的，对于量刑的时间，代表们都认为最低的也要判十五年，不能对他们再宽大了。

法庭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来信，有写给审判员的，也有直接写给审判长的。合议之前，这样的信件就更多了，这些信件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十分愤怒，指出“这些人罪恶滔天，不杀不能平民愤……”否则“刑法将是一纸空文”。力主杀掉顽固不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4）

这时社会上又有了各种谣传，说是“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说“十年以后再见分晓”。

这种谣传，无意中对于社会上的主“杀”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还了得，如不将这样的家伙杀掉，那不是将来会“翻天”吗？！

杀、杀、杀，这自然是在情理中的事情了。

特别法庭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就在这时，香港《明报》《文汇报》等许多海外的新闻媒体纷纷发表各自的意见。有的发表署名文章，主张根据罪行大小和认罪态度，判处部分被告死刑，以平十年“文革”中所积压起来的民愤。

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量刑也同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许多国际友人、国际法律专家，也都纷纷致电中国，表明他们对于这起案件量刑的意见。特别是对于江青的量刑，更是国际上的关注重点。

特别法庭当时的确感到压力重重。

就在法庭合议前几天，一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出于对江青所犯罪行的愤怒，直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认为“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将铸成大错……事关重大，故敢直言。”

杀还是不杀？杀几个？是立即执行，还是实行缓期？

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仅有的这么一件惊天大案，如果没有一个罪犯被杀头，特别法庭是否能向全国人民交代？向时代和历史交代？

庄严的法律与愤怒的民情，在特别法庭内外交织着，冲撞着……

3.庄严的审判员签名仪式

举世瞩目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最后宣判的时刻即将来临。

1981年1月23日下午4时。

人民大会堂天津厅。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举行判决书签名仪式。

这是神圣而庄严的时刻。

可是，在开会之前，却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我这个审判员来讲至今都是一个未解开的谜。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5）

当副庭长黄玉昆走进天津厅见到江华庭长时，他说昨天晚上回去，看到一份传阅文件，是上海发出的，材料上说建议在法律文书上不要点王少庸的名字，原因是说他是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我站在江华旁边，听了感到吃惊，马上就问黄玉昆：“是上海什么机关，何人发来的文件？”

他说：“我看完马上传走了，具体人记不得了，只记得上面是说希望不要在判决书上点王少庸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

江华说：“不要管他，反正判决书已通过了，写上没有问题。”

我感到纳闷，这份材料早不来，晚不来，正在宣判前夕送来了，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恐怕不但是为了不点名的问题，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再有这事怎么会一下子传到上海，上海又怎么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那里去了，而特别法庭又没有看到这份传阅文件，江华也不知道，他感到很奇怪。

1981年2月，我回上海后参加对“四人帮”在沪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审判，听到市委领导同志和市人民检察院的同志说对王少庸要审判，可是北京来了电话，要上海不要审判王少庸。

1981年我在列席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一次常委会时，检察院的领导同志提出：“对王少庸不审判不公平，请市委再向中央提出建议。”

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说：“我们市委提出过了，可是北京再次来电话，提出不要对王少庸作刑事处理，所以我们不好再提了。”

就这样搞来搞去，最后检察院只好对王少庸免予起诉了事。

至于上述从上海发往北京的传阅文件，到底是哪个机关，什么人写的，我回上海后通过市委考察办、市委党风调查组和检察院侧面了解，始终不得而知。这件事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然是一个谜。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被审判了，但要在一个曾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践踏和蹂躏达十年之久的国家真正地建立起法制的社会机制，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江华庭长说：“判决书已最后确定下来了，全体审判员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排列顺序，分别在三份判决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按照这个顺序，除四位正副庭长外，审判员中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时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的手都有些颤抖。

十一 特别法庭面临压力（6）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最后决定：

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被禁锢了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地上一声令人振奋的春雷，它宣告一个企图依靠个人权力主宰一切的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