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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古代遗址与神话(1)

- 第2节：古代遗址与神话(2)

- 第3节：古代遗址与神话(3)

- 第4节：古代遗址与神话(4)

- 第5节：古代遗址与神话(5)

- 第6节：古代遗址与神话(6)

- 第7节：古代遗址与神话(7)

- 第8节：文字与青铜器(1)

- 第9节：文字与青铜器(2)

- 第10节：文字与青铜器(3)

- 第11节：文字与青铜器(4)

- 第12节：殷周革命(1)

- 第13节：殷周革命(2)

- 第14节：殷周革命(3)

- 第15节：殷周革命(4)

- 第16节：殷周革命(5)

- 第17节：封建之世(1)

- 第18节：封建之世(2)

- 第19节：封建之世(3)

- 第20节：封建之世(4)

- 第21节：从春秋到战国(1)

- 第22节：从春秋到战国(2)

- 第23节：从春秋到战国(3)

- 第24节：从春秋到战国(4)

- 第25节：从春秋到战国(5)

- 第26节：从春秋到战国(6)

- 第27节：统一之路(1)

- 第28节：统一之路(2)

- 第29节：统一之路(3)

- 第30节：统一之路(4)

- 第31节：统一之路(5)

- 第32节：土崩瓦解(1)

- 第33节：土崩瓦解(2)

- 第34节：土崩瓦解(3)

- 第35节：土崩瓦解(4)

- 第36节：土崩瓦解(5)

- 第37节：土崩瓦解(6)

- 第38节：土崩瓦解(7)

- 第39节：汉风起兮(1)

- 第40节：汉风起兮(2)

- 第41节：汉风起兮(3)

- 第42节：汉风起兮(4)

- 第43节：汉风起兮(5)

- 第44节：荣光时代(1)

- 第45节：荣光时代(2)

- 第46节：荣光时代(3)

- 第47节：荣光时代(4)

- 第48节：荣光时代(5)

- 第49节：盛极而衰(1)

- 第50节：盛极而衰(2)

- 第51节：盛极而衰(3)

- 第52节：盛极而衰(4)

- 第53节：盛极而衰(5)

- 第54节：盛极而衰(6)

- 第55节：汉之灭亡与复兴(1)

- 第56节：汉之灭亡与复兴(2)

- 第57节：汉之灭亡与复兴(3)

- 第58节：汉之灭亡与复兴(4)

- 第59节：汉之灭亡与复兴(5)

- 第60节：汉之灭亡与复兴(6)

第1节：古代遗址与神话(1)

古代遗址与神话

1

“梦幻般的夏王朝遗址？”

这是日本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报纸的头版头条，介绍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古学调查报告。

——真是如此重大的事情么？

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甚至连广播电视台的人都上门来问。

“梦幻”这个词惹人遐想；同样，“到底有没有夏王朝”这个说法也让人疑窦重重。

以《史记》为首的中国古代史书，记录了三皇五帝之后夏殷周三个世袭王朝的交替过程。只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内，划分神话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时间点成了一个问题。三皇五帝属于神话时代，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疑问。

现代史学对于缺乏证据的传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殷王朝的存在性就曾受到广泛质疑。中国史学家中很少有人主张殷王朝不存在，但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多，“不存在”一说基本已成定论。日本的白鸟库吉（1865—1942）论证了“殷王朝虚构说”的合理性。大概从1899年起，人们开始关注甲骨，不久就确认了殷墟的存在。仅在二战之前，对殷墟的发掘就进行了15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1950年开始，发掘工作得以再度展开。

甲骨上刻有文字。对殷人来说，所有事情都可以占卜，从气象到狩猎成果，无所不包。所谓甲骨，指的是龟甲和兽骨。在甲骨上刻阴字，然后灼烧出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举个例子，想占卜“明天下不下雨”，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刻上去，这叫做“贞问之辞”。钻灼后出现裂纹，对此进行判断的人叫做“贞人”，由他来揭示结果。比如他在甲骨上刻了“明天下雨”，这叫做“繇辞”。有时刻字在“下雨”或“没下雨”已经发生后进行，此时叫做“征验之辞”。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被统称为“卜辞”或“契文”。

卜辞相当于现在汉字的远祖，所以解读卜辞并不困难。卜辞中，关于王的出入平安与否和梦兆吉凶的贞问比较多，提及王的祖先的也不少。由这些卜辞，人们知道了殷的历代王名。如果和《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述相对照，二者的王室世系基本一致。于是，殷王朝的存在性就不容置疑了。只是年代还需确认，不过可以推定，殷王朝推翻它的前朝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之后世系延续了四百多年。

那么，殷王朝创始人成汤即武王所消灭的“夏王朝”，到底存在过吗？

迄今所发现的甲骨文，仅有殷武丁前后到殷灭亡（推定是在公元前1028年）之间约二百多年这一部分。假如殷王朝持续了四百年，前半部分的记录就缺失了。

我们和《史记》保持一致，用“殷”来称呼这个王朝。不过，相较“殷”而言，现在的中国多用“商”来称呼。《史记》中记载，殷的远祖契，是舜的司徒，受封于商地，以“商”作为王朝的别名由此而来。虽然几经迁都，但王朝子民都没有停用过“商”这个自称。

殷墟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片，还有王都遗址及王陵，所以其存在性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之前的夏王朝的存在与否，则无明确的证据佐证。

最近，遗址的发现使报纸版面的讨论氛围活跃了起来。不过，仅就目前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断言这就是夏王朝的遗址。在和夏王朝有关的遗址考察中，若有如甲骨文那样的文字出土就好办了，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报告。遗址虽然被城墙围起来，但是作为王都，还是被认为面积过于狭小。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公元前2000年的王朝王都，规模大不到哪里去才对。按古代传说所言，由禹开创的中国最早的世袭王朝夏，共十四代十七王（因有兄弟继承等），持续了四百七十年。

暂且不管夏王朝有没有存在过，真实存在的殷王朝的确推翻了之前的世袭王朝。无论甲骨文还是口头传承都表明，殷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

甲骨文中的“夏”字，上半部分是个，头上像是戴着鸟羽饰品，脸上像是戴着面具。在古代，领导人类群体的是上知天意的巫师。“夏”字的上半部分说的就是这种巫师，而下半部分的“夂”，描绘的是双脚舞动的样子。“夏”，指的是上知天意的伟大人物，也就有了“伟大”的意思。

第2节：古代遗址与神话(2)

再没有别的字比这更适合做王朝的名称了吧。而用这个字来指代草木最繁茂的季节，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说，“夏”和“下”同音，有和“天上”相对的“天下”的含义。总之，不管理解成“伟大”还是“天下”，用“夏”做王朝名称都是很合适的。

还有一种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个家族都被称为“夏”。这样，“夏”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固有名词，而是普通名词性质的了。

暂且不论夏王朝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世袭王朝或仅仅是个神话传说中的时代，要知道，即便是神话，也应该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历史。从地下出土的遗物中，即可窥见古代历史的一斑。此外，如果让神话附丽其上，并透过神话看历史，亦不失为一种方法。神话虽不是历史本身，但将神话从历史中剔除，也显得过于极端。

2

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从中可以窥见国家成立的过程。中国神话的特征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片断性，而没有系统性。例如，有个叫共工的神，按理说已在尧的时代被杀于幽州，然而在舜的时代他又被流放到幽州，接下来在禹的时代又被驱逐。而讨伐共工的神——祝融也同样出现在多个意想不到的时代中。可能这些并不是神的名字，而是民族或官职的名称。我们所熟悉的善使弓的名人羿，曾仕于尧，但又出现在夏代，还驱逐过夏的太康（夏王朝第三任王），这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记述。

像这样与时代毫无关联的神，我称之为“徘徊之神”。羿很可能是个狩猎民族的首领，这样，他出现在多个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如此，神话还是过于零碎，无法建立起一个体系。

神话是故事，讲故事的人肯定是想表达或说明一些思想，而不仅仅是漫无目的地讲述一件有趣的事。以日本神话为例，它说明的正是大和朝廷的成立过程——“天孙降临”，被称为“天神”的群体开始吸纳、吞并地方豪强。“让国”等传说中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地方豪强被叫做“国神”。天孙族把地方豪强纳入自己的统治，成立了大和朝廷。《古事记》的神话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天孙族采取措施，在本无血缘关系的群体种族之间缔造血缘关系。

所有的国家（以族群为表现形式）都会用神话来描述本国的诞生过程。中国的正统王朝经常易位更迭。前文已经提到，夏王朝可能是由几个世袭家族构成，如果发生易代，新王朝不会沿用前朝的神话，而会创造自己的神话。当这个新王朝又被取代的时候，下一个王朝的神话就又新鲜出炉了，这样就很快进入了历史时代。

中国的正统王朝屡屡改朝换代，导致神话就像散落一地的碎片。因此，中国的神话具有片断性且没有系统性，这是必然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个结果而迅速得出中国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系统性思考的结论。

尽管深具片段性，但中国的神话也因国土的宽广而以碎片的状态保留下来。一个族群就算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失去了主流的宝座，也可以逃到其他土地上栖身。虽因势力衰微失去了生动传播本族神话的力量，但神话的部分内容可以以某种形式残存下来。

神话本来就是超出时代的事物，想把神话和历史时代进行无缝对接是做不到的。

如果历史时代可以从人类拥有文化开始算起，那么新石器时代就是历史的曙光。

1921年，瑞典的考古学者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此之前，中国确实被认为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而在这里，彩陶的出土让安特生非常惊喜，因为这种彩陶和中亚的安诺以及乌克兰特里波列的陶器非常相似，所以他认定中国的文化是由西方传入的。

仰韶文化因出土之地而得名，该文化擅长在红陶的基础上，创作造型、样式，制造彩纹陶器。仰韶文化成了通用的学术名称。在此后的调查中，此处又多次出土了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当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安特生所处时代的考古学必定是极为稚嫩的。

第3节：古代遗址与神话(3)

醉心于彩陶的安特生，坚信文化由西传来，于是他来到西部的甘肃进行调查，收集甘肃彩陶，并完成了六期的编年分类。不过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研究推翻了他的“彩陶西来说”，考古学的新式武器——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法登台亮相。通过测定，安特生发掘的甘肃彩陶遗址中最古老的曹家嘴遗址所处年代为4540年前（误差在100年内）。1952年，在西安市郊建造发电厂时发现了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测定值为6080年前（误差在110年内），比甘肃的遗址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很明显，彩陶不是由西传入，而是从东部向甘肃传播的。

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对的，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对龙山文化存在性的确认在1930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进行，大约就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十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实施发掘的不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掘地点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因此镇而得名。

彩陶是用手捻捏来制作陶器形状，而龙山黑陶已经开始使用旋盘。和仰韶比较厚的彩陶相比，龙山黑陶比较薄，内有陶胎，甚至有像蛋壳一样薄的。因二者在制陶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故有人认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仰韶和龙山虽然都在黄河流域附近，但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达到了约760公里。

中国学者傅斯年（1896—1950）于1935年发表《夷夏东西说》，引起很大反响。这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东有夷族，西有夏族，历史在这两族的接触中展开。由于东西部发现的文化遗址性质不同，两族并立的看法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如此一来，如果把殷看作夷族政权，夏为夏族政权，那么此前被史书认为夏和殷是承接的纵向关系，就要变成同时存在于东西方的横向关系了。

日本的内藤湖南（1866—1934）思考的方向正好与傅斯年相反。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东方崛起的是夏，而在西部内陆崛起的则是殷。这种看法同样没有机械性地把殷放在夏之后，而考虑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存在，这一点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有共通的地方。

不过，紧接着仰韶、龙山的发掘，重要的庙底沟（河南省）和半坡的发掘也开始进行。此外，考古学研究所的夏鼐（1910—1985）也对仰韶进行了再调查，使“东西说”基本被否定。

“东西说”被提出的缘由，是仰韶和半坡的遗址中，在以彩陶为特长的仰韶文化层之上，还叠加了以薄黑陶为特长的龙山文化层。

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虽然分居东西，但核心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分上下两层被发掘出来，故两种文化并非性质不同。仰韶到龙山之间是纵向的发展关系，这种看法更为合理。

仰韶和龙山间的关系，与日本的绳文式文化和弥生式文化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一说两种文化核心性质不同，另一说弥生式文化是绳文式文化的继承者。绳文人和弥生人的骨骼，除后者身高略高以外，与现代日本人似乎没什么不同。

由绳文式文化到弥生式文化的转换、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转换，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没有任何刺激诱因就转到了不同的文化阶段，这是不可能的。

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工具的使用与否。火的使用虽然是一个显著的不同点，但取火却是人类借助自己设计的工具来完成的。上述四种中日文化，都以制作陶器而知名。

因此，考察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仍然应该把工具的发展放在重点。

3

仰韶文化的彩陶制作靠手捻捏，而龙山文化的黑陶则使用了旋盘这种新式工具。人类的智慧总是在进步。不光是旋盘，农耕、狩猎、捕鱼等已经存在于仰韶文化的产业，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所用的工具比以前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首先概览一下仰韶时期的文化。发现于1952年的半坡遗址在西安郊外，位于浐河东岸约0.8公里、高出河床9米的地方，可称得上是仰韶文化的代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作了详尽的调查，用很大的铁架圆顶予以遮盖，并建成了一座大博物馆。

第4节：古代遗址与神话(4)

对于发掘出来的遗址，常规做法是在调查结束后将其重新掩埋，下次调查时再进行重新挖掘，以避免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的损害。例如，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殷墟就是这样处理的。而半坡遗址展示给我们的是有房顶遮盖的未掩埋原貌。居住区的面积大约有3万平方米，中央是公共集会场地，居住区外则是公共墓地和陶窑场。居住区内共有约200户，周围挖有上宽达6至8米的壕沟，而要越过壕沟外出，需用砍伐下来的树木架设桥梁。所以可以认为，壕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猛兽入侵，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架桥轻松地越过壕沟。

在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居住地周围发掘出一圈壁垒。发掘报告称其残存部分高度在3米以内，那么原始的壁垒应该更高才对。仰韶居住区是为了防御猛兽而挖壕沟，而龙山遗址却从挖壕沟转变为筑高墙，显然可见到了龙山时期，先民们还要防御人类敌人的入侵。

为什么还必须防御人类的入侵呢？这表明财产已经开始私有化。在仰韶时期，同一居住区的人们共同享有在农耕、狩猎中获得的物资。半坡遗址中有公共集会场所，先民们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去那里领取就可以了，没有囤积的必要。用壕沟围起来的村子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需求就取，无必要则不取。挨饿的时候，所有人会一起挨饿，长老们会在公共集会场所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物资。虽然我不想用已沾满“污垢”的术语，但这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或者也可以叫做“非私有财产制共同社会”。这一时期，富有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比他人富有不能拥有任何特权，也不意味着会受到同村人的尊敬。获得尊敬的是那些发明、改良工具的人。

半坡村的成年人死后被埋在壕沟外，小孩则被放入瓮棺中埋在居住区内。然而也有例外，发掘报告称也有小孩被直接埋入四面置有平板的矩形洞中，并没有瓮棺。一般认为，半坡村不存在阶级，但人们在这里仍可注意到细微的阶级萌芽。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幼儿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处理，是因为跟原始信仰有关系。不过我认为，不管是埋葬还是其他活动，如果其中有例外，也就是人和人的待遇不一样，就会给这个无阶级社会增加裂痕。

用壁垒围起来的龙山文化，其埋葬明显体现出了阶级差别。墓的大小不等，有刚能容下遗骸的超小号，也有长4米、宽3米的超大号。另外，在山东省宁阳县堡头遗址的120多个墓葬中，动物头骨、陶器及其他物品等陪葬品最多的有160件，最少的一件也没有。

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贫富差距，这反映出阶级已产生。大多数遗骸呈仰卧姿势，但也有少数是俯卧的，一说这就是奴隶。

通过列举贫富差距、阶级制度、奴隶存在的可能性，可知原始共产社会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段时间内开始崩溃。私有财产制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龙山文化的墓葬中，仅有数量很少的几例夫妻合葬。到私有财产制时代，夫妻合葬会让人联想到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以家族为单位，故此必然产生财产世袭制度。

促使原始共产社会崩溃的原因，应在于生产力的增强和生产工具的发达。前面已提到旋盘的例子，其实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更为精巧的石器、角骨器及贝制品；此外，能够犁地更深、收割农作物更有效的石镰、贝镰等工具也出现了。先民们使用新工具，就可以挖沟掘渠，把黄河水引到更远处，使耕地面积得到飞跃性的扩大。

剩余的产品被贮存起来。有大量剩余产品的家族，就会把这些产品视作自己的东西，作为财产世袭下去，这是必然的过程。

仰韶和龙山都在黄河流域，但在南方也发现了水稻耕作的良渚文化（浙江省）、青莲岗文化（江苏省）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通过放射性碳元素法测定，良渚文化距今约4700年，青莲岗文化距今约5400年。

黄河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母亲。但由于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人们对南方文化独立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第5节：古代遗址与神话(5)

由原始共产社会到私有财产制社会的转变，以及与此同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这些5000年前的社会变化都可以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及南方各文化开始的时期中看到。

可以认为，对这个时代的说明，就是中国神话的开始。

4

中国自古就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写的，忽略了之前的三皇。现在的《史记》正文中虽有《三皇本纪》，但那是唐朝司马贞的补作。

历史研究中有个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神话是“加”上去的，新创造出的神会被安排到更早的时代。在神话时代，各式各样的神“堆”在一起本来就已拥挤不堪，而为了给新出现的神以立足之地，人们在讲述中就要加上一句“在更久以前”——就这样，这些神被安放到了更遥远且想象不到的更古老的年代。日本的富永仲基（1715—1746）和中国的顾颉刚（1893—1980）等人都持这种观点，提醒人们要小心防备早期神话的误导。

关于三皇有各种说法。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是根据“易”将构成宇宙的“三才”——天、地、人进行机械性的生搬硬套。这的确有点牵强附会。

最普遍的看法是，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不过，处在第一位的伏羲是取代了燧人氏而占据天位的。燧人氏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此外，还有人将有巢氏也算作三皇，这位有巢氏在树上建了住处，使人类远离了猛兽。

伏羲创八卦、文字、婚姻制度，教人结网捕鱼、饲养牛羊猪等家畜、制造三十五弦的瑟乐器。人类在自然界中学会的各种各样的技能，被归结为某个古代圣人的教习，这可以认为是人文主义的表现。

据说，接下来的女娲没有改变伏羲的制度，仅创造了一种叫笙篁的乐器。不改变伏羲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女娲和伏羲是夫妻。他们都是人头蛇身，尾巴连在一起，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吐鲁番古墓覆棺布上画的就是这种造型。二神手持规和矩，故他们也是土地创造之神。

神农氏是牛头人身，他砍木制锄，传授给人们耕作的方法。此外，他遍尝百草寻找医药，并教人开市以交换物品。日本也将神农视为医药之神和露天摆摊商人的守护神。

三皇的造型是人头蛇身或牛头人身，让人觉得可怕。一般认为，人们为了解释从远古时代就已出现的用火、居所、渔业、畜牧、医药、音乐、交易这些基本生活要素是如何发明的，就创造了三皇的传说。司马迁有意忽略这些，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神话是小伎俩的解释说明吧。

《史记》的《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黄帝之后依次是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中国人至今称呼自己为“炎黄子孙”，认为黄帝是民族的始祖。黄帝已经不再是人头蛇身这样奇形怪状的人物了，不过传说他和炎帝子孙在阪泉大战的时候，得熊、羆、貔等猛兽相助而获大胜，这又披上了浓重的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虽还有存留，但渐渐地，尧和舜开始显示出浓重的历史时代人物的一面。这两人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的黄金期，被称为“尧舜之治”。

从仰韶晚期到龙山初期这段时间，到处都是像半坡这样的居住地。离半坡150公里的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1974年在此发现了5万平方米的居住区。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盆曾到日本展出，引起过人们极大的兴趣。遍地开花的居住地、发达的生产手段、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使得一旦进入父系制社会（强烈的继承意愿在这个社会生根发芽），居住地内的伙伴之间发生冲突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斗争中出现了个体的联合，发展成了集体对抗。

按传说所述，黄帝在阪泉和涿鹿发动了两次大战。第一次的敌人是炎帝子孙，第二次则是蚩尤。各方虽都冠以代表性部族之名，但也很可能是部族的联合体。黄帝自己也有熊、羆等帮手，但应该理解为以熊、羆为本族图腾的族群。

第6节：古代遗址与神话(6)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述道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由诸子百家留下来的关于黄帝的记述，很多都是荒唐无稽的。司马迁说自己收录了其中比较能说得过去的史料。

黄帝传说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已无从得知。但是，在住地周围挖深壕防御猛兽这件事就宣告了安稳生活的乌托邦时代业已结束。前来袭击的不只有猛兽，还有集结了武力的人们。同一住地的人们要么联合起来抵挡强者，要么屈服于暴力，别无他法。

大约五千年前，逐渐强大起来的势力都致力于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原，这也体现在黄帝传说中。首领把不肯臣服的部族打到他们屈服为止，大统一因此成就。这块黄土地的主人，自然要叫做“黄帝”。

5

黄帝以武力实现大统一后，接下来就是所谓“圣人之世”。圣人尧、舜、禹为天子，统治万民。禹还是夏这个世袭王朝的创始人，尧是黄帝的曾孙，把天子之位让给自己的臣下舜，舜又推荐自己的臣下禹做天子。

黄帝传说反映了大统一的历史。尽管如此，大统一也只是加强了部族之间的联合而已。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首领，而中原的事务则由首领会议来决定。

各部族首领的产生或许已经实行世袭制了，但首领会议的议长极可能还是选举制，或者是前任指名制。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

所谓“禅让”，就是将天子之位让给德高望重的人。这对后世的学者，尤其是儒学者而言，是最为理想的形态。除了开启世袭的禹，禅让制的中心人物尧和舜被儒学者高度理想化了。撇开这些“理想化”，有种“虚构人物说”认为，尧和舜是后人炮制出来的圣人楷模。

前面提到的顾颉刚也对尧舜的存在性提出过质疑。《书经》（《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已被确认是后人追加上去的。去除这部分后，《书经》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尧和舜。虽然有禹，但根本没有提到传说中禹曾是尧和舜的大臣这件事。

尧和舜的存在性值得怀疑，但是这个传说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孔子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儒家虽然有可能会把它理想化，但他们也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传说。我也赞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认为“尧舜存在说”值得怀疑。

不过，我们就算否定了尧舜的存在性，也不能否定其中的传承。传承，是统一这一历史潮流的常规表现，统一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所以不能忽略传承。

已有事实表明，有强力（指武力、智力、统率力）人物曾在仰韶期到龙山期这段时间内统一了各个居住区，而这个（些）人物，其名为“黄”。

大统一是必需的。工具的发达使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开始越过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开拓耕地。之后就要引来黄河或是其支流的水，这可不是光靠一个小团体的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就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熟悉水文的策划能力。

在传承中，黄帝诉诸武力实现了大统一，尧和舜继承了下来，而统一后的大问题就是治水。

尧是黄帝的直系，而舜则出身微贱。大统一和治水反映出的问题是，要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比起世袭的首领，更需要有实力的人物。舜以孝行闻名，被尧起用；尧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虽然叫禅让，但也是让给了自己的女婿，或许还是残留了一点母系社会的影子吧。

在持“性恶论”的人看来，到了这个信奉实力的时代，舜先是晋升为尧的助手，不久抢了主子的两个女儿，后取尧而代之。

在尧为帝王、舜为摄政的时候，据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降四罪”，天下尽服。那么这“四罪”又是什么呢？

一、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二、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

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四、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其中三苗是一个位于江淮及荆州的政治混乱的部族，而其余三者都是尧的重臣。兜曾推荐过共工，但共工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所以连带着推荐者也被驱逐。鲧治水失败，被幽闭于东方的羽山。似乎是舜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位置的人全部流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说法也不是说不通。

第7节：古代遗址与神话(7)

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是中国古代史书中对周边其他民族的称呼，在这里都悉数出场了。除了三苗，都是曾在尧的身边接触中原政治中心的重臣，而不是什么蛮族。中原是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域，越远离这个中心，文化氛围就越薄弱，最后就是未开化之地。人种是改变不了的，但从文明之地迁到未开化之地，就再也不能享受到文明的恩泽。所谓“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蛮”“狄”“戎”“夷”等字，原本是远离文化地域的部族的名称，而不带有人种性质。

“四罪”中的“东夷”鲧，据说他的儿子禹重回中原，在文化地域的中央建立了夏王朝。

一般认为，被驱逐到各地的尧的重臣——共工、兜、鲧原本是某个居住地或居住地群的首领。他们率领着部族，向远方迁徙。

半坡遗址的墓葬报告中提到，51具成年男子的遗骨平均身高为169.45厘米，头盖骨计量值比起中国现代北方人更接近于南方人的标准。半坡人可能并没有一直在那里居留，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而移居南方。

有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是从中原向各地扩散的。根据闻一多（1899—1946）的研究，三皇中的伏羲和女娲，原本是苗族的祖先。

在NHK（日本国家电视台）的《丝绸之路》第一集的录制过程中，我在和日中共同采访组同行的时候有个感触。在日本，只要文化是由国外传入的，人们就会寻找文化的根源，这引发并提升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热情。但与此相对，在中国除了佛教，人们毫无向西方寻找文化根源的意愿。如果要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原——黄河中游流域，才是他们应该前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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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接连发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过殷遗留下的甲骨文记录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舞台还在中原，这种看法在目前还是不可动摇的。

还是神话世界的故事。舜六十一岁时接替尧成为天子，治理天下三十九年，巡幸南方时死于苍梧，埋葬于九嶷山。按现在的地名，舜死在远离中原的湖南，埋葬于广西。

鲧治水失败后被幽闭于羽山并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禹治水获得成功，曾“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因此，舜推荐这个勤奋的禹为他的继承人。舜还有个儿子叫商均，所以舜死后禹对权力的继承很犹豫，但据说各部族的首领都没有选择商均，而是齐聚禹的帐下。

禹把政治委任给一个叫益的贤者，并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禅让制还会持续，但事实上却没能实现。和舜一样，禹也是死在巡幸途中远离中原的地方，地点是现在浙江省的会稽。

神话中的这两位圣人，如出一辙地死在远离中原的南方，可能是中国文化圈扩展之后，在神话中加入这一段情节以取得南北方的平衡。

禹指名益为接班人，但是益不情愿，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就这样，世袭王朝开始了。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把禹说成圣人，在神话中加入了他曾禅位于益的情节。

禹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但古代的记录中都以夏后而不是夏禹来记述。夏的第一任王是禹的儿子启，被称为夏后帝启。所以，在疑古派的史学家中，也有人采用了禹和启无血缘关系的神话解释。

把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神话相对照，原始共产社会便正值三皇时代。人们掌握了农耕、畜牧、狩猎的方法——在神话中就成了神向人传授了这些技能。从仰韶文化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仰韶文化的上层也存在很多类似龙山文化遗址的情形。实际上，仰韶村的遗址就是如此。对彩陶出土兴奋不已的安特生看漏了这一点。龙山文化在墓葬等部分显示了贫富差距，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财产私有制。此前居住区内是没有阶级的，有能力的人被推举为“公仆”，做着首领的工作。如果这个人死了，人们就推举出另一个有能力的。所有物资都是公有的，所以就算是首领也没有任何特权。而从仰韶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后，首领的位置慢慢就变成世袭继承的了。

从三皇五帝到禹的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史记》中记述禹“道九山”，“道九川”，“于是九州攸同”，很了不起。不过，《楚辞·天问》中讲了一个故事，说禹的原形是头熊，妻子涂山氏不小心看到后就变成了石头。禹对着石头大喊：“还我儿子！”于是石头面向北开启，儿子诞生了。这个神话解释了禹的儿子名叫启的原因。

虽说是世袭王朝，但起初也是从小规模聚居群的首领世袭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在中原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居住范围不断扩大，具有事务决定权的首领会议议长的地位也从推举转向了世袭。

禹是扩大人类居住范围的神，尽管这是神话的说法，不过成就了类似大事业的大首领理应也存在过。即便是现在，中国还有个别名或雅称叫“禹域”。禹踏足过的地域意味着这里就是中国。我们揭去神话的幕帘，就会觉得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勤奋的大英雄的影子——面朝?土背朝天，姿势像熊一样，正在辛勤工作。

第8节：文字与青铜器(1)

文字与青铜器

1

我认为，与禹或类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确定性更大一些。虽然并不知道这个王朝是不是传承了禹的血统，但它却可以用“大”来形容。

各部族的首领会议的议长一职，最初是由推举产生，但慢慢地改为世袭制，处于该职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权力越大，这个宝座就越让人眼馋。只要是世袭制，就会有明君，也会有昏君，王朝也随之时荣时衰。只要魅力四射的权力宝座还在，自然就会有人想占为己有。

