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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

北回归线

黑色的春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回归线/（美）米勒（Miller，H.）著；杨恒达，职茉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4（2013.5重印）

（亨利·米勒作品）

书名原文：Tropic of Capricorn

ISBN 978-7-5447-2714-3

Ⅰ.① 南… Ⅱ.① 米… ② 杨… ③ 职… Ⅲ.①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2099号

Tropic of Capricorn by Henry Miller

Copyright © 1939 by Henry Mil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e Hoffma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 © 2013by Yilin Press，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2-133号

书　名 南回归线

作　者 [美国]亨利·米勒

译　者 杨恒达　职茉莉

特约编辑 方　芳

责任编辑 姚　燚

原文出版 Harper Perennial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228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714-3

目录

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转向内心世界的激情

《我的苦难史》前言 （我不幸的故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冯唐

亨利·米勒是我了解的文化人物中，元气最足的。

从古到今，有力气的人不少，比如早些的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晚些的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中国的写一百七十万字《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和写两百万字《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这些人突出的特点是体力好，屁大股沉，坐得住，打字快，没有肩周炎困扰，椎间盘不突出。他们的作用和写实绘画、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差不多，记录时代的环境和人心，有史料价值。

从古到今，偶尔也有元气的人，他们的元气可能比亨利·米勒更充沛，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留下的痕迹太少，我无法全面了解。比如孔丘，抛开各种注解对《论语》做纯文本阅读，感觉应该是个俗气扑鼻、倔强不屈的可爱老头，一定是个爱唠叨的。但是，当时没有纸笔，如果让孔丘直抒胸臆，大熊猫一定是没有竹子吃，长跑运动员一定是没有鳖精喝了。耶稣对做事的热情大过对论述的热情，不写血书，只让自己的血在钉子进入自己肉体的过程中流干净。佛祖可能在文字身上吃过比在女人身上还大的亏，感觉文字妖孽浓重，贬低其作用：如果真理是明月，文字还不如指向明月的手指，剁掉也罢。晚些的某些科学家，想来也是元气充沛的人，比如爱因斯坦，热爱妇女，写的散文清澈明丽。可能是受到的数学训练太强悍，成为某种束缚，他最终没能放松些，多写些。

亨利·米勒是思想家。亨利·米勒的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成形的人物，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象。真正的思想者，不讲姿势，没有这些故事、悬念、人物像血肉骨骼一般的支撑，元气彪悍，赫然成形。既然不依俗理，没有系统，亨利·米勒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任何一页都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好像“陌上花开，君可徐徐归”。在一些支持者眼里，亨利·米勒的每一页小说，甚至每十个句子，都能成为一部《追忆似水年华》重量的小说的主题。外国酒店的床头柜里有放一本《圣经》的习惯，旅途奔波一天的人，冲个热水澡，读两三页，可以意定神闲。亨利·米勒的支持者说，那本《圣经》可以被任何一本亨利·米勒的代表作替代，起到的作用没有任何变化。别的思想家，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添加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层砖瓦，然后号称构建了自己的体系。亨利·米勒不需要外力。一颗小石子，落在别人的心境池塘里，智识多的，涟漪大些，想法多些，否则就小些，少些。亨利·米勒自己扔给自己一颗石子，然后火山爆发了，暴风雨来了，火灾了，地震了。古希腊的著名混子们辩论哲学和法学，南北朝的名士们斗机锋，都有说死的例子，如果那些场景记录下来，可能和亨利·米勒约略相似吧。

亨利·米勒是文学大师。崇拜者说，美国文学始于亨利·米勒，终于亨利·米勒。他一旦开始唠叨，千瓶香槟酒同时开启，元气横扫千军。亨利·米勒是唯一让我感觉像是个运动员的小说家，他没头没尾的小说读到最后一页，感觉就像听到他气喘吁吁地说：“标枪扔干净了，铁饼也扔干净了，铅球也扔干净了。我喝口水，马上就回来。”

我记得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的文字，天下着雨，我倒了杯茶，亨利·米勒就已经坐在我对面了，他的文字在瞬间和我没有间隔。我忽然知道了他文字里所有的大智慧和小心思，这对于我毫无困难。他的魂魄，透过文字，在瞬间穿越千年时间和万里空间，在他绝不知晓的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纠缠我的魂魄，让我心如刀绞，然后胸中肿胀。第一次阅读这样的文字对我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他的文字像是一碗豆汁儿和刀削面一样有实在的温度和味道，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这第一次阅读，甚至比我的初恋更重要，比我第一次抓住我的小弟弟反复拷问让他喷涌而出更重要，比我第一次在慌乱中进入女人身体看着她的眼睛、身体失去理智控制更重要。几年以后，我进了医学院，坐在解剖台前，被福尔马林浸泡得如皮球般僵硬的人类大脑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管理实验室的老大爷说，这些尸体标本都是解放初期留下来的，现在收集不容易了，还有几个是饿死的，标本非常干净。我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比我第一次解剖大脑标本，对我更重要。我渴望具备他的超能力，在我死后千年，透过我的文字，我的魂魄纠缠一个同样黑瘦的无名少年，让他心如刀绞，胸中肿胀。那时，我开始修炼我的文字，摊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淡绿色，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钢笔在纸上移动，我看见炼丹炉里炉火通红，仙丹一样的文字珠圆玉润，这些文字长生不老。我黑瘦地坐在桌子面前，骨多肉少好像一把柴火，柴火上是炉火通红的炼丹炉。我的文字几乎和我没有关系，在瞬间，我是某种介质，就像古时候的巫师，所谓上天，透过这些介质传递某种声音。我的文字有它自己的意志，它反过来决定我的动作和思想。当文字如仙丹一样出炉时，我筋疲力尽，我感到敬畏，我心怀感激，我感到一种力量远远大过我的身体、大过我自己。当文字如垃圾一样倾泻，我筋疲力尽，我感觉身体如同灰烬，我的生命就是垃圾。

亨利·米勒一辈子，思考，写作，嫖妓。他的元气，按照诺曼·米勒的阐释，是由天才和欲望构成的，或许这二者本来就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我听人点评某个在北京混了小五十年的老诗人，其中有一句话糙理不糙：“流氓，每个有出息的人小时候都或长或短地当过，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这个评论员说这番话的时候，充满敬仰地看着老诗人。老诗人喝得正高兴，他二十出头的女朋友怀着他的孩子坐在他的身边，老诗人偶尔拍拍他女人的身体，深情呼唤：“我的小圆屁股呦。”亨利·米勒讲起过圣弗朗西斯，说他在思考圣徒的特性。阿那依斯·宁问为什么，他对阿那依斯·宁说：“因为我觉得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圣徒。”

转向内心世界的激情

杨恒达

亨利·米勒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他最初发表的自传性三部曲《北回归线》（1934）、《黑色的春天》（1936）、《南回归线》（1939）都是先在法国面世的。由于他的作品中存在着露骨的性描写，英语国家长期拒绝发表他的作品，所以他最初在英语国家默默无闻。英语国家的广大读者读到亨利·米勒的上述三部作品，首先还要感谢盟军在1944年以后来到巴黎。英美军队的军人及随军人员在巴黎市场上发现了亨利·米勒的书，争相传阅，并把它们偷偷带回英美等国。亨利·米勒的作品意外地比那些流行的文学精英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由于许多人仍然把亨利·米勒看作专写“淫秽作品”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都无法在美国公开发表。后经过长期努力，美国终于在1961年对《北回归线》解禁，允许它在国内公开发表。两年以后它又得以在英国公开发表。随着对他其余作品的解禁，亨利·米勒的名字在美国乃至世界上变得家喻户晓，他被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奉为自由与性解放的预言家。

亨利·米勒1891年12月26日生于纽约一个德裔裁缝的家庭。亨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因为逃避德国的兵役而来到纽约的，尽管像许多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一样，他们很快就被美国社会同化了，但是我们从亨利·米勒的创作与言论中，仍然可以看到德国文化的许多影响。在这方面，亨利·米勒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又同欧洲文化，尤其同德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思考，往往显示出德国思想家的某些特点，有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与敏锐而丰富的想象力。后来，在1930年至1939年近十年中，他又长期生活在法国，对欧洲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他对西方文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不仅立足于美国，而且立足于欧洲，有一定的普遍性。

亨利·米勒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裁缝铺老板，后来又嗜酒成性。亨利·米勒出生后不久，全家从曼哈顿搬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居住在工厂和小商小贩中间。成长中的亨利·米勒所处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不十分优越，他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正规教育。1909年他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两个月后即放弃学业，然后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水泥公司的店员、陆军部的办事员兼不拿薪水的《华盛顿邮报》见习记者、他父亲裁缝铺的小老板、电报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以及洗碗工、报童、垃圾清理工、市内电车售票员、旅馆侍者、打字员、酒吧招待、码头工人、体校教师、广告文字撰稿人、编辑、图书管理员、统计员、机械师、慈善工作者、保险费收费员、煤气费收费员、文字校对员、精神分析师，等等，有的工作他干了甚至不到一天。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亨利·米勒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他在这些经历中的深入观察和各种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创作不落俗套，既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有富于哲理的思想内容，并以创新的形式加以表现。亨利·米勒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显然比他同时代的美国作家要晚，而且成名也晚。年纪比他轻的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作家，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气，或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他那时候却还在为生活奔忙。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已经四十三岁，也可谓大器晚成。在文学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处，由于作家思想上已比较成熟，又有丰富的阅历，见多识广，所以更容易一上来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中反映的问题也往往更为尖锐，更能一针见血。

亨利·米勒大概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自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创作风格的最好描绘。自从发表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来，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风格，专写一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通过他们来攻击西方社会，并不惜使用污秽的语言。他所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接触过的，他所用的语言也是他所接触的那一阶层人普遍使用的语言。他通过他笔下那个表面粗野的社会来表达他对西方社会深思熟虑的看法。就这方面来讲，他虽然比大多数作家出道晚，但一出道即显示出他的优势，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所混迹的那个社会、他所接触的三教九流，以及他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

《南回归线》发表于1939年，是亨利·米勒最初在法国发表的自传性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三部作品的书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又分别叫作“夏至线”和“冬至线”，在“夏至”和“冬至”之间，是“黑色的春天”。

《南回归线》虽然在亨利·米勒第一个自传性三部曲中是最晚发表的，但它却被人称为包括“殉色三部曲”在内的亨利·米勒六卷自传式罗曼史的第一部。因为它主要叙述和描写了亨利·米勒早年在纽约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感想、联想、遐想与幻想。亨利·米勒写此书时身在欧洲，离开美国已多年，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很显然，他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是他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认为美国的文化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全部美国生活像是“杨梅大疮”，“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所以，亨利·米勒“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他“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他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

那么，美国施于亨利·米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罪行，以致他对美国如此深恶痛绝，竟要看到它被摧毁呢?这是因为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只是让人活着，可是人性异化了，自我丧失了，这是最令亨利·米勒发疯般痛苦的事情。他说：“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亨利·米勒在这里道出了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意图，他不是为了简单地活着而创作，他是要真正拥有自我，拥有自我的精神世界，并加以表现，所以亨利·米勒的作品主要写他的精神世界。他面对使人性异化、自我丧失的美国文化，决心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来重建自我。他的生活经历在他这种重建自我的过程中只是起了拐杖的作用，一旦引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就让他的意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流动，而将拐杖弃置一边。他描写他的精神世界，是要表现在现代大都市的荒漠中，自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孤独与巨大的精神压力，这往往只是一种感受、一种遐想、一种幻觉、一种愤怒的发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混乱而无序的世界，然而这却是当时亨利·米勒真实自我的再现。所以，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本作品名为“南回归线”，就显示出深刻的含义了。因为“南回归线”的英语是Tropic of Capricorn，其中的Capricorn一词，从星座属相角度讲，是“摩羯星座”的意思，亨利·米勒就属于这个星座。据说，这个星座的人重感官感受，是内倾之人。且不说亨利·米勒是不是内倾之人，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他确实是从外转向内，从对外部世界的描写转向内心世界的表现。他以直接的感观感受来表现内心世界的激情，但是在这种表面的感官感受之下，却蕴藏着社会批判的巨大精神力量。

波德莱尔曾将世界大都市中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诗的表现领域。亨利·米勒则将现代世界大都市种种混乱和丑陋中个人精神世界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散文的表现领域。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大家都称之为自传体小说，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表现他精神世界的散文诗。

他的散文诗也写人写事，例如写他父亲长期酗酒，后来突然戒了酒，热衷于宗教，焕发出宗教热情，可由于他所崇拜的一位牧师令他伤了心，他终于陷入一种绝望的麻痹状态；写他自己童年时代在布鲁克林的那些小朋友和他后来的同事、朋友们的种种经历；写他在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种种有趣经历和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写他同数不清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等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些不过是引出他内心世界的拐杖，而一旦引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散文诗就充分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放笔写去，任意驰骋，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复杂的感受、丰富的联想。

在亨利·米勒自由驰骋的精神世界里，不时流露出两位德国哲学家的深刻影响。亨利·米勒在本书开头谈到不愿意离开母亲温暖的子宫，这同尼采用来说明他思想的那个古希腊神话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世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不要降生，一旦降临人世，那么最好的东西就得不到了。亨利·米勒来到这个世上，面对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文明社会，却找不到自我，他深感这个文明社会盛极而衰的危机感。他受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已不可救药，最终没落的命运不可逆转，所以他竭尽全力否定这个社会，否定建立任何秩序的可能性，而这种否定最终又变成了对他自己的肯定。但是他对自己的肯定主要是肯定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他那么多放荡不羁的性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反叛精神，不向传统屈服，而他的肉体自我受到文明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他甚至有除去自己身体的念头：“我出生在文明当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没有一个别的人认真对待它。我是公众当中唯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读的书、我听的音乐使我确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我不得不去墨西哥湾自溺而死，为的是有一个借口，好继续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样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这里含有尼采关于个体化原则瓦解的思想，自我只有摆脱了个体化原则，才能成为自由的自我，才能摆脱文明的束缚，这时候，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由日神精神转入酒神精神。在酒神状态中，痛苦的自我得到充分表现，包括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等等，同时自我也由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狂喜。亨利·米勒在作品中竭力去达到尼采所提倡的那种酒神的审美状态。尼采认为最基本的酒神状态——醉，是一种音乐情绪，而且包含着性冲动，于是亨利·米勒就运用音乐、性以及一种达达主义式的感觉错乱来不断追求自我表现的狂喜。《南回归线》除了最初的一大部分和一些以空行形式出现的不规则的段落划分之外，只有两个正式的部分：插曲和尾声，都是借用了音乐术语，似乎整部作品是一首表现自我音乐情绪的完整乐曲。亨利·米勒的性冲动是同音乐密切联系的，他最初的性冲动对象就是他的钢琴女教师，那时候他才十五岁。他在作品中描写的一次次性冲动构成了一部性狂想曲，而他的性狂想曲又是他批判西方文化、重建自我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一部分。他的非道德化倾向是要回到原始冲动中去，是要追求狂喜，但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亨利·米勒在本书书首引用了法国中世纪道德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的话来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你我的痛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痛苦的压力。”

2012年8月2日修订

《我的苦难史》前言

（我不幸的故事）

男人女人们的心往往激动不已，也往往在痛苦中得到安慰，这是实例而不是言辞的作用，因为我很了解一个痛苦的目击者会做出某种语言上的安慰，所以我现在有意于写一写从我的不幸中产生的痛苦，以便让那些虽然当时不在场，却始终在本质上是个安慰者的人看一看。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你我的痛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痛苦的压力。

——彼得·阿伯拉尔

第一章[1]

人死原本万事空，一切混乱便就此了结。人生伊始，就除了混乱还是混乱：一种液体围绕着我，经我嘴而被吸入体内。在我下面，不断有暗淡的月光照射，那里风平浪静，生气盎然；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不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看到悖论。我是我自己最坏的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却又不能做的。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缺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到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这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加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即使不是失败者，也都滑稽可笑。尤其是那些成功者，令我厌烦不已，直想哭。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同情心。这完全是一种否定的品质，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我助人时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我助人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便不能自助。要改变事情的状况，对我来说是无用的；我相信，除非是内心的改变，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时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这是令我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

最令人恼火的是，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慈、慷慨、忠实可靠。或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忠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忌妒心。我唯独从未充当忌妒的牺牲品。我从不忌妒任何人、任何事。相反，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只感到同情。

从一开始起，我就肯定是把自己训练得不去过分地需求任何东西。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独立的，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之所至自由地作为，自由地给予。一旦有什么事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我就退避三舍。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我是腐败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好像是毫不在乎的；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但我却根本不在乎。尚在襁褓中，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什么原则?无用的原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他人，实质上我什么也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会否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别扭的倾向，这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我长大了，听说他们让我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此我十分理解。为何要动弹?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在这个舒适的福地一切都是免费向你提供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沟里的冰雪、窗玻璃上的冻霜，以及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人们误称为温带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因为人们天然就是白痴，天然就是懒鬼，天然就是懦夫。直到十岁左右，我都从不知道有“暖和的”国家，有你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假装这能令人精神振奋。在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操劳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就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福音——实际上，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是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是他们的。他们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更不用说什么正直公正了。他们清洁至极，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户，从未梦想过盲目地跃入黑暗中。饭吃完后，盘子被迅速洗干净，放入碗橱；报纸读完后，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到一边的一个架子上；衣服洗完后，被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呻吟，如同世界的呻吟一般，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炸掉这座桥。

我经常苦苦地搜寻谴责他们、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也像他们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解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我一无长进，甚至还更糟了一点儿，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然而却始终无力改变我的生活。回顾我的一生，我似乎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是处于他人的压力之下。人们常把我看作一个爱冒险的家伙，这真是太离谱了。我的冒险都是外因造成，落到我头上，不得已而为之。我有着傲慢而扬扬自得的北欧人的真正秉性，他们从没有丝毫的冒险意识，但是却踏遍大地，将世界翻了个个儿，到处留下了遗迹与废墟。不安的灵魂，但不是爱冒险的灵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不能在现在之中生活。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包括我自己在内。唯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向的，向着自我，对此，无论时间、空间，甚或行为，都是无关紧要的。

每隔几年，我都会有一次处于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但是我总是以特有的方式，设法避开了这问题。如果我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我便只能想到环境，想到我所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上的人。我想不起美国的哪条街道，或者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能引导一个人走向对自我的发现。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走过，没有一处使我像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下。我想，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统计学上的财富，统计学上的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人，一个个别的实体，但是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至少我知道，我不富有，不幸福，生活不正常，不合拍。这是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欢乐，但这还不够。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反叛，假如我为此而蹲班房，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倒或许更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假如我像疯狂的乔尔戈什那样，射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2]，射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点点伤害的微不足道的好人，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从心底里想杀人：我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我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从未能扯大嗓门，表达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反叛、他们的合理的杀戮欲。

我是一块邪恶土地上的邪恶产物。如果自我不是不朽的，那么，我写的这个“我”早就被毁掉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就像一种发明，但无论我想象发生了什么，都确实真的发生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历史会否认这个，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褊狭的、恶意的、恶毒的，即使我是一个谎言编造者、一个下毒者，真理终究是真理，不得不被囫囵吞下。

至于发生的事情么……

一切发生的事情，在其有意义的时候，都具有矛盾的性质。直至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想象，在外面某个地方，在生活中，正如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能够咬住的某个事物，然而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伸出手去的当口，在努力去抓、去依附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我却发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我自己。我明白了，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如果别人在进行着的事被称作活着的话——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从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甚至在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烦恼，使我怨恨。自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踪着这个幽灵。除了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外，我别无所好，别无所求。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我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无关。这是我一生中的绝大部分。

我本质上是矛盾，正如他们所说。人们认为我严肃、高尚，或者快活、鲁莽，或者真诚、认真，或者粗心大意、无所顾忌。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物——此外，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工作台旁，他一边做着缝纫活，我就一边读书给他听。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望着窗外。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般的表情，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常常奇怪，他梦见了什么，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呢?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做白日梦。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是很清楚的。他的白日梦使我着迷。我知道，他同他正在做着的事没有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他是自由的。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一人独处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就像斗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我想，大奶酪就是世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哭泣，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不幸。当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象的。我难得哭泣。通常我很快活，放声大笑，过得很愉快。我过得很愉快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事情通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这在老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折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之，人们是这样说的。哎，最初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对他的痛苦变得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死去，越快越好。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做，就是说，我很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那时我大约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也记得那次葬礼——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全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屁股。她是这样一个虔信宗教的少有人物，我相信，一个基督教科学派。虽然她不相信疾病，也不相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但却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不，杰克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高兴。我不浪费任何眼泪在这上面。我不能说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阿门！我对自己说，随之，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一个响屁——就在棺材旁边。

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用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屁。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

【注释】

[1] 原著没有划分章节，译文的章节由译者划分。——译者注，下同。

[2] 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1901年被无政府主义分子乔尔戈什刺死。

第二章

这种情况继续着，大约从那场战争的中途直到……嗯，直到有一天我陷入困境。我真正绝望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需要工作，刻不容缓。我马上决定，哪怕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比如送信人之类的工作，我也要。快下班时，我走进了电报公司——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我刚从公共图书馆来，腋下夹着一摞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令我十分吃惊的是，我被拒绝了做这项工作。

拒绝我的那个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小矮人。他大概把我当成了大学生，尽管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早就离开了学校。在申请表上我甚至填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给自己增添几分光彩。很显然，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要不然，就是这个拒绝我的小矮人怀疑这一点。我愤怒了，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次，我格外感到愤怒。不仅认真，我还忍气吞声，压下了我的傲气，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表现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我妻子当然像往常一样，斜眼看人，冷嘲热讽。她说，我这是做做样子的。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懊恼这件事，整夜不能入眠，愤恨不已。我有妻小要养活，这个事实并不怎么使我心烦；人们并不因为你有一个家庭要养活，就给你工作，这些我都再清楚不过了。不，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亨利·米勒，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个人，他只是请求得到世界上最下等的工作。这使我怒火中烧，无法自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刮好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急匆匆去赶地铁。我径直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什么地方。我要求见总裁。当然，总裁不是不在城里，就是太忙而不能见我，但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者他的秘书。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我给他耳朵里灌了一大堆话，表现得很机灵，不过分激烈，但是始终让他明白，我不是那么容易像皮球一样被踢出去的。

当他拿起电话找总经理的时候，我想，他只是在哄我，还是以老一套来把我从这里踢到那里，直到我自己受够了为止。不过，我一听到他谈话，便改变了看法。当我来到设在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他们正在等我。我坐到舒适的皮椅子里，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大雪茄。这个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十分关心。他要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竖起毛茸茸的大耳朵，来抓住一点一滴信息，以便有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那事的看法。我明白，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成为一种工具，在为他服务。我让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随时都在窥测风向。随着谈话的进行，我注意到他对我越来越兴奋。终于有人对我流露出一点儿信任啦！这便是我开始干我最喜爱的行当之一时所要求的一切。因为，在寻找了多年工作以后，我自然变得很老练；我不仅知道不该说什么，而且也知道影射什么，暗示什么。一会儿，总经理助理便被叫进来，让他听听我的故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我明白了，海米——总经理称他为“那个小犹太”——没有权力假装他是人事部经理。显然，海米篡夺了特权。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海米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在总经理那里声名狼藉，而且在同总经理作对的副总裁退利格先生那里也名声不佳。

也许“小脏犹太”海米应该为送信人员中犹太人所占的高百分比负责。也许海米实际上就是在人事部——他们称之为“落日处”——负责雇人的那个人。我猜想，现在对于总经理克兰西先生来说，是把某个彭斯先生拿下来的大好机会。他告诉我，彭斯先生现在已当了大约三十年的人事部经理，显然正在变得懒于干这项工作。

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结束前，克兰西先生把我拽到一边，告诉我，他打算让我当劳动部门的头，但是在就职以前，他打算请我先当一名特别信使，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帮忙，又是一种学徒期，这对我是有好处的。我将领取人事部经理的薪水，但是是从一个单立的账户上付钱给我。总之，是要我从这个办公室游荡到那个办公室，来看看所有人进行的事情在如何运转。关于这个问题我得经常打一个小报告。他还提议，过上一阵子就私下到他家里去一次，聊一聊宇宙精灵电报公司在纽约市的许多分支机构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要我当几个月密探，然后我才可以到任。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让我当总经理，或者副总裁。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尽管它被裹在大量马粪中间。我说行。

几个月以后，我坐在“落日处”，像恶魔一样把人雇来，又把人开除。老天爷作证，这是一个屠场。这玩意儿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人力、物力、精力的浪费，是汗臭与不幸的背景之下的一部丑陋的滑稽戏。但是，正像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我也接受了雇用人、解雇人的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我对一切都说行。如果副总裁规定，不许雇瘸子，我就不雇瘸子；如果副总裁说，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统统解雇，我就不预先通知，把他们解雇掉。他们指示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是以一种他们必须为之而付钱的方式。什么时候出现罢工，我就袖手旁观，等着这阵风刮过去，但是我首先要保证他们为此而付出一大笔钱。整个体制都腐烂了，它违背人性，卑鄙下流，腐败到了极点，也烦琐到了极点，没有一个天才，便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秩序，更不用说使它具有仁爱与体贴之人情了。我面临着整个腐朽的美国劳动制度，它已经从头烂到脚了。我是多余的人，两边都不需要我，除非是利用我。事实上，在整个机构的周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在被利用——总裁及其一伙被无形的强权所利用，雇员被高级职员所利用，等等，等等。从我在“落日处”的小小位置上，可以鸟瞰整个美国社会。这就像电话簿里的一页纸。按字母顺序、号码、统计资料看，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你进一步细看时，当你单独研究各页、各个部分时，当你研究一个单独个人以及构成他的那些东西，研究他呼吸的空气、他过的生活、他冒险抓住的机会时，你就看到了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如此下贱、如此可悲、如此绝望、如此愚蠢的东西，甚至比在一座火山里看到的东西还要可怕。你可以看到全部美国生活——经济、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统计、病理学等各个方面。这看上去就像男人那玩意儿上长着杨梅大疮，说真的，看上去比这还糟糕，因为你再也看不到任何像这玩意儿的东西了。也许过去这玩意儿有生命，产生过什么东西，至少给人以片刻的快感、片刻的震颤，但是从我坐的地方来看它，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奇怪的是，它的恶臭竟然没有把人熏死过去……我一直用的是过去时，当然现在也一样，也许还更糟一点儿。至少我们现在正闻到它臭气冲天。

到瓦勒斯卡出现的时候，我已经雇了好几个军团的送信人了。我在“落日处”的办公室像一条没有遮盖的污水沟，臭烘烘的。我刚往里探了一下身子，就立即从四面八方闻到了这种味道。首先，我撵走的那个人在我到来的几周之后，便伤心而死。他硬挺的时间也够长了，正好等到我闯进来，他便呜呼哀哉了。事情来得如此神速，我都没有来得及感到内疚。从我到达办公室那一刻起，漫长的大混乱便开始了，从不间断。在我到达前一小时——我总是迟到——这地方就已经挤满了申请者。我得用胳膊肘开路，夺路走上楼梯，严格讲，是拼了命挤到那里去的。海米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隔墙那儿。我还没来得及取下帽子，就得回答十几个电话。我桌上有三部电话机，都同时响起来。甚至在我坐下来办公以前，它们就吵得我尿都憋不住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海米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电话交换机那里。他从早上八点，一直坐到下午六点，指使“名单”们跑来跑去。“名单”就是从一个营业所借到另一个营业所去干一天或一天里干几个小时的送信人。许许多多营业所当中，没有一个人员是满的；海米不得不和“名单”们下棋玩，而我却忙得像个疯子一样，来堵缺口。如果我在一天里奇迹般地填满了所有的空缺，第二天早上，会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或者更糟。也许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稳定的，其余都是临时的。稳定的人手将新来的人手赶跑了。稳定的人手一星期挣四五十美元，有时候六十美元至七十五美元，有时候一星期挣一百美元之多，也就是说，他们远比职员挣得多，往往也比他们自己的经理挣得多。至于新来的人，他们发现一星期挣十美元都很难。有些人干了一小时就退出了，往往将一捆电报扔进垃圾箱或阴沟里。无论他们什么时候退出，都会要求立即付给他们报酬，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复杂的会计制度规定，至少得过十天以后，人们才能说出一个送信人挣了多少钱。开始，我请申请者坐在我旁边，详细地向他解释一切，直说到我嗓子沙哑。不久我就学会节省力气来用于必要的盘问。首先，每两个小伙子中就有一个是天生的说谎家，如果除此之外不是一个无赖的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被雇用又被开除了多次。有些人认为这是寻找另一份工作的绝妙方法，因为工作关系，他们有机会来到他们本不可能涉足的成百上千个办公室。幸好有个可靠的麦戈文，他看门、分发申请表格，并有照相机一般的眼力。还有我身后的那些大本子，里面有经受了考验的每一个申请者的履历。这些大本子很像一种警察局档案，画满了红色的墨迹，表明这样或那样的失职。从证明材料来判断，我的处境很麻烦。每两个名字中就有一个同偷窃、诈骗、吵架或痴呆、性反常、弱智等有关。“当心——某某人是癫痫病患者！”“不要此人——他是黑鬼！”“小心——某人在丹尼莫拉待过——要不就在新新监狱。”

假如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那就谁也休想被雇用了。我必须迅速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档案或我周围那些人的话来了解情况。要鉴别一个申请者，有许许多多细节要考虑。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们全接受下来，而且要快，因为在短短一天中，即使你是杰克·鲁滨逊[1]那样的快手，你也只能雇这么些，不可能再多。而无论我雇多少，怎么也是不够的。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我知道，有些人只干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样雇他们。这个体制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我无权批评它。我的职责就是雇用和开除。我处于一个飞速旋转的转盘中心，没有东西能停下来不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技师，但是按照上级的逻辑，机械部分没有毛病，一切都好极了，只是具体事情上暂时出了点儿问题。事情暂时出了问题，就带来癫痫、偷窃、破坏、痴呆、黑鬼、犹太人、妓女，等等——有时候还有罢工与封闭工厂，因此，根据这种逻辑，你就拿一把大扫帚，去把马厩打扫干净，要不就拿大棒与枪炮，打得那些可怜的白痴明白，再不要为那种认为事情从根本上出了毛病的幻想而痛苦。时常谈论一下上帝是件好事，或者让一个小团体唱唱歌——也许甚至时常发点儿奖金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在事情正可怕地恶化，说好话已不起作用的时候。但是总体上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不断雇用与开除；只要有兵，有弹药，我们就要冲锋，就要不断扫荡各条战壕。这期间，海米不停地吃泻药丸——足以把他的屁股撑破，假如他曾经有过屁股的话，但是他不再有一个屁股了，他只是想象他在上厕所，他只是想象他在坐着拉屎。实际上这个废物蛋是在发呆。有许多营业所要照料，每一个营业所都有一帮送信人，他们如果不是假设的也是虚幻的，但无论他们是真是假，确切还是不确切，海米都得从早到晚把他们差来差去，而我则堵窟窿。其实这也是凭空想象的，因此，当一名新手被派到一个营业所去，谁又能说他会今天到那里，还是明天到那里，或是永远也到不了。其中有些人在地铁里或摩天大楼底下的迷宫迷了路；有些人整天就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因为穿着制服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也许他们还从未享受过整天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的乐趣呢。其中有些人出发去斯塔滕岛，却到了卡纳西，要不就是在昏迷中由一个警察带回来。有些人忘记了他们住在哪里，彻底消失了。有些人我们雇用在纽约工作，却在一个月后出现在费城，好像这很正常，而且是天经地义的。有些人出发去目的地，却在中途决定，还是卖报纸更容易些，然后他们就会穿着我们发给他们的制服去卖报纸，直到被发现。有些人则受某种古怪的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而径直去了观察病房。

海米早晨一到办公室，先是削铅笔；无论有多少电话打来，他都一丝不苟地削，他后来解释给我听，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下子马上把铅笔削好，那么就再也没有机会削了。其次是看一下窗外，了解天气如何，然后，用一支刚削好的铅笔，在他放在身边的用人名单的最上面，画一个小方框，在方框内写上天气预报。他还告诉我，这往往会成为不在犯罪现场的有用证明。如果雪有一英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盖，即使魔鬼本人也会因为没有更快地把“名单”们差来差去而被原谅，人事部经理亦会因为没有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填补空缺而被原谅。不是吗?但是，他削完铅笔后，为什么不先去上厕所，却马上埋头于电话交换机，这对我来说是个谜。这一点，他后来也向我解释了。总之，一天以混乱、抱怨、便秘、空缺开始。它也是以响亮的臭屁、污浊的气味、错位的神经、癫痫病、脑膜炎、低收入、拖欠工资、破鞋、鸡眼与脚病、扁平足、失窃的袖珍书与钢笔、飘洒在阴沟中的电报纸、副总裁的威胁与经理们的忠告、口角与争论、大风暴冲击下的电报线、新的有效方法与被抛弃的旧方法、对好时光的期望与对口惠而实不至的奖金的祈求等等而开始的。新的送信人跳出战壕，便被机枪扫射而死；老手越挖越深，像奶酪中的耗子。无人满意，尤其是公众不满意。打电报十分钟就可以打到旧金山，但是也许要过一年，电报才能送到收报人手中——也许永远也送不到。

基督教青年会迫切希望改善美国各地劳动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午的时间里举行会议，我何不派一些潇洒的年轻人去听听威廉·卡内基·小亚斯台比尔特谈五分钟关于服务的问题呢！福利会的马洛里先生很想知道，我是否在某个时候能拨冗听他谈谈被假释的模范囚犯，他们很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当送信人。犹太慈善组织的古根霍弗尔夫人会非常感谢我，假如我帮助她维持几个破碎家庭的话。这些家庭之所以破碎，是因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不是意志薄弱，就是瘸子或残废。逃亡男孩之家的哈格蒂先生肯定，他完全有棒小伙给我，只要我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全都受到过后爹后妈的虐待。纽约市长则很希望我能对持信人专门关照一下，他可以以一切作担保——可是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不给那位持信人一个工作，这倒是个谜。有人凑近我肩膀，递给我一张他刚写好的纸条——“我什么都明白，但我耳朵不好使。”路德·维尼弗莱德站在他旁边，穿着的破烂上衣是用安全别针系在一起的。路德是七分之二的纯印第安人、七分之五的美籍德国人，他是这样说的。在印第安人方面，他是一个克劳人，来自蒙大拿州的克劳人之一。他上一个工作是安装遮光帘，但是他的裤衩里没有屁股，太瘦，他羞于当着一位女士的面爬到梯子上去。他前两天刚出医院，仍然有点儿虚弱，但是他认为还不至于弱到不能送电报。

然后是费迪南·米什——我怎么会忘记他呢?他整个上午都排队等候着同我说句话。我从未回过他寄给我的信。这公正吗?他温和地问我。当然不。我模糊记得他从街心广场的宠物医院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在医院里当护理员。他说他后悔辞去了他的工作，但这是由于他的父亲，他对他太严格，不给他任何娱乐或户外的乐趣。他写道：“我现在二十五岁，我认为我不应该再同父亲睡在一起，你说呢?我知道，人们说你是一个大好人，我现在自立了，所以我希望……”可靠的老家伙麦戈文站在费迪南旁边，等我对他做出示意。他要把费迪南赶走——他五年前就记得他，当时他穿着制服躺在公司总部门前的人行道上，癫痫病发作。不，他妈的，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这可怜的家伙。也许我会送他去中国城，那里的工作相当清闲。这时，费迪南到里屋去换制服，我又听一个孤儿给我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帮助公司成就大业”。他说，假如我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为我祈祷，当然另外有些星期天他还得向负责假释他的官员报告近况。他似乎没做什么坏事。他只是把人推了一下，这人头撞在地上，死了。下一个：直布罗陀的前领事。写一手好字——太好了。我请他傍晚来见我——他有些靠不住。这时，费迪南在更衣室里旧病发作。好运气！如果此事发生在地铁里，让人看到他帽子上的号码等等，那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下一个：一个独臂的家伙，因为麦戈文正请他出去，他气得发疯。“见他妈的鬼！我身强力壮，不是吗?”他大叫，为了加以证实，他用好胳膊抓起一把椅子，把它摔成碎片。我回到办公桌那里，看到一封给我的电报。我拆开一看，是乔治·布拉西尼打来的，他是S.W.营业所2459号前送信人。“我很遗憾我不得不这么快退出，但是这工作不适合我的懒散性格，我真的很爱好劳动与节俭，但是我们很多次都不能控制或克制我们个人的自尊。”

开始，我热情很高，尽管上下都有压力。我有想法，就付诸实施，不管副总裁满意不满意。每隔十天左右，我就要受一通训斥，说我太“菩萨心肠”。我口袋里从来没有钱，可是我花别人的钱很大方。只要我是老板，我就有信用。我逢人便给钱，我给外衣、内衣、书，什么多余了，我就给什么。要是我有权，我会把公司都给那些可怜的废物蛋的，省得他们来烦我。要是有人问我要一角钱，我就给他半个美元；要是有人问我要一个美元，我就给他五个。我才不管给出去多少呢，因为借花献佛比拒绝那些可怜家伙要容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不幸集中在一起，我希望再也不要看见这些了。所有的人都很穷——他们一直穷，而且将永远穷。在可怕的贫穷底下，有一团火焰，通常很小，几乎看不见。但是它在那里，如果有人胆敢朝它吹口气，它就会蔓延成一场大火。我经常被劝不要太宽厚，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太慈悲。心要狠！不要讲情面！他们告诫我。对我不能给他工作的人，我就给他钱，如果我没有钱，我就给他香烟，或者给他勇气。但是我给！其效果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没有人可以估量一件好事、一句好话的结果。我淹没在感激、良好祝愿、邀请及令人柔肠寸断的小礼品之中。如果我真正有权，而不是多余的人，天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我可以把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作为基地，来把一切人道带给上帝；我可以同样改变南北美洲，还有加拿大自治领。我手中掌握着这个秘密：要慷慨、仁慈、耐心。我做五个人的工作，三年中几乎不睡觉。我没有一件完整的衬衣，我往往羞于向老婆借钱，或者挪用孩子的积蓄。为了早上能有车费去上班，我只能在地铁站诈骗瞎眼的卖报人。我各处欠了这么多的钱，就是工作二十年也还不清。我掏富人的腰包补给穷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我今后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我还要这样做。

我甚至创造了奇迹，阻止了雇用人员的流动，没有人敢想过这样的事。可是，他们不但不支持我的努力，反而拆我的台。按照上级的逻辑，是工资太高了，人员才不流动。所以他们就削减工资。这就好比将桶底踢穿。整座大厦在我手上坍塌了，倾覆了。他们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坚持要立即将缺口补上。为了将这打击缓和一点，他们明确表示，我甚至可以增加犹太人的百分比，可以不时雇用一个瘸子，只要他还行。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而所有这一切，他们以前告诉我，都是违反法规的。我怒不可遏，干脆照单全收。我还会雇用野马和大猩猩呢！只要我能唤起它们一点点必要的智能，足以送送电报就行。几天前，下班时只有五六个空缺。现在有三百、四百、五百个——他们像沙子一样流走。妙极了。我坐在那里，一个问题也不问，就大批雇用他们——黑鬼、犹太人、瘫子、瘸子、刑满释放分子、婊子、疯子、流氓、白痴，只要有两条腿，手里拿着电报，什么样的操蛋玩意儿都行。各个营业所的经理吓坏了，我却乐不可支。想着我正在制造什么样一个臭气冲天的大杂烩，我整天乐呵呵的。投诉者从全市各地蜂拥而来。业务瘫痪了，阻塞了，窒息了。一头毛驴也会比某些被我套在制服里的白痴更早到达目的地。

新的一天里有了最好的事情，这便是招收了女送信人。这改变了这儿的整个气氛。对海米来说，这尤其是天赐良缘。他把他的交换台搬来搬去，为的是能够一边把那些“名单”支使过来，支使过去，一边可以看着我。尽管工作增加，但他永远兴致勃勃。他笑眯眯地来上班，整天都笑眯眯的，如同在天堂里一般。一天结束时，我总有一张五六人的名单，值得一试。我们耍的花招就是让她们上钩，答应她们有工作，但是先要免费干一次。通常请她们吃顿饭是完全必要的，以便要她们夜里回到办公室来，让她们躺在更衣室的包锌桌面上。有时候，如果碰到她们有舒适的寓所，我们就把她们送回家，在床上干。如果她们喜欢喝点什么，海米就带瓶酒来。如果她们很好，而且真的需要钱，海米有时候就会亮出他的钞票，扔下一张五美元或十美元的票子。我想到他身上带的钱就垂涎欲滴。我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因为他是这里收入最低的人。但他总是有钱，无论我要多少，我总能拿到手。有一次我们偶尔发了一次奖金，我就一分钱也不差地统统还清欠海米的钱——他很惊喜，那天晚上就领我到德尔蒙尼戈饭馆去，在我身上花了一大笔钱。不仅如此，第二天他还坚持要给我买礼帽、衬衣和手套。他甚至暗示，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到他家去搞他老婆，但是他又警告我，她眼下卵巢有点儿问题。

除了海米和麦戈文以外，我有两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做助理。她们经常晚上陪我们去吃饭。还有奥马拉，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刚从菲律宾回来，我让他当了总助理。还有史蒂夫·罗梅罗，一头大公牛，我把他留在身边，以防遇到麻烦。还有奥罗克，他是公司的侦探，每天结束时他来向我报到，然后开始工作。最后，我增加了另一个人员——克龙斯基，一位年轻的医科大学生，他对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病理学病例十分感兴趣。我们是一班快乐的人马，结合在一起，都不惜一切代价来操公司。一边操公司，一边操我们可以看见的一切，只有奥罗克除外，因为他要维护某种尊严，而且他前列腺有毛病，对下身运动已兴味索然。但是奥罗克是个好人，慷慨大方，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经常邀请我们晚上去吃饭，我们遇到麻烦，首先就想到找他帮忙。

【注释】

[1] 杰克·鲁滨逊（1919——1972）：美国黑人棒球运动员。

第三章

这就是几年以后“落日处”的状况。我富于人性，富于这样那样的经验。在我清醒的时刻，我就做笔记，打算以后一旦有机会来记录我的经历时派上用场。我等待着喘口气的时间。然后碰巧有一天，因为某种胡乱的疏忽，我受到训斥，副总裁无意中甩出一句话来，令我耿耿于怀。他说，他想见到某个人来写一本关于送信人的霍拉肖·阿尔杰[1]式的书，他暗示，也许我可以来做这件工作。我愤愤不平地想，他真是个傻瓜，同时又很高兴，因为我暗中渴望要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写出来。我暗想——你这可怜的傻瓜，你就等着吧！我头脑里一片混乱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看见从我手上经过的大队人马，那些男女老少，看见他们哭泣，恳求，哀求，乞求，诅咒，啐人，骂娘，威胁。我看见他们留在公路上的足迹，看见躺着不动的货运列车，看见衣衫褴褛的父母，空空的煤箱，污水横溢的阴沟，渗着水珠的墙壁，以及在冰冷的水珠之间发疯似的飞窜的蟑螂。我看见他们跌跌撞撞走路，就像缩成一团的侏儒，或者仰面倒地，癫痫大发作，嘴巴歪扭，唾沫飞溅，手舞足蹈。我看见墙壁倒塌，害虫像长了翅膀的液体一般奔涌出来，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却坚持他们铁一般的逻辑，等待着这一阵风刮过去，等待着一切都被弥补好，等待着，心满意足地、舒舒服服地等待着，嘴上叼着大雪茄，两腿跷在桌子上，说事情暂时出了问题。我看见霍拉肖·阿尔杰式的英雄，一个有病的美国人之梦，他越爬越高，先是送信人，然后是经纪人，然后是经理，然后是主任，然后是总管，然后是副总裁，然后是总裁，然后是托拉斯巨头，然后是啤酒大王，然后是南北美洲的大亨，财神爷，神中之神，泥土中的泥土，天堂的虚妄，前前后后有着九万七千位小数的零。你妈的，我对自己说，我要给你一幅十二个小人的图画，给你没有小数、没有任何进位数的零，给你十二条踩不死的蛀虫，正在蛀空你这座腐朽大厦的基础。我会让你看看，在世界末日后的第二天，当所有的臭气都已清除掉的时候，霍拉肖·阿尔杰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我这里，得到救助。除原始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代表加入我的劳动大军阵营。除了阿伊努人、毛利人、巴布亚人、维达人、拉普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伊哥洛特人、霍屯督人、图瓦莱格人，除了已绝种的塔斯马尼亚人、格里马尔迪人、亚特兰蒂斯人，我有天底下几乎每一种人种的代表。有兄弟俩，现在还热衷于太阳崇拜；还有两个聂斯脱利派教徒，来自古老的亚述世界；有一对来自马耳他的马耳他孪生兄弟和一个来自尤卡坦[2]的玛雅人后代；有一些来自菲律宾的棕色小兄弟和一些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人；有来自阿根廷大草原的人；有从蒙大拿来的流浪牛仔；有希腊人、列托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捷克人、西班牙人、威尔士人、芬兰人、瑞典人、俄国人、丹麦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乌拉圭人、巴西人、澳大利亚人、波斯人、小日本人、中国人、爪哇人、埃及人、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的非洲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德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大批意大利人和大批犹太人。我只有过一个我可以想得起来的法国人，他只坚持了大约三个小时。我有过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主要是切罗基人，但是没有过爱斯基摩人；我见过我决然想象不出来的名字，我见过从楔形文字到中国人那种老练而漂亮得出奇的书法。来向我求职的人中，有的曾经是埃及古物学者、植物学家、外科医生、金矿工人、东方语言教授、音乐家、工程师、内科医生、天文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市长、州长、监狱长、牛仔、伐木工人、水手、偷采牡蛎者、搬运工人、铆工、牙科医生、外科医生[3]、画家、雕塑家、管子工、建筑师、毒品贩子、为人堕胎者、白奴、潜水员、烟囱修建工、农场主、服装推销员、捕猎手、灯塔管理员、皮条客、市参议员、上议员，总之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他们全都穷困潦倒，来乞求一份工作，挣些烟钱、车钱，争取一个机会，万能的基督呀，仅仅是一个机会！我见识到并认识了一些圣徒，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圣徒的话；我见到并同放纵和不放纵的学者谈过话；我听过那些肠子里燃着神圣之火的人说的话，他们可以说服万能的上帝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却说服不了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副总裁。我牢牢地钉在办公桌旁，我也以闪电的速度周游世界，我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是饥饿、羞辱、无知、邪恶、贪婪、敲诈、诈骗、折磨、专制、人对人的不人道：枷锁、挽具、笼头、缰绳、鞭子、踢马刺。感觉越敏锐，人就越倒霉。人们穿着那些讨厌的廉价服装，让人看不起的、等而下之的服装，走在纽约街头，像海雀，像企鹅，像牛，像驯养的海豹，像有耐力的骡子，像大公驴，像蠢笨的大猩猩，像正在咬悬空诱饵的驯顺的疯子，像跳华尔兹舞的耗子，像豚鼠，像松鼠，像兔子一般在街上闲逛。许多人都适合统治世界，适合写世界上最伟大的书。当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些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当我想起他们显示的性格、他们的优雅、他们的温存、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神圣，我就要朝世界上的白人征服者啐唾沫：那些堕落的英国佬，体面的沾沾自喜的法国佬。地球是一种了不起的有感觉的存在，一个彻头彻尾充满着人的星球，一个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自我表白的活的星球；这不是白种人的家，也不是黑种人、黄种人或已经绝种的青种人的家，而是人的家，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有自己的机会，如果现在没有，那么一百万年以后会有的。菲律宾的棕色小弟兄们有朝一日会再次兴盛，南北美洲被杀害的印第安人有朝一日也会活过来，在现在矗立着城市、喷着火焰、传播着瘟疫的平原上驰骋。谁说了算?人！地球是人的，因为人就是地球，地球的火、水、空气、矿产、物质、精神，是宇宙性的，是不灭的，也是一切行星的精神，其自身的改变正是通过人，通过无穷无尽的标记和象征，通过无限的表现形式。等一下，你这堆宇宙电报屎，你这等着人来修理抽水马桶的天堂精灵；等一下，你们这些肮脏的白人征服者，你们用魔爪、用工具、用武器、用病菌玷污了地球，一个人才说了算。正义必须行使到有感觉的最后一个细胞上——一定要行使！没有人在侥幸做成任何事，尤其是北美宇宙屎。

当我休假的时间到来时——我已经三年没有休假了，一直在渴望着使公司成功——我休了三周而不是两周，我写了关于十二个小人物的书。我一口气写下去，每天写五千字，七千字，有时候八千字。我认为，一个人要当一个作家，就必须每天至少写五千字。我想，他必须同时说出一切——在一本书中——然后倒下。关于写作我什么也不懂。我被吓得屎都憋回去了，但是我决心要把霍拉肖·阿尔杰从北美意识中清除出去。我猜想，这是任何人写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这是一部大卷本，从头到尾都是缺陷。可是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爱上了它。如果我像纪德那样有钱，我会自费将它出版的。如果我有惠特曼的勇气，我会挨家挨户去兜售它。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说它可怕。我被力劝放弃写作的念头。我不得不像巴尔扎克那样认识到，一个人必须先写出几卷书来，然后才签他自己的名字。我不得不认识到，而且我不久也确实认识到，一个人必须放弃一切，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他必须写呀，写呀，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劝他不要写，即使没有人相信他，他也得写。也许一个人写作，恰恰是因为没有人相信；也许真正的秘密在于使人相信。人们说一本书不适当、有缺陷、恶劣、可怕，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试图在开头做一件天才人物只会在结尾才做的事。我要在开头说最后一句话。这是荒唐而可悲的。真是一败涂地，但是却使我坚强起来。我至少懂得了失败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试图做大事情是怎么回事。今天，当我想起我写这本书时的环境，当我想起我设法赋予形式的大量素材，当我想起我当时希望包容的一切，我便鼓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双A。我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骄傲：我失败得够惨的，但我一旦成功，我便会成为庞然大物。有时候，我翻阅我的笔记本，独自看着那些我想写的人的名字，我就晕头转向。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来到我跟前，他来了就把这世界卸在我的写字台上，他期待我拾起这个世界，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我没有时间来建造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不得不像阿特拉斯[4]那样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脚踩在大象背上，而大象又踩在乌龟的背上。要打听乌龟站在什么上面，那就发疯去吧。

我当时除了“事实”以外，什么也不敢去想。要深入挖掘事实底下的东西，我就得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一个人一夜之间是成不了艺术家的。首先你必须被压倒，让你的有冲突的观点被消灭掉。为了作为一个个体而再生，你必须作为人类而被消灭。你必须炭化，矿物化，从自我的最起码的一般特征做起。你必须超越怜悯，为的是从你的存在的根本上来感觉。一个人不可能以“事实”来造就一个新天地。没有“事实”——只有这个事实：人，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走向分类。有些人走了远道，有些人走了捷径。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设定他的命运，没有谁能帮助他，只能表示出仁慈、慷慨、耐心。在我的热情中，有些现在已经清楚的事情，在当时我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想起卡纳汉，我要写的十二个小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所谓模范送信人，他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着健全的理智和模范的性格。他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比任何一个送信人挣得都多。他服务的顾客们写信把他捧上了天；有人向他提供好的职位，他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谢绝了。他生活很节俭，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他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有两个毛病——贪杯与一心发迹。他可以一年不喝酒，但只要他喝上一滴，那就完了。他两次在华尔街发了财，然而，在他来我这儿找工作以前，最多不过在某个小镇上当了个教堂司事。他干这份差事被人解雇，就因为他突然喝了圣餐用葡萄酒，整夜敲钟不止。他诚实、真挚、认真。我绝对相信他，而我对他的信任，是为他没有一点瑕疵的工作档案所证实了的。然而，他却冷酷地枪击了妻儿，然后，枪击了自己。幸好没有一个人死去；他们都一起躺在医院里，而且都复了原。在他们把他转送到监狱去以后，我去看他妻子，为的是请她来帮助他。她断然拒绝。她说他是世界上用两条腿走路的最卑鄙、最残酷的婊子养的——她要看着他被绞死。我恳求了她两天，可她坚如磐石。我到监狱去，透过铁丝网同他谈话。我发现他已经讨得监狱当局的喜欢，已被允许享受一些特权。他一点儿也没有情绪低落。相反，他指望尽量利用他在监狱里的时间来对推销术进行“仔细研究”。他打算在释放后成为美国的最佳推销员。我几乎要说，他似乎很快活。他说不要为他担忧，他会过得很好的。他说每个人都对他好极了，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有点儿茫然地离开了他。我来到附近的海滩上，决定去游个泳。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我几乎忘记回家了，一心专注于关于这个家伙的思考之中。谁能说他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也许他离开监狱后会是一个地道的福音传教士而不是一个推销员。没有人能预言他会做什么。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正在以他自己隐蔽的方式设定自己的命运。

还有另一个家伙，一个名叫古普塔尔的印度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为人规规矩矩的模范——他是一位圣徒。他十分爱好长笛，总是一个人在他那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吹笛。有一天他被发现光着身子，脖子被切到了耳朵根，在床上，他的身边放着他的长笛。在葬礼上，有十几个妇女掉下了动情的眼泪，包括杀死他的那个看门人的老婆。我可以写一本关于这小伙子的书，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心、最圣洁的人，他从不得罪任何人，从不从任何人那里拿任何东西，但是他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到美国来传播和平与爱。

还有一个戴夫·奥林斯基，又一个忠诚而勤奋的送信人。他想到的只有工作。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说得太多。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环绕地球好几圈了，为了谋生，没有他不干的事情。他懂十二种语言，很为他的语言能力感到自豪。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和热情却成了他们的祸根。他要帮助每一个人，要告诉每一个人如何获得成功。我们给他的工作他总嫌不够——他是一个工作狂。也许，当我派他去纽约东区的营业所时，我应该警告他，他将要在一个棘手的地区工作，可是他假装什么都知道，并且坚持要在那个地区工作（由于他的语言能力），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暗想——你很快就会受不了的。毫无疑问，他在那里工作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一个粗鲁的犹太小伙子有一天从附近走进来，问他要一张空白表格。送信人戴夫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他不喜欢这小伙子要空白表格的方式，就告诉他应该礼貌些。为此他挨了一个大嘴巴。他又唠叨了几句，接着就挨了重重的一下，打下的牙齿被他咽下肚子里，牙床骨被打断了三处，但他仍然不知道闭上他的嘴。这个该死的傻瓜，竟跑到警察分局去投诉。一星期以后，他正坐在一张长凳上打瞌睡，一帮无赖闯进来，把他打了个稀巴烂。他的头被打破，脑袋看上去就像一个煎蛋卷。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保险柜洗劫一空，把它来了个底朝天。戴夫死在送往医院的半道上。他们在他袜子里找到了他藏起来的五百美元……然后是克劳森和他的老婆莱娜。他申请工作时，他们是一起来的。莱娜手上抱着一个小孩，他手上牵着两个。是某个救济机构让他们来找我的。我让他当了夜间送信人，这样他便可以有固定的薪水。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有点儿不对劲，他在信中请求我原谅他擅离职守，因为他要向他的假释主管人作汇报。然后又来一封信说，他老婆拒绝同他睡觉，因为她不想再要孩子。他请我去看他们，设法说服她同他睡觉。我到他家去——意大利居民区中的一间地下室，看上去就像一个疯人院。莱娜又怀孕了，大约已经七个月了，她快要发疯了。她喜欢睡在屋顶上，因为地下室里太热，也因为她不愿意让他再碰她。我说现在碰不碰也无所谓了，她只是看着我，咧开嘴笑。克劳森参加过战争，也许毒气把他搞得有点儿精神失常——不管怎么说，他嘴上正吐着白沫。他说，如果她不离那屋顶远远的，他就打碎她的脑袋。他暗示，她睡在那里是为了同住在顶楼的送煤工调情。听到这话，莱娜又一次不快地咧开青蛙般的嘴笑了笑。克劳森发火了，飞起一脚，踢在她屁股上。她怒冲冲地跑出去，把小家伙们也带上了。他让她永远别回来，然后他打开抽屉，操起一把柯尔特手枪。他说，他留着这把枪以防万一。他还给我看几把刀子和一根他自己做的铅头棍棒，然后他哭了起来。他说他老婆把他当傻瓜。他说他为她干活感到恶心，因为她同附近的每个人睡觉，那些小孩都不是他的，因为他想要小孩也要不了。第二天，莱娜出去买东西，他把小孩们领到屋顶上，用那根他给我看过的棍棒，把他们的脑浆都打了出来。然后他头朝下从屋顶跳下来。莱娜回来，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当时就疯了。他们不得不让她穿上拘束衣，叫来了救护车……还有讨厌鬼舒尔迪希，他因为一项他从未犯过的罪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年。他差点儿被打死，所以才认了罪；然后便是单独监禁、饥饿、拷打、性反常、毒品。当他们最终释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类了。有一天夜里他给我描述了他在监狱里的最后三十天，描述了那种释放前的痛苦等待。我对这样的事闻所未闻，我认为人类不可能经得住这样的痛苦而活下来。他虽然取得了自由，但却被一种恐惧纠缠着，害怕他会不得不去犯罪，又被送回到监狱。他抱怨他被跟踪、盯梢，一再地跟踪。他说“他们”正在诱惑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是一些探子，盯他的梢，被人收买来把他送回监狱去。夜里趁他睡着的时候，他们在他耳朵边轻轻低语。他无力反抗他们，因为他们先已对他施了催眠术。有时候，他们把毒品放在他的枕头底下，还同时放上一把左轮手枪或刀子。他们想让他杀死某个无辜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有确凿的证据来起诉他。他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天夜里，他口袋里装着一大把电报，四处奔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来到一个警察跟前，请求把他关起来。他记不清自己的姓名、地址，也记不起他在为哪一家营业所工作。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反反复复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他们又一次拷问他。突然他蹦起来，像疯子一般喊叫——“我坦白……我坦白。”——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一桩又一桩罪行。他连续讲了三小时。突然，在令人痛苦的交代中，他一下子停住，迅速地环顾一下四周，就像一个人突然醒过来一样，然后，用只有疯子才能有的凶猛劲头，一下子窜到房间另一头，将自己的脑袋撞在石墙上……我简要地、仓促地叙述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从我脑海里闪过；我的记忆中充满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细节，有无数张脸，无数个姿势，无数个故事，无数次坦白交代，都交错叠合在一起，就像某座不是用石头而是用人的肉体建起的印度寺庙，它的惊人外观在旋转着。这是一座梦中的巨大建筑，完全是由现实建造的，然而又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人类之谜被包容其中的一种容器。我的思绪又转到了诊所，我无知而又好心地把一些年轻的人送到那里去接受治疗。我想不起用任何富有灵感的形象来比喻这个地方的气氛，只能用希罗尼穆斯·博斯[5]的一幅油画来说明。画中描绘的魔术师，像牙医抽神经那样，在医治着神经错乱。我们的开业医生所有的那些骗人玩意儿都在那位温和的性虐待狂身上神化了。他依据法律上充分的有效性和法律的默许管理着这家诊所。他很像卡利加里[6]，只是他没有那顶圆锥形帽子。他自以为懂得腺体的神秘调节机制，自以为拥有中世纪君主般的权力，却忘记了他加于别人的痛苦。除了他的医疗知识外，他简直是一无所知。他着手于人体的工作，就像一个管子工着手于地下排水管的工作一般。除了他抛入人体内的毒药外，他往往诉诸他的拳脚。一切都取决于“反应”。如果病人木呆呆的，他就冲他大喊大叫，扇他的脸，掐他的胳膊，将他铐起来，踢他。如果相反，病人精力太旺盛，他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只是变得加倍狂热。他的病人有什么感觉，对他无关紧要；他成功获得的任何反应，都只是调节内分泌腺作用的法则的表现或例证。他的治疗目的是使病人适应社会，但是无论他工作有多快，无论他是否成功，社会却正在造就着越来越多不适应环境的人。其中有些人十分不适应，以至于当他使劲打他们嘴巴，以便获得大家都知道的反应时，他们作出的反应是来个海底捞月或朝下三路飞去一脚。的确，他的大多数病人诚如他所描述的，是早期罪犯。整个大陆崩塌了——现在仍在崩塌。不仅腺体需要调节，而且滚珠轴承、盔甲、骨骼结构、大脑、小脑、尾骨、喉、胰、肝、大肠、小肠、心脏、肾、睾丸、子宫、输卵管，所有该死的部件都需要调节。整个国家无法无天，充斥着暴力、炸弹、恶魔。它弥漫在空中，气候中，一望无垠的风景中，横卧着的石林中，侵蚀着岩石峡谷的泛滥河水中，十分遥远的距离中，非常干旱的荒漠中，过于茂盛的庄稼中，硕大的水果中，堂吉诃德式气质的混合物中，乱七八糟的迷信、宗派、信仰中，法律、语言的对立中，气质、原则、需求、规格的矛盾中。这个大陆充满着被掩埋的暴力，大洪水以前的怪兽尸骸，绝种的人种，被裹在厄运中的神秘。气氛有时候十分紧张，以至于灵魂出窍，像疯了一样。有如雨水一般，一切都倾盆而至——要不就根本不来。整个大陆是一座巨大的火山，火山口暂时被活动画景所掩盖，这活动画景一部分是梦幻，一部分是恐惧，一部分是绝望。从阿拉斯加到尤卡坦都是一回事。本性支配一切，本性战胜一切。到处都是同一个基本冲动，要杀戮，要蹂躏，要掠夺。从外表看，他们似乎是优秀强健的种族——健康、乐观、勇敢，可他们已败絮其中。只要有个小火花，他们就爆炸。

就像经常在俄国发生的那样，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跑来，突然好像被季风吹了一下清醒过来。十有八九，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他就像一匹有蹒跚病的马，你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当场将他射杀。和平放出他们的能量，他们的杀戮欲。欧洲定期通过战争来放血。美国则既是和平主义的，又是有吃人习性的。外表上它似乎是一个漂亮的蜜蜂窝，所有的雄蜂都忙忙碌碌地在相互的身子上爬过来爬过去；从内部看，它是一个屠场，每一个人都在杀死他的邻居，并吮吸他的骨髓。表面上看，它像一个勇敢的男性世界；实际上它是女人经营的一个妓院，本地人拉皮条，血淋淋的外国人出卖他们的肉体。没有人知道逆境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心满意足。这只有在电影里才有，那里面一切都是仿造的，连地狱之火也是假的。整个大陆睡死了，在这睡眠中，一场大噩梦正在发生。

没有人会比我在这噩梦中睡得更死。战争到来的时候，只是在我耳朵里灌入了模模糊糊的隆隆声。像我的同胞一样，我是和平主义的，又是吃人肉的。成百上千万人在屠杀中惨遭杀戮，就像过眼烟云般消失了，很像阿兹台克人、印加人、红种印第安人、野牛等的消失。人们假装被深深感动了，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只不过在睡梦中一阵一阵地翻来覆去。没有人倒胃口，没有人爬起来，按响火警。我第一次认识到曾有过战争的那一天，大约是在停战六个月以后。这是在第十四街一趟横穿城市的市内有轨电车上。我们的英雄之一，一个得克萨斯小伙，胸前佩着一排奖章，碰巧看见一个军官在人行道上走过。一看到这个军官他便怒发冲冠。他本人是中士，也许他完全有理由感到刺痛。不管怎么说，他一看到这军官，便怒不可遏，从座位上蹦起来，大声叫骂，政府、军队、老百姓、车上的乘客，一切的一切，都让他骂得屁滚尿流。他说如果再有一场战争，就是用二十头驴子来拉他，也不可能把他拉到战争中去。他说，他他妈的才不在乎他们用来装饰他的那些奖章哩。为了表白他的这个意思，他把奖章都扯下来，扔出车窗外。他说，如果他再和一个军官待在一条战壕里，他就会朝他背上开枪，就像开枪打一条脏狗一样。他说就是潘兴将军来了也一样，任何将军都一样。他还说了许多，使用了一些他在战场上学会的特别难听的骂人话。车上竟没有一个人开口来反驳他。他骂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真的曾经有过一场战争，说话的那个人曾参加这场战争，尽管他很勇敢，但战争却把他变成了一个懦夫。如果他再杀人的话，他是完全清醒的，完全是冷血动物。没有人因为他对同类行使了职责，也就是否认他自己的神圣本能，而竟敢送他上电椅，因而一切都是正义的、公平的，因为一种罪过以上帝、国家、人道的名义洗刷了另一种罪过，愿大家都心安理得。我第二次体验到战争的现实，是有一天，前中士格里斯沃尔德，我们的夜间送信人之一，勃然大怒，把一个火车站附近的营业所砸个稀巴烂。他们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让我解雇他，但我不忍心这样做。他的破坏干得漂亮，我更想紧紧拥抱他；我只希望，天哪，他能上到二十五层楼去，或者不管哪里，只要是总裁和副总裁的办公室所在地，把那该死的一帮统统干掉；但是以纪律的名义，也为了要把这该死的滑稽戏维持下去，我不得不做点儿什么来惩罚他，要不我就得为此受到惩罚。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来把大事化小，就取消了他的佣金收入，让他仍然靠薪水收入。他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搞不清楚我的立场是什么，是为他好呢，还是反对他，于是我很快就收到一封他的来信，说他准备一两天内来拜访我，让我最好当心些，因为他打算叫我皮肉受苦。他说他下了班来，如果我害怕，最好让几个彪形大汉在我身边照料我。我知道他说话的意思，当我把信放下的时候，我感到他妈的很有点儿发抖。可是，我还是一个人恭候他，感觉要是请求保护的话，就更胆小了。这是一种奇怪的经验。在他定睛看我的那一刻，他一定也明白，如果我像他在信中称呼我的那样，是一个婊子养的，一个骗人的臭伪君子，那也只是因为他就是那死样子，他也好不到哪儿去的缘故。他一定立刻就认识到，我们是同舟共济，而这条该死的船已经漏得很厉害了。当他大步走过来时，我看得出来，他正在转着这一类的念头。表面上仍然怒气冲天，仍然嘴角吐着白沫，但内心里，一切都已枯竭，一切都软绵绵、轻飘飘了。至于我自己，在我看见他进来的那一刻，我所怀的任何恐惧都消失了。独自一个人平静地待在那里，不够强壮，不能保护自己，但这却已足够使我胜过他。倒不是我要胜过他，但结果就是那样，我当然也利用了这一点。他刚一坐下，就变得像腻子一样软了。他不再是一个男人，而只是一个大孩子。他们当中一定有几百万像他这样的人，一些端着机关枪的大孩子，他们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把整团整团的人消灭掉；可是回到做工的战壕里，没有武器，没有明确的、有形的敌人，他们便像蚂蚁一般无用。一切都围绕着吃的问题。食物和房租——这就是要为之战斗的一切——然而却没有办法，没有明确的、有形的办法，去为之战斗。这就犹如看见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能够战胜它所见到的一切，却每天都被命令退却，退却，退却，因为这便是要执行的战略任务，尽管这意味着丧失地盘，丧失武器，丧失弹药，丧失食品，丧失睡眠，丧失勇气，最终丧失生命本身。无论哪里有人在为食物和房租而战，哪里就有这样的退却在进行，在雾中，在夜间，不为任何世俗的原因，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他心力交瘁。战斗很容易，但是为食物和租金而战，就像同一支鬼魂部队作战，你所能做的一切便是退却，而且一边退却，一边还要看着你自己的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地在雾中，在黑暗里，被悄悄地、神秘地杀死，你却无能为力。他慌作一团，不知所措，绝望得一塌糊涂，竟在我桌上抱头痛哭起来。就在他这样痛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是副总裁办公室打来的——从来不是副总裁本人，而总是他的办公室——他们想把这个叫格里斯沃尔德的人马上开除掉，我说：是，先生！就挂掉了电话。我什么也没跟格里斯沃尔德说，只是把他送回家，同他和他老婆小孩子一起吃了顿饭。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得不开除这家伙的话，有人得为此付出代价——不管怎么说，我首先要知道，命令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早晨我激动地、怒冲冲地直奔副总裁办公室，我要求见副总裁本人，是你发布的命令吗?我问——为什么?还没等他有机会否认，或解释他的理由，我就把一些战争用品挂到他肩上，他不喜欢它们挂在那儿，不让挂——如果你不喜欢，威尔·退尔第利格先生，你就拿走工作，我的工作和他的工作，你可以把它们塞进你的屁眼——我就那样从他办公室走出去。我回到屠场，像往常一样做我的工作。当然，我料想我在这一天内会被炒鱿鱼，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我很惊奇地接到总经理一个电话，让我放宽心，冷静一点儿。是的，只当没这回事，不要做任何匆忙的事情，我们会调查这件事的，等等。我猜想他们是仍在调查这件事，因为格里斯沃尔德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着——事实上，他们甚至把他提升去做营业员，这又是一桩肮脏的买卖，因为他当营业员要比当送信人钱挣得少，不过，他算保全了面子，但无疑也更多地丧失了一点儿生气。当一个家伙只是睡梦中的英雄时，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除非噩梦可怕到足以把你惊醒，不然你就继续退却。要么以你当法官告终，要么以你当副总裁告终。完全都是一回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操蛋玩意儿，一场滑稽戏，一场大失败。我知道我是在睡梦中，因为我已经醒来。当我醒来时，我就离开。我从我进来的那扇门走出去——甚至没有说：请原谅，先生！

事情都是瞬间发生的，但是首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经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见到的只是爆炸，而一秒钟前你见到的是火花，然而一切都是按照法则发生的——有着整个宇宙的充分肯定与合作。在我能够爬上去、发生爆炸以前，这枚炸弹必须适当加以准备，妥当地安好雷管。在为上面的那些杂种把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得被人从高位上拿下来，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被践踏，被压制，被羞辱，被戴上手铐脚镣，被弄得像一个软蛋那样无能。我的一生从来不缺少朋友，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们就好像蘑菇一样从我周围冒出来。我一刻也不能一个人独自待一会儿。如果我晚上回家，想休息，有人就会在那里等着见我。有时候他们一帮人待在那里，好像我来不来都没什么区别。我交的朋友，都是这一伙瞧不起那一伙。例如斯坦利，他就瞧不起所有的人。乌尔里克也是瞧不起别人。他在欧洲待了几年以后刚回来。我们自从童年时代以来就不常见面，然后有一天，完全是碰巧，我们在街上遇到了。那在我一生中是重要的一天，因为它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我经常梦想但从来没有希望见到的世界。我清楚地记得，黄昏时分，我们站在第六大道和四十九街的拐角上。我记得这事，是因为站在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和四十九街的拐角上听一个人大谈伊特纳山、维苏威火山、卡普里岛、庞贝、摩洛哥、巴黎，似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记得他一边谈话，一边环顾四周的样子，就像一个人还没有完全明白他必定会遭遇到什么，但模糊地意识到，他回来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的眼睛似乎在说——这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没有那样说，却一遍又一遍说着：“我确信你喜欢它！我确信这正是适合你的地方。”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感到茫然。我不能很快把握他所讲的内容。我要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再听一遍。关于欧洲，我所读到的一切，同我朋友亲口说出来的辉煌描述相去甚远。它使我格外有奇迹感，这是因为我们都出自同一环境。他能实现这些，因为他有阔朋友——因为他知道如何攒钱。我从不认识任何一个有钱人，或是一个旅行过的人，或是一个在银行里有存款的人。我所有的朋友都像我一样，一天天飘忽不定，从来不想将来。奥马拉，是的，他旅行过，几乎周游过世界——但只是一个游民，要不就在军队里，可当兵还不如当游民哩。我的朋友乌尔里克是我所碰到的第一个可以真正说自己旅行过的人。他也懂得如何来谈论他的经验。

【注释】

[1] 霍拉肖·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末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

[2] 地名，在墨西哥湾。

[3] 这里的“外科医生”同上文重了，但原文如此。

[4] 希腊神话中提坦巨人之一，后来石化，变成一座大山，在世界尽头顶着天上的繁星。

[5] 希罗尼穆斯·博斯（1450——1516）：荷兰画家。

[6] 一部前苏联影片中的人物。

第四章

那次街上偶然相遇的结果是，我们此后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经常见面。他常常在晚饭后来看我，我们就一块儿漫步穿过附近的公园。我有着怎样的渴望啊！关于那另一个世界的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都使我着迷。甚至现在，好多好多年以后，我已对巴黎了如指掌，但他关于巴黎的描述仍历历在目，仍然生动、逼真。有时候，在雨后，坐着出租汽车迅速穿过城市，他所描述的巴黎从我眼前飞驰而过；只是走马观花，也许是从图伊勒里宫经过，或者看一眼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穿过拉斐特路，在黄昏的最后一道霞光里。不过是一个布鲁克林男孩！这是他有时候的用语，在他为无法更恰当地表达自己而感到羞愧的时候。我也不过是一个布鲁克林男孩，也就是说，是一个最不起眼、最不重要的人。但是当我走来走去，同世界交往的时候，我难得会遇到一个人能把他见到、感受到的一切描绘得如此可爱！如此逼真！同我的老朋友乌尔里克在前景公园度过的那些夜晚，比任何别的事都更是造成我今天在这里的原因。他给我描述的大多数地方，我还得去看，其中有一些也许我永远也看不见了，但是它们温暖着我的心，栩栩如生地活在我心里，跟当时我们漫步穿过公园时他所塑造的形象一模一样。

同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谈话相交织的是劳伦斯作品的主体结构。经常在公园里早已空无游人的时候，我们仍然坐在长凳上讨论劳伦斯思想的性质。现在来回顾这些讨论，我能发现我当初是如何糊涂，如何对劳伦斯的话的真正含意无知得十分可怜！假如我真的理解了，我的生活道路就有可能改变。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过的大部分生活都是被淹没的。当然，就我自己的情况，我可以说，直到我离开美国之前，我都没有冒出水面。也许美国与此无关，然而事实始终是，在我到达巴黎以前，我没有睁大眼睛看清楚。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抛弃了美国，抛弃了我的过去。

我的朋友克龙斯基经常挖苦我的“欣快症”。这是在我非常快活时他使用的一种狡猾方法，是要提醒我，明天我就会变得沮丧。这是实话。我总是波动很大。忧郁过一阵之后，就是一阵阵过分的欢快，一阵阵恍惚的奇想。在哪个层次上我都不是我自己。这样说似乎很怪，但我从来不是我自己。我要么没有名字，要么就是一个被无限拔高的叫作亨利·米勒的人。例如，在欢快的情绪中，我会坐在有轨电车上把整本书滔滔不绝地讲给海米听。海米只知道我是个优秀的人事部经理，从不想别的。我现在还能看到有一天夜里，当我处在我那种“欣快症”状态中，他看着我时所用的眼光。我们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了电车，到格林普恩特的某个公寓去，那里有几个妓女正等着接待我们。海米和往常一样，开始同我谈起他老婆的卵巢。首先，他并不确切知道卵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用赤裸裸的简单方式向他解释。解释了半天，海米竟然似乎还不知道卵巢是什么，这使我突然觉得啼笑皆非，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我说喝醉了酒，意思是好像有一夸脱威士忌在我肚子里一般。从关于有病的卵巢的念头中，有如闪电一般，萌生出一种热带生长物，它是由最异质的各种各样残剩物构成的，在这生长物中间，心安理得地、固执地住着但丁和莎士比亚。在这同一时刻，我又突然回想起我私下的全部思想流，这是在布鲁克林大桥的中间开始的，突然被“卵巢”这个词所打断。我认识到，海米在说“卵巢”一词之前说的一切，都像沙子一样从我身上筛过。我在布鲁克林大桥中间开始的事，是我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始的事，通常是在步行去我父亲的店铺时，是一种仿佛在恍惚之中天天重复的行为。简单说，我开始的，是一本时间之书，是一本关于我在凶猛活动中的生活之沉闷与单调的书。有好多年我没有想到我每天从德兰西街到默里山一路上写的这本书，但是在过桥的时候，太阳正在下山，摩天大楼像发磷光的尸体一样闪烁着亮光，关于过去的回忆开始了……想起在桥上来回过，到死神那里去上班，回到太平间的家，熟记《浮士德》，从高架铁路上俯视公墓，朝公墓吐口水，每天早晨站在站台上的同一个警卫，一个低能儿，其他正读着报纸的低能儿，新起来的摩天大楼，人们在里面工作、在里面死去的新坟墓，桥下经过的船只，福尔里弗航线，奥尔巴尼航线。为什么我要去工作?我今晚干什么?我身边那只热烘烘的眼儿，我可以把手伸到她的裤裆里。逃走成为牛仔，试一试阿拉斯加，金矿，下车转一转，还不要死，再等一天，意外的好运，河流，结束它，往下，往下，像一把开塞钻，头和肩埋在泥里，腿露在外面，鱼会来咬，明天一种新生活，在哪里?任何地方。为什么又开始?哪儿都一样，死，死就是答案，但是还不要死，再等一天，意外的好运，一张新面孔，一位新朋友，成千上万个机会，你还太年轻，你是忧郁的，还不要死，再等一天，意外的好运，操，管它呢，如此等等。过桥进玻璃棚，每个人都粘在一起，蛆、蚂蚁从枯树中爬出来，它们的思想以同样的方法爬出来……也许，高高凌空于两岸之间，悬在交通之上，生死之上，每一边都是高高的坟墓，燃烧着落日回光的坟墓，悄悄流淌的河流，像时间一样流动，也许我每次经过那里，总有什么东西在使劲拽我，拼命劝我接受它，让我自己来告诉人们；不管怎么说，每次我从高高的桥上经过，我都真正是独自一人，无论什么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本书就开始自动写作，尖叫着说出我从未吐露的事情，我从未说出的思想，我从未作出的谈话，我从未承认的希望、梦想、幻觉。如果这就是真正的自我，那么它是奇异的，而且它似乎从不改变，总是从上一次停顿中重新开始，以同样的情绪继续着，这种情绪我小时候就碰到过。当时我第一次一个人上街，在阴沟里污水结的冰中冻住了一只死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从那一时刻起，我懂得了什么是孤独：每一样事物，每一样活的东西，每一样死的东西，都有其独立的存在。我的思想也有着一种独立的存在。突然，看着海米，想起那个陌生的词“卵巢”——现在它比我全部词汇中的任何一个词都陌生——这种冰冷的孤独感支配了我，坐在我旁边的海米是一只牛蛙，绝对是一只牛蛙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我正头朝下从桥上跳下去，钻进原始沼泽的淤泥中，腿露在外面，等着被鱼咬上一口；就像那位撒旦一样，冲过九重天，冲过坚固的地心，头朝下，冲撞到地球的最深处，地狱的最黑暗、最厚实、最炎热的深窝里。我正走过莫哈韦沙漠，我旁边的那个人正等着夜幕降临，好扑到我身上，将我杀死。我又走在梦幻世界里，一个人在我头顶上方的绷索上走，在他头顶上，又有一个人坐在飞机上，飞机在空中用烟雾拼写字母。吊在我膀子上的那个女人怀孕了，过六七年以后，她肚子里装着的这个小家伙将能够读出空中的字母，他或她会知道，这是一支香烟，再后来可能会学会抽烟，也许一天一盒。在子宫里，每一个手指上，每一个脚趾上，都长出了指甲、趾甲；你可以就此打住，停留在一个脚指甲上，可以想象的最小的脚指甲上，为了要想象出它的样子，你会撞破你的脑袋。在分类账的一边，是人类写的书，包含着这样一种智慧与愚蠢、真与伪的大杂烩，以至于即使一个人活得像玛土撒拉[1]一样长寿，也不可能将这种杂烩清理妥当；在分类账的另一边，是脚指甲、头发、牙齿、血、卵巢一类的东西，只要你愿意，是所有数不清的，用另一种墨水、另一种文字——一种不可理解、不可破译的文字写的东西。牛蛙眼瞄准着我，就像嵌在冷冰冰的脂肪里的两颗领扣；它们嵌在原始沼泽淤泥的冰冷潮气中。每一颗领扣都是一个脱粘的卵巢，是字典里轻描淡绘的插图；每一个扣紧的卵巢在眼球冰冷的黄色脂肪中毫无光泽，产生了一种来自地下的寒冷，地狱的滑冰场里，人们都颠倒着站在冰里，腿露在外面，等待着被咬一口。在这里，但丁独自一人走着，被他的梦幻压弯了腰，在走了无数圈以后，在他的作品中渐渐走向天堂，登上天使宝座。在这里，莎士比亚以和蔼的表情陷入了无尽的狂热沉思，然后以精致的四开本和影射的方式出现。费解中的朦胧白雾被阵阵笑声一扫而光。从牛蛙眼的中心放射出具有纯粹洞察力的整齐的白色辐条，不可注解和归类，不可计算和界定，只是盲目地在千变万化中旋转。牛蛙海米是在高悬于两岸之间的通道上产生的一个卵巢蛋：为他，摩天大楼建造起来，荒野被开垦，印第安人遭屠杀，野牛遭灭绝；为他，孪生城市由布鲁克林大桥所联结，沉箱下沉，电缆架在一座座高塔上；为他，人们倒坐在空中，用烟与火写字；为他，发明了麻醉药、麻醉钳，以及能摧毁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的贝尔塔巨炮；为他，分子被打破，揭示出原子是不以物质为转移的存在；为他，每天晚上有望远镜扫视星星，正在诞生的世界在妊娠中就被拍下照来；为他，时空的屏障遭蔑视，无论是鸟的飞行还是行星的旋转，一切运动都由自由宇宙的大祭司作出无可辩驳、无可否认的解释。然后，在桥中间，在散步中间，始终在什么中间，在书中间，谈话中间，或者做爱中间，我一再确信，我从未做过我要做的事情，由于没有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心中便滋生出这种创造，它不过是一种纠缠的植物，一种珊瑚般的生长物。它剥夺一切，包括生命本身，直至生命变成了这种被否定但又不断肯定自己的东西，制造生命，同时杀死生命。我能看到，死后一切还在进行，就像毛发长在尸体上，人们说“死”，但是毛发仍然证明着生。归根结底没有死，只有这种毛发与指甲的生。肉体死亡了，精神熄灭了，然而在死亡中，有些东西仍然活着，剥夺空间，产生时间，创造无尽的运动。通过爱，或者通过悲痛，或者通过天生一只畸形脚，都会产生这一切；原因算不了什么，事件才是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这个词……无论这个词是什么，是疾病还是创造，它都仍在蔓延；它将不断蔓延、蔓延，超越时空，比天使活得更长久，使上帝退位，使宇宙没有支撑。任何一个词都包含了所有词——为他，这个通过爱、通过悲痛，或通过无论什么原因而变得超然的人。每一个词都要溯源，而这源头已经迷失，永远不会找到，因为既无始也无终，只有在始与终当中自我表现的东西。所以，在卵巢的电车上，有着由同一材料构成的人与牛蛙的旅行，他们不比但丁更好，也不更坏，但是却无限不同，一个不确切知道任何一件事物的意义，另一个太确切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因此在始与终当中两者都迷失与糊涂，最终卵子在格林普恩特的嘉娃街或印度街产下来，被几个微不足道的、扭动着著名软体类动物的卵巢的妓女带回到所谓的生活流中。

现在被我视为我适应时势或不适应时势的最佳证明是这一事实：我对人们正在写或谈论的事情，没有一件有真正的兴趣。只有那种物体纠缠着我，那种独立的、超然的、无意义的事物。它也许是人体的一部分，或者是歌舞剧院的一截楼梯；它也许是一个大烟囱，或者是我在阴沟里发现的一颗纽扣。不管它是什么，它使我能够开火、投降，然后签字。我周围的生命，构成我所了解的那个世界的人，我是不能给他们签字的。我肯定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就像食人者在文明社会范围之外一样。我充满着对自体的违反常情的爱——不是一种哲学爱好，而是一种强烈的，绝对强烈的饥饿，好像在每一个被丢弃的、毫无价值的事物中，都包含着我自己再生的秘密。

生活在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上，我却依恋于旧事物。在每一个事物中，都有一个细小的分子，特别值得我注意。我有显微镜一般的眼力，可以看到瑕疵，看到我认为是构成事物自身美的丑的颗粒。无论什么东西将这事物搁置一边，或者使它不适用，或者给它一个年代，都使它对我有吸引力，使我对它感到亲切。如果说这违反常情，那么这也是健康的，因为我并不注定属于这个在我周围冒出来的世界。很快我也会变得像这些我所崇拜的事物一样，成为一件被搁置一边的事物，一个无用的社会成员，然而我能够给人娱乐，给人教导，给人养分。当我有愿望的时候，当我渴望的时候，我可以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找出任何一个人来，让他听我说话。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使他着迷，但是，像一个魔术师，或者巫师，只有在鬼魂附在我身上的时候才行。从本质上讲，我在别人那里感觉到一种不信任，一种不安，一种敌意，因为这种敌意是本能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我应该当一个小丑，它可以提供给我最广泛的表达范围，然而我低估了这个职业。假如我成为一个小丑，或者甚至一个歌舞杂耍演员，我就会成名。人们会欣赏我，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但是他们会理解，我不必被理解。这起码也会是一种宽慰。

我始终对此感到很惊诧：只是听我说说话，人们竟然就会轻易动怒起来。也许我的话有点儿放肆，虽然我经常全力以赴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一个句子的措词，一个不幸的形容词的选择，脱口而出的话语，有忌讳的话题的提及——一切都联合起来使我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成为社会的敌人。无论事情开头如何好，迟早他们会发现我的毛病。如果，比方说，我是谦虚而恭顺的，那么我就是太谦虚、太恭顺了；如果我是快乐而一时冲动的、大胆而鲁莽的，那么我就是太自由、太快乐了。我从来不能和我碰巧与之谈话的人完全合拍。如果这是一个生死问题——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生与死——或者这只是在某个熟人家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问题，全都是一回事。由我发出的震撼、暗示和潜台词，这一切令人不快地冲击着气氛。也许，整个晚上他们都被我的故事逗乐，也许他们经常会被我逗得捧腹大笑，一切都似乎是好兆头，然而像命中注定一样，在晚会结束以前，必然会生出事来，某种震撼发出来后，使枝形吊灯都叮当作响，或者使某个敏感的家伙想起床底下的尿壶。甚至在笑声尚未消失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感受到恶意了。“希望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他们会说，但是伸出的湿漉漉的、没有生气的手，却与口中的话不相一致。

不受欢迎的人！天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呀！没有挑选的可能，我只好接受到了手的东西，学着喜欢它。我只好学着同渣滓生活在一起，像褐鼠一样游水，要不就得淹死。如果你选择加入这一伙，你就有了免疫力。你被接受，受到欣赏，你也就必然废弃了你自己，使你自己同这一伙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同时在梦想，你可以做你的梦，但是如果你梦见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你就不是一个在美国、属于美国的美国人，而是一个非洲的霍屯督人，或者一个卡尔梅克人，或者一只黑猩猩。一旦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一旦你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在阿拉斯加，或者复活节岛，或者冰岛。

我说这话是带着积怨，带着忌妒，带着恶意的吗?也许。也许我遗憾我未能成为一个美国人。也许。我现在的热情，这又是美国的了。我带着这种热情，正要产生一座巨大无比的大厦，一座摩天大楼，它无疑会在其他摩天大楼消失之后仍然长久存在，但当产生它的那个事物消失时，它也会消失。一切美国事物有一天都会消失，比希腊、罗马、埃及的事物更完全地消失。这便是将我推出温暖舒适的血流之外的想法之一，在血流中，所有的野牛，我们都曾和平地放牧。这是一种引起我无限悲痛的想法，因为不属于某一持久的事物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我不是一只野牛，也不想成为一只野牛。我甚至不是一只精神上的野牛。我溜出去重新加入一种更古老的意识流，一种先于野牛的种类，一种将比野牛更长久存在的种类。

所有事物，所有不同的生物与非生物，都像脉络般布满着根深蒂固的特点。我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便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它与众不同。我说了，这是一座摩天大楼，但是它不同于通常的美国式摩天大楼。在这座摩天大楼里，没有电梯，没有可以往外跳的第七十三层楼的窗户。如果你倦于往上爬，你就是倒霉的臭屎。在大厅里没有写着姓名房号的小格子。如果你要寻找某个人，你就得自己寻找；如果你要一杯饮料，你得到外面去买。在这幢建筑物中没有苏打水饮水槽，没有雪茄商店，没有电话亭。所有其他摩天大楼都有你要的东西。这一座摩天大楼只含有我要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在这座摩天大楼的某个地方，瓦勒斯卡有着她的存在，我鬼使神差，正要去她那里。她暂时一切都好，瓦勒斯卡，因为她就这样躺在六英尺深的地下，现在也许已经被蛆虫吃干净了。在她有肉体的时候，她是被人蛆吃干净的，这些人蛆不尊重任何有着不同色彩、不同味道的东西。

令瓦勒斯卡伤心的，是她血管里流着的黑人血液。这使她周围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快。她使你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你是否愿意。我说的是黑鬼的血，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她母亲是一个妓女。当然，她母亲是白人。父亲是谁，没人知道，连瓦勒斯卡本人也不知道。

开始，一切事情都很顺当，直到有一天，一个来自副总裁办公室的好管闲事的小犹太人碰巧发现了她。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说他想到我雇了一个有色人种的人当秘书，就吓坏了。他说起来就好像她会给送信人传染瘟疫。第二天我就受到训斥，就好像我犯了渎圣罪。当然，我假装说，除了她极其聪明能干以外，在她身上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东西。最后，总裁亲自插手。他找瓦勒斯卡面谈了一会儿，用了很多外交辞令，建议在哈瓦那给她一个更好的职位。一句话没提肤色的事，只是说，她的工作很出色，他们想提升她——让她去哈瓦那。瓦勒斯卡怒气冲天地回到办公室。她在发怒时是极其动人的。她说她寸步不让。史蒂夫·罗梅罗和海米当时都在场，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在吃饭当中，我们有点儿喝醉了。瓦勒斯卡的嘴不停地在那儿讲话。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她要进行斗争；她想知道这是否会对我的工作不利。我平静地告诉她，如果她被开除，我也退出。她假装一开始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是说话算数的，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她似乎被彻底打动了；她抓住我的两只手，轻轻握住它们，热泪滚滚而下。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我想，正是在第二天，我悄悄塞给她一张纸条，说我对她着了迷。她坐在我对面读纸条，读完时，她正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不相信纸条上的话。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去吃饭，我们喝得更多，还一起跳舞，跳舞时她挑逗地紧贴着我。碰巧这个时候，我老婆正准备再堕一次胎。跳舞时我把这事告诉了瓦勒斯卡。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借给你一百美元呢?”第二天晚上我带她回家吃饭，我让她把那一百美元递给我老婆。我很吃惊，这两个人竟会相处得这么好。那天晚上就这样决定了：堕胎那天瓦勒斯卡到家里来，帮忙照顾小孩子。那一天来到了，我给了瓦勒斯卡一个下午的假。她离开一小时左右，我突然决定那天下午我也得请假。我就前往十四街看歌舞表演。在距离剧院还剩一个街区时，我忽然又改变主意。这是因为我想，如果发生什么事——如果老婆一命归西——我却看了一下午歌舞表演，我是要他妈的感到不舒服的。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在便宜的拱廊商店进进出出，然后便打道回府。

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可思议。为了想办法逗小孩子玩，我突然想起我祖父在我小时候给我玩的一种把戏。你用多米诺骨牌搭起高高的军舰，然后你轻轻拽桌布，上面的军舰就滑动起来，一直滑到桌子边缘，那时候你猛地一拽，多米诺骨牌就统统掉到地板上。我们三个人试着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后来孩子困了，她就蹒跚地走到隔壁房间，睡着了。多米诺骨牌撒了一地，桌布也在地上。突然，瓦勒斯卡倚着桌子，舌头深深地伸入我的嘴里，我的手夹在她两腿中间。我把她按倒在桌上，她的两腿缠绕着我。我感觉到一块多米诺骨牌就在我脚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摧毁的舰队的一部分。我想起我祖父有一天坐在长凳上，如何警告我母亲，说我太小，不要读书读得太多，他眼睛里露出忧郁的神情，一边用滚烫的熨斗熨着一件上衣湿漉漉的衣缝；我想起第一义勇骑兵团对圣胡安山的进攻；想起我经常在工作凳旁读的那本大书中特迪率领他的义勇军冲锋的图片；我想起缅因号战舰从我那间带铁栏杆窗户的小房间中的床上漂浮过去；想起海军上将杜威；想起施莱和桑普森[2]；我想起我那次没有去成海军造船厂，因为在半路上我父亲突然记起那天下午要去看医生，当我离开医生的诊室时，我就此没有了扁桃体，也不再相信人类……我们还没有完事，就听得门铃响，是我老婆从屠宰场回来了。我一边扣上裤子上的纽扣，一边穿过门厅去开门。她脸色煞白，看上去好像她再不能经历另一次流产了。我们让她在床上躺好，然后收起多米诺骨牌，把桌布放回桌上。就在第二天夜里，我在一个酒吧间里要去上厕所，碰巧走过两个正在玩多米诺骨牌的老家伙身边。我不得不停下片刻，拾起一张骨牌。一摸到骨牌，就立即回想起军舰，及其掉在地板上发出的哗啦声。随着军舰，我的扁桃体和对人类的信念全消失了。所以每次我走过布鲁克林大桥，向下眺望海军造船厂，我都感到好像我的肠子在掉出来。在桥上，高高悬在两岸之间，我总是感到我好像挂在一片空白之上；在那上面，一切发生过的事都使我觉得好像是不真实的，而且比不真实的更糟——不必要的。这座大桥不是把我同生活、同人们、同人们的活动联结起来，却似乎把一切联系都打破了。我走向此岸还是彼岸，并无什么区别：两边都通向地狱。不知怎的，我竟会割断了我同人类之手和人类之心正在创造着的那个世界的联系。或许，我的祖父是对的，也许我在萌芽状态中就被我读的那些书搞糟了，但是，我受书支配的时代早已过去，实际上我早就不读书了，然而痕迹仍在。现在对我来说，人们就是书，我从头到尾读完它们，就将其抛到一边。我一本接一本地将内容吞下去。读得越多，我越变得不满足，没有限度，没完没了，直到在我心中开始形成一座桥，将我又同我从小被隔开的生活流联结起来。

【注释】

[1] 《旧约全书》中的人物，据说他活了九百六十九年。

[2] 施莱和桑普森二人均为美国海军军官。

第五章

一种可怕的孤寂感。它多年来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我要相信星座的话，我真该相信我完全受土星支配。我碰到的事都发生得太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我的出生亦如此。预定圣诞节出生，却晚生了半小时。我总是认为，我本该成为一个由于生在12月25日而命中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海军上将杜威出生在那一天，因而就是耶稣基督……就我所知，也许还有克里希那穆提[1]。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本该成为的那种人。但是由于我母亲子宫紧闭，就像章鱼一样把我缠在其掌握之中。我是变了形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体格很不好。他们说——我指的是星相学家——我慢慢会好起来的，事实上，未来应该是相当辉煌的，但是未来关我什么事?12月25日早晨，如果我母亲在楼梯上绊一跟头，倒也许会更好，也许会使我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当我尽量思索毛病出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不断往前追溯，直至无法说明其原因，只能用出生过了时辰来加以解释。就是我母亲，虽然说话刻薄，似乎也有点儿理解这一点。“总是落在后面，就像一条牛尾巴。”——她就是这样来形容我的。可是，她将我硬留在体内，结果过了时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命运准备好让我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人；星宿都在其应有的位置上，我遵照星宿的指引，挣扎着要生出来，但是我对要生我出来的母亲无法选择。也许，在周围环境下我没有生成一个白痴算是幸运，然而，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这是25日遗留给我的——我天生有着耶稣殉难的情结。更确切地说，我天生是个盲信者。盲信者！我记得这个我从小就被人用来指责的词，尤其是父母的指责。盲信者是什么?是一个热烈地相信并拼命按其信条行事的人。我总是相信些什么，于是就遇上了麻烦。我的手心挨揍越多，我就越坚定地相信。我相信——而其余的世界则不相信！如果只是一个忍受惩罚的问题，人们会继续相信，直至最后；然而世界上的事情要难办得多。你不是受到惩罚，而是被暗算，被掏空，你的立足之地没有了。我想要表达的甚至不是背叛的意思。背叛尚可理解，尚可与之斗争。不，这是一种更恶劣的东西，比背叛还不如的东西。这是一种使你弄巧成拙的怀疑主义。你永远将能量消耗在使自己取得平衡上。你被一种精神上的眩晕所支配，你站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头发根根直立，简直不能相信，你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这是由于过分热情，由于热望要拥抱人们，向他们表示你的爱而造成的。你越向世界伸出你的手，世界就越往后退缩。没有人需要真正的爱，真正的恨。没有人要你将手伸到他神圣的内脏中去——这只适合于献祭时的教士。在你活着的时候，在血还热着的时候，你就要假装没有血这一类东西，在肉体之下没有骨骼这一类东西。莫踏草地！这便是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座右铭。

如果你足够长久地在这深渊的边缘不断保持平衡，你就会变得十分内行；无论怎么推你，你总能恢复平衡。处于不断的平衡中，我发展了一种极度的快乐，可以说，一种不自然的快乐。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懂得这一句话的意义——犹太人与中国人。如果你碰巧两者都不是，那你就处于陌生的困境之中。你总是嘲笑不合时宜。当你实际上只是倔强与坚韧时，你却被认为残酷，没有心肝；但是如果你人笑亦笑，人哭亦哭，那么你就得准备好人死亦死，人活亦活了。这意味着你既是健全的，又是最糟糕的。也就是说，你既活着又已死去，只有当你死去的时候，你才活着。在这家公司里，世界总是呈现正常的模样，即使在最不正常的情况下亦如此。没有什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是思想使然。你不再相信现实而相信思想。当你被推下深渊的时候，你的思想伴随着你，它对你毫无用处。

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基督从未被推下深渊。正当他摇摇欲坠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反弹力，这股抗拒的回流出现了，阻止了他的死亡。人性的整个抗拒冲动好像盘绕成一块巨大的惰性体，从而创造出人的整数，数字一，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无法解释的复活，要解释除非我们接受这一事实：人们总愿意并准备否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大地在运行，星球在运行，但不是人在运行：构成世界的一大批人是以唯一的一个整体形象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不像基督那样殉难，如果一个人能够活下去，超越绝望感和无用感，那么另一桩难以理解的事就发生了。好像一个人实际上死了，又实际上复活了；一个人像中国人一样，过一种超常态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快乐、健康、无动于衷，均不合乎自然。悲剧意识消失了：一个人像一朵花、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样活着，既服从自然，又反对自然。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死了，你甚至不费心去参加一下葬礼；如果一个人就在你眼前被有轨电车撞倒，你却无事一样，继续走你的路；如果战争爆发，你让你的朋友们上前线，而你自己却对这场战争毫无兴趣，等等，等等。生活成了一种公开的展示，如果你碰巧是一位艺术家，你就记录下这转瞬即逝的场面。孤独消除了，因为一切价值，包括你自己的价值，都遭到摧毁。只有同情盛行，然而这不是一种人的同情，一种有限的同情——这是一种洪水猛兽，一种邪恶之物。你无所顾忌，因而你可以为任何人、任何事牺牲你自己。同时，你的兴趣，你的好奇心，却以令人讨厌的速度发展着。这也是可疑的，因为它能够使你喜爱一颗领扣，也能使你喜爱一个事业。事物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改变的区别：一切都是流变，一切都不长久。你的存在的表面在不断瓦解；但是在内部，你却变得像金刚石一样坚硬。也许正是你这个坚硬的、磁性的内核，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把他们都吸引到你这边来。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就是当你死而复活的时候，你属于大地，而任何属于大地的东西，都不可分割地属于你。你成了一种畸形的自然，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你将永远不会再死，而只是像你周围的现象一样消失。

我现在正在记录的东西，在我经历巨大变化的时候，是不为我所知的。我忍受的一切，从性质上讲，是为这样一个时刻作了准备。有一天傍晚，我戴上帽子，走出办公室，走出我迄今为止的私人生活，去寻找将要把我从活着的死亡中解放出来的女人。按照这个思路，我回顾了夜间漫步纽约街头的情景，在那些白夜里，我在睡梦中散步，看着我出生的城市，就像一个人看着海市蜃楼中的东西。和我一块儿走过静悄悄的街道的，经常是公司的侦探奥罗克。往往地面上铺满白雪，空气中寒风凛冽。奥罗克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偷窃、谋杀、爱情、人性、黄金时代。他有一个习惯，当他谈起一个话题时，他会突然停在街中间，把他笨重的脚插在我的双脚之间，使我动弹不得，然后，他会抓住我的上衣领子，把脸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说话，字字句句就像手钻钻孔一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两人凌晨四点钟站在街中间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风咆哮着，雪花纷飞，奥罗克忘记了一切，只有他的故事滔滔不绝。我记得，在他讲的时候，我总是用眼角观察周围的事物，不是注意他在说的话，而是意识到我们俩正站在约克维尔，或亚伦街，或百老汇大街上。他站在人类所创造的最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中，一本正经地描述他那老调重弹的凶杀故事，我总感觉他有点儿疯狂。在他谈论指印的时候，我也许正在观察他黑帽子背后一栋红砖小楼的墙帽或上楣柱；我会想到上楣柱修建的那一天，想着谁会是这个上楣柱的设计者，为什么他把它弄得这么难看。我们从东区走到哈莱姆区，再走出哈莱姆区，如果我们愿意继续往前，再走出纽约，走过密西西比河，走过大峡谷，走过莫哈韦沙漠，走过美国每一个住着男人与女人的建筑物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劣等的、蹩脚的上楣柱，都跟这一个差不多。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得坐着听别人的故事，那些老调重弹的贫穷与不幸的悲剧，爱与死的悲剧，渴望与幻灭的悲剧，这使我感到绝对疯狂。如果像发生过的那样，每天至少有五十人到我这儿来，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悲哀故事，对每个人我都得默默地“接受”，那么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的某一点，我不得不堵住耳朵，狠下心肠，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吃上最小的一口，就足够我咀嚼消化好几天、好几周的了，可我却不得不坐在那里被淹没，不得不夜里出来听取更多的东西，不得不睡着听，梦中听。他们从全世界各地，从社会各阶层蜂拥而来，说着上千种不同的语言，朝拜不同的神，遵守不同的法律与习俗。他们当中最穷的人都有着长长大篇的故事，但是如果每一个故事都详详细细写出来，也都可以压缩成十诫的篇幅，都可以像主祷文一样记录在邮票背面。我每天都被拉长，弄得我的皮似乎可以把全世界覆盖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不必再听人说的时候，我就缩成了针尖大小。最大的快乐，然而又是少有的快乐，是一个人漫步街头……在夜深人静时漫步街头，思考着我周围的寂静。几百万人都躺在那里，对世界一无所知，只是张开大嘴，鼾声如雷。漫步在人们发明的最疯狂的建筑群中，思索着，如果每天从这些可怜的陋室或辉煌的宫殿中涌出一大批人来，渴望说出他们的不幸故事，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一年中，我少说也要听取两万五千个故事；两年中，五万；四年中，十万；十年后我就彻底疯了。我认识的人已经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要是他们聚在一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他们会需要摩天大楼吗?他们会需要博物馆吗?他们会需要图书馆吗?他们也会建造阴沟、桥梁、轨道、工厂吗?他们会从炮台公园到金色海湾无限地建设一个又一个同样的包锡铁皮做的上楣柱吗?我怀疑。只有饥饿能鞭策他们。饥肠辘辘，眼神疯狂，恐惧，对生活恶化的恐惧驱使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一样，全都被逼到绝境。由于饥饿的驱使和鞭策，他们建造最高的摩天大楼，最可怕的无畏战舰，制造最锋利的钢刃，最轻最薄的精细网织品，最精致的玻璃制品。同奥罗克走在一起，只听他谈论偷窃、纵火、强奸、杀人，就像听一部宏大交响乐中的一首小小的主题曲，就像一个人可以用口哨吹着巴赫的曲子，同时想着他要与之睡觉的女人。听着奥罗克的故事，我同时会想着他结束谈话，说“你有什么东西吃”的那一刻。在最可怕的谋杀中间，我会想起我们肯定要在电车沿线再过去一点儿的某个地方饱餐一顿的猪肉里脊，还想知道他们要配什么样的蔬菜，我随后是否要点儿馅饼或牛奶蛋糊布丁。我有时同我老婆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她在呻吟嘟哝的时候，我却也许在想着她是否把咖啡壶的底子倒掉了，因为她有着放任事情自流的坏习惯——我指的是重要事情。新鲜咖啡是重要事情——以及新鲜火腿鸡蛋。如果她再怀孕就不好了，问题有点儿严重，但是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早上有新鲜咖啡，以及香喷喷的火腿鸡蛋。我忍受得了心碎、流产、失败的罗曼史，但是我必须肚子里有点儿东西，我需要有营养的东西，开胃的东西。我的感觉就同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不被允许肉体死亡时，他可能会有的感觉一样。我相信，他钉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震惊会如此之大，以致对于人性他会患上一种完完全全的健忘症。我确信，在他伤口治愈后，他就不会对人类的苦难发出诅咒，而会津津有味地喝起一杯新鲜咖啡，吃起一片烤面包，假定条件许可的话。

无论什么人，通过过于伟大的爱，归根结底荒谬的爱，而死于苦难，他再生后便不知道爱也不知道恨，只知道享受。这种生活的快乐由于是不合乎自然地获得的，因而是一种败坏整个世界的毒药。任何东西创造出来后超出了人类正常的忍受限度，便会自食其果，造成毁灭。纽约的街道在夜间反映出耶稣的受难与死亡。地上白雪皑皑，周围一片死寂，从纽约的可怕建筑物里传出一种绝望与惨败的音乐，如此阴沉，令肉体缩成一团。石头一块块垒起来，都不是带着爱和尊敬；没有一条街道是为跳舞和欢乐铺设的。一样东西被加到另一样东西上，都是为了疯狂的争夺，以便填饱肚子。街上散发着空肚皮、饱肚皮、半饱肚皮的味道。街上散发着同爱没有关系的饥饿的味道；街上散发着贪得无厌的肚皮的味道，散发着空肚皮无用的创造物的味道。

在这无用之中，在这零的空白之中，我学着欣赏三明治，或一颗领扣。我可以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去研究一个上楣柱或墙帽，同时却假装在听一个关于人类不幸的故事。我能记得某些建筑物上刻的日期和设计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师的名字；我能记得气温和某一拐角的风速，而站在拐角上听的故事却忘记了；我能记得我甚至在那时候记得的其他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记得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有什么用处呢?我身上有一个死去了的人，留下的一切都是他的记忆；还有一个活着的人，这人应该是我，是我自己，但是他活着，只是像一棵树活着一样，或者像一块岩石，或者像一只野兽。这个城市本身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人们拼命要在里面挣得一个体面的死，我自己的生活就像这个城市一样，也成了一座坟墓，我正以自己的死亡来建造这座坟墓。我漫步在石林中，石林的中心是混乱；有时候在这死亡中心，在混乱的真正中心，我跳舞或喝得酩酊大醉，或做爱，或同某个人交朋友，或计划一种新生活，可这全是混乱，全是石头，全都毫无希望，令人难堪。直到我碰到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将我从这疯狂的石林中卷走以前，没有一种生活对我来说是可能的，也不可能写出一页有意义的文字。也许读到这里，人们仍然有混乱的印象，但这是从一个活的中心写下的，混乱的只是外表，就好像是一个不再同我有关系的世界的延伸。仅仅几个月之前，我还站在纽约的街道上环顾四周，就像几年前我环顾四周一样；我再次发现自己在研究建筑，在研究只有不正常的眼睛才能抓住的细节。但是，这一次就像是从火星上下来的一样。我自问：这是什么人种?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关于痛苦或关于在阴沟里被扼杀的生命的记忆，不过是在袖手旁观一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如此遥远，以致我感觉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行星。有一天夜里，我从帝国大厦顶上向下观看我在底下所了解的这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只是远景上的一些小点点，这些我与之一起爬行的人蚁，这些我与之斗争的人虱。他们都以蜗牛的速度前进，每一个人无疑都在实现自己微观世界的命运。他们徒劳地拼命建造起这座巨厦，这是他们的骄傲与自豪。在巨厦最高一层的顶篷上，他们悬挂了一串笼子，关在里面的金丝雀啭鸣着无意义的歌声。在他们雄心壮志的顶点，有这些小东西的一席之地，它们不断地拼命啭鸣。我暗想，一百年后，他们也许会把活人关在笼子里，一些快活得发疯的人，将歌唱未来世界。也许他们会培养一个啭鸣族，别人劳动时，它们啭鸣。也许在每一只笼子里都有一个诗人或一个音乐家，致使楼底下的生活不受石林的阻碍，继续流动，一种由无用构成的波动着的吱嘎作响的混乱。一千年以后，他们全都会发狂，工人和诗人都一样，一切又开始毁灭，就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的那样。再过一千年，或五千年，或一万年，就在我现在站着观光的地方，一个小男孩会打开一本用一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写的书，写的是这种现在正逝去的生活，一种写这本书的人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一种有着打了折扣的形式和节奏的生活，一种有始有终的生活。小男孩合上书的时候会暗想，美国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民族，在这块他现在居住的大陆上，曾经有过怎样奇异的生活啊！没有一个未来的种族，也许除了盲诗人族以外，将能够想象这段未来历史构成的极大混乱。

混乱！咆哮的混乱！无须专门选择一天。我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在那里的那个世界里——都适合。我的生活，我的小小的微观世界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外部混乱的反映。让我回想……七点半闹钟响。我没有从床上跳起来。我一直躺到八点半，尽量争取再多睡一会儿。睡觉——我怎么能睡?在我脑海的背景里是我已经被任命主管的那个办公室的形象。我能见到海米八点钟准时到达，交换机已经发出求援的嗡嗡声，申请者们正爬上宽宽的木制楼梯，更衣室里散发着强烈的樟脑味。为什么要起床来重复昨日的废话?我雇他们雇得快，他们退出得也快。工作挤掉了我寻欢作乐的时间，而我却没有一件干净衬衫穿。星期一我从老婆那里拿津贴——车费与中午饭钱。我总是欠她的钱，她则欠杂货商的钱，欠屠夫、房东等的钱。我都没有想到要刮一刮胡子——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穿上撕破的衬衣，吞下早餐，借了一个镍币坐地铁。如果她情绪不好，我就从地铁口卖报人那里骗钱。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办公室，晚了一个小时，我得先打十几个电话，然后才同申请者谈话。在我打一个电话的工夫，就有另外三个电话等着我去接。我同时使用两部电话机。交换机嗡嗡作响。海米在两次电话的间歇中间削着他的铅笔。门房麦戈文站在我身边，给我一句忠告，说其中一个申请者也许是一个骗子，想用假名再偷偷溜回来。在我身后是卡片和分类记录本，其中有经过测谎仪测试过的每一位申请者的姓名。坏人用红色星号标出，其中有些人竟有六个化名。这期间，房间里就像蜂窝似的，人们七手八脚，到处散发着汗臭、脚臭，还有旧制服、樟脑、来苏水的气味及口臭。他们当中有一半人要被拒绝——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而是因为即使按最差的条件，他们也不行。我办公桌前面的这个人，站在栏杆旁边，双手麻痹，视力模糊，是纽约市的前市长。他现在已七十岁，很乐意接受任何工作。他有极好的推荐信，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四十五岁在纽约是一个极限。电话铃响，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一个圆滑的书记打来的。我能不能为一个刚走进他办公室的小男孩开一个先例呢?这是一个在少年犯教养所里待了一年多的小男孩。他干了些什么?他想强奸他的妹妹。当然，他是意大利人。我的助手奥马拉正在对一个申请者进行疲劳讯问。他怀疑他是癫痫病患者。最终他成功了，取得了额外收获，小伙子就在办公室里癫痫发作。女人当中有一个昏倒了。一个漂亮女人脖子上围着阔气的毛皮，正在说服我录用她。她整个儿是个婊子，我知道，要是我录用了她，就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她要求在住宅区的某个楼里做事——她说，因为，那儿离家近。临近午饭时间，一些老朋友开始到我这儿来。他们坐在周围看我工作，好像这是歌舞杂耍表演。医科大学生克龙斯基来了；他说我刚雇的男孩中有一个有帕金森氏疾病。我忙得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奥罗克告诉我，所有的报务员，所有的送信人，都有痔疮。近两年来他一直在做电按摩，但什么效果也没有。午饭时间到了，我们六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饭。像通常一样，某一个人要为我付饭钱。我们狼吞虎咽，然后跑回来。有更多的电话要打，更多的申请人要接见。副总裁正在大发雷霆，因为我们不能使人员保持正常。纽约以及纽约周围二十英里以内的每一张报纸都登着求援的广告。所有的学校都被游说为我们提供业余送信人。所有的慈善机构、救济团体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像苍蝇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一小时都没有干满。这真是折腾人。最令人伤心的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这不关我的事。正如吉卜林所说，我的事情是干，不然就死。我继续苦干，见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电话铃疯了一般响，这地方的味道越来越难闻，漏洞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要求一片干面包的人。我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肤色、宗教、教育、经验等等。所有的材料都将登记到分类记录本里，按字母顺序，然后按年代顺序归档。姓名与日期，还有指纹，如果我们有时间来登记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美国人享有人类所知道的最快的通讯形式，他们可以更快地出售他们的商品，一旦你倒毙在街头，立即就会有人对你最近的亲属加以鉴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除非送电报的人决定扔掉工作，把整捆电报抛进垃圾桶。两千万份圣诞节的空白电报纸上都有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祝你圣诞节与新年快乐的字样；也许电报内容都是“母病危，速回”，而办事人员则太忙，注意不到电报内容，如果你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赔偿精神损失，那么就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事件，让你相信，你的母亲病危，而你同样可以圣诞节与新年快乐。当然，办事人员将被开除，而一个月以后，他又会回来要求做送信人的工作，他会被接受，安排在没有人会认出他来的码头附近做夜班，他老婆会带着小鬼们来感谢总经理，或者也许副总裁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与照顾。然后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个送信人抢劫了账台的钱柜，奥罗克就被要求乘夜车赶往克利夫兰或底特律，去追踪他，即使花一万美元也在所不惜。然后副总裁会发布命令，不许再雇犹太人，但是三四天后，他又会放宽一点儿，因为除犹太人以外，没有人来找工作。因为情况变得非常严峻，人员素质又他妈的如此差劲，弄得我都差不多要雇一个马戏团的侏儒，要不是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说他自己是女的，我也许就已经雇了“它”了。更糟糕的是，瓦勒斯卡将“它”庇护起来，那天晚上把“它”带回家，在同情的借口之下，给“它”做了彻底检查，包括用右手食指对生殖器进行探测。这个侏儒变得十分色眯眯的，最后又十分提防。这是令人难堪的一天，在回家路上我撞见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坚持要带我去吃饭。饭后我们去看电影，在黑暗中我们互相调情，最后发展到离开电影院，回到办公室，我把她放倒在更衣室的锌面桌子上。当我午夜之后回到家的时候，瓦勒斯卡打来电话，要我立即跳进地铁，到她家去，十万火急。这得坐一小时的车，我已经疲惫不堪，可她说十万火急，我就只好上路了。我到她家的时候，见到了她的表妹，一个相当迷人的小妞。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刚跟一个陌生人干完事，因为她厌倦了当一个处女。那么瓦勒斯卡所有那些大惊小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嘿，是这样的，在心急火燎中，她忘记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也许现在她已经怀孕，那么怎么办呢?她们想知道我认为应该做什么。我说：“什么也别做。”当时瓦勒斯卡把我领到一边，问我是否愿意同她表妹睡觉，说是可以让她适应一下，以便不会再重复那种事情。

整个事情是很荒诞的，我们都歇斯底里大笑，然后开始喝酒——她们家里有的唯一一种酒是居默尔香酒，没用多久就把我们放倒了；然后事情更荒诞了，因为她们两人开始乱抓我，谁也不愿让另一个做什么事。结果，我给她们两人都脱去衣服，把她们放在床上，而她们两人却互相搂抱着睡着了。当我在大约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走出去时，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我就试着向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五分钱，但是不行，于是我最后就脱下我的皮里子大衣给他——换了五分钱。我到家时老婆已经醒了，她怒火冲天，就因为我在外面待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激烈争辩了一会儿，最后我发火了，猛打她，她跌倒在地，开始哭泣呜咽，然后孩子醒了，听到我老婆高声叫喊，她吓坏了，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头尖叫。楼上的女孩跑下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她穿着晨衣，披头散发。她激动地走近我，我们俩本没有打算要发生什么事，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我们把我老婆放到床上，给她额头上捂了一条湿毛巾。在楼上的女孩俯身对着她的时候，我站在她身后，脱掉了她的晨衣。我把那玩意儿放进她那里，她好长时间地站在那里，说着许多安慰人的愚蠢废话。最后我爬到老婆床上，使我十分吃惊的是，她开始紧紧贴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难分难解地干着，一直到天亮。我本该精疲力竭的，可是我却十分清醒，我躺在她旁边，计划着过休息日，期待见到那个穿漂亮毛皮的婊子，那天早些时候我同她谈过话。在那之后我开始想另一个女人，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她总是挖苦我的无动于衷。然后我开始想一个又一个——所有那些我因这样那样的理由放过去的女人——直到最后我死死地睡过去了，梦中还遗了一回精。七点半时，闹钟按老规矩响起来，我按老规矩看了看我那件挂在椅子上的破衬衣，我自言自语说，有什么用。我翻了一个身。八点钟，电话铃响了，是海米。他说，最好快点来，因为正在进行罢工。这就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理由是这个样子，除非说整个国家都是荒诞的，我所说的事到处都在进行，或大或小，但到处都是一回事，因为一切都是混乱与无意义。

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进行，几乎有整整五年时间。大陆本身永远受到旋风、龙卷风、海啸、洪水、干旱、暴风雪、热浪、害虫、罢工、抢劫、暗杀、自杀……的破坏，是一种连续的热病与痛苦，一种火山爆发，一种漩涡。我像一个坐在灯塔里的人：脚下是惊涛骇浪、岩石、暗礁、沉船的碎片。我可以发出危险信号，但是我无力挡住灾难。我呼吸着危险与灾难。这种感觉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它就像火一般从我鼻孔中猛烈喷射出来。我渴望完全摆脱它，然而又不可抗拒地受到吸引。我既暴烈又冷淡。我就像灯塔本身——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我脚下是坚固的岩石，在同样的岩石构架上人们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我的基础深入到地下，我身体的防护盔甲是用铆了铁钉的钢铁制成。我首先是一只眼睛，一只纵横搜索的巨型探照灯，它无情地不停旋转。这只如此清醒的眼睛似乎使我的所有其他官能都处于休眠状态中；我的所有本领都被耗尽，用以努力观看、领会世界的戏剧性。

如果我渴望毁灭，这只是因为这只眼睛会被消灭。我渴望地震，渴望某种会将灯塔投入海中的自然灾变。我想要变形，变成鱼，变成海中怪兽，变成驱逐舰。我想要大地裂开，一口把一切都吞没。我想要看这座城市被深深埋在海底。我想要坐在洞穴中，在烛光下读书。我想要那只眼睛消灭，以便我可以变换一下，了解我自己的身体和我自己的愿望。我想要单独待一千年，为了沉思我的所见所闻——也为了忘却。我想要地球上某种非人为的东西，某种绝对脱离了人的东西，我对人已经厌倦了。我想要某种纯世俗、绝对无理念的东西。我想要感到血液奔流回我的静脉，哪怕以消灭作为代价。我想要把石头和光从我的体系中抖落出去。我想要黑暗的自然生殖力，深深的子宫之泉眼，寂静，要不就贪婪地啜饮黑色的死亡之水。我想要成为那只无情的眼睛照亮的那个黑夜，一个以星辰和长长的彗星点缀的黑夜。我想要成为寂静得如此可怕，如此全然不可理解，同时又十分动人的夜晚。绝不再说话、倾听和思考。既被包容而又包容。不再有怜悯，不再有温柔。完全世俗地做人，像一棵植物、一条虫或一条小溪。被分解，被剥夺光线与石头，像分子一样易变，像原子一样持久，像大地本身一样无情。

【注释】

[1] 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印度教哲学家，曾自称是佛陀转世、众生救主。

第六章

我遇见玛拉大约是在瓦勒斯卡自杀前一周。那事件之前一两个星期是一场真正的噩梦。有一系列的突然死亡以及与女人的奇怪遭遇。首先是保利娜·亚诺夫斯基，一个十六七岁的犹太小女孩，没有家，也没有亲戚朋友。她到办公室来找工作。已接近下班时间，我不忍心冷冰冰地拒绝她。因为某种理由，我心血来潮地想带她回家吃饭，如果可能的话，设法说服老婆让她住上一阵。她吸引我的地方是她对巴尔扎克的热情。回家路上她一直在同我谈论《幻灭》。电车挤得满满的，我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谈论什么都没有区别了，因为我们两人都只想着一件事。我老婆见到我带着一个漂亮小妞站在门口，当然呆若木鸡。她以她那种冷冰冰的方式表现出礼貌和殷勤，但是我立即看出来，请求她把女孩留下来是没有用的。大概她能做的一切也就是坐着陪我们吃完饭。我们一吃完，她说了声“请原谅”，就看电影去了。女孩开始哭泣。我们仍然坐在桌子旁，盘子堆在我们面前。我走到她跟前，双臂搂住她。我真为她感到抱歉，不知对她如何是好。突然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热烈地吻我。我们长时间站在那里，互相拥抱着，然后我对自己说不行，这是一种犯罪，而且，也许老婆根本就没有去看电影，也许她任何时候都会悄悄溜进来。我让那女孩振作起来，并说我们还是乘电车到什么地方去吧。我看到我孩子的存钱罐在壁炉架上，就把它拿到卫生间，悄悄把钱全掏出来。里面只有七角五分。我们坐上电车，来到海滨。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起躺在沙滩上。她歇斯底里般激情奔放，除了做那种事以外没有什么事好做。我想她事后会责备我，但是她没有。我们在那里躺了一会儿，她又开始谈论巴尔扎克。似乎她有抱负自己也当个作家。我问她打算干什么。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我们起身离开时，她请求我把她送到公路上，说她想去克利夫兰或去某个地方。当我离开她，让她站在一个加油站前时，已过了午夜时分。她的钱包里大约有三角五分钱。当我出发往家走时，我开始诅咒我老婆，骂她是个卑鄙的婊子养的。我但愿留在公路上无处可去的那个人是她。我知道，我回到家后，她连那个女孩的名字都不会提一下的。

我回到家，她没有睡，正等着我。我以为她又要大闹一场。但是没有，她等我是因为有奥罗克的重要口信，要我一回家就给他打电话，但是，我决定不打电话。我决定脱衣服睡觉。正当我舒舒服服躺下时，电话铃响了。是奥罗克。办公室有我一份电报——他想要知道，他是否该拆开念给我听。我说当然。电报的署名是莫妮卡。是从布法罗打来的。说她将在早晨带着她母亲的遗体到达中心车站。我谢过他，回到床上。老婆没问任何问题。我躺在那里苦苦思索该怎么办。如果我去车站接她，就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来一遍。我刚谢过我的星宿保佑我摆脱了莫妮卡，而现在她又要带着她母亲的遗体回来。眼泪与和解。不，我一定也不喜欢这个前景。假如我不露面呢?那会怎么样?周围总会有人来照料一具尸体。尤其是如果失去亲人的人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蓝眼睛里闪着火花。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会回去做她在餐馆的工作。要是她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就不会同她缠到一块儿去了，但是我的好奇心占了我的上风。而那时候她又那么一贫如洗，这也打动了我。要是她的手不发出油腻腻的味道，事情也许不会这么糟糕。那是美中不足之处——那双油腻腻的手。我记得我遇见她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她看上去令人陶醉，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这正是妇女开始穿短裙的时候，而她穿短裙更显优美。我常常一晚上又一晚上地去餐馆，就是为了看她走来走去，看她弯腰上菜或俯身拾起一把叉子。漂亮的大腿和迷人的眼睛加上一行关于荷马的奇妙诗句，猪肉酸菜加上一首萨福的诗文、拉丁文变位和品达的颂歌，也许饭后甜食再加上《鲁拜集》[1]或《西纳拉》[2]。但是油腻腻的手和市场对面寄宿公寓里那张邋遢的床——哟！我受不了。我越躲开她，她就变得越缠绵。写十页的情书，再加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脚注，然后突然安静了，我由衷地暗自庆幸。不，我早晨不能去中心车站。我翻个身，沉睡过去。早晨我会让老婆给办公室打电话，说我病了。一个星期来我还没有生过病——它正在接近我。

中午我发现克龙斯基在办公室外面等我。他想让我同他一起吃午饭……他要我去见一个埃及姑娘。结果这个姑娘原来是个犹太人，但是她来自埃及，看上去像埃及人。她是一把好手，我们俩同时向她进攻。由于别人以为我病了，我就决定不回办公室，而去东区随便走走。克龙斯基回去掩护我。我们同姑娘握手，各走各的路。我直奔凉快的河边，几乎立刻忘记了这个女孩。我坐在一个码头边上，大腿悬在纵梁外边。一条驳船经过，装满了红砖。突然莫妮卡出现在我脑海中。正带着一具尸体到达中心车站的莫妮卡。一具离岸的尸体。纽约！显得多么不谐调，多么可笑，我放声大笑起来。她怎么处理这尸体呢?她是将它寄存起来了呢，还是把它留在货场里了?她无疑在狠狠地大声诅咒我。我很想知道，如果她能想象我这样坐在码头边上，大腿悬在纵梁外边，她真的会有什么想法。尽管有微风从河上吹来，天气还是很闷热。我开始打瞌睡。当我迷糊过去时，保利娜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想象她正举着手沿公路步行。她是一个勇敢的孩子，这是无疑的。有意思的是，她似乎不怕被人搞大肚子。也许她这样绝望，已经不在乎了。还有巴尔扎克！这也是十分不谐调的。为什么是巴尔扎克?嗨，那是她的事。无论如何她已有了足够的钱来买东西吃，直到她遇到另一个家伙。但是那样的一个孩子却在考虑成为一个作家！嘿，为什么不呢?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幻想。莫妮卡也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每个人都在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天哪，多么无用的职业！

我打了个盹……当我醒来时，下身正勃起着。太阳好像热辣辣地晒进了我的裤裆。我站起来，在饮水泉那里洗了我的脸。天气还是那样闷热。沥青像沼泽地一样软，飞蝇在叮人，垃圾在阴沟里腐烂。我在运料车之间来回走，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勃起着，老也下不去，但是心中又没有明确目标。只是在我回到第二大道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一同吃午饭的那个埃及犹太女孩。我记得，她说过住在第十二街附近的俄国餐馆对面。但是我仍然不确切知道我想干什么。只是四处溜达溜达，消磨时间。然而我的双脚却把我拖向北面，走向第十四街。当我来到俄国餐馆对面时，我停了片刻，然后三级一跨地跑上楼梯。过道门开着。我爬上了几段楼梯，仔细察看门上的名字。她住在顶楼，她的名字底下还有一个男人的名字。我轻轻敲门，没人答应。我又敲得更响一点。这次我听到有人走动。然后有一个靠近门边的声音问是谁，同时门把转动起来。我把门推开，跌跌绊绊地进了漆黑一团的房间。我正好撞进她的怀抱，摸到她半敞开的晨衣底下光着的身子。她一定是刚从熟睡中起来，还不太明白谁把她抱在怀里。当她明白是我的时候，她试着挣开，但是我紧紧抱住她，开始热烈地亲吻她，同时把她按倒在靠窗的躺椅上。她咕哝着什么，意思是说门没关，但是我不打算冒任何危险，让她溜出我的怀抱。于是我作了一个小小的迂回，使她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移向门边，让她用屁股把门推上。我用空着的一只手锁上门，然后把她挪到房间中央，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我的裤扣。她睡得迷迷糊糊，干这事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也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在半睡半醒中干这事。唯一的问题是，我每挺进一次，她就清醒一分。而她越清醒就越神魂不定。要想知道如何让她再睡过去而不失去好好搞一下的机会，这是很难的。我设法让她倒在躺椅上，她没有退缩，却欲火中烧起来，像鳝鱼一样扭来扭去。从我开始搞她的时候起，我想她一次也没有睁开过眼睛。我不断对自己说——“一次埃及式干法……一次埃及式干法”——为了不马上射，我故意开始想莫妮卡拉到中心车站的那具尸体，想我在公路上留给保利娜的三角五分钱。那时候，砰！一声响亮的敲门声，她立即睁开眼睛，十分恐惧地望着我。我开始迅速抽身，可使我吃惊的是，她紧紧抓住我。“不要动，”她在我耳边小声说，“等等！”又一声响亮的敲门声，然后我听到克龙斯基的声音说：“是我，特尔玛……是我伊西。”当时我几乎大笑起来。我们又倒下，回到一种自然姿势中，她轻轻闭着眼睛，不想再醒过来。这是我一生中干得最出色的一次。我想它会永远进行下去。无论什么时候我感到有射的危险，我就停下不动，想事情——例如想如果我有假期，我喜欢在哪里度假，或者想放在衣柜抽屉里的那些衬衫，或者想卧室床脚边的地毯上的补丁。克龙斯基还站在门口——我可以听见他来回变换姿势。每次我意识到他站在那里，我就额外地给她多来几下子，她在半睡状态中作出响应，很有意思，好像她懂我用这种动作语言表达的意思。我不敢想她会在考虑些什么，要不然我就马上要射了。有时候我险些射，但是我总有救险的妙方，这就是想莫妮卡和那具在中心火车站的尸体。一想到这些，我的意思是说，想到这些事的滑稽可笑，我就像冲了一次凉水澡一般。

完事之后，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好像她是第一次看到我。我没有话要对她说；我脑子里的唯一想法是尽可能快地离开。在我们梳洗时，我注意到门边地板上的一张纸条。这是克龙斯基留下的。他想要她在医院见他——他老婆刚被送去医院。我感到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我不用费什么事就可以离开了。

第二天我接到克龙斯基一个电话。他老婆死在手术台上。那天晚上我回家吃饭；我们还坐在饭桌上吃饭时，门铃响了。克龙斯基站在大门那里，看上去绝对情绪消沉。我总是难以说出吊唁的话，对他说就绝对不可能了。我听我老婆说些同情的陈词滥调，我感到比往常更讨厌她。“让我们离开这里。”我说。

我们在绝对的沉默中走了一会儿。到了公园那里，我们就走进去，直奔草地而去。雾气很重，连前面一码远的地方都看不清。当我们摸索着前行的时候，他突然呜咽起来。我停下来，把脸转开去。我认为他哭完时，才回头看他，他正带着一种古怪的微笑瞪着我。“真有趣，”他说，“接受死亡有多难哪！”我也微笑了，把我的手放到他肩膀上。“请继续，”我说，“一直说下去，不要郁积在胸中。”我们又开始散步，在草地上来来回回地走，就好像走在海底一般。雾气变得如此浓密，我几乎分辨不出他的容貌。他平静而又疯狂地谈论着。“我就知道事情会发生，”他说，“太美好了就不会长久。”她病倒前的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失去了身份。“我在黑暗中踉踉跄跄，叫着我自己的名字。我记得来到一座桥那里，朝水中看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正在溺死。我一头扎到桥底下，当我浮出水面时，我看到叶塔漂浮在桥下。她死了。”然后他突然补充说：“昨天我敲门的时候，你在那里，是吗?我知道你在那里，我没法走开。我也知道叶塔快死了，我想要同她在一起，但是我害怕一个人去。”我一句话没说，他继续说下去。“我爱过的第一个女孩也是这样死的。我当时还是个小孩，无法摆脱痛苦。每天晚上我都到公墓去，坐在她墓边。人们以为我疯了。我猜想我也是疯了。昨天，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这一切又回到我眼前。我又在特伦顿，在墓边，我爱的那个女孩子的妹妹站在我旁边。她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会发疯的。我暗想，我确实疯了，为了向我自己证明这一点，我决定做出疯狂的事情来，于是我对她说，我爱的不是她，是你，我把她拉到我身边，我们躺在那里互相亲吻，最后我干了她，就在墓边。我想，这件事把我治好了，因为我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过，再也没有想她——直到昨天，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如果我昨天抓住你，我会把你掐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好像觉得你打开了一座坟墓，你正在糟蹋我所爱女孩的尸体。那是疯了，不是吗?为什么今晚我要来见你呢?也许是因为你对我绝对无所谓……因为你不是犹太人，我可以对你说……因为你不在乎，而你是对的……你读过《天使的反叛》吗?”

我们刚走到环绕公园的自行车道。大街上的灯火在雾中晃动。我好好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已经神经错乱。我很想知道是否能让他笑。我也害怕一旦他笑起来会收不住。于是我开始随便聊，先聊阿纳托尔·法朗士，然后聊其他作家，最后，当我感到我抓不住他时，就突然把话题转到伊沃尔金将军[3]，听到这话他笑了起来，这也不是一种笑，而是一种咯咯咯的声音，一种可怕的咯咯声，就像一只脑袋被放在案板上的公鸡发出来的。他笑得这样厉害，以致他不得不停住脚步，捂着肚子，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在咯咯声之间，他发出撕碎心一般的可怕呜咽。

“我知道你会为我好，”当最后的感情爆发过去之后，他脱口而出道，“我总是说你是一个婊子养的好人……你就是一个杂种，只是你不知道而已……现在告诉我，你这个杂种，昨天怎么回事?你捅了她没有?我不是告诉过你，她是一把好手吗?你知道她跟谁同居吗?天哪，你没被抓住算是幸运。她正和一个俄国诗人同居——你也认识那小子。有一次在皇家咖啡馆我把你介绍给他过。最好不要让他听到风声。他会把你的脑浆打出来的……然后他会为此事写一首漂亮的诗，把它和一束玫瑰一起送给她。肯定的，我在斯台尔顿就认识他，那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聚居地。他老爷子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全家都疯了。顺便说一下，你最好当心你自己。那一天我就想告诉你，可我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你知道她也许有梅毒。我不是在吓唬你。我也是为你好才告诉你的……”

这一场感情迸发似乎真的使他安静下来。他设法以他那种犹太人的拐弯抹角方式告诉我，他喜欢我。为此他必须首先破坏我周围的一切——老婆、工作、朋友、那个“黑婊子”（他这样称呼瓦勒斯卡），等等。“我想，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说，“不过，”他恶毒地补充说，“你首先必须吃点儿苦头。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吃苦，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你只认为你已经吃了苦。你必须首先恋爱。现在说那个黑婊子……你并不真的认为你爱她，是吗?你曾经好好看过她的屁股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如何在扩展。五年后她看上去就会像珍妮大婶[4]那样。你们俩将会是一对大胖子，身后领着一串黑小鬼在大街上走。天哪，我宁愿看见你娶一个犹太女孩。当然，你不会欣赏她，但是她会适合你。你需要东西来稳住你。你正在分散你的精力。听着，你为什么带着所有这些你捡来的笨蛋杂种到处跑?你似乎有一种专捡不正常人的天赋。你为什么不投身到有用的事情中去呢?你不适合那个工作——在某个地方你会成为大人物的，也许是一位劳工领袖……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是你首先得摆脱你那个尖嘴猴腮的老婆。咄！我看她的时候，会啐她的脸。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娶那样一条母狗?那是什么——是一对淌水的卵巢?听着，那就是你的毛病——你脑袋瓜里装的只有性……不，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你有脑子，你有激情，你很热心……但是你不在乎你做的事或你碰到的事。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杂种，我几乎会发誓你是犹太人。我就不同了——我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但是你身上有——只是你太他妈的懒了，不把它表现出来。听着，有时候我听你说话时，我暗想——要是那家伙把它在纸上写下来就好了！嗨，你可以写一本书，让德莱塞那样的家伙抬不起头来。你不同于我认识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属于他们，这是一件他妈的好事。你也有点儿疯癫——我猜想你知道这一点。不过是一种好的疯癫。听着，十分钟以前，如果是别人那样同我说话，我会杀了他。我想我更喜欢你，因为你不试着给我任何同情。我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会期待你的同情。如果你今晚说了一句假话，我真的会发疯。我知道这一点。我已经在边缘上了。当你开始谈伊沃尔金将军时，我差点儿认为我一切都完了。这就使我想到你身上有种东西……那是真正的狡猾！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如果你不马上振作起来，你就会发疯。你内心里有东西正在吞噬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它转移到我身上。我彻底了解你。我知道有东西在折磨你——不只是你老婆，也不是你的工作，甚至不是你认为你爱的那个黑婊子。有时候我认为你生错了时代。听着，我不想要你认为我崇拜你，但是你有我说的某种东西……如果你对自己再多一点点信心，你就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你甚至不必当一个作家。就我所知，你可以成为一个耶稣基督。不要笑——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自己的可能性……除了你自己的欲望，你对一切都是绝对盲目的。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你正在让人们把你耗尽。你是一个他妈的傻瓜、白痴。如果我有十分之一你的能耐，我就会把世界翻个个儿。你认为那是疯了?嗯?那么，听我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我今晚来见你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要自杀了。我是否自杀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看不出现在自杀有什么意义。那不会让她起死回生。我生而不幸，无论我去哪里，似乎总要把灾难带去。不过我还不想就此罢休……我要先在世上做些好事。也许你听起来觉得这很傻，但这是真的。我愿意为别人做点儿事……”

他突然停住，又用那种古怪的惨淡笑容看着我。这是一个绝望的犹太人的样子，在他身上，像他的整个民族一样，生命本能是如此强大，以致即使绝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他也无力自杀。那种绝望对我相当陌生。我暗想——要是我们能换张皮就好了！嘿，我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理由杀死自己！我老是在想，他甚至会不喜欢葬礼——他自己老婆的葬礼！天知道，我们参加过的葬礼都是够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事后总是有一些食物和饮料，一些好意的下流玩笑，一些衷心的捧腹大笑。也许我太小，不懂得那些悲伤的方面，虽然我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如何号叫和哭泣。对我来说，那从来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葬礼之后，大家坐在公墓旁边的啤酒花园里，总是有一种美好的欢乐气氛，尽管大家穿着黑衣服，戴着黑纱和花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似乎觉得他们确实在设法同死者建立某种交流。某种像是埃及式的东西，在我回想起它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从前我认为他们只是一帮伪君子，但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些愚蠢、健康的德国人，渴望生活。说来奇怪，死亡是他们知识范围之外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只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来判断，你会想象死亡占据了他们的大量思想，但是实际上他们对它一无所知，甚至还没有，例如，犹太人知道得多。他们谈论来世的生活，但是他们从不真正相信。如果一个人因失去亲人而憔悴，他们便怀疑地看待那个人，就像你看待一个疯子那样。正如欢乐有界限一样，悲伤也有界限，这就是他们给我的印象，而在极限上，总有必须喂饱的肚皮——用林堡奶酪三明治、啤酒、居默尔香酒，如果手头有的话，还用火鸡腿。他们的眼泪流到他们的啤酒里，像小孩子一样。一分钟以后他们又喜笑颜开，笑死者性格中的某个怪癖。甚至他们使用过去时的方式都对我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效果。死者才被埋下去一个小时，他们说起死者来——“他总是这样好脾气”——就好像心中的那个人死了已有千年，好像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或者是一个《尼伯龙人之歌》中的人物。事实是他死了，确确实实地永远死去了，而他们，那些活着的人，现在，而且永远离开了他，他们有今天还有明天要过，有衣服要洗，有饭要做，当下一个人倒下时，还有棺材要挑选，还要为遗嘱争吵，但是一切循着日常生活的常规，专门腾出时间来悲伤哀悯是有罪的，因为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注定生活是那个样子，我们世上的人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越过注定的苦乐界限是邪恶的。想要发疯更是大罪孽。他们有可怕的动物性调节官能。如果真是动物性的，倒是看上去很令人惊奇，可是目击这一切又很可怕。你终于会明白，这不过是德国人的麻木不仁，感觉迟钝，然而，比起犹太人的九头鸟式的悲哀来，我倒更喜欢德国人那种富有生气的胃。我实际上不可能为克龙斯基感到遗憾——我不得不为他的整个种族感到遗憾。他老婆的死只是他的灾难史中的一项，小事一桩。就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生而不幸。他天生要看到事情出问题——因为五千年来事情一直在那个种族的血液中出问题。他们带着脸上那种深陷的绝望眼神来到世上，又将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世界。他身后留下一股臭气——一种毒药，一种悲痛的呕吐。他们设法要从这个世界带走的臭气正是他们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臭气。当我听他说话时，我思考了所有这一切。我内心感觉这样良好，这样纯洁，以至于我们分手时，在我走上一条旁街之后，我开始吹口哨并哼起歌来。接下去，我感到渴了，渴得要命，我用我最好的爱尔兰土腔对自己说——不用说，你现在应该喝上一点儿，我的小伙儿——我一边说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进到一个酒吧里，要了一大杯冒泡的啤酒，一个厚厚的汉堡包，里面夹了许多洋葱。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接下去喝了一口白兰地。我用我那种无动于衷的方式暗想——如果这可怜的杂种头脑不够正常，不喜欢他自己老婆的葬礼，那么我来为他参加。我越是考虑这事，就越变得快活。如果说有一点点悲伤或羡慕的话，那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不可能和她调换位置，这个可怜的死鬼，因为死亡是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汉绝对理解不了的东西，而把它浪费在那些十分了解它，无论如何不需要它的人身上又太可惜。我变得他妈的如此陶醉于死的念头，以至于在我醉得不省人事时，我向上帝咕哝着，请他今夜杀死我。杀死我，上帝，让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拼命想象那是什么样子的，拼命忘记那死鬼，连屁都挤出来了，可还是不成。我最多只能模仿临终时的痰声，但是这一来，我差点噎过气去，那时候我他妈的吓坏了，险些把屎屙在裤子里。不管怎么说，那不是死，那只是噎住了。死更像是我们在公园里经历的事情：两个人肩并肩地在雾中走，擦过树和灌木，一言不发。它是比姓氏本身更空洞的东西，然而却正常、宁静，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很高贵。它不是生活的继续，而是跃入黑暗中，绝无归来的可能，甚至作为一粒灰尘归来都不可能。而那是正常、美好的，我对自己说，因为，为什么一个人要回来呢?尝一次滋味就是永远尝了滋味——生或是死。只要你不下赌注，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向上，还是向下，都是没关系的。当然，被自己的唾沫噎住是很难堪的——这比任何其他事都讨厌。此外，人们不总是噎死的。有时候人们在睡眠中死去，平静得像一只小羊羔。他们说，上帝来把你们召集到他的怀抱里，然而，你停止了呼吸。究竟为什么人们想要永远不停地呼吸?任何必须没完没了做的事情都会是一种折磨。我们都是可怜的人类杂种，我们应该高兴某人想出了一条出路。对于去睡觉，我们不挑什么毛病。我们生命的三分之一是让我们像喝醉酒的大耗子一样打呼噜打掉的。那又怎么样呢?那是悲剧吗?那么好吧，就说是三分之三的醉酒大耗子般的睡眠吧。天哪，如果我们有辨别能力的话，我们会因为想到这个问题而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都可能明天死在床上，没有疼痛，没有痛苦——如果我们有意识利用我们的医药的话。我们不想死，这就是我们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头脑里的疯狂垃圾箱中有上帝和整个射击比赛。伊沃尔金将军！那引出了他的咯咯声……以及一些干巴巴的呜咽。我不如说林堡奶酪好了，但是伊沃尔金将军对他来说意味着某种东西……某种疯狂的东西。林堡奶酪会显得过于清醒，过于陈腐，然而，一切全都是林堡奶酪，包括伊沃尔金将军，那可怜的醉酒蠢货。伊沃尔金将军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林堡奶酪中演变出来，打着他私人的旗号。这就是说，有某种风味，某种标签。所以当人们闻到它、尝到它时，就能认出它来。是什么东西使这个伊沃尔金将军成为林堡奶酪的呢?嘿，无论什么东西构成林堡奶酪，它就是X，因而是不可知的。那么因而呢?因而什么也不是……根本什么也不是。打住——要不然，就是跃入黑暗中，一去不返。

当我脱掉我裤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那杂种告诉我的话。我看着它，它的样子一如既往，纯洁无瑕。“不要告诉我你得了梅毒。”我说，把它握在手里，挤了一下，像是要看看是否有脓喷出。不，我想不会有多大危险染上梅毒的。我不是那类星宿的命。是的，淋病倒是有可能的。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有淋病。但不是梅毒！我知道，他要是能做到的话，他就会想让我患上梅毒，只是为了让我明白什么是痛苦。但是我不可能费心去使他满足。我天生是一个沉默的幸运家伙。我张大嘴巴。这么多讨厌的林堡奶酪。我暗想，管它有没有梅毒哩，只要她想干，我就会再扯一块奶酪，然后才罢休。可是她显然不想干了，背对着我。于是我就躺在那里，竖起那硬邦邦的玩意儿顶着她，用心灵感应来干她。天哪，尽管她睡得很死，可她一定得到了感应，因为我进去时并没遇到什么麻烦，而且我不必看她那张一脸轻松的面孔。当我给她来了最后一下子的时候，我暗想——“好小伙儿，这便是林堡奶酪，现在你可以转过身去打呼噜了……”

性与死亡的赞美诗好像要永远唱下去。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老婆一个电话，说她的朋友阿琳刚被送到疯人院去。她们在加拿大的修道院上学时就是朋友，她们在那里学习音乐和手淫的艺术。她们那帮人我都一个个见过了，包括戴疝带的安托丽娜嬷嬷。她们都时常同安托丽娜嬷嬷做爱。而有着巧克力奶油蛋糕脸蛋的阿琳并非这一帮人当中第一个去疯人院的。我不是说，这是手淫把她们送到那里去的，但无疑，修道院的环境与此有关。她们还未成熟的时候就都已经搞得乱七八糟了。

【注释】

[1] 11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所著四行诗集。

[2] 19世纪末英国颓废派诗人厄内斯特·道森的名诗。

[3]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白痴》中的人物。

[4] 泛指中年黑人妇女，尤其是较肥胖者。

第七章

下午还没过完，我的老朋友麦格雷戈就来了。他同往常一样，看上去闷闷不乐，抱怨着年纪不饶人，虽然他才刚过三十。在我讲给他听阿琳的事情时，他似乎有了一点儿生气。他说他早就知道她有点儿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晚上他想强暴她，她就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可是她的哭还没有她说的话惊人。她说，她亵渎了圣灵，为此她不得不过节制的生活。想起这件事，他便以他那种不快的方式笑起来。“我对她说——如果你不想要，那么你就不必做……你就把它握在手里吧。天哪，我说那话的时候，我以为她会彻底发疯的。她说我是在设法玷污她的清白——她就是那样说的。同时她将它拿在手里，拼命抓紧，我他妈的都差点儿昏过去。她还是一直哭着，弹着圣灵啦，‘清白’啦的老调。我记得你有一次告诉我的话，就给她扎扎实实来了一个嘴巴子。这就像施了魔法一般，她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了，足以让我溜进去，然后真正的乐趣开始了。听着，你搞过一个疯女人吗?这是一种经验。从我进去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连珠炮似的说话。我无法精确地向你描述，但这就好像她不知道我正在干什么。听着，我不知道你做那种事的时候是否让一个女人吃苹果……嘿，你可以想象那会如何影响你。这一个要更糟糕一千倍。我感到心烦，都开始以为我自己也神经不正常了……现在我要说的事你几乎不会相信，但是这确是实情。你知道我们干完那事以后她做什么?她搂着我说谢谢我……等一下，这还不是全部，然后她下床跪在地上，为我的灵魂祈祷。天哪，我记得清清楚楚。‘请把麦格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她说。我光着身子躺在那里，听她祈祷。我不知道我是在做梦还是怎么的。‘请把麦格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你能相信吗?”

“你今晚打算做什么?”他又快活地问了一句。

“没什么特别的事。”我说。

“那你跟我来。我有一个妞儿要让你见一下……波拉。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在罗斯兰碰上她的。她不疯——只是有点淫狂。我想要看你同她跳舞。这将是一件难得的乐事……就只是看你们跳舞。听着，当她扭动起腰肢来的时候，你要不在裤衩里打炮，那我就是婊子养的。来吧，关上这地方。在这地方满处放屁管什么用?”

去罗斯兰以前还有许多时间要打发，于是我们就到靠近第七大道的一家小酒店去。战前这是一个法国人开的店，现在是一家几个意大利人经营的非法酒店。靠门的地方有一个小酒吧，后边有一间铺锯末地板的小房间，以及一个放音乐的投币机器。我们想要喝几杯饮料，然后吃饭。就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很了解他，我根本不相信我们会一起去罗斯兰。如果有一个招他喜欢的女人来到跟前——她不必长得漂亮或身体健康——我知道，他在这时候连我火烧眉毛都不会管我的，一个人滚他妈的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唯一令我关心的事情是，我得事先吃准了他有足够的钱来付我们要的饮料。当然，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直到饮料的账付清才罢休。

最初一两杯饮料总是使他陷入回忆。当然是回忆窟窿。他的回忆使我想起他曾经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这故事给我留下了无法忘却的印象。它讲的是一个临死的苏格兰人。正当他要死的时候，他老婆见他挣扎着想说点儿什么，就体贴地弯腰对他说——“什么?乔克，你想说什么?”而乔克，做了最后的努力，吃力地抬起身子说：“就是窟窿……窟窿……窟窿。”

这就是麦格雷戈从头到尾的话题。他的说话方式便是如此——废话连篇，但他想说的是关于病的问题，因为在做爱的间歇，似乎他担心得要命，更确切地说，他对他那玩意儿担心得要命。在他看来，半夜三更说“你上楼来一下，我要让你看一看我那玩意儿”，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由于一天有十几次把它掏出来，又是察看，又是洗，又是擦，他那玩意儿当然就老是红肿发炎。他不时去看医生，让医生检查。有时医生为了使他宽慰，就给他一小瓶药膏，还让他不要喝那么多酒。这会引起没完没了的争辩，因为他会对我说：“如果药膏有用，为什么不让我喝酒呢?”或者“如果我完全不喝酒，你想我还需要用药膏吗?”当然，无论我说什么，他总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来。他总得担心点儿什么，而那玩意儿当然就是他担心的主要对象。有时候他担心他的头皮。他有头皮屑，这几乎每人都有，可当他那玩意儿情况良好时，他就忘了，而担心起他的头皮来。再不就是他的胸。一想到他的胸，他就会咳嗽起来。咳得好厉害啊！就好像他已经是肺结核晚期病人了。而当他追逐女人时，他就像一只猫一样神经质，一样容易激动。他不能很快得到她。一旦他拥有她，他就已在发愁如何甩掉她了。她们都有些毛病，通常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可是却使他倒了胃口。

我们坐在黑洞洞的小房间里，他就对我絮叨着所有这一切。几杯老酒下肚以后，他像往常一样站起来去洗手间，半路上他扔了一个硬币在投币机器里，跳舞的人翩翩起舞，他也随之活跃起来，指着玻璃杯说：“再来一巡！”他从洗手间回来，看上去格外自鸣得意，究竟是因为他的膀胱减轻了负担呢，还是因为在过道里碰上了一个姑娘，我不得而知。总之，在他坐下来以后，他便开始变换手法——现在十分镇静，十分安详，几乎就像一位哲学家。“你知道，亨利，我们这些年里正在变老，你和我不应该像这样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有点儿作为，我们就该开始……”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我知道结局会是什么。这不过是个小插曲。这时候他平静地在房间里四处张望，看看哪个婊子的模样不那么烂醉如泥。他一边谈论我们生活中的悲惨失败，一边脚下踩着舞步，眼睛里逐渐放出光芒。事情总是按老一套的程序发生。正当他说——“例如，你拿伍德拉夫来说。他绝不会有长进，因为他只是一个天生的操蛋货，卑鄙无耻，只会小偷小摸……”正在这时候，碰巧会有某个喝醉的胖女人从桌子旁走过，让他看见了，他就会马上把话停下来，说：“嗨，小家伙，坐下来同我们一起喝一杯怎样?”由于像那样的醉鬼婊子从来不是单独出动，总是成双成对的，于是她就会回答：“当然可以，我能把我的朋友也带过来吗?”麦格雷戈装得好像是世界上最殷勤的男子，他会说：“没问题，为什么不带过来呢?她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会扯着我的袖子，俯身过来小声说：“别不高兴，听见吗?我们给她们来上一杯，然后就甩掉她们，明白了吗?”

一如既往，大家喝了一杯又一杯，账单上的数目越来越大，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两个婊子身上，所以，你先出去，亨利，假装你要去买药，几分钟后我也走……但是等我，你这婊子养的，不要像上次那样把我丢下不管了。而我也一如既往，我来到外面以后，就尽可能快地走开，暗自好笑，并感谢我的幸运星宿让我这么容易地摆脱了他。我肚子里装了这么些酒，我的腿拖着我走到哪里都无所谓了。百老汇灯火通明，像往常一样疯狂，人群稠密得就像糖浆一般。你一下子投身其中，就像一只蚂蚁，被簇拥着往前走。每个人都在走着，有些人有正当理由，有些人根本没有理由。所有这些推推搡搡，所有这些运动，都代表着行动，代表着成功，在不断进行。我停下来看看鞋，看看花哨的衬衣，新式的秋季大衣，九角八分一枚的结婚戒指等。过不多远就有一个食品商场。

每次我在吃饭时间走在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时，总有一种期望的狂热支配着我。从时代广场到第五十街不过几个街区，有人说百老汇就是真正有意义的一切，可它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个养鸡场，而且还是一个糟糕的养鸡场。但是晚上七点钟，当每一个人都在冲向饭桌的时候，空中有一种电火花噼啪作响，你的头发就会像天线一般竖起来，如果你有接收性能，你不仅能接收到每一次电击和闪烁，你还会有统计的渴望，算算像构成银河的星星一样拥挤在空间里的躯体总量大概有多少，这些相互作用着、紧挨着的有细胞外质的躯体。不过这不是银河，而是不夜的百老汇大街，世界之巅，头顶没有天篷，脚下甚至没有裂缝或窟窿让你掉下去，让你说这是一个谎言。绝对的非个性化把你带到人们的一派胡言乱语之中，这就使你像一匹瞎眼的马一样往前跑，并在你神志不清的耳朵里喋喋不休。每一个人都莫名其妙地完全不是他自己，于是你便自动成为全人类的化身，同一千个人握手，用一千种不同的人类语言嘀嘀咕咕地说话、诅咒、喝彩、吹口哨、哼唱、独白、演说、做手势、撒尿、生育、哄骗、勾引、啜泣、物物交换、拉皮条、闹春，等等，等等。你是摩西以来的所有男人，再就是一个正在买帽子、买鸟笼、买老鼠夹子的女人。你可以躺在橱窗里等候，就像一枚十四克拉的金戒指，或者像一只人蝇顺建筑物的一边往上爬，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事情的进程，甚至以闪电速度飞行的火力发射，或者安静地爬向牡蛎集中的浅海区域的双料海象，都阻止不了。百老汇我到现在已经看了它二十五年了，它是一种蔓延，这种蔓延，圣托马斯·阿奎那斯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想象过了。它原本只是给蛇和蜥蜴，给角蟾和红鹭鸟使用的，但是，伟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沉之后，人类便从双桅船里爬出，蜂拥而来，以一种肮脏下流的蠕动进行创造，摆动着穴一样的裂缝，这裂缝从南面的炮台，经过曼哈顿岛满是蛆虫的死亡中心，直至北面的高尔夫球场。从时代广场到第五十街，圣托马斯·阿奎那斯忘记包括进他杰作中的一切，这里都包括在内了，也就是说，汉堡包、领扣、长卷毛狗、投币机器、灰色圆顶硬礼帽、打字机色带、橙木手杖、免费厕所、卫生餐巾、薄荷泡泡糖、台球、洋葱末、波纹垫布、进入孔、口香糖、摩托车与三味水果糖、玻璃纸、橡皮带胎、磁电机、马用涂油、咳嗽糖、比沙可啶，以及两腿夹着枪管锯短的滑膛枪走向冷饮柜的阉人，他那种天生歇斯底里的阴险狡诈。饭前的气氛、广藿香、热沥青铀矿、冰冻的电、加糖的汗以及粉末状的尿，这一切的混合物驱使人狂热地怀有神志不清的期待。基督绝不会再降人世，也不会有什么法典的制定者，凶杀、偷盗、强奸也不会停止，然而……然而人们还是期待着什么，期待着极其奇异而荒诞的东西，也许是免费供应的沙拉浇汁冷盘大虾，也许是一种发明，像电灯，像电视那样，只是更加压倒一切，更加震撼心灵。一种不可想象的发明，将带来横扫一切的宁静与空白，不是死的宁静与空白，而是生的宁静与空白，就像僧人做梦，像在喜马拉雅山区、在西藏、在拉合尔、在阿申群岛、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在复活节岛人们仍然梦见的那样；这是人们在大洪水以前，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做的梦，是穴居人和食人生番的梦，是那些长着短尾巴的两性人的梦，是那些据说发了疯的人的梦，他们无法自卫，就因为那些不疯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他们。狡猾的畜生抓住常态下的能量，然后像火箭炮、轮子那样释放能量，复杂的轮子组合引起力与速度的幻觉，有些是光，有些是力，有些是运动，狂人打电报的用语，像假牙一样安上，完美的、像麻风病人一样令人讨厌的、迎合的、软绵绵的、滑溜溜的、无意义的运动，垂直的、水平的、圆形的，在围墙里面，穿过围墙，娱乐、物物交换、犯罪；性；一切非个人孕育产生的光、运动、力量，被分送到整个窒息了的、穴一样的裂缝中，这个裂缝是要用来蒙唬野蛮人、土人、老外的，但是没有人被蒙住、唬住，这个人饿了，那个人性饥渴，大家都彼此彼此，同野蛮人、土人、老外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什么小摆设啦，肥皂泡一般的思想啦，空洞的心灵啦，等等。在这同一个穴一般的裂缝里，成千上万陷进去但未被唬住的人从我面前走过。他们中间的一个，布莱兹·桑德拉尔[1]，后来飞往月球，又从那里回到地球，到奥里诺科河上，模仿野人，而实际上却十分正常，只是不再容易受伤害，不再是凡人，而是一首献给失眠群岛的诗构成的巨大船体。这些狂热者当中，很少有充分孵化好的，其中，我自己也还没有充分孵化好，但是我在潜移默化，已经不纯，我平静然而强烈地了解到不断漂泊运动的无聊。在吃饭前，从天窗的一条条横木中间透过来的苍穹犹如安上了一副骨头架子，漂泊不定的半球点缀着臭鸡蛋一般的核子，它们合成一体，形成网状，一只篮子里是大虾，另一只篮子里是不掺杂个人情感的个人独裁世界的萌芽。未来世界的人一身臭屎地从进入孔出来，地下生活使他们面如土色，冰冻的电像耗子一样咬瘦了他们。白天结束了，夜幕像阴沟那阴冷而又令人清醒的阴影般降临了。我这个还未充分孵化好的蛋，就像从过热的窟窿眼里滑脱出来的软东西，作了几下半途而废的扭动，但是，不是蔫得不够，软得不够，就是没有精子，滑到不着边际的地方去，因为这还不是正餐，一阵肠子的疯狂蠕动支配了上结肠、下腹部、脐带、松果体。活生生地下锅煮，大虾在冰中游泳，不给两角五分硬币，也不要求两角五分硬币，在冰水中对死亡厌倦，干脆一动不动，没有动机，生活从笼罩在孤寂中的橱窗边飘过，被尸毒蚕食的令人伤心的坏血病，上了冻的窗玻璃像刀一样锋利刺骨，干脆利落，没有剩余物。

生活从橱窗边飘过……我像大虾、十四克拉的戒指、马用涂油一样，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很难确立这个事实，事实是，生活是商品，附带一张提货单，我想要吃的东西比我这个吃者更重要，一个吃一个，因而吃这个动词当家做了主人。在吃的行为中，主人的地位暂时受侵扰，正义暂时被击败。盘子与盘中物，通过肠部器官的巨大作用，控制了人们的注意力，统一了精神，先是催眠，然后慢慢吞入，然后咀嚼，然后吸收。精神方面的存在像泡沫一般消失了，绝对未留下它经过的证据或痕迹，它消失了，用数学的语言说，它甚至比空间的一点消失得更彻底。那种明天也许会回来的狂热同生活的关系，就像温度计里的水银同热的关系一样。狂热不会把生活变成热量，这应该是已经证明了的，因而狂热便奉献了肉丸和意大利面条。成千上万人咀嚼时你也咀嚼，每一次咀嚼都是一个凶杀行为，造成了一种必然的社会倾向，你带着这种倾向往窗外看，看到甚至人类也会被正当地屠杀、致残、饿死，受折磨之苦，因为一边咀嚼的时候，你穿着衣服坐在椅子上，用餐巾擦嘴，仅仅这样的优势，就使你能够理解最聪明的人从来未能理解的事情，即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而那些聪明人却往往不屑于使用椅子、衣服或餐巾。于是人们每天在规定时间匆匆忙忙走过一条叫作百老汇的街道，这道穴一样的裂缝，寻求这，寻求那，确立这，确立那，这正是数学家、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等等的方法。证据是事实，而除了那些确立事实的人所赋予事实的东西之外，事实没有任何意义。

吞下肉丸，小心翼翼地把纸巾扔在地板上，打了几个饱嗝，不知道原因和去处，我来到外面街上二十四克拉钻石般的照人光彩中，同一帮去看戏的人在一起。这一次，我跟随一个拿着手风琴的盲人，走过了几条街。我不时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听一曲咏叹调。听歌剧的时候，音乐没有意义；在这条街上，它却有着真正的疯狂性，强烈地震撼人心。陪伴盲人的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只锡杯；他像这只锡杯，像威尔第[2]的音乐，像大都会歌剧院一般，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当他们被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不是生活了。我自问，什么时候是生活?为什么现在不是?盲人继续往前走，我坐在台阶上不动弹。肉丸是腐烂的，咖啡是劣质的，黄油臭了。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腐烂、劣质、发臭的。这条街就像一股臭味；下一条街，再下一条街，再下下一条街，全都一样。在拐角处，盲人又停下来，演奏了《回山区老家》。我在口袋里发现一块口香糖——我嚼起来。我为嚼而嚼。绝对没有什么比做些什么事更好的了，除非是做决定，而这是不可能的。台阶上很舒服，没有人来烦我。我是世界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有所属，我无所属。

【注释】

[1] 布莱兹·桑德拉尔（1887——1961）：瑞士法语诗人、随笔作家。

[2] 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

第八章

我出神地在台阶上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每当我有一会儿时间来独自思考时，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不是必须马上回家，开始写作，就是必须出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着手写一本书的想法吓坏了我：有这么多东西要讲，我都无从入手。出走，一切从头再来的想法也同样吓人：这意味着像一个黑鬼一样工作，从而能勉强维持生活。对一个像我这样脾气的人来说，世界就是这副样子，绝对没有希望，没有出路。即使我能写我想要写的书，也没有人会接受它——我太了解我的国人了。即使我能重新开始也没有用，因为我根本不想工作，不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我坐在那里凝视马路对面的房子。像街上所有其他房子一样，它显得丑陋而无意义，而且由于这样专心致志的凝视，它突然变得荒诞不经。用那种特别方式来建立一个藏身之地的想法，我觉得是绝对疯狂的。我感到这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疯狂，它周围的一切：阴沟、高架铁路、投币机器、报纸、电话、警察、球形门把、低档旅馆、电影、手纸，一切。这一切没有也行，地球照转不误。我看着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人们，想了解是否碰巧他们当中会有一个人同意我的看法。假如我拦住其中一位，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我突然对他说：“你为什么继续像你现在这样生活?”他也许会叫警察。我自问——任何人都像我这样同自己说话吗?我自问是否自己出了什么毛病?我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与众不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管你怎么来看。亨利，我自言自语，慢慢从台阶上起来，伸个懒腰，掸一掸裤子，吐掉口香糖，亨利，我自言自语，你还年轻，你只是一只童子鸡，如果你让他们用丸子把你打倒，那你就是一个白痴，因为你比他们任何人都好，只不过你须要摆脱你对人性的错误看法。你必须明白，亨利，我的小伙子，你是在同凶手，同食人生番打交道，他们只不过打扮了一下，剃了胡子，喷了香水，可他们还是凶手，还是食人生番。你现在最好去做的事，亨利，是去弄一块巧克力，当你坐在冷饮柜旁边的时候，你要小心谨慎，忘记人类命运的事情，因为你还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好行当的，而一个好行当就能使你轻装上阵，在你嘴里留下一股好味道，要不然就会引起消化不良、头皮屑、口臭、脑炎。当我一面在自我安慰的时候，一个家伙走到我跟前来讨一个一角钱硬币，我却给了他一个两角五分硬币，暗想，如果我考虑周全一点儿的话，我会要浇汁猪排而不要那劣质肉丸的，但是现在无所谓了，反正都是食物，食物产生能量，能量使世界运转。我没有去弄巧克力，不停地走啊，走啊，很快我就来到了我一直打算要去的地方，这就是去罗斯兰的售票窗口前。现在，亨利，我自言自语，如果你运气好，你的老伙伴麦格雷戈会在这里，因为你溜掉，他会骂你个狗血淋头，然后他会借给你五美元。如果你爬楼梯时不出声，也许你也会看见那个淫狂女子，你就可以干了。轻轻进去，亨利，小心谨慎！我按着指点，非常警觉地走进去，整一下帽子，当然还撒了一泡尿，然后慢慢地重新下楼，打量一下那些坐出租汽车的女孩，她们都穿着透明的衣服，涂脂抹粉，喷着香水，显得放肆而机灵，但也许已烦得要命，腿也迈不开了。我来回走动的时候，在想象中干了她们每一个人。这地方到处是专有生理名词和动词，所以我才完全有理由肯定在这里能找到我的老朋友麦格雷戈。我不再考虑世界是什么状况，这有多好！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正当我在研究一个好水灵的屁股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几乎又出了神。我在想，天啊，也许我应该打道回府，开始写书。一个可怕的想法！有一次我整个晚上坐在椅子上，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在我醒来以前，我一定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最好不要坐下。最好不停地盘算。亨利，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时候带许多钱到这里来，看看你能尽兴到什么程度。我意思是带一两百美元来，像流水一般花出去，对一切都说“行”。那个线条清晰、样子很高傲的妞儿，只要多给她两个钱，我敢打赌，她会像鳝鱼一样蠕动。假如她说——二十美元！你就可以说没问题！假如你说——嘿，我有一辆车在楼下……让我们去大西洋城玩两天。亨利，你没有车也没有二十美元。不要坐下……别停下。

我站在舞池的栏杆旁，看他们翩翩起舞。这是无害的娱乐……是严肃的事。在舞池的每一端都有一块牌子，写着“禁止不合礼仪的舞姿”。也好。在场地的每一端竖这样一块牌子没有害处。在庞培，他们也许会挂起一个男性生殖器。我们这是美国方式，但都是同一个意思。我绝不能再考虑庞培了，不然我又要坐在这里写一本书了。别停下，亨利。心里想着音乐。我不断拼命想象，如果我有钱买一沓舞票，我会过得多痛快，但是我越拼命，越往后溜。最后，我站在齐膝深的熔岩里，毒气窒息着我。杀死庞培人的不是熔岩，而是促使火山喷发的毒气。所以岩浆淹没他们时，他们的姿势都这样奇怪，好像没穿裤衩一般。如果纽约像这样突然被淹没——这将造就一个怎样的博物馆啊！我的朋友麦格雷戈站在水斗旁擦他的那玩意儿……东区专门为人堕胎的家伙被当场抓获……修女们躺在床上互相手淫……拍卖商手里拿着一只闹钟……女接线生在电话交换台旁说脏话……J.P.摩根之流[1]坐在马桶上平静地擦屁股……穿橡皮裤子的家伙正在搞逼供……脱衣舞女郎正在演最后一场脱衣舞……

站在齐膝深的熔岩中，我的眼睛被精子糊住了。J.P.摩根之流在平静地擦屁股，而女接线生们则在交换台上接线，穿橡皮裤子的家伙在进行拷问，我的朋友麦格雷戈在擦掉那玩意儿上的细菌，把它弄干净，放在显微镜下检查。每个人都没穿裤子，包括那些不穿裤子、没有胡须、没有唇须的脱衣舞演员，只有一小块东西遮住了她们光彩耀人的小眼儿。安托丽娜嬷嬷躺在修道院的床上，肚子扎得紧紧的，手臂交叉着，正等待着复活，等待着，等待着没有疝气、没有性交、没有罪孽、没有邪恶的生活，同时一点一点地啃着一些动物饼干、一只辣椒、一些特级橄榄、一些猪杂碎肉冻。在东区，哈莱姆、布朗克斯、卡纳西、布朗克斯维尔的犹太小孩把活动小门打开又关上，手忙脚乱，转动香肠灌填机，堵住下水道，为挣现金而拼命干活，要是稍不专心就得滚蛋。我口袋里要是有一千一百张票子，还有一辆劳斯莱斯在楼下等着我，我就会像神仙一般，分别去干每一个人，不论年龄、性别、种族、宗教、国籍、出身、教养。像我这样一个人没治了，我就是我，世界就是世界。世界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两个部分是肉丸和意大利面条，另一个部分是巨大的杨梅大疮。那个线条清晰、样子高傲的妞也许是一只冷冰冰的雌火鸡，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臭窟窿眼儿。超越了绝望和幻灭，就不会有更糟糕的事，你的无聊会得到补偿。没有什么比机械时代的机械眼睛咔哒咔哒照下的明快欢乐更讨厌、更空虚了。生活在一只黑匣子里成熟，一张负片在酸的作用下，产生出一个瞬息间的虚无影像。在这瞬息间的虚无最靠外的边缘上，我的朋友麦格雷戈来了，他站在我旁边，同他在一起的是他讲的那个叫作波拉的淫狂女子。她走起路来扭动腰肢，站住时亭亭玉立，放荡而潇洒，集男女两性之优点于一身。她的所有动作都从腰部发出，总是保持平衡，总是准备好流动，飘逸，缠绕，搂抱，眼睛滴溜溜乱转，脚尖来回晃动，身上的肉就像微风吹过湖面，微微起着涟漪。这是性幻觉的具体体现，这个海上女妖在那个疯子的怀抱里蠕动。我看着他们俩在舞池里抽风似的一英寸一英寸扭动，就像发情的章鱼一般扭动。在晃动的触须之间，音乐闪闪发光，现在闯进来一股精液与玫瑰香水的瀑布，形成一个黏糊糊的喷管，一根没有腿而直立的柱子，重又像粉笔一样倒下，使腿的上部晶莹发亮，一匹斑马站在金色果汁软糖化成的池子里，一条腿上有条纹，另一条腿已溶化。一条金色的果汁软糖章鱼，有橡皮铰链和溶化的蹄子，它的性已被取消，拧成了一个结。在海底，牡蛎正患着舞蹈症，有一些牙关紧闭，还有一些有双重关节的膝盖。音乐被撒上了耗子药，撒上了响尾蛇的毒汁，撒上了栀子的恶臭、神圣的牦牛唾液、麝鼠的臭汗、麻风病人的甜蜜怀念。这音乐是腹泻，是一摊汽油，和蟑螂、臭狗屎合在一起，污浊不堪。喋喋不休的调子是麻风病人的泡沫与流涎，是私通的黑鬼被犹太人干出来的虚汗。整个美国都处在长号的嘈杂声中，处在派驻洛马角、波塔基特、哈特拉斯角、拉布拉多半岛、卡纳西以及中途一些地方的臭河马的那种破碎嘶叫声中。章鱼像一个橡皮玩意儿似的在跳着舞——名不见经传的斯普伊顿·杜依维尔的伦巴。小妖精劳拉正在跳伦巴，她的性感像鱼鳞般一片片撒下，像牛尾般纠缠不休。在长号的肚子里躺着美国的灵魂，心满意足地放着响屁。没有东西白白浪费掉——哪怕是最轻的一声屁。在金色甜蜜的幸福梦中，在浸透了尿与汽油的舞蹈中，美洲大陆的伟大灵魂像章鱼一般游得飞快，所有的帆都张开，舱盖关闭，马达像大型发电机般轰鸣。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来的伟大而生气勃勃的灵魂，在热烈的发情期中，像鱼一样冷血，像黏液一样滑腻，混杂在海底的人们的灵魂，眼睁睁地巴望，在欲火中煎熬。星期六晚上的舞蹈，在垃圾桶里腐烂的罗马甜瓜的舞蹈，刚擤的浓鼻涕和搽在痛处的黏药膏的舞蹈，投币机器和发明这些机器的怪兽们的舞蹈，左轮手枪和使用左轮手枪的软蛋们的舞蹈，铁头棍棒与把脑浆打得稀烂的利器的舞蹈。磁力世界、不发火花的火花、完好机械的轻声震颤、转盘上的快速赛跑、与票面价值相等的美元，以及枯死、残缺的森林等等的舞蹈。灵魂跳着空虚舞蹈的星期六晚上，每一个跳舞者都是金钱[2]梦舞蹈症中的一个功能单位。小妖精劳拉舞动着她的窟窿；她的玫瑰花瓣般甜蜜的嘴唇，牙齿是滚珠轴承离合器；她的圆滚滚的带插座的屁股。他们一英寸一英寸地，一毫米一毫米地，把那具正在交媾的尸体推来搡去。然后砰的一声！像拉开关一样，音乐戛然停止，跳舞的人随之分开，手脚一动不动，就像沉到杯子底部的茶叶。现在空气中弥漫着说话声，慢吞吞地咝咝作响，就像鱼在铁板上烤的声音。这些空虚灵魂的废渣满处飞扬，就像在高高的树枝上的猴子一般喋喋不休。弥漫着说话声的空气从排气孔排出去，又在睡梦中经过带波纹的烟囱转回来，像羚羊一般跑得飞快，像斑马一样花纹斑斑，一会儿如软体动物似的静静躺着，一会儿吐出火焰。小妖精劳拉像塑像一般冰凉，她的阴部已经腐蚀，她的头发音乐般地狂喜。劳拉快要睡着了，她默不作声地站着，她的话就像花粉从雾中飘过。彼特拉克的劳拉坐在出租汽车里，每一个词都从计程器里回响出来，然后不起作用，然后麻木不仁。蛇怪劳拉完全是由石棉制成的，一嘴泡泡糖，走到火刑柱那里。“棒极了”是她挂在嘴上的话语。海贝笨重的、带凹槽的唇状物。劳拉的嘴唇，失去了天国之爱的嘴唇。在偏向运动的雾气中隐隐约约飘然而过。游离拉布拉多海岸的贝壳状嘴唇，释放出最后一堆喃喃作响的残渣，往东翻滚着泥浆潮，朝星空散发着碘的迷雾。迷人的劳拉，最后一位彼特拉克，在朦胧中睡去。世界不是灰色的，而是缺乏欲望的光泽，那种断断续续的睡眠，像竹子一般一节一节，带着背对着你睡觉的那种清白。

这在一团漆黑当中，在狂乱的子虚乌有的空空如也的一无所有当中，留下了一种十足沮丧的无望感，就像绝望到了极点，那只是快乐的死亡幼蛆同生命之间极其微小的差距。物极必反，绝望到极点，狂喜重又开始，而且越来越发展，生命重新兴旺发达，成为平庸的摩天大楼，高高耸立，拽着我的头和牙齿，令人讨厌地发出空洞的快乐的嚎叫，尚未出生的活泼的死亡之蛆正等候着腐烂变质。

星期天早上电话把我吵醒。这是我的朋友马克西·施纳第格，他告诉我，我们的朋友卢克·罗尔斯顿死了。马克西用一种真正悲伤的声调说话，这把我惹恼了。他说卢克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家伙，这也使我听着不顺耳，因为虽然卢克还可以，但不过如此，恰恰不是所谓的那种了不起的家伙。卢克是一个天生女里女气的男人，最后，在我同他熟了以后，我发现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我在电话里把这话告诉了马克西；我可以从他答应的方式上分辨出，他不十分喜欢我说的话。他说卢克始终是我的朋友。这是够正确的，但还不够。真情实况是，我真的很高兴卢克及时蹬了腿，也就是说，我可以忘记我欠他的一百五十美元了。事实上，在我挂上电话听筒的时候，我实在感到很高兴。不必偿还那笔债务，这是卸掉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至于卢克的死，那一点儿也没有使我不安。相反，这会使我能有机会去拜访他的妹妹洛蒂，我总想要把她放倒，但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还从来未能做到。现在我可以看到自己在大白天到那里，向她表示我的哀悼。她的丈夫会在办公室里，不会有什么干扰。我看见自己用胳膊搂住她，安慰她；同一个悲哀中的女人玩玩真是妙不可言。我可以看见她在我把她往睡榻那边移动时，睁大了眼睛——她有美丽的大眼睛，灰颜色的。她是那种一边假装在谈论音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一边同你干的女人。她不喜欢赤裸裸的现实，也就是说，赤裸裸的事实。同时，她又会存有足够的心眼，塞一条毛巾在身子底下，免得把睡榻弄脏了。我彻底了解她。我知道，在她身上得手的最佳时机是现在，在她正对亲爱的死者卢克流露强烈情感的时候——顺便说一下，她并不以为他了不起。很不幸，今天是星期天，她丈夫肯定在家。我回到床上，躺在那里，先是想卢克，以及他为我所做的一切，然后想她，洛蒂。她名字叫洛蒂——佐默斯——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漂亮的名字。它完全适合于她。卢克很生硬，有一张骷髅般的脸。他无可挑剔，很少说话，她却正好相反——温柔，圆滑，说话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动作慢悠悠的，会有效使用她的眼睛。人们从来不把他们当成兄妹。由于想她，我来了情绪，就想跟老婆玩玩。可这杂种，拿出她那清教徒的面孔，假装吓坏了。她喜欢卢克。她不会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因为这不是她的方式，但她坚持说，他真诚可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等等。我有这么多真诚可靠的真正的朋友，所以这话对我来说狗屁不如。最后，我们关于卢克争论得不可开交，她遭到了一阵歇斯底里的攻击，就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请注意，是在床上。这使我感到肚子饿。想到在早饭前哭泣，就叫我觉得可笑。我下楼去，给自己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我一边吃，一边暗自好笑，笑卢克，笑他突然死去便一笔勾销了的那一百五十美元，笑洛蒂以及那时刻到来时她会望着我的那种样子……最后，最最荒唐的是，我想到了马克西，马克西·施纳第格，卢克忠实的朋友，拿着一只大花圈站在墓边，也许在棺材往墓穴里放的时候，他还抓了一把土撒在上面。不知怎么的，这用话说出来似乎太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显得如此可笑，但它确实可笑。马克西是一个笨蛋。我容忍他，只是因为他偶尔还可以接触一下，然后就是他的妹妹丽塔。我曾偶尔让他请我去他家，我假装对他精神错乱的弟弟感兴趣。我总能吃上一顿好饭，而那位智力低下的弟弟确实很好玩，他看上去像一只黑猩猩，说起话来也像。马克西头脑太简单，一点儿也不怀疑我另有企图，他以为我真的对他弟弟有兴趣哩。

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日，我像往常一样，口袋里大约有一个两角五分钱的硬币。我一路往前走，不知道该到哪里借点儿钱。弄点儿钱倒并不难，但事情是要弄到钱就走，不要被人烦死。我可以想到就在附近的十几个家伙，他们会一声不吭地把钱给你，可这却意味着接下去聊个没完——聊艺术、宗教、政治。我还有另一个办法可以用，这办法我在紧急关头已用过多次，就是到电报营业所去，假装做一番友好的视察，然后，在最后关头，暗示他们在抽屉里好好找一找，看有没有一两块钱，第二天就归还。这也得搭上时间，甚至要寒暄一番。冷静而精心地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最好赌一下我在哈莱姆区的小朋友柯利。如果柯利没有钱，他会从他母亲的钱包里偷到。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他。当然，他会要陪我，但我在傍晚过去之前总可以找到甩掉他的办法。他只是一个孩子，我不必太顾及他的情绪。

我喜欢柯利的地方在于，他虽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但他绝对没有道德感，没有顾忌，没有羞耻。他十四岁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找工作当送信人。他的父母当时在南美洲，他们用船把他送到纽约，由一个姨妈照看，这个姨妈几乎立刻就勾引了他。他从来没上过学，因为父母老是在旅行；他们是流浪艺人，干的是“杂交与苦力”的活，他是这么说的。父亲进过好几次监狱。顺便说一下，他不是他真正的父亲。总之，柯利来找我时，纯粹是个孩子，他需要帮助，需要一个朋友，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起初，我以为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每个人都马上喜欢上了他，尤其是女人们。他成为办公室的宠儿，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他不可救药，起码他也有着一个聪明罪犯的内在素质。然而我喜欢他，我继续为他做事，但他不在我眼跟前时，我从不信任他。我想，我喜欢他，尤其是因为他绝对没有荣誉感。他会为我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而同时又会出卖我。我不能为此而责备他……这使我感到好玩。由于他对此直言不讳，因而就更使我感到好玩。他只是忍不住要这样做。例如，他的索菲姨妈。他说她诱奸了他。这倒很有可能，但奇怪的是，他竟在他们俩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让自己被勾引。他虽然年纪小，但他似乎很明白，他的索菲姨妈在那种方面需要他。所以他让自己被勾引，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在我认识他一段时间以后，他提议帮我去接近他的索菲姨妈。他竟甚至敲诈她。在他急需钱花时，他就到姨妈那儿去，将她的钱骗到手——狡猾地威胁说要把事情抖出去。当然，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他看上去十分像一个天使，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如此坦率真诚。如此乐于为你做事——几乎像一条忠实的狗，然而够狡猾的。一旦他得到你的好感，他就会让你满足他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要求。此外，他极其聪明。一只狐狸的狡诈的聪明和——一只豺狼的完全的冷酷无情。

因此，当我那天下午知道，他一直在泡瓦勒斯卡，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在瓦勒斯卡之后，他又玩她表妹，这女孩已经被糟蹋过，她需要一个她可以依靠的男性。而从她那里，最后又转到那个在瓦勒斯卡家筑起自己美好小巢的矮小女孩那里。这小矮人使他感兴趣是因为她有一只完全正常的眼儿。他原本没有打算同她干什么事，因为，据他说，她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同性恋者，可是有一天，他碰巧赶上她在洗澡，于是事情就开始了。他承认，他越来越受不了了，因为三个人都对他紧追不舍。他最喜欢那个表妹，因为她有些钱，很乐意与他分享。瓦勒斯卡太谨慎小心，而且她身上味道太大。事实上，他越来越讨厌女人。他说这是他索菲姨妈的过错。她给了他一个不好的开端。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忙着翻衣柜抽屉。老爷子是个下流的婊子养的，应该被绞死，他说着，手上没有马上找到任何东西。他给我看一把珍珠色枪把的左轮手枪……它会击倒什么?用枪干掉老爷子就太便宜他了……他想把他炸了。我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这么恨那老人，结果我明白了，这孩子迷恋他的母亲，他一想到那个老家伙到她床上去就受不了。你的意思不是说你吃你老爷子的醋吧?我问他。是的，他是吃醋。如果我要知道实情的话，那就是，他不会介意同他母亲睡觉的。为什么不呢?这就是他允许他的索菲姨妈勾引他的原因……他一直都在想他的母亲。但是你翻她钱包的时候，不感觉不自在吗?我问。他笑了。这不是她的钱，他说，是他的。他们对我干了些什么?他们总是把我寄养出去。他们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骗人。这种养孩子的方法简直难以容忍……

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柯利想到的办法是和我一起到他工作的那个营业所去，我缠住经理说话，他就翻遍衣柜，把零散的零钱全部清理出来。或者，如果我不怕冒险的话，他将洗劫现金抽屉。他们绝不会怀疑我们，他说。我问他以前是否干过这个。当然……十几次，就在经理的鼻子底下。对此有何反应?无疑……他们开除了几个职员。你为什么不向你索菲姨妈借呢?我提议。那太容易了，只是那意味着用肉体来哄她，他不想再哄她了。她臭烘烘的，索菲姨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臭烘烘的?就是……她不按时洗澡。嘿，她有什么毛病?没有，只是宗教上的原因。而且变得越来越胖，越来越油腻腻的。但她不还是喜欢被哄吗?不是吗?她比以往更迷狂。这令人讨厌。就像同一头大母猪一块儿上床。你母亲对她有什么想法?她?她对她恼火得要命。她认为索菲正在勾引那老头。嘿，也许她会呢！不过，老头吃了别的野食。有一天夜里我在电影院当场抓住他，他正和一个小妞黏糊在一块儿。她是亚斯托旅馆的指甲修剪师。他也许想从她那儿搜刮点儿钱花花。这是他搞女人的唯一理由。他是一个肮脏下流的婊子养的，我要看他有一天被送上电椅！如果你不当心的话，有一天你自己也会被送上电椅。谁?我?不会是我！我太聪明了。你是够聪明的，但是你嘴巴不严。我要是你的话，我的嘴巴就会更严一点儿的。你知道，我加上一句，为的是让他额外吃惊一下，奥罗克了解你；如果你同奥罗克闹翻，你就全完了……如果他这么了解的话，那他为什么不说出点儿什么来呢?我不信你的话。

我比较详细地向他解释，世界上尽可能不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没几个，而奥罗克便是其中之一。我说，奥罗克有着侦探的本能，只是因为他喜欢了解周围的事情；人们的性格在他脑袋里分好类，永久性存了档，就像敌人的地形存放在军事领导人的头脑里一样。人们认为，奥罗克到处探听，因为为公司做这种肮脏的勾当而得到特别的乐趣。不是这样的。奥罗克是一个天生的人性研究者。无疑，由于他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他毫不费力地了解事物。现在来谈你……我不怀疑他知道有关你的一切。我承认，我从未问过他，但是我根据他不时提出的问题，猜想情况是这样的。也许他只是放任你去干。有一天夜里他会碰巧遇上你，也许他会让你在什么地方中途下车，同他一块吃点儿东西。他会晴空霹雳似的对你说——你记得，柯利，你在SA营业所工作时，那次有个犹太职员因为盗用现金而被开除吗?我想，那天夜里你在加班，不是吗?一桩有趣的案子。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发现那个职员究竟是否偷了钱。当然，他们不得不开除他，因为他失职，但是我们不能绝对肯定……然后他也许会眯起眼睛端详你，突然改变话题。他也许会告诉你一个小故事，讲他认识的一个贼，自以为很聪明，可以逃之夭夭。他会用那故事来影射你，直到你如坐针毡。到那时候，你就会想溜，但是正当你拔腿要走的时候，他会突然想起另一桩十分有趣的小案子，他会请你再稍等一小会儿，同时又要了另一份饭后甜食。他会一下子连着三四个小时这样子进行下去，绝不做出一点点明白的暗示，但是一直在仔细研究你，最后，当你认为你自由了，正当你同他握手，并轻松地舒了一口气的时候，他会一步跨到你面前，把他方方正正的大脚插在你两脚之间，揪着你的衣领，一直看到你心里，他会用一种轻柔的迷人声音说——现在看着这里，年轻人，你不认为你最好还是全盘招供吗?如果你认为他只是在设法吓唬你，你可以假装无辜，然后走开，那你就错了。因为在那时刻，在他要求你全盘招供的时候，他是当真的，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当事情到了那种时候，我建议你还是彻底交代，一分钱也不要差。他不会要求我开除你，他不会用监狱来威胁你——他只会平静地建议你每星期留出一点儿钱来交给他。没有人会比他更聪明。他也许甚至不会告诉我。不，他处理这些事情非常巧妙，你明白。

“假定，”柯利突然说，“我告诉他，我偷钱是为了帮助你摆脱困境，那会怎么样呢?”他歇斯底里地笑起来。

“我认为奥罗克不会相信，”我镇静地说，“当然，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认为这会帮助你证明自己清白的话。不过我宁肯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奥罗克了解我……他知道我不会让你去做那样的事情。”

“但是你确实让我做了！”

“我没有让你去做。你做了，我并不知道。这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你能证明我从你那里接受钱吗?你控告我这个以朋友态度待人的人唆使你去做那样的事，不是显得有点儿可笑吗?谁会相信你呢?奥罗克不会。此外，他还没有抓住你。为什么事先担心呢?也许你在他盯上你以前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把钱还回去哩。还的时候不要留下姓名。”

到这时候，柯利完全精疲力竭了。柜子里有一点儿他老爷子留着的烧酒，我提议我们喝上几口，振作振作。我们喝烧酒时，我突然想起来，马克西说过，他要去卢克家吊唁。现在去正好能碰上马克西。他会充满伤感，我可以给他编个老一套的荒诞故事，我可以说，我之所以在电话上像吃了生米饭一般，是因为我很烦，因为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我迫切需要的十美元。同时，我也许能同洛蒂约会。想到这个，我便笑了起来。但愿卢克能看到，他同我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最难办的事情是到棺材跟前，看一眼卢克，表示哀悼。不能笑啊！

我把想法告诉了柯利。他笑得那么开心，笑得眼泪都从他脸上滚下来了。顺便说一下，这使我相信，在我借钱的时候，把柯利留在楼下更为安全。不管怎么说，这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进门的时候，他们正坐下吃饭，看上去很悲伤，就像我能尽量让自己显示出来的那样。马克西在那里，我的突然出现几乎让他大吃一惊。洛蒂已经走了。这倒帮了我的忙，让我能保持那副伤心的样子。我请求同卢克单独待几分钟，但是马克西坚持要陪我。我想，其他人就免了，因为他们一下午都在领吊唁者到棺材跟前去。他们是德国人，真正的德国人是不喜欢有人来打断他们吃饭的。当我望着卢克，脸上仍然带着那种我尽量做出来的悲伤表情的时候，我意识到马克西的眼睛好奇地盯着我。我抬起眼睛，以我通常的方式冲他微笑。他对此显得很窘。“听着，马克西，”我说，“你肯定他们不会听到我们说话吗?”他显得更加窘困，更加悲痛，但是肯定地点了点头。“事情是这样的，马克西……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见你……借几块钱花。我知道这不太好，但你可以想象，我绝望到何等地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把这些话吐出来的时候，他庄重地摇着脑袋，他的嘴形成了一个大O，好像他正在设法把鬼吓唬走似的。“听着，马克西，”我很快接下去说，尽量把声音压低，显得悲伤而又低沉，“这不是给我讲大道理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为我做点儿事，那你现在就借给我十美元，马上……在我望着卢克的时候，你就悄悄把它塞到我这儿来。你知道，我确实喜欢卢克。我在电话上说的一切并不是我的真实意思。你碰得不巧。老婆正在大吵大闹。我们搞得一团糟，马克西，我指望你能为我做点儿事。如果你能够，你就跟我一块儿走，我会把更多的事告诉你……”正像我料想的那样，马克西不能跟我一块儿走。他不想在这样的时刻抛开他们……“那么，现在就把钱给我，”我近乎粗暴无礼地说，“明天我会把全部事情都解释给你听。我跟你一起在市中心吃饭。”

“听着，亨利，”马克西说，一边在口袋里摸索着，想到在那样的时刻竟让人看到他手里有一沓钞票，他感到很窘迫，“听着，”他说，“我并不介意给你钱，但是你不能用另一种方式来找到我吗?这不是因为卢克……这是……”他哼哼哈哈起来，实在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看在基督的分上，”我轻声低语，俯身更挨近卢克，以便如果有人走进来看到我们，也绝不会怀疑我在干什么……“看在基督的分上，现在不要争论……把钱递给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绝望了，你听到我的话了吗?”马克西手忙脚乱，慌里慌张，要是他不把那整沓钞票从口袋里掏出来，就不可能把其中一张抽出来。我尊敬地俯身挨近棺材，在那沓从他口袋里露出一小角的钞票最上面摸了一张。我无法分辨这是一张一美元的票子，还是一张十美元面值的票子。我没有停下来察看，而是尽可能快地把它藏好，然后便直起腰来。我抓住马克西的手臂，回到厨房，全家人正在肃穆而又胃口大开地吃饭。他们让我留下来吃点儿东西，我不便拒绝，但是我还是尽可能找到最好的理由来婉言谢绝，然后逃之夭夭，我的脸因为歇斯底里的大笑而扭歪了。

在拐角的灯柱旁，柯利正等着我。到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抓住柯利的手臂，拽着他在街上狂奔。我开始大笑。我一生中很少这样笑过。我都以为它再停不下来了呢。每次我张开嘴，开始解释这事情，就引发一场大笑。最后我吓坏了。我以为也许我会笑死。在我设法安静下来一点儿之后，在一阵长长的沉默当中，柯利突然说：“你弄到手了吗?”这引发了又一阵大笑，比以前更为凶猛。我只得靠着一根栏杆，捧住我的肚皮。我肚皮很痛，不过是一种叫人痛快的疼痛。

看到我从马克西那沓钞票里摸来的这张票子，比什么都让我感到欣慰。这是一张二十美元面值的票子！它立刻使我有了自制力。同时，它也使我有点儿恼火。一想到马克西这白痴的口袋里有更多的钞票，也许更多二十美元、十美元、五美元一张的票子，我就恼火。如果他像建议的那样和我一块儿出来，如果我好好看一看那沓钞票，我就不会后悔狠敲他这一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感觉，但我感到恼火。我立即就想尽可能快地甩掉柯利——五美元就可以把他打发了——然后就狂欢纵乐一场。我特别想要的是一只下流透顶的窟窿眼儿，连一点点体面都不要的臭窟窿眼儿。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臭窟窿眼儿呢?……就要那个样子的。行，先甩掉柯利。当然，这要伤柯利的感情。他是想跟着我的。他假装不要那五美元，但是当他看到我想要把它收回时，他飞快地把它藏好了。

【注释】

[1] 指摩根父子，美国金融家、工业巨头。

[2] 原文ringworm意为“金钱癣”，作者用这个词意在一语双关。

第九章

又到夜里了，纽约城极其荒芜、冷漠、呆板的夜晚，在这里没有和平，没有藏身之地，没有亲密关系。千军万马似的乌合之众处于冷冰冰的巨大孤独中，霓虹灯广告发出凛冽的无用火光，完美得毫无意义的女性通过完美而越过了性的边境，变成了负号，变成了红色，像电，像男性的中性能量，像没有方位的天体，像和平纲领，像广播中传达的爱。在白色的中性能量当中，口袋里有钱；无意义、无生殖力地走过刷了墙粉的街道，穿过那灯红酒绿；在濒临疯狂的十足孤独中大声思考；属于一座城市，一座大城市；属于世界上最大城市的最后时刻而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就使你自己也变成一座城市，一个无生命的石头世界，无用的灯光世界，没有理智的动作世界，无法估量、无法计算的物的世界，一切负的东西的暗中完美的世界。穿过夜间的人群，在钱中行走，由钱来保护，由钱来唱催眠曲，被钱搞得迟钝，人群本身是钱，呼吸是钱，任何地方任何最细小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钱，钱，到处是钱，但还是不够，然后是没有钱，或一点点钱，或钱少钱多，但终究是钱，总是钱，不管你有钱或没钱，是钱在数钱，钱在制造钱，但是是什么使钱制造钱呢?

