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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总序

- 楔子（1）

- 楔子（2）

- 第一章（1）

- 第一章（2）

- 第一章（3）

- 第二章（1）

- 第二章（2）

- 第二章（3）

- 第三章（1）

- 第三章（2）

- 第三章（3）

- 第四章（1）

- 第四章（2）

- 第四章（3）

- 第四章（4）

- 第五章（1）

- 第五章（2）

- 第六章（1）

- 第七章（1）

- 第八章（1）

- 第八章（2）

- 第八章（3）

- 第八章（4）

- 第八章（5）

- 第九章（1）

- 第九章（2）

- 第九章（3）

- 第九章（4）

- 第九章（5）

- 第十章（1）

- 第十章（2）

- 第十章（3）

- 第十一章（1）

- 第十一章（2）

- 第十一章（3）

- 第十二章（1）

- 第十二章（2）

- 第十三章（1）

- 第十三章（2）

- 第十三章（3）

- 第十四章（1）

- 第十四章（2）

- 第十四章（3）

- 第十五章（1）

- 第十五章（2）

- 第十六章（1）

- 第十六章（2）

- 第十七章（1）

- 第十七章（2）

- 第十八章（1）

- 第十八章（2）

- 第十八章（3）

- 第十九章（1）

- 第十九章（2）

- 第十九章（3）

- 第二十章（1）

- 第二十章（2）

- 第二十一章（1）

- 第二十一章（2）

- 第二十一章（3）

- 第二十一章（4）

- 第二十一章（5）

- 第二十二章（1）

- 第二十二章（2）

- 第二十二章（3）

- 第二十三章（1）

- 第二十三章（2）

- 第二十四章（1）

- 第二十四章（2）

- 第二十五章（1）

- 第二十五章（2）

- 第二十六章（1）

- 第二十六章（2）

- 第二十六章（3）

- 第二十七章（1）

- 第二十七章（2）

- 第二十八章（1）

- 第二十八章（2）

- 第二十九章（1）

- 第二十九章（2）

- 第二十九章（3）

- 第二十九章（4）

- 第三十章（1）

- 第三十章（2）

- 第三十一章（1）

- 第三十一章（2）

- 第三十一章（3）

- 第三十一章（4）

- 第三十一章（5）

- 第三十一章（6）

- 第三十二章（1）

- 第三十二章（2）

- 第三十二章（3）

- 第三十三章（1）

- 第三十三章（2）

- 第三十三章（3）

- 第三十四章（1）

- 第三十四章（2）

- 第三十四章（3）

- 第三十五章（1）

- 第三十五章（2）

- 第三十五章（3）

- 第三十五章（4）

- 第三十五章（5）

- 第三十五章（6）

- 第三十五章（7）

- 第三十五章（8）

- 第三十五章（9）

- 第三十六章（1）

- 第三十六章（2）

- 第三十六章（3）

- 第三十七章（1）

- 第三十七章（2）

- 第三十八章（1）

- 第三十八章（2）

- 第三十八章（3）

- 第三十八章（4）

- 第三十八章（5）

- 第三十八章（6）

- 第三十九章（1）

- 第三十九章（2）

- 第四十章（1）

- 第四十章（2）

- 第四十章（3）

- 第四十章（4）

- 第四十一章（1）

- 第四十一章（2）

- 第四十二章（1）

- 第四十二章（2）

- 第四十三章（1）

- 第四十三章（2）

- 第四十三章（3）

- 第四十四章（1）

- 第四十四章（2）

- 第四十四章（3）

- 第四十五章（1）

- 第四十五章（2）

- 第四十五章（3）

- 第四十五章（4）

- 第四十六章（1）

- 第四十六章（2）

- 第四十七章（1）

- 第四十七章（2）

- 第四十八章（1）

- 第四十八章（2）

- 第四十八章（3）

- 第四十九章（1）

- 第四十九章（2）

- 第四十九章（3）

- 第五十章（1）

- 第五十章（2）

- 第五十章（3）

- 第五十章（4）

- 第五十一章（1）

- 第五十一章（2）

- 第五十一章（3）

- 第五十二章（1）

- 第五十二章（2）

- 第五十二章（3）

- 第五十二章（4）

- 第五十三章（1）

- 第五十三章（2）

- 第五十三章（3）

- 第五十四章（1）

- 第五十四章（2）

- 第五十四章（3）

- 第五十四章（4）

- 第五十五章（1）

- 第五十五章（2）

- 第五十六章（1）

- 第五十六章（2）

- 第五十六章（3）

- 第五十七章（1）

- 第五十七章（2）

- 第五十八章（1）

- 第五十八章（2）

- 第五十八章（3）

- 第五十八章（4）

- 第五十九章（1）

- 第五十九章（2）

- 第五十九章（3）

- 第五十九章（4）

总序

总序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 “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2008年10月于长沙

楔子（1）

楔子本书讲述一位老运动员从1938到1998年共60年的辛酸人生。

他并不是一位竞技场上的体育健将，而是一位瘦削的诗人。不过，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中，他可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运动健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开始，他几乎一场不漏地卷入了每一次运动涡漩，并且每一次都作为被运动的一方而归入另册。所以1979年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在一篇被称为“轰动全场”的发言中，幽默而又无奈地自称为“一位老运动员”。这位“老运动员”的名字，是一个谜语。谜语的谜面是“松开秋千索”。您猜出来了吗？

晚年公木把“松”字分开为“木”“公”，再用传统的“秋千格”来猜，扣得的谜底就是本书传主的名字——公木。现在回头来看，这位充满阳刚之气而又能文能武的著名诗人的人生，就仿佛每分每秒都紧紧绑缚在时代的秋千索上，或高昂，或低沉，始终伴随着时代脉搏而上下起伏，而颠簸律动。

公木是笔名，本名叫张松如。他晚年曾经雄心勃勃地说过：我要把你们送进21世纪！但是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他终于没能看到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生命在他89岁的时候戛然而止，无情的死神画上了一个永远的休止符。他的人生仿佛是一出壮美的长剧，这出长剧无论怎样唱作念打，总和时代声息相通，是时代长河里翻起的大大小小的浪花，当然也映照着时代的光辉、体味着命运的苦涩。

我将公木后60年的这幕人生长剧，看成是60场苍凉的折子戏，每一折各有不同的历史场景、不同的角色性格和情节发展。一折又一折按着时间顺序排列下来，估计就是人们常说的沧桑了罢？

为什么是六十折而不是一百折呢？记得有个成语不是叫百折不挠吗？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用意，只是我自己一种写作习惯而已。我觉得六十年正好一个甲子，和人生、命运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些。六十年的变迁，已够让人惊心动魄的了。

公木临终艰难地做了一个飞吻的手势，仿佛是在吻别这艰辛而又辉煌的风雪人间，然后，他就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楔子（2）

公木墓公木墓碑背面公木魂归故里（河北省辛集市）也已经有八年多的时间了。他的墓园不大，但是布置得朴素而优美，四周环绕的松柏纷披着淡淡的白雪，苍凉沉郁，肃穆庄严。他的墓碑是一块巨大的黑色岩石，基本未经雕饰，保留着原始的形状，就像一块黝黑的煤炭，仿佛只要给一粒火种，就又能熊熊燃烧。碑上没有华丽的碑文，甚至连他的生卒年月也没有，只简单地镌刻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所做的那首著名的歌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这首歌原来叫《八路军进行曲》，其中有句歌词是“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后来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发现建国初这句歌词被改成了“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后来在正式定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时候，这句歌词又随之改成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种变化带着明显的时代特色，令人感慨，也发人深思。

杂文家闵良臣在《大公报》读到一篇《〈八路军进行曲〉的由来——怀念公木》的文章时感叹说：“余生也晚，只能唱唱经过一次次‘调整’歌词后的军歌。可以想，年轻的公木在创作这首歌词时思想还是很自由的，更没有那些后来不久就泛滥的‘左’的东西，不然就不会创作出这样的歌词来……只有那思想精神还没有被奴役、强暴的年代，才会创作、喷涌出那种洋溢着自由精神的歌词……如今公木已离我们而去。尽管他用历史的眼光，用亲身的体会告诉人们：在中国，思想精神的自由，除了在那特殊的年代和背景下，‘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然而笔者也还是希望，在人的精神思想上，不要再奴役再强暴了，还是让‘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吧！”

闵先生的感慨和呼吁，唤起我许多共鸣，同时也使我在追溯公木漫长的一生时，更平添了一份郑重和沉重。记得作家刘真在《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一开头便是“笔呀，不是笔吗？望着你，泪水糊住了眼睛。稿纸在等，一片洁白，却等来了孩子般的哭声。”在动笔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忽然也有了类似的悲伤和感叹。为此我曾经沿着公木的墓碑，默默地徘徊了很久很久，我感觉只要再轻轻地多重复几遍公木所作一首著名诗歌的标题：“我爱，我爱，我爱……”这位“鬓染白发萧骚，脸写狂草零乱”的瘦削老人就会打开那封闭的石门，飘飘然曳杖而来……清明祭公木假如公木果真重新苏醒，我的耳畔估计又会响起他那句名言：“不以诗篇为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漫长分别，然后再读其人其诗，或许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话语之中的那种沉甸甸的分量，感受到其人所具有的人格气质和个性魅力，感受到其诗由激情走向沉思、又由沉思走向玄想的坎坷而又繁复的心路历程。公木说过：个人的力量不能决定和规范历史，往往不得不在历史长河中随波逐流；但是人生却是一条路，需要人自己去走，去开拓，特别是要从有脚印的地方出发，向没有脚印的地方走去，要在没有路的地方开拓出路来。因而他晚年又常爱重复这样一句话：“历史是河，人生是路。”

在近90年的人生道路上，公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走了过来。始终未改的，就是那颗拳拳的滚烫的赤子之心。他不是将这颗心深藏在左胸口后面的一个小格子里百般呵护、小心珍藏，而是像灯一样高擎在手上，一步一步向着太阳走。这心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痕，有的因为风雨，有的因为虫豸，有的因为箭矢。

以我来看，公木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挫折，或许就是1958年成为中国作协机关“揪出”的最后一个“右派”。这一事件，本身就有着极其浓烈的黑色幽默色彩。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兼作协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公木，既担任过丁陈反党集团第三号人物李又然的专案组长，也曾义正词严地撰诗撰文批判各种右派的猖狂进攻。他在《人民文学》发表过反击李白凤的《致诗人们的一封信》的公开信，在《诗刊》写过《公刘近作批判》，在《北京日报》写过批胡风的《剥皮挖骨的现实主义》，在《文艺报》写过对刘绍棠的长篇批判文章《人奶怎么培养出了狼孩》……特别是在1958年春夏之间，他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访问，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成果。面对外国友人对反右运动的困惑和质疑，他曾以雄辩的口才一一进行了解释和反诘。可是回国后刚下飞机，他自己就立刻被宣布为与中宣部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相呼应的一员，头上意外地却又是结结实实地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此时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差点漏网的公木在“补课”中成为作协机关的最后一尾“大鱼”。揪出了公木之后，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也暂时划上一个沉重的句号。因为这些缘故，公木被戏称为中国作协最后一位“正式右派”。

事实上，公木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诗人，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反党证据。他的一些获罪原因是由于一些私人通信和在作协党组会议上的激情发言，而这些发言和通信的传播范围并不大，所以在一些人看来，划他为右派也就成了一个神秘的“谜”。比如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提到公木时就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至今也搞不明白……” 19６8年9月20日，公木自己向刚公木的书刚进驻吉林大学的军宣队提出的《入党志愿书》和《申诉书》中也申诉说：“依据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完全不应该将自己划为‘右派’，相反证明我与‘右派’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但是，在那乱纷纷的浩劫年代，说你右派你就是右派，谁还肯耐心地听你本人的“申诉”呢？

本书将有一段叙述到公木在特殊历史时期所遭逢的厄运，并叙述他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公木自身就像一部高深莫测的大书，需要科学而形象的诠释和训诂来“破译”种种人生之谜。为这位素所尊敬的前辈写这招魂式的传记，尤其是将那早已愈合了的伤疤再撕开来指给别人看，我的心情实在是伤感而又沉重的。我深知自己学识的疏浅，也无奈于时间的零散，无法对他人生片断中模糊不清的一些细节作更细致的研讨和探寻。当然，因为这段历史并不是十分遥远，一些健在的历史当事人也许会有另外的解释和回忆来修正我的疏失，而这正是我所企盼和感激的。我真切地期盼着经过同道们的共同探寻，能使公木和他们的时代更增加些宝贵透明度，不再那么晦涩难懂，也不再那么迷离诡谲。

现在轮到我来记叙和描述这位诗人的人生路上的坎坷和泥泞了，我的平凡的笔和莽撞的心，能够让人放心吗？我将怎样去表现他那独特而意蕴丰厚的人生呢？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难题。而此刻，公木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与我促膝交谈，从他的真实的面容上，我细心地辨认着世纪的风云，心灵的秘密，还有亲切而充满爱心的前辈大家的不俗风范和举手投足间所闪现出的人性之光。不过，我不想把本书写成一部关于名人琐事的家常唠叨，更非关于名人猎奇的哗众取宠之作，易卜生的某出戏剧中说，探索人生就犹如剥洋葱，剥至最后，竟然发现，原来里面空空如也。我不希望我的读者读过这本书后也有这种空空如也的感觉，而希望读者能够伴随着我的笔触，越往里，越往深处，越能感受到光阴背面那种惊心动魄的辛辣和酸涩……

第一章（1）

第一章走进延安1938年8月，为了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方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正在晋绥前线跟随程子华部队打游击的公木和当时的妻子涤新等人一起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出发时，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换取食用之资。如无敌情，每天可走六七十华里，悠悠荡荡，计算着一段又一段的行程。

在延安，公木首先换上浅灰色的棉布单军装，扎上灰布裹腿，腰间系上一条军用腰带，唱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嘹亮歌曲，走进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他被编进瓦窑堡抗大第四期一大队四中队第四小队，他们一大队的政委，就是年轻的胡耀邦。大队长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将苏振华。

这所学校此时刚刚成立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前身是1933年11月在瑞金由中央红军学校改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7年初在延安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泽东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上明确讲道：“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日本。”

公木他们这一期学员共5562人，绝大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由于此时各地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比较多，抗大学员人数也急剧增加，因而除二、三、四、八队留在延安附近外，其他队均移往外地。何长工为队长的五队移庆阳，韦国清为队长的六队移洛川，徐德操为队长的七队移蟠龙，公木他们所在的一队移往瓦窑堡米粮山。瓦窑堡距延安90公里，子长县（原安定县）政府所在地。

尽管抗大学制只有6至8个月，但学的东西却是很丰富的。在编制和生活方面完全按照军队的方式，甚至比军队更艰苦些。白天8小时上课和训练，晚上两小时自修，主要学习内容是军事和政治。上课时也没有教室，不管盛夏和严冬，都在露天上课，地上竖块小黑板，每人坐个小板凳，一面听讲一面做笔记，敌机来轰炸就躲进窑洞，走了就出来继续上课。他们吃的是小米饭干豆角，水碗挂在腰里随时带着，所有用品如衣服书籍等放进枕套就是枕头，土坯台子用纸一糊就是桌子。他们每星期至少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参加部队演习和拉练。公木在抗大学习了四个月，没有等到结业，就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此时，他直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预备期。

公木在“抗大”政治部工作，接替建国后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担任全校的时事政策教育工作。据作家朱子奇当年以公木为主人公撰写的一篇散文《老张来了》记述：公木经常背着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热心给学生干部宣传党的时事政策，讲解国际形势。他知识丰富，语言生动，常引起听众的欢快笑声。他白天奔跑，晚上在寒冷的窗户都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有时，冷得发抖，就用一条旧毯子披在身上，呵呵气，暖暖手，再写，再写。有时他把同住一个窑洞的战友叫起来说：“来唱个歌！”他们就一起放声唱起来。窑洞外，大风沙呜呜吹打着，窑洞内热流滚动着……抗战时的延安，是一个歌声起伏的天地。唱歌，早已远远超出了文化娱乐的范畴，被列为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大批音乐家带着火热的激情来到这里，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参加革命。这其中，就有一位来自朝鲜的作曲家——郑律成。

公木和郑律成1939年1月相识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著名的大鼓演唱家吕班领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找公木，一进窑洞就喊公木的绰号：“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咱们抗大的音乐指导，小郑，郑律成。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儿，正好可以配成一对儿。”公木和郑律成当时虽然都有些腼腆，但两双有力的大手还是紧紧握到了一起。

郑律成面部棱角分明，有很强的雕塑感，肩膀甚宽，个儿适中。他轻声吟唱起自己刚刚作曲的《延安颂》：“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壮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心中奔腾!” 这首歌引起公木的强烈共鸣。

那时，人们穿的是草鞋，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番瓜汤。可是，每个人心中对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充满了热爱，洋溢着热血沸腾的激情，而这支歌正好抒发了人们心底的这种感情。

两人相识之后，有一天，郑律成来公木所在?窑洞串门，无意中翻看公木的笔记本时，发现了歪歪扭扭写着一篇短诗《子夜岗兵颂》，是公木在抗大学习时写自己夜间站岗放哨的一种感受。诗写得很美：

一片鳞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阕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蛩。远处一点孤灯，像一点流萤，明灭在有无中，画出了无涯的黑暗，也画出了山影重重。你可敬的岗兵，手把着枪托，挺立在路口，面对着西风……

第一章（2）

郑律成很是喜欢，悄悄拿去把它谱成一首独唱歌曲，然后他兴高采烈地找到公木，用他那带着浓重朝鲜味儿的清亮歌喉唱给公木听，公木又惊奇又激动。后来郑律成干脆打开公木的笔记本，把他的诗稿浏览了一遍，选出那些韵脚整齐的、朗朗上口的诗作拿去制谱，就连公木二百多行的长诗《岢岚谣》，郑律成也给谱上了曲子。不知不觉中，两人的友谊在一步步加深。郑律成更加大胆而自信地提出：“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

同年7月中旬，抗大总校教职员工一万多人，在校首长罗瑞卿同志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剩下了公木和郑律成，分配到筹建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三分校各科室人员还没有配备齐全，繁忙的工作在过渡期间有了空暇。8月份，他们一起搬到了延安南门外西山坳抗大政治部宣传科相邻的一个土窑里，郑律成提出建议：共同搞个《八路军大合唱》，但公木当时还不了解什么是“大合唱”，只是想：大约就像元曲的套数吧，不过没谱调，先写几首歌词，然后再分别制谱，作为组曲，岂不就是“大合唱”了嘛! 于是，公木坐在桌前，开始了创作。

首先写出来的歌词是《八路军军歌》：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游击战，敌后方，/铲除伪政权；/游击战，敌后方，/坚决反扫荡。/钢刀插在敌胸膛，/钢刀插在敌胸膛。//巍巍长白山，/滔滔鸭绿江，/誓复失地逐强梁！//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神圣的重大责任，/都落在我们双肩。

歌词本来结尾还有一个“上”字，为了唱起来更加有气魄，更加斩钉截铁，经过斟酌，把它去掉了。接着，他又创作出了《八路军进行曲》，原词是这样的：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善战的健儿，/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决不屈服，/坚决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在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抗战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疆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敌人的后方。/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岗！

这首歌词经郑律成插上音乐的翅膀，更显示出了排山倒海的气势。然后又写了《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几首歌词一气呵成，加上原来的《子夜岗兵颂》，共8首歌曲，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公木每写完一首，就交给郑律成去谱曲，歌词只要郑律成满意就算拍板定稿了。当时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抗大别说钢琴，就连风琴都没有，郑律成就摇头晃脑、打着手势、用口哼哼着制曲，有时还绕着一张白木楂桌子踱步。有时公木看他旁若无人的神态，感到很好笑，当郑律成意识到时，就跑出去爬到山坡上或深山沟底去“创作”。有时他用鼻音哼出一个调来，征求公木的意见，公木虽再三推说不懂音乐，只能谈点个人的“感觉”，但郑律成还是认真听取。

颁布军歌的命令9月，谱还没制完，郑律成就调往鲁艺音乐系任教，因此，谱完曲已是当年10月。很快，这八支雄壮的歌就在抗大校园、在延安地区广泛传唱起来。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同志、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同志和宣传科科长张炳璜同志也都会唱这些歌，但这些歌是怎样传唱起来的，没有人留意过。因为当初写歌时，没有谁命令也没有谁批准。在这年冬季，《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还在中央大礼堂组织过一次晚会，由郑律成亲任指挥，进行专场演奏，此后不只抗大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传唱起来。

第一章（3）

第二年夏天，总政宣传部部长萧向荣邀请公木和郑律成到文化沟口吃了一顿青年食堂的红烧肉——“三不粘”，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创作。《八路军大合唱》以《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为名，1940年在延安被评为 “五四中国青年节”征文活动音乐类甲等奖。这项奖金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吴玉章、董必武等捐赠的。1940年夏天，《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在军委主编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正式发表，表示中央军委正式认可了它们。另外，《八路军大合唱》特意拟定八首歌组成，包括《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和《八路军与新四军》，另一首歌曲却有不同说法，公木自述说是《军民一家》，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冲锋歌》。《冲锋歌》的歌词也很有气势，是这样写的：

炮声震地响，/战火漫天烧。/看我健儿抖擞精神个个逞英豪。/听啊，冲锋号响了/冲上前，/挥起钢刀冲啊。/杀！/白刃映白光，/红血溅敌壕。/冲啊！/敌人退了，追，捉活的。/不让一个生逃，/弟兄们冲啊！/杀，杀。/杀，杀，杀！

而就在创作《八路军大合唱》这前后一两年的时间，公木和郑律成的个人生活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收获了幸福的爱情，另一个却遭逢了一场婚变。

跟公木第一次握手的那段时间，郑律成正在和丁雪松（新中国第一任女大使）恋爱：一天，丁雪松回到自己的窑洞，眼睛忽然一亮，惊讶地看到全屋收拾一新，窗台上放着一瓶盛开的马兰花，桌上放着一本包着皮儿的书。翻开书的扉页，是《安娜·卡列尼娜》。送书人署名：郑律成。１９３９年元旦前夜，丁雪松送给他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卡，他非常激动地说：“我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了。”

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的秘书任青远，是辛集市东小王村人。跟公木是辛集老乡。和公木一道工作的李洁也是辛集人，他们都住在清凉山东坳里，朝夕相见，日子久了，熟识起来，便格外亲切，任青远称他俩老李老张，他们管他叫小任。小任淳朴而活跃，热心机关俱乐部活动。据公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回忆：“当时原在我们宣传科工作的郑律成已调鲁艺任教，小任还时常邀他返回来教大家唱歌，招之即来，不招亦来。不但在机关，更频繁下来连队，比原来在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时还要勤快。这使我和李洁都感到有点蹊跷，小任笑嘻嘻弄眉挤眼说：‘只要我轻轻拽一下磁力线，郑律成就一溜烟跑来了。你们有所不知，有块大大的电磁石在我们这里呢。’经过左盘右问，才弄明白：我们的女生队有位叫丁雪松，女生本来更喜欢唱歌，那时间，郑律成原是瞄上丁队长了啊！小任好像是个机灵鬼，比我和李洁都神通广大。他还说：我们这位丁队长，才貌非凡，不是高人一等，可攀不上。这些咬着耳朵说的话，事后都应验了。由于我同郑律成丁雪松夫妇深长的友谊，当年小任那一副神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郑律成收获爱情之后不久，公木却遭遇婚变，受刺激很大。他的妻子涤新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文化学校，给文化低的长征干部们补课，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此校离公木所在的抗大较远，又都是山路，崎岖难行。虽说同在延安，两人在一起的机会也是聚少离多。作家李纳曾经回忆说：“公木和他的爱人同在鲁艺，还是不能见面。春节团圆，他爱人从我们窑洞搬去与他相聚，那高兴的情景我今天还记得。”其实涤新和公木当时都不在鲁艺工作，估计是李纳记错了。但是，公木和涤新确实分离得很久才能见一次面。据说是每个星期仅星期天才能见面，如果临时有活动或任务，相聚就只有等到下一个星期了。偶尔聚到了一起，往往还没有待够，为了工作的需要又不得不分开。

当时延安男多女少（有人说是18比1），集聚的又都是来自各地的精英分子。在这长期分离的日子里，公木没有意识到，他的婚姻已经面临一场危机。涤新在文化学校结识了她的一位叫LY的男同事，没多久两人相爱了，于是涤新向毫无思想准备的公木提出离婚，此时他们的儿子还不满一周，放在延安的保育院里。公木的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失去了理智，他从抽屉里找出一支短枪，别在腰上，冲出办公室，向位于抗大南面的文化学校奔去。到学校门口，他气冲冲地拔出枪，瞪大一双眼珠子四处找人，想解夺妻之恨。幸亏被几个身手敏捷的学员拦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公木被送回抗大，受得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许光达校长和李逸民主任严肃地批评他的鲁莽，同时也热情地开导和安慰他，鼓励他振作起来。此时，公木写了一首《自己的歌》，其中的诗句“绝望的遗弃与被遗弃底痛苦，在毁灭的悬崖上的踟蹰”，估计是在记叙他当时的心境。不过，他最终还是在灵魂的苦苦搏斗中，让理智占了上风。他写道?

白昼，我以理性与意志合成的剪刀，把昨天底葛藤铰断。

踏着现实的条石铺成的坚实的大路，在伙伴底洪流里奔向明天。

……起来，投向阳光里！

起来，投向音响里！

起来，投向前进着的行列里！

负着我肥硕而又沉重的背包，让我底步子，踏得更有力些，更有力些呵！

把蒙在身上的尘土振落！

把蒙在灵魂里的尘土振落！

公木后来与涤新离婚，儿子由于幼小，跟了母亲。上世纪80年代，公木在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的陪同下，曾与当时担任四川某大学校领导的前妻有过一面之缘。随后写了一首《成都》：

已逾随心欲，远游反若还。缘情淼逝水，循理恍飞烟。宝塔文殊院，清凉武担山。铜镜衔黄鹤，古井不重澜。

似是在叙当时感受。

第二章（1）

第二章胡耀邦找来了1940年冬，公木申请调赴前方，回到家乡冀中军区去工作。除了家庭变故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由于同学兼同乡的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同志来到延安，向公木介绍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并向他发出了邀请。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是中国共产党首创的平原根据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这样描绘了当时敌我双方斗争的态势：在这块平得像地毯似的大约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边围着平汉、津浦、石德、京山四条铁路构成的封锁圈。圈里分布着八千多座村庄。敌军在主要村镇上建立了军事据点一千七百五十三个，路沟总长二万五千余里，冀中抗日根据地因而被分割成二千六百七十多小块。

吕正操、程子华率领的部队，当时就在这二千六百七十多小块的抗日根据地之间穿插战斗，“好像钢刀插在敌胸膛”。

公木的申请经抗大军委批准后，便离开抗大，搬到总政，和孙志远等准备一起出发的同志们住在一起，他住在张仲瀚的外间窑洞里。准备结伴同行的有李梦龄、舒同、张仲翰、李之琏等十来位同志。

搬到总政之后，公木就去向萧三等诗友告别，也向延安诗社的许多同志告别。这个诗社是公木和萧三、海棱等共同发起成立的，诗社编印的《新诗歌报》，因为公木在抗大政治部，负责刻写印刷，蜡纸、油墨、纸张都由他来筹划。有时纸张不够了，公木还请许校长的秘书任青远从校长办公室或是训练部倒腾一些出来。对延安诗社里的诗友们，公木有着很深的感情。

此时公木的心里有着一种难言的沉重感，亢奋和依恋交织在一起撞击着他的心扉，他激情难抑，挥笔写下《再见吧，延安》一诗：

再见吧，一切紧握的爱与热，熟识的温慰的笑，燃烧的火炬的心；再见吧，那排列在半山腰的窑洞：

你是我最好的相知——感激的泪，疚心的忏悔，抑或是飞跃的欢喜……每一种难言的心绪，对你都不曾有过丝毫的掩饰，我对你朗诵了诉说着衷曲的每一章新诗。

再见吧，我手植的小白杨：

当我有时烦忧，你的叶子发抖，

第二章（2）

象疟疾患者；而又总是那么轻快地歌唱，伴着我的快乐。

你活泼地生长吧，在新市场底山坡上，“像雄鹰一样地高飞吧，不要在飞着的时候停止了！”

我默诵着卡·拉姆金给普希金的赠言，把依恋窒死在心里。

迎着风沙挺起了胸膛，抬起头凝望着东方……而恰在这时，抗日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暂停向敌后派遣干部。同窑洞的张仲瀚调任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后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原来准备回来开完七大就返回冀中军区的孙志远等原前线干部也都留下，公木自然就走不成了。

其实，就在《再见吧，延安》写成不久，总政组织部长兼军直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就找到公木的窑洞里来了，他跟公木谈话，说是征询意见，实际是把留下来做军直政治部文艺室主任的决定通知了公木。

胡耀邦1938年任抗大一大队政委时，深得知识青年学员的爱戴，并以善做知识分子工作而闻名。当时公木即在抗大一大队学习，地点在瓦窑堡。据公木回忆：当时有个别南方的年轻学员，吃不下北方的小米，要求调离，胡耀邦总是那么坦诚待人，又循循善诱：“陕北好地方，小米子熬米汤。吃不下？只管吃！拉不破嗓子。是人降水土，还是水土降人？不几天就习惯了，管教你越吃越胖！”公木作为一名较年长的学员，也曾协助胡耀邦同志做过一些思想工作，胡耀邦对他有些印象，而公木作词的《八路军大合唱》也已经在延安流行了起来，所以决定办军直政治部文艺室的时候，胡耀邦首先就想到了公木。

公木说，抗大一大队出来的同志们都知道这位胡政委年轻热情有活力，干脆利落，有一股热乎乎的劲头。这次他找到公木谈工作，也同样简单明了：“去吧！部队文艺，我们有传统。如今涌来大批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部队文艺更需要了，更有搞头了！——你说不会演唱？不一定自己会演会唱，要群策群力嘛！朱子奇，方杰——你都认识？那就更好了，去吧！”

前方既然去不成，公木便欣然受命。

第二章（3）

军直政治部坐落在总政左边文化沟里，与西青救和后勤部相邻。再深入进去，依次是卫生部、延安文化俱乐部、青年艺术剧院、军政学院，还有八路军大礼堂等等。公木搬到军直政治部来，住在副主任邓飞同志隔壁。政治部日常工作由邓副主任主持，胡耀邦主任只是隔三岔五过来看看。可是，文艺室的建立，却是胡耀邦主任一抓到底的。原来军直政治部一直就很重视开展文艺活动，朱子奇同志半年前就调来了。还有方杰、李溪几位同志，都是文艺里手，很活跃。不过他们都编制在宣传科，主要搞歌咏演唱，还附设着一个相当规模的平剧团，却又没人管理，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军委直属队包括延安地区以至整个边区连总政在内的全部军事机关单位以及附属学校、医院、工厂、农场、各种生产和事业单位，炮兵团也一度列入。卫生部系统还有不少援华抗战的国际友人，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团结、紧张、生动、活泼，在文艺方面更经常放出异彩。可以说五光十色，人才济济。敏感的胡耀邦主任看到这一点，大约也还加上朱子奇、方杰、李溪诸同志的建议，便决定增设文艺室的建制，把文艺工作由宣传科划分出来，单独制定计划，大力开展进行。这样军直政治部文艺室就于1941年5月正式成立了。

文艺室的成立，并没有举行什么典礼仪式，只是开了一个在一间窑洞里就能容下的会议，十来个人各自搬来白木凳子，挨排坐下，这之中除原有的朱子奇、方杰、李溪等几位同志，还有平剧团的阿甲等二三位同志；新添进来的除公木外，还有李洁、周若冰、晋驼等几位同志，他们都是为筹建文艺室刚刚调来的。会议开始，由邓飞副主任宣布文艺室正式成立，胡耀邦主任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开板就说，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为它不仅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它还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并对外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接着又提出几点注意：一、不要把文艺工作单纯了解为文化娱乐活动，要有计划性、全面性，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方方面面，都顾到。二、要了解文艺工作的特点，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政治工作，它需要更多的观察、研究和更优裕、自由的时间，要工作同时又要创作。三、不要有做客思想，部队文艺工作者就是部队政治工作者，做兵的工作自己就是兵，用兵的标准要求自己并接受要求。最后还谈到军委直属队的特点是干部多、素质高、知识分子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也当有所不同，可以相对侧重文艺创作。而总之都是服务于抗战，要鼓舞士气，我们自己首先要鼓舞起来，抓戏剧、抓歌咏、也抓文艺，要敢闯，要发挥创造性。说得大家心里都火辣辣的，跃跃欲试。总政宣传科杨科长也从隔壁走过来向他们祝贺，公木也简单发言，表示一定全力以赴，决不辜负党和领导的信任，更不会忘记广大战士和干部的期待。这样，在公木的生命行程中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艺室里原有的几位同志都很年轻，而且刚冒尖，朱子奇半年前还和公木一同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方杰、李溪也是在不久前就认识了。晋驼和公木同龄，一年前由太行调回延安政审，放在后勤部供给学校教文化课，对于政审他听之任之，埋头写小说着了迷，通宵达旦，废寝忘餐，蝎子爬进裤裆里也没觉得。文艺室听说了这些，把他调过来，也正中他的意，他和公木是一见如故。李洁（就是李树藩，建国后曾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是公木的老朋友，同学又同乡，大公木两岁，本来也和公木一道在抗大搞时事政策教育，也曾申请随孙志远一道回冀中，走不成了，便携同妻子周若冰和公木一道调了来。他们结交且相知已经十年了。这样成立起来的文艺室，彼此都理解、信任，充溢着和谐、友谊，当然工作起来会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了。不足处只是还感到人手少些，不久后平剧团调拨中央成立延安平剧院，就更显得冷清了。

文艺室人虽然不多，但人心齐热情高。决定做什么，说干就干，抢着干，不讲究上班下班，无所谓假期礼拜日，各尽所能，全力以赴，充分体现了胡耀邦主任号召的“鼓干劲”。主要活动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走出去”，到军直各单位去搞歌咏、演戏，开展文艺运动。文艺室成立后，他们着重抓组建通讯组，把它当作重点，在各单位职工干部中发现创作人才。果然就发现了如沙英、黄既、沈其东等一大批作家，注重同他们加强联系。这之中建国后曾任过卫生部长的黄既是突出的，他当时在延安的白求恩医院做大夫，30年代初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参加左联，写小说和散文，1932年冬为了筹办《文学杂志》，公木曾向他组过稿，有一面之识，所以在这里谈得很投机，黄既表示愿意在业余时间再搞点创作。于是文艺室的同志们把他看成是军直的重点作家。第二个方面是在文艺室内部，每个成员都要搞创作，小说、散文、诗歌以至翻译，这之中李洁原是学外语的，便以翻译为主；不过，从总体上说，文艺室所有成员还是以工作为主，业余时间搞创作。主要做了这么三项工作：（1）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部队文艺》；（2）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鹰社；（3）置办了一个大型板报——《蒺藜》。为了开展这三项工作，文艺室的十来位同志绞尽脑汁跑断了腿，可以说是任劳任怨。《部队文艺》是解放区内最早出现的以发表作品为目的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公木任主编，创刊号于1941年12月印行，第二、三期是合刊，于第二年4月印行。用的是根据地自己生产的土纸，字却是用铅字排印的，封面设计和装帧精巧美观，朴素大方。刊头四个字，就是由胡耀邦题写的，四个字潇洒飘逸，很有气势。发刊词是新被任命为总政宣传部文艺科科长的吴奚如写的。

军直政治部文艺室距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仅仅一箭之遥，往返一趟几乎用不到抽一支烟的功夫，走动起来相当方便。萧三主持的延安文化俱乐部的所有活动，公木也几乎全部参加，尤其是有关诗歌方面的活动。在端午诗歌节座谈会上，公木曾和胡乔木同志争议过屈原是不是中国最早的亦即第一个诗人。乔木同志说“伟大的”可以，不能说是“第一个”，“三百篇的作者有许多是可以考察出来的:《载驰》是许穆夫人作的，《北山》——寺人孟子，《烝民》——尹吉甫，这些都比屈原早上好几百年。”公木则卫护屈原第一个诗人的地位，所以故意说：“那么，再往上推，在涂山之阳等候大禹的涂山氏女，等得不耐烦了，唱道：‘候人兮猗！’史称其实始作南音。不更早了上千年了吗？”大家听着都当笑谈，说来说去，还是服从公议：屈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公木与何其芳同志也就诗歌创作有过争论。他回忆说，何其芳作关于诗歌创作问题的报告，表示很难说清楚诗的创作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的。何侧重由内而外，但是说着说着又仿佛是由外而内了。何打比方说诗的兴会，诗思的袭来，就像挨了电击；像喷嚏、像冷战，一想要打，就非打不可。公木不同意这种观点，说写诗怎么是打喷嚏、打冷战呢？所以彼此争论了一番。但这种坦率的争论播下的是友谊的种子，打下的是结交的基础。

第三章（1）

第三章毛泽东和凯丰的请柬1942年4月底，公木接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粉红色的用油光纸油印的“请柬”：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公木同志。

毛泽东凯丰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之前，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请柬上也就署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公木看完“请柬”后，立刻召集文艺室的战友们，说明情由，征询大家的意见：“我需要带着什么问题去赴会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很多，中心一点就是：希望有更多作家下到部队来，重视“写兵”，培养“兵写”。

5月2日清晨，公木带着大家共同的心愿，挽起裤腿，淌过延河，兴冲冲地前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参加那场后来十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下午一时半，当地时间实际是正当午时。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那幢石砌二层楼房的门口，公木看到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康生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一一与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亲切握手。毛泽东当时并不认识公木，站在主席身边的周扬向他介绍说：“公木，《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毛主席微笑着紧紧地握着公木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希望你以后多写一些反映兵的作品。”

在一楼会议室里，会场不大，设备也很简陋。室内，排放着许多长凳、方凳和椅子，挨着会议室的门口横放着一张长方桌，一块白布铺在上面，这张半新不旧的桌子就成了主席台。毛泽东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

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风味独具、激动人心的湖南腔：“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在会议大厅里，公木静静地聆听了毛主席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毛泽东颇为风趣地说：“现在我们文武两支兄弟军队，以鲁迅为总司令的和以朱德为总司令的两支兄弟军队，已经冲破反动派的封锁，在这里会师了。”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这段话改为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公木是以唯一的一位在编的部队文艺工作者身份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所以毛泽东的话让他别有感受。他暗暗自豪：“我是隶属两个总司令麾下的。”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几顿饭——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红烧肉、红烧鸡！

许多人三三两两坐到食堂门口的山坡上，边吃边聊。算是休会期间的分组讨论吧，公木与延安文化俱乐部的萧三、边区文协的柯仲平三人自动结成一组漫谈。公木听到柯仲平同志激昂慷慨地大讲“普及”，把“提高”当对立面。这引起公木的一点想法，他认为民歌体旧瓶装新酒，是普及；自由体需要创造性的语言，是提高；前者多用于叙事，后者更适宜抒情。在萧三和柯仲平的启发下，公木当时认为：叙事诗反映草原边疆，主要是农村，最好用民歌体，走普及的道路；抒情诗是心灵的宣泄，要用自己的创造性的语言，用自由体更灵活些，要力求提高。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

第三章（2）

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4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当时的反应并不是一致称赞，据说有人还开玩笑似地对他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丁玲、李伯钊、艾青、公木等人。一时间会场气氛特别活跃，各种观点的作家们围绕着文艺工作，纷纷发言，有的长篇大论，有的三言两语提出几点意见。因为进场时受到毛主席的鼓舞，公木夹杂在莅会的作家们五光十色的发言中，也在会上作了“写兵、兵写——兵写兵，写兵兵”的表述，却自感到声音是微弱的，远没有在鹰社会议上讲得那么自然。毛主席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摞纸，他一边听着大家的发言，一边在纸上认真地记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插上几句话。遇到有趣的话题，还和大家一起开心大笑。

下午大家讨论到晚饭前散会，公木就回他的部队文艺室去了……后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会又开过两次，用了两个整天。午饭也都是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食堂吃的。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公木他们宣传科的科长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吴奚如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的严厉批评。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５月２３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场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人们刚刚落座就见一辆大卡车开了进来，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公木也和大家一起一拥而上，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大吃起来，鲜红清凉的汁液顺着嘴角流淌。西红柿在当时是很稀罕的，据说是从前一个西班牙神父从国外带来的种子，后来在延安桥儿沟引种成功。算是延安的特产。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局部，毛泽东身后第三人为公木）整个下午的发言讨论结束后，摄影家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参加会议人数说法不一：一说“七、八十人”，见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文物》杂志1972年5月号；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北京文艺》，1977年第5期。另一说“一百人左右”，见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但仔细数一下照片上的人数，是106人，其中一人只露出一顶帽子，脸部被前面的人遮挡住了。）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公木的右侧是后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曲作者寄明，左侧是剧作家于敏，前面是他在北师大就读时的老师、历史学家范文澜，身后是音乐家杜矢甲。照片至今悬挂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从毛泽东所在位置往后数到第3个人，很容易找到那个戴着军帽的小伙子——就是公木。当时他略低着头，脸上带着憨厚的微笑。小小的个子，瘦瘦的身影，挤在一个熠熠生辉的文化星座之中。

第三章（3）

延安革命纪念馆主编的《延安革命史画卷》也提供了一份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合影者的名单：“前排左起：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二至五排：李卓然、林默涵、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萧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石鲁、曾克、周立波、高阳、雪苇(即刘雪苇)、蔡若虹、陈叔亮、金紫光、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琦、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寄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仃、陈荒煤、严文井、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刘志仁、张季纯、张贞黻、张望、李又然、李元庆、佟天林、向隅、华君武、萧军、郭小川、柯仲平、古元、郑景康、胡一川、马健翎、张寒晖、马达、王朝闻、杨赘、王大化”。其中包括公木在内的89人的名字是没有争议的，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则因为年代久远、画面模糊不好辨认或当事人记忆有出入等原因，有些不同说法。另外，这份名单中出现的共计103人，也还不是参加会议的全部人员名单。因为参加合影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合影，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有的人参加了前边的两次会，第三次会没有参加，合影时就没有，像吴亮平、吴奚如就是。据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姬乃军和姬睿考证，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17人。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记者、文艺单位负责人共112人。合影过后，大家吃晚饭，天已经晚了。毛泽东作了讲话的“结论”。

公木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在“大众化”的问题上，纠正了自己头脑中潜意识的“化大众”的偏向。也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公木来说，这是一个新提法。而作为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个正式部队编制的“兵”，他对这一提法感触更加深刻。公木认为毛泽东说出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中积累的问题，说出了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中所发生的问题，说出了当时人们心中所有感到迷茫困惑的问题。

公木后来曾在回忆这次座谈会的《书怀》一诗中写道：

父母生身党给魂，骄阳霹雳炼精神披丹谛领一席话，含笑嘉歌八路军。

没齿缅怀延水暖，有情永忆瀛风薰。

东方红续成三叠，脉脉铭戟寸草心。

延安文艺座谈会

第四章（1）

第四章被抢救的“旗帜”

座谈会以后，“工农兵”三字成为“熟语”，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文章和议论中。作为参加了座谈会的“工农兵”中唯一的那个正式部队编制的“兵”，公木回去以后，同样怀着一种高昂的情绪考虑文艺室的工作，更加明确了“工农兵的方向”。他认为毛泽东在人们习用的“工农”一词之后缀以“兵”字创造出来的这一新词汇，无异于是对他们军直政治部文艺室提出的“写兵”与“兵写”主张的肯定。所以，公木兴致勃勃地拟定了一些计划，还准备趁热召开一次鹰社全体成员会议，把座谈会的精神加以讨论贯彻。

不过，由于形势的发展，为了给整风学习让路，不但鹰社的会议没有开成，“派遣更多作家艺术家来军委直属队工作”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而且鲁艺派来实习的学员陆续撤岗调回，侯唯动、李尼两同志也离开文艺室返回鲁艺了。朱子奇同志也调出送去学习外语。大约两三个月之后，公木自己也被调到鲁艺文学系工作，而且决定同晋驼一同调去，李洁、周若冰夫妇派到马列学院学习。李溪、方杰两同志再转回宣传科，这样，军直政治部文艺室的日子就结束了。

结束，也没有举行什么闭幕式。不过算是善始善终，召开了一次简单的座谈会，胡耀邦主任、邓飞副主任都莅会到场讲了几句话：肯定加鼓舞。大意是说一年多来，方向是正确的，思想是健康的，干劲是充足的，成绩是显著的；只是形势变化，要给整风学习让路，文艺工作分散活动多，“宜收不宜放”。于是，文艺室建制撤销。从1941年5月调来，1942年10月末调去，整整一年半，公木的约略合计540天的专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难忘的鲁艺的生活，也就这样开始了。

鲁艺最初创立时，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麓南侧，１９３９年秋天迁来延安东郊桥儿沟。到鲁艺报到那天，公木见到周扬院长就说：“如今我从朱德总司令麾下调转到鲁迅总司令麾下来了。”周扬院长以呵呵的笑声迎接了他。每天听着熟悉的上课下课的铃声，听着音乐系学生们的合唱，看着走来走去的一律灰布制服的同学们，公木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鲁艺旧址公木调到鲁艺文学院文学系任教不久，整风运动进入高潮。他没想到，他自己居然会成为鲁艺抢救运动中的一面“旗帜”，率先成为了教师中的“失足者”，需要被人“抢救”。

1993年9月9日，当年在鲁艺文学系最后一期读书的李纳接受作家李辉采访时回忆说： 1942年延安学习整顿党风、文风、学风三风。开始是整顿学风，这时，空气还是轻松的。鲁艺学生中看小说的空气还很浓，不时地还有人随便发表一些什么议论。校长周扬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大家读了些什么小说。后来周扬总结说，读外国作品的分量多了些，但没有坏处，多读了只有好处。后来转到整顿党风，气氛就紧张起来了。开始审干，写批判文章。 而《部队文艺》此时就被拉来当了靶子。在这刊物上写文章的公木、李之琏、朱子奇、晋驼等都被调到鲁艺整风，在会上受到了批判。由文学系负责批判，主持人是何其芳。起初批判他们的人性论，后来逐渐发展成敌我矛盾。李纳说：“在批判过程中，有过火的地方，也有牵强附会、给人扣帽子的现象。”

当时，鲁艺的校园里已经开始了普遍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要求每个人都要填写“小广播”表和其他社会关系、本人思想历史的调查表，而且很快反自由主义就进入了“选择典型，教育群众”的阶段。后来就发展到捕风捉影，动辄上纲上线，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以至形成大规模的“抢救运动”。

文学系首先发难，晋驼的小说被嗅出王实味的气味，散文作者方杰、诗人公木也先后落难。晋驼的小说《时代的尾巴》、方杰的散文《萧王壁之死》和公木的诗歌《大围墙》、《小围墙》被认定为“反动文章”的代表作。他们都发在公木主编的《部队文艺》或《蒺藜》墙报上，而《部队文艺》的发刊词又是被指控为“特务”的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吴奚如所撰写。这下子鲁艺的反奸反特首战告捷，战果辉煌，挖出了一个“以晋驼为第一面旗帜，方杰为第二面旗帜，公木为第三面旗帜”、《部队文艺》为阵地、“鹰社”为堡垒的“特务集团”。

原来，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以部队文艺室为核心，公木组建过一个文艺团体——鹰社。公木任社长。取名鹰社，是在成立大会上经过讨论议定的。首先是鉴于陕甘宁边区23 个县的地图像一只昂首东翔的雄鹰，关中分区是它伸向八百里秦川的一只利爪，整个边区被称为“鹰形地带”。因此，他们把团社取名为鹰社，也寓意着部队的新文艺创作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像雄鹰一样高飞吧，不要在飞着的时候停止了！”俄罗斯诗人卡拉姆金赠普希金的诗句，在文艺室传诵得很熟，公木?《再见吧，延安》也曾引用过。

第四章（2）

1945年，延安鲁艺部分师生合影（站者第一排左数第四人为公木）参加鹰社的成员大约有30多人，其中属于军直范围的有公木、朱子奇、方杰、李溪、李洁、晋驼、沙英、黄既、沈其东等同志，属于军直范围以外的有侯唯动、麦播（即李之琏）、贺敬之、李立方、天蓝、周民英、柳勉之、袁血卒等。鹰社的建立，受到边区文协的资助，每开会一次，资助100元，恰够供应一次午餐。先后曾召开过两次全体成员大会，会期一天，午间饱吃一顿白馒头炖猪肉，下午继续讨论。

当时，有一些年轻人在文化沟办《轻骑队》墙报，很有影响。接着出来的是党校第三部的墙报，也很轰动。在这些墙报上的舆论看来，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不平等，穿服装分干部服和普通服不平等，领导干部有马骑，一般同志没马骑不平等。七八个干部围一桌子才点两支蜡烛，为什么有的领导人一个人要点两支？后勤部长窑洞里在一扇窗叶中间用了一小块方玻璃，也成了被批评的事。当时可热闹了，有画漫画的，有写小字报和打油诗的。政研室有位同志就写了一首“衣分三色”、“食分六等”等内容的四六句。王实味是突出的代表人物，写了《野百合花》，又在墙报上攻击李维汉，一时间把延安都轰动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鹰社主办的《蒺藜》墙报也诞生了。取名《蒺藜》，意谓蒺藜是小东西，生在大道两旁只扎走错了路的脚板，对于行走在大道上的革命队伍它则起到了保护作用。公木在《蒺藜》上发表的讽刺诗《大围墙》、《小围墙》，成为他后来被“抢救”的一个重要把柄。

《大围墙》可能已佚，我们不妨来看看这首《小围墙》：

大围墙里又修起小围墙，这可不同于北京的紫禁城。

紫禁城里住的是龙钟皇王，是革命首长住在小围墙当中。

龙钟皇王依靠血统统治人民，人民的呼声都使他心惊胆战。

因为他集中了万众的仇恨，城墙越高越厚才越保险。

革命首长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是通向未来驶向光明的领航，他是人民的火炬、人民的胆、人民的心，又有什么用呀这几段低低的围墙。

第四章（3）

低低的围墙投射出窄窄的阴影，像弯弯曲曲的一条黑线。

还是这外面阳光更好风更清，来吧，把阴影踏碎把黑线踢断。

这首诗将讽刺的矛头直接对准了“革命首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这种讽刺情绪并没有得到发展。接受邓飞副主任的提示，《蒺藜》墙报2期缓出，先集中精力学习文件。就这样发刊也就成了终刊。树立在延安文化沟的那块大木牌，随后也拆除了。

但是，《蒺藜》还是惹来了麻烦。当时在延安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一次报告中就说：“《轻骑队》旁边有个《蒺藜》，里边有不少坏分子。”延安不少人听过这个报告。更可怕的是，鹰社的名字也受到了质疑。据发表过长诗《鹰形地带》的侯唯动先生晚年回忆，批评者居然质问他们：“德国法西斯的党徽标志中就是鹰，你们为什么叫鹰社？”

《部队文艺》编辑部、鹰社的领导人以及主要撰稿人统统被调到鲁艺集中审查。和平医院的内科主任黄既，这位医治人们肉体创伤的白衣战士，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被人莫名其妙地从手术台上弄到鲁艺校园里来，不是缪斯之神的召唤，而是作为“特嫌”，在这里接受了连续3天的大会围攻，他在《部队文艺》发表的那几篇文章，给他赚来的是“汉奸”、“日特”两顶骇人的大帽子。

从反自由主义转入反奸以来，鲁艺天天都在开群众大会，批斗那些“特嫌”和“有问题”的人。足足开了1个多月。公木此前曾经发表过一首名为《崩溃》的诗，开头是这样的：

当黄昏的西风，慢慢吹长了吹长了牧人底身影；浓须的夜蹙紧眉披着万丈黑发，从天底那边，从遥远的东方蹒跚地走来，头顶上装饰着几颗金星。

一切生息都沉寂了，一切生命都停止了活动，人底舞台让给魔鬼来上演……

第四章（4）

这首诗本来是用象征派的手法描写黑暗王国的群魔之王的崩溃，并借以歌颂光明。可是诗中写了魔王头上装饰着几颗金星的细节，在想象力丰富的鲁艺文学系，居然有人就硬说这是借红星而言，明目张胆地攻击党、攻击革命。

在一个昏暗的窑洞里，周围坐着的都是平时熟悉甚至很要好的同志，此时神情严肃，要他“交代问题”。而且要他好好想想，是坦白还是顽抗？ 一连几天，同志们轮流帮助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他日夜冥思苦想，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公木反复请求，不断检讨，都过不了关。最后有人发了话：“组织掌握了确凿证据，就看你的态度了。”组织的话，不容有一丝一毫的置疑。现在，既然组织掌握了材料，说自己有问题，那一定有问题。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原来，公木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这段经历此时就成为了问题被重新提出，要公木交代“历史问题”：“为什么当年那么多革命同志都死在敌人的监狱里，你能活着出来？你究竟是怎样出来的？”另外，他在逃离北师大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短暂地中断了团的关系，这件事早在公木到达延安政审时，就已经讲清楚了并且也调查清楚了的，这时又被作为“自动脱团”重新提出，并一次次让交代问题。最后被隔离在与世隔绝的一个至今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窑洞里关起来，每天纺线、学文件，交代思想和“问题”，不能自由行动。当时较普遍的“抢救”方法是“车轮战”，被审查者坐着或者站着，白天晚上不让睡觉，不让干其他事情。而审查者轮流换班，直磨到被审查者昏昏沉沉，身不由己，心不由己。有的人熬过三四天后，便糊糊涂涂“坦白”了。据说当时最长的坚持熬过8天8夜。

还有就是“滚雪球”。坦白了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质问：“你的上级是准?” “你的下级是谁?”‘你的联系人又是谁?”，有时候还演“双簧戏”，审查者将被审查者所认识的人举出来说： “×××供出你是特务。”而在×××面前又讲：“这位被审查者供出你是特务。”……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公木越来越累…… 处在这样的境地，当然，心情是压抑的，苦闷的，也是无奈的。婚姻的不幸，组织上的不理解、不信任，这让他难受到了极点，实在熬不过去了，公木想到了自杀，并实施过两次。究竟他是采用什么方式自杀的，他以后没有说过。不过幸好没有成功，他又活了下来。跟公木相比，鹰社的侯唯动更惨，他被关进了禁闭室，除了经常挨打、被吊外，还有一种新奇的办法，就是在牢房里画一个小小的圆圈，让“犯人”站在里面，不坦白就得日夜站在这个圈内，不能动一动。什么时候坦白了，什么时候出圈。侯唯动曾和胡世显、王振宇等被捆吊了一天一夜。

后来，斗争的范围扩大，又涉及到了天蓝。天蓝是文学系的名著选读教员，外语底子很好，曾写过《队长骑马去了》，《我，桥儿沟公民》等诗歌，很得好评。但是他被怀疑是托派，也受到批判。当时鲁艺还组织了若干个劝说小组，重一点的嫌疑分子都有人跟着。诗人鲁藜的妻子王曼恬是毛泽东主席的亲戚，但他还是被当作嫌疑分子。当劝说小组来劝说他时，他不讲话，只念几句诗：太阳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的。当然，鲁艺也有坚决不“坦白”的。李又然就是这样一个“顽固分子”，结果最后他被积极分子打伤了，还是不承认。

不知公木本人在被抢救的过程中是否“坦白”过，但有资料证明，在运动后期，他曾和天蓝、鲁藜、侯唯动等被抢救过的人结合起来，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过“攻击谩骂”。

周扬在鲁艺做报告每次都是号召有问题的人坦白交代，不要等待观望，不要存侥幸心理。早日坦白，轻装上阵。他惋惜地说，你们这代青年，有心革命，却上了国民党红旗政策的当，是很不幸的。他说责任不在你们身上，坦白了就好。但若要负隅顽抗，那就由自己负责了。文学系里有一个人坦白自己是特务，在会上做报告，心理描写很动人。他一坦白，便被解放，又来动员别人坦白，说只要一承认便没事了。所以假坦白的人就多起来。据李纳回忆，当时鲁艺学员中有一半以上被打成失足者。 她自己也被当作了被抢救者。劝说小组问她：“你相不相信组织？” 她说：“相信”。劝说小组说：“你既然相信组织，那么组织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陕北的秋夜，寒气袭人，但是鲁艺的窑洞里却依然热火朝天，灯光明亮。一个个外来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这里被“苦口婆心”地“抢救”着。直到1943年冬，抢救运动才停止了。当时在周扬的主持下，为配合抢救运动，鲁艺集中几个人写了一个剧本《抢救失足者》，有陈荒煤、周立波等参加编剧。让骆文来主演大特务，另一个同学演小特务。排到第三场，忽然停排，因为风声不对了，抢救运动要停止。写也是周扬?意写的，停也是他让停的。整风结束后，鲁艺等于解散，变为“工合”“农合”，实际就是劳动。之后鲁艺归到延安大学，成为了延安大学的一部分。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就抢救运动向全校师生脱帽鞠躬道歉，公木等都非常感动。

此后公木与诗人天蓝结伴一起走进了南泥湾，一边和三五九旅的同志们一起投入大生产的热潮，一边积极搞创作。后来公木等同志合编了一本《生产战线》，毛泽东还特意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第五章（1）

第五章和刘炽在十里盐湾过年青年作家蒋蓝的一篇优美的散文《盐湾晚唱》中说：“50年代，著名作家公木来到了这里，写出了长篇小说《十里盐湾》。”不知道十里盐湾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来这里闹秧歌的那个年轻人。如果蒋蓝能够看到这本书，就会发现，其实《十里盐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２月出版的一本定价１９００元（旧币）的诗集，不是长篇小说。

这本书，要从１９４４年冬天说起。

1944年冬天，鲁艺戏音系派孟波、刘炽、于蓝、唐荣枚四位同志赴绥德地区闹秧歌，公木本来不是他们系的，但闹秧歌需要一个写词的，虽然公木不会跳也不会唱，但他会写词，于是他主动要求，就跟戏音系的四位同志一起下去了。到了绥德，孟波等人去了葭县，公木和刘炽去了子洲。转过年来的春节，他俩也是在子洲度过的。公木在双湖峪（即子洲县城）等地采集了大量的陕北民歌，获益匪浅，并和作曲家刘炽一起来到子洲县的十里盐湾。

陕西省子洲县是1944年1月份建立的，是以革命烈士李子洲名字命名的新县，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这个县由绥德、米脂、清涧、横山4县的各一部分组成，位于陕北中部，一条大理河从境内穿过。以地理故，这里的民间文艺和民间习俗在陕北很有代表性。

1943年12月，子洲县即将成立之时，来了延安鲁艺文学院、鲁艺工作团的田方、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贺敬之、于蓝、孟波、刘炽、唐荣枚、张平、张鲁、马可等一行42人，公木也在其中，团长是张庚。他们在子洲，一边采集民歌，一边为群众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十里盐湾，是从水浇湾、马蹄沟到三皇峁薛家崖的十里平川，这里盛产井盐。制盐业是当地百姓的生命线，也是地方政权的主要财政收入，有“十里刮金板”之称。小理河河床下数十丈深的岩层中，流淌着的是亿万年来形成的，也是十里盐湾百姓赖以生存的一股股盐脉，盐湾人世代在这里凿井、取卤、熬盐，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打发着各家的日子。

每天凌晨鸡叫三遍下盐田，到晚上八九点上足煤回家，盐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的腰弯了、腿圈了。黄土高原的庄稼人盼下雨，下雨他们就有收获；盐农们则盼天旱、喜欢太阳，特别喜欢三伏天正午的太阳，此时洒出的盐水蒸发快，收获大，因此他们的皮肤比普通农民更黝黑。盐工劳动强度大，生活很艰苦，加之盐滩、盐井、盐锅都为盐主所有，盐工为盐主干活，饱受盘剥，苦不堪言。据公木介绍，盐井和锅窑的主人叫东家或掌柜的，种盐人叫伙计或盐工，一切生产资料归东家所有，伙计只出一个身子，住在自己家里，吃自己的。种出盐来，东家与伙计按一定比例分。每年五月五日端阳节，杀牲唱戏，祭祀盐神。东家请伙计吃一顿饭。但一般伙计并不把这一天看作节日，而管他叫“鬼门关”。因为来年东家是否还要继续雇用他，就在这天决定。如果不再雇佣，就通知他七月十五日算账，在当时穷苦人生产没地种，住宿没窑洞，生活靠揽工的岁月里，被解雇就意味伙计的生路被截断了。在当时，东家们惯于用这种方法来刁难压迫，以达到加重剥削的目的。所以，公木的《盐工曲》中说：“五月里来五端阳，掌柜的笑脸恶心肠；伙计眼里泪汪汪，长出一口气儿慢吞吞讲，只要河滩撂不下，来年还叫我种上……”就是反映盐主对盐工刁难的史实。

子洲解放后，实行减租减息，盐工生活大大改善。十里盐湾，小理河蜿蜒流过，河两岸，一方方盐田，一口口盐井，配上盐工们风格纯朴、热情高亢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公木沉醉在陕北民歌的优美泼辣、刚健清新中。当时公木34岁，留着胡须，头发长长的，笑声朗朗，平易近人，很受盐工们的欢迎，盐工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张”。很快，公木就结交了不少盐工朋友，柴庆堂、吴纪名、郭富才都成了他很好的朋友，他还在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郭富才家住了好多天。据说红军将领刘志丹为争夺陕甘宁唯一的产盐地，在这里与国民党打了著名的三皇峁战役，这场战役打了三天三夜，手榴弹把天空都炸红了。盐工们向公木讲了刘志丹打三皇峁的故事，三皇峁住着的国民党税务局如何盘剥盐民，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如何被驱逐出绥德等等，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故事，使公木有了创作灵感。同时盐工们唱起的那一首又一首质朴而明快的陕北民歌，深深地打动了公木，让他陶醉其中。

据公木回忆：“我和刘炽同志大部分时间住在子洲县（好像镇子上），后来就住在水交（浇）湾（郭负才的村子里）”；“歌唱的几位盐工兄弟，当时都很熟”；“在郭负才（富财）家就住了不少日子，柴庆堂、吴纪名（继明）都交成了好朋友，现在想起来，音容栩栩如生”。据种盐英雄郭富财的子女们回忆，当年在他们家里住的公木、刘炽，和他们一家老小相处得很好。两?“鲁艺家”（乡亲们对鲁艺人的称呼）平易近人，尊老爱幼，经常给他们讲故事，讲革命道理。公木有时学着说陕北方言，不大准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有时公木的诗歌创作出来，一家老小就是最早的读者和听众，他谦虚地征求意见。有时说着就唱起来了。刘炽更活跃，常常手端着饭碗就扭起了陕北秧歌，唱起了信天游，至今那优美动听的歌声还在耳边回荡，活泼轻盈的舞步常在眼前浮现。

公木对十里盐湾这块土地进行了“深耕细作”，他走遍了十里盐湾，转完了每个盐井，用足步“丈量”了每一块盐滩，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盐工们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完全与盐工打成一片。他还帮助盐工们出墙报，编节目，为盐工们写出了一首首感情真挚、内容丰富、思想健康的新秧歌词，由刘炽配上陕北民歌的曲调，有时也稍稍改变一下曲子，使之更适合演唱。有时秧歌队合唱；有时刘炽领唱，秧歌队和唱，那熟悉而优美的曲调，通俗易懂的唱词，那真实可信的盐工生活，一下子征服了十里盐湾的父老乡亲，人们纷纷看新秧歌、夸新秧歌，古老的陕北民间艺术之花，获得了新生，十里盐湾沸腾了。在公木和刘炽的带领下，新秧歌第一次扛起了象征中国共产党率领工人、农民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镰刀斧头，变革了几千年由伞头领秧歌的传统习惯；打破了“好女不观灯”的禁区，改变了几千年来男扮女装、妇女不能闹秧歌的封建意识，妇女第一次登上了秧歌场子，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工农兵英雄形象第一次在秧歌队出现；而且还一改几千年封建传统的闹法，过去秧歌闹起，首先去谒庙，求神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然后才沿门拜年。而新秧歌首先是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郭富财、蔡自举、鲍亮升拜年，其次给驻军机关拜年，再次才给群众沿门子拜年；在内容上也是彻底的革新，旧秧歌大多是祈求神灵保佑，招财进宝，而新秧歌却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歌颂英雄模范人物，宣传时事政治，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的感情，鼓舞人民的斗志。

盐工的秧歌队闹红了十里盐湾，十里盐湾的老百姓争着请公木和刘炽吃年夜饭。

第五章（2）

公木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了，他文思如泉涌，一篇篇秧歌诗一挥而就。公木创作的秧歌词内容丰富，琅琅上口。有直接反映盐工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的：“十冬里北风灌空肠/六夏里太阳烙脊梁/马勺勺里撒星星/水桶桶里担月亮。”（《盐工曲》）还有：“熬一锅白盐熬一锅汗/撒一勺清水撒一勺泪”。（《十里盐湾》）也有揭露盐主盘剥盐工的：“人人都说种盐好/种盐人苦处谁知道/这行营生利不小/掌柜的肥了咱瘦了……胡子一撅饭到口/掌柜的为啥这样牛/只因为肥肉吃瘦肉/只因为黑手套白手。”（《人人都说种盐好》）还有：“天下的老鸹一般黑/天下的鹁鸪一般灰/数灰数到十里盐湾/十里盐湾灰掌柜/灰眉灰眼灰肝肺。”（《十里盐湾》）也有鼓舞盐工斗争的，如：“盐神神本是个泥各大/要你盐神神干什么/老天爷和掌柜的原是一家/我一脚把你踢垮吧！”（《问天》）。 其中部分歌词至今在当地流传，上世纪80年代，子洲县委宣传部的姜茂林还曾把当地传唱的歌词复印寄给公木。

公木和刘炽一道在子洲县的十里盐湾住了两个月。公木用自己的歌歌唱了十里盐湾，而他自己更从十里盐湾学习了不少关在书斋里学不来的东西。他在1953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共产党引我上青天》，就是用信天游写成的，写了阎嘉平的一个姑娘阎凤兰如何追求婚姻自由，参加红军的故事。诗人说这是用子洲县双湖峪采集的素材编写成的。“天上的云彩一朵朵，/闹起革命跟哥哥。/哥哥头顶一颗星，共产党引我出火坑。/哥哥身穿一色蓝，/共产党引我上青天！”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游泳在陕北民歌的海洋中，深深叹服于那些民歌的淳朴、优美、热情、有力而又无限丰富；尤其使我们狂热的，是‘信天游’。”

公木在子洲为盐工秧歌队编写的一些唱词，经过整理，编写成了一本民歌体诗集《十里盐湾》；建国后陆续在《人民文学》、《群众文艺》等杂志发表，一九五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出版。其中选了7首在十里盐湾写的诗：《盐工曲》、《人人都说种盐好》、《问天》、《三皇峁》、《种盐英雄郭富才》、《十里盐湾》、《十瓢水》。据公木介绍，当时他写的本来不止这几篇，比如秧歌队拜年，不光到过种盐英雄郭负财家，同时还到过区委会、区政府、工会、驻军四团团部等地方，也都写过一些唱词，唱后就扔掉了，没有保存下来。另外还有几篇宣传时事政策的，如《十五大任务打花鼓》、《联合政府领唱秧歌》、《下南路》等等，起初也想收进这本诗集，后来听朋友劝告，又撤了下去。

公木说“《十里盐湾》这些歌词，都是写真人真事的”，姜茂林先生上世纪90年代曾经考证过，并“把一些事实和诗中提到的几个主要人物的简要情况介绍给读者”：《种盐英雄郭负才》应为郭富财；《十里盐湾》中“南路闪上来个张文正”应为张文直；“柴庆堂来吴纪名”应为吴继明；“水交湾里高山畔”中的交字应为浇，“马家沟修起新民寨”应为“马蹄沟修起新民寨”。

种盐英雄郭富财，生于一八九○年，祖籍子洲县王川口乡（解放前属米脂所辖），逃荒到了马蹄沟镇水浇湾村，给盐主姜白业揽工三十多年。一九三八年十里盐湾建立起工会，他为主要负责人，后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种盐英雄，曾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和嘉奖。一九五四年病逝。

张文直，陕西省佳县人，有胆有识，讲话干脆声音洪亮，一九三八年冬从延安来到十里盐湾，领导盐工与国民党盐局和盐主进行斗争。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千余名盐工包围了盐局，高呼口号，砸烂盐局脑畔，盐局官吏连夜逃跑，盐局倒闭，盐主与盐工的分成比例随之改变，由对半分成改为四六分成，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四十年代初他离开了盐湾，再没有回来过。

柴庆堂，长期担任马蹄沟盐业队的支部支记，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了大半辈子。

吴继明，四十年代初就参加了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直随军打仗开进新疆。新疆解放后，先后任和田县委书记，和田专区副书记等职，“文革”期间含恨而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昭雪。

公木生前，尤其在晚年，多次重复想重访十里盐湾的愿望，可惜一直没有成行。但他心里一直惦念着这一方热土。

第六章（1）

第六章陕北民歌选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由“小鲁艺”，深入边区各个角落，向工农兵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对陕北民歌深入进行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和仿制创作，使陕北民歌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并很快推向了全国，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歌“采风”活动，仅“鲁艺”一家就收集记录回陕北民歌数千首。公木负责的看占文艺资料室就是鲁艺专门成立的研究机构。

文艺工作者通过“旧瓶装新酒”，用陕北民歌曲调填词，创作了很多深受群众欢迎的新民歌。如张寒辉用陇东民歌《推炒面》的曲调，填词创作了著名的《边区十唱》。还有安波的《欢送抗日军》、《拥军花鼓》；高敏夫的《打得日本强盗回东京》、《送郎上前线》、《献给八路军出征将士》等。这时期的民间说书艺人韩起祥也积极创作新书节目，并整理出版了《刘巧团圆》。

公木和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在一间窑洞里工作，一起进行《陕北民歌选》的编选、注释，并作为鲁艺“民间文学”的课程教材。这样一边教学一边整理，经过了六七个月的忙碌，终于把这本陕北民歌的选集大体编定了。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何其芳两度被调往重庆工作，公木也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初参加东北文工团去东北工作，所以他们都没有看到《陕北民歌选》的出版。何其芳把《陕北民歌选》的编定稿交程钧昌同志，嘱托他在有机会出版时由他写一篇编选例言。直到１９４７年10月，何其芳调到前晋察冀边区，才知道《陕北民歌选》已由程钧昌交前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而程钧昌本人却已逝世。原来何其芳第二次离开延安后，程钧昌遵嘱于1945年10月写了一篇《陕北民歌选·凡例》。他不仅交代了书中材料的来源，也写了先后参加工作的人员，特别是提到了几位并非鲁艺的文艺工作者： “（《陕北民歌选》）材料来源主要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所的同志们几年来所采录的歌词，鲁艺文学系和其他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也供给了我们一部分。其中也有很少一部分是我们直接由农民口中采录的。这些材料部分地曾先后经过张松如、葛洛、厂民（即严辰——引者）、舒群等同志的初步整理。全部歌词的最后写定、选择、编辑以及注释的工作则由何其芳负责，张松如、程钧昌、毛星、雷汀、韩书田参加。附录中的曲调是请鲁艺戏剧音乐系的李焕之、张鲁、马可、刘炽等同志写的。”在１９４９年７月新华书店版的凡例中，参加初步整理工作的还增加了李雷、葛洛、鲁藜、天蓝的名字。张松如的名字改为“公木”。《陕北民歌选》被民间文学专家称为“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延安鲁迅文艺学院师生和延安文艺界深入民间直接从老百姓口中采风的集大成之作。”

鲁艺的老师和学员多次深入到陕北和其他毗邻地区去，一面参加社会斗争体验生活，一面采集流传于人民群众中的民间口头作品，而从农村采集来的民间文学作品，便汇集到后来成立的由公木任主任的文艺运动资料室加以保存和整理。这个资料室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把鲁艺的同志们在陕北收集到的民间文学材料加以整理，编为选集。由于民歌材料最多，他们就先从民歌着手。像这样以如此规模和如此成就，有组织地直接从老百姓口中的采风，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是第一次。全部采风所得，据说有千余首传统歌谣和少量革命歌谣。《陕北民歌选》这部民歌选集大体以反映陕甘宁边区一带过去和当时（1945年前）的人民生活为主；有些民歌虽说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然已在边区群众中广泛流行，因此也选入其中。这本民歌选实际上应该是“陕甘宁边区民歌选”，但“陕北”一词既然常常被拿来概括整个边区，他们也就沿用了此名。全书共分5辑：前3辑为传统民歌，后2辑为新民歌，即当时新编唱的民歌。第一辑“揽工调”，共12首，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和他们的劳动生活。第二辑“兰花花”，共18首，内容大多是反映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痛苦生活和歌唱男女爱情的。第三辑“信天游”，共293首，内分三类：其一为农民情歌233首；其二为不满旧式婚姻者35首；其三为杂类。第四辑“刘志丹”，包括革命民歌24首，新内容的信天游46首，大多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新民歌。第五辑“骑白马”，共13首，主要是反映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其中也有对于国民党的揭露和诅咒。

全国解放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丛书”时，何其芳应约把他手中保留下来的一份《陕北民歌选》手稿校阅了一遍，作了一些字句上的校勘和注释上的增改，各辑先后也略加变动，并为这个重印本写了一篇代序。他说：“虽说也临时看了一些过去没有看过的民歌材料，代序中的主要论点却都是在延安时研究的结果，就是说仍然是相当简陋的。至于字句上的校勘和注释上的增改，除了根据张松如同志的意见和我保存的一份草稿而外，又曾请在陕西生长的柳青同志、李微含同志就原书校看过一遍，并最后向马列学院的陕北同志高朗山、李之钦、王朗超、王琼作过口头调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贾芝同志为这本书的校正重印也花了一些时间，有些疑难的地方，曾代为调查。附录的曲调则是请马可同志代校的。”收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民间文学丛书”时，征得了原鲁艺的负责人周扬的同意，将编者改为何其芳和张松如（公木）二人署名。何其芳的《重印琐记》里写道：“回忆我们过去对于陕北民歌的词句的写定，每篇的去取，编辑的体例以及注释的工作，也是经过反复的考虑或再三的调查的。但这次校阅，仍发现有许多不妥之处。我们几个参加编选的人都非生长在陕北，这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我解决这种困难的办法主要是依靠多次地向陕北同志做调查。我认为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利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来写作是两回事情，不能混同的。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应该努力保存它的本来面目，绝不可根据我们的主观臆测来妄加修改。虽然口头文学并不是很固定的，各地流传常有些改变，但那种口头修改总是仍然保持民间文学的面貌和特点，而我们根据主观臆测或甚至狭隘观点来任意改动，却一定会有损于它们的本来面目，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很不利的。”