中国王朝的兴亡有种固定模式。除了秦汉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赶出的情况以外，大体上都是由王朝内部的人依靠实力夺取王位。

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

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讨伐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一个叫葛伯的首领不举行祭祀，汤以此为由去讨伐他。通过这第一次讨伐，汤必定能够逐渐掌握军事力量，成为夏王朝内部最大的实力派。

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嫆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

契帮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面提到，契被封于商地，所以殷又称商。文献记录显示从契到汤，殷共迁都八次。《史记》中提到从契到汤共十四世，所以迁都是非常频繁的。

夏王朝从禹到最后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继发生过三次王位传承。如果按世代算，则和诸侯国殷一样是十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为三十年。“世”这个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书中说，夏持续了458年，《竹书纪年》则称是472年。

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让人起疑，那么其寿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从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计算得出的。是不是从夏代起就有了天干十二支呢？没有确证。不过，殷甲骨文中已经以干支记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数的十二进制法，在这方面“巴比伦起源说”显得很有说服力，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西方传来说”的依据。但也并不一定，“天下”是个新词，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词是“四方”。四方再切成两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数也是十二。

殷遗址位于安阳县小屯村，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层，上面是龙山文化层，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层了。其中龙山文化层一般很薄。不能说龙山遗址就等于夏遗址，按时期来讲，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样式的遗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后，显示出向更优秀一方的倾斜，政权和文化层完全一致的看法过于单纯。

第9节：文字与青铜器(2)

甲骨文已完全证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们继续谈殷。契之后十四世的汤是个杰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个杰出的臣下，叫伊尹。

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

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称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领叛乱不断，在他讨伐有施氏的时候，有施氏献上妹喜，从此桀对妹喜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有个叫关龙逢的人劝谏，却被桀抓起来杀掉了。殷汤听到这件事后叹了口气，显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汤关到夏台（监狱），不过最后还是释放了他。

这也是后来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情节模式。在准备要干掉二号人物汤的时候，这事却没能执行。大概要是杀了汤，他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

没过多久，昆吾氏发起叛乱，夏方伯汤前去讨伐。不过此时的汤已经下了决心，要推翻暴君桀。

各地的首领跟随汤参加了对桀的讨伐。桀败退到叫鸣条的地方，汤紧追不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桀死前的遗言

——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这场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让人觉得黑白分明得太离谱了。夏为中原之主已有很长时间，但殷作为方伯掌握着军队，到了汤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马来。在武力的背后也有文化的力量，制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体现，这也被应用到武器上。

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

2

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

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

第10节：文字与青铜器(3)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

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

3

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

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在发明并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记》自然是手抄流传的。长此以往就难免会有笔误。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三十个殷王名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个字：

（十五代）沃甲→羌甲

（二十六代）庚丁→康丁

（二十八代）太丁→文丁

如果考虑到《史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笔误应该不会少。卜辞中有的王名在《史记》的殷王谱系中并没出现，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过，《史记》中说，汤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后世的人们也把他列到王里，卜辞中也同样处理。祖己在《史记》中是以劝谏武丁的贤臣身份出现的，他因为是优秀的王族，虽然没有即位，却可能像日本的圣德太子那样掌握实际政治权力。故此，有可能卜辞也将他视为王。

《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中壬、沃丁、廪辛三王，但并未出现在卜辞中。毕竟很多甲骨被制成了药粉，所以有丢失的，还有没被发现的，不能说甲骨记载的是完整的。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从殷王朝创始开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尽管时间已过去这么久，却还能保证记载的准确性，确实让人赞叹。卜辞和《史记》的一致性，彻底否定了殷王朝虚构说，并且，使得《史记》的权威性也越来越高。

那么，存在过的殷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呢？

从海量的卜辞及其内容来研究，殷王朝是个祭政合一的国家，每件事情都会向上天和祖先求问。有大量的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认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还是他们的头领。殷王根据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说殷是个神国，根据神意而行动的王也就是神圣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虽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持续时间约500年的殷代（《三统历》中为629年，《经世书》中为644年）也曾历经盛衰。《史记》中说，诸侯即各地部族首领，当他们接踵入朝就是盛时，不怎么前来的就是衰时。如果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还带有首领同盟盟主的性质。

从远祖契受封于商，到汤成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迁都，前文中已提到。汤之后到十九代的盘庚，其间也迁都五次。首次迁都是十代的中丁迁往隞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周边发现了两个青铜器工房，其中一个工房内出土了1000多个铸型。1950年建设新市街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多处遗址。

龙山文化拥有制造和卵壳一样薄的黑陶的技术，但没有留下制作铜器的痕迹。殷代终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铜制作祭祀用的器具，不过，铜也可以被制成农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发生一次巨大的革新。

第11节：文字与青铜器(4)

如果把制造黑陶所用的旋盘看作龙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制造青铜器所用的坩埚。

迁都到隞的中丁是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要迁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都没有记录遗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于中丁的记录已经散佚而未能流传下来。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

——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史记·殷本纪》中记述如上，说的是家庭内部争斗不休。对比卜辞和《史记》，王名虽然一致，《史记》中却有两处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弄错了。这两处都是九世时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马迁，大概也没到利用卜辞的程度吧。

甲骨文中有相当于“册”和“典”的文字。“册”表示把竹简或木简串起的形状 ，“典”表示把册郑重地放在台上，双手高举的样子 。据此，就可推断出殷代也将正式记录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甲骨占卜的是实时遇到的问题，充其量是个备忘录。正式的竹简、木简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时就会消失。而并未受到重视的甲骨却因很难腐坏而保存到了现在，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司马迁说中丁时期的记录散佚了，指的应该就是册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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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代王盘庚，被认为是个有能力、有决断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诸侯久不入朝，盘庚决心要让王朝再度强盛。为此，他决定迁都。

《史记》中记载，殷的人民虽然长吁短叹非常悲伤，但为了让人心一新，恢复建国时的上进，盘庚说服人们渡过黄河南下。盘庚选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现在我们称为殷墟的安阳县小屯村。

在此之后二百余年间，殷再也没有迁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时期也迁过都，但那是因为河水泛滥什么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之后立刻还都。武乙时期以及之后的卜辞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发现。《史记·殷本纪》把盘庚迁都称为“南下”，如果没有“北上”，就没法把话说圆。

除了甲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大墓里面有很多陪葬的青铜器。据说二战之前进行发掘调查时，还不得不防备前来抢夺出土青铜器的强盗团伙。

殷代青铜器是世界级的谜题，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类的制造工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从稚拙的阶段开始，再逐渐加以改良、洗练，最后攀升到高级阶段。对殷代青铜器来说，并没发现有这样一个先行过程，就毫无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种说法认为，这可能是西亚已经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通过斯基泰人游牧民传到东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郑州出土的工房和铸型比殷墟的青铜器显得稚拙，稳定性也欠佳。看来，殷代青铜器是在中原通过某个适当的阶段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非常有力。不过，郑州也没有发现更早阶段的青铜器，所以“中原起源说”还需进一步证明。

没有被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样。作为中国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甲骨文字，绝不是稚拙阶段的产物。它应该是由单纯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明显已进入表意的阶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发现，可能是写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没有存留下来。用兽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们偶尔在兽骨等利于保存的材料上进行占卜，记录的文字就被遗留下来。也有很多甲骨被钻灼取割纹，却没有上刻文字。

突发奇想要在甲骨上写入文字，应该把这理解为文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否则就会跟研究青铜器一样，也出现其先祖来自西方的看法。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人提出了汉字西方传来之说。

殷代青铜器令人倾倒，比起之后的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即使采用现代的技术，也制造不出和殷代青铜器完全一样的作品。

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而且绝大多数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仪式，人们和神一起主要以饮酒为乐，可能他们认为在醉酒时的恍惚状态下就能够和神接近。总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饮酒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酒器。虽说这些是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却是毫无疑问的。有些尖刻的中国史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论调，认为殷因酒灭国。

第12节：殷周革命(1)

殷周革命

1

从殷代大墓中发现的大量殉葬者遗骸，可以说更加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这个王朝的性质。战后第一个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有两层，上层东侧有17具男性遗骸，西侧有24具女性遗骸，这41具遗骸中有13具被收入棺内。墓室的东西两侧埋有34个头颅，墓道内有22匹马，南北各埋有一名手持不同戈的武士。墓外还有排成一列的无头遗骸。

殷代被定性为奴隶制社会。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甚至现在都无法制造出来的殷代青铜器，实际上是由奴隶们制作完成的。除了既是贵族娱乐也是战斗训练的狩猎以外，社会生产的核心力量正是奴隶。卜辞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占文

——羌得？

羌指的似乎是游牧的藏系民族。有说法认为“羌”字下面的“儿”代表辫发，说明羌和殷人风俗迥异。殷人狩猎的对象不仅包括飞禽走兽，还有主要叫做羌的异族。他们事前占卜能不能活捉大量的羌人，期望捕猎羌人也能如同捕猎鸟兽那样获得丰收。

重视祭祀的殷人在献上禽兽牺牲的同时，还杀人献供。可能是认为比起畜生，人牲更能取悦神灵和祖先。卜辞中频繁出现“杀几名羌人合适”的记录，也有杀羌人以求雨的事例。

可见殷人需要牺牲，故抓捕羌人。有说法认为这些羌人不被驱使参加劳动，但按常理思考，他们应该也从事些简单劳动才对。卜辞中的记录不会细致到那样的地步。

奴隶制社会同时也是阶级社会。武官村大墓的主人，不是王就是王族。上层殉葬的41人是近臣和妻妾，而其中13具棺则表明，近侍的妻妾也有各自身份的差别。守护墓道的武士仍被期望能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为君主的府邸紧守大门。

一般认为被砍掉头颅的是奴隶。他们究竟只是供物，还是死后继续为君主工作的奴隶？古代中国人认为，如果头和身子分开，就不能再生，纵使在阴间也不能复活。所以，他们不再是作为劳动主力的奴隶，而仅仅是供物。

调查报告中称，在殷墟50多座宫殿的台基遗迹中的前庭，原封不动地埋有850人的军团，其中包含五辆战车，从司令官到兵卒一应俱全。可见这是很重要的建筑，对于推定这是宗庙的说法而言，是很有力的证据。这个地下军团的成员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也分有头还是无头，俯卧还是仰卧，帽子的装饰是铜铃还是贝壳等。从这个守护宗庙台基的地下军团遗骸群可以看出，殷代的阶级制度森严。司令官和战车长应该是身份极高的人，他们被杀和掩埋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或许他们的心理超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理解范畴。可能他们觉得，成为守护宗庙的干将，死后也能为殷效力，这是无上的光荣。说不定他们还是从大量的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也可以想见人选是由甲骨钻灼来决定的。甲骨上出现的裂纹是神意，谁都不敢违抗——殷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感觉神就在身边，可能并不认为去往神的所在也就是死亡是多么悲伤的事情。

殷人觉得食用献做牺牲的牛、羊，是在和神一起享用，这是神人共食的世界。但殷人们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感觉的那样，觉得地上和地下的距离相当遥远。墓上不留坟丘是因为没有必要，可以说这也有“神人共住”的意味。

殷的远祖受封商地，到成为天下之主之前十四代的时间内，八次迁都；入主中原后，又五次迁都。而盘庚迁殷后，二百多年定居于此，这意味着什么呢？

屡屡迁都的那段时间，主要生活手段可能是游牧，也有可能是依赖于刀耕火种的农业——刀耕火种无法对同一片土地进行持续利用。

到了盘庚时代，人们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生活了。农业应该有了进步，套在牛身上的犁出现在甲骨文中。郭沫若（1892—1978）认为，殷代是畜牧时代，而盘庚以后，农业所占比重渐增。青铜器造型中常用的“饕餮”这种想象的动物就综合了牛和虎的特长。一般认为，殷在迁殷后，以畜牧、狩猎、农耕三者为生。此外还应该加上一项生计，那就是用战争掠夺物资和人口。

第13节：殷周革命(2)

殷人的特点是：认为神就在人身边；不把奴隶当人看待；此外，因畜牧和狩猎而对动物有亲近感。不畏惧死亡的殷人都是勇敢、优秀的战士。要养活因王朝繁荣而增加的人口，从战争中掠夺奴隶是最简单省事的方法。殷逐渐变得好战，可以说它因此而灭亡。

通过战争，殷可能得到了一时的财富。但另一方面，掠夺物资、人口，也必然招来受害者一方的憎恨。在殷的周围，对它怀有敌意的部族开始浮现出来。

2

取代殷的周也有自己的神话。周远祖是后稷（官职名，管理农务的长官），名字叫弃。他的母亲外出，在野外看到巨人的脚印，心中欢喜就踩了上去，于是有了身孕。她原以为这是个不祥的孩子，就将他丢弃在小巷子里，但牛马经过的时候都避开而不践踏他。再把他丢弃到原本以为是荒无人烟的山林，却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人。看到发生在婴儿身上各种各样奇异的事情，她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长大。

这个孩子起初是准备丢弃掉的，所以就取名“弃”。弃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爱好农业。《史记·周本纪》说

——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尧舜的时代，弃被任命为后稷。这个传说也同样反映出周是农业团体。

夏王朝因政治衰微，废除了农务官，后稷的儿子失去了官职，就进入了戎狄的地界。从此之后，周人就居住在戎狄中间。

周在现在的陕西省境内，离中原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然而要成为天下之主，就必须强调自己和中原的关联。原本在尧舜的时候就是农务长官的传说，很可能是周在变得繁盛之后创造出来的。

建国的神话中有浓厚的说明要素。

在中原民众眼中，戎和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部族。为什么说周处在戎狄的中间呢？难道周不是戎狄吗？对此说“不是”的，就是建国神话。它强调周原本在中原，只不过在失去官职后才转移到戎狄之地。也可以这么认为，可能叫周的部族就是戎狄，因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优秀的领导出现，于是脱离了未开化阶段。

在古公亶父任首领的时代，薰育（部族名，据说是后来的匈奴）和戎狄前来向周索要财物，古公就给了他们。第二次他们又来索要土地和人口，愤怒的民众想拼命，但古公不愿让这些父亲和儿子去送死，于是整族迁到了岐山。而其他族的人们仰慕古公的德望，也追随而来。不仅是本族，邻近的人们也大量投奔过来了。《史记·周本纪》说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就这样，周的首领被推举成为周族以外部族同盟的盟主。参加的部族要么离戎狄很近，要么就在戎狄。盟主古公把中原开化的生活方式教给了他们。

根据考古学调查，殷代势力达到了相当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古公对西方部族生活的改善也受到了殷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却没有像殷墟大墓那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出现，文化也没有达到殷那样的高度。换言之，周吸收了殷文化的活力作为自己的滋养成分，却没有采纳殷文化颓废的一面。虽然说没采纳是因为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周总算也拥有了文明，开始以踏实肯干的部族同盟形象出现在西方。

周的神话所要强调的是，农业立国，厌恶战争，持续让步，以德同化戎狄。周作为部族同盟盟主，其实力到了古公的孙子昌的时代，已经到了殷必须重视的程度。昌被任命为西伯。这位西伯昌，就是周成为天下之主后，谥号“文王”的人物。

殷只是意识到了远在西方的周的实力，但似乎也并没放在心上。殷的眼光集中在东方，派遣一批又一批军队去讨伐淮水和海岸之间的人方国。东方有财货，“财”和“货”，还有“寶”（宝），都通过“贝”来表意，而“贝”是海物。子安贝是当时的宝物，殷墟中有大量子安贝出土，同时还有鲸骨，这正是远征东方的战利品。而西方是农业地带，殷认为出兵西方不会有多少收获。

第14节：殷周革命(3)

殷最后的王叫纣，史书如《史记·殷本纪》等都把他写成一个暴君的样板。他的暴虐程度可以和夏最后的王桀相媲美。桀被认为是因爱美女而丢了国家，那名美女叫妹喜；而殷纣喜爱的美女叫妲己，连两个名字都很相似。

殷纣王宠爱妲己，为她建造鹿台的楼阁，在那里聚集财宝，于沙丘离宫中极尽酒池肉林之享乐。他蔑视神和祖先之灵，赶走贤臣微子启和箕子，还杀害了比干。殷纣王为了取悦妲己，让她开眼界，还大肆施行残忍的炮烙之刑——铜柱上涂抹膏油，下焚烈火，强迫犯人在铜柱上走过，掉下去就会被烧死。鄂侯因劝谏此事而被杀，听到鄂侯死讯的西伯昌叹声哀悼，被人告发，因此被纣囚于羑里的监狱。周人很担心，献上美女和财宝，才使西伯终得释放。这简直和夏桀囚殷汤于夏台后又释放一模一样，太像是复制的情节，这甚至成了“殷王朝虚构说”的依据。

被推翻的王朝的最后的王，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中伤和诽谤。上台的王朝为了坐实推翻前王朝所用的口实，就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对方身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发挥到极致，最终出现的情形都差不多。

暂不管夏桀王的情形，殷纣王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有卜辞留下来，我们也可略知一二。卜辞中屡屡提及远征东方的事情，但在《史记》中却全没有记载。既然能编造出殷纣王暴虐的典故，自然也能隐瞒已有的事实。对周来说，殷东征似乎是必须隐藏起来的事实。有观点怀疑，周是趁殷东征的时机钻了其国内混乱的空子，如同端空巢一样攻下了殷都。所以周就不怎么愿意提起东征。

虽说纣是个暴虐的君主，但祭祀时用作牺牲的奴隶数量比起前代已有显著的减少。有可能是认为与其杀害奴隶，不如役使他们劳动、增加生产更好一些。或者还有可能是，抓捕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从各方面来考虑，纣存有慈悲之心的推理还是不能被一概否定。

至于轻鬼神一说，我们首先可以判定这是胜利者所编造的。根据卜辞，我们了解到纣虽然减少了牺牲的数量，但仍然热衷于实行祭祀，而且比前代更加虔敬。

目前在卜辞内还没有找到被视为各种罪恶源泉的“妲己”这个名字。不过卜辞中没有，并不代表就不存在。比如，殷墟中没有出土犁，卜辞中却有犁的记录。另一方面，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卜辞中也没有提及。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甲骨片上未发现刻有指代铜的“金”字。

毫无疑问，暴君纣的形象以编造的成分居多。这就是被夺去政权的失败者的命运吧。

3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说，殷灭亡的时间是纣即位六十四年。果真如此，那纣可真是高寿了。可能是上了年纪，判断力变得迟钝，接受建议也不如以前虚心，引起了所谓老害，从而导致王朝的灭亡。

而在同一时代位于西方的强大势力的周，昌在位也有五十年了。殷和周都属于一个首领统治了很长时期的情况，此外二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战争都很多。

然而，战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殷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以掠夺财货和人口为目的，因此招来了邻近各部族的怨恨。而周以农业立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张土地，对手戎狄的土地此前并未用来农耕。周并不是要从对手那里掠夺财物，而是农耕需要人手，可能是降服作战对手后再教给他们农耕的技术。

殷绝不是从纣的时代才开始衰弱的。纣曾二度亲征，有整编远征军的能力，也有神圣王的权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征兵和远征，加剧了原本顺从部族的不满。这些部族因为纣是天下之主，也没有什么办法，而当听到西方出现了圣人时，心理上自然就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了“只要有人挑头就跟着造反”的念头。

西伯昌（以下称为周文王）求贤若渴。他和渭水北岸垂钓的老人谈话，请他乘自己的车，以师长敬之，这是个有名的“逐夫”故事。这位老人名叫吕尚，生活贫乏，无依无靠，甚至曾被妻子强逼着离婚。不过，周文王被他的言谈打动了，说

第15节：殷周革命(4)

——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吕尚因此得号“太公望”。他后被称作“师尚父”，意思是王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老师。

周首领文王在位五十年，还未能取代殷。他的儿子发，在继位九年后准备进攻殷。发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还在殷”，大概是对攻击殷没有胜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全部赶来助阵。

两年后武王再度发动大军东征。在这两年里，周和各部族做好了通气工作，只等殷的空隙和漏洞。

就这样，牧野之战爆发了。

针对从西方进攻的周军，殷纣王动员了七十万大军。然而——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史记·周本纪》中有上面的句子。殷的军队悉数倒戈相向。

我们再回忆一下埋葬在庙堂建筑台基的地下军团吧。军团中有仰卧的人，有俯卧的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姿势。在纣的军队中，可能奴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有祭祀，这些奴隶说杀就被杀了。同样，他们也没有对殷尽忠的义务。而西方的周的制度，通过口传甚至传到了殷的中央地带，殷军队中的大部分人，是把周军视为解放他们的队伍来迎接了。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道，年老的纣走投无路，“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神圣王朝就此终结，周取代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关于这次殷周革命的年代有各种说法，董作宾认为是公元前1111年，此外，还有公元前1050年左右、前1028年左右等说法。从此，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4

关于殷王朝的社会情况，主要得依据甲骨片记载的卜辞和考古学调查，才能勾勒出它的轮廓，而周就有史官的记录遗留下来。甲骨文中有“册”、“典”的字眼，故可以推定殷代也有史官的记录，但现在没有实物存留下来。如前文所述，可能是因材料的腐朽所致，或者也有可能是周灭殷之后故意销毁所致。

周是个长命王朝，名义上延续了八百年。后面将要讲到，周在东迁（公元前770）之后被称为东周，失去了政治上的实权，变成了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不过，王朝依旧延续下来。最终的灭亡也是自然消亡，没有像殷被灭时的牧野之战那样的事情发生。这意味着王朝的记录是持续的，不会被故意销毁。

诏敕要被送往各地，为此就需要大量的副本。重要的诏敕，尤其是建国当初的部分被小心保存，并留有大量副本，这样就能流传到后世。这些诏敕集被称为“书”。以前只记录了王说过的话，后来也增加了其他的记录。诏敕集被称为《尚书》，意思是要格外尊尚的书。南宋以后，这些“书”被儒者看作圣经一样，被称作《书经》。

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代，就是产生于民间的歌曲。当时存留有很多民谣，而孔子从中选择了305篇，这本选集仅记载“诗”，儒者视它为经典，称之为《诗经》。

除“书”和“诗”外，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也是重要的史料。当然，考古学调查也是有力的判断材料，而比起殷来，周代记录的数量则多出许多。不过，殷墟中发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没有报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类的陵墓被发掘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殷和周，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比较是追溯中国历史时极为重要的一点。被看做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国学大师的王国维（1877—1927），认为中国文化的源流在于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没有传到后世。

从进化论的原则来看，技术这类事物总是新时代的要比旧时代的更加优秀才对。然而，只要是和青铜器相关，殷代在铸造技术和艺术性上都遥遥领先，而周代青铜器反倒是后退了。除了技术和艺术性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精力的投入程度。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制作祭祀用的工具上。

第16节：殷周革命(5)

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诗经》中也有称赞文王和武王的内容。不过，周人对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可变更的。传达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师，殷王也是巫师的首领。与此相对，周王作为现实生活领导的一面更为浓厚。身为农务长官的始祖向周边民族传授农耕技术的神话，也表明了这一点。

再比较一下狩猎和农耕吧。对于狩猎，收获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农耕，只要人们足够勤劳，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并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丰收。农业性质的思考是要尊重人类自身的努力。周代的人们也占卜，但并没有用占卜来决定所有事情。他们认为，人类的力量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将来。对上天和祖神，人们抱有诚意尊崇就可以了。尊崇也就是礼拜、献供、奏乐等，换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师”。

如果说殷是神圣王朝，那么周就是礼乐王朝。周王除了是祖传的农业指导，还有礼乐指导的性质。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边，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来，人们用礼乐在神人之间设置了距离。这个世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神的迹象。农民本来就是现实主义的，拥有现实性格的周人，没有殷人那样奔放的想象力，设计青铜器时也就不会产生跃动的思维。

殷和周在种族上的关系，至今仍没有搞清楚。二者的民族性格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们在种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创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应该认为属于同一系列。

然后，再比较殷周最重要的奴隶问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终结于殷，从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这一说法占有有力的证据，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样，认为周代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虽然一直存在，但只有当奴隶是生产主力时，才是所谓的奴隶制社会。如果奴隶制社会终结，那就是历史的大转变。

殷和周可能在种族、语言方面属于同一系列，但却是不同体制的团体。按考古学用语来说，殷文化被称作小屯文化。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遗物层上是龙山文化的遗物层，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遗物层。在黄河中下游，小屯文化层的上方还叠加了周的遗物层。不过，周的领地陕西省各地在龙山文化遗物层之上叠加的是周文化的遗物层。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说法一直未被接受。

在殷以奴隶的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候，地处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经创造出分配土地并以年贡维持政权的制度了。

周战胜殷不仅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体制压倒其他体制的范例。在这场不同体制团体之间的争斗中，因殷的败北，殷连同其体制都灰飞烟灭。

王国维说，周文化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周以后政权虽屡屡交替，但体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如果是这样，殷文化仅仅是浮在横跨三千年的中国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没有植根。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有很大的问题。也有人认同郭沫若的看法，认为殷周基本上属于同一体制的政权，其根据也不能被一概否定。

视殷周交替为体制大革命的人们，所持证据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较少。20世纪50年代发掘出的周代古墓约有160座，但有殉葬的只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过6人。针对于此，殷周同质论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发现的周代古墓中没有王陵级别的。

如果发掘周代王陵，不能说没有发现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诗经》中也有讲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发抖的内容，不过，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至于给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动辄几百头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记录中只有数头。民谣给人的印象也是在传颂活着的喜悦和对生命的爱惜。

通过可怖的巫师们进行交流、看不见摸不着、充斥了这个世界的神灵们都离开了，人们唱起了人类的歌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神灵的时代转变成了人类的时代。尽管是同一种族，神灵时代的人属于高度的感觉主义，而人文时代的人就变得现实主义。在青铜器的制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

殷周同种族异体制这一说法更为妥当，而这也应该是古代学在今后发展中要重视的问题。

第17节：封建之世(1)

封建之世

1

推翻殷帝国并非仅靠周武王一人之力。周武王动员了三百乘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而在召集诸侯后集结的军队里，战车就有四千乘之多。从战车的数量可以推定，周召集的其他各部族军队十几倍于自身兵力。这次召集很可能也有太公望在其中奔走的功劳。中途放弃的第一次举兵并对诸侯发起号令——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一——的人，《史记·周本纪》称是师尚父，也就是太公望。可能正是太公望对各部族做协调工作。

《尚书》中收录的《牧誓》就是这次的宣战布告，不用说，出自武王之名。其中有一句：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

这里列举的正是各部族的名字，蜀直到现在还被用作四川省的简称。西北、西南各部族集结在周的旗帜下，此外，这些部族被中原的殷视为夷狄，羌人还被殷人掳掠用作祭神的供品。

周的东征含有东西决战、一雪前耻的意义。在气势上，西军压倒了东军。

武王有很多兄弟，其中最优秀的是成为自己臂膀、辅佐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另外，在这次东征中立有大功的召公奭，据说也是武王的庶子，但《史记》中只记录周姓的“姬”。最近在殷代卜辞的研究中，“召方”这个词频繁出现，所以人们从中得知，河南西部的大势力召族因受到殷的压迫而迁往西方，召公奭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

周东征之时，必定要通过召族的领地。能不能让召族加入自己一方，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召族不属于周的一族，但因为功绩也受到同族的待遇，于是武王庶子的传说就出现了。

周为了增加力量，采用了政治婚姻的策略。成为姻戚，就意味着能得到亲家强有力的支持。文王的祖母太姜出身姜族，这也是周的武力的大后台。

就这样，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奭被封于燕（河北省）。

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时仍在采用。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给予土地，对农业立国的周来讲，是极为自然的。获得领地并受封的武王兄弟据说有十五人。连古代的圣人——神农、黄帝、尧、舜的子孙也被寻找到并封于各地，据说舜的子孙被封于陈（河南省），夏的子孙被封于杞（河南省）。

不仅如此，已亡国的殷代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殷旧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彻底灭亡，周担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须警惕殷的残余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鲜和叔度担当监视的角色。《史记》中没有这两人的名字，但有另一个叫霍叔的人物，统称“三监”。

给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为周的屏藩，这被称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封建”指的正是建邦，并且服从王朝的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袭的。

如果单纯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或者是神圣帝王独裁制到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确实便于理解，但如果放到历史走向中，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简单。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后来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精华。

人们开始意识到，至今号称是周代创立的封建制度事实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况，“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集落”或“国”，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势力范围扩大以后，就需要委托可以信赖的下属前去管理那些遥远的地方。

第18节：封建之世(2)

农耕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观念，只要与此体制相关的，都比殷要先进。当殷刚开始考虑分土地的时候，周已经将此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

传说在西伯昌的时代，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看到的却是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于是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让步。芮城县和虞乡（同在山西省）仍是现在的地名，在黄河和渭水的汇合点以东。如果有了诉讼，理应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对，但他们却去了周。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

——有狱。

这是一起因为相邻而引起土地纷争的问题。如果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可以认为周比殷更老练并富有经验。