又是舞厅，钱的节奏，广播上传来的爱，人群的那种非个人化的、世俗的接触。一种一直凉到脚底心的绝望，一种厌倦，一种自暴自弃。在最高度的机械完美当中跳没有欢乐的舞蹈，如此绝望地孑然一身，因为你是人类而近乎非人。如果月球上有生命，就会有比这更加接近完美、更加没有欢乐的证据。如果离开太阳就是到月球的冷漠无知中去，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目的，生命不过是太阳发出的寒冷的月光。这就是空洞的原子中冰冷生命的舞蹈，我们越跳越冷。

所以我们跳舞，按照冰冷的狂乱节奏，按照短波和长波，在一无所有的杯子里面跳舞，每一厘米的欲望都汇集到美元和美分。我们坐出租汽车从一个完美女性驶向另一个完美女性，寻找易遭攻击的缺点，但她们以月亮的始终如一而无可挑剔，没有缺陷，不受侵蚀。这是爱的逻辑的冷冰冰、白乎乎的处女膜，一连串的退潮，加在绝对空虚上的装饰品。在这处女的完美逻辑的装饰品上，我跳着白色绝望的灵魂之舞，最后的白人发射出最后的情感，绝望的大猩猩用戴着手套的爪子捶打胸膛。我就是感觉自己的翅膀在长大的大猩猩，一只在缎子般空白中央的轻浮大猩猩；夜晚也像电动植物一样生长，将白热的花蕾吐入黑天鹅绒般的空间。我就是夜晚的黑色空间，花蕾在其中痛苦地绽开，一只海星在月亮的冰冻露水上游泳。我是一种新的疯病的细菌，一种穿着理智语言外衣的奇想，一声像灵魂的肉中刺一样埋藏起来的抽泣。我跳着天使般大猩猩的十分清醒、可爱的舞蹈。这些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精神错乱，他们不是天仙。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杯子的空空如也中跳舞。我们属于同一块肉，但是像星星一样分开。

这时候，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我明白，按照这个逻辑，世界没有救了，这城市本身就是疯狂的最高形式。每一个部分，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都是这同一种疯狂的表现。我感到荒唐的谦卑的伟大，不是作为夸大狂，而是作为人类的孢子，作为膨胀到饱和程度不再吸水的生命海绵。我不再注视我搂在怀里的女人的眼睛，我头、胳膊、腿并用，从眼睛里游过去，我看到在眼窝后面有一片未被勘察过的区域，未来的世界，在这里没有任何一种逻辑，只有安静的事件萌芽，日、夜、昨日、明天都打不断它的萌芽。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空间点上的眼光，现在集中在时间点上；眼睛随意地前顾后盼。眼睛是自己的“我”，这种眼睛已不复存在；这种无私的眼睛既不揭露也不启发。它沿地平线旅行，一个无休止的、无知的旅行家。为了设法保留失去的肉体，我像这城市一样，长了逻辑，完美的解剖学中的一个小数点数字。我长得超越了我自己的死亡，精神上欢快而强硬。我被分成无数个昨天，无数个明天，只停留在事情的高潮中，一堵有许多窗户的墙，但是房子已经没有了。如果我要重返现在，我就必须砸碎墙和窗户，失去的肉体的最后外壳。这就是我不再注视眼睛或透视眼睛的原因，但是由于意志能变戏法，我头、胳膊、腿并用，从眼睛里游过去，去勘察视觉的曲线。我看我的周围，就像生养我的母亲曾经绕过时间之角看到的东西一般。我打碎了诞生所造成的墙壁，而航线是圆形的，破坏不了的，即使作为肚脐，也破坏不了。没有形式，没有形象，没有建筑，只有纯粹疯狂的同一中心的飞行。我是梦的实在性之箭。我以飞行来检验这种实在性。我由于跌落地上而化为乌有。

就这样，当我知道一切的时候，时间在消逝，没有空间的真正时间，由于我知道了一切，我在无私的梦的拱顶之下崩溃了。

在这些时间当中，在梦的间隙当中，生命徒然试图扩张，但是这城市的疯狂逻辑的支架靠不住。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我每天都在建造这座没有血肉的城市，累得趴下。这座城市的完美是梦的一切逻辑与死亡的总和。我正在拼命抗拒海洋一般的死亡，在其中，我自己的死亡只不过是一滴蒸发的水。要提高我自己的个人生活，哪怕只超出这个下沉的死亡之海一英寸的几分之一，我都必须拥有比耶稣更伟大的信仰，比最伟大的先知更精明的智慧。我必须有能力、有耐心来归纳不包含在我们时代语言中的东西，因为现在可以理解的东西是无意义的。我的眼睛是无用的，因为它们只反映已知事物的形象。我的整个身体必须变成一道永恒的光线，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移动，绝不停下，绝不回头看，绝不退却。这城市像癌一样成长；我必须像太阳一样成长。这个城市越来越深地蛀入到红色中去；这是一只贪得无厌的老白虱，最终必然死于食物不足。我要将这只正在吃掉我的老白虱饿死。我要作为一座城市而死去，为的是重新成为一个人，因此我闭上耳朵、眼睛、嘴巴。

在我真正重新成为一个人以前，我也许将作为一个公园而存在，一种自然公园，人们到这里来休息，来消磨时光。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只带来他们的疲劳、烦恼、无望。我将成为白虱和红血球之间的缓冲地带。我将成为一个排气孔，排出因努力使不完美的东西完美而积累起来的毒气。我将成为存在于自然界也出现于梦境中的法则与秩序。我将成为完美的梦魇当中的自然公园，狂乱活动当中的平静而摆脱不掉的梦，逻辑的白色台球桌上的胡乱击球。我既不知道如何哭泣，也不知道如何抗议，但是我将始终在那里，在绝对的沉默中接受与恢复。我将一言不发，直至成为人的时刻重新到来。我将不作任何努力来保留，不作任何努力来摧毁。我将不作判断，不作批评。那些丰衣足食的人将到我这里来反省，来沉思；那些缺吃少穿的人将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死在混乱中，绝望中，对救赎真理的无知中。如果有人对我说，你必须有宗教虔诚，我将不作回答。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因为有只窟窿眼儿在等着我，我将不作回答。或者，即使有一场革命的酝酿，我也不会作回答的。在拐角处总会有一只窟窿眼儿或一场革命，但是生养我的母亲转过了许多拐角，不作任何回答，最后她把自己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我就是回答。

由于这样一种疯狂的完美癖，自然没有人会期待一种向野生动物公园的演变，甚至我自己也不曾期待过，但是，一边陪伴着死亡，一边生活在天赐的恩典和自然的困惑当中，真是善莫大焉！当生命走向死的完美，就是成为一点点呼吸空间，一片绿草地，一些新鲜空气，一潭水池，也是善莫大焉。最后还要默默地接待人们，拥抱人们，因为当他们还在发疯似的冲过去，转过拐角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回答可以向他们作出的。

我现在想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夏日下午的一场石头大战。当时我同卡罗琳姨妈一起住在狱门桥附近。我和表弟吉恩在公园里玩的时候，被一伙男孩围在中间。我们不知道为哪一方而战，但我们在河边的石堆中是打得十分认真的。我们必须比其他男孩显示出更多的勇气，因为我们被怀疑是胆小鬼。于是，我们就这样打死了我们那伙对手中的一个。正当他们朝我们冲过来时，我的表弟吉恩用好大一块石头朝为首的家伙扔过去，击中了他的肚子。我几乎同时扔出我的石头，击中他的太阳穴，他倒了下去，就永远躺下了，双目紧闭。几分钟以后，警察来了，发现男孩已经咽气。他只有八九岁，和我们同样年纪。如果他们抓住我们，会拿我们怎么处置，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么样，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就急忙回家；半路上把身上弄弄整洁，梳理了一下头发。我们进家门时的样子就像我们离开时一样无可挑剔。卡罗琳姨妈像往常一样，给我们两大片酸酸的黑面包，上面抹着新鲜黄油和一些糖，我们就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像天使一般笑眯眯地听她说话。这一天热极了，她认为我们最好待在家里，待在前面的大屋子里，那里百叶窗全放下了，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小朋友乔依·凯塞尔鲍姆一起玩弹子游戏。乔依有智力较差的名声，通常都是我们赢他，但那天下午，吉恩和我达成某种默契，让他赢走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乔依高兴极了，以至他后来带我们到他的地下室去，让他妹妹撩起裙子，给我们看那底下是什么玩意儿。他们叫她威茜，我记得，她马上迷恋上我了。我来自城市的另一个地区，对他们来说那么遥远，几乎就像来自另一个国家。他们似乎还认为我的说话方式都跟他们不一样。其他顽皮小孩子往往付钱来让威茜撩起裙子，而她为我们这样做，则是出于爱。不久以后，我们说服她不再为其他男孩这样做——我们爱她，她要规规矩矩。

那年夏天结束时，我离开了表弟，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再见到他。到了真正见面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跟石头大战那天一样的表情。当我同他讲起那场大战的时候，我更加吃惊地发现，他竟然忘记是我们打死了那个男孩；他还记得那个男孩的死，但他讲起它来就好像他和我在此事中都没有份。当我提到威茜的名字时，他已经记不清她了。你不记得隔壁的地下室吗?……乔依·凯塞尔鲍姆?听到这儿，他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认为我记得这样的事情真是不简单。他已经结婚了，当了父亲，在一家制造高档管乐器箱的工厂工作。他认为能记得那么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真是不简单。

那天晚上离开他时，我感到十分沮丧。就好像他试图抹去我一生中的一个宝贵部分，因而也抹去了他自己。他似乎更喜欢他收集的热带鱼，而不是平凡的过去。至于我，我记得一切，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尤其是石头大战的那一天。事实上，有时候我感到，他母亲那天下午递给我的那一大片酸酸的黑面包的味道，在我嘴里比我实际上正吃着的食物味道更强烈。看到威茜的小花蕾，几乎比我手上直接触摸的感觉更强烈。那男孩在我们把他打倒以后躺在那里的样子，比世界大战的历史更远为印象深刻得多。事实上，那整个漫长的夏天就好像亚瑟王传奇中的一段叙事诗。我常常想知道，这个特别的夏天有什么东西使它在我的记忆中如此栩栩如生。我只要闭上一会儿眼睛，就可以使它的每一天都历历在目。那个男孩的死当然没有引起我的痛苦——过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它就给遗忘了。威茜撩起裙子，站在黑幽幽的地下室里的情景，也很容易就消失了。说来奇怪，卡罗琳姨妈每天递给我的那厚厚的一片黑面包，却比那时期的任何其他形象具有更大的神通。我对此惊奇不已……惊奇不已。也许是因为，每次她递给我那片面包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我以前从不了解的温柔和同情。我的卡罗琳姨妈是一个相貌十分平平的女人。她脸上有麻子，但这是一张慈祥的、讨人喜欢的脸，即使有麻子也无妨。她身材魁梧强壮，声音却非常细小动听。她跟我讲话时，似乎比跟她自己的儿子讲话时更关心体贴。我愿意老和她待在一起；如果允许的话，我宁愿挑选她来当我自己的母亲。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来看我时，如何感到很气恼，因为我如此满意我的新生活。她甚至说我忘恩负义，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忘记，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明白，忘恩负义也许对一个人来说是必要的，有好处的。如果我现在闭上眼睛想，想那面包片，我几乎马上就会想到，在那座房子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被责骂。我想，如果我告诉我的卡罗琳姨妈，我在那块地里打死一个男孩，告诉她事情发生的经过，她会用胳膊搂着我，原谅我的——马上原谅。这也许就是那个夏天对我来说如此宝贵的原因。那是一个包含着心照不宣的、完完全全的赦罪的夏天。这也是我不能忘记威茜的原因。她充满着自然的善，这个同我相爱，而且不责骂人的小孩。她是异性中第一个崇拜我的与众不同的人。在威茜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因为我是我，我既被爱也被恨，而威茜却做出努力来理解我。在她看来，我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家，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就这些事实，使她更加接近我。当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小朋友时，她那眼睛放光的样子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的眼睛看上去充满着爱与赞美。有时候，我们三个人会在傍晚走到河边，坐在河岸上，我们就谈论起一些小孩子们不在大人跟前时谈论的话。我现在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谈的话，比我们父母谈的更清醒，更深刻。为了每天给我们一片厚面包，父母不得不受到重罚。最坏的处罚，是他们变得同我们疏远了。因为随着他们喂我们的每一片面包，我们不仅变得对他们更加冷漠，而且越来越凌驾于他们之上。在我们的忘恩负义中，是我们的力量与美。我们不忠诚，但我们是无罪的。那个我看见他倒在那里咽气的男孩，一动不动地躺着，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声响或啜泣，杀死那个男孩几乎就像一场干干净净、健健康康的演出。另一方面，为食物而进行的斗争是肮脏下流的，当我们站在父母面前时，我们感到他们脏兮兮地来到我们跟前，为此我们绝不会原谅他们。下午时那片厚厚的面包，正因为它不是挣来的，所以我们吃起来很香。面包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味道，也再不会有人这样给你面包。打死人的那一天，面包格外好吃。其中有一点点后来再没有过的恐怖味道。我们把它接到手中，也接过了卡罗琳姨妈心照不宣然而完完全全的赦罪。

在黑面包的问题上，有某种东西我一直在设法弄清楚——某种使人模模糊糊感到好吃、害怕、解放的东西，某种同最初的发现相联系的东西。我想起另一片酸酸的黑面包，那是在更早的一个时期，当时我和小朋友斯坦利经常洗劫冰箱。那是偷来的面包，因而比以爱心递给你的面包更加有滋味。但是正当我吃着黑面包、边走边聊的时候，带有启示性质的事情发生了。这就像一种皈依上帝的状态，一种完全无知的状态，一种自我克制的状态。这些时刻传递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不用害怕我会失去已获得的知识。这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事实。它几乎是像接受一条真理，虽然真理一词对它来说似乎太精确了一点。津津有味地吃酸黑面包，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这种事总是发生在家以外的地方，不在父母的眼皮底下。我们害怕父母，但从不尊敬他们。我们自己单独在一起时，我们的想象就无拘无束。事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对问题的要求就是它得给我们驰骋的机会。我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惊奇不已的是，我们相互间的理解有多好，我们多么尖锐地看透了每一个人的基本性格，无论大人小孩。例如，我们在七岁的年纪就十分确切地知道，这个家伙最后会蹲监狱，那个家伙会成为一个苦力，还有一个家伙会成为饭桶，等等。我们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例如，比我们父母的判断正确得多，比所谓心理学家的判断更正确。阿尔菲·贝查结果成为一个彻底的叫花子；乔尼·盖哈特去了监狱；鲍勃·昆斯特成了一个干重活的人。正确无误的预言。我们接受的知识只会阻挡我们的视野。从我们上学那天起，我们就什么也没学会；相反，我们被搞得迟钝不堪，裹在语言与抽象的云里雾中。

有酸黑面包的时候，世界是它本质上的样子，一个由魔法统治的原始世界，一个恐惧在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世界。能激起最大恐惧的男孩就是头儿，只要他能维持他的权力，他就受到尊敬。还有一些其他的孩子是造反派，他们受到赞美，但从来没有成为头儿。大多数人都是那些无畏者手中的黏土；有一些可以依靠，多数靠不住。气氛十分紧张——无法预言明天会有什么事。这种松散的、原始的社会核心，产生出强烈的胃口，强烈的情绪，强烈的好奇心。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每一天都要求有一种新的力量检验，一种新的力量感，或失败感。因此，直到九十岁的年纪，我们都有着真正的生活趣味——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够幸运的，未被父母宠坏，夜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逛，亲眼去发现事物。

我现在带着某些遗憾和渴望想念着的事情是，早先童年时代这种极有限的生活却好像无限的宇宙，而随后的生活，成年人的生活，则是一个不断缩小的王国。从一个人被放到学校里去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便迷失了，人们会有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感觉。面包的味道没有了，生活的趣味也没有了。得到面包变得比吃面包更重要。一切都要盘算，一切都有一个价码。

我的表弟吉恩成了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斯坦利成了一个一流的失败者。除了这两个我十分喜爱的孩子以外，还有一个乔依，他后来成了一个邮递员。当我想起生活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时，我就会哭泣。作为男孩，他们是完美的。斯坦利最不完美，因为他更冲动。斯坦利时常暴跳如雷，不知道你如何能同他一天天相处，而乔依和吉恩则是善的本身；他们是朋友，是按这个词的古老意义来理解的朋友。在我外出到乡下去的时候，我经常想起乔依，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乡下小孩。这首先意味着他比我们认识的男孩子更忠实，更真诚，更体贴。我现在可以看到乔依来见我；他总是张开双臂跑过来，准备拥抱我，总是被他为我的参与而设计的冒险搞得上气不接下气，总是装满了他为我的到来而攒起来的各种礼物。乔依招待我就像古代的君主招待他们的宾客一般。我看一眼任何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便是我的了。我们有无数事情要相互告知，没有一件事情是沉闷乏味的。我们各自世界的差异是巨大的。虽然我也属于这个城市，但当我拜访我的表弟吉恩时，我才了解到一个更大的城市，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纽约城，在其中，我的世故是微不足道的。斯坦利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居住区去远足过，但是斯坦利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个陌生国度波兰，我们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他说另一种语言，这个事实也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崇拜。每个人都被一个与众不同的光环所环绕，被一种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的明确身份所环绕。由于进入生活，这些不同的特征消失了，我们大家都变得多少有点儿相似，当然，最不像我们自己。正是这种独特自我的丧失，这种也许并不重要的个性的丧失，使我黯然神伤，使黑面包鲜明突出。奇妙的酸黑面包形成了我们的个别自我；就像圣餐面包人人有份，但是每个人只是按照他独特的皈依上帝的状态来接受圣餐的。现在我们吃着同样的面包，却没有圣餐的恩惠，没有皈依上帝。我们吃面包来填饱肚子，而我们的心却是冰冷的，空虚的。我们是分开的，但不是个别的。

关于酸黑面包还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们经常一边吃面包，一边吃生葱。我记得在傍晚前，手里拿着三明治，同斯坦利一起站在我家正对面的兽医诊所门前。似乎麦基尼医生总是选择傍晚前来阉割一匹公马，这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手术，总是聚集了一小群人。我记得烙铁的气味和马腿的颤抖、麦基尼医生的山羊胡子、生葱的味道以及阴沟里的气味，因为就在我们身后，他们正在铺设煤气管道。这完全是一场嗅觉表演，而正如阿伯拉尔[1]惟妙惟肖地描绘的那样，手术实际上不痛。我们不知道手术的理由，常常在手术后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往往以争吵告终。我们俩都不喜欢麦基尼医生；他身上有一股碘仿味和臭马尿味。有时候他诊室前面的街沟里淌满了血，冬天时血结成冰，使他那边的人行道有一种古怪的样子。时常有一辆两轮大车驶过来，一辆没有遮掩的车，散发着可怕的臭味，他们把死马扔到车上。确切地说，尸体是用一根长链子吊到车上去的，链子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就像抛锚一般。患气胀病的死马的气味很难闻，我们那条街上满是臭味。然后还有酸味从我家房子后面的锡工厂传来——像现代进步的味道一样。几乎令人不能忍受的死马味，比起燃烧的化学品的味道来，还要好上一千倍。看到太阳穴上有个枪眼的死马，看到它的脑袋躺在血泊中，它的屁股眼里满是痉挛地排泄出来的最后排泄物，也比看到一群穿着蓝围裙的人从锡工厂的拱形大门里走出来，看到他们推着一辆装着一捆捆新制成的锡的手推车强。对我们来说，幸好锡工厂对面有一家面包房。面包房的后门，其实这只是一个铁栅栏，我们可以从那里看面包师傅工作，闻一闻那甜蜜的、不可抗拒的面包、蛋糕的香味。我说，要是那煤气管道铺在那里，那就会是另一种味道的大杂烩——翻起来的泥土味、烂铁管味、阴沟气味，以及意大利劳工靠在翻起的土堆上吃的洋葱三明治的味道。当然，也还有其他味道，只不过不太明显；例如，西尔弗斯坦裁缝铺的味道，那里总有大量熨烫工作在进行。这是一种热烘烘的恶臭，你要理解这种味道，最好想象一下，西尔弗斯坦，他本人就是臭烘烘的干巴犹太人，正在把他的顾客们留在裤子里的臭屁抖落出去。隔壁是两个信教的笨蛋老处女开的糖果与文具店；那里有太妃糖、西班牙花生、枣味胶糖、“甜烟丝”香烟等等几乎令人作呕的甜味。文具店就像一个美丽的洞穴，总是冷冷的，总是摆满各种有趣的物品；冷饮柜就在那里，它发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一块厚实的大理石板横放着，在夏季时节，石板变得酸溜溜的，而它又令人愉快地把酸味同碳酸水嘶嘶地倒进冰淇淋杯里时发出的那种叫人心里痒痒的、干巴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注释】

[1] 彼得·阿伯拉尔（1079——1142）：法语称皮埃尔·阿伯拉尔，法国逻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神学家，著有《辩证法》、《我的苦难史》等作品。曾因与巴黎圣母院主教的侄女海洛伊斯的爱情而惨遭阉割的私刑。

第十章

长大以后，各方面都有了精细的改进，原来那些味道没有了，只是有另一种显然难忘的、显然令人愉快的味道——窟窿眼儿的味道——取代了它们。尤其是同女人玩过之后留在手指上的那种味道，因为也许以前没有注意到，可这种味道甚至比窟窿眼儿本身的味道更可爱，因为它带着已成为过去时的香水味，但是，这种表明你已长大的味道，同童年时代的那些味道相比，只是一种微弱的味道。这种味道在你大脑的想象中几乎同在现实中消失得一样快。对于所爱过的女人，人们会记得她们的许多事情，但是却很难记得她们那眼儿的味道——全然不会。另一方面，湿头发的味道，一个女人的湿头发味道，却更加强烈持久得多——为什么呢?我不知道。甚至现在，在差不多四十年之后，我还能记得我蒂丽姑妈洗头以后的头发味道。她总是在热得要命的厨房里洗头。通常是在星期六傍晚前，为参加舞会做准备，而舞会又意味着另一件怪事——会出现一位佩戴十分漂亮的黄色条纹装饰的骑兵中士，一位非常英俊的中士，甚至在我眼里，也是太彬彬有礼，太有男子气概，太聪明伶俐了，像我蒂丽姑妈这样的低能儿根本配不上他。但不管怎么说，她坐在厨房餐桌旁的小凳上用一条毛巾擦干头发。她旁边放着一盏罩着熏黑的玻璃罩的油灯，灯旁边是两把烫发钳。我一看到这些就充满莫名其妙的厌恶。她总是使用一面支在桌上的小镜子；我现在可以看到她一边挤鼻子上的黑头粉刺，一边对自己做怪脸。她是一个难看的女人，没什么本事，黏黏糊糊，龇着两颗大獠牙，只要她一笑，嘴唇往后一掀，就露出一副马脸。她就是洗完澡以后，也散发着一股汗味，但是她头发的味道——那种味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不知怎么的，这味道同我对她的恨和轻蔑联系在一起。这种味道，在头发干起来的时候，就像从沼泽地底下发出来的味道一样。有两种味道——一种是湿头发的味道，另一种是她扔到炉子里，燃烧成火焰的同一种头发的味道。她总是梳下来一些打了结的头发卷，它们还带着她油腻肮脏的头皮上的汗与头皮屑。我常站在旁边看她，很想知道舞会会是什么样子，很想知道她在舞会上做些什么。在她全部打扮完毕的时候，她会问我她看上去是否漂亮，我是否爱她，当然，我会告诉她：是的。但是然后在厨房旁边门厅内的厕所里，我会坐在窗台上燃烧的蜡烛发出的摇曳烛光中，对自己说，她看上去疯了。在她走了以后，我会拿起烫发钳，闻它们的味道，把它们捏紧。它们令人讨厌而又使人着迷——像蜘蛛。这厨房里的一切都使我着迷。我虽然对它很熟，但我从来没有征服它。它既如此公开，又如此秘密。我在这里洗澡，在大铁皮盆里，在星期六。在这里，三姐妹洗澡并打扮自己。在这里，我祖父站在水斗边洗上半身，然后把他的鞋递给我，让我把它们擦亮。在这里，我冬天里站在窗前，注视着窗外纷飞的大雪，我阴郁地、茫然地注视着，就好像我在子宫里一般，听着水的奔流，而我母亲则坐在马桶上。秘密的谈话都在厨房里进行，他们从这里吓人的、令人憎恶的集会出来，总是脸拉得长长的，一副庄严的面孔，要不就是眼睛哭得红红的。他们为什么跑到厨房去，我不知道，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正当他们站着开秘密会议，为一个遗嘱争吵不休，或决定如何打发某个穷亲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来了一个客人，于是气氛立即就改变了。我的意思是说，极大地改变了，就好像他们如释重负，因为在某种外力的干预下，他们不用再继续一个没完没了的秘密会议，免去了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情。我现在记得，看到门打开，一个不速之客的脸探进来，我的心会高兴得蹦起来。马上会有人给我一只玻璃大罐，让我到街角的酒馆去打酒。我跑到那里，在通往住家的入口旁有一扇小窗子，我从小窗子把玻璃罐递进去，然后等着，直到装满冒泡啤酒的玻璃罐递回到我手中。像这样跑到街角去打一罐啤酒，是一场绝对大规模的远征。首先是就在我们楼底下的理发店，斯坦利的父亲在那里开业。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正当我冲出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会看到斯坦利的父亲正用磨剃头刀的皮带啪啪地抽他。一看到这情况，我就热血沸腾。斯坦利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他父亲不过是一个波兰酒鬼。然而，有一天傍晚，正当我拿着玻璃罐冲出去的时候，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另一个波兰人用一把剃刀攻击斯坦利的老爹。我看到他老爹脖子上淌着血，脸色煞白，正倒退着往门边来。他倒在店铺门前的人行道上，一边挣扎，一边呻吟。我记得我看了他一两分钟，对此感到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走开了。斯坦利在父亲打架时溜出来，陪我走到酒馆门口。他也很高兴，尽管他有点儿害怕。我们回来时，救护车已经停在门前，他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他，他的脸和脖子上盖着一条床单。有时候，碰巧卡洛尔神父最得意的唱诗班男童在我一个人舞拳弄脚的时候从家门前走过，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这男孩比我们任何一个都大。他是一个同性恋，一个酝酿中的同性恋者。就是他从我们面前走过，也常常把我们惹火。他刚一被玷污，消息就从四面八方传开，在他到达拐角以前，就被一帮男孩围了起来，这些男孩都比他小得多，他们嘲笑他，模仿他，一直把他弄得哭了起来。然后我们会像一群狼一样扑到他身上，把他拽倒在地，把衣服从他背上扯掉。这是不光彩的行为，但是它使我们感觉良好。还没有人知道同性恋者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反对它。我们以同样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有一个中国人经常从街那头的洗衣店经过这里，他也像卡洛尔神父教堂里的那个同性恋一样，不得不受到围攻。他的模样跟教科书上看到的苦力图片十分相像。他穿着一件黑色羊驼毛盘扣上衣，一双没有后跟的拖鞋，留着一根长辫子。通常他都是手插在袖筒里走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走路的样子，一种偷偷摸摸、装腔作势、女里女气的走路样子，我们感到十分陌生，而且感受到威胁。我们怕他怕得要命，我们也恨他，因为他对我们的嘲弄完全无动于衷。我们认为他太无知了，不可能注意到我们的侮辱。然后有一天，我们去洗衣店，他让我们吃了一惊。开始他递给我们那包洗好的衣服，然后他伸手到柜台底下，从大袋子里抓出一把荔枝。他笑着从柜台后面出来开门。他还是笑着抓住阿尔菲·贝查，扯他的耳朵；他依次抓住我们每一个人，扯我们的耳朵，仍然笑着，然后他做了一个恶狠狠的鬼脸，像猫一样飞快地跑到柜台后面，操起一把长长的、样子难看的刀子，冲我们挥舞。我们拼命逃离这个地方。当我们到达街角回头看时，我们见他手里拿着一把熨斗站在门口，样子十分镇静，十分心平气和。这次事情之后，再没有任何人愿到洗衣店去了；我们不得不每星期给小路易斯·庇罗沙一个硬币，让他为我们取洗好的衣服。路易斯的父亲在街角有一个水果摊。他常常递给我们一些烂香蕉，作为他喜欢我们的标志。斯坦利尤其喜欢烂香蕉，因为他姑妈常做油炸香蕉给他吃。炸香蕉在斯坦利家被看作精美食品。有一次斯坦利过生日，家人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所有邻居都受到邀请。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后来端来了一盘炸香蕉。不知怎的，没有人要碰那香蕉，因为这是只有斯坦利父母那样的波兰人才知道的菜。人们讨厌吃炸香蕉。在窘困之中，某个最小的聪明小孩建议把炸香蕉给疯维利·曼。维利比我们谁的年龄都大，但不能说话。他只会说“别要！别要！”他对什么都说“别要！别要！”所以给他香蕉的时候，他也说“别要！”他伸出双手去取香蕉，但是他的弟弟乔治在场，他们拿烂香蕉来骗他的疯哥哥，使他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乔治跟人打了起来，而维利看到弟弟遭到攻击，也尖叫着“别要！别要！”打了起来。他不仅打其他男孩，也打女孩，搞成了一场大混战。最后，斯坦利的老爷子听到吵闹声，手里拿着一根磨刀皮带，从理发店上楼来。他抓住维利·曼的颈背，开始抽打他。这当口，他弟弟乔治溜出去叫曼老先生。这曼老先生也是个酒鬼，穿着衬衣就来了，看到可怜的维利挨醉鬼剃头师傅的打，就用一副老拳去揍他，揍得很凶。维利这时候被放开，在地上爬来爬去，吞吃着掉在地上的炸香蕉。他一看到香蕉，就像一只雌山羊一样迅速把它们吃掉。老先生看到他趴在地上像山羊一般嚼香蕉，怒不可遏，就拾起皮带，拼命去追维利。现在维利开始号叫——别要！别要！——突然，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使曼先生消了气，变得温和起来了。最后他坐下来，斯坦利的姑妈给他拿来一杯葡萄酒。听到吵闹声，其他一些邻居也来了，于是拿来了更多的葡萄酒，然后是啤酒，然后是烧酒，大家很快就高高兴兴，又是喝又是吹口哨，甚至小孩们都喝醉了，然后疯维利也喝醉了，他又像雌山羊一样趴在地上，大叫“别要！别要！”阿尔菲·贝查虽然只有八岁，却喝得烂醉如泥，他咬了维利的屁股，维利也咬他，然后我们大家都互相咬起来，父母们站在一边快活地又笑又叫，大家非常非常高兴，于是拿来了更多的炸香蕉，这一次每个人都吃起来，然后大家谈天说地，喝干了一杯又一杯。疯维利·曼想要为我们唱歌，但是他只能唱“别要！别要！”生日聚会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有一星期多的时间，大家不谈别的，只谈这次聚会，谈斯坦利的家人是多么好的波兰人。炸香蕉也是一大成功，有一段时间，很难再从路易斯·庇罗沙的父亲那里得到任何烂香蕉，因为香蕉供不应求。然后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在整个近邻地区投下了阴影——乔·盖哈特败于乔依·西尔弗斯坦之手。乔依·西尔弗斯坦是裁缝的儿子；他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样子很文静，很勤奋，其他大小孩都避着他，因为他是犹太人。有一天他去菲尔莫尔街送一条裤子，同样年纪的乔·盖哈特朝他打招呼。乔·盖哈特自以为了不起。他们说了几句话以后，乔·盖哈特就把裤子从小西尔弗斯坦手里抢走，扔在水沟里。没有人想到小西尔弗斯坦会用拳头来回答这样一个侮辱，所以当他打乔·盖哈特，并且在他下巴上打个正着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乔·盖哈特本人。打架打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乔·盖哈特躺在人行道上爬不起来了。于是，小西尔弗斯坦捡起那条裤子，平静而自豪地走回到他父亲的铺子去。谁也没同他说一句话。这件事被视为一场灾祸。有谁听说过犹太人打非犹太人的?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它却发生了，而且当着每一个人的面。我们一夜又一夜地坐在人行道边上，从每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但是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直到……直到乔·盖哈特的弟弟乔尼被激怒起来，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乔尼虽然比他哥哥年纪小，个子也小，但他像一只小美洲狮一般健壮，一般不可战胜。他是住在周围棚屋里的爱尔兰人的典型。他找小西尔弗斯坦算账的办法是在有一天晚上等他从铺子里出来，把他绊倒。到了那天晚上他绊倒他的时候，他手里藏着两块事先准备好的大石块，可怜的西尔弗斯坦跌倒在地，他就扑到他身上，用两块大石块砸西尔弗斯坦的太阳穴。他吃惊地发现，西尔弗斯坦没有反抗；甚至当他爬起来，给西尔弗斯坦机会站起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弹。这时乔尼吓坏了，逃之夭夭。他一定是被彻底吓坏了，因为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唯一有关他的消息便是他在西部的某个地方被人找到，送到少年犯教养所去了。他母亲是个邋遢而快乐的爱尔兰婊子，她说他罪有应得，希望上帝不要再让她看到他。小西尔弗斯坦恢复过来以后，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人们说他的大脑被打出了毛病，他傻了，而乔·盖哈特却出了名。好像是他去看望了躺在床上的小西尔弗斯坦，对他深表歉意。这又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这是如此奇怪，如此非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乔·盖哈特被视为一个游侠骑士。没有人赞成乔尼的行为方式，然而也没有人会想到去向小西尔弗斯坦道歉。这是这样一种高贵典雅的行为，以至乔·盖哈特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左邻右舍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绅士。这一个在我们中间从未被使用过的词，现在挂在每个人的嘴上，当一个绅士被视为一种荣誉。我记得，这个被打败的乔·盖哈特像这样，突然变成了绅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年以后，当我搬到另一个地段居住，遇到了法国小孩克罗德·德·洛兰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理解并接受“一个绅士”。这个克罗德，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样的男孩，在以前那个地段，他没准儿会被看作一个软蛋；因为首先他说话太好听，太正确，太有礼貌了，其次他太体贴人，太文雅，太殷勤。然后，在同他一块儿玩的时候，他母亲或父亲走过，他会突然说起法语来，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听到过德语，让德语侵入到我们当中还马马虎虎，但是法语！嘿！说法语，甚至就是听懂法语，都是彻底老外，彻底贵族化，彻底腐朽，彻底高不可攀，而克罗德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哪方面都像我们一样好，甚至还更好一点，我们不得不私下承认，但是有一个污点——他的法语！它使我们反感。他没有权利住在我们的地段，没有权利像他现在这样有本事，有男子风度。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母亲把他叫回家，我们同他说了再见，这时候我们就聚集在一块儿，来来回回地讨论洛兰一家。我们很想知道，例如，他们吃什么，因为他们是法国人，他们一定和我们的习惯不一样。还从来没有人踏进过克罗德·德·洛兰的家门——这是另一件可疑的、令人反感的事实。为什么?他们在隐藏什么?然而，当他们在街上从我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又总是十分真诚，总是微笑，总是说英语，而且是最棒的英语。他们往往使我们感到十分自我羞愧——他们更优越，那是实际情况，而且还有另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别的男孩都是你直截了当地问他什么，他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什么，而克罗德·德·洛兰却从来不是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他在回答前总是十分迷人地笑笑，十分沉着镇静，使用我们望尘莫及的讽刺和嘲笑。他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克罗德·德·洛兰，当他终于从这个地段搬走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至于我自己，也许过了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我才考虑这个男孩和他古怪的典雅举止。到那时候，我才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克罗德·德·洛兰曾在某一场合来到我跟前，显然是要赢得我的友谊，而我却对他很傲慢。在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克罗德·德·洛兰一定在我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向我伸出友谊之手是看得起我。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有那样一种行为准则，就是要合群。如果我成为克罗德·德·洛兰的知心朋友，我就是背叛了其他男孩。随这样一种友谊而来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好处，都同我无缘；我是大伙儿中的一员，疏远克罗德·德·洛兰这样的人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说，在隔了更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我在法国待了几个月之后，我又一次想起了这件事。法语中raisonnable一词，对我来说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有一天，我偶然听到这个词，我就想起克罗德·德·洛兰在他家门前街上的主动表示。我清晰记得他用了reasonable[1]一词。他也许是要求我“懂道理”，当时这个词从来没有从我口中吐出来过，因为我的词汇中不需要它。这个词像“绅士”一样，很少有人说，即使说也都十分谨慎小心。这是一个会使别人嘲笑你的词。有许多那样的词——例如，really。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使用过really这个词——直到来了杰克·劳森。他使用这个词是因为他父母是英国人，虽然我们拿他开玩笑，但我们原谅他说这个词。really这个词使我立即想起住在原来那个地段的小卡尔·拉格纳。卡尔·拉格纳是一个政治家的独生子，他们住在相当豪华的菲尔莫尔小街上。他们住的一幢红砖小楼靠近那条街的末端，总是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我记得这幢房子是因为我上学路上经过它的时候，常常注意到门上的铜把手擦得有多亮。事实上，别人家没有门上有铜把手的。总之，小卡尔·拉格纳是家长不许他们同其他小孩交往的那些孩子之一。事实上，他很少露面。我们看到他同他父亲走在一起，通常是在星期天。如果他父亲不是周围地区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卡尔会被人用石头砸死。他的星期日装束真叫人受不了。他不仅穿长裤和漆皮鞋，而且炫耀着一顶圆顶礼帽和一根手杖。一个男孩在六岁的年纪会让人这样来打扮他，一定是个笨蛋——那是一致的看法。有人说他有病，好像那是他穿古怪服装的理由。奇怪的是，我一次也没听到他说话。他如此高雅，如此讲究，以至于他也许想象，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话是欠缺风度的。无论如何，我常在星期天上午等着他，就为了看他同他父亲一起经过。我注视他时带着那样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就跟我注视消防队员清洗消防站里的消防车时一样。有时候，在回家路上他会拿着一小盒冰淇淋，是最小的那种包装，也许刚够他吃，作为饭后甜食。“饭后甜食”是又一个我们莫名其妙地熟悉起来的词，我们贬义地使用它来谈论小卡尔·拉格纳及其家人之流。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来琢磨这些人吃的d e s s e r t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我们的乐趣主要在于来回摆弄这个新发现的词d e s s e r t。这个词也许是从拉格纳家私运出来的。一定也是在这个时候，桑托斯·杜蒙特[2]名声大振。在我们听起来，桑托斯·杜蒙特这个名字有点奇怪。我们对他的功绩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对他的名字有兴趣。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散发着糖、古巴种植园、奇怪的古巴旗子的味道。角上有一颗星的古巴旗子总是很受那些积攒小卡片的人的尊重，这些小卡片放在“甜烟丝”香烟盒里，上面绘有不同国家的旗子或舞台上的女主角或有名的拳击手。桑托斯·杜蒙特那时候听起来，有点儿令人愉快的外国味儿，与通常的外国人或外国东西，如中国洗衣店、克罗德·德·洛兰高傲的法国家庭等，截然不同。桑托斯·杜蒙特是一个魔术般的词，暗示着两撇线条平滑的漂亮小胡子，一顶墨西哥阔边帽，踢马刺，某种快活、精美、幽默的东西，充满着狂热的幻想。有时候它带来咖啡豆和草帽的香味，或者，因为它这样带有完全的异国情调，这样充满幻想，就会让我们扯得很远，竟关心起霍屯督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年纪大的孩子正在开始读书，他们会按钟点给我们讲幻想故事，这是他们从《阿以莎》[3]、维达[4]的《在两面旗帜下》之类的书中捡来的一些材料。真正的知识趣味，在我心中十分明确地同我十岁左右搬去的那个新地段拐角处的空地相联系。在这里，当秋天来临时，我们带来几小罐生土豆，站在烤着土豆片和生土豆的篝火前面，随后就有一种新型的讨论，不同于我以前所知道的总是来自书本的讨论。有人刚读了一本冒险书，或者一本科学书，马上整条街就由于引入了一个至今无人知晓的主题而活跃起来。也许是这些孩子之一刚发现有日本潮流这样的事情，他就会设法向我们解释日本潮流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学习事物的唯一方法——好像是靠着栅栏，一边烤着土豆片和生土豆。这些知识沉积得很深——事实上如此之深，以至后来与同一种更精确的知识冲突时，很难把较早的知识排除出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有一天一个较大的男孩向我们解释说，埃及人知道血液循环，于是我们就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以至后来很难一下子接受关于英国人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的故事。现在我也并不感到奇怪，当时我们的谈话大多是关于遥远的地方，例如中国、秘鲁、埃及、非洲、冰岛、格陵兰。我们谈论鬼，谈论上帝，谈论灵魂的轮回，谈论地狱，谈论天文学，谈论不熟悉的鸟和鱼，谈论宝石的形成，谈论橡胶园，谈论拷问方法，谈论阿兹台克人和印加人，谈论海上生活，谈论火山和地震，谈论全球各地的葬礼和婚礼，谈论语言，谈论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谈论正在绝种的野牛，谈论怪病，谈论吃人肉，谈论巫术，谈论月球旅行以及月球上是什么样子，谈论杀人凶手和拦路强盗，谈论《圣经》里的奇迹，谈论陶器的制造，谈论各种各样家里和学校里从未提起过的话题，这些话题对我们极其重要，因为我们渴望得到这些知识。世界充满着奇迹与神秘，只有当我们颤抖着站在那块空地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肃地谈论，并感到需要进行既愉快又吓人的交流。

生活的奇迹与神秘——这在我们成为负责任的社会成员时被扼杀了！直到我们被推出去工作以前，世界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小的，我们生活在它的边缘上，好像是在未知世界的边界上。一个小小的希腊世界就深刻到足够提供一切变异、一切冒险、一切思考。它也不是那么十分小，因为它保留着最无限的潜力。我扩大我的世界，却一无所获；相反，我失去了许多。我想要变得越来越孩子气，向相反的方向超越童年。我要同正常的发展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进入一个超婴儿的存在王国，一个绝对疯狂混乱的王国，但却不同于周围这个世界的那种疯狂混乱。我是一个成年人，一个父亲，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成员。我挣我每天的面包。我使自己适应了一个从来不属于我的世界。我要冲破这个扩大的世界，重新站到一个未知世界的边界上。这个未知世界将使这个苍白、片面的世界黯然失色。我要超越父亲的责任，而走向无政府主义者的不负责任，这种人不可能被强迫，被哄骗，被收买，被背叛。我要让蒙面夜骑奥伯龙[5]当我的向导，他张开他的黑翅膀，同时消灭了过去的美与恐怖，我要迅速而坚韧不拔地逃向永久的黎明，不给后悔、遗憾、悔改留下余地。我要胜过有害于世界的创造发明者，为的是要重新站在一个无法通过的深渊面前，甚至最强有力的翅膀也无法使我飞越这个深渊。即使我必须变成一个只居住着痴心妄想者的野生自然公园，我也绝不停下来，待在这负责任的成年生活有条不紊的昏庸之中。我必须这样做，来纪念与上帝赐给我的那种生活完全无法比拟的另一种生活，纪念一个被屈服者的相互认同所扼杀和窒息了的小孩子的生活。父母亲创造的一切我都不认为是我自己的。我要回到一个比古希腊更小的世界，回到一个我伸手总能触摸到的世界，我时时刻刻所知道、所看见、所认识的世界。对我来说，任何其他世界都是无意义的、陌生的、敌对的。在重新越过我小时候认识的第一个光明世界时，我希望不要待在那里，而要使劲回到一个更光明的世界，我一定是从那里逃出来的。这个世界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我会找到它，然而这是我的世界，别的东西没有一样引起我的兴趣。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光明的新世界，对它的最初理解，是由于碰见了罗依·汉密尔顿。当时我二十一岁，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我十分绝望，因而决定离家谋生。我想的是加利福尼亚，说的是加利福尼亚，我计划去那里开始一种新生活。我如此强烈地梦想着这个新的希望之乡，以至于后来，当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时候，我几乎不记得我见到的加利福尼亚，我想起的、谈起的，只有我在梦中认识的那个加利福尼亚。就在告别前，我遇到了汉密尔顿。他是我老朋友麦格雷戈的说不清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只是在最近才互相认识，因为罗依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他的印象一直是，他的真正父亲是汉密尔顿先生，而不是麦格雷戈先生。事实上，正是为了搞清楚他的父亲身份之谜，他才到东海岸来的。同麦格雷戈住在一起，显然并没有使他更接近于谜的解开。在认识了他曾断定为他的生父的那个人之后，他似乎比以往更加为难了。他后来向我承认，他为难是因为在两个人身上都跟他自己的想象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也许正是这个决定把谁看作父亲的恼人问题促进了他自己性格的发展。我这样说，是因为刚一被介绍认识他，我就立刻感到，我在一个从来不了解的那类人面前。由于麦格雷戈对他的描述，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一个相当“古怪的”人，“古怪的”在麦格雷戈嘴里，意思是有点儿疯癫。他确实古怪，但是十分清醒，立即就使我感到很兴奋。我第一次同一个来到词义背后、抓住事物本质的人谈话。我感到我在同一个哲学家谈话，不是一个我在书本上遇到的那类哲学家，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哲理探讨的人——而且是对他所解释的哲理有过体验的人。那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理论，除非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并且，按照每一个新的启示，来如此这般地过他的生活，以便在揭示给他的真理和这些真理在实践中的例证之间，只有最小限度的不一致。当然，他的言行在他周围那些人眼里是古怪的，然而，他的言行在西海岸那些了解他的人眼里并不古怪，在那里，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如鱼得水。他在那里显然被视为上等人，人们毕恭毕敬，甚至带着畏惧聆听他的说话。

我发现他处于一场斗争之中，我只是在多年以后才懂得这种斗争。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重视找到他真正的父亲；事实上，我还常常以此来开玩笑，因为在我看来，有没有父亲是无所谓的，母亲也是一样。在罗依·汉密尔顿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斗争，他已经解放了自己，却还在寻求确立一种可靠的身世关系。这种关系是他绝对不需要的。关于真假父亲的这种冲突，悖论式地使他成为一个超父亲。他是一个教师，为人师表；他只要一张开嘴，我就明白我在倾听一种学问，它截然不同于我至今同这个词相联系的任何东西。把他看成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不予理睬，这是很容易的，他无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他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也知道如何脚踏实地的神秘主义者。他是一个知道如何发明实用物品的神秘主义者，在这些实用物品中有石油工业极其需要的钻机，他后来还为此发了大财，但是，由于他那古怪的形而上学的谈话，当时没有人十分注意到他非常实用的发明。这被看作他的又一个疯狂想法。

他不断谈论他自己，谈论他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他的这种品质给人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他只是一个自吹自擂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甚至有人说，似乎他更关心的是麦格雷戈先生作为父亲的真实身份，而不是父亲麦格雷戈先生。这话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是够真实的。它的意思是说，他对他新发现的父亲没有真正的爱，只是从他发现的真情实况中得到一种强烈的个人满足，他是在以他通常的自我夸张方式利用这种发现。当然，这是非常真实的，因为麦格雷戈先生本人无限小于作为失散父亲象征的麦格雷戈先生，但是麦格雷戈们对象征一无所知，就是对他们解释，他们也绝不会理解的。他们正在做出一种矛盾的努力，既要拥抱长期失散的儿子，同时又把他降到一个可以理解的水平上，他们在这个水平上可以不把他当作“长期失散的”，而是仅仅作为儿子；而稍有一点点理智的人都明白，他的儿子根本就不是儿子，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父亲，类似于基督，我可以说，他正在最英勇地努力把他已经十分明确摆脱的东西作为有血有肉的东西来接受。

因此，这个我最热烈崇拜的怪人会选择我作为他的知己，使我感到吃惊和荣幸。对比之下，我的方式就不对头了：书卷气、知识分子气、世俗气，但是我几乎立即抛弃了我性格的这一方面，让自己沐浴在温暖、直接的灵光中，这灵光是深刻的，是创造物的天然直觉。来到他的面前，给我一种脱去衣服，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剥去皮的感觉，因为他所要求于谈话对方的远远不止是单纯的赤裸。在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是在向一个我只是模模糊糊怀疑其存在的我说话，这个我，例如，在我正读着一本书，突然明白我一直在做梦时，就会冒出来。很少的书有这种能力，能使我陷入神思恍惚中，在这种完全神智清醒的神思恍惚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做出了最深刻的决定。罗依·汉密尔顿的谈话就带有这种性质。它使我空前警觉，超自然地警觉，同时又不破坏梦的结构。换句话说，他是在诉诸自我的萌芽，诉诸最终会超越直率个性以及虚伪个性的那种存在，让我真正成为孤身一人，为的是设计出我自己特有的命运。

我们的谈话就像一种秘密的语言，在谈话当中，别人都睡着了，或者像鬼魂一样消失了。对我的朋友麦格雷戈来说，这种谈话莫名其妙，令人生气；他比任何其他人都了解我，但是他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同我现在呈现给他的性格相一致的东西。他把罗依·汉密尔顿说成一种坏影响，这又说得十分正确，因为我同他同父异母兄弟的这次意外相遇，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造成了我们的疏远。汉密尔顿打开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新的价值观，虽然我后来将失去他传给我的眼力，但是我绝不会再像他到来以前那样看世界，看我的朋友。汉密尔顿深刻地改变了我，只有一本稀有的书，一种稀有的个性，一种稀有的经验，才能这样来改变一个人。我一生中第一次懂得了经历一种必不可少的友谊是怎么回事，却又不会因为这种经历而感到被奴役或者有依附感。在我们分开之后，我从来没有感到需要他实际上在我跟前；他完全献出自己，我拥有他而不被他拥有。这是第一次对友谊的纯洁完美体验，从来未被任何其他朋友重复过。汉密尔顿是友谊本身，而不是一个朋友。他是人格化的象征，因而也是十分令人满意且今后对我来说却不再必要的象征。他本人彻底了解这一点。也许，正是没有父亲这一事实，推动他沿着自我发现的道路前进，这是投身到世界当中去的最后过程，因而也就实现了血缘关系的无用性。当然，他当时处于完全的自我实现当中，不需要任何人，尤其是他在麦格雷戈先生身上徒然寻找的肉体父亲。他到东部来，找出他真正的父亲，这一定有点儿对他进行最后考验的性质，因为当他说再见，当他拒绝承认麦格雷戈，也拒绝承认汉密尔顿先生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清除了一切杂质的人。我从未看见过一个人像罗依·汉密尔顿说再见时那样，看上去如此孤单，如此完全孑然一身，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相信未来。我也从未看见过他给麦格雷戈家留下的那种混乱与误解。就好像他在他们当中死去，复活，正在作为一个全新的、不认识的人向他们告别。我现在可以看见他们站在通道上，两手空空，有点儿愚蠢、无助的样子，他们哭着，但不知道为何而哭，除非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他们从未拥有的东西。我就喜欢像这样想起这件事。他们都不知所措，若有所失，模糊地、十分模糊地意识到，一次了不起的机会莫名其妙地提供给他们，而他们却没有力量或想象力来抓住它。这就是那愚蠢、空洞地颤抖着的手暗示给我的东西；这是一种目睹比我可以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更痛苦的姿态。它给我一种感觉，感到在面对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有着可怕的不足。它使我感到血缘关系的愚蠢，感到非精神的爱的愚蠢。

【注释】

[1] 英语中与raisonnable相应的词。

[2] 桑托斯·杜蒙特（1873——1932）：巴西航空发展的先驱者，最初的飞行器的发明者与飞行家。

[3] 英国作家亨利·瑞德·哈格德爵士（1856——1925）于1905年发表的一部传奇小说。

[4] 维达（1839——1908）：英国女小说家，以写传奇小说闻名。

[5] 中世纪欧洲民间传说中的仙王。

第十一章

我迅速地回顾，看见自己又在加利福尼亚。我孤身一人，像丘拉维斯塔橙子林中的奴隶一样工作。我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了吗?我想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可怜、非常孤独、非常不幸的人。我似乎失去了一切。事实上，我几乎不是一个人——我更接近于一只动物。我整天就站在或走在拴在我的雪橇上的两头公驴后面。我没有思想，没有梦想，没有欲望。我彻底健康，彻底空虚。我是一种非实体。我是如此彻底生气勃勃，彻底健康，以至于我就像挂在加利福尼亚树上甘美而又带欺骗性的水果。再多一线阳光，我就会腐烂。“成熟以前就已腐烂！”

正在这明亮的加利福尼亚阳光中腐烂的真是我吗?我的一切，我至今所是的一切都没留下吗?让我想一下……有亚利桑那。我现在记得，当我踏上亚利桑那的土地时，已经是夜里了。只有足够的光线来看最后一眼正消失的方山。我走过一个小镇的主要街道，这个镇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我在这个镇上，在这条街上干什么?嘿，我爱上了亚利桑那，我徒然用两只肉眼寻找的一个心灵中的亚利桑那。在火车上，仍然是我从纽约带来的亚利桑那同我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越过了州界以后。不是有一座横跨峡谷的桥把我从沉思冥想中惊醒过来吗?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座桥，一座几千年前由地壳激变时的岩浆喷发而天然形成的桥。我看见有一个人从桥上走过，一个样子像印第安人的人，他正骑着一匹马，有一只长长的鞍囊悬挂在马镫子旁边。一座天然的千年之桥，在落日时的清澈空气中，看上去就像可以想象的最年轻、最崭新的桥。在那座如此结实、如此耐久的桥上，天哪，只有一人一马经过，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亚利桑那，亚利桑那不是一种想象的虚构，而是乔装打扮成一人骑马的想象本身。这甚至超过了想象本身，因为没有一点点模棱两可的味道，而是清楚完全地将事物本身隔离开，这事物本身就是梦和骑在马背上的梦者本人。当火车停下时，我放下脚，我的脚在梦中踩了一个窟窿；我到了列在时间表上的那个亚利桑那小镇，它只是任何有钱人都可以参观的地理上的亚利桑那。我提着旅行袋沿主要街道行走，看到汉堡包和房地产办公室。我感到受了可怕的欺骗，竟哭了起来。现在天黑了，我站在一条街的尽头，那里是沙漠开始的地方，我像傻瓜一样哭泣。这个哭着的是哪一个我?为什么这是那个新的我，那个在布鲁克林开始萌芽，现在在无垠的沙漠中注定要死的我呢?喂，罗依·汉密尔顿，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一会儿工夫，只是一小片刻，在我崩溃的时候，我需要你，因为我不十分乐意做我现在已做了的事情。我记得，你不是告诉我不必作这次旅行，但如果我必须去那就去的吗?为什么你没有说服我不去呢?啊，说服从来不是他的方法，而求教从来不是我的方法。所以我到了这里，垮在沙漠里，那座现实的桥在我身后，不现实的东西在我面前，只有基督知道我如此为难，如此不知所措，以至如果我可以遁入大地消失的话，我就会这样做的。

我迅速地回顾，看到另一个同家人生活在一起、平静地等死的人——我的父亲。如果我追溯到很远很远，想起莫杰、康塞尔依、洪堡等街道，尤其是洪堡街，我就会更好地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这些街所在的地段离我们居住的地段不远，但是洪堡街不一样，它更富有魅力，更神秘。我小时候只去过一次洪堡街，我已不记得那次去的理由，无非是去看望卧病在一所德国医院里的某个亲戚。但是这条街本身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持久的印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我记忆中仍然是我看见过的最神秘、最有希望的街。也许我们准备要去的时候，我母亲像往常一样，许诺给我一件很了不起的东西，作为我陪她去的奖励。我总是被许诺一些东西，但从来没有实现过。也许那时候，当我到达洪堡街，惊奇地看着这个新世界时，我完全忘记了许诺给我的东西，这条街本身成了奖赏。我记得它很宽，在街的两边，有高高的门前台阶，那样的台阶我以前从未见过。我还记得，这些怪房子当中有一幢的一层楼，是一个裁缝铺，窗户里有一个半身像，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我知道，我在这景象面前大受感动。地上有雪，但是阳光很好，我清晰地记得，被冻成冰的垃圾桶底部如何有一小摊融雪留下的水。整条街似乎都在明媚的冬天阳光下融化。高高台阶的栏杆扶手上，积雪形成了如此漂亮的白色软垫，现在开始下滑、融解，露出当时很时兴的褐色砂石，像打了一块块黑色的补丁。牙医和内科医生的玻璃小招牌藏在窗户的边角上，在中午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些诊室也许不像我知道的那样，是折磨人的拷问室。我以小孩子的方式想象，在这个地段，尤其在这条街上，人们更友好，更豪爽，当然也极其有钱。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我一定也大大舒展了一番，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一条似乎没有恐怖的街道。这是这样一条街：宽敞，豪华，光明，柔和。后来当我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就把这种柔和同圣彼得堡的融雪联系在一起。甚至这里的教堂也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它们有着半东方的色彩，既壮观又温暖，这使我既惊恐又着迷。在这条宽敞的街道上，我看到房子都盖在人行道上很靠后的地方，宁静而高贵，没有夹杂商店、工厂、兽医的马厩等来破坏气氛。我看到一条只有住宅的街道，我充满惊奇和赞美。我记得这一切，无疑我大受其影响，但这一切中没有一样足以说明，只要一提起洪堡街就会在我心中唤起的那种奇怪的力量和吸引力。几年以后，我又在夜间回去看这条街，我甚至比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更加激动。这条街的外观当然变了，但这是夜间，夜间总是没有白天残酷。我再次体验到那种宽敞感、那种豪华感所带来的奇妙愉悦，那条街上的豪华感现在有点儿消退了，但仍然给人以回味，仍然以隐隐约约的方式显示出来，就像那次褐色砂石栏杆从融雪中显示出来的一样；然而，最与众不同的，是那种正要有所发现的近乎激起情欲的感觉。我再次强烈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意识到她的皮大衣那鼓鼓囊囊的大袖子，想到她多年前如何残酷地拽着我飞快地走过那条街，想到我如何固执地要看那一切陌生的新事物，以饱眼福。在第二次去那条街的时候，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想起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物，那个老管家，他们管她叫一个外国名字：基金太太。我记不起她得了什么病，但我似乎确实记得我们到医院去看她，她在那里奄奄一息，这个医院一定是在洪堡街附近，这条不是奄奄一息，而是在冬天中午的融雪中容光焕发的街。那么我母亲许诺给我，而我后来再也没能回想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像她那样能许诺任何东西，也许那天，在一阵心不在焉当中，她许诺了十分荒谬的东西，尽管我是一个小孩子，十分容易轻信别人，但我也不会完全轻信她的这种许诺；然而，如果她许诺给我月亮，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会拼命给予她的许诺一点点信任。我拼命需要许诺给我的一切，如果在反思之后我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那我还是要以我自己的方式，设法摸索一种使这些许诺可以实现的方法。人们没有一点点兑现许诺的意图，竟然就做出许诺，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甚至在我十分残酷地受了欺骗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认为许诺之所以没有兑现是因为非同寻常的、完全超出了另一个人的能力的事情参与进来，才把许诺化为乌有。

这个信念问题，这种从来未被兑现的许诺，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在最需要帮助时遭到抛弃。到他生病的时候为止，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宗教倾向。虽然总是向别人提倡教会，但他们自己却在结婚以后从来没有踏入过教堂。那些过于严格地定期上教堂的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有点儿傻。他们说“如此这般地笃信宗教”，那种样子足以流露出他们对这样的人的嘲笑、轻蔑，甚至怜悯。如果有时候，因为我们孩子们，教区牧师意外地到家里来，他们对他就像对一个出于礼貌不得不尊重，然而却没有一点儿共同之处的人那样，事实上，他们有点儿怀疑他是介于傻瓜和江湖郎中之间的那类人的代表。例如，对我们，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当他们的老朋友来了，一聊就不着边际起来，这时候，人们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评语，通常还伴随着一阵阵响亮的嘲笑声和捣蛋的模仿。

我父亲由于过于突然戒酒而病得很厉害。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快活的老好人。他的肚皮不大不小，他的脸颊圆润，像胡萝卜一样红彤彤的，他的举止从容不迫，懒懒散散，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健健康康地活到高龄，但是在这种平稳、快活的外表之下，事情十分不妙。他的情况很糟糕，债台高筑，他的一些老朋友们已经开始在抛弃他了。我母亲的态度最使他担忧。她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而且一点儿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扑到他身上又打又掐，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他，砸碎盘子，威胁要永远离家出走。结果，他有一天早晨爬起来，决心再也不沾一滴酒。没有人相信他是当真的；家里其他人也发誓过戒酒，他们管戒酒叫上水车，但他们很快就从水车上下来了。家里人在各种时候都试过，但没有一个成功地彻底戒了酒的，而我父亲则不然。他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力量来坚持他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我似乎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自己也会喝死的。可是，他却没有。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对任何事情显示出决心。我的母亲感到十分吃惊，她就是这么一个白痴，竟然拿他开玩笑，讥讽他至今一直如此薄弱的意志力。他仍坚持不懈。他的酒肉朋友很快就不见踪影了。总之，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孤立了。这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没过几个星期，他就病得死去活来，于是去做了一次会诊。他恢复了一点儿，足以起床，来回走走，但仍然是个重病号。他被猜想患了胃溃疡，虽然没有人十分有把握他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突然发誓戒酒，是犯了一个错误。要回到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中去，无论如何已为时太晚。他的胃如此之弱，竟连一盘汤也盛不下。几个月后，他就剩下了一把骨头，而且十分苍老，看上去就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拉撒路[1]。

有一天，母亲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求我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了解我父亲的真实病情。劳施大夫多年来一直是家庭内科医生。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德国佬”，在多年开业以后已相当疲惫，有许多怪癖，然而还是不能完全忍痛舍弃他的病人。以他愚蠢的条顿方式，他试图吓退不太严重的病人，好像要证明他们是健康的。当你走进他诊室的时候，他甚至不费神看你一眼，不断地写，或者不断地做他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同时敷衍了事地以侮辱人的方式，向你开火似的提出任意的问题。他的行为如此无礼，如此挑剔，以至于他好像期待他的病人不仅随身带来他们患的病，也带来他们患病的证据，这也许听起来可笑。他使人感到自己不仅肉体上有毛病，而且精神上也有毛病。“你就想象一下吧！”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说这话时斜眼看人，带着恶狠狠的嘲弄。我很了解他，也打心底里讨厌他，于是我有备而来，也就是说，准备好了我父亲的实验室大便分析。如果大夫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我的大衣口袋里还有父亲的小便分析。

我小时候，劳施大夫有点儿喜欢我，但是自从我那天到他那儿去看淋病，他就不再信任我。当我把脑袋探到他门里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副愠怒的面孔。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他的座右铭，因此，当他不但没有给我想要的信息，反而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同时教训起我和我父亲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你们不能违背自然。”他扭歪着脸，庄严地说。他说话时眼睛不看我，只管在他的大本子里作些无用的记号。我悄悄走到他桌子旁，不出声地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当他带着他平常那种愤愤不平的怒容抬头往上看时，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听道德教诲的……我想知道我父亲有什么问题。”听到这话，他跳了起来，显出他最严厉的样子，说：“你父亲没有机会康复了，不到六个月他就会死掉。”他说话的样子跟他那类愚蠢、蛮横的德国佬一模一样。我说：“谢谢了，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说着就朝门口走去。这时候，他似乎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迈着沉重的大步追上我。他把手放到我肩上，试图哼哼哈哈地改变刚才的说法。他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绝对肯定会死。”如此等等。我打开房门，打断了他的话，以最大的音量冲他吼叫，以便让在他接待室里的病人都能听到——“我想你是他妈的狗臭屁，我希望你早点儿死掉，再见！”

到家以后，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医生的结论，说我父亲的情况十分严重，但是如果他好好注意，他会好起来的。看来这使老爷子振作了许多。他主动开始吃牛奶加烤面包片的饮食，无论这是不是最好的东西，肯定对他没有害处。他保持一种半伤病员的状态大约有一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越来越平静，在表面上他也决心不让任何东西来打扰他心灵的宁静，不让任何东西，哪怕天塌下来也罢。由于他更加有力气了，他就开始每天到附近的公墓去散步。在那里，他会坐在阳光下的一张长凳上，看老人们在坟墓周围闲逛。接近坟墓不但没有使他精神萎靡不振，反而使他显得很高兴。他似乎已经同最终死亡的念头妥协了，无疑，这是他至今为止一直拒绝正视的一个事实。他经常拿着他在公墓里摘的鲜花回家，脸上流露出宁静、纯真的欢乐，他会坐在扶手椅里描述那天早晨他同一个人的谈话，这个人是其他那些常去公墓、为自己健康状况发愁的人当中的一员。一段时间以后，他显然真正喜欢上了他的与世隔绝，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喜欢，而且深深得益于这种经验，这是我母亲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他变懒了，这是她的看法。有时候她甚至说得更加极端，一讲起他来就用食指敲自己的脑袋，但她不公开说任何事情，因为我的妹妹无疑脑袋有点儿毛病。

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每天给儿子上坟的老寡妇，照我母亲的说法是“她笃信宗教”，她殷勤地介绍我父亲认识了属于附近一所教堂的一位牧师。这是他老人家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突然容光焕发，由于缺乏滋养而几乎萎缩的心灵海绵般惊人地膨胀起来，以至于他变得都认不出了。使老爷子发生这样巨大变化的人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特别；他是一个公理会牧师，属于我们毗邻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区。他的一个优点是把他的宗教留在不显眼的地位上。老爷子很快就陷入了一种孩子气的偶像崇拜；他谈论的只有这位他视为朋友的牧师。因为他一生中从未看过一眼《圣经》，至于其他书，他也从未看过一本，所以就是听他在吃饭前作一段祷告也会令人惊诧不已的。他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小小的仪式，很像一个吃补药的人那样。如果他建议我读《圣经》的某一章，他会非常严肃地加上一句——“这对你有好处。”这是他发现的一种新药，一种骗人的药，它保证可治百病，人们没病也可以吃，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它肯定不会有害处。他参加教堂举行的所有礼拜和集会，有时候，例如在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会在牧师家歇歇脚，同他小叙一阵。如果牧师说，总统是个好人，应该再当选，老爷子就会对每个人精确重复牧师说过的话，敦促他们为总统的再次当选投票。牧师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公正的，没有人可以反驳他。这对老爷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教育。如果牧师在布道中提到金字塔，老爷子立即会开始了解什么是金字塔。他会谈起金字塔来就好像每个人都是由于他才开始了解这件东西的。牧师说，金字塔是人类最高的荣耀之一，因此，不了解金字塔就是可耻的无知，近乎有罪。幸好牧师没有细说罪恶的问题；他是现代型的布道者，他靠唤起他的羔羊们的好奇心来使他们信服，而不是靠诉诸他们的良心。他的布道更像夜校的业余课程，所以对老爷子来说，就十分有趣，十分有刺激性。教区全体男性教徒时常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宴会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位好牧师像他们大家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偶尔也会香喷喷地美餐上一顿，甚至还会喝上一杯啤酒；而且，人们还注意到，他甚至唱的不是宗教赞美诗，而是欢快的通俗小调。根据这种快乐的举动推断，他有时也会喜欢操屁股玩玩——当然，总是适可而止。这就是使老爷子支离破碎的灵魂感到滋润的词——“适可而止”。这就如同在黄道圈中发现了一个新宫。虽然他已经病得不可能再尝试回复到一种哪怕适中的生活方式中去，但这仍然对他的心灵有好处。因此，有一天晚上，当不断戒酒又不断喝酒的耐德叔叔到家里来的时候，老爷子给他上了一课关于适可而止的好处。那段时间，耐德叔叔正在戒酒，所以当老爷子被自己的话所感动，突然走到餐具柜跟前，拿起一只盛酒的细颈玻璃瓶来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耐德叔叔发誓戒酒的时候，没有人敢请他喝酒；冒险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严重违背了相互间的忠诚。但是老爷子以这样一种信念来做这件事，没有人敢出来冒犯他。结果耐德叔叔喝了一小杯酒回家去了，那天晚上没有再跑到酒馆去喝酒。这是一个非常事件，几天之后还在被人议论纷纷。事实上，耐德叔叔从那天起，行为就有点儿古怪。他第二天似乎去了酒店，买了一瓶雪利酒灌到一只盛酒的细颈玻璃瓶里。他把玻璃瓶放在餐具柜上，就像他看见老爷子做的那样。他不是一口气把它干光，而是满足于一次喝一满杯——“就一点点儿”，他是这么说的。他的行为如此引人注目，我的婶婶都不敢相信她的眼睛了，有一天她到我们家来，同老爷子作了一番长谈。她尤其请他邀请牧师哪天晚上到家做客，以便耐德叔叔有机会直接受他仁慈的感化。总之，耐德不久便浪子回头，像老爷子一样，似乎在这种经验之下越活越精神了。情况一直很好，直到出去野餐的那一天。很不幸，那一天非常热，随着娱乐、兴奋、狂欢，耐德叔叔口渴得要命。直到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才有人注意到他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往啤酒桶那儿跑。那时候已经太晚了。一旦到了那种状况，他便无法控制了，甚至牧师也无济于事。耐德突然悄悄离开野餐聚会，横冲直撞了三天三夜。要不是他在沙滩上跟人动拳头，也许他还要这样走下去。夜间的巡警发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沙滩上。他被送到医院，发现是脑震荡，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老爷子从葬礼上回来时，眼中没有眼泪，他说——“耐德不知道什么是节制。这是他自己的过错。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过得更好……”

就好像为了向牧师证明，他不是像耐德叔叔那样的材料做成的，他更加勤奋地尽他的教会义务。他让自己被提升到“长者”的地位，他对“长者”要尽的职责极其自豪，因为有这个地位，他被允许星期天做礼拜时帮着收集募捐款。想到我的老爷子手里捧着募捐箱在一所公理会教堂的过道上行走，想到他拿着这只募捐箱肃然起敬地站在圣坛跟前，而牧师则在为捐款者祝福，这对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相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对比之下，我喜欢想我小时候的他，我会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渡口遇见他。在渡口入口附近，当时有三个酒馆，一到星期六中午就挤满了人，他们在免费午餐柜台上歇一下，吃点儿东西，喝上一大杯啤酒。我现在对三十岁的他仍历历在目，一个健康和蔼的家伙，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说些俏皮话来打发时光。我看见他胳膊支撑在柜台上，草帽歪到了后脑勺上，他举起左手，把冒泡的啤酒吞下肚子。我的视线当时大约和他沉重的金链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它横跨在他的背心上；我记得他在仲夏时节穿的黑白格子西装，这使他在酒吧的其他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那些人都不够幸运，不是天生的裁缝。我记得他如何把手伸到免费午餐柜台上的玻璃大碗里，递给我几个椒盐卷饼，同时还说，我应该到附近的布鲁克林时报的橱窗里看一眼记分牌。也许，当我跑出酒馆去看看谁在赢钱的时候，有一帮骑自行车的人紧挨着人行道经过，他们严格遵守规定，在专门留给他们用的狭长地带或沥青路面上骑着。也许渡船正进入码头，我会停下一会儿看那些穿制服的人拽那些挂着链条的大木轮。当大门打开，木板放下的时候，一大群乌合之众就会冲过棚子，朝点缀了最近街角的酒馆跑去。那是些老爷子知道“适可而止”意义的日子，当时他喝酒是因为他真的渴了，而在渡口喝下一大杯啤酒是男人的特权。麦尔维尔说得好：“用合宜的食物来喂各种事物——更确切地说，如果食物可以弄到手的话。你灵魂的食物是光和空间，那就用光和空间来喂它；但是肉体的食物是香槟和牡蛎，那就用香槟和牡蛎来喂它；因此，如果快乐的复活是值得的，那就应该有一次复活。”是的，我似乎觉得，老爷子的心灵还没有枯萎，它受到光和空间的无限限制，而他的肉体，不管有没有复活，正以一切合宜的、可以搞到手的东西为食——如果没有香槟和牡蛎，起码也有上好的淡啤酒和椒盐卷饼。那时候他的身体还没有被宣布患了不治之症，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无信仰，也没有受到谴责。他也还没有被秃鹫所包围，包围他的只是他的好伙伴，像他一样的普通凡人，他们既不向上也不向下看，而是一直往前看，眼睛始终盯着地平线，满足于看那里的景象。

现在，他成了一条破船，却使自己成为教堂的长者，他弯腰驼背，白发苍苍地站在圣坛跟前，而牧师则在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募捐祈神赐福。这些募捐来的钱将用于建一条新的保龄球道。也许他必须体验灵魂的诞生，用公理会教堂提供的那些光与空间来喂养这海绵般的生长物，但是这对于一个知道肉体渴望的那种食物滋味的人来说，是多么可怜的替代物啊！那种食物没有良心上的极度痛苦，甚至使他海绵般的灵魂也充满着光与空间。这光与空间是荒唐的，但是光芒四射，是世俗的人生。我再次想起他那匀称的小“肚皮”，那条粗粗的金链子就横跨在肚皮上，我想，随着他肚子的死亡，幸存下来的便只有那灵魂的海绵了——他自己死亡肉体的一种附属品。我想起那个牧师，他像一种非人类的食海绵动物，像挂有人的精神头皮的棚屋主人一般，把我父亲吞掉。我想起随之而来的东西，一种海绵中的悲剧，因为虽然他许诺光与空间，但他刚一离开我父亲的生活，整个空中楼阁就立刻倒塌。

这一切都是以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发生的。有一天晚上，在人们的例行集会之后，老爷子带着一副伤心的面容回到家。那天晚上他们得知，牧师要向他们告别。他在新罗谢尔区接受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尽管他很不愿意抛弃他的羊群，但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位置。他当然是在再三考虑之后才接受的——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职责。无疑，这意味着更好的收入，但是这无法同他将要承担的重大责任相比。他们在新罗谢尔需要他，他服从他良心的声音。老爷子叙述这一切的时候，用的是牧师使用的那种动听语言，但是十分明显，老爷子受到了伤害。他不明白为什么新罗谢尔找不到另一个牧师。他说，用高薪来诱惑牧师是不公平的。我们这里需要他，他沮丧地说。他如此悲伤，使我几乎想哭出来。他补充说，他打算找牧师谈心；如果有人能说服他留下来，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在随后几天里，他当然尽了最大努力，无疑这使牧师十分狼狈。看到他在这些谈话后回来时脸上茫然若失的样子，是很令人痛苦的。他的表情，就跟一个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溺水者的表情一样。当然，牧师已拿定主意。甚至老爷子在他面前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他也没有被打动，从而改变主意。这便是转折点。从那个时刻起，老爷子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似乎变得很痛苦，并且爱发牢骚。他不仅忘记在餐桌上做感恩祷告，而且再也不去教堂了。他恢复了去公墓，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的老习惯。他变得难以相处，然后变得很忧郁，最后在他脸上渐渐出现了一种永恒的悲伤表情，一种包含着幻灭、绝望、无用的悲伤。他再也不提那人的名字，不提教堂，不提他曾经结交的那些长者。如果他碰巧在街上遇见他们，他就问他们一声好，也不停下来同他们握手。他勤奋地读报纸，从背面读到正面，不作评论。甚至广告他也读，每一个都读，好像要设法填满一个始终在他眼前的窟窿。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笑过。最多他只会给我们一种疲惫而无望的微笑，一种转瞬即逝的微笑，留给我们一种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的景象。他像死火山一样，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就是给他一个新的胃，或是给他一个强健的新肠道，也不可能使他恢复生气。他已经超越了香槟酒和牡蛎的诱惑，超越了对光和空间的需要。他就像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屁眼里发出嘘嘘声的渡渡鸟一样。他在莫里斯安乐椅里睡着时，下巴掉下来，就像一个松开的合叶；他一向鼾声如雷，但他现在打呼噜比什么时候都响，像一个真正全无知觉的人。他的鼾声事实上非常像死亡前的喉鸣，只是不断被有间歇的、拖长的嘘嘘声所打断，就像在花生摊上吹的那种哨子声。他打呼噜的时候就好像在把整个宇宙砍成碎片，以便我们这些继承他的人好有足够的引火木材来维持一生。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怕、最迷人的打鼾：鼾声如雷，可怕而怪诞；有些时候，它就像手风琴掉到地上，有些时候又像青蛙在沼泽地里呱呱地叫；在拖长的嘘嘘之声后，有时候是一声可怕的喘息，好像他正在断气，然后打鼾又恢复到正常的一起一落，就像在不断地砍啊劈的，仿佛他光着膀子，手中拿着斧子，站在这个世界像疯了一般大量积累起来的所有小摆设面前。他脸上的那种木乃伊般的表情，使这些行为带有一点儿疯狂的色彩。脸上只有突出的两片大嘴唇活灵活现，它们就像在安静的大洋面上小睡的一条鲨鱼的鳃。他极乐地在大海的怀抱中打鼾，从不受一场梦或一杯酒的干扰，从不是一阵一阵，从不为一种不满足的欲望所折磨；当他闭上眼睛倒下的时候，世界之光熄灭了，他孑然一身，就像在出生前一样，一个正在把自己咬成碎片的宇宙。他坐在莫里斯安乐椅里，就像约拿[2]坐在鲸鱼的肚子里一样，安全可靠地待在一个黑窟窿的最后避难所里，无所期待，无所想望，没有死亡，但却被活埋，被囫囵吞下，那突出的大嘴唇随着那虚无的白色呼吸的涨落而轻轻掀动。他在睡乡寻找该隐和亚伯[3]，但是没有碰到一个活人，听到一句话，见到一块招牌。他和鲸鱼一块潜水，擦过冰冷黑暗的海底；他高速游过好几弗隆[4]，仅仅以海底动物的柔软触须作为向导。他是烟囱顶上冉冉升起的烟，是遮蔽月亮的大量云层，是构成海洋深处光滑油地毡的厚黏质。他比死人还死，因为他虽然活着，但他空虚，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因为他超越了光与空间的界限，安全可靠地蛰居于一无所有的黑窟窿之中。他更应该被忌妒而不是被怜悯，因为他的睡眠不是一种暂停或间歇，而是睡眠本身。因为睡眠是深海，因此，睡眠永远在加深，在睡着的睡眠中越来越深，在最深的睡眠中深海的睡眠，在最深的深度中充分地睡着了，最深的、睡着的睡眠是香甜的睡眠。他曾睡着了，他正睡着，他将睡着。睡觉。睡觉。父亲，睡吧，我求你了，因为我们醒着的人正在恐怖中煎熬……

随着世界在空洞鼾声最后的翅膀拍击中消逝，我看到房门打开，格鲁弗·瓦特勒斯进来了。“基督与你同在！”他一边说，一边拖着他的畸形脚往前走。他现在完全是个年轻人了，他找到了上帝。上帝只有一个，而格鲁弗·瓦特勒斯找到了他，所以，再没有什么东西好说，只是一切都必须用格鲁弗·瓦特勒斯新的上帝语言重新说过。这种上帝专为格鲁弗·瓦特勒斯发明的智慧新语言大大吸引了我，首先因为我一直把格鲁弗看成一个无望的笨蛋，其次因为我注意到，在他灵巧的手指上不再有抽烟留下的斑痕。我们小时候，格鲁弗住在我们隔壁。他经常来找我练习二重奏。他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抽烟抽得很凶。他母亲对此没有办法，因为格鲁弗是一个天才，天才就得有一点儿自由，尤其是他还十分不幸，天生有一只畸形脚。格鲁弗是那种在污泥里茁壮成长的天才。他不仅手指上有尼古丁斑痕，而且他还有肮脏的黑指甲，在练了几小时琴以后，指甲就会劈开，格鲁弗不得不用牙齿强行把劈开的指甲撕下来。格鲁弗常常把指甲和留在牙齿上的烟草末一块儿吐出来。这令人感到痛快而带有刺激性。香烟在钢琴上烧出了几个窟窿，我母亲还挑剔地说，香烟把琴键弄得黑不溜秋。当格鲁弗告别时，客厅里就像殡仪馆的里屋一样臭烘烘的。它散发着熄灭的烟味，汗味，脏衬衣味，格鲁弗骂起人来的那种不干不净的味儿，韦伯、柏辽兹、李斯特等人的曲调余音留下的那种燥热味。它还散发着格鲁弗流脓的耳朵与蛀牙的味儿，散发着他母亲因饮食过度而发出的臭味，以及他母亲哭哭啼啼的味道。他自己的家是一个马厩，极其相称于他的天赋，但是我们家的客厅却像殡仪馆老板办公室的等候室一样。格鲁弗是个蠢蛋，甚至不知道还要用脚垫子擦脚。冬天的时候，他的鼻子就像阴沟一样淌着鼻涕。他太全神贯注于音乐了，都没有想过要擦一下鼻子。凉凉的鼻涕淌下来，一直淌到嘴唇上，一条长长的白舌头把鼻涕吸了进去。在韦伯、柏辽兹、李斯特等人令人肠胃不舒服的音乐中，它加入了一种辣酱油，使那些虚无的菜肴美味可口。格鲁弗嘴里吐出来的话，两句当中就有一句是骂人话，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就弄不好这操蛋的玩意儿！”有时候他恼火极了，会举起拳头，疯子般地拼命敲打钢琴。这就是他的歪路子天才。事实上，他母亲往往十分重视这些发作；这些发作使她相信他身上有些了不起的东西。其他人只是说，格鲁弗叫人受不了，但是，由于他的畸形脚，他的许多事都得到人们的原谅。格鲁弗也够狡猾的，知道如何利用这只有毛病的脚；无论什么时候当他迫切需要什么东西时，他都会显示出脚上的疼痛。只有这架钢琴似乎不理会这只残废脚，所以钢琴就成了被诅咒、挨踢、挨捶的对象，他要把它捣成碎片。反过来讲，如果他竞技状态好，他就会连着好几个小时待在钢琴旁，事实上，你甭想把他拽走。在这样的时候，他母亲会站在屋前的草地上，拦住邻居，想从他们嘴里挤出几句称赞的话来。她会如此出神地听她儿子的“神圣”演奏，以至忘记去做晚饭。工作在下水道的父亲常常饥肠辘辘回到家里，脾气很不好。有时候，他会直接上楼来到客厅，把格鲁弗猛地从琴凳上拉下来。他自己也是脏话连篇，当他用脏话骂起他天才儿子的时候，就没有格鲁弗说话的份了。照老头的看法，格鲁弗只是发现一堆噪音的婊子养的懒货。他时常威胁要把这操蛋的钢琴扔出窗外——连同格鲁弗一起。在这种大吵大闹当中，如果格鲁弗的母亲敢插手干预，他就会给她一拳，让她去把尿撒撒干净。当然，他也有吃瘪的时候，他会这样问格鲁弗：你究竟叮叮咚咚弹些什么?如果格鲁弗说，例如，“嗨，悲怆奏鸣曲。”老家伙就会说——“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嘿，以基督的名义，他们就不能用明明白白的英语来表示吗?”老头的无知比他的野蛮更让格鲁弗受不了。他打心眼儿里为他父亲感到羞愧，他父亲不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会无情地嘲笑他。他长大一点儿以后，常常暗示，要不是那老家伙是这样一个卑鄙的杂种，他便不会天生是畸形脚的。他说，老头一定是在母亲怀孕时踢了她的肚子。这所谓的踢肚子，一定以多种方式影响了格鲁弗，因为当他完全长成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突然如此热衷于上帝，以至于你在他面前擤鼻子都首先要征得上帝的同意。

格鲁弗皈依宗教就在我父亲泄气之后，这就是我想起格鲁弗的原因。人们有好些年没有见到瓦特勒斯一家了，然后，就在可怕的鼾声中，格鲁弗昂首阔步地出现了，他一边准备要把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一边到处向人们祝福，并请上帝作证。我首先在他身上注意到的，是他个人外表的变化；他已经在耶稣的血中洗干净了。确实，他洁白无瑕，几乎有一股香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的语言也净化了，不再说粗话，只有祝福和祈祷的话。他同我们进行的不是一种谈话，而是一种独白，独白中即使有问题，也都是他自己来回答。当你请他坐下，他坐到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以长耳大野兔的那种机智说上帝献出了他所爱的唯一儿子，为的是我们能享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真的需要这种永恒的生命——还是我们仅仅执迷于肉欲的欢乐，不知道救赎地死去呢?无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向一对老年人——其中一个正在酣睡打鼾——提起“肉欲的欢乐”有多么不合适。他如此活跃，如此兴高采烈地沐浴在最初的神恩中，以至于一定忘记了我的妹妹是个疯子。因为他甚至没有询问她怎么样，就开始以这种新发现的宗教废话，向她高谈阔论起来。她对此全然无动于衷，因为，我要说，她的神经不很正常，如果他同她谈论菠菜末儿，对她来说也是同样意思。像“肉欲的欢乐”这样的话，她觉得意思就像是打着红阳伞的美丽的一天。我看她坐在椅子边上敲她脑袋的样子，就知道她只是在等待他喘口气的时机，来告诉他，教区牧师——她的教区牧师，是个圣公会会员——刚从欧洲回来，他们准备在教堂的地下室举办一次义卖集市，她将在那里摆个摊，卖从五分一角商店弄来的小垫布。事实上，他刚停下一会儿，她就滔滔不绝起来——什么威尼斯的运河啦，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啦，布鲁塞尔的狗拉拖车啦，慕尼黑极妙的肝泥香肠啦。我的妹妹不仅笃信宗教，而且完全是个疯子。格鲁弗悄悄插进来，谈起他看到了新的天堂，新的人间……因为第一个天堂和第一个人间已经消失，他说，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滑音咕哝着，为的是要卸掉精神包袱似的说出神谕般的信息：上帝在人间建立了新的耶路撒冷。他，曾经满口脏话，被畸形脚毁了的格鲁弗·瓦特勒斯，在那里找到了好人的宁静与沉着。“再也不会有死亡……”他开始喊叫，当时我妹妹正侧身向前，非常天真地问他是否喜欢玩保龄球，因为牧师刚在教堂的地下室安装了一条非常漂亮的新保龄球道，她知道他会很高兴见到格鲁弗的，因为他是一个谦和的人，对穷人那么好。格鲁弗说，玩保龄球是一种罪孽，而且他也不属于任何教堂，因为教堂都是不信神的；他甚至放弃了弹钢琴，因为上帝需要他做更高尚的事情。“胜者将继承一切，”他补充说，“我将成为他的上帝，而他将成为我的儿子。”他又停下来，在一块漂亮的白手绢里擤鼻子，我妹妹抓住这机会提醒他，他以前总是淌鼻涕，从来不擦。格鲁弗非常庄严地听着她的话，然后说，他已经被治好了许多坏毛病。这时候，老爷子醒过来，看见格鲁弗活生生地坐在他旁边，十分吃惊，有好一会儿他似乎拿不准格鲁弗是疾病造成的梦中现象呢，还是幻觉，但是一看到干净的手绢，他便立刻清醒起来。“哦，是你啊！”他喊道，“瓦特勒斯家的男孩，是吧?那么，你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以上苍的名义而来，”格鲁弗泰然自若地说，“我已被十字架上的蒙难所净化，我以基督的名义来到这里，使你们得到拯救，走在灵光中，得到力量和荣耀。”

老爷子一副茫然的样子。“哟，你是怎么回事?”他说，给了格鲁弗一个虚弱而又带安慰的微笑。我母亲刚从厨房进来，站在格鲁弗的椅子后面。她用嘴做了个鬼脸，设法让老爷子知道，格鲁弗疯了。甚至我的妹妹似乎也明白，他有点儿毛病，尤其是因为他拒绝到保龄球场去，她可爱的牧师专门为格鲁弗之类的年轻人安装了这个球场。

格鲁弗有什么毛病?什么也没有，只是他的脚牢牢地扎根在圣城耶路撒冷城墙的第五根基上，完全由缠丝玛瑙构成的第五根基，他从那里俯瞰一条从上帝的宝座间流出来的生命水之河。看到这条生命之河，格鲁弗感觉就像有上千只跳蚤在咬他的下结肠。直到他至少绕地球跑了七圈以后，他还是不能静静地坐下来，安之若素地观察人们的盲目与冷漠。他生气勃勃，已得到净化，虽然在迟钝、懒惰的理智者眼里，他“疯”了，但在我眼里，他这样生活似乎比起以前来无限好。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但是于你无害。如果你长时间听他谈话，你自己也多少会得到净化，尽管你也许不相信他的话。格鲁弗欢快的新语言总是使我想笑，通过放纵的大笑，清除掉我周围迟钝的理智在我身上积累起来的杂质。他像庞塞·德莱昂[5]曾经希望的那样生气勃勃；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这样有活力。由于他异常活泼，因此，如果你当着他的面大笑，他一点儿也不介意。甚至你偷走他仅有的一点点财物，他也不会在乎。他活生生而又无实在意义，这是多么接近神性啊！因而这就是疯狂。

由于他的脚牢牢地扎根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格鲁弗体验了一种无比的欢乐。也许，如果他不天生一只畸形脚，他便不会体会这难以置信的欢乐。也许格鲁弗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他父亲踢他母亲的肚子反倒踢好了。也许，正是踢在肚子上的这一脚，使格鲁弗翱翔，使他彻底地存在，彻底地清醒；甚至在睡梦中，他也在传递上帝的信息。他劳动得越艰苦，就越不疲惫。他不再有担忧，不再有遗憾，不再有恼人的回忆。除了对上帝以外，他不知道有任何职责，任何义务，而上帝指望他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非是对上帝的赞美。上帝只要求格鲁弗·瓦特勒斯活生生地在肉体中显现。上帝只要求他越来越活生生。在充分活生生的时候，格鲁弗就是一个声音，而这声音则是一股洪水，使一切死亡的东西都进入混乱状态，而这混乱状态又反过来成为世界之嘴，在嘴的正中央是动词to be。一开始就有这个词，这个词

与上帝同在，这个词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就是这个奇怪的不定式，这就是存在的一切——难道还不够吗?对格鲁弗来说，这已经绰绰有余了：这就是一切。从这个动词出发，他走哪条路，有什么区别呢?离开这个动词，就是离开中心，就是要建一座通天塔。也许上帝故意让格鲁弗·瓦特勒斯残废，为的是让他留在中央，同这个动词在一起。上帝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格鲁弗·瓦特勒斯拴在他扎透世界心脏的柱子上，格鲁弗成为每天下金蛋的肥鹅……

我为什么要写格鲁弗·瓦特勒斯呢?因为我碰到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人像格鲁弗那样活生生。他们大多数更加明智，他们当中许多人才华横溢，其中有些人甚至很有名气，但是没有人像格鲁弗那样活生生，那样没有目的。格鲁弗是不可穷尽的。他就像一小点儿镭，即使埋在山底下，也不会失去释放能量的能力。我以前见过许多所谓精力充沛的人——美国不是充斥着这种人吗?——但是，凡以人类形象出现的，却没有一个储存着大量能量。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不可穷尽的大量能量的储存呢?是一种启发。是的，它就发生在一眨眼之间，这是任何重要事物发生的唯一途径。一夜之间，格鲁弗预想的一切价值都被抛弃了。就像那样，他突然在别人运动的时候停止运动。他踩住刹车，却让马达不停转动。如果说，他曾经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有必要到某个地方去，那么他现在知道了，某个地方就是任何地方，所以就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挪动呢?为什么不停好车，让马达不停转动呢?同时，地球本身在转动，格鲁弗知道地球在转动，也知道他在同它一起转动。地球正在去任何地方吗?格鲁弗无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而且一定很满意地知道，地球不去任何地方。那么谁说过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呢?格鲁弗会向这人那人打听，他们要去哪儿，怪事情是，虽然他们都在走向他们各自的目的地，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反思一下，所有人必然走向的唯一目的地都同样是坟墓。这使格鲁弗困惑，因为没有人能使他相信，死亡不是一种必然，而任何人都能使任何其他人相信，任何其他目的地都是一种非必然。相信了死亡的绝对必然性之后，格鲁弗豁然开朗，空前活跃起来。他在一生中第一次开始生活，同时，畸形脚完全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了。这件事想起来也怪，因为畸形脚就像死亡一样，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然而畸形脚从思想中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同畸形脚相关联的一切都消失了。同样，由于接受了死亡，死亡也从格鲁弗的思想中消失了。抓住死亡这一种必然之后，所有的非必然都不见了。世界的其余部分现在正拖着畸形脚的非必然向前跛行，只有格鲁弗自由自在，不受任何阻碍。格鲁弗·瓦特勒斯是必然性的人格化。他也许会有错，但是他是必然的。如果一个人不得不拖着一只畸形脚跛行，正确又有什么好处呢?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懂得这条真理，他们的名字成为十分伟大的名字。格鲁弗·瓦特勒斯也许绝不会为人所知，但他同样十分伟大。这也许就是我写到他的原因——即这样一个事实：我有充分的辨别力，能明白格鲁弗已经达到了伟大的程度，尽管没有其他人会承认这一点。当时，我只认为格鲁弗是一个无害的狂热者，是的，有一点儿“发疯”，就像我母亲暗示的那样，但是每一个抓住关于必然性的真理的人都有一点儿发疯，只有这些人才对世界有所建树。其他人，其他伟人，在这里那里摧毁一点东西，但是我说起的这些少数人，其中包括格鲁弗·瓦特勒斯，能够摧毁一切，为的是真理能够生存。通常这些人都天生有障碍，也就是说，天生有畸形脚，而奇怪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记得的只有这畸形脚。如果格鲁弗这样的人没有了他的畸形脚，世人就说他“发疯了”。这就是关于非必然性的逻辑，它的结果是不幸。格鲁弗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唯一真正快乐的存在，因此这是我正在建立的一座小小纪念碑，为了纪念他，纪念他快乐的必然性。可惜的是，他不得不用基督来作为支柱，但是只要一个人抓住真理，靠真理生活，那么，他如何得到真理，又有什么关系呢?

【注释】

[1] 《圣经》中提到的乞丐。

[2] 《圣经》中的先知。

[3] 《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

[4] 长度单位，等于八分之一英里。

[5] 庞塞·德莱昂（1460——1521）：西班牙探险家。

第十二章

插 曲

“混乱”是一个我们发明出来表示一种无法理解的秩序的词。我喜欢细想事物成形的这个时期，因为这种秩序，如果被理解的话，一定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首先是海米、牛蛙海米，还有他老婆的卵巢，它已烂掉好长时间了。海米被完全裹在他老婆腐烂的卵巢里。这是日常话题；它现在优先于泻药丸和长舌苔的舌头。海米贩卖“性谚语”，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的一切不是从卵巢开始，就是导向卵巢。他不顾一切地仍然和老婆做爱——长时间像蛇一般的交媾，交媾中他还会在完事前抽上三两支香烟。他会努力向我解释，烂卵巢流出来的脓如何使她热烈。她始终是一把好手，而现在她比任何时候都好。一旦卵巢摘除，就说不清她会是什么样子。她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去他妈的！每天晚上，盘子收走以后，他们就在他们的小公寓里把衣服脱得光光的，像两条蛇一样躺在一起。他多次试着向我描述——她做爱的方式。里面就像一只牡蛎，有时候感觉好像他就在她的子宫里，子宫是这么柔软酥松，这使他极度兴奋。他们常常剪刀式地躺着，向上看着天花板。为了憋住不射，他就想办公室，想令他烦恼的事情，想大便不通畅对他的折磨。在高潮之间，他会让他的心思集中在另一个人身上，以便让她重新开始跟他做爱。他常常设法在一边做爱时一边还能望出窗外。他变得如此精于此道，以至于他能在他窗户底下的大街上脱下一个女人的衣服，然后把她弄到床上；不仅如此，实际上还能让她同他老婆调换位置，连续作业。有时候他会那样一直干下去，干两三个小时，都不带射的。为什么要浪费呢?他会说。

而史蒂夫·罗梅罗则不然，要他抑制住这个，可叫他受不了。史蒂夫壮得像头牛，他随便地到处散布他的种子。我们时常坐在离办公室不远的街角上一家炒杂碎店里交换看法。这里有一种古怪的气氛。也许是因为没有酒。也许是由于他们菜里那种滑稽的小黑蘑菇，总之，很容易就扯到这个话题上了。到史蒂夫来见我们的时候，他已经做完体育锻炼，洗完澡，用力擦过身子。他里里外外都干干净净。几乎是一个男人的完美标本。当然，他不十分聪明，但却是个好人，一个伙伴。海米却相反，他就像一只癞蛤蟆。他似乎是直接从他在泥巴里混了一天的沼泽地里来到餐桌上。脏话从他嘴里甜丝丝地滚滚而来。事实上，在他看来，你不能称之为脏话，因为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你可以用来与它相比。这完全是一种液体，一种黏糊糊、稠糊糊的东西，完全由性构成。当他看他的食物时，他视之为潜在的精子；如果天气暖和，他就会说这很适合于寻欢作乐；如果他乘电车，他事先就知道，电车有节奏的运动会刺激他的胃口，会让他慢慢地“自动”硬起来，他就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是“自动”，我从来也不明白，但那就是他的表达方式。他喜欢和我们一块儿出去，因为我们总是很有把握碰到一些像样的事情。如果他一个人的话，他就不会总是那么顺当。和我们在一起，他可以换一种肉吃吃——按他的说法，是非犹太女人。他喜欢非犹太女人。他说，味道更加香甜，也更容易发笑……有时候就在事情进行当中。他唯一不能忍受的是黑女人[1]。看到我同瓦勒斯卡一起走来走去，他感到吃惊和厌恶。有一次，他问我是否她没有那种格外强烈的味道。我告诉他我喜欢那样——强烈而有味，周围还带许多肉汁。他听到这话几乎脸都红了。令人吃惊的是，他对某些事物是那么敏感，例如，对食物。他对食物过分讲究，也许这是一种民族特征。他个人也是干干净净的。看到他干净的袖口上有一个小污点就叫他受不了。他不断地刷去身上的尘土，不断拿出小镜子来照照，看有没有食物塞在他的牙缝里。如果他发现一点儿碎渣子，他就会把脸藏在餐巾后面，用他那带珍珠把的牙签把它剔出来。当然他看不到卵巢。他也闻不到卵巢的味儿，因为他老婆也是个干干净净的婊子。她整天冲洗身子，准备着晚上的房事。她那么重视她的卵巢，真是悲剧。

直到她被送到医院去那天为止，她都是一架定期做爱的机器。一想到再也不能做爱了，她吓得丧失了理智。海米当然告诉她，无论怎么样，对他来说没有区别。像蛇一样缠着她，嘴里叼着烟，又有女孩子在下面大街上经过，他很难想象一个不能再做爱的女人。他相信手术会成功。成功！也就是说，她会干起来比以前更好。他常常那样告诉她，一边躺着仰望天花板。“你知道我会永远爱你，”他会说，“请你挪过来一点儿，就一点点……对，就这样……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噢，对了……嘿，怎么啦，你为什么担心那样的事呢?我当然会忠实于你的。听着，就往外一点点……对，行了……棒极了。”他常常在炒杂碎店里给我们讲这些。史蒂夫会拼命大笑。史蒂夫不可能做那样的事。他太老实了——尤其是对女人。这就是他从来没有运气的原因。例如小柯利——史蒂夫恨柯利——总是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天生是个说谎家，一个天生的骗子。海米也不十分喜欢柯利。他说他不老实，当然是说他在钱财方面不老实。在钱财方面海米很谨慎。他尤其不喜欢柯利谈论他姨妈的方式。按海米的看法，他竟然捅他亲生母亲的妹妹，真是糟糕透顶，最后还把她说得一无是处，这太让海米受不了了。如果一个女人不是婊子，人们就应该对她有一点儿尊敬。如果她是婊子，那就不一样了。婊子不是女人。婊子是婊子。这是海米的观点。

然而，他不喜欢柯利的真正原因，是无论什么时候他们一块儿出去，柯利总是得到最佳选择，而且不仅如此，柯利得到最佳选择通常都是花海米的钱。甚至柯利要钱的方式也令海米生气——就像是勒索，他说。他认为这部分是由于我的过错，因为我对这小子太宽厚了。“他没有道德品质。”海米会说。“那么你呢?你的道德品质呢?”我会问。“哦，我！妈拉巴子，我太老了，不需要什么道德品质，而柯利只是一个小孩。”

“你忌妒他，这就是原因。”史蒂夫会说。

“我?我忌妒他?”他会设法用一声讥笑把这种想法压下去。像这样一种刺激，使他感到不快。“听着，”他转向我说，“我曾经对你忌妒吗?我不是总把女孩子让给你，只要你要求我这样做吗?S.U.营业所的那个红头发小妞怎么样?……你记得……就是那个大奶头的小妞。那不是把一只漂亮的屁股让给朋友吗?我让了，不是吗?我让给你，就因为你说你喜欢大奶头，但是我不会让给柯利的。他是个小骗子。”

事实上，柯利非常勤奋地搬弄着女人的屁股。根据我的推测，他一次就操纵五六个。例如，有瓦勒斯卡——他和她搞得很紧。她他妈的很高兴有人毫不害臊地和她玩，如果和她表妹，然后又和那矮小女孩一块儿分享他，她也没有一点儿异议。她最喜欢的是在浴缸里干，这样妙极了，可是后来让矮小女孩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就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总算在客厅的地板上摆平了。听柯利说，除了爬到吊灯上去，他什么样的事都干过了。除此之外，他总能得到大量的零花钱。瓦勒斯卡很慷慨大方，而那表妹是个柔弱女子。如果她挨近一个硬家伙，她就像面团一样随你捏。解开的裤裆就足以使她神不守舍。柯利让她做的事几乎是带羞辱性的。他羞辱她，感到津津有味。我几乎不能为此责备他，她穿着上街穿的服装，是那样一个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婊子。她在街上的举止，几乎会使你发誓她没有窟窿眼儿。当然，在他同她单独在一起时，他就让她为她的傲慢方式付出代价。他冷酷地干那事。有时候，他会让她手脚趴在地上，像推手推车一样，把她满房间推着爬来爬去。要不他就用狗的姿势跟她干那事，她一边哼哼，一边蠕动，他却无动于衷地点燃一支香烟，把烟吹到她两腿之间。有一次他跟她那样干的时候，玩了一个下流的小把戏。他把她搞得已经忘乎所以了，然后，他脱出身来，套上裤子。阿伯克龙比表妹一着急，放了一个大屁。至少，这是柯利这样讲给我听的。他无疑是个无耻的说谎家，也许在他的奇谈中没有一句真话，但是不能否认，他玩这样的把戏很有天分。至于阿伯克龙比小姐和她那种自高自大的纳拉甘西特[2]方式，嗯，同那样一只窟窿眼儿在一起，人们总是可以怎么糟糕怎么想象。相比之下，海米就是一个纯粹主义者了。在某种程度上，海米和他施过割礼的胖老二是两回事。当他所谓自动硬起来的时候，他确实意味着他是不负责任的。他的意思是说，自然在顽强表现自己——通过他的，海米·劳布舍尔的施过割礼的胖老二。他老婆的窟窿眼儿也是同样情况。那是她夹在两腿之间的玩意儿，像一件装饰品。它是劳布舍尔太太的一部分，但不是劳布舍尔太太本人。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渐渐引出当时流行的关于普遍性混乱的话题。这就如同住在做爱乡。例如，楼上的女孩……她时常下楼来，在我老婆举行朗诵会的时候，帮着照看小孩。她显然是个傻瓜，所以我开始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她，但是像所有其他女人一样，她也有一只窟窿眼儿，一种非个人的个人窟窿眼儿，她无意识地意识到的窟窿。她越经常下来，就越以她那种无意识的方式变得有意识。有一天晚上，她在浴室里待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我开始怀疑出了什么问题。我决定从钥匙孔里看一眼，亲眼看看是怎么回事。嘿，看哪，她要不是站在镜子面前抚摸、爱抚她的下身才怪哩！她几乎是在同它说话。我激动得不得了，一开始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我回到大房间，关掉电灯，躺在睡榻上等她出来。我解开裤裆，设法从睡榻上给她施催眠术。“来吧，你这婊子。”我不断地自言自语，她一定立即捕捉到了信息，因为她马上就打开门，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睡榻。我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她终于站在我的睡榻旁。她也一言不发。她只是悄悄站着，当我的手顺着她的大腿轻轻往上摸的时候，她把一只脚移动了一下，让她的下半身再张开一点儿。正如我所说，两个人一言不发。只有一对安静的疯子，就像掘墓人一样，在黑暗中拼命干活。这是一个做爱的天堂，我知道，如果有必要，我会欣然地、心甘情愿地干得发起疯来。她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妞儿。她从不开口说话——那一天夜里没有，第二天夜里也没有，任何夜里都没有。她就那样在黑暗中悄悄溜下来，一闻到我一个人在那里，就会把她的那玩意儿糊到我身上。我现在回想起来，这还是一座黑幽幽的地下迷宫，那里有长沙发、安乐角、橡皮牙、丁香花、软卧榻、鸭绒、桑叶等等。我常常像一条独栖的小虫般小心翼翼地钻进去，将自己埋在一条绝对安静的小缝里，这样柔软，这样悠闲，我躺着就像牡蛎养殖场里的海豚。稍一颤动，我就会在普尔曼式火车卧车厢里看报，要不就在一条死胡同里，那里有长着苔藓的鹅卵石，有自动开关的柳条小门。有时候就像玩滑雪冲浪游戏，一个波涛把你一下子冲到底下，然后是一片喷雾状的海洋里的阴虱，咬得你隐隐作痛，海草疯狂摇摆，小鱼的鱼鳃拍打着我，就像口琴上的音栓。在这巨大的黑窟窿里，有一架柔和伤感的风琴，演奏着凶残的黑色音乐。在她给自己定成高调，在她把汁液的龙头拧到最大流量的时候，形成一种青紫色，一种像暮色般深深的桑葚颜色，侏儒和呆小病患者在月经来潮时就喜欢这种暮色。这使我想起咀嚼鲜花的食人者，想起乱砍乱杀的班图人[3]，想起在杜鹃花坛上发情的独角野兽。一切都是无名的，未系统阐明的，约翰·多伊和他的老婆埃米·多伊：在我们上面是煤气罐，在我们底下是海洋世界。我说，她明明白白是疯了。是的，绝对疯了，虽然她还到处游荡。也许就是这，使她的窟窿眼儿如此令人惊异地具有普遍特点。这一百万窟窿眼儿中的一个，一颗规则的安的列斯[4]之珠，就像迪克·奥斯本读约瑟夫·康拉德作品时发现的那样。她躺在广袤的性的太平洋中，一座闪着银光的礁石，周围由人海葵、人星鱼、人石珊瑚包围着。白天见到她，看她慢慢发疯，就像是夜晚来到时诱捕一只鼬鼠。我不得不做的一切，就是裤裆敞开着等在黑暗之中。她就像在卡菲尔人[5]中间突然复活的奥菲利亚。她记不得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一个词，尤其记不得英语。她是一个失去了记忆的聋哑人，而随着记忆的丧失，她也丧失了她的电冰箱，她的烫发钳，她的镊子和手提包。她甚至比一条鱼更加赤条条，除了她两腿之间的那一簇毛。她甚至比一条鱼还要滑，因为鱼毕竟有鳞，而她没有。有时候都不知道究竟是我在她里面，还是她在我里面。这是公开的交战，一种最新式的古代摔跤比赛，由每一个人咬他自己的屁股。蝾螈之间的爱情，大开着的排气阀。没有性，没有杂酚皂液的爱情。潜伏的爱情，就像林木线[6]以上的狼獾所进行的那样。一边是北冰洋，另一边是墨西哥湾。虽然我们没有公开提到，但金刚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睡在泰坦尼克号残骸上的金刚，这艘在百万富翁和七鳃鳗闪着磷光的尸骨之间的巨轮。没有一种逻辑可以把金刚赶走。它是支撑灵魂的短暂痛苦的巨大支架。它是长着一英里长的毛腿毛胳膊的结婚蛋糕。它是不再有新闻的旋转银幕。它是从不发射的左轮手枪的枪口，是以截断的淋病双球菌装备起来的麻风病患者。

就是在这疝的真空中，我通过生殖器进行了我所有平心静气的思考。首先有二项式定理，这个术语总是使我迷惑不解。我把它放在放大镜下，研究它，从X到Z。还有逻各斯，在某种程度上，我原来总把它等同于呼吸新鲜空气。我发现正相反，它是一种纠缠不休的郁积，是一架在谷仓早就装满、犹太人早就被赶出埃及以后，仍在不停地磨玉米的机器。还有布塞弗勒斯[7]，它也许比我整个词汇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令我着迷。只要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踩掉，当然，同它一起踩掉的还有亚历山大和他的所有皇家扈从。什么样的一匹马啊！生在印度洋，是它的血统中的最后一匹马，从来没有交配过，除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冒险中同亚马孙女王有过。还有苏格兰开局让棋法！一个同下棋无关的令人惊异的表达。它总是以一个踩高跷的人的外形来到我跟前，芬克与瓦格纳尔的未节略版词典的第两千四百九十八页。开局让棋法是机械腿在黑暗中的一种跃进。一种无目的的跃进——因此是开局让棋法！一旦你掌握了它，就十分简单明了。然后还有安德洛墨达[8]和蛇发女怪梅杜萨，以及有着主神血统的卡斯托尔与波吕克斯，这一对神话中的双生子，永远固定在昙花一现的星尘团中。还有冥思苦想，一个明显同性有关的词，然而它暗示的思想内涵却使我不安。总是“午夜冥思苦想”，午夜有着不祥的意味。然后是花挂毯。某人在某个时候“在花挂毯后面”被刺。我看到一块以石棉板制成的圣坛布，上面有一条令人伤心的裂缝，诸如凯撒本人可能会撕裂的那种裂缝。

这是非常从容的思考，可以说，是旧石器时代人们所一味从事的那种思考。事物既不是荒诞的，也不是可以解释的。这是一种拼板玩具，在你感到厌倦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双脚把它蹬开。任何东西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搁置一边，甚至喜马拉雅山。这正好是同穆罕默德的思考截然相反的那一种。它绝对没有任何目的，因而是愉快的。你在长时间做爱过程中建起的大厦，一眨眼之间便会倾覆。作数的是做爱，而不是建筑物。这就像大洪水期间生活在方舟上一般，一切都提供给你了，小到一把螺丝刀。当要求于你的一切便是消磨时间的时候，有什么必要去杀人、强奸，或乱伦呢?大雨下啊，下啊，但是在方舟里面，一切都干燥温暖，一切都成双配对，在藏食品的地方有精制的威斯特伐利亚熏腿、新鲜鸡蛋、橄榄、腌葱头、辣酱油及其他精美食品。上帝选择了我，挪亚，来建立一个新的天和新的地。他给了我一条结实的船，缝隙全无，船上很干燥。他还教给我在狂风暴雨的海上航行的知识。也许雨停了以后还会有其他种类的知识要获得，但是眼下只要有一种航海知识便足够了。剩下的是第二大道皇家咖啡馆的象棋，只是我不得不想象一个对手，一个聪明的犹太人，他能跟我一块儿下棋下到雨停。但是，正如我以前所说，我没有时间厌烦；我有我的老朋友逻各斯，布塞弗勒斯，花挂毯，冥思苦想，等等。为什么还要下棋?

像那样连着几天几夜被锁起来，我开始明白，非手淫的思考具有缓和疼痛、治疗和令人愉快的功效。无结果的思考把你带到一切地方；所有其他的思考都是在轨道上进行的，无论一段路有多长，最终总是有车站或机车库。最终总是有一盏让你“停下”的红灯。但是在生殖器开始思考的时候，就没有“停下”，没有障碍：这是一个永久的假日，新鲜的鱼饵和总是咬鱼线的鱼。这使我想起另一只窟窿眼儿，大约叫韦罗妮卡，她总是让我想入非非。同韦罗妮卡在一起，总有一场门厅里的搏斗。在舞池里你会以为她要把她的卵巢作为永久的礼物给你，但是她一吸进新鲜空气，就会开始思考，想她的帽子，想她的钱包，想她那不睡觉等着她的姨妈，想她忘记寄出的信，想她将要失去的工作——各种各样疯狂的、同手头做着的事情毫无关系的思考。就好像她突然把大脑同窟窿眼儿接通了电流——可以想象到的最机警最精明的窟窿眼儿。也就是说，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只形而上学的窟窿眼儿。这是一只发现问题的窟窿眼儿，不仅如此，而且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思考，有一个节拍器在打着拍子。对于这种被置换的有节奏的冥思苦想来说，一种特殊的朦胧之光是必要的。它必须刚好暗到适合于蝙蝠的程度，然而又亮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你碰巧掉了一颗纽扣，纽扣滚到了门厅的地板上，这时，光线要足以使你找到纽扣。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一种模糊然而过细的精确，一种看上去像心不在焉的钢铁般的意识。同时又飘忽不定，变化无常，以至你确定不了这是鱼还是家禽。我抓在手里的是什么?是好还是特好?回答总是很容易做出。如果你抓住她的奶子，她就会像鹦鹉一样发出粗厉的叫声；如果你触摸她裙子底下，她会像鳝鱼一样蠕动；如果你抓她抓得太紧，她会像白鼬一样咬人。她流连不去，拖延又拖延。为什么?她想要什么?一两个小时以后她会罢休吗?没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她就像想飞但腿被夹在钢铁夹子里的鸽子一般。她假装她没有腿，但是如果你着手去放开她，就会有弄你一身毛的危险。

因为她有这样一只神奇的屁股，因为这屁股他妈的如此难以接近，我常常把她看作“笨人难过的桥”[9]。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笨人难过的桥”只有两头由一个盲人领着的白毛驴才可以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但这就是欧几里得定下的规则。他的知识如此丰富，这家伙，以至有一天——我猜想他纯粹为了寻开心——他修建了一座没有一个活着的凡人可能通过的桥。他称之为“笨人难过的桥”，因为他是一对漂亮的白毛驴的主人。他如此依恋于这些毛驴，以至他不会让任何人占有它们。因而他呼唤出一场梦幻，在其中，作为盲人的他，有一天将领着毛驴走过那座桥，进入毛驴的快乐猎场。嘿，韦罗妮卡有着十分相同的处境。她很看重她漂亮的白屁股，因而她无论如何不愿意同它分开。当升入天堂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她还要带上它一起去哩。至于她的窟窿眼儿，顺便说一下，她从来没有提到过它——至于她的窟窿眼儿，我说，嘿，那是要随身携带的附件。在门厅的朦胧光线中，她没有公开提到她的两个问题，却又在某种程度上使你很不舒服地意识到它们。也就是说，她以魔术师的方式使你意识到。你将看一眼或摸一下，结果反而被欺骗，反而弄明白了你原本没有看见，没有摸着。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性代数，午夜的冥思苦想，它将在第二天给你赢来一个优或一个良，但是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你通过考试，得到文凭，然后你就无拘无束。同时，你用屁股坐下，用窟窿眼儿小便。在教科书和实验室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你永远也不可以进入，因为它被称为做爱。你可以闲荡鬼混，但绝不可以做爱。光线从来不被完全隔断，阳光却也从来不涌进来。明暗程度总是足以区分一只蝙蝠。正是这种忽隐忽现的可怕光线使精神集中，好像要注意寻找钱包、铅笔、纽扣、钥匙等等。你不可能真正进行思考，因为你的精神已经很集中。它处于准备就绪的状态中，就像剧院里的一个空座位，坐这个座位的人已经在上面留下了他的夜礼帽。

韦罗妮卡有一只会说话的窟窿眼儿，我说，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它的唯一功能似乎就是说话说得一个人不想再干了。而伊夫琳则有一只笑嘻嘻的窟窿眼儿。她也住在楼上，只是住在另一所房子里。她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匆匆走进来，讲给我们听一个新的笑话。第一流的喜剧女演员，我一生中遇到的唯一真正有趣的女人。一切都是玩笑，包括做爱在内。我能够描述它的唯一方式是，当她，伊夫琳，激动起来，变得烦躁不安时，她就用她的窟窿眼儿进行一段口技表演。你正要让那玩意儿溜进去的时候，夹在她两腿之间的木偶会突然发出一阵狂笑。同时，它会伸出手来抓你，顽皮地使劲拉你一下，按你一下。它也会唱歌，这只窟窿眼儿木偶。事实上，它的举止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海豹。

没有什么事情比在马戏场里做爱更困难的了。一直进行训练有素的海豹表演，使她更难接近，如果用铁条把她捆起来，还不至于如此。她可以压倒世界上最“自动”硬起来的男人那玩意儿。用笑来压倒它。同时，它并不像人们可能会想象的那样十分丢人。这窟窿眼儿的笑有某种惹人喜爱的东西。整个世界似乎像一部色情电影一般展现，这电影的悲剧主题是阳痿。你可以把自己想象为一条狗，或一只鼬鼠，或一只白兔。爱情是某种附带拥有的东西，比方说，一盘鱼子酱，或蜡制天芥菜。你可以在你身上看到那位口技艺人正谈论着鱼子酱或天芥菜，但是真正的角色始终是一只鼬鼠或白兔。伊夫琳一直躺在白菜地里，向先到者奉献上一片鲜绿的叶子，但是如果你动弹一下去啃吃它的话，白菜地会哄然大笑，一种欢快、水淋淋的阴道里的笑声，这是耶稣·H.基督和伊曼纽尔·普西福特·康德[10]绝梦想不到的那种笑声，因为如果他们梦想到的话，世界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而且，也不会有康德，不会有全能的基督。女性很少笑，但是当她们笑的时候，就是火山爆发。当女性笑的时候，男性最好还是赶快躲到防龙卷风的掩体中去。什么东西也经受不住那种从窟窿眼儿里发出的笑声，就是钢筋水泥也经受不住。女性的笑神经一旦触动，就会笑倒鬣狗、豺狼，或野猫。例如，人们时常在暴民的私刑聚会上听到这声音。它意味着真相已经暴露，一切都在进行。它意味着她将亲自搜寻——留神你的蛋子不要被人割掉！它意味着，如果害虫到来，她将先到，带着有刺的皮带，这皮带将活剥你的皮。它意味着她不仅和张三李四睡觉，而且和霍乱、脑膜炎、麻风睡觉。它意味着她将像一匹发情的母马一般躺在圣坛上，来者不拒，包括圣灵。它意味着熟练掌握对数知识的可怜男性花费五千年、一万年、两万年建立起来的东西，她一夜之间就将它摧毁。她把它摧毁，还要在上面撒泡尿，一旦她真的笑起来，谁也阻止不了。当我说韦罗妮卡[11]的笑可以压倒能想象到的最“自动”硬起来的男人那玩意儿时，我是故意这么说的；她将压倒自动的勃起，还你一个像烧红的枪管通条一般的没有感情的勃起。你也许不会同韦罗妮卡走得很远，但是带着她不得不给你的东西，你却能走遍天下，这是不会有错的。一旦你来到可以听得见她的范围之内，就好像你吃了过量的斑蝥。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平息它，除非你用大锤砸它。

事情一直就这样进行着，尽管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这是个人周游非个人世界。一个手里拿着把小泥铲的男人正挖一条穿过地球的隧道，以便到达地球的另一面。他想要从隧道里过去，最终找到库莱布拉隧道，这是错觉的短暂和谐时期极佳的例子。当然，挖掘是没完没了的。我可以希望的最好事情，是待在地球的正中心，那里周围压力最强，最均匀。我希望永远待在那里。这给我一种绑在地狱车轮上受旋转之苦的感觉，这是一种拯救，不可完全忽视。另一方面，我是崇尚本能的那一类形而上学家。我不可能固定待在任何地方，就是在地球正中心也不可能。找到并享受形而上学的做爱是绝对必要的，为此我将不得不登上一处全新的台地，一座由甜苜蓿和精细琢磨过的独石柱组成的台地，那里有老鹰和秃鹫自由地飞翔。

有时候傍晚坐在公园里，尤其是满地废纸、食品的公园，我会看见一个人经过，一个似乎要去西藏的人，我会睁圆了眼睛注视她，希望她会突然开始飞行，因为如果她那样做，如果她开始飞行，我知道我也将能飞行，这意味着挖掘与打滚的结束。有时候，也许因为黄昏或其他干扰，她好像真的绕着一个拐角不断飞行。这就是说，她会突然从地面上被提升到几英尺高的空间里，就像一架负荷过重的飞机；正是这种不自觉的突然提升，无论它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无所谓，但它却给我以希望，给我以勇气，让我圆睁着眼睛盯着这个地方。

有一些麦克风里面在呼唤“继续下去，不要停，坚持到底”，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但是为什么?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往哪儿去?从哪儿来?我会定上闹钟，为的是在某一时刻起床走动，但是为什么起床走动呢?为什么竟然要起床?我用我手中的小泥铲像苦工船上的奴隶一般干活，不怀有任何得到报酬的希望。我将继续前进，挖出人类曾挖掘过的最深的窟窿。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要到地球另一面去，那么扔掉泥铲，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不是简单得多吗?但是身体服从思想。对身体来说最简单的事情，对于思想来说总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困难、麻烦的时刻，是在这两者开始背道而驰的时候。

用泥铲干活是至福；它使思想完全自由，而且这两者又绝无丝毫分开的危险。如果那只雌性动物突然快乐地呻吟起来，如果那只雌性动物突然快活地歇斯底里大发作起来，嘴巴像旧鞋带那样乱动，胸口呼哧呼哧，肋骨吱嘎作响，如果那个女鸡奸者突然因快乐和过度激愤而垮倒在地，正好在这个时候，一秒钟也不差，期望中的台地将在眼前起伏，就像一条船从雾中出现。可以做的事情就只是将星条旗插到上面去，并以山姆大叔以及一切神圣者的名义要求它的主权。这些不幸事件如此经常发生，以至不可能不相信一个被称之为做爱的王国的存在，因为这是可以给这个王国的唯一名称，然而它又不仅仅是做爱，通过做爱，人们只是开始接近它。每个人都在此时彼时将旗子插在这块领土上，然而没有人能永远拥有它的主权。它一夜之间便消失——有时候是一眨眼的工夫。这是非人之国，它散发着乱七八糟的无形死亡的臭气。如果宣布停战，你们就会在这一地带相遇、握手或交换烟草，但是停战从来不会维持很久。唯一似乎有永久性的东西是“介于”思想间的“地带”。在这里，子弹横飞，尸体堆积，然后就会下雨，最终除了恶臭以外什么也留不下。

完全是用一种比喻的方法来谈论说不出口的东西。说不出口的东西就是纯粹的做爱与纯粹的窟窿眼儿；它只许在精装版中提到，否则世界就会崩溃。我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把世界凝聚在一起的东西是性交。但是，做爱，这真实的事情，窟窿眼儿，这真实的事物，似乎包含着某种性质不明的因素，这因素远比硝化甘油危险。为了搞清楚什么是真实的事物，你必须查看一下英国圣公会批准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12]的产品目录。在第二十三页你会发现一张普里阿普斯[13]的画像，他正在他的牛肉熏香肠的一端耍弄一把开塞钻；他无意中站在帕台农神庙的阴影中；他赤身裸体，只戴着下体弹力护身，上面有一排排小孔，这是俄勒冈和萨斯喀彻温的“摇喊”教派成员借来用在这儿的。长途电话正在打着，要求知道他们是该卖空还是买空。他说干你的那玩意儿去吧，挂断了电话。在背景上，伦勃朗[14]正在研究我主耶稣基督的人体解剖，如果你记得的话，耶稣是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然后被送到阿比西尼亚用铁圈和其他物品捣碎。天气似乎像往常一样晴朗，比较温暖，只有一缕轻雾从爱奥尼亚人那里升起；这是被早期僧人阉割掉的海神睾丸出的汗，要不也许是五旬节瘟疫时期的摩尼教徒阉割了这睾丸。长条的马肉正挂在外面晾干，到处都是苍蝇，就像荷马在古时候描述的那样。近旁有一台麦克康米克打谷机，一台收割和捆扎的机器，带有三十六匹马力的引擎，却没有排气阀。收割已完成，工人们正在远处田野里数工钱。这是古希腊世界中第一天性交时的曙光，现在由于蔡司兄弟[15]和其他有耐心的工业狂人而被忠实地用彩照为我们复制下来，但这已不再是当时在场的荷马时代的人们所看到的样子。谁也不知道普里阿普斯神被降到下三滥的地步，在他的牛肉熏香肠的一端耍弄开塞钻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像那样站在帕台农神庙的阴影里，他一定梦想起遥远的窟窿眼儿；他一定不再意识到开塞钻和打谷收割机；他内心一定变得十分沉默，最终一定连做梦的愿望都没有了。这是我的想法，当然，如果我错了，我很乐意被纠正。我发现他这样站在升起的雾中，他突然听到奉告祈祷钟声隆隆地响，嗨，瞧啊，他眼前出现美丽的绿色沼泽地，在那里，乔克托人[16]和纳瓦霍人[17]正尽情欢乐，头顶上的天空中有白色的秃鹰，它们的翎颌上有金盏花的花饰。他还看见一块巨大的石板，上面写着基督的身子、押沙龙的身子，以及邪恶，也就是淫欲。他看见浸透蛙血的海绵，奥古斯丁缝进自己皮肤的眼睛，以及不足以遮掩邪恶的小背心。他在以前的时刻看见过这些东西，当时纳瓦霍人正和乔克托人尽情欢乐。他如此惊奇，以至突然从他两腿之间，从他在睡梦中失去的长长的会思考的芦苇[18]中发出一种声音。这是从深渊中发出的最有灵感、最刺耳、最尖锐、最兴高采烈、最凶猛的一种狂笑声。他用这样一种神圣的典雅风度，通过他胯下的东西唱起歌来，以至白色的秃鹰从天空中飞下来，将巨大的紫色屎蛋拉遍了绿色沼泽地。我主基督从他的石床上爬起来，虽然身上留有铁圈的痕迹，但他却像一只山羊一般起舞。农夫们戴着铁链从埃及走出来，紧随其后的是尚武的伊哥洛特人和吃蜗牛的桑给巴尔人。

这就是古希腊世界中第一天性交时各种事情的模样。从那以后，事情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你的香肠来唱歌不再是有礼貌的了，甚至也不允许秃鹰到处拉紫色的屎蛋。这一切都属于粪便学、末世学，属于全世界范围。这是禁止的。禁止的。因此做爱乡就变得越来越往后退缩；它变得像神话一般，所以我不得不像神话一般地说话。我说得极其津津有味，也十分圆滑。我将叮当作响的铙钹、大号、白色金盏花、夹竹桃、杜鹃花放到一边，举起荆棘和手铐！基督死了，他被铁圈打死。农夫们在埃及的沙子中变白，手腕松松地戴着手铐。秃鹫已经吃掉了每一块腐肉。一切都很宁静，一百万只金色的耗子正在啃吃着看不见的奶酪。月亮升起来了，尼罗河对着她河边的残迹沉思。大地默默地打着嗝，星星颤动着，哀诉着，河水在岸边匆匆流过。就像这样……有发笑的窟窿眼儿；有说话的窟窿眼儿；有形状像小鹅笛的疯狂而歇斯底里的窟窿眼儿；有记录坑道深浅的能测震的窟窿眼儿；有吃人肉的窟窿眼儿，像鲸鱼般张开血盆大口，生吞人肉；还有性受虐狂的窟窿眼儿，像牡蛎般闭合起来，里面藏着坚硬的贝壳，也许还有一两颗珍珠；有激情洋溢的窟窿眼儿，男人一接近时便翩翩起舞，狂喜得从里到外全湿透；有豪猪的窟窿眼儿，在圣诞节时松开它们身上的刺，挥舞小旗；有电报的窟窿眼儿，使用莫尔斯电码[19]，让思想中充满了点和划；有政治的窟窿眼儿，浸透着意识形态，甚至否认有绝经期；有植物的窟窿眼儿，没有反应，除非你将它们连根拔起；有宗教的窟窿眼儿，气味就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满是珠子、虫子、蛤壳、羊屎，有时还有干面包屑；有哺乳动物的窟窿眼儿，用水獭皮做衬里，在漫长的冬季里长眠；有巡航的窟窿眼儿，装备得像游艇，适合于隐居者和癫痫病人；有冰河时期的窟窿眼儿，你就是在里面扔下几颗流星也不会引起火花；有蔑视范畴或种类的具有各种特点的窟窿眼儿，你一生只会碰到一次，但会使你烧灼，给你留下烙印；有纯粹由欢乐构成的窟窿眼儿，既无名称也无先例，这些是最好的窟窿眼儿，但是它们已飞向何处?

然后有一只独一无二的窟窿眼儿，我们将称之为超窟窿眼儿，因为它根本不属于这块国土，而属于我们很久以前就被邀请飞往的那个光明之国。在那里，露水晶莹，高高的芦苇随风摇摆。正是在那里，居住着伟大的私通之父，父亲埃皮斯[20]，用牛角冲开他的天国之路的神牛，他把被阉割了的是非之神赶下台。从埃皮斯产生了独角兽类，古书上写到的那种可笑野兽，它们那有学问的额头被加长，变成一只亮晶晶的那玩意儿；从独角兽以后，经过几个渐进阶段，便产生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21]谈到的晚期城市人。从这种可悲的死玩意儿上，产生了有高速电梯和观赏塔的巨大摩天大楼。我们是性计算的最后一个小数点；世界像一只草窝里的臭鸡蛋一般旋转。现在来讲用铝翅膀飞到那遥远的地方，私通之父埃皮斯居住的那光明之国。一切都像加了油的钟一般往前走；世界上有上百万只钟滴滴答答地走过钟面上的每一分钟，从外观上表示时间的消逝。我们比闪电式计算器，比星光，比魔术师所能想象的跑得更快。每一秒钟都是一个时间宇宙，而每一个时间宇宙都不过是在高速宇宙进化中打了一小会儿盹。当速度停下来时，我们都已到达那里，一如既往地准时，幸福得无以名状。我们将抛弃我们的翅膀、我们的钟，以及我们倚靠的壁炉架。我们将轻松愉快地升起，像一根血柱，将不会有任何记忆把我们再拉下来。这次我呼唤超窟窿眼儿的王国，因为它蔑视速度、计算或形象。那玩意儿本身也没有一种已知的尺寸或重量。只有持久不变地干的感觉，只有飞快的逃亡者，安静地抽雪茄的梦魇。小尼莫带着硬了七天的那玩意儿和慷慨夫人遗传的一对神奇的、因无处发泄而胀得疼痛的睾丸到处走。这是星期天早晨在常青公墓附近的拐角。

这是星期天早晨，我幸福地躺在我的钢筋水泥床上，对世界不闻不问。拐角那边就是公墓，也就是说——性交的世界。我的睾丸因为正在进行的做爱而疼痛，但是这完全是在我的窗下进行的，在海米筑起他交媾之巢的林荫大道上。我正在想着一个女人，其余的都烂醉如泥。我说我正在想她，但是事实是我正经历一颗星辰的死亡。我像一颗有病的星星一般躺在那里，等待星光熄灭。多年以前，我躺在这同一张床上，我等待着，等待着出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我母亲，有着路德派教友的那种狂热，浇了一桶水在我身上。我母亲是个可怜的低能儿，她以为我懒。她不知道我陷入了星星的漫游，不知道我正在宇宙最远一端的边缘上被碾熄成漆黑一团的粉末。她以为我纯粹是因为懒才粘在床上不起来的。她给我当头一桶凉水；我蠕动颤抖了一下，但继续躺在我的钢筋水泥床上。我不能动了。我是一颗燃烧尽的流星，漂流在织女星附近的某个地方。

现在我在同一张床上，我身上的光拒绝熄灭。许多男男女女正在墓地里寻欢作乐。他们正在性交，上帝保佑他们，而我却独自一人在做爱乡。我似乎觉得我听到一台大机器当啷作响，整行铸排机的小支柱正从性榨干机里通过。海米和他的淫狂老婆正和我躺在同一水平线上，只不过他们是在河对面。这河叫作死亡之河，它有一种苦味。我多次蹚水过河，河水没到我的臀部，但是不知怎么的，我既没有失去活力，也没有变得不朽。我的内部仍然在熊熊燃烧，虽然从外部看，我像一颗行星一般暗淡。我从这张床上爬起来跳舞，不是一次，而是上百次，上千次。每次我离开时，我都相信我在地形不明的地方跳了骷髅舞。也许我把我的物质太多地浪费在痛苦上；也许我有着疯狂的想法，认为我会成为人类的第一朵冶金之花；也许我渗透着这样的想法：我既是一只准猩猩，又是一位超神。在这张钢筋水泥床上，我记得一切，一切都像水晶一样清澈。绝没有任何动物，只有成千上万的人类，同时都在说话。对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我都立即有一个回答；有时候他们的话还未说出口，我的回答已经有了。有大量杀戮，但是没有血。凶杀做得干净利索，而且总是在沉默中做的，但是，即使每个人都被杀死，也还是会有谈话，这谈话将既是错综复杂的，又很容易理解。因为是我创造了它！我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它从来不使我发疯的原因。我进行只会在二十年以后举行的谈话，那时候我将遇到合适的人，让我们说，当合适的时间来到时，我将创造出那样一种人。所有这些谈话都是在像床垫一样附属于我的床的空地上进行的。有一次我给它起了个名字，这块地形不明的地方：我称之为乌比古奇，但是不知为什么，乌比古奇从来没有使我满意过，它太理智，太充满意义了。最好还是仍旧叫它“地形不明的地方”，这就是我打算要做的事情。人们认为空白就是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空白是一种不和谐的满，是灵魂在其中进行勘察的拥挤的幽灵世界。我记得我小时候站在空地上，好像我是一个非常活泼的灵魂，赤条条地穿着一双鞋。我的身体被人偷走了，因为我并不特别需要它。那时候我可以有肉体而存在，也可以无肉体而存在。如果我杀死一只小鸟，把它放在火上烤了吃掉，这不是因为我饿，而是因为我要了解廷巴克图[22]或火地岛[23]。我不得不站在空地上，吃死鸟，为的是要创造一个愿望，向往我后来将单独居住的光明之国，向往怀旧的人们。我期待着这个地方的最终事物，但是我不幸受到欺骗。我在一种完全的死亡状态中，尽可能走得很远很远，然后遵循一种法则，我猜想一定是创造法则，我突然燃烧起来，开始无穷无尽的生活，就像一颗星光不会熄灭的星星。从这里开始了真正的吃人肉的远游，这对我意义如此重大；不再从篝火中捡起死的土豆片，只有活的人肉，又鲜又嫩的人肉，像新鲜的血淋淋的肝脏一样的秘密，像在冰上保存的肿瘤一样的秘密。我学会了不等我的牺牲品死亡，在他还在同我谈话时就吃掉他。经常在我一顿饭没有吃完就走开去的时候，我发现这不过是一个老朋友少了一条胳膊或一条腿。我有时候把他留在那里站着——一个满是臭烘烘肠子的躯干。

【注释】

[1] 原文是dark meat，将女人比喻成食物。

[2] 美国罗得岛州南部城镇，旅游胜地。

[3] 居住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一带的黑人。

[4] 指安的列斯群岛，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

[5] 南非班图人的一支。

[6] 指山区或高纬度地区树木生长的上限。

[7] 公元前4世纪先后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并侵入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战马名。

[8] 安德洛墨达以及下面提到的梅杜萨、卡斯托尔与波吕克斯均为希腊神话人物。

[9] 指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第五命题：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此系初学者一时不易理解的定理。

[10]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全名应该是伊曼纽尔·康德，作者故意在中间加了些东西。文中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11] 这里似乎应该是伊夫琳，而不是韦罗妮卡，疑是作者笔误。

[12] 美国和全世界最大的杂货零售商。

[13] 希腊神话中的男性生殖之神，也是果园、酿酒和牧羊的保护神。

[14]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宗教画等，代表作品有《木匠家庭》、《夜巡》、《三棵树》等。

[15] 德国生产光学仪器的工业家。

[16] 北美印第安人部落。

[17] 美国印第安居民集团中人数最多的一支。

[18] 此语出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1623——1662）：人是“会思考的芦苇”。

[19] 用点和划表示字母的一种电码。

[20] 古埃及人崇奉的神牛。

[21]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等作品。

[22] 历史名城，在撒哈拉沙漠南缘。

[23] 在南美洲南部，东部属阿根廷，西部属智利。

第十三章

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城市里，百老汇是哪儿也比不上的地方，我常常来来回回地走，注视着泛光灯照亮的火腿和其他美味。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鸟类。我独一无二地生活在动形词当中，这种词我只有在拉丁文中才理解。在我从《黑色的书》中读到她以前很久，我一直和希尔达同居，她是我梦中的巨大菜花。我们一起反对婚姻上有贵贱之分的弊病，反对一些有权威性的东西。我们居住在本能的躯壳中，为神经节的记忆所滋养。绝不是只有一个宇宙，而是有百万、亿万个宇宙，把它们全放在一起，不过针头大小。这是在心灵的荒野中带植物性质的睡眠。单单是过去，就包含了永恒。在我梦中的动植物群当中，我会听到长途电话响。面目丑陋的人，癫痫病患者，把电文摞在我桌上。汉斯·卡斯托普有时候会打电话来，我们一起犯一些无辜的罪。或者，如果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我会骑上我那来自波希米亚地区开姆尼茨的普列斯托牌自行车，在室内赛车场跑上一圈。

最好的是那骷髅舞。我将首先在水池那边把我的所有部位都洗了，换好衬衣，刮胡子，扑粉，梳头，穿上我的舞鞋。感到里里外外异常轻松，我会在人群里钻进钻出一会儿，来获得合适的人类节奏、肉体的重量和本体，然后我就径直朝舞池走去，抓住一大块令人眼花缭乱的肉，开始进行秋天般的快速旋转。这就像我有一天夜里走进多毛的希腊人家里，猛然撞到她身上。她似乎是深蓝色的，却又像白垩一样白，她是永恒的。不是只有来往的流动，而是有无尽的急流，刺激情欲的体内动荡。她像水银一般，同时有着令人愉快的体重。她有埋在熔岩之中的农牧之神的那种大理石般的凝视。我想，从外围漫游回来的时间已经到来。我朝中心动了一下，却发现我脚下的地面在移动。大地迅速地在我不知所措的脚下滑动。我再次离开大地的束缚，看哪，我手里净是流星花。我伸出熊熊燃烧的双手去抓她，但她却比沙子还要容易流失。我想起我最喜欢的梦魇，但她不像使我盗汗、使我语无伦次的任何东西。我在狂乱中开始像马一样腾跃、嘶叫。我买来青蛙，使它们同癞蛤蟆相配。我想到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死，但是我什么也没做。我站着，四肢僵化起来。这是如此神奇，如此有疗效，如此实用，以至我大笑起来，震动了五脏六腑，就像一只疯狂发情的鬣狗。也许我会变成一块罗塞塔碑[1]！我只是站着等待。春天来了，秋天来了，然后冬天来了。我自动更新了我的保险契约。我吃草，吃落叶树的树根。我连着好几天坐着看同一部电影。我时常刷牙。如果你用自动武器朝我开枪，子弹就会掠过，在墙上跳飞，发出一种奇怪的嗒嗒声。有一次在一条黑暗的街上，我被暴徒打倒，感到有一把刀刺穿了我。我感觉就好像沐浴在针尖中。说来奇怪，刀子没有在我皮肤上留下任何窟窿。这种体验是如此新奇，以至我回到家，把刀子插入我身体的所有部位。更多的针尖浴。我坐下，拔出所有的刀子，我又惊奇地发现，没有血的痕迹，没有窟窿，没有痛苦。我正要咬我胳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是长途电话。我从来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因为没有人到电话跟前去，然而，骷髅舞……

生活在橱窗边飘过。我躺在那里，就像一只泛光灯照亮的火腿，等着斧子落下来。事实上，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一切都整整齐齐地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包在玻璃纸里面。突然，城市里所有的灯光全熄灭了，汽笛发出警报。城市被裹在毒气中，炸弹正在爆炸，残缺的尸体在空中乱飞。到处都有电，有血、碎片和高音喇叭。空中的人充满快乐；那些底下的人在尖声吼叫。当毒气和火焰吞掉了所有的肉体以后，骷髅舞开始了。我从现在已经黑洞洞的橱窗往外看。这比罗马之劫还要好一点儿，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摧毁。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骷髅跳舞跳得这样销魂?这是世界的末日吗?这就是人们经常预示要来临的死亡之舞吗?看到上百万具骷髅在雪中跳舞，而城市却在坍塌，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还会有任何东西再长出来吗?婴儿还会从子宫里生出来吗?还会有食品和酒吗?无疑，有空中人。他们会下来掠夺，但是还有霍乱和痢疾，天上那些胜利者会像其余的人一样死亡。我有可靠的感觉，我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在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将从橱窗里出来，镇定自若地走在废墟中间。我自己将拥有整个地球。

长途电话！它要告诉我，我不是全然孤单的。那么毁灭还没有完成?这是令人沮丧的。人甚至不能够摧毁自己；他只能摧毁别人。我感到厌恶。多么恶毒的残废人！多么残酷的欺骗！所以，周围还有更多的人类，他们将收拾残局，重新开始。上帝会再次下凡，承担罪责。他们将演奏音乐，建造石头建筑物，把一切都写到书里。呸！多么盲目的固执，多么笨拙的野心！

我又躺在床上了。古希腊世界，性交的黎明——海米！总是在同一水平上的海米·劳布舍尔，向下望着河那边的大街。婚筵停了一会儿，蛤肉油煎饼被端上来。请你挪过来一点儿，就一点点，他说。对，就这样，行！我听到青蛙在我窗户外边的沼泽地里呱呱地叫着。靠死人的营养滋养的墓地大青蛙。它们都堆在一起性交；它们带着性的欢乐呱呱地叫。

我现在明白海米是怎样被怀上，怎样被生出来的。牛蛙海米！他母亲在那一堆青蛙底下，海米那时只是一个胚胎，藏在她的液囊里。那是在性交的早期年代，那时候没有昆斯伯里侯爵规则[2]来妨碍行动。只有干和被干——争先恐后。自古希腊人以来便一直如此——在泥里瞎干，然后很快地下仔，然后死亡。人们在不同层次上干，但总是在沼泽地里，而生下来的小仔总是注定有相同的结局。房屋会倒塌，床却坚如磐石：天地间的性的圣坛。

我用梦幻玷污了床。直挺挺地躺在钢筋混凝土床上，我的灵魂出窍，在小小的空中滑车上到处漫游，就像百货公司里用来找零钱的那种玩意儿。我作了思想上的改变和远游；我是一个大脑之乡的流浪汉。我对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一切都是用水晶做成；在每一个出口都用大写字母写着ANNIHILATION（消灭）。对被消灭的恐惧使我凝固；身体本身变成了一块钢筋混凝土。它由一次最得体的永久性勃起所装饰。某些秘传教派的虔诚信徒所热切向往的真空状态，我已经达到。我不存在了。我甚至不是一种个人的勃起。

大约就在这时候，我用萨姆森·拉卡瓦纳的假名，开始了我的破坏。我的犯罪本能占了上风。我至今只是一个游魂，一个异教徒恶灵，而现在我成了一个凭附肉体的鬼。我取了这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只须按本能行事。例如，在香港，我登记为书商。我带着一只装满墨西哥币的皮钱包，虔诚地造访所有那些需要进一步教育的中国人。在旅馆里，我打电话召唤女郎，就像你打电话要威士忌加苏打水一样。早晨我研究藏文，为的是准备去拉萨旅行。我已经说意第绪语说得很流利，还有希伯来语。我能同时数两行数字。骗中国人太容易了，于是我厌恶地回到马尼拉。在那里我照料一位里科先生，我教他卖书不交管理费的艺术。所有利润都来自海上运费，但是只要这样维持下去，就足以保证我过奢侈生活了。

呼吸已经成了像呼吸作用一样的一种把戏。事物不仅是二元的，而且是多元的。我已经成了一只由反映空白的镜子组成的笼子。但是空白一旦真正被断定，我就无拘无束了，所谓创作，只是一种填补窟窿的工作。滑车便利地带着我从这里到那里，在大真空的每一边口袋里，我都扔进去一吨诗歌，去消灭关于消灭的念头。我前面有无垠的远景。我开始生活在远景中，像在巨大望远镜镜头上看到的一个微小的斑点。没有可以休息的夜晚。这是照在无生命行星的干旱表面上的永恒星光。不时可以看到像大理石一样黑黝黝的一个湖，我在其中看到自己走在星光的光辉中。星星悬挂得如此之低，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好像宇宙正要诞生。使这种印象更强烈的，是我独自一人；不仅没有动物，没有树木，没有其他生物，甚至也没有一片草叶，没有一根枯草根。在那紫色的炽光中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运动本身好像也不存在了。这就像纯意识的光焰，思想变成了上帝。而上帝，据我所知，第一次脸刮得光光的。我也脸刮得光光的，没有缺点，连一根毛须根都不剩。我看见自己的形象在大理石般黑黝黝的湖中，由星星装点着。星星，星星……像一拳击在鼻梁正中，一切记忆全迅速消失了。我是萨姆森，我是拉卡瓦纳，我像一个在全意识的狂喜中的人一样奄奄待毙。

现在我在这里，坐在我的小独木舟里在河上顺流而下。你想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我都会为你去做——免费。这就是做爱乡，这里没有动物，没有树木，没有星星，没有问题。这里精子占最高统治地位。没有任何事情是事先决定的，未来绝对是不确定的，过去不存在。每出生一百万人，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注定要死亡，绝不再生，但是使一个家运转起来的那一个人却有把握拥有永恒的生命。生命被挤入一颗种子，这就是一颗灵魂。一切都有灵魂，包括矿物、植物、湖泊、山峦、岩石；一切都有感觉能力，甚至在意识的最低阶段。

一旦理解了这个事实，就不可能再有绝望。在梯阶的最下部，在精子那里，有着和在顶部、在上帝那里同样的极乐状态。上帝是走向全意识的所有精子的总和。在底部和顶部之间，没有停顿，没有中途站。在山里的某个地方发源的河流，一直奔流到大海。在这条通向上帝的河上，独木舟像无畏战舰一样有用。从一开始起，就是一路回家。

顺河流而下……像钩虫一样缓慢地，但是小得足以通过每一个弯道，而且像鳝鱼一样滑。你叫什么名字?某个人喊道。我的名字?嘿，就叫我上帝——胚胎上帝；我继续航行。有人想要给我买顶帽子。你戴多大号的?低能儿！他喊道。多大号?嘿，X号！（为什么他们总对我喊叫?我不会是聋了吧?）帽子在另一个大瀑布的地方丢失了。丢失就丢失了吧——那帽子。上帝需要一顶帽子吗?上帝只需要成为上帝，越来越上帝。所有这一切航行，所有这些隐藏的危险，消逝的时间，风景，风景衬托下的人，亿万叫作人的东西，像芥末籽一般。甚至在胚胎中，上帝也没有记忆。意识的背景由无限细小的神经节构成，一层毛发，像羊毛一样柔软。山羊孤零零站在喜马拉雅山中间；他不问他是如何到达顶峰的。他静静地在美丽的假相中间吃草；时间一到，他就下来。他把嘴挨近地面，搜寻山峰提供的稀少营养。在这种奇怪的、山羊形状的胚胎状态中，公山羊上帝在山峰当中冷漠的极乐世界里反刍。高高的山顶滋养了分离的萌芽，有一天会使他完全疏远人的灵魂，使他成为一位永远独自隐居在不可想象的真空中的父亲，孤寂，如岩石一般。但是首先是贵贱通婚的弊病，现在我们必须来谈谈这些弊病……

有一种无可救药的悲惨状态——因为它的起源迷失在朦胧之中。例如，布卢明代尔公司能造成这种状态。所有百货公司都是疾病与一无所有的象征，但布卢明代尔公司是我特殊的疾病，是我不可治愈的莫名病痛。在布卢明代尔公司的混乱中有一种秩序，但是我认为这种秩序是绝对的发疯；如果我把一根针，放在显微镜下面，那么这就是我会在针头上发现的秩序。这是偶然孕育的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秩序。这种秩序尤其有一种气味——这就是布卢明代尔公司的气味，它使我心中充满恐惧。在布卢明代尔公司，我完全垮了：我一滴一滴地滴到地上，一大堆乱七八糟、不可收拾的内脏、骨头、软骨。有一种味道，不是腐败的味道，而是贵贱通婚的味道。人类，这位不幸的炼金术士，以上百万的形式，把毫无共同之处的物质焊接到一起。因为在他的心思中，有一只肿瘤，正在贪得无厌地一点点吃掉他；小独木舟正在极乐中载他顺流而下，为的是要建造一艘更大、更安全的船，上面可以为每一个人留下地方，而他却离开了独木舟。他辛辛苦苦，走得这么远，以至都忘记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小独木舟。大平底船上装满了小摆饰，船变成了一座静止的大楼，建在地铁的上面，里面弥漫着油毡的味道。把隐藏在布卢明代尔公司有间隙的混合物中的所有意义收集到一块儿，放到针头上，那你就是放下了一个宇宙，在那里巨大星座在其中运行而没有丝毫碰撞的危险。正是这显微镜底下的混乱，导致我的贵贱通婚的毛病。在街上，我开始随意把马刺伤，或者在这里那里提起衣服下摆，寻找一个信箱，或者把邮票贴在嘴上、眼睛上、窟窿眼儿上。要不我突然决定爬上一座高楼，像一只苍蝇，一旦爬到屋顶，我就用真的翅膀飞起来，我飞啊飞，一眨眼工夫飞过威霍肯、霍博肯、哈肯萨克、卡纳西、伯根海滨这类城镇。一旦你真正生有一只鸟鼻子，飞行就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诀窍是，要以轻飘的身子飞行，把你那一堆骨头、内脏、血液、软骨留在布卢明代尔公司；只以你永远不变的自我飞行，这自我，如果你停下片刻来思考的话，总是配备着翅膀。这样的大白天飞行，比每一个人一味爱好的普通夜间飞行有优势。你可以不时停下来，像踩刹车一样迅速果断；不难找到你的另一个自我，因为你一停下，你就是你的另一个自我，也就是说，所谓整个自我。只不过，布卢明代尔经验将证明，这大吹大擂的整个自我很容易土崩瓦解；因为某种奇怪的理由，油毡的味道总会使我土崩瓦解，倒在地上。这是粘在我身上的所有不自然事物的味道，也就是说，这些事物是勉强地聚集在一起的。

只是在第三顿饭以后，祖先的假联姻传下的新婚礼物才开始一个一个地散落，真正的自我之石，快乐之石，从灵魂的污泥中挺然而出。随着夜幕降临，针头的宇宙开始扩展。它从无限小的核子，以矿物或星团形成的方式，有机地扩展。它吃掉周围的混乱，就像耗子打洞，钻进干酪一般。一切混乱都可以集中在一个针头上，但是一开始极小的自我，可以从空间的任何一点，逐步发展成一个宇宙。这不是书本谈论的自我，而是千年来转让给有姓名有生辰年月的人的永恒自我，始于蛆虫终于蛆虫的自我，这就是被称作世界的干酪中的蛆虫。正像最轻的一阵微风可以吹动一大片森林，由于来自内心的难以理解的冲动，岩石般的自我会开始长大，在这种成长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压倒它。这就像杰克·弗洛斯特[3]在工作，整个世界就是一块窗玻璃。没有一点儿辛劳，没有声音，没有斗争，没有休息；自我的成长无情地、无悔地、不懈地进行着。菜单上只有两项：自我与非自我。还有一种与之相抵偿的永恒。在这与时间空间无关的永恒中，有一些诸如暖流到来之类的插曲。

自我的形式瓦解了，但是自我像气候一样继续存在。在夜间，飘忽不定的自我采取了最易变的形式；错误从舷窗渗入，漫游者的门被拉开了门栓。身上留着的这扇门，如果向世界敞开，那它就通向消灭。这是每一个寓言中魔法师从中走出来的门；没有人读到过他是从同一扇门回家的。如果朝里开，就有无数的门，都像是活板门：看不见地平线，没有两点间的直线，没有河流，没有地图，没有门票。每一张床都只为夜间歇一下脚而用，无论是歇五分钟还是歇一万年。门上没有门把，它们已永远磨损掉了。最重要的是注意——看不到的尽头。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夜间的歇脚都像对一个神话的失败勘察。人们可以摸索，测定方位，观察转瞬即逝的现象；人们甚至可以无拘无束，但是扎不了根。正当一个人开始感到“已被确立”的时候，整个地面坍陷，脚下的土地浮动，星座从它们的支撑物上被摇落下来，整个已知的宇宙，包括不朽的自我，开始默默地、不祥地向一个未知的、看不见的目的地移动，颤抖着，然而宁静而漠不关心。所有的门似乎都同时打开；压力如此之大，以至发生了内爆，猛地一下子，骨骼炸得粉碎。但丁在地狱中经历的一定就是某种这样的巨大崩溃；他触到的不是底部，而是一种核心，一种绝对的中心，时间本身就从这儿算起。在这里，神的喜剧[4]开始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大约十二或十四年以前，在走过阿马里洛舞厅旋转门的时候，伟大的事件发生了。做爱乡，一个时间而不是空间的王国，我想起来的这个插曲，对我来说就等于是但丁详细描述的炼狱。当我把手放在旋转门的铜把上，准备离开阿马里洛舞厅的时候，我原先曾经是和将要是的一切都崩溃了。我绝无虚言；我在时间中诞生，现在时间消逝了，被一股更强大的潮流所携走。就像我原先从子宫里被挤出来一样，现在我被撇到某种无时间的矢量中，成长过程在这里被搁置起来。我进入了效果世界。没有恐惧，只有厄运感。我的脊柱错了位；我面对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新世界的尾骨。骨骼一下子炸得粉碎，留下永恒的自我像一只压扁的虱子一样无用。

如果我不从这一点开始的话，那么这是因为没有开始。如果我不马上飞到光明天地的话，那是因为翅膀完全无用。这是零点，月亮处于最低点……

为什么我会想起马克西·施纳第格，我不知道，除非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天夜里我坐下来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甚至比我的初恋还重要。这是第一次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有意识行为，是深思熟虑的；它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在一口气读了许多页以后抬头看钟时，是否钟真的停了，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世界突然停顿了片刻，这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瞥见一个人的灵魂，或者我应该干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将灵魂披露给我的第一个人?也许在这之前，我不知不觉地有点儿古怪，但是自从我沉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去的那一刻起，我的古怪便是确定无疑的，不可挽回的，又是心满意足的。普通的、清醒的日常世界对我来说不复存在。我曾有过的任何写作抱负或愿望也被打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就像在壕沟中，在炮火下待了太久的那些人一样。普通的人类痛苦，普通的人类忌妒，普通的人类抱负——对我来说，狗屁不如。

当我想起我同马克西及他妹妹丽塔的关系时，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状况。那时候，我和马克西都对体育感兴趣。我们常常一块儿去游泳，我们游了许多许多次，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经常整天整夜在海滩上度过。马克西的妹妹，我原先只见过一两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提起她的名字，马克西就会相当发狂似的谈论起别的事情来。这使我很生气，因为我同马克西在一起实在已经烦死了，只是因为他很乐意借钱给我，并替我买我需要的东西，我才容忍他。每次我们出发去海滩，我都暗暗希望他妹妹会意外地出现。但是没有，他总是设法把她留在我够不着的地方。嘿，有一天我们在更衣处换衣服，他给我看他的精囊有多紧，我突然对他说——“听着，马克西，你的两个蛋没问题，高级，一流，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可丽塔究竟一直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在哪天把她带来，让我好好看一看她那眼儿……是的，眼儿，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马克西是一个来自敖德萨的犹太人，以前从未听说过“眼儿”这个词。听到我的话，他深为震惊，而同时又被这个新词所吸引。他带几分茫然地对我说——“天啊，亨利，你不应该对我说那样一件东西！”“为什么不呢?”我回答，“她有一只窟窿眼儿，你的妹妹，不是吗?”我正要再说些别的话，他却可怕地大笑起来。这暂时缓和了局势，但马克西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念头。这使他整天烦恼，虽然他从来没有再提到我们的谈话。没有，那天他十分沉默。他能够想到的唯一报复形式，是敦促我远远游出安全区域，希望把我搞得精疲力竭，让我淹死。我清楚地看透了他的心思，因而我以十倍的力量拼命，我要是就因为他妹妹像所有其他女人一样有只窟窿眼儿，就让自己淹死，才他妈的怪哩。

此事发生在法洛克卫。在我们穿好衣服，吃了一顿饭之后，我突然决定，我要一个人待着，因此，非常突然，我在街角同他握了手，说再见。嘿，我一个人了！几乎马上我就感到在世界上孤零零的，一个人只有在极端痛苦中才会感到如此孤单。我想，是在我剔牙齿的时候，这股孤寂浪潮像龙卷风一样袭击了我。我站在街角，全身摸了几下，看看我有没有被什么东西击中。这是难以解释的，同时又十分奇妙，十分令人振奋，可以说，就像一种双重补药。我说我在法洛克卫，我的意思是说，我正站在大地的尽头，在一个叫作“桑索斯”的地方，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地方的话。无疑，应该有这样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根本没有的地方。如果丽塔来的话，我想我也不会认识她。我已经成了一个绝对的陌生人，站在我自己的人们中间。我觉得他们，我的人们，看上去疯了，他们的脸刚被太阳晒得黝黑，他们穿着法兰绒裤子和边上绣有花样的袜子。他们像我一样，一直在游泳，因为这是一种健康愉快的娱乐，现在，他们也像我一样，晒够了太阳，填饱了肚子，还因疲劳而有一点点笨重。直到这种孤寂袭击我以前，我也有一点儿疲劳，但是，正当我站在那里同世界完全隔绝的时候，我突然惊醒了。我像触了电一般，一动也不敢动，害怕我会像一头野牛一样冲锋，或者开始爬一幢大楼的墙，再不就跳舞和尖叫。我忽然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也许我是全美洲唯一懂得他写这些书的意义的人。不仅如此，我还感到，我有一天会亲自写的所有的书正在我心中萌芽：它们正像成熟的昆虫卵袋一样在里面绽开。由于直到此时此刻我什么也没写过，只写过长得可怕的信，谈论一切存在的东西和一切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很难理解，我应该开始，应该写下第一个词，第一个真正的词，这个时刻必须到来。而现在就是这个时刻。这就是我逐渐认识到的东西。

刚才我用了“桑索斯”一词。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桑索斯，我真的一点儿也不关心，但是世界上必须有一个地方，也许在希腊群岛，你在那里会来到已知世界的尽头，你是彻底孤单的，但你没有因此被吓倒，你很高兴，因为在这正在消逝的地方，你可以感觉到古老祖先的世界，它永远年轻，崭新，富饶。你站在那里，无论这地方在哪里，都像一只新孵出来的小鸡站在蛋壳旁。这个地方就是桑索斯，或者，在我的情况中，就是法洛克卫。

我在那里！天黑了，起风了，街上冷冷清清。最后下起了倾盆大雨。天哪，我遭殃了。当雨落下来的时候，我正凝视天空，雨点噼噼啪啪打在我脸上，我突然快活地大吼起来。我笑了又笑，笑了又笑，就像一个疯子。我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只是极为高兴，只是因为发现自己绝对孤单而快活得发疯。如果当时当地，有一只水淋淋的漂亮眼儿放在大盘子上递给我，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眼儿都拿来给我，让我做出选择，我也不会为此所动的。我拥有任何一只眼儿都不可能给我的东西。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浑身湿透，但仍然兴高采烈，我想起了世界上最不相干的东西——车费！天哪，马克西这个杂种一分钱没给我留下就走掉了。我在那里同我那含苞欲放的美好古代世界在一起，牛仔裤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现在只好开始到处走来走去，盯着看友好的脸和不友好的脸，看看自己是否能想办法搞到一角钱。他从法洛克卫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但是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在雨中递给他几个车票钱。我一边乞讨着，笨重而呆滞地走来走去，一边开始想起橱窗装饰师马克西，想起我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他如何站在橱窗里，给一个人体模型穿衣服。几分钟以后，又从那儿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世界突然停顿，再然后，他妹妹丽塔温暖的、天鹅绒般柔软光滑的肉体，就像在夜间开放的一朵大玫瑰。

这事相当奇怪……在我想起丽塔，想起她那秘密的、非同一般的眼儿之后几分钟，我已坐在开往纽约的火车上了，我打了个盹儿，胯下没精打采地硬起来，妙哉！更奇怪的是，当我下了火车，从火车站走出去一两个街区的时候，我在拐角碰到的竟是丽塔本人。好像她得到心灵感应的消息，知道我脑子里想的事情似的，她也很兴奋。很快我们就肩并肩地坐在一家杂碎店的火车座里，举止就像一对发情的野兔。在舞池里我们几乎一动不动。我们被紧紧挤在一起，就这样待着，任凭他们在我们周围推啊搡的。我本可以把她带回我家里的，因为我当时一个人，但是不，我有一个想法，要把她送回到她自己家里，让她站在门厅里，就在马克西的鼻子底下干她。我真的这样做了。在玩的当中，我又想起橱窗里的人体模型，想起我下午说出“眼儿”那词时他大笑的样子。我正要放声大笑的时候，我感到她来了高潮，一种你在犹太女人那里常遇到的长时间高潮。我把手放到她的屁股底下，指尖就好像摸着衣服的衬里一样光滑柔软；当她开始颤抖时，我把她从地面上举起来，看她歇斯底里发作的样子，我以为她会完全发疯哩。她在空中一定有了四五次那样的高潮，然后我把她放到地上，让她躺倒在门厅里。她的帽子滚到一个角落里，包包也挤开了，几枚硬币掉出来。我特别提到这些，是因为在我把那玩意儿彻底交给她以前，我脑子里还想着装几枚硬币，好做回家的车费。总之，我在更衣处对马克西说了我想要看一看他妹妹的眼儿，现在不过过了几个小时，它就正好对着我。就是她以前被干过的话，也是干得不得当，这是肯定的。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躺在门厅地板上那样，处于一种十分冷静而泰然自若的符合科学规律的心境中，就在马克西的鼻子底下，浇灌着他妹妹丽塔那秘密的、神圣的、非同一般的眼儿。我本可以无限期地抑制着不打炮——难以相信我有多么超然，然而又彻底意识到她的每一个颤抖和震摇。但是有人必须因为让我在雨中走来走去乞讨一角钱而付出代价；有人必须为我心中所有那些未写之书的萌芽所产生的狂喜付出代价；有人必须证实这只秘密的、隐而不露的窟窿眼儿的真实性。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以来，这只窟窿眼儿一直困扰着我。谁能比我更有资格呢?我在高潮之间想得这么厉害，这么迅速，以至我决定把事情结束掉，就让她翻转身子。她开始有点儿畏缩不前，但是随之差点儿发起疯来。她急促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真的随之兴奋起来，我就感觉来了，从脊柱顶上传出的长时间令人极度痛苦的喷射，以至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垮了。我们两个人都精疲力竭地倒下，像狗一样喘气，然而，同时，我心里还记着在周围摸几枚硬币。这并不必要，因为她已经借给我几个美元，但我要补上我在法洛克卫缺少的车费。甚至到那时候，天哪，事情还没有完。不久我就感到她在摸来摸去，我眼冒金星。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的脚缠着我的脖子，然后我又爬到她身上，她像鳝鱼一样缠住我蠕动，真是快要了我的命。然后她又来了，一次长时间令人极度痛苦的高潮，嘴里呜呜咽咽，说着急促而含糊不清的话，令人产生幻觉。最后我不得不让她停止。什么样的一个眼儿啊！我原先只不过要求看它一眼的！

马克西谈论敖德萨，使我想起我小时候失去的东西。虽然我对敖德萨从未有过一幅清晰的画面，但它的气味就像布鲁克林的那个小地段一样，它对我意义如此之大，可我却很早就不得不离开它。每次我看到一幅不用透视法的意大利油画，我就十分确定地感觉到它；例如，如果这是一幅关于送葬行列的画，那么这就正是我小时候知道的那种经验，一种有强烈直接性的经验。如果这是一幅关于大街的画，那么，坐在窗户里边的女人就正坐在街上，而不是在街的上方，或离开了这条街。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立即被每一个人知道，就像在原始社会的人当中那样。人们感到即将发生凶杀，偶然性支配一切。

就像在意大利原始绘画中缺乏这种透视法一样，我小时候不得不离开的那个老地段中，也只有平面，一切都在这些平面中发生，通过这些平面，一切都好像是由渗透作用一层一层传递过去。边界都是明明白白界定的，但却不能通行。我当时还是小男孩，住在靠近南北交界的地方。我就在北边一点点的地方，和一条叫作北第二街的大道只有几步之遥。它对我来说就是南北之间的真正界线。实际上的界线是格兰德街，它通往百老汇渡口，但是这条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只是它已经开始住满了犹太人。不，北第二街是一条神秘的街，是两个世界的边界。所以，我生活在两条界线之间，一条真正的界线，一条想象的界线——我整个一生都是这样生活。在格兰德街和北第二街之间有一条小街，叫菲尔莫尔街，只有一个街区的长度。这条小街在我们住的那幢属于我祖父的房子的斜对面。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迷人的街。对于一个男孩、一个情人、一个疯子、一个酒鬼、一个骗子、一个色狼、一个恶棍、一个天文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一个裁缝、一个鞋匠、一个政治家来说，它都是一条理想的街。实际上，这就是它本来模样的那种街，包含着人类的各种代表，每一个人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世界，都和谐地又不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都在一起，一种紧密的组合，一种高密度的人类孢子，如果这条街本身不崩溃，它就崩溃不了。

至少，它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威廉斯堡桥一开通，随之而来的就是来自纽约德兰西街的犹太人的侵入。这造成了我们那个小世界，那条叫作菲尔莫尔的小街的瓦解，那条街本身就像它的名称一样，是一条有价值、有尊严、有光明、有惊喜的街，然而，犹太人来了，他们像飞蛾一样，开始吃我们生活的组织结构，直到一无所剩，到处都是他们带来的那种飞蛾般的存在。很快这街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真正的人都搬走了，房屋破破烂烂起来，甚至门前的台阶也像涂料一样不见了。很快，这条街看上去就像一张脏嘴，所有突出的牙齿全不见了，只有这里那里裂着的漆黑的丑陋残根，嘴唇腐烂着，腭也不见了。很快，沟里的垃圾有齐膝深，安全出口堆满了鼓鼓囊囊的被褥，满是蟑螂和血迹。很快，犹太清洁食品的招牌就出现在商店的橱窗上，到处都是家禽、大马哈鱼、酸菜、大面包。很快，建筑物之间的每一个通道上、台阶上、小院里、商店门前，到处都是婴儿车。随着这些变化，英语也消失了，人们听到的只有意第绪语，只有这种啪啪啪、嘶嘶嘶、扼住脖子出不来声的语言，在这种语言里，上帝和烂蔬菜的发音差不多，意思差不多。

我们属于犹太人入侵以后最早搬走的家庭之列。一年里我回老地段两三次，过生日、圣诞节或感恩节。每次回去，我都发现少了一点儿我喜欢和珍爱的东西。这就像一场噩梦，越来越糟糕。我的亲戚们仍然住着的房子像是行将成为废墟的旧要塞；他们被困在要塞的侧翼之一里面，维持一种孤岛的生活，他们自己的样子开始变得驯顺、惊恐、卑微，他们甚至开始在他们的犹太人邻居中做出区分，从中找出一些相当人道、相当正派、清洁、仁慈、富有同情心、大慈大悲等等等等的人。对我来说，这是令人极其伤心的。我恨不得拿起机关枪，把整个地段的人统统扫倒，无论是什么人。

大约就在犹太人侵入的前后，当局决定把北第二街的名字更改为都市大道。这条大道曾经是非犹太人去公墓的路，现在成了一条所谓的交通动脉，成了两个犹太人区之间的纽带。在纽约那一边，河边地区由于摩天大楼的建造，正被迅速改造。在我们布鲁克林这一边，仓库林立，通往各座新桥梁的引桥造就了许多购物区、公共厕所、台球房、文具店、冰淇淋馆、餐馆、服装店、当铺，等等。总之，一切都成为大都市的，这个词在这里意味着可憎恶的东西。

我们住在旧地段一天，就一天不提都市大道。尽管官方改变了名称，我们还总是说北第二街。也许是在八九年以后，当我在一个冬日里，站在街角，面对河流，第一次注意到大都会人寿保险大厦的高高塔楼时，我才明白，北第二街不再存在了。我的世界中的想象边界改变了。我的轻骑兵现在远远走过了公墓，远远走过了那几条河，远远走过了纽约市或纽约州，走出了整个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洛马角，我放眼远望海阔天空的太平洋，我在那里感到有某种东西，使我的脸永远扭歪着朝向另一个方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和我的老朋友斯坦利回到旧地段。斯坦利刚离开军队。我们伤感地、若有所思地走过一条条街道。一个欧洲人几乎不可能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甚至在一个城市现代化以后，在欧洲的情况是，它总还留有旧城的痕迹。在美国，虽然也有痕迹，但是这些痕迹被抹去，从意识中被消灭掉，受到新城市的践踏、淹没和废弃。新城市一天一天成为一只飞蛾，吃掉生活的组织结构，最终什么也不留下，只留下一个大窟窿。我和斯坦利，我们从这个可怕的窟窿里走过。就是一场战争也不会带来这种荒芜与破坏。通过战争，一个城市可以被夷为平地，所有的人口全部被消灭，但是重新出现的一切会跟以前很相像。死亡是起肥沃作用的，对土地对精神都一样。在美国，破坏就是彻底消灭。没有再生，只有癌一样的生长物，新的有毒组织一层复一层，每一层都比原先那层更丑。

我们正走过这巨大的窟窿。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清澈，凛冽，闪闪发光。当我们从南面朝边界线走去时，我们向所有那些旧的遗迹或曾经有过的东西，有过我们自己的东西的地点致敬。当我们走近北第二街，在菲尔莫尔街和北第二街之间——只隔几码之遥，然而却是地球上这样一个富裕、完美的地区——的时候，我停在奥梅利欧太太的棚屋前面，抬头望着那座房子，在那里我懂得了真正拥有一种存在是什么样子。现在一切都缩小到微缩型大小，包括边界线那边的那个世界，那个对我来说如此神秘，宏大得如此可怕，如此明确界定的世界。出神地站在那里，我突然想起一个我过去一再做、现在仍时常做的梦，我希望终生都做这个梦。这是关于越过边界线的梦。就像在所有的梦中一样，值得注意的东西是现实的逼真性，是人在现实中的这个事实，而不是做梦。越过边界线，我是一个陌生人，绝对孤单，甚至语言也改变了。实际上，我始终被视为陌生人，外国人。我手上有无限的时间，我绝对满足于满街闲逛。街只有一条，我必须说——是我住过的那条街的延续。我最终来到火车调车场上面的一座铁桥上。我到达桥上的时候，总是黄昏，虽然这儿离边界线只有很短的距离。我从这里往下看网状的铁轨、货运站、煤水车、存车棚，当我往下注视这一大堆奇怪的运动体的时候，一个变形过程发生了，就像在梦中一般。看到变形和毁形，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经常梦到的那个古老的梦。我有一种疯狂的恐惧，怕我会醒过来，我的确知道，我不久就将醒过来，就在我准备从巨大的开放空间走进那座拥有我最珍视事物的房子里去的那一刻。正当我要走向这座房子的时候，我站立的那块地方周围变得模糊起来，它开始瓦解、消失。空间像地毯一般朝我席卷而来，将我吞噬，当然，同时也吞噬了那座我从未成功跨入的房子。

从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愉快的梦，到一本叫作《创造进化论》的书的核心内容，绝对没有过渡阶段。我来到亨利·柏格森写的这本书当中，就像梦见边界线那边的那个世界一样自然。在这本书中，我再一次十分孤单，再一次成为一个外国人，再一次成为一个站在铁桥上观察里里外外独特变形的年龄不明的人。如果这本书没有正好在这个时候落到我手里，我也许会发疯的。它到来的时刻，正好另一个大世界在我手上崩溃。如果我从来没有理解这本书里写的某件事，如果我只记住了一个词：创造，那便足矣！这个词是我的法宝。用它我能够公然反对整个世界，尤其是我的朋友们。

