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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辉岁月》：序

- 《光辉岁月》：比较招人的语录（1）

- 《光辉岁月》：比较招人的语录（2）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1）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2）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3）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4）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5）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6）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7）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8）

-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9）

-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1）

-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2）

-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3）

-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4）

-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5）

-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6）

-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7）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1）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2）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3）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4）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5）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6）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7）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8）

-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9）

-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1）

-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2）

-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3）

-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4）

-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5）

-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6）

-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7）

《光辉岁月》：序

收录于此的20篇报道，原刊于《北京日报》“纪事”版面，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奉献的特别制作。

在“易碎”平台上创制较为耐久的产品，是近年来我们的一种努力。2007年推出“纪事”，为其中重要一步。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单纯出于应对传媒变局的自身需要，更多地还是源自报纸、报人作为时代守望者、历史记录者的职业使命感。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历史反过来又构成今天的新闻。从这意义上，媒体拥有天然便利，来提供一种将新闻与历史对勘的机制。当信息纷纭，新闻里呈现的世界因瞬息百变而使人感到迷乱困扰，此时，历史给出的坐标系可以帮助人们沉静下来，界定方位，检视自己由何处出发、已走出多远，并再次确认行进的方向。尤其是处发展变革之世，面对希望与矛盾共生的局面，回望一路艰辛、一路辉煌，有助于人们从中汲取继续披荆斩棘的信心和力量。

归根结底，鉴往是为知今，回顾意在前瞻。

60年壮阔跌宕的历程，当然不可能以区区20篇文章涵盖。我们选取了我们认为重要、同时适于报纸表现的若干节点事件，尽力从截面上还原历史，试图以小见大地反映60年是如何改变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古老国家。媒体视角，不同于史家治史或亲历者口述，但自有独到价值。至少每篇文章的作者都为采访、寻找资料和写作付出巨大心血，体现了对历史的一份恭谨的诚意。

简单地说，我们的初衷如此而已。至于实现了多少，需要由读者来评断。

《光辉岁月》：比较招人的语录（1）

“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

——《奔向光明》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清华拂晓》

上海工商界人士从此对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刮目相看。一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说：6月的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经济第一役》

龙须沟工程的概算为693.4万斤小米，查阅资料可知，1950年北京市的预算收入总额为29650万斤小米，支出总额为30807万斤小米－－也就是说，那一年北京市政府把预算支出的2.25％，用在了这条臭沟的治理上。

——《治沟龙须》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扫除文盲》

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宪法全民大讨论最终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数达到1.5亿，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前前后后共收到讨论意见118万余条。

——《人大肇基》

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站台上忽然跪倒一片，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溥仪新生》

崭新的社会，构建着崭新的社会风气。而新社会里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前所未有的主人翁意识，构成了英雄人物生长涌现的丰厚土壤。

——《英雄时代》

毛泽东豪爽地对卡翁达说：“这条铁路只有17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筑路坦赞》

《光辉岁月》：比较招人的语录（2）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毛泽东问陶鲁笳。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条，写上“陈永贵”三个字，递给主席：“不识字，这些年扫盲，才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大寨传奇》

一双眼珠完全脱落，布德血流满面。叛乱分子仍不肯罢休，又用烧得滚烫的酥油浇进他的眼眶，布德痛得满地打滚，敌人们将他踢来踢去。“明天剁你一个手指，后天再剁一个，十天剁你十个手指，叫你慢慢死……”

——《农奴翻身》

当记者称呼他“杂交水稻之父”时，袁隆平却说：“我只是个领头人，杂交水稻是全国科技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共同搞成的。”

当记者像很多人一样赞其伟大时，袁隆平又笑着说：“我又没有尾巴，哪里‘尾大’。不过尾巴大了倒是好事，不会‘翘尾巴’，还是要踏踏实实到田里去。”

——《告别饥馑》

如今，凤阳小岗的“18个红手印”家喻户晓，其实早在小岗人“大包干”前几个月，肥西县山南地区就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半公开的。

——《肥西包产》

谈到宝钢工程的负责人，陈云说：“负责人第一是谷模子（副总理谷牧），第二是韩模子（国家建委主任韩光），还有冶金部的叶模子（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上海的陈模子（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

“模子”是上海方言，意指“汉子”。因为在上海口音中和“麻子”发音一样，引得现场一片笑声。陈云也笑，但笑过后严肃地说：“不是开玩笑，干不好，要斩马谡！”

——《宝山锻钢》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种种境遇，秦其斌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他参与这件破天荒的“中国第一股”的心态，用“水到渠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

——《沪市开锣》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1）

奔向光明

本报记者赵耕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这个会议，宣告着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政治协商会议将要决定的，是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组成；政协代表中超过一半的党外人士比例，更显示了一个大党接管一个大国时应有的胸怀。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源自生死与共的经历——与无数牺牲在革命战场上的共产党人一样，为了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诞生，党外人士同样付出过血的代价。

查阅会议文献会发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竟然是默哀——在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的提议下，600余名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向为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冯玉祥等七名代表默哀三分钟。

“五一口号”

冯玉祥将军是第一个响应中共号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

1948年5月1日，远在纽约的冯玉祥接到了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由各党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提出的政治主张。”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派关系史学者李燕奇说。此后历次会议讲到政权问题，毛泽东都会着重强调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甚至在1947年撤离延安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已经十分精简的行军纵队中，依然保留了一个专管统战工作的机构。1948年的春天，解放战争刚刚出现转折，中共中央就正式提出“五一口号”，建立新中国的事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紧接着，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

此时的冯玉祥正陷在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不久，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被蒋介石开除出党，并被吊销了护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曾是国民党最忠实的追随者——1926年，因为仰慕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率领整支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这支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冯玉祥也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拜为金兰之交。

“蒋介石一生都在排除异己，他是留不住人的。”冯玉祥的儿媳余华心这样解释冯蒋二人决裂的原因。“北伐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达到鼎盛，有47万人，蒋介石随即‘削藩’，北伐四个方面军被他收拾了三个，冯玉祥的军队被收走最多。后来淞沪抗战时，他名为第三战区长官，蒋介石一道命令把一个炮兵连从前线调走，他连知道都不知道。抗战胜利后，他身为国民党的二把手，却完全是个空架子。他非常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看到闻一多、李公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下场，只能主动提出到美国‘考察水利’。”

实际上，对于忠贞耿直的冯玉祥本人，蒋介石一直还是表现出尊敬的。余华心说，张治中曾写信劝过冯玉祥回国，告诉他，总裁每每提起你，仍是一口一个“大哥”。

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远不是一句“大哥”可以弥合的。到美国之后，冯玉祥开始以各种方式“反蒋”。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援华听证会邀冯玉祥出庭，他却呼吁不要拿美国人民的血汗钱帮蒋介石打内战，“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的人身体里注入血浆！”最终，拨款委员会把原定的6千万美元资金削减到1千多万美元。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2）

1947年11月5日，冯玉祥公开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痛斥“蒋政权是中国所有坏政府的顶点”。怒不可遏的蒋介石电调冯玉祥回国遭拒后，吊销了他的护照。1948年1月7日，冯玉祥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与之相对照的是，共产党一直把冯玉祥当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朋友。余华心说，冯玉祥六十大寿时，所有中共高层都发来了贺信，就连他在美国的秘书赖亚力，都是一名共产党员。

“五一口号”就是经赖亚力之手送给冯玉祥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周到地为他设计好了回国的路线——乘苏联豪华客轮“胜利号”，过大西洋，经由黑海到达苏联敖德萨，再换乘火车进入东北。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胜利号”，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

李济深的选择

此时，冯玉祥的挚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正在香港焦急等待着中共的回复。

李济深是“29人名单”中的一号人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冯玉祥——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是校长，他是副校长；北伐时，蒋介石是总司令，他是总参谋长；“四&#8226;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三天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开始“清党”……

“我父亲那时候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确实曾经是拥蒋反共的，”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毫不讳言，“但到了1929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为调停蒋桂矛盾，执掌两广军政大权的李济深亲赴南京，却被蒋介石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了整整两年，并开除党籍。1933年的福建事变，李济深第二次被开除出党，抗日战争打响才被召回。抗战胜利后，李济深被授予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高职，却没有任何实权。1946年，蒋介石三次召李济深上庐山“共商国是”，待李上山后却避而不见，对蒋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到香港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意见》，宣布与蒋彻底决裂。蒋介石则将李济深永久开除出党，并登报通缉。

被蒋介石高压政策逼到香港的国民党左派并非李济深一人。1948年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李燕奇说，“它的成员全部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导思想几乎就是国民党‘一大’的翻版，还有就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除了香港的这几十位，民革在大陆、在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其中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更有甚者，据好友林伦彦回忆，李济深到港以后，“蒋党”中除陈果夫兄弟与陈诚外，几乎全到香港“挂过钩”——“足见蒋的国民党涣散到何等程度。”

最惊人的是宋子文。1947年秋天，刚刚出任广东省主席的他轻装简从，悄悄来到了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李公馆。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李筱桐回忆说，“那时候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众叛亲离的趋势，考虑牺牲他，换取国民党的继续统治——他们也找过冯玉祥，明确提出愿意帮助民主人士‘夺权’，‘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宋子文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父亲，疏通父亲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再联系和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东建立政府，一方面推翻蒋介石，另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3）

面对宋子文的诱惑，李济深只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释放广东的所有政治犯？一句话问得宋子文哑口无言，他只得以“考虑考虑”为借口诺诺而退，自此再也没有和李济深联系。

几个月后，前国民党招商局长蔡增基也来到了香港——与宋子文的意图相似，他是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做说客的。

通过马万祺的引见，蔡增基登门拜访了李济深。马万祺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任公（即李济深）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任公最后表示：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一直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是走投无路后无奈的选择。实际上，他们可选择的路有很多。”李筱桐说，“这些老一代的民主人士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每人脑海中都有一个毕生追求的明确目标，有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型——除此之外，任何利益也不可能左右他们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到李济深的支持，无疑将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为自己添上一枚沉甸甸的砝码——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复电，热诚欢迎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就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地点，以及参会范围和会议讨论的问题进行具体协商。

冯玉祥遇害

此时，冯玉祥将军已经在回国路上了。

冯玉祥始终不知道，他乘坐的“胜利号”，是中国共产党出钱包下的。“1958年，我婆婆李德全才在一次党组会上听说，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特别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拨专款雇了这条船接他们回国。”余华心说。

顾忌特务的监视，冯玉祥很少出舱，他用几天时间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美国的工作仔细梳理了一遍，字里行间，奔向新生政权的喜悦溢于言表。

8月17日，“胜利号”驶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紧靠“胜利号”停泊的是一艘国民党军舰。警惕性极高的冯玉祥不再露面，夫人李德全替他上岸，到邮局投递出了将军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6天。这期间，有三千多名被埃及政府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上了船。

按照原定计划，“胜利号”将于1948年9月2日抵达苏联敖德萨港。9月1日午饭后，船长建议乘客们回舱好好休息，准备上岸。

冯玉祥一家刚刚回到房间，“胜利号”的船长室内忽然冒出了浓烟。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4）

“是冯玉祥的小女儿晓达首先发现着火的，她头一个冲了出去。”余华心曾听丈夫冯洪达多次讲述过那场惨烈的火灾，“冯玉祥紧跟着冲出去——但火就是从过道和楼梯上烧起来的。我婆婆说，她曾经听到了丈夫的呻吟声，但很快她自己就失去知觉了。”冯洪达的房间恰好在船的另一边，起火比较晚，机敏的他用太平斧劈开父母房间的窗子，救出了昏迷不醒的李德全，“当时房间里全是烟，他用灭火器喷了半天，才发现父亲头朝里、脸朝下躺在门口的地板上——再也叫不醒了。”

这场蹊跷的大火，最终造成包括冯玉祥和冯晓达在内的200余人遇难。至于起火原因，当年的说法是舱内放电影时胶片燃烧所致。直到1982年夏天，与冯玉祥同船回国的赖亚力约见冯洪达、余华心夫妇，才讲出了事实的真相。

“他告诉我们，苏联最后有个调查报告——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所致，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是多点起火，”余华心说，“但是谁干的到现在也不清楚——船在美国曾经进行检修，会不会被人做了手脚？那几千名亚美尼亚人登船，会不会有国民党特务混在里面？都讲不好。唯一能确定的是，那场海难不是意外，而是谋害。”

等待“大动作”

就在冯玉祥将军遇难的两天前，8月30日，周恩来刚刚致电先期到港的钱之光，指示组织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上。

钱之光是中共专门派到香港去的。8月初到港后，他对香港地下党与外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联合行”进行了改组扩大，改名“华润公司”，并亲自出任董事长，准备以往来贸易为名掩护接送民主人士。