在狩猎、畜牧、农业（还可以加上掠夺）等支撑人口的生产模式中，农业的影响力逐渐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切换到以农业为本体制的时期到来了，这也是摆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体制的改变是艰难的，而周原本就有这样的体制，所以这就成了优势。

殷周革命表现为不同体制的斗争。也有论点认为，像王国维那样把殷当作异类，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做法过于极端。

周的兴起，跟与拥有先进文化的殷的接触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没有让人有很强烈的历史断绝感。成为天下之主的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殷的神圣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观念是殷的产物，周把它继承了下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利用，而长期统治中的这种做法有它相应的意义，该用的时候还是必须要采用。在断绝的中间，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有接续的细丝。

2

周武王东征的时候，用卜筮占卜出的结果是“大凶”。不过，据说太公望把已经做成筮竹的植物和龟甲一脚踩到地上，说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周根本不把占卜当作是个问题。这是一种现实性的、合理的思考方式，殷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天下还会有这样的行为。

在思维方式上，周人就优于祭政合一的殷人。然而在劳动生产方面，殷又远远优于周，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可供驱使，根本不用考虑成本问题，所以肯定能制造出优秀产品。单单就说青铜器一项，如同前述，周始终都无法超越殷的成就。

牧野之战大胜的周军在进入殷都后，肯定会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来自西北和西南、算是开化了一半的这些人，必然会被殷的文化深深震惊，并深受影响。周人在祭祀之外是不饮酒的，而殷人每日必行之事就是举行盛大的饮宴。周公特别担心殷的这种风气传染给纯朴的周人，于是颁布了《酒诰》，措辞非常激烈，规定公务员若聚饮，一律押回国都，全部处死。周和殷不同，不会轻易杀人，从《酒诰》可见，周公更担忧酒害。《酒诰》以第一级别公文的形式布告出去之后，还是有人真敢喝醉而不把它当回事的。所以，就算再怎么禁止，总会有缺乏免疫力的人迅速成为酒的俘虏。

《酒诰》警告的对象是周人，不过规定殷代各臣工若沉溺于酒则不能被处死，只说是要“姑惟教之”。可能是知道饮酒成性的人因为上了瘾，不可能立刻戒掉。通过强调酒害，留给他们一个改变习惯的缓冲时期。而对此作负面猜测的话，也可能是对殷人溺酒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态度。所谓“工”，指的是技术工艺专家。周即使推翻了殷，却还是需要殷的优秀技术的。

殷周革命成功两年后，武王死去，年幼的成王即位，辅佐幼王的是周公。这时周的基础还不牢固，可能还有人对当时的论功行赏不满。殷纣王的儿子禄父处于武王三个弟弟也就是三监的监视之下，武王死后禄父似乎对三人煽风点火。对这三个武王弟弟来说，兄长周公拥立幼王后的独断专行让他们很不痛快。而禄父手中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牧野的殷军因倒戈有功，得以保全下来，此外和殷有很深关系的南方淮夷也拥有强大的实力。“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推翻周公。”人们认为是禄父在做劝诱。三监接受这份劝诱，真的只是不满兄长周公才同仇敌忾的么？可能还有原因，比如他们监督殷代遗民，深受殷文化的影响。周公为了保持朴素的风气下达了禁酒令，但三监的心里谋划的是要创建一个继承了殷文化的国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完全落入了以复兴殷为目标的禄父的陷阱。

第19节：封建之世(3)

周公和召公合作，以武力镇压了三监的起兵作乱。周在西方同样也有麻烦，不少诸侯反对讨伐三监之乱。可见，周在成为天下共主后，在初期确实不够安定。然而如果放任三监之乱不管，就会导致新诞生的国家灭亡。周公力排众议，强行出兵，转战至山东半岛北端，花费三年时间，成功平定了叛乱。

平安渡过三监之乱后，周王朝终于安定了下来。禄父被诛杀，纣的另一个儿子微子开则被封到宋（河南省）。周终于还是意识到殷遗民的集中会带来危险，于是采取了分散政策。

在那之后，分散在各地的殷遗民不断相互联系。假如有块土地盛产盐，价格也便宜，但在别的土地上因无出产而价格昂贵，殷遗民就利用分散的优势，实行贸易。在迁到前文提到的安阳（殷墟）之前，殷被称为商。迁到殷之后他们还是自称为商。“商业”这个词，意思是商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商”本身是国名，原本没有“商业”的意思。

经过了三监之乱，周安定下来，成王、康王的时代被认为是黄金时期。

3

关于周王朝的创始年份，从董作宾提出的公元前1111年到其他说法的1027年，有80多年的差距。

中国开始启用年号是从汉代后期开始的，之前的时间是以某王第几年的形式来表现的。周在建国约二百年后，大概有十四年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帝王的存在，这段时期被叫做“共和”。共和不是年号，而是临时加记的，故此人们明确了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在栏中再也没有漏过任何一年。

之所以纪年从这一年开始才变得明晰，是因为此前周代史官的详细记录都丢失了。可以想象当时天下大乱的程度，连秘藏于宫廷的记录都丢失了。建国当初的重要文献，例如五诰等因有大量副本，以《书经》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而成、康黄金时代以来的事件则变成了青铜器上的铭文，从而也成了重要的资料。青铜器因某种纪念而作，然后下赐，缘由被铸在上面，这种情形很多。

那么，导致大量记录丢失的天下大乱，是怎么回事呢？这次大乱在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总算是收了尾。可以想见，从那年开始，记录得以继续，年代也明晰了。

事情发生在武王之后第十代的厉王时期。因第六代恭（共）王和第八代孝王是兄弟，所以在此前一共是九世代。此时周王室已经衰落，厉王着力重建王室权威。《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好利”，“行暴虐侈傲”，而恶政具体到了什么地步却是不得而知。要重建王室权威必须寻求收入来源，所以具体到形式，可能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吧。一般认为这就是暴虐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压榨。《史记·周本纪》中说

——国人谤王。

被压榨的人自然要言不平。针对于此，厉王派卫国（河南省）的巫作秘密警察。巫放出密探检举诽谤王的人，并处死他们。人们因恐惧而噤声，开口就可能会被怀疑是在诽谤王上，所以熟人在路上见面的时候并不开口，而仅仅以眼神互相示意。《史记·周本纪》中将此形容为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诽谤者消失了，厉王很得意。召公对此警告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堤防虽然可以防水，但如果溃堤就不得了了。召公还劝谏说，用恐怖政策防民之口比这个还要危险。这里提到的“召公”，正是两百年前为周代建国立下大功的那个召公的子孙。虽然召公封于燕，周公封于鲁，二人仍被留在中央政府辅佐帝王。这份辅佐的工作也是世袭的。

忍耐力极强的人民在这样的状态下坚持了三年，最后终于爆发了。

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史记·周本纪》对这次大动乱的叙述像上面这样简洁，在竹简上也就是一行字。实际上，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暴乱中，人民袭击王宫，破坏了所有的东西。史官的详细记录，恐怕正是在这个时候丢失的。

第20节：封建之世(4)

因为没有王，所以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施行政令，被称之为“共和”——这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不过，《竹书纪年》中有这么一句

——共伯和，干王位。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有个受封于共国、名叫和的伯爵在代理王的职能。我觉得后者更有说服力。

不管如何理解，无论是共伯和，还是周公与召公，都是代替缺席的厉王施行了十四年政治。厉王在彘地死去，他的儿子在成人之后被奉还了大政，就是宣王。代理王工作的人却意外地悄悄抽身而退，《庄子》中就有文章称赞了共伯和的无私。

4

厉王为了振兴衰落了的周王室，强行实施带有压榨性质的政治措施。虽说周王室衰落了，但其衰落也只是相对性质的。有了比较的对象才能说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必须意识到，周王室的衰落是和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相比较而言的。与其说周王室穷，不如理解成在地方主义兴起的时代里诸侯们更富有。

既然旁系变得比主系更有钱，自然地，旁系也就不再那么听主系的话了。此刻起，诸侯的时代就已经到来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大政奉还的情形：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

说诸侯们再次认可了周的宗主地位，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以前诸侯是并不认可周的。厉王采取的强制政策因为不被认可，所以失败并导致大乱。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但也称不上是个明君。他在和西戎各族交战的时候，损失了征自南方的军队。宣王的儿子是幽王，这是个比他父亲和祖父还要糟糕的昏君。

夏末有妹喜，殷末有妲己，似乎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总有妖女出现。幽王也是因为宠爱一名叫褒姒的女子而丢了国家。幽王有正妻申氏，立申氏所生的宜臼为太子。不过，在褒姒生下叫伯服的儿子后，幽王就废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不管何时何处，家族内斗总是这样开始的。

关于褒姒的出现，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一个叫褒的小国因为有罪，为了乞求宽恕，向周王室献上美女。虽然这是个绝世美女，却从未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想一睹笑颜，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她总是不笑。有一次，烽火台因人为失误升起了狼烟。因为这是紧急警报，各地诸侯和军队慌忙赶到王宫，但当得知只不过是一次失误后，都一脸愕然。这个样子非常好笑，于是褒姒就嫣然一笑。她笑起来容颜更美，据说幽王为此多次派人升起狼烟。诸侯们烦透了，所以到后来狼烟升起都视而不见。

王后申氏出身于实力派申侯一族，她被夺去正妻地位，所生儿子又被废除了太子地位，申侯当然反感幽王。他与缯、西夷、犬戎等部族共谋，造反举兵。据王国维的说法，造反的核心势力犬戎是后来匈奴的祖先。

见犬戎等族大肆来攻。幽王急忙令人升起狼烟。而诸侯们一看，“又来了……”没当回事。没有援军前来营救的幽王在骊山脚下被杀死。传说太子伯服也被杀，而褒姒则被掳走。

周代国都宗周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犬戎族对宗周大肆掠夺，宫殿全被破坏。一般认为，把王的遇害全部归罪到美女褒姒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幽王的统治不得人心才是最大的原因。《诗经》中也有诗歌提到幽王随意向诸侯、诸臣索取土地和人口，说他判案子也是毫无章法，荒唐无稽。

可以说当时周已经灭亡了。不过，被废的前任太子宜臼还在外公申侯的领地上流亡。据说宜臼在褒姒生下伯服后，感到身处危险，就逃到申了。

《竹书纪年》中，有幽王十年（前772）王师伐申的记录，不过没有提到这次讨伐的结果。幽王伐申的理由是申侯拒绝引渡逃亡的前太子宜臼。而在这次讨伐的次年，幽王就在骊山被犬戎所杀。受伐的申侯依靠犬戎的武力发动反击，而接受犬戎援助的代价就是宗周的财宝。国都宗周被完全破坏也在情理之中了。

周推翻殷之后，将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定为副都，并命名为成周。躲在外公家的宜臼于幽王被杀的次年前往成周。

史家把公元前771年幽王死亡之前周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为“西周”，次年宜臼移都洛阳并即位后的时期称为“东周”。宜臼称为平王，从武王算起是周的第十三代王，但也可以看成是东周的第一代王。

东周是一种亡命政权，不言而喻，没什么实力。从两百多年前起，分封于各地的诸侯变得富强的例子并不鲜见。宗家一下子把先祖留下的宗周全败光了，所以也没什么脾气。

平王在位也有五十一年，但因为太子泄父死得比他还早，于是后来即位的是平王之孙桓王。名义上周是天下之主，但实力却在诸侯或是他们的下属手中。诸侯们无视天子、进行势力争斗的时代开始了。

孔子所编《春秋》写的是鲁国历史，以鲁的隐公元年为起点，相当于平王四十九年（前722）。从已确认了年代的共和元年算起，时间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年。史家将此后的时期命名为春秋时代，接下来的?是战国时代。用东周作称呼的比较少见，因为周王室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所以称作春秋战国时代更为恰当。

第21节：从春秋到战国(1)

从春秋到战国

1

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遇害、前太子迁往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正好550年。关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区分点有各种说法，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认为春秋和战国的争斗性质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春秋是霸主的时代，战国则是篡夺的时代。在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接连登场。所谓霸主，指的是诸侯会盟的盟主，而争霸就是争夺诸侯会议议长的宝座。

东迁后的周王室衰落得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但是也没人想取代周天子。而为了拥天子以发号令，诸侯们竞相争夺盟主的地位。

霸主的愿望是成为诸侯的盟主，带领各路诸侯，入朝拜见周天子。晋文公被承认是霸主后，怕有人不服，就召唤周天子（襄王）到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河阳（黄河以北）。周王室被人呼来喝去的，可以说颜面扫地。孔子编纂《春秋》的时候，把这件事说成是

——天王狩于河阳。

在重视礼乐秩序的孔子看来，诸侯召唤王上简直无可想象，但却发生在现实中。孔子深思熟虑地遣词造句，就有了上面的提法。在后世学者中，也有人把这种写法定义为批评晋文公的“春秋笔法”。

召唤天子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不过，晋文公并没有取代天子的野心。

周开创封建制度，正如前章所述，是为了建立“周王室的屏藩”。如果周王室遇到危机，诸侯就立即赶来救援。而且，如果有外部势力进攻周王室，诸侯有义务在半途阻击。鉴于此，周把同族和功臣封到各地。不过，即便有再多的亲戚和功臣，过了两三百年后，他们和周王室之间亲密程度的下降是不言自明的。远在他方、多少代都未曾谋面的亲戚已经不算是自己真正的亲戚了。

不过，尽管这只是个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名义上的周王室，西周东周合起来也持续了八百年而没有被篡夺，所以不得不说封建制度是成功的。

屏藩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缓和，而为了成为霸主，他们相互竞争，在各自的领地上推进开发。在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大量西周前期的青铜器还在日本做过展览。青铜器上面有五字铭文，提示是为燕侯所作。这反映出在西周初期，召公的封地燕的势力范围就已达到了这个地区。1954年在江苏省镇江市的烟墩山上发现了三座古墓，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器。其中一件有一百二十多字的铭文，据此得知这是西周康王时代的器物，除了用来纪念封侯，同时也是为父而作的祭器。这些证据表明西周初期，周王室的势力影响到了长江流域。

周是个出乎意料的广域政权，而像殷那样的神权性质的独裁政权，要统治如此大的地域则是极为困难的。在统治辽阔地域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封建制是卓有成效的。

被封在边境的诸侯们持续开发自己的腹地，从而变得富强。例如，太公望被封于齐，拥有现在的整个山东半岛。周公虽然既是武王的同母弟又是他左膀右臂，但他的封地鲁却夹在齐和宋中间，没多少开发的空间，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小国。

第22节：从春秋到战国(2)

后来统一天下的秦是个新来的诸侯。宗周被犬戎蹂躏、平王迁往洛阳之际，秦被给予岐山以西荒废的土地。就这样，秦襄公得周之助，开始有了爵位和领地。对平王而言，不只是赠与已放弃的土地，也是为了奖赏秦派兵护送平王东迁的功绩。

春秋各国中第一个以王自称的是楚。齐、晋等大国的首领只称公，而楚擅自称王。楚的势力范围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可以想见楚本来就和周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一般认为当时这片地方还是未开化的。《史记·楚世家》中也特意用“楚蛮”突出了一个“蛮”字。楚的首领熊渠曾公然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还让三个儿子称王。他放言说我就是蛮夷，所以跟你中央的惯例、称号什么的都无关，称王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在西周厉王的时候，楚停用了王号。厉王施行高压的“富强”政策导致天下大乱，前文已述。厉王是个独断专行的人物，楚为了避免他一怒之下发兵来伐，所以去掉了王号，也是怕这落为讨伐的口实。不过，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楚首领熊通再度称王。这正是楚武王。综观整个春秋时代，虽然有楚的前例，但除了晚期崛起的吴越外，其他诸侯没有一个称王的。吴越也是蛮地的首领，可以自顾称王。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则接连称王。这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不同点之一。

2

从春秋到战国的这段时期，也是由青铜器到铁器的转换期。比青铜更硬而且价廉，还能大量生产的铁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了。

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草原上的骑马民族因为有了铁器，所以能够统治仍处于青铜器时代阶段的周边其他民族。也有说法认为，斯基泰等骑马民族从西方向中国传播了造铁方法。如果是草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中国的铁文化就应该从北方开始才对，然而中国造铁的发达地区却在吴、越、楚等南方。此外，原始的造铁使用锤锻的锻铁法，但是中国造铁一开始就是使用铸型的铸铁法。原始造铁在时期上虽早，但并没有传入中国，很可能是中国在晚些时候开发出了其他造铁法。只不过铸铁法所造的铁，虽然硬度很高，但却有过脆的缺点，所以导致中国的铁一开始就用于制造农具而不是武器。

不言而喻，铁的出现给生产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在耕作和水利工程上，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在春秋晚期，技术的发展使铁易过脆的缺点得以克服。这段时期相当于吴越崛起的时代，我同意这种看法。

鲁迅（1881—1936）的《故事新编》中有篇关于名剑的故事。主人公眉间尺的父亲是干将，母亲是莫邪，两人都是春秋晚期吴国著名的铸匠。此外，还有鱼肠剑、纯钧剑、太阿剑等其他同时代的名剑故事流传了下来。故事发生的舞台都在吴、越、楚。越王勾践用过的名剑曾在日本展出过，在留给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把看一眼就知道很锋锐的名剑。

“矛盾”这个词是人人都知道的。它出自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卖矛和盾的商人，宣称他的矛能刺穿所有的盾，而他的盾能挡住所有矛的进攻，但在被人们追问其中“矛盾”的时候灰溜溜地走了。出典是《韩非子》，而商人却是楚人，于是我们就得知楚是锋锐、坚硬武器的产地。

如前文所述，《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有十四个栏。最上栏的周是王室，不是诸侯。在周的下面列有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三个诸侯的国名。那么是司马迁弄错了吗？他不可能弄错这么简单的数字。有说法认为，这是由于司马迁不认可这十三国中的一国为诸侯。因他没有做任何说明，所以，会不会是擅自称王的楚被剔除在外了呢？但是，楚和其他诸侯会盟，跟中原的关系逐渐加深。司马迁否定的诸侯是吴的说法更有力。

吴在年表的最下端。同样是南方新兴国的越，消灭了吴王夫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但司马迁却没有因此给越设栏位。陈、蔡、曹等虽然是自西周就有的古国，但一直没有影响天下大势的能力，却都各自获得了一栏，所以有更多记事的越理应也有一栏才对，但司马迁却没这么做。他大概是认定越专门和吴争斗，让越在吴一栏里登场就已足够了。

第23节：从春秋到战国(3)

春秋五霸有很多种提法，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较多。也有把吴越二者替换为宋襄公和秦穆公的提法。

太公望的封地齐成为第一位霸主的最大原因是明君桓公，以及他得到的名相管仲（？—前645）。桓公死后齐仍然是个地方上的大国，但因家族内乱频繁而丧失了活力。

晋是继齐之后的霸主，是西周成王弟弟的封地。实际上，以山西省为大本营的晋也是自身旁系变强后取代了主系宗家而成为诸侯的。晋吞并了邻近几个小国，到文公的时候终于成为霸主。文公名叫重耳，因家族内乱出走，经历了在各国流浪十九年的生活。他手握霸权，如前文所述，召唤周襄王到河阳，能获得这样的实力可能也是拜失意时候的体验所赐。

晋文公的功绩是，针对南方异类的楚国北上围宋，联合齐、秦前去救援，在城濮（山东省）大破楚军。晋文公流浪的时候，得到了楚成王的极大关照。当时成王问他：“我帮了你这么多，如果你回国后当了君主，该怎么感谢我呢？”文公回答说

——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舍”是一天的行军距离，约合12公里。“退避三舍”意思是要后退36公里。据说城濮之战中，晋军果然退避三舍。

这次被打败的楚成王之孙楚庄王也算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在周国都洛阳附近的洛水东岸击败了陆浑的戎族，因而一举扬名。因为平定了周都附近的动乱，周王室也派侍从前来犒赏，为首的是一名叫王孙满的大夫。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周室祖传的九鼎有多重。传说九鼎作为帝德的象征，从舜开始，经夏、殷、周传了下来。

若要解释其中含义，询问九鼎的重量，就是因为想把它运回楚国才有此问。“问鼎轻重”的典故就出于此，用来喻指图谋夺取政权的言行。王孙满答道

——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意思是舜、夏、殷、周都是更改了天命才得到鼎，而周尚有德，天命未改，你就想把鼎搬到自己家，这是做不到的。楚庄王对此回复说

——子，无阻九鼎！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

王孙满啊！别老是把九鼎藏着掖着，就算有九鼎，周王室还不是照样破落。我们楚国戟头上的喙要多少就有多少，用它造个九鼎还不是小菜一碟！——这篇宣言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用武力夺取天子宝座。

和上面三个霸主相并列的还有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人。吴越是夙敌。吴领有以现今苏州为中心的江苏省，越以浙江省会稽（绍兴）为大本营。两国因为接壤，经常爆发战争。

吴王阖闾在跟越国的战争中因伤而亡。他的儿子夫差兴兵复仇，攻打越国，包围了会稽，越王被迫投降。越王向吴献上了绝世美女西施，在表面上装作异常恭顺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会稽之耻”，后来在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

吴越在春秋晚期崛起，是因为其军队装备了锋锐的武器，这也极大影响了中原各国。吴攻陷过楚的国都。越也曾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所以也算是霸主之一。

宋襄公在和楚大战的时候，不肯听名臣目夷（子鱼）的话，没有在楚军渡河时给予打击，而任由敌方过河后重整态势，最后落个完败的下场。不乘人之危的确是“仁”，却因此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讥笑他的“宋襄之仁”。这位宋襄公有时也被算作是五霸中的一位。宋国人是殷的后裔，而夏的子孙的封地杞则只是个年表中都没有出现的小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于是就有了“杞人忧天”的说法。“宋襄之仁”也好，“杞人忧天”也好，亡国子孙总是易遭人取笑。

宋虽有目夷这样的名臣，襄公却不肯听他的建议而败北。吴有名臣伍子胥，获得了伐楚战争的胜利，最终却被处死，之后吴就无法抵挡越的进攻。因担心受到猜忌，越国名臣范蠡则在越王勾践灭吴后飘然离去，毕竟有吴国伍子胥的前例。

也可算作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通过录用有能力的人才，国势强盛起来。然而在他死后，他的177名臣下被迫殉葬，因此受到后世史家的诟病。

第24节：从春秋到战国(4)

在秦始皇的兵马俑被发现后，殉葬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俑应该是殉葬的替代品，可能在秦国土地上，原本就有殉葬的风俗习惯。

3

即使详细罗列出春秋时代的争霸战，要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诸侯众多，但可以说主角是晋、楚两国。而其他诸侯则是围绕这两个超级大国，审时度势，时而合时而散。

为何晋楚如此突出呢？处于现在的山西省的晋可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有所交流，得以经常补充活力。楚也同样从称作蛮的南方民族那里长期获得了精悍性方面的补给。

吴越的登台意味着新武器的亮相。在此之前，战斗形式是驱车手、射手和指挥者在几匹马拉的战车上作战。不过，随着铁器的出现，兵士可以手持各种类型的锋锐武器作战，车战就转变成了步兵战。

车战的参战者仅仅是贵族指挥者和他的私人随从，而步兵战就可以从一般的庶民中征募。国家的每一部分人都在作战，于是战争就成了综合实力的较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得庶民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庶民的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战争把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行军之旅中的战场体验必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他们把这些体验传递给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于是民心向上的风气在人群中扩散开来。

从这个时代起，思想家的登台在中国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个背景。

社会的下层有对胜利的渴望，上层同样也有。春秋战国是竞争时代，为了获胜，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比邻国更富有，该怎么做呢？有人主张追求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有人则强调精神层面很重要。

有优秀见解的人可以得到诸侯的任用。为了入仕就业和安身立命，有志于学的人越来越多。若与安身立命无关，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

春秋战国是个记录了涌现出的各种思想、学问的时代，这些远远比这段时期爆发的形形色色战争更为重要。

前文中已提到，东周前期被称作春秋，来自孔子所修编的《春秋》。《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告终。“获麟”代表事情终结或绝笔，也来自这个故事。现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后的事，是孔子的弟子们补充的。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实际上孔子在两年前去世，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解释为，司马迁将孔子之死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前所述，战国是个篡夺的时代。超级大国晋被大臣们接管，而因为国家太大，国主又不能轮流来做，于是被三个大臣分割了。这样，赵、魏、韩三国诞生，晋彻底消亡了。北宋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把这三国正式被周王室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为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时间点。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孙的封地齐，不久后也为流犯田氏篡夺。这时已经到强者们的时代了。

也可以叫做修罗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年代满载了人类的力量。

4

形形色色的人，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学说。史学家将之综称为

——诸子百家。

中国的思想都产生自这个时代。此后除了外来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对这个时代的继承、铺展、解释、改进，这种说法绝不过分。

不言而喻，最重要的当属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孔子诞生前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时代。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优秀的君主，而优秀的宰相却层出不穷。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种。因为竞争愈发激烈，无论如何，必须整顿国政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所以必须对税收、诉讼、产业等现实政治加以妥善运营。因此，宰相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实干家的时代。君主和上层贵族们沉迷于狩猎，沉湎于权谋，为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费尽心机。然而他们从不接触注重细节的实务，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小吏们的工作。不过，进入残酷竞争时代后，这些细节变得尤为重要。

第25节：从春秋到战国(5)

郑国的子产和齐国的晏婴就是这样的实干家。郑国一直有专出宰相的门阀，但子产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说他只是旁系贵族出身。齐国晏婴出身则更低。两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孔子年长。《史记·郑世家》中记载，孔子很尊敬这二人，在听到子产的死讯后哭道

——古之遗爱也。

意思是说，子产从来都把仁爱放在心中，这份仁爱不像现在的人那么轻浮。

郑是周幽王骊山被杀时殉职的郑桓公的子孙属国，洛阳迁都初期，郑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个。然而，郑的社会风气声名不佳，甚至“郑声”都成了淫词艳曲的代名词。因缺乏努力，郑慢慢地变成了小国，到了子产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国之间，必须操心于生死存亡大计了。子产不得不做伏尔甘（Vulcan）式的政治家。

子产制造了“刑鼎”，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不止是郑，这个时代的各国都没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据惯例来断案的。把这些惯例变为成文并铸于鼎上的做法，是用来明示条文的不可更改性的。

至于刑鼎的目的，应该是要打压贵族的专横。若要使郑富强，就必须发展产业。郑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怎么工作，是因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总是被地主或领主等贵族巧取豪夺。人民没有勤劳的动力，就不能指望国家能够富强。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贵族的权力，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也有人从德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刑鼎的铸造。晋有个叫叔向的人发来信件表示抗议，说如果有了法律，人们就会以此为保护伞，也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触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惧怕长上，如此等等，罗列了很多后果。

可见制刑鼎的子产是个法治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这样。郑的国都发生火灾，定公欲祭祷消灾，子产对此表示反对，说

——不如修德。

这条忠告说，与其祭祷向上天乞求，不如考虑以人为本的修德。

虽然被德治主义的叔向批评，但子产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义者。然而子产与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史记·郑世家》说孔子会见了子产，并以兄事之，这应是司马迁的笔误。孔子第一次出鲁是他年满34岁（前517）的事，而郑国子产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过，子产的以人为本、现实主义、德治主义得到孔子的共鸣和私淑，这一定是事实。

和子产并称、同样给孔子影响的还有齐国的晏婴。晏婴的出身比子产更低。据说他的祖先因在和莱夷的战争中立了功，而获得了食邑（领地）。不过社会地位并非相当于世袭贵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贵族。

当时齐国有个权臣崔杼杀了君主庄公。其实庄公是因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们杀死的。崔杼的家丁虽然也相当于是崔杼的主君庄公的陪臣，但对庄公没有君主的观念。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来捉拿淫乱之徒的。”听到庄公死讯的晏婴赶来后，留下几句话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这里有社稷贵于君主的思想，孔子进一步深化了晏婴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还有十几个大国。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婴的理想，寻求路线的落实，并不拘泥于自己的故国，于是出鲁巡历各国。

5

庄公被杀时，齐的太史（记录官）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还写同样的内容，又被崔杼杀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坚持，所以崔杼只得彻底放弃了。《春秋·左氏传》说

——南史氏（地方的记录官），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地方的记录官当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著，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

第26节：从春秋到战国(6)

崔杼的臣下劝他把硬骨头晏婴杀掉，崔杼说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婴有民望，杀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据近代中国的史学家范文澜（1893—1909）考证，齐在吞并了莱夷的土地后，在渔业和盐业上大获其利。此外，最初用来指代铁的是“銕”字，一般认为这也是莱夷的地方产业。而在讨伐莱夷中立有功绩的晏氏先祖获得了监管这些地方产业的职位。如果是这样，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渔业、盐业、造铁等团体。崔杼所说的“民”，可以具体解释为晏氏一族产业下的从业民。

人们开始察觉到集团的力量。此前的集体是村落等生活性质的，后来产生的集体有了职业性质。像史官们也有了自己的集体组织，这从崔杼的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到。因为晏婴是大规模产业集团的首领，所以，甚至是敢杀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动他。