有时候，人们必须同自己的朋友决裂，为的是理解友谊的意义。这样说似乎很荒唐，但是这本书的发现相当于一件武器的发现，一件工具的发现，我可以用来甩掉我周围所有那些不再对我有意义的朋友。这本书成为我的朋友，因为它教导我，我不需要朋友。它给我勇气，让我独一无二；它使我能够欣赏孤独。我从来没有理解这本书；有时候我认为我正要理解，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不理解，对我来说更为重要。我手里有了这本书，大声向我的朋友们朗读，向他们提问，向他们解释，这使我清楚地理解到，我没有朋友，我在世界上是孤独的。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不理解话的意思，所以有一件事变得很清楚，那就是存在不理解的方法，一个人的不理解和另一个人的不理解之间的差别创造了一个有着坚实土地的世界，这甚至比理解间的差别更为坚实。我从前以为自己理解的一切崩溃了，我落得一身清白。我的朋友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更为牢固地扎根于他们为自己挖掘的理解之沟中。他们舒适地在他们的理解之床上死去，成为有用的世界公民。我可怜他们，然而这种怜悯转瞬即逝。我一个一个抛弃他们，不感到丝毫遗憾。

那么，这本书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对我意义如此重大却又始终模糊不清呢?我回到创造这个词上。我确信，全部奥秘在于理解这个词的意义。我现在想起这本书，想起我探讨这本书的方法时，我就想到一个刚刚进入奥秘的人。伴随着进入任何奥秘而来的迷惑与再探究，是人们可能拥有的最奇妙的经验。人们终生绞尽脑汁吸收、归类、综合的一切，必须拆开，重新安排。心灵震颤的日子！当然，这种事情的进行，不是一天，而是几个星期，几个月。你在街上偶遇一个朋友，一个你几个星期没有见到的朋友，你感到他成了一个绝对的陌生人。你透露给他一点儿你的新立场新观点，如果他不赞同，你就放弃他——永远。这就像清理战场：所有那些残废了、在无望中痛苦挣扎的人，你用棍棒迅速来一下子，就统统打发了。你继续前进，走向新的战场、新的胜利或失败。但是你前进！当你前进时，世界带着可怕的精确性与你一起前进。你找出新的活动场地，新的人类样本，你耐心地教导他们，用新的象征装备他们。有时候你会选择你以前绝不会看一眼的那些人；如果他们对你的启示一无所知，那你就在你够得着的地方试一试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注释】

[1] 1799年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城郊发现的埃及古碑，上刻埃及象形文字、俗体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

[2] 对现代拳击运动影响最大的一套规则。

[3] 杰克·弗洛斯特（1784——1877）：英国宪章运动中的人物。

[4] 指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神曲”按原文直译应为“神的喜剧”。

第十四章

正是以这种方式，我坐到父亲店铺的旧衣翻新室里，向在那里工作的犹太人大声朗读。我对他们读这部新《圣经》里的词句，保罗当初同门徒谈话时一定也是这种样子。当然，在我这里又增加了语言上的不便，这些可怜的犹太人不能读英语。我主要针对裁剪师本切克，他有犹太法学博士的头脑。打开书以后，我会随意挑出一段，以一种几乎就像洋泾浜英语一样粗糙的变调英语读给他们听。然后我会试图解释，选择他们熟悉的事物作为例子和比拟。我很吃惊的是，他们理解得有多么好，我要说，他们比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文人，或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理解得好得多。当然，他们理解的东西最终同柏格森的书本身没有关系，但是这不就是这样一本书的目的吗?我对一本书意义的理解是，书本身从眼前消失，它被生嚼、消化，被结合到血肉系统中，而这血肉系统又反过来创造新的精神，给世界以新面貌。这是我们读本书时所分享的伟大圣餐宴，它的杰出部分是论“混乱”的那一章，它彻头彻尾地打动了我，赋予我这样一种惊人的秩序感，以至如果有一颗彗星突然撞击地球，震垮了一切，把一切都翻了个个儿，把一切里面的东西都翻到外面来，我也能在一眨眼之间使自己适应新的秩序。就像对死亡一样，我对混乱也不再有任何恐惧或幻想。迷宫是我快乐的猎场，我往迷宫里钻得越深，我就越有方向。

我下班后腋下夹着《创造进化论》，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了高架铁路，开始了往公墓那边去的回家历程。有时候，我是在拥挤的街道上步行了好长一段以后，在犹太人的中心德兰西街上车的。我在地下的地铁站上了高架铁路线，就像一条肠虫从肠子里经过。每次我加入到在站台上满处乱转的人群中去，我都知道我是那里最独一无二的个人。我就像另一个行星上的旁观者一样观看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的语言，我的世界，在我胳膊底下。我是一项伟大秘密的卫士；如果我准备张开嘴谈话，我就会堵塞交通。我必须说的东西，我一生的每一个夜晚在上下班路上抑制住未说出来的东西，是绝对的重磅炸弹。我还不准备扔我这颗炸弹。我沉思默想着，有说服力地一点儿一点儿准备好。再过五年，也许再过十年，我将彻底消灭这些敌人。如果火车在拐弯时猛地倾斜，我就对自己说，好！出轨吧，消灭他们！我从未想到，如果火车出轨，会危及我自己。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压在我身上的热烘烘的肉转移了我的思想。我意识到有两条腿把我的腿夹在中间。我低下眼睛看坐在我面前的那个女孩，我直视她的眼睛，我把我的膝盖更往里挤向她的大腿根。她变得不安，在座位上烦躁起来，最后她转向旁边的女孩，抱怨我在骚扰她。周围的人们怀着敌意看我。我无动于衷地望着窗外，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即使我愿意，我也不可能移开我的腿。不过这女孩用猛推和蠕动，还是一点儿一点儿把她的腿挪开，不再同我的腿纠缠在一起。这时，我发现自己又同她身边的女孩处于同样的局面，就是她对之抱怨我的那个女孩。我几乎马上就感到一种同情的接触，然后，使我吃惊的是，我听到她对那一个女孩说，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这其实不是那男人的错，而是把我们像羊一样塞到一块儿的公司的错。我再次感觉到她的大腿抵着我的腿发出的颤抖，一种温暖的、富有人情味儿的挤压，像紧握某个人的手一样。我用空着的那只手设法打开我的书。我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我要让她看见我读的是哪一类书，其次我要能使用腿的语言而不引人注目。这很有成效。到车厢内空了一点儿的时候，我能够在她旁边坐下来，同她交谈——当然是谈这本书。她是一个妖娆的犹太女孩，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还带有一种出于淫荡的坦率。到下车以后，我们已经手挽手走在大街上，往她家而去。我几乎已在旧地段的边缘上了。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熟悉，然而又格外陌生。我已多年没有走过这些街了，现在我同一个来自犹太人区的犹太女孩走在一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带有很重的犹太人口音。走在她旁边，我显得不谐调。我可以感觉到人们在背后瞪着我们。我是闯入者，是异教徒，到这个地段来是为了找一只漂亮的水淋淋的窟窿眼儿玩玩。而她则不然，似乎为她的征服而自豪；她拿我在她的朋友面前炫耀。这就是我在火车上碰到的家伙，一个有教养的异教徒，一个讲究的异教徒！我几乎可以听到她在这样想。慢慢走着的时候，我观察了地形，观察了所有有用的细节，这将决定我饭后是否来找她出去。我没有想请她去吃饭。这是一个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面以及如何见面的问题，因为她直至走到门跟前，才露出口风，说她已经有丈夫，是一个巡回推销员，她必须得小心才是。我同意回来，某时某刻，在糖果店前面的拐角上等她。如果我要带一个朋友来的话，她也带她的女朋友来。不，我决定单独见她。一言为定。她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冲进一个肮脏的门厅。我很快回到高架铁路车站，匆匆回家，狼吞虎咽地吃了饭。

这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一切都敞开着。坐车回去会她时，整个过去万花筒般地涌现。这一次我把书留在家里。我现在是冲着窟窿眼儿去的，脑子里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本书。我又回到边界线的这一边，每一个飕飕飞过的车站使我的世界越变越小。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几乎成了一个小孩子。我是一个被发生的变形吓坏了的小孩子。我，一个住在第十四区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要在这个车站跳下来，去寻找一个犹太女人呢?假如我真的干她，那又怎么样呢?我得跟那样一个女孩说什么好呢?当我需要的东西是爱情时，做爱又算得了什么呢?是的，我像突然遭到了龙卷风的袭击……乌娜，我爱过的那个女孩，她就住在这儿附近，长着蓝色大眼睛和亚麻色头发的乌娜，只要看她一眼就会使我发抖的乌娜，我害怕吻她，甚至只是触摸她的手的乌娜。乌娜在哪里?是的，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个迫切的问题：乌娜在哪里?我顿时十分气馁，十分迷惘、凄凉，处于最可怕的痛苦和绝望中。我怎么会不再想她的?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原先一年四季，日日夜夜，像疯子一样想念她，然后，竟然没有注意到，她就那样，像一分钱硬币从你口袋的窟窿里掉出去一样，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难以置信，荒谬，发疯。嗨，我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请她嫁给我，向她求婚——这就够了。如果我那样做，她会马上同意的。她爱我，她不顾一切地爱我。嗨，是的，我现在记得，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她如何望着我。我要说再见，因为那天晚上，我要离开每一个人，前往加利福尼亚开始一种新生活，然而我绝没有过新生活的任何打算。我打算请她嫁给我，但是我编好的故事，像麻醉品一般，那么自然地从我嘴上说出来，连我自己都相信了它，于是我说了再见，离去了，她站在那里，眼睛追随着我，我感到她的眼睛都把我望穿了。我听到她心里在号哭，但是我却像一部自动机器，不停地走啊，走啊，最后拐过街角，于是一切就结束了。再见！就像那样，像在昏迷中，而我的本意是要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再也不能没有你而生活！

我这么虚弱，这么摇摇晃晃，几乎连高架铁路的台阶都走不下去。现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越过了边界线！我一直随身带着的这部《圣经》是要教导我，使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所认识的世界不存在了，它死了，完了，被清理掉了。我曾经是过的一切，也随之被清理掉了。我是一具被注入新生命的尸体。我生气勃勃，闪闪发光，热衷于新发现，但是在内里，一切仍然是呆滞的，仍然是废渣一堆。我哭了起来——就在高架铁路的台阶上。我像小孩子一样大声哭诉。现在我渐渐完全搞清楚了：你在世界上是孤独的！你是孤独的……孤独的……孤独的。孤独是很痛苦的……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的。它没完没了，深不可测，这就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命运，但尤其是我的命运……尤其是我的命运。又一次变形。一切又摇晃倾斜起来。我又在梦中，梦见边界线那一边的痛苦、谵妄、快感、狂乱的梦。我站在那块空地中央，但是我的家却看不见。我没有家。梦是海市蜃楼。在空地中间绝没有一座房子。这就是我之所以从未能够进入房子的原因。我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上，而在来世。我是一个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妻子的人；我是一只属于尚不存在的现实的怪兽。啊，但是它是存在的，它将存在，我确信。我现在低着头，走得飞快，一边还喃喃自语。我把幽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没有注意到是否从她身边走过。也许我走过了。也许我正看着她，却没有认出她来。也许她也没有认出我来。我疯了，痛苦得发疯，苦恼得发疯。我绝望了，但是我不迷惘。不，有一个我所属于的现实。它很远很远，非常遥远。我可以低着头，从现在一直走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发现她。但是它在那里，我确信。我杀气腾腾地望着人们。如果我能够扔一颗炸弹，把这整个地段炸成碎片，我一定会扔的。我会很高兴看到他们残缺不全，尖叫着，被撕成碎片，被消灭，血肉横飞。我要消灭整个地球。我不是它的一部分。它彻头彻尾地疯了。整个儿疯了。这是一块巨大的臭奶酪，蛆虫在里面溃烂。操他妈的！把它炸飞！杀，杀，杀！把他们全杀死，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年轻人还是老人，好人还是坏人……

我变轻了，像羽毛一样轻，我的步子迈得更加坚定，更加自若，更加平稳。这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夜晚啊！星星如此明亮，如此清澈，如此遥远地闪闪发光。它们恰恰不是嘲笑我，而是提醒我所有这一切的无用。你是谁，年轻人?竟在谈论地球，谈论把事物炸成碎片。年轻人，我们一直挂在这里，挂了有亿万年。我们什么都见过，一切，但我们仍然每晚宁静地发出亮光，照亮道路，还照亮心灵。看看你周围，年轻人，看看一切有多么宁静美好。你看，甚至阴沟里的垃圾在这星光下看上去，也很美丽。捡起那片菜叶，轻轻拿在你手中。我弯腰捡起沟里的那片菜叶。我觉得它的样子是崭新的，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我撕下一小块，仔细察看。仍然是一个宇宙。仍然有说不出的美丽与神秘。我几乎羞于把它扔回沟里。我弯下腰，轻轻把它同其他垃圾放在一起。我变得非常体贴，非常非常镇静。我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我知道在此时此刻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女人正等待着我，只要我非常镇静、非常温柔、非常缓慢地前去，就会来到她跟前。她也许将站在街角，当我进入她的视线，她就认出我来——立刻。我相信这一点，我敢断言！我相信，一切都是公正的，神注定的。我的家?哼，这就是世界——整个世界！我四海为家，只是我以前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了。不再有任何边界线。从来就没有一条边界线，是我一手制造了这条线。我慢慢地在极乐状态中走过一条条街道。可爱的街道。在那里，每一个人走过，每一个人痛苦而不显露。当我站住，靠着灯柱点燃我的香烟时，灯柱也给人友好的感觉。这不是一根铁家伙——这是人类心智的创造，有某种形状，用人类之手将它拧弯，成形，用人类的气息将它焊接，用人类的手脚将它安装。我转过身，用我的手在铁柱表面摩擦。它像是要同我说话。这是一根有人性的灯柱。它像菜叶，像破袜子，像垫子，像厨房中的水池一样，应该放在一个地方。一切都以某种方式居于某个地方，就像我们的精神同上帝在一起一样。世界按其可见的、错综复杂的本质来说，是一张我们的爱的地图。不是上帝，而是生活才是爱。爱，爱，爱。在它的最最中间，走着一个年轻人，我自己，他不是别人，就是戈特利布·莱贝雷希特·米勒[1]。

戈特利布·莱贝雷希特·米勒！这是一个失去其身份的人的名字。没有人能说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或者他发生了什么事。在电影里，我最初熟悉了这个人，他被假定在战争里遇到了意外事故。但是，当我在银幕上认出自己的时候，由于知道自己从未参加过战争，所以我明白，作者发明了这一小段虚构，为的是不要暴露我。我经常忘记哪一个是真正的我。我经常在梦中喝健忘药水，它就是这样叫法。我绝望而又孤独凄凉地游荡，寻找着属于我的身体，属于我的名字。有时候，在梦和现实之间只有最细最细的一条界线。有时候，在一个人正同我谈话时，我会脱下鞋，像一棵随潮水漂浮的植物，开始我无根自我的航行。在这种状况中，我完全能够实现普通的生活要求——找到一个老婆、当上父亲、养家糊口、招待朋友、读书、付税、服兵役，等等，等等。在这种状况中，有必要的话，我能够为了我的家庭，为了保卫我的国家，或者为了无论什么事冷酷地进行杀戮。我是普通的、平凡的公民，有一个随叫随应的名字，护照里还有一个我的号码。我对我的命运彻底不负责任。

然后有一天，没有丝毫的前兆，我醒过来，看看我周围，一点儿也不理解在我周围进行的事情，既不理解我自己的行为，也不理解我邻居们的行为，更不理解为什么政府之间要交战或媾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这样的时刻，我再生了，以我真正的名字诞生和受洗：戈特利布·莱贝雷希特·米勒！我以我真正的名字所做的一切，都被视为疯狂。人们在我背后偷偷使着眼色，有时甚至当着我的面这样做。我被迫同朋友、家庭、所爱的人决裂。我不得不撤退，因而，我就像在梦中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现自己再次随潮水漂浮，通常是沿着一条公路移动，我的脸朝向落日。现在我的所有官能都警觉起来。我是最温和、最讨好、最狡猾的动物——同时我又是一个所谓的圣人。我懂得如何照料自己。我懂得如何避免工作，如何避免纠缠不清的关系，如何避免怜悯、同情、大胆，以及所有其他陷阱。我待在应待的地方，或者同一个人一起待着，一旦我得到了需要的东西，马上就走。我没有目标：无目的的闲逛已经够了。我像鸟一样自由，像走钢丝的人一样确信。吗哪[2]从天上掉下来；我只须伸出手去接住。我到处都把最快乐的感觉留在身后，好像在接受雪片般落下的礼物时，我是真正在施惠于他人。甚至我的脏衬衣也由爱恋我的双手去洗干净。因为每一个人都爱恋一个堂堂正正生活的人！戈特利布！这是多么漂亮的名字！戈特利布！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戈特利布·莱贝雷希特·米勒！

在这种状况中，我总是遇到小偷、恶棍和凶手，他们对我多么仁慈，多么彬彬有礼！好像他们是我的兄弟。不是吗?嗯?我没有为每一桩罪恶感到内疚，并为此而受痛苦吗?不正是因为我的罪恶，我才同我的同胞密切联系在一起吗?每当我从别人眼里看到一道与我相识的眼光，我就意识到这种秘密的联系。只有公正的人，眼睛才从来不发亮；只有公正的人，才从来不知道人类伙伴关系的秘密；只有公正的人，才对人类犯罪，公正的人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只有公正的人，才要求看我们的指纹，甚至当我们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会向我们证明我们已经死亡；只有公正的人，才把随便什么名字，把各种假名，强加到我们头上，才登记假日期，把我们活埋。我宁愿要小偷、恶棍、凶手，除非我能找到一个像我自己这种精神状况、我自己这种品质的人。

我从来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像我一样慷慨、一样仁慈、一样宽容、一样无忧无虑、一样粗心大意、一样本质清白的人。我原谅自己犯下的每一桩罪行。我以人性的名义这样做。我知道人性意味着什么，尽管人性有强有弱。我为知道这些而痛苦，也为此而扬扬得意。如果我有机会成为上帝，我会拒绝这种机会。如果我有机会成为一颗明星，我会拒绝这种机会。生活提供的最奇妙机遇是成为人。它包含整个宇宙，包括对死亡的了解，这是上帝都不喜欢了解的。

在此书写作的出发点上，我是重新给我自己洗礼的人。现在已过去多年，其间已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因而很难回到那一时刻，很难追溯戈特利布·莱贝雷希特·米勒的历程。不过，也许我可以提供线索，比方说，我现在是的这个人诞生于一道伤口。那伤口一直伤到心里。按照一切人为的逻辑，我应该已经死了。我事实上已被所有曾经认识我的人当作已经死了；我在他们当中走来走去就像鬼魂一般。他们谈到我的时候用过去时，他们可怜我，给我越来越深地往下掘土，然而我记得我如何常常一如既往地嘲笑他们，如何同其他女人做爱，如何欣赏我的食物和饮料，以及我像恶魔似的纠缠着的软床。某样东西已经杀死了我，然而我却活着。但是我是没有记忆、没有名字地活着；我同希望也同悔恨和遗憾无缘。我没有过去，也许也不会有将来；我被活埋在真空里，这就是那道我受伤的伤口。我就是伤口本身。

我有一个朋友，时常同我谈论各各他[3]的奇迹，对此我一点儿也听不懂。但是我确实多少懂得我那奇迹般的伤口。在世人眼里，我死于这个伤口，但我从伤口里再生，重新受洗。我多少懂得我受伤所经历的奇迹，这个伤口随着我的死亡而治愈了。我谈到它，就好像谈论很久以前的事，但是它始终同我在一起。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似乎看不见，就像永远沉到地平线以下的星座。

使我着迷的是，像我那样死亡、被埋葬的任何东西，竟能复活，而且不止一次，而是无数次；不仅如此，而且每一次我消失，我都前所未有地更深入扎进真空，以便随着每一次复活，奇迹会越变越大。而且清白无瑕！再生者总是同一个人，随着每一次再生，越来越成为他自己。他每次只是在蜕皮，随着蜕皮，他也蜕去了他的罪恶。上帝所爱的人是堂堂正正生活的人。上帝所爱的人是有一百万层皮的洋葱。蜕下第一层皮是痛苦难言的，蜕第二层痛苦就少一点儿，第三层更少，直到最后，痛苦变得令人愉快，越来越令人愉快，变成一种欢乐，一种狂喜。然后就既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只有在光明面前屈服的黑暗。由于黑暗消失，伤口从它的隐藏处显现出来：这伤口就是人类，就是人类之爱，它沐浴在光亮中。失去的身份恢复了。人类从他敞开的伤口中，从他长时间随身携带的坟墓中走出来。

我的记忆就是坟墓。我现在看到她埋在这座坟墓中，这个我爱她比爱所有其他人，比爱世界，比爱上帝，比爱我自己的血肉都更加强烈的女人。我看见她在那爱的血腥伤口中溃烂，她如此接近于我，以致我都分不清是她还是伤口本身。我看见她挣扎着解脱自己，使自己摆脱爱的痛苦，而她每挣扎一次，都又重新陷入到伤口中，她无助，窒息，在血污中翻滚。我看到她可怕的眼神，引人哀怜的无言痛苦，一副困兽的样子。我看到她张开她的双腿来分娩，每一次性高潮都是一声极其痛苦的呻吟。我听到墙壁倒塌，朝我们压过来，房屋起火。我听到他们在街上喊我们，召唤去工作，召唤拿起武器，但是我们被钉牢在地板上，耗子吃着我们的肉；爱的坟墓和子宫埋葬了我们，黑夜装满了我们的肠子，星星在黑黝黝的无底湖泊上空闪烁。我失去了词的记忆，甚至记不起她的名字，我曾经像一个偏执狂者一样发音说她的名字。我忘记了她的模样，忘记了她摸上去什么样，味道是什么样，干起来什么样，只是一味地越来越深入到深不可测的大洞穴的黑夜中。我跟随她来到她灵魂的停尸房，来到她还没有从嘴里吐出来的气息那里。我不屈不挠地寻找她。任何地方都没有写她的名字。我甚至深入到圣坛那里，仍然一无所获。我将自己裹在这中空的虚无之壳周围，就像一条带火圈的大蟒蛇；我静静躺了六个世纪，没有呼吸，因为世界大事过滤到底部，形成一张黏性的黏液之床。我看见星座在宇宙天篷中的巨大窟窿周围盘旋；我看到遥远的行星和那颗将要生我下来的黑星星。我看到天龙摆脱了达摩与羯磨，看到新的人类在未来的卵黄中烦躁。我一直看到最后的标志与象征，但是我不能辨别她的脸。我只能看到晶莹透亮的眼睛，看到丰满、光彩照人的大乳房，好像我在乳房后边，在她灿烂幻象的放电现象中游泳。

她是怎样超越了意识的所有支配呢?依据什么吓人的法律，她这样伸展在世界的表面，揭露一切，又隐蔽她自己呢?她迎着太阳藏起来，像月食中的月亮；她是一面水银剥落的镜子，这镜子既照不出形象，也造成不了恐怖。一眼望到她的眼底，望到她湿乎乎半透明的肉，我看到由一切构成物，一切关系，一切瞬息即逝的东西构成的大脑结构。我看到大脑里的大脑，无限转动的无限机器，“希望”一词在唾液上旋转，烧烤，滴着脂肪，不停地在第三只眼睛的眼窝里转动。我听到她以不再为人所知的语言含糊地说着梦话，闷住的尖叫在缝隙里回荡，我听到喘息、呻吟、快乐的叹息、鞭子抽打的嗖嗖声。我听到她叫我的名字，这名字我自己还从未说出来过，我听到她诅咒，听到她狂叫。我听到放大了一千倍的一切，就像关在一架风琴肚子里的小矮人。我捕捉到世界的呼吸，它被压抑着，就像被固定在声音的十字路口一般。

我们就这样一起走路，一起睡觉，一起吃饭，我们是连体双胞胎，爱神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只有死神才能把我们分开。

我们手挽手，在瓶颈上倒着走路。她几乎从头到脚穿一身黑，只是偶尔有几块紫色。她没有穿内衣裤，只有一块浸透着恶魔香水的黑天鹅绒。我们黎明时分上床，正当天色变暗时起床。我们住在拉着窗帘的黑洞里，我们从黑盘子里吃东西，我们读黑色的书。我们从我们生活的黑洞里望出去，望到世界的黑洞里。太阳被永远涂黑了，好像要帮助我们不停地进行自相残杀。我们把火星当太阳，把土星当月亮：我们永远生活在地下世界的天顶。地球停止转动，在我们头顶上天空中的窟窿里，悬挂着那颗从不闪烁的黑星星。我们不时发出一阵阵大笑，疯狂的、青蛙叫似的大笑，这使邻居们听了发抖。我们不时唱歌，发出谵妄的、走调的、完全的震音。我们被锁在整个漫长的心灵黑夜之中，这是一段无法测量的时间，以日食月食的方式开始和结束，我们在我们的自我周围旋转，像幽灵似的卫星。我们陶醉于我们自己的形象，当我们互相望着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那么我们在别人眼里什么模样呢?就像兽类在植物眼里的模样，像星星在兽类眼里的模样。或者，如果魔鬼让人类插翅高飞的话，就像上帝在人类眼里的模样。由于这一切，她在固定不变、留恋不去的漫漫长夜中容光焕发，兴高采烈，一种超黑色的欢欣从她身上流出，就像密特拉[4]的公牛不断流出的神种之流。她是双管的，像一支猎枪，一头女性的公牛，子宫里有一个乙炔火把。她热切地盯着大酒杯，翻着眼白，嘴唇上满是唾液。在隐蔽的性窟窿中，她像训练有素的老鼠一般跳着华尔兹，她的嘴巴像蛇的嘴一样张开着，她的皮肤在长倒刺的羽毛中起鸡皮疙瘩。她有独角兽那样贪得无厌的淫欲，有使埃及人躺倒的渴望。甚至将没有光泽的黑星星显现出来的天上那个窟窿，也被吞没在她的狂怒中。

我们粘在顶篷上生活，日常生活热烘烘的臭味蒸发上来，使我们窒息。我们生活在酷暑中，人肉的灼热升上来，加热了我们被锁在其中的蛇形圈。我们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深渊的最深处，我们的皮肤被尘世激情的烟火熏成了灰色雪茄的颜色。像我们的刽子手的长矛上挑着的两颗脑袋，我们缓慢地在底下世界的人头和肩膀上空盘旋不去。坚实的大地上的生活，对于被砍了头、永远在生殖器部分粘连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天堂的孪生蛇，在凉热中像混乱本身一样清醒。生活是一根固定的失眠之杆周围的永久性黑色性交。生活就是天蝎座会合火星，会合水星，会合金星，会合土星，会合冥王星，会合天王星，会合水银、鸦片酊、镭、铋。大会合是在每个星期六夜里，狮子座和天龙座在兄妹宫私通。大大不幸的是，一道阳光偷偷从窗帘缝溜进来。还有该死的木星，双鱼宫之王，也许是他闪了一下仁慈的眼睛。

说起来很难，这是因为我记得太多。我记得每一件事，但是像坐在口技艺人膝上与他唱双簧的木偶。我似乎觉得，在整个漫长而不间断的房事中，我是坐在她膝上（哪怕是在她站着的时候），说出她教我的台词。我想，她一定控制了上帝的堵漏人员头目，能让那颗黑星星透过顶篷中的窟窿发光，她一定命令他降下永久的夜幕，同时也降下一切爬行着的折磨，无声无息地在黑暗中爬来爬去，以致心思就变成了一把飞快转动的钻子，狂热地钻到黑色的虚无中。我是只想像她一样不停地谈话呢，还是我已经成了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木偶，以致能截住她还没到嘴边的思想呢?嘴唇漂漂亮亮地张开了，由于一股稠稠的暗红色血浆而显得滑溜溜的；我注视着嘴唇以最大的魅力一开一闭，无论是嘶嘶地发出一条毒蛇的怨恨，还是像斑鸠一样咕咕作声。这总是一些特写镜头，就像电影剧照那样，所以我知道每一道小缝，每一个毛孔，而当哈喇子歇斯底里地大流特流起来时，我就注视唾液形成的雾气与泡沫，好像我正坐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下的摇椅里。我学会了如何做得就好像我是她机体的一部分；我胜过口技艺人的木偶，因为我能够不用被绳子猛烈牵动着行事。我不时即兴做些类似的事情，往往使她十分高兴；当然，她会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些中断，但是她高兴的时候，我总能从她打扮自己的样子中分辨出来。她有变形的天赋；她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巧妙，就像魔鬼亲临一般。除了豹和美洲虎以外，她最擅长于变鸟类：野苍鹭、朱鹭、火烈鸟、发情的天鹅。她有一种突然猛扑的方法，好像她已确定了现成的尸体位置，正好俯冲到肠子上，一下子扑到那些美味食品上——心脏、肝，或卵巢——一眨眼工夫又赶快离去了。如果有人确定了她的位置，她会像石头一样静静地躺在树底下，眼睛不完全闭上，但是一动不动，像蜥蜴一样凝视着。戳她一下，她会变成一朵玫瑰，一朵深黑色的玫瑰，有着最光滑柔软的花瓣和压倒群芳的芬芳。很令人惊奇的是，我如此神奇地学会了接受提示；无论变形多么迅速，我总是在她怀里、鸟的怀里、野兽的怀里、蛇的怀里、玫瑰的怀里，等等；怀里的怀里，嘴唇的嘴唇，尖对尖，羽毛对羽毛，鸡蛋里的黄，牡蛎里的珍珠，蟹爪、精子和斑蝥的气息。生活是天蝎座会合火星，会合金星、土星、天王星，等等；爱是下颌的结膜炎，抓住这，抓住那，抓，抓，欲念的曼陀罗[5]轮的下颌的离合。吃饭时间到了，我已经能听到她在剥鸡蛋壳，在鸡蛋里面，吱吱，吱吱，快乐地预告下一顿饭将来临。我吃起来像一个偏执狂者：一个吃三顿早饭的人，有着梦中的好胃口，在那里长时间地暴食。我吃着的时候，她满足地呜呜叫，这是女淫妖吞下她小仔时发出的捕食肉类的有节奏喘息。多么快乐的爱之夜！唾液、精子、梦中的交媾、括约肌炎，全合而为一：加尔各答黑牢中的淫狂。

在那颗黑星星悬挂的地方，一种泛伊斯兰教的寂静，就像在风平浪静的洞穴世界里一样。在那里，如果我敢于坐在那上面的话，有着精神错乱的幽灵般的静穆，这是被几个世界不停的屠杀所麻痹、所耗尽的人的世界。在那里，一张血迹斑斑的膜，包罗万象；狂人与疯子的英雄世界，他们用血熄灭了天堂之光。在黑暗中，我们的鸽与鹰的生活多么平静！牙齿或生殖器埋在其中的肉，丰富的香喷喷的血，没有刀剪的痕迹，没有弹片的疤痕，没有毒气的灼伤，没有烫伤的肺。除了顶篷上的那个令人产生幻觉的窟窿，这是一种几乎完美的子宫生活。但是这窟窿在那里——像膀胱里的小缝——没有一种填料能永远堵住它，没有一次小便能笑眯眯地完成。痛痛快快撒泡尿，当然，怎么忘记了钟楼里的租金，“另一个”世界不自然的寂静、危急、恐怖、毁灭呢?吃饱一肚子的东西，当然，明天又吃饱一肚子，明天，明天，明天——但最后，那会怎样呢?最后?最后是什么?换一个口技艺人，换一个人的怀里，换一个轴线，拱顶上的又一道裂缝……什么?什么?我将告诉你——坐在她怀里，因那颗黑星星静止的、带尖齿的光而发呆，你那互动的不安所具有的心灵感应的敏锐将你截去角，装上圈嚼子，拴上套，诱入圈套。我将告诉你，我什么也不想，在我们居住的细胞之外的东西，什么也不想，甚至不会想到一块白桌布上的一粒面包屑。我纯粹在我们变形虫生活的范围内思考，就像伊曼纽尔·普西福特·康德给予我们的纯思考，只有口技艺人的木偶才能复制。我想出每一种科学理论，每一种艺术理论，每一个扭曲的拯救体系的每一点每一滴真理。我计算每一件事物都十分精确，还要加上神秘的小数，就像一个醉鬼在六天赛跑结束时交出来的最好东西，但是一切都是为别人将来有一天会过上的另一种生活而计算的——也许。我们在瓶子的颈部，她和我，如他们所说，但是瓶颈已经折断，瓶子只是一种虚构。

【注释】

[1] 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戈特利布”（Gottlieb）在德文中是“上帝之爱”的意思，第二部分“莱贝雷希特”（Leberecht）在德文中含有“生活权利”的意思。

[2] 《圣经》中所说古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

[3]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4] 在印度——伊朗神话中是光明之神，太阳神传令他杀公牛献祭，他勉强从命。公牛一死，立即变成月亮，神种从公牛身上的阴茎中流出来而生成地上万物。

[5] 印度教密宗与佛教所用的象征性图形。

第十五章

我记得我第二次遇见她时，她如何告诉我，她没有想到会再次见到我。下一次我见到她，她说她以为我是一个有吸毒瘾的人；再下一次，她把我称为神，然后她试着自杀，然后我也试，她又试，不行，这一切只有使我们更加亲密，亲密到这样的程度：我们互相渗透，交换个性、名字、身份、宗教、父母兄弟。甚至她的身体也经历了剧变，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起初，她身体庞大，像天鹅绒般柔软光滑，像美洲虎，其蹲伏、跳跃、扑食等姿势，都有着猫科动物那柔滑的、容易使人误解的力量，然后她变得消瘦、单薄、脆弱，像矢车菊一样，随着每一次变化，她进行了最精细的调节——皮肤、肌肉、肤色、心境、步态、姿势，等等。她像变色龙一样千变万化。没有人能说出她真正是什么样子，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她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段时间以后，甚至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了。后来发现，在我遇见她以前，她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变形过程。像那么多自认为丑的女人一样，她要使自己漂亮，漂亮得令人眼花缭乱。为了做到这一点，她首先抛弃了她的名字，然后是她的家庭、她的朋友，以及将她束缚于过去的一切。她充分利用她的聪明才智，一心一意要培养她的美、她的魅力，其实她已充分拥有这些东西，但她却相信它们是不存在的。她始终在镜子面前生活，研究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每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鬼脸。她改变她的整个说话方式、她的措辞、她的语调、她的重音、她的词汇。她表现得如此老练，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把起源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她总是很警惕，甚至在睡梦里也这样。她像一位出色的将军，很快就发现，最好的防卫是进攻。她从不留下一个阵地不去占领；到处都驻扎着她的前哨、侦察员、步哨。她的脑子是一盏永不熄灭的旋转探照灯。

看不到她自己的美、她自己的魅力、她自己的个性，更不用说她的身份，她便致全力于制作一个神话人物，一个海伦[1]，一个朱诺[2]，她们的魅力，无论男女都无法抗拒。尽管对传说一无所知，但她自动地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创造本体的背景，创造在意识到的起源之前的一系列神话事件。她无须记得她的谎言、她的虚构——她只须记住她的角色。再大的谎言她也能说出口，因为在她扮演的角色中，她绝对忠实于自己。她不必发明一个过去：她记得属于她的过去。她从来未被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难倒，因为除非是转弯抹角的，她从不在对手面前亮相。她只亮出不停转动的多面体的各种角度，令人目眩的三棱镜之光。她不是一种静态时可以最终捕捉到的存在，而是技巧本身，不屈不挠地操作着反映她所创造的神话的无数镜子。她一点儿也静不下来；她永远高于她在自我真空中的多重身份之上。她不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她只要求她的美得到承认，但是，为了追求美，她完全忘记了她的探索，成为她自己创造物的牺牲品。她如此倾国倾城地美丽，以至于有时候她很吓人，有时候绝对丑于世界上最丑的女人。她能激起恐惧和忧虑，尤其在她的魅力达到高峰的时候。就好像盲目的、不可控制的意志，照透了创造物，揭露出怪兽的本来面目。

锁在黑窟窿的黑暗中，没有世界可以让我们观看，没有对手，没有竞争者，意志的动力减弱了一点儿，给她一种熔化的铜一般的光辉，从她嘴里吐出来的话就像熔岩，她的肉体贪婪地要抓住什么，站到坚固、实在的东西上去，以便重新组合，并休息片刻。这就像沉船上发狂似的发出的远距离信号，一个求救信号。起初我将它误解为激情，误解为肉同肉摩擦产生的狂喜。我以为我发现了一座活火山，一座女性的维苏威。我绝没有想到，一条人类之船正在绝望的海洋，在阳痿的马尾藻海沉没。现在我想到那颗透过顶篷窟窿发着微光的黑星星，那颗悬挂在我们房事斗室上方的固定星星，比绝对的上帝更固定，更遥远，我知道这就是她，真正她自身的一切已化为乌有：一个没有外观的死亡的黑太阳。我知道，我们就像两个试图隔着铁格栅做爱的疯子，正在给“爱”这个动词变位。我说过，在黑暗中乱抓乱来一气的时候，我往往忘记她的名字，她的模样，她是谁。这是真的。我在黑暗中因求之过急而失败。我滑离肉轨，进入无边的性空间，进入某个人建立的轨道：例如，只在一起待了短短一个下午的乔治亚娜，埃及婊子特尔玛，六七岁的女孩子卡洛塔、阿拉娜、乌娜、莫娜、玛格达；飘流物、鬼火、脸、身体、大腿、擦身而过的地铁、一场梦、一个回忆、一种心愿、一种渴望。我可以先从一个星期日下午在铁道边的乔治亚娜讲起，她那带点点的瑞士连衣裙，她摇摆的屁股，她的南方腔调，她那挑逗性的嘴巴，她的酥胸；我可以先从乔治亚娜开始，性如同枝状烛台的无数分支，努力向外向上，通过窟窿眼儿的分流而进入到第n维的性空间，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乔治亚娜就像未完成的被称之为性的怪兽小耳朵的耳膜。她透明、活跃，按照关于大道上一个简短下午的记忆，她吸着做爱世界最初的确切气味和物质，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一种无限的、不可界定的存在，就像我们人类世界一样。整个做爱世界跟我们称之为性的动物越来越增大的耳膜一样，像另一种存在长入我们自己的存在，并渐渐取而代之，以致人类世界最终仅仅成为对这种正在自生，又包罗万象、生育一切的新存在的模糊记忆。

正是在黑暗中的这种蛇一般的交媾，这种双重关节、双管齐下的勾搭，使我穿上了怀疑、忌妒、恐惧、孤寂的拘束衣。如果我从乔治亚娜和无数分支的性烛台开始一点儿一点儿进行描述的话，那我确信，她也在努力，正在建造耳膜，制造耳朵、眼睛、脚趾、头皮以及诸如此类的性东西。她会从强奸她的怪兽开始，假定故事里有实情；总之，她也在平行轨道上的某个地方开始，努力向上向外完成这种多重形式的非创造的存在，我们俩正拼命努力争取通过其主体相见。尽管只了解她的一点点生活，只拥有一袋谎言、一袋发明、一袋想象、一袋迷惑与欺骗，只是把支离破碎的东西、可卡因造成的幻觉、沉思、未完成的句子、混乱的梦话、歇斯底里的疯话、拙劣装扮成的幻象、病态的愿望拼凑在一起，不时遇到一个与肉体相应的名字，偷听到零零星星的谈话，观察到偷偷摸摸的眼光、半抑制状况的姿势，但我完全能够认为她拥有一个她自己的做爱之神的神殿，一个实在太生动活泼的血肉创造物的神殿，这些创造物便是那个下午的男人们。也许只是在一个小时以前，她的窟窿眼儿也许还堵塞着刚干完后留下的精子。她越是柔顺，越是表现得热情洋溢，越是显得没有约束，我就越变得反复无常。没有开始，没有个人的、个别的出发点；我们就像有经验的剑客在决斗场上相见，这决斗场现在挤满了胜利与失败的幽灵。我们对哪怕轻轻一击都很警惕，都很负责，这只有那些击剑能手可以做到。

我们在黑暗的掩护下与我们的军队会合。我们两面夹攻，强行将城堡大门打开。我们的血腥行为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我们不要求生命保障，我们也不宽恕。我们在血泊中游着泳会合到一块儿，同所有那些已经熄灭了的星星的一种血淋淋的苍白的重逢，除了像头皮一样悬挂在顶篷窟窿之上的那颗固定黑星星。如果她真正受了麻醉品的刺激，她会像吐神谕一般将它吐出来，一切，今天，昨天，前天，前年，直至她出生那天发生的一切。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细节是真的。她一刻也没有停下，因为如果她停下来，她在飞行中造成的真空就会引起爆炸，会把世界炸得粉碎。她是世界在小宇宙中的说谎机器，用来对付同样无穷无尽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能使人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死亡器械的创造上。看着她，人们会认为她是无畏的，会认为她是勇气的化身，不过她确实如此，只要她不必重蹈她自己的足迹。在她身后是一片宁静的现实，一个处处跟踪她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一天天越变越大，一天天越变越可怕，越变越使人目瞪口呆。每天她都必须长出飞得更快的翅膀，更锐利的牙齿，更敏锐更有催眠作用的眼睛。这是朝世界最边缘处奔跑的赛跑，一种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赛跑，没有人来阻止它。在这真空的边缘，站立着真理，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复被窃取的地盘。它如此简单明了，竟使她发了狂。调遣上千种个性，强占最大的枪炮，欺骗最伟大的心灵，作最长的迂回——最终仍然是失败。在最后的会合中，一切注定要崩溃——狡猾、技巧、强力，一切。她将成为汪洋大海岸上的一粒沙子，格外糟糕的是，她跟大洋岸上的每一粒沙子一模一样。她将不得不承认到处都有她独一无二的自我，直至时间的终结。她为自己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啊！她的独一无二被吞没在普遍之中！她的强力被降至最为消极的消极状态！这是令人发疯、令人产生幻觉的。它不可能存在！它绝不能存在！前进！像黑色军团。前进！穿越各种程度的空前广阔的圈。前进，离开自我，直至灵魂的最后一粒物质被伸展到无限。在她惊慌失措的飞行中，她似乎在子宫里怀有整个世界。我们正被驱逐出宇宙的范围，被驱向一片没有一种工具可以使其显形的星云。我们被驱赶着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如此安静，如此长久，以至相比之下，死亡似乎成了一个疯女巫的狂欢。

早晨，注视着她死火山口似的苍白面孔。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点儿瑕疵。造物主怀里天使的模样。谁杀死了科克·罗宾?谁对易洛魁人[3]进行了大屠杀?不是我，我可爱的天使会说，老天作证。注视着那张纯洁无瑕的面孔，谁又能拒绝相信她呢?谁能在那天真无邪的睡眠中看到，那张面孔的一半属于上帝，另一半属于魔鬼?那面具摸上去像死亡般光滑、冰凉、可爱，它是蜡制的，像迎着一丝微风开放的花瓣。它如此诱人地平静、坦诚，人们会在其中淹死，会全身心地深入其中，就像一个潜水员，再也不回来。直至眼睛朝世界睁开，她会就那样躺着，彻底熄灭，只发出反照的微光，就像月亮那样。在她天真无邪的死一般昏睡状态中，她更加迷人；她的罪恶溶解，从毛孔渗出，她蜷缩着躺在那里，像一条钉牢在地上的睡眠中的大蛇。机体强壮、柔软，肌肉发达，像是具有非同寻常的重量；她有大于人类的重量，人们几乎可以说，是一具有热气的尸体的重量。人们可以想象，她就像美丽的奈费尔提蒂[4]在变成木乃伊的最初一千年之后的模样，一种完美丧葬的奇迹，一场保存肉体免于衰朽的梦幻。她蜷缩着躺在中空的金字塔基座上，裹在她自己创造的真空中，像过去的神圣遗迹。甚至她的呼吸也似乎停止了，她睡得那么死。她掉到了人类水平之下、动物水平之下，甚至植物水平之下：她已经下降到矿物世界的水平，在那里，生气只比死亡高一个档次。她已经将欺骗的艺术掌握得如此之好，即使梦幻也无力泄漏她心的真情。她已经学会如何不做梦：当她在睡眠中蜷缩起来的时候，她自动切断电流。如果人们能这样抓住她，打开她的脑壳，人们会发现它完全是空的。她不保留任何令人烦恼的秘密；可以按人的方式杀死的一切都被消灭。她可以无穷无尽地生活下去，像月亮，像任何死亡的行星，发出催眠的光辉，创造激情之潮，将世界吞没在疯狂之中，以其磁性的金属之光使地球上的一切物质改变颜色。她在使周围每一个人狂热到极点的同时也播下了她自己死亡的种子。在她睡眠的可怕寂静中，她通过同无生命的行星世界的冷却岩浆相结合，重新开始她磁性的死亡。她魔术般地保持原样。她的凝视具有穿透性地固定在一个人身上：这是月亮的凝视，通过这凝视，死亡的生命之龙喷发出冷火。一只眼睛是暖和的褐色，一片秋叶的颜色；另一只眼睛是淡褐色的，这是一只使指南针摇曳不定的磁性眼睛。就是在睡眠中，这只眼睛也还在眼皮底下摇曳不定，这是她身上唯一明显的生命标志。

她一睁开眼睛，就完全醒了。她猛地一下惊醒过来，好像看到世界及其人类道具会大为震惊。她立即充分活动起来，像一条大蟒似的爬来爬去。使她恼火的是光！她一边醒来，一边诅咒太阳，诅咒现实中炫目的强光。房间必须是黑洞洞的，点燃蜡烛，紧闭窗户，防止街上的嘈杂声渗透到房间里来。她裸露着四处转悠，嘴角叼着一支香烟。梳妆打扮是她十分偏爱的事情；就是穿一件浴衣，她也要在此之前留意上千个琐碎的细节。她就像一个田径运动员，准备参加当天了不起的比赛项目。从她专心致志研究的头发根，到她的脚指甲的形状和长度，她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她坐下来吃早饭以前被彻底检查过。尽管我说她像田径运动员，但是在脸上，她更像一个机械师为一次试飞而彻底检修一架高速飞机。一旦她穿上连衣裙，她就开始工作，开始飞行，这飞行也许最终会在伊尔库茨克或德黑兰告终。她在早餐时将装下足够的燃料，来维持整个旅行。早餐是一件漫长的事情：这是她闲混闲荡一天中的唯一仪式。它确实长得令人恼怒。人们很想知道，她是否还起飞；人们很想知道，她是否忘记了她发誓要每天完成的伟大使命。也许她正梦见她的旅程，或者，也许她根本没有做梦，而只是分配时间来进行她神奇机器的工作过程，以便一旦干起来，便不回头。她在当天的这个时刻非常沉着镇静，她就像空中的大鸟，栖息在山崖上，神情恍惚地俯瞰底下的地面。她不是从餐桌上猛扑到她的食物上。不，是从凌晨的高山之巅，她威严地慢慢起飞，使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同马达有节奏的震动相一致。她面前有着所有空间，她反复无常地确定方向。要不是因为她的身体有着土星般的重量，她的翅膀有着异常的长度，她几乎可以说是自由的形象。无论她姿势如何，人们都会感觉到驱使她每天飞行的恐怖。她既顺从命运，又发狂地想要征服命运。她从高山之巅起飞，高高翱翔，如同在喜马拉雅山的某个山峰之上盘旋；她似乎总是想飞到某个未知的地区，如果一切顺利，她会永远消失在这个地区里。每天早晨，她似乎都带着这绝望的、最后一分钟的希望翱翔；她镇静、庄严地告别，就像一个准备进入坟墓的人。她从来不在飞行区域周围转圈；从来不回头看一眼那些她正抛弃的人。她不留下一丁点儿个性；她将她的所有全部带到空中。只要是能证明她的存在事实的任何一点点证据。她甚至没有留下一声叹息、一片脚指甲。一个干干净净的退场，就像魔鬼本人为了他自己的理由会退走那样。人们手上留下了大空白。人们被抛弃，而且不仅被抛弃，还被背叛，非人地背叛。人们不想留住她，也不想叫她回来；人们嘴上带着诅咒，带着使整个白天昏天黑地的黑色仇恨。后来人们在城市里到处奔走，慢慢地，以徒步行走的方式，像小虫爬行一般，收集着关于她的壮观飞行的谣言；她被看见绕过某一点，不知为什么这里下沉一下，那里下沉一下，在别的地方，她还失去控制，像彗星一样，一闪而过，在空中写下烟的字母，等等，等等。她所做的一切都像谜一般，令人恼火，显然是漫无目的地做出来的。这就像从另一维空间的角度，对人类生活、对蚂蚁般的人的行为做出的象征性、反讽性的评注。

在她起飞的时刻和她回来的时刻之间，我过着一种纯种鸟的生活。消逝的不是一种永恒，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永恒同和平、同胜利有关，这是一种人为的东西，挣来的东西：不，我经历了一种幕间休息，在其中，每一根头发都变白，一直白到头发根；在其中，每一毫米的皮肤都在发痒、发热，直至整个身体变成了一种会行走的疼痛。我看见自己已坐在黑暗中的桌子前，手脚变得硕大无朋，好像象皮病正在飞快地侵蚀我。我听到血液涌向大脑，像喜马拉雅山的魔鬼用大锤敲打耳鼓；我甚至听到她在伊尔库茨克拍击她的巨大翅膀，我知道她正在不断推进，越来越远，越来越无法追寻。房间里如此安静，如此可怕地一无所有，以至我尖叫号叫，就为了弄出点儿声音，弄出点儿人的声音来。我设法从桌旁站起来，但是我的脚太沉重，我的手变得就像不匀称的犀牛脚一样。我的身体变得越沉重，房间里的大气就越轻；我要伸展，伸展，直至我使房间充满着一大片固态的胶粘物。就是墙上的缝隙我也要填补起来，我将像寄生植物一样长满墙壁，蔓延，蔓延，直至整个房子都成了一大堆难以描述的肉、毛发、指甲。我知道这是死亡，但是我无力消除对它的认知，也无力杀死知道它的人。我的某个小分子是活着的，某一点意识尚存，就像无法行走的尸体的膨胀，这生命的火花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我体内像宝石的寒光一般发出闪烁。它照亮了整个胶粘的糊状体，以至我就像一个拿着火把的潜水员，在一只死亡的海洋怪兽的体内。通过一根隐蔽的细丝，我仍然同深海表面上的生活相联系，它如此遥远，这顶部世界，而尸体如此笨重，以至即使可能，也得好几年才能到达水面上。我在自己已经死亡的躯体内来回移动，勘察这无定形的庞然大物的每一个偏僻角落。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勘察，因为随着不停的发展，整个地形改变了，像地球滚烫的岩浆一样滑动，漂浮。没有一块坚实的土地可以持续一分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一分钟内保持静止并被认出来：这是一种没有里程碑的发展，一种目的地随每一次最轻微抖动而改变的航行。正是这种对空间漫无止境的充填，扼杀了一切时空感；躯体越膨胀，世界就变得越小，直到最后，我感觉一切都集中在一根针头上。尽管我已经变成的那一大团死家伙仍在胡乱动弹，我感到，供养它的东西，它从中长出来的那个世界，不比针头更大。我在遗出的精液中间，就好像在死亡的心脏和内脏中，感觉到那颗种子，感觉到平衡世界的奇迹般的杠杆，这杠杆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我像糖浆一样布满世界，世界之空虚是惊人的，但是仍有那种子的一席之地；那种子成了一小簇寒光，它吼叫着，就像那死尸的巨大洞穴中的太阳。

当那只大猛禽精疲力竭地飞行回来，她将发现我正处在我的一无所有之中，我，这不朽的鸟类，隐藏在死亡心脏中的一颗烈火般燃烧的种子。她每天都想找到另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但是没有，只有这颗永恒的光的种子，通过每天的死亡，我重新为她发现这种子。飞吧，哦，贪食之鸟，飞向那宇宙的极限！这里有你的养料，在你创造的令人作呕的空空如也之中发出白热光辉！你将再一次回来死在这黑窟窿之中；你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因为你没有将你带出这个世界的翅膀。这是你能居住的唯一世界，这个黑暗统治着的蛇的坟墓。

突然，毫无任何理由地，在我想到她回到她的巢中的时候，我记起了在公墓附近那座古老的小房子里度过的那些星期天早晨。我记起我穿着睡衣坐在钢琴边，不停地用光脚丫踩着钢琴踏板，而家人们正躺在隔壁的床上互相取暖。房间都是一间间打通的，套叠望远镜的式样，就像那些古老的美国火车车厢式公寓单元。星期天早晨人们躺在床上，一直躺到舒服得想尖叫起来。十一点钟上下，家里人敲我卧室的墙，让我去为他们表演。我会像弗拉泰利尼兄弟[5]一样跳着舞来到他们的房间里，那么热烈，那么兴高采烈，好像能像吊车一样把自己举到天堂之树最高的树枝上。我可以单手做任何事情，同时又可以向任何方向弯曲关节。老人称我为“快活的吉姆”，因为我充满“活力”，精力充沛。首先我会在床前地毯上为他们表演几个翻手动作；然后我会用假声唱歌，设法模仿口技艺人的木偶；然后我会跳一些轻快的幻想舞步，来表示风如何吹动，如何嗡嗡作响！我像一阵轻风一样坐到琴凳上，进行速度练习。我总是以车尔尼[6]练习曲作为开始，为的是做好演出前的准备。老人讨厌车尔尼，我也是，但是车尔尼是当时菜单上的当日推荐菜，于是就弹车尔尼，直弹到我的关节发麻。车尔尼使我模糊地想到后来所发生的一无所有。我被固定在琴凳上，却发展了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啊！这就像一口吞下一瓶补药，然后让人把你捆在床上。在我演奏了大约九十八支练习曲之后，我准备来一点儿即兴之作。我常常敲出大量和弦，把钢琴从这一头砸到那一头，然后沉闷地转调，弹起《罗马的燃烧》或《本·胡尔战车赛》，每一个人都喜欢后一首曲子，因为它是可理解的嘈杂声。在读维特根施泰因的《逻辑哲学论》之前，我早就在樟木键上为它作曲。我当时精通科学和哲学，精通宗教史，精通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精通占卜，精通脑壳的形状和重量，精通药典和冶金，精通一切无用的分支学科，它们让你未老先衰，消化不良，得忧郁症。急于把这些博学的废物吐出来，这想法已在我肚子里憋了整整一星期，就等着星期天的到来，好给它们谱曲。在《午夜火警》和《军队进行曲》当中，我会获得我的灵感，就是要破坏一切现存的和谐形式，创造我自己的不和谐音。想象一下，天王星同火星，同水星，同月亮，同木星，同金星，相互处于良好位置。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天王星在它位置不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苦恼”的时候，却运行得最好。而我星期日早晨发出的那种音乐，一种安乐的音乐，深深绝望的音乐，源于非逻辑地处于良好位置的天王星，它牢牢地固定在七号房子里。我那时候不知道它，不知道有天王星的存在，而我的无知倒是一种幸运。但我现在能看到它，因为这是一种侥幸，一种假安乐，一种破坏性的火一般的创造物。我的情绪越高涨，家里人就越安静。甚至我的疯妹妹也变得镇静自若。邻居们常常站在窗户外边听着，我不时会听到一阵喝彩，然后砰，嘘嘘！我像火箭一样，又重新开始——速度练习第九百四十七又二分之一号。如果我碰巧看见一只蟑螂在墙上爬，我就有福了：这将丝毫也不变调地把我引导到我那架可悲的起皱的古钢琴弹出的伊西之曲。有一个星期天，就像那样，我作了可能想象的最可爱的谐谑曲之一——《致虱子》。这是“源泉”，我们大家都在进行硫疗；我将整个星期都倾注在但丁的英语版《地狱》篇上。星期日像融雪一般到来，鸟类被突然到来的高温热疯了，在窗户里飞进飞出，对音乐无动于衷。有一个德国亲戚刚从汉堡或不来梅来，一个未结婚的姑妈，样子像一个女相公。仅仅靠近她，就足以使我发狂。她常常拍拍我的脑袋，说我会成为另一个莫扎特。我过去恨莫扎特，现在仍然恨他，所以为了向她报复，我就故意演奏得很糟糕，弹出我所知道的所有刺耳的音调。然后，如我所说的那样，来了一只小虱子，一只真正的虱子，它藏在我冬天穿的内衣里。我把它抓出来，轻轻放在黑键末端，然后我用右手在它周围弹起了吉格舞曲；噪音也许在黑键末端把它震聋了，然后，它似乎对我心灵手巧的卖弄着迷。它这样精神恍惚，一动不动，终于使我心烦起来。我决定用我的中指全力给它来个半音阶。我大大方方地捉住它，但是用力过猛，它粘在了我的指尖上。这使我得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从那时候起，谐谑曲开始了。这是一首被遗忘的旋律的大杂烩，加上芦荟和豪猪精的作料，有时候同时用三个键来弹奏，始终像一只华尔兹鼠，围绕着纯粹的概念转圈。后来，当我去听普罗科菲耶夫[7]的作品时，我理解他正在遭遇着什么；我理解怀特海[8]、罗素[9]、金斯爵士[10]、埃丁顿[11]、鲁道夫·倭铿[12]、弗洛比尼斯[13]、林克·吉莱斯皮；我懂得，如果从来不曾有过二项式定理，为什么人们也会发明出它来；我懂得，为什么会有电和压缩空气，更不必说喷泉和火山泥外敷药了。我必须说，我十分清楚地懂得，人类血液中有一只死虱子；当有人给你一首交响乐、一幅壁画或一包烈性炸药时，你真的会得到命运菜单上所没有的一种吐根剂[14]的反应。我也明白，为什么我没有成为我实际上是的音乐家。我头脑里创作的所有曲子，所有这些由于圣希尔德加德[15]、圣布里奇特[16]、十字架的圣约翰[17]以及天知道什么人而使我私下里听到的艺术作品，是为未来世纪而写的，一个有更少乐器，却有更强的直觉、更强的耳鼓的世纪。在这样的音乐能得到欣赏之前，必须经历一种不同的痛苦，贝多芬找到了这个新的领域——当人们感情爆发的时候，当人们在极端的寂静中精神崩溃的时候，人们便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是一个由各种新的振动组成的领域——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团雾状的星云，因为我们还必须超越我们自己的痛苦概念。我们还必须容纳这个星云世界，容纳它的痛苦，它的运行方向。我被允许俯躺着倾听一种难以置信的音乐，对我周围的悲伤无动于衷。我听到一个新世界在酝酿，江河在奔腾，火星在飞溅，宝石泉在喷涌。一切音乐仍然受老的天文学支配，是温室产品，是厌世病的万灵药。音乐仍然是难以形容的罪恶的解毒药，但这还不是音乐。音乐是整个星球之火，是一种势头永不减弱的熊熊大火；这是神的石板书写魔术，是由于松开了轴，学问家和无知者都同样领会不了的咒语。当心肠胃，当心无法安抚、不可避免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决定，什么也没有解决。所有在进行的一切，所有音乐、所有建筑、所有法律、所有政府、所有发明、所有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是黑暗中的速度练习，有着一个大写字母Z，在一瓶胶水中骑着一匹疯狂白马的车尔尼。

我之所以在这讨厌的音乐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是因为它总是和性混合在一起。我一能够弹奏一支歌曲，就有各种窟窿眼儿像苍蝇一样围着我转。首先，这主要是洛拉的过错。洛拉是我的第一位钢琴教师。洛拉·尼森。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名字，具有我们当时居住的那一地段的典型特点。它听起来就像一条臭咸鱼，或一只生了虫的窟窿眼儿。说真的，洛拉严格讲起来不算一位美人。她的模样有点儿像卡尔梅克人[18]或奇努克人[19]，灰黄色的肤色，眼睛里透露出暴躁的性情。她长着一些小鼓包和粉刺，更不用说唇须了，然而，使我兴奋不已的是她浓密的毛发；她有美丽神奇的黑头发，她把头发在她蒙古人般的脑壳上弄成了上上下下的许多卷儿。她在颈背上把头发挽成了一个蛇形结。尽管她是一个认真的白痴，可她总是迟到，在她到达的时候，我总是因为手淫而软弱无力，但是，她一坐到我旁边的凳子上，我就又兴奋起来，一半是因为她腹下洒满了臭烘烘的香水。夏天她穿着宽松式袖口的衣服，我可以看到她胳膊底下一簇簇的腋毛。一看到这毛就叫我发狂。我想象她全身都长毛，甚至肚脐上也长。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在毛发里翻滚，把我的牙齿埋到毛发里。如果毛发上还带有一点儿肉，我就能把洛拉的毛发当作美味来吃。总之，她是多毛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她毛多得就像一只猩猩一样，这使我的心思离开了音乐，转到了她的窟窿眼儿上。我他妈的一心想看她的窟窿眼儿，终于有一天我贿赂了她的小弟弟，让我偷看她洗澡。这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可思议：她从肚脐到胯部长着一簇蓬松的毛，厚厚的一大簇，像是苏格兰高地人系在短裙前的毛皮袋，又浓又密的毛，简直是一小块手工织成的地毯。当她用粉扑向上面的时候，我想我快要昏过去了。下一次她来上课时，我裤子上的几颗纽扣没有系。她似乎没有注意到任何不正常。再下一次，我把裤子上所有纽扣全解开。这一次她明白了。她说：“我想，你忘记了什么事，亨利。”我看着她，脸像胡萝卜一样红。我无所谓地问她什么?她一边用左手指着那玩意儿，一边假装看别的地方。她的手伸过来，伸得这么近，我忍不住抓住它，塞进了我的裤裆。她迅速站起来，脸色苍白，惊恐万状。我逼近她，伸手掏到她的裙子底下，够着了我从钥匙孔里看到的那块手工织成的地毯。突然，我扎扎实实地挨了一巴掌，然后又一巴掌。她揪住我的耳朵，把我带到屋角里，让我的脸朝着墙，对我说：“现在把你的裤子系好，你这个傻小子！”一会儿以后，我们回到钢琴旁——回到车尔尼和速度练习上。我再也分不清半音和降半音，但是我继续弹琴，因为我害怕她会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幸好这并不是一件可以随便告诉别人母亲的事。

这件事尽管令人难堪，但是却标志着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变化。我原以为她下一次来的时候会对我很严厉，但是相反：她似乎是把自己好好打扮了一番，身上洒了更多的香水。她甚至有点儿高高兴兴的样子，这在她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她是一个忧郁、孤独型的女人。我不敢再不系裤子扣了，但是我还是要勃起，而且一堂课都硬邦邦的。她一定对此很欣赏，因为她总是偷偷地斜眼朝那个方向看。当时我只有十五岁，而她很可能已经二十五或二十八了。我不知如何是好，除非是哪一天趁我母亲不在，故意把她撞翻在地。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在晚上她独自外出的时候盯她的梢。她有晚上外出作长途散步的习惯。我常常跟踪她，希望她会走到公墓附近的某个偏僻地方，我在那里好尝试使用某种鲁莽的手段。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她知道我在跟踪她，而且对此很欣赏。我想她是在等我截住她——我想那正是她想要的事情。于是，有一天夜里，我躺在铁轨附近的草中；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夜，人们像喘着气的狗一样满地乱躺。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洛拉——我只是在呆呆地出神，天气太热了，热得什么也不想。突然我看见一个女人沿着狭窄的煤渣路走来。我正伸开手足躺在铁路路基上，周围没有什么人引起我的注意。那女人慢慢走来，低着头，好像她在梦中一般。她走近时，我认出她来。“洛拉！”我喊道，“洛拉！”她看到我在那里似乎真的很吃惊。“嘿，你在这里干什么?”她一边说着，一边坐到我旁边的路基上。我懒得回答，一言不发——我只是爬到她身上，让她平躺下来。“请不要在这儿。”她求我，但是我不予理睬。我把手伸到她两腿之间，她那厚厚的毛皮袋里。老天，这是我第一次做爱，可是有一辆火车开过来，把烫人的火星雨点般地撒到我们身上。洛拉吓坏了。我猜想，这也是她第一次做爱，她也许比我更需要做爱，但是当她感到有火花时，她想要挣脱开来。这就像试着按住一匹狂野的母马。无论怎么与她拼搏，我都按不住她。她站起来，把衣服抖整齐了，并把颈背上的发卷整理了一下。“你必须回家。”她说。“我不想回家。”我说，同时挽起她的胳膊，开始走起来。我们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我们两人好像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们正往何处去。最后我们上了公路，在我们上方是水库，水库旁边有一个池塘。我本能地朝池塘走去。我们走近池塘时，得从一些低垂的树底下走过。我正帮着洛拉弯下腰，她突然滑了一下，也把我随她拽了下去。她不想爬起来，相反，却抓住我，紧紧抱住我。使我十分吃惊的是，我还感到她的手悄悄溜进我的裤裆，然后她拿起我的手放在她两腿之间。她十分自在地仰面躺着，张开她的双腿。我俯身亲吻她，她呻吟着，两手疯狂地乱抓；她的头发完全散开，一直披到她赤裸裸的小肚皮上。长话短说，我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她他妈的一定对此很感激，因为我不知道她有多少回达到高潮——就像引发了一包鞭炮，同时她还咬我，把我的嘴唇都咬伤了，还抓我，撕我的衬衣，以及别的什么。当我回到家，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时候，我就像一头小公牛一样，身上打满了印记。

这种事持续下去很是妙不可言，但好景不长。一个月以后，尼森一家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洛拉，但是我把她的毛皮袋挂在床上方，每天夜里向它祈祷。无论什么时候我弹起车尔尼的玩意儿，都会勃起，想起洛拉躺在草中，想起她长长的黑头发，颈背上的发卷，她发出的呻吟，她倾注的汁液。弹钢琴对我来说只是一次长时间的替代性做爱。我不得不再等上两年，才又把老二放进去，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然而却不怎么好，因为我因此而染上了漂亮的花柳病，而且，这不是在草中，不是夏天，干得也不热烈，只是在肮脏的小旅馆里为了挣一美元而进行的冷冰冰的机械动作，那杂种拼命假装她的高潮正在到来，但却像圣诞节的到来一样遥远。也许并不是她让我染上了淋病，而是她在隔壁房间里的伙伴。她的伙伴正和我的朋友西蒙斯躺在一起。就像这样——我如此快速地结束了我的机械动作，于是就想进去看看我的朋友西蒙斯那里搞得怎么样。嘿，看哪，他们还在搞着，干得正酣。她是一个捷克人，他的妞，并有点儿感情脆弱；显然她干这种事并不很久，她常常玩得很开心，很忘我。看着她把那玩意儿拿出来，我决定等以后跟她亲自搞一下。我就这样做了。在那个星期过去以前，我有机会打了一炮，在那以后，我猜想会因为长时间得不到发泄而睾丸疼痛，或者腹股沟胀得难受。

又过了一年左右，我自己也授课了。碰巧，我教的那个女孩的母亲是头号的婊子、荡妇、妓女。她和一个黑人同居，这是我后来发现的。看来她苦于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家伙来满足她。于是，我每次准备回家的时候，她都要在门口拦住我，用那玩意儿蹭我的身子。我害怕跟她搞在一起，因为有传言说她满身梅毒，然而当那样一个热辣辣的婊子紧贴着你的身子，舌头都快伸到你喉咙里的时候，你究竟还能干什么呢?我常常站在门厅里干她，这样做并不难，因为她很轻，我可以把她像洋娃娃一般抱在手里。有一天夜里，正当我那样抱着她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钥匙插到锁孔里的声音，她也听到了，吓得一动不动。没有地方可以溜走。幸好有一块门帘挂在门口，我就躲到那后面。然后我听到她的黑男人亲吻她，说你好吗，宝贝?她说她如何一直不睡，等着他，最好马上上楼去，她等不及了，等等。在楼板不再嘎吱嘎吱响了之后，我轻轻打开门，冲了出去。那时候，老天作证，我真的很害怕，因为如果让那黑家伙发现了，我的脖子就会给拧断，那是不会有错的。所以我不再在那个地方教课，但是不久那女儿找到我——刚刚十六岁——问我愿不愿意到一个朋友家里给她上课呢?我们又从头开始车尔尼的练习曲，从火花到一切。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新鲜窟窿眼儿的味道，妙不可言，就像新刈下的干草。我们接连干了一堂又一堂课，在课与课之间也时而干些。然后有一天，这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她肚子大了，如何是好?我只得找了一个犹太小伙子来帮助我解决难题，他开口要二十五美元，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二十五美元哩。此外，她年纪太小。此外，她会血液中毒。我给了他五美元作为部分付款，然后溜到阿迪朗达克待了好几个星期。在阿迪朗达克我遇到一个中学教师，拼命想要我上课。又是速度练习，又是避孕套和猜不透的谜。每次我接触到钢琴，都似乎会把一只窟窿眼儿震得淫荡起来。

【注释】

[1]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美女。

[2]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天后。

[3] 北美印第安人。

[4] 埃及王后，阿肯那顿国王（公元前1379至前1362年在位）的妻子。

[5] 欧洲马戏家族，指保尔、弗朗索瓦、阿尔贝特三兄弟，他们扮演的丑角闻名遐迩。

[6] 车尔尼（1791——1857）：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

[7] 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前苏联作曲家。

[8] 怀特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9]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

[10] 金斯爵士（1877——1946）：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

[11] 埃丁顿（1882——1944）：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相对论、宇宙论等领域的先驱。

[12] 鲁道夫·倭铿（1846——192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13] 有两位弗洛比尼斯，一位名叫莱奥，是德国探险家、人种学家；另一位叫费迪南格奥尔格，德国数学家。不知作者指哪一位。

[14] 有祛痰催吐作用的一种药剂。

[15] 圣希尔德加德（1098——1179）：德意志女修道院院长，多次见异的神秘主义者。

[16] 圣布里奇特（1303——1373）：瑞典国的主保圣人，神秘主义者，幼年常见异象。

[17] 十字架的圣约翰（1542——1591）：西班牙基督教奥秘神学家、诗人、教义师。

[18] 居住在高加索东北部和中国新疆北部的蒙古人。

[19] 居住在美国西北部哥伦比亚河沿岸的印第安人。

第十六章

如果有聚会，我就得把操他妈的乐谱卷起来带着前往，对我来说这就像把我的生殖器裹在手帕里，夹在胳膊底下一样。在假期里，在总是有剩余的窟窿眼儿的农舍或客栈里，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效果。假期是我一年里所盼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因为窟窿眼儿，不如说是因为它意味着不用工作。一旦不用工作，我就成了一个小丑。我精力充沛，好像自己要从躯壳中跳出来一般。我记得有一个夏天在卡茨基尔遇见一个叫弗朗西的姑娘，她漂亮、淫荡，有着壮实的苏格兰人的奶头和一排平整洁白、闪闪发光的牙齿。事情是从我们一块儿游泳的河里开始的。我们抓着小船边上，她的一个奶子滑出界外。我帮她把另一个也滑出来，然后解开背带。她装作害羞似的突然潜入水中，我跟着她，当她升上来呼吸空气的时候，我把她他妈的游泳衣也从她身上脱下来，她在那里像美人鱼一般漂浮着，壮实的大奶子上下浮动，像是水里泡涨的软木塞。我脱掉紧身衣裤，我们开始像海豚一样在船边的水中玩耍。不一会儿，她的女朋友坐着一只独木舟过来。她是一个很健壮的姑娘，一个长着略带金黄的红色头发的女孩，长着玛瑙色的眼睛，满脸雀斑。她看到我们一丝不挂，大吃一惊，但是我们马上就让她从独木舟上掉到水里，把她剥了个精光，然后我们三人就开始在水下玩捉人游戏，但是很难捉到她们，因为她们像鳝鱼一样滑溜。我们玩够以后，就跑到一个像没人用的岗亭似的矗立在野地里的小更衣室那里。我们拿着自己的衣服，三个人就准备在这个小房子里穿衣服，天气非常闷热，乌云密布，快要下大雨了。阿格尼丝——这是弗朗西的朋友——急于想穿上衣服。她赤身裸体地站在我们面前，开始感到羞愧，而弗朗西则不然，她显得十分自在。她坐在长凳上，跷着二郎腿抽烟。正当阿格尼丝套上她的无袖衬衣时，一道电光一闪，紧接着就是一声可怕的霹雳。阿格尼丝尖叫起来，扔下了衬衣。几秒钟之后又是一道闪电，又是一阵隆隆的雷声，就像近在眼前一般危险。周围的空气变得紧张不安，飞虫开始咬人，我们感到不安，浑身发痒，还有一点儿恐慌。尤其是阿格尼丝，她害怕闪电，更害怕死后被人发现我们三个人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她要穿上她的衣服，跑回家去，她说。她刚把这话讲出来，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以为它几分钟后会停止，于是就赤裸裸地站在那里，从半开的门里往外看着那条冒着热气的河。天上就好像在下石头，闪电不停地在我们周围来回乱闪。现在我们都彻底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阿格尼丝绞着自己的手，大声祷告；她的样子就像乔治·格罗斯[1]画的白痴，那些倾斜着身子的婊子之一，脖子上挂着一串念珠，而且还患有黄疸。我以为她会晕倒在我们身上。突然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想在雨中跳一个模拟作战的舞蹈——来分散她们的注意力。正当我跳出去开始我的盛大舞会时，一道闪电一亮，劈开了不远处的一棵树。我他妈的魂都吓掉了。每当我吓坏了的时候，我就大笑。于是我大笑起来，一种野性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笑，使得姑娘们尖叫起来。当我听到她们尖叫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到了速度练习，接着我就感到自己正站在真空当中。周围空气紧张不安，雨点紧一阵慢一阵地打在我的嫩肉上。我的所有感觉都集中在皮肤表面上，在最外面一层皮肤底下，我是空的，像羽毛一样轻，比空气、烟、滑石、镁，或你知道的任何该死的东西都轻。突然，我是一个奇珀瓦人[2]，这又是樟木键弹出的调子。我才不管姑娘们尖叫、晕倒，还是屙屎屙在裤子里，不管怎么说，她们没有穿裤子。脖子上挂着念珠的阿格尼丝，拿着她的大面包筐，吓得脸色发青，疯了一般。我看着她，想起了要跳一个亵渎神圣的舞蹈，我一只手托着睾丸，另一只手用拇指揿着鼻子，对雷电做蔑视的手势。雨下得紧一阵，慢一阵，草中似乎都是蜻蜓。我像袋鼠一般四处蹦着，使足了劲头大喊——“哦，天父，你这卑鄙的婊子养的，收住你那操蛋的闪电，要不然阿格尼丝就不再相信你了！你听见我的话吗?你这天上的老东西，收起你的鬼把戏……你快把阿格尼丝逼疯了。嘿，你聋了吗?你这老混混?”嘴上不断唠叨着这渎神的废话，我围着更衣处跳舞，像瞪羚一般又蹦又跳，发出可怕的咒骂，恶毒到了极点。当闪电闪过的时候，我蹦得更高，当霹雳打来的时候，我像狮子一般吼叫，然后我做前手翻腾跃，然后我像幼兽一般在草里打滚，我嚼着草，吐着口水，像黑猩猩一样捶打自己的胸膛。在这整个时间中，我都看见放在钢琴上的车尔尼练习曲，白纸上满篇都是升半音和降半音，以及那个操蛋的白痴，我暗想，他竟想象那是学会如何熟练使用那好脾气的古钢琴的方法。我突然想到，车尔尼现在也许就在天上，往下看着我，于是我就尽可能高地朝空中啐唾沫。当雷声又隆隆作响的时候，我用足力气喊道——“你这杂种，车尔尼，在天上的你，愿闪电把你的球拧掉……愿你吞下你弯弯扭扭的尾巴，把你噎死……你听见我的话吗，你这傻蛋?”

然而，尽管我做了各种努力，阿格尼丝却越来越神志不清。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对上帝这样说话。突然，当我正在更衣处背面跳舞的时候，她朝河边飞跑而去。我听见弗朗西尖叫——“让她回来，她会淹死的！让她回来！”我去追她。大雨倾盆，我叫她回来，但她却像着了魔似的继续盲目飞跑。当她跑到河边的时候，一个猛子扎进去，往小船那边游去。我跟在她后面游，来到小船边，我害怕她会把船弄翻，就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腰，同她说起话来。我哄她，安慰她，好像正在同一个小孩子说话。“走开，”她说，“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天哪，听到这话，我惊奇得不得了。原来如此，所有那些歇斯底里，就因为我侮辱了万能的主。我真想给她眼睛上来上一拳，让她清醒清醒，但是我们脑袋都露在外面，我真怕如果不把她哄好了，她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比如把船拉翻了扣在我们脑袋上。于是我假装非常抱歉，说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吓糊涂了，等等，等等。当我轻声轻气地安慰她，同她说话的时候，我的手从她腰上偷偷溜下来，抚摸她的屁股。这正中她的下怀。她哭着告诉我，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天主教徒，她如何努力不犯过失。也许是她太热衷于她的谈话，而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但是当我把手放到她的胯部，说着我能想到的所有那些动听的话，谈论上帝、爱、去教堂、忏悔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时，她一定感觉到了。“抱着我，阿格尼丝，”我轻声说，悄悄将手拿出来，把她往我身边拽……“嘿，这才是好孩子……现在放宽心……雨马上就会停的。”我一边仍然谈论着教堂、忏悔、上帝之爱以及他妈的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边设法把那玩意儿放进她里面去。“你对我真好，”她说，就好像不知道我在同她干什么似的，“我很抱歉，我刚才像个疯子似的。”“我知道，阿格尼丝，”我说，“没问题……听着，把我抓得再紧些……行，就这样。”“我怕船会翻过来。”她说着，尽最大努力，用右手搅水，使她的屁股保持适当位置。“好吧，让我们回到岸上去。”我说着，开始抽回身子。“哦，不要离开我，”她说，手把我抓得更紧了，“不要离开我，我会淹死的。”正在这时候，弗朗西跑着来到水边。“快，”阿格尼丝说，“快……我要淹死了。”

我必须说，弗朗西是一个好人。她当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如果说她有道德的话，那也只是属于爬行动物的那一类。她天生就是要做爱的那种女孩子。她没有目标，没有伟大的愿望，不忌妒，不抱怨，总是高高兴兴，一点儿也不乏才智。夜间我们坐在黑暗中的走廊上同客人谈话时，她会走过来坐在我的腿上，裙子底下什么也没穿。在她笑着同别人谈话时，我就会把那玩意儿放到她里面。我想她要是有机会在教皇面前也会厚着脸皮干下去的。回到城里，我到她家里拜访她，她在她母亲面前耍同样的花招，幸好她母亲的视力已模模糊糊了。如果我们去跳舞，她裤裆里发起烧来，她就会把我拽到电话亭子里。她真是个怪妞，她会一边耍那花招，一边同别人，例如阿格尼丝，在电话上聊天。她似乎有一种专门的乐趣，就是在人们的鼻子底下干这种事；她说如果你不太想这种事情，那你干这种事的时候就有更多的乐趣。比方说，在从海滨回家的拥挤的地铁里，她会悄悄把裙子转过来一点儿，让开衩正好在中间，抓住我的手，把它径直放到她的裤衩里。有时候她顽皮起来，会把我那玩意儿掏出来弄硬之后，把她的包挂在上面，好像要证明没有丝毫危险似的。她还有一点是从不假装我是她操纵的唯一小伙儿。我不知道她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但她确实告诉了我许多许多。她笑嘻嘻地一边趴在我身上，一边把她的好事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如何做这事，它们如何之大，或如何之小，当他们兴奋起来时说些什么，等等，等等，尽可能详细地讲给我听，就好像我要写一本有关这个主题的教科书。她似乎对她自己的身子、自己的感情，或同她自己有关的任何东西丝毫没有神圣感。“弗朗西，你这个讨厌的家伙，”我常常说，“你真是厚颜无耻。”“但是你喜欢，不是吗?”她会回答。“男人喜欢干，女人也喜欢。这不伤害任何人，并不是说你必须爱你干的每一个人，不是吗?我不想恋爱；总是同一个男人做爱，一定很可怕，你不这样认为吗?听着，如果你总是只干我一个人而不干别人，那你很快就会厌倦我，不是吗?有时候，被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干是一件美事。是的，我认为那是最好的，”她补充说，“没有纠纷，没有电话号码，没有情书，没有吵架，不是吗?听着，你认为这很糟糕吗?有一次我还试着让我弟弟来干我哩；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胆小鬼——他让每一个人都很痛心。我记不清当时的确切情况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家，我那天被情欲所支配。他来到我卧室向我要什么东西。我撩起裙子躺在那里，想着这事，想极了，他进来时，我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弟弟，就把他看作一个男人。所以我撩起裙子躺在那里，告诉他我感觉不舒服，肚子痛。他想要马上跑出去为我取东西，但是我叫他不要去，给我揉一会儿肚子就行了。我解开腰部，让他揉在我的光肚皮上。他竭力让眼睛望着墙上，这大傻瓜，他揉着我，就好像我是一块木头。‘不是那儿，你这块木头，’我说，‘还在下面呢……你怕什么?’我假装很痛苦。最后他偶尔碰到了地方。‘对了！就是那里！’我叫道，‘哦，就揉这儿，真舒服！’你知道，这大笨蛋真的按摩了我五分钟，却不明白这全是耍的把戏。我怒不可遏，让他他妈的滚蛋，留下我一个人待着。‘你是一个太监。’我说，但他是这样一个笨蛋，我想他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想着她弟弟是什么样的一个笨蛋，她笑了。她说他也许还从来没有搞过。我怎么想这个问题呢——非常糟糕吗?当然，她知道我不会那样想的。“听着，弗朗西，”我说，“你把这故事告诉过跟你谈恋爱的那个警察了吗?”她说还没有。“我猜想也是这样，”我说，“要是他听到那个故事，他会揍得你屁滚尿流。”“他已经揍过我了。”她迅速回答。“什么?”我说，“你让他揍你?”“我没有请他揍我，”她说，“但是你知道他性情多么急躁。我不让别人揍我，但是他揍我，我就不太介意。有时候这倒使我内心感到舒服……我不知道，也许一个女人应该偶尔挨一次揍。如果你真喜欢一个家伙，就不会感到那么痛。后来他他妈的那么温柔——我几乎都为自己感到羞愧了……”

你碰到一只窟窿眼儿来向你承认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常见的——我的意思是说正常的窟窿眼儿，而不是一个性欲反常者。例如，有一个特丽克丝·米兰达和她的妹妹科斯特洛夫人。她们真是一对宝贝。特丽克丝在同我朋友麦格雷戈谈恋爱，但她却竭力在同她住在一起的妹妹面前自称同麦格雷戈没有性关系；而妹妹则向所有人声称，她在性的问题上很淡漠，她即使想要，也不可能同一个男人有任何关系，因为她“体格如此瘦小”。而同时，我朋友麦格雷戈却干得她们俩晕头转向，她们俩都了解各自的情况，但仍然像那样相互撒谎。为什么呢?我搞不懂。科斯特洛那婊子很是歇斯底里；无论什么时候她感到麦格雷戈分配的交媾百分比不公平，她就会假装癫痫大发作。这意味着将毛巾敷到她脑袋上，拍打她的手腕，敞开她的胸口，擦她的大腿，最终把她拖到楼上，在那里我的朋友麦格雷戈把另一位一打发睡觉，就立即来照顾她。有时候姐妹俩会在午后躺在一起小睡一会儿；如果麦格雷戈在那里，他就会到楼上躺在她们中间。他笑眯眯地把这事说给我听，他的诡计是假装睡觉。他会躺在那里呼吸沉重，一会儿睁开这只眼，一会儿睁开那只眼，看看哪一个真的睡着了。一旦他确信其中一个睡着了，他就会对付另一个。在这样的场合，他似乎更喜欢歇斯底里的妹妹，科斯特洛夫人，她丈夫大约每隔六个月来看她一次。他说，他冒险越大，就越痛快。如果是同他正在求爱的姐姐特丽克丝在一起，他就得假装害怕让另一位看到他们在一起搞那种事。同时，他向我承认，他总是希望另一位会醒过来捉住他们，但是那位结过婚的妹妹，常常自称“体格太小”，是一个狡猾的婊子，而且她对姐姐有负罪感，如果她姐姐当场捉住她，她也许会假装正在发病，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世上没有东西能使她承认，她事实上允许自己得到被男人干的快乐。

我相当了解她，因为我给她授过一段时间课。我常常拼命要让她承认，她有一只正常的窟窿眼儿，如果她时常干的话，她就会喜欢干个痛快。我常给她讲疯狂的故事，实际上这只是稍加掩饰地叙述她自己的行为，但她仍然无动于衷。有一天我甚至让她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而且这压倒了一切——她让我把手指放到她里面。我想问题无疑解决了。她确实是干的，而且有点儿紧，但是我把这归因于她的歇斯底里。请想象一下，同一只窟窿眼儿到了那样的地步，然后却让她一边疯狂地把裙子往下拽，一边冲着你的脸说——“你瞧，我告诉过你，我的体格不对劲儿么！”“我并不那样认为，”我气冲冲地说，“你指望我做什么——把显微镜用到你身上吗?”

“我喜欢那种事！”她说，假装趾高气扬。“你怎么同我说话的！”

“你完全知道你在撒谎，”我继续说，“为什么你像那样撒谎呢?你不知道人人有一只窟窿眼儿，而且要偶尔使用一下吗?你要它在你身上干掉吗?”

“什么话！”她说，一边咬着下嘴唇，脸红得像胡萝卜。“我老以为你是一位绅士呢。”

“那么，你也不是淑女，”我反唇相讥，“因为甚至一位淑女也偶尔承认有一次做爱，而且淑女从不要求绅士把手指伸到她们里面，看看她们体格有多小。”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碰我，”她说，“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要求你把手放到我身上，放到我的私处。”

“也许你以为我是在给你掏耳朵吧?”

“那一刻我把你看作医生，就是这么回事。”她生硬地说，竭力使我冷却下来。“听着，”我说，抓住狂热的机会不放，“让我们假装这完全是一个误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我太了解你了，绝不会想到像那样侮辱你。我不会想到对你做一件那样的事情——不，要想的话就天诛地灭。我只是很想知道你说的话是否有道理，你是否长得很小。你知道，事情来得太快，我无法说出我的感觉……我并不认为我甚至把手指放到你里面。我一定只是碰到了外面——那就是一切。听着，在这睡榻上坐下……让我们重新成为朋友。”我把她拉到我身边坐下——她显然在软化下来——我用手臂搂住她的腰，好像要更温柔地安慰她。“老是像那个样子吗?”我天真地问，接着我几乎笑出来，因为我明白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个问题。她忸怩作态地低着头，好像我们正在涉及一场说不出口的悲剧。“听着，也许如果你坐到我腿上……”我轻轻把她举到我腿上，同时体贴地把手伸到她裙子底下，轻轻放在她膝盖上……“也许你像这样坐一会儿，你会感觉好一点儿……对，就那样，就偎依在我怀里……你感觉好点儿了吗?”她没回答，但是她也没有反抗，她只是软弱地往后躺着，闭上眼睛。渐渐地，我把我的手很轻很平稳地往她大腿上部移动，始终低声低气地用一种安慰的口气同她说话。当我的手指探入她下体的时候，她已经湿得像一块洗碗布。我仍然对她施心灵感应术，告诉她女人有时候会误会自己，她们有时候如何以为自己很小，而实际上她们很正常。我这样持续越久，她就越来越湿漉漉的，越来越张开。她有一只巨大的窟窿眼儿。我望她一眼，看看她是否仍然紧闭双眼。她张开嘴，喘着气，但双眼紧闭，好像她在对自己假装这全是一场梦。我现在可以剧烈地把她动来动去——没有任何引起丝毫抗议的危险。也许是我怀着恶意，毫无必要地把她推来推去，就为了看一看她是否会醒过来。她像羽绒枕头一样柔软，甚至脑袋碰在沙发扶手上也没有一点儿激怒的表示。好像她已经把自己麻醉起来，准备好一场免费的做爱。我把她的衣服全扒光，扔在地板上。我在沙发上给她试着来了几下之后，就把她放平在地板上她的衣服上面，然后又溜进去，她用她十分熟练使用的吸人阀把它吸得紧紧的，尽管外表上她像是处于昏迷状态。

我感到很奇怪的是，音乐总是进行到最后就变成了性。晚上，如果独自出去散步，我肯定要随便结识某一个人——一个护士，一个从舞厅出来的小妞，一个售货女郎，只要是穿着裙子的随便什么人。如果我和朋友麦格雷戈坐他的车出去——他会说，就到海滨去兜一小圈——到午夜我会发觉自己坐在某个陌生地段的某个陌生大厅里，有个小妞坐在我腿上，通常我对这样的小妞不怎么挑剔，因为麦格雷戈比我更饥不择食。往往我跨进他的汽车时会对他说——“听着，今天夜里不找娘儿们，行吗?”他会说——“天哪，不找，我已经够多的了……就开车在什么地方转一圈……也许去羊头湾，你说怎么样?”我们还没有走出一英里路，他就会把车停在人行道边上，用肘推我。“看一下那个，”他会指着一个漫步在人行道上的女郎说，“天哪，多美的大腿！”要不就是——“听着，我们请她一块走，怎么样?也许她还能找来一个朋友。”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会向她打招呼，说出一套千篇一律的行话。十有八九女孩会跟着来。我们还没有走得很远，他就会一边用那只空着的手在她身上摸起来，一边问她是否能找到一个朋友来和我们作伴。如果她大惊小怪，如果她不喜欢太快就被那样乱抓乱摸，他会说——“好吧，那就他妈的滚出去……我们不可能在你这一类人身上浪费时间！”接着他就放慢车速，把她推出去。“我们不能同这样的窟窿眼儿纠缠不休，是吧，亨利?”他会咯咯地轻声笑着说，“你等着，我保证你在今夜过去之前有好戏。”如果我提醒他我们今天说好要歇一晚上的，他会回答：“行，随你便……我只是想让你更快活。”然后他会来个急刹车，对黑暗中飘然而来的穿丝绸衣服的黑影说——“喂，妹妹，你在干什么——散步吗?”也许这一回是个有刺激的家伙，一个兴奋的小婊子，除了撩起裙子，把那玩意儿交给你以外，再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也许我们都不必给她买杯饮料，就停在一条小道上的某个地方，在汽车里一个接一个地干将起来。如果她是那种常常会碰到的傻窟窿眼儿，他甚至都不愿费神开车把她送回家。“我们不去那个方向，”他这个杂种会说，“你最好就在这里跳下去。”说着他就会打开车门让她下去。当然，他的下一个念头就是：她干净吗?回去时他会一路上都想着这个问题。“天哪，我们应该多加小心，”他会说，“你不知道你像这样同她们交往会遇到什么麻烦。自从那最后一个以来——你记得，就是我们在大道上认识的那一个——我就痒得要命。也许这只是神经过敏……我想得太多了。为什么一个小伙儿就不能老盯着一只窟窿眼儿呢?告诉我，亨利。比如现在特丽克丝，她是一个好孩子，你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喜欢她，但是……见鬼，谈这些有什么用?你了解我——我是个饕餮之徒。你知道，我变得越来越坏，甚至有时候在去幽会的路上——注意，是同一个我想要干的妞，而且一切都安排好了——正当我驱车前去的时候，也许从眼角里我瞥见一条正在穿过马路的大腿，于是就不知不觉把她弄上了车，而另一个妞就见鬼去吧。我一定中了窟窿邪了，我猜想……你怎么想?不要告诉我，”他会迅速补上一句，“我了解你，你这个鸡奸贼……你会告诉我最不中听的东西。”然后，停了一会儿之后——“你是一个有趣的家伙，你知道吗?我注意到你从来不拒绝什么事情，但不知怎么的，你一直似乎并不对此感到担忧。有时候你使我觉得好像你有点儿满不在乎。你也是一个古板的杂种——我要说，几乎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你怎么能同一个女人维持这么长久，真叫我纳闷。你不感到厌倦吗?天哪，我很了解她们会说什么。有时候我想要说……你知道，就是突然出现在她们跟前说：‘听着，宝贝，一句话也不要说……只要把它掏出来，张开你的双腿就行。’”他开心地笑着。“如果我对特丽克丝说那样一些话，你能想象她脸上的表情吗?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就差一点儿要这样做。我没有脱下大衣，摘下帽子。她很恼火！她不怎么在乎我穿着大衣，然而帽子则不然！我告诉她我怕穿堂风……当然，并没有什么穿堂风。实情是，我他妈的急于要走，所以我想，如果我戴着帽子，我就可以走得快一点儿，然而，我却在那里同她待了一整夜。她大吵大闹，我无法让她安静下来……但是，听着，那算不了什么。有一次我同一个喝醉的爱尔兰婊子在一起，她有一些怪念头。首先，她从来不要在床上干那种事……总是在桌子上。你知道，偶尔为之还可以，但是经常这么干，能把你累死。于是有一天夜里——我猜想，我有一点儿醉醺醺的——我对她说，不，什么也别干，你这醉鬼……你今晚同我一块儿上床。我需要真正的做爱——上床。你知道，我不得不同那婊子养的吵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说服她同我一块儿上床，只是有一个条件，我得戴着帽子。听着，你能想象我戴着帽子爬到那傻妞身上去吗?而且身上一丝不挂！我问她……‘你为什么要我戴着帽子呢?’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这显得更有绅士风度。你能想象那只窟窿眼儿是怎样一种心理吗?我常常恨自己同那个婊子搞在一起。我从来不清醒着到她那里去，那便是一例。我得先用老酒灌饱了，有点儿瞎，有点儿神志不清——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成什么样子……”

我很了解他的意思。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我熟人中脾气最坏的杂种之一。“执拗”一词还不足以形容他的脾气。他像一头毛驴——一个顽固的苏格兰人。他的老头子更糟糕。如果他们俩发起火来，那就好看了。老头子常常手舞足蹈，是气得手舞足蹈。如果老娘来劝架，她就会眼睛上挨一拳头。他们经常把他赶出去。他会带着全部所有物出走，包括家具，也包括钢琴。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又会回来——因为在家里他们总是相信他。然后在某个晚上，他会醉醺醺地带着在某个地方勾搭上的女人回家，留她过夜，但是他们真正反感的是，他竟脸皮厚到要他母亲给他们俩把早饭端到床上来。如果他母亲想要痛骂他，他就会把她关起来说——“你想要告诉我什么?如果你不是因为肚子搞大了，你才不会结婚呢！”老太太拧着自己的手说——“什么儿子！什么儿子！老天帮帮忙，我干了什么，要得这种报应?”他会还嘴说：“呀，忘了它吧！你只是一个老笨蛋！”他的妹妹往往前来设法平息事端。“天哪，沃利，”她会说，“你做什么，不关我的事，但你跟母亲说话时不能更尊重些吗?”于是麦格雷戈会让他妹妹坐在床上，开始哄她把早饭拿来。通常他不得不问他的同床伙伴叫什么名字，以便把她介绍给他的妹妹。“她不是一个坏孩子，”他会说，指的是他妹妹。“她是家里唯一还不错的人……现在听着，妹妹，拿点儿吃的来，行吗?拿些美味的火腿鸡蛋来，呃，怎么样?听着，老头子在吗?你今天情绪怎么样?我想借几块钱使使。你想办法慢慢从他那里骗出来，行吗?我将给你搞点好东西过圣诞节。”然后，好像一切都摆平了，他会把被子往后一扯，亮出他身边的那个婊子。“看看她，妹妹，她不漂亮吗?看那两条腿！听着，你应该给自己找个男人……你太瘦了。你瞧帕特茜这儿，我打赌她不缺这个，呃，帕特茜?”说着，在帕特茜屁股上用力拍了一掌。“现在快去，妹妹，我要些咖啡……不要忘记，把火腿炸得脆一点儿！不要拿隔夜火腿……拿新的。快一点儿！”

我喜欢他身上的东西，是他的弱点；像所有那些有实践意志力的男人一样，他内心十分软弱。没有一件事他不愿做——出于软弱。他总是很忙，而实际上从来不做任何事情。他总是专心致志于某件事，总是试图改进他的想法。例如，他会拿起足本的大词典，每天撕下一页，在上下班往返的路上虔诚地通读一遍。他满脑子事实，事实越荒诞，越不合理，他就越从中得到乐趣。他似乎专门要向所有人证明，生活是一场闹剧，不值得为之拼搏，总是一件事把另一件事抵消掉，等等。他是在纽约北区长大的，离我在那里度过童年的那个地段不远。他也完全是北区的产物，这是我之所以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例如，他用嘴角说话的方式，他同警察说话时使用的强硬态度，他厌恶地啐唾沫的样子，他使用的独特的诅咒话，他的多愁善感，有限的见识，对打落袋台球与吹大牛的强烈爱好，整夜的神聊胡侃，对富人的蔑视，同政治家的亲近，对无价值事物的好奇，对学问的尊重，对舞厅、酒吧、脱衣舞的迷恋，谈论见世面却从未出过纽约市，崇拜任何显示出“勇气”的人，诸如此类的种种特点、特征，使他同我亲密无间，因为正是这些特性，标志着我小时候熟悉的伙伴。那个地段似乎只是由可爱的失败者组成的。成年人的举止像小孩，小孩则是不可救药的。没有人高出他的邻居许多，否则他就会受到私刑的惩罚。如果有人竟然成为医生或律师，这是很令人吃惊的。即使如此，他也得当个好好先生，说起话来装得和别人一样，还得投民主党一票。听麦格雷戈谈论柏拉图或尼采，例如，听他对好朋友谈这些，是难忘的事情。首先，为了要得到允许来对伙伴们谈论柏拉图或尼采之类的问题，他得装作他只是偶然遇到了他们的名字；要不他也许会说，有一天夜里他在酒吧的后间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醉鬼，这个醉鬼开始谈论起尼采和柏拉图这些家伙。他甚至会假装完全不知这些名字如何发音。他会辩解说，柏拉图并不是这样一种愚蠢的杂种。柏拉图脑袋里有一两个理念，是的，先生，是的，老先生。他愿意看到华盛顿那些愚蠢的政治家设法同柏拉图那样的家伙好好斗一斗。在这绕圈子的话里，他会继续用讲究事实的方式，向他那些侃哥儿们解释，柏拉图在他那个时代是怎样一种聪明鬼，又如何可以同其他时代的其他人相比。当然，他也许是一个太监，他会补充说，为的是要给所有那种博学泼点冷水。他巧妙地解释说，在那些日子里，那些大人物，那些哲学家，往往让人把自己的睾丸割掉——这是一个事实！——以便不受一切诱惑。另一个家伙尼采，他是一个真正的怪人，一个疯人院的怪人。他被认为同他的妹妹恋爱。神经过敏的类型。不得不生活在特殊的气候中——他想是在尼斯。他一般不太喜欢德国人，但是尼采这个家伙不同。事实上，他——这个尼采——恨德国人。他声称自己是波兰人，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也对他们绝对公平。他说他们愚蠢贪婪。老天作证，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总之，他揭穿了他们。简言之，他说他们都是臭狗屎。老天啊，难道他说得不对么?你看到那些混蛋搞到一剂他们自己的药时掉头就跑的样子吗?“听着，我认识一个在阿戈讷地区清除一窝那些混蛋的家伙——他说他们如此该死的低贱，以至于他都不愿啐他们。他说他甚至不愿把一颗子弹浪费在他们身上——他只是用大棒把他们的脑袋打烂。我现在忘记了这个家伙的名字，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告诉我，他在那里的几个月中见得多了。他说他从整个操蛋事情中得到的最大乐趣是杀死他自己的少校。并不是他对他有什么特别的怨恨——他只是不喜欢他的嘴脸。他不喜欢那家伙发号施令的方式。他说，大多数被杀死的军官都是在背后被杀的。他们也是活该，这些操蛋玩意儿！他只是一个来自北区的小伙儿。我想他现在在华拉鲍特市场附近经营一家弹子房，一个安静的家伙，不管闲事，但是如果你同他谈起战争来，他就会火冒三丈。他说如果他们试着发动另一场战争，他会去刺杀美国总统。是的，我告诉你，他会这样做的……不过见他妈的鬼，我干吗要跟你们谈论柏拉图呢?嗨……”

其他人走了以后，他会突然改变腔调。“你不相信那些话，是吗?”他会开始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相信。“你错了，”他会继续说，“你得不断迎合他们，你不知道哪天你会需要这些家伙中的某一个。你设想你是自由的、独立的！你做得好像你高于这些人。嗨，你在这里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你怎么知道五年以后，或者就六个月以后你在哪里?你也许会变成瞎子，你也许会被卡车轧死，你也许会被关进疯人院；你不可能说出你将要发生什么事，没有人可能。你会像一个婴儿一样不能自助……”

“那又怎么样?”我会说。

“嗨，你不认为在你需要朋友时就有朋友在你身边很好吗?你也许会不能自助到他妈的这步田地，只要有人来帮你穿过马路你就很高兴。你认为这些家伙没有价值；你认为我同他们在一起是浪费时间。听着，你绝不知道一个人哪天会为你做些什么，没有人会单独成就什么事……”

他因为我的独立性而生气，他称之为我的冷漠。如果我不得不问他要点儿钱，他就很高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大谈友谊。“所以你也得有钱吧?”他会说，满意地满脸堆着笑。“所以诗人也得吃饭吧?嗯，嗯……幸好你来找我，亨利，我的年轻人，因为我对你很随便，我了解你，你这没良心的婊子养的。没问题，你要多少?我没有很多，但我可以和你对半分。这够公平的了吧?是不是你还认为，你这杂种，我该全部给你，然后自己出去借钱花呢?我想你要吃一顿好饭，呃?火腿鸡蛋不够好，是吧?我猜你也很想让我开车把你送到餐馆去，呃?听着，从那把椅子上起来一分钟——我要放个垫子在你屁股底下。嘿嘿，那么你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天哪，你总是一个子儿也没有——我从不记得看见你有钱在口袋里。听着，你对自己不感到羞愧吗?你谈论那些和我鬼混的浪荡鬼……那么听着，先生，那些家伙从来不像你那样跑来问我要一文钱。他们有更多的自豪——他们宁愿去偷，也不来掏我的钱包。而你，呸，你满脑子自大的念头，你要改造世界，废话连篇——你不想干活挣钱，不，不。你……你指望有人把钱放在银盘子上端给你。嚯！幸亏身边有我这样的家伙理解你。你需要了解你自己，亨利。你在做梦。每一个人都要吃饭，你不知道吗?大多数人愿意干活挣饭吃——他们不像你那样整天躺在床上，然后突然穿上裤子，跑到手头上的第一个朋友那里去。假如我不在这里，你会干什么?不要回答……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听着，你不能一生都像那个样子。当然，你说得好极了——听你说话是一种乐趣。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唯一我真正喜欢一起聊天的家伙，但是这会使你成功吗?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流浪罪把你关起来。你只是一个流浪汉，你不知道吗?你甚至都不如你说教中谈到的其他那些流浪汉。我陷入困境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找不到了。你不回我的信，不回我的电话，有时候我来看你，你甚至躲起来。听着，我知道——你不必向我作解释。我知道你一直都不想听我的故事。可见他妈的鬼，有时候我真的不得不同你说话，而你却他妈的不闻不问。只要雨淋不着你，肚子里有顿饱饭，你就很快活。你不考虑你的朋友——除非你自己有危急。这样做是不厚道的，是吧?你要承认，我就给你一块钱。他妈的，亨利，你是我交的唯一真正的朋友，但是如果我知道我在谈论的东西，那你就是一个无赖的婊子养的。你只是一个天生的婊子养的饭桶。你宁愿饿死也不愿意着手做点儿有益的事情……”

当然我会笑着伸出手去要他答应我的那一美元。这又重新激怒了他。“只要我给你我答应你的那一美元，你就准备说些什么，是吗?好家伙！谈论道德——天哪，你有响尾蛇的伦理观。不，以基督的名义，我还不想把它给你。我要先折磨你一番。如果可能的话，我要让你挣这钱。听着，给我擦皮鞋怎么样——给我擦鞋，行吗?如果你现在不擦，它们就永远不会被人擦了。”我拿起鞋，问他要刷子。我不介意给他擦鞋，一点儿也不，但是那样也似乎刺激了他。“你要擦鞋，是吧?行，天啊，那干起来又快又利索。听着，你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你不是有自豪感吗?而且你是无所不知的家伙。这是很令人吃惊的。你懂得他妈的那么多，竟还得靠擦你朋友的皮鞋来骗一顿饭吃。真是个好小伙！给，你这杂种，给你刷子！你擦的时候，把另一双也擦一擦。”

暂停一会儿。他在水斗那儿洗了洗，哼了一会儿曲子。突然，用欢快的腔调说——“今天外面天气如何，亨利?太阳好吗?听着，我想到一个最适合你去的地方了；蛋黄沙司浇扇贝熏肉，你说怎么样?这是一个小地方，在海湾附近。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正是吃扇贝熏肉的日子。呃，怎么样，亨利?不要告诉我你有事要做……如果我拉你到那里，你就得花点儿时间同我在一起，你是知道的，是吧?天啊，我真希望有你的性情。你只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放任自流。有时候我认为你他妈的过得比我们谁都好得多，尽管你是一个臭烘烘的婊子养的，一个叛徒，一个贼。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日子过得就好像做梦一般。听着，我说我有时候不得不见你，难道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总是一个人，简直就要发疯。为什么我拼命到处追娘儿们?为什么我整夜玩牌?为什么我同那些流浪汉鬼混?我需要同某个人说话，就是这样。”

一会儿之后在海湾，坐在水边，他肚子里灌了一杯黑麦威士忌，等着海鲜端上来……“如果你能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么生活就不算太坏，呃，亨利?如果我赚了一点儿钱，我就要去环球旅行——你跟我一起去。是的，虽然你是无功受禄，但是我还是准备有一天真正花些钱在你身上。我要看看，如果我给你充分自由的话，你会怎样表现。我要给你钱，瞧……我不会假装把它借给你。我们将看看，在你有了一些钱在口袋里的时候，你那些了不起的念头会有什么结果。听着，那一天我谈论柏拉图的时候，我是想问你一件事的。我想问问你，是否读过他关于亚特兰蒂斯[3]的故事。你读过吗?读过?那么，你怎么想?你认为这只是一个故事，还是你认为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地方?”

我不敢告诉他，我怀疑有成千上万个大陆，其过去或未来的存在，我们都还没有开始梦想过。于是我干脆说，像亚特兰蒂斯那样的地方曾经存在过，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嗯，我猜想，这在某种程度上讲并不十分重要，”他继续说，“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怎么想。我认为一定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代，那时候的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不能相信，他们过去就一直是他们现在的那副猪样，而且最近几千年来一直是那样。我认为很可能有一段时期人们懂得如何生活，懂得如何自由自在，享受生活。你知道是什么东西逼得我发疯吗?是看到我的老父亲。自从他退休以后，他就整天坐在火炉跟前闷闷不乐。像一只奄奄一息的猩猩坐在那里，这就是他终生做牛做马得来的一切。他妈的，如果我认为我也会那样的话，我会现在就把我的脑浆打出来。看看你周围……看看你认识的人……你认识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吗?我很想知道，所有那些大惊小怪是要干什么?我们必须活着，他们说。为什么?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他们全是该死的可笑的东西，死了反而更好。他们都只是一大堆臭大粪。战争爆发时，我见他们奔赴战壕，我就对自己说，好，也许他们回来时会通情达理一点儿！当然，他们当中许多人没有回来，但是其他人！——听着，你猜想他们会变得更人道、更体贴人吗?一点儿也不！他们本质上全是屠夫，当他们面临困难时，他们就发牢骚。他们让我恶心，他们这整个一帮操蛋家伙。我明白他们是些什么玩意儿，每天都得保释他们出去。我是从栅栏的两方面来看问题。在另一方面，更是臭不可闻。嘿，如果我告诉你我知道的一些事情，让你看看判这些可怜的杂种有罪的法官是些什么玩意儿，你一定会痛打他们。你要做的一切就是看看他们的嘴脸。是的，亨利，我愿意认为，曾经有一个时代事物是另外一个模样。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真正的生活——我们也不打算见。如果说我多少了解一点儿情况的话，那么就是说，这情况还要维持好几千年。你认为我唯利是图。你认为我疯狂地想挣许多钱，是吗?那我告诉你，我要挣一小堆钱，以便摆脱这臭屎。如果我能摆脱这环境，我就会独自去和一个黑婊子住在一起。我拼命努力达到我现在的地步，其实，这离原来的地方并不很远。我并不比你更相信工作——我是那样被培养起来的，那就是一切。如果我能用不正当手段搞到许多钱，如果我能从我打交道的这些臭杂种中的哪个人那里骗到一堆钱，我会心安理得地去做的。我太了解法律了，这就是麻烦事，但是你会看到，我还是要诈取他们的钱财。当我搞成功的时候，我将搞大的……”

海鲜端上来，又一杯威士忌下肚，他又重新开始。“说起让你跟我一起去旅行，我就是那个意思。我的考虑是认真的。我想你会告诉我你有老婆孩子要照顾。听着，你什么时候才能和你那个母夜叉一刀两断?你不知道你必须甩掉她吗?”他温和地笑起来。“嗬！嗬！想一想，是我为你挑的她！谁曾想你会笨到同她结婚?我想我只是给你介绍了一个漂亮的屁股，而你，你这可怜的笨蛋，你娶了她。嗬嗬！亨利，在你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时候，且听我一句：不要让那驴脸婆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管你干什么或者去哪里。我会讨厌你离开城市……坦白告诉你，我会想你的，但是，天啊，如果你必须去非洲，那你也赶紧屁颠屁颠去，逃出她的手心，她不适合你。有时候，我手头有一只好窟窿眼儿，我就暗想，现在有好东西给亨利了——我心里想着要把她介绍给你，然后，当然我就忘记了。不过，小伙子，天下有成千上万只窟窿眼儿你可以跟她们一起过。想一想你却不得不挑中那样一个下贱的婊子……你还要熏肉吗?你现在最好还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知道以后就没有钱了。再喝一杯，呃?听着，如果你今天试着从我这儿溜走，我发誓绝不借给你一分钱……我刚才在说什么来着?哦，是的，你娶的那个疯婊子。听着，你打不打算那样做?每次我见到你，你都跟我说打算逃走，但是你从来没有那么干过。我希望你不是认为你在供养她吧?她不需要你，你这笨蛋，难道你不明白吗?她只是要折磨你。至于小孩……嗨，见他妈的鬼，我要是你，我就把她溺死。那听起来有点儿卑鄙，不是吗?不过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不是父亲。我不知道你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我只知道你是他妈的一条好汉，不会把一生浪费在她们身上。听着，你为什么不设法有所成就呢?你还年轻，长相也不错。去个什么地方，离得远远的，一切从头开始。如果你需要一些钱，我会给你筹的。这就像把钱扔到阴沟里，我知道，但我仍然会为你筹的。事实是，亨利，我非常非常喜欢你。我从你那里得到的，比从世界上任何人那里得到的都多。我猜想，我们来自那个老城区，有许多共同之处。奇怪的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竟然不认识你。见鬼，我变得感伤起来了……”

【注释】

[1] 乔治·格罗斯（1893——1959）：达达派画家。

[2]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3] 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入海底。

第十七章

日子就像那样过去。带着许多好吃好喝的，阳光明媚，一辆小汽车带着我们到处转，不时抽支雪茄，在海滩上打一会儿盹，研究过往的窟窿眼儿，又说又笑，还唱了一会儿小曲——这就是我和麦格雷戈度过的许多许多日子中的一天。像那样的日子真的似乎使轮子停止转动。表面上快快活活，时间就像梦一般糊里糊涂地过去。但是实际上，却有一种宿命感，有一种不祥的兆头，使我第二天萎靡不振，心中不安。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会不得不停顿下来；我很想知道我正在浪费我的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无能为力。必须发生某件事，某件大事，某件会将我横扫在地的事情。我需要的一切就是推我一下，但必须是我的世界之外的某种力量，才能真正推动得了我，我确信这一点。我不能忧伤过度，因为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一生中的事情总是——到最后——很顺当。我不可能需要花大力气。必须由天意来决定某些事——在我的情况中，就是全部听天由命。尽管从表面看来，有多少不幸，有许多事没处理好，我却知道自己生就的富贵命，而且天生是双冠王。我承认外部情况很糟糕——但更使我担心的是内部情况。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害怕我的胃口、我的好奇心、我的柔性、我的渗透性、我的可塑性、我的和蔼可亲、我的适应能力。没有一种情况本身能吓倒我：我不知怎的，总是看见自己过舒服日子，就好像在花朵里啜饮蜂蜜。即使我被投入监狱，我也感到我会过得很好。我想，这是因为我知道如何不作反抗。其他人连拉带拽地拼命干，搞得精疲力竭；我的策略是随大流。人们对我做的事，几乎还不如他们对人对己所做的事那样叫我操心。我内心真的感觉他妈的很好，所以我必须接受全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也就是说，我和我自己的命运不同步。我竭力实践世界的命运。例如，如果我有一天晚上回到家，家里没有吃的，甚至连给小孩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就会马上到处去寻找吃的，但是我发现自己刚一匆匆来到外面寻找食物，就立刻又回到了世界观上面，这使我困惑不解。我没有想到专门给我们吃的食物，我想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食物，是那一时刻世界各地处于各个阶段上的食物，它如何被得到，如何被准备好给人用餐，如果人们没有食物，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一个想得到食物的人都得到它，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无疑，我为老婆孩子感到遗憾，也为霍屯督人，为澳洲森林居民感到遗憾，更不用说饥饿的比利时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我对人类，对人类的愚蠢，对人类想象力的贫乏感到遗憾。吃不上一顿饭并不那么可怕——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街上死一般的空寂。所有那些讨厌的房子，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如此空寂、如此凄凉的样子。脚下有漂亮的铺路石，街中间有柏油马路，各家门前有既美又丑的雅致的褐砂石台阶，然而一个家伙竟会整天整夜在这昂贵的材料上到处奔走，寻找一块面包干。是这种状况使我感到不安。这太不谐调了。如果人们能摇着开饭铃冲出去喊“听着，大家听着，我饿着肚子。谁需要擦皮鞋?谁需要倒垃圾?谁需要清洗排水管?”，那就好了。如果你能走到街上，像那样对他们说清楚就好了。然而不，你不敢张开你的嘴。如果你在街上告诉一个家伙你肚子饿，你就把他的屎都吓出来了，他像见了鬼似的逃走。那是我以前从不理解的事情，现在还是不理解。全部事情其实很简单——某个人来到你跟前时，你只要说一声“行”。如果你不能说“行”，你可以挽住他的胳膊，请另一个人帮助你们摆脱困境。你为什么要穿上制服，去杀死你不认识的人，就为了得到那块面包干，这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考虑的是这些，而不是食物吃到了谁的嘴里，或者它卖多少钱。我为什么要去管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呢?我在世上是要活着，而不是计算，而这正是那些杂种不要你做的事——活着！他们要你花费整整一生来增加数字。那对他们有意义。那是合理的。那是明智的。如果我来掌舵，也许事情不会这样有条有理，但是却更加轻松愉快，耶稣作证！你不必为一些小事搞得屁滚尿流。也许不会有碎石铺的道路、长蛇阵的汽车、高音喇叭以及亿万种新鲜玩意儿，也许甚至窗上没有玻璃，也许你不得不睡在地上，也许不会有法国烹调、意大利烹调、中国烹调，也许人们的耐心消耗殆尽的时候就会互相残杀，也许没有人会阻止他们，因为不会有任何监狱、警察、法官，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内阁大臣或立法机构，因为不会有他妈的任何法律让人遵守或不遵守。也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走好几个月、好几年，但是你用不着签证、护照、身份证，因为哪儿也用不着登记，你也用不着身份证号码；如果你想每星期改一次名字，你尽管改，这是无所谓的，因为除了你能随身携带的东西，你不拥有任何东西，在一切都自由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拥有任何东西呢?

在这个时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干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交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吃了一顿又一顿饭，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圈出一些空间作为抛锚地；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进入我周围一英里范围内，就会听到一座巨大的钟在悲鸣。没有人能看见抛锚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们看见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动，有时候轻轻摇摆，要不就前后颤动。安全地牵制着我的是我放在客厅里的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大书桌。这张书桌曾经在老爷子的裁缝铺里放了十五年，靠它赚来了许多钱，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响，抱怨不止。在它的分类格子里，还放着一些古怪的纪念品。我最后是趁老爷子生病，把它从店铺里偷着搬出来的；现在它就立在布鲁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处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的三层楼上我们阴郁的客厅地板的中央。我得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放到那儿，但是我坚持必须放在全部家当的最最中间。就像把一只乳齿象放到一间牙齿诊室的正中央。但是由于老婆没有朋友来做客，而即使它悬挂在吊灯上，我的朋友也无所谓，于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厅里，把我们拥有的所有多余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围，摆成一大圈，然后我舒适地坐下来，把脚跷到书桌上，梦想着如果我能写作的话将写些什么。在书桌旁边我还放了一只痰盂，一只很大的铜痰盂，也是从店铺里拿来的，我不时朝里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所有的分类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屉也都是空的；书桌上书桌里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连垫放在S形锅钩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纸。

当我想起我所做的巨大努力来疏导在我内心沸腾冒泡的熔岩，想起我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努力来安放好漏斗，来捕获一个词、一个词组时，我必然想到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年来关于旧石器的想法产生了。如同幻觉一般，因为他们没有料想旧石器这样的东西。它不费力气就来了，一眨眼工夫便诞生了，你会说这是一个奇迹，只是发生的一切都是奇迹般的。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这就是一切。没有事情是由汗水与拼搏来完成的。几乎每一件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东西，都只是失眠，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睡着的习惯。我们不知道如何洒脱。我们像安在弹簧顶上的匣中小丑，我们越挣扎，就越难回到匣中去。

我想，如果我疯了，我除了把这原始人的用品放在客厅中央，就不会想到更好的计划来巩固我的抛锚地。我的脚跷到书桌上，增加血液流速，我的脊柱舒服地埋在厚厚的皮垫子里，我同在我周围漂浮旋转的零碎物处于理想的关系。因为我的朋友们疯了，是血液异常流出的部分，他们就竭力让我相信，这些零碎物就是生活。如此说来，我清楚地记得，通过我的脚所实现的同现实的第一次接触。我写过一百万字左右，请注意，写得有条有理，结构很好，对我来说却等于零——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密码——因为接触是通过头脑来进行的，而头脑是无用的附属物，除非你在水道中央深深地抛锚在泥中。我以前写的一切都是老古董，现在的大多数写作仍是老古董，这便是为什么没有烧起来，没有使世界燃烧的原因。我只是古人类的传声筒；甚至我的梦也不可靠，不是真正的亨利·米勒之梦。安静地坐着，想着一个由我、由救生圈产生的念头，是赫拉克勒斯[1]式的艰巨任务。我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词汇和表达能力——我缺乏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切断电流的工具。讨厌的机器停不下来，这便是难题。我不仅处于潮流当中，而且潮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了它。

记得那一天，我让机器彻底停下来，也记得另一个机械装置，上面签着我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用我自己的双手和鲜血制成的那个机械装置，慢慢开始运行。我曾到附近的剧院去看一场轻歌舞剧表演；这是日场演出，我买了楼厅的票。排队站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到一种奇怪的坚实感。就好像我在凝结，明显成为一块坚实的胶冻。这就像伤口治愈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一样。我处于最高的正常状态，这倒是十分异常的情况。霍乱会来临，将它污浊的气息吹进我口中——没有关系。我会弯腰去吻麻风病人手上的溃疡，不可能对我自己有任何伤害。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这种永恒的冲突中有一种平衡，而我不仅有这种平衡，而且血液参数是正整数，这意味着，至少暂时，疾病被完全打垮了。如果有人在这时候聪明地扎下根，他就永远不会再生病、不幸，甚至死亡。但是要跃向这样的结局，就要奋力一跳，跳回到比旧石器时代更久远的年代。在那一刹那，我甚至不梦想扎根；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奇迹的意义。当我听到我自己的齿轮啮合的时候，我是如此吃惊，以至愿意为了这种体验的特权而当场死去。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我手里拿着撕过的票根从门卫面前走过时，灯光暗下来，幕布升起。黑暗突然降临，使我的眼睛微微发花，我就站了一会儿。当幕布冉冉升起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所有的年代里，人类总是被壮观场面之前的这个简短时刻搞得默不作声。我可以感觉到幕布正在人类中升起。我也立即明白，这是一个象征，它在人类睡梦中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明白，如果他们醒着，登上舞台的绝不会是演员而应该是他们，人类。我不是这样想——我说，这是一种理解，它如此简单，如此绝对清晰，以致机器立即死死停住，我正沐浴着现实的光明，站在我自己面前。我把眼光从舞台上转开去，注意看通向楼厅座位的大理石楼梯。我看见一个人慢慢登上台阶，他的手横放在栏杆上。这人一定是我自己，自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在梦游的那个旧自我。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整段楼梯，只看见那个人已经爬过，或当时正在爬的那几级楼梯。这人从来没有爬到楼梯顶上，他的手也从来没有从大理石栏杆上拿开。我感到帷幕降下来，一会儿工夫，我又到了布景后面，在道具中走来走去，就像道具管理员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不知道是在做梦呢，还是看着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场梦。它明朗、清新、新奇。我只看见活生生的东西！其余的消失在阴影中。正是为了使世界永远活生生，我没有等着看演出，就跑回家去。坐下来，着手描写那一截不朽的楼梯。

正是在这个时候，达达主义者盛行一时，不久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者。这两个流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到大约十年以后才听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法文书，也从来没有法国式的念头。我也许是美国独一无二的达达主义者，而我却不知道。尽管我同外界有各种接触，我却像一直生活在亚马孙丛林中一般。没有人理解我正在写的东西，或者我为什么要那样写。我神志如此清醒，以至于他们说我发疯。我在描述新世界——不幸的是太早了一点儿，因为它还没有被发现，谁也不会被你说服，相信它的存在。这是一个卵巢世界，还隐藏在输卵管里。自然还没有任何东西清楚地显现出来：只能看见一根脊柱模模糊糊的少许迹象，当然没有胳膊，没有大腿，没有头发，没有指甲，没有牙齿。性是最不会被梦见的东西；这是柯罗诺斯[2]及其卵一般的后代的世界。这是小不点儿的世界，每一个小不点儿都是必不可少的，吓人地合乎逻辑的，绝对不可预言的。没有一件事物这样的东西，因为“事物”的概念正在消失。

我说我描述的是一个新世界，但是像哥伦布发现的新世界一样，结果它是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世界都远为古老的世界。我在皮包骨头的外观底下，看到了人类总是在内心携带的那个不可摧毁的世界；真的，它既不是旧的，也不是新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永恒真实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擦去后重写的，没有哪一层书写的文字让我感到太古怪而破译不了。我的伙伴们晚上离开我之后，我会经常坐下来，给我的朋友，澳洲丛林居民，密西西比河盆地的筑堤人[3]，菲律宾的伊哥洛特人等写信。当然，我必须写英语，因为这是我说的唯一语言，但是在我的语言和我的好朋友们使用的心灵感应术之间有一个差异世界。任何原始人都会理解我，任何古代人都会理解我；只有我周围那些人，也就是说，一个大陆上的一亿人，理解不了我的语言。为了写得让他们明白，我不得不首先杀死什么东西，其次阻止时间进程。我刚刚弄明白，生活是不可摧毁的；没有时间这样东西，只有现在。他们指望我否认一个我花了终生时间来窥一眼的真理吗?他们肯定这样指望。他们不想听到的一件事是，生活是不可摧毁的。他们宝贵的新世界不是建立在无辜者的毁灭，建立在强奸、掠夺、折磨、蹂躏之上的吗?两个大陆都遭玷污；两个大陆都被剥夺了一切宝贵的东西——以物的形式。我认为，没有人比蒙提祖马[4]受到过更大的羞辱；没有一个种族比美国印第安人更无情地遭到消灭；没有一块土地像加利福尼亚那样以肮脏血腥的方式遭到淘金者的糟蹋。我想到我们的由来就脸红——我们的双手浸泡在鲜血与罪恶中。通过直接去全国各地旅行，我发现，屠杀和掠夺一点儿也没有停止。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凶手，甚至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例外。往往不必拿出枪、套索、烙铁——他们已经发现更阴险、更穷凶极恶的方法来折磨和屠杀他们自己。对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我话还未出口，就让人把它消灭了。通过痛苦的经验我学会了保持沉默；我学会了默默坐着，甚至笑眯眯的，而实际上我嘴上冒泡。我学会同所有这些看上去天真无邪的恶魔握手，并对他们说：“你们好！”而他们却只是在等着我坐下来，好吸我的血。

当我在客厅里我的史前书桌前坐下来的时候，怎么可能使用这种强奸与谋杀的代用语言呢?我孤身一人在这伟大的暴力半球中，但是就人类而言，我不是孤身一人。我在闪着磷光的残酷之火所照亮的物的世界中很孤独。我让一种无法释放的能量搞得神志不清，要释放能量除非去效力于死亡和无益之事。我不能一开始就作一个详尽的声明——这意味着穿拘束衣或者上电椅。我就像一个在地牢中监禁了太久的人——不得不缓慢地、踉踉跄跄地摸索着走路，免得跌倒，被人踩上；我不得不逐渐习惯于追求自由所带来的惩罚；我不得不长出一层新表皮，保护我不受天上这种灼热光线的伤害。

那个卵巢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生命节奏，而且有死亡节奏。活着，不惜一切代价地活着的狂热愿望，不是我们身上生命节奏的结果，而是死亡节奏的结果。不仅没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继续活着，而且如果生活令人讨厌，那它就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出于战胜死亡的盲目冲动而要使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播种死亡的手段。每一个没有充分接受生活，不增长寿命的人都在帮着以死亡充满世界。做最简单的手势可以传达最高的生命意识；以全身心说出的一个词可以赋予生命。活动本身没有意义：它常常是一个死亡标志。由于简单的外部压力，由于环境和榜样的力量，由于活动造成的社会趋势，人们会成为可怕的死亡机器的一部分，例如，像美国。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对于生活、和平、现实等知道些什么?美国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个人对于智慧、能量，对于一个衣衫褴褛、正坐在树下沉思的乞丐知道些什么?什么是能量?什么是生活?人们只须读一读科学课本和哲学课本里那些愚蠢的废话，就能明白，这些精力充沛的美国人其智慧多么一钱不值。听着，他们让我运转，这些疯狂的马力恶魔；为了打破他们的疯狂节奏，他们的死亡节奏，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波长，在我自己的内部找到真正的支持以前，这种波长至少可以破坏他们定下的节奏。当然，我不需要放在客厅里的这张笨重且奇形怪状的古老书桌；当然，我不需要成半圆形摆在其周围的十二把空椅子；我只需要可以在其中写作的小天地，以及第十三把椅子，把我带出他们使用的黄道十二宫图，将我放在天外天里。但是，当你逼得一个人几乎发疯的时候，当他自己很惊奇地发现他仍然具有某种抵抗力，某种他自己的力量时，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人的行为非常像原始人。这样一个人不仅容易变得冥顽不化，而且迷信，相信魔术，施行魔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宗教——他吃苦头就吃在他的笃信宗教上。这样一个人成为一个偏执狂者，只专心做一件事，这就是冲破施于他的邪术。这样一个人已经超越了扔炸弹，超越了反叛；他要停止做出反应，无论是惰性的反应还是凶猛的反应。这个世上的人中之人要使行为成为生命的表现。如果在实现他的可怕需求的过程中，他倒行逆施起来，变得孤僻，说话结结巴巴，被证明完全不适应社会，因而无法挣钱活命，那么，你知道，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回到子宫去，回到生命之源去的方法；明天，他不是作为一个你使他成为的那种可鄙的嘲笑对象，而是作为一个凭自己真本事的人站出来，这时候，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将对付不了他。

从他在史前书桌上用来同世界上的古人交流的原始密码，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它穿过当时的死亡语言，就像无线电穿过暴风雨。在这个波长中没有魔术，就像子宫中没有魔术一样。人们很寂寞，无法相互交流，因为他们的所有发明只表达死亡。死亡是统治行为世界的自动机。死亡是沉默的，因为它没有嘴；死亡从不表达任何事。死亡也是神奇的——在生命之后。只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张开嘴说话，只有一个说“是”，“是”，“是”，一个一再说“是”的人才能张开双臂，拥抱死亡而不知害怕。死亡是一种报偿，是的！死亡是完成的结果，是的！死亡是冠与盾，是的！但是，使人孤立的，使他们痛苦、恐惧、寂寞的，给他们没有结果的能量的，让他们充满只能说“不”的意志的，却根本不是死亡。任何人在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节奏，也就是生命节奏的时候写下的第一个字就是“是”！他此后写的一切都是“是”，“是”，“是”——以亿万种方法表达的“是”。没有一种精力，无论有多么巨大——甚至一亿死魂灵的精力——可以同一个说“是”的人相对抗。

战争在进行，人们正被屠杀，一百万，两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最终一亿，然后十亿，每一个人，男女老少，直到最后一人。“不！”他们在喊，“不！他们不准通行！”然而每一个人都通行无阻；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自由通道，无论他喊“是”还是“不”。在这种精神上的破坏性渗透的成功显示当中，我坐在大书桌旁边，脚跷在上面，试图同亚特兰蒂斯之父——宙斯，同他失去的后代交谈，一点儿也不知道，阿波利奈尔[5]将在停战前一天死在一所陆军医院，一点儿不知道在他的“新作”中，他已经写下了这几句不可磨灭的诗行：

宽容吧！当你将我们

同代表完美秩序的人们相比。

我们到处寻找冒险，

我们并非你的仇敌。

我们将给你一大片陌生领地，

在那里神秘之花正等人来摘取。

我一点儿不知道，在这同一首诗中，他还写道：

同情我们吧！我们始终战斗在

无垠未来的边陲，

同情我们的过失，同情我们的罪孽。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当时活着一些叫作布莱兹·桑德拉尔、雅克·瓦谢[6]、路易·阿拉贡[7]、特里斯坦·查拉[8]、勒内·克勒韦尔[9]、亨利·德·蒙泰朗[10]、安德烈·布雷东[11]、马克斯·恩斯特[12]、乔治·格罗斯等稀奇古怪名字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1916年7月14日在苏黎世的瓦格礼堂发表了第一份达达宣言——“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在这份奇怪的文件里这样说道：“达达是没有拖鞋或类似物的生活……没有纪律或道德的纯必然，我们唾弃人性。”我一点儿也不知道1918年的达达宣言中包含这些词句：“我正在写一份宣言，我什么也不想要，而我还是说某些事情，我反对作为原则的宣言，因为我也反对原则……我写这个宣言来说明，单单做一次呼吸，人们就是做了两个相反的动作；我反对动作；赞成连续的矛盾，也赞成肯定，我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不做解释，因为我恨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有一种文学，它到不了贪得无厌的大众那里。创作者的作品来自作者方面的真正需要，是为他自己而创作的。一种最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在它面前，星星也暗淡无光……每一页都必然要爆炸，不是塞满十分严肃、沉重的东西，旋风，令人头昏眼花的东西，新事物，永恒的事物，就是塞满绝对的欺骗，塞满对原则的热情，塞满排印方式。一方面：一个摇摇晃晃消失的世界和整个地狱的钟声相伴；另一方面：新的存在……”

三十二年后，我仍然说着：是！是，安替比林先生！是，特里斯坦·比斯塔诺比·查拉[13]先生！是，马克斯·恩斯特·格布尔特先生！是！勒内·克勒韦尔先生，你自杀而死，是，世界疯了，你很对。是，布莱兹·桑德拉尔先生，你杀人杀得对。是在停战那天，你发表了你的小书——《我杀了人》吗?是的，“接着干，小伙子们，人性……”是，雅克·瓦谢，完全正确——“艺术应该是有趣的东西，有一点儿烦人。”是，我亲爱的死瓦谢，你多么正确，动人的、柔情的、真实的东西是多么有趣又多么烦人：“具有象征性是象征的本质。”请从另一个世界里对我们再说一遍！你那里有麦克风吗?你找到了混战中炸飞的所有那些腿和胳膊吗?你能把它们再安到一起吗?你记得1916年在南特同安德烈·布雷东的会晤吗?你们一起庆祝了歇斯底里的诞生吗?他，布雷东，是否告诉你，只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东西，除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而不可思议的东西始终是不可思议的——又听到这样的话不是不可思议吗?尽管你的耳朵已经堵住。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我要在这里为我布鲁克林的朋友们加上埃米尔·布维耶对你作的一番小小描述，他们也许当时从中认不出我来，但我相信，他们现在能……

“……他没有全疯，必要时还能解释他的行为，但他的行为仍然像雅里最糟糕的怪癖一样令人难堪。例如，他刚出医院，就去当码头搬运工，于是他每天下午就在卢瓦尔河沿岸的码头上卸煤。而晚上，他会穿着入时，不断更换行头，逛遍咖啡馆、电影院。而且，在战时，他会有时穿着轻骑兵中尉的制服，有时穿着英国军官、飞行员、外科军医的制服，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在平时，他十分自由自在，对借用安德烈·萨尔蒙[14]的名字来介绍布雷东不以为然，同时他又毫无虚荣心地给自己加上了最了不起的称号，自称从事过最了不起的冒险活动。他从来不说‘早上好’，也不说‘晚上好’，也不说‘再见’，从来不注意来往信件，除非是在向母亲要钱的时候留意母亲的来信。他隔了一天就不认识最好的朋友……”

你们认出我了吗，小伙子们?我不过是一个同祖尼人[15]地区的红头发白化病患者交谈的布鲁克林男孩。脚跷在书桌上，准备写“强烈的作品，永远不被人理解的作品”，这是我死去的朋友们所断言的。这些“强烈的作品”——如果你看见，你会认出这些作品吗?你知道，被杀死的成百万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作品”吗?新的存在，是的！我们仍然需要新的存在。我们可以不要电话，不要汽车，不要高级轰炸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新的存在。如果亚特兰蒂斯被淹没在海底，如果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仍然是永恒的谜，这是因为不再有新的存在诞生。把机器停一会儿！倒回去！倒回到1914年，回到骑在马上的德皇陛下那里。让他用干枯的胳膊抓住缰绳在马上坐一会儿吧。看他的小胡子！看他神气活现的傲慢样子！看他的以最严格的纪律整好队列的炮灰，全准备好服从口令，被击毙，被炸飞肠子，被生石灰烧死。现在停一下，看另一方面：我们伟大、光荣的文明的捍卫者，那些以战争消灭战争的人。换掉他们的衣服，换掉制服，换掉马，换掉旗帜，换掉场所。哎呀，那就是我看见骑在白马上的那位德皇陛下吗?那些就是那可怕的德国兵吗?贝尔塔巨炮在哪里?哦，我明白了——我原以为它正对准了巴黎圣母院呢！人性，我的伙伴们，总是冲锋在前的人性……而我们正在谈论的强烈的作品呢?强烈的作品在哪里?打电话给西方联合公司，派一个快腿的送信人——不要瘸子或八十多岁的老人，要一个年轻的！让他去找到那伟大的作品，把它带回来。我们需要它。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博物馆，准备好收藏它——还有玻璃纸和杜威十进分类法将它归类存放。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便是作者的名字。即使他没有名字，即使这是一部匿名作品，我们也无所谓。即使它有一点儿芥子气在里面，我们也不在乎。死活把它取回来——谁取回来就得两万五千美元奖金。

如果他们告诉你，这些事情必然这样，事情不可能有另外的样子，法国尽了最大努力，德国尽了最大努力，小利比里亚、小厄瓜多尔和所有其他联盟也都尽了最大努力；自从战争以来每一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去弥补或忘却，那你就告诉他们，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好，我们不想再听到“尽最大努力”这样的逻辑；告诉他们，我们不要劣质便宜货中最好的东西，我们不相信便宜货，无论好坏，我们也不相信战争纪念碑。我们不要听到事情的逻辑——或任何一种逻辑。“Je ne parle pas logique，”蒙泰朗说，“je parle générosité.”我认为你没有听清楚，因为这是法语。我将用女王陛下的御用语言向你重复：“我不谈逻辑，我谈慷慨。”这是拙劣的英语，女王陛下也许就是这样说话的，但是它很清楚。慷慨——你们听到了吗?你们从不施行慷慨，你们任何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你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你们认为向胜利一方提供枪支弹药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派红十字会的护士或救世军到前线去就是慷慨。你们认为发放晚了二十年的退伍军人费就是慷慨；你们认为给一点点抚恤金和一辆轮椅就是慷慨；你们认为把一个人以前的工作还给他就是慷慨。你们不懂得那操蛋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你们这些杂种！要做到慷慨，就是要在别人张嘴以前就说“是”。要说“是”，你首先得成为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或达达主义者，因为你已经明白了说“不”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超出对你的期待，你甚至可以同时说“是”和“不”。在白天当码头搬运工，晚上当花花公子。穿任何制服都行，只要它不是你的。你给母亲写信时，让她抠出一点儿钱来好让你有一块干净的布条擦你的屁股。如果你看见邻居拿着一把刀追赶他的老婆，你不要感到不安：他也许有足够的理由追赶她，如果他杀了她，你也可以相信，他确信他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设法改善你的智力，请停下来！智力无法改善呀，看看你的心和内脏——大脑是在心里的。

啊，是的，如果我那时候就知道有这些家伙存在——桑德拉尔、瓦谢、格罗斯、恩斯特、阿波利奈尔——如果我当时就知道，如果我知道，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想的正是我在想的东西，那么，我想我会气炸的。是的，我想我会像炸弹一样爆炸，但是我一无所知。一点儿也不知道几乎在五十年以前，一个南美洲的疯犹太人发明这样的惊人妙语：“怀疑是长着苦艾酒嘴唇的鸭子”或“我看见一只无花果吃一头野驴”——不知道差不多同时，还只是孩子的一个法国人说：“找到是椅子的鲜花”……“我的饥饿是黑色空气的剩饭”……“他的心脏，琥珀，火绒”。也许在同时，或者前后，雅里一边在说“吃飞蛾的声音”，阿波利奈尔跟着他重复“在一个吞吃自己的绅士旁边”，布雷东轻声喃喃“夜晚的踏板动个不停”，也许还有那个孤独的犹太人在南十字星座下发现的“在美丽的黑色空气中”，另一个有着西班牙人血统、同样孤独的人，正被流放，他正准备在纸上写下这些难忘的话：“总而言之，我试图安慰自己，为我的流放，为我从永恒中被放逐出来，为出土，我喜欢用这个词来表示我失去的天堂……现在，我认为写这部小说的最佳方法是告诉人们，它应该如何来写。这是小说的小说，创作的创作，或上帝的上帝，Deus de Deo[16]。”如果我知道他要加上下面这些话，我一定会像炸弹一样爆炸的……“发疯的意思就是失去理性。是理性，而不是真理，因为有些疯子说出来的是真理，而其他人却保持沉默……”说起这些事情，说起战争和阵亡军人，我忍不住要提到，大约二十年以后，我偶然看到了一个法国人写的这句法文。哦，奇迹的奇迹！“Il faut le dire，il y ades cadavres que je ne respecte qu’à moitié.”[17]是，是，再一次是！哦，让我们做一些鲁莽的事吧——纯粹为了寻开心！让我们做一些活生生的辉煌大业吧，哪怕是破坏性的呢！那位疯鞋匠说：“一切事物都产生于大神秘，由一种程度进入到另一种程度。一切事物的进行都有自己的范围，同样的东西排斥异物。”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同样的卵巢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而伴随这些宣告，还有这些预言，这些妇科的宣言，同时还有新的图腾柱，新的禁忌，新的战舞。一方面，人类同胞们，诗人们，未来的挖掘者们，把他们带魔力的词句吐到又黑又美的空中；另一方面，哦，深刻而错综复杂的谜！另一些人在说：“请到我们的弹药厂工作。我们保证给你最高的工资，最卫生的条件。工作非常简单，小孩子都会做。”如果你有姐妹，有妻子，有母亲，有姨妈，只要她们能使用自己的双手，只要她们能证明，她们没有坏习惯，你就被邀请带她或她们一起来弹药厂。如果你羞于玷污你的人格，他们就会十分有礼貌、十分明智地向你解释，这些精密机械装置是如何操作的，它们爆炸时是什么样子，你为什么连垃圾都不要浪费，因为……以及根据事实，合众为一。我在到处寻找工作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与其说是他们每天使我呕吐（假如我有幸喂了点儿东西在我肚子里的话），不如说是他们总是要求知道，你是否有好的习惯，你是否可靠，你是否饮食有度，你是否勤奋，你以前是否工作过，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没有。甚至当我得到了为市政当局清扫垃圾的工作时，这垃圾对他们，对他们这些杀人凶手来说也是宝贵的。我站在齐膝深的粪堆里，低贱者中的最低贱者，一个苦力，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但我仍然是死亡考验的一部分。我试着在夜里读《地狱》，但是这是英文版的，英语不是一种适合于天主教作品的语言。“无论什么东西实质上都进入到自我中，也就是说进入到其自己的lubet中……”Lu-bet！如果我当时有这么一个词的话，我对我清扫垃圾的工作就会十分心平气和了呢！夜晚，在手头没有但丁作品，而手上又散发着烂泥气味的时候，拿这个词送给自己是再甜蜜不过的了。这个词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欲望”，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意欲”或神圣的“愉悦”。有一天我站在齐膝深的垃圾里，说出了据说埃克哈特大师[18]早就说过的话：“我真的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也需要我。”有一项屠宰场的工作在等着我，一项蛮不错的整理内脏的工作，但是我筹不到车费去芝加哥。我待在布鲁克林，待在我自己的内脏之宫里，在迷宫的台基上转来转去。我留在家里寻求“胚泡”、“海底的龙宫”、“天上的竖琴”、“平方英寸的田野”、“平方英寸的房子”、“黑暗的状况”、“以前天堂的空间”。我一直被关着，是门神福库鲁斯的囚犯，合叶神卡耳迪亚的囚犯，门槛神利闷蒂努斯的囚犯。我只同他们的姐妹说话，叫作“恐惧”、“苍白”、“狂热”的三女神。我并不像圣奥古斯丁那样看到或想象看到“亚洲的奢华”。我也没有看到“两个双胞胎小孩生下来挨得这么紧，以至第二个生下来时抓着第一个的脚后跟”。但是，我看见一条叫作默特尔大道的街，从区政厅到新池路。在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圣徒曾经走过（要不然它就会崩溃毁掉），在这条街上，没有出现过奇迹，没有出现过诗人，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人类的天才，这里连花都不长，太阳也照不进来，雨水也从不冲洗它。我推迟了二十年才给你们描述的真正地狱就是默特尔大道，由钢铁怪物走出来的无数通往美国空虚心脏的马路之一。如果你只见过埃森、曼彻斯特、芝加哥、勒瓦卢瓦佩雷、格拉斯哥、霍博肯、卡纳西、贝永，你就根本没有看到进步与启蒙的辉煌空虚。亲爱的读者，你必须在死之前看一看默特尔大道，你就会明白但丁的预见性有多强。你必须相信我，在这条街上，在街上的房子里，在铺路的鹅卵石上，在将它分成两部分的高架铁路线上，在任何一个有名字、生活在那街上的人身上，在任何经过这条街被送去屠宰或已经被屠宰的动物、鸟类、昆虫身上，都没有l u b e t、“升华”、“厌恶”的希望。这不是一条悲伤的街，因为悲伤还是有人性的，可以认得出来，它是一条纯粹空虚的街：它比头号死火山更空虚，比真空更空虚，比无信仰者口中的“上帝”一词更空虚。

【注释】

[1]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建立了十二项伟大的功勋。

[2]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原始神，代表着时间。

[3] 指史前在密西西比河盆地及邻近地区筑护堤的北美印第安人。

[4] 蒙提祖马二世（1466?——1520）：墨西哥阿兹台克皇帝。

[5] 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现代主义诗人。

[6] 雅克·瓦谢（1895——1919）：法国文坛上不太出名的怪人，但对超现实主义很有影响。

[7] 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

[8] 特里斯坦·查拉（1896——1963）：法国诗人，曾倡导达达主义。

[9] 勒内·克勒韦尔（1900——1935）：法国作家。

[10] 亨利·德·蒙泰朗（1895——1972）：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11] 安德烈·布雷东（1896——1966）：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

[12] 马克斯·恩斯特（1891——1976）：德裔法国画家、雕刻家、超现实主义画派创始人。

[13] 这里作者又在一些人的名字中间任意加了一个词。

[14] 安德烈·萨尔蒙（1881——1969）：法国诗人、小说家、艺术批评家。

[15] 居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西部的印第安人。

[16] 拉丁文，意为“关于上帝的上帝”。

[17] 法文，意为“必须说，有一些死尸，我只会给它们一半敬意”。

[18] 埃克哈特·霍赫海默（1260——1327）：德意志神秘主义神学家。

第十八章

我说过，我那时候一个法语词也不认识，这是真的，但是我正要作出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将弥补默特尔大道和整个美洲大陆的空虚。我几乎已经到达了被叫作埃利·富尔[1]的法兰西大海洋的岸边，这是法国人自己也几乎没有航行过的一个大洋，他们还似乎错把它当成了内陆海。甚至读着他用类似于英语的一种已经凋谢了的语言写的作品，我也能明白，这位在袖口上描绘人类光荣的人，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亚特兰蒂斯的宙斯父亲。我称他为海洋，但他也是一首世界交响曲。他是法国人造就的第一位音乐家；他兴奋而有节制，一个破例，一个法国的贝多芬，一位伟大的心灵医生，一根巨大的避雷针。他也是随太阳旋转的向日葵，总是畅饮阳光，总是生气勃勃，光焰照人。他既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们也不能说这海洋是仁爱或恶毒的。他相信人类。他使人类恢复了尊严，恢复了力量，恢复了对创造的需求，从而使人类又高大了一点儿。他把一切都看作创造，看作阳刚的欢乐。他没有把这以有条不紊的方式记录下来，而是用音乐的方式。法国人没有音乐感，他也无所谓——他同时也在为全世界谱曲。几年后，我来到法国，看到没有人为他立一块纪念碑，也没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我有多么吃惊！更糟糕的是，在整整八年当中，我一次也没有听到一个法国人提到他的名字。他不得不死去，为的是要被放在法兰西神明们的先贤祠里——在这光焰照人的太阳面前，他那神圣的同时代人一定显得多么病态！如果他不是一个内科医生，因而被允许另外谋生，他有什么事情不会遇到哩！也许是又一个清扫垃圾的能手呢！使埃及壁画在这些火焰般的色彩中栩栩如生的人，可能也会为了观众所喜欢的一切而饿死。但是他是海洋，评论家淹死在这海洋里，还有编辑、出版商、读者观众。他永远也干涸不了，蒸发不完，而法国人也永远不会有音乐感。

如果没有音乐，我就会像尼金斯基[2]一样到疯人院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尼金斯基疯了）。人们发现他把钱分发给穷人——始终是一个不祥之兆！我的心中充满神奇的珍宝，我的鉴赏力敏锐而挑剔，我的肌肉十分强健，我的胃口极好，我的心肺正常。我没有别的事好做，只有改进自己，由于我每天做的改进，我都快要发疯了。即使有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需要的不是工作，而是更充裕的生活。我不能浪费时间当一个教师、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政治家，或社会可以提供的任何其他什么。接受卑下的工作更容易些，因为这使我的思想保持自由。在我被开除清扫垃圾的工作之后，我记得我同一个福音传教士交往密切，他似乎十分信任我。我做类似于招待员、募捐人、私人秘书的工作。他让我注意到整个印度哲学的世界。晚上我有空时，我就会同朋友们聚在埃德·鲍里斯家里，他住在布鲁克林的贵族区。埃德·鲍里斯是一个古怪的钢琴家，他一个音符也读不上来。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乔治·纽米勒，他们经常一起弹二重奏。在埃德·鲍里斯家聚会的有十二个人左右，几乎个个都会弹钢琴。我们当时都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们从不带女人来，在这些聚会中也几乎从不提到女人的话题。我们有大量啤酒可喝，有整整一大幢房子供我们使用，因为我们聚会是在夏天，他家里人都外出了。虽然还有一打其他这样的家我可以谈论，但是我提到埃德·鲍里斯的家是因为它代表了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碰到过的东西。埃德·鲍里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怀疑我正读着的那一类书，也不怀疑正在占据我思想的那些东西。当我突然来到的时候，我受到热情的问候——作为小丑。大家期待我来开场。整个大房子里大约分放着四架钢琴，更不用说钢片琴、管风琴、吉他、曼陀铃、小提琴等等。埃德·鲍里斯是一个疯子，而且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富于同情心的慷慨疯子。三明治总是最好的，啤酒喝也喝不完，如果你想过夜，你可以在长沙发上把自己安顿好，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走到街上——一条宽大的街，倦怠而又奢华，一条全然与世隔绝的街——我可以听到一楼大厅里钢琴的叮咚声。窗户敞开着，当我进到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时，我可以看到阿尔·伯格或康尼·格里姆伸开四肢躺在大安乐椅里，脚跷在窗台上，手里拿着大啤酒杯。也许乔治·纽米勒脱掉了衬衣，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正在即兴弹着钢琴。他们又说又笑，而乔治则急得团团转，寻找着一个开头。他一想到一个主旋律，就立即叫埃德，而埃德就会坐到他旁边，以他非专业的方式推敲一下，然后，突然猛击琴键，作出针锋相对的响应。也许在我进门的时候，有人正在隔壁房间里试着倒立——一楼有三间大房子，一间通另一间，房间后面是一个花园，一个巨大的花园，有花、果树、葡萄藤、塑像、喷泉等等。有时候天气太热，他们就把钢片琴或小风琴搬到花园里（当然还有一桶啤酒），我们就坐在黑暗中又唱又笑——直到邻居强迫我们停下来。有时候每一层楼的音乐同时响遍全屋。那时候真是很疯狂，令人陶醉，如果有女人在周围，就会把事情搞糟。有时候就像看一场耐力竞赛——埃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坐在大钢琴前，每个人都试图使对方精疲力竭，连交换位子也不停下，还相互交叉着手弹琴，有时候干脆用食指弹奏筷子曲，有时候把钢琴弹得像一架沃利策[3]。始终有令你发笑的东西。没有人问你干什么，想什么，等等。你到埃德·鲍里斯家里时，就核对一下你自己东西的特征。没有人管你戴多大的帽子，或你花多少钱买的。一说开始，大家就寻欢作乐——三明治和饮料都是免费的。开始以后，三四架钢琴、钢片琴、管风琴、曼陀铃、吉他，同时响起，啤酒流得到处都是，壁炉架上放满了三明治和雪茄，一阵阵微风从花园里吹来，乔治·纽米勒上半身一丝不挂，像魔鬼般抑扬顿挫地弹奏着，这比我看到过的任何演出都强，而且一分钱不用花。平时我从未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只有在整个夏天的星期一晚上，当埃德敞开家门的时候。

站在花园里听着这喧嚣的声音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在同一个城市。如果我张开嘴，把我心里想的事讲出去，那就全完了。世人认为，这些家伙中没有一个算得了一回事。他们只是些棒小伙儿，小孩子，一些喜欢音乐、喜欢快活的家伙。他们对这些东西喜欢得不得了，有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叫救护车。例如有一天晚上，阿尔·伯格给我表演他的一种绝技，扭伤了腿。每个人都这么快活，沉浸在音乐中，脸上放光，以至他花了一个小时才说服我们，他真的很痛。我们试图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是医院太远了，而且，我们觉得很好玩，不时把他掉到地上，弄得他像疯子一样叫喊。于是，我们最终就在报警亭打电话请求帮助，救护车来了，同时也来了巡逻车。他们把阿尔送到医院，我们其余的人则被送到班房去。在路上，我们扯着嗓子唱歌，在我们被保释出来后，我们仍然感觉很好，警察们也感觉很好，于是我们都集中到地下室，那里有一架破钢琴，我们就接着又弹又唱。这一切就像历史上公元前的某个时期，它的结束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一个像埃德·鲍里斯家那样的地方甚至都不能免受周围环境渗出的毒汁的影响。因为每一条街都正在变成一条默特尔大道，因为空虚正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充满整个大陆。因为，在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也不可能走进一幢房子，看见一个人倒立着唱歌。不再有这样的事。哪儿也没有两架钢琴同时弹奏，没有两个人愿意整夜弹琴，只为了取乐。能像埃德·鲍里斯和乔治·纽米勒一样演奏的两个人，都被广播电台或电影业雇去了，他们的天才只用上了一小点儿，其余的都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根据公开的展示来判断，在偌大一个美洲大陆，竟没有人知道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天才。后来，我就听专业人员扮着怪脸的演奏来消磨下午的时光，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坐在锡盘巷住家门前台阶上的原因。那音乐也很美，但是不一样。其中没有乐趣，这是一种永久的演习，只是为了挣钱而已。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幽默，他就把它积累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疯子，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他们是我们造就的最优秀人才。我记得凯思夜总会有一个无名的表演者，他大概是美国最疯狂的人，也许他为此每周挣五十美元，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演出，而且一天三次，他的演出使观众目瞪口呆。他不按场次来表演——他只是即兴表演。他从不重复他的玩笑或绝技。他十分投入，我也不认为他是吸了毒才这样投入的。他天生像只秧鸡模样，他身上的能量和欢乐是那样强烈，没有什么东西能包容得住它们。他会演奏任何乐器，跳任何舞步，还能当场编出故事，一口气讲出来，一直讲到铃响。他不仅满足于自己的表演，而且也会帮助别人摆脱困境。他会站在舞台两侧，等待适当时机，闯入到另一个家伙的演出中。他就是整个演出，这种演出包含着的治疗方法比现代科学的整个军械库都多。他们应该把美国总统拿的工资付给这样一个人。他们应该解雇美国总统和整个最高法庭，确立这样的人当统治者。这个人可以治疗有史以来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种有求必应、不取报酬的人。这是一种能腾空疯人院的人。他不建议治疗——他使每一个人发疯。在这种解决方法和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即文明之间，只有一条其他出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要走的道路，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注定要失败。代表这唯一道路的那种象征物长着一颗有六张脸、八只眼睛的脑袋；脑袋是一座旋转的灯塔，顶上不是可能会有的三重冕，而是一个洞，给那里很少的一点儿脑髓通气。我是说，只有很少脑髓，因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带走，因为生活在全意识中，那灰色的物质就变成了光。这是人们可以置于喜剧演员之上的唯一一种类型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他超越了痛苦。我们还不认识他，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事实上，就在皮肤底下。当喜剧演员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时候，这个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许叫上帝，如果他必须有一个名字的话，他大声说起话来。当整个人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意思是说，笑得肚子痛，那时候，每个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时刻，每一个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别的什么。那一时刻，你消灭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识，那是使那灰色物质以丝毫不差的褶层在脑壳顶部盘绕起来的东西。在那时，你会真正感到头顶的那个洞，你知道你曾经在那里有过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同时将一切尽收眼底。这只眼睛现在不在了，但是当你笑到眼泪直淌、肚子直痛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打开天窗，给脑髓通风哩！在那时，没有人能说服你拿起枪来杀死你的敌人，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你打开厚厚的一卷书，来读里面形而上学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绝对自由而不是相对自由，那么你必须承认，这是你达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径。如果我反对世界的状况，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道德家——而是因为我要笑得更多。我不是说上帝是一阵大笑，我是说，在你能成功接近上帝以前，你必须放声大笑。我的整个生活目标是接近上帝，也就是更接近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走哪条路对我来说无所谓，然而音乐十分重要。音乐是松果腺的滋补剂。音乐不是巴赫，不是贝多芬，音乐是灵魂的开罐器。它使你内心十分平静，使你意识到，你的存在有一个归宿。

生活中令人寒心的恐惧不包含在祸患与灾难之中，因为这些东西唤醒人们，人们变得十分熟悉它们，亲近它们，于是它们最终又变得驯顺了……这更像是在一个宾馆的客房里，比如说在霍博肯，口袋里的钱只够再吃一顿饭。在一个你绝不指望再来的城市，你只须在你的房间里度过一个晚上，然而要在那房间里待着，却须要拿出你拥有的所有勇气和精神。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激起如此的厌恶与畏惧，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有某种永久的谋杀在这些地方进行。和你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他们像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做生意，他们盖同一种房子，也不更好，也不更坏，他们有同样的教育体制，同样的货币，同样的报纸——然而他们绝对不同于你认识的其他人，整个环境不同，节奏不同，张力不同。这差不多就像看自己以另一个肉体出现。最令人烦恼的是，你确切知道，支配生活的不是金钱，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训练，不是种族，不是语言，不是习俗，而是别的东西，你一直试图扼杀的东西，它现在实际上正在扼杀你，因为否则你就不会突然被吓坏，而想知道如何逃走。有些城市，你甚至不必在其中过夜——只要过一两个小时就足以使你精神失常。我想起贝永就是那个样子。我带着别人给我的几个地址在夜里来到那里。我胳膊底下夹着个文件包，里面装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简介。我被指望趁着黑夜去把那讨厌的百科全书推销给几个想要改善自己的可怜人。如果我被扔在赫尔辛基，我也不会像在贝永街上行走那样感到不安。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美国的城市。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在黑暗中蠕动的一条大章鱼。我来到的第一家看上去如此令人生畏，我甚至都没有自找麻烦去敲门，我就像那样走了好几家，才终于鼓起勇气去敲门。第一个地方，我看了一眼，差点儿没把我的屎吓出来。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胆小或不知所措——我指的是恐惧。这是一张泥灰搬运工的脸，一个无知的爱尔兰人，他会欣然用斧子把你砍倒，就像往你眼睛里吐唾沫那么轻松。我假装是我把名字搞错了，匆匆前往另一家。每次门开的时候，我都见到另一只怪兽。然后，我终于来到一个可怜的糊涂虫那里，他真的要改善自己，这使我哭了起来。我真为自己，为我的国家，为我的种族，为我的时代感到羞愧。我很难过地劝他不要买这他妈的百科全书。他天真地问我，那我为什么要到他家里来呢——我毫不犹豫地向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这谎言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告诉他，我只是假装来推销百科全书的，为的是要多接触人，好写关于他们的事情。这使他十分感兴趣，甚至胜于百科全书。他想要知道，如果我肯说的话，我将怎么来写他。回答这个问题花了我二十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贝永城的约翰·多伊，如果你还想要知道的话，那么这就是……我欠了你很多很多，因为在我对你撒了那个谎之后，我离开你家，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简介撕得粉碎，扔在水沟里。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以假借口到人们那里去，哪怕是去送给他们《圣经》。我就是饿死也绝不再推销任何东西。我现在要回家去坐下来，真正写关于人们的事情。如果有人来推销什么东西，我会请他进来，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呢?”如果他说，这是因为他必须要谋生，我就会把我手头的钱给他，再一次请他想一想他在做什么。我要阻止尽可能多的人假装他们因为必须谋生而不得不做这做那。这不是真的。一个人可以饿死——这好得多。每一个自愿饿死的人都多少减缓了那个自动过程。我宁愿看到一个人为了得到他需要的食物而拿枪杀死他的邻居，也不愿看到他假装不得不谋生而保持那个自动过程。这就是我想要说的，约翰·多伊先生。

我继续说。不是对灾难和祸患的令人心寒的恐惧，我说，而是那自动的大倒退，是灵魂返祖挣扎的大暴露。北卡罗来纳的一座桥，在田纳西州的边境附近。在茂盛的烟草地里，到处冒出矮小的木屋和新木材燃烧的气味。在一个混浊的泛着绿波的湖里度过了一天。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然后，突然有一块空旷地，我面对一个很大的峡谷，上面有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桥。这是世界的尽头！以上帝的名义，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为什么我到这里来，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吃饭呢?即使我吃了能想象到的最丰盛的一顿饭，我也仍然会很悲哀，十分悲哀。我不知道从这里去哪儿。这座桥就是尽头，我的尽头，我的已知世界的尽头。这座桥是愚顽；它没有理由要立在那里，人们没有理由要从桥上过。我拒绝再挪动一步，不敢走上那座疯狂的桥。附近有一堵矮墙，我靠在上面，试图考虑干什么，去哪里。我平静地认识到，我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文明人——我需要别人，需要谈话、书籍、戏剧、音乐、咖啡馆、饮料，等等。当文明人是可怕的，因为你来到世界的尽头，你没有东西可以经受得起孤独的恐怖。文明也就是有复杂的需求，而一个人在充分发展的时候，是不需要什么的。我整天都在穿越烟草地，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我跟所有这些烟草有何相干?我正一头扎进什么里面?到处的人们都在为别的人们生产庄稼和商品——我像一个幽灵似的不知不觉地陷入所有这些愚蠢的活动中。我要找某种工作，但是我不要成为这事情的一部分，这地狱般的自动过程。我经过一个城市，翻看报纸想知道那城里及其近郊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钟停了，但这些可怜虫却不知道。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有谋杀即将发生。我可以闻到它的味道。几天前，我经过想象中的南北分界线。我不知道，直到一个黑人赶着一辆马车前来；当他和我肩并肩的时候，他在座位里站起来，十分尊敬地脱帽示意。他有一头雪白的头发，一张非常严肃的脸。这使我感到可怕：这使我认识到仍然有奴隶。这人不得不向我脱帽表示敬意——因为我是白种人，而我本应该脱帽向他表示敬意的！他作为一个白人加于黑人的恶毒折磨的幸存者，本该我来向他致意的。我应该先脱帽致敬，让他知道，我不是这制度的一部分，我请求他原谅我所有的白人同胞，他们太无知，太残酷，无法老老实实作出公开的姿态。今天，我感到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他们从门背后、树背后注视我。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很安宁。黑鬼从来不说什么。黑鬼总是唯唯诺诺。白人认为黑鬼知道自己的地位。黑鬼什么也不学习。黑鬼等着。黑鬼看白人做一切。黑鬼什么也不说，不，先生，不，先生。但是黑人也同样把白人杀光！每次黑鬼看到一个白人，他就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正在消灭南方的，不是热天气，不是钩虫，不是庄稼歉收——而是黑鬼！黑鬼正在有意无意地散发毒气。南方受到黑鬼毒气的刺激和麻痹。

继续说……坐在詹姆斯河旁的一个理发店外面。我是坐下来歇歇脚的，只在这里待十分钟。我对面有一家旅馆和几家商店；一切都迅速变小，像开始那样而告结束——不为任何理由。我打心底里同情这些在这里出生而后死去的可怜虫。没有世俗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存在。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穿过街道，刮刮脸，理理发，甚至要一块嫩牛排。人们听着，给你们自己买把枪，互相残杀吧！把这条街从我心目中永远消灭掉——它毫无意义。

同一天，在夜幕降临以后，继续苦干，越来越深入到南方。我正离开一个小城镇，走上一条通向公路的近道。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不久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从我身边经过，呼哧呼哧喘着气，以他全部的力气诅咒着。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听到又一个人急匆匆过来；他年纪较大，还拿着一把枪。他呼吸相当轻松，嘴里一言不发。正当他进入视野的时候，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他是一个追捕逃犯的人。当其他人来到他后面时，我往后站。我怕得直发抖。这是警长，我听到一个人说，他正去抓他。可怕。我向公路走去，等着听将结束这一切的枪声。我什么也没听到——只有那年轻人沉重的呼吸和跟在警长后面的那一群人迅速急切的脚步声。正当我接近干道的时候，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十分安静地来到我跟前。“你去哪儿，小子?”他说，相当平静，几乎很温柔。我结结巴巴地说去下一个城镇。“最好就待在这里，小子。”他说。我二话没说。我让他把我带回城里，并把我像贼一样移交给当局。我和其他大约五十个家伙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性爱梦，最后以断头台告终。

我继续苦干……回溯同前进一样艰难。我不再有是一个美国公民的感觉。我来自美国的那一部分，在那里我有某些权利，在那里我感到自由，而现在，它在我身后这么遥远的地方，以至它开始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模糊糊。我感觉好像总有个人拿着一把枪在背后顶着我。不要停下来，这似乎是我听到的一切。如果一个人同我说话，我就竭力显得不太聪明。我竭力假装我对庄稼、对天气、对选举十分感兴趣。如果我站住，他们就看我，白人和黑人都看我——他们彻底看透了我，好像我水淋淋的，可以食用。我不得不再走一千英里左右，好像我有一个遥远的目的，好像我真的要去某个地方。我也不得不做出感激涕零的样子，为的是不至于有人想用枪打我。这既令人沮丧又令人振奋。你是一个被监视的人——然而没有人扣动扳机。他们让你平平安安地直接走进墨西哥湾，你可以在那里自溺而死。

是的，先生，我到达墨西哥湾，我直接走进去，溺死自己。当他们将尸体捞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标明布鲁克林默特尔大道，船上交货；它被送回去，货到付款。我后来被问到，我为什么要自杀，我只能想了想说——因为我要电击宇宙！我说那话只是指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特拉华、拉克万纳和西部遭过电击，沿海航空公司遭过电击，但人类的灵魂却仍然有车篷遮挡。我出生在文明当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其他人没有一个认真对待它。我是公众当中唯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读的书、我听的音乐使我确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我不得不去墨西哥湾自溺而死，为的是有一个借口，继续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样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

当我意识到，只要事物的这一体制在运转，我就狗屎不如时，我真的变得相当快活。我迅速失去了一切责任感。要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厌烦了，不愿再借钱给我，我也许还在继续不断地浪费时间。世界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博物馆：我看不到有什么事情好做，除了吃掉前人扔到我们手上的这块奇妙的巧克力夹层蛋糕。看到我美滋滋的，谁都会恼火。他们的逻辑是，艺术是很美的，哦，是的，不错，但是你必须干活谋生，然后你会发现你太累了，不可能去考虑艺术。但是，当我威胁着要依靠自己给这块奇妙的巧克力夹层蛋糕增加一两层的时候，他们却冲我大发雷霆。这是最后的关键。这意味着我肯定疯了。首先，我被视为一个无用的社会成员；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被认为是一具粗心大意的、随遇而安的、有着惊人胃口的行尸走肉；现在我已经变疯了。（听着，你这个杂种，你给自己找了份工作……我们和你断绝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令人精神振作的，这种看法上的改变。我可以感觉到风从门厅里吹过来。至少“我们”不再因风平浪静而停滞不前。这是战争，我作为一具新的尸体，还足以让一场小小的战斗留在我身上。战争使人恢复生气。战争激荡着血液。正是在我已经忘记的那场世界大战当中，发生了这内心的改变。我一夜之间结了婚，要向所有人显示，我什么也不顾。在他们心目中，结婚很好。我记得，借助结婚广告，我立即筹到了五美元。我的朋友麦格雷戈付了结婚证书的钱，甚至还付了理发刮脸的钱。为了结婚，他坚持要我去理发刮脸。他们说你不刮脸是不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刮脸理发就不能结婚，不过，由于不用我付钱，我就认了。看到大家都如何迫切地要为我们的生计做点儿什么，这是很有趣的。突然，就因为我流露出一点儿意思，他们就成群结队来围着我们——他们能为我们做这做那吗?当然，假设的前提是，现在我肯定要去工作，现在我明白生活是严肃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让我老婆为我工作。开始我确实对她还不错。我不是严厉的监工。我要求的一切就是车费——为了寻找神话般的工作——和一点点零用钱，好买香烟，看电影，等等。买重要的东西，如书、音乐唱片、留声机、上等牛排等，我发现，既然我们结了婚，就可以赊账。分期付款是专为我这样的家伙发明的。现付的那部分很容易，其余的我就听天由命了。人必须得活，他们总是这样说。现在，上帝作证，这也是我对自己说的话——人必须得活！先活着后付钱。如果我看见一件我喜欢的大衣，我就去把它买来。我还要比当季提前一点儿买，表明我是一个态度认真的家伙。妈拉巴子，我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不久也许就要当爸爸了——我至少有资格要一件过冬的大衣，不是吗?当我有了大衣的时候，我就想到要配上耐穿的皮鞋——一双我梦寐以求却从来买不起的高级厚牛皮鞋。当天气寒冷刺骨，我还要外出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往往会饿得不得了——像这样一天又一天在城里风里来，雨里去，哪怕下雪下冰雹，也不停地奔波，这真是很有益于健康的——于是我时常光顾一家舒适的小酒馆，给自己要一份鲜美的上等牛排加洋葱和法国式炸土豆。我还加入了人寿保险和事故保险——你结婚以后，做这种事情很重要，他们这样告诉我。假如我有一天倒毙——那时候怎么办呢?我记得那家伙那样对我说，为的是要使他的论据更加无可怀疑。我已经告诉过他，我会签约，但他一定是忘记了。我由于习惯的作用，已经告诉过他，是的，立即就告诉了，但是正如我所说，他显然忽略了这个——要不然，在把宣传动员加入保险的话充分说清楚以前就让一个人签约承担责任，是违背准则的。总之，我正准备问他，需要多久你才能按保险契约给贷款，他却提出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倒毙——那时候怎么办呢?我对这个问题笑成那种样子，我猜他认为我有点儿疯了。我笑得泪流满面。最后他说——“我并没有说过什么事，会那么有趣吧?”“那么，”我说，变得严肃了片刻，“好好看一看我。现在告诉我，你认为我是那种管他妈的死后发生什么事的人吗?”他显然对此十分吃惊，因为他接下去说的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的态度，米勒先生。我相信你不会要你的妻子……”“听着，”我说，“假如我告诉你，我不管我死后老婆会遇到什么事——那又怎么样?”由于这话似乎更加伤害了他的道德感情，我另外加上了几句——“就我而言，你不必在我嗝屁的时候支付赔偿金——我加入保险只是为了使你感觉良好。我正努力促进世界的发展，你不明白吗?你必须得活，是不是?好，我只放一点点吃的在你嘴里，就这样。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要推销，就请便吧。我买任何听起来似乎不错的东西。我是一个买主，不是一个卖主。我喜欢看到人们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我买东西的原因。现在听着，你说每个星期的金额是多少?五十七美分?很好。五十七美分算什么?你看那架钢琴——那是每星期大约三十九美分，我想。看看你周围……你看到的一切每星期都值那么多。你说，如果我死了，那时候怎么办?你认为我会死在所有这些人手里吗?开玩笑！不，我宁愿让他们来把东西搬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付不起账的话……”他坐立不安，眼睛瞪得木呆呆的，我想。“对不起，”我说，打断了自己的念头，“你不想喝点儿什么吗?——来庆祝保险契约?”他说他不想，但是我坚持要喝，此外，我还没有签署文件，我的尿必须拿去检查，得到认可，还得盖各种各样的图章和印鉴——我打心眼里知道所有这些玩意儿——所以我想咱们还是先喝两口，以此来延长这严肃的买卖，因为老实说，买保险或买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真正的乐趣，使我感到，我就像每一个其他的公民一样，是一个人，怎么样！不是一只猴子。于是我取出一瓶雪利酒（这是我能有的一切），慷慨地为他斟上满满一杯，暗想，看到这雪利酒被喝掉真是好极了，因为也许下一次他们会为我买更好的东西。“以前我也推销保险，”我说，将酒杯举到嘴边，“当然，我可以推销任何东西。只是——我很懒。拿今天这样的日子来说——待在家里，看看书，听听留声机，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我要出去为一家保险公司奔波呢?如果我今天一直在工作，你就碰不上我了——不是吗?不，我认为最好安下心来，当人们前来的时候，就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例如，就像你的情况。买东西要比卖东西好得多，你不这样认为吗?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在这幢房子里，我们不需要很多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钢琴每星期付大约三十九美分也许四十二，而……”

“对不起，米勒先生，”他打断我，“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着手签署这些文件吗?”

“嘿，当然。”我快活地说，“你把文件都带来了吗?你认为我们应该先签哪个?顺便问一下，你没有一支想要卖给我的自来水笔吗?”

“就请签在这儿，”他说，假装没有听到我的话。“还有，在这儿，行。那么现在，米勒先生，我想我要说再见了——几天后听公司的消息吧。”

“最好快一点儿，”我说着，把他领到门口，“因为我会改主意，会自杀的。”

“嗨，当然，嗨，行，米勒先生，我们当然会快的。那么再见了，再见！”

【注释】

[1] 埃利·富尔（1873——1937）：法国艺术史家。

[2]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1890——1950）：俄国芭蕾舞演员、舞剧编导。

[3] 一种管风琴，因乐器制造商沃利策家族而得名。

第十九章

当然，分期付款的计划最终失败了，即使你是一个像我这样殷勤的买主。我当然是尽了最大努力来使美国的制造商和广告商忙忙碌碌，但是他们似乎对我很失望。每个人都对我失望。尤其有一个人对我格外失望，这是一个真正努力同我交朋友的人，而我却使他失望。我想起他以及他雇用我作为他助手的样子——那么痛快，那么宽厚——因为后来，当我像一支42式大口径左轮手枪一样让人雇进来轰出去的时候，我到处遭背叛出卖，但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打够了预防针，对什么都无所谓了。然而这个人却不怕麻烦地向我表明，他相信我。他是一家大邮购商社商品目录册的编辑。这是一年出版一次的狗屁玩意儿的一大堆概要说明，要花整整一年时间做准备。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工作的性质，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会走进他的办公室，无非是因为我想要找个核验员之类的工作，在码头附近奔忙了一整天之后，想去那里暖暖身子而已。他的办公室很暖和舒适，我向他高谈阔论，为的是让冻僵的身子暖和起来。我不知道要求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是一个工作，我说。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心地善良。他似乎猜到我是一个作家，或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因为一会儿以后他问我喜欢读什么书，我对这个作家、那个作家有什么看法。我碰巧口袋里有一张书目——我正在公共图书馆寻找的一些书——于是我拿出来给他看。“天哪！”他喊道，“你真的读这些书吗?”我谦虚地摇摇头，表示肯定，然后像我经常被那一类蠢话触动起来的情况那样，我谈论起我一直在阅读的汉姆生的《神秘》。从那时候起，这人就像我手中的腻子，易被摆布。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当他的助理时，他为给我提供这样一个低级职位而道歉；他说我可以用我的时间来学习这项工作的各方面情况，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将是一项容易做的工作，然后他问我是否能在我拿到薪水以前，先用他自己的钱借给我一些。我还没来得及说行还是不行，他就取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票子塞在我手里。自然，我很受感动。我准备像婊子养的一样为他干活。助理编辑——这听起来很不错，尤其对我周围的债权人来说更是如此。有一阵子我很快活地吃起烤牛肉、烤鸡、烤猪腰肉，假装很喜欢这个工作。实际上我很难保持清醒。我必须学的东西，我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学会了。而那以后呢?那以后我看到自己在服终身劳役监禁。为了尽量过得好一点儿，我就写小说、随笔，给朋友写长信，以此打发时间。也许他们以为我在为公司琢磨新的想法，因为有好一阵子没有人管我。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我几乎整天都可以做自己的事，写我的东西。我十分热衷于我自己的事，我吩咐我的手下在规定的时间以外不要来打搅我。我像一阵轻风一般飘飘然起来，公司定期付我工资，而监工们做我为他们规定的工作。可是有一天，正当我专心致志地写一篇论《反基督》的重要文章时，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走到我桌子前，在我身后弯下腰，用挖苦的语调大声朗读我刚写下的文字。我不用问他是谁或他是干什么的——我脑子里的唯一想法是——会多给我一个星期的工资吗?我狂热地对自己重复着这个问题。我要向我的恩人告别了，我有点儿为自己感到羞愧，尤其是在他，可以说是一下子，说出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设法让你多拿一个星期的工资，可是他们不愿意。我希望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你知道，你只是耽搁了你自己。说真的，我仍然对你抱有最大的信心——只是恐怕你得有一段艰难时光。你在哪儿也不合适。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我相信。好吧，对不起了，”他补充说，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得去见老板了。祝你好运！”

对这件事，我有点儿感到痛心。我真想当场就向他证明，他的信心是有道理的，真想当时就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护：要是能使人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婊子养的，我情愿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去。不久我就要证明，我的良心像鲸鱼一样大但是没有人来调查我的良心。每个人都非常失望——不仅分期付款的公司，而且房东、卖肉的、面包师以及气、水、电等有关人员，每一个人。但愿我能相信这种工作职责哩！我看不出它能救我的命。我只看到人们拼命工作，因为他们没有更清楚地了解情况。我想起帮我争取到工作的那次高谈阔论。在某些方面，我很像纳格尔先生[1]本人。不要一刻不停地告诉我要做的事。不知道我是洪水猛兽还是圣人。像我们时代那么多了不起的人一样，纳格尔先生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正是这种不顾一切，使他成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家伙。汉姆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来理解这个人物：他知道他存在，他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小丑和使人困惑不解的人。我想他喜爱纳格尔先生甚于他塑造的任何其他人物。为什么呢?因为纳格尔先生和每一个艺术家一样都是那种未被承认的圣人——这种人受到嘲笑，因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实际上很深刻，但在世人眼里却似乎太简单了。没有人想要成为艺术家——他被迫去当艺术家，因为世人拒绝承认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零，因为真正要做的工作正在被避开。人们认为我懒惰，得过且过，然而相反，我是一个格外积极的人。即使是猎取一截尾巴，那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值得，尤其是如果同其他形式的活动相比的话——如制造纽扣或拧螺丝，或者甚至切除阑尾。那么我申请工作时，人们为什么这么乐意听我说话呢?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有意思呢?无疑是因为我总是把我的时间花得有所收获。我给他们带来了礼物——来自我在公共图书馆耗费的时光，来自我在街上的闲逛，来自我同女人的暧昧经历，来自我看脱衣舞表演消磨掉的下午，来自我参观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的收获。如果我是个不中用的东西，只是一个老实的、可怜巴巴的废物蛋，为了每星期这么一点点钱就想拼命干活，他们就不会把已给我的那些工作提供给我了，他们也不会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递给我雪茄，带我去吃饭，或借钱给我了。我一定有某种可以提供的东西，也许他们无意中对此比对马力或技术能力更为看重呢。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既不自豪，也不虚荣，也不忌妒。大事上我一清二楚，但是碰到生活小事我就很难堪。在我理解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以前，我不得不目睹大量这同样的难堪。普通人往往更快地估计出实际形势：他们的自我同针对自我提出的要求是相称的；世界并不十分不同于他们想象的样子。但是一个和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不是因自我的巨大膨胀而痛苦，就是自我被淹没，乃至实际上不存在。纳格尔先生不得不冒险去寻找他的真正自我；对他自己，也对每一个其他人来说，他的存在是一个谜。我无法让事情那样悬着——谜太能引起好奇心了。即使我不得不像一只猫一样朝每一个碰到的人蹭自己的身子，我也要蹭到底。蹭得够久够狠，直到蹭出火花来！

动物的冬眠，某些低级生命形式所具有的生命延缓，长久地躲在墙纸背后的臭虫的惊人生命力，瑜伽信奉者的入定，病人的僵住症，神秘主义者同宇宙的结合，细胞生命的不朽，所有这一切，艺术家都要学会，为的是要在适当的时机唤醒世界。艺术家属于X人种后代；他就好像是精神的微生物，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不幸压不垮他，因为他不是物质的、种族的格局中的一部分。他的出现总是和灾难与死亡同步；他是小循环过程中的循环体。他获得的经验从来不用于个人目的；它为他从事的更大目的服务。他身上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哪怕是再鸡毛蒜皮的小东西。如果他读一本书被打断了二十五年，他也会从他搁下的那一页继续往下读，就好像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其间发生的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在他的前进周期中却只是一个中断。他自我表现时，其功效的永恒性只是他不得不在其中蛰伏的生活自动作用的反映，他是一个在睡眠之外的睡眠者，等待着宣告降生时刻到来的信号。这是大事，我总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否认它的时候也如此。驱使人们不断地从一个词走向另一个词、一个创造走向另一个创造的不满情绪，只是对延迟的无用性的抗议。一个人，一个艺术微生物，他越清醒，就越不想做任何事情。完全清醒时，一切都是合理的了，因而没有必要从昏睡状态中走出来。在创作一部文艺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对自动的死亡原则的让步。将我自己溺死在墨西哥湾，我就能分享积极的生活，它允许真正的自我冬眠，直至我成熟而诞生。我十分理解这一点，虽然我的行为是盲目而混乱的。我游回到人类活动流中，直至我到达一切行为之源，我强行进入到那里面，称自己为电报公司的人事部主任，让人性之潮像带白色泡沫的大海浪拍打着我。先于最终绝望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积极生活引导我从怀疑走向怀疑，使我越来越看不到真正的自我，这自我就像被伟大而繁荣的文明之明证所窒息的大陆，已经沉入海面以下。巨大的自我被淹没，人们观察到在海面之上狂热地动来动去的东西，是搜索其目标的灵魂的潜望镜。如果我能再升到海面、踏浪前进的话，一切进入射程的东西，都必须被摧毁。这个怪物不时升起，死死地瞄准目标，然后又重新潜入水中，漫游，不停地掠夺，一旦时机到来，它就会最后一次升出水面，显现为一片方舟，把一切都成双成对地放到舟上，最后，当大洪水消退时，它会在高山之巅靠岸，敞开舱门，把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一切还给世界。

如果我想到我的积极生活时就时常发抖，如果我做噩梦，这可能是因为我想起在白日梦中被我抢劫和谋杀的所有那些人。我做我的本性吩咐我做的一切。本性永远在一个人的耳朵里小声说——“如果你要活下去，就必须杀人！”作为人类，你杀起人来不像动物那样，而是自动地杀人；杀戮被伪装起来，其后果无穷，以致你连想都不想就杀人，而不是因为需要才杀人。最体面的人是最大的杀戮者。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人类服务，他们真诚地这样相信，但是他们是残酷的凶手。有时候他们醒过来，明白了自己的罪行，就狂热地以堂吉诃德式的善行来赎罪。人的善比人身上的恶更臭不可闻，因为善不是公认的，不是对有意识自我的肯定。在被推下悬崖之际，很容易在最后时刻交出一个人的全部财产，然后转过身去最后拥抱留在后面的所有人。我们怎么来阻止这盲目的冲动?我们怎么来阻止每一个人将他人推下悬崖的自动过程?

