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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第1节：前 言

- 第2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

- 第3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2)

- 第4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3)

- 第5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4)

- 第6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5)

- 第7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6)

- 第8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7)

- 第9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8)

- 第10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9)

- 第11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0)

- 第12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1)

- 第13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2)

- 第14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3)

- 第15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4)

- 第16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5)

- 第17节：二 背叛(1)

- 第18节：二 背叛(2)

- 第19节：二 背叛(3)

- 第20节：二 背叛(4)

- 第21节：三 投靠蒋介石(1)

- 第22节：三 投靠蒋介石(2)

- 第23节：三 投靠蒋介石(3)

- 第24节：三 投靠蒋介石(4)

- 第25节：三 投靠蒋介石(5)

- 第26节：三 投靠蒋介石(6)

- 第27节：三 投靠蒋介石(7)

- 第28节：三 投靠蒋介石(8)

- 第29节：三 投靠蒋介石(9)

- 第30节：追随蒋介石左右(1)

- 第31节：追随蒋介石左右(2)

- 第32节：追随蒋介石左右(3)

- 第33节：追随蒋介石左右(4)

- 第34节：追随蒋介石左右(5)

- 第35节：追随蒋介石左右(6)

- 第36节：追随蒋介石左右(7)

- 第37节：主持江苏教育(1)

- 第38节：主持江苏教育(2)

- 第39节：主持江苏教育(3)

- 第40节：主持江苏教育(4)

- 第41节：主持江苏教育(5)

- 第42节：主持江苏教育(6)

- 第43节：主持江苏教育(7)

- 第44节：主持江苏教育(8)

- 第45节：开始“和平运动”(1)

- 第46节：开始“和平运动”(2)

- 第47节：开始“和平运动”(3)

- 第48节：开始“和平运动”(4)

- 第49节：开始“和平运动”(5)

- 第50节：开始“和平运动”(6)

- 第51节：开始“和平运动”(7)

- 第52节：开始“和平运动”(8)

- 第53节：开始“和平运动”(9)

- 第54节：开始“和平运动”(10)

- 第55节：开始“和平运动”(11)

- 第56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

- 第57节：暗中通敌与出逃(2)

- 第58节：暗中通敌与出逃(3)

- 第59节：暗中通敌与出逃(4)

- 第60节：暗中通敌与出逃(5)

- 第61节：暗中通敌与出逃(6)

- 第62节：暗中通敌与出逃(7)

- 第63节：暗中通敌与出逃(8)

- 第64节：暗中通敌与出逃(9)

- 第65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0)

- 第66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1)

- 第67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2)

- 第68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3)

- 第69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4)

- 第70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5)

第1节：前 言

前 言

周佛海其人，是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一个风云变幻人物。他从信仰共产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到蒋介石的亲信、到汪朝股肱、到上海行动总指挥；从革命者到卖国巨奸。其变化多端、朝秦暮楚，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与他相比。

毋庸置疑，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复杂的、曲折的，既有国内复杂的革命与反革命间的激烈斗争，也有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了民族的独立、阶级的解放，无数的中华儿女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以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也不乏某些丑类的出现，周佛海则是一个典型。

历史审判台已经对周佛海作出了判决。但周佛海为何从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到叛国投敌的卖国巨奸？这就是笔者在本书中所力图要回答的问题。周佛海之所以走上这条罪恶道路，并非偶然，根本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个人的政治野心和领袖欲望；一个是顽固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周佛海个人的政治野心，追求权力的欲望，成为他一生中行动的目标。他之所以参加共产党，接着又背叛共产党；他之所以追随蒋介石、以至后来又反对蒋介石，最后又接受国民党的委任，都离不开一个“权”字。

他作为卖国巨奸，终究未能逃脱应有的惩处，虽然得到蒋的特赦，也只是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但他仍然妄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新扬眉吐气！真是至死野心不改。

周佛海反复无常，投机善变，自以为聪明，结果不过是自掘坟墓。1947年9月30日，也就是在他死之将至不到半年之时，他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写下了最后一首歪诗：《由沪赴渝二周年志感》。

转瞬青枫两度红，年来事变太匆匆。

悲欢弹指如秋露，衰盛循环悟疾风。

无意偷生偏卧病，有怀长系但书空。

幼时听说黄粱梦，今日才知在梦中。

不论这是死前的悲鸣，或是回光返照，周佛海也只能在地狱之中去追求他的政治野心了。

周佛海一生中的活动除见诸报刊发表的文字外，在叛国投敌之前，以及充当卖国巨奸之时，都不间断地对他每天的若干言行，以日记的形式，作了记录；在晚年，对他的前半生作了系统的回顾；而在被判处徒刑之后，于1947年1月1日，又恢复了一度停笔的记日记的习惯。这些为我们研究周佛海其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重要史料。

周佛海一生的活动是很多的，其思想也是复杂多变的，笔者只是就其一些主要方面，作了简要的记述与评论。而且，限于水平，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蔡德金

1991年3月31日

第2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

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

野心青年

周佛海原籍是湖南省沅陵县信平乡窝溪村周家冲。

沅陵位于湘西，西邻湘南苗族自治州，在武陵山之南，雪峰山之北。沅江东去，经桃源、常德而入洞庭湖。沅陵古名辰州，为历史名城，四周为名山大川环抱，诸如桐木山、天宁山、虎谿山、紫宸山、三峿山、云栖山、迴龙山、南山、怡容山、香炉山、凤凰山、笔架山、龙泉山、云台山等等，万壑千岩，处处峰峦奇秀。而且古寺名刹众多，如报恩寺、文昌阁、龙兴讲寺、今建寺、龙令寺、明月寺、凤凰寺、云台寺等。沅陵历来为文人墨客荟萃之地，明朝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阳明）亦曾讲学于虎谿山上的虎谿书院。沅陵由于处于群山之中，地形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周佛海的祖居之地，位于沅陵城南二十余里处。而沅陵县城又在沅江的北岸，所以周家冲也是在沅江之南。他的父亲周夔九，清末举人。据周佛海称：其父曾入曾国藩的湘军，职务为幕，并且立有军功。幕相当于现在的秘书，是负责处理文书等事务的官员。后任职于福建蒲田县。

周夔九的发妻系沅陵县信平乡白合村郑家人氏，未生儿女，后病死。他在蒲田县任职时，娶厦门女马氏为妻，生有二子一女，即长子佛海、次子佛生、女佛珍。1907年，周夔九因禁止鸦片毒品，被当地士绅逼着上吊自杀。死前，嘱其妻马氏，将子女带回沅陵，他的尸体也请一同运回。

周佛海生于1897年5月29日，即清光绪二十三年4月28日。由此推算，其父母结婚，当在光绪22年之前，其父自缢时，周佛海已年满10岁，对其父之死及由闽返辰之经过，当有所记忆，但他对此毫无记述。

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儿女及丈夫的尸体，由闽南的蒲田迁往千里迢迢的异乡湖南沅陵，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佛海的父亲既然是清末举人，那么他的祖辈当然也是有一定田产的大富人家。而旧时官场，也是无官不贪，否则，周夔九也难于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但是，由蒲田到沅陵，就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也要准备相当的川资，何况是在当年，而且运送的又是死人？由此可知，即使家产万贯，也会变卖用尽。1942年5月，周佛海在其所写《苦学记》一文中，回忆当时为赴日留学，筹集路费与生活费时，曾称他家有薄田百余亩。在当年，一个家庭有百余亩田产，哪怕是薄田，也是一户相当殷实的人家。果如此，稍微变卖一些田产，即可筹集一笔可观的费用，根本用不着由其母东挪西借和老师同学帮忙筹措了。

实际上，在周夔九死后，他家除了祖辈留下的一所宅院外，只有8亩田产。当然，那时将8亩田租佃出去，其田租收入也可以勉强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简朴生活。正因如此，周佛海也才能不像其他贫苦农家子弟一样，从小就得种地帮助家庭维持生计，而能在返乡后的第二年，即1908年在本村私塾就读，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旧时乡塾，传授的虽然是孔孟之道等传统文化，但塾师很讲究阅读写作等文学能力的培养，而且课程单一，每天习文写字，吟诗作词，如此而已。周佛海虽然未能在书法上有所造诣，甚至可以说，他的书法低劣至极，但是，却在文学上有了根底，为他以后，无论是在写文章或作诗上，都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

经过四年的乡塾启蒙教育，1912年，周佛海便侥幸考入了县立高等小学堂，即现在小学的高年级。所谓侥幸，是因为这种学校是在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刚刚公布施行的。当时，这种学校数量很少，沅陵县仅此一所，但是投考的人很多。无论是小学或中学，课程的设置、学科门类都比较多，除了国文之类，还有算术及自然等课程。许多私塾出身的考生，因为对此不懂，而不能考取。周佛海虽然也是由塾生投考高等小学，由于他阅读过梁启超的“中国魂”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梁启超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国文的考试中，作文时模仿梁启超的文笔，引用了梁启超所阐发的许多新知识和新名词，因而深得阅卷先生的赞许；在算术考试中，由于他的表兄帮他改正了演算中的错误，因而获得了好成绩，而被录取。

周佛海在《苦学记》中，忆及报考县立高等小学校的情景时曾说：

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才15岁，在乡村一个私塾里读书。第二年民国元年，我们乡下有几个学生，都进城考了高等小学。我的消息很慢，等到考期已过，我才知道，于是请求母亲准许进城运动补考。到了城里探听，知道距发榜的日子，只有三天，绝对不能再考了。我那时非常失望，凑巧那时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是我乡下的吕鹤立先生。我便请他写了一封信给小学校长。居然得到允许了。因为这是我一生发轫的起点，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我一个表兄，当时在中学读书，送我去考，补考的只有我一个人，在窗明几净的校长室考的。国文题是《爱国说》，还有两个加法的算术。国文完了卷就做算术。算术的答案，我没有把握，凑巧这时校长不在房间，我的表兄在窗外探头探脑地向内张望。我便把算术答案给他看。他轻轻地?窗外告诉我说尾数上少了一个圈，于是我把圈加上，考试就算完了。 周佛海：《苦学记》，《古今月刊》第3期，1942年5月。

按年龄，1912年，周佛海已是15岁的少年了，依照今天的入学标准，应该是初中毕业，进入高级中学的年龄了，可他连两个加法的算术都不会做，如果不是他的表兄帮他补上一个“0”，算术的成绩只能得个“0”分了。考试完了，他对自己能否考取毫无把握。他说：

第3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2)

考虽考了，究竟能不能取，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许多年纪比我大，学问比我好的老童生去投考，而名额又不很多。所以非常担忧。哪晓得发榜的那一天，我竟中了第一名。当时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带信回家，报告母亲，她老人家当然欢喜。我自己想来想去，竟想不出何以会考得第一的理由，难道是校长徇教育科长的情面吗？后来进了学校，听见阅卷的国文先生说，才知道这个道理。原来我当时虽在乡下私塾，不知道从哪里弄得两本梁任公的《中国魂》，读得滥熟。我就学他的文笔，把许多新知识、新名词，以及忧时愤世的论调，装入“爱国说”文里去。 周佛海：《苦学记》，《古今月刊》第3期，1942年5月。

在当时风气未开的小州县，居然有这样的文章，当然要考第一了。

周佛海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少年。因为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的，所以入学后便当上了班长，在班上趾高气扬，大出风头，而且拉帮结派，培植势力，哥们义气十足。当时小学是三年，中学是四年。就在第二年的第一学期，周佛海为显示自己的威风，就和其他同学合谋，动手打了一个新入学的同学，结果校方误将另一个同学开除。因为是周佛海打的，他自己觉得对不起被开除的那一位同学，因而便和那位同学一起到了长沙，进入了由湘西人士所办的兑泽中学二年级下学期。也就是说，他的小学还差一年才毕业，中学还没上，结果却插班成二年级生，等于少上了三年学。当然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尽管他很聪明，又肯用功，但终究由于基础差，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结果，不得不请求兑泽中学开出转学证明书，转回沅陵县立中学一年级。这样，便少上了一年半小学，而进入中学。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号称“洪宪”。25日，云南宣布独立，组成护国军。26日，护国军第一总司令部成立。总司令蔡锷，随即进攻四川，护国战争于是爆发。袁世凯为镇压云南起义，调兵南下。沅陵历来为军事上必争之地，袁世凯的北军纷纷入境。1916年1月下旬至3月中旬，护国军与北军在湘西展开激烈战斗，学校也只得停课了。一直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病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南北停战，战争方息。同年秋，学校开学，周佛海继续入校学习。

中学时代，是每个人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年代，如兴趣、志向以及未来的命运，都与中学时代所受的教育及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教师对学生的直接影响力以及潜移默化的熏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周佛海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决定了他的一生。

这种影响与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使他留心政治，由此而萌发了政治野心；一个是得以出国留学。

1916年秋，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学校也就开学了，并且新来了一位历史地理教师邓竹铭先生。邓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很关心政治，特别器重人才，周佛海颇具才气，学习又很刻苦，很得邓竹铭先生的赏识。正是由于邓先生的关心，才使他能够得以阅读《东方杂志》，并深受其影响。

《东方杂志》创办于清光绪30年1月25日，即1904年。这是一本集国际政局、国内政治、科技与文学的大型月刊，尤以政论性的评论及国际政局的报道最为突出。自欧战爆发，该刊便每期连续报道各国动态，刊发分析欧战爆发原因等政论性文章。1916年的各期，除继续刊登有关欧战的评论外，还刊有《新的思想之冲突》、《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天意与民意》、《集权与分权》、《帝制运动始末记》等有关评论政局的文章。周佛海由于阅读《东方杂志》的缘故，而对世界及中国政局有了一定了解，茅塞顿开，因而渐渐留心起政治来了。因为留心政治，居然隐隐有天下为己任的雄心。

沅陵城东不远处波浪汹涌的江中浅滩上，有一个小洲，上有一座古寺，寺中有一个七级的龙吟塔。秋天，周佛海和同学们一起去龙吟寺秋游时，信手在龙吟塔题诗一首：

第4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3)

登高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处中流拦巨浪，

耻居窈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周佛海： 《苦学记》。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周佛海那种不甘穷居山野，默默一生的雄心不已的气势。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组内阁。由于北洋军阀的内部矛盾与争斗，内阁常常更动，一下某甲入阁，一下某乙入阁。周佛海说，他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着将来入阁。他还举例说，当时他和同学把去文昌阁比做“入阁”，以此来说明当时的政治野心。

文昌阁位于沅陵城内鹤鸣山上，为古华太守与士人讲学咏游之地。阁为三层，高四丈八尺一寸。由于学校扩建，便将文昌阁并入学校，用作学生宿舍。周佛海说：“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起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比如课后要问同学你什么时候到文昌阁去了，便说：‘你什么时候入阁？’”周佛海：《苦学记》。

这虽然只是一种戏言，但确实也是他真实内心的写照。

1918年秋，周佛海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美、英、法、意、日等战胜国，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凡尔赛大厅召集和平会议，讨论德国善后等问题。中国也是战胜国，也派了代表出席会议。巴黎和会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一个极其重大事件，各国的宣传媒介都大量报道有关和会的种种消息。周佛海曾说：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衡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洛茨基（即托洛茨基——笔者注）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古今半月刊》，1943年3月。

1943年，周佛海在他所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曾谈到：由于他是以“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当别人称他为“做文章的”时，认为是别人对他的轻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暑假，他因返乡而滞留上海时，一天去时事新报馆拜访张东荪，他到了报馆，但张东荪仍未到。有个姓俞的编辑出来招待时，不久来了一个人，大约是研究系的相当重要的人，随梁任公游欧回国的。俞替他们介绍。当介绍周佛海时，称他是“做文章的”，这使他万分不高兴。他说：“我当时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当成一个单纯的文人，因此感觉是一种轻视。文人，自然有文人的价值和重要，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

从上述周佛海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周佛海的世界观、人生观中，一切是以“我”为中心，一切以能否出人头地，能否爬到最高的政治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为标准。后来他之所以参加组织中国共产党，然后之所以背叛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心腹；最后又为何背叛蒋介石，背叛国民党，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的心腹，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卖国巨奸，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这种“政治野心”的缘故。

留学日本

周佛海虽然怀有如此巨大的政治野心，但是若无客观条件，也是不能如愿的。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只能是一种梦幻。这是因为，不仅要有自身主观的条件，如自己的素质、才能等，而且必须要有一种机遇，为实现政治野心提供客观可能。周佛海不仅有强烈的领袖欲和政治野心，而且由于偶然的原因，使他有了实现这种野心的客观可能性。这就是留学日本。如果周佛海不是出国留学，而是一辈子生活在沅陵，即使他的野心再大，能力再强，充其量也只能做个老师，大不了当上县太爷之类的小官僚，弄不好，也许穷困潦倒，一辈子默默无闻。他曾说：我虽有相当的抱负，但就客观的事实看，上进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实在没有。出洋？想都不敢想，哪里有这个希望!不单没有出洋的希望，看见县里有一两个人进了北京大学，也只是徒然羡慕而已，根本不做此非分之想。

第5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4)

但是，许多不可能的事情，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由于偶然的原因，不可能则成为可能，幻想可能变成事实。

1917年5月的一天，周佛海照例每两周末回家探望母亲及家人，顺便也要料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但是，由于天下大雨，山洪暴发，江水陡涨，一连四天，都无法渡河进城，返校上课。但恰恰在这四天中，使他一生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周佛海有个同班同学，而且是好朋友，因为他的哥哥在东京上学，一年前也把他叫到东京上学去了，他写来信说东京生活费用并不贵，每年只要150或160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他让周佛海也去东京上学。这封信在学校引起强烈反响，校长吕鹤立决定凑钱选派几个学习好的学生去东京。周佛海学习成绩出众，又肯用功，自然而然地成为入选者。

当他回到学校，初听同学们告诉他这个消息时，简直无法相信。只是在见了校长，看到他朋友的来信之后，才感到此事是真。这对他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虽然他想，去日本一年之后不见得一定能考取官费，但是这乃是他唯一远走高飞的机会，不能不冒相当的危险。于是决定赴日留学。

当时出国赴日本，大都是自上海乘船前往。当时往上海没有飞机，也无铁路可达，唯一的办法是乘船。这就是先乘船到长沙，由长沙乘船或到汉口，或直航上海。路途遥远，必须要准备相当的路费，而且到了东京之后，还要带上一年的生活费用，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传统美德。他的好朋友邬诗斋为了帮助周佛海筹集费用，便发动老师、同学为他凑钱。校长吕鹤立率先拿出30元，结果先生和同学一共凑了130多元，然后他立即回家，将事情经过和自己的决心告诉了他的母亲。虽然他的母亲不忍儿子远离膝下，又担心他考不取官费，家里又无力接济，因而会流落异邦。但是，作为母亲，又迫切盼望儿子成名，光宗耀祖，因此，在周佛海的劝说保证下，终于同意。

周母为了给儿子凑足费用，除了东挪西借，弄到几十元外，还将仅有的八亩田产卖掉，一共凑足了200元。周佛海作为长子，本来应承担家庭责任，现在却要远走高飞，而且此去之后，何日再能团聚，都是无法预料的事。因此，作为母亲，其内心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周佛海回忆离家时的情景说：“离家之日，母亲不忍送我，躲在厨房中暗泣，我到厨房中挥泪拜别了母亲。”周佛海：《苦学记》。

由于田产变卖掉，生活来源无着，他的母亲只好带着家小，到沅陵码头做炸油粑粑的小生意，勉强度日。

与周佛海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他们先到长沙，坐上了直达上海的一艘货船。为了节省路费，他们买了最便宜的船票，照他的话说，不单是统舱，而且是坐在运往上海的大米包上，其条件之劣，可想而知。到了上海，他们住在法租界一家湖北人开的小栈房。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山野农村，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无论他们原来多么精明，在这里也只能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佬了。面对五花八门的花花世界，他们简直无所措手足，而且又不懂日语，连如何购买去日本的船票，也都一无所知，结果只好托栈房的伙计，用银元买日元，再用日元买船票。当然，栈房的人办事并不是义务的，而是得骗就得骗，何况这三个是乡下佬，更要借此敲一笔钱。结果，三个人被他们骗去不少冤枉钱。

经过几天的海上行程，到了日本的长崎上岸。岸上有中国酒店四海楼派人来接，稍事休息，当晚便坐火车前往东京。对周佛海来说，坐火车是生平第一次，因此对车上设备全然不了解，以致闹了不少笑话。他说，他一上火车，忽然想解大便，但又怕车开了，所以只好忍着，一直忍了八九个小时，到了门司才得以解脱。还有，在车上买饭吃，当时日本人用的筷子是一次性的，两根筷子联在一起，用时再掰成两根。他们哪里懂得？因此拿到筷子之后，便自作聪明地折断成两截。这种筷子本来就短，再一折成二，筷子之短，便可想而知了。

第6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5)

周佛海一行3人是7月底到达东京的。当时在日本的湖南会馆福起馆，是专门接待湖南来日本留学的学生的。他们在此安排好之后，周佛海便开始学习日语和补习其他课程。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为取得日本的欢心与支持，于5月16日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2条；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9条；9月6日又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7条。此即统称的“中日协定”。这些协定所规定的条款，意味着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攻中国领土和占用中国各项设施，而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合法的条约依据。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谈判过程中，已有部分条款被揭露。情况传到日本后，各省留日学生于5月4日、5日分别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后又由各省各校留学生代表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各省学生纷纷响应，结伴回国。据日方的统计，当时95％以上的留学生，都参加了罢课抗议的斗争；约有1200人响应回国。

周佛海虽然是刚到日本不久，但也不能不受到如此激昂的反日爱国热潮的影响，于是也积极响应回国主张。但是，周佛海说：“以前完全没有想到个人问题，现在真要回国，于是个人的种种难题，都不能解决。第一，旅馆欠了330余元，有什么法子可以还清？第二，回国的川资到哪里去筹？最紧要的还是第三，是到哪里去？到京沪去做爱国运动吗？吃什么？生活都不能搘持，能做什么运动？回老家吗？不仅是没有意义，而且好容易出来，这一回去，就要老死沟壑，今生今世，为没有出来的希望，不回国吗？又万万不可以。”周佛海：《苦学记》。

周佛海左思右想，为了应付如此局面，最后经一个朋友的介绍，便到了东北安东车站几十里外海边的一个厘金卡。所谓厘金卡，就是一个收税的关卡。周佛海的本意是到这里找工作，好积一点钱。但是到那里一看，满目芦草，几家土屋，真是荒凉得不能以文字来形容。周佛海积钱再去留学的愿望，成了一枕黄粱，以致使他悲观到几欲跳海自尽之地步。

两周之后，周佛海接到东京朋友的来信说，回国的人并不多，而且第一高等学校的考期快到了，要他不如回东京报考。周佛海想到，留在这里也无出路，东京一高虽然考取极难，但也只有这一条路，不如破釜沉舟。他说：“如果死在荒凉的海滨，不如到东京去流落!”周佛海：《苦学记》。

于是便借钱回到了东京。

周佛海回到东京时，距离一高考试只有两周时间，他便日以继夜地赶着复习功课。到了考试那天，他断定自己是考不取的，因为名额只有50名，而报考的却有600多人，所以反而一点不紧张，心里很沉着，头脑很清楚。周佛海很有些小聪敏。他说，上午考数学，而他的性情与数学极不相近。既然要考，便硬着头皮去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居然所有考题都让他做出来了，而且居然都做对了。他说，这给他很大的鼓舞，感到自己有了希望，下午考英日文的互译，很快便完成了，而且自己觉得还不错。第二天上午考物理化学，这在沅陵时没有学过，但他头一天晚上借来了两本复习书，用投机取巧的方法，专门去死记书中用铅笔画有记号的部分。说来事巧，所有考题，都是死记硬背过的，结果这个难关也通过了。第四天是考日语的面试。当时他的日语不好，而且临时准备也来不及。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只好随他去。由于他报名的名次是在最后，因此当别人面试之后，他就去打听所问内容是什么。当获知不过是随便问问之后，他便灵机一动，跑去请老留学生为他编写了一篇当时湖南打仗的文章拿来死读。到面试的那一天，主考的今井老先生获知他是湖南人后，就问他湖南现在打仗的情形怎样？他便马上把自己已背熟的文章，滔滔不绝地读了一遍。结果，主考先生再也没有继续问他。他说：“如果他再问我一句，我便要窘态毕露了。”周佛海：《苦学记》。

第7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6)

过了一个星期，到了发榜日期。他本来是想，如果万一考取的话，一定是名字列在最后。所以他不敢从第一名看起，而是从最后一名倒着往前看。他说：“看了一大半，没有我的名字。我从头上冷起，一直冷到腿上。快要冷到脚尖，倒下去的时候，看到第四名却是我的名字。”周佛海：《苦学记》。

他说，他疑心是做梦，便把舌头重重地咬了一下，感觉得很痛，于是他知道不是梦，是真的。周佛海就是凭着他的这种机灵，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以后的飞黄腾达，也是靠了他的聪敏，但他最后堕落成卖国巨奸，也可以说是过于“聪敏”的缘故。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时中国指定了五所日本国立的学校，即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所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帝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凡是考取这五所学校之一的，都给官费。五所中以一高的学生最为神气，戴一顶两道白圈的制帽，披一件披风，脚下却穿一双木屐，在街上大摇大摆，昂首高歌，略略做出一些出轨的事，不但警察都不去管，社会人士，还认为可爱。周佛海既然考取了一高，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已不成问题了。他可以求学，一直到帝国大学毕业了。他为此很是得意。

周佛海虽然是生活在山野农村，但经不起城市享乐生活的诱惑，在花钱上，出手不凡。他到东京时，本来是准备了一年的生活费用，但是到了12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就把钱用光了，结果，不得不依靠中国公使馆的接济。而在他刚刚被一高录取，便立即向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处预支了一个月的学费，到房州去避暑，去洗海水浴。一直等到学校开学，才回到东京上学。

东京一高，实际上只是预科。经过预科一年的学习，才能被正式分到高等学校学习。当时日本只有8个高等学校。毕业时，周佛海便选择了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经过两年的学习，1922年秋，周佛海便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经济。

介绍“社会主义”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掀起了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热潮。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在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潮，非常澎湃。