提到职业集体化，我想说的是，孔子也带领了这样一个团体。孔子的出身，按当时的观念，是比晏婴还要低很多的低层。《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有

——孔子贫且贱。

著者史学家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儒教已成为国教。《史记》中天下之主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其他人为“列传”。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诸侯的孔子，理应被列入“列传”才对，然而司马迁特别地设立《孔子世家》，这是崇高敬意的表达。然而他对孔子的出身又绝无任何粉饰的举动，这是继承了赌命书写崔杼弑君的齐国史官的传统。

孔子幼时丧父，母亲没有告诉他墓在何处。母亲死后，他总算是从曾参加过葬礼的车夫母亲那里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处，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如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时玩过家家的时候就摆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礼和祭礼。白川静氏（1910—2006）推测孔子的母亲可能属于巫一类。

冠、婚、葬、祭的礼仪对这个时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们希望能够根据专家的指导来实施。礼仪中一定要有音乐的伴奏。孔子异乎寻常地重视礼乐，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不妨视他为礼乐这一职业团体的掌门人。而要指导礼乐，不会读书写字是不行的。出身贫贱的孔子之所以能读会写，是因从事礼乐的职业而习得的。他也是一边教门人读写，一边自己开始学习。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成为区区一名礼乐的职业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鲁国国祖周公的追求当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样夸张的神人杂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间，把世间变为人类的世间。《尚书》中就记载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礼乐也被认为是周公所定。

鲁国现状距离周公的理想相当遥远。周公的“礼”指的是秩序，而在鲁国，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孙、叔孙、孟孙——垄断了政治。三桓最有实力的季孙氏则是臣下阳虎掌握了实权，这种下克上的现实与周公之礼不合。孔子为君主权力的回归和周公理想的实现，参与了实际的政治。然而却失败了，他不得不离开鲁国。

如前所述，孔子意识到社稷之上还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应局限于鲁。孔子的愿望是通过更强大的晋或楚实施他的理想，把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所以，被鲁驱逐对他来说不算是伤筋动骨的挫折。十四年间他在各地流浪，游说诸侯。而当时政治形势很复杂，他甚至在陈、蔡等地差点遇害。

于是，孔子放弃了业已失败的政治活动，回到了故乡鲁国，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编纂《尚书》、《诗经》等工作。他的语录《论语》是由弟子们收集整理的，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释“仁”的时候，虽然弟子们说法各异，但这是人文主义。怎样以人的身份存在，这是儒家研究的问题。

如果以“仁”为中心来考量一个人，诸侯和实际当权者中会有不仁，无名庶人中也会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孔子视人不以贫富贵贱为差别，他认为仁和不仁才是为人的衡量标准。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导，正是孔子的观点，但这和他所说的秩序却是相矛盾的。他反对三桓的专横，尝试恢复君主权力就是以礼——即秩序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为标准。不过，君主的权力恢复后，政治应由近仁之人来辅佐，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并非源自血缘关系的信赖感，也是“仁”本身，是对帝王、诸侯最大的要求。

儒的“礼乐”和“仁”之间有对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对立，也有复古和进取的深刻矛盾。围绕着这些，孔子的思想逐渐伸张成为一个很大的体系。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中国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时代中则绝对不是。从春秋直到战国，人类思考的力量持续井喷，可以说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驱。

第27节：统一之路(1)

统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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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称为“儒”。后来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建立起学术体系，并称为“孔孟”。在中国如果提起“孔孟”，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之相对的“老庄”。

无法考证老子究竟是否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然而《论语》中老子并未登场，直到后来的《孟子》也没有提到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极为含糊地说“莫知其所终”。《老子》又称《道德经》，被认为是他的著作，战国中期以后所著的说法非常有力。老子本名李耳，字聃，楚人。据《史记》，他是辈分略长于孔子的同时代人。其思想尊崇“无为”，这与重礼乐即“人为”的孔子思想是对立的。

《论语·微子》中有个故事，讲的是楚国一个叫接舆的人，在孔子面前边唱边走过。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凤是虚构的鸟，据说会在太平时出现，乱世中隐匿。这个人把孔子比作凤，还说，以前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就不劝你了，但你还有未来，不要白白送死。停下来吧！陷身于如今的政治中太危险了……

孔子听到这首歌，正想和这名男子交谈，但对方迅速离去。这个故事也揭示了有人批评孔子，说他从礼乐出发的政治活动没有用。特别是在楚国，这种情形很多。

可能是尊崇无为自然观点的人们创造出老子这个人物作为自己的思想始祖。暂且不论老子是否存在过，《老子》（《道德经》）中所述思想有众多的共鸣者是个不争的事实。与孔子的“仁”相对，老子主张“道”的观念。所谓“道”指的是遥不可及、不可知的事物，同时也是万物的根源。它被形容是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观点上接近于虚无思想。不过，“无为自然”强调人可以安稳度世，其实也并未否定功利性的处世方法。它否定了人为，不认可文化，而将原始生活描绘成了理想之乡。

与孔子的现实主义相比，老子可以说是幻想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孔子所编各地的民谣《诗经》三百余篇中收录了民众朴素、现实的声音。而在老子的故乡楚，则诞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们所作的高蹈、奇幻的《楚辞》。有人把中国人的精神比成是由“孔孟”和“老庄”这两根绳索互相缠绕的产物，也有外观表现为“孔孟”而内里却是“老庄”的说法。

老庄思想的“道”非常深奥，而称为“道教”的宗教团体的产生则是很久之后的事了。老子和庄子都没想过要建立起什么组织。既然尊崇无为自然的思想，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建立集团、组织等人为的行动。

庄子的本名是庄周，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他是魏惠王（前370年即位）或是齐宣王（前320年即位）时候的人，所以和孔子的后继者孟子基本上是同时代人。

他的著作《庄子》描述了悟“道”之人的大自由，在哲学层面上论述了“道”就是不断地生成和流转，理想是跟随大自然的变动享受自由，也就是达到“游”的境界。若当世动荡不安，中国进入乱世后，人们就会被老庄思想所吸引。

组织了最强固思想集体的当属墨子。墨子本名墨翟，最初学儒。据说出生于公元前468年左右，正是孔子死去的时候。不久他脱离了儒家，建立了另外的思想体系。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宗教氛围最为浓厚。他们信仰上天，还主张天下万物平等而不问长幼贵贱。儒家的“仁”也是一种爱，但这是把对父母、家族的爱延及到他人的一种差别之爱，故此遭到墨家的批评。墨家强调无差别爱，称之为“兼爱”。墨家还倡导“尚贤”，尊崇贤者的意思，说的正是才能主义，主张不管出身或阶级如何，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被授予天子、诸侯、宰相等地位，他们也必须尊奉上天的意志，勤劳工作。

第28节：统一之路(2)

墨子重视的除了“兼爱”、“尚贤”外，还有“非攻”，这正是否定战争的观点。把攻击视为非，而受到攻击后的反击则是被允许的。如果有国家遭到攻击，墨家就会集体前去援助防卫。据说楚将要攻宋时，墨子的三百弟子赴宋协助防卫，而墨子亲自去了楚国，劝说他们不要发动攻击。

墨子死后，墨家势力依然强盛，在思想界和儒家分庭抗礼。墨家因援助防卫，所以并不只是一个思想集体，还是技术能人的集体。他们建造防御的城墙，并制造橹等工具打击侵略军。墨是人的姓，但也有种说法认为，墨是木工的必备工具，于是有人推测墨子原本是栋梁之材的建筑家。《墨子》中可以看到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记述，可以说这在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

堪称可以匹敌儒家的墨家势力到后来还是逐渐失势，在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了。墨子死后，分裂为三派是墨家势力衰微的原因之一，而且天下人人平等的思想为特权阶级的统治者所厌恶，这也是加速墨家没落的一个原因。

2

司马迁在《史记》的年表中，列了春秋时代的十二诸侯（实际上是十三个），对战国时代则给出了《六国年表》。虽称作六国，但有除周王室以外的秦、魏、韩、赵、楚、燕、齐七国，故也称为战国七雄。而在最后，秦消灭了其他六国。处于表的末尾的秦成了握有天下的国家，所以不被计算在内，这就是称之为《六国年表》的原因。

战国时代除七雄外，初期还有郑、越、鲁等其他小国存在，但这些小国都慢慢落伍而被吞并，于是成了七雄相争的局面。不言而喻，竞争非常白热化。为了生存下来并在竞争中获胜，诸侯们都在积极地网罗着有能力的人才。

诸子百家的人们也在寻找着赏识自己才能的诸侯。既有想出人头地的人，也有为实现理想的、豪言要兼善天下等等的自负的人。

孟子准备了数十辆车，带着他的几百个弟子，游历各诸侯国。而他自己的决定虽是成为诸侯之师，却没有入仕的想法。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是个民本主义者。孔子在社稷之上列了上天，孟子则列了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认为，君主的地位不应比前二者高，一旦失德就不再拥有君主的资格。齐宣王询问他关于周武王讨伐君主殷纣王这件事，他答道，损坏仁义的人不过是一介匹夫而已，武王诛灭的不是君主，而是区区一介匹夫。这正是容忍革命的思想。

滞留齐国的时候，孟子如果想提什么建议，就直接去齐宣王那里，从来没有被齐宣王宣召过。如果齐宣王想向孟子了解些事情，就得亲自去往孟子的所在。有一次，齐宣王以生病不能前去造访为理由，想请孟子前来宫殿，于是派使者前去。孟子也正好有事情想对齐宣王说，正要赶往宫殿。当他一听到使者的传话，就说“我也病了”，拒绝参见。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两回了，孟子认定自己的理想不能通过齐宣王来实现，于是离去。

孟子也和孔子一样，晚年安居在故乡邹，指导后生们的学业度日。此外，对孟子思想应该关注的地方除了容忍革命的思想外，还有重视经济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中讲到

——无恒产者无恒心。

意思是如果没有稳定的财产，人心也不会安定。他认为，让人们有恒心的是政治，因此经济非常重要。所以，孟子的儒不是唯心论。

魏文侯也热衷于广集人才，据说他自己就师从于孔子的高弟子夏，学习学问。子夏的门人李克、西门豹、段干木等人在魏国，调节谷价，修筑灌溉工程。当时凡是参与经济、法律、产业实务的人都被归类为“法家”，而这些人虽然出自儒家的门第，但可以说一半是法家。同样仕于魏的吴起也曾是儒家曾子的门人，但被逐出门墙，原因是他不为母服丧。吴起贪财、好色，甚至杀妻，但却善于用兵，曾攻陷了秦的五座城池。吴起当然被归类为“兵家”。

说起兵家，春秋晚期仕于吴的孙武因其著作《孙子》享誉世界。他的子孙孙膑和吴起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也有著作传世。这部失传千余年的兵家著作于1972年发现于山东临沂的汉代古墓中，于是人们得知被称为《孙子》的著作实际上共有两部。

第29节：统一之路(3)

齐国国都临淄周围的城墙有十三个门，西边的稷门旁列着许多大宅子，这些是用来招待天下的学者并请他们在此居住的。学者们并不一定要就职，可以只是自由地研究、讨论，并享受大臣或者其副职级别的薪水，这是为防止有才能的人流向他国而采取的举措。世人称这些人为“稷下学士”。《史记》列举的稷下学士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持道家老庄思想的人很多。信奉老庄思想的人中，大体上很少有做官的才对。恐怕稷下学士也是鱼龙混杂。

稷下的学术总管最初是淳于髡，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这是个无法进行归类、让人不可思议的人物，齐威王对他言听计从。一般认为荀子是稷下最后的学术总管，虽然被归类为儒家，但他主张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对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天性本善，谁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后天的环境和习惯导致不善，所以要努力把这些负面因素排除。荀子正好相反，认为人性本恶，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圣人。二者在后天努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荀子观点中有与墨子“尚贤”类似的部分，主张不问出身、录用贤能的人为士大夫。如果排斥了世袭制和门阀主义，国政就会交到有能力的官僚手中。他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开拓官僚制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

虽然叫做诸子百家，也有很多学派消失了，未能流传下来。争论用的辩论术也就是论理学开始盛行，而论理的这些人也被称为“名家”。持“白马非马说”的公孙龙就是其中代表，他向赵惠王主张兼爱，所以本应属于墨家。任何学派都不得不尽力要在争论中胜出，所以论理学的专家“名家”经常门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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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说和性恶说都强调了后天的努力。虽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二者都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约束，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法治主义的思想。主张以法律来规制人类的行为，从而使国家变得富强的就是法家。

秦起用的公孙鞅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因为功绩而被封于商地，所以又称商鞅。他成为秦的大臣是在秦孝公十年（前352）。在商鞅实行政治改革后，落后的秦国的实力有了惊人的增长。以法律束缚所有的事情正是集权主义的做法。严刑峻法的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对国家来说，统治则变得异常容易。

五家为一保的邻保制被创立，这项政策使人们开始承担连带责任。密告会得到奖励，反之，如果邻保中有坏人而不告发，五家的人就会因这一个理由被全部斩首。此外，分家也成了义务。一家如果有两名以上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税金加倍。人们于是不得不分家，分了家就要开垦新的土地，故此这项政策极大地推进了开垦。阶级制度也更为明确，王族如果没有功劳，就再也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军功是按战场上获得的首级数量来计算的。这就是等级以“级”来表示的缘故。

商鞅的第二次改革甚至禁止了父子兄弟同居，非常地不人道。不过，生产发展了，战争中的秦也变得强大起来，并成功从魏夺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秦一跃成为一流国家，正是拜商鞅这套高压的统治主义所赐。

商鞅之所以能放开手脚采取各种手段，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绝对信任。秦孝公于在位第二十四年（前338）死去，随后商鞅立刻垮台。因他制定的法律而遭殃的人数不胜数。即位的惠文君也是如此，自己的随从被商鞅处以刑罚。这位受割鼻之刑、八年未曾外出的公子虔，诬告“商君欲反”，想置其于死地也在情理之中。

商鞅开始逃亡，但他甚至无法在旅店过夜。根据他所制定的法律，如果留宿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旅店的老板就要受处罚。他一度在魏亡命，魏也是受到商鞅攻打过的国家，所以就把他送还给秦了。商鞅走投无路而起兵，最终被车裂而死。

杀死商鞅的惠文君在即位十三年时称王，就是秦惠文王。齐威王和魏惠王已经在九年前就称王了。韩也在不久之后效法秦，称王号。谁也不必再对周王室有所顾忌了。

第30节：统一之路(4)

秦虽杀了商鞅，但依然沿用了他的政策，没有改变统制国家的性质。拥有广阔的腹地是秦的一大优势。西方还有未开发的土地可供开拓，被称为“天府”的富饶的蜀（四川），之后也被秦收入囊中。分家义务之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执行，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地利。

说到地利，楚也有同样的优势。南方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开发，江南亦很富饶。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

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各自做着不懈的努力。不只是诸侯如此，他们下面的宗亲也在网罗着有能之士。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拥有众多食客已是耳熟能详。战国时代如果能持续再长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会有国家被这样的宗亲（只有楚国春申君不是）或重臣取而代之。

此时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车战变为步兵战，武士直接骑马的骑兵战也成了强有力的战法。骑马是从北方塞外民族那里学来的。和塞外民族接触较多的赵最先采用了骑兵，也因此改换了军队的服装。《史记·赵世家》中详细叙述道，采用筒袖、裤子这样的胡服受到了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下了大力气才说服他们。从马背上射箭是有很强机动能力的新式战法，被称为“胡服骑射”。

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一个。不过出了一个名相申不害，整顿内政，也具备了不可轻侮的实力。

燕远离中原，和其他六国往来不多。但有辽东、辽西的腹地，拥有的实力也是个未知数。

齐王由太公望家族变为田氏，但齐和春秋时代一样仍旧是个大国，拥有稷下学士，可以说文化水平特别高。秦国的司马错非常清楚，文化水平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秦国虽然因商鞅的集权主义政策变得强大，但软实力反倒变得薄弱，司马错对此心知肚明。

4

在战国活跃着一批纵横家。除了实力的斗争——士兵们互相残杀的战斗以外，外交、谋略方面的斗争也愈发激烈。

关于外交和谋略，有个叫鬼谷子的人物，他手下还有两名俊才——张仪和苏秦。苏秦取“合纵”之策，指的是为应对超级大国秦，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起来的政策。与此相对应，张仪的做法是，秦和六国中的每一国缔结和亲条约，破坏他们之间的联合。因为联合是横向的，故称为“连衡”（或为“连横”）之策。因此，谋划“合纵”和“连横”，四处奔走致力于外交与谋略的人被叫做纵横家。张仪和苏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也有其他拼命来回奔走游说的二三流纵横家。

这种现象是在秦成为超级大国后出现的。合纵是对秦的防波堤。苏秦一手促成了合纵的成立，据说他身兼六国宰相。与此相对地，张仪的分化手段也很辛辣。在鬼谷子老师门下学习的时候，张仪始终成绩优于苏秦。然而因为苏秦的合纵，秦在十五年间无法向函谷关以东发兵。强烈的自尊心使张仪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全力以赴破坏合纵就在意料之中。

六国中实力最强的是楚，接下来是齐。张仪收买楚的大臣，扶植亲秦派，成功使合纵派尤其是主张和齐同盟的一派没落失势。亲齐派的屈原被流放，后投身于汨罗江。为了使楚亲秦，张仪许诺说，要割让秦的领土给楚国。不过，楚和齐绝交后，秦看到两国若想重新修复关系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就撕毁了约定。

之后出于复杂的缘由，楚怀王亲自出武关，前往秦谈判，被秦逼迫割让领土，他严词拒绝，于是被扣留在秦。怀王在秦国的土地上思乡不已，在焦思中死去。

能使楚大伤元气，可以说秦的统一天下大业就成功了一半。然而，这个功劳也不只是张仪破坏合纵得来的。秦依从司马错的意见，向蜀进兵，得到了四川的土地，这也使楚丧失了战意。秦得到了从长江上游攻楚的据点。张仪建议，为了统一天下，秦国应该首先消灭空有名分的周王室。司马错对此表示反对，主张应先伐蜀。司马错的意见最后得到了采纳。

第31节：统一之路(5)

——我国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让人民富裕起来是当务之急。

这是司马错的观点。虽然在张仪的辉煌遮掩之下不易察觉，但和破坏合纵相比，得蜀才是秦强大的主要原因。此外，大量秦人移居到了人口稀少的蜀地，分家义务的法律必然会极大地推进移民工作的开展。秦的生活水平、经济力量必定有了令人瞩目的提高。

说到战国时代，容易给人一种七雄严密封锁边境、互相争斗的印象。实际上纵横家就穿梭于各国游说，殷遗民开创的商业也是越过边境进行的。各国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对商人带来的各种物资都很感兴趣，所以也给予他们方便。

来往于各国的商人中，有一个叫吕不韦的人物。他通晓各国的情况，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他在赵的国都邯郸见到了秦送去的人质——秦昭王的孙子子楚，说

——此奇货可居。

“奇货”意思就是淘到的宝贝。因为现在很便宜，于是准备买下并囤起来。

战国时代的交换人质是家常便饭。两国如果要做什么协定，就马上交换人质。像秦这样的强国，尽管说是人质，选择的也是在王族中不怎么重要的人。子楚虽然是秦昭王的孙子，却只是昭王次子安国君所生二十几个儿子中的一个。然而，此时秦的太子死了，次子安国君继兄长之后成为太子。于是，子楚就成了太子的儿子，所以他虽然在赵当人质，但在秦宫廷内的地位有了少许提高。

虽说是太子的儿子，他还有二十多个兄弟即对手。不过太子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没有嫡子。太子妃华阳夫人为了确保自己将来的皇后、皇太后的地位，就必须有个养子。当然要从丈夫的儿子中挑选，子楚也有这个机会。虽然现在是个不幸的人质，但谁又敢说将来他就不会是秦王呢？所以吕不韦才称他是奇货——一笔划算的买卖。

吕不韦对子楚做了大量投资。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终于成功地使子楚成了她的养子。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很顺利，但唯一的差错就是子楚爱上了吕不韦的爱妾。

——把那个女人给我。

听到这个要求，吕不韦没有拒绝。这是号称邯郸第一舞伎的绝世美女，因此子楚对她的渴求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现在就拒绝了，以前辛辛苦苦的投资就打了水漂。于是吕不韦不得已，就把她给了子楚。不过，据说此时她已怀有吕不韦的孩子，至少《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是这么写的。生下的儿子起名叫政——这正是后来的秦始皇。

秦昭王死后，赵送还了子楚和他的妻儿。子楚的父亲安国君继位，称为秦孝文王。不过这个孝文王在父亲昭王死后一年就随之而去了。华阳夫人的养子子楚即位，真的是个“奇货”。

子楚就是秦庄襄王。之后庄襄王也在在位第三年时死去。不言自明，刚满十三岁的太子政即位，时间是公元前246年。商人吕不韦任相国，被秦王称为“仲父”。这来自齐桓公对名宰相管仲的称呼，意思是“等同父亲的人”，也可以说仲父就是实际的摄政。

关于秦始皇的出生，前面所提的秘密究竟是不是事实已无从知晓。只不过他母亲曾是吕不韦的侧室，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吕不韦号称有食客三千，家童一万，过着空前奢华的生活。据说他还和已成为秦国太后、曾经的侧室还有所来往。但是这样做太危险了，于是吕不韦把一个叫嫪毐的精力旺盛的人推荐给她，以顶替自己。据说太后是个离了男人一天也过不下去的女人，可能吕不韦对她已无法应对了吧。

秦国在始皇帝即位的时候，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其余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已经开启。统一天下并不仅靠始皇帝一人之力，而是日积月累的，从商鞅改革算起已过百年。

第32节：土崩瓦解(1)

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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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殷、周在中国被称为“三代”，这三个世袭王朝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之主。不过，一般认为，三者的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中心的地域。如前所述，甚至在江南都有周代青铜器的出土，于是人们从中得知周的势力范围出乎意料的广阔。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封侯的铭文，所以势力范围并不意味着就是周直接统治的地方。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王室所能控制的范围，所以王室以封建制度委托王族和功臣来统治地方。封建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既推进垦殖，也发动战争。

春秋诸侯、战国七雄统治的土地，基本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作为地域名，这里被称为中国。如果没有秦实现的统一，可能会跟现在的欧洲一样，有大大小小很多个国家。以秦、楚、齐为名的国家并存，演绎着兴亡交替的历史。换言之，如今所说的中国是因为秦而诞生的。

先秦（用来称呼秦以前的时代）的文献中频现“中国”的字眼，意思是“国之中央”。秦以后的诗文中，很多情形下中国并不指代整个国家，而是国家的中央部分或者国都。《史记》在顺叙秦的世系时，时而中国，时而夷狄，其中的意思应该理解为秦的先祖时常被召到中央。

“中国”这个词并非“国之中央”的意思，而是指“中央之国”。因为有了秦的统一天下，所以直到现在还在用“秦”指“中央之国”。“秦”字的发音是chin，现在的印度语和波斯语仍然把中国称作chin。英语的china也来源于“秦”更不用说了。题外话，china后来有了中国特产陶瓷器的意思。

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正值战国诸侯开始称王的时候，相当于秦国商鞅下台的时期。在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欧洲，历史的主角和舞台正从希腊转向罗马。对罗马来说，为更多人所知晓的是东方的产品而非东方的国名。这产品正是丝绸。丝绸也出现在甲骨文中，写成现代的字形就是“丝”，现代汉语的发音是si，估计古代也应是差不多的发音。罗马人都知道，用令人惊奇的纤维制成的si的产地在东方。拉丁语中表示中国的ceres或celica，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si为语源的说法很有说服力。英语的silk属于同语系，无须多说。

话题重新回到秦始皇。在他十三岁即位的时候，他的秦国已经是最强大的国家了。对于即将实现统一天下梦想的秦，当时的人们有两种看法。赵被秦攻打的时候，齐人鲁仲连说服魏国客将新垣衍向赵派去援军，秦军因此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赵送还了当人质的少年始皇帝。这是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鲁仲连在对新垣衍的陈述中，把秦说成是一个不知礼仪、崇尚首功（战场上斩首的功绩）的国家。他还说，秦以强权役使士，像压榨奴隶一样压榨人民，如果要自己成为秦民，宁可跳东海而亡。在齐国文化人鲁仲连眼里，秦是一个野蛮的、只在战争中才算强大的国家。

另一方面，如果让持性恶说的荀子来评价，他会赞扬秦国的风俗：百姓淳朴，敬畏官员，故而顺从；政府里的官员严肃、恭俭、敦敬、忠信、有礼貌，还不拉帮结派。百姓顺从以及官员服务态度良好的原因在于法律的严酷。人类天性本恶，所以必须要以法律来约束。从荀子的这种看法出发，秦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家。

在这个集权主义的法律国家中，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始皇帝一手打造的。自商鞅铺设国家运行轨道以来，到始皇帝这一代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正在实施的郑国渠灌溉工程以及李冰在蜀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始皇帝所继承的庞大遗产。百年的岁月里，秦变成了与其他六国性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始皇帝是应运而生的人物。

秦虽然完成了天下的统一，但历史昭示，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大崩溃。即便花上百年的时间，集权主义性质的国家还是有着极大的缺陷，连始皇帝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以说最清楚秦国缺陷的就是褒秦的荀子。儒家的荀子认为秦达不到自己理想中的王道，理由就是“无儒”。这里说的儒可以理解为理想主义。

荀子说

——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

他指出，如果秦能把儒的理想主义在政治中纯粹地反映出来，就可以称其实现了王道。如果政治只是以驳杂的形态反映了儒，最多也就是个霸主。如果完全没有理想主义而施行政治，那就只有灭亡一途。必须承认这个预言实际上完全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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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始皇帝是强秦性格的化身。有利的一点是秦可以为所欲为，而丝毫没有公平和人情的余地。

二十四岁时他清除了相国同时也是仲父的吕不韦。在诛杀了和太后有不伦之恋的嫪毐后，首先就罢免了推荐这个妖人入宫的吕不韦。吕不韦被迫转移到自己的封地河南洛阳。然而，做了十几年的摄政、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即使被逐到封地，登门拜访之客还是络绎不绝。不久始皇帝又发布处理决定，令吕不韦迁至蜀。这一次始皇帝给吕不韦送去的亲笔信被《史记·吕不韦列传》引用，内容如下：

第33节：土崩瓦解(2)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的功绩被全盘否定。被送往赵国的可怜人质子楚之所以能成为秦王，都是因为吕不韦的功劳。那时，吕不韦评价他为“奇货”。如果不是吕不韦对华阳夫人做工作，子楚是不可能即位的。始皇帝也因为是子楚的长子，才能继父亲之后登上王位。不能说吕不韦没有功劳。始皇帝清除在政界呼风唤雨的吕不韦，必然是在为建立王的独裁体制做准备。被勒令前往蜀的吕不韦觉察到自己“可能就此被诛杀”，于是服毒自尽。始皇帝还进而调查在参加吕不韦的葬礼时哭泣的人，并对他们处以流放。时间是公元前235年。

始皇帝并非是头脑发热，可能从十三岁即位开始，就已经在计划着完全掌握王权。从嫪毐大案到吕不韦自杀的三年内，他冷静地计算，逐个击破，最终达到了目的。

既然秦国有这样的独裁人物，那么当时的六国再怎么合纵，也逃脱不了对方的毒牙。不管怎么说，始皇帝在父亲为人质的时候生于赵国，从年幼不懂事开始，就过着逃亡的生活。秦昭王丝毫不顾当人质的孙子和曾孙，派军队包围了赵国邯郸城。吕不韦花六百斤黄金买通了监视的官员，好歹把子楚救回秦国阵地。留下来的子楚妻儿当然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但他们还是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吕不韦也有自己的考虑：始皇帝的母亲自幼在邯郸长大，对所有事情应该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秦昭王死后子楚的父亲安国君即位，始皇帝和他的母亲终于回到了秦国。九岁之前，他过的是头颅寄放在肩膀上的生活。对于始皇帝，我曾形容他是“魔性之人”。始皇帝不是普通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

秦向与其接壤的韩出兵后，韩把一个叫公子非的使者送给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始皇帝是韩非著作的忠实读者。韩也知道这件事，于是就把公子非送去了。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流传到了现在。始皇帝在读后甚至说，如果能和作者相会、交往，死也愿意。

《韩非子》是冷酷的法家著作，里面有句话

——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它断定，为了取悦人民而施行的政治就是混乱的开始。举例说，收取税金和年贡是出于应对饥荒和国防的需要，而人民却因性“贪”而不满。为了博得人民的喝彩声而减免税金的话，饥荒的时候就会有饿死者，外敌入侵也无法防御。如果刑罚变得严厉，人民会因法“严”而不高兴；然而如果放松刑罚，社会秩序就会乱套，市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主旨都是不能迎合、迁就民意。这本著作的作者是儒家荀子的门生，却对儒家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儒以文乱法”。若以文章和言论批判政治，“法”的权威就会降低。它主张应该赋予“法”绝对的权力，王依法施行政治。信赏必罚则是不言自明。不管是和王血缘有多近的王公，还是影响力有多大的豪强，在“法”的面前是一样的。血缘、人情，一概无视。父亲犯法，儿子也得告发。儒家批判这种违反人情的做法，但韩非子辩解道，如果做得不这样彻底就无法推行政治。这种学说非常对始皇帝的胃口。