我在书桌上挂起一块牌子：“进到这里来的人们，请不要放弃一切希望！”当我坐在书桌旁的时候，当我坐在那里说“是”、“不”、“是”、“不”的时候，我带着一种正转变为狂乱的绝望，明白自己是一个傀儡，社会在我手中放了一把格林机枪。最后，我做好事和做坏事没有什么区别。我就像一个等号，大量代数式般的人性都要经过这等号。我是一个相当重要、正在使用着的等号，就像战时的一个将军，但是无论我变得如何胜任，我也绝不可能变成一个加号或减号。就我所能确定的情况而言，任何别人也不可能。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建立在这个等式原则上的。整数变成为了死亡而被调来遣去的符号。怜悯、绝望、激情、希望、勇气——这些是从各种不同角度看等式所引起的暂时折射。你通过不予理睬或直接面对并写下来，从而阻止这无穷无尽的把戏，然而这也于事无补。在一个镜子宫殿中，你无法不看自己。我不要做这件事……我要做某件别的事情！很好。但是你能什么也不做吗?你能停止对什么也不做的考虑吗?你能绝对停下，不假思索地放射出你所知道的真理吗?这便是留在我脑海中的想法，它燃烧着，燃烧着，也许在我最豪爽、最精力充沛、最具同情心、最心甘情愿、最乐于助人、最真诚、最好的时候，正是这种固定的想法使我豁然开朗，我自动说——“嗨，不必客气……小事一桩，我向你保证……不，请不要谢我，这算不了什么”等等，等等。由于一天开成千上万次枪，也许我就再也不注意枪响了；也许我认为我是在打开鸽笼，让空中飞满乳白色的鸟禽。你在银幕上看到过一个假想的怪物，一个有血有肉的弗兰肯斯坦吗?你能想象他如何被训练得会在扣动扳机的同时却看鸽子在飞吗?弗兰肯斯坦不是神话：弗兰肯斯坦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创造，诞生于一个敏感的人的个人体验。怪物总是在不采用人类的大小比例时才更真实。银幕上的怪物无法同想象中的怪物相比；甚至跑到警察局去的现存病理怪物也不过是病理学家所处的怪异现实的微弱显示。但是同时做怪物和病理学家——这是为某一种人保留的，他们装扮成艺术家，再清楚不过睡眠是一种比失眠更大的危险。为了不睡着，为了不成为被称作“活着”的那种失眠的受害者，他们诉诸无穷无尽地拼凑字眼的药物。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自动过程，因为总是存在着他们能随意阻止这过程的幻觉，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们只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幻觉，它也许是某个脆弱的什么东西，但是这远不是完全的清醒，既不是活跃的，也不是无生气的。我要完全清醒，不议论不写作，为的是要绝对接受生活。我提到在世界远方的古人，我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为什么我认为这些“野蛮人”比我周围的男男女女更能理解我呢?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发疯了吗?我认为一点儿也不是。这些“野蛮人”是早期人类蜕化的残余，我相信，他们对现实一定有更大的把握。从这些在消退的光辉中流连不去的往昔标本身上，我们不断看到了人类的不朽。人类是否不朽我并不关心，但是人类的生命力对我来说确实有某种意义，它是正在发挥作用，还是处于休眠状态，其意义更加重大。由于新人种的生命力下降，旧人种的生命力对清醒的头脑来说就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意义。旧人种的生命力甚至在死亡当中仍流连不去，而正在死亡中的新人种的生命力却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一个人将满满的一窝蜜蜂拿到河里去淹死……这是我自己身上到处带着走的形象。但愿我是那个人，而不是蜜蜂！我有点儿模模糊糊、莫名其妙地知道，我就是那个人，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在蜜蜂窝里被淹死。我们成群结队而来时，我总是得到信号，让我不要混杂其中；从出生时起，我就得到那样的恩宠，无论我经历什么苦难，我都知道这不是致命的，也持久不了，而且，无论什么时候我被叫出来，就有另一件怪事发生在我身上。我知道我比召唤我的那个人优越！我表现出来的巨大谦卑不是虚伪，而是理解了境遇的命中注定性质而造成的一种状况。我甚至作为小伙子所拥有的理解力也已经吓坏了我；这是一个“野蛮人”的理解力，它在更适应环境要求方面总是比文明人的理解力更优越。这是一种生命的理解力，尽管生命似乎已经离他们而去。我感觉几乎好像被抛射到一个其他人类尚未跟上其充分节奏的存在范围里。如果我要和他们待在一起，不被转到另一个存在领域去，我就不得不原地踏步。另一方面我在许多地方不如我周围的人类。这就好像我从地狱之火中出来，尚未完全洗涤罪过。我仍然有一条尾巴，两只角，当我的激情被唤起时，我吐出毁灭性的含硫毒气。我总是被称为“幸运魔王”。我碰到的好事被称作“幸运”，坏事则总是被看作是我的缺点造成的。更确切地说，看作是我的盲目的结果。很少有人发现我身上的恶！在这方面，我像魔鬼本人一样心灵手巧。要不是因为我常常盲目行事，每个人都能看到那一点。在这样的时候，我孑然一身，我像魔鬼一样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然后我离开世界，回到地狱之火——出于自愿。这些来来去去，对我来说，像那其间发生的任何事一样真实，甚至更为真实。那些自以为认识我的朋友对我一无所知，因为真正的我曾无数次转手。那些感谢我的人也好，诅咒我的人也好，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同谁打交道。没有人发展同我的关系，因为我不断抹杀我的个性。我把所谓的“个性”搁置起来，让它凝结，直到它采取适当的人类节奏。我正藏起我的脸，直到我发现与世界同步。当然，这一切是一个错误。在原地踏步的时候，甚至艺术家的角色也是值得采纳的。行为是重要的，即使它需要的是无用的活动。一个人即使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也不应该说“是”、“不”、“是”、“不”。一个人不应该被淹死在人类的浪潮中，即使他想成为一个大师。一个人必须使用他自己的节奏——不惜一切代价。我在短短几年中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但是经验被浪费了，因为我不需要它。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有十字架作为标志；我生出来是不用受苦的——然而除了重演旧戏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来奋力前进。我的全部理智都反对这样。痛苦是无用的，我的理智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但是我却继续自愿受苦。痛苦从来没有教会我一件事；对其他人来说，它也许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对我来说，它不过是精神上无法适应的一种代数式显示。今天的人通过受苦而演出的这一整部戏剧，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它从来就不存在。我的骷髅地[2]都是玫瑰色的苦难，是为了真正的罪人而使地狱之火不断熊熊燃烧的假悲剧，这些罪人正处于被遗忘的危险中。

另一件事……我越接近同母异父的亲戚圈，围绕着我的行为的神秘色彩就越浓厚。我从母亲的肚子里钻出来，可她对我来说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首先，在生我之后，她又生了我妹妹，我通常把她说成我弟弟。我妹妹是一种无害的怪物，一个被赋予了白痴肉体的天使。作为一个男孩，同这个注定要终生当精神侏儒的人肩并肩地成长发育，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当她的哥哥很让人受不了，因为很难把这个返祖的躯壳看作“妹妹”。我想象，她在澳洲土人中会做得很完美的。她甚至会拥有权力，出人头地，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她是善的精华，她不知道恶。但是就过文明生活而言，她是无能为力的；她不仅没有杀人的愿望，而且也没有损人利己的愿望。她不能工作，因为即使他们能训练她，例如为烈性炸药制造雷管，她也会在回家的路上心不在焉地把工资扔到河里，或者把工资送给街上的乞丐。在我面前，她经常像一条狗一样被鞭打，就因为她心不在焉地做了大好事，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我小时候就懂得，没有什么事比没有理由地做好事更糟糕的了。开始，我像妹妹一样，受到同样的惩罚，因为我也有拿东西送人的习惯，尤其是刚给我的新东西。我五岁的时候就挨过一次打，因为我劝母亲把她手指上的肉赘剪掉。她有一天问我有了这肉赘怎么办，我的医学知识有限，就让她用剪刀把它剪掉，而她却像个白痴似的真的剪了。几天以后，她得了血液中毒症，然后她抓住我说——“是你让我把它剪掉的，是不是?”她响亮地抽了我一下。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生错了人家。从那天起，我学得像闪电一样快。谈谈适应性吧！到我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实践了全部进化论。我的进化经历了动物生活的所有阶段，然而却被拴在这个叫作我“妹妹”的人身上，她显然是一个原始人，哪怕到九十岁也不会认识字母表的。我没有长成一棵高大健壮的树，却开始倒向一边，完全藐视万有引力定律。我没有长出枝叶，却长出了窗户和角楼。整个存在物在成长时变成了石头，我长得越高，就越藐视万有引力定律。我是风景中的一个奇迹，一个吸引人、赢得称赞的奇迹。只要生我们的母亲再作另一次努力，也许会生出一头大白牛，我们三个会永远被陈列在博物馆里，受到终生保护。在比萨斜塔、鞭笞柱、吸食机和人形翼龙之间发生的谈话至少有点儿古怪。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话题——“妹妹”在刷桌布时没有注意到的一粒面包屑，或者约瑟夫的花花绿绿的大衣，在老爷子当裁缝的头脑里，这大衣要么是双排扣，要么是燕尾服，要么是礼服。如果我从溜了一下午冰的冰湖上回来，重要的事情不是我免费呼吸了新鲜空气，也不是我强健肌肉的曲线美，而是冰鞋夹板底下的一个小锈点，如果不马上擦掉，它就会损坏整只冰鞋，造成实用价值的丧失，这对于我那挥霍的思想倾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举一个小例子，这个小锈点会导致最引起幻觉的结果。也许“妹妹”在寻找煤油桶的时候会碰倒正炖在火上的梅脯罐，因剥夺了我们早餐中所需要的热量而危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必须得好好揍一顿，但不发怒，因为发怒会扰乱消化器官。得悄悄地揍，揍得见效，就像一个化学家打蛋白来准备进行一次较小的分析。但是“妹妹”不懂得这种惩罚的预防性，会发出杀猪似的尖叫，这会使老爷子受不了，于是就到外面去散步，两三个小时以后烂醉如泥地回来，更糟糕的是，他在蹒跚中蹭掉了转门上的油漆。他刮下来的那一小块油漆会引起一场混战，这对我的梦幻生活来说非常糟糕。因为在我的梦幻生活中，我经常同我的妹妹交换位置，接受施加于她的折磨，用我过分敏感的大脑来滋补这些痛苦。正是在这些总是伴随着打碎玻璃、尖叫、诅咒、呻吟、呜咽等声音的梦幻中，我积累了不系统的古代宗教仪式的知识、入会仪式的知识、灵魂轮回的知识，等等。开始也许是现实生活的场景——妹妹站在厨房里的黑板旁边，母亲拿着一把尺子高耸于她之上，说：二加二等于几?妹妹尖叫五。啪！不，七，啪！不，十三，十八，二十！我会坐在桌子旁，做我的功课，就像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场景里一样，也许是在我看到尺子落到妹妹脸上去的时候，轻轻一扭或一动，我就突然到了另一个天地，那里没有人知道玻璃，就像基卡普人[3]或勒纳佩人[4]不知道玻璃一样。我周围那些人的脸是熟悉的——他们是我的同母异父亲戚，因为某种神秘的理由，他们在这新环境中没有认出我来。他们穿着黑衣服，皮肤的颜色铁青，就像魔鬼似的。他们都配备了刀子和其他刑具；他们属于祭品屠夫的等级。我似乎有绝对自由和神的权威，然而由于事情变化无常，结果会是我躺在案板上，我那迷人的同母异父亲戚之一会朝我弯下腰，拿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来割下我的心脏。我吓得大汗淋漓，在感觉刀子正在搜寻我心脏的时候，高声尖叫着背诵“我的功课”，越背越快。二加二等于四，五加五等于十，地球，空气，火，水，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氢，氧，氮，中新世，上新世，始新世，圣父，圣子，圣灵，亚洲，非洲，欧洲，澳洲，红，蓝，黄，酢浆草，柿子，木瓜，梓树……越来越快……奥丁[5]，沃坦[6]，帕西法尔[7]，艾尔弗雷德大王[8]，腓特烈大帝[9]，汉萨同盟[10]，黑斯廷斯战役[11]，塞莫皮莱[12]，1492年[13]，1786年[14] 1812年[15]，法拉格特海军上将[16]，皮克特冲锋[17]，骑兵旅，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主是我的牧师，我不，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十六，不，二十七，救命哪！杀人啦！警察！——喊得越来越响，进行得越来越快，我完全发疯了，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恐怖，即使他们用刀子浑身上下地捅我。突然，我绝对平静下来，躺在案板上的身子，正被他们快乐地、狂喜地在上面凿着洞眼，它没有感觉，因为它的主人已逃之夭夭。我变成了一座石塔，朝前倾斜，并带着科学的兴趣注意一切。我只要屈服于万有引力定律，就能倒塌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消灭掉，但是我没有屈服于万有引力定律，因为我太着迷于这一切所造成的恐怖。事实上，我着迷得不得了，以至我长出越来越多的窗户。当光线照射到我的存在的石墙内部时，我可以感到，我在大地中的根活了，有一天我能随意摆脱自己被固定在其中的这种昏睡状态。

我无依无靠地扎根其中的梦就到此为止。但实际上，当亲爱的同母异父亲戚们来的时候，我像鸟儿一样自由，又像磁针一样来回跳动。如果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我会给他们五个答案，一个回答胜过另一个；如果他们请我演奏一曲华尔兹，我就用左手同时演奏一首奏鸣曲；如果他们请我再吃一只鸡腿，我就把盘子打扫干净，连浇汁带一切；如果他们催我去街上玩，我就会疯得不得了，用锡罐打烂我堂弟的脑袋；如果他们威胁要痛打我一顿，我就说，来吧，我不在乎！如果他们因为我在学校有很大进步而拍拍我的脑袋，我就往地上啐口水，表明我仍然有东西要学习。我夸张地做他们希望我做的一切。如果他们希望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我就变得像石头一般沉默：他们同我说话时我一句不听，他们碰我时我一动不动，就是掐我，我也不叫唤，推我，我也不动弹。如果他们抱怨我冥顽不化，我就变得像橡皮一样柔顺。如果他们希望我疲劳不堪，不要表现得精力充沛，我就让他们给我各种各样的工作做，我做得十分卖力气，最终像一袋小麦一样倒在地上。如果他们希望我有理性，我就变得超理性，把他们逼得发疯。如果他们希望我顺从，我就不折不扣地顺从，从而引起无穷无尽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兄妹的分子生命期不适应于分配给我们的原子量。因为她一点儿也不长，我便像雨后春笋般生长；因为她没有人格，我便成了巨人；因为她摆脱了恶，我就成了一只有三十二个分支的邪恶烛台；因为她无求于他人，我就要求一切；因为她到处引起嘲笑，我就激起恐惧与尊敬；因为她遭受羞辱与折磨，我就向每一个人报复，朋友和敌人一视同仁；因为她无能，我就使自己无所不能。我患的巨人症，可以说，纯粹是一种努力的结果，就是企图清除附着在全家冰鞋上的那个小锈点。那个夹板下面的小锈点就使我成为一个滑冰冠军。它使我滑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疯狂，以至在冰融化之后我还在滑，我滑过泥地，滑过沥青地，滑过江河小溪，滑过瓜地，滑过经济学理论，等等。我可以滑过地狱，我就是那么迅速，那么灵巧。

但是这整个奇特的滑冰毫无用处——那泛美的挪亚考克斯神父总是把我叫回到方舟。每次我停止滑冰，就总有一场大洪水——大地张开嘴，将我吞噬。我是每一个人的兄弟，同时又是我自己的叛徒。我做出了最惊人的牺牲，结果却发现这些牺牲毫无价值。在我不想成为任何这些名堂的时候证明自己不负众望又有什么用呢?每次你达到要求的极限，你就面对同一个问题——做你自己！随着你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你明白了既没有加也没有减；你把冰鞋扔掉，游起泳来。再没有任何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威胁你的安全。甚至没有愿望要帮助别人，因为，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必须挣得的特权呢?生命无时无刻不在向无限伸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你的猜想更真实。你认为宇宙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只要你是你，我是我，它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你生活在你行为的结果中，你的行为是你思想的收获。思想和行为是一回事，因为你是在这里面游泳，也属于它，它就是你想要它成为的一切，不多，也不少。每一个动作都有永恒的价值。加热系统和冷却系统是一个系统，巨蟹座和摩羯座只是由一条想象的界线分开。你没有欣喜若狂，也没有陷入强烈的悲伤；你不祈求降雨，也不跳快步舞。你生活得像是海洋中一块欢乐的岩石：你周围的一切都汹涌澎湃，而你却岿然不动。有一种想法认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固定的，甚至最欢乐最强有力的岩石有一天也会被彻底溶解成为液态，像它诞生于其中的海洋一样。

这就是音乐生活，我刚开始滑冰，就像一个从外到内走过门厅走廊的狂人一般接近这音乐生活。我的奋斗从来没有使我接近过它，我的积极主动，我拥有的人性，也都没有使我接近它。所有那一切都只是在一个圆中从矢量到矢量的运动，这个圆的直径无论怎么扩张，却总是和我说起的那个领域平行不悖。命运之轮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被超越，因为在它表面的每一点上，它都接触到现实世界。只要有一个光亮的火花，就可以造成奇迹，把滑冰者变成游泳者，把游泳者变成岩石。这岩石只是阻止轮子无用的旋转，把存在投入到全意识中去的行为意象。全意识实在很像一个无穷无尽的大海洋，它献身于太阳、月亮，又包含太阳、月亮。一切存在都诞生于无限的光的海洋——黑夜也不例外。

有时候，在轮子的不断旋转中，我瞥见了必然要做出的跳跃的性质。跳出时钟体系——是令人解放的想法。要胜过地球上最辉煌的狂人，要不同于地球上最辉煌的狂人！世人的故事令我厌烦。征服，甚至是对邪恶的征服，令我厌烦。传播善是奇妙的，因为这就是滋补剂，令人强健，令人生气勃勃，但是，存在仍然更为奇妙，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不需要证明。存在就是音乐，它是为了沉默的利益而对沉默的一种亵渎，因而超越了善恶。音乐是没有能动性的行为的显示。它是俯身游泳的纯粹创造行为。音乐既不驱赶，也不防卫；既不寻求，也不解释。音乐是游泳者在意识大海洋里发出的无声的声响。它是只能由人们自己给予的报偿。它是神的赋予，而人们自己就是神，因为人们已经不再考虑神的问题。它是上帝的预言者，每一个人在适当的时候，当存在的一切超越想象时，他就会成为上帝。

【注释】

[1] 挪威作家汉姆生的作品《神秘》中的主要人物。

[2] 古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骷髅形小山，耶稣在这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3] 北美阿尔冈昆印第安人。

[4] 北美阿尔冈昆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5] 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世界的统治者。

[6] 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北欧神话中的奥丁。

[7] 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

[8] 英格兰西南部韦塞克斯王国国王，871至899年在位。

[9] 即腓特烈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

[10] 中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同盟，以德意志诸城市为主。

[11] 1066年10月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和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12] 希腊东部一多岩石平原。

[13] 该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 该年美国爆发谢斯起义。

[15] 该年拿破仑侵俄战争失败。

[16] 法拉格特（1801——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位海军将军。

[17] 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军将领皮克特（1825——1875）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冲锋。

第二十章

尾 声

不久以前，我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亲爱的老百老汇。这是夜间，天空一片东方式的湛蓝，像机器开动时，巴比伦街上宝塔顶篷上的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橱窗里的红色灯光。音乐一如既往地响着——轻快，刺激，迷人。我孑然一身，而我周围却有成百万的人。我站在那里，突然感到我不再想念她；我在想我正写着的这本书。这本书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比她，比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更加重要。这本书说的将是真话吗?全部都是真话吗?除了真话没有别的吗?老天爷作证！我一边拼命想着这个关于“真话”的问题，一边一头扎回到人群中去。我一再向别人叙述我们的生活环境。我总是说真话，但真话也可能是谎言。真话是不够的。真理只是不可穷尽的总体的核心。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分开的时候，这个关于总体的想法揪住了我的头发。她离开我的时候，假装这对我们的幸福是必要的，也许她真的相信。我心里知道，她试图要甩掉我，而我却太懦弱了，不敢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当我明白，她没有我也行，哪怕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时，我试图阻挡的真理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比我以前经历的任何事情都痛苦，但是它也有治疗作用。当我空空如也时，当孤独已经到了无法再孤独的地步时，我突然感到，为了继续活下去，这种不能忍受的真理必须合并到大于个人不幸的范围中。我感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入到另一个领域，一个质地更加坚韧、更富有弹性的领域，就是最可怕的真理也无力摧毁它。我坐下来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我一想到失去她，就感到如此痛苦，以至我决定开始写一本关于她的书，使她不朽。我说，这将是一本以前没有任何人见过的书。我欣喜若狂地漫笔纸上，写得正来劲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如此高兴。

经过舞厅底下时，我又想起这本书，我突然明白，我们的生活已经结束；我明白，我正在计划写的这本书不过是一个坟墓，用来埋葬她——以及曾经属于她的我。那是好些时候以前的事，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试图把书写出来。为什么这事如此困难呢?为什么?因为我无法忍受“结束”的想法。

真理在于这种关于结束的知识中，它是残酷无情的。我们可以了解真理并接受它，要不我们可以拒绝了解真理，既不死亡，也不再生。以这种方式，就可能永远活着，这是一种像原子一样完整、完全，或者一样分散、破碎的消极生活。如果我们走这条路走到一定程度，连这种原子般的永恒性也会让位于虚无，宇宙本身就会崩溃。

几年来，我一直在试图讲这个故事；每次一开始，我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我就像一个想要环航地球，却认为没必要带罗盘的探险家；而且，由于如此长久的渴望，故事本身就已经像一个巨大无边的筑了堡垒的城市。一再梦见这个故事的我在城外，是一个流浪汉，来到一个又一个城门跟前却因精疲力竭而无法进入。我的故事就在城里，可是这个城市却永远将我这个流浪汉拒之门外。尽管始终看得见，却永远到不了，这是一座在云中缥缈的鬼堡。从高耸入云的雉堞上，稳定不变地成楔形队形飞下成群结队的白天鹅。它们以青灰色的翅膀尖掸去了使我眼花缭乱的梦幻。我双脚乱动，刚站住就又不知所措。我无目的地漫游，试图站稳了不再摇晃，从而可以好好看一眼我的生活，但是我身后留下的只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足迹，这是刚被砍掉了脑袋的鸡一阵乱扑腾乱转圈所留下的。

无论何时我试图向自己解释我独特的生活方式，就好像回到了第一推动力，必然要想起我初恋的女子。我感到好像一切都是从那件夭折的事情开始的。这是一件性虐待狂式的不可思议之事，同时又很可笑、很可悲。也许我有幸吻了她两三次，这是一个人专门为女神保留的吻。也许我单独见过她几次。她当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每天夜里从她家门前走过，就希望能在窗户上看她一眼。每天晚上吃完饭，我从饭桌上站起来，走好长的路到她家去。当我经过她家门前时，她从未在窗前出现过，而我则从来没有勇气站在她房子前面等待。我来回从窗前走过，来来回回，但是连她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为什么我不给她写信呢?为什么我不给她打电话呢?我记得有一次我鼓起足够的勇气请她去看戏。我带着一束紫罗兰到她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一个女人买花。在我们离开剧院时，紫罗兰从她胸口掉下来，我慌乱中踩到了花上。我请求她不要管这些花了，但是她坚持把它们捡起来。我在想，我有多么笨拙——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回想起她俯身捡紫罗兰时向我投来的嫣然一笑。

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最终我逃走了。实际上我是在逃避另一个女人，但是在离开城市的前一天，我决定再见她一次。那是下午三四点钟，她出来在街上，在有栅栏挡开的通道上，同我说话。她已经同另一个男人订婚；她假装对此很高兴，但是，尽管我很盲目，我也能看出，她并不像她假装的那样高兴。只要我发话，我肯定她会甩掉那个家伙，也许她会跟我私奔，但我宁愿惩罚自己。我若无其事地说了再见，像死人一样走过街去。第二天早晨我前往西海岸，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也是一败涂地。我死在了丘拉维斯塔的一个大农场上，我这个走遍大地的最悲惨的人。一边是这个我爱的姑娘，另一边是我只对她感到深深怜悯的另一个女人。这另一个女人，我同她生活了两年，但却像过了一生的时间。我二十一岁，她承认是三十六岁。每次我看见她，我就对自己说——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她将是四十五岁；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她将是五十五岁；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她将是六十五岁。她眼睛底下有细绸的皱纹，是笑纹，但终究是皱纹。在我吻她的时候，这些皱纹就成十倍地增加。她容易发笑，但她的眼神很哀伤，十分哀伤。这是亚美尼亚人的眼睛。她的头发曾经是红色的，现在成了用过氧化氢漂白的冒牌金发女人。除此之外，她是极可爱的——一个维纳斯式的身体，一颗维纳斯式的灵魂，忠实，讨人喜爱，知恩图报，总之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只是她年长十五岁。这十五岁的差异使我发疯。我和她一起出去时，我只想——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呢?要不然就是：她现在看上去有多大年纪呢?我看上去年龄可以和她相配吗?一旦我们回到房子里，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上楼梯的时候，我会把手指伸到她的裤裆里，这常常使她像马一样嘶叫。她的儿子已经差不多有我的年纪，如果他躺在床上，我们就会关上门，把我们自己锁在厨房里。她会躺在狭窄的厨房桌子上，真是妙不可言。使这更加妙不可言的事情是，我每干一次，就总是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明天我就要溜之大吉！然后，由于她是看门人，我会下到地下室，为她把垃圾桶滚出去。早晨，她儿子去上班，我就爬到屋顶上晒被子。她和她的儿子都有肺结核……有时候没有桌上的较量；有时候，由于对一切感到无望而像被掐住了脖子一般，我会穿上衣服到外面散步。我时常忘记回来。而当我忘记回来的时候，我比往常更加痛苦，因为我知道，她会睁着两只伤心的大眼睛等我回来。我会像一个有神圣职责要履行的人那样回到她身边，我会在床上躺下，让她抚摸我。我会研究她眼睛下面的皱纹和她正在变红的头发根。像那样躺在那里，我会经常想到另一个人，我所爱的那个人，我会很想知道，她是否也躺着干这事，或者……那一年里我三百六十五天都要走那么长一段路！——躺在另一个女人身边，我会在脑子里把那时走的路再走一遍。后来有多少次我重新体验了这些散步！人类所创造的最乏味、最凄凉、最丑陋的街道。我痛苦地重新体验这些散步，这些街道，这些最初就粉碎的希望。窗户还在那里，但是没有梅丽桑德；花园也在那里，但是没有金子的光彩。一遍又一遍走过，窗户上始终空荡荡的；晚星低垂着；特里斯坦[1]出现了，然后是菲岱里奥[2]，然后是奥伯龙。九头狗用它所有的嘴吠叫。虽然没有沼泽地，我却听到青蛙到处叫。同样的房子，同样的电车路线，同样的一切。她躺在窗帘后面，她等着我经过，她正在做这做那……但是她不在那里，从不，从不，从不。这是一场大歌剧呢，还是街头艺人的手摇风琴演奏?这是扯破金嗓子的阿马托；这是《鲁拜集》；这是珠穆朗玛峰；这是无月亮的夜晚；这是黎明时分的抽泣；这是装模作样的男孩；这是《穿靴子的猫》[3]；这是冒纳罗亚[4]；这是狐皮或阿斯特拉罕羔皮。它不由任何材料构成，不属于时间范畴，它是无穷无尽的，它周而复始，在心底里，在喉咙的背部，在脚底心，为什么不就一次，就一次，看在基督的分上，就露出个人影，哪怕就轻轻动一下窗帘，要不在窗户玻璃上哈口气，不管什么，只要有那么一次，哪怕是谎言，只要能止住痛苦，使这来来回回的徘徊停下……走回家去。同样的房子，同样的灯柱，同样的一切。我走过我自己的家，走过墓地，走过汽油罐，走过电车库，走过水库，来到开阔的乡村。我坐在路边，双手抱着头抽泣。我真是个没用的家伙，我无法拼命压抑我的情感，从而使血管爆裂。我愿意痛苦得窒息过去，然而却生出了一块石头。

这时候，另一个正等待着。我会再次看到她坐在门前低矮的台阶上等我的样子，她的眼睛大而忧伤，她的脸色苍白，她因企盼而颤抖。我总认为是怜悯把我带回来的，可现在当我朝她走去，看到她的眼神时，我再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把我带了回来，只知道我们将到里面去躺在一起，她将半哭半笑着爬起来，变得十分沉默，看着我走来走去，细细地研究我，她从来不问我是什么在折磨我，从不，从不，因为这是她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她害怕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不爱你！她能听见我正尖叫着这句话吗?我不爱你！我再三地喊叫着这句话，嘴唇紧闭，心中带着仇恨，带着绝望，带着绝望的怒火。但是我从未把话说出口。我看着，一言不发。我不能说……时间，时间，我们手上有无限的时间，却没有东西用来充实时间，只有谎言。

好了，我不想复述我的整整一生，一直到命中注定的时刻——它太长，太痛苦了。此外，我的生活真的到了这最后时刻了吗?我表示怀疑。我认为有无数时刻我都有机会做出一个开端，但是我缺乏力量和信念。在我说到的那个晚上，我故意遗弃自己：我走出旧的生活，进入到新生活中。我一点儿也没有费劲。当时我三十岁。我有老婆孩子，以及一个所谓“负责任的”职位。这些是事实，事实算不了什么。真实情况是，我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它变成了一种现实。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做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变成了天使。这正是我的遭遇：我变成了天使。天使的价值不在于纯洁，而在于能飞。天使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冲破形式，找到它的天堂；它有本事下降到最低等的事情中而又随意脱身。在我说到的那个晚上，我完全理解这一点。我纯洁无瑕，没有人性，我超然于人之上，我有了翅膀。我没有了过去，不关心未来。我超越了狂喜。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折叠起我的翅膀，把它们藏在我的大衣底下。

舞厅就在剧院的边门对面，我常常在下午坐在剧院里而不去寻找工作。这是一条剧院街，我常常在那里一坐好几个小时，做着最充满暴力的梦。好像纽约的整个舞台生活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这就是百老汇，这是成功、名誉、奢华、油彩、石棉幕布以及幕布上的窟窿。坐在剧院的台阶上，我常常凝视对面的舞厅，凝视甚至在夏天的下午也点着的一串大红灯笼。每一扇窗户里都有一个旋转的排气风扇，似乎把音乐也吹送到街上，消失在交通的刺耳喧闹声中。在舞厅的另一边的对面，是一个公共厕所，我也常常坐在这里，希望搞个女人，要不就搞点儿钱。在厕所上面的街面上，有一个报亭，出售外国的报纸杂志；一看到这些报纸，看到报纸上印刷的陌生语言，就足以使我一天都不得安宁。

没有一点点预先考虑，我走上了通向舞厅的楼梯，径直来到售票亭的小窗户跟前，希腊人尼克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卷票。像楼下的小便池和剧院的台阶一样，这只希腊人的手在我看来像是一件独立存在的东西——从某个可怕的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故事中搬来的一个吃人妖魔的毛茸茸的大手。总是这只手对我说话，这只手说“玛拉小姐今晚不在这里”，或者“是的，玛拉小姐今晚会晚些来”。我的卧室有带格栅的窗户，我在里面睡觉，睡梦中总把这只手当作一个孩子。我会狂热地梦见这窗户突然被照亮，映出正趴在格栅上的吃人妖魔。一夜又一夜，这毛茸茸的怪物来找我，趴在格栅上咬牙切齿。我会在冷汗中惊醒，房子一团漆黑，房间里寂静无声。

我站在舞池边上，注意到她朝我走来；她仪态万方，一张大圆脸漂亮地在圆柱形的长脖子上保持平衡。我看见一个女人，也许是十八岁，也许是三十岁，有着深黑色的头发，一张白净的大脸庞，一张白白胖胖的脸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她穿一身时髦的蓝毛绒套装。她那丰满的身体，她那像男人头发那样在一边分开的又细又直的头发，我现在都历历在目。我记得她朝我嫣然一笑——会意的，神秘的，稍纵即逝的——一种突然出现的微笑，像是一阵风。

全部存在都集中在脸上。我真想就把脑袋取下来，拿回家去；夜里把它放在我旁边，放在枕头上，同它做爱。当嘴张开、眼睛睁开的时候，全部存在都从其中焕发出照人的光彩。这是从一个未知的光源，从一个隐藏在大地深处的中心发出的光彩。我想到的只有这张脸，这像子宫一般奇异的微笑及其绝对的直觉性。这种微笑稍纵即逝，像刀光一闪那样快得令人痛苦。这微笑，这脸，高高架在一个白净的长脖子上，极度敏感者的强健的、天鹅般的脖子——也是绝望者与被罚入地狱者的脖子。

我站在红色灯光下的拐角处等她下来。这大约是凌晨两点，她正要离去。我站在百老汇大街上，纽扣孔里插着一朵鲜花，感觉身心十分洁净，却又非常孤独。几乎整个夜晚我们都在谈论斯特林堡，谈论他笔下的一个叫作亨丽埃特的人物。我十分留神地听着，竟然入了迷。就好像从一开始，我们就进行了一场赛跑——朝相反的方向。亨丽埃特！刚一提到这个名字，她就几乎立即开始谈论起她自己，而又没有完全撒手放开亨丽埃特。亨丽埃特被她用一根无形的长绳子牵着，她用一根手指神不知鬼不觉地操纵着这根绳子，就像沿街叫卖的小贩，站在离黑布稍远一点儿的人行道上，表面上对在布上轻轻摇晃的小机械装置漠不关心，实际上却用牵着黑线的小手指一阵一阵地牵动着这玩意儿。亨丽埃特就是我，是我的真正自我，她似乎在说。她要我相信，亨丽埃特真的是恶的体现。她说得如此自然，如此天真无邪，带着一种几乎低于人类的坦率——我怎么会相信她就是这个意思呢?我只能微笑，似乎向她表明我相信。

突然我感觉她来了。我转过脑袋。是的，她径直走来，仪态万方，眼睛炯炯发光。我现在第一次看到她有着什么样的仪表。她走过来就像一只鸟，一只裹在一大张松软毛皮里的人鸟。发动机开足马力：我要喊叫，要发出一声吼鸣，让全世界都竖起耳朵。这是怎么走的！这不是走路，这是滑行。她高大，端庄，丰满，镇定自若，从烟雾、爵士乐以及红色灯光中显现，就像所有滑头的巴比伦妓女的太后。这是在百老汇大街的拐角，就在公共厕所的对面。百老汇——这是她的王国。这是百老汇，这是纽约，这是美国。她是长着脚，有翅膀，有性别的美国。她是欲望，是厌恶，是升华——加入了少量的盐酸、硝化甘油、鸦片酊，以及缟玛瑙。她富饶、豪华：这不管怎么样就是美国，一边一个大洋。我一生中第一次被整个大陆重重地击中，正好击在鼻梁正中，这就是美国，不管有没有野牛，美国，这希望与幻灭的金刚砂轮，构成美国的一切也构成了她：骨骼，血液，肌肉，眼球，步态，节奏；沉着；信心；金钱与空腹。她几乎就在我跟前，圆脸上放射出银白色的光芒。那一大块松软毛皮正从她肩上滑落下来。她没有注意到。她似乎并不关心她的衣服是否掉下来。她百事不管。这就是美国，像一道闪电射向狂热歇斯底里的玻璃库房。亚默利加，不管有没有毛皮，有没有鞋。亚默利加，货到付款。滚开，你们这些杂种，要不就开枪打死你们！我肚子上挨了一下，我抖动着。有什么东西冲我而来，无法躲闪。她迎面过来，穿过厚玻璃窗户。只要她停一秒钟，只要她让我安静片刻。但是不，她连片刻工夫也不给我。就像命运女神亲临，她飞快地、残忍地、专横地扑到我身上，一把利剑将我彻底刺穿……

她抓住我的手，紧紧抓住。我无畏地走在她身边。在我心中，星光闪烁；在我心中，有一个蓝色的大天穹，一会儿工夫之前那儿还有发动机发出疯狂的轰鸣哩。

一个人可以花整整一生时间来等待这样的时刻。你绝不期望遇见的女人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她谈论着，看上去就像是你梦寐以求的那个人。然而最奇怪的是，你之前从未意识到你曾梦见过她。如果没有梦，你的整个过去就像一段会被遗忘的长时睡眠。如果没有记忆，梦也会被忘记，而记忆是在血液中，血液就像一个大海洋，一切在其中都被冲刷干净，除了新的和甚至比生命更实在的东西：现实。

我们坐在马路对面那家中国餐馆的火车座里。我从眼角看出去，看到闪烁发光的字母在满天乱舞。她还在谈论亨丽埃特，或者，也许是在谈论她自己。她的小黑帽、手包、皮衣放在她旁边的长凳上。每过几分钟，她就重新点燃一支香烟，她谈话时，香烟就白白燃尽。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就像火焰一般从她口中喷出，将够得着的一切全部燃尽。不知道她怎么开始，或从哪里开始的。突然她就在一个长篇叙述中间，一个新的故事，但始终都是一回事。她的谈话像梦一样是无定形的：没有常规，没有范围，没有出口，没有停顿。我感觉被深深淹没在语言之网里，我痛苦地爬回到网的顶上，看着她的眼睛，试图在那里找到她的话的意义的某种反映——但是我什么也找不到，什么也没有，只有我自己在无底般深的井里摇晃的形象。虽然她只说她自己，我却不能对于她的存在形成一点点起码的印象。她的胳膊肘支在桌上，身子前倾，她的话淹没了我；一浪又一浪向我滚滚而来，然而在我心中却没有建立起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羁留心中。她告诉我她父亲的事情，他们在她生于那里的舍伍德森林边上所过的奇怪生活，或者，至少她是在告诉我这些，然而现在却又成了在谈论亨丽埃特，要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敢肯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突然明白，她已不再是在谈论任何这些事情而是在谈论一个有一天晚上送她回家的男人，他们站在门前台阶上说再见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伸到底下，撩起她的裙子。她停了片刻，好像是要让我明白，这就是她打算要谈论的事情。我困惑地看着她。我不能想象，我们是怎么谈到这个问题上的。什么人?他在对她说什么?我让她继续说，心想她也许会回到这一点上的，但是不，她又走到我前头去了，现在似乎是这男人，这一个男人，已经死了；一场自杀，她试图让我明白，这对她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但是她真正要说的似乎是，她把一个男人逼得自杀，她为此而感到骄傲。我不能想象这个人死的样子；我只能想象他站在她家门前台阶上撩她裙子的样子，一个没有姓名的男人，然而活生生的，永远做着弯腰撩裙子的动作。还有另一个男人，这是她父亲。我见他牵着一群赛马，或者有时候在维也纳郊外的小客栈里，更确切地说，我看见他在小客栈的屋顶上放风筝消磨时光。这个男人和那个男人：一个是她的父亲，一个是她疯狂地爱着的人，这两个人我无法区分。他是她生活中某个她不愿谈论的人，但她还是总回到关于他的话题上，虽然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那个撩她裙子的人，我也不敢肯定，这是不是那个自杀的人。也许这就是我们坐下来吃东西时她就开始谈论的那个人。我现在记起来，就在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她相当激动地谈起她刚才走进自助餐馆时见到的一个人。她甚至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我立刻就忘记了。不过我记得她说，她跟他同居过，他做了她不喜欢的事情——她没有说是什么事情——于是她抛弃了他，不作一句解释就断然离去。而那时候，正当我们走进炒杂碎饭馆的时候，他们又互相撞上了，直到我们在火车座里坐下的时候，她还在为此事发抖……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十分不安。也许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不是普通的谎言，不，是更加糟糕的东西，无法描述的东西。只是有时候真实情况结果也会是那个样子，尤其是在你认为你绝不会再见这个人的情况下。有时候你会将你绝不敢对最亲密的朋友透露的事情告诉给一个十足的陌路人。这就像聚会到了高潮时你去睡觉一样；你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就上床睡去。当你熟睡时，你就开始同某个人说话，某个一直和你在同一房间里，因而即使你讲一句从中间开始的话他也全明白的人。也许这另一个人也睡了，或者始终熟睡着。这就是之所以很容易碰上他的原因。如果他不说任何话来打搅你，那你就知道你正在说的话是真实的，你完全清醒，除了这种完全清醒的熟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现实。我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完全清醒，同时又如此熟睡。如果我梦中的吃人妖魔真的把格栅掰开，抓住我的手，我就会被吓死，因而现在就是死人，也就是说，永远熟睡，因此始终逍遥自在，没有什么东西再会是奇怪的，即使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发生，也不会是不真实的。发生过的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很久以前，无疑是在夜里。而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很久以前，也在夜里，这不比关于吃人妖魔与坚固格栅的梦更加真实，只是现在格栅被折断，我害怕的她抓住我的手，在我害怕的东西与实际存在的东西之间没有区别，因为我熟睡了，现在我完全清醒地熟睡，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害怕，可以期待，可以希冀，只有这实际的存在和这没有尽头的一切。

她要走了。要走……又是她的屁股，她从舞厅下来，朝我而来的那种滑行。又是她那些话……“突然，他毫无理由地弯下腰，撩起我的裙子。”她把皮衣悄悄披到肩上；小黑帽把她的脸衬托得就像有侧面浮雕像的徽章。丰满的圆脸上，长着斯拉夫人的颧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张脸，怎么会梦见它呢?我怎么知道她会这样站起身，这么亲近，这么丰满，脸又圆又白，像一朵盛开的木兰花呢?当她丰满的大腿擦着我的身子时，我战战兢兢。她似乎比我高出一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她那样翘着下巴。她不在意去哪里。她踩着东西往前走，走，走，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空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甚至现在也似乎很可疑。自我似乎已离她而去，身子直冲上前，脖子胖乎乎，紧绷绷，像脸一样白，像脸一般丰满。谈话继续着，发出低低的喉音。没有开端，没有结尾。我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时间的流逝，只知道永恒。她让喉咙里的小子宫同骨盆里的大子宫挂上钩。出租车就在马路边上，她还在咀嚼着外在自我的宇宙论废话。我拿起话筒，同双重子宫接通。喂，喂，你在那里吗?让我们走！让我们开始——出租车、船、火车、汽艇；海滩、臭虫、公路、偏僻小路、废墟；遗迹；旧世界、新世界、码头、防波堤；镊子；高空秋千、沟渠、三角洲、短吻鳄、鳄鱼；谈话，谈话，更多的谈话，然后又是道路、眼中更多的沙子、更多的彩虹、更多的大暴雨、更多的早餐食品、更多的牛油、更多的浴液。当所有的马路都被穿过，只有我们狂热的脚上留下的尘土时，你那张白净丰满的大脸庞，那张开着两片鲜红嘴唇的嘴，那洁白完美的牙齿，依然历历在目。在这记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能改变，因为这是完美的，就像你的牙齿……

这是星期天，我新生活中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戴着你系在我脖子上的项圈。一场新的生活伸展在我面前。它是以休息日作为开始的。我躺回到一片宽大的绿叶上，注视着太阳光闯入到你的子宫。它制成了怎样的凝乳和喧闹呀！所有这一切都专门为了我，是吗?但愿你身上有一百万个太阳！但愿我永远躺在这里，欣赏天上的烟火！

我悬空躺在月亮表面，世界像子宫一样恍恍惚惚：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处于平衡状态。你拼命向我保证，我是否来自其中，这没有什么区别。我似乎觉得，自从我在那性的黑色子宫中熟睡以来，正好已过了两万五千九百六十年。我似乎觉得，我也许多睡了三百六十五年，但是无论如何，我现在是在正确的房子里，在许多“6”中间，在我身后的东西很好，在我前面的东西也很好。你装扮成维纳斯来到我面前，然而你是利莉思[5]，我知道。我的全部生活都在平衡中；有一天我将欣赏这种奢侈。明天我将使天平倾斜。明天这平衡将结束；如果我再次找到它，它将会在血液里，而不是在星星里。你拼命向我保证，这很好。我几乎每一件事都要得到保证，因为我生活在太阳的阴影中过于长久。我要光和贞洁——以及肚子里的阳光。我想要受骗与幻灭，以便我可以完成三角形的上部，而不用不断飞离行星，进入空间。我相信你告诉我的一切，但是我也知道，到头来，全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把你看作一颗星和一个陷阱，看作使天平倾斜的一块石头，看作一个受蒙骗的法官，看作让你掉进去的一个窟窿，看作一条步行道，看作一个十字架和一支箭。直到现在，我都是走的和太阳相反的路程；因此我双向旅行，作为太阳，又作为月亮。因此我接受两性，两个半球，两个天空，一切都是两套，因此我将是双关节，两性人。发生的一切将发生两次。我将作为一个对这地球的访问者，分享它的祝福，带走它的礼物。我将既不为人服务，也不被人服务。我将在自己身上寻求结尾。

我又朝外看太阳——我第一次全神贯注地注视。它血一般鲜红，人们在屋顶上走来走去。地平线以上的一切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就像是复活节。死亡在我身后，诞生也在我身后。我现在打算生活在终生疾病中。我打算去过侏儒的精神生活，过灌木荒野中小矮人的精神生活。里外交换了位置。平衡不再是目标——天平必须摧毁掉。让我听见你再次保证，你的内心携带着所有这些阳光充足的东西。让我有一天试着相信，当我在露天休息时，太阳会带来好消息。让我在辉煌中腐烂，而太阳则照进你的子宫。我绝对相信你所有的谎言。我把你看作恶的化身，看作灵魂的摧毁者，看作夜的女王。把你的子宫钉到我的墙上，以便我会记得你。我们必须走了。明天，明天……

1938年9月

巴黎 舍拉别墅

【注释】

[1] 中世纪西欧爱情传说中的人物。

[2] 贝多芬作曲的歌剧中人物。

[3] 意大利民间故事集作者斯特拉帕洛拉（约1480——1557）的故事作品之一。

[4] 美国夏威夷岛中南部火山。

[5] 中世纪鬼魔学中的著名女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回归线/(美)米勒(Miller,H.)著;袁洪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4(2013.7重印)

(亨利·米勒作品)

书名原文：Tropic of Cancer

ISBN 978-7-5447-3217-8

Ⅰ.①北… Ⅱ.①米… ②袁…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3277号

Tropic of Cancer by Henry Miller

Copyright © 1934 by Henry Mil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e Hoffma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2—133号

书　名 北回归线

作　者 [美国]亨利·米勒

译　者 袁洪庚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方　芳

原文出版 Harper Perennial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201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217-8

目录

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痴人说梦：亨利·米勒及其代表作《北回归线》

推荐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译后记

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冯唐

亨利·米勒是我了解的文化人物中，元气最足的。

从古到今，有力气的人不少，比如早些的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晚些的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中国的写一百七十万字《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和写两百万字《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这些人突出的特点是体力好，屁大股沉，坐得住，打字快，没有肩周炎困扰，椎间盘不突出。他们的作用和写实绘画、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差不多，记录时代的环境和人心，有史料价值。

从古到今，偶尔也有元气的人，他们的元气可能比亨利·米勒更充沛，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留下的痕迹太少，我无法全面了解。比如孔丘，抛开各种注解对《论语》做纯文本阅读，感觉应该是个俗气扑鼻、倔强不屈的可爱老头，一定是个爱唠叨的。但是，当时没有纸笔，如果让孔丘直抒胸臆，大熊猫一定是没有竹子吃，长跑运动员一定是没有鳖精喝了。耶稣对做事的热情大过对论述的热情，不写血书，只让自己的血在钉子进入自己肉体的过程中流干净。佛祖可能在文字身上吃过比在女人身上还大的亏，感觉文字妖孽浓重，贬低其作用：如果真理是明月，文字还不如指向明月的手指，剁掉也罢。晚些的某些科学家，想来也是元气充沛的人，比如爱因斯坦，热爱妇女，写的散文清澈明丽。可能是受到的数学训练太强悍，成为某种束缚，他最终没能放松些，多写些。

亨利·米勒是思想家。亨利·米勒的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成形的人物，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象。真正的思想者，不讲姿势，没有这些故事、悬念、人物像血肉骨骼一般的支撑，元气彪悍，赫然成形。既然不依俗理，没有系统，亨利·米勒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任何一页都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好像“陌上花开，君可徐徐归”。在一些支持者眼里，亨利·米勒的每一页小说，甚至每十个句子，都能成为一部《追忆似水年华》重量的小说的主题。外国酒店的床头柜里有放一本《圣经》的习惯，旅途奔波一天的人，冲个热水澡，读两三页，可以意定神闲。亨利·米勒的支持者说，那本《圣经》可以被任何一本亨利·米勒的代表作替代，起到的作用没有任何变化。别的思想家，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添加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层砖瓦，然后号称构建了自己的体系。亨利·米勒不需要外力。一颗小石子，落在别人的心境池塘里，智识多的，涟漪大些，想法多些，否则就小些，少些。亨利·米勒自己扔给自己一颗石子，然后火山爆发了，暴风雨来了，火灾了，地震了。古希腊的著名混子们辩论哲学和法学，南北朝的名士们斗机锋，都有说死的例子，如果那些场景记录下来，可能和亨利·米勒约略相似吧。

亨利·米勒是文学大师。崇拜者说，美国文学始于亨利·米勒，终于亨利·米勒。他一旦开始唠叨，千瓶香槟酒同时开启，元气横扫千军。亨利·米勒是唯一让我感觉像是个运动员的小说家，他没头没尾的小说读到最后一页，感觉就像听到他气喘吁吁地说：“标枪扔干净了，铁饼也扔干净了，铅球也扔干净了。我喝口水，马上就回来。”

我记得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的文字，天下着雨，我倒了杯茶，亨利·米勒就已经坐在我对面了，他的文字在瞬间和我没有间隔。我忽然知道了他文字里所有的大智慧和小心思，这对于我毫无困难。他的魂魄，透过文字，在瞬间穿越千年时间和万里空间，在他绝不知晓的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纠缠我的魂魄，让我心如刀绞，然后胸中肿胀。第一次阅读这样的文字对我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他的文字像是一碗豆汁儿和刀削面一样有实在的温度和味道，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这第一次阅读，甚至比我的初恋更重要，比我第一次抓住我的小弟弟反复拷问让他喷涌而出更重要，比我第一次在慌乱中进入女人身体看着她的眼睛、身体失去理智控制更重要。几年以后，我进了医学院，坐在解剖台前，被福尔马林浸泡得如皮球般僵硬的人类大脑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管理实验室的老大爷说，这些尸体标本都是解放初期留下来的，现在收集不容易了，还有几个是饿死的，标本非常干净。我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比我第一次解剖大脑标本，对我更重要。我渴望具备他的超能力，在我死后千年，透过我的文字，我的魂魄纠缠一个同样黑瘦的无名少年，让他心如刀绞，胸中肿胀。那时，我开始修炼我的文字，摊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淡绿色，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钢笔在纸上移动，我看见炼丹炉里炉火通红，仙丹一样的文字珠圆玉润，这些文字长生不老。我黑瘦地坐在桌子面前，骨多肉少好像一把柴火，柴火上是炉火通红的炼丹炉。我的文字几乎和我没有关系，在瞬间，我是某种介质，就像古时候的巫师，所谓上天，透过这些介质传递某种声音。我的文字有它自己的意志，它反过来决定我的动作和思想。当文字如仙丹一样出炉时，我筋疲力尽，我感到敬畏，我心怀感激，我感到一种力量远远大过我的身体、大过我自己。当文字如垃圾一样倾泻，我筋疲力尽，我感觉身体如同灰烬，我的生命就是垃圾。

亨利·米勒一辈子，思考，写作，嫖妓。他的元气，按照诺曼·米勒的阐释，是由天才和欲望构成的，或许这二者本来就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我听人点评某个在北京混了小五十年的老诗人，其中有一句话糙理不糙：“流氓，每个有出息的人小时候都或长或短地当过，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这个评论员说这番话的时候，充满敬仰地看着老诗人。老诗人喝得正高兴，他二十出头的女朋友怀着他的孩子坐在他的身边，老诗人偶尔拍拍他女人的身体，深情呼唤：“我的小圆屁股呦。”亨利·米勒讲起过圣弗朗西斯，说他在思考圣徒的特性。阿那依斯·宁问为什么，他对阿那依斯·宁说：“因为我觉得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圣徒。”

痴人说梦：亨利·米勒及其代表作《北回归线》

袁洪庚

在梦中，人尽可以任凭幻想这匹野马随意四处驰骋，而痴人之梦益发不顾廉耻，荒诞离奇。从某种意义上讲，《北回归线》便是现代美国文学界痴人、怪人、狂人亨利·米勒的白日梦。

《北回归线》及亨利·米勒的其他作品曾在英美等国长期受禁，无法刊行，因而只得由诗人埃兹拉·庞德帮助，先在巴黎付梓（1934），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才由“丛林”（Grove）等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嗣后，属于英国科林斯出版集团的格拉夫顿出版社也在英国出版了米勒的著作。然而，出于迫不及待地希冀品尝“禁果”的人类天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此书出版肇始，米勒便不乏大批读者乃至崇拜者。据史料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攻入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后就开始在各图书馆寻觅“臭名昭著”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米勒及其作品多年来在美国文学界历经褒贬不一、大起大落的磨难。米勒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少数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1]，同时也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美国文学作品选集必定收入的一位作家。尽管米勒有庞大的读者群（1961年获准在美国发行后，《北回归线》第一版很快即告售罄），一些正统文学评论家们仍将他的作品视为“不宜付梓”[2]的，因为它们“像一股汹涌澎湃、无法遏止的溪流，从狂想到肮脏，从肮脏到色情”[3]。《北回归线》是米勒的代表作，该书在英语国家出版后，使更多的读者得以窥见它的全貌并做出较公允的判断。近年来，米勒的影响与日俱增。

英美文坛上的一些著名人物高度赞扬米勒，认为他是美国文学史上颇具独创性的作家，他的《北回归线》具有启示录般的重大意义。诺曼·梅勒说：“《北回归线》无疑是米勒最优秀的作品，同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一样，此书致力于文体与文学意识的革新。这是我们这个世纪十或二十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你只消读上二十页便知道一个文学奇迹正在出现，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以后也不会有人以这种文体写得这么好。”[4]英国作家劳伦斯·达雷尔宣称：“我认为《北回归线》可以同《白鲸》相提并论。”[5]美国诗人卡尔·夏皮罗非常推崇米勒，认为应该让他的作品集替代美国每一家旅馆房间里摆放的《圣经》，并称他为“仍在世的最伟大的作者”、“仍在世的（精神上）最最高大的人”[6]。他认定米勒与尼采、D.H.劳伦斯一样，同属振聋发聩、挑战传统的思想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勒的主要作品均已问世，他的声誉达到顶点。“米勒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选择题材，对成千上万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因文学创作不再受到审查而获益。”[7]这时，美国及欧洲文学界才真正认可这位已渐入老境的作家。

米勒1891年生于纽约市一个德裔美国人家庭，曾在纽约市立学院就读，但两个月后便辍学。校园生活枯燥乏味，各种校规校纪令人难以忍受，相比之下倒是社会这所大学更使他觉得如鱼得水，其乐无穷。他的阅历相当丰富，曾当过工人、职员、校对员、教师、编辑、人事部门经理等，饱尝生活之艰辛。

在写作之余他还喜欢绘画，是颇有造诣的业余画家，曾在英美两国举办过个人水粉画展。同海明威、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格特鲁德·斯泰因等人一样，米勒亦是二三十年代美国旅欧作家之一，1930至1939年间旅居法国巴黎等地。回国后他定居加利福尼亚州，直至1980年去世。

米勒著有七部小说、两部剧本及许多书评、游记、回忆录、书信集和论文集。两部“回归线小说”当属他最著名的作品，而1949至1960年间出版的“殉色三部曲”、《黑色的春天》（1936）和《在克利希度过的平静日子》（1956）亦是研究其生平的重要资料。《马洛西的大石像》与《空调噩梦》是两部游记，文笔生动、流畅，也很受评论家重视。

米勒自幼聪颖过人，手不释卷，在三十三岁辞去工作专事文学创作之前，就已读过西方和东方许多文学家、哲学家的代表作，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尼采、兰波、罗摩克里希那、老子、诺斯特拉达莫斯等。他还潜心研究过佛教禅宗、荷兰后期印象派画家凡·高的绘画、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浮世绘、古犹太苦修教派的教义、神秘学、星相学这样一些常人觉得稀奇古怪的学问。在英语作家中他并不推崇公认的古典大家，却醉心于卢梭、康拉德、爱默生、D.H.劳伦斯等富于叛逆、创新精神的欧美作家，他自己也继承并高扬这种精神。

无论在写作风格还是在思想倾向上，米勒均有独到之处，既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位英美作家，也比他身后的众多模仿者更具特色。他是美国文坛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怪杰。他和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作家、现代派小说鼻祖格特鲁德·斯泰因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旅欧作家中最具个性的人物，而且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曾被误解，其才能和地位多年后才得到承认，都是与现存社会伦理、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在欧美各国获得“轰动效应”的《北回归线》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呢?

《北回归线》是米勒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此书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就，米勒在书中追忆他同几位作家、艺术家朋友在巴黎度过的一段日子，旨在通过诸如工作、交谈、宴饮、嫖妓等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夸张、变形生活细节的描写揭示人性，探究青年人如何在特定环境中将自己造就为艺术家这一传统西方文学母题。

从艺术形式上看，米勒的“回归线小说”同18世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样，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他用揶揄、夸张的笔触即兴描写自己在某一时期的全部经历，不论是美还是丑，同时掺进大段怪诞、冷峻、出人意料的议论。《北回归线》没有连贯的或贯彻始终的情节，也不标明章节（分为十五个部分），作者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似乎对他的素材从不做选择和梳理。小说一开始，作者提到自己住在博尔盖塞别墅，他的朋友鲍里斯发现身上生了虱子，作者便“剃光他的腋毛”。接着，作者评论道：“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有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仰仗那些虱子。”此后，他又根据鲍里斯对天气的预测联想到“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点明书名的另一层含义。[8]一事一议、触景生情，这是米勒在《北回归线》及其他几部作品中的习惯写法，有时兴之所至的大段议论反倒比漫不经心、娓娓道来的种种逸闻趣事占去更多篇幅。作者的想象力异常丰富，往往由一件日常小事引出许多跳跃式的、不合逻辑的、匪夷所思的联想。

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前走，我不断想到自己真正极佳的健康状况。老实说，我说的“健康”是指乐观，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的一只脚仍滞留在19世纪，跟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有点儿迟钝。卡尔却觉得这种乐观情绪令人厌恶。他说：“我只要说起吃饭，你便马上容光焕发！”这是实话。只要想到一顿饭，另一顿饭，我就会活跃起来。一顿饭！那意味着吃下去可以踏踏实实继续干几个钟头，或许还能叫我勃起一回呢。我并不否认我健康，结结实实，牲口般的健康。在我与未来之间形成障碍的唯一东西就是一顿饭，另一顿饭。

米勒想到自己“极佳的健康状况”，又将它等同于乐观。19世纪是西方社会蒸蒸日上、西方文明锐不可当的时代，因此人们洋溢着乐观情绪。“一只脚仍滞留在19世纪”即暗示他同前人一样乐观。接着米勒又想到卡尔的话，随即将“乐观”与“一顿饭”，一顿几乎万能的饭等量齐观。

米勒的无逻辑性或非理性还表现在他喜欢把彼此间毫无联系的事物杂乱无章地任意罗列在一起。这类罗列在其作品中俯拾皆是。

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撒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馆、孚日广场、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同朋友相聚时谈起的一些趣闻逸事。

米勒的另一文体特点是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写幻觉和梦幻，于是现实与幻觉、现实与梦境、现实与虚构往往不留痕迹地浑然一体，使读者产生非理性的直观感、直觉感。

看到几个裸体女人在未铺地毯的地板上翻滚，米勒由她们“光滑、结实”的光屁股联想到“台球”、“麻风病人的脑袋”以后，“突然看到眼前一个鲜艳、光亮的台球上出现一道黑黝黝、毛茸茸的缝，支撑这个台球的两条腿就像一把剪刀。瞧一眼这个黑黝黝、未缝合的伤口，我的脑袋上便也裂开一道深深的缝。所有以前费力地或心不在焉地分门别类、贴标签、引证、归档、密封并且打上印戳的印象和记忆乱纷纷地喷泻而出，像一群蚂蚁从人行道上的一个蚁穴中涌出。这时地球静止，时间停滞……我听到一阵放荡的歇斯底里的大笑……笑声使那个台球鲜艳、光滑的表面现出皱褶”。

无情节导引的漫谈，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梦呓、幻觉，无拘无束甚至有时是病态或疯狂的自由联想及语词的任意排列组合……这类“痴人说梦”式的文字游戏令读者不禁怀疑此书能否纳入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范畴。批评界对米勒的贬抑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言之成理的批判，也存在很深的误解。其中最主要的误解源于他对两性关系的随意态度和赤裸裸的、近乎病态的性描写。的确，性，这个令人讳莫如深的话题在米勒笔下竟如一股一泻千里的流水，无处不到。书中以米勒本人、范诺登、卡尔及菲尔莫尔等人为轴心的一切人与事均直接或间接地与性活动有关。其实，性描写只是手段，米勒与为写性而写性的色情文学作家不同。他无意挑逗读者的情欲，这正是西方司法部门辨别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淫秽”的依据。20世纪60年代末，米勒、D.H.劳伦斯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均依据该评判标准在美国得以解禁。

米勒对人类性行为的渲染是消极的，但他的本意是抨击虚伪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撕去它罩在文明社会中人类性关系上的伪装，欲借助性经历将自己造就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坛上的许多思潮和流派中均有米勒的影子，譬如“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非虚构小说、黑色幽默、个性化诗歌……米勒的创作观影响过一代又一代美国作家。围绕私人琐事的超现实主义新闻体“自动写作”、“自白”与“剖析”相结合的写作技法、人生若梦的虚无主义思想倾向以及肆无忌惮地发泄颓丧情绪的自我表现使不少美国作家为之心醉。他算不上主流作家，他的激进观点也并不新颖，但他的独特文体风格却在杰克·凯鲁亚克、约瑟夫·海勒、诺曼·梅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等当代小说大家的代表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爱默生认为：“这些小说将渐渐让位于日记或自传。”后来问世的《北回归线》中的众多互文式文本使人们不得不认同这一预言。米勒曾称自己为“文化暴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痴人、怪人、狂人，米勒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其文学先锋的色彩正在逐渐褪去。毕竟，先锋不会是永恒的。

2012年7月12日修订

【注释】

[1] 施咸荣，《美国最有争议的作家———<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1期，第17页。

[2] David D.Galloway,The Absurd Hero in American Ficti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4,p.ix.

[3] James Vinson(ed.),Novelists and Prose Writers,Macmillan Press Ltd.,1979,p.842.

[4] 引自Tropic of Cancer,Grove Press,Inc.,1961年版封底题记。

[5] 同上。

[6] Karl Shapiro,“The Greatest Living Author”(Preface to Tropic of Cancer),in Henry Miller,Tropic of Cancer,New York:Grove Press,Inc.,1961.

[7] James Vinson (ed.),Novelists and Prose Writers,Macmillan Press Ltd.,1979,p.842.

[8] 英文书名为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一个星座名，也有“肿瘤”的意思，暗示现代工业社会弊端重重，已是穷途末路。小说另一处提到：“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口地吞噬自己……”

推荐语

这些小说将渐渐让位于日记或自传，那些富于感染力的书籍，只要一个人懂得如何从他称之为亲身经历的东西中去选择，懂得如何真实地记录事实。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第一章[1]

如今我住在博尔盖塞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位置不对。除了我们，这里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昨晚鲍里斯发现身上生了虱子，于是我只好剃光他的腋毛，可他还是浑身发痒。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有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仰仗那些虱子。

鲍里斯刚刚总结过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持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儿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地朝死亡的牢狱奔去。没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化。

这是我来到巴黎后的第二个秋天。由于某种自己至今也没能弄明白的原因，我被人送到这儿。

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当中最快活的。一年前，半年前，我还以为自己是艺术家。现在我已不再这么想啦。与文学有关的一切都已与我无涉，谢天谢地，再也没有什么书要写啦。

那么这一本呢?这一本不算是书，它是对人格的污蔑、诽谤、中伤。就“书”的一般意义来讲，这不是一本书。不，这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朝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

若要歌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对肺叶和一点儿乐理知识。有没有手风琴或吉他倒无所谓，要紧的是有想要歌唱的愿望。那么，这儿便是一首歌，我正在歌唱。

我是唱给你的，塔尼亚。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唱得更好一些、更加悦耳一些，不过那样一来你也许永远不会愿意再听我歌唱。你曾听过别人唱，他们都提不起你的兴趣来，他们不是唱得太好就是还不够好。

这一天是十月二十几号，我已不再理会究竟是哪一天。你会说那是我去年十一月十四号做的一场梦吗?有几次间隔，不过都是在两场梦之间，现在我已全然不记得这几次间隔中发生的事情。我身边的世界在分崩离析，同时在这儿或那儿留下一块块时间。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口地吞噬自己……我在想，当无边的寂静笼罩万物，笼罩各个角落时，音乐最终会胜利的。当万物又回到未被时间孕育出来之前的状态时，世界又一次呈现出那种混沌未开的局面，而现实正是为混沌而写的。你，塔尼亚，就是我的混沌。这便是我歌唱的缘由。快要死掉的不仅仅是我，是整个世界，它要蜕去时间这层皮。我还活着，在你的子宫里踢腾，这就是书写下来的现实。

我在打瞌睡。爱情生理学。休眠中的鲸鱼的阴茎足足有六英尺长。蝙蝠有一根无拘无束的阴茎。有些动物的阴茎里有一根骨头，就是说，一根骨头在……古尔蒙[2]说：“幸亏人身上的骨质结构已经消失。”幸亏?是的，幸亏，想想人类甩着一根有骨头的阴茎走来走去成何体统?袋鼠有两根阴茎，一根平时用，另一根仅在节假日里用。我继续打瞌睡，一个女人写信来，问我替自己的书想好书名没有。书名，当然想好了：《可爱的女同性恋者》。

你的充满逸事趣闻的生活！这是博罗夫斯基的话。我每个星期三同博罗夫斯基一道吃午饭，他的太太做东。她是一头已挤不出奶的奶牛，正在学英语，最喜欢用的词是“淫秽”。你马上便会明白博罗夫斯基是多么难对付了。不过，等一等……

博罗夫斯基身着一套灯心绒西装，会拉手风琴。这副行头真是妙极啦，尤其是当你考虑到他是一个蛮不错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他是波兰人，不过当然不是。这位博罗夫斯基是犹太人，他父亲是一个集邮家。其实几乎整个蒙帕纳斯都住着犹太人，或半犹太人，半犹太人则更糟糕，其中包括卡尔和保拉、克朗斯塔特和鲍里斯、塔尼亚和西尔维斯特、莫尔多夫和露西尔。除了菲尔莫尔，他们全是。亨利·乔丹·奥斯瓦尔德居然也是犹太人。刘易斯·尼科尔斯是犹太人，甚至范诺登和彻里也是犹太人。弗朗西丝·布莱克是个犹太人，或说是个犹太女人。泰特斯又是一个犹太人。由此看来，犹太人简直多得不得了。这本书正是为我的朋友卡尔写的，他父亲是犹太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这些人中最可爱的犹太人是塔尼亚，为了她，我也愿意成为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呢?我已经在像犹太人那样讲话了，而且我长得就像犹太人。再说，还有谁会比一个犹太人更恨犹太人呢?

昏昏暗暗的时辰。木蓝，水平如镜，树木在闪光、在融化。铁轨在饶勒斯站消失在隧道里，两侧涂漆的长长的履带车像过山车般下坠。这儿不是巴黎，不是康尼岛[3]，这是欧洲和中美洲所有城市朦朦胧胧的混杂。下方的调车场里，铁轨黑糊糊的，犹如蜘蛛网一样。这不是由工程师定做的，不过设计上有大起大落的变化，像极地上荒凉的冰缝，照相机却照出深浅不同的黑色。

食物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可是在这座漂亮的博尔盖塞别墅里几乎看不到食物，有时这毫无疑问是很可怕的。我曾三番五次央求鲍里斯买些面包当早饭，可他总是忘记。看来他是出去吃早饭的，回来时剔着牙缝，山羊胡子上还沾着鸡蛋渣。他去饭馆里吃饭纯粹是体谅我，说让我在一边看着他大吃大喝很难受。

我喜欢范诺登，不过我不同意他对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是哲学家或思想家这种看法。他是一个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人，就是这样。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西尔维斯特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尽管他的大名在五万支烛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目前，周围我所尊敬的作家只有卡尔和鲍里斯。他们着了魔，心灵深处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疯了，不能分辨音调，他们是受难者。

莫尔多夫倒是没有发疯，不过他也在以自己的古怪方式受罪。莫尔多夫语无伦次，他没有血管、心脏或肾。他是一只便携式箱子，里面有无数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上面的字是用白墨水、棕色墨水、红墨水、蓝墨水写的，还有朱红、橘黄、淡紫、赭、杏黄、蓝绿、缟玛瑙色、安茹葡萄酒色、青鱼色、日冕色、铜绿色、奶酪色……

我把打字机搬进隔壁一间屋里，这样写作时便可从镜子中看见自己。

塔尼亚同艾琳一样，盼望收到厚厚的信。还有另一位塔尼亚，这位塔尼亚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把花粉传播到各处，抑或我们也可以说，这有点儿像托尔斯泰和马棚里掘出胎儿的那出戏[4]。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撒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馆、孚日广场、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同朋友相聚时谈起的一些趣闻逸事。她的乳房是焦黄色的，她系着沉重的吊袜带，总爱问别人“几点钟啦”，喜欢吃肚里填进栗子的金黄色松鸡。她的手指像塔夫绸般光滑，蒸汽似的昏暗光线变成冬青色。她患有肢端肥大症、癌症和谵妄症，她的面纱热乎乎的。扑克牌筹码，血红色地毯，软绵绵的大腿。“我爱他！”塔尼亚这样说，好让人人都听见。鲍里斯喝威士忌喝得浑身发烧时，塔尼亚便会说：“坐在这儿！啊，鲍里斯……俄国……我该怎么办?我都快叫它撑破了！”

夜里，我一看到鲍里斯的山羊胡子垂在枕头上便要歇斯底里。啊，塔尼亚，你那热乎乎的窟窿眼儿如今在哪儿呢?那副又宽又厚的吊袜带，那两条柔软而又丰腴的大腿又在哪儿?我的胯下有一根六英寸长的骨头。塔尼亚，我要抚平你那充满精液的眼儿里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肚子疼、子宫翻个儿，再把你送到你的西尔维斯特那儿去。你的西尔维斯特！嘿，他懂得怎样生火，我却明白如何叫女人欲火中烧。塔尼亚，我把灼热如闪电的东西射进你的身体，我要叫你的卵巢发热。这会儿你的西尔维斯特有点吃醋啦?他觉得不大舒服，是吧?他感觉到我的那玩意儿留下的东西啦。我把你那儿撑大，我把那儿的皱纹抚平。跟我干过以后，你尽可同公马、公牛、公羊、公鸭子或是圣伯纳犬干。你可以把癞蛤蟆、蝙蝠和蜥蜴塞进你的屁眼儿。只要愿意，你可以利用屁眼儿表演一串和音急速弹奏，或是将一把齐特拉琴拴在肚脐那儿。塔尼亚，我在干你，你就得这样叫我干下去。若是你不喜欢叫我当着众人的面干，我就在暗中干。我要从你那儿拔下几根毛来，再把它们当作胡子粘在鲍里斯的下巴上。我要狠狠咬你的阴蒂，再吐出两块儿一法郎硬币那么大的肉……

蔚蓝色天空中鹅毛般的云丝被吹散，干枯的树木无限延伸，黑糊糊的树枝像一个患有梦游症的人，打着各种手势。这些阴沉的、鬼怪般的树木枝干苍白得像雪茄烟灰。这是一种超然的、全然欧洲式的静寂，百叶窗放下，店铺的门闩上。这里或那里偶尔可见一盏红灯，表明有人在幽会。那情景粗暴甚至可怕，除了树木投下星星点点的影子之外，一片洁净。从橘园经过使我想起另一个巴黎，那便是毛姆、高更的巴黎，乔治·摩尔[5]的巴黎。我想起那个可怖的西班牙人[6]，他那时正以杂技演员的步子从一种作风跳跃到另一种作风，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我想起斯宾格勒[7]与他那些可怕的宣言，并且不由得吃惊。风格，广义上的风格，是否全完蛋了?我说我脑子里尽是这些念头，不过这也不是实话。只是到后来，当我走到塞纳河对岸，当我把辉煌的灯光甩到身后时，我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这些事儿。眼下我什么也不想，只是觉得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被河水映出的奇迹弄得很伤心，因为这河水映出一个已被遗忘的世界。沿河两岸，树木佝偻着身子，在这面没有光泽的镜子上投下倩影。起风时这些树便发出一阵沙沙声，河水翻腾着流过时它们也会流下几滴眼泪。这河水使我默默无言，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艾琳的毛病在于她只有一只手提包，却没有窟窿眼儿。她总想把厚厚的信件塞进包里，信上都是大量闻所未闻的事情。现在她名叫劳娜，因而也有了一个眼儿，我了解这一点是因为她给我们送来一些下面的毛发。劳娜，这头疯狂的驴子在风中乱闻乱嗅，以此取乐。在每一座山坡上，她都要扮演妓女的角色，有时还在电话亭和卫生间里。她为金·卡罗尔买来一张床和一只刮胡子时用的杯子，上面刻着他的姓名首字母。她躺在托特纳姆广场大道上，撩起衣裙用手指抚弄自己那个地方，还用蜡烛，用罗马蜡烛和门把手捣鼓。全国找不到一个男人的那玩意儿大到能令她满意的程度……一个也没有。男人的那玩意儿一进入她身体便会蜷起来，她需要胀大的那玩意儿、自动爆炸的纸火箭和滚烫的蜡油、木焦油。若是由着她，她会割断你的命根子，叫它永远留在她身体里。一百万个劳娜才有一个这样的眼儿！这是实验室里的眼儿，没有一种石蕊试纸能显出它的颜色。这个劳娜还是一个骗子。她从未替卡罗尔买过床，她拿一个威士忌酒瓶砸他的脑袋。她满嘴脏话和承诺。可怜的卡罗尔，他的那东西只能在她体内蜷缩起来，然后就死掉。只要她吸一口气，他那玩意儿就会掉出来，像一只死泥鳅那样。

大沓厚厚的、闻所未闻的信件。一只没有带子的手提包。一个没有钥匙的锁孔。她有一张德国人的嘴、一对法国人的耳朵和一个俄国人的屁股，而眼儿却是世界通用的。当国旗挥动时，它便一直红到喉咙那儿。你从于勒费里林荫道进去，从维莱特门出来。你把你的小羊尾放进粪车里，自然是两个轮子的红色粪车。在乌尔克和马恩河的汇合处，水顺着河堤流去，在桥下静静流淌，仿佛一面镜子。劳娜如今躺在那儿，河道里满是玻璃碎片。含羞草在哭泣，窗户上有一个潮湿的、雾状的屁。劳娜是一百万女人中的佼佼者，她身上最突出的是窟窿眼儿和一个玻璃屁股，你可以坐在里面读中世纪史。

莫尔多夫给人最初的印象是像某人的一幅漫画，甲状腺似的眼睛，米其林[8]式的嘴唇，说话声音像豌豆汤。他在背心里掖了一个小梨，不论你怎么看他都是那副尊容。他随身携带着有坠子的鼻烟盒，象牙柄的，还有棋子、扇子、教堂地图。他发酵的时间太长，现在已变得毫无形状，成为失去维生素的酵母，没有橡皮底座的花瓶。

他家族中的女人们在9世纪曾两次改换祖先，在文艺复兴期间又换过一次。他在一次次战乱中、在众多的黄肚皮和白肚皮下留存下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很久，一个鞑靼人便朝他的血液里啐过唾沫。

他的窘迫也就是一个侏儒的困惑。透过松球状的眼睛，他看到自己的侧影投射在一幅无法计量的幕布上。他的声音使自己陶醉，因为它尖细得如同针头一般。他听到一声大吼，对于别人那只是尖细的叫唤。

他的头脑是一个圆形剧场，场上的演员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莫尔多夫，多才多艺而且不出错，一个个依次扮演着他的角色，小丑、耍把戏的、杂技演员、牧师、登徒子、江湖骗子。这个圆形剧场太小。他在剧场里安放炸药，观众都被麻醉。他便命令它停止转动。

我徒劳地企图接近莫尔多夫，这就像企图接近上帝一样，因为莫尔多夫就是上帝。他从来没有扮演过别的角色。我只是记录下来……

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看法，现在我放弃了，而另一些看法现在正在修正中。我把他按在地上，结果发现手中不是蟑螂而是一只蜻蜓。他以粗鄙冒犯我，然而他的脆弱又叫我为之倾倒。他滔滔不绝，直到把自个儿憋得透不过气来，随后又像约旦河一样沉默无语。

每当我看着他小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伸出一对小爪子，眼睛里流着泪，我便觉得自己在同……不，不能用这种方式描述这件事情。

“像在一股湍急水流上跳跃的鸡蛋。”[9]

他只有一根手杖，是一根普通的手杖。他的衣袋里装着一张张纸，都是治疗厌世的处方。他的病现在已痊愈，替他洗脚的那个德国小姑娘因此悲痛欲绝。这正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背着他的古吉拉特语字典到处走。“人人都不可避免”，这话无疑就是说“绝对必要”。博罗夫斯基会觉得这一切不可理喻。一星期内，他每天都要换一根手杖，还有一根是复活节专用的。

我们彼此间有这么多共同点，看别人便犹如在一面裂了缝儿的镜子里看自己。

我一直在翻阅我的手稿，每一页上都是潦草涂改过的痕迹。全是文学！我有点儿害怕。这多么像莫尔多夫。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异教徒，而异教徒受苦受难的方式是不同的。据西尔维斯特说，他们虽有痛苦，但却不会患神经病，而一个从未患过神经病的人不懂什么是痛苦。

我清楚地回忆起我是如何享受痛苦。那正像带着一头小熊仔上床睡觉，有时它会用爪子挠你，那时你才真正知道害怕。平时你不会怕，你可以放掉它，或者把它的头砍掉。

有些人无法抵御钻进野兽笼子里、同野兽在一起厮混的欲望，他们连手枪、鞭子都不带便钻进去，正是恐惧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对于一个犹太人，全世界便是一个野兽横行的笼子。笼门锁上，他在笼子里，没有手枪、鞭子，但他勇气十足，甚至嗅不到笼子角落里的兽粪味。围观者在拍手，可是他听不见。他认为这出戏是在笼子里面演的，这个笼子便是整个世界。门锁上，他独自一人无助地站在那儿，发现狮子听不懂他的话。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10]。斯宾诺莎?它们干吗不咬他?“给我们肉吃！”它们吼道，他却站在那儿吓呆了，脑子全乱了，他的世界观也变成一个荡到空中再也够不到的秋千。狮子举起爪子扇一下，他的世界便被打得粉碎。

同样，狮子们也失望了。它们期待的是血，是骨头，是软骨，是筋。它们嚼了又嚼，然而词汇是无味的树胶，树胶是无法消化的。你可以朝树胶上撒糖、助消化药、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树胶被树胶收集者裹起来后便好消化了。这些树胶收集者是沿着一个业已下沉的大陆的山脊来的，他们带来一种代数语言。在亚利桑那沙漠中他们遇到北方的蒙古人，这些人的皮肤像茄子一般光滑。这是地球呈陀螺仪状倾斜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当时墨西哥湾同日本湾分道扬镳。在地球的中心，他们找到了石灰岩，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绣在地球的肠子上。他们吃伙伴的内脏，森林围住他们，围住他们的骨头、脑壳和饰有花边的石灰岩。他们的语言消失了。人们有时在这儿或那儿仍能找到一个兽群遗骸，一个绘着各种人物的头盖骨。

这一切与你有什么关系，莫尔多夫?你口中的话杂乱无章。说吧，莫尔多夫，我正等着你说呢。咱俩握手时，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汗水交汇成一条河。每当想词儿时，你总是半张着嘴，唾液在你腮帮子里流淌。我一跃便跳越过半个亚洲，我要到那儿去捡你的手杖，尽管这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手杖。在你身体一侧戳一个洞，我便可以搜集到足够塞满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我们站五分钟便可吞没很多个世纪。你是一张滤网，我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过滤并且变成词语的。词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一条杠不够，永远无法制成网眼。

我不在家时，窗帘垂下，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的桌布。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思考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突然，钟声响起。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绝非人世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中亚的大草原上。有些曲子缕缕不绝、余音绕梁，有些则倾泻而出、缠绵悱恻。如今一切又都归于寂静，只有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面微弱的高音锣，响过一声以后便像一个火苗那样熄灭，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曾跟自己订立过一个无言的契约：写过的东西绝不再改动一行。我对完善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并无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还有什么会比《永久的丈夫》[11]更完美?）于是，在同一介质中，我们有两类完美。然而凡·高在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个人战胜艺术。

现在只有一件事使我极感兴趣，那就是记录下书中遗漏的一切。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利用空气中的各种元素来给我们的生活指示方向，提供动机。似乎只有杀手从生活中提取一些令人满足的方案，而他们也正投入进去。这个时代呼唤暴力，可我们只能得到失效的炸药。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便丧失殆尽，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在一代人的空间里，我们要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更多……

电话铃声打断我的思绪，我永远无法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来我在博尔盖塞别墅的生活就要结束。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啦。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事情总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人就像虱子一样，它们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挠了又挠，直到挠出血来，可还是无法永远摆脱虱子的骚扰。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人人都有难言的隐痛。厄运、无聊、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挠死。

我甚至没有时间记下这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我被迫过着节奏快而又忙乱的生活。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到了。他们谈话时，我上楼去躺下。我躺着，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妖怪的床上去，整夜翻来覆去用大脚指头弹面包屑。这个令人作呕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糟糕的事情，那便是当一个守财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战战兢兢的小混蛋，总是生活在恐惧中，怕有朝一日破产，或许是3月18日，准确日子却是5月25日。他喝咖啡不放牛奶或糖，吃面包不涂黄油，吃肉不喝汤，要不就干脆不吃肉。他不是不要这个，便是不要那个，这个肮脏的小财迷。哪一天你打开抽屉瞧瞧，便会发现他藏在匣子里的钱，足足有两千多法郎，还有一些没有兑现过的支票。即使如此，我本来也不会很在乎，若不是我的贝雷帽里总是被他倒进咖啡渣子，地板上堆满垃圾，更不用说那冰冷的润肤膏、油腻腻的毛巾和总是堵塞的下水道啦。我告诉你，这个小杂种身上总散发出一股臭味，除非刚刚喷过古龙香水。他的耳朵脏，眼睛脏，屁股也脏。他有双重关节，有哮喘病，有虱子，是一个卑微而又病态十足的家伙。只要他曾给我端来过一顿像样的早饭，我也会原谅他的全部缺点！这个家伙在一只脏兮兮的钱匣子里藏着两千法郎，却拒绝穿件干净衬衣，舍不得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这样一个家伙不只是妖怪，不只是守财奴，他简直就是一个白痴。

不过有关这个妖怪的想法都是题外话。我竖着一只耳朵倾听楼下的动静，来人是一位和妻子一道来看房子的雷恩先生，他们正在谈论要把它租下来呢。谢天谢地，他们还只是说说而已。雷恩太太爱笑，这表明马上会出麻烦的。这会儿是雷恩先生在说话，他的声音沙哑、刺耳、深沉，犹如一把又重又钝的刀剑砍进肉、骨头和软骨里。

鲍里斯叫我下楼，以便介绍我同他们认识。他搓着双手，像个开当铺的。他们正在谈论雷恩先生写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一匹跛马的故事。

“我还以为雷恩先生是位画家呢。”

鲍里斯眨了一下眼睛说：“当然是。不过到了冬天他便写作，他写得不错……好极了。”

我想引发雷恩先生讲话，讲点什么，讲什么都行。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讲讲那匹跛马。可雷恩先生几乎一言不发。每一回试图讲一讲动笔写作的那段枯燥日子时，他的话便变得艰涩难懂。他常常要花去几个月工夫才在纸上写下一个字。（而冬天只有三个月！）这几个月和冬天那几个月里他在思考什么?天理良心，我真看不出这家伙是作家，可是雷恩太太说，他一坐下灵感便纷至沓来。

话题在变换，很难了解雷恩先生在想什么，因为他不说话。雷恩太太却说：“他边想边干。”在雷恩太太口中，雷恩先生样样都很好。“他边想边干”——非常可爱，可爱极了，博罗夫斯基准会这么说。不过他也实在非常痛苦，尤其是，这位思想家不过只是一匹跛马。

鲍里斯给我钱，叫我去买烈性酒。去买酒的路上我便已经醉了，我知道自己一回到屋里便会如何表现。沿着那条街走来时酒劲儿便发作了，我早拟好一篇漂亮的演说词，它像雷恩太太的傻笑，就要滔滔不绝地涌出口来。照我看，她也已有几分醉意，她一喝醉便会留神听别人讲话。刚刚从酒店里出来，我便听见汩汩的撒尿声。一切都在发狂，在四处乱溅，我要雷恩太太听着……

鲍里斯又在搓手，雷恩太太仍在结结巴巴地飞溅着唾沫星子说话。我把一个酒瓶夹在两腿间，把开瓶塞的钻子钻进去，雷恩太太大张着嘴期待着。酒从我两腿间溅出来，阳光从八角窗外溅进屋里来。我的血也在血管中沸腾，将要从我身体里一涌而出的上千种发疯的玩意儿现在全混杂在一起。我把自己想起的每一件事讲给他们听，这些事情原先都藏在我心灵深处，雷恩太太的狂笑使我全吐露出来。两腿间夹着酒瓶，阳光由窗外洒进来，这会儿我又重新体验到刚来巴黎时挨过的那段寒酸日子里感受到的快活心境。当时我茫然不知所措，一贫如洗，像在宴会上徘徊的一个鬼魂那样在街上逛来逛去。每件往事突然又全部浮现在眼前：不能使用的卫生间，那位擦亮我鞋子的王子，辉煌影院（我曾在那儿躺在老板的大衣上睡过觉），窗子上的格栅，叫人窒息的感觉，肥大的蟑螂，偶尔一顿的大吃大喝，即将消失在暮色苍茫中的罗斯·坎那克和那不勒斯。我常常饿着肚子在大街上东跑西颠，有时也去拜访素不相识的人，譬如德洛姆夫人。至于是怎样到德洛姆夫人家去的，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可我去了，还设法走进她家门。我穿着灯心绒裤子和猎装，裤子门襟上一颗扣子都不扣便从管家和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的女佣身边闯进屋子里去。直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房间里金碧辉煌的气氛，德洛姆夫人身着男人气的衣服坐在一尊宝座上，鱼缸里养着金鱼，还摆放着古代的世界地图和装订精美的书籍。我仍能感觉到她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那股同性恋的气氛叫我有点害怕。更舒适的享受是在圣拉扎尔车站往肚里灌浓汁肉汤，妓女们都站在门口，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塞尔查矿泉水瓶，一股很浓的精液在裤裆里泛滥。五点到七点之间，最好的消遣莫过于置身于这一大群人中，紧跟一条大腿或一个美丽的酥胸往前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个念头接踵而至。这是那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满足，那时没有约会，没人请吃饭，没有计划，没有钱。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每天早上，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去美国捷运公司，每天早上都从办事员那儿得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答复。于是我像臭虫一样东跑西颠，时不时地捡几个香烟屁股，有时偷偷地捡，有时又觍着脸当着别人的面捡。有时我坐在长椅上勒紧裤腰带忍着饥饿的折磨，有时穿过杜伊勒里花园，瞧着那粗笨的塑像勃起一回。或是夜间沿着塞纳河漫步，这儿逛逛，那儿逛逛，为它的美姿发狂。两岸的树木，水中破碎的倒影，桥上该死的灯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们睡在门廊里，睡在报纸上，睡在雨里。到处都有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大教堂门廊，到处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圣维德斯舞会的丑八怪女人。小巷里的手推车像酒桶一样堆放在一起，市场上弥漫着草莓气味，老教堂四周都种着菜。蓝色的弧光在闪烁。贫民区堆满垃圾，很滑。脚穿缎子舞鞋的女人们痛饮一夜后在这些污物和害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还有圣绪尔比斯广场，宁静而又空旷，每天夜里临近午夜时分便有一个拎一把散架的雨伞、戴古怪面纱的女人到那儿去。每天夜里她都撑着伞睡在一条长椅上，伞骨已掉下来，她的衣服已变成绿色的。她的手指又细又瘦，身上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味道。到了早晨，我自己便要坐在那儿，在阳光下安安静静睡一觉，一面还诅咒那些该死的鸽子，它们到处觅面包渣吃。圣绪尔比斯啊！那硕大的钟楼、贴在门上的花花绿绿的广告，还有楼内点燃的蜡烛。这便是阿纳托尔·法朗士[12]如此热爱过的圣绪尔比斯。在这儿，神坛上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喷泉中水花四溅，鸽子咕咕叫，面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见了，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却发出单调的隆隆响声。我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想热尔梅娜和她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住过的那条脏兮兮的小街。神坛后面仍不断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公共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太阳晒化柏油，柏油又介入到我和热尔梅娜、柏油本身和大钟楼里的整个巴黎之间。

仅仅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着波拿巴大街散步，那是在我们告别博罗夫斯基之后。当时圣绪尔比斯广场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巴黎的景物对我都不意味着什么。我说话说累了，看人脸孔看烦了，逛大教堂、广场和动物园等地方也逛腻了。在红色的卧室里找本书看吧，藤椅坐着不舒服。我厌倦了整天坐着，厌倦了红色壁纸，厌倦了看着这么多人没完没了地胡扯。这间卧室和箱子总开着，莫娜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四处丢。我的套鞋和手杖都放在红卧室里，还有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意味着塞莱特咖啡馆、大教堂、多姆大饭店、跳蚤市场、美国捷运公司。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罗夫斯基的手杖、博罗夫斯基的帽子、博罗夫斯基的树胶水彩画、博罗夫斯基的史前鱼和史前笑话。1928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那就是乘船启程去美国前的那一夜。那是一个少有的夜晚，博罗夫斯基有点儿醉了，他还有点儿讨厌我，因为我跟那儿的每一个婊子跳舞。不过我们早晨就要走了！我就是这样对我搂住的每一个娘儿们说的。早晨就走！我就这样对那个有一双玛瑙色眼睛的金发女郎说。到了卫生间里，我站在小便器前，下面勃起得很厉害，它显得既轻又重，像一颗插上翅膀的铅弹。我就这样站在那儿，这时两个娘儿们溜进来了，是美国女人。我双手握着那玩意儿，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她们朝我挤挤眼便走过去。我正在走廊里系上裤扣，便看到其中一个娘儿们在等她的朋友从厕所里出来。音乐仍在奏响，也许莫娜会出来找我，或是博罗夫斯基拄着金柄手杖走过来，可眼下我在这女人的怀抱里，她搂着我，我便不在乎谁会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俩慢慢蠕动着钻进一个小房间里，我让她双手扶墙、弯腰撅起屁股。我试着把那东西从后面插进去，可是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坐下试了一回，可还是不成功，无论怎样试都不成功。她自始至终握着我的那东西，活像握着一件救命的宝贝。可是没有用，我们太兴奋、太急切了。音乐仍在奏响，还在奏乐，于是我俩又搂抱着从小屋里匆匆出来回到走廊。在厕所里跳舞似的折腾时，我把精液全射在她的漂亮礼服上，为此她很生气。我摇摇晃晃回到桌旁，博罗夫斯基脸上红扑扑的，莫娜则责难般地望着我。博罗夫斯基说：“咱们明天都去布鲁塞尔。”大家都同意。回到旅馆后，我吐得到处都是，床上、脸盆里、衣物上、套鞋和手杖上，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有吐出的东西。

几个月后，仍是在同一家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们望着窗外院子里的景物。自行车都放在那儿。楼上，阁楼底下有间小屋子。亚历克，一位活泼的小伙子，整天放留声机，还扯着嗓门反复唱些美妙的歌儿。我说“我们”，可我这是提前讲述此事。莫娜一直不在家，今天我就要去圣拉扎尔车站接她呢。临近傍晚，我把脸塞进两根栅栏之间站着等莫娜，可是没见着她。我又看一遍电报，仍然没能看出什么蹊跷，于是我回到拉丁区，照样大吃一顿。过了一会儿，从多姆大饭店前游逛而过时我突然看到一张苍白、臃肿的面孔和一对急不可耐的眼睛，还有一直令我心驰神往的天鹅绒衣裳，因为在柔软的天鹅绒底下总有她温暖的乳房、大理石般洁白的大腿和冰凉而又结实的肌肉。她从面孔的海洋中起身拥抱我，充满柔情地拥抱我，一千只眼睛、鼻子、手指、腿、酒瓶、窗子、钱包和茶托都怒视着我们，而我俩拥抱在一起，忘怀周围的一切。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便说开了，滔滔不绝地说，这是歇斯底里、性变态和麻风病的狂热征兆。我连一个字也没听见，因为她很美，我爱她，现在我很快活，还愿意去死。

我们沿着城堡街漫步，寻找尤金。我们走过那座铁路桥，从前我常常在这儿看火车驶出。不知她他妈的究竟在哪儿，心里也就很不好受。过桥时一切都是软绵绵的，令人心醉神迷。烟雾从我们两腿间袅袅上升，铁轨嘎嘎作响，信号在我们血液中闪烁，我感觉到她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全成为我的，于是我站住，双手抚摸那温暖的天鹅绒。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碎裂，碎裂，天鹅绒下的温暖肉体在渴求我……

我俩又回到原先那间屋子里。多亏尤金，我们又弄到五十法郎。我看看院子里，那部留声机已经不唱啦，箱子开着，莫娜的东西像往常一样丢得到处都是。她和衣躺在床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以为她就要发疯了……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再摸摸她的身体多么好啊！可是还能摸多久呢?这一回能持续下去吗?我已有一种预感，这不会延续多久。

她狂热地跟我说话，仿佛我们没有明天。“别说啦，莫娜！看着我……别说啦！”最后她睡着了，我从她身下抽出胳膊。我闭上眼，她就躺在我身边……到早上当然还在……我是在2月从码头启程的，那天正在下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睛的暴风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在窗口同我挥手道别。当时街对面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下颚紧贴在西服翻领上。这个望着我的男人是一个胎儿，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的胎儿。莫娜在窗口同我挥手道别，脸色苍白而浮肿，披头散发。忽而我们又置身于一间阴沉沉的卧室里，我俩有节奏地喘着气，她的两腿间渗出液体，身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猫身上的气味，她的秀发含在我嘴里。我闭着眼，我们嘴对嘴呼出一口口热气。我俩身子紧贴在一起，距美国有三千英里之遥，可我再也不去想这件事儿了。同她在这儿睡在床上，让她对着我喘气儿、秀发含在我嘴里。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天亮以前，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从酣睡中醒来望着她，这时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进来，我望着她美丽的蓬乱头发，觉得有样东西顺着她的脖子爬下来。我凑近看看她，她的头发在微微抖动。我扯开床单，看到更多臭虫，它们在枕头上排列成一大片。

拂晓，我们匆忙收拾东西溜出旅馆，这时街上的咖啡馆还没有开门。我们步行，边走边挠痒。天亮了，天边出现一片奶白色的晨曦，一朵朵橙红色的彩云飘过天际，恰似蜗牛出壳。巴黎啊，巴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儿。残垣断壁，小便池中悦耳的哗哗流水声，男人们在酒吧里用舌头舔自己的小胡子。窗子推上去时铿锵作响，街上的水沟里流水潺潺。还有用鲜红的巨大字母拼出的Amer Picon[13]。呈之字形。咱们走哪条路?为什么要走?往哪儿走?去干什么?

莫娜饿了，而且她的衣服很单薄。除了晚礼服、香水、俗气的耳环、手镯和脱毛剂，她什么都没有。我们在梅园大道上一家弹子房中坐下要一杯热咖啡。卫生间坏了。我们得坐一阵才能去另一家旅馆，这时我们互相替对方摘出头发里的臭虫。莫娜紧张不安，发脾气。非要洗澡，非要这样，非要那样。非要、非要……

“你还剩下多少钱?”

钱！我全忘掉了。

美国饭店。那儿有部电梯。我们在大白天便上床睡觉。待我们起身，天色已黑，这时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凑足往美国发一份电报的钱。电报就打给那个嘴里叼着长长的名牌雪茄的胎儿。我们还要去拉斯帕伊林荫道找那个西班牙女人，做顿热饭是她的拿手好戏。天一亮便会发生什么事。至少我们可以一起上床。不再有臭虫。雨季已开始。床单干净极了……

【注释】

[1] 原著分为十五个部分，但是没有明确标示章节。译文由译者加上章节标题。——译者注，下同。

[2] 雷·德·古尔蒙（1858——1915）：法国小说家、诗人、批评家。

[3]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南端，是美国最早的大型游乐城。

[4] 此处大概是指《圣经》中耶稣降生。据《路加福音》，圣母马利亚生下耶稣后用布包好放在马棚里。此外，亦有耶稣出生在马棚里之说。《圣经》中这类故事常常成为奇迹剧的题材。

[5] 乔治·摩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批评家，著有《巴黎，巴黎》等作品。

[6] 此处大约是指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他在1939至1975年间统治西班牙，以狡诈多变著称。

[7]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预言西方文明即将衰落。

[8] 指米其林轮胎。米其林集团是全球轮胎科技的领导者，19世纪建立于法国。

[9] 原文是法文，可能由法国诗人、小说家、艺术家让·谷克多（1889——1963，全名Jean Maurice Eugène Clément Cocteau）的一行诗繁衍而来。

[10] 贝内迪特·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1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中篇小说。

[12]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3] 亚玛·匹康必打士酒，一种带苦味的法国开胃酒。

第二章

在博尔盖塞别墅，一种新生活展现在我面前。才十点钟，我们已吃过早饭，还出去散过步。如今我们这儿来了一位埃尔莎。鲍里斯告诫我：“这几天走路要轻一点。”

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明媚的天空，清新的微风，刚刚粉刷过的房屋。去邮局的路上，我和鲍里斯讨论那本书，书名是《最后一本书》，它将以不署名的方式写出。

新的一天在开始。今早我们站在迪弗雷纳[1]的一幅闪烁着光辉的油画前时，我便感觉到这一点。画上是13世纪的一种早餐式聚会，没有酒；一个面容姣好、丰满紧实的裸体，充满活力，像手指甲一样呈粉红色，一棱棱波浪状的肌肉闪闪发亮。总的说来，这幅画是二流的，有些方面还是初级的。这是一个欢快的人体，在朝露下湿漉漉的。这是静止的生命，不过这儿还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死去的。画中的桌子被食物压得吱吱响，食物太重，桌子快散架了。这是一顿13世纪的饭，绘画人已经清楚记住在丛林中写生时画下的所有动物，一大群瞪羚和斑马在啃棕榈树的复叶。

现在我们同埃尔莎待在一起。今早我们还在床上时，她便为我们演奏。这几天走路要轻一点……太好了！埃尔莎是女佣，我是客人，而鲍里斯是大人物。一场新戏要开演了，我写下这些话时不禁大笑起来。鲍里斯这个山猫知道会出什么事，他对各种事情的嗅觉也很敏锐。要轻一点……

鲍里斯如坐针毡，从现在起他老婆随时有可能露面。他老婆足足有一百八十磅重，他却是个小个儿，你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局面。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解释过，这局面又可悲又可笑，我禁不住不时停下来嘲笑他一番。“你为什么这样笑?”他柔声问道，然后又继续以凄凉的歇斯底里口吻叙述下去，活像一个可怜虫。他突然意识到无论穿上多少件常礼服，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于是他想逃走，想换一个新名字。鲍里斯哀声道：“这头母牛可以占有一切，只要她肯放过我。”可是首先得把公寓租出去，订好契约，安排好各种琐事，这会儿他的常礼服说不定会派上用场呢。她的块头儿，这才是真正叫他发愁的！假如回去时我们发现她突然站在门口，他准会昏过去，他对老婆就是这么诚惶诚恐。

所以我们只得暂时放过埃尔莎，在这儿她只是做早饭，引导来看房子的客人。

埃尔莎的德国血统和那些悲凉的歌曲已使我心旌摇动。今早从楼梯上下来，鼻孔里仍留有咖啡的余香，我便低声哼“……这曾经是多么美好”。这首歌是专为早饭唱的。没过多久，楼上那个英国青年奏起了巴赫的曲子。据埃尔莎说，“他需要一个女人”。埃尔莎也需要点儿什么，我能觉察到这一点。我对鲍里斯什么都没有讲，今早他正刷牙时埃尔莎向我介绍了很多柏林的情况。那些从屁股后面看起来十分迷人的娘儿们，待她们转过身来，哇，有梅毒！

我觉得埃尔莎总在如饥似渴地望着我，犹如看着早饭桌上剩下的食物。今天下午，我们在工作室里背对背写东西，她给远在意大利的情人写信。我的打字机出了毛病。鲍里斯已出发去察看一个便宜的房间，公寓一旦租出他就要搬过去。除了同埃尔莎调情，我简直无法应对。她想这样，可我还是为她感到有点遗憾。她给情人的信只写了一行，是我俯身去搂抱她时斜睨到的。不过，我控制不住自个儿了。那该死的德国音乐，忧郁而又伤感，打动了我。后来就是她那明亮的小眼睛，炽热，充满悲哀。

事情完了，我让她给我弹一首曲子。埃尔莎是位音乐家，尽管她弹的曲子听起来像是在狠砸一口破锅，像人的脑壳在一起磕磕碰碰。她一边弹琴一边哭泣，我并不责怪她。她说，到处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个男人，事后她就得离开，然后便是堕胎，找个新工作，此后又是另一个男人。谁都根本不管她，只是利用她。说完这些话她便为我弹一首舒曼的曲子。舒曼，这个爱哭鼻子、多愁善感的德国王八蛋！不知怎么搞的，我很为埃尔莎难过，可又认为这事与我根本无关。像她这样一个会弹琴的婊子早该懂得这种事情，不让碰巧遇到的每一个家伙把她轻易骗到手。舒曼的曲子使我神不守舍，埃尔莎仍在抽噎，而我早已想到别的事情上去。我在想塔尼亚，想她怎样弹奏慢板。我在想许多许多早已逝去、早已遗忘的往事，想起在绿点[2]度过的那个夏日下午。当时德国人正大举进犯比利时，我们损失的钱还不很多，也就不大介意德国蹂躏一个中立国。那时我们仍很天真烂漫，乐意听诗人们朗诵诗，在昏暗中坐在桌子周围大肆谈论亡灵。那一回，整个下午和晚上四周都回荡着德国音乐，附近都是德国人，甚至比德国本土的德国人还多。我们是听着舒曼和胡戈·沃尔夫的乐曲、吃着泡菜和土豆汤团、喝着烈性甜酒成长起来的。临近傍晚，我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放下窗帘。有一个傻乎乎的小妞儿在大谈耶稣基督。我们在桌下相互牵着手，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把两根手指伸进我的裤裆。后来我们躺在地板上，就在钢琴后面。有人在唱一支凄凉的歌，空气令人窒息，女人口中有一股酒气。钢琴踏板在僵硬、机械地上下移动，这是一种疯狂的、徒劳无功的运动，就像花二十七年时间堆积起来的一堆大粪，不过却是准时完工的。我把她拽到我身上，音乐仍在往我耳朵里灌。屋里一片漆黑，烈性甜酒洒在地毯上，把地毯弄得黏糊糊的。突然黎明仿佛就要来临，天上像是有水在冰上流动，而上升的雾气又使冰呈青色。冰河沉入一片翠绿色之中，小羚羊、大羚羊、金石斑鱼和海象在天边徘徊游荡，紫石鱼纵身一跃，跳出北极圈……

埃尔莎坐在我腿上，她的眼睛像两个小小的肚脐眼儿。我看见她的大嘴巴湿漉漉、光闪闪的，便亲她的嘴。于是她又哼起“这曾经是多么美好……”。啊，埃尔莎，你还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的来自萨金根的小号手[3]。德国歌咏团、施瓦本厅、体育协会……向左转，向右转……然后用绳子的一端抽打屁股。

唉，这些德国人！他们像一部公共汽车似的把你们全载走，使你们消化不良。一夜之间一个人不可能遍访陈尸所、疗养院、动物园、十二宫、哲学之困境、认识论的洞穴、弗洛伊德和司太克[4]的奥秘……骑在旋转木马上，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但是同德国人在一起，你便可以一夜之间从织女星来到洛佩·德·维加[5]面前，而离去时仍同帕西法尔[6]一样愚蠢。

我说过，这天一开始便景色宜人。直到这天早上我才重新感觉到巴黎这个实体的存在。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我已打好那本书的腹稿吧。我就带着这本书到处走，像一个怀孕的大肚子女人在街上穿来穿去。警察领着我过马路，女人们站起来给我让座，再也没有人粗暴地推搡我。我怀孕了，我滑稽可笑地蹒跚而行，大肚子上压着全世界的重量。

就在今天早晨去邮局的路上，我们最后一次将这本书夸赞了一番。我们，我和鲍里斯，开创了一种新生宇宙文学观。《最后一本书》将成为一本新《圣经》，所有有话要讲的人都可以在这儿讲，无须署名。我们要详尽地描写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我们身后，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不会出现另一本书。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发掘，单凭直觉引导我们。现在我们要找到一个容器，倾倒掘出的致命液体。我们要一颗炸弹，一旦掷出去便会炸掉整个世界。我们要在书中尽情地写，以便给未来的作家提供情节、戏剧、诗歌、神话、各种科学。世界将在未来一千年里依靠我们的书生存，它洋洋洒洒、无所不包，其思想差点儿叫我们自己也茫然不知所措。

世界，我们的世界，一百多年来一直濒临死亡。过去一百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发狂到在世界的屁眼儿里放一颗炸弹把它炸掉的地步。这世界在腐烂，在逐渐死去。不过它还需要决定性的一击，需要被炸成碎片。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受其影响，然而所有的大陆、大陆间的海洋和空中的小鸟都藏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在书中记录这个世界的演变，它已经死了，但仍未被埋葬。我们在时间表面游泳，其他所有的人都已经淹死，快淹死，终究要被淹死。这本书将是一部巨著，将会出现大洋似的广阔地域供人来往、漫游、唱歌、跳舞、攀登、洗澡、翻跟斗、发牢骚、强奸、杀人。这是一座大教堂，一座真正的大教堂，在建造它的过程中每一个失去自己身份的人都可以出力。会有人为死者做弥撒、祷告、忏悔、唱赞美诗，以一种要人命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抱怨一会儿，闲扯一会儿；会有圆花窗、滴水嘴、侍僧和护柩者。你可以把马牵进教堂，在走廊上狂奔。你可以把脑袋往墙上撞，它不会倒塌。你可以任意造一种语言去祈祷，也可以在教堂外面蜷起身子睡觉。这座教堂至少能支撑一千年，而且不会有复制品，因为建造者和建造方法都已死掉。我们要印制明信片，组织旅游，我们要在它周围修筑一座城，建立一个自由公社。我们不需要天才，天才都死了。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力，需要乐意放弃灵魂、生长出肉体的精灵……

这一天正在以理想的速度逝去。我待在塔尼亚房间的阳台上，楼下起居室里正在演戏。这位戏剧家生病了。而且，从上面望下去，他的头皮显得比往常更粗糙，他的头发是稻草做的，他的思想是一堆乱草。他老婆也是一个稻草人儿，不过还有点儿潮湿。连整座房子都是用稻草盖的。我站在阳台上等鲍里斯来，早饭已解决，那是我最后的一个难题。我把一切都简化了，假如再出现新的难题我便把它们同脏衣服一道装进背包里好了。我要扔掉所有的钱。我要钱有什么用?我是一部写作机器，拧上最后一颗螺钉机器便运转。我与机器之间并无间隙，我就是机器……

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这出新戏讲的是什么，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企图摆脱我，可我就是到这儿来吃饭的，只是比他们预期的早到一会儿。我已告诉他们该坐在哪儿、该干什么。我有礼貌地问他们自己是否打搅他们。可我的真正意思是，你们会不会打搅我?他们也知道我的意思。没有，你们这伙快活的蟑螂，你们并没有打搅我，你们是在滋养我。不错，我看到你们紧挨着坐在一块儿，不过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一道鸿沟。你们之间的距离同两颗行星之间的距离差不多，而我是你们之间的空旷地带。假如我抽身走开，你们便失去可以遨游的空间啦。

塔尼亚充满敌意，这一点我可以感觉到。她生我的气，怨我光想别的，唯独不想她。根据我的激动程度，她便知道自己的价值已降为零。她知道我今晚来此处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她受精，她知道某种东西正在我心中萌发，这东西会毁掉她。她领悟得很慢，不过仍在领悟……

西尔维斯特显得更加踌躇满志，他今晚要在饭桌旁拥抱她。现在他在看我的手稿，准备激发我的自尊，使之与她的自尊相对抗。

今晚的聚会稀奇古怪，现在正是准备阶段。我听见玻璃酒杯叮当响，酒拿出来了。一杯杯酒会被喝掉，生病的西尔维斯特也会痊愈。

聚会计划是昨夜才在克朗斯塔特家里制订的，其宗旨是叫女人们吃点苦头，幕后的气氛应该更恐怖，有更多的暴力、灾祸、磨难、悲哀和痛苦。

我们这样的人来到巴黎不是偶然事件。巴黎只是一个人工舞台，一个可以使观察者看一眼戏剧冲突各阶段的旋转舞台。这些戏都不是在巴黎开场的，它们在别处上演。巴黎只是一件助产器械，它把活着的胎儿从子宫中夹出来放进保育器。巴黎是人工引产婴儿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来回晃悠时每个人又回到故土，又梦见柏林、纽约、芝加哥、维也纳、明斯克。维也纳再也不会比巴黎更维也纳化。每一件东西都被人顶礼膜拜，摇篮献出一批婴儿，另一批新生婴儿又取代他们的位置。你可在这些墙上看到说明，左拉、巴尔扎克、但丁、斯特林堡以及每一位曾声名显赫的人当时都住在这儿。每个人都曾在这儿住过一阵，不过却没有人在这儿死去……

他们在楼下说话，他们的话都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他们在谈话中用到“斗争”这个词，生病的戏剧家西尔维斯特在说：“我正在看《宣言》。”塔尼亚问：“谁的?”哈，塔尼亚，我听得很清楚，我正在楼上写到你，而你也料到了。说下去，这样我就可以记下你的话。坐到餐桌边，我就不能再做笔记了……突然塔尼亚说：“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很像样的厅。”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他们在张贴一些画儿，这也是为了打动我。你瞧，他们希望说，我们在这儿很自在，在这儿过夫妻生活，我们在使这个家更具吸引力。为了你的缘故，我们还要为这些画儿争论几句。塔尼亚又说：“眼睛竟会这样迷惑一个人！”唉，塔尼亚，你要说些什么?继续下去，把这出闹剧演下去。我来这儿是为了吃你们允诺过的这顿饭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出喜剧。这一回是西尔维斯特先开口，他试图讲解博罗夫斯基的一幅水粉画。“到这儿来。看见了吗?一个人在弹吉他，另一个人的腿上坐着一个女孩子。”是的，西尔维斯特，是这么回事。博罗夫斯基和他的吉他！他腿上的姑娘！只是一个人永远也拿不准坐在他腿上的是什么人，也说不上是否真有一个人在弹吉他……

不用等很久莫尔多夫便会手脚并用地飞快爬进来，鲍里斯也会嘻嘻笑着走进来。吃饭时我们有锦鸡、安茹葡萄酒和又粗又短的雪茄。还有克朗斯塔特，他听到最近的新闻后便一会儿严肃，一会儿轻松，每五分钟情绪变化一次。过后他便又安稳下来，重新沉溺于梦幻之中。也许这时他会写出一首诗来，一首没有舌头的大金钟似的诗。

该休息个把钟头啦。又来了一个看房子的客人。楼上那个要命的英国人在练习弹巴赫的曲子。现在有人来看房子，必须马上冲上楼去，叫那位钢琴家停一会儿。

埃尔莎在给蔬菜水果商打电话，管子工在马桶上装新坐垫。门铃一响，鲍里斯便失去平衡，在忙乱中弄掉了眼镜。他趴在地上找，常礼服在地上拖着。这有点儿像大基诺剧院[7]里演出的一出戏，那位快饿死的诗人来给屠宰商的女儿上课，每一次电话铃响起诗人就会流一回口水。马拉美[8]的名字听上去像“牛腰肉”，维克多·雨果这个名字的发音同“小牛肝”一样。埃尔莎在为鲍里斯预订一顿精美的午饭：“一份带汤的猪排。”闻声我仿佛看到放在大理石上的一大堆粉红色冷火腿，底下垫着白色肥肉的美味火腿。我饿得要命，尽管我们几分钟之前才吃过早饭——我不得不免去午饭。多亏博罗夫斯基，我只在星期三吃午饭。埃尔莎仍在打电话，她忘记订购一块咸肉。“对了，一小块咸肉，别太肥。”她说……得啦！放些小牛胰脏，放些牛睾丸和蛤！做菜时放一些油炸肝泥香肠进去，我可以一顿吞下洛佩·德·维加的一千五百出戏。

来看房子的是位漂亮女人。当然，是美国人。背对着她，我站在窗口看一只麻雀啄食一摊刚拉的屎，很惊奇麻雀竟这么容易养活。下着一点雨，不过雨点很大。以前我常常以为一旦鸟儿的翅膀湿了，它就无法再飞。我觉得奇怪，这些阔女人怎么来巴黎找到了一流的工作室。准是一点点才能和一只鼓鼓的钱包帮了她们。天若下雨，她们便有机会炫耀她们的雨衣。吃的东西不算什么，有时她们忙着四处游荡，没时间吃午饭，只是在和平咖啡馆或里兹酒吧吃点儿三明治，一块薄脆饼。“只为名门闺秀服务”——皮维·德·夏凡纳[9]从前的画室门口就这样写着。那天我碰巧从那儿经过，有钱的美国婊子肩上挎着颜料盒。一点点才能和一只鼓鼓的钱包。

麻雀着魔似的从一块鹅卵石跳上另一块鹅卵石。如果停下仔细观察一番，你便会发现它们的确是在做很费力的事情。到处都丢着食物，我是指水沟里。那位漂亮美国女人在打听哪儿有卫生间。卫生间！让我带你去，你这蔑视金钱的瞪羚！你说卫生间?到这儿来，小姐。别忘了编号的是留给残疾军人的。

鲍里斯在搓手，他在讲解这笔租房交易中的最后几条事项。几只狗在院子里叫，吠声像狼嚎一样。楼上，梅尔渥内斯太太在挪动家具。她整天无事可做，很无聊。如果发现哪儿有一点点灰尘，她便会把整个房子打扫一遍。桌上摆着一串绿葡萄和一瓶甜酒，十度的优质酒。鲍里斯道：“好的。我可以为你做一个脸盆架。请到这儿来。对了，这是卫生间。当然，楼上还有一个。对，每月一千法郎。你说你不怎么喜欢于特里约[10]?不，这儿才是。只是需要一个新脸盆，就是这儿……”

女人马上就要走，这一回鲍里斯压根儿没有介绍我。这个婊子养的！每回一个有钱的婊子到来，他就会忘记介绍我。过几分钟我就可以再坐下来打字。不知怎么搞的，今天我不大想工作，我的干劲在一点点地消失。她会在一个小时后回来，夺走我屁股底下的椅子。一个人居然不知道他半小时后会坐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写作呢?如果这个有钱的王八蛋租下这个地方，我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啦。处在这么一种困境中便很难确定哪一种情形更糟：是没地方睡觉好些，还是没地方工作好些。一个人在哪里都能睡觉，可他一定得有一个工作的地方。即使你写的不是一部杰作，但写一部拙劣的小说也得有把椅子坐，有安静的环境呀。这些有钱的女人从来没想过这个。无论何时她们想把自己柔软的屁股放低一些，总有一把现成的椅子摆在那儿……

昨夜我们出门去，留下西尔维斯特和他的上帝一起坐在炉边。西尔维斯特穿着睡衣，莫尔多夫唇间叼着雪茄。西尔维斯特在剥橘子，他把橘子皮放在沙发巾上。莫尔多夫凑近他，问是否能再念一遍那部才华横溢的模仿滑稽作品《天堂之门》。我和鲍里斯打算走开，我们太快活了，同这儿的病房气氛不大谐调。塔尼亚跟我们一道走，她快活，因为她就要离开这儿。鲍里斯快活是因为莫尔多夫身上的上帝死了。我快活是因为我们还要演出另一幕戏。

莫尔多夫的声音很恭敬，“西尔维斯特，在你睡觉之前，我能同你待在一起吗?”过去六天以来，他一直同西尔维斯特待在一起，买药，为塔尼亚跑腿，安慰、宽慰他们，守卫大门谨防鲍里斯及其无赖等不怀好意的人闯入。他像一个发现自己的偶像在夜间被肢解的野人。他坐在这个偶像脚下，带着面包树上的果实和油，咕哝着语无伦次的祷告词。他的嗓音油腔滑调，他的四肢早已麻痹。

他对塔尼亚说话的口气仿佛她是一位违背誓言的女牧师。“你一定要自尊自重，西尔维斯特就是你的上帝。”西尔维斯特在楼上受罪（他有点儿哮喘），而这对男女牧师却在大吃大喝。莫尔多夫说：“你这是在玷污自己。”汤从他嘴上滴下来，他有本事一边吃饭一边蒙受痛苦。他一面挥手赶开苍蝇一类的东西，一面伸出肥胖的小爪子去抚摸塔尼亚的秀发。“我快要爱上你了，你像我的范妮。”

在其他方面，今天也是莫尔多夫的好日子。美国来信了，莫每门功课都是优秀，默里在学骑自行车，留声机也已修好。你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信里除了报告成绩和学自行车的事还有别的。你可以坚信这一点，因为今天下午他为他的范妮买了价值三百二十五法郎的珠宝，还给她写了一封有二十页厚的信。侍者替他拿来一张又一张纸，替他灌墨水、端咖啡、送雪茄，他出汗时便替他扇扇子，帮他拂去桌上的面包渣，雪茄一熄灭便再替他点燃，为他买来邮票，尽心尽意地侍候他，围着他团团转，朝他顶礼膜拜……差点儿弄断了他的脊梁骨。雪茄烟头很粗，比“花冠”牌雪茄粗大。也许莫尔多夫在日记中提到这一点，这是为了范妮的缘故。手镯和耳环的价钱很合算，钱花在范妮身上总比浪费在热尔梅娜和奥黛特这类小婊子身上好些。他对塔尼亚就是这样说的，他给她看他的箱子，里面塞满给范妮、莫和默里的礼物。

“我的范妮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我一直在挖空心思找她的缺点，可就是找不到。

“她十分完美。让我告诉你范妮能干什么，她打起桥牌来就像一个高明的职业牌手，她还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感兴趣。比如说，给她一顶旧帽子，看她拿它怎么办。她在这儿折一折，在那儿加条带子，这就变成一件很美的东西了！你知道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吗?就是在莫和默里睡着以后，坐在范妮身边听收音机。她那么安详地坐着，看着她，我的全部奋斗和伤心失意都得到抵偿。她听得十分明白清楚。我一想起你们那散发着臭味的蒙帕纳斯，再想到我同范妮吃完一顿大餐后在里奇湾消磨的一个夜晚，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两个去处根本没法比。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食物、孩子、柔和的灯光，范妮坐在那儿，有点累，不过快活、满足、富裕……我们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坐上好几个小时，那才叫幸福呢。

“今天她来了一封信，并不是那种枯燥的流水账。她给我写的全是心里话，用的词儿连我的小默里都能看懂。她对一切都很敏感，我的范妮。她说孩子们必须继续受教育，不过这项花费叫她发愁。送小默里上学要花一千美元，莫当然能得到一笔助学金。可是小默里这个天才，默里，我们拿他怎么办?我给范妮写信，叫她别发愁。送默里去上学吧，我说。那一千元呢?今年我挣的钱会比哪一年都多。我要送小默里上学，因为那孩子是个天才。”

我真希望范妮开箱子时我在场。“你瞧，范妮，这是我在布达佩斯从一个老犹太人那里买的……这是保加利亚人穿的，纯毛的……这东西原先属于某一位公爵。不，不必缠起来，就放在阳光下……我们去看戏时我要你穿这个，范妮……穿它的时候配上我给你的那把梳子……这个，范妮，是塔尼亚替我挑的……她跟你有点儿像呢……”

此刻范妮坐在靠背椅上，像石印油画上的人儿一样，莫在一边，小默里那天才在另一边。她的粗腿有点儿短，够不着地板。她的眼睛呈一种黯淡的高锰酸盐色，乳房像成熟的红色包心菜，身子往前一倾便微微颤动一下。可是，可悲的是她已不再水灵，坐在那儿活像一个废弃的蓄电池。她的脸歪了，需要一点儿活力，需要突如其来的刺激使它复原。莫尔多夫正像一只肥蛤蟆似的在她面前跳来跳去，他的肉在颤抖。他滑倒后，打个滚儿再重新趴在地上都很费劲，于是范妮便用她的粗脚趾轻轻踢他。他的眼珠更凸出了。“再踢我一脚，范妮，这样很舒服。”这一回她狠狠踢他一脚，这一脚给他的大肚子上留下一个永久的坑。他的脸紧贴着地毯，垂下来的软肉在毯子的绒毛上颤动。他快活些了，四处乱蹦乱跳，从一件家具旁跃到另一件家具旁。“范妮，你真是太棒了！”这时他坐在范妮的肩膀上，从她耳朵上咬下一小块肉儿来，只是耳垂上的一点点，那儿是不会感觉到痛的，可她仍同死了一般，仍是一个没有电的蓄电池，毫无热情。于是他又扑在她腿上，趴在那儿，牙疼似的发抖。他现在已十分激动，而且无法控制自己。他的肚皮像一块漆皮那样发光，眼眶里出现一对花哨的背心纽扣。“扒开我的眼睛，范妮，我要更清楚地看着你！”范妮把他抱到床上，往他眼睛里滴一点热蜡。她在他肚脐四周摆上戒指，又在他屁眼儿里塞进一支体温计。她把他安置好，他便又颤抖起来。突然他缩小了，缩得完全看不见。她到处找他，在她肠子里找，到处找。有个东西在使她发痒，可她就是说不上哪儿痒。床上到处都是蛤蟆和花哨的背心纽扣。“范妮，你在哪儿?”有个东西令她发痒，可就是说不上来哪儿痒。纽扣从床上掉落。蛤蟆在爬墙，痒，痒。“范妮，把我眼睛里的蜡弄出来！我要看见你！”范妮只是哈哈大笑，笑得全身抖动不止。她身体里的东西在使她发痒，发痒。如果找不到这件东西她就会笑死。“范妮，箱子里装满了漂亮的东西。范妮，听见我的话吗?”范妮在哈哈大笑，像一条肥胖的蛆一样笑。她笑得肚皮都鼓起来，大腿发青。“啊，老天！莫里斯！有个东西令我发痒……我忍不住啦！”

【注释】

[1] 查尔斯·迪弗雷纳（1876——1938）：法国画家。

[2] 位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北端。

[3] 奥地利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曾为冯·歇弗尔的诗《萨金根的号手》谱曲，这个旋律又称为“沃纳尔小号曲”。

[4] 威廉·司太克（1868——1940）：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之一。

[5] 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剧作家、诗人，巴洛克文学的代表人物。织女星亦名为“维加”。

[6]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同名歌剧中的愚蠢山村少年。

[7] 巴黎的一所剧院，以演出情节刺激的戏闻名。

[8] 斯特凡·马拉美（1842——1898）：法国诗人、散文家。

[9] 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1824——1898）：法国壁画家。

[10] 莫里斯·于特里约（1883——1955）：法国画家，擅长描绘城市风光。

第三章

星期日！临近中午时分，我离开博尔盖塞别墅，当时鲍里斯正准备坐下吃饭。我离开是出于自觉，因为鲍里斯看到我空着肚子坐在工作室里的确会过意不去。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请我同他一道吃午饭，他说请不起，可那不过是借口。反正我是出于自觉，假如他当着我的面独自享用会不好受，那么，同我分享他也许会更加难受。我无权探究他的隐秘。

来到克朗斯塔特家，他们也正在吃饭，一道菰米[1]炖小鸡。我假装已吃过饭，可我真想劈手夺过那娃娃手中的鸡。我想这不只是故作羞怯，而是一种反常心理。他们两次问我愿不愿同他们一起吃。不！不！我连饭后的那杯咖啡也不愿喝。我很自觉，很自觉！出门时我恋恋不舍地瞥了一眼那娃娃盘子里的鸡骨头，上面还有肉呢。

我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到现在为止天气不错，布西街上挤满慢腾腾走路的行人，酒吧大门敞开，路边摆着自行车。所有的肉市、菜市上都很热闹，人人胳膊上挎着裹在报纸里的蔬菜。这是一个美妙的天主教星期日，至少早晨是这样。

正午时分，我饿着肚子站在所有这些弥漫着食物香味的小巷交会处。对面是路易斯安娜旅馆。那是一座阴森的旧旅馆，在从前的美好日子里，布西街的坏小子们都知道这儿。旅馆，还有吃的，我却像一个坐卧不宁的麻风病人一样走来走去。星期天早晨街上有股狂热劲儿，除了纽约的曼哈顿东区或查塔姆广场，别处看不到这种情形。艾尚德街在沸腾，这些街东扭西拐，每个拐弯处都聚着闹哄哄的一群人。一长列一长列拎着菜的人胃口大开，饥肠辘辘，他们四处窜来窜去。什么都没有，只有食物，食物，食物。简直叫人发狂。

我路过弗斯滕伯格广场。在正午时分，它又是另一番面貌。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打这儿经过时，广场上空无一人，凄凄惨惨，森森然吓人。广场中央有四棵尚未开花的黑树，这是一种有智慧的树，从铺路石中汲取养分，像T.S.艾略特的诗。老天爷在上，如果玛丽·洛朗森[2]愿把她的女同性恋者带到光天化日之下，这儿便是她们亲热的好地方。这儿全是搞同性恋的女人。不育，杂种，冷冰冰的，像鲍里斯的心。

圣日耳曼教堂旁边的小花园里有几尊拆下来的奇形怪状的雕像，这几个怪物凶相毕露地随时准备扑上来。坐在长椅上的是另外一些怪物——老人、白痴、跛子和癫痫病人，他们在那儿安安静静地打盹，等着开饭铃响。在马路对面的扎克艺术馆里，一个低能儿画了一幅宇宙的画儿——画在平面上。一个画家的宇宙！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一些小古董。在画的左下角竟然画着一只铁锚和一只吃饭前摇动的就餐铃！敬礼！敬礼！啊，宇宙！

下午三点左右，我仍在游荡，肚子饿得咕咕叫。又下雨，圣母院在雨中朦胧如一座坟墓。滴水嘴从建筑物正面顶上远远伸出，它们悬在那儿，像一个偏执狂心中的固执见解。一个留黄色连鬓胡子的老人走近我，他手里拿着一个叫贾沃斯基的人写的一本胡说八道的书。他朝我走过来，头向后昂着，雨水打在他的脸上，金沙色的胡子变成稀泥。书店橱窗里挂着劳尔·杜飞[3]的几幅画，画上尽是大腿间插着玫瑰树枝的女仆。还有论及胡安·米罗[4]哲学的专论。听仔细了，是哲学！

同一个橱窗里还有：《一个切成碎片的人》！第一章：家人眼中的此人。第二章：情妇眼中的此人。第三章——还没有第三章。得明天再来看第三、第四章，因为橱窗装饰人每天翻一页书。《一个切成碎片的人》……你简直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气恼，自己竟没有想出一个类似的书名！这个写“情妇眼中的此人……眼中的此人……此人……”的家伙在哪儿?这家伙在哪儿?他是谁?我真想紧紧拥抱他，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有本事想出这样的书名，而不是《疯狂的公鸡》和我发明的其他蠢话。唉，操他妈的，即使我有那样的本事，我也同样会祝贺他的。

我希望他的漂亮书名使他走运。这是给你的另一片肉，给你下一本书的。抽空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住在博尔盖塞别墅。我们全死了，正在死去或快要死去。我们需要好书名。我们需要肉，一片片的肉——牛腰肉、上等牛排、牛肾、牛睾丸和牛胰脏。有朝一日，站在纽约第四十二大街和百老汇的某一角落里时，我会回忆起这个书名，我会写下脑子里想起的一切，鱼子酱、雨点、车轴润滑油、细面条、腊肠，一片又一片腊肠。把每件往事都记下来之后，我突然回家把孩子切成碎片。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亲爱的先生，如果你把它切成碎片，你便可以免费享用。

人岂能空着肚子四处瞎逛一整天，而且还时不时地能勃起一回?这是“灵魂剖析家”们能轻而易举解释清楚的秘密之一。在一个星期日下午，百叶窗都放下来，无产阶级以一种麻木、呆滞的方式占领了街道。有几条大路纵向延伸出去，只会使人联想到一只长下疳的大公鸡。恰恰是这些大路有力地吸引着人们，例如圣德尼街或圣殿郊区，正如从前纽约联合广场或是曼哈顿的包厘街前段，人们被引诱到简易博物馆来看橱窗内陈列的蜡制的、被梅毒和其他性病侵蚀的人体各个器官。巴黎像一个各处都患病的巨大有机体向外延伸，这些美丽的大道相比之下不那么令人厌恶，因为它们体内的脓水已被挤出。

在靠近竞技广场不远的北城区，我驻足好几分钟尽情欣赏这片地方的脏乱景色。同人们在低矮的、与巴黎古老的干道平行的人行道里看到的许多广场一样，这个广场是长方形的。广场中央有一些又破又旧的建筑，衰败不堪，一座歪倒在另一座顶上，形成像一团肠子似的一堆东西。地面不平，铺地的石板上尽是脏东西，很滑，真像一堆混杂着炉渣和垃圾的屎尿。太阳很快就要落山，天空中的色彩也消失了，紫色变成血干了的颜色，青贝色变成深褐色，黯淡的灰色变成鸽粪的颜色。到处都有一个歪七扭八的怪物站在窗子上，像猫头鹰一样挤眼睛。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患佝偻病的小顽童头上往往有医生用钳子夹过的印痕。墙里渗出一股恶臭味，那是发霉的床垫味。欧洲——中世纪怪诞、恐怖的欧洲：B-mol调的交响曲。正对面是竞技影院，给尊贵的观众展示这个大都市的种种景观。

离开这里时，我又重新忆起那天看过的一本书。“这座城是一个屠宰场，尸体同屠夫混杂在一起，又被盗贼剥得精光，一层层躺在街上。狼从郊区悄悄溜进来吃它们，黑死病和其他瘟疫跟它们为伍，英国人也大踏步赶来。与此同时，死亡之舞在所有墓地的坟堆之间旋转……”这书讲的是“愚蠢的查理”[5]时代的巴黎轶事！一本可爱的书！读后使人精神振奋、胃口大开，我至今仍为它着迷。我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倡导人和先驱者所知不多，却对名不见经传的美貌女面包师潘佩内尔夫人和让·克拉波特总管这两个平民至今记忆犹新，一有空便想起他们。我也不能忘记《流浪的犹太人》[6]中邪恶的天才罗丹。他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直到某一天被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塞西莉激怒、智取”。坐在圣殿广场，冥想让·卡博什[7]手下的人屠宰老弱马匹的恶行，我悲哀地长思“愚蠢的查理”的凄惨命运。他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在圣保罗旅馆大厅里转来转去，穿着最脏最臭的破衣服，溃疡和害虫侵蚀着他的健康。别人丢给他一根骨头，他便像一条癞皮狗那样去啃。我在狮子街寻找从前豢养野兽的围栏里的石头，他过去曾在这儿喂宠物，这是除去同“出身低贱的伙伴”奥黛特·德·尚迪韦尔[8]打牌以外的唯一消遣。这可怜的傻子。

我头一回遇见热尔梅娜也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同今天差不多。那天，我正沿着博马舍林荫道散步，身上装着老婆从美国匆忙寄来的一百多法郎，很阔气。时令已有点春天的意思了，一个有毒有害的春天似乎就要从街上的下水道里溢出。我每天夜里都回到这儿来，因为这儿有几条患麻风病的街道吸引着我。待白天的光亮渐渐消失，妓女们各就各位，它们才暴露出邪恶的光辉。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巴斯德瓦格纳街，它位于像一条熟睡的蜥蜴似的藏在林荫大道后面的阿梅洛特街角上。在这个瓶颈里总聚集着一群秃鹰[9]，她们哇哇叫着扑动肮脏的翅膀，伸出锋利的爪子把你拽进一个门里。她们全是一伙快活而又贪婪的魔鬼，完事之后甚至不给你系上裤子的时间。她们领你来到背街的一个小房间里，通常是没有窗子的房间，撩起裙子坐在床边上，很快查看你一番，朝你的那玩意儿吐口唾沫便替你把它塞进去了。你还在洗身子，另一个婊子已经扯着她的猎物站在门口等着了，她冷淡地望着你最后草草洗几下了事。

热尔梅娜却与众不同，这从她的外貌上可看不出来，没有什么外在特征可以把她跟另外那伙每天下午和傍晚聚集在大象咖啡厅的妓女区别开来。我刚才说过，这是春季的一天，我老婆积攒起来汇给我的那几个法郎在口袋里叮当乱响。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那就是到达巴士底广场之前我准会被一只秃鹰拖去。沿着林荫大道漫步时，我早就注意到热尔梅娜在朝我这边蹭，一副到处游荡看热闹的婊子派头。她的鞋跟趿拉着，她戴着便宜的首饰，脸色发青，涂上胭脂反倒更显出妓女特有的青白色皮肤。同她谈妥生意并不难，我们坐在那家也叫“大象”的小香烟店里很快便谈好了。几分钟后我们便在阿梅洛特街上花五法郎租下一个房间。窗帘拉上，床罩也掀到一边去。这位热尔梅娜并不急于尽快完事儿，她蹲在坐浴盆上擦肥皂，一面愉快地跟我东拉西扯，说她喜欢我的灯笼短裤。她认为它棒极了！从前是的，不过屁股坐的地方已经被我穿破了，幸亏有外衣遮住屁股。她起来擦干身子，同时仍跟我愉快地说着话。突然，她扔下毛巾，朝我随随便便走过来。她开始热切地抚弄自己那里，用两只手摸它，爱抚它，拍它。我至今仍难以忘怀她滔滔不绝说话的热情和把玫瑰花丛似的下体送到我鼻子底下的那个动作。她谈到它时那种口气仿佛叫你觉得那玩意儿是她花大价钱买来的，是一件身外之物。这件东西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增加，现在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便莫过于它啦。她的话赋予它一种奇妙的芬芳气味，它已不仅是私处的器官，还是一个宝贝儿，一个极有魔力的宝贝儿，一个上帝赋予的礼物，而且不会因为她每天都用它换几个钱而丧失一丁点儿魔力。她倒在床上，大叉着双腿，用两只手捂着它又抚弄一番，同时一直用粗哑的声音咕哝着，说它好、漂亮，是一件宝贝儿，一件小宝贝儿。不过她那个小眼儿的确不错！那个星期日下午，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有毒气味，一切都很圆满。走出旅馆，我在室外刺眼的光线下重新细细打量她一番，清清楚楚地看清她是怎样的一个婊子——金牙，帽子上插的天竺葵，踩塌下去的鞋跟，等等，等等。更有甚者，她从我这儿骗到一顿饭吃，抽我的烟，坐我的出租车。可是这一切一点也没有使我气恼。老实讲，是我鼓励她这样干的。我十分喜欢她，于是吃完饭后我俩回到旅馆又开了一炮，这一回是“为了爱情”。她那大而多毛的玩意儿又一次鲜花似的开放，迸发出魔力。在我眼里它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这儿是热尔梅娜，那儿是她毛茸茸的玫瑰花丛，我既爱热尔梅娜同它一分为二，也爱她俩合二为一。

我刚才说过，热尔梅娜与众不同。后来，了解我的实际境况以后，她便宽宏大度地待我，花很多钱请我喝酒，让我赊账，帮我典当东西，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还提供其他诸如此类的帮助。她还为没能借给我钱道歉，这我完全能理解，因为后来她把她的鸨母指给我看了。我每天夜里沿着博马舍林荫道来到那家小香烟店，妓女们都聚集在这儿。我等她回来，让她把宝贵的时间匀给我几分钟。

后来，当我提笔写克洛德时，我心里想的不是克洛德而是热尔梅娜……“同她厮混过的所有男人，现在只有你了。船驶过去，桅杆和船身都过去，人生全部见鬼的激流都从你身上流过，从她身上流过，从紧跟着你的所有家伙身上流过。鲜花、小鸟和阳光都涌进来，它们的芬芳香气会呛死你，毁灭你。”这是为热尔梅娜写的。克洛德则是另一码事，尽管我也十分崇拜她，有一阵子我还自以为爱她呢。克洛德有灵魂，有良心，行为也高尚，最后这一点在一个婊子身上倒也不是什么优点。克洛德总叫人认为她有几分悲哀，她显然是无意中给人留下这种印象的。你不过只是命运选派来毁灭她的那水流中的一股。我说过，她是无意的，因为她是全世界最不可能有意识地在别人心目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的女人。她腼腆，敏感，所以不会那么做。克洛德在本质上完全是一位法国好姑娘，教养与智力均处于中等程度。生活捉弄了她，她身上有种气质，这种气质不够强健，无法应付日常生活的刺激。路易·菲利普[10]的那一番可怕的话正是说她的：“某一夜来临，一切都会完结。许多血盆大口朝我们逼来，我们再也无力直立，我们的肌肉从身上耷拉下来，仿佛已被嚼烂。”从另一方面看，热尔梅娜是一个天生的婊子，她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十二万分满意，实际上还很喜欢这活儿呢。除了有时肚子饿得绞痛、鞋子破了这类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之外，没有什么会使她感到不愉快。无聊！这便是令她最难受的事情。毫无疑问，她有过嫖客如云的日子，但也仅此而已。大部分时间里她喜欢这种生活，或者表现出喜欢的样子。这当然还是有区别的，譬如跟谁出去，同谁回来。不过最要紧的是男人。一个男人！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一个两腿之间有件东西的男人，那个东西要能使她欢悦，叫她喜得身子乱扭一气，让她用双手捂住自己多毛的部位，摩擦它，带着一种喜悦、炫耀、自豪之情。她体验到两人已合为一体，体验到人生的乐趣。只有在双手捂住的部位那儿她才能体验到人生。

热尔梅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婊子，连她的好心肠也是婊子式的。她的婊子心肠并没有多好，而是一副懒散、麻木不仁、软弱的心肠。这颗心偶尔也会动情，它本身毫无见解，是一颗又大又软弱、只能被人打动片刻的婊子心肠。无论热尔梅娜为自个儿闯荡出的世界是多么卑微，多么狭小，她在其中却如鱼得水，而这本身便是一件叫人精神振奋的事情。我俩混熟之后，她的伙伴们便揶揄我，说我爱上了热尔梅娜（这是一种她们几乎无法理解的情形）。我就说：“说得对！说得对！我爱上她了，而且对她忠贞不渝！”当然啦，这是谎话，我不能设想爱热尔梅娜犹如不能设想爱上一只蜘蛛一样。即使我不变心，也不是对热尔梅娜不变心，而是对她两腿间那个毛茸茸的东西不变心。不论何时看到另一个女人，我会马上想起热尔梅娜，想起她留在我脑海里的那片火红的、似乎会永生的小丛林。坐在那间小香烟店的露天座位上看她做生意使我很开心，我注意到她用对付过我的同样手段对付别人，她做同样的鬼脸，玩同样的把戏。“她在干她的活儿！”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以赞许的态度看她交易。后来同克洛德厮混在一起后，我看到她夜复一夜地坐在她习惯的位置上，圆圆的丰满小屁股搁在沙发厚绒布垫上。这时我对她的反感油然而生，我认为一个婊子无权像贵妇一样坐在那儿，扭扭捏捏地等人来找她，同时还一直不紧不慢地嚼巧克力。而热尔梅娜却是一个主动拉客的妓女，她才不会等着你上门，出来一把揪住你。我还清楚地记得她袜子上的洞和破烂的鞋子，记得她怎样站在酒吧里，带着盲目的大胆挑战态度将一杯烈酒灌下肚，然后大踏步走出门去。一个卖力的妓女！也许闻她口中的那股酒气并非一件美差，她口中的气味由淡咖啡、白兰地和开胃酒混合而成。她还不时猛灌茴香酒和别的酒，都是她用来暖身、提神和壮胆的，可是它们的热力穿透她的身体，一直热到两腿之间那块女人身上该发热的地方。热力随即在此形成固定循环，使一个男人重新建立信心。她叉开腿躺着呻吟时的样子倒不错，即使是为随便哪个男人呻吟，也是感情的恰当流露。干那事的时候，她不会心不在焉地盯着天花板瞧，或是数墙纸上有几只臭虫，她把全部心思都用在那件事上，她专门讲述男人趴在女人身上时爱听的事儿。而克洛德呢，唉，克洛德干那事儿总有一点扭扭捏捏，同你上床钻进被窝之后也是这样。她的这股扭捏劲儿叫人生气。谁想要一个扭扭捏捏的婊子呢?克洛德蹲坐浴盆时居然会要你扭过头去。全错了！男人欲火中烧时想看一些东西，想看一切，甚至想看女人怎样撒尿。明白一个女人有脑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过一个尸体般冷冰冰的婊子口中文绉绉的话儿是最不适宜在床上说的。热尔梅娜的思路对头。她无知，淫荡，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本职工作。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婊子，这也正是她的优点。

【注释】

[1] 一种多年水生禾草类植物。

[2] 玛丽·洛朗森（1883——1956）：法国画家、版画复制家，以女性主义立场著称，本人却并非同性恋者。

[3] 劳尔·杜飞（1877——1953）：法国野兽派画家。

[4] 胡安·米罗（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

[5] “愚蠢的查理”是法国国王查理六世（1368——1422）的绰号，在1380至1422年间统治法国。他患间歇性癫痫病，经常精神失常，沦为傀儡，不发病时倒也不失为一位贤明君主。

[6] 法国作家欧仁·苏（1804——1857）的长篇小说，罗丹是作品中的人物。

[7] 巴黎商人，曾于1413年领导巴黎手工业者、小商人举行起义，冲进王宫，杀死数位高官。

[8] 奥黛特·德·尚迪韦尔（1390——1425）：查理的情妇。

[9] 此处将妓女比作秃鹰。

[10] 查尔斯·路易·菲利普（1874——1909）：法国作家。

第四章

复活节到来了，像一只冻兔子似的，不过床上还挺暖和。今天又是一个晴天，曙光中香榭丽舍大街一带上空的云彩像一间挤满黑眼睛美女的露天闺房。树影婆娑，一片青翠，看起来湿润光洁，好像露水未退。从卢浮宫到明星广场真像一段钢琴曲。我已有五天不曾碰打字机，没有看过一眼书，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只是想去美国捷运公司。今早九点我就到了那儿，那会儿正开门呢。一点钟我又去了一次，仍没有消息。到四点半，我走出旅馆，拿定主意在它关门之前再去看一次。刚刚拐过这条街，我便同瓦尔特·帕克擦肩而过，他没有认出我，我也同他无话可说，因此我并没有叫住他。后来我在杜伊勒里花园歇脚，他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他的腰有一点儿弯，人有些忧郁，脸上挂着安详而又含蓄的笑容。我抬头望望光线柔和的明媚天空，它蒙着一层极淡的色彩。今天并没有大片乌云出现，天空像一件古老瓷器般露出微笑。这时，我纳闷儿，纳闷儿这个翻译出四大卷《艺术史》的人用衰弱无力的目光审视这个欢乐世界时会做何感想。

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前走，我脑子里的主意像汗水一样冒出来。我真该有钱雇得起一个秘书，这样我散步时便可向她口授，我最精彩的灵感总是在我不坐在打字机前时出现。

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前走，我不断想到自己真正极佳的健康状况。老实说，我说的“健康”是指乐观，不可救药的乐观！我的一只脚仍滞留在19世纪，跟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有点儿迟钝。卡尔却觉得这种乐观情绪令人厌恶。他说：“我只要说起吃饭，你便马上容光焕发！”这是实话。只要想到一顿饭，另一顿饭，我就会活跃起来。一顿饭！那意味着吃下去可以踏踏实实继续干几个钟头，或许还能叫我勃起一回呢。我并不否认我健康，结结实实，牲口般的健康。在我与未来之间形成障碍的唯一东西就是一顿饭，另一顿饭。

至于卡尔，那些天他不大对劲儿，沮丧，神经紧张。他说他病了，我相信，不过并不为此不安。

我无法令自己不安。老实说，他这副样子令我哈哈大笑，结果当然得罪了他。每一件事情都使他难受：我的笑声，我的饥饿，我的固执，我的漫不经心，一切的一切。今天他想自杀，因为他无法再忍受欧洲这个令人讨厌的鬼地方；明天他又说要去亚利桑那。“那儿的人们敢于直直地望着你的眼睛。”

“那就快去！”我说，“干这个、干那个都行，你这个狗东西。只是别呼出闷闷不乐的气息遮住我健康的眼睛！”

可事情就是这样！在欧洲人们习惯于无所事事。你整天不抬屁股，坐在那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你受到感染，你变得腐败。

卡尔在骨子里是一个势利小人，一个有贵族派头的讨厌鬼，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中。“我恨巴黎！”他抱怨道，“这些蠢货整天只知道打牌……瞧瞧他们！还有写作！把词儿堆砌在一起又有什么用?我写出一本书来又能说明什么?我们要书究竟有什么用?书已经太多啦……”

天哪，早在许多许多年前，我已走遍这个地方。我已度过少乐寡欢的青年时代，我才不会再为逝去的过去或尚未来临的未来操心呢。我很健康，不可救药地健康。没有遗憾，没有懊悔；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对于我，眼下的时光就已足够。一天又一天过去。今天！今天真美！

卡尔每星期有一天不干活，这天他比往常更沮丧。他声称自己蔑视食物，而休息这天他的唯一消遣方式似乎就是叫一大桌饭菜。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我，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假如他要在自己的恶行劣迹中添上殉难这一项，由他去吧。我看这样也很好。上个星期二，他先挥霍所有的钱大吃一顿，又带我去多姆大饭店，那是我休息时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人们在这儿不仅变得顺从，也变得怠惰。

马洛站在多姆饭店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按他的说法，五天来他一直在“豪饮”。这就是指连续醉酒，一个个酒吧挨着全喝遍，不分昼夜不停地喝，直到最后睡倒在那家美国医院里为止。马洛那张干瘦、憔悴的脸上一点儿肌肉也没有，只剩一个骷髅，上面有两个深深的眼窝，里面嵌着一对死蛤蜊。他脊背上沾满锯末，那是因为他刚才在厕所里睡了一会儿。他的外衣衣袋里装着下期书评的清样，看来在带着清样上印刷所的路上他被人骗去喝了一场。他自己提起此事时却好像这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他掏出清样摊在柜台上，那上面沾满咖啡和已晾干的唾液。他想念一首他自己用希腊文作的诗，可是看不明白清样。于是他又打算用法语发表演说，却被那个经理打断。马洛被激怒了，他的抱负之一就是讲一口连小孩子都能听懂的法语。他精通古法语，也曾把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漂亮地翻译过来，可是却说不出一句很简单的话，比如“你这个讨厌的家伙，滚出去”。没有人能听懂马洛的法语，连妓女也听不懂。而且，他喝醉酒后说的英语也真够难懂的。他像一个已养成习惯的老结巴那样飞溅着唾沫星子胡说八道，语无伦次。“你付钱！”这是他唯一能说清楚的一句话。

即使马洛已经喝得晕乎乎的，一种微妙的自我保护本能在必要时也总会提醒他。如果他脑子里对谁付酒钱还有一丝一毫的疑惑，他准会装糊涂，通常的伎俩是假装突然看不见东西了。如今卡尔已经熟谙他的全套把戏，马洛突然用双手猛拍太阳穴装醉之时，卡尔便朝他屁股上踢一脚道：“得啦，你这蠢货！你不用跟我玩这一手！”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一种巧妙的报复，不管怎么说，马洛狠狠回敬了卡尔一下。他诡秘地凑近我们，用沙哑的嘎嘎声向我们复述在每家酒馆里轮番喝酒时听来的小道消息。卡尔惊愕地抬起头，吓得脸色苍白。马洛又讲一遍，做些改动，卡尔每听一遍便变得更加颓丧。“这不可能！”最后，他憋出这一句。马洛用嘶哑的声音说：“是的，是这样的，你要丢掉工作了……这是我亲耳听说的。”卡尔绝望地看着我，小声耳语道：“这个狗杂种该不会是在骗我吧?”接着他又大声道：“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再也找不到工作啦，这份工作是我花了足足一年才弄到的哇。”

显然，这话正是马洛一直等着听的，他最终还是找到一个境况不如他的人。“人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候啊！”他哑着嗓子道，瘦脑袋上闪耀着冷冷的电火花。

从多姆饭店出来，马洛一边打嗝一边告诉我们，他必须回旧金山去。卡尔一筹莫展的境况像是真的打动了他，他提议，在他不在这儿期间由我和卡尔接管那份书评。他说：“我信得过你，卡尔。”说完酒劲儿突然发作了，这一回是真的，他差一点栽进沟里去。我们把他拽到埃德加基内林荫道上的一个酒吧里坐下，这一回他真的头疼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像一头不会说话的畜生挨了狠狠的一锤子，他尖声呻吟，身子晃来晃去。

我们往他喉咙里灌下几杯菲奈特布兰卡[1]，把他放倒在大椅子上，用围巾捂上他的眼睛。他躺着呻吟了一会儿，不久我们便听到了他的鼾声。

卡尔问：“咱们拿他的建议怎么办?接受吗?他说回来以后给我一千法郎，我知道他不会给。可是怎么办呢?”他瞧瞧四仰八叉躺在长椅上的马洛，取下盖在他眼睛上的围巾，随后又盖上。突然他咧着嘴恶作剧地笑了。他打手势叫我凑过去，“听着，乔，咱们应承下来。咱们把这份见鬼的书评接过来，狠狠地坑他一把。”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哼，咱们把所有的投稿人都甩开，把咱们自己的货色弄上去，就是这样！”

“好啊，什么样的货色呢?”

“随便。他是不会有什么办法的。咱们要狠狠地坑他一把，好好出一期，过后这份杂志也就完蛋了。你有兴趣吗，乔?”

我们乐不可支地咧嘴笑着把马洛扶起来，把他拽到卡尔的房间里。灯开了，我们看到床上有一个女人在等卡尔。“我把她全忘了。”卡尔说。我们把那女人打发走，把马洛扔到床上。才过了约莫一分钟，便有人敲门，是范诺登。他惊慌不安，他的那副假牙丢了，他认为是丢在黑人舞厅里的。凑合着，我们四个上床睡了。马洛身上散发出一股熏鱼似的气味。

早上马洛和范诺登去寻找那副假牙。马洛又哭又闹，还以为那是自己的假牙呢。

【注释】

[1] 一种意大利出产的苦味利口酒。

第五章

这是我在那个戏剧家那儿吃到的最后一顿饭。他们刚刚租下一架新钢琴，一架卧式钢琴。我遇到西尔维斯特，他刚从鲜花店里出来，抱着一株橡皮树。他问我肯不肯替他抱着，因为他还要去买雪茄。我早已一家家蹭遍饭，都是事先精心筹划好的。那些丈夫和妻子们都对我反感起来。抱着橡皮树走着，我想起几个月前的那个晚上，当时我头一回想到这个主意。我坐在法兰西学院附近的一把长椅上，玩弄着我的结婚戒指。我一度想把这枚戒指典当给多姆饭店的一个伙计。他只出六个法郎，我很恼火，可还是顾肚子要紧。同莫娜分别以后，戒指一直戴在我的小指上，它已完全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从未想过要把它卖掉。这是一枚镶橘花的白金戒指，以前值一个半美元，或许更多。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却还没有买结婚戒指。后来，有一天我去码头接莫娜，凑巧路过少女巷的一家珠宝店，橱窗里摆满结婚戒指。我赶到码头，却不见莫娜，等到最后一名乘客从跳板上下来莫娜仍没有露面。最后我要求看旅客名单，那上面没有她的名字。于是我把戒指戴在自己的小指上，一直戴到现在。有一回，我把它忘在一家公共浴室里，不过还是找了回来，只是掉了一枚橘花瓣。话说回来，我低头坐在长椅上正玩弄戒指，突然有人拍拍我的背。结果，长话短说，我弄到一顿饭吃，还有几法郎。这时我心里才豁然一亮，只要一个人有勇气去要，谁也不会拒绝请他吃一顿饭。于是我马上来到一家咖啡馆里，写了十来封信。“您能否允许我每周陪您共进一次晚餐?请您顺告星期几最合适。”这个办法灵光极了。他们不仅给我吃饱，而且吃的是大餐。我每夜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去。这些一周款待我一回的好心肠的人们对我简直关怀备至，但是他们并不关心我怎样打发两顿饭之间的日子。有时几个考虑周到的人也会给我几支香烟或一点零花钱。明白一周只会见到我一次之后，他们显然都松了一口气；听到我说“这也不再需要啦”，他们简直如释重负。他们从不问我为什么不再上门，只是祝贺我一番，仅此而已。通常的原因是，我找到了一位更加好客的主人，可以冒险辞去几个不好对付的主人的招待，他们自己当然从未想到其中的奥妙。后来，我便有一个稳定而且靠得住的日程安排——一个固定的日程。我预先便知道每逢星期二吃这样的饭，每逢星期五吃那样的饭。我知道克朗斯塔特会请我喝香槟、吃自家做的苹果馅饼；卡尔则会邀我出去吃，每次换一家饭馆、点名贵葡萄酒，吃完饭还会请我去看戏或是去梅德拉诺马戏团。我的主人们爱互相探听别人的消息，他们问我最喜欢哪家饭馆，哪个厨子做的菜好，等等。我觉得我最喜欢克朗斯塔特的后腿肉，也许这是因为他每次都把饭菜涂到墙上的缘故。明白自己欠他这么一大笔人情使我良心不安，因为我并不打算报答他，他也并不指望我会报答他。不，使我大惑不解的是那些余数，他算账一直要算清最后一个生丁[1]。若想把账全部付清，我必须找开一个苏[2]才行。克朗斯塔特的老婆是一个高明的厨子，根本不理会他妈的那些尾数，把它从复写的账上替我抹去了。这是事实。可是如果我上门时不带上新复写纸，她便很沮丧。为此我第二天只得带着他家的小姑娘上卢森堡，跟她一起玩上两三个小时。这是一项叫我发疯的任务，因为她只会讲匈牙利语和法语。总的来说，我的主人们都是一群怪人……

在塔尼亚家里，我从阳台上望着下面那桌酒席。莫尔多夫也在场，坐在他的偶像身边。他把脚伸到炉边烤，水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一副古怪的感恩戴德的表情。塔尼亚在播放一支慢节奏的曲子，曲子说得很明白：别再提爱的话儿了！我又来到喷泉处，看乌龟们撒出绿色奶状尿液来。西尔维斯特刚从百老汇回来，心里充满万般柔情。我整夜躺在林荫道边，与此同时整个地球被洒上热乎乎的乌龟尿，而性欲勃发、阴茎竖起的公马蹄不沾地，疯了似的狂奔。我整夜都嗅到那间小黑房子里的紫丁香味，她正在那儿取下插在头上的花儿，那是她去迎接西尔维斯特时我给她买的。她说西尔维斯特带着一颗充满爱意之心回来，这时丁香花还在她头上插着，在她嘴里含着，在她腋下塞着。那间屋里充满爱意，还有乌龟尿、温暖的紫丁香和狂奔的马。到早晨，窗子上尽是脏牙痕和污垢；通向林荫路的小门也锁上了。人们去工作，百叶窗盔甲似的发出格格响声。喷泉对面的书店里有乍得湖的故事，还有沉默而艳丽的橙黄色蜥蜴。我给她的信都是酒醉后写的，结尾十分突兀，全是用木炭涂出的疯话。我在一张张长椅上一点点写就，周围到处是爆竹、小垫子、百果冰淇淋。他们现在准是在一起看这些信呢，西尔维斯特某一天会恭维我几句。他会弹弹烟灰说：“老实讲，你写得很好。看来你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者，对吗?”他的声音干巴巴的，又尖又细，牙齿上沾满类似头皮屑那样的东西。他把solar plexus读成solo，把gaga读作g。

我站在阳台上，身边摆放着橡皮树，楼下回荡着那支慢板。琴键是黑的，白的，然后是一组黑的，白的，然后又是一组白的，黑的。你想知道能否为我弹一曲什么。好的，就用你的大拇指弹点儿什么吧。就弹那首慢板吧，那是你唯一会弹的烂曲子。弹吧，弹完就剁掉你的大拇指好啦。

慢板！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弹慢板。她觉得原先的钢琴还不够好，于是又租来一架卧式钢琴，却只是为了弹慢板！看着她的大拇指按在琴键上和身边那株傻里傻气的橡皮树，我觉得自己活像北欧神话中的那个狂人，他曾脱下衣服赤身裸体坐在冬天的树杈上，往冰冷的海水里掷核桃。这个乐章中有一种叫人恼怒的东西，一种莫名的悲哀，仿佛它已书写在熔岩中，呈铅和牛奶的混合色。西尔维斯特的脑袋偏向一侧，活像一个拍卖商。他说：“弹弹另一个乐章，就是那段你今天练习过的。”有一件抽烟服、一支好雪茄和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婆真是太棒啦，使人无比轻松自在。你在两个节目之间出去抽支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的，她的手指非常柔软，不是一般的柔软。她也做蜡染活儿。想吸一根保加利亚香烟试试吗?喂，鸡胸，我喜欢的另一乐章叫什么?叫谐谑曲！太棒了，谐谑曲！沃尔德马·冯·施温辛祖格伯爵在说话。冷静的头皮屑色的眼睛。口臭。俗气的袜子。请帮忙往豌豆汤里加点儿面包块。我们星期五晚上常喝豌豆汤。来点儿红酒好吗?红酒是吃肉时喝的。他的声音干巴巴的，倒也利索。来支雪茄?是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不过不大重视它。我的下一个剧本将要探讨宇宙的多元观念，得用旋转灯具和镁光。奥尼尔已经死了。亲爱的，我看你应当更频繁地把脚从钢琴踏板上抬起来。对了，这一段很好听……非常好听。你说呢?是的，剧中人物把麦克风藏在裤子里来回走动。剧情发生在亚洲，因为这种气氛更有益。来一点安茹葡萄酒怎么样?这是我们特意为你买的呢……

吃饭时他自始至终这样喋喋不休地胡扯，这番话使人切实感到他已经掏出割过包皮的那玩意儿朝我们身上撒尿。塔尼亚听得厌烦死了。自从满怀柔情蜜意地回来之后，他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塔尼亚告诉我，他边脱裤子边唠叨，一泡热乎乎的尿便源源不断地撒出来，像有人刺穿了他的膀胱。想到塔尼亚同这个膀胱破了的家伙一起爬上床，我就来气儿。想想看，一个又穷又憔悴的狗杂种，袖子里塞着几部下作的百老汇剧本，居然朝我心爱的女人身上撒尿，居然叫红酒，要旋转灯具，要在豌豆汤里放油炸面包块。他脸皮真厚！再想想看，他居然躺在我替他侍弄好的炉火边，什么都不干，只是撒尿！老天，你这家伙，你该跪在地上好好谢我才是。难道你没有看见你屋里现在有女人?难道你看不出她已心生厌意?你竟然还沙哑着嗓子告诉我：“好啦。我告诉你……有两种方法看待……”去你妈的两种看待事物的方法！去你妈的多元世界和你的亚洲人的音响效果！别把你他妈的红酒或安茹葡萄酒递给我……把她让给我……她是属于我的！你坐到喷泉边上好了，让我来嗅紫丁香！弄出你眼睛里的头皮屑……把那曲见鬼的慢板裹在一条法兰绒裤子里！还有别的小乐章……你那衰弱的膀胱造出来的所有小乐章。你那么自信、那么有心计地朝我微笑。我把你奉承得忘乎所以，知道吗?就在此时此刻，我听你说蠢话时她正在抚摸我呢，只是你没有看见罢啦。你以为我乐意经受磨难，你说那是我该扮演的角色。好吧。问问她！她会告诉你我是怎样经受磨难的。“你是一个癌病人、狂人。”那天，她在电话上这么说。她现在得到这个癌病人和狂人啦，不用多久，你也会在身上找到疥癣的。她的血管快爆炸啦，我告诉你，你的话一点意思也没有。无论你像撒尿那样唠唠叨叨地说多少也堵不住漏洞。雷恩先生是怎么说的?言语即意味着孤独。昨晚我在桌布上给你留了几个字，可你却用胳膊盖住了。

他把她用栅栏围起来，好像她是圣人身上的一块又脏又臭的骨头。若是他有胆量说一声“占有她”，也许会发生一个奇迹。就是这样。占有她！我发誓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何况我或许还不想要她呢。不知他想到这一层没有?或许我会暂时占有她一会儿，过后再把她还给他，她会变得更好。可是把她用栅栏围起来总不是办法，你无法把一个人据为己有，没有人再这样干了……你这可怜、干瘪的杂种，你以为我配不上她，以为我会玷污她，亵渎她，可你不懂得，一个被玷污过的女人是多么妙不可言，换一个男人会让一个女人变得更加光彩照人！你以为有一颗充满柔情蜜意的心便足矣。也许对某一个女人是这样的，可你连心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硕大的空膀胱。你在磨利牙齿，扯着嗓门大叫大嚷。你像条看家狗一样跟在她屁股后面跑，到处撒尿。她不把你当作一条看家狗……却把你看成一位诗人。她说，你曾经是一位诗人。现在你又是什么?勇气，西尔维斯特，勇气！把那个麦克风从裤裆里拿出来，放下后腿，别再四处撒尿。我说，拿出勇气来，她已经从你身边逃开。告诉你，她早已被玷污了，所以你还是把栅栏拆掉为好。彬彬有礼地问我咖啡的味儿是否比石灰酸好点儿也没有用，我不会被你吓跑的。把老鼠药放进咖啡里好了，再来点玻璃粉。尿一泡热气腾腾的尿，再扔几颗豆蔻进去……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过着一种群体生活，不得不同其他人一道过日子，主要是几个疯疯癫癫的俄国人，一个醉醺醺的荷兰人和一个叫奥尔加的大块头保加利亚女人。俄国人则主要是指尤金和阿纳托利。

奥尔加几天前才刚刚出院，她在医院里割去身上的几根管子，掉了一点儿赘肉，不过看上去并不像是受过多大的罪，体重仍同一部有驼峰似曲线的火车头差不多。她大汗淋漓，口中奇臭，仍旧戴着刨花状的切尔克斯假发。她的下巴上生着两个大疣子，疣子上长出一撮毛来，于是她干脆留起小胡子。

从医院回家后的第二天，奥尔加便重操做鞋的旧业。早晨六点便在长凳上开工，每天做好两双鞋。尤金总是在抱怨，说奥尔加是负担，实际上却是奥尔加用她每天做的两双鞋养活尤金和他老婆。奥尔加若是不干活便没有吃的，于是人人都争先恐后，及时把奥尔加拖上床去，都争着给她足够的食物，让她维持下去……

每顿饭都以喝汤开始，不论是葱头汤、西红柿汤、菜汤还是别的什么汤，这类汤全是一个味道，总像是洗碟子的抹布扔在里面煮过，有点儿酸味、霉味，上面漂着渣子。每顿饭后我便看到尤金把它藏进柜子里，它就在那儿继续霉变，直到下顿饭再端出来。奶油也藏在柜子里，存放三天以后，那味道就像一具尸首上的大脚趾。

煎变质的奶油时散发出的气味并不很开胃，更何况做饭的房间里根本没有通风设备。我一打开门就觉得恶心，可是尤金一听到我来便总要打开百叶窗，扯开像鱼网一样纠结在一起遮阳光的床单。可怜的尤金！他四下瞧瞧屋里几件粗笨的家具、肮脏的床单和盛着脏水的洗脸盆，然后说：“我是一个奴隶！”他每天都这么说，还不止一遍，要说十来遍，说完便从墙上摘下吉他唱起歌来。

变质的奶油味……这也使我产生许多联想。一想起这变质的奶油，我就感觉自己正站在一个小小的老式院子里，这是一个气味很难闻、很凄凉的院子。稀奇古怪的人物透过百叶窗上的缝隙偷偷地窥视我……其中有围着披巾的老妇人，小矮人，生着一张老鼠脸、弯腰佝背的犹太皮条客，轻佻的小妞和留胡子的傻瓜。他们蹒跚地走进院子汲水，刷洗污水桶。一天，尤金问我肯不肯替他倒污水，我就提着桶走到那个角落。地上有一个孔，周围乱扔着一些脏纸。那口小水井也被排泄物弄得很脏，在英语里排泄物即是屎尿。我将桶一斜，一摊摊又脏又臭、叫人意料不到的东西便噗噗溅出来。待我回去，汤已盛好，吃饭时我始终想着我的牙刷。牙刷旧了，上面的鬃毛常常会嵌入牙缝。

坐下吃饭时我总是拣靠窗的座位，我怕坐在桌子另一端，那儿离床太近。那张床叫人心里发怵，一扭过头去我便可以看到灰色床单上的血污。我尽量不看那边，而去看窗外院子里的人刷洗污水桶。

每逢吃饭，总要有音乐助兴才算圆满。大家都取过奶酪后，尤金便跳起来摘下挂在床上方的吉他。曲子总是那一支，他说他能弹十五六支曲子，可是我听到的从来没有超过三支。他最喜欢弹的是《迷人的爱情诗》，这支曲子充满苦恼和悲哀的情调。

下午我们去电影院，那儿凉快、黑暗。尤金坐在乐池里的钢琴前，我坐在前排的一张长椅上。影院里空无一人，尤金仍旧唱得十分卖力，似乎欧洲所有的帝王都在听他演唱。花园门打开，湿树叶的气味飘进来，潇潇雨声同尤金悲凉凄苦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午夜过后，来看热闹的人身上发出的汗臭味儿和难闻的口臭味儿弥漫大厅，我便回去找一张长椅睡觉。影院出口处的灯光在烟气中摇曳，在石棉幕布下方一角上投下一缕微光。我每夜在这只人工眼的逼视下闭眼……

戴着一只假眼站在院子里，仅有半个世界是清晰可见的。石头是湿的，上面长满青苔，石头缝里有黑色的蛤蟆。通往地下室的入口由一扇大门挡着，阶梯很滑，上面尽是蝙蝠屎，很脏。门膨胀了，眼看就要倒下。门的合叶也快脱落，然而门上却赫然用彩笔写着几个堂皇的字：“切记随手关门。”为什么要关门?我搞不明白。我又瞧瞧那几个字，它们不见了，在原来的地方嵌着一块彩色玻璃。我取下假眼，朝上面啐一口唾沫，用手帕擦拭一番。一个女人坐在一个高台上，这个台子比一张巨大的雕木写字台还高。女人脖子上盘绕着一条蛇。整个房间里摆满书籍，稀奇古怪的鱼在彩球状鱼缸里遨游，墙上挂着几幅地图和图表，有大瘟疫前的巴黎地图，古代世界地图，克诺索斯[3]和迦太基[4]地图，迦太基被攻占前后的地图。我在房间一角看到一张铁架床，床上躺着一具尸体。那女人无精打采地站起来，从床上搬下尸体，心不在焉地把它从窗口扔出去。她回到大雕木写字台旁，从鱼缸里抓出一条金鱼吞下肚去。接着房间慢慢旋转起来，几块大陆一一滑进大海。那女人尚在，不过她的躯体也变成一大块土地。我把头探出窗外，埃菲尔铁塔正在往外喷香槟酒，它完全由数字建成，黑色花边遮盖着它。阴沟汩汩地急速流淌。到处都是屋顶，铺得很整齐、很令人讨厌的屋顶，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我被人从这个世界上驱赶出来，像枪膛里的子弹一样呼啸而出。浓雾已散去，地球上布满冰冻的油污。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城市在跳动，如同从一具还有热气的尸体上取下的心脏一样颤动。我住的那家旅馆的窗子在溃烂，散发出化学药品燃烧时浓郁辛辣的臭气。瞧瞧塞纳河，我看到河里的烂泥和颓败景象；街灯射出半死不活的亮光，男男女女差一点窒息而死；河上的桥躲在房屋的阴影里。这些都是爱情的屠宰场。一个男人肚子上挂着一架手风琴靠墙站着，他的双手齐腕处被砍断，然而手风琴像一袋蛇似的在两截断肢间扭来扭去。宇宙已经缩小，只有一个街区那么长。没有星星，没有树木，没有河流。生活在这儿的人全是死人，他们替别人建造梦中坐的椅子。这条街的中心有一个轮子，轮子中央装着一部绞架，早已死去的人狂热地试图登上绞架，可是轮子在飞速旋转……

需要有某种东西帮助我恢复常态，昨天晚上我找到它了。是帕皮尼[5]。我不在乎他是沙文主义者，是小小的虔诚教徒，或是近视眼的书呆子。作为一个失败者，他绝妙无比……

看看他在仅仅十八岁时读过的书吧！他不仅读过荷马、但丁、歌德，读过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爱比克泰德[6]，读过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读过瓦尔特·惠特曼、埃德加·爱伦·坡、波德莱尔、维永、卡尔杜齐[7]、曼佐尼[8]、洛佩·德·维加，还读过尼采、叔本华、康德、黑格尔、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他不仅读过这些人的著述，还读过夹在这些大人物之间的所有小人物的作品。这是他在第十八页写到的。然而，到第二百三十二页他便松口吐露了真情。他承认：“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那些书名。我编过参考书目，我写过评论文章，我也曾诋毁、中伤过别人……我可以演说五分钟或五天，之后我就无话可讲，我被挤干了。”

接着他又写道：“每个人都想看看我，每个人都想同我谈话。人们不断打扰我，也互相打扰，打听我正在做什么。我怎么样?完全康复了吗?还在乡间散步吗?在工作?书已写完?不久就开始写下一部?

“一个瘦猴似的德国人想叫我翻译他的书，一个狂热的俄国姑娘要我写一本自传，一位美国太太想知道有关我的最新情况，还有一位美国绅士要派他的马车来接我去吃饭。你知道的，也就是无拘无束地谈谈心。又有一位我十年前的老同学、老室友要我把我写的都念给他听，写得有多快就念多快。有一位相识的画家朋友希望我摆好姿势让他画像，按小时付钱。有一位记者想要我现在的住址。又有一个相识，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想了解我灵魂的状况。另一位更实际些，他想了解我的存款状况。我的俱乐部主席问我肯不肯为孩子们做一次讲演。一位笃信宗教的女士希望我一有空就到她家喝茶，她想听听我对耶稣基督的看法，还有，我认为那种新绘画颜料怎样……

“老天爷！我都变成什么人了?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权利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偷走我的时间，窥探我的心灵，汲取我的思想，叫我给你们做伴、做知己、做问讯处?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是一个靠逗人开心领取薪俸的人，每天晚上都得在你们的蠢鼻子底下演一出聪明机智的闹剧?难道我是你们花钱买来雇来的奴仆，要在你们这些无所事事的懒汉面前爬行，将我所做所知的一切献给你们?难道我是妓院里的婊子，一听到头一个穿着考究、前来嫖妓的男人到来便要赶忙撩起裙子，脱下衬衣?