周佛海进入东京一高以后，由于深受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刺激，因此，在完成规定的功课之后，用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去阅读这一类的杂志和书籍。当时，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联盟成立之时，他对国际情形也很感兴趣，因此，他用了不少时间去阅读有关西洋历史及国际情形的书籍、杂志。周佛海勤奋而又善于思考，在阅读国际问题书籍的过程中，有了不少心得，一时高兴，便作了一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并推测其趋势的论文，投寄到上海《救国日报》。这是由留日回国学生办的报纸，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周佛海是第一次写论文，文章虽然寄出，但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但是，想不到居然被刊登，而且博得好评，连中学时代的史地教师邓竹铭先生，也从家乡寄书予以赞扬和鼓励。

在人生的旅途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迈出人生道路起点的青年来说，首次事业的小小成功，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鼓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追求。处女作的成功更增加了他写作的兴趣与勇气，此后他勤奋写作，在短短的时间里，相继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译作。

如果说周佛海在一高的时候，其课余阅读的兴趣，是以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国际问题并重的话，那么，在他进入第七高等学校之后，第一年除了功课之外，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国际问题的书籍没有工夫再看了。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展，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就连当时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研究系要人张东荪等，一度都曾以他们所办的刊物，如《解放与改造》、《建设》等为阵地，刊登有关学说，成为介绍与鼓吹社会主义学说的知名人物。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戴季陶以“对话”的方式，刊载他所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文章。虽然他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但如他所说，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单是马克思一人的学说了”。

第8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7)

当时的日本，名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基尔特主义，也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周佛海所谓的专门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当然也是不加选择，真伪不论。他在勤奋看书之余，也勤于笔耕，努力写作与译述。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寄给《解放与改造》杂志，刊登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7号上。

周佛海在文章一开始，便以热情洋溢的文字，讴歌了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反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预见了中国也必然要掀起阶级斗争的巨浪。他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思想和声浪，如暴风急雨，从西欧一直送到中国来了。中国立在这个潮流里面，当然不能和世界潮流相反逆的，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他用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介绍性地论述了阶级间产生斗争的原因。他说：简单说来，“就是一个阶级在社会上，立在支配者的地位，同时他一个阶级，在社会上是立在被支配者的地位；他们两个的地位不同，所以也就利害不同；被支配阶级因为要谋自己的利益起见，对于支配阶级不得不行社会运动。”也就是说，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阶级，“不堪其苦，所以大家有了自觉，把自己的阶级团结起来，要推翻现在的支配阶级，自己来做支配阶级。”

他分析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种类”，认为阶级斗争有两种：“一个是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一个是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所谓的“中流阶级”，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所谓“中流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斗争”，指的便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周佛海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仅仅归纳成两类，当然是不科学的。除此，还有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等等，而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同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斗争，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斗争。当然，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发展的国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还弱小，因此，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可能像俄国一样，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周佛海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如果“专在极不发达的资产和劳动两阶级间去下手，那就是药不对症了!”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周佛海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实质。他所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是“寄生阶级”与“自给阶级”及他们彼此间的斗争。什么叫“寄生阶级”呢？照他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上那些“有害无利，并且势力很大，能支配社会的人”。他说，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很多，“从专想扩张自己势力的武人，和争权夺利以政治为生活的官僚政客，到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所谓“自给阶级”，“就是有一定的职业，靠着尽自己的职业而生的人结合的阶级”。

周佛海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在认识上的错误，因而不仅不可能认清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方向，甚至错误地把那些“靠着先人的财产而生活的子弟，和一般无业的游民”，都当成了革命的对象。

同年12月15日，周佛海又在《解放与改造》杂志第2卷第1号上，以“佛海”的署名，发表了《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文章的主旨，是论证中国在“解放”之后，应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在的言论界，关于解放的言论，似乎一天多似一天了，但是关于改造的议论，还是很少。”“改造与解放，是有密切关系的”。

他说：所谓“改造”，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而物质改造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生活问题，也就是如何改造经济组织的问题。

第9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8)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是要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此根本消灭罪恶的剥削制度。中国的革命，虽然不是一般的反对资产阶级，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联合农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不是一般的废除私有制，而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成功。

周佛海在文章中，有关“物质改造”方针的论述，是以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如德国的“集产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蓝本，综合成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即：第一，关于生产的种类和数量，“不能单独归工团管理，要和国家共同管理”；第二，关于生产方法的决定，“要归工团单独管理”；第三，决定生产的条件，“要归工团和国家共同管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照上面的法子去管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都能调和，两者都不致为别人所牺牲，真是最好的组织呀！”

1920年4月1日，周佛海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4号上，发表了《精神生活的改造》一文。这篇论文是在同年3月1日完成的。周佛海是以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张，作为论述改造“精神生活”的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反过来可以推动物质的发展。周佛海却毫无根据地说马克思主义太偏于唯物的，只偏重物质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之后，甚赞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强调精神生活重要的主张。他说，据他个人的观察，以为精神生活的改造，比物质生活的（改造）还要紧些。他把“精神生活的改造”比做“花”，而“物质生活的改造”，则是“精神生活改造”的“果”。这显然是倒果为因，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原理。

4月3日，周佛海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文，于5月15日刊登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0号上。他在文章一开头便说：“我们如果把国内新出版物翻开起来看，差不多没有一本没有‘社会主义’四个字的。无论是他们宣传他，或反对他，总可见近来的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这种东西，都热心去研究了。”但是，他却始终没有看到对“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能予以正确说明的文章。为了使中国人真正了解社会主义，并研究实行的方法，所以特地撰写此文，对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一问题，作个最明了的答案。所谓“最明了的答案”，不过是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特征；指出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误解；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分现有的财产，而是为了“将来生产的富的问题”。

在撰述上述论文的同时，周佛海还翻译出版和发表了日本室伏信高著的《社会主义与劳动组合》、《工行社会主义之国家观》等论文，以及日本生田长江与本间久雄合著的《社会问题概况》及美国社会主义者希尔葵写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书。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组织出版了《共产党》月刊杂志，周佛海以“无懈”的笔名，在第1号、第4号及第5号上，相继发表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三篇文章。周佛海为何取名“无懈”？他对此从未作过说明，笔者分析：一方面是为了保密。因为他在日本上学，日本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活动是很防范的；另一方面从字面上理解，有毫不懈怠，奋发进取之意。当时的周佛海野心勃勃，也确实是气概不凡。

从1919年到20年代初，随着报刊宣传与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适合于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周佛海的这些论文，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驳斥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重要文字。这也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理解，在理论和行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10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9)

周佛海在《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不是11月7日么？这一天究竟出了什么事呢？这就是俄国克伦斯基政府颠覆，共产党——原名多数派——得志的那一天。也就是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再说一句：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因此，我们不单是为俄国共产党的成功而纪念，也不单是为俄国人民得脱离了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纪念；乃是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而纪念，为社会主义的前途而纪念的。”

他在文章中扼要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历史和政治、主张，介绍了苏维埃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他说：俄国共产党（多数派）所实行的主义，“确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批驳了反对俄国共产党（多数派）的种种议论，认为大多数议论“都是乱吠，毫无辩驳的价值”。他特别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驳斥了那种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和民主主义相矛盾”的谬论。他说：“不错！不错！共产党（多数派）现在是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专制的。”但是，这种专政是必不可以缺少的；“试问要把一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一百多年的根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推翻，另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没有强制，是不是能行？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既倒，社会主义的社会新建，基础未固，反对丛生的时候，没有强制，是不是能维持？”事实说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缺的。”而改造中国，则必须“照着共产主义的原理”。

《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写于1921年1月28日。他在文章中首先声明：“我们这个共产主义，并不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乃是现在在俄国实行着的共产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吓人吓己，把我们叫做过激派的过激主义。”

周佛海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其目的在于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种种谬论。

周佛海指出：“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第一是强权。”他说：强权这种东西，从历史的角度看起来，确实是个坏东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并不是拿起来扶弱抑强的，乃是拿起来加强压弱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强权，试问：“我们要打破一切支配阶级，要推翻旧社会一切的组织，究竟有什么妙策？是采取不抵抗主义，人家打他的左嘴巴，就把右嘴巴让给他打；人家抢他们的外套，他们就把内衣也脱给他；希望统治阶级自羞自愧，来放弃一切特权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要推翻支配阶级，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了。”而暴力革命，就是一种强权，是用强权来打破强权。既然“要用强权来革命，就不该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了”。不仅如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无产阶级也必须用强权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因为“根深蒂固的旧社会组织，并不是一时的革命，就可根本打破的呀!”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人性都是善的”、把空想当成现实的错误观点和不切实际的种种错误想法。指出，中国的改造必须以共产主义为“改造的目标”。

《夺取政权》一文，写于1921年5月11日。周佛海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中国应如何进行改造，也就是改造的手段问题。他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来改造中国呢？“第一是夺取政权!”他认为，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特别作文说明的必要，因为他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既然主张共产主义，当然要从夺取政权入手。之所以有再次论述的必要，主要就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讳言政治”的缘故。

周佛海在文章中论述了无产阶级要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如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他说，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反对一切政治，不独反对过去、现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对将来的一切政治。试问，“不要政治能否推得倒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推不倒，他们一切的理想是不是梦想？”不仅如此，“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除，还必须要有长期的压制”，即以强权镇压有产阶级的反抗。否则，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就会卷土重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然后才能照着自己理想的社会，一步一步建设起来。他说：“‘一切政治上的权力，都要归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革命的信条，革命的标语。”

第11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0)

与此同时，周佛海还撰写了《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一文，发表在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发表讲演，谈到“中国须发展实业，振兴教育”、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借着罗素的名声和言论，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向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发起了进攻。为了驳斥他们所散布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李达、何孟雄以及陈独秀等人，都发表了大量文章，给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周佛海此文，对于批驳当时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周佛海说，罗素在他的讲话中，有“中国须发展实业”的两句话；反对社会主义的议论，也是以“中国现在宜发展实业，振兴教育，不宜空说社会主义为论据的。”他说，他只想先就“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的关系”，说说自己的看法。

他在文章中首先论证了中国现在既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又有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他说，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借口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发展，“中国现在，简直可以说没有资本家，没有劳动者”，因此，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对抗，因而也就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他认为，“这种议论骤听之似乎有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虽然是“近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未发展，没有像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尖锐的“劳资两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的近代工业总有发达的一日，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发达近代工业。他认为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实业，在资本主义实业发展，劳资两阶级形成尖锐对立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可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消除劳资两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所以中国现在即使没有劳动阶级，也断不至于失掉了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

他还批驳了中国现在穷极了，一般下等人简直不是在过“人”的生活，因此，现在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说，恰恰相反，现在讨论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一般人都能过上“人”的生活。“社会主义并不反对发展实业，但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实业，而是社会主义的实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固然免不掉在工厂矿山里作工，然而那时工作的条件和工作的设备，比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总要好得多，总不至于过像资本制度下面的工厂矿坑这样的‘非人’的生活”。因此，“要使一般贫民得过‘人’的生活，非实行社会主义绝对做不到。”

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了《俄国与女子》、《劳农俄国的劳动联合》、《俄国的社会教育》等译文。周佛海则撰写了《劳农俄国的农业制度》一文，刊登在这个专栏上。他在文章引语中，明确提出：“我们研究新俄国的建设的人，主要须注意的，就是俄国土地问题，因为：第一，俄国是个农业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要研究劳农制度的基础稳固与否，及它的前途怎样，须先研究它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怎样；第二，中国也是个农业国，将来于社会革命后，主要遇着的难问题，也有就是土地问题。所以现在把它研究一下，也可以作我们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镜。”

他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所有制的形式、农业的社会化、国有土地的经营、集体化的生产、农业的改良、农业社会化的手段等方面的情况。

1921年2月10日，周佛海撰写了《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1921年5月1日出版）。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有高度的发展，但物质却反而匮乏，物价昂贵，生活困难，失业者增多。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由于近代文明，由于机器生产本身而造成的罪恶呢？“不然不然，机器生产他本身，一点都没有坏处，大规模工业化本身也一点没有错处。就他们的本身说，只有使社会一般生活安全、向上的，断没有反使生活不安全、困难的。在内里作怪，使生出这种怪现象的，乃是资本制度这个怪物”。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要铲除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就要先铲除生出这种怪现象的资本制度！”

第12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1)

1921年6月，周佛海撰写了《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进化与革命》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旧制度不会自己崩溃，新制度不会自然产生，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发达到绝顶，他内里的弊害，矛盾，也就要达到绝顶，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拿着自己的刀来杀自己，自然而然地要归于崩溃，消灭，这个时候代资本主义而兴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论你喜欢他或憎恶他，他都是要老气横秋地跑起来的。”

他说：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奔腾澎湃从西方流入中国的时候，既有反对者，也有维护者。但反对者则闭起眼睛顽固地反对，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顽固的反对，就可以不出现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则张开嘴巴笼统地主张，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的笼统地主张就可以实现的。他指出，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主义，新思想刚刚传入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分为两极端的阶级——最富的资本阶级，和最穷的无产阶级——而对立。”阶级对立的结果，必然爆发革命。“而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人口最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实现。”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不会自然发生，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他举例说：“社会主义不先实现于美，而先实现于俄，人家都以为是他（指马克思主义——笔者）的预言不中，其实由他学说的全体看起来，乃是当然的结果。俄国于资本制度发达到某一定的程度，就起来行积极的、全部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就因之实现。美国虽然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然而革命的行动还未发生；虽然也有不少同盟罢工，不过都是部分的、消极的，若照这样下去，我恐怕美国的资本制度，就是再经几百年，还是依然存在，还想什么社会主义实现。”

周佛海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出版）上，发表了：《难道这也是听天由命的教义吗？》、《狄克推多与农民》、《革命定要大多数人来干吗？》三篇《随感录》，指出社会主义是经革命得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革命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先发，多数人附和，绝没有由大多数人先发，少数人附和的。

1922年1月，周佛海撰写了《自由和强制——平等和独裁》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发刊）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与平等，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有产阶级的强制，假若放轻一点，他们的反革命运动，就要得起势力来”，“他们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气的来肆行残忍暴虐的举动，以窘迫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有产阶级的专政，而不能空谈什么自由和平等。

在此之前，周佛海还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并在《向导》周刊第2卷第57、58期上，发表了《英国劳动党成功之经济的说明及其社会主义之关系》等文章。

纵观周佛海在这个时期撰写和翻译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起人和组织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出席中共“一大”

1920年夏天，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心利用暑假回沅陵探望母亲。周佛海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决定，是与他翻译与写作而得到的稿酬分不开的。据他讲，由于他翻译《社会问题概况》一书，就得稿酬大洋120元。他投给《解放与改造》半月刊的文稿刊出后，稿费也非常丰厚。他说，当时所得的稿费大部分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同时也留一部分准备暑假回乡省亲的路费。暑假来临，他将存款打一打算盘，除去往来路费外，所余无几。他想做一套西装，算来算去没有钱做，于是只好穿着学生装回国。

第13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2)

当时，统治湖南的是安福系走狗、皖系军阀张敬尧。他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无恶不作，被人民称作“张毒”，并在五四运动中，对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进行镇压，因而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不满，群起反对，掀起了“驱张运动”。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当他到达上海时，谭延闿、赵恒惕的湘军，正与张敬尧的皖军交战，战事紧张，道路梗塞，无法回乡。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便到杭州游玩。“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有时竟跳到湖中游泳。西湖附近的名胜，没有不到过的。但是西湖夏天热极了。夕阳西下后，湖水把热气反射出来，尤其觉得蒸热。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归回到上海。”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了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有相当名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本是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迫害，被迫弃职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也因此迁到上海出版。

周佛海由于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当然为陈独秀熟知。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问题，得到陈的同意。既然要建立共产党，就必须约请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共同商讨。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

周佛海曾回忆说，当他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维经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 党’。”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谈建立共产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有关此事的具体经过，如维经斯基的讲话内容，参加谈话的人员等等，因为没有原始的记录，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周佛海讲，当天讨论时，没有结果。由于张东荪不赞成此事，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但周佛海和沈雁冰是赞成的。他说：

经过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是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了。”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的回忆，不论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只是由于学校开学返日，而未正式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活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继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北京、汉口、广州、济南、长沙等地，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进行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活动。这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第14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3)

周佛海回忆说：“1921年夏，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当时，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他说：陈独秀由于受陈炯明之聘，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没有出席会议。“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存统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所说的这次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出席会议的代表，周佛海的回忆是不完全的，据各方面的材料证实，除原在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外，还有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代表陈公博，以及周佛海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会议。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也于会前赶到。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出席会议的除上述13人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斯基。由张国焘主持会议。

在会议进行中，也即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之时，突然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最后不得不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中进行，并结束了会议。关于这段情节，有关出席会议各人回忆，不尽一致。据周佛海说：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马令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因此，第二天照常在李汉俊家开会。

但周佛海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原因是这天下午，他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据他说，大约12时，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进来，经毛泽东的说明，才知道是出了事。

1943年2月，周佛海在他撰写的回忆录：《扶桑笈影溯当年》中，作了如下记述：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返回。究竟是马令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拥上楼。探捕问他们为什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陈）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过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

这次会议结束后，陈公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在他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关于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第15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4)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10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4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为防止再出现这种中断，大会在警察管辖之外的一个著名的湖中央的船上举行，在这条被宁静动人的景色所环绕的优美船上，作出了许多激愤和激进的决议，欢快恬静的湖水和美丽的月色都没有缓和代表们激烈的感情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1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与周佛海的回忆相比，陈公博所描述的情节比较简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法国巡捕的搜查，会议只好另改地点。关于这点，周佛海说，他听了上述情况后，立即想到如果不最后通过全部议案，结束会议，将功亏一篑。于是想到要继续开会，但恐怕上海租界内不行了。他说：

我忽然想起李鹤呜（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因为鹤呜是住在仲甫家里的。我们商量决定，鹤呜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地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呜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至今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介绍，说法很不一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中称：“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由张静如等人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书称：“在最后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还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由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而黄美真、郝盛潮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只笼统地说“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称：中共一大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共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并分别担任书记、组织与宣传各部主任。

由于有关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领导机构的原始文字，尚未被发掘，所有的记述都是以“回忆”为依据，因而不尽一致，是不可避免的。但据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的这种说法与上述大多数的记述，基本情节是一致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周佛海是否被选为“副委员长”和“代理委员长”。此事笔者难于作出判断，只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作为历史疑案了。

中共一大于8月初结束，是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会办事处，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该组织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在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的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产业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周佛海说：“大会完毕之后，一面指派各地的负责人，分头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动起来。我们觉得实际工作，要从劳动运动做起，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并指导上海劳工运动。‘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第16节：一 参加中国共产党(15)

周佛海曾自我吹嘘地说他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曾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说：例如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的工人，想学日语，他便在工人居住的地方，开一日语学校，他每隔一夜去教两小时。“‘到民间去’的口号，我们都做到了”。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正当周佛海在上海活动得起劲的时候，暑假快完了，他必须回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去上学，因此，只好去电催促在广东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回沪。但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却发生了被租界巡捕房逮捕的事件，他因为要给陈独秀送一封信，而险些被捕。正在这个时候，由于第三国际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以对抗美国将要召开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中国方面，要召集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派去参加。周佛海说，接到这个通知后，由于时间非常急促，而又毫无准备，急得他毫无办法。他与众人经多次商量，决定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各大城市，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长江一带，则由他亲自出马。于是，他便乘船到了长沙、汉口、安庆等地，通过毛泽东、陈潭秋等，约集了一些青年，交代了有关事项。在他返回上海时，陈独秀已经被营救出狱，由于学校早已开学，他便把经手的事项，交给了陈独秀，离开上海，往鹿儿岛上学去了。

第17节：二 背叛(1)

二 背叛

脱离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得到了一定发展。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纲领，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奋斗目标。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罢工高潮。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纲领，确定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为适应国民革命运动的需要，“宜有一个努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根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加速了与国民党的合作步伐，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进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迫害，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国民党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谭延闿、邹鲁、谭平山、李大钊、王法勤、于树德等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被推为常务委员，戴季陶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党部成立伊始，急需人才，尤其是宣传部，更需广泛招揽人员。当时周佛海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与戴季陶之间有着长时间的友谊。因此，戴季陶在接任宣传部之初，便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的秘书。当时的周佛海，已是大学三年级，转眼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真是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的这段话，把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的意外的机会，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广州任宣传部秘书的来信。他说：

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收到戴季陶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不顾当时尚未进行论文答辩，完成学业，便立即起程回国，于5月抵达广州。

使周佛海始料所不及的，不仅是轻而易举解决了毕业后的职业问题，而且，当他到了广州后，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海滨），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别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220元，而对他却送大洋240元。他感受颇深地说：“当时要求一个每月150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现在每月却有400多元的收入。”“所以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第18节：二 背叛(2)

周佛海说，1924年5月，他和谭平山同船到广州，住在永汉路的一家旅馆中。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惠州会馆，他便去那里看望戴季陶，戴要他任宣传部秘书。因为宣传部新近在香港接办了《晨报》，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暂时担任总主笔。为此，他便到香港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记者生涯。但是，由于他不懂新闻业务，不仅不知道新闻应如何取舍，而且连版面排列，也全都不知道，结果，连连出错，以致损伤了戴季陶的声誉，不得不请求辞职。

一个人在困难之际，如果得到某人的帮助，或者由于某人的提携，而使他能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他会对此人感恩戴德，终生不忘的。

周佛海曾说，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而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现在由于有戴季陶和邹鲁等人的提拔，使他有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机会，因此，他对戴季陶、邹鲁等人唯命是从，亦步亦趋，以至成为忠实的信徒。相反，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疏远，以至实际脱离。

周佛海最后脱离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怀疑以至反对。

在国共实现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后，统一战线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周佛海早在1919年所写的《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就否认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必要。他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他在广州时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过：“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周佛海：《我的奋斗》，《古今半月刊》第2期。

对于周佛海在思想理论以及非组织行为的错误，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评教育，耐心帮助，但都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共中央决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

加入反共大合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以戴季陶、谢持、张继、林森为代表的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各种反共和反革命的活动，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中央权力。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6月，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抛出了所谓“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中心，反对国共合作为主旨。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反对工人的罢工斗争。他鼓吹要以“仁爱性”来促使国民全体的觉悟。他说：“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1945年11月1日版。

戴季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宣称：“我们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民主义，老实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他鼓吹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共产党人应退出国民党。

第19节：二 背叛(3)

在戴季陶等新老右派的鼓噪之下，包括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在内，演出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右派分子利用他们各自的刊物，如《醒狮》、《孤军》、《中华教育界》等，甚至连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都连篇累牍地刊载反对“赤化”，反对“共产”的文章。周佛海则是这个“大合唱”中的一员干将。

周佛海曾说：他自从被共产党开除之后，即把共产党作为敌人，1925年4月，周佛海约集广东大学的几位右派教授，如谢嬴洲、黄季陆等人，创办《社会评论》周刊，其主要目的，“便在反对共产党”。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55页，香港春秋出版社。

创刊伊始，周佛海便以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名，发表了《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

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首创的三民主义，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理想。但是，只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并使之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相结合，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但是，周佛海却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排斥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宣称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救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周佛海：《中山先生思想概观》第45页，民智书局，192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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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对周佛海倍加赞扬。他在序言中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马克思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马克思者的地方。”他要人们将此文与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并读，这样，会“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帮助”。周佛海：《中山先生思想概观》，第1—2页。

周佛海还在《孤军》第3卷第2期上发表《国民革命中之阶级问题》。该文在“孤军派”的论坛中，是一篇比较可观的文字。文章虽然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却鼓吹缓和阶级间的斗争，是可能的。他说：“现在无论斗争的当事者或局外人，都应促成各阶级的分子的民族自觉，以御外侮；促他们的国民自觉，以制军阀。暂时可不促成他们各阶级的自觉，把民众的注意，都集中到民族问题，民治问题。他们的民族观念和民治观念就会浓厚，即阶级观念就会比较淡薄，阶级斗争就可以缓和了。”9月，他又在《孤军》上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一口号之不当》，在《独立青年》上发表《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文，为其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行为辩解。

9月和10月间，周佛海卧病上海，11月初，始返广州。但是，他在广东大学不及两周，便以反对“赤化”为名，纠集30余名教授，联名辞职赴上海。抵上海后，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共宣言，发表在上海各大报纸上。他还到上海“持志”、“国民”、“大厦”、“同济”各大学演讲，攻击“共产主义之不当”。

周佛海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中共中央刊物《向导》都发表文章予以驳斥。1927年1月24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43期发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指出：周佛海说中国国民革命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不是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其实，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都能打倒帝国主义势力，那时帝国主义必然推翻——周佛海等是否赶紧想法去维持他？另一方面，如果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革命都是国内的斗争，互相（不）联络，当然更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必被推翻，与周佛海主义相反）——那时每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力量，又连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不够。”

第20节：二 背叛(4)

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反共宣传，而且，也采取了分裂国共合作的实际行动。11月23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会议在西山举行，故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公然通过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非法决议，并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上海及广东执行部，派定了各执行部人选，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伦5人，为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拟在上海成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

时在上海的周佛海，时时出入于环龙路44号，即西山会议派总部所在地，参与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并被派为“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说，“当时因种种关系，没有正式就职”。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57、158页。

11月20日，即在西山会议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央便电告北京，指出此会是违法会议。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指明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并给有关人员予以党纪处分。

周佛海所谓“种种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赴日本，完成论文答辩，结束学业。年底，他即赴日，1926年3月始由日本回到上海。当时，郭泰祺先生在武昌商业大学任校长，周佛海因是学经济的，因而受聘为武昌商大教授，同时也在武昌大学执教。由于周佛海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活动，臭名远扬，因此，在他到商大不久，就受到左派人士的反对。他说，到了武昌后，“匿名信纷至沓来，约有20余封，大致都说武昌首义之区，决不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便以铁血相见”。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57、158页。

结果，周佛海不得不勉强捱到7月，乘暑假之机，溜之大吉。由武昌返上海。

第21节：三 投靠蒋介石(1)

三 投靠蒋介石

军校秘书长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故称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2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黄埔军校的建立，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都起了重大作用。