冯玉祥遇难的消息传来，9月7日，周恩来紧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对民主人士乘苏联船北上一事慎之再慎，没有船行保证不能乘，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乘，且大家不可同乘一船，要分批前来，第一批则愈少愈好。

一天后的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并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会上还重申了五年胜利目标：军事上部署长江以北的秋季攻势，准备战略决战。

紧接着，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就在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开往解放区的轮船，这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却独独缺少了李济深。

李济深仍然在等待。

“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李筱桐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在国民党阵营中，李济深与桂系的关系最为密切。北伐前后，就是李济深发现并培养了桂系的两大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并介绍他们加入了国民党。1948年4月30日，就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前一天，李宗仁在国民党的“国大”上击败蒋介石力捧的孙科，出任副总统。李济深深知蒋、李素来不和，如果能成功策反李宗仁，无异于断掉蒋介石的一只臂膀。

“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1948年冬天，李济深在一条白绫上写下这样一封亲笔信，托在香港的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秘密带给了白崇禧。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5）

“我父亲给李宗仁、白崇禧都写过密信，劝他们尽快与蒋介石决裂，与他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李筱桐说，“中共很想让父亲第一批离开香港，他之所以迟迟不走，就是在等待‘大动作’，等待李、白的投靠——可惜李宗仁一直不表态，不过，他也始终没有明确拒绝父亲的提议。”

羁绊李济深的原因还有一个——他挚爱的如夫人双秀清已是肝癌晚期。“父亲被开除出国民党后，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把香港的房子出租一部分——后来我们才知道，顶楼租的是地下党，地下租的是国民党特务，对门还有国民党的公开特务天天盯着。我家住在半山，因为经济困难，妈妈只能每天带着我和姐姐，花几十分钟走到山下买便宜菜吃。她的病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李筱桐每每谈起母亲，仍不免唏嘘。

1948年11月23日，包括马叙伦、郭沫若在内的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上船——其中依然没有李济深。焦急的毛泽东、周恩来对钱之光下了“最后通牒”——1948年冬天，必须将李济深安全送至解放区。

“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1948年12月27日，一封发自香港的密电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看似毫无头绪的言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李济深动身了。

李济深离开香港的过程，犹如一场精彩的谍战剧。

12月25日，港英当局密切监视李济深动向的特务负责人王翠微接到请帖，邀他们夫妇27日到李公馆“欢庆圣诞”——王翠微由此认定李济深不会于近日离港，又正赶上圣诞假期，也就放松了戒备。

这其实是李济深放出的一颗“烟幕弹”——12月26日晚，李济深拉上民革的朱蕴山等人，乘上一艘小游艇，摆上酒菜，大张旗鼓地到维多利亚湾“泛舟游览”去了。

天渐渐黑了下来，谁也没有发觉，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

货轮上，彭泽民、柳亚子、茅盾、翦伯赞等人已经等在那里，在中共的统一安排下，他们或化装成洋行经理，或化装成商人，口袋里还像模像样地装着提货单。李济深则迅速钻进船长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面。12月27日，“阿尔丹号”顺利通过检查，乘风破浪向大连港驶去。

“我父亲走时没通知任何人，我想，应该也包括我的母亲。”李筱桐说，“几个月后，我母亲就去世了，怕特务破坏，她的墓碑上甚至不能写是谁的夫人。”

李济深的家人不少都生活在国统区，由于李济深的北行，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被逮捕，险些被杀；送去参军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国民党扣作人质，一个被监控起来；他的内侄黎民任，由于曾有计划地将大批共产党员引渡至香港，被绑上巨石沉入了珠江。

1949年1月1日，“阿尔丹号”在航行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

船上的民主人士也在相互祝贺新年。在茅盾拿来的题词本上，李济深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新诗：“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我父亲从不做新体诗的，这是他的第一首新诗，我想应该也代表着他的‘新生’吧。”李筱桐说，“而且从那天起，我父亲开始记日记了，用的是一本美国产的硬皮本，离开香港那么仓促，他还是带在身边——那是冯玉祥送给他的。”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6）

那一天，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离港前写好的《元旦献辞》：“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那一天，蒋介石也发表了他的《元旦文告》，宣布下野，“个人进退，绝不萦怀”——在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这对斗了几十年的老对手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分出了胜负。

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的下野是桂系“逼宫”的结果。紧接着，1949年1月初，白崇禧派桂系三号人物黄绍竑携带巨款飞赴香港，邀请李济深赴武汉“指导一切”。

“黄绍竑当然没有见到我父亲，”李筱桐说，“桂系希望我父亲回去带领他们划江而治。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想，父亲如果没走，一定会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其实，那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动心’了，也想过跟我父亲一样去开政协会议。如果不是时间上的阴差阳错，这两个人或许就起义了，蒋阵营崩溃得会更快，那半壁江山的解放或许也能换一种方式了。”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等第三批香港民主人士到达大连。

在解放区，李济深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中共甚至早早为这些来自南方的民主人士准备下上好的皮毛大衣和帽子，以抵挡东北的严寒。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政权，第一次有了直观的认识。

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此前一天，傅作义接受改编，古都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同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再难逆转。“临危受命”的李宗仁只能迅速展开“谋和”行动，希望广泛发动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进行和平斡旋，以图“划江而治”。

1月23日，李宗仁的“特派代表”邵力子、甘介侯来到上海，登门拜访了78岁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

民盟“不参加调停”

当时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民盟可谓是最合格的“调停人”。

“新华社曾经用一句话概括了民盟的特点——她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李燕奇说，“民盟一贯的政治主张就是靠民主的方式、靠谈判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和平的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这段时间里，民盟始终是作为中国第三大党存在的。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精英”们深厚的学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民主、和平的渴求，注定了民盟会在国共之间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

正因为此，当蒋介石准备撕下和平的假面发动内战时，手无寸铁的民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1946年6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8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成都被特务打伤。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国民党对民盟上层“暂且敷衍容忍”，中下层只要有反对言论“一律格杀勿论”。为保护盟员安全，11月6日，张澜忍痛宣布民盟解散，隔日却另发一个人声明，宣布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斗争到底。

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在香港恢复民盟组织，自此，民盟一改以往的温和作风，公开喊出了“联共反蒋”，“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口号。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7）

“民盟自己不问政权，也不以执政作为目标，它是很想促成国共组成联合政府的。本来一个完全中立的政党，最后却被蒋介石完全推向中共的怀抱。”民盟中央委员、作家梁晓声这样评价，“‘五一口号’提出时，民盟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它与国民党之间已经是不可弥合的敌对关系。”

与蒋介石的唯我独尊不同，李宗仁在国民党内素有“民主将军”的美名。听说张澜与另一位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他让邵力子、甘介侯主动支付了所有治疗费用，只求二人能够再次出面“调停”国共关系。

但这一切已是徒劳。1949年1月27日，病中的张澜公开发表讲话，拒绝充当“和事老”。张澜的话掷地有声，“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停。”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过去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政策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

得道多助。与国民党的众叛亲离形成鲜明对照，1949年春夏，各地参加新政协的代表纷纷动身，奔向新中国的怀抱：黎族领袖王国兴化装成泰国华侨，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解放区；锦江饭店女老板蒋竹君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把女扮男装的台盟主席谢雪红送上开往解放区的货轮；南洋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乘船北上；美洲侨领司徒美堂从美国辗转回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

3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北平，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先期抵达的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西苑机场的欢迎队伍。不到一个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虎口脱险

这时候的上海，正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是蒋介石的根基所在，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不顾“退隐”的承诺，直奔上海督战，他召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严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按照秘密名单，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三绺长髯、一袭布衣的张澜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强大号召力。被尊为“川北圣人”的他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任过职，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一片清誉。

“在张澜身上，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严于律己的个人修为结合得水乳交融，这使他在人格方面具有连自己的敌人都不得不钦佩的魅力。”梁晓声说，“所以蒋介石认为，张澜绝不能留在大陆，哪怕是劫持，也要把他带到台湾去。他已经把张澜软禁了很长时间，之所以不杀他，不是宽忍，实是不敢——蒋介石曾经说过，得张澜者得四川，他输不起四川这个大省。”

1949年5月中旬，解放军扫清上海外围，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城内的国民党特务们开始肆意搜捕、处决不愿去台湾的民主人士。5月18日，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首任主席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遭到逮捕，并被残忍地活埋。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8）

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紧急电令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

5月24日，上海的巷战已经展开。自知回天无力的蒋介石痛下杀心，命令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二人由虹桥疗养院押至看守所，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黄浦江。

蒋介石如何能够想到，就在十几天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利用上海警备司令部内部的明争暗斗，成功将阎锦文策反了。营救张、罗二人的方式也已经被设计好——由阎锦文以“移解”的名义，将二人转移到罗隆基的朋友、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如夫人田淑君处藏匿起来，等待解放军入城。

“5月24日晚上十点，我亲自驾车开往虹桥疗养院，那时全市已经戒严，因为我身着军装，又有当夜口令，所以能畅行无阻。”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是阎锦文终生难忘的回忆，“医生护士见我深夜到此，车上又漆着警备司令部的标志，都吓得躲了起来。我提着左轮手枪来到病房，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

张澜和罗隆基已经知道阎锦文是“自己人”，并没有反抗。阎锦文让二人坐在车的后排，不敢走大路，沿着小巷向环龙路的田淑君家疾驰。途中每遇盘查，阎锦文就说车上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哥哥，凭着警备司令部的证件，车辆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重重哨卡。

此时，在看守所等待多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毛森已经发现了阎的“变节”。眼看要到达田淑君家时，阎锦文在后视镜里发现了追兵。他当即弃车，命令同在车内的亲信潘云龙、庄儒伶背起张澜和罗隆基，穿越院墙一路狂奔，才终于成功脱险。

张澜获救后的第三天，上海解放。一个月之后，1949年6月24日，张澜和罗隆基以新政协代表的身份，乘坐火车来到了北平。

政治顾问与军事策反

就在张澜北上的同时，许多民主人士却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等十余位民主人士担任了上海市政府顾问，协助陈毅市长管理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陈毅本人也邀请包括章士钊、张元济、施复亮在内的八方贤达，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

“建国初期，我们党对管理城市是缺乏经验的。”李燕奇说，“我们的工农干部多，知识分子少，很多专业性强的部门，没有知识是难以执掌的，而民主党派恰恰是中国大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们的新政协、新政府的确非常需要他们的参与。”

民主党派对新政权的另一大贡献，在于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9年5月，在民革成员王葆真、李世璋的策反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两万多人，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地区举行起义，武汉三镇顺利解放；

8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全省解放，具体负责起义活动的是程潜的老部下、民革成员李世璋；

12月，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民革成员刘文辉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随后，刘文辉又推动了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和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起义；

与此同时，在民革领导人李济深、龙云的策反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实现了云南省的和平解放……

对此，毛泽东曾有过高度评价：“由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的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长的海军和空军。”

《光辉岁月》：奔向光明（9）

不能忘却的是，为了投向新中国的怀抱，民主人士也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因策反、起义活动暴露而被杀害的民革成员达32人。1949年9月19日，就在新政协召开的前夜，政协代表、民革中执委、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在香港寓所被特务暗杀。

“政权中一定要有他们的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了。

新政协622名代表中，党外人士占了56%。林则徐的侄孙林遵、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张学良之弟张学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前清翰林张元济、北洋海军耆将萨镇冰、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海外侨领陈嘉庚……新政协代表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21岁，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代表人物。

新政协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这与“五一口号”中提出的政协、人大、政府的顺序并不完全一致。对此，周恩来在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的报告中曾有过解释——“五一口号”得到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后，中共曾准备于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这一设想已不能适应形势要求，迫切需要召开一个具有更加广泛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国性大会来制定国策，产生政府，成立新中国。经过协商，决定新政协改在北平举行，由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最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有26名；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名；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93名，其中民主人士42名——教育部、卫生部、交通部、司法部、文化部、轻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林垦部的部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部由民主人士出任。

“民主人士在政府中占这样高的比例，确实让一些党内的‘老革命’不服——共产党打江山，凭什么民主党派坐江山？他们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嘛。”李燕奇说，“后来，毛泽东对这种看法提出过批评，他说，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看，是‘一大把头发’——政权中一定要有他们的代表。”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落下帷幕。会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

“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1）

清华拂晓

孙文晔

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被解放军正式接管。下午2时，这里被宣布为“一所人民的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

如今，拨开宏大的国家记忆，透过原始文档、日记、回忆录，追寻那些带着体温的历史，看那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体察师生们在大变革前的憧憬与彷徨，刹那间，耳边仿佛弦歌又起。

（小标题）奇特的课堂

1948年8月中旬，一个煤铺伙计打扮的人匆匆赶到河北泊镇，敲开了永茂建筑公司的大门，他只说了句“找陈池同志谈生意”，便立马被请进里间。接待的人什么也不问，先端出碗红烧肉来。小伙计也不客气，如同到了家里一般。