“我是一个矢志要做一番英雄业绩，使这个世界在自己眼里变得更加易于接受的男子汉。假如在软弱、松懈、不得已的一刹那间我发了脾气，也就是一些在言语表达中冷却下来的狂怒情感，一个捆扎在幻想之中充满激情的梦。好吧，听不听得进去都由你们……只是别打扰我！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需要自由。我需要独自一个人待着，需要独自仔细想想我的耻辱和失意，需要阳光和街上的铺路石，但是不需要人陪伴，不需要同人交谈，只是独自待着，由自己心中的乐曲陪伴。你们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每当我有话要说之时，我便把它印出来。每当我要给予什么，我便把它拿出来。你们无休止的好奇心令我恶心！你们的奉承话使我蒙受耻辱！你们的茶快把我毒死了！我谁的账也不欠。我只对上帝负责，只要他存在！”

据我看，帕皮尼谈到独处的需要时忽略了一个细微之处。假如你穷困潦倒，独自一个人待着并非难事。艺术家总是孤独的，如果他是艺术家的话。对了，艺术家需要的正是孤独。

我称自己为艺术家，但愿自己是一位艺术家吧。这天下午我美美地睡了一会儿，这一觉在我的脊椎之间垫进天鹅绒，产生足够我想三天的想法。我精力十分充沛，却无处消耗。我决定去散步，走到街上却又改变主意，要去看电影。可是我还差几个苏，不能看电影。那么还是去散步，走到每一家影院前我都要停下看看海报，再看看价目表。进这些下流场所真是够便宜的，可我还差几个苏。若不是天色已晚，我倒可以回去卖掉一个空酒瓶。

来到阿梅利街，我早已忘记想要看电影的事。这条街是我最喜欢的街道之一，也是市政当局有幸忘记铺设的街道之一。大块大块的鹅卵石从街道这一侧堆到另一侧，只有一街区的长度和宽度。标致旅馆就在这条街上。这儿还有一座小教堂，活像是专为共和国总统和他一家人建造的。偶尔见到一座朴素的小教堂倒也不错，巴黎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大教堂。

亚历山大三世大桥。大桥附近有一大块被风吹净的空地，干枯的树木机械地伫立在铁门内，残废军人院的阴暗气氛由屋里飘逸而出，弥漫到广场四周黑暗的街道上。这是充满诗意的陈尸所。他们现在已将这位伟大的武士、欧洲最后一位伟人送到想送的地方去了。他在花岗岩床上熟睡。不必担心他在坟墓中翻身。门已闩好，棺材盖已关严。睡吧，拿破仑！他们需要的并非你的思想，而只是你的尸体呀！

塞纳河仍在泛滥，混浊的河面被灯光分割成一条条的。我不明白看到这条黑色的湍急水流时会激起何种情感，不过一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总是使我不能自持，坚定了我永远不离开这片土地的深切愿望。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去美国捷运公司的路上经过这儿，那天我早就估计到不会有我的邮件，没有支票，也没有电报，什么都没有。一辆从拉斐特艺术馆来的马车辘辘驶过大桥，雨已停了，太阳透过肥皂沫般的云朵，在发出光泽的屋顶瓦片上投下一道寒冷的红光。我回忆起那个车夫如何探出身来眺望帕西路那边的河面。这是多么健康、质朴、赞许的一瞥！他仿佛在对自己说：“啊，春天快来了！”谁都知道，每当春天来到巴黎，最卑微的生灵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待在天堂里。还不只如此，他是以一种亲切的目光仔细观察这番景致的，这是他的巴黎。一个人不一定非得有钱，也不一定非得是巴黎市民，他同样会对巴黎产生这种感情。巴黎充斥着穷人。照我看，他们是一伙有史以来最傲慢、最肮脏的乞丐，然而他们摆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架势，正是这种派头把巴黎人同其他所有大城市的市民区分开。

想到纽约，我的感情便全然不同。在纽约，即使一个有钱人也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纽约是冷酷、灿烂、邪恶的。建筑物高耸入云，人们的活动都带一点狂乱意味。行动越狂乱，精神也越颓丧。这是一场持续的骚动，本来也可以在试管内酝酿的。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无法引导人们发泄精力的方向。它壮观，怪诞，令人困惑不解，是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不过却是完全杂乱无章的。

一想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一想到惠特曼歌颂过的曼哈顿，我心中便产生一种盲目的狂怒心情。纽约！那些白色的监狱，挤满蛆的人行道，排队等候发救济食品的人们，修筑得像宫殿一般的下流去处，那儿充斥着犹太人、麻风病人、杀人犯，而游手好闲的人最多。到处是千篇一律的面孔、街道、大腿、房屋、摩天大楼、饮食、海报、工作、罪行、爱情……整个城市建筑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坑上，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还有第四十二大街！人们称它为世界之巅。那么世界之渊又在哪儿呢?你可以甩着双手走路，他们会把煤渣放进你的帽子里。不管是穷是富，他们全都昂着头往前走，仰望这些美丽的白色监狱时差点儿扭断自己的脖子。他们像发疯的鹅似的往前走，探照灯将星星点点的狂喜撒在他们空虚的脸上。

【注释】

[1] 旧时法国货币中的辅币，一百生丁等于一法郎。

[2] 旧时法国货币中的辅币，一苏等于五生丁。

[3] 古希腊时代克里特一城市。

[4] 非洲北部一古国，公元前146年亡于罗马人之手。

[5] 乔瓦尼·帕皮尼（1881——1956）：意大利记者、文学批评家、诗人。

[6] 爱比克泰德（55?——135?）：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7] 乔·卡尔杜齐（1835——1907）：意大利诗人、文艺批评家。

[8] 亚历山大·弗朗西斯科·托马索·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诗人、作家。

第六章

爱默生说：“生活也包括人一整天内的所思所想。”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生活就只是一截大肠。我不仅整天想着食物，晚上做梦也梦到吃的。

可是我并不希望回到美国，去受双份罪，去做单调无味的事情。不，我宁肯在欧洲做一个穷人。大家都知道，我真够穷酸的，只剩下做人所必需的东西啦。上个星期，我还以为生活问题就要解决，以为就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啦。我凑巧碰到另一个俄国人，名叫谢尔盖，住在叙雷讷，那儿住着一小群流亡者和潦倒的艺术家。俄国革命前，谢尔盖是沙皇禁卫军中的一名上尉。他穿着袜子量身高足有六英尺三，喝起伏特加来像牛饮水一样。他父亲是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海军将领之类的要人。

我同谢尔盖相遇的情形有些古怪。那天临近中午时我还在“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一带嗅来嗅去，想找点儿东西吃，也就是在那条一头装着铁门的窄小巷子后面。我正在舞台入口处闲荡，希冀同某位女演员不期而遇，这时一辆敞篷卡车在人行道上停住。司机正是谢尔盖，看到我两手插在兜里站着，他便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卸下车上的铁桶。听说我是美国人而且生活无着，他差一点高兴得哭起来，看来他一直在到处寻找一个英语教师。我帮他把装杀虫剂的桶子滚进去，尽情欣赏在舞台两侧跑来跑去的女演员。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怪诞的印象——空旷的房子，女演员像填装着锯末的洋娃娃在舞台两边横冲直撞，一桶桶杀虫剂，战舰“波将金号”——最难忘的是谢尔盖的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大块头，却十分温柔；是一个地道的男子汉，却又生了一副女人的柔肠。

在附近的“艺术家咖啡馆”里，他马上提议为我安排住宿，说他要在走廊地板上铺一张床垫。至于上课的酬劳，他说每天让我免费吃一顿饭，一顿丰盛的俄国大餐，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吃上这顿饭他就给我五法郎。我觉得这主意很妙，妙极了。唯一的问题是，我每天如何从叙雷讷赶到美国捷运公司去。

谢尔盖执意马上开始，他给我车费，叫我晚上到叙雷讷来。我带着背包在吃晚饭前赶到了，目的是给谢尔盖上一课。已经有些客人到场了，看来他们一贯是在一起吃饭的，大伙儿凑钱。

饭桌旁一共是我们八个，还有三条狗。狗先吃，它们吃的是燕麦片，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也吃燕麦片，是作为一种提胃口的佐餐食品。谢尔盖眨巴着眼睛说：“在我们国家里这是喂狗的，在这里却是给绅士吃的。这样合适吗?”吃过燕麦片便上蘑菇汤和蔬菜，过后是咸肉蛋卷、水果、红葡萄酒、伏特加、咖啡和香烟。俄国餐还不错。每个人说话时嘴里都塞得满满的。饭快吃完时，谢尔盖的老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嚼起夹心糖来。这个很懒的亚美尼亚婆娘把肥胖的手指伸进盒子里去摸一块，咬下一点点看里面是否有果汁，然后就把它扔到地板上喂狗。

吃完饭客人们便匆忙告辞。他们仓皇逃走，仿佛怕瘟疫降临。最后只剩下谢尔盖、我和狗，他老婆已经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他满不在乎地走来走去，替狗收集残汤剩饭。他用英语说：“狗很喜欢（吃这些东西）。（拿它们）喂狗好得很。那条小狗它有虫子……它还太小。”他弯腰仔细察看狗两只爪子之间的地毯上爬的一些白虫子，试图用英语描述这些虫子，但是他的词汇不够用。最后他查了查词典，欣喜地抬头望着我道：“哈，是绦虫！”我的反应显然不那么明显。谢尔盖有些迷惑不解，于是便跪在地上，双手撑地更仔细地察看它们，还捉起一条放在桌上的水果旁。“嗬，它不太大，”他用蹩脚的英语嘟哝道，“下一课你教我各种虫子（的词汇），行吗?你是个好老师，我跟你学了不少东西呢……”

躺在走廊里的床垫上，杀虫剂的气味叫我喘不过气来，这种刺鼻的辣味似乎已钻进我身上每一个毛孔。刚才吃过的东西又在口中散发出气味——廉价燕麦片、蘑菇、咸肉和煎苹果。我又看到躺在水果旁的那条小绦虫和谢尔盖向我解释狗出了什么毛病时摆在桌布上的各式各样的虫子。我看到“疯狂的牧羊女”歌舞场的空乐池，每一条裂缝里都藏着蟑螂、虱子和臭虫。我看到人们发疯似的挠自己的身子，不停地挠，直到挠出血来。我看到这些虫子像一支红色蚂蚁大军，在布景上到处爬，吞下它们看见的一切。我看到合唱队的姑娘扔掉薄纱外衣，光着身子跑过走道。我还看到正厅后排的观众也脱掉衣服互相搔痒，活像一群猴子。

我试图让自己心平气和。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我找到的一个家，每天有一顿现成饭吃，而且谢尔盖无疑是一个热心人。可是我无法入睡，这简直如同在陈尸所里睡觉一样。床垫已被散发出香气的液体浸透，已成为虱子、臭虫、蟑螂和绦虫的陈尸所。我忍受不了。我不愿忍受！毕竟我还是一个人，不是一只虱子。

早晨，我等谢尔盖装车，叫他把我带到巴黎去，却不忍心告诉他我就要走了。我把背包留下，还有他给我的几件东西。到佩雷尔广场时我跳下来，在这儿溜掉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任何事情都没有特殊原因。我是自由的，这才是最要紧的……

像小鸟一样，我轻松地由一条街飞奔到另一条街，仿佛刚从牢里放出来。我用全新的目光看世界，万物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甚至包括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布尔索尼尔街，我停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橱窗前，里面有一些照片展示“史前及史后”人类的标本。全是法国佬，有些人光着身子，只戴一副夹鼻眼镜，留一缕胡子。真不明白这些怪鸟怎么会爱上双杠和哑铃。一个法国佬应该有一个微微腆起的大肚子，像夏吕斯男爵[1]那样。他应该蓄胡须，戴夹鼻眼镜，不过不应该光着身子让人拍照。他应该穿一双闪闪发光的漆皮靴，短便衣口袋上应该插一条白手帕，露出一英寸的四分之三。如果有条件，他还应该在上衣翻领上系一条红绶带，穿过纽扣眼儿，上床睡觉时还要换睡衣。

傍晚我走近克利希广场，从那个装着一条假腿的小婊子面前经过，她日复一日站在戈蒙宫对面。看起来她还不到十八岁，可我想她已有固定的客人。午夜过后她用黑假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身后是一条小胡同，里面像一座地狱一样灯火通明。如今我心情轻松地从她身边经过，不知怎么搞的，她使我联想起一只拴在桩上的鹅，一只肝上患病的鹅，这样世人才得以享用鹅肝馅饼。带着那条木腿去跟人睡觉一定很古怪，人们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木刺啦等等。得啦，各人对自己的口味就行！

沿着圣母街往前走，我碰到佩克奥弗，另一个在报社工作的穷鬼。他抱怨说每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因为早上八点就得起身到一家牙医诊所干活。他干这个活并不是为了钱，他解释道，这只是为了替自己买一副假牙。他说：“困得直打瞌睡时看清样可不容易，可我老婆还以为这差事像吃饭一样容易呢。她说，我若丢了工作咱们该咋办呀?”可是佩克奥弗对这个工作根本不感兴趣，这个工作甚至不允许他花钱。他只好存起香烟蒂，把它们填进烟斗里再抽一回。他的外套是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有口臭，手上总出汗，可是一夜只能睡三个钟头。“不该这样对待一个人，”他说，“还有我的那位老板，若是我丢掉一个分号他便会把我骂得尿裤子。”说起他老婆，他又补充道：“我的那个女人，我告诉你，她他妈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感激我！”

分手时我设法从他那儿骗到一个半法郎，我想再榨出五十生丁，可是办不到。不过我弄到手的已足够喝一杯咖啡，吃几块新月形面包。圣拉扎尔车站附近有一家供应降价食品的酒吧。

恰巧，我在盥洗室里找到一张音乐会的票，于是便像一只轻松愉快的鸟一样奔夏沃音乐厅去了。引座员脸色难看极了，因为我竟没有给他一点小费。每次从我身边经过，他都要征询似的看看我，希望我会突然想起小费的事儿。

我已很久没有同穿着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我仍闻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许谢尔盖也往这儿送货，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人挠痒。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非常淡。音乐会尚未开始众人脸上便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这音乐会真是一种礼貌的自我折磨。指挥短短的指挥棒敲响后大家紧张地全神贯注一阵，随即便是寂静，一种单调沉闷，被管弦乐队奏出的沉着、不间断的轻微乐声反衬出的寂静。我的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脑壳里镶着一千面镜子。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十分激动，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万股水流上跳跃。以前我从不曾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没有一种声响能逃过我的耳朵，甚至最细小的别针落地的声音我也听得见。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是一扇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光亮穿透我的内脏。我可以感觉到这光线就蜷曲在我肋骨的穹隆下，我的肋骨垂在一个空空如也的肚子上，响声使它颤抖。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多久，我早已失去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仿佛经过很久很久以后出现了一阵半自觉的状态，与之相抵的是一种平静感。我感到身体内有一个大湖泊，一个发出彩虹色光辉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冻。这个湖泊上突然形成一个个巨大的螺旋，成群候鸟出现了，腿细长，羽毛漂亮，它们一群群地从清凉静谧的湖面上腾空飞起，从我的锁骨下飞过，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然后，缓慢，异常缓慢地，这些窗子关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犹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妇在我身体内漫游。突然，剧院里的灯全亮了，我发现白色包厢里的那个男人原来竟是一个头上顶着花盆似的东西的女人，起初我还以为那是一位土耳其军官呢。

一阵骚动，所有想咳嗽的人都尽情咳嗽开了。传来脚在地板上蹭蹬发出的声响，竖起椅子的声响，人们漫无目标四处游逛发出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还有人们展开节目单时发出的窸窸窣窣声。他们装模作样地看看便又丢开，把它胡乱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事变亦值得谢天谢地，因为它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扪心自问在想什么。若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曾想过，他们准会发疯。在刺眼的灯光照射下，他们呆呆地互相望着，而且他们逼视对方的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一听到指挥轻轻敲台子预备再开始，他们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强迫状态之中，他们不由自主地挠痒，或是突然回忆起一个摆着围巾或帽子的橱窗。他们仍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橱窗里的所有细节，却想不起这个橱窗到底在哪儿，这使他们大伤脑筋，极度清醒而又不安。于是他们打起双倍的精神听音乐，因为他们十分清醒，无论乐曲多么美妙也不能忘怀那个橱窗和挂在那儿的围巾或是帽子。

这种聚精会神的气氛感染了会场，连乐队似乎也受到激励，变得格外精力充沛。第二个节目像最好的压轴戏似的结束了，十分迅捷，音乐戛然而止。灯亮时，有些人像胡萝卜一样瘫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2]，贝多芬，门捷列夫，黑塞哥维那[3]”，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演奏德彪西[4]的曲子时，场内的气氛已完全毒化。这时我在想，女人性交时究竟有何感觉，会不会对欢悦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象一件东西穿透我两腿间那个地方的情形，不过只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痛感。我企图集中注意力，但是音乐太难把握，我只能想着一只花瓶慢慢翻转过去，音符散入空中的情形。最后我只注意到开灯关灯，我便问自己灯是如何开关的。我旁边的人在呼呼大睡，他像一个掮客，大肚子，蜡黄的小胡子。我就喜欢他这样，我尤其喜欢他的大肚子和所有吃出这样一个大肚子的食物。为什么他不该呼呼大睡?若想听，无论何时他都可以搞到买一张票的钱。我注意到那些衣着较好的人睡得更踏实一些，这些有钱人问心无愧。若是一个穷汉打瞌睡，哪怕只是几秒钟，他也会觉得很丢脸，他会认为自己是对那位作曲家犯罪。

演奏那支西班牙曲子时整个音乐厅都轰动起来，大家都笔直地坐起来，他们是被鼓声惊醒的。我以为鼓点一旦敲响便会一直响下去，我期望看到人们从包厢里跳下来，或是把帽子扔掉。这支曲子蕴含一种英雄气概，拉威尔[5]，他本可以使我们彻底发疯的，只要他想这么做。不过，这不是拉威尔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静寂下来，仿佛拉威尔在开玩笑，突然想起自己还穿着一件剪破的衣服，便及时抑制住自己。依愚见，这酿成了大错。艺术即意味着有始有终，假如你以鼓点声开始，就要用爆炸声或TNT炸药告终。为了形式拉威尔牺牲了一些东西，为的是人们睡觉前必须消化掉的一棵菜。

我的思绪发散开来，约束不住。既然鼓声已停，音乐便也离我远去。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是指挥别人的。出口的灯光下坐着一位郁郁寡欢的维特[6]，他双肘支撑着身子，目光呆滞。门口站着一个西班牙人，裹着一件大斗篷，手里拿着一顶阔边帽，那副架势像是正在摆姿势让罗丹塑“巴尔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水牛比尔[7]。我对面的顶层楼座前排坐着一个女人，她两腿叉得很开，脖子向后拗去，错位了，看上去像是得了破伤风。还有那个戴红帽子的女人，她正趴在栏杆上打盹儿呢。她若是来一回脑出血就太妙了！设想她流出一桶血，全倒在楼下那些浆洗得硬硬的衬衫上。设想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衬衫上沾着血迹走出音乐厅回家的情景！

睡觉是基调。没有人再听音乐，无法再思考，再倾听，也无法去梦想，即使音乐本身也成为一场梦。一个戴白手套的女人把一只天鹅放在膝上。传说勒达[8]怀孕后生下一对双胞胎。人人都在生出某种东西，除了上面那排座位上那个搞同性恋的女人之外。她高昂着头，大张着嘴，注意力十分集中。这曲交响乐像镭一样放射出一阵阵火花，使她激动不已。朱庇特[9]在穿透她的耳朵。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片言只字，长着大鳍的鲸鱼，桑给巴尔[10]，城堡。瓜达尔基维尔河[11]沿岸上千座闪闪发光的清真寺。冰山深处的时光全是淡紫色的。蒙尼大街上立着两根拴马的白柱子。滴水嘴……宣传贾沃斯基谬论的男人……河边的灯光……

【注释】

[1]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个人物。

[2] 约翰奈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古典作曲家。

[3] 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以前为组成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首都为萨拉热窝，现已独立。

[4] 克劳德·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

[5] 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

[6] 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同名主人公，一个坠入情网后郁郁寡欢的青年。

[7] 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尔”·科迪（1846——1917）：南北战争军人、驿马快递骑士、农场主、野牛猎手和马戏表演者，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8] 希腊神话中埃托利亚王特斯提奥斯的女儿，廷达瑞奥斯的妻子。宙斯醉心于她的容貌，趁她在河中沐浴时，化作天鹅与她相会。

[9] 朱庇特即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奥林匹斯山的统治者。

[10] 桑给巴尔岛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位于印度洋西部。

[11] 位于西班牙南部。

第七章

我在美国时有几位印度朋友，有的好，有的坏，有的不好也不坏。环境常将我置于一个有幸为他们效劳的位置上，我帮他们找工作，给他们提供住宿，若有必要还给他们饭吃。我承认，他们都非常感恩戴德，实际上他们总这样光顾我倒使我的日子很难过。他们当中有两位圣人，如果我知道圣人是怎样的话。尤其是古普特，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喉咙被人割开一个大豁口。那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小房子里，人们有一天早上看见他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身边放着他的长笛，喉咙被人割开一道深痕。时至今日，人们还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被人谋杀还是自杀，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啦……

我回想起在纳南塔蒂的住所里经历的一连串往事。我在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我竟然把纳南塔蒂全忘了，直到那天我躺在塞尔街一家寒碜的旅馆里才又重新想起他来。我睡在铁床上，想到自己变成一个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时眼前蓦地闪现出这几个字：无足轻重的人！我们在纽约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无足轻重的人，无足轻重先生。

我现在睡在那套豪华房间的地板上，纳南塔蒂在纽约期间就吹嘘过这里。他在扮演一个乐善好施者的角色，给我两条令人浑身发痒的毯子，原先是盖在马身上的。我就蜷缩在里面，躺在落满尘土的地板上。假如我蠢到待在屋里不出门的田地，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都有零活可干。早晨他粗暴地唤醒我，叫我替他预备午饭吃的蔬菜：葱头、大蒜、豆子等等。他的朋友凯皮告诫我不要吃这些东西，说它们不好。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吃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为了一点点吃的，我十分乐意用一把破扫帚清扫他的地毯，替他洗衣服，一等他吃完饭就捡起掉在地上的残渣吃下去。自从我到来以后，他已变得绝对讲究干净，现在一切都要掸去灰尘，椅子一定得按规定摆好，大钟一定得按时敲响，卫生间也一定得好好冲洗……真没有见过比他更古怪的印度人，而且他还小气得要命！待摆脱他的控制以后我要好好嘲笑他一番。可我现在是囚犯，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贱民，一个不可接触的人……

若是到了晚上我还没有赶回来盖上马盖的毯子睡觉，当我一回来他便会说：“嗬，原来你还没有死啊?我还以为你已经死掉了呢。”他明知我身无分文，可还是每天都告诉我他刚刚在附近找到了廉价出租的房间。我说：“可是你知道，我还租不起一个房间呢。”这时他便像中国佬那样眨眨眼，不经意地说：“哦，对了，我忘了你没有钱。我总是忘事儿，安德里[1]……不过等电报来了……等莫娜小姐给你寄来钱，那时你就跟我去找个房间，好吗?”话音未落，他便又竭力劝我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六个月……七个月，安德里……你在这儿对我帮助很大。”

纳南塔蒂是一个我在美国时从未为之效劳过的印度人。他自称是有钱的商人，一个珠宝商，在巴黎拉斐特大街有一套豪华房子，在孟买有一座别墅，在大吉岭[2]又有一所带游廊的平房。我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个笨蛋，不过笨蛋有时却具有聚起一大笔财富的天赋。我当时不知道他曾在纽约给旅馆老板留下两颗大珍珠抵账。我觉得好笑的是，这个小个儿曾一度在纽约那家旅馆大厅里摇来晃去，他拄着乌木手杖，将侍者挥来斥去，为客人订午饭，使唤茶房去买戏票，按天租用出租车……这时他衣袋里却一文钱都没有。他只有脖子上挂的那一串大珍珠，把这些珠子一个个卖掉换钱用。我还觉得好笑的是，他常傻气十足地拍拍我的背，感谢我对那伙印度人不错。“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安德里……非常聪明！”他还告诉我某位好心的神会报答我的善举。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一回我建议向纳南塔蒂借五美元，这些聪明的印度人都嗤嗤地笑。

我现在纳闷的是，这位好心的某某神将如何报答我的善举。我不过只是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的奴仆，时刻得听从他的吩咐。他这儿需要我，这是他当面告诉我的。一走到便盆旁他便嚷道：“安德里，请给我拿一壶水来，我要擦一把。”这位纳南塔蒂从不愿用手纸，想必这是同他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的吧。他不用手纸，却要一壶水和一块破布。他还挺娇嫩，这个又肥又矮的家伙。有时我正在喝一杯他扔进一片玫瑰花瓣的淡茶，他来了，冲着我的脸迸出一个响屁。他从来不会说“对不起”！他的古吉拉特语词典上想必没有这句话。

我来到纳南塔蒂的公寓这天他正在做沐浴仪式，也就是说，他正站在一只脏水钵前，努力把一只弯曲的胳膊伸到颈后。钵边摆着一只铜制高脚杯，那是他用来换水的。他要我在沐浴仪式期间别出声，于是我便按他的吩咐一声不响地坐着，看他歌唱、祈祷，不时朝水钵里吐水。这就是他在纽约时谈到的那套豪华房间了！拉斐特大街！我觉得这就是纽约的一条主要街道。我只想到住在这条街上的百万富翁和珠宝商人。当你在大洋另一边时，拉斐特大街听起来蛮不错。同样，当你在大洋这一边时，纽约的第五大道也不赖。人们简直想象不出这些漂亮街道上的垃圾有多么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来到这儿，坐在拉斐特大街上的这套豪华公寓里，而这个疯疯癫癫、胳膊弯曲的家伙正在举行清洗自己的仪式。我坐的那把椅子是破的，床已散架，墙纸破烂不堪，床下一只打开的箱子里塞满脏衣服。从我坐的地方一眼便可看到下面那个穷酸的院子，拉斐特大街的贵族就是坐在那儿抽陶土烟斗的。纳南塔蒂唱赞美诗时，我不禁想象他在大吉岭的那所带游廊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他的诵唱和祷告没完没了。

纳南塔蒂对我解释说，他必须按照这种规定的方式沐浴，这是他所信仰的宗教要求的。不过星期日他便在一只锡澡盆里洗澡，他说神灵看到会眨眼睛的。穿好衣服后他便走到碗橱前，跪在摆在第三层的一个小神像前，一遍遍背诵那些别人听不懂的祷告词。他说，如果你每天都这样祷告便不会出什么事情，那位不知名的好心神灵绝不会忘记一个听话的仆人。接着他让我看那条扭曲的胳膊，是在一次出租车事故中撞的，那天他无疑忽略了这套完整的又唱又跳的仪式。他的胳膊活像一只破损的指南针，早已不再是一条胳膊，却变成加上一条胫骨的指关节。自从这条胳膊修好后，他的胳肢窝里就长出一对肿胀的腺体，又肥又小，同狗的睾丸一模一样。在为自己的痛苦而哀叹的同时他突然想起医生曾推荐过一个较为宽松的食谱，于是马上恳求我坐下来拟一份有大量鱼肉的菜单。“还有，牡蛎怎么样，安德里?可以用它做小菜。”可是这一切不过只是叫我嘴馋而已，他根本就不打算给自己买牡蛎、肉、鱼，至少我在这儿期间他不会买。眼下我们得靠吃小扁豆和米饭摄取营养，还有存在顶楼上的各种干货，连上星期买来的奶油他也不肯浪费。他炼奶油时散发出的气味叫人受不了，从前他一炼奶油我就得先逃出去，现在已经可以坚持下来。若是我受不了，把吃到肚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他才高兴哩，那样他可以把我吐出的东西和干面包、发霉的奶酪以及他自己用不新鲜的牛奶加发臭的奶油做的小油饼干一起储存在碗柜里。

看来过去五年来他屁事都没干过，一分钱的买卖也没做成，他的生意全完蛋了。他同我谈起印度洋里的珍珠——可以指望凭它过一辈子的大珍珠。他说阿拉伯人把这生意毁了，同时每天都向那个某某神祷告，这使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他跟这位神交情不错，明白如何哄骗他，如何从他那儿骗几个钱用。这全然是一种商业交往。作为对每天橱柜前那番恭维话的酬劳，他得到一份豆子和大蒜，更不用说腋窝里那对肿胀的睾丸。他坚信最终一切都会变得圆满，那些珠子有朝一日会卖出去，也许再过五年，也许再过二十年，等布玛鲁姆神乐意的时候。“等买卖再度兴隆了，安德里，你替我写信就会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润。不过安德里，你得先写封信看看我们是不是能从印度贷款。等对方答复得六个月，也许七个月……印度的船开得太慢。”这家伙一点儿时间概念都没有，有时我问他睡得好不好，他便说：“哦，好，安德里，睡得好极了……有时候我三天睡了九十二个钟头呢。”

早上他通常很虚弱，什么事都做不了。他的胳膊！那可怜的、歪七扭八的、丁字形的胳膊！有时，看到他把它扭着伸到颈后，我便纳闷怎样把它再放回原处。若不是他腆着一个大肚子，他便会令我忆起梅德拉诺马戏团里的一个柔术演员，只需要再摔断一条腿就行。每当他见我扫地毯，见到我扬起一大团灰尘，他就像一个小矮人一样咯咯叫开了。“好！干得好极了，安德里。现在我就要捡起那些难扫的东西啦。”这话是说我漏掉了一点儿灰尘，这是他挖苦人的礼貌方式。

下午，总会有几个从珍珠市场上来的老朋友到家里拜访他，全是温文尔雅、满口甜言蜜语的狗东西，都有着一对母鹿般含情脉脉的眼睛。他们围坐在桌旁喝花茶，嘴里发出很响的嘶嘶声。这时纳南塔蒂像一个自负的小官吏一样上蹿下跳，或是指着地板上的一点点灰尘用油滑的腔调对我说：“请你把它捡起来好吗，安德里?”客人们一到，他便故作殷勤地走到橱柜那儿取出干面包片，那还是他一星期前烤的，吃起来有一股强烈的腐烂木头味。哪怕一点儿面包屑也不能扔掉。如果面包变得太酸，他便拿下楼去给那个看门人，据他自己说这人对他一直很好。也是据他自己说的，这个看门人得到不新鲜的面包很高兴，要用它做面包布丁。

有一天我的朋友阿纳托利来看我，纳南塔蒂很高兴，一定要挽留阿纳托利喝茶，一定要他尝尝干巴巴的小油饼和不新鲜的面包。他说：“你一定要天天来教我俄语。很好的语言，俄语……我想学会说俄语。那话是怎么说的，安德里?波什特[3]?请你替我把它写下来，安德里……”我仍然要在打字机上把它打出来，这样他可以观察我的手法。他在收到撞坏他胳膊的人付的赔偿费后买来这部打字机，因为医生推荐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不过没多久他就对打字机腻味了，因为这是一部英国造的打字机。

他听说阿纳托利会弹曼陀林，便说：“太好了！你一定天天来，教我玩这种乐器。等生意好一点儿，我也要买一把曼陀林。这对我的胳膊是有好处的。”第二天，他从看门人那儿借来一部留声机。“请你教我跳舞，安德里。我的肚子太大啦。”我倒希望他有朝一日买一块上等牛排，这样我就可以对他说：“请你替我咬一口，无足轻重先生。我的牙不大好！”

我刚才说过，自从我到来以后，纳南塔蒂就变得格外挑剔。他说：“昨天你犯了三个错误，安德里。第一，你忘了关上卫生间的门，里面嗡嗡响了一夜；第二，你让厨房窗子开着，结果今早窗子被打破了；第三，你忘了把奶瓶放出去！睡觉前一定要想着把奶瓶放出去，早上一定要记着把面包端进来。”

他的朋友凯皮每天来看看有没有来自印度的客人，他等纳南塔蒂一出门便匆忙奔向食品橱，吞下藏在一只玻璃罐里的一条条面包。他坚持说面包已经不新鲜了，不过仍像老鼠一样很快把它吞下去。凯皮是一个小偷，是寄生在人身上的虱子，他让自己牢牢地吸附在哪怕是最穷的同胞的皮肤上。根据凯皮的观点，这些同胞全是大富豪。为一支马尼拉雪茄和买一杯酒的钱他愿意舔随便哪一个印度人的屁股。记住，印度人的屁股，英国人的可不行。他有巴黎每一家妓院的地址，还有价目表，甚至从花十法郎便能嫖一回的下等妓院中他也能得到一笔小小的佣金。他还知道到达你想去的地方的最近路线。他先问你愿不愿坐出租车去；如果你不愿意，他就提议坐公共汽车；如果觉得车费太贵就坐电车或地铁去。他或许会主动提出步行送你去，节省一两个法郎，因为他很清楚途中一定会路过一家烟铺，你只好给他买一支雪茄。

从某种意义上讲，凯皮是一个有意思的人，除了每夜同女人睡一觉之外，他根本没有别的野心。他挣的钱少得可怜，却把每一文都掷在舞厅里。他在孟买有一个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向又蠢又没有心眼、上了他的当的女仆求婚。他在孔多塞街有一间小房子，每月房租六十法郎。墙壁是他自己裱糊的，为此他很自豪。他的钢笔里灌的是紫罗兰色的墨水，因为这种颜色比较持久。他自个儿擦皮鞋、熨裤子、洗衣服。为了一支雪茄，你若称其为“方头雪茄”也行，他乐意领着你走遍整个巴黎。你若驻足看一件衬衣或是一颗衬衫领扣，他便马上来精神了。“别在这儿买，”他会说，“他们要价太高。我带你去一个便宜些的铺子。”你还来不及想，他便把你匆匆拉到另一个橱窗前，还是同样的领带、衬衣和衬衫领扣。也许还是原先那间铺子，只是你看不出来。一听到你打算买点儿什么，凯皮便活跃起来，他问你许多问题，把你拽到许多铺子里去，最后你会不可避免地口渴，只好请他喝一杯。接着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又置身于一家烟店里，也许仍是原先那家！凯皮油腔滑调地低声说：“请你行行好，给我买支雪茄吧！”不论你打算做什么，哪怕只是走到前面拐弯处，凯皮都要帮你省劲儿。他要指给你最近的路，东西最便宜的铺子，菜给得最多的饭馆，因为不管你打算干什么都非经过一家烟店不可。爆发一场革命也好，工厂停工也好，实行检疫隔离也好，舞曲一奏响凯皮一定会出现在“红磨坊”、“奥林匹亚”或“红天使”舞厅里。

那天他带来一本书让我看，书中讲的是一位神职人员和一家印度报社的编辑之间一场广为人知的官司。似乎是编辑公开指责该神职人员生活堕落，进而指控他有性病。凯皮说准是梅毒，纳南塔蒂却断言是淋病。在纳南塔蒂口中，一切都得稍微添油加醋一番。究竟那是什么病，谁也无从得知。纳南塔蒂开心地说：“安德里，请你说说书上讲些什么。我没法儿看，我的胳膊痛。”接着，为了给我鼓劲儿他又说：“这是一本讲睡女人的好书，安德里。凯皮是专门为你拿来的。他什么都不想，专想姑娘的事儿。他睡过那么多姑娘，正像克利须那[4]一样。我们不大相信这件事儿，安德里……”

过了一会儿，他带我上顶楼去，这儿塞满从印度运来的锡罐和破烂，裹在粗麻布和厚纸里。他说：“我把姑娘们带到这儿来。”接着又闷闷不乐地补充道：“我干女人不太拿手，安德里。现在我已不再干她们了，只是搂着她们说说那些话，现在我只愿意说那些话儿。”没有必要再听他说下去，因为我知道他又要讲起他的胳膊。我看到他躺着，撞断的胳膊在床边荡来荡去。叫我吃惊的是，他又补充一句：“我干女人没有多大本事，安德里。我从来就不是一把好手。我兄弟才叫棒呢！每天三次，天天如此！凯皮也不错，同克利须那一样。”

现在他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件事情”上。来到楼下的小房间里，他跪在敞开的食品橱前向我讲述一度有钱的情景，那时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每逢假日他便带老婆到万国宫租一个房间过夜，每间房子的式样都大相径庭，他老婆很喜欢那儿。“那是一个嫖的好地方，安德里。我知道所有的房间……”

我们厕身的小房间墙上贴满照片，家族中每一分支都有照片，俨然就是印度的缩影。这个家系图上的大部分成员看起来犹如枯萎的树叶，女人们都显得弱不禁风，目光里有一种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神情；而男人们却显得机警、聪明，一副受过教育的黑猩猩派头。他们全在这儿，大约有九十人。照片上还有白色阉公牛和牛粪饼，他们枯瘦的腿和老式眼镜；偶尔人们还在照片背景上看到一片干燥的土地，一截就要倒塌的墙，一尊胳膊弯曲的神像，那是一种人形的蜈蚣。这幅人物群像有一种十分怪诞，非常不谐调的气氛，看到它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想起从喜马拉雅山脉一直延伸到锡兰[5]山巅的一大片寺庙。这是一大批建筑物，美得叫人惊叹不已，同时它们却又显得很可怕。那是丑恶的恐怖，因为正是它的富饶似乎使印度的沃土丧失肥力，种种阴谋萌生，最终变得动荡不安。瞧瞧寺庙前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一个人便会受到这些英俊的黑皮肤人群的极大感染。这些人在过去三千年或更长的时间里通过性交将自己的家谱神秘地同别的民族融合在一起。这些羸弱的男女目光炯炯有神，从照片里放射出来。他们像那些英武有力的塑像投下的消瘦影子，这些石塑、壁画上的人物遍布整个印度，以便让在这儿相互融合的各个种族的英雄神话传说永远长存，留在同胞心中。我看到的只是这石雕广阔梦境的一个片断，这些行将倒塌的呆板大厦上装饰着宝石，凝聚着人类的精液。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奇思遐想叫我全然沉溺于其中，也使源于不同人种的五亿人民表现出他们最微妙的渴求。

纳南塔蒂现在唠叨起那个生孩子时死去的妹妹，种种无以名状、乱七八糟的怪念头一起涌上我的心头。她也在墙上的照片上，一个十二三岁、又瘦又羞怯的小姑娘，拉着一个糊涂老头的胳膊。十岁时她就嫁给这个老色鬼，在此之前这老家伙已经埋葬掉五个老婆。她生过七个孩子，自己死去时却只剩下一个孩子还活着。把她嫁给这老丑八怪为的是保住家里的珍珠，据纳南塔蒂说，她快死去时对医生低声说：“我已厌倦了这他妈的……我不愿再跟人睡下去，大夫。”纳南塔蒂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神情严肃，用那只枯萎的手搔搔头。他说：“安德里，跟人睡觉是一桩很糟糕的事情。我要教给你一个词，它可以叫你永远吉祥如意。你一定要天天念，一遍遍地念，一定要念上一百万遍。这是天下最好的一个词，安德里……现在就念呀……OOMAHARUMOOMA！”

“OOMARABOO……”

“不对，安德里……是这样的……OOMAHARUMOOMA！”

“OOMAMABOOMBA……”

“不对，安德里……是这样的……”

……花了一个月时间，纳南塔蒂才偷偷赶到我前头，但他每星期要记住比一个词更多的东西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光线不好，书的印刷很拙劣，封面破烂不堪，书页破损，翻书的手指很笨拙，跳狐步舞的跳蚤，埋伏在床上的虱子，他舌头上的泡沫，时常带的几分醉意，喉咙里的肿块，酒壶里的酒，发痒的手掌，呼哧呼哧呼吸时的痛苦，疲惫得坠入雾中的脑瓜，良心的抽搐，盛怒，肛门里喷出的气体，胃中的火，发痒的屁股，顶楼上的老鼠，以及耳朵里的喧嚣和尘土。

若非命运之神干预，估计我永远也摆脱不了纳南塔蒂的摆布。碰巧，一天夜里凯皮问我愿不愿带他的一个顾客去附近一家妓院。这个年轻人刚从印度来，手头比较拮据。他是圣雄甘地手下的人，是“食盐纠纷”[6]期间向海边历史性进军的队伍中的一员。他曾发誓不近酒色，不过我看他是甘地的一位非常好色的信徒，而且显然很久没有碰过女人啦。我能做的只是把他领到拉费里埃大街为止，他活像一条伸出舌头的狗，而且简直就是一个自负、虚荣的小鬼！他穿一身灯心绒西装，戴顶贝雷帽，拎着一根手杖，打一条丝质宽领带。他还买来两支钢笔、一部小照相机和一些花哨的内衣。他花的钱是孟买商人们捐赠的，他们要送他去英国传播甘地的教义。

一走进汉密尔顿小姐的妓院，他就激动得无法自持。看到身边围着一群赤裸裸的女人，他便惊恐万状地望着我。我说：“挑一个，你可以随便挑。”他慌得茫然不知所措，竟不敢看她们一眼。他的脸涨得通红，小声道：“你替我挑好了。”于是我不慌不忙地审视她们一番，挑出一个身段很丰满的年轻小妞，看来她的身体不错。我们在接待室里坐下，等饮料送来，鸨儿问我为什么不也找个姑娘。这个年轻的印度人便附和道：“对了，你也挑一个。我不想独自跟她待在一起。”于是鸨儿又把姑娘们全领进来，我给自个儿也挑了一个姑娘，个头挺高、挺瘦，有一双悲戚戚的眼睛。此后众人都走了，把我们四人留在接待室里。过一会儿，那位青年甘地俯过身来耳语几句。我说：“行啊，你若是喜欢她，就带她去吧。”于是我很为难，相当不好意思地对两个姑娘解释说我和印度人想调换女伴。我马上看出是我们失礼啦，可我的年轻朋友此刻已经激动、发情了，什么也顾不得，只好上楼去，干完那件事拉倒。

我们来到两间紧挨着的屋子里，中间有一扇门相通。我估计，我的伙伴打算在满足了迫切的、急不可耐的欲望以后还要再跟我把姑娘换回去。姑娘们刚刚离开屋子去做准备，我便听到他在敲门。他问：“请问卫生间在哪儿?”我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劝他在坐浴盆里方便。姑娘们手里拿着毛巾回来，我听到印度人在隔壁房间里格格傻笑。

正在穿裤子，我猛然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骚动。那位姑娘在高声叫骂，骂印度人是猪猡，是一头肮脏的猪猡。我弄不明白他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居然令这个姑娘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一只脚伸在裤腿里，全神贯注倾听。他试图用英语向她解释，嗓门越提越高，最后尖声大叫起来。

我又听到一扇门砰地摔上，接着鸨儿猛冲进我的房间，脸红得像甜菜，两只胳膊疯狂地乱比画。她尖声叫道：“你应该害臊，居然把这样的人带到我这儿来！他是野人……他是一头猪……他是……”这时我的伙伴就站在她身后，恰好在门口，脸上一副极其狼狈的表情。我问他：“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都干了些什么?”鸨儿嚷道，“我带你去看……随我来呀！”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隔壁屋里。“看呀！看呀！”她高声叫着，指给我看那个坐浴盆。

“走，咱们走。”印度小伙子说。

“等一下，你不能就这样轻轻松松一走了之。”

鸨儿站在坐浴盆旁，气得唾沫星子乱飞。两个姑娘也站在那儿，手里捏着毛巾。我们五人都站着看那只坐浴盆，只见那盆水中漂着两截极粗的大便。鸨儿俯下身在盆口盖上一块毛巾。她哭喊道：“可怕！真可怕！我从未见过这种事情！一头猪！一头肮脏的猪！”

印度人以责备的目光望着我道：“你早该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它冲不下去。我问你该去哪儿，是你告诉我用这个的。”他都快哭啦。

后来鸨儿把我拉到一边，现在她已经理智一点儿了。不论怎样，这只是一场误会。兴许两位先生愿意下楼再喝一杯，为了两个姑娘，她俩都给吓坏了，她们没有经历过这类事情。假如两位好先生愿意酬劳那个女仆一下……那个，那一摊东西，那摊脏东西女仆收拾起来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她耸耸肩头，挤挤眼睛。这是一桩可悲的事情，不过也是一次意外事故。先生们在这儿稍等一下，女仆马上就端酒来。先生们来点儿香槟好吗?

“我想离开这儿。”印度人有气无力地说。

鸨儿说：“别太难过。事情已经过去了。有时会出差错的，下一回你就会问卫生间在哪儿了。”她继续谈到卫生间，似乎每层楼有一间，还有一间浴室。

她又说：“我有很多英国客人，都是绅士。这位先生是印度人?印度人是很可爱的民族，那么聪明，那么漂亮。”

待我们出来走到街上，这位可爱的青年绅士差一点哭出声来。他很懊悔买了一套灯心绒衣服、一根手杖和两支钢笔，他讲起发过的八个誓，不饮酒之类的八戒。向丹迪海岸跋涉途中，他们连一碟冰淇淋都不准吃。他还给我讲纺车的故事，讲圣雄甘地手下的一小批不合作主义者如何效法他们宗师的献身精神。他自豪地回忆怎样在甘地身边步行，同甘地谈话，于是我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同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一位待在一起。

以后几天我们经常见面，他要安排同新闻记者会面，还要给在巴黎的印度人演讲。看到这些没有脊梁骨的恶魔互相使唤倒也有趣，同样有趣的是看到他们每当涉及具体事务之时便束手无策的样子。这些小气而又卑鄙的对手们互相猜忌、滥施阴谋。无论在哪儿，只要有十个印度人待在一起，就准会出现一个包含各种团体和宗派的小印度，充满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对立。在甘地的感召下他们尚能暂时奇迹般地抱成一团，一旦甘地去世便会出现分裂，重新患上内部纷争和混乱这种印度人的痼疾。

这位印度青年自然是乐观的，他到过美国，并且受到美国人廉价理想主义的不良影响。他受到蛊惑，被无处不在的浴缸、卖小摆设的五分一角商店、熙熙攘攘的人群、高效率、机械化、高工资、免费图书馆等蛊惑。他的理想是把印度美国化，他根本不赞同甘地的倒退狂热。像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他只是要前进。听他讲述美国观感后，我看得出来，指望甘地实现那个必将彻底击败命运安排的奇迹是十分荒谬的。印度的敌手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印度的敌手是时代精神，是时钟上一只无法拨回的指针。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消除这种毒死整个世界的病毒，美国即意味着毁灭的厄运，她会把全世界拖入无底深渊。

这个印度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民族，他讲起那些曾资助过他、容易轻信的人：教友派教徒、唯一神教派教徒、通神论者、新思想者、安息日会员，等等。这个机灵的年轻人懂得如何见风使舵，他会在适当的时机让泪水涌出眼眶。他懂得如何募集捐款、如何哀求牧师的太太、如何向母亲和女儿同时调情。乍看起来，你把他当作一位圣人。他也的确是现代的新潮圣人，一位受过玷污的圣人，他能一口气讲一大串关于爱情、友爱、浴缸、卫生设备和效率之类的事。

他在巴黎逗留的最后一夜都奉献给“那件事情”。白天他的日程完全排满：出席会议、拟电文、会晤、让报纸记者拍照、情意缠绵的道别、向组织里的中坚分子提出忠告，等等，等等。到了吃晚饭时，他决定把烦恼暂且抛在一边。他要来香槟酒佐餐，朝侍者噼噼啪啪捻手指，总之他的举止正符合其身份：一个粗莽的小乡巴佬。好玩的地方已去得够多，他便提议由我带他去一个原始一点儿的场所。他愿意去一个非常便宜的地方，一次叫两三个姑娘。于是我带他沿着夏佩尔林荫大道走，一路上不停地告诫他小心钱包。在奥贝维利埃附近，我们闯进一家下等妓院，身边立即围上一群姑娘。没过几分钟他就同一个光屁股姑娘跳起舞来，这是一个大块头金发女郎，肥得下巴上尽是皱褶。有十来次我看到镶满整个房间的镜子里映照出她的屁股，印度人黑瘦的手指执拗地搂着她。桌上摆满啤酒杯，钢琴在喘息。没有主顾的姑娘们都静静地坐在皮椅子上，像一窝黑猩猩一样默默地搔痒。这儿似乎有一种被压抑的混乱气氛，一种被压制下去的暴力行为，仿佛期待中的爆炸需要某种十分细微的细节安排，某种细微而又全然无准备、完全不可预见的东西。这种迷迷糊糊的幻想状态既允许人置身于一个事件之中又让他保持冷漠，在这种状态中，那尚未可知的小小细节开始模糊而又执着地凝聚，形成怪异的晶体，像窗子上结的霜。那些霜状的晶体显得那么怪诞，那么彻底无拘无束，那么奇形怪状，然而它们的命运却要由最最严酷的自然法则操纵。我心中产生的感情亦是一样，它也要服从一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我的整个生命要服从环境的支配，这是它以前不曾经历过的。可以称为我身体躯壳的东西好像在变小、压缩。平常干瘪的肌体也在蜷缩，其表皮只能感觉到神经末梢的调节。

我的实质越真实，越实在，近在咫尺，看得见摸得着，把我从中挤出来的现实也就变得越微妙，越不可捉摸。我变得金属一般坚强，而我眼前的景物却以同样的程度变得越来越虚浮。紧张状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再加上一丁点儿外力，哪怕是极小的一点点，也会粉碎一切。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体验到那种超然的明晰，据说只有癫痫病人才具有这种洞察力。我已完全丧失时间和空间幻觉，与此同时世界沿着一条没有轴的子午线在上演它的戏。在这转瞬即逝的永恒中我觉得一切都有道理，都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我还体验到将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抛在后面的内心中的激烈思想斗争。我感到罪恶在这里蠢蠢欲动，将在明天大吵大闹地出现。我感受到如在杵臼中被捣碎的苦痛，感受到掩面痛哭的悲哀。在时间的子午线上毫无正义可言，只有创造真实和戏剧幻觉的行动诗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一旦同无限的宇宙相遇，那种使乔答摩[7]和耶稣显得像神的大慈大悲精神就荡然无存。可怖的事情并非人类从这堆粪中创造出玫瑰花，而是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居然想要得到玫瑰花。人类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寻找奇迹，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从血泊中跋涉而过。他们用各种主义使自己败坏，只要一生中有一秒钟可以闭上眼睛回避令人厌恶的现实，他们乐意让自己萎缩为一个影子。丢脸、耻辱、穷困、战争、犯罪、无聊，一切都可以忍受，因为他们坚信一夜之间会发生某种事情，会出现一个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奇迹。与此同时，人体内有一只仪表在运转，没有人能伸手进去让它停止。有人在大嚼生命之面包，狂饮生命之酒，与此同时有位肮脏的、肥蟑螂一样的牧师躲在地下室里大吃大喝。地面上的街灯下有一个鬼影似的主人咂咂嘴唇，血淡如水。在无止尽的折磨和苦难中没有奇迹出现，甚至连一星半点的慰藉都没有。只有思想，苍白无力、必须靠屠杀养肥自己的思想，像胆汁一样产生的思想，像猪的肚子被刀豁开后露出的内脏一样的思想。

于是我想到，假如这个人类永远朝思暮想的奇迹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这位甘地的忠实弟子在坐浴盆里拉的两截粗粗的大便，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假如在宴会桌已摆好，吃饭的铃声已响起的最后一刹那，在事先并没有告知大家的情况下，一只大银盘突然被端上来。连瞎子也可以看到上面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地摆着两截粗粗的大便，我认为这才是最让人惊叹不已的奇迹，比人们盼望的任何奇迹更加刺激。大家都不会预料到，所以说这是叫人惊叹不已的。它又比最最荒诞的奇思异想更叫人惊叹不已，因为虽然人人都可能猜到这种可能性，却没有一个人猜中，而且今后也不见得会有人猜中。

不知怎么搞的，意识到没有一件事情会有成功的指望反倒对我产生有益的影响。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少年来，实际上是一辈子，我一直在盼望发生什么事情，某些改变我的生活的外来事件。现在，猛然受到启发，意识到一切皆没有指望，我觉得如释重负，觉得肩上一个沉重负担已卸下。黎明时分，我同这个年轻的印度人分手，事先向他讨了能租一间房的几个法郎。朝蒙帕纳斯走去，我打定主意让自己随波逐流，对命运不做丝毫抵抗，不管它是凶是吉。迄今为止，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尚不足以毁灭我。除了我的梦幻，它现在倒也还不曾毁掉什么。我未受损害，这个世界也未受损害。明天也许会爆发一场革命，出现一场瘟疫，发生一场地震；明天也许不会剩下一个可以寻求同情、帮助和信任的人。我认为这场大灾难已经显露出迹象，我再也不会像此时此刻这样真的一人独处。我打定主意不再坚持什么，也不再指望什么。从今以后，我要像牲口一样生活，像一只猛兽，一个流浪汉，一个强盗。假如宣战，我命中注定要上前线，我会抓起刺刀去杀戮，一直戳到刀柄处。如果那天的命令是强奸女人，那么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强奸。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人类天性中可曾有哪一种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发生根本的、重大的改变?实情是，人类被他称之为自己天性中较好的那一部分叛卖。在精神生活的极限上，人类再次发现自己像野人一样赤裸着身子。可以说，当人类找到上帝时他们自己已被剔去所有的肉，成为一个骨架。为了重新长上肉，他必须再活一遭。“上帝”这个词必须变成肉，这是灵魂的渴求。不论眼睛看到多么碎的面包屑，我都要猛扑上去把它吞下。若是活着便是至高无上的事情，我就活着，哪怕为此一定要成为一个吃人生番也罢。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设法保住我这宝贵的臭皮囊，保住包裹骨头的那几块肉。这种生活该完结了，我已忍耐到极限，我的脊背已贴到墙上，无法再后退。就历史的演变而言我已死去，倘若还存有希望我只好再赶回来。我已找到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去，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我已告别的世界是一个动物园，黎明正在一个新世界里降临。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精瘦的灵魂挥舞着锋利的爪子在其中漫游。如果我是一只鬣狗，我准是一只瘦弱、饥饿的鬣狗。我这就出发，去喂肥自己。

【注释】

[1] 原文是Endree，此处可能是纳南塔蒂的口音问题，把Henry念成Endree。

[2] 大吉岭是印度靠近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镇，位于西孟加拉，以产茶闻名。

[3] 原文是俄文，意为“红甜菜汤”。

[4] 即黑天，印度教诸神中最受崇拜的一位神祇，是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诸神之首，世界之主。

[5] 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

[6] 1930年3月12日，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发起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他带领群众向丹迪进军，抗议英国人强加食盐税，史称“食盐进军”。

[7] 释迦牟尼的俗姓。

第八章

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这是先前约好的。他曾预先告诉过我，如果不开门就是说他在同某人睡觉，也许是他那个格鲁吉亚女人。

他还是露面了，刚刚大吃大喝过一顿，不过像往常一样显得疲惫不堪。他一起床就诅咒自己，诅咒工作，诅咒人生。他一起床便百无聊赖，心烦意乱，想到自己昨夜没能死去便懊恼不已。

我在窗旁坐下尽力劝慰他一番，这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必须哄得他真的起床。早晨，凌晨一点到下午五点都是他所说的“早晨”；依我看，他常利用早晨的时光沉湎于幻想之中。多半是重温往昔的旧梦，回忆他的“婊子们”。他努力去回想她们是如何离开他的，在一些关键时刻同他说过什么，他是在哪儿干她们的，尽是诸如此类的琐事。他躺在床上咧着嘴笑，诅咒谩骂，同时以那种奇怪的、令人生厌的方式用手指比画，似乎表明他对此类事情已深恶痛绝，不屑用语言表达。床头挂着一只灌洗器，这是他用来应付“紧急情况”的，是为“处女们”预备的。他总像一头警犬一样追逐她们，同某一位这些神话中的动物睡过后，他仍称她为处女，而且几乎从不提她的姓名。“我的处女”，他总是这么说，如同说“我的格鲁吉亚婊子”一样。走进卫生间之前他说：“如果我的格鲁吉亚婊子来了，叫她等我，就说这是我说的。听着，你若愿意要就要她好啦，我已经厌烦她了。”

他斜眼看看天气如何，深深叹口气。若是下雨，他便说：“他妈的这鬼天气，叫人难受。”若是阳光明媚，他便说：“他妈的这鬼太阳，叫人睁不开眼。”正要刮胡子时，他猛然想起没有干净毛巾。“这个他妈的鬼旅馆，他们太吝啬，连每天给一块干净毛巾都舍不得！”不论他干什么，到哪儿去，事情总是不对头，不是来到一个他妈的国家便是找到一个他妈的工作，或者就是某一个他妈的烂婊子无视他的存在。

他漱漱口说：“我的牙齿全坏了，这都是因为他们这儿给人吃他妈的鬼面包。”他大张开嘴，扯开下唇叫我看。“看见了吗?昨天我拔了六颗牙。要不了多久我就得重装一副假牙，这就是为生计奔波的结果。我到处游荡的时候全部牙齿都好好的，眼睛也很明亮。现在再看看我！我还能干婊子倒真不简单。老天，我想找个有钱的婊子，像卡尔那个小滑头找的一样。他给你看过那个婊子给他写的信吗?你知道她是谁?他不肯告诉我她的名字，这个狗东西，他怕我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他又漱漱口，盯着空出的牙洞察看了很久。“你比我走运，”他忧伤地说，“至少还有朋友。而我，除了那个用他的阔婊子逗我发疯的小东西以外，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他说：“听着，你认识一个叫诺尔玛的婊子吗?她整天在多姆大饭店附近闲荡，我看是一个搞同性恋的。我昨天把她带到这儿来，在她屁股上搔痒。她什么都不让我干。我把她弄到床上……甚至把她的内裤褪下来……后来我厌恶了。老天，我再也不愿那样勉强什么人，那不值得。她们要么干，要么别干，浪费工夫跟她们搏斗是愚蠢的。你正跟一个小婊子拼命搏斗的时候，也许外面露天咖啡座里有十来个婊子恨不得马上跟你睡呢。这是真的，她们全是为了被放倒才到这儿来的。她们认为在这儿干有罪……可怜的大波妹！有些从美国西部来的教师是货真价实的处女……我说的全是真的！她们整天这儿坐会儿那儿坐会儿，就惦着这事，你根本不用怎么挑逗她们，她们正巴不得呢。那天我上了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她说她已有六个月没跟人睡过了。你能想象得到吗?老天，她十分上劲儿！我还以为她要把那玩意儿从我身上吸下来呢，她还一直哼哼唧唧的。‘你感觉怎样?怎样?’她不住地这样问，疯了似的。你知道这个婊子想干什么?她想搬到这儿来住。你想想！她问我爱不爱她，可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也不想知道。这些结过婚的婊子！老天，你若见到我带到这儿来的所有结过婚的婊子，你就再也不会想入非非了。这些结过婚的婊子比处女更糟。根本不等你动手，她们自个儿替你把那玩意儿掏出来，过后她们还要谈论爱情，真叫人恶心。告诉你，我真的恨起娘儿们的窟窿眼儿来了！”

他又瞧了一眼窗外，外面正在下濛濛细雨，五天来一直这样下着。

“乔，你去多姆大饭店吗?”我叫他乔，因为他叫我乔。卡尔同我们在一起时也是乔。每个人都是乔，这样简便些，还可以愉快地提醒你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儿。言归正传，乔不想去多姆大饭店，他在那儿欠的钱太多了。他想去库波勒饭店，想先在那儿溜达一会儿。

“正在下雨呢，乔。”

“我知道。去他妈的！我得运动运动，得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洗出去。”听他这么说，我产生一种印象：全世界都包孕在他肚子里，在里面腐烂。

穿衣戴帽时他又陷入一种半昏睡状态。他站着，一只胳膊穿过外衣袖子里，帽子斜扣在后脑勺上。他开始大声说梦话：里维埃拉避寒地[1]，太阳，在偷懒中虚掷了一辈子光阴。他说：“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他沉思着喃喃自语，同时带着最最温柔、最最阴险的微笑望着我。他问我：“喜欢我的笑容吗?”接着又厌恶地说：“老天，我若能找到一个可以这样朝着她笑的阔婊子该有多好！”

他显出极其疲倦的样子说：“现在，只有一个阔婊子能救我。一个人总是追逐新婊子便会厌烦的，这会变得机械起来。你瞧，问题在于我无法恋爱。我是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女人只是帮我做梦的，仅此而已。这是一种罪孽，同酗酒、抽大烟一样。我每天都得换一个新女人，否则就不自在。我想得太多，有时也觉得自己很好笑。我那么快就把它拔出来，这其实真的没有意义。我干那件事完全是机械的。有时我根本不在想女人，可是突然注意到一个女人在看我。好，得了，这一套又重新开始。还来不及想自己在干什么，我就把她带到屋里。我甚至不记得对这些女人们说过什么。我把她们带到屋里，在她们屁股上拍一巴掌，还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干完啦。真像是一场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不大想要那些法国姑娘，不能忍受她们。他说：“她们不是想赚你的钱就是想叫你娶她们，她们骨子里全是婊子。我宁愿跟一个处女周旋。处女们会给你一点点幻想，开始还挣扎几下。”其实全一样，我们瞥一眼那个露天咖啡座，所看到的妓女个个都是范诺登曾经睡过的。他站在酒吧门口把她们一一指给我看，他细致地描述她们，谈到她们的优缺点。他说：“她们全都不够性感。”接着他便用双手比画，心里又想起漂亮、有趣、急不可耐地要干事儿的处女。

这一番遐想刚刚进行一半，他猛然打住不再说下去。他兴奋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给我看一个鲸鱼般的大块头女人，她正打算要坐到一把椅子上去。他咕噜道：“这是我的丹麦婊子呀。看见她的屁股没有?丹麦式的。这娘儿们是多么喜欢干那件事儿呀！她简直是在乞求我。到这儿来……现在看看她，从这边看！看看那个屁股，好吗?硕大无比。告诉你，她趴到我身上时，我双手去搂还搂不过来呢，她的屁股把全世界都遮住了。她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爬进她身体里的小爬虫。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迷上她，我猜是因为她的屁股。它是那么不谐调，上面又有那么多皱褶！你无法忘掉这样一个屁股，这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其他女人或许会叫你厌烦，或许会给你一瞬间的幻觉，可是这个娘儿们，她的屁股！天啊，你不会忘记她的……那就好像上床睡觉时身上压着一座纪念碑。”

这个丹麦婊子似乎叫他兴奋起来，那股懒散劲儿一扫而光，眼睛都快要从脑袋里弹出来。当然，一件事情使他联想起另一件。他想从这家鬼旅馆里搬出去，因为这儿的吵闹声叫他心烦。他还想写一本书，这样脑子里就有事情可琢磨啦。然而那份见鬼的工作在碍事儿。“这份他妈的烂工作叫你浑身没劲儿！我不想写蒙帕纳斯……我想写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我想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弄出来……听着，把那边那个娘儿们弄来！很久以前我跟她睡过，她曾在中央菜市场附近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淫妇。她躺在床边上，拉起裙子。那样试过吗?倒也不赖。她也不催我，只是躺着玩她的帽子，我却从容不迫地在她身上使劲儿。等我达到高潮，她好像不耐烦了。‘完事了吗?’好像这根本无所谓。当然啦，是无所谓。这一点我他妈的清楚极了……只是她那种冷血动物的样子……我还真有点儿喜欢……那样子很迷人，知道吗?爬起来去擦身时她唱起歌来，走出旅馆时还在唱，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她挥舞着帽子、哼着歌儿走掉。这就是对你胃口的婊子！干起来倒还不错，我想我喜爱她还要胜过我的处女呢。可是跟一个对此根本无动于衷的女人睡觉是一件邪恶的事情，直叫你的血发热……”沉思了一会儿他问：“若是她有点儿感情，你能想象到她会怎样?”

他又说：“听着，我要你明天下午跟我一道去俱乐部……那儿有一场舞会。”

“明天不行，乔。我答应要帮卡尔帮到底……”

他又用双手比画道：“听我说，别管那个讨厌的家伙！我要你帮我一把。是这么回事：我搞到一个婊子……她应允在我不上班的晚上来跟我过夜。可我还没有完全掌握住她。她有一个母亲，你知道……算是一个画家之类的货色。每一回见面，她都要唠叨个没完。我想，实情是当妈的吃醋了。若是我先跟这个妈妈打一炮，她就不会介意啦。你明白这类事情……总之，我想你也许会乐意要这个妈的……她还不错……若是没有看见她女儿，我自己也会考虑要她的。女儿年轻漂亮，一副水灵样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她身上有一股纯洁的气息……”

“听着，乔，你最好还是去找别人……”

“唉，别这样！我知道你对此怎么看，我只是请你帮我一个小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那个老鸡婆。我想先喝醉酒，然后甩开她，可我认为那年轻的会不高兴的。她俩都是缠缠绵绵的女人，从明尼苏达还是什么地方来的。好了，明天过来叫醒我，行吗?否则我会睡过头的。还有，我要你帮我找一间房子。你知道，没有人肯帮我。给我在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僻静的街上找一个房间，我只有待在这儿……这儿让我赊账。你得答应帮我做这件事，我会时常给你买一顿饭吃的。无论如何你都要来，跟那些蠢婊子说话急得我要发疯。我要跟你谈谈哈夫洛克·霭理士[2]。老天，我已把那本书找出来三个星期了，结果一次也没读过。人待在这儿就跟烂掉差不多。你信不信?我从来还没有去过卢浮宫，也没有到过法兰西喜剧院。这些地方值得去吗?不过我看这也能多多少少叫人别胡思乱想。你整天干什么来着?不觉得无聊?为了跟女人睡觉你要干点儿什么?听我说……到这儿来。先别走掉……我很孤独呢。你知道吗?这种状况再持续一年我就会发疯的，我一定要离开这个操蛋国家，我在这儿无事可做。我明白，现在待在美国也令人不快活，反正都一样……可是人待在这儿会疯掉的……那些下贱的屎蛋整天坐着吹嘘他们的作品，所有这些人都他妈的一文臭钱不值。他们都是潦倒失意的人，这才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听着，乔，你想过家吗?你是一个有意思的家伙……你好像还挺喜欢这儿。你在这儿发现什么啦?但愿你能告诉我，我真心希望能不再想自己的事情。我心里乱极了……好像那儿有一个结……我知道我快要把你烦死了，可我一定得找个人聊一聊。我不能同楼上那些家伙聊……你知道那些狗杂种都是什么货色……都是写署名文章的人。卡尔，那个小滑头，他自私透顶。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可我并不自私，这是有区别的。我想我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我无法不想自己，这并不是我认为自己重要……只是因为我无法去想别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能爱上一个女人或许会好一些，可是我找不到一个对我感兴趣的女人。我心里乱糟糟的。你看出来了，是吗?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你怎么办?听着，我不想再强留你了，可你明早得叫醒我。一点半。怎么样?你若替我擦皮鞋，我还会多给你一点儿。还有，若有一件干净的替换衬衣，也把它带来。行吗?见鬼，那件活儿都快把我的卵蛋磨掉啦，却连一件干净衬衣都挣不来。在这儿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待一群黑鬼一样。唉，算了，见鬼！我要去散步……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出来。别忘了，明天！”

同这个叫伊雷娜的阔婊子的通信持续了六个多月。最近我天天都向卡尔汇报，好让这场恋爱开始。在伊雷娜那方面，这件事可以无限期发展下去。最近几天来双方都写了雪片似的大批信件，我们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几乎有四十页厚，是用三种语言写的。这最后一封信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旧小说的结尾，有报纸星期日增刊上摘抄下来的片言只字，有根据写给劳娜和塔尼亚的旧信重新编排过的内容，还有从拉伯雷和佩特罗尼乌斯[3]作品中胡乱音译过来的片断。总之，我们把自己累坏了。最后，伊雷娜决定同这个通信人谈谈。她终于写了一封信，通知卡尔去她的旅馆里碰头。卡尔吓得屁滚尿流。给一个陌生女人写信是一码事，去拜访她、同她做爱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到赴约前最后一分钟，他仍吓得发抖，我不由得想自己恐怕不得不替他去。我们在伊雷娜住的旅馆前下了出租车，卡尔抖得很厉害，我只好先扶着他沿这条街溜达一会儿。他已经喝下两杯茴香酒，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一看到旅馆他便快垮了。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有一个既宽阔又空旷的大厅，英国女人可以在里面呆坐几个钟头。为了提防卡尔溜掉，服务员打电话通报他到来时我一直站在他身边。伊雷娜在家，正在等他。他跨进电梯时又绝望地瞥了我最后一眼，当你用绳索勒住狗的脖子时它做出的正是这种无言哀求。穿过旋转门出来，我想到范诺登……

我回旅馆去等电话，卡尔只有一个小时，他答应去上班前告诉我结果如何。我又翻看一遍我们写给她的那些信的复写件，我试图想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就是想不出。她的信写得比我们好得多，显然信是真诚的。现在他们扭在一起了，不知道卡尔还尿不尿裤子。

电话铃响了。他的声音有些古怪，有点儿尖，既像是被吓坏了，又像是很开心。他让我代他去办公室。“给那个狗杂种怎么说都行！告诉他我快死了……”

“喂，卡尔……能告诉我……”

“你好！你是亨利·米勒吗?”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伊雷娜，她在问候我呢。她的声音在电话里非常悦耳……悦耳。一刹那间我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想说：“喂，伊雷娜，我认为你很美……我认为你美极啦。”我想跟她说一件真实的事情，不管听起来这有多么傻，因为听到她的声音之后，我知道现在一切都已经改观。可是不等我定神卡尔又接过听筒，扯着古怪的尖细嗓子说：“她喜欢你，乔。我把你的事全告诉她了……”

在办公室里，我只得为范诺登读要校对的稿子。待到休息时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脸色阴沉沉的，很难看。

“这么说这个小滑头快死了，是吗?喂，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我想他是去看他那个阔婊子了。”我平静地说。

“什么！你是说他去找过她?”他显得很激动，“哼，她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假装一无所知，他又说：“我说，你是个不错的人。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这件风流韵事?”

为了安慰他，我最后答应从卡尔那儿打听到细节后就全部告诉他，我自己在见到卡尔之前也急不可耐呢。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去敲他的房门。他已起床，在抹肥皂刮胡子。他表情平静，看不出什么，甚至看不出他会不会对我说实话。阳光从敞开的窗外倾泻进来，小鸟在吱吱叫。却不知怎么搞的，屋子比往常更加显得光秃秃的，更穷酸。地板上溅满肥皂泡沫，架子上挂着那两条从来不曾换过的脏毛巾。不知怎么搞的，卡尔一点儿变化都没有，真叫我大惑不解。今天早上整个世界都该发生变化，不论变好变坏总得变，剧烈地变。可是卡尔却站在那儿往脸上抹肥皂，全然不动声色。

“坐下……坐在床上。”他说，“你会知道一切的……不过先等等……等一会儿。”他又开始抹肥皂，接着又磨剃刀。他还提到水……又没有热水了。

“喂，卡尔，我现在很焦急。你如果想折磨我，可以过一会儿再动手。现在告诉我，只告诉我一件事……结果是好是坏?”

他在镜子前扭身，手里拿着刷子，朝我古怪地笑笑。“等一等！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这就是说你失败了。”

他终于开口了，字斟句酌地。“不，既没有失败，也没有成功……对了。你在办公室替我安排好了吗?你是怎样对他们讲的?”

我看出试图从他口中套出话来是不可能的，待他收拾好自然会告诉我，在此之前却不会。我又躺下，一言不发。他继续刮脸。

突然，他没头没脑地开口了。起初有点儿杂乱无章，后来越来越明晰，雄辩，坚决。把事情都说出来得费一番周折，不过他似乎打算要把一切都讲清楚，仿佛正在把压在良心上的一个重负卸下。他甚至又令我想起上电梯前他曾那样瞥我一眼，他反反复复提起这一点，像是要表明一切都包含在这最后一秒钟里，像是要表明如果他有力量改变局面，他就绝不会跨出电梯。

卡尔上门时，伊雷娜穿着晨衣，梳妆台上摆着一只盛着一瓶香槟的冰桶。屋里很暗，她的声音很悦耳。卡尔给我描绘屋里的全部细节，香槟酒，侍者是怎样把它打开的，酒发出的声响，她走上前来迎接他时那件罩衫如何沙沙响。他告诉我一切，唯独不谈我最想知道的。

他去找她时大约是八点，到了八点半，一想到工作他便局促不安。“我给你打电话时大约是九点，是不是?”

“是，差不多。”

“我当时很紧张，你瞧……”

“我明白。往下讲……”

我不知该不该相信他的话，尤其是在我们编造那些信件之后。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听明白了他的话，因为他讲的内容完全荒诞不经。不过，若是知道他就是这类人，他的话倒也像是真的。接着，我又想起他在电话里的声音，那又恐惧又开心的古怪调子。现在他为什么不更开心一些呢?他自始至终都在笑，活像一只红润、吸饱鲜血的小臭虫。他又问我一遍：“我给你打电话时是九点钟，是不是?”我厌烦地点点头：“是的，是九点。”现在他肯定当时是九点钟，因为他回忆起曾掏出表来看过。再次看表时已是十点钟，当时她正躺在长沙发上，两手捧着自己的奶子。他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讲给我听。到十一点，他们拿定主意，他们要逃走，逃到婆罗洲[4]去。去他妈的那个丈夫吧！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若不是他年纪大了，缺乏激情，她根本就不会写第一封信。“后来她又对我说：‘不过，亲爱的，你怎么会知道以后你不会对我产生厌倦之意呢?’”

听到这儿我大笑起来。我觉得这话很荒谬，忍不住要笑。

“你怎么回答?”

“你指望我说什么?我说，哪一个男人会厌烦你呢?”

接着他向我描绘后来发生的事情：他怎样俯身亲吻她的乳房，怎样在热烈吻过它们以后又把它们塞进胸衣里去，总之就是塞进那玩意儿里去，不管她们叫它什么。过后，他们又喝了一回香槟。

午夜前后，侍者送来啤酒和三明治，是鱼子酱三明治。据他讲，在此期间他一直急着想要去撒尿。他曾勃起过一回，不过又软了下去。他一直感到膀胱快要胀破了，可他是一个狡猾的小滑头，认为眼下的场面须要谨慎从事。

到一点半，她提议租一辆车去逛布瓦公园，卡尔心中却只想着一件事：如何撒一泡尿。他说：“我爱你……我崇拜你。你说去哪儿我都跟你去，伊斯坦布尔、新加坡、檀香山，只是现在我一定得走……太迟了。”

卡尔就在这间肮脏的小房间里向我讲述这一切。太阳照进来，小鸟疯了似的吱吱叫。可我仍旧不知道她是不是漂亮，他也仍不知道她是否漂亮。这个白痴，他连自己都不了解。他宁愿认为她不漂亮，那屋里太昏暗，还喝了香槟，他的神经又疲惫不堪。

“可你应该了解一些她的情况，假如这不全是你他妈的编造出来的。”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让我想想！不，她并不漂亮，现在我敢肯定这一点。她前额有一缕白头发……我想起来啦。这还不算很糟。你瞧，我还差点儿忘了。她的胳膊，胳膊很细……细而且干瘦。”卡尔开始走来走去，可忽然又站住。“若是她年轻十岁，我或许不会考虑那一缕白发……甚至也不注意她的细胳膊。可是你瞧，她太老啦。这样的女人每过一年都会老一大截，明年她就不是老一岁，而是老十岁，再过一年就老二十岁。我却会显得越来越年轻，至少在五年之内……”

“可这件事儿是怎么拉倒的?”我打断他又问。

“这事儿根本没、没完，我答应星期二五点左右去见她。你明白，这很糟！她脸上的皱纹在白天会显得更难看。我估计她是想叫我星期二干她，大白天干那事儿。没有人会跟这样一个婊子在大白天干，尤其是在那样一家旅馆里。我宁愿在不上班的晚上干……可是星期二晚上要上班。还不只这些，我当时还答应要给她写封信的。现在怎么给她写信呢?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狗屎，只要她年轻十岁。你认为我该跟她去吗?去婆罗洲，或别的什么她想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射击，我怕枪和所有那类玩意儿。再说，她会要求我没日没夜地干她……除了打猎就是干那事儿，别的什么也不做……可我办不到！”

“也许事情还不至于像你想的那么糟，她会给你买领带之类的东西……”

“也许你愿意跟我们一道去?嗯?我把你的情况都告诉她啦……”

“你有没有说我很穷?有没有说我需要各种东西?”

“我什么都说啦。见鬼，只要她年轻几岁一切都好了。她说她快四十啦，这就是说五十或六十了。这跟干你自个儿的妈差不多……不能这样干……这样不行。”

“可她准还有一些迷人之处……你说你亲吻过她的乳房。”

“吻她的乳房。这有什么?再说，光线暗。我告诉过你。”

卡尔正在穿裤子，一颗纽扣掉了。“你瞧，这见鬼的衣服全烂了。我已经穿了七年……不过没有掏钱。以前是套不错的衣服，现在却发臭啦。那个婊子还要给我几套衣服哩，那是我最想要的。可我不喜欢叫一个女人替我付钱，这种事我一辈子也没有干过。那是你的主意。我情愿一个人过日子。狗屁。这是一个不错的房间吧?有什么毛病?比她的房间瞧着要好得多，是吗?我不喜欢她住的豪华旅馆，我与那样的旅馆格格不入，我对她说了。她说她不在乎住哪儿……说只要我要她来，她就来跟我住在一起。你想象得出她带着大箱子、帽盒子和所有那些她随身带来带去的废物搬到这儿来的情景吗?她的东西太多，太多衣服、瓶子和其他东西。她的房间像一个诊所，她的手指头划破一点儿便不得了。她要找人来按摩，头发要烫过，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说，乔，只要年轻一点点，她就很理想。一个年轻女人的毛病都是可以谅解的，一个年轻女人也不需要有脑子，她没有脑子倒更好。可是一个老婊子即使聪明，即使是普天下最最可爱的女人，也没有多大价值。一个小娘儿们是一项投资，而一个老娘儿们却是注定要蚀本的。老娘儿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为你买东西，可那也不会叫她们胳膊上长出肉来，让她们两条大腿中间流出水来。伊雷娜不错，说实话，我认为你会喜欢她的。你跟别人不同，你不一定非干她，你尽可以喜欢她。也许你不会喜欢她那些衣服、瓶子之类的玩意儿，可你会宽容她的。她不会使你厌烦，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觉得她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她干瘪啦。她的乳房还行。可她的胳膊！我告诉过她，某一天我要把你带去见她。我谈过你的许多情况……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也许你会喜欢她的，尤其是当她穿上衣服以后。我不知道……”

“喂，你说她有钱?我会喜欢她的！我不在乎她多大岁数，只要不是丑八怪……”

“她绝不是丑八怪！你在说些什么呀?告诉你，她很有魅力，谈吐文雅，长得也漂亮……只是胳膊……”

“好吧。如果是这样，如果你不想做的话，我就去干她好啦。把这个告诉她，不过讲得和缓些。跟这样一个女人打交道一定得慢慢来。你把我带去，听任事态发展。你狠狠地夸奖我，装出吃醋的样子……去他妈的。也许咱俩会一道上她的……我们到处走走，一起吃饭……我们开车、打猎、穿好衣服。她若想去婆罗洲，让她带上我们。我也不会开枪，不过这没关系，反正她也不在乎，她只是想让男人干她，仅此而已。你一直在谈论她的胳膊，可你不必一直盯着她的胳膊看，对吗?瞧瞧这床罩！瞧瞧这镜子！这能叫生活吗?你愿意充高雅充下去，一辈子像一只虱子那样过日子吗?你连旅馆住宿费都掏不起……还是有工作的人呢。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哪怕她七十岁了，我也不在乎，那也比现在这样强……”

“好啦，乔。你替我去干她……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许我偶尔也干她一回……晚上不上班的时候。我已有四天没有拉过屎啦，身上好像粘着一种东西，像葡萄一样……”

“那就是说，你生痔疮了。”

“我的头发也在脱落……还得去看看牙医。我觉得自己正在散架。我对她说过你是怎样一个好人……你会给我帮忙的，对吗?你不那么敏感，是不是?我们若去婆罗洲，我就不会再生痔疮啦，也许会生别的病……更糟糕的病……也许是发热……或是霍乱。哼，这样生一场大病死掉也比在一张报纸上浪费生命、屁眼上长疮、裤子上的扣子全脱落好些。我盼望发财，哪怕只是一星期也好，然后再带着一种要命的病住进医院。病房里摆满鲜花，护士们跑来跑去，还有人打电报来。你若有钱他们便会好好照顾你，用棉球给你擦身，替你梳头。哼，这些我全懂。也许我运气好，不会死掉，也许我会跛腿一辈子……也许我会瘫痪，只好坐在轮椅里，可是，这样一来我也会得到别人的照料……即使我再也没有钱了。你若是病人，一个真正的病人，他们就不会让你饿死，你会有一张干净的床睡……他们会每天给你换毛巾。像现在这样，谁也不管你，尤其是你还有一份工作。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份工作就该是幸福的。你情愿怎样?一辈子当跛子，或是有一份工作……或是娶一个阔娘儿们?你情愿娶一个阔婊子，我看出来啦。你只想着吃的。可是想一想，你娶了她，结果那玩意儿再也挺不起来啦。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么，你怎么办?你只好听任她摆布，只好像一只小卷毛狗那样从她手上舔食吃。你喜欢那样，是吗?也许你不想这些事情?我什么都想。我想要选中的一套套衣服和想去的地方。可我还想着另一件事，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再也不能勃起，那些花里胡哨的领带和漂亮的衣服又有什么用呢?你甚至不能背叛她，她会一直跟着你。不，最好的办法是先娶她再马上生一场病，只是梅毒还不行，比如说霍乱，或是黄热病。这样，若是真的出现奇迹，你保住了一条命，你便会终生成为一个跛子。你也就不必再为还要干她烦恼不安，也不必再为房租发愁。或许她会给你买一辆带橡胶轮胎的好轮椅，上面还有各种操纵杆之类的玩意儿。你也许还能用手，我是指还能用手写作，要不就雇人写。对了，这是一个作家的最佳选择。一个人能指望他的手脚干什么呢?他不需要用手用脚来写作，他需要安全……安宁……庇护。遗憾的是，所有坐在轮椅里转来转去的英雄都不是作家。假如你能保证上战场只会叫人炸掉你的双腿……假如你能敲定这一点，我就会说，明天就叫我们开战吧。我对勋章根本不感兴趣，让他们留着好了。我想要的只是一辆好轮椅和一天三顿饭，然后我就给他们写本书看，这些臭东西们。”

第二天，一点半钟我去找范诺登。这天他不上班，确切地说，今夜他轮休。他给卡尔留下话，要我今天来帮他搬家。

我发现他情绪异常低落，他告诉我自己一夜未曾合眼。他在想事儿，有一件事情困惑着他。没过多久我就搞清楚了，他一直在迫不及待地等我到来，以便探听卡尔的秘密。

“那个家伙，”他开口了，指的是卡尔，“那个家伙简直是一个艺术家，他详细描述了每一个细节。他对我讲得那么细，我便知道这全是他胡编的……可我就是摆脱不了这个萦绕在心头的故事。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他话题一转，问我卡尔是否将经过原原本本都告诉过我。他丝毫没有怀疑卡尔对我是一个说法，对他是另一个说法，似乎认为卡尔编造这个故事是专门为了折磨他。他并不理会这全是捏造的，却说这是卡尔留在他脑子里的“意象”，这意象使他烦恼。即使整个故事是假的，这些意象也是真的。再说这件事情中的确有一个阔娘儿们，卡尔也的确去拜访过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至于到底真的发生过什么事情倒是次要的。他想当然地认为卡尔干脆利落地上了这个女人。他认为卡尔描述的情节或许是真的，这使他几乎发疯。

他说：“这个家伙告诉我，他跟那个女人睡过六七次。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吹牛的家伙。我知道这里面有不少假话，所以也不在乎。可他又告诉我那女人雇车带他去布瓦公园，他拿那女人丈夫的皮大衣当毯子用，这就太过分了。我估计他给你讲过司机恭恭敬敬等候他们的事儿……对了，他有没有告诉你发动机一直在突突地响?老天，他编得真像回事儿啊。只有他才想得出这样一个细节……这是一个使一件事情显得在心理上真实的小细节……听过之后你永远不会忘怀。他把谎编得那么圆，那么自然……我真奇怪，他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灵机一动现编出来的?他是一个高明的小骗子，你简直无法从他身边走开……他给你写信，那就像一夜间就粗制滥造出来的一只花盆。我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信来……我不明白他写信时的心理状态……这也是一种手淫……你说呢?”

不等我开口发表意见，或是嘲笑他，范诺登又继续他的独白。

“我估计他把一切都告诉你啦……他有没有告诉你怎样站在洒满月光的阳台上亲吻她?这话重复一遍显得很无聊，可这家伙一描述起来……我简直可以看见这个小东西抱着那个女人站在那里。他正在给她写另一封信，是从法国作家那儿偷来的有关屋顶之类的马屁废话。我早就发现，这家伙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你得找到一点线索，比如，看看他最近在读谁的作品……这不容易，因为他总是鬼鬼祟祟的。我说，若是我不知道你跟他一同去过那儿，我根本就不相信存在这样一个女人。他这样一个家伙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写信，不过他挺走运……他那么他妈的小巧玲珑，那么娇嫩，仪表又是那么浪漫，不断有女人上他的当……她们有点儿崇拜他……我猜她们是可怜他。有些婊子喜欢收到花盆似的信件……那会使她们觉得自己身价不凡……可是据卡尔说这是一个聪明女人。你应该知道的……你看过她的信嘛。你认为这样一个女人会看上他哪一点?我明白她上那些信的当啦……可是你认为她看到他本人之后又会怎样想呢?

“不过，我告诉你，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要讲讲他是怎么对我说的，你知道他是多么擅长添油加醋……嗯，他是把这个当作吊胃口的小菜告诉我的。阳台上的那一幕之后，在此之后，据他讲，他俩进屋去，他解开她的睡衣。你笑什么?他骗我了?”

“没有，没有！你说的同他讲的一模一样。说下去……”

“接着，”说到这儿，范诺登自个儿也笑起来，“接着，听仔细啦。他告诉我，她如何抬起腿坐在椅子上……一丝不挂……他就坐在地板上抬头望着她，对她说她是多么漂亮……他对你说过她长得像马蒂斯[5]笔下的一个人物吗?等一等……我要回忆一下他确切说过什么。他说了一句关于‘欧德里斯克’[6]的俏皮话……‘欧德里斯克’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是用法语说的，所以不容易记住这他妈的话……不过这话倒很好听，正像他说的那种话。也许，她还以为这话是他发明的呢……我估计她准以为他是一个诗人一类的人物呢。不过，这都没有什么……我容许他发挥想象力。可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情使我听过后要发疯。我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不断闪出他描绘的那些情景，简直无法忘怀。我觉得那是如此真实，若是没有这回事我就要勒死这个狗杂种。一个人没有权利编造这种事情，除非神经有毛病……

“我要讲到的是那一瞬间。他说，他跪在地上用他那两根细瘦的手指扒开她的眼儿。你还记得这件事吗?他说她坐着，双腿搭在椅子扶手上晃来晃去，他忽然来了灵感。这时他已经干过她几回啦……也发表过关于马蒂斯的那一番高见。他跪在地上，你听仔细，用两根手指……你听仔细，只用指尖……扳开那几朵小小的花瓣儿……滋哧，滋哧……就是这种声响。一种黏糊糊的小小声响……几乎听不到。滋哧，滋哧！老天爷，我耳朵里一夜听到的都是这响声！好像我还没有听够，后来他又告诉我，说他把脑袋埋进她的阴毛里。这时，老天爷作证，她把双腿架在他脖子上，把他紧紧夹住。这真是要我的命！想想看！想想她这样一个漂亮而又多愁善感的女人竟把腿架在他脖子上！这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这很荒诞，可听起来又像是真的。如果他只告诉我香槟酒的事，坐车在布瓦公园里游荡，甚至还有阳台上那一幕，我可能不会相信他，可是这件事太令人难以置信，反而不像是在说谎。我不相信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种事情。这件事必定有几分真实，否则我弄不明白他怎么会冒出这个念头来。你知道的，在这样一个小东西那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稀奇。也许他根本不曾干过她，可她会允许他玩玩她的……跟这些阔婊子在一起，你永远弄不明白她们指望你干什么……”

待他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刮胡子，下午已经快过去。我最终成功地把他的思路吸引到其他事情上，主要是吸引到搬家的事情上。原先人家叫他中午就腾出房子。侍女进来，看他收拾好没有，这时他正在穿裤子。他既不请求原谅也不转过身去，这使我略有几分惊奇。看着他满不在乎地站在那儿系裤扣，一边还吩咐她做这做那，我不禁吃吃笑了。他极其轻蔑地瞪她一眼说：“别管她。她不过是一头肥母猪。你想拧就在她屁股上拧一把，她不会说什么的。”接着范诺登又用英语对她说：“过来，你这婊子，把手放在这上面！”听到这话我再也忍不住，便哈哈大笑起来。这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也感染了那个侍女，尽管她不明白我在笑什么。侍女开始把钉在墙上的一排画和照片取下，这些画儿和照片上大多是范诺登本人。他用大拇指戳戳点点地道：“你，到这儿来！这儿有一件可以纪念我的东西。”说着，他从墙上撕下一张照片。“等我走了，你就用它擦屁股好了。”说完他又转向我说：“她是一个愚蠢的婊子，就算我用法语说她也不会显得聪明些。”侍女大张着嘴站在那儿，显然是认为范诺登发疯了。“喂！”他朝她大喝一声，好像她耳朵不好使似的。“喂，你！对了，说你呢！就这样……”他边说边拿起他自己的那张照片，用它擦了擦屁股。“就像这样！懂了吗?看来，你得给她画张图才行。”说着他噘起下唇，表示极度厌恶。

他无可奈何地监视着她把东西扔进几只大箱子里。“这儿，把这些也放进去！”说着，他递给她一把牙刷和装灌洗器的袋子。他的东西有一半仍摊在地板上，箱子却都已塞满。没有地方装画、书和半空的瓶子。他说：“坐一会儿，咱们有的是时间，咱们得好好想一想。你若不来，我永远也搬不出去。你看，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别忘了提醒我带走灯泡……那都是我的，还有废纸篓也是属于我的。这些王八蛋，他们让你像猪一样生活。”这时侍女下楼去拿麻绳……“你等着瞧……她会问我要麻绳钱的，哪怕只有三个苏呢。在这儿，他们给你裤子上缀一颗扣子也得要钱。这伙讨厌的、肮脏的小偷！”他从壁炉台上取下一瓶苹果烧酒，并且点头示意我抓起另一瓶。“把它带到新地方没有用处。现在把它喝光拉倒。不过别给她喝！这王八蛋，我连一张手纸也不留给她。我真想在走之前把这个地方弄个一塌糊涂。对了……想撒尿就撒在地板上。我还想在五斗橱抽屉里拉屎呢。”他对自己、对一切都十分厌恶，因而不知该做什么才能发泄怨气。他提着酒瓶走到床前，掀起床罩把烧酒洒在床垫上。这还嫌不过瘾，他用脚拼命在床垫上踩，遗憾的是鞋底没有泥。他又取下床单擦鞋，嘴里愤愤不平地喃喃道：“这样他们就有点儿事情干了。”最后，他含一口酒，脑袋向后昂着漱喉咙，待漱得心满意足才一口全吐在镜子上。“瞧着，你们这些下贱的王八蛋！等我走了好好擦去吧！”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嘴里一边咕噜着什么。看到自己的烂袜子扔在地上，他便捡起来撕个粉碎。画儿也惹得他大动肝火，他拿起一张一脚把它踹破。这是他认识的一个女同性恋者给他画的肖像。“那个婊子！你知道，她居然有胆量要我干什么?她要我把玩过的娘儿们介绍给她。我写文章吹捧她，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苏，还以为我真心崇拜她的画呢。若不是我答应安排她同那个明尼苏达州来的女人见面，她才不会白给我画这张像呢。她简直快为那女人发狂啦……像一条发情的狗一样到处跟着我们……我们没法甩掉这婊子！她差点儿没把我缠死。我烦得要死，几乎不敢再领女人到这儿来，唯恐她会破门冲进来揍我一顿。我总是像贼一样悄悄溜上来，一进来就赶快锁上门……她和那个格鲁吉亚娘儿们，她俩逼得我要发疯，一个总在发情，另一个总肚子饿。我不愿干一个饿着肚子的女人，那就像把一块吃的东西塞进她肚子里，然后又掏出来……天啊，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把那蓝色药膏放在哪儿了?那很要紧，你生过那样的疮吗?比吃一剂药还难受。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染上的。上星期这儿来过那么多女人，我大概早把她们忘了。这很有意思，因为她们身上都散发出纯洁的气息。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侍女把范诺登的东西都堆在人行道上，旅馆老板酸溜溜地站在一旁看。等东西全装上出租车，车里就只坐得下一个人了。车刚开动范诺登便掏出一张报纸把他的锅碗瓢盆包扎起来，新住处严禁做饭。待我们到达目的地，他的行李已经全部打开。若是我们到达时那个老板娘没把头探出门来，事情还不至于那么叫人难堪。她嚷道：“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范诺登被她吓住了，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是用法语道：“是我……是我，太太！”说完他又转向我恶狠狠地咕哝道：“这个糊涂蛋！看见她的脸色吗?她要给我找麻烦呢。”

这家旅馆在一条阴暗的小道后面，呈一个长方形，同一所现代罪犯教养所十分相似。衣橱很大，没有一点光泽，尽管瓷砖墙上映出的影子很堂皇。窗子上都挂着鸟笼子，到处钉着小小的珐琅牌子，用陈腐的语言请求客人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忘记那个。这家旅馆几乎一尘不染，只是穷得一贫如洗，破破烂烂，一幅衰败景象。铺着椅垫的椅子用铁丝捆在一起，令人不快地联想到电椅。范诺登的房间在五楼，上楼时他告诉我莫泊桑一度也曾在这儿住过，同时又说大厅里有一种古怪的气味。五楼上有几扇窗子没有玻璃，我们站住盯着那几位正穿过院子的房客看了一会儿。快到吃饭时间，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回屋里去，他们都显得无精打采、萎靡不振，靠诚实劳动换饭吃的人总是这副熊样儿。窗子大多敞开，昏暗的房间仿佛是许多正打着哈欠的大嘴。待在屋子里的房客也在打哈欠，或是给自己挠痒痒。他们坐卧不宁地动来动去，显然毫无目的。说他们是一群疯子也并不过分。

我们顺着走廊朝五十七号房间走去，这时前面突然有一扇门打开，一个头发蓬乱、目光像疯子一样的老妖婆在偷偷从门里窥视我们。她吓了我们一大跳，我们傻站在那儿，惊呆了。足足有一分钟，我们三个人站在那儿，一步也挪不动，甚至无法打一个有意义的手势。我看见老妖婆背后摆着一张厨桌，桌上躺着一个浑身赤裸裸的婴儿，这是一个比一只拔光毛的鸡大不了多少的小东西。最后那老家伙拎起身边一只污水桶朝前跨了一步，我们闪到一边让她过去，门在她身后关上时里面的婴儿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尖叫。这是五十六号房间，五十六与五十七之间是卫生间，老妖婆到那儿去倒脏水。

我们一踏上楼梯范诺登便不再吱声，不过他的举止仍显得像是一个很雄辩的人。打开五十七号的房门后，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一面大镜子上遮盖着绿纱，呈四十五度角歪斜着挂在门对面。镜子底下放着一部婴儿车，车上堆满书籍。范诺登见到这些书连笑容都没有，他冷淡地走过去抓起一本书翻看一遍，那样子很像一个刚走进公共图书馆的人，他不假思索地走到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书架前。若不是这时我无意间瞧见墙角里摆着一副自行车把手，这情形也不会显得那么荒唐可笑。这副把手摆在那儿，显得非常宁静，十分心满意足，似乎多年来它一直在那儿打瞌睡。这又突然使我觉得我俩仿佛也在这间屋里站立了很长的、无法估算的一段时间，就像现在这样。这是我们在梦中想起的一种姿势，这是一场我们永远难以摆脱的梦，又是一场微微打个手势、稍稍一眨眼便会粉碎的梦。然而更叫人惊奇的是，我脑子里忽然掠过一场真实的梦境，一场昨天夜里才做过的梦。我在梦中看到，范诺登正像现在这样待在一个角落里，在研究那副车把。不过不同的是，角落里没有自行车把手，却有一个蜷起两条腿趴着的女人。我看到范诺登站在那儿低头望着那女人，目光里流露出焦急热切的神色，当他极想得到一件东西时总是这副样子。这是在哪一条街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只有两堵墙之间的夹角还存在，还有那女人发抖的身子。我看见他以那种迅捷的牲口方式朝她猛扑过去，完全不顾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打定主意要随心所欲地干。他的目光像是在说：“事情过后你尽可以宰了我，只是现在先让我把它弄进去……我必须把它弄进去！”于是他俯在那女人身上，他俩的脑袋都撞在墙上。他勃起得那么厉害，简直根本无法进入她身体里去。突然，他直起身子，整理好衣衫，脸上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做出这种表情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准备一走了之，这时他猛然发现他的老二躺在马路上。那玩意儿同锯子截下的一根扫帚柄差不多粗细。他漠然地把它捡起来夹在胳膊底下。他走开时，我看到两只很大的球在那根扫帚柄一端荡来荡去，像郁金香的球茎，我听到他对自己咕哝：“花盆……花盆。”

那个仆人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来，范诺登不解地望着他。这时老板娘也昂首阔步地走进来，她径直走到范诺登面前，从他手中夺过书，把它塞进婴儿车里。然后，她一言不发，推起婴儿车走到走廊上。

范诺登忧伤地笑着说：“这儿是一座疯人院。”他的微笑若隐若现，难以描述。有一瞬间那种做梦的感觉又回来了，我隐约觉得我们正站在一条长长的走廊的尽头，那儿挂着一面凹凸不平的镜子。范诺登沿着走廊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副失意潦倒的样子，活像一只暗淡的灯笼。踉踉跄跄、东倒西歪，他不时闯进一个门里去，门开处或有一只手把他一把拽进屋去，或有一只蹄子把他蹬出来。越向前走，他便越沮丧。他身上流露出的这种忧郁像骑自行车的人夜里在又湿又滑的道路上行进时用牙紧咬着的提灯。他在这些阴暗的房间里进进出出，一坐下椅子便散架。待他打开箱子，里面只有一把牙刷。每间房子里都有一面镜子，他便全神贯注地站在镜子前发牢骚。他没完没了地发牢骚、咕哝、喃喃自语、诅咒谩骂，使他的上下颚脱节，下垂得很厉害。他蹭蹭下巴上的胡子，下颚上便会掉下几块肉来，于是他十分生自己的气，一气之下用脚踏在自个儿的下颚上，用高高的鞋跟把它碾得稀烂。

这时仆人把行李送进来，事情已变得愈发古怪，尤其是范诺登把健身器械绑在床脚上练过桑多式体操之后。他朝那仆人笑着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脱去外衣和背心，仆人不解地盯着他瞧。他一手提起箱子，另一只手拎着装灌洗器的袋子。此时我站在前厅里，手里捧着一面笼罩在一层绿色薄雾中的镜子。没有一件东西是有实用价值的，前厅也没多大用处，像一条通到牲口棚的走廊。每当我走进法兰西喜剧院或皇家剧院，同样的感觉便会涌上心头。这些地方到处是小摆设，地板上的活动门、胳膊、胸脯和打蜡地板，烛台和身穿盔甲的人，没有眼睛的塑像和躺在玻璃匣子里的求爱信。有一件事情正在进行，但是没有多大意义，好像刚才因为箱子里放不下就把剩下的半瓶苹果白兰地酒喝掉一样。

我刚才说过，上楼时范诺登曾提到莫泊桑也在这儿住过，这一巧合似乎给他留下印象。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莫泊桑当年住的正是这间屋子，在这儿写出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也使他声名大振的故事。范诺登说：“他们像猪猡一样生活，这些可怜虫。”我们坐在一张圆桌旁两把舒服的扶手椅里，这两把椅子已经年代久远，用皮条和支架加固过。身边就是床，挨得这么近，我们简直可以把脚搁在床上。衣柜就摆在我们身后的一个角落里，很方便，一伸手便够得到。范诺登已把他的脏衣服全倒在桌上，我们把脚伸进他的脏袜子和衬衣堆里，坐在那里心满意足地抽烟。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对他产生了魔力，他对这儿很满意。我起身去开灯时，他提议出去吃饭前玩一会儿纸牌，于是我们在窗前坐下玩了几把双人皮纳克尔。脏衣服堆在地板上，练习桑多式体操的器械挂在吊灯上。范诺登已把烟斗收起来，在下唇内放了一小块鼻烟。他不时朝窗外啐一口，大口大口的棕色口水落在底下人行道上，发出响亮的噗噗声。看起来，他现在挺惬意。

他说：“在美国，你无论如何也不会住到这种下流地方来，即使在四处流浪时我睡觉的房间也比这个好。不过，正如你看过的书里所说，在这儿这样是正常的。如果我还回美国去，我要把这儿的生活忘得一干二净，就像忘掉一场噩梦那样。或许我会去重新体验过去那种生活……只要我回去。有时我躺在床上恍惚忆起过去，一切都生动如画，我得摇摇头才能意识到自己究竟在哪儿。身边有女人时尤其是这样，最使我着迷的就是女人啦。我要她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忘掉我自己。有时我完全沉溺在幻想之中，竟想不起那婊子的名字以及我是在哪儿找到她的。好笑，是吗?早晨醒来，身边有一个暖烘烘的健壮身子陪伴你是件好事，会叫你心里自在。你会变得高尚些……直到她们开口扯起爱情之类的软绵绵的蠢话。为什么所有的婊子都要大谈特谈爱情?你能告诉我吗?显然，她们觉得好好干一次还不够……她们还想要你的灵魂……”

自言自语时，范诺登嘴边常挂着“灵魂”这个词儿，起初我一听到这个词便觉得好笑。一听到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便会歇斯底里。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这个词儿像一枚假硬币，他说这个字眼时总要吐出一大口棕色口水，并且从嘴角上流下一道涎水。我从不顾忌当面笑他，所以范诺登每回一吐出这个小词儿就一定会停下让我开怀大笑一番，接着他又若无其事地、自顾自地往下说，越来越频繁地提到这个字眼，每一回调子都比上一回更动听。女人想要的是他的灵魂，他这样对我说。这话他已经一遍遍重复多次，可是每一次仍要从头提起，就像一个偏执狂总要谈萦绕在心头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范诺登是一个疯子，这一点我已确信无疑。他怕独自一人待着，他的恐惧是根深蒂固、无法摆脱的。趴在一个女人身上，同她交合在一起时他仍旧逃不出为自己筑成的炼狱。他对我说：“我什么都试过，甚至还数过数字，考虑过哲学难题，可全都没有用。我好像变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始终在盯着我。我生自己的气，气得要命，恨不得去自杀……可以说每一回达到高潮时都是这样。约莫有那么一秒钟，我会完全忘记自己的存在，这时我甚至已不在那儿……什么也没有了……那娘儿们也不见了。这同领受圣餐差不多。真的，我真这么想。完事以后，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精神振奋……若不是身边有个女人，也许这种精神状态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还有装灌洗器的袋子，水在哗哗流……这些小细节使你心里清楚得要命，使你觉得十分孤独，而且就在这完全解脱的一瞬间，你还得听那些谈论爱情的废话……有时这简直要叫我发疯……我不时会发疯。发疯也不会叫她们走开，实际上她们喜欢我这样。你越不去注意她们，她们就越缠着你不放。女人身上有一种反常的气质……她们在内心深处都是受虐狂。”

我追问道：“那么，你想要从女人那儿得到什么?”

他开始摆弄自己的双手，下唇耷拉下来，一副十分垂头丧气的样子。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吭出几句没头没尾的话，言词中却流露出辩解也无益的意思。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想把自己全身心地献给一个女人，我想让她帮我摆脱自我的束缚。要这样做，她必须比我更强才行，她得有脑子而不仅仅是有一个眼儿，她必须得叫我相信我需要她，没有她我就活不下去。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娘儿们，好吗?如果你办得到，我就把工作让给你。只要她能叫我相信世界上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我就再也不会在乎会发生什么事情，再也不需要工作、朋友、书籍或别的什么东西。天呀，我恨我自己！我更恨这些骚娘儿们，因为她们没有一个比我更强。”

他接着说：“你以为我自恋，这只能说明你根本不了解我。我知道自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些过人之处我也就不会遇到这些难题啦。我烦躁不安的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人们认为我是一个追逐女色的人。这些人就这么肤浅，这些自命不凡的学者整天坐在咖啡馆露天座里不断进行心理反刍……还不坏，嗯。心理反刍?替我把它写下来，下星期我要把这话用在我的专栏里……对了，你读过司太克的书吗?他写得好吗?叫我看那像一本病历。我衷心希望自己能鼓足勇气去拜访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找一个好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想见到留山羊胡子、身穿常礼服的奸滑小人，比如你的朋友鲍里斯。你怎么能容忍这些家伙呢?他们不叫你厌烦吗?我注意到你跟谁都讲话，你根本不在乎。也许你做得对，我也希望自己别他妈的这么挑剔。可是那伙在大教堂附近荡来荡去、脏兮兮的小犹太佬真叫人讨厌，他们说起话来跟教科书一个味儿。如果我能天天跟你谈一阵也许心里会轻松一些，你很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怎样，不过你有耐心，也没有什么理论去探讨，我猜你准是事后把这些都记在你那本笔记本上了。听着，我不在乎你说我什么，可是别把我写成一个追逐女色的人，那样就太简单了。有朝一日我要写一本关于我自己、关于我的思想的书，我指的不仅仅是一份内省分析报告……我是说我要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把所有内脏都翻出来让人瞧……每一件东西。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吗?你在笑什么?我讲得太天真了?”

我笑，那是因为每回一谈到这本他有朝一日要写的书，事情就显得有点儿滑稽。只要他一说“我的书”，整个世界便立即缩小到范诺登和他的公司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这本书一定要完全用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定要绝对十全十美，这便是他不可能开始动手写作的原因之一。一旦产生一个想法他便提出疑问，他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述过这个想法，或者汉姆生[7]写过，或是别的什么人写过。他解释道：“我并不是说我要写得比他们好，不过我想与他们有所不同。”于是他不去写自己的书，却一个个作家挨着往下读，以便确实弄清楚他不会踩到这些作家的私人领地上。书读得越多，他便越瞧不起别人。这些作家没有一个能令他满意，没有一个能达到他为自己规定的那种十全十美的境地。他常常全然忘记自己连第一章都没有写出，却俨然以屈尊的态度谈论这些作家，仿佛署着他大名的书已摆满一书架，而且这些书都广为人知，再提到书名也显得多余。他从来没有公开撒谎，不过那些被硬拉住听他宣讲他独到的哲学和批评观、听他发牢骚的人显然都想当然地以为在夸夸其谈的言辞后面竖立着一大堆大部头著作。尤其是那些傻乎乎的年轻处女，他以给她们念自己的诗作为借口，把这些女孩子哄骗到房间里来。另一个更妙的借口便是要征求她们的意见，他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或是不好意思，便把草草写着几行诗的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拿给她们看。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首新诗的枝干部分，然后他便摆出十分严肃的架势让她们诚实地发表意见。通常她们说不出来什么评论性的意见，因为这几行诗毫无意义，她们读后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范诺登便抓住这个机会向她们讲解他的艺术观，不用说，这套观点全是他为应景胡编乱造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后来成为他的拿手好戏，从埃兹拉·庞德的诗到上床，这之间的过渡变得简单而且自然，像从乐曲的一个调子转为另一个调子。事实上，如果过渡不能实现便会造成不和谐，当范诺登对付他称之为“容易上钩的女人”的傻娘儿们时一出错便会造成这种不和谐。自然，尽管秉性如此，他一提起那些致命的判断错误仍不免犹犹豫豫。但是一旦承认了这类错误他便十分坦诚，其实讲起自己做的蠢事他还能反常地从中得到几分乐趣呢。比如说，有一个他追求差不多已有十年的女人，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巴黎。这是同他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唯一异性，他们不仅都喜欢对方，也能相互理解。起初我觉得他若真能把这个女人弄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促成他们成功结合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但仍缺少最基本的。在为人处事方面，贝西几乎同范诺登一样乖张。对于把自己献给某个男人，贝西毫无兴趣，正如她对餐后甜点不感兴趣一样。她通常会挑出自己选中的男人，然后提议同他上床睡觉。她长得不算丑，可是谁也不能说她长得好看。她的身材很好，这是最主要的，据说她很欣赏自己的身材。

他们两人十分亲密，有时为了满足贝西的好奇心（同时也是徒劳地希冀显显本事，激发贝西的情欲），在同别的女人幽会前，范诺登会设法把她藏在自己的衣橱里。完事之后，贝西从藏身之处钻出来，这时他们便会满不在乎地谈论此事。也就是说，除了“技术”，他们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技术”是贝西最喜欢用的词之一，至少在我有幸聆听到的那几次讨论中是这样的。范诺登会问：“我的技术有什么问题?”贝西说：“你太粗鲁。如果你还想勾引我，就必须再温柔些。”

如我所说，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理解。我在一点半钟去找范诺登时常常看到贝西坐在床边，被子掀到一边，范诺登在请求她抚摸自己的阴茎……他说：“只要轻轻摸几下，这样我就有勇气爬起来啦。”或者他会催促贝西吸吮它，她不干，这时他俩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我永远也没法把这个婊子弄到手。她一点儿也不尊重我，我向她倾诉心曲，得到的就是这个。”接着他会突然又冒出一句：“你跟我昨天介绍给你的那个金发女郎玩得怎样?”这话当然是对贝西说的。贝西嘲笑他，说他没有眼光。他说：“得啦，别给我来口是心非的那一套啦。”然后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恐怕已开过一千次，因为他俩总是以此取乐。“喂，贝西。咱们麻利地干一次怎么样?只干一次……不行?”等这个玩笑像往常一样收场后，范诺登又以同样的口吻补充一句：“喂，他怎么样?你干吗不跟他干一回?”

贝西的中心思想是说她不能，也不愿意把自己当作别人的性伙伴。她谈论激情，好像这是一个新名词。对于很多事情她都充满激情，甚至像性交这种小事她也会全力以赴。

“有时候我也会动情的。”范诺登说。

“哼，你呀，”贝西说，“你不过只是一个疲惫的色鬼罢了。你不懂激情的含义，你一勃起便自以为是动情。”

“好，也许那不是动情……可是不勃起也就无法动情，是不是这样呢?”

同范诺登步行去餐馆的路上，我脑子里始终想着贝西的事，以及被他拽进房间没日没夜鬼混的那些女人。我已经完全适应他的自言自语，根本不会打断思绪，待他说完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发表一些正中下怀的评论意见。这像二部合唱，而最像大多数二部合唱之处在于，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倾听只是为了听到要自己开口的信号。今晚他不上班，我答应陪他，他的提问已经使我生厌。我明白，不等今晚过去我就会精疲力竭。如果运气好，也就是说，如果我能以某种借口从他那儿先骗到几法郎，我就在他上厕所时乘机溜之大吉。可是他知道我惯于中途溜走，因而他不愿受辱，紧紧握住钱包以防这类事情发生。如果我向他要钱去买烟，他便非跟我一道去不可，他自个儿绝不独自待着，一秒钟也不行。甚至成功地搂住一个女人后他也十分害怕独自跟这个女人一块儿待着，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我坐在房间里看他表演如何干那件事，就像刮脸时叫我在一旁等着一样自然。

晚上不上班时，范诺登至少要设法在衣袋里放五十法郎，可是他一遇到可能有钱的主儿仍然开口要钱。他说：“我说，给我二十法郎……我等钱用。”与此同时，他有本领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若是对方断然拒绝，他便会出言不逊。“得了，你至少得给我买杯酒喝。”喝到酒后，他又和气地说：“那么给我五法郎好了……给我两法郎吧……”我们走遍一家家酒吧去寻找一点刺激，每一回总有几个法郎的进项。

在库波勒饭店那儿我们与报社里的一个醉汉不期而遇，这是一个在楼上干活的家伙。他告诉我们，办公楼里刚刚发生过一场事故，一个校对员从电梯上摔下来，看来活不成了。

起初范诺登大吃一惊，深深地受到震撼，后来听说那人是佩克奥弗，那个英国人，他便显得轻松些了。“可怜的家伙，”他说，“他死掉还比活着好，他也是那天刚装的假牙……”

一提到假牙，楼上那人就哭开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这次事故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为此很难过，这个小插曲比这场灾难本身更使他难过。佩克奥弗摔到电梯井底后恢复了知觉，这时救他的人还没有到来。他的腿摔断了，肋骨摔碎了，可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四处摸他的假牙。在救护车上，他仍在昏迷中大声呼唤丢掉的假牙。这个小插曲既可悲又可笑，楼上那人讲述此事时简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这是须要加倍小心的一刻，同这样一个醉鬼打交道，弄不好他会用酒瓶砸你的脑袋。他并不特别同佩克奥弗要好，实际上他几乎根本不曾迈进过校对部，报社里楼上楼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竖立着一堵无形的墙。现在听到人死了，他想表示表示同事情谊。若能哭得出他便要哭，表明他也是正常人。乔和我都很熟悉佩克奥弗，明白他妈的他根本不值什么，哪怕只是几滴眼泪呢。因此我们对这一番喝醉后的多愁善感很不以为然，也想明白无误地这样告诉他，可是跟这样一个家伙打交道你可诚实不起，你得买一个花圈去参加丧礼，装出一副很伤心的样子；你还得祝贺他写了一篇如此缠绵悱恻的讣告。好几个月内他都把这篇讣告带在身边，不停地吹嘘自己，吹他当时是如何处理那局面的。我和乔都已预料到这些，尽管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于是我们站着，静静地带着一种残忍的蔑视心情听他说，一有机会逃走我们便溜走，让他在酒吧里喝着茴香酒对自己哭诉吧。

走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便狂笑起来。假牙！不论我们说这个可怜家伙什么，而且还说到他的一些优点，但最终总是回到假牙上来。世上有些人就是十分古怪，甚至死亡也会使他们变得可笑，死得越可怕他们就显得越滑稽可笑。想把他们的死亡看得严肃一点儿也没有用，你想要在他们的死中找到某一可悲因素，你就必须撒谎，必须伪善。无须再摆出假惺惺的姿态，我们可以纵情为这件事放声大笑。我们笑了整整一夜，其间还发泄了对楼上那帮家伙的蔑视和厌恶。这帮蠢货无疑是在劝自己相信佩克奥弗是一个好人，他的死是一场灾难。我们又回忆起各种趣闻逸事：他漏掉了分号，为此他们大喊大叫，吓得他尿裤子。他们用该死的小小分号和分数弄得他坐卧不宁，他常常把它们搞错。有一回，他来上班时口中有股酒气，他们甚至还要解雇他。他们瞧不起他，因为他总是可怜巴巴的，有湿疹，有头皮屑。在他们看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现在他死了，他们全都起劲地凑钱给他买来一只巨大的花圈，还要把他的名字用大号字登在报上的讣告栏中。凡是会使他们自己略受一点非难的事他们都肯干，只要能做到，他们情愿把他描绘成一个大人物。不幸的是，他们替佩克奥弗编排不出什么。他是一个零蛋，甚至死亡也无法在他的名字上添上一笔什么。

“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乔说，“你可以去接替他的工作。如果你走运，说不定也会从电梯里掉下去摔断脖子。我们会给你买一个很不错的花圈，我向你保证。”

天快亮时，我们坐在多姆饭店的露天咖啡座里，早已把可怜的佩克奥弗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在“黑人”舞厅里乐了一会儿，乔的思绪又回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消遣上来，那就是女人。到这个时辰，一夜休息时间已快结束，他的烦躁不安也已达到狂热程度。他想到今夜早些时候被他拒绝的女人，还有那些召之即来、关系稳定的情人，可惜他对她们已感到厌烦。这不可避免地使他想起那个格鲁吉亚女人，最近她一直在追逐他，乞求他收容她，至少直到她找到工作为止。他说：“我不在乎偶尔请她吃一顿，可我不能长期养着她……她会把别的女人都赶走。”最令他不快的是，这个女人身上一点儿肉也没有。他说：“那就像抱着一具骷髅上床。那天夜里我出于同情收留了她。你知道这个发疯的婊子干了些什么?她把那个地方全刮光了……一撮毛都没剩下。你有没有干过剃光毛的女人?叫人反感。是不是?不过那也挺好玩的，有点发疯。它不再像女人的眼儿啦，倒像一只死蛤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他向我描述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后他如何下床去找手电筒。“我叫她叉开两条腿，我把手电亮光照在上面。当时你若看到我就好啦……真是好玩极了。它叫我激动起来，竟把她全忘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认真仔细地看过一个女人的眼儿，你大概也以为我从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我越看越觉得没劲儿，它只是告诉你那儿没有什么，尤其是阴毛剃光以后。阴毛使它变得很神秘，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座雕像令人兴趣索然的原因。只有一次，我在一座雕像上看到过一个女人的真正下体，那是罗丹的作品。以后你也该看看……她的腿张得很开……我记得这座雕像没有脑袋，你也可以说只有一只眼儿。老天，看起来恐怖极啦。问题在于，女人的眼儿全都一模一样。她们穿着衣服时你看到她们会产生各种想法，你会赋予她们一种个性。但是她们当然是没有个性的，不过只是两条大腿之间有一条缝儿而已。看到它你会精神为之一振。你甚至不曾细看，你知道它就在那儿，你想到的只是把你的炮筒插进去，似乎是你的那玩意儿在替你思考。这是一场幻觉，你在为虚无缥缈的东西激动……在为一道长毛的缝儿或没有长毛的缝儿激动。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倒令我为之着迷，吸引我去看它。我仔细研究它，足足观察了十分钟或更长时间。你这样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看着它，脑子里便会产生一些古怪的念头。性本来是十分神秘的，接着你发现这也没有什么，不过只是一个空洞而已。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一只口琴，你不会觉得好玩吗?或是一本日历?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它令人厌恶，差一点儿叫我发疯……喂，你知道我后来干什么来着?我很快干了她一回，之后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对了，我拿起一本书看。你可以从书中学到点儿什么，即使是一本坏书……可是一个娘儿们，那纯粹是浪费时间……”

范诺登正要结束这篇高谈阔论，正巧有一个妓女在向我们抛媚眼。他连一刻也不踌躇便突然对我说：“你愿意跟她来一番摸爬滚打吗?花不了多少钱……叫她接待咱俩。”不等我答话，他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她走过去。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全说妥啦，”他说，“喝光你的啤酒。她饿了，这时候又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要十五个法郎，咱俩她都接。到我的房间里去……这样会便宜一点儿。”

去旅馆的路上，这个姑娘冻得浑身发抖，我们只好停下给她买一杯咖啡。她倒是一个挺温柔的小姑娘，看上去也挺漂亮。显然她早就认识范诺登，也明白不能再指望从范诺登那儿得到什么，除了那十五个法郎。他压低嗓门喃喃道：“你一文钱也没有。”我衣袋里的确连一个生丁也没有，所以我不大明白他说这话目的何在。后来他嚷开了，这时我才明白。“看在基督的分上，记住，我们没有钱。待会儿咱们上楼以后你可别心软，她会向你再额外讨一点儿的。我了解这婊子！本来花十个法郎也能把她弄到手的，若是我想那样做的话。把她们惯坏了那可是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人很坏。”姑娘用法语对我说，她懵懵懂懂地猜出范诺登讲的英语的大意。

“不，他不坏，他很可爱。”

她摇摇头大笑道：“我很了解他这种人。”接着她开始讲述她的一段倒霉的经历，住院费、拖欠的房租，还有寄放在乡下的婴儿。不过她的表演并不很过火，她也明白我们对此充耳不闻，不过她心里很不好受，像是搁着一块石头，所以也就顾不上想别的事儿了。她并不是要设法求得我们的怜悯，只是要把压在心里的重负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而已。我非常喜欢她，但愿老天保佑她没有性病……

到了屋里，她机械地替自己做准备工作。蹲在洗下身的盆上时她还在问：“一点儿面包都没有吗?”范诺登听到这话就乐了。“来，喝一口。”说着他便把一只酒瓶推过去，可是她抱怨说什么都不想喝，肚子早饿瘪了。

范诺登道：“这是她惯用的伎俩。别让她打动你。又是老一套。但愿她说点儿别的。搞到一个饥肠辘辘的婊子，你又怎么能唤得起激情?”

对极了！我俩没有一点激情。至于这个姑娘，希冀她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激情犹如指望她拿出一条宝石项链一样不切实际。不过这儿是那十五法郎，总得想个法子把它花掉才是。正像打仗一样，战况危急之时人人都只想和平，想快点儿渡过难关，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放下武器说：“我受够了……不干了。”不行，还有十五法郎。谁也不再在乎这点儿钱，到头来谁也得不到它。可是，这十五法郎正像各种事情的原始动力一般，一个人总是屈从于他周围的环境，而不是听自个儿高谈阔论或是干脆抛弃这个原始动力。这个人不断地杀人，杀人，越感到懦弱就越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直到某一天战争结束，所有的大炮一下子寂静下来，担架兵抬起缺胳膊少腿、血流如注的勇士们，把勋章挂在他们胸前。这时，他便可用余生去思索那十五法郎。他已失去双眼，也许是双臂，也许是双腿，然而他也得到慰藉，从此可以在冥想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十五法郎中安度余生。

这件事真是同打仗一模一样，我简直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姑娘想给我注入一点激情，这种纠缠人的方式不禁使我想到，假如我犯傻钻进这样一个圈套里，被人拖上前线，我准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士兵。就我自己而论，我明白我会放弃一切，包括荣誉，只要能从这个烂摊子上逃脱出来。我无心干这种事，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可这女人早已拿定主意要赚这十五法郎，即使我不愿为此拼命她也要逼我去拼。不过，一个男人若没有拼命的勇气，谁也无法赋予他胆量。我们当中有些人如此懦弱，谁也无法叫他们成为勇士，哪怕把他们吓死也无济于事。也许是我们懂得太多，有些人并非生活在此时此刻，他们或者生活在刚刚逝去的过去，或者生活在尚未到来的将来。我的脑子里始终想着要达成妥协，就此拉倒。我忘不了都是这十五法郎惹出来的麻烦。十五法郎！十五法郎对我意味着什么?何况，这十五法郎还不属于我。

看来范诺登对待此事的态度倒是正常得多。他不在乎十五法郎这笔小钱，是此刻的情景本身激发了他的兴致。在这类事情上须要显示勇气，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男子汉气概。不论我们成功与否，十五法郎算是扔掉啦。或许除男子汉气概外还有一样不可缺少的气质吧，也许这就是意志。这一回我们又像战壕里的士兵，压根儿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如果现在他躲过去，早晚还会挨一枪的，然而他并不躲避，仍像往常一样作战。纵使在灵魂深处，他像一只蟑螂一样胆小，而且自个儿也承认胆小，他仍会杀人，不断地杀人。只要给他一支枪、一把刀，或者干脆叫他赤手空拳。他宁愿杀掉一百万人，却不愿住手质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

望着范诺登同这个姑娘纠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在观看一部齿轮已脱开的机器。丢下这些齿轮别管，它们就会永远这样摆着，摩擦，滑脱，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直到一只手伸出来关上电动机。他俩毫无半点激情地像一对山羊一样交媾，不为什么，就为那十五法郎在一块儿翻来覆去地折腾。这幅情景弄得我很倒胃口，最后只剩下一点儿那种动物般的好奇心。那姑娘躺在床边，范诺登俯在她身上，两只脚牢牢地踩在地板上，真像一只色狼。我呢，就坐在他身后的一把椅子上，以一种冷静的科学态度矜持地看着他们在那里运动。如果这情景一直延续下去我也不在乎，这正如看着一部疯狂的印刷机把报纸不断抛出来，几百万张，几十亿张，几十兆张，上面的标题全是扯淡。尽管机器也发疯，看它反倒比看人和人搞的这种把戏更来劲儿，更叫人着迷。我对范诺登和这姑娘的兴趣等于零。若是就这样坐着看此刻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每一场这种表演，我的兴趣恐怕会比零还低。我无法区别这活儿同下雨或火山爆发究竟有何不同。只要仍缺乏激情，这场表演便没有人味儿。看着那部机器也比看他们强，他们正像这样一部齿轮脱开的机器，需要有一只手触碰它，把它弄好。它需要一个修理工。

我在范诺登身后跪下，更加留神地检验这部机器。姑娘把脑袋偏向一侧，绝望地瞧我一眼说：“没有用，不行了。”听到这话，范诺登再度鼓足劲儿干起来，活像一头老公羊。他就是这么一个固执的怪物，宁肯折断犄角也不肯停手。何况现在我又在他屁股上搔痒，更令他恼羞成怒。

“看在上帝分上，乔，住手吧！你会弄死这个可怜的姑娘的。”

他咕哝道：“一边儿待着去。刚才我差一点儿……就插进去了。”

他这会儿的姿势和说话时那种武断的态度又一次突然让我回忆起从前做过的那场梦，只是这一回他走路时大大咧咧夹在腋下的那根扫帚把儿永远不见了。如今发生的事情是那场梦的延续，仍是同一个范诺登，不过已失去那个原始动力。他像打完仗归来的英雄，一个可怜的残废人，在梦幻中的现实里生活。无论在何处，他往下一坐，椅子便散架；无论他走进哪一扇门，那个房间必是空空如也；无论他吃什么，嘴里都留下一股难闻的味道。每一件事情都跟以前一样，环境未变，梦与现实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睡觉和醒来这段时间之内他的躯体被人盗走。他像一部抛出报纸的印刷机，每天抛出上百万、上亿张报纸，头一版上尽是灾难，尽是暴乱、凶杀、爆炸和撞车事故，他却全然无动于衷。如果没有人关闭电源，他绝不会明白死是怎么回事。假如自己的身体被人盗走，人便不会死去。你可以趴在一个婊子身上，可以像一头公山羊一样没命地干下去，永远干下去。你也可以投身战壕，让炮火把你炸得粉身碎骨，但是如果没有一只人手的参与，什么也造不出这激情的火花。若是想让齿轮重新啮合，总得有人把手伸进机器里去，把开关扳下，让机器停转。这个人必须在不指望得到酬劳的前提下这样做，他不能总惦记着那十五法郎；这个人的胸脯不能厚，一枚勋章就会叫他变成驼背；这个人还要给即将饿死的女人送一顿饭吃，而不必害怕吃下的东西又被吐出来，否则这场戏便会无休止地演下去，没有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

舔老板的屁股舔了整整一个星期以后，我设法弄到了佩克奥弗的工作，在这儿就得这样。这可怜虫果然死了，是跌落到电梯下以后又挨过几个小时才死去的。正如我所预见，他们替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庄严的弥撒，巨大的花圈，一切应有尽有，费用全包。仪式结束后，楼上的家伙们在一家酒吧里尽情吃喝了一顿，遗憾的是佩克奥弗无法再吃一点儿。能同楼上的人坐在一起，还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名字，他一定会感激不尽。

必须一开始就说明，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就像置身一个疯人院，得到允许可以从此手淫一辈子。全世界都摆在我的鼻子底下，要我做的只是安排好发生灾祸的时间。楼上那帮圆滑的家伙事事都要插手，没有一件欢乐的或悲痛的事情能逃过他们的注意。他们置身于生活的严酷事实之中，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之中。这是沼泽地里的现实，他们就是除呱呱叫之外无事可做的青蛙，他们叫得越厉害，生活就越显得真实。律师、牧师、医生、政客、新闻记者，这些人是把手放在世界脉搏上的江湖郎中。持续的灾难气氛太棒了，晴雨计仿佛永远不动，旗子仿佛永远降下一半。人们现在明白，天堂的理想如何独占人类的意识，从根部被击倒的所有精神支柱如何仍旧屹立。除这片沼泽之外一定还有一个世界，那儿的一切都是一团糟，很难设想这个人类朝思暮想的天堂是怎样的。那儿无疑是一个青蛙的天堂，瘴气、泡沫、睡莲和不流动的水，它就坐在一片没有人打扰的睡莲叶子上呱呱叫一整天。我设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在报纸清样上校对的这些大灾难对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效果。想想看，这是一种完全免疫的身体状态！一种令人陶醉的人生！一种处在毒菌中间而又绝对安全的生活！任何东西都奈何我不得，地震、爆炸、动乱、饥馑、撞车、战争和革命都无法触动我。我注射的预防针可以预防每一种疾病，每一种灾难，每一种悲哀和不幸，这是坚毅的一生的顶点。坐在我的小小壁龛里，全世界每天散发出的各种毒药从我手中流过，却连我的一个指甲盖也无法玷污。我是绝对免疫的，我甚至比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境况还好些，因为这儿没有不好的气味，只有铅燃烧的味儿。地球可以爆炸，我仍要待在这儿添上一个逗点或分号。我甚至可以多工作一会儿，因为遇到这样一个大事变非得在最后多干一点儿。当世界爆炸了，最后一份报纸也送去付印了，校对们会轻轻收拾起所有逗点、分号、连字符、星号、方括号、圆括号、句点、感叹号，等等，把它们装进编辑椅子上方的一个小匣子里。一切均已安排就序……

我的伙伴们似乎没有一个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踌躇满志。他们一天到晚发牢骚，他们有野心，想显示自己了不起，要发泄怒气。一个优秀的校对员却没有野心、不骄傲、不发脾气。一个优秀的校对员有点儿像上帝，他也生活在世界上，却不属于它。他只在星期日露面，星期日便是他的休息日，他从宝座上走下来叫忠于他的人看看他的屁股。他每星期聆听一次世上每个人的悲哀和不幸，这就足够让自己在其余几天内咀嚼。那几天里他仍待在冰封的冬日沼泽里，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完全纯洁的人，只有一个接种疫苗后留下的疤痕将他与广袤的无限空间区分开。

对于一个校对员，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受到丢饭碗的威胁。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叫我们从头凉到脚的问题便是：如果失去工作你怎么办?围场里的人的职责是清扫马粪，他最大的恐惧莫过于马可能会从世界上消失。告诉他把一生耗费在铲起热马粪这件事情上是令人恶心的，那也只是在干蠢事，如果一个人的生计要指望马粪，如果马粪涉及到他的幸福，他便会爱上马粪。

如果我仍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荣誉感、有抱负的汉子，那么这种生活无疑已跌到堕落的谷底。可是我欢迎这种生活，犹如一个重病人迎接死亡到来。这是一种消极的现实，同死亡一样，这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恐怖的天堂。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唯一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正确拼词并且添上标点符号。报纸上有何种灾祸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是单词拼写得是否正确。每一件新闻都同等重要，不论是晚礼服的最新款式还是一艘新战舰、一场瘟疫、一次大爆炸、一项天文学新发现、河堤决口、列车颠覆、炒卖股票、毫无希望的赛马赌注、处决、拦路抢劫、暗杀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什么也逃脱不过校对员的眼睛，什么也无法穿透他的防弹背心。希尔夫人（从前的埃斯特韦小姐）给印度人阿迦·米尔写信，说她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我于6月6日结婚，谢谢你。我们很幸福，我希望在你的神力庇护下我们会永远幸福。我电汇给你钱……这是奖赏你的……”这个印度人是算命的，他能准确而又神秘地察觉你正在想什么。他会劝导你，帮你摆脱所有烦恼和各种不遂心如意的事情。巴黎麦克马洪大道二十号，请致电或写信。

他的探心术真是棒极了！按照我的理解，这是说他没有一回猜错，从最琐碎的到最无耻的念头。这个印度人的时间一定很宽裕。或者是，他集中精力只去猜那些汇钱者的思想。在同一版上，我还看到一条标题宣布“宇宙扩展太快，甚有可能爆炸”，标题底下的照片上是一个头痛欲裂的脑袋瓜。再下来是一篇关于珍珠的谈话，署名泰克拉。他告诉大家，牡蛎可生产两种珍珠，“野生”珠或称东方珠和“养殖”珠。同一天，在特里尔大教堂里，德国人在展览基督的外衣，这是四十二年里首次把它从樟脑丸中取出，不过没有提到裤子和背心。还是这一天，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两只老鼠在一个人的胃里出生，信不信由你。一个有名的女电影演员两条腿搭在一起的照片见报，她正在海德公园里休息。接下来，一个著名画家说：“我承认柯立芝太太有魅力、有个性，即使她丈夫不是柯立芝总统[8]，她也能成为十二位最有名望的美国人之一。”从一篇采访维也纳的一位胡姆哈尔先生的访问记中我读到……胡姆哈尔先生说：“在结束采访之前我想说，无可挑剔的剪裁和试穿仍不够，好裁缝的手艺只有穿着合适才算。一套衣服必须贴身，穿衣人行走或坐下时还要保持线条。”无论何时一个英国煤矿里发生爆炸，请注意，国王和王后准会立即拍来电报表示哀悼。他们还经常去看重要的赛马，据这篇报道说，尽管那天的比赛是在德比举行，他们仍旧前往。我相信这番记述：“下起大雨，使国王和王后吃了一惊。”更令人心痛的还有这样的消息：“据称，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动不是针对教会的，然而它们被人利用去反对教会的某些最敏感的机构。据称，它们并不反对教皇，只反对教皇的心脏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这样一个舒服、惬意的职位。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人们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给你打气，当时我怎么能预料到我这种气质的人的最理想职位竟是去寻找拼写错误?在美国，你一心只想有朝一日当总统，可能每个人都是做总统的材料。在这儿却不同，这儿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蛋，如果你成为名人也是出于侥幸，是一个奇迹。在这儿，离开你出生的村庄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枪弹打断或眼珠被打出来的机会却是一千比一。除非发生奇迹，你才会成为将军或海军少将。

正是因为机缘对你不利，正是因为没有多大希望，这儿的生活才可爱。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晴雨表永远不变，旗子始终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块黑纱，在纽扣孔里别上一段丝带。如果有幸买得起，你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人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看动物或是与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肉而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嬉戏。时光在流逝。如果不是本地人而且证件一应俱全，你尽可以接触传染源而不必担心被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对员的工作更好。这样，一切都妥当啦。也就是说，假如你凌晨三点往家走时碰巧被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你可以朝他们噼噼啪啪地捻手指。早晨市场上最忙乱时你可以买比利时鸡蛋，五十生丁一只。校对员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最好挑选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若是容易睡过头，日场电影的开映铃声会唤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挑选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结果也是一样的。要紧的是，永远别泄气。永远别泄气。

这也是我每天晚上试图向卡尔和范诺登耳朵里灌输的想法。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不过也不必泄气。我仿佛已皈依一种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里都向圣母马利亚做一年一度、连续九天的祈祷。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当上报纸编辑或美国总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处在一条死胡同里，这儿既自在又舒服。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我听着身边的音乐，嗡嗡的说话声，排字机叮当声，像有一千只银手镯在通过衣物甩干机。不时有一只老鼠从我们脚下跑过，一只蟑螂从我们面前的墙上爬下，细嫩的腿灵巧地小心移动着。白天的事件轻轻从你鼻子底下滑过，不引人注目，你不时地会遇到一个署名，它使你联想到一只人手，一种自我，一种虚荣心。它们安详地滑过去，像送葬队列走进公墓大门。用来抄写的桌子底下铺着厚厚的一层纸，踩上去有点像踏在有一层软毛的地毯上。范诺登的桌下到处洒着褐色的汤汁。十一点左右，卖花生的小贩来了，他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美国人，他对自己的命运也甚为满意。

我不时收到莫娜的电报，说她将坐下一条船来，上面总是说：“信随后就到。”这种情况延续了九个月，可我从来没有在乘船抵达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仆人也从未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拿给我，我也就不再指望这种事情发生。如果她真的来了，她可以在楼下找我，就在厕所后面。也许她会立即告诉我这里不卫生，一个美国女人对欧洲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卫生。如果没有现代化抽水马桶，她们便无法想象这儿是一个天堂。如果发现一只臭虫，她们就要立即给商会写信。我怎么启齿向她解释说我在这儿心满意足?她一定会说我已经堕落了，她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间带花园的工作室，当然还要有浴盆。她要穷得浪漫，我了解她。不过，这一回我都替她预备好啦。

有些天太阳出来了，我走上那条被人来回踩过许多遍的小径，心里如饥似渴地思念着她。尽管这种严酷的生活倒也令人满意，我仍不时渴望过另一种生活，臆想如果身边有一个年轻活泼的可爱女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问题在于我几乎已不记得莫娜的模样，也不记得搂着她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已沉入大海；我还有记忆力，不过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气，它们好像已死去、散乱，像插在泥沼上久经岁月侵蚀的木乃伊。若试图回忆在纽约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断，这些片断极可怕，上面还蒙着一层铜锈。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在某个地方终结，可是我说不上确切在哪儿。我已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或巴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在三人一起夜里回家的路上，一阵恶心过后我们常常开始谈论一些事情的现状，那种热心劲儿只有不积极参与生活的人才表现得出来。有时我爬上床时感到奇怪的是，产生这种热情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打发从办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纳斯的四十五分钟。也许我们有改进此事或彼事的最机智、最实际的主意，却没有运输工具把这些主意运到所需的地点去。更奇怪的是，主意与生存之间毫无关系并不会使我们痛苦或不快，我们已经十分适应现状。假如明天有人吩咐我们用手走路，我们也会毫无怨言地照办。当然，条件是报纸照样付印，我们定期领薪水。其他的一概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东方化，已经成为苦力，白领苦力，每天一把米便可以封住我们的嘴。那天我读到，美国人脑袋的一个特点是在枕骨部有一块缝间骨，或者叫顶间骨。横向枕骨上的骨缝常在这块骨头上出现。据这位著名学者后来说，这是由于胎儿期的挤压造成的，是抑制发育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低劣的人种。“美国人的头颅的平均脑容量，”他继续写道，“比白种人低，但高于黑种人。不分性别，如今的巴黎人的脑容量是一千四百四十八立方厘米，黑人是一千三百四十四立方厘米，美国印第安人是一千三百七十六立方厘米。”从这一大堆话中我无法做出推理，因为我是美国人，却并不是印第安人。可是，如此这般地根据一块骨头、一块顶间骨解释这些事情未免有些狡辩。他也承认个别印第安人的大脑达到罕见的一千九百二十立方厘米，这样大的脑容量是其他人种都不曾超过的，但是这个事实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论。我满意地读到，无论男女，巴黎人的脑容量都正常，显然他们的横向枕骨上的骨缝不那么执拗。他们懂得如何享受一杯开胃酒，也不会为房子尚未喷漆焦虑不安。就脑颅的数据来看，他们的脑袋并没有特殊之处。他们将生活的艺术发展到十全十美的境地，这一定是基于其他一些原因。

在路那边保罗先生开的小咖啡店里，我们可以在为记者保留的一间里屋里赊账吃饭。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房间，地板上撒着锯末，苍蝇随着季节的变换飞来飞去。我说这是专为记者保留的房间，可这并不是指我们单独吃饭。恰恰相反，这是说我们有幸结交妓女和拉皮条的，他们在保罗先生的常客中占一大部分。这样的局面正中楼上那些家伙的下怀，因为他们总在注意寻找性感女人，就连那些有一个关系稳定的法国小姑娘的人也不反对不时改换一下胃口。要紧的是不能染上花柳病，有时好像一场时疫横扫整个办公室，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全都跟同一个女人睡过。不管怎么说，看到他们被迫坐在一个皮条客身边时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真叫人痛快。尽管一个拉皮条的也会有一些职业上的小小困难，他们却过着相对奢侈的生活。

这会儿我特别想起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他骑着脚踏车送《哈瓦斯信使报》。他吃饭时总会迟到一会儿，总是汗流浃背，脸上沾满污垢。进门时他迈着优雅、可笑的步子，举起两根手指向每个人致敬，然后匆匆忙忙走到厕所和厨房之间的污水槽边去。擦脸时他会迅速查看一下吃什么，若看见案板上有一块烧好的牛排便拿起来闻一闻，或把勺子伸进大锅里尝一口汤。他像一只警犬，鼻子始终贴在地上。撒尿，擤鼻涕，此后准备工作算是完成啦，这时他便大大咧咧地朝他的相好走来，“吱”地狠狠亲她一下，同时还爱抚地拍拍她的屁股。我从未见过这个姑娘以不干净整洁的面貌出现，甚至在早晨三点工作一夜后她也很整洁，真像刚从土耳其浴室的浴盆里爬出来。看到这两个体魄健壮的野人，看到他们那么安详，那么相爱，胃口又是那么好，倒也令人愉快。我现在谈到的是晚饭，是她去干活前吃的一点点零食。过一会儿她就得告别她的大块头金发野人，到林荫道上某个地方去啜饮餐后酒。假如这个差事使人厌烦，累人，她当然不会流露出来。大块头来了，饿得像一只狼，她便搂抱住他，急不可耐地亲他，亲他的眼睛、鼻子、脸、头发、颈后……若是能当着众人的面干，她也会吻他的屁股。显然她对他感恩戴德，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份工钱才跟他厮混的。吃饭时，她笑得前仰后合，一直笑到吃完饭。你会以为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有时，作为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她会打他耳光，又清脆又响亮。若是掴在一个校对员脸上，这一巴掌准会把他打得晕头转向。

他俩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周围的一切，除了他们自己和大口大口吞进肚里的食物。他们如此踌躇满志，如此和谐，如此互相理解。范诺登疯了似的死死盯着他们，她把手伸进大块头的裤裆里，大块头做出反应，抓住她的奶头玩笑似的捏一把，这是最令范诺登着迷的一幕。

另一对男女通常也在这个时间到来，他们的举动像结过婚的夫妻。他们吵架，把家丑当着众人的面抖搂出来，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不快。他们在威胁、诅咒、训斥和苛责之后又和好如初，搂在一起接吻，情意绵绵，真像两只斑鸠。这个被男人称作吕西安娜的女人是一个长一头白金色头发的大胖子，表情冷酷、严肃。发起脾气来她便恶狠狠咬住厚厚的下唇。她的眼神很冷淡，眼睛很小，有点儿呈黯淡的灰蓝色，一盯上男人就盯得他直流汗。不过这位吕西安娜是个好女人，尽管这场口角开始时她摆出一副兀鹰的架势。她包里总是装着钱，付钱时小心谨慎也只是不想纵容男人的坏习惯。如果把吕西安娜滔滔不绝的斥责当真，她男人便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等候她到来时，他会在一晚上花光五十法郎。女招待来问他吃什么，他却没有胃口。吕西安娜吼道：“哼，你又不饿啦！我想你是在蒙马特尔街等我呢。但愿你在我替你做牛做马时玩得愉快。说，白痴，到哪儿去了?”

当她这样发火而且气得要命的时候，他只是胆怯地望着她，似乎认为保持缄默是最好的策略。随即他低下头玩弄自己的餐巾，然而这个小举动更使吕西安娜怒不可遏，她很熟悉这个动作，心里当然也在暗暗高兴，因为她现在可以确信他真有过失。“说呀，笨蛋！”她尖叫道。于是他以尖细怯懦的声音悲哀地解释，等她的时候他饿极了，只是驻足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他愁眉苦脸地说，这已经足以败坏他的胃口。不过，现在使他忧心的显然不是吃的东西。“但是，”他试图以更雄辩的调子不假思索地说，“我一直都在等你。”

吕西安娜嚷道：“撒谎！骗子！哼，幸亏我也是一个骗子……一个高明的骗子。你的小谎言叫我恶心。你怎么不编一个大谎呢?”

他又垂下头去，心不在焉地捡起几块碎屑放进嘴里。她在他手上打了一巴掌。“别这样！你叫我心烦。你是这么一个笨蛋。骗子！你等着吧，我还要跟你算账的。我也是骗子，不过可不是笨蛋。”

没过多久，他们便紧靠着坐在一起了，手挽着手。吕西安娜低声耳语道：“啊，我的小兔子，现在真跟你难舍难分了。来，吻吻我！你今晚打算干什么呢?说实话，我的小东西……对不起，我的脾气真坏。”他轻吻她一下，正像一只长着粉红色长耳朵的兔子。他轻轻碰碰吕西安娜的嘴唇，像是在啃一片卷心菜叶。与此同时，他明亮的圆眼睛贪婪地盯住放在她身边长椅上的钱包。他只是在等待机会大大方方从她身边溜走。他巴不得快点儿走开，快点儿坐到蒙马特尔街上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

我认识他，那个天真的小家伙，长着兔子一般圆而胆怯的眼睛；也知道钉着铜牌子、卖避孕套的蒙马特尔街是一条多么声名狼藉的街道。那儿灯光彻夜通明，性事像阴沟一样在整条大街上流淌。从拉斐特街步行走到这条林荫道上犹如受夹笞刑一样，她们无休止地缠着你，像蚂蚁一样咬住你，她们哄、骗、勾引、哀告、乞求，她们用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试着跟你攀谈，她们给你看她们破碎的心和走乏的双脚。你嗅到洗手盆的香味，即使你早已把触手砍掉，即使那嘶嘶滋滋的声音早已消逝。这是“舞蹈香水”的气味，仅能保证在二十厘米距离以内有效。一个人可以从这条林荫道到拉斐特街短短的路上花费一生的光阴。每一间酒吧都很活跃、热闹，骰子中都灌上铅。收银员像鹰一样蹲在高凳子上，经过他们手的钱有一股人身上的臭味。法国银行里找不到这儿流通的充满血腥味儿的钱，这些钱被人的汗水浸得发亮，像森林火把一样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里，留下烟和臭味。谁若能在夜间步行走过蒙马特尔街而又不气喘、不出汗、不祷告，也不骂娘，他准是一个没有睾丸的男人。如果有，那就应该把他阉掉。

假如这个胆小的兔子在等他的吕西安娜时真的一晚上花掉了五十法郎呢?他真的饿了，买了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啤酒，还是停下跟别人的婊子聊了一会儿?你认为他应该厌倦这种夜复一夜的老套生活?你认为这种生活会给他造成负担，压垮他，烦死他?但愿你并不至于认为一个皮条客就不是人。别忘了，一个拉皮条的也有自己的悲哀和不幸。也许他最乐意做的事情莫过于每天晚上站在角落里，牵着两条白狗，看它们撒尿。或许他喜欢一开门便看到吕西安娜在家里看《巴黎晚报》，已经困得眼皮有点儿沉重；或许，一俯在吕西安娜身上便闻到另一个男人的气息会使他不那么快活。仅有三个法郎和一对在墙角里撒尿的狗也许比亲吻那干裂的嘴唇好些。我跟你打赌，当她紧紧搂住他，当她乞求得到只有他才知道如何发送出的那一小兜爱时，他便像一千个魔鬼一样拼命干，去消灭从她两腿间穿过的那个团队。也许他占有她的身体、练习一首新曲子时并不全是出于激情和好奇心，而是在黑暗中搏斗，独自一人抗击冲破城门的大军，那一支踩她、践踏她的大军。这支大军走过后她变得如此贪婪，连鲁道夫·瓦伦蒂诺[9]也难以满足她的强烈欲望。每当我听到对吕西安娜这样一个姑娘的责难，每当我听到她受到诋毁或轻视，因为她冷酷、唯利是图，因为她太呆板，太匆忙，太这样，太那样，我就对自己说：得了，你这家伙，别这么性急！记住，你排在这列队伍的最末尾；记住，整整一个军包围了她，她已被糟蹋了，抢光了。我告诫自己：你这家伙，别因为知道替她拉客的人正在蒙马特尔街乱花这五十法郎就舍不得给她这笔钱。钱是她的，拉皮条的男人也是她的。这是血汗钱，这是永远不会退出流通的钱，因为法国银行中没有可以取代它的钱。

坐在办公室自己的小格子里拿《哈瓦斯信使报》耍把戏或解译从芝加哥、伦敦和蒙特利尔发来的电报时，我常常会萌生这样的念头。校阅橡胶、丝绸市场以及温尼伯的谷物时，我听到蒙马特尔街上传来微弱的嘶嘶滋滋声响。在证券疲软、关键经济部门受挫、有翅动物兴奋不已之时，在谷物市场不景气、公牛开始哞哞叫之时，每一场见鬼的灾祸、每一则广告、每一则体育消息和时装评述、每一条船抵达的消息、每一个旅行见闻讲座、每一段闲话的开场白都已标上标点符号，都已校订，加上标题并通过戴银手镯的手交出去。我听到第一版被人用锤子毁掉，看到青蛙如同喝醉酒的爆竹一样乱蹦乱跳，每逢这些时刻我便幻想吕西安娜展翅飞过林荫道，像一只巨大的银白色兀鹰悬在缓慢移动的车流之上。这是一只从安第斯山顶飞来的怪鸟，肚皮是白玫瑰色的，身上有一颗坚硬的瘤子。有时我独自步行回家，便跟着她穿过漆黑的街道，穿过卢浮宫广场、艺术桥、拱廊、出口、裂缝、梦幻状态、病态的一片惨白、卢森堡烤架、缠绕在一起的树枝、鼾声和呻吟声、绿色的板条、乱弹琴时发出的叮当声、星星的光芒、闪光的星、防波堤以及吕西安娜的翅尖掠过的带蓝白条纹的帆布篷。

即将破晓时，路灯蓝光下的花生皮显得苍白，皱巴巴的；蒙帕纳斯沿岸的荷花弯曲、被折断了。退潮时污泥中只剩几个患梅毒的美人鱼搁浅在那儿，多姆饭店像遭暴风袭击过的射击场。一切都慢慢滴落到阴沟里去，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在此期间呕吐物被擦净。突然树木尖叫起来，一支疯狂的歌响彻林荫道两端，就像宣布交易中止的信号。原有的希望被扫荡殆尽，撒最后一泡尿的时辰已到。白天像麻风病人一样偷偷溜进来……

上夜班时，必须留意的一件事是不要打乱你的作息时间。假如小鸟开始叫时你还没有上床，再上床完全于事无补。这天早上我无事可做，便去参观植物园。来自查普特佩克[10]的漂亮鹈鹕和开屏的孔雀用傻乎乎的眼光望着人。突然，下起雨来。

坐公共汽车回蒙帕纳斯的路上，我注意到对面坐着一个娇小的法国女人，她僵直地坐着，似乎准备好要自我炫耀一番。她只坐椅子边缘部分，似乎怕把自己丰满的屁股挤坏。我在想，如果她摇晃一下身子，从她屁股那儿突然蹿出一把用柔软羽毛装饰的大扇子就太妙了。

我下车，在阿维尼咖啡馆吃东西。这时一个大肚子女人企图吸引我对她的状况的兴趣，她希望我跟她到一个房间里消磨一两个钟头。这是我头一次遇到一个怀孕女人提出要跟我睡，我差点儿就要试一把。她说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政府，她就可以重操旧业，她是制帽子的。看出我的兴趣越来越小，她便拿起我的手放到她肚子上。我感觉到肚子里有东西在动，便兴味索然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像巴黎这样，能满足各种不同的性要求。一个女人一旦失去一颗门牙、一只眼睛或一条腿便马上去当婊子。在美国，如果她缺胳膊少腿儿而又别无所长便只有饿死的份儿。在这儿却不同，少一颗牙、鼻子被人咬掉或是子宫干瘪，所有使本来就不漂亮的女性更丑的不幸遭遇都被认为更有情趣，是对男性已腻味的胃口的一种刺激。

我讲的自然是大城市里特有的那种情况，这里的男男女女的最后一点精力都被机器榨干。他们是现代进步的殉难者。正是他们的一堆骨骼和衬衫领扣让画家觉得难以画上血肉。

后来，到了下午，我来到塞兹街一家艺术博物馆。马蒂斯塑造的男男女女围绕着我，这才把我带回人类世界的正常领地。在一个四面墙都闪闪发光的大厅门口，我站了一会儿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当四周习以为常的灰色被扯得四分五裂，生活的绚丽多彩用歌曲和诗篇弘扬开来时，一个人常会感受到这种震惊。我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如此自然而又完美的世界里，自己已沉溺于其中。我的感受是自己正置身于生活的核心，不论我从何处来，采取何种态度，一旦陷进发芽的树丛中央，一旦坐在巴勒贝克[11]那间巨大的餐室里我便沉溺于其中。我第一次领会那些室内静物画的深邃含义，它们凭借视觉和触觉的威力表现存在。站在马蒂斯创造的这个世界的门口，我又一次体验到启示力量，正是这种启示令普鲁斯特能够大大改变生活的图景，使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对声音和意义的炼丹术十分敏感，并把生活中令人不快的现实转换成艺术中实在的、有意义的轮廓。只有那些能让光线射进喉咙的人才能解释自己心里在想什么。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巨大枝形吊灯反射出的炯炯闪光如何散开、变成血红色，点缀在单调地照着窗外暗晦金色的光波顶端。海滩上，桅杆和烟囱交织在一起，艾伯丁裂谷[12]像一个黑褐色的影子在海浪顶端滑过，与一个原生质地域的神秘中心融合在一起，将她的倩影同死亡的梦幻和预兆联结在一起。随着白天的结束，痛苦像雾气一样从地上升起，接踵而至的是悲哀，它遮闭了海洋和天空之间无尽的景致。两只蜡黄的手毫无生气地放在床罩上，一只贝壳发出呜咽的笛声，沿着苍白的静脉血管复述它诞生的往事。

马蒂斯的每一首诗里都包孕一小块人肉的历史，它拒绝接受死亡的结局。整个肉体，从头发到指甲都体现出活着的奇迹。在对更伟大的现实的渴求中，精神力量仿佛已将肌肤上的毛孔变成看得见的饥饿大口。不论一个人幻想什么，总有航海的气味和声音，即使仅仅回顾他的梦境的一小隅，他也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涌起的浪头和凉爽的、四处飞溅的浪花。他站在舵前，瞪着坚定的蓝眼睛凝视时间之囊。他长时间地斜眼凝视那些遥远的角落，低头越过隆起的大鼻子，他便看到了一切：科迪勒拉山系融入太平洋，写在牛皮纸上的流亡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历史，百叶窗发出海滩上的沙沙声，贝壳状的钢琴，花冠射出和谐的光亮，变色蜥蜴在书的重压下蠕动，土耳其宫殿在尘埃废墟中奄奄一息，音乐像火焰那样从苦难的隐身日全食中迸发出来，芽孢和石珊瑚在地上泛滥，肚脐里吐出痛苦的明亮鱼卵……马蒂斯是一位贤明的哲人、一个跳跃的先知，画笔一挥便用生活中不容置疑的事实取代丑陋的绞刑架，人类的躯体就锁在这个架子上。假如今天哪个人具有天赋，知道在哪儿消融人的身体，有勇气牺牲一条和谐的线条以便发现血液的流动节奏和细微声响，放出折射在自己体内的光线，并让它照在调色板上，这个人就是他。他在生活琐事、混乱和嘲弄后面发现了无形的模式，并且在空间里玄之又玄的颜料中宣布他的发现。他意在创造，不墨守成规，不窒息思想，不冲动。即使世界归于毁灭，仍有一个人留在地球的核心。他站得益发稳当，随着分解过程的加快益发具有离心力。

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昆虫学家的梦。地球已偏离自己的轨道，地轴已错位。鹅毛大雪从北方飘下，新的冰河时代正在来临。横向的缝口正在合拢。仍处于胎儿阶段的世界在美国中西部谷物带濒临死亡，成为死去的乳状突起。三角洲突然消失，河床平滑如镜。世界同明亮的阵雨般的一块块黄色岩石相撞之时，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是冶金的日子。温度计的水银柱落下来时，世界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仍有渗透，有些地方还会发出声音，但在地球表面静脉全在曲张，在地球表面光束变得曲折，太阳像迸裂的直肠那样鲜血直流。

马蒂斯就处于这个正在散架的车轮正中间，他会一直滚动，直到组成这个车轮的零件都散开。他已在地球上滚出相当一段距离，滚过波斯、印度和中国。像一块磁铁，他从库尔德、俾路支、廷巴克图、索马里兰、吴哥、火地岛等地把微小的颗粒吸附到自己身上。他用孔雀石和宝石打扮起来的土耳其女奴的身体上长着一千只眼，这些洒过香水的眼睛全在鲸鱼的精液里浸过。微风起处是胶冻般凉却的心绪，白鸽来到喜马拉雅山的冰蓝色血管里，在拍动翅膀发情。

科学家们用来遮盖现实世界的糊墙纸正在变成破烂。他们在其中制造生命的大妓院并不需要装饰，要紧的是下水道必须有效地工作。美，在美国使人们如醉如痴的、圆滑的美已不复存在。要探究新的现实首先必须打开下水道，割开生疽的排泄管，因为它们构成带来艺术排泄物的泌尿生殖系统。白天里弥漫着一股高锰酸盐和甲醛味，下水道被纠缠在一起的动物胚胎堵塞。

正像一间老式的卧室，马蒂斯的世界仍是美好的。没有看到滚珠轴承、锅炉板、活塞、活动扳手，它与布瓦公园里欢乐宴饮、通奸成风的田园时代同属一个古老世界。在这些具有鲜活的通气毛孔的人中间移动，我觉得欣慰、清爽，他们生活的背景同光线一样稳定、牢靠。沿着马德莱娜林荫道步行，同妓女们擦身而过时，我深刻领悟到这一点，这时看她们一眼便使我发抖。这是不是因为她们有异国情调或营养良好?不是，沿着马德莱娜林荫道很难找到一个漂亮女人。然而在马蒂斯这儿，在他的笔触下有一个颤抖的发光世界，它只需要女性使最容易瞬时即逝的愿望具体化。在小便池外我遇到一个卖身的女人，这是一种始于已知世界的疆界消失之处的经历。这个小便池里贴着香烟纸，还有甜酒、杂技、赛马广告，浓密的树荫透过厚厚的墙和房顶。晚上绕着墓地围墙转圈子，我不时跌在被马蒂斯拴在树上的土耳其女奴幽灵身上。她们缠绕在一起的长发被树液浸透。几英尺以外，躺着波德莱尔裹得像木乃伊一样的鬼魂，经过难以计算的漫长岁月才移到这里，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他这样的人啦。咖啡馆的幽暗角落里，男人和女人们的手被捆住，两腿间布满很多污点；他们的身边站着侍者，他的围裙里兜满铜子儿，正耐心等待幕间休息，那时他就可以扑到妻子身上。即使世界已分崩离析，属于马蒂斯的巴黎仍会随着美好的、叫人喘息不止的性欲高潮一起颤动，空气中总是充满凝结的精液，树木像头发那样纠缠在一起。借助摇摇摆摆的车轴支撑，车轮稳稳地滚下坡去，没有制动闸，没有滚珠轴承，没有充气轮胎。轮子已散架，但是革命未受影响……

【注释】

[1] 地中海沿岸区域，避寒游憩胜地。

[2] 哈夫洛克·霭理士（1859——1939）：英国心理学家、医生，著有《性心理学》等。

[3] 盖厄斯·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约27——66）：古罗马朝臣，据说是讽刺小说《萨蒂利孔》的作者。

[4] 世界第三大岛，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印度尼西亚人称其为加里曼丹。

[5]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雕塑家。

[6] 原文是odalisque，意为“宫女，女奴，妾”。

[7] 克努特·汉姆生（1859——1952）：挪威作家，192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8] 卡尔文·柯立芝（1872——1933）：美国第三十任总统。

[9] 鲁道夫·瓦伦蒂诺（1895——1926）：意大利裔美国电影演员，美男子。

[10] 墨西哥地名。

[11] 黎巴嫩地名。

[12] 位于东非大裂谷西部，刚果东部。

第九章

一天，从晴空中落下一封鲍里斯的来信，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他。这是一封奇怪的信，我并不想假装完全看明白了。“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是你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生活。就是说，我仍活着，而我又快要死去。就这样多愁善感一阵之后，我又经历一次洗礼，又活了一回。我活着，这一回不凭借回忆往事，像我对别人谈起的那样。不过我活着。”

信就是这样开头的，没有问候的话，没有日期，没有地址，写在从空白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格纸上。字写得很轻，字体华丽、潦草。“不论你喜不喜欢我，你同我非常亲近，因此在内心深处我倒认为你是恨我的。通过你，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又看到自己在死去，我快死啦。除了死亡，还有点儿别的。这也许就是我怕见到你的原因，也许你在我身上玩过鬼把戏，然后死了。如今事情发生得很快。”

站在石头旁边，我一行行读过去，这一番关于生死和事情发生得很快的空谈听起来像疯话。据我所见，除了报纸头版登载的那些寻常灾祸意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过去六个月以来，鲍里斯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躲在一间房租便宜的小屋里，或许同克朗斯塔特通过心灵感应术保持着联系。他讲到退却时的防线和撤出的战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好像他正在一条战壕里向司令部写报告。也许他坐下写这封信时穿着常礼服，也许他搓过几回手，以前有顾客上门来租他的公寓时他常常那样。他又写道：“我想叫你自杀的原因是……”看到这儿我不禁大笑起来，以前在博尔盖塞别墅他常把一只手插进常礼服后襟里踱来踱去。或者就是在克朗斯塔特那儿，不管在哪儿，只要有摆下一张桌子的地方就行，他踱来踱去，同时滔滔不绝地把这番生与死的废话说个够。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听懂过一个词，不过这场面倒也热闹。作为一个非犹太人，我自然对人脑袋里闪过的各种念头感兴趣。有时他会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那是被脑子里涌现的潮水般的念头弄得疲乏了。他的脚刚好碰到书架上，那儿放着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书对我没有用。我要承认他把这些书渲染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它们是讲什么的，有时我也会偷偷翻翻其中一卷，看看那些异想天开的思想是不是真是这些人自己的，因为鲍里斯总说这些观点是他们的。不过他的话与他们的思想联系不大，基本上不沾边。鲍里斯有他自己的独特说法，这是指，当我同他单独在一起时；但是一听克朗斯塔特讲话我就觉得是鲍里斯剽窃了他的高见。他俩谈论的是一种高等数学，不含一点血肉的东西，鬼魂般荒诞，抽象得可怕。待他们谈到死的事时才变得具体一些。不管怎样，切肉刀和砍肉斧也得有一个柄。我非常喜欢参与那些讨论，生平第一次觉得死亡很吸引人，我是指所有不会流血但会带来痛苦的抽象死亡。他们不时会因为我还活着而恭维我，但是他们的恭维方式令我很窘迫，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出现返祖现象的遗老，一条浪漫的破布，一个有情感的直立猿人。鲍里斯尤其以挖苦我为乐，他要我活着以便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死去。他看待我、揶揄我的样子会使你想到大街上成千上万的人不过是死去的母牛。对了，信……我快把信的事儿忘了……

“那天晚上在克朗斯塔特家，莫尔多夫变成上帝后，我要你自杀的原因是当时我同你非常亲近，或许今后再也不会那么亲近。我怕，我非常怕某一天你会回来找我，死在我手上。那样一来，一想到你我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不能忍受的，为此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或许你能想象出他会说这种话！我自己却不清楚他怎样看待我，至少我本人显然纯粹只是一个观念，一个不吃饭也能生存下来的观念。鲍里斯向来不大重视吃饭问题，他企图用观念养活我，每一件事情都是观念。然而，他打主意要把公寓租出去时却不忘在卫生间里放一只新脸盆。总之，他不想叫我死在他手上。他写道：“你必须做我的生命，直到最后。这是你可以接受我对你的看法的唯一办法。如你所见，因为你同某件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道捆在我身上，我想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你，也不希望这样做。我死了，但我想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更滋润。正因为这一点，我向别人谈起你时总有点儿羞愧，这样熟悉地谈论自己总是不太容易的。”

也许你会以为他迫不及待地要见我，希望了解我正在做什么。错了，他在信中连一行也不曾提及具体的或个人的事情，除了这一番有关生死的话，除了这一小段在战壕中写就的话，这一小股向每个人宣告战争仍在继续的毒气。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受我吸引的人都是精神错乱的人、神经衰弱的人、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犹太人。一个健康的异教徒身上准有某种叫犹太人激动的东西，就像他看到发酸的黑面包一样。比如说莫尔多夫，据鲍里斯和克朗斯塔特说，他已自封为上帝。这条小毒蛇毫无疑问恨我，可他又离不开我。他定期跑来接受我的侮辱，对于他这像吃补药一样。起初，我对他确实十分宽宏大度，毕竟他在付钱让我听他说。尽管我从未显出很同情的样子，我却明白涉及一顿饭和一点儿零花钱时应该免开尊口。不久，我发现他竟是这样一个受虐狂，于是便时常当面嘲弄他。这就像用鞭子抽他，使悲哀和忧伤伴着新迸发的活力一起涌泻而出。也许我们之间一切都会十分和谐，若不是他觉得保护塔尼亚是他的职责。塔尼亚是犹太人，这引出一个道德问题。他要我忠于克洛德，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女人我还是一往情深的。他有时还给我钱，叫我去跟她睡觉，直到他领悟到我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色鬼为止。

我提到塔尼亚，因为她刚从俄国回来，几天以前才回来。西尔维斯特仍留在那儿钻营一份工作，他已完全放弃文学，献身那个新的乌托邦。塔尼亚要我同她一起回去，最好回到克里米亚，开始新的生活。那天我们在卡尔的房间里痛饮，商量这件事有无可能。我想知道，在那儿我能做什么谋生，比方说，能不能做校对员。塔尼亚说我不必担心干什么，只要我真心愿意去，他们就会替我找到一份工作。我想显出热心的样子，结果却显得悲戚戚的。在俄国，人们可不想看到哭丧的脸。他们要你快活、热情、轻松、乐观，听起来那儿同美国一样。可我天生就缺乏这份热情，当然我没有对她说过，可我暗自希望他们扔下我，让我回到自己的小职位上去，待在那儿，直到战争爆发。这一套关于俄国的骗局略有几分令我不安，塔尼亚为此却很动感情，因而我们几个喝光了十几瓶便宜的红葡萄酒。卡尔活像一只蟑螂那样蹦来蹦去，他身上的犹太血统足以使他为俄国这样一个念头而欣喜若狂。除了让我们结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立即结婚。他说：“结婚吧！你们不会损失什么！”然后他假装要去办一件小事，好让我俩来一番速战速决。塔尼亚也想这样做，可是俄国的事已牢牢地移植在她脑子里，她便在对我的唠叨中浪费掉这段时间，她的话使我有点恼火和不安。可我们必须考虑吃饭，动身去办公室，于是在埃德加基内林荫道上，这儿距公墓很近，我们挤进一部出租车，绝尘而去。这正是坐敞篷汽车游览巴黎的好时辰，葡萄酒在肚子里翻来滚去更令人觉得格外痛快。卡尔坐在我们对面的折叠座位上，脸红得像一棵甜菜。想到将在欧洲另一端过一种美妙的新生活，这个可怜的狗东西倒挺快活。同时他也有点儿怅然，这我也看得出来。他并不真想离开巴黎，正如我不想离开一样。巴黎对他并不好，同样，它对我，对任何人都不好。可是当你饱经磨难之后，巴黎仍使你流连忘返，你可以说它掌控着你。它像一个害相思病的婊子，宁愿死也要拽着你。我看得出，他就是这样看待巴黎的。过塞纳河时他咧着嘴傻笑，四下望望建筑物和塑像，仿佛是在梦中看到它们。对于我这也像一场梦，我把手伸进塔尼亚的胸前，拼命捏她的奶头。我留意到桥下的流水和驳船，还有圣母院，正像明信片上画的。我醉醺醺地自忖，一个女人就是这样被奸污的。不过我仍很滑头，知道拿俄国、天堂或天下任何东西换我脑子里这些乱糟糟的念头我都不肯换。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独自在胡思乱想，很快我们就要把很多吃的东西塞进肚子，还有额外点的一切美味，一些会淹没去俄国这件事情的上好浓甜酒。有塔尼亚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女人，他们一旦想到什么才不会管你怎样呢。若是放手让他们干，他们会在出租车上就扯下你的裤子。这样很美妙，我们穿过街上往来车辆，脸上涂着胭脂，肚子里的酒像阴沟一样发出汩汩响声，尤其是在我们猛地拐入拉斐特街之后。这条街的宽度恰好能容纳街尾那所小殿堂，楼上是圣心堂，一座有外国情调、杂乱的建筑。这也是穿越醉酒状态，让你无助地在过去日子里游泳，让你在完全清醒而又不刺激神经、飘忽不定的梦幻中漫游的法国观念，它既清晰又明白。

塔尼亚的归来，我稳定的工作，关于俄国的醉话，夜晚步行回家，盛夏的巴黎，生活似乎又昂起头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鲍里斯寄来的那类信件令我觉得十分荒诞的原因。我几乎每天都在五点左右同塔尼亚会面，跟她一起喝一杯波特酒，她管这种酒叫波特酒。我让她带我去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去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时髦酒吧，那儿的爵士乐和姑娘的低声吟唱仿佛渗透到桃花心木的家具里去。即使是去上厕所，这软绵绵的伤感旋律也在身边萦绕，它通过排气扇飘进厕所，使生活变成虚幻，变成彩虹色的泡沫。不知是因为西尔维斯特不在家还是出于别的原因，现在塔尼亚自由自在，她的一举一动简直像天使一样。有一天她说：“我走之前，你对我很不像样。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对不对?”我们在柔和的灯光下，在渗透那个地方的软绵绵的餐室音乐中变得多愁善感。快到上班的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吃饭，支票簿存根摊在我们面前。六法郎、四个半法郎、七法郎、两个半法郎，我机械地数钱，同时想自己会不会更情愿当酒吧招待员。常常是这样，塔尼亚同我滔滔不绝地谈到俄国、未来、爱情这一类废话时，我会想到最不相干的事情，想到擦皮鞋、当厕所服务员。我尤其想到这些，因为她拉我去过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从来不曾悟到我会非常理智，也许会衰老，会驼背……不，我始终在想，不管未来如何拮据，我仍会处在这种环境中，同样的乐曲会灌进我脑子，酒杯碰在一起，每一个形状姣好的屁股后面会发出一道一码宽的香气，足以驱散生活中的臭气，甚至楼下厕所里的恶臭。

奇怪的是，这个想法从未阻止我同塔尼亚跑到这些时髦酒吧里去。离开她当然很难。我常常领她来到办公室附近一所教堂的门廊里。我们站在黑暗中，在道别前最后拥抱一次。她对我低声说：“老天，现在我该干什么?”她希望我扔掉工作，这样就可以没日没夜地同她做爱。她甚至不再理会俄国，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行。一离开她，我头脑就清醒了。从旋转门进去后我听到的是另一种音乐，不那么缠绵，不过也很好听。香气也变成另外一种，不止一码宽，而是无处不在，像是机器散发出的汗味和薄荷味。进门时，我通常都喝得酩酊大醉，一进来便好像突然来到海拔低的地方。我通常是直奔厕所，它使我振作起来。厕所里凉快些，或者就是流水的声响造成这种错觉。厕所始终是一种冷灌洗疗法，而且是货真价实的。进门前你必须经过一排正在脱衣服的法国人。哼！这些魔鬼身上发出臭味，为此他们还拿高薪呢。他们站在那儿，脱掉衣服。有的穿着长内衣，有的留着胡子。大多数人皮肤苍白，像血管中有铅的瘦老鼠。在厕所里你可以仔细看看他们无所事事时都在想些什么，墙上涂满图画和文字，都是诙谐可笑的猥亵玩意儿，很容易看懂，总的来说挺好玩，惹人喜爱。要在某些地方涂写准还需要一架梯子。我想，即使是从心理学角度这样做也是值得的。有时我站在那儿撒尿，不禁想这些乱涂乱抹的东西会给那些时髦女人留下怎样的印象，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看见她们走进漂亮的厕所。如果她们能看到在这儿人们怎样看待一个屁股，不知道还会不会把屁股撅得那么高。在她们周围，无疑一切都是薄纱和天鹅绒的，或者就是她们从你身边走过时发出的好闻气味令你这样想。她们当中有些人起初并不是高贵淑女，有些人摇头摆尾地走路只是在替她们的行当做广告。待她们独处，在自己的闺房里大声谈话时，也许口中也会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因为她们所处的世界同每一个地方一样，那儿发生的事情多半是屎尿垃圾，同随便哪一个垃圾桶一样脏，只是她们有幸能盖上桶盖。

我说过，同塔尼亚一起度过的下午对我从未有过不良影响。有时我喝酒喝得太多，只得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因为看清样时头脑不清醒是不行的。看出哪儿漏掉一个逗点比复述尼采的哲学更须要集中精神。有时喝醉后你也可以变得很精明，可是在校对部，精明是不合时宜的。日期、分数、分号，这些才是要紧的，而头脑发烧时这些东西是最难盯住的。我不时出些荒谬的错，若不是早就学会如何舔老板的屁股，我准早已被解雇。有一天，我还接到楼上那个大人物的一封信，这个家伙高高在上，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信上有几句挖苦我具有超凡智力的话，言辞间他明白无误地暗示我最好本分些，尽职尽责，否则会受到应有的惩处。老实说，他把我吓得屁滚尿流，从此说话时再也不敢用多音节词，实际上我几乎一夜没开口。我扮演一个高级白痴的角色，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为了奉承老板，我不时走到他面前礼貌地问他这个或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喜欢我这一手，这家伙是个活字典、活时间表，不论他在工间休息时灌进多少啤酒，在某个日期或某个词的词义上你永远难不倒他。他的工间休息时间全由他自个儿掌握，因为他要巡视自己主管的部门，他天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唯一叫我懊悔的是我懂的太多，尽管我很小心谨慎，还是不免暴露出来。假如我来上班时胳膊底下夹着一本书，我们这位老板准会看见，若是本好书他便会怨恨我。不过我从来没有有意做什么事情惹他生气。我太喜欢这份工作啦，绝不会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同一个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交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只用单音节的词也会露馅儿。这个老板心里明白，我对他讲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常喜欢驱走我的迷梦，并给我灌输各种日期和历史事件。我想，这就是他报复我的方式吧。

结果是我患上轻度神经官能症，一吸进新鲜空气便信口开河地胡说。清晨我们回到蒙帕纳斯，不论谈到什么话题，我都要尽快用消防水龙头往上面浇水，打断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从变态的梦幻中解脱出来。我最喜欢谈谁也不懂的事情，我已经患上一种轻微的精神错乱，我想这种病叫作“模仿言语症”。夜里校对过的文稿标签都在我的舌尖上跳舞。达尔马提亚[1]，我曾拿到为这个美丽的珠宝胜地做的广告。对了，达尔马提亚。你坐上火车，早上毛孔便出汗，葡萄会绷破皮。我能从这条壮观的林荫大道一直滔滔不绝地谈论达尔马提亚，一路谈到马萨林[2]枢机主教的宫殿。只要愿意，我还可以说下去。我甚至搞不清楚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也从来不想搞清楚。可是在凌晨三点，身体疲乏不堪，衣服被汗水和广藿香浸透，手镯叮当响着从洗衣机里通过，这时那些喝醉啤酒后胡扯的事情都毫无意义，那些地理、服装、演讲、建筑之类的琐事。达尔马提亚是在夜里某一时辰被提到的，那时交通警察的哨声不再响起，卢浮宫的庭院显得既美妙又荒谬可笑，使人想无缘无故地痛哭一场。这正是因为周围那么美丽静谧，那么空旷，与报纸头版和楼上掷骰子的人全然不同。达尔马提亚就像冰冷的刀锋搁在我颤动不已的神经上，使我得以体会途中那些最美妙的感觉。好笑的是，我可以走遍全球，可是总想不到要回美国。对于我，它比一片消失的大陆更浩渺，更遥远。我对消失的大陆尚存有某种神秘的向往，对美国却毫无感情。有时我也确曾思念莫娜，不是把她当作特定时间空间中的一个人去怀念，而是抽象地、超然地思念，仿佛她已变成一大团云状的东西，冉冉升到空中，这团东西遮掩住过去。我无法使自己长时间地思念她，否则就会从桥上跳下去。真奇怪，我已对没有她在身边的生活习以为常，但是只要一想起她便令我刻骨铭心地难过，足以完全败坏我踌躇满志的心情，把我推回悲惨的过去那个令人痛苦的阴沟里。

七年来，我不分昼夜四处游荡，心里始终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她。倘若有哪一位基督徒像我忠于莫娜那样忠于上帝，今天每个人都早已成为耶稣基督。我昼夜思念她，甚至哄骗她时也是如此。有时，我正在做其他事情，也许正在拐过一个街角，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她。这时我眼前突然会出现一个小广场、几棵树和一张长椅。我们站在这僻静的地方吵嘴，用刻薄的语言、争风吃醋的话题吵得对方发疯。我们总是拣一处僻静的地方，比方说吊刑广场，清真寺外昏暗的、令人悲哀的街道，或是布列特尼大道那个敞开的墓穴一带。到晚上十点钟，那儿便死一般寂静，使人联想到谋杀、自杀，或某一可以创造人类活动遗迹的活动。当我意识到她已离开，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一个巨大的空洞便打开，我觉得自己在下跌、下跌，跌进幽暗的空间中去。这比流泪还难受，比懊悔、创伤或悲哀更深刻。这是抛入魔鬼撒旦的无底深渊，我无法再爬上来。没有光线，没有人说话的声音，没有人手的触碰。

夜里我走在街道上，曾几千次想她回到我身边的一天会不会来临。我将渴望的目光投向建筑物和雕像，我那么渴求，那么绝望地望着它们，我的思想准是已同这些建筑物和雕像融为一体，它们一定饱含我的痛苦。我也忍不住忆起，我们肩并肩穿过这些令人悲哀的、幽暗的、现在渗透着我的梦想和渴望的街道时她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对于她而言，这些街道同其他街道一样，只是略微脏一点儿，仅此而已。她不会记得我曾在某一个角落驻足捡起她的发夹，或是俯身替她系鞋带时留意她落脚的地方。它会永远留在那儿，甚至大教堂被毁坏，整个拉丁文明永远湮灭后它仍留在那儿。

一天夜里，沿着勒蒙街散步时，一阵不寻常的痛苦和忧伤攫住我，一些事情栩栩如生地展示在面前。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常常闷闷不乐地、绝望地在这条街上行走，还是因为我回忆起一天夜里我们站在吕西安埃尔广场时她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看你写过的那个巴黎?”想起这话，我明白了，我忽然悟到根本不可能指给她看那个我已经了解的巴黎，那个区域未确定的巴黎，那个仅仅由于我的孤独和对她的渴求才存在的巴黎。这样一个巨大的巴黎！再探究它一遍会消磨一个人的一生。只有我拥有打开它的钥匙，即使是抱着最好的意愿来旅游，这个巴黎也不适合游览。你只能在这个巴黎生活，每天必须体验它的一千种不同的折磨。这个巴黎像一个恶性肿瘤在你体内长大，越长越大，直到吞噬你。

摇摇晃晃地走过穆费塔街，这些往事尽在脑子里徘徊，我又联想到以往的另一件怪事。那是一本导游手册，莫娜要我替她翻开书页，可因为封面太厚重，我当时发现根本无法翻开。一点原因也没有，只是因为那时我一门心思都在想萨拉万[3]，而现在我正在它的神圣辖区内遨游。这样想仍是一点儿原因也没有。我回忆起有一天，受到日复一日经过的那块招牌启发，我冲动地闯进奥尔菲拉公寓，要求看看斯特林堡曾住过的房间。截至那时我还没有遇到太多不幸，尽管我已失去世俗生活所需的所有东西，已饱尝空着肚子在街上徘徊、提心吊胆地提防警察的滋味。那时我在巴黎还没有交上一个朋友，这种状况与其说令人沮丧倒不如说使人茫然。不论我在这个世界上流浪到何处，最容易找到的莫过于一个朋友。不过，实际上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遭遇什么太大的不幸。一个人在生活中可以没有朋友，正如他没有爱情甚至没有钱也可以照常生活下去，尽管人们认为钱是必不可少的。我发现，一个人可以仅凭悲哀和痛苦在巴黎生活！这是一种苦涩的滋养品，或许对于某些人这是最好的滋养品。不管怎样，我还没有落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我只是在同灾祸调情而已。我有充裕的时间，有闲情逸致去窥探别人的生活，同已死去的传奇故事闹着玩。不论一件事物有多么肮脏，一旦被塞进一本书里便显得令人惬意、遥远、陌生。离开这个地方时，我意识到自己唇边浮现出一丝讥讽的笑容，好像在对自己说：“别着急，奥尔菲拉公寓！”

当然，从那时起，我明白在巴黎的每个疯子早晚都会发现一件事：并不存在一座为受磨难者预备的现成地狱。

现在我好像才有点儿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斯特林堡的作品。我看到她读完非常有趣的一段后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笑出来的泪水。她说：“你同他一样疯狂……你想受罚！”当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受虐狂后，这位施虐狂是多么高兴啊！她还咬自己，试试牙齿是否锋利。我刚刚认识她的那些日子里，她浑身都是斯特林堡的味道。使我们聚到一起的是斯特林堡沉迷于其中的纷乱飘忽的念头、两性之间永恒的争斗和斯堪的纳维亚极蠢的白痴喜欢的那种蜘蛛般的残忍。我们在死亡的舞会上相聚，我很快被吸进漩涡里。待再浮出水面，我已辨认不出这个世界。我发现自己解脱时，音乐已停止，盛宴已结束，我被剥得精光……

那天下午，离开奥尔菲拉公寓后我去图书馆，在恒河中沐浴，沉思默想一阵黄道十二宫，然后便开始琢磨斯特林堡无情地描写过的那个地狱的含义。细想过后，我渐渐明白何谓神秘的远游。这位诗人飞越地球表面，然后英勇地降到地球的核心，仿佛命中注定要在一出已失传的剧中再度扮演角色。这是在鲸鱼肚子里做一阵黑暗、可怕的逗留，是试图解放自己的血腥挣扎，是从过去的羁绊中脱身，是投射在异国海岸上明亮、血迹斑斑的太阳。他和其他人（但丁、拉伯雷、凡·高等）为什么都来到巴黎，这对于我已不再神秘。我明白为什么正是这个巴黎吸引了那些受尽折磨、产生幻觉的爱情狂人。我明白为什么在这儿，在这个轮子的正中，一个人能够接受最离奇、最不切实际的理论，却又一点儿也不觉得它们古怪。一个人正是在这儿重读青年时代读过的书，每个谜都获得新的意义，每一根白头发都是一个谜。一个在街上行走的人早就知道自己犯傻、发疯，因为这些冷漠、麻木的面孔显然正是他的看守的面孔。在这儿所有分界线都已消失，世界展现出自己是一座疯狂的屠宰场。单调的生活延伸到无限，出口紧紧关闭，逻辑在四处横行，血淋淋的刀在闪光。空气寒冷而污浊，语言则是启示录式的。到处都找不到一块标明出口的牌子，除却死亡之外没有什么好谈的。一条死胡同的最里端竖立着一座绞刑架。

巴黎，一座永恒的城市！它比罗马更加久远，比尼尼微[4]更加壮观。人像盲目、蹒跚的白痴，爬向世界的中心；像一只漂进大洋、死一般寂静的软木塞，独自在这儿漂浮，在海洋的渣滓和船只残骸之中，无精打采，毫无希望，连路过这里的哥伦布都不会去注意。文明的摇篮就是世界上腐臭的污水坑，就是陈尸所，发臭的子宫把骨肉的血污包裹放在里面。

大街是我的庇护所。谁都无法明白大街的魔力，直到他被迫在街上避难，直到他变成一根稻草被每一阵西风吹来吹去。一个人在冬季的某一天，走过一条街时看到一只被出售的狗，他便会感动得落泪。街对面竖立着一个破烂的棚屋，像一座公墓一样令人快活，它自称是“兔子坟墓宾馆”。这使人哈哈大笑，笑得要死。后来他看到到处都是旅馆，为兔子、狗、虱子、皇帝、内阁部长、当铺老板和屠马者建的旅馆，而且两家中就有一家是“未来旅馆”，这更叫人发疯。这么多未来旅馆！没有一家旅馆的名称中用过去分词、虚拟式、连接词。一切都是古老、可怖的，叫人笑得毛骨悚然，像牙龈脓肿，充满未来气息。这未来的淫荡湿疹使我沉醉，我摇摇晃晃地来到紫罗兰广场，花儿全是淡紫色和蓝灰色的。门框很低，只有侏儒和小妖精能挤进来。纯焦炭正在左拉迟钝的头盖骨上方的烟囱里冒出，与此同时桑威奇斯教堂的圣母马利亚竖着包心菜似的耳朵倾听油箱咕咕的冒泡声，那是一些漂亮臃肿的蛤蟆蹲在路边发出的声响。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温泉关[5]?因为那天有个女人用屠宰场里启示录式的语言同她的小狗说话，而那条小母狗居然懂得这个油腻腻的邋遢接生婆在说些什么。这使我多么沮丧！甚至比看到布朗雄街上出售的呜咽的杂种狗更叫人难过。使我产生惋惜之情的并不是狗，而是巨大的铁栅栏。那生锈的铁矛仿佛把我和属于人的生活隔开。在沃吉哈赫屠宰场（伊波阿格屠宰场）附近那条令人愉快的小巷子里，也就是佩里绍街，我看到有些地方有血迹。在疯狂中，斯特林堡在奥尔菲拉公寓的铺地石上辨认出凶兆。我漫无目标地走过这条溅满血污的泥泞小巷，记忆中破碎的往事纷纷坠落，从眼前零零散散地飘过，以最可怕的恶兆训诫我。我看到自己的血洒出来，洒在泥泞的道路上，据我回想准是从路的起始处洒起。人像一个肮脏的小木乃伊投胎来到这个世界上，道路被血污弄得很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纵使地球上果实多得成堆，也没有时间去采摘。人群摇摇晃晃地向出口标志奔去，如此惊慌，如此拼命，体弱无助的人被踩在泥里，谁也听不见他们的呼号。

我的人类世界已经死去。我在世上孑然一身，大街是我的朋友。它以悲哀、痛苦的语言向我倾诉，其中包含着人类的不幸、渴求、懊悔、失败和徒劳的努力。一天夜里，我得到消息说莫娜生病了，快饿死了。我从布罗卡街的立交桥下走过，突然想起正是在这儿，在这条凹陷的街道污秽、沉闷的气氛中，莫娜依偎在我怀里用颤抖的声音恳求我答应永不离开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她是被某种关于未来的预感吓坏啦。几天之后，我站在圣拉扎尔车站的站台上看着列车启动，这趟车将要把她载走。她把身子探出窗外，我们在纽约道别时她也是这样。她脸上仍挂着悲伤和难以捉摸的微笑，最后那一瞥如此意味深长，可那不过是一副面具，一副被茫然的笑容扭曲的面具。仅仅几天以前，她还难舍难分地靠在我身上。后来发生过什么事，到底发生过什么，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于是她自己决定上火车并且带着忧伤、神秘的微笑望着我，这微笑使我困惑不解，这是不公平、不自然的笑，我一点儿也不明白。现在站在立交桥阴影里的是我，我伸手去拉她，我绝望地依在她身上，唇边挂着同样难以捉摸的笑，这是我罩在悲伤之上的面具。我可以站在这儿茫然地笑，不论我的祷告多么充满激情，不论我多么焦急地盼望，我们之间隔着大洋。她将在那儿饿死，我却在这儿走过一条条街道，热泪涔涔。

这种残酷在街上徜徉，它透过墙缝盯着我们，恐吓我们，尤其是在我们突然对无名恐惧做出反应、我们的心灵突然被令人发怵的惊慌侵入之时。正是它令那些街灯柱扭来扭去，像鬼魂似的。它们向我们招手，引诱我们走上前，再把我们牢牢捉住。正是它使有些房子显得像一些秘密罪行的守护人，关闭的窗子像见证太多的空洞的眼眶。正是这种东西，这种嵌进街道的人为地貌使我在突然看到头顶上方铭刻着“末路撒旦”时撒腿便跑。在寺院的入口处，我看到那儿写着“星期一、四接待肺结核病人，星期三、五接待梅毒病人”，这令我毛骨悚然。每一个地铁车站里都有咧着嘴笑的骷髅用“谨防梅毒！”欢迎你。凡有墙壁的地方都贴着海报，上面画着有毒的蟹，预示癌症降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碰到什么，都有癌症和梅毒。它写在天空上，冒火花，跳跃，像一个凶兆。它已经蚕食我们的灵魂，我们不过只是月亮一般的无生命物质。

【注释】

[1] 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

[2] 尤勒·马萨林（1602——1661）：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的首相、枢机主教。

[3] 巴黎历史最悠久的手工巧克力店之一，1883年创立。

[4] 西亚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东岸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

[5] 温泉关在希腊东部爱琴海沿岸，地势极为险要。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率军侵入希腊，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军扼守温泉关，几乎全部战死。

第十章

我想那天是7月4日，他们把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抽掉，事先并没有告知我。大洋彼岸的某个大人物决定要省钱，裁减校对员和可怜的打字员，这样他便付得起旅费和富丽堂皇的里兹饭店的房租。我付清累积欠下排字工的小笔债务，又给马路对面的小酒馆送上一份礼，以便继续赊账，这样一来，最后一次工资便所剩无几。我只好通知旅馆老板，说要搬走，我没有告诉他原因，那会使他担心他那微不足道的两百法郎。

“如果丢掉工作，你怎么办?”这话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现在好啦！完蛋了！除了再上街没有什么事可做。步行，四处转悠，坐在长椅上消磨时间。如今蒙帕纳斯的人当然都认识我了，我还可以假装一阵，摆出仍在报社工作的样子，这样讨一顿早饭或晚饭也容易些。正值夏季，游客大量涌进来，我已想好骗他们钱的法子。“你要干什么……”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愿意饿死。如果我什么都不干，一门心思只想吃的，便会免于崩溃。一两周之内我还可以照常去保罗先生的餐馆，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他不会知道我是否还在工作。要紧的是吃饭，其余的托付给上帝好啦。

我自然会竖起耳朵打探有什么办法能混一点儿饭吃。我结交了一批新人，全是以前我千方百计设法躲开的讨厌鬼，可恶的酒鬼，有几个钱的艺术家，古根海姆基金[1]得主，等等。你若一天十二小时蹲在露天咖啡座里，交朋友倒也不是什么难事。你会慢慢结识蒙帕纳斯的每一个酒鬼，他们像虱子一样凑在你身边，即便除自己的耳朵之外你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

现在我失去了工作，卡尔和范诺登又有话说了：“你老婆现在来了怎么办?”唉，那又怎样?那时要喂的不是一张嘴，而是两张嘴，我在逆境中就会有人陪伴。假如她的美貌未衰，也许我会过得比独自一人时好些，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一个美貌女人饿死。我不能指望塔尼亚为我做什么，她在给西尔维斯特寄钱。起初我还幻想她也许会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可她怕连累自己，再说她必须对她的老板好一些。

当你穷困潦倒时，首批可求助的便是犹太人。我手头几乎立即就有三个，全是充满同情心的好人。一个是退休的皮货商人，他极渴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他提议我写一组文章，用他的名字投到纽约一家犹太人日报社。我还在多姆饭店和库波勒饭店附近一带搜寻有名气的犹太人，我找到的第一位是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说。我得根据他留在纸餐巾上的图表写出激波理论，同时还得复述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一切只得到二十五法郎。我在报上看到这篇文章，自己也读不懂，不过这些文章都很像回事儿。这也行啦，尤其是添上那个皮货商的笔名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写过很多用笔名发表的文章。埃德加基内林荫大道上那家大妓院开张时我捞了一把，那是给我写宣传小册子的酬劳，不过也就是一瓶香槟，在一间埃及式房间里免费嫖一次。如果我带一个顾客来还能得到佣金，正像以前凯皮干的一样。有天夜里我把范诺登带来，他要通过自己在楼上享乐的方式让我挣几个钱。可是老鸨听说他是记者后，怎么也不肯收他的钱，而且让他免费再喝一瓶香槟，免费再嫖一回，我却从中没有得到什么。实情是，我还得替他写这篇报道，因为他想不出如何传播这件事却又只字不提这是怎样一个地方。这样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我被人捉弄得够呛。

最糟的差事莫过于应承为一个聋哑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是讲如何照顾跛腿孩子的。我的脑子里塞满各种有关疾病、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有橘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这一段日子能吃到像样的早餐！这多亏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腿孩子以及毗邻小湾里令人伤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势让他照，还要做一些动作。我想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店橱窗里摆放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的场所里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主意，可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我便应允了。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回，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十分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适合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2]时代以及黑死病[3]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些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被劈开的马儿，就像一扇沙龙的门，他会产生灵感，随即开始大谈但丁、达·芬奇或伦勃朗[4]。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罗卡德罗博物馆，为的只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过第五、第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场、白杨树广场、护墙广场、保罗魏尔兰广场。许多地方我本来就熟悉，可是听过他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着朗捷城堡街散步，吸进医院病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开。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合后，这股臭味便会催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因黑死病流行才设立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怪味儿。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结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吕热，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出于某种原因，克吕热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药般的功效，正像《魔山》[5]中皮佩尔科尔恩先生对“安居”的反应。克吕热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性格的人，他遵循的法则是拘泥细节、公正廉洁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可以进入下一阶段，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做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随便什么阶段，只要不缺吃少喝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起“线魂”[6]、“成因体”[7] 、“切除”[8] 、《奥义书》[9]、普罗提诺[10]、克里希那穆提[11]、“灵魂的业力表层”、“涅槃知觉”，全是从东方传播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在我看来，这些梦完全平淡无奇，甚至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那都是深藏不露、奥妙难测的奇观，因此一定要我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儿翻过来，像翻一件已磨光的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会退步，吐露我需要更多尘世的滋养，譬如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在肉体的要求变得过于强烈的软弱时刻，我知道他会去那儿休整一番。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一个好管家，这也不错。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会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如果偶尔剩下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比利耶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如果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那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特儿的，他俩已同居多年。现在他已厌倦她，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他已吃光她当初带来的嫁妆，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这位情妇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只能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已没有能力养活他。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内情的人在圈子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正是因为确有天分，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塞在厨房里。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比画着，对着她的一幅油画说：“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撒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头方向不对……再看看那边那幅裸体画……画那窟窿眼儿之前她干得还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啦。”

为了给我们讲解裸体画应该怎样画，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是他刚完成的。画的是她，这是犯罪心理激发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屑、邪恶、炫耀。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时作画的，比方说在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之时。画面上，她坐在马鬃填充的沙发上，待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这是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活像松果腺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地毯，这种绿色只会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一瓣大，另一瓣小，上面净是疤痕。画面上她好像正从沙发上微微抬起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部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被放大的胎儿，生着一副安琪儿迟钝、甜蜜的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不过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斯威夫特。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绘画之外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尔的友谊，菲尔莫尔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吕热和斯威夫特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每逢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在之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奢言大方或吝啬，毕竟他们把钱投入了流通，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尔明白，他在巴黎待不了多久，便打定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一个人有朋友陪着才玩得更有趣，因此他自然会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做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吃饭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尽管他喋喋不休地说话，通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净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流，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啦。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也就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多·雨果。他几年前才出大学门，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冒险精神。

我同克吕热待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内发生过一件古怪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我和菲尔莫尔更熟，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莫尔从美国来欧洲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那儿定期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白兰地等垫底。柯林斯待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只好去巴登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莱班[12]减肥啦。那时我在克吕热的画室里过夜，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家，不到中午很难把我赶下床来。克吕热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生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已发生效力。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能下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勇气也丧失殆尽。克吕热只好看护我，为我煮汤喝，也为我干别的事情。对于他这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重要的画展。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赞助。我睡觉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

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吕热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虚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吕热打心眼儿里认定我快要死了，我自己也这么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劲儿来的原因，尽管我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死在画室里，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床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吕热吓傻了。假如参观的人到来，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暗淡。他当然不会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令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最后他被我惹恼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又在我身上盖了一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以后，他又回来了，一句话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是菲尔莫尔，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尔和克吕热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吕热的态度变得柔和些。他说：“这是为你好。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但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让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向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什么人显得活泼、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准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一个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吕热粗暴地搬运过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就是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听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病……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的。我看到他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在那人手里，然后迅速、灵巧地转身回到我身边说：“来，振作起来！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说着，他把我用力拉起来，用一只胳膊撑住我的身体，带我朝电梯走去。

别让他以为你快死啦！显然，死在别人手上是不得体的。一个人应该死在自己家里，也可以说是悄悄死去。他的话很鼓舞人，我开始把这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上楼关上房门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盖上被子。“你现在不能死，他妈的！”柯林斯热切地说，“那样你会叫我难堪的……再说，你到底有什么病?过不惯好日子?拿出点儿勇气来！过一两天你就能吃上等腰肉牛排了。你以为你生病了！别急，等你生过一回梅毒再说！那才叫你胆战心惊呢……”他又幽默地谈起他沿长江的旅行，路上头发掉了，牙齿也烂掉。我处于这样的衰弱状态中，他所讲述的这段往事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效果，使我完全忘记病痛。这家伙胆子真大，也许为我的缘故他有几分添油加醋，可我当时听他讲故事时并不想挑刺。我全神贯注地听，仿佛也看到长江肮脏混浊的河口、汉口的灯光、众多的黄面孔、穿过三峡飞流直下的舢板和被龙口中吐出的带股硫磺味的火舌映红的湍流。多么奇异的经历！苦力们每天围在小船周围打捞被船上人扔下水的废物，汤姆·斯莱特里在弥留之际从病榻上撑起身子再看最后一眼汉口的灯光，那个英俊的欧亚混血儿躺在一间屋子里往自己血管中注射毒药。还有千篇一律的蓝褂子和黄面孔，他们中有千千万万人被饥馑折磨得憔悴不堪，忍受着疾病折磨。他们靠吃老鼠、狗和树根为生，他们啃光地上长的草，吞下自己的孩子。很难设想这个人身上曾一度布满伤疤，曾因是麻风病人被关起来。然而他说话时的声音平静、轻柔，好像经历过的磨难已荡涤他的灵魂。他伸手去端酒，这时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柔和，他的话真令我宽慰。这会儿中国自始至终像命运之神那样悬在我们头顶上，直到最后一刻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残酷古老的传说依然留存。

我无法继续听他讲下去，我的思绪回到头一次买回一包爆竹的那个国庆日，还有点燃爆竹用的长长的引火棍。这种引火的东西很容易折断，用嘴一吹便现出一点明亮的红光，它的气味会留在手指上好几天，会使你联想到一些古怪念头。国庆那天，街上乱扔着颜色鲜艳的红色纸张，上面盖着黑色和金色的印记。四处是细小的爆竹，里面裹的东西是最最稀奇古怪的。这些爆竹一包包的多极了，全用人脑浆颜色的又细又扁的肠线穿成一串串的。整天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和引火棍味，艳红包装纸上的金粉始终沾在手上。一个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中国，可它一直沾在你的指尖上，叫你的鼻子直发痒。很久以后，当你几乎全然忘记爆竹的气味之后，某一天你会被金箔呛醒，破碎的引火棍又送来刺鼻的气味，艳红的包装纸使你对根本不了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土产生眷恋之情。尽管你并不了解它，它却在你的血液中流动，神秘地流动。像时间或空间这类时隐时现却又永恒的概念，你越年老便越仰慕它，你试图用脑子去理解它，可是却不成功。这是由于中国的每一件事物中都蕴涵着智慧和神秘，你无法用双手抓住它，也无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沾在你手指上，由它渐渐渗进血管里。

几星期后，我收到已回到勒阿弗尔[13]的柯林斯的邀请信，信中言辞恳切。于是一天早晨我同菲尔莫尔登上火车，打算同柯林斯共度周末，这也是我到巴黎后第一次出门。我们精神振奋，一路喝着安茹葡萄酒来到海边。柯林斯给了我们一个酒吧的地址，我们就在那儿见面。那是一个叫作“吉米酒吧”的地方，据说在勒阿弗尔人人都知道它。

我们在火车站搭上一辆四轮马车很快赶往约会地点，在车上喝光了剩下的半瓶安茹葡萄酒。勒阿弗尔是一个欢快、充满阳光的城市，空气十分清新，那种强烈的咸味差点儿使我思念纽约的家乡。桅杆和船只处处可见，还有鲜艳的船旗、宽阔的广场和只有在省城才见得到的屋顶很高的咖啡馆。我立即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城市在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不等走到酒吧，我们便看到柯林斯急匆匆地沿着街道走过来，肯定是要去车站，而且同往常一样迟到了一会儿。菲尔莫尔马上提议喝点茴香酒，我们都在互相拍背、笑、喷唾沫星子，阳光和带咸味的海边空气令我们陶醉。起初柯林斯拿不定主意喝不喝茴香酒，他告诉我们他得了淋病，不太厉害，很可能是“太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给我们看，若是我没有记错，这玩意儿叫作“花柳灵”，是海员们用来治淋病的药。

去吉米酒吧之前，我们在一家馆子里先垫补一点，这儿铺面很大，椽子粗大，被烟熏得很黑，餐桌上摆满吃的东西。我们滥饮柯林斯推荐的甜酒，之后又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座里喝咖啡和烈性酒。柯林斯在谈论夏吕斯男爵，说甚中意此人。他在勒阿弗尔已待了差不多一年，滥花从前走私时积蓄下的钱财。他的爱好很简单，就是吃、喝、女人和书。还要有一个私人浴室，他坚持这一点。

到达吉米酒吧时，我们仍在谈论夏吕斯男爵。这时已临近傍晚，酒吧里的人渐渐多起来。吉米在那里，脸红得像棵甜菜，他太太站在他身边，是一个眼睛明亮、胸脯丰满的漂亮法国女人。我们受到殷勤的招待，面前又摆上茴香酒，留声机在高声尖叫，人们用英语、法语、荷兰语、挪威语和西班牙语叽里咕噜地闲扯。吉米和他妻子非常活泼、整洁，他们真诚地互相拍打、亲吻，还时常举起酒杯碰一碰。置身于这样一个欢快的大笑大喊的环境中，你只想脱下衣服跳一场美洲印第安人的战舞。酒吧里的女人像苍蝇一样围拢过来，如果我们是柯林斯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有钱。穿着旧衣服来也不要紧，英国人都是这身装束。我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当然这也不成问题，因为我是贵客。不过有两个极漂亮的婊子挽着我的胳膊，听候我吩咐，我还是觉得有些难堪。于是我打算硬着头皮挺下去，谁也说不上哪些饮料由酒吧提供，哪些要付钱。我得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哪怕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呢。

伊薇特，就是吉米的老婆，对我们格外大方，非常友好。她在为我们准备一个小宴会，还得再等一会儿。她不让我们喝得太醉，因为她要我们好好吃饭。留声机疯了似的高唱，菲尔莫尔早已同一个美丽的黑白混血儿跳起舞来。她穿着一件紧身天鹅绒衣服，优雅的身姿一览无余。柯林斯溜到我身边小声说我身边那个姑娘的情况。“老板娘会请她吃饭的，只要你想要她。”她从前是妓女，在这个城市的郊区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现在她已成为一位船长的情妇。他走了，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他又补充道：“如果她喜欢上你，就会邀你和她同居。”

这番话已足够了，我马上转向这位玛塞勒，着实把她吹捧一通。我俩假装跳舞，站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互相狠命地揉弄。吉米朝我拼命挤挤眼，赞许地点点头。玛塞勒是一个淫荡的婊子，同时也给人带来快乐。我发现她很快就把其他姑娘打发开，然后我们坐下来亲密地聊了许久。遗憾的是有人宣布吃饭，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餐桌边坐着大约二十个人，我和玛塞勒被安排在同一侧，对面就是吉米和他妻子。宴会以噼噼啪啪打开香槟酒瓶塞开始，接着便是醉意十足的致词，在此期间玛塞勒和我在桌子底下互相挑逗。轮到我站起来讲几句话，我只得捏着面前的餐巾，真是叫人又难受又兴奋。我只能简单讲两句拉倒，因为玛塞勒一直在我裤裆里挠痒。

这顿饭吃到临近午夜，我一直盼着同玛塞勒在那幢悬崖上的漂亮房子里过夜，可是现在还办不到。柯林斯计划带我们到各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不便拒绝。他说：“别担心，你走之前会跟她干个够。叫她在这儿等你，直到我们回来。”

对此她有几分不快，后来我们告诉她我们在这儿要待几天，她这才高兴起来。刚刚出门，菲尔莫尔便极其严肃地拉住我们的胳膊说，他有点儿事要讲。他面色苍白，忧心忡忡。

“说呀，怎么了?”柯林斯快活地说，“有话快说。”

菲尔莫尔一时无法启齿，哼哼唧唧许久才迸出一句：“嗯，刚才去上厕所时我发现……”

“这就是说你已经染上淋病啦！”柯林斯得意扬扬地说，一边炫耀式地掏出那瓶“花柳灵”。他又刻毒地补充一句：“别去看医生，那些贪心的王八蛋会把你的血放光的。也别停止喝酒，那一套全是胡扯。每天喝两次这个……喝之前先把它摇匀。最要不得的是发愁，你懂吗?来吧，回去以后我给你一个注水器、一些高锰酸盐好了。”

于是我们便踏入夜色，朝海滨走去，那儿传来音乐、喊叫、酒后的诅咒声。一路上，柯林斯一直在轻声说东道西，谈他曾爱上的一个男孩，谈那孩子的父母知晓后他如何费尽周折才摆脱困境。然后他又从这个话题绕回夏吕斯男爵，接着又讲到逆河流而上、后来失踪的库尔茨[14]，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我欣赏柯林斯这样不断借助文学背景的手法，就像一位百万富翁从不走下他的劳斯莱斯轿车。在他看来，现实与理想之间并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走进伏尔泰堤上那家妓院，柯林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铃要姑娘、要饮料，这时他仍和库尔茨在河上划着桨呢。后来姑娘们上床睡在他身边，用一个个吻封住他的嘴，他才不再说这些离题的话。这时，他似乎猛地悟到自己处于何处，于是转向开这所妓院的那位老妈妈，向她滔滔不绝地介绍他这两位专程从巴黎来此地游览的朋友。屋里有六七个姑娘，全都光着屁股，而且我必须承认都蛮漂亮。她们像小鸟一样蹦来蹦去，这时我们三人仍在设法同那位老妈妈攀谈。最后老妈妈借故告辞，叫我们随便些。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她那么和善可亲，那么温柔而又充满母性，而且举止又是那么优雅。若是她稍稍年轻一点儿，我便会向她求爱的，此刻你当然不会想到我们正置身于“罪窟”里，人们都这样称呼一所妓院。

总之，我们在那儿待了大约个把钟头。只有我的状况还好，能享受这儿的特别招待，柯林斯和菲尔莫尔则留在楼下同姑娘们聊天。等我回来，我看到他俩躺在床上，姑娘们在床边围成一个半圆，用最最甜美的嗓音合唱美国歌曲《皮卡迪的玫瑰》。离开这所房子时我们在情感上都有几分沮丧，尤其是菲尔莫尔。柯林斯很快带我们来到一个粗野的地方，这儿挤满请假上岸的海员，我们坐下欣赏片刻正处于高潮的同性恋大聚会。出来时我们必须经过红灯区，这儿脖子上围着披巾的老妈妈更多。她们坐在门口台阶上边摇扇子边笑容可掬地朝过路人点头致意，全是一些美貌的好心人，像是正在守护一个托儿所。三三两两的水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吵吵闹闹地闯进这些艳丽场所。到处是性行为，它四处蔓延，像一小股潮水，席卷撑起这个城市的支柱。我们沿着这个水潭的边缘游荡，这儿一切都乱成一团，纠缠在一起。你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所有的大船、拖网渔船、游艇、帆船和驳船都被一场猛烈的风暴吹上岸来。

在四十八小时内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好像我们已经在勒阿弗尔逗留了一个月或更久。菲尔莫尔必须回去工作，因此我们打算星期一一早就走。我们整个星期天都在喝酒，狂欢，也就顾不得什么淋病不淋病啦。那天下午，柯林斯向我们吐露他正考虑回到他在爱达荷州的农场去。他已有八年没有回家，想在再去东方航行前回去看一眼家乡的群山。此刻我们正坐在一家妓院里等一个姑娘到来，柯林斯曾答应悄悄给她一点儿可卡因。他告诉我们勒阿弗尔已令他生厌，这儿围着他转的婊子太多，再说吉米的妻子又爱上了他。她醋劲大发，使他日子很不好过，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大闹一通。自从我们来到以后她表现还不错，可是柯林斯告诉我们这无法长久。她特别忌妒一个俄国姑娘，这个姑娘喝醉酒后有时到酒吧里来，是个捣蛋鬼。除了这些女人，他还如醉如痴地爱着头一天对我们讲过的那个男孩。他说：“一个男孩子能叫你心碎，他是他妈的那么美！那么狠心！”听到这话我们笑了，这真是太反常了，可是柯林斯却是十分认真的。

星期日午夜前后，他们给我们一间在酒吧顶楼的房间，我和菲尔莫尔去睡了。这儿极其闷热，一点儿气也不透。透过打开的窗子，我们能听到他们在楼下喊叫，留声机不停地在唱。突然，暴风雨降临了，是一场常见的大暴雨。在雷鸣和拍打在窗玻璃上的风雨声中，楼下酒吧里爆发的另一场风暴也传进我们的耳朵。这声音近得吓人，十分不祥，女人们扯着嗓子拼命尖叫，酒瓶砸得粉碎，桌子被掀翻，还不时传来人的身体砰然倒地时发出的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响声。

大约在六点，柯林斯把头探进门来。他脸上敷满药膏，一只胳膊用绷带吊着，还咧着大嘴笑呢。

他说：“不出我所料，昨天夜里她撒野啦。我想你们听到了吵闹声?”