蒋介石由于担任军校校长，掌握了军事领导权，这为他后来反共、夺权、统一战线领导权、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重要资本。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7月3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精卫）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粤军改称为第一军，蒋介石兼任该军军长。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被右派暗杀。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特别委员会，负责查处。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24日蒋介石出任广州卫戍司令。9月19日，借处理廖案之机，解散和收编了许崇智的粤军，由此，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实权。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2月1日，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由此，登上了国民党高级领导地位。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既打击了共产党人，又排挤了汪精卫及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19日，蒋介石继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又通过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海、空各军。这样，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7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在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长驱直入，势不可挡。7月12日进占长沙。8月19日起，连克平江、通城、岳阳。27日歼灭汀泗桥之敌，30日占领贺胜桥，吴佩孚败退武昌。北伐军乘胜直追。9月6日，进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

正值北伐军攻下汉口和汉阳，革命潮流迅猛发展之际，周佛海却携着戴季陶的亲笔介绍信，由上海到汉口见蒋介石。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而且有着政治上的反共联盟。蒋介石在逐渐集国民党党、政、军各项权力于一身之时，便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反共政变。而戴季陶主义，恰恰是蒋介石借以反共的政治理论准备。戴蒋之间，正是由于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周佛海携戴季陶的介绍信，必然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周佛海之所以要在此时前往汉口，也是出于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目的。他说：在“革命潮流日形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也随着扩大，我遂决心打破共产党的排斥，要重新参加国民革命了。”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同前书，第158页。

但是，当周佛海抵达汉口时，蒋介石却于9月17日，离开武昌城外的南湖，前往江西，指挥军事去了，而未能面见，接见他的是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邓演达立即去电向蒋报告，并委周佛海为行营秘书，充当助手。10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迁往武昌，住进了原吴佩孚的武昌“督署”旧址内。

1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委任邓演达代理校长，学兵团团长张治中兼任教育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古今半月刊》第13期。《黄埔军校史料》第4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由于张治中兼职很多，所以学校的事，大部分由周佛海处理。

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9日，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往南昌。至年底，北伐军已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福建7省，实际上都在国民政府统辖之下。革命力量从中国的最南端，迅速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首先表现在“迁都”之争上。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但12月7日，当部分中央委员由广州抵达南昌时，蒋介石却提议，将首都迁往南昌。但遭到各委员的反对。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扣留了路经南昌的一部分中央委员。1927年1月3日，还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蒋介石为实现自己的非法主张，1927年1月9日，亲自到了武汉。乘此机会，周佛海便向蒋介石密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情况。周佛海说，在他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当时最痛苦的，就是应付国共的摩擦。”他说，他已于1924年“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他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为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当时工兵队和炮兵队的学生，是从黄埔调来的，步兵学生2000人，则是在武汉新招的。我是学生招了之后，才被调到学校，所以新招的学生，三分之一二是共产分子。十六年一月蒋先生由南昌到汉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学生分子复杂的情形报告他，他要我切实的监视。”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周佛海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

第22节：三 投靠蒋介石(2)

逃离武汉

由于国民党左派的坚决主张和迫于大敌当前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但是，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种缓兵之计。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2月9日，武汉国民党左派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会议并发表宣言，强调必须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实行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军队必须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以此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作斗争。并提出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为此，国民党中央决定于1927年3月7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达武汉。但蒋介石却提出只有把会议改到3月12日，他才能到武汉出席会议。蒋介石是借此达到破坏会议的目的。为了争取蒋介石出席会议，只好将会议延至3月10日，但结果蒋介石仍未出席。

周佛海不是指摘蒋介石的不当，却歪曲事实诬称坚持10日开会，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他说：“这是鲍罗廷在内主使，共产党在内作祟，要使第三次执委会议，完全为共产党所操纵，以通过有利共产党的决议案。”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66、170页。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深入发展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独裁予以某种限制，并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谭平山被推为国民政府农民部长，苏兆征为工人部长，董必武为湖北省政府农工厅长，张国恩为民政厅长，刘芥为司法厅长。这本来是国共合作的具体体现，但周佛海却诬蔑说，这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整个计划”，乃是他们用蚕食的政策，消灭国民党的阴谋。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同前书，第166、170页。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从制度上作了种种限制，并广泛开展了反独裁的宣传，但却仍然推选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就为蒋介石继续利用手中的军权，反对共产党，以至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3月22日，北伐军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占领了上海。24日占领了南京。26日，蒋介石由南昌出发，经九江、安庆，到了上海。从3月6日起，蒋介石就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破坏和屠杀事件。他到了上海之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便开始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4月1日，下令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开始屠杀共产党人。12日，在上海血腥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8日，由这个会议决定，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叛变革命，另立国民政府之后，武汉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撤销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废除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周佛海始终心向蒋介石，他对此极为不满。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为委员制后不久，他便提出辞呈，辞去秘书长和政治部主任的本兼各职。

当时，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异常高涨，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继续北伐后，所向无敌。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武汉。

周佛海对此极为仇视，而且一直密谋逃离武汉、投奔蒋介石的时机与办法。他曾说：“5月初，湖南来了一位朋友，他暗中通知我，说湖南方面对我的空气很不好，说我是蒋校长的走狗，是戴季陶派。他劝我设法走避。我便老实告诉他，我早预备离开武汉，川资已经筹得，一切都预备好了，只等机会。”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76、177页。

第23节：三 投靠蒋介石(3)

5月5日，蒋介石密令四川军阀、第20军军长杨森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夏斗寅，背叛武汉国民政府，率兵进攻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直逼距武昌仅40公里的五里界、纸坊一带，武汉告急。当时，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武汉空虚，在此危急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派叶挺率所部第11军第二24师，以及由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独立第1师，前往镇压叛乱。周佛海正是趁形势危急的时机逃离武汉的。

他说：“不久邓演达到河南去了，中央军校也改为中央独立师，忙着预备开拔，我想趁此机会逃走，遂托病请施存统代理政治部主任。” “当然得到批准，并决定我为后方留守主任。”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同前书，第176、177页。

周佛海为了逃走，便在汉口法租界一个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于妻子儿女看戏洗澡为名，让他们先住在旅馆。他自己则仍留在武昌军校。当时他的岳父杨自容也在汉口。杨认识太古洋行黄埔轮船的买办，经杨与这位买办商量好，由他接周佛海上船，先在买办房中，躲避稽查，等船开后，再与妻儿会面。

周佛海本定17日上船，但16日中央军校举行特别成立典礼，为掩人耳目，他不得不去。他说，他一直怀着鬼胎，心想如果会场中人知道他要上船，一定拿他去枪毙。但等到散会回家，才知道船要等到18日才开。他说：“又要多耽一天，心中焦急如焚。”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76、177页。

17日下午，武昌中山大学召开校务委员会，周佛海照例去敷衍。下午4时，周佛海先从武昌过江到汉口，约定家眷于18日早晨过江。等他们到了旅馆，周佛海便脱下军装，装做土豪劣绅的模样，乘着9点前码头上人少的时候，溜上了轮船。就这样，周佛海偕其岳父及妻儿逃离了武汉。

上海被逮

周佛海的计划是先到上海，到上海后再电告蒋介石、张治中及戴季陶等人，说明他已逃离武汉，准备投奔南京。因此，当船停靠南京时，他没有上岸。但由汉口往南京，船行途中，曾偶尔到甲板散步。当时，同船的也有从武汉逃离的原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他们认识周佛海。由于周佛海没有在南京上岸，这些人上岸后，向南京总政治训练部副主任陈铭枢报告了这情况，陈便派了四个侦探追到镇江。当轮船在镇江靠岸时，他们便登上轮船。船一开，船上的买办便神色仓皇地到仓房里对周佛海说：南京派了四个侦探上了这艘轮船，说明周佛海在这船上，到了上海，便要逮捕。周佛海听到这个消息，便同其岳父和其妻杨淑慧等商量办法，决定到上海时，他先上岸，立即分电各方，其余人随后搬运行李上岸。

船到杨树浦码头靠岸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杨自容送周佛海上岸，叫了一辆汽车，等汽车开走后，他以为无事，便回船去带领杨淑慧等人上岸。但是，汽车开了不到三分钟，忽然被大批巡捕阻住。有人拿手电往车内一照，就叫周佛海下车，并将一副手铐，铐上了他的双手。当时，本来是要把他引渡到丰林桥的特务处，但因为是在星期六晚上，第二天又是星期天，所以周佛海便在租界巡捕房关了四天。周佛海说，这真是侥幸，如果早一两天被引渡到国民党特务处，他的小命便完了。因为那时蒋介石血腥屠杀，“杀个把人哪里算一回事”。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当周佛海被捕时，恰遇同行的一个留日同学经过身旁，周佛海便用日语告诉这个同学，说他已被捕了，请其立即通知杨淑慧。旋即，周佛海便与其他4人一齐带到杨树浦巡捕房。

周佛海说，当晚5个人被送进一间牢房，中间已经睡了十二三个人，都是蓬头垢面的，一个个像是恶魔。他当时已是非常疲倦，便在人缝中找了一个空隙，纳头便睡。第二天一清早，又把他们几个人带到另一个空牢房。他在昏昏沉沉中过了一天，而且颗粒未曾入口。他说，在那种情形之下就是什么珍美味也都不能吃下去，何况是不能下咽的牢饭！

第24节：三 投靠蒋介石(4)

星期一中午时分，周佛海听见有人在门外叫他的名字，便从铁门上小小的洞口看出去，原来是杨淑慧来探监。据杨淑慧告诉他说，杨在接得周佛海被捕的消息后，急得半晌不省人事。后来精神略定，便去找张治中，凑巧张去杭州，遂托其家人去电杭州报告；然后，杨又去找戴季陶，但戴时在南京。当时上海国民党特务处只要提到共产党人就杀。杨不知周究竟关在何处，担心被误杀。所以一心要查明周关押在何处。想来想去，她忽然想起周的老朋友，时在上海任外交特派员的郭泰祺，杨淑慧向他们说明原委，于是，郭泰祺立即电话告诉吴稚晖，请其营救。

杨淑慧经过星期日一天的努力，才终于探知周佛海关在杨树浦巡捕房，所以星期一特来探监，送一些吃的东西。她告诉周佛海，报上已登出他已被捕的消息，不过，她已给各方面发出了电报，劝他放心。他们的谈话不到15分钟，牢卒便将杨淑慧叫出去了。

周佛海说，他在被捕后很是紧张，而由于杨淑慧的探监，使他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也就安心静候了。

星期二上午，周佛海被带上囚车，送到租界第一特区法院受审。他说，法官倒也客气，问了几句，便令回押。当时，杨淑慧通过各种关系，希望能在特务处法院保释，但未能成功，于星期四被引渡到丰林桥特务处了。

周佛海说，丰林桥特务处借着一间洋房做临时牢房，他进去时中间已有10余人。他说，这里的牢饭虽然比巡捕房牢饭要好，但却要上上手铐，而且由于手铐不够用的缘故，两个人铐一副。大小便时，固然极不方便，因为一个人大便的时候，另一个人不要大便，也得立在旁边等候，就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也极不方便。

他说：大约两天之后，张治中到丰林桥特务处来看他，见到他铁索铛的情形，大为不满，便跑到杨虎的办公室与杨虎大吵一顿，结果，便将他的手铐去掉。由于双手恢复了自由，便增加了一件差事，就是吃饭的时候，为同监的其他犯人盛饭。

杨虎的特务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更是血腥屠杀。周佛海之所以被捕，其原因也是误认为他是受武汉政府的派遣，负有秘密的使命。虽然已有南京的要人张治中、郭泰祺等的营救，但尚未得到蒋介石的指令，所以仍然只能作为共产党的嫌疑犯，继续关押。周佛海说，当时在监房中，一方面很希望外面有人叫他出去，有时却又非常害怕被叫。其原因是被叫出去的人，有些虽然仍旧回到监房，背上却被打得皮破血流；有一些一出去就不回来了。这些人中，少数人是被释放，大多数则是被枪决、杀害了。所以他是又想有人叫，又怕被人叫。每天都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佛海说：大约三四天之后，门外真的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顿时紧张起来，因为是祸是福，毫无所知，无法预料，只好硬着头皮出去。结果，是对他进行审问。周佛海的眼睛高度近视，而眼镜又被特务处取走，只看见法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上面，面孔好像认得，但又看不清楚。法官开口便说：在广州我常听你周佛海讲演，现在你却要受我审问了。周佛海说，当时听到这种揶揄的话时，真是无名怒火高三丈，几乎要骂出来。但一想，自己是阶下囚，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法官问一句，周佛海便答一句。

正当周佛海受审之时，杨淑慧却偕郭泰祺来见杨虎，并要见周佛海，杨虎无法，只好应允。于是，写了一张条子，叫停止对周佛海的审问。法官在接到杨虎的条子后，便对周佛海说：“现在不审了，你太太来看你，你去会她吧!”周佛海遂到楼上与杨淑慧见面。他从其妻那里得知，南京、上海主张杀他的人很多，因此，陈铭枢不敢负责解决，而蒋介石正赴徐州与冯玉祥会谈，只有等蒋的命令才能释放。

就这样，周佛海在监房住了十几天。在押的犯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被当成共产党人的嫌疑犯。周佛海说，他当时也不知谁是真的共产党，谁是假的。因为同在一个监房，并不问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因此有时还跟关着的一个人学唱京戏，如二本虹霓关“见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那段二六。

第25节：三 投靠蒋介石(5)

周佛海说，有一天下午6时左右，外面又叫起他的名字了。他心想，一定又是上次审问他的那个小伙子，闲着没事，又要拿他寻开心了。谁知外面叫了他的名字之后，又接着说：“把你的衣服带出来”。他听到这句话，知道是要释放了，便对同屋的人拱手说了一声：“告辞了!”便拿着包裹出来了。

但是，当周佛海出来之后，看见一个副官模样的军官，带着四个带驳壳枪的士兵，站在门外，等他一出门，便又将他双手铐上了镣铐，带他出了大门。门前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上了汽车，往乡间直开。越走越荒凉，而且又夕阳西下，想来想去，不知到哪儿去，心里害怕极了。他想，释放吗？为何不叫家里人来接？为何又要铐手？枪毙吗？为何要叫把衣服带出来，难道真的因为“黄泉无客店”，怕他受寒冷吗？向副官打听，只回答说：等会你就晓得，因而也不得要领。

汽车在乡间土路上开了一会，便到了上海南火车站。于此，周佛海才心里明白，是要把他押送南京。第二天清晨抵南京时，一直把他送到户部街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这真使他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由于时间尚早，总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尚未来到，便把周佛海押在门房等候。不久来了一名副官，叫士兵把他的手铐开了，并带他上楼。陈铭枢一见到周佛海，便笑容满面地握手，并说：“对不起，开了你一个玩笑。”随后向周佛海说明经过，要周在他那里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看朋友。于是便叫副官送周佛海到一个房间去休息。

周佛海是在第二天被完全释放，送到铁汤池丁公馆，交给戴季陶的。他中午与戴季陶共进午饭之后，便去旅馆拜访张治中，正巧，其妻杨淑慧也赶到，于是夫妻重圆。于此，周佛海闯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生死关。

随蒋进退

蒋介石是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策划南京与武汉合流，共同反共，实行清党之后返回南京的。蒋一回到南京，周佛海便去见蒋，蒋劈头就问他为什么不在南京上岸，惹出这些麻烦。周佛海只得唯唯诺诺，承认自己的不对，以求得蒋的宽恕与信任。

蒋介石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筹备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指定张治中为该校政治部主任。蒋对周佛海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所以便指定周佛海为该校政治总教官。

武汉的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于7月15日实行分共、清党、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反共之后，在冯玉祥的撮合下，宁、汉双方开始了合流的酝酿。宁、汉对立尚未消除，而南京内部，即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间冲突又起。特别是7月24日，徐州被直鲁军攻克，而蒋介石诿过于前线总指挥何应钦，造成何应钦对蒋介石的不满。于是蒋介石亲往徐州前线指挥，并扬言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但结果，失败得更惨。8月8日，蒋介石慌忙逃回南京，张宗昌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直逼长江。但当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从前线到南京向蒋报告战况，请示机宜，蒋不问理由，又不经审判，将王天培予以处决。王天培是黔军将领，又是何应钦的同乡，王天培之死，不仅使何应钦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也引起各将领的不满。于是何与桂系串通，寻机对蒋发难。

当时桂系主力控制了南京四周。李宗仁、白崇禧不仅公开顶撞蒋介石，而且拒绝执行蒋介石要他们进攻武汉的命令。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向他“逼宫”，就以辞职相威胁。吴稚晖等人急忙出面召集各方开会，为蒋捧场，力主对蒋挽留。但是，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他需要“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表示赞成。接着何应钦支持白崇禧的意见，李烈钧也同意蒋介石可以“休息”。于是，李宗仁提议：“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看到局面难以挽回，只好决定下野。

13日，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宣布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蔡元培等人也宣布辞职，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第26节：三 投靠蒋介石(6)

是日，蒋介石带领卫队200余人，及亲信幕僚邵力子、陈果夫、张群、刘文岛等人，离开南京，经上海，于14日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住在雪窦寺。16日，蒋又发表铣电，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自知控制南京政局，非他莫属。而且，他也必须在政治上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外交上得到英美及日本的支持。于是，蒋于9月28日，偕张群东渡日本。他的第一目的，就是拜见在日本神户百乌温泉养病的宋美龄的母亲，请其同意他与宋美龄结婚。在得到宋美龄母亲的同意后，才于10月13日到达东京，拜会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及日本军政官员，并先后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人举行密谈。直至11月10日，始由日本返回上海。

在蒋介石辞职赴奉化及赴日期间，南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宁汉之间虽然于8月25日实现合流，但内部纷争不已。特别是汪精卫与桂系，在成立“特别委员会”及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而在筹组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前夕，在广州却发生了事变，汪精卫派的张发奎、黄琪翔，驱逐了代替李济深主持广州政务的黄绍竑。当时，正值汪精卫偕李济深赴沪途中。汪一到上海，南京的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便借广州事变，对汪大肆攻击，使汪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12月3日，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始，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汪精卫提出弹劾案，要求取消汪精卫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资格。

在汪与南京特委会的争斗中，蒋介石一直处于旁观地位，以图借机利用矛盾，为自己上台创造条件。俗话说：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事实确实如此。吴稚晖等人的弹劾案提出后，汪精卫有口难辩，于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2月10日，即预备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向会议提出《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及《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汪的提案为预备会议通过，决定由蒋介石筹备，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周佛海随蒋介石之退而退，也随蒋介石之进而进。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周佛海辞职，由南京回到上海。旋即应戴季陶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事变发生后，他又回到上海。由于蒋介石即将重新上台，指定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即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主办《新生命》

蒋介石下野之后，不仅为其重新上台在外交、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准备，而且也为其上台进行舆论准备，为其实施独裁统治，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在他下野之时，就指令周佛海、陈布雷、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等人为其创办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周佛海等人把这个刊物，起名为“新生命”，作为月刊，定期出版。

《新生命》杂志于1928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由“新生命书局”发行。地点在霞飞路〔今淮海路〕霞飞坊19号。1930年12月停刊，共出三卷，总计36期。它的创刊与停刊，如周佛海在停刊号发表的《三年来之本刊》一文中所说：“本刊的创刊，是在全国督促本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的时候。本刊的休刊，是在全国属望本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之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是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背叛，但《新生命》月刊却以宣传与鼓吹所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标榜，宣称其主旨“在与反动的右倾与危险的右倾相斗争，为全党建立科学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周佛海：《三年来之本刊》，《新生命》第3卷第12期。

由戴季陶撰写的《发刊词》也声称：“阐明三民主义的理论，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个使命。”

第27节：三 投靠蒋介石(7)

周佛海作为《新生命》月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创刊号，周佛海发表了《今后的革命》和《民生主义的特点》两篇文章。

在《今后的革命》一文中，周佛海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反蒋各派，尤其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他声称：过去的一年，国民革命军的努力，发展到长江、扩张到中原和西北，中国的版图三分之二以上，都隶属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因此，“过去的革命，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成功。但是事实上，党的主义和政策，没有实行，党的信用，因而堕落；党的轧轹和分裂，继续增长，党的中心，因而失坠。党的信用坠落和党的中心失坠，使党的环境更加恶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艰难。”

周佛海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却污蔑是由于“有些地方，政权党权，为共产党徒所劫持”。他污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

那么，今后国民党应该如何“革命”呢？他说，首先在民众运动方面，必须打破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即他所诬称的“把持”。在党的方面，“就是要建设党的理论，严密党的组织，实行党内无派的原则”。所谓“建设党的理论”，就是要“确定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周佛海：《今后的革命》，《新生命》月刊创刊号。

也就是说，要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斗争。

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只有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才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精髓，而且这种三民主义是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的三大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将二者分裂的三民主义，都是违背孙中山先生本意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解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含义是明确的，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周佛海却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他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答复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其“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而且，他说，即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论，也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却是“此路不通”。也就是说，在中国既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只能由反动的统治者“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周佛海：《今后的革命》。

接着，周佛海又在第2号和第3号上，分别发表了《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两文。

周佛海竭力为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一文中，在大谈近世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之后，宣称：“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民主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民主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他说：正因为如此，他不是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主张国内一切半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地位”。甚至宣称国民党的民权主义，是一种“全民政治意义”的民权主义等等。

在第1卷第11号和第12号上，周佛海连续发表了《三民主义的本体》和《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动因——再论三民主义的本体》两文。他在文章中，以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大谈所谓“三民主义的本体”；竭力否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阶级的存在，剥削和压迫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剥削和压迫的存在，必然引起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绝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乃至民族间的一律平等。他宣称“第一，民族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不过是民生问题的表现，所以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问题。第二，民族、政治和经济他们本身发生和发展，都是以民生为最后的动因，所以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动力，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三民主义只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三民主义的出发点，在解决民生问题，三民主义的归宿点，在保障民生。所以三民主义，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是民生主义的手段。”周佛海：《三民主义的本体》。

第28节：三 投靠蒋介石(8)

周佛海自知他的这一套“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有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由此而发生的阶级斗争，以至民族间的侵略和被侵略等社会现象。于是又以《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根本动因——再论三民主义的本体》为文，对谬论进行“补充”。他声称：“民生的含义”，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类求生存的欲望与意志；第二，是人类求生存的技术与方法。”在这“两个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存的技术”，这是“社会进化的决定动因”。他说：人类生活的历史，“乃是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乃是和自然争支配的历史；社会进化的历史，根本上，乃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历史。”因此，“人类要维持生存和改良生活，就要克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也就是要提高生存技术”，否则将“终为自然所消灭，强烈的生存欲望，只有落空。”照周佛海的逻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绝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只要一心提高“生存技术”，就可以满足和实现“生存欲望”了。

除此，周佛海还先后发表了《评日本人论三民主义的原理和实行》（第1卷第4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6号）、《日本的危机和我们的努力》 （第1卷第7号）、《革命青年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第1卷第9号）、《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及建设事业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10号）、《中国经济问题之三民主义的考察》 （第2卷第3号）、《总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第2卷第6号）等文章，并先后出版了《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三民主义论丛》等小册子。

与此同时，1928年4月1日，还由《新生命月刊社》出版了周佛海所写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到同年8月1日，便连续三版印刷，3个月中，便销售了4万余册。

周佛海在该书的《自序》中，曾对此书的写作意图及成书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本书的著作，是发意于广州，拟稿于武汉，着色于南京，继续执笔于上海、广州、南京，最后完成于上海。

民国13年5月，我从日本返国，应戴季陶先生电约，赴粤襄助中央党部的宣传工作。旋为广东大学聘为教授，一直到14年12月，才离开广州。14年3月13日，得到消息，知总理已逝世于北京。当时感觉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总理所留下的主义，正待我们去发扬光大，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动机，要把总理的主义，分析综合，而著成一有系统的书。这便是著作本书的发意……但是14年12月，因反对鲍罗廷破坏广东大学而离粤。此后任教武昌大学及武昌商科大学，因为教务冗忙，这种志愿，终没有达到。15年9、10月之间……其时我服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书傍午，更无暇从事著述。16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共产党恽某（指恽代英——笔者）为政治总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产党徒。我以为三民主义一课，如果听共产党徒讲授，难免其曲解和恶意的批判。所以虽身兼数职，事务繁难，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讲授三民主义。因此，就草拟了讲授大纲。这便是本书的拟稿。……同年5月，因为反对共产党潜行到宁。时南京正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介石先生命为该校政治总教官。因为工作较闲，于是着手著述。这便是本书的着笔。在宁著成总论和民族主义两章。8月，介石先生下野，学校改组，我就回到上海。在沪住了两周，著成民权主义一章中的最初两节。旋接（戴）季陶先生电约，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在粤小住月余，完成民权主义一章。11月，因粤变返沪。在沪又作成民生主义的一部。应南京中央党务学校之请为短期的讲演，在南京住了两星期。这两星期中，于授课之暇，作成平均地权一节。16年1月之后，虽然都在上海，但是因为编辑《新生命》月刊的关系，时作时辍，没有继续从事本书的著作，直到3月初旬，才作成节制资本一节，而全书因以告成。

第29节：三 投靠蒋介石(9)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周佛海的《自序》，甚至将他诬蔑共产党的文字也不加删除，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如实地暴露周佛海著作《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的目的。其目的不过是歪曲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本意，假借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周佛海在大谈所谓的三民主义时，根本不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新生，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发展，以及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国民革命的胜利，都是由于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结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声明：“国民革命的运动，必特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农夫、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

但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工农群众的组织，如工会、农会被取缔，工农领袖或被屠杀，或被投进监狱，工农群众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所获得的权利都被取消；一切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活动和斗争，都被禁止和遭到镇压。工农大众以至各阶层民众，依然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之下。于此，哪里有任何民权、民生和民族平等的三民主义可言？

第二，周佛海以所谓主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意义，叫嚷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他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舶来主义”；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而不能行一个完全同一的主义，因此，“就不应该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的盲从舶来的主义，也不应该妄思踖等的梦想实现将适用的主义”。他说，这首先是因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社会所发生的问题，不一定完全一样。各时代，各地方都各有特殊的环境，所以都各有特殊的问题存在。即使是发生的问题是一样的，虽然有其共同性，但是也各有其特殊性，所以适用于一时代一地方的主义，不必适用于别时代别地方，“列宁的共产主义，最大限度，也不过适用于俄国。”