始皇帝扣留了以使者身份前来的韩非，准备为秦所用。对此有危机感的是同为荀子门下的李斯。李斯最初是由吕不韦招揽的法家，因其才能而被认可，成了始皇帝的最高顾问。如果始皇帝起用倾心已久的韩非，李斯的地位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李斯向始皇帝进言道

——非是韩的公子，所以即使仕于秦，也会以韩国利益为先。不可起用。但也不能为他人所用，可以在秦国以某种法律的罪名诛杀之。

始皇帝放弃了起用韩非的念头，但韩非是他曾经私淑过的人物，于是惜其才能，决定予以赦免。然而，李斯深知韩非的可怕之处。只要这位法家的一号人物还活在世间，李斯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个二流的法家。他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迫他自尽。

第34节：土崩瓦解(3)

在法家的世界，就算是同门师兄弟也没有人情和公平。这让人联想起鬼谷子门下的张仪和苏秦之间也是火星四溅，以合纵和连横相争不休。同门的俊才、同学，相互之间也是敌手。肉体上消灭对手，是法家保证自身生存的所谓最佳策略。

韩非在秦国死于非命，但他的思想仍然活在秦国以及始皇帝心中。

3

可以说秦灭六国的确是大势所趋，至少始皇帝使这种势头得以加倍。

韩非子死后三年，秦国灭韩。时间是秦王政十七年（前230）。

两年后，赵国灭亡。将军王翦攻陷了赵都邯郸。

又过三年（前225），王翦的儿子王贲水淹魏都大梁，俘获魏王。

自此，春秋时代的大霸主晋分裂成的韩、赵、魏相继灭亡，秦的对手由六国变为三国。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将军王翦率领大军，消灭了最强对手楚国。

在韩和赵被消灭后，有强烈危机感的燕太子丹准备以暗杀始皇帝的方式来打开局面。刺客荆轲被送往秦国，但暗杀最终功亏一篑。虽然暗杀是狗急跳墙的策略，但此时也没有其他手段可使了。燕在受到秦猛攻后，杀了暗杀大案元凶太子丹，向秦献上首级，想以此来平息秦的怒火。然而，秦并非是一怒之下才发兵的，吞并天下才是其真正目的。秦自然不把太子丹的首级放在眼里，仍然继续发兵。燕王逃到了辽东，但很快就支持不住了，有八百多年历史的燕国就此灭亡。

最后只剩下一个齐国。蹂躏了燕国的秦军顺势南下，占领了齐都临淄，俘虏了齐王。时间是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此前叙述中虽然一直用始皇帝的称呼，但实际上在天下统一之前还是得称其为秦王政。而在消灭六国后，秦王政就开始用从未有过的“皇帝”称号。与此同时，谥法被废除了。各国的昭王、怀王等谥号，是在王死后依据其生前业绩和品行来选定的，这正是一种评价。始皇帝认为天子是超越评价的存在，那么如果废除了谥法后该怎么排行，就以数字来算。他宣称自己是始皇帝，接下来的就是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

——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始皇帝想要的是天子的绝对化。在此之前普遍用于指代第一人称的“朕”被定为天子专用，就是绝对化的表现之一。此外，秦不允许士大夫掌握较大的权力。称为仲父的吕不韦不得不自杀，百战百胜的将军白起也被以“有余言（怨言）”的理由处死。秦一度包围了赵国邯郸，但因无法攻克，只得退兵。始皇帝的父亲子楚逃出赵国就在这个时候。白起反对这次出兵，称病拒绝就任司令官。出兵失败后，白起说了句“都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才导致这样”，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多嘴，必须以死谢罪。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军四十五万、在伊阙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进而攻陷楚都郢甚至使楚来不及迁都的大胜，悉数出自白起的指挥。可谓是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的名将，却因为一句牢骚就被轻描淡写地杀了。多嘴只是个口实，军功过于辉煌才是被清除的真正理由。从那时起，秦就在推进王权的绝对化。如果要依据法家思想推行政治，这样的事就是无法避免的。

基于法家思想的政治要求，还要废止封建制而施行郡县制。也曾有人进言，在远离国都的地方封皇族为王。而李斯主张强行推进郡县制，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全国被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郡、县的长官全部由朝廷派遣，一纸调令就可调到任何地方。当然世袭之类是不能容忍的。中央也就是朝廷的指示会被传达到全国的所有角落。

继统一国土后，秦又在所有领域推行统一。这应该算是始皇帝的功绩。各国略有不同的字体都被统一为秦国小篆；各地有差别的度量衡也被统一；全国的车轮间距离被命令必须一致。当时的道路上因为辙较深，显现出轨道的形状，车轮就在其中疾驰。各国的轨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防御外国战车的进攻，至此已经被认为是没必要了。文字和轨的统一被称为“书同文，车同轨”。继军事上的统一后，政治、文化上的统一也开始实施。

第35节：土崩瓦解(4)

秦始皇统一天下，在人们的心里深深地烙上了“一个中国”的信念。从此人们就认为，分裂是异常的，统一才是正常的。

4

秦始皇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清除掉吕不韦，而在统一天下后，他的办事节奏让人感觉一下子快了许多。

提起万里长城，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始皇帝，实际上长城是战国时代诸侯在各自国界要地所筑的城墙。因为天下已经统一，所以始皇帝就拆除了这些城墙。齐长城围山东半岛而建，楚长城则依汉水到汝水而建。天下统一后，这些城墙就成了无用之物，还妨害了交通。只是北方的长城还不能拆除。究其原因，从战国晚期直到秦汉，匈奴俊杰辈出，北方塞外民族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秦始皇连接起燕、赵和秦自身在北方修筑的长城，并予以加固、加强。

《史记·蒙恬列传》介绍长城

——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记述说将军蒙恬率领了三十万役众，这是依法强制召集的役众。民众如果抗法，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商鞅开创的秦国法家政治在李斯手中变得更加严酷。

长城的建造引人瞩目，而拆除国内长城的时候也强征了很多人。始皇帝在即位的同时就开始在骊山修建自己的陵墓，这项工程从全国征用民夫。此外还开始营造叫做阿房宫的巨大宫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营造骊山陵和阿房宫，共动员了七十多万囚徒。囚徒的数量确实显得过多。派遣至郡县的官员是依法家思想来管理行政的。对他们业绩的考核，是看是不是施行了更多、更严厉的法律，结果出现大量囚徒。囚徒数量多被认为是郡县官吏有能力的表现。于是，嗟怨遍布天下，但这样的声音也被法律压制住了。

始皇帝举行了泰山封禅的仪式。在泰山封禅的只能是圣天子，秦始皇自然深信自己有这个资格。尔后他开始巡历天下，亲自检阅自己的江山，在各地立碑称颂自己的伟业。队伍浩浩荡荡，给人们以威慑。使人民敬畏就是巡历各地的目的之一。

虽然是所谓天下的人民，但大部分还是被灭六国的遗民。长平之战中四十五万赵军曾经投降，但将军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杀害。因为有降兵叛乱的前例，所以对这四十五万降兵说杀就杀了。而他们的家属和亲戚何止百万。至于被秦灭国的六国王族、公族、相国、将军等，对秦肯定也有极深的仇恨。

后来汉高祖刘邦的著名军师张良，据说出身于韩国世袭相国家族。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寻访暗杀始皇帝的勇士，找到了一名能远投一百二十斤铁槌的大力士。在河南博浪沙的山里，这个力士将铁锤投向始皇帝的车，但偏差了一点点，最后击毁了副车。秦虽然展开了十天严密的大搜查，但最终还是没能抓到犯人。

得到天下的始皇帝开始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据说那些神秘的方士们把这种药当饭吃。他们骗始皇帝说，只要给钱，你就能得到长生不死的药。但药的交付不能老是拖延下去，所以方士们只有趁夜色逃跑一途，方士侯公和卢生的就这样逃亡了。此时始皇帝也受到了责难。

对皇帝的批评是不可原谅的。正因如此，连谥法也被始皇帝废除了。始皇帝对可能“诽谤”过自己的学者进行了严格的调查。批评法家政治的，不用说就是儒家系统的学者。究竟是怎样的调查，史书中没有留下详细的经过，但记载说犯禁者有四百六十多人。

早一年，秦应李斯进言，实行了“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了李斯的进言，内容是：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始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除医药和其他实用书以外，百家的书全要焚毁，特别是言及诗、书的。可见其主要目标是儒家。和政治没多大关系的老庄，对法家的李斯来说不算多大的威胁，而积极倡导以古代周公的精神推行政治的儒家才是最应防范的敌手。除了言及诗、书，进言中特别强调了“以古非今者”，这一点值得关注。

第36节：土崩瓦解(5)

李斯的进言是赤裸裸的言论弹压，历史上称为“焚书”。仅仅焚书也不能让始皇帝安心，于是以方士逃亡案件为托词，逮捕了划为可疑分子的四百六十多名儒者，在国都咸阳全部坑杀。

焚书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坑儒在三十五年（前212），总称为“焚书坑儒”。不得不说这就是秦的晚期症状。

5

焚书坑儒后，始皇帝将长子扶苏送往北方，责令他监督将军蒙恬。据《史记》记载，扶苏因劝谏焚书坑儒，始皇帝惩罚性地让他远离朝廷。不过，如果说这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人事调动，其中也有疑点。在长城一线，蒙恬率众共三十万。前文已述，当时的匈奴正迎来兴隆时期，变成了极大的势力。此外被灭的六国遗臣的怨恨还未消尽。如果蒙恬和匈奴、六国残余势力纠合起来进攻咸阳，秦是无力抵御的。但奇怪的是始皇帝为了扬威，经常巡游天下而不在国都咸阳。这样看来，始皇帝是把长子送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坑儒两年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在巡游东方的归途中死于沙丘（河北省），据说年满四十九岁。巡游的一行人中，有宰相李斯、始皇帝末子胡亥以及胡亥的老师宦官赵高随行。始皇帝在得病后，写了一封给长子的玺书，内容是回到咸阳后替我主持大葬，这正是对接班人的指名。然而，赵高和李斯、胡亥三人共谋篡改了玺书——至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是这么写的。这件事情只有三人知道，而三人后来全部被杀。那么为何玺书被篡改一事能被他人所知呢？历史总会时不时出现这样的疑问。不过三人有过共谋，基本上不会错。

在秦国，传位于长子基本上已是原则。始皇帝的祖父安国君虽是次子，但他是在兄长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的父亲子楚虽是华阳夫人的养子，但也是在异母兄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当然是长子。这样看来，在北方担任重要职务的长子扶苏成为二世皇帝是理所当然的。

在巡游中随行的胡亥是末子，是个愚蠢的人物。宦官赵高是他的老师，所以在胡亥即位后他就可以掌握大权。法家宰相李斯也是个野心家。长子扶苏除了英明，从劝谏焚书坑儒可以看出他还偏好儒家，至少应该是反对法家政治的。而愚笨的胡亥则容易控制。所以如果英明的扶苏即位，李斯就有失势的可能。虽是密室中的事情，玺书的篡改却是事实。

仅伪造一封指名胡亥为继任者的玺书还是让他们感到不安，于是又炮制了赐死扶苏和蒙恬的玺书。在视法为绝对的秦，玺书是不能违抗的。扶苏在接到玺书后立刻自杀，将军蒙恬虽然对命令存疑，也被迫入狱服毒自尽。结果导致三十万民众向南散去，英豪冒顿单于（单于在匈奴语言中的意思是首领）率领的匈奴军进入了曾由蒙恬驻守的鄂尔多斯。关于匈奴有多种说法，他们的人种体格更接近于欧洲人种而非现代蒙古族，语言则属于阿尔泰语系。过去东胡和月氏很强，匈奴有段时期被夹在东西两个强国之间苦不堪言。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见不到匈奴的身影，也是因为它没有南下的实力。然而曾在月氏当人质的冒顿从月氏成功逃脱，杀了父亲头曼单于自立，进而击破东胡，赶走月氏。

匈奴中出现俊杰的消息应该也传到了始皇帝的耳朵里。派遣扶苏北上是他对策中的一环。如果杀了有三十万民众的蒙恬和扶苏，显而易见匈奴将会南下。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玺书的伪造基本上不会有错。

必须说，秦在大统一后紧接着大崩溃，这是必然的。应当看到，秦在大统一的过程中就已经播撒了大崩溃的种子。始皇帝统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死亡是在公元前210年，接着秦帝国的灭亡是约四年之后，公元前206年的事情。夺取天下十几年后就灭亡了，其分崩离析速度之快，真的令人震惊不已。

拥立二世皇帝胡亥的李斯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此前他还杀了同门的韩非。这是个要杀尽所有对手、冷酷无情的人物。始皇帝除了胡亥和已死的扶苏外，还有很多子女。李斯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他的恐怖之处体现在，从男到女一个不留，十二个公子和十一个公主全部成为牺牲品。他用这个恐怖政策警告人们，如果胆敢反抗二世皇帝和他身后的李斯，就会性命不保。然而，法家化身的李斯也犯了致命的失误。

第37节：土崩瓦解(6)

这就是二世皇帝的老师赵高，他也是知晓并参与密室阴谋的人，所以对李斯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对手。可能二者都想收拾掉对方，但李斯并不把宦官出身、身份低贱的赵高放在心上。在抢先处死二世皇帝对手的同时，赵高以二世皇帝的名义逮捕了李斯，并予以处死。在冷血这一点上，赵高绝不亚于李斯。赵高深知，如果自己一直不采取行动，那么早晚会为李斯所杀。从李斯的所作所为来分析，谁都会有这种看法。

李斯就因为这次大意，眨眼间就被人从世间抹去了。在不是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的争斗中，李斯最终还是失败了。

6

始皇帝死去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兵。他们并不是秦所担忧的六国遗民中的实力派，而只是所谓长工农夫的低级阶层。他们是被征用为渔阳（今北京）守备军的兵卒。两人是屯长但不是指挥官，轮流负责照顾、管理同行的兵卒，说成当值更为贴切。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到达渔阳，然而在途中因大雨阻挡而无法前进，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期限了。

关于秦“法”之严，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迟到就是死刑。反正是一死，还不如揭竿而起，发起暴动，如果成功还可以出人头地。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是陈胜的话。他激励兵卒们，所谓王侯或将军、宰相不是天生的贵种，我们也能做。

起兵完全没有计划，只是为了一个理由——下雨导致道路无法行走，故此不能赶上期限。不过，造反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集结了六七百辆战车，千余骑兵，数万兵卒，攻占了陈城。这座大城曾做过楚国三十七年的国都。

陈胜自称陈王，而吴广称假王（副王）。陈城中有叫武臣、张耳、陈余、周文的人物，其中张耳是天下知名的名士，秦统一后他隐匿身份。据说始皇帝曾以千金悬赏寻找，对陈余的悬赏是张耳的一半，即五百金。始皇帝死后，这些人在造反起事时纷纷出现。于是在长工农夫为主体的造反军中，知识分子也慢慢地加了进来。人数是增长了，但所有人堆在一块反而缺乏组织，互相之间没有同志的情谊。如果说唯一的共识，那就是反秦的感情。他们都是在秦代最命苦的楚人。

被陈王任命为将军的周文，率千辆战车及数十万兵士直指函谷关，但秦朝将军章邯指挥的囚徒军击溃了这支造反军。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武臣、张耳、陈余也应陈王的命令北上，将赵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赵因为也是为秦所灭，所以没有抵抗。陈王命令他们从赵攻击秦，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要进攻西方的秦，就必须要做好恶战的心理准备。他们把目光投向同样为秦所灭、处于东方的燕，没多久就起了内讧，西征也就此搁置。吴广因过于傲慢，被将军田藏所杀，而自称赵王的武臣也因零星小事被人杀害。

章邯取得函谷关大胜后，乘势逼近陈城。陈王陈胜被自己的驾车侍者杀死，他在王位上待了仅仅六个月。

尽管陈胜、吴广都死了，他们所引发的起义风潮却未能被镇压下来，造反已经遍及全国。这时，项羽和刘邦登场了。

后面将会讲述汉高祖刘邦。不过仅就此时而言，造反的主导者还是项羽。项梁在距离陈城相当远的浙江会稽起兵，他父亲项燕在对秦战争中阵亡。起兵的时候，项梁杀了秦任命的会稽郡守殷通，而砍掉殷通脑袋的就是他的侄子项羽。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预言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意思是说，就算楚衰亡到只剩下三户人家，如果秦被消灭，那么灭秦者也一定是楚人。在对秦敌忾之心如此强烈的楚人中，项氏是武将中的名门，知名度要远远高出陈胜和吴广许多。

此时，陈王的死讯刚刚传到各地。当时满布天下的造反军都有呼应陈胜的意识。既然失去了造反的核心人物，他们必然会寻找新的中心。而最合适的中心，不言而喻就是项梁。在项梁身边出现了一位叫范增的老人，他说陈胜的失败在于自立，应该把楚的王族子孙立为王才对。于是项梁在民间找到了一个叫心的牧羊人，因是楚怀王之孙，于是立他为王。这个人正是反秦运动的象征。项梁奉楚王，在薛召集各路造反将领，其中以一军之将的身份参加集会的人里面就有刘邦。时间是陈胜死去半年后，即二世皇帝二年（前208）六月。李斯被处死是在第二年七月，同年九月秦将章邯在定陶大破造反军。在这场战斗中项梁身死，于是楚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梁的外甥项羽为次将，继任项梁的职位。不久项羽杀死宋义，成为造反军事实上的核心。

第38节：土崩瓦解(7)

此时秦将章邯正在攻赵。项羽前去救援，在巨鹿击败了章邯。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了项羽。他在出征时听到李斯被处死，觉得如果胜了，就必然会招来赵高的嫉恨而落个被杀的下场。自函谷关一战以来，一直连战连胜的章邯也在巨鹿一败后决定听天由命。严酷的法律确实有强大的力量，但也会把人逼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出现了这种现象。因为不管是谁，如果知道会被严罚，肯定会想方设法摆脱制裁。不过，项羽突袭了投降的二十万秦军，并在新安城南把他们全部坑杀。但他没有杀章邯等几名高级军人，准备让他们做攻秦的道路向导。

越来越多的造反军加入到讨灭秦的队伍中来了。但被拥立的楚王——被称为义帝——当着众将领的面作了一个约定：

先定关中者王之。

郡县制的脆弱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楚王和造反各将领都考虑恢复封建制。不言而喻，谁都想成为肥沃土地上的王。自然，成为天下之主的秦所倾力开发的关中土地——包括咸阳在内的辽阔土地是最好的。

这一次，赵高把大祸归罪于二世皇帝胡亥，强迫他自杀，然后拥立在北方含冤而死的扶苏之子子婴。因无皇帝之实，此时的称号被恢复成诸侯时代的秦王。

赵高打算操纵子婴，却反被其所杀，父族、母族、妻族被尽数杀死。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子婴即位第四十六天，造反军出现在灞水河畔，但不是开赴函谷关的项羽，而是破武关的刘邦军的身影。

子婴以白马牵白木车，坐在上面，脖子上挂着辫绳，向刘邦投降。据说这种仪式是诸侯投降时的惯例。

时间是子婴元年（前206）十二月。

第39节：汉风起兮(1)

汉风起兮

1

刘邦是沛县（江苏省）人。和项羽不同，他出身庶民，父母之名不 详。对这位大汉王朝的创始人，成书于汉代的《史记· 高祖本纪》中只提到其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而这并非人名。在中国同姓不可结婚，妻子在婚后也不换姓。刘邦似乎是随母姓的，可能是双亲并未正式结婚，或者是父亲入赘的情形。

——好酒及色。

即便是身为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也不得不这样如实地描写刘邦，无意隐瞒他是酒鬼和好色之徒这件事。但刘邦性格坦率，乐于助人，被任命为泗水（江苏省）的亭长。在秦代制度中，所谓亭是指每十里所设的机构。有“十亭一乡”的说法，所以亭是最小的政府部门。

小官刘邦被命令率领民伕前往骊山（陕西省）始皇帝陵的建造营，但途中有一两个民伕逃跑了。始皇帝对自己的陵墓煞费苦心，尤其为了防盗掘而设置了不计其数的机关。根据这个传言，知晓陵墓秘密的民伕在竣工后必定被赶尽杀绝。所以听到这个传闻后，民伕因为害怕而逃走了。而如果不能带来规定的人数，领头者也要被依法处决，所以刘邦也成了逃亡者，躲了起来。全国各地必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处都是这类逃亡者。他们为了自卫而结成了团体，并且尽可能地藏身于出身地的附近。他们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只应获得同情而不应被怨恨，所以受到了亲戚友人们的秘密帮助。

陈胜、吴广起兵时，逃亡者们纷纷起事以呼应他们。刘邦在故乡沛县附近逃亡的时候，从大泽乡（安徽省）传来了陈胜、吴广造反的消息。

沛县县令自然是中央派遣来的人，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各地郡守和县令被拿来祭旗的消息不绝于耳，于是这位县令决定应声造反。书记萧何、狱吏曹参在筹划的时候，建议唤回附近几百名沛县出身的逃亡者。前去召集逃亡者的并非官员，而是和他们非常熟络的狗屠（杀狗职业）樊哙。逃亡者的头领自然就是刘邦。

但是这时县令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他是一名深知法律严酷的秦代官员。他准备捕杀造反派，于是萧何和曹参翻出城墙，去了刘邦的所在地。刘邦以箭文和城内取得联络，促成了起义。城内的父老带领子弟们杀了县令，开城门迎接刘邦，全县造反。于是，集结在刘邦麾下的不仅有沛，还有附近各地的大量逃亡者。就这样，刘邦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造反军团的指挥者。此前是他上司的萧何和曹参反成了他的部下。人们为了在乱世中寻找出路，必须找一个有能力的指挥者，而指挥者此前的身份不是问题。

刘邦军团最终实现了首先进入关中的目标，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但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大危机。至于原因，造反团的主流项羽最终越过函谷关（河南省），了解到被刘邦抢了先。而楚王也就是义帝曾有过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

进入关中的刘邦军有十万，而项羽军是四十万。如果激怒了项羽，刘邦军就马上会被踏平。刘邦虽进入了咸阳（陕西省），但他封了官库，没有染指后宫三千美女，敬候项羽的到来。接着，他前往项羽的驻地鸿门，为自己辩解。

这个场面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项羽的军师范增建议说，“刘邦不可不杀”。项羽因刘邦态度恭顺，不是很想杀他。无赖好色的刘邦没有碰后宫美女一根指头，没有比这更恭顺的了吧。范增认为这是刘邦胸有大志的表现，更要杀他。造反初期刘邦就有了优秀的军师，生于韩国相国世家的张良，正是雇大力士暗杀始皇帝的男子。这位张良曾经救过项羽叔父项伯的命。既然项羽阵营有杀刘邦的意向，于是项伯急速报告张良。

名门出身的项羽向来瞧不起庶民出身的刘邦。被范增劝了无数次，他还是不想杀。项羽也很自负——这样的人也配做我的对手？——自信满满。范增有识人的眼光，见项羽不肯，就命令项羽的从弟项庄拔剑起舞，伺机刺杀刘邦。剑舞一开始，觉察到危险的项伯也拔剑起舞，庇护着刘邦。接下来樊哙也上场，陈述着刘邦的功绩。没多久刘邦借口去厕所，顺着小道返回了灞上（灞水河岸）的阵地，把后来的事全交给站在一边的张良。这是戏台上的著名场景，也被润色成故事小说。鸿门宴不管细节如何，刘邦的性命危在旦夕是千真万确的。

刘邦进军关中时，宣称如果自己为王，就只约法三章，秦的其他法律一律废止，博得了喝彩。要知道，秦民受严刑峻法之苦，早已到了难以尽齿的地步。刘邦的约法三章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仅此而已。

项羽进入关中后，就杀了已经投降的秦国子婴，掠夺了已封存宝库的财货，在宫殿放起大火。据说咸阳的大火连烧了三个月。结果，刘邦没被封为关中王，而是被封为汉王，下辖巴、蜀、汉中的土地，也就是从陕西到四川的领地。项羽把关中分成三份，分给和自己同气连枝的三个臣下，而自己做了梁、楚九郡的王，号称西楚霸王。如果君临关中就可以成为天下之主，然而项羽衣锦还乡的愿望太强烈了。

被架空的楚义帝不会总听自己的话，所?不久之后项羽就杀了他。

从刘邦的情形可见，项羽的论功行赏极为不公平。因此，齐、赵各地的将领们背叛了项羽。项羽为此果断北伐。有强大战斗力的项羽军连战连胜，但残杀降卒使他不得人心。各地游击式的抵抗始终不绝，项羽不得不东奔西走忙着镇压。在项羽为根除游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邦终于动手，出汉中占领了天下的中心——关中。用刘邦的话来说，按照楚义帝的约定，关中理所当然是我的领地，我只是从项羽一脉的领主手里取回来而已。不言而喻，项羽被激怒了。这样一来，项羽对刘邦，也就是楚汉战争开始了。

2

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要叙述这场战争，就一定要对二者的性质作一比较。生于武将世家的项羽战斗力很强，虽然集结了军众，但精锐被安排于核心，事实上属于少数精锐主义。可以注意到，《史记》中把刘邦造反起义时的军众称为子弟，项羽的则称为精兵。

项羽战则必胜。他在彭城（江苏省）打得刘邦落花流水。十万汉兵被赶到睢水，据说尸体堆积成水坝，截断了水流。刘邦在荥阳（河南省）求和。项羽虽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名声却很差。反秦战争时期，他杀了章邯的二十万秦军降卒，论功行赏也不公平。对刘邦之所以不能够穷追猛打到底，是因为东方游击战的蜂起。

各地的军队当然也在观察二者的强弱，按理说会依附到强者一方，但为了势力的均衡，他们决定加入刘邦一方。因为他们期待刘邦可以对自己的功绩作出公平的评价。韩信投靠刘邦，平定了齐，转而南下威胁项羽。此外，游击军一直是刘邦的伙伴，其首领彭越因指挥游击战而知名。

第40节：汉风起兮(2)

在平定了天下后，刘邦说，作野战的指挥官自己不如韩信，制定作战计划则军师张良更高一筹，补给方面自己没有萧何的手段，而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全在于能够很好地用这些人。这里讲的正是包容力。

与此相对，项羽的性格则是凡事必定亲力亲为。即使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觉得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部下必然会心存不满。

刘邦在秦灭亡的公元前206年被封为汉王，因此在统一全国后仍定国号为汉，并以这一年为建国起始。秦灭亡是子婴元年十二月，但秦历中十月为岁首，所以也就是年后只过了三个月。

公元前203年相当于汉高祖四年。这一年双方议和，以叫做鸿沟的河流为分界线，约定东为汉，西为楚。项羽很快解散了军队，回到东方，但刘邦撕破协定，滥发授予领地的许诺书，借此集合诸侯兵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安徽省）。项羽因在围营的汉军中听到自己故乡的楚歌而绝望，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来历。他带领少数精锐，突破包围圈，南下到乌江（安徽省），在那里自刎而死。据说最后的遗言是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意思是自己一直很强，但是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命运所致，也就是上天要灭亡自己，并不是自己战斗力弱的原因。

时间是汉高祖五年（前202）。诸侯汉王刘邦从这一年开始就成了天下之主，由王变为皇帝。汉王朝这个长命王朝开始了。西方用“秦”（chin）来称呼中国，而汉族、汉字、汉文、汉语、汉诗、汉法乃至于汉奸这些词中的“汉”等于“中国”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这个王朝因王莽篡夺，于公元7年灭亡，持续了两百多年。王莽也是十几年后就被灭，依然是继承了汉血统的刘氏王朝建立了起来，持续到禅让于魏曹丕的公元220年，大约维持了两百年。汉代以王莽时期为分割线，被分称为前汉、后汉。前汉的首都是长安（陕西省），后汉的首都是洛阳（河南省），故而根据位置，也被分称为西汉、东汉。在中国，尤以后一种叫法居多。

《史记》中引用了项羽（《项羽本纪》）和刘邦（《高祖本纪》）的诗歌。项羽的诗歌是在逃出垓下城之前，和情人虞美人分离时所作。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在此自傲于自己的力量和气概，把战败归于天时不利和爱马。

刘邦的诗歌是在平定天下后，回到久久未归的故乡沛，见到老朋友的时候创作的。时间是公元前195年。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意思是虽然平定了乱世，但为了守护这份和平与统一，最想要的就是勇猛的将士。与项羽的歌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人性格的不同之处更加明显。项羽过于依赖自己的力量，而刘邦对自己得人才、实现天下再次统一深有心得。高祖刘邦死于作这首诗歌的七个月后。