泊镇，河北沧县的一个小村庄，当时已是解放区。那时，平津地下党党员都把去解放区称为“回家”。到了永茂建筑公司，就是到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更名为华北局城工部），那里的“老板”刘仁，领导着华北地下党的工作。

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京城，蒋介石正筹划着对北平地下党的大规模镇压。那个煤铺小伙计——清华大学地下党骨干王浒——本以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家”，必定是有什么凶险“生意”。他哪里想得到，胜利已触手可及。

回忆起60年前这一段，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王浒不由感慨，“真没想到，这个地图上都没有的泊镇，竟然成了清华迎接解放的起点。”这次小镇培训，第一次把胜利拉到了他眼前。

在这次奇特的培训中，王浒听了很多堂课，愣是不知道老师长什么样。

教室，其实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像棋盘一样的“包厢”，每个单间里放一个方凳，凳上放盏小油灯，还有一个小马扎。王浒和几十名学生改头换面，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嘴上戴着大口罩，被引进了“包厢”。一堂老师看不见学生，学员们之间也互相看不见的党课就这样开始了。

刘仁先传达了当前的形势，一直在蒋管区内被封锁消息的学生们这才知道，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革命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按照当时传达的精神，不出5年，也就是1952年即可解放全中国。

5年很长，但比王浒预想的要短，对地下党来说，任何与胜利有关的信息，都能让人在冰冷的深海中为之一振。虽然还有5年，但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作为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解放后建设新中国输送干部、准备人才。

让刘仁担心的是，国民党困兽犹斗，必然会在最后阶段，对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下狠手。为此，平津地区地下党决定，放弃可能造成牺牲的大规模游行，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潜伏下去，“把一枚枚定时炸弹，埋伏在敌人的心脏。”

乐观的气氛在锣鼓点中弥散开来，培训班之余，“土八路”们还为学生演出了独唱、小合唱、快板、口琴等节目，“老清华”荣高棠的西河大鼓《西厢记》最受欢迎，博得了满堂彩。

“包厢”里王浒几次想跟着唱，但他不能开口，连笑都不行，只能鼓掌。此时，即使明知道身边都是平津地区地下党骨干，甚至可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也不能有任何暴露身份的举动。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即使是在党内、在冀中解放区也是如此。

据说，这是华北局城工部最大规模的一次培训，除王浒外，平津地区大中学校地下党骨干140余人都陆续参加了迎接解放的集训。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2）

喜悦是短暂的，黎明前的黑暗转眼就到。刚看完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演出，组织上就派人把王浒带到了沧县交通站，在这里，他听说了“八一九”大逮捕的消息。

8月19日，国民党军警包围各大学，按“黑名单”抓人。组织上决定，上了“黑名单”的人就留在解放区，没上“黑名单”的火速赶回平津工作。因为隐蔽得好，王浒不在逮捕之列，天刚麻麻亮他便独自上路，赶往北平。

清华怎么样了？虽然心里焦虑万分，但王浒明白，到北平后不能直接进清华，先在外围摸清情况再说。

（小标题）最后的大逮捕

在清华档案馆，记者看到一份1948年8月20日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手书的讲话大纲，这份拟在教育会议上做报告的大纲显示，大逮捕已经酝酿了两个月。

原来，南京方面7月份已经提出，要入校逮捕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校方和警方为此会商达十余次未果。暑假前夕，数百名化装成老百姓的国民党特务在清华门口逡巡，西门口还贴出了“消灭知识潜匪”的标语。各种迹象显示，山雨欲来。

8月12日南京政府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坚持要派军警直接进校抓捕。

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胡适只得密电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替学生求情，称“此事万不得已可由正规法院执行，若军警入校，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纷乱，无法收拾。”

“谏阻此事”的电文转蒋介石后，梅贻琦赴北平清剿大队（简称“剿总”）会谈，得到一个不得已的结果：军警暂不入校拘捕，由法庭传讯。

虽然梅校长提出，“名单性质特请注意，并请慎重行事”，当局并没当回事。8月19日，北平各报刊登了国民党当局发出的第一批拘传名单，包括11所大学的250名学生，罪名是“危害国家”、“共匪嫌疑”，限定他们第二天到特刑庭投案，否则入校逮捕。接着，国民党当局先后公布三批名单，要逮捕审讯的学生达463人。

“剿总”如此不留余地，皆因北大、清华已经名声在外。大家都说这里是蒋管区里的“小解放区”，在这里，发生着白色恐怖下不可想象的“奇迹”。湖畔、草地上人们大声唱着，“山那边风景独好”；饭厅里，大喇叭广播着延安的新华社讯；大礼堂，上演着《列宁在十月》等苏联影片。

当局不会坐等学生投案。19日，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便包围了清华，进出校门者都要受到搜查，他们冲入学校，已是早晚的事了。

对于这次逮捕行动，华北局城工部早有安排，7月发出的《平津工作意见》，就对暴露人员的转移做出了安排。暑假一到，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和一些进步同学便纷纷离校，南下北上。“黑名单”上的人，大多不在清华。在校的人，则一早从饭堂门口一份未署名的大字报上知道了消息，拿着假学生证，于夜色苍茫时，从清华东北角的奶牛场翻墙而走，消失在一望无尽的高粱地中。

这其中最惊险的，也许要算清华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员傅的经历了。

她先是和“黑名单”上的两名同学李詠、张家炽一起藏在大礼堂舞台下的地下室，正躲着，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从舞台前的小洞往外一看，军警正把学生驱赶到大礼堂中，拿着“黑名单”核对学生证。

后来，她又经名教授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介绍，躲到美国教授罗伯特&#8226;温德家，他家的大衣柜刚好能藏下一个人。不想，特务连外籍教师也不放过，径直破门而入。他们拽了拽大衣柜，一看门锁了，就要求开锁。罗伯特&#8226;温德教授急中生智，用外语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才躲过了军警的搜查。

与此同时，“黑名单”上排名第一的邓乃荣则摘下眼镜，涂上口红，擦上脂粉，穿上高级旗袍，装扮成阔小姐，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天津和她接头的人，竟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3）

经过这番机智紧张的大转移，“黑名单”上的学生已大多离校。地下党又暗中运作，由校方出面和军警谈好条件，主动“请”他们入校搜捕。军警们来势汹汹却搜不出人，只好解了清华之围。

倒是外校的有些“黑名单”上的学生因清华有熟人，前来逃避，组织上并不知晓，结果让特务逮捕了，实为憾事！事后梅贻琦校长曾愤慨地说：“军警上高等学府里面来抓人，这是清华建校以来首次。”

“黑夜尽头的时候，天就要亮了。”杨勤明，一个刚入校的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当今方生未死之际，只企求方生的快生，未死的快死。一个新的时代诞生，必须经受分娩的阵痛。”

（小标题）方生未死间

王浒回到学校后，被增补为“北系”总支委员。他发现，经过这么大规模的逮捕，地下党组织竟然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我党的潜伏策略相当成功。

首先，清华有“南系”、“北系”两个地下党系统，南系属南方局青委领导，北系属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系统完全不交叉，没有横向联系。这样，即使一个系统垮了，还有另一个系统顶着。

王浒和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滕藤住在同一寝室，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因分属两个系统，竟然互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滕藤曾经想吸纳王浒为党员，但对方笑而不答，滕藤也就猜出了端倪。

有两个东北来的同学，神龙见首不见尾，对学生运动也漠不关心，这成了滕藤的“心病”。他把人家当三青团特务，暗中监视了好一段时间。到解放后才知道，这两位是专门为“四野”采购药品的。

另外，地下党规定：抛头露面的，如在学生会和进步团体当负责的人，要单独编组，单独联系。地下党的领导，则要以中间或者落后学生的形象出现，暗中掌控全局。

彭　云的“潜伏”工作堪称完美，以至于身份公开后，周围的同学仍难以置信，她竟然是地下党总支书记。连滕藤这样的骨干，都当她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呢！据说，她常说的话是“不要搞政治荒废了学业”。如今，当年那个不显山露水的小丫头，已经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任上退了下来，她的丈夫就是以《平明日报》编辑身份为掩护，领导清华地下党的王汉斌。

正因如此谨慎，国民党虽然把三青团特务安插到了清华，但“八一九”逮捕的“黑名单”里，却漏掉了地下党的核心成员。即使把“黑名单”上的人都送走了，党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没受什么影响。

表面看，清华校内仍弦歌不断。清晨，从延安传过来的大秧歌取代了操场上的早操；课堂上，名流教授们口若悬河；晚间，各种剧社团抢占着大礼堂的舞台。隐藏在平静之下的，是一股正在集结的力量。

大逮捕后，十余个“湖南伢子”搬进了明斋117室。进清华时，他们还抱着“科学救国、清高处世”的想法，可是一次次惨案，使他们决定住到一起，过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在这里，私产一律上交，用于革命。当时在电机系学习、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在这间宿舍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的一员。

青年们激愤昂扬，人到中年的清华教职员却不得不为填饱肚子发愁。币制改革后，面粉涨了140多倍，那时教职员的平均月薪，也就够4口之家维持8天的开销，许多教授不得已靠卖书为生。

“我们三番五次呼吁政府合理改善待遇，政府却总是不闻不问，不让我们温饱。”教师们为求最低生活给蒋介石写信，没有任何结果，只得忍痛停课5天争取生存权！

“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许多中间派教师，因为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改变了立场。素有“硬汉”之称的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不畏特务在侧，在礼堂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们说：“国民党这一页，早该翻过去了。”

清华园西院12号寓所内，吴晗家的麻将局更没有“三缺一”的时候。左翼教授们以“稀里哗啦”的搓麻声为掩护，起草出一份份支援学生运动的声明。

10月底，滕藤正筹划着去解放区接受训练，连身份证什么的都弄好了，突然得到通知，北京不久就要解放了，那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留下，在北京迎接解放。喜讯如此生动，以至于他现在还记忆犹新，组织上说：“傅作义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夜间在卧室里啃火柴棍。”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4）

考虑到解放后需要人才，地下党的当务之急，是把教授们留下。每个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游说任务，每个教授身边都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教授们的思想动态被迅速传到泊镇，刘仁听说，教授太太也跳起了大秧歌，当即开怀大笑。

（小标题）教授争夺战

进入12月，局势日渐明朗，即便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都已明了，蒋介石守不住长江以北了。不过，两党“隔江而治”的传言，依然蛊惑众人。

危城之内，每一个人都被推到十字路口，必须抉择走与留。无疑，这个决定，将成为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这同时意味着，选择一种社会制度、乃至一种生活方式。

陈寅恪的助理浦江清在日记里写道：“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最难立足。”对那些只知学问不问政治的“局外人”、“中间派”而言，何去何从，最是难题。

当时，清华老师们见面，互相打听“走不走”，就像老北京的见面礼问“您吃了吗？”一样自然。钱伟长还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年教授会议，专门讨论去留问题。

除个人抉择外，在国共的大对弈中，教授争夺战也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试金石。

蒋家正在为败逃做准备，他们不光要带走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还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他们列出一份“抢救”名单，准备把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12月上旬，南京政府派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到北平。梅贻琦请他吃饭，约了些清华教授作陪。饭局的目的，大家都已心照不宣。在吃饭中间，陈雪屏果然宣布，南京派了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去，如果愿意去，就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都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天将破晓，有些人非走不可，有些人欢欣鼓舞，每个人都必须抓住历史大势。

那时候，清华的民主墙上出现了挽留梅校长的大字报，语气恳切地称“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同学们排着长队到梅贻琦的住宅前，齐声呼唤挽留梅校长的口号。

私底下，地下党还派崔月犁登门拜访，诚意挽留。历史学家吴晗到解放区后，又特地从延安给梅贻琦发来电报，祝贺他60寿辰，并劝他留下来。

不过，梅贻琦早已做了出走的准备。11月28日，梅贻琦夫人携长女搭乘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去了香港。

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梅贻琦把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留下，对他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冯友兰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冯友兰觉得，梅贻琦非走不可，是有政治上的“难处”。他没有走，于危难之时接掌教授会，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劝其他人道：“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浦江清也没有走，他想的是，“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

哲学家金岳霖的理由，则像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自言“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还是可以接受的”。

陈寅恪随胡适被“抢救”到南京后，终究也没有走，他觉得自己与政治是绝缘的，只要避开战火即可。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梅贻琦率领，到达南京。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其实，清华大学除外文系主任外，没人愿意随行。

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有一天，蒋介石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回家探亲。无奈，飞机还剩了不少空位，连北大教授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着来了。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本以为会有许多“忠于党国”的教授下来，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抢救”这出悲喜剧。

最终，除了梅贻琦等几人离校外，清华269位教师留校等待解放。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5）

我们清华、燕京两所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此宣言上签名的清华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

后来，在一次有许多教授参加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幽默地对刘仁说：“你把教授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留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的名字是‘留人’（谐音）呀！”