同时，由于主义具有“排他性”，因此同一时间和空间，不能行两个以上的“主义”。如果同一时间，同一空间行甲、乙两种不同的主义，结果，不是甲主义消灭乙主义，便是乙主义消灭甲主义。“一定内容，一定性质的问题，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否则，拿两种内容不同，性质各异的主义，“去解决一个性质一定，内容一定的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既是勉强做去，效果上一定生出纠纷。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周佛海的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由别国产生的主义，当然是在排斥之列。照他的话说，便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除却三民主义之外，就不应见异思迁的信仰别种主义。”他宣称，由他解释篡改的“三民主义，乃是唯一的革命原则。”以上所引，见周佛海：《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第6—9页，《新生命月刊社》1928年8月1日版。下同。

第三，周佛海以所谓全民主义和渐进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声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不是求一阶级、一民族的民权，在求全民众，全世界的民权。所以他在近世的民主主义之中，成为最进步、最完全的主义。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问题，周佛海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也走上了成长的路程，然而都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在中国虽有阶级的区别，而阶级悬隔，不甚厉害，只有大贫和小贫的不同，没有大富和小富的区别。“所以阶级之间，没有显然的，全部的意识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在中国“此路不通”。周佛海：《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第101、230页。

他说，三民主义的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便是民生。三民主义的根本作用，便是解决民生问题。排除民生的障碍，保障民生的安全，充实民生的内容，促进民生的问题上，这便是三民主义的唯一的根本作用。他宣称：共产主义主要在解决分配问题，而民生主义则同时解决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在解决的方法上，不是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周佛海：《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第230页。

第30节：追随蒋介石左右(1)

四 追随蒋介石左右

随侍军旅

蒋介石由于汪精卫促其复职的提案，被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通过，于1928年1月4日由上海赴南京主持大计。1月9日，蒋发表通电，宣告复职，并负责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事宜。但是，汪精卫却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受到桂系的攻击和特别委员会的通缉，而被迫亡命赴欧；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一派，也因与蒋介石无法合作，不得不于1928年1月25日，以出国考察为名，离上海赴欧美；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居正等，也先后赴日本。这样一来，蒋介石由于其对手一一离开，轻而易举地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

1928年2月2日，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在这次全会上，蒋介石不仅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而且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23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推蒋介石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经过四中全会，蒋介石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成为国民党内最有实力和具有最高权位的人物。而周佛海则作为蒋介石的得力亲信，追随其左右。

一朝天子一朝臣。蒋介石复出之后，排除异己，大量安插亲信，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比起政治总教官来，官升一级。当时，周佛海正在上海编辑出版《新生命》月刊，著书立说。他说：“在上海正干得起劲，真不想到南京去重弹旧调。以后因为命令既不可违，友朋又复相劝，所以把《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重复穿起军装，挂起皮带，去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共有四个集团军，即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的二、三、四集团军。四个集团军同时并进。6月3日，在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京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北京、天津全面推进，逼进北京郊区。面对如此形势，占据北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无可奈何，不得不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5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各路北伐军会师北京。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告成。6月20日将北京改为北平。

北京是历代古都，又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灵榇暂厝之地。蒋介石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自居的；为了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遗训，并以此压服其他各派，确立和巩固其领袖地位，所以在北伐完成后，决定在北平举行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的盛典。

在北伐进军时，周佛海因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所以没有随军出发。蒋介石由于要到北京举行祭奠，所以除要一些武将随其前往外，也要一些文人，为其舞文弄墨。为此，指定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和周佛海随行。

6月26日，蒋介石偕吴稚晖、陈布雷、邵力子、陈立夫、周佛海等人，由南京乘军舰逆流而上，28日到武昌。7月1日，由汉口乘火车北上，经郑州先到保定。一行浩浩荡荡，沿途接受各地军政长官的迎送，好不威风。蒋介石是在保定会见白崇禧等前方各路总指挥后，再到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周佛海与其他随行人员，也都随节住在碧云寺。

7月6日，各集团总司令、各路总指挥齐集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奠大礼。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哀乐过后，由蒋介石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内称：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第31节：追随蒋介石左右(2)

周佛海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国父灵寝，仍在西山。遂举行祭灵大典。报告北伐完成。记得读祭文的，是当时第三集团军之下的总指挥商震，一口北京口音，声调抑扬，很能动人。”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周佛海随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说：“因为种种关系，仍想去上海专办宣传文化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种种关系”，他并没有具体说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说：由于托陈果夫屡次向蒋介石婉言要求，好容易得了许可。于是，他于10月辞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回到上海。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来定于1月1日举行，但由于蒋介石派到各地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的人员，为了排斥异己，对凡是反蒋介石一派的人员，一概不予登记，以图控制各地党部，企图用这种办法，把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拥蒋派。该项工作由于遭到各反蒋派的坚决抵制，进展缓慢，因此不得不延期举行。

蒋介石为了操纵这次大会，经国民党中央第一八七次常务委员会决议，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半数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半数由各省市选举。而尚未完成党员重新登记和没有成立党部的省市，其代表也由中央指派。这个决定虽然遭到了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改组派的反对与抵制，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于1929年3月15日召开了三全大会。

由于要筹备召开三全大会，1929年2月，蒋介石由南京到上海，周佛海去看他时，蒋要他马上就到南京去帮忙。周佛海于是又回到了南京，并且是住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三全大会召开时，周佛海被指派为代表，并已经秘密拟定为中央委员。但是，周佛海不了解此中内情，由于反对胡汉民而退出大会，结果，预拟的中央委员计划未能实施，周佛海闻此追悔莫及。他曾回忆说：

这时正在召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滑稽得很，我被指派为菲律宾的党代表。那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大部青年同志，对胡汉民先生感情都不甚好。在开会的时候，大闹一场，我和段锡朋、洪陆东、萧铮、何思源等十余人，当场退席，再不出席了。以后才知道这次我若不退席，可以当选中委，因为名单早已秘密拟好了。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在三全大会召开前的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会议通过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并且通过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蒋介石召集这次会议，是企图削弱以至取消各地方实力派的兵权。结果，编遣会议的举行加剧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间的矛盾。2月22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撤销忠实于南京中央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鲁涤平的职务，同时进兵长沙，鲁涤平逃往南京。结果桂系控制了湖南，接通了与广西的通路。但由此拉开了蒋桂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为对抗桂系，决定运用其一手控制的三全大会，授给他处理紧急事变的权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三全大会追任了全国编遣会议所决定的编遣方案的合法性。会议通过的《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规定：“国军之最高统帅权”，“完全统属于国民政府”，“一切军政与军令之权，皆完全属于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握，务求军事绝对统一。”《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4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会议指责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叛党叛国，并将他们开除出党。

周佛海说：“三全大会后的有天晚上，蒋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说：‘请你马上到公馆来一下。’那时他的公馆就在总司令部之后，内里是可通的。他叫我草拟一篇讨伐李、白的宣言，并口授李、白种种的背信和不法的事实和要加以讨伐的理由。我心里暗想，真的要干起来了。”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蒋介石首先瓦解河北的白崇禧部，拆散粤桂联盟。其办法是起用唐生智，收回了时由白崇禧指挥的其旧部。并宣布讨伐白崇禧，接着，3月21日又在南京扣押了李济深。

第32节：追随蒋介石左右(3)

26日，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略称：

此次武汉政治分会违法僭权，任免官吏，称兵拘衅，袭击湖南，政府以和平为怀，力从宽大，除迭令擅自调动之军队制止行动，撤回原防外，仅将地方军政负责人员免职查办。原冀以主义相感召，促首逆诸人之觉悟，乃据第13师师长夏斗寅有已电称，逆军于本日拂晓向我英山前方部队进攻等语，是该逆军等蓄意谋叛，逆迹昭彰……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过去骄恣跋扈，挑拨军队，占据地方，诬蔑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义，破坏统一，迹其种种反革命罪恶，证据确凿，该逆等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中央日报》，1929年3月26日。

。

3月29日，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乘楚有军舰到九江，指挥作战。蒋介石一方面派兵西上，造成大军压境的态势。同时，又利用桂系内部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迅速取得效果。周佛海说：

前方已接触起来了，约是18年3月，我奉命随同出发，随节坐着楚有军舰上驶。当时有两个幕后人物，文的仍是杨畅卿，武的便是广西军人前辈俞作柏。他们另外坐一只被征收的招商局的船随后跟上。因为运用俞作柏的关系，桂系里面最有力两个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早已和中央发生了关系。等到中央军进了湖北境，桂军这两部有力部队，忽然宣布拥护中央，李自然不能不退出武汉了。仿佛我们出发以后不到一个月，桂系在武汉的势力便崩溃了。楚有军舰停泊在汉口下游50余里的江中，看见上面驶来一只小火轮，原来是民众团体的代表欢迎。我代表接见，并发表简单的谈话。于是楚有军舰，便径驶到汉口。这次桂系崩溃得这样快，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就解决了武汉问题，也是出人意料之外。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蒋介石是在4月5日进入汉口的。他到武汉之后，封官授赏。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以军人身份，重新穿起了军装。4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武汉民众书》，随即离武汉返南京，周佛海随同返宁。

蒋桂战争方息，蒋冯战争又起。

蒋与冯玉祥间的矛盾，起于1月间编遣会议上，蒋阎抛出的方案，力图削弱冯部势力；冯玉祥称病不出席会议。3月28日，中日签订解决济（南）案协定，山东问题，使蒋冯矛盾更趋激化。如周佛海所说，“将冯之间，隔膜日甚一日，暗潮也一天一天的高涨起来，5月以后，愈加决裂。”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5月15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护党救国”，乃请冯率部反蒋，并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

蒋一面调兵遣将，调唐生智在平津一带的湘军，集结于洛阳、郑州一带；一面以金钱收买冯的旧部。早在4月，蒋介石即以巨款买动韩复榘、石友三，使其叛冯投蒋部。5月22日，韩复榘、石友三通电，宣布“维持和平，拥护中央”。面对如此形势，冯玉祥以退为进，27日宣布下野，随即应阎锡山之邀，于6月下旬赴山西，先住在太原晋祠，后被阎移至五台县建安村软禁。

8月1日，蒋介石召开编遣实施会议，强减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各实力派人物人人自危，阎锡山也感到自身难保。蒋阎矛盾加剧。周佛海说：

因此，蒋于8月（29日）再到北京一次，这次我也同行，同住北京饭店。阎来北京会谈，蒋劝阎不必出洋，但冯必须出洋。阎因之称病入德国医院，谢绝见客。我们住一个多礼拜，便回南京。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阎锡山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中秋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访冯，表示愿与冯玉祥联合，共同反蒋。双方约定，由西北军率先发动，晋军随即响应。

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通电，拥护冯玉祥、阎锡山，反对蒋介石。接着，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11日，蒋介石下令讨伐，第一次蒋冯战争由此开始了。

第33节：追随蒋介石左右(4)

在武人磨枪擦刀的时候，周佛海等拿笔杆的文人，就忙着草拟通电、宣言和宣传大纲。14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和平与统一，乃是国家当前之首要任务，实施编遣，乃国家治乱之所关，民族存亡之所系。通电历述了冯玉祥所部反对编遣之行为，是扰乱和平，破坏统一。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一日不能完成云云。

当唐生智以蒋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指挥军队在黑石关和登封、临汝一带与冯军开战之后，10月18日，蒋介石前往前线指挥战事。周佛海则带领政工人员随蒋出发。他们先乘军舰到汉口，然后乘火车到许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便设在火车上。

此次战争，蒋介石仍是采用军事打击，政治分化，拉拢阎锡山，打击冯玉祥双管齐下的策略。当战争发动后，阎锡山却按兵不动。蒋介石从中得知冯、阎裂痕，乃于10月11日，以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公布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派何应钦、方本仁前往太原送交委任状。11月5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就职。同时，在太原、北平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军完全拥护中央。

周佛海说：

经过了几次激战，冯军节节败退，战局已具有决定性，不难结束。而其他方面的复杂变化，却非到南京去处理和应付不可。所以唐生智便奉命代行总司令职权，全权处理前方事务。于是我们又随节返京。这次到许昌，不过一个月，前后计算，军事行动，也不过约略两个月，这场纠纷，就告结束，不能不说解决得快了。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此后，唐生智、石友三部，又因汪精卫的策动举起反蒋旗帜，但都旋即被蒋介石打败了。

蒋与唐生智、石友三的战争方停，1930年又导致了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即中原大战。

阎锡山深知，蒋介石在打败其他各派系后，必定会想到自己的头上来。1月16日，蒋介石派吴铁城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即是个手续问题，也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借机发表演说，指责蒋独裁，黩武，造成党的分裂。2月10日，阎更致电蒋介石，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并以礼让为国，约蒋一齐下野。于是双方一面打笔墨官司，一面调兵遣将。

与以往各次混战大不相同的是，反蒋各派，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桂系以及叛冯附蒋的冯军将领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等，甚至连奉军张学良都联合起来，一致反蒋。阎锡山不仅释放了冯玉祥，而且于3月9日，送冯回到陕西。11日，冯在潼关发表拥阎反蒋通电。25日，原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

蒋与冯阎双方调兵遣将。当时由津浦路南下的，完全是阎锡山的军队，阎亲自指挥；沿平汉路南下的是冯军；沿陇海路东进的，阎军与冯军都有，而以阎锡山的军队为主。冯玉祥驻郑州指挥。反蒋联合战线总共集中了70万大军，作战目标指向南京。

4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军下达讨伐令。5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8日，蒋介石渡江北上。周佛海奉命随同出发。蒋先到济南布置津浦线方面的战略，再到陇海线。总司令部设在车上。由于冯军已抵马牧集，所以蒋介石的专车，就停在砀山。5月11日，两军开火。开战后，阎冯军节节败退，由归德西撤。蒋介石的专车随即开到归德，旋即进驻柳河。

蒋介石在备战之始，非常强调对各部队的控制。1930年1月29日，蒋致信周佛海，称：

以后每月1日须由政训处为我拟撰上一月政治、军事报告，及各军官兵赏罚表一篇，须于上月30日拟妥，呈阅核发。又令各部政训主任侦察各师之工作与枪械之存数，经理饷项发放之日期与粮服、学术科之程序，官兵一月中之逃亡、病死之缺额，及招补之新兵（制定表格），皆须令其详报。现无政训主任，如第47与48各师，应速选老练者委充为要。 《蒋介石致周佛海信》，未刊。

第34节：追随蒋介石左右(5)

2月1日，蒋介石写信告周佛海，要求军队的政治训练以军歌为要，先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国民革命历史，逐章制成军歌，排成乐谱，每月发表两三篇。而且指示，“训练处工作以宣传主义与宣传军事领袖人物为最要，使我军人对主义与领袖有坚确之信仰，现在即少此工作也。故军队精神无此寄托，所以日渐衰坠也。” 《蒋介石致周佛海信》，未刊。

中原大战开始时，蒋介石要周佛海在“陇海平汉、津浦三路，均需组织宣传队，各二三队，专为我军前进时跟踪，会同当地党部，组织民众，联络绅商，使为我用。又另组二队，随第二军（蒋鼎文）之路前进，尤为紧要。如无妥员，可在军校高级班挑选。” 《蒋介石致周佛海信》，未刊。

并要周佛海：“请将中央及中正对冯有关发表之文字，搜集印刷，合订与分张，交曲汉口与徐州飞机向郑州、洛阳、南阳散送为要。” 《蒋介石致周佛海信》，未刊。

当时，周佛海等文人针对阎锡山军队提出的口号有：

不要做帝制余孽阎锡山的私人军队，跟他去挨冻饿，走绝路。

要来做中央国家的国民革命军，才可以足衣足食。

阎锡山是欺骗你们官兵来压迫国民的，摧残革命的!

阎锡山是要消灭国民党的帝制余孽!

阎锡山是要消灭三民主义的反革命!

阎锡山是要实行反对国民革命，所以要取消国民革命！

你们反抗国民革命，就是反对国民革命!

同时针对阎锡山、冯玉祥军队的宣传口号有：

愧为无业的游民，

愿为劳动良民。

在军为良兵，

退伍为良民。

在军敬长官，

归家孝父母。

战争初期，蒋军虽处于主动进攻地位，也取得一些战果，但总的形势不利。周佛海说：“阎、冯军扼守兰封，于是变成了阵地战，绵延了好几个月，使我们不能不在柳河车站烈日炎炎之下的钢车中消夏了。”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7月间，蒋军在平汉线上稳住了阵脚之后，即抽掉蒋光鼐、蔡廷楷的军队于津浦线上反攻。8月15日，收复了济南。但是陇海线上的战事仍是旷日持久，蒋介石总司令部的专车，只是停留于柳河或归德之间。有时虽也开到野鸡岗和民权县的最前线去督战，但是不过几个钟头，仍开回原地。

周佛海说：当时他和邵力子随节住在车上，陈调元和顾祝同两人的司令部，都在柳河车站附近的小村庄里。车上热得不可耐的时候，便去他们的村庄避暑。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被枪声和很大的轰炸声所惊醒，并且听见侍卫长王世和大呼道：“火车头呢!”因为正预备开动，所以火车头离开了列车。当时火车欲开不得。枪声响了半小时始息。后来知道是冯玉祥所部郑大章的骑兵来袭击飞机场，他们的任务，烧了飞机就回。“谁知那时我们车上只有两百多名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如果骑兵达到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那末，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另外一个写法。”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在此期间，蒋介石一面调兵，采取迂回战略，分路包抄和截断阎冯军退路。同时也在政治上策动一直处于观望地位的张学良，促其拥蒋，出兵关内。当时阎锡山的代表也在沈阳。周佛海说阎锡山舍不得用钱，但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和吴铁城：却是挥金如土。结果，张学良于9月18日发表拥蒋的“巧电”，主张罢兵，一切静候中央置措，同时，分兵三路入关。于是，战局急转直下，陇海正面的冯阎军很快地撤退了。

周佛海说：“我听见了这个消息，兴奋得很，等不及随总部列车前进，先和陈雪暄（调元）坐汽车进了兰封城。沿途时常听见对方所埋地雷的爆炸声，侥幸我们的汽车，没有碰着，在兰封县公署住了一晚，第二天总部列车到了。我回到列车，随节进驻到开封，洗澡吃馆子，高兴极了。兵败如山倒，我们于10月初旬，到达郑州。冯部梁冠英等亲来郑州，归顺中央。中原大战，于此结束。”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第35节：追随蒋介石左右(6)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与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之间，就召开国民会议问题，而产生对立。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与胡之间，又在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及张系人员到南京担任中央职务问题上，意见更形决裂。蒋介石决定去掉胡汉民。

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四中全会。会后，蒋于12月7日偕周佛海等人到南昌。9日，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部署对中共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并在南昌设立总司令行营，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兼行营主任；共调集十一个师又三个旅，约十万人的兵力，企图一举将工农红军消灭。

经过一番如此布置之后，蒋介石便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等到庐山，决定了去胡的计谋，于12月26日返回南京。1931年2月28日夜，蒋以宴请胡汉民议事为名，将胡骗到其总司令部，随后把胡汉民软禁于汤山俱乐部。由此，又引发了南京与广州间的尖锐对立。

周佛海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说：

大约12月初旬，蒋赴庐山，我也随去。蒋在庐山对人发牢骚：“不愿回南京，离南京越远越好，想到西北去。”在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中，可见得蒋胡感情之恶劣了。但他在庐山考虑的结果，决定了去胡的大计，所以不到三个星期，便仍回京。我们当时，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下了决心的。

到了民国二十年了。仿佛是2月底，我因事赴上海。时张岳军（即张群——笔者）任上海市长，约我和（邵）力子到一家酒馆吃饭。他问我们道：“南京昨天晚上的事情，你们知道了吗？”我们都很吃惊的齐声答道：“不知道，什么事？”他说：“我也是刚才晓得，胡先生被扣留了。”我和力子都吃一惊。这也不是件小事。胡先生性躁，我们怕他自杀。至于西南，因为这个问题，必有所举动，乃是我们意料中之事。西北的活剧，方才演完，西南的舞台又开幕了。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迅即被工农红军打败之后，于1931年2月，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重组南昌行营，任行营主任兼总司令，调集20万兵力，于4月初，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结果又告失败。

5月5日，蒋在南京召开了御用的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当上了不是总统的总统。17日，会议闭幕。

当蒋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的时候，聚集在广州的反蒋各派的孙科、汪精卫、唐生智、唐绍仪、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则在陈济棠的武力保护下，于5月27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提出了“护党救国，打倒独裁”的口号，并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形成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蒋介石由于发动的两次反共“围剿”战争的相继失败，而更加猖狂地组织发动第三次对红军的“围剿”。国民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即决定重新设立南昌行营，5月底，亲赴南昌“督剿”；命周佛海为行营主任。周佛海说：“为了先行剿共，对西南问题，则明弛暗张。此次我仍奉命出发。熊天翼（式辉）做行营参谋长，在南京开了几次幕僚会议，筹备一切，好像在5月底就出发赴南昌。从此国民党内部的战争，变成国共之间的战争了。”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分三路“围剿”红军。周佛海说：“南昌行营，设在百花洲的省立图书馆。我便在百花洲畔，找一个临湖的平房寓居起来，并约以后曾经煊赫一时的杨畅卿住在我寓。虽然说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是军事仍是主要力量。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布置完毕。开始包围的同时，一面仍策划对西南的问题。”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但是，正当蒋介石集中力量进攻红军之时，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蒋令。9月初，粤桂军出兵北上，分袭江西、湖南。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任前锋，占领祁阳、郴州等地。面对此种形势，蒋介石便急忙赴武汉布置讨伐西南的军事。蒋到武汉两三天之后，便电令周佛海即行前往。周佛海说：

第36节：追随蒋介石左右(7)

我到汉口的任务，就是要我草拟讨伐陈济棠的通电和告将士书及民众书。我心中暗想，对西南的军事要发动了。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粤桂军进入湖南后，蒋介石急调顾祝同军开赴衡阳堵截。13日，双方在衡阳交战，粤桂军攻入城内。正当双方打得火热之时，日本关东军却在9月18日，炮轰沈阳，发动了对东北的侵略战争。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应付新的事态。

周佛海说：

在汉口不过四五天，一直回到南京。在南京一个多礼拜，又乘舰赴南昌。军舰到了湖口，蒋改乘水上飞机先行，我们仍乘原舰，到第二天清晨才到南昌。总部的副官来接，说：“总司令上午就坐飞机回南京，请主任今天下午至迟明天动身回去。”我真莫名其妙!发生了什么变故吗？何以这样急呢？跑到总部一问，却原来是沈阳事变发生。我因为杂务待理，等第三天才和何敬之（应钦）、陈真如（铭枢）——陈是来奔走宁粤和平的——同乘飞机返京。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中统”、“军统”

宁、粤之间，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得不停止彼此争斗。9月21日，蒋介石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人，携带他给汪精卫等人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粤方亦积极响应。9月30日，宁、粤双方在广州会谈。粤方提出蒋介石下野，取消广州国民政府，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国民政府三项主张。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和秘密交易之后，11月7日，宁、粤和平会议达成实现统一的协议。12日和18日及12月3日，蒋介石派及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分别在南京、上海和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除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全部连任外，按比例分别补选新的中央执监委员。

在南京召开的四全大会的选举中，周佛海以占代表90％的票数，当选为第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从此，便进入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周佛海获此荣誉，当然是与他蒋介石的心腹之地位分不开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逐步一一打败对手，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除了依靠一支庞大的军队外，再就是靠密如蛛网的秘密特务组织机构。

国民党最初的秘密特务组织，是分由两个系统组成的。一是由国民党党务系统人员组成的“三民主义青白团”。但这只是一个领导核心，其公开的名称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逐渐发展起来，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俗称“CC系”的中统特务组织。一是由黄埔系人所组织的“复兴社”，即后来以戴笠为首领的“军统”特务组织。

“青白团”成立较早，始于1928年2月，即蒋介石兼任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之时。蒋介石虽名为部长，实际不直接主持其事，由副部长陈果夫主持一切。“调查科”科长，为陈果夫之弟陈立夫，陈字的第一个字母为“C”，故称“CC”，即陈果夫、陈立夫之意。“青白团”除二陈之外尚有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以及周佛海，共计9人组成。“青白团”除通过“调查科”，进行情报调查外，还对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实行严密控制。在国民党“四全”大会前，周佛海虽然既非国民党中央执行或监察委员，又非后补执监委员，或任何部长、副部长，但却列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就是因为他是“青白团”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缘故。

“复兴社”是由国民党军事情报组织演变而来，成立较晚，始于1932年4月。其核心人物主要出身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刘健群等。周佛海因曾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和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因此也属“黄埔系”，成为“复兴社”的领导人之一。这样，周佛海既是“CC系”的核心人物，又是“复兴社”的最高干部，一身而为两个秘密组织的领导人，这是其他人所不具有的。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为便于领导，决定取消该两组织，由“青白团”推选5人，由“复兴社”推选出4人，组成9人最高干部会议，周佛海则又是这个最高干部会议的组成人员之一。

第37节：主持江苏教育(1)

五 主持江苏教育

镇压徐中学潮

在宁、粤、沪三方四全大会开过之后，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以中央委员身份，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由于粤方委员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的要求，为了摆脱困境，1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陈铭枢赴上海，迎请汪精卫、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下，他准备下野。

15日，蒋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改组了江苏、浙江、江西及甘肃等省政府的人事。换上其心腹和实力人物；以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甘肃、宁夏、青海的宣慰使。

接着，经过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是日，蒋介石发表辞职通电，宣称他的下野，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但是，“虽系辞职，仍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随即赴奉化溪口。第二天，便入山住进了妙高台。

蒋介石的再次下野，仍是以退为进。虽名为下野，但不仅军权实际上仍在其控制之下，而且又通过几个省政府的改组，重要的省市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中。因此，在蒋下野，孙科继任行政院长之时，无论在财政、外交以及人事等方面，孙科都不能有任何作为，在万般无奈中，只得辞职，而代之以蒋汪合作的政治体制；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成立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

1932年1月28日，在蒋介石复出，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之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市民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英勇抵抗。

3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是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汪精卫等军政要人，相继离开南京、渡江北上。