3

《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介绍了项羽和刘邦的诗歌，在引用了这两首之后，每首都标明

——泣下数行。

项羽的情形是身陷包围，渴盼生还，在终于逃脱的时候自然流下了英雄泪。而刘邦的心情则比较复杂。

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必须挨个清除功臣。除了萧何、曹参、樊哙等沛的同乡外，还有至今未曾见过、也不知道名字的人接连参加到他的阵营，并立下汗马功劳。这些人看到跟着刘邦走就有利可图，于是选择了加入。若仅是如此，刘邦与他们之间就没什么情谊，有这样手握大军的同伙是很危险的。刘邦的妻子吕后比他更担心这一点，她所生的独子不像父亲，非常软弱。刘邦在世的话，还能起到震慑的效果；一旦刘邦亡故，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更急于肃清功臣的是刘邦背后的吕后。

首先被清理的是燕王臧荼。他是项羽阵营的人，在刘邦进入关中成为汉王时就做了燕王，所以可以说是汉王的同级生。韩信为刘邦平定北方的时候，燕王才加入汉方阵营，所以他虽是功臣却关系浅淡。据说燕王在消灭项羽后就谋反，可能是在汉看来，相熟度很低的王坐拥大军过于危险，故而以谋反为口实派军队前去讨伐。高祖亲自出马征讨臧荼，平定后任命卢绾为新的燕王。卢绾和高祖是出生在同里、同日的发小。

第41节：汉风起兮(3)

高祖七年（前200）韩王信串通匈奴谋反，在铜鞮（山西省）被汉朝打败。在秦将蒙恬被伪造玺书杀害后，匈奴南下屡屡威胁汉朝北方。韩王信因为领地荒凉，准备用外交手段避开锋芒。但他和匈奴的谈判被指为通敌，逼得他不得不谋反，这似乎才是真相。

韩王信和韩信是同名异人。战国韩王之孙信被称为韩王信，因“胯下”有名的才是韩信。韩信对高祖统一天下功劳最大。如果不是韩信从齐南下，已经在彭城、荥阳战败的汉军就会被项羽歼灭。韩信在天下统一后被封为齐王，上交军队后被移为楚王。楚王韩信被人密告有谋反的嫌疑，被送到洛阳接受盘问。韩信曾在垓下能调动三十万援兵，却不能马上诛杀项羽，于是首先把他降格为淮阴侯。韩信称病不参见皇帝。后来被派往北方的陈豨自称代王造反，刘邦御驾亲征，此时韩信却告病未曾从军，遂被以串通陈豨的借口处决。这是后来加上去的理由。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从王降格到侯这件事上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刘邦亲征后，留守的萧何和吕后共谋诱杀了韩信，时间是高祖十年（前197）。

在游击战中极为活跃、被立为梁王的彭越，也被以谋反的理由诛杀了。彭越和韩信、黥布一道，动员大军在垓下支援刘邦。垓下三名将中的韩信和彭越相继被杀，所以淮南王黥布感到不安也是必然的。他是从骊山脱逃的犯人，从脱逃人群的头目成为一军之将。虽然并未谋反，但他觉得也会被什么理由所杀，所以既然是同样的下场还不如先动手——黥布的情形是真正的谋反，他攻打高祖的堂兄荆王刘贾，刘贾战死。

这一次还是高祖亲征，大破黥布军。此战，高祖中流矢负伤。尔后刘邦命令其他将领前去追击，自己凯旋返回长安。途中顺便路过故乡，《大风歌》就是作于此时。

建国元勋——猛士大部分都被清洗了。他放歌表达想在故乡土地上得到猛士的愿望，这份心情显示得极为强烈。包括垓下三名将在内，被清洗的人在刘邦眼中都只是外人。可以说，正因为是外来者，所以不能麻痹大意，只有清洗一途。然而在刘邦准备回长安时，就传来了他在沛的同乡、同日生的卢绾串通匈奴的消息。被立为燕王的卢绾最主要的任务是防备匈奴，为此必须得到匈奴的情报，于是送去了间谍。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揭发了这件事，这被认为是在和匈奴串谋。为了调查真相，高祖召还卢绾，但卢绾害怕，称病拒绝进京。高祖一怒之下命令周勃前去讨伐。

卢绾原意是想等度过风口浪尖后，再作详细的说明，这样刘邦就会谅解。然而，刘邦因在和黥布战斗中负伤，不久死去。事已至此，卢绾不得不亡命于匈奴。

清洗的名单中一般只有外人，但最后的一栏里标记着高祖的发小之名。于是，汉在已经清除的王之后，立了刘邦一族。例如，代替彭越被立为梁王的是高祖的第五子刘恢，继卢绾之后被立为燕王的是高祖的末子刘建。此后，非刘氏就不再被立王。

秦实施的是完全的郡县制，但在始皇帝死后就立刻土崩瓦解，这被认为是没有屏藩的原因。周代封建是完全的封建，只有王都的附近是王朝的直辖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诸侯愈加强大，变得无视王室，从而进入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时代。汉以史为鉴，郡县制和封建制同时并用。全国置郡县，中央派遣官吏，同时也将皇子、皇族立为各地的王，并以国称之。秦末动乱中，秦代皇族的实力派中并没有掌握地方势力的人。如果王朝改变，官员们只需要改变主人就可以了，而皇族就必须和王朝休戚与共，他们被期待能尽全力防止叛乱。

清洗元勋也是为了避免成为周代那样的封建的举措，但给人的回味不怎么好。

4

高祖刘邦于在位的第十二年（前195）四月在长安长乐宫死去。正妻所生的独子刘盈即位，死后谥惠帝。废止了谥法的秦朝非常短命，所以在那之后的中国，任何王朝都不用二世、三世这样的提法。皇帝刘盈性格软弱，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是吕后在执政。

第42节：汉风起兮(4)

在清除元勋、功臣这件事上，吕后比高祖更热切，前文已提到。高祖死后，她就把清理的重心转移到能成为自己儿子的竞争者的高祖庶子们身上。

戚夫人最受高祖的宠爱，她所生的皇子刘如意自幼就被封为赵王。吕后召来赵王并毒杀了他，对他母亲戚夫人施以极为残忍的肉刑。砍断手足、挖眼烧耳，逼她服哑药而不能出声，然后放到厕所里，取名叫“人彘”（人猪）。惠帝被母亲展示的这个人彘吓出了病，一年多的时间里下不了床。

——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我是太后的儿子，不能治天下。

惠帝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后他沉湎酒色，不再关心政治。吕后有一子一女，女儿就是鲁元公主。她让鲁元公主的女儿做了惠帝的皇后，也就是说，让惠帝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外甥女做了惠帝的妻子。按吕后的想法，她期望吕氏的血脉能在汉王朝血统中越来越浓。但期望落空了，皇后未能产下子嗣。

惠帝在即位七年（前188）后死去。吕后命皇后张氏以他人之子为养子，立为太子。与汉王朝没有任何关系的少年即位，吕后开始摄政。吕后的专横还在继续。非刘氏者本应不能封王，但吕氏一族被接连立为王，连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偃都被立为鲁王。

吕氏如此专横，为何手握高祖千军万马的将军大臣们就容忍了呢？这是因为吕氏一族有吕后这个大后台。吕后党中只有一位实战将军樊哙，他是吕后的妹夫，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厉害人物了。现在只需要等年事已高的吕后死去就可以了。如果为了刘氏而起兵诛灭吕氏，只能招致更多的混乱。值此建国还没多久的关键时期，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只要是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必要白白浪费力气。就这样，吕后时代持续了八年。刘氏王如果不娶吕氏女她就不得安心。赵王刘友被强令娶吕氏之女为妻，但他根本不爱这位正妻，而是宠爱其他女子，惹得吕后大发雷霆。赵王被召至长安幽闭起来，不给饭吃，最后活活饿死，这事发生在她死的前一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终于死了。吕氏一族中虽然也有吕禄、吕产等人，但根本不是隐忍多时的刘氏武将们的对手。太尉（国防部长）周勃和丞相陈平很快就全歼了吕氏一族。周勃进入军营，下令

——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

这是个著名的命令。“袒”指的是脱衣，显露肩膀。强迫他们露右肩或左肩表明立场。军中之人全部露了左肩。偏护、偏袒也被称作“左袒”，就是由此而来。吕后尽管有出色的策略计谋，却根本没有人气。大概是对戚夫人的处理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吧。

然后，宗室中谁将被奉为皇帝成了一个问题。谁都知道吕后拥立的皇帝和刘氏没有任何关系。吕后总想着连皇帝也变成吕氏，但她连这点时间都没有了。

登上帝位的首要条件是外戚要老实本分。已经有了王朝被吕氏搅得天翻地覆的前车之鉴，大臣们首先把这一条作为了选拔条件。

从顺序来讲，应该立高祖长子刘肥的儿子齐王刘襄。他在讨伐吕氏一族时，在地方上率先起事。但是，齐王母亲的娘家有个叫驷钧的人，恶虐暴戾，被叫做“虎而冠者”——穿衣戴帽的老虎——声名狼藉。于是齐王被排除出选拔对象。

高祖刘邦的儿子仍存世的只有次子代王刘恒和末子淮南王刘长两人。按顺序是代王，他母亲的娘家薄氏名声很好，代王本人也因仁孝宽厚的品行而闻名。

吕后死于七月。吕氏一族伏诛后，代王刘桓被迎回长安，九月即天子之位。当时仍然在使用秦历，九月正值年末。十月就改了年号，称为文帝元年（前179）。后来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废秦历，基于夏历创建“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秦历虽然不合理但近百年未改，除了人们已经习惯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是建国当初是没有闲工夫来处理，二是到了从代王升迁的文帝和他儿子景帝的时代，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采取的方针是不做多余的制度改革。

第43节：汉风起兮(5)

在即位的第三个月，文帝实施了法律改革，废止了连坐。重罪的场合下，与犯罪无关的双亲、妻儿都被连带的制度被终止，这与人民休养生息密切相关。匈奴问题在后面会专门讲到，但还是要提一下。在高祖的时代，汉和匈奴缔结的是屈辱性质的和约。文帝时代，匈奴同样屡犯边境，但不是大规模的侵略，汉也把和亲作为首要问题。即便如此，汉朝仍然加强了边境的守卫，做出蓄势待发随时远征的姿态。于是匈奴退兵，但其实汉也不会真的动兵。

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是老庄学说，也叫做“黄老”之术，被认为是源于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直到老子的思想。如前所述，老庄尊崇无为自然，主张不做多余之事，所以对于休养生息的时代是非常适合的；而主张积极改善政治的儒家思想与这个时代并不合拍。文帝的皇后窦氏尤其喜好黄老之道，而儒生辕固生把《老子》评价为“这不过是家人（下仆）的言论罢了”，据说被激怒的窦后就把辕固生关到了野猪圈里。这时是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景帝时代的故事，所以窦氏已经成了太后。《史记·儒林列传》中说，景帝出于同情而给了辕固生一把锐利的刀，于是辕固生就用刀把野猪刺倒了。

1971年发现的著名的马王堆古墓，所处的正是这个时代。二号墓中还出土了《老子》的帛书，但根本没有《论语》等儒学系统的著作。

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合起来大约四十年时间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吴楚七国之乱。

汉合并郡县制和封建制，正是所谓“郡国制”。但王朝在力量强大后有了自信，所以更倾向于郡县制，至少也会采取弱化诸王实权的政策。景帝的时候有个叫晁错的能吏，积极地推进这项政策，诸王们的不满在加深扩大。

吴王刘濞是高祖刘邦兄长刘仲的儿子，景帝即位时他已年逾六十，是皇族中最年长者。吴王是反对中央的牵头人，其中也有私怨驱动的原因。吴王的儿子在某次进京的时候，与当时还是皇子的景帝下棋起了口角，被发怒的景帝掷棋盘打死。从那以后，吴王就告病不入朝。

能吏晁错寻查诸王的小失误，以此为借口削减他们的封地。楚王刘戊因在服丧期间亲近女性而被没收了东海三十八县，胶西王刘卬则因卖爵案件被削去六县。

景帝三年（前154），吴被削去领地会稽郡和豫章郡，前者是盐的产地，后者是铜的产地。盐和铜是吴王一手鼓励、振兴起来的产业，再加上杀子之仇，于是吴王纠集诸王，称“诛晁错，清君侧”，大举起兵。

从讨伐黥布后的四十年间，汉朝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响应吴王呼吁的有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等六王。吴王还叫上了汉的外藩东越国（浙江省）、闽越国（福建省），赵王和匈奴取得联络，所以这是个外族也参与其中的巨大叛乱计划。

汉朝廷处死了削减诸王封地的实施者晁错，准备以此作为交代。然而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吴楚七国准备攻入长安，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梁。梁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所以没有被吴王劝降。这位梁王刘武死守首府睢阳（河南省），阻止了叛军的西进。这也证明了诸王只要血缘相近，就是出色的藩屏。此时，诛灭过吕氏的周勃的儿子、太尉周亚夫率领讨伐军进入昌邑（山东省），推进作战，切断了吴楚军队和本国的联络。粮道被断的叛军饿死者无数，逃兵不绝。在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后撤的时候，周亚夫又率精锐追击。吴王弃军而逃，却被自己邀请来的东越军杀死。对东越来说，以利相诱的人自然就要充分发挥他的利用价值，如果把吴王的首级送给汉朝，还能得到奖赏。就这样，仅仅三个月，叛乱就被平息了。

受到赵王邀请的匈奴看到形势不对，于是没有出兵。

虽然是大乱，但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平定了。结果，实力派诸王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朝廷的实力因此得以加强，汉巩固了政权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失败，虽也在于梁王和周亚夫的挺身而出，但造反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才是最大的原因。

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汉代朝廷将此当作最大的政治目的。四十年间既无内战也无外征，所以民间没有爆发出不满。秦末之乱的时候，深受法家政治之苦的民众很快就对陈胜、吴广的造反纷纷响应。而景帝时代的民众即使贫穷，却也能平安度日，政府不怎么干涉。梁王之所以能够坚守睢阳，周亚夫之所以能够切断叛军粮道，尽管没有详细的记录，但如果没有民众的协助，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诸王叛乱的理由是他们的封地被削减了，但这与普通民众的利害毫不相干。可以说吴楚七国之乱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44节：荣光时代(1)

荣光时代

1

汉朝自武帝时代起就改变了政策，休养生息的时代结束了。四十年的宽松政策使政府财政变得宽裕起来，文帝和景帝的治世中也没有大工程、大动作，文帝、景帝拒绝举行封禅仪式更是个有名的故事。史家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

古代王朝的政治反映了皇帝的性格。武帝十六岁即位，是个进取型的人物，凡事都表现出积极的性格。治世初期母亲（景帝皇后）和祖母（文帝皇后）仍在世，这使得武帝对监护人持有顾虑，但在政治上却逐渐地显露出浓重的自身色彩。

景帝有很多子女，仅儿子就有十四个。经过一场“女人的战争”，九子刘彻才被立为太子。最初是栗姬所生的长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从顺序来讲这是必然的。刘荣这个人物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他的生母栗姬。景帝的馆陶公主下嫁给一个叫陈午的人，生了女儿陈娇。后来她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但被栗姬干脆利落地回绝了。至于原因，则是因为馆陶公主一直在为弟弟景帝物色这样那样的美女，所以栗姬也就一直对这位皇姐没什么好印象。

馆陶公主被激怒了。景帝此时没有皇后，一开始立的皇后是从祖母娘家迎娶的薄氏，但因为性格不合且无子嗣，在祖母死后就被废了。栗姬生的儿子刘荣既然被立为皇太子，所以栗姬为了让自己成为皇后，在大臣中来回做工作。然而她这种行为却引起了景帝的不满。从拒绝馆陶公主提亲一事可以看出，栗姬很要强。病弱的景帝说：“我死了以后，不要为难孩子们。”她回答道：“要是还得照看别的女人生的小孩，我可顾不过来。”不言而喻，这个回答很伤景帝的心。

馆陶公主提亲被拒后，随即展开报复，她联合了后宫的王夫人。王夫人是刘彻的生母，她允诺了儿子和陈娇的婚事。馆陶公主在弟弟景帝那里进行了猛烈的公关游说，终于成功废掉了皇太子荣，改立刘彻为太子。于是，王夫人因是皇太子的生母，而被立为一度空位的皇后。在女人的战争中失败的栗姬据说是被气死的。必须说，她的败因就在于过度表露感情。

公元前141年，景帝死于未央宫，皇太子彻即位。刘彻这时已经十六岁，所以他也很明白自己成为太子的来龙去脉。这一切是自己的岳母兼姑母馆陶公主联合自己的母亲王太后，再加上溺爱长女馆陶公主的祖母窦太后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有人形容说武帝是从石榴裙间即位的。只要为了自己的帝位而前后奔忙的几位女子还在，少年武帝就不得不稍受点委屈。

尽管如此，汉武帝也必定能亲身感觉到国库充盈的活力。四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朝廷的仓库被装得满满的，征收上来的税金铜钱甚至因为用不上，缗都腐烂了。所谓缗指的是从铜钱眼里穿过、用来把钱连成一串的绳子。粮食也多得在库里装不下。如此的国力似乎正在等候着它的用武之地。

年轻的武帝必定会考虑，向对汉来讲是屈辱性关系的匈奴展示威严。

——一雪白登山之耻。

深悉汉代历史的武帝在白登山脚下，总会紧握拳头这般发誓。

时间是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武帝即位六十年前。刘邦亲征谋反的韩王信，进兵至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地方。韩王信联合了匈奴，所以汉必须和匈奴一战。匈奴的王称作单于，其下有左贤王和右贤王。匈奴授予两贤王万余骑的兵力，令他俩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共同作战。冒顿单于是个俊才，制定了将汉军引诱、包围、歼灭的计划。他隐藏起精兵肥马，只以老弱兵卒和瘦马相示。汉朝侦察兵果然上钩，报告说“匈奴弱，当击”。刘邦遂尽起全军迎战匈奴，追击假装逃跑的对手直到白登山。先头部队在白登山被潜藏的匈奴四十万骑包围，而刘邦就在先头部队的骑兵军团中。也就是说，冒顿单于以一万骑重点引诱汉的骑兵军团，再以四十万骑予以包围。

第45节：荣光时代(2)

包围长达七日。刘邦听从了陈平的建议，给阏氏（单于之妻）送礼，请她让匈奴退兵。仅收买单于的妻子并不能使匈奴后退，原因应该是汉的后续部队都赶了过来，而且共同作战的韩王信部将王黄未能如约到达。如果王黄归汉，和后续的汉步兵军团合流，匈奴就可能遭到反包围。

谈判成功了，包围开了一角，汉兵一边拉满弓一边撤出。之后就有了具体的和亲谈判，双方同意汉朝公主嫁单于为妻，每年向匈奴赠与绵、绢、酒、米和其他食物，汉为匈奴的昆弟等。

高祖死后，单于给吕后送去亲笔信，戏弄说：“我没了妻子，你也没了丈夫，那不如就一起过吧。”汉朝武将们都大怒，主张讨伐匈奴，但被吕后阻止了——即使是高祖，不也曾在白登山危在旦夕么？于是吕后派人送去了语气柔和的拒绝信，“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

文帝、景帝继续实行对匈奴的和亲策略，他们统治时期内没有留下双方大规模冲突的记录。然而，武帝“一雪白登山之耻”的愿望格外强烈。还有很多他想做的其他事情。

2

除了向匈奴雪耻，武帝深自留意的还包括完备国家体制。文帝、景帝实行无为而治，对民众不做过多干涉。武帝则倾心于儒家，希望通过努力使国家更充实、更有序。这不只是他天生的性格，还有后天所受教育的影响。

秦以焚书坑儒镇压儒家，而到了汉，朝廷请了儒家博学之士作为典礼的专家。然而，他们仅仅是仪式的指挥和读书写字的专家，和政治的关系不深。如前所述，时代的思想主流是老庄（当时称为黄老）。

无论武帝对儒有多偏心，只要喜好黄老的窦太后还在，就不能大张旗鼓地推行儒家政治。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个曾把说老子不好的儒者辕固生扔到野猪圈里的老太太。

武帝即位后立刻下令政府大臣和诸王丞相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士人，以此网罗天下人才。在这次被推荐的儒生中，有个研习《春秋》的学者董仲舒。他受到了武帝的高度评价，被提拔为江都国的相。

大臣赵绾、王臧深明儒学，也在隐秘地准备推进儒教体制，并从鲁接来了他们的师父申公。准备虽然隐蔽，但还是被窦太后知道了，两个大臣被令自杀，申公也被赶了回去。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也是儒家的人，但因为和皇室有关系，只被解职就完事了。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王太后的母亲在丈夫王仲死后，再婚嫁入田家生下田蚡。在老庄思想为主流的时候，寡妇的再婚是比较自由的。

武帝和表妹陈皇后之间相处得不是很好，皇后没有生下子嗣。和景帝的时候一样，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也为弟弟带来了美女。受雇于平阳公主府上的讴者（歌手），一个叫卫子夫的女子，进入后宫受到了武帝的宠爱。据说嫉妒发狂的陈皇后施行了“巫蛊”。这是一种和日本的丑时参拜1相似的诅咒，制人偶埋于地下，诅咒对手死亡。这种做法是被严厉禁止的，在法律中是死罪。

究竟是陈皇后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还是为了废掉皇后而找的借口，现已不得而知。但审理案件的张汤得出了有罪的结论。有三百人因受到牵连而被诛杀，陈皇后被幽闭于长门宫。仿佛是有所愧疚，废后的日常待遇和从前是一样的。

陈皇后被废是在元光五年（前130）。此时，二十七岁的武帝终于能够无所顾忌地推行自己的意志了，儒家体制最大的障碍窦太后已在五年前即建元六年（前135）死去。

曾被解职的窦婴和田蚡又被起用，但两人纷争不断。两人争斗的焦点很荒唐，所以传言当时的御史大夫（副总理）韩安国尖锐地批评说，两人像是“小商贩或女人之间的争吵”。两个重臣意气用事地吵架。窦婴因窦太后之死而没了靠山，在政治斗争中变得被动。而田蚡是健在的王太后的异父弟弟，故而派阀很大，最终处死了窦婴。不过田蚡也很快就病死了，人们自然把这归结为是窦婴的冤魂作祟。这两个重臣对年轻的武帝来说，一个是祖母的亲戚，一个是母亲的亲戚，都是麻烦的主儿。两人死去是在元光四年（前131），武帝在第二年就废了陈皇后。武帝之所以能在废后这件大事上说做就做，也是因为此时已没有了任何掣肘。

第46节：荣光时代(3)

武帝起用了宠爱的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后来又起用了卫子夫姐姐的儿子霍去病为军中首脑。卫子夫曾是贵族府邸的讴者，身份几近奴隶，她的亲人也是卑贱出身。然而论及人品和才能，却是极为优秀的。比起互相攻讦而双双倒台的贵族窦婴和田蚡，不得不说他们要有才能得多。

卫青为车骑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他们发挥了军事上的天赋。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是和三公同品级的军队司令官。三公中的太尉是国防部长，但实际指挥军队的则是将军们。文帝时薄昭是车骑将军，景帝时窦婴是大将军，全都是皇帝母亲的亲戚。皇族刘氏虽有血统远近的不同，但都有皇位继承权，所以让他们直接指挥军队是比较危险的。皇帝担心被掌握军队的同族取代，因此就形成了将军一职由外戚就任的惯例。武帝不像父亲和祖父那样，母亲的亲戚较多，故而任命妻子的亲人为将军。不管是卫青还是霍去病都是深孚所望。

3

汉的外藩东越后来在史书中被标记为东瓯。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杀了吴王刘濞的正是东瓯。吴王的儿子刘驹在闽越亡命，因痛恨杀了父亲的东瓯，于是鼓动闽越王攻击东瓯。被包围的东瓯火速派特使前往汉朝请求援兵，时间是建元三年（前138）武帝十九岁的时候。武帝派一个叫庄助的人从海路赶往东瓯，但闽越在此之前就退兵了，并没有发生实际战争。然而三年后，闽越（福建省）在其好战首领的带领下，又向南越（广东）用兵。南越派特使到长安请求援兵，于是汉派去王恢和韩安国两名将军。但这一次战争还是没有发生。好战的闽越王为同族和大臣所憎恶，被自己弟弟杀了。

未见血腥就凯旋的两个将军在武帝面前商议匈奴问题。王恢主张讨伐，韩安国则主张继续和亲，因而形成对立。韩安国反对讨伐的理由是：汉若远征，人马疲累，只会沦为以逸待劳的匈奴的盘中餐。针对此论，王恢出了个主意，既然人马疲累，那么汉军就不要动，目的应该是让匈奴远征，汉就可以迎头痛击。武帝采纳了这个计划。

三十万汉军埋伏在马邑（山西省）附近的峡谷，引诱匈奴进入。汉斩了马邑的官员，把佯作投降的“叛徒”派遣至匈奴。

然而匈奴在进攻途中觉察到汉的阴谋，立刻回军折返。三十万汉兵就这样白忙一场，成了汉的奇耻大辱。匈奴此时的单于，是俊才冒顿单于之孙军臣。有了这次马邑之役，汉和匈奴的关系自然一下子就恶化了。

责任人王恢被处以斩刑。他通过王太后这条线，乞求武帝网开一面，但武帝已然不受影响。虽然三十万军队未曾受损，但动员花费的损失庞大。母亲的求情也没起作用，他决断地说：“王恢如果不死，就是一个坏的榜样。”

在曾祖父刘邦的白登山之耻上，自己又加了一道马邑之耻。武帝决心不雪此耻，誓不为人。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他授予四将各一万骑兵，令他们四路出击。四将中的公孙贺未与匈奴遭遇，而公孙敖和李广战败，被处以斩刑后二人以巨额献金赎罪。在汉代，赎罪是合法的。四将中以胜利收尾的只有卫青，他甚至攻入了匈奴的龙城（甘肃省），取得了斩首、俘虏七百的战果。虽然看似杀敌数量较少，但龙城是匈奴祭天的重地。因践踏了这块地方，所以不得不说这是自汉朝成立以来，对北方的一次了不起的军事成就。

第二年，卫青率领三万骑出雁门（山西省），获得斩敌数千的成果。这一年，他的姐姐卫子夫产下一个男婴。可以说他的胜仗就是对此最好的贺礼。

又过了一年——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收复了鄂尔多斯地区。秦始皇的将军蒙恬曾驻扎此处，在被李斯等人骗杀后，匈奴夺取了这块地方。

汉把秦始皇都未能征服的浙江南部、福建、广东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汉的版图比秦帝国更广大，但也有一点，不能说在秦之上，这就是秦曾保有的黄河弯曲部的鄂尔多斯地区被匈奴占领。如今鄂尔多斯被收复，汉才名副其实地凌驾于百年前全盛时代的秦之上。

第47节：荣光时代(4)

卫青为大将军，曾七次率军远征匈奴，但是之后对匈奴战争的主角转变为他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年仅二十岁时就率领大军转战各地，大破匈奴军。霍去病于二十四岁亡故，武帝极为悲伤，为他仿祁连山（甘肃省）的样子修筑陵墓。

卫青和霍去病的确是有才能的将军。和后来的李广利相比，他们有明显技高一筹的军事才能。然而也不能忽略，武帝为爱妃的弟弟和外甥配备了最精锐的部队。另外，匈奴势力削弱也是二人军功辉煌的原因之一。冒顿单于在白登山围困刘邦时，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到了武帝初期，冒顿的孙子军臣成为单于，但他在公元前126年就死了，相当于卫青夺回鄂尔多斯的第二年。匈奴因军臣单于之死而起了内讧。军臣立的太子是於单，但他的弟弟伊稚斜击败於单，继承了单于之位。而於单则向汉投降。起内讧的事情说明，在此前匈奴就在不断衰落。

4

这里简单提一下张骞的西域之行。他的艰苦西行，使汉了解到西域的情况。西行的最初动机还是匈奴问题。

武帝即位的时候，有个叫月氏的部族被曾为手下败将的匈奴打败，月氏王的头盖骨被匈奴拿去用作饮酒器，于是双方结下了深仇。有消息显示，月氏有意复仇，正在寻找共同打击匈奴的同盟。月氏原本在敦煌，但因被匈奴追击而逃往北方。

于是武帝就考虑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开始招募派往月氏的使者。张骞自告奋勇，愿意前往。出发的时候，武帝给了他一百多人的仆从随行，其中有个出身匈奴的人叫甘夫。然而，张骞一行在河西被匈奴捕获，时间是建元初年，那时匈奴正处于军臣单于的时代。就这样，张骞被扣留在匈奴十年有余，娶了匈奴女子为妻，还生了孩子。他被认为是个纯粹的匈奴人了，于是对他的监视也不再那么严密，张骞终于等到了恰当的时机，逃离匈奴。