鲁艺师生们在民歌的采录整理工作中遵守着三条原则：首先是“忠实地记录”。“若是民歌，最好把谱子也记下来。本地人搜集本地民间文学那是最理想的。若是外省人，不能记的字句可以用拉丁化记，但应加解释，鲁艺音乐系搜集的民歌，因用拉丁化记的部分未加说明，后来写定时很费事。”其次，“民间文学既是在口头流传，就难免常因流传地区不同与唱的人说的人不同而有部分改变或脱落。我们在采录时，同一民歌或民间故事就应该多搜集几种，以资比较参照。”第三，“在写定民歌时，字句不应随便改动增删。”碰到不懂时，要多作调查，要多比较几种记录稿。民间故事虽然难于一字一句保存原来面目，但也应基本上采取一种忠实于原故事的态度。“若系自己改写，那就不能算是道地的民间文学，而是我们根据民间文学题材写成的自己的作品了。”这些原则，既是陕北采风时的原则，也是从民间文学的实地调查采录中得出的经验，因而是科学的，有田野作业支持的。民间文学研究家刘锡诚说：“无论是从搜集和写定的角度看，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陕北民歌选》都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一个成功的个案，至少在20世纪前50年中，还没有一例可与之媲美。”

第七章（1）

第七章别延安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延安，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人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整个延安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8月24日，延安文化界百余人在交际处举行欢送会，欢送即将开赴前线的两个文艺工作团——华北文艺工作团和东北文艺工作团。公木参加了由舒群、沙蒙同志为正副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全团共60余名成员，另一队是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全团共50多人。均是以鲁艺师生为主体组成的。在欢送会上，边区文协副主任丁玲致开幕词，并代表文抗鼓励去前线的同志们要牢记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努力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周恩来、彭真、林伯渠都分别作了讲话。周恩来同志勉励大家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政策和鲁迅方向，坚持文化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大家在新时期更需长期埋头苦干，不要急于求名利，不要害怕默默无闻。到了新地区，尤其要防止骄傲，要比在延安时更虚心，这样才能顺利开展工作。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彭真指出：文艺工作者经过思想改造，使文艺普及工作有了很大的创造。以后还要把文艺普及到新解放区和全中国去。他要求：一、更应深入群众，准备到大城市的工厂、贫民区、矿山去。二、和当地干部结合，虚心当他们的小学生，先估计他们的工作成绩，然后批评缺点。三、反映当地群众的生活，而不是把群众的一套硬搬出去。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数年来的努力，表示感谢。

联欢会后，公木来到延安保育院，探望自己的儿子许嘉。因为他离婚后一直单身，此时又要离开延安了，所以准备把儿子带到东北一起生活。许嘉那时已经七岁了。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出生时8斤多重的那个小胖子，如今已经长高了。由于历史原因，他出生后不久，父母亲就分开了，当时许嘉还不太记事，为了不影响母亲的工作，母亲把他送到延安保育院生活。延河边有一个很深的山沟，保育院就在进山沟后右边的半山坡上。住的都是窑洞。每天三餐孩子们都能吃得饱饱的，有时还有鸡蛋、肉等，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难得的。只是生活和卫生条件较差，可以换洗的衣服很少，孩子们也很少洗澡。看过电影《啊摇篮》的人，就会了解他们那时的生活。在保育院时，许嘉的身上、头上长了疥疮，当时也没有什么药物医治，保育院阿姨找到偏方，把小米糠点燃后用火烧，然后把烧出的米糠油每天涂在许嘉的身上头上的患处，涂均匀以后，让许嘉站在烈日下暴晒，就用这一土偏方，最后竟慢慢治好了许嘉的疥疮。由于保育院的条件有限，孩子们没有任何玩具，也没有做游戏的地方。阿姨们想方设法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在院子里刨出一个坑，放上几只小白兔，小兔子在坑里自己又刨出了许多坑，生出一窝窝的小兔子，孩子们常常围在坑边，叽叽喳喳地看着兔子跳出跳进；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阿姨带着孩子们去爬山，蓝天、白云、灿烂的阳光，满山遍野都是五颜六色的野花，蝈蝈、蟋蟀躲在草稞间此起彼伏地鸣叫，大自然赐予的美景让孩子们陶醉，他们跟随阿姨在山上采集野花，追逐蝴蝶，玩得热火朝天。前方的炮火连天、刀光剑影在这里没有半点痕迹。许嘉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到六岁多，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早晨，天气很冷，天上刮着凛冽的北风。我们正在窑洞里吃早饭，保育院的阿姨（当时叫保育员，有男的，也有女的）叫我出来，说有人找我。在我的记忆里，当时觉得父亲的身体虽然黑瘦，却很高大。再加上在这之前我脑子里没有一点父亲的印象，所以感到眼前的父亲很陌生。在父亲问我愿不愿跟他走时，我望着父亲怯怯地摇摇头。父亲见我穿得很单薄，冻得直流清鼻涕，把自己脖子上一条黑色的围巾摘下来，蹲下围到了我的脖子上，然后把我交给阿姨，几步一回头地依依不舍地走了，当时年幼的我不懂，现在回想起父亲临别时看我的那一种眼神，我想那时候父亲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的。”

公木1938年8月底到达延安，1945年9月初离开，跨度长七年。他将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分成三大“步”：第一步踏在抗大，两年半，约略900天；第二步——军直，一年半，约略540天；第三步——鲁艺，3年约略为1080天。总共2520天。公木写下过“焦渴难禁思延水”的诗句。那绵绵的延河水，有迷人的浪花，有浩荡的波澜，也有漩涡和激流险滩。

第八章（1）

第八章颂歌《东方红》

1945年8月31日，公木与参加东北文艺工作团的全体成员，在延安留下了一张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合影。9月2日，公木与东北文艺工作团的全体成员从延安出发，随着浩浩荡荡的干部大队，向东北进军。几千里的路程全部是步行，一路走一路唱，行程五十多天，平均日行60多里地，多时达到一百余里。东北文工团以鲁艺为中心成立，舒群任团长，沙蒙任副团长。后改名为东北文工一团。该团有舒群、沙蒙、田方、于蓝、欧阳如秋、陈凡、王大化、田风、鲁果、雷汀、雷加、续磊、陶平、高阳（即李江）、天蓝（即王名衡）、张松如、华君武、任荪、刘炽、张守维、张平、杜粹远、何文今、李牧、李百万、林农、颜一烟、严文井、纪云龙、王家乙、孙邦达、刘迅、李凝、宋琦、黄仁、许可、谢挺宇、张邦来等。后来，沈阳、本溪、大连、齐齐哈尔又有一些同志参加了文工团。延安青年剧院全体人员也赶到东北，组成东北文工二团。文工团徒步横跨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五省，于1945年10月抵达沈阳。在沈阳，诞生了著名的颂歌《东方红》。

他们一路上说说笑笑，歌声不断。除了唱些现代歌曲，也经常即兴编唱顺口溜、信天游。公木行军途中，曾写过一首短诗《出发》，共有37行。开头两句便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而结尾则是：“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据公木回忆，这是在唱《移民歌》时顺势联唱下来的。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将成为后来的名歌《东方红》的一个唱段，他说不必说这就是他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听了大家这么唱，他才这样写出来的。在行军途中，为了排遣一路行军的枯燥，曲调朴实优美、歌词朗朗上口的《移民歌》被同志们反复传唱，有的人在唱完第一段之后，又乘兴编了一些新词接连着唱下去。

《移民歌》原创作于1944年2月，是山西葭县移民队移民延安途中，由当地歌手李增正创作的（关于《移民歌》的作者有多种说法，此处根据《陕北民歌选》），此歌又叫《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全词共有九段。 当时边区政府号召葭、吴、绥、米等贫困农民向南移民开发荒山。葭县张家庄的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也属移民对象。他们在南下路上编了《移民歌》，当时绥德日报、群众日报都报道了这件事。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１日的《解放日报》在“移民歌手”这篇文章中，全文披露了李增正编写的九段歌词。这首《移民歌》曾被多位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途径采录下来，后来收进公木（署名张松如）与何其芳共同编注的《陕北民歌选》一书。

1945年8月31日，东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前一日合影（二排右起第一人为公木）10月24日，东北文工团到达沈阳，文艺工作队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打算一两天后召开祝捷会，需要准备一些节目。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于是由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几位工作队的同志聚在一起参与歌词创作，由公木执笔负责记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了四段，之后公木又对歌词进行了整理修改：

第八章（2）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达儿哪达儿亮，哪达儿有了共产党，哪达儿人民得解放。

共产党，老百姓，民主联军子弟兵，军民合作心连心，保家卫国享太平。

歌词第一段保留《移民歌》原词，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是公木的手笔。第二、三、四段歌词全部是新填上去的。第三段歌词在编写时，有意识地把“哪里”改成“哪达儿”，用意是为了显示陕北民歌的地方特色，有土味儿。另外，公木就“哪里有了共产党”一句，费了一番斟酌，有人说“出了共产党”，有人说“来了共产党”，可又感到“出了”和“来了”都有些不合适，经过推敲，公木决定还是用比较含混的“有了”一词更加确切些。第四段主要是唱东北民主联军的，这一段只在沈阳一带传唱过。不久，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取消，这段歌词也就没有人再唱了。凑成四段后，由刘炽在《骑白马》的曲调的基础上，略有加工，仍不失为陕北民歌。当晚就登台演唱，连公木这样的一些平时根本就不会唱歌的同志也跟着上台充数，摆摆阵势。这次演出，报幕词就是《东方红》——“陕北民歌”，当时是1945年11月初，《东方红》这首歌名就在沈阳诞生了。在此之前，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其他解放区，都还没有以“东方红”三字命名的歌曲。

1946年夏秋间，当时公木已调到东北大学工作，东大校长办公室主任黄耘同志向公木要歌词，公木就另外写下四段《东方红》歌词如下：

第八章（3）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给人民出主张。

共产党，解放军，中国人民的解放军，处处为着老百姓，呼儿咳呀，家家都过好光景。

全中国，老百姓，坚决拥护解放军。

军民合作一家人，呼儿咳呀，消灭蒋匪享太平。

这是内战逐渐打起来之后，在解放战争气氛中编唱的，曾由黄耘编进《东大歌唱集》。1946年春夏，长春、哈尔滨等广播电台也曾播唱过这首歌，报名“陕北民歌、张松如改词”。

另外，《公木文集》中还收有 “陕北民歌，张松如填词”的《东方红》的另一个版本：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出主张，呼儿咳呀，1946年冬，公木与天蓝（左）、王季愚（中）在佳木斯

第八章（4）

他是人民大救星。

太阳升，东方亮，中国全靠共产党。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呀，他把中国来解放。

红旗飘，红旗美，叫声同胞们来开会。

军民团结一条心，呼儿咳呀，建设咱们新东北。

作家杨子忱上世纪80年代曾撰文披露：“有人在长春市出卖废旧物品的地摊上，购得名为《青年文娱手册》的书。系1947年11月东北书局于佳木斯出版，编者为东北大学学生会，书内收有著名歌曲《东方红》。而值得一提的是，其歌词作者署名为张松如，张松如即公木。1947年公木正在东北大学任教育长，校址就在佳木斯。”另外，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民间文学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中，也收录了这支歌。

东北文艺团在沈阳集体改写并由公木执笔整理的《东方红》，就是以后被正式肯定、全国传唱的《东方红》歌曲的初稿，传唱中有变动，但不大。其中的几点细微变化是在传唱的过程中，淘汰了第四段，只剩下了三段，另外歌词中的“哪达儿”又恢复成“哪里”。公木生前曾多次说：歌曲不曾采用“领导人民闹斗争”的词句，保留了“大救星”的字眼，“事后想来，是接受农民意识的反映。” 刘炽说：“我首次指挥唱《东方红》，根本没想到它会传唱下去，而且还会以《东方红》为名编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特别是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上世纪60年代非常著名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这首歌写为“李有源词，李焕之曲”。很长一段时间内，《东方红》的词作者，一直被认为是誉满中外的“人民歌手”、陕西佳县城北五里张家庄农民李有源。李有源仅上过一冬冬学，长期自学，竟能看书写字。1940年佳县民主政权建立以后，李有源翻身得解放，满怀激情编创了许多民歌、快板、小剧宣传革命。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歌还没有把自己和劳动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浓厚感情充分表达出来，他朝思暮想要创作一首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好歌。

关于这首颂歌的诞生，有人曾经写成散文，收入初中语文课本。大意是说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有源担着粪桶到县城去担粪，此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霞光万丈，浑身顿觉温暖起来，他心中一动：“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最好不过了”。到了城里，又见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标语。他开始构思着一首新歌，经反复推敲，终于编出了以《骑白马》为曲调的《移民歌》。第一段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1943年春节闹秧歌时，由侄子李增正在佳县山城第一次演唱出去。

这段散文，曾被作曲家刘炽戏称为戏剧小品。

有文字记载可证，《陕北民歌选》成书于1945年，由此可见，至少到此时，陕北还没有一个署名《东方红》的民歌。倘若有，相信《陕北民歌选》是没有不收入的理由的。而且即使是《移民歌》，第一句是“东方红，太阳升”还是“太阳升，东方红”也没有固定下来。民歌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很多民歌是群众集体创作的。就是确切由某人编创的作品，无数群众在传唱中，也会不断进行修改完善。不过解放初期，《移民歌》的词作者一般认为是李增正。

１９５１年（也有资料说是１９５２年），陕西省委与绥德专区召开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李有源在会上做了“我是怎样编写《东方红》的”发言，因之成为新闻人物，大幅照片刊在《人民画报》上。自此，李有源取代了李增正，成为《东方红》的当然词作者。在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一致欢迎他为文代会编唱一个秧歌。他当时对大家突然提出的要求有些紧张，但他镇静一下又稍加思索，就随口唱道：

第八章（5）

人民高，人民贵，人民参加文代会，人民的意见最宝贵，人民的江山万万岁。

歌声一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佩服他即兴创作的能力。当时地委的一位负责同志高兴地说：李有源真是一位天才的农民歌词作家。

悠悠数十年，李有源的大名随着《东方红》的升腾而传扬，“文革”中达到极致。记述李有源编写《东方红》的故事拍成电影。2001年的时候，甘肃一家歌舞团还根据李有源的“事迹”排了一个舞蹈诗，向建党80周年献礼。

第九章（1）

第九章烽烟中的大学1945年公木在本溪创办东北大学留影1946年元旦前后，东北局宣传部部长何凯丰指示在东北局宣传部工作的舒群创办东北公学，并提议聘请当时担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长（一说是副部长）的公木和当时任沈阳市市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教授，一起参加筹备工作。1月10日左右，东北局任命公木为东北公学教育长。同年2月以“依照民主政府建设新东北之方针，广集各级学员，以造就行政技术及师资等实际工作人才”为目标，由公木执笔起草《东北公学招生广告》，以校长白希清、副校长舒群的名义刊登在1946年2月20日的《东北日报》上。经过考试，预科和研究室录取了学生70余名，行政训练班录取了200余名学生。后来，东北局决定将“东北公学”改名为“东北大学”，任命张学良将军的胞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为副校长，公木为学校第一任党委书记和教育长。校址设于本溪。

1946年，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开学典礼（三排坐者右起第十三人是公木）学校正准备开学之际，由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学校被迫撤退。在公木的带领下，学校师生此后辗转安东（现丹东市）、通化、梅河口、吉林、长春、佳木斯等地，历时三个月，行程达三千余里。

1946年2月23日一大早，作好充分准备的部分师生，带着图书和炊事用具，坐着4辆4吨重的载重汽车，离开即将开学的本溪校址，沿着崎岖山路向安东（现名丹东）进发。到达安东后，在过去曾是日本人办的中学——“安东联合中学”下车，住在该校宿舍，并借该校教室作为临时课堂宣布开学。由一位穿黑棉袄的干部老师上《英语》课，从26个英文字母讲起，公木教育长上《文学》课讲人民诗歌，张东川老师讲《社会发展史》，还上了《时事》课，讲“国际形势”、“国共问题”等。

当时的形势比较紧张。学生上课下课去食堂吃饭都是军事化的统一站队行动。学校规定离校上街都要两个人以上共同行走，以免单独活动发生意外（当地曾发生八路军遭暗杀的事件）。

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难，伙食情况不易改善，有的同学因此打了炊事员，还有些同学帮腔。挨了批评还认为“只是一桩小事，何必吹毛求疵”。这件事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召开了全体大会，由公木教育长做报告，题目是《怎样过民主生活》。报告指出：东北大学的师生员工，应树立起紧张、活泼、切实、朴素、团结、友爱的校风。东北大学里的干部、教师和入学的学生所站的立场都是共同的人民立场，教职学工必须同心协力把学校办好，要办好就要发扬民主，民主是基石。一切行动必须遵守纪律，同时也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能进步，一个团体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巩固。作为一个进步青年，遇事应该用大脑想一想，不能冲动，更不能拿冲动来掩饰错误，不要挑剔、吹毛求疵。还讲了立场与态度问题、自由与纪律问题、思想与感情问题、批评与吹毛求疵问题。报告后组织学生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在安东还订制了第一枚东北大学校徽，制好后，由后撤同志带上。

第九章（2）

国民党军队沿安沈铁路向安东进犯，公木教育长做迁校报告，指出：国民党反动军队向东北大举进攻，不让我们办好大学，学校决定北撤通化，打前站的同志已先行，搬迁用的汽车已经包好，大家要有革命精神，按照八路军的作风：一切行动听指挥、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要求，上好七百里大课。3月15日学校全体师生坐着汽车向通化方向迁校。当时天气虽然寒冷，但大家把这看作是革命行动，一路革命歌声不断。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停在一个屯子里，打前站的同志已作好安排，大家秩序井然地按分配到老乡家放下行李，吃过饭后，给老乡家挑水扫院子，有的搬门板搭睡铺，还给老乡唱革命歌曲，老乡们很热情，师生们的情绪也比较好，觉得这是在学习八路军的革命作风，有一种自豪感。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后打好行李，就是检查纪律，打了碗的给包赔了，水缸不满的挑满了水，院子不干净的打扫干净，吃完早饭就赶路了。当时的东北大学学生张力果后来回忆说：“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实践课。”

3月18日到达通化，临时住下等了约七天，改乘火车经梅河口、吉林，4月26日到达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办公楼设在现吉林大学图书馆）长春。学校校址设在海上大楼（现为市中心医院）。由于迁校途中也在接收赶来入学的学生，这时的学生已增加到百余人。但海上大楼破坏得很厉害，特别是地下室，全是没膝深的水，需要内部修理、装新，一时不能上课。当时的中心任务只能是整修校舍、装饰教室、购置桌椅等准备上课。另一任务是招生（当时有300多人报名），再就是接收伪满最高科研机构的《大陆科学院》的全部图书、仪器、各种设备。教育长公木亲自找了张力果、李德恩、刘喜荣等6个学生成立接收组，每人发一支三八枪。任务先是保卫工作，然后是打包、装箱、搬运。白天晚上轮流站岗和放流动哨，不敢怠慢。有一个晚上，挡风的一块铁片突然被风吹到地上，声音很响，他们以为坏人来袭，全都翻身起来，拿起枪拉开大栓对着窗户惊恐地注视着，足足看了10来分钟，后来，确定是铁皮掉地的声音，又和外面的流动哨核对平安无事，一场虚惊。

公木还给他们每人发下一枚在安东订制的东北大学校徽。校徽是长方形的，象征着学习和书籍，在显著位置上有一个向左倾斜的红色箭头，标志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办学指导思想，黑底代表着东北黑土地，在正面突出位置显出两个等线体大字——东大。

1946年4月7参加一场婚礼，二排右二为公木5月 23日，学校 300 余名教职学员摸黑行军30多公里，从长春徒步走到德惠县米沙子，于第二天上午登上北去的列车。下午3时半，当列车行驶到德惠县丁家园时，突然遭受涂着国民党党徽的美式P52式飞机扫射，时间长达半小时，东大学生马希文当场牺牲，苏庆儒、孙继斌、苑士铎、赵长谦、杨柏、吴天佩等十几位同学负伤。在哈长路丁家园站的旁边，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环立在马希文同学的遗体旁，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公木致悼词。他说：“一二·九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大刀水龙；一二·一在昆明，他们用的是机关枪；现在，他们出动了飞机！这是蒋介石法西斯的‘进步’。我们害怕了吗?我们会被这种卑劣的手段吓倒吗?是的，不能，当然不能！我们是打不散的一群，任何力量阻不住我们前进的路程……”

1946年冬在佳木斯，公木（二排左三）与吴伯箫（后排左一）、张庚（二排左四）、赵洵（二排左五）、塞克（前排左三）、吕骥（前排左四）等合影1946年8月，张如心率延安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的百余名教师、干部胜利地到达哈尔滨市，受到东北局的林彪、彭真、陈云、何凯丰等领导接见。随后，张如心等加入到了佳木斯东北大学的领导和教学工作之中，先后担任学校副校长、校长。

1947年端午节，在佳木斯东北大学校园里，开纪念屈原的晚会，公木操着河北地方口音朗诵了他的诗歌《我爱》：“

第九章（3）

只有那依靠上帝和血统骑人颈上的人，只有那借助手枪和说谎骗取荣利的人，只有那仰仗主子威风专以鸣鞭为快的人，只有那生就一副膝盖用来发抖或下跪的人，只有他们，那些多余的人，留在这荣耀而辉煌的光圈之外。

啊，你是什么，我心爱的诗？

你是神圣对邪恶战争的阵线；你是结合赤红的心与心的纽带……”

此后，随着战争的进程和形势的变化，东北大学的力量不断壮大。1948年6月21日，东北局宣传部曾向中宣部写过一个请示：

东北局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及人员配备的请示（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宣部：

（一）东北大学经前年冬季确定任务为培养师资，自然科学院干部到经建部门，鲁艺学院搞凡个文工团做群众工作。

（二）吉林收复，在吉之长白师范，改为吉大，有学生四百余，理化仪器等足供师范专科之用。现决定东大移吉，与吉大合并，用东大名义，仍以培养师资为主。拟以张如心为校长，何锡麟、张松如为正副教育长，直属东宣部。

（三）在哈有东北科学院，以招揽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目的。林枫、车向忱、王一夫任正副院长，直属政委会。

（四）去秋攻势前，东北蒋区大学经费较多，长春、吉林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师生待遇均好，现在长春大学饿饭，多盼我去。

（五）今后收复城市，如何接收大学，大学教育办法如何，吉大与东大合并后的方针及干部配备是否适宜，均请指示。

（六）华北大学方针及近况，希见告。

第九章（4）

东宣部从这个请示来看，东北大学的力量真是壮大了不少。

1946年10月1日在兴山正式宣布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今长春电影制片厂)，也随着胜利于1949年4月迁回长春。此时，他们摄制的故事片《桥》也顺利拍竣，这部影片的主题歌是两首军歌的词曲作者联手创作的。配制主题歌歌词的是《八路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而为这首歌作曲的则是《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1949年5月1日，影片开始在一些城市上演，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解放哪个城市以后，这个《桥》就在哪个城市开始放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时，也放映了这部影片。陈强扮演的侯老头在最后桥修成了参加开车典礼的时候，喊了一句“毛泽东万岁！”随后主题歌响起：“我们是时代的先锋，我们是劳动的英雄……”几乎所有的电影院里边，演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可惜这部影片是使用再生胶片（即用过的胶片再涂上一层胶）拍摄的，由于照明不足和胶片感光度不高，画面的清晰度很低，表演也带有舞台演出的痕迹。声音更是时断时续，其中的主题歌现在除了模模糊糊的几句，也已经大部分听不清了。不过，这是公认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也是新中国第一首故事片歌曲，同时也是公木第一次为电影歌曲写作歌词。

1947年，公木（右四）在佳木斯东北大学与吴伯箫（右二）、智建中（右三）、杨公骥（右五）等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改写历史的日子。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至今还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盘旋。之后，阅兵式开始。受检阅部队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声中自东向西，缓缓进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问世于1939年，就是那首《八路军进行曲》，是公木作词、郑律成谱曲的 《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

这一天，公木从长春出差来到沈阳，参加东北局的会议。沈阳街头游行队伍人山人海，红旗如林，锣鼓喧天。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触动了这位老战士的诗情。就在当晚回长春的火车上，就在车厢的小茶几上，他铺开稿纸，写下了火热的诗句：

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

新中国的太阳披着彩虹，从灿烂的东方底地平线上，升起来了……公木、吴伯箫、穆木天（前排右起）与蒋锡金、杨公骥、张毕来（后排右起）1950年合影10月2日，公木回到长春，便拿出了这首二百零三行的抒情诗《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刊登在《东北日报》上。

1950年，公木应导演王家乙的邀请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高歌猛进》制作了主题歌歌词，歌词非常长，极富感召力和时代色彩，而且在影片中多次重复。其中写到：

第九章（5）

太阳放射出万道金光，照耀着我们的工厂。

当汽笛召唤我们去劳动，我们的心情愉快欢畅。

我们追求幸福的明天，要把新纪录来创造！

为了亲爱祖国的繁荣，我们要拿出一切力量！

同年，公木还与贺敬之合作，为电影《白毛女》创作了十几首歌词，流传至今。

当然，这些创作都是业余时间进行的，公木主要还是从事教学行政工作。他同党内某些干部像智建中和党外某些教授像蒋锡金、杨公骥，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在欢迎萧军就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大会上，公木发言中对萧军极力颂扬，说他“结实、有用、美丽”，这对当时并不得志甚至一直在受批判的萧军而言，是很有些与众不同的感觉的。

由于经济紧张，东北大学曾有一段时间欠薪问题严重。这对一些党外教授来说，生活上就成了负担。于是，杨公骥等教授联合签名给《东北日报》写信催发欠薪，公木知道这件事，但没有阻止他们的举措；尤其是在处理中文系一位名叫吴凤枝的学员毕业的问题上，公木拍板办了一件市委组织部的某些同志不太高兴的事情：吴凤枝在初中读书时就从解放区（佳木斯）跑到蒋管区（长春），有材料证明她在长春时有个很要好的朋友解放后跑到台湾去了。对这样的同学，市委指示：“不予毕业，留校察看。”而公木认为问题不大，于是就自作主张，改为：“发予文凭，留图书馆工作。”这样做，是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为了适应新中国发展中等教育和培养中学师资的需要，解放区的东北大学于1950年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成为培养新型的中学师资的高等学府。公木在这里担任学校副教务长，负责全校教学工作，同时还在中文系兼课。

第十章（1）

第十章分歧东北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之际，86岁的公木写诗致贺：

北国群英意气豪，血沃荒野树妖娆。

脉通淼淼延河浪，力接滔滔辽海潮。

红烛精神薪尽火，锦云情致冻犹烧……这首诗中的回忆虽然意气风发，但对比一下他写于1947年除夕的另一首诗，就可以感受到公木当年在这所大学里并不十分愉快的心情：

雪封万里闭门居，客里惯闻过岁除。

黄口逢人夸志大，苍颜暗自叹才疏。

理从彻悟胆更怯，诗到能工心转虚。

公木在东北大学的工作证未净孽根难忘我，半头白发半床书。

据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公木年谱》79页记载，1949年9月初，“由于公木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提名公木为政协代表，赴北京参加会议。但是，邀请信被校领导扣压，直至其他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将公木的代表证和文件带回给公木时，他才得知此事。”也有人回忆，公木未能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也和校领导的阻挠有关。

第十章（2）

这里的“校领导”，不知是否是指当时的校长张如心先生。

公木晚年曾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在东北大学和张如心校长一起打羽毛球的情景。不过，公木没有提及，他在东北大学工作期间，曾经和张如心校长发生过一些很严重的分歧。应该说这些分歧主要还是工作分歧，但是分别作为学校的校长和党委委员、副教育长，据他们的一些同事撰文回忆，他们之间的分歧当时十分激烈。

刘白羽回忆延安生活的文章中提到张如心先生时说：“他可是一脸傲气，连笑的时候也是洋溢着傲气，令人望而生畏。”由此可以想见张校长的一些性格特征。据说这位“从苏联吃面包回来的”教授，可以把许多马列著作背诵如流。他是广东兴宁人，比公木大两岁，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过长征。他先后担任过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等职。还一度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现在常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就是他最早在文章中使用的。1941年3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在文中首次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同时对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指出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对毛泽东理论的论述，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确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东北大学与公木共事期间，他于1948年6月出版了《毛泽东论》一书。此后各地出版社分别以《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与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书名争相翻印，成为那时候全国党校系统培训党政军干部的教材。

1950年，东北书店准备出版公木的诗集。当时，从制度上或习惯上来说，这种事情要经过自己单位的审查。于是，公木把稿子交到了校长张如心的手里。不料张校长只同意其中的《鸟枪的故事》这首长诗和其他几首可以出版，而认为《哈喽，胡子！》这一首公木自己十分喜爱的诗篇必须抽掉，理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了。当时同在这所大学的诗人锡金，也读了这些作品，他的感觉和张校长恰恰相反，他觉得《哈喽，胡子！》这首诗是这诗集中最好的一首，认为这首诗写出了30年代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而趋于成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境。并且他还认为可以说它是诗人的自画像——因为公木的髭须本来很稠密，所以有人也戏称他为“胡子”。

后来，尽管自己不是太情愿，公木还是尊重张校长的意见，把《哈喽，胡子！》抽出了这本诗集，只将 《鸟枪的故事》交给东北书店，出版了由张望绘制插图的绘图诗集。而诗集《哈喽，胡子！》直到即将调出东北师大的时候，才由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里面收集了公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作，其中《哈喽，胡子！》一诗，是1942年公木写给北师大的同学李树藩的，那时李先生刚从三年牢狱之灾中解放出来，满脸的络腮胡子（40年后，李树藩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眼看就迎来光明的时候忧愤而死。）。

张如心的诗歌观点，和公木是极其不同的。公木一直反对“把发生在苏联和日本的理论，机械地死板地移植到中国来”（《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载1933年《文学杂志》三四期合刊），而且他还曾以木农笔名写下《批评家须知》：“勿做脱离群众的左倾空嚷嚷，自己以前卫自居，实际只能代表极少数人意见，弄成光杆子理论家”；“对于一部分已经转变或正在转变的作家，须设法了解他过去以及目前所处的环境，只能就他目前所能做到的事，而鼓励其继续前进，勿操之过急，责备求全”云云。这显然与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彻底粉碎王实味托派理论”的张如心的文风和情趣是不一样的。

不过，关于诗歌这种个人创作看法上的分歧，仅仅只是个人欣赏角度的问题，并没有损伤张校长和公木之间正常的同志友谊。但是，他们在学校工作方面的分歧，却渐渐难以调和起来。

1951年春季开学后，东北师大的同学们在系部看到新学期各年级的课程表。除了政治、教育及外语等共同课外，同学们更关注各科专业科开设的情况。从二年级到四年级，课程表上都增加了“名著选读”课。名著有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惠特曼的《草叶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高尔基的《母亲》等。面对这些新课，学生们热情高涨，兴致也很浓。这些名著课，均由系内教授主讲。比如公木除负责主讲惠特曼的名著《草叶集》外，还给学生们主讲“诗经选读”课和历代诗选。

“诗经选读”是上大课。开课那一天，全年级二百多名学生，都整齐地坐在大礼堂的座位上。铃声响过，同学们起立，公木夹着皮包，急步从学生们身边走过，登上高高的讲台。傅庆升、周毓芳在《难忘的“诗经选读”》一文中回忆道：

直到这时，我们才得以在最近的距离，看到公木老师的身姿，目睹他诗人的风采。他中等身材，体态魁伟，穿一身黑棉制服，是一位中年师长。红脸膛，四方面，表情庄重而又带着慈和的笑容。选诗《召南》中的《江有汜》，是一篇短小复唱形式的歌谣。写得是一个男子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了，他反复咏叹失意的忧伤的心情。诗的第三章写道：“江有汜/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最后一句译作：“呜呼哀哉唱个歌吧。”讲解时，公木提到他青年时写过的一首小诗《爱的三部曲》。他吟诵了最后一节：

“爱人出嫁了，丈夫不是我。

第十章（3）

唉，抽颗烟吧！”

两诗相比，使同学们加深了对古诗心理刻画的深刻了解。回到宿舍，有的同学还高声地朗诵：“唉，抽颗烟吧！”

这是学校向正规化过渡时期，公木在课程改革方面做出的尝试和探索。这一学期，他们年级的“世界名著”课，学习了蒋锡金教授主讲的《哈姆雷特》和穆木天教授主讲的《高老头》。而这些课程的设置，正是公木力主采取的一些教学改革措施。

1951年下学期开学不久，由于学生们当时还无法知道的原因，公木被调离师大。已经开始讲授的“世界名著”课，也在中文系的课程表上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公木怎么了？

在同学们困惑不解的时候，听到传言说：开设这样的课程，是“向资产阶级旧大学看齐”，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表现”等等。这种传言，是有一定根据的。

公木为了适应新形势，也为了更好地领导学校工作，强调学校要有学术研究气氛，老干部也应钻研业务，加强学习，才能胜任领导职务，并提出学校要信任知识分子、生活上应给予适当照顾等建议。公木主张正规化办学，编写过校则与校志。而以张如心校长为代表的部分老干部认为：学校从短训班过渡到正规大学，老干部就应该还是领导，而且完全能够领导正规大学。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史》修订版中，对于50年代初发生的那场“批判”，有这样一段记载：“学校在正规化过渡进程中，曾发生了一场所谓有新、旧型正规化的争论。”“以张松如、智建中为代表的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学校向正规化转变，为了领导得更好，老干部应当钻研业务，领导干部如果不懂业务，就会领导不下去；认为学校要有学术空气，学校对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生活上要适当照顾等。”“以张如心校长为代表的部分老干部则认为从短训班过渡到正规大学，主要问题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为此，学校党组织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对所谓旧型正规化主张的批判。会上张松如、智建中被迫检讨，并受到了处分，将张松如调离学校工作。” 公木和张如心的这次争论，本属党内同志在工作上和对正规化认识上的意见分歧，却被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学校党组织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针对公木提出过的一些建议和探索，开展“旧型正规化”批判，并让公木、智建中在会上做检讨。

第十一章（1）

1948年，公木与蒋锡金、智建中、许遇之（右起）在佳木斯1951年9月，公木突然被调出了东北师范大学。

临行前，他去向诗友蒋锡金等辞行。蒋锡金是党外教授，并不知道公木离开东北师范大学的内幕，仍以为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还向公木表示祝贺，高兴地与他话别。

可是不久，学校宣布了对公木所犯错误的决定：由于公木在学校正规化问题上，起草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办学方案，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因此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调离工作岗位的处分。

隔着历史的烟云，已经很难弄清公木当时具体的所作所为了。除了在大会上公开的处分理由，另外还拉杂上他在延安办鹰社和《蒺藜》等许多事情。好在他当年所受的处分在档案中留了下来，并在《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张菱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版）一书中披露出来，特转引如下：

1951年8月颁发《对张松如同志错误的处分决定》材料张松如同志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担任过抗大政治部时事干事、军委直属队宣传部文艺室主任、鲁艺文学院教员兼班主任、本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946年起任东北大学教育长、教育学院院长、教务处长、副教育长，现为师大第一副教务长，党委委员。

松如同志到东北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其思想行为有严重的错误。根据本年2月间党内整风鉴定中对松如同志的思想行为有系统清算的结果，在近3年来松如同志有下列的严重错误：

（一）松如同志在正规教育阶段中对学校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

从短期训练进入正规教育，这是学校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学校党的任务就是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加强全体人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健全党的组织与生活，高度发扬老党员老干部的骨干作用与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便稳步地团结改造全体教员及工作人员，完成上级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培养干部的光荣任务。然而松如同志的思想与党的领导方针完全相反。松如同志的思想不是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作用，加强全体人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而是忽视党对学校的领导作用，提倡非政治的“学术空气”，以放任自流来代替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对非党教员不是有原则的团结改造政策，而是无原则的迁就思想。松如同志平常一谈到学校建设诸问题时，经常引证北京师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经验如何如何，至若如何吸取过去老解放区教育的经验，如何向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学习，则从来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考虑过。松如同志对于正规教育阶段的文化业务课程如何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对学生中各种不正确倾向批判教育是不加重视的，对学生的审查工作是忽视的，对学生的管理是倾于自由放任的。在干部政策上，松如同志是片面强调干部的文化知识与技术，而忽视干部的阶级立场与政治品质，因此他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化程度较高、然而政治品质不纯的非党教授是倍加推崇，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政治上坚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具有优良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的老党员老干部则瞧不起，认为他们在新型正规大学的建设中起不了积极的作用。在党内团结问题上，松如同志思想是取消党内的思想斗争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多年来松如同志对党内各种不良的倾向一贯的是采取迁就、调和的态度。

总之，松如同志的思想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乖离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乖离党的文教政策，是一种严重的反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不坚定分子中的反映。这是学校建设从短期训练过渡到正规教育阶段中党内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倾向。

（二）松如同志的错误不仅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且还表现在他的行动上违反党的组织与纪律原则。

第十一章（2）

首先松如同志不但对非党教员采取了无原则的迁就政策，而且还将一些历史上有污点、思想作风上有严重错误的非党教员，如杨公骥（自首叛党份子，并自称到解放区曾负有国民党给他的政治任务）、蒋锡金（曾一度入党，以后脱党，政治情况不明的份子），作为自己的“知心朋友”，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企图在他们中间树立个人的威信。这些非党教员过去都有过许多不正确的言行（如不满意土地改革，同情萧军，诬蔑反萧军的思想斗争，提倡不过问政治的庸俗狭隘的思想作风，讽刺与打击积极分子，打骂工友等等），他们也常到松如同志处发表各种牢骚和不满的言论（对校部某些负责人及老干部），松如同志身为党委委员，行政上又担任副教务长的职务，和他们来往很多，对他们的情况最为熟悉，然而松如同志不但没有对他们的错误言行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并且相反的采取了同情、包庇的态度，甚至一贯的不向组织作任何正式的反映 。过去这些人与松如同志关系特别密切，没有酒喝，松如同志就给他们买，并和他们喝酒、谈心、题字、写诗，互相酬唱；喝醉了酒就在他面前发酒疯、说怪话。这很明显是一种不正派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关系。尤其是去年冬季杨公骥私自发动全校教员签名写信给东北日报转东北人民政府要就增薪运动一事，松如同志从杨公骥口中知道此事并亲眼看见有人已签了名，然而不但未加制止，反而采取了同情、放纵的态度，这是露骨的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行为。

其次，松如同志在党内为了树立个人威信，也团结了一些“知心朋友”、“亲爱者”在自己的周围，和他们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进行无原则的非组织的活动。远在1948年二次整党以后，松如同志即在党内开始和一些思想意识不大好的老同志老干部如智建中等进行私人感情的结合。

1949年夏季学校迁往吉林的前后，这种无原则的结合逐渐发展成为非组织的班子活动。松如同志这种班子活动完全是无原则的、非组织的。智建中同志远在二次整党期间因为自己的错误受到了批评而不满意学校的领导，松如同志身为党委委员不仅没有站在党的立场给予智建中同志应有的批评和劝导，而且相反地暗地里加以庇护和促长。1949年夏季学校迁往吉林之后，建中同志在松如同志这种庇护和促长之下，日益嚣张跋扈，甚至发展到了严重的对抗组织及违反纪律的地步。建中同志这种态度曾经引起了党内许多老同志的不满。党委会为了纠正建中同志的错误，曾经在吉林召开了党的干部会议；松如同志当时对建中同志的错误最为熟悉，且又身为党委委员，照例应该站在党的立场积极加以揭露，然而事实上完全相反，他既不揭露也不批评，仅以“自己有自由主义的老毛病”底空洞词句敷衍了事。后来学校迁往长春两年多的期间，松如同志这种班子活动仍没有停止，而且续有发展。

松如同志一贯地夸张地吹嘘建中同志的优点，经常关心和强调建中同志的提拔和使用。多年来松如同志常常在校部负责同志面前谈建中同志有什么长处，想做哪一种工作，可以担任何种职务，然而对建中同志的错误尤其是他的突出的自高自大与名誉地位观念，从来没有主动的揭发与积极的批评，而且一贯的采取迎合和助长的态度；建中同志对松如同志的错误也是如此。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吹吹拍拍，拉拉扯扯；他们多年来彼此可以背着组织，无话不谈，可以随便发牢骚、发议论，可以任意指责校内外领导干部，彼此可以“披肝沥胆”露骨地倾吐自己个人主义的打算（如建中同志问松如同志他“出校后可以担任什么职务”松如同志回答说：“可以担任高等教育处处长或教育厅长”等），彼此对各自的情况和错误言行一贯的是互相包庇、互相隐瞒，从来不向组织上反映。有时党委会主动的向松如同志询问关于智建中同志的情况时，松如同志也仅仅透露了一点，而保留其大部分。上级发下来的高等学校组织规程草案，只规定发后给松如同志阅读的，也可随便让建中同志拿去看。甚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对建中同志的评语（关于他的优缺点的估计以及是否可以提拔为某种职务的意见），松如同志也居然私自泄露给建中同志。多年来学校负责同志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每当学校当局对建中同志有什么评论或任务分配时，事后建中同志一般的都是知道，而且有时表现得很露骨。例如当松如同志提议建中同志为副教务长时，建中同志不几天即向校长表示自己愿意向教务行政工作方面发展。所以建中同志感到松如同志是他的“知心朋友”，很能关照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次鉴定会上，建中同志检讨他与松如同志搞班子活动的原因时说：“我一贯的把松如同志看得比组织还要好，就是因为松如同志强调他的优点，而对自己的错误，完全采取同情、原谅甚至包庇的态度，这对于我个人利益是有好处的。”总之他俩这种关系已不是共产党员之间的同志关系，而是完全建筑在浓厚的私人感情基础上面的不正派的班子活动。

松如同志这种无原则的拉拉扯扯，不仅对建中同志是如此，而且一定程度内对黄耘同志、李冀同志也是如此。此外松如同志为了增强以他为首的班子活动的力量，曾一度企图（未经组织同意用私人名义写信，甚至假借其他负责同志的名义向校长正式提出）把多年来的“知心朋友”胡天蓝等拉进学校来，但由于学校领导同志的警惕，他这一企图未能实现。

松如同志上述的错误，尤其是他这种不正派的非组织的活动危害性是严重的，它：（1）助长了智建中等同志错误的发展；（2）在相当长时期内助长了学校党内自由主义的发展，松懈了党的团结与战斗力；（3）多少削弱了党在非党教员中的威信及影响了他直接领导下的单位的教学工作质量。如果这几年来学校总的领导在党内团结上不采取团结加批评的正确政策，并及时地警惕松如同志错误的危害性，或者让松如同志单独工作，掌握领导权，则他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将要来得更大。

松如同志这种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深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意识根源。

第十一章（3）

松如同志在1941年—1942年整风以前，在延安工作时期，即结合一些气味相投的人，如晋驼、胡天蓝等成立“鹰社”文学团体，搞小宗派，出版杂志，办墙报。他在此期间曾写过类似王实味的反党文字。其中突出的有《小围墙》，以仇视人民的思想感情讽刺谩骂住在延安小围墙中的党、政、军首长，把首长住宅周围的围墙，形容为“北京城里的紫禁城”，有《选模范》讽刺当时的选模运动，说他是“矮子里头拔将军”；有《反映缺点》，主张用文艺批评武器进行斗争。松如同志在1943年整风审干期间曾与不满审干的份子打成一片与组织想对抗。1946年在佳木斯东大工作时期在党内外搞自由主义（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和舒群同志的关系一直是拉拉扯扯、不够正派的），并无原则的在大庭广众之间为萧军吹嘘、捧场。

松如同志犯错误的思想意识根源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党的利益与党的原则，在他看来不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东西，而是服从于个人利益的东西。因此，凡是合乎他个人利益的事情，他可以不顾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去做；反之，凡是妨碍他个人主义企图的，他就要坚决地加以排斥。几年来学校的党对松如同志的错误曾经多次的采取过各种方式（个别谈话、写信、会议上批评、劝告）进行过批评教育，甚至为了等待他的自觉，党曾经给予相当长的时间让他自己认真的来检讨自己的错误，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能够引起松如同志应有的注意和改进。这就说明不是不懂得党的原则而是明知故犯。这次整风鉴定中经过党委及许多老同志反复地说理及耐心的劝导帮助之下，松如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是逐渐地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然而松如同志揭发自己错误的勇气是很不够的，他仍采取“大家推动一步，他前进一步”，“检讨一部分，保留一部分”的办法。鉴定以后，虽多少有改正错误的表示，然而从几个月来的实际行动看来，本质上尚无多大的改进，甚至最近又继续犯着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其中尤其是公然违反市委关于严重政治嫌疑份子吴凤枝不准毕业的指示，私自决定予以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一事，是特别严重的。

鉴于松如同志错误的严重性与一贯性，以及他在相当长时期中不断地违反组织与纪律原则，而没有受过一次党的纪律制裁，以及整风鉴定后本质上又无多大的改进，且又继续犯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除在党内有系统的清算他的错误以深刻的教育他本人及全体干部之外，在党内给予松如同志撤销党委委员的处分。

中国共产党长春市委会东北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公木离开东北师范大学，被调到了鞍钢工作。到新岗位后，公木对给予自己留党察看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东北师大党委会后来的工作总结中说到他时，认为处分过重了，接着又听智建中、何锡麟介绍了一些发生在这处分背后的不正常的情况。（智建中和公木在1951年一同受到过处分。而当时何锡麟是学校党组成员，参与对公木和智建中的处分决定）公木是这所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张如心是第二任党委书记，何锡麟是第三任党委书记。1952年张如心与何锡麟在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分歧，“打官司直到中央”。后来张如心调到北京马列学院担任领导工作，何锡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副校长。1953年公木到北京出过一次差，遇到何锡麟，他邀公木到中山公园吃饭，详详细细讲了他同张如心的冲突，并且对公木透露了许多当时处分公木的情况。公木本来有委屈心情，听到这些话，内心非常激动。就于1954年春天，给东北局写了一个请求复审的申诉书。东北局在接到上诉材料后，立刻派人来到东北师范大学，复查公木在校的工作情况，并把复查结果转给吉林省委。

这个处分后来终于撤销了。

第十二章（1）

第十二章鞍钢滚烫1951年9月，公木怀揣着东北局组织部的介绍信来到鞍山钢铁公司，上任鞍钢教育处处长。离开东北师大的不满情绪，在一首名为《鞍山行》的诗中充分流露了出来。其中“挥起十丈长的铁扫帚”以下三节12句的情绪非常激烈，尤其是中间4句：

公木在鞍钢的工作证那些由于自私而变矮的人形那些由于忌妒而歪斜的眼睛那些由于猜疑和作伪而患梦游症的灵魂像泼掉一盆泛着肥皂泡的洗脸水，滚它们的吧！

这段话，后来被认为是公木对曾经向他斗争过的同志加以人身攻击，“语言非常狠毒”，“是借用诗句，来发泄自己的怨恨，作为报复”。最后一句“降落在花枝和草叶上的夜霜哪能不消融”，也被怀疑是透露出了要翻案的心情。

就当时而言，尽管公木对给自己的处分有这么多不满，但他的内心对到鞍钢工作，还是非常喜悦和兴奋的。

从大学来到企业工矿，在这新的环境里，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又都是那么充满希望：“像一个第一次走近校门的刚满学龄的儿童，像一个驰赴婚宴的年轻的新郎。”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环境中，他立刻就有声有色地干了起来。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1949年8 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公木来到鞍钢的时候，正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1952年5月朝鲜金策工业大学学生等在鞍钢实习留念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吸引了一大批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作家丁玲在赴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之前，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部长、刘芝明副部长说好，开完会就到鞍钢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她已经有了一部农村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要再写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

女作家草明更是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后来写出了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后来写出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

1953年鞍钢劳模送给公木的合影与这些作家不同，公木到这里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在这里参加正式的实际工作。公木在诗歌中说：“螺丝钉——无论摆放在什么部位，都一定旋得紧紧的，牢固，坚实。”“面对任何困难，卷起袖子来！锤炼，才能发出声音和光彩。而你，也将像钢铁一样灼热，而你，也将像钢铁一样鲜红。”并表示决心“挥起十丈长的铁扫帚，扫掉那一层层的结在记忆中的蜘蛛网，连同那些粘在网上的发霉的尘土，都彻底打扫净光！”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当年给鞍钢提出了历史性任务：“鞍钢不但要出钢铁，还要出人才”“鞍钢要准备割韭菜，五年三刀。”可是当时整个鞍钢的技术人员仅有136人。作为教育处长，公木意识到，要组建像鞍钢这样一个大型联合企业的教育处，没有一批有文化、懂业务的专业技术干部是不行的。他说：“只有依靠懂业务的人，培训才能出成果。”于是，他查遍各厂矿人事教育工作者的档案，发现合适的人选就提出调用。同时积极开展工人培训工作，并亲自为职工讲课、做报告，亲自动手编写教材和学习资料。他编写了《教育手册》（1952年鞍钢内部发行，是我国第一部职工教育手册）和《速成培养工人技术员的经验》（1953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速成培养工人技术员的经验》一书收有《中国共产党鞍山市委关于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决定》以及《四年来培养与提升工人技术员的经验》等四篇经验汇编。除《决定》外，均由公木撰写。

第十二章（2）

鞍钢当时开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五万人的教育网，这种创举是当时全国职工教育工作的榜样。他还亲自写材料总结工作，如他写的《一座综合性的钢铁冶金学校》，就给企业职工培训工作归纳出“两种目的”即加强现职和培养后备；“三种对象”即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四种内容”即政治、文化、技术和业务；“十种方式”即正规学校、业余学校、训练班、学习合同、在职科股学习、技术业务宣传、技术研究会、先进方法学习班、选送委托培养和指导见习实习，提出了企业教育基本规律。

上世纪 50年代的鞍钢教育处，在公木的带领下，各科室分工不分家，配合默契，大家都对工作认真负责，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风气。公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积极倡导青年团办墙报《诗刊》，不仅自己抽时间带头写诗，还鼓励青年人拿起笔。在他的带动下，当时教育处青年团的干部都写诗，有的写好后还让他指导。

1953年8月，公木写了《鞍钢培训工作检查总结报告》，在鞍钢召开的培训工作大会上宣读后，印成文件，上报冶金工业部并转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份工作报告后很满意，连夜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表扬鞍钢的职工培训工作，电话先打到鞍山市委，由市委通报后直接打到鞍山市铁东区台町50号楼内的公木家中：

“喂，喂，喂，你是张松如？鞍钢教育处长？”

“啊，啊，我是，我是。”

“喂，喂，我是北京，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

“啊，啊，什么事，什么事？”

“毛主席刚刚看过你们的工作总结，很满意，向你们祝贺！”……公木在鞍钢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和教育处的同事们一起把鞍钢办成了一座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综合性钢铁冶金学校，开创了全国企业教育事业的先河。不但保证了鞍钢生产的恢复和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而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向全国冶金科研、设计、地质、基建战线和新建的大中型企业支援了5万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

1952年，鞍钢劳模在送公木的合影照片后的题词鞍钢当时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有一次到鞍钢访问，见到公木，提出调他重回文艺部门工作的想法，但公木没有答应。后来几次做工作，并且上级组织已正式决定还安排了接替人选，公木才离开了鞍钢。

1954年夏，公木怀着对鞍钢的无限眷恋，调往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主持工作。这期间他的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开始与杨公骥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共同拟就了“中国文学史纲目”，他们开始共用“龚棘木”这一笔名。

1954年10月，还是由周扬出面，把公木调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随后兼任作协党总支副书记和《文艺报》、《文艺学习》编委等职。

第十三章（1）

第十三章“死不瞑目”的梦1954年初秋，公木走进了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的中国文学讲习所，由此正式踏入中国作协机关，直接卷入了洪波汹涌的时代里的一个个文坛漩涡。这是一年之中北京最美的一个季节，红叶流丹，天清气朗，景色迷人。但是短暂的沉醉之后，迎接人们的将是一个严厉的寒冬……文讲所的“招牌”

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之至快！公木走进103号的时候，心中念诵的正是亚圣的这句名言。他在大学时学的就是师范，当时就立志以教师为业，后来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东北，他都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喜爱的三尺讲台，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1955年于文讲所教室前他上任的时候，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中国文学讲习所，仍然受文化部和作家协会领导。丁玲卸任后，曾由田间、邢野等担任正副所长职务。现在新的领导班子，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调配的。吴伯箫任所长（还兼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长），副所长除公木外，另从《文艺报》调来萧殷任第二副所长。萧先生只在所内过渡了几个月，后来就调到了广东省工作。吴伯箫在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也很繁忙，所以实际上是公木在驻所主持工作。此时第一期学员已离校，第二期学员正在学习。

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野的女儿邢小群在《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中说“如果说文学研究所的时代是丁玲的时代，那么文学讲习所的时代应该是公木的时代。”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因“阳谋”而纷纷落网的众多文艺界案例中，文讲所算是影响较大的一个案例。如今当年的右派们大多风流云散，很大一部分当事人也已魂返道山……不过想当年，这些人可都是风华正茂！

文学讲习所每期学员至少都有七八十人。他们都带着户口、粮油以及工资关系来到北京，工资都由中国作家协会发放。有的人不但自己来，还带着家属和孩子。文讲所的课程有政治理论、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作家作品研究、文艺批评等。授课时间约占学生学习的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时间留给学员创作实习。三年、两年或几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还分别到农村工矿、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体验生活，事后创作发表一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作品。

公木赴任后，文讲所新增设了 “文学概论”、“语法修辞”、“中共党史”、“世界近代史”等课程。还进行《红楼梦》研究、《水浒传》研究、鲁迅、托尔斯泰、契诃夫、莎士比亚、马雅克夫斯基等一系列专题研究。他自己担任古典诗学的教学任务，并编印过《中国文学史》讲义。来这里学习的学员们都有一定的创作基础，他们除了听名家讲课和阅读名著外，主要是自己搞创作，然后再让教师进行指导。老作家与学员的关系是固定的，如丁玲辅导玛拉沁夫、李涌、谷峪；艾青辅导张志民和安柯沁夫；张天翼辅导邓友梅；公木辅导流沙河等等。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中专有一节谈“公木的学院情结”。公木的这种所谓“情结”，可以说是他一贯的一个教育理念，并多次为这种理念付出代价。比如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校党组织就曾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对公木这种所谓旧型正规化主张进行批判。甚至还被提高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背负着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调离了教育岗位。后来经历过“文革”之后，公木在诗中说：“飞徐而鸣悲，非我惊弓鸟，三年怕井绳，一旦挨蛇咬。”不过在文讲所时期，他还没有这么谨慎的感慨。尽管在东北师大曾因“正规化”问题遇到挫折，但在文讲所重新执教鞭后，公木这种正规化的情结反而越来越浓。

当时文讲所的课程安排是不固定的，而多半采取报告或讲座形式。先请名家来所讲学，然后学员认真阅读原著，组织讨论，列为重点课题，有时学习两个月左右，学员都要写学习心得笔记。当时也在文讲所工作的徐刚曾经批评过这种办学方式的“毛病”：

第十三章（2）

1满足于方针政策的正确，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和深入教学问题的精神，对于知识的教育不重视，于是很多人就在思想、生活、创作这个条条上打圈子。2谁也没有拿出全部精力或应该拿出来的精力做好这一项工作。因此，这一期的学员除了不断的思想批判（这是重要的）、生活和创作以外，学校应给学员的主要东西（知识、系统的文学教育）却给得十分少，同时影响了文学研究所的发展。

而教务处工作人员朱靖华介绍当年的教学工作时，也对作协领导文讲所提出批评：

文讲所师生作家协会，作为群众团体，这些委员们偶然坐在一起，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灵感式地、主观地说了几句话，就当作办学的方针，这是开玩笑的。……每学期我们制定教学计划时，先请作协书记处的主要的书记谈一谈，他们坐在一起聊大天：‘哦，下期办三个月？好，就三个月。’‘干什么呢？叫他们下厂下乡……’随便一说，就整理出来，拿到文将所要求落实。

这种散漫的办学方式，让公木很不满意。他多次抱怨说“办不下去了，再办一期就不办了——”甚至发誓说：“不办成高尔基文学院式的正规大学，死不瞑目。”

文讲所在行政上归文化部，教职工的工资和所内开支的一切费用都由文化部发。业务和党务上却又归中国作协。而按照公木的想法，是要将文讲所完全脱离中国作协的领导，办成像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那样直属于文化部的正规大学。他的想法得到吴伯箫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一起到文化部教育司去联系——经过交涉，教育司同意吴伯箫和公木的意见，而且还给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让文讲所派人到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学习。起初决定让教务处的徐刚去，可徐刚因为感到自己没有外文基础，不愿意去。有一名所部的秘书和一名教员（可能是王谷林和古鉴兹）申请要去，但经过历史、社会关系、政治思想等一系列的审查，最后也没有去成。

吴伯箫和公木都是长期搞教育工作的，都想把文学讲习所这一文学教育事业办好，他们曾一起在佳木斯东北大学共事，公木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时，吴伯箫任教育学院副院长，合作很愉快。公木在诗里回忆他们的友谊说：

1956年公木（二排右四）与吴伯箫、穆木天等作家合影人生几度春，佳木斯难忘。

桃李自成蹊，踏歌载路唱。

病痞亲汤剂，梦寒添衾褥。

文章百代师，煦煦老褓母。

跂望六合云，遍趟千里雪。

黑水浮白山，峥嵘塑岁月。

第十三章（3）

上世纪50年代，公木在文讲所送别来访的尼泊尔作家１９５４年５月，时任文讲所所长的吴伯箫曾专门致信公木，告诉他自己已去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工作，邀请公木来文讲所工作——“文学讲习所，相约作园丁”。二人当时的心态正如公木诗中所言：

不惜变泥土，舍命润花根。

拼得一腔热，迎来满苑新。

其实在公木提出正规化办学之前，文讲所已经经历了一场改名风波，甚至差点停办。

文学研究所创办不到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主张停办。据文献记载，1952年，当时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中宣部（胡为中宣部副部长）鉴于“‘中央文学研究所’缺乏必要的教学人员，建议停办一个时期……”后来由于丁玲等人的努力，才使问题的解决在“停办”还是“缩小规模”之间选择了后者。

1955年批判丁玲“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个罪名，就是说她搞“独立王国”，想把文学研究所当成自己的地盘。文研所改名文讲所之后，田间等被认为和丁玲关系比较深的原所领导陆续以各种理由被调走，而调公木来文讲所主持工作，原因之一也可能由于他是周扬任校长时期的延安鲁艺的人，跟丁玲没有什么太深的关系，有点往独立王国“掺沙子”的意味。因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

1955年9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后，吴伯箫辞去了文学讲习所所长的职务，公木担任文讲所所长，兼任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公木上任后，随即让教务处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参考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其他材料，制定第三期教学计划并向全国发出了招生通知。

公木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文学讲习所向正规化过渡的五年到八年计划。大致内容：办正规学校（高尔基文学院式的），归文化部领导或者归文化部和作家协会双重领导。这一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这一念头却没有断，此后几年，以公木为首的讲习所干部，特别是教育干部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打算盘。

可令他失望的是，1956年文学讲习所不仅没有向正规化方向前进，反而经中宣部决定改成了短训班（据说“同时筹备办正规化的文学院”）。对这一改变，公木是有些抵触情绪的，认为文化部已把成立“文学院”列进发展计划中，在原有的规模上，略加补充就可以了，根本不用再以“办短训班”来过渡。至于如何筹备正规化的文学院，他则表现出对作协党组极大的不信服，认为还是应该依靠文化部。对作协表示不满。

由于后来的沧桑变化，公木的这个“死不瞑目”的高尔基文学院梦想，最终还是遗憾地破灭了。1957年春，公木终于认识到学员的来源、去路都成问题，向正规化过渡是不可能的了，但仍不安心短训班这个局面，提出许多方案：同大学合并，办函授杂志等等。他宣称：“如果没有其他前途，再办一期，就停办，没有干头了！”几年以来，他在人前人后屡次为办所方针不明而抱怨作协领导。

第十四章（1）

第十四章修正主义大染缸文讲所的师生思想活跃。搞文学的人，也多多少少有些自由主义和罗曼蒂克。比如教员李又然的宿舍里曾公开张贴着国外裸体画报，而男女关系上出问题的师生也是经常有的。其中的一件事至今提起来还很可笑：有位诗人教员S先生背着自己的妻子和别的女人约会，不巧事机泄露，被人发现，汇报给了所领导。于是就有一位领导选派的女同志提前到约会地点等他。诗人兴冲冲赶到那里跟“心上人”见面，那“心上人”一扭脸扑哧一笑，这诗人顿时傻了眼。当然，他受到了严肃的批评。

1955年于文讲所教室前（局部）生活上的问题还好说，一些思想上的冒险事件则很容易授人以柄。

中国文学讲习所第四期于1956年10月底开学，学员都是中央各部门和各省选派的报刊出版社文学编辑。其中有位江苏学员陈椿年。

有一天晚上他从北京《剧本》月刊的编辑组长李钦的枕畔看到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的是《一个青年公民的申诉书》，署名林希翎。当时《中国青年报》刚发表了批判她“灵魂腐朽空虚”的报道，说她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但又羡慕李希凡和蓝翎，所以起了个笔名叫“林希翎”云云。这本油印的“申诉书”就是她控告《中国青年报》诽谤了她。陈椿年看完这本“申诉书”相当激动，倒不是她的“文笔”和“思路”，而是因为她的勇气和眼光。当年哪里有“民告官”的事?但她却大张旗鼓地这样做了，她这份“申诉书”不是递给上级机关的，而是递送给法院的，她的申诉依据也不是什么经典和原则，而是当时的《宪法》和其他法规。而且，她的申诉对象并不是个人，而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以及她在申诉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官僚主义的对待。

陈椿年认为，她这份“申诉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她个人受点儿委屈的范围，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是争取公民合法权利的先例，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于是当即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把上述意思表达在信中，又对官僚主义现象作了激烈的抨击，借以表达对她的同情和支持。

约十多天后，林希翎忽然来电话，约陈椿年见面谈谈。见面后才知道，她原名程海果，浙江人，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这些日子正在东四区人民检察院实习。陈椿年觉得她的思想敏锐，视野宽广，在一些问题上有共鸣，因此从3月下旬直到4月底提前毕业返回南京，约四十天中他们见面四次，交谈了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包括斯大林问题、所有制和支配权的脱节和蜕变问题等。他们都认为真正的作家应当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应当坚守对社会生活的批判性目光。陈椿年甚至还从林希翎那里借到了当时尚未公开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

陈椿年后来被划为右派，发送青海。跟他同宿舍的湖南作家林河也受到牵连，说他们是一个“反党集团”。陈椿年曾感慨地说：“1957年以后，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机关团体里，‘独立思考’几乎已成为‘脑后有反骨’的同义语。从此以后，人生理想就应当是做一颗螺丝钉，就应当绝对听话，就应当无条件按长官意志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紧跟领导，互相揭发，经常汇报，上纲上线，批臭批倒……蔚成时代风尚”。 不过，因为类似的诸般原因，那段特殊时期，文讲所伴随着创办人丁玲的倒台，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了“修正主义大染缸”，有很多学员羞于提起在这里学习的这段经历，甚至不敢保存听课笔记和讲义，怕被人抓住把柄。

公木（左）1956年参加外事活动等到天晴了的时候，这个“修正主义大染缸”才又成了香饽饽，被恭维为是文学界的“黄埔军校”。据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统计，文研（讲）所第一期到第四期（至1957年停办止）264名学员的情况看，在中国作协、文联工作的干部有18人，任省级文联、作协主席或副主席的61人，任国家级刊物、出版社正副总编的19人，任省级刊物正副主编的38人，专业创作人员36人，教授、研究员11人，其余学员后来的身份分别是编辑、记者、工人、农民以及离休干部。从这个数据看，文讲所的确还是培养出了一些人才的。

这里的讲课与辅导，被后人戏称为“中国知名作家总动员”。请来担任第二期学员辅导创作实习的就有丁玲、张天翼、KZ、马烽、西戎、赵树理、刘白羽、严文井、光未然、宋之的、陈白尘、艾青、田间等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郭沫若、茅盾、俞平伯、叶圣陶、曹禺等也被请来讲课。邓友梅回忆说，听曹禺先生的课比看他的戏还有意思，非常精彩。有一回曹禺问他大家听课的反映，邓友梅说：“您讲课很精彩，很长知识。可就是写作时用不上。大家更想多学点对写作有用的诀窍。”曹禺说：“作家写作的窍门没多少，几句话就讲完，你们规定一堂课讲两个小时，只好讲点有趣的废话！”邓友梅又问：“您能不能把那几句话告诉我呢？”他说：“那好说，其实就一句话：想写什么读什么。想学写剧本，就背上三个剧本，背得滚瓜烂熟，背熟了再写，就跟没读过时不一样了。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清，可一定管用。” 邓友梅还向张天翼请教过作家怎么养成观察生活，从生活里捕捉题材捕捉形象的习惯。张天翼说；“你记日记要改变一个做法，你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宿舍与课堂隔着一条马路）要找出一条新的景象，即过去没注意到的，每天记一条，看看能记下多少条。这样能逼着你自己去发现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另外，你每记一样东西，

第十四章（2）

想说什么偏不那么说。比如你看见一女士很漂亮，你就不说她漂亮，你写出来，让别人感觉真是漂亮。你心想骂一个人，你就不骂他，但写出来让人感到这家伙真不是人——观察要不带情绪，要非常客观，并且能引起别人情绪。”这些很实在的写作经验，估计对今天的一些喜爱写作的读者也还是管用的。

公木本人对教学工作也很重视，他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不过平时，他爱说些怪话，遇到什么不满，都随时发泄：“作协党组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作协党组只注意几个刊物，不太管我们。”但总起来说，公木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几年间，与新中国几代文学英才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现在回头再看那满园桃李，这位老园丁的在天之灵，应该是十分欣慰的。

文讲所明文规定招收对象是：一，经过一定时间的革命斗争锻炼并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者；二，有一定文学修养，在创作上有所表现，或在文艺工作上有一定经验者。最后还注明：“特别注意吸收具有优秀才能或可能培养的工农出身的初学写作者。”公木走进文讲所的时候，这里的学员有1935年参加红军的吕亮，1937年、1938年入伍的缪文渭、张朴、张志民、白刃、庸仁钧、和谷岩、刘大为等，他们大都只有二十几岁，张志民是学员中的诗歌组组长，被称为老大哥，其实也才二十八九岁，年龄比较小的抚顺来的李宏林，才只有18岁。从教学上来说，这一期也已经正规多了。

公木刚到文讲所时，学员们并不熟悉他。只知道他是个诗人。孙静轩就说：“一般来说，人们都有个通病，对于新来乍到的同事，总是加以排斥，用一种怀疑挑剔的眼光去看对方，如人们所说的‘欺生’，公木刚来也是这样，人们总觉得他知名度不够高，并没给文讲所增光添彩。但很快，他就以他的温和、谦逊，以他的长者之风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任。”

那时无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个人，都正处于充满激情的岁月，所里学员白刃的《战斗到明天》，张志民的长诗《死不着》，玛拉沁夫的《科尔沁旗草原》，谷峪的《强扭的瓜不甜》等等，正红得发紫，大家热情奋发，信心百倍，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劲头。就在文讲所这宽松氛围中，董晓华写了电影《董存瑞》，白刃写了话剧《白鹭》、《兵临城下》，邓友梅、刘真、和谷岩、苗得雨、孙静轩等都有佳作问世。

诗人孙静轩在文学讲习所是个“出了名的捣蛋鬼”，几乎每天都要惹出一些麻烦、制造点新闻。传说有一回，他跟同宿舍的苗得雨争论文学传统的话题时上了火，上去一把就把电灯拉灭了，还振振有辞地说：你不是喜欢传统吗？那就不用享受现代科技了，还去点菜油灯吧。

公木作为所长，知道孙静轩是调皮的家伙，但似乎对他有点偏爱，每次看见他都是会心一笑，那眼神很特别，似乎在说，你这个又调皮又可爱的小家伙。毕业的时候，公木找他谈话，问他是不是再回团中央，他说不愿再回去。公木说，何其芳那里需要人，你去北大文学研究所吧。孙静轩同意了，但公木同何其芳说好时，孙静轩又改变了主意，说不去了。公木说，那你到《人民文学》或《文艺报》去吧，对你会合适的。孙静轩说可以，过了些日子，孙静轩又变了卦，说想到《工人日报》去当特派记者。公木笑笑说：想好，这回别又反悔。毕业之后，档案送到了《工人日报》，人家催孙静轩去报到时，他又变了，说想去内蒙。最后公木把他的档案转往内蒙，而且内蒙古文联已经为他准备了住房时，他又已到了四川。1957年，孙静轩又回到了所里。他见到公木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而公木却毫不在意，将他安顿在一所大房子里，而且还一再嘱咐公务员把火炉烧旺一点。有时，还让公务员给他送些好吃的。——从这段故事，我们可以想见公木对这些学生的钟爱和宽容，可以想见孙静轩的直率烂漫，同时也可以想见文讲所的学员毕业后在当时的社会上是多么吃香——那可是想上哪里工作就上哪里工作，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啊。

文讲所学员中，公木还比较关注青年作家刘真的成长。

第十四章（3）

她的大哥叫晋驼，曾经在延安公木领导的军直政治部文艺室和公木一起工作。所以见到她，公木自然就觉得非常亲切。晋驼比刘真大二十岁，离家多年。党组织后来把刘真全家接到根据地，大人进了被服厂，给八路军做鞋做衣服，母亲和嫂子加入了共产党，刘真上了小学。妈妈看着她的书本说：“这可好了，我不用担心你以后会受婆婆的气了。”她后来不仅识了字，而且还被推荐到文学讲习所进修。这段时间有较好的条件读书，学习中外古典和现代文学，听取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特别宝贵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能够得到十分具体的指导，亲身感受文学创作的规律。刘真说：“文学讲习所三年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因为过去即使有自学的条件，我也不懂怎么自学才好，我那点文化水平太可怜了。”学校为她选择的创作实习老师是公木在东北文工团的老战友严文井。她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大姐》、《我和小荣》都是在严老师辅导下多次修改写成的。《我和小荣》还拍成了电影。

在文讲所，公木比较关注的还有一位新作家，他的名字叫谷峪。那清新的语言文字，还有笔下扑面而来那经历了翻身解放的人民享受的新生活的甜美、醇香，让公木很欣赏。另外，谷峪的父亲那时候担任公木老家的辛集发电厂的厂长，谷峪的母亲和弟弟都在辛集生活。由秦怡、王人美等主演的根据他的小说《强扭的瓜不甜》改编的《两家春》，不少场面就是在辛集城北胡合营村拍摄的。

《两家春》距今已有50多年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故事讲的是土地改革之后，生活在北方一个农村的学习模范坠儿和劳动模范大康互相倾慕，彼此相爱。他们的恋爱受到了坠儿父亲的阻挠，坠儿的父亲受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不同意女儿与大康谈恋爱，他认为这有伤体面。他把坠儿嫁给只有9岁的小勇做童养媳，以女儿的幸福为代价，报答小勇爹从前对他的帮助。坠儿嫁到小勇家之后，心里仍旧装着大康，日夜地思念他，以致郁积成病。小勇也因为同学笑话他娶了个“大媳妇”而整日闷闷不乐，不肯上学。在村妇女主任的调解下，坠儿的父亲觉悟了，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小勇妈也同意小勇和坠儿“离婚”。坠儿和大康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谷峪是个大高个子，脸色偏黄，皮肤显得粗糙，喜欢穿黑色的上衣。当他骑一辆新飞鸽自行车在辛集街头闪过时，人们纷纷巴望议论：“看！那是谷峪！”从文讲所学习归来，谷峪成为河北省专业作家，且是河北省当时最有名气、最受重视的青年作家。当时他正在创作一部描写农村妇女命运的小说《石爱妮的命运》。

1956年2月末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开理事扩大会，周扬同志在会上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长篇报告。在谈到当时创作问题时，周扬引人注意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他举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谷峪。周扬说：“从他去年发表的几个短篇（《爱情篇》、《草料账》、《傻子》）却可以看出这个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谷峪的创作上的失败可以说正是作家脱离了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受了自然主义和其他错误的创作方法影响的结果。”周扬批评的谷峪这三篇小说，都是他在文讲所学习时所做的一种尝试。继周扬的报告后，KZ的补充报告、《人民文学》和河北省的报刊都对谷峪的小说展开了批评，甚至说谷峪有“日益严重的骄傲情绪”，证据是去年《河北文艺》讨论他的作品《草料账》时，他没有发言。在这种气氛下，公木没有跟风而上，而是在1957年5月21日作协党组召开的征求对中宣部部长提意见的会议上，公然跟周扬唱起了反调：“去年批评李古北、谷峪的作品是自然主义，不从作品的全部看，而是抽出作品的几句来批评，所以是片面的、孤立的。如果这样批评，《静静的顿河》应该说是大自然主义，我认为这样做法不恰当……”

不幸的是，谷峪后来也划为右派，开除公职，被送回河北省武邑县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携带着众多的家庭人口（他的孩子较多），就这样在农村劳动了二十来年，靠挣工分勉强糊口，至于写作之事，再也没法提起了。听说他后来仅仅活了62岁就去世了。

第十五章（1）

第十五章白桦来了公木调入文讲所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因为白桦来了。

这里的白桦，并不是写作诗歌《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和电影《苦恋》的白桦，而是公木失散了近18年的女儿。大年初一清晨，她找到鼓楼东大街中央文学讲习所，当时公木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三步并两步地跑到门口，一把将齐他高的白桦搂在怀里，拍着她的背说：“唔！白桦，白桦，你长大了，你长大了……”

1937年，公木女儿白桦在西安被送人前留影白桦是1936年农历二月初三出生在河北正定的。

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公木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举行募捐活动，以声援抗战的将士。可只活动了一天，驻北京的中国军队就通知北京市民晚上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等到第二天一开门，满街全是日本兵，北平沦陷了。

公木偕夫人涤新离开北平，后辗转到达西安。随后，公木、唐般若和李树蕃三人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接待了他们，并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奔赴延安，去那里教书。但公木想到山西太原的抗战第一线去。于是经林伯渠同志介绍，公木、涤新同二十名同志一起到山西晋绥军区工作，一时间，孩子成了拖累。于是公木夫妇把不满两岁的女儿白桦，送给一家好心人家寄养。