（小标题）清华无战事

谁也想不到局势会转变得这么快，1948年12月12日，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学生们眼见傅作义的兵，蔫头耷脑，从南门穿过清华园走到西门，向西山附近转移。连卖菜的老农都说，解放军就在附近了。

这一天，浦江清在家杀鸡请客，客人有朱自清的夫人等。他在日记里写道，“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望今夜睡个好觉，到明天起来，时局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已经解放了。”

12月13日清晨，隆隆的炮声由远而近，浦江清照常给中国文学史班上课，继续讲《天问》和《九章》，没有学生缺席。不过，有个女生偷偷地哭了。有人问，听说学校要迁入城内，和北大合并上课，是否属实？也有人问，假如我们这里被解放了，中央空军会不会来轰炸我们？

“来啦！来啦！”课后，人们都挤在男生宿舍顶上观战。他们看见，在清华园墙外的大路上，长蛇似的士兵队伍正往前开拔，两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扫射。有消息说：解放军已自昌平南下，越过青龙桥，进袭机场，一度占领大石桥，离清华园仅二公里。

午饭过后，枪声愈密，炮声愈响，火线已经逼近清华园西北，站在气象台顶楼上就能看到厮杀的场面。这是“四野”在红山口一带与敌人的一仗。杨勤明的日记里，如此描述了这场战争：

大石桥的一个甲长告诉我们当时战况：解放军来时，国军开头毫不知道，一待发现，双方开起火来，国军退守圆明园的有一团人，共军有一营人，战事是13日上午10点开始的，解放军几度向圆明园进攻，因山势阻挡未成，后拟使用大炮。这时有清华两个学生来，希望解放军不用炮击，将会毁坏清华、燕京两个学校（注：以后得知，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等古迹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以刺刀相拼，死伤达三百余人。战后，战壕中血迹斑斑，遗留下许多军帽、皮带、枪弹、手榴弹和炮弹筒，拿来一看，全是美国造，死的却都是中国人。

学生自治会对战事早有准备，当日便组成了巡防委员会，由滕藤和林宗棠、王鸿正分别负责保卫、外联及校方联动。所有同学分成小组，每组八人，随时听从调遣。各系级开会，保护自己的系产。一院子的重要文件和卷宗，迅速往科学馆搬运。

下午五点，电源断绝。冯友兰本要在家里宴请一位新来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由社会学系的教授作陪。

厨房的人来问：“晚上的酒席是不是还开？”

冯友兰说：“照常开。”

到了晚上，那位主客没来，打退堂鼓转回美国去了。可是陪客全到了，校园墙外边枪炮声连续不断，教授们点着蜡烛高谈阔论，一如平日。

入夜，学生们发现，傅作义的军队退到校园以内，并在化学馆前面操场里布置了几门大炮。显然，他们想以清华为要挟，与解放军一战。消息传到各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意味着清华可能成为战场。

这一夜，成了清华最紧张的一夜。自治会决定，同学都集中到自己的系馆去，不带铺盖，只穿足够的衣服。那一夜寒气逼人，大家在各系的教室内依偎而坐，低声哼着“松花江上”、“流浪”，一夜无眠。

长夜里，一场场如何迎接解放的讨论，伴着枪炮声展开。在物理系学生集中的科学馆，学生们纷纷表示要投笔从戎。钱三强教授当即阻止，他说：“新政权若对人民负责，一定要搞原子弹以保卫国家，你们应该安心学好专业知识，这才是国家的需要。”钱教授这一席话，可谓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解放军征招清华“300勇士”随军队南下，明确提出，理工科的学生留在学校，一概不收。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6）

清华的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中央。第二天晚10时，一份截获的情报上报军委，情报称：“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毛泽东见此情报后，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急电平津前线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

为此，解放军在解放这些地区时一律不用炮击，而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同敌人展开了近战和肉搏战，许多战士为此献出鲜血和生命。

（小标题）“扔炸弹了！”

到了14日早晨，傅作义的军队，包括那些炮兵和重炮都无影无踪了。至于他们是怎么撤走的，至今仍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梅校长交涉了在“剿总”当官的连襟，通过托人情，撤走了炮兵部队。

另一说法是，学生打听出进清华的炮兵营营长是化学系校友，高崇熙教授认识他，就请高教授疏通。高教授也不客气，当即把营长叫来训了一顿，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说法，由于解放军已从石景山包抄过去，占领了制高点，炮兵阵地后背受敌，不得不撤离。

傅作义军队撤走了，而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这一带成了“真空”地带。

在全校大会上，冯友兰宣布说：“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我们校务会议的人都决定不走，继续负责。诸位先生去留，各听其便，愿留的当场签名登记。”当时到会的人都签名登记，表示留下。按照党的政策，清华教师算是同时参加革命工作了。

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甸镇，第13兵团政治部在西校门贴出布告，表示将“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

军队没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为了一睹解放军风采，清华师生把站岗的小战士围了个水泄不通。小战士是个东北兵，他那高高的个头，健壮的身体，头顶的皮帽子，腰上的美式卡宾枪，均让人觉得“业已解放，可以安心”。

有个女教师看见战士是光着脚穿鞋，就打算送他一双袜子。不过，她去了不久，又回来说：“解放军果然不要。”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18日师生心神稍定，19日国民党的炸弹就来了。下午4时20分左右，突然一声巨响，震得窗户格格作响，接着又是两声巨响，吓得师生们个个惊慌失色。冯友兰的住处离投弹处很近，爆炸把他震得从沙发上摔了出来。

“扔炸弹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冯友兰望着弹坑后背发凉，这枚炸弹距离工字厅后面的滑冰场很近，有许多大人小孩正在那里滑冰。如果炸弹落在滑冰场上，那就不堪设想了。

事后据巡防委员会调查，飞机共投了十枚炸弹，清华园中落了七枚。有一颗落在科学馆、工字厅和静斋之间的柏树林中，炸出一个直径三丈的大坑；一株丈余高的大树连根拔了起来，四周全是泥块和碎枝；一枚落在西院旁边，炸成一个大水潭，泥浆溅出好几丈，附近房屋的窗户全被震破；还有一枚落在清华

园门外，二枚落在西校门外，幸未伤人。据拾得弹片的人称，这是一种杀伤性炸弹，专门用以杀人的。

教授、同学们一片哗然。解放军为了保护清华，连炮都未放，采用近距离肉搏战，多牺牲了很多战士；而国民党竟用飞机来轰炸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居心何其狠毒！二者相比，高下立判。

第二天北平广播电台竟谎称：“19日下午国军飞机出动轰炸北平西郊共军炮兵阵地，战果颇丰”。为了这件事情，党中央、毛主席还给清华发来了慰问的电报。清华教授则决定为校园被炸发表宣言，向全国和世界控告！

《光辉岁月》：清华拂晓（7）

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轰炸，清华再无战事。浦江清日记说，“园内充满了愉快的情绪。某太太说清华真是天堂，这样大一个转变，一点事情也没有。”

（小标题）呼吸新“空气”

气象一新的时代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人振奋，让人倾力参与。

当年的《北平日报》如此描述：

学生已经行动起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他们连夜开会，成立了几个大队分头行动。艺工大队的人，没有洗净油彩便去睡觉，不漱口就去扭秧歌，编剧本，排戏，制曲，填词，演奏……把工作安排的层层叠叠。问他们疲惫吗？答曰：“革命工作里没有疲惫。”

除了为入城式做准备外，人们几乎无时不在开会与学习讨论中。无论个人、系级、学生、教授、工警，清华园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学习热潮。同学们贪婪地读着各种新书，热烈地发表个人意见。各种师生座谈会，一个接着一个，讨论着对新社会的认识。

就连浦江清这样的自由派教授，也找来了《大江流日夜》、《苏联行》等进步书籍，并“开始怀着小学生一般的热忱”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和毛泽东著作。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到清华演讲，休息五分钟中，同学递上去的问题如雪片一般，上至国际局势，下至妓女、三轮车夫……诸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今后的中苏邦交政策？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率多少？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了解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因为有太多问题，有太多想法，校方还组织了一个校制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商讨未来的一切。这个委员会由教授会、教联会、校务会、职工会、工警会、学生自治会六个团体联合组成，不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议案，只是谁觉得应该有什么改革之点，便提出来，以便把清华改造成一所人民的大学。

电灯刚通，清华中文系就邀集师生开座谈会。浦江清写道，“同学们表现出乐观气氛，讨论如何走向光明的道路，检讨自己的生活，讨论大学的教育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十点半方散。青年人富于理想，思想激进，中年人注意现实问题，又富于理智，抱怀疑稳健的态度。”

大秧歌，这种源自陕北的舞蹈更是风靡全校。两个同学迎面走来，也要笑着唱着，扭着腰，上前握手才谈起什么。连老师们也加入到这种激情燃烧的舞蹈中，踩着粗犷的鼓点，扭腰转胯。

“这些表现，是一种文化认同。”清华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说，从学术思潮来看，当时的北平知识分子，大多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追寻理性、自由浪漫。清华人更是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中间派教授居多。

“一开始，许多教授会因知识分子固有的敏感而惶恐，把自己当成‘局外人’。要赢得他们，必须在精神价值上与他们取得共识。而共产党所带来的文化，是先进的，生机勃勃的。在共产党带领下实现的国家独立，是鸦片战争以来其他政权均没有做到的。这些，成了知识分子打心底里拥护解放的基础。”

炮声隆隆时，金岳霖曾经想摆个烟摊，了此残生，但跟共产党干部的接触打消了他的顾虑。“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在怀仁堂与毛泽东的碰面，更给他吃了定心丸，主席说，你搞得那一套还是有用的。

放眼金岳霖的朋友圈子，人们均在找寻自己的位置。梁思成、林徽因深夜为解放军标出北京需要保护的名胜古迹，对共产党的一切顾虑都化为乌有；张奚若奔走呼号，“这是中国两千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革命！”沈从文专门来清华园小住，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

1949年元旦，浦江清破例写诗，“故都今日作新京”、“西山爽气朝来异”，不知不觉中，本来抱着怀疑态度的他也兴奋起来，为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摩拳擦掌。

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代表党中央，正式接收清华。这里被宣布为“一所人民的大学”。自此，这座由庚子赔款建起的校园，这个有“国耻纪念碑”之称的学园，洗去了累累伤痕，展现出新纪元的水木清华。入夜，数百学生在军乐团的带领下，围着清华载歌载舞，喜得忘乎所以。

这种特别的时刻，影像比语言更有表现力。滕藤的一张照片，被作为开国的典型记忆，广泛引用。那是他在入城式中被抓拍到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展示了一个19岁少年的风华正茂，展示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也是整个清华，乃至整个中国的写照。

正如冯友兰语，在全中国的解放中，清华是首先被解放的国立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

（参考文献：《峥嵘岁月》、《冯友兰自述》、《浦江清日记》、《清华校史资料汇编》、《刘仁传》等；感谢清华校友会、清华校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资料照片均由何明德提供）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1）

经济第一役

侯健美

此时，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里乱象丛生——百业凋敝，经济几近崩溃，城乡往来中断，物价如脱缰野马一般飞涨。连年的战乱使百姓穷困潦倒，投机商反倒坐地生金。

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黄浦江畔，打响了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新中国经济第一战。

（小标题）人民币受阻

1949年6月，解放不过数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在人来人往的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比平日多了不少“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穿着体面的长衫，有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银元，“哗啦哗啦”地抛玩着，也有的只捏两块“袁大头”在手里，“叮叮咚咚”敲打个不停。上海话里管这些人叫“银牛”，其实就是倒买倒卖的银元贩子。“银牛”们忙不迭地招呼着生意：“大头小头要哇？”“大头小头要哇？”“大头”是指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价格高些；“小头”则是指铸着孙中山先生头像的银元，价格略低。

其时，新政权已经接管了这座著名的城市。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40辆美国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但对大多数市民而言，共产党、解放军、人民币是完全陌生的。人们对于新政权的将信将疑，再加上战乱不休、物价连年飞涨所积淀的心理阴影，迅速红火了街头的银元买卖。银元的市价先是一日一变，后来就成了一日数变。人们只要一拿到钱，得马上一溜儿小跑地找银元贩子换成银元。去晚一会儿，就又是一个价儿了。

银元挑头，上海的物价也顺带着连番上涨。上海解放才刚13天，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物价飞涨的同时，南京路上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牌，讲明只收银元。

一时间，银元、黄金、美钞充斥市场。人民币却只能堆在人民银行的库房里——早晨起来一摞摞地被人提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一摞摞存回来，压根儿进不了流通市场。

投机分子气焰嚣张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但，这才是冰山一角，人民币受阻的背后是一个更加棘手的“烂摊子”。

放眼1949年的华夏大地，农业总产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通货膨胀肆虐多年，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物价上涨8400多亿倍。老百姓的生活艰难竭蹶、无以卒岁。