月氏已经不在北方了，被乌孙赶到了西南。张骞在滞留匈奴期间就得到了这个消息。逃脱后的张骞沿着未知的行走路线，向西不停赶路，数十日后终于到达了相当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市的大宛。月氏在相当于现在撒马尔罕的地方。张骞由大宛经康居（约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月氏国。

虽然找到了月氏，但张骞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原因是月氏移居的中亚是肥沃之地，附近的国家都很弱，叫做夏的国也对月氏称臣。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的未亡人可能就是月氏族的领导。但不管张骞怎么劝说，月氏就是没有和远方的汉结盟向匈奴作战的打算。也许是已经不想重复那样惨烈的战争了；或者也可能是佛教在此时已传入这个地区，和平的思想开始传播。

张骞在归途中被臣服匈奴的婼羌族抓住，又被扣留了。不过匈奴因军臣单于之死而陷入内讧，他好不容易乘隙逃脱，时隔十三年后回到了长安。尽管和月氏的军事同盟没有成功，但张骞带回来的情报在以后的对匈奴政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因此功劳被授予博望侯的爵位。《史记》中说，在那之后，向外国派遣的使节都被称为博望侯。张骞是个值得称赞的人，他因品格高尚而得到了异族人的信赖，于是异族人也都信赖汉朝使节。

张骞在大夏（从阿富汗到中亚之间的商业国家）看到了四川邛出产的竹杖和蜀布，这是经由身毒（印度）而来的。于是我们知道，从中国西南经由印度存在贸易路线。汉为了平定南越，对夜郎国加以怀柔，但很快就对这个地方失去了兴趣，中止了工作。夜郎是个西南小国，国主曾询问汉朝使节：“汉和我们夜郎哪个更大？”这个故事很快就流传开来，“夜郎自大”的成语便由来于此。根据张骞的报告，汉再度着手西南夷工作。这意味着不只是为了平定南越，还要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以避开匈奴的势力范围。

张骞亲自作为使节前往乌孙国，商谈和亲的事情。乌孙在现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汉考虑如果让他们再向东移居，与汉和亲，就能牵制匈奴。百闻不如一见，和张骞同行访问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汉的强盛，于是和亲就被定了下来。汉和乌孙交换了公主。送往乌孙当乌孙王妃的，是因罪被处死的江都王刘建（武帝的侄子）的女儿，名叫细君。汉还向乌孙派去了几百名官员、仆役、宦官等随行。乌孙王因已年老，就让细君做了自己的孙媳妇。细君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思乡不已，郁郁寡欢，唱的歌也让人心感悲凉。歌的结尾是

第48节：荣光时代(5)

——欲作黄鹄兮还故乡。

细君死后，汉又把吴楚七国之乱中自杀的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送去乌孙。解忧产下三男二女，其中有做了后来的莎车（叶尔羌）王的，也有做了龟兹（库车）王妻子的。可以说他们是联结起西域和汉的桥梁，为汉文化的向西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张骞十三年西域之行归来七年后，卫青第七次、霍去病第六次远征匈奴。匈奴伤亡八九万人，撤向遥远的漠北。此时张骞已经死去，但功臣名单里不能没有他。此后约二十年时间里，汉和匈奴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

汉也把集中到北方的力量转向了南方和东方。南越形式上臣服于汉，但实际上是个独立国家。汉曾多次命南越王入朝，但南越王从来都没前往长安。南越政权也留意到了吴楚七国之乱中许多诸侯王的倒台。三年一度的入朝是诸侯王的义务。汉朝使节向南越王传话说，如果不入朝，王就不会被承认。

南越丞相吕嘉等人杀了赞成入朝的幼王、摄政太后和汉朝使节安国少季。太后是长安人，在南越先王入朝（实为人质）的时候被宠爱，生下了现在的幼王。而使节安国少季，有传言说他是太后的昔日恋人。

南越内部分为亲汉派和独立派，既然以吕嘉为首的独立派发动了政变，那么已在北方无后顾之忧的汉朝立刻动员大军，迅速制服了南越。汉为了平定南越而对夜郎的怀柔如前所述，从友邦夜郎发动进攻的汉军在到达南越之前，中央汉军就已把南越收拾完毕。东越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汉消灭的，理由是和南越同气连枝，可能这也只是汉的借口。这样一来，汉朝势力扩展到了中国大陆的南端。

东方的朝鲜也以外臣自称，但从不入朝。元封二年（前109），也就是远征南越两年后，汉由山东半岛和辽东，从海陆两路向朝鲜出动大军。然而这次不像征讨南越那般顺利。陆路的左将军荀彘和海路的楼船将军杨仆相互嫉妒猜疑，左将军是主战派，而楼船将军是主和派。

楼船将军也在远征南越时带领水军立下大功。在远征朝鲜时他包围了王险城（平壤），他想独占功劳，却铩羽而归。而左将军甚至怀疑主和派的楼船将军可能会联合朝鲜进攻自己。

朝鲜内部也有纷争。朝鲜王右渠被部下所杀，但是换上来的大臣成巳依然死守王险城。左将军指使右渠的儿子和其他实力派向人民发布告谕，最后诛杀了成巳。

回国后，两个将军被押到军法会议上，左将军被处以斩刑，楼船将军以大量金钱赎罪，被贬为庶人。

汉把朝鲜作为直辖领地，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在远征朝鲜前一年，汉武帝在泰山举行了封禅仪式，年号“元封”即是由此而来。关于年号有各种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武帝起中国才开始使用年号。汉武帝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年号依次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每六年就改元一次。实际上武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得宝鼎后的“元鼎”，在此之前的年号是后来命令补加的。故而，“元封”元年（前110）是中国最早的实质性改元。

封禅被认为是只有圣天子才能举行的仪式。曾有大臣劝谏武帝的祖父文帝封禅，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武帝非常有自信。他统治着远远大于秦始皇所征服的广阔地域，曾祖父的白登山之耻也被雪清，他认为已经没有比这更高的资格了。但是，据说古代封禅还有个前提条件

——振兵释旅。

封禅是带来天下太平的圣天子所举行的仪式，所以拥有庞大的军队是与此相矛盾的。武帝这时解散了北方的十余万军队。

武帝带领群臣一路向东，沿海岸巡礼八神。这也是一次视察民情兼展示威仪的大旅行。他于四月登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虽说是带领群臣，当然也有人数限制，所以对被选中随行的人来说，都是莫上的荣耀。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谈就觉得自己当然会被选中。

太史令是阁僚（三公九卿）之一的太常的属官，和博士一样是六百石的官。司马家自周代起就专门执掌历史记录，除了记录现有事情外，还保管着过去的记录。封禅仪式百年不遇，所以作为记录官的太史令是咨询仪式细节的最佳人选，理应被列入随行人员。虽然他这般坚信，但下达的决定是封禅仪式不需要太史令。

司马谈对此无比愤慨，一病不起，最终亡故。可以说是被气死的。他在临终时叫来儿子司马迁，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留下遗言：

自获麟（孔子编纂《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父亲遗志所作。记录官被忽视到了不被允许参加封禅仪式的地步，是因为他们平常忙于历法却怠于整理历史记录。希望你恢复司马家的本职工作——这正是司马谈的遗言。

司马迁把父亲的话铭记于心。几十年后，《史记》这部伟大著作诞生了。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属于全人类的记录。拥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史书自此开始。此后，正史就以纪传体来书写。孔子所编《春秋》是编年体，也被继承了下来，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49节：盛极而衰(1)

盛极而衰

1

我认为武帝举行封禅仪式正值汉朝最繁盛的时期。前章叙述了汉对南越和朝鲜的战争，这两次远征都发生在封禅前后。封禅是在远征南越的第二年，次年远征朝鲜。我们来对二者做一比较。远征南越对汉来说是场巨大成功。如前所述，在这次远征中，一时中止的西南夷工作也因张骞的情报而再度展开。不过，从西南夷的夜郎南下的军队在到达广东之前，战争就已经结束。但是远征朝鲜对汉来讲，并不是按自己的想法来的。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在朝鲜置四郡，成功将之作为直辖领，但海陆两路的将军却被押至军法会议，没有任何人因远征战功封侯列相。作为分界线，封禅也象征着此前顺风顺水的汉朝国运终于走向了下坡路。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是封禅三年前，武帝在汾阴（山西省）祭祀后土（土地神）时所作《秋风辞》中的结尾。万事万物发展到达了巅峰，接下来就是下坡路，这是自然之理。这可能不是预测国运转变的歌，而是意识到自己四十四岁的身体已经衰老。歌中有一句

——怀佳人兮不能忘。

说的是想念美丽的女子而不能忘怀。佳人指的是谁呢？陈皇后已被废，皇后卫子夫已经年逾四十。这里所说的佳人不是具体的哪个人，可以解释为是理想中的美女。苦苦寻求却得不到的“永远的女性”，自己逐渐老迈而佳人还未出现。歌词反映出了武帝的焦虑。和往常一样，给武帝物色美女的是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最初嫁给曹时，丈夫死后改嫁卫青。卫青曾是平阳公主的骑奴（骑马时候的保镖），后来做了大将军。

被形容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世美女李夫人，由平阳公主推荐入宫，武帝的心立刻全跑到这位美女身上去了，李夫人的兄长李延年是宫廷里的乐师。上面引用的歌词，就是李延年在武帝面前用以歌咏自己妹妹的。形容美女“倾国倾城”由此而来。也许真是美人薄命，她很快就去世了，武帝因不能忘怀，传说他曾让神秘的方士招来她的魂魄。后来也有唐玄宗到阴间寻找已死的杨贵妃的故事，让人感受到老人的执著。

除了李延年，李夫人还有个哥哥叫李广利。武帝派军远征大宛（费尔干纳）时，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大将军、左骑将军、骠骑将军这些是相当于三公的正将军，与之相对，像远征南越时的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只是个贴合当时情况的名称，也叫做杂号将军。

张骞曾访问过大宛国，报告中称那里产“汗血马”，就是疾驰时流汗像流血的名马。武帝派使节前去求名马，大概是因为使节的态度过于傲慢专横，反被大宛所杀。汉对此的反应是，立刻出兵报复。汗血马的饲养地在大宛国的贰师城，所以远征军司令官就被授予贰师将军的称号。

高祖刘邦留下了两个封赏原则。刘氏以外不封王，以及无战功者不列侯。武帝为了让情人的兄弟能列侯，就必须让他立战功。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侄儿霍去病就是例子。不过，卫青在少年时代就经历过游牧生活，还当过平阳公主的骑奴，习惯了粗放的野外生活。然而李夫人的兄弟自小在艺人家庭长大，歌舞音乐出色，但对却战争一窍不通。武帝明知真实情况，却仍坚持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主观地认为大宛较弱也是原因之一。出使大宛的使者报告说，大宛的军队很弱，三千汉兵就可获胜。若果真如此，武帝认为这就是让李夫人的哥哥立功的大好机会。

第50节：盛极而衰(2)

远征大宛是在封禅六年后的太初元年（前104），将历法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是在次年。在六千骑军队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恶少年”。所谓的恶少年，包括了土匪和囚徒等。虽然有三千便已足够的报告，但武帝在双倍数量的骑兵团内又加进来这大群流氓暴徒。这样还不能取胜就真的是一场笑话了。不过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汉军真的未能取胜。可以想见，路途遥远、质量奇差的远征军必然军纪败坏，而指挥官也是纯粹的新手，根本管不住这些人。此外，大宛军的抵抗也是出乎意料的顽强。

李广利的远征军甚至没能抵达贰师城，连出城之一的郁成城（汉使节被杀的地方）都久攻不下，苦战中死伤者不绝。因无法继续作战，汉军只得退兵。接到报告的武帝大怒，严令进玉门关（甘肃省）者皆斩。李广利军没有办法，不得不驻留敦煌。

汉军在朝鲜虽是苦战，最终却也获胜，并置了四郡；马邑之役虽然落空，却也只是匈奴觉察到伏兵而没有前来。但这次大撤退对武帝来说，却是初次品尝的屈辱。好不容易才给了李广利一个立功的机会，结果却闹成这样，武帝也只能是干生气。

再度远征，这次准备就周全了许多，兵力达到六万，另外这次也没有了那些自带粮食、只为军功而擅自从军的“私从者”。沿途的各国慑于汉军武力，都打开城门供给粮食。要知道，上一次远征无功而返的原因之一，就是途中的粮食补给极为困难。绿洲国家纷纷紧闭城门，佯作不知状地应付过了汉军，这种前例并不罕见。第二次远征中，所有的绿洲国家都不得不表示出欢迎的态度。只有轮台城（新疆）进行了抵抗，汉军经数日攻陷了这座城，将城内男女老幼悉数屠尽。

汉军切断水源，包围了大宛国都贵山城四十天。大宛胆战心惊，大臣们只得把此前隐瞒名马、冷遇并最后杀害汉使的责任推给王，杀王献马。于是，李广利终于降伏了大宛，被封为海西侯。

2

从李广利远征大宛起，汉和匈奴的关系就再度阴云密布。记录显示，当时连续几年都是天候异常。对农耕生活而言，因为平时有储备，就算一两年颗粒无收人们也能坚持下来。然而对游牧生活来说，牛羊若全死了就无计可施，毕竟动物死亡后肉不能长久保存。所以匈奴内部政局不稳，这也是必然的。此时的匈奴首领叫做儿单于，据说是个年轻的暴君。儿单于由于年少，再加上异常天候也使得人心不安，所以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这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抗，他们想借助汉朝力量打倒儿单于。为了援助这股势力，汉在长城外建立基地，分派给赵破奴两万余骑兵。然而，试图推翻儿单于的政变却失败了，汉军被孤立在敌人的地盘上，在八万匈奴军包围下成了俘虏。第二年，儿单于死去，他的叔父继位，但也在次年死去。儿单于叔父的弟弟且鞮侯做了单于，送还了汉的俘虏。

五年时间立了三任首领，也是匈奴政局不稳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匈奴若跟汉起了战事就会陷入困境。于是匈奴向汉送去国书，打算修复关系。然而，且鞮侯单于的地位不稳固。匈奴内部也有强硬派，他们反对和汉缔结屈辱性质的和约。汉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确认和亲，却被匈奴扣留。

地位极高的使节被扣留，这成了开战的理由。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甘肃省）向天山出击。自元狩四年（前119）汉军远征把匈奴赶到了遥远的漠北，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年。在这次远征中发生了著名的李陵案。李陵是秦名将李信的后代，父亲李广是一员猛将，出征匈奴，失败，为庇护部下而自杀。李陵奉职骑都尉，是年俸两千石的军中干部。武帝本想让他指挥辎重队，但李陵请愿去往前线。因已经没有骑兵可用，于是他领步兵出击。

汉三万中军被匈奴所围，多亏一名叫赵充国的猛将率军奋战，终得破围而出，但全军损失了六七成兵力。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了单于的三万骑中军，经八日死战，部将伤亡大半，刀折箭尽后，他投降了匈奴。

第51节：盛极而衰(3)

长安朝廷接到报告，在御前会议上定议李陵之罪。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激怒了武帝，被处以宫刑，也就是去势的刑罚。武帝何以发怒呢？他本意是想让情人的哥哥李广利建功立业，而司马迁的话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他强调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的是匈奴的中军，言外之意是李广利遇到的只不过是匈奴的分队，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司马迁和李陵非亲非故，也就是朝堂上见过面而已。然而他却为李陵异常热情地辩护，实际上是想批评李广利吧——武帝大概是这么想的。

受宫刑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本来理应以死来保持尊严，但尽管如此，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是为了实现父亲司马谈的遗言，完成《史记》。

出狱后的司马迁已五十岁（一说四十岁），武帝六十一岁，这一年是太始元年（前96）。武帝死于七十岁，他在位的五十年中，不得不说最后十年实际上是黑暗的时代。司马迁在这个黑暗时代完成了《史记》。

从司马迁遭刑罚的时候起，就可以看到黑暗时代的兆头。应该注意，为李陵辩护的只有司马迁一人。如前所述，对李陵的辩护被看做是对李广利的批评。司马迁受刑反映出批评武帝情人的哥哥极为凶险，而这在廷臣中已是常识。

现今，花甲还被认为是壮年，但在当时已经是老年了。武帝在《秋风辞》中把四十四岁的自己说成是“奈老何”。六十岁的武帝已经上了年纪，判断力也变得不太正常。独裁者的老化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有人专门迎合这样的皇帝的心意，并以此实现自己的野心。

3

我们再提一下陈皇后失势的原因，这就是施行“巫蛊”。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这是把木人偶埋在地中，让巫人施咒后再往地面上泼酒的诅咒方法。当时的人们相信这样做是有效果的。正因如此，施行“巫蛊”妖术的人往往被严罚，处以死刑。不过也有人为陷害他人而设下这样的局。如果被人查到这类东西，不管有多高的身份，也会被完全拉下水。陈皇后是武帝的表妹，再加上武帝自己也因卫子夫的事情对陈皇后有所歉疚，所以只是让她退位完事。不过陈皇后是个例外，如果是其他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征和二年（前91），有一场因朱安世而起的“巫蛊”大案。当时的丞相公孙贺是个胆小的人，传说他在被任命为丞相的时候，哭着说“饶了我吧”——武帝时期的九个丞相中就有四人不是被处死就是死在狱中——不过武帝毫不在意，把印绶放在一旁就走了，所以公孙贺无可奈何，不就任不行。他安守本分，在凶险的丞相一职上干了十多年。自身虽然没有问题，但他有个不肖子叫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在被授予太仆（负责马政）之职后，因挪用了公款一千九百万钱而被定罪收监。

公孙贺娶了卫皇后的大姐为妻，但他不能只靠这一层关系。卫皇后和武帝同年，已经不能靠姿色维持自家一族了。为了使儿子的罪得以赦免，他只有立下大功才行。汉代游侠横行，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当时游侠的老大是朱安世，长期未能抓捕归案。如果抓住这个黑社会老大，就能一举解决长年累月的悬案，应该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

景帝的时候，符离（安徽省）的王孟、济南（山东省）的瞷氏、陈（河南省）的周庸等著名的黑道头目全部被景帝诛杀。到了武帝的年代，出了一个叫郭解的游侠头目。这名男子上了年纪后就改做了绅士，但因御史大夫公孙弘的意见而被杀。可以注意到，逮捕游侠头目是为了显示皇威，也是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可怜的儿子，公孙贺全力以赴投入到对朱安世的缉拿中，终于抓住了他。

朱安世是个可怕的人。他掌握了许多黑社会的信息，而关于最为非法的巫蛊的信息尤其详细。只要有人敢抓自己，就会设法报复。朱安世从狱中上书告状说，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在天子行幸之路上埋人偶行巫蛊，阳石公主的姐姐诸邑公主和卫青的儿子卫伉也与此有关联。他们到底有没有施行过巫蛊？证据是不是朱安世预先准备好的？不管怎样，支持狱中上书所言的证据被接连发现，关联的人全部被诛杀。公孙贺也因儿子的不成器受到连坐，被投入大狱并死在里面。

第52节：盛极而衰(4)

武帝杀了自己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她们都是卫皇后所生，而卫皇后生了一男二女，一男就是皇太子刘据。公孙敬声和皇太子、两个公主是姨表亲。卫伉因父亲卫青（当时已故）是卫皇后和公孙贺夫人的弟弟，所以还是表亲。

那么剩下的最后一个——皇太子就没事了么？武帝早就对性格不像自己的皇太子刘据感到不满，廷臣们都知道这一点。阿谀皇帝的妖人此时出现了，名叫江充。他原本为赵王效力，赵王刘彭祖是武帝的异母兄。江充在赵王面前搬弄赵太子丹的是非，赵太子因此大怒，杀了江充一家。江充侥幸逃脱，来到长安，向朝廷告发赵王太子，于是丹被投入狱中判了死罪。他的父亲赵王向武帝求情，希望为讨伐匈奴出死力，从而为儿子赎罪，武帝被年老兄长的舐犊之情打动，决定废赵太子之位，赦免死罪。但同时，他也对不惧对方身份、敢于告发的江充十分中意，起用他为水横都尉。

江充也不负武帝所望，连馆陶公主和皇太子的过失也敢揭发。他揭发皇太子的使者让车马从驰道（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上疾驰，皇太子请求他不要将此事公之于众，而他没有接受。正是这个性格异常的江充，引起了第二次巫蛊之乱。

这时武帝已经六十六岁了，而皇太子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若武帝死去，因驰道案而憎恶江充的皇太子就会即位。江充感到了危机，于是开始着手陷害太子的工作。诡计多端的他并未直接把目标对准皇太子，而是先从民间到官方引起巫蛊之乱。他准备了无数人偶，到处埋藏。A诅咒了B，C诅咒了D……长安全城都是巫蛊案件，拷问接连不断，数万无辜的人被处死。在这样的前奏曲过后，江充让一个出身匈奴的叫檀何的巫人上言说

——宫中也有蛊气。如果现在不除，大祸将至。

武帝因上了年纪，在性格变得狐疑的同时，迷信程度也加深了许多。宫廷内立刻展开了调查，到处都发现了人偶，而以皇太子宫中为最多。这时，皇太子刘据也觉察到了江充的阴谋。因此时武帝身在咸阳西北的甘泉宫，于是皇太子的臣下装作是皇帝的使臣，逮捕了江充，把他押到皇太子面前。

——赵虏！乱了赵国国王父子还不够，还要乱我父子！

皇太子如是骂道，亲自监斩了江充，并把巫人檀何烧死在上林苑。皇太子被逼到绝路，决定发动政变。

武帝在80公里外的甘泉宫返回，很快就镇压了皇太子的政变。皇太子逃到湖县（河南省），在那里被官兵们包围，结果上吊身亡。这是征和二年（前91）的大案。

4

皇太子的无辜在次年就被证实了，这是只需调查就可以弄清楚的事情。同时也证明了是江充的诡计泄漏，皇太子的目的只是杀掉江充，并没有反叛武帝的意思。然而死者不能复生。卫皇后也自杀了，这时距她以平阳公主府上歌女的身份进入宫廷，已经过了四十八年。

武帝于四年后的后元二年（前87）死去。因杀了无辜的皇太子，武帝深感悲伤，在湖县建了“思子宫”，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立皇太子。

虽然现代人很难理解，但汉代的人坚信巫蛊必然有效，所以才用死刑来严禁。

武帝时期的第十一个丞相是刘屈氂，是武帝的异母兄，1968年河北省满城发现的汉墓主人中山王刘胜的儿子。满城墓棺内的金缕衣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不过刘胜是个享乐主义者，光儿子就有一百二十个，刘屈氂是其中之一。刘屈氂的儿子娶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女儿为妻。

被誉为倾国倾城的李广利妹妹李夫人已然故去，而她所生的刘髆被立为昌邑王。对丞相的儿媳来说，昌邑王就是姑母的儿子，也就是表亲。昌邑王如果即位，丞相一家就成了外戚，地位将稳如泰山。如同前述，皇太子政变大案后，武帝还没有立皇太子。

丞相夫人目光短浅地施行了据说确实有效的巫蛊，施咒的目的是为了让昌邑王能够即位。此事被人察觉，丞相被斩，妻儿被杀，首级亦被示众。因发生在江充引起的大规模冤案后不久，所以应该是有这么回事情。

第53节：盛极而衰(5)

此时因匈奴侵入酒泉，贰师将军李广利正在远征途中。自己的妻儿因丞相之事而连坐被收监的事情传到了前线，于是李广利打算立下大功以拯救家族。他慌慌忙忙地率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单于亲率的五万骑部队打得大败，不得不投降。最后的结果是，远在长安被收监的李广利妻儿连同全族被灭门，李广利不久也因卷入匈奴的内部斗争而被杀死。

武帝在临死前立拳夫人所生的刘弗陵为皇太子。这位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武帝的儿子中，最年长的燕王刘旦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因而必然对这个决定不满。不过武帝的选择也是有原因的。弗陵的母亲拳夫人出身卑贱，而且已经死去，也有人说是被赐死的。即使弗陵即位，也没有外戚在宫廷中扩张权力的可能。与此相反，刘旦已经是燕王，手里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如果他即位的话，这些人就会乘虚而入，可能就会破坏掉长安宫廷的武帝体制。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实际上在武帝死前便已去世，刘屈氂的夫人尽管使用了巫蛊之类的手段，但也对此无计可施。

燕王刘旦出于不满，和各地皇族取得联络，以弗陵并非武帝之子为由掀起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仍有谣言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说弗陵不是武帝之子而是自称领受托孤遗嘱的霍光的儿子。燕王虽然是叛乱的元凶，但因为有燕王的胞姐、抚育年幼昭帝的蓋长公主的说情，以至亲（皇帝的哥哥）的缘故而未被追究。

燕王的叛乱基本上被消灭在萌芽阶段，在那之后受武帝遗嘱三人之一的金日磾死去。此人实际上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元狩二年（前121），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向汉投降，休屠王因犹豫不决而被浑邪王所杀。休屠王的儿子金日磾虽只有十四岁，但也带着匈奴众人入汉，起初虽是官奴，但被武帝发现，做了随身近侍。武帝死去的时候他被封为驸马都尉。

霍光是二十四岁死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以奉车都尉的身份一直和金日磾一道侍奉皇帝左右。还有一个上官桀是太仆，原本是仪仗兵，因一身大力被认可，受到武帝喜爱。他是武帝信赖的保镖，一直在武帝身边。像这样侍奉在皇帝左右的人被叫做“内朝”，丞相和御史大夫等政府部门被称为“外朝”。武帝只对内朝的人托付了后事。

昭帝没有外戚的族系，就由内朝的实力派进行辅佐。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是车骑将军，上官桀是左将军，握有兵权。然而，三驾马车的体制因金日磾之死而崩溃。三头政治的时候，就算其中两人对立，还有一人可以充当调停，但如果只有两人，就会变成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所以对幼帝来说，就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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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成为独裁者的是霍光。他在打倒对手上官桀之前，就着力于削弱外朝即行政机关的权力。武帝的遗嘱中除了托付三个宠臣后事外，也提到要起用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个有能力的经济官僚。武帝知道自己花钱花得太狠，导致国家财政苦不堪言。他预见到整顿财政将是下一个时代的课题，于是就给了实务经济官僚桑弘羊以责任和地位。

昭帝时期内朝的实力派是霍光，外朝的实力派则是桑弘羊。霍光倾向于让外朝仅仅是个办事机构，是根据内朝精神处理政务的地方。

始元六年（前81）汉召开了盐铁会议。为了再次研究此前的经济政策，汉集中了由各地推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举行政策讨论。会议的情形被桓宽的《盐铁论》以对话形式记述了下来。

盐和铁在武帝时期是政府专卖，到了武帝晚期，酒也加入这一行列。桑弘羊为了使政府的专卖事业更好发展，打算重建财政。虽然是件好事，但外朝掌握了钱口袋的扎绳，权力过大，内朝就会受其制约。盐铁会议看上去是霍光为了牵制桑弘羊而召开的。

说起各地的贤良、文学之士，全都是豪强。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曾在盐铁贩卖中获得了很大利益，但这份利益被国家上收了。所以盐铁会议如果召开，就注定会出现反对专卖的声音，他们主张恢复到建国初的农本主义。国家应向儒教的理想主义前进而不要与民争利的呼声很高。

第54节：盛极而衰(6)

会议后，少部分理想主义性质的政策被采用，但盐铁专卖这一情形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废止了专卖，国家的运营就会变得困难，霍光不可能不懂，他只是要制止桑弘羊乃至外朝的特立独行。

盐铁会议次年——元凤元年（前80），霍光终于清除了上官家族。原本霍光的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所以两家还是亲家，上官安夫妇所生的女儿是霍光和上官桀共同的孙女。上官安希望女儿被立为皇后，就和丈人霍光商谈，却得到了“七岁尚早”的反对意见。上官安不死心，又在蓋长公主那里做工作，成功使女儿成为昭帝的皇后。蓋长公主因养育昭帝，对皇家的私事有很大的发言权。

通过这件事，上官家和蓋长公主走到了一起。如前所述，蓋长公主和燕王刘旦是同母姐弟。燕王挑头的造反被镇压，但元凶没有被处理，不用说也知道是因为蓋长公主的奔走。造反未被追究的燕王仍然对帝位不死心——朝廷中有和胞姐结盟的上官父子，如果和他们联合，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由胜利者一方写成并流传至今的记录中就是这样写的。司马迁已死，所以成书于东汉前期的正史《汉书》就是当时最基本的史料。

上官桀父子勾结燕王，计划杀死霍光，废黜昭帝，拥立燕王登基。但事前计划泄露，一干人悉数被逮捕和诛杀。上官家已然把上官安的女儿推到昭帝皇后的地位，所以废黜昭帝这种事情不合情理。也有可能是霍光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计划并以此杀掉政敌。上官氏一族除了昭帝皇后也就是霍光年幼的外孙女，全部被杀。燕王也被皇帝命令自杀。接着外朝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也因和上官父子共谋被杀。这样一来，连外朝的实力派也被消灭了。