我们很快穿好衣服下楼同吉米道别。这个酒吧已全被捣毁，没有一只酒瓶还立着，没有一把椅子是完好的，镜子橱窗也被砸成碎片。吉米正在给自己调一份鸡尾酒。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把事情串起来。当时我们摇摇摆摆去睡觉后不久，那个俄国姑娘走进来，伊薇特立即侮辱她，甚至连借口也不找一个。于是她俩开始互相揪头发，正揪得起劲，一个瑞典大汉走进来给俄国姑娘下巴上有力地掴了一记，目的是叫她清醒过来。这犹如火上浇油。柯林斯质问这个大块头究竟有什么权利卷入一场私人纠纷。作为答复，他的下巴上挨了一拳。这一下很给力，使他飞到酒吧另一头去。“活该！”伊薇特嚷道，一面利用这个好机会抄起一个酒瓶朝俄国姑娘头上抡去。正在这时候，大雷雨倾盆而下，一刹那间爆发了一场十足的大混战，女人们都歇斯底里，迫不及待地抓住机会报私仇。没有什么比得上酒吧里的一场漂亮械斗更吸引人……一个人躺在桌子底下时，在他背上插上一把刀子或是用酒瓶狠揍他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怜的瑞典人这才发现自己已惹出大乱子，在场的每个人都恨他，特别是和他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他们都希望看到他被人干掉，于是他们锁上门，把桌子推到一边，在酒柜前空出一小块地方让他俩斗出输赢。他们果然决出了胜负！打完这一架后，他们只好把这可怜的恶鬼送到医院去。柯林斯还算相当幸运，只是扭伤手腕，几根手指脱节，鼻子流血，眼睛也青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被搔了几下而已。可是，如果再遇见这个瑞典人他一定要宰了他，他告诉我们这件事还没有完结。

这场打斗的确没有完结，此后伊薇特只得另找一家酒吧畅饮一番。她受到侮辱，打算了结这些事，于是她雇来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把车开到俯瞰大海的悬崖边上。她要自杀，她就是打算这么干，可是这时她醉得太厉害，一爬出车子便哭起来。别人还来不及制止，她便开始脱衣服。司机把她半裸着载回家里，吉米看到她这副样子不禁勃然大怒，扬起磨剃须刀的皮带把她抽得屁滚尿流。她还喜欢挨揍，这个婊子。她跪在地上用双手搂住他的腿恳求道：“再来几下！”吉米却已打够了。“你是一头老脏猪！”说着他一脚蹬在她肚子上，把她踢得没气儿了，也把她那无聊的有关性的傻念头踢去一星半点儿。

我们早该离去，在清晨的光线下观察这个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站在那儿等火车驶出站，我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爱达荷州，我们三个都是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却有共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有很多。我们变得多愁善感，美国人在分手时常常会这样。对于奶牛、羊、人能成其为人的广阔天地以及所有这些空谈，我们突然萌发非常愚蠢的遐想。如果驶过来的是一条船而不是一列火车，我们准会跳上去告别这一切。可是柯林斯再也不会见到美国啦，这是我后来听说的。菲尔莫尔……唉，菲尔莫尔也得受到惩罚，其方式是当时我们谁也不曾料到的。最好还是让美国就这样，永远作为背景，一种在身体虚弱时看的绘有图画的明信片。那样你会想象它一直在等待你，没有变化，没有遭到破坏。一大片爱国者的广阔土地，那儿有牛，有羊，有心软的男人。他们看见什么都奸，奸男人，奸女人，也奸牲口。美国并不存在，美国不过只是你给予一个抽象观念的名称而已……

【注释】

[1] 古根海姆是美籍犹太裔财阀家族，其成员西蒙·古根海姆（1867——1941）设立古根海姆基金，资助艺术家。

[2] 霍亨斯陶芬王朝源于德意志王族，曾统治神圣罗马帝国（1138——1254）和西西里王国（1194——1266）。

[3] 1347至1350年间黑死病在欧洲泛滥。

[4]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宗教画、历史画等。

[5] 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的作品。

[6][7][8] 均为心理学术语。

[9] 婆罗门教的经典之一，是一种哲学对话录，印度哲学思想的源泉。

[10] 普罗提诺（205——270）：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奠基人。

[11] 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印度教哲学家，被誉为20世纪最卓越的心灵导师。

[12] 均为德国和法国的休养胜地。

[13] 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城市，位于塞纳河河口。

[14] 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中的人物，一位白人殖民者。

第十一章

巴黎像一个婊子，在远处看她非常迷人，叫你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搂进怀里。可是五分钟后你便觉得空虚，你厌恶自己，觉得受骗了。

我口袋里揣着钱回到巴黎，好几百法郎，是临上火车时柯林斯塞在我口袋里的。这笔钱足够租一个房间，至少还可以吃一个星期的好饭。已有好几年没有一次性拿到过这么多钱，我兴高采烈，也许一种新生活就要在我面前展开。我又想把钱存起来，于是找到城堡街一家面包店楼上的一个便宜旅馆，离旺夫街不远，尤金有一回曾给我指过这个地方。走几步便是连接蒙帕纳斯铁道的桥，我很熟悉这块地方。

我本可租一间一个月房租才一百法郎的屋子，这种房子当然是什么设备也没有，甚至没有窗子。也许我本会租下来，只是为了有个牢靠的地方睡一会儿，若不是走进这个房间前不得不先穿过一个瞎子的房间。想到每天夜里要从他床前经过，我极不痛快，因而决定到别处找找看。我来到塞尔街，就在公墓后面。我看到一幢东倒西歪的破房子，院子四周有一圈阳台，阳台上还吊着鸟笼，下面一层全部吊满。也许这是振奋人心的景象，可我却觉得它像医院里的集体病房，旅馆老板也显得不很像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我决意晚上去各处看看，然后到一条僻静小巷里选一家有点儿吸引力的小酒店。

吃饭花了十五法郎，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饭钱的一倍左右。这使我很不安，甚至不许自己坐下来再喝杯咖啡，尽管这时已下起毛毛雨来。我情愿走一走，然后在一个不太晚的时辰静静地上床。这样节衣缩食地花钱本已使我很不愉快。我一辈子没干过这种事，天生不会干这种事。

后来小雨变成倾盆大雨，对此我很高兴，这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躲到某个地方伸伸腿的借口。这会儿睡觉有点儿太早，于是我加快脚步折回拉斯帕伊林荫大道。突然，一个女人过来拦住我，就在暴雨中。她问我几点钟了，我告诉她我没有表。这时她喊叫起来：“啊，好先生，你讲英语吗?”我点点头，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的好人，或许你能发发善心带我去一家咖啡馆。雨下得这么大，我没有钱找个地方坐坐。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先生，可你的面容那么慈祥……我马上就知道你是英国人啦。”说着她朝我笑一笑，这是古怪的、半疯半傻的笑。“或许你能给我出点儿主意，亲爱的先生。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我的上帝，没有钱真是太可怕了……”

这一连串“亲爱的先生”、“好心的先生”和“我的好人”差一点儿叫我歇斯底里。我怜悯她，可是又非笑不可，我真的笑了，我当着她的面哈哈大笑。于是她也大笑起来，这是一种怪诞的尖声大笑，笑声走了调，是一种叫人万万料想不到的狂笑。我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一起奔向最近的一家咖啡馆。跑进那家小店，她仍不住地格格笑。她说：“亲爱的好先生，也许你认为我没有说实话。我是一个好姑娘……是好人家的女儿。只是……”说到这儿，她又病态地、时断时续地大笑一阵，“只是我很不幸，连一个可以坐坐的地方也找不到。”这时我又大笑起来，我忍不住要笑。她用的词儿，古怪的口音，她头上那顶奇怪的帽子，那种半疯半傻的微笑……

我打断她：“喂，你是哪国人?”

她说：“英国人。是这样的，我出生在波兰，不过父亲是爱尔兰人。”

“这样你就成为英国人啦?”

“是啊。”说着她又开始傻笑，很忸怩，做出一副害羞的样子。

“我想你知道一家小旅馆，可以带我到那儿去?”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要同她一道去，只是替她免去那一套她们惯用的开场白。

她说：“啊！我的好先生。”好像我犯了一个最最令人痛心的错误。“我知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我不是那种姑娘。你在跟我开玩笑呢，我看得出来。你这么好……你的面容这么慈祥。我不敢对一个法国人讲对你讲过的话，他们一定会立刻叫我难堪的……”

她用这种口气又絮叨一阵，我想甩掉她一走了之，可她不愿一个人待着。她怕，因为她的证件不符合规定。我能不能行行好送她回旅馆?或许我能“借”给她十五或二十法郎叫旅馆老板闭嘴?于是我送她回到那家旅馆，她说她住在那儿。我往她手里塞了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她不是非常精明就是非常天真，有时这很难判断。总之她叫我等她跑回酒馆去换钱，我告诉她不必，她便冲动地抓起我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我受宠若惊，马上乐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她。这个疯狂的动作令我感动，我自忖有时当一个阔佬还是不错的，可以感受到这种很新鲜的刺激。不过我并没有昏了头。五十法郎！一个下雨的夜里浪费五十法郎未免太过分。我离开时她挥舞着那顶怪怪的，她不知道怎么戴的小软帽向我告别，好像我们已是老朋友似的。我感到自己很蠢、很轻率。想起“我亲爱的好先生……你的面容那么慈祥……你真好”等等，我又觉得自己是圣人。

心里扬扬自得时很难立即上床睡觉，你觉得自己应该报答这始料不及的好心夸赞之辞。经过“丛林”饭店时，我瞥了一眼一楼的舞场。光着背、戴着快把自己勒死的一串串珍珠的女人正在朝我扭动她们美丽的屁股，看起来那东西真会把她们勒死。我径直走到柜台前，要了一杯香槟。音乐一停，便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到我身边，她长得像挪威人。这地方其实并不像从门外看起来那么挤，那么欢快，只有六七对男女，刚才他们准是一起跳舞来着。我又要了一杯香槟酒，以免丧失勇气。

我站起来同这位金发女郎跳舞时，舞场上没有别人。若在平时，我一定会有些不自然，如今香槟已发生作用，还有她贴在我身上的姿势、昏暗的光线以及那几百法郎带给我的踏踏实实的安全感。好吧……我们又跳了一场，像是在举行个人表演，然后我们便交谈起来。她一开始便哭，引出这场谈话。我认为她很可能喝得太多了，于是便装出不介意的样子，同时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别的笨蛋，可是店里已经全空了。

中了圈套后要逃，而且要马上逃，否则你就完蛋。我没有逃。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为买帽子付两次款的事儿。因为某件琐事，人常常卷入麻烦中去。

我很快便弄清，她哭泣的原因是刚刚埋葬了自己的孩子。她不是挪威人，是法国人，而且还是一个助产士。我得承认她是一个俊俏的助产士，即使是在脸上热泪涔涔之时。我征询她的意见：喝点儿酒会不会好受一些。她立即叫了一杯威士忌，一眨眼工夫便喝下去。我柔声问：“还要吗?”她说要，她觉得十分难过，非常沮丧，因而还想要一包“骆驼”牌香烟。接着她又说：“不，等等。我想还是要‘长红’牌的。”我想，要什么随你的便，只是看在基督的分上别再哭了，你一哭我就心里直发怵。我又把她拉起来跳舞，一站起来她就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许悲伤会叫一个人变得更淫荡，我说不上。我低声咕哝说要离开这儿，她急切地问：“去哪儿?好，随便。找个能说话的安静地方。”

我钻进厕所，又数了一遍钱。我把一百法郎的钞票藏在裤子的表袋里，把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和零钱放在裤袋里。我回到酒吧，决定把话挑明。

是她自己谈起这个话题的，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启齿。她遇到了困难，还不仅仅是失去孩子。她母亲病在家里，病得很厉害，要付给医生诊费，要买药，还要买这买那。当然，她的话我一句都不信。反正得找旅馆，我便提议她跟我一道走，一起过夜。我暗想回到我那儿能省一点儿，可她不干，坚持要回家，说自己租了公寓，何况还得照顾妈妈。仔细一盘算，我认定睡在她那儿会更便宜一些，便应允了，提议马上就走。动身之前，我认为最好先让她知道我的财政状况，这样到分手时便不会落下埋怨。我告诉她我口袋里有多少钱，我想她听完快要昏过去了。“你竟然是这种人！”她说，好像受到极大的侮辱。我估计她会大闹一场……然而我毫不畏惧，根本不为所动。我平静地说：“好吧，那么我走开就是，也许是我误会啦。”

“我看你真是误会了！”她嚷道，仍拉着我的袖子不肯放手，“亲爱的，听着……公道点儿！”听到这话，我又恢复了信心，明白这只不过是要我答应再给她一点儿，之后一切都妥啦。我疲惫地说：“好吧，我会对得起你的。走着瞧好了。”

“那么，你刚才是在撒谎喽?”她问。

“是的，我是在撒谎……”我笑了。

我还来不及戴上帽子，她便叫来一辆出租车，我听见她给司机的地址是克利希林荫道。我自忖，到那儿去的车费比租一个房间还多呢。唉，算了，有时间……咱们走着瞧。我不知道车子是怎么开动的，不过，她很快就对我谈起亨利·波尔多[1]来。我还不曾遇见一个知道亨利·波尔多的婊子！不过这一个真有才华，现在她的语言也变得文雅起来。她是那么温柔，那么聪明，使我不断考虑该给她多少钱才合适。我仿佛听到她在说：“没有时间啦。”听起来好像说的是这话。处于我目前的境况，这话值一百法郎。我诧异，这是她自己的话还是从亨利·波尔多那儿拣来的。这也无关紧要。到蒙马特尔街了。我自言自语道：“你好，老妈妈，我和你女儿会照顾你的。没有时间啦！”我记得，她还要给我看她的助产士执照呢。

进屋关上门后，她显得十分惊慌。她乱忙一阵，两只手拧来拧去，摆出萨拉·贝纳尔[2]的姿势。她把衣服脱去一半，不时停下来催我快点儿脱，催我干这干那。最后她脱光了，手里拎着一件小背心走来走去，找她的晨衣。我搂住她狠狠拥抱一下。待我放开她，她脸上流露出很痛苦的表情。她嚷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一定要下楼去看看妈妈！想洗就洗个澡，亲爱的。在那边。我几分钟就回来。”在门口我再次拥抱她，我穿着内衣，勃起得很厉害。不知怎么搞的，她的所有痛苦和激动，所有悲伤和做作只是激发了我的欲望。也许，她只是下楼去安慰她的老鸨。我有一种感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将是我在晨报上读到的那类戏剧性趣闻逸事。我很快巡视了一下这个地方，这儿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浴室，装修得还好，挺卖弄风情的。墙上挂着她的工作执照，是“一级”的，这类执照总是一级的。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女孩的照片，是一个生着一头秀发的小女孩。我放水洗澡，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如果出什么事，我会在浴盆里被人发现……我可不喜欢这个主意。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在屋里来回踱着，心里越来越烦躁不安。

她回来后比出门前更加颓丧，不住地呜咽道：“她快要死了……她快要死了！”这时我差点儿要拔腿走开。一个女人的妈妈就要死在楼下，也许正在你脚底下。你他妈的怎能爬到这个女人身上去呢?我伸出双臂搂住她，一半是出于同情，一半是决计要获得此行的收获。我们这样站着，她低声咕哝说她需要我应允她的钱，好像真的遇到了难处，这钱是给“妈妈”的。见鬼，眼下我根本没有心思为几个法郎讨价还价。我走到摆放衣服的椅子那儿，从表袋里取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仍始终小心地背对着她。并且，作为进一步预防措施，我还把裤子放在床边我知道自己将要躺下的这一侧。这一百法郎仍不能令她十分满意。她嫌少，不过态度不很坚决，由此我看出这已足够。接着她以惊人的力量猛地脱下晨衣，跳上床来。我刚刚用双臂搂住她，把她拉过来，她便够着开关，关上灯。她充满激情地拥抱我，她呻吟，所有的法国女人跟你睡觉时都是这样呻吟的。她的调情手段弄得我激动得不能把持自己，我还是头一回遇见关灯的把戏……好像真的洞房花烛夜。可我仍不免疑虑重重，一俟能方便行事就伸出双手摸摸我的裤子是不是还在椅子上。

我想要在这儿过夜了，床很舒服，比一般旅馆的床还软些，床单也是干净的。我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只要她别扭来扭去就好！这劲头会让你认为她足足已有一个月没跟男人睡过了。我想尽量拖长时间跟她睡个够，我这一百法郎要花得值，可她仍在喃喃自语，讲男女睡觉时讲的种种疯话，在黑暗中这些话更容易叫你很快不能自持。我不想全力以赴，可是不可能，她在不停地呻吟，喘粗气，还咕哝道：“快，亲爱的！快，亲爱的！啊，好极了！啊，啊！快，快点儿，亲爱的！”我试图数数，以便镇定下来，但她的喊叫声像火警警报响起来那样急迫。“快，亲爱的！”这一回，她喘着粗气抽搐了一阵。哗，我听到叮当乱响，我那一百法郎不见了，还有早已忘掉的那五十法郎。灯全亮了，她仍像跳上床时那样麻利地跳下床，一边还像头老母猪一样哼哼，尖叫。我躺下，燃起一根香烟，后悔地凝视着我的裤子，它皱成一团。不到一分钟，她回来了，一面往身上裹晨衣一面用叫人心神不宁的激动口吻告诉我别拘束，请自便。她又说：“我下楼去看看妈妈。别客气，亲爱的。我马上就回来。”

一刻钟后，我觉得极度急躁不安。我走进里屋，看完放在桌上的一封信。信上没有什么内容，是一封情书。在浴室里，我查看架上摆放的所有瓶子，一个女人使自己身上香气袭人的各种玩意儿应有尽有。我希望她会回来，给我另外五十法郎的货，可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仍不见她的踪影。我心慌了，也许楼下真的有人快死了。糊里糊涂地，我开始穿衣服，我想这是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吧。系腰带时，我突然想起她是如何把那张一百法郎的票子装进钱包的，情急中她把钱包塞进衣柜顶格，我还记得她的动作，踮起脚尖要够到那一格。不到一分钟，我打开衣柜摸到那只钱包，它还在老地方。我急忙把它打开，看见我那一百法郎稳妥地藏在绸子夹层之间。我把钱包放回原处，穿上外衣和鞋子溜到楼梯平台上侧耳细听一阵。什么都听不到，天知道她到哪儿去了。我马上又回到衣柜前，摸出她的钱包，掏出那一百法郎和所有零钱，装进兜里。我无声地关上门，轻手轻脚地下楼，一来到街上我便使出吃奶的力气尽量快走。在布东咖啡店那儿，我停下吃点儿东西。妓女们在这儿放肆地用东西投掷一个吃饭时睡着的胖子。这个胖子睡得很死，还在打鼾，不过他的颌部仍在机械地上下活动。这个地方闹哄哄的，有人在喊：“开车啦！”接着便是一阵有节奏的噼噼啪啪乱扔刀叉声。胖子睁开眼，傻乎乎地眨巴一下，脑袋又耷拉到胸前。我仔细地把那一百法郎钞票藏回表袋里，又数一数零钱。身边的嘈杂声越来越大，我无法确切忆起是否在她的执照上看到“一级”的字样。至于她妈，我根本不关心，我希望现在她已经死掉。如果这姑娘说的都是实话那才怪呢。她太好了，好得叫人不敢相信。“快点，亲爱的……快！快点儿！”还有那个说“我的好先生，你的面容真慈祥”的傻子，不知她是不是真的在我们驻足的那个旅馆租了一个房间。

【注释】

[1] 亨利·波尔多（1870——1963）：法国小说家、律师。

[2] 萨拉·贝纳尔（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第十二章

夏天快过去时，菲尔莫尔邀我住到他那儿去。他在迪普莱广场附近有一套俯瞰骑兵营的工作室兼公寓，是套间。自从上次去勒阿弗尔游玩后，我们经常见面。若不是有菲尔莫尔，我真不知道自己今天会在哪里，很可能早就死掉了。

“都是那个小婊子雅姬，”他说，“要不我早就邀你来了。我没法甩掉她。”

我只能笑笑。菲尔莫尔总是这样，他有勾引无家可归的婊子的天赋，最后雅姬总算自动走人啦。

多雨的季节已来临，这是一个令你沮丧，心情不愉快，漫长而又沉闷地长膘、起雾、阴雨连绵的季节。冬天的巴黎真是一个可恶的地方！这种天气侵蚀你的灵魂，使你变得像拉布拉多海岸那样光秃秃的。我不无焦虑地注意到，唯一的取暖设备是工作间里的小炉子。不过这儿还算舒服，工作间窗外能看到极美的景致。

早上菲尔莫尔粗暴地摇醒我，在我的枕头上留下一张十法郎的票子。等他一出门我便又躺下睡回笼觉，有时一直躺到中午才起来。没有什么急着要做的事，除了这本有待写完的书，而且这也不太叫我伤脑筋，我早就知道，反正谁也不会接受它的。但是菲尔莫尔却被它深深打动，每天晚上他胳膊底下夹着一瓶酒回到家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到桌前，看我又写了多少页。起初我挺欣赏他的热情，后来再也没有什么好写的，看到他乱翻，看我又写了些什么，我便非常不安。他还以为我能像水龙头流水一样流出东西来呢。没有东西拿给他看的时候，我的感觉正与受他庇护的婊子一模一样。我记得他常常谈起雅姬：“只要她随时给我脱光就行。”如果我是女人我倒是很乐意为他脱光衣服，那样总比供给他稿子看来得容易些。

不过他努力要叫我过得舒服，食物和酒总是有的，他还不时执意要我陪他去跳舞。他很喜欢去奥德萨街一个黑鬼们聚会的场所，那儿有一个好看的黑白混血妞儿，她偶尔会跟我们一起回家。使他不快的是找不到一个爱喝酒的法国姑娘，她们都太清醒，无法使他满意。他喜欢带一个女人回工作室来，先同她痛饮一番再干正事。他还喜欢叫女人以为他是艺术家，他租的房子原是一位画家的，要造成这样一种气氛倒也不难。我们在大柜子里找到的油画很快便挂得到处皆是，一幅尚未完成的画引人注目地绷在画架上。遗憾的是，这些画全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它们给人造成的印象通常都不大好。讲到欣赏绘画，一个妓女、一个看门人和一个内阁部长的艺术趣味没有多大差异。后来马克·斯威夫特开始定期拜访我们，旨在替我画像，这件事使菲尔莫尔颇为高兴。菲尔莫尔极其崇拜斯威夫特，说他是天才，他亲手绘的画没有一件不带点儿残忍的味道，可是至少他笔下的人或物还能使你认出他画的究竟是什么。

应斯威夫特的要求，我留起胡子，他说我脑袋的形状需要留胡子。我必须坐在窗前，背后就是埃菲尔铁塔，因为他想把埃菲尔铁塔也画进去，他还要把打字机也画上。在此期间，克吕热也养成来串门的习惯，他坚持认为斯威夫特根本不懂得绘画。看到画上的物体不成比例，他极为恼怒，他毫无保留地信奉自然法则。斯威夫特却根本不理会自然，他只是画出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不管怎样，现在斯威夫特把我的画像绷在画架上。尽管样样都不成比例，甚至一位内阁部长也看得出那是一颗留着胡子的人的脑袋，看门人却真的对这幅画产生很大兴趣。她认为画得像我，惊人地像，也赞赏在背景中画出埃菲尔铁塔的主意。这种宁静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对邻近区域很感兴趣，尤其是在觉察出夜里它的极度污秽和悲哀以后。朦胧中那么迷人、那么静谧的小广场在黑暗降临后竟会显出最阴沉、最险恶的特性。那边是围住兵营一侧的又长又高的墙，常有一对恋人靠着墙偷偷拥抱，常常是在雨中。看到一对恋人靠着一座监狱的高墙，在昏暗的街灯下拥抱真叫人觉得压抑，仿佛他们已被人逼到绝境。兵营院墙里的情况同样叫人丧气，下雨天我常站在窗前看底下的活动，那简直就像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我无法理解，他们居然根据作息时间表做每一件事，可是这个时间表准是由一个疯子制定的。他们在泥泞中挣扎，军号吹响，战马在冲锋陷阵。这一切都在四堵大墙之内进行，这是模拟的战斗，参加者是一大群玩具士兵，他们对学习如何杀人、擦靴子和用马梳梳理马鬃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整个过程十分荒谬，不过只是谋划中的事情的一部分罢了。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们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他们搔痒，手插在口袋里走来走去，抬起头来看天。每当一个军官走过来，他们就啪地碰碰脚跟敬礼。我看这儿是一座疯人院，连马匹也有几分傻气。有时他们把大炮拖出来喀嚓喀嚓地在街上游行，人们驻足呆呆地望着他们，称赞他们的漂亮军衣。我却总觉得他们像一支正在撤退的军队，他们身上有股寒酸气，衣着邋遢，垂头丧气，军衣穿在身上太肥大。每个人原有的惊人的敏捷灵活气息也从他们身上一扫而光。

太阳出来后，情况便全然不同。他们的眼神里有了一线希望，走路更有精神，还表现出一点儿热情。接着景物的色彩变得鲜艳了，他们又摆出法国人特有的小题大做、无事生非的派头。他们在街角的小酒馆里愉快地边喝酒边聊天，军官们也显得更有人味，也许应该说更有法国味。太阳一出来，巴黎处处都很漂亮。若是一家小酒馆放下遮太阳的篷布，在人行道上摆好几张桌子，在酒杯里倒上颜色鲜亮的饮料，那么人们的人情味就很浓了。太阳普照时，他们就是人，天下最好的人！他们那么聪明，懒洋洋的，无忧无虑！把这样一个民族赶进军营里去，叫他们一遍遍操练，封他们为列兵、中士、上校及诸如此类的事真是造孽。

正如我说过的，日子过得很顺心。卡尔不时带一件活儿来叫我干，通常是他自己不愿写的游记，每篇只得五十法郎。不过这类文章好写，我只要查查以前的报纸，把从前的旧文改头换面抛出就行。人们只是上厕所或在候诊室里消磨时间的时候才看这类玩意儿，关键是要把文章中的形容词重新换过，其余不过是些日期和统计数字而已。如果这是一篇重要文章，这个部门的头头便会署上他的大名。他是一个傻瓜，哪一种语言也说不好，可是会挑别人的毛病。假如他看到一段他以为写得不错的文字便说：“我就是要你这样写嘛！写得漂亮。我准许你把它写进你的书里去。”有时这些漂亮的段落是我们从百科全书或旧导游手册上抄来的，卡尔真把其中一些搬进他的书里，因为这些段落有点儿超现实主义的味道。

一天晚上，我散步回来，一推开门便有一个女人从卧室里跳出来。她立即嚷道：“你就是那个作家吧！”她打量一下我的胡子以加深印象，又说：“多么可怕的胡子！我看你们这些人待在这儿准是疯啦。”菲尔莫尔手里拿着一条毯子，跟在她身后。“她是一位公主。”他说，一面还咂咂嘴唇，好像刚刚品尝过某种珍贵的鱼子酱。他俩都穿着出门的衣服，我弄不明白他们拿着睡觉用的被褥打算干什么。后来我马上想到，准是菲尔莫尔把她强拉进卧室看他的洗衣袋去了。每一回有新的女人上门，他都要来这一手，尤其是法国女人。洗衣袋上缀着“凭票取衣”，不知为什么菲尔莫尔已养成向每一位来访的女客讲解这句话的癖好。可是这位女人不是法国人，这一点他当即对我说明。她是俄国人，而且还是一位公主。

他激动地高声嚷嚷，像一个刚刚发现一件新玩具的孩子。“她会讲五种语言！”他说，显然为这样一种才能所倾倒。

“不。四种！”她马上纠正道。

“好，就算四种吧……总之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你该听听她讲话。”

公主有些不安，她不断抓挠自己的大腿，揉鼻子。她突兀地问我：“他为什么要现在铺床?他以为那样就能得到我吗?他是个大孩子，他的举动太丢人啦。我带他去一家俄国餐馆，他跳起舞来活像一个黑鬼。”她扭扭屁股，演示菲尔莫尔是怎样跳的，又说：“他说得太多，嗓门太大。他说的全是废话。”她在屋里急速转来转去，察看画儿和书籍。她始终高昂着头，偶尔也在自己身上抓搔。她不时像军舰那样转身，把舷侧朝向我们。菲尔莫尔跟着她到处走，一手提着酒瓶，一手端着酒杯。她嚷道：“别这样跟着我！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东西可喝?你就不能弄一瓶香槟来?我一定要喝点儿香槟。我的神经！我的神经啊！”

菲尔莫尔瞅了一个空子在我耳边低声说：“是个演员……电影明星……有个家伙抛弃了她，她总是不能忘掉……我一定要把她灌醉……”

“那么我就走开。”我正说着，公主大叫大嚷着打断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咬耳朵?”她跺着脚喊道：“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礼貌的吗?你，我记得你是要带我出去的，不是吗?今晚我一定要喝醉，我早就对你说过。”

菲尔莫尔说：“是啊，是啊。咱们马上就走。我只是想再喝一杯。”

她吼道：“你是一头猪，不过你也是一个好孩子。只是你说话声音太大，不懂礼貌。”她又转向我：“我能指望他规矩一点儿吗?今晚我一定要喝醉，我可不想叫他给我丢人。以后我还会来这儿的，我想跟你谈谈，你显得更聪明一些。”

临出门，公主友好地跟我握握手，她答应哪一天晚上再来吃饭。她说：“等我清醒的时候。”

我答道：“好极了！再带上一位公主，至少带一位伯爵夫人一同来。我们每星期六都换床单。”

大约凌晨三点，菲尔莫尔蹒跚而入……就他一个人。脸红得像一艘灯火通明的远洋轮。他像瞎子用裂开的手杖探路，敲得乱响。嗒，嗒，嗒，他一路敲着走过疲倦的小巷……经过我身边时他说：“我这就要去睡了，明天再跟你细说。”他闯进里屋，扯下床罩，我听见他在叹息：“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女人！”不到一秒钟，他又跑出来，戴着帽子，手里提着裂缝的手杖。“我早就知道会出这种事的。她疯了！”

他在厨房里翻腾一阵，带着一瓶安茹葡萄酒回到工作室，我只好坐起来和他干一杯。

我把他的故事串接起来，这件事情源于香榭丽舍大街的圆形广场。有一回，他在回家的路上在那儿下车喝一杯。同平时一样，露天咖啡座里坐满秃鹰般觊觎男人钱包的婊子，这一位正坐在靠近通道的座位上，面前摊着一摞小碟子。菲尔莫尔走过来，凑巧同她视线相遇。当时她正在独自一人喝闷酒，已经快喝醉了。她格格笑着说：“我喝醉啦。你不坐下来吗?”后来，仿佛这是天下最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马上开始讲述那位电影导演的事，讲那个人如何不再理睬她，她如何跳进塞纳河中，等等，等等。她已不记得当时是从哪一座桥上跳下去的，只记得他们把她捞起来以后，身边围了一群人。再说，她不明白从哪座桥上跳下去又有什么分别。他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呢?对此她歇斯底里地大笑一阵，突然又想走，想去跳舞。看到菲尔莫尔有点儿犹豫不决，她冲动地打开手提包，掏出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紧接着，她又认为一百法郎花不了多久。她问：“你一点儿钱也没有?”没有，他身上没有多少钱，不过家里有支票簿。于是他俩跑回来取支票簿，这时我碰巧进来，正赶上他在向她解释“凭票取衣”这一套把戏。

回家的路上，他们在“金鱼”餐馆停下来吃点儿东西，她是用几杯伏特加把食物送下去的。她在那儿如鱼得水，十分得意，人人都亲吻她的手，轻声公主长公主短地叫她。尽管喝醉了，她仍努力保住尊严。跳舞时她不断告诫菲尔莫尔：“别那样扭屁股！”

把公主带回公寓后，菲尔莫尔打算同她待在家里。既然她是一个聪明姑娘，又十分反复无常，他决定忍受她的古怪想法，推延那个关键时刻的到来。他还设想可能会遇到另一位公主，能把她俩都带回来。因此与她出门共度良宵时他心情很愉快，做好一旦有必要就在她身上花几百法郎的思想准备。毕竟，一个人不会每天都遇到一位公主。

这回她把他拉到另一个地方去。据她讲，那儿的人比较熟悉她，用支票付账不会有问题。那儿人人都穿着晚礼服，侍者带领他们走向一张桌子时，向她深度鞠躬、吻她手这类无聊的人更多。

一场舞刚跳到一半，她突然走出舞场，眼泪涌出来。菲尔莫尔说：“怎么回事?这一回我又怎么啦?”出于本能，他马上把手放在背后，好像屁股仍在扭动似的。她说：“没什么，你什么也没干。好了，你是个好孩子。”说完，她把他拉回舞场上，开始狂舞。菲尔莫尔小声问：“可你究竟怎么啦?”她答道：“没有什么。我看到一个人。仅此而已。”接着她猛然发脾气道：“你干吗要把我灌醉?难道你不知道喝醉以后我是会发疯的吗?”

“你有支票吗?”她说，“我们一定得离开这儿。”她把侍者叫过来，同他用俄语耳语几句。侍者走开后她问：“支票是真的吧?”接着，她又冲动地吩咐：“在楼下衣帽间等我。我得给人打个电话。”

侍者送来找回的零钱后，菲尔莫尔悠闲自在地信步下楼来到衣帽间等她。他来回走动，轻声哼曲子，吹口哨，咂嘴预想就要品尝到的鱼子酱的滋味。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他仍在轻声吹口哨。二十分钟过去，公主仍未露面，这时菲尔莫尔不免萌生疑惑。衣帽间的侍者说她早已离开。他冲出门，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黑鬼，咧着大嘴笑。他问黑鬼是否知道她跑到哪儿去了?黑鬼咧着嘴笑，说：“我只听见说库波勒饭店，没听见别的，先生！”

在库波勒饭店一楼，他看到公主坐在那儿，面前摆着一杯鸡尾酒，脸上一副想入非非、恍恍惚惚的表情。看到他，她微笑起来。

他说：“你这样跑掉像话吗?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根本不喜欢我……”

听到这话，她发脾气，表演一番，没完没了地啰唆许多，最后呜呜大哭，鼻涕眼泪流了不少。她哭诉道：“我疯啦，你也疯啦。你想叫我跟你睡觉，可我不想跟你睡。”后来她又开始破口大骂她的情人，也就是在舞场上看到的那个电影导演。这就是她不得不逃离那个地方的原因，这就是她每天晚上吸毒、喝醉的原因，也是她纵身跳进塞纳河的原因。她就这样唠唠叨叨地说着自己有多么痴情，突然间又有了一个主意。“咱们到布里克托普的店里去吧！”在那儿她认识一个人……他以前曾答应帮她找工作，他肯定会帮助她的。

“那要花多少钱?”菲尔莫尔谨慎地问。

她马上告诉他，要花很多钱。“不过你听着，假如你带我去布里克托普那儿，我就答应跟你一起回家。”她挺老实，又补充说这也许会破费他五六百法郎。“可是，我值这么多钱！你不明白我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全巴黎找不到另一个我这样的女人……”

菲尔莫尔的美国佬脾气暴露无遗：“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可不这么看，我看不出你值什么。你不过只是一个可怜、古怪的婊子养的货色。老实说，我宁愿给一个穷酸的法国姑娘五十法郎，至少她还会给人一点儿报偿。”

提起法国姑娘她便暴跳如雷。“别对我说起这些女人！我恨她们！她们愚蠢……她们丑……她们全都是为了钱。我告诉你，别说了！”

不到一分钟，她怒气全消。她又想出一个新花招。她喃喃道：“亲爱的，你还不知道我脱光以后是什么样子呢。我美极了！”说着，她用双手托起两只乳房。

可是菲尔莫尔不为所动。他冷冷地说：“你是一个婊子！我倒并不在乎在你身上花几百法郎，不过你太古怪。你甚至连脸都没有洗过，你嘴里有股臭味，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公主呢……我并不欣赏你神气活现的俄国花样。你该上街去推销自己。你并不比哪一个法国小姑娘强，甚至还不如她们。我不会再在你身上花一个苏。你该到美国去，那儿才是你这种吸血鬼待的地方……”

他这番话好像一点儿也没有使她生气。她说：“我想你有点儿怕我。”

“怕你?就凭你?”

她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你一点儿礼貌也没有。等你更了解我以后就不会这样说啦……你干吗不学着对我好一点儿?如果你今晚不想跟我一同去，悉听尊便。明天五点到七点间我在圆点广场等你。我喜欢你。”

“可我明天不打算去圆点广场，无论哪一天晚上也不去！我不想再见到你……永远不想。咱俩一刀两断，我要到街上找一个漂亮的法国小姑娘。滚你的蛋吧！”

她瞧瞧他，疲乏地微笑道：“你现在这样说。等着瞧！等你跟我睡过以后再说，你还不知道我的身体是多么美呢。你以为法国姑娘懂得怎样做爱……等着瞧吧！我要叫你为我发狂。我喜欢你，只是你太野蛮。你还是个孩子。话太多……”

菲尔莫尔回敬道：“你疯啦。就算天下女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爱上你。回家去洗洗脸吧。”说完，他不付酒钱就走了。

没过几天公主便就范了。她真是一位公主，对此我们确信无疑，只是有淋病。总之，这儿的生活一点也不枯燥，正如我所说的，菲尔莫尔患有支气管炎，公主有淋病，而我有痔疮。我在马路对面的俄国杂货店里退掉六个空酒瓶子，我一滴也不曾喝下肚。没有肉，没有酒，没有肥美的野味，也没有女人，只有水果和石蜡油、碘酒和肾上腺素油膏。这个鬼地方，没有一把椅子是坐着舒服的。现在瞧着公主我自觉身价大增，像一个帕夏[1]。帕夏！这个词使我联想到她的名字：玛莎。这个名字并不很贵族化，它令我又联想到《活尸》[2]。

三人共居一室，起初我以为一定会令人很尴尬，可是一点儿也不。看到她搬进来，我以为自己又该倒霉了，以为得另找地方住。可是很快菲尔莫尔就叫我明白，他只是暂时收留她，到她能自立时为止。我不明白，“自立”这个词用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究竟指的是什么。照我看，她一辈子都是头朝下倒立的。她说，革命迫使她离开俄国。我敢肯定，就算没有这场革命她也会被赶出国门。她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不论她说什么我们都不反驳她，那样做完全是浪费时间。菲尔莫尔认为她很好笑。早上出门去上班前，菲尔莫尔在她枕头上扔下十法郎，在我的枕头上也扔下十法郎。晚上，我们三个一起去楼下俄国餐馆吃饭。附近住着很多俄国人，玛莎已经找到一家可以赊账的饭馆。一天十法郎对于一位公主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她不时想吃鱼子酱，喝香槟，还需要满满一柜新衣服，以便重新在电影界找一份工作。现在她无事可做，只是消磨时间而已，她开始发胖。

今天早晨我吓了一跳。洗完脸后我错拿了她的毛巾，看来我们无法教她学会把毛巾挂在自己的挂钩上。为此我狠狠训斥了她一顿。她却平静地答道：“亲爱的，如果一个人这样就会瞎掉，那么多少年前我早就瞎掉啦。”

还有马桶，我们都要用马桶。我试图以父亲般的口吻向她解释，马桶上的坐垫圈会传染病。她却说：“哦，是这事儿！如果你们这么害怕，我就找一家咖啡馆去上厕所。”我向她解释，那样做倒也没有必要，只要采取一般的预防措施就妥啦。她说：“啧啧！我不往下坐就是啦……我站着。”

有她在这儿，一切都变得十分荒谬。她先是不肯就范，因为来了月经。这一拖就是八天，我们开始以为她是在装蒜，可是她并没有装。有一天，我正在收拾房间时发现床下有一些药棉，上面还沾着血。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在床底下：橘子皮、卫生巾、瓶塞、空瓶子、剪刀、用过的避孕套、书、枕头……她花去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看俄文报纸，只是在要睡觉前才整理床铺。她对我说：“亲爱的，若不是要去买报纸，我根本就不起床。”这话说得对极了！她什么也不看，只看俄文报纸。除了俄文报纸，她身边连一点手纸都没有，甚至没有可以用来擦屁股的东西。

说来她的怪癖也真古怪。待她的月经完了，休息好了，腰上也长出一圈膘，她仍不肯就范。她假装只喜欢女人，要她接受一个男人就得先恰到好处地刺激刺激她。她要我们带她去一家妓院，人们在那儿表演人与狗交媾的把戏。她说勒达同天鹅性交更好。天鹅一拍动翅膀，她便兴奋异常。

一天晚上，为了弄明白她究竟喜欢什么，我们陪她来到一个她提出要去的窑子。不等我们找到机会向鸨母提及这个话题，邻桌一个喝醉的英国人同我们攀谈起来。他已经上过两次楼，还想再试一回。他口袋里大约只有二十法郎，而且不懂法语，他问我们肯不肯代劳，同他看上的那个姑娘讲价钱。这个姑娘正巧是一个黑人，来自马提尼克岛，是一个力大无比的乡下姑娘，漂亮得犹如一只豹子，而且性情也很可爱。为了说服她收下英国人剩下的那几个钱，菲尔莫尔只得答应，待她跟英国人睡完自己就接着跟她睡。公主在一旁看着，听清了每一句话，然后便勃然大怒，她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菲尔莫尔说：“得了，是你要找点儿刺激的。你看着我干好了！”可她并不想看他干，她只想看一只公鸭子干。于是菲尔莫尔说：“老天在上，我怎么说也比得上一只公鸭子……也许还强些哩。”就这样斗了一阵嘴，最后，为了抚慰玛莎我们只得叫过来一个姑娘，让她俩互相逗弄……等到菲尔莫尔同黑姑娘回来，玛莎眼中直冒火。根据菲尔莫尔望着黑女人的样子，我看出她身手不凡，于是自己也感到欲火中烧。菲尔莫尔觉察到我的心思，也明白整夜坐着看别人干是多么难捱。他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把它甩在我面前。他说：“瞧，你大概比我们其他人更需要打一炮。拿着这钱，自己去挑一个吧。”不知为什么，他甩钱的动作比他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更加叫我觉得他可亲可爱，而且他为我做的已经很多。盛情难却，我收下这笔钱，马上打手势叫那黑姑娘做好再嫖一次的准备工作。这好像使公主怒不可遏，她质问我：这儿是不是除了这个黑女人以外再也没有一个我们看得上的姑娘。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没有”。实情的确如此，这个黑女人是这家窑子的皇后。只要瞧她一眼你就会勃起，她的两只眼睛像是在精液里浸泡过，所有这些想同她睡的要求弄得她飘飘然，据我看她已不再会笔直地走路。跟在她身后爬上弯弯曲曲的窄楼梯，我无法抑制要把手伸进她两腿间去的诱惑，我们就这样一直上楼来。她回头朝我嫣然一笑，每当我的手把她弄得太痒，她便微微扭一扭屁股。

到处都是欢快聚会的人，人人都很快活，玛莎情绪也不错。于是第二天晚上等她喝光定量的香槟，吃完鱼子酱，又给我们讲述过自己的身世之后，菲尔莫尔便动身去制伏她。看来这一回他终会如愿以偿，她不再挣扎，张开两条腿躺着，听任他不停地玩弄自己。后来，他刚刚爬到她身上，她才漫不经心地告诉他自己有淋病。于是，菲尔莫尔像一根圆木头似的从公主身上滚下来，我听见他在厨房里寻找那块只有特殊情况下才用得上的黑肥皂。过了几秒钟，他双手捏着一块毛巾站在我床前说：“你能想到吗?这个婊子养的公主有淋病！”他吓坏了，公主却在用力啃苹果，读俄文报纸，她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玩笑。她躺在床上，透过敞开的门对我们说：“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最终菲尔莫尔也把此事当成一个玩笑，他重新打开一瓶安茹葡萄酒，替自己斟上一杯，一饮而尽。才凌晨一点，于是他又坐下跟我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这样一件区区小事挡不住他。他当然要小心些……他在勒阿弗尔染上的老病还没有全好。他已记不得这病是怎么染上的。有时，喝醉酒后他就忘了洗洗身子。这并不很可怕，可是谁也说不上今后病情会如何发展。他并不想叫别人按摩他的前列腺，他不喜欢那样。他头一回得花柳病还是在大学里，不知道是哪个姑娘传给他的，还是他传给姑娘的。校园里有那么多风流韵事，简直不知道该信谁的才好。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曾经怀孕，大家都太无知……甚至连教授们也很无知。有一个教授让人把自己阉割了。这是听人说的……

第二天夜里，他拿定主意要冒这份风险，戴着避孕套去冒险。其实这并没有多大风险，除非套子破了。他为自己买来一些长长的鱼鳞状的套子，各种各样的都有，要我相信这是最可靠的措施。可是这也帮不了他，她的那个地方太紧。菲尔莫尔说：“老天，我并没有一点儿不正常。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有个家伙轻轻松松地弄进去叫她染上了病，这个人的玩意儿一定小得不正常。”

一次次尝试都失败了，他只好完全放弃。现在他们像兄妹似的躺在一起，做乱伦的美梦。玛莎的话蕴涵着哲理：“在俄国常有这种事，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可是根本不碰她。好几个星期，他们可以就这样睡下去，根本不去想那件事，直到有一回他碰了她……哗！哗！以后就哗哗哗……”

现在菲尔莫尔竭尽全力要让玛莎恢复健康，他认为一旦治好她的淋病，那个地方就会变得宽松一些，真是一个古怪的想法。于是他给她买来一只灌洗袋，大量高锰酸盐，一只旋转注水器和其他一些小玩意儿。全是一个匈牙利医生向他推荐的，此人是住在达里格尔广场的一个替人打胎的江湖郎中。好像菲尔莫尔的老板有一回曾让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怀孕，是她介绍他认识了这个匈牙利人。后来老板又生了美妙的下疳，仍是匈牙利人治好的。在巴黎，一个人正是通过泌尿生殖系统的交往才结识朋友的。总之，在我们的严格监督下，玛莎开始留意自己的健康。那天夜里，有一阵我们陷入困境，玛莎把一支药栓塞进她身体里，之后便找不到药栓上的线了。她嚷道：“我的上帝！线到哪儿去啦?我的上帝！我找不到那根线啦。”

菲尔莫尔说：“你在床底下找过吗?”

后来她终于平静下来，但是只平静了几分钟。下一件事是：“我的上帝！我又流血啦！我的月经刚完，这会儿又滴出血来。准是喝了你们买的便宜香槟的缘故。我的上帝，你们是想叫我流血流死拉倒吧?”她披着一件晨衣，两腿之间夹着一条毛巾走出来，竭力显得像平时一样有气派。她说：“我一生都是这样，神经衰弱。我白天到处跑，到晚上就喝醉了。刚来巴黎时，我还是一个纯洁的姑娘，只读维永和波德莱尔的诗。当时我在银行里有三十万瑞士法郎，我拼命享受，因为在俄国他们总是把我管束得很严。当时我比现在还要漂亮，所有的男人都拜倒在我脚下。”讲到这儿，她停下来把堆在腰间松松垮垮的衣服拉好。“你们千万别以为我刚来这儿时肚子就这么大……这都是他们给我喝的毒药引起的……就是法国人疯了一样猛灌的那种可怕的开胃酒……后来我遇到那位电影导演，他想让我给他拍戏。他说我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他恳求我每天夜里跟他睡觉。我还是一个很傻的黄毛丫头呢，于是一天夜里我允许他强奸了我。我希望成为一个大明星，却不知道他身上净是毒汁。他就这样把淋病传给我了……现在我要他重新得上这种病。我投塞纳河自杀全怨他……你们为什么笑?你们不信我自杀过?我可以拿报纸给你们看……所有的报上都有我的照片。哪一天我要给你们看俄文报纸……他们写我写得妙极啦……不过，亲爱的，你们明白我首先一定得有套新衣服。穿着这身脏兮兮的破衣服是无法引诱这个男人的。再说，我还欠裁缝一万二千法郎呢……”

打这儿起，接着就是一个关于继承权的冗长故事，她正在设法得到这继承权。她有一个年轻的律师，是个法国人，听她的口气是一个相当胆小的人，他在努力争回她的财产。他不时给她一百法郎或差不多这个数目的钱，记在账上。她说：“他正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小气。我是那么漂亮，他的眼睛总是死盯着我。他不断恳求我跟他睡，我总听他这么说，就听腻啦，听烦啦，于是有一天夜里我答应了他，只是叫他别再啰唆，这样我偶尔还能弄到一百法郎。”她歇斯底里地狂笑一阵，接着说：“亲爱的，他的事太好笑，真难以用言语描绘。有一天他打电话说：‘我一定要马上见到你……事情很重要。’见面后，他给我看从医生那儿拿来的一张纸，是淋病！亲爱的，我当着他的面哈哈大笑。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淋病还没有治好?‘你想跟我睡，结果是我睡了你！’听了这话他不吱声了。生活中的事情往往是这样……你什么也不疑心，冷不丁就……哗！他是一个大傻瓜，接着又重新爱上我啦，他只是求我检点些，别整夜在蒙帕纳斯喝酒，跟人睡觉。他说我使他如醉如痴，他想娶我。后来他家里人听说我的事，就劝他去了印度支那……”

接着，玛莎又从这儿平静地把话题转向她和一个搞同性恋的女人的风流韵事。“亲爱的，那天晚上她结识我的经过有意思极了。当时我正在‘吉祥’餐馆，像往常一样喝醉了。她把我从一个地方领到另一个地方，整夜都在桌子底下同我做爱，后来我再也受不了啦。于是她带我去她的公寓，她给我二百法郎，我就让她吸吮我。她还叫我跟她住在一起，可我不愿让她每天晚上都吸吮我……那会使人太衰弱。再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对同性恋并不像以前那样感兴趣啦。我宁愿跟一个男人睡觉，哪怕那样会疼呢。等我情欲极其高涨时，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住自己……要来三次、四次、五次……就那样！哗！哗！哗！过后我就会流血，这对健康非常不好，因为我很容易贫血。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让一个搞同性恋的女人吸吮一次啦……”

【注释】

[1] 从前对土耳其高级官员的尊称。

[2] 列夫·托尔斯泰的剧本，其中有一位吉卜赛歌手名叫玛莎。

第十三章

冷天来临，公主消失了。工作室里只有一个小火炉，让人越来越不舒服。卧室冷得像冰窖，厨房里也好不了多少，只有火炉周围的一小块地方是真正暖和的。于是玛莎找了一个被阉割过的雕刻家，她离开前还对我们讲过这个人的情况。几天后她又想回到我们这儿来，可是菲尔莫尔坚决不同意。她抱怨雕刻家不停地吻她，弄得她一夜不能睡觉。而且没有热水，无法使用灌洗器。最后她认为还是不回来好，她说：“这样我身边再也没有烛台了。总有那个烛台……叫我受不了。你们若是老老实实的，不招惹我，我当时是不会离开的……”

玛莎走后，我们晚上的消遣方式全然改观。我们经常坐在火炉旁，喝着加热水的烈酒谈论在美国时的生活。我们谈论它的口吻就好像永远不再指望回到那儿去。菲尔莫尔有一张纽约市地图，他把它钉在墙上，于是我们常常用整个晚上探讨巴黎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共同优点。我们在讨论中不可避免地谈到惠特曼这个人，这个美国在其短促的历史上造就的一个孤零零的人物。在惠特曼的诗中，整个美国的景象变得生机勃勃，她的过去和未来，她的诞生和死亡。惠特曼已谈过美国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未来是属于机器，属于机器人的。惠特曼是灵与肉的诗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诗人。今天他的诗几乎已无法解读，这是一座刻满粗糙神秘符号的纪念碑，我们没有解读它的钥匙。没有一种欧洲语言可与他创造的不朽精神相提并论，欧洲到处皆是艺术品，她的土地中净是死人骨头，她的博物馆被掠夺来的珍宝塞得满满当当。不过欧洲从未得到的是一种自由、健康的精神，也就是你可以称其为人的精神的东西。歌德离这方面最近，但是与惠特曼相比，歌德不过是一件填充起来的衬衣。歌德是一位有名望的公民，一个学究，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只是他身上打着德国的双鹰商标。歌德的安详，那种宁静、气派十足的态度不过只是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神灵在昏昏迷迷地沉睡。歌德是事情的结尾，惠特曼却是开端。

讨论过这类事情后，我有时会起身穿好衣服出去散步，我穿起毛衣和菲尔莫尔的风衣，又在外面套上一件披肩。这种阴湿寒冷的气候很难抵挡，必须精神坚强。人们都说美国是一个极冷和极热气候并存的国家，而且温度计上显示出的严寒温度在这儿是闻所未闻的，不过巴黎的寒冬也是美国所没有的。这是人在心理上体验到的寒冷，心里冷，身上也冷。这儿从不结冰，因此也就无所谓解冻。人们已学会如何抵御刺骨凛冽的寒冷气候，正如他们用高墙、门闩和百叶窗，用不断咆哮、说话刻薄、蓬头垢面的看门人来防止别人侵入他们的隐私一样。他们加强自己抵抗寒冷的能力，保暖是关键。保暖和安全，这样他们便可以在安逸之中糜烂。在一个阴湿的冬夜里你根本无须查阅地图以确定巴黎的纬度，它是一个北方城市，是建在填满人脑壳和人骨的沼泽地上的前哨。沿着林荫道有冰凉的人造电气热源，这就是用紫外线打出的“皆大欢喜”。在它的照射下，光顾杜邦连锁咖啡店的顾客显得像生坏疽的尸首。皆大欢喜！这是滋养孤苦伶仃的乞丐的金玉良言，他们在细雨般紫色光线的照射下整夜在街上走来走去。凡有光线的地方总有一点点热气，看着大腹便便、无衣食之忧的杂种们喝下一杯杯烈酒和热气腾腾的黑咖啡，一个叫花子也会暖和起来。凡是有光线的地方，人行道上总会有人，他们互相推挤，透过脏内衣，通过伴随着恶臭的诅咒谩骂哈出的气释放出一点儿热量，就像牲口那样。或许熙熙攘攘的景观会延续八到十个街区，之后街道再次沉入黑夜之中，阴沉、污秽、黑暗的夜，像汤碗里凝结的动物油。参差不齐的住宅蜿蜒好多个街区，每扇窗都紧闭，铺面都闩着，上着锁。这是延伸许多英里的石筑监牢，里面没有一丝热气，狗和猫全同金丝雀一道待在屋里，蟑螂和臭虫都被妥当地监禁起来。皆大欢喜。如果你一文不名，为什么不拿几份旧报纸在大教堂的台阶上给自己铺一张床?那儿的门都已闩好，而且不会有管理人员来打搅你。睡在地铁门外更好，那儿有人给你做伴。在一个下雨的夜里看看他们吧，他们全像床垫一样僵硬地躺着，男人，女人，虱子，全抱成一团，用报纸遮挡别人吐出的唾沫和没有腿的害虫。到桥下或市场上的棚子底下看看他们吧，与像珠宝一样装在袋子里的干净新鲜蔬菜相比，他们是多么卑贱呀！就连油腻腻的钩子上挂着的死马、死牛和死羊看起来也更诱人些，至少明天我们还要吃这些东西，甚至它们的肚肠也有用途。可那些睡在雨里、浑身发臭的叫花子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能替我们做什么呢?他们叫我们流五分钟血，如此而已。

唉，得了，这些都是基督教诞生两千年后的夜间，我在雨中散步时产生的随感。至少现在那些鸟儿都有人养活，还有猫和狗。每回从看门人窗下经过，被她恶狠狠地盯住瞧个够之后，我就会产生一种疯狂的欲念，想掐死世上所有的鸟类。在每一颗冷酷的心灵深处仍有些许爱意，足够喂小鸟儿的。

仍叫我难以忘怀的是观念与生存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区别，其中存在永久的脱节。我们试图用一块鲜艳的篷布把两者蒙在一起，但是这也办不到。观念必须与行动契合，如果观念中没有性，没有生命力，那么也就没有行动。观念无法在头脑的真空中单独存在。观念与生存相联系：肝观念、肾观念、组织间隙中的观念，等等。如果仅仅为了一个观念，哥白尼会砸烂整个现存宇宙，哥伦布也会葬身马尾藻海。这个观念的美学孕育出一个又一个你摆在窗台上的花盆。可是如果既不下雨又不出太阳，把花盆摆在窗外又有什么用呢?

菲尔莫尔有极多关于黄金的主意，他把它们叫作关于黄金的“神话”。我喜欢“神话”，也喜欢有关黄金的事儿，可我并不为此着迷，也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造花盆，即使是金子的花盆。他告诉我，法国人正在把他们的黄金贮藏在防水箱里，存放在地下。他说有一部小火车头在这些地下洞穴和走道中到处运行。我极欣赏这个主意，黄金置身于深深的、无人破坏的寂静中，在摄氏十七又四分之一度的环境中静静地沉睡。他说一个部队花四十六天零三十七小时仍数不清埋在法国银行下面的金子，还有储备的金假牙、手镯、结婚戒指，等等。还储存着够吃八十天的食物，大堆黄金之上还有一个抗御高爆炸药震动的人工湖。他说黄金将会渐渐消失，这是一个神话，并不是有人侵吞公款。太妙了！我在设想，当我们放弃观念上、衣饰上和道德上的金本位制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想想看，还有爱情上的金本位制！

迄今为止，我的符合自己心愿的想法一直是要摆脱文学的金本位制。简单地讲，我想展现情感的再生，描写一个人处于最艰深的思考时的行动，就是说，在他处于谵狂状态中的行为。我要描摹一个苏格拉底之前的人物，一个半是色鬼半是巨人的生灵。简而言之，我要在神石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世界，而不是在钉上十字架的一个抽象观念基础之上。你在一些地方会遇到遭人冷落的塑像、设有陷阱的绿洲、被塞万提斯忽视的风车、流到山上去的河流、从上到下身上长着五六个乳房的女人。（斯特林堡在给高更的信中说：“我看到的树是无论哪一个植物学家都不会再看到的，我看到的动物是居维叶[1]从未想到过的，我看到的人是只有你才能够创造的。”）

当伦勃朗达到标准，他便带着金条、干肉饼和折叠床钻进地洞里。“黄金”是住在地下的神的夜语，这个词包含着梦幻和神话。我们正在回到炼金术的年代，回到虚假的亚历山大式智慧中去，它造出我们膨胀的象征物。真正的智慧已被学问这个小气鬼藏在地窖深处，他们用磁铁在空中画圆圈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为了找到一块矿石，你得带上两件仪器走到一万英尺的高处，纬度高的地方最好，你得在那儿同地球内部以及死人的幽灵建立起精神感应式的联系。不会再有克朗代克[2]，不会再有富金矿。你不得不学着唱两句，跳两下，读一读十二宫图，研究研究你的内脏。所有掖在地球口袋里的金子都会被重新开采，所有的象征主义都得重新从人的肠子里被扯出来，不过首先要改善工具，要发明更好的飞机，要分辨声音来自何方，这样便不至于听到屁股下有爆炸声就傻乎乎地乱跑。其次，有必要适应平流层中的寒冷层，成为空中的一条冷血鱼。没有崇敬，没有神灵，没有渴求，没有懊悔，没有歇斯底里。总之，正如那位菲利普·达茨所说：“别灰心！”

这些都是我在三一广场喝下一杯味美思黑醋栗甜酒后激发的快活念头。正值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手中拿着一本“失败”的书，一切便在神圣的痰液里游泳。酒在我嘴里留下一股发苦的草药味儿，我们伟大西方文明的庇护所现在像圣人的脚指甲那样腐烂。女人们正从我身边走过，成千上万的女人，她们全在我面前扭屁股。钟声在回荡，公共汽车驶上人行道，撞在一起。侍者用一块肮脏的破布擦着桌子，老板兴高采烈地给现金出纳机搔痒。我脸上一副空虚的表情，烂醉如泥，视线模糊，紧紧抓住擦身而过的屁股。在对面的钟楼上，那个驼背用金槌敲响大钟，鸽子闻声惊叫。我打开书，就是那本尼采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德文书”。书中写道：

人会变得更聪明，更敏感，但是不会更好，更幸福，行动更坚决，至少在某些时期是如此。我预见上帝看到人类不再欢悦的时刻会到来，那时他会打碎一切，以便重新创造。我坚信一切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设计的，而且这焕然一新的新纪元在遥远的未来降临的准确时间已确定。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人类仍能在这片亲爱的古老土地上享受几千、几万年欢乐的生活。[3]

妙极了！至少在一百年前就有人有眼光看出整个世界快完蛋了！我们的西方世界！我看到男男女女在监狱大墙后面无精打采地移动，与世隔绝数小时，然而这些衰弱的人体仍具有做出非凡表现的潜力，这让我感到惊讶。灰色大墙后面仍有人性的火花，只是永远也不会燃成大火。我问自己，这些是男人和女人还是影子?被看不见的细绳吊着晃来晃去的木偶的影子?他们显然是能够自由活动的，不过却无处可去。他们仅仅在一个区域内是自由的，在那儿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不过他们尚未学会如何飞翔。至今还没有人在梦里飞起来，也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便很轻，很欢快，能飞离地球！振动有力的翅膀的雄鹰有时尚会重重地跌到地面上，它们呼呼振动翅膀的声音使我们头晕眼花。就待在地球上吧，你们这些未来的雄鹰！天空已有人遨游过，那儿是空寂的。地下也是空寂的，填满枯骨和幻影。待在地球上，再飘浮几十万年吧！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我们这儿有几个妓女。她们正在光地板上翻跟头。菲尔莫尔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他的肚皮绷得像鼓一样，硬得像一根管子。从下午三点开始不停地往下灌的茴香酒、香槟酒、干邑白兰地和安茹葡萄酒在他嘴巴里像阴沟一样汩汩响，姑娘们把耳朵贴在他肚子上倾听，像是在欣赏音乐盒。用一根纽扣钩子拨开他的嘴，往里面再倒一杯酒吧。这阴沟发出潺潺响声时，我听见蝙蝠飞出钟楼，这场梦也变得奇妙无比。

姑娘们脱得赤条条的，我们检查一遍地板，以免木刺戳进她们的屁股里。她们仍穿着高跟鞋。她们的屁股！她们的屁股被磨得光滑了，擦破了，用砂纸打光了，光滑、结实、鲜艳得像一只台球或一个麻风病人的脑袋。墙上挂着莫娜的像，她面朝东北方，与她的视线平行的是用绿墨水写的“克拉科夫[4]”。她左边写着“多尔多涅河[5]”，这个词是用红铅笔圈起来的。我突然看到眼前一个鲜艳、光亮的台球上出现一道黑黝黝、毛茸茸的缝，支撑这个台球的两条腿就像一把剪刀。瞧一眼这个黑黝黝、未缝合的伤口，我的脑袋上便也裂开一道深深的缝。所有以前费力地或心不在焉地分门别类、贴标签、引证、归档、密封并且打上印戳的印象和记忆乱纷纷地喷泻而出，像一群蚂蚁从人行道上的一个蚁穴中涌出。这时地球静止，时间停滞，梦与梦间的相互联系也被割断，消弭于无形。在精神分裂症大发作中我的肚肠流出来，这次大扫除后我就与上帝面对面站在一起。我又看到仰卧在毕加索画笔下的伟大母亲，她们的乳房上爬满蜘蛛，她们的传奇深藏在迷宫里，而莫莉·布卢姆[6]永远躺在一块脏垫子上。厕所门上涂着红粉笔画的阴茎，圣母用悦耳的声音发出哀号。我听到一阵放荡的歇斯底里的大笑，这儿是满满一屋子患牙关紧闭症的人。那个发黑的身体像磷火一般发光。放荡、完全控制不住的狂笑，还有冲着我来的格格怪笑，那是从青苔般的髭间发出的笑声。笑声使那个台球鲜艳、光滑的表面现出皱褶。这是血管里含有杜松子酒的伟大妓女，人类的母亲。娼妓的母亲啊，蜘蛛在你对数式的坟墓里令我们左右摇摆，这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恶魔，它的笑声叫我心碎。我低头去看这个深陷下去的坑，这是一个迷失的世界，未留痕迹。我听到钟鸣，斯塔尼斯拉斯宫那儿有两个修女，她们的衣衫下散发出陈腐的奶油味，还有因下雨始终未付印的宣言，为了发展整形外科而发动的战争，威尔士王子飞遍全世界装修无名英雄的陵墓。每一只飞出钟楼的蝙蝠都是一项失败的事业，每一次狂欢都是注定会死去的人从单人战壕里通过无线电台发出的呻吟。从那个黑洞洞的未缝合的伤口，从那个令人嫌恶的臭水沟，从那个挤满黑压压人群的城市摇篮里（思想的乐曲就在这儿被淹没在动物油中），从被扼杀的乌托邦中，诞生一个小丑，一个既美又丑，半明亮半混沌的怪物。这个小丑向下、向旁边看时是撒旦，向上看时是一个涂满黄油的天使，一只长翅膀的蜗牛。

低头细看那条缝，我看到一个方程式符号，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世界，一个化为零蛋、一点痕迹不留的世界。这不是范诺登用手电筒照的那个零蛋，也不是那个过早醒悟过来的人身上的空洞，这更像一个阿拉伯数字里的零，从这个符号中能跃出无数的数学世界和一个杠杆支点。这个杠杆平衡群星、不清晰的梦、比空气还轻的机器、轻量级的四肢及生产这些东西的炸药。我要在那条缝里一直穿越上去，穿过眼睛，让这双可爱的、古怪的、炼金术炼成的眼睛拼命转动。只有当它们转动时我才会听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听见他的话滚过一页页纸张，这些话观察极为细致入微，内省极为大胆，所有悲哀的言外之意都幽默地轻轻提到。现在这些话就像一支风琴曲，一直演奏到人的心脏破裂为止。过后一切又归于空寂，只剩下令人目眩、灼人的强烈光线，它将群星丰饶的种子带走。这是艺术史，它根植于大屠杀中。

每当我低头看一个婊子被人干过多次的眼儿时便感觉到脚下的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一个精疲力竭的世界，它光滑得就像麻风病人的脑袋一样。假如哪个人敢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谈出来，他就连一平方英尺的立足之地也得不到。人一露面，这个世界便重压在他身上，把他的腰压断。总有过多的腐朽柱子立着，过多令人痛苦的人性有待繁衍。上层建筑是一个谎言，其基础则是巨大、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如果说，在过去千百年里真出现过一个眼睛中流露出绝望、饥饿神色的人，一个为创造一种新生物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人，那么他带给世界的爱便会化为愤怒，他自己则会变成一场灾难。如果我们不时读到探究真理的书，刺伤人使人冷酷无情的书，令人叫苦落泪诅咒谩骂的书，我们就知道这些文字是那个被压垮的人写的。他唯一的抵抗方式就是诉诸文字，而他的文字总是比世界上撒谎压人的重量更有力，比胆小鬼们发明的旨在压垮人格之奇迹的刑台和刑车更有力。如果哪一个人敢于直抒胸臆，秉笔直书他的真实经历，真正的真实，那么我想世界将毁灭，将被吹成碎片。没有神、变故和意志能重新弥合起这些碎片、原子以及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摧毁的要素。

自从最后一个贪吃的人，最后一个懂得“喜悦”含义的人出现以来的四百年间，人类在艺术、思想和行为上都在持续不断地衰败。这个世界已完蛋，连一个干脆利落的屁也不曾留下。哪一个绝望的、饥肠辘辘的人会对现存政府、法律、道德、准则、理想、思想、图腾和禁忌表现出丝毫敬重?如果谁知道念出那个在今天被称之为“缝”或“穴”的谜一般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如果谁对被贴上“淫秽”标签的现象怀有最低限度的神秘感，那么这个世界便会分裂成几块。正是对淫秽的惧怕，使得这个疯狂的文明社会显得像火山口。处于创造性精神和人类母亲大腿之间的正是这种张开大嘴打哈欠似的空幻感。一个饥饿、绝望的精灵出现并使一只豚鼠锐声尖叫，这是因为他懂得在何处铺设性的炽热导线，是因为他懂得在无动于衷的坚硬外壳下藏着丑恶的创伤，其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于是他把这段炽热的导线夹在两腿间，猛击下面，烧焦内脏。戴上橡皮手套也没有用，所有能冷静、机智地加以处理的都是表皮上的东西，而一个志在创造的人总会钻到底下，钻到开放的伤口上，钻到正在化脓的、可憎的恐惧上。他把发电机拴在最脆弱的部分，要是有血和脓喷出来就好了。被人操过的火山口是淫秽的，比一切更加淫秽的是惰性，比最难听的赌咒发誓更亵渎的则是麻痹。如果只剩一个裂口的创伤，它一定得向外喷射，尽管喷出来的只是蛤蟆、蝙蝠和侏儒。

每一样东西都装在另一样东西里面，有的完美，有的不完美。地球不是健康和舒适的干旱高原，而是一位仰卧的硕大女性。她天鹅绒般的躯体随着海浪涨大、起伏，她在烦躁和苦恼的王冠下蠕动。赤身裸体性交后，她在星星紫光笼罩下的云彩中滚动。她全身在狂热的激情支配下放出光芒，从肥硕的乳房到隐约可见的大腿。她在四季和岁月间遨游，一场盛大的狂欢以突发的狂怒攫住她的躯体，抖去天空中的蜘蛛网，于是她以暴躁的兴奋心情降落在自己的旋转轨道上。有时她像一只母鹿，这只母鹿跌进陷阱，它心怦怦跳着躺在那儿等待钹声敲响、猎狗狂吠。爱与恨、失望、怜悯、怒气、厌恶，这些在行星间的乱交中又算得上什么?当夜晚带来耀眼的太阳般的欣喜时，战争、疾病、残酷和恐怖又算得了什么?若不是记起回到野蛮时代和星团中，我们睡觉时咀嚼的秕糠又算得了什么?

每逢性欲亢奋时，莫娜便对我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人。”这话藏在我灵魂深处，常会跳出来照亮我下面的阴影，尽管她把我扔在这儿，听任我死掉，尽管她在我脚下留下一个空旷的大坑。我是一个普通人，咝咝响的灯光使我头晕。我是一个零蛋，我看到周围的一切都沦为嘲弄人的东西。被硫磺点燃的男女从我身边走过，穿着黑色号衣的搬运工打开地狱的双颌。声名在拄着拐杖走路，它被摩天大楼欺骗，被生着锋利牙齿的机器大口嚼烂。我穿过高大的建筑物朝清凉的河边走去，看见光束像火箭一样从骷髅的肋间直刺天空。如果我像莫娜所说的真是一个伟大的人，我阿谀奉承的愚蠢行为又该做何解释?我是一个有灵有肉的人，我的心并没有钢梁护卫。我有过欣喜的时刻，我伴着燃烧的火星歌唱。我歌唱赤道、她生着红毛的大腿和从视线中消失的岛屿，不过谁也没有听见我的歌声。朝太平洋彼岸发射的一炮落进太空里，因为地球是圆的，鸽子们朝下飞行。我看到她隔着桌子望着我，目光极其悲怆。悲伤在她身体里扩散，在她脊骨上碰扁了鼻子，搅拌成怜悯的骨髓已变成液体。她轻巧得犹如浮在死海海面上的一具死尸，她的手指痛得流血，血又变成口水。随着潮湿的黎明来临，钟声敲响，这钟声沿着我的神经纤维无休无止地回荡，这撞击声伴随着铁一般的恶意在我心里当当响。奇怪的是钟声竟会这样响，更奇怪的是钟破裂了，于是这个女人转向黑夜，她的蛆虫一般的言辞咬穿床垫。我在赤道下移动，听到张着绿色大口的鬣狗在恐怖地哈哈大笑，看见生着光滑尾巴的豺、羚羊和有斑点的豹子，它们全被留在伊甸园里。这时她的悲哀扩展，像一艘无畏战舰的舰首，她沉下去的重量使我的耳朵被水淹没。稀泥被洗掉，蓝宝石滑出来，通过快乐的神经细胞淘洗出来，它的光谱被拼接在一起，船舷泡在水里。我听见炮架像狮爪子落地一样无声无息地转动，看到它们在呕吐，在流口水。天幕垂下来，所有的星星都变成黑色的。黑色的海洋在流血，沉思默想的星星孕育着一大块一大块刚刚肿胀起来的肉，鸟儿在头顶上盘旋，幻觉的天空中落下臼和杵，还有包扎起来的正义之眼。所有在这儿讲到的东西都用想象中的脚沿着死去的球体平行移动，所有空眼眶看到的东西都像开花的草一样绽开。虚无缥缈中，出现无限的符号，不断上升的螺旋底下裂开的口子在缓慢下沉。陆地和海洋和谐地连接为一体，这是用血肉写就的诗篇，它比钢丝和花岗岩还坚硬。经过无尽的长夜，地球朝着一个未知的创造物飞速旋转而去……

今天我从熟睡中醒来，嘴边挂着快活的诅咒，我不断自言自语，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像在念一篇连祷文。“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你想做的事情！”[7]干什么都行，但是要叫它带来欢乐；干什么都行，但是要叫它带来欣喜。我脑袋里塞得满满的，开始自言自语：意象、搞同性恋的人、叫人恐惧的人、叫人发疯的人、狼和羊、蜘蛛、蟹、张开翅膀的梅毒病菌。总闩着又总敞着的子宫门，像坟墓一样已做好接待准备。淫欲，犯罪，圣洁，我崇拜的人都过着这种生活，他们也因此失败；这是他们留下的话，也是他们未说完的话。这是他们拖在身后的善，他们造成的罪恶、悲哀、不和、仇恨和争斗，而超出这一切的是狂喜！

我以前的偶像的一些所作所为使我流泪，那是捣蛋、混乱、暴力，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引起的仇恨。一想到他们残缺不全的肢体，他们选择的荒诞风格，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浮夸和乏味，他们耽溺于其中的杂乱无章状态，以及他们在自己身边设置的种种障碍，我便觉得异常高兴。他们陷在自己拉的屎中，不能自拔。他们都是喜欢不厌其烦地絮絮叨叨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差一点儿就会说：“指给我一个说起话来没完的人，我就会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们称为“详尽探讨”的东西正对我的胃口，这是争斗的征兆，这是缠绕着各种纤维的争斗，是不和谐精神的气氛和环境。你指给我看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我不说他不够伟大，可我会说他无法吸引我……我向往那些会令人生厌的特性。我想到艺术家毫不含糊地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推翻现存价值观念，是把周围的一片混乱按照自己的方式整理得井井有条，散布争斗以及不和，以便得到情感上的解脱并使死者复活。于是，我这就兴高采烈地跑到那些伟大而又不完美的人那儿去。他们的困惑滋润着我，他们结结巴巴的话在我听来犹如仙乐。在被打断之后漂亮地膨胀的书页上，我看到被抹去的小段插入语和肮脏的脚注，也可说是胆小鬼、骗子、贼、蛮子和诽谤者留下来的。我从他们美妙的喉咙的肿胀肌肉上看出，把轮子翻转过来、从掉队的地方加快脚步赶上来时，他们一定耗费了惊人的力量。在日常烦恼和骚扰之后，在软弱、懒惰之人下贱、矫饰过的恶意之后，我看见那儿耸立着人生中令人心灰意懒的象征。我看到那个制定秩序、散布争斗及不和的人，他深受意志力的影响。这样一个人势必一次次为自己的行为受苦受难，直至被绞死为止。在他的高雅手势后面，我看到一个荒谬的幽灵在徘徊，他不仅崇高，而且荒谬。

我曾一度认为，有人味儿是一个人可望达到的最高目标，可我现在明白这意味着要毁掉自己。如今我骄傲地说自己没有人味儿，我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和政府，所有信条和原则都与我无关。我与人性这部吱吱作响的机器毫无关联，我属于地球！我躺在枕头上这样说，感觉到太阳穴处冒出两只角。我可以看到我疯狂的祖先围着床跳舞，他们宽慰我，给我打气，用毒蛇般的舌头抽打我，用藏在暗处的脑袋朝我嬉笑。我不是人！我带着疯狂的、幻觉般的狞笑这样说，哪怕天上落下鳄鱼我也要一直这样说下去。在我的话背后是那些藏在暗处咧着嘴嘻嘻笑的脑袋，有些已死去的人的脑袋长时间地笑，有些像患了牙关紧闭症似的那样笑，有些又扮鬼脸狞笑，这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事情的预演和结果。我看见自己狞笑的脑壳是最清楚的，看见自己的骷髅在风中跳舞，毒蛇从腐烂的舌头里爬出来，描写欣喜的膨胀书页被粪弄脏。我把我的脏东西、我的屎尿、我的疯狂、我的欣喜都投入肉体地下铁道流动的大循环中去，所有这些自然的、不受欢迎的、醉后吐出的东西将通过这些人的脑子无休止地向前流动，一直流到一个装着人类历史、永远不会枯竭的罐子里。同人类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类生物，他们就是那些没有人性的人，是艺术家这类人。受已知的冲动驱使，他们掌管无生命的人类。他们用狂热和激情鼓动人类，把这团生面变成面包，把面包变成酒，再把酒变成歌曲。从废弃的肥料和死气沉沉的废料中，他们构思出一首散发着臭气的歌。我看到这一类人在洗劫世界，他们把一切翻个底朝天，他们的脚总踩在血泊中，他们的手总是空的，总是在捕捉逮不住、捏不到的神。为了使撕咬他们要害之处的妖魔平静下来，他们毁掉能够得到的一切。他们用力揪自己的头发去领悟、去把握这个永远难以理解的难题，他们像发疯的野兽，大吼大叫、乱撕乱顶。我看到他们做这些事情，我看到这是对的，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一个属于这一族类的人必须站在高处，口中胡说八道，把自己的肚肠剖出来。这是正当、正义的，他必须这样做！所有不能呈现这一吓人场面，不那么令人战栗，不那么可怕，不那么疯狂，不那么令人兴奋，不那么具有污染性的东西都不是艺术。余下的都是伪造的、有人性的，是属于生命和无生命的。

比方说，每当想起斯塔夫罗金[8]，我便会联想到某一个妖魔站在高处向我们扔自己撕裂的肠子。在《群魔》中，地震发生了，这不仅是降临在富有想象力的人头上的大灾难，而且是大批人被埋葬、被永远消灭的大地震。斯塔夫罗金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所有这些矛盾的总和，它们不是使一个人麻痹就是领他爬上高处。不会有太低、令他无法进入的地方，也不会有太高、让他畏于攀登的地方。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个被置于神秘中心的人，他的光芒可以为我们照亮黑暗的深邃和无垠。

今天我可以感知自己的血统，再也没有必要去求助占星术或查阅家谱表。我对群星上或我的血液里写着什么一无所知，只知道我是由人类某些神话中的创始人繁衍而来的。那个把神圣的瓶子举到唇边的人，那个跪在集市上的罪犯，那个发现所有尸体都会发臭的纯洁的人，那个跳舞时手中发出闪电的疯子，那个撩起长袍朝大地上撒尿的修道士，那个翻遍所有图书馆要找到《圣经》的宗教狂。我由所有这些人集合而成，所有这些人造成我的忏悔、我的欣喜。假如我没有人味儿，那是由于我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超出人性的界线，那是由于做一个有人味儿的人像是在做一件可怜的、令人遗憾的、凄凉悲苦的事情。它受到种种理智限制，受到种种道德规范的制约，由种种陈词滥调和这个或那个主义划定范围。我将葡萄汁一饮而尽，从中获得智慧，不过我的智慧并非来自葡萄，我沉醉也并非因为酒……

我想绕过那些高大荒芜的山脉，一个人会在那儿渴死、冻死。这就是“超瞬时”历史，就是不存在人、兽、草木的绝对时空，一个人在那儿寂寞得发疯，语言则只是词语而已。那儿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的，与时代不谐调。我想要一个男人和女人的世界，一个树木不讲话的世界（如今的世界上，话讲得太多了！），一个河流能把人载到各地去的世界，不是成为古老传说的河流，而是让人同别的男女，同建筑、宗教、植物、动物接触的河流，是水上有船只行走的河流。人们在这样的河里溺死，并非淹没在神话、传说、书籍和以往的尘土中，而是淹没在时间和空间的历史中。像莎士比亚和但丁那样，我想要能汇成大海的河流，想要在以往的空泛中不会干涸的河流。大海，对了！让我们有更多的大海吧，新的、阻断过去的大海，创造新的地质构造、新的地形景观、陌生而且令人恐惧的大陆的大海，在摧毁的同时也在保护的大海，可以在上面航行、去探求新发现和新视野的大海。让我们拥有更多的大海，更多的动乱、战争和大毁灭吧！让我们拥有一个男男女女大腿间都装有发电机的世界，一个充满自然的愤怒、激情、行动、戏剧、梦幻、疯狂的世界，一个孕育欣喜而不是干放屁的世界。我坚信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寻求写一本书，哪怕它只有一大页呢。我们必须寻找碎片、碎屑、脚指甲，一切含有矿物质、一切可以使肉体和灵魂复活的东西。

也许我们命中注定会遭厄运，也许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希望活下去。如果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发出最后一声叫人胆寒、叫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吧！这是挑战的呼叫，是战斗的怒号。悲伤，去它的！挽歌和哀乐，去它们的！传记、历史、图书馆和博物馆，去它们的！让死人吃掉死人。让我们活着的人在火山口边上跳舞吧，这是临死前的一场舞蹈，不过它仍是一场舞蹈！

我们时代的伟大盲诗人弥尔顿说：“我爱一切流动的事物。”今天早晨，我高兴地拼命大叫着醒来时正想着他，我正在想他的河流、树木和他摸索的整个黑暗世界。是啊，我对自己说，我也爱流动的一切：河流、阴沟、熔岩、精液、血液、胆汁、词汇和句子。我爱从羊膜中溅出的羊水；我爱患有令人痛苦的结石和诸如此类东西的肾脏；我爱撒出的热乎乎的尿和久治不愈的淋病；我爱歇斯底里的疯话、像拉痢疾那样一泻而出的句子和灵魂中全部病态的映像；我爱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9]这样的大河，莫哈瓦金之流的狂人在那儿一只无篷的小船上漂过梦和古老的传说，淹死在只有一个出口的河口中。我爱流动的一切，甚至女人来月经时流出的血，它会冲走生育能力不强的精子。我爱会流动的手稿，不论它们是神圣的、深奥的、反常的、多形体的还是单边音的。我爱流动的一切，一切拥有时间、正在成长的东西，它们把我们带回永远不会结束的伊始之中：先知们的激烈，令人狂喜的猥亵，宗教狂的智慧，牧师和他的橡皮连祷文，妓女的下流话，从排水道里漂走的唾液，乳房里的奶汁和子宫里流出的带苦味的蜜水，以及一切流动的、溶化的、无节制的和溶解的东西，一切在流动中得到净化的脓和脏东西，那些失去其出身意识、将大循环驱向死亡和瓦解的东西。这个伟大的乱伦愿望与时间一起向前流动，将来世的伟大概念融汇于此地此刻。这是一个空幻、自我毁灭的愿望，它受到言辞阻挡，又被思想麻痹。

【注释】

[1] 乔治·居维叶（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

[2] 加拿大育空河流域的金矿所在地。

[3] 歌德语，出自《歌德与艾克曼对话录》。

[4] 波兰一城市。

[5] 法国西南部河流，发源于中央高原。

[6]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小说《尤利西斯》中的女主人公。

[7] 原文是法文，亦可译为“做你愿做的”或“随心所欲”。这是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虚构的一种生活哲学。

[8]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人物。

[9] 南美洲重要河流，大部分在委内瑞拉境内，向东注入大西洋。

第十四章

我们从奥德萨街同电话公司的几个黑女人一起回到家里，当时已快到圣诞节的黎明了。火已熄灭，我们都太累了，于是便穿着衣服上床。我的那个姑娘整个晚上都像一头豹子一样蹦蹦跳跳，我爬到她身上时她已睡熟了。我在她身上使了一阵劲儿，犹如在一个被淹死或闷死的人身上使劲儿一样。后来我放弃努力，自己也昏昏睡去。

节日期间我们天天喝香槟，早上、中午和晚上，有最便宜的，也有最好的。新年过后我就要去第戎[1]啦，人家在那儿给我安排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事，当英语交换教师。这是促进法美和睦相处的一项安排，旨在增进这两个姊妹国家的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关系。对于其前景，菲尔莫尔比我更受到鼓舞，他这样想是有充足理由的，而对于我这不过只是从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转到另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而已。我面前毫无希望，这份工作甚至连薪水也没有。他们指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自认有福气，能够享受传播法美和睦这一福音的特权。这是为一个阔佬的儿子预备的工作。

启程前一天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天快亮时下起雪来，我们走过一个个街区，最后再看一眼巴黎。穿过圣多米尼克街时，我们突然来到一个小广场，那儿便是圣克洛蒂尔德教堂，人们正在望弥撒。菲尔莫尔的头还有一点儿昏昏沉沉，他执拗地也要去望弥散，据说是“为了好玩”。我对此有几分不安，首先是因为我从未望过弥撒，其次是我显得寒酸，也觉得寒酸。菲尔莫尔也显得衣衫褴褛，甚至比我更不体面。他头上歪戴着一顶垂边帽，大衣上还沾着我们刚去过的最后一家妓院里的锯末。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大踏步走进去，最糟的结果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而已。

看到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倒没有一点儿忐忑不安的感觉啦。过了一会儿我才习惯昏暗的光线，我牵着菲尔莫尔的袖子，跟在他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这时一种稀奇古怪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像某种从铺路的冷石板中冒出的空洞的嗡嗡声。这是一座凄凉的巨大坟墓，来吊丧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这是到地下世界去之前必定会经过的来宾接待室，温度在华氏五十五度或六十度左右。除地窖最上层放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哀乐之外，没有音乐，那哀乐活像上百万棵菜花在黑暗中哀号。身着寿衣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一副无可奈何、十分沮丧的乞丐模样。这些乞丐恍恍惚惚地伸出手来，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乞求怜悯的话。

我早知道会有这类事，不过一个人若知道有屠宰场、停尸所和解剖室这类去处，他会出于本能地躲开这些地方。我在街上常常从一个牧师身边走过，他手里捧着一本小小的祈祷书，在吃力地背诵。我自语道：“傻瓜！”过后也就不再理会。在街上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呆子，这个牧师还不算是最叫人吃惊的。人类两千年的蠢行已使我们对此不那么敏感，然而当你被突然送到这个牧师身边，看到他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发挥着一只闹钟的作用，你还是会产生一些全然不同的情感。

一刹那间这些流口水、翕动嘴唇的全部把戏几乎都有了意义。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正在上演一出哑剧，它没有使我完全惊呆，却也叫我惶惶不知所措。在全世界，凡是有灯光暗淡的坟墓的地方，你都会看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朦朦胧胧的光线，同样的嗡嗡声响。在特定的时辰内，整个基督教世界里穿黑衣的人都俯在祭坛前。牧师就站在那上面，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开饭铃或喷雾器。他对众人喃喃布道，即使他的话能叫人听懂也不再有一点儿意义。很可能他是在乞求上帝保佑他们吧，也保佑国家，保佑统治者，保佑枪炮、战舰、军火和手榴弹。祭坛上，围在牧师身边的是一群小男孩，穿着打扮像上帝的安琪儿，他们唱男高音和女高音。全是纯洁的小羊羔，全穿着裙子，看不出性别，像牧师本人一样是扁平足和近视眼。绝妙的不辨雌雄的猫叫春似的，是符合J-mol节拍的松紧内裤里的性行为。

我在昏暗的光线下尽量仔细地观察这儿的情况。既令人眼花缭乱，又叫人目瞪口呆。我自忖，整个文明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真是太棒了。不论下雨还是天晴，下冰雹、雨夹雪、雪、打雷、闪电、战争、饥馑、瘟疫，都不受丝毫影响。总是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胡言乱语，同样的在脚腕上系带子的鞋，同样的上帝的小安琪儿唱男高音和女高音。靠近出口处有一只开孔的小箱子，是为继续天国的工作而设的，于是上帝的恩典便会像雨点一样落在帝王头上，落在国家里，落在军舰、高效炸药、坦克和飞机上，于是工人会增强臂力，有力气屠宰马、牛和羊，有力气在钢铁大梁上钻孔，有力气在别人的裤子上缀扣子，有力气出售胡萝卜、缝纫机和汽车，有力气消灭虫子、打扫马棚、倒垃圾箱、洗刷厕所，有力气写新闻标题、在地下铁道里剪票。力气……力气。原来这喃喃自语和戏弄人的把戏只是为了给人一点力气！

我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以通宵狂欢后的那种清醒意识审视这个场面。我们这样窜来窜去一定很惹人注意，因为我们的外衣领子竖着，从不画十字，除了低声说几句麻木不仁的话以外，嘴巴一动也不曾动过。假如菲尔莫尔不那么固执地在仪式正进行一半的时候从祭坛边走过，或许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一切。他在找出口。我估计他想着走到出口那儿就可以一饱眼福，看一看这最最神圣的场面，这就是说要近距离仔细看一看。我们一路平安无事，朝着很可能是出口的那一道光线处走去，这时幽暗中猛地闪出一位牧师拦住去路。他想问问我们要去哪儿，正在干什么，我们相当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们正在找出口。我们说的是英语的“出口”，因为当时受到惊吓，我们一时想不起法语“出口”怎么说。牧师一句话不说，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推开一道边门把我们狠狠推搡出去。摇摇晃晃地，我们跌进刺眼的阳光中。这件事发生得那么突然，猝不及防，待我们来到人行道上仍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我们眯上眼睛走出去几步，然后又出于本能转过身来。牧师仍站在台阶上，苍白得像一个鬼魂，他像魔鬼那样狠狠地瞪着我们，准是连肺都气炸了。后来又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不怪他，不过当时瞧见他穿着长袍、头上扣着一顶小瓜皮帽的滑稽相，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看看菲尔莫尔，于是他也大笑起来。我们站在那儿，当着这个可怜虫的面足足笑了一分钟。我猜他起初有一点儿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突然冲下台阶，一边还冲着我们晃拳头，似乎真动气了。他冲出围墙，一路狂奔过来，这会儿某种保护自己的本能提醒我快溜走。我拽住菲尔莫尔的袖子逃开了，他还像一个傻瓜似的说：“别，别！我可不跑！”我嚷道：“快跑啊！咱们还是快点儿离开这儿为妙，这家伙已经完全疯啦。”于是我们开溜，竭尽全力逃走了。

在去第戎的路上，我们仍在为这件事情大笑。不过我的思绪又回到另一件可笑的往事上，那件事同今天发生的事有点儿相似，是我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发生的。那是在有名的繁华时期，我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冷不防遇到麻烦。我试图解脱，结果却同一位朋友一道更深地陷入困境。杰克逊维尔[2]尤其处于被围困状态中，大约有六个星期我们被困在那儿。天下所有的流浪汉和许多以前从未做过流浪汉的家伙似乎都游荡到杰克逊维尔来，到处都人满为患：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消防队和警察局，旅馆和公寓。到处都挂着客满的牌子，绝对客满。杰克逊维尔居民的心肠已经变得很硬，我觉得他们像是穿着甲胄在来回走。这一回又遇到食物这个老问题，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食物正从南方用火车运来，有橘子、柚子以及各种水分很多的食品。我们常从货车棚旁走过，看看有没有烂水果，那也很难得。

绝望中，有一天夜里我拉上我的朋友乔，来到一家犹太教会堂里，当时里面正在做礼拜。这是一家新派会众聚会场所，那位拉比[3]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音乐也很打动人，是犹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悲哀曲调。礼拜刚结束，我便大摇大摆地来到拉比的书房里，要求见他。他接待我的态度还算过得去，待我说明来意，他便吓坏了。我只是求他给我和我的朋友乔施舍几个钱，可是看着他瞧我的那副样子，你还以为我已开口要把会堂租下来当保龄球场呢。最后，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我说不是，他便发脾气了。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向一个犹太教牧师求援呢?我天真地告诉他，我一贯信任犹太人，我是很谦卑地说这话的，仿佛自己不是犹太人便是一个古怪的缺陷。这也是实话，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不，先生。他简直吓死啦。为了赶我走，他给救世军的人写了一张便条。他说：“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呢。”说完，他便无礼地转身去照看他的会众。

当然，救世军也拿不出什么东西给我们。假如我们每人有两毛五分钱便可以租一个铺在地上的床垫，可是我们两人加起来也没有五分钱。我们来到公园里，在一条长椅上躺下。天正在下雨，我们便用报纸遮盖在身上。估计躺下还不到半小时，一个警察过来，一句话不说就狠狠扇了我们一巴掌。我们马上爬起来站在地上，还跳了几下舞，尽管当时没有一点儿心思跳舞。屁股上被那白痴王八蛋掴了一掌后，我觉得真他妈的恼火、悲哀、沮丧，心情极坏，真恨不得炸掉市政厅。

第二天早上，为了报复这伙好客的王八蛋，我们一早便精神焕发地站在一个天主教神父的门口。这一回，我让乔出来说话，他是爱尔兰人，还带点儿爱尔兰土腔。他的眼睛也非常蓝，温情脉脉的。只要乐意，他还能叫它们湿润起来。一个穿黑袍的修女打开门，可她并不请我们进去，却要我们在走廊里等她去禀报那位好心的长老。过了几分钟，那位好心的长老来了，像一部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我们这么早打搅他、破坏他的雅兴是为了得到什么?一点儿吃的和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天真地答道。好心的长老立即问，那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从纽约。从纽约吗?那么你们还是尽快回纽约去吧，我的孩子们。这个大块头、大胖萝卜脸的狗杂种没有再说什么便劈脸把门嘭地关上。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俩还在无助地四处乱逛，像两只歪歪倒倒的双桅帆船那样。我们碰巧又路过那位神父家。老天爷在上，这个大块头、淫荡的萝卜脸正在从巷子里往外倒车呢！他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朝我们眼睛里喷出一团烟，似乎在说：“这是赏给你们的！”那轿车很漂亮，后面装着好几只备用轮胎，好心的神父坐在方向盘前，嘴里叼着一根粗雪茄。这根雪茄那么粗，味道那么足，准是一根“花冠”牌的。他的坐姿也很优雅，你很难模仿得来。我没看见他是否穿了长袍，只看到顺着他嘴角淌下的肉汤和那根散发出香味的五十美分“花冠”大雪茄。

去第戎的路上，我不由得追忆起这段往事。我想到在那些痛苦、耻辱的时刻我本该说、本该做而又没有说、没有做的一切，那时仅为向别人讨一口面包就要叫自己堕落得不如一条虫子。尽管我镇定自若，往昔的侮辱和伤害仍然使我感到痛苦。我仍能感觉到那个警察在公园里朝我屁股上掴的那一巴掌，尽管那只是一桩小事，你或许会说那是一堂短暂的舞蹈课。我走遍整个美国，也曾到过加拿大和墨西哥。到处都一样，你若想要面包就得干活，受人摆布。整个地球是一片灰蒙蒙的沙漠，是钢和水泥铺成的地毯。生产吧！更多的傻瓜和螺钉，更多的带刺铁丝网，更多的狗食，更多的刈草机，更多的滚珠轴承，更多的高效炸药，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毒气，更多的肥皂，更多的牙膏，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教堂，更多的图书馆，更多的博物馆。前进！时间不等人，胎儿正在穿过子宫颈，那儿却连一点润滑通道的羊水都没有。这是干燥的、扼杀胎儿的分娩，没有一声哭号、一声喊叫。向来到人世间的孩子致敬！从直肠里腾腾腾地放出二十一响致敬的礼炮。沃尔特说：“我戴帽子全看自己高不高兴，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以前有过你可以挑选适合的帽子的时代，不过时代在变，现在为了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你得一直走到电椅上去，他们会给你一顶瓜皮帽戴。有点紧，怎么啦?不过没关系！挺合适的。

你必须待在法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将生与死划分为两部分的子午线上行走，这样才明白在前面等待你的将是何种难以预测的景观。带电的肉体！民主的灵魂！洪水浪潮！上帝的神圣母亲啊，这一番蠢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地球被烤焦，破裂。像一群兀鹰围着一具发臭的尸体，男男女女汇集在一起，交配，然后再飞往各处。我们就是从云中像沉重的石头一样落下的兀鹰，就是它们的爪和嘴！它巨大的消化器官有一个专嗅臭肉的鼻子。前进！不怜悯，不同情，不爱也不谅解地前进！别请求宽恕，也别宽恕别人！更多的战舰、毒气、高效炸药！更多的淋菌！更多的链球菌！更多的轰炸机！越来越多，直到所有见鬼的工厂被炸成碎片，地球也一起完蛋！

一下火车我就马上明白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所公立中学离车站不远，我在冬日薄薄的暮色中摸黑穿过大道朝目的地走去。正在下小雪，树上结的霜晶莹闪亮，我经过几家空荡荡的大咖啡馆，看上去像阴沉的候诊室。寂静、空旷的幽暗，这就是它们留给我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小镇，出产的芥末多得车载斗量，大桶、小桶、罐子和精致的大口瓶里都盛着芥末。

看到那所学校，我心里凉了半截。来到大门口我仍拿不定主意，便停下考虑是不是还要进去。可是我没有买回程车票的钱，胡思乱想也于事无补。有那么一会儿，我想给菲尔莫尔打电报，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个借口，于是只得闭上眼睛走进门去。

正巧校长先生不在，他们说这天他休息。一个小驼背过来主动提出带我去学监先生的办公室，那是第二号人物。我紧跟在他身后，他蹒跚走路的怪样子使我觉得很好笑。他是一个小怪物，在欧洲所有不那么像回事儿的教堂门口都栖息着这种怪物。

学监先生的办公室宽敞、空旷，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等他，驼背冲出去找他。这儿令我觉得相当自在，这个地方的气氛使我清晰地回想起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我从前常常在那些地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等某个满口甜言蜜语的狗杂种来仔细盘问我。

门猛地被打开，学监先生踏着碎步趾高气扬地走进来。我勉强忍住才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常礼服，同鲍里斯从前穿的那件一样，一绺头发垂在他的前额上，也许斯麦尔佳科夫[4]留的就是这种卷发。他严肃，脾气大，目光锐利。他不说一句鼓励的话，马上拿来写着学生姓名、课时和课程的单子一次向我交代清楚。他告诉我给我划拨多少煤和木柴，接着又马上告诉我课余时间由我自行支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后这一桩是我听见他讲的头一件好事，这话听了叫人那么舒服自在，以至于我马上为法国祈祷，为它的陆海军，它的教育制度，它的小酒馆以及所有混账机构。

这一套手续办完，他拉动一只小铃，听到铃声驼背便来带我去总务先生的办公室。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更像一个货栈，到处搁着提货单和橡皮图章，脸色灰白的办事员用断铅笔在笨重的大账本上飞快地书写。待他们把我的一份煤和木柴分出来，我便和驼背一起推着一辆手推车朝宿舍走去。我分到的房间在顶层，与学监们住在同一侧。这情景有几分好笑，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许有一只痰盂。这儿有一种很强烈的准备作战的气氛，仅仅缺少一只背包和一杆枪，还有一只黄铜酒杯。

分给我的房间相当大，屋里有一只小火炉，炉上装着弯曲的烟囱，恰好在铁床上方拐弯。还有一只装煤的大箱子，木柴就堆在门口。窗外是一排完全用石头砌起来的凄凉的小房子，里面住着杂货商、面包店主、鞋匠、屠夫，全是一伙白痴似的粗人。我的视线又越过他们的房顶，光秃秃的山岭中有一列火车在喀哒喀哒响，车头发出尖锐的汽笛声，伤感，歇斯底里。

待驼背替我生好火，我便向他打听吃的。还不到吃饭时间，于是我穿着大衣倒在床上，把被子盖在身上。我身边便是那只已用过不知多久、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尿盆就藏在这里面。我把闹钟摆在床头柜上，望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滴答滴答地流逝。一道蓝光由街上透进屋里，我倾听卡车隆隆驶过，一边茫然地瞪着烟囱，瞪着用一截截铁丝捆住的烟囱拐弯处。我一辈子从未在摆着煤箱子的屋里住过，一辈子没有生过火、教过孩子，而且我也还从未干过没有报酬的工作。我感觉到自由自在，同时也觉得受到束缚。这很像一个人在选举前的心情，所有的骗子都已得到提名，这时却有人恳求你为某一合适人选投票。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雇者，一个万事通，一个猎手，一个流浪汉，一个划船的囚犯，一个寒酸的小学教师，一条蛆和一只虱子。我是自由的，可我的四肢却戴着镣铐。我是一颗拥有免费餐券的民主的灵魂，可是没有机车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声音。我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钉在木板上的海蜇，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饿。闹钟上的指针走得很慢，还得消磨十分钟火警警报才会响起。屋里的阴影更深，静得吓人，这种紧张的寂静令我的神经难以忍受。窗子上堆积着小团小团的雪，远处有一台机车发出刺耳响声，过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炉子已在熊熊燃烧，可是没有散发出多少热量。我担心自己会一觉睡过去，错过晚饭，那意味着必须空着肚子躺一夜，无法入睡。于是我十分惊慌。

还要等一会儿才会敲响开饭锣，我跳下床锁上门冲到楼下的院子里。在那儿我迷失了方向，一间又一间四边形的房间，一道又一道楼梯，我在这些建筑物里进进出出，发疯般地寻找餐厅在哪儿。我走过一长队不知正往哪儿去的孩子身边，他们像一群用锁链锁住的囚徒缓缓向前移动，队列前面有一个监工。最后我瞧见一个戴礼帽，精力旺盛的人朝我走来，我拦住他打听去餐厅的路。正巧此人是我该拦住的人，他正是校长先生。同我巧遇，他感到高兴，马上便问我是否已安置妥当，还有没有可以替我效劳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已办妥。后来又冒昧地添一句，说只是有点儿冷。他宽慰我，说这种天气是很反常的，不时有雾，还有一点儿雪，那时天气就要坏一阵，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说这些话时他始终挽着我的胳膊，领我朝餐厅走去。看来他倒是一个蛮不错的人，一个正常的家伙，我自忖道。我甚至还幻想以后我也许会同他关系密切起来，也许在某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会请我去他的房间，给我弄一杯热酒喝。走向餐厅门口的这几秒钟内，我幻想各种各样的友好场面，我的思想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驰。就在餐厅门口，他突然同我握手，抬抬帽子同我道别。我茫然不知所措，便也碰碰帽子。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件寻常的事，不定什么时候你会碰到一位教员，甚至从总务先生身边走过时也是一样，你都要碰帽子。也许你一天会与同一个人相遇十来次，那也一样，你一定得向他致意，哪怕你的帽子破了也罢，这才是礼貌的举止呢。

我总算找到了餐厅。它很像东区的一家平民诊所，砖墙，无灯罩的灯和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当然少不了一只带拐弯烟囱的大火炉。饭还没有端来，一个跛子跑进跑出，拿盘子、刀叉和酒瓶。几个年轻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我走过去做了自我介绍，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老实说，几乎是过分殷勤，我弄不太懂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屋里就挤满了人，于是他们很快把我介绍给每个人。接着，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个圈子，斟满酒杯，唱起歌来……

一个晚上我起了一个念头：

我呼唤宙斯去干被绞死的人的屁眼儿；

风起绞架徐徐吹动，

看呀，那个死尸在摇头，

于是我跳起来去干这个死人儿，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知足。

在过于狭小的屁眼儿里亲吻，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虽受苦倒也快活；

在过于宽大的屁眼儿里抽动，

人们茫然或是泄愤；

那样的情景令人十分厌恶，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知足。

歌声刚落，卡西莫多[5]便宣布开饭。

这些学监是一群快乐的人。那位克罗打起饱嗝来活像一头猪，坐下来吃饭前总要先放一个大屁。他们告诉我，他能一连放十三个屁，这个记录至今尚无人打破。还有亲王先生，他是一名运动员，喜欢在傍晚进城时穿一件无尾晚礼服。他相貌英俊，像个姑娘，而且从来不沾酒，也不读会伤脑筋的书刊。他旁边坐着珀蒂·保罗，保罗来自米迪[6]。他整天什么都不想，只想女人。他每天都要说：“从星期四起我就不再谈女人啦。”他同亲王先生好得难舍难分。下一位是帕斯洛，一个十足的小无赖。他在学医，到处找人借钱，没完没了地谈论龙萨[7]、维永和拉伯雷。坐在我对面的是莫莱斯，老夫子们的鼓动者、组织者，他执意要称一称肉，看分量是否差几克。他在学校附设医院里占着一间小房子，他的死敌是总务先生，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很大声望，因为大家都恨那个人。莫莱斯有个伙伴，叫“讨厌鬼”，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家伙，容貌像一只鹰。“讨厌鬼”非常节俭，却充当放债人的角色。他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8]的一件雕刻作品，是所有阴郁、乖戾、难对付、爱抱怨、不幸和内省的魔鬼的混合，德国中世纪武士的神灵就由这些魔鬼组成。“讨厌鬼”无疑是犹太人，我到这儿以后不久他就死于一场汽车事故，这个事件使我不用偿还借他的二十三法郎。除了坐在我旁边的雷诺，其他人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他们属于那些毫无个性的一群，他们组成工程师、建筑师、牙医、药剂师、教师等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与他们以后会拿来取笑的人区分开，他们完全一钱不值，是构成可敬又可悲的市民核心的毫无价值的人物。他们低头吃着东西，而且总是第一批大叫大嚷要添饭的人。他们睡得很死，从不抱怨，既不快活也不沮丧，他们是被但丁发配到地狱门厅的平庸的一群，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按照惯例，吃完晚饭大家就马上到城里去，只留下在宿舍里执勤的人。城中有几家咖啡馆，都是又大又凄凉的大厅，第戎昏昏欲睡的商人们聚集在这儿玩牌、听音乐。咖啡馆里挺暖和，这是我能替它们说的最好的好话，座位也过得去。总有几个妓女转来转去，为喝到一杯啤酒、一杯咖啡她们会坐下来同你聊天。可是音乐很糟，竟是这种货色！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坚守在第戎这样一个肮脏的地方，再也没有比一支法国管弦乐队的演奏更叫人疲乏、头痛的了。尤其是，这是一支悲怆的女子管弦乐队，它奏出的一切都像在尖叫，在放屁。其节奏很枯燥，像代数一样，又具有牙膏那种合乎卫生的稠度。这种呜咽怪叫一小时竟要收那么多钱，而且迟到的人活该倒霉！它演奏的调子是那么悲哀，似乎老欧几里得[9]用后腿站着吞下了氢氰酸。思想的王国已由理智完全开拓，没有给音乐创作留下一点点空间，除了手风琴的空板条。风呼啸着从中穿过，将太空撕成碎片。不过，在这个边远的城镇里谈论音乐就像在死牢里做梦喝香槟那么荒唐。音乐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我甚至连女人也不去想，因为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寒冷、荒芜、阴暗。头一天晚上回家时，我注意到一家咖啡馆的门上刻着卡冈都亚[10]的话，里面却像一个停尸所。不管怎样，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我有的是时间，却没有一文钱可花。我一天只上两三个小时会话课，之后就闲着。教这些可怜虫英语又有什么用呢?我真替他们难过，整个上午苦苦地念《约翰·吉尔平的旅行》[11]，下午上我这儿来练习一种死去的语言。我想起自己也曾浪费许多时间读维吉尔[12]的作品或是吃力地念《赫尔曼和多罗特娅》[13]这类谁也看不懂的废话。真是疯了！学问只是一只空面包篮！我又想起卡尔，他能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他每写一本书都要在里面拼命恭维不朽的、千古流芳的歌德。尽管如此，卡尔却缺乏常识，找不到一个阔婊子，无法弄一身换洗内衣。这种对往昔的眷恋以排队领救济食品和住防空洞告终，其中有一种讨人厌的感伤。这种精神上的喧哗确是令人讨厌的，它竟许可一个白痴往德国大炮、无畏战舰和高效炸药上洒圣水。每一个满腹经纶的人都是人类的敌人。

我本是来这儿传播法美两国友好福音的。我是一具僵尸的使者，他四处掠夺，酿成难以描述的痛苦和不幸，现在却梦想建立世界和平。呸！我真不明白，他们指望我讲什么?讲《草叶集》?讲关税壁垒?讲《独立宣言》?或是讲近来流氓团伙之间的一次火并?讲什么?我想知道要我讲什么。唉，告诉你们，我从未提及以上那些。我开门见山，讲了一堂爱情生理学。我讲的是，大象怎样做爱。这一招极灵，第一天过后教室里便再也没有空板凳啦。头一堂英语课后他们都站在门口等我到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提各种问题，像是屁也没学会。我让他们不停地提问，我教他们提出更难以启齿的问题。什么都尽可以问！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在这儿，我更像一个来自无拘无束的精灵国度里的全权大使，旨在创造狂热和激动的气氛。一位著名天文学家说：“在某些方面，物质世界像一个讲过的故事一样悄然逝去，像幻觉一样化为乌有。”看来这话表达了藏在学问的空面包篮子后面大家的普遍看法，我自己却不信这话，我不信这伙杂种企图硬往我们肚子里塞的他妈的一切鬼话。

如果没有书可读，不上课时我就上楼到学监的宿舍里找他们闲聊。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知得可笑，尤其对于艺术界的事情，他们差不多同学生一样无知。我像闯进了一所私人开办的没有标明出口的小疯人院。有时我在拱廊下窥探，看着孩子们大步走过去，脏兮兮的缸子里插着大块大块的面包。我总是觉得饥饿难忍，因为根本不可能赶上早饭。他们总是在早晨一个荒唐的时辰开早饭，而那会儿我睡在床上真是舒服极了。早餐是大碗大碗发蓝的咖啡和一块块白面包，没有奶油可抹。午饭是菜豆或扁豆，撒进去一点点肉屑，使它看起来开胃。这种食物只适合给做苦工的囚犯吃，给砸石头的囚犯吃。酒也很糟糕，不是掺过水就是已变味。这些食物有热量，不过烹调不得法。据说总务先生应对此负责，这话我倒也不信。人家花钱雇他，目的是要他不叫我们饿死就行。他并不管我们是否有痔疮或疔疮，并不关心我们是嘴刁还是嘴粗。为什么要关心?他只是受雇用这么多克的菜肴生产这么多千瓦的能量，一切都是以马力来计算的。这全在脸色青白的办事员早晨、中午和晚上抄抄写写的厚账本上仔细计算过。借与贷，这两部分用一道红线从中间隔开。

空着肚子在四合院里徘徊，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认为自己有一点儿痴狂，有一点儿像“愚蠢的查理”那个可怜虫，只是没有一位奥黛特·德·尚迪韦尔跟我玩牌。有一半的日子，我得向学生讨烟抽，有时还在上课我就跟他们一起啃一点儿干面包。炉子总灭，所以我很快便用光了配给的木柴。要哄得管宿舍的办事员拿出一点儿木柴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最后我对此十分恼火，便上街去捡柴，像一个阿拉伯人似的。我很惊奇，在第戎的街道上几乎捡不到能生火的柴。不过这些收集木柴的小小远征也将我带到陌生的区域，使我渐渐熟悉以菲利贝尔·帕皮永命名的一条小街，这应该是一位已故音乐家的名字。小街上有好几家妓院。这块地方总是会叫人更快活一些，有烹饪的气味，有拿出来晾晒的衣物。偶尔我也看到在妓院里闲荡的可怜的傻瓜，他们比在城镇中心见到的穷鬼总会好一些，每次穿过一家百货店时我都会碰到这些穷鬼。为了取暖，我常常这样窜来窜去，我估计他们也是为达到同一目的这样做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愿为他们买一杯咖啡的人，寒冷和孤独使他们显得有一点儿痴呆，而当蓝色夜幕降临时整个城市都显得有几分痴呆。你可以任选一个星期四在主干道上散步，一直走下去，永远不会碰到一个胸襟宽大的人。六七万人，也许更多，穿着羊毛内衣，无处可去，无事可做。他们只是生产出一车车芥末。女子管弦乐队笨拙地演奏《快乐的寡妇》。大旅馆里提供银质服务。公爵的宫殿正在一块块、一点点地朽掉。树木在霜冻中发出尖厉的叫喊。木头鞋子不停地咯噔咯噔响。那所大学在纪念歌德的忌日，或者是诞辰日，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个（通常人们是纪念忌日的）。总之，这是一件蠢事，人人都在打哈欠，伸胳膊。

从街上一路走进四合院，我总会产生一种深切的徒劳无功的感觉。院外是一片凄凉和空虚，院里也是一片凄凉和空虚。这座城镇笼罩在一种卑下的贫乏和啃书本的浓雾中，学的全是以往的渣滓。教室分布在里院四周，很像在北方森林中见到的小屋，学究们就在这儿尽情地大发宏论。黑板上写着毫无用处的胡言乱语，法兰西共和国的未来公民必须花费毕生时间才能忘掉这些胡话。有时人们在马路边的大接待室里接待家长们，那儿摆着古代英雄的半身塑像，诸如莫里哀、拉辛、高乃依[14]、伏尔泰之流。无论何时，一个不朽的人被摆进蜡像馆后，内阁部长们总要用湿润的嘴唇提到所有这些稻草人（但是没有维永、拉伯雷和兰波[15]的半身像）。总之，家长们与这些衬衣里塞进东西的蜡像在这庄严肃穆的会议上相遇。国家雇这些蜡像来矫正年轻人的思想，总是这样矫正，总是用这种美化庭院的方法使思想变得更有吸引力。小孩子们偶尔也上这儿来，人们很快便会把这些小向日葵从托儿所里移植出去，去装饰城市的草坪。有些只是橡皮植物，只消一件破衬衣就可以很便当地掸去上面的尘土。一到晚上他们便急急忙忙没命地逃回宿舍。宿舍！这儿亮着红灯，铃声像消防队的警报那样呼啸。人们常一窝蜂涌向教室，因此这儿的楼梯踏板被踩出空洞。

还有那些教师，起初几天我甚至同他们中的几个人握手，在拱廊下擦身而过时当然也不免碰碰帽子相互致意。可是我们根本谈不上倾心交谈，也不会走到街角，在那里一起喝一杯。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有许多人显得像是吓破了胆。总之，我是属于另一阶层的，他们甚至不愿同我这种人分享一只虱子。只要一看到他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一看到他们过来我就暗暗诅咒。我常常靠着一根柱子站在那儿，嘴角上叼着一根烟，帽子扣在眼睛上，待他们走到能听见的地方，我便狠狠啐一口唾沫，再抬起帽子来。我甚至懒得张口同他们打招呼，只是从牙缝里迸出一句：“去你妈的，杰克！”说完拉倒。

一星期后，我觉得已在这儿待了一辈子。这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简直无法摆脱，想着它我常常会昏睡过去。几天前我才来到这儿，当时夜幕刚刚降临，人们在朦胧的灯光下像老鼠似的匆匆赶回家去，树木怀着十分犀利尖刻的恶意，闪闪发光。我不止一千次地想起这一切。我从火车站来到这所学校，一路上犹如穿越但泽走廊[16]的一次散步，到处毛茸茸的，有裂缝，令人神经紧张。这是用死人尸骨铺砌的巷子，下面埋着衣衫褴褛、歪七扭八、互相搂抱在一起的死人，还有沙丁鱼骨制成的脊骨。学校像是矗立在一层薄雪之上，像一座倒置的山，其山顶直插地球中心，上帝或魔鬼在那儿总穿着一件紧身衣干活，为那个始终不过是梦中遗精的天堂磨面粉。如果太阳曾出来，我也不记得，我什么也不记得，只记得从那边结冰的沼泽上吹来寒冷、油腻的雾，铁道就在那儿消失在阴郁的群山中。距火车站不远，有一条人工运河，也许它是一条天然河也不得而知，它躲在黄色天幕下，突起的两岸边斜搭着一些小棚屋。我突然悟到周围还有一座兵营，因为我不时遇到一些来自交趾支那[17]的黄皮肤小个子，这伙扭来扭去、脸色焦黄的小矮个儿穿着袋子似的肥大军衣四处乱瞅，活像放在刨花中的干骨架。这地方见鬼的中世纪遗风极难对付，极顽强，它低声呻吟着来回摇晃，从屋檐上跳出来扑向你，像被割断脖子的罪犯那样从滴水嘴上垂下来。我不断扭过头去看身后，像一只被脏叉子扎过的螃蟹那样走路。所有这些肥胖的小怪物，所有粘在圣米歇尔教堂正面墙上石板状的雕像都跟在我身后，走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子，拐过街角。夜间，圣米歇尔教堂的正面便像一本集邮簿一样打开，让你面对纸上印好的吓人景物。灯熄了，这些景物也从眼前消失，像文字一样静寂无声，这时教堂正面显得非常庄严雄伟。古老、粗糙的正面墙上的每一道缝里都回荡着夜风的沉重呼啸声。冰冷、僵硬、呈花边状的碎石上洒着一层朦朦胧胧、苦艾酒般的雾和霜合成的涎水。

在教堂耸立的这个地方，一切似乎都前后倒了个儿。教堂本身在几世纪以来雪的侵蚀下一定也已偏离地基。它坐落在埃德加基内广场，像一头死去的骡子那样迎风蜷伏着。风穿过莫奈街呼啸而来，像胡乱飘扬的白发。它绕着白色拴马桩回旋，这些桩子挡住公共汽车和二十匹骡子拉的马车的通道。有时清晨我从这个出口摇摇摆摆地出来，会同雷诺先生不期而遇，他像一个贪吃的修道士那样把自己裹在修道士的长袍里，用16世纪的语言同我攀谈。于是我同雷诺先生并排前行，这时月亮像被刺破的气球，从油腻腻的天空中跃出，我亦立刻坠入超然的王国中。雷诺先生讲话干脆利落，像杏子一样淡而无味，带着很重的勃兰登堡[18]口音。他常常一见到我就滔滔不绝地谈起歌德或费希特[19]，其深沉、凝重的声音在广场上顶风的角落里发出隆隆的回声，像去年的雷鸣。尤卡坦人、桑给巴尔人、火地岛人，把我从这张海绿色的猪皮下救出来吧！北半球堆积在我周围，冰河时代的狭湾，顶端呈蓝色的脊骨，疯狂的灯光，还有淫荡的圣歌像雪崩一样从埃特纳火山[20]延伸到爱琴海。一切都像泡沫，冻得硬硬的。思想受到禁锢，四周结霜。从卖弄小聪明的凄凉包裹里，被虱子吞食的圣人发出快窒息的嗓音。我是清白的，裹在羊毛里，包在襁褓里，戴着镣铐，被人割断脚筋，不过我没有参与此事。我无比清白，不过有一种冷的碱性成分，有橘黄色指尖的手指。我的确是清白的，不过不爱做学问，没有天主教徒的柔肠。清白而又无情，像在我之前驶出易北河[21]的人一样。我眺望大海、天空，眺望不可理喻却又相距不远不近的一切。

风吹动脚下的积雪，雪花随风飘动，使人发痒，刺痛。它们发出含混的啸声，被风卷到空中，又纷纷扬扬地落下，变成碎屑洒下来。没有太阳，没有咆哮的海浪，没有拍打堤岸的滔天巨浪。寒冷的北风带着有刺的矛尖吹来，冷冰冰，刻毒，贪婪，具有破坏性，使人疲软无力。街道用弯曲的肘部支撑着身体走远，它们逃离纷乱的景物，躲开严厉的注视。它们沿着不断变幻的格子蹒跚而去，从教堂前面绕到后面，砍倒塑像，推平纪念碑，拔出树木，封住小草，从土地中吸去芳香气味。树叶变得同水泥一样干枯，露水也无法再使它们滋润起来，月亮再也不会把它的银光洒在无精打采的叶片上。四季循环即将陷于停顿。树已枯萎。马车发出明晰的竖琴似的砰砰响声，在云母般的车辙中滚动。惨白的、没有骨头的第戎在顶上有积雪的山峦中的空地上沉睡。夜里没有人活着或走动，除了朝南、朝青玉色的地域移去的不安分的精灵，然而我没有睡，仍在游荡。我是一个游荡的鬼魂，一个被这个冷冷的屠宰场吓坏的白人。我是谁?我在这儿做什么?我坠入刻毒人性的冷墙中，我是一个白色人影，在挣扎，沉入冰凉的湖水中去，身上压着一大堆脑壳。于是我在高纬度的寒冷地方住下来，白垩的阶梯被染成深蓝色。黑暗走道里的土地熟悉我的脚步，感觉到上面踩着一只脚，一只翅膀在扑动，一阵喘息，一阵颤抖。我听见学识受到嘲弄，人影在向上攀，蝙蝠口中流出的涎水从空中滴落，落在纸板糊的翅膀上，发出叮当响声。我听到火车相撞，链子哗啦乱响，车头轧轧响着，喷气，吸气，冒气。一切都带着陈旧的气味透过清雾向我袭来，还有黄色的宿醉、诅咒和磨难。在第戎地底下，埃阿斯[22]站在极北地下很深的冥冥核心，他的双肩被缚在磨盘上。橄榄叶吱吱作响，有哇哇叫的青蛙，沼泽地里的绿水充满生机。

雾和雪、高纬度、渊博学识、发蓝的咖啡、不抹奶油的面包、扁豆汤、罐头猪肉煮豆子、不新鲜的奶酪、没有烹熟的食物和糟糕的酒已使这整座感化院里的人陷入便秘的窘境中。每个人都憋着一肚子屎，这时厕所的下水道偏巧结冰了，大便像蚁丘一般堆积起来，人们只得从那个小台子上走下来，把屎拉在地板上。于是它在地上结冰，等待融化。到星期四，驼背推着他的小推车到来。他用扫帚和一只盘子样的东西掀起这一摊摊又冷又硬的大便，然后拖着一条枯萎的腿用车子推走。走廊里扔满手纸，像捕蝇纸一样粘在脚下。天气一转暖这气味便更浓重，在四十英里外的温切斯特都闻得到。早上拿着牙刷站在这一堆发酵成熟的大粪前，你会被这股冲天臭气熏得脑袋发晕。我们都穿着红色法兰绒衬衣站在旁边，等着轮到自己对着下水孔漱口。这很像威尔第[23]一出伟大歌剧中的一段抒情调，是由灌洗器和滑轮响声构成的喧嚣。夜里迫不及待要上厕所时，我便冲进学监先生的专用卫生间，它就在汽车道边上。我的马桶上常常沾满血，他的马桶也没有冲洗，不过至少可以坐下来出恭。我把自己的一摊大便留给他，这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方式。

每天晚上，快吃完饭时守夜人便进来同大家一起干杯，他是整个学校唯一一个我能引为同类的人。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提着一盏灯和一串钥匙。他整夜巡逻，像一部机器那样机械。大约在把很不新鲜的奶酪传递给大家的时候，他会闯进来讨一杯酒喝。他站着伸出手来，头发很坚硬，像一头大猎犬，他的面颊红润，胡须上沾着晶莹的雪。他咕哝一句什么，那位卡西莫多便递给他酒瓶。他双脚牢牢地站在地上，一扬脖子便把酒灌下去，只是缓缓地一大口便喝干。我觉得他像是在把红酒倒进肚里，这个动作使我感动之极。他几乎是在喝下人类同情心的渣滓，仿佛世界上的爱与怜悯能这样一口喝干了事，仿佛这是日复一日唯一能挤压在一起的东西。他们已把他弄得连只兔子都不如，在他们的筹划中他还抵不上腌青鱼用的盐水呢。他不过是一堆行尸走肉，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喝完酒后，当他环顾四周朝我们微笑时，这个世界似乎四分五裂了。这是越过一道深渊的微笑。整个发臭的文明世界像一块沼泽地，处于这个深渊底部。这犹犹豫豫的微笑像一座海市蜃楼，在上面飘忽不定地摇曳。

晚上散步回来，迎接我的仍是这种微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站在门口等老头儿巡逻回来，当时我有一种健康愉快的感觉，我愿意一直等下去。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他才打开门，等他到来时我安详、从容地观察四周，仔细看每一件景物。我看到学校门前那棵死树，它的树枝像绳子一样拧在一起；看到街对面的房屋，这些房屋在夜晚改变颜色，现在轮廓变得更清楚。我听到一列火车隆隆驶过西伯利亚荒原，看到于特里约画的围栏、天空、深深的车辙。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对情人，他们走几码就要停下拥抱一番。待我的眼睛看不到他们时，我便倾听他们的脚步声。我听到他们突兀地站住，接着便是缓慢、曲折的漫步。我能感觉到他们靠在一根围栏上时，两人的身体在下坠，能听到他们拥抱前肌肉绷紧时鞋子发出的吱吱响声。他们在镇上漫游，穿过弯弯曲曲的街道朝水平如镜的运河走去，那儿的河水黑得像煤块一样。这事有点儿蹊跷，在整个第戎我找不到另外两个像他们这样的人。

与此同时，老头儿仍在巡逻。我听得到他的钥匙叮当乱响，他的靴子发出的咯吱声，那是他在执着机械地走路。最后我听见他沿着车道来开大门。这座有顶的大门很古怪，门前没有壕沟。我听见他在锁上摸索，他的手已僵硬，他的脑袋已麻木。门推开时，我看到小教堂上方的一个辉煌的星座罩在他头顶。每一扇门都已锁好，每一个房间都已闩上，书本都合上。夜幕低垂，像匕首尖一样锐利，像疯子一样烂醉如泥。这就是虚空的无限。这个悬在小教堂上空的星座像一位主教的法冠，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它低垂在小教堂上空，明亮得像几把匕首尖，这是彻底的虚无发出的强光。老头跟着我来到车道拐弯处，门无声地关上。同他道晚安时，我又看到那种绝望、无助的笑容，像从一个迷失的世界边缘上掠过的一颗闪光的流星。我仿佛又看到他站在饭厅里，一扬脖子红酒便灌进肚里。整个地中海似乎都装进他肚子里——橘子林，柏树，有翼的雕像，木结构的庙宇，湛蓝的大海，僵直的面具，神秘莫测的数字，神话中的鸟，蔚蓝的天空，小鹰，阳光明媚的小海湾，盲诗人，留胡子的英雄。这一切均已逝去，沉入北方涌来的雪崩之下。它们已被掩埋，永远死去，只遗下一个记忆，一个无羁的希望。

我在车道上徘徊一会儿，体验这夜幕，这阴暗的屏障和难以名状、紧紧攫住人的空幻感。然后我沿着围墙边的碎石路快步走开，穿过拱门、柱子、铁楼梯，穿过一个又一个四合院。一切都锁得严严实实，锁起来以便过冬。我找到通向宿舍的拱廊。从肮脏不堪、结霜的窗子里透出的惨淡光线倾泻在楼梯上，油漆都已脱落，石头被掏空，楼梯扶手嘎嘎直响。楼梯顶上那盏红灯发出微弱的光芒，穿透铺路石上散出的潮气所形成的苍白、模糊的一团团蒸汽。我大汗淋漓，惊慌失措地爬上最后一段楼梯，即塔楼。我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走过空寂无人的走廊，每个房间都是空的，上着锁，正在朽掉。我伸手在墙上摸钥匙孔，握住门把手时总会感觉到一阵慌乱，总有一只手抓着我的衣领，预备把我猛拽回去。进屋后就立即锁门，我每天晚上都在创造奇迹，这个奇迹便是不等被人扼死，不等被人用斧头劈倒就溜进屋里。我听见老鼠在走廊里跑过，在我头顶上的粗椽子之间大咬大嚼。灯光像正在燃烧的硫磺一样耀眼，屋里充满从未通过风的房子里的那种又亲切又难闻的恶臭。同我离开时一样，装煤的箱子仍摆在角落里，炉火已熄灭，这极度的寂静倒叫我觉得仿佛听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声。

于是我独自待着，带着极度空虚的渴求和恐惧，整间房子都听凭我的思绪驰骋。除了我和我所想的、所畏惧的，一无所有。我尽可以去想最最异想天开的事情，尽可以跳舞、啐唾沫、扮怪相、诅咒谩骂、掩面大哭，谁也不会知道，谁也听不见。想到这种彻底的独处生活就足以使我发疯，就像一个人利落地生下来，一切牵挂都割断、分离，赤裸裸地独自一人待着，同时体会幸福和痛苦。有的是时间，每一秒钟都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你身上，你在时间中被溺死。沙漠，大海，湖泊，大洋。时间像一把砍肉斧头，在一下又一下砍击中逝去。虚无，大千世界，我和非我。Oomaharumooma[24]。每一件事物都要有一个名称，每一件事情都要通过学习、考验和经历才能被掌握。亲爱的，别客气。

寂静驾着火山状的降落伞降临。在那边贫瘠的群山中，机车正拖着商品朝广阔的冶金地区隆隆驶去。它们在钢铁路基上滚动，地上撒着矿渣、炉渣和紫色矿石。车里装着海草灰、鱼尾板、钢材、枕木、盘钢、厚金属板、叠合材料、热轧钢箍、软木条和迫击炮车，以及波纹矿石。轮子是U80毫米的，或者更大。机车经过盎格鲁诺曼式建筑的豪华标本，经过步行者和男同性恋者、露天冶炼炉、碱性转炉磨坊、发电机和变压器、生铁块和钢锭。众人自由自在地在五星状的巷子里窜来窜去，有步行者和男同性恋者、金鱼和玻璃丝样的棕榈树、抽泣的驴子。布雷西广场有一只淡紫色的眼睛。

我很快回想一遍我所认识的女人，她们像一条我用自己的痛苦锻造的铁链，一个套着一个。这是对分居、对置身于襁褓之中的畏惧。子宫之门总是闩住的。恐惧和希望。血液里蕴藏着天堂的吸引力。来世，总是来世。这完全起源于肚脐，他们在这儿割断脐带，在你屁股上掴一掌，然后全妥了！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你是一只没有舵的船。你先看看群星，再瞧瞧自个儿的肚脐。你身上到处长出眼睛——腋下，嘴唇之间，头发根，脚心。远的变近，近的变远。里外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成为蜕下的皮。你就这样一年年四处漂泊下去，直到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死滞的中心，你会在这儿慢慢腐烂，慢慢变成粉末，再重新散落到各处。只有你的名字留存下来。

【注释】

[1] 法国东部城市，在巴黎东南二百七十公里。

[2]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城市。

[3] 犹太人的学者、法师。

[4]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5] 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驼背，相貌奇丑，心地善良，此处指上文提到的那个跛子。

[6] 法国南部地区。

[7] 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法国诗人。

[8]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木刻家。

[9]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前275）：古希腊数学家，几何学之父。

[10] 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的巨人，食量惊人。

[11] 一本简易英文读本，根据英国诗人库珀（1731——1800）的诗作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改编。

[12]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13] 大概是一本简易德文读本，根据歌德的同名长篇叙事诗改编。

[14]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戏剧大师。

[15] 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16] 又称波兰走廊，是德国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割让给波兰的一块狭长领土，现属波兰。

[17] 交趾是中国古代对越南的称呼，交趾支那是法国对越南南部、柬埔寨之东南方的旧称。

[18] 位于德国东部。

[19]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20]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活火山。

[21] 中欧主要航运水道之一。

[22]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崭露头角。

[23] 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24] 即前文提及的印度人纳南塔蒂教“我”念的吉祥语。

第十五章

待我设法逃离这座感化院已是春天了，那是命运的巧妙安排。有一天，卡尔打电报通知我“楼上”腾出一个空位置，他说如果我打算接受这个工作他就寄路费来。我马上回电，钱一寄到我就直奔火车站，跟校长先生或其他人什么都没有说。正如人们所说，我是不辞而别了。

我一下车便立刻来到宜必思酒店，卡尔就住在这儿。他一丝不挂地来开门，这天他是晚上休息。同往常一样，床上有个女人。他说：“别管她，她睡着了。假如你想睡女人，就睡她好了。她还不赖。”他拉开被子让我看看她的容貌，可是我还不想马上睡女人。我太激动啦，像一个刚刚从狱中逃出的犯人。我只是想看，想听。从车站一路走来，像是做过一场大梦，我觉得自己已离开巴黎多年。

坐下来仔细打量一番这间屋子后，我才悟到自己已回到巴黎。这是卡尔的房间，一点儿不错，像一个松鼠笼和厕所的结合体。桌上几乎找不到一处能摆放他的袖珍打字机的地方，而且总是这副样子，无论他是否在和一个女人同居。一本词典总是翻开，压在一卷涂金边的《浮士德》上面，总摆着一只装烟草的袋子、一顶贝雷帽、一瓶红酒、信件、手稿、旧报纸、水彩画、茶壶、脏袜子、牙签、克鲁申嗅盐、避孕套，等等。坐浴盆里扔着橘子皮和吃剩的火腿三明治残渣。

“食品橱里有吃的，”卡尔说，“自己拿吧！刚才我正要给自己打一针呢。”

我找到他说的那个三明治，还有三明治旁他啃过的一块奶酪。他坐在床边给自己注射弱蛋白银[1]，我吃光了三明治和奶酪，还喝了一点甜酒。

“我喜欢你写来的那封谈歌德的信。”他说，一边用一条脏短裤擦擦那玩意儿。

“我马上就给你看我的答复，我要把它写进我的书里。你的问题在于你不是德国人，要想理解歌德你必须是德国人。得啦，我现在不打算给你解释，我已经把它全写进书里……顺便说说，我现在又新弄到一个女人，不是这一个，这一个是傻瓜。我是几天前才把她弄到手的，我说不上她还会不会来找我。你不在这里时，她一直跟我一起住。那天她爹妈来把她领走了。他们说她才十五岁。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还把我吓得屁滚尿流……”

我大笑，卡尔正是一个把自己置于这种狼狈境地的人。

他说：“你笑什么?也许我会为这件事坐牢的。还好，我没有让她怀孕。不过这也很奇怪，因为她从来不采取妥当的措施照顾自己。你知道是什么救了我?叫我说，是《浮士德》。就是它啦！她老子正巧看见它放在桌上，便问我懂不懂德文。事情这样一件件连下去，不等我醒悟过来他已经在瞧我的书啦。幸好，我凑巧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也摊开来，这使他大为吃惊，说我显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那个姑娘呢?她怎么说?”

“她吓得要死。你瞧，她来时戴着一块小手表，可慌乱中我们找不到这块表啦。她老妈一定要我找到它，否则就叫警察。这你就明白当时的情形不妙。我把整个房间翻得底朝天，还是找不到那块见鬼的手表。那当妈的气疯啦。尽管她对我很不客气，我还是喜欢她，她比她女儿长得还漂亮呢。瞧，我要给你看看我刚开始写给她的信。我爱上她了……”

“爱上当妈妈的?”

“对了。那又为什么不行?假如我先看到的是妈妈，我绝不会再瞧女儿一眼。我怎么知道她才只有十五岁?你睡一个女人之前总不会先问她多大了，对吗?”

“乔，这件事情有点儿古怪。你不是想哄我吧?”

“哄你?瞧，瞧瞧这个！”说着，他给我看那个姑娘画的水彩画，画的是娇小可爱的物件：一把刀子和一条面包、桌子和茶壶，每一样东西都越画越高。卡尔又说：“她爱上我啦。她像个孩子，我得告诉她什么时候刷牙，教她怎样戴帽子。瞧这儿，瞧瞧这些棒棒糖。我每天总要给她买几根棒棒糖，她喜欢棒棒糖。”

“那么，她爹妈来带她走时怎么样?她大吵大闹吗?”

“哭几声就完了。她能干什么?不到法定自立年龄……我只好保证不再见她，也不写信。我现在等着瞧的就是她会不会躲着不露面，她来这里那会儿还是处女呢。关键在于，她不跟男人睡能熬多久?在这儿时她怎么也睡不够，差点儿把我累趴下啦。”

这时，床上那个姑娘醒了，正揉眼睛呢。我看她也挺小的，长得不丑，不过蠢得要命，想马上知道我们在谈什么。

卡尔说：“她就住在这个旅馆里，三楼。你想到她的房间去吗?我替你安排。”

想不想去?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看到卡尔又开始同她调情，我才决定去。我先问她是不是太累。这是一个没有用处的问题，一个婊子永远不会累得分不开两条腿，尽管有些婊子会在你趴在她们身上使劲儿时睡过去。最后我们商定到她的房间去，这样这一夜我就不必再付钱给旅馆老板。

到了早上，我租下一个俯瞰楼下小庭院的房间，背着夹板广告牌做广告的人总到这个小院子里吃午饭。中午，我叫卡尔一同去吃早饭。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他和范诺登养成一种新习惯，每天都去库波勒饭店吃早饭。我问：“为什么非去库波勒不可?”卡尔答道：“为什么非去库波勒?因为库波勒全天都上麦片粥，麦片粥是叫你吃了拉屎的。”于是我说：“明白啦。”

于是生活回到从前，我们三人步行上下班，常发生小口角、小争斗。范诺登仍为他的女人、为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洗出来发牢骚，只是现在有了一种新消遣。他发现手淫不那么令人烦恼。他把这个新闻告诉我后，我着实诧异一阵，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家伙不可能在自慰中得到乐趣。他又向我描绘他是如何弄的，这就更使我诧异不已。用他的话说，他“发明”了一种新技艺。“你拿一个苹果，挖掉果心，然后在里面抹一些冷奶油，这样它就不会融化得太快。哪天试试看！一开始会叫你神魂颠倒的。不管怎样，这个办法很便宜，也不用花费多少时间。”

接着他换了一个话题：“对啦，你的那位朋友菲尔莫尔已经住进医院。我想他是疯了，反正这是他的姑娘告诉我的。你不在这儿时，他找了一个法国姑娘，他俩一度打架打得很厉害。女的是一个大块头，很壮实的婊子，是那种粗蛮的女人。我倒不在乎跟她睡一回，只是怕她会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菲尔莫尔经常脸上、手上带着被抓破的伤痕走来走去。有时她好像也被人揍肿了，要不就是她从前常挨揍。你了解这些法国娘儿们，她们恋爱时会失去理智。”

很明显，我不在这儿期间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听说菲尔莫尔的不幸我很难过，他从前对我好得要命。同范诺登分手后，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径直来到医院。

我估计，他们还没有认定菲尔莫尔是否已完全神经错乱，我在楼上一个单人病房里找到他，他仍享有正常病人的一切自由。我去时他刚刚洗完澡，一看到我他便失声痛哭起来。他立刻说：“全完了，他们说我疯了，也许还得了梅毒。他们说我有夸大妄想。”他倒在床上轻声啜泣，哭一阵又抬起头来微笑，真像一只刚刚睡醒的小鸟儿。他说：“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安排在普通病房里，或是疯人院?我可付不起这笔钱，我还剩最后五百美元。”

我说：“这正是他们留你住在这儿的原因，等你的钱花光了，他们会很快叫你搬走的。你不用操心。”

我这番话一定说服了他。我话音未落，他就把手表、表链、钱夹、兄弟会证章等东西全交给我。他说：“把这些东西收好。这伙王八蛋想把我抢光。”突然他又大笑起来，这种古怪、郁郁寡欢的笑声会使你坚信这人愚不可及，不论他是不是真的很蠢。他说：“我知道你会认为我疯了，可我想弥补我做过的事情，我想结婚。你瞧，我并不知道自己有性病，我把病传染给她，又让她怀孕。我对医生说过，我不在乎自己会怎样，可是我要他准许我先结婚。他说要等我好一点儿再说，可我知道病永远不会好。我这就要完蛋啦。”

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也笑起来。我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只得答应去看看那个姑娘，向她解释解释这些事情。他要我支持她，安慰她，还说他可以信赖我之类的话。为了给他宽心，我答应他提出的一切要求。我并不认为他真的发疯，只是有点儿灰心丧气而已，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危机，是道德准则的突然迸发。我对这个姑娘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整个事情的内幕。

第二天我找到她，她住在拉丁区。一弄明白我是谁，她便变得非常友好。她自报名叫吉内特，块头很大，消瘦，健康，有一颗门牙崩落了一半，是那种农家女的形象。她精力充沛，眼神中流露出几分狂躁。她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哭，然后，想起我是她的“乔乔”的老朋友，便跑下楼去拿来几瓶白葡萄酒。她就这样称呼他，还执意留我同她一道吃饭。喝过酒后，她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伤感。我根本不用问，她自己就像一部自动上发条的机器一样说起来。最使她担忧的是，待他们放他出院后，他能重新去工作吗?她说她父母有钱，不过生她的气，不赞成她放纵的生活方式。他们尤其不喜欢菲尔莫尔，他没有礼貌，又是美国人。她恳求我宽宽她的心，说他仍能回去工作，我便毫不犹豫地照办。然后她又恳求般地问我，他说过要娶她，他的话是否可信。现在肚子里有孩子，又得了性病，她已不可能再嫁给一个法国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当然，我宽慰她。这一切我都清楚极了，只是有一点，菲尔莫尔怎么居然会爱上她。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的职责是安慰她，于是我就给她讲了一大通胡说八道的话，说一切都会好的，而且我还要做他们孩子的教父呢，等等。这时我才猛地想起这件事很古怪，她竟还想要这个孩子，他可能一生下来就是瞎子。我尽量委婉地告诉她这层意思，她却说：“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一个跟他生的孩子。”

我又问：“哪怕他是瞎子?”

她呻吟道：“我的天呀，别说这些啦！别说这些啦！”

可我仍然认为说明这一点是我的职责，她便像一头海象一样猛哭，又斟上一些酒。过了才几分钟，她又纵情大笑，她笑是因为想起他俩上床后常常打架。她说：“他喜欢我跟他打架，他是一个野人。”

我们坐下来正要吃饭，吉内特的一个朋友来了。她是一个小婊子，住在大厅顶端。吉内特马上打发我下楼再去取一些酒，待我回来，她俩已经谈完该谈的事情。她这位朋友伊薇特在警察局工作，据我推测，她是一个向警方提供情况的线民，至少她试图让我相信是这样的。显然，她不过只是一个小婊子，只是对警方和他们的工作很着迷罢了。吃饭时她俩一直竭力劝我陪她们参加一场风笛舞会，她们想快活一下。“乔乔”住进了医院，吉内特很寂寞。我告诉她们，我要去上班，不过晚上不当班时我会来带她们出去玩的。同时也说明，我没有钱可以花在她们身上。一听这个，吉内特很惊愕，不过假意说那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为显示她是一个多么讲交情的女人，她竟执意要雇一部车子送我上班，她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乔乔”的朋友，那么也就是她的朋友啦。我暗忖：“还有呢，一旦你的‘乔乔’出什么问题，你就会飞快地跑来找我。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我是怎样的朋友啦！”我对她殷勤备至。我们在办公室前下车以后，我还听她们的话，一起再喝了最后一杯茴香酒。伊薇特问我，她能否在我下班后来找我，她说有很多事情要同我私下谈，但是我设法在不伤害她感情的前提下拒绝了她。遗憾的是，我不够警惕，还是把住址告诉了她。

遗憾归遗憾，后来想起来我倒很高兴自己这样做，因为紧接着第二天就出事了。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起床她俩就来了。“乔乔”被人转移出医院，他们把他囚禁在乡下一所小“庄园”里，距离巴黎只有几英里之遥。他们叫它“庄园”，其实这是“疯人院”的一种礼貌说法。她俩叫我马上穿好衣服跟她们走，她们惊恐不安。

也许我本可以独自一人去，我只是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同这两个女人一起去。我叫她们在楼下等一等，我穿好衣服就来，心想这样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一个不去的借口。可是她们不肯离开房间，她们坐着看我洗脸穿衣，好像天天都如此。正穿着，卡尔闯进来。我用英语把情况简单告诉他，然后我们编造出一个借口，说我有要紧的工作要做。为了蒙混过关，我们端进来一些甜酒，并给她们看一本有淫秽画儿的书解闷。伊薇特早已完全放弃去庄园的想法，她同卡尔相处得非常好。到动身的时候，卡尔便决定陪她们一起去。他认为看看菲尔莫尔同一大群疯子一起走来走去很好玩，还想看看疯人院里是什么样子。于是他们动身，带着几分醉意，情绪非常高昂。

菲尔莫尔住在庄园里时，我自始至终没有去看过他。这没有必要，吉内特会定期去看他，可以把情况全转告我。据她说，医生们认为有希望在几个月内使他恢复理智，他们认为他是酒精中毒，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他有性病，不过那倒不难治。就他们所知，还算幸运，他并没有染上梅毒。于是他们先从使用洗胃器着手，把他体内彻底清洗一遍。有一阵子他身体太弱，无法起床。他的心情也很沮丧，他说并不想治愈，他想死。他执拗地不断重复这番废话，后来他们都惊慌起来。我想，假如他自杀了，对医院的名声不好。总之，他们开始给他采用精神治疗，还利用治疗间歇期间拔他的牙齿，越拔越多，直到他口中一颗牙也不剩。他们原指望此后他会感觉好些，奇怪的是他竟不觉得好受，反倒比以往更加消沉，开始掉头发。最后他成为偏执狂，指责医生们做了种种坏事，质问他们有什么权利扣留他，他究竟做过什么竟被关押起来，等等。经过一段可怕的消沉之后，他突然又变得精力充沛，威胁说如果不放他走，他就要炸掉这个地方。对吉内特而言，更糟糕的是他已完全摆脱娶她的念头。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他不想娶她，假如她发疯，生下一个孩子，那么她就该自己养活他。

医生们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好迹象，他们说他快痊愈了。当然，吉内特却认为他比以前更疯癫，不过她在为他祈祷，希望他尽快出院，这样她就能带他到乡下走走，那儿闲适、宁静，会使他恢复理智。与此同时，吉内特的父母来到巴黎看女儿，他们还来庄园看望未来的女婿。他们以自己的狡黠方式大概也算计出女儿嫁给一个发疯的丈夫也总比没有丈夫好。当爹的认为他能替菲尔莫尔在农场里找点儿活干，他说菲尔莫尔毕竟还不算坏。等从吉内特那儿听说菲尔莫尔的父母有钱，他便变得更加宽容，更加通情达理。

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吉内特同她父母一起回到外省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伊薇特则定期来旅馆看望卡尔。她以为卡尔是这家报纸的编辑，后来一点点地吐露了很多秘密。有一天她玩痛快了，喝醉了，便告诉我们吉内特不过只是一个婊子，一个吸血鬼，从来如此，还说吉内特未曾怀过孕，而且现在也未怀孕。对于其他指责，我和卡尔不大怀疑，不过对于吉内特没有怀孕这一说，我们不大有把握。

卡尔问：“她的肚子怎么会那么大?”

伊薇特笑起来：“也许用自行车打气筒打气来着。”她又补充道：“真的没有怀孕，大肚子是喝酒喝出来的。吉内特喝起酒来简直是牛饮，等她从乡下回来你们会看到她更肥。她父亲是酒鬼，她也是酒鬼。也许她会得上淋病，不过并没有怀孕。”

“可是她为什么想嫁给菲尔莫尔?是不是真的爱上他啦?”

“爱?呸！吉内特毫无心肝，她只想找个人照看她。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娶她，她在警察局里挂过号。她想嫁给他是因为他太蠢，没有去查查她的底细。她的父母都不想再要她，她给他们丢尽了人。不过若是她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美国人，一切都妥了……你们以为也许她有点儿爱他，嗯?你们不了解她，他们在旅馆里同居的那段时间，她就乘他上班之际带别的男人到她房间里去。她说他给她的钱不够花，说他吝啬。她告诉他，她穿的那件皮衣是她父母送给她的。对吗?天真的傻瓜！哼，我曾看到她带一个男人到旅馆里来，当时菲尔莫尔正在旅馆里。她带这个男人去下面一层，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是怎样一个男人啊！一个老流浪汉，已不可能再勃起啦！”

如果菲尔莫尔从庄园里被放出来时回到巴黎，或许我会给他通报有关吉内特的消息。在他仍处于医生的监控中时，我认为用伊薇特的诽谤去毒化他的脑筋而使他不愉快是不妥的。结果，他从庄园直接前往吉内特父母家。在那里，尽管他不太愿意，还是受骗公布了订婚的消息。当地的报纸都发表结婚预告，还为女方家的朋友们举行招待会。利用这个机会，菲尔莫尔采取各种办法逃避，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却装出有几分痴呆的样子。比如说，他会借来岳父的汽车，独自一个人在乡间到处乱闯。若是看到一个他喜欢的镇子便住下尽情玩乐一番，直到吉内特来找他。有时他也同岳父一起出门，也许是钓鱼，然后就一连好几天打听不到他们的行踪。他变得任性而又难以讨好，真叫人恼火。我猜他是算计着也许还能从中尽量捞一把。

他同吉内特回到巴黎时有了一衣柜簇新的衣服和一袋钱，他显得开心、健康，皮肤也晒黑了。我觉得他显得十分健壮。可是，我们一离开吉内特，他便开口了。他的工作丢啦，钱也花光啦，他们大约在一个月内结婚，在这段时间内由女方父母给他们钱花。菲尔莫尔说：“一旦他们牢牢控制住我，我就只能成为他们的奴隶啦。她爹打算为我开一家文具店，吉内特应付顾客，干收钱这类事，我则坐在店的后堂里写东西或干点儿别的。你能想象得出我坐在一家文具店后堂度过今生的情景吗?吉内特认为这个主意妙极啦，她喜欢经手钱这类东西，我倒宁愿回到庄园里，而不想听从这种安排。”

当然，他眼下只得假装对一切都十分满意。我试着劝他回美国去，可他不听，说不能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把他从法国赶走。他有一个想法，想溜走一段时间，然后再在巴黎某个偏僻的地方住下来，在那儿他不大可能会遇见她。但是我们很快就认为那不可能，一个人在法国无法像在美国那样藏起来。

我提议：“你可以去比利时待一段时间。”

他马上反驳说：“我干什么挣钱呢?在那些鬼国家里是找不到工作的。”

我又问：“那么你干吗不先跟她结婚，然后再离婚?”

“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谁来照料孩子呢，嗯?”

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要生孩子?”我觉得道出这个秘密的时机现在已成熟。

“我怎么会知道?”他似乎并不很明白我在暗示什么。

我把伊薇特说过的话向他透露了一点儿，他略有几分惊慌地听我说，最后打断我的话。他说：“多说也无益，我知道她要生孩子啦。没错，我摸到孩子在她肚子里踢腾呢。伊薇特是个卑鄙的小娼妇，你瞧，我并不想告诉你这个，不过直到去住院之前我仍在给伊薇特钱。后来发生了那件事，我便无法再为她做什么。我觉得自己已经为她俩做得够多的……我要先照顾自己。这使伊薇特很恼火，她告诉吉内特要跟我算账……不，我希望她说的是真的，那样我就能比较容易地从这件事情中脱身。现在我已掉进一个圈套，我许诺要娶她，也就只好走完这个过程。此后，我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现在已经牢牢掌握住我啦。”

菲尔莫尔在我住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因此我不得不经常见到他们，不管是不是想见。我几乎每天晚上同他们一道吃饭，当然饭前要喝几杯茴香酒。吃饭时他们不断大声吵闹，这很令人尴尬，因为有时我得站在这一边，有时又得站在另一边。比如说，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一起吃完午饭后我们来到埃德加基内林荫道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一回异常顺利，我们三人并排坐在里面一张小桌子边，背对一面镜子。吉内特准是又动感情了还是怎么的，因为她突然变得十分多情，当着众人的面爱抚、亲吻菲尔莫尔，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做得很自然。他们刚刚久久拥抱完，菲尔莫尔说了她父母一句什么，她认为这是侮辱，马上气得脸红。我们想叫她平静下来，便说她误解了那句话，然后菲尔莫尔又低声用英语对我说一句什么，似乎是说要我奉承她几句。这足以使她彻底大动肝火，她说我们在取笑她。我又添一句不太好听的，更使她气得发狂。菲尔莫尔便想说句话，他说：“你的性子太急。”说完他想拍拍她的脸蛋，她却以为菲尔莫尔想举手扇她一记耳光，便抢先用她那只乡巴佬的大手朝他脸上响亮地抽了一巴掌。菲尔莫尔一时惊呆了，他没有料到会挨打，而且是这么狠的一掌。这一下打得他很痛，我看到他的脸变得惨白。他从长椅上站起来，啪地狠狠回敬她一巴掌，差点儿把她从椅子上揍下来。“给你一下！这一下叫你放规矩些！”他用不连贯的法语说。一阵死一样的沉默，接着她像暴风雨一样爆发，抓起眼前的白兰地酒杯狠命朝他掷来。杯子砸在身后的镜子上，碎了。这时，菲尔莫尔已捏住她的胳膊，但她又用另一只手抓起咖啡杯摔在地上。她像一个疯子一样乱扭乱动，我们用尽力气按住她。这时店老板当然跑来，叫我们快滚。“流浪汉！”他这样叫我们。吉内特尖叫道：“对了，流浪汉，就是流浪汉！脏外国佬！恶棍！土匪！居然打一个怀孕的女人！”周围的人都在怒视着我们，一个可怜的法国女人和两个美国流氓、匪徒。当时我想不打一架恐怕逃不出那个地方，这时菲尔莫尔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吉内特冲出门，留下我们挨人骂。临出门时她转过身来举起拳头嚷道：“我会找你算账的，你这个野人！等着瞧吧！没有哪一个外国人敢这样对待一个体面的法国女人！哼，不行！这样就是不行！”

这时我们已经给老板付清酒钱，赔过打破的杯子。听到吉内特这番话，老板便觉得自己有义务向吉内特这样一位法国母亲的杰出代表表现一番他的勇敢无畏，于是他毫不费力地朝我们脚下啐一口，把我们推出门去。“吃屎去吧，你们这些肮脏的流浪汉！”他这样说，或是说了一句别的什么诙谐话。

来到街上，并没有人向我们投掷东西，我这才悟到这件事有趣的一面。我自己暗想，说不定把这整个事件恰如其分地搬到法庭上倒是一个很妙的主意呢。整个事件！把伊薇特的小故事当作小菜端出去！法国人毕竟是有幽默感的，兴许法官听过菲尔莫尔的陈述后还会解除他们的婚约呢。

这时吉内特正站在街对面向我们挥舞拳头，还使足力气大骂。行人驻足听她骂，分成两派。一遇到街上吵架，他们总是这样。是撇下她走开，还是过去哄她，菲尔莫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站在街中央，两只胳膊伸出来，企图插嘴。吉内特还在喊：“土匪！野人！你们看，下流胚！”还有一些别的“恭维”话。菲尔莫尔朝她走去，大概她以为他要美美地再揍她一顿，便飞快地顺着街道溜了。回到我驻足之处，菲尔莫尔说：“走，咱们悄悄跟着她。”于是我们出发，身后跟着一小群人。她走一段路便回头朝我们晃晃拳头，我们也不想赶上她，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她走过那条街，看她打算干什么。后来她放慢脚步，我们便穿过马路来到街道另一侧。现在她不再喊叫，我们仍跟着她，距离越来越近。现在我们身后只剩下十来个人，其他人都已兴致索然，走了。待我们快走到街角，她突然站住，等我们走近。菲尔莫尔说：“让我来说，我知道怎样对付她。”

我们一走过去，她便泪如泉涌。至于我自己，我不知道她这是要搞什么名堂，所以我有点儿吃惊。菲尔莫尔走上前去用委屈的声调说：“那样做像话吗?你为什么要那样呢?”一听这话她便张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称他是她的小这个、小那个，然后她转向我恳切地说：“你看见他怎样打我啦。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合适吗?”我正要脱口说很合适，菲尔莫尔抓住她的胳膊领她走。他说：“别再说了。你若再闹，我就在大街上揍你。”

我原以为，他们又要吵架。她眼中仍有怒火，不过她也有点儿胆怯。很快怒气就平息下去，但是在咖啡馆里坐下时她轻声冷酷地说，别以为她这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过一阵他还会听到的……也许在今天晚上。

果然，她没有食言。第二天早上我碰到菲尔莫尔，他的脸和双手全被抓破。她一直等到他去睡觉，这才一言不发地走到衣柜那儿，把他的衣服全掏出来扔在地上，一件件地全撕成一条条的。以前这类事情也发生过几次，事后她又把衣服补好，所以菲尔莫尔没有表示什么。这种态度更使她怒不可遏，她要用指甲抓破他的皮肉，她努力去做，怀孕使她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上风。

可怜的菲尔莫尔！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吉内特把他吓坏了。假如他威胁说要逃走，她便针锋相对地威胁要杀掉他，而且她全是当真的。她说：“如果你去美国，我就跟你去！你逃不出我的掌心，一个法国姑娘总是知道如何报仇的。”接着她又马上哄他“放明白点儿”，“明智些”，等等。一旦他们拥有那间文具店，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美好。他连手都不用抬，她会把全部活儿都包下来。他可以待在铺子后面写作，干他想干的事情。

这件事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好几个星期，像玩跷跷板似的，忽起忽落。我尽可能躲着他们，我对这件事早已厌恶，对他俩都很反感。后来，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正从利奥奈信贷公司门前走过，这时从台阶上下来一个人，正是菲尔莫尔。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因为我躲着他这么久，多少总有点儿内疚。我以比一般好奇更关切的口吻问他那件事情如何，他很含糊地说了两句，话里隐藏着一种绝望情绪。

他以一种古怪、不连贯、可怜巴巴的调子说：“她只允许我去一趟银行。我只有大约半小时，不能太久，她记着我出来的时间呢。”说完他抓住我的胳膊，似乎要带我赶快离开那儿。

于是我们沿着里沃利街往前走。这是很美的一天，暖和，晴朗，阳光明媚，是一年里巴黎最漂亮的几天之一。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来，刚好能吹走你鼻孔里滞留的气味。菲尔莫尔没有戴帽子，从外表看他很健康，像一位低着头走路的普通美国游客，口袋里的钱叮当乱响。

他平静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得帮我一把，我没有法子，我不能掌控自己。只要能离开她一段时间，或许我会好起来的。可是她不让我走开，只许我上一趟银行，我得取些钱。我跟你走一段，然后就得赶回去，她会做好午饭等我。”

我静静地听他讲，心里暗想，他的确很需要有人把他从这个深渊中拉出来。他已经完全陷进去，他的勇气丧失殆尽。他真像一个孩子，像一个天天挨揍，却仍不知道如何做才好的孩子，只会畏缩和发抖。我们在里沃利街的柱廊下拐弯时，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地破口大骂法国。法国人叫他受够了。他说：“我以前常称赞法国和法国人，不过那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事。现在我才算了解他们啦……我了解他们究竟如何。他们残酷、贪财。起初法国显得很美妙，因为你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叫你生厌，其实它骨子里全死啦，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没有友谊。他们自私到极点，是世界上最最自私的民族！他们什么也不想，只想钱、钱、钱，而且他妈的那么文雅，那么中产阶级化！正是这一点使我气得发疯，一看见她补我的衬衣我就恨不得用棍子揍她。总是补、补，节俭、节俭。‘要节俭！’我听见她整天只说这一句话。到处都能听见人们说：‘理智些，亲爱的！理智些！’可我偏不想理智，也不想符合逻辑。我恨这个！我想摆脱束缚，想享受人生。我想干点儿事情，不愿整天从早到晚坐在一家咖啡馆里闲扯。老天，我们有错，可我们还有热情，犯错误也总比什么事都不做强些。我宁愿在美国做一个无业游民，也不愿再舒舒服服坐在这里，也许这是因为我是美国佬的缘故吧。我出生在新英格兰，我想我是属于那儿的。一夜之间你没法儿变成欧洲人，你的血液里有种使你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气候，还有其他的一切决定的。我们看问题的眼光不同，不论多么羡慕法国人，我们也无法变成他们。我们是美国人，而且只好一辈子做美国人。当然，我也恨国内那伙拘谨的家伙，打心眼里恨他们。不过，我自个儿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不是这儿的人，我讨厌这儿。”

走过拱廊时，他一路上一直这样说。我一声不吭，让他把苦衷全倒出来，搬掉压在胸口的重负对他有好处。我又想起一桩好笑的事——还是这个人，若是倒回去一年，准会像一只大猩猩那样拍着胸脯大喊：“多么美妙的一天！多么美的国家！多么好的人民！”若有一个正巧同行的美国人哪怕说一个对法国不恭敬的词儿，菲尔莫尔准会揍扁他的鼻子。一年前，他会为法国去死。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像他这样深深迷恋一个国家，在一个外国的天空下过得如此幸福。这不正常。他说起“法国”时，这个词意味着甜酒、女人、衣袋里的钱，挣得容易花得快的钱；意味着做一个坏小子，去度假。后来，尽情玩够了，帐篷顶被风刮走，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天空，才明白这不仅是一个马戏团，也是一个竞技场，像各处一样，而且还是一个极冷酷的竞技场呢。从前听他热情谈论光荣的法国和自由之类的蠢话，我常想，一个法国工人听后会做何感想，他能否明白菲尔莫尔的这些话。怪不得，他们认为我们全疯啦，在他们看来我们是疯啦。我们不过只是一群孩子，一群老傻瓜。我们所谓的人生只是廉价物品商店里听来的一篇传奇故事。其中的热情又是什么呢?是使每个普通欧洲人感到恶心、不值钱的乐观。这是错觉。不，用错觉这个词描绘它还太好，错觉的意思是说还有点儿什么。不，不是错觉，是幻想，纯粹是幻想。就是这样，我们像一群眼睛被蒙住的野马，我们狂奔，乱跑，呼地跃下悬崖。前进！向着助长暴力和迷惑的一切前进！前进！不管去哪儿。这时马的嘴角一直在冒白沫，口中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什么?上帝知道。是血液的缘故，是气候的缘故，是许多因素的缘故。这也是终结。我们正在把整个世界拽到我们耳边。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命中注定的。其余的全是胡扯……

走到王宫那儿，我提议停下喝一杯。菲尔莫尔犹豫了一下，我看出他在担心吉内特，担心午饭，担心会挨一顿臭骂。

我说：“看在基督的分上，暂时忘掉她吧。我要叫点儿喝的，而且要叫你喝。别担心，我要把你从这个他妈的圈套里弄出来。”我叫了两杯烈性威士忌。

看到威士忌端上来，他像孩子似的朝我笑了。

我说：“把它干了！咱们再喝一杯，酒对你有好处。我不管医生怎么说，现在总没有关系啦。来，把它喝干了。”

他干脆利索地把它喝干。侍者走开去拿酒，他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朋友。他的嘴唇在微微抽搐，他有话想对我说，可是不知道如何启齿。我轻松地瞧着他，就像没有看到他乞求的目光一样。然后，我把茶托推到一边，用肘撑着俯在桌上恳切地说：“我说，菲尔莫尔，你到底想干什么?告诉我吧！”

听到这话，泪水从他眼眶里涌出，他脱口便说：“我想回家，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我想听人们说英语。”热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他不去擦，只是让一切都涌泻出来。老天，我暗想，这样发泄一下倒也不错。一辈子至少做一回彻头彻尾的懦夫倒也不错，可以这样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太棒了！太棒了！看见他垂头丧气对我大有益处，我觉得自己可以解决所有难题。我觉得勇气倍增，果断坚毅，脑子里立即冒出一千条妙计。

“听着，”我又凑近些说，“如果你真的心口如一，为什么不干……为什么不走呢?假如我处在你的位置上，你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今天就走。是的。老天在上，我说的是真的……我会马上走掉，甚至不跟她道别。实际上，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她是永远不会放你走的。这一点你明白。”

侍者端来威士忌，我看到菲尔莫尔迫不及待地伸手接过酒杯送到唇边，我看到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希望的光芒，遥远、狂暴、孤注一掷的光芒，也许他憧憬自己正在游过大西洋。在我看来，这件事很容易，像滚动一根圆木头那样简单。我脑子里很快便想出实施这件事的计划，我知道每一步会怎样，我的思绪极为清晰。

我问他：“银行里的钱是谁的?是她爹的还是你的?”

他嚷道：“是我的，是我母亲寄给我的。我才不要吉内特的臭钱呢。”

“妙极啦！”我说，“好，现在咱们搭出租车回到那儿，把钱全取出来。然后，咱们去英国领事馆弄一份签证。今天下午你就坐火车去伦敦，再从伦敦乘最早一班船回美国。我建议你这样走，因为这样你就不必担心她来追你，她绝不会疑心你是从伦敦走的。若要去找你，她自然会先去勒阿弗尔或瑟堡[2]……还有一件事，你不要回去取东西。你得把一切都留在这儿，让她留着吧。她的法国人脑瓜永远不会料到你不带包或行李就溜之大吉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法国人绝不会想到能这样做……除非他跟你一样疯癫。”

“你说的对！”菲尔莫尔嚷道，“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再说，如果她肯给，以后你还可以把东西寄给我，不过现在这无关紧要。可是，天啊！我连一顶帽子都没有！”

“你还要帽子干什么?到了伦敦，你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一切。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快，我们得了解清楚火车几点开。”

他掏出钱包说：“喂，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去办。拿着，拿着这个。该办什么就办吧。我太虚弱啦……我头晕。”

我接过钱包，把他刚从银行里取出的钞票全倒出来。一辆出租车正停在路边，我们便坐上去。大约四点钟有一趟火车驶离北方车站。我在计算时间——银行，英国领事馆，美国捷运公司，火车站。行！差不多还来得及。

我说：“振作起来！保持冷静！哼，再过几个小时你就渡过英吉利海峡啦。今晚你就会在伦敦逛街，听英语听个够。明天你就到了大海上，那时候你就是一个自由人，不必再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等你到达纽约，这一切不过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这番话使他大为激动，双脚来回蹭蹬几下，仿佛想在汽车里就撒腿起跑。在银行里，他的手抖得厉害，几乎不能签名。签名这件事我无法代劳，可我想若是有必要，我可以把他按在马桶上，替他擦屁股。我决意把他送上船弄走，哪怕得把他折起来塞进一只箱子里也罢。

赶到英国领事馆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那儿已经关门。这意味着要等到两点，除了去吃饭，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菲尔莫尔当然不饿，他主张吃一块三明治拉倒。我说：“去他妈的！你得请我吃一顿好饭，这是你在这儿吃的最后一顿丰盛的饭，也许过很久才能再吃到呢。”我领他来到一家舒适的小餐馆，叫来一大桌菜。我要了菜单上最好的甜酒，不管价钱，不论味道好坏。他的钱全在我的口袋里，我觉得钱很多。以前我当然从来没有一次兜里装过这么多钱。破开一张一千法郎的大钞真是一种享受，我先把它举到亮处观察漂亮的透明花纹。好漂亮的钱！这是法国人大规模制造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而且造得很精美，仿佛他们对这种象征物也怀有大爱。

吃完饭后，我们又来到一家咖啡馆。要咖啡时我一起叫了查特酒。为什么不呢?我又破开一张钞票，这一回是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是一张干干净净的新票子，又硬又脆，摆弄这样的钱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侍者找给我一大堆肮脏的旧票子，是用一条条胶纸粘在一起的。我得到一大堆五法郎、十法郎的票子和一衣袋硬币，像中间有孔的中国铜钱。我简直不知道该把钱装在哪一只袋里，我的裤兜里鼓鼓地塞满硬币和钞票。在公共场所里掏出那么多钱来使我略感不快，我怕我们会被人看作两个贼。

等我们来到美国捷运公司，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刚才英国人以他们一贯笨手笨脚的混蛋方式叫我们等得心急如焚。而这儿人人脚下却都像装上轮子似的在滑行，他们动作太快，结果每一道手续得重来一遍。等所有的票据上都签好字，用一个小夹子整整齐齐夹上，我们这才发现菲尔莫尔的签名签错了地方。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一切从头开始。我站着看他坐在那里一笔一笔地写，同时还盯着那只钟。把钱交出去真叫人不好受，谢天谢地，不用全交，可也交出一大笔。我袋里大概装着两千五百法郎，我说的是大概，我已不再一法郎一法郎地细数，一两百法郎的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至于菲尔莫尔，他昏昏沉沉地办完全部手续。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只知道他要为吉内特留一点儿。他也说不上留多少，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要算一算账。

慌乱中，我们竟忘记把所有的钱都兑换掉，现在已经坐上出租车，而且也不能再耽搁时间。现在要做的是看看究竟还剩下多少钱，我们很快掏空衣袋，把钱分成几份。有些钱扔在地上，有些放在座位上，令人茫然不知所措。我们有法郎、美元和英镑，还有那些零钱。为了简单些，我极想捡起那些硬币扔到窗外去。最后我们把它全部清点一遍，他拿着英镑和美元，我拿着法郎。

我们必须快点决定拿吉内特怎么办，给她多少钱，对她怎么说，等等。他企图编好一个故事叫我讲给她听，说他不想伤她的心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只有打断他。

“别管怎么对她说，全交给我好啦。问题是，你想给她多少钱?为什么还要给她钱?”

这话就像在他屁股底下引爆一颗炸弹，他又哭起来。哭得很凶，比刚才哭得还凶，我以为他就要倒在我手上。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好吧，把法郎都给她好啦。那可以叫她维持一阵子。”

他无力地问：“有多少?”