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举行，周佛海随蒋介石前往参加。周佛海说：“在寒风凛冽之中，乘着专车赴洛阳出席会议。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地方，我还是初次瞻仰，但见黄沙白草，满目荒凉，怀古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

顾祝同就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之后，邀请周佛海前往协助，经蒋介石的同意，1932年1月4日，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3年10月3日，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继顾祝同任江苏省省长，但周佛海仍任原职。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前夕，江苏省政府由镇江迁往苏北的淮阴。时周佛海早已离开南京，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往汉口，实际上与江苏省教育厅脱离关系，但直至1938年8月9日，才将其免职。至此，周佛海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共计长达6年8个月之久。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上海、南京等各地学生，及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了镇压措施，1931年12月10日，在南京向示威学生开枪，造成了“珍珠桥惨案”。惨案发生后，各地学生继续罢课，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的暴行。

周佛海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就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而且他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要平息学生的抗日怒潮。周佛海上任伊始，就大肆鼓吹学生只应闭门读书，而不应关心政治。

1932年2月，周佛海在他创办的《江苏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敬告青年》。他在文章中，以青年学生的指导者的口吻，教训青年学生说，对于抗日，不能只凭一时的“兴奋之感情”，尤其需要有“明静之理智，以分析之险恶之环境”不仅需要“热烈之忠忱”，尤其需要有“精强之实力，以驱除当前之敌”。他宣称青年人的救国行动，必须本着以下三个宗旨：第一，必须服从政府的统一领导与指挥，即必须“统一意志，集中精力，整齐步伐，于一个整个的指挥领导之下”，而不能“人自为战，心自分野”。他说，如今政府已确定外交方针，国民自应与政府一德一心，援助政府，以为外交之后盾，而不应有任何反对政府之行动。第二，读书就是救国。他说：青年人救国，“不在消极的奔走呼号，而在积极的探真求实；不在一时的紧张兴奋，而在永恒的艰苦坚贞。尤不在消极的罢课辍读，”“青年救国轫之读书。”第三，必须要有忍耐精神，日本侵华由来已久，国难并非自今而始。因此，“青年切勿因目前现状而悲哀，亦勿因心中感慨而愤激。”必须具有“忍辱负重之精神”，方可以“支此危局，渡此难关。”他要青年“端其品格，正其趋向，精其学识，专其技能。”一句话，只应专心于书本学习，而不应问其他。

第38节：主持江苏教育(2)

1932年4月21日至5月10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的高初中学生，在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学潮。徐州中学是由前江苏省立第7师范学校及第10中学合并改组而成的。有初、高中各6个班，普通科及师范科各3个班，共有学生507人，教职员48人。徐州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在苏北地区具有相当影响。4月21日，师范科三年级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对学生的压制，向校方提出交涉，请答应学生的合理要求，否则，将要求准予休学。28日，由于遭到校方的拒绝，师范学生首先举行罢课。周佛海接得该校的电报后，即以教育厅1716号指令，饬令徐中校长，称：“该校高中师范科三年级学生，因要求外埠参观，以全体休学相要挟，并擅自罢课，实属行动越轨。既经该校长切实劝导无效，本厅亦未便姑息，应由该校长查明主动，呈候惩处。如再执迷不悟，即令停学，并扣除保证金，追缴膳宿等费，以矫学风。”

周佛海本以为电令一下，学潮立即可以停止，但结果，却使罢课的学生更加愤怒。29日清晨，不仅全校高、初中学生一齐罢课，而且将校长赶走，封闭校门，断绝交通，益使风潮扩大。获此消息，周佛海害怕徐中学潮如火燎原，扩及全省，势不易扑，因而决定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乃令该校校长仍遵前令，严厉处置，如诸生不受约束，即重牺牲，亦所不惜。同时，电令徐州驻军及铜山县政府，分别加派军队和警察，前往该校，协助校长，将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即师范科三年级学生李高嵩、李瑞珠、马广俊、姚和璋、刘德熙5人，先予看管，听候核办。师范三年级学生，除因事请假，未参加学潮者外，其余应予一律除名，并扣发保证金，追缴学膳宿费。其他高中各级学生，因附和滋事，致风潮扩大，应先予全体解散，切实整顿。并派督学易作霖前往会同查办。

易作霖于5月2日偕徐州中学校长往铜山县，与县政府及当地驻军策划实施办法，决定由军警督察处处长陈学顺派第七师步兵一连，县长杨蔚派警察大队及特种警察各40人，到校镇压。约定于5月3日凌晨4时前往该校，由步兵及警察大队分别担任校内外警戒；特种警察队将李高嵩等人逮捕拘押，将师范三年级学生押送出校，遣送回籍。

5月3日凌晨4时，军警秘密潜入该校，将学校包围。接着按照计划捕人，将李高嵩等5人拘送县警察局扣押。当军警继续驱逐师范三年级学生之时，被其他年级学生发现，全校学生立即起床，进行营救，并与军警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迫使军警不得不暂时撤离。是日，徐州省立女中，铜山县立师范，私立徐州中学全体学生闻讯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军警暴行，对徐中学生表示支援。

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的这次学潮，由于周佛海的严令镇压而失败。事后，师范科三年级全体学生及高中生21人，初中生12人同被开除，被追缴膳食及住宿费的有46人。被捕的5名学生，虽然由于各方抗议，迫使当局不得不于5月7日晚11时，具保释放，但教育厅下令已被开除的学生，其他学校均不许录取。

5月26日下午3时，周佛海就此次学潮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诬指学生放纵浪漫，趋于极端，浮嚣之气，上薄云霄。中等学生，初则视学校为知识之箱库，以买卖式为授业，道德两字，全然不讲。今则初中学生以干政为能事，大学生亦不以修身为治国之本，全国教育，终年在扰攘罢课之中，今后，当以学生读书为目标，以整顿学风为治本。他还提出：

“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便是救国”，以此作为麻痹学生、不许关心国家政治的口号。并分别发表告全省学生、教师及学生家长书，强令贯彻斯旨。以上所引见《处置徐中风潮之经过》，《江苏教育》第1卷第5期。

12月1日至8日，周佛海往苏北的南通、如皋等县，视察该地教育情况，并不时发表讲话，要学生一心只管读书，不要关心国家大事。12月3日，他在南通对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训话时，大肆鼓吹“读书便是救国，救国便是读书”。大谈所谓“学校的第一任务就在获得丰富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而且必须养成健康人格，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他在如皋对省师范学校学生训话时，指责该校学生与南通中学“有嫌疑的反动分子”互相呼应。他惺惺作态地说：

第39节：主持江苏教育(3)

“上年开除徐中全班师三（即师范三年级——笔者），我曾再三审慎而后才决定的。想想这件事，他们以小学毕业，到中学现在最高的班次，读了12年书，以12年之心血毁于一旦，我们忍心吗？我们不痛心吗？然而他们这样的谬举，是害群之马，对于全省师范生的恶影响是多大呢？所以便不能不牺牲少数，顾全多数，”他警告说：“以后各校如有同样的情形，当照例执行的。”《周厅长江北教育考察记》，《江苏教育》第2卷第1期。

1933年4月21日至25日，周佛海又往江南的丹阳、武进、常熟、无锡、太仓、苏州、松江各县，视察教育。在各地的讲话中，周佛海都鼓吹要对中等教育进行整顿。24日，他在常州县党部对各校教职员讲话时称，说他就任教育厅长时，全国的学潮，正在蓬蓬勃勃，甚至断绝交通，包围政府，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到任之后，就毅然下了改进的决心，第一步的办法，先把中等教育整顿办好。他说：整顿中等教育，“一要学风良善，二要程度提高，三要设备充实，才能算好。”他说，他根据这三个条件，“定了计划，来积极的训导，消极的制裁。”《周厅长江南教育考察记》，《江苏教育》第2卷第5期。

周佛海说：上述方针刚刚决定，“徐州学潮即起，兄弟便把他解散了，首祸的还给他严厉的处分，到今各地的学风，就比较的良好了”。丹阳县教职员曾因长期拖欠薪金，生活无着，曾举行过罢课、索薪，包围县教育局、县政府，周佛海指责这是轨外行动，“实非正当。”他警告说：“兄弟到江苏来，对于教育整顿，向抱决心，偶有上项情事，决设法纠正，任何牺牲，任何阻挠，在所不计。”《周厅长江南教育考察记》，《江苏教育》第2卷第5期。

1935年4月，周佛海曾往徐州视察，他在徐州中学对教职员的讲话中，谈及1932年镇压徐中学潮时称：他之所以要斩钉截铁地这样的做下去，为的是要消弭整个苏省的学潮，整顿整个苏省的学风。《周厅长视察徐海教育记》，《江苏教育》第4卷第5、6期。

推进江苏教育

江苏省的教育状况，在当时来说，比起其他各省，是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而且居全国之首位。但是，据1930年的统计，全省61个县，仅有中学70余所，师范学校48所，小学7350所。入学儿童58万余人，仅占适龄儿童的12.6%，失学儿童占87.4%，近400万人。全省3200万人口，文盲超过 2500万，占全省人口的80%周佛海：《怎样推进苏省义务教育》，《江苏教育》第4卷第9期。

，因此，发展教育，特别是普通教育，扫除文盲，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周佛海就任教育厅长伊始，便提出了《江苏教育之新计划》、《江苏教育三年计划》、《整顿江苏地方教育之意见》、《教育之三大任务》等。

关于《教育之新计划》及《江苏教育三年计划》，在《教育厅二十年下半年度施政方针》项目中，提出了改进省县教育的15项意见，其中主要者有：切实整顿学风，提高普通中学程度，改进师范教育，以及考选服务人员赴国外研究等。

关于地方教育之整顿，周佛海提出，要清除舞弊；节约开支；整顿学费，规定初小学费1—2元，高小3—5元，初中8—12元；改善组织；认真考绩；慎选小学师资；充实学校内容，如增加班级，充实人数；改良教学方法及改善学校环境等。提出了地方教育发展的目标：一、逐渐增设初级小学，俾义务教育得以普及，使未来之学龄儿童，均有入学之机会；二、普遍设立民众识字之机关——如民众学校补习学习等，不断进行，使不识字之成人，皆能识字；三、妥筹职业教育实施之计划，俾中小学毕业生，无力升学者，皆能在社会获取职业，以维持其生活；四、规划中小学生升学之方法，俾各能就其所长，择定途径，不致有歧路徘徊之感；五、造就专门人才，以适合时代之需要，并辅助国家建设之发展。周佛海：《江苏地方教育之疲弊及其整顿方法》，《江苏教育》第1卷第3、4期。

第40节：主持江苏教育(4)

周佛海提出：

“灌输知识，培养人格，领导思想，为教育之三大任务，必三者具备，而后乃竟教育之余功，此本人接掌苏省教育以来之施政方针也”。周佛海：《实施教育三大任务之具体方案》，《江苏教育》第1卷第10期。

所谓“灌输知识”，就是力谋提高中学程度；“培养人格”，就是实行“教训合一”；“领导思想”就是加强思想控制。

周佛海的所谓“领导思想”，就是教育要以灌输三民主义为中心，实施反马克思主义教育。他狂称“共产主义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因此，必须求一“健全而有普遍性为世界文化之最高领导者”的思想，此即“三民主义耶。”他要各级学校及教师，必须将此思想“灌输青年”，使“青年坚其对此思想之信仰”。为贯彻此项宗旨，江苏省教育厅颁布了《政治训育要点》，下发各学校，按照要点的要求，向学生进行宣讲。

教育厅的命令称：“查近年以来，吾国青年，对于世界国际形势，固未明了；对于本国政治现状，又未认识；每是政治上重要问题发生，或则存心破坏；或者肆意攻讦。在此困难时期，青年思想，似此异常混杂，影响殊为重大，若不设法矫正，后患不堪设想。本厅特根据政治环境，制定国难时期中等学校政治训育要点，俾各生认识国际现势，暨本国现状，而努力于将来奋斗之准备。”周佛海：《实施教育三大任务之具体方案》，《江苏教育》第1卷第10期。

《要点》分为国际形势、中心势力与中心组织、青年的责任等部分。《要点》列举了新的世界大战的酝酿、日本的备战状态、中国的现状，对日斗争的准备等内容，力图为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方针辩解；劝说学生须知目前尚非抗战之时，必须听从国民党政府之领导。《要点》宣称：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中国国民党，才是中心组织，只有三民主义，才是中心思想。并且鼓吹，在整个的民族生存斗争的时期，青年唯一责任，是在“拥护中心组织”，“信仰中心思想”，为此，应加倍努力于德、智、体三方面的休养，认清“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便是救国”。周佛海：《实施教育三大任务之具体方案》。

1934年蒋介石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后，周佛海更是不遗余力努力推行，由省教育厅颁布了《中等学校推行新生活办法大纲》，令各学校据此拟定详细办法，切实推行。

所谓“灌输知识”，即是有关提高中学的教学的质量的具体规定。为此，在《二十年度下半年施政方针》中，关于省县教育改进意见，提出要切实提高普通中学程度。后来又在《江苏教育三年计划》中，提出分期实施整理普通中学方案。规定普通中学，必须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标准，设置和讲授各门课程，并颁布各科教学进度表；制定各校最低限度之各科设备标准，充实和改善中等学校教学实验设备条件；制定教职员服务细则，实行督学抽考办法和中学毕业会考，并且规定励行教师专任制，以久任为原则，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师资水平。同时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要求都作了极其详细的规定。周佛海：《实施教育三大任务之具体方案》。

为保证办学质量，对高级中学也作了明文规定，如限制各县及私办高中等。同时，为促进教学经验的交流和提高中小学教师及学生的教与学水平，江苏省教育厅先后定期出版了《江苏教育》、《江苏学生》、《小学教师》三种期刊。

所谓“培养人格”，就是作为教育来说，既要对学生授以知识，又要教育其如何做人，也就是实施“教训合一”，并且颁布了《教训合一办法》。

教育厅命令称：“以近今各校，徒鹜于知识之灌输，而忽于人格思想之训导，以致学风日益浮嚣，几莫可挽救。究其原因，实由于教学训育之分立，在教者只知以启发知识为能事。而负训育之责者，对于学生之人格思想，又未能严密考察，加以适当之训练，如此而望学生言行纯正，趋向端方，殆犹南辕而北辙。欲矫过去之错误，养成将来纯洁之青年，俾学生开人格思想知识三端均衡并进，非教训合一不为功。”周佛海：《实施教育三大任务之具体方案》。

第41节：主持江苏教育(5)

实际上，就是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

《办法》规定：（一）要逐步改革教学与训育分立的制度；（二）实行师生共同生活，注重人格感化；（三）根据国民党的“党义”，运用各种教材，训练学生思想；（四）矫正教师忽视训育责任之观念。

根据上述规定，江苏省教育厅作出了各学校设立教导主任及副主任1—2人的制度。并且，在校长领导下，每周举行训育会议，其任务是指导学生的操行思想及学业。在学生中，每20—30人为一组，每组配备导师一人，按年级设首席导师一人，由专职教师担任。同时规定担任训育的专职教师，必须与学生共同生活，其他导师，也要规定时间，轮流在校。

周佛海认为实现三项任务的总关键，是培养师资。为此，省教育厅颁布了《改进全省师范教育大纲》。

江苏省的师范学校，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势力抵达江苏省之后，即与中等学校合而为一，即普通中学兼办师范班。虽名为师范科，但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等，均与普通高中没有多大区别，毫无师范学校的特点，因而影响了师资的培养水平。周佛海接任教育厅长后，在《二十年度下半年施政方针》中，关于省县教育的改进办法，提出：“为切实改进师范教育，并于可能范围内，力谋师范教育之独立”。接着，便在《江苏教育三年计划》中，拟出了实施计划及扩充师范学校的步骤，并由教育厅拟定与颁发了《江苏全省师范教育计划大纲》。在镇江、无锡、太仓、淮阴、东海、如皋设6个师范学校。并以此为中心，在全省范围内，设立第一至第六6个师范中心区，在各区组织师资教育改进促进会；举办不合格师资训练班，加紧乡村师范师资的训练；改进师范生实习办法及服务规程；实行师范毕业会考。六个中心区是：

第一区：以江苏省立镇江师范为中心，包括镇江、丹阳、江宁、江浦、句容、六合、高淳、溧水、扬中、江都、仪征等11县。

第二区：以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为中心，包括无锡、武进、宜兴、溧阳、江阴、靖江、金坛、吴县、吴江、常熟10县。

第三区：以江苏省立太仓师范学校为中心，包括太仓、昆山、嘉定、上海、松江、南汇、青浦、奉贤、金山、川沙、宝山、崇明12县。

第四区：以江苏省立淮阴师范学校为中心，包括淮阴、淮安、泗阳、涟水、沭阳、宿迁、高邮、宝应、阜宁9县。

第五区：以江苏省立东海师范学校为中心，包括东海、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县、睢宁、灌云、赣榆10县。

第六区：以江苏省立如皋师范学校为中心，包括如皋、南通、泰兴、东台，泰县、兴化、盐城、海门、启东9县。

另以苏州及徐州两女子师范学校为中心，负责培养幼儿师资及妇女教育师资。《江苏教育》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9月）。

9月23日，江苏省教育厅召开了全省61县教育局长会议，会期6天。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检查与贯彻教育厅颁布的有关整顿地方教育的法令规章等。周佛海在会议开始时致词称：本人自到任以来，除积极推进省教育外，即以全力谋地方之整顿与发展。他说，江苏地方教育有两个弊病：一个是疲弊的病；一个是纷乱的病。究竟要用如何方法来使这死气沉沉的疲弊的病得有生机，要用如何的方法来使这纠缠不清的状态得以正轨？这是我们负教育行政责任的人所应深切注意的。

在闭幕式上，周佛海发表讲话，提出今后必须确定地方教育中心事业。他说，江苏地方教育的中心事业是普及教育。普及教育有社会教育和义务教育两个方面，在义务教育方面，要改善小学教育学方法，增加各校学生入学名额，并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和利用，以补助义务教育。在社会教育方面，要加强成人的识字教育及生计教育。他要各教育局长切实遵行教育厅颁布的法令、法规，要对各学校勤视察，并实行抽查密查。《江苏全省教育局长会议之经过》、《江苏教育》第1卷第9期。

第42节：主持江苏教育(6)

周佛海主持教育行政后，除对中等学校教育进行整顿外，还努力推进普通教育。所谓普通教育，包括学龄儿童的义务教育与成人的识字教育两部分。

1932年省教育厅曾拟定了《江苏省各县义务教育实验区实施办法》。9月又在江苏教育局长会议上决定了《江苏省推行义务教育计划大纲》。《大纲》规定：根据教育厅颁布的三年计划所提出的从1933年度开始，每年增加20万人之规定，采取下列办法：增设初级小学或增加初级小学学级；增设二部制小学校或学级；增设短期小学或短期小学班；督促各乡镇自行筹设初级小学及奖励私立小学；改进私塾，并决定以现有小学扩大招生，即每班额定50名。照此计算，全省可增加入学儿童137，000人，同时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的要求。

1933年8月，周佛海在《改进江苏小学教育之途径》一文中称：江苏小学教育，据最近的统计，除省立中学实验小学及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外，计有小学校8，278校，有教师25，246人，有学生680，478人，离普及的标准尚远。他提出今后的小学教育，一是量的扩充，一是质的改善，提高教育的效果。并具体提出：要改进师范教育，规定师范生必须服务一定年限，方得升学或改业；整顿现有师资，提倡教师进修，实行教师登记与检验，改善教师待遇；充实学校设备，增加经费等办法。《江苏教育》，第2卷第7—8合期（1933年8月15日）。

当然，上述规定，不过是纸上谈兵，由于师资、校舍、经费等方面的原因，根本无法实施，后又改为每个班级最低学生人数为30人，不及此数者扣减教员工资，超过40名，则增加工资。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据1933年度统计，入学儿童增至1，375，000余人，占学龄儿童的30％左右。

关于成人的识字教育，即社会教育，教育厅曾在《江苏教育三年计划》中提出：“使一般成人增加识字之机会，每年期减少文盲百分之十。”为此，1932年9月教育局长会议通过了《三年推行民众学校大纲》。据此，周佛海又提出了《江苏省各县三年内推设民众学校具体方案》。他说：“推行识字教育之方法虽非一端，然以设置民众学校为最易收效。”《江苏教育》第1卷第9期（1932年10月15日）。

方案规定，从1932年度开始，采取分区分年推广办法，期以最少之经费，获得最大之效果。

江苏省时有61县，601个区。《方案》将各县区划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教育区，具体规定了各等区推广民众教育的标准，如甲等民众教育区，应推设民众学校四级；乙等为三级；丙等为二级；丁等为一级。各区民众学校，男女兼收，以16岁以上、50岁以下，不识字者为标准；每级学生人数不得少于40人。《江苏教育》第1卷第9期（1932年10月）。

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周佛海主持江苏省教育行政后，还注意职业教育，先后在扬州中学、苏州中学、上海中学、南京中学等校，或增加职业科，或创设生活学校，或充实职业科经费，恢复已经停办的苏州工专学校，将宿迁、松江、盐城各中学及连云乡村师范学校，改为玻璃科、化学科或水产科等职业学校，将公立宜兴职业学校收归省办，分别改为陶瓷科、农林科等职业学校。

1933年4月，教育厅颁布了《江苏省社会教育机关推行生计教育具体方案》。周佛海在《推行生计教育弁言》一文中称：

本厅对于生计教育，向极重视。年余以来，其所孜孜努力者，如恢复省立苏州工业学校，以为江苏新工业之基础；奖励私人设立初级职业学校，以期职业教育之普遍；充实省立普通中学兼办各职业科之设备，以求教学效率之增进；整理并改进省公立各职业学校，以求学校工厂化，学生工人化之实现；联络各企业实业机关，以期学校与生产打成一片。并且提出：今后“无论大中小学，均须加重职业训练，务使教育生产化，生产教育化，凡由学校毕业之学生，皆可以单独谋业”。《江苏教育》第2卷第4期（1933年4月15日）。

第43节：主持江苏教育(7)

《推行生计教育具体方案》规定：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及农民教育馆，均须推行生计教育，并须负责研究试验推行生计教育之方法，对生计教育的具体内容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1936年6月，周佛海在《江苏教育最近之动向》一文中，对他主持江苏教育以来的情况作了如下总结。他说：自他承担教育行政以来，一切似已入于正轨。其应整顿者，亦已整理就绪；其应改进或发展者，虽因经济或其他事实关系，未能尽如理想，然就大体言，尚觉稍有成效。

周佛海具体列举了在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义务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关于中等教育，他说，最注重者为精神体格之训练，提高程度与充实设备三项。关于初等教育方面，除注重提高质量外，努力谋量的扩充，故年来推行义务教育为江苏省教育厅中心工作之一，入学儿童已有所增加。《江苏教育》第5卷第5—6合刊。

但他承认江苏省学龄儿童400万，入学儿童只有130万，占33％；失学儿童为270万，占67％。他说假定每年能增加10万学生入学，假定江苏人口的出生率不增加，那么要到27年以后，义务教育才能普及。周佛海：《江苏义务教育之过去及未来》，《江苏教育》第5卷第7期（1936年7月15日）。

关于社会教育，则注重强迫识字教育，以期逐渐扫除文盲。《江苏教育》第5卷第5—6合刊。

民众训练部长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式后，全体委员往礼堂门外，分别立于台阶摄影留念。但当摄影完毕，与会者刚刚转身复返礼堂继续开会时，有位名叫孙凤鸣的“晨光通讯社”记者，却从相机中拿出手枪，朝着立于第一排中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连连开枪。由于汪精卫是在转身之中，所以他的左颊、左臂及背部连中三枪，枪响之时，汪精卫应声倒地，站在汪身旁的张学良及会场警卫，迅即奔向行刺者，将其手枪踢掉，同时连连开枪，将孙凤鸣打倒在地。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急忙下令用急救车将汪精卫送往鼓楼中央医院抢救，并封锁会场，不使人出入。通过对采访许可证等各种线索的追查，查出此事系晨光通讯社所为，随即将该社人员逮捕或通缉，追查人犯。

依照通常的情况，全体中央委员摄影，时为中央常务委员的蒋介石，当然应入座合影，但事有凑巧，蒋介石因故未能下楼参加摄影，而晨光通讯社的这次谋刺活动，是经过长期策划，周密准备，其谋刺的对象恰巧又是蒋介石。这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全国人民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对内反共反人民，致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不满。由于谋刺对象蒋介石未在现场，谋刺计划又不能不进行，所以刺蒋不成，便改成刺杀汪精卫。因为汪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具体推行者，被刺也是罪有应得。

但是，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要员不了解此中内情，而且蒋又不到场，更增加了他们的猜疑，以为蒋是借故不参加摄影。

汪精卫被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枪伤不甚严重，不致有生命危险。经住院治疗，相继将左颊及左臂大部分弹片取出，消毒缝合，很快痊愈，但背部子弹因夹于5、6肋骨间，手术容易损伤脊椎，造成生命危险，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术。11月20日，汪出中央医院，赴上海，往德国医生诺尔医院继续检查治疗，终将左颊残留弹片全部取出，但背部子弹仍留体内。

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6年2月19日，汪精卫根据德国医生诺尔的建议，乘船离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汪精卫的赴欧，标志着自1932年1月以来，蒋汪合作体制的解体。由于汪的辞职，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陈公博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陈公博的辞职，其遗缺经蒋介石的提议，由周佛海继任。这样，周佛海便轻易地由一般的中央委员，而得以进入中央领导机关，担任实际的领导职务。

第44节：主持江苏教育(8)

民众训练部，顾名思义，是对民众的组织与训练，而民众组织不外乎壮训练及青年训练；而青年训练，又主要是学生。当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所以主要是对学生运动的防范与控制。所谓训练，不过是宣扬国民党政府的各项政策，迫使学生遵守与服从自己。因此，周佛海的主要任务，便是往各大、中学讲演。民众训练部只是一种公开的名称，其实际活动又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如军统、中统等密切配合，相互协调。

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各界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12月12日，身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武装扣押了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