“本来，从北平逃亡出来的时候和几个朋友都已约定，这回是坚决的要把自己交给民族解放的伟业了。自然，那时候却没有预计要把孩子割舍的，本想把她放在家里。不料孩子还没有送到家，家乡却又沦亡了。不得已，这才又逃到西安来。如今，朋友们都已在实现着自己的誓言，我们却颤抖在时代的后面，躲躲藏藏，为着孩子就变成了卑鄙无聊，苟安偷生。这耻辱是能够忍受的吗？而且这样下去，将来的生活又怎么维持呢？像这些话，我们不知已经谈议过多少遍；今天实在不想再重复它。我知道涤新的心又在和矛盾的苦痛相挣扎了，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不忍再用解剖的刀加深这种苦痛，心照不宣吧。最后还是涤新开了口：本来，民族比孩子重要得多！……”这是公木发表在1938年4月6日出版的《战地》杂志第2期上的散文《弃儿记》（丁玲、舒群主编）中的一段话。

在《弃儿记》的末尾，公木心情沉痛地写道：“五天以后，我们的孩子就被留在了一个新的家庭里。在号啕的哭声中，我和涤新离开那里，走回客栈。客栈里冷清清的。白桦常拿的一个化学娃娃忘了带去，扔在床下，好像很久就失去了它的主人。祝福我们的孩子！”

骨肉分别，那种心情可想而知。写完《弃儿记》后，他又写下《留别白桦》，纪念与女儿的离别：“玲玲，玲玲，/你还不懂，/为什么不满两周岁，/就必须离散。” “玲玲，玲玲！/你将来会懂得：/爸爸和妈妈，/必须返身向战火。”

建国之后，生活安定下来了，公木的诗友戈壁舟和高敏夫当时都在设于西安的西北文联工作。1950年年底，公木给戈壁舟、高敏夫二位诗友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助寻找这个女儿。戈、高把这件事委托给当时在西安市文教局工作的苏一萍。苏老师将寻找“革命后代的事”当作一件工作向全市的中学校长做了布置。西安市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李一青从市文教局带回“寻找”的任务后，即与教导主任高崇璞老师做研究。并立即召开全体老师会议，李校长在会上讲：“根据市文教局的布置，那位同志的孩子是由一个回族家庭抚养着，而我们一中就在西安回民聚居区，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极大的热情为革命前辈寻找到他的骨肉，使他们早日团聚。”此时，白桦恰好就在西安市立第一中学读初一。而且此前，她的生母涤新已经找摄于1950年的公木夫妇与父母儿子的“全家福”

第十五章（2）

到了她（她的生母在延安与公木离婚）。有一天上作文课，命题是《我的家庭》，要求把家庭成员做一简述，白桦觉得在自己短短的14年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母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刻。于是，她既写了在贫困中养父母对自己的恩育，又写了生母飒姿英爽的形象。写着写着她还竟然有点伤感……她感到作文有点离题了。可是，正是由于这篇作文才引出了她和公木的重逢。

看了她的作文，老师把她叫到自己的宿舍，问她：“你写的这篇作文内容可是真实？”白桦回答：“是真的。”……第二天高崇蹼老师将白桦领至西安市东木头市街的西北文联，她第一次见到高敏夫和戈壁舟，他们热情地和白桦握手，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马上就给张松如写信报喜讯。”

果然，他们分别给公木写了信报喜讯。公木当时正在东北大学的课堂上讲唐诗，其中“相去万千里，故人心尚迩”让他非常感慨。此时听到女儿的消息，心里非常激动。立刻给两位诗友写了回信，嘱咐他们“要把她引到革命的大路上，这样我就放心了。”但因为“‘忙’仍照旧，且有加号矣。”公木一直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

以后高敏夫、戈壁舟经常叫白桦去他们机关，有时还把公木给他们的信件拿给白桦看。那时，公木在东北工作，东北对白桦来说，真是太遥远了。

直到公木调入北京工作，距离西安又近了一些，她才终于下了决心，来北京跟公木见面。这时，公木也才了解了白桦在离开自己之后的详细生活。

她的养父李宏瑢比公木大3岁，回族。曾就读于南京度量衡专科学校。毕业后返回西安与比他大两岁的马少仙结婚。白桦的养母马少仙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其父为清末文举，曾在甘、宁东部的静宁等县做过县长，大约在抗战后期就辞职在家。由于他是地下民盟，解放后作为党的民族统战对象，出任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养母出身于这样旧式家庭，婚前深居简出，也有机会读书习字，所以是个粗通文字的家庭妇女。她身体瘦弱，为人温和贤惠。由于自己无生育能力，将白桦视为掌上明珠，在养父失业，家庭生活拮据的时候，她宁愿自己省吃节用，也要给白桦吃饱穿暖。

公木在与白桦的养父通信时，曾提起过打算让白桦到北京读书的想法，并说如有机会还可以去苏联留学。可是，白桦的养父母在接到信后，内心引起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回忆起西安解放初白桦的母亲路过西安找见她的情景。当时，她的母亲通过组织给白桦在西安市军管会办理了作为革命后代享受公费读书的手续。白桦的养父母情切辞坚地说：“我们再穷，也决不会中断白桦的学业，会一直供她上中学、上大学……我们不需要公家的供养。”这话这样坚决，其实是怕“吃了公家的饭便会成了公家的人。”几年后，公木又提出打算让白桦去北京学习的想法，自然会勾起她的养父母的心思。

在家庭的关心下，18岁的白桦过早地结了婚，爱人谷少悌也是回族。当时在西安市民委工作，是西安解放后参加工作较早的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之一。此番也跟白桦一起来到了文讲所……看着这两个孩子，公木内心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

第十六章（1）

第十六章黑色的三八节1957年3月8日，公木将在老家的父母接到北京，安排在文学讲习所教室上面的筒子楼里居住。那时乍暖还寒，住在两位老人隔壁的人因天寒又生起炉火。

对于公木一家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三八节”。

1957年春，公木与母亲在北京北海公园那会儿，不管是深宅大院还是小门小户，取暖、做饭都离不开煤。那时蜂窝煤还没普及，煤铺的伙计蹬三轮串胡同往各家送的不是煤球，就是砟子。北京好多人家，用一种铁板铆接而成的炉子，制作非常简单：先用2毫米厚的铁板，四边加头号豆条（铅丝）盘成炉盘；再用铁板卷成直径30厘米、高50厘米的炉体；然后将炉体与炉盘铆接，四角用铁板条连接，既用以加固，又成为炉腿。炉底固定四五根铁条用以漏灰，上有一个鸡蛋大的圆孔，可以用火筷子捅灰。这种炉子买回家搪点炉灰就能用了。这种炉子有一个致命的毛病：“能吃不能拉”。煤球要是不好烧，那才叫“嘬瘪子”。文讲所用的就是这种简易炉子。不过，烟囱却是屋与屋之间相通的。

1910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公木出生在这所院子里（原貌，今已拆）没想到这天遇到逆风，煤烟没有顺着烟囱排出去，反而从公木父母房内的炉子冒了出来，他们在睡梦中被倒灌进来的煤气窒息，双双离开人世，公木的父亲享年61岁，母亲享年67岁。

当公木回来了解到情况后，非常悲伤。但是他没有埋怨隔壁的燃煤取暖人，没有埋怨总务科员，没有对同事说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继续追究此事。他怀着巨大的悲痛，在弟妹们的哭声和抱怨声中，把两位老人安葬在了北京万安公墓。在墓前，公木痛哭流涕地反复说：儿不孝，没能尽心尽孝地服侍和看护好二老双亲，实在是不孝啊。

连着好几天，他不吃不喝，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绵绵的怀想之中。思念就像滹沱河一千多里长的流水，越流越远，一直汇入苦涩的大海……公木于１９１0年农历五月十五日降生在滹沱河畔的河北省辛集市北孟家庄。这里处在深泽、安平、辛集三县（市）交界的地方，至今也没有一条正式的公路，只靠村南口一丈来宽的一条乡间土路（上世纪90年代铺了一层柏油）连接村外的世界。辛集市是1986年才设立的，辖区为原束鹿县县境。所以至今一些介绍公木的书籍或词条，仍有人将他称为河北省束鹿县人。

公木小名叫 “顺通”，大概是希望他一生平安、一帆风顺的意思吧。是这一家的长子。以后又添了二儿四女。其中的二弟、三弟和三妹、四妹后来也走上抗日道路。他的二弟至今健在，生活在武汉，已九十四岁了。他的三弟则死于抗战时期，据说是让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捆绑起来，用石碌碡活活碾死的。他的父亲读过两三年的私塾，家里也有《时文选》、《最豁集》等之类的书籍。他性格开朗、乐观。虽然读书不多，但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看地图、讨论国家形势等，在村子里也算是个“文化人”。在全村里打头阵剪掉了辫子，惹得他的爷爷奶奶不高兴了好一阵子。公木的母亲虽不识字，但遇事很有主见，善于持家，待人和善、宽厚，与街坊四邻和睦相处，热心助人。公木自幼受这种良好家风的影响，在快乐中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

第十六章（2）

1925年，公木（前排左2）与中学同学合影他的父亲结婚比较早，其实还是一个仅仅十几岁的年轻气躁的大孩子，地里活儿听长工的，家里事由公木的母亲操心，于是他总有闲情逸致带着公木出去玩儿。每年农闲时节，北孟家庄村里都要请民间艺人来说书唱戏，以丰富村民们的生活。也常有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说书艺人来到街头。他们常常是兼做小买卖，说书是 “打场子”和招徕生意的手段。

他们爷俩儿常常一起去听《三国》、《水浒》、《西游记》等故事，有时兴起，两个人还会一起模仿故事里的人物形象，说上几段，这使公木从小就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木的父亲在村里还是个摔跤的好手，用腰带把他的一条胳膊绑住，在村子里的同辈中也很难找到对手。爱摔跤，而且十摔九胜，大概就成了他们的家传，公木直到后来上了大学，当上了教师，还爱跟体育教员较量较量。

父亲常常领着公木跟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堂兄堂弟们比赛摔跤、捉迷藏、练把式，有时还登高攀树，跌个鼻青脸肿，惹得母亲时常撅嘴。

1927年夏在河北正定中学有时父亲还带着小公木上房掏雀儿，下地逮蛐蛐儿，还养鸟斗蟋蟀，冬天到地里去捋麦苗，也不忘捎带一杆鸟枪，打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有一次，他带着公木去打群架，结果公木的鼻子打破了，嘴打歪了，脑袋上还顶着一个大紫包，他父亲看着公木的样子，不敢领着儿子直接回家，怕被老爷爷老奶奶看见，惹老人生气。于是他想了想，偷偷地把公木送到姥姥家，回家后悄悄告诉公木的母亲李梅，李梅赶回娘家，心疼得抱住公木直落泪。回到家面对公公婆婆的询问，还要扯个谎哄过他们。直到半月后，伤处不显眼了，才敢把公木接回家来。后来公木的家里又增添了公木的二弟张永刚、大妹张文书、二妹张文党。驴打滚的高利贷，三年就翻一番，公木时常看到爸妈面对面坐着发愁，母亲半夜半夜地流泪。于是公木的父亲渐渐收起了贪玩儿的心，还煞有介事地留起两撇小胡子，说是为了在孩子们面前树立威严，分清长幼。不过孩子们从小一直和他打打闹闹，就算蓄起了胡子也还是不怕他。对待地里的农活，他倒也开始认真起来。每天早出晚归、黑汗白流，除了冬闲季节，再也顾不上和孩子们蹦跳打闹了。

此后家里东挪西借，省吃俭用，供他先后去正定中学、辅仁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读书。再后来他参加革命，四处奔波，实际上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父母这次到北京，公木本想带他们好好游览游览，尽尽孝道，不料却遇到这样一场伤心的事情。

但是当一年之后，一顶“右派帽子”压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想到两位老人在他遭逢厄运之前，含着微笑离开人世，心里反倒平静了。他沉痛地对家里人说：“假如两位老人再多活四五百天，看到儿子告别文学讲习所的工作，大会批小会斗，然后走上坎坷的道路，老人会感到多么惶恐和难过，说不定再会受到株连，那会将是更大的痛苦和不幸。想到老人是在梦中离开人世的，我痛楚的心里得到一丝安慰。”

第十七章（1）

第十七章胡风问题1955年1月，公木刚刚调入北京工作不久，即为天津一位名叫侯红鹅的青年作家是不是胡风分子的问题，斗胆顶撞过作协一位领导（公木同时兼任作协青年作家委员会工作）。当时主持胡风专案的LBY通知公木说，天津有个叫侯红鹅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公木抗拒了LBY的通知，说侯红鹅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写作者，至多认识天津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应该随便抓人，随意地划成什么分子。

侯红鹅当时还很年轻，仅跟胡风集团中的诗人鲁藜等通过几封信，连面儿也没有见过，就要被当作胡风分子来批判。公木认为这不应该。所以在他为中央“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组提供的侯红鹅的政审材料中，实事求是做了汇报。由于他拒绝执行通知，后来，这也成为他划右派时的一条罪状。

侯红鹅就是现在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林希。前几年他在一篇散文中说：“别以为我是个小毛孩子，连大诗人公木先生都受了我的株连，那时候我也算是一种病原体了，类如SARS时期的果子狸，自己没事没事的，使健康人受感染，果子狸有知，也应该惭愧兮兮才对。” 其实林希先生也不必如此自责，公木本人在对待胡风文艺思想上，实事求是地说，的确是有一些共鸣的地方的。所以在对待胡风的具体认识和处理上，才采用了一些自己的方式。他当时觉得批判胡风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批胡风风声渐起的时候，还曾对文讲所二期学员宣布过：“批判胡风，仅仅看看胡风的文章，那是不够的；必须总结一下近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史。”而后来虽然他也转向写了不少批判胡风的作品，但在中国作协组织的批判他本人的大会上，还是不得不就自己在反胡风运动时的表现作出交待：“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脑子里也一度翻了案。”

公木和胡风实际上没有太多个人关系，但是他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诗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天蓝、晋驼、鲁藜和侯唯动。从延安起，公木就接近了这些诗人，而这些很有艺术个性的诗人都和胡风建立过直接而亲密的联系。当批判胡风运动刚开始时，公木曾经和诗友天蓝探讨：“胡风的文艺思想主要错误是什么？”天蓝就说：“胡风文艺思想是错误的，但错误得深刻。” 这话公木很有共鸣。

1949年元旦刚过，胡风一行上了海轮，由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他的所见所闻，在日记里都有真实的记录。不知胡风此行是否见过公木，但公木的许多好友纷纷去看望了胡风。比如天蓝就和冯白鲁、雷加等专门去看过胡风，向胡风倾诉自己创作上的困惑和苦闷：迫切的政治动员有时妨碍了对作品内容作深入的把握；要求作品直线反映政策，作家围绕政策疲于奔命，不仅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而且弄不好还会犯政治错误；写好人就完全好，坏人就完全坏，作家不敢写有缺点的人物，犹如不敢使用有一段不清白历史的干部。还有，大小官员粗暴地干预文艺，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剧本，由连队指导员到军区政治部，再到东北局，一层一层审查修改，可最后还是被参谋长否了。天蓝还告诉胡风有个作家作的一首打油诗歌：“告诉我儿，切记切记，宁卖屁股，不要搞文艺。”他最后表示，对于文艺创作，他已经看透，很难再动笔了。胡风直叹：可惜可惜。在天津，跟公木关系很铁的诗友鲁藜等也向胡风诉苦：作家再也不敢从内心的要求写作品，只求无过。这些话，都在胡风的日记里保存了下来。

五年后的“三十万言书”里，胡风写下了自己当初的真实感受：“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最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

在东北，胡风还见过萧军、李又然、吴奚如等人，了解到不少延安等解放区的“黑暗面”，这几位老友在整风运动中都被整得很苦。还有一些作家跟胡风谈起对周扬的看法，比如丁玲曾同胡风谈到，周扬在延安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天蓝也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没有个人的情分。胡风又从李又然处得知，周扬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理由是文中的主要人物程仁与黑妮的恋爱是反阶级的。吴奚如谈话中也提及周扬，说他在鲁艺整风时骂人打人。公木在鲁艺和天蓝、李又然这些人一起遭到过“抢救”，估计也是有些共同看法的。

实际上，胡风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

第十七章（2）

进入1949年之前，已经有大约十年吧，胡风在左翼文化阵线里一直被视作一个“异数”。他不是中共党员，他的文学理论富于“五四”气质，弘扬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鼓吹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反对过分美化工农大众。这些都使他具有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嫌疑。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强调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胡风理论的“异端”色彩确实非常浓厚。1943至1945年，尽管胡风身处国民党的“雾重庆”，但红色延安依然有能力批判他。而在1948年的香港，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党在香港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又对胡风发起过批判。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编者按”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一年的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他的支持者的协助下，写成近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转呈”给中共中央。这份“意见书”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主席团将其中的二、四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分开讨论”。 1955年的批判，即由这份“意见书”再次引发。开始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后来成为“政治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称为“反革命集团”。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这一批判运动，在舒芜交出了胡风给他的这些信件，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上发生重大改变。这些信件成为“罪证”。在摘录编排并加上注释和按语之后，编成共三批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开发表。

舒芜的材料在报上公布后，作协很快组织人到可疑分子家中去收缴信件，把私人来往信件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公之于众，并且作为给人定罪、惩办的材料，此举开了先例。自此以后历次政治运动，被整对象的私人日记、书信、手稿等，往往皆在收缴之列。

在这种私人信件非常敏感的时期，胡风和别人的通信就成了“论罪”的证据，而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一封侯唯动于1949年在沈阳写给胡风的信，这封信中居然出现了公木的名字——侯唯动说：“天蓝在本溪，公木在长春，晋驼在哈尔滨，李又然在吉林。”——这是在说他们的朋友圈子。名字出现在这样一封危险的信里，在当时来说，显然是十分可怕的。而且后来还发现，在侯唯动写给胡风的这封信发出不久，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工作的公木即接到上海泥土社寄赠的一本胡风夫人梅志作的《小红帽脱险记》（童话诗）。显然，胡风是想跟公木来往的。

胡风在抗战时期主编《七月》、《希望》两刊物并出版《七月诗丛》诗集，很多像公木一样的解放区的诗人、作家在上边发表作品。而在反胡风运动中，这些人几乎全都受到了审查，不少人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连在战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作家，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也被开除党籍、撤除公职，长期下放劳改。其中一个因由就是由于他在30年代和胡风有过历史关系（实际是左联的工作关系），解放初期又有接触。有才华的诗人鲁藜、胡征、天蓝、侯唯动等，都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公木的一首很重要的长诗《哈喽，胡子！》，1945年春天就刊登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这首诗最初发表在《部队文艺》，当时周恩来定期从延安带一些文艺作品赴重庆，交给胡风等主编的刊物发表。公木的作品就是这样从延安“空运”到重庆的。《希望》杂志是胡风1944年在重庆创办的。这本杂志系统地宣传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积极进行了“反客观主义”的斗争。当时重庆文艺界的党内外同志曾经向他进行过批评，并在座谈会上讨论过他的理论问题。胡乔木等也和胡风谈过话，但未能改变他的看法。

1950年，公木编了一本诗集，书名就叫《哈喽，胡子》，寄交给了诗人厂民先生。后来列入“现实诗丛”出版。在印校过程中，曾经与后来打?胡风分子的徐放先生通过信，并接受他的建议将诗篇中的某些词句作了修改。而这个“现实诗丛”中有好几种著作的作者，比如牛汉等，后来也都成了胡风分子。对公木这样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如果跟胡风有这样的历史联系，在当时来说算是犯了大忌。

不过，当时除了公木，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中的邹荻帆、艾青、田间、严辰（即厂民）等也都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这其中有一部分同志就感觉到很紧张。直到后来经过审查，他们和胡风的关系大多都只不过是作者给杂志投稿的关系罢了。作协党总支在最后给这些同志定性时候的结论是：胡风发表解放区同志的作品，是他想拉拢壮大他的队伍，这是他本人的问题，而与投稿者无关；只要这些作品没有问题，他们之间就只是投稿的关系，所以不应该看成问题。因此，在反胡风的运动中，公木和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基本没有卷进去。

由胡风经营，以田间、艾青奠基的“七月派”诗人们（为了不忘“七七事变”而命名的）抗战时期覆盖了全中国，他们“有的奔波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的在大西南大后方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有的在公开的战斗行列之中，有的在秘密的地下从事艰险的革命活动，有的正在大学读书，有的还是些未成年的中学生”，的确是“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来养育了这个斗争”（胡风《七月·代致辞》）。现在，因为公木和鲁藜这些诗人的亲密关系，并且又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诗歌作品，所以一些文学史家也把公木归入围绕胡风形成的“七月派”诗人群中。公木生前对这种论断还是认可的。

第十八章（1）

第十八章批判？宣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考察半个世纪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总是令人一再想起中国的这句古话。蝉是谁？螳螂是谁？黄雀是谁？黄雀后面还有谁？今天你慷慨激昂地批斗别人，明天轮到你被别人慷慨激昂地批判。

以上是作家陈徒手在《郭小川：作家协会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我整理公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批判文章和讽刺诗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共和国发展史上的曲折不能不在公木的创作中打上烙印。

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公木一方面要向组织说明自己跟胡风集团的关系，另外还要积极投入到反胡风的斗争中去。作为诗人和理论家，他的“武器”就是讽刺诗和大批判文章。这样，就留下了后来没有收入到《文集》里去的那些批判“荒胖子”（当时对胡风先生的蔑称）的诗歌和论文。但是，这些诗歌和论文现在还真实地留在当年的《文艺报》、《北京日报》等地方，记录着这位诗人的另一面历史。

公木讽刺诗写作相对集中的时期——上世纪50年代末——的创作、发表情况，除了在传记性质的《公木评传》、《公木年谱》等书中偶尔提及之外，在《公木诗选》、《公木自选诗集》和《公木文集》中，都没有收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似乎是担心这些作品破坏了公木在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地位。但从这些诗文发表的背景、作者的处境和思想状况等因素来看，事实上，当时的环境比我们今天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只有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些另类文字，我们才能感受到时间的真实呼吸和灵魂的微妙复杂。

由公木发表的这些诗里的严厉口气推断，实际上其中是包含了一些“自我解脱”的策略的，但对当时盛行的语体风格、形式技巧以及质疑和诘问的反复出现，仍使这些诗有着心灵标本性的史料作用。公木的确是才华横溢的。他写的讽刺文章锋芒毕露，他的讽刺诗也是一针见血、挥斥方遒。从以下这样一首短诗，我们可以来领略当时的诗歌特色：

剥去假面现原形——读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后打油灵魂要比浓夜黑，野心要比地球大。

诡计要比狐狸多，而今露出大尾巴。

伪装穿了二十年，革命面具遮狼脸。

一旦把它剥下来，这样一个大坏蛋！

他要请你吃水饺，皮儿用的是微笑，馅儿包的是侮蔑，尝尝这是啥味道？

第十八章（2）

和你握手来言欢，手执一条橡皮鞭；橡皮里面包钢丝，骨头打伤皮不烂！

开辟工作不放松，联络人来争取人；到处安上小据点。

遍山旗帜布疑阵。

腰插集束手榴弹，且打滚来且作战；眼看此路行不通，变个法子施软功：

开言叫声同志们，我底心里很沉重，知识分子革命性，我和人民共命运……狐狸装成泪美人，尾巴摇摇没处存。

再想骗人哪能行？

剥去假面现原形！

这首诗发表在《文艺报》上，后来还收入了公木的讽刺诗集《崩溃》。按说这样旗帜鲜明的公开批判，应该是很“坚决彻底”的了，可是，在后来公木自己被批判的时候，文讲所一位教员D先生还是当场站起来揭露公木：“不是批判胡风，而是宣传胡风”。那位老师指控公木作为文讲所的领导人，对于当时某些同志起来“保卫党的观点的发言”，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泼冷水。公木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参与这次思想斗争的。所以讲课、写文章对胡风的批判，也是软弱无力的。”“我的文艺思想中包含着多少胡风思想的毒素，这有待于进一步清理。”

从引用的《剥去假面现原形》来看，公木的批判语气是何等严厉，倘若说这是在“宣传胡风”，恐怕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可是在那特殊的年代，说你是在批判就是在批判，说你不是在批判而是在宣传你又如何分辩呢？

以下是公木在东总部胡同22号中国作协作检讨时披露的自己内心深处对胡风的一些认识。

第十八章（3）

公木坦言自己“为了批判，才去读胡风的书”。一面读，一面从中间发现问题，有时也被词句“迷惑” 住，便拿出来讨论，比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甚至认为胡风说的有道理，便为他辩护。1955年5、6月，连续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公木很震惊。这时，他内心也有些疑问。什么是胡风分子？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堕落成胡风分子？——老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打转转。尤其是天蓝和鲁藜被公布为胡风分子，尤其是何家槐先生在上海一家刊物撰文，说天蓝在延安时期写的诗歌“全是为反党服务”，这让公木尤其想不通。

于是，公木就想进一步弄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概念。他同文讲所的同事古立高到公安部查对肃反材料，也顺便问过关于胡风集团的三个问题：（1）有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支部、小组）；（2）有没有参加的手续（介绍人）；（3）与台湾、美、日是否有关系？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或者说还没有材料。于是，在公木心目中“就更加恍惚起来了”。

1956年批判斯大林以后，公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概念进一步发生动摇。他怀疑这个案件能否成立，是否合乎法制精神？他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分子，各人有各人的问题。像卢甸，历史上是还乡团长，又偷文件，当然是罪犯；像鲁藜，只是思想品质不好，所以同胡风结合了起来，公木便为他开脱，认为他只违反了党纪，并没有违反国法。因此他“便完全站在胡风分子立场上设想”：认为不能把“胡风分子”同特务、土匪并列为五类反革命分子作为肃反对象，因为有些胡风分子不一定犯罪。还认为有一些人，他指的是天蓝一类人，只是同胡风有一定关系，便被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并且在报上公布了。公木为他们呼叫：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名誉。

这样，他在后来做检讨的时候就被迫承认：“我实际上便把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概念给否定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自己是怎么否定的？

（1）先化整为零，把集团化为个人，认为每人有每人的历史问题和行为表现。（2）再把历史问题预先性表现分开，看犯法不犯法只取决于眼前的行为。（3）再把现行表现分为思想品质问题与违法犯罪问题两类。这样，大部分胡风分子便都不是触犯国法的罪人了。这些思想除了在中直党代表小组会上讲过以外，还同文讲所的同事谈过。

第十九章（1）

第十九章早春天气批判胡风的运动，并没有给公木带来什么麻烦，很快他就说清楚了。所以，他还有机会参加了当时的一些文艺争鸣活动。公木的批评是非常坦率和坦诚的，即使对同辈诗人，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１９５６年，公木就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如此坦诚地批评诗人田间和臧克家：

即使是故作大言豪语，也不能使人振奋。比如田间的《给钢都——鞍山》，它告诉了读者一些什么东西呢？——诗人坐着火车从鞍山经过，望见“如林的烟囱”像“伸着手臂”，望见“电光照亮了田园”，于是诗人想亲自到鞍山去看一看，“要和最高的烟囱并立着，肩并着肩”，“要把火焰高高举起，写成共产主义的诗篇”，最后，诗人又代祖国向鞍山订货：“把钢管送到淮河”，“把机器送到草原”。——而鞍山虽然有个机械修理厂，却只为自己的基本建设和检修加工，是不会生产机器送到草原去的。这诗的意义只是表明诗人要歌颂钢都——鞍山。而歌颂什么呢？却是浮泛的、空洞的。这不能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离开斗争生活的结果。

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大都是出自我们非常尊敬的也确乎曾写出过许多优秀诗篇的老诗人们的手笔，臧克家的《我们一步一步往上升》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一诗篇里，诗人诉说着自己对时代的感觉。在1953年最后一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最后的阶石上”，诗人回顾身后，发现“过来的路子并不坦平”，而“成就”却像“一个山峰高过一个山峰”，甚至“鼓足一股劲”的“希望”也“有时还落到现实的后头”；瞻望面前，则有“一幅新的图景”，它“像阳春百花一般的灿烂”。于是诗人感觉：像坐在“五年计划的……火车”上前进，“现在，……正跨在一座高大的桥梁上”。——无论用了多少比喻或是形象的语言，但是这一诗篇所表现的思想也即是诗人的哲理的思考本身，原是极为平淡的、抽象的。诗人对于时代，没有在一般读者所能感觉到的以外，更多发现什么东西。只凭着驱使语言和韵律的技巧，给抽象的概念披上一件彩色的衣裳，就如同给摆在服装展览会上的石膏人穿上鲜艳的新装，它是不能激动人心的。诗人为什么不能艺术地形象化地去认识和表现自己置身其间的伟大而丰富多彩的生活现实呢？归根结蒂，这还是由于和时代拥抱得不紧，长期不能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因而缺乏直接的切身的个性化的生活感受的缘故。这就是平淡无奇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

1956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太原(局部），左二为公木，此行他写作了《难老泉》等诗在建国初诗歌新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中，公木的一系列文章在理论和批评方面扮演了弄潮的角色。一方面感受着新思想新时代的冲击所带来的兴奋和晕眩，一方面尚能以平等、客观的态度进行理论探讨。而他和朱光潜、朱契、宋谋炀等先生的一些交锋，至今还有学术意义。

1956年美术界开展了批评轻视国画的讨论。鉴于诗词与国画是姐妹艺术，因而1956年8月5日朱契先生在《光明日报》适时地发表了《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文章批评了那种认为旧诗和京剧一样，已经定型化，无法改造过来反映新生活以及旧诗不通俗、难于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观点，而认为“古诗中的乐府，歌行中的长短句，以及五七言绝句，却正等于地方戏，用它反映现实生活，有它广阔的前途的。”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

首先是曾文斌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一文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9月23日），认为古诗因语言限制，难于反映现实。现在双音节的语词已占稳定优势，它和固定形式的框子之间的矛盾，将无法从技术上解决。随后朱光潜先生又在11月24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新诗从旧诗里学习得些什么？》一文。文章认为新诗应学习旧诗人如何深刻体验生活，学习旧诗在运用语言的形式技巧方面达到极高的艺术性；学习中国旧诗几千年来形成的音律等。但文章对新诗成绩估计不够，如认为“我们的新诗在五四时代基本上是从外国诗（特别是英国诗）借来音律形式的。这种形式，在我们人民中间就没有‘根’，……至今我们的新诗还没有找到一些公认的合理的形式，诗坛上仍然存在着无政府的状态。”新诗“往往使人有一览无余之感”，“要叫我背诵新诗，就是一首也难背出”。这种看法，用他自己话来说，无疑是“只偶尔读些新诗”，“偏于保守的思想习惯”造成的，于是引起了新诗人的严重不满。

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教员沙鸥12月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新诗不容抹杀——读朱光潜文有感》反驳了朱光潜的看法，并且还“似乎带着几分愠意”写信向公木“兴师问罪”：为什么连续发表旧诗？公木大概是受了朱契先生提倡诗词歌赋的影响。

公木为此在1956年12月10日夜写作了长篇论文《谈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一一答友人书》（载1957年第一期《长江文艺》），一开头就解释说：

第十九章（2）

你向我质问：这是你的误会。朱契先生的大作，我一直没有读过。听你这么一说，我才设法去找《光明日报》，看到朱契先生《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和《再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的大文。最近在《光明日报》“文艺生活”一三四期上又刊载了朱光潜先生一篇《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他也是大声疾呼，为中国旧诗鸣不平的。恰好就在这篇文章后头，登出了我的两首七言律诗。编辑同志未必有意要拿我的“拙作”印证朱先生的“高论”，而读者们却很可能由此产生误会。这实在是叫人啼笑皆非的事。你写信时，似乎还没有看到这一期《文艺生活》，否则你更要“不能容忍”，以致暴跳如雷、大兴问罪之师了。自知理亏，我不会还击的。但是，必须申辩，让我说一说自己的看法吧……两位朱先生的论点，并不完全相同，也各有其片面的道理。不过他们共同的出发点是否定或忽视五四以来的新诗歌。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因而关于传统云云，说上千言万语，都只是废话。两位朱先生念的咒语虽有不同，鄙薄新诗却异曲同工。

无容讳言，新诗是存在着问题。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对新诗作者说来，现在是、将来也是应该在理论上探讨，在创作上实践的。但是，如果认为五四新诗歌是中国民族传统的一刀两断，却不正确。说它是从外国、特别是英国借来的音律形式，更绝对不合历史事实；至于对它视而不见，摆出一付不屑面孔，那无非是闭着眼睛说话。

公木认为，和一切文学艺术一样，诗歌的民族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进，不断发展的。它好像一条九曲黄河，永不停息地滚滚奔流，变化无穷，姿态万千，却又是一道割不断的长流。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新诗歌，正是这黄河九曲中的一曲。是的，它确乎也接受了外来影响，那不过是像渭河洛水汇入黄河一样；黄河虽然转了弯，它还是源远流长，并没有也不能割断的。新的地理形势促使黄河转了弯；新的历史条件促成了五四以来文艺、诗歌的革新。如果追溯源流，当然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新诗歌也不能不是继承着殷商以至明清的诗歌传统的。

朱契先生对它“视而不见”，朱光潜先生说它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正如同硬说风陵渡以下的黄河失了踪，显然是常识以下的错误。我们不否认世界进步文学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我们应该把歌德、惠特曼以及欧洲甚至日本诗歌对于郭沫若和他以后的许多诗人的影响加以充分估计；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没有从诗经楚辞到明清民歌鼓词的传统，单凭“移植”，就能“新拓”出这么一个“支流”来，这是可以想像的吗？

公木不仅以雄辩的姿态对朱契、朱光潜的非难做了一一答辩，而且还从格律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规律；从“采用旧形式”、“创造新格律”、“新诗学旧腔”等方面，研究了当时对于学习传统的一些主张和做法。最后还说：

诗是情感世界的再现，它依靠现实的深刻的细致的锐敏的感受，缺乏了这感受，便失去了热烈的情感，因而也就塑造不出激动人心的形象。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求得认真的彻底的解决，只在形式上、在语言韵律上、在表现技巧上加油用力，那是枉然。脂粉填不平皱纹，口红留不住青春。古人也好，洋人也好，对于远离开现实，因而失去了热情的诗人，都不能救驾。我们必须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修养来研究、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但必定稳稳地立脚于今天的现实的新的基础上，否则便谈不到继承与发扬传统，只不过做一个模仿或硬搬的教条主义者而已——这里所说的教条主义在创作实践上便是形式主义。

公木的文章发表后，不料又引来了宋谋炀先生的批评。他在《长江文艺》四月号上发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的几点质疑》一文。文章是针对公木《谈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问题》而提出质疑的。随后，公木又写了《再谈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一一答宋谋炀先生》。这种争辩后来因为宋谋炀、沙鸥、公木等统统成了右派或准右派而停止了。在《光明日报》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郭沫若在当年12月15日发表了《谈诗歌问题》。文中具体地分析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着重批评了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贬低新诗成绩的倾向。他认为，“不是旧诗好，是有好的旧诗”，“能背诵，并不是旧诗的特性”，“新诗是起过摧枯拉朽的作用的”，“新诗并未抛弃中国的诗歌传统”，“不要认为凡是旧诗就可以当令”，并在文后喊出了“好的旧诗万岁，好的新诗也万岁”的口号。

这些争论和批评，热烈而不失分寸。同时观点相左的几位先生和被批评的诗人，也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文革”后大家重新“归来”之后，朱光潜先生每出一本书，都会赠送公木一册，公木出书后也必定送朱先生一册。田间、臧克家与公木先生更是时相过从，没有留下什么隔阂。

1993年8月14日，公木在石家庄参加“国际诗经研讨会”。大会期间接到晋东南师专于淑月副教授带来的同校宋谋炀教授的一封信。宋先生说到当年那场论争，说“我有点偏激，他是对的。”中国诗经学会《会务通讯》第3期 以《宋谋炀教授五十年代与张松如先生的论争》为题报道过这件事。宋谋炀1958年也划入右派，后来很坎坷。1978年起发表有关曹雪芹生平与《红楼梦》版本的论文，在红学界很有影响。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学进入了一个被称为“解冻”的时期。各种思想艺术派别的争论、冲突加剧。但是，中国文学界对这些情况的介绍并不多，只是到了1956—1957年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期间，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一时期，才有了有限度的介绍，并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思潮产生了一些影响。

长期没有发表诗歌的杜运燮，在１９５７年第５期《诗刊》发表了一首《解冻》，其中欢欣地说：

第十九章（3）

春风伸出慈爱的手，温柔而有力，推醒了沉睡的，抹掉不必要的犹豫。

使一个个发现新的信心而大欢喜。

吹过草根，吹过了年轮，吹过思想的疙瘩和包袱，在冰层上画图画，在脸上加深笑纹。

……野花没有被忘记，它也不自卑，迎风歌唱着丰盛的光和热，一个姑娘摘下一朵：“它陌生，但是也美！”

被遗忘过的犹豫的歌者，在这解冻的早春的天气里，也不禁有了自信的歌声。公木当时也有几句诗歌咏这解冻的早春天气，从他的诗中，却可以感觉到跟杜运燮的“解冻”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不安和忧虑的气氛……好，春天来了，粪坑也要解冻，要泛滥就泛滥吧，成不了什么大灾情。

但是，人们呀！

切莫说臭不可闻，挖一挖阴沟，原是最崇高的劳动：

挽起袖子来！

把这些脏东西排进地下道。

既然是我们门前的垃圾，就该归我们动手打扫！

第二十章（1）

第二十章内蒙说错话1956年６月，内蒙古作家协会成立。公木作为中国作协的代表前往祝贺。这次北国之行，他留下了多首描写草原生活的诗篇，而当地的民间歌手琶杰，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琶杰幼年时曾经在旗王爷府当奴隶，后改当喇嘛。琶杰18岁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擅长说唱好来宝，并且以说唱《旧世道》、《黑跳蚤》、《内蒙古颂》、《骏马赞》、《巴音敖包》等自创曲目而闻名，经他整理、演唱的《格萨尔王》、《江格尔》都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重要版本。公木听了他的说唱，非常激动，专门写了一首《听琶杰发言》。

随后，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工作会议上，公木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受到刚当选的作协主席纳·赛音朝克图和副主席玛拉沁夫、韩燕如、敖德斯尔等人的好评，还登载在《内蒙古日报》上，但后来他这篇讲话却引起了一些非议。

他说：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呢？我想，这是因为事实上它不是唯一的，理论上也不能说它是唯一的。如果硬说它是唯一的，不是降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把一切为大众所欢迎的作品都称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便是排斥一些不应该排斥而应该肯定应该欢迎的作品。二者必居其一。比如齐白石的画，比如昆剧“十五贯”，它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吗？如果说是，那恐怕太勉强吧？如果说不是，是不是需要批判它们，反对它们呢？那样做显然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认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我们就要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是绝对走不通的。

这样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合适的。他接着又说：

纵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它的历史还是很短的。在中国不超过三十年，在世界上从高尔基的《母亲》算起，也才刚满五十年。它还处于少年时代……这并不是妄自菲薄。这是说，它的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前途，它将走得最远。不过问题是：用它做为团结各种不同流派作家的旗帜呢？还是把它当做一根绳子，排斥别人、束缚自己呢？当然，我们应当采取前一种态度，只要分清敌友，除了反革命的背叛祖国的作家以外，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要团结一切作家；不幸的是在过去我们在实践中，在认识上，并不总是完全正确，而是有时是很有偏差的，我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做了一根绳子排斥别人，束缚自己。庸俗社会学的文艺批评，题材论的创作指导，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具体写法，而对于在思想上或创作实践上还没有达到或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则一律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当然是违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的。

他这样的表述，也是颇有异端色彩的。

第二十章（2）

不过，这篇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这样一段话：

五四新文学运动当然受了外图文学的影响，这是没有人反对的；不过把它看做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一刀两断，那是绝对荒谬的。难道没有屈原、司马迁、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柳永、苏东坡、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能够全靠外国进步文学就会在中国产生出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赵树理来吗？

在这里，他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公然把丁玲的名字排在了鲁、郭、茅的后面。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是通天的，公木这个讲话很快传进北京，引起一些风波。作协的领导郭小川还专门给他出面灭火。

据说苏联高尔基纪念馆就是这样并排挂着他们四个的画像的。丁玲访苏期间去这个纪念馆参观时，曾提出希望苏方把她的画像摘掉，但苏方没有接受。如果此时再联系不久前发生在中国作协的另外两个历史事件，就会了解公木此时的这种排列法是多么敏感。

1955年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而当时揭露丁玲的问题时，其中一条也是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丁玲曾反复辩解这件事并非自己的意思，当时丁玲已辞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职，她的秘书张凤珠告诉她这件事后，她立刻打电话给当时主持工作的秘书长田间，叫田间立刻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立即答应取下。其实，直接挂丁玲照片的并不是田间，而是所里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王谷林。他说：“照片是我安排人挂的，和丁玲同志毫无关系。”（后来王谷林也遭受惩罚，被发配到新疆二十多年。打倒“四人帮”后，王谷林落实政策，成了中国作协办公厅负责人。1986年3月15日，他亲自安排办事人员，把丁玲的遗像悬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的正中央）有了当时这样的背景，公木在代表中国作协发言时，还公然把丁玲排位文坛的第四号人物，引起风波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第二十一章（1）

第二十一章匿名信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随后大规模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群众运动的前奏。当时中国作协的实际领导是刘白羽、林默涵、严文井、KZ和阮章競等所谓“五人小组”，这“五人小组”中有的成员曾搬到公安部门去办公，编辑收缴来的那些“胡风集团”“密信”。这一工作和工作方式，后来被认为是成功的。某些中央部门为推动肃反运动开展，还请作协“五人小组”的成员前去作报告，介绍成功经验。

后来这五位负责人经过调整，增加了张光年、郭小川，去掉了KZ和阮章競。

在全国轰轰烈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中国作协又发生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因为这是在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丁陈”的许多问题都被归到肃反运动的轨道上去。

当时，丁玲和北京市文联的作家白刃到北京市郊西山农业社所在地四季青农村“体验生活”，与工作组住一个大院，睡硬板铺，吃窝窝头，喝白菜汤，一同工作，一块劳动，正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他们每天挨家挨户动员农民参加高级社。工作很难做，贫下中农们土改后分了土地，刚过了几年好日子，搞互助组、入初级社，土地、牲口、农具是自家的;参加高级社，土地和大牲口要归公，许多人舍不得！

有个星期六的下午，作协来了一辆小车，接丁玲进城，再也没有回乡。白刃参加完高级社运动，回机关听内部传达“丁玲反党小集团”的材料，心里莫名其妙。

许多回忆文章谈到这一历史事件时，都提到有封匿名信的问题，认为“丁陈”问题的发难，是从追查这封匿名信以及追查丁玲与胡风的“反革命关系”开始的。其实，在这封匿名信之前，还有一份材料，或曰揭发信，反映的是中国文学讲习所的问题。

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对丁玲调查，究竟始于何时？原中宣部的黎之在《回忆与思考——一九五七年纪事》一文中写道：“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这里说的“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党总支书记”是阮章竞。此时公木任中国作协党总支副书记，但不知是否因为他是文讲所负责人的缘故，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报告的事。

而这个报告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据当时原文学研究所工作的KZ给作协党组写的一份材料。关于这个材料，杨朔1957年6月6日有过发言：“党组根据了错误的材料。刘白羽说会前就提出了丁玲的历史材料，是谁？是什么？我以为KZ起了错误的作用。我今天认为康、丁有宗派情绪。KZ发言，我是警醒的。”KZ自己后来说，他写那个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团结，决不会想“整”丁玲，他更没有想到他反映的意见，后来会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所以KZ感到委屈。“他后来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并解释说，我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30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受害之谜考辨》）大约在七月下旬，由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

紧接着，中国作协停止了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从8月3日起，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机关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在这几次会上，公木坚持没有发言。凭着他的敏感和参加抢救运动的经验，他疑惑地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人主观上要把丁玲这几个人整一整的意思”。此时作为副书记，公木是参加作协总支工作的，但是总支却并没有开会讨论过丁陈及肃反问题，没有形成集体领导。这点在总支总结时他尖锐地提了意见。不过，提了也是白提。

这一系列会议刚开始的时候，规模并不大，内容也只是批判胡风这样的“老话题”，地点在作家协会办公楼最东边的一间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不小，有十来张办公桌，参加人员有二十多位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有严辰、白朗、韦君宜、KZ、李又然和公木等人。丁玲坐在靠门的地方，经常站起来?来回走走。这个会不动声色地开了两三次以后，规模逐渐扩大，人数开始增加，改在作协楼上中间的长条形会议室举行，那里可以容纳三十多人，由刘白羽主持会议，林默涵带领中宣部文艺处全部人员也来参加。这时开始追查一封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名义写给刘少奇的匿名信。

这封匿名信反映了对作协党组某些领导的不同看法。这封信由中央批转给作协处理。作协一些领导不是花力气去研究信中反映的问题真实与否，却把工作重心放在千方百计地追查写信人是谁。从信中的内容和措辞来看，写信的人对作协内部的情况非常熟悉，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封信是作协内部的知情人写的。作协有关人员（据说有丁玲、胡海珠、罗立韵等同志）根据匿名信的笔迹开始查找，他们从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档案中，取出每个人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把表上的字迹与匿名信一一核对。然而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

而整个“丁陈反党集团”，就从追查这封信开始，逐渐达到高潮。这封信本来跟公木没有什么关系，但后来却也出现在处理公木的相关批判材料之中。材料的编者还在信前加了按语：“公木两次三番说匿名信即使是陈企霞写的，也没多大错误，但匿名信事件是丁陈反党集团反党的一个重要阴谋。是中央交下来要查清的，现作为附件，供同志参考。”

第二十一章（2）

在关于公木的批判材料中，这封信的前边没有署名称呼，后边也没有作者署名。原样照抄如下，为历史留下一份见证吧：

我是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曾经参加过全国文联主席团的扩大会议，特别参加了对“文艺报”工作的检查和讨论陈企霞的处分的一些会议，我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我考虑再三才决定写这样一篇东西。我希望我们伟大的正确的共产党，特别是党的战无不克、英明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能重视我的这样一点意见。我主要是受了最近人民日报上所揭露的一些事件的影响，如：山西省阳泉市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食堂老炊事员李桂林自杀事件，太原钢铁厂焦部党支部书记王自生等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检举人张保桐的事件等等，使我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波动，我实在忍受不住，鼓起勇气来写这篇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吧，我认为：这次对“文艺报”工作的检查和对陈企霞处分的检讨中有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东西。我认为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应该存在的，已经发生了应该设法纠正。因为如果允许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形存在，它会伤害自己的同志，影响同志们的工作情绪，更重要的它会阻碍我们文艺事业的发展。虽然在公开的场合没人表示，但是背地里议论纷纷，怪话很多，对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怀疑。我在下面工作接触到这些，心中很难过，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些反映给我们的最高领导，设法纠正，挽回党的损失，这才是对党对同志负责。不过我也缺乏锻炼和缺乏勇气把这些公开的提出来。实在是现实文艺界的情况，不能不使我有所顾虑，公开提出也许得不到什么好效果，我提意见只为尽到自己爱护党的责任就算了。我相信共产党，我相信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有必要把下面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决不会因这些意见不是公开提出而被忽视。我的意见主要是这样：

“文艺报”工作的检查中陈企霞个人的错误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他反党反领导，甚至也有人说他反中央。我以为这帽子太大，没有更确切的事实根据。就拿有人说他反中央这一点吧！主要是指他对新人物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据我所参加的会议上，以及看到他写的文章，他从来没有主张写新人物必须写缺点，他更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论者。他所反对的是认为新人物的问题纠缠在能写缺点不能写缺点这种提法上是错误的，他只认为应该按照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写优缺点，他认为人物的品质是发展的并没有否认阶级品质。这是我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会上的发言中所体会的，我认为他的看法和中央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传达关于新人物的问题并不冲突。只能说他谈的还不够深刻，或说法不同而已，但总不能把这种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加上反中央的大帽子。这样的乱扣帽子，以后谁还敢大胆的发言和提问题呢？用大帽子压制勇于提出自己意见的同志，我认为是不应该的。何况他的意见并没有错，和最近一些苏联所发表的论文没有什么不同。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值得中央深入研究，纠正这种错误的诽谤。再说说反领导的问题。在中央的文件常常指示要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应该受到支持，当然不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借口不服从领导，但是也不应该把所有同个别领导同志发生争论、发生冲突，一概加上“抗上”、“反领导”的帽子。文艺界的领导事实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的，最近几年来，在文艺界重要的思想斗争的问题上，文艺界的领导机构莫有不是右倾投降的，总是在中央的鞭策和严重的监督下才能正确的展开思想斗争。但是我很奇怪我们文艺界的有些领导同志不以此种情况而痛心，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彻底改变一下领导作风，团结所有内部的力量，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反而常常利用这种情况来整自己同志，发泄个人的意气，个人的恩怨。据我所经历的和所见闻的一些事情来看，有些领导同志“勇”于对内（尤其是对下）却怯于对外，可以说没有一次对敌的思想斗争开始不投降右倾，起码也是麻痹的，这就会使人怀疑，这种反过来对自己同志去狠狠整整，是否是他用来掩饰自己向敌人右倾投降的错误。这实在是损害了文艺界的积极性，这样的领导就必然会使正气的东西产生离心力，是邪气的东西却产生了向心力。这种情况实在令人难以容忍。我很奇怪文艺界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揭露这些情形，我把希望寄拖给中央来研究。

上面的话也许是太过分，如果把事实摆出来看看，就不会感觉过分了。

第二十一章（3）

在最近几年来每一次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总是思想麻痹，犯右倾投降，党中央指出来以后，有的领导为推卸自己的责任，乱整别的同志，自己却很巧妙的躲开了。我以为中央对这样既缺乏战斗性又缺乏原则性的领导，所缺乏的情况和所处理的各种事件，应进行仔细、深入的调查，研究，更科学的分析。如：文艺界某些同志和领导不协调的问题，就不应该笼统的加上反党、反领导的以及严重的自由主义等帽子。更可以说明问题的如：“红楼梦”问题发生，陈企霞早已在休假中，他对这问题可以说没有直接的工作上的责任。接着展开对“文艺报”工作检查，在检查的时候，出现了阴谋家胡风混水摸鱼的事件。胡风大肆攻击“文艺报”，又有个别不够公平的，多少带有私人义气的同志，却在这种气氛下抹煞“文艺报”的成绩，夸大“文艺报”的缺点，把工作中一般性的缺点，都提高成为严重的原则错误，过分苛刻的对“文艺报”所有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陈企霞进行的批判。现在铁一般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胡风和个别人对“ 文艺报”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是恶意的。在这种情形下是需要重新考虑这样一些问题的。问题处理的不恰当，就应该想办法挽回重新处理，看起来好像陈企霞个人的问题，或“文艺报”几个工作人员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是有关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挽回党的事业所受到的损失。在有关于“文艺报”编辑部独立王国的问题，我认为也需要重新考虑。据我所知文艺界领导机构对“文艺报”的领导，主要是原则性战斗性不强。而现在反而来责备他们闹独立性，这也是很不公平的。据我听说，事实上“文艺报”编辑部的编辑方针和计划，以及日常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可以说做的比较好的。每年都有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工作检查，大的问题经常请示中央宣传部。举个例子说：就象“红楼梦”的按语，也是经过作家协会很多领导同志审阅和同意的。这样情形怎么能够光说他们是独立王国呢？事实上是领导上原则性、战斗性不够的问题，而不是独立王国的问题。有人说他们执行上级决定，只拣自己喜欢的，这也没有具体而明显的事实。有些东西没有执行好，也应该研究一下具体情况，是否是有些决定本身不明确，有些决定执行有困难事实上做不到，或有些是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在执行决定时努力不够……等等。

从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文艺界领导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个别领导同志缺乏原则性、战斗性、对敌斗争犯右倾投降，对自己同志打击压制。在人民日报所揭露的事件中，我发现党性坚强，据理力争，坚持真理的人们，当他们在被错误的领导机构和个别作风恶劣的领导同志压制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别指责为反党反领导，以及借用无组织无纪律等名誉，而使这些同志受到伤害。因之我怀疑某些同志向中央所汇报的文艺界的情况，究竟是否全部真实，到底能不能做到大公无私，不含保护个人的成分，把责任推给别的同志，夸大别的同志缺点的情形呢？敬爱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不能否认我们党对于胡适、胡风的思想斗争工作做得很好，可见我们也不应该在这样斗争中，让某些胸怀狭隘，作风不够正派的同志假公济私，进行报复，因而损害了党内的正气。

在对“文艺报”工作的检查过程中，我以为也还有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在某些领导同志带着个人义气的判断下，在胡风混水摸鱼的阴谋下；在“红楼梦”问题的影响下，我想这是难免的。问题在有人利用这种气氛，如胡风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再加上某些人仅仅是想保护自己企图过关，最明显的例子是冯雪峰（事实上这两年“文艺报”工作他应付主要责任，但他这次因“红楼梦”问题一压，对其他问题一概采取不负责任的躲避的手段了。）也有乘此表现自己，哗众取宠，大多数人不敢在会上说真话。因此就不免产生伤害自己同志的偏差。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熊复的传达，有些同志就借用中央的名义使问题紧张化。特别是不许辩护强迫“暴露”，只要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被认为不合乎党的要求，自由主义、温情主义，更错误的对有很多先做结论的判断，却不许当事人和知道情况的人起来说明。我以为这是不合乎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的。光根据我这个并不完全了解全部情况的人来看，熊复所作的中央的结论的传达报告中，有些帽子很大，却没有事实，有些事实却不允许当事人说明，或进行解释。

这里有些是事实不合乎实际情况的，而是把某些诚心捣乱的、捏造事实的、不健康的批评拿来拿来作为事实根据。这正象人民日报上最近所发表的“框子”和“事实”一文中所指明的那样方法（此文说的是总结工作，而这里却是为了打击同志），他本质是一样的。而另外有些事实完全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这些在检查开始时，如果是为了帮助一个同志进行更深刻的思想检查和反省，则指过眼，这自然还是不足深怪的，但是就用这样的方法，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事实来判断责任，来考虑处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是不公平，不科学了。我们伟大的党中央一向是反对偏听偏信的，主张实事求是的，主张与人为善的。我更相信中央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正确的，防止偏向，追求真理的。现在可以冷静的考虑一下，做出正确的结论，纠正以前的偏差。

在运动的过程中发生偏差是难免的，尤其是在文艺界自由主义的空气很严重，思想性、原则性、战斗性很缺乏的情况下，更是难免。何况随波逐流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这里还混这一些混水摸鱼、看风使舵、乘火打劫、对人不对己或对己太宽对人过苛的一些人，在当时的风浪中，产生凭着意气，实行报复就更所难免了。想起这些不能不使人寒心，我写此篇东西时情绪实在很激动，有的话可能不够恰当。但是我确是凭着党的利益，为党的文艺事业，而说出这些话的。我以为这次对“文艺报”的斗争运动是缺乏民主的。特别是文艺界党内外的会议中，那一种不容许辩护，利用一时的气愤和压力，完全是摧残民主的。而很多人随波逐流，看个别“领导”同志的颜色办事，以至追究责任，考虑处分时，根本就不准备倾听相反的意见，甚至都不允许解释和辩护（一辩护就说是反党反领导），这种摧残民主，自由主义很浓的空气，必须立即纠正。

在文艺界的领导历次对思想斗争的右倾投降，对自己内部不同意见的过火打击的情况下，

第二十一章（4）

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很有地位的作家在内，思想修养很差，精神状态低下的情况，我以为是彻底整顿文艺界的时候了，是对某些重大问题做明确的分清是非的时候了，当然，不能说某些敢于提意见的同志，他们自己没有缺点和错误，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应该进行批评。但是应该防止某些不正派的领导，为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利用勇于提意见的同志的缺点，夸大他们的缺点，对这些同志进行打击中伤。照我看来只有中央深入了解这些问题，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以上是我以自己的角度把所了解的事实提供给中央参考。我不能说我所说明都正确，但是我是有事实根据的，在作家协会工作较长的同志也都了解这些情况。我希望能有人深入进行了解，矫正偏差，挽回过去所造成的损失。

我写这篇东西，一方面是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害怕，这样的意见如果公开提出，在我所工作的小范围中，不知要受到怎样的责难呢！我相信我们英明的中央是会体会这种心情的，也会谅解我这种反映情况的方式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现在公木的批判材料中的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个“注”：“注：文中的错字及标点等，均按原文打印，未加修改。”

这封匿名信被认为是丁陈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的一个重要阴谋。虽然是匿名的，但从口气上推断，疑似陈企霞写的，不过陈企霞最初不承认。公木在读了这封匿名信后，认为匿名信虽然有错误，也还有几分道理——比如其中提到的关于新英雄人物问题，公木认为应该容许陈企霞再陈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在“红楼梦”问题发生时，陈企霞在休假中的说法……公木也觉得有可取之处。所以公木便认为作协领导（当时的五人组）把匿名信当作肃反资料，是主观主义。

这封信的作者，现在从一些当事人的记述推断，可能确实是在陈企霞授意或执笔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跟他关系亲密的周女士找人（有说是一位老秀才，有说是周女士的侄女）抄写之后投寄的。这位周女士曾与徐光耀一起在设于公木家乡的华北联合大学作过陈企霞的学生。

信的主要内容是为陈企霞辩护，说给他的那几十条帽子不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他觉得组织是攥在周扬他们这些人手里的，他要按组织一层一层地往上递的话，就交不到中央。从批判他的人的角度去看，他这是向中央告黑状，没有通过组织，就是反党行为了。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领导人宣布开展此项斗争的必要性时，与反胡风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丁、陈集团”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同盟军”，是被胡风集团认为可以争取、联络的“实力派”，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斗争。会议从追查这封写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开始，先是怀疑此信是陈企霞写的。又由陈企霞牵连到他的老上级丁玲，最后认定丁、陈二人“反党”，具体表现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当时，公木对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批评活动颇有看法，所以在会上冷眼旁观，却不肯发言批判。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16日第11次会议之后，有整整半个月没有开会，直到月底31日才开第12次会议。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陈企霞在8月19日被隔离审查，直到1956年5月22日释放，一共被“隔离”了九个月零三天。

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帷幕辉煌落下。整整一个月，揪出一个“反党集团”！

第二十一章（5）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初，公木参加了作协在当时的全国妇联礼堂召开的党组扩大会，在这次会上，传达了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以及作协党组呈送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向文艺部门传达。将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还结合为“小集团”来反党。作协领导人宣布要追查1933年丁玲被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还有陈企霞“可疑的”历史。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

第二十二章（1）

第二十二章肃李又然的“反”

当时的中国作协机关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心，可说是当时社会的敏感神经之一。在肃反——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的作协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反应尤为强烈。

与此同时，还有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追查。尤其是和胡风接触多的，在他主编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都要仔细审查，认真交代，可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中央文学讲习所的肃反负责人，就由公木担任。他面临的一个主要的肃反对象，是“丁陈反党集团”的第三号人物——诗人李又然。当年《人民日报》提到李又然的文章题目是：《效忠丁陈集团鼓励右派进攻宣扬托派理论（肩题）李又然是反党丑类的帮凶（主题）》。李又然专案组虽然先后换了几个人，但公木一直是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

公木因为跟李又然同在延安鲁艺被“抢救”过`，也算有些私交。1954年冬他到文讲所工作后，陈企霞曾经到讲习所来找李又然，李又然要蔡其矫请陈企霞吃饭，也拉公木去作陪，这是公木跟陈企霞第一次接触。当时陈已经因为《文艺报》问题受了处分，公木言谈中绝口不提处分的事。还想要陈企霞到讲习所教书，曾问过白羽同志。白羽同志说：“先让他下去，锻炼锻炼，以后可以考虑让他教书。”

陈企霞以托派嫌疑隔离反省之后，斗争锋芒转向丁玲。这时公木虽然不是被斗对象，却感受到很大压力。他后来在检讨中说：“暗暗想丁玲陈企霞至多历史上有些问题，怎么居然就成为肃反对象？觉得领导上搞过火了。于是我存在着疑惑，表面便采取观望态度，抵触情绪很大。当时思想的确是很复杂，很矛盾的。也曾努力想跟上。不过，还是抵触情绪站着上风。”

因为文讲所被批判为是丁玲的“独立王国”，这个小集团中的几条“大鱼”都是跟文讲所有关的。而被称为“反党丑类的帮凶”或者“丁、陈反党集团的爪牙”的李又然，是文讲所的正式教员。“他在文学讲习所五年期间，只勉强上了十课；而肃反以后这一年期间，一课也没有上过”的琐屑小事都被翻了出来，并且据说他的宿舍里挂满了外国裸体女人的画。这也成为当时人们批判他的理由。当时批斗的攻势是很凶猛的。连李又然在《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妻子刘蕊华也被株连了。有人贴她的大字报说：“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

李又然又名家齐，比公木大四岁。在法国就读的巴黎大学文科哲学系，是由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执教的。李又然对罗曼·罗兰十分仰慕，常读他的作品，并得到过他的帮助，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作罗曼·则兰。同时，李又然还为中共在巴黎和柏林出版的机关刊物《赤光》秘密撰稿。回国后积极参加革命的文化活动，从事世界语运动。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营救，险遭特务暗害。跟公木同年到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编译，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延安大学教员，1942年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鲁艺文学系跟公木一起工作过。“抢救运动”中文学系里有一位同志搞假“坦白”后获得“解放”，出来还鼓动其他同志一起“坦白”，但是李又然没有，甚至还因为这个挨过打。东北解放后他曾到哈尔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建国初期来到“中央文学研究所”任教。他个性较强，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按他的情况，当时的人们用那种错误的公式化的推理方法，怀疑他是托派，又被认为是胡风分子嫌疑，于是前后开了几次会，对他进行批判。最后硬把他算到了丁陈集团里边。随后是对他隔离审查。

作为单位负责人，公木主持了对李又然的批判，还写作了讽刺诗歌《灵魂腐蚀师》批判他，随后又奉命执行了对他的“隔离审查”。

但是对这场“斗争”，公木却不合时宜地“有抱怨情绪”，甚至“背后发怨言”，认为当时的作协领导“不和我们商量，就决定把李隔离起来，太草率”。而在对李又然的朋友、当时被打成胡风分子的诗人鲁藜的看法上，公木和李又然也有一些共同点。李又然在批判他的讲习所的干部大会上说：“我爱鲁藜，爱他的诗，爱他的为人，现在还爱，这是没有办法的。”这几句话，公木在场听了并不刺耳，反而暗暗有些共鸣。

由于李又然的“狡辩和顽抗”，激起了听众们的“愤怒”，大家都站了起来，而在那么“关键的时刻”，公木竟然完全跟不上，他仍坐在沙发，“感到突然，激动不起来”。这个例子，被他自己后来在检讨中用来说明为什么自己对李又然的斗争是软弱无力的。

在处理李又然的全部过程中，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公木的“右倾和动摇”。隔离审查李又然那天晚间，公木把他送进隔离室，作了以下的谈话：“延安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相隔12年。你对党的政策是了解的。我对你提出两点希望：第一、你要把所有的问题，包括同胡风的关系，同托派的关?，主动地彻底地交代清楚。现在全国解放了，任何材料都不难掌握，贪图侥幸是不可能的。第二、如果真是没有问题，也要趁机会清查一下自己同党的关系。过去12年间，太不成样子了。”今天来看，这样的批评已经很严厉了。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样说法却被认为是：自己并不是代表组织审处他的负责人，倒像是一位朋友的善意的忠告。

由于自己对这件事情有看法，所以这时公木表示只负责布置看管，却并不设法进行审查。宣称：作协领导掌握着李又然的材料，等他们来审查吧。这是一种消极对抗的态度。有一次舒群问他：“李又然怎么样？”公木竟然大声说：“现在不敢判断，反正我是宁右勿左。”

后来公木作为李又然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到公安部去查托派名单，结果没有找到李又然的名字。回到文讲所后很快就把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的帽子摘了。而在李又然和胡风的关系上，做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调查研究之后，随后也给李又然做出只是一般胡风分子的初步结论。既然原来扣在李又然头上的托派、胡风分子的帽子打了折扣甚至根本不存在，那么在公木心目中，作协领导发动的对李又然的斗争，就是一个错误。

1956年，肃反运动后期，中央政策规定：“对在运动中错捕错斗者查实后，要进行赔礼道歉”。

第二十二章（2）

95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关于肃反运动的总结和审查干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了“在运动中也曾经发生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错误和缺点”。“在最初的一个时候，对于斗争的对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这样就使我们的斗争初期曾一度较普遍地发生过‘左’的把斗争面扩大的现象。虽然这种危险很快地被克服了，但已造成了一些错误，斗错了甚至隔离错了一些人……。经过斗争、审查和甄别定案，证明他们都不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从结果上来说，对他们进行了斗争，搜查或者隔离反省都是错了的……。对于这些同志，都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对他们的最后结论，摘掉嫌疑的帽子，恢复名誉，并分别不同情况向他们解释清楚，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以此为根据，公木在文学讲习所内召开的肃反总结大会上，向那些误伤了的全部赔礼道歉，这包括：

张义安——错斗了她，给她戴了帽子，所以在公开场合，摘掉帽子，恢复名誉。

李又然——再三赔礼道歉。

王有钦——因为短期间曾限制过他部分自由，让他不要出门，不要回家，也向他赔礼道歉。

玛金、蔡其矫——本来只进行了思想批判，因为一度戴过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也赔礼道歉。

在文讲所的“肃反斗争”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是高冠英。直接负责审查高冠英专案的，前后换了三次人。只有公木是从头到尾负全面责任的。

高是文讲所人事科的科员，十几岁时在石家庄给一位罗某当过差，而那位罗某在解放后被认定是特务，罗在坦白的材料中说高冠英是他手下的情报员。可是查对高的档案交代这一段历史，只自称给罗某当听差。一时不能定案。文讲所的支部书记梁斌去调查一次，回来以后也定不了案。后来又派别人调查过几次，随后就把高的事情放了下来。允许他照旧参加支部生活。

公木认为当时高冠英年幼无知，时间很短也没有什么严重罪行。在党内受教育十年来，已经经过了考验。即使被开除出党，几年之后他一定还会重新入党的，所以对他的问题，公木只在党内开了两三次会，然后就单独依靠调查材料，个别谈话。始终没有把他的问题提到群众面前。甚至在高冠英被定了历史反革命案以后，在1956年秋天文讲所的总结大会上报告肃反成绩，公木向群众说：“我们单位出了一个在历史上做过特务的分子，属于五类反革命之一的性质。”直到此时也还答应高冠英本人的要求，没有公开他的名字。这同公木企图保留他在党内的思想是一致的。最后要开除高冠英的党籍，公木甚至还为他重新入党作考虑；开除了党籍，仍然把他列名在左派（1957年9至10月间），目的是表示：他虽然开除了党籍，表现还是积极的。

当时，公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重大错误”。反而自认为讲习所的肃反运动做得既平稳，又有成绩。按现在留存的文字资料记载，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

第二十二章（3）

肃反不是镇反，镇反对象是公开敌人，是社会渣滓，不会搞错，重判了也不可惜。肃反对象是暗藏的敌人，在自己队伍里，如不慎重，非常容易误伤好人。公木说：我有三次经验：（1）延安抢救运动，我被抢救过，尝受过逼供信的滋味，那次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2）在佳木斯东北大学，1947年春搞回忆运动。我在一个单位参加工作。整个运动完全重复了在延安抢救运动逼供信的错误，也产生了很大偏差。（3）这一次肃反运动，一开始就注意了反右防左，避免了逼供信，偏差最少了。结果还是错斗了一些好人，斗争面宽了。这是为什么？有错误的以为这是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如果用运动这么大的力量，发动调查研究，即用审干的方式来进行肃反，偏差可以预防，效果同样可以取得。

所以，李又然曾再三在会议上称扬公木。

在解除李又然隔离以前，公木曾向党组请示，今后是否让李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刘白羽说，研究一下再说，先不决定。而作协另一位党组领导黎辛则非常坚决地表示用不着再研究，既然没有开除党籍，当然要过组织生活。他说话时，还流露出嘲笑的神气。然后，就这样决定了。当时公木认为黎辛办事很公正，能坚持原则。私下对他很敬佩。

1956年5月11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中国作协肃反领导小组，已经查清陈企霞和李又然没有反革命问题，解除对他们的隔离审查。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和审理予以否定。 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接着“丁陈集团”搞过一次“反扑”，陈企霞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况不符。李又然当时也显得很精神，每次开会他都提前到场，还特意穿着西服，打起领带，独自一人早早地坐在会场上，不言不语地等候着。人们说他突然“神气”起来了。

第二十三章（1）

第二十三章监视蔡其矫中国作协肃反高潮期间，在东北大学曾经跟公木做过同事的作协秘书长张僖忽然在深夜拨通公木家里的电话，传达作协 “五人小组”的通知，让公木赶紧连夜去监视诗人蔡其矫先生：“注意他一不要逃跑，二不要自杀。”

因为此前发生过诗人TJ跳北京后海自杀的事件（水深仅仅及腰，后被救），所以收到这样的紧急通知，公木十分紧张，以为蔡其矫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夜也没有敢睡觉。赶紧离开自己在北京紫竹院附近化工学校宿舍的家，叫上单位保安人员一起赶赴蔡其矫的住处进行监视。而蔡其矫本人那一夜却照样睡得美美的。

第二天，公木赶去问作协“五人小组”：有什么材料，有什么问题？

等事情弄明白了，公木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原来就是在白天的大会上揭发出了一封蔡其矫与陈企霞的通信。而且信是后来由蔡其矫自己拿出来交给五人小组去作参考的。

仅仅是这么一封信，就被这样折腾了一夜。公木质问作协领导说：因为这么点事情，怎么就会怀疑一个老同志逃跑或自杀呢？后来公木把这件事情当作笑话跟朋友们讲，并怨气冲天地说：“这是太不镇静了，草木皆兵，把党内问题，一律看作敌我矛盾。这种领导，怎能不犯错误！”大家听了都觉得非常可笑。

后来刘白羽在一次会议上为隔离陈企霞说是“怕陈企霞同志自杀，所以隔离并逮捕了他。”公木当众又重新提起了奉命监视蔡其矫这件事：“这可以想见五人小组领导思想的混乱。我记得当时还用电话通知我：注意蔡其矫同志一不要逃跑，二不要自杀。闹得我一夜没有敢睡觉。今天回顾这些错误，都应该实事求是，以诚相见。我感到五人小组并不能与同志们以诚相见，往往用些小小的权谋。这是不好的。”

当时在讲习所的教员中，蔡其矫和玛金是李又然的好朋友，被认为是“李又然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成员。玛金是笔名，真名叫陈鹤南，也是位诗人，先后出版过《出发集》、《彩璧集》、《玛金诗选》等诗集。其中《风暴，我灵魂的音乐》、《唱给护路的小花草》等颇有名气。“五人小组”把玛金当作胡风分子嫌疑呈报中宣部，公木对此也公开表示很不满，写报告，提意见，表示不同意。

蔡其矫当时担任教研室主任，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曾经称李又然为旗帜，推李又然做模范。公木尽管出面组织过对蔡其矫的批评，但将批判他的调门严格限定在思想批判的范围内。这在当时，也是一种保护举措。批评之后，公木又特邀他一起赴长春东北师大和东北人大讲学，由诗人胡昭陪同去原始森林旅游。在往返旅途中谈得更自由且广泛，了解得便更多些深些。又陪同他到东北去采风。从东北回来，又支持他到福建、广东去旅行写作。

蔡其矫要去南方写生，需作协领导办理相关手续。他到作协机关没找到当时的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就向组联室的同志说怪话，指责郭小川并不是病，而是躲在家里写诗，不干工作。1957年6月25日，郭小川一上班就听到这些话，他当然很恼火，当即专门打电话把蔡其矫的领导——公木找去理论这个事情。这事后来还被郭小川写进了日记。

公木帮蔡其矫跟郭小川作了相关解释，又帮蔡其矫办好了去南方体验生活的手续。

蔡其矫在广东万山群岛体验水兵的生活，写出了著名的爱情诗《红豆》，他把爱情的永恒与美丽，和太阳、月亮、星辰的永恒与美丽并列，最后出现“太阳万岁！月亮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这样令人激动的诗句。这首诗刊载于《厦门日报》副刊和《星星》诗刊。不仅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批评和争议，一时竟成《厦门日报》副刊的热点。

公木和蔡其矫虽都曾在延安工作学习，但一直不熟，他们相识于1954年10月公木调任中央文学讲习所工作期间。蔡其矫先公木两年到所任教，主讲外国文学。二人一见如故，很谈得来。公木说蔡其矫总使他想到诗人天蓝：在鲁艺，天蓝帮他读惠特曼，还啃《资本论》，谈美学；在讲习所，蔡其矫也曾帮他读惠特曼，又钻唐诗，抠诗学。公木说：“分别于40年代与50年代，在精神和感情上天蓝、蔡其矫是我最贴近的朋友。”公木在全国青代会上关于诗歌问题的报告，便是在蔡其矫和沙鸥协助下准备的。蔡其矫为着教学需要偶搞译诗，有些欧美诗，特别是惠特曼的译稿，尤其为公木所嗜读。

蔡其矫在讲习所任教时曾费许多心血把唐诗宋词翻成白话，仔细揣摩；自己创作则坚决使用口语，而又有意识地向古典诗歌学习结构方法，学习谋篇手法。这就是说，他依照古典诗词译稿的样式进行创作，甚至把自己的诗篇也叫做“绝句”，叫做“律诗”，叫作“词”。其实所谓“绝句”就是四句体新诗，所谓“律诗”就是八句体新诗，所谓“词”就是分上下两段而又句法大略相同的新诗。这些诗?押大致相近的韵脚或不押，都是新形式，而的确又是从古典诗词中脱胎出来。比如：

第二十三章（2）

天空罗列着无数鲜红的云的旗帜，湖上却无声地燃烧着流动的火；归来的渔船好像从波中跃出，转眼之间它已从火上走过。

——《太湖的早霞》（见《迥声集》）公木随手把它翻译成了“名副其实”的绝句：

长空焱焱树云旗，湖上飘飘流火影；倏见渔舟穿浪归，飞桨拨火霜帆冷。

翻译过的文字虽然古拙，语意也不十分确切，但是公木认为它可以证明：蔡其矫同志在使用什么方法，在走着什么道路去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他的着眼点不是在词藻腔调上，而是在表现技巧上。