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着刚刚进城的革命者。对于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大上海的资本家不看好，他们说：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打0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看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但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小标题）陈云出山

共产党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

当时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懂军事懂文学的大有人在，但懂经济的确实不多。陈云懂经济。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2）

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的一座小镇。他自幼父母双亡，靠舅舅抚养长大。舅舅家开了个小饭铺，陈云自小便帮着家人料理铺子里的生意。后来经人介绍，陈云在15岁左右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里当学徒。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企业，陈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还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据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亲眼目睹陈云打算盘，只见手指翻飞，但闻算珠脆响。惊叹之余，赵专门赋诗一首：“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这当然是后话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云在上海开办了一些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周恩来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地道工人阶级出身、却很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1944年，陈云开始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他的革命生涯从此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东北解放后，陈云出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东北的经济在他的主持下迅速恢复。他的理财本事有目共睹，自然成了主政财经的不二人选。

从沈阳动身前，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陈云的回答保持了他惯有的谨慎、稳健、唯实的本色：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1949年5月14日，陈云抵达北平，立刻着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

今年88岁的杨波老人是原轻工业部的老部长，也是陈云的老部下。老人记得，陈云到北平后就在东交民巷的信托公司办公。当时，杨波负责收集各解放区的物价、贸易、货币发行以及生产等经济情况，内容5天向上一报。陈云一到，马上通知他将材料整理好送到东交民巷。

那是杨波第一次见到陈云。老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简单而明快：陈云个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

（小标题）银元之役

上海的银元风波是陈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

6月7日晚，陈云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上海急电。华东财委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关我党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陈云拿个主意。

华东财委的这个决定有充分的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本是银元投机的大本营，那里拥有数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机，再加上数千名打探行情的“银牛”往来出入，交易所实际上操控着全上海大小黑市。

陈云随即复电华东财委，同意查封。当时中财委尚未成立，原有的中财部又即将撤销，所以回电下方只署了两个字：中财。

6月10日上午10点整，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对交易所周边实施了军事封锁。200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进了交易所，里应外合，扣押名单上的238名投机商人一个也没溜掉。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当干警们冲进6楼445房间的时候，屋里的人们还在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络。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交易所4楼的265号房门外，挂着“寿昌金号”的金字招牌，和正当商号别无二致。但屋里光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里。墙壁上挂着一张大大的红纸表格，红纸的最上端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俨然就是一座金融战场上的投机指挥部。

查封行动一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消息传开，市场上银元价格暴跌。

一举端了投机“老巢”之后，华东财委又按照陈云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几番拳脚下来，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住了脚跟。

然而，这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激烈的财经战役才开了个小头。交易所被封了，“银牛”们不见了，但庞大的投机资本并没有消亡，而是蠢蠢欲动暗待时机。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3）

（小标题）投机，更深的危机

周恩来曾讲过一句话：“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

这话说得一点没错。战争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害苦了正当的民族工商业，却使投机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在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几大重要城市不断掀起投机风潮。官僚资本倚仗特权从中渔利，社会闲散资金追逐暴利助纣为虐。即便是少数勉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民族资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也不得不卷入其中，拥着泡沫跳舞。

解放前夕，北平、天津两地的银行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早在1949年4月上海还未解放的时候，平津两地投机商就趁着河北受灾粮食减收、天津纺织工业尚未恢复的时机掀起一次物价波动。政府不得不紧急调运大批粮食入关，又从济南调运小麦运往天津。国营贸易公司在平津两地迅速建起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向市场直接供货，方才将风波平息下去。

据说，蚀了本的投机商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哼，等着吧。

等什么呢？有人问。

等上海打下了，有共产党好瞧的！

这段对话并非没有依据。当时，上海有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多都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的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银元贩子，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的人多达二三十万。工商业更是投机成风，1949年前后，上海的棉纱字号从1937年的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从82家增加到644家，卷烟厂从23家发展到113家，新增厂店大部分不从事实际生产和正常买卖，而是囤积商品或者买空卖空。老百姓中以“踢皮球”为生的，也大有人在。

平津投机商一语成谶，上海解放后，投机的“暴风眼”果然从平津转移到了上海。

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应声而涨。六月的银元风波过后，投机资本正苦于寻不着出路，这下子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黑市放款中的八成都被用于这一轮的粮布投机。

（小标题）坐镇东南

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但投机势力来势汹汹。如果被它得逞，动摇的将不仅是百姓的生活，更是新政权的根基。上海的物价暴涨很快造成了全国市场波动，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首当其冲。7月3日，身处武汉的中共华中局书记邓子恢急电中央，希望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谋求对策。中央采纳了华中局的建议，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财经会议，电召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会。

中财委的组建工作也在加紧进行。7月12日，中财委在北京朝内大街九爷府正式成立，主任陈云，薄一波、马寅初任副主任。

前文提到的杨波，当时被分配到贸易处工作。

情势急迫，中财委成立大会一开完，陈云就动身赶往上海。

上海之行的行政随员名叫刘为。老人生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一接到通知，赶紧跑到北京饭店东楼的铁道部联系火车，又从银行取了一皮箱新的人民币准备上海会议使用。

出发的具体日子老人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那时铁路损毁严重，京沪之间也没有直通车，载着陈云等人的两节车厢，多次更换车头，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记不清走了几天才到了上海郊区。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4）

那个时候，东海一带的岛屿还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上海、南京及长江口沿岸，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前来轰炸和骚扰。车行至上海郊区的昆山车站附近，刘为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车头的蒸汽直往外冒，火车立马来了个急刹车。车里的人马上意识到，遇上空袭了，大家赶紧拥着陈云等人下了车。陈云很镇定，就倚车厢坐着，没有跑远。

事后察看才知道，国民党飞机上的机枪射中了火车头的蒸汽锅炉——幸亏敌机并不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到达上海后，陈云等人住进了苏州河畔的百老汇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大厦）。当时的百老汇大厦和附近的高层建筑屋顶上都架着高射机枪，这一点给刘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机枪是专门用来对付国民党飞机的，这些飞机几乎天天到上海市区上空寻衅滋事。地面上也不太平，上海滩潜伏着大量国民党特务，他们躲在暗处打黑枪、搞破坏，困兽犹斗。

人祸更兼天灾。陈云刚到上海，就赶上了30年未遇的台风。黄浦江水倒灌，市区受淹。人们要手挽着手才敢过马路，南京路闹市区水深及腰，足以行舟，就连市府大厦里的积水都没了膝盖。

困难各种各样，但聚首上海的各区财经干部们却没放在眼里。

7月27日，上海财经会议如期举行。

（小标题）“两白一黑”问题

上海物价是会议的重头戏，陈云把它归结为“两白一黑”的供应问题。“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

陈云在财经会议上给大家算了笔账：1949年5月底，上海一共有550万人，扣除原本的农村人口和陆续还乡的人口，实际只有400万人。以每人每月平均供应22斤米计算，每天有300万斤粮食就够用了。

而300万斤粮食是可以保证供应的。上海每天由政府配售大米100万斤，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当时上海的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市场上每天出售的面粉大概可抵80万斤大米。三者相加，就是260万斤，离实际所需只差几十万斤。通过几天实地走访，陈云发现，大部分市民家里都存有一部分“应急米”，以备不时之需，恰恰可以弥补暂时供应不足的几十万斤。

棉花的供应也与之类似。在接下来的8月至11月，每周按开工4天计算，上海加上青岛生产需棉79万担。各地现有存棉48万担，加上向华东、华北、西北购棉31万担，可以够用。

陈云这么一算，细致具体又切实可行，大家心里都踏实了不少。

事实上，为上海市调运、配售粮食的事，在财经会议召开之前就开始了。

杨波老人记得，当时的铁路公路恢复较慢，汽车也少，运输主要走水路。调运粮食的命令便“顺江而下”，江苏、浙江等地都往上海运粮，浩浩荡荡的送粮船在长江里往来航行。

那个时候，全国解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一，有的地方富裕一些，有的地方困难一些。从富裕地区调运粮食棉花和煤炭比较容易，从困难地区调拨物资自然麻烦一些。

但是陈云明确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因为上海物价如果出现波动，必然影响全国；上海又是全国的工业制造中心，只要上海不停工，生产出来的纺织品和其它工业产品就可以支援全国和作战前线。所以，困难大的时候，陈云就亲自下达命令，布置运输。地方上一见是陈云的命令，就明白事关重大，二话不说坚决执行。

事后统计，7月份中财委通过从各地调拨在上海抛售的棉纱、棉布、大米和面粉分别达到了市场成交总量的37.3%、76.8%、36.3%和34.1%，极大程度上拖住了物价上涨的幅度。

到7月底8月初，江苏常州以西、安徽芜湖以及皖北的早稻开始收获，价格比上海要低，这一次的物价波动才算平息下来。

（小标题）恶性通胀一触即发

除了解决上海问题，上海财经会议还另有重要任务——统一安排后4个月全国的财经工作。讨论过程中，不少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议题：票子能不能少发点？

当时，最棘手的经济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通胀原因一方面在于投机推动，但钞票发行量过大才是根本。削减支出、减少货币发行量，对抑制通胀来说，无疑是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货币能少发么？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5）

新中国就快成立了，中央财政却还是积贫积弱——城市工商业尚待恢复整顿，财政收入主要靠征公粮。老解放区公粮负担已经很重，新解放区又刚刚开征，数量有限。

政府收入少，支出则与日俱增——进军华南、西南的大战役即将全面展开，军费开支不可小觑；解放区军政人员再加上新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全国“吃官饭”的达到650万人以上；再加上赶修铁路、赈济水灾等支出，全国1949年下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5800亿元。

除了财政赤字，为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贸易机构还必须收购必要数量的粮食、新棉、生丝、桐油、茶叶、烟叶、生油、猪鬃等等。上海财经会议上汇总各区情况，计算出收购共需4700亿元，其中现钞收购3400亿元，这部分现钞也只能依靠银行发行人民币。

8月8日，陈云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他认为，票子不可能少发，通货膨胀还会持续，但通胀率可以控制。

按照陈云等人的计算，8月、9月、10月每个月需要发行人民币1633亿元，以7月底钞票发行总量2800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将增加58%，物价指数也应该上涨58%。到了冬季，考虑到解放区扩大，农产品上市，工业生产逐渐恢复等因素，物价上涨率有可能降低。综合种种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众人估计，下半年每月物价上涨率应该保持在50%上下。这是一个尽管比较乐观、但也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

只不过，事态的发展超乎预计。

从1949年8月份开始，华南、西北战事进展神速，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加。到10月底，人民币累计发行1.1万亿元，比7月底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万亿元，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数倍于原先的增长预计。与此同时，物资供应明显不足，西北、西南、华南等新解放地区或是工业稀少、或是生产停顿，需要大批物资支援，华北主要粮食产区又因水灾而减产减量。

新一轮危机的起点依然是上海。

依靠全国的大力支援，上海在7月底8月初成功地稳住了物价。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全国物价的洼地，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为上海物价偏低，货源又相对充足，各地商贩都跑到上海来进货。

货币量大，货物量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触即发。

（小标题）“军队向前进，人民币向后退”

大概谁也没想到，人民军队的所向披靡竟然也影响到了上海物价。

兰州、西宁、银川、广州、贵阳……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按理说，解放地区越大，货币吸收量应该更多；问题在于，华南、西北等地物资紧俏，当地商人便揣着人民币跑到上海来进货，有些部队甚至直接派人到上海添置所需。这就出现了“军队向前进，人民币向后退”的怪现象。结果，本就过量发行的人民币又进一步集中到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

1949年10月中旬，华南商人北上套购纱布，使得纱布价格猛涨，引发新一轮涨风。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飙突进。忍受了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老百姓顿时慌了手脚，举国惊恐。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甚至有委员忧心忡忡地指出：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人民币就会变得跟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了。

对于这些情况，中财委方面其实早有预料。

杨波老人记得，上海财经会议之后，陈云就规定贸易处每天都要制作2张统计表。一张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后来又增加了广州）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变动表；另一张是国家掌握的物资库存情况表。每天下午，负责收集数据的同志就忙活起来，各种绝密数据通过电报、电话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中财委。有关物价的数据来得最晚，夜里11点多钟才能陆续传来。深更半夜，贸易处总会传来清脆的算盘声，噼里啪啦不绝于耳。杨波说，他们必须赶在12点之前把所有数据算好，送到陈云办公室。陈云第二天上班的头一件事就是研究这些数据表。

陈云早就预感到一场大的经济风暴将要来临。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6）

10月3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估计物价仍将继续上涨，且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

陈云还发现，上海是由于纱布短缺继而引起投机。但北方情况有所不同，10月27日，京绥铁路（北京至绥远）因察北发生鼠疫暂时封闭，运粮通道堵塞，北方的投机势力开始对粮食虎视眈眈。