“不知道，两千法郎上下，反正比她应得的要多。”

他乞求道：“老天！别这样说！不管怎么说，我这样一走就把她坑苦啦，她家里人现在不会再收留她。给她吧，全都给她……我不在乎多少。”

他扯出一条手帕来擦眼泪。他说：“我忍不住，这叫我太难受了。”我什么也没说。突然他直挺挺地趴在地上，我以为他昏迷过去还是怎么的。他却说：“老天呀，我想我该回去，我该回去听她破口大骂。她若有个好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这话使我大吃一惊。“老天爷！你可不能这样做！现在不行，太迟了。你去搭火车，我自己去对付她。我一离开你就去找她。唉，你这个可怜的傻瓜，一旦她猜到你曾经想过甩下她逃走，她就会宰了你的。你想到这一层吗?你再也回不去啦，这事儿已经定啦。”

再说，还能有什么“好歹”呢?我自问。自杀?那样更好。

我们乘车来到火车站，还有十二分钟才到开车时间。我不敢马上同菲尔莫尔告别。我觉得，尽管迷糊了，到最后一分钟他仍有可能跳下车，再次跑回吉内特身边。无论什么事情都会叫他改变主意，哪怕只是一根稻草呢。于是我拽着他过街来到一家酒馆里。我说：“现在，你再喝一杯茴香酒，最后一杯。我来付钱……付你的钱。”

听到这话，他不安地瞅我一眼，喝下一大口茴香酒，然后像一条受伤的狗那样扭过头来说：“我也知道不该把那些钱都托付给你，可是……可是……唉，算了。你看着办吧。我不想让她自杀，就是这样。”

“自杀?她不是那种人！若相信这话，一定是你自己想得太多。至于钱，尽管我不愿意给她，我还是答应你直接去邮局电汇给她。我不会多耽误一分钟。”正说着，我看到一个旋转货架上摆着几张明信片，我抓过一张，是绘有埃菲尔铁塔的那一种，我叫他在上面写几个字。“告诉她，你现在已经出海航行。告诉她，你爱她，一到美国就会打发人来接她……去邮局时我会用气压传递快件把它发出。今晚我就去看她。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边说边又过街来到火车站。还有两分钟就要开车，现在我觉得保险了。在大门口我拍拍他的背，指指火车。我没有同他握手，他的口水会流得我一身都是。我只是说：“快点！车马上要开了！”说完我转身拔腿就走，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是否上车。我不敢看。

把他匆匆送走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我也就摆脱了他。我向他许诺过很多事情，可那只是为了叫他别再嚷嚷。说起去见吉内特，我同他一样缺乏勇气，自己就先被吓坏了。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简直不可能完全把握住这局面的关键所在。我在甜蜜的迷糊中离开车站，手里捏着那张明信片。我靠在一根灯柱上，读那张明信片上面的话，这封信写得有点荒谬。我又读一遍，弄清楚自己确实没有做梦，然后就把它撕掉，扔进阴沟。

我忐忑不安地四下张望一番，有点儿期待吉内特举着战斧朝我追杀过来。没有人跟着我，我便懒洋洋地朝拉斐特广场走去。我刚才说过，这天很美。天上悬着一朵朵淡淡的松软白云，随风飘荡，遮阳篷布在风中啪啪扑动。在我眼里，巴黎还从来没有像这一天这么美，我几乎有点儿后悔把那个可怜的家伙送走。在拉斐特广场，我面朝教堂坐下，凝视钟塔。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建筑，不过那蓝色的钟面总叫我为之着迷。今天它比以往更蓝，我简直无法把目光从上面移开。

除非菲尔莫尔发疯发得太厉害，给吉内特写信，说明一切，否则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她知道菲尔莫尔留给她两千五百法郎，她也无法证明这一点。我始终可以说，这是菲尔莫尔臆想出来的，一个不戴帽子就走掉的疯家伙会编造出两千五百法郎和别的事情来。我在纳闷，到底有多少钱?我的衣袋被沉甸甸的钱拉得坠下来，我把它全掏出来，细细数一遍。一共是两千八百七十五法郎零三十五生丁，比我预计的还多。必须花掉那七十五法郎零三十五生丁，我只要一个整数，要整整两千八百法郎。正在这时，我看到一部出租车开到路边，一个女人双手抱着一只白狮子狗从车上下来，那狗正在朝她的绸裙子上撒尿。带着一条狗兜风，这主意使我大为恼怒。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一点儿也不比她的狗差。我朝司机打个手势，叫他载我穿过布瓦公园。他想知道确切的地址，我说：“随便哪儿。穿过布瓦公园，围着它兜一圈。不用快，我不赶着要上哪儿去。”我靠在后座上，让路边的房屋嗖嗖掠过，还有参差不齐的屋顶，烟囱顶，涂上颜色的墙，小便池，叫人头晕眼花的十字路口。路过圆点广场时我想去撒泡尿，说不上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叫司机等着。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撒尿时叫出租车等着。这样会浪费多少钱?不太多。有了兜里那些钱，就算是叫两辆出租车等着，我也花得起。

我仔细看看四周，可是没有看见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我要的是新鲜、没有人动过的，来自阿拉斯加或维尔京群岛的干净、新鲜、带股天然芳香的皮肤。不用说，走来走去的女人中没有这样的。我并不非常失望，也不太在乎是否找得到。要紧的是永远别太着急，到时一切自然都会有。

我们驶过凯旋门，几个游客在无名英雄纪念墓附近游荡。穿过布瓦公园时，我打量所有坐在高级轿车里出风头的阔婊子，她们呼啸而过，仿佛有一个目的地似的。毫无疑问，她们这样做是想显得有身价，叫世人看看她们的劳斯莱斯和希斯巴诺苏莎高级轿车跑得多么平稳。我内心的思绪却跑起来比劳斯莱斯更加平稳舒服，像天鹅绒一样平滑。天鹅绒的皮层，天鹅绒的脊柱，还有天鹅绒的轮轴润滑油。啊！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口袋里装着钱，像喝醉酒的水手一样半个小时就把它挥霍光。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而最妙的是，你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你可以坐在车里让里程表疯了似的猛转，可以让风吹拂头发，可以停下喝一杯，可以大方地付小费，还可以摆臭架子，好像天天都如此生活。不过你却无法酝酿一场革命，也无法把肚子里所有的脏东西都冲洗出来。

来到奥特伊门，我叫司机朝塞纳河开。我在德塞夫尔桥那儿下车，沿河步行朝奥特伊高架桥走去。河流在这儿仅有一条小溪那么宽，树木低垂到河堤上。河水是绿的，水面非常平静，尤其是在靠近彼岸的地方。不时有一只平底大船突突驶过，穿紧身游泳衣的人们站在草地上晒太阳。每一件物体都显得很近，都在颤动，都在同强烈的光线一起振动。

经过一个设有座席、供应啤酒的花园，我看到一群骑自行车的人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我在附近找到一个座位，叫了半升啤酒。听着他们喋喋不休的闲扯，我一刹那间又想起吉内特，仿佛看见她在屋里走来走去，顿脚，扯自己的头发，像一头野兽那样又哭又号。我看见菲尔莫尔的帽子放在帽架上，心想不知我穿上他的衣服合不合适，我尤其喜欢他那件套袖大衣。哈，现在他准是已经上路。再过一会儿，船就会在他脚下晃动。英语！他想听到人们说英语。多么古怪的念头！

我突然又想到，若是想走，我也可以回到美国去。这是我头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我问自己：“你想走吗?”没有回答，我的思绪又转到其他事情上去，转向大海和大洋彼岸，离开美国时我回头最后看过它一眼，看见摩天大楼在一片雪花中渐渐消失。现在我又看见这些摩天大楼赫然耸立在眼前，同我离开时一样，阴森森的。我看到光线从它们的肋间透出，从哈莱姆到炮台公园，整个纽约展现在眼前。我看到被蚂蚁般的人群堵塞的街道，看到高架铁道上的车呼啸而过，看到人流涌入剧院。我隐约想到，不知我老婆现在怎样。

这一切平静地从我脑海里穿过，我变得非常安详。塞纳河在这儿静静地环绕群山，它喜爱这片浸透往事的土地。不论一个人的思绪漫游到何处，他永远不会把这条河同人类的活动分开。天啊，黄金般的祥和气氛在我眼前闪现，只有一个患神经病的人才想掉头走开。塞纳河这样静悄悄地流淌，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它一直躺在那儿，宁静而又谦和，像人身上流动的一条大动脉。在笼罩于身上的美妙祥和气氛中，我似乎已经爬上一座高山的顶峰。此时此刻我可以放眼四周，领略这番风景蕴涵的意义。

人类是一些古怪的动植物。从远处看显得微不足道，走到近处又显得丑恶、刻毒。他们最需要的是周围有足够的空间，比时间更多的空间。

太阳正在落山。我觉得这条河正从我身上流过——它的过去，它年代久远的土壤和多变的气候。群山轻柔地围绕着它，因此它的流向早已确定。

【注释】

[1] 一种杀菌剂。

[2] 法国西北部重要港口，位于科唐坦半岛北部。

译后记

自1984年首次读到《北回归线》原著时算起，译者与这部作品的缘分已有二十八载。拙译《北回归线》先后有敦煌文艺版（1993）、时代文艺版（1996、1997）、中国人民大学版（2004）等几种版本见诸坊间。

囿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译者未能对以往的版本做较多修订。

此次再版，蒙译林出版社鼓励，译者借此良机对原译本做较为细致的修订。

语言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变化，读者的阅读习惯亦会与时俱进。据此，译者以“归化”翻译观为指导思想修订译文，如将长句缩短等，以适应新世纪的读者。

借助新近出版的工具书，尤其是所有读书人的良师益友“维基百科”等网络资源，译者校订一百多条译注，纠正错讹之处，完善不够清晰之处，并酌情增补、删节部分条目。

“译者序”亦有部分改动。

此次修订，译者听取读者及专家的意见，对译文中的禁忌语进行修订，尤其是涉及性事的种种表达，使之更符合亨利·米勒的行文风格。

所谓社会进步，似应在文学领域内也得到体现。倘若二十多年前的禁忌在今日仍是禁忌，进步、宽容、理解、多元等概念也就无从谈起。

1989年译者初译出《北回归线》之时，虽经冯亦代先生等译界和研究界大家从中斡旋，偌大中国，多家享有盛誉的出版社竟均表示爱莫能助，不愿接受书稿。迫于形势，译者将许多禁忌语“杀菌消毒，变成了委婉语或医学术语”[1]。即便如此，译者当年仍遇到诸多麻烦，被迫向诸多懂的、不懂的、不懂装懂的、懂装不懂的责难者做出解释。其实，解释根本不是译者的职责。在这四类责难者当中，最具杀伤力者自然是具有行家头衔、别有用心的“懂装不懂”者。因此，译者看到真正在行的“海客”的批评后深以为然，真想对他道一声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你懂的”，虽然他的批评话语十分犀利。在此应特别提及的是他对语言“越界”的分析以及对译者的处境和心理的准确揣测。

当然，我能理解译者为什么要把里面的污言秽语中性化。他在翻译的时候，也许感受到了很大压力——不一定是来自出版社的压力，也许是来自他对自己可能会触犯社会关于语言避讳的力量强大的禁忌，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意识的压力。[2]

“文以载道”并非只是中国人的专利，自柏拉图时代起，一定程度的“载道”理念在各种文化背景的民族中均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北回归线》不至于激发读者性欲，不是色情文学作品，自有其积极的社会价值。但是，犹如绘画、雕塑、音乐……文学毕竟归属于艺术范畴，与人生经验无法严丝合缝地重叠或重合在一起。时至今日，许多读者已就文学与人生的分野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有人反对因有父亲横穿铁道的描述而从语文课本中删去《背影》，亦有人反对出于暴力的理由删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涉及到其余许多文学作品（绝非可收入教科书的典范之作）中的性，这种共识似乎仍远远不够。

米勒的作品是处于衰退期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他对西方社会伦理价值观持虚无主义的看法，刻意以主观的心态探究主客观世界。他向往化腐朽为神奇式的解构，以凤凰涅槃的精神在毁灭中获得新生，即“艺术作品因为招致消亡而得以存活”[3]。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人们是否应当容许米勒这类不屑于载道或卫道的解构型、开创型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存在呢?

过于关注《北回归线》中涉及性事的污言秽语会妨碍对作者超越时代精神的审美认知。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使一代又一代读者以生命去感悟其中荡气回肠的人生体验，其审美价值无疑是第一位的。这类作品试图以独到的方式回答柏拉图提出的、使人性无限贴近神性的那个近乎理想主义的问题：“人应当是怎样的?”

几百年前，业余文学评论家“东吴弄珠客”论及“秽书”《金瓶梅》时以接受美学的视角分析读者的不同感受，并据此断定读者的道德水准：“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译者以为如今亦可以戏仿“东吴弄珠客”的笔法论《北回归线》：读《北回归线》而洞察人类之无助、人生之悲怆者，智者也；不细察个中原委，惺惺作态，混淆艺术与人生，无思考能力、批判能力者，庸人也。

同译者认真交流过对《北回归线》的认识的读者人数极为有限，大约有几十位。论及作品的社会意义时，他们感触最深的不是性，而是悲观主义者亨利·米勒大彻大悟的离经叛道，他在对西方文明的无情抨击中彰显出的个性，以及接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解放倾向。在读者旁观之下，米勒向自己发毒誓，其誓言便是以绝然的态度、解构的思维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至少表现方式的不同。

每一既成的事物都是必死的。民族、语言、种族和文化都是暂时的。从现在开始再过几个世纪，将不再有一种西方文化，不再有德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如同罗马人在查士丁尼时代便不复存在一样。[4]

在此，斯宾格勒不啻是用现代语言表述《圣经》中发人深省的大智慧：“太阳底下无新事”。换一种方式，玩世不恭的老米勒试图在《北回归线》中表明类似或相近的观点。这一结论令人悲哀，却比亘古至今以宏大叙事形式出现、自诩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种种难题、欺世盗名的“终极解决方案”中肯。

译者希望，《北回归线》在21世纪的中国会有更多知音，至少不致落到“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地步。

感谢《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与《飞天》合并）总编、资深文学批评家、出版家谢昌余先生和兰州大学资深教授吴小美先生。二十年前，他们慧眼独具，联袂玉成《北回归线》在中国大西北首度付梓。

感谢兰州大学法语讲师高清，她不辞辛劳，助我澄清几处法文疑难问题。

感谢译林出版社编辑方芳。

袁洪庚

2012年1月25日

【注释】

[1] 谈瀛洲，《被阉割了的<北回归线>》，《万象》，第四卷第十一期（2002年11月），第82页。

[2] 同上，第89页。

[3]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4]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61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的春天/（美）米勒（Miller，H.）著；杨恒达，职茉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亨利·米勒作品）

书名原文：Black Spring

ISBN 978-7-5447-4175-0

Ⅰ.① 黑… Ⅱ.① 米… ② 杨… ③ 职… Ⅲ.①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9632号

Black Spring by Henry Miller

copyright © 1936by Henry Mil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e Hoffma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2-133号

书　名 黑色的春天

作　者 [美国]亨利·米勒

译　者 杨恒达　职茉莉

责任编辑 方　芳

原文出版 Oneworld Classic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128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175-0

目录

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春天

献给 阿那依斯·宁

第十四区

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

一个星期六下午

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裁缝铺

杰勃沃尔·克朗斯塔特

进入夜生活……

来回漫步于中国

脱衣舞酒吧

大都市疯子

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春天

杨恒达

一部字数不算很多的《黑色的春天》中译本经历了艰难的翻译过程终于完成了，比原定的交稿时间晚了一个月。不是译者不努力，而是这部书实在太难译，有些地方简直是不可翻译的。但不管怎么说，它现在完成了，而且即将与读者见面，译者为此感到非常欣慰。

中国读者现在也许对亨利·米勒的名字不那么陌生了，因为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北回归线》在国内已出过好几个版本，以它那种包含了大量性描写与粗俗语言的叙事方式和意识流、自动写作、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有人会误认为亨利·米勒是一个热衷于性描写的作家，其实不然，他在个别作品中确有过多的性描写，因为性的问题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他思考的主要对象之一。作为一个像卢梭一样敢于大胆深刻地剖析自我的作家，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但是，亨利·米勒的作品体现出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既是一个怀旧者，又是一个革新者；他既做着美国梦，又是美国梦的强烈批判者；他既承袭了西方文学的历史传统，又形成了对这种传统的猛烈冲击。我们读亨利·米勒的作品首先要从这些方面来把握他。至于他作品中过多的性描写，那只是他这种矛盾性的一方面体现。如果我们读了《黑色的春天》，也许就会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黑色的春天》中几乎没有什么性描写。

亨利·米勒大约是在1932年5月初开始写这本书的，那是在他1934年发表第一部长篇作品《北回归线》之前，然后经历了三年的写作，于1935年才将此书完成，并于1936年在巴黎发表。这是他发表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最初发表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介于《北回归线》和1939年发表的《南回归线》之间。由于他的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导致《黑色的春天》在英美等国被禁长达三十年之久。

《黑色的春天》是亨利·米勒住在巴黎北部的克利希区时期的主要作品，他以此书献给他的好朋友兼赞助人阿那依斯·宁。阿那依斯·宁出生在法国，父亲是西班牙钢琴家和作曲家，母亲是丹麦歌唱家。她十一岁时父母离婚，母亲把她带到纽约接受教育，她后来返回欧洲，嫁给一个银行家，自己成为作家。她热衷于读书和写日记，最初发表的作品是关于D.H.劳伦斯的批评研究，她对劳伦斯的评价引起了亨利·米勒的兴趣。亨利·米勒的朋友奥斯本是她丈夫的手下，他通过奥斯本而认识了她。亨利·米勒结识阿那依斯·宁之后，在经济上得到她的许多帮助，在创作上受到她的热情鼓励。她资助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并竭力向出版商推荐他的其他作品。她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和广泛的文学兴趣，包括对超现实主义的兴趣，深深影响了亨利·米勒，米勒将她视为推心置腹的知己和导师，甚至想同她结婚。亨利·米勒将此书献给她，显然是要向她表示爱慕和感激之情。

亨利·米勒的《黑色的春天》虽然在某些手法上同《北回归线》有相似之处，但明眼的读者一眼便能看出，它没有《北回归线》那样言辞激烈，那样污秽粗俚，而是显得更为心情愉快。亨利·米勒自己也把《北回归线》问世之后的时期称为“心情愉快的”、“格外快活的”时期。《黑色的春天》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源于自身种种遭际的，但他采用的不是叙事的方式。他不刻画性格，不叙述情节，而是从他个人在纽约与巴黎的经历中不断引出一系列长篇大论、沉思冥想，以及回忆与梦幻。《黑色的春天》由十个独立的部分组成，但它还是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过程。在纷乱多变的风格和技巧背后，是主题和象征的一致性。

亨利·米勒在《黑色的春天》中所要表现的主题就是要向人们呈现一个真实的自我，他将这部作品看作他的一幅“自画像”。在亨利·米勒看来，真实的自我不仅在于自我的外在经历，更重要的在于自我的各种感觉、感受，自由的思想以及梦境与幻觉。他一直在写一本“梦幻之书”。1932年6月，他决定将这本“梦幻之书”整理出来，后来在1934年2月又决定让它成为整部作品的高潮，用梦幻来概括其主题。在《黑色的春天》中，可以说集中了亨利·米勒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这是他企图走出一条文学新路的尝试，也是他对现存文学传统的反叛。虽然书中出现了大量超现实的梦幻、纷繁多变的象征、对往事的意识流式的追忆，但是这一切的核心是要表现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尤其是美国文化氛围中真实的自我，这同惠特曼当年所竭力表现的那种充满民主自由的美国精神的自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时代不同了，自我的含义也不同了，表现自我的手法自然就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亨利·米勒表现自我时同惠特曼一样，采用了诗的形式。只不过惠特曼采用的是自由体诗，而亨利·米勒的《黑色的春天》则可以说是一部散文诗。虽然在亨利·米勒的作品中不再有惠特曼那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但亨利·米勒面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与丑陋，甚至纠缠于可怕的噩梦之中，也还是心情愉快的，流露出一种艺术家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我们从他对艺术创新的种种努力追求中仍然可以看到一种自强不息的生命运动，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真实人生的探索。

例如，《黑色的春天》中“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和“进入夜生活”这两部分是尤为超现实主义的。前一个部分是以自动记录神灵凭附式的口述开始的，亨利·米勒本人似乎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工具，一只把被动地接收到的信息记录下来的手。亨利·米勒像以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一样，相信这样一种情感的下意识倾泻，是他最有灵感的创作之源。他在作品中谈到正常人甚至要去抄袭疯子的作品，这正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创新的艺术和疯狂之间是很接近的，而梦幻则可能比现实更真实。“进入夜生活”这一部分就是对一个梦幻世界的描述。里面的形象都是不可思议、违背常情的，但又都是从现实生活的形象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真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亨利·米勒在这一部分中描述的梦境非常逼真，十分接近于人的心理现实。由于人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生活在这种心理现实中，所以要真实地写人，这样的心理现实是不可忽视的。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现实，所以一个人的心理现实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一个谜。但是由于人们各自的心理现实都有共同的客观现实作基础，所以一个人的心理现实仍然可以被别人理解，别人也可以对一个人自述的心理现实是否真实做出判断。亨利·米勒在这里描述的梦幻世界具有心理现实的高度真实性。由于心理现实在人的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亨利·米勒描述自己的梦幻世界比单纯描述他的客观世界显得更真实。

再如，“杰勃沃尔·克朗斯塔特”那一部分是比较典型的达达主义之作，里面从头到尾都充满无意义的废话，许多词是生造出来的，有些词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但实际上毫无意义。词和词的搭配随意性很强，人物对话莫名其妙，一切都似乎是胡乱拼凑在一起的，但这一切都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一种精神反叛。达达主义是一场虚无主义艺术运动，其思想根源是出于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憎恨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望。亨利·米勒写此书时，达达主义作为一场运动早已成为过去，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达达主义对欧美文学的深远影响。亨利·米勒将达达主义的手法作为批判西方文化传统的手段。

《黑色的春天》中最长的一部分是“裁缝铺”，主要写亨利二十刚出头时，大约是一战前后，在他父亲的裁缝铺里工作时的一段经历和见闻，充满了怀旧的情感。这一部分采用的主要是写实手法，但叙事时常带有亨利·米勒特有的那种随意性，有点儿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感觉。这一部分最感人的是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真诚情感的怀念与向往，尤其是他送梅莉亚姨妈去疯人院的那段描述，他面对一个疯子感到自己缺乏真诚的感觉，令人读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黑色的春天》是亨利·米勒在纷繁的主客观世界中寻找自我的尝试，我们初读时会感到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云，但读完之后，仔细回味，我们就会被作者苦苦寻求精神家园而且并不悲观的努力所感动。

献给

阿那依斯·宁

我能是我相信自己所是或别人相信我所是的人吗?我在这里用这些话作为面对未知的和不可知的我所做的自白。这个我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未知的和不可知的。我在这里创造出我必须将自己埋葬于其中的传说。

——米盖尔·德·乌纳穆诺

第十四区

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

我是一名爱国者——布鲁克林第十四区的爱国者，那是我长大的地方。美利坚合众国的其余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除非是作为一种观念、作为历史、作为文学而存在。十岁的时候，我就从土生土长的家园被赶了出去，搬到了一个公墓那里，一个路德派教堂公墓，那里的墓碑总是整整齐齐，花环的鲜花从不凋零。

但是我生在那条街，长在那条街。“后机械化的阳关大道，那里有最美丽最令人想入非非的钢铁生活方式”……诞生于白羊宫[1]之下，它赋予了一个火一般活跃的身子，精力充沛，又有点儿躁动不安。还有火星在黄道第九宫哩！

生在那条街上，意味着你一生游荡，自由自在，也意味着意外与偶然、戏剧性及运动，更意味着梦想。一种不相关事实的协调一致，这赋予你的游荡一种形而上的确定性。在那条街上，你懂得了人类究竟是什么；而不在那条街上，或离开那条街之后，你就虚构他们。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被称之为“冒险”的东西，没有一样接近过那条街的风格。无论你飞到北极去，还是手上戴着衬垫坐在海底，或者驱车去九个城市，一个接一个，或者像库尔茨那样，向河的上游航行，去发疯，这些都无关紧要。无论形势多么激动人心，多么难以忍受，总会有退路，总会有改善，有安慰，有补偿，有报纸，有宗教。但是一旦没了这一切，一旦你自由、疯狂、杀气腾腾……

你最初在这条街上所崇拜的男孩们，会留在你整整一生中。他们是唯一真正的英雄。拿破仑、列宁、卡彭[2]——全是虚构出来的。同第一次把我眼睛打青的埃迪·卡尼相比，拿破仑算得了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似乎没有人像莱斯特·瑞尔顿那样高贵，那样有帝王风度，他只要一走到街上，就引起敬畏和赞美。儒勒·凡尔纳从来没有领我去过的地方，斯坦利·博罗夫斯基在天黑时让我拽着他的袖子领我去过。同约翰尼·保罗相比，鲁滨逊·克鲁索的想象力很贫乏。所有这些第十四区的男孩现在仍然形象鲜明。他们不是发明或想象出来的，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的名字就像金币一样掷地有声——汤姆·福勒、吉姆·巴克利、麦特·欧文、罗伯·拉姆塞、哈利·马丁、约翰尼·邓恩，更不用说埃迪·卡尼或了不起的莱斯特·瑞尔顿了。嘿，就是现在，我一说起约翰尼·保罗的名字，那些圣徒的名字就在我嘴里留下了臭烘烘的味道。约翰尼·保罗是第十四区活生生的奥德赛[3]，而他后来成为一个卡车司机，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事实而已。

在发生大变化[4]以前，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那些街是丑陋还是肮脏。如果阴沟主排污道被打开，你就得捂着鼻子。如果你擤鼻子，你在手帕里看到的是鼻涕而不是鼻子。更多的是内在的宁静和满足。这儿有酒馆，有跑道，有自行车，有放荡女人，有遛蹄子的马，生活照样过得悠闲自在。至少在第十四区是这样。星期日早晨没有人梳洗打扮。如果戈尔曼太太穿着晨装，眼睛里带着眼屎，对神父鞠躬——“早上好，神父！”“早上好，戈尔曼太太！”——这也无妨，这条街已经清除了所有的罪孽。帕特·麦凯伦在他礼服大衣的后衣襟里带着他的手绢；它放在那里很不错，很实用，就像他纽扣洞里的三叶苜蓿花。啤酒冒着泡，人们停下来互相聊着天。

我在梦中回到了第十四区，就像一个偏执狂回到他的迷狂中。当我想起海军造船厂里那些蓝灰色的军舰时，我看见它们躺在那里，处在星相学的维度空间中。而我在这个空间中，则是军械工人、化学家、烈性炸药贩子、丧事承办人、验尸官、戴绿帽子的家伙、施虐狂、律师和争论者、学者、躁动不安者、蠢汉、厚颜无耻者。

别人想起他们的青年时代，就会想到一座美丽的花园、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次海岸边的旅游，而我却生动地，就像用酸液蚀刻了一般清晰地记得，我家对面那家锡工厂面目可憎、被煤烟熏得黑不溜秋的墙和烟囱，以及散布在街上的亮晶晶、圆滚滚的锡块。其中有一些闪闪发光，另一些生了锈，色泽发暗，有点儿像铜的颜色，会在手指上留下锈斑；我记得火红的高炉发着灼光的钢铁厂，人们手中拿着大铲子走向火热的炉口，而在外面，浅浅的木制模型就像有竿子从中穿过的棺材，碰在上面，你会擦伤你的小腿，或是折断你的脖子。我记得那些满是铁锈迹的黑手，铁锈渣已深深地嵌入了皮肤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把它除去，无论是肥皂，还是拼命搓洗，还是金钱，还是爱情，甚至死亡，都无法将它除去。就像手上有一个黑色的标记！两手黑不溜秋，像鬼似的走进高炉——后来，又捧着鲜花，冷冰冰、一板一眼地穿着星期天的套装，可就是雨水也冲洗不掉那铁锈渣。所有这些漂亮的猩猩带着隆起的肌肉，带着腰部风湿痛，带着黑不溜秋的双手，去见上帝……

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包括在第十四区的范围之内。区外发生的任何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就是无足轻重。如果我父亲到那个世界之外去钓鱼，我对此也毫无兴趣。我只记得他晚上回家时酒气熏天，他把大绿篮子打开，让那些眼珠凸出的怪物撒了一地，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如果有人去打仗，我只记得这人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回来，站在牧师家门前，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然后用背心把它擦干净。这就是罗伯·拉姆塞，牧师的儿子。我记得每个人都喜欢罗伯·拉姆塞——他是败家子。他们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饭桶，他对此供认不讳。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三，对他来说毫无区别：你会看到他来到街上的遮篷下，手臂上挂着他的上衣，汗流满面；他的腿摇摇晃晃，就像一个水手在海上长期航行之后，上了岸，腿还是长时间不断地颤颤巍巍；他嘴里滴下烟草色唾液，伴随着热烈而又不出声的诅咒，还有一些大声说出的脏话。一个懒惰透顶、满不在乎的人，淫秽不堪、亵渎神圣的事他都做得出来。不像他的父亲，是一个上帝的人。不，一个唤起爱的人！他的弱点是人性的弱点，他有了这些弱点还自得其乐，骂骂咧咧，得意扬扬，像一支斗牛用的短标枪。他会来到暖洋洋的大街上，街上的煤气总管道爆裂，空气中满是阳光、大粪味儿和骂人的话。也许他的裤裆松开着，背带掉了下来；也许他的背心上吐满了亮晶晶的东西。有时候他冲到街上，像一头公牛冲过来四脚着地地滑行，然后整条街道像着了魔似的，人全跑光了，好像检修孔一下子打开，把人渣全部吞下。疯维利·曼会站在涂料店上边的小棚子上，把裤子扒下，玩那玩意儿想好事哩！他们在那里，站在干巴巴的电一般的爆裂声中，大街上的煤气总管道爆裂了。这一连串事情使牧师的心都碎了。

这就是他那时候的模样，这个罗伯·拉姆塞。一个永远处于狂饮欢闹中的人。他佩戴着奖章从战争中回来，肚子里有一团火。他在自家门前呕吐，又用自己的背心把呕吐的东西擦去。他比一挺机关枪更快地让街上的人全部跑光。开路！这就是他的方式。一会儿之后，他带着一腔热血，以他通常那种出色的、无所谓的方式，从码头的一端走下去，溺死了自己。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他，记得他住的那所房子。因为我们在热烘烘的夏夜经常集会的地方，正是在罗伯·拉姆塞家门前的台阶上，我们在那里注视着街对面酒馆那边的动静。整夜人来人往，没有人费心去把百叶窗拉下。在举步之遥的地方，是一个叫作“巴姆”的脱衣舞小酒吧。“巴姆”周围都是酒馆。星期六晚上，“巴姆”外面排着长队，人们你推我挤地拼命挤到卖票的窗口。星期六晚上，蓝衣女郎真是得意之极，这时就必然会有某个从海军造船厂来的疯狂水手从座位上跳起来，抓掉了米莉·德·莱昂的一个吊袜带。那天晚上，一会儿工夫之后，他们肯定会漫步走到街上，拐进住家的入口。不久他们就站在酒馆上边的卧室里，扒掉他们的紧身裤衩，女人们使劲扯下她们的紧身胸衣，像猴子似的抓来抓去。而楼底下，他们正拼命灌着啤酒，互相咬耳朵，发出这样一种尖声尖气的笑声，充塞在那酒馆里面，就好像冒着烟的烈性炸药。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罗伯·拉姆塞家的门前台阶上看到的，这时他父亲正在楼上的煤油灯前做祷告，像一只可憎的雌山羊一般祈求有一个结束。在厌倦了祷告的时候，他就穿着睡衣下来，像一个老妖婆似的，用扫把伏击我们。

从星期六下午起，一直到星期一早上，这是一段没有尽头的时间，一件事情融入到另一件事情中。星期六早晨就已经——这是怎么发生的，只有天知道——让你感到军舰停泊在大水坞里。星期六早晨我的心就已经蹦到喉咙口了。我会看见甲板被擦洗得干干净净，大炮被擦得锃光瓦亮，停泊在水坞肮脏而平静的水面上的那些海上大怪物的重量，沉重地压在我身上。我已经在梦想逃走，梦想到遥远的地方去。但是我最远只去了河的那一边，坐环行地铁到过北面的第二大道和第二十八街路口。在那里我演奏了香橙花华尔兹舞曲，幕间休息时，我在铁洗涤槽那里洗了洗眼睛。钢琴放在酒吧的最里面，琴键的颜色已经发黄，我的脚够不着踏板。我穿了一套天鹅绒的西服，因为当时穿天鹅绒很时髦。

河那边所进行的一切都是纯粹的疯狂：沙子地面，阿尔干灯[5]，云母画——画中的雪从不融化，手上沾满污点的疯狂德国佬，长了厚厚一层黏质苔藓的铁洗涤槽，屁股总是凸出在椅背上方的汉堡女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酸菜味的院子……一切事物都永远以四分之三节拍的节奏进行着。我走在父母中间，一只手插在我母亲的皮手笼里，另一只手插在我父亲的袖子里。我的眼睛紧闭着，就像壳一张开就要渗出液体的蛤蜊一样。

河那边进行的一切变化无常的潮流与气候全渗透在我的血液中。我仍然可以感觉到我在雾中、雨中倚靠的大栏杆上的滑溜，把我的额头弄得凉冰冰的雾和雨送来了渡船尖厉的汽笛声，它正徐徐开出渡船码头。我仍然可以看见渡船码头上长满苔藓的木板，当大圆船头的侧面擦过时，木板拱起，而绿色的汁液般的水则拍打着上下起伏、吱嘎作响的木制码头。头顶上海鸥在盘旋俯冲，用它们脏兮兮的嘴发出脏兮兮的噪音，一种非人类的吃喝享乐声，嘶哑而凶猛，它们的嘴不遗余力地攻击垃圾，它们的脏腿掠过翻腾的绿色水面。

人们不知不觉地从一种背景、一种年纪、一种生活，转向另一种。当人们走到街上，无论这是真的，还是南柯一梦，突然之间，他们会第一次明白，岁月在飞逝，所有这一切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将只会继续活在记忆当中；然后，记忆就会以一种夺人心魄的奇异光辉向内发展，人们会永远重复这些背景和事件，在梦中，在沉思冥想中，在街上行走时，在同女人睡觉时，在读一本书时，在同一个陌生人谈话时……这些记忆突然之间，然而又总是十分顽固、十分精确地侵入进来，像鬼魂一样出现，并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毛孔中去。从此以后，一切都在变幻莫测的层次进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梦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以一种平行四边形的方式，从我们脚手架的一个平台掉到另一个平台。从此以后，我们呈分裂状地走进无数片断中，就像一条百脚昆虫，一条蠢蠢欲动的蜈蚣，拼命吸取周围的空气；我们带着感应丝行走，这感应丝贪婪地吸取过去与未来，所有事物都融入了音乐和哀伤；我们向着一个联合的世界走去，坚持我们的分裂。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所有事物都同我们一起分裂成无数五颜六色的片断。成熟期的大分裂，大变化。在青年时代，世界的恐怖与痛苦里里外外渗透了我们。在欢乐与悲哀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它们融合成为一体，就像我们平时清醒的生活同梦幻与睡眠融合在一起一样。我们作为一个人在早上爬起来，晚上又走进海洋里，被彻底淹没，抓住星星与一时的狂热。

然后，突然之间，似乎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来到了。我们生活在心理中、观念中、片断中。我们不再吸取外面街上的疯狂音乐——我们只记得。像一个发狂者那样，我们复活了青年时代的戏剧。有如一只蜘蛛，一而再，再而三地按照某种迷幻的、对数式的图案继续吐丝。如果我们对一个胖乎乎的胸部动了心，那么这就是一个婊子胖乎乎的胸部，她在一个雨夜里弯下身子，第一次让我们领略了两个圆滚滚的大奶球的奇迹；如果对湿漉漉的铺石路的沉思激发了我们，那么这是因为我们七岁的时候，当我们心不在焉地凝视那条街明亮清澈的影像时，关于未来生活的预感突然像长矛一般刺中了我们。如果看到一扇正关上的门，我们对此很感兴趣，那么这是因为想起一个夏天的夜晚，所有的门都轻轻关上，在光线屈尊拥抱影子的地方，有金牛犊、金饰带和闪闪发光的阳伞。从关上的门缝里，像从细纱网中渗漏过一层红宝石那样，飘来音乐和不知是什么美妙东西的香味。也许当那扇门打开一点儿让我们窥见一小眼世面时，也许，我们这才第一次多少知道一点儿罪恶的巨大冲击力；第一次多少了解到在这里，在光中旋转的小圆桌上面，我们的脚悠闲地蹭着锯末，我们的手摸着玻璃酒杯冰凉的高脚；这里，在这些小圆桌上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向往和敬畏看这些桌子；在这里，我说，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第一次感受到爱的意志，锈斑，从炉坑里爬出来的爪子似的黑手，街上亮晶晶的圆锡块，令人生畏的煤烟色烟囱，在夏天的闪电中猛烈地甩来甩去的秃榆树，大雨倾盆而下时人们发出的尖叫声，而蜗牛则从热烘烘的地里爬出来，奇迹般地逃之夭夭，整个天空变成蓝色、黄绿色。这里，在这些桌子上面，听到第一声召唤，第一次遇到手的触摸，就会有痛苦的肠绞痛。酒在我们的肚子里变酸，痛苦从脚底心升起，在一只手的柔软而炙热的触摸下，圆桌面同我们骨子里的痛苦和狂热一起旋转。这里，有着一个又一个被埋没的传说，关于青春与忧郁，关于野性的夜晚和在湿路面反光中舞动的神秘胸脯，关于正抓来抓去、轻声嬉笑的女人，关于狂野水手的叫喊，关于在门厅前排着的长队，关于在雾中互相擦边的小艇和呼哧呼哧拼命喷着气、迎着浪潮而去的拖船，而在布鲁克林桥上，有一个人正痛苦地站着，等着跳下去，或等着写一首诗，或等着血液离开他的血管，因为如果他再前进一步，爱的痛苦就会杀死他。

梦的原生质是分离的痛苦。在肉体被埋葬后梦继续活着。我们用一千条腿、一千只眼睛走在街上，用毛皮似的触须寻找关于过去的最微不足道的线索和记忆。在漫无目的的来来回回当中，我们不时停下来，就像一些长长的、黏糊糊的植物。我们囫囵吞下了活生生的过去。我们柔顺地开始在夜间，在淹没了我们青春睡眠的血海当中畅饮。我们以一种不知满足的干渴畅饮。我们不再完整，我们生活在片断中，我们的各个部分都被最薄的膜隔开。这样，当舰队在太平洋里演习时，从你眼前闪过的，是关于青年时代的整部传说，是那条大街上的梦幻，是嘴上叼着垃圾在空中盘旋俯冲、发出声响的海鸥；要不，这是喇叭的声音和旗帜飘扬的声音，地球上所有未知的部分都在你眼前飘然而过，没有日期，没有意义，像那桌面一样在权力与荣耀的五光十色当中旋转。白天来临时你站在布鲁克林桥上，往下看那军舰上冒着烟的黑色烟囱，炮筒闪闪发亮，纽扣闪闪发亮，水奇迹般地在尖利的舰头下分开，发绿发蓝的水带着一种冷冷的白炽，带着香槟酒和火辣辣嘴巴的寒气，翻滚着，像冰和饰带，像破裂与烟雾，舰头以一种无尽的隐喻乘风破浪：沉重的舰身前进着，舰头始终在划破波浪，它的重量就是无法过磅的世界的重量，下沉到未知的大气压中，下沉到未知的地质裂缝和洞穴中，那里的水流发出音乐旋律的隆隆声，星星翻转消失，手伸上去抓，从来没有抓着，也没有挨近，只是抓，而星星却一个接一个地熄灭，无数个星星，数不清的世界下沉到冷冷的白炽中，下沉到发绿发蓝的漆黑夜晚中，有碎冰，有香槟酒的灼伤，有海鸥嘶哑的叫声，它们的尖喙上因缠满了藤壶而显得肿大，它们脏兮兮的垃圾嘴在寂静的船龙骨底下永远塞得鼓鼓的。

人们从布鲁克林大桥上往下看一点儿泡沫，或一小摊汽油，或一块碎片，或一条空驳船；世界颠倒着经过，带着吞噬内脏的痛苦和光亮，肉体的两胁破裂，长矛扎向软骨，防身盔甲飘入虚无之中。从你身上经过的，有古代世界的疯狂语言、标记和预兆，墙上的文字，酒馆门上的裂缝，拿着陶土烟斗的玩牌人，衬托着锡工厂的那棵形容憔悴的树，带进棺材里的有锈斑的黑手。人们夜间走在街上，大桥衬着天空，像一架竖琴，溃烂的睡眼烧着了棚屋，糟蹋了墙壁；楼梯在浓烟中坍塌，耗子在天花板上奔逃；一个声音钉在门上，一些长长的爬行物有着毛茸茸的触须和一千条腿，从管子里掉下来，像汗珠一般。喜气洋洋、杀气腾腾的鬼魂，伴随着晚风的尖叫和下流男人的诅咒；有竿子从中穿过的低矮的、浅浅的棺材；倾吐悲哀的口水流到冰冷的、蜡一般的肉里，烧灼了死亡的眼睛，死蛤蜊被凿碎的硬壳。一个在变幻的层次上的圆形笼子，人们在其中来回走动，星星和云彩在自动扶梯下面，笼子的四壁旋转，有尾巴和爪子的男女，而在一切事物之上的是用钢铁和高锰酸盐写的字母。人们在圆形笼子里随着炮火猛烈的隆隆节奏，走了一圈又一圈；剧院着火，演员们继续说着他们的台词。膀胱胀破，牙齿脱落，但是小丑的恸哭就像头皮屑掉下的声音。人们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走在火山口形成的山谷中，死火和白骨堆的山谷，没有翅膀的飞鸟的山谷。人们走了一圈又一圈，寻找中心点，然而火已经烧成了灰，事物的性隐藏在手套里的手指中。

然后有一天，皮肉好像突然之间松开，肉下的血液和空气结合在一起，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又咆哮起来，身体的骨骼像蜡一样熔化。这样的一天，也许就是你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一天。你记得那本书下面的桌布的味道；你看钟，这时候离永恒只有五分钟；你数壁炉架上的东西，因为数字的声音在你嘴里是一种全新的声音，因为新与旧、被触动与被忘却的一切都是一团火，是一种催眠。现在，笼子的每一扇门都敞开着，无论你走哪一条道，它都是一条通往无限的直线，一条疯狂的直线。在这条线上，激浪咆哮，大理石和靛青制成的大鸟猛扑下来，放下它们发热的蛋。从泛着磷光的波浪中，雄赳赳气昂昂地腾跃出随亚历山大大帝行军的搪瓷马，它们紧绷绷的健壮肚皮发出钙的灼光，它们的鼻孔浸在鸦片酊里。现在到处是雪和冰，猎户座的大饰带挂在海洋的胯部周围。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从我的视野一闪而过的时候，正好是七点零五分，在百老汇大街和柯修斯科街的拐角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装饰一家商店的橱窗。那些人体模型从大腿中间往下全是铁丝。空鞋盒靠橱窗排成一行，像是去年的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就是这样闯了进来。毫不显眼地，像一只旧鞋盒。把他的名字告诉我的那个犹太人是个厚嘴唇；例如，他不会说符拉迪沃斯托克，也不会说喀尔巴阡山脉——但是他能神圣地说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现在，在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又看见他那肥厚的大嘴唇，在他发这个名字的音时，他喷出的唾液形成的一条细线就像拉长的一根橡皮筋。在他的两个门牙之间有一个大于通常情况的空隙；正是在这个空隙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词颤抖着、伸展着，一层五彩缤纷的唾液薄膜，在其中集中了黄昏时日光的全部金色——因为太阳正从柯修斯科街落下去，高架桥上的交通局面突然成了一种春天的解冻，一种嚼和磨的声音，就好像带铁丝腿的人体模型正在互相生吞活嚼。不久以后，在我来到慧骃国[6]的时候，我听到头顶上有同样的嚼和磨的声音，又有唾液在一个人的嘴里颤抖、伸展，在消失的阳光中五彩缤纷。这次是在龙之峡：一个男人拿着一根藤杖站在我的上方，脸上露出一种野蛮的阿拉伯人的微笑，啪啪啪地抽打着藤杖。好像我的大脑是一个子宫，世界的四壁再一次坍塌。斯威夫特的名字就像对着世界的锡板盖子拼命撒了一泡清脆响亮的尿。头顶上，那绿色的吞火魔王，他的美味肠子包裹在油布中；两颗巨大的乳白色牙齿大声咬在同打靶场和土耳其浴室相连接的抹了黑色油脂的嵌齿带上；嵌齿带滑过一个白色骨架。斯威夫特的绿龙带着一种无尽的撒尿声，从嵌齿上运动过去，将像通心粉一样被吸入的人类大小的侏儒碾细碾小。在食管的里外，在肩胛骨和乳突的上下左右，穿过无底的脏腑，汹涌澎湃，完全汹涌澎湃，胯部伸展滑动，嵌齿不断无情地运动，生吞活嚼所有挂在龙须上的细小通心粉。我观察那发出轰响的乳白色微笑，那种狂热的、来自梦乡之火的阿拉伯式微笑，然后我默默走进敞开的龙肚子里面。在骨骼上那些咬住旋转嵌齿的疯狂肋骨之间，慧骃国伸展在我的面前；我耳朵里那种咝咝的撒尿声，就好像人的语言是由矿泉水构成的。上上下下，在抹了油脂的黑带子那边，在土耳其浴室那边，穿过管乐演奏者之家，在天蓝色的水面上，在陶土烟斗和液体喷嘴上跳舞的银球之间：低于人类的浅顶软呢帽和班卓琴的世界，印花大手帕和黑雪茄的世界；从聚乙二醇[7]到温尼伯市场的黄油硬糖，爆破的啤酒瓶，玻璃丝糖浆和热玉米粉蒸肉，激浪咆哮和烘烤铁盘的咝咝声，泡沫和桉树，污垢，白垩，糖果，女人的雪白大腿，断桨；木制肋骨令人眼花缭乱地飞舞，麦卡诺拼图，永无休止的微笑，喷着火的野蛮阿拉伯人的微笑，血盆大口和绿色的肠子……

哦，窒息的、崩溃的世界，强健的白牙齿在哪里?哦，同银球、软木塞、救生圈一起下沉的世界，玫瑰色的头皮在哪里?哦，蛋，蛋白状的，哦，现在被嚼烂了的、光秃的世界，你冷冰冰、亮晶晶地躺在什么样的死亡之月下?

【注释】

[1] 占星术中黄道十二宫的第一宫。——译者注，下同。

[2] 艾尔·卡彭（1899——1947）：美国黑手党首领。

[3] 原是荷马的两部史诗之一，在这里泛指冒险，或讲冒险故事。

[4] 指犹太人大量迁入这一地区。

[5] 瑞士人阿尔干发明的一种结构科学的油灯。

[6] 英国18世纪作家斯威夫特的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中描写的一个幻想国度。

[7] 一种食品添加剂。

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

撒热喝凉，如特里马尔奇奥[1]所说，因为我们的大地母亲在中间，弄得像个鸡蛋似的，圆圆的，她身上有所有的好东西，像一个蜜蜂窝。

我在其中度过我一生中最重要岁月的那所房子只有三个房间。一间是我祖父在其中去世的房间。在葬礼上，我母亲悲伤得如此惊天动地，以致她都差不多要把我祖父从棺材里猛拽出来。我祖父的样子十分可笑，淌着他儿媳的眼泪，就好像他在为自己的去世而哭泣。

在另一间房间里，我姑妈生下一对双胞胎。当我听说双胞胎的时候，看到她如此瘦弱无力，我就对自己说——为什么是双胞胎?为什么不是三胞胎呢?为什么不是四胞胎呢?为什么停下?她这样瘦小，这样蓬头垢面，房间这样小——绿色的墙壁，角落里有一个肮脏的铁洗涤槽，然而这是房子里唯一能够生下双胞胎——或三胞胎，或公驴的房间。

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壁龛，在那里我得了麻疹、水痘、猩红热、白喉等等使时间在幸福和痛苦中无限伸展的儿童时代的可爱疾病，尤其是天意为我在床头上方安了一个带格栅的窗户，还有吃人妖魔的爪子抓住格栅，大汗淋漓，像红宝石一般滚下，有如河水般迅速奔腾，雨后春笋般飞快生长，吃着厚厚的嫩牛排，手脚却比铅还要重，或者像雪一样轻。手脚被时间的海洋或无数光的区域所隔开，脑袋像一粒沙子一样藏起来，脚指甲在雅典废墟下的极乐中腐烂。在这个房间里我听到的只有蠢话。我每一次得了一场这种新的可爱疾病，我父母就变得更加糊里糊涂。（“你就想一想，你小时候我把你领到洗涤槽跟前，我说，宝贝，你不要再从瓶子里喝水了，好吧?你说不，我就在洗涤槽里打碎了瓶子。”）轻手轻脚地（“轻手轻脚地”，斯麦尔加科夫将军说），说不清有多大年纪的老处女索诺夫斯卡小姐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连衣裙来到这个房间里。她带来了陈奶酪的味道——她的性欲在连衣裙底下变成了陈腐奶酪的味道，但是索诺夫斯卡小姐也随身带来了耶路撒冷之劫以及深深刺穿了耶稣的手以致留下永久窟窿的钉子。在十字军东征以后是黑死病，哥伦布以后是梅毒，索诺夫斯卡以后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没有人再认为全世界都得了疾病有多么奇妙。没有参照点，没有健康状况。上帝也同样会得伤寒热。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迟缓进展的光年。当我想起全欧洲都在与黑死病搏斗的那些世纪时，我就明白了，只要我们被咬对了地方，生活就会多么辉煌！在那种腐朽当中的舞蹈与寒热！欧洲也许永远不会再跳舞跳得如此销魂。还有梅毒！梅毒的到来！它在那里，就像一颗晨星悬挂在世界的边缘。

1927年，我在布朗克斯坐着听一个人读一个毒瘾癖的日记。那人几乎读不出来，他笑得那么厉害。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一个人吃了镇静剂躺着，神经如此紧张，把脚伸出了窗外，让他的上半身留在狂喜之中；而另一个人，他是同一个人，坐在布朗克斯，把肠子都快要笑出来了，就因为他不理解。

哎，梅毒的伟大太阳正在落下。低能见度：给布朗克斯，给美国，给整个现代世界的预报。由阵阵笑的狂风伴随的低能见度。地平线上没有新的星辰。大灾大难……只有大灾大难！

我在思考着那个上帝再生，人们将为上帝而战、而杀戮的时代，因为现在，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为食物而战。我在思考着那个工作将被忘却、书本在生活中拥有其真正地位的时代。也许那时候不再有别的书本，只有一本大书——一本《圣经》。对我来说，书即人，我的书就是我所是的这个人，我所是的这个困惑不解的人，这个粗心大意的人，这个草率鲁莽的人，这个精力旺盛、淫秽不堪、吵吵嚷嚷、富有思想、顾虑重重、满嘴谎言、极其真实的人。我在想，在那个未来时代，我将不会被忽视。那时候，我的历史将变得举足轻重，我留在世界面孔上的疤痕将有重要意义。我不会忘记，我正在制造历史，一种像下疳一样蚕食掉其他无意义历史的秘史。我不是将自己视为一本书、一篇记录、一份文件，而是视为我们时代的一部历史——一部所有时代的历史。

如果我在美国不幸福，如果我渴望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冒险、更多的表现上的自由，那么，这是因为我需要这些东西。我很感激美国让我明白了我的需要。我在那里服徒刑。现在我没有需要。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人。我是——这就够了。我不关心你的好恶；你相信我说的话是真是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如果你现在就在这里同我断绝关系，我也不在乎。我不是一个喷雾器，你可以挤一下，让它喷出一股细细的希望之雾。我看见美国在传播灾难。我把美国看作世界的邪恶祸根。我看见长夜来临，那个毒害了世界的蘑菇在根部枯萎。

所以，我是带着一种末日——无论是明天，还是三百年以后——的预兆，狂热地写这部书的，所以，由于我的思想不时突然停下，我也只得不仅勇敢地，而且绝望地一再重新点燃火焰——因为没有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来为我说这些事情。我的支支吾吾，我的探索，我对任何一种表达方法的探求，都是一种神圣的结巴。我被世界的辉煌崩溃搞得眼花缭乱！

每天晚上吃过饭后，我把垃圾拿到下面的院子里。上来的时候，我拿着空桶站在楼梯口的窗户那里看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圣心教堂。每天晚上，当我把垃圾拿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以辉煌的白色高高耸立在高地上的样子。给我灵感的不是圣心，不是我正想到的基督，而是一种胜于一位基督、大于一颗心的东西，是一种超越了我想到的万能上帝的东西——我自己。我是一个人。这对我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

我是一个上帝的人，一个魔鬼的人。说哪一个都合适。没有永恒的东西，没有绝对的东西。我面前始终是肉体的形象，我们一个阴茎两颗睾丸的三位一体之神。右面是圣父，左面垂得较低一点的是圣子，在他们中间的上方是圣灵。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神圣的三位一体是人为的，它将经历无限的变化——但是只要我们长着胳膊、腿从子宫里钻出来，只要我们头顶上有星辰驱使我们发疯，脚下有草坪缓和我们身上奇迹的冲击，这个肉体就将一直适合我们吹奏出的所有曲调。

今天是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在克利希广场坐着，沐浴在充足的阳光中。今天，在这儿坐在阳光里，我告诉你，我才不管他妈的世界毁不毁灭，不管世界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呢！它是——这就足够了。世界就是它所是的样子，我就是我所是的样子。我不是像一个盘腿坐着的菩萨说这话的，而是出于快乐的、不容怀疑的智慧，出于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在那里的这个，在我这里的这个，所有这一切，一切，不可解释的力量的合力。一种其秩序超越了理解的混乱。超越了人的理解。

作为人类，在黄昏时，在黎明时，在陌生的时刻，在神鬼出现的时刻，那种独自一人和独一无二的感觉使我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当我同芸芸众生走在一起，似乎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个斑点、一口痰的时候，我就想起自己一个人在空间中，在最辉煌的空荡荡大街包围中的一个单一存在，一个走在摩天大楼之间的人类二足动物，这时候其他居民已经逃走，我一个人走着，唱着，支配着大地。我不必到我背心口袋里去寻找我的灵魂；它一直都在那里，撞击着我的肋骨，随着歌声而膨胀、充气。如果我只是离开一个集会，在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一切都已死亡，那么，现在当我一个人以上帝身份在街上走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死亡的迹象不断出现在我眼前；但是，这种世界的死亡，一种不断进行着的死亡，它不是从外向内吞噬我，这种死亡就在我的脚下，从我身上往外移动，我自己的死亡总是领先于我一步。世界是我自己死亡的镜子，世界不比我死得更彻底，我在一千年以后比现在这个时刻更有活力，我现在正在其中死去的这个世界那时候虽然已死了一千年，还是比现在更有活力。当每一件事情都被经历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有死亡，没有遗憾，也没有虚假的春天；经历的每一个时刻都打开了更广大、更宽阔的地平线，这地平线只有去经历，它是无法逃避的。

梦想者只是在脖子以上梦想，他们的身体被扎扎实实地捆在电椅上。想象一个新世界就是每天去经历它，每一个思想，每一道眼光，每迈出一步，每做一个杀戮与娱乐的姿势，死亡始终领先一步。唾弃过去是不够的。称颂未来是不够的。人们必须表现得好像过去已经死亡，而未来则不可理解。人们必须表现得好像下一步就是最后一步，实际上它也是最后一步。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最后一步，一个世界也随之死亡，包括人们的自我。我们在这里属于一个从来没有终结的世界，过去从来不停止，未来从来不开始，现在从来不终结。这个我们抓在手里看见的从来不、从来不的世界，然而它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从来没有结束、从来没有形状可以被人认出的东西，都在那里，然而却不是全部，而是如此大大超出于全部的部分，这种全部只有上帝、数学家才能计算得出来。

笑！拉伯雷提出忠告。为你所有的罪恶而笑！在我们将所有那些假药倒进喉咙之后，就是耶稣也难以施展他那清醒、快乐的智慧。当衬里磨破掉下肚子时，一个人怎么还能笑呢?在他们，那些脸色苍白、下巴突出、悲伤、痛苦、庄严、严肃、天使般的鬼怪，给我们带来所有的痛苦之后，一个人怎么还能笑呢?我理解唆使着他们的那种背信弃义。我原谅他们的天分，但是一个人很难从他们制造的悲哀中解脱出来。

当我想起所有那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盲信者，想起那些不是盲信者而是纯粹的白痴，因为观念而被屠杀的人时，我开始强作笑脸。我说，封锁住每一条可能逃跑的道路，把盖子使劲盖在新耶路撒冷的上面！让我们一起跳舞，没有希望！洗过的和没洗过的，凶手和福音传教士，脸色苍白的家伙和四分之三的月亮，风向标和子弹头——让他们只是更紧密地聚合在一起，让他们在这种死胡同里焦急烦恼上好几个世纪吧！

要不就是世界太松弛，要不就是我绷得不够紧。如果我变得难以理解，我就会立即被理解。理解与不理解之间的差别只有头发丝那样细，甚至更细，一毫之差，中国与海王星之间的一线之差。无论我变得多么不正常，相差的比例却始终是一样的；这和清晰、精确等等无关。（等等很重要！）大脑会犯错误，因为它是一部过于精确的仪器；丝线碰在桃花心木的节子上，碰到雪松、乌木等硬东西，就会折断。我们谈论现实，就好像它是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的东西，一首钢琴练习曲或一节物理课。黑死病随十字军的归来而至。梅毒随哥伦布的归来而至。现实也将来临！基本的现实，我的朋友克朗斯塔特说。引自一首写于海底的诗……

预言这个现实，要么只有一毫之差，要么就有一百万光年之差。这差别是街道的交叉所形成的量。一个量就是人们试图将自己挤进参照系所造成的功能紊乱。一个参照就是从旧雇主那里被解雇，也就是说，是一场旧的疾病分泌出的一种黏液。

这些是诞生于那条街上的思想，有癫痫症状的那一类。你弹着吉他走出去，琴弦绷断——因为观念在形态上没有被嵌入。要回忆梦境，人们必须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只要稍一动弹，整个结构分崩离析。在街上，我将自己暴露给我周围的毁灭性瓦解因素。我让一切都带我陷入它自己的大混乱中去。我弯下腰暗中监视这些秘密过程，服从而不是支配。

我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部分已经永远消失了。很大很大的部分消失、散布、浪费在谈话、行动、回忆、梦想中。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我是在过一种生活，一个丈夫、一个恋人、一个朋友的生活。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在过着多种生活。因此，我选择来视为我的故事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它都湮灭，淹没了，不可分解地同其他人的生活、戏剧、故事融合在一起了。

我是一个旧世界的人，一颗被风移植的种子，一颗没有在美国这块蘑菇般迅速发展的绿洲中开花的种子。我属于过去的那棵大树。我在肉体上、精神上的忠贞，是在欧洲人这一边，那些曾经是法兰克人、高卢人、北欧海盗、匈奴人、鞑靼人等等的欧洲人。适合我身心的气候在这里，这里有活泼与腐朽。我不属于这个世纪，我为此感到骄傲。

对于那些不能胜任启示行为的占星家，我要在我的死亡宇宙的边缘附加上一些占星术用的笔画出的道道……

我是下疳，前后左右横行霸道的螃蟹。我在陌生的热带地区活动，经营烈性炸药、尸体防腐剂、碧玉、没药、祖母绿、清澈的鼻涕、豪猪的脚趾。因为天王星越过我的黄道，所以我过于喜欢窟窿眼儿、热猪肠及水瓶。海王星控制了我的星位。这意味着我是由清水般的液体构成的，我容易挥发，充满幻想，靠不住，有独立性，转瞬即逝，而且好争吵。屁股底下放一个热垫子，我可以扮演吹牛家或小丑，扮得像任何人一样好，无论他是在哪一宫下诞生的。这是一幅只画缺失部分的自画像——一只锚，一只开饭铃，一把胡子的残余，一头奶牛的臀部。一句话，我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游手好闲者。除了天赋以外，我绝对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花大力气去显示，但是，即使在一个懒散天才的一生中，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不得不跑到窗口去，把多余的行李扔掉。如果你是一个天才，你就必须这样做——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而只是要建立一个你自己的可以理解的小小世界，它不会像一只走八天的钟，发条走完后就停下！你扔出去的东西越多，你就越受到邻居的敬仰。直到你发现自己一个人在最高层次。那时候，你就在脖子上绑一块石头，脚朝下跳下去。这会引起神秘解释的释梦同涂油膏所致的汞毒性口炎一起完全毁灭。你有晚间的梦，白天的狂笑。

所以，当我站在小拇指酒吧旁，看见这些人四分之三的脸从地狱的活板门里冒出来，用滑轮和支架拖拉火车头、钢琴、痰盂时，我就对自己说：“妙！妙！所有这些小玩意儿，所有这些放在银盘子上送到我跟前的机械！很妙！妙极了！这是我睡着时创作的一首诗。”

我关于写作学到的一点点东西就是这个：它不是人们认为它是的那个样子。它绝对因人因时而异。例如瓦尔帕莱索[2]。当我说瓦尔帕莱索的时候，它指的是某种同它以前所指的任何事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指一个一颗门牙也没有的英国娘儿们和站在街中间招徕顾客的酒吧女招待；它可以指一个穿丝绸衬衫的天使，他那缠绕丝带的手指在一架黑色竖琴上飞舞；它可以指一个土耳其苏丹的宫女，有蚊帐围绕着她的屁股；它可以指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件，或者什么也不指；但是无论它指什么，你都可以肯定，它将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新的东西。瓦尔帕莱索始终是终结前的五分钟，在秘鲁的这边一点儿，或许还要近三英寸。它是你发着烧偶然走完的平方英寸，因为你屁股底下有一个热垫子，还有圣灵在你肠子里——包括矫形术的错误。它意味着“撒热喝凉”，如特里马尔奇奥所说，“因为我们的大地母亲在中间，弄得像个鸡蛋似的，圆圆的，她身上有所有的好东西，像一个蜜蜂窝”。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用我拿在手里的这把小小的万能开罐器，我正要打开一罐沙丁鱼。用我拿在手里的这把小小的开罐器，这完全一样——你要开一盒沙丁鱼，还是一家药店。这是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已经告诉你好几次了，尽管这是一个乏味、邋遢、令人缅怀往事的春天，温度计把我逼得像一只臭虫一样发疯。你以为我一直坐在克利希广场，也许是在喝着开胃酒。事实上，我是坐在克利希广场，但那是两三年以前。我确实站在小拇指酒吧旁，但那是很久以前，从那以后一只螃蟹一直在咬我的命根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地铁（头等厢）里以这句话开始的：“我曾经是的那个人，我现在不再是他了。”

走过铁路调车场的时候，有两件可怕的事情把我烦得要命——其一，如果我把眼睛稍稍抬高一点儿，眼睛就会从我的脑袋上迸出去；其二，我的肛门正在掉出来。有一种紧张状态如此强烈，以致全部思维过程立即变成菱形六面体了。我考虑到静止，想象全世界都宣布度假。在那天，有那么多自杀的，以致都没有足够的车来拉尸体。从波特那里的铁路调车场走过，我闻到从牲口列车上传来令人作呕的恶臭。就像这样：今日全天，昨日全天——当然是三四年以前——它们一直身体紧挨，心惊胆战、满身大汗地站在那里。它们的身体满含着厄运。从它们身旁经过时，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的思想水晶般清澈。我这样急于要吐出我的思想，以至于竟在黑暗中从它们身边跑了过去。我也十分害怕。我还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嗓子冒烟，满含着厄运。我从它们身边经过，就像一封邮寄的信件。要不然不是我，而只是某些念头，我只是这些念头的通报者。这些念头已经贴上标签，做好记录，已经封好，盖上戳子，印上水印图案。它们——我的念头串联着闪过，像带电的线圈。是超越幻想生活呢，还是带着幻想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在我内心，有一颗令人惊叹的宝石，它不会磨损，一颗我夜间逃走时用来划窗玻璃的宝石。牲口哞哞、咩咩地叫着。它们在那里，站在自己粪便的热烘烘恶臭中。我现在又听到A小调四重奏的音乐，听到琴弦一阵阵痛苦激动的拨弄声。我内心有一个疯子，他乱劈乱砍，直至他最终消除了混乱。完全消灭，同较少的、较模糊的消灭相区别。以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肃清的了。一个光轮迅疾滚到悬崖跟前——从悬崖滚进无底深渊。我，贝多芬，我创造了它！我，贝多芬，我摧毁了它！

从现在起，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正在进入墨西哥。从现在起，一切都将奇妙而美好，惊人地美，惊人地妙。越来越惊人地美妙。从现在起，不再有晾衣绳，不再有背带，不再有法兰绒衬衣。总是夏天，一切都忠实于形式。如果是一匹马，那它就始终是一匹马。如果是中风，那它就是中风，而不是圣维特斯舞蹈症。没有凌晨时的妓女，没有栀子花。没有街沟里的死猫，没有汗。如果是一片嘴唇，那它就一定是一片永远颤抖的嘴唇。因为在墨西哥，女士们先生们，始终是正午，发光的是倒挂金钟，死去的就是死去的，而不是鸡毛掸子。你躺在水泥床上，像一支乙炔火炬一样睡觉。当你发现一样东西是丰富的，那它就是富源；当你发现它不是丰富的，那它就是痛苦，比痛苦更糟。没有琶音，没有装饰音，没有华彩段乐章。要么你抓住线索；要么你不抓住线索。要么你以纯粹的旋律开始，要么你以防腐溶液开始。但是没有炼狱，没有长生不老药。这是第四田园诗，或者第十三区！

【注释】

[1] 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萨蒂利孔》中一位经常大宴宾客的暴发户。

[2] 智利中西部港口城市。

一个星期六下午

这赛过读维吉尔。

这是一个星期六下午，这个星期六下午截然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星期六下午，但又绝对不像一个星期一下午或星期四下午。在这一天，我骑车去纳伊桥，经过罗宾逊小岛。岛的另一头是教堂，教堂里的小塑像有如钟状花冠口中的子叶。我是这样有一种在家的感觉，以至于感到，我竟然出生在美国，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平静的水面上有渔船，有标明航道的铁桩，有拖着长长的弧度、吃水很深的拖船，有黑色的敞舱驳船和明晃晃的支柱，天空从不变化，河流弯弯曲曲，群山起伏，环抱着山谷，一幅永远在千变万化然而又经久不变的全景图，三色旗固定标志下生活的多样化与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塞纳河的历史，它在我的血液中，并将进入那些在一个星期六下午随我之后沿着岸边而行的人们的血液中去。

当我沿着去默东的路，在布洛涅那边的桥上经过时，我掉转头，驶下山进入了塞夫勒。从一条无人的街道上经过，我看见一个花园里的小餐馆；阳光正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照得桌子闪闪发光。我下了车。

什么东西赛过读维吉尔或熟记歌德（一切易逝的东西都只是一种比喻，等等）呢?嘿，在伊西莱穆利诺的室外凉棚下吃一顿八法郎的饭。然而我是在塞夫勒。没关系。近来我一直在想写一本我想象在伊西莱穆利诺发现的《狂人日记》。因为这个狂人主要是我自己，所以我不是在塞夫勒而是在伊西莱穆利诺吃饭。女招待拿着一小瓶啤酒走过来时，狂人说什么?在你写作时不要担心出错。传记作家会解释一切错误的。我想起我的朋友卡尔，他最近花了四天时间着手描绘他正写到的那个女人。“这个我没法做！这个我没法做！”他说。很好，狂人说，让我来为你做这个。开始！这是主要的事情。假定她的鼻子不是鹰钩鼻?假定这是一只很漂亮的鼻子呢?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一幅肖像一开始就弄得很糟糕，这是因为你不是在描绘你心目中的那个女人：你考虑得更多的是那些将观看肖像的人，而不是为你而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拿范诺登来说——他是另一个例子。他两个月来一直在试着写他的小说。每次我遇见他，他的书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头，但从来就只是开头。昨天他说：“你看见了我的问题所在。这不光是一个如何开头的问题：第一句话就定下了全书的基调。这里是我几天以前写的一个开头：但丁为一个叫作H——的地方写了一首诗。H加破折号，因为我不想在书刊审查官那里惹什么麻烦。”

想一想一本以H加破折号开头的书吧！一个小小的私人地狱绝不会得罪书刊审查官吧！我注意到，惠特曼开始写一首诗时，他这样写：“我，沃尔特，现在三十七岁了，身体完全健康！……我随兴之所至……我热爱我自己……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躁动，丰满，性感，吃喝，繁殖……拆掉门上的锁！从门框上拆掉门本身……在此或从今往后，对我完全一样……我以我的真实面目存在足矣……”

对沃尔特来说，始终是星期六下午。如果那女人难以描绘，那他就承认这一点，在第三句话那里就停下来。下个星期六，天气允许的话，他就可以补上一颗缺掉的牙齿，或踝部。一切都可以等待，可以等待它的时机。“我绝对接受时间老人。”而我的朋友卡尔，他有着臭虫般的活力，却急得尿裤子，因为四天过去了，他手里只有一张底片。“我不明白，”他说，“为什么我会死——不包括不幸的意外事故。”然后他搓着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实践他的不朽。他就像藏在墙纸背后的一只臭虫。

热辣辣的太阳晒透了凉棚。我神志昏迷，因为我在迅速死亡。每一秒钟都很重要。我没有听见刚才滴答过去的那一秒钟——我像疯子一样依恋着还没有报告自己到来的这一秒钟……什么东西赛过读维吉尔呢?这个！这个还没有在滴答声或节拍中界定自己、不断扩张的时刻，这个摧毁了一切价值、地位、差别的永恒时刻。这个时刻正从一个隐藏的源泉往上往外喷涌。没有真理可言，没有智慧可以传授。喷涌与潺潺声，同时对所有人说话，到处，用所有的语言。现在是疯狂和清醒之间最薄的一层面纱。现在一切都如此简单，以致一切都是骗人的。从这大醉的山巅，人们驱车下到健康的高原，人们在那里读维吉尔、但丁、蒙田以及所有那些只谈论那个时刻、那个永远被听到的扩张的时刻的其他人……同时对所有人谈话。喷涌与潺潺声。这是我把酒杯举到嘴边，同时看到苍蝇停在我的小手指上的时刻；苍蝇对这个时刻来说，就像我的手，像手里拿着的酒杯，像酒杯里的啤酒，像随啤酒一起产生又随啤酒一起消失的想法一样重要。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在此时懂得了，一个“去凡尔赛”或“去叙雷讷”的标志，以及所有指示这个或那个地方的标志，都应该不予理睬，人们应该始终走向没有标志指示的地方。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我选择坐在那里的那条无人街道人山人海，而所有那些人山人海的街道则空空如也。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任何餐馆都是真正的餐馆，只要它不是别人指给你的就行。这是最好的食物，虽然这是我尝过的最糟糕的食物。这是除了天才以外没有人碰的食物——总是伸手就可以够着，容易消化，让你吃了还想吃。“罗克福尔干酪，味道怎么样?”女招待问。好得不能再好了！自干酪生产以来最不新鲜、蛆虫最多、最劣等的干酪，爬满了但丁、维吉尔、荷马、薄伽丘、拉伯雷、歌德的蛆虫，曾经有过并钻进干酪的所有蛆虫。想吃这块干酪，人们还必须得有天分。这是我将自己埋在其中的干酪，我，米格尔·费奥多·弗朗索瓦·沃尔夫冈·瓦伦丁·米勒。

引桥是用鹅卵石铺的。我把车骑得这样慢，以致每一块鹅卵石都分别向我的脊柱传去一个截然不同的信息，并通过脊椎一直传到那只疯狂的笼子，延髓在其中闪亮着它的信号灯。当我在塞夫勒过桥时，看看我的左右，我在过任何桥，无论它是在塞纳河、马恩河、乌尔克河、奥德河、卢瓦尔河、洛特河、香农河上，还是在利菲河上，无论是在东河上，还是在哈得孙河、密西西比河、科罗拉多河、亚马孙河、奥里诺科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伊利瓦第河上，我越过任何一座桥时，也就越过了所有的河，包括尼罗河、多瑙河、伏尔加河、幼发拉底河。在塞夫勒过桥时，我像疯子圣保罗一样喊叫——“哦，死亡，你的刺痛在哪里?”我后面是塞夫勒，前面是布洛涅，但是在我脚下经过的这，这在某个地方以无数同时存在的细流发源的塞纳河，这来自亿万个源头的平静的喷涌，这面携着云彩前进并窒息了过去的镜子，奔腾向前，向前，向前，而我则在镜子和云彩之间横向运动，我，一个完全的法人实体，一个结束了无数世纪的宇宙，我和我脚下经过的这，在我头顶上飘过的这，以及我全身奔腾的一切，我和这，我和那，结合成一个连续的运动，这塞纳河和有桥跨过的每一条塞纳河都是一个正骑自行车过桥的人的奇迹。

这赛过读维吉尔……

回头朝圣克卢而去，轮子转得非常慢，疯狂的灰色笼子里的记速器喀哒喀哒地响着，像放新闻片。我是一个其测压计完好无损的人；我是一个机器上的人，机器操纵着一切；我捏着刹车骑车下山；我可以同样心满意足地踩古代惩罚犯人的踏车，让镜子在我头顶上过，历史在我脚下过，或者相反。我骑着车，沐浴在充足的阳光里，一个除了光的现象以外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人。圣克卢山在左面高耸在我面前，树木俯身在我头顶上，用树荫遮蔽着我，道路很平坦，漫长且没有尽头，小塑像像子叶一般在教堂的钟里。一切中世纪或中年都是好的，无论在历史还是在人身上。阳光充足，道路向每一个方向伸展，所有道路都是下坡。我不会把道路铲平，也不会消除任何颠簸。每一次颠簸都给信号塔传去一个新的信息。我记下了经过的所有地点：要追溯我的思想，我只须追溯我的旅程，重新感受这些颠簸。

在圣克卢桥那里我完全停下。我不慌不忙——我有一整天要消磨。我把自行车放在树下的支架里，去小便池撒尿。全是肉汁，甚至小便池里也是。当我站在那里望着房子正面的时候，一个娴静的年轻女人把头探出窗外，盯着我看。有多少次我这样站在这个笑眯眯的仁慈世界里，阳光沐浴着我，小鸟儿叽叽喳喳疯狂啼叫，有一个女人从敞开的窗户往下看我，她的微笑碎成了柔软的小点点，小鸟将它们采集在嘴里，存放在小便池的底部，水在那里富有旋律地汩汩流淌。一个男人走过来，裤裆敞开着将他膀胱里装的热腾腾的东西浇在正溶解的碎屑上。就这样站着，心扉敞开着，裤裆敞开着，膀胱敞开着，我似乎回想起我去过的每一个小便池——所有最愉快的感觉，所有最奢侈的回忆，就好像我的大脑是一个被许多垫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沙发，我的一生就是在一个使人懒洋洋的炎热下午打了一个长长的瞌睡。美国放了一个尿壶在芝加哥的巴黎展览中心，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认为它应该在那里，我认为这是法国人应该欣赏的一件礼物。对了，倒是没必要在它上面飘扬三色旗。这太过分了一点儿！然而，一个法国人怎么会知道，首先吸引美国参观者的目光，使他激动，使他一直暖到内脏里面的东西之一，就是这只无处不在的尿壶呢?一个法国人怎么会知道，美国人在看一个公共小便池或小便斗或诸如此类随便你愿意叫它什么的东西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的事实：他是在一个承认不时有撒尿必要的民族中间，这个民族还知道，撒尿的时候，人们必须得用阴茎，如果不是当众撒尿，就得在背地里撒尿，在街上撒尿并不比在地下让一个老流浪汉盯着你，不准你小便更不合适。

我是一个大量撒尿、经常撒尿的人，他们说这是伟大精神活动的一种标志。无论它怎么样，我知道，当我在纽约街上行走时，我是在不幸之中。我不断想知道，下一步该在哪里停下，我是否能坚持那么久。冬天，在你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饥肠辘辘的时候，中途停下，在一个暖洋洋的地下公用厕所里待几分钟，真是不错，春天到来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人喜欢在阳光里，在盯着你、朝你微笑的人们中间撒尿。虽然蹲下在一个磁壶里放空其膀胱的女性并不怎么雅观，但是，有任何感觉的人都不会否认，看着男性站在一块锡板条后面，带着那种心满意足、悠闲自在的空洞微笑，那种长久的、怀旧的、舒适的眼神往外观望人群，是一件好事。把满满的膀胱放空是人类的一大快乐。

我专门喜欢去某些小便池——如聋哑人收容所外面的破旧车辆，在圣雅克街和拉贝德莱佩街的拐角；或者卢森堡公园附近“赫金森轮胎”那里的那一个，在达萨斯街和基纳美街的拐角。这里，在春天里一个暖和的夜晚，由于什么样一连串互相关联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只是我重新发现了我的老朋友鲁滨逊·克鲁索。整个晚上都是在回忆、在痛苦和恐怖中度过的，快乐的痛苦，快乐的恐怖。

“这个人一生的奇迹”——原版本的序言这样说——“超过了现在可以发现的一切；一个人的一生几乎不可能经历更大的变化。”这个岛现在大家知道叫多巴哥，在浩瀚的奥里诺科河的入海口，在特立尼达西北三十海里的地方。鲁滨逊在那里孤独地生活了二十八年。沙滩上的脚印如此漂亮地凸现在封面上。那个星期五。伞……为什么这个简单的故事使18世纪的人如此着迷呢?请看拉鲁斯词典：

……关于一个人的冒险故事，他被抛到一个荒岛上以后，找到了自给自足的手段，甚至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相对的幸福，这在另一个人类——野蛮人星期五——到来之后得以完成，是鲁滨逊把他从敌人手里夺下来的……这部小说的趣味不在于心理上的真实，而在于大量详细的细节，这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印象。

所以，鲁滨逊不仅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手段，而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种相对的幸福！妙哉！一个满足于相对幸福的人，因而是一个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是一个前基督徒！把这个故事带到最新的时代，把拉鲁斯词典抛开，我们要在这里讲一个想要为他自己建立一个世界的艺术家，一个关于也许是第一个真正的神经病患者的故事，他自己凿沉了船，为的是在他时代之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他可以和另一个人类，甚至一个野蛮人分享。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将他的神经病冲动付诸实施的时候，尽管他独自一人在荒岛上，也许除了一支旧猎枪和一条破裤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可他确实找到了相对的幸福。一段清白的历史，有两万五千年的后马格德林时代的进步埋在他的神经细胞中。18世纪的相对幸福观念！在星期五到来时，虽然星期五只是一个野蛮人，不说鲁滨逊的语言，但圆却完成了。我想再读一下这本书——将在某个下雨天读。一本卓越的书，达到了我们了不起的浮士德文化的顶点。像卢梭、贝多芬、拿破仑、歌德那样的人刚冒出地平线。整个文明世界用九十七种语言整夜整夜不睡觉读着它。一幅18世纪现实的图画。从此以后不再有荒岛。从此以后一个人无论碰巧生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荒岛。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文明沙漠，他在上面遭遇失事的自我之岛：幸福，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都是不可能的。从此以后，每个人都逃离自己去发现一个想象的荒岛，实践鲁滨逊·克鲁索的这场梦。追随着麦尔维尔、兰波、高更、杰克·伦敦、亨利·詹姆斯、D.H.劳伦斯等等成千上万的经典作家。他们当中没有人找到幸福。兰波找到了癌。高更找到了梅毒。劳伦斯找到了结核病。瘟疫——就是它。管它是癌、梅毒、结核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瘟疫！现代进步的瘟疫：殖民化、贸易、免费《圣经》、战争、疾病、假肢、工厂、奴隶、疯狂、神经病、精神变态、癌、梅毒、结核病、贫血症、罢工、闭厂停工、饥饿、无效、空虚、不安、奋斗、绝望、厌倦、自杀、破产、动脉硬化、夸大狂、精神分裂、疝、可卡因、氢氰酸、恶臭炸弹、催泪瓦斯、狂犬、自我暗示、自我陶醉、心理治疗、水疗、电按摩、吸尘器、干肉饼、粒状麦粉、痔疮、坏疽。没有荒岛。没有天堂。甚至没有相对幸福。人们如此疯狂地逃离自己，以致他们在冰块底下，在热带沼泽地里寻求拯救，要不然他们就爬上喜马拉雅山或者在同温层使自己窒息……

使18世纪人们着迷的是末日的幻景。他们已经活够了。他们要一步一步地追溯着，重新爬回到子宫里。

这是拉鲁斯词典的附录……

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小便池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书里包含什么内容，真是太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读书的时刻，是包含着书的时刻，是明确并且始终把书放在一间房间的生活氛围中的时刻。这间房间阳光明媚，有着使人康复的气氛，普通的椅子，破地毯，做饭洗涤的味道，母亲的肖像显得很重要，像图腾崇拜似的，窗户临街而开，投射出懒洋洋伸展的杂乱形象，多节的树木，电车线，房顶上的猫，从晾衣绳上跳下来的零碎噩梦，正关上的酒馆门，打开的阳伞，结成块的雪，滑倒的马，飞转的发动机，结了霜的窗玻璃，发芽的树木。鲁滨逊·克鲁索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至少对我来说——我在其中发现它的那个时刻。它继续活在越来越大的幻觉效应中，一种充满着幻觉效应的生活的生动部分。对我来说，鲁滨逊·克鲁索和维吉尔的某些部分属于同样的范畴——或者，现在是什么时候?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起维吉尔，我就自动想起——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认为维吉尔是一个秃头，戴着眼镜，往后翘着椅子，在黑板上留下了一个油印渍；一个神志不清、张着大嘴的秃头，他连续四年来每星期有五天装作神志不清；一张满口假牙、发出这样一些奇怪的天书般胡言乱语的大嘴：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1]。我生动地回想起他说这句话的发音中所带有的那种亵渎神圣的欢乐。一句了不起的话，据这个秃头、凸眼珠的婊子养的所说。我们审视这句话，从语法上分析它，我们拾他的牙慧，我们将这句话像鱼肝油一般吞下，我们将它像治消化不良的药一般咀嚼，我们像他那样张开大嘴，我们一年又一年在一周的五天里一天接一天地复制着奇迹，就像磨损的唱片，直到维吉尔完蛋，永远离开我们的生活。

但是每次这个凸眼珠杂种张开大嘴，吐出这个辉煌句子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一刻让我听到的最重要的话——现在是什么时候?马上该去上数学课了。马上该去休息了。马上该去洗餐具了……我是一个将对维吉尔和他那句操蛋的“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诚实的个人。我不脸红，不结巴，没有一点儿不知所措，没有一点儿遗憾或后悔地说，在厕所里的休息值一千个维吉尔，过去值，也将永远值。在休息时我们觉悟起来。在休息时我们这些非犹太教徒，这些没有更好意识的人变得神志不清：我们从小隔间跑进跑出，把门关得砰砰响，把锁弄坏。我们似乎得了震颤性谵妄。在我们用食品互相开火、大叫大骂、互相绊跟头时，我们不时念念有词——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我们引起的噪音如此之大，造成的损坏如此之多，以致当我们这些非犹太教徒去厕所的时候，拉丁文教师竟跟着我们一起去，或者如果他那天在饭馆吃饭，那么历史教师就跟我们进去。他们会做怪脸，站在厕所里，手里拿着抹了黄油的美味三明治，听我们这些小家伙放屁及发出粗厉的叫声。他们一离开厕所，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们就高声唱起歌来，这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但是这无疑是一种大受那些戴眼镜的教授们忌妒的状况，尽管他们很有学问，但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时常使用厕所。

哦，厕所里的奇妙休息！我对薄伽丘、拉伯雷、佩特罗尼乌斯、《金驴记》等的知识，都要归功于这些休息。你可以说，我所有有益的阅读都是在厕所里进行的。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是读《尤利西斯》，或一本侦探小说。《尤利西斯》中有些段落只能在厕所里读——如果人们想要充分吸取其内容的味道的话。这不是诋毁作者的才能。这只是要使他更接近那出色的一伙：阿伯拉尔、彼特拉克、拉伯雷、维永、薄伽丘——所有那些卓越的、精力充沛的真正精灵，他们承认大粪就是大粪，天使就是天使。卓越的一伙，没有维吉尔的那句话。厕所越是摇摇欲坠，越是要塌似的，就越好。（小便池也一样。）要欣赏例如拉伯雷——像“如何重建巴黎城墙”那一段——我就推荐一个简陋的农村厕所，在一块玉米地里的一个户外厕所，有从门里照射出来的一小片新月状的光亮。没有按钮好揿，没有链子好拉，没有粉红色手纸。就一个做工粗糙的座，大到足够把你的屁股框在里面，还有两个适合于其他屁股尺寸的洞眼。如果你能带一个朋友来，让他坐在你旁边，那就好极了！一本好书在好伙伴中总是会得到更多的欣赏。你可以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户外厕所里消磨掉美好的半小时——将终生伴随你的半小时，以及它所包含的书，及其味道。

我说，你把一本伟大的书带到厕所去，绝无损于它的伟大。只有渺小的书才会因此而受损。只有渺小的书才会被当作擦屁股纸。《小恺撒》[2]就是这样一本书，现在已被翻译成法语，构成了《激情》系列。翻着书页，就好像我又回到家里，读着大字标题，听着他妈的收音机，坐着铁皮马车，喝着廉价杜松子酒，用玉米棒子操初出茅庐的妓女，把黑鬼吊死，活活烧死。这是让人拉肚子的东西。《大西洋月刊》或其他月刊，都是同样情况，奥尔德斯·赫胥黎、格特鲁德·斯泰因、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德莱赛，等等，等等，都是这么回事。当我将这些老家伙带到抽水马桶那里去的时候，我并没有听到我内心有钟声响起。我一拉链子，他们就进了下水道。流入塞纳河，进了大西洋。也许一年以后，他们又冒出来——在康尼岛、米德兰海滨、迈阿密的岸边，同死水母、蜗牛、蛤蜊、废避孕套、粉红色手纸、昨天的新闻、明日的自杀在一起……

不再从钥匙孔里窥视！不再在暗中手淫！不再有公开的忏悔！从门框上拆掉门！我想要一个女性生殖器在其中显现为一道天然纯洁缝隙的世界，一个对骨骼、轮廓、天然原色有感受力的世界，一个对其动物起源既害怕又尊敬的世界。我讨厌看所有痒痒的、乔装打扮的、毁形的、理想化的窟窿眼儿。暴露出神经末梢的窟窿眼儿。我不要看少女偷偷在闺房里手淫，或咬指甲，或揪头发，或躺在一张满是面包屑的床上读整整一章书。我要马达加斯加人葬礼上用的杆子，动物叠动物，最上面是亚当和夏娃，夏娃的两腿之间有一道天然纯洁的缝隙。我要两性人，真正的两性人，而不是带着萎缩的阴茎或干窟窿眼儿走来走去的冒牌货。我要一种古典式的纯粹，大粪就是大粪，天使就是天使。例如，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英译本。不是威克利夫[3]的《圣经》，不是拉丁文《圣经》，不是希腊文《圣经》，不是希伯来文《圣经》，而是那部辉煌的、致命的《圣经》。它的产生，是在英语全盛时期，是在两万词汇就足以建立一块永久的丰碑的时候。一部用瑞典语或爪哇语写成的《圣经》，一部给霍屯督人或中国人读的《圣经》，一部不得不在法语的流沙中蜿蜒曲折地流淌的《圣经》，都不是《圣经》——这是假货、冒牌货。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英译本是由一个碎骨机的种族产生的。它复活了原始奥秘；复活了强奸、凶杀、乱伦；复活了癫痫、性虐待狂、夸大狂；复活了魔鬼、天使、龙、海中怪兽；复活了魔术、驱邪、传染病、符咒；复活了兄弟残杀、弑君、弑父、自杀；复活了催眠术、无政府主义、梦游；复活了歌曲、舞蹈、马戏表演；复活了占卜、阴间、神秘、奥秘；复活了权力、邪恶、光荣，这光荣就是上帝。一切都以巨大的规模出现，加了盐、香料，以便一切都能持续下去，直到下一个冰河时代。

一种古典的纯粹，然后——让邮政当局见鬼去吧！因为，如果古典作家们真的一直活下去不死，而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一切却在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能够活着呢?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的盐保护了他们，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不受时间的蹂躏呢?当我读佩特罗尼乌斯或阿普列尤斯或拉伯雷时，他们显得多么接近啊！那种咸味！那种动物园的味道！马尿和狮子粪的气味，老虎的呼吸和橡皮的气味。污秽、欲望、残酷、厌烦、智慧。真正的阉人。真正的两性人。真正的阴茎。真正的窟窿眼儿。真正的宴席！拉伯雷用人类的窟窿眼儿重建了巴黎的城墙。特里马尔奇奥把他自己的嗓子弄得痒痒的，连他自己的肠子都吐了出来，在他自己的泔水中打滚。在圆形剧场里，一个高大、睡眼惺忪的性反常者一般的恺撒心情沮丧，懒洋洋地躺着，狮子、豺、鬣狗、老虎、金钱豹都在嘎吱嘎吱地嚼着真正的人骨头——而前来的人——殉道者和低能儿，正走上金色的楼梯，高呼哈利路亚！

当我涉及厕所的主题时，我重新经历了我的某些最好的时光。站在布洛涅的小便池那里，圣克卢山在我的右边，窗户上的女人在我上边，太阳晒在平静的河水上，我看见我这个古怪的美国人正将这种宁静的感受传递给那些将随我而来的其他美国人，他们将在法国某个迷人的角落站在充足的阳光里，把他们饱满的膀胱放空。我祝愿他们一切都好，不要有肾结石。

我顺便推荐一下我很了解的某些其他小便池，那里也许没有女人对你微笑，但是那里有一堵断墙、一座旧钟楼、一座宫殿的正面、一个满是彩色遮篷的广场、一个马槽、一座喷泉、一群鸽子、一个书摊、一个蔬菜市场……法国人几乎总是选对了地方来建他们的小便池。我立即想起在卡尔卡松的一个小便池，如果我选好时间，它会让我看到那个城堡无可比拟的景象。它的位置如此之好，除非一个人有负担，或心神错乱，不然它必然会令人升起同样的汹涌澎湃的自豪感，同样的惊奇与畏惧，同样的对此景象的强烈依恋。疲惫的骑士或修道士曾歇在山脚下，那里现在奔腾着冲刷掉时代风尚的小溪，当他们抬头注视在风卷残云的天空映照下被炮火熏黑的可怖塔楼时，他们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我立刻又想到另一个小便池——就在阿维尼翁[4]的教皇宫外面。离那个迷人的小广场仅一箭之地。在春天的夜晚，广场上几乎尽是天鹅绒和花边、面具和五彩纸屑；时光如此静静流淌，以至于人们可以模糊听见小号吹响，过去像幽灵般溜过，然后淹没在深沉的击锣声中，粉碎了夜晚的无声音乐。离那个红灯闪耀的朦朦胧胧的小区仅一箭之地。在那里，你会在傍晚的清凉中发现弯弯曲曲的小街道上有忙忙碌碌的活动，女人们穿着泳装或者衬衣，懒洋洋地在门前台阶上，嘴里叼着香烟，招呼过路行人。夜幕降临时，墙壁似乎长到一块儿去了，从汇集到广场的各个小巷里拥来一帮好奇的饿汉，他们堵住了狭窄的街道，成群结队地到处乱转，像拖着尾巴寻找卵细胞的精子一样，无目的地冲到这里，冲到那里，最后被妓院敞开的无底洞吸了进去。

现在，当人们站在教皇宫旁边的小便池那里时，他们几乎不知道这另一种生活。教皇宫巍然屹立，冷冰冰的，像坟墓一般，面对着一个荒凉空旷的广场。它对面是一幢样子可笑的建筑物，叫作音乐学院。它们立在那里，隔着一块空地面面相觑。教皇们离去了。音乐没有了。一个辉煌时代的一切光彩和言论全消失了。要不是因为学院后面的那个小区，谁会想象教皇宫高墙里面的那种生活曾经是什么样子?在这座坟墓曾经活着的时候，我相信，教皇宫和底下弯弯曲曲的小巷是不分开的；我相信，那些肮脏破旧，用碎瓦做屋顶的小房子一直排列到教皇宫门前。我相信，教皇从他豪华的窝里走出来，进入明媚的阳光中时，他立即就和他周围的生活沟通了。壁画上仍然保留了那种生活的某些痕迹：户外的生活、狩猎、钓鱼、赌博、鹰、犬、女人、闪光鱼。一种奔放的天主教式的生活，有强烈的忧郁，也有焕发的青春，由罪恶、慈悲、悔悟构成的生活，一种由浅褐色和金棕色、由染有酒渍的袍子和橙红色流体构成的生活。教皇宫一个角落里有一间神奇的小房间，在那里人们可以俯瞰阿维尼翁各种令人难忘的屋顶和罗讷河上的断桥。在这间他们说教皇写训令的房间里，壁画仍如此之新，如此自然，如此充满生气，甚至这个今天是教皇宫的坟墓也似乎比户外世界更生气勃勃。人们可以想象，教会的一位伟大神父坐在他的写字台旁，面前放着一份教皇训令，胳膊肘旁边有一只大酒杯。人们还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个胖乎乎的漂亮荡妇坐在他的大腿上。而楼下，在那宽敞的大厨房里，各种动物正被叉子叉着在火上烤，教会的其他上层人物——一帮饕餮之徒，正在高墙深院的舒适与安全感中心满意足地狂喝滥饮。没有教会宗派，没有无益而琐细的分析，没有精神分裂。当疾病来临时，它横扫了贫民窟和宫殿，横扫了富有的教皇住地，也横扫了穷困的农民住地。当上帝之灵下凡到阿维尼翁时，它没有在路对面的音乐学院那里止步，它穿透高墙、肉体、等级。它在红灯区和山上都同样声势浩大地蔓延。教皇不可能把他的女人们抱起来放到一边就没事了。墙里墙外是一种生活：信仰、私通、流血。基本的色彩。基本的激情。壁画讲述着故事。它们如何经历了每一天，而一个整天就比书本更有吸引力。教皇咕噜着说出来的话是一回事——他们命令画在墙上的东西是另一回事。语言已经死亡。

【注释】

[1] 该句出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卷一。

[2] 威廉·赖利·伯内特（1899——1982）于1929年所作的一部小说。

[3] 约翰·威克利夫（1330?——1384）：英国神学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曾把拉丁文《圣经》译成英语。

[4] 法国东南部城市，历史上曾经是教皇都城。

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这几页的目的是叙述一件杰作的起源。这件杰作正挂在我面前的墙上；它现在已经干了。我把这写下来，是要记录这个过程，因为我也许绝不会再有第二件这样的杰作了。

我们必须回过头去一点点……整整两天我都在拼搏着。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应该说我就像一颗卡了壳的子弹。这几乎是绝对精确的，因为当我今天早晨从梦中醒来时，留下来的唯一形象，是我那只像旧礼帽一样被压皱了的大衣箱。

关于第一天的拼搏是难下定义的，但是拼搏之激烈，足以使人瘫痪。我戴上帽子，前往雷诺阿[1]展览会，从雷诺阿展览会到卢浮宫，从卢浮宫到里沃利街——这里已不再像是里沃利街了。我坐在那里，为过往的怪物所吸引，喝了三小时啤酒。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要做点儿事情的信念爬起来。我处于一种敏锐的轻度紧张状态，这是一个好兆头。我的笔记本就放在我旁边。我把它拿起来，心不在焉地用拇指很快翻着它的页边。我又翻一遍页边——这一次更为专心了。笔记是用隐晦的词句写成的：一个简单的词组也许记录了一年的拼搏。有些句子我自己也破译不出来了——留待我的传记作者去破译吧。我还是一心想着今天要写下来的念头。我想我只是在翻着笔记本做准备工作，但是在我匆忙地扫视这些笔记本的时候，不幸的事情正在发生。

发生的事情是我接触了梅莉亚姨妈。现在我的整个生命都一下子涌上来，就像一股从地里冒出来的喷泉。我正同梅莉亚姨妈一起步行回家，我突然明白她疯了。她正问我要月亮。“就在那上面！”她尖叫，“就在那上面！”

这句话冲着我尖叫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点。从这一时刻起——一直到今天早晨四点——我一直受着无形力量的控制。我把打字机放到一边，开始记录口述于我的东西。成篇成篇的笔记，关于每一个事件，我都被提醒到哪里去找到来龙去脉。放有我分类手稿的所有文件夹都被腾空，手稿摊了一地。我拿着一支铅笔躺在地板上，狂热地注释我的作品。这进行了一遍又一遍。我兴高采烈，同时又很担忧。如果以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我会得脑溢血的。大约三点钟的时候，我决定不再服从。我要出去吃东西。也许午饭后，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我骑上自行车，为的是让血液从脑袋里流走。我没有带上笔记本——故意这样。如果听写重新开始，那就倒霉了。我是出来吃午饭的！

在三点钟的时候，你只能吃冷餐了。我要了份加色拉调味汁的冷盘鸡。这比我平时多花一点儿钱，但这正是我之所以要这菜的原因。在争辩了几句之后，我要了一瓶烈性勃艮第红葡萄酒，而不是通常的普通葡萄酒。我希望所有这一切能分散我的注意力。这葡萄酒应该让我有点儿困意才行。

我接着喝第二瓶，桌布上写满了笔记。我的脑袋十分轻飘飘。我要了奶酪、葡萄和糕点。我很吃惊，我的胃口怎么这么好！然而，不知怎么的，食物好像没有下到我的胃里；好像别人正在为我吃掉这一切。嗨，至少我得为此付账！那是实实在在的……我付了账，重新骑上车，在一家咖啡馆停下，喝一杯清咖啡。两脚无法站稳。有一个人正不断对我口述——毫不考虑我的健康。

我告诉你，一整天就这样过去。我早就投降了。行，我对自己说。如果今天有这些念头，那么就有这些念头。公主殿下，悉听吩咐。我拼命干，就好像这正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吃了饭我感到很疲倦。那些念头仍然在淹没我，但是，我已经如此精疲力竭，以致现在我只能往后躺着，让这些念头像电按摩一样在我身上跳来蹦去。最后我变得十分虚弱，只能拾起一本书来，休息一下。这是一期旧杂志。我将在这里找到安宁。使我吃惊的是，书页打开时，出现了这样几个字：“歌德及其魔鬼”。铅笔又来到我手中，边页上记满了笔记。这已是深夜。我很高兴。听写停止了。又是一个自由人了。我他妈的如此快活，以至于很想知道，我是否该在坐下来写作以前骑车出去兜一圈。自行车就在我房间里。它很脏。我是说那自行车。我拿起一块破布，开始擦车。我擦干净每一根辐条，给车彻底上了油，把挡泥板擦得锃亮。它变得新崭崭的。我将穿过布洛涅森林……

在我洗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肚子里绞痛。我饿了，这就是原因。好，既然听写停止了，我可以随心所欲。我打开一瓶酒，切下一大块面包，吃起了香肠。香肠里满是大蒜。很好。在布洛涅森林，没人注意大蒜味。再来一点儿葡萄酒。又一块面包。这一次是我在吃了，不会搞错的。另外几顿饭全浪费了。葡萄酒和大蒜香喷喷地混合在一起。我打了几下饱嗝。

我坐下来歇一会儿，抽支烟。在伸手可以够着的地方有一本小册子，大约三英寸见方。它的标题是《艺术与疯狂》。骑车结束了。无论如何已经太晚了，不能再写了。我突然感到我真正要做的事是画一幅画。1927年或1928年，我正在逐步成为画家。我时常过一阵就画一幅水彩画。你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受：你想要一幅水彩画，你就画一幅水彩画。在疯人院里，他们发疯地傻画。他们画椅子、墙壁、桌子、床头……一种惊人的生产力。如果我们卷起袖子，像这些白痴一样去工作，我们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啊！

我面前那幅夏朗东的好友画的插图有极好的品位。我看到一个男孩和女孩紧挨着跪在一起，他们手里拿着一把大锁。艺术家没有画男女生殖器，而是赋予他们以钥匙，互相贯穿着的大钥匙。锁上也有一把大钥匙。他们的样子很快活，有一点儿心不在焉……在八十五页上有一幅风景画。它看上去就像希莱尔·希勒[2]的绘画之一。事实上，它比希勒的任何一幅绘画都好。它的唯一独特之处在于，前景上有三个毁了形的小人。也不是毁得很厉害——他们只是看上去太笨重，他们的腿承受不住。画的其余部分无可挑剔，只有吹毛求疵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恼火。此外，世界会如此完美，以至于任何地方都没有三个人头重脚轻吗?我似乎感到，疯子有权像我们一样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我十分迫切地想要开始。同样，我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听写停止了。我有点儿想抄袭这些插图中的一幅，但是，然后我就有点儿为自己感到羞耻——抄袭一个疯子的作品是最坏形式的一种剽窃。

好，开始！就是这东西。先画一匹马！我心中模模糊糊地有我在卢浮宫看到的伊特鲁里亚马的印象。（注意：在所有伟大的艺术时代，马都是与人非常接近的！）我画了起来。我当然从这动物最容易画的部分开始——马屁股。给尾巴留下一点儿空间，以后可以加上。我刚一开始画躯干，就马上注意到我画得太长了。记住，你是在画一匹马——而不是一根肝泥香肠。我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地感到，我在黑色花瓶上看到的那些爱奥尼亚马似乎有长长的躯干；腿在身体里面开始，由一条在蜡纸上刻出的细线条勾出轮廓，你能不能看到这线条，全看你的解剖学本能了。心里想着这个，我就决定画一匹爱奥尼亚马，但是现在新的困难又来了。是腿的问题。在你只有你的记忆力可以依靠时，一条马腿的形状是很叫人捉摸不定的。我所能想起来的只有丛毛以下的部位，也就是说蹄子。在蹄子上画肉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极其棘手，而且要让马腿和身子自然地衔接上，不能好像是用糨糊贴上去的一样。我的马已经有了五条腿：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其中一条变成一个勃起的生殖器。说时迟，画时快。现在它就像公元前6世纪的陶俑一般站立着。还没有尾巴，但是我在屁眼上方留下了一块空间。尾巴可以随时加上。主要问题是要使它显出动态，使它作腾跃状。于是我扭曲了前腿。它有一部分已处于动态中，其余部分还是站着一动不动。只要加上样子合适的尾巴，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只漂亮的袋鼠了。

在做腿的实验时，我把肚子画坏了。我尽最大努力把它修补好——直到它看上去像一座圆丘。不管它。如果我画完时，它看上去不像一匹马，我总是能把它变成一座圆丘的。（我不是看见在一只花瓶上有人睡在马肚子里吗?）

不仔细审视马的脑袋，就很难想象画马脑袋有多难。要把它画成一个脑袋而不是一个饲料袋。把眼睛画上去而不能让马发笑。要使表情保持马的样子，而不能变成人的样子。在这时候，我坦率地承认，我完全厌恶了我的本领。我想把马擦去重画，但我讨厌橡皮。我宁愿把马变成一架发电机或大钢琴，也不愿意把我的作品全部擦掉。

我闭上眼睛，试着十分宁静地在心中画一匹马。我得意扬扬地对着鬃毛、肩膀和胁腹部搓手。我似乎清晰地记得一匹马有什么感觉，尤其是苍蝇叮它时它抖动身子的样子，还有静脉血管那种热烘烘的蠕动。（在丘拉维斯塔[3]我常常在去田野之前用马梳梳刷公驴。我想——要是我能把它画成一头公驴，这会多少是一种安慰哩！）

于是我从头开始——这次先画马鬃。马鬃完全不同于猪尾巴，也不同于美人鱼的头发。基里科[4]在他的马上画的鬃毛棒极了。瓦伦丁·普拉克斯的也一样。马鬃很重要，我告诉你——它不仅是鬃毛的波浪。其中必须得有海洋，有许多神话。构成头发、牙齿、指甲的东西构不成马鬃。这是两回事……但是，在我陷入这种困境时，我知道，在着色的时候，我可以使自己摆脱困境。素描只是为着色寻找理由。颜色是托卡塔曲：素描属于观念领域。（米开朗基罗看不起达·芬奇是有道理的。有什么东西比《最后的晚餐》更可怕、更概念化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呢?有什么东西比《蒙娜丽莎》更矫揉造作呢?）

我说，加一点儿颜色就可以使马鬃富有生气。肚子确实有点儿不对劲，我明白。很好。在该凸出的地方我画成凹进去的，要不就相反。现在我的马突然奔驰起来，鼻子里喷着火，但是它的两只眼睛仍然看上去有点儿傻，有点儿太像人类了。因此，擦掉一只眼睛。妙。它变得越来越像马了。它的样子还变得有点儿逗人喜爱——像电影里的查理·蔡斯一样。

为了使它保持在它所代表的种类范围内，我最后决定给它画上条纹。我的想法是，如果它不失其顽皮，我可以把它变成一匹斑马。于是我就添上了条纹。现在，妈的，它似乎成了用纸板做成的。条纹把它展平了，把它贴到了纸上。嘿，如果我再次闭上眼睛，我应该能回想起沁扎诺[5]商标上的马——它也有条纹，漂亮的条纹。也许我应该下楼去要一瓶开胃酒，看一眼沁扎诺的商标。现在要开胃酒有点儿晚了。也许我终究要搞点儿剽窃。如果一个疯子可以画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也能画一匹马。

很奇怪——我发现有男女众神，有魔鬼、蝙蝠、缝纫机、花盆、河流、桥梁、锁和钥匙、癫痫病患者、棺材、骷髅——但是却没有他妈的马！如果编辑这本小册子的那个疯子想要引起真正深刻的观察，他就会说些什么来评论一下这种奇怪的疏忽。没有马的时候，就是从根本上出了毛病！人类艺术和马携手同行。暗示象征主义者和意象派有点儿出了毛病，或曾经出了毛病，都是不够的。在对疯狂的研究中，我们想要知道，马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再次转向八十五页上的风景画。这是一幅出色的构图，尽管有几何图形的僵化倾向（疯子像法国人一样，对逻辑和秩序有一种可怕的迷恋）。我从现在起有事做了：山、桥、台地、树木……疯子艺术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一座桥永远是一座桥，一所房子永远是一所房子。前景上倚靠着手杖的三个小人对构图来说并非绝对必要，尤其是因为我已有了那匹占据了相当大空间的爱奥尼亚马。我正寻找马的背景，景色上要有某种十分引起怀念、十分引起兴趣的东西，要有雉堞状的护墙，有圆锥形高丘上的陡坡，有开很多窗户的房子，就好像里面的住户十分害怕窒息似的。它很会令人联想到风景画的起源——然而它又完全在所有特定的时期之外。我应该粗略地说，它的范围介于乔托[6]和桑托斯·杜蒙特[7]之间——只有一点点未来后机械化街道的模糊暗示。现在，有这个作为我前进的向导，我便鼓起了勇气。干吧！

就在马屁股底下，它的臀部在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萨尔瓦多·达利[8]很可能会在那里画一把路易十五式的椅子或一根手表发条，我则开始用自由自在的手笔画一顶草帽，一只甜瓜。草帽底下我画了一张脸——心不在焉地，因为我的念头是大量的，包罗万象的。随着线条的暗示性偏差，我的手落在了勃起的阴茎上，它曾经是第五条腿，现在我把它弯成了一个人的胳膊——就这样！现在我画成了一个戴着大草帽的人正在呵马屁股的痒。妙！妙极了！如果这看上去有点儿古怪，有点儿不符合原始构图的仿中世纪特点，那我总是能将之归因于给予我灵感的那个疯子的心理失常。（在这里，第一次有一种怀疑进入我的头脑：也许我自己也不太正常了呢！但是在三百六十六页上说：“最后，对马蒂斯[9]来说，对事物的感受力能充分表现出来，不受理智的支配，也没有视觉的精确性：这就是表现的开始。”）接下去……画那个人的脚，我又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可我把他的下半身放在护墙后面，于是就解决了问题。他俯身在护墙上，很可能在做梦，同时他又在呵马肋骨的痒。（沿着法国的各条河流，你经常会碰见俯身在护墙上做梦的人——尤其在他们撒了一泡尿之后。）

为了缩减我的劳动量，也为了看一看将留下多少空间，我加上了一些粗斜纹或板子，作为桥面。就构图而言，这至少毁掉了这幅画的三分之一。现在是台地、陡坡、三棵树、雪山、房子以及房子上的所有窗户。这就像拼板玩具。无论什么地方的一座悬崖画得不太好，我就在什么地方把它变成一所房子的侧面，或隐藏着的另一所房屋的屋顶。我画着画着，渐渐靠近了那幅画的顶端，很幸运，画框在那里把事物都截去了。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画上树——和山。

现在树又是非常棘手的事情。要画一棵树，而不是一束花！尽管我把叉状的闪电画在簇叶里面，提供一个结构上的暗示，但还是不行。然后，用几片空中的云彩来去掉一些多余的簇叶（总有一条妙计使你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把东西去掉）。但是云彩看上去像结婚用的花束上吹落下来的几片薄纸。云彩如此之轻，什么也算不上，可它却不是薄纸。每一件有形式的东西都有看不见的实质。米开朗基罗终生寻找着这实质——在大理石中，在韵文中，在爱情中，在建筑中，在罪恶中，在上帝中……（第三百九十页：“如果艺术家寻求真正的创作，那么，他关心的就不是这样的对象：这种东西可以根据创作的需要而被牺牲掉。”）

我开始画山——像穆罕默德。到现在，我开始明白解放的意义。一座山！一座山是什么?是一堆永远不受磨损的烂泥，至少，在历史时间中是这样。画一座山太容易了。我要画一座火山。我要为我的马寻找一个理由来喷鼻息和腾跃。逻辑！逻辑！“疯子流露出对逻辑的始终不渝的关心！”（法国人亦然。）嗨，我不是疯子，尤其不是一个法国疯子：我可以有一些自由，尤其是自由处置一个低能儿的作品。于是我先画火山口，一直画到山脚，同桥体结构和下面房子的屋顶衔接起来。画错的地方，我就画成了山腰里的裂缝——代表火山造成的破坏。这是一座活火山，它的侧面正在爆裂。

在我全部画完的时候，我手上拿了一件衬衣。一件衬衣，真的！我可以认出领口和袖子。它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罗杰斯·皮特的标签和十六号，或者你需要的尺寸……但是，有一样东西十分清晰地屹立着，这就是那座桥。它很古怪，要是你画成一个拱形，桥的其余部分就会自然而然地与之相适应。只有一个工程师才会毁掉一座桥。

就素描而言，画几乎已经完成了。底部一些松散的线条末梢，我连起来画成了公墓的大门。在左上角有一个火山留下的窟窿，我在那里画了一个天使。一个有着原始本性的人，一个纯粹无缘无故的发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这是一个悲哀的天使，肚子凹陷，翅膀用伞骨撑着。他似乎是从超越我观念核心的地方降临的，神秘地盘旋在人类现在已经失去的爱奥尼亚烈马的上空。

你曾坐在火车站里看人们消磨时间吗?他们坐着不是有点儿像垂头丧气的天使吗——足背折断，肚子凹陷?在这永恒的几分钟里，他们被宣判独自待着——不是得有伞骨撑着他们的翅膀吗?

宗教艺术中的所有天使都是虚假的。如果你想看天使，必须去中心车站或圣拉扎尔车站。尤其是圣拉扎尔车站——车站大厅。

我的绘画理论是尽快搞完素描，任意涂上色彩。我毕竟是一个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而不是一匹役马。那么，把颜料管拿出来吧！

我开始用深棕色天然颜料画一所房子的侧面。不太有效。在它旁边的墙上我掺和了大量深红色茜素。有点儿太糟糕，太意大利化了。总之，我的颜色一开始就着得不那么好。有一种阴雨天的气氛，多少令人想起于特里约[10]。我不喜欢于特里约的安谧的愚蠢，不喜欢他的阴雨天，也不喜欢他的郊区街道。我不喜欢他的女人们冲你撅着屁股……我取出切面包的刀子。还是试一下厚涂吧。正在大量挤出各种颜色的时候，我一冲动，决定在构图上添一只平底船，就在桥底下。我就把它插进去，于是它自动就下了水。

现在我知道画平底船的理由了。前几天看雷诺阿的画展，见到有一幅画的是威尼斯的景色，当然不可避免就有平底船。现在我的兴趣，尽管是微弱的兴趣，在于那个坐在平底船里的人，他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尽管他只是一个黑点儿，几乎同构成阳光、波浪滔滔的大海、正在倒塌的宫殿、帆船等等的所有其他黑点儿没有区别。他只是那种火一般色彩结合中的一个小点儿——然而他明明白白是个人。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法国人，他属于19世纪70年代左右……

这不是平底船的终结。在我回美国的前两天——1927年或1928年——我们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大聚会。这是我水彩画生涯的顶点。

这种水彩画狂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始的。我可以说，是由于饥饿。饥饿和极度寒冷。好几个星期我都和朋友乔在台球厅、公共厕所闲逛，只要是有人的体温而不用付钱的任何地方都去。一天晚上在回停尸房的路上，我们在一家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注意到一幅透纳[11]作品的复制品。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我无聊生活中最活跃、最有趣的时期之一。如果我说我们把画摊了一地，我一点儿也不是在夸张。画一干，我们就把它们挂起来——第二天我们把它们取下来，再挂上另一批。我们在旧画的背面画，我们把旧画洗掉，用刀子刮掉，在这些实验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某些惊人的东西。我们发现如何用咖啡渣、面包屑，用煤和山金车花，来达到有趣的效果；我们把画放在浴缸里，让它们泡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再拿着装满弹药的毛笔走向这些滴着水的煎蛋卷，向它们来一通万炮齐轰。透纳引起了这一切——这是1927年至1928年的寒冬。

在我出发的前两天，如我刚才所说，一些画家到家里来参观我们的工作。他们都是好人，没有不屑于显示对业余画家作品的兴趣。像往常一样，水彩画摊在地板上晾着。作为一个最后的实验，我们走过去，边走边倒一点儿葡萄酒在上面。大家很想知道，一只脏的鞋后跟或者最好意地从三英尺高度滴下的一滴酒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热情高涨。我的两个朋友正用煤块在墙上画。另一位朋友在煮咖啡，为的是要弄一点儿新鲜可爱的咖啡渣。我们其余的人都在喝酒。

大家闹得正欢——大约凌晨三点钟——我老婆走进来。她似乎有点儿沮丧。她把我拉到一边，给我看一张轮船票。我看着票。“那是干什么?”我问。“你得走了。”她回答。“可我不想走，”我说，“我在这里很快活。”“我看也是。”她很有点儿挖苦地说。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走了。当我们停在泰晤士河上时，我的唯一想法就是去看一眼泰特美术馆中收藏的透纳作品。我终于到了那里，看到了著名的透纳作品。我有幸让那里的笨蛋之一喜欢上了我。我发现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棒的水彩画家。完全靠灯光的作用。我真的讨厌离开伦敦，他使它变得同我如此融洽。总之，在我离开南安普敦的时候，我暗想——“圆现在完成了：从百货公司的橱窗到这里。”

但是，继续说……这平底船将成为代表作品！但是首先我得把墙清除干净。我拿起切面包的刀子，把它浸在胭脂红漆里，然后大量抹到房子的窗户上。天哪！房子马上就着起火来！如果我真的疯了，而不是冒充一个疯子的疯狂，我就会在画面上加上消防队员，我会把桥面上的粗斜纹板条变成梯子。可是我的疯狂采取了生起熊熊大火的形式。我让所有的房子都着火——先用胭脂红，然后用朱砂，最后用三原色的一种血污般的混合色。画的这一部分清晰而明确：这是一场大屠杀。

我纵火的结果是烧焦了马背。现在它既不是马，也不是斑马。它成了一条吞火的龙。原来要画尾巴而没有画的地方，现在是一捆鞭炮，而如果有一捆鞭炮在屁股上，就是一匹爱奥尼亚马也不会保持尊严的。我当然能接下去画一条真正的龙；但是这种改变和修补令我深感不安。如果你一开始画的是马，你就应该让它保持为一匹马——要不就完全将它消灭。一旦你开始篡改一种动物的骨骼，你就可以经历种类史的全过程。

用一种单一、不透明的绿色和靛青，我涂掉了马。在我心中，它无疑还在那里。人们看着这晦涩难解的东西，也许会想——多么古怪！多么荒谬！但是我知道，实际上这是一匹马。在一切事物的根底，都有某种动物：这是我们最深的困扰。当我看见人类像枯萎的葵花一样朝着光亮蠕动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蠕动吧，你们这些杂种，你们爱怎么装腔作势就怎么装腔作势，但是实际上你们是海龟或豚鼠。”希腊人对马发了疯，可如果他们明智地继续作为半人半马存在，而不是扮演提坦的话——嘿，我们也许就会省去许多神话的痛苦哩。

当你是一个天生的水彩画家时，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发生的。于是，如果你被吩咐把公墓大门画成一种纯净的橙黄色，你就画成这种橙黄色，你毫无怨言。不去管它们是否太鲜艳，不适合这样一些本该黯淡的大门。也许有一种未知的理由。说真的，在我画这种清澈明亮的黄色，这种我觉得是所有黄色中最美的一种黄色（甚至比长江入海口还要黄）时，我在发光，发光。阴郁的、使人发腻的、令人有压迫感的一切都被永远冲洗掉了。如果这是我这么多年都在厌恶和窘迫感中经过的柏树山公墓，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总是从高架铁路的拐弯处往下看，总是从车站的站台上朝那里吐唾沫。要不就是圣约翰公墓，有着那些古怪的铅制天使，我在那里当过掘墓人。要不就是蒙帕纳斯公墓，冬天里看上去就好像得了炮弹休克症。公墓，公墓……上帝作证，我拒绝被埋在公墓里！我不会让任何低能儿拿着一个洒水器，低头站在我身边，一副哀悼的样子。我不需要这个！

在我头脑里转着这些念头的时候，我一直在用一支干画笔漫不经心地涂抹树和台地。那些树现在微微发亮，像一件锁子铠甲，树枝上点缀着银色和青绿色的小环。如果我手头有一张耶稣受难图，我就会让那些殉道者浑身布满宝石般的麻点。在我对面的墙上，是埃塞俄比亚荒野的景象。受难耶稣的尸体躺在地上，浑身都是天花；那些残忍的犹太人——邪恶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正用铁环使劲砸他。他们有一种发狂的欢乐表情。我是因为那些麻点才买的那幅画，到底为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才发现了理由。现在我才想起包厘街一个地窖上面的某一幅画，标题是《臭虫上的死神》。碰巧我刚从一个疯子那里出来，一次并非十分不愉快的专业访问。这是大白天的下午，包厘街肮脏的喉咙口被痰块卡住了。就在库柏广场下面，有三个叫花子躺在灯柱旁边，这是勃鲁盖尔[12]风格。一个投币机游乐场在热闹运转。从街上升起一支神秘的、非人间的歌，就像一个人在震颤性谵妄中挥舞砍刀，夺路而行。那里，在倾斜的地窖门上方，是这幅叫作《臭虫上的死神》的画。一个披着亚麻色长发的裸体女人躺在床上搔痒。床飘浮在空中，旁边有一个拿着水枪的男人在跳舞。跟那些拿着铁环的犹太人一样，他身上有着同样的愚蠢样子。画上点画着许多麻点——代表广泛分布的、吸血的、没有翅膀的、扁平的、红褐色的、有恶臭味的、寄生于房子和床等地方的臭虫，它有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温带臭虫。

现在我在这里拿着一支干画笔，把斑点弄到三棵树上。云彩上满是臭虫，火山正喷射出臭虫；臭虫正爬下陡峭的石灰岩悬崖，溺死在河里。有某个伊万诺维奇或别的什么人，在床垫弹簧上辗转反侧，被他饥饿的、一无成就的生活痛苦纠缠着，对所有他无法到手的美感到绝望，我就像他写的一首诗中二楼上的那个年轻移民。我的整个一生似乎都裹在那条肮脏的手绢里，那条包厘街，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从街上走过——一场天花，其疤痕永远不会消失。如果我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温带臭虫”。如果我有一个家，那就是拉管长号。如果我有一种激情，那就是把我自己洗干净。

现在我在狂怒中拿起画笔，把它连续浸在各种颜色里，开始涂抹掉公墓大门。我抹啊抹，直至画的下半部像巧克力那样厚厚的一层，直至画真正散发着颜料的味道。当这幅画完全毁掉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木呆呆的欢乐，捻弄着大拇指。

然后，我突然有了真正的灵感。我把画拿到水池那里，在把它好好泡了之后，我就用指甲刷擦它。我擦啊擦，然后再把画倒过来拿，让颜色合成一体。然后我小心翼翼地，十分小心翼翼地，把画放平在我的书桌上。这是一件杰作，我告诉你吧！我刚才整整研究了三个小时……

你会说，这只是一种偶然，这件杰作，那么它就是一种偶然！不过，《圣经》中诗篇第二十三篇不也是这样吗?一切诞生都是奇迹式的——而且有灵感。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无数错误、退缩、涂删、犹豫的结果。这也是确信的结果。你愿意相信指甲刷，相信水，那就相信吧——尽一切办法，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吧！相信但丁，相信斯宾诺莎，相信希罗尼穆斯·博斯吧！贷方[13]现金，借方股份有限公司。请记入日记账：梅莉亚姨妈。就这样。结算一下。差一分钱，呃?如果你能从口袋里拿出一分钱，把账平了，那你会这样做的，但是你不再是同那实际上的一分钱打交道了。没有一部机器能聪明到足以发明、仿造那不存在的一分钱。真实和假冒的世界被我们甩到身后去了。从有形的东西中，我们发明了无形的东西。

在你能够结清账目的时候，你就不再拥有一幅图画。现在你有一个无形的东西，一个偶然，而你却整夜不睡，面对摊开的账本绞尽脑汁。你手头有一个负号。一切活生生的有趣资料都标明是负的。在你发现正的对应物时，你就——一无所有了。你有那种想象的、瞬间的东西，称之为“收支平衡”。平衡从来不存在。它是一种骗局，就像让钟停止，或者宣布休战。你结账，为的是要加上一个假设的重量，为的是要为你的存在制造一个理由。

我从来没有能够达到平衡。我总是负的东西，因此我有一个理由继续下去。我正在把我的整个一生都放到平衡中去，为的是可以达到一无所有。为了达到一无所有，你必须展示无限的数字。就是这样：在这个活的等式中，我的符号是无限。要达到“无”处，你必须横越一切已知的天地：你必须到每一处，才能到“无”处。为了拥有无序，你必须摧毁一切形式的秩序。为了要发疯，你必须极大地积累健全的神志。其作品给予我灵感的所有那些疯子都是被冷漠的清醒神志所触发。他们什么也没有教我——因为他们传给我们的决算表被证明是虚假的。他们的计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数字都被改过。他们传下来的奇异的金边账本有着夜间被催长的植物那种荒诞可笑的美。

我的杰作！它就像钉子底下的一块碎片。我问你，既然你在看它，那你在其中看到乌拉尔山脉那一边的湖泊了吗?你看到疯狂的卡茨[14]在用一把纸伞保持身体平衡吗?你看到图拉真[15]建筑的拱顶凸现在亚洲的烟雾中吗?你看到企鹅在喜马拉雅山融化吗?你看到克里克人[16]和塞米诺尔人[17]滑行通过公墓大门吗?你看到来自上尼罗省的壁画吗?上面有飞雁，有蝙蝠和大鸟笼。你看到十字军骑士剑柄上的奇异圆头以及吞下它们的唾液吗?你看到喷火的印第安人棚屋吗?你看到碱水槽、骡骨头以及发亮的硼砂吗?你看到伯沙撒[18]的坟墓，或者正在盗墓的鬼魂吗?你看到科罗拉多将张开的新嘴吗?你看到仰面躺着的星鱼和支撑它们的分子吗?你看到亚历山大快要胀裂的眼睛，或者引起这种胀裂的悲伤吗?你看到乌贼所依赖的墨汁吗?

不，恐怕你看不到！你只看见被冰河冻住、脸色凄惨得发青的天使。你甚至没有看见伞骨，因为你不是训练有素而能寻找伞骨的人。但是你看见了一个天使，你看见了一只马屁股。你可以留着它们：它们归你！现在天使身上没有麻点——只是一种清冷的蓝色聚光灯浮雕般地突显了他凹陷的肚子和折断的足背。天使在那里领你上天堂，在那里全是正的，没有负的。天使在那里就像一个水印图案，你的无差错视觉的保证。天使没有甲状腺肿，是艺术家有甲状腺肿。天使在那里将欧芹的小枝掉进你的煎蛋卷，把一枝三叶草插入你的纽孔。我可以将神话从马鬃上擦去；我可以把黄色从长江上擦去；我可以把椰枣从平底船上的人身上擦去；我可以把云彩和包裹带叉状闪电的花束的薄纸擦去……但是天使我擦不掉。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注释】

[1]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2] 希莱尔·希勒（1898——1966）：美国画家、音乐家。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

[4] 乔治·德·基里科（1888——1978）：意大利画家。

[5] 一种意大利苦艾酒的牌子。

[6] 乔托（1266?——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刻家、建筑师。

[7] 桑托斯·杜蒙特（1873——1932）：巴西航空发展的先驱者。

[8]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9]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雕塑家、版画家。

[10] 于特里约（1883——1955）：法国画家。

[11] 威廉·透纳（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擅长水彩画。

[12] 此处可能指小彼得·勃鲁盖尔（1564或1565——1636），佛兰德斯最伟大的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的大儿子，喜画地狱幻象。

[13] 原文是credit，它既有“相信”又有“贷方”的意思，作者先说的是前一种意思，从这儿开始指后一种意思。

[14] 由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火鸟》中的一位魔王。

[15] 图拉真（53——117）：罗马帝国皇帝。

[16]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属于操穆斯科格语的北美印第安部落。

[17] 克里克人的旁支。

[18] 新巴比伦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

裁缝铺

我有一个座右铭：总是兴高采烈！

白天常常这样开始：“去问某某人要账，但是不要侮辱他！”他们是难搞的杂种，所有那些我们尽量讨好的老家伙们。这足够逼得任何人去酗酒。我们在那里，就在奥尔科特对面，是第五大道的裁缝，尽管我们不在第五大道上。一家父子联合公司，由母亲掌钱。

早晨，八点左右，从德兰西街和包厘街生气勃勃、头脑清醒地走到华尔道夫下边。无论我走得多快，本迪克斯老头总是比我先到那里，和裁剪师大吵大闹，因为两个老板都没在做事。我们怎么老是不能比那可恶的本迪克斯老头先到呢?因为这个本迪克斯除了从裁缝铺跑到衬衣店，从衬衣店跑到珠宝店以外无事可做；他的戒指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他的表不是慢二十五秒就是快三十三秒。他和每一个人大吵大闹，包括家庭医生，因为家庭医生不能保证他避免肾结石。如果我们在八月份给他做一件便装短上衣，到十月份他穿着就会太大或者太小。在找不出什么碴儿来抱怨时，他就会把裤子系得紧紧的，以便有借口痛骂做裤子的裁缝，说把他H.W.本迪克斯的睾丸给勒着了。一个难缠的家伙。动不动发火，反复无常，卑鄙下流，想入非非，一毛不拔，任性多变，用心恶毒。我现在回顾所有这一切，看到老爷子坐到桌子旁，满嘴酒气地说妈拉巴子，为什么没有人笑，为什么你们看上去都这样闷闷不乐时，我为他，为所有不得不亲吻富人屁股的裁缝铺老板感到遗憾。要不是有马路对面那家奥尔科特酒吧，以及他在那里结识的酒鬼，天知道他会成什么样子。他在家里肯定得不到同情。我母亲一点儿也想不到亲吻富人的屁股意味着什么。她不知道该如何做，只知道整天哼哼，整天伤心，随着她的哼哼和伤心，她带进来了那股酒气和放凉了的土豆丸子，她的忧虑搞得我们都他妈的神经过敏，以致咽口唾沫都会把我们——我弟弟和我——噎住。我弟弟是弱智，他甚至比H.W.本迪克斯更令老爷子心烦。他老说“某某牧师要去欧洲……某某牧师要开一个保龄球道”等等。“某某牧师个屁，”老爷子会说，“为什么丸子不是热的?”

有三个本迪克斯——H.W.，脾气暴躁的那一个；A.F.，老爷子在账本里写成艾伯特的那一个；还有一个R.N.，他从未来过店里，因为他的腿被锯掉了，然而这种状况也没有阻止他到一定时候磨破裤子。我从来没有见过R.N.本人。他是账本里的一笔账，裁剪师本切克说起他来总是容光焕发，因为一到试穿新裤子的时候总可以有几口烧酒喝一喝。三兄弟是永久性的仇敌；他们从来不在我们面前互相提起。艾伯特有点儿疯疯癫癫，十分爱好带点儿的背心，如果他碰巧看到架子上挂着一件礼服，试穿标签上用绿墨水写着“H.W.本迪克斯”的字样，他就会发出一声微弱的哼哼，说：“今天像是春天了，呃?”就好像不存在一个叫作H.W.本迪克斯的人，尽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是在为鬼魂做衣服。

三兄弟中，我最喜欢艾伯特。他已经到了骨头像玻璃一样脆的年龄。他的脊柱有老年人的那种自然弯曲；好像他正准备折叠起来，回到子宫去。艾伯特来的时候，你总能分辨出来，因为电梯里会有骚动——一阵骂骂咧咧之后是一笔可观的小费，它伴随着使电梯的地面和我们裁缝铺的地面绝对平齐的过程。如果精确性不能在四分之一英寸的范围内，就没有小费。骨头发脆、脊柱弯曲的艾伯特在选择合适的扣子配他的带点儿背心，他最新的带点儿背心时会很有麻烦。（艾伯特死后，我继承了他所有的背心——它们一直陪伴我度过了战争。）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碰巧艾伯特到的时候，老爷子正在马路对面喝一小口。这时候，不知怎么的，整天都会变得混乱不堪。我记得有时候艾伯特同老爷子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往往会三天见不到他；同时，小纸牌上的背心纽扣撒得到处都是，除了背心纽扣，背心纽扣，再没有别的话好说，就好像背心本身无关紧要，紧要的只有纽扣。后来，在艾伯特习惯了老爷子漫不经心的方式之后——在二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互相习惯——他会给我们先来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他要来了。就在挂电话之前他会加上一句：“我想，我十一点钟来没问题吧?……这不会使你不方便吧?”这一询问的意思有两层。它意味着：“我想，我到你那儿时，你应该体体面面地在场，不要让我浪费掉半个小时，而你却在马路对面和你那些酒肉朋友开怀畅饮。”另外，它也意味着：“十一点钟的时候，我想不会再有危险，撞上某个名字以H.W.打头的人了吧?”在我们为本迪克斯三兄弟做了大约一千五百七十八套服装的二十七年里，他们从来没有碰上过，至少在我们面前。艾伯特死的时候，R.N.和H.W.都在袖子上，在他们的便装短上衣和大衣——即那些不是黑颜色的上衣和大衣——的所有左袖上别了黑纱，但是关于死者，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他是谁都没有说。当然，R.N.不去葬礼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没有腿。H.W.则太无耻，太傲慢，竟连个借口都不屑于给。

十点钟左右通常是老爷子下楼去喝第一茬酒的时候。我常站在面对旅馆的窗户跟前，注视乔治·桑杜斯基把大箱子放到出租车上。在没有箱子可放的时候，乔治常背插着手站在那儿，朝转门里转出转进的客人们边鞠躬，边后退。自打我最初来到裁缝铺，在前窗那边就职以来，乔治·桑杜斯基一直在后退、鞠躬、放箱子、开门，大约十二年了。他是一个迷人的、声音柔和的人，有一头漂亮的白发，像牛一样壮。他把这种拍马屁的工作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有一天他乘电梯上来，向我们定做一套西服，我很吃惊。在他的空闲时间，他是一位绅士，乔治·桑杜斯基。他情趣素雅——总是蓝哔叽或一种深灰色。一个懂得在葬礼或婚礼上如何举止的人。

我们互相认识以后，他让我明白，他找到了耶稣。以他那种圆滑讨好的腔调和臂力，以及所谓的耶稣的积极帮助，他已经积蓄了一笔储备金，一点儿预防老年忧患的东西。他是我那一时期所遇到的唯一一个不交人寿保险的人。他坚持说，上帝会照顾那些留在世上的人，就像上帝照顾他乔治·桑杜斯基一样。他不怕世界在他死后崩溃。上帝已经照顾每个人、每件事到今天——没有理由猜想上帝在乔治·桑杜斯基死后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出差错。到有一天乔治退休的时候，就很难找到一个人来替代他。没有人足够圆滑，有很多的甜言蜜语来把事情办好，没有人能像乔治那样边鞠躬边后退。老爷子总是很喜欢乔治。他常常试图说服他不时喝上一口，而乔治则总是以他那种习惯性的，然而十分固执的彬彬有礼加以拒绝。他的彬彬有礼使奥尔科特的客人们很喜爱他。

老爷子经常喜怒无常，这时候他就会请任何人，甚至乔治·桑杜斯基那样的人，同他一块儿喝酒。通常是在下午的晚些时候，这一天事情进行得很糟糕，来的只有账单。有时候一个星期过去了，都没有一个顾客在店里露面，或者即使有露面的，也只是来抱怨，来要求修改，来把做大衣的师傅骂得屁滚尿流，或者来要求降价。这样的事情会把老爷子气得脸色铁青，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戴上帽子，出去喝上一杯。不是像往常那样走到街对面，他会走远一点儿，闪入布莱斯林或布劳太尔，有时候甚至到了安索尼亚，他的偶像朱利安·莱格利在那里有一套房子。

朱利安当时是一个午后场明星，他只穿灰色套装，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明暗不同的灰色，但只有灰色。他有长着结实脸庞的英国演员那种兴高采烈得令人沮丧的举止，他总是到处闲逛，同毛织品推销员，同酒商，同不管什么人交流故事。但是他的腔调就足以使人们云集在他周围；这是传统舞台意义上的英语，热烈、油滑、黏质的英语，它甚至能使最无意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外表。朱利安从来不说任何值得记录的东西，但是他那种声音在他的崇拜者身上有一种魔力。他和老爷子喝酒的时候，时常叫上一个考斯·佩顿那样的流浪者，考斯·佩顿在上演老套剧目的剧场中属于河的那一边。考斯·佩顿是布鲁克林的偶像！考斯·佩顿同艺术的关系就相当于帕特·麦凯伦同政治的关系。

老爷子在同这些人的谈话中说的话，始终令我十分难以理解。老爷子一生从未读过一本书，自从包厘街让位给百老汇大街以来，他也从未去看过一次戏。我可以看到他站在免费午餐柜台那里——朱利安非常喜欢奥尔科特提供的鱼子酱和鲟鱼——像一只干渴的狗一样拼命喝酒。两个午后场明星在讨论莎士比亚——到底是《哈姆莱特》还是《李尔王》是写得最好的剧本，要不然就争论鲍勃·英格索尔的功绩。

那时候在柜台后面有三个凶猛的爱尔兰人，三个卑贱的爱尔兰佬，把那一天的酒吧变成了他们那类人的巢穴。他们三个人被认为很了不起，以至于让例如帕特西·奥多德之流骂你是该死的无知的连裤子纽扣也不系的下流无耻的婊子养的，竟也被看作是你的一种特权。如果作为对这种恭维的回报，你问他是否自己也来上一点儿什么，帕特西·奥多德就会冷嘲热讽地回答，只有像你那样的人才会将劣等酒灌下喉咙，说着他会轻蔑地抓起你的酒杯脚，擦底下的红木柜台，因为这是他的部分工作，他拿了钱就是干这个的，不过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诱惑他这样的人用这样的破玩意儿毒害他的肠子，那你见鬼去吧。他的侮辱越恶毒，他就越受到尊敬；习惯于让人用丝手绢擦他们屁股的金融家会在股票行情记录器关闭之后，一路驱车驶到住宅区，为的是让这他妈的爱尔兰臭嘴杂种骂他们是该死的下流无耻的婊子养的。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完美一天的结束。

这个活跃的娱乐场老板是一个肥胖的小个子，有贵族式的小腿和狮子般的脑袋。他总是挺着大肚子走路，背心底下藏个小酒桶。他常常朝柜台边的那些酒鬼生硬、傲慢地点点头，除非他们碰巧是旅馆的客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停下片刻，伸出三根胖乎乎的小手指头，上面露出青筋，然后，小胡子一捻，小心翼翼地、跳芭蕾舞式地吱嘎一转身，就飞快地走掉了。他是老爷子的唯一敌人。老爷子干脆受不了他。他有一种感觉，认为汤姆·莫发特看不起他。于是，汤姆·莫发特到店里来定做衣服时，老爷子就会附加百分之十或十五来抵消他的傲慢账。但是，汤姆·莫发特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他从来不问价，从来不付账。如果我们催他付账，他会让他的会计来，在我们的账单里挑毛病。在又需要定做一条法兰绒裤子、一件礼服或一件无尾礼服时，他会带着他通常那种肥胖的尊贵模样，挺着大肚子，胡子上抹了蜡，皮鞋擦得锃亮，并一如既往地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一副厌倦、冷淡、漠然、看不起人的样子，飘飘然走进来，他会用下面的话问候老爷子：“嘿，你们把账上的错误搞清楚了没有?”听到这话，老爷子会勃然大怒，用欺骗手段把一小截或一小块美国货硬卖给他的敌人汤姆·莫发特。然后就是关于我们账上的“小错误”进行长期的书信往来。老爷子气疯了。他雇了一个会计专家，写出三英尺长的财务报告书——但是完全无用。最后老爷子想出一个主意。

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在他像往常一样喝了一点儿酒之后，在他做东请了所有那些召集到酒吧来的毛织品推销员和装饰品推销员之后，他从容地拿起酒吧的账单存根，掏出一支连在他表链上的小银笔，在存根上签上他的名字，把它滑到帕特西·奥多德那边，说：“告诉莫发特，把这些记在我的账上。”然后他从容地走开，邀请了一些他最好的朋友，在餐厅的一张桌子上坐下，吃起了丰盛的酒席。当那个法国佬阿德里安把账单拿来时，他平静地说：“给我一支笔。那……那只有我的一半多。记在我的账上。”由于和其他人做伴一块儿吃饭更快活，所以他总是请他的好朋友们一起用午餐，他对大家说：“如果莫发特那个杂种不付衣服钱，那么我们就吃掉它。”说着，他就会要一只美味的雏鸟，或一份纽堡风味大龙虾，用一口美味的摩泽尔白葡萄酒或法国佬阿德里安碰巧推荐的任何其他佳酿把它冲下去。

很令人惊奇的是，莫发特对所有这一切假装不当回事。他继续定做他通常需要的春、夏、秋、冬服装，他还继续关于账单的争吵，现在已变得更容易争吵不休了，因为有了酒吧账单、电话费、雏鸟、龙虾、香槟酒、新鲜草莓、本尼狄克丁甜酒等等，情况就复杂了。事实上，老爷子如此迅速地吃掉了账单上的账，细长腿的莫发特再拼命穿也不可能同样快地穿破他的衣服。如果他来定做一条法兰绒裤子，那么老爷子第二天就已经把它吃掉了。

最后，莫发特表明了认真的愿望，想要把账结清。通信停止了。有一天我碰巧站在大厅里，他摆出一副最亲切的样子，拍拍我的背，请我上楼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去。他说他总是把我看作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年轻人，我们也许可以在我们之间把问题解决掉，不必去麻烦老人家。我查看账单，发现老爷子已经吃到了负数这一边。我自己也许也吃掉了几件套袖大衣，几件猎装。如果我们还想继续让汤姆·莫发特光顾我们的生意，尽管这种光顾遭到我们鄙视，那么，只有一件事情好做，就是在账上找出一个毛病来。我胳膊底下夹了一捆账单，向那老家伙保证说，我会把问题彻底调查清楚的。

老爷子看到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心里很高兴。我们不断调查了好几年。无论什么时候汤姆·莫发特来定做衣服，老爷子都会快活地同他打招呼，说：“你把账上那小问题搞清楚了没有?这里有一块极棒的巴拉瑟亚料子，我专门为你留着呢……”莫发特会皱起眉头，扭歪了脸，像一只雄火鸡一般架子十足地来回走，他的鸡冠直立，小细腿恶狠狠地到了发青的地步。半小时以后，老爷子会站在酒吧里痛饮。“刚才又卖给莫发特一件无尾礼服，”他会说，“顺便说一下，朱利安，你今天午饭想吃什么?”

我说过，快到中午的时候，老爷子通常下楼去喝开胃酒；在任何地方的午餐都是从中午一直延续到下午四五点钟。老爷子在那些日子里享有的友谊是很奇妙的。午饭后，这一伙人会摇摇晃晃从电梯里出来，吐着唾沫狂笑，脸颊火一样红，一下子倒在痰盂旁边的大皮椅里面。有一个卖丝绸衬里和配料如线、纽扣、胸部衬料、网形粗布等等的菲尔德·帕提，一个大家伙，像是一艘遭台风袭击的班轮。他总是在梦游状态中走来走去，疲乏得几乎连嘴唇都动不了。然而，那种轻微的嘴唇动作却使周围的每一个人忍不住大笑。他总是喃喃自语——尤其是关于奶酪。他十分喜欢奶酪，尤其喜欢抹面包的软奶酪和林堡奶酪——放得越陈越好。在不吃奶酪的时候，他就讲关于海涅和舒伯特的故事，或者在他正要放屁的时候，他会要一根火柴，拿着放在他座位底下，以便我们能告诉他火焰的颜色。他从来不说再见或明天见；他总是从前一天中断的谈话那儿开始讲起，好像并没有时间上的中断。无论是早晨九点钟还是晚上六点钟，他都迈着同样令人恼怒的、慢悠悠的四方步，鞋子发出沙沙的声音，他低垂着脑袋，胳膊底下夹着衬里和配料，嘴里散发着臭气，鼻子发紫，有点儿半透明的样子。他会低着脑袋走进最密集的交通街道中间，一只口袋里放着软奶酪，另一只口袋里放着林堡奶酪。从电梯里走出来，他会用他那种困倦单调的声音说他有一些新衬里昨天晚上的奶酪棒极了你正在考虑还他赊给你的账吗最好马上付清如果你还想要货的话，或者想去看几部黄色电影请抓一下我的背再高一点儿对了请原谅我现在要放屁了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不能整天浪费在这里最好让老头戴上帽子是去喝一杯的时候了。他一边还在嘟嘟囔囔着，一边把他那只大方船头调过来，按了电梯的按钮，而老爷子则后脑勺上戴着一顶草帽，从店铺后面朝本垒来了一个滑垒，他的脸因为爱和感激而容光焕发。他说：“嗨，菲尔德，你今天早晨怎么样?见到你太好了。”而菲尔德的笨重大面具则放松了一会儿，露出宽厚和蔼的笑脸。这笑脸他只维持了一秒钟，然后他提高嗓门，使足了劲咆哮——以至于马路对面的汤姆·莫发特都能听见——“最好马上付清你究竟认为我卖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电梯一朝下开动，小鲁宾就从改制室里出来，带着疯狂的眼神对我说：“你想让我为你唱歌吗?”他他妈的完全知道我想。于是他回到长凳那儿，拿起他正在缝的衣服，以一种哥萨克人的疯狂喊叫唱了起来。

如果你在街上从他——小鲁宾——身边走过，你会说“肮脏的小犹太鬼”。也许他是一个肮脏的小犹太鬼，但是他知道如何唱歌；在你不名一文的时候，他知道掏他自己的口袋；在你伤心的时候，他更伤心。如果你试图踩他，他就啐你的鞋；如果你后悔了，他就把它擦掉，给你刷干净。他在你裤子上做出的褶缝就是耶稣·H.基督本人也做不出来。

改制室里全是侏儒——鲁宾、拉普、查莫维兹。中午他们拿出抹了甜黄油的犹太大圆面包和熏鲑鱼片。一方面，老爷子要了雏鸟和莱茵河葡萄酒；另一方面，裁剪师本切克则和三个小改制匠坐在一大堆鹅颈式熨斗、裤腿、衣袖中的长凳上，一本正经地谈论房租或者查莫维兹太太子宫里的溃疡。本切克是犹太复国主义党的热情成员。他相信犹太人面前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但是不管这一切，他却从来不能像样地发出“操”这类字眼的音。他总是说：“他造她。”除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外，本切克还有另一种迷恋，这就是有一天要做一件小领圈的大衣。几乎所有顾客都圆肩大肚皮，尤其是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老杂种，他们只会从衬衣店跑到裁缝铺，从裁缝铺跑到珠宝店，从珠宝店跑到牙医诊所，从牙医诊所跑到杂货店。衣服要做这么多改动，以致到衣服改好、可以穿的时候，季节已经过去了，它们不得不被放到一边，等明年再穿了，而到了明年，那些老杂种不是胖了二十磅就是瘦了二十磅，另外也由于他们尿里有糖，血液里有水，即使衣服很合身，也他妈的难以令他们满意。

还有保罗·戴克斯特，一个一年一万美元的人，但总是失业。有一次他几乎找到一份工作，但一年九千美元，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这项工作。由于在寻找这种神话般工作的过程中，服饰很重要，保罗感到必须光顾老爷子这样的好裁缝。一旦他弄到工作，那么一切就会得到充分解决。保罗心目中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他十分诚实，但他是一个梦想家。他来自印第安纳。像来自印第安纳的所有梦想家一样，他有这样一种可爱的性情，这样一种圆滑、老成、甜言蜜语的方式，以至于如果他乱伦，人们也会原谅他的。当他系好领带，当他选择了适当的手杖和手套，当翻领熨得很柔滑，皮鞋也不叽叽乱响，当他肚子里装了一夸特黑麦威士忌酒，天气又不太潮湿或不太阴沉，这时候，从他的个性中就流露出这样一股爱与理解的暖流，以至于连那些装饰品推销员，尽管他们对甜言蜜语无动于衷，也会彻底融化。当所有情况都有利地结合在一起时，保罗就会走到一个人跟前，上帝的绿色大地上的任何人，然后抓住他的衣服领子，把他淹没在爱的海洋中。我从未看见过一个人有如此的说服力，如此的吸引力。当他内心汹涌澎湃的时候，他是不可战胜的。

保罗常常说：“从马可·奥勒利乌斯[1]或爱比克泰德[2]开始，其余的会随之而来。”他没有推荐研究汉语或学习普罗旺斯语：他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开始。我在那些日子里的远大抱负是博得保罗的好评，但保罗是很难取悦的。当我给他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他皱起了眉头。当他看到我同侏儒们一起坐在长凳上试图解释《创造进化论》的意义时，他皱起了眉头。他尤其不喜欢犹太人。当裁剪师本切克拿着粉笔，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出现的时候，保罗就变得格外有礼貌，格外带有一种恩赐式的态度。他知道，本切克看不起他，因为本切克是老爷子的左膀右臂，于是他就用油把他擦得亮光光的，一味恭维他。最终甚至本切克都不得不承认，保罗有点儿本事，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个性特征，尽管他有种种缺点，却得到每一个人的喜爱。

保罗表面上快快活活，但实际上闷闷不乐。他的妻子柯拉时常仪态万方地走进来，眼中饱含泪水，恳求老爷子好好照管保罗。他们常站在靠近窗户的圆桌边小声谈话。她是一个漂亮女子，他的妻子，高个儿，轮廓清晰，说话时使用一种深沉的女低音，无论什么时候她一提到保罗的名字，这低音似乎就会痛苦得颤抖起来。我会看见老爷子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安慰她，向她保证各种事情都没有问题。她喜欢老爷子，我看得出来。她常常站得离他很近，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直视他的眼睛。有时候老爷子会戴上帽子，他们俩会挽着胳膊乘电梯下楼，好像要去参加葬礼似的。他们又去找保罗了。当保罗的饮酒狂热上来时，没人知道上哪儿找他。连着好几天，他会影踪全无。然后有一天，他会垂头丧气、悔恨莫及、低三下四地出现，求每一个人原谅。同时，他会把套服拿去干洗，让人把他呕吐的污渍除去，并在膝盖处做一点儿行家的修补。

一阵闹饮之后，保罗谈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他常瘫坐在一把深深的皮椅里，一只手拿着手套，两腿夹着手杖，谈论起马可·奥勒利乌斯。当他在医院治疗瘘管回来时，甚至谈得更加出色。他欠身坐到大皮椅子里去的样子使我当时想到，他特地到裁缝铺来是因为在别处找不到这样一个舒适的位子。坐下或站起来似乎都是一次痛苦的手术，但是一旦完成手术，保罗似乎就处于极乐之中，话就像液体的天鹅绒一般，从他的舌尖滚滚而出。老爷子会听保罗说一整天。他常说，保罗有闲聊的天分，但那只是他没把话说清楚，他是要说，保罗是上帝的大地上最可爱的人，他肚子里有一团火。当保罗太于心不安，不再定做另一套西服时，老爷子会哄他定做，一直对他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保罗……没有什么！”

保罗一定也在老爷子身上发现了某种程度的相同本性。我从未看见两个人脸上带着这样热情赞美的光彩互相对望。有时候他们会站在那里，互相赞美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直至流下眼泪。事实上，他们俩谁也不羞于让人看到自己流泪，这种事现在在世上似乎已不复存在。我现在能看到保罗那张不怎么好看的雀斑脸，以及那两片油腻的厚嘴唇，当老爷子第一千次告诉他，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家伙时，这嘴唇就抽搐起来。保罗从来不对老爷子谈论他不理解的事情，但在他如此认真谈论的简单日常琐事中，他加入了如此大量的柔情，以致老爷子似乎都灵魂出了窍。保罗不在了之后，他就像一个失去了亲人的人一样。这时候，他会走进一间办公室的小隔间里，独自一人默默坐在那儿，出神地凝视着那一排放满了未回复信件、未付账单的鸽笼式格架。看到他在这样的情绪中，我往往大受感动。我就悄悄溜下楼梯，开始往家走，从大道走到包厘街，沿包厘街走到布鲁克林大桥，然后在桥上经过一长串从市政厅延伸到富尔顿渡口的廉价旅馆。如果是在夏天的傍晚，引桥入口处挤满了闲逛的人，我就会搜寻着朝这些醉醺醺的人影中望去，很想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个保罗，想知道生活中是什么东西使这些明显的失败者如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其他人，那些成功者，我看见他们处于尴尬境地；我看见他们弯曲的脊柱，他们脆弱的骨骼，他们曲张的静脉，他们的肿瘤，他们凹陷的胸脯，他们那些由于多年涮洗而变了形的大面包篮子。是的，所有那些穿丝绸里子衣服的笨蛋我都十分了解——我们的名册上有美国最富的家庭。他们张开他们的脏嘴时，不知里面有多少脓和脏东西哩！就好像他们在裁缝面前脱衣服时，感到不得不摆脱他们用精神构成的堵塞的污水池中积累起来的垃圾。全是一些无聊病和富贵病。令人作呕地谈论他们自己。总是“我”，“我”。我和我的肾。我和我的痛风。我和我的叶苔。当我想到保罗的可怕痔疮，想到他们治疗的奇异瘘管，想到他剧烈疼痛的伤口里流出的所有爱和学问时，我认为保罗完全不属于他的时代，而是摩西·迈蒙尼德[3]的嫡亲兄弟，他在摩尔人手下写出了有惊人学问的论文，论及“痔、疣、痈”，等等。

在老爷子如此爱护的所有这些人中，死亡都迅速而意外地到来。保罗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在海滨时，死亡降临了。他淹死在一英尺深的水中。他们说是心脏衰竭。于是，在一个晴朗的白天，柯拉穿着漂亮的孝服，乘电梯上楼，一路哭过来。我觉得她从来没有这样漂亮，这样甜美，这样线条清晰过。尤其是她的屁股——我记得天鹅绒如何爱抚地紧裹着她的身体。他们又站在前窗户边的那张圆桌附近，这一次她哭得很厉害。老爷子又戴上帽子，他们俩挽着胳膊乘电梯下楼。

不久以后，老爷子动了某种古怪的奇想，催促我去看保罗的妻子，表示我的悼念。当我按响她公寓的门铃时，我在发抖。我几乎料想她赤身裸体地出来，也许只是在胸部围了一道黑纱。我因为她的美而搞得昏头昏脑，还有她的年龄，还有她从印第安纳带来的那种困倦的植物般的特性，以及她浑身的香水味。她穿着一件领口很低的孝袍，一件漂亮的紧身黑天鹅绒袍子。这是我第一次同一个丧偶的女人，一个乳房似乎都要大声抽噎出来的女人面对面在一起。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尤其是关于保罗。我结结巴巴，脸也红了，在她请我坐到她旁边的睡榻上时，我在窘迫中几乎跌倒在她身上。

我们坐在那张低矮的沙发上，那里满是柔和的光线，她起伏的腰部摩擦着我的身子，马拉加葡萄酒捶打着我的太阳穴。她疯狂地谈论着保罗，谈论他有多好。我最后弯下腰，一句话没说，撩起她的裙子，就让那玩意儿溜进她的身子里。当我把那玩意儿放进她里面，拼命干将起来的时候，她开始呻吟，一种神志不清的痛苦与内疚，不时被喘息以及由欢乐与痛苦引起的小声尖叫所打断，她反反复复地说：“我绝没有想到你会干这个……我绝没有想到你会干这个！”完事之后，她扯下天鹅绒长裙，那件领口很低的漂亮孝袍，把我脑袋放在她身上，让我亲吻她，并用她那两条强壮的胳膊几乎把我挤成了两半，她呻吟着，抽泣着。然后她爬起来，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走了一会儿。最后她跪在我直挺挺地躺在上面的沙发旁边，含着泪低声说：“你答应我，你将永远爱我，好吗?你答应我吗?”我说答应，一边用一只手在她下身忙活。我嘴上是说答应，心里却暗自想，你多么傻啊，竟等这么长久。她的下身多么潮湿，她多么孩子气，多么深信不疑，嘿，任何人来都可以得到真情。她是一个易受欺骗的人。

总是兴高采烈！时不时地，每过一个季节，就有一些人死去。有时候是保罗、朱利安·莱格利那样的好人，有时候是一个用锈钉子掏鼻子的酒吧招待——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就死了——但总是时不时地，像季节本身的更替，老家伙们都一个个死去。那么，除了画一条红色的斜线，一直画到账本的右下角，标明“死亡”以外，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每一次死亡都带来一点点业务——一身新的黑套装，要不然就是每件衣服左边衣袖上的黑纱。那些定做黑纱的人是些吝啬鬼，这是根据老爷子的说法，但他们也确实是吝啬鬼。

随着老家伙们的去世，他们为年轻人所代替。年轻人！这就是整条大道的战斗口号，只要是有卖丝绸衬里套装的地方就有这口号。他们是很有血腥味的一伙，这些年轻人。赌徒、赛马场上出卖内部情报的人、证券经纪人、蹩脚演员、职业拳击手等等。前一天富，第二天就穷。没有廉耻，没有忠诚，没有责任感。他们大多数是一帮生了坏疽的梅毒患者。从巴黎或蒙特卡洛带着肮脏的明信片和腹股沟里的大蓝宝石回来。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睾丸像炒羊羔内脏一样大。

卡罗拉·冯·埃申巴赫男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好莱坞假扮王储，挣了一些钱。这是这样一个时期：看到王储满身臭鸡蛋，这被认为是狂喜的事情。必须为男爵说一句，他是王储的好替身。一个骷髅头上长着傲慢的鼻子，迈着暴躁的大步，穿着紧身胸衣的腰，像马丁·路德一样瘦，一样陶醉。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盲目狂热，带着容克地主阶级那种花哨、愚昧的光华。在去好莱坞以前，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法兰克福一个酿酒商的儿子。他甚至不是一个男爵。但是，在他像药丸子一样被人揍来揍去，门牙也被打得咽下了肚，一只破瓶子的瓶颈在他左脸颊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之后，在他被人教会如何炫耀红领带，并像卓别林一样，快速转动手杖，把唇须剪断之后，他成了个人物。然后他在眼睛上夹一片单片眼镜，称自己为卡罗拉·冯·埃申巴赫男爵。要不是他迷恋上一个红头发的跑龙套演员，他的一切也许都还进行得很美好。这个跑龙套演员已经被梅毒烂得一塌糊涂。这断送了他。

有一天，他穿着礼服和鞋罩，乘电梯上楼来。一朵鲜红的玫瑰插在他的纽扣洞里，眼睛上夹着单片镜。他看上去轻松愉快、衣冠楚楚。他从皮夹里拿出来的卡片印制得很漂亮。卡片上印有一枚盾形纹章，他说，它作为家族的纹章已经有九百年的历史了。他称之为“家族骷髅”。老爷子因为顾客中间有一位男爵，非常高兴，尤其是如果他能付现金的话，因为这人答应付现金的。另外，看到男爵风度翩翩地走进来，胳膊上挎着两个风流少妇——每次换一双——这也是令人振奋的。更令人振奋的是，他请她们到更衣室里面，让她们帮他脱裤子。这是欧洲的风俗，他解释说。

他渐渐和所有在铺子前面闲逛的老朋友们混熟了。他表演给他们看王储是如何走路，如何坐下，如何微笑的。有一天，他带来一支长笛，演奏了罗累莱之歌。还有一天，他进来的时候，他的猪皮手套的一只手指戳在裤裆外面。每一天他都暗中准备了一个新把戏来露一手。他快活，机智，有趣。他知道上千个笑话，有些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他是一个极其有趣的人。

然后有一天，他把我拽到一边，问我能否借给他一角钱——作车费。他说他支付不起他订的服装，但是他指望不久在第九大道的一家小电影院里会有一份弹钢琴的工作。然后，他在我不知不觉中哭了起来。我们正站在更衣室里，幸好帘子都是拉上的。我不得不给他一块手绢来擦眼泪。他说他已经厌倦了扮演小丑，他每天到我们家来，因为这里很暖和，因为我们有舒适的座位。他问我能否带他去吃午饭——最近三天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点儿咖啡，和几个小面包。

我带他到了第三大道的一家德国小餐馆，一个面包房和餐馆的混合体。这地方的环境使他伤心到了极点。他只会说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日子，战前的那些日子。他本打算成为一个画家的，然后爆发了战争。我仔细听着，他讲完时，我建议他那天晚上到我家吃饭——也许我可以让他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他感激得不得了。一定，他要来的——七点整。好极了！

在饭桌上，我老婆对他的故事津津有味。关于他一分钱也没有的事，我没有说起，只说他是一个男爵——冯·埃申巴赫男爵，是查理·卓别林的一个朋友。我老婆——我最初几个老婆中的一个——很得意能同一位男爵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尽管她是一个清教主义的杂种，可是在他讲自己那些有伤风化的故事时，她竟然一点儿也不脸红。她认为这些故事很讨人喜欢——如此欧洲化。但是，最终到了摊牌的时候。我试图委婉地把情况说出来，可是关于梅毒那样的问题你如何能说得委婉呢?开始我没有称之为梅毒——我说“性病”。性方面的疾病，就是说！但是就那个“性”字，已经让我老婆全身一阵哆嗦。她看着他正举到嘴边的杯子，然后又以恳求的目光望着我，好像要说：“你怎么能请那样一个人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我明白必须立即单刀直入。“这位男爵将和我们一起待一段时间，”我平静地说，“他一分钱也没有，他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保证，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的表情变化得如此之快。“你！”她说，“你让我那样做?那么小孩呢?你要我们都得梅毒，是吧?他得了这病还不够——你要孩子也得这病呀！”

男爵当然被这一通发作弄得十分下不了台。他要马上走，但是我让他耐心等着，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大吵大闹。然而，他变得十分激动，喝咖啡喝得呛了起来。我捶他的背，直到他脸色发青。他纽扣洞里的玫瑰掉出来，掉进了盘子里。它在那里的样子很古怪，就好像他从自己的血里把它咳了出来。这使我为我老婆感到他妈的十分羞愧，我恨不得当场把她掐死。在我领他去浴室的时候，他仍然呛着，说话气急败坏。我让他用凉水洗脸。我老婆跟着我们进了浴室，在杀气腾腾的沉默中盯着他冲洗自己。在他洗完脸以后，我老婆一把从他手中夺过毛巾，猛地推开浴室窗户，把毛巾扔了出去。这使我火不打一处来。我让她他妈的从浴室滚出去，管好她自己的事情，但是男爵一步跨到我们中间，哀求着讨好我老婆。“你明白，我的好太太，还有你，亨利，你们什么也不必担心。我把我所有的注射器和药膏都带来了，我将它们放在一只小箱子里——那里，就放在水池底下。你们千万不要把我赶走，我没有地方可去。我是一个绝望的人。我在世界上孤身一人。你们以前对我那么好——为什么你们现在就一定要这么残酷呢?我有梅毒是我的错吗?任何人都可能得这病。大家都是人嘛。你们瞧着吧，我会一千倍地报答你们的。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我会铺床，我会洗盘子……我还会为你们做饭……”他就像那样不停地说啊说，因为怕她说“不”，他连喘口气都不敢。在他说完了所有的诺言，在他上百次地求她宽恕，在他跪下来试图在她猛地抽走的手上亲吻之后，他坐在马桶上，穿着他的礼服和鞋罩，抽泣起来，抽泣得像一个小孩子。这是一个可怕的、消过毒的、铺着白色瓷砖的浴室，里面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好像上千面镜子打碎在放大镜底下，然后还有这个不成样子的男爵，穿着他的礼服和鞋罩，他的脊柱里注满了汞消毒溶液，他的抽泣就像刚开动的火车头短短地喷出一阵阵蒸汽。我不知道究竟干什么好。像那样坐在马桶上抽泣的一个男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对此变得习惯了。我变得无动于衷。我现在确信，要不是因为不得不在里昂的那家医院一天两次访问那两百五十名卧床病人，拉伯雷才不会那样兴高采烈呢。我确信这一点。

总之，关于抽泣……不久以后，另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没有办法把孩子打掉，尽管仍然希望，仍然希望有什么事会发生，也许是一个奇迹。她的肚子大得像一只熟了的西瓜，六七个月了，嗨，她常常犯忧郁症，躺在床上，和那只西瓜面面相觑，她会开始抽泣，足以使你心碎。也许我会在另一个房间，伸展在睡榻上，手里捧一本大厚书。她那些抽泣会让我想起卡罗拉·冯·埃申巴赫男爵，想起他那灰色的鞋罩和带镶边翻领的礼服，以及纽扣洞里深红色的玫瑰。她的抽泣在我听来就像音乐。她不断抽泣是想得到同情，而家里却没有一点儿同情。这是很可怜的。她越歇斯底里，我就越置若罔闻。这就像在一个夏夜的海滩上听拍岸浪花的隆隆声和咝咝声：一只蚊子的嗡嗡声足以淹没大海的咆哮。总之，在她情绪激动到了一种崩溃状态之后，邻居们再也受不了了，前来敲门。然后她的老母亲就会从卧室里爬出来，眼睛里含着泪水求我到她那儿去，让她安静一点儿。“哦，随她去，”我会说，“她会熬过去的。”这时候，我老婆的抽泣会停住一会儿，她会疯了一般从床上跳下来，气得晕头转向，披头散发。她眼睛红肿，眼前一片模糊。这时她一边继续打嗝、抽泣，一边开始用拳头狠狠砸我，直砸得我歇斯底里地大笑。她看见我像一个疯子一样前仰后合，她的胳膊也累了，手也疼了，这时她就会像一个喝醉的婊子般喊叫——“魔鬼！恶魔！”——然后像一只疲惫不堪的狗一样灰溜溜地走开了。后来，我让她平静了一点儿，我明白她真的需要一两句好听的话，这时我就会把她摔倒在床上，美美地干起她来。在伤心痛苦地大闹一场之后，她要不是干起来最美的女人，我就死去！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哎哟哎哟地呻吟叫唤。“怎么干我都行！”她常常说。“随你怎么干！”我会让她倒立着干她，我会从背后干她，我会拽着她经过教区牧师的家，如他们所说，任何该死的事情——她干脆就乐得发狂。子宫歇斯底里，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我说的有一句是假话，正如那位诚实的大师所说，我希望上帝惩罚我。

（上面提到的上帝，由圣奥古斯丁定义如下：“一个无限的球体，其中心在一切地方，哪儿都没有边际。”）

然而，总是兴高采烈！如果这是在战前，温度表降到零度或零度以下，如果碰巧是感恩节、新年、生日，或任何聚一聚的古老借口，那么，我们全家就会去加入那些构成活家谱的其他怪物当中。我总是感到很惊奇，尽管总是受到各种祸患的威胁，我们家族里的这些人却还是快快活活的。不管有什么情况，他们都快快活活。有癌症、水肿、肝硬化、精神错乱、偷窃、说谎、鸡奸、乱伦、瘫痪、绦虫、流产、三胞胎、白痴、酒鬼、废物蛋、盲信者、水手、裁缝、钟表匠、猩红热、百日咳、脑膜炎、中耳炎、舞蹈病、口吃、囚犯、梦想家、说书人、酒吧招待——最后还有乔治叔叔和梅莉亚姨妈。停尸房和疯人院。快活的一伙，桌上放着好东西——有红叶卷心菜和绿色的菠菜；有烤猪肉、火鸡、酸菜；有土豆丸子和酸肉汁；有萝卜和芹菜；有填鹅、豌豆、胡萝卜；有漂亮的白菜花；有苹果汁和士麦那产的无花果；有像棍棒那么大的香蕉；有肉桂糕和撒面包屑的蛋糕；有巧克力夹层蛋糕和各种坚果：核桃、灰胡桃、杏仁、美洲山核桃、山核桃；有贮藏啤酒和瓶装啤酒；有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有香槟酒、居默尔香酒、马拉加白葡萄酒、波尔图葡萄酒；有烧酒；有辣味奶酪；有味道不浓、无可挑剔的切达干酪；有清淡的荷兰奶酪；有林堡奶酪和抹面包的软乳酪；有家酿葡萄酒、接骨木果酒；有酸味苹果酒和甜味苹果酒；有大米布丁和木薯淀粉；有烤栗子、橘子、橄榄、泡菜；有红、黑鱼子酱；有熏鲟鱼；有柠檬蛋白饼；有手指饼干和指状巧克力松饼；有蛋白杏仁饼干和奶油泡芙；有黑色的雪茄和细长的雪茄；有“达勒姆公牛”、“长筒大炮”和各种海泡石烟斗；有玉米棒子和牙签，会使你第二天牙龈火辣辣疼的木制牙签；有角上绣着你名字开头字母，宽度为一码的餐巾。屋里生着的煤火烧得很旺，窗户上冒着水蒸气，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你眼前，除了一只洗手指的碗。

零度的天气，疯狂的乔治，被马咬掉了一条胳膊，穿着死人剩下的衣服。零度的天气，梅莉亚姨妈，正寻找着她留在帽子里的小鸟。零度，零度，拖船在楼下的港口发出喷气声，冰块上下浮动，从船头到船尾缭绕着一道道又细又长的烟气。大风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刮过来；成吨成吨的雪全被削成小雪花，每一片雪花都带着一把匕首。窗外的冰柱像开塞钻，大风咆哮，窗玻璃咔哒咔哒直响。亨利叔叔正唱着“为德国第五欢呼！”他的背心敞开着，背带掉了下来，太阳穴上青筋暴突。为德国第五欢呼！

在阁楼上，那张吱吱嘎嘎响的桌子已经摆好；底下是温暖的马厩，马在各自的栏内嘶叫，嘶叫、咀嚼、刨地、笨重地走动，粪便和马尿、干草和燕麦、冒热气的毛毡和干燥的脏物等的美妙香味，麦芽和旧木头、皮挽具和鞣料树皮等的味道，像芳香的烟一般袅袅升起，停留在我们的头顶上。

马厩依赖于马。这些马站在热烘烘的尿里，不时变得活蹦乱跳，拂动着它们的尾巴，放屁，嘶叫。炉子像红宝石一样烧得红彤彤的，空气因为烟雾而变成了蓝色。桌子底下，梳妆台上，水池里，全是瓶子。疯乔治试图用一只空袖子抓自己的脖子。废物蛋内德·马提尼正瞎摆弄留声机；他老婆嘉莉正从大酒壶里狂饮。小家伙们正在楼下马厩的黑暗中玩臭手指头。在街上棚屋区开始的地方，小孩子们正在造一个可以在冰上滑行的池塘。到处都是由寒冷、烟雾、雪形成的蓝青色。梅莉亚姨妈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抚弄一串念珠。内德叔叔正在修理马具。三位祖父和两位曾祖父靠近炉子挤作一团，谈论着普法战争。疯乔治正舔吃着残渣。女人们正挨得越来越近，她们说话声很低，舌头喋喋不休。一切都像拼板玩具一样相配——脸、声音、姿势、身体。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运行轨道上受到引力作用。留声机又响起来，声音变得更响更刺耳了。留声机突然停下。在他们脱口说出来的时候，我本不应该在那里的，可是我在那里，而且也听到了。我听到，大麦琪，就是在弗拉辛那边开酒馆的那个，同她亲哥哥睡觉，这就是乔治之所以发疯的原因。她和每一个人睡觉——除了她自己的丈夫。然后我听说她常常用皮带抽乔治，常常把他直打得口吐白沫。这就是引起发病的原因。那时候梅勒[4]坐在角落里——她是又一个例子。她竟像孩子一样怪里怪气。在这方面，母亲也是这个样子。保尔死了，这太糟糕了。保尔是梅勒的丈夫。是的，如果那个从汉堡来的女人不出现，不腐蚀保尔，一切都会没问题。梅勒能做些什么来对付那样一个聪明女人——对付一个精明的婊子呢?对梅勒得采取些措施。有她在周围，情况很危险。就在前两天，他们发现她坐在炉子上。幸好火不太旺，但是，假如她想起来要放火烧房子——在他们都睡着的时候呢?可惜她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了。他们为她找到的最后一个地方是这样好的一个去处，有这样仁慈的一个女人照料她。梅勒变懒了。她同保尔在一起过得太悠闲。

我们走出门外的时候，空气很清冷。满天星星很有生气的样子。在栏杆上、台阶上、窗台上、门窗的格栅上，到处都是洁白的积雪，覆盖着肮脏、罪恶大地的白色大衣。空气清冷纯净，就像深深吸入了几口阿摩尼亚，皮肤像羚羊皮一样光滑。蓝色的星辰，一堆又一堆的星辰，随着我们这些羚羊飘忽不定。这样一个美丽而夜深人静的晚上，好像在雪底下躺着金子般的心，好像这德国的热血正从沟里流走，去堵住饥饿婴儿的嘴，去洗掉世界的罪恶与丑陋。深夜里，河流被冰阻塞了，星星跳舞，旋转，像陀螺般旋转。我们全家人零零散散地沿着起伏不平的街道散开。沿着纯白的地面，留下足迹、脚印。这个正用圣诞树扫雪的古老德国家庭。全家都在那里：叔叔伯伯、堂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父亲、祖父。全家都暖洋洋、醉醺醺，没有人想另一个人，想早晨将升起的太阳，想为人跑腿的事，想医生的诊断，想所有那些把白天弄得乌烟瘴气，却使这夜晚变得神圣，使这由蓝色的星星和深深的积雪、由山金车花和阿摩尼亚、由日光兰和金刚砂构成的夜晚变得神圣的残酷而可怕的义务。

没有人知道梅莉亚姨妈会完全发疯，没有人知道当我们走到拐角那里的时候，她会像驯鹿一样跳向前去，咬下一块月亮。在拐角那里，她像驯鹿一样跳向前去，尖叫着。“月亮，月亮！”她喊道，同时她的灵魂出窍，完全离开了她的肉体。它一分钟走八千六百万英里。走啊，走，一直走到月亮那里，没人有足够快的念头来阻止它。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一眨眼的工夫。

现在我要告诉你，那些杂种对我说些什么……

他们说：亨利，你明天送她去疯人院。不要告诉他们我们能付得起她的费用。

妙哉！总是兴高采烈！第二天早晨我们上了电车，去了乡下。如果梅勒问去哪里，我该说：“去看莫妮卡姨妈。”但是梅勒什么也没问。她安静地坐在我旁边，不时指指那些母牛。她看见蓝色的母牛、绿色的母牛。她知道它们的名字。她问月亮在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否碰巧有一截碎肝红肠。

一路上，我哭了——我忍不住。在这个世上太好的人却要被锁起来。太好的人都有些毛病。确实，梅勒很懒。她天生就懒。确实，梅勒是个不称职的家庭主妇。确实，梅勒不知道在他们给她找来一个丈夫时如何抓住他不放。当保尔同那个汉堡来的女人私奔时，梅勒坐在角落里哭泣。别人要她去做点儿什么——让他吃枪子儿，大吵大闹，起诉要求赡养费。梅勒安静地坐着。梅勒哭泣着。梅勒低垂着脑袋。她仅有的一点点理智也抛弃了她。她就像一双破袜子，被踢到这儿，踢到那儿，到处踢，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

然后有一天，保尔拿了根绳子，吊死了自己。梅勒一定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她彻底疯了。前一天他们发现她在吃自己的大粪，再前一天他们发现她坐在炉子上。

而现在，她非常安静，她叫着母牛的名字。月亮迷住了她。她不害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她始终信任我。我是她最喜欢的人。尽管她弱智，却对我很好。别人更有理智，但他们的心都坏了。

当阿道尔夫兄弟带她坐马车出去兜风时，别人常说：“梅勒的眼睛盯着他！”但是我认为，梅勒当时一定像她现在同我谈话一样无辜。我想，梅勒在履行她婚后义务时一定始终在天真地梦想着她要送给每一个人的漂亮礼物。我认为梅勒对罪恶、负罪感或后悔都一无所知。我认为梅勒天生是一个弱智的天使。我认为梅勒是一个圣人。

有时候她被解雇，他们往往派我去接她回来。梅勒从来不认识回家的路。我记得她无论什么时候看见我来，总是那么高兴。她会天真地说，她要和我们待在一起。为什么她不能和我们待在一起呢?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这样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为她在火炉边腾出一块地方，让她坐在那里梦想呢?如果这就是她想要做的一切，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为什么每个人都必须工作——甚至圣人和天使也这样呢?为什么弱智者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呢?