这可以作为他们当时友谊的见证。

1957年12月蔡其矫到武汉长江规划办公室，挂职政治部宣传部长，写了《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等诗歌。第二年夏天回北京，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当时监视他“一不要自杀二不要逃跑”的公木，反而被推到被批判的“位置”上，蔡其矫作为跟公木关系密切的特殊人物，此时很快就被人们想了起来，被勒令回京参加公木的批判会，并根据组织的要求，写出全面的交代与深刻的检查。到了九月份，蔡其矫写出了一篇长达13万言的《我的交代与检讨》，并且打印后装订成册。其中说：“我衷心感谢党让我有机会参加对公木等反党分子的斗争，并由此受到深刻的教育。这个斗争不仅为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文艺队伍的纯洁有绝对的必要，而且对于挽救一切犯过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挽救像我这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也有绝对的必要性。通过这次斗争，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对别人和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思想，只有斗争到底而不半途而废，只有批判到底而不存半点姑息，才能真正把这样的人（包括我在内）从泥坑中挽救出来。”

不过，蔡其矫还是被认为是公木庇护下的漏网右派而被批判，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6年１2月20日，公木收到诗人蔡其矫感时而发的诗歌《赠人》二首。从诗中可看出诗人的生活概况：仍未找到理想的落脚之地，徘徊于北京和福建之间。尚未得到平反的公木，此时也只能以“天地有大美”来祝福和安慰这位独具诗才和气质，即使在痛苦中也燃烧着诗火的同路人。

第二十四章（1）

第二十四章与何其芳的争执1958年５月，公木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诗歌底下乡上山问题》。他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却惹急了何其芳先生。

据公木在事隔３０多年后回忆，何其芳先生当时很不高兴，说他“岂有此理”。这是因为，他在这篇谈诗歌下乡上山问题的文章中举例子时，说了何先生“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这样的话。

公木这番话引起何其芳先生的激烈反应。他认为公木这是“凭空给我加了一顶反对或怀疑歌谣体的新诗的帽子。这种无稽之谈应该辩明一下，其中有些真正分歧之处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何其芳为此于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晨４时为《处女地》杂志著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加以反驳和讨论。他说有同志问他在什么时候反对过民歌体的新诗？何先生说自己从来没有反对过。于是那位同志告诉他，那年五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公木有一篇谈诗歌的文章，说他“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

何先生为了证实自己并没有“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的“记忆可靠与否”，他说“翻出我一九五零年写的《话说新诗》，一九五四年写的《关于现代格律诗》来看了一下，我记得这两篇文章直接谈到过这个问题。结果证明我并没有记错。在《话说新诗》里，我说民歌体比五七言诗的限制小一些，可能有发展的前途，因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并且认为说书、大鼓、快板等民间韵文，对于农民群众和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群众是一些很可利用的形式，写得好也就是诗。在《关于现代格律诗》里，我再一次肯定突破了五七言诗的宇数整齐的民歌体可以作为新诗的体裁专一而存在，并且认为在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中间，民歌体和其他民间韵文形式完全可能比现代格律诗更容易被接受。这样的意见是不能叫作‘反对’，也不能叫作‘怀疑’的。”

何先生在这里换了一个概念，他说自己在这两篇文章中没有“反对”和“怀疑”过民歌体，但是并没有说自己在这两篇文章之前和之后的文章和谈话中是什么态度。

公木在延安鲁艺“抗战资料室”专门搞民间文学工作，和何其芳一起工作过，两人还共同编选了著名的《陕北民歌选》，何先生对民歌和歌谣体新诗的态度，公木应该是有印象的。但他将这种印象写进文章中去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由何先生所举的《话说新诗》《关于现代格律诗》这两篇文章而来。

当然，公木的这种说法也可能来自日常接触交流，没有文字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而且，也的确可能存在记忆上的偏差。不过，诗人食指（郭路生）前些年也曾在一篇访谈录里回忆，“何其芳不喜欢民歌”。他说：“我还到何其芳那儿找了很多民歌，何其芳不喜欢民歌，都让我拿走，我背了这么一摞子民歌到农村去看。所以我后来在乡下写了一些民歌体的诗歌，比如《窗花》：‘地主窗上冰花在／俺家糊纸花不开／红纸巧手细剪裁／一朵窗花剪下来／／太阳一出乐开怀／温暖穷人心里揣／地主窗上冰花败／俺家窗花向阳开。’”食指在上中学的时候，曾在他的同学、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的带领下，去拜访过何其芳，何其芳向他讲解过诗歌的格律，成为他的启蒙老师。所以他这一段话，从一个侧面可以证明，公木的说法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并不一定就是凭空“虚构”出来的“无稽之谈”。

公木认为“我们今天的新诗‘还没有走出知识分子底圈子’”，因而认为“每个诗人都必须学会歌谣体，必须大力写作歌谣体的新诗”，文章中有这么几句话：

陕西的王老九，内蒙古的琶杰，创作出了多少热情洋溢的诗篇？歌唱领袖，歌唱前生活，都得心应手，毫无滞碍。为什么他们就不曾感到歌谣体的“局限性”呢？所以，实际起“局限”作用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歌谣体”，真正需要突破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歌谣体”。

第二十四章（2）

何其芳为了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于是仿照这几句话来否认旧诗词的限制。他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古代的李白和杜甫、苏轼和辛弃疾，现代的毛主席和鲁迅，他们创作出了多少热情洋溢的旧诗词？描写过去的生活，歌唱新的生活，都得心应手，毫无滞碍。为什么他们就不曾感到旧诗词的‘局限性’呢？所以，实际起‘局限’作用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旧诗词。真正需要突破的，只是诗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不是旧诗词。”

何先生不是反证王老九等人的诗歌不是“得心应手，毫无滞碍”，或者反证出歌谣体有局限性的例子再或者列举出诗人不需要突破“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理由，而是又用了调换概念的办法，以旧体诗词来打比方。因为的确有许多诗人在用旧体诗词毫无滞碍地表现着今天的生活。可是，在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刚刚发表的给《诗刊》编者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当然就是何其芳先生的很有力量的反驳方式和理论武器了。

何其芳说：

“陕西的王老九也好，内蒙古的琶杰也好，不管他们主观上感到了歌谣体的限制与否，都是不能用来抹杀客观存在的歌谣体的限制的，正如不管李白和杜甫，苏轼和辛弃疾，他们主观上感到了歌谣体的限制与否，都不能用来为旧诗词的限制辩护一样。”

公木谈的是诗歌的下乡上山问题。说到下乡上山，即是说诗歌要到当时的农村和农民中去，他那篇文章谈到“农民容易接受什么样的诗歌；整个新诗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应该如何解决；歌谣体是否有限制”等问题。公木认为：因为农民容易接受歌谣体的新诗，所以真正“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歌主要还是歌谣体。何其芳先生同样用了改换概念的办法来反驳说：

“农民长期习惯于歌谣体是事实。然而总不能否认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也是诗歌的对象吧。今年四月号《诗刊》上发表的工人同志关于诗的形式的意见，就并不一样……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能证明在工人中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歌谣体以外的新诗吗？就是农民，由于文化革命的到来，他们的文化生活将越来越丰富和提高，也不会永远只是能接受歌谣体的。”

在反驳文章的结尾，何先生说“我的辩论暂且到此为止。我愿意倾听公木和其他同志的不同的意见。”但是因为公木很快就戴上了“右派”帽子，并接受批判，自然再也无缘发表“不同意见”了。不过尽管公木当时不能发表文章了，何其芳先生这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还是在诗坛上引来很多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诗刊》、《文艺报》、《萌芽》、《处女地》等媒体相继发表了张先箴写的《谈新诗和民歌》，宋垒写的《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分歧在这里》，沙鸥写的《新诗的道路问题》，萧殷写的《民歌应当是新诗发展的基础》，陈骢写的《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几点意见》，曹子西写的《为诗歌的发展开拓道路》，李根宝写的《不是形式限制问题》，田间写的《民歌为新诗开辟了道路》和张光年写的《在新事物面前》等文章反驳何先生的观点。

从这些不同的文章，可以了解当时不同的观点和文风。

第二十五章（1）

第二十五章痛批刘绍棠1955年春天，中国文学讲习所转过来一位少年才子，这就是刘绍棠。他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一方面却又忘情创作，所以他想到了“退学”。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坚决不同意，两次把刘绍棠叫到家里劝说、批评。后来闹到高教部。才允许他转入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学习。

刘绍棠并没有在文学讲习所读完三年学制。1955年10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组织干部奔赴各省帮助工作。刘绍棠参加中南分团去了湖南。到1956年3月，刘绍棠已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此时他已出版了4 本书，收入情况如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 万多字，每1000 字15 元稿酬，印了63 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 字45 元，收入1800 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 万多字，每1000 字15 元稿酬，印了4 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 字30 元，收入2000 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04 万字，每1000 字18 元，印了68 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 字54 元，收入5000 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 万字，每1000 字18 元，印了10 万册，四个定额，每1000 字72 元，收入8000 元左右。

只这4 本书，他的收入已达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入的5 ％交党费，但不纳税。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 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4 角多，一斤猪肉6 角。他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 间，厨房1 间，厕所1 间，堆房1 间，并有5 棵枣树和5 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加上私下增价500 元，也只花了2500元。

当时的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事闹得很大。据公木在文章中的记述：

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刘绍棠就已经露了苗头，表现出作风轻浮和品质恶劣。他和几个气味相投的“青年作家”凑到一起，大言不惭，互相吹捧，自我陶醉，诋毁老作家，自命为“北京派”。对于会议上许多文学先辈苦口婆心劝告大家要戒骄戒躁、苦练勤修，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冷嘲热讽。会后又连续写了一些思想反动、感情阴暗的作品，像歪曲现实具有浓重反党情绪的小说“西苑草”、“田野落霞”等。关心他的同志指出这一危险倾向，反而招致他的抱怨：“我虽没有受到批评干涉，但常听到很多忠告，这对我也是压力。” （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可以推心置腹的几个好朋友面前，他常摇晃着脑袋，撇着嘴角说：“受不了，善意的警告太多了！”这就是他对组织对先辈教育与帮助的态度。

1957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他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批评。而作为中央文学讲习所跟刘绍棠有师生关系又负责作协青年作家工作的公木，也撰写了万言长文《堕落的脚印，沉痛的教训》。

这篇文章由作协铅印散发，同时又以《人奶怎么培养出了狼孩》为题，刊载在《文艺报》上。

文章一开头，公木就痛心地说：

第二十五章（2）

说：

“青年诗人刘绍棠才二十二岁就堕落为右派分子了。刚解放那年，他还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不过十三岁，站在成人的饭桌前，必须踮起脚尖，才能扒到饭碗。”

但是，公木批判起来却并不留情：

“两年以来，他横冲直撞，像盲人瞎马一样，自陷于没顶的泥潭中。为什么毁灭得这样快呢？让我们查询一下他堕落的脚印吧，这是有好处的。”

公木接着说：“首先这对于广大的青年文艺爱好者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足以作为前车之鉴，是有好处的；其次如果刘绍棠果然能大彻大悟，幡然悔改，也可以从中找出自拔之路，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历数刘绍棠的罪状：

第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刘绍棠年纪虽小，可是反起党来，却那么凶恶，那么狠毒，岂是偶然的吗？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便是他反党思想的基础，这种反党思想的基础是长远而深刻的。第二，过早职业化、脱离生活脱离斗争。

刘绍棠悬在空中，全无现实感，只凭他空虚的灵魂和贫乏的想象，胡乱写出些像“西苑草”、“田野落霞”等一类作品，思想反动，感情阴暗这且不说；语言也是粗糙的，风格也是拙劣的，哪里有一星星天才的火花儿在闪耀？生活的源泉枯竭了，天才的火花儿也就熄灭了。这是千真万确的规律。天才不是什么莫测高深的神秘玩意儿。既然不爱工农劳动群众，又瞧不起工农劳动群众，高高在上，说长道短，不是“大众化”，而是“化大众”，怎么能够不成为毒草呢？第三，破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他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荒谬地割裂为“纲领性的部分”和“策略性的部分”，并狂妄地宣布：“其中有的已经不适用了”。这些也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现。

刘绍棠往自己脸上贴金，把这些胡言乱语称作“独立思考”和“独创见解的探索”。是的，“独立思考”和“独创见解的探索”都没有错。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思考”和“探索”。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它们确乎是“独立”和“独创”的了；但是，它们也不全是刘绍棠自己“发明”的，难道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毁谤苏联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歪曲我们的社会生活，说在党的领导下“创作不自由”……等等，不都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滥调吗？不都是近年来国际间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泡沫吗？

一个严重的个人主义者，又从不曾经历过生活斗争的锤炼，在文艺思想上接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不是合情合理、一点也不奇怪的吗。这就是刘绍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形成的过程。

公木随后还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组织和领导。这样不知世故的批判，也可以说为他自己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他说：回顾一下他堕落的过程，我们作为文艺战线上的工作者，也应该深思深思。严格说，刘绍棠还不能算做成人，刚刚摘下“红领巾”，匆匆戴上“黑纱帽”，变化得实在太快了。对于少年犯罪，成年人总应该更多的想一想。当刘绍棠要做“自由鸟儿”，无拘无束，飞来飞去的时候，他所属的组织实际上并没有以严肃态度管教他。刘绍棠这棵幼苗，固然自身生了米虫，蛀丧了生机，而从公众甚至领导方面，也的确伸来了为数可观的“善意的手”，为了帮助其生长而大力加以提拔。——虽曰爱之，实则害之，其成效，其结果，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刘绍棠自己检讨说：“走资产阶级道路，对我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痛苦的，用不着思想改造；走无产阶级道路，则必须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必须要使自己的感情、趣味、利益去服从无产阶级。因此，在两条道路问题上，我很轻松愉快地选择了资产阶级道路。”公木因而开始质问：为什么人奶竟然真是喂出狼子来了呢？“我们的态度是面向困难，克服困难，在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的工作上，更坚定地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号召所有的文学青年，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彻底改造，首先能够做一个革命的人，然后才能做一个革命的作家。”他说：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自己的灵魂里却往往容易蒙上尘土，生出蛀虫来。结果，当不成灵魂工程师，反而变成为灵魂腐蚀师。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这是关系着工人阶级文艺队伍的建立的重大问题。从刘绍棠的悲剧中，我们应该得到深刻的启发，吸取沉痛的教训。

最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1957年8 月划右前的1年4 个月，刘绍棠一直致力于50 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10 月1 日国庆节出版，印数10 万册，其中5000 册是精装。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 万元。刘绍棠还打算获得这笔稿费后深入生活10 年，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长篇小说。他还想花5000 元在生身之地的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10 年内虽然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可没等《金色的运河》见书，就被划了右。《金色的运河》被装在一个棺材形状的木匣里，从印刷厂退了回来。他将这部50 万字的长篇小说埋在院里的第三棵枣树下。1962年摘掉帽子，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向他要这部稿子，他拿起铁锹开挖，木匣已经腐朽，稿子已成烂泥……可就在刘绍棠划右后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公木自己的头上也压过来一顶右派帽子，批判的罪状中，“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词汇也是铺天盖地。

第二十六章（1）

第二十六章北京城里开大会公木１９５７年痛批刘绍棠的文章中披露，“据北京市文联统计，参加去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代表中，堕落为右派分子者约占15%。”公木说：“这不是个很小的比例数字，因为那次会议正开在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之后，而所有代表都会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时间刚刚过了一年多，就起了这么大变化，难道这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吗？”这的确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因为披露这个数据的时候，反右斗争还没有结束。到最后，这个比例肯定还会增加。 现在，话题还回到刘绍棠当年大闹的那一届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北京图书馆1956年5月12日曾请公木去该馆就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意义与成就作过一次讲座。据北京图书馆群众工作组编印的公木发言记载：1956年3月15日至31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男女青年文学创作者499人（中国作协《创作通讯》记载是497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工人、农民、企业职员、机关干部、部队官兵、教员、学生、记者、编辑等业余青年作者占百分之八十二。到会的除汉族青年作者外还有维、蒙、回、藏、满、朝鲜、哈萨克、僮、苗、克尔柯兹、布依、达呼尔等兄弟民族的青年作者五十五人。

这些青年作者大都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一般不超过四五年。仅北京代表团即由49人组成，包括邵燕祥、邓友梅、刘绍棠、王蒙、林斤澜、葛翠琳等。正如公木所言：他们是热情蓬勃、英姿焕发的青年歌手。他们来自各种斗争的岗位上，他们各自从肺腑里发出饱含着深情的声音，合唱出新世纪的乐章。

这个会议的召开，是作家协会工作中的重要事件。公木作为此次会议的秘书长，从1955年10月起就集中力量准备，并具体领导、组织了这次会议。国务院为这次会议批了3万元钱。这点钱仅够一个星期的食宿，好在这个会是和老领导胡耀邦负责的团中央合办的，团中央无偿提供礼堂作为会址。后来通过公木等人的协调，在总工会的招待所优惠下，安排了与会人员的食宿。

在会上，许多作家针对如何深入生活、如何提高艺术创作技巧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作协有茅盾、周扬、刘白羽等讲话；团中央方面有胡耀邦、冯文斌、项南、徐惟诚（当时团中央候补书记）等讲话；还有总工会的负责人、社会名人许广平等讲话。苏联作家、“金星英雄”作者巴巴耶夫斯基作为该国《文学报》特派记者也在会上谈了他自己的创作经验。自3月9日起，大会按照文学样式分组讨论。公木和马烽、张光年、袁文殊、陶钝、袁鹰、杨思仲等分别参加各组，就诗歌、小说、戏剧、电影、曲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等方面作了中心发言。公木发言的题目是《关于青年诗歌创作问题》。

小组会告一阶段后，赵树理、陈其通、袁水拍、陈荒煤、冯雪峰、夏衍、冯至等及青年作者二十余人在大会作了发言。老舍还就《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和《关于语言规范化》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最后由胡耀邦和周扬做了发言。大会闭幕后，周总理为青年作者和参加全国话剧会演的话剧工作者做了关于培养文艺界的新生力量的报告。周总理带着文教秘书康英到来的时候，五百多人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周总理微笑着与大家打着招呼。这时有人提议让总理绕场走一圈儿，使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总理。于是总理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完一圈儿，并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代表亲切握手。会议结束后，六十余名代表留下来参加讲习所第三期学习。

公木在大会所作《关于青年诗歌创作问题》中表扬了未央、胡昭、张永枚、韩笑、布林贝赫、曹俊、牛成明、李学鳌、温承训、樊福庚、邵燕祥、雁翼、严阵、苗得雨、何理、顾工、梁上泉、白桦、闻捷、周蒙、美利其格、凌永宁、铁衣甫江、韦其麟、石方禹等20来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他说，从这大概的轮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大批有才能的诗人正在成长着，有的已经成长起来了。在祖国目前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而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中，他们组成了诗歌的行列，热情蓬勃地参加了建设和斗争，并且给读者以年轻火热的振奋鼓舞的力量。

另外，他还对一些年轻诗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诗人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懂得和做好更多更多的事，熟悉和理解更多更多的人。要把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很好地配合起来，统一起来。井底之蛙难以触到时代的脉搏，而飘浮的游丝也经不起风浪。青年诗人在创作上存在的主要缺陷，也正是由于对生活拥抱不够紧、经历不够多、理解不够深而产生的。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当时都批评了谁，批评得是否准确：

第二十六章（2）

未央写《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写《歌唱你，祖国的十月》，就显得不够有力。前者几乎是一些概念的堆积，后者拉得很长，却露出空虚。他缺少更丰富具体的生活实感，这给他造成很大的局限。诗人说：“每年十月，对着你雄伟的步履，我像小孩子似的，睁大着眼睛”，而下面却举不出在每个“阶梯”上的有代表性的有本质意义的事实。写诗不是写历史，需要概括集中，不需要把重大事件逐年登记……诗人是需要通过形象唤起读者同样的感触的。

张永枚的创作所反映的生活面不够深，这使他的才能还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往往免不掉噜嗦累赘的缺点，有时只写出一个优美的情节，却不能深刻地显示出事物的本质意义。我们可以举出《洗衣队》和《五眼井水》两诗作例。前一首写到“张大娘，李二妈”，就完全是概念化的了，比如“就像战士们擦枪杆，半点灰尘也不留”，老太婆嘴里怎么能说出这种语言？后一首到直接描绘“未婚妻”与“边疆战士”的精神面貌时，就只剩硬梆梆的抽象议论了，比如“为了我们的爱情，为了祖国的光荣，我会忠实自己的职责，祖国的一滴水也不让敌人尝！”这种对话是没有感人的力量的。这是生活浮泛不够深入的表现。

最近，在《中国工人》（第二期）上刊载严阵的新作：《下班钟敲过以后》。这是一首完全由臆想出发，没有一点生活内容的诗。诗中的生活图景当然容许通过想象来创造，但是却不能像这样把零件拼凑成一架机器似地来拼凑，这里的零件就是概念。堆积概念，脱离生活，缺乏真实的感情，诗中的人物形象就如同纸扎的人，是不可能感动读者的。硬挤出诗来，就难免产生像这样没有生命的作品。

我们还想论述一下另一青年诗人邵燕祥。在他相当多的诗篇里，也存在着空泛和草率的倾向。他的诗有一种青年的豪迈气概，这是可贵的；不过在他歌唱建设者的诗篇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总是和工人还隔着一层。无论诗人直接出场，还是隐身在幕后，人们仍然会清晰地辨认出：这是一位洋溢着热情的知识青年的声调，即使用最强音喊出“我们！”——“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我——们”，“我们，正是我们”，“我们，我们，正是我们！”……但是工人自己是不会用这样的口气说话的：“我们是时代的骄子，伟大的后人的先人。”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二月号）上的《大雪飘飘》，也使人感到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诗人似乎并没有被沸腾着的农村生活现实所感染，因而也不能感染读者，诗中所写的完全是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推理”出来的图景。必须指明，这是不健康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将会陷进形式主义的迷宫里。这是一条死胡同。就在这胡同口上止步吧，并且及早转回身！诗人的岗位应该在沸腾的十字街头。

诗人的精神刀锋不够犀利，剥不开生活现象的硬壳，把捉不住事物的主流或本质意义，这就大大降低了诗篇的感人力量和教育作用。让我们举苗得雨的诗作例吧。苗得雨的诗，大部分都是拖长拉沓，表面叙述，很少富有思想力量的诗句，不能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密植玉米丰收》一诗，长达123行，只讲了密植玉米的操作技术：增施十五斤过磷酸钙，捎带一车净麦粮。这些宝法才得来，专攻粒结大棒。如果作为农业技术常识讲话，那是可以的；但作为一首诗发表出来，读者也就有权利向诗人发问：你打算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最近，我们看了一些年轻诗人的手稿，更多的诗是缺乏有力的深刻的思想。这缺陷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比如，小学教师丁霖，在他的手抄本里有不少像下面的作品：

晴朗的四月的深夜明亮的银白的月光我躺在床上窗口吹进来一阵诱人的芳香这是什么花在夜间开放我从窗口看去一片白茫茫的月光我走到外面想找那放射香味的树香味像突然消失了只有风吹叶子沙沙作响我重又躺在床上窗口又吹进来那股香味再看去，还是那银光盖着大地我猜想是一棵紫丁香——《我猜想是一棵紫丁香》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六章（3）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看作是诗人的一种感觉，也是莫名其妙的；如果说是诗人在传达一个印象，也还是模糊不清的。读过之后，猜想不出诗人为什么写它，不能了解诗人想说明什么。在诗里面，如果没有广阔的概括，没有感人的句子，只表达一个转瞬即逝的个人的印象，这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作为一个印象也还不够明晰。很可能作者曾读过一些在敌伪统治时代泛滥在报刊上的无病呻吟的滥调，这影响是极不健康的。作者另一首短诗《在紫丁香下面》，也是四节十六句，前三节的内容是：“在……宿舍前面，有一片翠绿的竹林，紫色的丁香花儿，伴在它的身边”，诗人很想“折上一枝，放在我床前”，最后一节是：

那坐在竹林下面的青年在思索什么那枝头上飞着的小蜂怎不敢落下来我决不能去折这大家所爱的花朵但我想那怕站一会在这紫丁香花的下面（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黄昏）这诗也是思想贫乏，感情空虚。什么动机推动着诗人写出这几行诗句呢？如果说用意在提倡爱护公共财物，那就太简单，如果说还象征着什么，那么，是什么呢？

像这样的作品，在报刊上纵然不多见；但是从大量的手抄稿中看，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仅仅是传达这种或那种感觉和印象，描绘这种或那种图画和场景，没有时代的影子，没有明确的思想，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学习写诗的人，如果从这种写法开始，那就是从起点上就误入歧途了。这说明作者还缺少写诗的基本修养。

思想性不单单取决于题材或主题。也有的接触到了重大的题材和迫切的主题，但像一壶微温的水，诗人却无力把它煮开，这还是诗人心灵的火不旺的表现。比如，曾写过许多好诗的青年诗人鲍明路，最近写了这么一首诗：

任你用什么计算器也难于计算出来这十分钟我们的祖国究竟往前飞了多少里就是最高明的摄影师对于一天一个样儿的波澜壮阔的场面也将会感到无法拍摄凭你是精明的记者拿着小本本到处跑也不能一条条记下所有珍贵的消息明天的历史教科书将会这样告诉孩子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月祖国飞到了社会主义《飞》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诗中讲的是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题材是重大的，主题也有迫切的政治意义。但是，在这样的题材与主题面前，却显露了诗人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前三节只论述了祖国在飞跃的变化，却没有指出什么时代特征，一般说在任何时代，远自周秦，近到民国，祖国都在不停止地变化着，历史学家讲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那只是相对的说法。巨细不遗，全部记录这变化，那是不可能办到的，摄影师和记者当然不胜任；自然更不是计算器所能计算出来的了。所以这些诗句所讲的只是些二加二等于四的道理，读者不能从中更多知道些什么。到最后一节，诗人作了一个并不算正确的判断：“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月，祖国飞到了社会主义”。这是对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歪曲，很难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完成了。在“明天的历史教科书”上，大约也不会“这样告诉孩子”吧。这歌颂是无力的，缺少思想性的。

在前面我们曾论述过抗美援朝运动对于我们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有许多令人惊心动魄的诗歌曾经从朝鲜战场上产生出来。但是，他们也读到过一些坏诗，其中有这样一首：

第二十七章（1）

第二十七章公木和公刘网上流传着苏轼、秦观、黄庭坚、佛印的一道酒令：要有一种花落地无声，接一个与此花有关的古人，此古人又须引出另一个古人，前古人问后古人一件事，后古人要用两句唐诗作答，此令要通篇前后串联，不能硬凑。比如苏轼令：“雪花落地无声，抬头见白起，白起问廉颇:为何不养鹅?廉颇曰:白毛分绿水，红掌拨清波! ”

有位自称叫“偶尔读书斋”的网友据此格式也撰了这么一个酒令：松花落地无声，抬头见公木，公木问公刘：新诗可能酬？公刘曰：天地玄黄宇，赵钱孙李周。

网友这个酒令很有意思。估计是对诗歌界很了解的人士才能撰得出来。如果公木真的对公刘发问，也确实是一言难尽。

公刘是笔名，或者出自《诗经·大雅·公刘》。1949年公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奔赴大西南，估计此时也唱过公木作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吧。他1955年调北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发表过《五月一日的夜晚》、《运杨柳的骆驼》、《上海夜歌（一）》等。1954年《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公刘执笔整理的根据云南路南彝族民间的爱情神话改编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影响较大。

公刘本姓刘，比公木小17岁，和公木不是一代人。把他们最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虽然都被打为右派，但是因为有先有后，所以也就留下了黑色幽默。1958年第二期《诗刊》的第100至108页发表的《公刘近作批判》非常有名，而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即是公木先生。公木的批评语言尖刻而严厉，自然也有上纲上线的地方。

1956年，公刘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写了《禽兽篇》。另外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写了一些爱情诗。《天上的繁星千万颗》还大胆地涉及了“命运”问题。公木的批判，即以这几首诗为靶子。说他“感情空虚阴暗”“颓废哀伤”，“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个人主义的贪欲与野心”……而就在公木先生的批判文章刊发的半年之后，1958年9月11日第17期《文艺报》即刊出一篇关于公木自己的批判文章。作者是文革后曾担任《诗刊》主编的杨子敏先生，文章题目叫《公木在谈诗歌创作中宣扬了什么》，直接给他贴上了唯心主义的标签。公木曾反对给诗歌创作贴标签，但他也给包括公刘等人的创作和观点贴过各种各样的“标签”，如今，轮到他自己也被别人贴标签了。重读他在1956年第23号《文艺报》发表的讽刺诗《标签颂》，真是感慨万千：标签飘飘，人心摇摇。或贴于背，或系于腰。//标签擞擞，人心抖抖。或贴于头，或携于手。//标签写止，人心怯止。彼贴人者，人亦贴之。好一个彼贴人者，人亦贴之啊。

杨子敏先生的文章说：“公木的《谈诗歌创作》从1957年8月1日出版以来，到今年3月已经印了4次，作者在这本书里热烈地赞扬了右派分子公刘、邵燕祥的诗，并且大量散布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可是，说公木《谈诗歌创作》热烈赞扬了邵燕祥的诗，还情有可原，但是说公木在这本书中“热烈地赞扬了”公刘的诗，却并不是事实。

在这本书中，公木的确提到了公刘，但却是对他的《西湖诗稿》中的一些不太确切的句子提出批评。公木是这样说的：奉劝诗人们必须慎重从事，万不可徒在形式上去追求酷肖旧诗词，如果缺少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学力，便纵有十分的才华，也难免坠入恶趣。我们仍然可以举出公刘同志的诗篇作例，他在《新观察》上发表的近作《杭州诗稿》，就只给人雕琢、破碎之印象，比如：

苏堤南北，白堤东西，垂柳依依，万缕青丝，根根风流，如何梳理？

——西湖绝句踏遍名山，掬遍湖水，都为了探访先贤遗迹。

——怀古（一）仰天悲歌，远望登高，胡尘滚滚，难见中原风貌；愿将“剑南诗稿”，换取汗马功劳！

——怀古（二）

第二十七章（2）

公木认为这里的“根根风流”“掬遍湖水”之类有生造的痕迹，不自然。如果说这样的批评还有点太温和的话，那么公木在《公刘近作批判》中的声音则是十分严厉的了。他批评公刘的“感情空虚阴暗”“颓废哀伤”，“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个人主义的贪欲与野心”，这和杨先生所指控的“热烈赞扬”是怎么也靠不上边的。

公木参与组织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没有公刘的身影。因为公刘当时在由胡风案件引起的机关内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不过公木的确曾在文讲所的课堂里称赞公刘，说他是艾青的接班人，“将来会有一个公刘的时代”。这话不知谁传到公刘耳朵里去了，他在跟别人谈话时也流露出这种意思。公刘被揭穿为右派分子以后，《诗刊》要公木写这篇批判文章，公木却又以此为论据，讽刺公刘自高自大，“声言要开辟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冠诸其上的时代”。不过，这也跟《谈诗歌创作》这本书没有什么关系。

但在当时，批判文章说你怎样，你就得承认怎样，因为你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这种现象，就像公木那首讽刺诗《爬也是黑豆》所言：

爸爸和儿子，一同来到谷场中，谷场上有一片黑咕隆冬。

爸爸说：“那是黑豆豆”，儿子说：“那是黑虫虫”。

儿子和爸爸发生争论，爸爸基于他的地位，他的当然是盛气凌人，理直气壮，“真理自然要一边倒！这用不着证明就可以肯定”

可是，儿子忽然高兴地大声叫：

“爬哩，爬哩！爸爸，你瞅，你瞅！”

爸爸不耐烦地勃然太怒：

“瞅什么？爬，爬！爬也是黑豆！”

“父道尊严”，或“官道尊严”、 “师道尊严”，刚愎自用听不进去一点不同意见，最后，只能背离真理。

客观地说，公木对公刘的作品是有共鸣的，所以他才在给文讲所的学员讲课时说到公刘会成为艾青的继承人之类的话。公刘那首《五月一日的夜晚》的最后一句是：“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这和公木1949年10月写的那首《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中的“多少年来，多少艰苦的岁月啊，我们在想念着这一天。人们啊，再没有哪一种刻骨的相思，会超过我们忠贞的渴念……”等诗句的意思是一样的。

公刘在这首《五月一日的夜晚》诗中，抒情主人公用的也是“我们”，显然是将自己当作革命队伍的一员，可是，他十来岁时逃难到了赣南，参加过“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的歌咏班，在歌咏班的表演中，遇见了观看表演的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由徐君虎引见而邂逅了时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副处长、后又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蒋对这个小男孩生出好感，遂嘱咐徐秘书支助这个失学小孩和另一同样情形的小孩进入中学读书。童年跟蒋经国短暂邂逅的这段历史，在1955年继反胡风运动后开展的全国肃反运动中，不仅难逃劫数，且是重点对象了。公刘的“特务”（有人绘声绘影写作发表了一篇小说）、“蒋经国干儿子”的莫须有罪案，再也难以逃脱，有口难辩。

公刘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打入另册，妻子抛下不满百日的女儿，背他而去，父母也经受不了命运的打击，先后辞世，只剩下女儿与他相依为命。在已经过去的那些艰难岁月里，公木和公刘像其他当年遭错整的诗人那样，屡经磨难，九死一生。至70年代后期落实政策，曾经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的一代诗人，已经都变成了体弱多病的龙钟老人，这的确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1978年，公木和公刘再次见面。彼此感慨不已。10月15日，胡昭、万忆萱和公刘一起去公木家里探望。10月15日 公木陪同诗人公刘、文艺评论家孙绍振会见吉林省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10月16日 公木和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肯陪同公刘等人观看了吉剧《包公赔情》、《燕青卖线》和《牡丹亭》。二十多年的劫难，并没有磨去诗人青春的激情和锐气，却为二位诗人平添了坎坷所留下的沉郁和深思。

第二十八章（1）

第二十八章星星诗祸1957年9月，一场虚惊。

这一个月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星星诗刊》第一页，是署名本刊编辑部的一篇《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一开头就说：“星星诗刊1—8期，为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白航所把持，篡夺了党对星星诗刊的领导，篡改了星星的政治方向。现在，星星诗刊编辑部已经改组。改组后的编辑部，对星星诗刊1—8期作了初步的检查，在这里，向星星诗刊的读者以及关心星星诗刊的同志和朋友们作一次汇报。”

其中将“初步辨认出来的”的“罪恶活动”时期“放”出来的作品，以“毒草、坏作品、带有坏倾向的作品”分成三个等级一一列举。而在举出来的不多几首“毒草”中，又说：“这里应特别提出来的是公木的诗‘怀友二首’（7期），这两首诗是在大‘鸣’大‘放’时，公木表示支持流沙河而寄给他的，原诗有这样的注解：‘去年九月，由武汉去南京，于江心轮上想起天蓝同志，他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已一年多没有消息，但我深知他决无问题，似有所感，因成此诗，今转赠流沙河同志一哂。’发表时，他们在注解上涂去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密语。很显然，‘怀友二首’是公木在为天蓝、流沙河的‘冤屈’鸣不平，又是给流沙河煽风。”

《星星》1957年1月创刊于四川成都，所确定的宗旨之一是提倡创作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和自由竞争。创刊号的《稿约》上宣称：“我们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绝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人们喜爱启明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性，可是，也喜爱银河的小星，天边的孤星。我们希望发射着各种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集到这里来，交换着灿烂的光彩。”可是，在政治气候变幻莫测的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稿约是多么不合时宜啊。后来，《星星》编辑部在反右派运动中全军覆没，所有的编辑都划成了右派。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星星诗祸”。而对《怀友二首》的点名批判，也成为公木卷入这场著名的“星星诗祸”的一个标志。被点名毒草的《怀友二首》写于上一年的8月。

那是1956年八九月间的一次盛会。全国总工会组织北方作家到南方去参观旅游，由吴伯箫带队，公木和蒋锡金还有穆木天、彭慧等一些在东北办大学的老朋友都有幸参加了这一行列，前后约20余天中，他们参观了太原、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共八九个城市。这些地方的工业建设和祖国山川、名胜古迹都大开了他们的眼界，好一片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景象！太原晋祠，吴伯箫写了一篇散文《难老泉》，后被选进语文课本。公木写了一首同题诗，也多次选入各种版本的新诗选集。此行公木还写出了《登雨花台有感》、《灯标船颂》等一大批新作。

他将万里长江比作一首“回荡有奇气，浩然赋伟姿”的壮丽诗篇。在长江江新轮上“默诵”着这首“大江诗”，注视着暗夜后的蔚蓝天空，慨然有感，挥笔赋诗，写下了《怀友二首》（又名《江上怀友》）。这位“友”，指的是诗友天蓝。此时天蓝在北京马列学院工作，因为胡风案的牵连，正在接受审查。

天蓝前几年去世了，生前他遭受了二十多年的厄运，死后也很寂寞。他原名王名衡。比公木小两岁，江西南昌人，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经吴玉章介绍去延安任鲁迅文艺学院教员。他的诗作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蓝诗选》只收了十九首诗，是已出的诗人自选集中最薄的一本了。

天蓝自称“是一个动手动脚搞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只是一名业余诗人”。他和公木在延安鲁艺曾经长期共事，彼此相知很深。尤其是延安整风审干时期“同被抢救，心怀不满，互发牢骚，就结成为朋友了”。若干年来，虽然不在一道工作，很少见面，偶尔见了面，谈起来意见也不一定相合。但是彼此生活中遇到坎坷，尤其受到批评处分审查的时候，总会从对方得到同情和温暖。这种关系，是很不寻常的。 1951年公木受处分，调工作，过沈阳遇到他，他就非常热情地招待、安慰公木，并且鼓励他向东北局写报告申诉。对这些，公木虽然没有当面致谢，但是私心里却是感激的。到1955年这一次，在马列学院肃反运动中天蓝受了审查，公木认为该轮到他同情天蓝安慰天蓝了。后来看到上海《文艺月报》上何家槐的文章，分析天蓝在延安写的诗都是有意识地破坏革命，瓦解八路军。公木不以为然。 1956年春，沙鸥告诉公木说：马列学院组织上并没有给天蓝做出胡风分子的结论来，现在有人喊他天蓝，有人喊他同志。可能只是思想问题。这使公木对何家槐的文章更加不满了。因此在从武汉到上海的旅程上，想起天蓝来，公木就写了《怀友二首》，还与同行的作家朋友穆木天、吴伯箫、彭慧等谈起天蓝所受的委屈，感慨万千：

其一

第二十八章（2）

我游扬子上默诵大江诗回荡有奇气浩然赋伟姿晚霞披丽采夜冥倾幽思满月凌波起孤星拂浪垂浮云三两片哪得掩清辉其二苍茫万里忆长安皓月沉江江浪寒逝者如斯水水水恍兮若梦烟烟烟涛声未已不眠夜霞光微明欲曙天眼看东方红日出任他冷雾浸衣衫回北京后，公木就把诗寄给了天蓝。天蓝很快回信，说：“我一切还好，请放心！”对公木表示感谢。以后又在电话中相约来看他。 1956年12月他来看公木，1957年春节公木又去看过他。四五月间他又来看公木，6月23日公木又到他家去过。每次见面都有三两个钟头。 第一次见面，天蓝给公木讲要给中央写信，控诉YXZ对他抱成见，打击他。公木曾劝阻他。后来他还是写了，并给公木来信说是要请公木看看。公木很关心他的工作，希望他快调到新的环境去工作，他说现在整风，我不走。他要何家槐给他恢复名誉。闹得不可开交。公木问HQF是否可以调天蓝到文学研究所。HQF派毛星去看他，打算调他，他不去。公木问他为什么？他说HQF授意何家槐整他。

至此，公木和星星诗刊还不搭界，直到他收到学生流沙河的一封信，事情才麻烦起来。

流沙河的畅销书《隔海说诗》的开头，写到自己在北戴河的一棵树下和青年朋友们谈诗，就联想到公木老师在文学讲习所给他们上课的情景。流沙河参加完1956年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然后留在文学讲习所学习了三个月。公木是他的辅导老师。流沙河在学校读书期间写出了一本诗集《告别火星》，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他谈起那些在明亮的玻璃窗内读诗的往事，满含深情。

可实际上，文讲所这段经历，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公木，并不都是明亮的记忆。比如1958年某次批判大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刘白羽就如此质问公木：“如果说流沙河这个右派是你指点成的，你怎么说？”

公木能怎么说呢？

第二十九章（1）

第二十九章把流沙河“指点”成右派流沙河从中央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告别了公木，登上回四川的旅程。就在南行的列车上，挥笔写下了题名为《草木篇》的五首小散文诗。即《白杨》、《藤》、《仙人掌》、《梅》和《毒菌》。文末原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56年10月30日”。这时，四川省的《星星》诗歌月刊正筹备创刊，全部兵马为“二白二河”，即白航、白峡、石天河、流沙河。创刊号急需诗作，流沙河便拿出《草木篇》。这样，1957年元旦，当《星星》创刊号面世之际，《草木篇》也就首次发表了。《草木篇》全文不足五百字，却使流沙河蒙受了20年苦难，同时还牵连到公木等许多人士。现抄录其中的两则，由读者诸君去评论吧：

白杨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仙人掌仙人掌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这一年，流沙河刚刚26岁。

可没想到，《星星》诗歌月刊创刊号面世仅仅十四天，《四川日报》上就出现了可怕的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到了1月17日，《四川日报》又发表了署名曦波的《“白杨”的抗辩》和《“仙人掌”的声音》，仿照《草木篇》的笔调，首次公开批判《草木篇》。文中以“白杨”的口吻写道：“可是你呵，写诗的流沙河!在鲜血绽出花朵，眼泪变为欢笑的今天，却把我当作你笔下的奴仆，曲解我的精神，任意把我作贱!”文中又以“仙人掌”的口气，发出呼吁：“我为什么发声，我为什么抗辩，请参看《星星》创刊号，流沙河的《草木篇》。”这么一来，《草木篇》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

此后，《四川日报》接连发表文章批评《草木篇》。流沙河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枪毙的。所以，随着批判的升温，也就开始上纲了，被认为是“站在已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上，“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有的文章甚至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的灭亡，充满了没落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

流沙河于是给公木写信，说自己犯了错误，请老师给予批评。公木马上就给他回信说：犯了错误，自己知道，注意改正就好了。《星星》上还是刊载过一些好诗的，并举了一首关于台湾的诗作例子。

5月16日，《文汇报》上发出一篇通讯，题目是《流沙河谈草木篇》，说流沙河写了《草木篇》，受到很大打击和迫害，行动被监视，书信被检查，也不敢再写诗，更不敢发表，寄出的诗稿也都追回来。公木从这篇文章中了解了流沙河的艰难处境，感到流沙河受了很大委屈，并认为“这太过分了”。于是1957年5月18日便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安慰他、鼓励他。

私人通信，随意挥洒，最能见人性情，我们现在不妨用客观的甚至挑剔的眼光审视这封信，看看公木这位革命诗人是怎么犯错误的。

第二十九章（2）

以下是这封信的原文：

流沙河同志：

今天读了文汇报所记你的谈话，很有感触。《草木篇》曾引起围剿式的批评，我本来知道；但批评的内容，我不很了解，因为不曾看过。这次读了你的谈话，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不奇怪。你可以从切身感受中，了解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怎么回事。这也算一段小小的阅历，在人生的径途上，这些都是免不了也不要企望避免的。——年终结账，它对你来说，仍然还是一笔收入。认识不能在温室里成长的。其次，对于那些猜谜式的批评，不要过分注意。你的文章不是照旧发表，你的诗集不是已经出版了吗？有些人猜谜，可能是由于主观主义，有些人猜谜也可能是由于迎合，人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周围左右，都有不少这样的同志，在其他方面，也许都是很好的同志，但是一遇到问题，便失去了科学分析的能力。——你回想一下：二年前当展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报刊上出现的某些诗评，不也是这样吗？上海的《文艺月报》还登过一篇对天蓝同志的文章，讲他的诗都是有意反共反人民反八路军的。天晓得！这不是白日见鬼吗？就是对于鲁藜的诗，所做的批评也基本上是不科学的。（沙鸥同志写过一篇，当然是应编辑同志的约请才执笔的。）那些批评，对中国新诗可以说是狠狠打了一棒，好处少，坏处多。因为不科学。对于胡风反革命的文艺思想，批评一下，当然是对的。对于某些诗人的作品，（我所肯定知道的天蓝与鲁藜，他们的诗都是在延安时写的，绝不是为了反革命才写的，纵然各人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思想，都可以批评）横加摧残，是对人民、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你这回也尝了尝这种滋味。

是的，不好受。但不必过分在意。凡是不公正的东西，转眼就会过去的。写那些文章的同志们，明白了这一点，心里也会懊悔。你说有一首什么诗，已确定在《奔流》上发表，又不敢发表了。不要这样。既然它已经引起绝大的误解，并做什么材料引发了，你就索性把全诗公诸社会吧，党是讲真理的，人民的眼睛是亮的。你怕什么？但是你自己决不可放纵自己对同志们的对抗情绪，包括对你们本单位的领导。都是同志。都可能有不正确之处，都可能发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言论，都可能有些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所以，要整风。都可能会被整好。你自己有什么歪风，也应该欢迎别的同志来整。用力过猛，乱扣帽子，由它去！心里要有底。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一条绝对的真理——心里没病死不了人。心里有病就得治疗——比如小资产阶级情调，也是一种病。

对于乱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的人，我心里是气愤的。但我也原谅他们，有些人确乎由于天真，随声附和。要对事不对人。对任何错误不含糊，指出它来，用口、用笔。对任何犯错误的同志，甚至曾经在什么事情上对不起自己的同志，仍然是同志，永远是同志。

我有些头昏，你的诗文均不在手边，想到什么写什么。很乱。就写这些吧。

握手公木5月18日除了这封信，公木还抄了自己在长江上写的那两首《江上怀友》，注明“1956年9月写于江新轮上，1957年5月抄赠流沙河同志”。接着又继续在信末随手补充了《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揭露”出来的那几段所谓“密语”。

流沙河回信说：

“读了你的长信，我很激动，立即给《星星》的另两位编辑同志看了。那一天整个下午，我们三个编辑一边看稿，一边谈起你。我总相信，有一天还能看见你。同志的爱往往使人愈加惭愧，愈加猛省。大棍一击，只能使人闭上眼睛。同志的爱却能使人睁大眼睛，看清自己的错误。我目前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很好了。领导上也告诉我，说要作些为我取下帽子的工作。这使我更加信任党、信任同志。我不会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倒在地上哭哭啼啼，不肯起来，硬要父母来抱。决不会这样。我知道应该自己站起来。但此地方还是阻塞很大。领导上有顾虑，怕洪水破堤，波涛四溢，以至不可收拾，把知识分子想得太坏了一些。所以刚刚冒了一些水出来，就慌了，叫大家很快防洪。的确，放的道路，并非直线，而是九曲十八弯，困难颇多。对此，我是努力使自己有耐心的。你的两首诗，已发《星星》七月号……你很忙，却写了那么长一封信，一定占了很多时间，使我内心很感不安。致以学徒的敬礼！”(此信是5月29日发出的)。

《江上怀友》在《星星》发表了，但此后不久，《星星》编辑部就全军覆没，流沙河从1958年5月6日下午3时被宣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至1978年5月6日上午9时，被宣布摘除“右派分子”帽子。他戴了二十年差六小时!

6月5日，《四川日报》还刊载流沙河的发言，说：“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缘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却很气愤。”流沙河还幽默地说：“有时我爱发牢骚，发了就算了，而别人则给你记着，一朝出了毛病，就零存整付，啥都端出来了。而且这些批评是很缺乏说服力的。”

终于，“零存整付”时刻到了！

第二十九章（3）

传说流沙河先生8岁时，母亲找八字先生算命，说他26岁那年要在河中淹死。母亲就对他严加管束，他也小心翼翼，从不到河边玩耍。岂料是祸躲不脱，1957年，就在他刚好26岁的时候，还是被淹死在这条“流沙河”里了。

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署名本报记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称《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点了“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名。7月2日和3日的《文汇报》 上，还连续发表了由该报编辑部署名的《我们的初步检查》，对前一时期发表的言论和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检查》说：

“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本报记者所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文联的党组织提意见，弄得皂白不分。接着，记者还连续拍发多次有关四川文联讨论《草木篇》的专电，一再为流沙河的错误思想辩护。”《文汇报》记者范琰因为采写了这篇为流沙河鸣不平的报道。被指为“歪曲事实，充满恶毒攻击”，后来也戴上了右派帽子。

那时，批评流沙河的文章铺天盖地，只要在报上一见“流沙河”三个字，他就胆战心惊，有一次，《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坚决同流沙河作斗争》，吓了流沙河一跳，读了文章后才知道，原来是反映河北农村一条名叫流沙河的小河需要治理而已。

为给流沙河写信这事儿，公木也不得不在讲习所干部会议上进行检讨，并向作协总支和党组写过书面检讨：

1957年5月16日文汇报登出“流沙河谈草木篇”……这正投合了我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反党立场，我读了这通讯，不但识不破它的虚伪面貌和反动本质，却非常激动，大为共鸣，引起许多感触。便急忙写信去安慰他、支持他、鼓励他。这封信，充分暴露出我对党的仇恨和日常我对党的两面派态度。今天来看这封信，这一切都十分清楚。

我在信里谈了些什么呢？

第一、诬蔑党发起的文艺批评，我既没有根据，也不加分析，只凭流沙河自己说的，就诬蔑党发动的对“草木篇”的批评是“围剿式”的，“猜谜式”的，并且进一步说：有的是“主观主义”，有的是“迎合”。这暴露了我对“批评”的仇恨。我诬蔑有些批评是硬扣政治帽子的批评，并对它表示气愤。在这信里，就联系到对鲁黎和天蓝的某些诗的批评，谈起这种批评，我一向就十分气愤，这是我真实的感情。

这样反动的情感，和我往往对党的政策怀疑、对被斗对象同情是同一根源。这是没落者的一种阶级情感。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逃避破灭的命运而引起的一种情感。

第二，鼓励流沙河进一步对党抵抗。流沙河在通讯里说：他曾给“奔流”投稿，有寄快信去追回，不敢发表了。因为诗的内容，用他的说法，已经引起“误解”。在一个会议上曾印发材料。我却鼓励他：“你就索性公诸社会吧！”这表示我相信流沙河，超过了相信党。抽象地告诉流沙河：“相信党，相信人民。”而党已经把他的诗印作材料，却又满不在乎，叫他“索性公诸社会”。至于那诗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怕什么？我就这样使自己站在了右派流沙河一边了。

第三，信末附诗，是反革命的诗。

第二十九章（4）

诬蔑维护党的人是“浮云”“冷雾”，把被斗对象称作“清辉”，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特别第二首，反动性更露骨，还流露出腐朽没落伤感的情感。有同志说是反诗。——可以说是反诗：“苍茫万里忆长安”——这是说在长江上想起北京的天蓝。“皓月沉江江浪寒”——这是写眼前的景色，却暗示说：天蓝被隔离在马列学院，象月亮沉在大江里。大江的波浪闪着寒光，马列学院的空气对天蓝说是冷的。“逝者如斯水水水，恍兮若梦烟烟烟”——想起十多年的往事，都过去了；眼前的一切恍恍惚惚象做梦一样。这里透露出极端阴暗、伤感没落的腐朽气息。“涛声未已不眠夜，霞色微明欲曙天”——这表示想念天蓝，一夜没有睡。涛声未已句，暗示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叫我放心不下。霞色微明句，暗示还是有希望的，很快就会解决的。

“眼看东方红日出，任它冷雾侵衣衫”——表面说是我站在甲板上想念他，暗示：问题马上就会弄清楚，这同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的思想是联系着的，我早就说过：象天蓝不是胡风分子，也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应该恢复名誉。鼓舞他：马上就会做出结论来，再忍耐几天吧，任别人用冷眼相看吧，没有几天就过去了。

这首诗，真的是反动极了。完全象一首反革命分子写的诗。用这么隐晦的笔调表达这么阴暗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可怕极了！

我把这两首诗，先寄给天蓝，又转抄给流沙河，虽然是想给他一种鼓舞，让他从“浮云三两片，那得掩清辉”、“眼看东方红日出，任它冷雾侵衣衫”等句子中寻找安慰，吸取力量。至于这两首诗发表的过程，流沙河是写信来问过我的，我同意发表，却告诉他去掉天蓝的名字，因为我不愿意再把天蓝是不是胡风分子这问题拿到刊物上去谈，他照我的话办了。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对党是仇恨的，对党发起的批评是仇恨的，对流沙河是同情的，对被党批评因而感受委屈仇恨党的流沙河是同情的。劝他接受批评、搞好团结，不过几句空空洞洞的话罢了。

这使我联想到我给春刚的复信：“漫谈天才、生活、技巧”。我具体的肯定了并满怀热情地颂扬了他那些发（泄）个人主义思想情感的诗，（大海呀大海、杨树芦笛等）而后面又劝他：下乡锻炼、读“文艺座谈会讲话”并力践躬行，不要骄傲，要以刘绍棠为前车之鉴。这一切都没有用，我实际上是在鼓励他发展个人主义的文艺观。给流沙河的信，也同样。我既然自己仇恨党的文艺批评，自己反党恨党，当然只能挑动流沙河也更加仇恨党对他展开的批评，更加反党恨党。另外一些话，是不会起作用的；如果起作用，那就是使他借以美化自己，伪装自己。自己反党了，还自以为自己很有党性。还自以为自己有原则，来批评来斗争自己的同志是在打击人，是在搞不团结，是宗派主义或主观主义等等。

白羽同志说：如果说流沙河这个右派分子是你指点成的，你怎么说？

我当时想：根据这信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我惭愧而且痛苦。回去仔细想想：文汇报上登出“流沙河谈草木篇”来，他那样对党造谣诬蔑，已经是右派，不用我再指点。

公木最后一段话，显然是对自己的辩解，也是对刘白羽的含蓄的回击。

1978年5月流沙河在故乡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四川省金昌县文化馆工作。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10月，《星星》复刊，流沙河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编辑人员。到1979年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他才与公木重新见面。

第三十章（1）

第三十章卧薪尝胆的笑话按民间传说，农历闰八月的年份是个凶年。比如１９７６年就是闰八月，当年的９月８日是农历八月中秋节，１０月８日是闰八月中秋。这一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大事。而１９５７年同样也是闰八月。而且也是９月８日是八月中秋，１０月８日是闰八月中秋。这一年的国庆节庆典非常隆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１９５７年的国庆节》（后更名《祖国颂》）。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反右斗争的标语格外醒目。这时全国已有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变。

比如新凤霞就说：“1957年国庆节也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在母亲家，二妹随时看着我，她是接受了中国评剧院领导给她的任务……连在吃饭时她都要把我的饭碗用筷子搅搅。姐妹面对面不讲话，说是敌我关系，和我划清界线。”

不过，尽管1957年九月号的《星星》已经点了公木的名，但右派的帽子此时离公木还有一段距离。他还有激情来写作抒情诗。

公木前一年曾经在诗中提到武汉正在修建的一座长江大桥：“新曲谱成翻古调，大桥筑就作弓弦。长江澎湃东流水，钢铁交鸣合唱团。”1957年国庆节前五天，这座大桥提前两年竣工试通车。这是我国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也是这一年国庆最轰动的献礼。这“合唱团”的歌声，当然是更响亮了。不过，公木还没来得及为这大桥再赋新诗，就为另一件这一年里的大事而激动起自己的诗情——中国的国庆节后五天，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科学的成功很快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意义，在卫星上天的较量中，苏联战胜了美国，也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参加完庆祝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活动后，公木激情满怀，开始着手写作以此为题材的长诗《人类万岁》。这首诗后来整整写作了３０年。

《人类万岁》动笔之初，公木收到了这一年１０月出版的最新一期的《星星诗刊》。其中《公木支持了什么》这样的批判文章的标题，赫然在目，令人心惊。事情是由《怀友二首》而起。

作者山莓先生一开头就说：

公木的旧体诗‘怀友二首’（见‘星星７期’），命意何在，不看作者的原注，是不容易明白的……这几句话，在发表时，被流沙河、白航删去了。最近，经‘星星’编辑部的揭露，我们才有机会读到它。

看了注，再看诗，便有‘原来如此’之感。作者的感喟，作者的幽愤，都不是泛泛之笔，而都是有缘故的。

山莓先生接着分析说：

“晚霞披丽彩，夜冥倾幽思”，公木的幽思为谁而倾？注曰：为天蓝而倾。因为“天蓝自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后，已一年多没有消息了。而天蓝又是为公木所“深知”的“决无问题”的一个人。为了这“深知”，公木不惜怀疑党的正直和无私，不惜把党说作是“莫须有”的罪名的制造者，天蓝之成为胡风分子，好像是党给他扣了帽子的结果。

对党既是如此看法，因而对于今天的现实，也就不能不有意见了，“逝者如斯水水水，恍兮若梦烟烟烟”，在公木的眼中，今天的现实，不过是一场梦，不过是一阵烟而已。一切都是虚幻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认真不得。但如果以为公木的寂灭感，使公木看破了人生，那又大错特错了。公木的寂灭感，只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言，而对于明天却是抱有美丽的理想的，所以他要耐心的等待，要生活在“寒夜”和“冷雾”中的天蓝，也耐心的等待，而在耐心的等待中，要抱着“任它冷雾侵衣衫”的态度，即一面要满不在乎，一面还要带点孤傲和轻蔑：“浮云三两片，哪得掩光辉”，自己是“光辉”，“光辉”不怕掩，也掩不住，因此“光辉”对于“浮云”就应当是孤傲和轻蔑的。”

通过这样的分析，山莓先生最后得出了可怕的结论：

公木是把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比为‘浮云’，比为‘寒夜’，比为‘冷雾’，而把胡风分子天蓝比为‘光辉’，公木所说的‘欲曙天’，就很值得玩味了……因此我说，公木的‘怀友二首’，所抒之情，对党所抱的态度，可用三个字来说明，即怨、怒、恨。‘怨’者，怨党之不明；‘怒’者，怒党之不公；‘恨’者，恨党之不情。‘不明’、‘不公’、‘不情’，何以服人。此公木之所以要对党恨恨有声的原因了，也即是‘似有所感，因成此诗’的原因了。

把山莓先生对《怀友二首》的这段解读与前一节公木自己对这两首诗的检讨对读，令人感慨不已。

更为复杂的是，公木的这两首诗不仅是怀天蓝，而且转赠流沙河，山莓先生据此开始了上纲上线：

第三十章（2）

同声可以相应，同气可以相求，因此公木的赠诗，绝不是随便的，诗后的注，也绝不是偶然的……公木只是愿对某种人‘深知’，而不愿对党‘深知’，只是愿‘怀’某种人，而不愿‘怀’党的。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对个别问题和个别党员有意见，也是对党有意见吗？”这样的辩护词，山莓先生也事先想到了，并且“高屋建瓴”地指出：

公木不能说，他的诗只是表明他对于个别问题和党员有不同的看法，而不是对整个党有意见，但是我们知道对党有意见的人，往往是通过个别问题表现出来的。对党如果有正确的认识，则在个别的问题上，也会有正确的看法和做法。比如对于天蓝问题，天蓝是不是胡风分子，党当然会弄清楚的，相信党的人，就不回有怀疑，纵然有怀疑，也会向党提出来，而不会从背后向党射冷箭。”

有了这样的话和结论，公木大概是“不能说”了。

文章最后，山莓先生说：“揭露和批判，绝不是小题大做，也绝不是深文周纳，入人于罪。公木应当从对天蓝和流沙河的问题上，严肃的认识一下自己的思想感情。”今天再听这样的文章结尾，真有些啼笑皆非的反讽效果。这文章也可作为一个难得的“文字狱”标本，让人认真反思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

不过，山莓先生虽然义正词严，却不小心闹出了一场小笑话。这个小笑话来自以下一段文字：公木有权利坚持他对天蓝“绝无问题”的“深知”，也有权利本着他的认识来说话。但是说实话，我对他的“深知”是颇为怀疑的。他是否“深知”天蓝，我当然不能断定，但他并不深知流沙河，这或者是可以说的。流沙河和党不共戴天，党对于他有杀父之仇，他要学吴王夫差的“卧薪尝胆”的榜样，来实现他的为父报仇的夙愿，这个事实，我想公木未必深知吧！……为什么公木要把同情和信任，这样慷慨的给予他所不深知的人，而把轻蔑和敌意给予他同样所不深知的“草木篇”的批评者呢？

这段批评之后，山莓还有一段气势汹汹的指责：

公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不是非常鲜明，毫不含糊的吗？他把阶级异己分子，引为知己、同调，向他们倾注自己的‘幽思’。而对党以及对和党站在一起的同志则愤愤然，这就说明这已经不是什么深知不深知的问题了。如果把公木的‘眼看东方红日出，任它冷雾侵衣衫’的诗句，和流沙河的‘纵然死了吧，他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的诗句，对照起来看，就很清楚，他们不是有区别，而是异曲而同工。

不过，“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山莓先生在这里弄错了。流沙河对党的“仇恨”再深，估计也不会向吴王夫差先生去学卧薪尝胆。１９５８年第一期《星星》，发出一位读者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７号写的一封让山莓先生脸红的信：

编辑同志：

贵刊１０月号上发表了山莓同志写的一篇“公木支持了什么”，在１８面上，正数第三行：“他要学吴王夫差的‘卧薪尝胆’的榜样。”吴王夫差，恐怕没有“卧薪尝胆”吧？我记得，在书本上说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可能是作者一时的笔下之误吧？

读者山松１０月１７日

第三十一章（1）

第三十一章祸从口出公木是个健谈的人，也是个敢讲话的人。在今天重新阅读他当年在中国作协的那些发言纪录，我忽然想到祸从口出这个成语。

这些发言因为有中国作协整风办公室整理的批判材料，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还是保存了下来。从这些白纸黑字中，可以了解一部分当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原始状态。倘若认真地翻读这些零乱的笔记和材料，也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一些闪光的思想和风雨的印痕，它们有如散落在榛莽间的璀璨的小花朵，虽然零乱，却也有着苦涩的芬芳和苍凉的鲜艳……（1）公木 1956年7月6日和杨雨民的谈话记录（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后来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工作，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当时在丁陈问题调查组做具体工作。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了“丁陈”的申诉，决定成立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的审查小组，重新审查所谓的“丁陈”一案。张际春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给二野的嘉奖电，抬头都有他的名字。审查小组成员主要有李之琏、杨雨民、刘白羽、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兼党组副书记张海等人。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杨雨民7月6日去向公木了解对丁陈问题的意见，公木就向他谈了下面一些话）去年开会我没有发言，原因是我原准备谈李又然反党小集团的问题，后来没时间了就没谈。对丁陈事件不了解情况就没谈。现在提些意见：

1运动开始时，我是参加总支工作的，为副书记，但是总支没开会讨论丁陈及肃反问题，没有形成集体领导。这点在总支总结时我提了意见。

2对陈企霞个人，感到陈粗暴，自高自大，骄傲，自信心强，对领导也不是很尊重。

3在肃反运动中提出了匿名信的问题，当时大家相信是他写的，但我认为即使他承认了、检讨了，也没多大错误，因为他是向党提意见，信上的意见可能有错误，也不一定就是反党反领导，也不见得是和胡风集团配合，当时问题提的高，斗争气氛大，这样讲会上就缺乏说服力。如果当时更耐心的实事求是的和他谈，可能更好些。结果，参加会的人很多，陈不承认，没有弄清匿名信到底是否陈写的。我觉得要解决陈的问题，就得搞清匿名信，是陈写的应如何看法，不是陈写的又应如何看法。如一时搞不清也应作为保留问题。

4党组扩大会议发展得不是很自然，大家的思想跟不上。最初是谈匿名信，后来就是谈反党集团，说成是文艺界的高饶事件，会上没有肯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光年的发言很震动人心，他讲了一些胡风的事情，我也没听清，好像是胡风利用丁玲，是否别有用心……也不敢肯定，这就使不了解内幕的人不能发言。

5党组扩大会议上谈得丁玲在文研所的一些事有的不很确切。比如提倡骄傲，一本书主义，说党的空气根本进不到文研所的大门，这是夸大的。丁玲并没有提倡骄傲就是美德，原话还有上下文。挂像片的事并不是丁玲自己组织的，是王谷林挂的，丁知道后进行了批评，但不尖锐，这事不应丁负责。有人谈丁在文研所也是独立王国是不恰当的，勉强的。丁当文研所主任是中央公布的。

6对KZ的使用问题：有人反映丁玲手下有两员大将，一文一武，武官是陈企霞，文臣是KZ，KZ自己也承认是文臣。KZ既然是反党小集团的组织者之一，虽然揭发丁玲有功（仅只是有功而已），可是康在会上只检讨了几句，于是就说他检讨很深刻（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做了深刻检讨）。但即使他起义有功，也不能这样使用，又是党组组员之一，又是五人小组组员之一，又在大会上传达陈企霞的问题。领导上这样重用，除非是丁的问题不严重，康的错误也没什么，可是为什么又把别人的事情说的那样严重？这个意见我们曾给总支提过。徐刚、古立高也有这样的看法。

7丁陈问题，当时有没有必要向下传达？当时向下传达有好处，但也有坏处，有不实事求是之处。李又然问题也是这样，当时问题没肯定，就向中央写报告，中央批了就传达。对李又然的结论已经有了新的看法，可是还是按照旧的看法传达了。我的意见是不传达好一些，但是我提意见时，已经传达过了。

第三十一章（2）

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这个报告还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而且她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这个报告还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报告还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公木发言中提到的KZ曾经是文讲所的一位领导，当丁玲第一次被批判时曾经“起义”跟丁玲划清界限，当为丁玲平反的呼声高了的时候，他又专门给丁玲送去河北特产的红枣，并发言为丁玲说话，而后来丁玲问题又“严重”了的时候，他又积极发言批判丁玲，因此被作协的某些作家比作京剧《一捧雪》中反复无常的“汤裱褙”。由于先是积极揭发，继而又猛烈批判，将功折罪，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他：“KZ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在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更有戏剧性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丁玲又快平反而尚未平反的时候，这位对天气预报非常敏感的先生又托丁玲的弟子马烽给在山西乡下务农的丁玲带去湖南特产的一些桔子。马烽在把桔子交给丁玲的时候说：“好吃不好吃是一回事，反正是你家乡的特产。”

（2）公木 1956年8月3日在党委召开的作协肃反工作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丁陈问题向下传达，我一直有意见，周扬、刘白羽同志主观上如何不知道，客观上是要把这几个人整一整。

搞反革命需不需要搞运动？审干是很好的方法，搞运动容易误伤了好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观念最好搞清楚一点。天蓝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想象的，……胡风分子这些人也应该讲清楚，从法制上来讲，他们犯了哪些法。

（3）1956年8月在中直机关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作家协会代表小组第二次小组会上的发言：

关于匿名信问题。我感到匿名不好，签了名也不算错误。说匿名信配合胡风进攻，诬蔑中央，挑拨作家关系，我看有些勉强，那种搞法——和反革命联系起来，是主观主义的。领导上用主观急躁情绪，结果在陈的问题上弄成僵局。作协的肃反运动做了很多工作，但用在丁、陈身上的力量太多，用在肃反工作上的力量很少。肃反搞成思想斗争，当时我认为这样较好。后来一想，肃反究竟是肃反，不是思想斗争。陆部长在某些人政治问题上的讲话不慎重。在一次宣传干部会上说李又然是托派。外地到我们这里来调查材料，我们又说不是，使下面的人感到李的问题怎么又变了？在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陆部长说，过去作协搞鸡毛蒜皮的事，现在要搞政治历史。这样提法是否妥当？我觉得陆部长这样说，可能是几个同志让他这样讲的。又说丁陈怎么样怎么样，当时大家以为中央掌握了材料，现在看来，丁陈不是那么样，为什么当初那么样讲呢？陆部长讲话是有绝对权威的，讲是一定要有把握。陆部长的讲话给我的印象是不慎重，被动性很大。作协党组把丁陈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也批了，后来又传达，有无必要传达？在运动中关系到人的政治问题，还没有结论，我认为传达没有必要，一定要传达，也该把问题搞清楚，结果没搞准确，影响很大。徐刚对我讲，有一对夫妻因此吵架。据说是丈夫听了陆部长的传达后告诉妻子“丁玲怎样怎样”，他老婆说“那是瞎说，丁玲不是那种人”，他说“中央传达还有错？”两人争论半天，影响很坏。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搞？我认为是周扬同志的问题，不是白羽同志的问题。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发言不正派，如陈涌说?“丁玲找我谈话，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谈话？我就不去。”这样的发言，说明了什么问题？还有KZ的讲话，说什么文臣武将。文臣起义了搞武将。文臣有什么错误？有什么深刻的认识？让他参加党组，如果文臣问题不很严重，我看别人也没有什么严重错误。

关于玛金问题，玛金是文讲所的教员，在运动中受到了批判，他也做了检讨，我们始终没有怀疑他有政治问题。五人小组向中央汇报说他是胡风分子，中央也批了。我们曾对五人小组说玛金不是胡风分子，五人小组说，中央同意他是胡风分子。五人小组要我们写一份声明玛金不是胡风分子的材料，我们写了，以后也认为这问题告了一段落。可是现在又要我们写玛金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这样做法是不好的，人家明明不是胡风分子，我们也没有这样提过，但偏要先假定他是胡风分子，然后再写他不是胡风分子的结论，将来把结论给玛金看时，他也会莫名其妙的。

在一定时期，最好公布一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如果不能在社会上公布，也应在党内公布一下。胡风作为一个人是无耻的，好搞宗派，这大家尽知了。后来把胡风集团同特务、土匪并列，但他到底犯了哪条法律了，他是否和台湾、日本有关系？不清楚！我想到他们犯的法是假造证件，偷文件，除这以外，解释不出犯了哪些法。如果没有进一步材料说明胡风问题，影响是不好的，我想以后会公布的。

胡风集团中牵涉到很多人，包括党员。比如彭柏山，是否算反革命分子？有人在报纸上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又如我认识的天蓝，何家槐说他写的诗就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这样很多人都戴上了胡风分子的帽子，且在报刊上发表了。胡风集团的真面目应该公布一下，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胡风集团是有的，但是否组织了一个集团搞反革命？还是文艺上的野心，还是动摇我们的政权？这点不明确。最初我认为是特务集团，和台湾有联系，后来在运动中，听说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应该搞彻底。

CY是一位文艺理论家。是和丁玲关系不大融洽的中宣部领导ZY的学生。在批丁玲的会议上“大义凛然”地发言说，丁玲找他谈话他都不去。不过，后来据说在一些问题上得罪了ZY，也被打成了右派。

（4）公木1956年10月25日给丁陈问题调查组的复信：

第三十一章（3）

作协专案小组：

陈企霞的陈述书与补充材料都已读过。其中没有涉及任何与我直接有关的事情，所以我无可声明，也不能为其是非真伪作证。

我有一点感想：过去对陈企霞的批评，包括对文艺报的检查，似乎的确存在着问题，有主观片面的成分，这对干部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对群众也缺少说服教育意义。另外，陈企霞本人，可能是也不会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我听到的一些情况判断），但陈述书中未做任何检讨，——当然不一定一提笔就作自我检讨，我只是怀疑他的自我检讨精神。听说他反对“各打四十大板”的做法，不过该打还是要打。

其次，看陈的陈述书，好像并没有了解在斗争中的全部材料。在会议上揭发的许多事实，是真是假？他未承认也未声辩。暂时不告诉他，在处理过程中可以“主动些”，可以“安静些”，最后当然也同样实事求是，查对清楚。但是，我觉得还是通知本人为佳。对待同志、对待干部，要诚恳、以诚相见，如有戒备，有提防，是不能真正使人心悦诚服的，真正的团结，也就不能办到。

再其次，匿名信的问题好像已经放下不追查了。——原来就不应该那样大惊小怪、过分渲染。这是一方面。但现已提出，理应做到水落石出，如果此信确系某些党员所写，这些党员又参加了去年召开的党组扩大会，硬不站起来承认，我以为这倒是一个问题，对当是否忠诚老实的问题。这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匿名信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甚至也还有部分道理；但写了匿名信，当党追查时，死不承认，造成紧张、混乱局面，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有这一条，就不够党员水准。应该继续弄清楚。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此复，顺致敬礼公木1956年10月25日（5）公木1956年11月26日在丁陈问题调查组召集的会议上的发言：

对整个问题，我有一个笼统的看法。

周扬、林默涵同志是在中宣部工作，代表中央执行党的政策。确实有些同志对他们讲了一些闲话。背后诽谤、说非组织性的话，当然是不对的，但不能说大家的意见都是不对的，领导也是有问题的。

从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安排我以为都有问题，领导上应该听一听，然后进行工作检查。我五四年来北京，这两年看看，我觉得领导对问题偏于组织处理，一提就是反党、反领导、给中央做报告、向全国传达等等，可是理论上并没有什么说服别人的意见，领导自己又没有检讨，这样只有愈搞愈坏。对丁陈问题，党组扩大会是否要这样开，这样传达？我看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以为这样搞不是个办法，不能解决理论问题、思想问题，也不能加强团结、繁荣创作。对这些问题，丁陈有几分错误，文艺界有几分错误，领导有几分错误，都要明确。在理论问题上，要多讨论讨论，在工作上要多民主一点，通过讨论谁还不执行党的决定、反对党，再处分，不从总的工作方面改进，光是压一下，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的工作组（指丁陈问题调查组）是不是需要把整个情况看一看，文艺界究竟有什么问题？

第三十一章（4）

党组扩大会十六次，我一次也没有发言，当时有人说陈企霞是托派，在这种空气下，别人还能怎么说呢？那个会从追匿名信开始，后来又突然扯到丁玲，这显然是领导的意图，不是会议本身的自然发展，不是群众所提出的意见，而完全是主观上已先有了框框。从对匿名信扣帽子开始，然后给丁玲扣上文艺报是以丁玲为首的独立王国，于是又过渡到文学讲习所也是以丁玲为首的独立王国，最后又说李又然也是丁玲小集团里的，可是事实怎样呢？当时我们正在审查李又然，其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说他反党、反领导，具体表现就是反对丁玲和田间（因为丁和田都是负责人），结果问题变成这样，我们那里说李又然是反领导、反对丁玲、田间的，党组扩大会上却又说李又然和丁玲是一伙的。这还不能说明主观主义吗？

当时以为丁陈都有政治问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政治背景，所以觉得把问题搞得那么高、那么严重也可以，可是后来都不是这样，这就有问题了。