若两方都成了气候，中财委将不得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中财委决定先稳住北方地区。

（小）“空城计”

北方作战的关键还是调粮，陈云急电东北地区，要求紧急调拨粮食支援华北市场。他特意指派中财委副秘书长曹菊如赶往沈阳，坐镇指挥，确保每天发运一趟列车的粮食到北京。

与此同时，北京市开始大张旗鼓地在天坛的空场上晒秋粮，同时又组织人拿席子围粮垛，预备将来存储粮。昔日祭天的皇家圣地里一片劳作景象，场面热火朝天。到天坛的游人可不在少数，消息很快就散布出去。人们纷纷传言：政府手里的粮食多着呐！都是从东北运来的。

投机商贩赶紧跑来打探实情，不看不要紧，一看更发慌——所围的粮垛数量居然每天都在增加，工人们还加班加点、一片忙碌。有沉不住气的投机商偷偷开始放粮了。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是中财委特意安排的一出“空城计”！

与此同时，北京各界对于严惩投机商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个人人喊打的投机粮商叫王振廷，他藏匿拒售，囤积居奇，曾被旧政权逮捕收押。北平解放后，军管会本着宽大为怀的宗旨释放了他。谁知他贪婪成性，阳奉阴违。这次察北鼠疫、京绥线停车，王振廷一看机会又到，开始趁火打劫、一日涨价三次，拼命制造“粮荒”空气。这一回，新政府可没再放过他。北京军管会顺应民意迅速行动，将王振廷为首的16名不法粮商绳之以法。

软硬兼施果然奏效，京津地区本已抬头的物价在11月上旬开始回跌。

这厢腾出手来，中财委便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此前，上海已是十万火急。

华东财委按照以往的对抗经验，指令国营公司全力抛售。从10月10日开始，每天抛出二三十亿元的纱布和粮食，但物价飙涨依旧。11月7日，粮油公司总共抛售大米5.8万余石（1石约为100斤），相当于平时市场成交总量的两倍以上，但大米价格仍然上涨。平价抛售进一步造成上海物资价格低于其它城市，全国的游动资本吹响了进军上海的集结号。10月、11月间汇入上海的钱款比汇出的数量多出202亿元。就算上海的物资再多，也难抵各地游资的围攻，物价再也压不住了。

（小标题）等待时机

11月8日，中财委接到了上海方面的急电。

华东财委在电报中提出：“此次上海物价波动，我们不断抛出物资托住物价，中间曾有三度短期（两三天）的回平，但全国各地对平稳物价步调未能统一，此起彼伏，互相影响，给投机者以机会，增加了平稳物价的困难。”

华东财委的意见与中财委的分析是一致的。这一次，政府面对的是全国的投机势力，单从上海一地来看，抛售数量确实不小，但从全国来看，却不足以平抑涨风。在投机资本充裕的时候，低价抛售，反而让投机商人大占便宜。

怎么办？

以行政手段“冻结物价”是一条路，但会在抑制投机的同时，也抑制了正常的市场调节，反而会损害政府的调控能力。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7）

更可行的办法依然是依靠抛售物资来使市场平稳。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一月有余，国家公粮收入中，除了供给制人员的口粮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来供应市场，加上供销合作组织收购的粮食，可用作商品调用的粮食已经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所掌握的棉纱将近全国产量的一半，棉布则超过一半。这些物资实际上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统一支配和调运。

但陈云迟迟没有动手。

这可急坏了一些中财委委员。当时中财委有委员50位，很多都是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党外民主人士。陈云对他们一向敬重有加，虚心求教。曾有天晚上10点多钟了，陈云还拖住在上海金融界、工商界打拼多年的章乃器先生，让章先生给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贡献了许多好点子。

章乃器后来向自己的儿子回忆说，物价斗争时，他心急火燎，曾几次找到陈云，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加压力，稳住物价。

但这一回，陈云没有采纳章乃器的建议。

时机还没到。陈云曾将中财委所能调运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做了比较，结果发现手中的物资全加起来也不足以抵消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我们手里的物资少，投机商可以调用的资本多，如果贸然抛售物资，只能被对手吸走，根本起不了作用。

资本的本性是贪婪。这一回，陈云就要利用资本的贪婪来布一个“局”。

（小标题）12道密令

11月12日晚，陈云草拟了一份电报，并连夜上报中央。

周恩来看后，当即在电文上做了一个突破常规的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

毛泽东当时正在准备前往莫斯科的国事访问，确实还没睡。电文送至案头，主席看后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11月13日，这封争分夺秒制定出的电报秘密发往全国各地的财政金融部门。

电报上，有12道密令。

这12道密令指示贸易、财税、金融三方部门全面动员。主要内容包括：

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要求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派员前往上海、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还令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速运抵西安；同时收紧银根，下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一律暂停贷款，开征税收，迟发地方经费……

电报发出之后，中财委迅即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奔赴各地，帮忙调运粮食。

位于北京的贸易部里架起了长途电话线，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亲自坐镇统一指挥。几大重要城市每晚电话汇报：市场粮食卖出多少，买进多少，当日价格多少，投机商人吃进多少，吐出多少。中财委每天商讨决定粮棉的次日开牌价，以及需要抛卖多少，买入多少。

战役总指挥陈云更是夙兴夜寐、日夜操劳。陈云后来回忆说：“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陆恺悌是陈云一位老友之子，当时在北京上学，每逢假日就住在陈云家里，他常常在深夜听到陈云屋里传来拨打算盘的声音。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8）

就在这噼里啪啦的算珠声中，一场歼灭战的埋伏圈在千里之外飞快地形成。

（小标题）欲擒故纵

时值秋后，各地公粮陆续征收上来，这为中财委调运物资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短短数日，中财委便从东北调集粮食6000万斤，京津地区准备布匹35万匹（1匹约为33米）、棉纱5000件（1件约为360斤），上海准备了棉布11万匹、棉纱28000件，武汉准备了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大量物资集结完毕，比原来预定的11月25日至30日提前了五六天。

11月20日，战事进入第二阶段。当日，中财委发出指示，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国营贸易公司准备出足够数量的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开始出售。

投机商人们正为连续几天国营贸易公司的“惜售”而憋闷不已，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也不管价钱，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些人也许没有注意到，各地国营公司在放出物资的同时，也在逐步提高商品牌价。

政府的买卖居然也跟着放涨物价！谁也没明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投机商们只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所以，管它价格高低，只要东西到手，一倒手当天就能挣到钱。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只顾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哗哗吸走。银行抽紧了银根，这些人就向高利贷借款。市场日拆（按日计息）暗息在11月初还只有14％。，后来又升至51％。，最后居然到了100％。。

到了11月24日，国营公司出售的物资价格已与黑市价格相当。这个当口，总体物价水平与7月底相比已经上涨了大约2.2倍。在此价格水平上，中财委所掌握的物资已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这意味着双方实力已然对等，可以放手一搏。陈云当机立断，决定收网。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又放任甚至助推物价上涨，等的就是这个时间点！

（小标题）决战

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同时开始大量抛售纱布。一边抛售，一边不断调低牌价。

开始的时候投机商还频频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向滚雪球一样抛售出来，而且越抛越快，他们手里的资金很快就不够用了。

这个节骨眼儿上，中财委几路进兵。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公安部门经过充分准备，对地下钱庄进行了突击清查，查获地下钱庄26家，拘捕了111人，查抄大量支票、黄金、银元和美钞。这一招截断了投机资本的资金来源。接着，中财委又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许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加紧征税，迟交一天，就得罚款税金的3%。

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他们“割肉”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就越快，再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就掉了一半下来。

直到这时，投机商们才看清共产党“以退为进”的手段！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资本被高利贷、工人工资和税款三道“枷锁”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人跳楼自杀，有人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也因大笔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破产。上海的私营粮食批发商一下子倒闭几十家，棉布行投机商亏蚀了253亿元。

年轻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上海工商界人士从此对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刮目相看。一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说：6月的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还有人竖起大拇指说，那个商务印书馆的小个子（指陈云）确实不简单。

《光辉岁月》：经济第一役（9）

（小标题）驯服“通胀”

没过多久，中财委又用同样的手法给了投机商最后一击。

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就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看准这一点，四处囤积粮食，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然后，他们烧香拜佛，就等着年初五财神爷上门。

这一次，中财委做好了万全准备。上海周边已然形成了三道粮食防线：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一线；第三道，东北、华中、四川一线。三道防线合在一起，可以周转的粮食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此外，11月的物价风波过后，陈云再次建议发行公债，控制流通货币量。这一次，中央终于下了决心。1950年1月，中央政府开始发行2万份公债，每份约值人民币12000元。公债发行，银根收紧，拖住了大批游资。

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粮食市场上“红盘”开出。投机商们傻了眼，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投机势力遭到彻头彻尾的失败。

持续十几年、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杨波老人记得，硝烟过后，陈云不无幽默地用他和另两位同志的名字总结了这场战役。陈云说，物价风波是扬（杨）波、又（薄）一波、最后是无（吴）波（时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三个人名字中都带个“波”字，并且都与陈云并肩奋战在新中国的财经战线上。

“红盘”之战以后，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全国基本上转入和平状态。新解放区的财政收入逐步增加，全国城市、农村能够提供更多财源。再加上1950年3月中央政府及时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

多年以后，薄一波曾回忆说，毛泽东对这场经济仗给予过高度评价。主席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打那以后，共产党政权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共和国的财政经济也走上了正轨。RJ172

（参考文献：《新中国成立前后稳定物价的斗争》作者：薛暮桥吴凯泰《统一财经为新中国奠基立业》主编：李海《红色掌柜陈云》作者：熊亮华《新中国第一年的中财委研究》作者：迟爱萍。本文采写过程中，曾得到杨波、许毅、李海、熊亮华、陈勤华、姚明等人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1）

治沟龙须

本报记者赵耕

1949年，古老的北京城获得新生。

国民党政权留给共产党的不仅是一个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烂摊子，而且是一座破败失修脏乱不堪的城市：大半河道淤塞，城市排水系统全然失效，多年陈积于城内的垃圾多达60余万吨。

解放军进城后在市政建设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清运垃圾。紧接着，1950年，新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2.25%，整治了外城最大的污水明沟——龙须沟。这是共产党入城后的第一个市政工程。

小小的龙须沟成了新旧社会对比的象征。它的变迁只是“清洁古城”的小小一隅，却提供了一个观察新生政权执政理念的独特视角。

清洁古城运动

时光倒回六十年前，彼时的北京，是一座破旧肮脏、暮气沉沉的老城。

“到处都是脏土、脏水，野狗满街跑。”建工集团离休干部戴树棠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家住西直门内的他清楚记得，小时候城墙边的垃圾堆得几乎没过了垛口，“三天两头听说，谁家孩子得传染病死了。日本占领时期有一回闹霍乱，宪兵就把住胡同口不让人进出，满街洒上厚厚的白灰消毒，那个味，呛得人睁不开眼睛。”

解放军进城之后在市政建设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清运垃圾。1949年3月24日，就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前一天，轰轰烈烈的垃圾清运行动正式开始。首任市长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员大会上讲话：“假如清洁运动能够获得成绩，那么经过这一运动之后，人民群众会认识到人民政府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政权，而且也能发现各街各闾中的进步的积极分子，从而联系到以后区街政权的建立更容易巩固。”

这次清洁运动历时91天，发动群众7万多人，共运走垃圾201638吨，此后又经1949年11月和1951年3月的两次清洁大扫除，多年陈积在北京城内的60多万吨垃圾终于被清运一空；1949年8月，市政府又颁布了《城市存晒粪便处理办法》，用5个月的时间把城区粪场、粪坑内积存的61万吨粪便搬出了城。

与垃圾和粪便相比，更难治理的是北京城已经“名存实亡”的下水系统。古老的北京曾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城市下水道，传说当年建北京城时，是先修下水道后盖房子，东西向胡同下面是支线沟，南北向街道下面是干线沟，最终汇总到护城河中，即便夏季暴雨，居民院内也很少积水。

但由于长期缺乏管理，到了解放初，北京的街道全长755公里，下水道总长却只有314公里，其中298公里淤塞不通，每逢夏季，积水面积竟能达到城区面积的十五分之一。

难以流动的污水滋生了蚊蝇，蚊蝇又带来了传染病。据统计，1949年，全市因蚊蝇叮咬染上细菌性大脑炎的患者227名，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恶性传染病一旦得上，就意味着死亡。

1950年2月的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在报告年度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下水道在北京是很严重的问题，即或财政再困难，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是关系几百万人民的健康，所以列为市政建设最重要的一项。