时在德国疗养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立即启程回国。汪精卫本来以为蒋介石再不会安然返回南京，因此，国民党的军政，非他主持莫属。但是，在船行途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安然返回南京。于此，汪精卫取蒋地位而代之的企图化为泡影。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时，受到国民党中央所派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等人的迎接，并同船往上海。1月18日，汪由上海飞抵南京。20日，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会议。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由于汪精卫的复职，所以汪派人物也经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出任各项职务。民众训练部部长本为陈公博，现在陈要重新任职，因而顺理成章，仍任其为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职位有限，陈公博要出任，周佛海只得退任。

2月21日下午，周佛海从陈布雷那里得知，蒋介石拟改令陈公博任民众训练部部长。闻此消息，周佛海说：“此事在余个人并无得失关系，前年得之意外，今不能谓失之意外。”话虽然如此，但内心却很不是滋味。是日晚饭后，当他与好友包惠僧谈及“个人升沉得失，离合悲欢”时，“不禁感慨系之”。《周佛海日记全编》（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1页。

从接任到卸任，周佛海只当了一年稍多一点时间的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真可谓短命的部长。

第45节：开始“和平运动”(1)

六 开始“和平运动”

低调俱乐部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

侵吞华北，征服中国是日本由来已久的对华政策基调，卢沟桥事变不过是日军为实现预定计划，为武装侵华制造借口。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20余里处，是北平通向外界的唯一交通咽喉，卢沟桥的得失与否，不仅关系到北平、天津的安危，也直接关系到华北的安危，中华民族的安危。

七七事变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强烈反响，全国人民一致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行径，坚决支持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高潮蓬勃掀起。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地将领也纷纷致电中央，要求对日抗战。

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挽中华民族于危亡，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体现了全国各界民众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那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周佛海表现如何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佛海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正准备前往庐山，出席由国民党中央召集的各党派的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界名流谈话会。

周佛海是指定为出席庐山谈话的人员之一。7月10日，他在镇江召集教育厅师范各科教学进度表编订委员会会议并训话，接着向教育厅各科下达在他赴庐山期间应办理的各项事务之后，离镇返南京。7月12日晚，他随参加庐山谈话的众人，如青年党的曾琦、上海暨南大学的校长何炳松、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赵棣华、杭州《东南日报》主笔胡健中、立法委员杨公达等，由下关同船前往九江，于13日中午抵达庐山。

庐山谈话会于16日上午在庐山图书馆举行，首先由汪精卫就政治问题，如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问题作一“引论”。接着参加谈话会的张君劢、曾琦等相继发言，阐述对宪政问题的意见。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演，阐述中国政府对日本一贯的方针和立场。鉴于华北局势的严重，蒋介石即于20日下午离庐山返南京。周佛海也未等谈话会全部结束，亦于22日下山，下午飞抵南京。

国民党内部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处置，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对立的抵抗与妥协两种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申述了中国政府酷爱和平，“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的外交政策。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蒋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中国不求战，只是应战，但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强了对华北的军事部署。23日下令限期完成石家庄附近工事；令孙连仲部限期完成沧州至保定的工事。并且命令宋哲元加紧备战，从速部署，决心大战。《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一期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战经过》）。第62、67、75页。

7月26日，当日军侵占廊坊，继续向南苑轰炸进攻时，蒋介石便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一期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战经过》）。第62、67、75页。

28日，日军对北平近郊发动总攻击，是日晚，宋哲元偕北平市长秦德纯离北平赴保定，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命令二十九军各部向永定河南岸退却。29日，北平实际已沦于敌手。

29日，蒋介石就平津局势的骤然变化，发表谈话时，关于今后的对日方针称：政府绝不能“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一期作战经过》（以下简称《作战经过》）。第62、67、75页。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和采取的措施，作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24页。

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要求，并要求采取一切具体办?来贯彻所宣布的抗日方针。

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以及少数社会名流，都对抗战毫无信心。他们力主与日本妥协：对于普遍高涨的抗战要求，则是非常恐惧和仇视的。周佛海便是失败论的代表人物。他力主妥协，反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他说：

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件勃发时，适值庐山举行庐山谈话会，集合各党各派朝野人士会议。此时，中日两军冲突的消息，传到了这谈话会席上，我那时深感“这事情是不好的，并且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这就是说，各党各派的朝野人士，是虽都集合在这里，但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 《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他看来，假使不是庐山谈话会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对日全面战争。

他诬蔑共产党以及桂系之所以主张抗战，不过是唱高调，是借此作为“倒蒋唯一手段。”周佛海说：当时，“朝野上下的调子，没有不高唱入云的。但是调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但是，“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见《周佛海日记》第1208页。

第46节：开始“和平运动”(2)

周佛海在庐山谈话会期间，曾与汪精卫及同样主张妥协的陈公博、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原江宁实验县县长梅思平等人，就华北局势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他说：“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样的毫无抵抗。”“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08页。

他说，当时人们对抗战的形势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而他研究的结果，则认为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不容否认，抗日战争是弱国对抗强国的战争。但是，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强弱一个方面，要从多方面的关系去分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除了强弱对比之外，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只要坚持抗战，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周佛海是个民族失败主义者，他只看到中国弱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又是一个崇洋主义者，只看到日本强的一个方面，而且尽量予以夸大。他更看不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本身的矛盾。照他看来，“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他说：也许日本会崩溃，但是中国崩溃在前。想在日本崩溃之中，寻求中国的最后胜利，完全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的幻想”。《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2、1213页。

因此，周佛海在返回南京之后，照他的话说，“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2、1213页。

周佛海所说的许多朋友，既有文的，也有武的。文的有北大教授胡适、陶希圣、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以及梅思平、罗君强等；武的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兼江西省长熊式辉等人。由于他们这些人经常或天天在一起，策划如何反对抗战的“高调”，如何与日本“恢复和平”，唱的是和平的“低调”，外间便对他们有所议论，而他们自己便也毫不顾忌地把他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2、1213页。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并没有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并追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奸卖国贼。

周佛海与陶希圣早就相识，而且过从甚密。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7年初往武汉，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处处长及《党军日报》主编等职。时周佛海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周佛海时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周陶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密友。其后，陶希圣虽因参加汪精卫的改组派，辞去军官学校职务，与周佛海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但陶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庐山谈话会时，以北京大学名教授的资格，出席谈话会。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抗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行政区行政督察专业，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周与梅思平相识，始于1926年底。时北伐军占领武汉，梅思平深受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职务，投笔从戎，到武汉参加北伐军，周佛海派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8年周佛海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梅思平被聘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授，后来又同属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成员，因此，两人之间一直过从甚密。

第47节：开始“和平运动”(3)

罗君强是湖南人，中共叛徒。周佛海与罗君强于1926年在上海相识。1927年周佛海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时，罗君强任政治部科员，由此，罗君强一直为周佛海的部属及亲信。周佛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处长时，罗君强为该处主任秘书。此后曾历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第二厅第四科上校科长、重庆行营上校秘书、少将副厅长。1936年起，任南京行政院简任秘书。

周佛海时住南京西流湾8号私宅。这所房屋于1932年4月动工，同年11月竣工，周佛海于12月搬入。由于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建筑，为了防备中日战争再起时能躲避轰炸，因此，周佛海特地修建了地下室。这在当时的建筑物中是不多见的。房舍周围三面池塘环绕，池堤满栽垂柳，屋旁还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杨，映着春水绿波，环境异常优美。因此，周佛海的这所住宅，便成了上述人员常来聚集的地方。特别是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则干脆住在此处，其余人员有的每天必来，有的也不时来此。于此，西流湾8号便成了“低调俱乐部”的办公处，汪记卖国投敌运动的发源地。

他们首先进行的活动，便是千方百计阻止蒋介石抗战，并努力传播他们与日本妥协，实现“和平”的主张。

7月31日上午，周佛海往访陶希圣，密谈华北战局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须立即开始对日外交活动。是日上午，蒋介石将宴请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学术界名流胡适、陶希圣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周佛海便决定借此机会，托胡适与陶希圣向蒋进言，提出“和平”意见，周佛海认为：由胡适、陶希圣以贵宾地位向蒋进言，比他以部属地位说话，要方便得多。

午宴时，陶希圣与胡适照计而行。但是，由于主要是蒋介石不停地发表抗日主张，“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胡适、陶希圣等人，则极难说话。因此，午宴进行中未能表述意见，只是在宴会结束，胡适在告辞时才向蒋介石表述：“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胡适日记（选录）》，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辑。

高宗武1932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蒋与汪精卫都对高宗武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就让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到亚洲司司长。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间就华北与伪满洲国进行通车通邮谈判时，就是由高宗武与日本之间进行的。高所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也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高宗武是与日本进行妥协外交的能手。

蒋介石在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后，当即表示：说他了解高宗武，“是要找他谈话”。据胡适说，后来高宗武来看他时，告诉说当日蒋已找他去谈过了。《胡适日记（选录）》，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辑。

午宴进行时，周佛海一直在等待谈话结果，直到下午2时30分，陶希圣才回到西流湾8号，向周佛海报告了谈话经过。并向周建议在目前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周佛海听到胡适不仅提出了建议，而且蒋也表示要找高宗武谈话的消息，感到与日本进行交涉有了希望，因此颇感欣慰。并且非常同意陶希圣的意见，“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周佛海日记》（上）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其后，周佛海又去策动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去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适可而止，尽量妥协，谈判解决，绝对不要扩大事态。1940年11月，周佛海去日本时，对日本《华文大阪每日》杂志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回忆当时阻止抗战的活动时，曾有如下之供述。

第48节：开始“和平运动”(4)

他说：我由庐山回到南京。我看到了庐山的状况，以为中日事变必走向扩大的一步，而非常的忧虑。因此，我便与自己的友人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商量，说我是蒋介石的直接部下，不便对蒋介石建议。我以为必须恳托在野名流的胡适，以及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青年党、社会党的民间各党各派领袖，向蒋介石传达反对扩大事变的意见。

有一天，我计划先让张季鸾与蒋介石会晤，然后再让左舜生和国家社会党李璜两人与蒋介石会晤。最初张季鸾想要说服蒋介石，便进入了蒋介石的屋子，约历一小时后，便出来了。在张氏出来后，左舜生和李璜将要进入蒋介石的屋子时，（张氏）即向他们说：“我想去说服蒋介石，但终为蒋介石说服了，我们是书生，所以反被他说服了。你们就是去见他，也没有用处哩。一切都委诸蒋介石好了。”话虽如此，他们也去见了蒋介石了。他们虽不被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的主张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我们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困难周佛海：《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29页。

。

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不仅继续在华北扩大侵略，而且也不断在上海挑衅。面对如此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于8月7日晚召开了国防会议，“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13日，当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驻军进行武装进攻时，中国军队立即予以有力还击。上海抗战于是爆发。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南京国民政府为应付新的抗战局势，特建立起秘密的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大本营，作为战时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大本营分设作战、政略、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国际宣传、民众训练等第一至第六共六个部，周佛海则被任命为第二部副部长，部长则为熊式辉。不久，周又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主任陈布雷，由此，周佛海再次成为蒋介石的随从秘书。

周佛海所在的大本营第二部是一个政略部，也就是说该部的主要任务是专为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筹谋划策，提供方案和意见。因此制定对日政策，本属其任务之范围。但是，出于恐日、媚日之态度，他们不是顺应民心、顺乎潮流，推动抗日战争的深入进行。而是违背民心，逆历史潮流而动，策划如何与日本直接谈判，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他说：“余始终认为，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周佛海日记》第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月16日，周佛海和高宗武、胡适、陶希圣等曾策划对日外交办法：第一，通过高宗武，由外交部派人往上海，与日本大使川越茂接洽，以达成中日交涉之进行；第二，由在野名流赴东京，利用其在野立场，与日本政府当局交涉，乞求日本接受中国政府谈判、停战的要求；第三，与此同时，亦可电驻伦敦大使郭泰祺，使之与日本驻英国大使接洽。他们预计通过这些途径，大致三个月后可开始中日间的外交谈判。《周佛海日记》第19页。

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时，国民党政府曾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进行抵抗。但在抵抗的同时，也在暗中促使英国出面与日本交涉，即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英国驻华大使的斡旋下，中日两国政府暗中开始了谈判，并在同年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满足日本要求，有损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战事于是结束。

周佛海等人所策划的与日本交涉的图谋，仍不过是希图重演淞沪停战的故事。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先从日本方面看，如果说，当时日本的要求还只是限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允许日军在这一地驻扎的话，而如今且本却是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广泛要求，其限度远远超过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再从中国方面看，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入侵，迫使中国人民除了起而抗战之外，别无他途。而且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热潮，已成任何力量无法阻挡之势，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这些都是松沪抗战时无法比拟的。何况，不仅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与斗争已基本平息，而且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中国已经有了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在如此形势下，任何中途停止抗战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周佛海等人的图谋，理所当然的为当局所拒绝。

第49节：开始“和平运动”(5)

但是，周佛海并不死心，特别是战事的扩大，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又极其嚣张之时，周佛海对时局更加悲观绝望，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策划与日本交涉的各种方案。9月4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72届临时议会上发表外交演说，声称日本在华北采取行动之目的，在于促进日本、“满洲国”与中国的妥协与合作，安定东亚，以获得共同的繁荣与福利。中国必须认明其错误，而与日本之目的与欲望能趋一致。周佛海认为，广田的讲话表明，日本的态度虽极强硬，但“未关外交解决之门”，《周佛海日记》第27页。

因此，仍应与之开辟外交谈判的途径。而且为了制造有可能与日外交的舆论，他还要求发表广田的讲话。并且还拟订了由英美出面调停的计划与方案，促蒋实施。9月11日，周佛海与陶希圣密商，决定让陈公博往访意大利大使，利用陈公博与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私人密切关系，通过意大利探询日本发动战争的“真意”。《周佛海日记》第31页。

所谓“真意”，也就是要探明日本究竟希望得到何种条件。

中日战争是由于日本的全面侵华而造成的，中国的抗战，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日本停止侵略，或者按照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或者通过其他国家的调解，实现和平；或者将战事适可而止，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反对的。但是，战争既然已经进行，作为中国来说，绝不能采取主动与日本谈判的要求。这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出于如此原因，蒋介石对于周佛海等人拟订的以上种种方案，一一加以阻止，终使周佛海们的计划化为泡影。

周佛海反对和破坏抗战的活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阻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实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际上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情和援助中国对日抗战的国家，唯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经过中苏间的谈判，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

两缔约国重新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

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倘若缔约国之一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17—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至于国共之间的关系，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基本停止。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相应的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的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六大以来》（上）第798页，人民出版社。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关于重新实现国共合作问题，抗日派与亲日派间发生激烈争论。会议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不可否认在国内政策上开始发生转变。21日，由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中，确定了“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提出了统一军队，统一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等，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表述方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第50节：开始“和平运动”(6)

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为代表，先后往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偕秦邦宪、林伯渠秘密往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谈判，送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重申了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双方并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详细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未能解决，但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已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7月19日下午，周佛海曾偕陶希圣往访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谈国共合作等问题，周佛海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述：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共党首领周恩来、林伯渠，10年前老友也。相见欷?#91;，不胜今昔之感。相与详谈政策转变之意义及经过。《周佛海日记》第9页。

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接受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后人事及指挥的主张。8月25日，红军经过改编，相继开赴抗战前线。按理，国民党当局为适应全国性抗战形势的要求，本应迅速公布中共中央早已送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但却迟至9月21日才由中央社发表；22日，蒋介石发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由于蒋介石本人不愿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民主要求，和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以及中共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后共赴国难等原因外，也是与周佛海等人的竭力阻挠分不开的。

周佛海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他自己所供认的那样：自他被中共开除之后，他就始终以中共为敌。抗战爆发后大势所趋，周佛海虽然不得不被迫停止公开反共活动，但却竭力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他在庐山与周恩来、林伯渠会见之后，他就抱定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维系长久的关系，因为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态度上不同，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

周佛海既然主张与日本妥协，力图使抗战适可而止，当然就不希望并必然千方百计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关于如何阻挠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发表及公布中共的《国共合作宣言》，周佛海曾供认说：

在抗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立即停止战斗行动。我们主张一面抗战，一面不能断绝外交的线索，为此，不宜从别的方面，再给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实，使他们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不幸我们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地发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前者给日本以刺激，后者授日本以口实，是毫无疑义的。当中俄协定公布后的两三天，其晚我听蒋先生的容共声明，明天就要发表，我觉这两件事，先后接着发表，其实是毫无好处。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请蒋先生稍缓发表。天翼也以为然。凑巧蒋先生那晚约他谈话，他就陈述这种意见，并蒙采纳。《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3页。

周佛海如此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也是出于他对共产党的仇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民族于危亡，本是中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民族的共同愿望。试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与抗日行动，即可深切地体察出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与信念。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主张国共合作，共同御侮，发出了团结抗战的号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但是，周佛海对此却是恨之入骨。他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惟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4页。

与汪的不解之缘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和平运动”，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于有汪精卫的支持，而且是在汪精卫的直接主使下进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开声明进行卖国投敌，准备成立傀儡伪政权时，就在其所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中，公开承认，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第51节：开始“和平运动”(7)

从历史上看，周佛海与汪精卫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任职，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邹鲁，也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才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的信任。戴季陶、邹鲁以至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而汪精卫其人，则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代表，是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领袖人物。当时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斗争的中心，是围绕要不要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允许不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汪精卫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佛海本来是共产党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拢下，不仅背叛了共产党，而且积极追随戴季陶，打起了“反共产”的黑旗。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甚至叫嚷取消共产党。周佛海的如此行为，曾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曾写文章反唇相讥，他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52页。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又因与桂系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致被通缉，不得不于是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接着，又因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又和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汪曾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发动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以武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汪不仅在北平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另立反蒋的国民政府，而且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又与粤桂系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小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

在所有上述这些斗争中，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的。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汪之间才消除对立。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实现了南北合流，并在1932年1月28日，实现了蒋汪合作，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周佛海既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汪之间，也就形成了部属关系。

蒋汪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对立和争夺，而必然产生深深的隔阂。为了弥缝裂痕，蒋介石曾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即是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同时，也要设法消除周与汪之间在历史上的“误会”。由于有了蒋的指示，所以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往，而且无所顾忌。作为教育厅长，周佛海对南京行政院及教育部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此，也深得汪的好感。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迅疾回国，于22日由意大利的热那亚，乘波茨坦号邮船启乘。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的行程电后，即于1937年1月6日决定，派周佛海与周启刚及邵力子为代表，前往香港迎汪。

周启刚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政府时期，邵与汪的关系密切，派他俩为代表赴港迎汪，为理所当然。而周佛海时任国民党民众训练部部长，从纯职务的关系上看，实无由他迎接的必要。而之所以派周佛海去，一方面反映了他与汪的关系的良好，同时，也由于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以代表蒋介石的身份迎接的。

1937年1月8日，周佛海由南京赴上海，当晚，偕汪派人物彭学沛乘法国邮船离上海，11日抵达九龙，住半岛饭店。12日上午，汪船抵香港，周佛海等即往码头迎接、致意，下午，周佛海偕邵力子、周启刚登上汪乘的波茨坦号邮船，离香港往上海。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航行，于14日中午抵达上海。

第52节：开始“和平运动”(8)

从周佛海登上波茨坦号船起，至抵达上海时止的船行途中，汪与周佛海等人就西安事变最近国内国际政情及中国今后出路，以及有关国内政治、党务、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了极其广泛的交谈。汪精卫对国内外政局之观点及各项主张，与周佛海极为近似或一致，臭味相投，因之，关系更加密切。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讨说，想不到此次奉命迎汪，他与汪精卫之间，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主张完全一致。首先在对日关系上，两人一致主张中国与日本只应为友，不应为敌。“冤仇宜解不宜结”，力主与日本妥协防止抗战发生；第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停止内战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两个问题，虽然有区别，但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国共合作的目的，主要是团结御侮，共抗强敌；反对抗战，必然反对国共合作。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继续重弹“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反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汪精卫曾说：“我当时只能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他诬蔑共产党是“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推动中日战争。”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载《中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

汪精卫本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于8月15日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而这两个会议是以汪精卫为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也是极力阻止对日抗战。他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载《中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

正因为他们的主张一致，周佛海便与汪精卫沆瀣一气，并以汪精卫为领袖，利用其地位，进行阻止和破坏抗战的种种活动。

前述周佛海等人所拟定的须与日本开始外交的步骤及方式等计划，都是通过汪精卫转给蒋介石的。此后，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在方式上，周佛海主张由德国和意大利出面斡旋，如此，“日或可接受也”。《周佛海日记》第44页。

日本对中国的武装入侵，是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战事爆发后，曾有人主张对日本宣战和绝交，国民党当局曾就此进行讨论。时任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曾提出，如果对日宣战，英美等国会借此拒绝给予中国任何援助，对我不利，故不能宣战，但主张绝交，则不能反对。周佛海则诬蔑由中国提出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则我处挑衅地位”。《周佛海日记》第45页。

10月13日，国防参议会开会讨论对将要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对策问题时，有人提出应与日本绝交。汪精卫听到这种主张后，暴跳如雷，“谓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我之形势亦必大变。”并诬蔑“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周佛海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很同意汪的发言。他说：“此语与余意正合。” 《周佛海日记》第47页。

10月下旬，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接见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锋报》驻上海特派记者谈话时表示，纵令上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可，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继续抗战，如政府仅因华北或上海之不守，即考虑屈服，则政治统一即不可能。

23日，周佛海在阅读了宋的上述谈话后，深表不满，竟称：“宋之谈话幼稚之点颇多，如此妄论，误国不浅也。” 《周佛海日记》第51页。

上海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日本不断增兵上海，终致上海沦陷。

上海失守后，日军继续西侵，南京不保。面对如此形势，15日晚，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议迁都，以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步移武汉，第二步移衡阳。

第53节：开始“和平运动”(9)

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以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作战经过》（二）第211—212页。

促“和”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施展其“中日直接谈判”的外交伎俩。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接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德国政府立即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并电令其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告中国政府，德国政府认为：“就目前来说，（中日）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亦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抗战初期德国法西斯诱降的阴谋》，《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

11月2日，狄克逊再访广田弘毅，探询日本对中日“和平”的条件。广田面告了日本初步提出的八项主要条件，请其转告中国政府。并于次日要德国政府“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并且建议让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11月3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电令陶德曼，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并称：“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抗战初期德国法西斯诱降的阴谋》，《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告了日本所提的“议和”条件。11月9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根豪森，按照陶德曼的要求，也在南京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指出“战局的严重”。他要孔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抗战初期德国法西斯诱降的阴谋》，《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

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行动，即史称的“陶德曼调停。”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此时授意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破坏将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这次会议是国联咨询委员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对于这次会议，日本不仅拒绝参加，而且妄图以中日直接交涉、阻止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干预。第二，妄图借此诱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以便尽快结束战争，避免陷入长期对华作战的泥淖。

广田在11月2日接见狄克逊时，向其面告了日本所要求的如下八项主要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国；

（二）内蒙古设立自治政府；

（三）在华北设置非武装地带和解决华北经济利益和权力问题；

（四）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并由国际警察队进行管理；

（五） 关于放弃抗日政策，应实施我方在1935年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要求；

（六）协力防共；

（七）降低关税；

（八）尊重外国人的权利。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日本的八项基本条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陶德曼在与蒋介石会见时，却将其中的第一项，即“承认满洲国”这样一个重要条件遗漏了，直至12月22日，广田再次会见狄克逊时，才对此作了说明。《日本外务省有关“陶德曼调停”的一组电报》，《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1期。

当时，蒋介石在听取了陶德曼的陈述后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并且表示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抗战初期德国法西斯诱降的阴谋》。

应当指出，蒋介石是在不知道要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作上述表示的。尽管如此，双方的差距甚远，陶德曼的“调停”也就无法成功。

第54节：开始“和平运动”(10)

周佛海是在11月13日从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主任陈布雷那里获知“调解无望”的消息的，并得知蒋介石已决心迁都。11月16日，陶希圣从汪精卫那里获悉陶德曼调停的详细情况，并立即转告周佛海。他在听了德国的调解方案后，认为“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并对陶德曼所表示的“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之言”，认为“其言甚诚恳”。但是，“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周佛海日记》第60、61页。

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对于蒋介石拒绝日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何等的不满。

国民政府作出迁都的决定之后，南京国民党及政府的各机构便纷纷离开南京。周佛海是在20日下午同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吴鼎昌、何键、熊式辉、高宗武等人同船，由下关乘船离南京往武汉的。

中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入侵的自卫战争，因此，军事上的顿挫，战事的一时失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部分国土暂时的沦丧和城市的陷入敌手，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应由于此类情况的发生而悲观失望。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了国共两方的团结合作，和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敌热情，以及最终必将赢得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对抗战，必将以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但是，充满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周佛海，却把军事的失利、首都的迁移，当成“亡国之初兆耶”，以至对于前途“悲观之至”，甚至认为“中国从今以后已无历史”。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有：“（夜）12时返家。家耶？将离家而去矣！狂风大作，如鬼哭狼嚎。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夜哭者，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周佛海日记》第62、63页。

11月19日，其妻杨淑慧因将先行离南京，在整理行装时，引起周佛海的绝望与悲鸣。他把此情此景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相比，谓：“大有八国联军入京，满朝文武逃奔之惨象；风悲雾惨，重增凄凉。”20日，他在离家上船赴汉口之际，“盘桓各室，苦不忍离”。认为此去“不知重来何日”，也许“后会无期也”。他在上船之后，满见文武官员离京西去，心中万感交集，悲观万分。笑骂他们是“一群官，今后真不知死所也”的悲鸣。《周佛海日记》第64、65页。

周佛海作为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拟定与实施，却对抗战抱如此悲观的情绪，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按照汪精卫、周佛海之流的主张，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抗战的前途和结局如何，中国的前途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也就是说，中国必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成为亡国之奴隶。

11月23日，周佛海一行抵达汉口。25日，即偕其妻离汉赴长沙。正当周佛海在长沙为其妻子儿女的安置问题，忙碌不止之时，12月3日，却意外地接到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联名打来的，让他立即前往汉口的电报。周佛海虽不知因何事让他赴汉的，但猜想一定与时局有关。因此，心中万分喜悦。他在日记中写到：“殆时局有转机欤？极度烦闷之时，忽得此电，似炎热中饮凉剂，为之大慰。”《周佛海日记》第71页。