有人批评丁玲在文讲所挂像片，其实这是文讲所干部王谷林挂的，丁玲看见后立刻进行了批评，并且让取下来了，这怎么能算问题呢？讲习所的人现在都还在，是可以查清楚的。那时的空气就是以组织处理的办法处理思想问题。我觉得实事求是地讲，不应该说成是反党集团，陈企霞和讲习所根本没有关系，李又然又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这怎么能算反党集团呢？我以为这是非常主观主义地，这是硬要捏成一个模子。这个问题应该解决，这做法还不是对三个人的问题，而是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这问题不很好解决，十年、二十年都会影响大家。我们所里（指讲习所）的人，见到我就谈这个问题，有意见，这样不实事求是下去，不仅不会提高领导的威信，反而会使党、领导的威信降低。张际春同志领导组织了这个组，我希望能从领导角度全盘考虑，我以为仅仅把丁陈究竟有多少错误查明定案，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问题不仅仅是过去说丁陈有十分错误，现在已查明只有二分，而是为什么过去把它搞了十分，原因是什么？如果领导不检讨，同志们可以问，过去为什么那么急于向党中央报告，向全国传达？有错误就应该检查。那时在进行传达时，我听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头。当时我对丁陈的问题还不敢提，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但对李又然的问题，我当时就向阮章竞同志提出意见，我问他为什么把肃反对象在正在审查的过程中，就向大家传达？而且问题是，当时我们对立的问题已作了初步的结论，没有政治问题，为什么还要传达呢？这很不合理。那时我们和其他地方来了解李又然问题的同志都回答，李没有政治问题，结果又这样一传达，其他地方的同志又都回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是不是过去的结论又推翻了，搞的很难答复。这个传达是时机不对、事情也不对，怎么能说李是反党集团中的呢？结果我和章竞、白羽同志个别谈，他们说，中央都批示了，我们能不传达吗？陆部长都在会上讲了话，将来如果不对，恢复名誉好了。当时就是这么个逻辑。当时我也觉得既然中央批示要传达，也许是应该的吧，我就没有再坚持了。后来丁陈问题也搞明确了，也并无政治问题，我就不懂当时为什么急于要传达呢？而且中央批示也是根据他们报告，既然报告中的事实已有出入，为什么还要传达？这里包含着成见、主观。

作协有一次开会中，周扬曾说过，李又然、王亚平就是没有政治问题，也应该开除党籍。我们后来在支部会上就通过了开除李又然的决定。只是后来把问题搞清楚了，才改变了决定，这也是有问题的。

关于文艺报是独立王国问题，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事实有怀疑的。熊复同志传达时说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我没提出什么意见，但看了陈企霞的陈述书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自然他是没有检讨精神的，不知是否有强词夺理之处，可是当时说陈企霞和KZ是丁玲的两员大将，这讲法本身就不合理，如果说KZ也是大将，为什么KZ还主持检查丁玲的会呢？如果康的确是，就应该进行批判。至于文艺报是否有问题，那也许有，但我现在怀疑。熊复同志传达时，把陈的问题突出的很厉害，对冯、丁不处分，似乎就是要保护。检查文艺报是从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的，这与陈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搞到陈头上，是有勉强之处的，至少从表面上看，有这样的感觉。

检查文艺报，给陈企霞的处分，如没有大的错误可以不更改，匿名信如的确是陈企霞写的，是一个品质问题。同时对丁陈问题的检查过程应该加以总结。

（6）公木1957年5月21日在作协党组召开的征求对中宣部部长提意见的会议上的发言：

对陆部长提点意见，作为一个部长中央委员，不应该冲动，对一次报告感到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以前写过文学报告，这里不谈）。我感到周扬同志不密切，不爱听逆耳之言，自我批评?神差。去年在一次会上，我提出文艺界不团结的现象，他们应检讨。我不了解内幕，周扬同志口头上注意和党外人士的团结，我觉得周扬同志只团结了一部分少壮派（指白羽、小川）。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作为领导者，周扬同志应负责。周扬同志不够宽宏大量，不能容纳不同意见，他说搞清是非，就搞好团结就行了。但，我的意见是请他检讨。现在的矛盾，主要方面在周扬同志，周扬同志应该采取主动，对否供参考。第二次文代大会上乔木同志讲的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理论，说是毛主席谈的，我觉得从理论上讲不通。去年批评李古北、谷峪的作品是自然主义，不从作品的全部看，而是抽出作品的几句来批评，所以是片面的、孤立的。如果这样批评，“静静的顿河”应该说是大自然主义，我认为这样做法不恰当。肃反运动时周说，反党小集团有几万个，对我们起了不良的作用。我到文学讲习所二年多了，但方针不明确。写过两封信没有答复，办了这期，不知下期做什么。心中无数如何做工作。中国个人崇拜没有，但宣传教育部门是否有，值得研究。例如毛主席随便讲句什么话，从陆部长起就往下传达，自然主义得不加分析的传达，是否有必要。

（7）公木1957年5月29日在作协党组召开的征求对中宣部部长提意见的会议上的发言：

第三十一章（5）

我文艺界的朋友都是党员，这不是故意的。听说党内外，有城墙、沟，党外有人说党内有紫禁城，听到这话很刺激，我不完全同意这说法，但党内不团结是个问题。

丁、陈、李、舒自己不能说没缺点，我觉得主要原因在领导，周扬同志思想作风问题。不是说每件具体事都是周扬同志负责。领导应该下决心解决这个团结问题，离得远不了解周扬同志，但觉得自我批评精神差。前年批评丁陈的会，最后没有一点自我批评。

上次会上提的，周扬同志说弄清楚是非就行了，我同意萧三同志说的，先从领导上说清是个什么问题，我可代表一些基层党员是有这个意见的。

中宣部召开会传达丁陈问题主要责任恐怕在于周扬同志。我对传达当时就有意见，当时得到了解释，但到底该怎么办，我不了解内幕，提不出具体意见，但觉得领导上应采取主动。领导上听逆耳之言的精神不够，一直有这种印象。

周扬同志的气量容忍人的精神不够，当然也团结了一些人。与周扬同志接近的人都是和周扬同志意见一致的人，但对有不同意见的人，意见多的人，少考虑让他负责工作。KZ在群众中意见很多，但今天还是党组成员，使用他是问题，对他品质上有意见，讲习所的党员都对他有意见；在用人上也给人个印象有宗派的味道。

看了肖洛霍夫批评法捷耶夫权利欲，就联想到周扬同志，我没什么事实。在团结方面有问题，客观上给人以权势的感觉，领导有宗派的味道，知道事实不多，觉得应该采取主动。

丁、陈、李的问题，他们自己该有自我检查的精神，但领导上也该主动，这样问题就易解决。从领导作风上该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

（8）公木1957年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作协党组解决丁陈问题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据说是“丁陈反党分子向党进攻的最高潮”，会上，许多人都倒向丁陈一边，而公木在这三次会议上就做了两次发言）听了白羽刚才的讲话，很失望。——我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听白羽同志发言的。因为党内作家团结问题，关键在于白羽同志的态度。当然，更主要是周扬同志。一年以来，同志们的确有些议论，也有所期待。而今天白羽同志的讲话，我觉得没有往前走一步。

白羽同志、周扬同志的讲话，都暗示着说：前年斗争丁陈的会是必要的，只是有些过火。我不同意。我以为在那种时机，用那种形式，开那样一个会议，是根本错误的。方才听白羽讲才知道，那个会原是接受中宣部指示才开的，那么错误就更严重。那是个什么性质的会议呢？如果说是党内思想批判，有什么必要在肃反运动高潮，放下反革命不肃，用全部精力，去搞党内思想批判呢？提早几个月或退后几个月再开这个会不可以吗？如果说丁陈历史上都有些问题，急待查清楚，那么不是有审干办公室吗？有许多有历史问题的同志，不是都在审干中调查清楚、做了结论吗？有什么必要开那么一种形式的会议。那个会把作协的肃反运动整个打乱了。实际上丁陈的斗争会，是作协肃反运动的中心工作。而丁陈既然不是反革命分子，所以这个会是根本错误的。

为什么开这样一个错误的会，领导上有责任。中宣部与五人小组有责任。

6月6日下午二时半，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会议室召开，参加者有53人。会议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和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意见一边倒的情形相似，这次也是一边倒，那一次是众口一词批判丁、陈，这一次几乎全都是同情丁、陈，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周扬和刘白羽身上。

郭小川的日记中写着：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进攻声。陈又乱骂人是作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简直弄得我头都发胀。邵荃麟先讲，刘白羽次之，第三个是周扬。

李向东、王增如的著作中也披露过以下一些简要的发言记录：

第三十一章（6）

邵荃麟首先发言：今天的会是整风的会，是整风中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会，通过辨清是非解决党内矛盾的会，不是斗争会，会的目的是要达到党内新的团结。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后，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我在动员大会上也讲了，这个帽子应该摘掉，但不仅是摘掉帽子的问题。当时党组处理这件事情有错误和缺点，是怎样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辨清是非。希望大家不要保留，畅所欲言，对过去看法，认为要修正的可以修正。有人提到有顾虑，应该打破，决不报复。但互相辩论是必要的，你批评我，我又批评你，只要是讲理，这不是报复。

刘白羽检讨说，在处理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同志问题过程中，当时作协党组的具体负责人，我们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是应该的，需要的，但斗争过火，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便伤害了同志，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的斗争，这是最沉痛的教训。从一开始提出匿名信，便形成追逼匿名信的问题，对陈企霞的隔离是错误的，党组会议两次提出陈是否会自杀，为了防止出事，雪峰提出隔离，党组做出决定，这是错误的。由“反党暗流”到“反党集团”，是运动中的重大错误。

周扬发言：我的意见与邵、刘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五五年，党外肃反，党内对丁、陈的斗争，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同志。肃反我参加得少，但也有责任。党内对丁、陈的批评会，我应负主要责任，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白羽也有责任。前年的会议对的应肯定，错的应批评，有缺点、错误、偏差、过火，没有团结，只有斗争。斗争会请示了中央，但责任在我，反映情况不对。给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后来际春同志很慎重。伤害了老同志，错了一定纠正，决心搞清楚。关于团结，硬是要搞分裂，在座的人不会，有的也只是少数人。四中全会前，看法上的分歧，历史上的原因，掩盖矛盾是不行的。去年会后，在某些同志间更不团结了。开始是求团结，去年斗争，忘掉团结。现在还可以改过来。现在整风，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否有？可以讨论。（张僖回忆，周扬还讲了这样的话：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中宣部部长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就集中在周扬身上。公木等人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9）公木1957年6月7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大家不发言，我再提一点意见吧。1955年冬天，宣传部召开全国性的文艺界代表会议，传达丁、陈、李的问题，我以为这次传达会议开的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传达的目的是什么呢？想不出来。是让全国各地都展开同样性质的“斗争”吗？但是在那种时机，用那种方式，进行那样一种斗争，既然害多利少，这件为了推广经验的传达就值得考虑。不仅如此，传达的内容也是不准确的，关于丁陈的内容，当时我不了解，事后听说有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夸大和过火的；至于关于李又然的内容，当时我就感到不对头，传达会议时，李的初步结论已经做了出来，与托派没有组织关系，已经完全明确，不是胡风分子已有甄别小组加以肯定（专案组最初还列为一般胡风分子的）。而传达内容仍然说是托派嫌疑分子、胡风分子云云。这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传达以后，我向五人小组提出过意见，五人小组给我解释，说是按照中央批准了的报告传达。这岂不是只对“报告”、对“中央的批语”负责，而不是实事求是、对真理负责？我觉得这是不妥的，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听到这解释，心里不通，但也作过声明：不想群众去讲。现在，我才明白，这个会议是由中宣部召开，并由中宣部主持的。那么我的上述意见，应该向中宣部提出来。

从公木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当年那种肝火很盛的样子。他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作协党组扩大会从1957年6月开始，在作协二楼北侧小会议室，约二十多人参加。由于另外还有很多人为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向领导提意见，也有一些人包括陈学昭等纷纷对1955年批判丁陈的发言做了否定，会议出现僵局，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一个月。

第三十二章（1）

第三十二章郭小川打招呼１９５６年夏天，公木陪同苏联作家代表团赴南方参观访问。在去汉口的火车上遇到东北作家安危。安危问公木：“丁玲怎么样？”公木说：“丁玲没有什么问题，听说正在写长篇。”安危又问：“去年的斗争会，是怎么回事？”公木说：“领导脑筋发热。”安危非常感慨地说：“又是周扬搞的！在延安就这么样，多少年了还是这样！”据说两人的看法完全相同。

从这段对话，可以想见当时公木、安危等部分作家对周扬和丁玲的不同态度。

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月22日，他们两人就恢复了自由。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立即决定：不能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党籍已被开除，而只能说整个“小集团”的问题仍在处理过程中。

恢复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里的陈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与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说作协党组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做了全面陈述。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木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陈企霞还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机关党委。

本来，对丁陈表示同情的呼声那时在中国作协也的确占了上风。但“反右派运动”的号角吹起来之后，作协的风向开始发生了转变。

公木本来是坚决同情丁陈的，他此前的多次发言记录可以作证。但是，到了1957年7月2３日，丁陈案最终转向的前夜，公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是因为郭小川事先给他作了工作的缘故。

1957年7月22日，郭小川接连给文讲所等直属单位打电话，叫他们星期三以前开会，星期四以后开讨论丁、陈问题的会议。7月23日，公木这天去找他谈出国访问的事情，他借机给公木打了招呼，小川日记中的原话是：“我又点了一下，请他发发言。”于是，7月27日这天八时半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礼堂复会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先是杨犁发言，以后是公木和周立波，最后是KZ作了长篇的发言。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 从这次发言的阵容看，应该全部都是对丁陈的反击。

公木发言的全文现在无法找到，但在丁玲的秘书王增如与李向东合著的一本书中，披露了公木这次发言的一个简短记录，公木当时表示：“同意周扬的讲话，有说服力，受启发。自己思想上有温情主义，有右倾因素，前年的会是思想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对的。丁玲在三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错误，应该正视、检查、改正。对于前年会的开法、报告、传达，我还是有些意见，现在不谈。前年的会议有些消极影响，应该消除。”这发言虽然还有一些弦外之音，但已经开始批判丁玲和检讨自己的“温情主义”，可见小川“点了一下”，在公木这里还是起了作用的。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与她的丈夫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和羞辱。一位著名的党员作家，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落水狗”、“杨荫榆”、“莎菲”，“凤姐儿”、“奸臣”……7月27日这次会议，实际是７月２５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后对丁玲等人的继续斗争会。

第三十二章（2）

７月２５日那天，天津作家协会一位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出现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她坦白交代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哭诉了陈企霞对她身心的摧残。这些材料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要收获，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文艺报》说她的交代，“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步暴露，这个阴谋集团的缺口就被打开了。”从天津带这位女作家赴会提供炮弹的，正是公木的辛集老乡方纪。

方纪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工作，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据作家徐光耀回忆，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揭开一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的狠毒阴谋！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是里边有陈企霞搞什么什么的秘密暗号。

这一切物证和人证都是当时作协的当权者在秘密状态下提取的。７月２５日这次突破性的大会也是在秘密状态下筹备的。1956年年底刚刚升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能够在这么关键的会议的前两天向公木“点了一下”，从而也使公木暂时避免了尴尬和灭顶之灾，可见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公木跟郭小川在延安时期曾与胡乔木等同时担任延安诗社的执委，两人当年还合作写出过较早歌颂毛泽东的歌词《毛泽东之歌》（李伟谱曲）。在郭小川调到作协工作之后，他们来往配合也较密切，对一些诗歌的观点也比较接近。郭小川写出长诗《一个和八个》之后，在日记中自称“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但是拿出来之后，却听到不少批评的声音。而公木则极力表示赞赏。

远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国焘肃反时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出。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过几回，郭在延安就有意想写成一篇小说，以表达自己对被斗错的同志的特殊情感。后来以此为素材写作了这首《一个和八个》。又经过修改后于1957年１２月８日交给《人民文学》的陈白尘。陈白尘看后迟迟未登。郭小川后来又转寄给上海《收获》的靳以。19５８年１月２１日靳以寄回一封信，说《收获》的一些编委巴金、周而复、孔罗荪、吴强、峻青、肖岱特地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这部作品，决定还是不发表为好：

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起什么样的作用很难说，从积极方面来说，作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可能要引起读者很多意见，尤其是会被不良分子钻空子，说：党是常会冤枉好人的。对于那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写得并不像，他首先对那些特务、汉奸、叛徒泄密，后来对他们的帮助主要是转移行军的时候背行李；可是，后来敌人突袭，这些待决的犯人，反倒能挡住了敌人，最后则是不了了之。对待一个被冤枉的共产党员，没有调查清楚，只听坏分子的一面之辞，就判决了死刑，这也是极不好的。虽然是在战争环境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可是也不能做一个典型来处理的。尤其在目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发表是很不恰当的。不知道你对这些意见如何？巴金同志到北京开会，当面也会和你详谈的。

1958年2月16日，郭小川把这首长诗交给周扬审查。周扬从湖南回来后，说只看了个头。一直到1959年6月，周扬把诗稿拿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严文井在会上突发感慨：如果发表出去，就可能划为右派。刘白羽说：“这正如一个同志看了《一个和八个》后，简直不相信这会是参加斗争的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写的！”这件事让郭小川寒透了心。

跟周扬等人的态度相反，公木大概是联想到了自己在延安鲁艺被“抢救”的经历，非常赞赏这首诗。为这首诗不能发表，还专门跑去《人民文学》编辑部提过意见，表示抗议。1959年郭小川也成为批判对象之后，陈白尘在批判发言中就说：“小川作品写得很多，工作中有时间写是好的，但有点温……创作上有时草率，1958年的一首长诗没发表，公木为此抗议过。”此时公木已成右派，说他为郭小川作品而“抗议过”，当然也是揭露的意思。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出公木和郭小川当时的关系的确比较密切。

郭小川1957年日记中多处出现公木或张松如的名字，并有多处一起吃饭的记载：

第三十二章（3）

3月21日，张松如来了一会儿，五时多，在《诗刊》看见沙鸥，他刚从天津写文章回来，他表示不愿在文学讲习所工作了。我约上徐迟，同他们到外边森隆吃饭。

6月2日（晚）十时散会，我买了一瓶酒，约来徐迟、方纪、公木、蔡其矫、沙鸥、方殷、周良沛等来我处玩儿。

6月28日，四时多开完会议，公木非叫在那里会餐不可，肠胃不好，不敢吃什么。会毕，又同公木、其矫、徐刚闲扯了很久。

7月20日，回到大楼，复沙鸥、公木。

8月14日，处理了一些事务，约来公木、沙鸥、徐刚谈他们那里斗争李又然的问题。

8月23日，下午开会，由我当主席，先有韦君宜等联合发言，以后是戈扬、胡考联合发言，再是胡海珠批评萧三、再是公木和沙鸥揭发李又然，然后是秦兆阳。

9月9日，白羽正找阮章竞和公木谈古立高的问题。

10月4日，坐车去找公木，未遇……。白羽意叫公木帮助《人民文学》看看稿子，十一时左右，公木从楼下与美国青年谈话后上来，便跟他谈了一阵。

10月22日，我与公木同坐车回来。吃了饭，休息一会儿，补上了三天的日记。

11月2日，与公木谈他的工作问题，他对到《中国文学》表示同意。

11月13日，早八时，到大楼。然后到文学讲习所，他们对停办文学讲习所的公开发表，有些意见。会后，与公木、沙鸥谈了一下精简问题。下午，公木车来接去开刊物的会议，开到五时半，天翼、克家等均发了言，很精彩。

11月19日，给叶君健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对公木不去外文出版社大有意见。

11月28日，公木来谈他的工作问题，我附带跟他谈了一下《星星》对他的批评问题。

……

第三十三章（1）

第三十三章风向变了1957年8月3日，第十次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在王府井大街文联礼堂（今商务印书馆）继续召开，陈企霞被迫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并当场交出了一把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女编辑某某的密室钥匙，说是他们反党的罪证。还交代了他与丁玲丈夫如何在街头秘密接头订立“攻守同盟”的细节，斗争的锋芒很快转向了丁玲和冯雪峰。在人们愤怒的指责声中，丁玲痛哭流涕，声泪俱下的作了检讨，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8月11日《文艺报》也发表长篇通讯《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

丁玲做过检讨，但 “丁玲的检讨，是经过她自己左右掂量了，掂量了又掂量了，她是非常有分寸的，我哪些地方不对了，我对周扬同志不够尊重了，哪一件哪一件事情我应该跟周扬同志商量，但是我没有商量，我就作了主了，但是我没有跟周扬商量，我跟邵荃麟商量了。她就这么样子坦白。坦白半天，往往就坦白到半腰，大家拍桌子，啊，不老实，不坦白，浪费大家时间，建议主席停止她的发言。主席就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就拉倒了，不让她说。因为听她那发言啊，就等于她为自己辩护。

丁玲是风格很高的人，她绝不会在那样的会上揭发任何人，包括陈企霞，她也不会揭发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她会把自己牺牲掉，她不会牵连别人的。” （2005年4月作家徐光耀在凤凰卫视“亲历历史”栏目中回忆）。

公木当时也在会场，自始至终目睹了案件发生的戏剧性的转变。尽管郭小川事先打过招呼，但他内心的震惊和忧虑，却是可以想像到的。从7月25日开始，这样的斗争会持续不断地开了一个多月，什么问题都搬了出来，包括经过调查明知不是事实的材料，接着还要批判丁玲的作品。 像《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直到早年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都引来了多篇批判文章。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停止教授丁玲等右派分子的作品。

斗争丁陈的大会，很快就牵连到冯雪峰的头上。接着还扯出了斗争舒（群）罗（烽）白（朗）的问题。舒群跟公木一起在延安鲁艺任教，又一起从延安出发去东北，并且一起创办东北大学，长期共事，有着很深的个人和工作关系，罗烽、白朗跟公木一样，都是跟东北这片黑土地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家，而且就在当年，公木刚刚还与白朗合写过一首歌词《永远跟着共产党》，刘炽作曲，正在四处传唱。可以说公木和舒、罗、白彼此之间有着很深的友谊。于是，公木在写作批判丁陈的诗歌论文的同时，又开始为舒群鸣不平，为罗烽、白朗叫屈。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渐渐向他自己逼来了。

1957年8月23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第二十次会议。此时中国作协召开的这一在当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党组扩大会议进入第三阶段，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开始受到重点批判。据资料记载，诗人公木虽不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但也开始遭受池鱼之殃，不得不和另一位诗人萧三一起被捎带上批判了一番。与会的都是文字高手，口诛笔伐起来也就格外地犀利和有力。不过对公木，后来还是没有立刻定罪。原来我以为这是作协领导网开一面，但后来读到同样参加了会议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这一天的日记，发现这一天公木也参加了“战斗”。公木暂时没有获罪，估计可能和他也在参加这样的“战斗”有关。

据郑振铎记载，胡海珠在会上对“对萧三提了问题”，而“公木对李又然揭发得很多；还有戈扬等的发言。”8月24日，一样的会议，“李又然作了检讨，与会者大不满意，未毕辞，即退下。有好些人，像古立高等，均来揭发李的反党活动。”可见“战斗”的力度和广度越来越大，被触及灵魂的人士也越来越多。

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在9月16、17两日举行总结大会，这实际上也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大会。陆定一、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人都讲了话，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作总结发言。 郭沫若说，我们必须努力改造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周扬说，在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人是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包袱”参加革命的。一种人在革命的斗争中，经过磨炼，逐渐地把个人主义的“包袱”甩掉，改造自己成为集体主义的战士，在革命队伍中感到自由、轻快；和党一条心。另一种人，却始终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不放，抛不开个人得失，个人恩怨：有一点成绩就向党居功，碰一点钉子就对党不满，因此他们不但甩不掉那个妨碍自己前进的“包袱”，反而增加了“?袱”的分量。党和革命的力量越强大，他们便越感到“不自由”，越感到格格不入。他们对党不是向心，而是离心。遇到重要关头他们就经不起考验，最后就走向反党以至叛党的道路。参见1957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全程近距离地目睹了丁陈慢慢倒下经过，尤其是对照郭沫若、周扬的发言，公木大吃一惊。他认识到自己在过去几个月中，“犯了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并且自己站在了与党对立的一方面”。只有到这时候，他“才投入了反丁陈的斗争”。

此时反右派斗争已经白热化，公木迅速进入角色。从他留下的诗文来看，这一时期，他的愤怒的热情是汹涌澎湃的。比如，1957年8月7日，也即是陈企霞“坦白”之后的第4天，他用文讲所原学员玛拉沁夫揭露丁玲的文章的题目，写了一首：《扫除灵魂底垃圾——击破丁陈反党联盟》，其中说到自己在批判会上的感触时写道：

我由于震惊——实在震惊，而屏住呼吸，而瞪大眼睛；我由于愤怒——非常愤怒，而衷肠火燃，而心血潮涌——当我听到那揭露，那控诉，当我看到狐狸和豺狼现出原形。

第三十三章（2）

当时听到方纪带来的天津女作家柳溪等人的揭露和批判之后，公木评价说：

是血泪底控诉，是心灵底揭露，我是多么震惊，我是多么愤怒！

我看见二百双眼睛里都燃烧着火焰，我听到二百人底心里都擂起了战鼓。

对罪恶洒一滴温情的雨露就是犯罪，扫除灵魂底垃圾，这本是我们底任务！

当时人们的批判语汇和批判内容，从公木这首诗里也可略窥一斑：

狐狸和豺狠结成联盟，石榴裙下裹着军师和帮凶，他们进攻的目标——太阳；却口口声声自称向往光明。

是野心化装成庄严的理想，是骗子扮演着坚贞的英雄。

伸出的手巨大有如掘土器，永不疲倦地抓取地位和名利；张着的耳朵灵敏有如收录机，不分寒暑不舍昼夜打探消息；而那隐蔽的心漆黑像子夜，无论是哭，无论是笑，都不过演戏。

在街树下相约密谈，左看看右看看，活像小特务要放一颗定时炸弹；……一点星光就会照得目晕头眩，夜黑风高才是最标准的时间。

……贪婪、狠毒数着红眼睛的豺狼，虚伪、狡猾是狐狸底色相。

时机有利，猖狂进攻，得意洋洋；大势不好，鼻涕眼泪，过关赖账。

而偏偏要做什么灵魂底工匠，呸，臭茅坑里怎能有清泉流滴？……在“反右”开始之前的鸣放阶段，李又然和“丁陈”一起搞过一次“反扑”，他当时显得很精神，每次开会他都提前到场，还特意穿着西服，打起领带，独自一人早早地坐在会场上，不言不语地等候着。当时人们说他突然“神气”起来了。但是，到了7月25日的会议之后，李又然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提到“对罪恶洒一滴温情的雨露就是犯罪”，负责李又然专案组的公木，尽管曾经到处为李又然叫屈鸣冤，此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肃反斗争中的温情主义问题。于是赶紧拿起笔，匆匆写了一首《恶鬼的画像》。现在这种批评，显然是已经迟到了。所以这首诗的后面特意注明：“1955年8月初稿，1957年8月续成”，这里的“1955年8月初稿”这几个字，自然有自己的策略性的考虑。公木的笔很生动，现在从这首画像里，如果去出一些谩骂性的词汇，倒可以从一个侧面想见李又然独具个性的艺术人生。不妨来摘编几段。

他底口号：“师罗曼罗兰！”

他底招牌：“老共产党员！”

假如你问他做什么工作？

“一般的，每天都做一点。”

第三十三章（3）

的确，他好像并没有说错，他底职务据说是文艺教学。

陈年老账都已经无可查考，五年来他整整上过十课——两课：六小时——一年，平均：一分钟——一天。

除去睡觉、吃饭、蹲马桶、听唱片，他似乎还有足够的业余时间。

无论谁由于怀才不遇而怨天尤人，无论谁由于野心未逞而愤愤不平。

无论谁由于受处分而思想难通，只要他闻到风，立刻就大起共鸣：

“你是天才，你底心怀像海——不，比海还深，比海还打！

你将占有这一整个时代，永恒将为你含笑，历史将为你开花。”

“你聪明，你底智慧像书，——比书还成熟，比书还丰富；你底光辉永远不能磨灭，雪包不住火，泥土买不掉珍珠。”

最讨他厌烦的就是领导：

“那是一位首长”就等于说“那家伙糟糕！”

没有哪位负责同志放在他底眼里，至于什么支书什么组长就更甭提了！

不得已他才出席小组会，有时也参加一下支部大会；寸金难买寸光阴，正好静坐养神。

低着头伸腿合着眼假睡。

他说着话活像卜郎鼓，止不住底摇呀摇他底头：

“鸡毛蒜皮！同志们呀，切不要遍地捡芝麻，大篓倒香油！”

“这个时候的大任务是我！”

整风会上她点着自己鼻尖说：

“我要不说话，时代就显得冷落，我要不点头，问题就不得解决！”

蛮横地向着党组书记：

“我提议开出你底党籍！”

指着中宣部底负责同志：

“社会主义这一关，非我批准你过不去！”

“反右”后期，李又然被戴了一顶右派帽子，到京郊怀来县花园公社一个社办小厂里劳动改造去了。有人偶然见到了他，蓬头垢面，像个囚犯或乞丐，独自住一间屋子，床上、地下，被褥、衣物，纷然杂陈，一片狼藉。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床底下的地面上并排放着两只一般大小的大笨碗，比宴席上用的大海碗还大，两只碗的形状、颜色也全都一样。听厂里人说，那两只碗的用途是截然不同的，一只用于吃饭，另一只用于夜间撒尿。两只碗紧挨在一起，除了他自己，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分得清它们的用途了。

“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文联、作协筹备和复查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就纠正错案找李又然征求意见。那时，李又然住在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一座低矮的小平房里，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扇不到一人高的门，出来进去都要低头弯腰。屋里非常狭窄，一左一右靠墙放着两张用条凳和木板支起来的床，他和他的女儿各睡一张床。李又然虚弱得多了，乱蓬蓬的头发，黄瘦的脸，迟滞的目光……当那位工作人员把嘴挨近他的耳朵，大声请求他谈谈意见，他微微摇摇头，有气无力地吐出两个字：“没……有。”脸上神情依旧，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被改造成了这个样子！

第三十四章（1）

第三十四章座谈会上为了“清算丁玲在文讲所所散发的毒素”，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公木在中国作协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文讲所组织召开了8次部分毕业生的座谈会。说是“在接受了党组扩大会的启发和教育以后，也就是上了大课以后，所进行的复习或课堂讨论。是为了巩固与加深大课的成果。”作协党组领导邵荃麟、刘白羽来参加座谈，丁玲也坐在“冷板凳”上当面接受批判。

参加会议的有曾经在所里工作过的田间、康濯、马烽等，以及文研所第一期、第二期在京学员、青年作者，八九十人坐满了一屋子。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分别由周立波、黄其云、田间、公木、沙鸥等人主持。《文艺报》以《深刻的一课——青年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报导》为题，在10月13日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会上揭发批判丁玲散布的毒素有：

1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当作个人的地盘。如作协理事会上表扬了刘真的小说，丁玲就不高兴，因为她把刘真看成是她的人，只有由她来评论才行。羽扬、李涌和谷峪，同是所内指定由丁玲辅导的学员，她对谷峪特别热情，积极给他看稿，而对羽扬和李涌则冷淡，稿子长久压着不看，连题目都忘了。

2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要学员在两年中每人写出一本书，或十万字上下的长篇、中篇，或短篇集、诗歌集、论文集。对李纳说：“你怎么总是写短篇，不能写一个中篇吗？”并鼓励她多写，要有像白朗那样一本书（《为了幸福的明天》）就可以了。对学员说：“光说我们正确还不行，还要拿出作品来看看才行啊！”公开号召大家写大作品。对李涌说：“你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别人就打不倒你。”对学员公开宣传“青年人骄傲一点不算什么，骄傲不值得大惊小怪。”

3宣扬脱离政治的反动文艺观点。对李纳说：“我这个人是不懂什么条条的，不懂理论。”认为“读书太清楚，太理智是无味的。”一次读了谷峪一篇小说后，给他写信说：“你写的政治性太强了，我没有受感动。”对逯斐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没有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反对“赶任务”，对谷峪说：“不必去赶那些任务，写那么多（指赶任务）有什么用，要写出一本。”有一次讲课中讲到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认为后者次于前者，因为后者“赶”了任务。说她在桑干河只住了18天，就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因为有技巧。对徐光耀等说：“我是作家，我的气质就是作家的气质。我不喜欢赶浪头。”

当年的发言记录被文学讲习所整理成一本蓝皮书，从这些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形色色的灵魂在风浪袭来时的各种表演，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真实的原始信息。而许多人发言的主题，不是先批判丁玲，而是首先把自己跟丁玲的距离拉得大一些，以免遭受池鱼之殃。

比如在9月24日下午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TJ先生说：

到中央文学讲习所来，首先检查，自己心里有点害怕，因为不知道来做什么工作……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1952年丁玲发表了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我个人用了一个笔名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内容提到胡也频是进步的，沈从文是落后的，涉及丁玲在南京变节的事情，投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没有用，也没有退给我，退给了柯仲平同志……以后柯老一来北京，我就怕他把这个事告诉丁玲。我想来了以后不知道要怎样整我，当然我也是不怕整的。我们那里还有一位同志亚玛，对丁玲是没有好感的。前年党组会后，丁的表弟来北京找我，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去看丁玲，我说可以去的。据他回来说，丁玲还是随便讲话，当时在座的有文讲所几个学员，丁玲指着他们告诉他的表弟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小宗派的。到这里来一直到离开，感到丁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空气在这里传得很多，什么“没有作品就没有发言权”“有了一本书谁也打不倒”这些传说是有的，还说，李季和陈荒煤出国，李季还能拿出一本书，而陈荒煤只在报纸上剪下一些东西，其实李季还受过陈荒煤的教诲。

来了以后，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在1954年前后，我曾经向中央反映过这个东西，说讲习所弄来一批人不干工作，而这些人都不能碰……觉得这里大作家可怕，小作家也可怕。柯老来的时候找过我，我总想问他同丁玲谈过没有，所以我总是想离开讲习所。

作协第一次党组会我参加了，后来我又检讨我的思想，就是自己在讲习所坚持斗争不够，暴露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在反对某些事情上，也是以个人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不完全是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了就对了，反错了自己也可能就错了，这是我自己感到的。最后我检讨了要“走”，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到北京市去，是他们通过中宣部要的，最后经?刘白羽同志解决的。

第三十四章（2）

在这里不是声明我来和走同丁玲没有关系。

在闹着要走的前后，一次在托儿所接孩子遇到马烽，他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问我，我说实在讨厌你们这些作家，不愿意干。后来大概马烽去告诉丁玲，丁玲打电话叫我去，我就去了，谈起一些讲习所的问题，最后她说你找一下KZ吧，当时我看她谈到KZ的语气同过去不一样，她说KZ现在是作协的新生力量。说这话是带有讽刺口吻的。她又叫我去找老舍。我不愿意自己搞进去，就没有找。从那次以后就没有找过她。

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对机关流行的作风感到很寒心，我那时候才三十六七岁，我在这里是夹着泪水的，脸上是夹了皱纹的，也向中宣部告了一状。我还没有走，就把我的档案和介绍信丢在我桌上，我还不在家，对待一个干部是应该这样吗？再说当时我还是这里的一个领导干部。我想要是有一本书就不会这样对待我，我在别的机关也从来没有这样让别人走过的。我走了，而不走的如徐刚就把他提了一级，我对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讲习所可以不办，到这里来要沾染一些东西，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间，读了一些没有读过的书。

组织机关变动以后，就闹这个问题，比如对李又然的问题，写过材料。我原来有点抱怨田间同志，有一天田间躺在椅子说，我没有办法，要服从组织。当然这个组织就是丁玲，因为李又然是丁玲招来的，丁玲曾经劝过李又然说，假使要你到何其芳的文学研究所去。我想也是受不了的。我们当时同志间有不团结，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不团结也没有向学员说，所以学员老爱提意见，比如对讲课，我们也不敢说课里面有资产阶级观点，同志们可以查总结，世界文学是我招呼的，我写的总结这样说。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想的矛盾。意思就是说有资产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的矛盾，但没有那么提。

孙家琇讲课，她对我个人的印象还不坏，我也坐在前面记笔记，我当时就认为孙家琇的讲课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事丁可以作证。就因为自己没有一本书，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上下压不住，怕一说被人家碰回来。现在想起来，我作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就不应该这样，是应该坚持自己的看法的。

还有一个，也想不起过去是闹什么事情，是一个斗争，就是后来要我当副主任，我同田间说了四五次，我说我不当这个，有什么具体工作可以分配我。邢也批评我谦虚也不应该这样谦虚，因为他是支部书记，我才算了。后来这里的事情闹起来了，田间下了决心，打报告给文化部，要把问题摊开来在支部大会上谈，解决我的问题，文化部没有下这个决心。

有一次李又然在这里作世界文学动员报告，他说读书要象游泳一样，要钻到水里去，后来我对学员说：“希望同学们体会李又然讲话的精神，钻进去是对的，还要钻出来，不然淹死了我们不负责任。”当时我不同意李又然的说法，但也没有明确的向他斗争。

我到讲习所对丁玲的印象很深，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想去找这样的靠山，

第三十四章（3）

同时我也没有一本书要去找她。当时讲习所所有负责同志的离开都是经过丁玲的，田间同志离开是丁玲给他找来了吴伯箫；邢也离开也是丁玲的关系。当时我曾在作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好的）就是做一个炊事员也不做这样一个机关的炊事员。还有一个事情，张凤珠原来不是共产党员，她是到讲习所来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的，然后离开，原因是为了要当丁玲的秘书，在支部会上我是糊里糊涂举手的，下来以后，做支部工作的徐刚同志也说，条件不够，很后悔。当时想，丁玲可以随便叫一个人来解决党籍问题，解决了以后又走了，她来去的情况当时我是不十分了解的。当丁玲犯错误以后，我总是想到离开北京远一点好一点，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其次对丁玲就有认识（不是自己思想上原来就有的，而是别人——丁玲的表弟告诉的）所以有警戒。

到市文联后，作协方面批评丁玲，我做了检查，主要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家说我是惧怕权威思想，我也不懂什么是权威，反正觉得她可怕。在没有听到一些同志说作协怎样开大会，这些人在受苦，有些人很感动。传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讲习所的同志，而是从外面传来的，意思是要改变我们北京市内的工作情况，在肃反时，我是北京文化局和文联五人小组的组长，我们经过层层领导的审查，比较可靠一点，我从个人的工作上想，我说也许不是这样，他们这样闹可能要闹错的。所以我要到这里知道这些事情，自己受点影响大概就是这样。

我受的另一影响就是感到要做文学部门的工作一定要搞创作，我有点不服气，觉得自己年纪不大，还可以搞一点东西出来，这是到了讲习所来以后才明确的。1942年我离开晋察冀文联，那时候党要我到那里就到那里，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脑子里好像多一些东西了，要我到什么地方去还要考虑一下，有时候非到组织上做出决定才乖乖的去。李雪峰同志曾批评过我，为什么要离开公安部门，我在那里工作很好，我说不是我要回来，是组织上要我回来的。

我们去找丁玲，曾经谈到讲习所评级问题，当时我感到她有官僚主义，我说如果嫌我的级别高，可以把我的级别拉下来，丁玲在谈话时，无形中把这扯过去了，后来她又说她也不同意提级的，是邵荃麟同志同意的，我就觉得邵荃麟同志真是不了解情况。到后来荃麟同志找我谈话，记得徐刚也在，他说肖殷的意见是对的，（那时还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邵荃麟同志老用一些中国革命斗争，党的烈士等教育我，我说不是那么回事，我说我的主要意见是他们不做工作。拿李又然来说，在世界文学学习阶段，我就同他说过，对你的要求不高，你不愿意做的告诉一声，我可以来做，只要你不着岔子就不错了。他对学员对他提意见很不满意，他说本来是对教务处的，为什么搞到他头上去，我要他冷静一点。

总之，过去听到有人这样说，不写一本书就好像对不起丁玲和讲习所，再加上还有李又然在旁边散布毒素，李又然曾经对XXX同志说：“你写你的书，不要理他们，批评你的时候你不管，写出书来以后，他们对你鼓掌欢迎，你还是不理他，你可以昂起头，走你自己的路。”

TJ先生发言之后，公木接着的发言，却一定会使TJ先生很尴尬，他说：

TJ同志今天来晚去早是有事情。他的发言可能是工作忙，没有很好的准备。但是对于调工作这一点，要简单的说明一下，他讲的是不对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说来的时候有顾虑，因为写过揭发丁玲的文章，怕丁玲打击，事实上丁玲53年就走了，他是55年才走的，休息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丁玲虽然走了，丁玲的影响还在这里。

当时还是吴伯箫同志负责，TJ要请四个月长假搞创作，写好东西后到湖南去，我们还是不要他去，希望他写完东西后仍留在这里工作。在这个时期，北京市通过组织调他，虽然作协党组已决定让他去，我们还是挽留他，他也不愿去，在这时期他可能去找丁玲活动，不通过组织手续而找私人调动工作，那是错误的。TJ同志对我们同意他到市里工作非常不满，还到中宣部告了一状，大概是告我和吴伯箫，事实上是组织要调他去。他为这件事找过白羽，哭过鼻子，也找过KZ、田间。

接着另一位作家陈登科马上发言作证说：“TJ同志托丁玲时我也在，他是去请丁玲帮忙调他到湖南去的，可现在他完全不承认了。”

第三十五章（1）

第三十五章解套儿的努力公木在延安，一直在周扬任领导的鲁艺工作，跟丁玲和陈企霞都没有什么太深交往，而且都是一些正常的工作关系。抗战胜利后，他长期在东北担任教学工作，跟丁陈也没有什么亲密关系。他跟丁陈的有限接触，大多发生在进入文讲所工作之后。不过，内心深处，他对丁陈是抱有一定同情和认同心理的。比如，丁玲的“罪状”中，有一条是向青年作家宣扬“一本书主义”。文学讲习所的同事沙鸥是个写诗快手，丁陈的问题出来之后，他曾写过一首诗讽刺“一本书主义”，拿给公木看。公木说：“听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一本书主义”。沙鸥听了公木的话，随后就把诗稿扯掉了。在后来揭发公木的右派罪行的时候，公木把这件事称为是“第一次正式为丁玲效劳。”

1948年在哈尔滨水上俱乐部，公木曾经跟丁玲一起吃过一顿饭，陈其文市长请客，欢迎国民党长春大学起义跑来的校长张德馨。 1953年春，在鞍山。丁玲住在鞍钢的干部宿舍，离公木很近，他同市委宣传部长刘翼云一同去看了她一下。谈过田间的诗、赵树理的小说。感到她对赵不满却喜欢田间。 1953年10 月，第二次文代大会期间，同马加、师田手、吴伯箫到多福巷一号看望过她一次。 1957年5月，在文讲所一位同事的宿舍里，跟丁玲谈了以下三个问题：1约请她讲创作经验，她答应了，却又没有肯定。说是准备一下试试看。2问她聂绀弩这个人怎么样？能否教书？她说可以教书，不好团结，比李又然还难团结。3谈到荃麟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讲到党员作家团结问题，表示希望快快达到团结。她说：“要团结，必须找出不团结的原因来。过去说在这儿，现在看是在那儿。”

1957年6月23日，公木随全体同学去游颐和园，还只剩一周就结业了。他同徐刚夫妇和朱靖华去看丁玲，催她来所作报告，在座的有陈明及厂民、逯斐。丁玲把准备好的一封信拿出来，内容是说身体不好，不来作报告了。以后她又问几时开会，说不知道。以后又谈到法捷耶夫自杀的事，说日本人写过两篇文章，登在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上。

丁陈彻底垮了之后，文讲所的命运也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在文讲所1957年9月25日举行的第八次部分毕业生的座谈会上，公木做了长篇总结发言。通过这样一篇发言，我进一步了解到当年的许多人和事，体会到公木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和那些痛苦、复杂而又力图自保和保护他人的心境。面对公木的发言纪录——一个常常声言“以生命作诗篇”的诗人的另类文字，我仿佛看到一柄巨大的又锈又钝的木锯在吱吱呀呀地锯着一个痛苦的灵魂。

这份发言很长，他得绕了很大的圈子，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解释“胜利的到来”，并不是十分容易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多数作家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场斗争真是迂回而曲折的。我们差不离每个人都闹了满头大汗，然后才取得胜利的。”这无疑是有着为自己前些时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辩护和开脱的意味。

他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前年党组扩大会议以后，相当多数人都产生了怀疑与动摇的情绪，为什么在大鸣大放期间，许多人都变成了反党集团的同情者或同路人？为什么当大会进一步揭发了丁、陈、冯的罪恶活动以后，多数人都目瞪口呆大吃一惊？”然后才为自己直接辩护：因为“丁、陈、冯都是老党员、老作家，他们不但有荣誉有广泛的影响，而且他们都穿着党员的外衣……”，并谦卑地表示“这确乎是一次大课。使我们大家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极为生动而具体的阶级教育。提高了认识，擦亮了眼睛。”

他表示“要彻底清除丁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彻底消毒：第一，必须对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和它划清界限。第二，必须按着党的原则，按着文学的党性原则来总结我们的教学，改进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第三，大家都要加强思想改造、深入生活、联系群众、在斗争的烈火中去锻炼，增加思想上的免疫力。”

公木本来在党组扩大会上当面指斥过反复无常的KZ，现在的发言中也不得不说：

据KZ同志检查：文研所的干部，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在丁玲思想影响下又帮助丁玲扩大了消极影响：（1）提倡对丁玲的个人崇拜、从创办的传奇到挂象，一直到教学计划中五四以来新文学部分关于丁玲作品的课堂讲授。（2）宣扬文研所一贯正确。相形之下别人都是累犯错误；宣扬文研所是文艺党校，是文艺的最高学府。使着不少人都有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之感。（3）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创作高。对毕业学员也是片面地强调能写出作品来，实际上很少进行服从组织、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与文学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的。”并且说：“KZ同志这种检查，是正确的、合乎实际的。”

第三十五章（2）

而公木发言的最终目的，还是想从丁、陈的坠向深渊的命运里把文讲所也把文讲所这拨丁玲“独立王国”的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拉出来。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煞费苦心地想把文讲所与丁陈集团划清界限。尽管他的努力最后失败了，但从他的辩护和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作为理论家的功力和当时的良苦用心。

这段发言披露出来，估计会有一些史料价值，所以尽管篇幅有限，我还是尽量按历史的原始记录（其中提到的一个人名用了化名）如实抄录下来。

公木在1957年9月25日的发言中说：

一对于丁、陈、冯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亦即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这是一场极为严肃的也是极为严重的斗争。

这一场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到今天，在我们面前：为党、为社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两条文艺路线的区别，亦即是大是大非之间的区别，已经明若观火，他们就如同白昼和黑夜的区别一样。但是，回顾一下，胜利的到来，并不是十分容易的。党的坚决领导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

而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多数作家与文艺工作者来说，这场斗争真是迂回而曲折的。我们差不离每个人都闹了满头大汗，然后才取得胜利的。为什么前年党组扩大会议以后，相当多数人都产生了怀疑与动摇的情绪，为什么在大鸣大放期间，许多人都变成了反党集团的同情者或同路人？为什么当大会进一步揭发了丁、陈、冯的罪恶活动以后，多数人都目瞪口呆大吃一惊？这是因为：（1）丁、陈、冯都是老党员、老作家，他们不但有荣誉有广泛的影响，而且他们都穿着党员的外衣。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总是赤裸裸的，更多的时候他们也还是用着为党、为社会主义的语言，这中间是利用了党的威信，迷惑了许多人。（2）在我们自己身上，在许多作家与文艺工作者身上，或多或少也有着腐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一类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拖累着我们，使我们与丁、陈、冯反党集团不是一下子就划清了界限的，尤其当反党集团的内幕揭露的还不够彻底的时候。因此，这场斗争，不只使伪装着的反党分子，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再不能放毒，再没人上当。这是主要的胜利。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大吃一惊，满头大汗，斗争的烈火也烧毁了我们身上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不干不净的坏东西，这也是重要的胜利。这两方面的胜利，加到一起，才是全胜。我们说：不达全胜，决不收兵！而全胜的得来，谈何容易？如果不是中央的英明领导，如果不是党组同志坚决的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如果不是处在反右斗争运动的高温之中，文艺界的大是大非，恐怕还不是一时能够弄清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总是怀抱着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参加大会。这确乎是一次大课。使我们大家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极为生动而具体的阶级教育。提高了认识，擦亮了眼睛。现在，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都懂得了党的文艺路线与反党的文艺路线分歧在那里。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1）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呢？还是只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业，只为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2）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的接受党的领导呢？还是拒绝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总而言之，这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政治领导文艺呢？文艺领导政治呢？不是口头上的、从字面上来回答，而是从思想中、从实践中来回答。作为党的文艺战线上的战士，必须在思想与实践两方面，再以上的问题上，与披着各色各样外衣的反党分子，明确的划清界限。

9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正确的指出：“党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服从于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在今天说来，文艺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鼓舞人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因此，我们的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党对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须正确的加以领导，只有这种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我们必须用这个标准来检查丁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亦即丁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艺路线的实质。或者有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什么时候丁玲说过反对党领导文艺工作，反对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相反丁玲不是多年以来就以党员作家的身份活动在中国文坛上的吗？她不是曾经做过中宣部文艺处长、作协党组副书记而以党的名义对文艺工作进行领导的吗？

这样看问题，是太表面化了。不是从口头上、从字面上。而是从思想中、从实践中来检查。

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实际上他们怎样“领导”的呢？“社论”指出说：“他们把党委托给他们领导的工作单位或工作部门，当作自己私人的地盘和独立王国，对于党的方针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或根本拒绝。他们把党的领导和监督，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干涉和束缚。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他们向党闹独立的资本，他们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进行无原则的感情拉拢，把一些具有反党情绪的不满分子结合起来，一有机会就‘倾巢出犯’向党进攻。很明显，让这类反党小集团存在和发展下去，就休想在文艺方面贯彻党的方针，实现党的领导，党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一定要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害。所以，具体实际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丁玲的文艺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而也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

第三十五章（3）

前年的大会本来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不彻底；今年的大会，又进一步揭发，才取得了根本胜利。而胜利还仅仅是开始，还只是初步的胜利。有待于巩固和加深。丁玲及其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和内幕需要进一步揭发；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踊跃参加斗争，在斗争的烈火中得到锻炼，才能把存在于自身中的腐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加以烧毁。才能使野心家失掉市场。所谓胜利有待于巩固和加深，便是从这两方面着眼。至于在文艺思想上加以清算与批判，再文艺理论上从事建设与提高，那更是需要长期努力的。

遵循这一方针，根据这种精神，我们又召开了八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在接受了党组扩大会的启发和教育以后，也就是上了大课以后，所进行的复习或课堂讨论。是为了巩固与加深大课的成果。这个目的、这个要求，基本上是达到了、是实现了。

我们的座谈会，通过我们的实际经历或切身感受，进一步说明了党的文艺路线与丁玲反党的文艺路线根本分歧是什么，进一步说明了丁玲反党的文艺思想对我们起过什么腐蚀作用。对于党的文学教育事业带来了什么危害？座谈会也使我们明确了我们应该怎样向党忠诚，向人民忠诚，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一清楚滋长在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毒素。

二丁玲素有关心青年作家的好名声，又是文学讲习所的创办人，兼任所长三年多。在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方面，应该说是曾经花费了一些心血，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同时她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艺思想，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在这一方面，便不能不起放流毒作用。而且，既然是新生力量、既然是青年，抗毒力一般是比较弱的，因而可能造成的危害就更大一些。

丁玲的一套做法，对青年作家的危害有那一些呢？

一周以来，许多同志都根据自己实际的经历和切身的感受，做了许多生动具体的揭发。有的发言，在自我检讨上，可能还不够深刻，但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丁玲及其反党集团文艺思想的毒害，把大家的发言综合起来研究一下，这毒害是非常显著的，主要的可以举出以下三点概述一下：

（一）宣扬“一本书主义”。

“一本书主义”，现在没有谁在怀疑是否存在着了。前年党组扩大会揭发了丁玲宣扬“一本书主义”，我们大家抵触情绪挺大，第一期学员以为是丁玲宣扬在第二期讲的，第二期以为是在第一期讲的。大家碰到一起，一对证：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名词。于是一齐否定。这是只从字面上看问题，没有从实质上来了解。

在这一次座谈会上，几乎中口一声都确乎说曾受到“一本书主义”的感染。这是认识提高了的表现。所谓“有了作品，谁也打不倒”；所谓“写出一本书来，就是一切”；所谓“历史没有用，写一本书就行”；所谓“工作是属于别人的，只有创作才是属于自己的”……这些都是一本书主义的注脚。

丁玲在和学员正式讲话或闲谈之中，是经常散布这种言论的。从叙述肖洛霍夫到爱伦堡的说法当中，也是片面鼓励人只要有了作品，便有了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创作高。从接近学员，分别看待的态度当中，也使人感到只要有了一本书，便能吃得开。

（二）培养骄傲。

第三十五章（4）

和“一本书主义”一样，不能单单抠字眼。丁玲大概没有赤裸裸的说过：“骄傲就是美德”或者“你们骄傲吧！”当然也不会把“培养美德”这几个字写在教学方针里去。但是却实实在在、的的确确，在丁玲负责的文研所，曾经造成一种气氛，在大力培养骄傲。这本来是“一本书主义”的合理发展，或必然的结果。

既然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就谁也打不倒、就不得了。——那么，有了一本书当然要骄傲。还没有一本书的，进到文研所来，也是为了不久就要又一本书的吧，因而也便会飘飘然起来。

文研所本身就了不得，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了不得。文研所自称自己比大学高一级，又说是文艺党校，又是不凡错误，一贯正确的……诸如此类，所以进到这个红漆大门来，就不免有几分骄傲感。又加上用“吹”与“捧”的方式麻醉青年，陶醉自己，也使着许多青年都忘掉了自己“到底能吃几碗干饭”。比如对刚出一本“平原烈火”的徐光耀，在众人面前，在本人面前，大加激赏：“你的书比新儿女英雄传好，比日日夜夜稍微差那么一点点！”这句话出自有国际声誉的大作家丁玲口里，对于一个刚刚写过一本书的青年，哪能不冲昏了头脑呢？

更显著的是对所谓的工农班。什么曹桂梅、吴长英介绍给外国人、访问照相，在报纸期刊上广为宣传，其实是买空卖空，把两个本来是很单纯、朴素的年轻人（曹是警卫员、吴是劳模）都弄的迷迷糊糊，辨不清东西南北了。文研所到文讲所整套整套作法，都有这种作风。有许多事，如果冷眼旁观，都可写入“儒林外史”的。在这种气氛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果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岂不是很困难的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除非出类拔萃有很坚固的党性修养的人，都是办不到的。

（三）提倡个人中心，进行宗派拉拢。

丁玲自己说过要占有别人的心。周围如果不围绕着一群人，对她恭维，听她使唤，她便感到寂寞。因此，必然要有一套攻心战术。这便是感情拉拢，宗派活动。这手段最容易施展的就是对自己所领导的干部，对自己所教导的学员。

对干部实行家长式的领导，无原则的迁就，包庇错误，拉拉扯扯。对学员便俨然看成自己的人，把青年作者都分成了“他的”“我的”，象喂的鸟、养的花一样。招待聂鲁达、爱伦堡也邀请一群自己的得意门生作陪（主观上可能有几种好意，让年轻人见见场面，长长见识，让外国人看看中国的新生力量），实际上是摆摆阵势，向外国人炫耀炫耀自己。这种作风，很类似吴祖光的“小家族”。吴祖光是民主人士，自封为“小家族”的家长，丁玲是党员，她不是也自称为“党内的姑妈”吗？象吴祖光一样，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讲所里也组成了她的“小家族”——比吴氏“小家族”大约还要大一些，还要红火热闹一些，因为在鼓楼下既有合法的机构，在多福巷又有秘书、又有政委，进行拉拢私人关系，比吴祖光具备着更多的有利条件。

既然丁玲喜欢以个人为中心，来搞小圈子、小宗派的活动，那么就不可能不是对党、对自己所不满意的人，散布流言蜚语：周扬怎么样，刘白羽怎么样，赵树理怎么样……“他们”、“我们”，壁垒森严，界限划的很清楚。自己手下的人，别人碰不的，甚至好话也说不的，周扬同志在作协理事扩大会上提到刘真的小说，丁玲心里就受不了了，周扬同志到文研所讲课，找几个学员谈了谈话，也引起丁玲的反感……甚至在学员结业的会上，讲出“文研所可以作你们的靠山”这种话来。以至对徐光耀说：“部队如果不让你下去，写信来文艺处告状！”因此，许多人便把心交给了丁玲，卖身投靠。觉得有了这么一位大作家做靠山，党不党倒不放在眼里了。

丁玲的危害是怎样形成的呢？

第三十五章（5）

（一）丁玲在从事文学教育事业的活动中，自觉与不自觉的散布了这么多的毒素，其思想根源在于自己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她把文学事业看作猎取个人名位的手段，所以她利用自己“声望”，目无组织，只听奉承话，一句也批评不得。稍不如意，就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把自己看成党的文艺队伍中的显贵。煽起一阵邪风，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使着受了这种毒害的青年，热衷于追逐名利，不愿过艰苦的生活，不愿从事艰苦的劳动，为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群众服务，慢慢只变成了空话，因而必然的结果是一天天和党疏远、和人民疏远、政治热情衰退。

（二）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讲所能够大量放毒，当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单枪匹马进行活动的结果。研究所与讲习所的干部，是有一定责任的。因为丁玲当所长是兼职，她本人来的并不多，讲课讲话也只有数几次，同时也不是全部学员都到她家里去过。而整个文研所弥漫着对丁玲个人崇拜的空气，这种空气直到以后的文讲所也还“余风未泯”。据康濯同志检查：文研所的干部，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在丁玲思想影响下又帮助丁玲扩大了消极影响：（1）提倡对丁玲的个人崇拜、从创办的传奇到挂象，一直到教学计划中五四以来新文学部分关于丁玲作品的课堂讲授。（2）宣扬文研所一贯正确。相形之下别人都是累犯错误；宣扬文研所是文艺党校，是文艺的最高学府。使着不少人都有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之感。（3）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创作高。对毕业学员也是片面地强调能写出作品来，实际上很少进行服从组织、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与文学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的。

康濯同志这种检查，是正确的、合乎实际的。如果没有助手，丁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不可能在文研所泛滥起来。

丁玲在散布毒素，文研所到文讲所都不能说很好的贯彻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来进行教学，但是在这里学习的学员，中毒深浅，各有不同。有人感到学到的好处多些，有人则受毒比较深。为什么？个人的抗毒力有所不同。有卖的，也必须有买的。丁玲能够放毒，还是有她的市场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大家的思想当中，具有着接受毒害的基础。一本书主义也好、骄傲也好、感情结合也好、“士为知己者死”也好，对多数人说来，原来都有这些东西。所以一拍即合。也许有的原来朴素一些，经过培养，就茂盛起来了，象李涌同志，贫农子弟，小八路出身、又是荣誉军人，本来是很单纯的，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发表欲，这也是一本书主义……这种思想种子得到一定的阳光和水分，自然就会发芽生长，因而找靠山，那眼睛打赌，都不是奇怪的事。有的同志年纪大些，受旧社会不良习气的沾染更多些，个人主义也就更多些，向远斐同志、陈登科同志都从这个角度上作过自我检讨，有的同志年纪轻些，十几岁上就解放了，完全是新社会里长大的，但是由于单纯，更容易上当，象胡昭同志、刘真同志都从这个角度上进行过检讨。——在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还不能彻底铲除产生个人主义的社会根源。所以决不能放松对自己的鞭策和检查，要时刻警惕着，不要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时代，堕落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要彻底清除丁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彻底消毒：第一，必须对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和它划清界限。第二，必须按着党的原则，按着文学的党性原则来总结我们的教学，改进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第三，大家都要加强思想改造、深入生活、联系群众、在斗争的烈火中去锻炼，增加思想上的免疫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一个共产党人说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来就是不合法的。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是两种正相敌对的世界观，如果说在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由于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而当时革命的对象主要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产阶级。所以对于一般的个人主义思想还不能斩尽除绝地加以清算。而现在，我们现在前进到社会主义的关口上了。在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还可以勉强背在身上的包袱，必须全部放下，才能度过这一关。“士为知己者死”，投靠山、找后台，感恩思想，感情主义，那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关口，已经是通不过的了，背到今天，当然必须放弃。自私自利、名利观点、自由散漫、骄傲自大，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背着它是走不进社会主义的关口的。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造，把一切与共产主义精神不相容的货色，全部抛掉。这样，才能够使任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找不到市场，不管他怎样伪装起来，都不会使我们上当。

社论指出说：“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从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警惕自己，永远不要骄傲，永远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永远跟着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不要落后，只要离开党，离开人民，就会落后，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这话对我们每个人都完全适用，我们都应该牢牢记住它。

第三十五章（6）

三丁玲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她还是由党委托来筹办并主持文研所的负责人，从1950年到1953年，她是文研所的所长。因此，她的错误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研所亦即它的后身文讲所的教学工作。

怎样来评价文研所与文讲所的工作呢？全面总结，现在办不到，不是这样开几天座谈会就能把一切问题都弄清楚的。但是从原则上，我们也不是不可能得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的看法来。

从研究所到讲习所，已经有七年的历史了，大体是这样的：1950—1953年，文研所第一期，丁玲任所长：1953年冬到1955年文讲所第二期，由田间、肖殷、邢野、田家、吴伯箫同志负责，后期我也来了；1956年到现在，名义仍然是文讲所，实际上叫做文讲班，第三期与第四期，有我、还有徐刚、沙欧同志负责分以下三点来讲：

（一）现在我们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的，主要是指第一期，其次是指第二期，参加座谈的也只是这两期的学员同志，但不能说以后没有问题，不过以后的问题与丁玲没有直接关系。

一二期的同学，自从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联盟的问题以后，思想负担就很大。后来形成一种舆论，帮助丁玲翻案，就是以这种思想情绪作基础的。经过今年的二十几次大会，丁陈反党集团的内幕彻底揭发了。在一场大是大非的原则斗争中，大家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进行了思想检查，与丁玲划清了界限，并进一步揭发了许多材料。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约略有以下几点：

文研所是党办的？还是丁玲办的呢？

虽然宣传说是丁玲办的，实际上当然是党办的。

既然是党办的，当然有党的教学方针，要贯彻党的文艺政策，要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党派了干部来工作，党抽调干部来学习，有许多同志在这里讲课，因此到这里来学习的同志，当然会学习到一些东西，如果说一进这个大门就学习坏了，甚至说文研所出来的人，都有三个特点：（1）骄傲；（2）看不起解放区作品；（3）都想搞创作而有创作不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甚至于把来文研所学习看作终身的污点，这种情绪是不对头的。

（2）而文研所确是有丁玲主持的，丁玲确是起了很大危害作用，她把党委托她领导的文研所，看作私人地盘，把某些学员看作是自己人，对于党的方针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或根本拒绝。1953年中央提出暂时停办、进行函授、筹办正规学校的建议，因为不符合丁玲的想法（这是丁玲的想法是要办文学合作社，拉一批人在这里搞创作，实际上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对党闹独立性的资本。）所以就抵制，并散布不满。后来文学合作社的想法行不通，就甩包袱、纷纷撤退。直到第二期中途，丁玲时代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完全退光了。——后走的，差不多都去找丁玲商量，走私人路线离开文讲所。田家同志昨天还谈到他走的过程，不过他缺乏认识，没有作自我检讨，因而就自相矛盾，说不通道理。这是说撤退，在撤退以前，丁玲在文研所以至文讲所是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的，干部也帮她“树立”威信。尊重领导并没有错，制造传奇故事，夸大事实真相，是带有个人崇拜意味的，这时期有某些干部在丁玲的拉拢下，有感情结合与宗派情绪，挂像、发动写信以至集体撤退……都说明这一点。

因此，可以肯定在文讲所的教学工作当中，也存在着丁玲反党文艺路线与党的文艺路线的分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1）凡见于书面的工作方案、课程计划，以至课堂教学、政治运动，大体应该是按着党的方针路线办事的。其中可能有偏差，但基本上不会公然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可以肯定。（2）可是在政治生活当中，在思想领导方面，从创作辅导，到日常活动，丁玲那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是起着影响，有时甚至占着主导地位。KZ同志说：“过去讲习所的确象12年前日本广岛的空气中弥漫着原子毒菌一样，弥漫着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文艺路线”；又说：“在讲习所不止提倡骄傲，并且是培养骄傲、培养唯我独尊的情绪。”又说：“极力培养对丁玲的个人崇拜。”KZ同志概括说：“陆定一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培养出资产阶级作家，丁玲在过去讲习所所贯彻的路线，就是无孔不入的培养资产阶级作家的路线，培养反党的作家的路线。”我觉得这种分析批判是公正的、合乎实际情况的。

因此学好了还是学坏了？这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笼统回答。

第三十五章（7）

如果说统统学坏了，只学到一些坏东西，是否定了党通过文研所文讲所培养青年的成绩，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只看到成绩，不正视错误，那同样是没有提高认识，没有和反党思想划清界限的表现，这种表现本身就证明中毒之深。有人曾把这种毒比作料面、比作鸦片，那么前年党组扩大会议没有把我们唤醒，仍在麻醉中，现在出了一头大旱，应该猛醒了，再不能麻醉下去了。

其次，我想说明：二期以后，直到三期、四期，丁玲的领导是长期存在的。康濯同志把它比作广岛上空的原子细菌，这个原子弹如果说是在第一期爆炸的，那么在第二期的天空中仍然弥漫着死灰；第三期第四期，也没有做过消毒工作，虽然在第三期开办以前，作协党组扩大会曾揭发丁陈反党联盟的问题，但一则由于揭发的不彻底；二则由于还只限于党内，丁玲在文讲所的干部与学员当中，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更主要的，当然还是由于在这一时期负责工作的同志，由我和徐刚同志，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认识上都有很大偏差，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都不能与丁玲划清界限。从这一方面检查，我们在教学中贯彻文学的党性原则是非常不够的，是有错误的。万半皆下品。唯有创作高的思想，“一本书主义”、“骄傲”、“工作与创作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徐刚同志能够同许多毕业学员，串通起来为丁玲翻案。而他这种思想情绪，在文讲所受不到批评。我个人有责任，文讲所的整个空气也是适宜生长这种思想情绪的。

当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近三年以来，对丁玲的个人崇拜的气氛是大大降低了。这仍然还是受了前年党组扩大会议教育的结果。至于对李又然，三年以来还是作过一些斗争，他那一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第三期第四期学员中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在第二期学员当中，据我看也没有多大影响，追随过他的大约只有第一期少数学员（如胡昭、张德裕、刘蕊华、汤浩、……等）人数不会超过半打。在干部当中，肃反运动以前，个别同志还被他迷惑着，认为他有学问、讲友情；肃反以后他这一套也完全破产了。

在三、四期工作中，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偏差和错误，是另一种性质，在这里不提了。

（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个问题：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应该怎样做？

这不是一般的教育工作，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学教育工作，而是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由于作家劳动条件的特殊性以及所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培养这种专业人才，是不能用一般教育工作的方式，甚至不能用一般的文学教育工作的方式的。一般的文学教育工作，当然应该放在一般学校里去进行，甚至在文艺干部（如编辑、文艺工作者）的提高，也应该交给正规学校去附设训练班，这样在人力物力上都经济的多，也轻而易举。至于青年作家，这问题就复杂的多了。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集中一批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读一些书，提高提高，如果不遇上反党野心家，应该说利多弊少，不一定没有好处。比如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生活，象1950年前后，可能客观上又办一个这类学校的需要。

但是，不顾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川流不息，一期复一期，这么搞下去，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什么人来学习？叫他们学习什么？

有的青年作者，刚写了一两篇比较好的作品，就调离工作岗位，进行专业训练，学上一年半载，就一心作“专业”作家，在深入不到生活中去，即使走上工作岗位，也是身在山林，心存魏阙，这样不免引导他们从此脱离了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作品越写越空洞，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观念越来越严重，结果是走上死路一条。这不是名曰爱之，实则害之吗？

再者，这种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他们已经受到比较完整的教育，有了一般的文化知识，在到象我们这种训练班来学习，大约是不必要的了；如果没有念过书，或者只是小学生、初中生，那么，他虽然有创作才华，但要想成长起来，还是应该提高一般文化知识，专业学习文学，电线杆子，顶多一丈多高，也不见得是好办法。所以，对于这些青年，如何进行培养，不只是不能使之脱离生活、——脱离生活很容易，回到生活就困难；就是单从学习方面着眼，也不能只搞专业，甚至加上政治教育，也不够。必须考虑他们的文化知识的需要。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套办法能够解决得了的任务。

我不是在谈文讲所今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一个具体问题，我们已经在整风初期向作协党组提出了草案，等待领导决定。我是在一般的提出培养青年作家的问题。这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从这次反又斗争中得到启发，从刘绍棠地堕落过程中得到教训。这几天的座谈会，也提供了不少宝贵材料，需要进?步研究和讨论。

第三十五章（8）

公木表面上是在批丁陈，实际上是在企图拯救文讲所的命运。他的苦心，暂时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此时，对几十万右派分子已经大部分作出了处理，其中像丁玲、陈企霞这样名气较大的，也都已经彻底批倒批臭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说，中国作协的反右派斗争似乎是告一段落，文学的脚步又将迈开新的步伐了。可是，这口气还是松不得。

1957年11月14日，作家协会整风办公室编的《整风简报》第61期印发了《书记处决定停办文学讲习所》的通报：

为了贯彻大整大改的精神，书记处已决定停办文学讲习所，并撤销这一机构。文学讲习所开办七年以来，先后开设了四期五班，结业学员共279人，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建国之初，开办这一机构，使一些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得不到学习机会的文艺干部有集中读书的机会，是有必要的；但在今天，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和业余作者都有了较好的业余学习的条件；同时把青年调离实际工作岗位，对青年本身，对文学事业的繁荣也有不利之处，加以教学力量薄弱、教学效果也不大。因此，书记处经研究后，已决定将该所停办。让现有干部加强其他单位和到基层锻炼。今后，对文学新生力量的培养，主要靠文学报刊和各地作协分会以及文联的业余文学教育活动，使广大文学青年在不脱离实际工作和劳动生产的前提下得到必要的和适当的指导。

随后，文学讲习所的牌子摘了下来，里边换成了文化部的家属宿舍。当时让许多文讲所人自豪的图书资料，则给了中央戏剧学院。

文学讲习所被停办的消息，事先并没有通知公木和文讲所的相关人员就直接向社会宣布了。此后郭小川曾多次和公木谈到工作安排问题。事先是打算把公木安排到《中国文学》杂志去的，而且《中国文学》的叶君健好多次来催，对公木迟迟不能赴任表示焦急。

那时候，中国文学杂志社行政上归对外联络局管，业务上归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杂志社的编辑方针、季度计划、年度计划等等，都由中国作协党组来讨论通过。据当时的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回忆，周总理在许多场合讲过：国内的创作一定要搞好，由《中国文学》（翻译）介绍出去。国内的创作做好了，我们的作家出国说话才硬气！

从当时的迹象来看，尽管文讲所停办了，但斗争的火焰似乎并没有马上烧到公木身上。1958年春天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创作通讯》上，还刊载有公木4月3日交来的一段写作计划：

今后五年学习与写作计划（1958—1962）

第三十五章（9）

公木我原来非常想到工厂参加基层工作，试作工厂诗。现在组织决定分配我到学校去，将以教学行政工作为主。不知道在新的岗位上具体情况如何，计划很难定。想不定。但是，不定更糟，那就连个努力目标都没有了。所以，还是写一份，存查。希望作协催促我说到做到。——当然，这主要是说靠我自己的主观努力。

只谈与文学有关部分。

写诗：每年不少于1000行，不少于30首。

58年访匈、罗，预计写诗1000行到1500行。

写讽刺诗，对象：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材料来源：参考消息。随时写，不预做计划。

反映新生活。争取有机会短期下乡下厂及旅行参观。

历史题材：“牢门记”（长诗）、“复国记”（长诗）歌词与街头诗：配合任务。

译诗：把诗经三百篇翻译成白话，尽可能用歌谣体，并加注释与说解。已完成二分之一，今后五年内，全部完成。

试译惠特曼、雪莱、泰戈尔……若干首。目的：学习英文，不发表。

评论：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预计10万字）。

诗人论：每年写两篇，评论新诗人。

短论、杂文：配合任务。不预定数量。

学习与研究：参加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学工作，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预定分四卷，约120万字。

这个计划很宏伟，也很详细。其中“牢门记”（长诗）、“复国记”（长诗）是公木计划以晋公子重耳归国的故事为题材创作的两部长篇叙事史诗，但是，因为后来的各种变故，最终没有得到实现。

第三十六章（1）

第三十六章东欧三月1958年5月，公木在匈牙利访问1956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波兰和匈牙利事变。匈牙利事件中上台的纳吉在苏军占领布达佩斯后一度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来被逮捕处死。这一事件引起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也引起很多议论。公木当即发表了《匈牙利，连心的亲爱的兄弟！ 》这首诗，以激昂澎湃的政治热情，强烈的爱憎感情和战斗锐气对匈牙利事件中的“纳吉”一伙发出自己的子弹。

1958年4月初开始，公木以中国作家协会特派代表的身份，和翻译家孙用一起赴匈牙利、罗马尼亚从事文化交流，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情况。

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是正部级单位。而其他各协会，比如剧协、影协、美协等等却都是正局级单位。当年中央在批准成立中国作协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中国作协是与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同级别的“民间团体”。中国作协之所以享受这样高规格的“待遇”，是有着历史和政治原因的，当时中央在政治外交上的考虑，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的红色中国和许多国家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许多联系，靠的都是“民间外交”来完成。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或是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至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的社会地位在那时都是比较高的，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接触面宽，影响面也比较大。因此，作协的外事工作很受中央重视。这些作家出去，就是民间大使，要做世界各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公木此行是正式出访，时间长达三个月（预定时间更长），是否有中央领导同志在出发前找他谈话，因没有具体资料，不得而知。不过，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出国访问之前，中央领导同志都是要谈话的。经常是周总理亲自谈，周总理没有时间，就由外交部长陈毅来谈。这些谈话都由廖承志安排。因此，那时候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就不光是纯文学艺术的交往，而是带着政治任务的交往。