对北京下水道的改造，当时曾有两种思路——一是在原有基础上疏通修整，一是放弃故道，另挖新沟。最终，苏联专家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秋天，访苏归来的刘少奇带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等17人组成的苏联市政专家团，帮助北京市制定建设规划。负责下水道工程的苏联专家高莱托夫给市长彭真的秘书马句留下了深刻印象，“干起活来一点也不含糊，常常脱了西服就钻下水道，经过一番察看，发现明朝修的220公里的下水道历经多年还完好如初，只是一大半淤塞了。苏联专家惊叹：想不到你们有这么合理的河湖水系，这么好的下水道。”

1950年2月，苏联专家团提交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建议》，不赞成放弃旧城，另建新城。报告中说，经过调查，有600多年历史的北京城设计非常好，中轴线突出，河湖水系沟通，街道、下水道设计合理。在下水道的问题上，由于发现旧有沟砖的侵蚀程度不大，苏联专家建议通过改善坡度整修旧沟。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2）

这个方案被采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高莱托夫帮市政府算过一笔账，整修旧沟的工程造价，大约只有重建新沟的四分之一左右。

刚刚站稳脚跟的新政权，经济上确实不宽裕——按原定计划，1950年北京将改造13条下水系统，但受财力所限，最终只选定了6个工程先期开工，即南北沟沿系统、崇文门朝阳门系统、安内系统、北新华街系统、棋盘街系统、大石桥系统和龙须沟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选定的6个工程区多数位于外城，在“南穷北杂”的北京，这里历来就是统治者漠不关心的阴暗角落——根据1949年的统计，全城共有公私医院23座，外城只有4座；共有78所中学，外城只有7所；共有下水道314公里，外城只有62公里……

1934年9月，北平市政府出台过一个“污水沟渠初期建设计划”，认为“全市污水沟渠之建设，非数百万元莫办，非本市目前财力之所能及，且值此国难当前、公私交困之际，即设有大规模之污水沟渠，因市民接用，亦须耗相当财力。兹拟具初步污水沟渠建设计划，既先于繁盛街市（如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等）及稠密之住宅区域安设污水干管及支管……”

而共产党的城市建设思路，与之完全相反。

在讨论1950年建设计划时，彭真明确提出，“东、西城一带历来为市政建设注意中心，而群众居住甚多、常来常往的地方，过去反动政府倒是从来不放在眼里，因而我们人民的市政建设方针计划，首先要替劳动人民着想，明显地区别于反动政权的都市建设方针。”

那次会上，彭真还特别提到了龙须沟——“让我们首先消灭掉这条北京历来统治阶级从来不去、从来不管的肮脏臭沟。”

京城最大的卫生死角

今日的金鱼池一带，南面是优美的皇家园林、热闹的红桥市场、崭新的居民小区，那条臭名昭著的龙须沟早已难觅踪迹。只有街边闲来讲古的老人，才会偶尔回忆起那段城南旧事：“龙潭湖是龙头，龙脉就是龙须沟。”

早在明宣德年间，龙须沟就已经见诸记载，它是永乐年间建天坛、山川坛（先农坛）时，为排泄先农坛以西之水而开凿的，北起虎坊桥经永安桥、天桥、红桥，由天坛北墙外折向东南，后与三里河合流，经左安门内一带洼地（今龙潭湖）出城入南护城河，横亘在整个外城的东南部。

据《崇文区志》记载，光绪年之前，龙须沟里的水还是清澈的。那时的龙须沟和陶然亭一样，寒塘芦影，荒冢颓垣，是片极荒凉的所在，只在真武庙西边有四户人家，因地势低洼，遂掘小池养金鱼贩卖为生，此地也由此得名“金鱼池”。

后来，由于贫苦百姓不断迁入，垃圾、渣土越垫越高，才形成了一条沟。先农坛、天坛以北350公顷面积内的雨水、污水全部汇集这条沟里，进入民国时期，龙须沟已经彻底变成了一条臭水沟。

对于这条紧挨着天坛的臭沟，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不可能视若无睹：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街道御史奏请朝廷批准，就对龙须沟进行了第一次疏浚，光绪二十七年再次治理；1918年，龙须沟西段永安桥至仁寿寺、仁寿寺至天桥、虎坊桥至永安桥、天桥至东老虎洞等段明渠被改为暗沟；1947年，北平工务局又挑挖了由精忠庙南口至左安门外护城河全长3760米的明沟……

然而，这六十年间对龙须沟的屡次治理，从未收到任何效果。《北平风俗类征》中对“淘沟工程”有一段颇为讽刺的描述：“一沟夫自一方沟口下降至沟内，应从另一方之沟口钻出，对检查官吏表示沟中无泥，但实际上则仅将沟口附近浚渫，绝无钻过沟中之理，降入沟中与钻出者并非一人，但官吏亦不敢问，盖官吏已由承揽工程者得到充分之报酬矣。”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3）

而在民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上，对于疏浚的不力只能这样敷衍塞责：“旧沟渠淤塞之病由来已久，历年虽有沟工队专司掏挖，然人数既少（仅百余人），又无整个计划，此通彼塞，无济于事，盖积病已深，非支节掏挖之所能收效也。”

到解放前，残长6300余米的龙须沟已经成了北京城最大的一个卫生死角——外城全部人口50万，其中40万人的生活污水都要流到这条曲折狭小的臭沟中，沟里的脏水泛着古铜锈色，一年至少有九个月臭气熏天。

话剧《龙须沟》里程疯子有一段快板：“六坛八庙颐和园，要说修，都该修，为什么先修咱龙须沟？这儿脏，这儿臭，这儿的老百姓最难受。”——如今的金鱼池社区里还居住着不少龙须沟边的老住户，提及当年的生活，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舍写《龙须沟》，一点儿没有夸张。”

“好多人都觉得，那么浅的沟，哪儿就能把小妞子淹死了？其实，那条沟里淹死的人多了。”家住金鱼池社区的赵玉兰回忆说，“就像话剧里说的，那会儿上一趟厕所、打一趟水要跑二里多地，都得由沟上跨过去。哪有桥啊，就几根破劈柴棍子一搭，尤其冬天，弄不好就掉下去——我老伴就掉进去过。”

生长在龙须沟边的徐亚兰至今还记得自己家那间破旧的秫秸房：“我家七口人，房子17平方米。房门口就是臭沟，脏极了，苍蝇和大尾巴蛆一团一团的。房背后是马路，让渣土、垃圾垫得特别高，一迈腿就能上房。一下雨，水就全灌我们家院里，米坛子面坛子都能漂起来。”

龙须沟周边的住户，是整个北京城里最穷的人，那些焊洋铁壶的、卖小金鱼的，因为有个生计，在这里都算是“富户”。“解放前我老伴给人掐豆芽菜赚钱，掐一斤能赚二厘，就算很不错了。”赵玉兰说，“更多的是逃难过来的人，连房子都没有，就支一个棚子，慢慢生活好点了，才能盖秫秸房，加上泥，上边再苫上草，小妞子家住的房子不就是这样吗？”

除了肮脏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龙须沟边的居民还要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早在1947年，北平市工务局就在调查中发现，“该沟附近居民死亡率亦特高。”徐亚兰原本在家里排行老九，她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这边的孩子动不动就得天花、麻疹。那时候哪有医院？哪有妇幼保健站？死了就找个地方一埋，好多老人，一辈子生过不少孩子，到头来一个都留不住。还填沟？还治病？想都没想过。”

疏浚方案七选一

1950年2月，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首先修建龙须沟下水道工程。

当时北京负责上下水道工程的，是一个月前刚刚成立的卫生工程局，具体负责龙须沟工程设计、建设的，则是卫生工程局的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陈明绍。

1949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六名党外大学教授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即清华大学的吴晗、梁思成、王明之，北京大学的严镜清、陈明绍和燕京大学的翁独健。

那一年陈明绍只有35岁，是六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刚刚加入九三学社不久的他一心喜欢教书，原本对从政毫无兴趣，更何况，当时在北大教授中间盛传着一种疑虑——共产党打仗没的说，建设城市能行吗？

为了请陈明绍出山，当时的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没少费心思，“我岳父那时候赋闲在家，曹言行背着我，先给我岳父安排了工作。后来，我岳父也来劝我离开学校，我还怎么推辞呢？”已经95岁高龄的陈明绍老人笑呵呵地回忆说。

陈明绍学的是土木工程，对上下水道系统的设计、施工算是半个“门外汉”，上手就设计龙须沟这样的重点工程，对他本人也是个不小的考验。

“1950年我们卫生工程局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清挖下水道，还要疏浚河湖。‘三海’就是那一年清的淤——那时候新中国立足未稳，毛主席担心北京被围城，把‘三海’挖深的另一层考虑是便于存水，”陈明绍回忆说，“但做这些工程，我们之前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我提出来，从龙须沟开始，实行‘设计施工一元化’——过去施工都包给工程队，我们则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这样便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马上就可以应用到后面的其他工程中。”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4）

1950年3月，陈明绍开始带队钻探龙须沟一带的地质，才第一次见到了这条传说中的臭沟，“黑水横流，臭极了。”龙须沟一带的地质条件也不容乐观——地面全是陈年堆积的层层垃圾，5米以下才能见到原始地面，但60厘米以下就有了地下水，土质极差；地形非常低洼，还要容纳宣外大街以东、崇外大街以西，和琉璃厂、鲜鱼口、兴隆街、木厂胡同以南、先农坛、天坛以北350公顷面积内每秒14立方米的雨水和污水……

测算的结果是，要想完全解决龙须沟地区的排水问题，必须修建直径2.4米至3.8米的管沟，或相当于这个直径的方沟。但是，这样施工时就要刨出五六米深的沟槽——旁边的住宅都紧挨着沟沿，必须得拆除一部分房屋不可。不但如此，因为沟的横截面变大，出水口也得相应降低，因此南护城河需要平均挖深六七米，下游的铁路桥、左安门、广渠门吊桥等必须拆除重建……

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施工条件，这样“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此后一个月间，陈明绍反反复复拿出过七种方案，最终，“分流”方案获得了通过——在东晓市大街和永定门大街修建直径1.25米的管沟和两条双孔方沟，使上游来水分两路排出；在金鱼池大街、天坛北坛根修建一条直径80厘米的管沟，以排泄原龙须沟本身左右的雨水和污水；东晓市大街及东龙须沟下游因为居民稀少，将来发展方向未定，只加疏浚，不另建沟；一年后在三里河至大石桥及虎坊桥至南护城河修建下水道两条，菜市口至磁器口大街以北地区的来水分别由此两沟排出，以减轻东晓市大街及永内大街两沟的负担……

“这些方案看起来很复杂，但总的思路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地上的明沟改为地下暗沟。”陈明绍说，“改暗沟要花很多钱，但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按照当时的计算方法，龙须沟工程的概算为693.4万斤小米，约占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的18.43％。查阅资料可知，1950年北京市的预算收入总额为29650万斤小米，支出总额为30807万斤小米，其中市政建设费占19.21％，仅次于生产投资或贷款所占21.81％的比例——也就是说，那一年北京市政府把预算支出的2.25％，用在了这条臭沟的治理上。

解放军来挖沟

1950年5月16日，龙须沟工程正式开工了。

“一听说龙须沟有人管了，老百姓激动坏了，敲锣打鼓地欢迎，沟边插满了彩旗，”徐亚兰听老辈人描述过当时的场景，“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来挖沟，除了工人，还有老百姓，有官员和很多士兵。”

当年15岁的戴树棠，就是参与挑挖龙须沟的年轻士兵之一。那时他入伍刚刚一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负责南城的防务。

“刚解放条件特别艰苦，我们连军装都没有，只能穿国民党的旧制服。”戴树棠回忆说，“1950年全军就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鼓励部队根据驻地情况参加劳动，生产自救。那年早春，我们在天津南边的汉沽挖盐，刚回来就接到通知，让每个营抽一个连，去挖龙须沟，我们连正好被抽中了。”

戴树棠所在部队的驻地就在永定门外，但年纪尚小的他，从来不知道不远处有这样一条肮脏的臭沟，“刚接到命令还挺兴奋——龙须沟，这么雅的名儿，该不会是什么皇家园林吧？到现场一看就傻眼了，弯弯曲曲十好几里地的一条大臭沟，沟面得有六七米宽。那会儿天还不热，沟里也没什么水，就是一层厚厚的黑泥，里面全是垃圾、粪便、死猫烂狗，无比的臭。”

战士们的工作只是清除污泥和挖掘土方，每个连负责300米，戴树棠清楚记得，自己连队工作的区域，在今天的天坛南门到天桥一带的路东。“先开始用铁锹，结果一扬就成了‘天女散花’，弄得我们满头满身都是臭泥，还没地方洗。后来有经验的人出主意，改用桶淘泥，一桶桶地往沟外边倒。光把那三四米厚的臭泥挖干净，就用了十多天，后来见到了下面的干土，才好挖一点，那也足干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得干八小时以上——真是累啊，那时候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