从此，霍光就成了汉王朝的独裁者，把全部权力收于自己掌中。他死于地节二年（前68），故霍光时代长达十二年。此间昭帝年纪轻轻二十一岁就死了，时间是元平元年（前74）。昭帝因无后嗣，昌邑王被召至长安即帝位。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刘髆曾被立为昌邑王，在他死后，儿子刘贺世袭了王位。

然而，即位仪式还未结束，昌邑王就被废了。根据《汉书》记载，昭帝的灵柩还在前殿，他就欢歌、饮酒、斗虎，和昭帝的宫女淫乱，简直就是绘声绘色的暴君。

昌邑王即位时的身份是昭帝的皇太子。于是，昭帝的未亡人、霍光十七岁的外孙女就成了皇太后，也就是新帝的母亲。皇太后可以废立自己的孩子。刘贺被废除皇太子之号，甚至连昌邑王之位也被剥夺。即位仪式时，从本国就随行的两百个家臣除了三个人外，在门外全部被杀。

《汉书》记载的内容如前所述，说昌邑王是这样那样的暴虐，家臣们不好好辅佐主君因而被杀。这显得过于反常，而历史有时候是反过来写的。上官父子的政变计划或许根本没有存在过，前面提到，这是霍光为了手握独裁大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昌邑王知道就算即了帝位，只要霍光还在，就只能是个傀儡。他的想法是在即帝位的瞬间发动政变，除掉霍光。因为有这个动向，所以家臣们全部被杀，可以认为他们是为了政变才随行至长安的。两百人中未死的三人，因苦谏过昌邑王的原因得以生还，但如果加以推理，可能就是这三人向霍光一方泄露了政变计划。

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从民间找到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人并让他即位，这就是巫蛊之乱中死去的无辜的刘据的孙子刘病已。死于三十八岁、当时的两个儿子已死的刘据，竟然还有个孙子，看上去很奇异。不过刘据十五岁就娶史氏为妻，有个孙子也不足为奇。皇太子死去那年出生的刘病已虽在宗正中也有皇籍，却是在民间养大的。他已经年满十八岁，在民间娶妻许氏。他做了比他还小一岁的皇太后（昭帝的未亡人）的儿子，即了皇位，这就是声名极佳的明君宣帝。

霍光之所以选择宣帝，除了因为民间的评价很高外，也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派族系。宣帝的岳父不过是掖庭令（六百石的官）张贺的部下。

宣帝十八岁时即位，死时四十三岁，在位二十五年。在朝廷内最大的实力人物霍光死后，他悉数清除了霍氏一族。而且这时还发生了匈奴分裂、单于降汉等前所未有的事情。对汉来说，这是个好年景。

第55节：汉之灭亡与复兴(1)

汉之灭亡与复兴

1

昌邑王刘贺不甘只做傀儡，太着急于发动政变清除霍光，帝位近在咫尺却反而被废，可以说是非常天真。接下来即位的刘病已，十八岁前在民间长大，对人情世故非常了解，他一直在静静等待高龄霍光的死亡。

宣帝刘病已即位后没多久，就失去了在民间所娶的许皇后。接着霍光的小女儿被册封皇后。因为许皇后过于随和，于是有传言说她是被毒杀的。

宣帝即位时，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野心，在霍光请求将政务全部奉还的时候，决定

——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

日本官名中的“关白”，就是由上面《汉书·霍光传》的记述而来的。

从宣帝的决定中可见其谦逊，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昌邑王的先例，闪电即位的皇帝位子并不稳固，自己也不知道会被安上什么罪名拉下马来。所以，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让霍光去解决，宣帝就不用负什么责任。

许皇后之死是在宣帝即位三年后（前71），霍皇后的册立是在这一年后。汉皇室就形成了霍光的外孙女是皇太后而女儿却是皇后的局面，关系是倒过来的。在册立霍皇后的两年后（前68），霍光死去。直到临死那一刻，他还是心念万岁方才闭眼的。宣帝亲自到病床边探望。

霍光死去的第二年，宣帝立许皇后所生的奭为皇太子。知道了这件事的霍光夫人显气得吐血，于是让女儿也就是皇后去毒杀皇太子。然而皇太子身边的试毒防备严密，毒杀是不可能成功的。

紧接着宣帝决定，群臣上奏不再经由尚书，可以直接放到皇帝案头。霍光曾领有大将军和尚书的职位，大将军握有军权，而尚书可以把对霍氏不利的奏章扣下来。霍光死后，尚书一职由霍光的侄孙霍山担任。因为凡事可以绕开尚书，所以这就成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无法对奏章事先检查。接着宣帝开始裁军。

——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

废止了车骑将军和右将军的屯田。右将军是霍光之子霍禹，他被授予和父亲一样的大司马一职，然而却没有应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就这样，掌握军权的霍氏一族被从军队中剔除出来，不断有人被调往蜀郡、武夷郡等远方。之后由亡故的许皇后一族和史氏（宣帝祖母——武帝的皇太子刘据的妻家）中的年轻人出任司令官，替代了他们的位置。

霍氏被逼到绝路，于是发动政变，但全族都被诛杀。《汉书》中如是写道。不过被宣帝老练地从军队中剔除出来的霍氏，真的就有发动政变的实力么？说是霍氏计划废宣帝而立霍禹，但在阴谋发动前被发觉。霍皇后被废，霍光的未亡人显被杀并曝尸于市。这也是宣帝对杀害糟糠之妻许氏的报复。宣帝已经发现了许皇后的死亡原因，是女医淳于衍根据霍光夫人显的命令而下的毒。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霍氏虽罪该万死，但霍光的忠勋是汉应该祭祀的，对停止祭祀的事情评价说

——孝宣帝亦少恩哉。

确实是有些薄情寡恩。民间长大、喜好游侠、曾流浪各地的宣帝明白世间的严酷，他不可能对毒杀皇后、毒杀皇太子未遂等事情视而不见。此外在民间长大的宣帝深知人民的苦处。裁军是其中一环，另一方面他将刑罚变得更加严厉。他目睹世间恶党横行，善良的人民深受其害，所以他起用法家的官员，实行严罚主义政治。皇太子刘奭屡屡向宣帝进谏，说刑罚过于严厉，建议依据儒家理想施行政治。宣帝肯定会觉得在这个宫廷内长大的、规规矩矩的皇太子非常天真。他训诫皇太子说，儒家思想虽好，但实际的政治必须是适当地糅合霸道和王道来施行的。因皇太子受儒教影响太深，传说宣帝担心

——乱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在牵心于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同时，在断定不得不用武力的时候也会断然起兵。

第56节：汉之灭亡与复兴(2)

霍光死后次年（前67），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国（国都是残存至今的交河城遗址）向汉称臣，但又和匈奴勾结，想要阻断亲汉国乌孙和汉之间的道路。宣帝令郑吉、司马熹率绿洲的万余兵进攻车师前国，最终迫使其投降。

神爵元年（前61），汉打击羌的先零。先零如果和匈奴联合，汉通向西域的通道就会被隔断。这场战争中，年逾七十的老将赵充国献上了斩首七千六百、俘虏三万余的辉煌战果。

次年，因匈奴的虚闾权单于死去，同时有五个首领自称单于，匈奴的实力明显变弱。甘露三年（前51），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入朝。入朝正是臣服的表现。白登山之耻以来，匈奴曾是汉朝国防的最大问题，现今已经不能再向汉施加压力了。相反，如果不能和汉保持友好，单于甚至都无法掌控匈奴。

汉完全掌控了西域的贸易路线。汉设西域都护，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变得繁盛起来。

虽说宣帝薄情寡恩，但与其说是他是个法家，不如说他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因为他曾在民间度过艰辛的时光，所以可以嗅查到浓重的现实气味。霍皇后被废后，宣帝挑选没有子女、忠实本分的女子为皇后，这就是王皇后。连这件事情也显露出他彻底的现实主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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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元年（前49），宣帝死去，受儒教影响极深的皇太子刘奭即位。这就是元帝。

儒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上尊崇王道。然而，现实政治并不是只靠理想就能运作的。正如宣帝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在现实政治中必须综合运用王道和霸道。不过，元帝采用的却是单枪匹马的王道——理想主义。

元帝手下起用了大量儒者，施行理想主义的政治。他废止了有悖于儒家精神的盐铁专卖，但国家财政立刻就变得举步维艰，几年后又不得不恢复。也有建议说，从农本主义出发，应废止货币经济，恢复到物物交换，但事实上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汉书》是这般概括元帝的。它赞扬了“孝宣之业”，意思是宣帝使匈奴臣服，将西域收入势力范围，此外还弱化了内朝和外朝，打造出独裁权力。霍光弱化了外朝，而宣帝又清理了霍氏一族，弱化了掌握军权的内朝，所以业绩已经是无人能及了。而元帝则将此优势损失殆尽。

皇帝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就算是宣帝，也要借助许氏和史氏等外戚的力量。宣帝能凭借自身优秀的资质来驾驭他们，但元帝做不到。

元帝的皇后叫王氏。如前所述，霍皇后被废之后，宣帝所立的皇后也叫王氏，故而元帝的皇后一般被称作元后。元帝于在位的第十六年死去，元后所生刘骜即位，叫做成帝，在位二十六年。

说起元帝的业绩，就是完全把汉变成了儒家体制的国家。成帝虽有帝王资质，在位的后半时期却沉迷于女色。自从他宠爱赵氏姐妹开始，后宫——皇帝家里就起了乱子。成帝的生母，也就是元后王氏一族就成了掌握极大权力的外戚。和宣帝不同，元帝、成帝都无力压制外戚。

元后兄弟的儿子个个都被授予很高的爵位，并身居要职，不过早死兄弟的儿子就没有这份待遇了。王莽也是族中一人，但父亲早死，所以在王家并不受待见。但元后怜悯他，对他格外照顾，在大司马王根（王莽的叔父）辞职后让他继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成帝沉迷女色却无子嗣，于是就由元帝侧室傅氏所生定陶王刘康的二十岁儿子刘欣即位，这就是哀帝。哀帝是同性爱者，只爱叫做董贤的美少年，还任命他为大司马。董贤年仅二十二岁，在宫廷内长大，毫无政治手腕。汉王室也真的是堕落了。不过哀帝在位六年就死去，这六年中，王家大权旁落，但在哀帝死后却重掌实权。元后和王莽商量，立九岁的中山王为帝，这就是平帝，但他的生母卫氏却被留在中山（河北省），不允许来长安。当然这是元后和王莽商量的结果。王莽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夺取汉家天下的意图。

王莽对操作舆论很有一套。哀帝的时候王莽失势，但偶有日食，就会有人说“这是老天在诉说王莽的无罪”，传言散布开来。平帝的元始二年（2），黄支国（越南）献上奇兽犀牛。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珍禽异兽的出现是圣天子出世的前兆。据说实际上黄支国献上犀牛是出自王莽的手笔。

第57节：汉之灭亡与复兴(3)

王莽的次子王获因杀害奴隶，被父亲责令自杀。此外长子王宇也因谏言“把平帝生母留在中山是不对的”，反被父亲命令自杀。为了天下黎民，大义灭亲的美谈就这样被炮制出来。平帝的生母卫氏被以谋反的罪名诛杀，接着王莽把自己的女儿立为平帝的皇后。平帝十四岁时暴毙，他因生母被杀而憎恨王莽，王莽知道后就直接给他端上了毒药。

平帝死后，宣帝一脉皇族中最年少的子婴被选作后继者。这是个年仅两岁的婴儿。年号改为“居摄”，王莽以“宰衡”之名摄政。辅佐周成公的周公被叫做“太宰”，辅佐殷汤王的伊尹被叫做“阿衡”。把过去的两个地位最高的辅佐大臣的称谓并列，意思是没有在此之上的监护人了。

不久王莽就变本加厉起来，不再只是区区辅佐大臣了，他自称假皇帝。秦末陈胜吴广之乱时，吴广称假王。这个“假”是副的意思。在副皇帝之后，他又让人们叫他摄皇帝。

王莽取代汉代刘家成为皇帝，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居摄三年（8），四面八方传来了所谓天命降临的瑞兆报告，王莽终于登上了天子之位。汉自此灭亡，王莽开启了以“新”为国号的王朝，其由来是他当初被封为新野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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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目标是复归到圣天子统治天下的周代古法。周公制定周代制度已经是千年以前的事了，但因为孔子的大力推崇，人们认为周代政治是理想的。伪善的王莽在接受汉代最后皇帝的禅让（实际上是篡夺）的时候，拉着幼帝的手，流泪说：

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大政奉还。而现在我竟迫于天命，不能如愿。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王莽的篡权袖手旁观。刘崇、刘信等宗族和地方长官翟义起兵，兵力一度达到十万大军，但还是被王莽军镇压了。王莽从大司马、安汉公、宰衡，逐渐升级称号到假皇帝、摄皇帝，直到做了新王朝的皇帝，所以人们只要稍加留意就知道汉朝已然终了。

虽然篡权有计划性也有现实性，但王莽所走的政治路线是完全忽略了现实的理想主义，所有的一切都采用了太古的周代制度。按清末康有为（1858—1927）的说法，王莽时代的古文经多属伪作。王莽就是善于伪造的名人。瑞兆也是伪造，更不用说四十八万条对他的歌功颂德了。

回归周代古法的复古主义使社会陷入了大混乱。不仅如此，连外交也停滞了。

井田法被决定付诸实施。该法认为天下的耕地全部是“王田”，不过没有人知道此法是否真的在周代实行过。“奴婢”的称谓被改为“私属”，这种做法认为所有人口都是天子之物，现今是临时由个人代管，他们从事耕作也是在为天子效劳。土地和人民都是天子之物，所以对它（他）们进行的买卖是被禁止的。

视土地和奴婢为私有的地方豪强自然要反对王莽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在宣告对个人财产的否定。西汉晚期，土地兼并日益加重，各地的大地主都成了豪强。元帝时候开始，歉收可以说就像是慢性病一样绵绵不绝，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的人不在少数。因流民的贼匪化，豪强为了自卫就组建武装。豪强、流民、私铸、盐铁走私等武装团体在全国遍地开花。

根据儒教的华夷思想（该思想认为文化的中心是华，文化不发达的是夷狄），把匈奴改名为降奴的孩子气做法并不少见。西汉曾把臣服的匈奴单于立为王，但到如今夷狄为王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就降格为侯。所以，此前臣服汉的各地部族就必然会疏远王莽政权。

这样一来，不起叛乱倒显得不正常了。只要有人开头，马上就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开这个头的是个被称为吕母的妇人，她只是个酿酒的普通人，并不是拥有私兵的豪强，也不属于流民或是走私集团。她的儿子是个县里的官吏，因为过失被长官杀了。汉代县的长官是县令，嗜好更名的王莽把县令改名为“县宰”。吕母为了复仇，召集了一群血气旺盛的年轻人。因为她是酿酒的，年轻人来买酒的时候她就不收钱，以此为拉拢手段。另一方面，她投入全部财产购买了武器。就这样，吕母一党袭击了海曲县（山东省），杀了县宰，砍下了他的头。吕母把首级供在儿子的墓前。吕母虽然达成了目的，但为了在乱世中生存，就只能继续结党，无法解散，也不能解散。因私人性质的复仇而雇佣起来的武装团体，性质上变成了造反集团。撼动王莽政权的“赤眉军”据说就是这样诞生的。

第58节：汉之灭亡与复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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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曲县起事的吕母一党为了区别敌人和自己人，把刷墙的红色染料涂到自己的眉毛上。“赤眉军”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的。继吕母之后，接手指挥赤眉军的是樊崇，他手下有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一干助手。

王莽的政治与其叫做暴政，不如叫做乱政。忽视现实的复古主义政治必然会搞乱现实。强行推进我行我素的政治，引起了本质上属于体制派的地方豪强的反感，严罚主义又制造了大量的流民群。于是人们就怀念汉朝。刘氏皇帝统治天下的时候，虽不一定会太平，但和王莽的政治相比就要安定的多得多，秩序也能得到保证。

吕母一党在山东点燃了大乱的导火索后，各地的流民们也开始行动起来。黄河和淮河之间以及长江支流的各个流域内，适合流民聚众建寨的地形非常多。现在湖北省当阳县东南的绿林山就是其中之一。以新市人王匡为首，王凤、王常、成丹、马武等人把此处作为流民的据点。开始只有几百人，但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了七八千，记录称最盛期有五万人，去往那里的饥饿流民多到趋之若鹜的程度。后世贼匪有个别称叫“绿林”，就由来于此。

王莽于新地皇二年（22）发兵两万进行讨伐，但反倒在绿林造反军那里吃了败仗。不过，狭小的绿林山无法供养大军，据说绿林军因疫病而损失的兵力就达一半。于是他们兵分两路，从绿林山移出。北上进入南阳的称为“新市兵”，前往西方南郡的叫做“下江兵”。

南阳一带是豪强势力很强的地方。汉武帝的庶兄刘发被立为长沙王，除了继承王位的儿子，还有五个儿子被封侯。其中一人被封为舂陵侯，但由于封地是潮湿的低洼地，故而提出宁愿减少户数也要移到北方的想法，恳求朝廷后获得允许，转封到南阳的白水乡。王莽时代，刘敞成为这个家族的家长，他有个叫刘玄的堂兄弟因为犯了法，在一个叫平林的地方流亡。平林和绿林一样，有一个陈牧等所率的流民团，叫做平林兵。从绿林转移过来的王匡所率的新市兵也进入这里。受政府军讨伐的反体制团体，数量越多胆子越大。平林兵和绿林系的新市兵在此合流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做头目。正好身为汉王室后裔的刘玄流亡到这里，所以就让他来担任首领。

前面讲到，豪强也有私兵团。从流民团以刘玄为首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豪强和贼匪出现了联合的可能性。平林兵、新市兵再加上豪强的私兵团，此前专事掠夺的反体制武装集团摇身一变，成了以复兴汉王朝为目标的政治集团。受任的刘玄一开始被叫做更始将军，不久就被拥戴为皇帝，年号“更始”，时间是公元23年。

南阳豪强的核心，是相当于舂陵侯（王莽除去了汉王室刘氏一族的王侯之位）的刘氏支系家长的刘敞和他的儿子刘祉。不过在南阳刘氏中，比起这一直系，刘、刘秀兄弟的人望更高。兄弟俩的外公是湖阳大豪强樊重，刘秀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新野县的名门邓晨和宛县的实力派李通。此外，与新野县的名门来氏也有姻亲关系。这样的人脉在这个时代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不过，为何是刘玄被推戴成了皇帝呢？理由很简单。平林、新市的造反军想要的是一个傀儡皇帝，优秀的人物并不合他们的胃口。

刘玄称帝的前一年（22），王莽第二次出兵讨伐东方的赤眉军，但再次战败。一般人都说碰到政府军比碰到赤眉军更可怕，因为政府军的军纪相当败坏。人们聚集到打了胜仗的一方，所以赤眉军在大破政府军后，人数膨胀到了十万。

5

反王莽势力中，最大的两支是把刘玄当作傀儡的豪强和流民的联合体以及赤眉军。前者以南阳为中心，后者以山东为中心，都在大力扩张势力。在全国其他地区虽有规模的差别，但也有数不清的造反团体。这样一来，不得不说王莽的新王朝已经很快呈现出了晚期症状。

拥戴更始帝刘玄的势力被称为更始军。更始军从南阳北上，经昆阳至洛阳，又从那里西攻长安。刘、刘秀兄弟也参加了更始军，不过实际上是有能力的刘在主持大局。据说绿林系下江兵的指挥者王常等也是如此。关于拥立新的皇帝即位，有时期尚早的论调，不少人认为攻下长安后才应做这件事。

第59节：汉之灭亡与复兴(5)

躲在绿林山的时候，人们只是为口粮而拼命。王莽政权开始衰落后，人们开始看到前途充满希望，一片光明，但同时也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在有能力、有统率力的皇帝的指挥下，享受再度到来的太平。他们希望刘即位。至少不能靠刘玄，所以他们提出即位尚早的论调。与此相反，也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有政治上的野心，想操纵一个无能的皇帝。这股势力慌慌张张地把刘玄推到了帝位上。皇帝这个位置自然令刘玄感到不安，因为他最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能力。

王莽为了阻止更始军北上，派去大军，而且还是百万大军。号称百万，首先可以先减去一半，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大军。形式主义者王莽给它取名为“虎牙五威兵”，他令精通兵法六十三家之术的人从军，让军队不止带着各式各样的图书、器械，还载着珍宝，带着猛兽一起去。这是示威用的，是为向沿路展示“王莽之势正如旭日升天”所使用的伎俩。

年满六十八岁的王莽不得不展示自己仍然身体健康。他染黑了头发和胡子，立史氏的女儿为皇后以填补两年前老皇后死去所留下的空缺。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示威。

王莽的大军包围了昆阳城。不足一万的更始军死守不出。刘秀跟着十三骑逃出昆阳城，在城外集合了三千兵力，向围城军队发动了反攻。刘秀是个以慎重知名的人物。城内的更始军认为，既然他都敢向大军发动急速攻击，后面应该还有援军，于是也打开城门出击。实际上刘秀集合的就只有那三千骑兵。

当时各地决定观望的势力仍然不少。王莽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攻击昆阳，也是为了示威。然而，昆阳大败使得王莽被彻底放弃了。从昆阳溃逃的王莽败兵四散奔逃回故乡，他们起到了在全国宣传“王莽没戏了”的作用。

更始帝刘玄设局杀了刘秀的哥哥刘。刘玄一直很担心最有人望的刘可能有一天取代自己的帝位。有个叫刘稷的男子主张即位尚早论，拒绝被任命为将军。更始帝以违抗天子命令为由，逮捕并处死了他。这次刘为他辩护，也被以同样的罪名即日处死。这是一场一网打尽的预谋，也是更始军分裂的危机。慎重的刘秀埋藏起杀兄之恨，对更始帝保持恭顺的态度。即便是更始帝，也不能清除在昆阳立下莫大功勋的人。

攻陷洛阳的更始军主力自然把目标转向西方的长安。这一次，皇帝刘玄命令刘秀平定河北。虽然最大的对手刘已被打倒，但他的弟弟、昆阳英雄刘秀也必须远离。河北有个叫王郎的人，出身邯郸，自称是成帝的私生子，坐了天子之位，受到广阳王刘嘉（武帝的五代孙）和真定王刘杨（武帝末弟的六代孙）的拥立。各地汉朝皇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王郎究竟是否是私生子的问题上，而如今暂时被立为皇帝的却是刘玄，因此对究竟投向二者哪一方取舍不定。同样是汉代皇族，但有王位的才是正皇族，侯不过是个准皇族，况且刘玄还只是准皇族的第二代堂兄弟，所以各地皇族不承认更始帝的氛围很重。

刘秀迎娶了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首先把真定王势力抢到自己一方，通过攻击周边先把邯郸孤立出来。更始二年（24）四月，刘秀终于攻陷了邯郸城池，并斩了败逃的王郎，在昆阳大胜的次年又获得了一场辉煌的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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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更始帝派去的申屠建和李松等将军到达之前，长安就已经由本地的造反团捷足先登地接管了。王莽根本没有人望，没有人愿意为他死守长安。第一个接管长安的是王宪，他极尽掠夺之能事。王莽被一个叫杜吴的人所杀，一个叫公宾就的人割下了他的头。不久更始帝派去的将军进入长安，王宪就被杀了头。强抢宫女、车上立天子旗被认定是大罪。

而更始帝进入长安后，也不能说是展开了善政。从他被当作傀儡而扶植为皇帝可以看出，这是个愚昧的君主。他宠爱夫人也就是右大司马赵萌的女儿，把政事全部交给赵萌。这个赵萌是个肆意放纵的人，因此新政权很快就失去了人心。

第60节：汉之灭亡与复兴(6)

更始帝政权更关心的是每天召开的宴会，而不是让在战乱中疲惫不堪的人民休养生息。王莽的乱政即便伪善，但好歹目标是圣天子的政治，而更始帝却连这个理想的零头都没有。正因为期望很大而践约未能实现，所以人们的失望也很大。对更始帝政权绝望的声音立刻传遍四方。

和更始军旗鼓相当的造反势力赤眉军怎么样了呢？这已经是数十万的大军了，将领们对统率这样的兵力有心无力。大部分人的故乡在东方，可以说是归心似箭。然而如果全部解散的话，赤眉军就会烟消云散。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打着如意算盘，想充分利用这好不容易才集中起来的兵力。正在此时，更始帝政权失去人心的消息传来。于是赤眉军将领们自然就产生了取代更始帝的野心。

尽管如此，赤眉军还是缺乏核心。在王莽乱政中得到深刻教训的人们还是在期望着汉王朝的再现。提起赤眉军精神上的纽带，那就是对城阳景王的信仰。城阳景王是汉高祖的孙子刘章，他在诛杀吕氏时一马当先斩了吕产，因而在山东地方被当作战神祭祀，成了民间的信仰。赤眉军从城阳景王的后裔中挑了一名叫刘盆子的十五岁少年，扶植他登上了天子之位。刘盆子的父亲式侯刘萌在王莽时被废侯，因此在之后出生的盆子在动乱中未能受到教育，是个牧羊童，连读书写字都不会。据说他突然做了天子，在受到众人礼拜时完全被吓坏了，差点哭起来。

赤眉军拥立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帝在逃亡后又故作沉着地回来，被封为长沙王，不久就被缢死。不过赤眉军政权比更始帝政权还要糟糕。他们为了把归心似箭的军众拉到长安，说那里有很多财宝，去了就能得到荣华富贵。而进入长安后赤眉军众却发现，财宝已经被更始军掠夺一空，连食物都没了。赤眉军在长安停留了三个月，粮食也吃光了，因此为了寻找粮食移师向西。打算利用军众力量的将领们知道，如果东行，军队就会自然解散，所以诱导他们一直向西。然而西边已经有了自立为王的隗嚣，他率军轻轻松松就击退了饥寒交迫、意气消沉的赤眉军。

赤眉军回到长安，可还是没有粮食。事已至此，二十万赤眉军众只得东归。而在归途上等待他们的，是平定了河北的刘秀。赤眉军立少年天子的更始三年（25）六月，刘秀也于同月登基，改元建武。东汉王朝宣告诞生，但天下还在动乱之中。

刘秀在杀了自称天子的王郎之后，挨个降伏了河北的流匪团伙。其中最大的一个团伙叫做铜马军，因其首领被封为列侯，军众被合并，于是那个地方的人称呼刘秀为“铜马帝”。而那些铜马之下的造反团伙是因赤贫而起义的，所以刘秀赦免了他们。

十余万赤眉军在宜阳被等候多时的刘秀降伏。刘盆子虽即了帝位，但是被强迫的，本人没有任何野心。刘秀赦免了他。赤眉军的将领们也被赦免了。

刘秀——这个时候应该称他为东汉的光武帝了。他在打败王郎后，把邯郸堆积如山的文书付诸一炬，根本不阅一字。和王郎有书信往来的人们，本来一直在担心会被怀疑与其关系亲密，这下子就放心了。不得不说，刘秀收揽人心的手段非常高明。

但是，只要被认定是有野心的危险人物，刘秀就绝不放过。战胜王郎的主因在于把真定王刘杨拉入自己一方。光武帝在即位第二年，就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此人。刘杨是光武帝之妻郭氏的舅舅。前面提到，刘杨比光武帝更接近汉代皇统，或许有人有拥立刘杨的动向。胜者留下的记录不能全盘都信，所以应该认为，他有可能是被光武帝暗算了。

赤眉军的将领虽被赦免，但樊崇和逢安两人后来因谋反之罪而被处死。不过徐宣和杨音等其他赤眉军将领得以安度天年。

光武帝是个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他在洛阳太学就学，想着自己最多做个执金吾（警察总监）就满足了。他还是个多情种子，娶了新野县出身的绝世美女阴丽华做妻子。政治策略上娶刘杨的外甥女为妻是在初婚的第二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重婚了。

赤眉军以及源自绿林系造反团伙的更始军，可以说是因为欠缺知识分子而失败的。如果有通晓历史教训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两军进入长安时的暴行是可以避免的。据说赤眉军将领中识字的只有曾经做过狱吏的徐宣一人。

曾是太学儒生的光武帝在乱世中光芒四射。兄长刘被杀后他能隐忍不发，可能还是学问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光武帝的军队纪律严明，是因为他深知人们在乱政、暴政和无法无天的军队的交相压榨之下，生活是多么的困苦，对能带来秩序的救世主是多么的渴望，而且他也能客观地审视自己。

更始、赤眉被消灭后，就只剩下陇（甘肃）的隗嚣和蜀的公孙述这两个地方军阀。

建武九年（33），隗嚣病死，他的儿子隗纯接任。次年，隗纯投降。建武十二年（36），公孙述战败而死，蜀并入东汉的版图。就这样，东汉巩固了王朝的基础。攻陇时，光武帝曾向前线的部将岑彭送去书信，说

——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这就是成语“得陇望蜀”的出典。对欲望无止境作自我反省的说法，确实是光武帝式的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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