以下是公木在匈牙利的简单行程记录：

第三十六章（2）

4月17日，去布达佩斯民族画室参观。与匈牙利国家出版社总局长葛尔兹座谈。晚上，观看影片《风暴》。

4月１8日 去那奇打什州参加中匈友谊大会。在会上介绍中国在文艺和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双百”方针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情况。

4月19日 会见匈牙利国家出版局长德乃士和布达佩斯大学文学史教研室主任，进行座谈。公木在会上就匈方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晚上，观看话剧《蒙蔽的眼睛》。

4月20日至24日 在匈牙利文学协会同志的陪同下，观赏歌剧《判哥班》。随后参观外文出版社、文学博物馆和文艺出版社，并进行座谈。

4月27日至30日 观看话剧《人的悲剧》和由匈牙利国家交响乐团演出的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胡桃夹子》。参观文学史研究院和科学院图书馆。

5月6日至8日 赴德布勒森访问。

5月9日 匈牙利文学研究院世界文学科邀请公木参加座谈会。公木在会上就“五四”以后中国新诗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毛泽东的19首旧体诗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最后，匈牙利作家葛培兹·贝拉又向公木提出下列问题：当前中国文学界有什么争论？当前中国作家的创作和生活的情况如何？民粹派作家们的动向如何？知识分子是如何进行改造的？在文艺界如何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公木对此作了详细的回答，并也向匈牙利文艺界的朋友们提出：匈牙利文艺界的朋友对中国文艺战线上的什么问题最感兴趣？中国文学在匈牙利流传的情况怎样？匈牙利的朋友对此也作了坦诚的回答。

5月12日至14日 游巴莱顿海，参观图书馆、斯大林城、乡村文化室。

在匈牙利那奇格勒什，一位老太太提着一篮苹果走来送给公木。那果篮很漂亮，上面还装饰着美丽的鲜花。它们混合成一体了。那佝偻的背，那蹒跚的步伐，那含泪的微笑的眼睛，那飘飘的白发，使着公木的心口咚咚跳起来，一霎间他想起了刚刚在北京文讲所去世的自己的妈妈。

匈牙利老妈妈的礼物有着深邃的寓意，她说：“请接受吧，这是我的献礼，这是我的心血，我的汗水。这花枝展示出红白绿，一张匈牙利人民共和图的旗帜，而这鲜红的苹果带着微黄，中国国旗上那五颗星的颜色。它们连结在一起了。”听着她的叙述，诗人的眼睛湿润了：“她的声调也多么像妈妈呀，缓缓的细细的清清楚楚的，像溪涧的流水一样明澈，像古筝的丝弦一样清晰。” 他们双双紧紧握着久久不开，那两只干皱的手，激动地微微颤抖，而又滚烫滚烫——滚烫的那奇格勒什妈妈的手啊！

在马尔格蒂宾馆，这位来自中国作协的代表还接待了布达佩斯兰格枫机床厂的老工人自卫队队员尤日爷爷，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长谈。工人自卫队是1956年10月“反革命暴乱”时，许多厂矿工人自动联合起来武装护厂保卫革命的组织。

第三十六章（3）

1958年在布达佩斯马尔格蒂岛上接待匈牙利作家马尔格蒂岛，中文亦译作玛尔吉特岛，位于盖豪尔特山左面，多瑙河中央，古树参天、风景秀丽，犹如镶在银白玉带上的一块绿宝石一样鲜艳夺目。马尔格蒂岛是一座人们所喜欢的公园。公园深处，隐藏亠座古代城堡式修道院的遗址，相传匈王贝拉四世的公主马尔格蒂，在他父亲出征抵抗土耳其人的侵略时，曾立下誓愿，如果父亲凯旋归来，她将出家永远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祈祷。得胜回朝的贝拉四世后来就为女儿建了这座修道院。人们为了缅怀这位爱国的公主，就把小岛改称为马尔格蒂岛。尤日爷爷是个性格爽朗的老人，他送给公木柯苏情烟，公木请他抽中国的大中华。老人告诉公木说，在车床前自己底技术最熟练，在俱乐部他还朗诵过舍甫琴柯底诗篇。早晨老妻送走他用热吻，晚间迎接他用她亲手做的甜点。他喜欢种果树、种花、种三色堇，蜜蜂、蝴蝶、燕子、百灵都和他相亲。老先生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眼泪流过那布满两颊的褶皱的网，淌在那微微翘起的花白胡子上。老人说：“就像抽着这大中华香烟一样美妙，能和新中国底同志会面，这种幸福底深度就没法测探，也不肯和任何人相交换。”公木请老人坐定，给他拍下一张照片，后来还为他写了一首长诗，诗名就叫《尤日爷爷》。

5月14日，公木和孙用一起去塞尔苏村探访诗人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的墓地。尤若夫·阿蒂拉仅比公木大5岁，生于布达佩斯一个贫苦工人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个诗集是十七岁时出版的，此后更写了大量的“完全符合于现实地暴露了1930年左右的工人阶级的苦难”的诗篇。而却以此被误解，说他歪曲工人形象，遭到不公正的组织对待，甚至开除党籍。虽然“他把他自己和自己阶级连结起来的线拉得更紧了”。（霍尔瓦德·玛尔东《尤若夫·阿蒂拉》）但终不免于感到孤独与抑郁，于1937年12月4日卧轨自杀，死于巴拉敦湖边一个农村，名叫塞尔苏的地方。他的墓地就建置在他死处铁路一旁，辟为一个小花园，里面树立着诗人的雕像。地处荒野，远离市声，非常幽静。

尤若夫的经历，引起公木的深深共鸣。他想起了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中那为被自己同志误解的主人公王金，想起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自己的一些遭际，站在尤若夫的雕像前，思潮起伏，浮想联翩。

1958年7月参观罗马尼亚一家盘尼西林工厂翻译家孙用曾译有《尤若夫诗选》，此时他也非常非常激动：“诗人要活着和我一般大。”眼里泛着油光张大瞳孔，仰头站在诗人底雕像下。公木为他们摄了一张“合影”，只是可惜他底技术太欠高明，时速和光圈都难以对好。不知这幅图画是否拍摄成功，隔着很长的时间，已经无法去查证了。

罗马尼亚画家日毕良努为公木所作画像这一天晚间，在巴拉敦湖边一个别墅里，公木与孙用同志一道访问了匈牙利高龄的文艺批评家霍尔瓦德·玛尔泰，在星光下听他讲述了尤若夫的诗歌创作与生活片断。霍尔瓦德·玛尔泰曾经是诗人尤若夫的保护人，那天夜里，他由夫人陪伴着，下肢斜披着一件绒毯，倾倚在一张躺椅上，滔滔不绝地把尤若夫介绍给两位来自新中国的访问者！

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17日，由于孙用翻译匈牙利诗歌勤恳努力，成绩卓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授予他劳动勋章。授勋地点在布达佩斯国会大厦，授勋人是匈牙利人民政府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出席授勋典礼者有匈牙利诗人作家学者三十多人，公木代表中国作协与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文化参赞林耶一道被邀参加。

在匈牙利期间，公木写了《在金碧辉煌的餐厅》、《火焰的心》、《滚烫的手》、《扬琪再没有回家》、《尤日爷爷》等诗篇，歌颂中匈人民友谊的占多数，也记述了一些诗人作家“比划着手势带着激情”，对他讲述的所谓“十月”反革命，他们说：“那时候，我们实在困难啊！切佩尔为冰雪所查封。暴乱底创伤还没平复，满天仍在笼罩着凝云……捏紧拳头对准西方，怕什么？有六万万双手臂给我们撑腰！”从这种描写，可以想见当年东西方冷战的严酷气氛。

1958年7月，在罗马尼亚诗人日毕良努家做客5月17日，公木离开匈牙利赴罗马尼亚访问。

访问进行到7月中旬，还没有结束，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就传来国内通知，让公木紧急回国。这让公木很诧异，赶紧向当地朋友告别，乘机返回祖国。如同受到一种什么不可知的力量的嘲弄似的，7月底归来，一下飞机，敏感的他即感到气氛不对，因为单位急电将他召回，却没有人到机场去接他。回到中国作家协会，就看见满墙都是揭发和批判公木的大字报，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变“坏”了。

从此公木就陷入不断挨批，不断写检查、写交代材料的逆境之中。

第三十七章（1）

第三十七章帽子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代表中国作协向外国宣传中国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使者，已经因为与所谓“中宣部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互相呼应，进行反党活动”而受到指控，并进而被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连续召开的斗争会上乱哄哄的，一个个熟悉的发言者好像全都换了面孔，即使是最知心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此时也冲到他的面前，跺着地板口沫横飞地和他斗争，而且不许他解释，只让他认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辱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 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丁玲《远方来信》，《人民 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公木终于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他最终成为右派，已经有了不少的罪证。但把他压向深渊的最后一根稻草，起因于他的同学、同乡兼好友李之琏。

1958年5月，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外地了解群众宣传工作情况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回京后才知道，周扬已有安排，要在会前“谈谈”中宣部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等问题上的错误。

李之琏的检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过。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也是如此。于是，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李之琏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他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就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月才结束。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犯了“美化叛徒”和“合谋翻案”这两大“罪状”，定他们几人为“反党集团”，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李之琏、黎辛是“首要分子”。最后结果是 “丁陈”一案定案一年之后，噩运的余波又将中宣部的这一拨人裹挟进来。

首犯李之琏、黎辛一个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均被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另有一位级别较低的办公室主任童大林，后因“认罪态度较好”而被赦免。

这一斗争结束后，对丁玲等的结论和处理好像就显得很牢靠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公木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公木在文讲所的同事徐刚前几年回忆说：

因为公木和李之涟的关系，批斗公木和古立高是这一斗争的继续。我一进王府井大街64号的大门，就感到心情的不舒畅。机要秘书给大家发批判公木、古立高的发言纪录，每次都隔过我发给我旁边的人，我想了解一下公木到底有什么“罪行”，便问，为什么不发给我？机要秘书说，你发言，发言后给你。我想，我不要也不说。过了两天，公木在众人的质问下，一连说了几次“我听徐刚说的……”我沉不住气了，说：“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这个口子一开，我说了公木对丁玲的同情，对周扬的意见，说了公木在文讲所问题上与领导上有不同的看法。散会时，机要秘书给我一叠批判公木、古立高的发言纪录。这是奖励我还是污辱我？！我心里太难受了！出了大门，我心事重重往北走，却忘了乘车。我想我参与批斗了一位热心的好人——公木的“罪行”无非是同情丁玲，同情第三期学员流沙河。流沙河被批判后，他写了一封劝慰信……我一边走一边想公木的好人品。

跟公木一起划右的黎辛先生当时已经调湖北文化局，已经不在中国作协工作了，他是从湖北任上召回来接受批判的，时间是在1958年5月。这一年被中国作协补划为右派的还有《人民文学》的秦兆阳。他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7月25日被开除出党，公木是出国访问回来后，于1958年10月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工资降为行政15级，并下放劳动改造。所以就当时的中国作协机关来说，公木的确是最后一个“正式”的右派。此后，正如秦兆阳所言，“人走到哪里帽子跟到哪里，每个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

根据当年的文件显示，1957年至1958年，由中国作协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们是：

第三十七章（2）

丁玲专业作家陈企霞原《文艺报》副主编罗烽专业作家白朗专业作家艾青专业作家李又然专业作家陈明专业作家张松如原作协文学讲习所负责人黎辛原作协副秘书长秦兆阳原《文艺报》常务编委戈扬原《新观察》主编唐因原《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达成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侯敏泽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罗仙洲原《文艺报》助理编辑马敏行原《文艺报》助理编辑萧乾原《文艺报》副主编汤浩原《文艺报》编辑李清泉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杜黎均原《人民文学》编辑高光启原《人民文学》编辑唐祁原《诗刊》编辑张凤珠原《新观察》编辑黄沙原《新观察》编辑卢盛法原《新观察》编辑李兴华原《文艺学习》评论组长杨觉原《文艺学习》文化生活组长俞林原《人民文学》编辑杨犁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干部何寿亭原作协资料室干部在中国作协的反右斗争中，除了被划成右派的同志之外，有些人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他们是：

舒群专业作家徐刚原作协文学讲习所主任古立高专业作家韦君宜原《文艺学习》主编葛洛原《人民文学》副主编菡子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黄秋耘原《文艺学习》编辑部主任玛金原作协文学讲习所沙鸥原作协文学讲习所张白原作协文学讲习所王景山原作协文学讲习所干部作为最后一个右派，公木亲眼目睹并参加了中国作协机关的反右全过程。 他不仅写过反右诗，作过反右文，也做过个别审查对象的专案组组长。就是说，在帽子还没有被戴到自己头上之前，也曾给别的同志戴过帽子。他晚年回忆说：“在那年月，挨了整就算是犯了错误，整了人就好像为党做了点工作，天真到如此糊涂，想来实在惭愧。”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艺界总结建国以来的斗争经验时，自豪地宣称一共进行了五次胜利的斗争，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批评俞平伯、胡适，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丁、陈反党集团，反右派斗争。

公木从走进作协工作开始，就走进了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反胡风开始，至反右派为止，完整地参加了后三次“胜利的斗争”，直到自己成为这斗争的最后一个“牺牲者”。徐光耀先生说到那个年代的时候说：“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想想，心情真沉重。谈到自己的遭际，公木自己也在诗中沉痛地说：“每在人前多犟嘴，幽光狂慧种缘因。”

第三十八章（1）

第三十八章掉进一个历史的玩笑杨子敏先生在《文艺报》发表的那篇《公木在〈谈诗歌创作〉中宣扬了什么》，可以说是向外界宣布公木出问题的一个正式的信号，从这一期开始，《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公木的名字就消失了……曾经写过那么多批判诗文的公木，自己也终于陷入了被批判的深渊。他的那些诗歌创作，也被一锅端地指责为是他的“反党工具”了。

杨子敏说：

（《谈诗歌创作》）开卷头一篇，是公木1941年写的一首诗，题目是《我爱》（代序），作者在这里宣布他对诗的见解说：“什么／生命力最久常？／什么／光照得最深最强？／／是你啊，／我心爱的诗。／／……假如有一天，／你把光耀隐逝，／一切过去将只剩一片空白，／而根本也就不会再有未来。”

诗竟变成了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在他看来，现实生活是第二性的，而诗却是第一性的。现实生活是依附于诗的存在而存在的。在这里，是成了一种独立存在的、有独立意志的、能够支配生活的神秘力量。如果有一天诗把自己的光耀隐藏起来了，那么，过去也没有了，未来也没有了，一切都成了空白了。

这还不清楚吗？在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上，在现实生活和文艺的关系上，公木正是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宣传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

这个神秘的、凌驾于生活之上的诗，成了这位诗人顶礼膜拜的神祗。诗人自己也因此而神秘化了。公木说“我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我却没有／像爱你这般深。”一个诗人怎么可以不爱诗呢？假如一个人深深地热爱我们的生活和人民，他要运用诗歌这个工具来歌颂人民，因而也热爱诗歌，这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对于诗歌的爱超过了对于人民的爱，说什么爱人类“从没有这样深”，这不是很奇怪吗？显然公木是把诗歌当成发泄个人感情的工具，他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对待文艺。

这表明，公木不仅把诗歌当成发泄个人感情的工具，而且用诗去咒骂新社会，支持和鼓励右派分子。诗，已经成为他的反党工具了。

成为右派之后，公木的主要工作是检讨。恭恭谨谨地交代自己的各种罪行：在延安办鹰社和“蒺藜”墙报，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全部过程、全部内容，同情流沙河，为丁陈翻案的全部罪行——所谓全部，其实并不准确，公木此前写作的向右派反击的犀利檄文，那是绝对不能再提的了。提了，也没人承认你的“贡献”，反而会招 致“不老实”、“不肯低头认罪”的种种训斥。

公木的一封家书（手迹）

第三十八章（2）

好在公木此前已经经历了中国作协的斗争过程，对一个人挨斗的步骤是很熟悉的：坦白交代，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梳辫子”定案。正如作家徐光耀后来总结的“一般的规律”是：凡初期的交代，总被批为“不坦白”、“不老实”、“避重就轻”、“继续隐瞒欺骗”。

公木的检讨我现在能看到两份中国作协的铅印稿，也看到一份他自己的手写稿。这些检讨与其说是他自己写的，不如说是他复述批判会上批判者的发言更准确，杨子敏先生说他的《我爱》是唯心主义的，他也就承认《我爱》是唯心主义的；王亚凡先生说他的《江上怀友》是“反诗”，他也就想法郑重承认《江上怀友》是反诗……1958年7月26日下午，在作协党员大会上他首先这样表白：

同志们：这几天，我在自己剥衣服的外衣，剥自己的假面具。我回顾了几年以来自己的表现，特别在肃反、反右等对敌斗争中，自己的表现。我才看到真正的我是个什么样子。我原来是个腐朽透顶的反党分子，一个党的罪人。我看到这一点，又痛苦又惭愧。我意识到，正面临着毁灭的边缘，必须拔掉白旗、向党交心，脱胎换骨，才能自救。……我的错误和罪行是严重的。不但有历史的一贯性，而且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发展到最近两三年来，几乎在所有重大政治性问题上，在肃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批评丁陈反党集团等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当中，我都犯了背叛性的错误和罪行。

他反问自己：

为什么在这时期，我的反党活动达到这样肆无忌惮，这样疯狂的程度呢？我是用资产阶级眼光，站在反党立场来接受苏共20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的。我狂妄宣称中国党从领导到底下不是不存在问题，到底包括些什么想法？不外根据以上的谬误观点出发诬蔑中国党领导不够民主，一般党员独立思考不够，这些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流露……他检讨自己“在文讲所工作期间，的确是在搞独立王国，并且已经搞成了独立王国。”坦白自己跟丁陈的关系，跟天蓝的关系，跟李之琏的关系，跟流沙河的关系，跟智建中的关系等等，他1957年8月29日作的检讨被认为“虚伪”和“对党不老实”，只得一次次重新分析自己的错误。一次次重新检讨。他甚至说：

如果在平时，说我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我一定从心里不接受。但是，什么人才诬蔑苏共批判斯大林是夸大，不实事求是呢？什么人才把我们的党内斗争看作宗派打击呢？什么人才为肃反对象代鸣不平呢？什么人才给胡风分子开脱，为丁玲、陈企霞辩护呢？什么人才支持流沙河一类人坚持反党呢？……这些不明明都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说的话吗？——这些都是我仇恨党的具体表现。

给流沙河那封信又被重新发掘出来，他在检讨中再次反省自己那两首《江上怀友》，口气甚至比自己1957年8月的检讨和山莓在《星星》对他的批判还要严厉，认识还要“深刻”和“沉痛”：

是反革命的诗。诬蔑维护党的人是“浮云”，是“冷雾”，把被斗对象称作“清辉”，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特别第二首，反动性更露骨，还流露出腐朽没落伤感的情感。有同志说是反诗。——可以说是反诗：“苍茫万里忆长安”——这是说在长江上想起北京的天蓝。“皓月沉江江浪寒”——这是写眼前的景色，却暗示说：天蓝被隔离在马列学院，像月亮沉在大江里。大江的波浪闪着寒光，马列学院的空气对天蓝说是冷的。“逝者如斯水水水，恍兮若梦烟烟烟”——想起十多年的往事，都过去了；眼前的一切恍恍惚惚像做梦一样。这里透露出极端阴暗、伤感没落的腐朽气息。“涛声未已不眠夜，霞色微明欲曙天”——这表示想念天蓝，一夜没有睡。涛声未已句，当时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叫我放心不下。霞色微明句，暗示还是有希望的，很快就会解决的。“眼看东方红日出，任它冷雾侵衣衫”—面说是我站在甲板上想念他，暗示：问题马上就会弄清楚，这同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的思想是联系着的，我早就说过：像天蓝不是胡风分子，也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应该恢复名誉。鼓舞他：马上就会做出结论来，再忍耐几天吧，任别人用冷眼相看吧，没有几天就过去了。这首诗，真的是反动极了。完全像一首反革命分子写的诗。用这么隐晦的笔调表达这么阴暗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可怕极了！

的确，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可怕极了。这样两首怀念友人的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动作用呢？

联系到延安时期的问题时，公木检讨说：

第三十八章（3）

正如大会上已经揭发的，1942年以前，我在延安曾作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1）我写了大量反动的诬蔑革命的诗文，如“名字”，“小围墙”，“祝出征”，“选模范”等等。这些作品的反动性是露骨的，还有在这次大会上有王亚凡同志提出的“哈喽，胡子！”（它是“祝出征”的定稿），也是一篇包含着强烈的反党观点的作品，我那么热诚的歌颂一位没有经过改造的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把他在革命大家庭中表现出孤寂和沉默，都加以美化，便是拒绝改造、反对知识分子工农化。骨子里是美化自己。美化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党立场的党的异己分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的。（2）拉了一批气味相投的人，进行宗派活动，成立反动的文艺团体，所谓鹰社，这中间就有李之琏、天蓝、晋驼、侯唯动等人。（3）以鹰社成员为主要撰稿人，出版蒺藜墙报，办部队文艺，登出了许多毒草，当时，我因为窃据了军直政治部文艺室这个合法的地位，有钱有人，活动是非常积极的，给党带来的损失也是非常显著的。在整风期间党根据这些情况，对我加以批判，进而进行审查，当然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可是，我却因此怨恨党。并且，在审查过程中就同天蓝结合起来，尤其在审查以后又同鲁藜、侯唯动等人结合起来，诽谤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漫骂领导，诬蔑周扬同志，达到无法无天的程度。

总结在文讲所工作时，公木说：

三年期间，问题很多，错误也极端严重，现在就认识到的，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提出所谓“发展方针”问题。

A 1955年春，第一次提出向正规化过渡的五年到八年计划。大致内容：

办正规学校（高尔基文学院式的）、归文化部领导或者归文化部和作家协会双重领导。

这中间包括两点错误：

向正规化过渡的计划，是脱离现实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反映。这在今天用不着再回头去分析了。

所谓要归那里领导的问题，只应向上建议，不应该和本单位的干部商量讨论。向下讲，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这一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却流毒很深，几年以来，讲习所的干部，特别是教育干部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打算盘。

B 1956年经中宣部决定，改短训班，同时筹备办正规化的文学院。

对这一改变，我虽然曾多次向干部解释过，直到整风会议上还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内心是有抵触的，以为如不改变，文化部已把成立“文学院”列进发展计划中，在原有的规模上，略加补充，就可以了。至于如何筹备正规化的文学院，表现出对作协党组极大的不信服，认为还是应该依靠文化部。对作协表示不满。

第三十八章（4）

C 1957年春，认识到向正规化过渡是不可能的，学员的来源去路都成问题，曾说服干部短训班，并且在作协领导下。但仍不安心这个局面，提出许多方案，同大学合并，办函授杂志等等。宣称：“如果没有其他前途，再办一期，就停办，没有干头了！”几年以来，屡次为方针不明抱怨领导。而不是引导干部把党交给的具体任务好好完成。这同一个党员应该安心作党的驯服工具，作螺丝钉的要求，是完全相反的。

（二）对工作不负责。

从1956年青年创作会议以后，两年多期间，工作十分清闲，不负责任。这期间徐刚同志任讲习班班主任。统一管理教学与行政。我是以青委会副主任名义，分工领导讲习班。对具体工作，很少过问。因此，第三期——三个月，我出差一个月；第四期——八个月，我出差半个月；离职学习三个半月。即在所内，也是游游荡荡，很少过问具体工作。对这种分工，我是满意的，因为可以有机动时间，到外头跑跑，在家里写作。但是，还讲怪话：“凭自觉性工作”，这是对工作不负责任，有推脱责任的表现。

（三）摆摊子思想。

讲习所改为讲习班，由徐刚同志担任班主任。肖、我、沙、蔡、潘本来都已转到作协青委会工作。作协要我们几个人的供给关系转过来，我却又设法保留在讲习所。这是一种摆摊子思想。以为这是一个独立单位，吃饭、住房子、看病、坐车，在各方面都方便些。

另外要保留几名教员的名义，摆摆阵势，即使这些人不做教员的工作。

向干部发泄对领导的不满言论。

除了在向正规化过渡一个问题上，经常向干部谈论作协党组不能领导讲习所以外，遇到什么不满，都随时向干部发泄：

“作协党组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作协党组只注意几个刊物，不太管我们。”

对调动干部，也说闲话。

对在报纸上公布停办消息事前没打招呼也发怨言。

在干部中造成一种思想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五）干部政策上重才轻德与无原则团结的庸俗作风。

A朱靖华提薪两级——我是同意了的。

在教学工作正紧张的时候，答应他下工厂去体验生活、写作，一直未加认真制止。

从1957年春节起，又同他共同翻译先秦诸子，合编古代寓言。从反右斗争中，对他的一些右派言论，并未认真对他展开批评与斗争。实际上是保护过关。

B 接触最多的当然还是徐刚、沙鸥。

在对沙鸥与徐刚的关系中，也是自由主义的，无话不谈，从不批评。

C冯韧对刘雪（华）的态度，我早就感觉到有问题，几次谈都是一场争吵，被她顶回来，就又和平共居了。

她不服从工作调动，又不去学习，结果还同意了她担任副支书。参加领导反右斗争。

这一切都是无原则的迁就。

第三十八章（5）

总之，是一种没有原则的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腐朽的庸俗的一团和气。这种种工作作风上的表现，当然同我的思想意识、政治品质相联系着。

对干部一团和气不进行原则斗争。也就得不到从干部中来的批评与监督，形成腐朽的无原则的生活环境。

向干部发泄对领导的不满，实际上是反领导、打击领导威信，借以显示自己、抬高自己。

对工作不负责、缺乏干劲是对党的事业毫不关心的表现，注意的只是自己的写作，也是一本书主义。

摆摊子又念念不忘“发展方针”，这和个人名誉地位的考虑是相关联着的。不安心做短训班工作，只想把场面搞大些，个人也体面些。

心里没有党，只有个人。写作是个人的、工作也是个人的。合乎个人意图，就积极肯干；不合乎个人意图就抵抗、牢骚——简直不成样子！

总之，从以上这些错误来看，我在文讲所工作期间，的确是在搞独立王国，并且已经搞成了独立王国。

一定能够改造！即使失掉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我一定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用我全部的生命，用我全部的精力。让我立功赎罪吧！让我重新做人，从头做起吧！

回忆当我入党的那一天，就把异己阶级的思想带进党内来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着我。不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和处分，不是感激党，改造自己，而是拒绝、仇恨——一直发展到仇恨党、仇恨具体执行党的政策的同志、仇恨具体的党的政策、仇恨具体党的组织。这样，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党立场就顽固的结合了起来。

但是，却由于取得了共产党员的名号，也不得不使用一些马列主义词句来说话，来喊党的口号。这样就自以为还是热爱党的事业，也曾努力工作，通过这些，不但骗取了党的信任，而且也欺骗了自己。自己总认为还是有党性的。因此，长期不觉悟。受到批评教育，不但不接受，反而强烈的抵抗。个人中心，碰不的。

其实，仇恨的是具体的党。热爱的是抽象的党。积极工作，也是为了个人，当党的工作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时候，就积极；相矛盾的时候，就不负责任。这样，就发展成为用党的名义，用党的语言来凶恶的进行反党活动。我就是这样的。

这样做了，还不觉悟。以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本来也全是为党，即使效果错了，动机还是好的。我7月26日的检讨，就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进行的。这是立场还没有转变的表现。还是用资产阶级观点，站在反党立场上，来检查自己的反党错误的。

如果在平时，说我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我一定从心里不接受。但是，什么人才诬蔑苏共批判斯大林是夸大，不实事求是呢？什么人才把我们的党内斗争看作宗派打击呢？什么人才为肃反对象代鸣不平呢？什么人才给胡风分子开脱，为丁玲、陈企霞辩护呢？什么人才支持流沙河一类人坚持反党呢？……这些不明明都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说的话吗？——这些都是我仇恨党的具体表现。

是的，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看到了！我手里摇的是白旗，我胸腔跳动的是黑心。丑恶的很，可耻的很！

让我毁灭吧！

第三十八章（6）

我将从毁灭中新生！

我绝对不再作这样的代言人，我一定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同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割断思想联系。在今后的日子，我不敢说我会完全正确，不再犯错误；但是反党的错误，我肯定，我保证，绝不再犯！

同志们！让我立功赎罪吧！

同志们！我一定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来检讨，毫不保留的交待我的问题。但是我的认识还是低的，希望批评我帮助我。

1958年10月戴帽后，积存未复的信件和诗文稿仍有两百多件，带着负罪的愧疚心情，公木悄悄地把它们分作四五批挂号退回，他不得不同北京东总部胡同中国作协告别，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洒下无数热情和汗水的地方，住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客房里。

他一面接受作协党组所主持的党员大会、继而扩展为群众大会的批判，一方面整理两年来的部分存稿，白天在会上挨批判做检讨，夜晚在室内挥汗抄诗。这时“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了，中国作协的作家们都融入到了大炼钢铁的洪流之中，公木被排除在“热潮”之外，无法分享这份“光荣”，只好孤独地以诗来排遣自己的寂寞。在公木的遗稿中，我发现一首《大跃进颂歌》：

烂漫山花开满园，秀成时代底新颜。

百年魔舞方收场，万里铁流再发端。

即上重霄摘桂月，遍游东海钓鳌山。

苍蝇碰壁瘟神滚，无限风光丽险天。

就在这举国上下激情洋溢、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刻，公木利用等待“批判结果”的时间，编成了一本国际题材的诗集《人类万岁》，工工整整地誊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准备交稿出版。可是，随着他被正式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已被邀请与北京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也就不了了之了。

公木从此走上了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在逆境中奋进的人生遭际。这一切，就像是莫名其妙地就掉进了历史的一个玩笑。

第三十九章（1）

第三十九章家里还有个右派1956年公木的女儿白桦和爱人谷少悌都考入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谷少悌是响应当时国家鼓励在职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的号召而参考的）。1957年他们于暑假去北京探望公木。当时西北民族学院暑假要开展“鸣放”活动，不放假。他们是请假去的北京，返校后又接着上课，并没有参加“鸣放”活动，也没有什么反动言行。不料1958年1月3日，谷少悌却被通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这比公木头上的右派帽子来的还早。

这都是因为谷少悌受公木影响，业余时间也爱写点诗歌等文学作品，他不仅爱和班里的两位同学一起谈论文学，而且经常一起给院刊投稿。他们还打算要在院刊开辟一个叫做“补白”的文艺园地，结果“补白”还没有“补”成，他们三人却都在“反右”运动中戴上了右派帽子，定为“反党集团”。少悌因“罪恶较轻”，处理决定为开除团籍，戴上右派帽子随班上课。其他“右派分子”，有的开除学籍留校劳动，有的“极右分子”被送往省上集中劳改。后来全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甘肃省浮夸风十分严重，去农场劳动的“右派”同学和老师，有的就一去不复返，永远的留在了那里。其中就有他们敬佩的老师、全国著名的藏学专家黄奋生教授。

少悌戴着右派帽子随班上课，日子十分难过。白桦原来是入党积极分子，现在成了“敌我不分”、“阶级立场不稳”、“走白专道路”的“白旗”学生，经常被团支部开会“帮助”，甚至还要挨批评、受批判。只有逆来顺守，埋头学习，踏实劳动（当时设有劳动课），决心用自己的实践来证实自己是无辜的。

1960年大学毕业了，少悌因为是右派分子而不发给他毕业证书，他留在学校一面做“反面教员”，一面给铁道系预科班学生教汉语，没有工资，每月只发给23元生活费，白桦被分到同年成立的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其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但在精神上他们感到一种久违了的舒畅，因为这时批斗挨的少了，可以心平气和地学习、工作。白桦在民研所潜心钻研甘肃回族近代史，为所里交给的“尕司令——马仲英其人其事”课题搜集资料。白桦还拟写了评论马仲英的论文提纲。少悌在教学上也很卖力，他虽然患了浮肿病，但从未耽误过一节课。1961年的国庆前夕，院党委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这样的生活不到两年，又遇上了“精兵简政”、“精简下放”运动。1962年10月接到下放去新疆霍城县的通知，白桦面对着搜集的关于马仲英的数万字资料，以及几经修改的评论马仲英的论文提纲，实在难以割舍，给父亲公木和在四川工作的她的生母各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不想去新疆的心情。公木回信说：“去吧！孩子，不要怕遥远，不要怕艰苦，人类的智慧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她的母亲也回信批评她说：“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而把革命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组织需要你去新疆，你为什么不愿去？”

1961年12月27日，他们踏上了西出阳关的漫漫长途。当时火车只通到新疆的尾雅，还要转乘汽车去乌鲁木齐。天上下着大雪，谷少悌一手拉着儿子谷半林，一手拉着装有全家所有家当的一口装过书的木箱子，白桦抱着小女儿紧随其后，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挤上去乌鲁木齐的大卡车——要去的是新疆北部最边远的霍城县。当时作家王蒙因写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也被划成右派，逐出京城，发配到这个县工作。

谷半林是公木十分钟爱的一个外孙，名字是公木起的。“半林”，就是公木名字中的那个“木”字。他195４年7月10日出生后不久，就被公木接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宿舍，一直长到６岁才离开。

霍城县，距离霍尔果斯边卡只有四公里，与前苏联仅一水（伊犁河）之隔，许多土地相接壤。过去两国关系没有破裂时，两边的群众经常友好往来，通商、通邮，关系亲密。他们到达前半年多这里发生了“边民外逃事件”，是“伊、塔事件”的发生地之一。据说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农、牧民弃掉家园和大片带收获的庄稼，赶着牧场和生产队的马匹几乎全部逃到苏联（当时称之为苏修）那边去了。有的妇女正在家做饭，看见大批人马往边境上逃跑，她们顾不上一切，甚至连在外边玩耍的孩子都顾不上招呼，便惊慌失措的被裹挟而去。

报到后，还来不及安定自己的思想情绪，就被通知参加清理“外逃人员”的财产工作。白桦看见过整端端的家园，有房、有葡萄园、果园，屋内有家具，但空荡荡的没主人，可见当时人们是在没有丝毫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逃走的。以后又清理和内迁“半家户”（未来得及逃跑的人们），“阶级斗争”又多了“半家户”这样一种人群。因为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把“半家户”的概念越来越扩大化，除了真正未来得及逃跑的另一半家庭成员谓之“半家户”外，就连沾亲带故的、关系亲密的人都视之为“两个脑袋”、“里通外”。这样一来全县干部和群众中被划入另册的人就多了。不过，白桦一家是被下放到这里来的，爱人又是“摘帽右派”，只需要做好工作，不要再被批评为“立场不稳”、“敌我不分”就行了。

白桦被分到县人委办公室；少悌被分到县粮食局搞总务。

第三十九章（2）

以后他又调到人委文教科。原来人委办公室的秘书调到边卡去了，他的工作很久无人做。白桦是大学生，在当时人员奇缺的情况下，组织上让她接替了秘书工作，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坐在了人委办公室秘书的位子上，开始认真地做好每件工作。不久，她被县委调出参加“保密三查”工作，这项工作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据说在“伊、塔事件”中，阴谋分子乘机偷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损失无法估计。“保密三查”工作以文书档案为中心，“查人员、查制度、查文件”，最后要把不合格的文书档案工作人员调离岗位，建立严密的文书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整理好从未整理过的各种文件。这项工作长达两年之久，白桦懂得了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这些对白桦以后做好秘书工作帮助很大。

1964年春，白桦被组织派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1966年初被县委召回机关，参加城镇点上社教运动。这次白桦的身份从运动的工作人员变成了接受社教的运动对象。根据白桦平时的表现，工作组将她划成一类干部（即依靠对象）。运动开展不到三个月，八月上旬她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白桦还没有把从广播中速记下的“十六条”学习明白，命运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两天后，县人委宽敞的楼道、墙壁上贴满了“揪出漏划右派——李侠（白桦在养父家的名字）”“揪出黑帮分子——李侠”“揪出用‘人性论’向党进攻的反党分子——李侠”等等罪名的大字报。每张大字报落款都是“人委文革领导小组”，那些在社教运动中已经交代了经济不清的人，却都戴起红卫兵袖章成了“革命造反派”。

白桦看着那些大字报，怎么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怎么这么“反动”呢？我怎么会“对党有刻骨仇恨”呢？办公室通讯员——一位河南支边女青年，走近白桦悄悄说：“这些大字报是文革小组用你的档案中的‘向党交心书’编写的。”哦！原来是这样！那是1960年白桦大学毕业时，系党总支要求每个学生写一份关于对“三面红旗”看法的“向党交心书”。白桦是联系着1958年朱德总司令、邓小平总书记来西北视察时路过兰州给西北民院师生做的报告，真真心心地写了个人的认识。白桦不知道，这份“向党交心书”装入了档案。

六年后，这份东西竟给白桦带来了灭顶之灾。当时还有一件使白桦想不通的事：亲自树立她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社教工作队党委，一夜之间，也认为她是混进“积极分子”队伍的“反党分子”，撤除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称号，将她推到“四不清”干部行列。以后，白桦被隔离、挨批斗、被抄家；机关家委会造反派还组织家属批斗她的养父（1964年养父病退在家，他们把养父母和他们的大女儿接到霍城一起生活）。造反派还将她家4岁的小女儿传去让她揭发爷爷，就说爷爷教她“打倒XXX”，还不准孩子将这件事给任何人讲，如果讲了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养母看到这一切，被吓病了。1967年2月份，正值隆冬腊月，白桦被按农工下放到县农技校的农场去劳动。待处理的谷少悌也与白桦一同去农场，冰天雪地里，他们扶老携幼，谷少悌背着白桦的养母，全家去了农场。半年后，养母带着惊恐不安的心情去世了。他们把她安葬在一个哈萨克族的坟地里……远离故土又失去老伴的养父，一下子老了多，变得沉默寡言，有些呆滞了。不到一年，于1968年5月16日清晨未被唤醒，也永远地去了……在艰难的日子里，白桦的几个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没当过“红小兵”。大女儿因为不愿在同学面前批判“右派”爸爸，申请了9次入团都未被批准。

儿子谷半林学习一直很好，上中学后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温和，兴趣广泛，除了爱看书外，还喜欢吹笛子、打篮球、滑冰、长跑。他个头长得很快，16岁时就有175米高了。1971年夏季，北京来了几个田径运动员，在县上表演长跑，县体委指定要半林陪跑，后来教练很想带他走，白桦没有同意。

霍城县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大家都挑河水吃。白桦一家每天都需要五六担水，全由半林一人挑，家里的重活，如搬煤、砸煤、买粮、挖菜窖、铲雪等等都是他干。他喜欢帮助人，碰见老人担水，他总要帮他们；哪个同学家夏季上房泥，冬季扫屋顶的雪，他都悄悄地帮他们。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加强了“反修战备”工作，地处中苏边境的霍城县，民兵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机关、学校都有民兵组织。半林在学校被选入基干民兵。1971年11月5日至11月10日，新疆自治区军区在霍城县召开了“新疆民兵战备现场会”。这个会议集中了全新疆军内团以上干部，他们分散住在县级各机关单位，在县武装部的具体指挥下，由各单位基干民兵执行保卫首长的工作，晚上通宵戒严，由全副武装的中学生基干民兵担任夜晚巡逻任务。半林也在其中，还被指定为班长。

1971年11月7日子夜，半林带着两个民兵按时前去换防，对方就是他们的同学，带队的人胸前挂着冲锋枪，互相靠近时，对方不小心触动扳机，子弹出膛正好打中了走在最前方的半林右下腹，白桦赶到县医院时，已有很多人在那里了，在慌乱中听见会议上一位首长说“打穿了肠子，问题不大。这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事。不必去伊犁做手术，就地在县医院做吧！”当时的县医院有不少“赤脚医生”，真正的医生受冲击靠边站，有的闹派性。孩子虽经过了手术，但终于未留住他年轻的生命。那是1971年11月9日，他才17岁4个月……第二天，正是“民兵战备现场会议”实战演习的一天。头天晚上，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部长等领导对白桦说“明天是会议关键的一天，希望你顾大局、识大体，化悲痛为力量，把仇恨记在苏修的账上……”还说：“孩子是牺牲在岗位上了，你做母亲的是很光荣的。”“你小时候，父母亲为革命把你送给了别人，那也是很痛苦的；现在你为革命献出了儿子，同样是生死离别，希望你能学习他们。”白桦咽下了悲痛，在全疆民兵战备会议实弹演习的枪炮声中，在霍城县镇周围那么多的各族老乡的帮助下，把孩子安葬在了霍城县东边的黄土塬上……公木知道半林去世的消息之后，非常悲痛。

1980年谷少悌的“右派”改正后，他们调回西北民院。夫妇两人将他们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楼旁小巷》，发表在《新疆回族文学》上，后被陕西电视台作为四十年国庆献礼片摄制成同名两集电视剧。电视剧的主题歌，是公木1937年在西安撰写的那首《留别白桦》。

第四十章（1）

第四十章寂寞长春1959年，摄于长春公木在被错划为右派前后，开始认真地思考今后从事的工作了。他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做好下放的准备。

诗，是不能再写了，写了也没处发表。《人类万岁》不能出版，曾使公木痛苦万分。以后，路还很漫长，选择一个怎样的岗位去为祖国效力？在那寂静的长夜，他除了整理过去的诗稿，就是在数学的王国里遨游。

他考虑到自己是从鞍钢来北京的，在鞍钢任教育处长时筹建过几十所中学，对教育行业比较熟悉，于是准备到鞍钢去任教，不能讲政治、讲时事和他熟悉的文学，就讲代数、几何或物理、化学。他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来课本，利用挨批判的空隙，他把这些课本都看了一遍，每道习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演算。然而公木的愿望落空了。两个月后，组织上告诉他：鞍山不能去了，因为人家听到他成了右派，觉得他过去曾做过领导，来了分配不方便，因而拒绝接收他。

最后，公木提出想要到长春，当时的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是宋振庭，他从公木的好友杨公骥教授那里了解到公木的一些情况，表示欢迎他到长春去。

1958年12月30日，在喜气洋洋、本该阖家团圆的时候，公木一个人别妻抛子，下放长春。31日晚，公木一个人清冷的在吉林省人委招待所迎来了1959年的元旦。之后接受组织安排，到新建的吉林省图书馆任馆员，一边劳动改造，一边工作。随着春节的临近，人们开始放假回家，公木独坐在空荡荡的图书馆大楼里，四壁索然，形影相吊，这个曾经整理出并从此一直高唱《东方红》的虔诚歌者，这个挥笔写出“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诗人，此时心中那份寂寞与无奈从笔端流露出来：

春节回家不？

默默不言语。

何处是我家，我回何处去？

此处即我家，天天在家里。

据高宪民在《与公木先生在吉林省图书馆的日子》一文中回忆说：

1959年1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十时左右，我一个人在男独身宿舍看书，听到敲门声，便说：“请进！”门被轻轻的推开了，走进一位50岁上下的男同志，中等身材，面目和善而深沉，头戴中国传统式皮帽，身穿青色皮领棉大衣，脚穿黑布棉鞋。我问：“您找谁？”

来人轻声细语地说：“我是来图书馆工作的。”

我心头一震，忙站起来，说：“您是公木老师！”

先生连忙摆手：“别称老师，我是张松如。以后叫我老张，请多帮助。”先生看了看宿舍，问了问有没有床，就走了。公木先生来图书馆前，党总支部书记x x召开了党团员大会，厉声厉色地说：“我馆要来一个中国文学界的‘大右派’，是来我馆边工作边改造的。党团员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监督他好好改造，对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来人是公木先生。

公木在吉林省图书馆劳改时的工作证

第四十章（2）

后来公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在五十岁的前后，曾得有机会在吉林省图书馆工作了三年，这三年，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身体锻炼得更结实了。二、在这三年中，是我初步地了解图书馆的业务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的责任是很重大的。这是我每当听到或想到‘图书馆’这个词，便像听到一位‘亲友’的名字似的那么一种感受，感到亲切。在省图书馆期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

公木的感受是切实的，发自内心的。纵然繁重的劳动和困难时期的饥饿使他健壮的身体消瘦了，体重由150多斤减至110多斤，然而他在精神上很充实。每天扔下扫帚、掏粪勺，或者是整理完图书，他就坐在图书馆后楼自己的住室里潜心读书。无论繁星满天，还是乌云密布，那间斗室总有如豆的灯光。一卷书伴一杯白开水，这是惨遭逆境的公木最怡然自得的时刻。他读马列经典著作，读《中国哲学史》、《老子》、《庄子》、《史记》等书籍……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在图书馆期间，公木“改造”得极认真，尽心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每一项工作。去车站拉煤，不等别人吩咐，他就自觉干了起来。别人下班了，他还加班加点地干。他主动报名参加图书馆业务学习，还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习外语。

公木干活从不叫苦叫累，也只字不提自己的遭遇，不流露半句怨言，还省吃俭用接济家庭生活条件差的职工，馆里许多同志都愿意和他接近，公木也和大家相处得很好。

公木到图书馆后，被分配到古籍书组，负责线装书的分类编目。刚开始，公木对图书的分类、编目等一系列业务知识一窍不通。于是他虚心向馆里一些懂业务的同志学习请教，没多久，他就能独立上岗参加分编工作，一天分130多种图书。公木平日里少言寡语，但在图书分类上有时却和其他同志争得面红耳赤。有好心的同志劝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何必太认真……”公木却说：“对党的任何工作，必须做到认真负责，要任劳任怨，于心无愧！”

在省图书馆的日子里，公木总喜欢穿一件蓝大褂，粗食淡饭吃得津津有味，几日不变的白菜汤、“黄金塔”（即玉米面窝头），他都吃得香喷喷的。星期六晚饭开得早，下午三时开饭，当天黑下来后，路灯星星点点亮起来，有时公木和同事高宪民到桂林路唯一的饭馆改善生活。他要几个肉菜，几个白面馒头，从来不喝酒。公木吃少许的菜，一个多馒头，就搁筷了，一次宪民问公木为什么吃得那么少，公木和颜悦色地说：“我年岁大了，吃饱了。你刚20岁，正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点。”宪民问公木工资是多少时，公木很满足地说：“不少，不少，降了一半多，124元。”这个工资数目，在那样的年代还是很可观的。相对于公木来说，最难忍受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和煎熬。

党总支书记暗中派人监督公木劳动，说只有分配给公木重活，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当时，省图书馆需要从长春市南关巨扇子面胡同呼伦路往新民大街新楼运书，年近50的公木一天要跟着三轮车跑十几趟，脚上都磨起了水泡。有时甚至拉着手推车，通过陡坡、下坡和高岗，从来不叫苦和累。书搬过来后，一楼大厅各类图书堆积如山。全馆经常半天工作半天劳动。影印书、外文书等都用麻袋装好，从一楼搬到三四楼。150多斤的麻袋两个人抬都费劲，年过半百的公木硬是一个人用肩膀扛。搬书时为了每次能往楼上多搬些，他在胸前搭上一块木板，用绳子吊在肩上，在上面托书高至前胸。书搬完了，可公木的肩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血痕；到线装书整理分类时，常常别人都下班回家了，他一个人还在加班加点的编写目录索引。

图书馆搞基建，公木和年轻人一起往车上装石头拉沙子，七里多的路程，一天往返两趟，他毫不懈怠。有一天，由于司机太劳顿，开着开着车，竟然打起了盹。就听“咔嚓”一声，行驶的车撞到了路旁的电线杆子上，一下子把电线杆子撞断了。公木和其他三个人当时坐在后面装沙子的车斗里，正靠在司机楼后座上小憩，听到一声巨响，司机师傅下意识地急忙踩下刹车，汽车猛地一振，吓得公木和其他几个人一下子睡意全消，睁眼一看，倒下的电线杆正好砸在公木的头顶上方，多亏被车斗上的横栏挡住了，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无论白天多累，到了晚上，公木会雷打不动的每天读书至深夜。与他同屋的高宪民不解地问他：“你都已是教授级了，还学啥？”谈到读书，公木的话就滔滔不绝：“知识是无止境的，活到老，学到老。我相信，我的知识有一天还会用在讲台上……”接着他还讲了秉烛夜读的故事，最后说：“趁年轻的时候抓紧时间学习，就像早晨太阳刚出山时一样，正是好时候；而在事业有成、正当壮年的时候抓紧时间学习，就像中午的太阳又明又亮，更是好时候。咱俩，张松如，高宪民，一个壮年，一个青年，都是学习的好时候。” 公木在图书馆时曾对金恩辉说过：“一个人读书、自学，实际包括两个环节，一是阅读，需独处；一是思考，可在人前。我的经验是，把小脑和四肢交给别人，将大脑和眼睛留给自己，使阅读和思考兼顾两全其美。”

馆里哪位同志有了困难，只要找到公木，平时省吃俭用的他总是慷慨解囊，借出也不要还。至今仍有同志欠他钱。在公木住的那间陋室里，常常聚集着图书馆内的文学爱好者，并且在暗中照顾他。省图当时的党总支书记知道后，下结论说：张松如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明目张胆拉拢腐蚀青年，坚持反动立场。有人在公木的日记本上看到几句诗：“足不出户，日行千里，磨道驴。”这本来是称赞图书馆工作的繁忙景象的，却被上纲上线无端地扣上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挨了好一通批斗。会后，他“本性难移”，又偷偷地写下一首名叫《帽子》的诗：

帽子

第四十章（3）

它，它挡住明亮的太阳，照，只照见我恍惚空虚——影子呢，影子已经跑了光。

一个丢掉影子的人，光明自然成为禁区。

它，遮断温暖的视线，认，也认不得我姓甚名谁——名字呢，名字被钢叉剿斩。

一个丢掉名字的人，友谊理当视作忌讳。

童年时是多么盼望：

得到这样帽子一顶——什么样，没想；只要戴上它去玩捉迷藏，便没人能看见我底踪影。

而今于无意中得到，一阵吼声给扣在头上——用力甩，也甩不掉。

隐身、息影、变形——论功效，可远远超过了童年的幻想。

而且就连这玩艺儿本身，也是无形的，肉眼看不见——是夹是棉，谁也说不准。

却箍得紧紧，其重千钧，把头夹扁，把腰压弯。

对公木来说，这顶沉重的帽子是神秘又恐惧的。在二十多年的苍凉岁月里，它对公木的心灵的压迫是痛苦而又残酷的。

公木在省图书馆有工作、劳动、学习的权利，业余时间，可以自由活动，可以看各种“被允许看”的图书和报刊，却唯独不能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被定为内部报刊，不允许像公木这样“有政治问题的人”阅读）。省图书馆每天早晨上班后要读报半小时。为了公木每天能读到《参考消息》，高宪民同志每天提前进阅览室拿到《参考消息》，然后放在两个座位中间，假装看；随后公木拿着一份别的报纸坐在他旁边，其实在看《参考消息》。公木看完一版高宪民翻过一版，一年多的时间，愣是没有被人发现。

1959年初秋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宿舍里只有公木和高宪民两人。公木诗兴大发，对高宪民说：“小高，你也热爱文学，咱俩来个赛诗会吧！”高宪民答应了。公木还兴冲冲地规定说：“必须站着朗诵。”

他们把门关好，谁先出场由划拳来决定，宪民“耍赖”，公木输了，于是他从床底下取出一个红塑料皮的小本子，站在宿舍中间，轻声吟诵《火焰的心》：

……

第四十章（4）

我把一枚徽章系在他底胸上，是金黄毛泽东同志底头像。

他激动地把握紧紧拥抱起来，那胡子刷着我底脸又痛又痒。

当朗诵到“金黄毛泽东同志底头像”时，公木十分激动。他合上本子，两眼含泪，用颤抖的声音说：“在延安鲁艺，毛泽东在周扬同志陪同下视察过我讲的课，我写《东方红》、写《八路军大合唱》……一个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知识分子，怎能反党、反毛主席呢？”宪民理解公木的心情，悄声地说：“老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公木恢复了平静，连忙说：“对，对！现在，该轮到‘小诗人’了。”宪民也站到宿舍中间，小声朗诵《夜战》：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地上的灯笼红通通，千万社员齐会战，分不清星星和灯笼。

公木听得很投入，好像在仔细回味，“好，好，不过，小高，不客气地说，你写得不是诗，是顺口溜。诗是什么？是作者的革命激情和心灵感受的爆发。用生命写出来的，才是诗歌。啥时候，你觉得为了写一首诗，吃不好，睡不下，非写不可，你再写。”

宪民摇摇头说：“我没那种感觉。”

“那就千万别写。”

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1961年春，高宪民和公木分别去了省文化局农场和省直机关农场，他们才分手。在这段日子里，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和东北师大的教授杨公骥曾多次来图书馆看望公木，使公木很受感动。

在1959年三四月间，公木还曾被抽调到省宾馆写作组，与张藜合作，共同创作出歌剧《青林密信》，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一遍一遍地推敲修改，熔铸进自己的心血。10月份，吉林省歌舞剧院在省宾馆礼堂公演，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等的称赞。《长春日报》刊登的演出广告中，作者署名是“张藜、章涛”，戴着“帽子”的公木无法使用自己的名字，因而使用了“章涛”这一笔名。

《青林密信》反映的是抗联斗争中一位老交通员的故事，里边还有两个机智勇敢的小姑娘。她们一个着汉装，一个穿朝鲜族长裙，很美。大致剧情是：抗战时有一封密信要送给抗联，但交通员负了重伤，紧急中托付这一汉一鲜两个小姑娘把信送去，故事就围绕着这封信展开。舞台上一会儿是悬崖，小姑娘拉着青藤越过山涧；一会儿是山洞，躲进去逃过日本鬼子的搜捕，最后当然是完成任务了。

后来，张藜把这部歌剧改编为了电视剧《风烟信使》。多年以后，已经写出了《亚洲雄风》、《篱笆墙的影子》等许多优秀作品的张藜，还在《通俗歌曲》杂志写文章回忆和公木一起谈诗的情景。歌剧《青林密信》共演出200多场。由李世荣担任男主角。他曾在公木作词的电影《桥》中担任过主题歌的领唱。连周总理都看过这个戏，还称赞男主角唱得好。

尽管生活坎坷，但是诗人公木心中始终亮着一盏不灭的明灯，公木在《夜行吟》中吟唱道：我从昨天来，/我到明天去。/告别长庚，/奔赴启明——/长庚已经隐没，/启明还没显形。/……我从昨天来，/我到明天去。/背离长庚，面向启明——/长庚沉落天外，/启明闪现心中。也就是靠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吧，公木虽然心中有一种苦痛，但他并没有沮丧，没有灰颓。他的思想依然活跃。

至1961年，公木已经在孤独中度过了三年。他读了许多书，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古典书籍。

第四十一章（1）

第四十一章塑造每当遇到痛苦，想想也曾陶醉于梦一般快乐，痛苦就被冲淡了。

每逢感到快乐，想想曾经熬过的火炙样痛苦，就更加欢乐无极了。

痛苦是沉重的载体，快乐是翅膀，——轻灵犹如云游底想象。

快乐与痛苦，痛苦与快乐，是节奏，是旋律，是音韵，是天籁，是生命的浪波。

这是公木在省直农场劳动时写的一首诗。当时饥饿正袭击着神州大地，现在从薄一波同志的回忆中得知，为此而丧生的，仅1960年一年，其总数即在一千万人以上(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73页)。幸免于难的大都也浑身浮肿，当时讳言为“病”，谓之“无名浮肿”，即周身疲惫无力，腿部、面部用指头按下去，凹陷部分久久不能恢复原状。为此，全国实行“劳逸结合”，公木所在的单位也不例外，对上下班制度的遵守要求不十分严格。

可是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工作还是一年一度进行。 薄一波提供的数字是： “1959、1960年两批摘掉约九点九万人的 ‘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1961年起，又分批摘掉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到了1964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约三十多万人（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右派分子’帽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1页)那时大一些的机关单位，都设有自己的农场，一则是作为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锻炼的场所，二则可以解决当时甚为奇缺的猪肉鸡蛋等副食品。省直机关农场位于长春市城西乡，离开和平大路青州路口正北约4公里，几经变迁，现在是长春市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公木本不属于省直机关，却也被送到了农场。因为当时吉林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做好即将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工作，在省直农场（大兴农场）举办训练班。

1961年春，公木被指名参加专门为这些“右派”设立的省直农场毛泽东著作学习班，进行教育改造，边劳动边学习。学习的内容是毛泽东选集四卷，分为5个专题，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等。二百多名“右派”分为两个班，住在搭起的大席棚里。公木还是毛泽东著作学习班的辅导组组长。上级派人来讲两三次课，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击习完之后开展讨论。随后由公木作为被指定的学习辅导员，认真组织讨论，带领大家学习政治理沦，用马克思的观点去观察、分析现实。

劳动时，公木分到一队，任积肥组组长。他们当时分成三个队，各有一名主任管理，每个队又下设三四个学习组，组长在“右派”中选出，各队有自己的宿舍，说是宿舍，实际上就是靠墙用杨木板搭成的一条通铺，大家挨肩接踵而睡。冬天在屋子中间用砖砌成的火道取暖。各队分住在用席子搭成的大棚里，棚顶一层油布，住的宿舍原来是农场的鸡舍，临时改为人舍，其间的味道就可想而知了。

公木带领积肥组的几位“组员”：长春地质局的沈殿士、长春地质学院教授李沐荪和中专生小黄等，挖了一个大约8米长、5米宽的大粪坑，烈日炎炎下，他总是捡最脏最累的活干，每天手拿粪勺子，跟农场的车到市里去下粪坑掏粪便，或从马厩里拉马粪。回到农场，他们在粪便上倒上马粪和青草进行沤烧，然后再在粪上盖上一层土来沤粪，过一段时间粪热了，就开始倒粪，防止粪热过了头失去肥效，倒过两三遍后就成了上好的农家肥，最后起圈装车运到地里，再均匀地散开。

公木拿着二齿钩子，把粪刨下来打碎，然后再有其余几个人把粪传到另一堆上去。为此公木还专门从书店买来有关化肥方面的书，认真阅读，分清各种化肥的名称、作用和功效。手中的笔换成了铁锨、掏粪勺，公木像一位真正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勤恳恳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和组员们一边倒粪，一边闲谈，还一边讨论问题。

公木人晒黑了，也累瘦了。他见一起改造的原东北大学学生丁耶穿得破破烂烂的，就劝丁耶要穿的整齐一些，不要自惭形秽。他在《我和丁耶》的一篇文章中写到：

第四十一章（2）

同一顶帽子，把我们拉齐了，在这里生活很自由，没有带问号的眼睛和侧耳听的耳朵，没有官衔，也不时兴称同志……几年来我擦楼梯，擦走廊，打扫厕所，哪里最脏，有泥污，就特意把它拂拭得最干净，最亮堂，咱们这队伍，是遭人另眼看待的；应该成为最文明、最整齐、素质最高，贡献最大的劳动大军。废铁也要炼成钢嘛！

公木就是这样处处维护着做人的尊严，即使在劳动中收拾萝卜青菜，他也把萝卜青菜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半年后毕业，春耕、夏播、秋收，参加了一个全过程。

有人问公木写不写诗，他说：写诗是要有一定的心情的，现在没有这种心情。公木一向是力主写新诗的人，自1959年以后所创作的诗篇，新诗留下来的却很少很少，几乎都是旧体诗，内容也只是书怀和答赠友人，都不曾公开发表过，对此，公木曾在《公木诗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后记中有过说明：

自1958年以后，便再不曾真正写过诗。是对诗的热情消退了吗？不是；是对诗的认识改变了吗？也不是。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迷惘与失误，符合真情的实感无由表达；而说真话只有自语或耳语。这很不利于诗创作，是很显然的。即或‘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也多半用些隐晦的语言，更基于习俗和历史的情境，还外加上一道平平仄仄的障眼法。好在写来只供自读，顶多送给一两个挚友看看，更往往是左嘱咐右叮咛：‘看过交火君’。偶得烬余，也无非是些《书怀》、《无题》、《答友人》、七言八句，古旧之类，在质与量上，都是微不足道的。

11月，公木在“改造”中获得优异成绩，被宣布为第一批“摘帽”人员，回到人民中间来，名字下又复现了“同志”二字。在“同志”二字重新回到自己的名字下面之后，他又偷偷写了一首《塑造》：

獒犬志在獐麋猪鹿，主人偏要叫它专司捕鼠。

调教三年认狸猫做师傅，獒犬就是不捕鼠。

主人请教善相犬者：

“打一副铁夹，夹住它底后足；饿了只喂它活的或是死的老鼠。”

主人归来一一照办，獒犬后足被铁夹夹住；仆卧在堂屋饿得嗷嗷叫，只得到一只半只胖老鼠。

这办法果然奏效，没出匝月獒犬便仿佛忘了獐麋猪鹿；兴致勃勃地绕着堂屋抓老鼠。

谁说天性不能改造？

改造獒犬执行猫底任务——用铁夹子夹住后足，岂不正是塑造士容的法术？

人类的历史就如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轮番地演着悲剧、喜剧、荒诞剧。诗人通过“主人”从“善相犬者”取来“绝招”，改变獒犬只抓獐麋猪鹿的习性而强制獒犬捕鼠，从而嘲讽了主观臆断、想入非非的荒诞者。诗的结尾写道：“用铁夹子夹住后足，岂不正是塑造士容的法术？”这一声提问，该问给谁呢？

第四十二章（1）

第四十二章重上讲坛从1958年“错划”后，三年多的劳改生活：推大粪、烧锅炉，什么都干，又赶上“三年困难”，吃不饱饭，有时到好友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杨公骥家用餐，如果碰上有人来，他就会悄悄从后门走掉，生怕连累朋友。

1963年5月送别匡亚明（二排右九公木）在农场劳动结束后，公木被摘去“右派”帽子。名下又复现了“同志”二字，于是１９６１年末（一说１９６２年１月），公木由吉林省委直接分配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员兼代系主任，他第一次和同事们见面寒暄之后，就坦率地提出，除了开先秦文学史基础课外，还可以开许多选修课，如“诗经”、“先秦寓言”、“毛主席诗词”，还想研究老子。如果有空闲，还想创作“晋公子重耳归国”的故事。

据说当时吉林省委有人主张先请示中央后再对公木的工作进行研究安排。而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宋振庭力排众议，他认为：“公木是在吉林省进行劳动改造的，三年来的劳动改造表现如何，中央也要征询吉林省里的意见。现在经过审查，公木的劳动改造表现已经符合摘帽标准，应该予以摘帽，重新就业，本人也写了申请愿意在吉林省就业，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吉林大学校领导匡亚明、陈静波等也向省委表示愿意接收公木到吉林大学工作。这样，公木就进入了吉林大学，并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逝世的１９９８年。

吉林大学中文系59级毕业照（二排左五是公木）匡亚明曾经担任过中央领导人的秘书，治学非常严谨。吉林大学至今流传着许多他在吉大的故事，有一次，匡老在讲话时麦克突然没声了，结果很简单，后勤总务马上被降级，电工被开除，从此以后，匡校长的讲话始终保持畅通。还有一次，外单位的一位职工来吉大教务处办事，教务处没人，匡校长见了对这位同志说，很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你先回去，明天我找人去你那里办这件事。回到办公室以后，匡校长马上把门卫叫来，说你去把教务处的牌子摘下来，门卫只好照办。教务长回来后，看到牌子没有了，四处找，门卫告诉他，你去匡校长那里找吧，教务长被匡校长狠骂了一顿，说你这块牌子是吉林大学一张脸，今天就是丢了吉林大学的脸。（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说有一青年教师到校部机关某科室办事，结果去了没找到人，恰巧被匡校长遇到这种情况，老校长当时就告诉那个青年教师：你把他们的牌子摘下来）。

1985年9月，公木曾与匡亚明“私下有约”：“偕登寿域，共庆建校60周年。”还乘兴写诗为证：“满月凌空舞，夕阳耀远红。三千零六载，百岁又七翁。桃李无言语，径蹊自纵横。六十周年日，弦歌鸣放宫。”笔者动笔完成本书的2006年，正是吉林大学60周年校庆的日子。可惜匡先生没有活到今天，公木先生也已经逝世8年了。

宋振庭先生后来也与公木结下了终生友谊。公木留下的诗中，多有《给S》、《送别宋振庭》等。宋先生18岁就当了华北联大（前身为陕北公学）教育科长。当时，他和张春桥都是华北联大的科长，曾同住一间屋子。1943年初，22岁的宋振庭腰上别着一支盒子枪，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参加抗战，“过了三年李向阳式的游击生活”。从任曲阳区大队政委时算起，三十年间，当过省委宣传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的最后几年，是在胰腺癌的折磨中度过的。他去世的噩耗传到公木这里时，正赶上停电，公木点上蜡烛，挥泪为他写了一首诗送别。

在吉林大学，公木一心扑在教学上，还热情辅导学生们办墙报、搞创作、为一些文学爱好者看稿、改稿，并编写了几十万字的“毛泽东诗词”讲义，都是油印，没有正式出版。他强调重基础，开放思路，重视学生知识面的拓宽和能力的提高。他曾批评学生把“兴趣”写成“性趣”。后来发现理科学生不重视语文课的学习，还以自己于13岁时所写的作文《雷殛强盗说》为例，说明语文课也是理科生的基础课，因为语言文字是表达人的思想重要的工具，从而批评学生在学习上偏科的错误倾向。

1962年，诗人颜廷奎当时正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第四十二章（2）

公木……在新生欢迎会上，着一身驼色中山装，刚刮过胡子，显得刚毅而蓬勃。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话：“知古而不知今谓之盲瞽，知今而不知古谓之陆沉。”这句话出于何处我不知道，但确是他治学和创作的经验之谈。

然而低年级的学生一开始是听不到他的课的。幸运的是，系里要创办一个系刊，一个年级出一个编委，公木任名誉主编。我作为一年级的代表忝列其中。这样就有机会经常聆听他的教诲。这样的接触能获得许多课堂上所不能获得的东西，也更能了解一代师表的品格学问。系刊的名称叫《耕耘》。第一次开编委会，公木就对我们说：“不要小看这板报式的刊物，许多大作家大诗人都是从办小刊物开始的。它可以锻炼我们的鉴赏能力，在编稿过程中，还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而且，做一个编委，也要自己写稿、写编者按或编后语，对提高自己的写作也是一个促进。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干，严肃、认真、细致、负责地把刊物办好。”他还写了一首七律发表在《耕耘》创刊号上。公木的言行鼓舞了我们的办刊热情，从1962年秋直到文革前夕，《耕耘》每月一刊，办了三年多，发表了几百篇同学和老师的诗文，在文科各系小有影响。记得在讨论影片《早春二月》时，当时一片批判声，我们班的一位叫张况的同学却写了一篇《二月是早春》的评论，对影片持肯定态度。我们拿不准，去征求公木老师的意见。他说：“作为系刊，应该允许不同观点的文章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发吧，一切都由我负责。”……他似乎好了疮疤忘了疼，依然故我，不肯随波逐流。我们为他担心。他说：“这是学术、艺术上的讨论，既然是讨论，总不能都是一个腔调吧！”

1963年5月9日下午，吉林大学在图书馆的小礼堂里举办讲座。公木主讲“继承和发扬古典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由于事先张贴出海报，因此来人特别多，除了中文系的师生外还有文科各系、理科各系的师生也都慕名而来。公木讲了六个问题，用了两个半小时。公木最后说：“我们不会一帆风顺，还会遇到重重的暴雨狂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正是我们今天《行路难》中的无限风光。”公木把他在鞍钢和文学讲习所的热情，用到了教书育人上，也受到了同学们的喜爱。吉大的“鸣放宫”里放映电影《白毛女》，当同学们在银幕上看到公木的名字时，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对于刚刚摘去右派帽子的公木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鼓舞呀！

他本来是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也很喜欢臧否人物，评判人生。可从他上世纪60年代遗留的笔记来看，他那时所阅读的书籍内容相当广泛，但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对具体作品的评论，由此可见“塑造”在他的身上所起的作用。

这一年，毛泽东的十首诗词发表。1月9日下午，公木主持了由吉林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学习毛泽东诗词座谈会。公木首先讲话：“主席是时代的巨人，主席诗词是诗中的太阳，他的心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应该凭自己的能力飞翔在主席开拓的大如宇宙的广阔的一意境中。”之后大家纷纷发言，从不同角度谈自己对主席诗词的看法和观点。之后，根据吉林大学组织的安排，公木随吉大师生到吉林省辽源煤矿参观燎原方坟万人坑和阶级教育展览馆，公木参观后，心潮起伏，十分很激动，奋笔疾书，写下《明天》和《诛奸檄》，前者是歌颂煤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旧社会，迎来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后者则是对煤霸大把头蔡九龄的欺骗与残酷压榨工人罪行的揭露与鞭挞。

第四十三章（1）

第四十三章小白楼一夜1963年夏秋间，导演武兆堤和演员田方、作曲家刘炽突然一起找到公木家里来，这使公木很惊讶。

刘炽和田方、武兆堤都是公木延安时期的老朋友。导演武兆堤出生在美国匹兹堡，5岁时随父母回到中国。19岁那年他只身去了延安，成为一名文艺兵。在此之前，他已经和苏里联合导演了中国文学讲习所前副所长邢野编剧的影片《平原游击队》。

经过十几年的风雨，老战友相见，公木非常激动。但当他们说明来意：请他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英雄儿女》创作主题歌的歌词，却被公木拒绝了。

剧本是根据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改编的，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故事。

电影里的男主角，仅开演17分钟就光荣牺牲了，其后所有情节发展，基本都是在围绕一首主题歌的创作而展现。当片中的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她长歌当哭，就想以歌唱的方式缅怀与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感情。当她在创作中遇到困难时，甚至部队最高首长也介入到了歌曲的创作中。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有的观众以为“王芳”就是《英雄赞歌》的“作词、作曲”和“主唱”。几十年之中，她几乎完全成为这首著名歌曲的“形象代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起初，导演把作词的任务交给了编剧毛烽。可毛烽在作词上并非如导演想像的那样得心应手。于是，武兆堤和作曲家刘炽一起拜访了公木。

当时公木虽然已经被摘“帽”，但是在政治上仍然不被信任。他不无顾虑地说：我可是刚摘帽的“右派”，歌词让我来写合适吗？编导武兆堤坚定地说：既然“摘帽”了，我们就不怕，这首歌词的创作非你莫属。公木实在架不住几个人反复相劝，终于答应下来。但武兆堤他们见他答应得不是太痛快，还是有点不放心，后来死拉硬拽，把公木拉进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的小白楼。

这座小白楼原本是一伪满军政大臣的别墅，因位置有些四处不靠，就划给了长影，正好用来接待一些大牌演员、作家。《保密局的枪声》导演常彦回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著名电影人一来到长影就住进小白楼，我亲眼看着这里逐渐变成了中国电影人的圣地。”长影辉煌时，这座建筑是神奇的。那时往往一个看上去很一般的剧本带进小白楼，几天以后就成了经典名剧。长影几乎所有优秀影片都是在小白楼创作出来的。像《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牡丹》、《车轮滚滚》、《创业》等等。

这栋二层小楼坐落在长影大院的西北角。在长影属于边缘地带。比较安静。二楼便是外请作家招待所，统共七八个房间，顶多能住十来个人。大多数外地作者去长影改剧本，常常是被安排到长春红旗街长影的大招待所，只有名气大的作家和剧本接近成熟的作者，才有幸能住上小白楼。

公木住的这间房有二十多平方米，摆了两张床，两个写字台还绰绰有余，他在这里住了一夜，就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４段歌词。由于这首歌是接受电影编导的邀请写下的。写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写，写多么长，对歌词的要求都要听从编导的安排，并要和作曲者协商。当公木听编导讲述了一遍《英雄儿女》的故事情节和所需要突出的主题思想后，他的思绪不由地回到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上，他又想到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诗作《烈士赞》的最后两节：“当你抱起爆炸筒/和敌人一同粉碎——/敌人永远化作脚下的污泥/你就变为一颗灿烂的金星//你在天的高空里照耀/你在战士的头顶上照耀/你在荫庇我们的国旗上照耀/你在人民的心坎里照耀。”

1965年，《英雄赞歌》发表，当时叫《英雄的赞歌》

虽说故事情节是听来的，却已经融入自己的心灵世界，同自己的思想感情打成了一片，这样《英雄赞歌》的初稿就在公木的心底酝酿成熟了，借着迷蒙的星光，这首歌词一挥而就。构思与《烈士赞》一个路数，是由“勇士辉煌化金星”生发出来的：第一段由王芳激昂唱王成，第二段唱王成的英勇雄姿，第三段唱王成的壮烈牺牲，第四段唱对英雄烈士的赞颂。四段按顺序一气呵成，前三段紧紧扣住电影的故事情节，最后一段由具体上升到一般，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赞歌。不过，等到与编导和作曲共同推敲定稿的时候，《英雄赞歌》变成了三段，根据刘炽的建议，公木把第四段改为“和词”，分别放在前三段每一段的后面，反复唱三遍，这样重章迭咏的表现手法，在《诗经》国风中极为普遍，反复循环，荡气回肠，更加深化了赞颂的情谊。并且公木把改作“和词”的一段压缩为四句，并改换一个更响亮的韵脚，这样唱起来更有精神、更有气魄。前三段每段的第二句，都重复三个字，如“侧耳听”、“裂长空”、“天地崩”都是根据作曲的需要添加的。这样一首充满阳刚壮烈之气的歌词便产生了?