与“生产自救”不同的是，清挖龙须沟是义务劳动，战士们没有拿到任何薪水，唯一的补偿，就是伙食改善了些——由硌牙的小米饭，换成了杂合面和白面的“两样馒头”加咸菜疙瘩。这也足以使年轻的战士们兴奋不已了，每天中午蹲在沟沿上的简单午餐，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周围的老百姓那么穷，看我们在这儿干啃馒头，还老给我们送水。”戴树棠说，“我还记得，有个50多岁的老大娘跟我说，她蹬了一辈子三轮的老伴和刚满15岁的儿子，因为得了传染病没钱治，前后脚都死了。现在解放军来挖沟，她特别感激。”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5）

1950年7月31日，龙须沟一期工程竣工，永内大街东便道、东晓市大街、金鱼池大街和天坛北坛根4条下水道干管被成功埋入地下，龙须沟西段6070米的明沟被率先填平。

卫生工程局长的检讨

仅仅几天之后，8月3日，北京城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24小时内降水量接近历史上8月的总降水量。从前夏季每逢大雨，天桥一带的积水能留存12小时以上，这一次，积水在1小时内就全部排空了。

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大雨过后，天坛北坛根一带紧挨着新建排水沟的不少居民院，还是被雨水灌满了——政府下这样大力气修的新沟，就如此经不起考验吗？

大水退去之后，北坛根的老百姓找到具体负责的工程师，却得到这样的答复：“这一带住户院子低洼，无法安排支沟排水——修沟是为了大多数居民，不能‘照顾’个别住户。”

水不能排泄，房子倒了怎么办？

“这些房子本来就快塌了，政府将来给你们盖新的。”

工程师的态度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很快，包括北坛根积水在内的龙须沟一期工程的部分问题见诸报端，并被逐级反映到了区里、市里——

永内大沟修建时曾倒塌100厘米又重新修起，拌混凝土不把石子洗净，砌沟墙也不把砖泡透，影响坚固程度。

工地曾丢失木料五六十块，直到派出所查获后通知领取，工地负责人才发现失窃。

有群众来信举报，某管科人员因疏忽造成水泥受潮硬化不能使用，怕上级发觉而将十数袋水泥偷偷埋于地下。

……

接到举报之后，身为龙须沟工程总负责人的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立刻去实地了解情况，并邀请当地老百姓和区里建设科、派出所的同志召开座谈会，讨论出了具体解决办法。

1950年10月9日，曹言行就龙须沟一期工程出现的问题，向彭真递交了一份千余字的检讨报告：“做工程计划设计时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未征询过当地居民的意见，工程进行中虽听了很多居民的反映但不够重视亦未向上报告，领导上也未能抓紧及时检查，以致发生了一些问题……”

对于北坛根积水问题，卫生工程局制定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北坛根一带重新修建了排水管，原来高出路面的雨水口被适当降低，原先与龙须沟干沟相接的高谊胡同、西园子、黄庄等处无支沟的胡同全部新建了排水支沟。

10月13日，彭真在曹言行的检讨报告上作出批示：“你的这份检讨很好。我们能在事后取得经验，即可改进今后的工作。本来这些缺点、事故在我们还缺乏经验的时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就在彭真作出批示的前一天，1950年10月12日，龙须沟二期工程开工了。

二期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埋设红桥至南护城河全长2433米的下水道干管，全部由卫生工程局自己的施工队伍完成。“那时候我们刚刚接收了一个混凝土制管厂，龙须沟工程所用的下水管都是那里制造的。”陈明绍至今还记得，老家在山东的曹言行每每把“制管厂”念成“机关枪”，“龙须沟用的管子直径有一米多，每段一米多长，这样一段一段接起来。当时也没有吊车什么的机械设备，就靠工人手搬肩扛，下到已经挖好的沟里去。”

1950年11月22日，龙须沟工程全部竣工，工程共计完成新建干支管下水道9380.7米，疏浚明沟199米，填平旧暗沟土方11820立方米。一条宽阔平坦的马路，彻底掩盖了龙须沟昔日的模样。

以工代赈

1950年的冬天，龙须沟的居民们第一次用上了渗沟眼。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6）

“以前都没见过，就在原来龙须沟的北边，修起了一个大圆池子，上面有一米见方的方形大铁箅子，附近住户所有的脏水都可以倒在里面，大一点的杂物留在箅子上，扫街的会一天几次过来清理。”徐亚兰回忆说，“臭沟没有了，老百姓也就自觉地特别注意环境卫生，经常自发地组织起来扫街，带着自己家的笤帚簸箕，可积极了。”1950年，就在清挖龙须沟的同时，金鱼池一带还发现了七名流行性脑炎患者，其中五人死亡。1951年后，这种病在当地再没有发生过一例。

龙须沟工程带来的不仅是环境卫生的改善。据崇文区相关档案记载，工程完工后，政府在龙须沟一带新设电线杆38根，路灯66个，自来水站5处，改良水井一处。沟边的几千户老百姓，从此不必再喝苦涩肮脏、还比自来水贵上四五倍的井水了。

相对于上世纪60年代的平房上楼和2001年的危房改造，金鱼池的居民们都愿意把1950年称为“金鱼池的第一次变迁”，“看这边的老百姓太穷，过的日子太差，那年挖沟的同时，政府还掏钱帮穷人盖了房子。从前的茅草房变成砖瓦房了，虽然也挺简陋，但至少夏天不漏雨，冬天不挨冻了。”赵玉兰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1950年前后，龙须沟边的不少老百姓又有了新的生计。

“那年我们卫生工程局的施工任务非常繁重，算算光挖土方就要挖140多万立方米，但是全局的清洁队和工程队加在一起才1500多人。所以我们采取了以工代赈、按件计资的方式，由卫生工程局直接经营项目，不找具体的承包单位，也省掉一层盘剥，同样的工程，找人承包的价格是自己做的两三倍。”陈明绍说，“当然，技术性强的工作，比如埋管子，还是由我们的技术工程队来做，但是像清挖下水道、疏浚河湖这样的工作，就找来了很多失业的工人和郊区农民。”

那时候，北京郊区的农民刚刚经过土改，从地主们手中分得了自己的土地，但是刚刚翻身的他们，大半无力购买肥料。龙须沟里淤积几十年的污泥，对沟边居民来说是避之不及的厌物，对郊区农民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宝贝。挖出来的污泥用马车运出城，再混上马粪，就是极好的肥料。一来政府省下了清运费，二来能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

更何况，参加清挖下水道的工作，平均一人一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可以赚到十几斤。因此不但北京郊区的农民积极参加，就连河北三河、天津宝坻一带的受灾农民，都有进京参与挑挖下水道的。

为自己干活，这些临时的工人们自然也有着不一样的心气儿与动力。卫生工程局作过统计，解放前的挖沟工人，每人每天挖0.3立方米就算不错了，龙须沟工程的平均工作效率则达到了惊人的0.91立方米——工人们为了抢工，往往节假日都不休息。

“以工代赈”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然还是龙须沟边的居民——这里的穷人，曾经是北京城里工作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据《崇文区志》记载：1950年，仅崇文区就有失业工人和市民699人参加了掏挖龙须沟、大石桥、后河沿臭水沟的工程，总计掏挖淤泥5561车，换回小米2.11万公斤；同年，市民政局为龙须沟工程拨修房救济金1亿元（旧币），其余从市政建设费中筹拨，临时救济过程中，先后开展过三次“以工代赈”工程，第一次就是疏浚龙须沟、前三门等七处河道的卫生防疫工程，参加者共有1850人。

龙须沟工程结束后，沟边的居民们也没有再回复到失业的状态。填平臭沟后不久，金鱼池一带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许多家国营工厂，元件厂、制钉厂、帽厂、袜厂……龙须沟边本就是手工业者聚居区，这些轻工业小厂吸纳了附近居民中的大多数劳动力，更让那些很少走出家门的底层妇女，有了全新的社会角色。

赵玉兰的大姑姐就是最早进入工厂的女工之一。“她不到20岁就有孩子了，从前哪儿也去不了，只能抱着孩子天天在臭沟边上转，全家就靠丈夫卖点针头线脑度日，根本想不到自己也能挣钱养家。”赵玉兰说，“解放之后不但能上班赚钱，厂子里还给女工喂奶时间。我们邻居刚生孩子就上班了，她每天出门前把孩子垫好了，中间可以回来喂奶、换尿布，然后再回厂子，一个月能挣个15块钱。从前最苦的就是妇女，现在有了经济来源，自然也就有社会地位了。”

《光辉岁月》：治沟龙须（7）

“八大臭沟”绝迹

改造龙须沟，仅仅是建国后北京城市上下水道建设的第一步。“龙须沟不是北京城里唯一的一条排水明沟。”陈明绍说，“解放初北京号称有‘八大臭沟’，后来我们卫生工程局把大石桥、夕照寺、右安门内、陶然亭、铜法寺、李广桥和泡子河的七处明沟也逐一改造了，才把这‘八大臭沟’全部消灭。同时我们在复兴门外关厢、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这些地方都新建了下水道，大概用了三年多时间，一共新建了91公里下水道。”

就在清挖龙须沟的同一年，南北河沿、北新华街、大石桥、安定门、棋盘街和崇文门至朝阳门等六大城市下水系统得到疏浚；全长7662米的前三门护城河和北海、中海、南海完成清淤；什刹海、后海、积水潭和西海这四个“死海”又有了活水……

到1952年，北京城内266.6公里的旧有下水道已全部经过掏挖整修，恢复了排水功能，加上新建的工程，全市绝大部分地区都有了下水道干线，总计受水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94.5％，近百处大小积水区从此消失。

1951年初，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在报告解放后第二年北京的市政建设情况时说：由于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公共卫生工作的加强，1950年，全市伤寒患者比1949年减少了2.4倍，死亡者减少了2.2倍；产妇死亡率减少了千分之四点六，婴儿死亡率减少千分之二十二点一；1950年全市人口虽增加了近20万人，人口死亡数却比上一年减少了1880人……

《北京卫生大事记》则记录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37年起，天花在北京市每年爆发一次，仅1949年1至5月间，全市就发现天花患者190人，死亡90人；一年后的1950年，这种旧社会令人谈之色变的恶疾在北京永久绝迹。

从龙须沟到《龙须沟》

1950年的一天，刚刚从美国归来的老舍敲开了陈明绍家的门。

陈明绍清楚记得，陪同老舍前来的，是自己在清华的同学端木蕻良：“后来他去了解放区，我们很多年没有见了。这次他陪老舍来，就是了解龙须沟的情况，说是要写剧本。”

话剧《龙须沟》的诞生，缘于当年彭真的一份提案，后来这份提案委托北京人艺老院长李伯钊贯彻执行，李伯钊就把这个任务以及治理龙须沟的施政计划等材料交给了老舍。

1950年盛夏的一天，因为腿部神经痛行动不便的老舍拄着拐杖，带着年轻的助手濮思温，和李伯钊一起来到了龙须沟边。

“应该说《龙须沟》是先生的一篇急就章，我记得从先生接触这一题材起，到脱稿，其间未及一个月。”多年以后，濮思温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老舍先生只去了龙须沟一趟，而且并不像我们那样带什么笔记本。除了那根手杖，他是妙手空空。他也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死盯着人问什么‘感想’啊之类的话题，而只是谈了些具体的事儿，如缝袖口能挣多少钱之类的琐事……我想这是因为老舍先生心中贮存着各形各色、不同性格的北京人的缘故，而且他三笔两划就能把他们表现得栩栩如生。因此，他让这些人物住在龙须沟还是太平湖，是卖切糕还是摆小摊，问题都不是很大的了。”

濮思温还记得，就是这仅有的一次龙须沟之行，还为话剧添上了生动而真实的细节——丁四嫂雨夜打伞蹲在炕上，把正在做的活计顶在头上的情节，就源于老舍与沟边大娘大嫂们的一次交谈。

创作这样一出话剧，对于已经著作等身的老舍来说，同样是个挑战——他不得不面对创作思路上的一次巨大转换。“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一年后，老舍在《〈龙须沟〉写作经过》中开门见山地写道，“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

在这篇文章中，老舍说明了他接受《龙须沟》写作任务的原因，“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做。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

1951年2月，北平解放两周年之际，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导演、北京人艺排演的《龙须沟》在北京剧场正式公演，市长彭真亲自题写了剧名。几个月之后，《龙须沟》登上了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这是毛泽东在“进城”之后观看的第一部话剧。

为了排《龙须沟》，以要求严格著称的焦菊隐给全体演员下了死命令——每个人都要去龙须沟体验生活，去接触百姓，去寻找“认同感?。最终，于是之、郑榕、叶子等的出色表演轰动了京城，《龙须沟》在新中国的话剧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老舍也由此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在话剧《龙须沟》的结尾处，住上新房子、有了新工作的程疯子又一次唱起了他的快板：“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做工，国泰民安享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