我现在想着，归根结底，我现在领她去的地方会适合她。不再工作。只是，我更愿意他们在某个地方为她腾出一个角落。

走在通往大门的石子路上时，梅勒变得不安起来。即使一只小狗在被带到池塘里去溺死时也会明白事理。梅勒在发抖。在大门边，他们正等着我们。大门打开。梅勒进到里面，我在外边。他们试图哄她跟他们去。他们现在对她很温和。他们同她说话时如此轻声轻气，但是梅勒吓坏了。她转过身，朝大门跑来。我仍然站在那里。她从铁条里把胳膊伸出来，抓住我的脖子。我体贴地吻了她的额头。我轻轻松开她的胳膊。别人又要把她带走。我受不了看见那个。我必须走。我必须跑开。但是，有整整一分钟的时间，我站着看她。她的眼睛似乎变得硕大无朋。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深黑色的，像黑夜一般，百思不得其解地瞪着我。没有一个疯子会那样看人。没有一个白痴会那样看人。只有天使或圣人才那样。

我说过，梅勒不是一个好家庭主妇，但是她知道如何做油煎肉饼。这就是我想起来的配方：由湿面包的腐殖质（来自一个像样的小便池）构成的胶状物加马肉（只是马蹄上部的丛毛），剁得很细，同一些香肠肉馅和在一起，在手掌里搓。她在那个汉堡女人到来之前和保尔一起经营的那家酒馆就在第二大道L的弯道附近，离救世军使用的中国宝塔不远。

我从大门边跑开后，在一堵高墙边停下，把脑袋埋进撑在墙上的胳膊里，抽泣起来。自小时候以来，我还从没有这样抽泣过。在这时候，他们正在给梅勒洗澡，让她穿上规定的服装；他们把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平整，在颈背处挽成一个发结。这样就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有何特殊了。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疯狂样子，无论他们是半疯，还是四分之三疯，还是只有一点点疯。当你说“我可以要笔和墨水写封信吗”，他们说“行”，递给你一把扫地的笤帚。如果你心不在焉地在地上撒尿，你得把它擦掉。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抽泣，但绝不能违反住房规定。疯人院必须和其他房子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

梅勒被允许一周会见一次客人。三十年来姐妹们一直都去疯人院。她们已经腻味透了。当她们还是小娃娃时，她们就常去看布莱克韦尔岛上的母亲。母亲总是说要当心梅勒，要看好她。当梅勒眼睛睁得又大又亮，站在大门边上时，她的心思一定像一列快车一般往回开。一定是一切都同时在她脑海中迸出。她的眼睛又大又明亮，好像它们看到的东西比它们所能理解的更多。因恐惧而明亮，在恐怖底下是无限的混乱。这就是使它们明亮得如此之美的东西。你若如此清楚，如此突然地看见事物，那你也不得不发疯。如果你很伟大，你就可以保持那个样子，人们将信任你，信赖你，为你把世界翻个个儿；但是如果你只是部分伟大，或只是一个小人物，那么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无人知晓。

早晨在尖叫着的高架铁路底下做一次思维十分活跃的散步，从德兰西街朝北走向华尔道夫，在那里，老爷子前一天晚上一直同朱利安·莱格利在孔雀巷闲逛。每天早晨从德兰西街车站往北走向华尔道夫时，我都写一本新书。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用硫酸写着：乱伦之岛。每一个早晨都是从前一天夜里的醉酒呕吐开始的；它构成了一朵巨大的栀子花，它戴在我翻领的纽扣洞里，我那件全部使用丝绸作衬里的双排扣西服的翻领。我带着黑色的阴郁气息来到裁缝铺，也许发现汤姆·乔丹在改制室里等着让人把污迹从他的纽扣遮盖上去掉。在接连写了三百六十九页之后，由于感到说“早上好”很无聊，我没有显示出普通的礼貌。我今天早晨刚完成了我祖宗家谱的第二十三卷，书中甚至见不到一个逗号，因为它全部是即兴写成，甚至连自来水笔也不用。我，这个裁缝的儿子，现在正要对恩迪科特·芒福德的第一流毛织品推销员说：“早上好！”他正穿着衬衣，站在镜子前，察看眼睛底下的眼袋。家谱上的每一个分支都在我眼前晃悠：从易北河疯狂的黑色迷雾中浮现出这个千变万化的乱伦之岛，它产生了每天早晨我戴在纽扣洞里的奇异之花。我正要对汤姆·乔丹说：“早上好！”我嘴唇发抖。我看见一棵大树从黑色迷雾中升起，在树干的穴中，坐着那个汉堡来的女人，她的屁股紧绷绷地挤出椅子背外。门插着闩，从裂缝里我看见她那张绿色的脸，嘴唇紧闭，鼻孔扩张。疯乔治正拿着带画的明信片挨家挨户走，被马咬掉的那条胳膊不见了，埋掉了，空袖子在风中飘拂。当日历上一页页都被撕去，只剩下最后六页的时候，疯乔治会按响门铃，他站在门槛前，唇须上结着冰柱，手里拿着帽子，喊道：“圣诞快乐！”这是易北河上长出来的最疯狂的谱系之树，树上的每一根枝杈都枯萎了，每一片叶子都已凋零。这是一年一度定期喊“圣诞快乐”的那棵树。不管各种灾祸，不管癌症、水肿、偷窃、说谎、鸡奸、瘫痪、绦虫、中耳炎、舞蹈病、脑膜炎、癫痫、叶苔等等的泛滥。

我正要说：“早上好！”我嘴唇发抖。二十三卷《末日审判书》是以乱伦的精确写成的，用最精致的摩洛哥皮装订封面，每一卷都妥善保管。汤姆·乔丹充血的双眼粘在镜子上了；它们像一匹马要抖掉一只飞蝇般颤抖。汤姆·乔丹总是在脱掉他的裤子，或是穿上他的裤子。总是把他的裤裆扣系上或解开。总是叫人把污渍除去，让人做出一道新的褶缝。梅莉亚姨妈正坐在单人监房里，在家谱大树的树荫下。母亲正把呕吐的痕迹从上星期的脏衣服上洗掉。老爷子在皮带上磨剃刀。犹太人正从桥下的阴影中进逼过来。白天越来越短，拖船喷着蒸汽，或者像牛蛙般叫唤，港口挤满了冰块。写在空中的这本书的每一章都浓化了血液，它的音乐震掉了外部空气中的疯狂焦虑。夜晚像隆隆的雷声般降临，将我放在人行公路的路面上，这条路最终不通到任何地方，而是明晃晃地由发光的轮辐包围着，沿着这些轮辐，既转不回来，也静止不了。

从桥的阴影中，乌合之众进逼过来，越来越近，像金钱癣，留下一处化脓的巨大溃疡，沿着第十四街从一条河来到另一条河。这条流脓的线无形地从一个大洋流到另一个大洋，从一个世纪流到另一个世纪，清楚地划分出我从账本上了解的非犹太世界和我将要从生活中知道的犹太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在这从一条河流向另一条河的脓线中间，立着一只满是栀子花的小花盆。这是乳齿象漫步的范围，在这里水牛再也不能吃草；狡猾的、抽象的世界在这里像悬崖一般突起，在悬崖中间埋葬着革命的烈火。每天早晨我越过这条线，纽扣洞里戴着一朵栀子花，随身携带又一卷写在空中的书。每天早晨我涉水走过满是呕吐物的地沟，到达美丽的乱伦之岛；那悬崖每天都越来越高地升起，窗户轮廓像铁路轨道一样笔直，其光亮的闪烁比擦亮的脑壳更令人眼花缭乱。每天早晨地沟都更加充满威胁地张开大口。

我现在应该对汤姆·乔丹说：“早上好！”可是话挂在嘴边颤抖着。这算什么早晨?要我把它浪费在打招呼上。它好吗，这早晨中的早晨?我正在失去区别这早晨和那早晨的能力。账本里是正在迅速消失的野牛世界；隔壁的铆工们正在缝合未来摩天大楼的肋骨。穿着铅鞋、有玻璃脑壳的狡猾东方人正在筹划明天的纸张世界，一个完全由商品构成的世界。商品像一个纸盒工厂一样，盒子摞盒子地升起：离岸价，卡纳西。今天还有时间参加新近死去者的葬礼；明天就没有时间了，因为死者将被留在现场，谁流一滴眼泪，那他就倒霉了。这是一个适合革命的早晨，要是有机关枪而不是鞭炮的话。如果昨天早晨不是一个彻底的大失败，那么今天早晨将会是一个辉煌的早晨。过去飞快跑开去，地沟加宽。明天比它在昨天时离得更遥远，因为昨天的马跑疯了，穿铅鞋的人赶不上它。在早晨的好与早晨本身之间，有一条流脓的线，它把恶臭吹到昨天，又败坏了第二天。这是一个如此混乱的早晨，以至于如果它只是一把旧伞，那么最小的一个喷嚏也会叫它吹起喇叭。

我的整个一生都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早晨中伸展开去。我每天从头写起。每天都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新世界被创造出来，我在灿烂的群星中间，一位如此着迷于他自己的神，除了唱歌、创造新世界以外什么也不做。同时，旧天地正在瓦解。旧天地就像改制室，裤子在里面被熨过，除去污渍，钉上纽扣。旧天地散发的味道，就像接受又红又烫的熨斗亲吻的一条湿衣缝。没完没了的改动和修补，袖子加长，衣领放低，把纽扣移近，贴上新的裤子后裆。但是从来没有一套新服装，从来没有一种创造。有每天从零开始的早晨世界，以及东西在里面不断被改动、修补的改制室。这就是我生活的情况，夜间的缝纫者奔忙在我的一生中。整个夜间我都听到鹅颈式熨斗亲吻湿衣缝时发出的咝咝声；旧天地的表皮落在地板上，它们的恶臭散发着醋一样的酸味。

我父亲喜爱的人都脆弱而可爱。他们每一个人都消失了，像辉煌的星星遇上了太阳。他们平静地灾难性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一块碎片——除了对他们的火焰和光辉的回忆。他们现在在我心中流动，就像一条被陨落的星星阻塞的宽阔河流。他们构成了黑色的河流，使我的世界的轴心始终不断地旋转。从这条黑色的、没有尽头的、不断扩张的夜的腰带中，产生了浪费于创造中的连续不断的早晨。每天早晨河流溢过河岸，沿着河滩零零散散地留下了袖子、纽扣洞，以及一个死亡天地的所有外表，而我则站在河滩上观照创造之晨的海洋。

站在海岸上，我看见疯乔治靠在殡葬所的墙上。他戴着一顶滑稽的小帽，系着赛璐珞领子，但是没戴领带；他坐在棺材旁边的长凳上，既不伤心，也不微笑。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从一幅犹太绘画中走出来的天使。棺材里的尸体是新放进去的，穿着一件乔治那样尺寸的芝麻呢套装，显得很庄重。他系着领子，戴着领带，背心口袋里有一块表。乔治把他抱出来，脱下他的衣服，在他一边换衣服的时候，他把他放在冰上。他不想把表偷走，就把它放在尸体旁边的冰上。尸体躺在冰上，脖子上围了一条赛璐珞领子。乔治走出殡葬所的时候，天正黑下来。他现在有了领带和一套好衣服。在拐角处的杂货店，他停下来买了一本他在橱窗里看见的笑话集；他在地铁里站着的时候，记下了一些笑话。它们是乔·米勒[5]的笑话。

正是在同样的时刻，梅莉亚姨妈给亲戚们送来了情人节的问候。她穿着一套灰色制服，头发从中间分开。她写道，她和新朋友们在一起很快活，吃得也很好，但是她想让他们记着，她上次想要一些狂欢节糕点——他们能用邮包给她寄一点儿吗?她说，在厨房外面的垃圾桶周围长出了一些可爱的牵牛花。她说她上星期天散步走了很长的路，看到许多驯鹿、野兔和鸵鸟。她说她的拼写很糟糕，但是又说，她从来就写不好字。每个人都非常好，有许多工作要做。她想尽可能快地要一些狂欢节糕点，可能的话用航空寄来。她请院长为她做一些，给她过生日用，但他们忘记了。她说，请寄点儿报纸来，因为她喜欢看广告。她曾经看见过一顶帽子，她想是在布卢明代尔公司，价格很便宜。也许他们可以把帽子同狂欢节糕点一块儿送来?她感谢大家圣诞节送给她的可爱贺卡——她仍然记得它们，尤其是上面带银星星的那一张。每个人都认为它很可爱。她说她马上要去睡觉了，她要为他们所有人祷告，因为他们总是对她那么好。

天昏暗下来，总是在大约相同的时刻，我站在那里凝视大海的镜子。冰冷的时间，既不快也不慢，只是一具僵硬地躺在冰上的死尸，系着赛璐珞领子——要是他勃起，就更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在楼下黑暗的门厅里，汤姆·乔丹正等着老爷子下楼来。他有两个胖乎乎的婊子同他在一起，其中一个正在系吊袜带；汤姆·乔丹正帮她系。同样的时刻，如我所说，临近黄昏，劳森太太正穿过公墓，再一次看一眼她宝贝儿子的坟墓。她亲爱的男孩杰克，她说，尽管他七年前蹬腿时已经三十二岁了。他们说这是风湿性心脏病，但事实上是这宝贝男孩搞大了那么多性感少女的肚子，以致在她们把他身上的脓抽干的时候，他就像一架抽粪机一样臭气冲天。劳森太太似乎根本不记得那些。这是她的宝贝男孩杰克，坟墓始终很整洁；她手袋里带着一小块鹿皮，为的是可以每天晚上擦墓碑。

同样的黄昏时刻，僵尸在冰上躺着，老爷子站在电话亭里，一只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抓着热烘烘、湿漉漉、毛茸茸的东西。他正打电话告诉家里不要推迟开饭了，他得带一个客户出去，会很晚回家，不要担心。疯乔治正在翻乔·米勒的笑话集。再往南，靠近莫比尔，他们正在练习圣路易斯布鲁斯曲，面前没有一个琴键，人们昨天、今天、明天听到这曲子，就准备要发疯。每个人都准备要被沥青表面的水汽中渗出的新音乐所强奸，所麻醉，所玷污，所灌醉。很快到处都是同样的时刻，只要拨号或乘坐悬在空中的气球就行。这是喝咖啡闲聊的人坐在家里饭桌旁的时刻，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情况被施加影响，那个长颊须、手指上戴着沉重戒指的女人更倒霉，因为她经受得起。

这个时刻美得惊人，每一个人都似乎在走自己个人的道路。爱和谋杀仍相隔几个小时。爱和谋杀，我感到正随黄昏一起来临：新的婴儿从子宫里钻出来，粉红色的嫩肉缠在带倒刺的铁丝上，整夜尖叫，像死人骨头一样腐烂，离无名之地一千英里。疯狂的少女静脉中流着冰冷的爵士乐，正煽动男人立起新的建筑；脖子上戴着狗项圈的男人涉过没过眼睛的粪塘，以便电力大王可以统治大海。种子里的东西把我的尿都吓出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正从鸡蛋里出来，无论我写得多么迅速，旧世界却死得不够快。我听到新的机关枪声，成百万架骨骼同时粉碎；我看见狗发了疯，鸽子脚脖上带着字母掉下来。

总是兴高采烈，无论是北起德兰西街，还是南至那条流脓的线！我柔软的双手在世界的身体里，翻起热烘烘的内脏，整理好，又打乱，把它们切开，又再缝上。把外科医生所了解的温暖体感同牡蛎、肉赘、溃疡、疝、癌细胞、新生的球茎甘蓝、夹子和镊子、剪刀和热带生长物、毒药和毒气一起全锁在里面，由皮肤小心覆盖好。从泄漏的总管道里，爱像阴沟气一般涌出来：戴着黑手套、系着黑色吊袜带的疯狂的爱；大声咀嚼、喷着鼻息的爱；藏在枪管里一夜又一夜地让屁眼开花的爱。那些从我父亲铺子里穿堂而过的人浑身都是爱的气息：他们暖洋洋，醉醺醺，懦弱而懒惰。以性装点的快艇，当他们夜间航行经过我的时候，他们扰乱了我的梦。站在纽约中心，我能听到母牛颈铃的叮当声，或者，转一下脑袋，我可以听到临死前喉鸣声中那种甜甜的音乐，一道红线画在账页上，每一只袖子都有一圈黑纱。只要把我的脖子拧过去一点点，我就可以凌空站在最高的摩天大楼上边，往下看现代进步的巨大车轮留下的车辙。没有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太难做到的，只要它身上有一点点悲伤和痛苦。在我们这里，有所有器质性疾病——以及一些非器质性疾病。我们像水晶一样延伸，从一种罪恶到另一种罪恶。一种欢乐的旋转，在旋转的中心，我的第二十一年已经覆盖上了铜锈。

当我不再能记事的时候，我将始终记得我得了淋病的那一夜，老爷子醉得如此酒气冲天，他把他朋友汤姆·乔丹带来一起上床。这真是美好动人——到外面去得一场淋病，这时家庭的荣誉危在旦夕，你可以说它和票面价格相等。为的是不在那里参加盛大舞会，看着老爹老娘扭打在地，扫把飞舞。为的是不在那里看到汤姆·乔丹在清冷的晨光中跪在地上，乞求宽恕，但是即使他跪在地上也不被宽恕，因为一个路德派教徒的心是不可动摇的，不知道宽恕是什么意思。动人而美好：第二天早晨在报上读到，前一天晚上的同样时刻，建了保龄球道的那个牧师在黑暗的房间里被人抓到，一个赤裸裸的男孩正坐在他的腿上！但是使这一切极度美好动人的是，第二天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我回到家，请求允许同一个老得足以当我母亲的女人结婚。当我说“结婚”的时候，老妈操起一把面包刀就冲我而来。我记得，在我离家时，我在书柜旁停下，抓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悲剧的诞生》[6]。多么滑稽可笑，前一天夜里的扫把、面包刀、淋病、被当场抓住的牧师、变凉的丸子、癌细胞……我那时候常想，生活中的一切悲惨事件都写在书中，外界进行的事情只是稀释了的谎言。我以为一本美好的书是大脑的有病部分。我从来不明白整个世界都可能有病！

我胳膊底下夹着个小包走东窜西。比方说，在一个明朗的大好清晨，痰盂都已洗过、擦亮。我喃喃自语地走进伍尔沃思大楼——“早上好，桑代克先生，今天早晨天气真好，桑代克先生。你对服装感兴趣吗，桑代克先生?”桑代克先生今天早晨对服装不感兴趣；他谢谢我的来访，把名片扔到废纸篓里去了。没有什么好气馁的，我又试一下美国捷运公司大楼。“早上好，哈萨威先生，今天早晨天气真好！”哈萨威先生不需要一个好裁缝——他有一个裁缝已经三十五年了。哈萨威先生很不高兴，他他妈的对极了，我跌跌绊绊走下楼梯时暗想。一个明朗的大好清晨，这不能否认，于是，为了去掉嘴里留下的苦涩味道，也为了观赏一下海港，我坐电车过桥，去找一个名叫戴克的吝啬鬼。戴克是个忙人。他是那种让人把午饭送上来，一边吃，一边让人给他擦鞋的人。戴克得了一种由干那事引起的神经疾病。他说如果我们不再每月向他讨债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做一套芝麻呢套装。那女孩只有十六岁，他不想把她的肚子搞大。是的，贴袋，请关照！此外，他有老婆和三个孩子。此外，他不久要竞选法官——遗嘱检验法庭的法官。

靠近日戏演出的时间了。跳上车回纽约，在脱衣舞厅那儿下车，那里的招待员认识我。前三排总是坐满了法官和政客。屋里黑洞洞的，玛吉·派奈蒂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白色紧身衣裤，正站在延伸到观众中间的台道上。她有舞台女郎最令人赞叹的屁股，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包括她自己。看完表演后，我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看看电影院，看看犹太熟食店。在投币机游乐场站一会儿，听扩音器上传出的迷人声音。生活只是一个充满巧克力夹层蛋糕和越橘饼的连续蜜月。往投币孔里投入一个分币，就可以看见一个女人在草地上脱衣服。往投币孔里投入一个分币，就可以赢到一副假牙。每天下午世界由新的组成部分构成：弄脏的部分被送到干洗店，用旧的部分被捣碎，卖作废物。

往住宅区方向走过那条流脓的线，穿过大饭店的大厅。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坐下来，看别人走过大厅。每个人都戒备着。到处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等待某件事情发生时的那种极度紧张是令人神志不清的。高架列车急驰而过，出租车鸣着喇叭，救护车发出当当声，铆工铆着铆钉。穿着华丽制服的旅馆侍者正寻找着没有回答姓名的人。在下面的金黄色的厕所里，人们站成队，等着小便；由长毛绒和大理石、纯净的令人愉快的味道、漂亮地冲洗便池的水构成的一切。人行道上有一堆报纸，大标题墨迹未干，全是关于凶杀、强奸、纵火、罢工、伪造、革命的。人们正越过彼此，不买票就闯入地铁。在布鲁克林那一边，有一个女人正等着我。年龄大得足以当我的母亲，她正等着我娶她。她的儿子得了肺结核，已经病重到如此地步，再也不可能从床上爬下来。了不起的乳房，上楼到她阁楼里做爱，儿子则在隔壁房间里咳嗽，连肺都快咳出来了。此外，她正在从流产后的衰弱中恢复过来，我不想再把她的肚子搞大——至少不是马上。

高峰时间！地铁成了一个对任何人开放的天堂。我紧紧地挤在一个女人的身上，都可以摸到她外阴部的阴毛。这么紧紧地粘在一起，我的指关节在她的腹股沟上留下了一道凹痕。她眼睛直盯着前方，看着我右眼底下一个极小的小点儿。到运河街的时候，我设法把我的那玩意儿放到指关节原先所在的地方。这玩意儿像疯了一般跳跃，无论车厢朝哪个方向颠簸，她总是在同样的位置，面对着我的衬衣领子。甚至在乘客减少以后，她还是站在那里，骨盆向前突出着，眼光固定在我右眼底下一个极小的小点儿上。她在区政厅站下车，连媚眼都没对我抛一次。我跟她到地面街上，想着她也许会转过身，至少说一声“喂”，或者让我给她买一块糖霜巧克力，假如我能买一块的话。然而没有，她像离弦的箭一般离去，脑袋连八分之一英寸的角度都没有转动过。他们是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他们成百万人每天不穿内衣站起来干。结局是什么——一次淋浴?一次按摩?十之八九他们是倒在床上，用手指来干完这活儿。

总之，快到傍晚了，我勃起着足以撑破我裤裆的那东西到处走。人群越来越稠密。现在每个人都拿着一份报纸。天空布满被照得亮堂堂的商品，每一件商品都被保证是令人愉快的，有益健康的，经久耐用的，富有情趣的，无噪音的，防雨水的，不朽的，是生活缺了它就不能忍受的极品，事实上生活已经是不能忍受的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生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老亨斯克离开裁缝铺，往住宅区方向的纸牌俱乐部而去。一项愉快的兼职工作，这使他忙到凌晨两点。没有许多事做——只是拿一拿先生们的帽子大衣，用一个小盘子端上饮料，清除烟灰缸里的烟灰，不断把火柴盒加满。从一切方面考虑，这都是一份愉快的工作。靠近午夜的时候，如果先生们想要的话，就为他们准备一点儿小吃。当然，有痰盂和抽水马桶要打扫，但是，都是这样一些绅士，真的不费什么事。然后，总是可以吃点儿奶酪和饼干，有时候还有一小口波尔图葡萄酒。偶尔还可以得到一份凉的小牛肉三明治，留到第二天吃。真正的绅士啊！没的说。抽最好的雪茄。甚至剩下的烟蒂味道都很好。真是一项非常非常愉快的工作！

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多数的裁缝铺都已打烊。顾客名单上会有一些怪僻老头，正等着来试穿。他们背着手踱来踱去。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裁缝铺老板本人，也许还有裁剪师或改制师。老板很想知道，他是否得重新做粉笔记号；支票会不会及时到来，他可以用来支付租金。裁剪师正在自言自语：“嘿，是的，某某先生，嘿，当然……是的，我想那里应该再高一点儿……是的，你很对……左边是有点儿不对劲儿……是的，我们几天内就给你弄好……是的，某某先生……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做好的衣服和未做好的衣服都挂在架子上；布匹都整整齐齐堆在桌子上；只有改制室里的灯光还亮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某某先生打来的，他今晚来不了了，但是他希望马上把他的夜礼服送去，就是钉了上周他挑选的新纽扣的那一件，但愿它千万不要再在脖子那儿不服帖了。裁剪师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迅速跑下楼去参加在布朗克斯举行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集会。老板留下来关铺子，把尚未关的灯全关上。他所派的把夜礼服马上送去的男孩就是他自己，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将通过顾客途径到处钻营，再没有比这更聪明的了。没有一个人的样子比送夜礼服给某某先生的裁缝铺老板更像百万富翁的了。精神抖擞，风流潇洒，皮鞋锃亮，帽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手套洗得干干净净，胡子上抹了蜡。只有在他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露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没有胃口。今天没有订单。没有支票。他们失望之极，十点钟就上床，可是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们又再也睡不着了。

走过布鲁克林大桥……难道这就是世界?这样走来走去，这些亮堂堂的大楼，这些从我身边经过的男女?我看他们动着嘴唇，这些从我身边经过的男女的嘴唇。他们在谈论什么——其中有些人谈得如此认真?我讨厌看见人们如此极其认真，而我自己却比他们任何人都更加痛苦。一种生活！有亿万种生活要经历。到目前为止，关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没有一件事情可说。没有一件事情。一定是我不得要领。应该回到地铁去，抓住一个女孩，在街上把她强奸；应该回到早晨的桑代克先生那里去，啐他的脸；应该站在时报广场，手里抓着那玩意儿，往沟里撒尿；应该抓起一把左轮手枪，向人群近距离射击。老爷子正过着放纵的生活，他和他亲密的伙伴们。而我则走来走去，又恨又忌妒，脸都变青了。我回到家时，老妈正在抽泣，心都快要碎了。听着她这样哭泣，夜里我不能入眠。我也恨她那样哭泣。这一个抢劫我，那一个惩罚我。在我最想做的事就是使她心碎时，我还怎么能够投入她的怀抱，去安慰她呢?

沿着包厘街走……此时此刻，这是一个像浓鼻涕那样绿的漂亮牧场。拉皮条的、无赖、甜姐儿、乞丐、叫花子、票贩子、枪手、意大利佬、爱尔兰酒鬼，全都发疯似的寻找一点儿吃的东西、一个睡觉的地方。走啊，走啊，走啊。我二十一岁，白人，在纽约出生长大，体格健壮，智力健全，背景良好，没有坏习惯，等等，等等。把它写在牌子上。按票面价格出售。除了出生在这里，没有犯过别的罪。

过去，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用他的双手做点儿事情。我是第一个油嘴滑舌、良心不好的浪荡鬼、坏种。

在人群中游泳，我是其中的一个数字。裁制，再裁制。灯光闪烁——开了关，开了关。有时候这是一条橡皮胎，有时候这是一块口香糖。其悲剧性在于没有人看到我脸上的绝望表情。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互相从身边经过，脸上毫无打招呼的意思。灯光像电针一般上下跳动。原子因光和热而发疯。一场大火正在玻璃后面燃烧，但是没有东西给烧掉。人们累断了腰，绞尽了脑汁，发明了一种小孩子都能操纵的机器。只要我能发现将要操作这部机器的假设的小孩，我就会把一把榔头放到他手里，说：打碎它！打碎它！

打碎它！打碎它！这就是我能说的一切。老爷子坐着一辆四轮四座马车到处跑。我忌妒他内心的安宁。他旁边坐着他的亲密伙伴，肚子里灌了一夸脱黑麦威士忌。我怨恨得脚趾上都起了泡。比我大二十岁，这家伙时刻显得越来越糟糕。这使我感到窒息。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任何温柔可爱的人等着问候我。现在的每一个亲密伙伴都是一头绝种的野牛，一去不复返。钢筋水泥把我围在里面。铺石路变得越来越硬。新世界正在把我消耗掉，剥夺我的所有。不久我连名字都不需要了。

我曾经认为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等待我，认为我可以建立一个空中世界，一个纯白色唾液构成的城堡，它将使我升得比最高的建筑还高，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把我置于音乐般的空间，在那里一切都将崩溃、灭亡，但我在那里却不受任何影响，像神一般伟大，是神圣中最神圣的。是我想象了这个世界，我这个裁缝的儿子！我这个从一棵硕大无朋的粗壮大树上的一颗小橡果里诞生出来的人。我在橡果里面，甚至大地最微弱的颤动都会传到我这里：我是大树的一部分，过去的一部分，那曾经辉煌过、代代相传的过去，带着骄傲，骄傲。在我掉到地上，被埋在那里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现在我不在了，不在了，你听见吗?你没听见?我在号叫，在尖叫——你没听见我?把灯关上！把灯泡打碎！你现在能听到我吗?再响点儿！你说。再响点儿！基督啊，你在开我的玩笑?你聋了吗?哑了吗?瞎了吗?我必须把衣服脱掉?我必须倒立着跳舞?

那么，行！我就为你跳舞！欢乐地旋转起来，弟兄们，让她转，转，转！在你转着的时候再扔进去一条裤子。不要忘记，孩子们，我的那玩意儿在裤裆的右侧。你听见吗?让她转！总是兴高采烈！

【注释】

[1] 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古罗马皇帝，161至180年在位，著有《沉思录》。

[2] 爱比克泰德（55?——135?）：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3] 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哲学家、法学家、医生。

[4] 即梅莉亚姨妈。

[5] 乔·米勒（1684——1738）：英国喜剧演员，死后有人以其名义出版《乔·米勒笑话集》。

[6] 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的哲学著作。

杰勃沃尔·克朗斯塔特

这人，这脑壳，这音乐……

他住在一个低于地面的花园后面，一种有车前横木和斯宾诺莎[1]、雪松和猴面包树遮掩的林中空地，一种令人眩晕的布克斯泰胡德[2]的乐曲，装点着鞘翅和三桅船。你穿过一个岗亭，看门人在那里伴着像《阿依达》[3]最后一幕中充满狂热情调的乐曲捻着唇须。他们住在三楼，在一个用直棂分开的观景楼后面，观景楼装饰着戴马嚼子的西班牙猎犬和皮脂腺囊瘤、债券和挂出去晾干的鲽鱼。在门铃按钮上方写着：杰勃沃尔·克朗斯塔特，诗人，音乐家，草本植物学家，气象员，语言学家，海洋学家，旧衣服，胶质。在这下面是：“请擦一擦你的脚，擤一擤你的鼻子！”再下面是一朵从一身旧套装上弄下来的玫瑰花饰。

“所有这一切都有点儿怪兮兮的，”我对我的同伴说，她的名字叫绮丽·基拉·贝。“他一定又来了月经。”

按了门铃以后，我们听到婴儿的哭泣声，一种响亮刺耳的号啕大哭，就像宰马的屠夫从梦中惊醒的嘶叫声一般。

最后，卡佳来到了门跟前——从黑森卡塞尔来的卡佳——在她身后站着小皮诺奇尼，像薄脆饼一样单薄，手里拿着一个淡褐色的洋娃娃。皮诺奇尼说：“你们应该到客厅去，他们还没有穿好衣服。”当我问他们是否需要很长时间，因为我们都快饿死了的时候，她说：“哦，不！他们穿了好几个小时了。你们可以看一下爸爸今天写的新诗——它在壁炉架上。”

绮丽解下她的长蛇围脖时，皮诺奇尼咯咯直笑，说，哦，亲爱的，世界究竟怎么回事?一切都是这样，一切都晚了，你读过懒惰小女孩把牙签藏在褥垫底下的故事吗?可奇妙了！是爸爸从一本大书里读给我听的。

壁炉架上没有诗，但是有其他东西——《忧郁的解剖》、一只珀诺茴香酒的空瓶子、《乳白色的大海》、一块切好的烟草条、发卡、一本街道指南、一支陶笛……以及一只卷烟器。卷烟器底下是写在菜单、名片、手纸、火柴盒上的记事……“四点钟见凯思卡特伯爵夫人”……“米什莱的乳白黏液”……“体液排泄……子叶……肺结核”……“如果复活节与圣母领报节重叠在同一天，那么古老英国就要谨防突然的灾难了”……“从其脓水中产生了他的继承人”……“驯鹿，水獭，水貂，貂皮蛙”。

钢琴放在观景楼附近的一个角落里，一只带银烛台的不结实的黑盒子，黑色琴键已被西班牙猎犬咬掉。有一些标着贝多芬、巴赫、李斯特、肖邦等名字的唱片套，里面放满了账单、修指甲用具、棋子、玻璃弹球、骰子。克朗斯塔特心情好的时候，会打开一个标着“戈雅[4]”的套子，用C调为你演奏点儿什么。他能演奏歌剧、小步舞曲、苏格兰慢步圆舞曲、回旋曲、萨拉邦德舞曲、序曲、赋格曲、华尔兹舞曲、军队进行曲；他能演奏车尔尼、普罗科菲耶夫[5]、格拉纳多斯[6]；他甚至还能即席演奏，同时用口哨吹出普罗旺斯曲调。但是必须用C调。

因此，无论缺了多少黑色琴键，无论西班牙猎犬产仔还是不产仔，无论门铃是否出了故障，无论马桶是否冲水，无论诗歌是否写过，无论枝形吊灯是否掉下来，无论租金是否付清，无论自来水是否关掉，无论女仆是否喝醉，无论水池是否堵塞、垃圾是否腐烂，无论是否掉头皮屑、床是否吱嘎直响，无论花朵是否发霉，无论牛奶是否变质，无论水池是否油腻、墙纸是否褪色，无论消息是否过时、灾祸是否消失，无论嘴巴是否臭烘烘、两手是否黏糊糊，无论冰是否融化，无论踏板是否正常工作，都没有关系，反正都一样。圣诞节总会来的，因为如果你习惯于那样看世界，那么一切都可以用C调来演奏。

突然，门打开了，进来一只长着真菌状胡须、类癫状的巨兽。这是饿猫约卡瑟，一只有一副鸡奸者模样的大兽，灰褐色的毛皮，直愣愣的尾巴底下藏着两颗黑色的核桃。它像豹一样跑来跑去，像狗一样抬起后腿，像猫头鹰一样撒尿。

“我马上来，”杰勃沃尔透过门上镶玻璃的窗框说，“我正在穿裤子。”

现在埃尔莎进来了——从巴特瑙海姆来的埃尔莎——她把一只放有血红色玻璃杯的托盘放在壁炉架上。那只畜生正蹦着，嚎着，滚着，叫着春：它的睡莲叶般柔软的鼻子上有几粒辣椒末，鼻子下端像柔头弹一样柔软。它滚来滚去，发着暹罗猫的狂怒，它的尾巴骨比最细的沙丁鱼还要细。它抓地毯，嚼墙纸；它卷成一卷弹簧，又像花冠一般展开；它抖开尾巴打成的结，抖掉胡须上的真菌。它彻底咬穿了地板，咬到了诗的骨头。它在C调的旋律中，彻底发了疯。它有洋红色的眼睛，像老式的背心纽扣；它发青、发灰，像山金车花一般发褐，然后又像尼罗河一般发绿；它颤抖、不安、烦躁、爱戏弄人；它嚼衣服，发出沙沙的声响。

现在安娜进来了——从汉诺威明登来的安娜——她拿来了法国白兰地酒、红胡椒、苦艾酒和一瓶伍斯特沙司。随安娜进来了几只坦普尔猫——拉合尔、迈索尔、坎普尔。它们都是雄的，包括那位猫妈妈。它们在地上打滚，脑袋缩着，相互之间无情地鸡奸。现在诗人本人出现了，问现在是什么时间，虽然时间是一个他从词汇表上一笔勾销了的词。时间，同死亡有着血亲关系。死亡无道理可循，时间就是其亲兄弟，现在两个行为之间有一点点时间，一种人造黄油，正直的人在其中混入一种饮料，使自己的肠胃肌肉抽搐。时间，时间，他说，撒了一点儿辣椒末在他的白兰地里。一种适合一切的时间，尽管我几乎不再使用这个词。这样说着，他察看了一下拉合尔的尾巴，这尾巴正痉挛着，他一边抓自己的尾骨，一边加上一句说，马桶已经做成银的了，你在那里将找到一本《人性》。

“你很漂亮。”他对绮丽·基拉·贝说，这时，门又打开了，吉尔披着一件古希腊人穿的尼罗河绿的短氅走过来。

“你不认为她很漂亮吗?”杰勃说。

一切都突然变得漂亮了，连那只一副鸡奸者模样的大兽约卡瑟也一样，它的核桃像肉桂一样发褐色，像荔枝一样柔软。

吹起海螺，呵锁骨的痒！杰勃肚子痛，这是他老婆应该痛的地方。一个月一次，像月亮一样有规律，疼痛支配了他，使他倒下，涂油膏也无济于事。除了白兰地和辣椒末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引起肠胃肌肉抽搐。“我送给你三个词，”他说，“鹅在锅里翻转的时候：‘想入非非、水肿、肺结核’。”

“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吉尔说，“他来月经了。”

坎普尔正躺在一只“二十四首序曲”的唱片套上。“我给你演奏一首快的。”杰勃说着，一下子把小黑盒子的盖子打开，就乒乒乓乓起来。“我要来一个颤音。”他说，连续用他右手的每一个手指迅速敲击键盘中间的白色C调键，棋子、修指甲用具、未付的账单像醉醺醺的投圆片游戏一般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这就是技术！”他说，他的眼睛是淡灰蓝色的，蒙着白霜。“只有一种东西走得像光一样快，那就是天使。只有天使可以走得像光一样快。到天王星要用一千光年，但是没有人去过那里，也没有人打算去那里。这是一份美国来的星期日报纸。你曾注意过人们怎么读星期日报纸吗?首先是插图栏，然后是滑稽连环漫画栏，然后是体育栏，然后是星期日专栏，然后是剧院新闻，然后是书评，然后是大标题。扼要的重述。个体发生——种系发生。界定你的术语，你就绝不会使用时间、死亡、世界、灵魂一类的词。在每一句陈述中都有一个小错误，而这错误越变越大，直至把一条蛇弄得半死。一首诗歌是唯一没有缺陷的东西，假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的话。一首诗歌是一张网，诗人按照他自己预见的对数演算，从他自己的身体里织成这张网。这始终是正确的，因为诗人从中心出发，努力向外拓展……”

电话铃响了。

“毕达哥拉斯是对的……牛顿是对的……爱因斯坦是对的……”

“请你接电话！”吉尔说。

“喂！对，我是克朗斯塔特。请问你的名字?宾伯格?听着，你会说英语，不是吗?我也说……什么?是的，我有三套公寓——出租或出售。什么?是的，有一间浴室，一间厨房，还有一个马桶……不，一个正规的马桶。不，不在走廊上——在公寓里面。一个你可以坐在上面的马桶。你喜欢用银箔还是金叶装饰?什么?不，马桶！我这里有一个从慕尼黑来的人，他是一个难民。难民！希特勒！希特勒！明白吗?是的，就是。他胸前有一个十字，蓝颜色的……什么?不，我是认真的。你是认真的吗?什么?听着，如果你是认真的，那就是现金交易……现金！你必须付现金。什么?嗯，这就是这里的办事方式。法国人不相信支票。上星期我碰到一个人想骗我七百五十法郎。是的，一张美国支票。什么?如果你不喜欢那一套，我还有另一套可以给你，是带餐用升降机的。它现在坏了，但是可以装修。什么?噢，大概一千法郎。顶层有一间台球室……什么?不……不……不。这里没有这样的事。听着，宾伯格先生，你得明白，你现在是在法国。是的，就是……如果在罗马……听着，明天早上给我打电话，行吗?我现在在吃饭。吃饭。我在吃饭。什么?是的，现金……再见！”

“你瞧，”他一边挂上电话，一边说，“我们在这所房子里就是这样办事的。马上见效的工作，是吧?不动产。你们这些人都生活在仙境里。你认为文学就是一切。你吃文学，而在这所房子里，我们吃鹅，这是打个比方。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安娜！怎么样?还没有好吗?妈的！三个女孩……难民。我不知道她们是哪里人。有人把我们的地址给了她们。好女孩。健壮，丰满，迷人。在德国没有立锥之地。爱因斯坦忙于写关于光的诗歌。这些女孩需要一个工作，一个住的地方。你知道谁需要一个女仆吗?好女孩。她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可是却要她们三人做饭。卡佳，她是其中最棒的一个：她懂得如何熨衣服。那一个，安娜——她昨天借了我的打字机……说她要写一首诗。我不是把你们留在这儿来写诗的，我说。在这所房子里，我写诗——如果有任何诗可写的话。你们学习如何做饭，补袜子。她面带怒色。听着，安娜，我说，你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世界不再需要诗歌。世界需要面包和黄油。你能生产更多的面包和黄油吗?那才是世界需要的东西。学习法语吧，你可以帮我管理不动产。是的，人们得有住的地方。有趣吧?不过，这就是世界现在的状况。它总是这个样子，只是人们以前从来不相信。世界是为未来……为天王星造就的，没有人会去天王星，但是那没有关系。人们必须有地方住，有面包、黄油吃。为了未来。过去是这个样子，未来也将是这个样子。现在?没有什么现在。有一个词叫作时间，但是没有人能界定它。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未来，时间就像电流一样从中流过。现在是一种想象的状态，一种梦的状态……一种矛盾修饰法。有一个词送给你——我将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用它来写一首诗吧。我太忙了……不动产很要紧。必须有鹅和越橘调味汁……听着，吉尔，我昨天查的那个词是什么?”

“Omoplate（肩胛骨）?”吉尔很快说。

“不，不是那个。Omo……omo……”

“Omphalos（脐）?”

“不，不。Omo……omo……”

“我知道了，”吉尔叫起来，“Omophagia（生肉）！”

“Omophagia，就是它！你喜欢这个词吗?你把它带走！怎么回事?你没有在喝酒。吉尔，我前几天在餐用升降机中发现的鸡尾酒调和器究竟在哪里?你能想象吗?——一个鸡尾酒调和器！总之，你们这些人似乎认为文学是十分必要的东西。它不是。它只是文学。我也能搞文学——如果我没有这些难民要喂养的话。你想知道现在是什么吗?请看窗户那边。不，不是那儿……是上面的那个。在那里！每天他们都坐在那儿的桌子旁玩牌——就他们两个人。她总是穿着一件红连衣裙。他总是在洗牌。那就是现在。如果你加上另一个词，那就成为虚拟的了……”

“天哪，我要去看一看那些女孩在干什么。”吉尔说。

“不，你看不到！那正是她们在等待着的事情——等你来帮助她们。她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现实世界。我要她们理解这一点。以后我将给她们找工作。我手头有许多工作。首先让她们给我做一顿饭。”

“埃尔莎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来吧，让我们到里面去。”

“安娜，安娜，把这些瓶子拿到里面来，放到桌子上！”

安娜无能为力地看着杰勃沃尔。

“你瞧！她们甚至还没有学会说英语。我拿她们怎么办呢?安娜……这里！把它们都拿走！明白了吗?给你自己倒一杯饮料，你这个大傻瓜。”

饭厅的灯光很柔和。桌上有一个枝状大烛台，餐具闪闪发光。正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安娜把长长的电话线收拾好，从钢琴那边把电话机拿到克朗斯塔特身后的餐具柜上。“喂！”他喊道，长长的电话线绷直了，就像肠子一样……“喂！是！是，夫人……我是克朗斯塔特……请问你的名字?是，有一个客厅，一个阁楼，一间厨房，两间卧室，一间浴室，一个马桶……是，夫人……不，这不贵，一点儿也不贵……很容易安排……随你的便，夫人……几点钟?是的……很高兴……怎么?你说什么?啊，不！正相反！我很高兴……非常高兴……再见，夫人！”他啪地挂上电话——吻你的手，夫人！你想要我给你挠背吗，夫人?你咖啡里要加奶吗，夫人?你要……?

“听着，”吉尔说，“那究竟是谁?你对她够讨好的。是，夫人……不，夫人！她还答应给你买杯饮料了吧?”她转身对我们说：“你们能想象吗?昨天在我洗澡的时候，他弄了个演员在这里……巴黎夜总会的一个荡妇……她领他出去，把他给灌醉了……”

“你说得不对，吉尔。是这样的……我领她去看一套温馨的公寓——里面有一个餐用升降机的——她问我要不要给她看看我的诗——用法语说更好听……于是我把她领到这里来，她说要为我用比利时语发表。”

“为什么是比利时语，杰勃?”

“因为她就是那里的人，一个比利时人——或者说一个比利时女人。总之，管它用什么语言发表，这有什么差别呢?总得有人来发表，不然就没有人会读到这些诗了。”

“但是她为什么要那样说——那么性急似的?”

“我怎么知道！我想是因为诗写得好呗。不然为什么人们想要发表呢?”

“骗人的鬼话！”

“你瞧！她不相信我。”

“当然不！如果你把任何女演员，或足尖舞女，或空中飞人演员，或法国任何穿裙子的玩意儿带到这里来，让我抓住，那你就得倒霉。尤其是如果她们提出要发表你的诗歌！”

“你又来了，”杰勃沃尔说，脸色发灰发青，“这就是我之所以要搞房地产的原因……去吃吧，你们这些人……我看着哩。”

他又把一些白兰地和辣椒末搅在一起。

“我想你已经喝够了，”吉尔说，“天啊，你今天喝了多少?”

“有意思，”杰勃沃尔说，“一会儿工夫之前我刚把她摆平了——就在你们来之前——但是我没有办法摆平自己……”

“天啊，那只鹅在哪里呀?”吉尔说，“对不起，我要到里面去看看女孩们在干什么。”

“不，你别去！”杰勃说着，把她按回到座位上。“我们就坐在这里等着……等着看一看发生什么事情。也许鹅永远来不了。我们将坐在这里等候……永远等候……就像这样，有蜡烛，有空的汤盘子，有窗帘……我能够想象我们坐在这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正在往一堵包围我们的墙上抹灰泥……我们正坐在这里等待埃尔莎把鹅拿来，时间流逝，天黑下来，我们整天整天坐在这里……看见那些蜡烛了吗?我们将吃它们。看见那边那些花了吗?那也是要吃的。我们将吃椅子，我们将吃餐具柜，我们将吃闹钟，我们将吃猫，我们将吃窗帘，我们将吃账单、银器、墙纸和墙纸底下的臭虫……我们将吃自己的粪便以及吉尔肚子里那个可爱的新胎儿……我们将互相吃……”

就在这时候，皮诺奇尼进来道晚安。她低垂着脑袋，眼里有着一种好奇的神情。

“你今晚怎么回事?”吉尔说，“你看上去忧心忡忡的。”

“哦，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家伙说，“我有事要问你们……它非常复杂。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能说出我的意思。”

“是什么，小甜心?”杰勃说，“在太太先生面前把它都说出来。你认识他的，是吧?来，把它倾吐出来！”

小家伙仍然低垂着脑袋。她从眼角里狡猾地望着她的父亲，然后，突然脱口说出：“哦，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我们究竟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世界吗?这是唯一的世界吗?为什么?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事情。”

如果杰勃沃尔·克朗斯塔特有点儿吃惊的话，他却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来。他若无其事地拿起白兰地，加入一点儿辣椒末，漫不经心地回答：“听着，孩子，在我回答那个问题以前——如果你坚持要我回答那个问题的话——你得先界定你的术语。”

正在这时候，从花园里传来一声又长又尖的哨声。

“莫格利！”克朗斯塔特说，“让他上来。”

“上来！”吉尔走到窗户边说。

没人答应。

“他一定走了，”吉尔说，“我再没有见到他。”

现在传上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他醉了……完全醉了。”

“带他回家！让她带他回家！”克朗斯塔特喊道。

“我丈夫说他必须回你们家……是，回你们家。”

“没那回事！”声音从花园里传上来。

“让她别把我那本庞德的《诗章》弄丢了，”克朗斯塔特喊道，“不要再请他们上来……我们这儿没有地方了。只够德国难民的空间。”

“这是一种耻辱。”吉尔说着，回到桌边。

“你又错了，”杰勃说，“这对他非常合适。”

“哦，你醉了，”吉尔说，“那只该死的鹅究竟在哪里?埃尔莎！埃尔莎！”

“不用担心那只鹅，亲爱的！这是一场游戏。我们将坐在这里，比她们长久。规则是明天有果酱，昨天有果酱——但是今天绝没有果酱……如果你们这些人就像你这样坐在这里，而我则开始越变越小……直至成为极小极小的一点……以至于你必须用望远镜看我，这不是很奇妙吗?我将成为桌布上的一个小点，我将说——提莫尔……提——莫尔！你会说，他在哪里?我会说——提莫尔，文字游戏，磷酸甘油，比扬库尔，提——莫尔……哦，廷巴斯废话，踩布劳基施刹车……你会说……”

“天哪，杰勃，你醉了！”吉尔说，杰勃沃尔快活得满脸发光，他的金链抖动得吧嗒吧嗒响。

“他马上会着凉的。”吉尔说着，起来找西班牙披肩。

“说得对。”杰勃说。“无论她说什么都是对的。你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乖戾的人。你，”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和你的蒙古语动词，你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你没看见我是一个多么友善的人吗?你一直在谈论中国……这就是中国，你不明白吗?这……这什么?给我披肩，吉尔，我很冷。这是一种可怕的寒冷……冰川下的寒冷。你们这些人很暖和，可我在结冰。我能感觉到冰盖又在降临。一个事实。一切都在拼命滚过来，美元在下跌，房子被出租，难民都得到庇护，钢琴被调准音，账单已付清，鹅已烧好，我们在等什么呢?等下一个冰河时代！它明天早晨就到来。你将走到窗户那边，一切都将冻得结结实实的。不再有问题，不再有历史，不再一无所有。全解决了。我们将像这样坐在这里等候安娜把鹅拿来，突然间冰会滚到我们身上。我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寒冷，面包全成了冰柱，黄油收缩，鹅瞪大了眼睛，墙壁白得可怕。而那个小天使，吉尔肚子里的那个快活的新胚胎，将会冻结在子宫里，一种蛋白状的傻样，长着冰冷的翅膀和蜗牛的嘴唇。唧，唧，一切都将静悄悄的。说些暖和的话！我的腿冻住了。希罗多德说，凤凰在其父死后，将尸体泡在一只没药制成的蛋内，五百年左右一次，将泡在没药中的小蛋从阿拉伯沙漠运送到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庙。你喜欢那样吗?按照普林尼的说法，一次只有一只蛋，当这种鸟发觉自己的末日临近时，就用肉桂枝和乳香筑一个巢，然后死在巢里。从巢内的尸体中诞生出一条小虫，它后来就变成凤凰。因而贝努鸟是复活的象征。那怎么样?我需要更热的东西。这是另外一个……保加利亚的渡火者被称作尼斯汀迦尔。在5月21日的圣海伦娜和圣康斯坦丁的节日里，他们在火中跳舞。他们在又红又烫的余烬中跳着跳着，直跳到脸色发青，然后他们就说出了预言。”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个。”吉尔说。

“我也不喜欢，”杰勃说，“我喜欢关于小精灵虫从巢里飞出来复活的那个故事。吉尔肚子里也有一个……它很快地生长、生长。无法阻止它。昨天它是一条小蝌蚪，明天将是一棵忍冬藤，还说不上来它将成为什么……无法说出最终会怎么样。它每天都在巢中死去，第二天又再生。把你的耳朵凑到她肚子上去……你会听到它翅膀的飕飕声。飕飕……飕飕。没有发动机。妙极了！她肚子里有上百万，它们都在那里面飕飕地飞来飞去，拼命要跑出来。飕飕……飕飕。只要你插一根针在里面，在那大肚皮上扎个洞，它们就全都飕飕地跑出来……想象一下……一团云一般的精灵虫……上百万精灵虫……这一群密密麻麻的精灵虫，弄得我们都看不见彼此了……一个事实！没必要写中国的事。写那个！写你肚子里的东西……伟大的螺旋形脊椎结构……游动孢子和白细胞……瓦姆罗思和霍伦林登……每一个人都是一首诗。水母也是一首诗——最美好的一类诗。你戳戳它这儿，戳戳它那儿，它滑行，厚墩墩，不规则，凝固，它有结肠与肠子，它是蠕虫状的，无所不在。莫格利在花园里吹哨要租金，他也是一首诗，一首有大耳朵的诗，一首令人恶心的政治改良者的诗。他有着环行的、耳状的错综复杂，知更鸟胸那样圆的褶裥饰边，展开像一个敞篷的四轮四座马车。他摇摇晃晃，走在点点苍穹下……他摇摇晃晃，脑中掠过他最讨厌的人……莫格利……奥格利……惠斯特和香肠……”

“他神志不清了。”吉尔说。

“又错了，”杰勃说，“我刚发现了我的神志，只不过它是一种不同于你的想象的神志。你认为一首诗必须有东西覆盖在它周围。一旦你写了一件事情，这首诗就停止了。诗是你无法界说的现在。你体验它。任何东西，只要其中有时间，它就是一首诗。你写诗不必乘渡船或去中国。我体验过的最美好的诗是厨房里的一个水池。我曾经告诉过你吧?有两个龙头，一个叫‘冷’，一个叫‘热’。‘冷’通过接在口上的一根橡皮管经历了全部生活。‘热’欢快而有节制。‘热’总是滴水，就好像得了淋病。在星期二和星期五，它到清真寺去，那里有一个给患了性病的龙头治病的诊所。星期二、星期五‘冷’不得不做全部工作。它是个瞎忙活的家伙。这就是它的整个世界。而‘热’则必须受到宠爱，得哄着它。你得说‘不要这么快’，要不它就把你的皮烫掉。偶尔这‘冷’和‘热’也搞合作，但那是很少有的事。星期六夜里，当我在水池边洗脚的时候，开始想，这一对宝贝统治的世界有多么完美。没有任何东西能赛过这个有两个水龙头的铁水池。没有开端，没有结束。阿尔法‘热’和欧米迦‘冷’。永恒。主宰生与死的双子座。阿尔法‘热’以华氏和列氏的各种温度流出来，流过磁铁屑和彗星的尾巴，经过莫纳罗亚火山的沸腾大锅，进入第三纪冷冰冰的月光之中；欧米迦‘冷’流出来，经墨西哥湾流进入马尾藻海的沼泽般海底，流经有袋动物和有孔虫，流经作为哺乳动物的鲸鱼和极地裂缝，流经岛屿的天地，流经死亡的阴极，流经死骨和干腐，流经未成形、未触动、看不见、未诞生和永远消失的世界的滤泡和触角。阿尔法‘热’滴滴答答；欧米迦‘冷’不停工作。手、脚、头发、脸、盘子、蔬菜、鱼全洗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绝望、厌恶、仇恨、爱、忌妒、罪恶……滴滴答答。我，杰勃沃尔，和妻子吉尔，在我们身后还有大批大批的人……都站在铁水池边上。种子顺排水管落下：嫩甜瓜、南瓜、鱼子酱、通心粉、胆汁、唾沫、痰、莴苣叶、沙丁鱼骨头、伍斯特沙司、走味的啤酒、尿、血块、克鲁申盐、燕麦片、咀嚼烟草、花粉、灰尘、脂肪、羊毛、棉纱线、火柴棍、活虫子、碎麦、煮沸的牛奶、蓖麻油。废料的种子永远离去，永远在一定剂量的一种纯净的奇异化学物质中回来，这化学物质没有名称，不能分类，不能标明为何物，不能分析，不能提取，不能划分。永远作为‘冷’和‘热’回来，就像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你可以要它热，也可以要它冷，还可以要它温和。你可以洗脚或漱口；你可以把肥皂水从眼睛里冲掉，或把沙子从莴苣叶里涮掉；你可以给新生的婴儿洗澡，或者擦洗死人的僵硬四肢；你可以泡面包做煎饼或者稀释你的酒。所有的事情。万应灵药。我，杰勃沃尔，尝着生与死的万应灵药。我，杰勃沃尔，由废料和H2O构成，由热、冷以及所有中间领域构成，由渣滓和外皮，由从不消灭的最细最小的物质，由大骨缝和密质骨，由冰缝和试管，由融合、溶解、散布的精液和卵细胞，由橡皮嘴和铜制龙头，由死亡的阴极和蠕动的纤毛虫，由莴苣叶和瓶装的阳光……构成。我，杰勃沃尔，坐在铁水池旁边，困惑不解而又兴高采烈，完完全全是一首诗，一个铁的诗节，一个沸腾的滤泡，一个消失的白细胞。那个铁水池，在那里我吐出我的心，洗我柔软的脚丫，抱住我的第一个孩子，洗我疼痛的牙龈，像菱纹背水龟般歌唱，我现在正唱着，将永远唱下去，尽管排水管会堵塞，龙头会生锈，尽管时间流逝，我总在那里，在那由现在、过去、未来构成的水池旁。唱吧，‘冷’，唱及物动词！唱吧，‘热’，唱不及物动词！唱阿尔法和欧米迦！唱哈利路亚！大声唱，哦，下沉[7]！唱吧，直至世界下沉……”

他响亮而清晰地唱着，我们把他放在床上，他就像一只患病而即将死亡的天鹅。

【注释】

[1] 斯宾诺莎是荷兰哲学家，在这里用作普通名词，而且作为复数出现，带有某种象征意义。

[2] 布克斯泰胡德（1637或1639——1707）：德国 丹麦裔风琴家、作曲家。

[3] 可能指朱塞佩·威尔第所创作品《阿依达》的第四幕。

[4] 可能指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5] 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苏联作曲家、钢琴家。

[6] 格拉纳多斯（1867——1916）：西班牙钢琴家、作曲家。

[7] 英语中“下沉”和上文的“水池”是同一个词sink，只不过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这里作者玩了一种文字游戏。

进入夜生活……

一个精神上的康尼岛。

十字架的影子映在床脚上。有链子把我绑在床上。链子丁零当啷发出很响的声音，锚正抛下去。突然我感到有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有个人正在拼命摇我。我朝上看，是一个穿着肮脏晨服的老妖婆。她走到梳妆台跟前，打开抽屉，把一支左轮手枪放好。

有三间房间，一间挨一间，像火车车厢式公寓单元。我躺在中间的那一间里，那里有一个胡桃木书柜和一张梳妆台。那老妖婆脱下晨衣，穿着衬衣站在镜子前。她手里拿着个小粉扑，她用这小粉扑抹她的腋窝、她的胸脯、她的大腿。整段时间里她都像个白痴似的哭泣。最后她拿着一个喷雾器走到我跟前，朝我喷出一股细细的雾。我注意到她的头发里全是耗子。

我注视着老妖婆走来走去。她似乎精神恍惚。站在梳妆台前时，她机械地把抽屉一个接一个打开又关上。她似乎忘记了她要到那里去取的东西。她又拾起粉扑，用粉扑在她腋窝底下抹了一点儿粉。在梳妆台上有一块小银表，系在一长截黑带子上。她扯开衬衣，把表挂到脖子上，它正好垂到阴部三角区。传来一阵模糊的滴答声，然后银子变黑了。

隔壁房间是客厅，所有的亲戚都聚集在那里。他们围坐成一个半圆形，等着我进去。他们直挺挺地坐着，装饰得像椅子一样。他们下巴上没有肉赘和粉瘤，却长出了马鬃。

我穿着睡衣从床上蹦起来，跳起了柯柴王之舞。我穿着睡衣跳舞，头顶上有一把阳伞。他们没有一丝笑容，面颊上连一丝折痕都没有地望着我。我为他们倒立着走路，我翻筋斗，我把手指放在上下牙之间，吹哨声像乌鸫的叫唤。没有一点点赞成或不赞成的咕哝。他们庄严地、冷静地坐在那里。最后，我开始像公牛般喷鼻息，然后像仙女般神气活现地走路，然后像孔雀般大摇大摆地行走，然后意识到自己没有尾巴，我停下了。剩下来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以闪电的速度通读《古兰经》，然后是天气预报、《古舟子咏》，以及《民数记》。

突然，老妖婆一丝不挂地跳着舞进来，双手燃烧着火焰。她刚把伞架击倒，这地方便立即一片喧嚣。从向上翻起的伞架上，不断涌出一股以闪电速度扭动前进的眼镜蛇流。它们缠绕桌腿，把汤碗带走；它们爬进梳妆台，挤住了抽屉；它们从墙壁上的画上面，从窗帘的环里面，从褥垫里面蠕动过去；它们盘到女人的帽子里面，始终像蒸汽锅炉似的咝咝作响。

我让两条眼镜蛇缠绕在我胳膊上，眼里带着凶光去找老妖婆。从她嘴里、眼睛里、头发里，甚至生殖器里，眼镜蛇正涌窜出来，始终带着那种蒸汽般的咝咝声，好像它们刚从沸腾的火山口喷出来。在我们被锁着的房间中展现出一座巨大的森林。我们站在眼镜蛇的巢里，我们的身体全给毁了。

我在一个陌生的、狭窄的小房间里，躺在一张高床上。我的胁部有一个大洞，一个干干净净的洞，没有出现一点血。我不再能说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或者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房间很小，我的床紧靠着房门。我有一种感觉：某个人正站在门槛那里监视我。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当我抬起眼睛时，我看见一个人站在门槛边上。他戴一顶灰色的圆顶礼帽，帽子歪在他脑袋的一边；他有着线条平滑的唇须，穿一身方格子西服。他问我的姓名、住址、职业，我在干什么，我打算去哪里，等等，等等。他问了无数刨根问底的问题，我都无法回答，首先因为我失去了舌头，其次因为我不再能记得我说什么语言。“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说着，嘲弄地朝我弯下腰来。他拿起他的轻便藤杖，在我胁部戳了一个窟窿。我的痛苦如此之大，以致我似乎不得不说话了，尽管我没有舌头，尽管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试着用双手把我的嘴巴拧开，但是牙关紧锁。我的下巴像干泥巴一样碎裂了，牙床骨露了出来。“说！”他说，带着那种残酷的嘲笑，他又拿起他的手杖，在我的胁部又戳了一个窟窿。

我醒着躺在阴冷黑暗的房间里。床铺现在已几乎触到了天花板。我听到列车的隆隆声，列车在结了冰的高架桥上发出有规律节奏的颠簸声，火车头短促的窒息了一般的喷气声，就好像空气已被霜冻搞得七零八落。我的手里握着从我下巴上碎裂下来的干泥巴。我的牙关锁得格外紧；我透过胁部的窟窿呼吸。从我躺在其中的那间房间的窗户上，我可以看见蒙特利尔的桥。火花正被迷眼的暴风雪驱赶着，从桥的大梁上飞下来。列车正以一圈一圈的火环，从冰冻的河上飞驰而过。我可以看见卖馅饼和汉堡包的商店沿着引桥发出亮光。突然，我真的记起了什么。我记得，正当我要越过边境的时候，他们问我有什么要声明的，我像白痴似的回答：“我要声明，我是人类的叛徒。”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事发生在我正要走上一个穿灯笼裙的女人身后的踏板时。我们周围都是镜子，镜子上面是板条钉成的栏杆，一组又一组板条，一条覆一条，已经翘起，摇摇欲坠，像梦魇一样疯狂。在远处，我可以看见蒙特利尔的桥，桥下是冰块，列车正从上面飞驰而过。我现在记得，女人回过头看我时，她肩膀上有一个脑壳，在没有肉的额头上写着蜥蜴般冷酷无情的“性”字。我看见眼皮掉落在她的眼睛上，然后是那无底的瞎窟窿。当我从她身边逃走时，我试图读出在我身旁飞驰而过的一辆汽车车身上写的东西，但是我只看见了车的尾部，它没有任何意义。

在布鲁克林大桥站，我像往常一样站着等候电车转过弯来。在傍晚的炎热中，纽约市就像一只把身上的杜鹃花抖掉的巨大北极熊一般升腾起来。它的形状摇曳不定，毒气呛得大梁透不过气来，烟尘像护身符一般舞动。从杂乱无章的建筑物里涌出一大堆软乎乎、热烘烘的身体，同裤子、裙子粘在一块儿。潮水冲刷到弯曲的轨道前面，像玻璃珠似的分散开。在湿漉漉的大标题之下是爬到踏板上的阿米巴虫的精致小腿，裹在玻璃纸里健壮、结实的网球腿，它们的白色脉络透过金色小腿与乳白色肌肉显现出来。纽约市正气喘吁吁，出着五点钟的大汗。从摩天大楼顶上冒出的烟雾，柔软得像克利奥帕特拉[1]的羽毛。空气震动得厉害，蝙蝠振翅飞翔，水泥变软，铁轨在电车的宽轮缘下变得更平。生活是以十二英尺高的大字标题写下来的，有句号、逗号、分号。大桥在底下的汽油池上晃动。甜瓜从因皮里尔河谷滚来，垃圾经过狱门桥，甲板上干干净净，柱子锃亮发光，粗缆绷得紧紧的，船台发出咕咕的声响，苔藓在轮渡引道上裂成一片片的。一团闷热的烟雾像一杯脂肪笼罩在城市上空，汗水在赤裸的大腿间，在细细的踝骨周围滴下来。一大堆黏糊糊的胳膊和腿、半月形和风向标、知更鸟和圆形签名书、羽毛球和颜色鲜艳的香蕉，钟状的香蕉皮里有少量柠檬。时钟敲响五点，钟声穿过尘垢和下午的汗水，大铁梁留下一道明亮的影子。有轨电车挺着钢铁的下颌飞快旋转，把人群挤压成纸型，像穿孔的车票一样串在一起。

我坐下时，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人站在乘客平台后部，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他的草帽斜戴在后脑勺上，手臂靠在电车司机的铜刹车柄上。在他耳朵背后，电缆网像钢琴的内部结构一般伸展开去。他的草帽正好同钱伯斯街在一个水平面上；它就像海湾上一只切成片的鸡蛋摆在绿色的菠菜上。我听见齿轮在滑向电车司机的粗大脚趾尖。电线在嗡嗡作响，大桥在欢乐地呻吟。我面前的座位上有两个鼓出来的橡皮头，就像钢琴上的两个黑键。大概有橡皮擦那样大小，但是不像手杖把那样是圆形的。两个防止触电的橡胶装置。橡皮榔头落在橡皮脑壳上的沉闷声响。

农村是荒凉的。没有温暖，没有舒适，没有摩肩接踵，没有稠密的人口，没有混浊，没有分子，没有分母。这就像读给站在衣帽架旁边，手里拿着一片棕榈叶的聋哑人听的一份晚报。在这整片焦干的土地上，没有一点点人的手留下的痕迹，也没有人的眼睛，没有人的声音。只有用白垩写下的大字标题，雨水已把它冲刷得差不多了。只是坐在电车上的一次短途旅行，而我却在满是荆棘与仙人掌的沙漠里。

在沙漠当中有一间浴室，浴室中有一匹木马，木马底下横放着一把圆木锯。在锌面桌旁站着一个我曾经认识的女人，她正从布满蜘蛛网的窗户里向外张望。她站在沙漠中间，就像一块樟脑构成的岩石。她的身体有悲哀的强烈芬芳，白色的芬芳。她像一尊说着再见的塑像一样站着，她站着，头和肩都高出于我，她的屁股大得很突然，完全不成比例。一切都不成比例——手、脚、大腿、踝骨。她是一尊没有马的骑马者雕像，一座磨损成大蛋的肉山。从肉的舞厅里出来，她的身体像铁一样歌唱。我梦中的姑娘，你制造了一个多么好的笼子啊！只是你那三趾的栖息地在哪里?就是在铜栏杆之间来回晃动的小小栖木吗?你站在窗户边，像金丝雀一样发呆，你的脚趾僵硬，你的利嘴发青。你有着切肉大菜刀画出来的线条般的轮廓。你的嘴是一个塞满了莴苣叶的火山口。我何曾梦想到，你会是如此温暖，如此不平衡?让我看一眼你可爱的豺狼爪子，让我听一听你干巴巴呼吸的沙哑声和阴沉的笑声。

透过蜘蛛网，我注视着灵敏的蟋蟀，渗着奶汁和白垩的仙人掌那叶子般茂密的长刺，鞍囊空空如也的骑手，像骆驼一样在马背上隆起的马鞍前桥。我故乡的干燥沙漠，她的百姓灰不溜秋，憔悴不堪。他们的脊柱扭曲，他们的脚上有带齿轮的踢马刺。在仙人掌花的上方，城市颠倒悬挂着，她那憔悴不堪、灰不溜秋的百姓用装有踢马刺的靴子搔挠着天空。我抓住她膨胀的轮廓，她的石头棱角，结实的石板墓乳房，分趾蹄，羽毛状的尾巴。在金沙紧紧环绕的分水岭下被卡住的峡谷泡沫中，我紧紧抓住她，这期间时间在流逝。在汹涌澎湃、使人目眩的巨大痛苦中，沙子慢慢注满了我的骨头。

一把生锈的钝剪刀放在我们旁边的锌面桌子上。她举起的手臂被蜘蛛网缠在她的一侧。她手臂僵硬的老一套动作就像白天结束时沉闷沙哑的尖叫，捆绑我们的绳子是金属的，坚硬结实。我的太阳穴直冒汗水，在那里凝结成块，并且滴滴答答地滴下来，像钟走的声音一般。钟正随着神经质的金属丝般的汗水走完发条。生了锈的剪刀在中间慢慢剪开。我的神经沿着梳子的齿飞奔，我的踢马刺直立着，血管灼热。一切痛苦都像这样隐隐作痛并且可以忍受吗?沿着剪刀的刀锋，我感到白天结束时生锈的钝痛，得到满足的饥饿，机器人怀抱里的洁净空间和满天繁星。

我站在沙漠中等火车。在我心中有一座小小的玻璃钟，钟的下方有一朵雪绒花。我的一切心事全没有了。甚至在冰下我也感觉到大地在夜间准备好了鲜花的开放。

靠在豪华的皮椅里，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正在一条德国铁路线上旅行。我坐在窗户旁读一本书，发觉有人正越过我的肩头读我的书。这是我自己的书，其中有一段话使我困惑。我无法理解这些话。在达姆施塔特我们下车待了一会儿，等候换车头。玻璃棚升起在由黑色带状大梁支撑的中间广场上。玻璃棚的简朴跟我的书的模样几乎差不多——当书摊开在我的腿上，书脊透印的时候。在我心中，我可以感觉到雪绒花在开放。

夜间在德国，当你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总会有某个人对你解释各种事情。圆脑袋和长脑袋都聚在一团雾气中，所有的轮子都被拆下又装起来。这种语言的声音似乎比其他语言更具有渗透性，好像它是大脑的食物，有内容，有营养，刺激食欲。黏性的分子跑出来，慢慢散开，一直到好几个月以后，就像一个吸烟者，在喝了一口水之后，还从鼻孔里呼出一道细细的烟气。“好”是所有词中维持最长久的一个词。“这很好！”有人在说。他的“好”在我肠子里咕咕作响，就像一只肥大的野鸡。无疑，什么事也比不上坐夜车旅行，这时候所有居民都睡着了，可以从他们张开的嘴里排出少量油腻多汁的没有说出的语言。在每一个人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都挤满了各种事情；脑子在一大堆东西中旅行，就像夏天里被火车吸住的苍蝇一般。

突然我到了海岸边，对火车的回忆从未停止，甚至记忆犹新，就像一颗彗星在大洋岸边扫过。

一切都污秽、劣质，像纸牌一样薄。一个精神上的康尼岛。娱乐室生意兴隆，架子上摆满瓷器、塞着稻草的洋娃娃、闹钟和痰盂。每一家店上面都有三颗球，每一种比赛都是球类比赛。犹太人穿着雨衣到处走，日本人笑眯眯的，空气中充满洋葱末和咝咝响的汉堡包味。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在这一切声音之上，激浪不断发出的咝咝声和隆隆声以一种压抑的咆哮传来，一种不间断的带鼻音的长喘，把黏糊糊的黏膜炎从肮脏的棚屋顶上传播开去。在纸板的海滨人行道背后，激浪正以闪闪发光的银牙犁着黑夜；蛤蜊仰天躺着，从肛门里喷出臭氧。在海洋般无边无际的黑夜中，越野赛马看上去就像灰白的胡子。一切都在滑行、崩溃，一切都在闪闪发光，摇摇欲坠，晃晃悠悠，嗤嗤傻笑。

温暖的夏日在哪里?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铺满绿色地毯的地球在旋转，男男女女像豹子般奔跑。发出柔和汩汩声的音乐在哪里?我曾听见从大地生气勃发的根基中涌出那种音乐。如果到处都有活板门和龇牙咧嘴的骷髅，世界里朝外翻了个个儿，所有的肉都被剥了皮，那我该去哪里?如果除了胡子、雨衣、小哨子、破板条以外什么也没有，那我该把我的脑袋往哪里放呢?我该永远沿着这条无尽的纸板街走下去吗?这种纸板我可以在上面打孔，可以用我的呼吸把它吹倒，可以用一根火柴将它点着。世界变成了一个由一伙木匠在夜间建立的神秘迷宫。一切都是谎言、赝品、纸板。

我沿着海滨人行道走。沙滩上点缀着蛤蜊，等待着某个人来把它们的壳撬开。在喧闹与嘈杂声中，无人留意它们苦恼的抱怨。激浪劈头盖脸打在它们身上，光线使它们发昏，潮水将它们淹没。它们躺在纸板街的后面，在漆黑的夜晚，倾听着汉堡包的咝咝声。吱吱喳喳，吱吱喳喳，打喷嚏和喘息，球顺着平滑的长槽滚入小洞内，洞内满是小古玩、瓷器、痰盂、花盆、填制的洋娃娃。油腻腻的日本人用湿布擦橡胶植物，亚美尼亚人把洋葱剁成细末，马其顿人用糖蜜手臂扔出套索。每一个穿雨衣的男人、女人、小孩都腺状肿大，传播黏膜炎、糖尿病、百日咳、脑膜炎。一切直立的东西，一切滑行、滚动、翻腾、旋转、发射、不稳、摇晃、碎裂的东西都是由螺帽和螺栓构成的。精神的君主是一把活动扳手。纸板的绝对权力。

蛤蜊睡着了，星辰熄灭。由水构成的一切现在在鬣狗的带盖口袋里打瞌睡。清晨来临，像玻璃屋顶罩住了世界。玻璃般的海洋在深处晃动，一种安静、透明的睡眠。

这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这是以信天翁翅膀短促急速地摆动来旅行的黎明。传入我耳中的声音发闷，受到东西的阻挡，就好像人的劳动正在水下进行。我感觉潮水在退去，毫不畏惧被吞没；我听到波浪四溅，毫不畏惧淹没。我走在世界的残骸与碎片中，但我的脚却没有青肿。天空无限，水陆不分。我两脚滑动着经过水闸和洞口。我什么也闻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着，什么也感觉不了。无论是仰着还是趴着，无论是像螃蟹般横行，还是像鸟一样盘旋，一切都是柔和而没有差别的极乐。

普利茅斯的白垩气息引起地壳上升；她的龙尾末端钩住了断裂的大陆。无法形容的褐色大地和绿头发的人，在柔和的乳白色中再创造的古老形象。在非人类的安静中最后一次摆动尾巴；对希望、绝望或忧郁全然无动于衷。褐色大地和绿色氧化物不属于空气、天空、视觉或触觉。白垩悬崖的宁静与庄严，它的遥远的、无形的安宁，蒸馏出一种毒药，一种有毒的、死亡的邪恶气息，像龙尾末端一样悬在大地上空。我感觉到抓住岩石的无形爪子。大地沉重下陷的绿色不是青草的绿色或希望的绿色，而是黏液的绿色，不正当的、战无不胜的勇气的绿色。我感觉到烈士的褐色头巾，他们乱蓬蓬的头发，他们藏在粗布衣服里的利爪，他们仇恨、厌倦、空虚的褐色鬈发。我对地球尽头的这片土地有一种极大的向往，这一片像晒太阳的短吻鳄一般的不规则土地。她眨动着眼睛，从沉重的、性冷淡的眼皮上散发出一种欺骗性的有毒宁静。她张大的嘴像想象力一般开放。就好像海和海中淹死的所有人，他们的尸骨，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梦中大厦，构成了那块白色的混合物。这白色混合物便是英格兰。

我的思绪徒然搜寻某种比任何记忆更古老的记忆，搜寻镌刻在埋于山底的石匾上的神话。在高架结构下，橱窗里满是馅饼和汉堡包，铁轨突然转弯，古老的感觉，古老的记忆，又一次侵入我心头。船坞与码头上应该有的一切，烟囱、起重机、活塞、轮子、桥梁、铁路枕木应该有的一切，一切用来旅行和促进食欲的设备装置全都像盲目的机械一般重复出现。当我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活生生的街道像一张地图一般铺开，点缀着遮阳篷和酒店。中午的酷热使地图上了釉的表面起了裂缝。街道变形，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一颗生锈的星星标明过去的界限，在这里冒出拥挤而杂乱的一群尖利的三角形建筑物，张着黑嘴，露出断牙。有碘酒和乙醚、甲醛和氨、新制成的锡和湿的铁模子的味道。建筑物在下陷，屋顶碎裂、坍塌。空气如此沉重，如此辛辣，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建筑物不再能保持直立。入口下陷到街面以下。周围环境中有某种像青蛙一般呱呱直叫的东西。一种阴湿有毒的蒸汽包围着附近地区，就好像地基下面是一片沼泽地。

当我抵达父亲家里的时候，我发现他站在窗边刮胡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刮胡子，而是在磨剃刀。他以前从未使我失望过，但现在在我困难的时候他却听而不闻。我现在注意到他正使用的锈刀片。早上我喝咖啡的时候，总看到他明晃晃的刀片，明晃晃的德国钢反衬着光滑而发暗的磨刀皮革，肥皂泡沫像奶油一般溅到我的咖啡里，窗台上的积雪给他的话围上了一条毡子。现在刀片失去了光泽，雪变成了雪泥；窗格子上钻石般的凝霜变成稀黄油滴下来，散发着癞蛤蟆与沼气的臭味。“给我把大蛆虫拿来，”他求我，“我们将犁小鱼。”我可怜而绝望的父亲。我用一无所有的双手抓住一张破桌子。

寒风凛冽的夜晚。一个婊子低着头缓缓地走近我，挽起我的胳膊，领我来到一家门框上有一块蓝色搪瓷招牌的旅馆。上楼来到房间里，我好好打量了她一眼。她年轻健壮，最妙的是，她很无知。她连一个国王的名字都不知道。她甚至不说她自己的语言。无论我给她讲什么，她都将其像热乎乎的肥油一般吞没。她将肥油涂满身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取暖的过程，一个穿上油脂大衣过冬的过程，她就是这样以她简单的方式向我解释的。在她从我骨髓里抽取了所有油脂的时候，她揭开床罩，以最令人吃惊的轻快动作，开始作梯形的飞行。房间就像蜂鸟的鸟窝。她像干果仁一样赤裸裸的，将自己卷成一个球，她的脑袋缩在两个乳房之间，两条胳膊压在两腿分叉处。她看上去就像一颗将要发芽的绿色豌豆。

突然我听到她以那种愚蠢的美国方式说：“瞧，我能干这个，但是我不能干那个！”她说干就干。干什么?嘿，她开始拍动下身，就像一只蜂鸟。她有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长着两只真诚的狗眼睛。在巴拉丁鲜花盛开的时候，这就像一幅魔鬼的图画。它的不谐调捶打着我。我坐在杵锤下。每次我看一眼她的脸，我都看见一道铁口子，口子后面有一个戴铁面罩的人在向我眨眼。一种令人恐怖的玩笑，因为他是用一只瞎眼睛眨眼，一只眼泪汪汪的瞎眼，有变成白内障的危险。

要不是她的胳膊、大腿都纠缠在一起，要不是她是一条被面罩所窒息、滑溜溜盘绕的蛇，那我就可以发誓，她就是我老婆艾伯塔，或者，如果不是我老婆艾伯塔，那就是另一个老婆，尽管我认为这是艾伯塔。我以为我始终知道艾伯塔的裂缝，但是两腿间夹着一个面罩，还拧成一个结，一道裂缝像另一道裂缝一样好，在每一个阴沟上面都有一道格栅，在每一个豆荚里都有一颗豌豆，在每一道口子后面都有一个戴铁面罩的人。

我坐在铁床架旁边的椅子里，裤子背带从肩上取了下来，一把杵锤捣在我的脑壳顶上，这时我开始梦见我认识的女人们。这些女人故意弄裂她们的骨盆，为的是好让医生用一只戴橡皮手套的手指插到她们里面，并用药签敷药于她们的会阴的裂口上。这些女人的隔膜如此之薄，以至于针的刮擦声听起来就好像她们下垂的膀胱里有尼亚加拉大瀑布。这些女人按钟点坐着，把子宫的里面翻出来，为的是用一根织补针来扎它。狗一样的怪女人，长着毛茸茸的脑袋，总是在不适当的地方藏着一只闹钟或拼板玩具；就在不适当的时刻，闹钟响了；就在天空放射着罗马焰火筒的奇光异彩，从雨点似的火花中出现了螃蟹与星鱼的时候，万无一失地总会有一把断锯子，电线啪的一声折断，穿过手指的钉子，因出汗而霉烂的女人紧身胸衣。穿着硬领服装的狗脸怪女人，嘴唇下垂，眼睛抽动。巴拉丁来的魔鬼舞者都有丰满的屁股，门总是开成一道缝，应该放伞架的地方放着一只痰盂。赛璐珞制成的运动员从煤气灯上穿过的时候，像乒乓球一样爆裂。奇怪的女人——我始终坐在铁床架旁边的椅子里。她们有如此灵巧的手指，以致锤子总是落在我脑壳的正中心，使接头脱胶。头盖骨就像冒着蒸汽的橱窗里的汉堡牛排。

穿过旅馆大厅时，我看见一群人聚集在酒吧间。我走进去，突然听到一个小孩痛苦地号叫。小孩正站在人群中的一张桌子上。这是一个女孩，脑袋侧面，就在太阳穴上，有一道裂口。鲜血正从太阳穴里往外冒着泡。这只是泡——没有血从她的脸侧淌下来。每次她太阳穴上的裂缝张开，我就看见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动。看上去好像有只鸡在里面。我仔细一看，这回我看清楚了。是一只杜鹃！人们大笑。同时，这孩子在痛苦地号叫。

在接待室，我听到病人咳嗽，蹭他们的脚；我听到一本杂志合上的声音，以及外面石子路上牛奶车的隆隆声。我老婆正坐在一张白凳子上，小孩的脑袋顶着我的胸部。她太阳穴上的伤口颤动着，就好像是脉搏对着我的心脏跳动。外科医生穿着白大褂；他走来走去，吞云吐雾地抽着烟。他不时在窗口停下来，看一看天气如何。最后，他洗了手，戴上橡皮手套。他手上戴着消毒手套，在器具底下点着火，然后他心不在焉地看看表，用手指抚摸放在书桌上的账单。小孩现在在呻吟；她的整个身子都痛苦地扭歪了。我把她的胳膊、大腿固定住。我等待着器具煮好。

最后，外科医生准备好了。他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挑了一根长长的精密器具，上面有一个灼热的红点。他连一句警告的话也没说，就把器具插进了张开的伤口。小孩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我老婆当场瘫倒在地板上。“不要管她！”冷静自若的外科大夫说着，用脚把她的身体蹬到一边。“现在抱紧了！”他用最残酷的器具蘸到煮得滚开的抗菌剂里，然后将刀片插进太阳穴里，让它停留在那里，直到伤口烧了起来。然后，以同样快得可怕的速度，他突然抽出器具，器具上的圆孔眼里连着一根长长的白线，它渐渐变成红法兰绒，然后变成口香糖，然后变成爆米花，最后变成锯末。当最后一片锯末飞出来的时候，伤口干干净净地合拢，长结实，连一点点疤痕都没有留下。小孩宁静地微笑着，向上望着我，然后从我怀里溜下来，稳步走到房间角落里，在那儿坐下，玩了起来。

“太棒了！”医生说，“实在是太棒了！”

“啊，就是，嗯?”我尖叫。我像疯子一般跳起来，将他从凳子上击倒，用我的膝盖扎扎实实地顶住他的胸口。我顺手操起离我最近的那把器具，开始凿他。我像个恶魔似的干着。我抠出他的眼睛，扎破他的耳膜，切开他的舌头，拧断他的气管，削平他的鼻子。我把他的衣服扯掉，烫他的胸口，直到它冒烟，在肉还没有烫熟、因滚烫的烙铁而颤抖的时候，我就把外层皮肉卷到一边，将硝酸倒到里面去——直到我听到心脏和肺发出咝咝声，直到烟气几乎把我熏昏过去。

这时候，小孩正快活地拍着手。当我站起来寻找一把木槌的时候，我注意到我老婆坐在另一个角落里。她似乎吓瘫了，连站都站不起来。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小声说着：“恶魔！恶魔！”我跑下楼去寻找木槌。

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一个人影站在乌木钢琴边上。灯火忽明忽暗，但还是有足够的光线在这个人的脑袋周围投下一圈光环。此人正以一种单调的声音大声朗读一本巨大的铁书。他读起来就像犹太拉比在吟唱祷文。他的脑袋出神地朝后仰着，就好像它永远这样错了位。他的样子就像一盏打破的街灯，在潮湿的雾气中发出微光。

光线越来越昏暗，他的吟唱变得越来越单调。最后我什么也看不清，只见到他脑袋周围的光环，然后光环也消失了，我明白我已经变瞎。这就像在水中溺死一般，我的整个过去都在此过程中涌现出来。不仅是我个人的过去，而且也有我正骑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穿越的全人类的过去。我们以蜗牛的速度与地球同行，我们到达了她运行轨道的极限，然后以一种倾斜的怪步子，我们迅速蹒跚回来，穿过空空的黄道十二宫。我们看见动物世界千奇百怪的幽灵般形象，已经爬到梯子顶，结果却掉到海底而消失的物种。尤其是所有羽毛全是火红色的红鸟。它生性温和。红鸟的速度飞快，像箭一般，总是朝向北方。它振翅北飞，飞过尸体，身后跟着一群天使蛆虫，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群，遮天蔽日。

慢慢地，犹如面纱被揭去，黑暗消散，我看清一个人站在钢琴旁边的侧影，他手里拿着那本大铁书，脑袋朝后仰着，正以倦怠的单调声音吟唱安魂连祷。一会儿以后，他开始迈起轻快机械的步子来回走，好像他正在心不在焉地做操。他的动作有一种痉挛的自动节奏，一见就令人生气。他的举止就像实验室里一部分脑子被切除的动物。每次来到钢琴跟前，他都随意敲出几个和弦——乒，乓，砰！同时他低声咕哝着。轻快地朝东边墙走去时，他咕哝：“供氧理论”；轻快地朝西边墙走去时，他咕哝：“对立理论”；在朝正北偏西方向走去时，他咕哝：“完全错误的新鲜空气理论”，等等，等等。他的动作就像一艘顶风而行的旧四桅船，他的胳膊软绵绵地悬挂着，脑袋微微垂向一边。一种轻快的不屈不挠的动作，像织布机上的一只梭子。突然他朝向正北咕哝：“Z代表zeb ra……zeb，zut，Zachariah……没有b代表bretzels的迹象……”

用手指轻拂铁书的书页，我看出来，这是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一部涉及木乃伊问题的诗集；每一首诗都含有一个治疗皮肤病的处方。这是一个犹太僧侣写的关于大瘟疫的日记。一种关于皮肤病的详细编年史，是由行吟诗人吟唱的。写作形式是以乐符代表所有不祥的、爬行类的野兽，诸如鼹鼠、癞蛤蟆、蜥蜴、鳝鱼、甲虫、蝙蝠、海龟、白老鼠。每一首诗都含有一个处方，可以使着魔者的身体摆脱侵扰皮肤下层的恶魔。

我的眼光从音乐书页溜到了大门外，那里正在进行猎狼。地上覆盖着白雪，在城堡步道旁边的椭圆形田野里，两个用长矛武装的骑士快要把狼折磨致死。像奇迹一般，狼渐渐被仁慈而灵巧地置于致命一击的位置。注视着这大大拖长的死亡过程，一种激起情欲的感觉支配了我。正当长矛要掷出去的时候，马和骑士以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弹性蜷缩，同时狼、马和骑士绕着死亡的枢轴旋转。当长矛飞快地穿过狼的躯体时，地面轻轻向上运动，地平线稍稍倾斜，天空像刀锋般发蓝。

我穿过柱廊，来到通往城里的下陷街道。房子周围，黑色的烟囱林立，烟囱里喷出含硫的浓烟。最后我来到盒子厂，从它的一个窗户里我看到残疾人排着队站在院子里。没有一个残疾人有脚，很少几个有胳膊；他们脸上满是煤烟。他们所有人胸前都挂着奖章。

令我感到恐怖和吃惊的是，我慢慢发现，一长串棺材正从附属于工厂墙壁的长滑道上被运送到院子里。在棺材从滑道上滚落下去的时候，一个没有腿的男人走上前去，停下片刻慢慢调整他背上的重荷，然后行动艰难地扛着他的棺材走开了。这样的事情不停地进行着，毫不间断，没有丝毫声响。我的脸上淌着汗水。我要跑开，可是我的脚生了根。也许我没有脚。我吓坏了，害怕往下看。我抓住窗框，一点儿也不敢往下看，小心翼翼地、胆战心惊地抬起脚，直到我能用手摸到我鞋子的后跟。我对另一只脚也重复了同样的实验。当时，我在惊恐中迅速环顾四周，寻找出口。我站在其中的那个房间乱七八糟地放满空包装箱，钉子、锤子满地都是。我从空盒子中间穿过，寻找房门。就在我找到房门的时候，我的脚绊在一只空盒子上。我朝空盒子里看，瞧，它不是空的！我匆匆看了一眼其他盒子。没有一只是空的！每一只盒子里都有一具包装在细刨花里的骷髅。我从一条走廊跑向另一条走廊，疯狂地寻找楼梯。我飞一般跑过大厅，闻到从敞开的房门里发出的尸体防腐剂的恶臭。最后我来到楼梯口，当我跳下楼梯的时候，我看见下面楼梯平台上有一只白色搪瓷手指示着——停尸房。

这是夜间，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的道路穿过一座野生花园，就像我经常在黑暗中蹒跚经过的那样。这时候我闭上眼睛，只听到墙壁的呼吸。我有在一个岛上的感觉，周围都是石头海湾。有一些相同的小桥，都挂着纸灯笼，沿铺石小路有零零落落的一些做工粗糙的长凳；有一些出售糖果的宝塔，颜色鲜艳的变色鱼，遮阳篷，凸出在海湾上的峭壁，薄薄的中国包装纸，其中藏着爆竹。一切都完全是过去的模样，甚至旋转木马的喧闹声和在缠结的树枝中飘动的风筝也都是这样。只不过现在是冬天。隆冬，所有的道路都被大雪覆盖，一层厚厚的雪，使道路几乎无法通行。

我在一座日本拱桥的顶上站了片刻，趴在栏杆上定了定神。所有的道路都清晰地在我面前伸展开去。它们都平行排列。在这个我非常熟悉的公园里，树木茂盛，我有着最大的安全感。在这桥上，我可以永远站下去，相信这就是我的目的地。几乎没有必要再走其余的路，因为我现在就好像在自己王国的门槛上，这个王国近在眼前，使我十分放心。我多么熟悉这座小桥，这茂密的树丛，这桥下流过的溪水啊！我可以永远站在这里，沉浸在无限的安全感中，在潺潺的流水声中被催眠，永远陶醉。溪水不停地打着漩儿从长满苔藓的石头上流过。一条融雪的溪流，上缓下急。桥下像冰一样清澈透明，清澈得我都可以目测水的深度。齐脖深的清澈透明。

现在，从黑黝黝的树丛里出来，在柏树和冬青中间，走来一对手挽手的幽灵男女，他们的动作缓慢而又无精打采。一对穿着夜礼服的幽灵男女——女的穿着一件袒胸长裙，男的有着闪闪发光的衬衣纽扣。他们迈着虚幻的步子从雪中走过，那女人的脚如此柔软干燥，她的胳膊裸露着。没有踩在雪上的嘎吱嘎吱响声，也没有狂风怒吼。一种晶莹的钻石光芒和夜间融雪形成的小溪流。粉末状的雪的溪流在冬青底下滑动。没有牙关的嘎吱嘎吱声，没有狼的呜咽声。清冷的月光下的溪流，白色的水和花瓣溅泼小桥的奔涌之声，岛在不停地漂移，她的岩石缠住了头发，她的峡谷和海湾在星辰的银光中黑黝黝地发亮。

他们以幽灵式的流动前进，朝着峡谷的膝部和白须水域。他们走进清澈冰冷的溪流深处，她裸露的背，他闪闪发亮的衬衣纽扣，从远处传来了玻璃帘子刷在旋转木马的金属牙齿上诉苦似的叮当声。水在两岸白色柔软的土堤之间像一块薄玻璃一般奔流；它在膝下奔流，携带着被砍下的脚就像雪崩中被压碎的基座。他们断了肢的躯干上结了冰，向前滑动着，他们的蝙蝠翅膀张开，他们的服装粘在他们的翼上。溪水一直在上涨，越来越高，空气越变越冷，白雪像粉末状的钻石一般晶莹发亮。从柏树顶上，一种金属的暗绿色洒落下来，就像一个绿色的阴影洒落在河岸上，玷污了清凉溪流的深处。那女人天使般地坐在冰河上，她的翅膀张开，她的头发以不自然的玻璃般的波浪形往后飘扬。

突然，溪流像蓝色火焰下的玻璃丝一般，迅速变成火舌。沿着熊熊燃烧的街道，赤道上密集的人群移动着。这是充满早年伤心事的街道，公寓一字排开，就像火车车厢一般，房子侧面都有尖头向上的尖铁。一条渐渐向太阳倾斜的街道，然后像一支箭一般向前迷失在宇宙空间里。在从前它拐弯的地方，有着单调的刺耳噪音，有着坚实的豪华屋顶和没有门窗的死墙，现在这里像打开了开关一样，明沟沿拐弯处建好，房屋成行，树木开花。现在时间和目标都与我无关。我在响亮的嗡嗡声中穿过糖浆一般热烘烘、懒洋洋的躯体。

我像一个浪子一般，十分悠闲地走在我青年时代的街道上。我既不困惑，也不绝望。从六极的周边，我走僻远的路线回到改变、变形的中心，一只不断蜕皮的白色羔羊。当我沿着山梁痛苦地号叫的时候，当我在酷热的白色山谷中被碱闷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当我从缓慢的溪流中涉水时脚被石头和贝壳弄成碎片的时候，当我在柠檬地里舔着咸味汗珠或躺在火辣辣的窑里烘烤的时候，我不能忘怀，而现在又不再存在的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

当他们驾驶着我向其欢呼的柩车从这条阴森冷清的街上经过时，我是否已经蜕了皮?我就是羔羊，他们将我赶出来。我就是羔羊，他们把我变成了一只浑身条纹的老虎。在一个稀疏的丛林里，我披着柔软雪白的羊毛出生。我只平静地吃了一会儿草，然后就有一只爪子落到我身上。在白天结束时的酷热火焰中，我听到百叶窗后面的呼吸声；我慢慢地从所有的房子前面走过，倾听着血液的密集搏动。然后有一天夜里，我在南方上了冻的花园里一张硬邦邦的长凳上醒来。听到火车汽笛的哀鸣，看见白色的沙子路像头盖骨铺成的路一般闪着亮光。

如果我在世界上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地走来走去，这是因为他们在塔拉哈西取走了我的内脏。在一个靠着断栅栏的角落里，他们用脏爪子伸到我的身体里，并用一把生锈的折叠刀割掉了我的一切，一切神圣的、隐秘的、属于禁区的东西。在塔拉哈西，他们切掉了我的内脏；他们驱赶着我绕城乱转，给我画上条纹，像老虎一样。有一次我凭自己的本事吹响哨子。有一次我从街上走过，听着血液搏击着穿过百叶窗里透过来的光。现在我体内有一种咆哮，像狂欢节一样热闹。我的周围充满上百万首筒风琴曲子。我走在充满早年伤心事的街道上，狂欢节正在热闹地进行。我往前挤开一条道，倾吐出我学会的曲子。一种欢乐、懒惰的堕落，从路的一边传到另一边。一团人肉，像一条粗绳索摇晃着。

在小别墅用螺线悬挂的花箱旁，茧子正在绽开，一个慢慢登上鲜花小径的女人停了一会儿，把她女性的全部重量都压到我身上。我的脑袋自动地往两边摇晃着，一座放在钟楼里的钟。在她离开后，她的话开始显示其意义。公墓，她说。你看见他们对公墓做了些什么吗?我在热烘烘的榨汁机中信步往前走，帘子全拉开了，门前台阶上挤满了小孩，我不断想起她的话。我以黑鬼一般轻快的想象力信步往前，裸着脖子，八字脚的脚趾张开着，阴囊紧紧的。一种温暖的南方芳香包围着我，一种心情舒畅的悠闲，血液像糖蜜一样稠，以秃鹰的翅膀拍击着。

他们为街道做的事正是约瑟为埃及所做的事。他们做了什么?不再有你们和他们。一块成熟的金色玉米地，印第安红种人和黑鬼的土地。他们现在是谁或以前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占有了土地，并使它微笑；他们占有了公墓，并使它成为一块呻吟的沃土。每一块石头都被搬走，每一个花环和十字架都消失了。现在紧挨着我们家有一块巨大的棋盘，陷在地里，因堆满了食物而发出呻吟；这片沃土又黑又肥，强壮而耐心的毛驴将它们细长的蹄子插到湿润的沃土里，这沃土犁起来就像柔软的奶酪一般。整个公墓正同它丰富的出产一起歌唱。通过小麦、玉米、燕麦、黑麦、大麦的叶子歌唱。公墓里满是吃的东西，毛驴摆动着尾巴，高大的黑鬼哼哼着，吟唱着，汗珠滚下他们的小腿。

整条街现在都靠墓地供养。足够供给每一个人。甚至还要多。多余的食物随蒸汽、歌舞、堕落与轻率而消失。谁会想到，死去的那些瘦骨嶙峋的可怜蛋在石板底下腐烂，竟含有如此肥沃的智慧呢?谁会想到，这些骨瘦如柴的路德派教徒，这些细长腿的长老会教徒，竟有这么好的肥肉留在他们的骨头上，以至于造成这样一种神奇的腐败收获，这样一满巢一满巢的蛆虫呢?甚至石匠凿出来的干巴巴的墓志铭也起着肥沃的作用。静躺在冷冰冰的草地底下，这些纵欲、私通的鬼魂正在努力取得它们的权力与荣耀。在整个广阔的世界上，我没有看过哪块墓地像这样兴旺。在整个广阔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样丰富、这样热气腾腾的肥料。充满早年伤心事的街道，我拥抱你！不再有苍白的面孔，不再有贝多芬的头盖骨，不再有交叉的大腿骨，不再有细长的腿。我只看见玉米、黄花、紫丁香；我看见普通的锄头，套着挽具的毛驴，宽大扁平的脚上，脚趾张开，脚趾之间沾满丝一般的沃土。我看见红手绢，褪了色的蓝衬衣，汗水晶莹的阔边帽。我听到苍蝇嗡嗡作响，还有低沉而懒洋洋的声音。空气发出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欢乐哼哼声；昆虫嗡嗡作响，沾满花粉的翅膀传播花粉与腐败。我听不见钟声、哨声、锣声、刹车的摩擦声；我听见锄头的叮当声、水滴滴下的声音、干重活时发出的哼哼声和沉默中的大混乱。我听到吉他、口琴的声音，一种柔和的铜锣声，一种拖鞋的吧嗒吧嗒的声音；我听到百叶窗放下的声音，公驴在燕麦地里的嘶叫声。

没有苍白的面孔，感谢基督！我看见苦力、黑鬼、印第安女人。我看见深浅不同的巧克力色和肉桂色，我看见一种地中海橄榄色，一种带茶色的夏威夷金色；我看见每一种纯粹的色度和每一种明暗交错的色度，但是没有白色。头盖骨和交叉腿骨随墓碑消失；一个白色种族的白色尸骨产生出他们的收获。我看到，属于他们姓氏和记忆的一切都消退了，而且，这使我快乐得发疯。在旷野上，大地曾隆起成为乱七八糟的小草皮，现在我在嘁嘁喳喳声中信步走在湿漉漉的深垄沟里，干渴的脚趾叮当作响；我左右溅着水汪汪的白菜地里的沃泥，泥土被轮子、宽阔的绿叶、压扁的浆果、橄榄酸汁挤压着。我承蒙神恩，踩在死人的肥胖蛆虫身上，把它们碾回到草皮中去。像醉酒的水手一般，我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我两脚湿漉漉，两手干巴巴。我透过小麦朝朵朵白云望去；我的目光顺着河流望去，看着她那吃水很浅的三角帆船，她的帆和桅在缓慢飘动。我看见太阳射下明亮的光线，轻轻吮吸着河流的乳房。在另一边河岸上是棚屋的尖竿，一缕懒洋洋的轻烟。我看见石斧在空中飞向熟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我看见画了油彩的脸，明亮的珠子，柔软的毒蛇舞，长而扁平的乳头，编了辫子的印第安婴儿。

特拉华和拉克万纳，莫农格希拉，莫霍克，谢南多厄，纳拉甘西特，塔斯基吉，奥斯卡卢萨，卡拉马祖，塞米诺尔和波尼，切罗基，伟大的神灵，黑脚族人，纳瓦霍人诸类：我眼前像一朵巨大的红云，像一根火柱，闪过一种幻觉，看到我们地球不受法律保护的壮丽。我看不见列托人、克罗地亚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看不见爱尔兰佬、意大利佬、波兰佬、法国佬、德国佬、犹太佬。我看见坐在乌鸦巢里的犹太人，他们烤焦的脸像皮革一样干燥，他们的脑壳皱缩，没有骨头。

石斧又一次闪着光亮，头皮飞起，欢快的波状云一般的鲜血从河床上滚滚而出。从山腰上、从大洞穴里、从沼泽地以及埃弗格莱兹大沼泽地里，涌出一股血迹斑斑的人流。从内华达山脉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大地冒着被杀者的血烟。我的头皮被割掉，灰色肉片悬挂在我的耳朵上；我的脚被烧掉，我的两胁被箭头射穿。在一个羊圈里，我靠在破栅栏上，我的肠子掉在我的一边；皮肤和肌肉绷得紧紧的美丽的白色太阳穴被砍得血迹模糊。风咆哮着穿过我断裂的直肠，像六十个白色的麻风病患者在咆哮。一团白色火焰，一块蓝色冰玉，一支喷雾的火把，在我空空的内脏中旋转。我的手臂被猛地从插孔里拉出来。我的躯体是盗尸者正在劫掠的坟墓。我满身都是天然宝石，渗出晶莹的光辉。太阳像上千把尖头长矛刺穿我的伤口，宝石闪闪发光，内脏尖叫。我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世界的帐篷像气囊一般崩塌。在一团血的火焰中，我感觉到一把钳子冷冰冰地接触我的身子：他们拖着我通过河谷，我什么也看不见，无依无靠，说不出话来，喘息着，无力地尖叫着。我听见远处冰水的奔流，冬青树下豺狼的呻吟；透过暗绿的树林，一个光点扩展开，一种春天的、普鲁土蓝的光，它玷污了雪和冰一般清澈的溪流深处。一种欢乐得回不过气来的汩汩声，一种安静的大混乱，就像没有腿的天使，张开翅膀，在桥下漂浮而过一般。

沟里堆满积雪。这是冬天，太阳照射出中午时分的无力光亮。沿街走过一栋栋公寓。在太阳照射的一两个小时内，一切都变成了水，一切都流动，一切都滴着水，一切都发出汩汩声。在马路边和雪堆之间，一股清澈发蓝的水流在上涨。在我体内，一股水流阻塞了我血管的狭窄通道。我体内一股清澈发蓝的水流从我的脚趾一直循环到头发根。我完全被融化了，像冰一般湛蓝，快活得说不出话来。

沿街走过一栋栋公寓，我的狭窄窒塞的血管中有一种像冰一般湛蓝的快活。冬天的雪在融化，水沟在雪上面游泳。忧伤消失了，欢乐也随之而去，都融化、滴落、注入阴沟。突然间钟声敲响，疯狂的丧钟，骂着下流话，用疯狂的铁钟舌粉碎了血管的玻璃痔疮。透过融雪，有一场支配一切的大屠杀：矮小的中国马和头皮挂在一起，长长的细关节绿颚昆虫。在每一幢房子前面都有一个铁栏杆，上面的尖刺上开着蓝花。

沿着充满早年忧伤的街道，老巫婆乘风而来，她扬着宽帆，衣服里鼓鼓囊囊地装着许多骷髅头。我们恐惧地逃避夜晚，追寻着绿色的相册，它高高装饰的前腿，鼓起的额头。从所有腐烂的门前台阶上，传来蛇在袋子里蠕动的咝咝声，绳子已系上，肠子打了结。蓝色的花像豹一般星星点点，被碾平，被吸干血，大地是一个春天的污斑，金子，骨髓，明亮的骨灰，高高的三角翼，白马的行进，阿摩尼亚眼睛。

融雪融化得更深，铁生锈，叶开花。在拐角处，高架铁路下，站着一个戴高顶礼帽的男人，他穿着蓝哔叽衣服和亚麻鞋罩，他的白唇须梳得很细。开关打开，烟草汁、金色的柠檬、象牙、大烛台一股脑儿滚出来。柠檬商人莫依舍·皮皮克捕猎野鸽，在背心口袋里孵紫色蛋，紫色的领带和西瓜，短梗菠菜，多纤维，被沥青糟蹋了。嘲弄的哨音大声传开，荡妇慌慌张张，用来苏儿、阿摩尼亚、樟脑膏药裹起绷带，云母小屋，三角形的波纹状花生壳，一切都得意扬扬地迎着晨风前进。晨光从折缝中射来，窗格有条纹，遮盖被撕去，油布褪了色。一个头发直立的男人走着，他不跑，不呼吸，一个带风标的男人，突然拐弯，然后窜出去。一个不考虑如何或为什么的人只是在暗淡无光的夜间行走，所有的星星都在左舷，负载的支撑杆平衡着。他出售少量麻醉品，吵醒了原告，陷阱从左向右转，冬季海洋上的正午，正午时分各方人士统统上船，在右舷高处。风标再次划着深水桨从舷窗经过，所有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夜悄悄爬过来，像飓风一般。无声无息带着满载的焦糖和镍制的骰子。莫妮卡修女弹着吉他，衬衣敞开，挂着饰带，每一只耳朵里都有宽大的凸缘。莫妮卡修女浑身一道道石灰条纹，橡胶涂层，她的眼睛发了霉，盖了绉纱，沾满眼屎，呈锯齿状。

充满早年忧伤的街道变宽了，发青的嘴唇哭诉着，信天翁振翅飞行，她的血淋淋的脖子断开，她的牙齿发出无意义的声音。戴圆礼帽的男人左腿吱嘎作响，两道凹口进一步往下到了右边。在舷缘下边，古巴旗同面条、山梅花，同野生木兰和嫩棕榈叶拼凑在一起，被切成饲料，同白垩和绿色的涎水和在一起。在银床底下是白色的天竺葵花碗，两道条纹的用于早上，三道条纹的用于晚上。河狸低唱着要喝鲜血，白色的鲜血一大口一大口地涌来，白色的黏土，令人窒息，里面满是断牙、黏液和腐烂的骨头。地面被来来往往的人踩得很滑，还有明晃晃的剪刀、长刀、烧热的和凉的钳子，踩上就会滑一跤。

在外面的融雪中，兽群挣脱出来，先是有着华丽白条纹的斑马，然后是禽鸟和白嘴鸦，然后是金合欢属和具有菱纹背的动物。绿色植物张开脚趾，红鸟在底下盘旋俯冲，混乱的一堆东西中断了休息，蜥蜴排尿，豺狼呜呜叫唤，鬣狗打嗝，笑，再打嗝。整个宽敞的公墓安全地喷洒了药水，在夜间裂开了它的接缝。自动机械由于巨大的整套盔甲的拖累也裂了缝，铰链生锈，插销没有插上，被制锡业托拉斯所抛弃。黄油开花，成了巨大的扇形花环，肥腻的夹竹桃黄油，上面有乌鸦脚的标志，由绞刑刽子手牛皮大王约翰两次加以拼接。黄油在停尸房嚎叫，苍白的月光洒下来，河口阻塞，运货列车震颤，铁路旁轨被锁住。被追踪的褐色矮脚鸡装饰着红色的嗉囊和水獭皮，正吃着洼地的嫩草。飞燕草遭受大损失。氧化镁容器着火，飞鹰高高翱翔，有一把刀子刺穿它的踝骨。

血腥而疯狂的夜，所有的鹰爪都被砍掉、修剪掉。血腥而疯狂的夜，所有的钟楼都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所有的板条都被扯掉，所有的煤气管都爆裂。血腥而疯狂的夜，每一块肌肉都扭伤，脚趾交叉，头发直立，牙齿发红，脊柱裂开缝。整个世界完全清醒，像黎明一样发出嘁嘁喳喳声，火力不足的红火从树脂上爬过。整个夜晚梳子折断，肋骨尖鸣。两次破晓，然后黎明又悄悄消失。在滴滴答答的雪水中，氧化物冒着烟。整条街上，灵车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经过，司机大声咀嚼他们的长鞭、白纱、棉布手套。

北面朝着白杆，南面朝着红苍鹭，脉搏疯狂地一直跳下去。他们用明晃晃的玻璃牙，一根接一根地把绳索咬下来。鸭子挺着它的扁宽嘴走来，然后是肚子贴地的鼬鼠。它们受到真菌的召唤，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它们的尾巴长着羽毛，它们的脚长着蹼。它们蜂拥而来，像触轮杆一样弯着身子，从床下经过。地板上的泥巴和奇怪的招牌，窗户闪闪发亮，只有牙齿，然后是手，然后是胡萝卜，然后是有着翠绿色眼睛的流浪洋葱，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彗星。

东面朝着蒙古人，西面朝着红杉，脉搏前后摇晃。洋葱在行军，蛋在咔哒咔哒响，动物园像陀螺般旋转。在高高的海滩上，红色的鱼子酱床有好几英里长。碎浪冒着泡沫，噼噼啪啪抽打它们的长鞭。潮水在绿色的冰川下咆哮。大地越转越快，越转越快。

从黑暗的混沌中，因堵塞的舷窗而产生出光涡。从静止的虚无中产生出不停的平衡。从鲸骨和黄麻袋中产生出这种被称作睡眠的疯狂之物，它像一座八天上一次发条的钟一般奔跑。

【注释】

[1] 克利奥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美丽的埃及女王。

来回漫步于中国

现在我绝不孤独。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有上帝同我在一起！

在巴黎，不在巴黎，离开巴黎，回到巴黎，始终是巴黎，巴黎是法国，法国是中国。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东西，像一堵大墙，把我漫游经过的山丘河谷围在里面。在这堵大墙里面，我可以平静而安全地过我的中国生活。

我不是一个旅行家，也不是一个冒险家。我遇到的事情发生在我寻求出路的过程中。直至现在，我一直在一端不通的隧道里继续不断地工作，在大地的内脏里发掘，寻找光和水。作为一个美洲大陆的人，我不能相信，在地球上某个地方，一个人可以是他自己。由于环境的作用，我变成了一个华人——一个我自己国家里的华人！我沉溺于梦的鸦片，为的是面对我没份参与的一种生活的丑陋。我像一根掉进密西西比河的细树枝一般安静而自然地离开了美国生活之流。我记得我遇到的一切，但是我无意于恢复过去，我既没有渴望，也没有遗憾。我就像一个从长眠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做梦的人一样。一种出生前状态——出生者未出生地活着，未出生者出生时死去。

一遍又一遍地出生，再生。在街上走时出生，在咖啡馆里坐着时出生，躺在婊子身上时出生。一遍又一遍地出生，再生。一种快速的步子，对这种快速的惩罚不仅仅是死亡，而且是重复的死亡。例如，我刚到天堂，大门就打开了，我发现在我脚下是鹅卵石。我是怎么学会走得这么快的?我在用谁的脚走路?现在我正走向坟墓，走向我自己的葬礼。我听到铁锹的当啷声和撒下的泥土声。我的眼睛刚闭上，我几乎还没有时间来闻一下他们用来淹没我的鲜花，就听见轰隆一声，我经历了又一次不朽。这样往返于天堂与地球之间，使我一直警觉着。我不得不让我的身体准备好等蛆虫来咬，不得不把我的灵魂原封不动地献给上帝。

下午坐在拉富什时，我冷静地问自己：“我们从这儿去哪里?”夜幕降临前，我也许已到月球打了一个来回。我坐在这里的十字路口，梦中经历了所有独立的、不朽的自我。我的眼泪掉进了我的啤酒里。夜里走回克利希的时候，也有着同样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我来到拉富什，我都看见没有尽头的马路从我脚下放射出去，从我自己的鞋里走出无数居住在我的存在世界中的自我。我陪同他们手挽手地走过我曾经独自行走的小道：我称之为壮观的、着魔的生死之行。我同这些自我造就的伙伴说话，如果我不幸地只生死一次而永远孤独，那我完全会同我自己说话。现在我绝不孤独。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有上帝同我在一起！

从克利希广场到拉富什的那一小段路有某种东西，使所有那些壮观的、着魔的步行立刻富于青春活力。这就像从一个至点移向另一个至点。假定我刚离开威普勒咖啡馆，腋下夹着一本书，一本关于风格和意志的书。也许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只理解一两个短语。也许我一晚上都在读着同一页。也许我根本就不在威普勒咖啡馆，而是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离开我的身体，飞走了。那么我在哪里呢?嘿，我外出做一次着了魔的步行，一次五十年上下的短短行程，只要翻过一页书即可结束行程。

就在我要离开威普勒咖啡馆的时候，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嗖嗖声。不必朝身后看——我知道这是我的身体在奔跑过来同我结合在一起。通常在这样的时刻，抽粪机沿街排开。皮管子横在人行道上，就像哼哼唧唧的巨大蛆虫。肥肥的蛆虫正把粪便从污水池里吸出来。正是这，使我真正振奋精神，来看一看自己的外观。我看见自己在咖啡馆里俯身看书，我看见那个和我并肩坐着的婊子正越过我的肩头看书，我的脖子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等我抬起眼睛，也许等我点着她拿在手里的那支烟。她正要问我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是否无聊。那本书是谈论风格和意志的，我把它带到咖啡馆里读，是因为在一家吵闹的咖啡馆里读书，简直是一种奢侈——也可以预防疾病。在一家吵闹的咖啡馆里听音乐也很好——它增加了孤独感、寂寞感。我看见那婊子的上嘴唇在我肩头上方颤抖。只是一片三角形的嘴唇，光滑柔软，如丝绸一般。它因高音而颤抖，姿势就像深谷里的一只羚羊。现在我在受夹道鞭打，我和我自己牢牢地粘在一起。从克利希广场到拉富什的那一小段路。沿那一小段路排列的死胡同里跳出黑压压一片妓女，就像在亮光中盲目乱飞的蝙蝠。她们进到我的头发里、耳朵里、眼睛里。她们用吸血的爪子牢牢抓住你。整个夜晚她们都在小巷里溃烂；她们有着大雨后植物发出的味道。她们发出植物般的小声响，低能的喊叫，这是肉麻的亲热表示。她们像虱子一般挤到我身上，有着植物般长卷须的虱子，这卷须吸走了我毛孔里的汗水。这些婊子，这音乐，这人群，这墙壁，这墙壁上的光，这大粪以及这无畏地进行工作的抽粪机，所有这一切形成一团星云，凝聚成一场惊梦的冷汗。

每天夜里，当我朝拉富什走去的时候，我都受到夹道鞭打。每天夜里，我都被剥去头皮，被石斧砍杀。如果不是这样，我倒会想这样。我回到家，将虱子从衣服里抖出来，把血从身上洗掉。我上床睡觉，大声打呼噜。正是真正适合于我的世界！使我的肉保持鲜嫩，我的灵魂保持完整无缺。

我住的房子正被拉倒。所有的房间都暴露在外。我的房子像一个被剥了皮的人的身体。壁纸破破烂烂地耷拉着，床架上没有垫子，洗涤槽不见了。我每天夜里进房子以前都要站住看它一眼。它那令人厌恶的样子迷住了我。归根结底，为什么没有一点点令人厌恶的东西呢?每一个活人都是装满人类厌恶之物的博物馆。每一个人都给博物馆增加了一个侧厅。所以，每天夜里站在我住的房子前，这正在被拉倒的房子前，我都试图理解它的意义。里面的东西暴露得越多，我就越热爱我的房子。我甚至热爱那只立在床底下的旧尿壶，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用它了。

在美国，我住过许多房子，但是我不记得任何一幢房子的里面是什么样。我不得不拿上我遇到的东西，随身带着走到街上。有一次我雇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坐着它走在第五大道上。这是秋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正坐车穿过我自己的城市。男男女女都在人行道上散步：稀奇古怪的兽类，半人，半明胶。他们半发疯地在大道上走来走去，牙齿磨得锃光发亮，眼睛闪闪发光。女人们穿着漂亮衣服，每个人都储存着一个冷笑。男人们也不时微笑，好像他们正走在棺材里，要去见天堂里的救世主。带着那种闪闪发光的疯狂眼神微笑着经历人生，旗帜飘扬，性甜蜜地流过阴沟。我随身带着一支手枪，我们到达第四十二街时我就开火。没有人注意。我左右开弓地把他们扫倒在地，但是人群一点儿也不见稀少。活人从死人身上走过去，始终微笑着炫耀他们漂亮的白牙齿。正是这种残酷的白色微笑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我在睡眠中看见这种微笑，这时候我正伸出手去乞讨——越野赛跑中悬垂的香蕉上漂浮的乔治·C.蒂留式微笑。美国对贫穷微笑。微笑如此一钱不值——你坐在敞篷四轮马车里的时候为什么不微笑呢?微笑，微笑，微笑一下，世界就是你的了。微笑着发出临死前的喉鸣——这使那些被你留在身后的人感觉更舒服一些。微笑，妈的！永不消失的微笑！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我站在地铁里，面对着欧洲的普通女性。她们脸上有一种疲惫的美，好像她们像地球本身一样，经历了一切自然灾害。她们种族的历史就刻在她们的脸上；她们的皮肤就像一张羊皮纸，上面记录着文明进程中的全部斗争。移民、仇恨和迫害、欧洲战争——全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她们没有在微笑；她们的脸镇静自若，写在她们脸上的东西是由种族、性格、历史等方面构成的。我在她们脸上看到了多种颜色合在一起的破旧欧洲地图，一张画着一道道铁道线、船运线、航空线以及国境线的地图，有根深蒂固、无法磨灭的偏见和竞争。外形的破旧，表示海与湖泊的大裂口，构成岛屿的断链，成为不可思议的神话遗迹的半岛，所有这一切自然力的影响与侵蚀都表明了人和现实之间永远进行着冲突，本书只是这样一种冲突的另一张地图。凝视着这张地图，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大陆比它看上去的样子要大得多，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大陆，而是水域闯入地球的一部分，一块被大海闯入的陆地。在某些薄弱的地方，陆地放弃了地盘。人们不必懂一句地质术语，就会明白这个有着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内陆海的欧洲大陆所经历的沉浮。人们一眼就会发现不同时期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就像人们会发现流产的、失败的努力一样。人们实际上会感觉到随各种不同的地壳隆起之后而来的巨大气候变化。如果人们是用一个地图学家的眼睛来看这张地图，那么人们就可以想象五万年或十万年以后它是什么模样。

因此，看着构成人类大陆的海洋与陆地时，我又看见某些可笑而又可怕的兵团等等，他们证明了许多英勇的斗争。我可以在蜿蜒的长河中发现信仰和勇气全然丧失，体面悄然离去，灵魂被逐渐消耗殆尽。我可以看见，边境上标着深色的自然边界线，以及像风一样变动的浅色线条。我可以感觉到气候在哪里将要发生变化，并将下列情况视为不可避免：某些肥沃的地区将枯竭，而其他一些荒芜的地方却将兴旺起来。我确信，在某些地区神话将成为现实，在我们曾经是的未知之人和我们现在是的未知之人之间将会发现一种联系，过去的混乱将注定未来更大的混乱，只有骚动与混乱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着手加以崇拜。作为人类，我们包含构成世界的全部因素，其真正的实质及其神话；我们到处并始终随身携带我们改变着的地貌，我们改变着的气候。欧洲地图正在我们眼前改变；没有人知道新大陆在哪里开始，在哪里终止。

我在这里处于伟大的变化之中。我忘记了我自己的语言，我也不说新的语言。我在中国，我在说中国话。我处于一个改变着的现实的死亡中心，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被发明出来以适应这个现实。按照地图，我是在巴黎；按照日历，我正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但是我既不在巴黎，也不在20世纪。我在中国，这里没有钟，也没有日历。我正坐着独桅三角帆船航行在长江上，我收集的食物是从美国炮舰上倾倒下来的垃圾中捡出来的。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准备一顿粗茶淡饭，但这是一顿美餐，而且我有一个铁铸的胃。

从卢夫西恩而来……在我下面是塞纳河谷。整个巴黎浮雕般凸现，像是一幅大地测量图。越过拥抱河床的平原望去，我看见巴黎城：一圈又一圈的街道，乡村之内的乡村，要塞之内的要塞。她像多节的老红杉树桩一般，孤独而威严地站在塞纳河的广阔平原上。她永远站在同一地点，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扩张：破旧立新。无论从什么高度，无论从什么时空距离来看，她都站在那里，美丽的巴黎城，她柔和，像宝石一般，一座圣城，其神秘小径穿越大片大片屋顶的海洋，冲向开阔的平原。

在沸腾的高峰时间，我坐着喝开胃酒，浮想联翩。天空十分平静，云彩纹丝不动。我坐在交通的死亡中心，从我周围的衰朽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生活的静寂让我安宁。我的双脚碰到一个不老躯体的根，我没有一个名称来称呼这种东西。我同整个大地交流。我在时间的子宫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我脱离静默状态。又一个发现了自己不安之火的流浪汉。我坐在这里空旷的街上给我的歌谱曲。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歌，我已经在新世界里失去了它，要不是它像一根小树枝一般掉进时间的海洋，我就永远无法挽回它。

对一个不得不睁大眼睛做梦的人来说，一切运动都是倒退，一切行动都破碎成万花筒一般的碎片。当我从现在的恐怖中走过的时候，我相信，只有那些有勇气闭上眼睛的人，只有那些永远置身于被称为现实的状况之外的人，才能影响我们的命运。面对这种清醒的恐怖，我相信，我们文明的所有资源都将证明：它们难以发现破坏我们世界陈腐而无价值的平衡所必需的小沙粒。我相信，只有一个既不怕生也不怕死的梦幻者，才会发现这种无穷小的小点儿，正是这种小点儿使宇宙投入正常运转——在顷刻之间。我一刻也不相信万事缓慢而痛苦的、光彩而合逻辑的、不光彩地不合逻辑的演化。我相信，整个世界——不单单是地球及其构成物，也不是我们已经制图说明其各种组成部分的宇宙，包括超出我们视力和仪器能力范围之外的宇宙——而是整个已知和未知的世界，都处于欠佳状态，在痛苦和疯狂中尖叫。我相信，如果明天找到办法，可以让我们飞往最远的星球，飞往那样一些星球之一，即按照我们的古怪计算，那些星球的光直到我们地球毁灭也到达不了我们这里，我相信如果我们明天被运送到那里，处于一个尚未开始的时代，那么我们会发现一种完全相同的恐怖，一种完全相同的不幸，一种完全相同的疯狂。我相信，如果我们同周围星星的关系十分谐调，从而可以逃避相撞的奇迹，而我们又同这里、那里、更远的那里，以及到处都同时确定的命运相适应，那么就无法逃脱这种普遍的命运，除非在这里、那里、更远的那里以及到处，所有的人、动物、植物、矿物、岩石、河流、树木、山脉都同时想要逃脱这种命运。

在一个万物不再有名称的夜里，我走到街道的尽头，像一个来到其活动范围终端的人一样，我跳下了生死分水岭的悬崖。我跳过公墓围墙，那里最后坍毁的小便池在汩汩作响，这时候，我的整个童年都变成了我喉咙里的一个肿块，窒息了我。无论在哪里我铺完床以后，我都像疯子一样拼命要把过去驱赶出去，但在最后一刻，总是过去占了上风，我淹没在过去之中。在最后关头，人们终于明白未来是骗子，是面肮脏的镜子，是玻璃沙漏器底部的沙子，是已经熄火的炉子里的煤渣，冷冰冰的，死气沉沉。走进勒瓦卢瓦佩雷中心时，我从一个阿拉伯人身边经过，他站在一条死胡同的入口处。在灿烂的弧光灯下，他如同石化了一般。他没有任何人的标志——没有把手，没有杠杆，没有弹簧，可以像魔术师那样触摸一下，就把他从陷入的发呆状态中解脱出来。我继续漫步，漫步，阿拉伯人的形象越来越深地渗透到我的意识中。石头般地站在灿烂弧光灯下的阿拉伯人形象。站在街道的冷汗中的其他男男女女的形象——在一个石化了的空间中的小点上站着的有着人形的形象。自从我第一次来到街上亲眼看一看生活的那天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此后我学到的东西都是假的、无用的。现在我将假的东西搁置一边，我感到世界的现状比一开始更为残酷。我就是在这种催吐剂中诞生，又将在这种催吐剂中死亡。无法幸免。没有我可以逃入的天堂。天平两边持平。只需要一粒小沙子，但是这粒小沙子却不可能找到。缺乏精神和意志。我又想起这街道最初使我产生的惊奇和恐怖。我回想起我住过的房子，它的表面装饰，在它里面居住的恶魔，包围着它的神秘气氛；我回想起越过我的童年地平线的每一个人，以及将他裹在其中的那种奇观，他飘浮于其中的那种光环，他身体的触感，他发出的气味；我回想起一周诸日，以及支配它们、它们的天命、它们的芬芳的诸神，每一日都如此崭新，如此壮观，要不然就漫长而又极其空虚；我回想起我们建成的家园以及构成家园的事物和使家园生气勃勃的精神；我回想起变化的岁月，其决定性优势，就像一本藏在家谱树干上的日历；我甚至回想起我的梦，既有夜间的梦，又有白日梦。自从经过那阿拉伯人身边以来，我走过了漫长的直路，一直走向无限，或者至少我有一种幻觉，以为我走过了笔直而没有尽头的路。我忘记了有大地测量曲线这样一类东西，忘记了无论背离那阿拉伯人站的地方有多远，只要我不断地走，我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都会遇见一个石头般呆站着的人形，一个衬着死胡同、有灿烂的弧光灯照耀其上的形象。

今天我出来做另一次神游。我和我自己牢牢地粘在一起。天空再一次一动不动地挂着，四周鸦雀无声。在将我围在其中的大墙那边，音乐家们正在准备演奏。大崩溃之前需要度过的又一天！又一天！我一面这样对自己咕哝，一面突然拐过公墓围墙，走到麦斯特街上。突然向右拐，使我一下子进到巴黎的肠子里。街道像一道参差不齐的刀伤从蒙马特尔高地滑溜溜地盘绕在一起的肠子中穿过。我走在鲜血中，我的心脏在燃烧。明天所有这一切都将毁灭，我也一样。在墙那边，魔鬼们正在准备演奏。我的心脏燃烧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爬上蒙马特尔高地的时候，圣安东尼在我的一边，鬼王别西卜在另一边。一个人站在高地上，光辉纯洁。心灵的表面变成波涛汹涌的大海。天空旋转，地动山摇。爬上高地，俯瞰颗粒状的屋顶，俯瞰疤痕斑斑的百叶窗和气喘吁吁的烟囱管帽……

在勒比克街侧身躺下休息片刻的地方，在它像发夹一样弯过来重新开始爬陡坡的地方，就好像上涨的潮水退去后，留下从海里带来的大量沉积物。舞厅，酒吧，卡巴莱餐馆，所有的白炽灯的花边和泡沫在围绕着高地底部的大量热气腾腾的食物面前黯然失色。巴黎正在揉肚皮。巴黎正在咂嘴。巴黎正在津津有味地等待未来的宴席。在这里，肉体总是在其环境中运动——一长列动态的行列，像埃及神殿的雕带，像伊特拉斯坎传说，像克里特全盛时期之初。一切都活跃得令人吃惊，一大堆相异的物质。人体的温暖蜂房，葡萄串，像温暖的钻石般储存起来的蜂蜜。街道统统聚集在我的手指缝里。我一只手捡起了整个法兰西。我在蜜蜂窝里，在斯芬克斯温暖的肚子里。天地和生动活泼的人性一同颤动。中心是肉体。肉体那边是怀疑、绝望、幻灭。肉体是基础，是不朽。

太阳沿着奥塞尔街下沉。也许这是太阳在下沉，也许是街道本身像门厅一样凄凉。我的血液由于它自己的重量而沉入易碎的、玻璃般的神经痔疮。在被悲伤所侵蚀的外表上，有一层薄薄的油渣，一层模模糊糊发绿的薄膜，有一点儿痴呆的样子，然后突然之间——立刻！——一切都改变了。街道突然张开大嘴，而那一边，像一个安静的白色之梦，像一场嵌在石头里的白色之梦，圣心教堂拔地而起。下午近黄昏，它沉重的白色令人窒息。一种沉重、困倦的白色，像一个倦怠的女人的肚子。血液反反复复地退去，柔和的光线使轮廓显得丰满，巨浪般的圆屋顶像处女的乳头一样绷得紧紧的。在使人头晕目眩的悬崖上，树木像多刺的荆棘般突出在外，它们长绒毛的树枝在根下着了魔一般流动着的无形潮流上方懒洋洋地摆动。一块块天空仍然粘在树梢上——染着东方蓝的柔软棉絮。一层高过一层，绿色大地点缀着面包屑、癞皮狗、吃同类的小动物，它们从袋鼠的袋子里跳出来。

从烈士的尸骨上长出白色的栏杆，殉难者的四肢仍在痛苦中扭动。穿丝袜的大腿交叉成库法字体的样子，也许是穿丝绸的荡妇，也许是瘦削的贪婪之人，也许是已死的妖艳女人。披着白色大象皮、装饰着沉重石兽的高楼大厦，将摩尔人的宿命论强加在巴黎身上。

夜晚降临，林荫大道的夜，天空像地狱之火一般红，从克利希到巴尔贝，浮雕般敞开的坟墓。柔和的巴黎之夜，像一架无牙的牙龈做成的梯子，盗墓者在梯级之间龇牙咧嘴。沿着山脚，小便池汩汩作响，它们的嘴里塞满了柔软的面包。正是在夜间，圣心教堂才显得十分可爱。正是在那时候，她皮肤的厚重白色和她潮湿的石头呼吸才像阀门一样给血液施加压力。夜间，巴黎将她发烧的白血排掉。时间在木琴上展开，月亮鸣锣，心灵受创。夜晚像一只翻转过来的痰盂一般到来，心灵的美好鲜花，金色的长寿花，白垩罂粟，都被嚼成了口水。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在天蓝色的遮阳篷底下，大石马无声地咀嚼。马蹄的嘚嘚声使大地北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南至塔斯马尼亚岛，全在颤抖。地球在林荫道的柔软跑道上旋转。她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而边缘的那一边，音乐家们正准备演奏。我又听见舞曲的最初音调，挥舞毒药和弹片的魔鬼舞，激动人心的热情舞蹈，每一颗心都在燃烧，在夜间尖叫。

在高地上，在春天的夜晚，我独自一人在鲸鱼的大躯体内倒挂着，我的眼睛里满是鲜血，我的头发像蛆虫一样白。一个肚皮，一个尸体，鲸鱼的大躯体像熄灭的太阳底下的胎儿一般腐烂。男人和虱子，男人和虱子，一个连续不断的行列，走向蛆虫堆里。这是耶稣歌唱的春天，他嘴里塞着海绵，法国佬在跳舞。没有生锈的痕迹，没有忧郁的污渍。在疯狂的黑色之梦中，脑袋垂在大腿根之间，过去慢慢下沉，形象呈球形和链形。在每一个子宫里，铁蹄嘚嘚地猛跑，在每一座坟墓里都有空子弹壳的呼啸。子宫，弹壳，在子宫的窟窿中，一个十足的白痴正在采毛茛花。现在人与马成一体移动，柔软的手，偶蹄。他们不断行进，眼球红红的，马鬃像烈火一般。春天带着大雨滂沱的咆哮，在夜间到来。随母马的双翼而来，母马的鬃毛飞舞，鼻孔冒烟。

在科兰古街上，墓地的桥上面，正下着一场柔和的春雨。在我下方是白色的小教堂，那里埋着死人。桥上笨重的格子形构造投下一块破破烂烂的阴影。草地上冒出青草，现在看上去比白天更绿——一种闪烁着马力、克拉，颜色鲜艳的草。在科兰古街上走得更远一些，我遇见一男一女。那女的戴一顶草帽。她手里拿一把伞，但是没有打开它。当我走近她时，听到她说：“这是一个阴谋[1]！”我想到combinaison的意思就是内衣，便竖起耳朵，但她说的是一种不同的意思，马上毛皮就飞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伞为什么老是合着了。“阴谋！”她尖叫，接着她开始使劲挥舞那把伞。男的那可怜家伙所能说的一切就是：“不，小宝贝，不！”

这一小小的场面给予我强烈的快感——不是因为她正不断地用伞抽他，而是因为我忘记了combinaison的其他意思。我看向我的右边，那儿的一条倾斜的街道上，正是我始终在寻找的巴黎。你也许认识巴黎的每一条街，却不认识巴黎，但是当你忘记了你在什么地方，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的时候，在无目的的漫游中你会突然来到你在睡梦中一再走过的街道，而这就是你现在正经过的那条街。

正是沿着这条街，我度过了一天，并看见一个男人躺在人行道上。他手臂张开着仰面躺在地上——好像他刚从十字架上被抬下来。没有一个人走近他，没有一个人，去看看他是死是活。他仰面平躺在地上，双臂张开，身子一动不动。当我走近这个人的时候，我让自己放心：他没有死。他沉重地呼吸着，有一滴烟草汁正从他嘴上滴下来。在我到达拐角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没来得及拐过去，就有一阵笑声灌进我的耳朵。突然之间，每家门口、每个商店门前都拥挤不堪。整条街在一眨眼的工夫中变得生气勃勃。男男女女们都双手叉腰站着，眼泪从脸颊上滚滚而下。我从人群中挤过去，他们都围在人行道上躺着的那个人周围。我无法理解这种突发性兴趣的理由，这种突如其来的欢闹。最后我挤了进去，又站在那个人的身体旁。他像以前一样仰面躺着。有一只狗俯身站在他旁边，狗尾巴欢快地摇来晃去。狗鼻子埋在那个人敞开的裤裆里。这就是每个人都在如此欢笑的原因。我也试着欢笑，可我不能。我变得很悲哀，极其悲哀，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悲哀。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支配了我……

爬上这条倾斜的街道，现在我记起了所有这一切。事情就发生在路对面的肉店门前，就是有着红白相间遮阳篷的那一家。我穿过马路，在那潮湿的铺石路上，就在另一个男人躺过的地方，现在有一个双臂张开的男人的身体。我走近去好好看一眼他。是同一个人，只是现在他的裤裆是扣上的，而且已经死了。我弯下腰去真正确认这是同一个人，而且他已经死了。在真正确认以后，我站起身来走开了。在拐角处我停了片刻。我在等什么呢?我金鸡独立式地站着，指望再次听到那阵我记得如此清楚的笑声。鸦雀无声。看不见一个人影。除了我自己和那个躺在肉店门前的死人，街上荒无人烟。也许这只是一场梦。我看看路牌，想知道这是否是我所知道的街名，我的意思是，一个如果我醒着就会认出来的街名。我摸了摸身边的墙，从贴在墙上的招贴画上撕下一个小条。我把小纸条在手里拿了一会儿，然后揉成一小团，扔进了沟里。它弹跳着掉进了发出微光的污水里。我显然不是在做梦。我刚让自己放心，我是醒着的，立刻就有一种冷酷的恐惧感支配了我。如果我不是在做梦，那么我就是疯了。更糟糕的是，如果我疯了，我就绝不能证明我是在做梦还是醒着。但是也许不必证明任何东西，我一转念，又感到放心。我是唯一知道这种情况的人。我是唯一有疑虑的人。我越想这个问题，就越确信，使我烦恼的问题并非我是在做梦还是疯了，而是这个人行道上的人，这个双臂张开的人是不是我自己。如果可能在梦中或在死后离开肉体，那么也许就可能永远离开肉体，漫无止境地飘游，没有肉体，解脱，一个无名的正身，或者一个未验明正身的名字，一个无所属的灵魂，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一个不朽的，也许无法收买的灵魂，像上帝一样——谁能说不是这样呢?

我的身体——它所知道的地方，这么多地方，都如此奇怪，同我毫无关系。英雄埃阿斯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过遥远地方的遥远街道——疯狂的地方……魁北克、丘拉维斯塔、布朗斯维尔、叙雷讷、蒙特卡洛、切尔诺维茨、达姆施塔特、卡纳西、卡尔卡松、科隆、克利希、克拉科夫、布达佩斯、阿维尼翁、维也纳、布拉格、马赛、伦敦、蒙特利尔、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英皮里尔城、杰克逊维尔、夏延、奥马哈、图森、蓝地、塔拉哈西、沙莫尼、绿点、天堂角、洛马角、达勒姆、朱诺、阿尔勒、迪耶普、艾克斯拉夏佩勒、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勒阿弗尔、尼姆、阿什维尔、波恩、赫基默、格伦代尔、泰孔德罗加、尼亚加拉瀑布、斯帕坦堡、的的喀喀湖、奥西宁、达纳莫拉、纳拉甘西特、纽伦堡、汉诺威、汉堡、伦贝格、尼德尔斯、卡尔加里、加尔维斯顿、檀香山、西雅图、奥泰、印第安纳波利斯、费尔菲尔德、里士满、奥兰治法院、卡尔弗城、罗切斯特、尤蒂卡、派恩布什、卡森城、绍斯霍尔德、蓝角、华雷斯、米尼奥拉、斯普依顿杜依维尔、波塔基特、威尔明顿、库根悬崖、诺思比奇、图卢兹、佩皮尼昂、丰特内欧罗思、威德康英德莫尔、莫比尔、卢夫西恩……在每一个这样的地方，我都会遇到一些事情，一些性命攸关的事情。在每一个这样的地方，我都在人行道上留下一具手臂张开的尸体。每一次我都弯腰好好看一看我自己，让我自己放心，这身体不是活的，我留下的不是我，而是我自己。我继续走——走啊走，走啊走。我仍然在走，我活着，但是当雨下了起来，我开始无目的地漫游的时候，我听到我一路上像剥皮般剥掉的那些死亡自我的当啷声。我问自己——接下去怎么办?你也许以为身体的承受力有限，可它是无限的。身体高高凌驾于痛苦之上，以至于当一切都被杀光的时候，总还会留下一片脚指甲或一团毛发，从中长出新生物，正是这些不朽的新生物永远留存下来，因而在你绝对死去、完全被忘却的时候，你的某些细小部分仍在生长，即使过去将来时完全不存在，现在也还是有某些小小的部分活着，生长着。

正是这样，有一天下午我站在卢夫西恩小站外面的炙人阳光中，一小部分的我活着，生长着。这是广播上传来老一套报道的时刻——按他们的说法是空中传播。车站路对面小餐馆里藏着一架机器，机器里藏着一个人，这个人身体里藏着一个声音。这是一个十足白痴的声音，它说——美国制罐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它是用法语说的，听起来更是白痴味十足。美国制罐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然后突然，就像雅各登上金梯的时候一样，天堂的所有声音突然迸发出来。有如光秃秃的大地上喷出的一股泉水，整个美国的图景涌现出来——美国制罐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西洋和太平洋电信服务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联合雪茄公司、约翰神父、萨柯和万泽蒂案件、纳贝斯克公司、海滨航空公司、萨波利奥牌肥皂、尼克·卡特、特利克西·弗利甘萨、《狐狸爷爷》连载漫画、金粉双生子牌肥皂、汤姆·夏基、瓦勒斯卡·苏拉特、海军准将施莱、米莉·德·利昂、西达·巴拉、罗伯特·E.李、小尼莫、莉迪亚·平卡姆、杰西·詹姆斯、安妮·奥克莉、戴蒙德·吉姆·布雷迪、施利茨密尔沃基、海普·圣路易斯、丹尼尔·布恩、马克·汉纳、亚历山大·道伊、纳辛夫人、玛丽·贝克·埃迪、波卡洪塔斯、法蒂·阿巴克尔、露丝·斯奈德、莉莲·拉塞尔、斯莱丁·比利·沃森、奥尔迦·尼德索尔、比利·森戴、马克·吐温、弗利曼·克拉克、约瑟夫·史密斯、战斗的纳尔逊、艾梅·桑普尔·麦克弗森、霍拉斯·格里利、帕特·鲁尼、佩罗纳、约翰·菲利普·苏萨、杰克·伦敦、贝勃·鲁斯、斯托夫人、艾尔·卡彭、亚伯·林肯、布里格姆·扬、瑞普·凡·温克尔、《疯狂猫》、利吉特和梅尔烟草公司、《霍尔鲁姆男孩》、霍恩和哈达特餐饮公司、福勒牙刷公司、《捣蛋鬼》连载漫画、忧郁男子、托马斯·爱迪生、水牛比尔、黄孩子、布克·T.华盛顿、乔尔戈什、亚瑟·布里斯班、亨利·沃德·比彻、欧内斯特·赛顿·汤普森、玛吉·彭内蒂、白箭口香糖、瑞摩斯大叔、斯沃博达、大卫·哈伦姆、约翰·保尔·琼斯、粒状麦粉、阿奎纳多、奈尔·布林克利、贝西·麦考伊、托德·斯隆、弗里奇·谢夫、拉夫加多·赫恩、安娜·赫尔德、小伊娃、欧米迦石油、马克辛·埃利奥特、奥斯卡·哈默斯坦、博斯托克、史密斯兄弟、兹比斯科、克拉拉·基姆勃尔·扬、保罗·里维尔、塞缪尔·冈珀斯、马克斯·林德、艾拉·威勒·威尔考克斯、“花冠”牌香烟、昂卡斯、亨利·克莱、伍尔沃思、帕特里克·亨利、克雷莫、乔治·C.提尔尤、远射程大炮、克里斯蒂·马修森、阿德琳·基尼、理查德·卡尔、伍长甜烟丝、派克和梯尔福特公司、珍妮·伊格尔斯、芳妮·赫斯特、奥尔迦·佩特洛娃、耶鲁汤尼工厂、泰利·麦戈文、旧金山、玛丽·卡希尔、詹姆斯·杰克逊·杰弗里斯、胡萨托尼克河、佩诺布斯科特河、伊万杰琳、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意式凉菜拼盘、幻想世界、P.T.巴纳姆、月宫公园、海华沙、比尔·奈、帕特·麦凯伦、狂野骑兵、米夏·埃尔曼、大卫·贝拉斯科、法拉格特、毛猿、明尼哈哈、箭领、日出、旭日、谢南多厄河、杰克·约翰逊、《街角的小教堂》、凯布·凯勒威、伊莱恩·哈默斯坦、基德·麦考伊、本·阿密、韦达、《淘气小不点》、帕蒂、尤金·V.德布兹、特拉华和拉克万纳西方铁路公司、卡洛·特瑞斯卡、恰克·康纳斯、乔治·艾德、艾玛·戈尔德曼、坐牛[2]、保罗·德雷斯勒、儿童片、休伯特博物馆、“巴姆”酒吧、弗洛伦斯·米尔斯、阿拉莫、孔雀巷、香盒道、淘金热、羊头湾、“压制者”刘易斯[3]、米米·阿古利亚、理发店四重唱、鲍比·沃索尔、“无痛”帕克[4]、莱斯利·卡特夫人、警务报、卡特的肝病小药丸、巴斯塔诺比公司、保罗和乔公司、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乔治·M.科汉、维韦卡南达先生、萨达基奇·哈特曼、伊丽莎白·格利·弗林、莫尼特号和梅里麦克号之战、出租车司机斯纳菲、多萝西·迪克斯、阿马托、伟大的西尔维斯特、乔·杰克逊、邦妮、埃尔西·贾尼斯、艾琳·富兰克林、《比尔街蓝调》、泰德·刘易斯、葡萄酒、《女人与歌》、蓝标签番茄沙司、比尔·贝利、锡德·奥尔科特、《在暮色中，吉纳维芙》和《遥远的沃巴什河岸》……

美国的一切一下子全涌现出来。每一个名称都联系着我生活中上千个熟悉的细节。在街上，从我身边经过的法国人当中有谁会猜想到我内心携带着一本名称的词典，而每一个名称都包含着一次生与一次死呢?当我凝神走在街上的时候，哪个法国佬知道我是走在什么街上呢?他知道我正走在中国长城里面吗?没有任何东西记录在我的脸上——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欢乐；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我带着一副苦力的面孔走在街上。我看见山河破碎，家园荒芜，家庭四分五裂。我走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杀死了我——不幸如此无边无际，不间断的辛苦如此没完没了。我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在我身后留下了一大串死去的、梆梆作声的自我。但是我自己继续走啊，走啊。我一直听见音乐家们调音……

昨夜我又走过第十四区。我又碰到了我的偶像埃迪·卡尼，这个自我离开以前住的那个地段以来一直未见过的男孩。他又高又瘦，有着爱尔兰式的潇洒。他占据了我的身心。有三条街标志着已知世界的疆界——北第一街、菲尔莫尔街、德里格斯大道。疆界以外是图勒，极北地区。这是圣胡安山、银币自由铸造、匹诺曹、尤尼达的时代。在离沃拉鲍特市场不远的水坞中，停泊着一些军舰。靠着路边有一条狭长的沥青路，可以让骑自行车的人骑到康尼岛去，再骑回来。在每包伍长甜烟丝中都有一张照片，有时候是一个女戏子，有时候是一个职业拳击手，有时候是一面旗。临近傍晚时分，保罗·索尔会把一只锡罐从他家窗户的格条缝里递出来，要求来点儿生泡菜。也是在临近傍晚时分，自负高傲的金发莱斯特·瑞尔顿会从他家里出来，走过面包店门前——这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在南边，是律师、内科医生、政治家、演员的家以及消防站、殡仪馆、新教教堂、脱衣舞酒吧、喷水池；在北边，是锡工厂、铁工厂、兽医诊所、公墓、学校、警察局、停尸房、屠宰场、煤气罐、鱼市场、民主党人俱乐部。我们只害怕三个人——散布福音的老家伙拉姆塞、疯小贩乔治·丹顿、灭臭虫专家多克·马丁。各种类型已清晰可辨：小丑、凡夫俗子、偏执狂、反复无常的人、神秘主义宗教信条传播者、做苦工的人、怪人、酒鬼、说谎者、伪君子、妓女、施虐狂、马屁精、吝啬鬼、盲信者、同性恋者、罪犯、圣徒、好人。詹妮·曼是那些捣蛋鬼争抢的一块肉。阿尔菲·贝查是个无赖。乔·戈勒是个娘娘腔。斯坦利是我的第一位朋友。斯坦利·博罗夫斯基，他是我认出来的第一个“其他”人。他是一个暴戾的家伙。斯坦利不认任何法律，只认他老爹放在理发店店堂后面的皮带。当他老爹用皮带抽他的时候，你隔着几条街都能听到他的尖叫。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下公开进行的。做裤子的裁缝西尔弗斯坦发疯以后，他们把他放倒在他家门前的人行道上，给他穿上拘束衣。他老婆当时还怀着小孩，她怕得要命，竟然就在他旁边的人行道上流掉了小家伙。灭臭虫专家马丁教授在长时间狂饮之后刚刚回家。他上衣口袋里有两只白鼬，其中一只跑出来爬在他身上。斯坦利·博罗夫斯基把那只白鼬赶到沟里去，为此他当时当地就挨了哈利一拳，被打青了眼睛。哈利是马丁教授的儿子，傻头傻脑的。在街对面涂料店上边的小棚子上，维利·曼正把裤子扒下站着，他在玩那玩意儿想好事哩！“不要，”他说，“不要！不要！”消防车来了，把水龙头对准了他。是他的酒鬼老爹报了警。警察来了，几乎把他老爹打死。这时候，在另一个街区，帕特·麦凯伦正站在吧台旁请他的老朋友们喝香槟。日场演出刚刚结束，“巴姆”脱衣舞酒吧里的女戏子和她们的水手朋友成群结队地涌到后屋。疯乔治·丹顿正推着车在街上走，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圣经》。他扯着最高的嗓门发疯地喊叫“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5]，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戈尔曼太太穿着脏晨衣站在门口，奶子一半露在外面，嘟哝着“啧，啧，啧！”她是北边卡洛尔神父教堂的教徒。“早成（晨）好，神父，今天早成（晨）天气好极了！”

正是在这天晚上，吃过饭以后，我又想起了这一切——我指的是那些音乐家以及他们正在准备的舞曲。我们当时为我们自己——卡尔和我，准备了一次小小的宴席。一顿完全由美味食品构成的晚餐：萝卜、黑橄榄、西红柿、沙丁鱼、奶酪、犹太式面包、香蕉、苹果沙司、几升十四度的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室外很暖和很安静。我们吃完饭坐在那里，心满意足地抽着烟，几乎快要睡过去了。饭是那样香，坐在硬硬的椅子上是那样舒服。天色渐暗，屋顶周围静悄悄的，好像房子本身正安静地透过缝隙呼吸着。像许多傍晚一样，我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以后，房间里几乎全黑了，他突然开始谈起他自己，谈起过去的某件事，这事在傍晚的寂静与幽暗中开始成形显现，它不是能精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因为他传达给我的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认为我听到的根本不是语言，而是他发出的音乐——一种透过阿尔及利亚葡萄酒、萝卜、黑橄榄而传来的木质的甜蜜音乐。他在谈论他母亲，谈论从她子宫里出来，然后是他的弟弟妹妹，然后战争来临，他们让他射击，他不能射，然后战争结束，他们打开监狱、疯人院以及一切一切的大门，他像小鸟一样自由。究竟是如何这样滔滔不绝地倾吐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们在谈论着《风流寡妇》，谈论着马克斯·林德，谈论着维也纳的普拉特——然后我们突然置身于日俄战争之中，见到了克劳德·法雷尔在《战斗》中提到的那个中国人。书中说到的关于那中国人的事情一定已经沉积在他的心底，因为当他又张开嘴，谈起他的母亲、她的子宫、战争来临、像小鸟一样自由时，我知道他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我几乎不敢呼吸，就怕让他又清醒过来。

我听到他说像小鸟一样自由，随之，大门打开，其他人跑出来，大家都免于受罚，并且都由于监禁和等待战争结束的紧张心情而有点儿发傻。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又回到了街上，在房子门前的台阶上我的朋友斯坦利坐在我旁边，我们晚上就在那里吃酸面包。街那边是卡洛尔神父的教堂。现在又到了傍晚，正响着晚祷的钟声。卡尔和我在逐渐增加的幽暗中面面相觑，相安无事。我们正坐在克利希，战争结束很久了，但是另一场战争正在来临。它就在那里的黑暗中，也许正是这黑暗使他想起他母亲的子宫。夜深了，你独自一人站在外面，无论夜变得多么可怕，你必须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接受它。“我不要去参加战争，”他说，“妈拉巴子，我才十八岁啊！”正在此时，一架留声机开始放起音乐，这是《风流寡妇》华尔兹。外面的一切都如此沉寂，如此静谧——就像在战前那样。斯坦利正在门前台阶上对我窃窃私语——谈论上帝，天主教的上帝。碗里有一些萝卜，卡尔在黑暗中大声咀嚼着这些萝卜。“无论你有多么穷困，活着总是那么美好。”他说。我勉强能看清楚他伸手到碗里，抓起另一根萝卜。活着是那么美好！他说着，把萝卜塞进嘴里，好像要使自己相信，他仍然活着，像小鸟一样自由。现在整条街道都像小鸟一样自由，在我心中嘁嘁喳喳。我又看见了那些后来脑袋被炸掉、肠子被刺刀挑出来的孩子们——像阿尔菲·贝查、汤姆·福勒、约翰尼·邓恩、西尔维斯特·戈勒、哈利·马丁、约翰尼·保罗、埃迪·卡尼、莱斯特·瑞尔顿、乔吉·曼、斯坦利·博罗夫斯基、路易斯·庇罗沙、罗比·希斯洛普、埃迪·戈尔曼、鲍勃·马洛尼那样的男孩。来自北边的男孩们和来自南边的男孩们——所有人都滚入一个大粪堆，他们的肠子还挂在铁丝网上。只要有一个人幸免于难也好啊！可是不，一个也没有！就连了不起的莱斯特·瑞尔顿也不能幸免。整个过去全被抹去了。

活着，并且像小鸟一样自由，这有多么美好。大门敞开，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漫游。然而埃迪·卡尼在何方?斯坦利在何方?

这是耶稣歌唱的春天，他嘴里有海绵，青蛙在跳舞。在每一个子宫里，铁蹄奔腾；在每一座坟墓里，空弹壳咆哮。由令人厌恶的痛苦构成的墓穴，满是天使蛆虫，悬挂在天幕垂罩的子宫上。在这鲸鱼的最后肉体内，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流脓的疮。当接下来喇叭吹响的时候，这就像揿按钮一样：第一个人倒下去的时候，他将推倒下一个人，下一个推倒再下一个，就这样一连串地倒下去，从纽约到长崎，从北极到南极，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当人倒下去的时候，他将推倒大象，大象将推倒母牛，母牛将推倒马，马将推倒小羊，一切都将倒下，一个在另一个之前，一个在另一个之后，就像一排被风刮倒的锡制玩具兵。世界将像一个罗马焰火筒一般熄灭，连一片草叶也不会再长出来。吃了致死的剂量，再也不会醒过来。宁静的夜。没有呻吟，也没有窃窃私语来破坏这种宁静。一种柔和而浑然一体的黑暗，一种听不见的振翅飞翔。

【注释】

[1] 原文为法文combinaison，既有“阴谋”之意，也可指“内衣”。

[2] 坐牛（1831——1890）：美国印第安人部落首领，曾领导印第安人反抗白人入侵。

[3] 即埃德·刘易斯（1891——1966），美国职业摔跤手，曾夺得六次世界重量级冠军。

[4] 即埃德加·帕克（1872——1952），美国著名牙医，实行无痛拔牙。

[5] 该句出自《新约全书》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脱衣舞酒吧

现在斯海弗宁恩[1]的宁静起着一种麻醉剂的作用。

站在吧台旁边看着那一颗门牙也没有的英国娘儿们，我突然回想起：请勿随地吐痰！它就像梦一般回到我这里：请勿随地吐痰！这是在皮嘉尔街的弗莱迪酒吧，一个长着女里女气手指的男人，穿着袖子宽松的白色丝绸衬衣，刚扭完了“再见，墨西哥！”她说她现在不做什么事情，只是到处游荡。她来自大广播公司，患了口蹄疫。她不断来来回回地穿过珠帘去上厕所。竖琴弹得棒极了，就像天使在你的啤酒里撒尿。她有一点儿醉了，同时又竭力装作贵妇人的样子。我口袋里有一封一个荷兰疯子寄给我的信；他刚从索非亚回来。“星期六夜里，”信上说，“我只有一个心愿，这就是让你坐在我的旁边。”（他没有说在哪里。）“我现在能够写信告诉你的唯一事情是这样的——在离开喧嚣忙乱的纽约之后，一个像斯海弗宁恩这样的小城的宁静起着一种麻醉剂的作用。”他在索非亚过得很痛快，爱上了那里皇家歌剧院的首席女歌手。他说，这给了他真正的放荡名声，颇得索非亚舆论的恩宠。他说他打算退出，重新开始一种严肃的生活——在斯海弗宁恩。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看一眼那封信，但是当那英国娘儿们张开嘴，我看见她一颗门牙也没有的时候，我回想起来了——请勿随地吐痰！我们正走过犹太人居住区，那荷兰疯子和我。他穿着送信人的制服。他已经送完了所有的电报，下了班来消磨晚上的剩余时间。我们朝皇家咖啡馆走去，为的是坐下来安静地喝上一两杯啤酒。我允许他坐下来和我一起喝啤酒，因为我是头儿。此外，他也下班了，他可以在业余时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正沿着第二大道朝北走去时，我突然注意到一个店家的橱窗里有一个由灯光照亮的十字架，上面写着：无论谁相信，谁就不会死……我们走到里面，一个男人正站在台上说：“鲍威尔小姐，你准备好一首歌！现在来，兄弟们，谁来做见证?行。赞美诗第七十三首。会后，我们大家都去看望失去亲人的姐妹布兰查德太太。让我们站起来唱赞美诗第七十三首《主让我站得更高》。就像我刚才所说，当我看见高空作业工人为我们把新尖顶油漆得漂漂亮亮的时候，这古老熟悉的赞美诗句就涌到了我的嘴边：主让我站得更高。”

这地方很小，到处都是标语牌：“主是我的牧羊人，我将不会贫穷”，等等。最突出的标语牌是圣坛上的那一块：请勿随地吐痰。他们都在唱赞美诗第七十三首，庆祝新尖顶落成。我们站得更高，因而墙上的标语牌我看得很清楚，尤其是圣坛上的那一块：请勿随地吐痰。鲍威尔教友正砰砰地弹奏管风琴，她看上去纯洁而超凡入圣。台上那个男人唱得比别人更响亮，虽然他背得出歌词，但他却将赞美诗集举在面前，按音符歌唱。他看上去像一个替代正常布道者的铁匠。他唱得非常响，非常认真。在两首圣歌的间歇，他尽他的最大努力让人们来做见证。不时有一个尖声尖气的男人说：“我赞美上帝拯救我们的无比威力！”

阿门！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现在来，”铁匠吼道，“谁来做见证?你，伊顿兄弟，你来做见证吧！”伊顿教友站起来庄严地说：“他以代价换得了我。”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

鲍威尔教友正用手绢擦手。她的动作超凡脱俗。她擦完手后茫然望着面前的墙壁。她看上去好像主刚给她涂了圣油。非常超凡入圣。

以代价换来的伊顿教友正安静地交臂坐着。铁匠解释说，伊顿兄弟是以耶稣自己流在十字架上、流在骷髅地的宝贵鲜血的代价换来的。他想再让一个人来做见证。另一个人，请！他解释说，一会儿之后我们全体一起去向布兰查德教友的宝贝儿子告别，他昨夜去世了。现在来，谁来做见证?

一个发抖的声音：“各位，你们知道我并不十分喜欢做见证。但是有一首诗我感到非常亲切……非常亲切。这是《歌罗西书》第三章。只管站住，看耶和华的救恩。[2]教友们，请站着别动，静一下。什么时候试一试。跪下试着想念他。试着聆听他。让他来说话。教友们，这使我感到非常亲切——《歌罗西书》第三章。只管站住，看耶和华的救恩。”

听！听！荣耀！赞美主！哈利路亚！

“鲍威尔教友，你准备另一首歌！”他擦了下脸。“在我们去向布兰查德教友的宝贝儿子告别之前，让我们大家一起再唱一首赞美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我猜想大家都熟记于心。各位，如果你们没有沐浴过耶稣的血，那么无论你们的名字在这世界上被记录在多少书中都没有关系。不要拖延他！今晚就到他那里去，各位……今晚！现在来，大家一起唱——耶稣是我亲爱……赞美诗第九十七首。在我们全体一起去布兰查德教友家之前，让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唱。现在来，赞美诗第九十七首……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一切都安排妥当。我们全体都将去向布兰查德教友死去的宝贝儿子告别。我们所有的人——歌罗西人、法利赛人、卑鄙小人、流氓、沙哑的女高音歌手——全体都去告别。我不知道那需要一杯啤酒的荷兰疯子遇到了什么事。我们都到布兰查德家去，我们全体——裘克斯家族[3]和卡利卡克家族[4]，赞美诗第七十三首和请勿随地吐痰！普里查德兄弟，请把灯关上！鲍威尔姐妹，你准备一首歌！再见，墨西哥！我们将去布兰查德教友家。去站得更高。这里少了一只鼻子，那里少了一只眼睛。不平衡的、稀黏液的、乖戾的、甜蜜的、超凡入圣的、卑劣的、疯狂的一切。大家全体都去把尖顶油漆得漂漂亮亮。大家都是耶稣的朋友。大家都站住看耶和华的救恩。伊顿教友去募捐，鲍威尔教友擦去墙上的痰迹。一切都是以代价换来的，一支好雪茄的代价。现在斯海弗宁恩的宁静起着一种麻醉剂的作用。所有电报都送出去了。对于那些宁愿要火化的人，我们将有非常漂亮的壁龛来放骨灰盒。布兰查德教友死去的宝贝儿子躺在冰上，他的脚趾正在发芽。陵墓提供了一个地方，好让家人和朋友们并排躺在一个雪白的隔间里，离地面很高，很干燥，那里既不会有水，有潮气，也不会有霉菌侵入。

坐在一辆黄色的出租汽车里朝国家冬日花园开去。斯海弗宁恩的宁静正在对我产生效应。到处都是音乐般的书信，上帝拯救我们的无比威力受到赞美。到处都是黑色的雪，到处都是长虱子的黑头发。看这橱窗里的九成新便宜货！必须腾空！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贫穷穿着皮大衣到处走。土耳其浴盆，俄国浴盆，坐浴浴盆……浴盆，浴盆，却没有清洁。克拉拉·鲍正在表演“巴黎式的爱”。雅各布·戈尔丁的幽灵悄悄走在浸透鲜血的冻土带上。圣马可教堂看上去像蟑螂一样快活，它的墙香甜甜的，画着一个冰淇淋。桥梁工程……合理的价格。莫斯科维茨正在弹扬琴，扬琴正在弹列夫·托尔斯泰的冷藏牛臀肉，列夫·托尔斯泰现在变成了一个素餐馆。整个星球都里朝外翻了出来，构成肉赘、丘疹、黑头粉刺、粉瘤。医院全部翻新，免费入院，从边门进。所有那些受苦的人，所有那些疲惫不堪、负担沉重的人，每一个患了严重湿疹、口臭、坏疽、水肿的狗娘养的，请记住，封好，并盖上章，边门是免费的。你们大家都来！来，你们这些流鼻涕的卡利卡克人！来，你们这些惹人嫌的法利赛人！来，把你们的内脏以低于普通土葬的代价刷新一下吧！来，就在今晚！耶稣需要你。来吧，免得太晚——我们七点十五准时关门。

克利奥每天晚上跳舞！！

诸神的宠儿克利奥每天晚上跳舞。妈妈，我来了！妈妈，我要得到拯救！我正顺着梯子往上走，妈妈。

荣耀！荣耀！《歌罗西书》！《歌罗西书》第三章。

一切神圣者之母，现在我在天堂里。我站在站票观众后面，他们站在代表zebra（斑马）的Z后面。主教派教区长正拿着一截断掉的直肠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它说：禁止停车。明斯基兄弟们正在票房里梦见香农河。百代新闻片像中空的肉豆蔻一般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在喜马拉雅山，和尚们半夜爬起来，为所有那些睡觉的人祈祷，以便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早上醒来时，可以带着纯洁、仁慈、勇敢的念头开始新的一天。世界在回顾：圣莫里茨，上阿默高剧团，俄狄浦斯王，中国狗，旋风，泳装美人。我心灵宁静。如果我有一杯啤酒、一块火腿三明治，我会把耶稣看作多么亲爱的朋友啊！总之，幕正在升起。莎士比亚说得对——重要的是表演！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幕正在升起，这是西半球上演的最时髦、最放纵的表演。幕在升起，女士们先生们，这就亮出那些解剖学上分别称之为上腹部、脐侧、下腹部的部分。这些精选的部分，标价一美元九十八美分，以前还从未给美国观众亮过相。犹太国王明斯基已经把它们引进来，尤其是从和平街。这是纽约最时髦、最放纵的表演。现在，女士们先生们，由于引座员忙着喷香水，熏房子，我们就来分发一些法国明信片，每一张都保证是真的。随着每一张明信片，我们也分发一个真正的德式手制显微镜，这是日本人在苏黎世制造的。女土们先生们，这是世界上最放纵、最时髦的表演。犹太国王明斯基自己这样说。幕在升起……幕在升起……

在黑暗的掩护下，引座员正喷着死虱子和活虱子、虱子窝、虱子卵，它们埋在那些没有私人浴室的人的浓密黑鬈发中，那些纽约东区可怜巴巴、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他们贫穷而绝望，穿着皮大衣到处奔走，兜售火柴和鞋带。外面就像孚日广场、秣市市场或科芬园[5]一样，只是这些人相信——伯勒斯加法机。太平梯上挤满了大肚子女人，她们用自行车打气筒使自己的肚子鼓起来。纽约东区所有那些贫穷而绝望的犹太人都很高兴坐在太平梯上，因为他们正一只脚跷在云端里吃火腿三明治。幕布喷着甲醛味升起，带有白箭口香糖的甜味，五分钱一包。幕升起来，亮出人体解剖学中唯一少说为佳的那一部分。在暮年，当爱情是一团余烬的时候，记起星条旗在人体解剖学的上腹、下腹、脐侧部位的铁片部分飘过，这是很让人伤心的。明斯基正在票房里做梦，他的脚放在更高的地面上。上阿默高剧团正在别的什么地方演出。中国狗正在洗澡，洒香水，准备做第一流的表演。布兰查德教友正坐在摇椅里，子宫下垂。年纪大了，身体枯萎——但是疝气可以治好。从太平梯上往下看，人们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美丽风景，与塞尚画的一样——有瓦楞垃圾箱、生锈的开罐器、破旧婴儿车、锡制浴盆、铜水壶、肉豆蔻磨碎器、小心翼翼地保存在玻璃纸里的被咬过几口的动物饼干。这是从和平街远道带来的世上最放纵、最时髦的表演。你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朝下看，一直看到黑色深渊里；另一个是朝上看，看到阳光中复活的希望在星条旗上方飘动。每一个都保证是真的。只管站住，各位，看耶和华的救恩。克利奥今晚以及本周的每个晚上都跳舞，价格低于普通的土葬。死亡正爬行过来，像三叶草的一根小枝。舞台像电椅般闪闪发光。克利奥来了。克利奥，诸神的宠儿，电椅女王。

现在斯海弗宁恩的宁静起着一种麻醉剂的作用。幕升起来，看《歌罗西书》第三章。克利奥从夜的子宫里出来，肚子鼓鼓的，全是阴沟气。荣耀！荣耀！我正爬上梯子。从夜的子宫里升起了古老的布鲁克林大桥，一个在泡沫和月光中蠕动的呆滞的梦。一种刮擦铁片的嗡嗡声和咝咝声。一种绿玉髓的光辉，石脑油的摇曳火焰。夜是寒冷的，人们挤得紧紧地朝前走。夜是寒冷的，但是女王一丝不挂，只有一个下体护身。女王在电椅的冷却灰烬上跳舞。犹太人的宠儿克利奥正用她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尖跳舞；她眼睛转动着，耳朵里充满了血。她正以合理的价格在整个寒冷的夜晚跳舞。她这个星期每天晚上将跳舞，为白金桥开路。哦，诸位，在“我歌唱人们”[6]后面，在十二进制和海滨航空公司的后面，站着坦慕尼协会[7]的女王。她赤脚站着，肚子里满是阴沟气，鼓鼓的，她的肚脐发源于心脏收缩的六韵步诗行。女王克利奥比最纯的沥青还纯，比最温暖的电还温暖，女王克利奥，诸神的宠儿，在电椅的石棉座上跳舞。早晨，她将动身前往新加坡、莫桑比克、仰光。她的三桅帆船停在沟里。她的奴隶们正同虱子一起爬行。深陷在夜的子宫里，她随拯救之歌翩翩起舞。我们全体都去男厕所，往高处站。去男厕所，那里卫生、干燥，像教堂墓地一样伤感。

现在，当幕布降下来的时候，请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暖和的晴天，蛤蜊的味道从海湾传来。你穿着水泥套装和金色后跟的短袜，健步行走在大西洋沿岸地区，满耳是炒杂碎店的吼叫。伟大的白色大道[8]炫耀着人间精华。公共厕所开放。你试图坐下来而不撑破你裤子的裤缝。你在纯沥青上坐下，让孔雀使你的喉咙发痒。沟里流着香槟酒。唯一的气味是从海湾传来的蛤蜊味。这是一个暖和的晴天，所有的收音机都同时播放。你可以有一只安装在屁股上的收音机——只贵一点点。你在步行时可以收听马尼拉或檀香山的广播。你可以吃冰水里的冰，或者同时摘除两个肾。如果你有牙关紧闭症，你可以让人插一根管子在你的直肠里，想象你是在吃东西。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暖和的晴天，蛤蜊的气味从海湾传来。因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上帝造就的最美妙的国家，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你可以他妈的滚出去，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只要你像个人一样要求，世界上没有一件事美国不会为你去做。你会坐在电椅里，在电流被打开的时候，你可以阅读关于你自己被处决的消息；在你等候处决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你自己坐在电椅里的照片。

一场连续演出，从早晨一直到午夜。世上最放纵、最时髦的表演。这么放纵，这么时髦，使你绝望，使你孤独。

我回到布鲁克林大桥，过桥后坐在我出生的那座房子对面的雪地里。一种无边无际、令人心碎的孤独感支配了我。我还没有看见自己站在皮嘉尔街的弗莱迪酒吧。我没有看见那个一颗门牙也没有的英国娘儿们。只有一片空荡荡的白雪，在它的中心是我出生的那座小房子。在这座房子里，我梦想成为一位音乐家。

坐在我出生的房子前面，我感到绝对独一无二。我属于一个管弦乐队，所有的交响乐都不是为这个乐队而写。一切都走调，包括《帕西法尔》在内。关于《帕西法尔》，现在——这只是一个较小的插曲，但是却像那么回事。它同美国，同我对音乐的爱好，同我荒诞的孤独感有关……

有一天夜里站在大都会歌剧院的楼座里。剧院的票已售完，我站在栏杆后面大约三排的地方，只能看到一小块舞台，就连这也是我拼命伸长脖子才做到的。但是我可以听音乐，瓦格纳的《帕西法尔》，我已通过留声机唱片对它有了一点儿了解。歌剧的有些部分是沉闷的，比曾经写出的任何曲子都沉闷，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很出色。在那些出色部分演出期间，由于我被挤成了沙丁鱼，我遇到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我的那玩意儿勃起了。我挤压着的那个女人一定也被圣杯的出色音乐所鼓舞。我们都冲动起来，挤在一起像两条沙丁鱼。在幕间休息期间，那女人离开她站的地点，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我原地待着，很想知道她是否会回到老地方来。当音乐重新响起的时候，她回来了。她以这样一种精确性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结了婚，也不可能比这更完美。在整个最后一幕期间，我们结合在天堂的极乐中。这很美，很崇高，更接近薄伽丘而不是但丁，但是同样崇高，同样美。

坐在我出生地前面的雪地里，我清晰地记起了这个插曲。为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它将雪、色彩的缺乏、音乐的欠缺同怪诞与空虚、同令人心碎的孤独相联系。人们总是迅速入睡。你以崇高开始，以在小巷里玩着那玩意儿想好事而告终。

例如，星期六下午，在比尔·伍德罗夫的附属商店解开链条。整个下午解开链条，为了挣半个美元。有趣的工作！然后我们全回到比尔·伍德罗夫家，坐下来喝酒。天黑了，比尔·伍德罗夫会拿出看戏用的小型望远镜，我们轮流看院子那边的女人，她常常拉上遮光帘以后脱衣服。看望远镜的事总是使比尔·伍德罗夫的老婆很生气。为了报复他，她会穿着点缀有许多大窟窿眼的睡衣跑出来。他老婆是一个缺乏性感的婊子养的，但是这却给予她极度的快感：她走到他的朋友之一跟前说——“摸我的屁股！摸摸看它变得有多大。”比尔·伍德罗夫假装不在意。“没问题，”他会说，“去摸一摸。她像冰一样冷。”就像那样，她转了一圈，每个人都抓她的屁股，使她热起来一点点。他们俩是一对活宝。有时候你会以为他们互相爱恋，但是她使他很痛苦，老是不让他接近。他常说：“我大约一个月能干她一次——如果我幸运的话！”他常当着她的面这样说。她满不在乎，一笑了之，好像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瑕疵。

如果她只是冷淡倒也罢了，她还贪心。总是要钱。总是渴望得到他们买不起的东西。他心里很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贪小利的小气鬼。然而，有一天，他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你要更多的钱，是吗?”他对她说，“那么好吧，我给你一些钱——但是首先你得和我上床。”（那可怜的杂种从来没有想到他可以另找一个真正喜欢上床的女人来睡觉。）嘿，总而言之，令人吃惊的是，每次他多干她一会儿，她就会变得活蹦乱跳。他很吃惊。他没有想到她会把那玩意儿放进身子里。于是，他慢慢开始加班加点，为的是攒下一些买路钱，可以让那性冷淡的婊子养的看上去像个女色情狂。（那可怜的傻瓜，他从来没想到过把钱投到别的女孩子身上。从来没有！）

这时候，朋友们和邻居们发现，比尔·伍德罗夫的老婆并不像她被说成的那样，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她好像到处同人睡觉——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她究竟为什么不能给她老公免费多来一下子呢?没有人能理解。她表现得就好像她对他很痛心。事情一开始就是那种样子。无论她是否缺乏性感都没有关系。对他来说，她缺乏性感。要不是因为有人让他事先心中有了数，那她一定会每次同他上床都让他付钱，一直付到他死的那一天。

嘿，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这个比尔·伍德罗夫。他是一个最卑鄙无耻的杂种，只会偷鸡摸狗，但必要时他也很聪明。当他听说真情实况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假装事情一如既往。然后有一天夜里，在事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在夜里等着，这是一件他难得做的事情，因为他必须早起，而她则常常很晚回家，但是，这一天夜里，他一直等着她。她一阵风似的飘进来，轻快活泼，扬扬得意，容光焕发，但还是像往常一样冷冰冰的。这时他突然拦住她，问道：“今晚你到哪儿去了?”她当然像往常一样试着编瞎话。“别扯淡了，”他说，“我要你把东西都脱了，滚到床上去。”这使她很难堪。她用婉转的方式表示不想做那种事情。“我猜想，你是没有情绪干那种事。”他说，然后加了一句：“那好极了，因为我正准备给你加一加热呢。”说着，他站起来，把她绑在床架上，塞住她的嘴，然后去找磨剃刀的皮带。在去浴室的路上，他从厨房里抓了一瓶芥末。他拿了皮带回来，把她抽得屁滚尿流，然后他把芥末擦到露出肉来的鞭痕上。“那会让你今天一晚上都热烘烘的。”他说。一边这么说着，他让她弯下腰，把她的两腿分开。“现在，”他说，“我要像往常一样给你付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票子，把它揉成一团，塞进她的下体……这就是关于比尔·伍德罗夫的故事，但是在我开始考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要补充说，他轻快地冲向前去，勇敢地戴着他老婆雅德维加送给他的一顶绿帽子。

所有这一切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证明还没有被证实的东西，即：

伟大的艺术家是征服了自身浪漫倾向的人。

按代表rat poison（老鼠药）的R归档。

那是怎么回事?你说。

嘿，就是这样……一到要去疯人院看望梅莉亚姨妈的时候，母亲就会做好一顿午饭，一边用餐巾把酒瓶裹起来，一边说：“梅勒总喜欢喝一口居默尔香酒。”轮到母亲去疯人院看梅勒的时候，她就对梅勒说，那么，梅勒，你喜欢居默尔香酒吗?梅勒摇摇头说，什么居默尔香酒，我没有看见什么居默尔香酒。所以我老说她发疯哩，我明明给了她居默尔香酒。在梅勒的喉咙里倒上一滴居默尔香酒有什么意义呢?她他妈的什么也不知道，竟然还要吃自己的大粪哩！

如果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朋友斯坦利受他开殡仪馆的叔叔所托，把一个死胎送到墓地去，我们就会坐渡船到斯塔腾岛去，当自由女神像进入视线的时候，把它扔出船外！如果是下雨天，我们就会走入另一个地段，把它扔在阴沟里。这样的日子，对于阴沟里的老鼠来说，简直是过节。在上面世界的门厅里逃窜的阴沟老鼠现在可遇到了好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一个死胎能给你带来高达十美元的收入。在尽情玩耍之后，我们总是留下一点儿隔夜啤酒第二天早晨喝，因为世界上治宿醉最好的东西就是一杯隔夜啤酒。

我在讲一开始就使我解脱的事情。你在世界之初，在一个同外界隔绝的花园里。天空像堆起的沙丘一般，不是只有一个天空，而是有上百万个天空；每一个行星的外壳都被雕刻成一只眼睛，一只一眨不眨的人眼。你打算写一本漂亮的书，你在书中将记录下给你痛苦和欢乐的一切。这本书写好以后，将叫作《无意识序》。你将用白羊皮把它包装起来，字母全是金子的浮雕。这将是你一生的故事，无须校订。每个人都要读这本书，因为它包含绝对真理，只有真理，没有别的。这是使你在睡梦中欢笑的故事，是当你在舞厅中间突然明白你周围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天才的时候，使你滚滚落泪的故事。只要他们能读一读你尚未写就的东西，他们会如何欢笑和哭泣啊！因为每一个词都是绝对真实的，至今为止除你自己以外没有人敢写这绝对真理，这本锁在你内心中的真实的书将使人们欢笑和哭泣，就像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欢笑过，从来没有哭泣过一样。

从一开始，这就是带来解脱的东西——这本没有人读过的真实的书，这本你在心中携带的书，这本用白羊皮包装、有浮雕式金字的书。在这本书里，有许多你倍感亲切的词句。从这本书中产生了《圣经》、《古兰经》以及所有那些东方的圣书。所有这些书都是在世界之初写的。

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些书的技术问题，说一说这本书的产生过程……

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立即注意到其中的图解说明都有一种奇怪的黏液味。你会立即看到，作者为了得到一种后松果体的视觉效果而抛弃了视觉上的幻觉。卷首插画通常是一幅叫作“普拉克苏斯”的自画像，画的是作者穿着紧身内衣站在中脑的边缘。他总是戴厚镜片的眼镜，复曲面透镜式，U31凸面。在日常清醒的生活中，作者受正常的视力之苦，但是在卷首插画中，他使自己近视，为的是抓住梦中血浆运动的直接性。通过梦中技巧的手段，他剥掉了地质上具有死亡性质的外层，抓住了他真正的有预言能力的自我，一个具有半液体性质的不分层的区域。只有他本性的无定形方面现在具有有效性。通过淹没有形的自我，他潜入他精神分裂的习惯方式的临界点之下。他随心所欲，快乐地在羊水中游泳，一个有着变形虫式自我的人。

但是你会问，他左手中的那只鸟的意义何在呢?

嘿，是这样的：这只鸟是纯形而上的——四个一组类型的渡渡鸟类，背上有一个小孔，它通过这个小孔发表关于所有事物本性的说教。作为一个种类，它已经灭绝了；作为一个幻象，它还保留着它的形体存在——但只在保持平衡状态的情况下。德国人在布谷鸟自鸣钟里使它不朽；在暹罗，它被发现在第二十三王朝的硬币上。你会观察到，翅膀几乎已经萎缩——因为在梦的假僵住症中，它不必飞翔，它只需要想象它在飞翔。鸟嘴的铰合部稍稍出了一点儿问题，因为原先的滚珠轴承在飞越戈壁沙漠的时候丢失了。这鸟肯定不令人讨厌，从没听说它弄脏过它的窝。无论何时它要经历变形的时候，它就下一个有斑点的蛋，大约像核桃大小。它饿的时候就以绝对者为食，但它不是一只食腐肉的鸟。它完全是一只候鸟，尽管翅膀已退化，它却不停地飞过大片想象的土地。

如果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我们现在可以接下去谈其他事情——例如谈悬在作者左胳膊肘上的独特东西。我必须以应有的谦卑承认，这有一点儿更难于解释，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虚拟之美的形象，它萦绕于后脑的瘢痕组织。首先，你会发现它尽管邻近肘部，但它不是从肘部悬吊下来。它渐近于前臂和上臂的接合处——也就是说，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思想概念。脑海最深处的数字同某种古代北欧字母图案相符，这种图案造成的结果是一种实用的发明物，被称作取自女性祖先的名字。这些数字是所有音乐作曲的根本——作为无法估计的数字运用。这些数字引导大脑回到有机形态，以便结构和形式会维持第一流的永恒逻辑性。

对问题把握到了这样程度以后，让我来补充，背景上的圆锥体必然只能有一种解释：懒惰。不是圣保罗教义做出解释的那种普通懒惰，而是一种间歇性出现的黏液，由过度兴奋所引起。几乎没有必要来详细说明，圆锥体上面的光环不是一个铁圈，甚至也不是一个救生圈，而是一个纯认识论的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处于土星的忧郁光环中的幻象。

现在，亲爱的读者，我希望你会在我将这幅像归档在代表petunia（矮牵牛属植物）的P类以前，准备好问我一个问题。没有人愿意在我们再看一眼那张亲切的死人面孔以前来做见证吗?我是听到有人在说话呢，还是一只鞋在嘎嘎作响呢?我好像是听到有人在问什么问题。有人在问我，地平线上的小影子是不是一个侏儒?是那样的吗?伊顿兄弟，是你在问我，地平线上的那个小影子是不是一个侏儒吗?

伊顿兄弟不知道。他说这也许是，也许不是。

嘿，伊顿兄弟，你是对的，你又是错的。错，是因为关于抵押财产的法律不允许劫掠破产者；错，是因为等式由星号保留下来，而这标志却清楚地指示着无限；对，是因为一切错的东西都同不确定有关，而要清除掉死亡物质，一剂灌肠剂是不够的。伊顿兄弟，你在地平线上看到的既不是一个侏儒也不是一顶硬礼帽。这是普拉克苏斯的影子。它缩小，普拉克苏斯就增大。当普拉克苏斯超越第三纪月亮范围的时候，他使自己越来越摆脱地球上的形象。他渐渐放弃自己的有形之像。当最后的幻觉被粉碎的时候，普拉克苏斯不再投射影子。他将站在口头牧歌的第四十九条平行线上，在冷火中消瘦下去。不再会有偏执狂，一切别的东西都均衡。身体将蜕皮，人的器官将骄傲地留在光线中。如果会发生战争，请你按照内脏的占星术意义重新整理内脏。内脏的上方，天正破晓。不再有逻辑，不再有肝脏占卜。将会有一个新的天，一个新的地，人类将得到赦免。归档在代表anagogic（神秘解释）的A类。

【注释】

[1] 荷兰最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临北海，是海牙市的组成部分。

[2] 该句实际出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并非《歌罗西书》第三章。

[3] 用于社会学假想的一个杜撰家族姓氏，代表疾病、贫穷和犯罪。

[4] 该家族成员中低智力者成为美国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的研究对象。

[5] 伦敦中部一个蔬菜花卉市场。

[6]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一句话。

[7] 也称哥伦比亚团，建立于1789年，最初为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成为纽约市民主党组织，1934年垮台。

[8] 指百老汇区。

大都市疯子

想象一下你手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你的命运。坐在你母亲子宫的门阶上，你消磨时间——或者时间消磨你。你坐在那里唱你无法理解的万物赞歌。外边。永远外边。

当甜蜜的死亡喧闹开始时，这个城市是最可爱的。她自己的生活是在无视自然中度过的，她的电，她的电冰箱，她的隔音墙。她一层层地建起她的干砌墙，喷漆的钉子闪闪发光，羽毛飘过波纹状的天空。这里，棺材深处生长着电报送来的不朽之花。在河床下面的墓穴里有金锭。一个云母闪烁的沙漠，电话铃大声响起。

傍晚时分，当死神使脊椎格格作响的时候，人群挤得紧紧的，摩肩接踵，这一大群人中的每一位都为孤独所驱使；胸贴胸地朝向自我之墙，灰心丧气，孤立无援，拥挤不堪，都在寻求着通用的开罐器。傍晚时分，当电点缀着人群的时候，整个城市都腾跃起来，砸碎大门。在拥挤中，抽象的人崩溃了，自我苍白无力，在他深沟般的孤独中旋转。

一个深深烙下的名字。一种身份。每一个人都假装不知道，假装不再记得，但是名字是用烙印深深烙下的，在里面很深，就像外面最远的星星。填满所有的时空，创造无限孤独，这个名字扩张，并成为它曾经始终是而且将会始终是的模样——上帝。在人群中，上帝以静悄悄的脚步走动，在拥挤中，比最大的恐慌还要发狂。上帝像人类意识的天空中的一颗星星一样燃烧：野牛的上帝，驯鹿的上帝，人类的上帝……上帝。

除了在无神的人群里，绝不再有上帝。除了在傍晚的拥挤中，绝不再有上帝，这时候脊椎格格直响，用死亡电报将爱之歌传遍所有神经细胞，无线电从百老汇大街上的每一家商店以话筒和拾音器，以扩音器和联播网，做出回答。除了在拥挤的人群里，绝不再有孤独，城市里的孤独者为他的发明物所包围，无望的探索者淹没在同一性当中。由于绝望而孤独，缺乏爱，因而建立了最后的要塞，上帝的网状城堡，按照迷宫的方式建成。除了到天堂去，这最后的避难所是无法逃离的。从这里我们飞回家，标出奇怪的无线电波道。

蛆虫结束了他的地下生活，长出了翅膀。他失去了视力、听力、嗅觉、味觉，一头扎入未知之中。远离！远离！远离世界的任何地方！土星，海王星，织女星——无论在哪里或去哪里，只要远离，远离地球！在蓝天上，鞭炮在他屁眼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天使蛆虫发了疯。他颠倒着吃喝，他颠倒着睡觉，他颠倒着性交。在最高速的情况下，他的身体轻于空气；在最高速的情况下，只有梦的自发燃烧。他独自在蓝天上飞向上帝，发电机呜呜作响。最后的飞行！在袋子被刺穿以前，最后的诞生之梦。

拼命从无尽的梦魇中朝光亮挣扎前行的人现在在哪里?站在地球表面，两肺衰退，牙缝里咬着一把刀，眼睛爆裂的人在哪里?悲伤和痛苦使他发木，他呆呆地站在上层世界迅速腐败的不断变化之中。用被鲜血浸泡的眼睛来看世界是多么壮丽！人的帝国多么光明，多么血淋淋！人！瞧，他在他的小雪橇上向前滑动，他的腿被截掉，他的眼睛爆裂。你听不到他在演奏吗?他一边坐着小雪橇向前滑动，一边演奏着《爱之歌》。在咖啡厅，坐着另一个人，单独做着他的梦，心脏下方有一把左轮手枪，一个厌恶了爱的人。所有的顾客都走了，只剩下一具戴着帽子的骷髅。这个人独自和他的孤独在一起。左轮手枪沉默着。在他旁边有一只狗和一根骨头，这只狗对骨头来说没有一点儿用处。狗也很孤独。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它那可怕的光辉照在失恋者的绿脑壳上。太阳正在腐烂，放射出可怕的光辉。

生命的冬天如此美好，太阳在腐烂，天使屁眼里放着鞭炮，飞向天堂！我们沉思着轻轻走过街道。体育馆都开着，人们可以看到由照图表运动的火炉烟囱管和汽缸构成的新人。这些新人将永远不会疲乏，因为零件总是可以替换的。没有眼睛、鼻子、耳朵或嘴巴的新人，关节处是滚珠轴承，脚下是溜冰鞋。对暴动和革命有免疫力的人。街上多么欢乐，多么拥挤！在地下室的门边站着杀人碎尸者杰克，他正挥舞着一把斧子；教士正登上绞刑台，勃起的那玩意儿撑破了他的裤裆；公证人拿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走过；电喇叭发出响亮的尖叫。人们在他们新发现的自由中欣喜若狂。一个永久的降神会，有扩音器和彩色纸带，没有胳膊的人操控着蜡制的汽缸；工厂日夜运转，生产出更多的香肠，更多的椒盐脆饼，更多的纽扣，更多的刺刀，更多的焦炭，更多的鸦片酊，更多的利斧，更多的自动手枪。

我想不起比20世纪全盛时期中的这一天更可爱的日子，太阳在腐烂，一个人正在小雪橇上用短笛吹奏《爱之歌》。这一天在我心中放射出如此可怕的光辉，以致即使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我也不要离开地球。

多么辉煌的疏散，这从神圣城堡向天堂的最后一次飞行！往下朝地球看，似乎又温暖可爱。没有人类的地球。无法形容的温柔可爱，这没有人类的地球。摆脱了寻求上帝的人，摆脱了卖淫的子孙，一切生灵之母重新典雅高贵地运行在她的轨道上。地球不知道什么上帝、仁慈、爱。地球是一个创造与毁灭的子宫。人类不属于地球，而属于上帝。那么就让他到上帝那里去，赤裸，潦倒，污浊，分裂，比最深的峡谷还要孤独。

今天，当我朝山顶走去时，进步与发明陪伴了我一会儿。明天，每一座世界性城市都将陷落。明天，世上每一个文明的存在都将死于毒药与钢铁，但是今天你仍然可以将我沐浴在上帝奇妙的爱情抒情诗中。今天仍然是室内音乐、梦幻、幻觉。最后五分钟！一场梦，一首没有结尾的赋格曲。每一个音调都像钩子上的死肉一般在腐烂。一种坏疽，旋律在其中被它自己化脓的恶臭所淹没。一旦机体有能力感受到死亡，它便狂喜得颤抖。一种胎动的感觉，令人感到喜悦的痛苦——当食物和性成为一体时，临死前喉鸣的痛苦。漩涡！卷进漩涡的一切都被吞到海底！无知的野蛮人开始在周围寻求他的尾巴，在迷宫般的大漩涡中越挨越近。现在到达了死亡中心，他在那里绕着自我旋转，放射出白热化的光芒，令人眼花缭乱，照射到每一条灵魂的沟渠上，在那里疯狂而不满足地旋转；他灵魂的盗尸贼和暴徒，在离心的欲望和狂怒中旋转，直到他从他中心的窟窿中消失，像气囊一样瘪下来——墓穴、地窖、肋骨、皮肤、血液、组织、大脑、心脏，全部消耗殆尽，被吞噬，醉倒在最后的毁灭中。

这就是城市，这就是音乐。从小黑盒子里流出一条无尽的浪漫之河，鳄鱼在其中哭泣。大家都走向山顶。全步调一致。凭上面的发电站，上帝让街道淹没在音乐中。每天傍晚我们下班时，是上帝打开了音乐。给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是面包皮，给其他人的是劳斯莱斯。所有人都走向出口，不新鲜的面包锁在垃圾桶里。当我们走向闪闪发光的山顶时，是什么东西使我们齐步走呢?在马槽里从东方来的三智者听到的是《爱之歌》。一个没有腿的人，他的眼睛爆裂，他一边在小雪橇上沿着圣城的街道向前滑动，一边用短笛吹奏这支曲子。正是这首《爱之歌》，眼下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精确时刻从上百万只小黑盒子里倾倒出来，以至我们在菲律宾的棕色小兄弟都能听见。正是这首美妙的《爱之歌》给予我们力量来建造最高的建筑物，让最大的战舰下水，跨越最宽的河流。正是这首歌赋予我们勇气，让我们只是按一下电钮，就一下子杀死上百万人。正是这首歌让我们精力充沛来掠夺地球，把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走向山顶的时候，我研究了你们建筑物的僵硬轮廓，它们明天就将在烟雾中坍塌。我研究了你们的和平纲领，它将在一阵弹雨中告终。我研究了你们闪闪发光的橱窗，里面塞满了明天没人需要的发明物。我研究了你们因苦工而疲惫不堪的脸，你们折断的足背，你们凹陷的肚子。我研究你们的个体和群体——你们多么臭气熏天，你们所有人！你们像上帝、像他十分仁慈的爱与智慧一样臭气熏天。吃人者上帝！同他的寄生虫一起游泳的鲨鱼上帝！

让我们不要忘记，每天晚上拧开收音机的是上帝。是上帝使我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明亮而满溢的光。很快我们就将同他在一起，被抱在他的怀里，沉浸在极乐与永恒之中，与《圣经》相一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通过爱而产生的，一种伟大的爱，与之相比，即使最强有力的发电机也不过是嗡嗡作响的蚊子。

现在我要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圣城堡告别。现在我要去坐在山顶上，再等一万年，等你们努力走向光明。只是今天晚上，我希望你们把灯光弄暗一点儿，把扩音器弄轻一点儿。今天晚上我想安安静静地思考一会儿。我想忘记一小会儿，你正在你蜂巢似的五分一角商店里转来转去。

明天你会给你的世界带来毁灭。明天你会在天堂里，在你世界性城市烟雾弥漫的废墟上空歌唱。但是今晚我愿意想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我所尊敬的人，因为他和你绝无共同之处——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将考虑我是何物。

卢夫西恩、克利希、舍拉别墅

1934——1935年

Table of Contents

南回归线

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转向内心世界的激情

《我的苦难史》前言 （我不幸的故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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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回归线

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痴人说梦：亨利·米勒及其代表作《北回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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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黑色的春天

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春天

献给 阿那依斯·宁

第十四区

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

一个星期六下午

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裁缝铺

杰勃沃尔·克朗斯塔特

进入夜生活……

来回漫步于中国

脱衣舞酒吧

大都市疯子