第四十三章（2）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热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裂长空。

地陷进去独身当，天塌下来只手擎。

两脚熊熊趟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热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一声吼叫炮声隆，翻江倒海天地崩，天地崩。

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

敌人腐烂化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热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这首歌的曲作者刘炽曾跟公木一起在延安闹过秧歌，是老熟人，他十五岁便成为红军人民剧社的小演员，一生留下800多部作品，所涉领域极其广泛。《祖国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翻身道情》等作品旋律隽永秀美，民族风格浓郁，富于歌唱性。《英雄赞歌》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据说这首歌的旋律受到了鄂尔多斯草原伊克昭盟民歌《巴特尔陶陶呼》的启发。

公木于1998年10月30日因肾功能衰竭在吉林长春辞世；刘炽先生于1998年10月23日去世。两位大师虽并非同年同月出生，但离开人世时却像约好一样，同年同月，祭日只相差了7天。

另外，在公木去世不久，

第四十三章（3）

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同志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将这首歌的词作者误写成了“毛烽 武兆堤”。据说这种说法是源于文革时期的一个歌本。当时，公木打入另册，连在自己的歌词上署名的权力都没有，以致多年之后才会有这样一场误会。其实从《英雄赞歌》问世至今也不足半个世纪，而且他的名字就写在《英雄儿女》电影的开头，许多知情人也都还健在，即已出现了这么多讹传，可见要为历史存真，该有多难啊。

在影片中《英雄赞歌》的第二段和第三段中间，一位男战士从队列中走出，器宇轩昂。豪情满怀的朗诵道：

我们的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他的勇敢精神从哪里来？

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美帝国主义无比的恨在志愿军的队伍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和骄傲…………王芳接唱。“英雄猛跳出战壕，……”。镜头聚向“王成排”排长。这段道白自然不适合放在单独的歌曲里。但在电影里烘托了场面，渲染了气氛，把整个故事推向了高潮。因创作人已经去世了，不知这一段道白，是否是公木的手笔？

公木并非专业词人，作词不过是偶尔为之，但其少量词作却大多数都能够迅速引起人们的共鸣。他为《英雄儿女》创作的这首《英雄赞歌》，在网上被一些听众评为“金刚怒目式作品的典范！”

第四十四章（1）

第四十四章满街红绿公木遗稿中，还有一首《文化大革命颂歌》：

无限风光春复秋，万民踊跃鬼神愁。

深挖黑线安华夏，漫卷红旗乱不周。

地陷东南驱美帝，天崩西北抗苏修。

昆仑挥剑裁三截，凉热同匀润五洲。

这诗有激情，但并不一定是公木真实的感受。因为那时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乱了套，公木又被推到了浪尖，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成为批斗审查的对象，一天到晚除了交代问题，写检查材料，就是劳动改造，一时间，公木又遭受到“贯耳干雷”、“浇头酸雨”般的批判，曾两次抄家。

1965年，已经摘下右派帽子的公木再次见到周扬1966年，卷地而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一夜之间横扫神州大地。凡是地、富、反、坏、右（摘帽也算）都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属臭老九，同样被批斗。吉林大学把这些高级人才都集中了起来，住在教室里，随时想批斗就叫出来批斗，有时是全校集中批斗，有时是以各系为单位，把自己系的被批斗对象集中起来，不开批斗会时，就让这些人劳动，打扫卫生，清理厕所、楼道、教室等，或者到院子里去拔草，当劳力为写大字报去拉纸、装车。也有时把被批斗对象集合在院子里站成排用鞭子抽打，或者打耳光。

吉林大学数学楼被改为专政楼，关押着200名牛鬼蛇神。公木被关押在307牢房，即原来的一间教室。同号的还有党委书记刘清，学部委员数学系主任王湘浩，法学教授贾毓麟（1920年在北师大给李大钊烈士写碑文的地下党员），外语系主任王昆，物理系书记刘凯，法律系讲师张哲（最小的是一位“反动学生”）。他曾逃亡一次，被抓回来后又加个罪名“企图叛国投修”，刑罚加重了。老虎凳、灌凉水、烟头烧，被打得死去活来，昏死在地上，让牛鬼蛇神们像告别遗体一样围着看不服无产阶级专政者的下场。这位学生的罪证，就是1960年农历八月十五他在家乡的一棵杨树上用镰刀刮掉一块树皮，在树干上写下的一首诗：“八月秋高田野黄，北雁高飞向南方，雁飞南北为寒暑，我爱故乡回故乡。”“文革”运动来了，这首诗被他的同乡想了起来，而且上纲上线：1960年蒋介石反攻大陆，说他自喻大雁，要飞离北方大陆，投奔南方台湾。

无尽的灾难就从这首小诗开始了，公社造反派与吉林大学造反派一联合，他这个全公社第一个大学生，县高考状元，数学系六二级新生第四名，被投入文字狱最底层。

死人的消息经常传来：科研处长张某某跳楼自杀了，物理系朝鲜族讲师金某某跳楼自杀了……此时做过半辈子教育工作的公木在一首诗中写到：“无奈三十年，路弯阻且长。岐中复有歧，岐中追亡羊。头上撒冰雹，脚下踏迷阳。风浪一失所，文化大疯狂。” 估计这才是他对“文革”的真实心态和感受。

第四十四章（2）

前文说过，1958年公木写过一本诗集，书名为《人类万岁》。所选都是有关国际题材的诗作。由于诗人被打成“右派”，诗集没有出版，诗稿装订成册，放进书箱，带在身边。1966年夏季的一天，三个素称公木“老师”的青年闯进他家，强行索去这部诗稿，当作“批判材料”。就这样，《人类万岁》“化作黄鹤，一去未返，不曾问世，便尔长逝了”（公木《我爱》后记语）。

“文化大革命”中的公木，每天打扫吉林大学文科二楼走廊，还兼领取大字报纸、印刷纸、油墨等一些杂活，除此之外，每天还要摘录《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并写学习心得体会。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脸被黑墨水涂成黑色被红卫兵游斗更是常事。随时还会被学校造反派组织关押、戴高帽、挂黑牌、标黑名签、批判、抄家。

1945年，公木在沈阳执笔将《移民歌》整理成《东方红》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这首民歌小调会在20多年之后被推上“圣歌”地位。而且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成了他的一种特权。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而就在《东方红》如此大红大紫的日子里，公木却背负着头上的帽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

那些批斗者一面高喊着“打倒公木！”的口号，一面又唱着公木创作的《解放军进行曲》。有一次在劳动中，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响在耳边，公木听着听着不禁随着旋律唱出了声，这时恰好一位造反的学生经过，他满脸不屑地说：“你也配唱这首歌？还是好好改造吧！”悲愤之中，公木联想到几天前读到的毛主席讲话：“鲁迅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过去我们党内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对不合胃口的人，总是随便给人家安上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到很大损害。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公木从中受到启发，奋笔疾书，写出一首《阿Q之歌》的讽刺诗，以阿Q的口吻对这黑白颠倒的年代提出了抗议：

大像章跳忠字舞，牛鬼蛇神扫马路。

东方红呵进行曲，抓把黑豆塞两耳。

向前向前向太阳，牛鬼蛇神不准唱。

是牛鬼呵是蛇神，做歌不配唱歌人后来公木谈到写这首诗时的心境，“自我解剖”地说：“（当时）客观历史既多异化，内心情绪自亦杂乱，实在没有一个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支柱，勉强说便是这种‘马列’式的‘阿Q精神’振作下，才的免于沉沦，似乎是可以的。当然，‘阿Q精神’实际仅仅是根系与自卑情绪的争取优越的补偿方式，不过我是特意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它罢了。”

1966年冬天，公木被学校“群专队”撵到学校仓库的门房。他的大量藏书资料只好堆在院子里，用雨布苫上。那里的两间半房子非常简陋，屋顶是铁瓦，墙壁仅有一个半砖那么厚，每到冬天，尤其是长春那样奇寒的冬天，屋子里冷得很，即使烧火炉，温度也上不来，室内墙的四周都结满了霜，公木被冻得常常手脚发麻，没有批斗会或不集中住的时候，公木只好到街里找中医针灸。

为了解决引火问题，公木常常借散步之际，拎着布袋到马路上去拾那些被大风摇落的枯木朽枝，有的小孩看见了也帮着他捡树枝，口里喊着：“老爷爷给你！”，武斗丢在街上的木头、课桌椅散了的桌腿、椅腿等，都捡回来当作引柴烧。他在1969年秋天《败枝谣》里写道：“捡捡落梢到道边，盈筐频得把腰弯。难雕朽木难为火，易折青枝易冒烟。枯瘦当前也是宝，湿潮久后总成干。寸光度热凭多少，无任牛溲鼠兔膻。”他要生存，为了这一点，他用尽了他能用得出的力量和办法。

这样的日子从1966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70年5月。冬天屋子里冷，夏天生火做饭热，在门前院子里生炉子做饭，下雨天要打着伞，下大雨只好在屋子里生火墙炉做饭了。

晚上实在睡不着觉，他就坐在床头上吸烟，买不到香烟，就用纸卷着烟叶抽。“文革”结束后，因为身体不好，吸了烟胃疼，把烟瘾戒掉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向中国人心里种进了仇恨，又向中国人心中埋下了巨大的恐惧。这段艰难岁月里，公木更清楚地认识了人性和人心的险恶，在日记本上随手写下过一首《狼虱赞》：

第四十四章（3）

1969年肖像虱不咬虱狗咬狗，狼不吃狼人吃人。

因为狼群无贵贱，因为人世有卑尊。

虮虱生在穷汉身，恶狗养在豪家门。

虱何蠢兮狼何狠，义于狗兮仁于人。

随后，还自己将“狼不吃狼人吃人”翻译成英文“Woef does not eat wolf，But men eat men”从这首诗里，可以体会他的苍凉心境。

跟那些“人吃人”的人比起来，公木在对待周扬的问题上，却体现了他的善良和宽容。公木之所以成为右派，归根结底，跟周扬本人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文革”一开始，周扬自己即被打倒。当时，报刊上到处可看见 “批倒批臭周扬”的大批判文章，给他扣上的罪名也五花八门，主要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奴隶总管”，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一，“反对鲁迅”，“招降纳叛”等等。一夜之间，周扬从文艺界的领导成了万恶的阶级敌人。1967年1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对周扬进行了大肆攻击，前后卷入周扬一案的，共有80多人，包括林默涵、刘白羽、齐燕铭、吕骥等。周扬很快被投入秦城监狱。

此时有外调人员到长春，专门找公木搜集周扬的材料。别人觉得公木对周扬一定会有很重的心结，肯定能提供不少的猛料，但是，他们失望了。尽管根据李之琏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作协关于周扬的一些不好的流言流传的时候，周扬可能即怀疑跟他一起在延安工作的公木可能是这些流言的来源。可是等到周扬真的被人打倒的时候，公木却并没有信口雌黄、落井下石，也没有给周扬先生罗织罪名，只是对外调人员说：“我只知道周扬能够用人，但不能容人。”

此时，还有外调人员从北京跑到长春，调查人民大学教师朱靖华的问题。原来，在文讲所工作期间，公木已经开始搞先秦寓言，从1956年5月开始，公木以龚棘木的笔名，连续在《北京日报》发表《战国寓言选释》。他准备把先秦诸子论说中用来比喻的寓言加以注释和评论。他已经搞得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来和同事朱靖华一块搞。这本合作的书1958年写好了，公木被划成右派。不能署名，也不能出书了。出版社就自作主张，用朱靖华一个人的名义出版了。可到了“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又有人以此书为证据批判朱靖华先生，说这书里有影射现实的话，并到公木处调查，公木说：“书的《说明》部分，全部由我执笔，与朱靖华无关。” 从而独自承担了责任。 “文革”后他们合作了编写了《历代寓言选》（上下），发行十万多册。

“文革”第二年，“右派”的帽子又重新戴到了公木的头上。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公木仍不忘读书学习。有一天晚上，同事萧善因去看望他。夜深人静，发现他正挑灯夜读，一本厚厚的《资本论》放在小桌上。萧老师不禁愕然。他说：“张老师，你怎么还有心思读《资本论》呢，你每个月才二十多元的生活费，怎么过日子呀？”公木从容地说：“读一点马克思的书，思考一点国家大事，可以净心砺志。至于扣工资的事，过去在延安‘抢救’运动就经历过，他们今后要补发给我的，不少朋友常来看望，过得去。”

在那特殊年代，也有一些好心人，让公木感到人情的温暖。曾经有一天晚上，吉大经济系十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到公木住处来抄家，经过一通左翻右看，临走留言：“书柜、书箱都不许动！”

第二天早上，吉大中文系苏殿西来公木住处串门，他经常同公木讨论诗歌的创作等一些问题。公木夫人把抄家的情况对苏殿西讲了，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书被抄走会丢失完的。苏殿西想了想，出主意说：我们自己写一张大字报吧！公木夫人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张可用作大字报的白色纸，家里只有一张大红纸。“唉，就它吧！”苏殿西把纸放在桌子上铺平，用毛笔蘸着墨汁写下：“张松如是中文系的牛鬼蛇神，其他单位不准批斗和抄家！”然后趁没人的时机，张贴在吉大校园。正是这张红色的大字报，保护了公木珍为生命的藏书。

当时学校集合教授们集体批斗，造反派勒令遭揪斗的教授们全部蹲在一间大房子里，公木当时已经年过半百，造反派允许他靠墙蹲着。即便这样，以公木的年纪，也是很难保持半天一个不变的下蹲姿势。正在这时候，苏殿西悄悄走进来并站到了公木的身后，他也不讲话，只是把一双手按在了公木的肩膀上，示意让公木坐下。公木得到授意，一坐才知道，苏殿西把自己的一双脚垫在了公木的身体下面。立刻，公木的心里泛起一股暖流。

公木在管制期间，不能随便出去买东西，就连买烟也非常困难。吉林大学的同事于德海知道后，就悄悄给他送来两条烟：一条红盒的“大生产”，一条蓝盒黄花的“迎春烟”。于德海是个日本人，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时他仅3岁，父母把他扔在了大街上，被一对中国夫妇捡了回去，当时他胸前绑着的一个白布条，布条上写着他的身世。中日恢复关系后他到日本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他跟公木在吉大共事非常愉快，这么多年过去了，公木的家人还时常回忆起那两条特殊时期的香烟。

第四十五章（1）

第四十五章铁帽山下即使遭逢诸多不幸，公木仍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毛泽东诗词的教学稿，他修改了两三遍。直到 1969年，才解除隔离，获得“解放”，一如常人。随后，他的名字就列入了分派下乡的名单。

有一天夜里十点多，突然有人来敲公木家的门，公木打开门，同事马瑞生怀里抱着一大包东西就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把包裹放在桌子上，打开，半扇猪肉出现在公木的面前。

1969年6月公木在吉林省舒兰县法特西良一队马瑞生说：“我把猪杀了!不知道明天宣布的名单里有没有张老师。乡下的日子清苦，你把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冻上装箱，能吃好长时间！”因为第二天就要宣布下乡人名单，确定第一批走的人员。马瑞生听说公木要下乡，尽管属于第几批还不知道，他还是把自己好不容易喂大的猪杀了，特意来给公木送别。

“谢谢，谢谢！我们不留你了，叫楼上的群专听见可不得了，会连累你的！”公木一家连声道着谢，悄悄把马瑞生送出了门。其实，当时马瑞生家庭条件特别困难，拉扯着大大小小六个孩子。他这样一份情谊，让公木非常感动。

1971年4月1日，公木与吉林大学教师张国学、金训敏等去吉林省扶余县榆树沟公社立新大队铁帽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铁帽山是个地名，因为形似铁帽而得名。但对公木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象征。多少年来，他被压在右派或者摘帽右派的铁帽山下，苦苦挣扎，不得翻身。到后来，甚至他对推翻压在头上的这顶沉重的铁帽山都失去了信心。

据诗人蒋锡金回忆，他们偶遇在一个劳动改造的场合的时候，公木还一脸严肃地劝告蒋锡金，任何时候，都不要向党提翻案的要求。公木还以自己当年参与审干工作的经验说，要纠正一个错案，程序非常复杂，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言外之意，就是多大委屈也得受着，就这样认了。公木日记中，除了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汇报纪录外，大都是公木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从原来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为自己“改造好了”的佐证。

于是公木变得不再是公木了。

当时，公木认真的以赎罪的心态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他留下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心迹。比如1969年5月9日晚与吉林大学中文系师生去吉林省舒兰县法特公社西良大队时写下的两首诗作《干部下放劳动歌》：

第四十五章（2）

老农把手教耕耘，雨润风裁白日曛。

锄杠作篙撑翠浪，镰刀如月割黄云。

胼骶摩老千重茧，血汗练红一颗心。

漫说垄间沟道浅，犁开大地育新人。

新人新貌新精神，结伴工农鱼水亲。

土地之盐归土地，森林底鸟返森林。

不骄不躁干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

七亿神州连铁臂，猪熊猫虎枉狺狺（反犬旁）。

即使是写给自己家人的信件，公木的主题也往往是介绍到某某大队后，通过调查研究，试办农民通讯员报道班的设想、摸索办社会主义大学文科的路子等等。

扶余县是吉林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年平均气温仅45摄氏度，公木顾不上去踏访那里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和辽金时期古城址等历史遗迹，就一头扎进了“接受再教育”的艰苦生活中。这里年均降水量425毫米，常年干旱。那里的农民生活很苦，自春节以后，农民们一直在忙于抗旱。小麦春播后，老天一直没有下雨，全大队只有四眼井，全村1500人，吃水都成困难，洗脸、洗衣服都得节约用水。

公木他们到那里之后，了解了这些情况，从宣传唯物论入手，倡导他们破除迷信。他拿出在鞍钢办教育的劲头，一头扎入教农民们学哲学和文化的工作中。那里的干部和社员学习政治和哲学的风气很快蔚然成风。

调查资料表明，1970年8月底，康生以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他和妻子曹轶欧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请各地学哲学积极分子进京宣讲。

李广良先生在《命运与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1969年，公木在吉林省舒兰县法特公社西良一队劳动

第四十五章（3）

中说：“从1958年开始，在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千百万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投身于学哲学的热潮之中。全国各单位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

当时的立新大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七十多岁的老人，广大农民坚持常年学习哲学。农民们下地时除了工具以外还带着课本、黑板、粉笔等。这样的情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除了毛泽东的哲学外，再没有其他的哲学了。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外，其他一切哲学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哲学本来是增进人的智慧，提高人的反思能力的，在那样的年代，却反而成了用来消除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工具。

在立新大队尤为出名的是已经75岁了的王老汉，一直坚持学习，而且十分认真，时间不长就已经能写字读报了。王老汉被邀请向人们介绍他的学习经验，也没有讲话稿子，一讲就是大半天。在王老汉的带动下他们成立了“王老汉学哲学小组”。这个“小组”当时非常有名，公木帮助他们这个“学哲学小组”编教材，讲哲学，和他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

随着“阶级斗争”思想的加温，文艺界的空气越来越令人紧张。违背了艺术规律的假大空、高大全式的红色叙事文本使文学完全脱离了自身运行的轨迹，沦为政治蹂躏的奴仆。当时立新大队的社员们，在公木等人的辅导下，出现了“四史”（社史、村史、家史、个人史）创作热，还开始练习写故事。

他们的创作热情很高，公木把他们的新故事经过整理修改，编为一本《立新故事集》，交吉林省出版社住县的组稿委员会编辑出版，其中还收有公木撰写的两篇故事。当然，其中大都打着鲜明的那个年代的印记，后来也没有收入公木的文集中去。另外公木受扶余县文化局的委托，还奋笔疾书，写过一篇歌唱立新大队136行的长诗，据说公木写起诗来常常心潮澎湃，有时半夜醒来有了灵感，从被窝里往外一爬就洋洋洒洒的忙活起来……立新大队的党支部于书记被选为党的大会代表，去北京开会，公木还专门写了一个诗剧，其中有“七朵葵花向太阳”之类的句子……望着公木写在小学生作业本上的一篇篇这样的作品，我的眼睛有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发酸。

完成了铁帽山下的任务后，公木还继续参加开门办学，同“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一同上山下乡进厂。尽管暂时平静下来了，却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飞来风雨。1964年，公木参加吉林省梨树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分配到万发公社刘家岗子大队，公木年过半百却同青年人一样，与贫下中农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段时间他的牙齿不好，吃硬东西和玉米面饼子很不方便，牙总往下掉。正好一同下乡的一位教师回长春，公木的家属便买了几袋葡萄糖，托那位教师给公木捎去，于是公木每天晚上，可以冲杯葡萄糖水喝。这葡萄糖水喝了没几天，就被工作队发现了，于是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开始严厉地批判公木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与贫下中农“同吃”。公木也不辩解，和那位教师争着揽责任，在会上作自我批评。

这些很可笑的闹剧，使公木很感慨，他偷偷的写了一篇《复辟谣》：

你从历史的夹缝中走来，大闹社会主义的舞台：

在那阴暗母胎里，你并没有孕育成才；在这灿烂的阳光下，你却扮演个威胁的角色；每当山阴雨湿，夜黑风高，无论枯木腐株，无论闲花野草，都变成绿眼红发的吃人的妖怪。

据说，古代有涓蜀梁这么一个人，明月宵行，顾见自己的身影；长发蓬蓬着随风摆动摆动，以为是魔鬼，急躲开，就跑个不停。

跑啊跑啊，跑得越快越快，那影子也便跟着越紧越紧。

直到气急败坏扑通倒在家门外，口吐白沫，双目失神，两腿直伸，只剩下心口儿嘣嘣跳一点余温。

有道是疑心生暗鬼——你本来仅仅是一个幻觉，既然是从来就没有正式诞生，当然便压根儿不曾被迫死去，可怎会鬼差神遣来复辟，而且还幻化出数不清的“分子”？

谁说咱们中国人没有冒尖的想象力，产生不出超世界水平的第一流杰作？

你，纯东方式亚细亚型的堂·吉诃德的风车啊！

第四十五章（4）

公木在诗中嘲笑了单凭幻觉、想像和主观臆断来炮制各种“分子”的现代涓蜀梁。其下场无非是“口吐白沫，两目失神、两腿直伸，只剩下心口儿怦怦跳一点余温”，这是何等的荒唐和可笑。

要理解他在患难中所留下的心路历程，即便读了他的全部日记和诗文，恐怕也还不能轻易敲开那扇风雪中的寂寞心扉。因为在当时抄家成风的情况下，纵使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也还要防备某一天会被人当作罪证。《复辟谣》这类零星的偷偷留下来的诗歌，才偶尔大胆地闪烁出一星半点的思想火花。在1973年那个寒冷的冬季，诗人在静夜里歌唱：“西风裸露了我的躯体，而夺不走我累累的果实。这日月与风雷结晶的珍珠啊，像一簇簇火星儿点燃在天宇。”（《棘之歌》）1973年根据周总理提倡的“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公木一度在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下参加了“教改学习访问团”，与吉林大学的文科教师二十多人结伴出访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各主要大专院校，考察如何办好高等院校，是批左还是批右，虽人人言殊，各院校领导都稀里糊涂，不过，一遭转下来，倒是眼界开阔了不少。南行至广州中山大学的时候，遇到了张海和桂友两位老朋友。张海原任中宣部党委委员，1958年和公木受同一案子株连，从北京下放到广州任教师。两位老友邀请公木去吃手炙炭火清炖鸭子，一起共叙延安抗大往事，在清凉山麓石窟洞中打草鞋，编印《新诗歌》小报等等，非常愉快。3年后，张海在参加一次政治报告大会时突患心绞痛，抢救不及，不幸去世。公木“几回惊梦到沉珠，张啊临风嘶唤呼”，抚今思昔，不胜悲悼，挥笔赋诗：

漫天缟素落平芜，无限江山尽咽呜。

鬼蜮几番牙咬紧，人间一片血模糊。

焦渴难禁思延水，迷惑莫开忆鸳湖。

梦里呼君魂扑朔，清凉刹下扫石窟。

第四十六章（1）

第四十六章躲进《道德经》

有人说老子像一根呆木头，木了许多中国人，使一个民族习惯于逆来顺受，水往低处流。但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老子的哲学在慰藉人的心灵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进入70年代，公木也对老子发生了浓厚兴趣。

借被勒令“靠边站”之机，他闭门读书，重新翻阅了一遍周秦诸子。

1973年12月，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其中有《老子》甲乙两种写本。1974年9月，文物出版社影印。内有《老子》甲、乙本并附录唐代傅奕校定的《道德经古本篇》。

公木发现帛书本大可检验校正后代诸通行本的误读错简。如：《道经》中第一章的以“无”字、“有”字为逗，还是以“无名”、“有名”为逗？自古分歧，于今为烈。而查《帛书》中间原来有四个“也”字，宛如解开谜底，确定了句读停顿的位置，顿觉无比轻快。

当时，“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正进行得很热闹。公木初则迷悯，继而愤懑，但想到老子的“以清虚谦弱自恃”或可医治自己的“忿戾偏激”，于是又开始整理起《老子校读》的草稿。对老庄思想有新的发现，对孟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的认识也加深一步。

公木的一封家书（手迹）1975年春，趁“批儒评法”时期教学任务不紧，继续校读把八十一章整理一遍，完成了《老子校读》的第一稿。1976年，在《校读》原稿上没有增补一个字，没有修改一句话，整整一年间，两个笔记本（《老子校读》原稿）都在别人手中辗转传阅，他自己也仅仅把它看作一种读书笔记，是已经完成了的，没想到加工发表。

1978年，气氛宽松了，《老子校读》书稿列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编辑计划，经过研究，在第一次编委会上决定连续刊载。公木着手从头至尾校改《老子校读》书稿。为求保持帛书原貌，他又在释文上加标点和简注，补残正误。将古篆改为今体排印，用做校读，一气呵成上篇《道经》三十七章。除校释和语译外，每章增写了说解，终于完成了第三稿，连续刊于《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第2期、第3期。

公木以《老子》甲乙本为底本，参照晋王弼、唐傅奕、宋司马光、苏辙，明清之际王夫之、清焦竑，近人奚侗、马叙伦、朱谦等诸家的注本和考证本，就《道德经》上、下篇八十一章逐字、逐句、逐段的作今译和解说。通过校勘和注释，就历史上存在的有关《老子》书在文字与句读上的歧异，做了新的明确的论断与阐释；通过今译和解说，对老子的思想及其理论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

第四十六章（2）

例如：《老子》第十一章，学术界普遍流行的读法是：“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公木依据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指出：帛书《老子》甲、乙本在三句的后面有三个”也”字，因此，这三句当读作：“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同时援引毕沅、马叙伦诸家的注本作为参证，做了详细的说明。这对于理解老子的“无”这一哲学的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类似的句子还有很多。

关于老子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学术界通行的看法，认为老子提出的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精神性的实体，因此，老子的哲学体系是客观的唯心主义的。对于这种观点，公木力排众议，鲜明地指出：“我们不这样看。”通过对《老子》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一章、第十四章诸章地分析，公木提出：《老子》的“道”是在天地未辟之前，早已存在的物质性的实体。它无象、无声、无息，但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远的存在。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并处在永远的运动中。它的运行规律是自然的；它既是自然的规律，同时也是社会的规律。人们只有按照“道”的规律行事，才能体认了“道”。“道”的属性和规律，决定了老子的理论体系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而不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又如，关于老子哲学的阶级性问题，国内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是，认为老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主张开历史的倒车，在历史上起着反动的作用。公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铁器已经普遍使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已由领主井田制向地主庄园转变，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老子谴责统治阶级纵情恣欲，厚敛钱财，主张“无为而治”，使民自化。这无疑也是反映了农业小生产者的愿望和要求，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因此老子是进步的思想家。

再如，在解释老子思想理论体系中存在的矛盾时，公木指出：老子的思想理论体系内部是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的。老子作为农民阶级的思想家，在自然观方面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是无神论的，在方法论方面是朴素的辩证的；但在认识论领域，老子却从以道观物的立场出发，忽视感性认识，片面地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 他提出在中国的夏、商、周没有奴隶社会，他主张西周是农奴封建制。

《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曾经发表李锦全先生《老庄哲学的神学特色》一文。文中针对张松如（公木）、赵明的《庄子哲学初探》中的“老子是无神论”的观点，发表了不同意见。不久，张松如和赵明又针对李锦全的文章撰文反驳，题目是“哲学家的庄子与艺术家的庄周”。

公木在我国是一个较早使用简帛资料来重新研究老子的学者，1979年，公木发表《老子校读》一书。随着对老子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到1986年，公木又在《校读》的基础上，对老子书中文字、句读上存在的疑难问题作了进一步地推敲之外，着重对老子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做了深入的揭示与探讨，推出《老子说解》一书。《老子校读》、《老子说解》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后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陈鼓应教授见到书后，专程来到吉林大学进行访问，就老子有关的问题与公木交流了意见，之后，双方商定对老子哲学和庄子哲学的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并共同出版了《老庄论集》。

日本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和日本中央大学斋藤道彦教授在了解到公木关于老子研究的成果之后，写信要求前来访问，公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就老子哲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日本京都市的金森道尚先生系无公职和工薪的民间神职人员，潜心研究老子思想。1983年得知公木研究老子有专著，几经周折于1992年自费来长春拜访公木。他和公木往来书信近百封。

1993年6月23日金森道尚致信说：“身体好吗？托您的福，我身体很好，我很高兴，非常感谢您。正如先生的题词：江山异域，风月同天，山与山不见，彩云相连，人于人相连以思念。虽然你我年龄不同，又名文相差悬殊，但心情相通。”

第四十七章（1）

第四十七章一个 “门坎儿”

公木的一封家书（手迹）1976年，郑律成来长春，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几次到公木家长谈。

这一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门坎儿”：在这以前是一个时代，在这以后，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这一年可回忆的事情非常多，连老天和地球也不甘寂寞。3月8日下午，一颗重约4吨的陨星以每秒15至18公里的相对速度从公木所居的长春市上空掠过，于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北郊金珠公社19公里高空发生猛烈的爆裂，霎时间火光熠熠，响声雷动，万千金石如雨倾下，其中“吉林一号”陨石15时02分36秒坠地，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落点附近翻滚着一股高约50米的黄色蘑菇云，地面上形成了一个直径2米、深65米的陨石坑。这块陨石重达1770公斤，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大的单块石陨石。其撞击地面时溅起的碎土块最远达150米，造成的震动相当于17级地震。令人称奇的是，如此大范围的陨石雨降落到人类聚居地区，竟然没有造成一人伤亡，没有造成一房一物损坏。接着，地球即以令人恐怖的巨大力量连翻代滚，制造了一个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这些天地异象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这一年秋天，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巨变——“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历史又开始了新的进程。

公木终于熬过了漫漫长夜，和中国人民一道跨过了１９７６年的历史性门坎儿，进入另一个新的时代了。公木兴奋之情，跃然纸上，他在《虞美人》一词中写道：“诸君莫道老夫狂，老矣欣逢粉碎四人帮”。

近二十年了，整个是一大场噩梦。正因这噩梦太沉重了，等到睁开眼睛，窗外不是早晨的朝霞，而是一片灿烂的夕阳红了。虽然天色已晚，但他到底从噩梦中走了出来。

作者高昌在韩国光州郑律成出生地采访公木沉浸在极度的狂欢之中!此时却发生了一件痛苦的事： 1976年12月7日，老搭档郑律成张罗着要去打鱼，他说他感到有些头晕，想到郊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中午，郑律成脑血管崩裂，倒在了长风呜咽的山林之中……作者高昌与郑律成女儿郑小提在韩国当亲人赶到北京昌平医院，来到他身边的时候，脑溢血已使他不省人事。两个小时之后，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就匆匆地离开了他的听众……郑律成一生留下3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世界上两个国家的军歌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都是他谱写成的。这个生前未给“四人帮”写过一个音符的作曲家，本想与公木合作一部《东风歌》，给周恩来总理献上一瓣心香，不料却猝然离去。公木挥泪写下一首《挽词联曲》，在诗中追忆了在延安窑洞与郑律成一起创作《八路军大合唱》和1976年二人打算再度合作完成歌颂周恩来总理的《东风歌》的往事，表达对老友深深的怀念和悲痛之情。诗在最后写道：“翘首挥泪——/无计回天，哀思悠悠萦燕山。”

1977年2月22日，收到杨公骥所作《无题》（诗之二——赠木兄）：

第四十七章（2）

诗人笔秃余二毛，青衫小帽自孤高。曾谱凯歌激壮士，未写新词献“圣朝”。野狐禅帽水中月，挖鹤供奉肉腰刀。一杯入腹双泪堕，先生何处续《离骚》。另赠诗与序，乞松如学兄两正。

4月29日，公木收到老友朱子奇寄来的《解放军报》，上面刊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重新标有公木的名字。这无异于改正的前奏啊。

接着，电台又开始播放《解放军进行曲》了。老友草明兴奋地写信来：“刚听到了解放军进行曲，想起公木这个老实人。” 9月24日，读天蓝来信：时隔二十年没有听到你和律成合写的《八路军进行曲》了。如今歌词又恢复了原貌，使我又想起你在延安创作这首歌词时的情景……许多老朋友又开始重新联系。当得知诗人邵燕祥随农林部林业局组成的参观团赴黑龙江省参观访问，将路经长春时，非常高兴，信手给邵燕祥写了一封信：非常富才华的青年诗人，别来廿年无音讯矣。偶然忆及，亦只念念，而今读你书快何如之！廿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何对两鬓霜，杯酒话沧桑。

第二年的12月，为纪念郑律成逝世一周年，以中央乐团等6个文艺团体举办了“郑律成作品音乐会”。在演出的节目中，最受欢迎的是郑律成和公木合作的《八路军进行曲》、郑律成与莫耶合作的《延安颂》。罗瑞卿因事耽搁，演出中途才赶来参加，于是请求把《八路军进行曲》又演奏了一遍。诗人朱子奇特意致信长春的公木，把这件事告诉他，并表示祝贺。

1978年，获悉老友朱子奇为自己返京供职一事向胡乔木同志做了汇报。胡同意在适当的时机调公木入北京文学讲习所主持工作。但后来没有办成。夏秋之交，公木参加了由吉林省文化局主办的修改《国歌》歌词的创作班。

1979年，公木参加吉林作协理事会1979年1月，公木被错化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终于得到改正，并恢复了党籍。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活泼的中年变成了一个衰颓的老人。随着痛苦记忆的结束，公木才开始了一段新的也是光芒四射的生命。在党支部大会上，白发苍苍的公木坐在同志们中间，微笑着，泪水却顺着他的笑纹流了下来，他颤抖着嘴唇，说出了久憋在心中的话：“我入党整整40年。1938年，我投入了母亲的怀抱。20年后，母亲狂怒之下，不认她的儿子了。又20年后，母亲承认了她的错误，又张开她的臂膀迎接她的儿子了……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曾一度被母亲赶出家门。今天母亲又宽容地让我回家……”说到这里，在座的所有党员都已热泪盈眶。

1979年春，吉林大学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落实“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一点都没有诉说自己的委屈。根据党组织的规定，被中断了20年的党籍可以免交党费，但公木依然如数进行了补交。而对于补发的工资，公木则婉言谢绝了。

诗人自1958年以来背上了枷锁的歌喉，此时又重新开始发出了嘹亮的歌声。原东北大学毕业的广东诗人李汝伦在著名的《紫玉箫》诗集中有两首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诗歌写到公木，一首题为《公木师赏饭》：“两番劫火炼书生，犹见苍苍劲劲松。三十年前愚弟子，衣襟还动老春风。”另一首题为《公木师及省社联同志宴请赋谢》：“劝饮乡关日，杯中夫子心。霄干新霰雪，茎挺老松针。文重三千石，歌腾百万军。还期麾大羽，天地有层阴。” 所谓“老春风”，终于又重新荡漾起来了。

公木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要把二十年的光阴追回来。他要上讲台上课、指导研究生，还要编写教材，并亲自领导着一个庞大的“中国诗歌史”科研规划组，他除了进行正常的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外，还有纷繁的学术会议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和“案头未了的应酬文”。

环境改变了，公木肩上的责任也骤然加重了：他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副校长、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社会科学战线》副主编、吉林省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及文学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及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及吉林分会主席，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诗经学会会长，寓言学会会长等职。但是公木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专注于教学、创作与科研三个方面。培养了多届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教材每年都有更新。

1979年末，在一次全省创作工作会议上，公木严肃认真地听取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谷长春所作的报告。会后，他握着谷长春的手说：“不要‘翻烧饼’，希望你们好生把握党的文艺思想。”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繁荣，他曾向谷长春提议：文艺界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时又“和而不同，以期协力”，把“二为”与“双百”统一起来，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事研究工作。以“‘主体自我醒觉’的探究者的姿态，站在解放思想的前列”，主张“必须从有脚印的地方走来”，“向没有脚印的地方走去”。

上世纪70年代末肖像

第四十八章（1）

第四十八章老一辈诗人该归队了1978年11月中旬到12月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相继召开。12月25日，即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此前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任上发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理论上对极左路线的清算开辟了道路。他到中宣部长任上后，文艺界回春的脚步加快了。

1979年初冬在北京召开诗歌座谈会1979年1月2日，刚刚恢复工作的文联举行迎新茶话会。甫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向作家、艺术家发出热情的呼唤，并饶有风趣地说：林彪、“四人帮”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大概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

相声艺术家侯宝林即席赋诗说，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四句打油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是：“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

远在长春的公木虽然没有出席这次茶话会，但他的心情，相信跟侯先生一样兴奋。十天之后，也就是1979年1月13日，公木怀着兴奋的心情，在由《诗刊社》主持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重新见到了胡耀邦。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各条战线的诗人、作者”。会议期间，公木见到了许多久违的老战友、老诗友。仆仆风尘，掩不住人们脸上的兴奋之情，眉边眼角，全是重见天日之后的欢欣和感慨。

报到第一天，诗人雁翼带着一些四川作者到公木所住的房间来探望，见面后大家都十分高兴——终于又可以畅所欲言了。雁翼拉着公木的手说：“你们老一辈诗人该归队了，好好带带诗歌队伍吧！”他问公木：“你现在在哪儿？”公木微笑着回答说：“我还在教书。”雁翼说：“你们过去办的文学讲习所很有成绩，当时的学员最小的也是中年了。现在应赶快恢复，继续办下去，培养接班人。” 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胡乔木、周扬到会讲话。19日上午胡耀邦到会上讲了话。诗人们也纷纷发言，表明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看法。

会上孙静轩说：

这个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落实政策的会。20多年来在座的不少同志都有一段曲折的、复杂的、痛苦而不幸的经历，伤痕累累，有外伤，也有内伤，几乎是难以忘怀的。比如说艾青、公木、白桦、胡昭、周良沛、玉杲和我都当了20多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今天正像胡耀邦同志所说的，我们又复活了！但是，继续落实党的政策，给诗作者及其作品平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在坐的周良沛同志，当了20多年的右派，腿也被打断了，现在还在农场劳动，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在比如梁南同志，50年代写过一些好诗，现在却无影无踪了。还有上海的洛雨、练虹以及很多同志应该关心他们。这里我还要为流沙河说几句话。他写的《草木篇》是不是就是大毒草呢？建议实事求是的研究一下，给它一个切合实际的结论。

公木在他的书面发言中提出：

社会主义新诗歌的民族形式，首先应该是崭新的社会生活内容的生动反映，其次才是对古典和民歌包括在内的民族传统的批判继承，立脚点当然还是今天的即五四以来的新诗歌。传统是割不断的，必须向民歌和古典学习，否则势必削弱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传统又是必须突破的，否则，也势必不能和人民群众加强联系。民族化新诗歌的繁荣，归根到底，不是取决于传统，而是取决于它能否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取决于它能否代人民立言，“发出时代的呐喊，喊出人民的心声。”取决于它能否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取决于它能否在新的长征途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公木在谈到平仄和音韵时说：

汉字是讲究声调、平仄的，弄明白了当然有好处。但是说，不讲平仄、就不是诗，我想这是说的律诗，词以至曲。至于新诗，就不必要了。民歌、歌词，都不强调平仄。韵，当然可押；不过有时还是可以不押。不押，自然，有力，更能发挥语言的特点。因为诗同音乐相与冯至臧克家合影

第四十八章（2）

结合是一种趋势；诗与音乐相分离，又是一种趋势。这两种趋势是同时存在的，并行发展的。不能说，只有押韵，才是民族形式。诗经、乐府都有无韵的作品。我并不反对押韵，只是说，押韵、平仄，都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的。有时要好，又是不要好。这取决于内容，也取决于作者掌握与熟练了哪一种形式。试设想看，如果强调押韵与平仄，能够出现田间和艾青吗？这些年来，诗的质量降低，依我看，许多年轻同志莫名其妙的受到了押韵和平仄的束缚未必不是原因之一。

会议期间，公木连着写了三首歌颂《天安门诗抄》的作品，公木认为抒人民之心，人民之志正是艺术生命力的所在。雪藏了20多年，公木又可以挺直腰杆参加诗歌活动了。他的《棘之歌》、《人类万岁》、《读史断想三首》、《鲁迅与胡风》等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这次会议之后，更多的中断联系多年的诗友又开始交往和鱼雁往还。比如1979年2月13日，臧克家给公木写来这样一封信：

公木同志：

多年暌违，任心中想念。这次来京得晤面，高兴之极可想。您这些年来，受压迫甚巨，但工作积极，为人所称道。这次见面，您胸怀宽阔态度谦和，令我十分钦敬，本想去看您，谈谈诸子诗歌问题，向您请教、学习，不知您的住处，怅然而止。希望以后通通信。毕来同志，与我不时过从，交谊深厚。他常向我谈谈您的情况。

我一切皆好，身心双健。

握手！

克家此后，公木与臧克家多次交换书信。克家同志对公木评价极高。“您的创作、学术研究成果，都是我所钦佩的。你对诗歌优秀传统的重视，我也是大为赞赏的。我觉得：现在诗坛上的一些风气是值得注意的。诗，无论如何应该与时代与人民结合的，这是个大方向。可是，有不少人偏离了这个大方向。你以为如何？”（1985年10月26日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吉林大学接待联合国官员“你的学术研究，我甚钦佩，我极喜爱古典东西，只欣赏却毫无研究。经常读古，对新诗极少、极少看了。你对‘传统’有研究，也论过。昨天见到子奇同志，谈到你延安座谈会前写的诗，令我闻之大喜。”（1985年12月11日信）“你是学者，长于理论，能写长文，我难企及。你对毛主席诗词的看法评论，与我同多异少……。我每读你的文章，获益匪浅，有望尘之感。”（1993年6月15日信）公木这位上世纪30年代就自豪地歌唱过《自己的歌》的诗人，此时又重新以《找到自我》为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

没有停滞的、僵固的位置，每个人的位置就是每个人的起点。

第四十八章（3）

起点不在象征公理的人造自然模型，起点不在标志可能性概率的骰子，起点不在孕育幻想又为幻想喂养的席梦思；起点在历史与现实之纵横交叉处——它是搭上羽箭的引满了的弓弦，它是抠起扳机的实弹的枪膛，它是越过千山万水通向目的地的始发站，它是显示出OK信号的宇宙航船的发射场。

从起点起飞，从起点起步：

现实决定目标，历史指示方向。

线路，出发前便已确定，ˉ当然，行进中还须要不断矫正。

是的，我们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起点，我们永远在起点上钻又永远在行进中，因为历史和现实永远不停滞永远不值固。

汗水蒸腾，泪水模糊，血水殷红，成功与失败，奋进与惶惑，睿智与迷乱，是一付冲破一切风暴的铁翅膀，只要长飞翔，必要长飞翔！

真理如同空间和时间一样广大且绵长，不诩把它占有，但要永生不断追求。

追求！找到真实的自我——不枉此生最最重大的发现；而真实便意味着无私与无畏。

与前期的诗相比，他后期的诗又明显多了一种深刻的思索和沉痛的感慨，这种深刻和沉痛，正是通过对于社会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反思所完成的。

第四十九章（1）

第四十九章向耀邦同志申请造神运动以至形成现代迷信，虔诚的天真留下深刻的教训。

歌唱大救星，我们人人都有份，那危害是助长错误，降低了人民。

所以有些同志无论多么高明，只要一担当领导就人杰地灵——故乡的水也变绿，山也变青，说穿了无非是封建意识的变形。

这几句诗出自公木的一首长诗《关于申请的申请》，诗是写给胡耀邦同志的。

1979年，胡耀邦在跟文艺界人士讲话时，提到“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希望文艺界人士把人民当作自己的“铜镜”，多照一照，而公木则认为这面铜镜也应送给各级领导同志，让他们也多照一照自己的形象。于是，他写了一首长诗，叫《申请》。这首诗完成于1980年3月，刊载在《北京文学》上。诗中他说：

我们倒不指望有旨令从天降，也不指望能获得上赏中赏下赏。

只祝愿我们的首长，领导同志，看到镜子莫生气摔它个叮哨响。

镜子也许曾蒙上一层灰尘，也许什么地方有点破损——如果加以拂拭修整，自然好得很；唿喇喇把它摔掉，总未免忒甚！

尽人皆知，磨炼出一面铜镜，有如钢梁磨绣针要用汗水功；而把它摔碎，只要首长把手一拍：

“是歪曲，出在五七年定划右派！”

所以我申请敬爱的胡耀邦同志：

为了上下并借鉴，也为了繁荣文艺，那故事最好是再多讲几遍吧，以我们党中央总书记的名义。

谈到写这首诗的动机，公木自信地说：

一个平凡的建议，却当作了诗篇发表在一个期刊上；用意嘛，无非是暗自想着对健康的党风能有所助长。

第四十九章（2）

虽然在原稿里也曾标注上致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但是说真的，我并没有奢望能送达总书记同志的手里。

不过也不失为一面小镜子，有一份热就发一分光。

总算是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意，反映出一点真实的希望。

可是，这首诗后来收入当年出版的《公木诗选》时，却遇到了一些麻烦。编辑把其中“耀邦同志”的名字全都隐去，修改成了“领导同志”，理由据说是根据一个什么最新的文件。公木为此大惑不解：

我首先对编辑同志致以歉意，他选编我的诗必须再大施斧斫：

要把“总书记”“胡耀邦”一律回避，不知流了多少汗，费了多少心。

是编辑同志情愿这样干的吗？

他是遵照社长或者主任的旨意。

是社长和主任主动这样办的吗？

他是根据一个最新文件的指示。

我很体谅社长和主任的苦衷，既然有文件不照办恐怕不行。

只是文件并不曾广泛传达，具体提法一般同志说不清。

据说耀邦同志担任主席以后，曾向各级党组织发过一个通知：

注意在文艺作品或集会时候，不要宣传个人，莫提自己名字。

公木认为即使是“领导同志”的名字，也不应该是“圣讳”，因此又接着写了一首《关于申请的申请》，继续以诗上书：

可是您的名字连同您的职衔，既然一律被扫荡出诗篇；那么，我的申请作为一面铜镜，岂不就正好象被凿成了麻脸？

说是申请却失去了对象，也不知道话是从何说起的；成了一笔没头尾的糊涂账，还怎么能充作一面镜子呢？

说到底这也不过是小事一宗，又何必再这般哕嗦个不清？

只因为呀，要避免这种遭遇，原本是我向您申请的主旨。

申请完整却得到阉割，申请爱护却得到攀折。

而且最最使我惊异的，这攀折还借用了园丁的名义哩！

第四十九章（3）

公木在诗中对耀邦同志说：

无妨复按一下那申请的内容：

您赠送我们作家一面铜镜，我们作家无人不深受感动，我就想也该让更多同志通用。

尤其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都听听这铜镜的故事有多好？

作家们固然都需要照镜子，而作品岂不也是一面镜子可照？

有的领导硬是不愿照这面镜子，看不顺眼就把它唿喇喇摔掉。

这不应算是正常的耍耍性子，多听听这故事也许会有特效。

因此上我才提出那个申请，不只为繁荣文艺，也事关党风。

这申请只能提给您，耀邦同志：

只有您曾赠送我们这面铜镜。

公木认为：

一般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般人的职衔只是标志责任。

我想这也完全可适用于领导，忌讳更不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

不是做官当老爷，是干革命，这道理不言而喻人人能懂。

那实质岂在于怎样称呼吗？

而是看怎样对事业对群众。

我首先是个党员，其次是个诗人，很想向您，敬爱的耀邦同志，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主席：

提出一点个人的建议，谈谈心。

当然啦，您很忙很忙，日理万机，如今已不同于在延安的窑洞里。

而所谓谈心，只不过是打油诗几句，且并不要求一定送达您的手里。

为什么在我的诗篇中，您的名字和职衔都必须隐去？

我不以为这真会是您的意思，却是呀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为什么芒刺正扎上芭蕾的足趾？

为什么牙虫正长进牙医的口腔？

芝麻大的事，我并不抱委屈，而事非偶然，我却感到迷惘。

……这首诗可说是一篇新时代的“诗谏”。公木把这首诗称作自己的代表作。

第五十章（1）

第五十章语惊作代会第五十章语惊作代会1979年10月30日，公木到北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入住西苑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这是结束十年浩劫后的一次文艺工作者盛大的聚会。和第三次文代会之间，整整相隔19年，出席这次大会的，多达3100多人。从四楼到六楼，从山东到上海，大作家、大画家、戏剧家、大导演、电影明星，可谓群星荟萃。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

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文讲所校友合影（二排左五公木）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以前，文艺界的思想一直并不解放。因为大家被“文革”整怕了，怕一说出来或写出来就要犯错误。“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结束，但许多人或因禁忌，或因视野，或因观点差异，或因涂饰遮掩，仍没有从心里真正驱除那些庞大的阴影。在这样缤纷复杂的形势下，文艺界的领导之间也因对形势的认识不同，明显地分化了。一些文学史研究者，注意到了这种分化。有的研究者甚至用“惜春派”和“偏左派”来命名——谁谁谁等为前一派，谁谁谁等为后一派。甚至有人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四人帮批判过的“黑八论”，我们“文革”前早就批判过了。这种与四人帮“争功”的现象，让公木十分忧虑和愤慨。

1980年，公木与萧军重逢所以当听到小平同志的讲话中以下这样一段话时，公木激动的鼓起了掌。小平同志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段话感动了公木，同时也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据公木回忆，当时鼓掌时间长达四五分钟。

11月8日 公木在文代会上就文艺界大团结问题发言，发言长达一个小时。

11月14日，公木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轰动全场”的发言《坚持“双百”方针，自己解放自己》。在这次会议上，当时主持作协筹备工作一位著名歌词作家的话四处流传：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要做人，最好是气体型的，小心慎做液体型的，千万别做固体型的——为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至于“白纸黑字”，那就“斧头也砍不掉了”！据说这样的聪明话，是积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至经验才总结出来的。但是，公木却在发言中厉声质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呀？”当时那位后来成为中国作协领导之一的同志就坐在台下。

公木却好像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年代，他不仅要发言，要为真理而呐喊，而且还要留下“白纸黑字”。他发言一开头，就把枪口对准了当时文坛上的“凡是派”和“歌德派”。他说：有那么一些同志……说什么“思想解放过头了！”“要纠偏了！”“要抓右派了！”于是，天空里又发出了有棍子轮过来的唿哨之声……还有的干脆就泼起脏水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只应到历史的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腐尸中去充当虫蛆”，以致纷纷然破口大骂是什么“动物”；有的更用意味深长的话说什么“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导师”，说什么“实质是夺权”。

其中“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导师”的话，是关于诗人公刘的一首诗的批判文章中的话。在当时，这样的话，是能够陷人于网的。

公木拍案而起，他几乎是点着鼻子在呐喊：这里有一点极需注意，文章作者尽管是张同志李同志，授意提问者却往往是身居不同岗位的领导同志。于是，我不禁纳闷：这些领导同志，在政治上也虽然曾受过林彪、“四人帮”这样那样的迫害，在文艺思想上却跟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千丝万缕相通着。

公木说，要说清当前的问题，不能回避过去的问题。当时有的同志声称江青受林彪“委托”搞出来的那份《纪要》中批判过的所谓“黑八论”，其实自己在5、60年代早已批判过了。俨然一副功臣模样。确实，“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干预生活”、“鬼戏”、“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反题材决定论”、“现实主义深化”，以及“大肆宣扬三十年代的文艺”等等理论，的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统统被列为了批判对象。公木当年在中国作协机关曾经亲历过这些理论被批判的经过，因此在发言中揭露说：到粉碎“四人帮”，驳斥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很多文艺界的“老领导”，也就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重新站起来的“老领导”，都满怀委屈而又理直气壮的质问：“你们说的‘黑八论’，哪一条我们没有批过？”这实在是不假，都批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们‘四人帮’不过是步我们的后尘罢了。”

当时有的先生在文章中还以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穿着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第五十章（2）

这一思想“从根本上给我们指明了如何写社会主义的方向”。这就是说，要写社会主义，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反映“兴无灭资”，就必须“大反走资派”。这方向是早已经确定了的。而且还指出“我们需要采取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的方法”——这些论调，让公木非常激愤。他在引号中征引的大都是一些头面人物文章中的观点，其张同志李同志究竟是谁，作家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因此在大庭广众中这样直接批驳，跟直接点名道姓已经无异了。公木接着还直接设问：什么“根本任务”论，什么“三突出”模式，什么“题材决定”论，什么“主题先行”论，什么“从路线出发”论，什么“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等等等等，哪一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先行官在头前引路？

从这样的发言可以看出，经历了那么些风雨，但是公木那姜桂之性依然未改。反而似乎是越来锋芒毕露了。

公木接着说：就说这个“双百方针”吧。好像是说，好端端的双百方针，到林彪、“四人帮”手里，遭到夭折，中断了。其实，二十多年来，这个方针，除了在口头上说说，那一天认真贯彻执行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间，认真贯彻执行的，有谁没有挨过批判？“百家争鸣”——“两家争鸣”——“资无争鸣”，自从1957年以来就摆成这么个架势了，以至于十年之后，便发展为“百家争鸣，一家做主，最后听江青的”。

他批评某些文艺界的会演戏的头面人物说：他们又在“矜持”或“珍惜”起他们的“一贯正确”来了。他们一向是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一家的”。这早已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说了算。当一旦“双百方针”真个执行起来，像近一年来这个样子，他们怎么能忍受得了呢？

他说：如今我们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同是曾受过压制，重新获得解放的同志，有的僵化半僵化，有的则能够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能够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呢？随后，他提出了作代会上很敏感的“认账”问题。他认为不应该“赖账”，不应该“混账”，而应该“认账”：批判林彪、“四人帮”，大体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正视自己——认账，还是不认账。他表示首先要做促进某些不认账的领导赶快认账的促进派。这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怎样来促进呢？公木说：还是这一句话：坚持双百方针，自己解放自己。要警惕左倾教条主义再度抬头，当然也要提防来自右的干扰。但是当前主要危险还是“左”倾教条。对官僚主义者，来个“釜底抽薪”，你摆威风，我不怕。不听邪，不信鬼，不吃你这一套。

他还在发言中呼吁：从神权、神学、神性的迷信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人权、人学、人性；从“新经学”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凡是实践证明对了的就坚持；凡是实践证明错了的就纠正。要用这《实践论》的两个“凡是”，代替那“新经学”的两个“凡是”。

他引用了惊弓之鸟的故事，说要从惊弓之鸟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坚持言论自由：双百方针行不通，过去总认为是由于没有分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实践证明，错了。“因为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就等于承认在学术问题上有言论自由，在政治问题上就没有言论自由，这不是公然违背宪法吗？”是啊，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哪里去要言论自由呢？要想把学术和政治分开是办不到的。如今开会就听到“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这自然很好；可是问题还是在于自己思想解放不解放。我们总不能说，领导“三不”，我就解放；领导不“三不”，我就不解放。在现实生活中，在各级具体领导中，不但醉心于“专制”者颇不乏人，而且甘当“打手”的也大有人在。只要“阎王”拍案，就有“小鬼”出张；只要“寨主”发令，就有“喽啰”举枪，只要“首长”示意，就有写作班子写文章。

他的这篇发言，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被人在回忆文章中称为是这届作代会上“震动全场”的发言之一。

多灾多难的丁玲，这次大会也像神话一样重新回到了人们的中间。丁玲此时已经是75岁高龄，满头银丝，神采奕奕。她的右派问题这时已解决，政治历史问题尚未解决。11月8日，在“大会发言”已近尾声时，主持人李季礼貌性地问道：“还有点时间，有发言的没有？”丁玲于是站了起来：“没人讲了，我就说几句。” 恰巧当时《新文化史料》刚发表了一篇美国记者赵浩生对周扬的采访记，周扬在回答问题时说，延安时期延安作家中有两派，一派主张歌颂光明，以周扬为首；一派主张暴露黑暗，以丁玲为首。一派在鲁艺，一派在文抗。

第五十章（3）

1979年10月，公木在北京新侨饭店与丁玲、田间、吴伯箫等“修正主义大染缸”的校友合影丁玲在来开会前恰好看到了这篇文章，她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且说，自己从来没有搞过“派”，只有有宗派情绪的人自己才承认有“派”。这次发言很长，老太太不看讲稿，洋洋洒洒，举重若轻地谈到了很多问题，周良沛的《丁玲传》里全部记载了这次发言。

丁玲发言之后，公木举着手说“我发言”，就直向台上走去。用那浓郁的冀中方言口音表达自己的心声。他的发言因为方言的缘故，可能有的同志听得不太清楚，但有几句公木声音很大，大家都听清楚了。他说：“我完全同意丁玲的意见，文艺界的问题之所在，就是宗派问题。”话音一落，全场又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在这种情况下，李季邀请周扬发言。周扬起初不肯，后来还是登上了讲台。他讲到受“四人帮”迫害打聋了耳朵，但不能因此抵消自己过去的错误。当他讲到被“四人帮”打散的文艺队伍今日重聚：“文艺的春天来临了！”这时，73岁的萧军在台下高声大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周扬没有停顿继续发言，并向一些被错误处理过的同志表示道歉。他艰难的说着一个又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苦难的炼狱啊。在他提到的这些名字中，有一个名字是——公木。

在这样的气氛下，当年作协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刘白羽也走上台去表示：“当时我在作协，具体工作是我在做……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接着他还表示：“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更好的总结这永不可忘的教训！”

这次会议期间，当年文讲所的校友们组织了一次聚会。这些“修正主义的大染缸”里出来的校友们，到了这次文代会，又恢复了交往。丁玲还在会上开玩笑，说她原来并不喜欢文讲所这个名字，“厕所是所，派出所是所，我们文讲所也是所……”

公木任中国作家代表团秘书长出访日本1980年2月的一天，公木接到中国作协的电报，邀请他4月1日至17日，随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赴日本访问，与日本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欢迎委员会”进行文化和艺术的交流。巴金、冰心任正副团长，公木任秘书长，团员有艾芜、草明、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当年巴金76岁，冰心老人80岁，团里大家称巴金为巴老，冰心称巴金为老巴，巴金叫冰心大姐，充满了家庭般亲切的氛围。

这是中国文学界在“文革”后派出的最高规格的一次文化访问团，上上下下都很重视，出国的前一周，全团就在北京集中，开了好几次会，请夏衍、孙平化等有关专家介绍日本情况。

第五十章（4）

出访前的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充分，包括赠送的礼品，也是全团民主讨论决定。当时巴老从上海带来了程十发、唐云、陈秋草等名家的画作，艾芜从四川带来了十几幅书画，作为代表团的礼品。全团集中在北京北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一幅幅看、选，决定送给谁。屋子小，没地方坐，大家都站着，七嘴八舌地品评。当艾芜老拿出一幅猴子时，冰心老人连声说好：“这个好，这个小猴活泼可爱，机敏灵活，今年又是猴年，干脆别送日本朋友，送给我吧。”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选完画后，觉得数量不太够，尤其是到达日本的第二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将在首相官邸接见全团，送什么礼品，颇费踌躇。后来是冰心找吴作人先生要了一幅他的夫人萧淑芳画的花卉，由吴作人题字《友谊之花》，送到荣宝斋裱成册页，送给了大平正芳首相。

3月21日，清水正夫先生专程来北京洽谈访日日程。这也是公木第一次跟他见面。清水正夫是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曾4次见到过毛主席。作为这次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公木跟他接触很多。他搬出当年毛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接见他的照片和资料给公木看……当他知道公木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并且是电影《白毛女》的歌词作者时，非常亲热。他说我们经常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用以指导我们的艺术。松山芭蕾舞团是日本著名的文艺团体，其艺术成就蜚声国内外。早在1955年，他们就把中国著名歌剧《白毛女》改编成了芭蕾舞剧。而公木为电影《白毛女》写作过歌词，这样，共同的话题就更多了。这次访问，公木和清水正夫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4月16日在日本长崎，公木专门用日本俳句的形式写了一首长诗《别清水正夫》：

公木与巴金、草明等在日本访问逢君又别君/桥头执手看流云/云海染黄昏//扑闪着眼神/大地噘起他的唇/向星空飞吻//旬月输诚交/播下百年置腹心/……山与山不见/彩云相连，人与人/相连以思念。

由于清水正夫等先生的周密安排，这次日本之行非常顺利，给公木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4月1日，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东京，第二天正赶上新宿御苑举办观樱会。公木与艾芜、杜鹏程、草明、敖德斯尔、邓友梅、陈喜儒等在日本友人秋岗家荣、不破新先生和立野女士陪同下前往观赏。这天下午，天晴日丽，云淡风轻，万树樱花带笑开，嫣红姹紫漫山崖，一行人等在草坪上欣赏了茶道，观看了水宫舞，参加了谩坡游，非常愉快。新宿御苑中，还特意辟了一个区域，叫“拟幕府”，狭街斜巷，犬吠风嘶，板屋茅棚，鳞次栉比，有人扮作荷戈武士，怒目相搏，有人扮作执杵农夫，挥汗舂米，其中还有武士伴游，农夫相迎，仿佛进入了日本德川时代。回到入住的东京新它谷饭店，公木乘兴写了六首绝句记录这次游览。

公木与冰心合影4月4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朝日新闻社礼堂听了水上勉先生的一次讲演，题目为《虚竹》。4月10日游览了日本桂离宫，11日参观了揭幕刚一年的周恩来岚山诗碑。诗碑坐落在岚山山麓的龟山公园内，以京都名石鞍马石制成，造型具有日本民族特色，在深灰色碑石正面刻有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书写的周恩来《雨中岚山》诗，副碑上刻的碑文是：“为了纪念一九七八年十月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为了表达京都人世世代代友好心愿，在这渊源深远之地，建立伟大人物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几位中国作家鲜花致敬，公木还写了一首《诗碑歌》。

这次旅行，也是公木和巴金、冰心两位世纪老人最多最亲近的一次接触。他对巴金、冰心等作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回国后，代表团在上海作总结。会后由巴金先生出钱，在静安宾馆订了两桌，请代表团的“团友们”吃了一顿，尔后各奔东西。

第五十一章（1）

第五十一章永远新鲜的回忆1980年，胡风冤案平反。由胡风，公木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写了一首《鲁迅与胡风》：

鲁迅没有看清——胡风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这不能证明：

鲁迅没有长眼睛。

如今又给胡风平了反，据说，也不存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也不能断言：

鲁迅比别人看的远。

鲁迅是人，不是神，无需油漆涂彩，没有香火熏黑。

一不会无中生有，二不会把是作非。

鲁迅生着正常的脑筋，他的眼睛只关注实实在在的事情。

决不以耳代目，决不混淆视听。

他不善于捉影，因为他从来不捕风。

提到鲁迅，公木的心里荡漾的是一些“永远新鲜的回忆”……1929年夏天，公木就听过鲁迅先生的一次演讲。当时鲁迅先生应北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到校讲演，先生说他1926年离开北京，就是为了追求革命。先到广州，革命北伐出发了；又到厦门，革命又继续北上了；再到上海，革命更加向北发展了；如今回到北京，北京变成了北平，革命已经“成功”了，于是没有了革命，找不见革命了……其时公木就挤在“风雨操棚”的最前排，鲁迅先生那头茁挺的苍发，那由于含笑而微微抖动的一字须，以及那慷慨激昂的演说，都给公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让公木受到很大启发。

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望病中的母亲。公木就读的师大有左联的一个支部，由公木、李文保、张洁清、李洁、王志之等20多人组成，他们推选公木与王志之为“左联”学生代表，去邀请鲁迅先生。

公木和同学王志之，还邀约了另一位同学潘炳皋一起，一路摸索，来到了宫门口西三条昏暗的小胡同，由于不知道门牌号，敲了七八家的房门，打听“姓周的南方人”，好不容易找到鲁迅先生的家。

女佣开门，公木他们说是师大的，前来找周先生，她客气地说：“请你们稍等，我看看他在不在家。”公木他们赶紧说：“周先生与我们约好的，一定在家。”说着，他们紧紧跟在老妈子的身后进了院子。

鲁迅先生穿着毛衣，面带微笑热情地接待了这三位陌生的年轻人。

第五十一章（2）

他们向仰望已久的鲁迅先生一一作了自我介绍。

他们就当前文学界的一些问题与鲁迅先生进行了交谈，不断地提出疑问，当公木问及鲁迅先生近年来为什么不写小说，只写论文时（指鲁迅先生的那些精悍透辟深刻犀利的杂文），鲁迅先生深深吸烟，然后喷出一大口烟雾，回答说：“这看什么更有效，更能打击敌人，深中要害；匕首和长枪也是战斗武器，写些短文更便当，更快接。至于小说，我还是要写的；不过知识分子已经写腻了，写工人，写农夫，写兵，还要多看看生活。我还想更多的介绍一些外国作品。”接着谈起翻译来，谈起文学的武器论来，又谈起上海文坛的情况，鲁迅先生娓娓不倦地说着，香烟一支接一支，有的只是夹在两指间，一口也顾不上吸。

鲁迅先生除了回答他们的问题，还不断向公木他们询问师生间的关系、学校教学情况以及学校内外的舆论活动，自然而然又谈到了北方的左翼文艺运动，包括抗日救亡运动和文化动态等等，先生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心。鲁迅先生还无限感慨地说：“现在，很需要一部能够说明中国文字发展的文学史。如有可能，我打算明年到北平来住两年，编一部文学史。这里有个图书馆，条件比较好，上海就不行。”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他们都希望先生说的“可能”就是事实。

当公木他们提出想要筹办一份《文学杂志》时，鲁迅先生十分高兴地表示支持，并答应给他们写稿。转眼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公木他们三人在聆听了先生的指导与教诲之后，以“左联”外围组织“新兴文学研究会”的名义，提出邀请鲁迅先生来北师大讲演一事，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星期日一定去。

这次会见，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谈到夜晚，期间有人来访，先生都回绝了。

告辞出来，公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路上几乎谁也没有讲话，他们都还沉浸在与先生的谈话之中，回味着先生不同凡响的风采。

11月27日下午1点钟，公木与王志之花1元钱（当时两三天的饭费）租了一辆汽车去迎接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身穿一件灰布长袍，脚蹬一双“陈嘉庚运动鞋”走出家门，见到停在门口的汽车，责怪他们太破费，执意步行去校，公木和王志之反复强调已付了车款，鲁迅先生才勉强上了车。

公木他们本来打算到学校后先让鲁迅先生到教员休息室去休息一会儿，没料到休息室、准备室、办公室、教室都锁了门。原来是系主任钱玄同不欢迎鲁迅先生来北师大所下的命令。

于是公木和同学们领鲁迅先生到学生自治会休息。门窗立刻被不断涌来的学生们给堵满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向鲁迅先生提出形形色色的问题，有人问：“周先生，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有人喊：“周先生，阿Q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有人说：“周先生你来教我们多好啊！”……鲁迅先生坐在这群可爱的学生中间，不停地回答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气氛空前活跃。有很多外校的学生是闻风而来的，其中中国大学的学生也要求鲁迅先生到他们学校讲演一次，先生也慨然应允了。

讲演会场设在当时北师大最大的体育馆里，这个体育馆盖得很差，同学们都称它为“风雨操棚”。

第五十一章（3）

可人太多了，门窗都要挤坏了，外面听众还在不断地向里面涌进，大家都想一睹鲁迅先生的风采。看到这种情况，有人提出建议：“还是到大操场上去吧。”建议立刻被采纳，马上有几名同学抬着一张八仙桌跑向操场，人流也随着涌了过去。

操场上风很大，沙尘扑面。鲁迅先生由公木和王志之搀扶着，蹬上操场中央的八仙桌，全场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鲁迅先生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作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先生的头发蓬松着，凛冽的风时常吹起他的长衫。同学们一边静静地听着鲁迅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边默默地在本子上记着，生把漏掉一个字。整个操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但不用维持秩序，同学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站在风中认真聆听。公木与李文保、王志之等同学负责鲁迅的安全，一直守护在鲁迅先生身边。演讲完毕，大家却不肯散去，只是猛劲地鼓掌，并高喊：“再添一点！”，要求先生再讲一段，盛情难却，鲁迅先生迎着呼啸的北风，转过身又讲了一段，与其说是讲，不如说是嘶喊。那时没有扩音器，甚至连话筒都没有准备，鲁迅先生的嗓音已沙哑了。在公木他们的劝说下，先生才停下来。鲁迅先生婉言谢绝了汽车送他回家，说到琉璃厂买点东西，于是步行向琉璃厂走去，学生们出于爱护与依恋，左右跟随着，一面走一面交谈，直到鲁迅先生进了荣宝斋，学生们才依依不舍地与先生挥手道别。

公木当时写下一篇《鲁迅先生访问记》，署名张永年，刊登在第二年6月出版的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的创刊号上。公木后来又写下一篇《永远新鲜的记忆》，登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上。

关于这次讲演，我这里主要采用公木早年的这两篇文章的记述。其中前一篇文章发表时，鲁迅先生还健在。这次讲演不仅规模最大，听众最多，讲演后发表的报道、印象记、访问记和回忆录的数量也空前绝后，其遗存资料的丰富，也为鲁迅的其他讲演所不及。在一般情况下，资料的丰富自然要优于资料的匮乏，但同一事物在众说纷纭中，面目未必愈见清晰。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就存在着这种情况。鲁迅专家朱正先生对一些回忆文章的疑点作过详细考证：

1932年11月25日《鲁迅日记》载：“晚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讲演，约以星期日。”这三位代表是谁？王志之对同去邀请鲁迅讲演的三个人的回忆曾有不同，一次说:“我们(记得有张松如、谷万川同学)到宫门口西三条去‘查户口’，打听‘姓周的南方人’，终于在人家的指示下，打开了一家的大门”，一次说“这三人中，其中二个是我和张松如，而另一人已记不清楚姓名了”。基于王志之提供的材料，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便将王志之、张松如和谷万川作为邀请鲁迅的三个人载入年谱。

这里提到的谷万川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河北省望都县谷家连青村人，比公木年长五岁。他的民间故事《大黑狼的故事》曾得到周作人先生的指导。传说他还与女作家谢冰莹和周作人先生的某个女儿谈过恋爱。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还曾考入黄埔军校（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1929年，谷万川以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书为名，从事党的外围“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他和公木在师大图书馆相识。后来公木还为他在《北平益世报》办的副刊《人间周刊》写过稿子。1933年他们一起编过《文学杂志》。当时的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左联负责人、著名作家陈沂（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少将军衔）评论说：“《文学杂志》像沙漠中的绿洲，震撼了当时沉寂的北方文坛。”公木与谷万川等四人共同署名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时事打牙牌》曾经在“一二九运动”中广为传唱。1933年8月20日，谷万川在北师大学生宿舍被捕。关押在南京陆军“天字号”监狱。残酷的狱中生活使谷万川精神和肉体受到严重的摧残，精神失常。1938年日寇飞机轰炸南京，谷万川才被释放出狱。文革期间，他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含冤去世。公木曾有诗句写到他：“最遗千古憾，大谷死奇冤。头撞金陵狱，血烧清苑天。现行反革命，史实正倒颠……”

谷先生的人生令人唏嘘不已，他的文学成就也有待人们重新认识。不过，那次访问鲁迅先生，谷先生确实并没有去。经过朱正、蒋锡金、马蹄疾、封世辉等人的分别努力，和当事人的“自报家门”，终于查清，其中“谷万川”的名字是不确的，实为后来在河北师院工作的潘炳皋。事实上潘炳皋也撰写了《鲁迅访问记》，发表于1932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国》第1卷第4期。至此一个小小的“公案”应告一段落。然而最近又发现，在一篇署名曹未风的回忆文章《关于鲁迅先生的这张照片》(1961年11月5日《文汇报》) 中，自称是当年邀请鲁迅的三位代表之一，文章说：“我们听说鲁迅先生到了北京，很多同学想见到他，于是想请他到学校来讲演。他住在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小四合院的东厢房里，好像是他母亲住的地方。房子很揪隘，陈设也很简陋。我们三个人去看他说明来意之后，他一口就答应了。”朱先生考证，王、潘和公木的笔名都没有“曹未风”，不知这曹未风的名字是怎么回事。

王志之在《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自己是演讲的主持人，可是在李文保先生《回忆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中，主持人的角色是由这篇回忆录的作者担当的。另外公木的文章中说潘先生是临时加入的，但潘先生撰文说“我并非是临时加入的。”

可见，记忆有时尽管新鲜，但还不是十分可靠。

第五十二章（1）

第五十二章评奖风波及“赤子心”

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双桅船》的作者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的是：“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她的泪水，唤起许多人对风雨的记忆。

公木作为评委于1983年3月初赴北京参加作协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评奖，10日结束工作回长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他第一次读到舒婷的诗集《双桅船》，很感动，随后就认真地为《诗刊》撰写了《我投舒婷一票》，对舒婷的作品发出了来自老一代诗人的一份热情的支持。但是，这篇稿子却没有能够顺利面世，而是被退了回来。公木在一篇文章的后面谈到这篇评论被《诗刊》退稿的理由时，说是《诗刊》原拟刊出一组评委的评论，后来因为多数评委没有能够如约写稿，又不好单发，只好把原稿及已经付排的大样退还给了公木。这篇稿子后来改了题目，被删节后刊载在《书林》杂志，并全文收入《克山师专学报》。据说当时还有人跃跃欲试要写文章争鸣，公木听说后表示欢迎，但持不同看法的那些人士后来似乎又没有了下文。

其实，公木的一位也参加了评奖工作的诗友1983年4月4日发来的一封信，或许可以了解事件的实情。那位诗友通报说：

“诗歌评奖一幕已告结束。如果没有后来的尾声，一切本是愉快的。Z坚决执行H同志批件（我们知道，但没有传达）。如果不是批件下达，评奖结果已通知有关作者，则舒婷是要被撤掉的。后来采取了分等（一等七名，二等三名）的妥协办法。您的文章暂不发四月号，校样已送FM，FM意见请您作些补充（指舒的不足也讲一点）后再发。DF一再考虑（我理解是上下关系）以不发为好。这样一个波折，评奖期间的回忆，都蒙上了暗影。投票后二三日（臧）克家有信来，说这次大家融洽、公正的一起工作，十分愉快，我原也这样看，这是促大家求同、团结，发扬艺术民主的又一个小小开端。现在看，也失于太天真了。”

那次评奖工作后来一直议论纷纷。本来，在初评小组提出入围作品的基础上，评委会投票选定了十部诗集；经过不短一段时间的认真阅读、讨论之后，当票选结果出来的时候，大家如释重负，十分高兴，决定在向作协领导汇报的同时，立即在第一时间向获奖诗人通报。

当时的十部获奖作品本来是同一级别。２００５年２月，邵燕祥先生在《作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作了公开披露，谈得也更详细些：