于是立即起程，赶赴武汉。

周佛海的猜测是有一定根据的。11月5日，陶德曼的第一次调停，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失败。但是，此后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已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华中地区的日军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方向推进，南京的沦陷已是为时不远之事。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在11月15日结束的布鲁塞尔会议，仅仅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的政策的决议，对中国无任何实际的补益。因此，日本认为，利用其军事上及外交上的这种胜利形势，是迫使中国接受其要求的大好时机。德国由于自己在中国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因为日本在反对苏联方面，对德国来说也有很大作用，因此，也不愿日本削弱或被困陷在中日战事里。由于这种原因，德国便又乘机开始其“调停”活动。

第55节：开始“和平运动”(11)

11月26日晚，陶德曼在汉口面告孔祥熙，称德国政府愿负“调停”中日战争之责。28日、29日，他又先后访晤孔祥熙及外交部长王宠惠。谓奉本国政府之命，特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方面的“议和条件”，并希望直接向蒋介石面达。孔祥熙经向仍在南京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请示报告，并得蒋的同意后，遂派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前往南京谒蒋。

在陶德曼前往南京的途中，即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也在柏林召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要他转告本国政府：“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本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越大。”《抗战初期德国法西斯诱降的阴谋》。

陶德曼于12月2日抵达南京，是日下午5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在问明日本的条件是否还是与上次所传达者一样，并在得到陶德曼的肯定答复还是一样之后，仍然表示：“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他并且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如下意见，即：

（一）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

（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抗战初期德国法西斯诱降的阴谋》。

从蒋介石的上述谈话中，我们可以明确两点：第一，蒋介石所谓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在陶德曼明确表示日本的条件没有变更的情况下作出的，并且其中并没有“承认满洲国”的条件，而这一点，直至12月22日，才由广田向狄克逊作了说明：“关于承认满洲国的问题遗漏了”。 《日本外务省有关“陶德曼调停”的一组电报》。

第二，蒋介石并没有因军事的失利，而改变原来的立场，仍然坚持华北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不得侵犯。

但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对陶德曼的第二次“调停”活动，却大为兴奋。高宗武等人电告周佛海立即回汉口，就是在得知蒋介石已经与陶德曼谈话之后，他们以为蒋已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中日和平已经有了可能的情况下作出的。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34次会议，听取了徐谟关于陶德曼调停经过的报告，意在促使蒋介石接受陶德曼的调停。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在其发表的《举一个例》一文中，还公布了这次国防最高会议的记录。目的在于表白与日本谈判和平，已是当局一致的决定。这也确实反映了汪精卫当时急于与日本求和的心态。

实际情况却与汪精卫等人的估计相反，日本绝不会同意蒋介石的要求，而蒋介石也不可能接受超出陶德曼所传达的日本方面七项条件以外的任何要求。“调停”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至12月11日，召开国防参议会时，便宣布拒绝日本的要求。周佛海得知此消息后说：“闻德国调解失败，焦灼万端。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会议尚未结束，他便提前退出，《周佛海日记》第72—73页。

随即向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等人报告经过，密谋对策，但都想不出打破时局的办法。

12月12日，中国守军退出南京，13日南京失陷。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认为南京的陷落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战已经失败。14日，日本首相竟公然声明，国民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了。华北日军亦于是日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组织。22日，日本外相广田向狄克逊提交了对中国政府更加苛刻的条件，并限期要中国政府在年底左右，明确表明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宣称将逐步扩大和加强已成立的北平伪组织，使其“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料选编》第252—258页。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更进一步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今后将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即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重新扶植新的“中央政府”的建立，并与之调整关系。

1月1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根据12日行政院会议的决定，向陶德曼送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请其转达日本政府。复文指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否则，“不知日本方面的详细要求，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又不能表明任何意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47页，中华书局。

15日，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向陶德曼作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实际上是拒?了日本的条件。16日，日本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公然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将扶植已成立的傀儡政权，并与之调整日中关系。18日，中国政府撤回驻日大使，日本政府亦于是日撤回驻华大使，两国关系于是断绝。汪精卫、周佛海促“和”活动彻底破产。

第56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

七 暗中通敌与出逃

艺文研究会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中日关系的断绝，虽然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和平运动”遭到挫折，但是，他们不仅不就此停止其与敌谋取妥协的企图，反而变本加厉，并把他们的组织，从无形到有形，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抗战，和国共合作的罪恶活动。

1938年1月，在汪精卫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为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文研究会”的组织。从其名称上看，该组织似乎是一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学术团体，其实不然，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而且是得到国民党当局支持与资助的半官方机构。

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他的目的即宗旨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陶希圣自己作出说明吧！1939年1月，陶希圣在写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信中说：艺文研究会的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陶希圣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7页。

说穿了，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专为对内反共，对外‘主和’，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之所以鼓如此吹反共和主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有关。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他们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更对抗战前途无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当时的民众抗战情绪，却与他们的想法完全相反。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了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党、军、政机构，实际上都在武汉办公，而且，八路军也在武汉设有办事处。193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已在武汉公开出版。1938年1月10日，中共又在汉口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这里。各种进步刊物，如《全民周刊》、《抗战》、《抗战文艺》、《战地》、《自由中国》等刊物，纷纷在武汉出版。由于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与组织，以及各进步团体与进步报刊的宣传鼓动，武汉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这种情景是汪精卫、周佛海等投降派绝对不愿看到的。

从当时的国共关系来看，两党合作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有着较为融洽的关系。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该会下属的政治部部长，并要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周恩来，担任该部副部长。但是，两党之间还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蒋介石虽主张对日抗战，并把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但是，并没有放弃和日本妥协的企图，只是在条件的问题上，与汪精卫等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而已，蒋介石虽然主张国共合作，但也不愿看到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与态度，也未作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上，蒋与汪之间，既有原则性的区别，但也有一致之处。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关系与心态，所以蒋介石对成立“艺文研究会”这样一个组织，也是支持的，并每月拨款4万元资助其活动，希图以这个并非完全官方的团体，暗中同共产党进行斗争。

第57节：暗中通敌与出逃(2)

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均为理事。由汪精卫负责实际指导。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当时军事委员会已经改组，撤销了大本营，大本营原设之各部，有的撤销，有的归并于相关机构，原第二部撤销，周佛海第二部副部长之职务也因之撤免。因此，他除担任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副主任外，主持艺文研究会，便是他的一项主要工作。

总干事之下分设有各组，在汉口设立的有研究组、总务组、调查组、出版组、人事组及经济考察团、编译委员会等。各组设主任干事各一人，干事及助理干事各若干人。研究组主任干事由陶希圣兼任，梅思平任副主任干事，总务组主任干事罗君强，调查组主任干事刘炳黎，出版组主任干事叶溯中，人事组主任干事刘百闵，经济考察团由陶希圣及侯树彤主持。编译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陶希圣及吴景超、陈之迈3人主持。另在香港设国际编译社，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由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主持。艺文研究会编辑发行“艺文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组之下，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专门编印各种小册子。

艺文研究会设总会于汉口，总会以外尚设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四个分会，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讯员。香港国际编译社实际也属于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三种刊物。由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问题》，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主编《国际通讯》。他们每周举行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会后就国际时事起草两份报告，交由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与汪精卫。“国际编译社”只是内部的名称，对外不公开，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同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在汉口的各机关开始西迁，艺文研究会亦于7月底迁往重庆。此后，内部组织稍有变化，研究组改称编审组，人事组、调查组无形取消。由于总会迁往重庆，原有重庆分会取消；广州失陷后，广州分会取消；长沙分会由于发生长沙大火而取消，西安改为通讯员。12月，汪精卫、周佛海出逃后，艺文研究会也就奉命结束。

艺文研究会成立之始，即大力贯彻其对内反共，对外主和的宗旨。首先，千方百计的控制舆论。第一，是直接出版刊物，如《政论》旬刊（后改半月刊），及各种小册子等，专门刊登汪精卫、陈希圣等人鼓吹反共及与日本“和平”的言论。同年3月，《政论》旬刊第六期（3月20日出版），以答问的形式，刊登了陶希圣关于“艺文研究会”宗旨及活动内容的谈话记录。陶希圣声称：艺文研究会的口号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并以建立“民主政治”为幌子，攻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割据、是分裂。他声称：“民主政治不是政治割据，要把割据当成民主，是历史的倒退，不是社会的进步”；“民主政治不是民族分裂。要乘国家对外作生死存亡的抗战的机会，用民主斗争来减低政府力量，混乱政治的秩序，这是民主政治所不许的。”

艺文研究会控制舆论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拟定宣传方针指导及资助，收买拉拢非国民党系直接办的报纸杂志，使其接受艺文研究会的“指导”。如研究组，其任务除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分析国内各种报刊的言论动向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拟定宣传纲要，供各报刊采用。据统计，艺文研究会补助津贴的报纸杂志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及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区域。望云：《两年来的国内文化界》，《三民周刊》第9期。

除此，艺文研究会以及周佛海本人还大力散布失败主义，为对日“主和”制造舆论。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4月30日，《民力》周刊登载了周佛海所写的《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他打着宣传、解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旗号，鼓吹反共和大肆散布“抗战必亡”的谬论。

第58节：暗中通敌与出逃(3)

他说：“这一次的宣言与纲领的内容，博大精深，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全部加以说明，现在仅就宣言与纲领里面提出两点来说，这两点也就是我们在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中心观念。第一点是民族国家的信仰，第二点是科学的信仰。”

周佛海所谓“民族国家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他反对共产党所进行的抗战宣传，要共产党在言论和行动上，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以“统一思想与行动，于军事指挥之下，共同以抗战胜利为我们一致的行动目标。”他反对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共产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他说：“民族国家的胜利，就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胜利；民族国家的危亡，也即是全国国民每一个人的危亡。所以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

周佛海所谓“科学的信仰”，只不过是宣扬日本工业发达，科学领先，武器优越，不可战胜；中国经济不发达，武器落后，而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他说：“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的面前，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而是应当贯通平时与战时”。他指责抗战以来人们表现出的热情，是一种盲目的感情用事，是“忽略武器，单重社会运动”，因而是错误的。

周佛海为什么要发表这篇阴阳怪气的文章呢？这是因为他虽然反对继续抗战，但面对全国高涨的民族情绪以及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抗战政策，而不敢公然反对。于是，便在暗中施放冷箭。他在叛逃当了汉奸之后，关于主持中宣部时反对抗战的手法，有过如下的供述。他说：

为着振奋人心起见，（国民党）召集了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我于是实际上便担负起中央宣传部的责任了。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于是我便想尽方法，向蒋先生辞职……结果未承蒋先生允许，只好勉强担任，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最痛苦的是每周三种会议。一个是中宣部、政治部和其他有关宣传的各机关的宣传会议，一个是召集外国记者的谈话会，一个是本国记者的谈话会。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厅长郭沫若。中宣部是我和董显光、萧同兹。每次会议，听着陈诚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论，真使人啼笑皆非。听着周恩来、郭沫若等捏造事实，欺骗民众的报告，真使人切齿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6—1217页。

暗中通敌

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周佛海由于对抗战前途万分悲观，所以便亟谋与日本恢复外交联系，并促成外交谈判的渠道。为此，他与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进行了种种策划，施展计谋，作出了派遣高宗武前往香港，建立机关，暗中与日本联络的决定。关于这件事，周佛海在他所写的《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他说：

我们听到此话（指陶德曼调停失败——笔者），便想到此际对于中日间的关系，若再想不出什么办法是不行而大为兴奋了。在此协定（指陶德曼转告的日本有关“议和”的条件——笔者）失败之后，南京便告陷落。但那时我与高宗武认为：“必须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才行，现在中日间已经完全被切断了，但这是不行的，应当想出一个脱出汉口的方法才好。”而想了种种的计划出来。我那时正担任着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副主任，主任是由陈布雷担任。我因为站在那样的立场，所以便首先抱定了必须想什么办法，搜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计划，并设计要在汉口设立一个机关，以便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并决定任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担起此职务。于是我便对高宗武说起：“你到香港去吧，我可对蒋介石荐你去，我可对他建议命你到香港去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周佛海日记》第1230—1231页。

第59节：暗中通敌与出逃(4)

在战时收集有关敌方的情报，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侍从室的一项任务，也是要向蒋介石提供敌我双方，有关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供决定军事、政治、外交方针之参考。而高宗武谙熟日语和日本政局，其亚洲司的主要外交对象便是日本，当时的香港，是情报工作的集中地。所以，周佛海提出在汉口设立专门的对日情报机关，并提议派高宗武赴港，是名正言顺，天衣无缝，不会暴露任何别有所图之用心的，因而也易于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于是，他便与高宗武进行了密商，并由高宗武提出具体计划。周佛海说：

高宗武那时也拿有其所计划的计划书来，所以我便把此书提交给蒋介石看，等其看完才说出下面的话：“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周佛海日记》第1231页。

经周佛海如此一说之后，蒋介石认为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决定每月拨出8000元的经费供其使用。因此，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

高宗武是在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此事，周佛海早在2月10日写信给时在香港的杨淑慧就已谈及。信中说：“高宗武夫妇廿二日飞港。”高宗武直等到要飞往香港的前一天，即21日，才去向蒋介石辞行。当他去辞行时，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接着，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是王宠惠却阻止高宗武前往香港。他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呢。”并且说，这是蒋介石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叫高千万不要上香港去。《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1、1232页。

高宗武立即将这一新的情况告诉了周佛海。他在听完高的讲述后，立即推想到，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他说：“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高宗武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他留在汉口安妥的样子。”《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1、1232页。

由于有蒋介石的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是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宗武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结果高宗武被说服了，于是便下定决心，于22日飞往香港了。周佛海说：“当时我若不说出要负责任，则高宗武绝对下不了出发的勇气。”《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1、1232页。

因此，他对高宗武的决心衷心地佩服。

高宗武到香港的公开名义，是设立机关搜集与研究日本情报。实际上，他的活动范围不止于香港，这一点，在其赴港时，周佛海已对高宗武有了明确的交代。周佛海说：“我曾对高宗武说过：‘你到了香港之后，立即转赴上海去吧，在香港仍是得不到情报的，还是到上海去吧’，因此，他就立即上上海去了。”《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32页。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高宗武22日飞离汉口往香港后，周佛海才对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周佛海说，蒋介石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只说了‘是的吗？’一句而已，那时并无说出什么话。”《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32页。

此前，周佛海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和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有很大的区别，而蒋介石并未作出何种反对的表示，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时至今日，我们尚未找到何种史料予以说明，也不能妄加猜测。但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即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了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高宗武抵香港后不久，便照计划到了上海。当时，周佛海本人也曾计划去香港，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再反对，终于未能成行。3月5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谓：“最好我能赴港，因为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会里可以替我买票，林柏生就是我们委托他办此事的，大约宗武已介绍他和你见过面了。”有关周佛海与杨淑慧间的信件，均未发表。

第60节：暗中通敌与出逃(5)

周佛海所谓“国际研究室”，亦即国际编译社；所谓“会里”，亦即“艺文研究会”，林柏生时为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负责人。他所谓要“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究指何事，信中并未说明，但必定与高宗武的行动有关。

3月13日，周佛海写给杨淑慧的信中有谓：“宗武若回，你可留他们夫妇暂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并“附致宗武夫妇一缄，请转交。”

从他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高宗武已去了上海，并且即将返回香港。而且高宗武由香港赴上海时很匆忙，连住处都未找好，以致返港后不得不暂住杨淑慧处。这也说明周佛海对高宗武的一切考虑得都很细心。据周佛海信件的地址，杨淑慧时住香港铜罗湾大坑道12号3楼。

那么，周佛海为何要高宗武到香港后，立即转赴上海呢？其中原因也并非是由于在香港搜集不到情报的缘故，而是另有秘密。

早在1937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议和”条件，陶德曼调停已经失败，周佛海、高宗武便有了派人往上海与日本谋和的秘密计划。1937年12月27日，周佛海在他当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宗武来，谈接沪电，日有进行调解。”

这则日记实在过于简单，使人难于完全理解。但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高宗武始终与上海某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对方已表示愿意调解。而所谓“调解”，当然是指中日战争。如果我们把这则日记与下述董道宁的活动联系起来分析，也许能从中悟出某种必然的关联。

董道宁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他虽然生在浙江宁波，但长在日本，长相也像日本人，有“日本人”之称，是一个地道的日本通。他虽然比高宗武年长10岁，但却是高的部下。1938年1月16日前的某一天，当时陶德曼的“调停”尚未公开宣布失败，董道宁由战时的汉口到了已经沦陷的上海，并往黄浦滩和南京路拐角上的汇中饭店会见了日人西义显。

西义显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总裁（后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门生。战前曾在南京出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此时，西义显奉松冈之命，正从事于中日“和平运动”。对于董道宁的来访，西义显非常惊奇，因为在战时，作为一名外交官与敌方人员会见，非同寻常。他猜想，董道宁此来一定是与陶德曼的调停有关。经西义显的询问之后，董道宁对此完全承认。他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除希望陶德曼调停取得进展外，对世事无所指望。”任常毅译：《中日和平工作秘史》第18、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出。

当他从董道宁的讲述中得知董曾与川越会见，想求得日本在条件上作出某种让步之后，就鼓动董道宁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进行交涉。

在西义显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及日本同盟通信社驻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安排下，1938年2月15日，董道宁乘船在长崎上岸，16日抵达东京，直至3月上旬，离开东京经大连会见松冈之后，回到上海。他在东京期间，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他从多田那里“证实了日本在1月16日近卫声明发表之后，因为预感到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情况，确实希望从速实现对华和平。”《今井武夫回忆录》第69—7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董在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两封信托董带交。影佐说：“我写了两封信给一向为我所尊敬，又是蒋介石军政双方的重要助手何应钦和张群，托他带去。那是因为在近卫声明发表后不久，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是不恰当的。并且还想，以一个课长的地位写信给蒋介石，也是不妥当的，所以写给这两个老朋友。”影佐祯昭：《董道宁、高宗武两人来日》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影佐的信大意如下：

日中两民族不幸发生战争，导致1月16日帝国政府之声明的发表，东洋之命运不能不说穷途末路了。为打开此穷途之道，首先是贵国出现一个伟大的王伦，以解除我国朝野之士误解。现董道宁先生来日，以身传达贵国的诚意，使我当局大为感动。这是摆脱困境的第一步，但愿有人继他之后，再进一步试行启我等之蒙，以期待贵国的真意和我国的感动心情得以交流。《中日和平工作秘史》第43—44页。

第61节：暗中通敌与出逃(6)

影佐信中所谓的王伦其人，是南宋时主张与金和议的代表人物。1127年（建炎元年），他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赴金，被扣至1132年放还。1137年再次赴金，见金大将完颜昌。1138年复与金使同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约定和议。后被兀术扣留，1144年死于北方。影佐援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典故，是把自己比作完颜昌，而把董道宁比作王伦，要中国政府继续派人与日本谈判和平结束中日战争。

董道宁到上海后，与已至上海的上司高宗武会见，然后一同返香港。 4月2日，高宗武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董道宁赴日的情况。影佐的书信，当然也会经由周佛海或陈布雷之手，转呈蒋介石、汪精卫等人。

董道宁只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个小小的科长，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他是不敢胆大妄为，潜赴敌方国都，进行“和平”交涉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像高宗武往香港一样，事前是经由蒋介石同意了的。但是除高宗武外，周佛海也是支持的。尽管周佛海曾否认他与董道宁的日本之行一事有关。他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董道宁的人。此人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到过日本，由他的活动的结果，断定日本也有和平的意思，把他所得到的材料供给高宗武。此事高宗武也有对蒋介石报告过。”《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2页。

但是，据西义显说：1939年4月16日，他与高宗武等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会见时，高宗武曾说：“作为我个人，我认为，即使陶德曼大使的调停破裂了，和平工作仍必须继续下去。因此，我便与周佛海（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等商量，决定一方面以一再表示和平主张的汪兆铭为中心，加强同志的集结；另一方面，派遣董道宁到上海，并请董与川越大使谈判，请川越大使说服日本政府放宽条件，为此做了全面安排。总之，决心使国民政府改变态度，接受和平。”《中日和平工作秘史》第53页。

周佛海在听了高宗武的报告后，很是兴奋，并且决定亲自飞往香港，直接与日方交涉。3月21日，他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夫妇住我家。”这说明此时高宗武已到了汉口。信中还说：“我已买定下月14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但是，周佛海此项计划为蒋介石所阻。3月27日，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说：“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周佛海听到这个通知后说：“闻之不胜懊丧。”《周佛海日记》第76页。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是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大约不能回港。”是何原因，信中未见说明。高宗武到汉口后有何活动，也不得而知。但是，到了4月4日，据周佛海日记所载，是日上午8时，他与陶希圣由武昌过江到汉口高宗武处，与高“详谈外交情形及办法”，一直谈到12时。午睡1小时后，又与高宗武乘车沿长江东下，到郊外散步，一直谈到5点。《周佛海日记》第79页。

他俩的“散步”，绝不是像一般人出于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必定与对日交涉有关。之所以要到郊外交谈，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人耳目。

4月5日上午，高宗武曾往见蒋介石。中午午饭时，高宗武便向周佛海报告了晋谒蒋介石的情形。 《周佛海日记》第79页。

4月6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周佛海忙于会务。8日，杨淑慧由香港飞抵汉口。至11日上午，周佛海才又得与高宗武商“谈应付日本外交办法”。《周佛海日记》第82、83页。

13日，周佛海应陈济棠之邀，出席晚宴，但未终席便往高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第82、83页。

高宗武到底负有何种秘密使命呢？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在高宗武向蒋介石报告董道宁赴日本的情况后，“蒋介石便对高宗武说：‘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决不是反对和平，但是要首先反共，然后再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就会反共起来，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呢。’”

第62节：暗中通敌与出逃(7)

周佛海的这段话，是和西义显的回忆录：《中日事变和平工作秘史》一书中的记载相吻合的。西义显说：高宗武由汉口飞抵香港后，于4月16日偕董道宁在浅水湾饭店与日本方面的西义显，伊藤芳男及松本重治等人会见时，高宗武单独向西义显等人口述了“蒋介石氏亲口告诉”他的话：“影佐大佐给何应钦及张群的信，我已看过。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于敌将，而影佐敢于这样做，说明其对两国和平外交具有足够的诚意。对其诚意及勇气深表敬意。”蒋介石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是：

（一）在对苏关系上的安全保障。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依赖的确保。

这两项意思，原则上予以承认。

第一项更进一步分类如下：

1.东北四省。

2.内蒙。

3.河北、察哈尔。

1及2可以留待他日协商，3则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之确立及行政完整，日本须尊重。如果上述意思承你们谅解，便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目的谈判。”《中日和平工作秘史》第59—60页。

尽管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也没有理由和证据来否认它，但是从实际内容看，是与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贯通的。它说明蒋介石既不放弃和平谈判，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又不从其原则立场后退一步。

4月2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打算向参谋本部报告高宗武所提交的中日“和平”方案，但是，由于徐州战役的进行，形势的变化，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西义显说：“我倾尽自己全部热情的报告和劝说，连关键人物影佐祯昭都打动不了，更何况对参谋本部当局，我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他说，他在参谋次长室召开的会议上，拼尽全力的讲演，但出席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中日和平工作秘史》第93页。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使战局日益扩大之后，引起日本内部一派人士的忧虑，害怕日本陷入长期对华战争的泥淖，因此极力想恢复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使战争适可而止。西义显所进行的对华“和平工作”，代表了这一派人的主张。当然，这两派人之间，在主张上并未根本性的差别，在灭亡和奴役中国这一根本点上，他们是主张一致的。他们的差别仅仅在实现日本侵华亡华的手段与方法上不同而已，一派主张以武力征服，一派主张以政治的手段，使中国屈服于日本，接受日本的各项要求。

由于日本参谋本部对西义显的主张不加理睬，所以他在东京的活动毫无结果。5月17日，即徐州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之际，西义显由日本返回香港，向高宗武报告了毫无结果的东京之行。高宗武便立即致信汉口的周佛海，报告一切。

高宗武的此次香港之行，周佛海曾与之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和详细的安排，因而也寄予了巨大期望。因此，他也一直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与日方交涉的结果。5月20日，当他接到高宗武的来信获知“所事渺茫”时，说：“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周佛海日记》第102页。

从拥蒋到反蒋

1938年4月至5月，继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与南北夹击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结果，中国军队不守，于5月中旬相继西撤。5月20日，徐州陷于敌手。徐州的陷落，使日军实现了打通津浦铁路这一南北重要交通线的战略目标。接着，日军沿陇海路西犯，其目标是在夺取中原战略要地郑州之后，一方面沿平汉铁路南攻武汉，一方面沿陇海路继续西犯，夺取潼关进攻西安。以此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便迅速结束战事。

但是，徐州会战的失利，并未使中国军队丧失战斗意志，在日军西犯时，仍继续节节抗击敌寇。6月7日，为阻挡强敌，国民党当局掘开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水漫漫，水流之处，土地淹没，房倒屋塌，淹死者无数，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但是，黄河之水，也使日军无法前进，不得不放弃攻占郑州的计划，而改以沿长江西犯。

第63节：暗中通敌与出逃(8)

徐州会战的失利以及最后的失守，这是在战争初期处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面。它也丝毫表示不了中国的失败。但周佛海却不做如是想。5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参加国防会议。外交、军事消息均不佳，尤以军事情形紧急，南京失陷前心理又复恢复矣。”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与（范）绍陔谈徐州情形。至为焦灼。闻徐州四面被围，数十万大军退路已断，恐上海退却之情势又将重演，而武汉且生动摇矣!”《周佛海日记》第100、101页。

特别是由于日军的西犯，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准备保卫武汉，同时为防备不敌于敌，从6月7日起，下令在武汉的各机关分批撤离，而其宣传部也要一部撤离，一部留守。形势的如此发展，使他对前途“悲观之至”，《周佛海日记》第100、101页。

因而更促使他急于与日本谈判“和平”。

5月20日，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来信后，即于22日复信高宗武，“谈大局前途”。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在信中对“大局前途”是如何估计的，但除了“悲观”“失败”之外，是不会有何种信心表示的。高宗武接周信后，于5月30日中午飞抵汉口，立即往见周佛海。下午1时半，周佛海偕高宗武到其宣传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两小时”。《周佛海日记》第106页。