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有一位热心人士写了一封信给作协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名道姓说像舒婷这样年轻的作者，怎么能跟例如艾青这样的大诗人并列获奖？——原信谁都没看见，是由作协一位分管诗歌评奖的书记（？）传达的。他同时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对这一选举结果重新考虑。这使得包括冯至、公木、严辰这样的老同志听了都极为诧异。因为如按实际得票数排列，舒婷的名次将大大提前；而评委会已经考虑到“国情”特色，基本上采取了“资望”为主兼顾年龄的原则，把舒婷放在了胡昭之后，天琳之前。现在说要重新考虑，怎么考虑？把舒婷撤掉？那将置评委会于何地？置民主与公平的原则于何地？幸亏有人提醒，评奖结果已经告知获奖人，外地的已经打了电报，如果粗暴改动，影响难以估计。最后在那位作协书记的主持下达成一个妥协，即分为一等奖和二等奖，拉开老诗人和新作者的距离，拉开有“定评”和有“争议”的获奖人的距离。到了具体排座次时，才发现排到了第六位流沙河、第七位黄永玉，硬拉下到二等奖，总是师出无名，说不过去，最后只好让胡昭陪两位小妹妹，在七位一等奖后面，退居为三名二等奖。至此，一场风波告一段落。

谁料接着又起风波。据说香港某刊物发表一篇报道，讲了奖分二等，却是倒金字塔式的这一鲜见的格局，特别是道破了舒婷得票颇多却名列二等这个事实。作协那位书记又奉命前来布置清查，查是什么人把评奖工作的机密泄露到境外！一时参与过诗歌评奖的有关工作人员都成了清查对象。但清查过程中发现，如说舒婷的票数算是机密的话，涉密的人实在太多；评委会委员，初评小组成员，曾经进出会场的服务员，还有随身照应老评委的家属；向作协领导汇报时，除党组书记处的成员外，还有其他门类文学奖前来汇报的负责人。清查范围越来越大，一时却又不兴用历次运动中拿手的办法了，最后不了了之。

第五十二章（2）

吉林大学的公木像1983年夏天的时候，对朦胧诗的批评越来越激烈。8月，中国作家协会向各分会及作协所属各刊物、各单位发布通知，提出“坚持文艺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继续克服‘左’的错误的同时，要着重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不良倾向”。

公木的学生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和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等在当年10月召开的“重庆诗歌讨论会”上，成了诗歌界“精神污染”的主要代表性言论，据一位曾在《诗刊》社工作过的诗人的介绍，诗歌界的“清除精神污染”从198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84年春天，其间仅在《诗刊》上发表的有关批判(评)文章(包括转载的徐敬亚的检查)就达十数篇之多。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崛起的诗群》的指导教师，公木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徐敬亚是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生。1979年春天，他和蓝亚明、王小妮、吕贵品、刘晓波等7位同学酝酿成立一个诗社，还准备印本诗刊。徐敬亚连名字都想好了，并请公木题写刊名。公木拿起徐敬亚递过来的写着五个字的纸片，用毛笔为他们的诗社命名，书写了“赤1985年7月，历届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同老师合影子心”三个大字。他什么话也没说，就把纸条上面的“崛起”两个字弃掉，只留下了“赤子心”。 那时穿着一身蓝色涤卡制服的徐敬亚，第一次面对面站在公木面前，他没好意思问公木为什么弃掉“崛起”二字，就拿起公木的题词，有礼貌地告辞了。

于是，在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的那所不平静的大学里，出现了一个名为《赤子心》的七人诗社。徐敬亚自豪地说：应合着全国几十所大学里的社团波澜，在整整四年中，这个诗社在艺术与学术的双重意义上与当时全国诗歌的最高兴奋保持着同步。 “舍千金，怀赤子”的口号出现在《赤子心》的发刊词中。他们以嘹亮的声音开始向着苏醒的现实和陌生的未来呐喊：“苍老的，应该还以童心；僵死的，应该奋起苏生……”

一位赤子心诗社的社员2006年2月回忆说：“我1977年考上吉林大学中文系，经历了校园中最初的思想启蒙和自由空气，康德哲学动摇了唯物主义灌输，《今天》诗歌的个体性表达颠覆了贺敬之式的革命抒情，邓丽君软绵绵的情歌唱垮了狼奶教育灌输的钢铁观念，日本电影《追捕》中女主人公那飘飞的长发改变了李铁梅式的视觉形象……回想起自己读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期对老师们的感觉，年龄差异的大小，并不是决定代与代之间的亲疏关系的主要因素，反而是隔代人之间更亲密，而上下代之间更隔膜。也就是说，我们这代大学生与民国时期大学毕业的老一代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精神沟通，而与年龄更为接近的毕业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年一代之间，却更少共同语言和精神共鸣。哪怕是与那些从延安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相处，其心灵的接近程度也要超过那些中年教师。比如，我读大学本科时的公木先生，读研究生时的黄药眠先生，两位老延安对我们这代大学生皆能尽到了保护之责。”

1985年7月，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先秦两汉文学学术讨论会合影“读大学本科时，校园社团极为活跃，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也有个‘赤子心’诗社，共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著名诗人公木先生……与年轻人的交往很频繁，以他的资历来支持和保护勇于出新的年轻人。他不但全力支持校园诗社的自发创作活动，而且在我们毕业之后，当我们诗社的徐敬亚因发表《崛起的诗群》而在清污中遭到整肃之时，公木先生也曾出面保护过他。”

第五十二章（3）

这一级学生，是“文革”后公木在吉林大学教过的唯一一级本科生。公木的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他讲得很认真，但是学生们表面上听课，实际是在下面翻欧洲小说和新被介绍过来的西方思潮。有很多时候，他们不过只是坐在他的课堂上，那些佶屈聱牙的老调子，他们并不太热心。不过，他们喜欢去公木的小书房里聊天。公木坐着那快松散的旧藤椅，上面还有一个厚重的棉花垫子。王小妮在散文中幽默地说起这藤椅给她的印象：有学问的人才配坐那儒雅的东西。公木坐在如花般年龄的学生中，手舞足蹈地给他们讲自己当年参加的北平“飞行集会”（学生运动），讲向反动派扔汽油瓶，讲得家里的藤椅摇晃，讲得布垫落地，他绷着嘴唇模拟出街头的爆炸声……像他们中间最大的孩子。一见到这些年轻人，公木总是几小时几小时的兴奋，他不知疲倦地进行着激情的单人演说。

有一天在课堂上，公木讲到延安，说到毛泽东的伟大，他突然哭了，泣不成声。这使大学生们很意外。徐敬亚将公木称为热情的回答者和好斗的理论家，谈起公木的时候，徐敬亚说：他，是那样优秀的辩论对手！作为某一种文化的苦难结晶，作为某一类标本一样纯正的性格，他，是那样的真实而矛盾！

徐敬亚几乎一点没有折扣地把他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最新非官方诗歌，一批批送到公木的案头。大概1979年春天，也就是《今天》杂志出刊第三期“诗歌专号”起，公木就看到了当时的全部。这使得他成为当年中国诗坛上最早接触“朦胧诗”的老人之一。也许因此，他没有像有些老诗人那样与新潮奋力对抗。

1979年6月，徐敬亚的《早春之歌》以头题发表在《诗刊》上。不久以后，他写了大学期间的第一篇诗论《复苏的缪斯》，这本来是一篇大二时的“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论文，一两千字就可以通过，他却写了两万多字。最初的指导教师是井继成先生，先生看过以后，觉得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学生作业，而是一篇很重要的论文，系里便转请于正新先生对他进行指导，再后来交到时任副校长的公木手里。公木看了很激动，1979年的整整一个寒假都认真帮徐敬亚修改，并推荐给了北京的“当代文学研究会”。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诗歌界的关注。后来又是在公木的帮助下，吉林省作协同意为徐敬亚和王小妮报销路费，他们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从长春到了北京，参加了诗刊社第一届“青春诗会”。

从北京回长春后就是暑期开学，当时徐敬亚正在读大三。寒假前教师布置一个“学年论文”。徐敬亚一口气写了45000多字，这就是《崛起的诗群》。这一次，他的指导教师就是公木。徐敬亚把刚刚写好的《崛起的诗群》手写稿交给公木，公木让学校将帮他论文打印出来，却对他什么也没说。当初，公木在看过《复苏的缪斯》后非常兴奋，曾认真地亲笔做过不少批改。这一次他没进行任何批改只是给他评了个优秀。徐敬亚知道他对文章其实并不完全认同。一直到毕业，公木没有说更多的话。但是，他并没有剑拔弩张地讨伐它，经历过那么多年风霜雨雪，他心里明白，即使不拥护对方的观点，也应该维护对方发言的权利。哪怕这个对方是自己的学生。他不像某些评论家，或者习惯于教师爷一般舞弄棍棒，或者又一下子变成拿花手绢的保姆模样，老母鸡似的一味护短和吹捧。

《崛起的诗群》完成于1981年1月。在徐敬亚手中压了一年半以后，设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写信向他邀稿。他把《崛起的诗群》找出来，寄给大连，马上在第8期上全文发表出来。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这篇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

1983年新年刚过，这篇论文出现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徐敬亚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在基层，吉林省的“讨论”力度尤其重大。已经不是“同志”的他所在的单位领导让他写一篇检讨，修改多次通过后，徐敬亚发现这检讨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在驳斥《崛起的诗群》的会议上，公木为了替这篇稿子说一点公平话，不得不中断发言，在台上吃心脏病的药……与来访的舒婷等合影

第五十二章（4）

一年多以后，一个新的诗歌浪潮席卷而至。《当代文艺思潮》再次向徐敬亚约稿。他于是写了《圭臬之死》一文。谁料这篇文章竟导致《当代文艺思潮》最终停刊。诗人王燕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位负责人在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最后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我们培养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那个写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们的掘墓人嘛。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徐敬亚和王小妮迁往深圳，198５年1月3日，他们致信公木说：“一直等到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消息时，再给您写信，但一直不能最后得到安定。半年来波波折折……目前我们已基本定下来。争取明年回长春搬家，接老母……。吕贵品同我们情况类似……。我们首先的忧虑是兴奋中心——创作。小妮正写散文集，我和贵品已寄了一些诗。同时对新型大学生诗作尽快熟悉。我们三人状态较好。86年我订了一百元书刊。虽然工作忙仍尝试古文人的生活滋味，我们会逐渐战胜与内地隔绝、文化人的荒漠和文化人的贬值的观念。没有人恭维，没有高尚的地位，也不会感到空旷，做个普普通通的文人，可能是新社会角色需要。听胡昭信说，您去北京检查，是良性疾病，我们这才放下心来，望您不可过急，每天用1至2个小时看花观草散散步，不会耽搁您的计划，要压抑一下紧迫感。其实世间上的事，常常不是那么紧急。遥远祝愿只有通过信作宗教式虔诚的表达。小妮向您问好，已经几年没到您那小屋去坐坐了。坐，说什么呢？什么也别说。需要什么国外药，只要写详细，一定尽力弄到。在我们遇到的世人中，哪里还见像您这样的好人！……祝身体总是好！问吴师母好！”从字里行间，可以想见几位诗人在深圳创业的情怀和他们师生之间的感情。

1997年8月1日，公木逝世一年多之前，他忽然想起了徐敬亚和王小妮，随手写了这样一首奇怪的诗：

“烟说戒就断，身有痒不挠，斯人多内向，慎莫与深交。此徐敬亚语，王小妮说的。初不以为然，也许有道理。”

2002年5月，王小妮、徐敬亚夫妇专程从深圳到河北省辛集市的公木墓前拜祭。并参观了这里为公木设立的纪念馆。临别的时候，徐敬亚泼墨挥毫，用极具特色的左手写下“赤子之心”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他说：“当年公木老师为我们诗社题写了赤子心，现在，我把这几个字还给他……”

1985年2月号《诗刊》头条刊载了由公木、严辰、屠岸、辛笛、鲁黎、艾青等18位老诗人联署的、题为《为诗一呼》的文章。这是他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为促进新诗走向繁荣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同时向“各级文艺领导同志”、评论界、出版社和文学刊物发出了吁请，吁请他们(“重要的是各级文艺领导同志”)“应该重视新诗，要给予真正的关怀和实际的支持，要通过各种途径和采取各种方法，推动新诗的发展。” 这种吁请，似乎没有回声。

诗人徐敬亚和王小妮夫妇悼念公木

第五十三章（1）

第五十三章双八百诗文书画室公木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除了进行正常的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外，还有纷繁的学术会议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和“案头未了的应酬文”。一个人的体力究竟能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呢？

1981年，公木在修订审读下册《历代寓言诗选》文稿时，由于过分劳累，猝发心肌梗塞，一时间病情相当严重，连续几天昏迷不醒。经过医院医生的奋力抢救，终于脱险。当病情稳定下来以后，公木到大连干部疗养院去疗养。大连干部疗养院庭院内，植木瓜、海棠三四十株，既春华秋实，复叶落枝枯；而冬天到了，一夜北风，枝头上又含苞累累，且见重华，粉红嫣紫，盈路飘香。公木因此写了几首绝句，其中之一写道：“斗艳争妍怎得了，谎花不果逞虚好。流光已去岂重回，空把胭脂涂老鸨。”显然，这是讽刺某些没有自知之明的老人家的。

1985年肖像病中公木还在为一位青年诗人因为几首“诗传单”入狱的事情不能释念，先后致信有关“贤明的领导”，试图帮助他解决困境。因为病重，无法参加当年的作协理事会。会后，作协理事会的十七位同志联名写来一封慰问信。信中说：“这次作协理事会上，写诗的朋友们聚首，谈到您在病中，全都不胜驰念。特此‘快邮代电’遥致慰问，祝愿早日康复，继续执笔一鸣此盛世。天寒，敬希珍摄。一一同您握手。”

公木书影（“文革”后诗集，《崩溃》出版于1958年）签名有：张志民、阮章竞、（端木）蕻良、徐迟、屠岸、公刘、徐放、魏巍、朱子奇、邹荻帆、白桦、邵燕祥、金近、李瑛、窦先林……信虽然不长，但公木手捧由辽宁省大连市文联吴斌同志转来的信，很激动。他回信给邵燕祥：“十七只手一一相握，十七颗心一一相贴，给我温暖，给我鼓舞，我当永生珍留这一纸鉴——署着十七个火样的灼热的名字的‘代电’。谢谢你，谢谢你们。”

1982年基本恢复健康后，与朱靖华合作编定《中国历代寓言选》、《先秦寓言概论》，并出版了《公木旧体诗抄》。还领导着一个庞大的“中国诗歌史”的科研队伍。

公木在兴奋中，曾经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一个长而且怪的名称——“双八百诗文书画室”。双八百即是从搬进新居之日起，要在书房中写好一百首新、旧体诗词，写好一百篇中短篇小说，写好一百篇散文与杂文，翻译好一百篇美英文学作品，画好一百幅山水画，一百幅人物画，一百幅花鸟小品画，写好一百幅字。这是一个八百。另外，再收藏八百本古今中外的诗书画集，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良朋益友，这又是一个八百。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任务可能过于庞大，所以还幽默地补充说：“纯真至善大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84年长春白天鹅宾馆聚集了一批我国寓言作家、评论家，共同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笔：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公木先生成了会长，他那向后翘起、不屈的头发被称为是“诗人的象征。”开幕前一天晚上在宾馆书画室，他和黄瑞云教授差点争执起来，事因是瑞云先生的贺诗竟是写在两张拼起来的报纸上的，公木先生要他用宣纸重写，以便和其他名家的贺词（其中好像有冰心老人的）一起挂出来。瑞云最后嘟嘟嚷嚷地就范，边写边念：“你们这些人也真奇怪，到底是要诗，还是纸！……”

第五十三章（2）

1985年4约28日至5月10日，公木参加了一次黄鹤楼笔会，其中有九天在长江上度过。此时距他和吴伯箫他们一起大江之游，已有30年了。他们乘坐“扬子江号”旅游轮从武汉溯江而上，到达重庆后又返回。参加这次笔会的有公木、阮章竞、邹荻帆、李普、严辰、萧乾、苏金伞、宗璞、罗工柳、杨筠、荒芜、秦兆阳、黄钢、黄裳、端木蕻良、绿原、曾卓、徐迟、骆文、碧野等这样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老诗人、老作家、老画家。年龄最长的苏金伞已经八十。

4月29日深夜，他在入住的武汉晴川饭店“望星空，怅寥廓”，写了一组古体诗《晴川阁之夜》，后来又自己翻译成了一组新诗，这种尝试在诗坛上颇为引人注目。 4月30上午九时，公木登上“扬子江号”旅游船。入住208号舱。此前他虽然参加过一次作家访问团，在这条江上旅行过，那已是近30年前的事了。当年的黑发已经白了，而且经历了多少人世沧桑。今昔对比，当然不免有一些感慨。下午二时，船泊位于四川忠县的石宝寨。公木一行和外籍旅客一道，坐一小汽轮上岸。离岸不远，一座巨大石山矗立，形如玉印，所以被称为“玉印山”。顺着一条在林阴下的石阶上去，看见了一座古朴的石牌坊，上书“必自卑”。公木这些人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高笑着从牌坊下穿过。回头看看，牌坊的后面还刻着四个字：“忽焉在后”。

文讲所老友重聚北京5月6日九时许，船抵奉节。公木在船上抽空为笔会的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送来的纪念册各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甘做剑鞘，自己宁可经历风霜，而保护剑的锋利，这样的人是我们的好同志。” 还有一首是这样：“纵目云天外，望洋好放船。起锚混沌港，系碇自由湾。 诗老唯余辣，酒酣最忌甜。文章倔手著，道义铁肩担。” 5月9日船抵武汉。在归途中，公木与二弟张希鹏一家团聚。张希鹏1938年入抗大学习。1958年转业到交通部，后转到武汉市中国交通部国防公路设计院任党委书记。兄弟二人见面，很是亲热。

1985 年9月，文学讲习所一二期师生在北京聚会，几十名老同学都来了，最老的教职员王景山、李昌蓉、徐刚、许显卿、潘芷汀等一大帮人也到了，唯独唯一健在的老所长——公木没有到，大家相互询问，为什么公木没有来，会上有人讲，公木很想来，苦于差旅费不能报销，私人又没有钱，只好取消此行。大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纷纷为之忿然不平，说一定请他马上飞北京，没有钱，大家凑。两天之后，公木终于在会上出现，同大家见面了。

座谈会刚开始，不知是徐刚还是邓友梅站起来提议，全体合唱那支《解放军进行曲》，于是上百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刷”的一声全部起立，齐唱起了那支几十年前曾激励千万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军歌。当唱到“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时，上百个声音颤抖了，哽咽得几乎唱不下去，再看这支歌词的作者，也早已是老泪纵横了。

在1987年夏，公木的同事宇红君偶然在废纸堆中捡到了一部书稿的残编，仔细一看，居然是公木“文革”中丢失的那本《人类万岁》中的三首诗稿，真如好友重逢，令公木激动不已。在写给老友朱子奇的信中，他挥笔写道：

“58年编定的一个诗集《人类万岁》手抄稿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走，失踪二十年。今年五月，此间一位教师在一堆废纸中发现三首：《人类万岁》、《在塞尔苏村》、《小树》，都给我抄了回来。坠柬拾零，亡羊补牢，实在喜出望外。”那种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第五十三章（3）

越是到晚年，越是感觉到韶光的可贵。在一个便条上，公木随手写下这样几句诗：“越年轻越走得慢，好像娃娃盼新年。老来两腿充了电，一步三百六十天。”尽管晚年身体不好，他写下这样的题字：“为道日损，耳聋眼昏，听之以心，视之以神。越老越聪明。”他是主张入世的，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公木仿佛又离社会很远，他会花自己的钱给研究生们买他认为有价值的参考书，系里发给他课时费，他却发问：“不是有工资嘛？怎么我给你们上课，系里还发给我课时费？”公木有时离社会又很近，他时刻关注着国际、国内大事。公木对生死很看得开，他常乐观地跟熟悉的人谈起：“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了八十四岁，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来看，超过孟子不成问题。”

1996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公木如青铜》，其中这样写道：

“10年前，我曾采访过公木。那时他大病初愈，面容憔悴，头发斑杂，加上满屋的书籍，床底下塞满了书，地上摞满了书，桌上柜上摆满了书，在看坐在床上的公木，真像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陶罐，从远古走来，阅尽沧桑，满身裂纹。”“再次踏进公木的家门”，“他坐在阳光灿烂的书房里，一头银白的发丝显得很儒雅，大红的羊毛衫和带有花色图案的毛坎肩，更展示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和激情。我头脑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不再是陶罐，而是考古发现的青铜器，年代愈就愈显其价值。”“他说，别看我的牙齿齐刷刷的，那是假的，耳朵也有点聋了。说着，他拿来助听器戴上。”

有一位叫郜晋的读者给公木寄来明信片请求题字，公木给他写道：“没有行动，思想永远不能成熟而化为真理。光说不做，等于一只嗡嗡叫的蜜蜂不酿蜜。”有一位名叫方继孝的读者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公木寄信请求题字，公木为他题字“道有精粗傻乃大，诗无新旧放而雄”。这些片言只语，可以看作公木自己的生活感悟和人生态度。

尽管做诗对“人价讵随物价长，士值还需官值量”的社会现实表示不满，但公木晚年从不抱怨自己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多次追问是谁曾以“左派”自居整他，他总不做回答。1993年，当年曾经带头严厉批判过公木的L先生到长春访问，公木本来不想参加，却被省作协的同志们强行接到了会场上。L一看见公木就问：“你今年70多岁了吧？”公木回答：“83岁了。”“怎么你比我还大，我才76岁！”公木看了看L先生说：“在你眼里，我总比你小”，这段对话被人当作作家幽默登载在一家流行的休闲杂志上。

1993年4月末，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杨传珍到公木家请教，谈到“老子”的三宝，公木说：“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不为天下先，不是教人颓废、不求上进，而是在面对拿不准的情况时，不要盲目随从，追求冒险。将来如有机会你当了掌管一方舆论大权的文化干部，对文化人一定要宽厚。文人无行，他们有什么言差语错，或作品中出现怪异，可以批评，但千万不要动辄给人家扣政治帽子，把艺术问题政治化。”说到这里，公木眼里泛出了泪花：“我过去受过不少误解。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我受过的苦，后人不要再受。”

1993年6月，杨传珍在吉林大学硕士结业。离校的前一天。他向公木辞行。公木说：“学生一批一批的走了，我怎么能不老呢？走就走吧，我就给你一句话，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说假话，可是，也不要不分场合地说真话。”

1985年，朱子奇先生(左)在公木创作学术讨论会上，代表中国作协等向公木赠送木牛

第五十四章（1）

第五十四章《中流》副主编的反证《东方红》是首老歌，没想到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围绕此歌的词作者问题，又出现了一些风波。

1990年，围绕《东方红》创作过程，公木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艾克恩通过一封信，简单介绍了自己介入这首歌整理创作的经历，谈的大致就是本书前文提到的一些情况。这封信刊登在当年的《延安文艺研究》杂志之后，引起了时任《中流》常务副主编徐非光先生的质疑。

徐先生1991年3月21日晚，撰写了一篇《鼓舞人们奋进的精神力量》，一开头就说：“我能够证明《东方红》这首歌，早在1945年的9、10月间，就已经在当时山东解放区的胶东地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广泛流传开了。这首歌是由萧向荣同志率领赴东北的一个文工团带去、演唱，引起轰动并迅速传播开来的。”这实际是对公木关于《东方红》的定型时间的说法提出反证。

徐非光说：

1945午日本投降不久，我从胶东军区调到烟台警备司令部（即警备四旅，后改为胶东军区第六师）工作。时间约为9、10月。我到达烟台后不久（不会超过11月），就看了由萧向荣率领的“总政文工团”的一次演出。这个文工团是赴东北的途中路过烟台的（通过烟台渡海）。这是我看到的一次印象深刻、终生难忘的演出。演出前，萧向荣同志作了讲话。演出的节目中有《刘顺清开辟南泥湾》、《王木匠进城》等剧目。对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其中《王木匠进城》一剧，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而言，都是上乘之作。我认为至今拿来演，也会引起兴趣的，可惜以后再未看到这个剧目（以上两个剧目，均为歌剧）。

在这次晚会上，我听到了两首终生难忘的歌曲。一首是《民主自由歌》（？），其中一段至今记忆犹新：

为什么十家房子有九家空，为什么十个人就有九个穷？

都只为旧社会不讲民主，军阀们官僚们到处横行。

再一首就是《东方红》。可以肯定地说，这首歌当时已明确以这个名字命名了。而且第一段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第二段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第五十四章（2）

1985年厦门大学师生合影徐非光说：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发过这首歌的歌片，但第二天起，整个烟台军民都在高唱这首歌了。接着，这首歌就在整个胶东解放区广泛流传开来（当时两个歌剧的个别唱段甚至也得到流行，例如“王木匠在黎城县，买了一把锉……”，我们许多年轻人都可以哼哼）。

一首歌曲这样引起轰动，得到如此迅速的传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得力于它的歌词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唱出了群众的情绪，也得力于它的曲调优美、动听、欢快。这个文工团的演出，对当时胶东解放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和冲击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首《东方红》。

徐非光推测说，这里说的“总政文工团”，大概就是公木同志说的“东北文工团”。因此，我对“《东方红》首次演出在沈阳”一说，不能不表示怀疑。因为该团在烟台的演出，肯定是在沈阳演出之前。而在烟台的演出，肯定是已经正式用《东方红》的歌名了。对于《移民歌》这个名字，我不仅没有在那次演出中听到，直至后来也从未听到过。徐非光认为，《东方红》早在沈阳之前，就已在烟台演出，并在烟台和胶东半岛流传开了。

对于徐非光的反证，公木于当年4月2日撰文做答。关于自己介入《东方红》这支歌的编创经历，他说：

“东北文工团”不是肖向荣同志率领的文工团。徐非光同志说他叫“总政文工团”。这个总政文工团在延安时我没有听说过，也许是为赴东北途径山东而新组成的吧。这些希望能调查一下。不知他们何时从延安出发？到烟台，目的大概也是渡海赴东北的吧，徐非光同志说，总政文工团在烟台演唱过《东方红》。时间如果在9月或10月中旬，最晚20日以前，那便是早于东北文工团在沈阳的演出。如果在10月底以前至11月以后，那便是在沈阳演出之后了。这可以再从多方了解了解。徐说：第一段歌词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其中“幸福”两个字，肯定是我们改定的。原文是“谋生存”，这不会是“不谋而合”吧。关于“共产党，像太阳”一段，在我的《出发》中，已记上了，说明我们在行军途中，大家就这么编唱的，只是到沈阳后才写定下来。开头那句“照到哪哒哪哒亮”，为了保留陕北风味，后来传唱中才把“哪哒”改成“哪里”，是群众给改的。在写这段歌词时，我们还就“哪里有了共产党”一句，也经过一番斟酌。因为一路上唱的，有时是“出了共产党”，有时是“来了共产党”，直至要正式演出前，不得不写定下来时，才感到“出了”和“来了”都不合适，经推敲，才想到“有了”两个字。这事，刘炽、田方、于蓝、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都曾参加过嘀咕，如今不知刘、雷、严诸同志还记得否？反正我是印象很深的，因为我是执笔人。

公木推测说：

1993年10月无锡讨论会合影烟台的演唱，如在10月中旬以前，那只可说大家都不谋而合了。如果在10月底或其以后，则只可证明当时山东与东北往来频繁，流传很快——《东方红》用的是“骑白马”小调，陕北出来的同志都会唱，一听就会。反正，我们在沈阳的演出，过去所有的记述，都是千真万确的。当时我们不曾听说过还有一个“总政文工团”。

再者，徐非光同志说，他由胶东军区调到烟台警备司令部，时间约为9、10月： “我到达烟台后不久（不会超过11月），就看了由肖向荣率领的‘总政文工团’的一次演出……。”那么，就算是11月吧，那也很清楚，总政文工团演唱《东方红》，大有可能是从东北传唱来的。当时大批干部和解放军，穿梭似地往来于山东与东北之间。由沈阳传唱到烟台，太容易了，也极正常。在当时，我们东北文艺工作团，还不曾自己录音，我们很土，还没有这一套设备。但是广播电台似乎制过录音带，也曾广播过（我们连收音机也不曾携带，是否在沈阳广播过，我不清楚，也记不得了。不过，1946年4月底，我辗转到了长春，曾在街上路过时，听到广播喇叭里播放过《东方红》）。

对于《移民歌》的搜集整理方面的争议，公木也作了一些说明：

第五十四章（3）

“关于《移民歌》的采录，其经过可能如吕骥同志所说，1944年春，鲁艺戏音系曾派马可同志追踪移民队，向李增正采录的。歌词九段，尽如《陕北民歌选》所载。《陕北民歌选》是我与何其芳同志主持，在1945年春夏间编选的。当时肯定没有以《东方红》名篇的民歌；若有，我们不会不采。而且附录的曲调，也是由当时戏音系提供的，只有《骑白马》（探家调），而没有《东方红》。这便足以证明，45年夏以前，在延安，《移民歌》绝对没有把“东方红”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一个歌曲传唱过。我们编《陕北民歌选》时，确曾向戏音系索取过许多歌词，其中也包括《移民歌》。这就是吕骥同志所说，交周扬转何其芳，又让我修改云云的原始情况。在当时，不是修改，而是编选，我们也确实没修改过（在编选民歌时，非万不得已，绝对不自己改动采录稿）。”

公木在其他文章中曾经回忆说，孟波、于蓝、唐荣枚、刘炽和他于1944年冬去绥德闹秧歌，孟波他们也曾在佳县采录到李增正唱的九段《移民歌》歌词交给公木，后公木与何其芳编选《陕北民歌选》时收入。

孟波他们搜集的也好，马可他们搜集的也好，尽管是同一个资料来源，收集到的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据刘炽回忆，《移民歌》最初是六段，后来又加上三段，成为九段。现在来看，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因为《移民歌》毕竟来自民间，而且也不会就演唱一次，即使两次演唱之间，也会有些差异。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艾克恩随后将几封关于《东方红》创作的信件转给了作曲家彦克，彦克于1991年4月18日给艾克恩回信说：“徐非光同志在烟台看到的‘引起轰动’并‘终生难忘’的《东方红》，就是我们联政宣传队演出的。我作为当时的一员，也向你提供一点有关情况。”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还特意注明：“向在京的和广州的原联政直传队战友们通了电话，记忆大体差不多。”

彦克的名字可能一些读者不太熟悉，但一提他作曲的《骑马挎枪走天下》、《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哈达献给毛主席》、《红军想念毛泽东》以及他为电影《农奴》、《四渡赤水》、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所作的音乐，估计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据他自述，他曾经从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了《移民歌》，就摘其两段，以《欢迎移民开山林》为题，谱写成独唱曲。后来发表在《抗日战争歌曲选集》上，词作者署为“李增正”。

彦克在写给艾克恩的那封信里说：

“《中流》杂志常务副主编徐非光同志就是在烟台看我们的演出。他信中提到的《王木匠进城》、《刘顺清开辟南泥湾》和歌曲《东方红》等都是联政宣传队从延安带出来的节目。不过他把演出时间可能记错了。联政宣传队到达烟台和胶东军区机关所在地黄县，是1946年7月3日，不是‘1945年9、10月间’。在烟台地区演出18天，观者有胶东军区、烟台警备区，地点在烟台市政府礼堂。接着我们又给当地政府、文艺界和刚从华南调至烟台的两广东江纵队演出。我们对外不叫‘总政文工团’，而叫‘东进纵队干部大队’，内部都知道是从延安来的。肖向荣经常给部队机关介绍延安情况。离开山东半岛进入东北的时间是7月22日。记得在丹东过的“八·一”建军节。纪念“八·一五”一周年时，我们在丹东电台进行了文艺广播，名义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宣传队”。公木同志说的“东北文工团”，是他们从北路陆地走的，此间我们从未碰过面。他们演唱的《东方红》，也是由他们改编的（即新填两段词）。由此看来，南北两路都在唱《东方红》，而内容各不相同。建国后，盛传的、公认的《东方红》，则是以公木同志改编的那首为准。”

不过他也提供了与公木记忆不同的另一些情况。公木曾在给艾克恩的信中写道：

吕骥说，1944年或1945年，在延安纪念‘七一’时戏音系演唱过《东方红》，此事我不甚清楚。如有其事，必然是《移民歌》，而不是《东方红》。——把九段歌词全唱出来，是当时跳大秧歌很通常的现象。

彦克则回忆说，贺绿汀曾经在延安编曲指挥过《东方红》的合唱。

彦克介绍说：

第五十四章（4）

1945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联政宣传队奉命为大会演出三场晚会节目：一是歌剧、歌舞、音乐；二是由山西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领头与宣传队同志合作的大型话剧《沁源围困》；三是曹禺的名剧《雷雨》。

第一场晚会节目有：肖向荣词、李鹰航曲的大合唱《歌唱中囿共产党——献给党的七大》，翟强剧、丁洪曲的歌剧《王木匠进城》、荒草剧、贺绿汀曲的歌剧《烧炭英雄张德胜》，荒草词、贺绿汀曲、田雨编导的歌舞《扫除法西斯》。此外，一组声乐节目有欧阳山尊、李丽莲、西虹、杨涛等演唱的《东方红》、《唱边区》等混声合唱。

《东方红》，由贺绿汀依据李有源的《移民歌》改编成合唱的，共四段词：第一段保持原来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其他几段，选用《移民歌》中的一些词作了小改。大意是“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了穷人就移民，挖断穷根翻了身”。 “延水长，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还有一段是专门歌颂人民子弟兵的，最末一句为“全国人民大翻身，迎接胜利享太平”。全曲有激情，也完整：第一段，男女声齐唱。第二第三段，以男声为主旋律，女声对位进行；再以女声为主旋律，男声对位进行。第四段，以男高音为主旋律，其余按女低音、男低音、女高音依次进行。四个声部纵横交织，逐渐将全曲推向高潮。贺绿汀署名只写了“编曲”。首场演出在中央党校礼堂，时间为1945年5月13日晚7时，报的歌名十分响亮：《东方红》。

重回部队彦克说“据我所知”，贺绿汀改编《东方红》合唱，是全国第一人。史中兴在《贺绿汀传》中就这样写道：“党的‘七大’召开的日子，他编写了混声合唱《东方红》，由联政宣传队正式演出时，他边弹风琴，边用手势指挥。当代表们知道他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游击队歌》的作者时，掌声变得更热烈了。”后来，牛纯仁在回忆延安排练和演出情况时也写道： “贺绿汀同志将民歌《东方红》改编为合唱，由欧阳山尊、李丽莲、西虹等八位向志组成的小合唱队反复排练，单一的曲调变成了多声部，可比以前热闹多了，此伏彼起，交错有致。特别是李丽连同志的高音花腔，呼儿嗨呀一句，如异峰突起把情绪推向高潮。让排练的同志们可真开了眼界，由衷地佩服贺绿汀同志的高超的作曲技能，热烈地为他们鼓掌。”

“八·一五”日本投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向全国广播。1945年9月5日，电台第一次增设文艺节目广播。这首《东方红》合唱，经联政宣传队演唱和全国广大听众见面了。牛纯仁在《送向国统区的礼物——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组文艺节目》一文中这样写道：“9月5日，电台正式向全国播音，我们来到了电台。电台可真不近，离延安城30多里，过了枣园还要走一大段路，在川口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机器在窑洞里，洞外的平地就是‘音乐厅了’。”

肖向荣率领宣传队人马挺近东北，走的是海上线路，即从陕西吴堡宋家川东渡黄河，然后穿山西，过封锁线，经邯郸过河北，走山东，又渡黄河进胶东半岛烟台地区，乘船入东北，直到1946年9月10日，才到达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费时九个月零五天，行程四千公里。

第五十五章（1）

第五十五章怀疑毛泽东的一首诗公木晚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在2003年发行量就突破50万册，连续27次重版印刷，销售码洋高达800多万元，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

公木与毛泽东的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3月，公木开始为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讲授《毛泽东诗词》，并着手编写《毛泽东诗词讲稿》，即是这本《毛泽东诗词鉴赏》原稿。 这年5月14日晚，中文系学生会举办“毛泽东诗词讲座”，公木主讲了《七律·答友人》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两首。那一晚，公木足足讲了190分钟。后来由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学计划一度停顿，编写了近30来首的《毛泽东诗词讲稿》也随之被迫停了下来。直到10月份，教改结束，公木继续整理毛泽东诗词讲稿。第二年10月，公木在吉林大学中文系正式开设了毛泽东诗词鉴赏课，系统讲授公开发表的十七首毛泽东诗词，公木在开场白中这样说道：“昨天是值得留恋的，明天是值得向往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他那几十万字的讲稿是由学校印刷厂委托专人在蜡纸上誊写后油印的。这部讲稿后来又几经修改、补充，在1994年9月，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本《毛泽东诗词鉴赏》。

当人们评论“毛泽东诗词哪一首最好”这一问题时，评家多趋向《沁园春·雪》。对此公木却说：

“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词一共57首，最好的当属《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你想，他与蒋介石两党、两军斗了整整27年，最终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为标志，宣告了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这当然是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也当然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对此，毛泽东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喜悦，并由喜悦焕发了葱郁的诗兴，于是才有这首雄浑劲遒的新史诗，这不是任谁都能写出来的。”

公木接着说：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各野战军和南方各游击队区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说：‘（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命令颁布之后仅40多个小时，即4月23日夜，南京便告解放。这命令的诗的表现，便是此律的首联两句。除非是签署在这惶惶文告上的三军统帅，有谁能成为写出这等名句的伟大诗人呢？只有像毛泽东这样出类超群的诗人和哲人才能办到。这等作品，才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上乘之作。”

《毛泽东诗词鉴赏》收诗67首，大部分都有注释和赏析，但其中有一首诗却没有赏析文章，这就是1996年首次公开出版的《喜闻捷报》。诗据说是1947年所作，是这样写的：“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诗前有小引，说是“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诗后有小注：“这首诗根据抄件刊印。”

与李瑛

第五十五章（2）

1996年，公木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中读到这首诗时，“反复吟诵，颇起疑窦”，于是他“细衡文义”，感觉“似或有误”。

他是从三个方面来怀疑这首诗的：一者，运河，一般特指京杭大运河，由北京直通杭州。而1947年中秋，毛泽东未离陕北，8月23日从佳县梁家岔转移到宋官寨宿营，住了将近一个月，9月21日，移驻佳县神泉堡，11月13日又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直到翌年3月21日离开陕北，“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跟历史事实不符，也不像身居统帅地位的口吻。

再者，“收复蟠龙”在5月2日至4日蟠龙战斗后，很快就又放弃了，不应该迟至中秋才得到传闻。8月沙家店战役，歼灭胡宗南部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6000多人，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在离战场只有20里的梁家岔，炮声一打响，他就兴奋地说：“好，我看这回胡宗南怎样交代！”战斗一结束，他就来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高兴地说：“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想的行动。”1947年的另一场较大的战斗在青化砭打响，是在3月25日。均不在9月中旬。这些都与诗文及注释不相符合。（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诗词集》对“凯歌奏边城”一句的注释是：“一九四七年八月，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九月中旬，又恢复青化砭、蟠龙等城镇。”）三者，“这首诗根据抄件刊印”。没有说明谁人何种抄件，意为作者身边工作人员当年按手稿照录的抄件。是否可能误把别人的作品转录下来，混淆了。依诗文语意，很像一位原籍陕北、分配到华北工作的干部所作，所以说：“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这些都不是转战陕北、身居统帅地位的语气，且毛泽东也不能称西北战场为“边城”。

与朱子奇等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公木只在《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中收入了这篇《喜闻捷报》“存疑，未作赏析。”

因为毛泽东已经逝世了，公木对这首诗的怀疑无法向作者直接查证了。我也不敢说公木的怀疑完全就是正确的。不过，他的观点在《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中公开披露以来，却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公木在1996年已经是86岁的人了，如此高龄，尚能认真思考，并能提出自己的创见，殊为不易。

这本书的主体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诗词鉴赏》将要出版时，出版社编辑提出要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加以修改。公木表示“碍难遵命”。他的态度是：“存真要紧，失真为戒”，以今天的标准对过去的认识“作一番乔装打扮，那不就会变作另外一个人，而且迹近弄虚作假吗？” 公木就是这样一个“倔”人，这种精神贯穿于他一生的为人和为学之中。

第五十六章（1）

第五十六章假如让我得重生晚年看着朋友们一个个谢世，有时候还是“头白哭头青”。公木心里承受着一次又一次伤痛，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悼念诗文。他挽郑律成、悼丁玲、哭郭石山、悼艾芜、悼方敬、唁白薇、挽塞克、挽舒群、悼王家乙，告别好友杨公骥、宋振庭，还有吴伯箫、智建中、张毕来、方杰、周若冰、冯牧、韩笑以及田间、萧殷、沙鸥和丁力……1983年8月24日，公木得到诗人天蓝８月２０日作于北京西郊医院病榻的一封信，“词意错乱，多非非想。盖肺性脑病，深入膏肓，神志已不清醒。然犹拳拳不忘马列，思欲有以贡献。”

公木不胜悲怆，写了一首《忆天蓝》：

“才高万丈志凌云，襟抱终天奈未伸。到老春蚕丝更乱，成灰蜡烛泪犹温。栩栩蝴蝶庄生梦，碌碌鹏鸺贾子心。一从队长骑马去，千古桥儿沟公民。”

诗前一段小序，表达读了天蓝书信后的感慨：“怀才贲志，读之怆然。平生知交，零落殆尽，尚通鱼雁者，亦且排好了队去见马克思了。风雨送春，自是规律，叫我说什么呢？”

公木与艾青（左）冯至（右）谈诗。

1988年夏天，公木路过长春地质学院，这里原来叫杏花村，曾经是他的好友萧军儿时穿着童子装嬉戏的地方，如今已建起了新型的大学楼房。1980年萧军访问长春时，公木曾经陪他来过这个地方。如今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了一首《杏花村忆萧军》：

雄笔信才杰，文锋振霄壤。调同金石谐，思逐风雷响。一世历坎坷，终生唯坦荡。结实有用美，生存发展棒。追踪鲁迅师，跟定共产党。物议任滔滔，衷心总朗朗。超越短长波，决绝名利网。谣瞽铁帚扫，和德金声唱。过夏犹青商，经秋不凋尚。岂亲凌霜质，忽随朝露往。 千古慕长风，百年泯素浪，翘首燕山云，恍惚兮惚恍。

1996年5月5日，公木写了一首《突然》，是悼念同龄诗友艾青的。

“早知有这一天，／还是感到突然。／接到电话，／天昏地旋。／太阳落山，／明晨复出；／艾青走了，／再见何年？／天啊！／生得其所久，／死而不亡寿。／薪尽火把长存，／光辉照彻宇宙。”

这首诗很直白，喊出的却是心底的最真实最沉痛的声音。新华社播发艾青逝世的通稿中，专门引用过这首诗。

公木在北京协和医院探望艾青。

第五十六章（2）

公木自延安和艾青相识，彼此保持了４０多年的友谊。1991年8月，在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上，公木朗诵了一组古体诗向艾青贺寿，引得深深共鸣。艾青听后，两眼泪光闪烁，紧紧握住公木的手，呼唤:公木，公木！啊，公木!

1994年，和林默涵(左)一起参加活动诗是这样写的：

假如让我得重生，定必这般约略同。

尽管迷离离失落，依然轰响响光明。

几多事后诸葛亮，谁个潮前毛泽东。

逆反反逆凭辩证，河殇不废太阳升。

河殇端为太阳升，不见阴霾怎放晴。

拨正狂针方理顺，认真迷路自亨通。

弯弯曲曲弯弯曲，侧侧平平侧侧平。

大道从来即这么，何愁耄耋靠边行。

漫云耄耋靠边行，刹那真如驻永恒。

枯树著花花烂漫，晚霞漾水水玲珑。

落花有序伤无序，流水无情海有情。

嗟彼往而不返也，寥天大化尽环中。

环中得以应无穷，因是因非因毁成。

蓦讶兽云吞落日，倏惊弓月射流星。

第五十六章（3）

望穿秋水望夫石，神化春岚神女峰。

季节显然误点到，阴阳岂复信潮灵？

阴阳无改信潮灵，回首东天万里红。

如火如荼由塑造，一移一步费攀登。

诗人老矣童心在，国运昌兮正道隆。

光的赞歌永世唱，假如让我得重生。

1991年肖像人其实是不能复生的。但这首诗表达的却是公木对生死问题的严肃思考。已届生命的霜秋，同时又目睹了那么多朋友的辞世，他对死神却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充满了生命的信心和热情。

1996年9月，公木应吉林大学新生邀请作一次“自我介绍”，他朗诵了这首《假如让我得重生》；1998年5月，向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烟台年会致贺信，他也抄附此诗给与会同志，“当作聊天”。

1991年12月30日，公木作《札记》：“苏联猝亡，巨石愕然嘿然，彼国人亦近半木然。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虽然，以薪尽而火传也。苏联瓦解，十月永存。车可倒开，马可反走，但时光却绝对不能回流。此亦正所以使人扼腕顿足，唏嘘呜咽而长叹息者也。自孟秋八月以来，每当郁闷难耐，辄发此尘封旧稿，聊以长歌当哭耳！”从《札记》不难看出，公木对十月革命的信念和悲凉心绪。

第五十七章（1）

第五十七章若非群玉山头见家中留影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公木书写了李白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诗句挂在书房里，朝夕与之相对。他要向瑶台月下逢的是什么？是缪斯？是老聃？是马克思？或者是心上人？算是他生前留下来的一个缥缈的谜吧。

公木是藐视死神的。

他提倡精神养生，认为那种仅仅着眼于吃喝保健、生活规律而无欢乐、无精神寄托、无人生意义的养生，只能是越养越无兴趣。

1998年6月22日，他告诉来访的《长春晚报》的记者：“我现在就是用自己的事业与肾衰竭抗争。”他说从事业中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并去实现它，才能充满活力，为社会多做贡献，从中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进取的欢乐，即使病中，生活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他说他不怕病，1998年10月22日，公木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当消极情绪发生时，他总能自觉、主动地进行调解和化解，从烦闷中解脱出来，找回一个好心情。养病中的公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保养，甚至家里连个保姆都没有雇。只是每天坚持多年养成的习惯：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挥毫泼墨，偶尔练练气功。每天晨起用冷水搓身10分钟，并坚持进行户外或户内的散步。

1998年7月5日，公木再次乔迁新居。四室两厅的新房宽敞明亮，他用大厅作书房，靠墙放了整整一大排的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写字台上、沙发前的茶几上也都是书。公木踌躇满志，准备一心一意搞诗经研究。

10月16日上午，吉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张立华来拜访公木，请公木为他的书《中国哲理诗话》写个序言。公木感到很为难，因为初次见面，人家不了解公木的身体状况，又是慕名前来，公木实在不忍心拒绝，但实在又力不从心，于是说：“让我想想吧。” 10月23日上午 10点多，张立华来取题词，公木把题词交给张立华，连声说“没写好，没写好。”张立华展开题辞，见公木给他写的是《题中国哲理诗话》：“诗的王国是智慧的海洋，是理想的宇宙，是理念思维的彻底解放，是精神状态的真正自由。解放与自由对主体而言，是自我的觉醒；对客体而言，是真理的显现。因此诗歌欣赏，意味着创造的幸福、灵魂的净化，意味着善与美统一与真，意味着意志与感情统一与理性，意味着生命的升华。公木1998年10月20日”。闲谈中，公木勉励张立华要多读书，刻苦钻研，戒骄戒躁：“人们普遍对戒骄强调得多，而忽略了戒躁，其实浮躁尤为学者之大敌！”

从10月20日开始，公木的饭量开始减少，对食物感到没有胃口。10月28日，公木把自己几十年的著作，全部搬出来摆在桌子上，一本本地认真翻阅，仔细寻找讹误，准备出一套《公木全集》，但常常看着看着就打起盹来。自1996年确诊肾衰，病情时起时伏，他的腿和脚经常是浮肿的。公木对生死很达观，仿佛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在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第五十七章（2）

1998年10月30日，星期五，早上公木照常6点起床、吃药。已定好将在下周一（11月2日）到吉林省医院住院做腹部透析。大约15点20分，公木两腿劈开倒在洗手间里，左腿压在肚子下，右腿伸着，头抬不起来。后被立即送去吉林省医院。脑CT、心电、血压都没有发现问题，采血化验，血里无糖，属于低糖昏迷。医生说： “这么大岁数，心脑都没问题，实属少见！”接着给公木打急救针、推糖，最后送进观察室。17点多钟，公木苏醒：“我好了，去马克思那里早点，赵雨出去没回来，还有三年课题呢！”他说的是和助手赵雨进行的《诗经》研究，赵雨正在石家庄做课题咨询。此时公木似乎很有精神，耳朵也不聋了。过了一段时间，喝了两小瓶奶后突然说“冷”，接着呼吸不畅。当天 22点15分，公木奋力作出一个飞吻的动作，像在向这个风雪人间作最后的吻别。然后，就永远地走向了历史。

听到公木溘然辞世的消息，我突然想起了他1973年写的《棘之歌》，诗人以棘自喻，表示虽然百花园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也要“孕育丰富的果实”。诗的最后，诗人预想到自己的归宿：“冰冻的季节铁叉子送我进灶膛”，我已“贡献了全部的生命／爆发出炽热的火光！”谁曾想公木那时的预想竟成谶言，“冰冻的季节”，他停止了呼吸。不过，他“贡献了全部的生命／爆发出炽热的火光！”在去天堂的路上，相信那滚烫的灵魂仍会燃放出一路灿烂的光芒。

公木最后一程11月2日，新华社记者马扬就公木的逝世发出了电文，报道了公木在长春逝世的消息。还详细介绍了公木先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电文刊于《人民日报》等媒体。

11月7日，公木遗体告别仪式在医大告别厅内举行。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声，公木的灵魂飘然而去……公木曾经把自然物质世界称为“第一自然界”；把人化的自然，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现实社会，称为“第二自然界”，把作为第二自然界的反映又不断对之进行正负反馈的精神世界称为“第三自然界”。他认为：如果说“第一自然界”是无限的，那么“第二自然界”就是无限中的有限，而“第三自然界”则为有限中的无限。这个“假说”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几度反复，到1980年前后才形成的一个观点。直到1993年，他完成了专著《第三自然界概说》。读他这本书，我想，他的生命在“第二自然界”中消失了，甚至在“第一自然界”中也杳无踪影，但是许多美好的东西，在“第三自然界”中却可以获得永生。

附记：1993年，公木将日本友人金森道尚送他的生日礼金捐赠老家河北省辛集市教育局，设立公木奖学金，年年颁发，至今已经十三届。公木文学馆由贺敬之题写馆名。建立几年来，不时有先生的学生、朋友来参观悼念，诗圣说“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白纸黑字，来日方长，青史由人论是非……令人欣慰的是，劫火之后，诗文还在。

第五十八章（1）

第五十八章原声回放：回眸20世纪1987年5月，公木回访曾任积肥组长的长春西郊农场，这里现已发展为吉林省农研所高昌：公木老师，您今年已是89岁高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本世纪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回眸20世纪，您有什么感想？

公木：我曾用一首《世纪谣》来概括20世纪的中国或曰中国的20世纪。诗云：

紫气东来大化新，锦云何惧倒寒侵。

幽灵转世中华相，古树著华举世珍。

贯耳干雷招旱魃，浇头酸雨惹妖氛。

回天赖有鲁阳戟，犹待攀登披棘榛。

高昌：在20世纪的中国，《东方红》这支歌曲曾经传唱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央电视台1998年春节晚会推出的主题歌《走进新时代》中，有一句歌词就是：“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在这里，《东方红》显然是被当作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象1995年留影1987年，公木参加《东西南北》创刊五周年纪念征。近年来，关于这首歌的词作者的问题众说纷纭，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其中也常常有人提到您的名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公木：《东方红》本是陕北民歌，它的产生和流传，多歧说，难定论。我只说说我参与的和知道的一些情况吧。 1944年冬，我同孟波、刘炽、于蓝、唐荣枚四人一起到绥德地区闹秧歌、采风，曾采录到葭县移民队演唱的《移民歌》，后来收进我与何其芳同志于1945年夏秋间共同编注的《陕北民歌选》一书。这支歌当时在延安偶能听到，但并不流行。1945年10月底，鲁艺师生60余人为基干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由延安出发到达沈阳以后，几位团员才取《移民歌》第一段，略加修改，又增添了三段，成为一共四段的一支歌，题名曰《东方红》，曾在一个剧院里演出。

参加这次编写的有王大化、李江、谢廷宇、刘炽、天蓝、雷加等，由我执笔，歌咏指挥是刘炽同志。据我所知，这是《东方红》首次正式与群众见面。后来，在传唱过程中由群众改变成为三段，逐渐成为日后流行的《东方红》歌曲。

至于“大救星”的说法，表现了陕北农民朴素的阶级感情，同《国际歌》中“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原是矛盾的。当年在沈阳演唱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未加修改，就原样传播出来了。这责任应该由我在内的东北文工团的一些同志来承担。作为陕北的农民，无论是谁，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歌颂“他是人民大救星”，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说以后成为了“玉牒金书”，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高昌：“续成三叠的东方红”是您对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特殊贡献，《八路军大合唱》以及建国后的《英雄赞歌》，在当时的斗争生活中也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社会作用。我在这里把话题局限在政治和历史的范畴，是想小心地回避对这些歌词进行艺术上的评价和议论。坦率地说，我担心它们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虽然这些歌词作品带给您的声望可能比您的诗歌要大。相反，倒是您的《我爱》、《难老泉》，直到最近发表的《人类万岁》等诗歌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今天的青年诗友的重视和喜爱，您老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公木：对于我写的几首歌词，不好单独“进行艺术上的评谈和议论”。它们是“歌词”，是音乐的一部分。“声为乐体，诗为乐心”。它的生命在音乐方面。

第五十八章（2）

1990年，重回延安宝塔山你说，“担心它们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应该分别看待。《八路军军歌》随着抗战的胜利，“八路军”番号取消，也就停止唱歌了，这实际自然的；《八路军进行曲》却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看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它还不会被淘汰的。

至于“局限在政治和历史范畴”，我想没有什么文艺作品，当然任何诗歌、以及任何歌词都在内，没有不“局限在政治和历史的范畴”的，想突破这个“局限”，如同提溜着自己的头发要跳离大地，办不到。我看《我爱》、《难老泉》更不在话下，它们能够有永久的生命吗？《人类万岁》亦然，呼喊“万岁”，正以其“万岁”不了故也。

高昌：新诗的诞生和发展，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文体的“截然异质的突起的飞跃”（胡风语），是本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诗龄长达七十多年的老诗人，请您谈谈“新诗”为什么名之曰：“新”？

公木：中国新诗亦即现代诗歌，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属于现代，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意义的诗歌，这也就是新诗之所以新的所在。就其主流说，它的特征主要为：(一)它是以现代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为思想基础的，集中表现在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运、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从未有过的加强。（二）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胡风语），完成了完全独立于传统的诗词之外的崭新的新诗体，并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新传统。（三）不断接受外来影响，使之融化在自己民族风格中，在语言铸造和诗意运营上，逐渐增加了它的世界性色彩。（四）现代新诗完成了旧传统的打破和新传统的建立，但打破或者叫决裂，并不意味着割断，而只能是扬弃与吸收、批判与继承，也就是推陈出新。

高昌：无论是“街头诗”，还是30、40年代的“红色鼓动诗”（甚至可以包括进蒋光慈、蒲风乃至殷夫的一些作品），都仿佛是分数的分子，如果以时间做分母的话，好像分母越大，其值越小。您在“左联”时代就已开始文学活动，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身参加者，我估计您不会同意我的说法。但无论您承认不承认，我感觉这之中隐含着某种神秘而严峻的艺术规律。避开它们在政治和革命中的所谓“巨大作用”，单纯地从冷静的艺术的角度来看，将来将怎样在文学史（比如您主编的《中国诗歌史》）上书写这一现象？

公木：一般说来，一切文艺作品，一切诗歌，大都是分母越大，其值越小；只有被赋予了特殊艺术生命的作品或诗篇，可能征服时间，随着历史的延伸而增值，因为将会得到更多更多的读者欣赏、发挥、释解、再创作，从而也便益发充实丰富起来。

至于你所说的“街头诗”和“红色鼓动诗”，我以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单纯地从冷静的艺术的角度来看”，站的住；大多数“在政治和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至于在你“感觉”之中隐含着的“某种神秘而严峻的艺术规律”，是什么，我一时也概括不出来，反正不会因为贴近“政治”（广义地说即“人生”）便速朽。“政治”虽然不是诗的固有体，但也绝不是诗的病原体，一个具有坚定政治信念的诗人，也决不妨害他通过智慧的心灵而达到崇高的境界，并进而形象显现为充实的艺术。评价是不能“避开”其“在政治和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的，避开了，也就无所谓“艺术的角度”。一切都将在文学史上得到实事求是的记载，我想。

高昌：一大批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前辈诗人，历经磨难，饱经风霜，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被逼得关上大门《哄小儿》的辛酸的流沙河，再比如后来一提起“文革”就大犯牙疼病的公刘，都没有及时地对那一段特殊岁月做出清醒的认识，倒是一大批作为旁观的青年诗人较早地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并且说“世界……即使你的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1988年在河北晋县周家庄采访劳动模范雷金河公木：我不能代表流沙河、公刘作答，至于我，我钦佩在特定历史时期喊出“我不相信”的青年诗人，也赞赏他们要做一个“挑战者”。但是，我不能这样“喊”，这样“做”。因为这个时代，不论他还有多少“毛病”，栽过多少“筋斗”，以至跌得多么“鼻青脸肿”，他总是我们经过战斗争取和开辟出来的。跌倒了，爬起来，掩埋好牺牲的同志，洗刷净自己身上的血污，再前进。让喊叫“我不相信”的青年诗人们，睁大眼睛看着吧！我相信未来。过去以至现在，如你所说，还有那么多“虚伪和阴谋，愚蠢和仇恨”，这之中，我们自己都有份，都有责任，怎么能轻轻地喊一声“我不相信”了事呢？“挑战”，向谁“挑战”向自己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强行着有志，自胜者强”。把历史的迷误推给别人，容易。自己呢，怎么走过来的？历史不是由每个具有血肉之躯的感性的具体的个人所创造的吗？

我佩服真正的“敌人”。如果有真正的“敌人”站出来，“朦胧” 也好，“明朗” 也好……但是不要只是个旁观者，一叫真格的，又蔫了，缩回去了。

至于吃苦头，哪个诚实的“劳动者”不吃苦头呢？这是对“我们落后”的惩罚。怨谁呢？怨我们的列祖列宗和我们自己吧。所以，才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这自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高昌：新生代的诗友们好像什么也没有拒绝，唯一拒绝的就是老外婆老阿姨们念念不忘的社会功利性。有朋友宣称“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剩下的，就只有撒娇。”我个人很赞赏这种勇敢和诚恳，虽然我并不完全否认诗的社会功利性。任何作品，只要写出来，只要有人读，自然就带有社会功利性，它是创作和鉴赏的审美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一种副产品。比如陶渊明，他写诗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纯洁和宁静。现在想来，“文学宣传”或者“文学为人生”的口号多少都有点儿可笑。

第五十八章（3）

1992年6月，公木与1938年晋绥前线一起打游击的著名演员陈强（左一）、老搭档作曲家刘炽（左二）、电影《白毛女》主演田华重逢于大庆公木：我也同你一样，不否认社会功利性。它是客观存在的，不管诗人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意识不到，甚至反对，都无所谓，这反对，也正是为着某一些人的社会功利性而呐喊。

写什么，怎样写。想想给什么人看，会起什么作用。这也不会有损于艺术的“纯洁”。这便是说，要意识到诗作的社会功利性。在写的时候意识不到，倒是正常现象。不过诗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应该与时代相隔绝，与人民相疏远。社会功利性，在文化无意识境界中实现，更是自自然然的。

高昌：我是这样理解您对诗歌发展态势所做的“四化”的估价的：“多样化”的提法，事实上是对当前诗坛多元并存现象的一种认可；“现代化”的提法，实际上是对来日诗坛的一种善意的展望和向往；“民族化”的呼唤，归根结底是基于一种习惯性的民族感情；“大众化”的要求，则是侧重于对读者阅读困惑的一种关心，1996年肖像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对当代诗坛越来越趋向于人类内心世界和隐秘感情的一种忧虑。这样，“大众化”的笼统提法，首先受到来自青年诗歌的挑战。我个人觉得，当前面临的不是作者怎样趋近读者的问题，重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艺术水平，让读者回头来理解高层次的作品。

公木：全民族的文化艺术水平需要提高，这是普及和提高教育的问题。写诗的人们，即诗人们，不能等“全民族文化艺术水平”提高了以后再写，这是一；也不是写给未来“文化艺术水平提高了以后的人民”的，而是写给今天的人民的，这是二。

同时，“大众化”，不是“化大众”，不是诗人自以为“高”，去俯就大众，而是向人民学习，把立场观点以至欣赏趣味移到人民方面来。当然，不要扼杀个性和创造性，而是人民的土壤中培植出“个性”，发展“创造性”。 “现代化”，是对古典传统说的；“民族化”，是对向外国先进文化学习（诸如现代主义等）说的。“多样化”，是多种创作方法与多种表现手法的自然结合，百花齐放嘛，这似乎不需要多说。

高昌：破缺也是一种美，比如断臂的维纳斯。病态也可能成为一种美，比如西施。效颦的东施尽管健壮，却是一种丑陋。破缺可以给人带来无限联想；病态使美丽更加楚楚动人。破缺和病态没有提倡的必要，破缺美和病态美比完整和健康却似乎更能感动人心。如果从破缺抽象出美，我觉得也可以加以鼓励，破缺和破缺美并不是一个概念。记得您在《星星》（1988年）上说过“破缺美没有提倡的必要”，您老……公木：我把“破缺美”理解为提倡写不合语法的句子，使用破缺不全的语词，它增加阅读的难度，其所谓“美”，实际上是“丑”。

“西士病心颦而美”，这之中并没有“破缺”，她是很自然、很完整的，是很合逻辑的。至于“东施效颦心不疼”，这是不自然的、不完整的，不合乎逻辑的。于是她捂着肚子搞“象征”，咧着嘴闹“变形”，这就不免“破缺”起来，“美”吗？今天不少诗人，又向东施学习，谈不到“效颦”，而是“效效颦”。又降下一个层次了。

高昌：记得当年您十分喜爱舒婷的诗，但是，近年来，尽管舒婷对诗歌作了不少形式上的探索，这位著名的女诗人还是多少让她的读者失望的。比如“银河十二夜”，就有很多人认为是失败之作，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公木：我不曾读过《银河十二夜》。我赞赏舒婷的诗，主要是读了《双桅船》（诗集）以后引起的印象，已经写过读后感，我没有随着诗人的探索继续研究，所以不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我总觉着离开现实，离开时代，离开人民，没有一条单独的“诗歌的道路”可以探索前进。古人已说过“汝果欲说诗，功夫在诗外”。“回到诗自身”，不能作为脱离现实、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理论依据。如果脱离了，也便不能“回到诗自身”。

第五十八章（4）

与艾青、苏金伞、公刘合影高昌：人们称您是“以生命写诗的人”（见《诗刊》），我想补充一点，您是以生命的热情写诗的人。 这或多或少使您和您的同代人，以及受你们影响的一批可尊敬的中年诗人的诗歌带有某种局限性。比如说，我认为直到现在您还在试图用自身的善良和单纯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您仍试图用诗歌证明生活中充满阳光和温情。但是，以我年轻的心就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虚伪和阴谋，愚蠢和仇恨，您自己历尽坎坷的经历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这样，您的温暖的乐观主义，是否影响了您诗歌的真实？

公木：我就不敢说以生命为诗了，我的生命不但说不上有声有色，而且经常处在惶恐、迷乱、动摇、失误中。即使“真诚”，也只是悬为追求的目标。如果真诚地说，“真诚”也往往是打折扣的。至于“以生命的热情”，或者可以这样说，诗总是用情感写出来的，虽然不一定是“热”的。阴暗、淡漠以至冷峻，都属情感范畴。

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虚伪和阴谋，愚蠢和仇恨”。是的，诗正是为了消灭他们才存在。所以，以我说，诗人便是要在生活中发现“阳光”的人。因此，在自己“主体意识”中首先要“充满阳光”。要想达到“真实”，前提便是“真诚”。——这很难，要尽可能。我是把它悬为追求的目标的。

高昌：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敏感地意识到当代文学已发生着重大的转折，新的文学状态正在形成。《文艺争鸣》杂志和《钟山》杂志曾在1994年联合发表宣言，将这种新走向文学称之为“新状态文学”，他们认为“新状态文学”是“走出80年代的文学”，是“写状态”的文学，是“90年代的文学”，是“回到文学自身的文学”。其中的《文艺争鸣》杂志社就在您所生活的长春市，相信您对此一话题必有关注。

1993年，公木在河北辛集家乡与部分亲属合影，前排幼儿是其孙女的一对孪生儿女公木：“回归文学”是厌烦现实、逃离社会的一种状态，在摆脱“政治侍婢”的地位这一方面，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它基本上违反意识反映现实、生活是唯一源泉的艺术规律。绝对化走到极端，便意味着回到象牙之塔，回到薄薄的大脑皮层，自我掏空，自我封闭。凡疏离人民者，自然也会被人民所疏离。新状态正应该走出这一困境，而不是再更深陷进去。我这么想，至于这一命题或口号的提出者是怎么想的，我说不准。 我以为，新状态是一种祝愿，一种趋势，既然有了文学的新状态，自然也便会有新状态文学。它是在形成中、发现中，它富开放性，其包容量没有边界。不好如此这般在表现手法或写作手法上加以规定。假如作家们都这么来“执行”，那还有什么新状态？岂不成了老一套？

高昌：您的作诗、治学、为人之道？

公木：理论（文艺）建设意识，学术（创作）自由心态，真理（审美）追求精神，道德（纲纪）遵守观念。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心向往之，愿共勉丹！

附记：1990年第4期《河北文学》和1998年第9期《诗刊》曾分别发表过我与公木的两篇对话录。这里将这两篇文章合在了一起。除个别重复的地方外，文字均按原样收录。其中有六题问答收入公木诗集《我爱·后记》和《人类万岁·附录》，因整理角度不同，与本处收录的文字略有出入。

第五十九章（1）

第五十九章我们怎样怀念公木铜雕，萧宽创作公木纪念馆内景人间多风雨。回望过去一年，多个名流相继谢世。仅笔者任职的报纸上编发过讣告的即有巴金、启功、刘白羽、冯亦代、陈逸飞等等。

他们留下了不少的唏嘘感叹，也留下不尽的泪水和思念。当一个个曾经熟悉的名字像流星一样陨落，一下子让人们直面了死亡，也让人们更加懂得了珍视生命、敬重生命。

在报刊上读了不少的悼亡文章，陪着人家洒了不少的眼泪。同时，也引起我对悼亡文章的一些思考。我们应该怎样怀念？这本不是个问题。因为怀念是一种个人化的感情，正如眼泪，人家愿怎样流就怎样流吧。可是，悼亡文章读多了，还是忍不住想几句，因为我读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路数：写一些亡者对自己的恩德，写自己跟亡者的一两次交往，不痛不痒地嚎上两嗓子，甚至还有聪明人，借亡者的名义表扬自己和自己的文章，来个死无对证。

倘若亡者对自己有过一点点恩惠，就满眼都是光辉灿烂；或者又因为一时的一点点鸡虫之争，就又一无是处了。这样的悼亡文章的作者，未免太浅薄了吧？

真正认识和评价一个人，需要准确完整地研究他的人生轨迹和作品，并不是浮光掠影地只是叙说些不着边际的个人恩典。我记得在《人民日报》曾读过王小妮一篇《回想公木老师》，作者说：“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公木老师只教过我们这一个班的本科学生：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他的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我们表面上听课，实际是在下面翻欧洲小说和新被介绍过来的西方思潮。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过只是坐在公木老师的课堂上……”王小妮并没有把公木写得多么高大光辉，但字里行间却总有一种浓情在荡漾着。

我还在２００５年２月的《作家》读到邵燕祥怀念胡昭的一篇文章。作者没有花多少笔墨写自己和胡昭的卿卿我我的私交，而是详细披露了胡昭当年在一次全国新诗评奖中怎样和舒婷、傅天琳一起成为“二等奖”得主的过程。读来让人感受到一种真诚的力量，同时也在事隔２０多年后，引发人们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

公木与厂民（左）、邵燕祥合影我们应该怎样怀念？这里不妨看看巴金给讲真话列的标准：“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邵燕祥和王小妮的这两篇悼亡文章，都没有私交和私惠的内容，却都以“说真话”感动人心，以“抒真情”打动读者。可是，在我近来读过的悼亡文章中，太多的作家选择了世故的处世哲学，在各种媒体用各种得体的方式积极主动地说着关于亡者的各种美丽的假话。

这两位作家悼亡时的态度，给我写作这本公木的传记带来诸多启发。那些逝去的人，并不都像那些悼亡文章讲的那样滴水不漏、光辉灿烂地生活一辈子。他们的人生也会有破绽，灵魂中也会有阴影，也可能会遇到任何自我怀疑和犹豫。何必用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为死者曾经很生动的人生作些阴气沉沉的旁白和注解呢？

王小妮在那篇《回想公木老师》中说：“我认识公木老师，就是在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

第五十九章（2）

急促而就，往往是不益的。”写悼亡文章，似乎也的确是不宜“急促而就”的。这需要思考的过程，也需要认识的过程。

李白《春夜宴桃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岁末年初，我一张张翻阅着我们的报纸，重读那一个个加了黑框的名字，心里无限悲凉。提起他们的名字，就会想到由他们支撑起来的文化星座，会想到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烈火青春和璀璨人生。悼念他们，除了寄托我的一缕缕哀思，更希望能从前人的生活足迹中汲取到一些经验和智慧，公木曾经说：“昨天让人留恋，明天让人向往，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是啊，我们能够拥有的只能是今天，是现在，是此时此刻……当年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的一位弟子去看他，谈到了一些学林人物的情况，偶然提到张松如的名字。程千帆委托这位弟子回长春后代为问候公木。然后说了这样一件事：在全国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其他领导人或因病不能视事，或因事不能分身，最终，一件极为头疼的事——分配工作经费——只好由公木先生主持进行。程千帆说，这次经费分配基本没有引发什么矛盾，这从来就是难得的事，究其原因就是张先生做事很公正。当时，与程千帆先生的弟子同行的一位年轻人殊有些不以为然，这“公正”二字还值得先生你这么称道一下吗？多年之后，他在自己承受了很多不公正、自己也或有意或无意做了一些不公正的事之后，才撰文感叹说，这“公正”二字在天地间是多么的难得！

公木与邵燕祥（右一）、流沙河（中）、公刘（左二）、孙静轩（左一）合影本书记载的虽是公木的个人历史，希望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回溯公木的一生，我希望能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一些为诗为人的启示。

画家萧宽创作的公木画像屈指算来，公木先生离开世人已经八年了。他的一生波澜壮阔，百转千折，有华彩乐章，也有人生败笔。为什么泪水是滚烫的？为什么热血是鲜红的？那些闪闪发光而又隐隐作痛的难忘岁月，何等令人沉醉和神往，又是何等令人心碎和哀伤啊。

写作过程中，李之琏、韦君宜、戴煌、徐光耀、涂光群、邢小群、陈徒手等先生的大作是我重要的参考资料，尤其是王广仁、周毓芳的《公木年谱》，樊希安、张宇宏的《公木评传》，张菱的《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以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走向太阳》，吉林电视台的电视片《向着太阳》和河北电视台的电视片《永远向前》，更是给本书带来诸多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无法一一致意，特此一并鸣谢吧。

在上世纪50年代，处在中国政治最敏感部门之一的中国作协，从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公木好像完全是在浑浑噩噩中，被推推搡搡着甚至拉拉扯扯着一直推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被告席上。公木的遭遇，提供了一件文化与精神的历史个案，希望能够引起读者沉痛的思考。最后，引用公木1989年6月发表在《诗刊》的一首《葵之歌》作为本书的结尾。在经历了民族和个人的不幸之后，诗人说：

第五十九章（3）

“葵盘愈大，头愈低垂，谦虚植根充实，饱满结晶沉思。

躲开太阳刺目的针芒，俯首注视大地，眼睛才看得真切清亮。

头脑也才保持冷静。

追逐热，追逐光，追逐色彩，追逐幻想：

脖子里安一根弹簧。

哦，葵花向阳。招引得彩蝶献舞，蜜蜂也学着诗人嗡嗡吟唱。

多么昏热而轻狂！

如今炎炎盛夏之梦已破，终于找到真实自我；独立——根须深深扎进泥土里。

西风给顽童吆着号子攀折；折歪的脖颈上，麻雀轮番来做客。

以拔牙的钢钳表示亲热。

悔不茁生一身棘刺，呜赫（口字旁）？

呜赫（口字旁）！岂是吝惜奉献？

呜赫（口字旁）！不容冒犯尊严。

果真要箭步投向市场，以袋装，以车载，以斗量？

任身价随风涨落……自由不得超越呵！”

第五十九章（4）

贺敬之题写的公木纪念馆馆名从早年歌唱“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到晚年咏叹“自由不得超越呵”，一颗向着太阳的心灵默默地苍老。从早年高吟《自己底歌》，到晚年再次歌唱《找到自我》，一个激情的诗人走过一个曲曲折折的人生之圆，再次回到年轻时出发的地方。到这里，这部六十折的人生长剧就要结束了。因为每一折的情节都不是舞台上折子戏样虚构，而是真实惨痛的人生，所以这部长剧也就格外令人感受到那种格外的燃心之痛。有资料说丁玲曾经戏称周扬先生为“一个会唱戏的”，不知这资料是否准确。但我们的史册上，确实曾经有过那种逼着人只有唱戏，才能活下来的时代。一页页重读公木那些沉痛的检讨，以及他心中发出的“狼不吃狼人吃人”的惨痛呻吟，我今天又怎么能抱着看戏的轻松心情，去回看他走过的这一折折风急雨骤的泥泞之旅呢？

1998年，公木虚龄89岁，他的亲友、学生本来正在给他筹备90岁生日。还想编辑一本庆寿文集。贺敬之、柯岩夫妇为此寄来的贺信中说：

您是我们素所敬仰的革命前辈和文学尊长。在漫长的六十八年中，您作为杰出的革命诗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和诗歌美学家，为我国社会主义文教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革命精神，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创作经验，曾给过我们以宝贵教益，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人民和时代在呼唤社会主义诗歌队伍，能像您当年歌唱得那样：“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和许多新老战友一样，企盼您健康长寿，永葆青春，依然健步走在队伍前列，继续领唱着：“向前，向前，向前……”

但是造化无常，这一年的10月30日，公木匆匆告别这个风雨人间。计划中的一本庆寿文集，改成了一本悼念诗文集。

一个人的沧桑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但愿千万人的悲剧——千万千万——别再重复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