高宗武此次到汉口，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武汉了。他于5月30日中午到武汉，6月6日上午便“奉命”飞往香港。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周佛海几乎是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他们是如何商讨的？又作了何种决定？周佛海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留下其他文字，因而难于确切说明。但是，我们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以及他们的活动中，仍可窥其一二。

6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武来见，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周佛海日记》第116页。

这段日记说明高宗武飞往香港，负有特殊使命，而且这个使命并非周佛海所授予；同时，这个“命令”非同一般，因为如果实现，决定了今后他们“再会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另有所图。

高宗武抵香港，并执行所负使命之后，梅思平则于6月23日由香港飞抵汉口。当即，周佛海便请陶希圣来寓，一起“商中日外交问题”，并谈“中日外交趋势”。24日，又一次商谈。25日，梅思平往见汪精卫，回来后，与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周佛海日记》第108页。

7月1日，梅思平离汉口飞往香港。周佛海前往送行，临别时感慨万分，再次表示：“此别不知后会何时何地，珍重而别。”《周佛海日记》第119页。

上述记载已明白说明，高宗武已经赴日，其任务是进行中日外交谈判。事实也确实如此。

高宗武是在6月22日晚，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外交部专员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前往东京的。据周隆庠的回忆，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高宗武与我从香港乘坐日本轮船到东京去时，先是晚上九十点钟光景，坐出租汽车，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再换乘领事馆的汽车，由领事馆派人护送我们登上轮船，并秘密指示轮船负责人妥善照料我们，作了保守机密的特殊布置。伊藤芳男则等候在长崎港外，秘密接我们上岸，乘汽车取道云仙，转乘火车，由伊藤一路护送我们到了东京。周隆庠：《高宗武赴日情况》，《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56页。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即是西义显等人的提议，也是周佛海的怂恿，并得到汪精卫的支持。

由于徐州会战的进行，西义显的“和平”提议，未能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支持和响应，但他并不死心。他在返抵香港后，极力鼓动高宗武去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他对高宗武说：“如果您能决心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日本当局建议的话……与影佐直接取得联系，这一事情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实无疑。既使只是使日本内部确立实现和平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你也应去日本，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中日和平工作秘史》第101—102页

第64节：暗中通敌与出逃(9)

高宗武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极力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关于此事，周佛海曾说：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们联络吧。”我说了这话时，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虑的样子，心中正是想着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应对蒋介石报告才好呢？还是不必呢？因为若在事前报告他，则一定要被其阻挡的，于是我便对他说：“你还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报告给他知道吧。对蒋介石的报告一事，我可以负责任了。”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打电报来托我：“请对蒋介石禀告，并请代为设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传达给陈布雷，再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2—1233页。

从周佛海的供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高宗武赴日本之事，蒋介石事前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赞成的。那么，授予他命令者，只有汪精卫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同时被任命为将要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议长，是国民党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其主要任务仍然为处理政务。

汪之所以要高宗武秘密去日本，是事出有因。原来，早在3月间，日本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就已经开始了对汪精卫的工作，即要汪出面成立政府，代替蒋介石与日本谈判和平。此后，意大利大使还明确向汪精卫提出三点希望：“（一）汪亲自秘密去日本；（二）如果不能去日本，就给近卫公写信；（三）中国乘机表示决心参加防共协定（使中日交涉容易进行）。”《松本、意大利大使谈话》，《上海日高总领事给北京大使馆堀内参事官电》，1938年6月27日，极密第262号，未刊。

汪精卫深感战局的不利，对此提议是非常赞成的，但他又无法满足日本的要求。为此，曾派其亲信人物，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答复意大利大使说：“（一）汪秘密去日本不可能，难于实现；（二）现在从苏联那里接受飞机和其他军事援助，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参加防共协定；（三）如果能得到意大利国的秘密保证，汪可以写一封长信给近卫公；（四）在起草给近卫公的信时，希望能在意大利方面的斡旋下，知道日本方面的大致条件；（五）在发送此信的同时，也准备通告英国大使。”《松本、意大利大使谈话》，《上海日高总领事给北京大使馆堀内参事官电》，1938年6月27日，极密第262号，未刊。

所谓“近卫公”者，亦即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高宗武赴东京，实际是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交涉。

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曾说：“忆前年4月与（梅）思平谈收拾时局办法，余谓必需三民宅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查1938年4月，梅思平一直在香港主编《国际问题》，直至6月23日才飞往汉口。在4—6月间，只有高宗武前后两次往返香港、汉口之间。如果周的回忆仅仅是把时间记错了的话，他既然可以与梅思平商讨实现“和平”，收拾中日时局的办法与条件，那他当然也同样可以与高宗武商谈，而此事也一定与汪精卫商量过。不然，为什么梅思平会与汪精卫共同推测高宗武赴日之结果呢？

从周佛海所说收拾时局的四条件看，与日本所要求的以汪代蒋的条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日本是要国民政府更换人事，改变联共抗日政策，停止抗日，共同反共。后来，汪精卫也正是根据这种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反共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之后，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外相有田八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与上述各人是如何交谈的，因为没有当时的记录，他本人始终未有过任何说明，因此，难于完全了解。但是，根据当事人影佐及今井武夫，以及周佛海的回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确定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主持“和平”交涉。

第65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0)

影佐祯昭在他所写的《曾走路我记》中说：“我和高宗武在箱根会见了两次。我记得高宗武是这样说的，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董道宁、高宗武两人来日》，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54页。

今井武夫回忆说：“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间，与板垣陆军大臣和多田参谋次长等进行了会谈。当时我参加了会谈，给我的印象是：‘高似乎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两国间的事变盼方案已经死心了，他改变态度不再提出这个主张，只是热心地专门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73页。

高宗武于7月15日左右返抵香港的，但他一直不往汉口报告。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指陈布雷——笔者）亦无所闻，为之焦虑。”《周佛海日记》第126页。

周佛海回忆说，高宗武回到香港后，曾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又是背着蒋介石去日本的，因此他没有勇气回汉口报告。他想自己必定会遭逮捕，不然则将不能从汉口脱出了，于是他便将报告书交由周隆庠送回汉口送交周佛海。

周隆庠是在7月22日下午由香港飞抵汉口的。周佛海得知后，立即召其来谈。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宗武派周隆庠迭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5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周佛海日记》第127页。

关于这一情节，周佛海在《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中说：

我接到其报告书看了一遍之后，便认为要立刻给蒋介石看，还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与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并对汪先生说：“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我这样一说，汪先生却说出：“这是没有关系。”遂仍照原文交给蒋介石看了。《周佛海日记》第1233页。

从这些记述与回忆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是由日本还是由高宗武首先提出要汪精卫“出马”的问题，毋庸置疑，是由日本方面提出的。否认国民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1月16日以来，日本一贯的灭华方针。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屈服”的必要条件。12日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15日五相会议决定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中，也都把蒋介石下野，分裂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作为使中国“屈服”的条件。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汪精卫；分裂或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人选，在日本看来，也只有通过汪精卫才能实施。

第二，汪精卫所以敢于让写有“汪先生”名字的报告，不加删改的交给蒋介石看，既说明他决心充当日本的侵华工具，又说明他有恃无恐，妄图凭借日本的支持，取蒋之地位而代之。

那么，蒋介石对此是何种态度呢？7月2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有：“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但他并未具体写明蒋的态度及处置办法。只是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蒋介石在看过高宗武的报告后，便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事前已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4页。

如果周佛海的回忆是真实的话，说明蒋介石当时不知底里，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当成一般问题予以处置。“但是经过三天之后，蒋介石便招呼陈布雷，以怒气满面地说出：‘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且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8000元的经费。”《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4页。

第66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1)

这说明蒋介石的态度是很明确和坚决的。但是，周佛海并未由此停止其通敌活动。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其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其使用。他说，由于蒋介石下令停止付给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这一来，对高宗武答应过愿负责任的我，就陷于非常的困难了。当时我因为担当宣传工作，所以便将宣传费的内中，每月提出了3000元给他用，并请其‘暂时再观形势吧!无论如何你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4页。

周佛海敢于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并擅自从宣传部的经费资助高宗武留在香港，继续暗中通敌，说明他与蒋介石之间，在坚持抗战还是与日本谈判和平的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深。这种政治上的分歧，必然发生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变化，这就是由拥蒋而转变为反蒋。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这种态度的变化越来越强烈，以至最后促汪反蒋，另立反蒋反共“新政府”。

6月上旬，日军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军事行动。日军分两路，一路自合肥南下，一路由芜湖西上，于13日占领安庆，接着逆水西上，陷马当、彭泽。7月4日占领长江咽喉湖口。26日攻古九江，取得了攻占武汉的桥头堡。江北之敌，在连陷安徽舒城，桐城之后，接着占领了潜山，从而控制了大别山右翼的战略据点。江南之敌，于8月24日攻占江西瑞昌，接着向赣北进攻。10月5日，江南日军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咸宁。9月6日，广济、武穴相继陷于敌手。29日，长江要塞田家镇失守。10月19日，日军攻占湖北浠水，直指武汉。与此同时，江北日军在相继占领安徽六安、霍山、河南商城、潢川、罗山之后，于10月12日占领豫南重镇信阳。从而形成了对武汉的三面包围态势。

在武汉保卫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决定利用武汉地区的有利地形，调集百万大军于武汉周围地区，以图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当时三个月的持久战斗中，战局时有顿挫。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本应配合武汉会战，大力进行鼓舞士气、发动民众、支援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但周佛海却消极应付，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责备，又加上宣传部人事问题与蒋意见不合，因此对蒋极表不满。

关于人事问题，蒋介石曾拟调宣传部主任秘书、周佛海的得力助手许孝炎，任湖南省民政厅长，周佛海误以为蒋介石此举是拆宣传部的台，不胜愤极。由于宣传工作不力，8月12日，陈布雷以电话告诉他，谓“委座表示三月来宣传无成绩”。13日，周佛海召集宣传部有关人员商讨今后统一宣传办法时，参加会议的人认为拟定的方案与蒋介石的希望甚远。对此，周佛海本应努力设法，力谋改进，但他不仅不如此，相反，在情绪上却极为抵触，并以辞职相要挟。他说：“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事实，决不能实现。此事宣传部必受斥责，余亦不辞，必要时当退避贤路也。”《周佛海日记》第137页。

8月17日，周佛海曾奉命赴重庆，主持宣传部主要事务，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9月21日，在武汉会战紧急之时，蒋介石为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令周佛海再往武汉一行。但他以“此间各事须亲自主持”为由，电请暂缓。直至2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再电周佛海，谓“委座重视宣传，嘱仍赴汉一行”之后，他才不得不派人去预订27日的飞机票，飞往汉口。他在是日的日记中写有当时的不满心情。他说：“此行受苦，冒险、义不容辞，惟恐委座不明下情，过于吹求督责，令人怄气耳。但此行惟气决难幸免，亦惟顺受而已。”《周佛海日记》第159页。

27日，他在日记中写有抵达汉口后的心情。他说：“明日谒委座，对于宣传必多指摘。闻最近肝火甚旺，难免谩骂；如伤及人格，余当不服也。”《周佛海日记》第160、161页。

周佛海在重庆这短短的一个月零10天的时间里，不是全力以赴地发动民众，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而是如他自己所说：在宣传上和理论上“和共产党徒及孙科等准共产分子”，奋斗了一个多月。《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8页。

第67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2)

在他看来，谁要主张团结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谁就是共产分子。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反对抗战之心理到了何等丧心病狂的程度。

他到武汉以后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说：

“那个时候，武汉的景象，已非常萧索。在四面楚歌的中间，召开庆祝双十节的民众大会。我当主席，我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勉强说几句违背良心的话，郭沫若（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笔者）忽然造个谣言，当众报告军令部来电话，南浔正面大捷，歼灭了8000多敌人，还有1万多正在包围中。于是群众跳跃欢呼。……低调主义者，听着高调，已经是心烦意乱，还要跟着唱高调，我还能长久忍耐下去吗？

天外飞来的消息：广州失陷了。武汉的陷落，也迫在目前了。照例当这种严重的局面，一定颁布一个宣传方针，以安定人心。但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说话。要说武汉没有军事的价值，那么，以前为什么要高唱保卫大武汉？要说敌人越深入，他们就越困难，那么，为什么要抵抗，为什么不就请他们深入呢？假使有个老百姓问我，鄙人忝为宣传部长，实在无词以对。”《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8页。

周佛海到汉口不久，时局日益危急。10月12日，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国民党军队失于防范，广州陷于敌手。14日，周佛海便准备于19日飞离武汉，但他担心因此会有“胆怯之嫌”，因改至25日。16日，蒋介石决定不固守武汉。并决定于25日停止飞机飞行。闻此消息，周佛海非常焦急，担心届时不能离开武汉，于是便托人向航空公司交涉，将机票提前。22日，当得知当日有往成都的飞机时，便不顾一切地立即往机场，登上飞机，仓皇逃离了武汉。他对自己的逃出，感到非常的庆幸。他说，如照原计划25日离汉口的话，他一定不会逃出。

周佛海返回重庆后，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8月18日，他在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后，即随汪精卫赴其上清寺一号寓邸，“谈政局及宣传问题”。24日，又与汪“谈外交及宣传问题”。至于他们在一起参加各种会议接触之密切，那就不用说了。

周佛海记日记是很注意“保密”的，不仅他个人的私生活从不直接涉及，尤其政治问题，更是慎之又慎，因此，正是由于如此情况，我们对他日记中的“谈政局”及“谈外交”等记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考察。所谓“政局”当然是战局的发展；所谓“外交”绝不是国民政府当局的“外交”，而是他们暗中与日本进行的秘密交涉。

原来，高宗武由日本携回“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决定后，不仅使汪精卫深为动心，跃跃欲试，积极行动，而且也使周佛海大受鼓舞，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积极鼓动汪精卫出马，响应日本的号召，与之交涉中日“和平”。由此，汪与日本之间开始了暗中秘密交涉。周佛海与汪精卫商外交之进行，也就是指代表汪精卫的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本交涉的进展情况。

高宗武在返回香港后不久，由于肺病复发，不得不往上海住进了医院，因而与日本间交涉的任务，则由周佛海任命梅思平代替。

首先与梅思平进行谈判的是日本同盟通讯社驻华中（上海）分社社长兼华南（香港）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据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记载：1938年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与松本之间，就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与办法等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梅思平称：“和平运动必须由汪兆铭先生领导，周佛海和我们一些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下，已经行动起来。而且和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及广东的张发奎等人进行了联络。”

此后，梅思平、高宗武与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谈判，并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正是由于这一秘密交涉，终于使周佛海走上了拥汪反蒋，叛国投敌，另立伪政权的罪恶道路。

仓皇出逃

10月14日，梅思平曾电告周佛海，说他准备近日来汉口转往重庆。由于武汉危急，所以梅思平21日便直接由香港飞往重庆。

第68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3)

梅思平此次来重庆的重要任务，就是向周佛海、汪精卫呈交他与高宗武在香港与日交涉所拟定的“和平方案”。促使汪精卫“出山”。22日，周佛海由汉口飞往成都，23日与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陈公博会见，周佛海“将外交最近真相，略为报告。”24日，周佛海飞抵重庆之后，梅思平、陶希圣相偕来见，“谈各项重要问题”。《周佛海日记》第175页。

25日，周佛海与梅思平、陶希圣3人再度商谈后，即于是日下午往见汪精卫。

从25日起至11月1日间，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以及陈公博、陈璧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汪精卫作出如此决定，既反映了他对抗战形势的悲观，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政治野心，妄图依靠日本的支持，实现自己多年来一直未能如愿的领袖欲。

早在广州失陷后，武汉失陷前，即10月11日和21日，汪精卫先后两次接见外国记者，宣称中国并未关闭和平之门，只要条件适当，是愿意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说：“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 汪精卫：《对海通社记者谈话的要点》，《申报》1938年10月13日。

由汪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汪精卫已经决定了与日本之间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会议中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必然是条件问题。其具体办法是，既然蒋介石不愿自动下野，汪精卫不可能在重庆取代蒋之地位，与日本主和，那就由汪精卫出面，在蒋介石势力之外的地方，另立反蒋反共“新政府”，借此取代蒋介石之重庆国民政府。

周佛海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与日本谈判“和平”，拥汪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也同样反映了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在他看来，广州、武汉的失陷，已是抗战的失败。10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岂为历史之罪人也!去年沪战发生，余与希圣、思平、宗武早已料及，惟人微言轻，莫挽危局奈何!”《周佛海日记》第171、742、989页。

他对时局的估计是：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周佛海日记》第171、742、989页。

于此，国民政府再也无处可迁。因此，抗战绝无前途，不如另谋出路，以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理想”。《周佛海日记》第171、742、989页。

但是，周佛海虽对形势如此观察，也无绝对把握，因此内心仍是七上八下，充满矛盾。他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说：“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惟将来究竟如何变化，预料。”10月30日的日记又记有：“晚赴汪宅便饭，并商谈时局。实难决疑定计，实非易事也。”是晚，他“辗转不能成寐，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旋乾转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31日的日记中更写道：“默念凡事均不易照计划顺利进行，故无论何事，如生枝节或挫折，不必灰心；意外，挫折，必须预料，万不可以计划一定，即可成功，世界上决无此种如意算盘也。”《周佛海日记》第177—179、181页。

但他断定“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明显趋势。”《周佛海日记》第177—179、181页。

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于11月2日离开重庆，经河内于11月9日返抵香港。接着，便与高宗武，分别乘船离香港往上海。12日，梅思平，13日，高宗武相继抵上海。

从12日梅思平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起，至14日晚，由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代表今井武夫及伊藤芳男之间连日举行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15日，今井返回东京，向陆军省及参谋部首脑会议报告谈判结果。由首脑会议作出决定：“以这个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为了签署协议，由陆军省派军务课长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派今井武夫为日本方面代表赴上海。20日，双方再度谈判，并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除此，双方还对秘密协议记录取得了一致意见，由于事先得到汪精卫的同意，因此，梅思平与高宗武两人未在秘密协议记录上签字。《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6—87页。

第69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4)

上海会谈所达成的一项重要协议，是决定由汪精卫出面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另立“政府”，并以此取代重庆国民政府，而与日本实现“和平”。为此，双方还拟定了汪精卫今后的行动计划。

他们举行秘密会谈的地点是在上海闸北的东体会路7号的一所“六三花园”，1938年，该所房屋成了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所在地，并改名为“重光堂”。因此，人们亦把汪日间的这项协议，称作“重光堂协议”。

签订“协议”的第二天下午，周佛海便从汪精卫那里获知“所事稍有眉目”。不过他仍不放心，对于“有无变化，未能预料”。由于此事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周佛海作贼心虚，胆战心惊，非常害怕机密泄露，因此，一直处于十分紧张不安的氛围中。22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无意中发现一事，因觉事无大小，随时均有意外之突变，小事犹如此，吾侪谋国虽计划不厌周密，惟因关系、条件均甚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意料外之偶然变化，当然更多也。”为了能详细了解上海协议的情况，23日，周佛海电告梅思平，请其来重庆报告各方情况。《周佛海日记》第192—193页。

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抵重庆。周佛海即偕其赴汪精卫上清寺公馆，报告在上海与日本谈判经过，并带来双方签字条件及将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的声明草稿。一直商谈到12时始散。

早在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便提了“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为此，“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汪精卫集团投敌》，第95页。

近卫声明是为与汪精卫的谈判而发的，所以上海协议记录也是按照声明的原则而确定的。其内容不仅有承认“满洲国”，而且要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的特殊区域”等一系列妄图灭亡中国的条件。周佛海对此则是完全接受的。

汪精卫虽然降敌心切，但他对如此苛刻的条件，仍难免产生某种犹豫与不决，因此，当26日下午汪与周佛海等人再次讨论条约时，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听此，周佛海、梅思平则“以冷淡出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实际上，周佛海采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事后，他与梅思平对汪精卫其人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汪为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虽然如此，但他们断定惟对此事，汪“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周佛海日记》第194页。

周佛海对汪精卫的如此评论，反映了他对汪的深切了解。他也正是充分利用了汪既想实现其领袖欲望，而处事又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而终于达到促汪“出马”的目的。不出周佛海所料，第二天下午，当他与梅思平再赴汪宅商谈时，开初汪提出难问题甚多。他便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闻此，担心果真作罢的话，他将失去实现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领袖愿望，因此，便又改变态度，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复电。”《周佛海日记》第195页。

29日，汪再召陈公博由成都来重庆，并召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等举行会议，将上海谈判全部协议，重新研究，决定可同意，并电香港通知日本方面。是日下午，他们又一起决定出逃的办法与时间表。于此，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计划，便全部决定下来。

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公然反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抗战建国纲领”，暗中与日本谈判“和平”，破坏抗战，充当卖国贼，其责任当由自己负责。但从其与日本勾结以至最后决定出逃的全部过程来看，都与周佛海的参谋、督促、鼓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从抗战开始后，周佛海便充当了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参谋长”。

第70节：暗中通敌与出逃(15)

汪精卫是经周佛海的劝说，才最后决定接受日本的条件，决心出逃重庆，另立傀儡政权，以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周佛海后来谈及此事时，他说：“我因为深知以日本方面的希望条件，要说服蒋介石是不可能。所以认为不可不再想别个方法，结局向汪先生说明日本的原则，陈述日本所希望的条件，对于中国的国家存立并无若何影响，且以这种程度的条件，而缔结和平是还不错。对汪先生说（了）之后，便下了脱出重庆的决意了。”《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4页。

汪精卫与日方拟定的组府计划是：汪精卫于8日飞昆明。汪到昆明后，日本政府将选择适当时机发表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汪则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一切关系，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港。抵香港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以与日本相呼应。接着，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反蒋独立；继之而起的是四川军队的响应。为了配合云南、四川将领的行动，日本军队将予以军事上的协助，如有可能，将从贵州方面对重庆军队进行追击，为中央军制造困难。在此计划实现后，汪精卫便将上述各方力量集中起来，在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和已经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组织军队。

按照上述计划，决定周佛海于12月5日，先行飞往昆明等候，并与龙云联络，为汪的到达预做准备；汪则于8日离重庆赴昆明；陈公博本在成都，陶希圣家亦在成都，他们俩人便由成都往昆明，以如此安排来避人耳目。

12月5日，周佛海照计而行。他是以往昆明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离开重庆的，因此，当日上午，还有宣传部的处长、科长数人到机场送行。当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周部长此行的真实的目的。但是，对于周佛海来说此行非同小可，正如他在是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周佛海日记》第199页。

1939年7月，周佛海在他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一文中，说他出逃的决心，是经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考虑，有时甚至彻夜不能睡眠，然后才行决定的。他说：

国家的利害问题，我早已决定，因为我深信只有和平，才能救国，所以这一点，不必重新考虑。个人的利害，更不成问题。既要打破环境，以开风气之先，当然要牺牲个人的地位和名誉，所以这一点，也没有费多大的考虑。最使我迟疑不决的，乃是情谊两个字。第一，十几年来，承蒋先生提携裁成，才得以有今日。过去蒋先生决没有对我不起的地方。如果一旦脱离重庆，在我的居心，固然没有丝毫反对他的意思，但是因为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的地位，在私情上，是万分难受的。第二，在党部、政府和军队之中，我的很好的朋友不少，此去不单音信难通，而且后会无期，这也是足以使我留恋的一大原因。这一个月的光阴，使我经历有生以来未曾经过的痛苦，饱尝人世间少有的烦闷。但是经过了极端的烦闷和痛苦，我仍决定牺牲私情和友谊，脱离环境，以努力主张的实现和贯彻。《周佛海日记》第1220—1221页。

周佛海作为投机主义分子，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在历史上由共产党人转变为国民党，由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转变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他在中国历史的转变关头，由于追随蒋介石反共，而得以飞黄腾达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关头，周佛海企图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卖国贼，来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的话，那他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历史已经为周佛海作了结论。因此，他此次飞离重庆，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其“政治生命断绝之时”。

周佛海到昆明后，又是游览名胜，又是接见记者，详予指示，好不得意。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刚刚到达昆明的第二天，而汪精卫等人仍在重庆尚未行动之时，却意外地接到重庆当局的电报，告知蒋将于明日（7日）可到重庆，令其速回重庆。得此电报，周佛海焦急至极。他说：蒋如明日回重庆，“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其殆国运耶？焦灼万分。”他认为这是命运，无可奈何地表示：“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唯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周佛海日记》第200页。

8日，陈春圃抵达昆明，告诉周佛海：“陈布雷已到（重庆），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陈春圃是汪精卫的内侄，时任侨务委员会委员。他本应随汪同时来昆明，但由于蒋介石突回重庆，汪不便离渝，乃派陈春圃将行李及两个子女先行送往昆明，然后让他俩转赴河内，他则留在昆明，负责与汪联络事宜。

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打乱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叛逃计划，由于汪不按期逃离重庆，周佛海立即写信给云南省主席龙云，报告暂缓行期。同时，此一变化，也关系到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发表。

近卫本定12月11日赴大阪发表讲演，宣布调整中日根本关系之新方针。这一演说，不仅将向日本全国广播，而且还要接送至中国、“满洲国”各电台。由于汪精卫不能如期离重庆，近卫的声明也就不能如期发表，所以，周佛海便立即电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们通知日本方面，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

近卫大阪之行在此之前业已公布。日本得知汪未能如期脱离重庆的消息后，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伪称近卫因患肠病，中止大阪之行。周佛海在12日的日记中写有：“阅报，悉近卫本定昨赴大阪，今日讲演调整中日关系根本新方针，因肠病中止。其所讲演内容如何？何以忽中止，恐中、日两国知之者，共不及20人也。”《周佛海日记》第203页。

由这段记述中可知，汪精卫等人的叛国投敌行动，是何等的秘密。

周佛海从汪精卫被迫滞留重庆起，直至汪冒险于18日抵达昆明时止，一直如坐针毡，举棋不定，坐立不安，内心矛盾十分复杂。他在12月8日的日记中记有：“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21号前决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国，汪先生或能在十天内离渝。”《周佛海日记》第201页。

蒋介石与陈布雷本在桂林行营，此次返回重庆，并非获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有秘密勾结和叛逃的缘故。但周佛海等人心里有鬼，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底里，所以亦曾误认为是他似的阴谋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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